中国美术论文:中国美术馆的采光设计 美術馆的任务就是把美術作品真实、正确地供给观众欣赏。观众常常要在一件杰出的作品前面停留徘徊、细细玩味,研究它的造型、色彩和技法。如果光线不好,就会影响展出的效果,增加观众视力的负担。因此,无论从尊重艺術品或是关怀参观者来看,都必须保证馆内有良好的光线。 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消除展览室内光线不足或过强、反射、炫光等缺点,我们在着手进行美術馆的初步设计时,就对采光问题进行了研究,以求结合建筑设计及展览方式的特点,提出合理的断面形式,采取有效的光线调节措施。 就大家熟悉的国内外设计经验来看,顶窗采光是美術馆最常用的一种采光方式。它的优点是采光效率高,整个展览室内都能有充分而均匀的光线,因而展品的布置可以不受光照的限制,但只有单层的或顶层的展览室才能利用顶光,多层展览馆除顶层外,只能用侧窗采光。至于究竟采用单层还是多层建筑,这主要从建筑上各种因素综合考虑。 普通的低侧窗是在小型展览室(50~120平米)用的,这种采光方式的照度变化很大,如果房间进深大,则房间深处光线一定不足;在面对窗子的墙面上虽然能得到比较高的照度,但是窗子位置低、亮度大,窗子造成的反射炫光几乎是无法避免的。 为使房间内照度分布均匀,避免反射炫光现象,可以把窗子的位置适当地提高,这就是高侧窗采光。不过高侧窗也不是十全十美的,在只有一侧采光时,窗下布置展品的墙面处于暗影之中,和明亮的窗子形成强烈对比,容易产生炫光;观众站在离墙面较远的亮处,二次反射就十分显著。北京帅府园美術馆采用这种采光形式,直接观察和客观测定的结果都证明,采用这种采光方式如果处理不当,会产生严重缺点。当然,如果展览室两面都开高窗,两边墙面都能受到从对面窗子射入的光线的照射,情形可以好些,但是,如果房间跨度大而高度不够,也难免产生一些缺陷。 中国美術馆建筑设计的要求给采光带来了许多困难:一层和二层展览厅的跨度达20米,而层高却只有7米,展品又是用三线陈列的布置方式,这样的条件在侧面采光的展览厅里是少见的,因此,能不能保证展览厅内有必要的照度?如果层高确实受到限制,怎样才能避免反射和炫光?怎样才能得到合理的照度分布?一系列复杂的问题,要求我们做新的探索和尝试。 美術馆的光照要求首要的是适宜的照度,照度低了画面就会显得暗淡,细致的部分看不清楚;光线过强又会增加观众视力的负担,同时会把绘画的布纹、裂痕等过分暴露出来。据调查,适于观赏的照度至少在80勒克司以上,平均为100-200勒克司;根据当地的光气候条件,可以很容易得出应有的天然采光系数标准。在设计中,我们主要是根据对北京已有的几个展览馆的调查,并参照苏联标准,预先确定了如下的指标: e3——在观众眼睛的高度(距地面1.5米)垂直面上的天然照度系数;观众到展品的距离为画高的1.5-2.0倍。 达到这两个指标,一般地就可以避免和减弱二次反射现象,这样一来,墙面显得明亮,观众的注意力会自然地被吸引到墙壁上的绘画作品上去。这也是一种利用光学效果的建筑设计手法。 消除对观众视力最有害的直接炫光和反射炫光的主要措施是:把窗子布置在必要的高度,有大于14。的保护角,并严格防止阳光进入室内。室内有阳光,不仅炫目,增加眼睛的负担,分散观众的注意力,更严重的是会损坏美術品。 为满足上述光照要求,我们主要采取遮蔽窗子以减低亮度,并用调光装置调节光线分布的办法,来克服一般常见的光学缺陷,因为展览室跨度很大,靠加大层高来避免反射炫光是不现实的。根据计算,如果考虑画面倾斜10°,窗底所需的标高也要在8m以上,这不仅不经济,而且也未必能得到良好的光照质量。 在各种调光装置中,遮光片能起遮光、散光和改变光方向三种作用,是一种有效的工具。我们首先设想在窗下加一排向墙面倾斜的遮光片(图3甲),可以在视线范围内遮蔽窗子,也能把一部分光线反射到墙上去。但是这种简单的处理就好像火车车厢里的行李架,看起来令人厌烦。于是,我们就想用第二方案(图3乙),在展览厅的中央部分做成毛玻璃的吊顶,这对室内的建筑形式虽然有了改善,但是空调设备的体积庞大的管道却不好布置,而且玻璃吊顶的面积很大,在维修、清扫和构造上也诸多不便。最后,由于结构的原因要在室内增设两排列柱,我们就结合柱子把室内室间分成三部分,中间一跨的高度比两边提高一些,利用这个高差开一排小窗,使中间部分取得间接光线,两边靠窗子的地方在折光片以上形成了三角形的采光井,斜置的反射面可以向墙面反射光线,空调管道也有了比较妥当的位置。(图3丙)。 这个方案的意图得到建筑师、结构和设备工程师以及美術家们的共同赞许,但是光照质量能否达到预期的效果,还需要进一步实验;同时,开多大的窗子合适也没有现成的计算方法,要用实验的方法决定。为此做了一个1:4比尺的模型,模型内按照使用要求布置了绘画和雕塑,经过主观评价和光照测量,证实了这个方案的许多预期的优点:照度达到基本要求,光质良好(表4)。 这个方案在施工过程中,采光设备所选用的材料、作法和实验条件有一些出入(图4、图5),主要参数是:开窗面积率为1/4,镶单层5毫米厚透明玻璃;透光片是方形的,长、宽、高各80毫米,保护角45°,用白色塑料涂面层的三夹板做成;三角天井内的反射面水平倾角23°,涂白色油漆。 建成后,实际光照效果的测量结果和实验数据大体相近(表4)。主观评价认为展览室的光照条件合乎理想,布置展品的墙面上很明亮,由于折光片的多次反射,光线也柔和、均匀,消除了常见的反光现象,形成了适于美術欣赏的雅静气氛。 因此,我们认为,这种间接高侧窗采光方案在特定的条件下基本成功。它的特点有以下几个方面: 1.利用斜置的反光面和大面积折光格片把光线有效地反射到挂画的墙壁上,从而使光线分布合理。实际证明,由于反光面的反射,墙面上的照度增加1/3左右;在加了折光片以后,照度分布系数K由0,53提高到0.78,而k3则由2.0降低到0.91。避免了发射炫光现象。 2.技術设备层布置在和窗子相同的高度,节约了层高。 3.室内的空间富有变化,有利于建筑处理。 4.人工照明可以装在采光天井内,夜间可使展室内明亮而看不见灯具,而且获得和白天相似的照明效果。在建筑上也显得洁净。 大面积使用折光格片是一次新的尝试,目前还有一些缺陷,对于存在的问题,还应当做更进一步研究。 我们在现场实验和模型试验以后发现,正方形的折光片虽然能够扩散和反射光线,但对于美術馆还不是最理想的形式。从图6的实验数据来看,60°的折光片(向墙面倾斜所成的水平倾角)能得到最好的照度分布;墙面上的平均照度则以75°时最高。这是由于当折光片的倾斜角度改变时,投在受光面上的直接光和反射光的比例也会随之改变,直接光的比例愈大,照度也就愈高,所以,为了得到均匀的光照,把几种角度不同的折光片组合使用是有利的。方形折光片多了横向格板,也就相应地增加了光线在反射过程中的损失,因而即便在横隔墙上的照度,也低于用90°和75°的单向折光片。 为了使折光片表面的亮度均匀,避免在太阳高度角大于折光片保护角时,阳光射入室内,应该在窗子内侧设置反射能力好的遮阳板或采取其他有效措施。 在美術馆四翼的角厅和主体部分的三层用顶窗采光。因为顶窗所造成的水平照度高于垂直照度,所以也用折光片散射光线,以取得合理的照度分布,室内空间处理上也可以和高侧窗采光的展览厅取得协调。 顶窗采光的展览厅光线非常充足,由于开窗面积比高侧窗还大(1:2.9),所以实际照度水平大大超过高侧窗的展览厅’以至有些过亮了(表5)。看来开窗面积率可以减少一些。 顶窗呈三角形,采用5毫米厚的磨砂玻璃。窗子沿墙连续布置成带,以便在墙面上有均匀的照度,中央部分的顶窗按相等间隔布置,在展览雕塑时可以有比较好的效果。 从美術馆的采光设计中,我们感到可以总结出以下几方面的经验: 1.采光口的形式、大小和位置对采光质量有决定性的影响,因此,在初步设计时就应当充分考虑采光要求,慎重决定平面和断面形式。看来,美術馆最好用顶窗采光,在侧面采光的情况下,建筑跨度在10米左右比较适宜,否则就要采取适当的辅助技術措施。 2.折光片可以有效地改变室内照度分布,根据美術馆要求,应该选用60°~75°的单向折光片,其宽度及合适的分布位置最好通过实验来决定。折光片倾斜了,积尘的可能性也加大了,对面层材料的要求要更高些。大面积的方形折光片只适于在要求均匀扩散的水平照明时应用。如果把折光片按倾斜率的不同分成几条带,它的光照效果比较理想,但是建筑艺術效果如何,可能还须进一步研究。 3.在朝南、东、西开窗或开水平天窗的情况下应该考虑遮阳措施,或是采用指向性玻璃砖,使光线在投入建筑物之前先经过调整,这无论从完全防止直射阳光、降低或控制室内温度,还是从使透光天棚的亮度均匀来看,都是必要的,不过建筑物的立面造型处理就复杂了。 4.各展览室之间的照度不能相差太大,应该考虑到人眼的视觉特点,一般不应使观众由展览室内直接看到室外,以免由于亮度的强烈对照而引起炫光。特别对于外门的安排,在建筑布局上应该加以注意。 5.展览室内除天棚以外,墙壁和地面应该选择中性的、明度不大的颜色作为美術品的背景,在视野内有舒适的亮度比利用反射光更重要。 中国美术论文:走近中国美术的延安时代 在纪念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70周年的日子里,举办大型主题性展览,以回顾和展示70年来中国美术的历程,对于认识中国美术在《讲话》精神指引下所发生的历史性变化和发展,对于宏观地研究70年来中国美术在思想观念和创作方法上所形成的方向性特征,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学术价值。70年的中国美术“从延安走来”,70年的故事也要从延安讲起,因此,中国美术的“延安时代”成为展览的序篇。在整个20世纪中国美术史上,延安美术具有独特的创造性文化新质,是革命美术发展的重要篇章,而更为重要的是,亲历过延安时代的一代美术家以及他们在延安的成长与战斗、生活与创作,都开辟了后来中国美术发展的新的征程。从策展团队的构思酝酿到专家研讨会上大家的建言献计,都一致认为,在主题为“从延安走来”的展览中设立“延安时代”篇章,是十分必要的。通过历史文献及实物,营构延安时代的艺术氛围,再现《讲话》发表的历史情境,将让人们走进美术的延安时代,认识延安美术的特征,由此进一步理解《讲话》的价值与意义。 在大型展览中运用文献资料形成展出作品之外的延伸阅读,是美术展览发展的新的特点。但是,在展览中专设文献资料篇章,则是一种新的尝试。美术学界近些年急切呼吁抢救和收集20世纪以来老一辈美术家的文献资料,让它们和美术作品共同形成“活”的美术史,就是因为经过战争和动荡的岁月,许多珍贵的史料或损坏遗失,或零星散落,或缺乏整理。因此,借这次展览的机会,对延安美术文献进行寻访、汇集和编排展示,是一次初步的开端性工作。通过那些已经变旧发黄的老照片,那些留有老一辈美术家手温的创作工具,那些当年的出版物、日记、手稿以及其他实物,美术上的延安时代开始变得清晰起来。 1938年以后,当吴作人等一批艺术家纷赴欧洲、美国学习西洋绘画时,在中华民族奋起的抗日战争全面展开之际,一大批文艺工作者们来到延安开展文艺创作与宣传,他们中有新兴木刻运动的健将,有参加过抗日宣传活动的骨干,也有从国外留学归来即投身革命美术的人才,构成了充满活力的延安美术工作者群体。曾经参加过“一八艺社”现已103岁的延安美术老人汪占非先生回忆说,他们当时在城市中到处奔走呼号,宣传抗战,但是受到反动派的强烈阻拦甚至迫害。为了团结更多的革命力量,为了实现民族的独立与复兴,也怀着和平与艺术的理想,他们最后都选择去往延安。在当时烽火硝烟的岁月,延安对画家们来说如同圣地和避风港,老先生向我们讲述延安时,不断喃喃道“到达延安如同回到故乡啊”。著名木刻家胡一川在日记里也记录了他到达西北时的心情:“我已经看到金沙帐,更看到了少鱼沟。你不亲身到西北来,是不知道西北的真正面目……金色的阳光毫无自私地照耀着任何一个处所,清新的空气更充满着任何一个角落,你可以挺着胸自由地呼吸。”在滔滔延河边,巍巍宝塔山下,在绵延无尽的黄土高坡上,满怀激情的美术家们开始了艺术人生新的征程。 当年的“鲁艺”(创建之初称“鲁迅艺术学院”,后改称“鲁迅艺术文学院”)校园如今依然保存着原来的面貌,带有五彩镶嵌玻璃窗的礼堂(原为教堂)在阳光下仍然映射出神圣的光辉,如果不是看到那些老照片和文献史料,任凭怎样丰富的想象力,都无法穿越历史的时空回到彼时当地,回到革命文艺的新起点上。“鲁艺”是延安文艺发展的第一阵地,被认为是革命文艺新的摇篮。1938年2月是一个重要的历史节点,、、林伯渠、徐特立、成仿吾、艾思奇、周扬等七人,联名发出“鲁艺”的《创立缘起》。《创立缘起》指出:“艺术——戏剧、音乐、美术”等是宣传鼓动与组织群众有力的武器。艺术工作者——这是对于目前抗战不可缺少的力量。因之培养抗战的艺术工作干部,在目前也是刻不容缓的工作。我们决定创立这艺术学院,并且以已故的中国最大的文豪鲁迅先生为名,这不仅是为了纪念我们这位伟大的导师,并且表示我们要向他所开辟的道路去踏步前进。此后,“鲁艺”逐渐成为延安美术发展的中坚力量,并对整个20世纪中国美术创作和美术教育产生深远的影响。 “鲁艺”建立之初,在教学上设戏剧、音乐、美术三个系,后增加文学系。1941年,改设戏剧部、音乐部、美术部和文学部,美术部下设美术学和鲁艺美术工场。其中,美术学课程分为必修、专修和选修三大类,教学内容既有马列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艺术论和美术史论,也有美术基础课、写生课和创作课;教学美术工场则是一个综合性的机构,设有创作科、研究科、工务科,负责美术研究、创作和宣传,在创作科内设绘画、木刻、雕塑、工艺美术、建筑设计、摄影等小组,研究科设美术理论、技术练习、政治学习等小组,工务科包括工场管理,材料产品等小组。“鲁艺”的美术教育在教学内容、教学方法上所形成的新型美术教育模式既延续了先前的某些合理的因素,更有发展创新,而创新是本质的。在教学的组织系统上,“鲁艺”美术教育注重教学、创作、研究、制作各有分工,相互促进,其中最重视创作,这也是20世纪以来中国美术教育崭新的事物,因此,在延安奠立起来的美术教育模式成为后来美术学院的基本结构。此外,“鲁艺”还出版专门的校刊,及时反映创作成果,交流创作思想,构筑了较为合理的教学与创作格局。在以后的70年现实主义美术创作和新中国美术教育体制的建立中,都显示着“鲁艺”的影响,正如《成立宣言》所指出的那样,“一方面,我们的一切工作是为了抗战。另一方面,我们要在这些工作中创造的新中国的艺术。我们接受各时代的中国的和外国的艺术遗产,使新的中华民族的艺术更迅速地成长。” 以“鲁艺”为起点寻找延安美术创作的轨迹,可以发现江丰、古元、胡一川、彦涵、刘岘、华君武、力群、张仃等一大批斗志高昂、激情满怀的美术家的身影,他们将创作与革命实践相结合,研究与创作相结合,创作与技术制作相结合,以勤奋的劳动创作了大量作品。一方面,他们讨论美术创作的民族化、大众化等严肃的学术课题,留存至今的一些杂志上记录了当时热烈的学术论争,胡蛮的《论美术上的民族形式与抗日内容》、江丰的《绘画上利用旧形式问题》等讨论绘画的民族形式问题的专论在当时都产生了很大影响。另一方面,美术家们也深入到农村、工厂和前线,走进群众生活,积极吸收民间美的元素,特别是结合延安剪纸艺术创造了新的木刻语言,并成为20世纪美术史上的代表性图式。由此,延安的美术创作出现了“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 延安美术的发展也与活跃的文艺出版事业紧密相关。美术家们印行了专门的画刊,也为各种文艺刊物作美术设计,如《前线画报》《战斗美术》《文艺突击》《中国文化》《文艺战线》等都留有他们的印迹。其中,《前线画报》创办于1938年,一直坚持出刊长达7年之久,记录了当时美术创作和研究的丰富面貌,在延安出版的杂志中,它的存在时间最长。这些杂志刊登的美术作品和文章成为人们认识延安美术的重要文献。此外,《新中华报》《解放日报》刊登的美术作品及美术研究文章,也是构成延安美术面貌必不可少的部分。更为有意义的是,在极为艰苦的条件下,延安仍然努力介绍和传播国外的优秀艺术,曾举办毕加索、柯勒惠支等外国名家的美术作品展,体现出宽阔的文化视野和面向世界的理想。同时,也成立了研究外国美术的社团,例如,“延安d.h.孚.宗版画研究社”就经常介绍欧洲版画及其技术。延安美术的活跃态势也引起了国际美术界的关注,当时的作品也被介绍到国外,20世纪40年代的美国《生活》杂志曾多次介绍中国的木刻作品。此外,1946年在美国出版的《黑白教职里的中国木刻集》,集中介绍了在解放区和国统区的木刻作品,该书的编著者巴克·皮尔(Pearl S.Buck)在序言中说,“这本书出版的木刻作品客观公正地反映了发生在中国的故事。令人感兴趣的是,木刻成为了首选的媒介,这是因为木刻与旧中国的木版印刷之间存在着一种关联,同时通过这些作品可以发现,年轻的木刻家们将一种源自西方的技艺成功地与中国木版印刷结合,并运用在表现中国的主题上,但从实际上讲,他们选择木刻这种媒介可能与油彩颜料和画布的极大缺乏有很大程度的关联。无论如何,研究这些木刻作品都是令人兴奋的,……整体上说,通过将这种高超的技艺媒介运用到适当的主题,它们表达了真实的感受。” 延安文艺的发展始终得到了以同志为优秀的党中央的关心指导和支持。对当时的美术创作给予了极大的关注,他曾多次邀约艺术家到枣园讨论美术问题,并通过与美术组织、美术家的通信、座谈,通过对美术作品的点评、指导,通过美术界多种会议和活动,发表了重要的指示和见解。例如,同志给刘岘的回信中写到:“我不懂木刻的道理,但我喜欢看木刻。刘岘同志来边区时间不久,已有了许多作品,希望继续努力,为创造中华民族的新艺术而奋斗。”另外,在看了“讽刺漫画”展览之后,专门与华君武进行了交谈。对整个延安文艺的关注和中国文艺的思考促成了那个历史时刻的到来。 1942年,当在延安的美术工作者们收到那张粉红色的邀请时,包括美术在内的延安文艺也开启了新的篇章。那是一份来自党中央的邀请函,而不是会议通知。对参加过座谈会的画家来说,这本身就是一种新的方向。1942年5月2日,延安文艺座谈会在杨家岭中央办公厅小会议室召开,会议上同志所作的“引言”报告简明扼要地讲述了召开座谈会的目的和革命文艺的重要作用,提出为了实现这种作用应该解决的五个问题:即立场问题、态度问题、工作对象问题、工作问题和学习问题,会议引发了空前热烈的文艺讨论,以至于到5月23日座谈会才结束。在发表的那么多会议讲话中,也只有《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被人们简称为“讲话”,它是珍贵的马克思主义的文献,在中国革命事业和中国文艺发展的进程中,永远闪耀着不可磨灭的光辉。 《讲话》延安美术的发展而言具有承前启后的作用,既总结了前面一段美术发展取得的成果与存在的问题,也为未来的发展指明了方向与道路,其中的理论思想时至今日仍旧具有重要的价值。在此后的日子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成为指引中国文艺健康发展的一盏明灯。在《讲话》精神的感召和激励下,包括美术在内的延安文艺形成了新的创作热潮。美术家们遵循《讲话》的精神,奔赴前线,深入敌后,走向部队和农村,反映根据地和解放区火热的生产生活和人民群众的精神风貌,在向民族民间艺术学习的过程中,形成了清新明快、让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艺术风格,美术创作呈现出更加蓬勃发展的态势,展现出中国现代型态美术新的文化内涵。 中国美术论文:当代中国美术之南通现象 一向桀骜不驯的陈丹青在演讲中这样评价南通:“一座城市能够产生如此众多的杰出画家,实在让我感到惊讶和佩服。” 在十七至十八世纪间,南通出了两位著名画家,一位是李方膺,一位是丁有煜。 李方膺是当时极负盛名的“扬州八怪”之一,善画梅、兰、竹、菊,与其同时代的郑板桥曾以“束云归砚匣,裁梦入花心”的诗句赞其绘画的神奇和高妙。 和李方膺处于一个时代的丁有煜同样名噪大江南北,郑板桥曾数次来南通拜访这位与他一样以画竹子闻名的大师——之所以愿意屈驾,是因为在他看来,丁有煜笔下的竹子比他的飘逸、洒脱得多。丁有煜晚年号“个道人”,在他去世之后,当时的文坛领袖袁枚在南京惋叹:“个老亡,江北无名士矣。” 然而,在此后的近200年时间内,除吴昌硕的弟子王个簃之外,南通人在中国画坛竟整体归于寂寞。但是,到了当代,南通深厚的文化底蕴终于孕育出一大批成就卓然的画家,并且呈现出井喷的态势。 说到当代画坛的南通人,首先不得不提到的无疑是范曾。 1938年出生于南通的范曾于1955年考入南开大学历史系,1957年转入中央美术学院学习,1962年毕业分配至中国历史博物馆随沈从文先生编绘中国历代服饰资料。1978年调入中央工艺美术学院任教,1984年调南开大学东方艺术系任系主任。在这个喧嚣、浮躁的时代,范曾先生提倡“回归古典、回归自然”,身体力行“以诗为魂、以书为骨”的美学原则,开创了被称为“范曾的艺术”的“新古典主义”艺术。2006年,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拍摄了纪录片《范曾》——那一年,作为中国文化的符号性人物,同时开拍的还有纪录片《梅兰芳》。 “胡润艺术榜”始于2008年,榜单内容为前100位中国在世国宝艺术家按照前一年年度公开拍卖市场作品总成交额的排名。“胡润艺术榜”的推出旨在为中国企业家提供一个艺术品收藏的标杆。几年来南通籍当代书画家频频亮相该榜。2012年,74岁的范曾以9.38亿元的年度总成交额蝉联艺术榜榜首,再次成为 “国画之王”。 在同一个艺术榜上,油画家中排名第一的是91岁的画家赵无极,他以6.1亿元的年度总成交额蝉联“油画之王”。 令人称奇的是,这位“油画之王”同样是从南通走出的艺术家。 1921年出生的赵无极在14岁时从南通中学考入杭州国立艺专(现中国美院),师从林风眠学西洋画,1948年赴巴黎继续深造。他早期研习意大利、荷兰和法国的古典绘画,并深受毕加索、马蒂斯和克利等西方现代派艺术大师影响,创作以人物和风景为主的具象油画。自1954年起,他的绘画转入抽象,类似于甲骨文或钟鼎文的抽象符号,浮动于虚无的空间和变幻的色彩之中,充满东方神秘的象征意味。以后,符号逐渐解散、消失,画面为自由的笔触和大片的颜色所代替。 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熏陶的赵无极将中国哲学所特有的天人合一、虚静忘我的精神意境作了西方式的诠释,从而使作品始终洋溢着生动的气韵和东方气息。 赵无极曾获法国荣誉勋位团第三级勋章、国家勋位团第三级勋章、艺术文学勋位团一级勋章、巴黎市荣誉奖章等。2002年12月,赵无极当选法兰西学院艺术院终身院士。建筑大师贝聿铭曾这样评价:“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赵无极是当今欧洲画坛最伟大的艺术家之一。” 几乎与范曾同时走出南通的著名画家还有袁运甫、袁运生兄弟。 1949年,16岁的袁运甫考入杭州国立艺专,后转入中央美院,1954年毕业后至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现清华美院)任教。 在温和、儒雅的外表下,袁运甫有着特立独行的性格。半个多世纪来,他在艺术创作上倾注了大量心血,力图在中国画和公共艺术创作上有所突破和创新。从庄严的人民大会堂、纪念堂、邓小平陈列馆、中华世纪坛,到城市地铁、公园、大型建筑等公共空间,袁运甫近30年来的作品无不向人们展示着他在艺术道路上的精益求精、孜孜以求。 袁运甫的艺术以乡土文化和东方传统文化为出发点,熟练地运用西方绘画——特别是印象主义表现手法,从现实社会中发现生活的美和美的规律,形成了中西合璧艺术风格的现代中国画艺术语境。 袁运甫的弟弟袁运生是南通第一个考上中央美术学院的学生,那是1955年的7月,他以第一名的身份被中央美院油画系董希文工作室录取。毕业后,袁运生曾在中央工艺美术学院、中央美院任教。 1979年10月,袁运生为首都机场创作的大型壁画《泼水节——生命的赞歌》完成,海外媒体称,“中国在公共场所的墙壁上出现了女人体,预示了真正意义上的改革开放”。也正因为如此,这件作品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反对者甚至将对作品的评价上升到了政治的层面,史称“机场壁画事件”。然而,多年以后,袁运生的机场壁画与他老师董希文的《开国大典》被艺术界公认为是建国后最重要的两件艺术品。 在中国当代中青年国画家中,范曾的侄子范扬无疑又是执牛耳者。现为中国国家画院国画院副院长的范扬有着深厚的传统根基,综观他的作品,不乏吴镇、王蒙的茂密深邃,更具赵孟頫、董其昌的沉稳雍容。他的山水画取法传统,却又不同于一家一派,有着鲜明的自身风貌:潇洒而能出尘,傲放而得沉着,淋漓而又劲挺,华滋而致清健。 评论界认为,范扬的画在形而上的精神气象上着力,在画格与人格上去俗亲雅,在道技兼修上更重悟道,因此,最能体现中国画学的精神。 著名美术评论家、中国美术馆馆长范迪安谈起范扬的绘画更是不吝溢美之词:在他的作品面前,可以真切地感受到他作画之际“情驰神纵、超逸优游”的状态——就笔墨的意态而言,他浓笔酣墨,落在画幅上皆成“文章”,显示出解衣磐礴的畅快,达到了通权达变的火候;就描绘的内容而言,他打通了山水、人物、花鸟原有的门类界限,只要面对自然,便能“临事制宜,从意适便”,信手拈来皆得理法,在散乱的节脉中荡起形象的生机。 袁运甫、范扬等也在胡润艺术榜上占据了重要位置。 中国古代绘画的艺术价值已经被前人推到了极致,因此,这些年来,国际画坛一直期待着中国的当代艺术能够对接自己的传统,并在传统之路上有所推进和再造——这样一个迟迟不能完成的任务终于因为有了南通人徐累和徐累作品的出现而得以实现。 中国美术论文:中国美术教育的现状及未来发展 文明从后现代艺术的此消彼长已经开始进入了一个新的尴尬时期——大师消失了。我们再也看不到亚里士多德、尼采或达·芬奇那样的人,甚至连格罗皮乌斯也离我们远去,可我们又没理由因此而怪罪自己亲手发明的新经济体制。值得当代中国人重视的是,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使人心浮躁,自身文化丢失以及对外来文化一知半解。但这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契机,我们开始反省自身的文化状态,重新发掘中国文明的内涵以及再次审视西方文化意识,我们和世界重新站在同一个起点,而目标就是重新建立一个可以出现大师的环境,而这个建造过程的优秀环节也就是本文所要论述的重点——美术教育。 一、什么是美术教育 美术教育是一种制度,在这一系统下,培养出更多的艺术家,但这一制度在不同时期也是可变的。从古代的师徒模式到近代的学院制,这种制度通过变革延续了自身的存在。在大学美术教育中,从事美术教育的人一般都具备两种身份——艺术家和教育者。一个教育者首先应该是一个艺术家,他对世界有着自己的看法,对艺术有独立的评判;其次他也是一个教育者,为自己的学生提供自己的经验和观念作为他们在艺术活动中成长的参考。需要强调的是,教育者自身的构成基础是艺术家,优秀是教育者,这两种身份的价值是并存的。 作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美术教育者,他的职责在于牺牲的勇气,以肯定的方式教育年轻人正确地分辨艺术的价值,甚至可以为了自己的观念去否定以往的经验以及价值,这就需要一个艺术家不仅具备专业水准,更要有一个堪称典范的人品。 二、中国美术教育的现状 中国自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始引进西方美术教育制度,这也是现代中国美术教育的开端。在制度更迭之际,中国人的救亡图存也直接导致美术教育跟随社会文化范式的变迁而变迁。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美术教育在废墟中移植了一套全新的模式,但随着市场经济的逐渐平淡稳定后,教育者们却发现了一个尴尬的现象:在这个平稳的时期,很多艺术家都养成了一种思维定式,即接受国外的艺术思想,缺乏思考与解构的能力。思维空白已经是艺术家感到无奈的事实。学院内的教育者不仅发现了中国美术的残缺状态,更要面对大学教育制度下来自管理体系的压力。教育制度的变质最直接的受害者就是年轻的学生。中国的大学扩招使得更多的学生选择了艺术专业,社会矛头直指美术教育。 三、中国美术教育的发展方向 虽然当代中国美术教育已经伤痕累累,但值得庆幸的是还有一部分教育者在坚持美术教育的初衷,他们更多接收及时的对外信息并思考、批判地理解,在基础教学外增加开发学生创造力的教学方法。这已经足够预兆一个新时代的开端。 在当代中国美术教育中,设计教育的革新最为突出。正如工业革命后设计的出现宗旨一样,它更接近于应用,与社会接受能力最大限度调和,也正是这种特性使得设计教育率先改革,教育者们意识到他们没有像绘画那样宣称艺术的精英属性的借口,设计首先是为应用而产生的,大学越来越多地邀请从业设计师授课,使得设计教育更具时效性。 美术教育的其他门类也面临同样的问题,年轻的学生们最大的压力就是生存,4年的本科教育能否完成这些教育者最迫切的愿望。当代中国美术教育的任务也以此为开端,已经存在的教育制度和教育模式不可能被瞬间改造,这可能是一个需要投入几代人的努力的过程,而首先要做的就是接受真正来自当今社会的信息。中国的学院教育需要更多的社会实践转化成学术成果。 目前的设计实践中,以靳埭强先生为开端的一批设计师已经开始着重发掘中国本土艺术语言的尝试,他们在实践中不断尝试这些文化符号的重新应用,甚至打破原有的设计与绘画的分科,这种学术尝试显然对起初的造型艺术是一个巨大的冲击,但这也确实带动了学院教育进行新的变革。在未来,中国教育将首先使年轻的艺术家生存下去,给与他们更多的“儿童般的自由”和人文关怀,而后才能真正诠释本土艺术的内涵。 四、新教育精神下的教育方法 任何艺术创作或艺术教育都是时代精神的写照,它无法回避与时代的血肉关系。这首先是对教育者的要求,成功的教育应该是在不断的突破之间完成的,教育者必须使学生清楚地知道当今社会美术思潮的最新动向,基础训练应被保持在最低限制的分量上。美国有一位教授曾经让学生在破烂不堪的纸上做素描练习,在我看来,这类方法完全可以使学生清醒地意识到基础训练在整个美术教育中实际的位置和作用。我们更应当明白,基础训练不是一个阶段或是整体中的一部分,而是伴随人终身学习的最重要组成部分。这样,人才能清楚地认识到自己。 事实上,美术教育应该是打破现有学科分类的,用各种方法来完成视觉艺术基础课的尝试,向学生提供社会方向的课程参考议题:生命、生存、人格、疾病、微距、信仰、文化、战争、生态、自由、地球等。学生的作品不仅仅是为了符合某种形式、技术和私人的情感价值的需要,更重要的是和社会议题进行直接的沟通和对话。中国高等美术教育的优秀是文化教育,而非单纯的技术培训。还有就是激发学生的创造力,在对社会进行思考后,不局限于绘画技巧或设计语言等的分类,甚至尝试新的视觉元素的创造来表达自己的感受。 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发挥教育体制的作用,造就出懂得独立思考而又不惧怕时代的艺术家。 作者单位:东北师范大学人文学院设计学院 中国美术论文:中国美术史研究中文献系统与图像系统二重关联问题 摘要:中国美术史研究将美术史的性质归列到历史学的范畴,其目的在于重构美术历史。美术史研究应以图像为主干,尽力摈弃以文献为主导的研究格局。但在实践中,对图像的解读仍需依凭文献的记载,形成了文献系统与图像系统的既相互契合又相互悖离的二重格局。在“昭君出塞”这一典型个案中,历史记载与故事传承这一文献系统直接诱发了其图像系统的产生与形成,同时图像系统又极力超越文献系统形成的思维定势,产生新的图像系统格局。在中国美术研究视域中,这种文献系统与图像系统的二重关联是一种普遍现象,值得认真研究。 关键词:中国美术史;历史研究;文献系统;图像系统;昭君出塞 对于几乎每一个美术史家而言,他们都包含着许多重要的、潜在的“已有观念”。这种“已有观念”是一种知识体系的先验存在。这种已有观念虽然可以通过某些图像系统获得,但是,毫无疑问,其绝大部分是通过文献系统获得的。对于美术史研究而言,图像系统是其研究的主干,图像的色彩、绘画技法等因素是其研究的根本对象,美术史学的研究回归到图像本体上来,才是美术史学研究的目的。但是,长期以来,由于图像复制的困难及图像独立审美功能的缺失,图像在真正的美术史研究中所处的地位相对尴尬。因此,还原美术史研究视域中图像系统应有的地位,结合文献系统与文图关系的实际,方是美术史研究应有的立场。有鉴于此,本文以“昭君出塞”这一典型个案为中心,探讨中国美术史研究中的文图关系,以期为中国美术史的研究提供有益借鉴。 一、文献系统:“昭君出塞”的历史记载与故事传承 “一去紫台连朔漠,独留青冢向黄昏。”(杜甫《咏怀古迹·其三》)王昭君当年出塞和亲,而今在茫茫大漠上只留下矗立的青冢,她的哀婉、悲怨以及为国为民的大义成为两千年来文人题咏与画家刻绘的重要题材。在此过程中,围绕王昭君的出塞,衍生出各类不同的民间传说、历史故事与文学创作,呈现出内容不断丰富,情节不断延展,形式不断变换的状态,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多种文献系统。 一是历史文献。昭君出塞和亲,是正史载记的真实历史事件,有历史文献的依据。根据班固《汉书》的《元帝纪》和《匈奴传》的记载,王昭君,名嫱,字昭君,西汉南部秭归人。王昭君本是“良家子”,汉元帝时被选入宫。竟宁元年春正月,匈奴呼韩邪单于入汉朝见,请求与汉朝和亲。汉元帝将“待诏掖庭”未被皇帝御见的宫女王昭君赐给呼韩邪单于作为阏氏。建始二年呼韩邪单于死,前阏氏子代父立为单于。王昭君依照当时匈奴的习俗,嫁给后单于。这就是昭君故事的简单史实。 其后,南朝刘宋史学家范晔撰写《后汉书》时,又在《南匈奴传》中写入王昭君的事迹。他在史书中明说:“呼韩邪来朝,帝敕以宫女五人赐之,昭君入宫数岁,不得见御,积悲怨,乃请掖庭令求行。”也就是说,王昭君因入宫多年未得皇帝恩幸,而主动请求去匈奴和亲,并非《汉书》所言被动地被汉元帝赐给呼韩邪单于。《后汉书》不仅写明王昭君的态度和心理,而且对她的仪表也有生动的描绘:“呼韩邪临辞大会,帝召五女以示之。昭君丰容靓饰,光明汉宫;顾影徘徊,竦动左右。帝见大惊,意欲留之,而难于失信,遂与匈奴。”在这里不但有对王昭君容貌衣饰、风采仪态的描绘,同时也描述了汉元帝欲赐不忍,欲留不能,既爱怜昭君国色天姿,又不肯失信于匈奴的矛盾心理。此外,《后汉书》还交代了昭君在呼韩邪单于死后,不愿嫁给继任单于的继子,曾“上书求归”,但“成帝敕令从胡俗,遂复为后单于阏氏”的情形。 由上可见,《后汉书》所记载的昭君故事,已经不像《汉书》那样简略,可能吸收了部分民间传说,而且加上了一定程度的文学描写,王昭君已初具悲剧人物的雏形。 东晋葛洪所撰《西京杂记》也记录了王昭君的事迹。与《后汉书》相比,《西京杂记》的杂史记载更具传奇色彩。在此书中记述了王昭君之所以多年未被元帝宠幸的原因:“元帝后宫既多,不得常见,乃使画工图形,案图召幸之。诸宫人皆赂画工,多者十万,少者亦不减五万。独王嫱不肯,遂不得见。”于是,王昭君故事中又增添画工索贿的情节。及至“匈奴入朝,求美人为阏氏,于是上案图,以昭君行。及去,召见,貌为后宫第一;善应对,举止娴雅。帝悔之,而名籍已定。帝重信外国,故不复更人。乃穷案其事,画工皆弃市,籍其家,资皆巨万”。被斩画工共有毛延寿、陈散、刘白、龚宽、阳望、樊育等六人。 二是音乐文献。与《西京杂记》几乎同时的音乐文献《琴操》一书中也记载了王昭君的故事,与《后汉书》、《西京杂记》相比,《琴操》虚构成分更多。其中最明显的一点便是,该书记述王昭君不肯依“胡礼”再嫁,“乃吞药死”。这是从封建礼教的贞操观念出发,对《汉书》所载王昭君史实做出的重大改动。此外,《琴操》还写王昭君死后葬于匈奴境内,“胡中多白草,而此冢青”,交待了“青冢”这一说法的文献由来。 王昭君出塞事迹与音乐文献关涉的,还有创作于《西京杂记》与《琴操》之前的西晋石崇的《王昭君辞》,在该辞序文中,石崇曾说:“王明君者,本是王昭君,以触文帝讳,改焉。”为避晋文帝司马昭之讳,王昭君从西晋始又被称为明君或明妃。石崇还写道:“昔公主嫁乌孙,令琵琶马上作乐,以慰其道路之思,其送明君亦必尔也。其造新曲,多哀怨之声。”从此,王昭君又与琵琶结下了不解之缘。 至此,在历史文献与音乐文献系统中,后世昭君出塞故事的所有元素均已基本具备,如入宫、不见御、画工毛延寿索贿、昭君心存怨恨、和亲、再嫁、思乡、琵琶、青冢等,一个比较成熟的故事开始形成。加之魏晋南北朝时期,南北分裂,国势颓败,北方边疆又饱受异族侵扰,许多家庭离散,不少人被掳而离开家园,在动荡中惨死他乡。所以,王昭君的命运便得到民众的深切同情,他们纷纷在昭君故事中倾注他们自己的爱憎,从而使昭君故事得以广泛流传。 三是文学史文献。到了唐宋乃至元明清时期,昭君出塞的主题元素又屡屡被文人利用,并以诗歌、小说、戏剧的形式敷衍传承。唐宋时期,包括李白、杜甫、白居易、欧阳修、苏轼、王安石等人在内,几乎所有著名的诗人,都有歌咏王昭君的诗作。与此同时,《王昭君变文》为后世昭君故事小说化开了先河。元明清时期戏剧的隆兴,使昭君出塞的故事又被大规模地搬上了戏剧舞台。据《录鬼簿》载录,元有关汉卿《汉元帝哭昭君》、吴昌龄《月夜走昭君》、张时起《昭君出塞》杂剧,皆已亡佚。现存剧作只有马致远的《破幽梦孤燕汉宫秋》。马致远的《汉宫秋》是一部著名的悲剧作品,也是昭君出塞故事系列中最有影响的文学作品,同时也是迄今为止能见到的最早的昭君戏。这部杂剧集中了前记小说、文人诗词和民间讲唱文学的成果,根据时代的需要,使昭君出塞故事有了重大的发展。明代以昭君出塞故事作为题材的剧本有陈与郊的杂剧《昭君出塞》(现存《盛明杂剧》本)、无名氏的传奇《和戎记》(现存明万历年间金陵富春堂本),以及《青冢记》三种。清代以昭君出塞为主题的戏剧有尤侗的《吊琵琶》杂剧、薛旦的《昭君梦》杂剧等。不过,明清时代,昭君戏曲虽广为流行,但多歌颂昭君与元帝爱情,昭君自杀,既为朝廷殉身,又为元帝尽节,这些戏曲主题统一于爱国、忠君观念中,皆与史实背离。独《昭君梦》,以梦境结构全剧,并遵照史实令其和番,下嫁呼韩邪单于,与众剧迥异。 谈美术批评与中国美术主体精神的建构 在有关中国美术主体精神建构的讨论中,美术批评的地位不容忽视。从宏观层面上看,美术批评在美术史的“形状”的塑造上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从微观层面上看,美术批评是某些艺术家、艺术流派在特定艺术风格、美学思想甚至技术手法的探索和形成上的重要幕后推手。如在西方美术史中,18世纪法国的狄德罗对夏尔丹和格瑞兹的积极评介,19世纪英国的罗斯金对拉菲尔前派的热情支持,20世纪荷兰哲学家苏恩梅克尔(M.H.J. Schoenmaekers)对“风格派”的影响,都是“批评”深度参与“创作”的实例。 从根本上讲,美术批评的作用不在于片面地表达支持或反对,也不在于就作品的题材、内容或图式、色彩、技法等视觉要素进行文学式描述或哲学式阐释,而是在于“发现”作品具有的审美气质、追求的文化品格、传递的价值观念等,从而帮助作者理清思路,使其更明确地意识到自己想要表达什么,以及为什么要表达、如何更好地表达等问题。在国外艺术资本翻云覆雨,艺术创作以迎合市场为时尚,批评话语严重西化的当代中国,具有鲜明中国文化立场、坚持民族审美观念的美术批评的在场显得尤为迫切和紧要。换言之,批评家积极地参与,而不是被动地跟风,清晰地表达,而不是暧昧地声援,对于当代中国美术主体精神的建构具有的重要意义不言而喻。相应的,这对美术批评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首先,美术批评家应具有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的修养。它一方面体现在对民族传统文化怀有真挚的情感,另一方面体现在重视对民族传统文化的学习。对于美术批评家而言,学习传统主要体现在对中国美术史的学习。这种学习是对中国古典绘画、书法、雕塑、建筑、工艺美术等方面的史实,以及其基本发展脉络、审美判断标准、优秀价值观念等知识有深入、系统和全面的学习与掌握,而不是浅尝辄止、临渴掘井式的功利主义使用。除此之外,对中国古典文学、诗歌、音乐、戏剧、陶瓷、园林等方面的知识也应该有所了解。因为中国艺术精神并非单纯地在蕴含绘画和书法艺术中,而是渗透于中国文化浸润下的所有实体器物和精神产品中。归根结底,学习传统的目的在于涵养和陶冶一种中国的格调与气质,建立对本民族文化的深刻自信,从而在美术批评活动自觉做到两点:一是用中国的艺术审美标准与文化价值观念评价和衡量中国的美术作品,即“以中国解释中国”;二是能够站在中国的文化立场对西方的美术做出独立自主的阐释,即“以中国解释西方”。 其次,美术批评家应对西方美术史、重要文艺理论及哲学观念有比较深入的了解,其中要特别重视对西方美术史的学习。只有完整地了解了西方艺术的发展历程,才能全面、客观地看待面貌多样、良莠不齐的西方现当代艺术。至于西方文艺理论及哲学观念,最重要的是要做到“消化”和“吸收”,而不是囫囵吞枣、断章取义。“向西看”的目的有两个:一是在美术批评活动中习惯于把西方美术置于西方特有的文化情境与历史语境中予以认识和考察,而不为其表面的主题、形式、材料、技术的创新所遮蔽;二是能够从西方的视角观察和反思中国的美术及其在“世界美术史”中的价值和地位,从而更加坚定对其未来的信心。另外,美术批评家还要对西方的政治、经济、社会体制有比较深刻的认识和了解,对西方的文化输入策略,以及国际艺术资本背后看不见的政治经济利益之手,保持清醒的认识。无论官方还是民间,西方各类艺术机构在展览、收藏、拍卖活动中或多或少都有着政治的考量,并非如其宣传的那样赞助具有普世价值的人类艺术成果。在这方面,英国记者弗兰斯·桑德斯(Frances Stonor Saunders)的《文化冷战与中央情报局》(《Who Paid the Piper?: the CIA and the Cultural Cold War》)值得阅读。该书通过大量鲜为人知的历史档案,揭示了美国政府在冷战时期大力赞助艺术以助力意识形态斗争的真正目的,这对我们认识当代西方艺术资本的本来面目不无帮助。 第三,美术批评家应具有历史责任感和使命感。具有崇高历史责任感和使命感的美术批评家在研究和写作中不仅要对作品负责,对艺术家负责,更要对中国文化负责。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精神和灵魂,是国家发展和民族振兴的强大力量。在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内要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总书记在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作家协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强调,广大文艺工作者要始终坚持正确方向,更加自觉、更加主动地承担起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引领社会进步的历史责任。作为文艺工作者群体的重要组成部分,美术批评家要顺应时代要求,立足优秀民族传统文化,以开阔的视野和无私的情怀,扎扎实实地研究真正具有中国精神和气度的优秀画家、雕塑家、建筑家、设计师、工艺美术师和民间艺人,把他们推介出来,使之成为建构中国美术主体精神伟大事业的领导者和生力军。 中国美术主体精神的建构固然需要美术批评家的努力,但国家的支持也是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回顾新中国美术史,国家在美术创作领域从来都是强有力的推动者。如始自1949年的“全国美术作品展”以部级的标准深刻塑造了新中国美术史的面貌,培养和成就了一大批杰出的美术家,直到今天还在发挥着无可替代的美术创作风向标的作用。继2005年由、文化部和财政部投入亿元巨资主办的“国家重大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之后,2011年底,中国文联、财政部和文化部又启动了“中华文明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与国家对美术创作活动持续和强劲的赞助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国家还未曾主办过一次部级的美术批评或美术理论方面的奖项评比活动,这不能说不是一个缺憾。视觉艺术的历史需要作品实体,更需要批判性思维的参与、支撑和引导。当国家吹响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号角之时,希望有识之士能呼吁建立类似“国家美术批评基金(奖)”之类的奖励和赞助机制,从国家层面对美术批评家和美术理论家的研究和写作提供支持,从而兼顾创作和理论,推动新形势下美术事业更好的发展。 中国美术主体精神的建构不是一蹴而就的事业,其目标在于建立和完善中国美术价值判断的尺度,使中国的美术具有中国的精神气质与文化品格。就美术批评而言,其优秀内涵在于,不再以他者的标准为标准审视和衡量中国的美术,拒绝成为他文化的点缀和附庸。 (作者单位:商丘师范学院美术学院) 中国美术论文:当下中国美术教育发展面临的问题 教育学科在中国不过两百余年,借道日本取法“西洋”,后又由“中道”日本转向“直捷”西方。教育著述也是由先编译后编著的路线,中国教育学科是“西学东渐”的产物,是在译介西方教育学科的过程中形成的,本文从学院的学生、教师、评价体制包括作品评价、美院教育与师范教育来探讨中国美术所面临的问题。 拔苗助长的考前美术教育 青年人是早上七八点钟的太阳。而我们的太阳,考前的考生们却在不断训练概念性的考前素描中抹杀了学生发现自然的能力,使学生训练了一套“好活”,从而失去了自身发现世界的眼睛。最好的年龄,最有发展的年轻人只为功利考学,在不断的考前重复的概念性的训练中葬送了自己本有的敏锐的洞察力与感受力,而现行的素描、色彩、速写的考前模式与中国自身美术观念没有任何关联,也就是说我们为这样的考前培养模式培养出来的几代人的将来艺术前景堪忧。 大学本科的教育问题 1.美术教育没有自身的教学体系。现今的学院教学是百年前引进西方的学院的写实造型、写生训练并借助民族传统形式与材料加以表现,逐渐形成了临摹、写生、创作的中西结合谱系,现今体系与百年前学习西方的体系的并没有太多改进。体系落后,方法老化,专业教学与史论教学互不相干,没有产生互渗关系,中国传统画论美学更没渗透到艺术理论的教学中,美院之所以比其他综合类美术大学“好”,主要是靠美院有一批名师,而不是美院的教学体系。 2.重“技术”的培训,不重“人才”的培养。大学是培养“人才”的地方,其次才是专业或技术。现今的美术学院是“技术学院”,是“绘画技术”、“雕塑技术”、“设计技术”、“计算机技术”学院,仅是技术的训练,也提高不了学生的素质。再加上学生高中之前及家庭教育的综合素质没有跟上,想在大学提高,只是天方夜谭。 叶圣陶说,若有人问我干什么,我的回答是“帮助学生得到做人做事的经验”,我决不说“教书”。大学教育是“人”的教育,而不是“技术”或“职业”的培训地,也就是说,即使你毕业不从事你的专业,你也能很好地完成、做好你所想做的其他行业。如果在成长的过程中你没有完成自我的人格与意志品质等,你不但本专业学不好,更干不好其他专业,那么这样的结果必会为社会造成后患。这种教育不只是大学单方面能完成的,它需要我们的社会、家庭、学校及本人共同完成。 硕士、博士泛滥 盲目的提高学历层次及社会对学历的需求造成了硕士、博士泛滥,出现了绘画水平硕士水平比不上本科生,博士水平比不上硕士生。实际上美术学博士原本就是以理论研究为宗旨的。 现今,艺术升级为一级学科门类,全国美院或地方院校拼命争设博士点,许多并不够条件的也在争抢这份“羹”,又并不是从事理论研究的人员也能享有“博导”的头衔,这样的“博导”在制造一批一批怀揣着不同目标的“博士”们。官方高举引导名利的大旗,并设定了名利等级,高等美术教育便成为了集体追逐名利的竞技场。 不规范的评价体系 1.学科、教学评价体系。以往美术学在学科制度上一直在“文学”门类下作为三级学科方向,而中国的教育是起步是引进西方的,现在艺术学科升级,各方面也都是在探索过程,关于学科评价建设还没有形成一个行之有效的合理的现行方式。要建构中国自身的教育谱系,艺术理论思想与有系统的教育教学观念、方法、目标,有与之配套的实践教育系统。教育教学成果如何评价?教师的创作成果、设计作品,靠获奖。学生的成绩如何评价?靠分数。 2.职称评定体系。这是一种不平和的体制,休想让教师清闲,大学教师的任务繁重,要教学,要教好学,又要搞好“科研”,“科研”这一词界定本身就存在问题,艺术家要搞“科学研究”?“体制”希望大学教师:(1)有出色教育教学能力;(2)又要有超群的外语水平;(3)还要有顶级的绘画水平;(4)还要有“高级”的“学术”水准,要求教师要在部级优秀期刊,或者CSSCI的期刊上,才算有学术水准;(5)要有“科学研究能力”在职称评定过程中要求美术教师要有省级或者部级的“项目”方可符合所谓的相称的职称。 教师大量的时间忙于论文、项目及参加美协的展览活动,自由的时间被迫出卖。无欲则刚,给教师更大更多的自由空间,让高校美术工作者静下心来做事吧! 3.艺术创作评价体系。中国近百年美术评价体系也是西方的,又是在浅层的画面制作效果或工作量多少来“计算”作品的“优劣”。国家展览给艺术设定了错误的目标与错误的导向,展览多是虚假的矫情之作,没有深入骨髓的真正的现实主义作品。更见不到也不存在传统中得“逸品”的作品了。现今,急需建立一整套符合自身文化传统的美术作品评价体系,即不同于传统又不同于西方,要引导提倡创作符合中国自身审美要求的有相当艺术格调与境界的美术作品。 学科与职称评定的结果:1.对高校教师的身心压力;2.忙于职称,疏于教学;3.为社会制造更多“著作”、“论文”垃圾;艺术评价的结果是为社会制造了一批虚假的“大垃圾”。 给九大美院自由,他们自身更懂得评定体系。下属师范类院校及综合性大学,定位要准确。 研究学术需要评定吗?学术研究首先是自身的爱好与兴趣,再加上自身所具有的使命感与责任感才能做好学术研究。它不需要哪个单位或机构来评定这属于什么。不能一味地追逐而要问为什么追逐?大学沦为了实用与适应主义,变成了世俗化与功利化的场所,大学应是培养精英的地方,是引领而不是去盲从。康德认为艺术和审美具有超越功利性的“自由”秉性。太多实用与现实而缺少精神,缺少那自强不息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精神”,这也正是我们的“大学精神”。 师范教育的问题 师范类学校过分强调专业教育,而教育应把培养目标确立明确。 课程设置不合理,教学内容陈旧,没有教学法。高等师范类美术教育从课程设置到教育实习都与中小学美术教育实践相脱节。一方面是高校本身的问题,另一方面是中小学的问题,中小学、高中对美术教育不重视。美术在中小学不能得到健康正常的发展必将影响将来的发展前景。现今美术被升为了一级学科,是否在中小学中,美术也可以从“副科”升为“主科”呢? 师范类院校培养目标应该明确:为中小学培养优秀的教育人才,而不是把目标定的跟美院一样,大学教育有其共同性和一致性,但各个大学办学应该有自身的特色,更应该发挥自身的地域及历史文化优势。 解决的出路 1.爱好从小培养——兴趣是最好的老师。 美育可救国,从幼儿园开始着手对孩子进行美育教育,小学、初中、高中要逐步加强,而不是到高中学生学习成绩下降了,那么赶快学美术吧,家长、学生都有这种心理,学生不爱自己的职业,没有兴趣一定学不好。米开朗基罗十三岁进基兰达约工作室学绘画,老师认为他学晚了,毕加索十三岁的素描作品已经相当于世界级大师的水准了。艺术是一个高尚而崇高的行业,不要玷污了她,想要成才,爱好是最好的老师。 2.大学前的多样化的学习,国画、版画、油画、雕塑、设计等要在考前有相当的基础与熟悉程度,而不是到大学毫不知其主业为何物。 3.建立“大美术教育”系统。 中国美术教育从小学、初中、高中到大学是一个应该是一个连贯的完善的自成系统的整体体系,一环扣一环形成一个连贯的培养计划。而现今,这几个环节互相并没有干系和联系,更没有形成一个系统。 小学、初中、大学他们之间要形成一个纽带,他们之间要建立一种纽带关系。如果形成一个“大美术教育”的系统,那么美术人才会从小学或幼儿开始就会有一个很好的健康的起步,通过初中及高中的逐渐的美育培养,学生的艺术素养和实践能力绝非今日的考前一两年所能企及,那么大学美术教育就自然可以想象。 中国在两千余年以前就有自己的教育思想,但现今美术教育没有形成一个完善的中国自身的体系,这需要一批人或几代人来不断地完成。发现问题是未了更好的解决问题,我们期待着中国美术教育不断前行,它会不断完善。 作者单位:西安美术学院中国画系 陕西西安 中国美术论文:中国传统文化在当代中国美术创作中的运用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物质生活慢慢的提高,更多人需要的是精神上的生活,作为艺术创作也慢慢进入了思想的潮流当中来了。把人们从理想化的想象带入到了视觉上的审美当中来了,更具民族精神状态。国内许多艺术家现在都着力去探索与研究着中国传统文化在当代美术创作中的体现与运用,最具代表性的如吴冠中先生,他的作品体现特具民族气息,用当代西方油画语言来表达中国传统文化,提倡并推崇了中国文化,具有夸时代的意义,再如,徐冰的烟草计划,展望的假山。又如,周春芽的桃花系列,都体现了中国颇具特色的文化,从艺术创作方面来体现中国传统文化,并受到世界大众的关注与认可,它使中国当代绘画走上了一个更高的台阶,从这一点能说明中国传统文化在当代中国绘画艺术中具有意义的,值得我们去研究与发展。 在当代画坛里有很多艺术家都在把中国传统民族文化在绘画上的体现也做的非常的好,强有力的展现出作品的极大魅力。正如“吴冠中先生运用当代艺术的综合性创见解构了中国传统的艺术形式,从而独树一帜。从吴冠中先生作品丰富的意象表现中,既有中国传统绘画风格内涵,又有中国传统艺术的时间与空间、动态与静态的文化内蕴,在他的后期绘画作品当中并以意象的符号重构了中国传统艺术的现代意识和当代性,阐发出时代的强音 。说到蔡国强的火药,使他在当今世界艺坛无非也享有盛名,也是我们年轻一代的艺术追求者应关注并了解的对象,他的艺术语言,很明显具有很强烈的民族气息,作为四大发明的火药,他以它来作为绘画表象的主题,具有很强的民族意义,整个创作作品的场面气势压人,颇具东方气息,一见其作品就让人震撼与兴奋,他让火药再一次让世界所认识。再一次说明了中国民族文化在世界的地位与所做出的贡献。为世界的发展具有不可缺少的意义。作为艺术家就应该为民族文化做一份自己的努力。 看看我们生活的每一个角落,不得不让我们反思传统文化何去何从?面对外来文化的冲击,我们自身的文化已经失去了很多很多。从古至今,中华民族遇到过多少次的入侵?但是从来没有被征服过!那是因为我们有一股韧力,很强的抵抗力量,——民族传统文化。然而它却在渐渐流失。这不能不让人深深忧虑,如果当我们再一次面临武力或是文化入侵时,我们是否还具备极强的抵抗力? 现象实在严重。现在发出此呼声意识到此现象的人确实不少,但是只是都停留在喊叫声当中,能意识到问题的却往往缺乏解决问题的能力,在此我们来看看吴冠中先生,吴冠中先生就在努力的付出他实际的行动,以他个人微薄的力量通过绘画的形式去提倡传统文化。?他的绘画在后期有人说呈现出来的是绘画功底薄弱,而没有真正的去反思其真正的意义价值,这是当今所谓一些美学评论家的一种悲哀,我只能在此对他说说的说上两个字“无知”。个人觉得他后期的绘画,越来越倾向于人文价值、审美熏陶等方面,它却可以让一个人受益一生。 他的提倡也许仅仅只是表现在美学方面的传统文化,但这可以使我们意识到传统文化的其他方面,指得是其中适合人性、社会的理性部分,我们应该做到下一代从意识形态方面意识到对社会的关注、对家庭的责任、对自我的认识、对人性的尊重、对师长的尊重,应该具有为人处世恻隐之心,应该具有对民族忧患意识,应该具有赤子之心,应是一个立足与中华民族文化为基石的具有改造社会,改造自我改造世界的有能之人,以正直、宽容、大度、睿智、善良、仁和的形象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吴冠中先生传统文化的倡导在绘画当中对于我也有着及其深刻的影响,它让我从思想上自身本质的本族民族文化能通过绘画艺术的体现形式来表达自己的情怀,在新世纪中国美术已面对着和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完全不同的文化形式与状态下,这意味着新时期美术已经进入世界当代多元文化格局中,对于民族艺术的自觉和民族艺术的当代性以及民族艺术在当今世界文化格局是否占有一席之地有着重要的意义。在这种世界文化多元化的格局中中国美术界教育界以及审美界应着重探索和研究中国开放式的文化心态中对民族文化的坚持与开拓。 我觉得中国美术要在国际拥有自己的独特地位,只有通过传统文化民族化的形式才能实现其目的。如果没有其民族特色,那将失去地位,剩下的只是躯壳,留下的只是笑话,有人说在艺术的国度中,越是具有民族的,才是越世界的,我也觉得越是自己的,才是越生动越真实的,越是具有说服力的,比如说当代中国艺术家吴冠中先生,蔡国强,等等知名艺术家,在国际上占有一席之地的艺术家在自己的艺术作品表现出来的都是具有民族的自我的真实的感受的体现,当然这一点已经成为共识。也就是说,民族化是当代中国美术发展的目标和价值追求。民族化并不是简单的传统化,更不是固守成规自己局限与自己的圈子当中成为井底之蛙,而是在继承传统和借鉴外来的基础上,对当代中国美术的一种创新。在很长一个时期内,中国的油画创作受到西方的影响过分模仿西方,轻视甚至否定中国传统文化,漠视并脱离了中国人民大众长期以来所形成的独特审美习惯,完呈现给我们的是与我们完全陌生的语言,对民族文化已经没有任何的概念基本忘却了民族文化的精髓所在,更不知道在艺术创作方面应该如何下手,更没有勇气去下手,创作。因此,我们在油画艺术的传入的同时,首先因加强民族文化的广泛性,对中国民族文化进行重视,去了解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然后再面对外来的西方文化相结合的体现在艺术创作方面。在通过熟练的绘画语言的表现方面为基础外,更需要的是再作品做表达的精神内涵方面要体现的更加的充分。因为精神语言才是绘画艺术作品的灵魂所在。它才更具意义。我一直认为作为一幅艺术作品,不管你的技艺有多高,你的画面呈现的形式感有多么的独特,你的画面在色彩方面是多么的触目惊心,那都是浮云,很表象的。这样的画面在上个世纪都已经被人家用烂了,难道我们的审美都还停留在上个世纪?确实在面对很多国内所展的很多画展,使我感受到的就是,思想落后,没有创造性思维去面对自己的艺术创作,我只能说他们大多数只是一种抄袭,而且是表面的抄袭,基本没有任何使我产生共鸣,看起来就觉得恶心。其实更重要的是面对一幅艺术创作,有没有其思想,其内涵,从中说明一个很深刻的含义。油画在绘画艺术的民族化过程,也是一样。注重民族文化内涵和审美观,要体现中华民族美学思想,因此,当代中国美术创新通过中国传统文化的民族形式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中国美术论文:从“四个认同”的高度谈新疆高校中国美术史教学改革 【摘 要】在新疆,高等教育的使命更重,它关系到新疆的长治久安、和谐发展,关系到祖国的领土完整和国家民族的文化传承。对新疆的未来而言,培养什么人、传承什么文化才是新疆教育的重中之重。当前,我们要紧紧围绕“四个认同”教育主线,将正确的国家观、民族观、文化观渗透到艺术教育中去,引领广大青年学生胸怀祖国、建设边疆,为新疆的跨越式发展、为新疆的长治久安、和谐进步,为各民族团结奋进的大美新疆的到来努力奋斗! 【关键词】四个认同 新疆高校 艺术教育 教学改革 新疆古称西域,自古以来就是我国神圣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千百年来新疆与内地经济文化相互影响,潜移默化,形成了难解难分,血肉相连的内在联系。同时,新疆各族人民长期共处、相互学习,成为推动新疆历史前进的巨大动力。历史证明,新疆自古就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地区、一个多种宗教并存的地区、一个多民族共居共建的家园。 当前,国际形势复杂多变,对新疆来说,近些年国际敌对势力和境内“三股势力”对新疆不断渗透破坏,妄图将新疆从祖国大家庭中分离出去。此时,“四个认同”理论的提出及如何贯彻学习“四个认同”就显得尤为重要。我们知道,“四个认同”即是对祖国的认同,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认同。而 “认同”又称“归属感”,没有认同感,就不可能有凝聚力。 我们认为,“四个认同”是爱国主义的基础,是解决新疆民族关系、维护祖国统一、保持新疆长期稳定发展的重要治本之策。纵观世界许多国家的分裂,都是国家认同、民族认同、文化认同、道路认同出现危机,进而造成国家民族的危亡。 新疆处于反分裂前沿,青少年由于受地域、宗教、民族、经济社会文化等因素的影响,价值观的培养和塑造就显得更为重要,这就等同于与敌对势力争夺未来。当前,新疆各高校在青年学生中都开展了“四个认同”教育以及新疆地方史、马克思主义“五观”教育等理论课程的学习,这对青年学生正确树立国家观、民族观意义非常深远。针对“四个认同”教育,新疆各高校也建立了切实可行的评估体系。多所院校的教师及理论研究人员对“四个认同”教育的落实提出了独到的见解,研究并发表了相关的论文。如新疆师范大学吴常柏教授的《新疆高校坚持“四个认同”教育的经验》一文,新疆农业大学的寇新华、何建忠教授的课题《新疆高校马克思主义“五观”“四个认同”教育现状的调查与分析》,该课题先后在新疆多地三十余所高校进行了调研,掌握了有关“四个认同”教育的第一手翔实资料。 新疆石河子大学政法学院、中央民族大学哲学与宗教学院的李瑞君、贺金瑞教授也撰写了对《新疆“四个认同”教育的思考》一文,对新疆高校“四个认同”教育提出了自己的思考。同时,新疆各高校抓住重要纪念日、少数民族传统节日等契机,举办丰富多彩的校园文化活动,促进各民族文化交流融合,增强各族学生对祖国的认同、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认同。但是,落实“四个认同”教育,仅仅通过理论教育这一途径,对于大学生思想意识的形成及对其行为倾向的引导是远远不够的。 鉴于此,如何在学习“四个认同”理论的基础上,通过大量的实例、历史资料、考古发现来引导教育学生加深对“四个认同”的更深入理解,切实增强新疆青年学生对祖国的认同、对中华文化的认同这一点就显得尤为重要。目前,有关新疆与祖国内地政治、经济、文化从历史的角度不可分割的考古发现、现存历史遗迹、文化遗存数不胜数,但新疆高校中国美术史教学在利用此类视觉历史资料完善“四个认同”教育方面的探索和尝试尚属空白。针对这种情况,特别是新疆特殊的区情、政情,如何在新疆高校中国美术史课程教学中引入此类教育就具有既迫切又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新疆高校中国美术史课程教学改革的重要性 我们知道,美术史课程的学习是培养全面发展的高素质人才、增强各学科学生对古今社会的认识,提高修养,形成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获取高尚的精神享受的重要途径之一。对于新疆高校的学生来说,在中国美术史课程中充实、完善新疆与祖国关系内容的学习,目的就是强化“文化认同”, 明晰“归属感”。而这种“认同”的学习是直观的、可视的、有翔实史料可查的。这种学习就是对“三股势力”分裂新疆图谋的正面回击。从而使学生从艺术史学习的角度观照新疆的历史文化以及与祖国几千年的脉络关系。这是“四个认同”教育的需要,同时也是新疆未来长治久安、民族团结、和谐发展的需要。再者,新疆高校中的教育类专业毕业生主要就业于新疆各中小学。教师队伍的价值观认同,直接关系到新疆未来人才的培养、塑造,关系到孩子们正确国家观、民族观的形成。因此,在新疆高校中国美术史教学中从艺术教育的角度导入新疆与祖国关系内容的学习是十分必要的。 二、充沛翔实的视觉资源为新疆高校中国美术史教学改革提供了条件 新疆与祖国内地的文化联系源远流长,从先秦时期,中原文化在西域就已经开始传播,这种传播丰富和发展了西域文化,从各个侧面影响了西域政治、经济、文化、民俗的形成。它不仅包括语言文字、儒家思想、典章制度而且还包括生产技术、社会习俗等,从而奠定了西域与祖国密不可分的政治、文化关系。这种联系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政权建制 众所周知,从公元前60年汉设“西域都护”开始,整个西域地区就处于中央王朝统辖之下, 新疆从此成为祖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大量的考古挖掘史料也有力地证明了新疆和祖国内地的关系,这为新疆高校中国美术史教学改革提供了第一手资料。 (二)中原绘画艺术在西域的传播 中原绘画艺术在西域的传播可谓源远流长,盛唐时期乃至魏晋南北朝都有传播,它主要体现在新疆现存的大量佛教壁画中,这些壁画作品如在美术史教学中加以利用、学习,势必大大增强新疆大学生对祖国文化与新疆关系的认同。 (三)中原生活方式、习俗在西域的体现 随着中原地区人民与西域人民不断加强往来,中原内地的生活方式、习俗在西域也得到传播。这种传播从日常生活到丧葬习俗都有体现。不仅如此,中原彩陶、丝织工艺品以及中原书法、建筑艺术在西域也大大得到普及。这也足以证明汉文化在西域的传播已由物质领域深入到精神领域,从上层扩展到了民间。总之,丰富的现存及考古艺术资源为新疆高校中国美术史教学改革提供了必要条件,为“四个认同”学习的实践性教育提供了翔实的客观依据,为新疆的长治久安、青少年正确的国家观、民族观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中国美术论文:解构与重组——关于中国美术教育的现状分析与改革 摘 要:美术教育的目标是为了提高学习者的艺术文化素质,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而作为新世纪的美术教育在快速发展中也暴露了一些问题。这些问题在某些方面上也阻碍了美术教育发展的进程。而只有正视这些问题,美术教育研究才能蕴含着高目标的要求和超前的思想意识、进而提升知识文化教育的广度、高度和深度。 关键词:民国;中国美术教育;发展历程;改革 教育是增进人们的知识和技能、影响人们的思想品德的活动。它泛指人类社会活动中专门培养人的一种活动,是人类进行生产、生活、物质、文化交流的一种重要方式。而其中隶属教育系统的“美术教育”则是社会教育活动中培养学习者的艺术观念和审美趣味、增进学习者的美术知识和训练技能的活动。 中国的真正意义上的美术教育的开始形成是在民国前期,这是近代中国美术教育变革的关键时期,也是近代中西文化相互碰撞与融合的特殊时期。这个时期在蔡元培先生的“以美育救国”的号召下,从外国留学的徐悲鸿、林风眠、颜文梁、庞薰琹、刘海粟等美术家毅然归国,希望通过引入西方美术教育来改革中国传统美术教育。他们一生致力于以中国传统精神为主题,消化和融合西方文化艺术的探索,丰富和发展了我国的文化艺术,并将毕生主要精力用在革新美术教育事业上。在这个过程中,在他们的教育思想和教育方法的影响下,中国美术教育形成了丰富的、多样化的教育特点。但凡是人,总存在差异性,艺术工作者更是如此。中国的美术教育家们在当时的教学理念与艺术主张一方面有着共同性,另一方面又存在着差异性;在这个教育背景下,这有着积极的作用,但是又有消极的影响。比如:徐悲鸿在美术教育中推崇“写实主义”,也就是外国古典写实主义;但是林风眠则侧重“现代主义”,即西方19世纪印象派以后的现代主义艺术。这似乎是一个典型的例子,直至今日,在这两个美术教育家的教学改革下的中央美术学院和中国美术学院在教学风格上依然呈现出大相径庭的差异性。现在,中国美术教育从20世纪初发展至21世纪的今天,已经是跨过了一个世纪。那么,它的教育思想理论、实践方式可以说已经到了比较完善的阶段。当我们把视野转从中国美术教育的历史转向现状,从中可以发现它在快速发展的同时存在着不少问题。其中较为突出的问题为中国现代美术教育一方面传承了传统的艺术教育理念,但抛弃了其中更为重要的人文观念;另一方面对上世纪50年代引进的苏联艺术教育模式缺少革新和变化。当人类逐渐步入知识经济、网络社会、新技术和信息不断涌现的二十一世纪,未来的美术教育观念较之以往旧的美术教育,也必然要发生其深刻的根本性的变化。 关于对中国美术教育的改革——首先,我们要知道,美术教育的特点及其功能所决定了它是我们人类进步与发展的重要因素。了解美术教育在社会上的内在意义和其本质功用是必要的。美术教育作为一门学科教育,包涵学科本体与教育功能两个方面,它延伸和发展美术学科的知识与技能,满足人类社会经济、精神和文化的需求以及通过美术学习影响学习者身心发生良性变化,形成他们的基本美术素质和能力。其次,美术教育在每个时期所产生的历史影响也是要重视的。因为美术教育本身就是社会活动之一,社会的发展离不开美术教育的推动作用,从而我们应该认识到美术教育不只是为了培养社会中的美术家,实际上应该更加认识到它可以通过美术绘画语言提高大众的审美修养,通过美术活动中的观察记忆活动来启发大众的智力,通过对作品的历史背景等来促进大众的思想政治水平和道德品质。再者,美术课程具有人文性质,美术教育凝聚着浓郁的人文精神,它对提高和完善人的人文素质方面有着独特的作用。 所以,我们应当准确地把握美术教育发展的脉搏,确定美术教育的发展方向,让美术教育适应当代社会发展需要,体现其价值。为发扬我国传统文化提供一种思路与途径,注重学生个性与创新精神的培养。而作为美术教育体系的主要实施者——当代美术教师在进行教育活动时应站在时代和社会发展的高度调整其教育策略,注重综合性美术素质教育和美术基础教育。在这个改革过程中,我们还要认识到改变美术教育理念的重要性,才能深入文化理论课程设置,提高教师水平,加强美术教育理论研究等方面着手,以推动我国高等美术教育的改革与发展。这样才能真正地以创造教育为优秀,素质教育为目标,培养全面发展、适应性强的现代高素质的素质教育人才。 中国美术论文:论中国美术元素在远古和当代的价值 摘 要:在当今流行复古的时代,中国元素不仅是中国设计师及前卫艺术家的宠儿,也越来越得到世界时尚界和艺术界的青睐。中国美术元素之所以有这样的魅力,与其神圣的意义、美观的造型和深厚的历史积淀有关。本文选取中国古代美术元素中的图腾纹样和雕塑图案作代表,论述美术瑰宝在远古和当代的价值。 关键词:传统纹样;雕塑艺术;象征意义;审美意义 中国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无论是在科技文化还是在社会生活方面,中国的起步都早于世界上大部分区域,在史前及先秦时期就有了长足的发展。 中国的文化博大精深,艺术是体现文化形式多样的重要表现形式之一。早在史前的新石器时代,绘画艺术就有所发展,主要体现在彩陶的装饰纹样上,“其中以半坡和庙底沟类型的彩陶,艺术成就最为杰出。”当时流行的装饰纹样除各式各样的花纹图案外,还有相当发达的动物图案,如鱼纹、鸟纹、蛙纹等。这些纹样造型活泼美观,色彩和谐热烈,格调格外华丽优美。然而在远古时期,这些纹样的装饰作用是次要的,其主要作用是表达远古居民的原始信仰,就像李泽厚在《美的历程》中所说的“审美或艺术这时并未独立或分化,它们只是潜藏在这种种原始巫术礼仪等图腾活动之中”。现代人审视古代艺术品,往往是以其审美程度来评价,不探寻这种美丽背后的历史溯源,往往忘记艺术是一种“有意味的形式”。而原始纹样正有着庄严而神圣的意义:这是先民对于自然和生命的解读,是对劳动生活的提炼,象征着一种思想的意识和精神的力量。 历史留给后代的不仅仅是经验,还提供着借鉴。在现代化的二十一世纪,这些纹样不仅可以在博物馆的艺术品中观赏到,它们还被艺术家运用到了后现代的一些作品里。这些图腾纹样在现在看来仍是前卫时尚的,它们以高度的抽象和符号化、平面化风格博得了世界各地艺术家和设计师的青睐。原始图腾纹样以其博大的内涵,独特的审美意蕴和丰富的表现形式,给当代艺术带来新的冲击和闪光点。“处于信息时代的今天,高强度、快节奏的生活方式使人们更加追求时尚,民族性、个性化风格备受人们重视。”因而几千年前地古老艺术被现代社会重新发掘,显示出不可多得的伟大与深邃。 在新石器时代中晚期,雕塑艺术出现。远古的雕塑艺术虽不成熟,但也不乏优秀作品。这些艺术品手法稚拙而纯真,给人以强烈的震撼。和图案一样,它们的象征意义也往往大于审美意义。例如在河北滦平后台子出土的石刻女神像的造型,就与当时红山文化崇拜女神的宗教观念相关;在反山和瑶山墓葬出土的大量礼玉,是良渚部落尊崇的神圣旗帜,代表军事或宗教首领的权威……总之,雕塑艺术的演变发展根本上受制于“社会结构和原始意识形态的发展变化”,是为种族信仰和观念服务的。 在现代设计中,中国的造型艺术承袭了中国传统美术观。人们将很多雕塑技术和作品运用到现代设计中来,既表现了中国远古传统文化的包罗万象,丰富了中国人民的民族自豪感,又使作品达到了别具一格,耳目一新的效果。拿内蒙古翁牛特旗三星他拉村出土的碧玉龙来说,这件玉雕作品“龙首似猪,斜目方鼻,鬃鬣向后贴身弯曲上翘,龙神蜷曲,尖尾,无四肢及鳞甲”,造型非常独特。现代人虽然可能并不了解这件作品,但一定记得华夏银行的图案标志。没错,这个图案标志正是取材于远古时期红山文化的碧玉龙。这些设计让被人们遗忘的古代元素在现代重新演绎,古典找到了新的价值。 总之,透过原始艺术的历史延伸脉络,我们可以总结出这样的规律:艺术是一个开放的系统,旧的元素受到新的技术与意识观念的冲击而不断创新发展,然而其精神内涵的实质是不会改变的,这是中华民族特有的民族精神,是中华民族特有的精神积淀。把中国古老文化的精神及物质元素融入到现代的艺术创作中,不仅提高了现代艺术品的价值,同样提升了古老文明产物的作用。古老与现代,二者虽表面矛盾,其内涵却是高度统一的。原始文化和现代文明,二者相得益彰,使社会的发展更加具有文化性和统一性。 中国美术论文:“当代的人”的当代中国美术 摘 要:在中国艺术领域,当我们面对与“当代”相关的任何一个问题时,无论对其概念、内涵还是外延,我们其实难以给出准确的界定。究其原因,既有源自时间进程中已有的相关讨论和实践所产生的影响或所遗留下的争论,也有当下的相关思考和探讨本身就处于一种“理性”的进程之中,更有源自于“当代”自身属性所具有的开放性、复杂性、多元性及辩证性。那么,作为油画创作者的我们该怎样理解“当代”?“当代”的作品到底是什么样的?它又是被谁所创造,为谁所接受呢? 关键词:当代;中国美术;当代的人;艺术形式 一、关于“当代”的思考 在中国艺术领域,当我们面对与“当代”相关的任何一个问题时,无论对其概念、内涵还是外延,我们其实难以给出准确的界定。究其原因,既有源自时间进程中已有的相关讨论和实践所产生的影响或所遗留下的争论,也有当下的相关思考和探讨本身就处于一种“理性”的进程之中,更有源自于“当代”自身属性所具有的开放性、复杂性、多元性及辩证性。 曾几何时,几乎大部分从事当代艺术的艺术家,其所有思考都主动或被动地围绕着“当代不当代”的非此即彼的认知判断。而这种认知判断的实质则是对“前卫、反思、批判等”价值判断的几乎极端的理解。相应的为了追求“当代”这一殊荣、呈现这一理解,我们各抒己见,标新立异,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身体健康以几乎病态的作品来予以表达。 对于各种现象我们不必一一描述或讨论,因为相关的探讨实在太多。而又正是这些探讨引领我们进一步的思考,这种思考表现在当下——在一定意义上——反应为一种“理性”的回归。这种回归,既表现为对其辞源意义的考证、相关权威论述的梳理及其一般表现形式的总结、探讨和更新,也表现在当下的具体的艺术创作之中。当然这所有的表现,本身也还处于一种不断调整的“理性”之中(当然,我们也不能否认这种“理性”本身的感性因素,只是这种“感性”并不在本文的讨论之中,因此暂不多论)。 只是,这种“理性”的进程,即摆脱不了前期因素的延续,又无法从根本上对“当代”进行绝对的界定。因为,无论是历史的看待还是理性的分梳,对“当代”的理解都不是绝对的,而是开放的、辩证的,其内涵是丰富的,其外延则是多元的。但是有一点是明确的,那就是对“当代的人”的界定,因为当代的人才是当代的经历者和当代艺术的创造者和消费者。 正如鲁明军在其《“移动的桃花源”——不合时宜的“绘事”与“画意”》的引言中论述以“视觉考古与心态史的交界”进入“当代”一样: ……阿甘本援引了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在法兰西学院讲座时的一则笔记中所说的,当代就是不合时宜(The contemporary is the untimely)。实际上,“不合时宜”一词最初源自尼采1974年的著述《不合时宜的沉思》。尼采告诉我们,真正当代的人,是那些既不完美地与时代契合,也不调整自己以适应时代要求的人。因而在这个意义上,他们也就是不合时宜的(inattuale)。但正是因为这种断裂与时代错误(anachronism),他们才比其他人更有能力去感知和把握他们自己的时代。阿甘本指出,所谓当代,就是一种与自己时代的奇异联系,当代既附着于时代,同时又与时代保持距离。更确切地说,当代是通过脱节或时代错误而附着于时代的那种联系。反之,与时代过分契合的人,并非当代人——这恰恰是因为他们(由于与时代的关系过分紧密而)无法看见时代;他们不能把自己的凝视紧紧保持在时代之上。 虽然阿甘本对当代进行了界定,但是这种界定的内涵本身充满了哲理的思考,因为那是一种“与自己时代的奇异联系”,那种“联系”才是关键,而思考这种联系、并把这种联系付诸于艺术实践的无疑是尼采所说的不合时宜的“当代的人”,同时也是这样的人才会是真正接受这一艺术的主体。 二、“当代的人”的艺术 基于对这个时代的一般认识,作为这个时代的一般性的人,我们或许可以以一种包容的态度对待所有的艺术形式——无论它是传统的、现代的,还是当代的或伪当代的。 但是这并不是说我们没有一个根本的艺术底线。只是这个底线我们既不能以传统的艺术标准为标准,也不能简单的以舶来的观念为基础。清代学者王国维的《宋元戏曲史序》谓:“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那么在我们当下的时代,我们的艺术评判标准或许还是要基于我们这个时代本身,基于我们自身对该时代的认知、理解。这样,无疑的是首先我们必须确定自己是怎样的人,知道“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我们向何处去?” 因此,或许我们站在“当代的中国”以一个“当代的人”的身份介入该一问题的讨论,或许更能保持一种超然或理性的态度。这种态度源自我们中的个体对这个时代的关注,更多的“保持在(这个)时代之上”而形成的一种普遍的共识。这种共识既非来自于主流意识,也非偏激的个人感官;既非出自地域、文化和民族的争论,也非是对个体差异、自由和个性的否定。同时,它又既是对现有相关艺术讨论的可发展的理性延续,也是自身对未来的认识的一种肯定。而根据这种共识创作的艺术作品,或许才更具有一种“当代性”,这种当代性是属于这个时代的,属于这个民族的,无疑也是属于世界的,它是开放的、多元的、辩证的——它属于“当代的人”。 那么,根据这一论述,基于对尼采的“……真正当代的人,是那些既不完美地与时代契合,也不调整自己以适应时代要求的人”的理解,我们其实可以不断地超越自身的有限,通过我们(在这一时代之上)对这一时代的凝视而得来的认知和理解,并能以恰当的艺术形式表达出我们真正的内心感情。 三、恰当的“当代艺术形式” 那么怎样的艺术形式才是符合“当代的人”的“当代”中国呢?或者说怎样的艺术形式才是恰当的“当代艺术形式”呢? 中国美术论文:《中国美术分类全集》出版工程竣工 (本刊讯)我国规模最宏大、内容最丰富、最具有文献价值的“中国美术全书”《中国美术分类全集》至2011年年底圆满完成出版工作。这项倾全国之力,耗时25年、多达302卷的世纪工程展示了我国有史以来的艺术风采;凝聚了34家出版社和数千位学者专家的智慧和心血。 为深入总结编辑出版工作经验、表彰为此项工程作出突出贡献的专家、学者和出版工作者,由、新闻出版总署联合举办的《中国美术分类全集》出版座谈会3月20日上午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部长刘云山发来贺信。 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柳斌杰作重要讲话,副部长蔡名照宣读贺信。原新闻出版署署长宋木文、求是杂志社原社长高明光等出席会议。会议由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邬书林主持。 和新闻出版总署共同向在编纂出版过程中作出突出贡献的35家集体和520位个人颁发荣誉证书。会上特别向已故的《中国美术分类全集》领导工作委员会常务副主任许力以颁发唯一一份特殊荣誉证书及奖牌,以表彰他在《中国美术分类全集》编纂出版工作中作出的重大贡献。许老的两位儿子上台代领。 刘云山在贺信中高度评价了《中国美术分类全集》在中华优秀文化艺术积累和传承中的重要作用,充分肯定了参与这一美术遗产抢救整理工程的专家学者和编纂人员所取得的成绩,并希望出版工作者认真总结实施重大文化出版工程的成功经验,以对社会负责、对历史负责的态度,以“十年磨一剑”的精神,倾力打造更多具有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在人类文明史上能够传之久远的文化精品,谱写出当代中华文化新的绚丽篇章。 柳斌杰在讲话中指出,《中国美术分类全集》的编纂出版,是新时期国家重大文化出版工程的生动实践,不仅取得了累累硕果,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为我们实施精品战略提供了许多有益的启示。 《中国美术分类全集》总编辑出版委员会副总编辑、中国美术出版总社原总编辑程大利介绍了编纂出版情况,文物出版社名誉社长苏士澍、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李新、故宫博物院原副院长杨伯达分别代表出版单位和专家学者在会上发言。出版局局长陶骅、新闻出版总署出版管理司司长吴尚之、中央美术学院教授金维诺等有关方面的负责人出席会议。 中国美术论文:中国美术史研究的方法 按 语:巫鸿(Wu Hung)教授是著名的美术史家,芝加哥大学教授。早年于中央美术学院毕业后,在1972-1978年间一直在故宫博物院书画组、金石组任职,1978年回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系攻读硕士学位。1980-1987年就读于哈佛大学,获美术史学与人类学双博士学位,在哈佛大学人文学院美术史系任教,于1994年获终身教职,后受聘芝加哥大学“斯德本特殊贡献教授”讲席教授,并于2000年建立芝加哥大学东亚艺术研究中心并任主任,兼任美国古根海姆(Guggenheim)基金会研究员,是美国在中国美术史研究领域享有盛誉和权威的学者。他在方法论上兼具中国传统美术史和美国美术史的研究方法的优点,重视人类学和美术学的跨学科融通,并且推陈出新,形成了自己的独特方法论。他还致力于推动对中国当代美术的研究,有力地促进了这一领域的发展。巫鸿教授著述甚丰,目前我们国内的三联书店和上海人民出版社等出版社,迄今已翻译出版了他的《武梁祠:中国古代画像艺术的思想性》、《中国古代艺术与建筑中的纪念碑性》、《礼仪中的美术》、《时空中的美术》、《黄泉下的美术:宏观中国古代墓葬》等学术专著十余种,对中国美术界、美学界和相关人文科学领域的学术研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鉴于此,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朱志荣博士于2011年5月5日下午一点在美国芝加哥现场采访了巫鸿教授,并就美术史研究的方法等问题请巫鸿教授作了深入阐述。本刊欣闻此举,特地全文刊发本次访谈的相关内容,以期望学界在有关美术史、论研究领域与巫鸿教授进行更进一步、更深入的研究与对话,以使本学科领域内的学术探讨更加细致、透彻。国民之魂,文以化之;国家之神,文以铸之。学术为公,文以载道,站在推动中西方文化交流、塑造国家艺术形象、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现实基点上全力促进学术研讨的深入展开,既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同时也是为弘扬中华传统文化、重塑中华艺术精神,尽到《艺术百家》应有的责任和力量。 朱志荣:陈寅恪将王国维的考古与文献相互参证归纳为“二重证据法”,在中国大陆产生了广泛影响。您认为中国美术史研究应当如何利用考古发现? 巫鸿: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王先生的“二重证据法”在史学研究中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但是我们应该注意,文献研究主要是研究古代遗留下的书籍,考古学则研究出土的文物。王国维当时研究注重的主要是文字材料,也就是文献文字。他所谓的“考古”因此基本上指的是安阳出土的甲骨文、还有青铜铭文等材料。他想通过二重证据的考证,得出一个历史研究的更为可信的结论。这些结论一般都是和历史事实相关的,比如历史事件发生的时间、历史人物行为等。 用两种方法互证,这在中国近代学术研究中非常重要,在今天也很重要。但是一百年之后再来看二重证据法,我们会发现它给人以一种现代性的思维启示:一个结论不是一个证据就可以论证的,而需要多重视角的检验。虽然王国维当时只提出二重视角,但这种学说已经显示出多重视角的潜能——二重可以发展到三重,也可以发展到四重。现在我们看问题就不只二重了,这种新的思考和王国维、陈寅恪的思想有一定的关联性。 如果说二重证据法主要还是作为史学研究的方法,现在我们研究的问题就更多了,学者们对美术史、文化史等历史书本以外的问题有了更多的兴趣。作为证据的考古材料的定义也发生了变化。如果说过去所说的考古证据主要还是甲骨文、铭文一类,现在由考古提供的“证据”种类就多多了,比如城市空间、实物、中西文化交流、人的审美习惯等。虽然历史考据在我们现在的研究中仍然很重要,但除此之外历史研究中还有很多别的问题。研究这些问题仅靠文字材料是不能够完全说清楚的。比如说如果要研究古人的审美习惯,除了文字材料,我们还要使用器物、图像、墓葬等材料,所有这些都有证据意义。 所以,在精神上我们还是要继承两位先生的二重或者多重证据法。但与此同时,我们还要注意两个问题。一个是:什么是证据,什么东西可以构成证据;另一个是:使用证据想要证明的是什么。这两个方面的问题是连在一起的。 朱志荣:古代美术史的研究要运用和借鉴考古学的成果。您认为在研究出土文物的时候,应当如何使用历史材料和文学材料?需要注意哪些问题? 巫鸿:我刚才已经提到一点。美术史研究主要涉及的是视觉问题、看的问题、美感的问题,也涉及到物质性的问题,比如艺术品的材料构成、空间等。中国历史考古学中,墓葬是一个重要部分。墓葬里面有很多器物、图像——对这些个体进行研究是大家比较熟悉的方法。但是我们还应该注意墓葬内的空间安排和一些消失了的东西,比如当时摆的食物、香料、灯火等。这些东西在考古中已经看不见了,但是可以根据其留下的痕迹、空间安排,重构当时的视觉或者物质的环境。 考古学者有自己的一套学术规范,比如如何发掘、如何记录等。如果有些材料不属于这种研究重心的话,他们就不一定记录了。特别是如果对象牵扯到墓葬设计者的主体感觉、审美感觉、世界观等内容的时候,就比较难于进入考古报告。还有,如果对有些东西无法进行直接的考古分类的时候,比如“空间”——考古报告也容易忽略。但是这些信息对美术史研究却非常重要。这就需要在考古发掘和记录的时候,由美术史学者和考古学者进行学术互动。 朱志荣:在美术史研究中如何利用“重构”的方法分析材料? 巫鸿:对历史状况的“重构”现在变成美术史研究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手段或目的。这和历史研究的学术发展密切相关,特别是在西方。现在的历史研究,已经从研究一个重要人物和宏大历史事件转移到更为具体的、空间的和物质性的向度。甚至在研究一个人的时候,也要和他的整个的生活环境、文化环境联系起来,而不像原来那样做著名人物的传记性研究。 这种史学转向在近些年中对美术史的影响非常大。我在《武梁祠》一书里面对以前的汉画研究做了一个梳理,想看看不同时代的学者是怎么看问题的。经过这种研究我发现,开始的时候大家都是对每张画发生兴趣,所关心的是这张画的出处何在,那张画画的是什么。但后来就有人开始对整个的祠堂中的画像程序和结构有兴趣了。我写这本书时的希望就是 把武梁祠中所有的画像连在一起考虑,希望知道这些画像之间到底有没有一个叙事结构,其背后显示的又是怎样一种逻辑思维。这也就像是研究《史记》,其中的每篇都可以单独来读,但是也可以作为整部书的组成部分来看。后面这种读法所发掘的不但是司马迁对全书的想法,也可能反映出当时历史的某种观念。这种研究方法是首先重构一个基本的建筑体,然后通过这个建筑内的整体图像程序重构当时的审美和思想,其中包括家庭关系、君臣关系、政治观念等。 “重构”有不同的层次。首先,美术史研究离不开实际的东西,因此还是得从具体的图像、建筑、器物入手。然而,我们继承下来的往往是一些离开了原来原境(context)的历史碎片。因此我们需要从这些很具体的碎片出发来重构原来的实体。特别是我称为“礼仪艺术”的碎片,它们原来都是为了某种宗教、政治目的服务的,背后往往都有一个建筑体。因此我们需要探讨的是:这些碎片能不能重新拼起来?它们背后的建筑体是怎样的?如果这种重构能够做成,就可以接着去想,接着去重构更高层次上的东西。比如像武梁祠,我们就可以进而考虑武梁祠和武氏墓地中别的祠堂的关系,考虑武梁祠石刻的大环境,甚至整个东汉时期墓葬的理念。这都可以算作是“重构”。很多领域,像物质、社会、政治和宗教的原境——实际上都需要重构。但是在美术史研究中,研究者需要将这些领域分得比较清楚。有的时候学生会操之过急,还没把第一步做好,没把完整的、具体的东西做好,就一下子跳到很高的层次去谈政治、历史的问题,显得缺少中间环节。 中国美术论文:中国美术馆藏民间玩具精品展再现民间玩具历史面貌 遗产日”,由中国美术馆特别策划的“大器‘玩’成——中国美术馆藏民间玩具精品展”,于2012年5月30日在中国美术馆展出,共展出约370组八百多件民间玩具精品,将于9月3日结束。此次展览的作品均是从中国美术馆六千余件(套)藏品中精心遴选而出,一件件异彩纷呈、稚拙可爱的玩具精品将为观众带来一次视觉盛宴。据中国美术馆介绍,该展既是中国美术馆首次举办的大型民间玩具专题陈列展,也是中国美术馆多年征集、收藏民间玩具的研究成果的一次较大规模的集中展示。展览按照儿童成长和认知能力的发展顺序,以“成长”和“成才”主线分为“希冀”、“启智”、“尚德”3个部分。从婴幼儿的生命呵护、祝福祈愿,到低龄儿童的智慧开启、创造力、观察力的培养和少年儿童的知识学习、树德立志,3部分内容紧密相连,层层递进,将“寓教于乐、玩中启智”的展览主旨不断深化。我国民间玩具有着悠久的历史,早在距今约6000至10000年的新石器时代,就有陶响球、陶连环等玩具出现。千百年来,民间玩具以其造型的稚拙可爱、色彩的鲜明亮丽和内涵的丰富多彩,成为我国民间美术资源中最独特和最有趣的类别之一。 中国美术馆是部级造型艺术博物馆,征集、收藏、研究、展示我国优秀的民族民间美术作品,是其一项长期而又艰巨的重要工作,有计划、大规模的收藏民间玩具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期。历经30年的积淀与几代人的共同努力,中国美术馆宏大而丰富的民间玩具收藏体系已具规模。中国美术馆的民间玩具收藏内容十分丰富,既涵盖泥、陶瓷、竹木类的民间玩具,也包括风筝、花灯、小脸谱、面人和彩塑;既有名家名作,如部级“非遗”传承人陕西凤翔胡深的泥塑作品,也有偏远山区佚名艺人的天才创作,如中国美术馆收藏的云南建水与贵州牙舟的陶瓷玩具。因而,中国美术馆的收藏既体现了我国现当代民间玩具的发展历程,也系统的保存与再现了民间玩具的历史面貌。 此前,结合“从延安走来——纪念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70周年美术作品展”,中国美术馆公共教育部推出“从延安走来”专场少儿赛”颁奖仪式的少儿代表、指导老师及家长,在“从延安走来”展厅现场参与了一次艺术体验活动。参与此次活动的少儿,是来自中国儿童中心、北京市少年宫、思奇培训学校、艺格文化艺术工作室等20余家北京校内、校外教育机构的“绘画大赛”获奖少儿代表。(杨子) 中国美术论文:培养问题意识乃当今中国美术教育之变法 (广州科技贸易职业学院,广东 广州511442) 摘要:当今中国美术教育,培养国人问题意识促使本国美术教育有新之转机,注重图像之读解,关注美术与文化之积淀,重塑观察世界之眼光。 关键词:中国美术教育;问题意识;变法;图像;文化传统;观念;媒材 一、问题意识与美术教育的关系 (一)当今中国美术教育需要变之缘由。 中国几千年的璀璨文化,美在很早的原始社会中已经有所体现,在原始人制作的器具中便可寻找到他们审美的趣味。商周青铜器造型之多样,鼎上饕餮纹之神秘;唐朝白瓷、青瓷、釉下彩瓷的雅致;明清家具之精巧、简练等都流露出中国人对美的本质的执著追求。在古代,中国画和书法是得到普及教育的,也是考取功名的重要途径。到了近代的中国,受外国列强的入侵等历史原因,美术教育与中华传统文化的严重脱节。蔡元培认为“教育者,养成人格之事业”,提倡将教育的目标定为“育国家之良民”,也就是教育应在于培养健全的人格。当代中国美术教育在审美意识教育和人格培养方面相对比较弱,这样的美术教育要需要改革和变化。 (二)当今中国美术教育之变法――培养问题意识。 蔡元培认为“学校美育分普通美育和专门美育两种。普通美育属于小学到中学这一阶段。专门美育属于大专阶段。这两个阶段是衔接着的,随着年龄、学识的增长,美育的内容和标准也要随着加深和提高。”事实上这两个阶段我们已经在门面上达到了,但从内容上看却还有长远的距离。当代父母都很注重子女儿童时期的艺术教育,且不少家长愿意资付不少金额请艺术家庭教师。这符合了蔡元培的理论:“儿童时代,形成概念之力尚弱,则倾于直观。故无论开智陶情,均以利用美术为适宜。”在当代社会人云亦云的大环境中,很容易缺乏独立思考,变得墨守陈规、麻木不仁,没有“问题意识”。问题意识是看清事物本质的关键。中国当今的美术教育有部分只是浮于表面,如果加强培养问题意识,对事物深入研究,中国美术教育会有更好的发展。 二、具备问题意识,看透事物的本质――问题意识在美术教育中的作用 (一)对艺术的理解更加深入。 1.图像问题。 绘画是要把事物的真实表达出来,但并不等于把事物现实的造型、色彩等外观逐一刻画,达到“一模一样”。这里的真实是指表达真实的情感,是一种触动心灵的震撼。吴冠中要求自己做出撼人的作品而不是娱人的作品。娱人之作只达到趣味的层面,撼人之作乃大师人格之流露,有感染的力量。图像在艺术中就象文字在文章中一样是一种语言,这种语言是靠视觉来再现的,往往不是直白可得,需要观者去“读解”。当然对观者的要求很高,他必须了解艺术史、哲学、心理学等学科,找出相应的关系。 (1)技术与观念问题。 前面说到绘画不必将具体的事物如实地绘制在画布上,可是当我们在幼儿时期还没学习过画画时,也不能忽略模仿这一重要步骤。只是提醒大家在掌握了绘画技法之后不要过度炫耀这种技能,应该注重观念的表达。对于“当代艺术”的评价众说纷纭,假如我们没有意识探讨当代艺术的形成发展和对艺术家个案研究的话,很容易把“观念”概念化。艺术作品不能简单地用好或坏来评价,而是从作品中找寻艺术家看问题的角度。不要过分地把技术与观念分开来讨论,经典的作品往往是技术与观念的结合,它有艺术家独特的视野,并用符合表达这一概念的技术来完成,虽说高超的技术不容易,但找到恰如其分的技术却更难。 (2)传统问题。 众所周知,中国有几千年的文化传统,在今天“传统”一词也被广泛运用。可是,不是所有的传统都可以直接拿来用。必须了解其历史背景和发展过程。传统文化在当今中国的美术教育中做得不够成熟。首先,国画在中小学没有得到普及教育。其次,教授国画只教技法缺乏国学教育。学习文化传统最重要的是领悟其精神的真谛。中国人的宇宙世界观源于《易经》:阴阳二气化生万物,万物皆禀地之气而生。这种精神渗透在水墨画中,强调直觉、人与自然的和谐。通过学习国学,领悟水墨精神,对于人生态度有更深层的意识探讨。 三、培养美术领域中的问题意识 当今物质消费已经变得理所当然了,这种购物的行为已经不需要问为什么,潜意识驱使我们这样做。假如我们对早已习惯的产生疑问,新的东西才会出现,进步才可见。“问题意识”其实是一种观看世界的角度。大自然的观看术是靠学而知之,问题意识也是靠学而有之。 (一)中国美术教育应重新调整对图像的认识。 首先,要让学生有清晰的概念――图像不只是技术和技法。中小学是认识事物的最佳阶段,绘画中模仿事物能让他们认识物体,可仅有这种方法会抹杀他们的创造力。在教学中应该培养他们怎样去观察事物,从而使他们产生问题然后自己解决,通过这种方法所得到的图像会深刻得多。通过美术史,使我们提高自身的艺术眼光,面对现实生活提高问题意识。大学美术学习应注重问题观看之方法,从纯绘画来说不可只针对图像的表面,更应注重图像背后所反映的观念。从设计来说,不能总是设计符合大众口味的图案,要以引领潮流,提高大众欣赏能力为目标,也不可仅追求设计图案之精美,而是透过设计传达观念。 (二)中国美术教育应与文化紧密结合。 陈丹青说过:最好的教育是自我教育。在美术教育中培养洞察力可引发自身的问题意识。许多有名的艺术家也是通过观察身边的普通事物创作出伟大的创作的。埃舍尔观察阿尔汗布拉宫发现了规则空间分割的关系,根据简单的“上下前后左右”来探索灭点的相对性等。香港设计师余志雄利用点、线、面来探讨艺术的故事,他对日常各个细节很敏感,例如看到线会联想到他的各个空间,它不只是一条平面的线。文化传统是一种精神,是需要全国人民共同了解并坚持的,重要的在意识中对文化传统有执著追求的信念。 (三)中国美术教育要发挥媒材的魅力。 有位学者曾经说:“艺术家是通过媒材来思考的。”媒材是产生问题意识的另一种途径。日常生活中许多不起眼的实物如果了解其特性可以加以利用来创作,只要能表达好的观念,任何媒材都具有价值。毕加索是首个在绘画上加入现成品的人,他加入了廉价的稻草,却打破的对绘画的理解。塔皮埃斯的创作总是“变废为宝”,传达任何东西都有其自身价值的概念。在美术教育中注重给学生多种媒材的尝试机会,例如把报纸变成蔬菜、透明胶片代替画中的窗户、牙膏盒子做机器人、锡箔纸做肌理图案……多种材质引发学生的联想力和创造力,还提高了学生的动手能力。 所有新颖形式的转变、高新技术的引进、人才出国深造等之变法是进步的一种策略,提高图像读解能力,注重美术与文化的学习积累和研究,培养细腻的洞察能力找寻媒材的各种关系,培养学生的问题意识是进步的长远之计。培养问题意识也就是培养观看世界的新视角,同时,也是人格培养的磨练过程,培养对艺术执著追求的坚持态度。 中国美术论文:浅谈艺术创作的方法与中国美术史的关系 [摘要]我的艺术创作方法,我的思维,我的人生正在迎接历史性的转变。随着顺利考上重庆大学艺术学院研究生,我的艺术生涯即将展开里程碑式的转变。随着更高的艺术殿堂的洗礼,把我本科阶段的单纯无知和稚嫩洗涤荡尽。反思总结我在之前的艺术创作,更多是纯粹的课堂习作、对前人的临摹和基础技法的练习。 [关键词]艺术创作 中国美术史 创作上少之又少,属于自己的艺术创作语言尚未进行探索,就连毕业创作也是偶发的一念冲动和被动地进行加工,之后就没有进行深层次的挖掘以形成艺术创作的持续。历经一年的社会工作经历,再次回到艺术的怀抱,仿佛阔别已久,初次执笔,犹如年幼时咿呀画图,思绪万千。既然再次走上这条道路,我就要毅然地走下去,并且要有实质性的收获。 咋一谈到艺术的创作,感觉无从下手。再不能返回本科时期的盲目绘画中去,要想有实质性的突破,必须要结合自己对艺术的理解和自己现有的作画手段,探讨新的艺术创作方法。而对于艺术创作来说,创造性思维无疑是极其重要的,但是之前的我,太多重视绘画基础,轻视了创造思维能力。这是一个很大的弊病。要想成为一个艺术家,只有绘画的技法,这和画匠、木匠、石匠等技师没有什么区别。那些真正有才能的艺术家,有对其所处时代的敏感、对当下文化及环境高出常人的认识、能对旧有的艺术从方法论上进行改造,并用“艺术的方式”提示出来,才能真正地创造出艺术的价值。就像上世纪80年代罗中立的《父亲》,90年代张小刚的《大家庭》等等。细细揣摩他们这些成功艺术家的创作方法,无一不是敏感地触摸其所处的时代,发现并提出“问题”,在自己的创作上结合当时艺术的发展对旧的艺术创作方法进行改造,最后通过自己的艺术语言进行阐释。这其中就介入了自己的创作方法和中国艺术史上下文的关系。 作为一个“80后”,我应当怎么去进行我的艺术创作呢?从中国当代艺术发展史来说,经历了“伤痕美术”“无名画会”和“星星画会”“85新潮”“新文人画”“实验水墨”“玩世现实主义”“政治波普”“观念艺术”“艳俗艺术”等等艺术观念,我应该走像罗中立、何多苓等等他们的乡土艺术?像80年代的一些艺术家搞抽象?还是去疯疯癫癫玩行为艺术?亦或是跟风中国当代艺术领军的诸如张晓刚、王广义、方力钧和岳敏君等当代艺术F4的艺术道路模板? 我想,这些都不属于我应该去走的道路。我没有生活在乡土艺术家们所处的年代,没有插过队,去乡村体验那种艰苦的岁月,不可能创作出《父亲》《春风已经苏醒》《西藏组画》那样的作品;我没有经历过那个动荡的岁月,体验不到“”结束后带来的那种欢欣鼓舞,还有失意落寞和精神缺失的情绪,不可能创作出《1968年×月×日雪》《春》《大家庭》那样的作品;也没有亲身接触过“85新潮”,怎么会勇敢、真诚地用相应的视觉图式来唤起社会的感奋。 作为一个四川美术学院到重庆大学的学生,从本科到研究生,我是否应该转向“图式化”的创作方法,“卡通式”的画面表征,“肤浅性”的无聊心理这种新风格呢。身边的人都说,中国社会的创作风格正在发生转变,“卡通一代”势必雄起,你也走这条路子吧。 我观察了一些和我相同从事当代艺术创作的同龄人,他们正在进行的艺术创作不完全像书面上对“80后”描述那样,80年代出生的人从事当代艺术创作并没有一种统一的性格,也不存在一种完全相同的生活方式。因为这种差异,他们所持的艺术观是多元化的,进行创作的形式和方法都不尽相同。有些人如沈桦、黄淋是两位出生在70年代的艺术家,但他们不同于朱其等人对70年代人以青春残酷、卡通等的定位,而是将自己的视角转向社会,展现了艺术家的社会责任感,都关注社会矛盾;有些人走向抽象与观念,何桂彦在2006年策划了“无中生有,超越抽象”的展览中,我们可以看到抽象绘画正在不断扩大自己在川美的影响力,为我们展示了“70、80后”一些艺术家的另一种创作状态;有些人则跟风“卡通一族”,“卡通”一时间成为“过街之鼠”。 我要怎样进行我的艺术创作呢?要有一个怎样的方法呢? 首先,我要尽可能地忠实自己,做能够真实表达自己感觉的作品。我会避免让自己产生8:“我要做一件让世人惊讶的作品”。之前我做作品,脑子里总想着一鸣惊人、惊世骇俗,或者是想“不鸣则已,一鸣惊人”,这个动机肯定是值得质疑的。“忠实自己”是忠实自己加以反思过的某种真实,是从独立意识中出来的某种需要去试探的真实,这时候的自己也许成为了需要去判断的对象。“忠实自己”意味着一种关系的建立,是作品与“问题中的自己”的关系建立。为什么我们要在作品背后做如此长期的思考,就是要在常见的忠实中去寻访出“问题中的自己”来。这个寻访的过程,有时我把它视为自我批判的过程。我要贴近自身,表达自我的生活,无论是积极的还是颓废的,且不计较,这应该是我创作的主要题材。 其次,艺术是件独立的事,能够得到的只是内心的共鸣,因此我要成为一个独立的人。艺术家的独立是艺术独立的前提。现实中,也许有许许多多能够引起内心共鸣的东西,而这种东西为何会让我最感动,我要用一个独立的思维去记忆并转化。然而,共鸣断然不是“瞎碰”碰出来的,“瞎碰”出来的共鸣断不能长久。都说与我们相关的,可以说更多的是物质而非精神,而这些又要依靠自己的父母、亲人的支援,从这个层面上说,我们是无法独立的。但是在此又有必要指出,这并不能说明我们“80后”就是堕落的。现在人生对于我们而言仅仅是开始,而在现代的生存压力之下,我们不关乎时代深刻的命题,找活命的东西,难道这是不能理解的吗?在这个环境下,我们就更应该独立。我要培养自己独立的人格精神,只有具有这种精神的人,才具有某种担当的意识,对自己的行为规范也有着别样的要求,看待现实的眼光也是独特的、锐利的。 再次,要去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要想作为一个艺术家,就要敏感地触摸其所处的时代,发现并提出“问题”,寻找问题的根源和发展。许多人都评论我们这一代承担不了这个时代的变革命题,不会指望我们会像80年代的年轻人那样激烈地燃烧起理想的火焰,去预示、发现、再现着社会的问题。但是我们更现实,更现实地流露出了在这个即将属于我们时代的社会“自我”的重要性。正是因为这样,我们才能更深刻地发现“问题”。我要勇敢地阐述社会极端腐败的现象,或是人心的丑恶,或是社会的各种风气,或是其他的方方面面,用自己的作品去说明问题,给现代人一个启示。 1980年以后出生的人应该说都是年轻人,年轻人的行为举止、思想状况总能得到社会的关注,毕竟“少年智则中国智,少年强则中国强”。毋庸置疑,年轻人总为未来代言。我就要以我们这种年轻人的态度、年轻人的思维、年轻人的活力去创造出更好的艺术作品来回馈这个时代。
期刊收录:知网收录(中) 维普收录(中) 国家图书馆馆藏 上海图书馆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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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音乐论文:当代戏曲音乐创作的两个问题 当代戏曲音乐创作的两个问题 “”以后到现在,戏曲音乐在创新方面的成就不突出,新作品虽有一定数量,但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佳作很少,总体看这三十多年的戏曲音乐创作未能打开新的局面,迈上新的高度。回顾历史,明清两代和20世纪前期,表演艺术各门类中分量最大、创作最繁盛的是戏曲,音乐园地里创作成就最高的也是戏曲音乐。昆曲的水磨调和梆子、皮黄的“板腔体”等,先后代表了明清和民国时期中国音乐创作的最高水准,到今天仍然是中国传统音乐的最宝贵的遗产。上世纪50年代到“”时期,戏曲音乐也有显著成就,例如京剧“样板戏”的音乐也走在该时期中国音乐创作的最前列。然而这三十多年来,戏曲音乐却进退失据,越来越走不出“低迷”。当然三十多年的戏曲音乐创作是个很大的研究题目,笔者的接触范围和认识水平都很有限,本文只能管中窥豹,就其中两个比较突出的问题略陈己见,以向方家求教。 一,关于创作指导思想 从上世纪50年代到现在,戏曲音乐在处理新、旧关系方面的指导思想有一脉相承之处,也有过一些明显变化。其实戏曲自形成之日起,艺人就很懂得创新的重要性,因此戏曲音乐的“传统”从来就不是固步自封和僵化。例如程砚秋1939年所作《致凌霄汉阁主谈歌法》一文,便是与剧评家徐凌霄(凌霄汉阁主)讨论唱腔的“推陈出新”问题,[1]名满戏苑的“程腔”也无疑是艺人自觉发扬创新精神的典范成果。上世纪50年代一批新音乐工作者被派进戏曲剧团,与艺人一道从事戏曲音乐改革和创作,为戏曲音乐注入了很多新的成分。但新音乐工作者和艺人在磨合过程中,围绕传统与创新的关系也出现过不小的分歧,为此戏曲改革的领导者们提出了相应的原则。当时戏曲改革的领导者中不少人都很熟悉戏曲,有些还曾投身戏曲创作实践(如田汉、马彦祥、马少波、欧阳予倩、杨绍萱、任桂林、张庚、马可等),在音乐创作上推行的指导思想也兼顾了迈出新步和保存传统两个方面。这里可看1958年在文化部组织的一次现代戏联合观摩公演后部分音乐工作者的总结:“这次参加联合公演的剧目,在音乐上,都保持了本剧种的鲜明特色,使人听来非常亲切,没有格格不入的感觉。在具体唱腔的设计上,都是尽先考虑运用本剧种的传统唱腔,不足时再加以创作。”“要突破传统音乐在表现新人物的思想感情方面的局限,就必须加以创作。但是这种创作,又要在继承传统音乐的基础上进行,难就难在这里。”[2]这些意见既肯定了创新的必要,更强调了对传统的尊重:旧有唱腔要尽量沿用,不足以表现新内容时才进行创新,而且创新不能走得太远。这些言辞谨慎的话,正体现的是当时戏曲音乐在处理新、旧关系上的基本原则,概括起来便是“传统第一,创新第二”——摆在第一位的还是尊重和延续传统。按照这样的原则,当时的戏曲音乐创作也取得了可观的成绩,不少新戏的音乐都不远离传统,同时也有时代气息,曾经出现的“冒进”倾向(如“创造新歌剧”等)也很快得到抑制。 但在60年代编演现代戏的热潮中,为了突出表现“革命精神”,音乐出新的步子显著加大。“”时期的“革命”狂潮,更使“传统第一”的原则变成了“创新第一”。京剧“样板戏”的音乐大大突破了京剧音乐的传统,让人耳目一新。各地剧种在移植京剧“样板戏”时为了“不走样”,更将本剧种的音乐传统大量抛弃。不过京剧“样板戏”的音乐创作水准很高,在体现新的“时代精神”的同时,也未完全脱离京剧音乐的传统,应该说是对传统进行大幅度的加工改造和提炼升华的产物。 “”后,戏曲音乐创作重又回到“传统第一”的轨道。此期间创作的新戏音乐一般出新幅度不大,常显得半新不旧(多是包装新而内里不新),而且艺术高度远未超越60~70年代的京剧“样板戏”。又因传统戏曲的流失越来越严重,保护传统成为日益迫切的任务,因而在新戏创作中,往往更多强调的是“移步不换形”一类理念。然而这一时期戏曲的外部环境已大不同于以往:文艺园地在“改革开放”形势下空前热闹,新奇事物纷至沓来,让人眼花缭乱,艺术爱好者(消费者)们的选择十分多样。社会音乐文化的总体水准也在节节提高,看看欧美音乐剧的舞台风貌和音乐,便可知道在当代人(尤其年轻人)眼里什么样的舞台艺术才能算“新”。身处这样的环境,戏曲音乐必然是不进则退。创作的“低迷”和与观众的大量流失,不能不促人反思:戏曲音乐创作的指导思想是否应该根据形势的变化而作一定调整? 不能不注意的一个基本事实是:随着时移世易,戏曲传统与时代的距离已显著扩大,并且还在不断扩大。60年前戏曲音乐的传统好些方面还不是太旧(习惯上20世纪40年代的创作也会被算作“传统”),因此当时的创作不需要太多出新,也不会显得落伍。但时至今日,新、旧之间的距离已远远超过60年前,在同样的传统基础上的同样幅度的出新已完全说不上是“新”了。因此新戏创作要跟上时代,只能加快前进步伐。在这样的局面下,特别需要提倡不拘一格的创作理念,即允许多种不同做法(包括不是“传统第一”的做法)积极尝试。常识告诉我们:创作的自由度越大,出好作品的几率越大;反之路子越窄,出好作品的希望越微渺。总体上讲传统当然不能抛弃,但每一部新戏在具体做法上都应该有自己的选择。不同观众群的口味不同,不同时期的风尚不同,不同作品的内容和风格定位不同,不同剧种的传统基础不同,不同创作者的才情和理念不同……因此每一部新戏都是一个独特的“个案”,应该有自己专设的创作目标,包括对传统有自己的取舍,在“出新”上有自己的追求。 主张创新不离传统的理由之一,是新戏应该承担保存传统的任务,这种理由其实很需要反思。传统保存需要尽可能原汁原味,新戏创作却需要大幅度出新,如果两种需要很难调和,就不妨让它们各行其是:传统的主要载体是老戏,老戏在传统就在,因此保存传统的重点应该是保护好老戏;新戏的主要任务是走出新路,跟上 时代,因此不应该让新戏更多承担保存传统的职责。要急追时代,当然要“轻装”前进。新戏能多多延续传统再好不过,但前提是符合每一部作品自身的艺术需要,不能为保存而保存。强调保存传统无疑会加大新戏创作的难度(上面引到的半个世纪前的那篇文章就已感叹“难就难在这里”),如果勉为其难把作品搞得半新不旧,看起来是一举两得,实际上却可能适得其反:既不能体现时代风貌,也不是真正保存传统。数十年来新戏数量已不少,但总体看不仅创新不理想,而且传统也没保存好,其中的教训很需要总结。 二,关于作品评价机制 戏曲在过去时代是靠观众为生,观众是戏曲的“上帝”。观众中数量最大的是普通民众,他们常常代表市场的力量。同时昆曲一类“高雅戏曲”主要以文化精英为“知音”,他们人数少,但文化水平高,影响力大。不论普通民众还是文化精英,观赏戏曲都是为了获得艺术的愉悦,他们对作品的艺术质量当然很“挑剔”,他们评价作品的原则当然是“艺术第一”。他们中的很多人都热爱戏曲,一些人还热心习唱习演,甚至投身创作,因而很熟悉戏曲的“门道”。在这样的“上帝”面前,出色的艺术必然得到赏识和鼓励,水准低下的作品也必然难以立足,这样的“上帝”当然是推动戏曲不断攀登新的艺术高度的巨大力量。 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戏曲由政府全面管辖操办,这种体制意味着戏曲的“上帝”不再是广大观众,而是“上面”。戏曲的评价机制由此发生根本改变:一部戏的好赖主要是由“上面”判决,观众的意见无足轻重,与此相应,戏曲的存活状态也不再由市场决定。在这样的评审中,艺术的位置不仅排在“第二”,而且对艺术的评审结果不一定“靠谱”,因为官员中戏曲行家(尤其戏曲音乐行家)很少。举一个例子:上世纪80年代我在某剧团的乐队工作,一次文化局长审查我团一部新排的戏,提的一条意见是主奏乐器板胡的声音不够大,因此建议用两把板胡一起拉。这样的意见剧团听也不是,不听也不是,好在那位局长只是说说便罢,没有坚持一定要照办。近年来有关部门主持的种种评审成为戏曲新作评价的重要形式,为了体现评审的“专业性”,评审者中也会有专家,但专家是“被组织”的,他们的作用往往有限。而且专家也不一定能代表广大观众,因为从实际情况看,并不是专家评价高的作品,广大观众就一定都会喜欢。 有关部门主持的评奖和资助,已成为戏曲创作重要的“导向”。对于既给奖又给钱的评审,剧团当然趋之若鹜,创作上也会有所迎合,有时还会加上“戏外的功夫”。这种以获奖和争取经费为目标的创作,自然很难将观众的欣赏需求放在最重要的位置,也很难做到“艺术第一”,因此,有些作品缺乏艺术光彩、不受观众欢迎再正常不过。有些获奖作品很少公演,更难得看到这些作品的唱段在群众中传唱的情形,这也说明这样的创作与广大观众的艺术需求并不吻合。纵观近年来的新戏音乐创作,艺术水准不高是一个普遍问题,这与缺少来自观众方面的检验当然很有关系——不经过观众的认可,等于“绕过”了艺术产品最重要的质量检验环节,撇开了试金石,如何验真金呢? 从戏曲音乐的发展历程看,观众与创作者的积极互动十分重要。一方面,演出过程中观众的现场反应(叫好之类)有即时校验的作用,可以让创腔者(也是演唱者)随时体察创作上的优点和不足,从而不断改进提高。另一方面,剧场之外创作者与观众(尤其懂“门道”者)的种种交流,也会对创作者有很大促进和帮助。上面举到的当年程砚秋与徐凌霄的交流便很典型:徐是素养很高的文化人(著名记者、作家),又是能唱能演的票友,艺术识见很高,有很多论说戏曲的文字见诸报刊,并有《记“程”》、《伶工特记· 程砚秋》等文专门讨论程砚秋的创作;[3]程对徐的见解很“倾服”,特意写成那篇《致凌霄汉阁主谈歌法》公开发表,并陈说自己在用嗓、运腔、咬字等方面的体会。显然这样的切磋和砥砺,对创作者的助益极大。没有创作者和观众之间的这种良性互动,戏曲在明清两代至20世纪前期不可能成为“艺术性”与“群众性”达到最大一致的艺术品种。这种关系在上世纪50~60年代仍有延续,当时不少新戏的唱段在观众中广为传唱(有些唱段一直唱到今天),同样是创作者高度重视观众的欣赏需求的结果。然而今天的局面已完全两样,新戏新腔普遍与观众很隔膜。不少新戏很注重形式包装甚至追求“大制作”,但艺术内涵很薄弱,唱腔缺少内在的美质和隽永的意味,难以打动观众的心灵。创作者并不把观众当作“上帝”,作品主要不是为满足观众的欣赏需求而创作,这样的作品如何能赢得观众的喜爱?在 这种局面下,创作者又如何从观众方面获得积极有益的反馈,从而推动自己不断提升? 作品的艺术质量也与上一节讨论的创新问题有重要关联。上一节之所以强调创新要不拘一格,步子要迈得更大,是因为太多迁就传统,容易导致艺术上打折扣。但深一层看,新、旧成分的比例还不是决定作品优劣的最终因素,例如“大制作”虽然“新”,却不能征服观众,虚有其表的“新”还会惹人生厌。反过来说老戏的唱段永远有人喜爱,也不是单纯因为“老”,而是因为那些唱段有艺术魅力,能与欣赏者的内心真正“合拍”。可见只是一个“新”字,还不能保证作品在艺术上一定成功,关键还是艺术水准。缺乏艺术水准的出新是为新而新,那类作品的问题不是形式上不够新,而是艺术上不够好。 评价作品的艺术质量,就是评价创作者的水准,因此作品评价机制也与创作人才的激励和选拔紧密相关。过去时代的艺人主要在市场中打拼,高超的艺术造诣是他们赢得观众的根本保证,谭鑫培的“谭腔”、程砚秋的“程腔”都要经过广大观众(包括行家)的严格检验,“阳春白雪”的昆曲也首先要在文化精英中经过高水平的品鉴。反过来说,只有真正把艺术放在第一位的社会评价,才能催生真正一流的作品和一流的创作人才。如果不重视对作品的艺术性的评价,或者无法准确鉴别艺术上的高低优劣,以致艺术水准不够的作品也能名利双收,那样的评价机制不仅不利于选拔优秀作品和激励优秀创作人才,而且贻害无穷。正像老师给学生作业打分:如果60分的水平打成90分,甚至反过来90分的水平打成60分,以后还会有多少学生朝真正的90分努力呢?目前戏曲音乐创作人才奇缺,队伍一年年老化,既能吃透传统,又有很强的创新能力的人才难得一见,这种状况实在堪忧。人才评价的导向对戏曲音乐的创作队伍建设来说至关重要,对戏曲音乐来说实在是生死攸关之事。 从历史的情形看,官办文艺体制本来有很突出的优势,例如可以集中优质资源,打造真正“高精尖”的作品,以重点示范方式带动艺术发展。但这需要主事者是真正的行家,并真正按“艺术规律”办事。例如在唐代开元天宝年间宫廷音乐达到了中国历史上的一个辉煌顶点,主持者李隆基正是著名的“知音天子”。上面说到的上世纪50~60年代戏曲音乐创作的成就,也和当时戏曲事业的领导者中有不少行家有直接关系。另一方面,官办体制容易出现“政治标准”狭隘化的问题,这又会导致艺术之外的“规律”压倒艺术规律的现象,对艺术创作很不利。这在“”时期的京剧“样板戏”中也有鲜明体现:主创者中也不乏戏曲(音乐)行家,但被推至极端的“革命精神”却对作品的艺术性造成明显伤害——英雄人物总是不近人情,他们的唱腔也几乎是一味的“高快硬响”。其实,“政治标准”的内涵如果是指内容的“真善美”,就不会与“艺术标准”相抵牾和冲突,它们之间也不存在谁是“第一”、谁是“第二”的问题——对于真正的艺术创作来讲,内容的标准和形式的标准在各自的领域里都是“第一”,没有必要把二者放在一起“排座次”和区分孰轻孰重。古今中外哪一部真正的艺术杰作是把艺术放在“第二”的位置上? 戏曲音乐创作当今面临的问题,从“外”看是跟不上时代,从“内”看是艺术质量不高。要紧追时代,就要减去过多的负载,包括反思已奉行多年、似乎是“不言而喻”的“原则”。要提高艺术水准,就要真正按艺术规律办事,把艺术放到“第一”的位置,所有相关环节都要把提升艺术作为主要目标。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想收获什么样的“果”,就要播种什么样的“因”,这个道理本来很简单。 当代音乐论文:当代中国音乐文化发展伦理思考 摘 要 本文通过当代中国音乐文化发展道路的探索,针对中国音乐文化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提出了一些对策,并将伦理学融入音乐文化的思考中,提出了不仅要树立中国音乐文化发展伦理的观念,还应该以此来指导音乐教育行为,从而真正实现中国音乐文化的健康发展。 关键词 音乐艺术 音乐文化 文化 文化相对主义 在当下有关中国音乐文化与西方音乐文化是否具有可比性,中国音乐文化是否可走现代化发展道路等问题的争论中,“音乐文化”是一个被大家频繁使用的名词,但同时也是一个被误解,误用最多的概念。最为常见的误解之一就是将它的内涵等同于“音乐艺术”。在某些学者的言论中,“音乐艺术”与“音乐文化”常常被混为一谈,不加任何区分。于是便出现类似“音乐的现代化”,音乐价值的相对性等等一些似是而非,模棱两可的表述。 一、“音乐艺术”与“音乐文化”概念的提出 严格的讲,“音乐艺术”所指代的是一种特定的艺术形式,即由有组织的音乐所构成的听觉审美对象。对这种艺术形式的价值判断,尤其是审美价值的判断,无论是在不同的民族之间,还是在不同时代,不同流派之间,都难以形成一个划分高低优劣的统一标准,只是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因此,在“音乐艺术”这个概念所限定的层面上,我们可以说:“音乐的价值是相对的”。 然而,“音乐文化”这一概念的内涵,已远远超出了“音乐艺术”所限定的范围。音乐文化包含音乐艺术,但却并非指音乐艺术。“音乐文化是多种性质不同、形式不同、作用不同的音乐现象的综合物”,他所指代是一些特定的文化现象,这些现象与音乐艺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它们也有着自身的特征、性质和作用。总之,“音乐文化”是一个大的概念,而“音乐艺术”是一个较小的概念,我们不能用小的概念来涵盖大的概念,我们必须懂得,我们探讨的是“音乐文化”这个概念属下的诸多文化现象,而不是某种艺术形式的审美属性和艺术品位。 文化,按照广义,通俗的理解,就是指人类的创造,是人类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总和。音乐文化作为人类文化的一种具体形态,它必然也是物质、制度、观念的综合体。从历史的,文化人类学的全部观点来看,审美价值是音乐文化多种价值中的一种,而不是其全部价值或唯一价值。因此,我们不能够仅仅从意识的,艺术的,审美的层面去看待一个国家的音乐文化,更要结合着物质的,制度的,观念的层面去看待一个国家的音乐文化。 二、中国音乐文化发展存在的问题 中国的音乐文化发展有着五千年的历史,到了二十世纪初期,音乐课作为一门独立的课程应用于课堂。但是,中国的音乐教育课程设置从近现代到如今近百年没有发生大的变化,已经不能适应当今世界音乐文化发展。这也就是说,中国音乐文化与当今世界上发达国家音乐文化之间存在着水平上的差距。 中国的音乐文化无论在物质的,制度的层面,还是在观念的,意识的层面,都没有能够适应当今世界音乐文化发展的需要,也没有能够充分的满足中国人民日益增长的文化生活需求,以音乐教育为例:就物质层面而言,教育设施的匮乏,办学经费的短缺,师资力量的不足,长期以来一直困扰着中国的音乐教育事业;就制度层面而言,中国的教育体制亟待改革,大量音乐人才的分布与流动极不平衡,一些专业音乐院系人满为患,而大量的音乐普及教育岗位则无人问津;就观念层面而言,音乐教育观念陈旧、闭塞、学术视野短浅、狭隘。以上三个层面是阻碍音乐教育事业发展的重要因素。 三、新音乐文化与传统音乐文化之间的摩擦 中国的音乐文化,需要在物质的、制度的、观念的各个层面上,全面地吸收和借鉴世界各民族音乐文化发展的成功经验和优秀成果,从而尽快跟上当今世界文明发展的步伐。现代化的音乐文化是开放的,其信息传播的快捷性,交流范围的广泛性,足以使任何一种传统文化中的人们带来各种新意的、富有个性的艺术形式。中国近百年来音乐文化的发展变迁事业已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如果不向世界敞开国门,如果彻底拒绝现代化的进程,或许我们的音乐文化会保持更纯正的中国口味,会赢得那些喜欢异国情调的老外们更多地赞叹。但是这样以来,我们中国人就必须放弃发展的机会和选择的权利,我们就只能为别人去做传统的守护神,而不能为自己去做新文化的创造者。 当然,新文化的产生并不意味着必须将传统文化一概“淘汰”。举个例子来说,一对年轻人结婚,如用传统的拜天地,坐花轿的方式来举行他们的婚礼,这一举动显然有着传统的中国味道,从而得到旁人的赞美和羡慕。但是,假如一位家长不顾“婚姻自主”的原则,硬要按照中国传统的老规矩为自己的儿女包办婚姻,这就有理由遭到人们的反对。再假如那位先生还想效法旧时代“一妻多妾”的传统,要给自己添上几房“姨太太”,那么这一行为不仅要为已经“西化”了的中国人所不齿,而且还要受到国际法律的制裁。这个例子说明,传统文化中与现代文化不相抵触的东西,自然可以继承和发展,反之,便决没有不被割除的道理。 四、中国音乐文化发展道路探索 20世纪的中国新音乐是整个新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是中国人民选择“新方式”来做事情,过生活的结果之一。“新学堂”的建立,“学堂乐歌”的兴起以及其成熟的发展,中国的无调性作品,中国的十二音作品的陆续出现,等等。所有这一切,均说明我们中国人“听音乐”,“做音乐”的方式有了明显的质的改变。这些行为令那些不习惯接受中国新音乐的外国学者感到费解。其实赵元任先生早已说得明白:“中西音乐有异,中国音乐有自己的‘国性’,只得保存跟发展。但我们中国人得在中国过人的日子,我们不能全国人一生一世只穿了一种学博物馆的服装,专预备你们来参观。”可见,那种要求我们中国人的音乐文化永远停止在1840年以前的想法不仅是不现实的,更是“不人道的”。 自宋代以后,中国音乐主要是以本土繁衍、变异的方式在发展。直到清末,外来音乐文化,尤其是西洋音乐文化与日本近代音乐逐渐传入,音乐由此兴起。而这种现象确实为中国音乐文化的进一步发展开辟了一条新路。 随着新世纪的到来,知识经济发展加剧了东西方音乐文化的交融和碰撞。弘扬中华传统音乐文化、使中华文明在信息大潮中绽放异彩是音乐教育工作义不容辞的责任。随着全球信息高速公路、电子出版物和远程教育的发展,东西方音乐文化将形成全方位的碰撞,民族音乐文化的历史命运引起了人们的关注。一方面各民族音乐文化在冲突和融合中会增加统一和普遍性;另一方面,民族音乐文化教育的繁荣和生存面临着威胁。全球信息网络一体化极易使西方社会的人生观、价值观长驱直入。在这场以文化渗透为主要途径和手段的新的“世界大战”中,中华民族的文化、文明和社会价值观关系到国家的兴衰、统一的成败。 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如果没有自己的精神支柱,就等于没有灵魂,就会失去凝聚力和生产力。中华民族有着强大的凝聚力和革命的英雄气概,中国人民有着坚强的意志和必胜的信念。为此,我们要主动出击、积极应战,大力开发音乐文化信息资源。将伟大的民族精神、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音乐文化信息送上国际互联网,使中华灿烂文化绽放异彩;激浊扬清,用中华文化抵御外来腐朽的文化的侵蚀,在我们民族的精神广宇里筑起思想文化的万里长城。 五、中国音乐文化发展伦理思考 但是,还有一些人反对将音乐纳入现代化进程,这类人被称为“文化相对主义者”。他们以“文化相对主义者”作为理论依据。在这里,我们应当看到,“文化相对主义者”原本是强调不同文化之间的平等,宽容,相互理解,尊重,各尽所长,共同发展。就这一点而言,我们应当赞同。但同时也应当看到,一些“文化相对主义者”否认存在着人类共同的价值观,否认人类文化发展的共性,否认社会历史进程的阶段性、规律性、否认生产力对人类社会发展的决定性作用。对此,我们必需保持清醒的头脑,必须深入细致地分析,弄清那些文化现象以及这些文化现象的哪些价值具有相对性,共通性,普遍性,进而在中国音乐文化与西方音乐文化相比较中,分清哪些是“不同”的不同,哪些是“不及”的不同,决不能一概而论,人云亦云。 然而,一些信奉“文化相对主义者”的学者们却没有这样去做,以至于“文化相对主义”在他们的手上完全变了味,走了调,成为一种妄自尊大,盲目排外,抱残守缺,固步自封的借口。他们以一种对立的心态,来看待中西方音乐文化的相互影响,彼此通融的历史与现实,以虚无主义的观点来否定现代化对于人类文化的普遍意义。由此可见,这些学者手上的“文化相对主义”,其实只是,狭隘民族主义及“国粹”论的结合物,它既不新鲜,也不先进,用它来解释文化历史现象,或指导我们的实践活动,必将造成观念上的混乱和行动上的失误。 总之,文化、音乐,都是为了人而存在的,20世纪的中国音乐文化首先是为20世纪的中国人民而存在。中国音乐文化朝向现代化的发展道路是中国人民自主的,正确的选择,同时,也是21世纪中国音乐文化发展的必经之路。现代化进程给我们带来的是一种新型的、开放的,有生命力的同时也是在审美趣味上更加多元化的音乐文化。它是中国音乐文化与世界音乐文化之间完美的交融。中国的现代化任务任重而道远,而中国音乐文化的现代化则是整个社会现代化重要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之一。 当代音乐论文:电影音乐对当代电影发展的影响探析 电影音乐对当代电影发展的影响探析 影视片中最能渲染观众情绪的莫过于影视片中音乐的编配,电影的高潮部分往往都是靠背景音乐来烘托出影片感人至深的情感,这种音乐艺术形式是我们影视创作艺术中的一种。电影艺术因为有了音乐艺术的加入而日趋完美。能够增强影视剧感染力及营造出影视剧所需的一种特定情感氛围功能的就是电影音乐的特效。在电影的发展历史当中,早期电影展现在观众面前是没有声音的,在电影的播放过程中是通过演员的各种动作和姿态,加以穿插字母来表达剧情的发展。所以这种电影当时称为无声电影,也称为默片。电影真正和音乐结缘是始于为默片进行现场音乐伴音,它能更好掩盖影片播放时的一些杂音的同时,也能增强影片的播放效果,后来就渐渐融入影片中来。电影和音乐的相互融合也是经过了一段漫长的艺术磨合之路,例如我国著名的无声电影片《神女》就是这一时期无声电影的典型。后来有人为了弥补电影没有声音的缺点,安排配音人员在后面说话,但是这种方法很快就被淘汰了,因为他没有达到应有的效果反而让观众感觉不舒服。后来又有人想出将部分音乐穿入电影当中,在电影播放过程当中进行音乐伴奏。这种方法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电影的内容,音乐的参与也弥补了电影听觉上的缺陷,但是从根本上不能解决电影画面和音乐的完全融合,这种做法就是电影音乐的雏形。真正能够推动有声电影取代无声电影的因素还是高科技的发展,20世纪二三十年代由于录音技术的出现,标志着无声电影的终结,录音技术的发明使得电影进入到了有声音的高速发展阶段,为了电影而进行的音乐艺术创作作品迅速融入影片中来,这让人们在欣赏影片时音乐的出现成为了常态,让人们在观看影片时对音乐的欣赏也成了观看影片情绪高低的导火索,这一时期的影星新老交替也见证了无声电影走向有声电影的艺术创新之路。当代高科技技术全面发展,电脑技术的应用,使电影音乐与电影画面完全融合,使观众体会到视觉和听觉的美感和震撼,那么音乐对当代电影的作用有哪些呢? 一、渲染气氛 在当代电影的发展过程当中,音乐的基本功能就是作为影片的整体上的感情基调,从而在增加视觉感受上的效果以外又能增加音乐播放过程的感染性。电影音乐的独特艺术功能也将电影艺术带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和发展契机,这就说明了电影音乐是最能表达出思想感情和人们内心细微变化的艺术元素,是任何艺术所不能替代的。电影音乐作为电影艺术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是有能力为影片烘托出所需的情感氛围和诠释影片画面的。国际上著名的影视评论家明斯特贝格有句至理名言:“假如我们能够认真探究一下音乐,这样我们就能够更了解电影艺术在美的世界中的真正地位。”许多的影视片中采用大量的背景音乐来渲染影片的故事情境,像许多经典的恐怖片整部都是靠着背景音乐来渲染扣人心弦的紧张气氛,像国际著名的大导演希区柯克,大师拍摄的影片大都采用音乐背景来渲染烘托出悬疑恐怖的影片气氛,从而达到引人入胜的境界。在当代电影中经常有这样经典的形象:当心爱的人死去,这时伴随着悲伤的音乐,通过音乐让观众融入画面当中,仿佛自己就是画面中的一员,让人印象深刻。又如在好人出场或者胜利的时刻播放欢快的音乐也具有异曲同工的效果,这是当代电影在发展过程中,音乐所起到的基本作用。 二、抒发人物的内心情感 电影音乐由最初的只是想掩盖剧场杂音而诞生的电影艺术有着极强的艺术生命力,这一艺术特点充分反映在渲染影片的情绪上,正是这一电影音乐的基本功能造就了其在影片中独有的艺术魅力,其中电影音乐的抒情是最能够充分激起影片高潮的,能够深刻反映出特定时期时代背景和剧中人物内心的情感交融,电影音乐艺术的出现弥补了无声影片无法生动客观表现出影片所需的情感流入和交融,电影音乐已经是影片成功与否不可忽视的重要组成部分,影片中主人公的思想情感的起伏不定往往都是靠电影音乐来渲染和表达的,能够在影片中起到让观众跟随电影音乐的起伏不定而进入影片的情感世界从而打动观众引起对影片所表达的内涵产生共鸣,比如我们在观看著名的抗美援朝影片《上甘岭》中,我们的民族英雄王成在弹尽粮绝的情况下拼着最后的力气对着话机喊出:“为了祖国、为了人民向我开炮、向我开炮……”这时背景音乐适时响起曾激起了多少国人的潸然泪下和对侵略者的愤怒,电影音乐深刻地刻画出了我们民族英雄在危难之时的民族精神。影片的成功离不开电影音乐艺术,一部好的电影,是视觉和听觉高度融合的产物,这两个因素都是电影的灵魂,其中电影音乐在对电影人物的塑造上具有重要的作用。因为电影的特殊性也决定了其艺术风格和表现形式,电影音乐适时介入能够给影片人物形象定型和对时代风格及影片内涵进行诠释,如我们在欣赏影片《红岩》时,江姐从容就义时背景音乐的衬托,形象刻画出英雄人物此刻的情感和完美塑造出英雄的大无畏气概和人物形象,使得观众因为受到音乐的渲染而产生情感上的震撼及心灵上的洗礼,从而随着音乐的落幕而久久难以忘怀。影视剧的情感起伏往往都是靠着影视音乐来渲染和调节。电影艺术的多元化发展离不开电影音乐的影响和启发。纵览许多经典的影视歌曲都是电影艺术最好的表达和展现,如我国著名的影视片《铁道游击队》其著名的插曲《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美国著名的电影《魂断蓝桥》插曲《友谊地久天长》,再如美国电影《北非谍影》的著名插曲《卡萨布兰卡》。这都无一不是证明了电影艺术的多元化发展离不开电影音乐的影响和重要的作用,电影音乐和电影艺术是相互融合相互影响的,当代流行电影《哈利·波特》系列。第一部魔法石中,结尾处邓布利多为学院颁奖。随着他为格来芬多的勇敢一一加分,音乐也逐渐转入高亢。激昂的音乐烘托出哈利等人激动的喜悦,轻松地把气氛带入欢庆之中,令观众随之一同兴奋起来。而后,在踏上归途之前,哈利与海格道别,海格将自己精心制作的哈利父母的相册送给了哈利。此时的哈利表情复杂,他翻开相册,看到了婴儿时代的自己与父母的合影。这时影片的精髓音乐伴之响起,每一个音符都慢慢地打在观众心头,勾起一丝心酸。悠悠动听的旋律夹带一丝不露声色的伤感,却又充盈了温情与感动,把哈利对父母的爱与对海格的友情与感激演绎得淋漓尽致。每看至此,都会被深深打动。所以在电影的播放过程中电影是人物内向情感的间接体现。这也是当代电影发展过程中音乐所起到的关键作用之一。 三、体现并深化影片的主题思想,塑造形象 在上面的介绍过程当中,电影音乐可以表现人物的内心情感变化,其实人物的内心变化基调和电影主题思想是一脉相连的,这种关联性为塑造人物的形象做了良好的铺垫。《妈妈再爱我一次》这部电影当中,在主人公因为家庭的原因而离婚,这时的小主人公的处境非常凄凉,在这种情节发展的同时,电影播放《世上只有妈妈好》这首歌曲,不但直接体现了当时的主人公凄凉的境地,而且通过歌曲直接表明家庭和睦的这一主题,使小主人公赢得当时观众的同情。直到今天一提到这首歌曲的时候,电影的主题思想直接体现在观众的心中。所以在这部电影中随着电影音乐的播放,观众的感情被迁移着飘动,最终指向电影的主题。这正是当代科学技术的使用情况下,电影音乐与电影画面良好融合,也确定了《世上只有妈妈好》当时的影坛地位。 四、推动故事情节发展 在电影当中随着电影音乐的播放,电影故事由此展开,伴随悠扬婉转的音乐,体现了一种爱情的缠绵;通过紧张刺激的音乐展现电影激烈的矛盾和冲突。在电影音乐的烘托下使电影情节高潮起伏、扣人心弦,使我们在场的观众有身临其境、如痴如醉的感觉。例如在当代经典的电影《泰坦尼克号》中的音乐,可以说将此作用体现到了极致,带给我们那不能忘怀的一幕幕。其中影片中最经典的永远让人忘不了的那一幕,杰克拉着罗丝的手,在纷繁熙攘的人群中肆无忌惮地快速穿行。这时,欢快得如跳舞的黄鹂的音乐声明朗地响起,推动着情节越来越轻松自然。可能是在情殇中大伤元气,罗丝已经很久没有尝试过如此兴奋刺激了,一种像小鸟挣脱了牢笼般地飞奔着,此时的她早已经忘记了自己的贵族身份,在杰克的拉动下享受着飞的感觉,在轻快的奔跑中放肆开怀地爽朗大笑。这些情节都是伴随着悠扬的音乐而展开的,对故事情节的推动具有很好的烘托作用。 电影艺术因为有了音乐艺术的补充而日趋完美,电影有了音乐语言后使得影片更具有艺术魅力和商业价值,音乐和影片画面形成了独特的影片审美效果,因为有了艺术上的创新使得音乐在电影中有了最重要的地位和崭新的艺术诠释,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音乐赋予了电影全新的艺术生命力,音乐在影视剧中的作用使得电影艺术更具有艺术魅力和商业竞争力。在当代电影的发展过程中,正是由于电影音乐的突出作用,才使得有许多的当代经典影片深入人心。影视片中有了音乐艺术的加盟,给了电影更多的艺术表现形式和多元化艺术发展的方向,可以说在当代电影的发展过程中,一部经典的电影必定有经典的音乐为其烘托。电影音乐对当代电影的突出作用是功不可没的。所以我们在观看电影的同时要学会研究电影音乐,因为是电影音乐推动了电影的高速发展。电影也给了音乐全新的艺术诠释和艺术魅力。 当代音乐论文:当代音乐教育哲学研究的前沿阵地 当代音乐教育哲学研究的前沿阵地 乐教育哲学研究在20世纪下半叶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到了21世纪初的今天已出现了多种流派。作为一个专业,其在北美的发展更是呈现诸种理念共存、共生发展的局面。其中,音乐教育审美哲学和音乐教育实践哲学是特色最为鲜明的两个流派。众所周知,戴维·埃里奥特(david j. elliott)的著作《关注音乐实践:新音乐教育哲学》(music matters?押 a new philosophy of music education,1995)标志着音乐教育实践哲学的正式出现。而就在它出版的前两年,国际学术组织“五月组”(mayday group)便已经作为音乐教育哲学研究的一个前沿阵地宣告成立。包括戴维·埃里奥特在内的学者的思想在此得到更深更广的探讨,各种音乐教育问题也得到了哲学层面上的关注和阐述,这一组织在当代国际音乐教育研究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一、“五月组”概况 “五月组”是音乐教育研究的一个国际学术组织,由美国的特里·盖茨(terry j. gates)、托马斯·里吉尔斯基(thomas a. regelski)等人创立于1993年5月1日,其成员来自不同学科背景、不同国家,包括当今活跃在国际音乐教育研究界的韦恩·鲍曼(wayne d. bowman,加拿大),戴维·埃里奥特,戴斯蒙·马克(desmond mark,澳大利亚),玛丽·麦卡锡(marie mccarthy,美国),凯思·斯万维克(keith swanwick,英国)等。作为一个国际性的民间学术团体,目前已经有来自20个国家的100多名音乐教育者成为它的成员。“五月组”拥有自己的门户网站(http?押//act.maydaygroup.org/)、行动理念,并不定期出版电子期刊,另外还有相关的专著专门阐述它的行动理念。在其网站上,不仅能查阅这些资料,还能听到有关学者发表的关于音乐或音乐创作的讲话。 二、“五月组”的行动理念 “五月组”的口号是“为了改变音乐教育而行动”。在这个大方针下,他们确立了作为音乐教育实践哲学纲领性文献的七大行动理念。这份于1996年在波士顿定稿的文件,作为思考随后音乐教育面临的不同层面的重要问题的方针,也引发了关于理论应用到实践中来的诸种讨论。1998-2004年间,七大行动理念一直是“五月组”研讨会的论题之一。 五月组的行动理念共包括七个部分的内容,全文如下: (一)音乐素养 作为充满思想的音乐成就的音乐性行为是音乐制作活动的必要条件,因而也是有效地进行音乐教育的必要条件。 对概念的应用漠不关心、为了知识而知识、为了技能而技能的做法导致了缺乏音乐完整性的音乐制作活动。事实上,熟练的音乐制作活动要求充分的计划以及对音乐素养的恰当实践。专业音乐家发展了批判和反思的能力,能够充满思想地应用知识和技能,使之为音乐效果服务。因此,任何音乐技能、知识和理解的正规教育都应该同时包含批判的、反思的而不是不加思考的、流于表面的音乐制作活动。 1.音乐教育专业如何才能减少那种孤立的、为了知识而知识、为了技能而技能的做法,而更多地发展批判反思的音乐素养,以使每个教师或指导者都充满思想并能独立地作出音乐抉择? 2.从个人的角度来来说,对发展独立的音乐素养的漠不关心在哪些方面助长了思想贫乏的行为并导致非音乐性的实践? 3.在教育语境中,如何通过各种音乐活动中达到音乐的完整性,同时提高表演者和观众的批判能力和独立的音乐思考能力? (二)社会与文化 音乐行为的社会文化语境融合在音乐的意义之中,在音乐教育中不应被忽略或削弱。 审美理论宣称音乐的意义和价值是超越时间、地点、文化语境、人类的目的和对它的运用的,因此它无法全面地解释个体和集体的音乐行为的内在意义。这样的理论无法为音乐制作活动或应用教学提供充足的依据。与之相对,应该认为所有的音乐都与社会、文化语境和环境条件紧密相连。音乐教育理论与实践必须考虑音乐和音乐制作的语境。因此,音乐教育者必须拥有将制作音乐的行为与这些行为的各种语境结合起来的理论基础,使音乐意义恰当地包含音乐的各种人为的及实在的功能。 1.就人的需求及其产生于其中的语境而言,如何才能理解音乐的价值,同时恰当地维持音乐素养和音乐性的标准? 2.音乐教育中关于音乐素养和音乐性的哪些标准可以用与审美理论相关的传统来指引,与此同时依然强调我们所讨论的音乐实践的语境性? 3.怎样才能引导学生提高他们的志向,确认并满足不同音乐和语境中唤起的关于音乐素养的需求? 4.音乐素养的哪些实际品质可以取代假想中的、短暂的审美品质,成为恰当地在具体的语境中进行教与学和评价音乐制作活动的基础? (三)领导能力 由于人类的音乐行为创造、维持并重塑了音乐的文化,因此,音乐教育者可以而且应该正式参与到这个文化进程中来,以影响它的发展方向和它所体现的个人与集体的价值观。 一种音乐文化就是一个生生不息的过程,它不是一系列的作品或特定的实践活动。它从传统与变革的特殊合力中发展而来,对于它的人民来说是独一无二的,同时,它也并非简单地一成不变的、超越时间推移的传统。因此,音乐教育者不应该简单地满足于把任何音乐文化视为已被接受的永久的“事实”。他们应该引导学生拓展原初拥有的音乐创造力、选择能力和音乐素养的水平,不局限于他们在学校之外就已经获得的能力,帮助各种音乐文化获得持续发展,同时引导学生进行其他文化的音乐表达。 1.音乐教师如何才能更负责任地提高这种可能性?即学生会在他们的整个人生中珍视音乐的参与? 2.通过音乐课程而得以存在并提高的各种活动、创造能力、选择,音乐教师可以做些什么来提高个人、家庭及社会? 3.可以发展哪些策略来提高、促进和鼓励社会中某种特殊的音乐传统?同时,帮助个体在各种音乐文化中,而不仅限于在他们成长的音乐文化中变得更灵敏,也更有成就。 4.音乐教育专业如何能进行一场持续的运动来激励社会中的音乐生活,进而拓展音乐对人生命的贡献? (四)各种机构 学校、学院和其他音乐机构为音乐文化所做的贡献是重大的,但这些影响的方向和程度必须得到系统 的检验和评价。 学校、大学、专业团体、教堂及大众媒体的机构,除了日常作出的良好愿望和高尚宣言之外,它们传达出来的关于音乐文化的观念是无法预料的,通常还是自我破坏的或自我限制的,但一旦被认可,音乐和音乐行为就会被各种各样意识形态的、伦理的、经济的和教育学的动机和活动日程所改变。音乐教育的任何理论和实践都应该圆满地解释这些现象,同时关注批判它们的方式,还要开始注意减少这些机构给个人或社会层面带来的负面影响。 1.正规的音乐文化机构在那些方面影响了社会现实的音乐生活?当它们的影响是无效的、微弱的或负面的时候,在什么样的基础上可以对它们进行批判? 2.音乐教育的理论如何能阐明各种机构为音乐带来的影响,提供评估这些机构对文化有益或有害的方式,并为它们贡献方法,使之能够对文化有益而不是有害? 3.我们怎样才能影响诸如出版公司、大众媒体这样的机构,使之为提高社会和文化生活的音乐品质作出更多的贡献? 4.音乐教育机构可以为普通民众重新确立非专业的音乐活动的文化规范做什么,以反对那种主要培养专业的表演者以及倾听他们的听众的规范? (五)跨学科 为了有效地工作,音乐教育者必须和其他学科的思想与研究者建立并维持联系。 音乐和音乐教育学习和研究的主导模式最大限度地减少了其与音乐以外的影响的联系和应用。这种模式在知识和应用上的狭窄和局限使音乐教师和音乐家们处于偏狭的境地,隔绝了与艺术和科学领域中的其他人的交流,也隔绝了与其他有益的专业之间的交流,最终隔绝了与普通大众的交流。未来的教师和音乐家们应该运用其他领域中有价值的观点来解决音乐家和教育者常常面临的问题。 1.音乐教师(以及他们的教师)如何才能拓宽自己的专业知识和普通知识? 2.如此宽广的面向实践的知识基础应该由哪些学科来描绘? 3.我们在何种程度上以及怎样才能使教师们不再不加批判地模仿他们的老师的技巧,而是在新的事项上发展出原则性的、反思性的和有效的个人教学方法? 4.专业的组织可以改变什么来促进培养学校音乐教师和教授的普通音乐教育? (六)研究和理论 音乐教育的研究和理论基础应该同时在他们的理论旨趣和相关实践中提炼并作深刻的拓展。 一种新的对解决音乐的教与学的问题的探究必须取代当前的专业目标和结果,后者推动了大量的研究的结论,但最后,它们通常在理论上乏善可陈,与实践亦毫无关联。我们倡导这样的音乐教育研究方式,即它的问题和结论都来自并应用于人们的真实音乐行为,从而也来自那蕴含着异常丰富多样的意义和经验的音乐。进言之,由于音乐教育中的问题不可避免地要探究其他学科,音乐教育理论与实践研究必须远远超越传统认可的狭窄范式和局限性。 1.如何发展更为充分的音乐教育研究批评,以形成一个专业?其他学科的什么理论和发现支持这样的批评? 2.在专业广泛的研究过程中,哪些内容应该包含在内,并可预见它们能为良好的实践提供更充分的研究基础?在这个过程中,应该怎样才能使这些内容得到优先考虑? 3.音乐教育专业如何能在鼓励研究者进行独立自主、富于批判性的研究的同时,嘉奖那些与已有传统相矛盾的创新方法、合作行为和结果? 4.另外,还有哪些方法可以发掘出来审核和传播研究的结论?如何才能同时促进评审者的方法论专业知识和普通知识? (七)课程 必须对音乐教育课程进行广泛集中的思考,这是建立一种更大的专业团结的基础,同时这些思考必须受到健全的哲学引导。 在促进音乐教育的任何努力中,课程都占据着基础的、优秀的和决定性的地位,因此,应该优先考虑教学和研究的技巧、方法、材料和评价。然而,这些和监督通常是在没有具体的课程标准的情况下,或是在误认为特定的传统方法自然能确保音乐结果有价值的观念下进行的。根据前面的六个理念,很显然,当期待的结果不清晰时,方法、材料和学习就会变得散乱随意(这是在最好的情况下)或者危险重重(最糟糕的)。因此,课程标准的一致性——有效的教与学的标准——应该成为音乐教育者的准备和实践中的一部分,就像音乐素养的标准一样重要。 1.哪些哲学的、课程的、心理学的和社会的原理和标准应该引导课程发展、评价和批评? 2.由国家或地区实体——如音乐教育者协会、政府——发展或颁布的标准,或那些为了使课程设计成为音乐教师准备的重要部分的具体尝试,是否能给课程带来最佳的影响?它们能有效地相互作用吗? 3.与良好结果更为一致的课程如何才能把关系到课程实施的制度优先性、当地条件和资源考虑进来? 4.音乐教育课程在何种程度上、怎样才能把更广泛的教育和社会因素纳入它所考虑的范围内?① 从上文可以看出,“五月组”的行动理念涵盖了音乐教育研究的各个重要领域,它们相互独立又相互关联,影响着音乐教育的实践和研究。行动理念明确指向了“五月组”的两个目标:a)运用批评理论和批判性思维来思考音乐教育的目标和实践;b)肯定音乐活动在人类生活中的优秀作用,并由此确认音乐在全人类的普通教育中的价值。 三、“五月组”历年来的研究活动与进展 除了制定具有积极意义的七大行动理念,“五月组”还通过以下的活动和努力推进了音乐教育哲学研究的发展: (一)举行多次学术研讨,主题丰富多样 1.“五月组”不定期举行研讨会,讨论的议题丰富多样,包括女性主义与音乐教育、音乐的社会因素与音乐教育、种族、音乐认同以及对某些学者的专著的讨论,如2007年6月14—16日在明尼苏达州立大学举行的会议,主题为“音乐教育与健康”;2008年6月5—8日在波士顿大学音乐系举行的研讨会主题是“学校音乐与社区、社会及生活中的音乐相连:课程、政治与实践”;2009年6月4—6日于美国南加州大学举行的研讨会主题是“转变中的大学音乐教育”;2010年6月17—20日,在蒙特克莱尔州立大学举行的研讨会主题则是“音乐教育与伦理:理论与实践”。 “五月组”2010年的研讨会已经是第21期,从中可以看出,在它诞生的十多年来,学术之间的研讨与交流是活跃的。这些研讨会,最后都基本形成了文集,刊载于它的电子刊物,使全世界的学者都能便捷地通过它的网站,了解新近学术的动向。 2.出版高水平的电子刊物 自2002年起,“五月组”还不定期出版电子期刊,以专题的形式出现,刊名为《音乐教育的行动、批判与理论》(action?熏 criticism?熏 and theory for music education,简称act?熏 issn:1545-4517),刊发知名学者的论文,目前已经出版8卷,并在其网站上,供全世界的学者查阅。发表的论文中有戴维·埃里奥特、特里·盖茨、托马斯·里吉尔斯基、韦恩·鲍曼等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音乐教育审美哲学进行了批判与解构。这些都是实践哲学关注的主题。从近年“五月组”的电子刊物及举办的研讨会议题看,其范围已经拓展到了当前社会科学研究中的诸种问题,如女性主义、社会正义与教育公平、教育专业化的重新解读、音乐在日常生活的意义,等等。 3.出版行动理念的实践指导专著 经过多年的研究与讨论,在“五月组”主要成员的努力下,由特里·盖茨和托马斯·里吉尔斯基主编的阐述七大行动理念的专著《变化时代的音乐教育:实践指导》②于2009年10月由纽约springer出版社出版,作为“艺术、美学与教育”(the arts?熏 aesthetics?熏 and education)系列图书的一部分。该书由“五月组”的14名成员的论文组成。14篇论文分为七组,每组两篇,分别阐述五月组的七大理念。该书不仅突出了音乐教育实践哲学的理念,还突出了实用主义的视角。相信五月组这部经过多年探讨与积淀的著作会在音乐教育哲学研究中引起广泛的关注,也将对音乐教育的研究和实践起到应有的作用。 4.建立在线论坛,倡导开放交流 “五月组”在网站上开辟的论坛,为全世界的学者提供一个交流与学习的园地。参与者可以对电子期刊中论及的观点或有关学者的观点提出自己的问题,也可以自己创立论坛的议题,吸引别人的关注和讨论。开放的观念、争鸣的氛围,使“五月组”充盈着多元的声音。这样的学术交流氛围,对于音乐教育哲学的持续深入发展,也必将是有所助益的。 四、结束语 1990年,美国音乐教育者全国大会(menc)正式成立的“特殊研究兴趣小组”(special research interest group,简称srig)就倡导人们专门研究音乐教育哲学。“五月组”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成立的。它的行动理念综合了当今先进的音乐教育理念,对音乐和音乐教育的性质进行了不局限于哲学层面的解读。同时,它对音乐教育的研究既进行理论的阐释,也致力于实践的应用。这样的研究取向对音乐教育研究形成了良好的导向,促使人们从更具批判和反思的视角来考察音乐教育中的各种现象和问题。成立十余年来,它在促进音乐教育哲学研究走向更加开放、更加深入、更加多元、更加国际化的道路上发挥了很大作用。笔者相信,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对它增进了解,越来越多的关注也会投向音乐教育哲学研究,这对中国音乐教育的理论研究和实践进程都将是富有意义的。 当代音乐论文:当代音乐学科的发展与高校音乐教学改革 在21世纪的今天,国家的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越来越取决于教育的发展以及由此带来的科学技术和知识创新的水平。因此,创新、改革成为当代高校音乐教育教学的主题。 传统教育以知识的传授为中心,由此形成了教师教学以教材讲授为中心的模式。由于这种教学忽视了学生的主体能动性,所以在某种程度上阻碍了学生创新能力的发展。 一、在改革的大背景下,高校音乐教育教学应进行改革、发展和提高 1.目前一些高校教师仍沿袭音乐专业院校的课程设置模式——专业课采取一对一的小课教学模式。由于课程的产生和发展受到社会发展水平的制约,所以过去综合院校借鉴专业院校课程设置的做法有一定的合理性。但随着综合院校的不断发展,特别是连年扩招,这样片面强调专业课的做法已不合时宜,无法满足社会发展的要求和高师学生发展的需要。 2.高师音乐教材建设是高师音乐教育发展中的一个薄弱环节。教材是教学的依据,是实施课程标准的基础,它将直接影响教学的质量以及目标的实现。因此教材建设也应纳入改革之中,否则将阻碍音乐教育的发展。过去高师教材大多选用的是以前专业音乐院校的教材,特别是钢琴、声乐、管弦乐器等教材(有的直接从外国教材中选用),但目前对于师范院校的学生而言面向全体、全面使用已有难度。因此改革现今师范生所用的教材,建立符合时展所需求的配套教材及设施是当务之急。当然这也有一个经费问题。经费短缺是目前面临的难题。有的学校设备陈旧,教学器材落后,事实上已阻碍高师音乐教育的发展。 3.师资队伍建设是今后几年的工作重点和难点。培养人才离不开教师。教师若只有狭隘的视野和残缺的知识结构,则很难胜任教学工作,难以担负起“传道、授业、解惑”的重任。所以说培养具有改革创新精神和意识的教师是当前高等音乐教育发展的重中之重。所谓创新型教师就是善于吸收最新教育科研成果,将其运用于教学中,并且具有独到见解,能够发现行之有效的新教学方法的教师。且具有以下特点:具有很强的求知欲,具有改革创新的思想和能力,具有很强的人格魅力,能引导学生进行创新改革。 虽然,目前我国各高校师资队伍的建设有一定的成果,教师整体素质普遍有所提高。但有些专业不精,学历不达标的状况仍旧阻碍教育的发展。因此各高校必须逐渐加大投入培养经费,制订教师进修计划。随着校内外及国内外交流机会的增多,许多新的音乐教育观念和音乐教育方法还有待高校教师进一步学习和研究,所以高校师资队伍的建设也要注重教师学术水平和科研能力的提高。 4.在目前的教育改革中,教学方法改革是其中的重要内容之一。为了适应知识经济时代的发展,社会对人才的需求也有了新的要求,所以高校音乐教育的教学方法也要进行全面的改革。教育改革一定要以人为本,以人的全面发展和全面提高学生的能力为目标来改革传统的教学模式。如何促进学生个性的自由发展和创新能力的提高?我们必须摆脱传统的灌输式教学方式,遵循教育规律建立新的教学模式,建立起与传统观念相对立的知识教学观,即自由、发展。所以,新的教学方法不是传授给学生现成的知识,而是教会学生学习的方法。 5.教师队伍建设与教学方法改革相互依存。人才的培养离不开强有力的师资队伍,师资队伍的建设培养是事关教学改革的成败。我们每一位教师都应积极探索和采取灵活多样的现代化教学方法,才能创建出有利于创新改革的课堂环境。 总之,教师队伍建设是当前教学改革的关键。要取得良好的效果,教师进修的目标不能单纯集中在学历的提高上,而应放在教师职业角色内涵发展上,要切实提高高校教师质量和教育教学水平。除此之外,高校还应抓住改革时机,淘汰一些不适应教师岗位的,不合适或已经落伍的教师。 二、 高校教学改革要注重文化建设 1. 没有一流的人文也就没有一流的大学,高校要从思想等各个层次上进行文化建设。传统的音乐教育往往重视技能轻视文化,这是与未来发展不相适应的。高师培养的目标不是具有某种音乐技能的专业人才,而是同时具有全面素质的美育实施者,音乐文化传播者,音乐才能培育者,这才是能适应社会发展需要的新型音乐教师。所以,高校音乐教师只有把音乐放到文化的视域中施教,才能培养出适应未来社会发展的音乐教师;也只有那些具备全面深厚音乐文化素养的教师才能成为合格的高校音乐教师。总之,改变过去那些以技能传授为主的音乐教育观念,代之以音乐文化和音乐技能相结合的高师教育,必须从领导、教师、学生以及其他教育管理人员的思想上改变。此外,学校还要在制度层面上,制定一系列的措施加以引导,通过大规模地宣传、讲解来营造音乐文化教育的氛围。 2.高校音乐教育要成为音乐文化的辐射源。几十年来,我国音乐专业教育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为国家培养了大批的优秀专业人才。可是随着我国的高等音乐教育由精英教育向大众化教育转变,我们的音乐教育也应从狭窄的专业教育向广泛的基础性教育转化。高校音乐教育要成为音乐文化的辐射源。要让培养出的学生真正成为音乐文化的传播者。他们不仅要掌握专业理论技能,更要全面提高学生音乐文化素养,培养学生的学习习惯和学习能力。从而使他们将来能在不吸收新的音乐文化元素基础上开展他们的教学工作。 结语 当前,我国高校音乐教育改革势在必行,如何在继承传统的教学中的合理方面又寻找并实施符合新世纪要求的教学模式,培养社会需要的合格音乐文化传播者,是高校音乐教学改革必须完成的时代命题。 当代音乐论文:浅析对当代城市社区音乐舞蹈文化的思考 论文关键词:社区音乐舞蹈文化 老龄化 政府 室内公共场所 论文摘要:现代中国社会正处在几千年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一个关键性的社会转型期,其剧烈性、复杂性、艰难性可以说是史无前例,在这种空前多变的社会环境里,音乐舞蹈社会生产近乎完全商品化、音乐的良性社会循环机制的缺失、音乐舞蹈听众的高度离散化等新问题大量涌现,这些社会音乐舞蹈问题是对社会全体获部分群体的音乐舞蹈生活产生社会影响的一类普遍现象。 “音乐舞蹈社会学既是促进认识的基础科学,也是社会参与的应用科学。在中国,我们面对社会日益扩大的社会音乐舞蹈洪流,以马克思主义思想为指导的中国音乐舞蹈社会学,绝不是社会生活的旁观者和无任何指导倾向的观察员。音乐舞蹈社会学,应当以科学、冷静的态度研究社会音乐舞蹈生活,在此基础上,以满腔的热情引导、作用与社会音乐舞蹈生活。”①从这段话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知道中国音乐舞蹈社会学的学科职能具有强烈的“社会干预论”特征,这是我们的社会制度和音乐舞蹈社会学者所具有的教育经历和所持的哲学观所决定的。因为,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指导思想时马列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这一系列的社会建设指导思想都是以辨证唯物主义作为它们的哲学基础,而辨证唯物史观认为人类通过自身的主观努力是可以改变所处的现实社会环境的。因此,在对待当代城市社区音乐舞蹈文化,应充分重视音乐舞蹈文化活动在当代城市社区文化建设中发挥的良性作用及所能取得的社会功效,以求突出音乐舞蹈社会学对社会的干预职能,同时,对当代城市社区音乐舞蹈的发展作出客观思考,用学科研究的新成果对社会与音乐舞蹈文化的良性互动产生有益的作用。 从目前社区音乐舞蹈文化活动的现状来看,“传必求通、传必有应”是其传播关系上的显著特征,音乐舞蹈在社区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重要是毋容置疑的,音乐舞蹈文化活动在当代社区文化建设中的份量和地位也越来越重要。 现代中国社会正处在几千年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一个关键性的社会转型期,其剧烈性、复杂性艰难性可以说是史无前例,是一场直接从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的混合体形态跨越巨大的发展差距,向信息化社会跳跃式发展的根本性社会变革,在这种空前多变的社会环境里,由于物质文化变化快,精神文化变化慢而引起两者的脱节现象,即社会传播方式日益视觉化、音乐舞蹈社会生产近乎完全商品化、音乐的良性社会循环机制的缺失、音乐舞蹈听众的高度离散化等新问题大量涌现,这些社会音乐舞蹈问题是对社会全体获部分群体的音乐舞蹈生活产生社会影响的一类普遍现象。体现在: 一、城市社区音乐舞蹈活动中的戏曲音乐舞蹈远远高于其它类型音乐舞蹈,缺乏艺术广泛性 当代中国处在社会生产方式由农业社会及工业社会直接向信息化社会过渡的一个特殊历史时期,整个社会的音乐舞蹈文化类型也随之呈现出众彩纷纭的局面。但是各个地域居民之间不同的观点意识、情感和生存方式,地域社会居民的情感、情绪、意志、思维和感知生活的方式都深化为戏曲这种艺术形态通过主体的具体行为呈现在社会时空中,对地域社会发生着各种作用。 当代城市社区居民仍以戏曲音乐舞蹈型态——这种中国农业社会的艺术产生物作为其日常音乐舞蹈活动的主要体裁,主要社会原因是在现代社会化保障制度下的退休人员和老年人群体可以自由支配的空闲时间比以往任何时代里的农民的农闲时间都要多,而戏曲音乐舞蹈形态的某些特点非常适合于这种生活节奏和劳动节奏舒缓的社会生活方式。这种略有畸形趋势的音乐舞蹈社会现象的产生是有着深厚的内在社会传统和文化原因的一种隐性问题,需要地方政府的文化管理职能部门予以重视并给以引导解决,使当地的城市社区音乐舞蹈文化保持一种动态的均衡,以求社会音乐舞蹈生产形式体裁的全面与多样化,避免陷入一潭死水的畸形状态。 二、参加社区音乐舞蹈文化活动的城市居民年龄结构偏于老龄化 大量的现场观察访谈记录,笔者发现参加社区活动的人群十分明显的以中老年人群为主,城市社会音乐舞蹈文化的活动主体呈现处老龄化的隐性忧患。造成这种情况的 原因可能由以下几点:其一,是整个中国社会老龄化现象出现的大环境所至;其二,这是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必然出现的社会文化现象,青壮年人口的大量外流,很多家庭的青壮年人口不能与长辈共同生活在一起,空巢家庭大量出现;其三,是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变迁中习俗流变造成的社会现象,城市家庭的子女成人后,由于社会经济条件的提高及子女同父母的代沟原因,一般较多地选择离家独立生活,老人在子女亲情缺失后的一种精神补位,从而参加社区音乐舞蹈活动。 三、城市社会音乐舞蹈文化活动缺乏全天候的室内公共场所 在市场经济的社会条件下,市场成为社会资源配置的基础性手段,这使得很多文化、体育、公益活动的场地,比如,当地的文化宫、工人文化宫、青少年宫、市工会职工大楼、工人文化宫等等诸如此类的公共场馆设施被他们的实际管理者作为单位完全背离了文化、体育场馆等公用设施的建设与使用目的,使得一边是风霜雨雪中无处活动的社区群众,一边是拿社会公共设施谋取小集团利益的管理单位。这种情况似的城市居民只有到全天开放的公园、广场、绿化带或居民社区空地等露天场所进行室外活动,天气良好的时候还无关大局,但遇到天气恶劣所有的活动只有搁浅,这对于露天进行音乐舞蹈活动的群体无疑是一个难以通过个人激情和主观努力能克服的客观障碍。 政府作为社会公共事务的行政管理者应该加强对这种问题的处理力度,为社区文化、社区音乐舞蹈活动以及群众性的文艺体育活动创造适宜的室内固定场所。 四、政府职能部门重视度不足,缺乏统一的联动机制和财政支持 城市社区社团大多是群众自发的社团,少部分有政府背景的音乐舞蹈社团,不论那种形式,他们大量的音乐舞蹈活动不仅营造了整个地域社会鲜活生动的文化氛围,而且积极参加各种公益性的社会活动,义务奉献地为运动会、艺术节、政府会议、福利院、老年公寓,慰问部重点工地,甚至到农村社区进行表演活动,起到了积极社会作用的正面影响。但是有一段时期当地城市社区里街头户外音乐舞蹈活动却被某些政府职能部门人为地干扰,城管部门说是影响城市面貌。这种可笑的悖论说明社区音乐舞蹈文化活动还处在一种近似自发、无序的发展状态,缺乏统一有效的协调机构与联动机制,不利于当地社区音乐舞蹈文化活动的深入持久发展。因此,相关的政府职能部门应以积极支持的态度多加扶持,毕竟,政治是文化的监护人。 对于人类社会来说,环境是自然、社会、和人文三位一体的多维空间环境,社区音乐舞蹈文化艺术性的提高离不开三者之间的互动,如果良好的设施加之具有专业知识和社会组织能力人才的参与,相信城市社区音乐舞蹈文化会得到更好的发展。 当代音乐论文:现实题材与歌剧音乐剧创作——兼论当代中国改革开放与价值观偏斜的冲突 论文关键词:改革开放 现实题材 歌剧音乐剧创作 价值评判 论文摘要:在当代歌剧音乐剧创作中倡导现实题材并提高其思想艺术质量,是在改革开放条件下当代艺术家必须承担的时代使命和创造使命。准确理解现实题材与创作自由、与歌剧音乐剧艺术规律、与“三性统一”的辨证关系,努力克服种种与改革开放时代潮流不相适应的不良创作风气,纠正某些作品中普遍存在的价值观念偏斜,便是达此目标的必经之路。 文化部举行 2008全国歌剧音乐剧现实题材创作研讨,当然体现出政府的一种创作导向,即在中国歌剧音乐剧创作中大力提倡现实题材。按笔者理解,文化部领导之所以要做这样的提倡,可能对近年来我国歌剧音乐剧创作有两个不满意: 其一是对现实题材的关注程度和表现热情都很不够 ,导致剧目数量的偏少;其二是对现实题材的表现深度和艺术质量均不到位,导致精品佳作的缺乏。 其实,对于现实题材保持高度的关注和表现热情一直是中国歌剧创作的优秀传统,并诞生了一系列优秀剧目;改革开放30年来,也有不少现实题材的作品问世。只不过,新时期艺术家在这方面的努力和成就,与我们所处的这个改革开放的伟大时代、与无比丰富鲜活的当代现实给予我们的创作激情与灵感、与广大观众对于歌剧音乐剧艺术的热切期待 、与当代艺术家应当承担的历史使命相比,依然不相适应,仍有一段距离。 为要将政府的提倡化为剧作家、作曲家的自觉行为和充满艺术魅力的舞台演绎,有一些理论问题需要探讨 ,有一些创作难题亟待解决,有一些不 良倾向必须克服。笔者选取以下四个命题分别论述。 一、 创作自由与现实题材 在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曾指出:“写什么和怎样写,只能由文艺家在艺术实践中去摸索和逐步求得解决。这方面,不要横加干涉”②。艺术家的创作自由,自然也包括“写什么”和“怎样写”的自由,前者属于题材选择自由,后者属于风格表现自由。于是,如何理解“贯彻创作自由”与“提倡现实题材”的关系便成为一个必须探究的问题。 题材选择自由,为文艺创作展开一个无比广阔的表现内容的天地。人类社会生活和精神生活的一切方面,都可以成为艺术表现的对象——既可以是历史的、神话的、民问传说的和外国的,当然也可以是现当代的。因此,艺术家的题材天地逻辑地包含了现实题材,艺术家的创作自由也必然地包含着选择现实题材的自由。任何将艺术家对于现实题材的选择自由与表现自由排除在创作 自由之外或将两者对立起来的主张和做法,都是站不住脚的。 与 20世纪60年代“大写十三年”所导致的题材大一统完全不同,如今我们在歌剧音乐剧创作中提倡现实题材,并不意味着排斥其他题材。多元时代的多元创作,其题材、风格、样式也必然是多元的,而现实题材是其中最值得当代艺术家热情关注和大书特书的一元。 在创作题材问题上,艺术家的创作自由还必然地包括创作自觉。当代艺术家是我们这个改革开放伟大时代的亲历者和见证者,不但因真善美与假恶丑的冲突而引起的人间喜剧与悲剧亘古不变地在我们身边上演着新篇章,而此前从未有过的新故事、新人物和新风尚更激起我们的艺术灵感和创作冲动,现实生活中不断涌现的新问题 、新矛盾和新争论也向当代艺术家们发出诘问,引起我们心灵深处的震颤与思考。一切有使命感和历史感的当代艺术家绝不可能甘于置身事外、对此无动于衷,而是作为改革开放建设者、创造者中的普通一员,怀着高度的创作自觉去主动亲近它们、拥抱它们,满怀诗情地用 自己所从事的歌剧音乐剧艺术去表现它们,积极参与、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 二、歌剧艺术与现实题材 歌剧艺术是人类最伟大、最神奇的天才创造。其创作过程之庞大复杂、综合元素之多元多样、内部结构之精微细密,为其他任何一种舞台艺术形式所无法比拟。据此有人说,当代生活日新月异,歌剧这个庞然大物的制作周期很长,对外反应较慢,因此更适宜于表现古典题材、历史题材和神话传说题材而较难表现现实题材。 这个说法同样站不住脚。先看欧洲的歌剧和音乐剧:在欧洲歌剧史上被誉为不朽经典的《费加罗的婚礼》和《塞维利亚的理发师》,对腐朽贵族制度的无情鞭笞 、对于第三等级的热情赞颂,反映了欧洲新兴资产阶级的革命要求;威尔第的《茶花女》和普契尼的《蝴蝶夫人》都是现代题材。百老汇音乐剧《西区的故事》描写了当时美国社会严重的种族歧视和移民问题 ,英 国音乐剧《西贡小姐》所表现的则是越南战争给越南人民带来的巨大灾难。这些被我们耳熟能详的剧 目所描写的,都是现代题材或现实题材。 再看我国的歌剧和音乐剧:《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后不久诞生的秧歌剧《兄妹开荒》和 1945年的《白毛女》,描写抗 日根据地的大生产运动和一群中国普通农民在抗日战争中的命运遭际,在当时属于典型的现实题材。创作演出于 1955年的《草原之歌》和60年代初期的《红珊瑚》也都是现实题材,这些剧目在中国歌剧史上都是无可争议的精品。新时期以来我国原创音乐剧的佼佼者《芳草心》、《四毛英雄传》、《未来组合》,均以当代都市青年的生活和爱情为表现对象,属于典型的现实题材。 中外歌剧音乐剧史上的这些事实证明,歌剧音乐剧艺术同样可以表现现实题材,而且只要具有足够的艺术魅力,同样能够成为艺术精品。 不可否认,新时期现实题材的歌剧音乐剧创作,其整体质量仍不能令人满意,但却另有原因在(下文再述),而不能归咎于现实题材本身。 三、现实题材与三性统一 就歌剧音乐剧创作的基本规律而言,现实题材与其他题材并无根本区别,即同样追求戏剧的音乐性与音乐的戏剧性以及所有综合元素的高度统一;就它们的评价标准而言,过去是追求思想性与艺术性的高度统一,今天则追求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的“三性统一”。 在《讲话》中指出:“缺乏艺术性的艺术品,无论政治上怎样进步,也是没有力量的”,据此对“只有正确的政治观点而没有艺术力量的所谓‘标语口号式’的倾向”④明确表示反对。但这种倾向非但没有根治,日后反而有了恶性发展 ,所谓“题材决定论”、“主题先行论”、“政治任务论”、“简单配合论”大行其道,导致“标语 口号式”、“标签化”、“脸谱化”、“公式化”、“概念化”创作模式和低劣作品泛滥成灾。到了新时期,这种倾向虽然得到一定程度的遏制,但并没有绝迹。可见这种倾向在我国艺术创作史上是一个顽症。 现实题材创作之于当代艺术家,是一项崇高而光荣的艺术创造使命,必须抱着十分严肃的态度和精品意识来对待,而不能当作一项临时性的政治任务草草从事、敷衍了事,或者为了在某些文艺评奖中获得现实题材的优势而追时髦、赶浪头,唯独不肯在艺术本体的精雕细刻上花大气力、下苦工夫。而一些地方和一些评奖的实际做法,也助长了此类“投现实题材之机 、取主旋律之巧”风气。新时期现实题材的歌剧和音乐剧作品之所以质量不高、艺术感染力不强,当然与艺术家对歌剧音乐剧艺术规律认识不够、整体驾驭能力缺乏有关,但更为重要的,则是创作心态浮躁而导致艺术上的粗制滥造,枯燥无味的情节铺陈、干巴巴的艺术形象、空洞刻板的政治说教等不良现象之依然存在于当代创作中,说到底还是过去时代那些“题材决定论”和“简单配合论”等错误倾向的死灰复燃。 要在现实题材创作中真正做到“三性统一”,很不容易。艺术家如果对改革开放伟大实践中种种新现象和新问题缺乏具有历史感和预见性的哲理思考,如果满足于闭门造车或者对他所表现的人物、事件做浮光掠影的猎奇式描写,就不可能有深刻的思想性;如果没有将崇高主题 、生动情节、鲜活人物与歌剧音乐剧所有表现手段严密整合成一个活泼舞台艺术生命的精湛技巧,就不可能有高度的艺术性;如果不深入研究市场经济条件下当代观众审美情趣和文化市场的变化并在创作实践中强化剧目的生动性和趣味性 ,使我们的舞台演绎真正做到故事抓人、形象生动、语言新颖、音乐好听、舞蹈好看,就不可能有较强的观赏性。 因此 ,“三性统一”是以“三贴近”-——贴近时代 、贴近生活、贴近观众——为根本前提的。艺术家如果不能切实做到“三贴近”,所谓“三性统一”也就成了一句空话。而当前现实题材创作的大忌,就是“三疏远”——与时代疏远,与生活疏远,与观众疏远。坚决克服“三疏远”,扎扎实实“三贴近”,是现实题材创作获得成功的不二法门。 这些话说来容易做来难。但只要当代艺术家中的有志者持有这样的认识并将这种认识切实地付诸于创作实践,他就必定会占据现实题材创作的制高点,为我们奉献出无愧于这个改革开放伟大时代的精品佳作。而文化部举办本次研讨会并采取一系列激励措施以支持、奖掖现实题材创作,则为这些精品佳作的尽早出现发挥了助产士的作用。 四、现实题材与价值评判 现实题材创作中的价值评判问题,主要是指艺术家对剧中人物、情节、事件所持的价值观念和评判尺度,艺术家通过其作品中的艺术形象,到底肯定和赞美了什么,批评和鞭笞了什么。显然,这一切都与艺术家本人的价值观念紧密相关。 当然,对于任何题材的艺术创作而言,价值评判都是一个不可回避的命题,但在现实题材的创作中却显得格外重要这是由我们表现对象的当代性所决定的。在近 3o年来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整个社会的价值观:念和道德标准发生 了历史性巨变,过去时代某些被认为是值得歌颂的东西 ,如今却成了落后意识形态;而某些遭到批判的现象,今天则成了社会进步的标志。当代艺术家在坚持“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的前提下 ,必须跟上改革开放的时代步伐,更:新 自己的价值观念否则 ,某些旧有的价值观念和道德标准必然会在作品中顽强地表现出来,从而因与当代观众的价值观发生龃龉,引起审美心理的阻抗,降低作品的思想高度,消解其艺术感染力。 不妨举几个例子。 稍远一点的是创作演出于 20世纪 8o一9o年代之交的音乐剧《请与我同行》。此剧描写个体户与歌星的生活和爱情作者的价值观显然还停留在改革开放前,对勤劳致富的个体户抱有很深的偏见,对他的所作所为采取鄙夷和批判态度 ,好像穷人一但致富就必然灭失人性。这种价值观念和艺术处理,实际上反映出一种小农心理。 最近的作品是音乐剧《三峡石》。这个剧目在价值观念上存在某种习惯性偏斜。作者为全剧的矛盾冲突设置了两个对立着的优秀意象,其一是三峡石,象征三峡工程;其二是流星雨,象征三峡建设者的个人爱情和幸福。在作者的价值评判天平中,这两者是冲突的,不能兼顾的,必须以牺牲建设者的个人爱情和幸福来完成建设三峡工程的伟业。这种价值评判天平典型地体现在全剧一号人物罗磊身上——这个在 3o年前就因三峡建设而不得不冒着被妻子误解和谩骂而放弃了自己的爱情和家庭的水利专家,到了新时期依然以三峡建设为由反对自己的女儿辛恬与自己的学生程风建立恋爱关系,认为这种无望的爱情必然造成“两地分居遗患无穷”。全剧的主要情节正是围绕着这个矛盾焦点展开的。 结果,就在三峡大坝泄洪发电之时,罗磊双目失明而不能亲眼目睹这个辉煌景观,而他自己却在夫妻反目更成仇 、父女相见不相认的无尽遗憾中离开人世,终于酿成 了他个人的爱情、家庭和命运悲剧。他在临终前,曾痛彻肝肠地说: 我对不起所有的人,可我对得起三峡! 同时对因失恋而打算离开三峡的程果说: 可以为三峡放弃爱情 ,不可以为爱情放弃三峡! 作者通过这两句话,完成了对于罗磊“三峡石”英雄形象的塑造 ,再一次点出并强化了全剧的崇高主题。然而一连串问题也随之而来: 其一,3o年前,罗磊因三峡建设而被迫离开 自己的妻女,到底是什么原因?剧本除了交代是由于“两地分居”之外没有任何其他原因。剧作者为了强调罗磊对“两地分居”的极度恐惧,甚至让他说出“两地分居遗患无穷”这样的话来。罗磊反对程风与辛恬恋爱的惟一理由,也正是这个“两地分居”。“两地分居”果真这样可怕,就必然导致夫妻反目、家庭破碎吗?事实上,“两地分居”固然不够人道,但这种现象古今皆有,根本与三峡无关,而且也并不必然会导致婚姻和家庭悲剧。就连剧本中也通过眼镜这个人物之口,引用宋词中的名句“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来为“两地分居”辩解,说明作者自己也否定了这个剧本为罗磊家庭悲剧所设定的前提,因此作者将“两地分居”作为全剧戏剧冲突焦点的设定也是自相矛盾的,无法自圆其说。 其二,即便在封建时代,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固然断送了无数年轻人的爱情,但也不乏冲破这个藩篱成就美满婚姻的例子。然而本剧故事发生在中国的改革开放新时期,作为高级知识分子的罗磊,竟然因为自己对于“两地分居”的恐惧而以父亲和老师的双重身份,可以对 自己的学生发出不许他与辛恬恋爱这样封建专制色彩极为浓烈的命令来;而同样作为高级知识分子的程风,居然也将这个充满封建宗法观念的命令当作封建时代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不折不扣地遵奉,甚至连半句“不”字也没说出口。这是一个突发性的舞 台事件,并决定了此后情节和冲突的发展方向。这种封建家长制对于年轻人爱情和婚姻的粗暴干涉的情形竟然能够在今天上演,其实与三峡大坝建设毫无关联,而是剧作家为了自己的需要主观编造出来的虚假冲突,其中充溢着封建专制主义陈腐观念的气味。 其三,主人公罗磊在临终前说的那两句非常重要的话,好像三峡和爱情天生就处于尖锐冲突之中而根本无法调和似的。其实,令我们无限景仰、值得当代歌剧音乐剧艺术家为之讴歌不尽的牺牲精神、忘我精神和献身精神,是有条件的,那就是在两者根本无法兼顾的特定情境中,面临非此即彼抉择的紧要关头,方显出英雄与懦夫、崇高与卑微及其人生价值取向的真成色。而《三峡石》并没有为我们提供国家利益与个人幸福的矛盾无法调和、因此必须用牺牲小家来成全大家的客观情势。此剧如果产生在 20世纪5o一60年代,这样的价值评判无可非议,但到了新世纪,再用这样的评价尺度和道德标准来写人写戏,是很难让人接受的。难怪不少观众看戏过程中总觉得在情感和心理上疙疙瘩瘩,不能融入到情节发展和情感流程之中,无法达到与主人公的戏剧行动同悲喜、共呼吸的审美境界。 同样的问题也存在于大型jii歌音乐剧《黄颜色,绿颜色》的剧本中。作者笔下的邓立梅形象 ,有一个基层干部“立党为公”的基本素质,性格泼辣干练,办事雷厉风行,但由于文化不高,科学知识缺乏,法律观念不强,因此在决策过程中简单粗暴、独断独行,也有些“大公无私”、不顾一切的意思,连 自己的丈夫和孩子都不要了。但她在上级和广大群众的支持教育下,认识了自己的不足,改进 了工作作风,从而不但在带领群众集体致富这个根本问题上取得胜利,赢得了群众的拥护和爱戴,也重新找回了失去的爱情和亲情。作为一个艺术形象,总觉得这个人物可敬而不可爱、不可亲。她的一些做法(以自家的住房为抵押为全村贷款、把性生活当作获取丈夫支持的手段、丈夫对她的决策一时不理解就轰出门去 ,而且在长达三年的时间里对丈夫和孩子几乎不闻不问)也实在不近人情。 好像她一心为公就完全不考虑个人和家庭的正当利益了。如果说,这样的干部产生在5o一6o年代还有可能的话,到 21世纪就缺乏真实性,因此也减弱了这个形象的可信度。而且,即便这类人物在现实生活中确实存在,也不是我们今天要大力倡导的时代英雄。当然,作者对这个人物的评价尺度也充满了矛盾:有时对她的所作所为持批评态度,但更多的是掩饰不住的欣赏和赞美。这类价值评判尺度或道德观念的偏斜问题,在《桂林故事》和《娘啊娘》中也有不同程度的存在。 当然也有处理得较好的例子。广州歌舞团的音乐剧《星》,对几个主要人物的性格刻画及其最终结局的处理基本上能够做到合情合理,没有出现价值判断偏斜的情形。例如对文化经纪人邓大龙的描写分寸感掌握较好,既写出这等猎头人物的职业化的特点,也没有像过去不少文艺作品那样,将他写成黑道人物。即便对犯罪分子如花,也写了她的亲情,揭示其人性未泯的一面。而剧本最后写阳光的牺牲,尽管客观情势的描写很不充分,但作为便衣警察这种特殊的高风险职业的优秀代表,做这种悲剧结局的处理,观众理解和接受起来也不存在观念排斥和心理障碍。 巧合的是,《星》剧与《三峡石》同样设定了一个关于“星”的优秀意象,而且两剧第一主人公的最后结局都是悲剧性的,但两者对此做了完全不同的处理——《三峡石》中的“星”是流星,因此它在《流星雨》中唱道“苍穹博大无垠,不在乎几颗流星”,在这里,渺小而短暂的流星与博大苍穹处于尖锐对立状态,对星的价值评判持否定态度;而《星》中之星是光明的象征,因此它的主题歌唱道“浩瀚星空,留下不熄不灭的记忆”,在这里,星与浩瀚星空是和谐统一的,对星的价值评判持肯定态度。这两种不同的价值评判态度,实际上反映出剧作家在历史观与价值观上的差异。 当然,《星》的剧本创作也有自己的问题。限于时间,就不在这里说了。 我以为,新时期改革开放伟大实践已经引起全社会价值观念的巨大变革。当代新型价值观强调“以人为本”,尊重个体价值,认为推进社会进步、实现公共利益并非一定要以牺牲个人利益为代价;尤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提倡公共利益与个人幸福的一致性、尊重个人权利和个人价值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前提。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说:“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①。这话的意思是,没有每个人的自由发展,就不可能有一切人的自由发展。在浩瀚星空中,包括每一颗流星在内的所有星座都各有 自己的价值,无垠的苍穹正是由一颗又一颗看似渺小的星星组成的;如果有人逐一否定它们存在的价值,那么星空便不再浩瀚,苍穹也不再无垠,而必然变成茫茫虚无和黑暗空洞。以往我们在崇高目标 、伟大口号下粗暴冒犯公民尊严、肆意践踏个体价值的种种观念和做法,实际上与所谓“以今世苦难换取来世幸福”的佛家信条异曲同工,既不合马克思主义,也悖乎当今时代潮流。因此,与当代普通人具有亲近感和亲和力的当代英雄,是七情六欲俱全的血肉之躯,是善于将 自我价值、个人幸福与公共利益、社会进步统一起来的大智大勇者。除非出现某些两者实在无法兼顾的特殊情境,当代艺术家应当通过 自己笔下的艺术形象强调这种统一而不是相反。 总而言之,现实题材之于歌剧和音乐剧创作,是一个大题目、一篇大文章,非常值得研究和探讨。然而归根结底,它不是一个单纯的理论命题而是一个实践命题。我这篇发言提出的若干不成熟意见必须接受创作实践的检验,时代的召唤、政府的提倡、当代观众的需要也只有通过剧作家、作曲家们在创作实践中自觉而积极的探索创新才能落到实处,才能将这个伟大时代波澜壮阔的现实图景化为歌剧音乐剧舞台上魅力四射的形象和精彩绝伦的演绎。 当代音乐论文:浅析西方流行音乐对当代日本文学的影响 论文关键词:吉本芭娜娜 n .p 音乐 文学 论文摘要:音乐和文学自古以来就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当代日本文学作品中,各种类型的音乐成为了作家们表现主题的又一个有力工具,特别是六十年代的西方流行音乐。本文通过对吉本芭娜娜小说《n•p》中的音乐元素的分析,揭示了音乐与当代日本文学不可离分的关系。 吉本芭娜娜(1964-),日本当红小说家。《n•p》是吉本芭娜娜的一部长篇小说,故事围绕着一部名为《n•p》的小说集展开,《n•p》既是吉本这部长篇本身的题目,也是作品中一个贯穿全篇的重要道具的名字,还是吉本透露给读者的一个音乐符号。 1. 音乐元素在《n•p》中的作用 1.1 《n•p》象征着精神疏离 小说标题“n•p”是“northpoint”的缩写,是一首由英国人mike oldfield创作的、悲伤的老歌。实际上,“northpoint”是个真实的地名,在那里有一所监狱,歌曲表现了被关押在监狱灰色高墙中的囚犯们内心深处的悲哀,倾诉了他们从压抑的空间获得解放的瞬间幻想。高濑皿男和吉本芭娜娜以此为题有着深层的隐喻,无论是歌曲中的监狱囚犯还是小说中的主人公,他们的心境都是与外界隔绝而备感压抑的,对外面的世界他们有着太多的陌生与疏离。在n•p的监狱象征着他们难以融入外界、无法与他者接触的心灵的闭锁状态。也象征着在外界看来、近亲乱伦的人是罪人。高濑以此题回首自己人生的不堪和无奈、自责自己的罪恶,吉本则借监狱那阴暗封闭的空间来表现由亲人之间的爱憎纠结而成的几乎令人窒息的精神世界。“n•p”是受桎梏的心灵的象征,是孤独的恐惧的象征,是日本社会“精神疏离”的象征。 1.2 《n•p》也象征着自我救赎 这种空虚孤绝以至陷于荒谬的人生状态在其他作家如村上春树的作品中也有所反映,比如《转动世界轴心的鸟》中那个下到井底苦思冥想三天三夜,每天只能见到十几秒钟阳光的“我”。《n•p》中以箕轮萃为代表的几个人物都带有明显的象征意味,他们如照片显影般显现了日本当今社会年轻人的“精神疏离”状态。在小说行将结束时,箕轮萃获救于一场即将开始的正常婚姻。一如监狱中的囚犯获救于世俗的宽容。结婚对象并未在小说中出现,这个虚置的人物作为一种暗喻昭示出改变命运的真正出路在于与他者的交流和沟通,在于对自我的超越。吉本写下了“n•p”中没有唱完的超越。最后,沉重的乱伦故事终于伴随着在篝火中燃烧的高濑遗稿一起化为灰烬。正如歌词中所唱到:在某个遥远的地方,新的一天开始了。世界的门打开了。 2. 日本当代文学里的西方音乐怀旧风潮 以西洋歌名为书名的风潮,似乎也与日本特有的崇拜西方文化的方式不无干系,从明治维新开始,日本人就开始崇拜西方的先进文化技术,作家们也纷纷出国留学,学习国外作家的写作方式,至今这种情绪仍然蔓延在文学作品里,近年来日文小说里出现的“西方”除音乐之外,情节里的异国恋情、跨地域的情节流动,满篇的外来语等等,早已令人眼花缭乱,而以吉本和村上春树为代表的日本作家们,除了同样有着西方情结之外,更是对六七十年代的西方音乐有着很深的情结。 日本畅销小说的书名总和六七十年代的西洋歌曲名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吉本的第一部作品《月影》的名字也来自于mike oldfield的老歌“moon light shadow”。村上春树的《挪威的森林》书名也同样来自于beatles乐队的一首老歌。 六七十年代是是吉本的少年时代。西方音乐正是那时代的中心潮流。吉本和村上都曾是那“六十年代的孩子”。吉本把六十年代孩子们的安魂曲,继续唱给当代迷失的年轻人。也许这些年轻读者们,这些处于动荡期的族群们,正需要这样的老歌来作为心灵的罗盘吧。 3. 音乐带给文学的认同感 曲子的名字或者艺术家的名字,对熟悉这些音乐的人而言,单单看了这些文字,也会感到认同,就好比某时代的风景或气味在一瞬间重现。而且那个年代所流行的新奇玩意儿或文学、初恋情人的脸或睫毛,甚至当初钟爱的鞋子的颜色,也可以在一瞬间回想起来,或许有人会因此而流下感动的眼泪也说不定。喜欢音乐的人可以在文学里找到共鸣,而喜欢文学的人听见同名的歌曲,也许一样会找到共同的心灵的震动。这是一种特别的魔力。 歌曲的标题是 “专有名词”。在这世界上是唯一单独存在的。基于这个理由,我们可知道,音乐标题对于读者而言,深具撩拨性。艺术家死后对世人而言,他所留下来的最深的痕迹,恐怕就是他的名字。这是举世唯一的。麦克•欧非尔德、詹妮丝•乔普林、约翰•列侬,这些歌手的名字,对世人而言,其威力迄今仍隐隐约约蕴藏着。所以,与其反复用言语来阐释涵义,倒不如使用具有共通性的、已经印在意识里的音乐标题,更能显现出那个遥远年代的味道,更能激发读者的潜意识形态。吉本的文字轻巧而熟练,阅读时,你可能会无法分辨自己究竟身在何处。这种轻巧感,正是音乐带来的,不需要过多的语言,一首曲子,已经此刻的心情很明了。 吉本的小说在欧美也受到极高的关注和喜爱,正是因为小说里,有欧美读者们熟悉的音乐,顺着熟悉的音乐的流淌,他们能找到自己的理想天堂。 4.结 语 日本的古典物语,最初都是由艺人们弹唱出来的,后来才被记载为文学样式。音乐有天籁之音,文学有神来之笔。二者都是灵感与技巧的高境界升华。艺术是相通的。如果说音乐是通过听觉来感染我们的情愫,打动我们的心灵,文学就仿佛涓涓细流洗涤着我们的思想和灵魂。 当代音乐论文:当代音乐多元化趋向的代表 跨界音乐译自英文的“crossover”,有的翻译为“crossover music”,但在欧美直接使用“crossover”的更多一些。跨界音乐的主要形式常见的有几类:一类是用古典的方式演绎流行,一类是用流行的方式演绎古典,一类是流行与古典的串联融合,还有一类是在创作时就已经融合了古典与流行。当然在中国还出现了民族与古典和流行的相互融合的中国特色的跨界音乐。相比较传统的古典、民族和流行音乐,跨界音乐因其特有的多元化因素,使其一出现便迅速被大众所接受,成为当今音乐舞台上最受听众喜爱的音乐种类之一。 跨界音乐的出现比较晚,大约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才逐渐走进人们的视野。其实在开始的时候,跨界音乐还仅限于流行音乐各种类之间。当时美国流行音乐的排行榜中出现了一些乐曲既上了迪斯科榜,又上了节奏布鲁斯榜,而流行榜(pop chart)更是不管是爵士、摇滚还是古典,只要热门便可上榜,“crossover”便由此而广泛被接受并流行起来。 本毕业论文搜集整理于毕业论文网 进入70年代,fusion jazz(融合爵士)的出现引发的巨大的爵士热潮,各种各样风格的爵士音乐造就了爵士音乐市场的复兴,而这些新的爵士音乐被统称为“crossover jazz”,这可以说是跨界音乐的第一次热潮。 之后又出现了“classical crossover”(古典跨界),而且成为排行榜中的一类,非常热门。世界权威的美国billboard排行榜新增古典跨界专辑榜(top classical crossover albums),格莱美在1998年设立了best classical crossover album的专属奖项,台湾金曲奖也自第十四届起新增最佳跨界音乐专辑奖。 伴随跨界音乐的不断发展,众多音乐人开始关注并投身其中,出现了一大批创作型跨界音乐人,并创作出许多经典乐曲,大家所熟知的有创作了大量名誉世界的音乐剧如《猫》《歌剧魅影》等的安德鲁洛伊韦伯、雅尼、挪威的神秘园组合等等。 从20世纪90年代末期,跨界音乐蓬勃发展,出现了诸如像莎拉布莱曼这一类的跨界音乐巨星,将跨界音乐推向了又一次巅峰。 莎拉布莱曼因主演安德鲁洛伊韦伯的音乐剧《歌剧魅影》而成名,被称为天籁之音,尤其是剧中《告别时刻》一曲更是被广为传唱,之后又与意大利盲人男高音安德烈•波伽利深情对唱此曲的同名专辑畅销超过一千万片。至2008年莎拉布莱曼的演唱专辑销售已突破2500万张,成为跨界音乐的里程碑。 海莉(hayley westenra)是来自纽西兰的歌手,歌声纯净,歌曲涉及各种曲风,专辑《纯净 pure》畅销1500万张,在世界各地多种音乐奖获奖无数。日剧《白色巨塔》片尾曲便是来自于她的《奇异恩典amazing grace》。 曾获奥斯卡最佳电影主题曲奖提名的电影《魔戒》的主题曲《may it be》的演唱者是恩雅,她仿佛仙女般虚无缥缈的嗓音,自然而甜美,给人以无限神往的想象。她追求唯美,追求灵感,多年才出一张唱片,也是跨界音乐的典型代表人物。 沙费纳(alessandro safina)凭借音乐剧电影《红磨坊》中背景音乐的优异表现崭露头角,首张专辑《一路上有你》销售便破百万张,经典曲目《月神》以美声演唱,配乐却是激烈的摇滚节奏,由此成为摇滚歌剧(rock- opera)的新一代形象。 乔诗•葛洛班(josh groban),一位才二十刚出头的美国年轻歌手,却因为在古典和流行两端成功的跨界而走红欧美歌坛。有人说他是男声版的席琳•迪翁或萨拉布莱曼,也有人说他将会是安德烈•波伽利或胡里奥•伊格莱西亚斯未来的接班人。他的声音磁性而饱满,庄严而不失浪漫,散发着淡淡的忧伤,不能不让人着迷。2001年在影集《艾莉的异想世界》演唱的《you’re still you 》获得巨大成功,之后在该续集中客串并演唱了《to where you are》。 在跨界器乐作品里,雅尼毫无疑问是一位作品丰富且影响力巨大的演奏家、作曲家。两度被格莱美奖提名,其作品在过去十年中一直是奥林匹克运动会广播音乐的最爱。在连续完成了雅典卫城,中国紫禁城,印度泰姬陵音乐会后,2000年之际推出了专辑《if i could tell you》—— 一次直击心灵的音乐旅程。2003年更出版了《ethnicity》,用音乐表达了世界和平的祈愿。 成立于1994年的神秘园,是由两位才华出众的音乐家组成,一位是在挪威音乐界享有盛誉,曾为不同的音乐家担任作曲、监制并身兼键盘师的罗尔夫,他是神秘园的灵魂;另一位则是来自爱尔兰的小提琴家雪莉,她曾接受正规的古典音乐教育,曾与多位世界级音乐家及流行歌星合作,与罗尔夫相遇后,由于两个人的音乐理念和生活态度包括哲学观念都很相近,对音乐的热情和追求一拍即合即组成了神秘园。1995年,他们的探路之作《夜曲》一举夺得欧洲歌唱大赛冠军,1996年4月推出的首张专辑《来自神秘园的歌》再次大获成功,影响遍及世界各地。之后的几张专辑《白石》、《红月亮》、《新世纪的曙光》都以不同的音乐形式,呈现出独特、优雅、多变的“神秘园”色彩。 班得瑞乐团的首脑奥利弗•史瓦兹由于相当喜爱具印象派质感的新世纪音乐,因此在八零年代末期与一群年轻的作曲家、演奏家一同合组班得瑞乐团,九零年开始窜红于欧洲各地。bandari的音乐风格通常是以电子合成乐音为演奏的主体,再结合他们所采撷的大自然音效,在这两相结合之下,您可以见识到从自然而来的气息。 华裔大提琴家马友友是属于另一类跨界,他就像一个每日游荡在世界各地的音乐精灵,听他的音乐,如同在进行一次世界文化之旅。如果你要听到他演奏的皮亚佐拉的《soul of the tango》,你绝对难以置信这是一个古典音乐家在演奏。 跨界音乐进入我国时间不长,但发展很快,我们经常可以在各种各样的晚会上看到各种形式的跨界音乐演出,戴玉强、廖昌永唱流行,刘欢、韩磊唱艺术歌曲, 十二乐坊类型的跨界音乐组合、新民歌运动等等,甚至北京奥运会上刘欢和萨拉布莱曼的《我和你》、春晚上宋祖英和周杰伦的组合,充分说明跨界音乐的受欢迎程度。 事实上,随着音乐的不断发展,跨界音乐也会越来越形式多样,我们看到的绝不仅仅是不同音乐形式的跨界,与更多不同艺术的跨界音乐会层出不穷。比如谭盾的水交响、纸交响等,就是音乐与行为艺术的跨界。 多元化的世界,多元化的音乐,多元化的跨界音乐,我们拭目以待! 当代音乐论文:当代音乐教育哲学研究的前沿阵地 当代音乐教育哲学研究的前沿阵地 乐教育哲学研究在20世纪下半叶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到了21世纪初的今天已出现了多种流派。作为一个专业,其在北美的发展更是呈现诸种理念共存、共生发展的局面。其中,音乐教育审美哲学和音乐教育实践哲学是特色最为鲜明的两个流派。众所周知,戴维·埃里奥特(david j. elliott)的著作《关注音乐实践:新音乐教育哲学》(music matters?押 a new philosophy of music education,1995)标志着音乐教育实践哲学的正式出现。而就在它出版的前两年,国际学术组织“五月组”(mayday group)便已经作为音乐教育哲学研究的一个前沿阵地宣告成立。包括戴维·埃里奥特在内的学者的思想在此得到更深更广的探讨,各种音乐教育问题也得到了哲学层面上的关注和阐述,这一组织在当代国际音乐教育研究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一、“五月组”概况 “五月组”是音乐教育研究的一个国际学术组织,由美国的特里·盖茨(terry j. gates)、托马斯·里吉尔斯基(thomas a. regelski)等人创立于1993年5月1日,其成员来自不同学科背景、不同国家,包括当今活跃在国际音乐教育研究界的韦恩·鲍曼(wayne d. bowman,加拿大),戴维·埃里奥特,戴斯蒙·马克(desmond mark,澳大利亚),玛丽·麦卡锡(marie mccarthy,美国),凯思·斯万维克(keith swanwick,英国)等。作为一个国际性的民间学术团体,目前已经有来自20个国家的100多名音乐教育者成为它的成员。“五月组”拥有自己的门户网站(http?押//act.maydaygroup.org/)、行动理念,并不定期出版电子期刊,另外还有相关的专著专门阐述它的行动理念。在其网站上,不仅能查阅这些资料,还能听到有关学者发表的关于音乐或音乐创作的讲话。 二、“五月组”的行动理念 “五月组”的口号是“为了改变音乐教育而行动”。在这个大方针下,他们确立了作为音乐教育实践哲学纲领性文献的七大行动理念。这份于1996年在波士顿定稿的文件,作为思考随后音乐教育面临的不同层面的重要问题的方针,也引发了关于理论应用到实践中来的诸种讨论。1998-2004年间,七大行动理念一直是“五月组”研讨会的论题之一。 五月组的行动理念共包括七个部分的内容,全文如下: (一)音乐素养 作为充满思想的音乐成就的音乐性行为是音乐制作活动的必要条件,因而也是有效地进行音乐教育的必要条件。 对概念的应用漠不关心、为了知识而知识、为了技能而技能的做法导致了缺乏音乐完整性的音乐制作活动。事实上,熟练的音乐制作活动要求充分的计划以及对音乐素养的恰当实践。专业音乐家发展了批判和反思的能力,能够充满思想地应用知识和技能,使之为音乐效果服务。因此,任何音乐技能、知识和理解的正规教育都应该同时包含批判的、反思的而不是不加思考的、流于表面的音乐制作活动。 1.音乐教育专业如何才能减少那种孤立的、为了知识而知识、为了技能而技能的做法,而更多地发展批判反思的音乐素养,以使每个教师或指导者都充满思想并能独立地作出音乐抉择? 2.从个人的角度来来说,对发展独立的音乐素养的漠不关心在哪些方面助长了思想贫乏的行为并导致非音乐性的实践? 3.在教育语境中,如何通过各种音乐活动中达到音乐的完整性,同时提高表演者和观众的批判能力和独立的音乐思考能力? (二)社会与文化 音乐行为的社会文化语境融合在音乐的意义之中,在音乐教育中不应被忽略或削弱。 审美理论宣称音乐的意义和价值是超越时间、地点、文化语境、人类的目的和对它的运用的,因此它无法全面地解释个体和集体的音乐行为的内在意义。这样的理论无法为音乐制作活动或应用教学提供充足的依据。与之相对,应该认为所有的音乐都与社会、文化语境和环境条件紧密相连。音乐教育理论与实践必须考虑音乐和音乐制作的语境。因此,音乐教育者必须拥有将制作音乐的行为与这些行为的各种语境结合起来的理论基础,使音乐意义恰当地包含音乐的各种人为的及实在的功能。 1.就人的需求及其产生于其中的语境而言,如何才能理解音乐的价值,同时恰当地维持音乐素养和音乐性的标准? 2.音乐教育中关于音乐素养和音乐性的哪些标准可以用与审美理论相关的传统来指引,与此同时依然强调我们所讨论的音乐实践的语境性? 3.怎样才能引导学生提高他们的志向,确认并满足不同音乐和语境中唤起的关于音乐素养的需求? 4.音乐素养的哪些实际品质可以取代假想中的、短暂的审美品质,成为恰当地在具体的语境中进行教与学和评价音乐制作活动的基础? (三)领导能力 由于人类的音乐行为创造、维持并重塑了音乐的文化,因此,音乐教育者可以而且应该正式参与到这个文化进程中来,以影响它的发展方向和它所体现的个人与集体的价值观。 一种音乐文化就是一个生生不息的过程,它不是一系列的作品或特定的实践活动。它从传统与变革的特殊合力中发展而来,对于它的人民来说是独一无二的,同时,它也并非简单地一成不变的、超越时间推移的传统。因此,音乐教育者不应该简单地满足于把任何音乐文化视为已被接受的永久的“事实”。他们应该引导学生拓展原初拥有的音乐创造力、选择能力和音乐素养的水平,不局限于他们在学校之外就已经获得的能力,帮助各种音乐文化获得持续发展,同时引导学生进行其他文化的音乐表达。 1.音乐教师如何才能更负责任地提高这种可能性?即学生会在他们的整个人生中珍视音乐的参与? 2.通过音乐课程而得以存在并提高的各种活动、创造能力、选择,音乐教师可以做些什么来提高个人、家庭及社会? 3.可以发展哪些策略来提高、促进和鼓励社会中某种特殊的音乐传统?同时,帮助个体在各种音乐文化中,而不仅限于在他们成长的音乐文化中变得更灵敏,也更有成就。 4.音乐教育专业如何能进行一场持续的运动来激励社会中的音乐生活,进而拓展音乐对人生命的贡献? (四)各种机构 学校、学院和其他音乐机构为音乐文化所做的贡献是重大的,但这些影响的方向和程度必须得到系统 的检验和评价。 学校、大学、专业团体、教堂及大众媒体的机构,除了日常作出的良好愿望和高尚宣言之外,它们传达出来的关于音乐文化的观念是无法预料的,通常还是自我破坏的或自我限制的,但一旦被认可,音乐和音乐行为就会被各种各样意识形态的、伦理的、经济的和教育学的动机和活动日程所改变。音乐教育的任何理论和实践都应该圆满地解释这些现象,同时关注批判它们的方式,还要开始注意减少这些机构给个人或社会层面带来的负面影响。 1.正规的音乐文化机构在那些方面影响了社会现实的音乐生活?当它们的影响是无效的、微弱的或负面的时候,在什么样的基础上可以对它们进行批判? 2.音乐教育的理论如何能阐明各种机构为音乐带来的影响,提供评估这些机构对文化有益或有害的方式,并为它们贡献方法,使之能够对文化有益而不是有害? 3.我们怎样才能影响诸如出版公司、大众媒体这样的机构,使之为提高社会和文化生活的音乐品质作出更多的贡献? 4.音乐教育机构可以为普通民众重新确立非专业的音乐活动的文化规范做什么,以反对那种主要培养专业的表演者以及倾听他们的听众的规范? (五)跨学科 为了有效地工作,音乐教育者必须和其他学科的思想与研究者建立并维持联系。 音乐和音乐教育学习和研究的主导模式最大限度地减少了其与音乐以外的影响的联系和应用。这种模式在知识和应用上的狭窄和局限使音乐教师和音乐家们处于偏狭的境地,隔绝了与艺术和科学领域中的其他人的交流,也隔绝了与其他有益的专业之间的交流,最终隔绝了与普通大众的交流。未来的教师和音乐家们应该运用其他领域中有价值的观点来解决音乐家和教育者常常面临的问题。 1.音乐教师(以及他们的教师)如何才能拓宽自己的专业知识和普通知识? 2.如此宽广的面向实践的知识基础应该由哪些学科来描绘? 3.我们在何种程度上以及怎样才能使教师们不再不加批判地模仿他们的老师的技巧,而是在新的事项上发展出原则性的、反思性的和有效的个人教学方法? 4.专业的组织可以改变什么来促进培养学校音乐教师和教授的普通音乐教育? (六)研究和理论 音乐教育的研究和理论基础应该同时在他们的理论旨趣和相关实践中提炼并作深刻的拓展。 一种新的对解决音乐的教与学的问题的探究必须取代当前的专业目标和结果,后者推动了大量的研究的结论,但最后,它们通常在理论上乏善可陈,与实践亦毫无关联。我们倡导这样的音乐教育研究方式,即它的问题和结论都来自并应用于人们的真实音乐行为,从而也来自那蕴含着异常丰富多样的意义和经验的音乐。进言之,由于音乐教育中的问题不可避免地要探究其他学科,音乐教育理论与实践研究必须远远超越传统认可的狭窄范式和局限性。 1.如何发展更为充分的音乐教育研究批评,以形成一个专业?其他学科的什么理论和发现支持这样的批评? 2.在专业广泛的研究过程中,哪些内容应该包含在内,并可预见它们能为良好的实践提供更充分的研究基础?在这个过程中,应该怎样才能使这些内容得到优先考虑? 3.音乐教育专业如何能在鼓励研究者进行独立自主、富于批判性的研究的同时,嘉奖那些与已有传统相矛盾的创新方法、合作行为和结果? 4.另外,还有哪些方法可以发掘出来审核和传播研究的结论?如何才能同时促进评审者的方法论专业知识和普通知识? (七)课程 必须对音乐教育课程进行广泛集中的思考,这是建立一种更大的专业团结的基础,同时这些思考必须受到健全的哲学引导。 在促进音乐教育的任何努力中,课程都占据着基础的、优秀的和决定性的地位,因此,应该优先考虑教学和研究的技巧、方法、材料和评价。然而,这些和监督通常是在没有具体的课程标准的情况下,或是在误认为特定的传统方法自然能确保音乐结果有价值的观念下进行的。根据前面的六个理念,很显然,当期待的结果不清晰时,方法、材料和学习就会变得散乱随意(这是在最好的情况下)或者危险重重(最糟糕的)。因此,课程标准的一致性——有效的教与学的标准——应该成为音乐教育者的准备和实践中的一部分,就像音乐素养的标准一样重要。 1.哪些哲学的、课程的、心理学的和社会的原理和标准应该引导课程发展、评价和批评? 2.由国家或地区实体——如音乐教育者协会、政府——发展或颁布的标准,或那些为了使课程设计成为音乐教师准备的重要部分的具体尝试,是否能给课程带来最佳的影响?它们能有效地相互作用吗? 3.与良好结果更为一致的课程如何才能把关系到课程实施的制度优先性、当地条件和资源考虑进来? 4.音乐教育课程在何种程度上、怎样才能把更广泛的教育和社会因素纳入它所考虑的范围内?① 从上文可以看出,“五月组”的行动理念涵盖了音乐教育研究的各个重要领域,它们相互独立又相互关联,影响着音乐教育的实践和研究。行动理念明确指向了“五月组”的两个目标:a)运用批评理论和批判性思维来思考音乐教育的目标和实践;b)肯定音乐活动在人类生活中的优秀作用,并由此确认音乐在全人类的普通教育中的价值。 三、“五月组”历年来的研究活动与进展 除了制定具有积极意义的七大行动理念,“五月组”还通过以下的活动和努力推进了音乐教育哲学研究的发展: (一)举行多次学术研讨,主题丰富多样 1.“五月组”不定期举行研讨会,讨论的议题丰富多样,包括女性主义与音乐教育、音乐的社会因素与音乐教育、种族、音乐认同以及对某些学者的专著的讨论,如2007年6月14—16日在明尼苏达州立大学举行的会议,主题为“音乐教育与健康”;2008年6月5—8日在波士顿大学音乐系举行的研讨会主题是“学校音乐与社区、社会及生活中的音乐相连:课程、政治与实践”;2009年6月4—6日于美国南加州大学举行的研讨会主题是“转变中的大学音乐教育”;2010年6月17—20日,在蒙特克莱尔州立大学举行的研讨会主题则是“音乐教育与伦理:理论与实践”。 “五月组”2010年的研讨会已经是第21期,从中可以看出,在它诞生的十多年来,学术之间的研讨与交流是活跃的。这些研讨会,最后都基本形成了文集,刊载于它的电子刊物,使全世界的学者都能便捷地通过它的网站,了解新近学术的动向。 2.出版高水平的电子刊物 自2002年起,“五月组”还不定期出版电子期刊,以专题的形式出现,刊名为《音乐教育的行动、批判与理论》(action?熏 criticism?熏 and theory for music education,简称act?熏 issn:1545-4517),刊发知名学者的论文,目前已经出版8卷,并在其网站上,供全世界的学者查阅。发表的论文中有戴维·埃里奥特、特里·盖茨、托马斯·里吉尔斯基、韦恩·鲍曼等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音乐教育审美哲学进行了批判与解构。这些都是实践哲学关注的主题。从近年“五月组”的电子刊物及举办的研讨会议题看,其范围已经拓展到了当前社会科学研究中的诸种问题,如女性主义、社会正义与教育公平、教育专业化的重新解读、音乐在日常生活的意义,等等。 3.出版行动理念的实践指导专著 经过多年的研究与讨论,在“五月组”主要成员的努力下,由特里·盖茨和托马斯·里吉尔斯基主编的阐述七大行动理念的专著《变化时代的音乐教育:实践指导》②于2009年10月由纽约springer出版社出版,作为“艺术、美学与教育”(the arts?熏 aesthetics?熏 and education)系列图书的一部分。该书由“五月组”的14名成员的论文组成。14篇论文分为七组,每组两篇,分别阐述五月组的七大理念。该书不仅突出了音乐教育实践哲学的理念,还突出了实用主义的视角。相信五月组这部经过多年探讨与积淀的著作会在音乐教育哲学研究中引起广泛的关注,也将对音乐教育的研究和实践起到应有的作用。 4.建立在线论坛,倡导开放交流 “五月组”在网站上开辟的论坛,为全世界的学者提供一个交流与学习的园地。参与者可以对电子期刊中论及的观点或有关学者的观点提出自己的问题,也可以自己创立论坛的议题,吸引别人的关注和讨论。开放的观念、争鸣的氛围,使“五月组”充盈着多元的声音。这样的学术交流氛围,对于音乐教育哲学的持续深入发展,也必将是有所助益的。 四、结束语 1990年,美国音乐教育者全国大会(menc)正式成立的“特殊研究兴趣小组”(special research interest group,简称srig)就倡导人们专门研究音乐教育哲学。“五月组”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成立的。它的行动理念综合了当今先进的音乐教育理念,对音乐和音乐教育的性质进行了不局限于哲学层面的解读。同时,它对音乐教育的研究既进行理论的阐释,也致力于实践的应用。这样的研究取向对音乐教育研究形成了良好的导向,促使人们从更具批判和反思的视角来考察音乐教育中的各种现象和问题。成立十余年来,它在促进音乐教育哲学研究走向更加开放、更加深入、更加多元、更加国际化的道路上发挥了很大作用。笔者相信,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对它增进了解,越来越多的关注也会投向音乐教育哲学研究,这对中国音乐教育的理论研究和实践进程都将是富有意义的。
法律实践论文:法律理论教学与实践相结合研究 法律理论教学与实践相结合研究 一直以来,我国法律教学过于倾向理论教学,忽略了实践教学,造成法律教育和法律职业相脱节。应该认识到,法律理论教学与实践密不可分,应从教学形式、教学评价、师资力量等多方面加快改革步伐,以培养一批社会学要的法律人才。 一、当前法律理论教学与实践相结合的现状 (一)实践教学重视度不足 目前法律教学中多以理论教学为主,教学内容多是法律基本原理概念等内容,而教学过程则是“教师机械地讲、学生被动地接收”,教学方法仍以“灌输”为主,考核则采取期末一次性闭卷考试。另外,在法律教学中,缺乏基本的服务于实践教学的法律职业道德、法律职业技能及法律方法论等课程。随着新课程改革的不断深入,应更加注重以学生为主体,开展与实际需要相符的实践式教学。 (二)实践组织不合理 当前法律理论教学中缺乏对实践教学的统筹规划,造成实践教学流于形式。例如在模拟法庭教学中,主要适用于具有一定法学实践经验、法律知识储备以及审判能力较高的高年级学生,如果学生从大一就开始参与模拟法庭,而他们缺乏一定的专业知识与实践经验,很难获得良好效果;另外,有些模拟法庭的组织多按照事先排练的模式开展,只是表演形式,严重挫伤学生积极性。还有些毕业实习安排在大三下学期,而此时毕业生正面临毕业论文和找工作的压力,没有更多的时间与精力,最后只是实习单位盖章了事,毕业实习流于形式。 (三)实践教学缺乏必要的评价与激励体制 在法律理论教学中,对教学大纲及教学规划有明确反映,对撰写教案也提出明确要求,并通过一定激励方式促进教师不断改革教学方法、完善教学方案等。而相关教育部门也以随堂听课、教学检查、召开教师交流会、网络测评等多种方式进行教学评价和激励机制。但是针对实践教学来说,却缺乏具体的教学大纲和教学计划要求,而由于实践教学需要教师的亲临指导,这对教师提出了更高的素质要求。教师应花费更多的时间与精力投入到实践教学中,但是学校并没有将此纳入教学评价与考核的范畴内,更缺乏相应激励机制,所以很多教师缺乏实践教学的动力。另外,对于学生来说,也缺乏参与实践教学的积极性,再加上没有强制的学分要求与奖惩机制,实践教学质量不高。 (四)实践教学投入力度不足 当前法律实践教学的投入力度不足,主要体现在资金和人力两方面。一般学校没有设置专门的经费投入实践教学,如果需要校外调查、旁听、咨询或者参与法律援助活动,学生只能临时报告校方批款,而更多时候需要学生单方面承担费用,影响了学生的积极性与实践兴趣。另外,实践教学对高水平、高素质的教师提出了全新要求,他们既要具备扎实的法律理论功底,也应具备丰富的实践经验,才能更好地指导学生开展实践教学。同时在实践教学中,需要教师对学生进行系统化、全面性的指导与评价,这就要求加大师资的投入与培训力度,建立一支“双师型”教学队伍。 二、构建法律实践教学的几点建议 (一)突出实践教学的重要地位 由于传统的法律教学中注重理论教学,因此已经形成了一套完善的教学大纲、课程设置、教学内容、教学激励和教学评价等教学体系,因此可参照理论教学体系模式,建立一套完整、独立、平行的实践教学体系。在实践课程设置方面,应整合现有的理论课程,并以实际需要增加实践课程,既要保留过去直接服务于法律实践的课程,如证据学、法律文书等,还应加设如司法过程、法律职业技能等实用课程,并以必修与选修相结合的方式,实行强制学分制。同时围绕这些实践课程制定相应的教学计划,结合当前法制现状,改革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正面引导学生的社会责任感与职业道德感,实现良好的法治理想。 (二)完善“法律诊所”教学模式 “法律诊所”教学模式源于美国的宾夕法尼亚大学,上世纪60年代在美国兴起,标志着判例教学法的产生与发展。这种校外课堂形式,效仿了医学院中利用诊所培养实习医生的方式,而是在校内以某种形式建立“法律诊所”,通过这种实践教学模式,在教师的指导下,参与到真实的办案过程中。这样,既可培养学生运用法律的实际能力,也可让学生深入了解法律理论,减少知识教育和职业技能之间的差距。 从国外大学的法律教学实践来看,“法律诊所”的教育目标主要体现在以下两方面:一是培养学生的专业技巧与职业技能;二是为社会弱势群体提供法律援助,帮助学生树立正义感、责任感、职业荣誉感。因此,通过“法律诊所”的建立,可让学生接触更多实际调解、诉讼案件,真正像律师一样处理案件,同时提高学校的社会效益影响力,参与法律诊所的学生既巩固了理论知识,也学到了课堂以外的能力、技巧,更好地将抽象的法律条文应用到具体案例中。 (三)由模拟法庭转为实战法庭 模拟法庭作为实践教学的有效方法之一,最终目标还是转向实战法庭。主要注意以下三方面问题: 1.在模拟法庭准备开庭之前,仅对外公开法律案件的基本情况以及参与者名单。而法庭中的陈述意见、辩护意见、法官主持及判决结果等都是未知。因此在开庭之前,学生应寻求专业司法人员或者老师、同学的指导,并独立分析案情,大量搜集材料,准备论点证据,并分析对方可能指出的论点论据等,全面做好自身角色,争取更好的实战结果。因此,在模拟法庭中,学生应明确自身定位和观点,并随着诉讼过程的深入,不断应对新情况、新问题。 2.应确保模拟法庭的“实战”效果。只有真正对抗,才能确保模拟法庭的实践效果。为了避免同班学生之间相互熟悉,而每次模拟法庭缺乏新鲜感,因此模拟法庭应尽量安排不同班级、不同年级的学生担任不同角色,且每次开庭的案例有所区别。如果在同一班级或者同一年级开展模拟法庭,就应该安排不同组、不同班级的同学分别承担控方、辩方及审判职能,只有确保法庭对抗性,才能真正确保实战效果。 3.提高模拟法庭的真实性,注重树立庄重感、严肃感。在学校条件许可的情况下,还可在每次开庭时准备审判器物,提高审判的真实性,让学生更多感受法庭文化,为走上社会奠定基础。 (四)开展有针对性的专业实习 专业实习主要由见习与毕业实习两部分构成,但是从实习内容上来看,二者没有任何区别,因此可将二者合并。针对当前法律专业实习存在的各种问题,如实习流于形式化、缺乏有效的监督管理、实习单位不重视、实习时间短等现象,应不断完善实习方式,有针对性地开展分阶段实习,确保实习效果。首先,针对过去学生实习中自由懒散的现象,应统一安排学生实习单位,进行集中实习。对于要求自己解决实习单位的学生,或者可以保证实习和就业挂钩的学生,应提供必要的证明材料,并定期向指导教师汇报情况。其次,应尽量灵活安排实习时间,如在大二暑假和大三上学期分别进行,既能满足学论文联盟//生的实习需求,也可减少实习单位的接收压力。再次,加强校方与实习单位的沟通,一方面应尽量安排实践性较强的工作;另一方面则为学生提供良好的实习环境。如果在实习中,学生仅是以旁观者的身份去看、去听,或者仅协助法官、律师处理杂事,而没有真正接触案件的机会,就不能顺利实现实践目标。最后,注重实习管理,在学生实习期间,应定期汇报实习情况,教师也要积极与学生交流实习情况,必要情况可做好现场指导;另外,应注重实习单位的多元化,综合考虑公检法等相关部门,还可考虑在相关企业、组织、社会团体及金融机构等建立实习基地,为社会输入更多法律人才。 (五)加快完善实践教学的考评与激励制度 相对于法律理论教学,开展实践教学,应不断加强对外联系及教师指导等工作,这都需要教师付出大量的时间与精力,因此可根据不同的实践教学内容,将实践教学纳入统一安排中。根据不同指导教师的专业特长,再加上实践内容方式的区别,应确保每个教师都需承担一定的实践教学任务,并制定教学考核标准。另外,还应根据实践教学的开展情况,设立奖励基金,如果在实践教学中取得良好成绩或者重大突破,应给予教师一定的物质奖励,调动教师开展实践教学的积极性,提高教学质量。对于学生来说,应该将证据学、法律职业技能、法律文书制作等作为必修课,并以学分制加强考核。每完成一项实践活动,应由学生提交实践总结与自我评价,开展教师评价与学生互评相结合,对表现突出的学生给予鼓励,如果不能按时完成实践任务,则不能获得相应学分,甚至对毕业造成影响。 (六)建立“双师型”教师队伍 对于法律专业教师来说,上好一门课,不仅是理论上的要求,让学生获得更多的法律基础、概念、理论,更重要的是告诉学生怎样将知识应用到实处。因此,教师除了具备基本的理论能力,更要具备丰富的实践经验,建立一支理论和实践双结合的教师队伍,以理论指导实践,以实践完善理论。主要做到以下几点:一是开展各种教育和培训,不断完善教师的知识结构,提升学历水平;二是鼓励教师积极“走出去”,做好模范带头作用。到社会上兼任律师、志愿服务者,或者到法院与检察院定期学习,不断提高教师业务水平与综合素质;三是鼓励教师积极参与司法考试,或者到更高学府深造;四是加强与公安机关、检察院、法院及律师事务所的沟通与联系,以各种形式促进与律师、警察、检察官及法官之间的交流,提高教师的实践能力,才能更好地带领学生参与实践。 由上可见,法律实践教学作为与理论教学相连接、相支撑的互补性教学模式,对培养法律应用人才至关重要。但是由于实践性教学刚刚起步,在教学大纲、课程设计、教学内容及教学手段等多方面仍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因此,本文针对当前实践教学中存在的诸多问题,提出相应的完善措施,建立科学化、系统化的法律实践教学体系,遵循与技能实践目标相符、与人才培养相统一的原则,促进法律理论教学与实践相结合,提高实践教学的实效性。 法律实践论文:法律知识教学实践及效果评价 【摘 要】 目的 探讨法律知识的教学内容、方法及其效果评价。方法 在护理实习教学中增添有关法律知识,并依此指导其临床行为,追踪测评培训后学生在工作中对有关法律知识的掌握情况。结果 护生注意了自己的行为,掌握了有关知识,出差错明显减少。结论 对护生进行法律知识培训可减少护理差错,达到降低护理风险的效果。 【关键词】 护理;学生;法律知识;教学实践;效果评价 随着我国法律法规的不断完善,病人的自我保护和法律意识逐渐增强,护患纠纷也呈现逐年递增趋势。由于护理职业的特殊性、疾病的复杂性和不可预见性以及医学技术的局限性,使得风险无处不在[1]。 在护士这个高风险的职业中,护生是高危人群,据调查护生护生法律意识淡薄,执操作规程不够认真,实习期差错发生率为2.47%[2]。护理管理者应考虑这一环节,对护生采取适当的教育措施,以减少差错,降低护患纠纷的发生。由护理部组织并指定在我科对2007年1月至2009年7月我院实习人员进行轮流培训,把临床常涉及到的法律问题列为必教必考内容,并跟踪调查他们培训后的表现,效果良好。现报道如下。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护理实习学生392名,女生356名,男生36名。其中04、05、06 级三年制中专生151名,大专生143名,女生263名,男生31名;03、04、05 级四年制本科生98名,女生93名,男生5名。 1.2 方法 1.2.1 教学目标 每组来我科实习人员经过带教老师讲解、自学指定材料达到以下目标:①熟知相关法律、法规;②明确自己的法律身份 ③ 尊重病人的隐私权、知情权;④执行医嘱时有证据意识和自我保护意识;⑤严格执行各项制度及操作规程;⑥事实求是,有差错时及时补救及时报告;⑦同情、理解病人,不在言语上与病人发生冲突。 1.2.2 教学内容 采用自编讲义,内容涉及8方面内容:《医疗事故处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护士管理办法》、《药品管理法》《麻醉药品管理法》《山东省医疗护理文书书写规范》《消毒管理办法》、《传染病法》《医疗机构病历管理规定》。 1.2.3 教学形式 采用专题讲座及自学的形式。带教老师先向各组学生布置自学教材,并督促学习,然后组织2次专题讲座,2次护理差错分析会,分析会上学生互相讨论,指出差错发生的原因及违规违法点。 1.2.4 教学评价方法 学生在本科室实习结束时,做一份与以上内容相关的试卷,得分与专业考分平均为出科成绩。出科后追踪调查这些学生,对他们所轮转的其他科室逐一发放2张调查表,①表1从护生的临床行为判断他们对有关法律知识的掌握应用程度,测评总分100分,?80分为了解,81~90分为熟知,91~95分为掌握,?96分为熟炼掌握。②表2调查培训后护生差错发生率。由护士长、带教老师、实填写。 1.2.5 统计处理 应用spss10.0统计软件进行数据统计学分析。采用频数、百分比、均数等方法描述调查结果。 2 结果 2.1 护生掌握了有关法律知识 学生在实习过程中增加了法律意识,将自己的各种行为框在法律范围内。收回的调查测评表,护生成绩均在90分以上。见表1。 2.2 护生差错发生率明显降低 培训后的护生在临床护理工作中主动严格要求自己遵守各种规则,发生差错现象减少。差错发生率1.28%,见表为2,比2.47% [2] 降48.18%,具有明显效果。 3 讨论 3.1 对护生进行法律知识教育是安全管理值得重视的环节 目前护理专业在校课程几乎没有相关法律的专门教材,学生仅能从“思想品德”或其他教材零星学到一小部分相关知识的,据调查这些仅占学生获得法律知识的11.1%[3],说明护生在实习前未接受相关知识的全面教育,而他们是参与临床护理病人的重要群体之一。在医疗护理风险无处不在已成为医疗界共识的今天,广泛而深入地研究护理风险是当务之急[1],那么对护生进行相关法律教育应是临床安全护理值得重视的环节了。我院护理部与临床联合进行的这项培训尝试,对护生起到了增强法律意识,规范行为,减少差错,降低风险的作用,也对护生将来成为更合格的护士,为病人提供更安全的护理产生深远影响。 3.2 对护生进行法律知识教育的效果 通过教育培训护生们明确了自己的身份,不再像实习前那样与周围的关系大多的是师生、同学关系;在护理岗位上,与病人之间多是法律责任、义务、权利等严肃的关系。表1是通过护生行为来调查对相关法律掌握程度的,从结果可以看出护生有了法律意识,在临床实践中注意严格执行各项规章制度,认真查对医嘱;热情接待病人,维护病人隐私;有差错是能够及时补救及时汇报,与病人有争议时,有证据意识,注意保护自己及院方的合法权益。表2护理差错发生减少,是护生注意将自己的行为框在法律、规则之内的结果,这对全院护理安全管理有着重要作用。 3.3 护生发生差错与护士类同 据调查护士发生风险事件多集中在给药、抽血、执行医嘱等方面[4],表2可看出护生与护士类同。这主要是这些工作项目出现的频率多,出错的几率相对高;护生年龄小不够成熟,有时有浮躁情绪,如在执行“三查八对”时过于自信;临床经验少是,各项技术均不够熟练,有待于进一步的提高。因此,就保证护生及其所护理的病人安全来讲,应提高护生各方面能力,才能实现。 法律实践论文:以转型中的中国为出发点 o 引子 法哲学是一个表演场,在上面一直上演着何谓法律的没有终场的话剧。何谓法律,说到底是要回答人们行为和判断究竟以什么为根据。以往的大部分主角要么戴着一副死气沉沉的预设规范之面具,要么有着一张活生生的经验事实之脸谱,前者主张绝对从预设的规范出发,这种教条主义不免遮敝、压制甚至切割了生活世界,后者关注未包含在预设规范中的道德的、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和文化的因素,以求就事论事的恰与其份,但它对规则的怀疑及至虑无态度不仅使预设的规范失去意义,且易走向由判断者操控的相对主义甚至任意。对于这种事实与规范不可调和的两端对立,即二元法律观,也有一些人试图超越,如行动法律观,诠释法律观,但声音弱小,远未形成主流。而且在这个表演场上,中国角色大部分时间不在场,使何谓法律的道白与中国问题若即若离。 拉德布鲁赫曾有言:每个时代必须重书它的法学,处在转型的当代中国也必须重塑自己的法律观。本文无意对前人的法律观作思想史式的考究,也不仅仅作应当重书的演绎推理,而是首先要以当代中国社会文化条件为限,从经验的中国问题出发,同时要反映出问题的普适性,本着既要顾及事实又要关照规范,打通事实与规范的关系之主旨,在前人的法律观基础上,力图开扬出一种不同于以往的新法律观——实践法律观,并探讨如何实现这一主张的途径。 1.在何谓法律上的中国问题 对何谓法律这个法哲学的最基本主题,在今天不可再单作形而上的追问和体系的建构,而应像波普尔所言:一切生活都是解决问题(alles leben istprobleml ouml;sen),[1]直面所遭遇的挑战来回答,因为我们置身于一个问题时代,无论情愿与否。倘若要从种种挑战或现实难题抽象出法哲学理论问题,一言以敝之,就是围绕事实与规范的紧张关系而展开的何谓法律问题,从中又生成无数论题和流派。这一紧张关系对当代中国而言又具有双重性: 1.1认识论上的事实与规范的不对称性 所谓事实与规范关系的不对称,是指预设的规范不能满足事实的需要,通俗地讲,指无合适的法可依。因事实总是在规范之后发生,债务人不是在读了民法后才去借钱,罪犯也不是按刑法来犯罪,立法者的预识世事的能力总是有限的,故称之为认识论上的不对称性。社会生活变幻无常,法律的调整不可能毫无疏漏。立法史表明,主要基于过去经验的立法者,不可能全部预见到法官可能遇到的法律颁布之后的问题。例如条文如蜜脂的普鲁士一般邦法(preussischesallgemeine landrecht),洋洋17000多条,[2]却也未能自如应对社会生活,相反,其开中药铺的方式反遭无抽象理性的讥讽,后无承袭者。 诚然,也有人以为,法律的不完善不是什么缺陷,相反,一个自身封闭的、无懈可击的、清楚明了的法律也许会导致法律停滞不前,法律不被明确表达,反倒能满足事实的无限多样性。[3]这里不去争辩法律的不完善是否为缺陷,而是从实然状态上看这种不对称性的表现,如果以事实的大小范围为标准,可分为: 1.1.1个案事实与规范的不对称性 在此,个案事实指实际发生的个别事实,它包括当事人对双方的权利与义务发生争议的纠纷,违反法律的行为和有待确认的诉求。规范指以制定法为主的法律,对它们进行处理旨在作出一个具体的法律判决,即确定人们的个别行为准则。生活世界的无常和多样性使许多案件、事实不能对规范之号入座,这在今天已是几成公认的“常态”,曾经在中国热议的“黄碟案”、“葡萄案”不过是其中的两例。“黄碟案”因观看黄碟的场所集住宅和诊所于一身,难以直接适用宪法第39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住宅不受侵犯,在这一场所观看黄碟应受处罚也缺乏明确的法律,[4]“葡萄案”因三名民工所偷47斤葡萄是投入了40万元研究经费的科研产品,而相关司法解释只规定了流通和生产领域的商(产)品如何定价。[5] 新近又有“手术签字案”,医院因家属不签字而未进行手术,结果母子双亡,手术签字的意义是体现医院告知义务和患者知情权,还是医院可以免责,此情况是否属于法定的不得拒绝急救处置的“特殊情况”,均存有很大争议。[6] 实际上,大部分规范,不论何种表现形式,是制定法还是习惯法,都面临如何应用到事实上的难题。制定法尚且如此,自然法因其过度抽象更不能提供确定的准据,如依“当为公正,当弃不公”,“避恶行善”并不能判断在商住两用的场所观看黄碟是否不公或恶,偷葡萄倒是不公或恶,但是否为达到刑法所惩罚的程度不能依此两原则直接得出。按习惯法中的“偷一罚十”可以惩罚民工偷葡萄的行为,但先要确定“一”是按市价还是按科研价值来算,[7] 然后才能决定惩罚的轻重,还有由谁来罚,也无从得知。至于对观看黄碟,手术签字,在习惯法中甚至连“偷一罚十”那样的相关的惯例也发现不了。换句话说,在各种预设和发现的规范与生活事实之间,都存在着适应与否及适应程度的问题。生活世界中的具体人永远大于法律上的抽象人,个别永远大于一般,哪里也不是例外。 1.1.2 社会事实与规范的不对称性 规范不仅不能全适应个别的事实,同样也不能完全涵盖社会事实。所谓社会事实在此指现存的社会形态和社会结构,在当代中国,静态上看,存在着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三种社会形态,其中前现代又在向现代急剧转变,流变性特征明显。当然,这种情况不是非中国莫属,但中国为甚是不争之事实。发达国家也正在发生从民族工业社会向全球化的生产网络体的社会结构变迁,欧洲日益走向前所未闻的超国家状态。而地理上东中西三部分结构的悬殊差别更是具有中国特点。这一多样态的社会事实与制定法规范存在多重的不对称: a. 制定法的国际性与国内发展水平的不平衡 外部的全球化浪潮,内部的对外开放和现代化进程,尤其是加入wto的压力,使中国的制定法迅速与国际接轨,实际是与主要西方国家趋同,尤其在金融、保险、证券、反垄断、破产、公司、贸易等经济领域,大规模的立法复制,令人回味的是,立法属尖端社会知识,集全民之智力,却无人指责中国侵害他们的“知识产权”,反而以被他人仿造为荣。但中国的社会发展水平是否与这些国际化的法律的要求相应却颇有疑问,以人们争辩不休的知识产权的立法为例,加入wto前后的几年里,中国立法机关先后对《专利法》、《商标法》、《著作权法》作了修正,使对知识产权保护的水准基本上达到了国际水平。然而在实施trips上,虽然发展中国家和经济转轨国家设有5年的过渡期(最不发达国家为11年),但显然不能在过渡期内使这些国家如中国的社会发展水平与trips的要求相应。如此一来,为达到国际社会的要求,研发水平低下中国的企业必然要面临跨国公司的垄断、提高药品和食品的价格,增大技术转让和技术开发的成本的局面,从而对国内公众的福利产生不利的影响。 b. 制定法的现代性与国内各地区间发展的不平衡性 在制定法规范中,大部分是针对现代的统一的和稳定的结构而设计,可是,我国的地区的发展极不平衡,特别在文化、风俗、习惯等方面差距巨大。适用具有高度一体化的制定法,而不分各地的具体情况,势必会造成许多困难和负效应。如在既有金融监管体制下,以资本实力、技术水平和从业资历等为内容的现代性行业准入门槛非常高,所设金融机构放贷条件严格,如要求贷款人提供抵押物或担保,而在农村,农民没有房产证因而住房不能作抵押物,承包的土地及经营权也不能抵押,这致使贫穷的农民很难得到银行的资金支持,民间借贷又被禁止,所以孙大午之类的集资必然为非法行为。[8] 再来看司法人员准入制,自2002年实行统一的司法考试,四级法院检察院的法官检察官要通过同一套题目的考试,意味着对基层法官检察官的要求与对中级、高级甚至最高一级法官检察官的要求一样,而他们所处理的案件大不一样,如在西部基层,“80%都是离婚案件,财产分割就是几头牛、几只羊。本票、支票是什么都没听过没见过。”[9] 又以10万人口/律师数为例,2004年全国为8.7,北京96.2,东部12.4,中部6.3,西部6.8,贫困县1.7,而在374个贫困县中有51个县无一律师。[10] c. 制定法的前现代性与社会形态的流变性 规范中也有一部分仍停留在前现代设计,未反映出变动的社会关系,如对城乡二元结构的确认,形成了长达50年的户籍、住宅、燃料供应、教育、医疗、就业、社会保障、劳动保护、司法资源分配、表达机会等10余种不平等制度。例如表达机会不平等,全国人大代表,城市人口是每24万人选举产生一个代表,农村人口是每96万人产生一个代表,4个农民等于1个市民,而且工人代表和农民代表的比例在不断下降。还有大城市和发达地区获取更多大学入学名额,均使农民处于二等公民的不利地位。而在这些方面中国己发生了许多重要的变化,这些变化常用对正式体制的变通方式去实现,在变通过程中,新的体制因素往往是以非正式的方式出现,且发生在正式体制运作当中。如户籍在多个地方早己变通了,如新生婴儿可随父落户,老人可投靠子女落户,以投资为条件的移民,专业人士居住证(绿卡)等等。 总之,尽管这是一个貌似商谈时代,在这个商谈时代,人们可以例如借助互联网就立法等问题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但总是言不及意,言尽而意不尽。法律规范作为一种语言的存在,无论书面或口头,常常只顾及有限的优秀而留下无尽的边缘。 1.2 伦理上的事实与规范的对立 与词物不一的认识论差异相对,伦理上的事实与规范的对立是指由于不同伦理观,导致对规范的不认同,结果是大量的生活事实未进入制定法规范,规范显得普遍失效,这样的对立同样可分两类: 1.2.1 积极对立 积极对立指对制定法规范的明确违反,使法律不能贯彻于生活,这几乎存在于当代中国每一个领域,近年来突出表现在土地征用、矿藏开发、工程承包上。以土地征用为例,2006年6月18日,国土资源部向各地方政府发出《关于严明法纪坚决制止土地违法的紧急通知》,“通知”指出,违法占地在一些地方越来越肆无忌惮,地方政府主导下的土地违法越来越多。新近公开披露的广东省开平市政府违法审批占地近三万余亩便是其中一例。[11] 又有法院的判决执行率,这是衡量法律的有效性的重要指标之一。2001年至2005年各级法院收结案560至590万件,受理申请执行的案件为200万件左右,其中80%为民事案件,这意味着有三分之一的生效判决未履行。而在法院发出执行通知后,自动履行义务占80至85%,另有15至20%为强制执行。[12] 法治方略自1997年提出己达十年之久,实际生活中,法律还多是超级纸上秀,私利才是硬道理。法律至上,信任法律,仍是看上去是理想中人。怪异的是,法学界批法条主义的声音却不绝于耳,在此禁不住要问一声,法条都置之一边,哪来的主义。这样的主义,之于当下的中国,实是多多益善。 1.2.2 替代性对立 与明确违反制定法规范的积极对立不同,替代性对立使生活事实未进入制定法规范而被纳入另一套治理术中,它们主要是: a. 土政策之治 土政策相对于法律和国家政策而言,指各基层地方组织制定的较为具体的行为规则,它或是法律和国家政策的具体化,或在与法律和国家政策没有根本冲突的前提下,规定本地本单位的特殊利益,还有的土政策则直接有悖于法律和国家政策。土政策既有普遍主义的成份,但更多反映出特殊主义;其适用领域广大,灵活多变;实施上具有极强的行政性和圆通性。此为当代中国社会最主要的调控运行方式。 b. 思想政治工作 它包括道德教化,政治信仰,心灵抚慰等内容,所依据的主要是官方意识形态,主流的道德规范。虽然其有效性较前下降许多,但仍经常被正式强调并还有一定功效。这种方法的主要承担者为各级党组织,共青团,工会,妇联,行政组织时而参与其中。其运行形式多种多样:谈心,家访,奖励(评先)与惩罚,通讯,板报,演讲或报告,知识竞赛,文艺体育活动等。 c. 新闻舆论 在中国,新闻自由的状况虽还有待进一步改善,但新闻舆论一直直接影响甚至改变着社会的进程和人们的行为,其作用超过了在西方国家。尤是90年代中期以来,以批评和揭露重大和普遍性社会问题为主要任务的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及《南方周末》是先锋,其作用和受信赖的机制为:批评文章发表——重要领导人读后拍案而起并作批示——有关执法司法部门迅速调查——很快有一个令大众比较满意的处理结论。另外,新闻舆论可使案件加速变成“事件”,一旦案件成为“事件”,获得公正处理的可能性就大大提高,重庆钉子户案是为典型。 d.关系规则(熟人主义) 这是素来重视人事人际关系的中国传统文化留下的最大遗产。它以与己的亲疏关系程度为标准来决定自己为人处世的态度和行为,从对己身,至亲,近亲,远亲,至交,朋友,邻人,同乡,同事,熟人,到对陌生人,各有一套标准,看菜吃饭,差别对待。它不仅常有悖国法,且也绕过土政策,行政命令,一般道德。现实的表现为“肥水不流外人田”,遇事首先想到找亲朋故旧。熟人主义的制度体现为家族企业,以地方命名的“xx村”,同乡会,它们尤在改革之初和难办的事上作用显著。 这四种方式均为正式或半正式的制度安排,其中,土政策之治本身具有官方性,只是在与上级,尤其是与中央相抗时才受到抑制;思想政治工作有较长的历史传统;新闻舆论效果最好,最得民心;只是最后一种——关系规则近几十年来一直受正式制度的排挤和打击。这一对立属于当代中国的特殊问题。 1.3 事实与规范的紧张关系对何谓法律的挑战 这两类事实与规范的关系紧张问题同时指向何谓法律且有关联。就中国而言,在认识论层面,就个案事实与制定法规范的不对称性而言,由于既有制定法规范不能满足事实的需要,行为者失去明确的行为指南,裁判者没有明确的裁判依据,而一般又不可拒绝裁判。既然如此,法律是行为规则这种一般界说的绝对性必然受到质疑,引发出究竟何谓法律的问题,社会事实与制定法规范的不对称性带来的后果是,超前(国际比较和国内区域比较)使规范被束之高阁、规避、空转,滞后使规范遭弃用。在发达国家,统一的、形式的、静止的法律观受到挑战,纠纷多样而解纷规则相同的观念遭到质疑,由资本决定的法律不可能维护受资本驱使的人的权利,这导致法律多元、法律微型主义的主张日盛,法律应用也走向能动的多样化。[13] 在伦理层面,主要于中国存在的这一种事实与规范对立带来的后果是,虽有规范存在,但个案事实未进入规范,即存在通常所说的“令不行、禁不止”的问题。由于制定法的大量失效,使制定法还是否为法律遭到严重挑战,缓和一些的说法是,当代中国究竟需要什么样的法律。 2.既有解决方案及法律观 2.1事实法律观对规范法律观的挑战 上述关系紧张问题,尤其在认识论层面,显然从规范本身难以完全解决,于是许多人转向非规范的因素,人们以事实称之。先来略回首一下以往的法律观,以对规范与事实的不同态度,以往的法律观大体可划分为规范法律观与事实法律观。[14] 它们在主要依据什么来作出判断上,或在判断的形式标准与实质根据上显现对立或不同。 2.1.1规范法律观 规范法律观指以预设和发现的规范尤其是制定法为判断准据,即便不免削足适履也在所不惜,因其重外在形式标准,也称形式法律观。规范性不指既存的,而指应然的;它是规定性的,不是描述性的;是目的性的、普适的、权威的、有约束力的,故称规范法律观。虽然自然法学与法律实证主义在法的渊源上不同,但都致力于客观的认识概念,实体本体论的法律概念,概括的意识形态和封闭的体系的理念,尤其是统一的规范标准,均属规范法律观。它们对法律的认识,在方法论上是一致的: a.实体本体论。其最基本的特点是追求现象背后的纯粹本质,因为与“实体”世界相比,人的现实生活是不完善的,实体为现实生活提供超历史的永恒价值。法是一些固定不变的、先验或后验确定的类似实体的东西。 b.公理化倾向。它们认为法是一个合适的、精确的知识之封闭体系,在这个体系中一切个案事实都能得到满足。它总是企图寻找一种决定着全部生活的终极性实体,并从这种实体出发,来阐释现实生活的全部内容。 c.演绎方法。由于它们关注的是生活背后的实体,亦即事物的“原型”,以为从这种“原型”出发就可以推演出现实生活的一切,因此,依唯理论的自然法学说,实证的法律规范来自绝对的法伦理原则,又从实证的法律规范中推出具体的法律判决,“春秋”决狱也为其属;据逻辑-规范法律实证主义,具体的法律判决,同样是不考虑经验纯演绎地、“严守逻辑”地出自凭借立法者命令的法律(法律材料);据经验-过程法律实证主义,习惯法虽是活法,但作为判断依据时是死法;据法学实证主义,法可从历史、概念中演绎出来。 d.规则与事实两分,不考虑实践。它们遮蔽和遗忘了现实生活,不关心应用法律中的创造性,法律人犹如复印员,判决是法的复制品。 当然,规范法律观也有其明显的优长,如自然法学说的优长是:强调法的内容正确性,价值优先,具有强烈的判断功能;法律实证主义的讲求法的形式合理性,使国家意志、政治斗争合法化,法律的边界也比较清楚;社会法学、历史法学的重视法的实际有效性,法应与生活事实配匹,应有存在的合理理由。 2.1.2 事实法律观 规范本体论对规范的对象——事实的漠视,规范对事实显出的僵硬为20世纪诸多法学家看到,他们放弃寻找普遍的规范,而认为每个事实都有一个自己的规范,并从非规范角度提出种种命题。总体上看,事实法律观认为形成判断要考虑诸多非规范因素,如未包含在规范中的道德的、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和文化的因素,甚至还有法官的经验、是非感、心理状态等,这些因素相对于预设的规范,是事实的存在,如谢罪坦白从宽处罚,是东亚法律文化传统,这一传统的“存在”构成了判断的实质根据,故称事实法律观。这些因素虽是事实的存在,但它们同样包含着价值判断,只是不存在于预设的规范之中,如泸州情妇遗嘱案的判决理由是,因立遗嘱人将财产赠予给与其有同居关系的人是不道德的,所以遗嘱这一法律行为因违反社会公德而无效。由于它们也追求判断的实质合理性,而实质只能是具体的,具体的又是有差异的,故又可称“差异法律观”。 必须注意的是,事实在本文中有两层含义:一是作为规范的对象的事实,指实际发生的个案和规范面对的社会形态和社会结构,一是作为法律观的事实,指预设规范中未包含的作为实质判断根据的各种因素。事实法律观就是要用规范中未包含的各种因素,去解决规范对个案和社会形态和社会结构显出的不适应性。 以前后继起为序,属于这一派系的有:利益法学使法律面向生活,其判断是非的标准不是法律而是利益,利益本身又是法律的目的;自由法运动反对对生活的概念式切割,强调法官据直觉的自由造法;现实主义法学以为法律不外是法官的预测,而非先定的规则;批判法学说法律充满意识形态,是政治立场的反映;后现代主义法学基于社会尖锐对立的判断,完全反叛了统一的法律的立场,而眼里只有分散的碎片式的法律。还有哈特规则的含义受制于语境的语境论;维特根斯坦规则只有在使用中才可确定含义的规则使用论;德沃金的原理形成于日常实践,随生活变化,方法为解释,等等。 由于制定法的大量失效,中国学界一些人也走向非规范的考量,或作文化的解释,或褒扬民间法,结果是不约而同地一致抑贬国家法,以法渊转换是秩序形成的第一要义,它们大体都可归于这一事实法律观派系。当然,转换的原因还有西方法律话语的强势地位引起的反弹,同时西方法律话语无法对中国经验现实有全面的观照。 2.2 比较与总结 规范法律观与事实法律观这两者在无论是法的价值,还是制度设计,及至司法实务等方面显出不同,为明确起见,故以图表形式分列出各自的主要倾向:[15] 虽然上列指标与特征并非十分完整与准确,清单是否够长还可讨论,关键词是否关键尚待斟酌,且也未作惯常的概念辨析,但不难看出两者的立场还是泾渭分明的。至于国别举例,只能说英国和二战前的德国更倾向规范法律观,而当代美国和二战后的德国则偏重事实法律观,这里决无意作全有全无的判断,仅是言说或多或少的程度。 上述两种方案主要是西方的,中国只是一种伴唱者。西方的两种法律观均发生在西方早已确定了法治的治理方略的背景下,事实法律观主要解决认识论上的尤其是个案事实与规范的不对称性,且又有规则怀疑及至虚无倾向。中国的伴唱主要涉及伦理上的事实与制定法规范的对立关系,部分关系到认识论上的社会事实与制定法规范的不对称性。而当代中国还刚踏上法治之路,事实与规范的紧张关系既有与西方相同的,如个案事实与规范的不对称性,也有西方所没有的,如伦理上的对立性。而社会事实与规范的不对称性与西方既相同又不同。 因此,在法律观上会出现中国与西方的不同,这样我们不仅是要沿着上述法律观的思路前行,而是更要去创立一种新的法律观,它既要能回应认识论上的也可回应伦理上的事实与规范的紧张关系问题,既能普适于中西,又能照料中国的特殊。总之,它要超越事实与规范不可调和的两端对立的二元法律观。 3. 实践法律观 实践法律观的理论来源是实践哲学,它在西方从亚里士多德经由康德、伽德默尔、阿伦特、布迪厄、到哈贝马斯形成了体系性的理论,中国哲学更是以关怀人生实践著称,也构成来源之一。这里不去梳理实践哲学的源流和体系,[16] 而是本着实践的精神,借重亚里士多德传统强调人的自我反思和自我调整能力的实践观,从实践哲学中提取实践的两大特性:践行,行动;反思,开新,反思性地应用到本文所提出的认识论和伦理方向的问题上,在两个方向上展开实践法律观。也即,认识论上的实践法律观关注反思,开新,而伦理上的实践法律观则强调践行,行动,它们构成了实践法律观的两个维度。 3.1践行和行动:回应伦理上的事实与规范的对立关系 以当代中国所存在的问题的严重程度来决定展开的次序,伦理上的事实与规范的对立关系是实践法律观首先要回应的。在此要强调实践法律观中实践的动词意义,即去实践法律,实践法律本身就是一种立场,一种态度,“实践即美德”。要确立这种实践法律的立场,有三种关系不可不略辩: 3.1.1. 知与行——知易行难。知与行,谁易谁难,不可一概而论,关于自然,知难行易,发明计算机不易,而使用非难事。关于社会则相反,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妇孺皆知,又有多少人能把别人的父母当作自己的?制定法的大量失效是伦理问题而非认识问题,今天出现的违法早己不是不知法而违法,而是明知故犯。所以,以解决知识问题的普法宣传和法制教育收效甚微,必须变法律知识教育为认同法律教育,有了认同法律的意识,法律知识多寡无关紧要。意识重于知识。 3.1.2. 实践与认同——在实践中认同。如何使人们认同法律及具有认同法律的意识,之于中国人,的确不啻是一种文化的转换,实现转换的最重要途径是实践。也许人们会质疑,伦理上的事实与规范的对立正好是对规范的不认同的结果,实践是建立在认同的基础上,只有先认同方才可后行动,这正好是本文力图破除的一种思维定势。与之相反,本文认为,认同源于实践,惟有不断地践行方能生发出认同感。经验业己作出了证明,大至30年前中国对外开放,小至国民穿西服,之初又有多少人认同,今天又有多少人怀疑,再清楚不过了。 3.1.3. 权利与义务——维权是义务。对于公民个人而言,由实践达至认同的有效方式是在个案中维护自己的权利。我们也看到,中国的法治是在个案诉讼声中成长起来:由黄碟案而知公权力的边界,由孙志刚案而导致的法律重大改革——先是《收容遣送办法》废止,而后是《居民身份证法》出台;由佘祥林案而引发的对《国家赔偿法》的检讨,对公安机关侦查行为的规制,对刑讯逼供的遏制,等等。鉴于我们常常分裂成理论的巨人,行动的侏儒,必须要像耶林在百多年前所做的,为了伸张权利,他不惜颠倒权利与义务关系的常理,课以权利人以义务,把为权利而斗争看作是权利人对自己的道德义务。这是我们今天中国人最缺乏因而是最需要的一种义务感。 实际上,对于实践法律观中实践的动词意义作再多的诠释,意义总是有限的,因为践行在根本上就不是一个理论理性问题,而是实践理性问题,坐而论道,不如起来行,“朝着炮声响起的地方驶去”,这是行动者永远的“军规”。 3.2反思和开新:回应认识论上的事实与规范的不对称性 反思和开新意味实践不仅是践行既有方案,而还指去发现解决问题的新的可能性,并在众多可能性中作出抉择。之于法律观,反思和开新是以预设的法律的未完成性这一判断为前提的。由于人的理论理性的局限,总会给非科学、信仰留下一些地盘,预设的法律也不例外。它更像一份音乐总谱,一幅工程蓝图,总谱仰仗演奏获得韵律,蓝图须在施工中完善。预设的法律的未完成性在制定法中一目了然:一是存在较大扩张或缩小及自由裁量的例外,如诚实信用、情势变更、罪刑法定等法律原则规定;二是合理期限、合理注意、显失公平、恶意串通、公共利益、内容适当等价值评判规定;三是情节严重或轻微、重大损失、严重后果、数额巨大、必要限度、重大误解等程度规定;四是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内容具体确定等确定性规定;五是;保管不善、不可抗力(不能预见、不能避免并不能克服)、明知、危险方法等其他规定。[17] 这些规定在制定法中为多数情形,均无法直接应用到确定的事实中,多数既有规范只是一个框架,一个待具体化甚至可修正的大前提。由此也可见,规范法律观将法看作是一个合适的、精确的知识之封闭体系,在这个体系中一切个案事实都能得到满足,只是一个公理化之梦。所以,人们在指南、准则意义上定义法律不无准确,指南只指明方向,要到达目的地,尚有不少岔路口需试探判明。但也不能像事实法律观连这一指南也不要,那会极易误入歧途,走上不归之路。 如前述,事实法律观主要解决认识论上的尤其是个案事实与规范的不对称性,纠正规范法律观包打天下之致命的自负,但它具有的规则怀疑及至虚无的倾向必须修正。实践法律观要解决这种不对称性,需平衡好事实与规范的关系。为了方便理解,先须表明,本文所用的法律指预设的规范,与事实无关,而与事实发生关联后形成的规范称为法,以体现法律观的实践性,也因此法是行为的理由。下面以六个命题展开论证。 3.2.1.法是关系的本体 规范法律观把法律被当作一个物质对象,一个相对于人们思维而存在的外在“客体”和实体,“主体”能不掺入主观成份地把握其纯客观性,这是一种受导于自然科学思维的实体本体论,人们使用的方法是发现。如以自然法学为代表的客观存在论,自然法学视野中的法虽形态各异,如逻各斯,上帝法,理性法(人的理性可认识),但都属于“预先给定之物”,它们像客观规律一样,为预设的、不变的,客观的,不证自明的,具有公理性。事实法律观又脱离了一般的“法”,预设的法,去发现具体的适合某个问题的根据,不承认法之本体,因为本体是统一的,所以也就不承认法是统一的。 实践法律观承认法有本体,但这一本体不是外在于主体的实体,而是打上法律寻找者的印记,创造的成份在寻找法律的过程中一直起着作用。人们现在甚至发现,即便在自然科学领域,也不可能处处排除知识的主体性。即便将法看作是客体,也被主体化了,一切法不过是对人的行为之价值判断,如损害要赔偿,杀人者死,禁止民间借贷,行为与结果之间并不具有如天下雨地就湿的必然联系,并不存在损害要赔偿的客观规律。 但仅强调知识的主体性,客体的主体化,容易走向价值相对主义,因为主体具有历史性,其价值判断也具有历史性,法便显出异质,法的统一性丧失,出现你有你的道理,我有我的主意。要克服这一上帝既死,元规则不再,是非难定的纷争,不仅要像德沃金那样,坚定唯一正解的信念,以发现人类共同生活的基础,更需要知道如何获得唯一正解。这就是要把握主体的关系性,主体是在关系之中,必须在主体与主体的关系之中发现法之本体。发现的方法是实践,在实践中通过获得唯一正解。因此,法的本体是关系的本体,具有主体间性,这尤体现在“契约即法”及以意思自治为基础的私法中。像康德在力图调和形式与内容时曾言“概念无内容是空洞的,直观无概念是盲目的,” 法的是关系的本体这一命题着力使主客一体,法之统一,至少在底线规则上。 3.2.2 法是规范与事实相互关照的续造性结果 我们己知预设的法律是未完成的法律,那么,如何使预设的法律变成具有完成性的行为理由?这要对规范与事实进行处理,实际是发现规范与事实是否存在意义的同一性。这一发现过程就是等置,等置就是要将事实一般化,将规范具体化。事实总是表现为个案,将事实一般化就是把个案向规范提升,看其是否存在规范中行为构成规定的要素。而规范总是表现为一般,将规范具体化就是把规范向个案下延,看其是否能满足个案的要求。这一过程体现出事实与规范相互关照,法律者要在事实与规范之间来回审视,因为既有规范改变着事实、改变着世界,事实和世界也在影响既有规范。这就赋予了等置的性质不是按图索骥,不是决定和推论,也不仅是解释,而且也是积极的续造性行为。这种续造性行为未抛开既有规范,而是在其基础之上,但又不固守既有规范;这种续造性行为以事实为对象,但又不倒向事实,成为事实的记录。 因此,真正的法,即作为行为(包括裁判行为)的理由的法,是对事实与规范进行处理的结果,是应然与实然的对应。既有规范不论何种表现形式,是制定法还是习惯法,只是未与事实发生联系的行为的准则,只有外在的指导力而无内在的约束力。在前述“黄碟案”中,法律规定的住宅或公共场所均未预设集住宅和诊所于一身的场所,只有联系到这一公私混合地带之事实,依“有疑从轻” 原和适用于公民的“法不禁止即为允许”的原则,使用限制解释方法,将之从公共场所中排斥出去,或使用扩大解释方法,将之归入住宅。经此解释与选择,预设的法律才蜕变成了具有完成性的行为理由。 3.2.3 法是一元的 法是在事实与规范之间形成的,但如果应然中没有实然的成份,应然不对实然开放,实然中不包括应然的成份,实然不对应然开放,如果在应然和实然之上不存在一个共同的上位概念,何以使应然适应实然,使实然适应应然,何以能将规范适用到事实上。事实法律观与规范法律观无法回答,它们均是以事实与规范两分为基础的二元方法论。二元方法论的要义之一是,事实是事实,规范是规范,二者分属不同领域,前者为外在的、客观的实在,可感觉,可测度,后者为内在的、主观的评价,可体验,可领悟。因此,二元方法论的要义之二是,事实与规范不可相互推导,如从损害中推导不出赔偿,要不要赔偿是人为的设定,正如拉伦茨指出的:“当我们将该案件事实理解为法律构成要件所指涉的事实时,已经带有价值判断的性质或已然是一种有评价性质的归类行为。”[18] 那么,事实与规范能相互关照的根据究竟在何处呢? 据考夫曼,应然和实然在结构上是纠缠在一起的,具体为,事实与规范共有一个上位概念,它就是“根本之存在”(sein uuml;berhaupt),它既“是”事实上,也“是”规范上的东西。或者说,案件与规范虽不相同,然而却相似,即在法之意旨(ratioiuris)或事情的本性(natur dersache)这个具体点上是相似的,规范与事实,必须存在意义关系中的同一性。[19] 这就化解了二元方法论的事实与规范不可相互推导的难题。化解的方式是对规范与事实进行等置,找到两者是否存在意义的同一性,如在旅客列车厕所中抢劫现金若干、手机一部这一个别事实与中国《刑法》第263条第一款的一般规定: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方法抢劫公私财物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存在意义的同一性,即抢劫财物。[20]对这一个别事实与这个一般规范进行等置,便形成了在旅客列车厕所中抢劫现金若干、手机一部属于抢劫公私财物的判断。对规范与事实进行等置所形成的判断是法,这种法溶规范与事实于一体,当然是一元的,同时,法的这种一元性是在等置实践中产生的。 3.2.4法是具有说服力的意见 预设的法律只是一个指南,经过对规范与事实进行等置后而形成的作为行为理由的法,是否就成为具有绝对合理的知识,即真理,也不可作肯定回答。借用柏拉图对“知识(episteme)与意见(doxa)”的区分,他认为知识是人类理性认识的结果,是对事物本质的反映和表述,不同于人类感性认识所产生的“意见”。[21]本文并不站在柏拉图的立场上,而以为意见的特质是可能性大于确定性;怀疑大于确信;选择大于服从;创造大于因循。[22] 就法是意见而言,理由如下:首先,因为在等置中主体不可能价值无涉,解释者均有是非感,是非感存在先见、前理解之中,解释者的立场偏向,就决定了不存在能普遍接受的要么对要么错的判断。其次,我们处在一个价值多元的社会,极端的怀疑论者甚至认为,连数学都属于意见,比如,几何体系也只是建立在武断的假设基础之上。再次,每个人都有资格发表他的意见,互联网给发表意见提供了便利。无论人们意识与否,各国诉讼程序上的二审三审终审制,有的终审之后还可申诉,法官是裁判者,但其立场不外也是意见,如英美法院的法官意见分为:一致意见(per curiam opinion)、多数意见(majority opinion)、相对多数意见(plurality opinion)、附和意见(concurring opinion)、反对意见(dissenting opinion)或少数意见(minority opinion)、附带意见(obiter dictum),对法是意见的论断,这些均是极好的制度证明,所谓“铁案”只是相对而言的。 将法说成是意见,并非意味法律人可以任意,反倒加大了法律人的责任。因为你不是真理在握,不可轻下断语,对假设(判决、判断)要小心求证。要常感如履薄冰,如坐针毡。不能直奔结论,开门不见山之于法律人不是坏事,要让人望山跑死马。意见是通向唯一正解的正途,唯一正解虽不能得,但心应向之,这才能使结论更具说服力,更有可接受性。法是意见,那么,相形之下,预设的法律是知识,区分的根据是,预设的法律关联着过去的定型事实,是对过去的事实的知识,知识具有可应用性,法关联着当下的新事实,是对当下的事实的意见,意见具有创造性。 3.2.5法是实践智慧 法是意见也暗指法是智慧。所谓智慧指不拘教条的辨析和创新能力,智慧具有因时空而异的历史流变性,非知识所能逮。拉丁文jurisprudentia本意为法的实践智慧,关于它的学问称为法学,所以乌尔比安说“法学(jurisprudentia)是神人之事,公正非公正之艺术”。这与今人将法学看作知识不同。法学经历了从智慧到知识的变化,以德语为例,在德国自然法学家克里斯蒂安·托马修斯(christianthomasius,1655-1728)以前,德语中法学一词为jurisprudenz,它直接采自拉丁语jurisprudentia,仅在词尾作了些微变化。托马修斯以后,法学又有一个新表达rechtswissenschaft,它由recht(法、法律、权利)和wissenschaft(科学)合成而来,直译为法律科学,通常也可称法学,它是jurisprudentia和英语及法语jurisprudence的德语对译,[23] 显然,这是受当时日益兴盛的科学的影响所致。后来rechtswissenschaft一词日益取jurisprudenz的地位代法学之谓,法学也从智慧变为知识。当然,互换使用的情况仍存在,但jurisprudenz现只更多指rechtswissenschaft出现以前的法学,和今天狭义的法学,即法律教义学(rechtsdogkatik),意为有关现行法律的学说。为与rechtswissenschaft区别,也为了准确反映了从前法学的实践智慧(prudentia)的品质,我常将jurisprudenz译为实用法学。 这里将法不仅视为是智慧,还看作是实践智慧,参考了智慧的特征和当代实践哲学的主旨:提倡反思,反对科学主义使人丧失自主性和行动自由,这可从以下五点来进行理解: ——法不是指预设的知识,而是形成于应用预设的法律的活动中;法的具体此在形式,法律人将如何言说,总是存在于法律应用之中。 ——在法律应用中要联系具体的情境,要考虑个案事实及变化,随历史变迁而动; ——要重视判断者的反思和自我调整能力,个人的经验,而非完全从预设的法律的规定性出发; ——这一反思和自我调整的能力不是像知识那样,可以通过教育而获得,而是既不可学也不可教,是在法律应用中逐步获得的。实践出能力,“草鞋无样,边打边像”; ——法律应用追求的目标为恰与其份,个别正义。 总之,法是一种去实践才能领悟和获得的智慧。 当然,在实践中需有方法的技艺,法律是“什么”有赖于“如何”应用法律。方法具有两个功用:应用和续造预设的法律。应用预设的法律之方法有法律解释,法律推论(演绎),法律论证。对预设的法律进行续造之方法包括:客观目的探究(目的论限缩或扩张);法律修正、正当违背法律;法律补充、反向推论;归纳、设证、类比;论证、诠释。法作为实践智慧,是通过后一类方法续造预设的法律的结果。[24] 3.2.6 预设的法律是一般准则,法是具体理由 至此,本文实践法律观下的预设的法律与法显出区别。作为行为的准则或指南的是预设的法律,预设的法律是一般规范,是一个待具体化甚至可修正的大前提。对一般规范与个别事实进行等置后而形成的作为行为理由的是法,法是个别规范,直接约束人的行为。法在预设的法律是精确的情形下与后者一致,但这为少数情况,多数情况是法律不能直接应用,只是作为形成法的材料,正是由于此,我们遂将未与事实发生联系的法律称为法的渊源或法的材料,意为可以基于那些渊源或材料去寻找理由,但它们本身不是理由,就象木头与木桌的关系,木头可制成木桌,但木头本身不是木桌。因此,作为判断根据的不是预设的一般规范,而毋宁是被判断者“主体化”了的个别规范,任何的判断都不是直接依据预设的一般规范的判断,而是依“被正确理解的一般规范”或“被正确续造的一般规范”的判断。 例如,德国民法典第138条,中国民法通则第七条均规定了民事法律行为不得违反善良风俗或公共秩序和社会公德,这是道德的法律化,是“以礼入法”。但什么是善良风俗或社会公德,这两条本身未指明,因此,它们还只是法的渊源或法的材料。由于法律给了法院将道德具体化的合法权力,法官依职权可以在个案诸如情妇遗嘱案中赋予其具体的内容,这一具体的内容,如将财产赠予给与其有同居关系的人是不道德的/道德的,是判定遗嘱是/不违背善良风俗或社会公德的个别规范或理由,只有个别规范或理由才对案件有决定意义,有决定意义的才是法。 当然,这不排斥人们在日常语言中法律与法不分,将预设的法律看作是法,有直接的约束力;也不排斥学界关于法与法律在抽象与具体上的区分习惯。这里将预设的法律与法分别开来,是以是否对人们行为和判断有实质性的直接约束力为标准,应用性更强。必须指明,这里的法律与法的两分也有别于法律现实主义的偏激立场:只承认判决为法,否认预设的法律的意义。它不仅使立法成为多余,更使人们手足无措。本文将预设的法律在总体上看作是一般行为准则,就是承认其对人们的行为有一般指引作用,法是对预设的法律“续造”的结果,“续造”一词点明了法律与法由蛹至蝶的羽化关系。易言之,这里的法律与法类似存在与存在者人的关系,存在只有通过存在者人才可问,才显现,法律只有通过法才可行。这正应伽达默尔的实践哲学的精义:惟有对总体的具体化才赋予所谓的应当以其确定的内容。 3.3 反思与开新的可行性 论证完此一反思性法律观生成的必然性之后,还必须讨论其应用的可行性。正如前述,在法治国家,百年来人们一直关注着事实与规范的分裂,并试图弥合之,只是欠缺一种居主流地位的有说服力的理论,而司法走得更快一些,但并未因反思与开新而导致普遍的任意裁判,或产生什么“司法不公”、“执行难”之类的问题。任意裁判的避免或恰与其份的实现,有赖于裁判者道德与技艺俱佳,两者相得益彰,否则便是:道德无技艺空乏,技艺无道德可怕。之于中国,要令裁判者兼具道德与技艺,尚需大量时日,任意裁判与恰与其份又常常仅一步之遥。对易于误识甚至故意走错这一步的忧虑,是本文思路见于四年前的一次学术报告,优秀命题多次在博士生研讨课上被讨论,及至今天才成完整文字的原因。但愿这是对理论在实务界的效应的高估和对裁判者道德与技艺水准的低估,无论如何,避免任意裁判,实现恰与其份是反思与开新必须直面的,也是人们要努力奔向的至高境界。鉴于这一本领是在践行中练就的,同时考虑到能在更大范围内讨论这一法律观,遂暂时置这种忧虑于不顾而将之和盘托出。 另外,法律约束的对象(主体)具有中间性,法律的约束力形式上达及所有主体的行为,但法律上的行为标准以中人为基础,理由在于大多数人可及,便于形成社会秩序。因此,不能完全实现实践理性追求的对每一情况都处理得恰与其份,达到个别正义,玩美女人广告一案便是证明。[25] 4. 结语:看山是山与看山不是山 宋代禅宗大师青原行思创参禅的三重境界:参禅之初,看山是山,看水是水;禅有悟时,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禅中彻悟,看山仍是山,看水仍是水。略加改造用于理解何谓法律就是,在伦理上,欲消除事实与规范的对立,一定要看法律是法律,虽对法律懵懵懂懂,但应执着地相信法律是真实的,并对法律有种信徒般的崇拜。当我们在应用法律的过程中,由于与事实的隔阂,便对法律产生了怀疑,在认识论上,就要看法律不是法律。最后,经过在规范与事实之间的辗转往复,累积到一定程度,这时,看法律有了新得,这法律已与事实结合,羽化成了法。 质言之,实践法律观力倡先践行法律,以反对有法不依,对法律的忠诚感,法律教义学的方法,缺一不可;再在践行中反思法律,以反对法条主义,这要兼具法哲学的批判和创新精神;最后形成新的法,达至合理的秩序。实践法律观以践行法律,应对中国成就法治的特殊使命,以在践行中反思法律,满足世人追求恰与其份的创造之普适要求。 法律实践论文:论民事法律行为在司法审判实践中的意义 论民事法律行为在司法审判实践中的意义 民事法律行为制度是民法学理论的一项基本内容,它是联结权利主体制度、物权制度、债权制度这三大民法理论的纽带;是客观权利义务向主观权利义务跨越的桥梁;是法制度向法现实转化的接口。民事法律行为是商品经济的产物,是人们应商品经济发展规范化、简约化的要求,而对纷繁复杂的各种具体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行为进行的抽象和概括。可以说每一项民法基本精神的实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秩序的建立,无一不依赖于民事法律行为作用的发挥。所以对民事法律行为制度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考察民事法律行为概念的历史沿革,可以知道,民事法律行为原称为法律行为,起源于德国法学家贺古所著的《日耳曼普通法》一书中。法律行为原有意义含有合法性。既为合法表意行为,这在逻辑上显然存在着矛盾,于是引起了民事法律行为是否以合法性为要件的争论,学说理论莫衷一是。为了解决这一矛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以下简称《民法通则》)在立法上,一方面肯定了民事法律行为专指合法行为,一方面特创“民事行为”这一新概念,从而结束了争论。《民法通则》的这些规定,虽然从一定程度上解决了理论上的矛盾,但从另外的角度,又制造了新的矛盾和混乱,使民法学理论处于潜在的困境之中。 第一,在理论上,引起理论的冲突和认识的混乱,导致民法学理论整体上的不协调 首先,我国《民法通则》将民事法律行为界定为合法行为,这一规定与具体民事法律行为制度理论产生了冲突。例如:合同是一种双方民事法律行为,而无效合同也是合同,也应是民事法律行为,但无效合同却是不合法的法律行为。同样在婚姻关系中存在“无效婚姻”,在继承关系中存在“无效遗嘱”等不合法的民事法律行为。本来法律行为是从合同、遗嘱、婚姻等行为中抽象出来的概念,理应反映它们的共同特征和一般本质,从逻辑学上讲,其外延应比合同等下位概念要大,所以仅将民事法律行为界定为合法行为,违反了一般与个别的辩证关系。其次,将民事法律行为界定为合法行为,与法理学关于法律行为的认识存在严重分歧。法理学认为法律行为是指具有法律意义的行为或能够产生法律后果的行为,包括合法行为和违法行为,并不仅指合法行为。因而,将民事法律行为界定为合法行为,在整个法学系统中也存在不协调、不一致的问题。再次,民事行为的独创,由于《民法通则》未作明文规定,使得人们在对其含义的理解上莫衷一是:有人认为,民事行为是民事本文由论文联盟//收集整理法律行为、无效民事行为和可变更、可撤销民事行为的属概念;有人认为,民事行为是能够产生民事法律后果的行为或具有民事法律意义的行为;甚至有人认为,民事行为是“统率民法上所有行为的总概念”,从而造成对民事法律事实理论内部结构认识上的混乱。 以上看法实际上也恰恰反映了立法者内心的矛盾心态:一方面引进了“民事行为”概念,概括一切合法、不合法的民事法律行为,以解决民事法律行为的“合法却无效”的矛盾;另一方面又不舍得放弃民事法律行为的统率性,因为它具有很丰富的历史传统和对所有意思自治领域民事活动强大的示范力量。同时这也向我们的民法学研究工作提出了一个问题,即今后对于民事主体意思表示行为的一般模式研究,是从民事法律行为的角度出发,还是从民事行为的角度出发? 第二,在立法价值上,没有必要独创一个民事行为 首先,分析《民法通则》中民事行为和民事法律行为的关系,我们可以知道,民事法律行为只是一种合法有效的民事行为,那么我们完全可以用合法有 效的民事行为作为民事行为的一个分类概念来取代民事法律行为。正如人可以分为正常人和病人,却没有必要将正常人用一个莫名其妙的概念,来代替“正常人”概念,然而用取消民事法律行为概念的代价来解决“合法却无效”的矛盾却也并非我们的本意。 其次,在《民法通则》颁布之前,关于民事法律行为是否以合法性为要件是存在争论的,有的学者早已指出合法性并非民事法律行为的必备要件。如:“法律行为,是权利主体所从事的,旨在规定、变更和废止民事法律关系的行为。”法律行为,指能够发生法律效力的人们的意志行为,即根据当事人的个人意愿形成的一种有意识的活动……可以分为合法行为和违法行为”。由此可见,为了解决“合法却无效”的矛盾,学者们并未仅仅把眼光局限于“法律行为是合法表意行为”上来考虑独创一个新的概念,而开始考虑“合法性”在民事法律行为中的地位了。我国台湾学者史尚宽先生将民事法律行为的成立和有效区分为两个不同的阶段。认为合法性只是民事法律行为的有效要件,并非民事法律行为的成立要件[6]。按照这一思路,我们完全可以将民事法律行为划分为成立和生效两个阶段,将合法性从民事法律行为的成立要件中剔除,从而解决“合法却无效”的矛盾。实际上,《民法通则》所规定的民事行为,只不过是包括合法行为和不合法行为的民事法律行为,即民事法律行为成立状态的换种说法而已。至此可见,我们完全没有必要特别地创立“民事行为”这一新概念。而应对民事法律行为概念进行重新改造,取消其合法性。 总之,每一项民法基本精神的实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秩序的建立,无一不依赖于民事法律行为作用的发挥。所以对民事法律行为制度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法律实践论文:简析远程教育法律专业社会实践模式的构建 论文摘要:实践性教学环节的缺位,一直以来都是实行以学生自主学习为主,教师集中面授为辅教学形式的广播电视大学远程开放教育整个教学过程中最为薄弱的一个环节。而实践性很强的法学学科,实践性教学环节的缺位,更是电大法学专业学生实际操作能力和就业能力的诟病。对现代远程开放教育法学专业实践性教学现状进行了分析,对法学专业实践性教学改革的必要性进行了阐述。 论文关键词:远程开放教育;法学实践性教学;缺陷;实践实习模式 一、现代远程开放教育的特点及法学专业实践性教学的现状和缺陷 作为成教学院的广播电视大学,具有许多与普通高校不同特点。首先,在校学生大多为在职成人,实行的是以学生自主学习为主,教师集中面授为辅相结合的教学形式。学校与学生、教师与学生之间,基本上处于准分离的状态。其二,在校学生之间因各自的工作学习时间的不一致,学生学习时间与公检法等部门工作时间的冲突,导致学校无法按照既定的教学计划,组织和安排学生在固定的时间内参加集中的实践性教学,即社会调查各类实习、见习等相应的社会实践实习活动,实践性教学活动无法落实到位,整个实习环节形同虚设。因实践性教学环节的缺失,学生毕业前的作业,如社会调查报告往往是,虚拟、摘抄一个案例分析,随便找个单位盖章了事;论文也多般是没有任何社会调查事实的基础和自己独立的观点,东抄西凑他人作品的敷衍结果。其三,法学专业课程设置和人才培养的定位存在极大的缺失和反差(错位)。法学专科开设的18门选修和必修课程中,只有律师实务,法学本科20门课程中,也只有法律文书这二门与具体法律实务有关的课程,而以培养和训练学生实际操作能力为主要目的的实践性课程几乎就没有开设。课程的设置仍然是以通识教育为主,缺乏实践技能的训练和应用性的考虑。通过在校期间的学习,学生最大收获就是拿到了预期文凭,而没有学到多少东西。专科的学生毕业后,连起码的法律文书都不会制作,更谈不上“熟练掌握法律辅助岗位所需的技能”了。非法律专科的法律本科生毕业后,连起码的诉讼流程都不了解,就更谈不上熟练操作和运用了。这样的学生毕业后,普遍缺乏实际操作能力,无工作的在就业时处处受阻、困难重重,已经在职的也因缺乏实践技能和竞争力,压力巨大,危机四伏,难以适应当前社会发展的需要。故现行远程开放教育法学专业实践性教学的现状,既不适合远程开放教育状况和特点,又不适应电大学生个性化的需求,存在严重的缺陷及弊端。 二、探索实践性教学改革,培养和提高学生实践操作能力和专业素质的必要性 法学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这决定了其从业人员必须具备很强的职业素质和专业技能。我国无论是哪种高校的法学教育,均存在着学校教育与职业教育脱离的弊端,至今仍未有较大的突破和改观。随着我国司法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法律职业者必将成为一个专业化的职业群体,专门的法学教育也必然成为通向这一群体的必经之路。法律职业教育的任务,必然要由高校法学教育来承担,法学教育向职业化转型势在必行。以笔者所在的课题小组,对本校08秋至11秋三年七届的学生的调查研究为例,其中有85%以上的学生为在职人员,且大多数已经在本单位从事与法律事务相关的具体工作。这部分学生将获取文凭和学以致用或现学现用,为主要追求目标。他们多从实际工作需要出发,往往都带着在工作中遇到的具体实际问题来学习,把学习过程看作是一个能迅速提高自己处理问题的能力并发挥其潜能的过程。希望所学知识与对提高其本职工作技能有直接的效果和作用,并且能迅速将所学知识转化为实践中的能力。理论知识的掌握,实践操作能力的提高,直接影响到了他们的职业生涯和生活条件。另外15%的学生,也大多都抱有将来从事法律方面工作的择业期待,选择了法律专业,希望通过学习获得入职的学历条件和竞争就业的基本技能。他们在实践性教学过程中既不缺乏学习能力也不缺乏参与热情,其缺乏是参与锻炼的条件、机会和场所。“重理论,轻实践” 或者说实践教学环节的缺位,一直是远程开放教育法学专业学生较为明显的缺陷,也是造成学生“学无所获”、“学无所用”的主要原因之一。故在进行理论基础知识传授和学习的同时,将能力的培养提高到与知识的获取具有同等甚至更高的地位,是急需解决的重大问题。学校不仅要传授给学生必要的、精深的法学原理和基于现行法律规范的法律知识,而且要使学生掌握现实生活中灵活运用法律的各种技巧、方法、能力的能力和素质,学会如何与各种人物和机构打交道的能力,学会如何分析、查证事实的能力。构建一种既能适合远程开放教育状况和特点,又能适应和满足电大学生个性化需求,培养和提高学生实践操作能力和专业素质的法学专业社会实践实习模式,注重学生职业素质和专业技能的培养,成为推动电大法学教学改革的深化,弥补电大远程开放教育法律专业实践教学环节的不足,提高教学效率,实现教育部提出的构建“专业学习与法律服务一体化”人才培养模式的重大课题和必经之路。 三、实践性教学模式的构建和应用 实践性教学指的是培养和训练学生运用法律知识和技能解决社会实际生活中发生的法律问题的专业素质和专业技能能力的活动。学生在此过程中必须完成由一个被动的听课者到一个主动的办案者的身份转换,通过对具体而实际的问题的解决,锻炼学生的实践能力,并在此过程中获得技能的提高。 (一)根据人才培养定位的要求,调整法律专、本科实务性教学课程的设置和安排。我国法律教育目前存在的框架为:专科、本科、研究生、博士生等四个层次。为社会提供了从事法律教育和法学研究的学术类法律人才和包括律师、法官、检察官等应用类法律人才、和以辅助律师、法官、检察官工作为职责的法律辅助类应用人才等三个类型的法律人才。法学专、本科教育在上述格局中位于应用类法律人才、初级应用人才和法律辅助人才培养的底端。据此,电大法学本科的人才培养定位应该是:有必要的法学理论基础知识和较强的法律应用能力,熟练掌握各岗位所需的专业技能,有良好职业道德和敬业精神的应用型法律人才和初级应用人才。法学专科的人才培养定位则是:辅助律师、法官、检察官工作为职责的法律辅助类人才。但现实中电大法学专、本科与法律实务有关的课程的设置和其法律人才培养的定位却存在着较大的反差。 司法考试改革后,所有法学专科毕业生都被排除在了司法考试的门槛外,这一变化对我国原有的法学教育人才培养的格局形成了强大的冲击。法学专科毕业生如不继续深造,提高自己的学历,则无法参加司法考试,无法获得律师资格,更不可能去从事律师工作。故全国各类高校法学专科在此变化后,都纷纷取消了《律师实务》这门课程。而笔者所在省的电大系统,在司法考试改革实施多年后,在法学专科仍然沿袭老的教学计划,继续开设本应在本科开设的《律师实务》专业课程,这显然是与其培养目标和专业定位存在着相当大的反差。经学校领导同意,在学校的大力支持下,笔者结合电大法学专科人才培养定位和需要,开始在本校着手对法学专、本科《律师实务》和《法律文书》课程设置和具体的教学内容及方式等进行了改革尝试。将《律师实务》调整到法学本科,取消法学专科《律师实务》代之以《法律实务》,增开法律文书和诊所式法律教育课程,加大了实践教学的比重。这样更便于专、本科的学生,根据其择业和职业发展的需求,有针对性的进行实践锻炼,更好的掌握基本技能。 (二)根据教学计划在基础性阶段对规定的课程,在制作多媒体课件中同步推出手机课堂和网上模拟法庭。根据教学计划学生在入学的第一学年,主要的学习任务是通过对专业基础课程的学习,掌握系统的理论知识的基础性阶段。笔者所在的课题小组成员,在基础性阶段对规定的课程,除举办案例设计、法律文书制作等多种竞赛外,还在所教学科的多媒体课件制作中同步推出便于学生学习的手机课堂和网上模拟法庭的设置。课件中设有课程介绍、课程学习、课堂讨论、案例分析和经典判例、法律法规、司法解释及规章,法律文书样本,常见合同范本,国际条约与国际惯例,等参考资料、在线作业、网上模拟法庭、课程日历等18个栏目,同时还导入了中央大电、省电大、南昌电大学习平台和在线课堂的链接,同步推出的手机版移动课堂和网上模拟法庭,拓展和延伸了传统实践性教学活动的空间和实训模式及条件,拓宽了学生的学习渠道和视野,便利了学生的学习,促进了教学方式的改革,创设了一个具有学习设备小巧轻便、资源传输方便灵活、物理空间布局自如、人际交流直观真实等特性的实践性教与学的环境,将原来集中进行的实践教学活动,分化穿插融入到了学习过程的各个环节中。 (三)构建了以校内模拟法庭为主,校外实习基地为辅的实践实习的模式。如前所述,在固定时期内到法院进行旁听,到相关单位去走访,到公检法等单位去实习等传统的社会实践教学形式,与电大学生的特点和状况存在根本性的冲突。为解决这一矛盾,笔者所在的课题小组,制定了一套较为完整的模拟法庭教学制度和操作规程。在学校建立了相对固定和规范的“模拟法庭”教室,购置了法槌等相应道具和服装,设计制作了与教学计划和进度相吻合的各类案例,邀请了公检法部门的专业人员,选择节假日学生休息的时间举办模拟法庭。模拟法庭教学就是以模拟法院开庭审理的方式,通过学生亲身参与,将课堂中所学到的法学理论知识、司法基本技能等综合运用于实践,活学活用,以达到理论和实践相统一的教育目的的教学模式。我们在非毕业班,组织学生分别结合所学知识,举办班级模拟法庭,由任课教师担任审判长,其余角色分别由本班学生担任,庭后由任课教师和邀请的公检法部门的专业人员进行点评,并就相关问题展开互动和交流。在毕业班举办由法学专业全部学生参与观摩的公开的模拟法庭活动,之前在学校进行公告,并要求全校法律专业的师生进行观摩。模拟法庭审理的案件,律师(各方人)、审判长、审判员(陪审员)、各方当事人、证人等全部角色均由学生担任。通过模拟法庭的教学使学生的学习状况从被动接受转变为主动参与,学生成为学习的真正主体。学生不仅能将书本上所学的知识运用到庭审中,还能够进一步加深书本知识的理解,熟悉法庭审判的程序各个步骤和环节,并掌握了举证、质证、辩论的技巧。通过模拟法庭中的学法和演法,充分满足了学生的好奇心,有效地激发学生的参与和求知的欲望,且充分调动了教师与学生两大教学主体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参与性,尤其是最大限度调动了学生的主体意识。模拟法庭的实际操作训练,使学生学到的知识得到进一步的巩固,能力得到了充分发挥和锻炼,成为学生进行实践性作训的主要渠道和场所,毕业班学生在个中的表现则作为其“社会实践”课程的主要考核依据。 本课题小组将第二学年作为实践性教学的拓展性阶段。在拓展性阶段,小组在本校举办模拟法庭的同时,着手与律师事务所进行商谈,在律师事务所共建了固定的校外实习基地。在完成教学计划课程的同时,利用节假日组织学生到校外实践基地进行对应课程内容的见习,让学生接触真实案件参与具体的法律实务处理,拓展学生的实习内容和实训空间。学生在校外实践基地从所接触的真实案件的零散案件材料入手,学习进行分析、归纳、筛选,找出有关的法律要点、寻找适用的法律规范、形成自己的辩护或意见。学生通过校外实习基地实践实习活动的锻炼,在接触具体、真实的当事人和处理真实的案件过程中,巩固了所学的法律基础知识,掌握、学会了法律技巧的运用,积累了办案的实战经验,培养和提高了学生的合作能力、独立思考能力、创新能力及解决问题的能力,满足了学生的需求和社会对法律辅助人才和初级应用人才的要求。 法律实践论文: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课实践教学探析 摘要:加强“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实践教学有利于该课程目标的实现。文章通过对“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实践教学的必要性进行分析,正视其存在的问题,选择恰当路径,以期提高该课的实践教学实效。 关键词:“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实践教学;路径 近年,“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以下简称“基础”)课实践教学虽获得一些经验,但仍存在不少问题,这直接影响了教学效果。笔者认为,要达到实践教学效果,必须对实践教学的必要性进行审视,正视其存在的问题,选择恰当的实现路径。 一、“基础”课实践教学的必要性 第一,“基础”课实践教学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要求。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指导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思想,具有非常强的实践性。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关于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理论、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理论等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教育提供了理论支撑。社会实践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环节。[1]“基础”课实践教学是思想政治教育主渠道的重要组成部分,必然体现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要求。 第二,“基础”课实践教学是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内在规定。增强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实效性,要求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真正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学生。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所有课程都要加强实践环节。[2]“基础”课是思想政治理论课的重要组成部分,突出特点是具有鲜明的实践性,要求在进行理论教学的同时加强实践教学,增强大学生对课程理论知识的理解,实现思想道德和法律素养内化与外化,达到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目的。 第三,“基础”课实践教学是大学生全面发展的需要。思想政治教育的培养目标是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马克思主义认为,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唯一方法就是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基础”课实践教学就是谋求大学生各方面协调发展,使大学生知行统一,平衡发展。它要求在教学过程中以培养学生“实践体验”与“内化践行”的学以致用的能力为目标指向,引导学生努力把道德、法律认知转化为道德、法律实践。 二、“基础”课实践教学的现状 随着教学改革的不断深入,实践教学环节的作用日益凸显。但由于受诸多主客观因素的制约,许多高校“基础”课教学中出现了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长期“脱节”的现象。 第一,认识不足,导致组织脱节。基于认识上的偏差、重视的程度,导致了在实践教学组织上的脱节。主要表现在:一是学校重视不够。虽然为了落实国家政策,许多学校从“形式”上制订了相应的实践教学计划,但实质却不能落实到位。二是教师认识不足。一些“基础”课教师没有转变教育观念,认为只要课堂理论灌输好就能达到教学目的,忽视了实践的作用,阻碍了学生的知行转化。三是大学生参与意识不强。许多大学生把实践看做“额外”增加的一个负担,“被迫参加”,没有认识到实践教学的作用。四是社会认识不足。很多单位担心会带来麻烦或不便,不愿意本单位成为大学生实践的场所。 第二,形式单一,导致活力不够。“基础”课实践教学在内容设计上一般能够结合时展和学生实际进行安排,但在形式上表现单一,如一味地开展校园文明调查、各种主题校园辩论、演讲、志愿活动等。虽然这在深化理论认识上有一定的作用,但是活动一过,又回到“从前”,与开展实践教学的本质要求尚有很大差距,实践教学活力不够。主要原因有二:一是实践教学活动缺乏有效管理。没有形成有效的管理模式,没有夯实有效的实践教学载体,为了完成实践教学计划而完成。二是实践教学途径创新不够。实践教学是一项极富创造性的活动,应充分利用课堂、校内、校外资源,创新实践教学模式。 第三,流于形式,导致实效缺乏。在“基础”课实践教学中,不管是社会、学校、教师、学生都认为实践教学的目的很好,但效果很差,实践教学往往流于形式,缺乏成效。主要原因:一方面,实践教学虽然已经纳入了教学考评,但是其科学性值得考证。有些学校简单地将“基础”课实践教学划做教学的一部分,没有具体的办法,如做与不做、做好与做不好没有标准。另一方面,把实践教学当做一个短期的教学任务来实施的行为,忽视了实践教学的主题选择、运行监控和效果反馈,造成很多实践活动流于形式。 第四,保障不力,导致机制不畅。“要建立实践教学保障机制,探索实践育人的长效机制。围绕教学目标,制定大纲,规定学时,提供必要的经费。加强组织管理,把实践教学与社会调查、志愿服务、公益活动、专业课实习等结合起来,引导大学生走出校门,到基层去,到工农群众中去。”[2]这充分表明,“基础”课实践教学,是一项系统工程。而“基础”课实践教学在学校往往表现为“单打独斗”,校外也是“只身投入”。主要原因:一是协调机制不畅。学校教学部门之间,学校和政府组织、社会组织之间,教师和学生之间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沟通不畅的问题。二是保障体制不全。“基础”课实践教学需要的必要经费投入,学校往往在支持上大打折扣。 三、“基础”课实践教学的路径选择 “基础”课实践教学的路径选择,就要针对实践教学存在的问题,从认识和目标、内容和形式、机制和方法、评价和考核等方面,构建一个较为系统、科学的实践教学体系。 (一)更新观念,提高认识 提高对“基础”课实践教学的认识的前提是更新教育观念。“教学观念是关于教学的看法和思想,更确切地说,是人们思维教学问题获得的结果;转变教学观念是指转移或改变原先对教学的看法、思想、思维结果。”[3]教学观念决定教学行为,转变教学观念有利于教学行为目标的实现。要转变“基础”课教学观念就是要树立新的教学观念,如教学质量观、教学质量效益观、教学价值观、教学过程观、教学评价观等。首先,管理上,学校领导集体应将实践教学放到与专业课教学同等重要的地位,加大教学投入、科研力度,丰富教学资源,有计划地开展教师培训。其次,教师应树立新的教学观念,一要充分认识思想政治理论课的重要地位,有强烈的职业光荣感与社会责任感;二要系统学习和掌握思想政治理论,用科学的理论来武装自己和学生;三要掌握现代的教育理论;四要掌握现代教育技术,开展多媒体教学,开设“立体”课堂。总之,转变教学观念有利于提高大学生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也有利于增强大学生的适应能力和竞争力。 (二)创新内容,丰富形式 “基础”课的基本教学内容包括坚定学生在党的领导下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理想信念的教育,职业道德、社会公德、家庭美德、民主法制的教育,这有利于提高学生的思想道德素质和法律素质。教师要不断突破教材框架,修正补充教学内容,进行动态的教学。在整个实践教学过程中高度注意教材的内容与学生的思想和社会状况的结合,把思想政治教育融入社会和学生现实的思想中去,以适应学生发展的需要。一是教学内容应以职业为导向,提升学生的劳动素质和职业道德素质。实践教学的目的之一就是为了学生更好地获得职业岗位所需的基本素质和实际能力。这种职业导向性应贯穿于实践教学的全部过程。二是实践教学内容应坚持理论性与时代性相结合,用科学的理论武装大学生,也要结合时代的发展,特别是对社会热点、难点进行分析,将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紧密结合。“基础”课实践教学应在课堂、校园、社会三个渠道中开展丰富的教学活动。在课堂实践教学中,任课教师根据教材内容和学生实际设计实践主题,可采用研究讨论型教学、讲演辩论型教学、情感体验型教学等。在校园实践型教学中,任课教师有意识地布置与大学生校园生活密切相关的主题,开展主题活动,如参观校史馆、举办各种纪念活动等。在社会实践教学中,让学生带着问题进农村、进社区、进企业、进单位等。 (三)健全机制,创造方法 创新“基础”课实践教学,要在不断完善领导机制、运行机制、保障机制、评价机制中,运用新方法,达到教学实效。首先,完善领导机制。实践教学体系建设,领导机制的弱化会影响“基础”课实践教学的效果。一是党政挂帅组成实践教学领导小组,党、政、工团等职能部门负责人为成员;二是明确分工、职责,保障实践教学的落实。其次,完善运行机制。实践教学主体涉及教师、学校各部门、学生、社会各单位,保证他们之间的通畅,需建立良好的运行机制。一是形成协调机制,定期召开专门工作会议,商讨实践教学的总体部署和具体安排;二是形成沟通渠道,设立实践教学办公室,专门负责协调、落实、联系等常规工作。第三,完善保障机制。建立课程实践教学项目申报、立项、评估和考核制度,将其纳入学校正常的教学管理,保障实践教学正常运转。加强学生活动场地、基地建设,为学生参加实践教学活动创造良好的条件。加强工作队伍建设,组成实践教学导师队伍。第四,完善评价机制。加强实践教学的过程监督,将实践教学效果作为教师和学生考核的重要指标。将教师实践教学工作纳入年度考核,在政策上给予倾斜,鼓励青年教师、专家积极参与到实践教学指导工作中。将实践教学过程、结果与学生成绩、综合素质测评衔接起来,在评优评先、推优入党、就业推荐等方面给予考虑。 同时,还必须运用创造性的方法。具体方法有以下几种可供借鉴:首先,基地化建设。基地是实践教学的重要载体。我校在校内建立了如大学生素质拓展、科技文化、教学团学一体化、学风建设等10个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基地。在校外根据农村和社区需要,建立了15个结对共建单位,建立了110个实习实训基地。这既有利于实践教学长效机制的建立,又满足了基地发展的需要。其次,项目化建设。项目是获得支持的根据,也是达到效果的保障。我院将实践教学项目化管理,根据实践的总体要求、活动内容、规划和方案,予以审批。不同的实践教学规划、要求、方案,审批的结果也不一样。第三,制度化。实践教学要做到规范、科学,正常化运作,就要制定囊括管理、机制、人员、考核等在内的《实践教学管理办法》、《实践教学项目管理办法》等制度。第四,特色化。实践教学实效提升还必须考虑“专业化”道路,立足各专业学生专长,结合学生和社会需求,选准活动载体,扎实推动实践教学特色活动的开展。 法律实践论文:对资本自由流动与所得税的协调研究,以欧盟的法律与实践为例 摘要:欧盟成员国所得税法的协调对于欧盟内资本自由流动的实现具有重要意义。欧盟部长理事会颁布了数个旨在协调成员国所得税税制的指令。欧洲法院通过解释共同体法有关服务和资本自由流动的规则来消除成员国国内所得税法中阻碍共同市场发展的因素。但是,由于共同体缺乏协调直接税的专有权限,欧盟层面上的所得税法发展缓慢。欧元的启动对欧盟成员国所得税法的协调提出了新的要求。 关键词:欧盟所得税法;资本自由流动;共同市场;欧洲法院 引言 建立一个货物、服务、人员 和资本自由流动的共同市场是欧洲经济一体化的目标。从共同市场的发展来看,资本自由流动远比其它三个自由发展缓慢。在《欧洲联盟条约》生效后,《欧洲经济共同体条约》改为《欧洲共同体条约》(以下“《共同体条约》”),有关资本流动的条款作了有利其发展的改进。欧元的启动也加速了欧洲资本自由流动的发展。但是,税收依然是资本自由流动的障碍, 欧盟层面上所得税法的发展愈发 迫切。本文拟结合欧盟的相关法 律与实践,分析所得税协调与资 本流动的关系。 资本自由流动对所得税协调的要求 1.资本自由流动规则的特征 《共同体条约》关于资本自由流动的法律规定主要在第四章,该章共5条(第56条至第60条)。 第56条是资本流动的优秀条款。该条禁止在成员国之间、成员国和第三国之间实施对资本和支付流动的任何限制(restrictions)。需要说明的是,第四章的内容不仅仅限于资本流动,还包括支付自由。限于篇幅,本 文只就欧盟成员国间资本流动的 相关法律问题进行探讨。 从第56条的措辞来看,成员国禁止限制资本流动的义务比原《欧洲经济共同体》第67条的条文更明确。原67条虽然要求成员国逐步取消资本流动限制,但这只限于保证共同市场功能的必要程度,而现第56条下成员国的义务则是清楚和无条件的。因此,欧洲法院在sanz de lera案(case c-163,165 and 250/94)中裁定第56条具有直接效力。 此外,由于第56条没有将取消限制资本流动的义务只限定在成员国政府,它也约束非公共机构的行为,比如金融机构不能采取限制成员国间资本流动的单边措施。 2.资本自由流动对所得税协调的要求 所得税对资本流动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1)税收增加资本流动的成本。一国居民在另一国的投资所得一般会面临双重征税:来源地国对利息、股息征收预提税,居住国对本国居民的境内外全部所得要征税。(2)税法对居民和非居民的差别待遇。“居民”和“非居民”是所得税法的基本概念,非居民不能享受一国给予居民的税收优惠是普遍承认的。 为了消除上述税收对资本流动的限制,一般作法是签订双边税收协定,这些协定一般以oecd范本为基础。税收协定对于消除双重征税和保障税收无差别待遇具有重要作用。 但是,对于欧盟来讲,单纯通过成员国间的税收协定来促进资本流动显然不够:(1)税收协定是双边的,而欧洲需要建立多边的法律体制。(2)税收协定以承认缔约国的征税权为前提,其具体实施依赖缔约国的国内法。共同体法则希望其规则能够超越成员国国内法并直接适用。事实上,在共同商业政策方面,欧共体已经享有专有权利,而成员国不再享有 主权。(3)国际税收协定虽然有“税收无差别待遇”的规定,但仍承认“居民”和“非居民”的划分。欧共体希望消除基于国籍的限制,而居民与非居民的划分基本是与本国人和外国人的划分吻合的。 根据《共同体条约》的规定,所得税领域的立法依然是各成员国主权之内的事情。因此,在承认成员国享有独立的财税主权的前提下,欧盟层面上所得税法的协调是借助于共同体机构的二级立法和欧洲法院的判例来推动的。 所得税协调对资本自由流动的推动——立法层面 《共同体条约》第94条规定:“理事会根据委员会的建议,应当在一致同意的基础上,在会商欧洲议会以及欧洲经济和社会委员会后,为共同市场的建立和市场功能的需要,颁布协调成员国法律、法规或行政措施的指令”。据此,在促进资本流动的税收方面,欧盟颁布的指令主要有:(1)共同体理事会第90/434号指令(合并指令)。该指令适用于涉及2个或2个以上成员国公司之间的合并、分立、资产转让或股份交换的税收问题。所有成员国 应当通过国内立法保证指令适用的交易免除任何的资本利得税。 (2)共同体理事会第90/435号指令(母子公司指令)。根据该指令,一个成员国的母公司从其在另一成员国的子公司得到的股息,该母公司所在的成员国应当给予免税,子公司所在国对子公司支付给其他成员国的母公司的股息不得征收预提税。 因此,上述指令有助于消除阻碍资本流动的某些税收。不过,借助指令协调成员国所得税法的 作用有限: 首先,欧共体不具备协调成员国税法的专有权限。在成员国仍享有制定本国所得税法的主权 的前提下,只有在成员国行动的 规模或效果不能充分实现目标,而由欧共体行动能更好实现目标的情况下,共同体才能行事,并且共同体的行动不能超过实现《共同体条约》目标的必要程度。 其次,按照第94条的规定,理事会颁布指令应当在一致同意的基础上。由于税收涉及到成员国的财政利益,因此取得成员国的一致同意是很困难的。另外,共同体机构根据第94条可以颁布的二级立法只限于指令,而指令这一立法形式也有其自身的不足。指令只在其要达到的目标上对收到指令的成员国有约束力,成员国仍有权自行决定为实现指令的目标所采用的方式或方法。也就是说,指令的实施依赖于成员国的国内法措施。 这样,欧洲法院通过司法判例来协调成员国所得税法的作用就非常重要了。 所得税协调对资本自由流动的推动——欧洲法院的司法实践 在《共同体条约》缺乏统一成员国所得税法的直接条文的情况下,欧洲法院通过解释资本自 由流动规则使成员国所得税法不成为共同市场发展的障碍,这主要体现在: 1、广义解释第56条中“限制”的含义 根据欧洲法院的判例,“限制措施”的范围比直接限制资本流动的外汇管制法规要广。由于税收能够影响对资本流动,税收本身是否属于“限制”之列呢? 在sandoz案中(case c-439/97),奥地利法律规定,奥地利居民获得贷款时有书面贷款合同的要缴纳印花税,没有书面文件则不需缴纳。但是,奥地利居民从境外非居民获得的贷款,即使没有书面合同,只要奥地利居民的账簿中有记载也视为书面文件, 应当纳税,而奥地利居民从获得境内贷款,没有书面合同但在借款人账簿记载时却不纳税。欧洲法院认为,奥地利的作法具有阻碍奥地利居民从境外借款的效果, 违背了《共同体条约》关于资本自由流动的规则。 因此,税收本身并不一定就会被认为是阻碍资本流动的限制,欧洲法院是看税收的效果。也就是说,税收仍然属于成员国主权范围,但是征税不能构成歧视,不能因此阻碍资本流动。事实上,《共同体条约》第58(1)(a)条也承认成员国税收立法的适用,但其适用有严格的限制。 2、严格适用第58条第1款(a)第58条共3款,第1款(a)规定,第56条不损害成员国实施关于依据居住地或投资地不同而区分纳税人的税法的权利。 表面看,成员国税法的适用不受资本流动的限制。但是,第58(1)(a)条的适用要结合《欧洲联盟条约》的第7号声明,即第58(1)(a)条所指的适用仅限于截至1993年底合法的税法。所谓合法是指符合共同体法。也就是说,某些成员国的税法如果违反了共同体关于服务和人员自由流动的规则,也不能适用。 在第58(1)(a)条能够适用的场合,即成员国税法的某些规定不在共同体法管辖的范围内,其作法不基于国籍而是针对纳税人的 居住或投资状况适用不同规则,也应当遵循第58条第3款的规定,即不能构成对资本自由流动的歧视或伪装的限制。如何判定某种作法是否为“歧视或伪装的限制”呢?对此,欧洲法院对《共同体条约》第30条的解释理念可以借 鉴。第30条是允许成员国背离取消货物贸易数量限制的规定。欧洲法院对该条进行狭义解释,限制其适用范围:成员国要举证其限制措施能够为共同体法支持;如果存在限制性更小的措施,成 员国就不能采取限制性大的措 施;如果未对国产品采取相同措 施,成员国也将败诉;在有共同体立法的情况下,就不应以国内法的理由援引第30条,等等。 3、借助服务或开业自由来消除成员国税法中的歧视,进而促进资本流动。 第58条第2款强调,资本流动规则不影响与共同体统一相符的开业自由限制的适用。也就是说,如果其它自由流动规则要消除税收歧视,就不能根据第58(1)(a)条采取限制。 开业自由是服务自由的延伸。事实上,“资本”和“服务”有时很难区分,比如一国在另一国设立分公司或子公司属于开业范畴,也是直接投资,而直接投资又涉及资本流动。由于欧洲法院在服务自由流动方面有成熟的判 例,这些判例原则就可起到间接 促进资本流动的效果。 比如,在commission v. france 案(case 270/83)中,法国给予本国保险公司和其他成员国保险公司在法国的子公司归集抵免的税收优惠,但不给予其他成员国的保险公司在法国的分支机构。欧洲法院认为法国作法具有歧视外国保险公司在法国分支机构的效果,剥夺了外国保险公司的开业或服务自由,违反了《共同体条约》关于开业自由的法律规定。 事实上,如何成员国税法同时涉及到服务和资本流动规则,根据欧洲法院的判例,只要成员国税法违反了服务或开业规则,欧洲法院一般就不再审查其是否违反了资本流动规则。 需要指出的是,由于《共同体条约》缺乏协调所得税的直接法律条文时,欧洲法院的解释权仍受到限制,仍不能涉及成员国所得税税制的基本问题。 因此,欧盟层面上所得税法还需要进一步发展。 欧盟所得税法的发展 相对于欧盟在消除货物自由流动的间接税方面的成就,欧盟所得税的发展是缓慢的。欧盟所得税发展缓慢的现实反映了欧洲一体化进程中“统一与分权”的矛盾。 在欧元成为欧元区12国的单一货币后,上述矛盾将更加突出,因为使用单一货币的欧元区成员国国民要面对15个国家的不同税法。这与共同市场追求的服务和资本的自由流动的目标是相悖的。 理论上讲,影响资本流动的因素主要有:外汇管制、金融服务法规和税收。欧盟国家已经取消了外汇管制,金融服务也有了共同标准,只有税制尚未统一。由于欧洲中央银行负责制定统一的货币政策,欧元区国家就不能再借助于利率和汇率政策影响资本自由流动。这样,成员国就只有利用财税政策了,但成员国的不同税制和各自为政的财政政策的将对资 本流动产生扭曲。因此,协调成员国的所得税法,使资本自由流动 最终实现,是欧盟所面临的问题。 从成员国角度看,在成员国保留税收主权的前提下,成员国仍然有在税收领域合作的必要。 比如,成员国如果为吸引资本而竞相给予税收优惠,就会形成有害的税收竞争局面。因此,欧洲理事会通过了“商业税收行为守则”(code of conduct on business taxation)。该守则本身不具有法律效力,但欧盟成员国表示将不采 取新的有害的税收措施并将审查现行立法,开展成员国间的税制磋商。因此,该守则的颁布也是欧盟在共同体立法框架之外寻求新的协调成员国所得税法的机制的尝试。 法律实践论文:大学生创业法律教育实践研究 一、高校大学生创业法律教育现状 当前,我国部分高校大学生创业法律教育课堂内容难以满足大学生实际需求。在很多与法律知识相关的公共课程方面,我国虽然实施思政理论新课程方案,但其中《思想道德修养和法律基础》却是由“98方案”《法律基础》《思想道德修养》结合的课程。从课程设置来看,相较而言,大学生通识法律课程显得不够充足。而部分高校虽有开设辅修或选修法律课程,不过在课时方面却仅考虑到教学内容与大纲的完整性,很少会重点讲授创业法律风险。另外,大学生就业指导与规划课程中,我国高校普遍重视就业素质、技能和创业精神、品质、素质、意识等内容,相关法律内容却少之又少。因此,从各类型课程来看,我国高校大学生创业法律教育课程都没有系统全面的创业法律知识内容,所以无法满足大学生创业实际需要。 二、大学生创业法律教育课程体系建构 1.建构原则。 大学生创业法律教育课程体系建构须遵循四大原则: (1)针对性。 在规定时间范围内促使创业法律教育达到预期结果,促进大学生创业法律意识、修养、能力的增强。 (2)配套性和相对独立 创业法律教育课堂体系在当前各高等院校中具有相对独立性,但法律课程与其他创业教育课程之间应当相互配套,以便形成完整综合的课程体系,而不应独立于其他课程体系之外。 (3)实践结合知识性。 开设创业法律教育课程其目的在于让学生全面理解法律知识,为学生树立法律意识,并通过各类活动让学生逐渐形成各种外显操作行为,帮助学生累积法律知识和能力。 (4)多样性。 高校创业法律教育课程活动性、综合性特点,直接决定创业法律教育课程组织方式的灵活多样性,所以课程体系建构必须具有弹性和选择性。 2.体系建构。 遵循以上四大原则,高校大学生创业法律教育课程体系构建分三部分完成: (1)创业法律能力培养类课程。 创业能力极为特殊,它具有极强实践性、综合性、创造性,创业能力优秀即智力;创业能力是自我谋职能力,是转化自己或他人市场创意为现实生产力的能力。其包括综合性、经营管理和专业性能力。大学生创业所必备能力之一为法律能力。针对以上能力设立相应培养的实践和务实类课程,如法律谈判、企业或商法务实等课程。同时,教授这些课程时要改变满堂灌的教学方法,多采用案例教学法、讨论教学法、情景体验、课文训练以及创业基地参观等教学方法,鼓励学生多质疑多思考,促使学生化被动为主动,化接受为探究,发挥出创业法律教育的真正效益来。 (2)创业法律意识增强类课程。 法律意识是高校大学生创业法律教育课程开设的基本目标,其主要培养大学生守法知法、依法办事、尊重交易规则、诚实守信的意识。所以,该类课程教学内容即懂法、知法、守法,主课程以法理学为主,法律方法学、逻辑学等为辅。通过这些课程帮助大学生全面理解法律,强化大学生法律意识,正确认识到法律的重要性和作用。 (3)创业法律知识了解类课程。 现有法律体系中许多法律法规都与大学生创业相关,但大学生却并非全部了解。大学生创业选择企业组织形式是首要问题,因此了解企业法是基本,才能帮助其选择与自身实际相符的企业组织形式。按照各种出资人责任形式企业分为公司、独资和合伙三类。自1999年我国《个人独资企业法》正式出台,到2005年和2006年我国分别对《公司法》、《合伙企业法》进行修订,明确区分出各类企业创建要素的不同,以及《中小企业促进法》等,都是大学生创业法律教育重要教学内容。企业经营的过程即依法交易办事的过程,所以,大学生创业还需要了解《民法》《合同法》《产品质量法》《劳动合同法》《会计法》《专利法》《所得税法》《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保险法》《劳动法》等一系列法律。最后,创业过程避免不了纠纷争议,大学生还应了解《诉讼法》。由于高校大学生创业法律教育课程体系的庞大,知识内容的繁杂,对于非法学系的学生而言讲解重要概念和制度即可,且介于高校大学生创业法律教育实践来看,主辅修或双学位形式是解决法律教育现状的较好办法。 三、总结 综上所述,我国大学生创业法律教育在课程设置上还尚存不足,高等院校还应在教学过程中不断总结摸索,进而促进其课程体系的完善。而笔者认为主要完善思路,可从创业法律意识增强、知识了解及能力培养三方面出发,结合大学生创业实际需求,构建针对性具有实际效益的大学生创业法律教育课程体系。 作者:董万伟 魏家琴 单位:六盘水师范学院 法律实践论文:研讨国外法律教育的实践与课题 一、法律教育实践 法院。最高法院以《法律教育研究会的报告书》向全国的法院颁发,以使其知晓法院参与普法教育的重要性。为促进学生对法院与裁判制度的理解,为参观法院的学生(特别是小学生)制作浅显易懂的宣传录像,向全国的法院发放。法务省。作为普法教育政策的一环,其与日本最高法院、日本律师联合会、文部科学省共同举行法律教育探讨会。在法务省的主网页上登载有关的宣传小册子。日本律师联合会、各地方律师联合会、各律师协会,在日本律师联合会内,设置市民法律教育委员会,力图在全国推进开展法律教育,在对各律师协会的法律教育活动进行支援的同时,进行有关法律教育信息的收集与交换,开发与研究针对教员的教材。另外,每年针对教员设施夏季培训讲座,与教育相关者进行意见交换。 在各地的律师协会中,有七成的协会开始设置分别承担法律教育的窗口以及委员会等活动。日本司法代书人联合会、司法代书人协会,其举办以成为生存力的法律教育为主题的市民公开研讨会,与教员、法律实务家等协助授课,进行讨论等,利用大学的校园机会举行法律教育研讨会、研修会等,以法律教育为主题进行演讲。在学校教育实践中也有不同声音。首先,“应该培养法律不是作为规制、约束的东西,疏远的东西,而是为了使社会更加美好,应该亲自主体性地制定的意识”,这种着眼于法律本来存在意义的努力更加重要。其次,“对于基本的理念、法律的主旨,法律与规则的形成过程,带着实感进行理解的指导尚未充分进行”。在实践方法上,作为实施法律教育的前提,是培养提出自己的意见,听取别人的意见,在商议的基础上得到结论的能力。这方面比较欠缺。为普及法律教育,有效地实施教育,在学校里,有必要根据儿童学生的成长阶段,切实编著法律教育的课程,并且在教材的充实与指导方法等方面下功夫。由法律实务家进行的实践,在使学生理解司法制度的主旨等方面的努力不够充分,对于实践的方法,法律实务家与教员的协助不充分。 二、法律教育的发展方向 培养支撑自由且公正的法律思考方法。日本的法律教育要达到的目的是:每位国民在进行自由活动的基础上,加深对法律以及司法应发挥的效果的理解,掌握预防纷争的发生,并且为切实解决纷争所必要的、基本的素养;与此同时,培养学生作为自由且公正社会的承担者,主体性地参与公共事务的意识。法律作为社会共生的相互尊重的规则,保护国民的权利,明确国民的责任,促进各人自律的活动,使其生活丰富多彩。因此,法律教育是让人们充分理解个人的尊严与法律的支配等宪法以及法律的基本原理,作为自律且有责任的主体,养成为参与自由且公正的社会运营所必要等资质与能力,并且认识到法律是与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事情,即使在日常生活中也需要抱着充分的法律意识行动,培养主动利用法律的能力。 法律教育涉及的主要内容:1.为使学生认识到,法律是为共同生活和相互尊重的规则,目的使国民生活更加丰富,主体性地学习是如何制定规则的,根据规则如何解决纷争等;2.在规定个人与个人之间关系的私法领域,力图充实学习机会;3.为使学生认识到每个人都作为无可替代的存在,要互相尊重,以及作为自律且有责任的主体参与自由且公正的社会管理,同时为培养参与社会的必要的素质与能力,需要进一步理解个人的尊严、国家的主权、或者存在于法律支配等宪法与法律的基础的基本价值与国家以及个人之间的关系的基本存在模式;4.使学生认识到,司法通过依法救济被侵害的权利,处罚违反规则者,力求维护、形成法律秩序,同时将所有的当事人都置于同等的地位,由公正的第三者经过适当的程序根据公正的规则进行裁判。 三、对应儿童成长阶段的法律教育 考虑儿童成长与发育的过程,根据儿童发展心理学的研究,儿童的判断除自身的欲求以外,通过第三者的观点,对社会的理解,对象客观化的深化,从主观性向客观性发展。因此,儿童理解规则和判断的意图及动机的能力,以及由自身制定规则的经验是非常重要的。儿童的判断标准,可以分为因为权威说了所以正确;对自身有益;为了应对周围人认为好的期待;认识到法律是为了维护社会秩序所必要的;社会契约式的观点;任何社会人类都存在普遍性原理、根本性原理。 所以,日本中小学校的法律教育的展开,包括:1.中小学校的法律教育,不仅强调遵守法律与规则,使其理解法律与规则的必要性。通过作业性体验活动,掌握学生资质与能力的基础。在日常生活与游戏中制定规则的实践很重要,站在对方的立场上思考行动,养成公德心等道德性也是中小学法律教育的基础;2.对普遍性原理的理解,具体是指理解宪法与法律的基本原理很重要。在社会科的课程中,使其理解到个人的尊严与法律的支配等基本原理,法律不单是规制国民的,而是使国民生活更加丰富的内容,是每个人共生的相互尊重的规则,理解市民社会的契约的自由与责任,权利与义务的基本原则,以及司法的内容,从而培养判断的能力与感觉;3.高中的法律教育,在此阶段,以可以进行高度的理解为前提,在使其考察法律各种问题的同时,使其基于切实的证据进行公正的判断。在进行公正的判断之际,首先自身进行判断,并对其判断附加有说服力的理由,与此同时,使其认识到学习别人的判断及其理由,再构成自身的判断的必要认知。 四、普及法律教育课题 在学校教育等普及法律教育时,首先以教育相关人与法律实务家为中心,使其广泛理解法律教育的重要性。最高法院、法务省、文部科学省等相关官厅、日本律师联合会与日本司法代书人联合会等相关团体,从各自的立场,在协助的同时进行积极的努力。文部科学省利用各种机会,向教育委员会与学校,宣传法律教育的重要性。在普及法律教育之际,各学校根据儿童学生、学校、地域等的实际情况,考虑如何充分发挥创新办法。在学校教育中,法律教育的担当人是学校的教员。为有效进行法律教育,以由教员创意办法的指导为中心,进行关于法律以及司法的思考型教育,属于新的创意。所以在促进教材开发与指导方法等实践研究的同时,法律实务家为首的各个相关人的支援非常重要。这些相关人包括:法院、法务省、日本司法援助中心、日本律师联合会、各律师会联合会、各律师协会、日本司法代书人联合会、法学研究者、教育研究者。 在日本,如果把法律教育视为培养民主立宪主义国家中国民所必需的教育,与读、写、算相同,法律教育应该是参加社会生活必不可少的最低限度的教育内容。要掌握这样的教育,学校教育是理所当然的。 除此以外,在一个人度过人生大半的家庭、地域社会、单位等也需要进行。例如,在家庭中,儿童经常会接触到消费问题等与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法律问题。因此,在家庭的日常会话中,所谓保护生活的智慧,展开法律的话题,对儿童而言,会让他们感觉到法律教育是非常接近的教育教学。 作者:李璋 法律实践论文:法律实践本体论分析 本文作者:黄竹胜 单位:广西师范大学法学院 形成法律理论并通过法律理论来描述、解释和批判法律实践、进而推动法律实践、指导法律实践,是法理学的基本工作方式和工作目标。但是,在何为法律理论、其存在形态为何、有什么内在的规定性等本体性的问题上,法学界并没有形成基本的共识,这在一定程度上妨害了法理学的学术交流和法学工作者创造、传播和应用法律理论的自觉性和有效性,同时也妨碍了法律理论对法治实践的功能发挥。因此,从法律理论的生成过程、存在方式以及作用机理对法律理论进行本体性的分析,以提高对法律理论的理性把握程度和应用法律理论的自觉性和有效性,就成为法理学未竟的、有学术价值的一项理论工作。 一、何为法律理论 虽然对法律理论这一概念人们耳熟能详,但是进一步追问法律理论的规定性、法律理论存在方式、法律理论的表现方式等深层次的问题时,人们马上就会陷入失语的尴尬状态。究其原因,与法学界对法律理论是什么这个问题没有形成基本的共识有关,也与法律理论表现方式的复杂性和形成的根据的多样化有关。就国内学者来说,比较习惯于应用法学理论这个概念来表达,其含义有时被作为法理学的同义词[3],偶有学者应用法律理论这个概念[3],并将其与法学理论作出区分,但是法律理论与法学理论的差别何在,语焉不详,深入论证的也不多见。国内学者对法学理论的理解[4]比较宽泛,其基本的含义:一是指称与法律实践活动相对应的、作为法律思维成果的系统化、一般化的法律陈述、法律说明和阐释模式,是法学工作者经过对法律现象的高度抽象后所形成的认识成果;二是从法学学科和法学知识的分类的意义上来称谓与法律实践活动所不同的抽象化了的法律知识系统。[1]从第一层意义上看,法学理论是作为一种法律思维和法律思考的结果所表达出来的,是意识层面上的东西。它与法律理论存在着基本含义在内核上的共同性,也即是对法律现象的一般性、系统性的概括和总结,两者的差异在于法学理论包括的范围大于法律理论,前者除了包括法律理论外,还涉及到法历史学理论、法社会学理论等并不是直接以法律规范为描述对象的理论形态,甚至还包括以哲学理论、政治理论、道德理论来概括法律现象所形成的法学理论[1]。从第二层含义上理解的法学理论实际上与法律理论是同义词,学者们对两者并不作严格的意义上的区分[3],两者是同一回事。 就国外学者的观点和主张而论,对法律理论的理解则存在着不同于国内的认识和观点,特别是在德国的法学家中,法律理论的界限并不是清晰的。有的学者是从法学学科的意义上来分析法律理论这个概念的。考夫曼教授在辨析法哲学、法律理论、法律教义学三者的关系时,就认为法哲学是将法学中的基本问题以哲学的方式加以探究和回答的,它是哲学的有机组成部分,而非法学,它与法律教义学的区别在于对象的不同[5],法哲学没有具体的实义客体,而是以法的整体为思维对象,而法律教义学[6]总是在体系范围内论证,它以未经检验即视为真实的条件为前提。[7]法律教义学以处理规范性视角下的法律规范为主要任务的法学,它的研究对象是现行有效的法律规范,以其司法适用实践为考察中心,来解释法律规范中的概念和规范的意义,同时为具体案件的解决提供理论、理由和原理的学问[8],法哲学与法律教义学两者并不相同,无法相互取代对方[6]。对法哲学与法律理论的关系,考氏认为两者的区别很不明确,无法得出精确的区别,两者的不同之处仅仅在于动机,法律理论是从法哲学中解放出来的理论努力,他们试图从法律人哲学的方式来回答与法律有关的哲学问题,“因为至今尚未有一个可将它们区别开来的标准,充其量,人们只能确立它们各自的重心:法律理论的兴趣,主要在于形式和结构上,而狭义的法哲学更关注内容,所以不做区分。”[5]从以上的引述中,可以看出,在考氏的理论视野中,实际上是从法学知识和学科分类的角度来界定法律理论在法学中的地位,并将其与法律教义学、法哲学、法社会学等作为法学的学科,这种看法在德国的法学家的理论体系中似乎是比较普遍化的观点①。 有的学者对什么是法律理论,则有不同的论述。如德国学者霍恩教授认为[1]:“法律理论产生于这样的需求,即法律可以用一般形式从理论上来解释,而不必讨论正义问题这一法哲学的基本问题……法律理论或多或少的是剥夺了哲学基本问题的法哲学,只限于从中度抽象层面上对法律及其在国家和社会中的产生条件和作用方式,适用的方式和法学论辩的结构作一般性的论断,”法律理论由关于法律的一般性的陈述构成,法律理论的客体是对法律的一般理论性的描述[1]。很显然,霍式把法律理论作为法学认识的一种结果状态,区别于法哲学所探究的抽象的正义理论问题,它以法律的过程作为理论概括的对象,以形成服务于法律现象认识、法律工作者应用法律、适用法律的一般性、应用性理论为主要的理论工作目标。在他看来,法律理论与法学理论是存在差别的[1]。虽然作为学科意义上的法律理论不同于法哲学、法学理论,但是我们对作为法学范畴意义上的法律理论的界定还是可以从学科意义上的法律理论的演化和发展中获得有益的启示。首先,法律理论是学者们试图摆脱法学研究中过于抽象化、哲学化的法律问题的思考方式所作出的学术努力,是对法学研究对象自我限缩的结果,它将理论的目光和视野从无限的法律世界回归到比较具体的法律生活和实践领域;其次,这一路向也开辟一条通往法律实践、回归法律实际生活的理论路径,是学者提升法学理论影响法律实际的尝试,它试图建立法学与司法实践沟通的理论管道,有助于法理学形成对法律实践的影响力;第三,预示着法学家形塑法学理论从哲学、道德、政治等领域到司法过程的转向,从关心法学理论的体系性、抽象化程度向科学性、应用性的回归,它的理论目标、构造方法、获取理论论证资源和表达方式与法哲学都存在着明显的不同,这也是形成法律方法论与法学方法论差异的法认识论上的原由;第四,在理论的表达和表述上也实现了根本的变化。 根据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对法律理论进行如下的界定:法律理论是法学理论的一种理论形态,是对法律应用过程进行一般性概括和描述所形成的系统性论述,它是围绕着实证法和法律应用过程而形成的具有直接的应用目的和实践指向的法学理论。首先,法律理论也是法学认识过程的结晶,脱离法学认识过程,就不可能形成法律理论,从这个意义上讲,法律理论也是法学理论的一种,是具有普遍性、概括性和抽象性的知识体系。但是,与其他的法学理论进行比较,法律理论是偏向于从规范性意义下的法律规范以及应用过程的主要环节和法律实务来形塑它的知识结构②,如法律结构理论、法律方法理论、法律解释理论等,都是直接从法律体系和司法过程提炼出来的。其次,法律理论以客观性和科学性为理论建构原则,排除价值判断、伦理思考和哲学思辩等形而上学的理论思维方式,与追求规律性的、应然性的法学理论在理论旨趣上存在较大的差别。第三,法律理论是直接或者间接以司法上的应用性为理论目标的理论,带有比较明显的实践指向性,以探求法律问题之答案为依归,这与偏向正当性、价值性论证的法哲学的理论或者偏重于法律经验的归纳和总结的法律社会学的理论是不同的。诚如学者所言“:哲学家、伦理学或政治学家的法学,也可以说是专业法学以外的法学,这些法学所关注的问题、运用的语言以及知识追求与法学内的法学有所不同,其采取外观的立场而又企图深入法律之内在的根本问题……故此,法学与法学外的法学之间常常处于格格不入的关系状态。”[9]该论述实际上道出了抽象法学理论与应用法学理论也即是本文所言之法律理论的差别。#p#分页标题#e# 二、法制实践结构转型与法律理论的法治意义 然而,在法理学的视阈中,法学理论与法律理论的概念区分有意义吗?这种区分是否可能?如何可能?在当代的中国法理学发展的境遇中,被抽象的法学理论折磨得很是疲软的学者和心灰意懒的读者,面对法理学所贡献出来的法学理论已多有指责,从小处来看,指责法学理论脱离实际,无法指导法律实践[10]成为一种普遍性的社会言说,从大处看,则指责法学理论无力提供评价、批判和指引中国法制、法律发展的作为判准和方向的中国法律理想图景[11]。中国当代法理学所处于的这种内外交困的情景,催生了许多有学术责任和使命感的法学理论工作者的学术焦虑[12],同时也推动了摆脱困境的种种理论努力。如孙笑侠教授所倡导并践行的返回形而下的法理学研究[13],陈金钊教授所追求的“上可着天、下可着地”法律方法论研究、谢晖教授所追求的民间法研究、葛洪义教授所追求的地方法制研究等法学理论研究路径和研究范式都走出了摆脱形而上学法理研究传统套路,其回归法制实践的理想和追求,其推动法理学的实践转向的学术努力都反映了中国法学理论界对抽象法学理论的不满和变革的姿态,他们的实践性转向的立场对整个中国法理学的发展方向的选择无疑是具有启示性、引导性、前瞻性和革命性的。在中国法理学目前的这种状态下,特别是在中国的法制实践结构从立法向司法的位移背景下,重申法学理论对法律实践的理论回应、凸显出应用性法学理论的研究也即法律理论路向的研究,显然是必要的,也是必须的。具体说来,应用性法学理论也即是法律理论研究的特殊意义在于: 第一,满足法制实践结构转型的理论需求。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独特的法律现象和法律问题,因此对法学理论的需求也带有时代性。受时代的法律制度和法律实践推动的法学理论也会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法学理论的研究者不能摆脱现实条件对其在视域、问题意识和理论建构上的规定和影响。“困境推动着法理学的发展……法理学是处理法学、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的新的危机的工具”。[2]就当代中国法制发展的状况而言,自九十年代中期以后,我国法治实践的结构发生了从立法向司法的位移,这种结构上的变化不仅仅表现为法律制度建设重心的变化,同时也引起了社会对法学理论的新的渴求和期待。诚如德国学者魏德士所言“人们对法哲学和法理学的深入和全面的思考总是紧跟社会灾难、制度危机和政治变革。”[2]。 因此,法学理论能否适应这个法治实践结构的转向、提出有解释力的理论命题和为法治建设提供确实的理论指导,便成为法理学能否再生和发展的关键因素。而法学理论无论是创新还是继续沿革已经存在的理论资源,需要通过法学方法论的重新选择来为司法时现、创造和提炼有效的法律理论提供方法论的支持。这意味着盛行于立法时代的法学理论,需要按照司法时代的理论需求重新考量原有的法学理论的价值,选择和确定契合时代的法学理论,这样一个吐故纳新的理论结构转换过程是法学理论发展和创新的必要代价和基础。因此,司法时代的到来,既是一个法学理论发展的新的时期,也将是社会重新选择引领法制实践的理论、以及原有法学理论的重新定位和功能整合的过程。在立法时代,法学理论的重点一方面是清除极左的政治话语、拨乱反正,从政治上为法治的正当性进行理论论证,因此法学理论主要探究的是法律的本质、法的本体论、民主与法制、人治与法治的关系、法律与政策的关系等这类现在被称为大司法学、政治法学之类的问题。另一方面,由于立法增多、法律职业共同体基本形成,对具体的法律制度和技术问题的关注成为法学理论的另一个增长点,法条主义和概念法学遂得以盛行。整体说来,在整个立法时代完成了在政治上为法理学的正名的工作,使法学理论获得了独立发展空间。但是,这个阶段的法学理论无论在内容上、体系上还是研究方法论上都存在许多的不足和缺陷,因此面对法治重心从立法时代向司法时代的转移,以论证立法的正当性为优秀的法律理论逐步暴露出理论的社会不适应性。 立法时代的法学理论功能缺陷主要表现在:第一,“论证”功能有余而指导功能不足。作为对法治现象进行理论概括和学理升华的法理学,对法治实践发挥指导性功能是其学科自主性的表现,也是其基本的价值之所在。但是,从法理学所提供的理论和知识来看,似乎对法治实践的指导作用并没有充分地发挥出来。例如,在九十年代初期,我国的法治已经凸显出司法、执法的大量问题,但是就司法、执法过程所存在的随意性和非合理性,我们的理论并没有作出多少严格意义的理论反思和建树,司法、执法理论在法理学的理论框架内即使不是空白也可以说是薄弱的,它不能提供司法、执法所需求的方法。第二,对法治实践的理论解释力不足。法学理论的学科完整性表现在对所研究对象具有的理论解释力上。所谓的理论解释力是指理论对所研究的对象的产生、变化、发展的过程能够做出系统化的说明和符合逻辑的归纳和论证。一种具有解释力的法理学,必须是为从事该门学科研究的行政法学工作者所共同接受,对所应用的范式获得学者的认同,研究者根据该范式提供的基本理论、基本观点和基本方法以及基本框架来解决研究中的难题,解释实践中的现象。然而,我们目前不仅没有真正形成大家所共同接受的法学范式,法学理论工作者所借以解释法律现象的基本理论和框架也存在不同程度的差别,对法的实际运作过程,现在的基本“范式”也关注得非常的不够,面对半数以上的行政法规得不到有效执行,我们的理论又有什么能力开出有效的“药方”呢?虽然我们不缺乏对策性的理论研究成果,但是转化为实践行动的研究成果确实不多,这其中有体制上的困难,但是与所提出的对策的有效性不足、可操作性差、理论论证不充分不能说没有关联。具有理论建构能力的法学理论不仅应该具有评价、分析法治现象的理论功力,而且应该具有前瞻性的导向作用,指导法治的发展方向。要具备这样的品质,法学理论首先必须具备创新的机制和开放的理论视野,对法律过程和法治中的新现象和新问题能够及时地进行理论上的升华,提出预见性和指导性的新观点和新思想,保持与时代同步的理论创新意识和理论能力,使理论具有开拓和发展的结构。其次,法学理论必须具有批判精神和批判能力,也即能够运用具有说服力的理论和观点来剖析现实、找出症结、开出解决办法。#p#分页标题#e# 第二,克服政法法学、文本注释法学和社科法学等类型的法学理论的局限性的需要。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的法学理论发展呈现出多元化的发展格局。按照苏力教授的分析和概括,转型时期的中国法学包括法学理论从研究方式、问题意识和思想理论资源上,可以区分为政法法学、诠释法学和社科法学三种法学流派[14],三种流派所形塑的法学理论各有不同,所发挥的理论功能也各不一样。政法法学虽然推翻了法学的政治话语的支配,从政治上为法学的存在和发展构造了正当性,但是并没有确定法学理论构造的法律平台,不得不与其他的学科分享共同的理论话题,法学理论也就失去了自身的独立性和主体性。而注释法学虽然将理论的视野集中于法律的文本世界,专注于法律的专业化知识的生产,但是这类法学停留在对法条的解释和注释上,没有形成普遍化的理论内核,而只能停留在部门法的低度抽象的法学理论构造上。特别是由于自身的理论创造力有限,移植外域的部门法理论成为主要的理论制造方式,其与中国本土的契合性和理论解释力都存在着问题。社科法学主要是借助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理论资源和方法来发展法学理论,这些理论虽然扩大了法学理论思考问题的视野,形成了多法律的多角度的认识,但是它不可能形成从法律制度切入的一般的社会里或理论命题[14],它与法律实践的距离也是越拉越远,理论的效用性也越来越差。三种理论路向的法学或者法学理论存在着明显的特点,就是离开法律和法律生活这个中心而借助法律以外的元素来创造法学理论,所以导致了法学理论的专业性降低,与司法过程的理论需求不相吻合,与法律职业工作者的理论期待差距越来越大。 第三,实践哲学以及思维方式的启迪。实践哲学是任何把实践作为基本范畴并从实践出发所建构的哲学,它有两个基本的特征:一是关于意义的整体论;二是关注具体实践和这些实践所处环境的重要性的强调[15]。实践哲学虽然没有承诺特别的理论方法论,也没有形成比较确定的理论范式,但是它对于解释这个世界以及解释人们的知识形式和思想方式具有重要的意义,对于推进哲学思维方式的转换、形成对社会生活的新的理解却很有价值。实践哲学对于法学研究和理论建设过程的哲学启迪至少有如下三个方面:首先是形成一种开放的法律思维方式,破除对立化的法律思考,形成以追求实践智慧、培养法律实践理性能力为目的的理论追求;其次,立足法律的生活世界,而不是从抽象的或者虚假的原则出发来构建理论命题。回归法律的现实生活世界,走向人们的日常法律生活,从司法过程的实际状况来建设法学理论。第三,法律理论的建设以实践为归宿,以满足实践的要求来检测。只有这样,所建构起来的法律理论才能获得实践过程的接受,理论也由此发挥出它应有的功能。 三、法律理论的构造 以实践哲学为导向的法律理论,要克服抽象法学理论对实践诉求的疲软状态,形成自己的理论说服力和解释力,提高自己的理论应用性能,就要对自己的理论品质和性格进行全面的改造,使之获得与抽象法学理论不同的理论结构和方法能力。具体来说,法律理论的理论特殊性可以从几个方面进行解析: 1.法律理论建构的基础:实在法及其过程 法学理论建够的基础不同往往会形成不同偏向的法学理论,以价值追求为目标的法学理论以理想的法律图景为目标,以法律体系为基础的法学理论则以形成静态的法律逻辑关系规则为旨趣。这些不同倾向的法学理论实际都承担着自己的理论职能,满足不同的社会需要,因此,就理论形态的价值而言是无所谓优劣之别的。而就法律理论而言,它所选择的是实践法学的理论建设之路,它的理论对象世界是实在法的世界、法律过程的世界和日常法律生活世界,这三个世界成为法律理论形塑的基础,也成为法律理论的基本应用领域。在这三个对象世界中,实在法世界是依附在以司法为中心的司法过程中的,日常法律生活世界也以法律过程世界为依托,因此司法过程世界实际上成为法律理论的根据地,以此为基础所建设起来的法律理论才能回应当代的中国法学、从政策定向的法学经由立法定向的法学走向了司法定向的法学所形成的理论需求。[16] 2.法律理论建构的理论对象 既然以法律实践场域为理论的对象,也就决定了法律理论的目标只能定位在比较实在和可能的范围内,而不能祈求太高的目标。首先是法律理论需要与一般的法哲学理论如法律价值理论、法律正义理论保持距离,法律理论不是规范性的理论,不对法律问题进行规范性的判断和前景性的描述;其次,它也需要与作为经验科学的法社会学保持距离。虽然法社会学也会对经验事实进行理论加工并形成一般性的陈述,但这与主要以法律过程为中心进行理论概括和描述的法律理论至少在侧重点上是存在差别的。第三,法律理论的理论建构目标“:只限于在中度抽象层面上对法律以及在国家和社会中的产生条件和作用方式、适用方式和法学辩论结构做一般性的论断”[1],这从一定程度上规定了法律理论的论域范围保持在法律产生到法律适用之间,并凸显出法律应用理论、法律方法理论、法律体系理论、司法理论等在法律理论的中心地位。 3.法律理论的构造方式 构造方式是法律理论形成的必要条件之一,两者是手段与目的的关系。作为手段的构造方式包括法学方法和理论形式结构两个方面。由于法律理论的对象的规定性,决定了价值分析方法、社会实证分析方法、历史分析方法、文化学的方法论等都不能在一般的法律理论建构中发挥太多的作用。其次,由于用以构造法律理论的材料和资源主要是来自于法律实践的法律规范世界、法律事实世界和司法的过程,所以,其主要的理论构造方式,就是通过对规范和事实的法律解释和逻辑分析来形成规律性的陈述的,法律解释方法就成为主要的法学方法论,成为构造法律理论的基本手段。
政治经济学论文:教学改革的政治经济学论文 一、当前我国政治经济学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一)教学过程中存在的问题1.出现了新式的“照本宣科”。多媒体教学的特点是信息量大、时间节省、图文并茂等,可以将文字、图表、声音、动画、视频等高度集成于学生的教学中[2]。随着多媒体等教学手段的运用,部分教师为了省事,在授课中出现了新式的“照本宣科”,照着电脑念,而不是讲,电脑内容繁多,学生应接不暇。2.考核方式单一,限制了教学活动的灵活性。随着我国教育体制的进一步改革,新的学分制考核制度的不断推行,部分课程的学习有所压缩,尤其是政治经济学课程,课时压缩得更为厉害,可是课时压缩而内容在增多,这时考核的方式还是以前的考试内容,这样教学活动比较死板。教师需要在讲授课程的时候更多的考虑学生最终考试的问题,授课就成了只讲重点,不顾细节,形成了尽量在有限的课上时间讲解考试将会涉及的重点内容,久而久之便走向了应试教育的误区,学用联系成了空谈,教育的目的无从谈起,忽视对学生分析问题的能力、解决问题的能力和创新能力的培养。最终使学生长期以来养成了是考试的内容就学,不是考试内容的就不学,这是典型的“应试教育”,失去了教育的本意。 (二)学生学习积极性不高学生在学习政治经济学过程中,积极性不高。研究表明,有很多因素影响着学生学习政治经济学的积极性,但从课程本身来说,主要表现为:一是认识方面存在误区。很多学生(包括部分政治经济学专业的学生)并不了解政治经济学的学科性质,尤其是理科学生,更是简单地将政治经济学理解为“政治+经济”,以死记硬背来达到通过考试的目的,这在很大程度上偏离了学生学习这一基础理论经济学的目的。二是与其他专业课相比,政治经济学的实用性不强。政治经济学与其他课程不同,其理论逻辑性比较强,而且分析与叙述方法也较复杂[1]。只有在学习并理解了其基础理论之后,才能对其进行有效应用。目前的现状是,学生不仅不能快捷有效的应用理论,而且认为政治经济学这门课程对自身的用处或就业没太大用处,故而不重视对该课程的学习。 二、我国政治经济学教学探索 (一)改革教学内容教学内容作为提高教学质量的优秀,需要不断进行改革,即以新内容代替旧内容,在教学内容方面做到与时俱进,理论联系实际。当然,教学内容的改革主要可以通过新知识的增加、旧知识的删减。当然,改革必须得围绕强化和贴近实际的主线,严格遵循客观规律,在继承和发展的基础上探索政治经济学教学新模式。以往的教学内容是对马克思相关理论的总结性讲授,对学生在理解资本主义经济和社会主义经济方面形成了某种误导,导致学生误认为经济的差异就是意识形态的差异。所以说,政治经济学内容改革要使学生真正学习到预期的知识,重点对劳动价值论、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流通过程、垄断资本主义及剩余价值等开展有针对性的学习。 (二)改革教学方法教学的方法对于学生学习意义重大,所以教学方法首先需要理论密切联系实际。理论联系实际是马克思主义科学的重要理论观点,理论紧密联系实际,需要高校不断增强教与学的针对性和实用性。高校教师在授课过程中,应该密切联系当代的实际,仔细分析是否适用于当前的社会经济发展。认真比较资本主义经济和社会主义经济的优缺点,积极总结好的教学方法,尤其应当学习和借鉴这些先进科学技术和现代化的管理模式。 (三)深化教师理论功底,创新教学方法分析当前形势,虽然网络授课、远程培训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但是,在今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高校老师仍将会在政治经济学教学中起主导作用。因此,要提高政治经济学教学质量,进一步提高授课教师的理论水平、教学技术和科研能力显得尤为重要。一方面,学校要加大对于教师队伍的教育培训力度,通过下达合理的科研任务,督促教师为高校授课不断学习和研究,同时建立健全激励机制,对于完成任务好的教师给予一定奖励;对于不按规定教学,完成不好的教师进行一定的处罚,从而激励其更好地开展教学和科研。另一方面,政治经济学和其他学科一样,是理论课程,如何才能使理论更好地被学生所理解和运用,那就必须要与实际相结合,马克思主义科学告诉我们,理论来源于实践,理论可以指导实践,理论只有与实践相结合才能促进生产和生活的不断进步。 (四)改革考核方式在学校的教学过程中,教学的主体除了教师,还有就是学生。教学质量的高低不仅取决于教师的教学水平,在很大程度上还受到学生学习能力的影响。由此,我们不难看出课程的考核方式对于政治经济学教学的影响。因此,在努力培养学生学习兴趣的同时,绝不能忽视课程的考核方式。比如,在有些学校政治经济学作为副科,不需要学生参加闭卷考试就可以取得学分;而在一些重视政治经济学课程的学校,课程考核往往比较严格和科学,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实现政治经济学的教学目的,达到预期的教学目标。另外,也可以进行分解考核,比如学到期中进行考核,学到期末再进行考核,同时将平时的学习成绩计入最终考核,这样既可以避免学生为了通过考试而死记硬背,也可以督促其在平时认真学习本门课程。 作者:刘冲宇单位:内蒙古财经大学继续教育学院 政治经济学论文:FDI政策的政治经济学论文 一、“社会市场经济”国家制定服务业 FDI政策的典型特征本部分首先对不同于西方的,如类似中国这样的实行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权体制及经济秩序进行描述,以便分析政府角色、行为和政策制定的意图、过程和结果。然后,对比货物贸易保护措施及其影响,概括服务贸易中的特殊模式———服务业FDI(商业存在)保护政策及影响的特征,以便为理论模型构造一个更符合现实的经济环境。 (一)政权体制及经济秩序的界定德国经济学家瓦尔特•欧根(2001)认为,国家政体和经济秩序是相互依赖的。如果忽视对国家政体或政权体制、相对应的经济秩序以及政府角色、行为的界定和区别,而直接引入理论模型,其解释力会受到影响。盛斌(2002)按照对政府的角色和行为的假设,将其划分为“仁慈的政府”、“自利的政府”和“民主的政府”。“仁慈的政府”由于不受选票的影响,在谋求社会利益最大化时不受个别利益集团的左右,可以独立地根据目标函数最大化原则选择贸易政策。“自利的政府”将政府看作一个较为特殊的团体,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其中包括寻求政治稳定、选举概率的最大化或者个人在政治“收入”上的最大化。“民主的政府”综合考虑自身利益和社会福利,既要追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但由于受到民主制度、规则和程序的约束,又须最大程度考虑整个社会福利,以反映普通选民的意愿。瓦尔特•欧根认为存在三种对应不同政权体制的经济秩序:一是集中管理经济(社会市场经济),或中央集权型,即中央政府拥有最大经济政策决定权,但不排除私有制;二是集团调节经济,或权力集团性,即自由市场造成团体成为主要的价格参与者,他们拥有市场权力,进而逐渐拥有政治权力;三是完全竞争经济,或个体市场型,即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和相对平等的价格参与者。如西方工业国家的发展,其经济秩序已演变成为“集团调节经济”(沈建平,2008)。若按照上述界定,PFS模型中的政府对应“民主的政府”,其经济秩序类似于“集团调节经济”。与之不同的是,实行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国家,政府角色、经济秩序更符合“仁慈的政府”和“社会市场经济”,其政权体制表现出集权式特征,中央政府具有最后的经济政策决定权。尽管在政策制定时考虑其他利益集团和社会福利,但政府不受选票或选民的影响,不存在也不允许政治捐献这样的院外活动机制,利益集团与利益集团之间、利益集团与政府间的博弈通常不成为政策的决定因素。在经济运行中,虽然鼓励私有制和市场竞争,但政府通过国有企业来掌握一国经济命脉和维护国家安全④,这一特点在敏感的服务行业(如电力、通信、运输、金融等)尤为典型。国有企业是一个国家的中央政府或地方政府投资或参与控制的企业,其行为在很大程度上关乎政府的意志和利益,因而是一个非常重要而独特的利益集团。由此伸义,“社会市场经济”的经济秩序可能在某些产业和领域存在不同程度的、有时甚或较浓重的行政干预及垄断色彩,这一色彩通过政府较为重视国有企业的利益而得以体现。但与此同时,如果过于重视国有企业,不仅影响消费者利益,且长期而言不利于该产业的竞争和发展。因此,政府需要在各种目标中寻求政策均衡。此外,这种特殊的秩序格局会扭曲市场价格,该市场并不符合PFS基准模型的“完全竞争市场”的前提假设。 (二)服务业FDI保护与货物贸易保护的区别及其影响由于服务和货物的性质不同,服务业FDI的保护政策及其影响与货物贸易存在着较大差别。首先,由于货物的有形性,贸易保护通常采用关税或配额等非关税措施,要么政府获得关税收入,要么不同群体根据配额形式获得配额租金,而关税收入和配额租金都可能影响政府目标函数的设定。基于服务的无形性,政府通常对服务业FDI采取歧视性限制措施(大多为非关税壁垒)和国内规制⑤,如参股比例限制、经营范围和地域要求、资格与资质要求、行政管理的复杂度及透明度等更为隐蔽和复杂的服务贸易壁垒,来限制服务业FDI的流入。在以往的研究中,歧视性非关税壁垒可以通过关税等值方法来近似刻画保护程度,但政府无法获得关税收入,所以不直接影响政府目标函数的设定。其次,相比于货物贸易,服务贸易的定义及内涵更加复杂,限制政策所造成的影响也有所不同。按照GATS对服务贸易的界定,服务贸易包括跨境交付、境外消费、商业存在(服务业FDI)和自然人流动。货物领域中,贸易和投资是相对独立的行为,外国生产者可以通过FDI来规避贸易壁垒,根据自身生产率状况与利润率大小选择出口或FDI方式提供货物。而服务贸易领域中的贸易和投资按照GATS的界定是互补的,服务业FDI或商业存在作为服务贸易中的一种模式,受贸易限制措施影响,与其他服务贸易模式有着较为复杂的互动关系或交互影响。毋庸置疑的是,如果服务业FDI面临非常严格的限制措施,则无法以投资形式进入东道国市场,其结果是不进入或以其他服务贸易模式进入。最后,经验证明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经济体,一国服务贸易市场往往存在甚于货物贸易领域的垄断性。且同货物相比,服务具有很强的产品差异性。因而,服务市场往往表现为垄断竞争的结构特征,传统货物贸易理论中基于“完全竞争”市场结构建立的理论模型,不能简单地应用于服务贸易领域。 二、模型构建 由于典型特征的存在,实行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国家在制定服务业FDI政策时与PFS模型有着相当大的差别。本模型在Branstetter&Feenstra(2002)的基础上进行扩展,基于垄断竞争市场的假设前提,运用FDI进入的观测结果作为衡量贸易政策的工具(FDI进入的程度反映政策偏好),探讨服务业FDI政策中的政府行为、决策过程和影响因素,进而揭示政府对各利益集团的重视程度,以增加模型对现实的解释作用。假设小国情形,该国对服务的供给和需求不影响世界价格。本国不受选票影响,不存在政治捐献行为,经济秩序类似于“社会市场经济”,中央政府拥有最终的经济政策决定权。此外,服务业FDI政策包括歧视性限制措施(关税等值)和国内规制(利润税)。 (一)消费者假设一国由具有相同偏好的消费者组成,消费基准商品x0和一系列差异服务的集合商品x,消费者偏好形式为拟线性偏好。 (二)企业假设市场结构为垄断竞争市场,国内企业的生产成本分别为cS、cα,服务业跨国公司在东道国的生产成本为cm。根据关税等值方法,假设服务业FDI歧视性壁垒等值为τm。同时,假设pf为服务业跨国公司在母国生产的服务价格和世界价格。其中F为固定成本。为简化模型,假设πf为跨国公司在母国生产且销售时的最大化利润。可以发现,λ=0时,上式束紧。跨国公司进入数量受到利润税λ和关税等值τm的影响,因此跨国公司数量可表示为函数m(λ,τm)。跨国公司对政策变化做出反应:当(9)式等号成立时,有dm/dλ<0且dm/dτm<0。则有:命题1:服务业FDI的进入数量是服务业FDI政策实施的结果,该数量与服务业FDI歧视性壁垒(关税等值τm和非歧视性管制政策(利润税λ)成反比,即dm/dλ<0且dm/dτm<0。服务业FDI歧视性壁垒越高,进入越难;利润税越高,进入越少。 (三)要素假设劳动是唯一的生产要素,且单位劳动可以生产单位基准商品,则工资是单位1。假设跨国公司要支付的工资溢价(w-1)>0,该溢价可以代表模型中不能体现的跨国公司带来的可能收益。该假设符合现实,因为跨国公司相对于国内企业往往倾向于支付较高的工资。 (四)政府为了国有企业或自身的利益,政府一方面对服务业FDI设置歧视性贸易壁垒τm,以减少跨国公司对国有企业在竞争上的潜在威胁,但政府无法获得关税收入。另一方面,在非歧视性国内规制上,对所有在国内经营的服务企业征收利润税,但需注意的是,国有企业利润全部归政府所有,其他本国企业和跨国公司缴纳利润税。同时,政府重视社会总福利。政府根据其目标函数原则来选择最优政策。 三、结论与政策涵义 贸易保护和自由化的矛盾此消彼长,一国若要更好地发展服务业和服务贸易,就必然要深究服务贸易保护的根源。本文在Branstetter&Feenstra(2002)的研究基础上,对一个实行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服务业FDI政策进行分析,尝试建立一个“社会市场经济”国家服务贸易保护的政治经济学模型。本文首次将国际政治经济学模型应用于一国服务业FDI保护问题的研究,探讨模型构建中的典型特征,构建的政府目标函数与已有的政治经济学模型有着较大的差别,结论也有一些不同。首先,对于一个“社会市场经济”的政府而言,不受选举影响,所以不存在也不允许政治捐献行为,政府拥有经济政策的最终决定权。其次,国有企业是非常重要和特殊的利益集团,它的利益实质上和政府是一体的,其利润归国家或政府所有,自由化在提高社会总福利的同时,也对国有企业造成利益损失。再次,服务业FDI的进入受歧视性限制措施和国内规制的影响,限制措施和国内规制越严格,跨国公司越难进入东道国市场。最后,歧视性限制措施的确阻碍了服务业FDI的流入,起到了类似货物贸易保护中关税的作用,但政府无法取得关税收入,不会直接影响政府目标效用函数的构建。本文结论的政策涵义是:第一,在“社会市场经济”情形下,政府是服务业FDI及其相关经济政策的制订者,在服务贸易自由化进程中,政府审慎把握政策尺度显得尤为重要;第二,鉴于国有企业垄断与经营效率不高的现实,政府的服务业FDI政策有助于增加市场主体与加强竞争效率,但可能在一定程度上伤害到国有企业及政府自身的利益。因此,政府超越国有企业保护需求的社会福利最大化政策目标导向性,要求政府具备更高的综合平衡能力;第三,基于全球性的服务贸易自由 化趋势不可逆转,国有企业须加快从行政性垄断主体向市场化规模经济主体性质的转变;最后,歧视性限制措施的拆除与多元化市场主体的成长,意味着“社会市场经济”以国有企业利益为主导的政策模式逐步向多元利益集团权重博弈为基础的政策模式转化。本文对服务贸易保护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仅仅只是个开头,但增强了原有模型对不同政体和经济秩序的国家、以及不同贸易模式的解释力度。由于微观数据的可得性问题,本文目前无法进行实证检验,但未来随着统计数据的完善,这一不足也将被弥补。 作者:谢慧黄建忠单位:厦门大学经济学院 政治经济学论文:电视纪录片政治经济学论文 一、政治是纪录片的主要素材 在纪录片中,政治素材不仅涉及政治事件、政治人物,并且还涉及政治问题、政治制度、政治机构等。在这些政治性问题之中,不同的政治人物与政治事件能够反映出不同的集团、不同的阶级利益,从而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我国的纪录片在创作上以政治人物为主,其自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的纪录片逐渐退出了荧幕,与此同时,电视栏目化以较快的发展速度成为了人们最为关注的对象,并且逐渐引领潮流。本文从政治经济学视角阐述了我国电视纪录片栏目化的发展与创新,从而为我国电视纪录片的发展奠定基础。中,最为著名的便是《》《》《》等众多革命领袖宣传片,纪录片通过对革命领袖的宣传,不仅可以让观众对当时的社会背景有所了解,并且能了解到领袖人物不为人知的一面。除此之外,我国纪录片在对政治题材进行宣传时,主要的特点便是对矛盾处理得当,对冲突的焦点善于把握与处理,从而在彰显人物情感的同时,使整部影片的戏剧性得到加强。中国纪录片在创作过程中处于保守的状态,并且也存在政治抽象化的重要现象。政治作为一个抽象的概念,不仅具有感性,并且还较为具体,所涉及的方面很多,成长于社会的各个阶层,比如像“法律”、“军队”、“医院”、“教育”等。因此,对于纪录片而言,要想使政治题材成功贯穿其中,就要放开思路,对社会现实进行多层次的理解与认识,只有如此,才能促进政治与纪录片的发展。与此同时,中国社会处于改革阶段,为我国纪录片的发展提供了素材与背景,在纪录片中,观众能够看到中国真实的发展现状,对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有所了解。 二、政治与纪录片之间相互依存 纪录片对原生态的记录,不仅是对新闻的展示,并且还是对时事的反映,从现实的角度而言,纪录片与其他艺术相比较,存在着重大区别,而对于非主流意识形态而言,纪录片的价值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社会高层的思想,甚至对非主流意识形态的地位产生重要影响。首先,中国纪录片在代表非主流意识形态的同时,不仅维护了社会的稳定,并且促进了社会的发展;中国纪录片在非主流意识形态中进行反省时,对社会产生重要的监督功能,对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以及其它都进行了自我批判,从而在批判中不断改革,不断完善。比如在20世纪90年代,《望子五岁》作为极具代表性的纪录片,不仅对生活的表层进行穿透,对人类生长的状态以及现状进行揭示,并且还对社会、对世界进行自审,在起到社会监督的重要职责中,也促进了社会的发展。正是纪录片具有这种社会功能,才促进了政治与纪录片形成相互依存的关系。 纪录片属于文化形态,一方面,纪录片在发展过程中离不开政治的指导。纪录片要想在众多媒介中健康发展,就要积极顺应社会发展的潮流,从中国的基本国情出发,以中华民族鲜明的政治文化与经济文化作为主要素材,积极反映党的方针与政策,不断听取大众的建议,只有如此,才能形成健康发展的重要动力。从另一个角度而言,政治作为纪录片发展的重要资源,在一定程度上成了纪录片发展的重要动力。另一方面,政治的发展直接影响了中国纪录片的生存与发展。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纪录片最为主要的特征便是以政治性的专题片为主,而到了20世纪90年代,由于大众文化的不断出现,很多精英文化、主流文化出现在文化市场之中,中国纪录片得到了本质的改变。由于纪录片与大众文化的共同发展,中国电视栏目化逐渐兴起,并呈现出快速发展的浪潮。因此可以得知,在中国政治环境中,中国纪录片得到了发展,并且为非主流意识的缺陷进行弥补,与政治形成了赖以生存的发展关系。 三、纪录片与经济之间的重要关系 在我国电视产业之中,纪录片不仅投入周期长,并且效益低。从经济利益而言,中国纪录片与经济之间的关系非常突出。众所周知,经济不仅彰显了宏观上的经济实力,还影响了中国纪录片的发展,影响了中国社会的发展。除此之外,在微观上,纪录片创作中的经费、收视等因素对中国纪录片产生重要的影响,不论是内容、形式还是创作者以及传播效果。从宏观角度而言,纪录片在不同的时代有着不同的受众群体,而这种表现往往需要通过经济手段进行实现。针对这一点,经济状况对纪录片产生重要的影响,经济也成为纪录片赖以生存的支柱。我国实行改革开放以后,经济有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无论是经济学还是法学,都朝着现代化发展。纪录片在为大众宣传平民生活的同时,也确定了大众文化形态与市场经济之间的关系,从而使中国电视产业逐渐平民化。这种变化不仅促进了社会的发展意识,并且对市场经济的发展也产生了重要作用。从微观角度而言,中国纪录片一般在比较发达的东部沿海地区盛行,这类地区产业发展迅速、经济实力雄厚,在该类地区,由于经济基础的原因,无论是教育人员还是普通受众,都成了纪录片的重要受众,从而使纪录片确定了发展市场。总体而言,受众的教育水平越高、知识面便更加广泛,对纪录片的认识与要求就有所差异。与此同时,如果纪录片栏目办得非常成功,那么也会对栏目产生重要的经济收益,这种作用是相互的。 从逻辑角度而言,政治、经济与文化之间是相辅相成的,缺少任何一方都不行。经济是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柱,政治是社会发展的重要方向,文化是社会发展的重要形态。政治、经济与文化在发展中形成强大的合力,从根本上推动着中国纪录片的发展,但是,由于三者在发展的过程中无法顾及彼此,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因此很难同时实现共同发展。要想梳理三者之间的关系,电视媒介就要在三者之间寻找一个平衡点,作为电视栏目发展的目标与基础,就要积极打造具有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纪录片栏目。除此之外,政治、经济与文化决定了纪录片的产生与发展,对于纪录片而言,政治、经济、文化不仅是社会发展的需要,并且还是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是纪录片栏目发展的主要框架。 作者:杨明霞单位:集宁师范学院思政 政治经济学论文:学生学习政治经济学论文 现在在经济与管理专业的教学中,《政治经济学》有被边缘化的趋势,在经济类和管理类专业的课堂中西方经济学占据了主流地位,教师对《政治经济学》的教学兴趣不太积极,教师宁愿教授实践和运用性比较强的《西方经济学》,也不太愿意教授《政治经济学》这门课程。并且,很多学生从小就受马克思主义的熏陶,对《政治经济学》课程的学习积极性不高,甚至有些抵触情绪。虽然许多高校对《政治经济学》这门课程进行了教学改革,但其效果并不太理想。所以,如何调动学生学习《政治经济学》这门课程的积极性,是值得去探讨的一个课题。 1)突出教学内容的运用。 要运用经济生活中实际事例进《政治经济学》中的基础理论进行说明分析。比如在《政治经济学》中讲到纸币是由国家发行并强制流通的价值符号,如果纸币发行量超过了流通中所需要的金融货币量,纸币就会贬值,物价就随之上涨,这种现象就是通货膨胀。所以,讲到通货膨胀时,可以以案例进行分析其原因和危害,以及如何治疗通货膨胀,比如我国九十年代的通货膨胀,我们国家是如何应对的。还有在面对2008年的金融危机,我们国家在2008年“四万亿”的刺激经济政策,有无通货膨胀的影响。再比如《政治经济学》中讲到货币的职能时的世界货币时,美元作为世界上大多数商品交易时结算货币,可以联系到美元与欧元、日元以及人民币之争,可以联系到如果触及美国的美元利益时,美国有什么对策,这就是“货币战争”,可以举例对“货币战争”时行分析说明美国是如何维护美元世界货币的利益的。这样举例对《政治经济学》进行教学,可以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同时还能拓展学生的思维。 2)布置任务进行学习。 课堂的学习时间毕竟有限,学生很难在课堂45分钟学习到更有用、更多的知识,所以,教师应该布置学习任务,让学习在课后进行学习。老师可以联系基础理论的讲解,案例的运用,所涉及的书籍,推荐给学生在课后自行学习。比如可以推荐《货币战争》、《激荡三十年》、《金融的逻辑》以及《时寒冰说,经济在棋局,我们怎么办》等书籍,要求学生读一本书,然后上交读后感,理论和实际的生活联系起来学习,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学习自主能力都大大提高。还有就是教师编制《政治经济学》的章节练习册,要求学生每学习完一章后,要做完一章的练习,并且要上交给教师进行批阅,这样,学生学习的紧迫感就增加。 3)完善教学方式和方法。 学生在学习《政治经济学》的教学内容经常感觉到很抽象,特别是对理科的同学来说很难理解,关于观点、范畴、概念较多。如果教师只是用平铺式的原理阐述或概念诠释,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很难调动起来,学生会感觉到课堂很枯燥乏味。加上现在通信设备很方面,很多学生都在玩手机,聊QQ、玩微信,如果教师的教学内容枯燥,学生很容易开小差。所以,教师运用多媒体、视频进行教学,联系案例进行说明基础理论。同时,教师还可以对案例进行问题设计或讨论等方式,增加学生讨论和演讲的机会,让学生参与课堂中来,从而改变传统的“填鸭式”教学,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对教学内容学习在不知不觉中就能理解和掌握。对学生期末成绩的评定,由原来的“20%的平时成绩+80%的期末试卷成绩”改变为“20%的平时成绩+30%课外成绩+50%的期末试卷成绩”,这里增强30%的课外成绩的考核,比如推荐给学生的书籍,教师要评阅学生上交的读后感,试题库要完成章节练习,课堂上学生的参与程度和表现能力,这样让学生感觉到读大学不仅是为了期末考试才准备的,要花更多的时间在课余时间的学习。这样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主观能动性就调动起来了。 作者:陈小凤程海燕单位:南昌大学共青学院 政治经济学论文:生态人类学与政治经济学论文 一、身体是全球化进程中资本积累的策略 哈维指出,全球化是资本主义的空间生产过程的一个新阶段。在全球化进程中,对身体的压制和利用是全球资本主义进行资本积累和资本循环的一个最基本的支点。因此,身体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不但需要从身体本身出发,而且必须从工厂这个有限的空间规模提升到全球化的空间规模上。在马克思那里,资本与劳动之间的关系是理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关键。资本与劳动之间的关系必然蕴含着资本与身体的关系,因为工人的身体是劳动力的物质载体。并且,马克思已经证明,工人在工作场所和消费领域这两个方面都受制于资本主义的资本积累和循环机制。所以,由于劳动力与身体的不可分割性,哈维认为:“资本通过作为可变资本的工人的身体进行循环,并因此而把工人的身体转变为资本循环本身的附属品。”②在交换和分配领域,工人不得不出卖劳动力的使用价值,换取资本家分配给他们一定的货币工资,从而获得自身生存所必需的商品的使用价值。不过,工人出卖劳动力的使用价值而取得的工资,远远低于劳动力所创造的商品价值,资本家因此而赚取利润。也就是说,工人的工资与资本家的利润之间是一种相互限制的对立关系。阶级斗争于是首先围绕工资而展开。工人的工资不但受到阶级斗争的影响,还受到其他各种复杂因素的影响。哈维指出,特别是在全球化时代,工人所面临的不利因素明显增多:跨国资本在全球的快速流动、跨国公司的灵活生产,以及“削减规模而产生的失业、对技能及技能报酬的再定义、劳动过程和专制性监督系统的强化、精细分工愈益专制化、移民的卷入(或者,换句话说,资本向替代性劳动资源的转移)以及不同的历史和文化条件下实现的不同身体实践和价值模式之间的强制的竞争性斗争,所有这些都促成了作为个人的劳动者的不平衡地理价值,对生活在可变资本循环之中的劳动者的身体所造成的明显的影响确实非常强大”[。无疑,这些不利因素不但对工人的竞争力、收入水平以及身体状况造成了很大的困扰,而且对阶级斗争构成了更严峻的压力。在生产领域,资本家既以绝对剩余价值生产的形式竭力利用工人的身体潜能,同时又最大程度地开辟在相对剩余价值生产上的利润空间。他们最拿手的办法是尽可能广泛地采取机器生产,把身体与机器结合在一起。机器既是对身体的生理极限的克服,又是对身体的控制和利用。马克思指出:“机器越推广,分工越细致,劳动量也就越增加,这或者是由于工作时间的延长,或者是由于在一定时间内所要求的劳动的增加,机器运转的加速,等等。” 所以,哈维认为,资本家的利润来源无非是两个方面:一是“作为机器延伸的身体”,二是“作为我们自己身体延伸的机器”。对身体而言,资本主义的生产体系是一种“塑形之火(form-givingfire)”,不断地生产出符合其需要的工人身体。资本主义生产体系对身体的“塑形”,造成了身体对资本主义生产体系的依赖以及身体的异化。“挤在工厂里的工人群众像士兵一样被组织起来。他们是产业军的普通士兵,受着各级军士和军官的层层监视”,“由于推广机器和分工,无产者的劳动已经失去了任何独立的性质,因而对工人也失去了任何吸引力。工人变成了机器的单纯的附属品”。在消费领域,工人通过消费而存活,资本家则通过工人的消费而得以进一步积累。马克思指出:“工人的个人消费,不论在工场、工厂等以内或以外,在劳动过程以内或以外进行,总是资本生产和再生产的一个要素……工人阶级的不断维持和再生产始终是资本再生产的条件。”所以,资产阶级热衷于引导、组织和动员人们的消费欲望。当工人的身体在消费形形色色的消费品的时候,身体则成为资本积累和循环过程中的消费对象,再度表现为资本的附属品。所以,哈维认为资本主义体系赚取利润、强化积累和消除危机的途径主要有两种:一是资本在地理空间层面上的延伸和扩展,二是资本对身体的控制和利用。这两种途径又是结合在一起的。也就是说,资本主义体系通过有意识地制造和控制社会消费,可以使资本在身体层面上得到不断的积累和循环。“新需求的产生,确定不同生活方式和消费习惯的全新生产线的开辟被当成避免危机和解决危机的一种重要手段而推行。” 目前,消费已经不再局限于局部的空间规模,全球性的消费市场业已形成,这种状况无疑强化了身体消费的广度与深度,也强化了资本对身体的控制和利用。哈维指出:“必须承认目前在工作场所,以及生产—消费过程中发生的每件事情,都以某种方式陷入了资本循环和积累。几乎我们现在吃喝穿戴、收听、观看和学习的每件东西,都以商品形式来到我们面前,而且由分工、产品利基的追求,以及体现资本主义信条的论述与意识形态的一般演化所塑造……在这种情况下,身体变成了‘积累的策略’,而且我们全都得在这种条件的符号底下生活。”[8]这也就是马克思所指出的:“工人仅仅为增殖资本而活着,只有在统治阶级的利益需要他活着的时候才活着。在资产阶级社会里,活的劳动只是增殖已经积累起来的劳动的一种手段。”需要强调的是,在全球化时代,身体作为资本积累的策略,早已突破工厂、地方或国家等局部规模,上升到全球规模。身体异化的普遍化,意味着身体解放不仅是局部空间的事情,更是全球空间的事情。 二、身体是全球联合斗争的原初起点 身体处于资本的罗网当中,这并不是说身体解放毫无可能。因为:其一,身体在作为资本积累的策略的同时,意味着“劳动身体是一个抵抗的场所”[5]112;其二,资本积累和资本循环过程包含着内在的矛盾,而处于生产、交换和消费等环节的身体则有可能从那个矛盾的孕育和内爆当中解脱出来。在交换领域,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制度的一个基本原则是,劳动者出卖的是劳动力而不是身体和身体权益。换言之,劳动者拥有人身自由,劳动者的身体权益是固有的权益。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由此,只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劳动者的身体和身体权益的侵犯与戕害在继续,那么身体斗争和身体解放政治将不可避免地持续下去。所以,“马克思认为,保存劳动者个人和身体在可变资本循环过程内的完整性和丰富性是劳动过程内外争论和阶级斗争得以发生的支点”[5]103。所以不难理解,工人与资本家之间的阶级斗争,一开始就表现为诸如“争取正常工作日”“争取最低生活工资”之类的事关工人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存续的斗争。可以认为,法律、政治等层面的斗争在某种程度上是身体斗争的延续和升级。总之,身体自由原则是阶级斗争合法性的重要根据,争取和维护身体权益的斗争是阶级斗争的原初起点和重要组成部分。在生产领域,正如马克思所言,资本作为死劳动,为了实现资本增殖而不断地吮吸活劳动。“资本由于无限度地盲目追逐剩余劳动,像狼一般地贪求剩余劳动,不仅突破了工作日的道德极限,而且突破了工作日的纯粹身体的极限。” 因此,身体反抗与资本增殖是同一个过程。并且,“大工业的本性决定了劳动的变换、职能的更动和工人的全面流动。另一方面,大工业在它的资本主义形式上再生产出旧的分工及其固定化的专业”;这个“绝对的矛盾”,对劳动者的身体而言意味着灾难,时常以阶级斗争的形式得到宣泄!所以哈维说:“虽然不稳定性令人感到不安,有时是破坏性的,而且还总是难以应付,但它为劳动者提供了很多的颠覆和反抗机会。”在消费领域,一方面,资产阶级对消费进行管理,使劳动者停留于欲望层面,受制于欲望的满足,从而为产品营销创造良好的市场环境,并获得顺从;另一方面,工人并不会感到真正的满足,①并且,工人的消费倾向或消费方式并不总是像资本家所设想的那样是“合理的”,因为他们作为“活的”劳动者,在个性需要、情感结构、生活观念、家庭组织等方面都有所不同。所以,“工人如何个别地或集体地履行他们的消费者职责并进行生活方式选择,与资本力量如何试图抓住并指导那些选择朝着有利于可持续积累的理性消费方向发展,这两者之间就产生了斗争”。换言之,在消费异化与反异化的斗争中,争夺身体消费控制权的斗争则内在地蕴含于其中。综上所述,一方面是资本按照自己的需要对劳动者身体进行塑造、剥削和控制,另一方面是劳动者不屈不挠地为捍卫身体的完整性和尊严而战。结果,“人体是一个战场”。 哈维指出,全球化在很大程度上是资本的全球化,它同时意味着资本主义矛盾和危机的全球化,这为身体解放提供了契机。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是又一轮大规模的、猛烈的“剥夺式积累”的过程。②一方面,很多国家或地区的统治集团通过私有化、金融化、“危机管理与操纵”、再分配等手段,篡夺了巨大的财富;另一方面,同时也孕育和生产出了遍布世界各个角落的无产阶级,而阶级或区域之间的不平等在很多国家的国内以及国际上都“日益严重,情况惊人”。因此,“没有理由排除在未来一些年里有出现带着反新自由主义纲领的以工人为基础的政治的可能”。当前,全球范围内资本主义体系的所谓“创造性破坏”活动、不平等的世界经济-政治结构,以及层出不穷的各种矛盾所导致的不稳定局面,内在地包含着阶级斗争爆发的诸多潜在因素:人均工资增长率的下降、两极分化、金融危机、局部战争、生态恶化,等等。所以我们看到,对自由市场全球化的反抗热潮在不同的空间规模上时常发生。这为“联合的行动”准备了可供整合的资源和乘势而上的条件,超越地方化、形成合力的趋势不是没有可能。 同时,资产阶级为推行全球化而散播的各种文化-意识形态(自由、民主、人权、富足的生活、自我实现等观念),本质上是服务于资本主义体系的资本积累和循环及其政治统治与权力扩张的,但是这些观念也在资本主义体系的内部孕育了大量潜在的对抗性要求。也就是说,当亿万民众要求把那一套漂亮的虚伪说辞真正落到实处并为此而斗争的时候,就意味着播下了广泛的反对资本主义体系的种子并且生根发芽。③换言之,资产阶级的文化-意识形态可以被转变成为无产阶级的战斗口号,为联合的行动提供了思想文化上的支持。在这样一种可能的全球联合斗争的情形下,哈维强调指出,身体斗争与全球斗争是一体关联的。其一,世界范围亿万劳动者的身体,在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中遭受了同样的异化的对待与塑造,异化作为一种普遍性附着于每一个身体之上。换言之,亿万劳动者对于身体的异化,完全是“感同身受”的。这种身体异化的处境和感受,是雇佣劳动者联合起来的基础和源泉。其二,就世界范围内处于各种形式的被剥削和被压迫状态的民众,其人数之多、分布之广、受苦受难程度之深重这个现实情形来看,身体异化的态势可以说既是个体性的,又是全球性的;因此,反身体异化的斗争是既关乎个体,又席卷全球。在这个意义上,虽然身体和全球化本身属于两个不同的空间规模:一个可以说是最微观的层面,另一个可以说是最宏观的层面;但是,在异化状态和反异化斗争这两个方面,它们却紧密地连接在一起了。综上所述,在全球化时代,斗争在继续,解放的潜流在涌动。哈维指出:“承认阶级斗争的起点在于劳动身体的特殊性,这是很重要的……强调阶级斗争的普遍性源于个人的特殊性,强调阶级政治学必须以富有意义的方式回到个人。所以,个人异化是政治学的一个重要起点,而且正是这种异化是必须要加以克服的……但那种异化只有通过集体斗争的方式才能够克服。那就意味着要建立一项超越时空的运动,来对抗资本积累的普遍和跨国特性。”[5]48也就是说,哈维接受并强调了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当中所提出的“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这个根本的解放战略,要求在世界范围内积极促成和发起“联合的行动”。他认,惟有通过联合的行动,才能从总体上摧毁资本主义体系,这是人类解放以及身体解放的一个必要步骤[12]。 三、身体解放的生态人类学根据 哈维认为,要实现身体解放,不仅需要借助于政治经济学批判,指明身体异化之困境,并推动联合行动之展开,以便于超越和替换资本主义体系,而且需要在身体当中寻找到解放政治以及身体解放的自身依据,也就是说,为解放政治以及身体解放寻找到一个源自于人本身的内在支撑。为此,他从人类的生物特质与环境之间的内在关联这个角度,试图为解放政治以及身体解放提供一个奠基意义上的生态人类学根据。哈维这方面的思想观点,是对马克思思想的继承和综合性的发挥。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把人定位为类存在物。“人是类存在物,不仅因为人在实践上和理论上都把类———他自身的类以及其他物的类———当作自己的对象;而且因为———这只是同一种事物的另一种说法———人把自身当作现有的、有生命的类来对待,因为人把自身当作普遍的因而也是自由的存在物来对待。”[13]在《资本论》第1卷中,马克思指出了人的身体中“蕴藏着的潜力”,并且这种潜力的发挥受到人类意识的指引和控制。“最蹩脚的建筑师从一开始就比最灵巧的蜜蜂高明的地方就在于,房子实际地建成之前,已经在他的头脑中有它的结构了”。哈维认为,“类存在物”是人类的本质规定性,这个总体性的概念呈现了人际间的可通达性以及人与世界的关系网络。不过,由于资本主义体系所造成的异化之缘故,人作为类存在物而存在这一点并没有成为现实。①换言之,存在论意义上的“类存在物”仍然停留于认识论层面,只是作为填充“人类本质”或“人类潜能”的理论内容。这就需要充分发挥人的身体“蕴藏着的潜力”,能动地在自我实现的过程中达到类存在。 在哈维那里,人所“蕴藏着的潜力”包含和体现于人类的基本技能(见下文)之中。这些基本技能(包括人类的意识能力和想象力)敞开了人类改造世界、解放自身的无限希望,是重构世界形态、实现类存在的力量源泉。当然,也是身体解放的自身条件。所以,他接受了“类存在物”这个概念,并且把人的身体“蕴藏着的潜力”作为理论的立足点。为此,哈维依据美国著名社会生物学家爱德华•O•威尔逊的研究成果,把马克思的哲学思想从生态人类学层面加以说明。威尔逊指出:“[根据无数的例子,]可以得出一个非正式的生物进化法则,这个法则对于理解人类的状况很重要:如果设想有一种生命传感器可以识别环境中的任何信号,就一定有一个物种拥有这种传感器。……生物的能力只进化到使生物最大限度适应其所占据的生态灶的程度,而不会锦上添花。每一个物种,每一种蝴蝶、蝙蝠、鱼和灵长类,包括现代人种(Homosapiens),都占据着特定的生态灶。也就是说,每一个物种都生活在其自身所能感知的世界中。”[14]66-67简言之,每个物种的优势及其不足,是长期演化的结果,这使物种生活在它们各自的世界中,并与它们各自的世界相契合。就人类而言,“在地球上,我们只是一个物种,像其他任何物种一样被赋予了特殊的能力和力量,按照有利于我们自己生计和繁殖的方式来改变环境”。 由此,哈维认为,既然我们的能力与我们的生存状态之间原本就是内在地契合为一体的,那么我们可以根据物种目前所处的实际状况来总结和推导出它原本所具有的基本能力。也就是说,从人类的实际生存状态出发,考察并总结出人类的能力结构;进而,由我们的能力结构而领悟和推断人类在进化和发展过程中可以达到的某种合理的未来生存状态。最终,哈维把人类的基本技能归结为以下几个至关重要的方面:①生存竞争和斗争(经由自然选择,或者在人类历史中经由经济、政治和文化的选择,产生等级制和同质性);②环境适应和多样化(经由经济、政治或文化方面的增殖和创新而产生差异性);③协作、合作和互助(依赖交流和转化的能力,形成社会组织、制度安排和一致同意的政治-话语形式);④改造环境(将“自然”改装成与人类的需要广泛一致的人性化的自然,虽然常常也会产生一些无意识的后果);⑤安排空间秩序(与空间生产相伴的、出于特殊目的的流动和迁移,以及个人、集体和物种生命的物质支持系统在空间上结合起来的组织);⑥安排时间秩序(设置有助于生存的生物、社会和文化的“时钟”,以及为生物和社会目的而使用的、各种不同的时间秩序安排)。在哈维看来,人类的这些基本技能既是解释社会结构和社会面貌进化与发展的基本模型,更是一个指示灯,具有透视未来的作用。他认为,人的身体当中所蕴藏着的这些基本技能,既有其各自的特殊作用,又能够形成一种合力,导致复杂的局面和后果,一切都在于人类自身是如何使用和发挥这些基本技能的。也就是说,人类的命运在于人自身,源自进化经验的这些基本技能潜在地、开放性地为人类的各种新型的战略选择提供了可能。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观点来看,我们有能力在重大时刻作出更为合理的和理想的选择———“创造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地理发展理论所设想的那种显著不同后果”。进言之,当人类身处资本主义体系的异化困境时,始终具有内在的潜力和自身条件,利用现实社会生活当中的各种可能契机和资源,开展联合的行动,超越和替换资本主义体系,促成替代性的理想社会。在这种理想社会中,人不再是异化的人,人的身体也不再是异化的身体。一言以蔽之,人成为真正的类存在物。 总之,在这些基本技能当中,哈维最为看重人类的改造世界的潜力。他的这个观点,实际上也是受到美国著名法学家罗伯特•昂格尔的启发。在昂格尔那里,人性观是其社会改造理论的基本构件:人性既有沿袭和积聚文化传统、本能习性以及生活惯例而固化的一面,同时又有善于想象、渴望改变、追求创新而变化的一面;正是人性中这种内在的革故鼎新的冲动才使得既定的社会体系存在着被不断地加以改造和修正的可能。只不过,昂格尔所说的“人性”被哈维改造成人的身体当中所固有的“潜力”。综上所述,哈维提出“类存在物”概念,阐明并总结出作为类存在物的我们所具有的“蕴藏着的潜力”或“基本技能”,其目的是为了把人类改变自身命运的解放潜能归结到人的身体之中,是为了对抗和摧毁资本主义体系。这样一来,身体不但是哈维构建解放政治的支点,而且身体解放具有内在的依据,具有自身的基础。 作者:钱厚诚单位:浙江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政治经济学论文:养老服务的新政治经济学论文 1养老服务的新政治经济学分析 1.1新政治经济学的主要观点新政治经济学诞生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后,其主要特征是将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融合,用经济学的方法和角度研究政治问题。新政治经济学主要代表人物之一布坎南(Buchanan)认为,新政治经济学是指那些与古典政治经济学相对的,力图突破正统新古典经济学狭隘领域的几个学术流派〔2〕。公共选择理论学派和新制度经济学派是新政治经济学的典型代表。公共选择理论从“经济人假设”出发,阐释个人与国家的政治行为。所谓“经济人假设”是指:人是关心个人利益的,是理性的,并且是效用最大化的追逐者。每一个活动于经济过程中的个人都以追求个人经济利益为动机,面临选择时总是倾向于选择能给自己带来最大收益的机遇,每一个参与者都根据自己的偏好,运用最有利于自己的方式活动。“经济人假设”认为人具有自利和理性两个基本特征〔3〕。公共选择学派强调政府存在的理由是在提供公共物品方面具有规模优势〔4〕。众所周知,西方的人文社会科学理论并不是与东方社会水火不容。许多西方社会的人文社会科学理论同样适用于东亚国家,毕竟东亚国家是世界上接受西方价值观念最为容易的地区之一〔2〕。因此,笔者在研究社会转型时期农村空巢老人的养老服务问题时,一些新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成果在方法论层面可以借鉴。 1.2农村空巢老人养老服务的公共物品属性公共物品(publicgoods)是指那些个人不愿意提供,或无力提供,在消费时具有非排他性的而又是每个人都需要的商品或服务〔4〕。我们从效用的不可分割性、受益和消费的非排他性等方面剖析,养老服务这类社会服务产品属于公共物品。依据公共选择理论的集体决策规则,公众在社会服务产品需求表达上存在投票动机和能力的缺陷,使多数投票决定规则产生变异,进而导致政府对这类社会公共服务产品的需求垄断。私人部门面对政府操纵需求,在社会公共服务产品供给中的价格优势下降,从而使其供给社会公共服务产品的动机逐渐减弱,最终致使政府对社会公共服务产品供给垄断,形成政府对社会公共服务产品双重垄断局面。 1.3农村空巢老人的“经济人假设”特性美国公共选择理论学派主要代表人物之一丹•C.缪勒(Mueller,D.C.)认为,公共选择的基本行为假设是,人是自利的、理性的效用最大化者〔5〕。农村的空巢老人也不例外,也能在权衡各种利益的基础上,做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合理性反应。面对政府对社会公共服务产品的双重垄断,一方面,政府与农村空巢老人的利益偏好产生差异。政府的利益偏好是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构建美丽乡村,实现和谐发展的社会效益。农村空巢老人则关注的是自身养老服务水平的提高、幸福指数的提升,实现老有所养、老有所医、老有所乐的个人利益。政府和农村空巢老人在利益偏好的偏差使得养老服务不能完全作为农村空巢老人主动参与实施的行为。因此,如何让农村空巢老人的自利性养老服务行为产生更多的外部性,使社会实现构建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和谐发展社会效益,成为当前社会亟待解决的社会民生问题。 2解决农村空巢老人养老服务困境的对策 社会转型时期,在政府对农村社会公共养老服务双重垄断状况下,政府如想实现美丽乡村建设的和谐发展社会效益,关键是形成由政府主导,社会、家庭以及个人等多方养老服务主体之间相互激励、共同协作、良性互动的新型养老服务模式:建立和完善农村养老法律法规体系;强化农村空巢老人养老的财政保障体系;创建农村互助幸福院,完善社会互助体系;转变农村空巢老人的养老观念,积极应对老龄化。从而使农村空巢老人在追求老有所养、老有所医、老有所乐的个人利益的同时恰好实现政府和谐发展的社会效益。 2.1建立和完善农村养老法律法规体系现阶段,我国广大农村的养老服务处于薄弱环节,农村空巢老人的养老服务现状不容乐观。面对农村空巢老人养老服务需求表达欠缺的情况,建立和完善农村老年法律法规体系的解决农村空巢老人养老服务困境的首要举措。首先,完善现有农村养老法律法规。从2013年7月1日起,我国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开始实施,在第二章第十八条规定:“与老年人分开居住的家庭成员,应当经常看望或者问候老年人。”这是我国首次把“常回家看看”写进法律。但并没有以量化的方式规定子女对父母精神赡养的具体要求。因此,政府要逐步完善子女对父母赡养义务的法律法规,同时对于农村老年人的经济、行政以及刑事等法律责任,也需制定相关的法律制度,构建完善的农村养老法律法规体系。其次,改进农村社会养老、医疗保险制度。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指出2020年要“全面建成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整合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和基本医疗保险”〔1〕。社会转型时期,我国67.7%的空巢老人生活在农村。在城乡二元化社会结构中,农村空巢老人面对养老服务主体缺位、严重失衡的困境,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水平较低,发展较缓慢。因而,有必要制定一部专门针对农村老年人的社会保险法律,推进农村养老、医疗保险制度运行步入法制化科学发展轨道,实现农村空巢老人老有所养、老有所医、老有所乐的个人利益目标。 2.2加强农村空巢老人养老的财政保障社会转型条件下,我国的生产力发展水平较低、经济基础较薄弱,不能满足日益庞大的空巢老人群体物质和精神文化需要。因此,要大力发展生产力,优化产业结构,发展绿色产业、生态产业,积极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努力创造更加丰富的物质和精神文化,这是解决农村空巢老人养老服务困境的根本举措。第一,大力发展农村经济,强化家庭养老功能现阶段,农村经济落后是家庭养老功能趋于弱化的根本原因。因而,大力发展农村经济,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发展绿色农业、生态旅游产业,鼓励外出务工子女回家创业,推动美丽乡村建设,使得农村空巢老人获得丰富的物质财富同时得到子女的日常照料和情感慰藉,实现其老有所养、老有所乐的目标。一是,发展绿色农业产业。冀西北地区地形复杂多样,草原、丘陵、盆地、山地应有尽有,属于东亚大陆性季风气候中温带亚干旱区,气候资源独特,有利于发展绿色农业产业。如错季蔬菜、马铃薯、莜麦、蚕豆、胡麻等。其中错季蔬菜绿色农业产业已发展成为全国最大的越夏彩椒生产基地,其产品远销日本、韩国、东南亚等国。农民收入实现跨越式增长。二是,发展生态旅游文化产业。冀西北地区可以依托四季分明的独特气候资源,打造“春赏花、夏避暑、秋观景、冬滑雪”的生态旅游发展战略品牌。坝上张北县、沽源县等地可利用广阔的草原资源、优越的环京津区位优势,建设融合草原光、休闲度假、草原音乐、草原体育为一体的全方位、多元化生态旅游文化产业。坝下崇礼县、赤城县等地,群山起伏,森林茂密,景色秀丽,夏季凉爽宜人,冬季冰雪覆盖,是避暑、休闲度假和旅游滑雪的理想胜地,逐步开发独具特色的旅游产业链条,实现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经济、文化、社会、生态效益。第二,广泛调动全社会各界力量,拓宽筹资渠道根据新政治经济学观点,农村空巢老人的养老服务具有公共物品属性,也是一项公益性事业,体现外部性经济特点,产生的社会效益也是一种公益性产品。可以一方面鼓励非政府组织和各种民间力量参与到慈善公益事业中;另一方面发行农村养老服务慈善基金、彩票等途径筹集更多资金,为农村空巢老人的养老服务提供强有力地财政保障。 2.3创建农村互助幸福院,完善社会互助体系面对农村公共养老服务自上而下的单一化供给模式,自2010年以来,在冀西北广大农村,政府根据当地实际情况创建互助幸福院,有力的解决了农村空巢老人养老服务困境。互助幸福院主要是利用村委会闲置房屋改建,免费供老年人集中居住。水电暖设施及费用由村委会集体提供,入住老人生活所需的衣、食、医等费用由子女负担,院内老人在生活上互相照顾,不配备专门的生活工勤人员。互助幸福院的主要特点是集体建院、集中居住、自我保障、互助服务。这种低成本、广覆盖的新型空巢老人养老服务方式有效解决了农村空巢老人日常生活照料、精神慰藉、文化娱乐活动等问题,促进农村空巢老人养老服务方式创新,推动社会互助体系不断完善。 2.4转变农村空巢老人养老观念,积极应对老龄化随着我国城镇化、老龄化速度不断加快,农村空巢老人已不可能完全依靠子女养老,家庭养老模式已不能满足社会发展需要。因此,转变农村空巢老人养老观念确有必要。一要教育他们积极参与新型农村社会保险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二要鼓励他们有计划地进行养老储蓄;三要引导他们走出家庭、参与村委会、社区及街道办组织的养老服务活动,积极应对老龄化,适应新的养老模式。 作者:闫晓静任亮肖守库袁铸李宝强单位:河北北方学院法政学院 政治经济学论文:西方经济学与政治经济学论文 一、两者的互补性 其一,揭示经济本质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优秀,而描述经济现象通常是西方经济学的研究重点,如果我们能将这两者有效结合在一起,那么经济学理论将得到进一步完善。譬如在研究价值跟价格关系的相关理论时,马克思有效把握住了事物的本质。马克思认为价格的基础是价值,而价值的货币表现是价格,虽然价格可以违背价值,但它是由价值决定的。西方经济学更着眼于阐述经济现象,它认为价格是由供求关系来决定的,并细致分析了价格跟供求弹性、供需弹性之间的关系。又如边际效用论,即便其价格理论是主观唯心主义,然而在社会主义社会里,价格的形成应适当将心理因素纳入考虑范围,大致分析一下群众的心理承受能力。因此,我们在研究并构建社会主义社会的价格体制是不能由西方的价格理论来指导,应遵循取其精华、弃其糟粕的原则,促使马克思政治经济的价格理论得到丰富和完善。 其二,马克思政治经济学采取的经济发展进程的研究方法是动态分析法,而西方经济学采取的研究方法却是静态分析法。在一般均衡理论的研究里面,动态分析法主要是解决由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所引发的一些经济失调、衰退等情况,而静态分析法主要是研究在资本、组织、技术、人口及需求状况等各种经济因素不变的情况下经济规律所发生的作用。经济增长的问题不仅是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需要研究的,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也应当研究它。在实践过程中,我们应当主动将动态分析法跟静态分析法科学结合在一起,用以对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问题进行研究,充分发挥出两者的互补作用,积极推动我国社会主义国民经济稳定、健康、协调、持续地发展下去。 其三,实证分析方法是西方经济学所青睐的,而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主要是采用规范分析方法。实证经济学是现代资产阶级最主流的经济学派,它回避对经济理论作出相应的社会评价,主要研究存在于经济活动中的各种现象之间的相互联系。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原理不仅仅揭示了现实经济里存在的一系列问题和缺陷,同时也为社会的进一步发展指明了方向。所以,重视分析政治经济学跟西方经济学之间的互补性,科学结合实证分析方法跟规范分析方法,对我们发展并完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更为有利。 二、结语 当我们面对政治经济学的公有制本质这一事实时,我们更不能以西方经济学的私有制作为我们改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指导思想,而应当严格以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公有制为指导,重视分析两者之间的互补性,找出私有制中对我们的发展有帮助的部分理论,大力推进我国社会主义社会公有制市场经济的建设和发展。 作者:李丽群单位:西北民族大学经济学院 政治经济学论文:环境利益思想的政治经济学论文 一、资本主义私有制导致异化,异化深化了弱势群体环境利益被剥削 “异化”是哲学上的命题,黑格尔与费尔巴哈分别从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立场出发,对异化概念进行了解释。马克思主义克服以往异化思想的局限性,从实践唯物主义立场出发深刻阐释了异化概念,将异化从政治、哲学领域转入经济领域,揭示了资本主义私有制是导致异化的根源,并论证了异化是无产阶级以及后代人等弱势群体环境利益被严重剥削的深刻原因。 1.资本原始积累与异化的关系。异化与资本原始积累密切相关。资本原始积累将农民从获取生存资料的土地上完全剥离出来,农民丧失了生存的基础,成为无产阶级。资本主义私有制通过原始积累导致异化,在异化条件下,丧失生存资料的无产阶级成为被剥削对象。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将资本定义为能带来价值增殖的价值,即能产生剩余价值的价值。资本的目的是为了获取更多的剩余价值,这需要资本积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资本积累是以剩余价值为前提的,而要获得剩余价值,生产者必须握有大量的与生产资料分离的劳动者。资本原始积累“只不过是生产者与生产资料分离的历史过程”,因此,资本主义原始积累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准备了前提条件,并成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起点。在资本原始积累的过程中,大量的下层人民被剥夺了生产资料,被迫与生产资料分离,他们被当作不受法律保护的无产者推向了市场,“对农业生产者即农民的土地的剥夺,形成全部过程的基础”。原始积累方式包括“通过把农民从土地上强行赶走,夺取他们公有地的办法”、“圈地运动”、“掠夺教会的地产”、“清扫领地”,其结果是“本来已经过大的租地农场更加扩大”,“很多租地和大畜群,集中在少数人手里”,“下层人民的状况不断恶化,小土地占有者和小租地农民降到短工和雇工的地位;同时这种情况下谋生变得更加困难”。资本主义原始积累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准备了条件,“为资本主义农业夺得了地盘,使土地与资本结合,并为城市工业造成了不受法律保护的无产阶级的必要供给”。资本主义原始积累导致并加深了异化。一是土地的异化。农民与土地分离后,土地越来越集中在少数人手中,这一方面意味着大土地所有者对土地的统治,另一方面表现为大土地所有者通过土地对大多数人的统治。虽然土地的异化在封建地产中已经存在,但资本主义私有制把这种异化推向了极致。二是劳动的异化,劳动者失去生存资料,成为出卖劳动力的无产阶级。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系统地论述了劳动异化。在马克思看来,由于人是有意识的类存在物,他的活动应该是自由的活动,而异化劳动把自主活动、自由活动贬低为手段,把劳动变成维持生存的手段,劳动者的劳动力已经成为一种商品,受市场上供求规律的支配。三是自然的异化,土地异化包含在自然异化之中。自然的异化即人与自然的对立,环境所产生的环境利益本来是人类生存的基础,由于异化,人类对环境的一般需要也异化了,并因此成为无产阶级苦难的来源。异化既是对自身劳动的异化,也是人对自然关系的异化,二者不可分割,并且这种异化是一种社会异化,“人同自身和自然界的任何自我异化,都表现在他使自身与自然界跟另一个与他不同的人发生关系上”。在资本主义社会,这种异化具体表现为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对立关系。 2.异化与无产阶级环境利益被剥削。自然是人类环境利益的提供者,由于自然的异化,土地不再成为人类生存的需要,而是成为统治人类的工具。“光、空气等等,甚至动物最简单的爱清洁习性,都不再成为人的需要了”,人类对环境利益的最基本的需要异化了。(1)异化与农业工人环境利益的丧失。在异化条件下,农业工人丧失了满足生存需要的环境利益,土地不再是他们获取生存资料的来源,劳动也不再是为了满足生产性需要,二者已成为控制农业工人的异己力量。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分析了资本原始积累过程中英国农业雇佣工人的状况。在15世纪,英国绝大多数人口是自耕农,虽然有雇工,但雇工也拥有自己的一小部分土地,他们实际上也是自耕农,主要“靠自己耕种的土地上的产品和放养的羊、家禽、猪等来维持自己和家庭的生活,因此几乎不必购买生存资料”。但是从资本主义原始积累开始对农民土地的剥夺,原来的小土地占有者与小土地租种者中一部分人成为农业工人,“农业工人的工资在1765-1780年之间开始下降到最低限度,因此必须由官方的济贫费来补助,他(普赖斯博士)说,他们的工资只能够满足绝对必要的生活需要”,他们的生存状况越来越恶化,最后导致“无力养家糊口的人多得惊人”。早期的农业雇工还能依赖从土地中获取环境利益生存,随着资本原始积累的深化,农业雇工的土地完全被剥夺了,他们已成为与生产资料完全分离的无产者,成为自己劳动力的出卖者。作为农业工人,他们是大土地所有者的剥削对象,也是自己原有土地的剥削对象。劳动的异化是大土地所有者剥削农业工人的条件,而土地异化是剥削农业工人的工具。在异化条件下,农业工人在被剥夺了土地所带来的环境利益,同时也被剥削了剩余价值即经济利益,最后成了需要救济的、自己的劳动养不活自己的无产阶级,这一切都源于资本主义私有制。(2)异化与城市工人阶级环境利益的丧失。由于资本主义大土地所有制将农业人口减少到了最低限度,大量的失去土地的农民不断涌向城市,成为城市工人阶级,被资本统治和剥削。他们在被剥夺了土地提供的环境利益之后,再一次经受了环境利益被剥夺——大城市普遍污染的痛苦与恶劣劳动条件的折磨,原本属于他们的环境利益被转化为了资本家的经济利润。其一,城市严重的环境污染使无产阶级成为一个遭受“普遍污染”和普遍苦难的阶级。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文中描述了工人阶级的苦难生活,他所描述的工人阶级状况也是绝大多数英国人民的状况。“250万个肺和25万个火炉挤在三四平方德里的面积上”,大城市的建筑形式本来不利于通风,加之人口聚集对氧气的大量消耗,导致居民不能获得充足的氧气,结果那里的人肢体疲劳,精神萎靡,生命力减退。如果说大城市的生活已经对健康不利,而工人居住区污浊的空气危害更大,“一切能污染空气的东西都在那里聚集……大城市工人区的垃圾和死水洼对公共卫生造成了最恶劣的后果……真正令人发指的是现代社会对待大批穷人的态度”。工人被赶到建筑杂乱无章、不能获得清洁水源的地方。“城市中条件最差的是工人住宅”,加上饮食粗劣,“成了百病众生的根源”。在城里,工人容易得肺结核、猩红热、伤寒等,“直接诱因是住宅的通风、排水、卫生的恶劣情况引起的”。而资产阶级却生活在截然不同的世界里,他们生活在乡村的豪华住宅里,那里空气新鲜,没有污染,交通便利。并且这些富有的金钱贵族在途经工人居住集中的街区时居然无视那里严重的污染,“看不到左右两旁的极其肮脏贫困的地方”。环境普遍污染是由于资本对利润的追求造成的,资本家用损害大多数人的环境利益的方式换取了极少数人的经济利益,这是资本对无产者环境利益的剥夺,使其失去本该呼吸的新鲜空气,本该饮用的清洁水源。正是因为这种剥夺,光、空气与清洁不再是他们生活的一部分,污浊的空气和肮脏的河水构成他们生活的物质环境。马克思指出“甚至对新鲜空气的需要在工人那里也不再成为需要了。人又退回到洞穴中,不过这洞穴现在已经被文明的熏人毒气污染”。污染无处不在,由于环境利益的丧失,工人不仅丧失了创造力,而且丧失了生活的基本要素,甚至失去了健康与生命。其二,工厂劳动条件极端恶劣致使工人身心遭受严重摧残。极端恶劣的劳动条件对工人的身心健康造成了极大的摧残,“干磨工平均很难活三十五岁,湿磨工也很少活到四十五岁”。由于没有劳动保护措施,磨刀叉的过程中产生的大量的极细的金属屑被生产刀叉的工人吸入肺里,对他们的身体产生危害,缩短了他们生存的寿命。英国当时纺织业发达,纺织工人在弥漫着浓密的、细小的纤维屑的环境里工作,极容易患肺部疾病,“最普通的后果就是吐血、呼吸困难而且发出哨音、胸部作痛、咳嗽、失眠,一句话,就是哮喘病的各种症候,情形最严重的最后就成为肺结核”。矿井里工作的工人由于氧气不足,长期呼吸充满尘土、碳酸气与炸药烟的空气,“从三十岁起就几乎都患肺部疾病”,如果已经患肺部疾病的人继续在这样的环境中工作下去,“最后就转成真正的肺部结核”。资本家为了赚取更多的利润,尽量将生产成本压缩到最低限度,无视工人劳动条件的恶劣与危险,将工人应该享有的环境利益转化为利润,以工人的身心健康甚至生命换取极度不道德的经济利益。资本主义制度对农民土地的剥夺产生了大量的无产阶级,并导致了异化,异化又加深了资本主义制度对无产阶级的剥削。资本主义制度是无产阶级遭受剥削的根源,异化是资本主义制度剥削无产者的条件与手段。在异化条件下,无产阶级第一次丧失了土地带给他们的环境利益——基本生存资料的丧失。一部分人成为土地剥削的对象,而大部分人成为产业资本剥夺的对象,并再一次遭受环境利益剥夺——普遍的污染与恶劣的工作条件,这是最基本的生存环境利益损失。由于土地的异化并与之相伴随的劳动的异化,无论是农业工人还是城市工人都遭受了经济利益剥夺——剩余价值的被剥削,并成为普遍贫困的阶级。 3.异化与后代人环境利益被剥夺。由于资本主义大土地所有制将大量的人口推向城市,“破坏着人和土地之间的物质变换,也就是使人以衣食形式消费掉的土地的组成部分不能回到土地,从而破坏土地特久肥力的永恒的自然条件”,造成了人与土地之间的物质交换关系的断裂,致使土地肥力枯竭。在19世纪,土地肥力枯竭是欧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所普遍关注的最严重的环境问题。福斯特指出,当时的土地肥力枯竭足以与关注城市不断增长的污染、整个大陆的森林砍伐以及与马尔萨斯对人口过剩的恐慌相匹敌。马克思认为,以获取短期利益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全部精神“都和维持人类世世代代不断需要的全部生活条件的农业有矛盾”。因此,马克思批判了资本主义大农业的土地私有制,认为任何人不是土地的所有者,“只是土地的占有者,土地的受益者,并且他们应当作为好家长把土地改良后传给后代”。马克思运用“人与土地物质交换关系断裂”的概念,“以表达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类对形成其生存基础的自然条件的物质异化”。人类消耗掉的物质本来应该回到土地补充土壤肥力,但是由于城乡的对立,这些物质非但没有回到土地,反而成了污染的源泉,对人类造成危害,这种异化不仅破坏了当代人生存的基础,而且破坏了后代人的衣食之源,更是对后代人从土地中获取环境利益权利的剥夺。 二、马克思主义环境利益思想的内涵 (一)人与自然和谐思想。人是自然界的产物,自然是人类的“无机身体”。人类依靠从环境中获取各种物质来满足自身的生产与生活需要,人类依赖于自身之外的自然环境,因此,人与自然必须进行人道交往,否则就会损害自己的“无机身体”,破坏人类生存的物质基础。由于资本主义私有制导致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自然从人类环境利益的提供者走向了人类的对立面,明显地表现出人与自然关系的不和谐。这种不和谐不但动摇了环境是人类生存的基础,更强化了资本主义通过自然环境对无产者的剥夺。因此,必须以合理的方式来实现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那就是实行联合劳动,“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是让它作为一种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这种替代资本主义性质的物质变换,将克服人与自然之间的对抗,促进全人类的解放与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二)以人为本思想。马克思主义环境利益思想始终以人为本,以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为了维护广大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对资本主义社会制度进行了无情的揭露与批判。马克思描述了英国资本原始积累对农村居民土地剥夺的全过程,指出是资本主义制度“要求人民群众处于奴隶地位,使他们本身转化为雇工,使他们的劳动资料转化为资本”,资本主义用“古怪的恐怖的法律”与“通过鞭打、烙印酷刑”的手段使被暴力剥夺土地的农村居民习惯于雇佣劳动制度。资本主义私有制是以资本主义统治阶级为本、维护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并通过资本主义特有的法律来维护资本家对无产阶级的剥削。而恩格斯观察了英国工人阶级的生存状态,关注工人阶级因环境利益被剥夺而造成的恶果,指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异化,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仅掠夺了工人阶级的环境利益与经济利益,造就了工人阶级的贫困,而且对工人阶级的身体造成了摧残、精神造成严重损害。这一切都是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资本逻辑对工人阶级的环境利益进行疯狂掠夺的结果。马克思主义环境利益思想表达了对无产阶级的极大同情,对资本主义私有制不人道的批判。 (三)可持续发展思想。马克思主义环境利益思想中体现了具有预见力的可持续发展思想。首先,资源环境的可持续性。马克思认为,土地肥力的衰竭会危及子孙后代,为了“人类世世代代”需要维持土地的肥力,这符合今天可持续发展思想的本质: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并且,马克思认识到资本主义私有制与合理农业之间存在冲突,在资本主义制度范围内不可能解决这个冲突。其次,人口发展的可持续性。无产阶级由于环境利益与经济利益被剥夺,深受贫困、疾病的折磨,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中指出,资产阶级为了填满自己的钱袋,为了一个阶级的利益,“竟有这么多的人成为畸形者和残废者……整代整代的人都毁灭了”。显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导致了人口发展的不可持续。再次,经济社会的可持续性。人与土地之间的物质交换断裂发生在在资本主义关系之内,发生在资本主义的社会物质交换大系统中,资本主义物质变换不仅导致了自然的异化,使下层人民环境利益丧失,而且导致劳动异化与人的异化,使资本主义制度加重了对无产阶级的剥削。资本主义私有制是产生所有异化的根源,造成了城乡对立、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对立,资本主义经济社会发展是不可持续的。因此,马克思主义环境利益思想的内涵要求人与自然和谐、以人为本、人口和经济社会与资源环境的可持续发展,而要达到马克思环境利益思想所内涵的全部要求,必须实现共产主义。在共产主义制度下,劳动是为了满足人类的生产性需要以及满足社会的需要,而不是为利润;自然是人类生存的基础,而不是剥削与控制人类的手段。只有共产主义才能实现人的自我异化的扬弃,才能实现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以及人与人之间矛盾的真正解决。 三、马克思主义环境利益思想的当代价值 马克思主义环境利益思想内涵丰富,是我国经济发展、环境保护与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指导思想。 (一)马克思主义环境利益思想的本质是以人为本,这对我国处理环境利益问题具有重要的价值。具体可从两方面分析:1.从国际政治经济关系来看,马克思主义环境利益思想中的以人为本思想要求全世界关注处于弱势地位国家的环境利益。马克思主义环境利益思想是以无产阶级利益为根本出发点,关注的是处于弱势地位的无产阶级利益,马克思主义指出了资本主义私有制下强势群体对弱势群体的剥夺。马克思时代的这一现象在当代国际环境利益的配置中仍然表现明显,如今的发展中国家仍然是发达国家环境利益的剥削对象。发达国家通过向发展中国家出口高附加值工业品、从发展中国家进口低附加值的初级产品进行资源掠夺,通过环境污染物的越境转移与污染密集型产业转移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环境污染,通过环境贸易壁垒限制发展中国家的产品进入,通过貌似“善举”的国际援助来剥夺发展中国家。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大国,在国际环境利益格局中居于弱势地位,仍然处于环境利益被发达国家剥夺的地位。要改变这种局面,一方面,应采取措施,强调共同环境利益关系,引起发达国家关注发展中国家的环境利益;另一方面,应加强南南联合,争取建立一个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尽早摆脱在国际政治经济关系中的被动地位,保护本国合法的环境利益。2.从国内宏观经济目标来看,马克思主义环境利益思想要求以人为本,保障全体人民的环境利益。党的十六大以来,我们党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理论。科学发展观的优秀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科学发展观是在马克主义思想的指导下,经过长期的探索而取得的重大理论成果,是马克思环境利益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正如党的十七大报告所指出的:“必须坚持以人为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党的根本宗旨……要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保障人民各项权益,走共同富裕道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坚持统筹兼顾……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经济发展的最终目的是为了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这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建设社会主义新社会的本质要求。党和国家在环境利益问题上始终坚持以人为本,这既是对马克思主义环境利益理论的深化,又是对社会建设与发展的伟大贡献。 (二)马克主义环境利益思想为解决“三农”问题提供了环境利益角度的深层考虑。具体表现在:1.马克思时代引起的人与土地之间物质交换断裂的原因在当代农业中并没有消除,如今城市化水平的进一步提高,马克思时代的远距离贸易被当代的全球化贸易替代,这些情况更加大了人类与土地物质变换的裂缝。因此,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土地之间物质交换断裂的观点仍然是我们思考当代农业问题的理论基础与出发点。2.随着农业生产率的提高,很多农民走出农村进入城市,成为“民工”的群体。通常,农民的文化水平较城市人口低,也缺乏进入城市正式部门的社会资本,他们在城里只能从事“脏、累、苦”的工作,劳动条件与工作环境差,事实上,他们的工作仍是谋生的手段。“民工”在城里是一个弱势群体,他们的环境利益如何得到保证?马克思主义认为,解决劳动异化的途径是实现共产主义,而我国已经是社会主义国家。因此,应在马克思主义环境利益思想指导下,以人为本,构建公平合理的保障机制来保障“民工”的基本权益与环境利益。3.农村环境问题严峻且存在恶化趋势,应引起关注。农村中环境问题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农村自身在发展过程中造成的,包括居民居住集中造成的环境污染、集约化养殖造成的污染、农村耕种过程中造成的污染以及城市向乡村污染物的转移导致农村环境污染;二是乡镇企业的发展对农村环境的污染;三是乡镇干部的政绩观存在偏差导致的环境问题,他们认为要出政绩靠的是经济发展,而不是环境保护。为了统筹城乡发展、协调区域间环境利益平衡,应在马克思主义环境利益思想指导下构建一套系统、公平、长效的利益协调机制,解决我国广大农村的环境问题,保障农村的环境利益。 (三)马克主义环境利益观是可持续发展理论的理论渊源。可持续发展是面向未来的发展战略,是马克思主义环境利益思想的基本要求之一,是关系到中华民族生存与发展的长远之计。经典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并没有论及当代可持续发展的所有内容,也没有提出可持续发展的概念,但是马克思主义环境利益观中的可持续发展思想仍然是当代可持续发展的指导思想。中国经济在发展过程中对生态环境造成了很大的破坏。由于我国长期以来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导致资源低效与浪费性使用,30多年来的经济高速增长引发了对水、土地、能源的巨大需求,中国有限的资源环境承载着巨大的压力。特别是森林资源的减少导致了沙漠化、洪涝灾害以及物种消失等灾难性影响。据估计,中国为环境污染和恶化付出的代价每年占国内生产总值的8%-12%。经济发展过程中我国的环境利益损失是巨大的,因此,必须在马克思主义的环境利益思想的指导下,坚持科学发展观,“按照人口资源环境相均衡、经济社会生态效益相统一的原则”,在发展经济的同时保护环境,在控制人口数量的同时提高人口质量,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实现人口、经济社会与资源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作者:袁红辉吕昭河单位:云南大学发展研究院 政治经济学论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论文 201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战略部署,这为我国今后一个时期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应对国内外经济发展带来的新挑战提出了新方略。会议首次强调在新时期的经济工作中“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原则”,这是一个全新的提法。对于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原则,学界认识尚不一致,有必要在学理上加以探讨,笔者谈一点不成熟的想法,借以抛砖引玉。众所周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也就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具体结晶,因此,坚持和运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既要学习和理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方法和经典原理,又要学习和领会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中国具体实践性相结合不断创新和发展的过程,这绝非朝夕之功。中央提出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重大原则,无疑为经济工作者的政策制定和执行,提供了工作理念和行动指南。从学理上说,“原则”要高于方法论和基本原理本身,是一种行动准则和理念。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原则来说,它既要反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最高理念和本质特征,又要超出这一学科本身的方法论和基本原理的内容。因此,我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重大原则至少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1)以人为本原则。确切地说,这里的“以人为本”是指以“劳动者为本”。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本质区别之一是立场不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根本方法论是唯物史观和唯物辩证法,它强调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强调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强调在阶级社会,人总是从属于一定阶级的人。因此,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认为,在经济关系中不存在孤立的、抽象的人,而是从属于一定阶级利益的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起点是人的劳动不断生产和再生产出供人类消费的物质资料,终点是在生产力高度发达、物质资料极大丰富的前提下,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劳动者在不同生产关系中的地位和作用,始终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动力源泉。西方经济学则是以“经济人”假设作为出发点形成的理论逻辑,这一理论体系的逻辑实质上就是资本发展的逻辑。所以,在西方经济学逻辑中存在悖论:一方面把人假设为可以按照最大化原则进行理性选择的“经济人”,另一方面又把劳动者仅仅视为与资本、土地相同的生产要素,根本无视与其他生产要素相比,劳动者具有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这一事实本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更是强调以人为本,以广大人民群众利益为本,理应成为它的首要原则。我国实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将涉及多方面深层矛盾和利益关系的调整,这种调整甚至会带来社会阵痛。我们的各项改革措施如何最大程度地减少阵痛、保证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应该成为深化改革坚守的重要理念。 (2)满足需要原则。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需要”(need或want)和“需求”(demand)有重要区别。“需要”通常是指人的生存和发展对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的客观要求。马克思在分析劳动力商品的价值构成时指出,劳动力商品的价值是由生活资料的价值表示的,而劳动者所需要的生活资料的构成具有层次性,包括劳动者自己和家属所需要的“生存资料”,如衣、食、住、行等,也包括教育、文化、健康保健等“发展资料”。因此,“需要”是以使用价值来衡量的。而“需求”概念则不同,它用以描述市场中的交换行为,只要有货币、有购买力,就形成“需求”,“需求”是从价值实现角度分析的。“需求”不一定是客观“需要”,比如市场上有1万套商品房,从客观需要即使用价值角度来说,可以满足1万个家庭的需要,但也许由于房价过高,1000个家庭购买了这1万套商品房,从市场的角度看,商品房的价值得到了实现,也就形成了市场“需求”,但显然这些买房者不是为了“需要”,而是为了资本的价值增殖,其后果必然是房价虚高,一方面是需要房子的人买不起房,另一方面是不需要房子的人囤积大量房源。类似的问题还存在于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其他公共产品中。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表明,我们的生产是以“满足需要”为根本目的的。当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还要利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借助价值规律来满足需要,但这不妨碍“满足需要”理应成为指导我们各项经济工作的重大原则。就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来说,化解产能过剩,可以以“满足需要”为原则制定相应政策,比如化解商品房过剩,可以采取政府购买、百姓廉租的形式;化解钢铁、水泥等过剩,可以考虑增加基础设施尤其是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产业转型、结构升级,可以考虑城乡之间、地区之间不同消费群体的消费能力、消费需求差异性问题;等等。 (3)共享发展原则。共享发展理念是我们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的五大理念之一。十三五规划建议中指出,“共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这表明共享发展已经属于社会制度深层内容。共享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追求的理念,这一理念与以劳动者为本理念一脉相承。马克思在科学揭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运动规律基础上,指出了共享是未来社会的重要制度特征。我们党从强调“共同富裕”到强调“共享发展”,在理念上是一个新发展。共同富裕的实现途径强调先富带动后富,这在一定历史时期有其必然性,但今天,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到了新阶段,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我们有了较好的经济实力,强调“共享发展”有利于缩小收入差距,增强发展动力,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特征。提到共享发展,人们往往想到劳动成果分配方面的问题。其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中的共享发展包含的内容很丰富,从微观领域看,企业层面的共享既包括分配领域的共享,如提高工资,也包括生产领域的共享,如劳动条件、劳动资料、劳动保护、劳动管理等。在宏观领域,不仅包括基础设施、公共资源的共享,还包括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公共产品的共享;在消费层次上,不仅包括生存资料的共享,还包括发展资料的共享等。就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而言,共享发展意味着在微观企业领域,不能一味把降低工人工资作为提高企业效率的口实。影响企业效率的因素有很多,包括技术高低、生产资料的性能好坏、企业管理的先进与否、工人积极性创造性的高低等。尽管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新创造的价值是V+M,二者之间存在此消彼涨的关系,降低工资就可以提高利润。这是一种静态认识,马克思这一公式揭示了劳资之间的对立关系。但利润和工资之间的关系要复杂得多,因此不能用线性思维套用马克思这一思想,认为降低工资就能提高利润,即提高企业效益。 (4)公有主体原则。“公有”是指公有制,“主体”是指主体地位,即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原则。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在研究对象上有根本区别。西方经济学是把资本主义私有制作为理论前提,认为市场经济与私有制是孪生兄弟,并把二者看作是人类社会永恒的制度,整个理论体系是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的资源配置问题。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则是把资本主义所有制以及由其决定的社会生产关系作为研究对象,认为资本主义所有制只是人类社会发展特定阶段的产物。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市场经济作为资源配置方式,可以与不同所有制相结合。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特征是公有制,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则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在资源配置方式上,也是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结合,形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不仅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特征,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原则,它是坚持以人为本原则、满足需要原则和共享发展的制度保障和物质基础。同时,坚持公有制主体性原则,也就坚持了市场经济发展的社会主义方向。 就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而言,我们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原则,意味着要坚持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原则,不能因为产能过剩,就轻易消灭国有企业;也不能简单认为产能过剩就是政府干预过多的结果,那种把化解产能过剩完全交给市场的说法,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是行不通的。没有“有为政府”的强大力量,以人为本、满足需要、共享发展,都可能变为空话。 作者:刘凤义 单位:南开大学经济学院 政治经济学论文: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论文 [摘要]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和时展的要求,以新古典经济学为代表的西方主流经济学和经典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都不能解释中国的现实,不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实践的要求。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一是必须具有时代性,回答时代提出的问题和挑战;二是必须具有世界性,揭示世界经济发展规律和趋势。必须破除对西方主流经济学和经典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教条主义,着力于对经典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创新,处理好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发展与世界发展的关系、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关系。 [关键词]创新理念;当代中国;时代化;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教条主义 指出,要立足我国国情和发展实践,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2015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原则,坚持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是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主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发展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创新提出了迫切要求。中央提出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前者强调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当代性和中国特色,必须把中国元素和时代特征融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侧重点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的中国化、时代化发展;后者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赋予中国特色和时代特征,侧重点是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为基础,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二者都强调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中国特色、时代特征三大要素的结合。因此,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这两个概念的实质内容是一致的,可以等同使用。 一、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实践和时代的要求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同改革开放新的实践结合起来,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实践发展和时代变化,要求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与时俱进向前发展,理论生命力才能保持常青,对现实具有充分的解释力。理论发展的这个一般规律告诉我们,当理论不能解释现实,就谈不上指导实践,被人们所接受。以新古典经济学为代表的西方主流经济学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占据经济学的主流地位,也在很大程度上被当作经济发展的指导理论。但是,在实践中人们很快发现,这一理论没有把实践发展和时代进步的许多新元素融入其中,使理论自身存在的诸多缺陷日益暴露出来。它在假设前提、变量设定、分析工具、模式方法等方面还停留在几十年甚至上百年前的理论框架。其高度抽象的具有完全信息的理性经济人假设前提与实际情况并不相符合,以此假设为前提得出的结论也往往偏离事实。在变量设定上,对各种变量的假定明显不符合实际情况,在分析工具和方法上,过度的数学化、精确化,使复杂的经济现象演化为线性的数学关系,抽象掉了不该抽象的经济利益关系对人的经济行为的直接影响。在模式方法上,虽然能够简单、直观地把各种经济变量和关系清晰地展现出来,但模型的高度抽象本身排除了各种不确定性,把复杂的经济活动变成一个按固定模型运行的理想模式而不能解释现实现象。西方许多经济学家也对这一理论提出了直接挑战,认为主流经济学的发展必须增添实践和时展新内容,才能够对现实具有解释力。除了西方主流经济学本身存在的这些问题,另一个致命的缺陷是不符合中国国情,不能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中国的情况不同于西方国家,也不同于任何一个国家,虽然西方主流经济学揭示的市场经济运行一般规律我们需要认真研究,实事求是分析其理论内容,吸收其合理的成分,但我们不能再迷信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权威性,更不能把它作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指导思想。经典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也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作为中国经济发展实践的指导理论。这一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一百多年前批判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特征基础上创立的,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内容虽然也不断得到丰富,但其基本框架、分析体系、基本观点没有实现创新性变化。实践证明这一理论存在着两方面的不适应:其一,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经典理论,并不是对现实社会主义经济运动实践进行分析得出的,而是在对资本主义经济运动规律深刻分析的基础上,为未来社会的经济运行特征提出的理论预见。因此,马克思、恩格斯的经典理论准确地说,是关于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的一种理论设想,这样的理论与现实社会主义的实际明显不适应。其二,经典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设想的社会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国情有很大差别,国情不一样,时代不同,经典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中国国情也明显不适应。如果简单用这样的理论套用于中国现实,也不能取得成功。我们要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探索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关键是从实践发展和时代变化出发,着力理论创新,这是实践和时展的需要,也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使命。经典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不能有说服力地解释现实中的各种复杂现象,当然也不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实践的要求。党的十八大指出全党要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通过对实践的总结我们深刻认识到,不能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能走改旗易帜的邪路。“老路”的思想基础是封闭僵化的理论,“邪路”的思想基础是西方自由化理论。这种封闭僵化的理论和自由化的理论都不符合中国国情和时代特征,我们既不能以“老路”来反对“邪路”,也不能以“邪路”来替代“老路”。“老路”和“邪路”必须同时反对,僵化的理论和自由化理论必须同时批判,才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要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中国化、时代化的元素提供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平台。要用新的发展理念引领和推动我国经济发展,不断破解经济发展难题,开拓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是国家发展和民族振兴的灵魂。创新并不是一个新词,这几年中,我们对创新高度重视,把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优秀位置。理论创新、科技创新、制度创新、体制创新、管理创新、政策创新、文化创新等,已经成为出现频率最高的词。但是,创新仅仅停留于工作和实际操作层面还不够,必须提高到理念层次。在创新理念指引下,理论创新是根本,理论创新作为其他各方面创新的指导思想和行动指南,具有决定性意义。党的十八大以后,党中央着力推动理论创新,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提出的一系列理论创新,极大推动着我国各项事业的创新发展,理论界的创新则显得明显滞后。真正实现理论创新绝非轻而易举,理论界的思想认识还有待真正统一于党中央的思想,不少人总是带着“姓社”“姓资”的思维方式来思考这些问题,而不是以研究的方法去探索如何把这些问题做得更好。关键在于我们是否能够对中央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具有充分的自信,在这个大前提下,我们需要探讨、研究各种问题,实事求是地研究和讨论存在的不同看法和观点,把对问题的研究引向深入。根本的是理论必须能够解释现实,回答实践中的问题,理论符合实际才是真正的创新。这是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遵循的精要。 二、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破除“两个教条主义” 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首先要在理论上彰显以下两点:一是必须具有时代性,理论随时代变化而发展,回答时代提出的问题和挑战;二是必须具有世界性,理论能够解释世界经济发展现象,揭示世界经济发展趋势。当今时代是一个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的时代,新科技革命带来的生产力发展日新月异,经济全球化迅猛发展,世界范围内的经济关系和经济格局发生着巨大变化和调整,各国的政治关系和世界政治格局也随之发生重大变化和重组。这些新的时代特征,同马克思所处的时代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世界范围内社会主义几十年的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形成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基本制度并存和交融发展的世界格局。一方面,市场经济的发展使世界发展日益全球化,越来越融为一体;另一方面,时代的发展又使世界的发展呈现多样化,越来越具有差异性。根据时展变化,着力于理论创新,用发展的马克思主义回答时代变化的各种新问题,是广大理论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职责。曾经被认为是经典的西方主流经济学已经解释不了当今时展的种种现象,当然更解释不了中国经济发展的现象和被世界认为的“中国奇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只有在时展中才能获得不断发展的动力。能够解释时展现实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才能指导中国经济发展的实践。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破除对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教条主义。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立足中国国情,中国国情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载体,离开了中国国情和实际,就不会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过程,当然也不会有当代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成果。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只有在中国的实践中才能获得不断发展的空间,才能与时俱进地增添新内容。能够解释中国现实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才能成为中国经济发展和改革的指导思想。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破除对经典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教条主义。破除“两个教条主义”的前提是解放思想,如果总是把思想禁锢在教条主义的框框中,既怕触碰到西方主流理论,又怕闯入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禁区,就难以实现理论创新。理论创新不是对原有理论的简单否定和抛弃,而是在批判基础上的借鉴和吸收。 三、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要处理好两个关系 教条主义是把别人的、前人的东西当作经典,奉为不能动摇的依据,不顾现实的变化,不愿意面对新情况、研究新问题,其实质是封闭僵化,教条主义一定没有出路。但教条主义具有很大的迷惑性,它用别人、前人的权威作为自己封闭僵化的挡箭牌,当你反对教条主义时,就给你“扣”上反经典、反传统、反权威的帽子。破除教条主义实际上要重新认识经典,破除权威论。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首先应着力于理论创新:一是对经典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创新;二是对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理论创新。不论是对经典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还是对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创新首先是把中国元素和中国实践作为创新的基础,使经典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20思想理论教育2016.03学体现中国特色,使西方主流经济学更多考虑中国因素。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离开了中国元素和中国实践的基础,就缺乏创新的动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抽象的理论,具有普遍性,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是具体的理论,具有特殊性,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同中国国情和发展实践相结合产生的理论成果。我们不能从书本出发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哪些方面不符合传统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或者用传统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来论证今天的现实违反了传统理论中的某些结论,如对我们今天在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的前提下发展私有制经济,在坚持国有经济主导作用前提下对国有企业进行混合所有制改革这一全面深化改革的大方向、大趋势如何正确认识和把握,以及在改革实践中按中央的精神有效推进,需要认真研究。但是,在基本态度上应该对这一改革做出基本的判断。这是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中长期存在的顽症的有效举措。不能一涉及所有制改革这一优秀问题,就用“姓社”“姓资”的思维方式来作为衡量改革的标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混合所有制经济的宏观特征下更好地坚持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在坚持国有经济主导作用的前提下更好地发挥多种所有制经济的积极作用,是我们当前全面深化改革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毫不动摇地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国有经济主导作用是保证我国各族人民共享发展成果的制度性保证,也是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坚持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保证。对党中央能够把握好改革的性质和大方向我们具有充分的信心。改革的深化更加坚定了我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的自信,在改革中对一些具体问题提出建议是对改革具有高度责任感的表现,但不能动摇我们改革的自信。其次,把时代特征融入经典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西方主流经济学。时代变化是一切理论发展创新的依据,无论是社会主义或者资本主义都一定会随时代变化而变化,这种变化是绝对的,因此也没有不变的理论,在这样的变化中,也一定会出现符合时代要求的具有共性的特征。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只有体现时代特征才能体现其创新性。没有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同样不能体现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不能用一百多年前马克思、恩格斯的话简单地解读今天的现实,不能把今天的现实简单地还原到马克思所处的时代,今天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不能停留在一百多年前的状态。马克思主义理论随时代和世界的变化而发展,要在以下两个方面得到充分的体现:第一,处理好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发展与世界和时展的关系。马克思主义本身是时展的产物,也一定随时代的变化而发展。马克思主义诞生至今,在一百多年的发展历程中,不断随世界发展和时代变化而丰富和发展,世界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不断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得到体现并成为推进理论发展的重要内容。马克思、恩格斯的经典理论,包括列宁、斯大林的思想,以及在实践中发展起来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思想和理论,都面临着随时代变化而发展的迫切任务。没有一种思想和理论可以脱离世界的实际和时代的发展,马克思主义也不例外。我们提出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命题,实质就是把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任务作为自身发展的题中之义,马克思主义不能停止不前,不能因循守旧,这就是我们一再强调与时俱进的意义所在。今天的世界是两种制度合作交流、交融发展的世界,今天的时代是全球化的时代,马克思主义理论必须反映世界实际,解释当今世界客观现实。马克思主义离开了时代特征,就一定不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就一定不能在世界意识形态领域具有自己的话语权,话语权是用理论的解释能力来确立的。这个能力就是能否立足世界和时展实际使自己的理论不断得到丰富和发展。第二,处理好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发展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关系。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当代资本主义国家中左翼学者以他们认为的马克思主义观点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各种现象得出的理论观点和看法,他们的思想和理论观点对深刻认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的各种现象和问题具有一定意义,我们必须进行深入研究,从中得到积极有益的启发和借鉴。对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思潮不能不研究、不能不重视、不能不借鉴。但也不能不分析、不能盲目照搬,更不能当作教条,与当代马克思主义理论划等号。不能用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来引导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在西方社会有一定的影响,但不占主流,属于少数。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没有真正把握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时俱进的理论本质,在对待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问题上有僵化倾向;二是没有切实从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发展变化的实际出发,在对待现实问题上有保守倾向。当然,更难以从中国的实际出发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只能是作为参考、借鉴、启示,不能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采取教条主义。特别要注意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为什么在西方社会的影响不能不断扩大,反而地位日下。仔细研究一下他们的理论内容就不难找到原因。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过程中,必须打破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不能不加分析地盲目信奉、随意引用,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依据。特别还要看到中国正以新的开放姿态走向世界,深度融入世界经济、政治、文化、外交、生态各个领域的合作互利共赢发展的大趋势,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发展就更显示出现实的世界意义。无论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还是时代化发展,在思想观念上首要的任务是以创新理念为指导,遵循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思想路线,从中国和世界的实际出发,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在实践中丰富和创新马克思主义理论,赋予中国化、时代化新的内涵。我们一贯反对不顾国情、世情、时代变化,简单地、机械地照搬经典理论,对马克思主义不能教条主义,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更不能教条主义,教条主义的特征是以“非常”马克思主义的面貌出现,实际上并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 作者:顾钰民 单位:复旦大学 政治经济学论文: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论文 一、深入开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研究应重点关注的问题 (一)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从不同的角度可以作出不同的回答。第一,从其阶级属性来讲,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为无产阶级利益服务的政治经济学,是为绝大多数人的利益服务的一种经济理论和经济学说。第二,从其研究对象来讲,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社会生产关系,即在不同社会历史条件下,人们在生产资料所有制基础上形成的并在社会生产过程的各个环节中所发生的生产关系、分配关系、交换关系和消费关系的总和。第三,从其研究任务来讲,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既要揭示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又要揭示在不同社会历史条件下经济发展运行的特殊规律。第四,从其创立者、继承者的认识成果来讲,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由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并在之后由各个时代、各个民族的马克思主义者不断丰富和发展的观点和学说的体系。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可以从狭义和广义上理解。从狭义上说,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指的是马克思、恩格斯在其有生之年创立的经济学说;从广义上说,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既包括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政治经济学说,也包括后人对它的发展,即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作为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从广义上理解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学术地位和实用价值。作为以社会生产关系为研究对象、以揭示人类社会经济发展一般规律以及在不同社会历史条件下经济发展运行的特殊规律为主要研究任务的科学思想体系,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人类知识体系中具有很重要的学术地位和实用价值。1.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学术地位。第一,从学科定位来说,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经济学体系中的一个重要分支。经济学按其研究领域和适用范围的不同,可分为理论经济学和应用经济学。理论经济学是研究经济学的一般理论问题、揭示经济发展和经济运行的一般规律的科学。应用经济学主要是指应用理论经济学的基本原理研究国民经济各个部门、各个专业领域的经济活动和经济关系的规律性的经济学科。理论经济学具体又包括政治经济学、生产力经济学、比较经济学、世界经济学、经济理论史,等等。从整个经济学理论体系的角度讲,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属于理论经济学的一个重要分支。第二,从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角度来说,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内容。恩格斯曾经强调,无产阶级政党的“全部理论来自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①。列宁曾经指出,“马克思的经济学说就是马克思理论最深刻,最全面,最详细的证明和运用。”②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不仅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运用,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证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最经典的代表作《资本论》,不仅是一部政治经济学著作,而且也是一部哲学著作。在《资本论》中,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不再是假设,而是被科学证明了的真理;唯物辩证法和唯物主义认识论不仅得到了广泛的应用,也得到了深入的发展。同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也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得以形成和发展的重要理论支撑。正是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伟大理论贡献,才最终使社会主义置于现实的土壤之上,使社会主义由空想变为了科学。恩格斯曾讲,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是马克思著作的划时代的功绩。这个问题的解决使明亮的阳光照进了经济学的各个领域,而在这些领域中,从前社会主义者也曾像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一样在深沉的黑暗中摸索。科学社会主义就是以这个问题的解决为起点,并以此为中心。”③第三,从经济学发展史的角度来说,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人类经济思想史上的一次重大革命性变革。政治经济学是伴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生发展而逐步成长起来的一门科学。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诞生之前,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已经产生并有了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就是在批判地吸收和继承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已有思想精华的基础上发展、创新而形成的。相对于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而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无论是在研究对象、研究方法方面,还是在立场观点方面,都发生了革命性的变革。在研究对象方面,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往往把物本身或者物与物之间的关系作为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第一次明确提出“经济学所研究的不是物,而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归根到底是阶级和阶级之间的关系”④,从而在经济学史上第一次揭示了生产关系对整个经济学的重要意义。在研究方法方面,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局限于对经济现象和经济事物的表层关系的研究,往往以观念代替现实、以范畴运动代替现实运动,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将唯物辩证法运用于政治经济学研究,强调从客观的经济事实出发,透过纷繁复杂的经济现象,揭示事物之间的本质联系,揭示经济运动的规律。在立场观点方面,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家是资产阶级利益的代言人,他们所提出的理论和学说主要是为维护资产阶级的利益服务的,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则是劳动的经济学,是无产阶级的经济学,其理论、观点反映的完全是无产阶级的利益、愿望和诉求。2.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实践价值。第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立对当时的国际工人运动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资本论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圣经”,这是当时欧洲工人在游行示威中喊出的口号,因为它告诉了工人阶级起来进行革命斗争、争取自身权益的正义性、合理性。对此,恩格斯曾强调,“自从世界上有资本家和工人以来,没有一本书象我们面前这本书那样,对于工人具有如此重要的意义。资本和劳动的关系,是我们全部现代社会体系所围绕旋转的轴心,这种关系在这里第一次得到了科学的说明。”⑤第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指导我们科学认识和分析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重要理论武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本质的揭示,有助于我们科学地认识当代资本主义的种种新变化,揭示资本主义发展变化的内在本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商品、货币、价值规律、资本循环、资本周转、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的分析,适用于一切社会化大生产条件下的市场经济,不仅有助于我们正确认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变化的一般规律,而且对当今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仍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是我们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行动指南。 (三)如何科学对待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如何科学对待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其主要涉及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信仰、学习、宣传、研究、运用、捍卫、坚持和发展等一系列问题。1.应强调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科学的理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揭示的是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其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的分析,其关于生产、交换、分配、消费关系的论述,其关于商品、货币、价值规律、资本循环、资本周转、社会资本再生产的分析,等等,都是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的科学理论,所以,我们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2.应明确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不是封闭的、静止的、凝固的学说,也不是某种教条,它提供给我们的首先是研究经济现象和经济制度的科学方法。恩格斯曾明确指出:“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着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⑥所以,我们绝不能用教条主义和本本主义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而应该随实践和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将其丰富和完善。那种凡事都试图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寻章摘句,试图从经典著作中寻找解决现实问题直接答案的想法和做法,不仅达不到目的,而且十分有害。3.应明确与时俱进、发展创新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得以永葆生机和活力的源泉和动力。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不是僵化的理论,是需要不断发展和创新的理论,我们“绝不能要求马克思为解决他去世之后上百年、几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列宁同样也不能承担为他去世以后五十年、一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的任务。”⑦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应该在实践发展的基础上不断发展、创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并用不断发展和完善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指导我们的建设实践。曾强调,“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也是一个政党永葆生机的源泉。世界在变化,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在前进,人民群众的伟大实践在发展,迫切要求我们党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勇气,总结实践的新经验,借鉴当代人类文明的有益成果,在理论上不断扩展新视野,作出新概括。”强调“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是社会发展和变革的先导。”⑧的这一科学论述,为我们科学对待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指导。我们必须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的基础上,立足于新的实践,科学的认识和把握时展的规律性,不断研究新情况,回答新时代提出的新课题,不断提出一些新概念,形成新理论,不断赋予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以新的科学内涵。总之,在坚持中发展、在继承中创新,这应是我们始终坚持的对待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科学态度。 (四)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趋向。理论来源于实践。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要保持持久的生命力,必须跟上时代和社会实践发展的步伐,适应时代和社会实践发展的需要,逐步实现理论的时代化、现代化和中国化。1.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时代化。世界上任何社会科学理论都是顺应时展的需要而产生的,任何社会科学理论都不可避免地会打上它产生的那个时代的烙印。社会发展的时代不同,反映不同时展规律的社会科学理论必然不同。正如恩格斯所强调的,“每一个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它在不同的时代具有完全不同的形式,同时具有完全不同的内容。”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产生于19世纪中叶,是马克思、恩格斯在科学回应当时时代提出的一系列重大历史课题的基础上产生的,揭示的是自由竞争时期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运行的一般规律。21世纪是一个全新的时代,无论是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都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时期,在发展过程中都取得了重大成就,同时也遇到了前所未有的矛盾和问题。面对这一全新的时展背景和全新的时代课题,迫切需要马克思主义者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做出正确分析,提出新的论点,使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跟上时展的步伐,逐步走向当今时代。2.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现代化。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现代化问题,实际上就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从内容到形式、从研究对象到研究方法的不断创新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以自由竞争时期的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现实为依据,科学揭示了商品经济发展的一般特点及市场经济运行的一般规律,它不仅是我们科学认识资本主义经济本质及发展规律的锐利武器,也是社会主义国家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锐利武器。但要使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这个理论武器始终保持“锐利”,就必须让其实现“现代化”。只有不断发展和创新的理论才是能够指导实践的理论,否则,就会停留在“原始状态”,就会因为不能适应现代社会发展的需要而削弱其理论的“锋芒”,甚至遭到淘汰。所以,为始终保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生机与活力,为充分显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科学性,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在发展中实现现代化。一方面,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在对当今世界各国、各地区经济发展现状和问题的研究中,实现研究内容的创新,不断用新的、富有现代色彩的概念、范畴、理论丰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宝库。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在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根本方法的基础上,吸收和借鉴现代西方经济学以及其他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一些科学研究方法,实现研究方法的创新。特别是应把现代西方经济学常用的数学分析方法引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研究。因为现实的经济形式和经济过程不仅有自身质的规定性,也有自身量的规定性。很多复杂的经济运动往往是诸多经济变量共同发挥作用的结果,各种经济变量之间又往往具有复杂的数量关系,所以,只有通过建立数学模型并借助计算机技术,才能比较精确地对现实经济生活中复杂的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才能对现实中复杂的经济活动的运行过程及运行结果进行比较准确地预见,也才能进一步增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科学性和现实指导性。3.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不仅需要随着时代的发展与时俱进,而且在不同的国家也要有不同的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中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理论指导。所以,要始终坚持和充分发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重要指导作用,就必须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我国经济发展实践相结合,实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中国化。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主要对自由竞争时期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进行了研究,主要分析的是自由竞争时期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交换关系、分配关系、消费关系的特点,主要揭示的是自由竞争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和运行的规律。列宁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最高阶段》中,主要揭示的是垄断资本主义条件下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一般规律和特点。但目前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发展的初级阶段,这是一个特殊的社会发展阶段,它既不同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社会主义,也不同于自由竞争资本主义,也不同于垄断资本主义,在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等各环节都表现出了很多特殊的特点,如生产力水平不高,而且具有多层次性;所有制结构表现为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生产形式表现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经营组织形式表现为公司制占主导地位的多种组织形式并存;分配方式表现为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等等。面对这样复杂的社会发展阶段,我们不可能简单地、机械地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政治经济学的某些原初理论,而必须以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中国为样本,立足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的现实,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勇于对中国改革和建设中遇到的前沿课题、难点和热点问题进行理论思考,不断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总结新经验,得出新结论,形成新理论,以不断发展和创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也就是说,在当今中国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背景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不仅要对市场经济运行的一般规律进行研究和探索,而且更重要的是要结合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现实,揭示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市场经济运动发展的独特规律,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理论,并用以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实践,这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实现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也是发展和创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方向。总之,实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时代化、现代化、中国化,不仅是确保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永葆生机和活力的源泉和动力,也是确保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拥有光明“前途”和“未来”的必要条件,不仅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发展与创新的必然要求,也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未来发展的必然趋向。 二、深入开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研究的科学方法 方法是推动理论研究和创新的重要手段,是有效开展学术研究活动的重要动力。要有效开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研究,方法问题至关重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和它所要解决的问题,决定了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主要应采用阶级分析法、历史研究法、比较研究法、文本研究法、问题研究法等研究方法。 (一)阶级分析法。阶级分析法是指在承认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划分为阶级并由此产生阶级斗争的前提下,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从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的角度分析社会历史现象的方法。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阶级”一词有其特定的含义,即指一定社会经济结构中处于不同地位的利益集团。在阶级存在的社会里,任何社会科学都会带有阶级属性。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也是如此,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为无产阶级利益服务的科学理论。在当今中国社会,虽然剥削阶级已经被消灭,但不同利益阶层或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依然存在,如何处理好这些矛盾和冲突,仍是当今中国社会发展迫切需要研究和解决的问题。既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具有鲜明的阶级属性,而且现实社会中仍然存在着不同利益阶层或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矛盾和冲突,那么,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研究,就必须要采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只有这样,才能科学认识和理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内在本质和属性,才能科学回答发展为了谁、发展依靠谁的问题,才能始终秉承“一切依靠人民群众,一切为了人民群众”的发展理念,更好地发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指导作用。 (二)历史研究法。历史研究法,又称纵向研究法,是借助于对相关事物发展过程的史料进行分析、整理,从而认识研究对象的过去和现在,继而预测其未来发展的一种研究方法。历史研究法的实质是通过对某一事物产生、发展的历史过程的研究,揭示该事物产生、发展的内在规律性。列宁曾经指出,“在社会科学问题上有一种最可靠的方法,它是真正养成正确分析这个问题的本领而不致淹没在一大堆细节或大量争执意见之中所必需的,对于用科学眼光分析这个问题来说是最重要的,那就是不要忘记基本的历史联系,考察每个问题都要看某种现象在历史上怎样产生、在发展中经过了哪些主要阶段,并根据它的这种发展去考察这一事物现在是怎样的。”瑏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产生、发展也经历了一个相当长的历史过程,从马克思最经典的政治经济学代表作《资本论》第一卷正式公开出版到如今已经近150年的时间了,在这漫长的历史时间内,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发展。考察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产生、发展的历史进程,并对其加以历史地、客观地分析和研究,不仅有助于我们科学揭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产生、发展的客观规律性,而且有助于我们在总结历史发展经验的基础上预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未来的发展趋向,同时,也有助于启示我们该如何科学地以发展的眼光和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 (三)比较研究法。所谓比较研究法,就是将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事物加以对照,以说明它们在某些方面的相似或差异,从而揭示不同事物的本质和内在规定性。比较是人们认识事物最常用和最基本的方法之一。因为有比较,才有鉴别。只有通过比较,人们才能更清楚地发现事物之间的异同,才能辨清不同事物的优与劣。如果说历史的方法是从纵向的角度去揭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产生、发展、变化的规律性,那么,比较的方法就是从横向的角度去比较和分析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本质和特征,揭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科学性及其重要的学术价值。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现代西方经济学进行比较就会发现,二者虽然同属于理论经济学,都是在研究社会化大生产和市场经济的基础上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但是二者之间仍有着本质的区别,二者不仅代表的阶级立场不同,而且研究对象和研究视角大不相同,研究目的和研究结论也大不相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为无产阶级利益服务的政治经济学,而现代西方经济学是为资产阶级利益服务的经济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社会生产关系,意在通过对人与人之间在物质资料生产、交换、分配、消费各环节中所形成的利益关系的考察来揭示社会经济制度的本质,而现代西方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资源配置方式和手段,意在通过研究资源配置及各种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揭示人们如何在资源有限的前提下实现自身欲望的最大化满足;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侧重于研究经济制度,而现代西方经济学侧重于研究市场经济的运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目的在于揭示资本主义市场制度的内在矛盾和弊端,进而揭示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历史过渡性,而现代西方经济学的研究目的在于论证资本主义市场制度是能够实现资源最优配置的制度,是完美的、永恒的制度。总之,通过与现代西方经济学进行横向比较,我们可以进一步深化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科学内涵和本质特征的认识。同时,我们也发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现代西方经济学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理论经济学,它们是从不同的角度研究经济问题、经济现象和经济运行的,所以二者之间并不存在谁应该替代谁的问题。那种企图用现代西方经济学理论取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想法和做法是极其荒谬的,同样,那种企图完全否定现代西方经济学的科学性的观点和做法也是极不明智的。我们应该理性地对待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现代西方经济学之间的关系,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指导的前提下,吸收和借鉴现代西方经济学中的某些合理因素,以推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高效的发展。 (四)文本研究法。所谓文本研究法,就是借助于对经典文本的解读和分析,进一步挖掘经典作家思想的内涵和理论的本质特征,进一步挖掘理论体系形成与发展的内在规律性。恩格斯曾经多次强调,研究理论必须要根据原著进行研究,强调要“根据原著来研究这个理论,而不要根据第二手的材料来研究”瑏瑡,强调“对于那些希望真正理解它的人来说,最重要的却正好是原著本身”瑏瑢。文本是思想的载体,要科学理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内在本质和特征,要全面了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内涵及其理论体系的构成,就必须回到“原点”,即回到文本,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立者及其继承者们在不同历史时期所撰写、出版的相关著作作为客观的研究对象,并进行认真的分析和解读。只有通过文本研究,我们才能清楚地了解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最本真的思想形态和思想内涵,才能了解不同时代的马克思主义者有关政治经济学思想之间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内在联系,才能对“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这一问题做出科学的解释和回答。同时,也只有通过文本研究,我们才能真正了解建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大厦的原初图纸,才能真正了解搭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大厦的“每一块砖石”、“每一条钢筋”的构造以及它们彼此之间的内在凝固联系,我们才能真正了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这一理论大厦的“坚实性”和“耐用性”,继而才能真正形成对待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科学态度。当然,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经典文本进行研究,不是为了研究文本而研究文本,而是为了进一步提高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科学性的认识,是为了更有效地发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在现实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指导作用。所以,在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经典文本进行研究的过程中,我们不仅要准确把握不同时代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有关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原初形态、时代特质、主要内容,深刻领会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政治经济学思想的真谛,而且更要深入挖掘理论本身所蕴含的现代意义和时代价值,以更好地发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中的重要指导作用。 (五)问题研究法。所谓问题研究法,就是以问题为中心,展开学术研究。当代学术大师陈寅恪先生曾说过:“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于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其未得预者,谓之未入流。此古今学术史之通义。”瑏瑣这就是说,开展学术研究,必须要有问题意识,要善于敏锐地发现问题、分析问题、研究问题、解决问题。“问题”是学术研究的开始,是真正科学的理论研究工作的起点。对此,马克思也曾明确强调,“问题是公开的、无畏的、左右一切个人的时代声音。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是它表现自己精神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瑏瑤只有凸显问题意识,以问题为中心开展学术研究,才能推进学术进步。学术研究活动,实际上就是不断地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分析问题、研究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各门学术自身的发展过程,其实也就是伴随着新旧问题的交相更替而不断地研究新问题、解决新问题的过程。所以,对学术研究来说,有没有问题意识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伴随着时代和实践的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不断遭遇来自不同学派、不同思想观点的质疑和挑战,日益面临着生存与发展的危机。因此,要开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研究,必须要强调问题意识,要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当展中所面临的困境及挑战入手,分析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发展中面临种种质疑和挑战的原因,探寻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回应挑战、寻求进一步发展的出路和对策,以推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更进一步发展。 作者:刘雅静单位: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政治经济学论文:地理政治经济学论文 一、两种方法论产生的背景与演变 历史唯物主义最早由马克思主义经济地理学者在20世纪70年代初期引入,而批判现实主义直到70年代末才被部分学者有意识的运用到研究中。两者是从不同角度对20世纪60年代兴起的空间定量革命进行批判的重要组成部分。历史唯物主义是一种社会批判,对方法的批判受到社会批判的限定。它认为如果世界以假象或某种迷惑性的方式展现在研究者面前,那么定量方法将加强这种误解。批判现实主义起初是一种文艺思潮和创作方法,后来被西方学者发展为一种社会科学哲学,与历史唯物主义相似,也通过社会关系来理解人。它认为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与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根本不同,定量革命的自然性将妨碍它为社会人的研究提供方法论指导。20世纪70年代,与空间定量革命相比,历史唯物主义没有将空间放在优先地位,而是将其与社会关系同等考虑。激进批判的重点较少关注人们所观察到的周边事物的差异,而是注重解释差异的根本原因,其结论可归结为空间格局由社会过程所塑造。而在空间定量分析中“地理”被不恰当地约减为“距离”、“局部变化”和“特征”等。实际上,空间应是一种社会建构,而社会关系的建构却超出了空间,这造成了空间差别。在地理政治经济理论来源的历史发展中,批判现实主义在20世纪80年代进入兴盛时期,这一时期可称为“社会和空间时期”。此时,历史唯物主义更多的是作为一个背景或一种批判的衬托,且两者也出现过不和谐的声音。例如,批判现实主义不赞同历史唯物主义过于注重阶级而忽略性别、种族和阶层等。早期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地理学者多数有一个特别的方法经历,即进行过空间定量的经济地理研究,例如DavidHarvey、MichaelWebber、JohnHolmes和RayHudson等人,当代地理政治经济学的代表人物EricSheppard也有过类似经历。空间定量研究者的方法相当狭窄:技术或工具箱方法,它的实证主义观念也是有问题的。然而,也不能完全抛弃它。这就是20世纪80年代历史唯物主义与批判现实主义面临的困境。寻求历史唯物主义与批判现实主义方法的融合是一种有益的尝试。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学者们进行了这方面的尝试。抽象是批判现实主义的基础,历史唯物主义虽有不同的抽象形式但也赞同抽象这种方法。作为融合的结果,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带有批判性的历史唯物主义成为主要方法论。这种转变意义重大,主要的历史唯物主义方法使得地理政治经济学研究较少注重空间现象的描述,而是看重提供分析洞察空间不平等的能力。方法中隐含的批判观念在实践中能够产生关注普遍性与特殊性之间的平衡。纵观地理政治经济学萌芽与形成中的历史唯物主义和批判现实主义,我们可以发现:历史唯物主义较先引入,持续发展,最后成为主要方法;批判现实主义较晚引入,影响渐微,处于辅助补充地位。表面上看,是批判现实主义研究者兴趣转移的结果,实质上是科学逻辑演变与选择的必然结果。即便如此,批判现实主义的介入仍有持久影响:“偶然性”进入到主流的词汇,批判意识持久地存在,多元化的概念也符合流行的经济学方法。特别是它的以下两个结论具有重要价值:一是国家和经济是两个独立的社会关系,它们以偶然的而不是必然的方式相连接。二是结构思想,可以被历史唯物主义有效地利用,通过结构的重建和体制结构的新形式,资本可能缓和总是反复出现的积累障碍,而工人阶级也可以发展自己的社会关系以反抗剥削。当前,地理政治经济学理论甫成雏形,如何利用这两种方法增强对空间经济的解释能力,需要从它们对关键性问题的解释中寻找帮助。 二、两种方法论对几个关键性问题的解释对比 (一)抽象 地理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一个关键步骤是抽象。分析经济形式,既不能用显微镜,也不能用化学试剂,二者都必须用抽象力来代替。历史唯物主义与批判现实主义抽象的方式有趋同之处。抽象和具体、单面与多面的统一等观念深深植根于批判现实主义。例如,人类首先按性别划分,然后按阶级等等。同类型的层次化也存在于历史唯物主义中,并且可能是其方法的最主要方面。例如,在《资本论》第一卷中,马克思不断穿梭于历史无关的和历史主义之间、一般劳动过程和特定的资本主义劳动过程之间、阶级社会和资本主义阶级社会之间等等。然而,仔细考察,两者的差异确实存在。抽象可分为两种形式:第一类是经验主义的抽象,这是批判现实主义的主要方式。第二类是实质的、本质的或系统的抽象,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主要方式。经验主义的抽象是从具体或多面抽象为单面。它沿着较少的实在、更纯粹的概念的方向远离现实。当然,任何将世界划分为对象的研究都需要概念,即使研究者没有意识到,从具体到概念的抽象法,在批判现实主义看来就是形成无内容方式的一种抽象。AndrewSayer认为批判现实主义主要是对形式或形式上相似的关系的抽象,而正确的方法应该是理性的抽象。这要求在所研究事物之间的本质关系的基础上进行抽象。不能以形式的相似性,如人们的贫困,来区分人,而要以其与他人的丰富的关系来区分,例如,作为国家、雇主或家庭的人。从某个角度来看,马克思也运用了这种形式的抽象,例如,将中世纪以前的古代、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视为阶级社会的具体形式。不过,此处马克思只是部分分析。此后,他更深入地指出,一切社会形态由再生产过程中使用的生产方式所规定。这为理解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之间的区别,以及扩大再生产的特定历史形式的积累过程指明了方向。马克思诉诸经验主义抽象形式的主要目的是批判,即反对把资本主义简约为历史虚无或自然形态的做法。资本主义是一种社会形态,因此是历史的创造,它所产生的优秀矛盾——剥削行为,绝不能被解释为世界的法则,或某种自然的、不可避免的过程。历史唯物主义的主导抽象方式是历史的、系统的或本质的,是通过实践而进行的抽象。它与实践的社会历史的具体形式,与现实以及更具体的、多样的、整体的历史阶段相符合。例如,对资本抽象后发现,资本不是一种物,而是一种以物为媒介的人和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地理政治经济学中“区位”这一概念非常重要,它离不开人类生活的具体社会形态。封建社会中自给自足的区位观念,要早于资本主义初期商品贸易所依赖的区位概念。区位成为生产中重要的考虑因素,如房地产对优越地段的追求,是在最近才产生的,也许不早于有多个区位可选择的企业的出现。抽象的另一个重要问题是抽象层次。经验主义抽象方式的结果是产生了不同的“水平”,它与越来越多的抽象概念的层次相符,趋向具体的层次与趋向其他方向的层次相对立。因此,可以通过整合较抽象的概念与其他概念再现具体:从顶端开始的一系列嵌套的先决条件。地理政治经济学者的研究已经吸收了这种抽象层次的概念,认为解决问题的方法取决于抽象的层次以及在理论概念上与历史特异性的相符程度,例如,福特主义和后福特主义呈现了资本主义社会更具体的形式。历史唯物主义的抽象中固有的一种方式是注重概念的逻辑与历史的一致性:本质的一个必要前提是本质。例如,国家不能独立于使之成为国家的物质条件。生产关系在各个时期各不相同,具体的国家处在较低的抽象层次上,在阐明特定时期的国家形式时,要首先阐明生产关系的历史。这意味着,国家从来都不仅是作为经验主义抽象的国家,而是特定历史的奴隶制的、封建制的、资本主义的或任何其他具体形式。再如,要研究资本,必须首先抽象出剩余价值,然后抽象剩余价值的不同表示形式及其在生产上能够被占有的具体形式——租金,利息和企业利润,而它们处在较低的抽象层次上。 (二)内部和外部关系 批判现实主义在抽象问题上的方法优秀是一种内部和外部关系的概念。抽象的目的是要确定一种结构,在这些结构中,通过定义使对象成为由该结构所决定的运动模式的内部关系的产物。外部或偶然关系只影响运动模式的表述,而不影响模式本身。历史唯物主义的内部关系是主体与其存在的客观条件之间的关系:即主体与客体的关系,并被进一步看作财产关系。马克思指出,在资本主义以前的社会形态中就被这样理解。“劳动者把自己劳动的客观条件看作自己的财产,这就是劳动同劳动的物质前提的天然统一。因此,劳动者不依赖劳动就拥有客观的存在。个人把自己看作所有者,看作自己现实条件的主人”。并且“个人把劳动的客观条件简单地看作是自己的东西,看作是自己的主体得到自我实现的无机自然。……直接要以个人作为某一公社成员的自然形成的、或多或少历史地发展了的和变化了的存在,要以他作为部落等等成员的自然形成的存在为媒介”。换句话说,这种财产关系,成为一些社会组织形式(例如家庭)扩大成为部落和公社的先决条件。个人只有作为这个共同体的成员才能拥有生产的物质条件。资本主义消除了这些关系,使个人自我生产和再生产的社会和物质的客观条件表现为与其自身无关:不是作为他存在的前提,而是既定的、物化的、外在于人的、并作为必要的决定因素被占有,这就是外部关系。物质生产的客观条件似乎独立于任何主观性,而主体显得独立于既存的任何客观条件。生产手段、劳动对象和工具如今表现为资本的社会形式,作为与劳动者无关的事物,它们雇用了缺乏客观性的劳动者(没有与土地等相似的客观存在的形式)。主体和客体在此被主体和客体的逆转所分离。现在,以资本为形式的客体在实现自己的过程中雇用了主体。资本似乎成为主体而工人成为以抽象劳动力为形式的客体。如果现在以劳动对象和工具的形式出现的客观条件外在于个人、物化于资本形式并因此缺乏前提,那么人们参与其中而进行生产的社会关系也是如此。例如,工资关系现在表现为马克思所说的“外在必然性”:从个人的角度来看是必然的,但从工资工作能否被找到来看是偶然的。资本主义以前的社会关系表现为自然的、继承的、个人无论是作为部落成员或在奴性的关系中与生俱来的东西。在资本主义关系中,一方面,个人从被认为从自然和不可避免的关系中解放出来,并通过劳动力市场获得了一定程度的自由;另一方面,社会关系表现出物化的、个人必须适应的东西。因此,虽然个人可以选择他的工资工作的方向,但不能拒绝这种选择。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个人的客观条件在当代社会表现为外在于主体的外部关系。如果与主体有关,则是自给自足的、没有必要前提条件的,因此没有历史的或非地理政治经济学的。无对象的主体和客体似乎独立于任何主观性:只以超出任何主观控制的资本的逻辑而存在,因而产生了矛盾,例如,没有买者的卖者和没有卖者的买者、未投资的资本、无力支付的债务、没有原材料的工厂等。简言之,资本的限制必然产生,如果生产要继续发展,就必须缓和这种限制。历史唯物主义是典型的历史主义主张:人及其存在的客观条件之间的内部关系只有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才“表现为”那种没有历史前提的事物之间的外部关系。批判现实主义则是历史无关的,具有自然主义(科学主义)的性质,它主张内部和外部可以直接应用而与主体和客体无关。 (三)整体性和多样性 历史唯物主义从整体上来认识世界,整体的组成部分凭借其与整体的关系才成其为部分。整体性就是应对处于变动中的“离心力”关系的问题,即部分和整体之间的张力不断重复出现。因此,通过一个整体的整合的力来缓解离心力,整体以其自身具体的形式而不是以其组成部分的形式而变化。批判现实主义对世界的看法是本质上的多元论,也可表示为分化的或多样性的:由众多关系的结构所组成,每种结构都反映组成它的要素之间独特的因果特征,并且这些关系可能包括偶然关系。例如,将劳动分工视为具有因果联系的独立结构,并有别于资本分工。在历史唯物主义中探讨整体性有两个限定性条件。第一点,这并不意味着对世界的决定论的理解。未来仍然是开放的也是无法预测的,不同的部分可以并能够以相对独立的方式发展,但仅是“相对地”。整体化的冲动,一致的必要性,或称之为“社会秩序”,起源于生产,一切都开始并归结于生产,并且生产始终是社会的生产。在资本中,产生的必要性表现为积累的必要性。整体性的不同部分都是生产的条件或关系。同时,整体性不是静态的,而总是在整体化的过程中不断变化。发展的自主性产生了矛盾,这些矛盾又可能产生新的机会。第二点,这是一个集合的整体,不仅是与生产有关的整体性,而且是关于生产参与者的具体活动的整体性。生产的参与者带来了整体的连贯性并重塑整体性,同时整体性又重塑了参与者。例如,人们的“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同时这也是人们仅仅为了能够生活就必须每日每时都要进行的一种历史活动,即一切历史的一种基本条件”。“这种生产方式不仅应当从它是个人肉体存在的再生产这方面来加以考察。它在更大程度上是这些个人的一定的活动方式,表现他们生活的一定形式和一定的生活方式。因而,个人是什么样的,这取决于他们进行生产的物质条件”。人们生产了自己的世界:不仅包括他们的生活资料和生产这些生活资料的手段,也包括他们的社会关系、文化、政治等等。将世界当作一个整体是把生产及其客观条件、物质和社会、政治、话语权、空间等都看作是生产的瞬间,如同马克思所指明的,并不是说生产、分配、交换、消费是同一的东西,而是说,它们构成一个总体的各个环节、一个统一体内部的差别。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这些条件都被视为独立的、物化的、有着自身的逻辑,以自己的方式发展。 (四)矛盾和变化 批判现实主义认可变化的世界。没有变化,它的系统开放性的概念,它对人性的批判,都将变得毫无意义。然而,它无法解释变化产生的原因。历史唯物主义则认为矛盾产生变化,矛盾的概念在空间经济研究中也很突出。历史唯物主义中矛盾概念的优秀是对立统一:生产性的个人,或社会意义上的、不能简化掉社会关系的个体与生产条件的对立统一。生产条件可能促进、破坏或抑制生产活动,通过生产条件(制度,技术等)的变化来缓解矛盾,使生产进一步发展,但是,新的生产障碍会不断产生。例如,社会劳动分工的发展、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分离、国家形式的出现,都是以剩余产品的生产为前提并促进了剩余的扩张。但是,社会劳动分工的不同部分逐渐产生独立的运动形式,可以抑制甚至破坏生产。资本主义中的直接生产者将货币工资作为其生产的必要条件,且是外在的条件,或“外部必然性”。这种外在性有一个历史过程,即马克思所说的资本主义以前的社会形态中的“自然统一”,在那里劳动者将他的客观条件看成属于他的,作为他的“无机的身体”,这些关系的瓦解让位于资本和劳动的对立统一:劳动力和生产手段被生产关系用货币财富联结起来。劳动通过工资工作有效地实现了自身的再生产。然而,资本也自我驱动去再生产自身,随后产生工资下行压力以及机器对工人的替代,工人自我生产的能力被削弱。在历史上,这是劳工运动的发展、抵抗工资削减和推动建立福利国家的原因,即矛盾的产生与缓解。与此同时,资本再生产的必要条件是劳动力。如果将劳动力逐出劳动过程,也就排除了能够产生比成本更多的价值因而能够产生资本家的利润的生产条件之一。这反过来,迫使资本需要缓和由其优势(包括其向任何空间的扩展)所造成的矛盾。“缓和”但不能克服,“不能因为资本把每一个这样的界限都当作限制,因而在观念上超越它,所以就得出结论说,资本已在实际上克服了它,并且,因为每一个这样的限制都是同资本的使命相矛盾的,所以资本主义生产是在矛盾中运动的,这些矛盾不断地被克服,但又不断地产生出来”。批判现实主义承认变化,但没有矛盾的概念。它是在二元论下的对立统一,如个人与社会、文化和经济、经济和政治等,其目标是弥合它们的差异并探索、定义、阐述它们组成二元论的两部分之间的互相依赖关系。用批判现实主义的术语来讲,就是探讨它们是如何内在联系起来的:在脱离独立的因果力量的条件下,它们如何能够被归入单一的结构。“文化与经济的辩证法”的研究就是一例。然而,它缺乏对这种二元论的历史、先决条件的考察。 (五)因果关系 历史唯物主义和批判现实主义的因果关系概念非常相似。它们反对原子论式的因果概念,即原因定量地影响结果而不改变对象或结果的性质,都坚持因果关系的行为理论,即变化因人们的行为而发生。两者也存在一定的差异,在批判现实主义的因果关系中,根本的真实性和经验世界被区分开来,它从关系结构及其运行的偶然环境中来阐明经验现实。应该指出,这完全符合上述批判现实主义所阐释的内部和外部关系之间的区别。历史唯物主义也认为世界具有层次性,但不是经验和实在之间的区别,而是形式和内容或马克思多次描述的表象和实在、形式和本质、表象和本质以及表现形式和隐含联系之间的区别。虽然表象和实在可能让人联想到批判现实主义的经验和实在之间的区别,但是马克思说的却是完全不同。他的“表象”是指意识形态的形式,与批判现实主义的“经验”的形式不同,是根植于占主导地位的、历史的、社会的生产关系,它们是“实在”的形式,虽然有时是虚幻的形式。如果表象颠倒了我们生活的世界,这仅仅是因为起作用的社会关系本身已经颠倒。例如,工资形式掩盖了劳动者的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之间的矛盾。联系到内部和外部关系,那么,外部关系是表象,是内部关系这个实在的历史发展结果。这种表象被理解为生产的社会条件和所有生产关系的物化自然。事物有自己的历史轨迹,因此,正如马克思敏锐指出的,成为彼此矛盾的一部分,这种矛盾导致人们不断重申生产的中心性,在资本主义的情况下,就是以积累为中心。表象还包括国家、家庭、空间、文化和劳动分工等,它们通过前面提到的批判现实主义的经验主义的抽象得以再现。批判现实主义将低层次的抽象而产生的表象作为关系的构建物。批判现实主义对因果关系的解释遵循如下思路:首先,揭示以社会关系的结构为形式的实在,这种实在需要特定的因果关系性质,并且是经验世界的必要条件;然后指出它与偶然条件的结合是如何作为观察事物的起点。例如,DoreenMassey对企业的新的劳动空间分工及其特定的地理表现之间关系的分析。换句话说,人们需要运用前面所述的经验主义抽象方式,抽象出关系结构,以便从表象返回到实在。历史唯物主义的解释认为,确实可能从一些经验的形式开始,如同在批判现实主义中一样,例如对地域发展不平衡或城市形式变化的研究。但是,这必须被置于资本和它的生产关系的矛盾发展中来考虑。批判现实主义分析中被认为是偶然的条件现在表现为构成一个矛盾整体的条件,这个矛盾将要被调动起来、再利用和改造,以便消除积累过程中的障碍。看似偶然的条件得到改造和重新组合成新的关系,以便能够使单个资本或资本整体来应付它们所面临的挑战。 三、结语 历史唯物主义和批判现实主义思想深刻地影响着早期的经济地理和空间经济研究者,也成为当代地理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论源泉。历史唯物主义运用实质的、本质的或系统的抽象方式。它认为内部关系是主体与其存在的客观条件之间的关系,在经济方面,则被进一步看作财产关系;内部关系只有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才表现为没有历史前提的事物之间的外部关系。它坚持整体论,认为整体的组成部分凭借其与整体的关系才成其为部分。它从矛盾的运动中来理解变化,而矛盾概念的优秀是对立统一,因果关系也必须置于矛盾发展中来考虑。批判现实主义运用经验主义抽象方式,抽象的结果为一定的结构;对象在结构中的运动模式形成结构的内部关系,外部或偶然关系只影响运动模式的表述,而不影响模式本身。它坚持多元论,认为世界是分化的或多样性的;承认世界的变化,但缺少矛盾的概念。它从关系结构及其运行的偶然环境中来阐明因果关系。当然,它们之间也具有包容性,例如,批判现实主义虽强调结构决定因果关系的属性,然而这种结构可以是历史结构或地理(空间)的历史结构,即历史唯物主义式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抽象方式太一般,以致无法为实践中事物的发展提供直接帮助,而批判现实主义关于特殊情况的经验研究是其必要的补充。空间经济或资本空间布局的形成总是具有社会性,地理政治经济学需要揭示特殊的偶然情况如何在起初似乎是外在的和偶然的现象而后却转化为本质的和必然的资本逻辑的内部要素构建。在这种构建的探索中如何综合和恰当地运用这两种方法,研究者需要结合自己的具体工作来思考。 作者:陈秀山左言庆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 政治经济学论文:政治经济学论文 一、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一)政治经济学理论发展尚不完善。 第一,部分理论和社会现实不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主要内容是批判揭露资本主义的腐朽性和过渡性,同时颂扬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但是,我们在现实生活中看到,由于资本主义的自我调整和科技革命的巨大推动,西方发达国家的资本主义不但没有出现衰退,反而出现了长期的稳定和繁荣,表现出了强大的生命力。理论和现实的反差不仅让学生难以信服,甚至还会使部分教师对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产生怀疑;第二,缺乏对现实经济问题的解释力。政治经济学关注的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缺乏对具体经济问题的研究。在现实生活中的一些重大经济问题,比如经济增长问题、资源配置效率问题、国际贸易的平衡问题等,政治经济学都难以给出具体的指导性意见。2、体系不够完善。传统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其研究对象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唯一的研究对象可以使得其理论体系简单而完整。但是,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学理论开始把经济运行作为研究对象并引入到了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体系当中,其研究对象也从一元变为了二元。二元的研究对象需要有两条线索贯穿整个研究体系,两条线索之间的主从关系、结构安排难以处理,使得整个研究体系的逻辑线索变得不再清晰。在教学过程中就出现了冲突的现象,相同的范畴、内容和理论在此处肯定,彼处却又否定———诸如“利润”、“剩余价值”,在资本主义部分是进行批判,到社会主义部分又进行肯定———降低了政治经济学在学生心目中的信服力。3、研究方法落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侧重于历史分析和制度分析,长于逻辑推理,但缺乏实证研究,较少注意前提假定是否符合实际,也少注意结论是否能够通过经验检验,这使得政治经济学的许多理论成为“空中楼阁”,削弱了政治经济学的现实说服力。 (二)教学环节中存在的问题。 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发展属于学科层面,它的不完善对本门课程教学的影响是全方位的。在具体的教学实践环节中,也存在着一些问题,可以从教材、教师和学生三个方面来进行分析。理论发展的不完善意味着市面上没有出现令人满意的教材,没有令人满意的教材则使得教师在教学中难以达到理想的效果,教师的教学效果不好,则会影响学生的学习兴趣。这几个方面互为依托,互相影响,每个方面出现问题都会使得其他方面产生新的问题。 1、教材方面。 进入21世纪以来,国内高校对《政治经济学》教材的革新做了许多有益的探索,并取得了一系列丰硕的成果。从内容的编排方式来划分,可以把这些《政治经济学》教材分作两类:第一种是延续传统的“一导两块”编排方式,即导论、资本主义部分、社会主义部分,以谷书堂(1992)、吴树青(1993)、魏埙(2002)、蒋学模(2005)、程恩富(2007)、张彤玉(2009)、柳欣(2009)等为代表;第二种是突破传统的编排方式,把马克思资本论的基本原理与现代市场经济理论糅合在一起,以张维达(2000)、逄锦聚(2009)、程恩富(2011)等为代表。两种编排方式各有所长:第一种编排方式能够较为完整地表述马克思列宁的基本理论,但是缺乏对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的分析,缺乏运用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对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分析和指导,并且资本主义部分和社会主义部分内容的叙述逻辑常常不一致,在理论体系上不够一体化;第二种编排方式最突出的特点就是理论体系较为完整,能够较好地融合现代经济理论的最新成果,但是这种编排方式也有缺陷,主要问题就是内容庞杂,并且会使学生分不清哪些是原汁原味的马列主义基本原理。这两类教材除了上述差异外,还存在一些共同问题:第一,社会主义部分内容不稳定,经常随着中央的文件精神变化而变化,近乎沦落为“政策解释学”,缺乏学科独立性。在教学过程中,学生会认为这个不是科学,从而失去学习兴趣。第二,批判性强,客观性不足。资本主义部分内容过多的是批判资本主义的弊端及矛盾;社会主义部分则主要是歌颂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并将两种制度进行对比分析,从而阐明资本主义制度的腐朽与落后,社会主义制度的无限光明。这种写法缺乏客观公正的分析。第三,知识陈旧。各种政治经济学教材的基本内容都来自《资本论》,所以内容上大同小异,难脱窠臼,缺乏突破性的理论创新。《资本论》是十九世纪的理论,当今世界经济发展日新月异,用《资本论》已经很难解释现在的很多复杂的经济现象,比如通货膨胀与就业之间的短期替代效应,国际汇率的复杂决定过程,消费者的行为模式,等等。 2、教师方面。 政治经济学在我国理论经济学领域地位下降是不争的事实,尤其是在2006年高校政治理论课课程改革后,政治经济学并入马克思主义原理课程中,导致系统学习政治经济学的学生大幅减少。受此影响,政治经济学的教学课时数量不断受到压缩,部分高校管理类专业甚至取消了政治经济学课程,部分高校硕士和博士入学考试中不再要求考政治经济学。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成果发表渠道越来越窄,经济类刊物收录的政治经济学论文愈来愈少,在某些经济学评奖活动中,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成果甚至会被排斥在外。在政治经济学课程及学术边缘化的影响下,教师队伍日渐萎缩,梯队培养后继乏人,使得政治经济学的师资力量不断削弱。同时,由于政治经济学是一门理论性非常强的课程,客观上要求讲授教师必须具备深厚的理论功底和高超的授课技巧,这样才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并让他们主动学习政治经济学的理论知识。然而,在我们的教师队伍中,普遍存在着以下一些问题:第一,责任心不强。不少教师以完成课时量为教学目标,认为自己只要完成教学课时数和大纲规定的教学内容就算完成教学任务,不过问学生对政治经济学理论知识的掌握情况;第二,理论功底不扎实。部分教师对理论知识的掌握仅局限于教材,既不去钻研马克思、列宁的原著,也不去梳理近几十年来政治经济学的发展与演变,理论素养低下,课程讲授只会照本宣科,不能予人启迪,难免枯燥乏味;第三,教学方式落后。不少教师在教授政治经济学时,不思提高教学技能,增加教学手段,只会采取传统的“满堂灌”的方式来教授学生,单向灌输,缺乏互动,无法激发学生的内在学习动力,加上考核方式单一,造成学生出现“厌学”情绪。 3、学生方面。 大学生来高校学习深造的主要目的是就业,所以他们在课程的选择上非常功利,对就业和前途有帮助的课程就认真听讲,而理论色彩浓厚的课程则不感兴趣。他们在学习政治经济学这门课程时,也会提出相应的问题:“这门课程对我有什么帮助?”教师的标准答案不外乎三条:第一,有助于理解和把握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第二,有助于培养经济思维能力和理论研究能力;第三,有助于增强对社会主义的信心,坚定社会主义信念。教师所站的立场和学生不一样,不容易体会学生的强烈需求。在就业的压力面前,学生会觉得把握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不如一门实用性的技术,经济思维能力的培养不如其他经济类课程,社会主义信念的增强解决不了当前严峻的就业形势问题。怀有这类想法的学生占有大多数,他们对本门课程的学习缺乏动力,修学分成为他们前来听课学习的唯一目的。除了功利性因素之外,由于课程本身的因素,大学生在学习政治经济学时,还会遇到以下困难:第一,认识问题。部分学生,尤其是理科学生,将政治经济学简单理解为带有政治色彩的经济学,以死记硬背的方式进行学习,没有认识到政治经济学是经济学科的一门基础理论课程,存在认识上的误区;第二,政治经济学本身比较抽象,相对难以理解,同时由于学生们在思维方式上难以一下子转换过来,不会用形而上的唯物辩证法来分析问题,因而难以理解和掌握政治经济学的基础理论;第三,在整个经济学类的各门优秀课程中,政治经济学与其他课程之间的内在逻辑和联系非常弱,在基本范畴、理论前提和研究方法等方面与其他课程都有很大差别。学生在学习政治经济学时,难以将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和其他课程的知识融合起来,使得政治经济学作为基础理论的地位流于形式,未能在培养学生经济学理论素养方面达到应有的效果。 二、提升教学质量的一些建议 (一)不断发展完善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 政治经济学理论发展滞后于时展是其理论不够完善的根本所在,政治经济学只有在理论体系上不断发展创新,才能适应时展的要求。在大力发展完善政治经济学理论的过程中,需要注意以下几点:首先,要摒弃前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和其他经典作家对我国的错误影响,还原马克思《资本论》最真实的本源;其次,要克服教条主义倾向,以中国经济运行实践为基本出发点,以解决中国现实经济问题为导向,为经济学科其他理论提供理论支点和智力支撑;第三,要大胆借鉴其他学科和经济理论已有的学术成果,在不削弱政治经济学独立性和完整性的基础上,不断充实和完善政治经济学;第四,加强对当代资本主义的研究和探索,不能只简单讨论资本主义的腐朽性及其灭亡的必然性,更要关注如何学习和借鉴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科学规律,及社会主义经济如何与资本主义开展竞争和合作。 (二)不断提高政治经济学教师队伍整体素质。 教师是教学过程的主体,教师队伍的素质对整个教学过程的影响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一支稳定和高素质的政治经济学教学队伍是保障政治经济学教学质量的重要基础,而提升政治经济学教师队伍的整体素质必将极大地提升政治经济学的教学质量。提高政治经济学教师队伍整体素质:首先,要加强政治经济学师资队伍的建设,加大优秀人才的引进力度,建立科学有效的考核评价机制,提高激励水平,引进竞争机制,增加师资队伍的活力和凝聚力;其次,要为教师搭建好学习交流的平台,鼓励政治经济学教师参加高层次的学术研讨会,加强和兄弟院校在政治经济学领域的交流与学习,为本校政治经济学教师提供更多的进修学习机会;第三,要切实提高教师队伍的理论素养和科研能力,加强政治经济学的教学研究和专业领域研究,并把科研成果积极有效地转化为教学资源,以科研带动教学,提升教学的水平和层次;第四,要为教师队伍提供更多参与社会实践的机会,政治经济学是一门实践性非常强的科学,要求教师要理论联系实际,能够用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来解释中国经济的现状和问题。 (三)改革创新传统教学方式,不断提升教学效果。改 变传统教学方式,提高教学技能,是提升政治经济学教学质量最为直接有效的途径之一。学生是教学过程的客体,而改革创新教学方式的优秀就在于提高客体———学生的内在学习动力。由于缺乏互动,传统的单向传输的教学方式会使学生逐渐产生厌学的心理,而创新教学方式的关键就在于要增加互动,增加学生接受知识的途径。第一种适合于政治经济学的教学方式是案例教学法。案例教学法首创于美国哈佛大学,是一种教师结合教学内容选择具有代表性的现实案例来解释抽象理论的教学方式,最大的优势就是可以增强学生的学习兴趣,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和创新性思维。在政治经济学教学过程中引入案例教学法,可以把抽象的概念和原理融入生动有趣的案例之中,不仅能够提高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同时还能增加学生运用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方法来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第二种教学方式是研讨式教学。研讨式教学的互动性更强,要求学生对教师布置的问题进行积极思考并写出讨论稿,通过教师的审核后,在讨论中阐述自己的观点,即要做到讨论前有准备、讨论中有争论、讨论后有总结。这种方式能够培养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和语言表达能力,也使得教师对学生能够有更为深入的了解。需要注意的是研讨式教学对教师的课堂组织能力要求非常高,既要使学生有话可说,有话敢说,引发争论,又要保证学生发言围绕主题开展,一旦发现不当言论要及时进行引导和纠正。 (四)引导学生正确认识《政治经济学》。 引导学生正确认识政治经济学是激发学生内在学习动力的另一个途径。学生由于对政治经济学认识不足,才会对其存在偏见和误解,因而失去学习的兴趣。首先,政治经济学不是带有政治色彩的经济学,而是和西方经济学一样都是经济学的一个重要分支。政治经济学非马克思首创,而是他在批判继承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门基础经济理论科学;其次,政治经济学所揭示的基本经济规律和理论并没有过时,对于中国经济现实问题仍有重要指导意义,比如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关系原理,两大部类协调发展理论,货币流通理论,等等;第三,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具有不同的研究视角和阶级立场,因而在同一问题上可能会存在不同的表述,在学习时要避免受到西方经济学的干扰和混淆。 作者:齐安静单位:河南科技学院经济与管理学院北京大学经济学院 政治经济学论文:非营利组织科层政治经济学论文 [论文关键词]:非营利组织科层失灵外部性委托 [论文摘要]:由于信息的不对称和外部性,使得市场和政府在公共产品的提供上都出现了失灵,非营利组织作为一种科层选择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市场和政府的不足,但导致市场和政府失灵的信息不对称和外部性仍然困扰着非营利组织。如何构建有效的非营利组织公共责任机制,使人来维护委托人的利益就显得十分重要。 一、非营利组织起源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1.外部性导致市场机制无法实现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市场经济是人类迄今为止最具效率和活力的经济运行机制和资源配置手段,它具有任何其他机制和手段不可替代的功能优势。一是经济利益的刺激性。市场主体的利益驱动和自由竞争形成一种强劲的动力,它极大地调动人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促进生产技术、生产组织和产品结构的不断创新,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二是市场决策的灵活性。在市场经济中,生产者和消费者作为微观经济主体的分散决策结构,对供求的变化能及时作出灵活有效的反应,较快地实现供需平衡,减少资源的浪费,提高决策的效率。三是市场信息的有效性。高效率的分配资源要求充分利用经济中的各种信息。而以价格体系为主要内容的信息结构能够使每一个经济活动参与者获得简单、明晰、高效的信息,并能充分有效地加以利用,从而有利于提高资源配置的合理性。但市场经济也有其固有的局限性:外部性会导致市场机制无法实现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所谓公共产品,是指那些能够同时供许多人共同享用的产品和劳务,并且供给它的成本与享用它的效果,并不随使用它的人数规模的变化而变化,如公共设施、环境保护、文化科学教育、医药、卫生、外交、国防等。公共产品具有消费的非排它性和非对抗性特征,一个人对公共产品的消费不会导致别人对该产品消费的减少,于是只要有公共产品存在,大家都可以消费。这样,一方面公共产品的供给固然需要成本,这种费用理应由受益者分摊,但另一方面“公共产品一旦被生产出来,生产者就无法决策谁来得到它”,即公共产品的供给一经形成,就无法排斥不为其付费的消费者,于是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外部性”。即指一件事对于他人产生有利(正外部性)或不利(负外部性)的影响,但不需要他人对此支付报酬或进行补偿的活动。当私人成本或收益不等于社会成本或收益时,就会产生外部性。更严重的是,如果人人都希望别人来提供公共产品,而自己成为搭便车者,其结果便很可能是大家都不提供公共产品。而缺乏必要的公共产品,就不能满足社会经济的客观需要,从而大大降低社会资源配置的效率。 2.信息不对称导致契约失灵。信息不对称是指市场活动的参与人对市场特定交易信息的拥有是不相等的,有些参与人比另一些参与人拥有更多的信息,而且双方都知道这种信息分布状态。由于信息不对称,拥有信息优势的一方就很可能利用这种信息优势欺骗另一方。 3.政府失灵。公共产品的外部性与市场的信息不对称决定了此类产品和服务无法通过市场机制,而只能由政府或非营利组织来承担。但是,政府在提供公共产品问题上也会受到诸多条件的限制,如政府在满足社会需要的决策方面缺乏相应的大量的信息。同时由于过度科层化、机构臃肿缺乏对社会需求的即时回应。更加令人不安和怀疑的是,作为唯一可以合法使用暴力的机构,过度集权的政府将对其公民个人的自由权利产生极大的威胁。正是这些限制为非营利组织的出现提供了契机。相比之下,非营利组织比较有弹性,能够根据个人需求的不同提供相应的服务;能够在较小范围内开展服务;能够在服务的提供者之间展开竞争等等。正是由于政府和非营利组织在各自组织特征上的互补性,政府出于对服务提供的成本考虑,与非营利组织建立起了合作关系,从而既可以保持较小的政府规模,又能够较好的完成福利提供的责任。 二、非营利组织的科层困境 西方发达国家以及一批后发现代化国家市场经济的实际历程和政府职能的演化轨迹充分表明:上述市场调节机制的缺陷和失灵,为非营利组织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让出了空间。 非营利组织所使用的资源主要来自于社会捐赠、政府补贴,这就使得信托人(捐助人)受托人与“受益人”的角色产生了分离。信托人将信托财产交给受托人管理或处理,受托人取得该项财产的处分权,信托利益归于受益人。无论是委托人、受托人或受益人均不享有完整的所有权诸权能,也就是说,不享有绝对意义上的所有权。 因为信息不对称和外部性等原因,市场和国家这些组织机制都不足以满足社会对公共产品的需求,非营利组织作为政府以外的公共产品的提供者就有了存在的功能需求。但是,引起“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的信息不对称和外部性等因素同样会引发“非营利组织科层失灵”,这种“非营利组织失灵”在非营利组织特有的“出资人”(捐助人)受托人与“受益人”,“三权分离”的委托关系中表现为两个方面。 (一)非营利组织外部“委托关系”中的信息不对称与外部性问题 非营利组织作为一种科层制度安排,虽然有助于克服“契约失灵”,但是导致“契约失灵”的信息不对称在非营利组织产生以后依然存在,并以另外的方式导致对非营利组织监督的困难。 1.产出的品质与数量难以测度。正如美国经济学家沃尔夫指出:“同市场产出的效益成本描述相比,非市场产出总的来说没有一个评价成绩的标准”。这一结论对非营利组织完全适用。首先,许多非营利组织的服务性产出往往不像产品一样看得见摸得着,产出的数量和品质难以测度。其次,非营利组织的产出和产出的最终社会效果之间有时间上的滞后性。“非市场产出通常是一些中间产品……充其量是最终产品的‘’……间接的非市场产品对最终产品贡献的程度是难以捉摸和难以度量的”。最后,“非市场产出的质量尤其是难以弄清的,其部分原因是由于缺少有关产出质量的信息”。而在市场产出的情况下,“这种信息应当通过消费者的行为和选择传递给生产者”。非营利组织的产品缺乏价格信号和消费者的自由选择,因而也就缺乏检验和传递质量信息的机制和渠道。Rochester则用“责任的明确程度”表述了同样的看法:所谓的“底线”,即营利与否使得私营部门的责任明确,公共机构的责任和权限在法律中有明确规定,非营利组织的责任则处于相对模糊的状态。 2.服务的间接性。服务的间接性即服务购买者不是最终消费者,尚有中间环节的存在。这种间接性特征在某些公共部门同样存在,但在非营利组织尤为突出。其结果是:家长很难判断托儿所的服务质量,因为他们年幼无知的孩子才是服务的直接对象;子女很难判断养老院的服务质量,因为他们年迈体弱的父母才是服务的直接对象;捐助者很难判断慈善组织的表现,因为捐助者“购买”的服务无一例外是让第三者受益。简言之,服务的间接性导致信息获取的困难,进而导致监督困难。由于非营利组织“出资人”(捐助人)、受托人与“受益人”三权分离这一特殊的产权特征使得对非营利组织进行监督的问题在其众多的利害相关者(包括众多的捐助人、服务对象或受益人、政府主管部门、专业协会、所在社区等等)中产生了极强的外部性,以至于使这种监督成为不可能。正如管理学大师德鲁克所指出的:“对一个上市公司来说,股票持有者是最终的‘选民团体’。对政府来说,投票者是最终的‘选民团体’。”而对非营利组织的负责人来说,仅同一个占主导地位的选民团体打交道是“无法享用的奢侈品”。 3.众多的非营利组织之间也存在着外部性的困扰。如果把众多的非营利组织作为一个整体的话,如果非营利组织整体有一个廉洁的道德高尚的声誉,则所有的非营利组织都会从中受益,但个别非营利组织及其管理者却有足够的激励通过违规或者卸责来获取个人利益,依靠非营利组织的整体信誉继续吸引社会的支持。这种“搭便车”行为消耗着非营利组织整体的信誉资源,使得所有非营利组织的状况都变糟。 4.非营利组织的外部监督主体还面临着监督动力不足的问题。对于市场中的营利性公司来讲,为了获得利润,其出资人有足够的动力监督企业的经营管理,而非营利组织的出资人(捐赠人)一旦把财产捐献给非营利组织,就失去了对该财产的占有、使用、收益、处分以及管理、经营的权利,因此,缺乏监督非营利组织运营的利益驱动。另外,非营利组织的服务对象作为弱势群体,不仅在信息获取和处理、利益诉求和资源动员等方面存在能力的缺陷,而且由于受益者所处的不平等地位,他们的监督作用难以有效发挥。 (二)非营利组织内部“委托关系”中的信息不对称与外部性问题 非营利组织在提供公共产品方面作为对市场和政府的替代,在一定范围和程度上采取了科层式(hierarchy)的组织结构方式。科层可以被定义为某一决策者拥有非对称性和不完全界定的权威。这种权威能在一定范围内指挥其他人的各种活动。在科层组织里面,雇员的权利常常比较模糊,而责任更是如此。引起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的因素也同样会在非营利组织内部引起“科层失灵”。只要科层具有一个以上的下级单位,而且每个单位可以决定组织行为的某些方面,那么这些单位就不可避免地会遇到低效率和偏离行为。 正像哈耶克所讲的那样:“如今说科学知识不是所有知识的总和,几乎是离经叛道。但稍加思考即可得知,毫无疑问,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未经组织的知识体系,不可能以知识的一般规则称之为科学知识,这是关于时间、地点的特定情况的知识。正是着眼于此,所以基本上每个人都有一些别人没有的优势,因为他可以有利地利用他掌握的独一无二的信息。只有依赖于该信息的决策由他进行或在他积极配合下进行,才能利用到这种信息”。因为存在信息不对称,在科层中,上级很少能够直接观察到雇员工作的努力程度。相反,上级观察到的只是一些产出,但产出的决定因素除了雇员的努力,还有许多不确定的其他因素,如天气、经济周期、其他雇员的协作程度或者运气。只要存在这种不确定性,雇员就有机会通过隐瞒信息而策略性地卸责。 随着劳动分工和专业化的不断深化,生产的相互依赖程度正在不断增加,在非营利组织内部也是一样,团队成员的相互依赖性会模糊个人的工作成果,从而带来很强的外部性,除非非营利组织能够提供一种能衡量每个成员贡献和努力程度的装置,否则只靠成员的志愿献身精神很难维持长久。 (三)非营利组织的志愿失灵 非营利组织除了因为信息不对称和外部性会产生“科层失灵”外,作为人类服务的提供者也有着一些固有的缺陷,会产生“志愿失灵”。赛拉蒙提出了志愿失灵理论来说明非营利部门的缺陷,进而论证了政府支持志愿部门的必要性。在他看来,非营利部门的固有局限性在于以下几点。 1.对慈善的供给不足。一方面,由于公共产品供给中普遍存在的搭便车问题。更多的人倾向于不花成本地享受别人提供给自己的福利,而缺少激励去利他性的为别人提供福利。因此,能够提供的服务肯定少于社会最优的。另一方面,慈善的资金来源也容易受到经济波动的影响。一旦发生经济危机,有爱心的人自己也难以维持生计,更谈不上帮助别人。只有建立在强制基础上的税收才能提供稳定的、足够的资源。 2.慈善的特殊主义。志愿组织的服务对象往往是社会中的特殊人群,比如残疾人、未婚母亲、儿童、外来移民等。不同组织获取资源的能力是不一样的,现有的志愿组织可能不能够覆盖所有处于需要状态的亚群体。同时,由于大多数群体拥有自己的人呼吁为自己捐款,机构数量的扩张可能超出经济的承受能力,从而降低了整体制度的效率。 3.慈善组织的家长式作风。由于私人慈善是志愿部门获得资源的重要途径,那些控制着慈善资源的人往往根据自己的偏好,来决定提供什么样的服务,而忽略了社区需求,由此往往导致提供较多富人喜爱的服务,而穷人真正需要的服务却供给不足。 4.慈善的业余主义。根据社会学和心理学的有关理论,对于穷人、残障人士、未婚母亲等特殊人群的照顾是需要受过训练的专业人员的,但是志愿组织往往由于资金的限制,无法提供足够的报酬来吸引专业人员的加入。这些工作只好由有爱心的业余人员来做,从而影响服务的质量。总之,非营利组织在“出资人”(捐助人)、受托人与“受益人”三权相分离及具有一个以上下级科层单位的条件下,存在着内部和外部的复杂的委托关系,缔约各方的目标不可能自动统一,必须加以协调。但是,信息的不对称与外部性又使得这种协调无法低成本进行。 三、构建非营利组织的公共责任机制 非营利组织作为一种科层选择,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市场和政府在提供公共产品上的不足,但是导致市场和政府失灵的信息不对称和外部性仍然在困扰着非营利组织,并在一定程度上造成“科层失灵”。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构建有效地非营利组织公共责任机制,使人来维护委托人的利益就显得十分重要。 1.强化非营利组织的道德伦理信念。人类的动机要比单纯的财富最大化复杂得多,人类会牺牲财富或者收入来获得其他的价值。在《经理人员的职能》一书中,ChesterBarnard认为,组织实质上是由个人组织的合作群体。因而,经理人员的主要工作并不是致力于规约下属们的自利行为,而是激发他们超越自利性追求。他认为,经理人员的其他能力,“将不会被发挥出来,甚至将不会产生这些能力,假如缺乏一种责任感和献身精神以激励成员们对合作的基本信念的话……然而,组织的生命力与该组织所治理的道德程度成正比。这也就是说,远见卓识,长远目标,高尚理想,是合作得以维持的基础”。非营利组织的重要力量源泉即来自于其成员的志愿献身精神,它是公益、慈善的化身,担负着人类最为神圣的事业,因此,非营利组织的任何违规行为都将会沉重打击公众的道德与信念。非营利组织滥用公共资源的恶果甚至比其他机构滥用资源的后果更为严重。所以人们对非营利组织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的要求更高。整个社会和非营利组织的决策者和管理者都要注意发掘和强化非营利组织的道德资源和精神价值,以弥补单纯物质激励的不足。 2.建立非营利组织的法人治理结构。应借鉴市场中公司的法人治理结构,建立起非营利组织的法人治理结构。非营利组织法人治理结构的优秀内容是在非营利组织“出资人”(捐助人)、受托人与“受益人”三权分离的情况下处理好委托关系,构建起非营利组织所有权、决策权、管理权、监督权分立制衡机制,以防止内部人控制。这里面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要规范财务会计制度。 3.加重非营利组织的强制性信息披露义务。委托关系中委托人和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是造成“非营利组织科层失灵”的主要原因,因此,必须加重非营利组织的强制性信息披露义务。要求非营利组织及时、准确地披露组织的财务和管理状况、筹集资金的用途及使用效果、组织的目标、管理层和内部职工的薪酬等等。在这方面,政府是唯一具有法律权威强行要求非营利组织进行信息披露的组织。因此政府在非营利组织的监督管理方面负有不可推卸的职责。 4.构建第三方独立审计、鉴定机制。第三方独立审计、鉴定机制是帮助公众对非营利组织提供的信息进行分析与评价,克服专业的非营利组织与其非专业的利害相关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的一种机制。第三方通常是指具有法定权威或较高信誉的中间机构或组织。由它们制定标准,对行业内的成员机构之工作和项目进行评审,并在此基础上确认或否定成员机构自己所作的评审结果。虽然独立的第三方审计、鉴定机构并不对非营利组织进行直接的管理,非营利部门也不需对其给予任何关注,但许多非营利组织都自愿服从管理,因为私人捐赠者、募集资金的机构、政府部门以及媒体都使用它们的报告。总之,由于信息不对称和外部性的存在,使得市场和政府在公共产品的提供上都出现了失灵,非营利组织作为一种科层选择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市场和政府的不足,但导致市场和政府失灵的信息不对称和外部性仍然困扰着非营利组织。因此,如何构建有效地非营利组织公共责任机制,使人来维护委托人的利益就显得十分重要。 政治经济学论文:国际政治经济学论文 【关键词】帝国主义理论/马克思/特殊性和普遍性/国际经济问题 【正文】 一、帝国主义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的普遍观点吗? 国际政治经济学伴随着20世纪60年代世界政治经济的变化而兴起,“这次更多的是关心作为整体的世界经济的发展,而不完全是亚当·斯密当年的某个国家的经济进步。”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这次兴起,克服了国际政治学和国际经济学的分离倾向,也超越了古典政治经济学局限于一国之内的研究模式。这些研究见于理查德·库柏的《相互依存的经济学》(1968)、金德尔伯格的《权力与政治:国际政治的经济学和国际经济的政治学》(1970)、苏珊·斯特兰奇的《相互忽视的国际经济学和国际关系》(1970)等著作中。在所有这些研究中,罗伯特·吉尔平是将国际经济学和国际政治学结合起来研究的典型代表和集大成者。 凡是研究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学者,都不能忽视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20世纪60年代兴起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者也不例外,而且把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作为马克思主义在国际政治经济学上的普遍观点。罗伯特·吉尔平(RobertGilpin)先生就是这样分析的。他认为国际政治经济学中存在重商主义(或民族主义)、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三种观点。他对其中马克思主义观点的阐述,主要见于《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1975)和《美国权力和跨国公司:对外投资的政治经济学》(1981)中。 在《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中,吉尔平对马克思主义关于国际政治经济问题的观点做了综合评述。他指出,马克思主义认为资本主义被三条不可抗拒的规律所支配,“第一个规律,即不平衡规律,是对萨伊定律的一个否定。第二条是推动资本主义发展的一条规律。……这是一条资本集中(或积累)规律。”“资本主义的第三条规律是利润率下降规律。”马克思时代的资本主义只限于西欧,是一种封闭经济。然而1870-1914年,“资本主义已逐渐变成一种活跃的技术性的向全球扩展的开放系统。”在尼·布哈林的《世界经济和帝国主义》启发下,马克思主义的重要作家列宁认为,“资本主义通过海外帝国主义扩张,已逃避了其三条基本运动规律的制约。……资本主义国际经济的确在使世界向前发展,但这种发展是不稳定的。每个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速度也不一样,各个国家的实力发展不均衡最终将导致帝国主义战争以及国际政治动乱。”作者提出了马克思在这个问题上与列宁的分歧,“在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中,资本主义衰落的原因是经济性的;资本主义将由于经济因素而导致灭亡,因为无产阶级会不甘贫困而起来反抗。马克思进而还指出了这出戏的主角是社会各阶级。但是,列宁将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换成了一种政治的批判,实际上的主角已经变成了以经济发展为首要目标的竞争性的重商主义民族国家。”吉尔平认为,“由于布尔什维主义在苏联的胜利,列宁关于资本主义的帝国主义阶段理论尽管受到马克思主义其他继承人的不断挑战,终于成为国际政治经济学中马克思主义的正统理论。”据此,吉尔平把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作为马克思主义关于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一般观点。 在《美国权力与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政治经济学》中,吉尔平认为,“动力学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心;实际上马克思主义本质上是一种社会变革理论。它强调了关于生产方式变化以及其对既定阶级冲突的影响朝向不平衡发展的趋势。当这些趋势不能被容纳时,社会政治体制便通过巨变而打破。战争与革命被作为经济过程的一个构成部分。”“第二种观点——马克思主义者和重商主义者共同持有的——认为每一个相互依赖的国际经济在本质上是一种帝国主义的或等级制的体系。这种帝国或垄断的权力组织商业、货币和投资关系以促进自己的经济和政治利益。” 吉尔平对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观点的评述可以概括为:国际关系过程中,经济因素是国际关系的动力源泉,它决定政治发展;这种理论在马克思那里体现为,经济生活中的各个阶级推动了社会变革的实现;这种理论在列宁那里体现为,国际关系中的各个民族国家之间经济利益的斗争导致国际战争,这种战争又成为国内社会变革的导火索和推动力。无论是马克思还是列宁,都把国际关系看作一种“帝国主义的或者等级制的体系”。 显然,吉尔平侧重强调“战争与革命”在经济过程中的作用,这与其对国际经济活动的政治框架的强调是一致的。他是把马克思主义放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垄断资本主义大发展的特定背景中理解,并且侧重分析短期内国际关系的演变及其决定因素,从而把帝国主义理论这一特殊观点作为马克思主义一贯的和主要的观点。吉尔平认为,“随着资本主义性质的演变及其他的历史发展,马克思主义也一直在发展着。”不幸的是,吉尔平背离了自己的这句话。实际上,这种理解广泛存在于西文学者甚至马克思主义学者中。我们不禁要问,帝国主义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的普遍观点吗? 二、帝国主义理论的特殊性和马克思观点的普遍性 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认为,国际经济活动是国内利润率下降的结果,它具体表现为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间争夺殖民地的斗争,这种斗争成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国内阶级斗争的导火索,从而导致这些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同时也造成了殖民地国家的民族独立运动。然而,帝国主义理论只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特例,不可能有力地解释成为世界主流的和平与发展趋势。 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是对二十世纪初国际垄断资本及其代表发达国家政府国际行为进行分析的结果。这个时期的资本及其政治表现具有特殊性。由于世界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规律(必须指出,在任何生产方式下都存在这个规律,而不仅仅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引起了国际秩序的混乱,伴随着发达国家政府的世界扩张,资本开始进行全球掠夺,这样就产生了列宁提到的帝国主义现象。当然,这并非排除了资本对帝国主义行为的责任,资本追逐利润的本性不会改变,但是却会受到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制约和促进。在国际秩序相对稳定的时期,列宁所指出的帝国主义现象相对隐蔽和微弱,而且各发达国家政府会在斗争中学会如何保护共同利益,这就是不要在帝国主义行为中共同灭亡。因此就很难普遍发生列宁所谓的无产阶级利用帝国主义之间的战争进行革命的现象。而且,战后的福利国家实践更是破坏了列宁的假设。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思想是最具普遍意义的马克思主义观点。现在所谓的“不要顽固不化”,所谓的“进行不受原始理论束缚的创新”,所谓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过时了”等等观点,都是在否认回到马克思原始思想的必要性。与此相应,这些观点的鼓吹者们根本不屑于去寻求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原始思想;根据这种忽视理论根源的作法,我们称这些鼓吹者为者。可悲之处正在于此,这些者们一方面根本不知道马克思主义的原始思想为何物,另一方面却在极力否认回到马克思和恩格斯原始思想去考察的必要性。正如查尔斯·巴罗奈(CharlesA.Barone)指出的,“20世纪的马克思主义者们并没有充分接触马克思的著作。”无论是否马克思主义者,对于自己根本没有理解的东西极力否认对其进行理解的必要性,这种作法是荒唐的。所以,对马克思主义普遍意义的追寻迫使我们必须从马克思那里寻求起点。 吉尔平在谈到马克思和恩格斯很少论述国际经济问题时,列举了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的观点。显然,吉尔平没有读过马克思和恩格斯合作写成的 《共产党宣言》,或者读过但忽略了其中与此相关的内容,所以才导致他仅仅把恩格斯对德国统一市场形成原因的分析作为他们对国际经济问题的看法。即便吉尔平后来提到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并将其与马克思的理论相比较时,也仅仅是指出马克思观点中阶级力量被列宁观点中国家力量代替的事实,并没有提到《共产党宣言》所表达的国际经济发展理论。马克思和恩格斯生活的时代正是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发展到垄断、从西欧发展到西欧以外世界的过渡阶段。历史时代这种过渡性质并没有阻碍马克思对未来世界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预测,然而马克思兴趣的焦点限制了其对这个方面的深入探讨。《共产党宣言》的内容明显体现了这一点。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该书中只是在论述资产阶级问题的时候略带了资本主义全球扩张的趋势。这是马克思对国际经济问题的最早和较为详细的论述,虽然他在《资本论》写作计划中提到了“国际经济”问题,但是由于他的兴趣焦点在工人阶级的地位以及为改变这种地位而进行的斗争方面,加之由于身体健康原因,他对于国际经济问题的论述就只能成为一个未实现的计划。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写道,“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开发,到处建立联系。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此外,马克思还在《资本论》中写道,“问题本身并不在于资本主义生产的自然规律所引起的社会对抗的发展程度的高低。问题在于这些规律本身,在于这些以铁的必然性发生作用并且正在实现的趋势。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这些观点与其《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体现的生产力、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以及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的唯物主义观点是一致的,前者只不过是后者一般观点在国际范围内的体现。所以,我认为这里的观点代表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国际经济问题的原始观点,这里的观点应该作为具有普遍意义的马克思主义关于国际经济问题观点。 今天看来,虽然不大可能出现考茨基所谓的超帝国主义,然而随着发达国家以及发展中国家政府之间协调意识的增强和协调能力的提高,避免列宁提到的帝国主义战争以及利用帝国主义战争进行的国内革命是可能的。欧洲联盟(EU)、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北美自由贸易区(NAFTA)、东南亚国家联盟(ASEAN)、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等国际经济区域性经济政治合作组织的兴起证明了这一点。虽然这些组织内部也会出现各种利益冲突和矛盾,也许今后仍会出现由于贸易保护主义而发生的国际经济争端以及由此而来的国际政治争端,但目前国际经济自由化的趋势却是走着一条相反的路。 三、经济全球化中马克思观点的启发 经济全球化作为当代世界经济的发展趋势,已经得到大量关注和认可。经济全球化是当代最重要的国际经济现象,对此同样存在经济自由主义、经济民族主义和重商主义三种观点,显然经济自由主义占上风。这不仅体现在学术研究领域,而且体现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政府制定政策过程中。“进入90年代以后,国际投资领域中的政策自由化进程进一步加快。从1991—1994年,在全球所发生的373个与国际直接投资有关的国家法律与规定变化中,有368个即占98.7%的变化朝着更加自由化的方向发展。”[9]这种情况的根本原因在于,当今的国际经济秩序是由发达国家主宰的,国际经济在贸易、投资和金融等方面的自由化是符合发达国家经济利益的。发达国家的学者为本国政策辩护,这些经济理论通过发展中国家学者的学习和传播在发展中国家扎根成长。 这里一个颇为严肃的问题是,发展中国家学者和政府对崇尚经济自由化的本文主流经济学及其相应政策的盲目崇拜,可能损害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这在墨西哥1995年、阿根廷2001年金融危机中已有前车之鉴。所以,根据本国利益研究国际经济运行的一般规律而不盲从发达国家的经济理论,对于发展中国家尤其重要。 马克思关于国际经济问题的观点包括:价值的创造、分配和转移;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世界范围内的扩张。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分析了价值的创造过程以及价值在工人、企业家、资本家、地主等之间的分配过程;这种价值创造和分配都是在一种封闭经济中进行的。至于国际范围的价值创造和转移,马克思没有来得及研究,二十世纪的A.伊曼纽尔、安德烈·冈德·弗兰克、保罗·斯威齐和保罗·巴兰等深入研究了这个问题,结论认为在国际经济活动中的确存在着价值从发展中国家转移到发达国家的情况,但这些研究并没有否认发展中国家也从国际经济活动中获得一定利益。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世界范围内的扩张问题,马克思的观点不再赘述。二十世纪出现了一种“进化论马克思主义”,以拉克劳(E.laclau)、J.泰勒(JohnG.taylor)和P.雷(Pierre-PhlippeRay)等为代表,力图回复经典马克思主义,以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进化论为依据,认为“任何社会的发展都必须经过资本主义阶段”。应该说,这种分析的某些方面是符合马克思原始思想的。 英国著名经济学家琼·罗宾逊认为,“马克思是最勇敢的预言家,他所预见的大部分事情得到证实,但是他肯定没有料到,在《共产党宣言》发表125年以后,资本主义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繁荣,他也不曾料到社会主义革命会在最不发达的国家获得成功。”[10]事实上,这些情况在今天看来正好印证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全球扩张的预言。尤其是东欧巨变和苏联解体带给人们的思考,在生产力没有充分发展以前,必须在一定范围内借助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大力发展 生产力,为新社会的出现打下坚实的物质基础。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尤其是通过加入WTO而进一步加入国际经济循环的举措,都体现了借助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生产力的思想。实际上,马克思对国际经济问题的这种观点并没有否认经济自由主义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全球扩张的观点,而是根据技术决定论肯定了这种观点。问题在于,马克思不认为这种状况是人类最完美的经济形式,而仅仅是过渡到共产主义的一个阶段;但是经济自由主义却认为这种经济状况是人类的最完美的经济形式。 在当今经济全球化历史背景下,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理解马克思的国际经济问题的观点:第一,全球分工提高劳动生产率,并促进了资源优化配置。第二,在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发生了有利于后者的价值转移。第三,发展中国家通过技术、市场等途径可以接受并改造发达国家的生产方式为己所用,从而推进本国现代化进程。 马克思继承了亚当·斯密的分工提高效率的理论,只是侧重于国内一般分析。在国际经济理论方面,赫克歇尔和俄林提出要素禀赋理论,把分工理论推广到国际经济活动中。二战以来,国际贸易、投资和金融的发展对世界经济的推动作用证明了这些论断的正确性。 然而,经济全球化对国际经济总量增加的促进作用,不能掩盖其对商品价值在国家之间转移的推动作用。根据马克思创立的劳动价值理论,很容易推出西文跨国公司在发展中国家投资生产的原因。这些在发展中国家生产的商品在国际市场上以更高的价格出售,其销售收入除了补偿劳动力价值以外,可以有更多的剩余价值。国际贸易中,发达国家力图压低发展中国家农副产品和矿产品等初级产品的价格,而极力抬高本国工业制成品的价格,以此盘剥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借以在国际市场上实现价值的重新分配和转移。 如果说上述两点都是发达国家从国际经济活动中获利最大的话,那么经济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现代化进程的推动则使得发展中国家从中获得了长远利益,虽然也伴随着某种社会痛苦。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为发展中国家带来了新的技术和需求,同时也带来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促进了这些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但是,由于发达国家企业在国际金融市场上的主导地位,这些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进程有时非常困难。尽管如此,发达国家的学者和政府还是对此抱有一定担心,他们担心跨国公司把本国的先进科技扩散到发展中国家,从而失运河相对于这些国家的技术优势。(RobertGilpin,1975)同时,在这些发展中国家内部,如何分配由于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劳动生产率提高所创造的更多的价值,也成为一个问题。由于这些发展中国家原有的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社会权力结构的存在,价值分配有利于强者和富者,社会贫富悬殊日益严重,特权消费社会和广大贫困阶层并存,或者是政权当局不能有效推进现代化,或者是出现严重的社会动乱。 琼·罗宾逊(J.Robinson)说:“世界情况在开始好转以前肯定还要恶化下去。”[11]我们也可以说,世界情况在恶化下去的时候,就在酝酿着好转的动力。所以,在当代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理解马克思对国际经济问题的观点,必须抱着发展的眼光,与时俱进。
试中国文化软实力建设研究:析我国文化软实力建设问题 论文摘要:国家文化软实力是相对于军事力、经济力、资源力、科技力、信息力等硬国力而言的,指的是国家基于文化而具有的凝聚力、生命力、创新力、传播力、感召力和影响力。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的凸显有着特殊的历史背景和时代价值。我国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应从主体建构、路径建构、内容建构三个维度着手进行。 论文关键词:文化软实力;中国文化软实力;社会主义优秀价值体系 一、文化软实力的概念溯源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家综合国力竞争中的主导因素,经历了军事力、经济力、资源力、科技力、信息力的历史嬗变。这种嬗变的显性时代标志,就是20世纪末21世纪初“软实力”的被定格和被放大。 “软实力”概念最早是由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院长约瑟夫·奈提出的,他指出:“一个国家构建一种情势的能力,借助于这种情势,这个国家使其他国家以与其倾向与利益相一致的方式来发展本国的倾向,界定本国的利益。”此后,约瑟夫·奈又发表一系列论文,对软实力理论作了进一步的诠释和说明。在1999年发表的“ChaEengeofSoftPower”一文中,他把软实力定义为:“软实力是一国文化与意识形态的吸引力,是通过吸引而非强制的方式达到所期望结果的能力。它通过让他人信服地追随你,或让他人遵循某种将会促其采取你所期望的行为规范和制度来发挥作用。”在2004年出版的《软力量——世界政坛成功之道》以及2006年发表的《软实力再思考》一文中,奈明确指出,一个国家软实力有三个主要源泉:“文化(在能对他国产生吸引力的地方起作用)、政治价值观(当这个国家在国内外努力实践这些价值观时)及外交政策(当政策需被认为合法且具有道德威信时)。” 我国从国家战略角度提出软实力问题是在2006年。是年11月l0日,《在中国文联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作协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面对当今世界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的大潮,面对国家发展和人民生活改善对文化发展的要求,面对社会文化生活多样活跃的态势,如何找准我国文化发展的方位,创造民族文化的新辉煌,增强我国文化的国际竞争力,提升国家软实力,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大现实课题。”在2007年党的十七大上就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达成了共识,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当今时代,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丰富精神文化生活越来越成为我国人民的热切愿望。要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激发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使人民基本文化权益得到更好保障,使社会文化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使人民精神风貌更加昂扬向上。”2008年,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在《理论热点面对面·2008)一书中对软实力和文化软实力概念做了明确界说:“‘软实力’这一概念是相对于‘硬实力’而言的。一般来说,‘硬实力’指经济、科技、军事等有形力量,‘软实力’指文化、意识形态等无形力量。文化软实力主要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基于文化而具有的凝聚力、生命力、创新力和传播力,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感召力和影响力。文化虽然是一种无形的力量,但它蕴含着巨大的潜能,就像电脑的软件与硬件同等重要一样。” 二、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的重大意义 (一)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是为了保证国际政治格局大变化背景下的国家统一 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国际政治格局一直处于不断变动之中。对于这种充满变数的国际政治格局,美国学者乔纳森·弗里德曼描述为:“这是一个失序乃至日益失序的时期。失序具有全球性的特征,但是,对绝大多数人来说,对它的体验却是高度个人性的:暴力在增多,对暴力的想象也在增多,对灾难、危险、疾病、艾滋病、一系列恶性谋杀、失业、破产和失去财产的恐惧日益加剧。”对于这种剧烈变化的国际政治格局,美国学者亨廷顿称之为变迁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中国学者沈宗美描述为:“或战或和,欧美少数大国支配或争霸全球形势下的其他民族的觉醒和独立,乃是20世纪最富历史意义的世界现象。”20世纪中叶建立起来的国际政治格局,被世纪末的大变迁取代,新的民族国家的建立是一个持续不断的过程。“随着苏联的解体,族群分裂的过程已经变成了一个巴尔干化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民族主义的武装冲突是主要的”。进人新的世纪,国家之间的冲突,地区之间的冲突,民族之间的冲突此起彼伏。冲突的原因很多,“文化认同是我们面临的这种失序现象的优秀方面”,而“历史、语言和种族对文化认同来说,都是可能的基础,并且它们都是被社会性地建构的现实”。就我国而言,恐怖势力、民族分裂势力、宗教极端势力特别是“藏独”、“台独”和“疆独”是现阶段威胁我国统一的主要因素。为了有效应对分裂祖国的威胁,必须加强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感,增强民族的凝聚力。 (二)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是为了保证在西方价值观渗透过程中民族文化的独立性和鲜明特色 在全球化深人发展的过程中,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借助经济优势在全球范围内推行自己的价值观。 弗朗西斯‘福山将西方国家实行的自由民主制度称为“福音”,将资本主义国家在世界范围内强行推广这种自由民主制度称为政治思想在全球各个地区和文化中的传播:“从拉丁美洲到东欧,从苏联到中东和亚洲,强权政府在20年间大面积塌方。”自由民主制度“始终作为唯一一个被不懈追求的政治理想,在全球各个地区和文化中得到广泛传播。…‘经济思想领域的自由化革命正在与全球的政治自由化进程相伴而行。”国际政治格局大变迁中恰有先分裂文化后分裂国家的诸多案例。在吸收和借鉴外来文化积极、合理因素的同时,必须充分尊重差异、包容文化多样性,这是保持中华民族文化特色的有效应对策略。 (三)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是为了回应国际社会日益凸显的政治合法性,保持国家政治稳定和社会稳定与国际政治格局大变迁相呼应,许多国家内部掀起了政权更迭和政体变更的新高潮。亨廷顿将这种变数描述为“在许多处于现代化之中的国家里,推翻政府可谓易如反掌:一个连,两辆坦克,半打上校就够了。”导致这些国家政权更迭和政体变更的因素很多,但对于政治统治合法性的认同,则是一个显性的和直接的因素。“合法性作为对政治利益的一种表达”,“是对统治权利的承认。从这个角度来说,它试图解决一个基本的政治问题,而解决的办法即在于同时证明政治权力与服从性”。在纷繁复杂的国际政治格局和国内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利益关系和分配方式多样化的趋势下进行现代化建设,必须通过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建设,教育全体人民毫不动摇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始终维护国家政治稳定和社会稳定。 (四)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是为了提高国家的优秀竞争力 全球化时代国家之间的竞争是综合国力的竞争,而文化力逐渐成为国际问的优秀竞争力。文化作为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强大精神动力、智力支持、方向保证,发挥着其他因素不可替代的激励、凝聚、整合等方面的重要功能。谁占据文化发展的制高点,拥有强大的文化软实力,谁就能够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赢得主动。“文化复兴是实现强国梦的必备条件。没有强大的文化力量,就没有强大的综合国力。” (五)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是为了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要 当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时,人的发展问题必然会凸显出来。人的发展的标志因素很多,如创造性的彰显、基本需求的被尊重和满足等。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由温饱向全面小康迈进,丰富多彩精神文化生活越来越成为人民的热切愿望。“物质贫乏不是社会主义,精神空虚也不是社会主义。”它要求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增强优秀精神文化产品的有效供给,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 三、进一步加强我国文化软实力建设 与西方发达国家文化软实力已经产业化而且具有较强竞争力的现状比较,我国文化软实力建设的起点很低。尽管我们有历史文化积淀上的优势,但也存在不可忽视的缺陷。例如,没有在国际社会上形成一种流行文化,没有形成有相当影响力的主流文化,更没有成为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一股力量文化。与美国、日本、韩国等影视文化、网络文化、管理文化、动漫产业相比较,文化软实力在我国并未形成产业意义上的竞争优势。就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而言,“现在全国每年出版哲学社会科学专著近2万部,发表专业论文20余万篇。但是这中间能够被介绍到国外的东西能有多少呢?多年来,我们的版权贸易一直存在着巨大的逆差,每年出口的版权只有进口版权的十分之一,而且出口的版权绝大部分是园林、建筑、饮食、服装、古董这些东西,我们的价值观、文化、哲学社会科学理念、思想观念的东西几乎没有出口。”(要切实提升我国的文化软实力,必须解决好如下几个问题: 第一,关于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的主体问题。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的主体是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2004年)第二十二条、第二十四条规定发展文化事业和加强精神文明建设是国家的基本职能。各级人民政府应该像经营军事力、经济力、资源力、科技力、信息力等硬国力那样经营国家文化软实力,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为人民群众提供丰富多彩的、高品位的精神文化产品和精神文化服务。 第二,关于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的路径问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路径建构解决的是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的主渠道问题。提升国家的文化软实力必须从各个方面努力,其中,加强广播、电视、网络在内的文化传播媒体建设是重要方面。提升国家软实力载体建构包括学校建构和社会建构。学校建构指国家软实力建设的内容通过各级各类学校进课本、进课堂、进学生头脑,保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的培养;社会建构是指通过如民族节日、重大历史事件纪念日、宣传历史人物、时代人物等,保证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情操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 第三,关于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具体内容。(1)建设社会主义优秀价值体系,确保文化软实力建设的正确导向。社会主义优秀价值体系是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既为文化建设提供合法性基础,也为文化软实力建设提供可靠的保证。在社会主义优秀价值体系中,马克思主义是立党建国的理论基础,处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指导地位。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建设,必须“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深入研究和回答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不断把党带领人民创造的成功经验上升为理论,不断赋予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鲜明的实践特色、民族特色、时代特色,不断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让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放射出更加灿烂的真理光芒。”⑨(2)协力构建和谐文化,提升民族文化自觉。和谐文化是社会和谐的文化源泉,是全体人民团结进步的重要精神支撑,对于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具有重要作用。(3)深入挖掘中华传统文化,捍卫国家主体价值。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在世界各种文明中独树一帜。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必须坚持以中华优秀文化传统为根基,大力繁荣发展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优秀传统文化,捍卫国家主体价值。(4)不断推进文化创新,提升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创新是文化的本质特征,是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不竭动力。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我国文化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体制环境、社会条件发生深刻变化。必须对我国文化的历史与现状进行审视和反思,找出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大力推动文化创新,提升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亲和力和感召力。 中国文化软实力建设研究:简析中国文化软实力及其建设 【论文关键词】中国;文化软实力;建设 【论文摘要】将文化软实力界定为一国的文化内容对他国形成的吸引力,使他国自愿效仿、学习、追随,从而对他国的国家政权产生影响,并在此基础上对中国文化软实力现状进行总体评析,最后针对其中的优势与劣势提出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的相关建议,以求为当前及未来中国文化软实力建设工作有所助益。 一、文化软实力的内涵及意义 (一)软实力、文化软实力的内涵 冷战结束后,国际格局发生了深刻变革。就其本质而言,国际政治的性质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使其无形的力量变的更加重要”,全球权力的强制性因素在减少,软性因素在逐步增加。最早明确提出“软实力”(soft power)概念的是美国著名学者、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院长约瑟去·奈。他认为软权力是通过吸引而非强制的方法使他者满足自己欲达到的目的的能力。软实力与硬实力不同,硬实力是一种对抗性权力,是建构在具体的物质资源之上的硬命令式权力,软实力是一种吸引力而非强制力,它通过让他人做想做的事情而达到预期的结果,以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效果。软实力包含三方面内容,即文化吸引力,意识形态和政治价值观念的吸引力,以及塑造国际规则和决定政治议题的能力。软实力的运用,则表现为通过自己的思想的吸引力或者决定政治议题的能力,让其他国家自愿效仿或者接受体系的规则,从而间接地影响他人决定自身的偏好。 在软实力三个方面中,文化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奈认为,文化是“一种相对廉价和有用的软实力资源”,并以美国文化为例论证,认为美国文化虽非万能,但是“蕴藏在产品和交流中的美国流行文化具有广泛的吸引力”。奈指出了文化在软实力中的重要地位,却没有明确界定文化软实力的边界,没有很好地解释什么样的文化在怎样的条件下能够被转化为软实力。关于文化,至今没有统一的界定。广义的文化指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狭义的文化则排除了关于物质创造活动和结果,专注于人类的精神财富,包括语言、电影、价值观念、传统习俗、文学作品等方面。“文化并不都是软实力,也并不是所有文化都已经成为或可以成为软实力”。本文认为,软实力中的文化要素指的是一国的文化内容对他国形成吸引力,使得他国自愿效仿、学习、追随,从而对他国的国家政权产生影响。文化要成为软实力必须要同化他国的价值观念和行为准则,形成强大的说服能力、渗透能力,以有利于本国国家目标和国家利益的实现。 (二)文化软实力的意义 虽然文化在软实力化时的模糊性和复杂性,以及文化本身及传播过程中的某些特性,使得“文化的很多作用或多或少脱离于政府的控制之外”,“倾向于对外部世界产生漫射性作用,并不容易控制以获得特定结果”,但是文化软实力在国际政治 中仍然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可以说,“软实力的说服作用、渗透能力和吸引力主要是通过文化来展现”。文化本身虽然无法像物质性资源一样为我们用肉眼所见,但是文化的作用却是无时无刻不存在的,文化因素可以作用于人,从而间接地改造客观世界。文化是国家软实力的根基,被视为国家推行战略 目标的重要渠道。文化要素发挥着“培育”作用,它可以潜移默化地塑造一国的价值观念、发展模式、国内政治等,同时向他国传播或宣扬,使本国可以通过吸引力让他国用符合本国意愿的行为方式达到国家目标,使其行为更加具有合法性,遭到更少的抵制和反对。 文化软实力作为软实力的一种重要形态和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指标,己经成为国际力量平衡对比的重要因素。当今世界许多国家都极为重视文化软实力的建设,认清中国文化软实力现状、将文化软实力建设上升到国家对外战略层面,对于国家实现其对外战略目标具有重要意义。 二、中国文化软实力现状评析 (一)中国文化软实力的优势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中国经济迅速发展,文化因素也发挥出了其应有的作用,“和’咬化建设受到了高度重视。中国一贯提倡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以“和’,为基础,强调同周边国家和谐相处,不仅为中国的硬实力发展提供了和平的周边环境,而且为中国“和平发展”的理念提供了文化基础。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逐渐强盛,越来越多的外国人被中国文化所吸引。截至2005年,中国接受的海外留学人员己达到884315人。同时,中国不遗余力的加强国家间的文化交流,共同促进文化的繁荣。到2006年底,中国己与145个国家签订了政府间文化合作协议,其中在46个国家设立了108所孔子学院和12所孔子学堂,增进了世界各国对中国的了解,为中国正面国家形象的树立做出了贡献。中国科学院中国现代化研究中心于2009年1月17日《中国现代化报告2009—文化现代化研究》,依据2005年世界各国的各项指标数据,认为中国的文化影响力指数己跻身全球第7位,排在美国、德国、英国、法国、意大利、西班牙之后。由此可见,中国文化软实力已得到了很大程度的增强。 (二)中国文化软实力的不足 首先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发扬不足,优良传统有待于进一步的发掘,传统文化的现代化巫需完成。在吸收国外优秀飞文化的同时,要保持自身文化的特质,不能被吸收的文化所同化,只有在立足于本国文化的基础上,融合其他民族文化的精髓,发掘本民族文化的优良之处,才能形成国家强大的软实力。其次发扬中国文化离不开现代化的传播途径,建设现代化的文化传播途径意义重大。近代以来,中国由于特殊的国情发展史,文化软实力建设起步晚,文化现代化程度相对较低,影响了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步伐。相对于美国美联社、英国路透社、法国法新社和俄罗斯俄塔社,中国新华社的世界话语权相对不足:中国的电影等传媒产业发展也不健全,中国文化的现代传媒手段需要进一步发展。 三、中国文化软实力建设构想 (一)发掘传统文化,构筑普世主义文化体系 文化转化为软实力需要具备两个条件:一是这种文化要具有吸引力,二是该文化中所蕴含的价值、精神能得到其他国家和地区人们的效仿、追随并转化为他们的价值、精神。正如李光耀指出:“只有在其他国家羡慕并期望模仿一国文化时,其软实力才得以实现。’所以,进行国家软实力建设,我们不能只是单纯的弘扬传统文化,更要深度挖掘其精髓,对原有的制度性文化进行必要的调整或发展,寻求具有普世意义的东西,以适应时代的需要。我们须以中国传统文化为本位,在延续继承传统文化的同时,大力推进文化创新,使中国优秀文化推陈出新、焕发生机。通过文化开放,使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有机结合,提升中国文化的包容性。发掘同源文化、地缘文化的独特魅力和作用,维护人类文明的多样性,维护多元文化交融的有益性,建构一种更具生命力的良性循环的文化环境,建构一个普世主义的文化思维框架,向世界展示中国富有感染力和包容性、能被世界普遍接受和理解并取得共识的文化体系,从而实现中华民族的文化复兴。 (二)促进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 当前,中国社会正在加速向着以现代经济和现代科技为先导的工业文明和信息文明模式跨进,面向全球社会,中国的文化软实力研究应当立足于中国文化的现代化之路,确立全球视野。我们应坚持文化独立和文化主权,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不可在全球化进程中迷失自我,与传统隔离、脱节,“不能进入文化自恋和自我自足化的误区,要重新发现、探索、阐释东方思想”,“中国文化不仅应该成为东方文化的重要代表,而且应成为新世纪世界文化中的强音”;确立全球视野,谋求文化对话的对等地位,重新寻找自己的世界文化秩序中的位置,同时吸取其他文化的优点,用以治理和调整我们的社会生活,使之不断趋向公正、合理、繁荣与昌盛;立足东亚,推动东亚传统的当代重构;秉持“和谐”观念,参与全球伦理的构建,寻求不同国家间的互助合作与和谐发展,以及不同文化的优秀价值与人类共存之间的平衡,为全人类的福社而努力。 (三)扩大汉语国际影响,增强文化传播能力 我们应该抓住“汉语热”不断升温的契机,提高汉语的国际声望。在这一过程中,政府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很多国家都在有计划的实施自己的语言战略。法国努力协调有34个国家和3个地区构成的法语区的语言问题;西班牙利用“西班牙语世界”这一概念向世界进行语言传播;日本、韩国建立基金会不遗余力地推进日本语、韩国语的国际传播。中国政府应进行长远规划,制定符合国情的汉语推广政策,大力推动汉语的标准化、规范化使用,并将其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性目标;并进一步加大财政投入,以此来加强汉语的国际影响力,维护中国的语言文化利益;形成科学有效的传播机制,扩大在国际传播中的份额,实现中文信息的全球性传播与分享,把我们的优秀文化介绍和传播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提高中国文化的辐射力和影响力。 (四)加快文化产业化发展,打破‘文化逆差”困境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十分重视文化软实力的建设,先后出台了(冷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关于非公有资本进入文化产业的若干决定》、《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等,这对于中国文化产业化发展是十分有利的。促进中国文化产业化的当务之急是发展跨国文化企业。其次要完善产业运作机制,改革文化产业投资体制,完善文化产业投资政策。再次要打造响亮的中国品牌。国家应制定扶持政策,扶持文化支柱产业的启动,支持重点项目的开发。充分利用现代高新技术,加速文化产业实现两个转变的步伐,打造中国文化产业的品牌。此外,还应注重发展非物质文化的产业化。要按照“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的方针,高度重视并切实做好传统技艺的保护和传承工作;要进一步创新传承方式,对面向市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要作为文化产业予以支持;要积极运用现代科学技术研究发掘传统技艺,再现传统生产技术和工艺流程;要广泛深入地发掘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代表性人物,支持他们以各种方式培养传承人,完善对他们的激励机制。最后通过引进国外先进的文化产业理念,逐步缩短中国与发达国家在文化产业方面的差距,迅速建立起自身的文化产业体系并据此实现文化产品的升级换代。国家应对那些投资文化产业的个人或实体采取免税、减税、贴息贷款、税利返还、差别税率等经济手段,鼓励向文化产业领域的投资,使得有逐利性的资本转向文化产业,从而从总体上促进文化产业的发展。 四、结语 化竞争是21世纪国际竞争的一个战略制高点,提高文化软实力是中国面临的重大挑战。中国文化需要积极应对回归传统和实现现代化之间的巨大张力,一方面通过自身建设增强自己的软实力,把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明与现代高科技和信息传媒手段相结合,形成世界上最具优势的文化竞争力之一;另一方面加大对外交流力度,抵御文化霸权主义,维护国家文化主权,不断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在提倡文明多样性和文明之间平等交流中推动国际文化新局面。 中国文化软实力建设研究:简析中国文化软实力及其建设 【论文关键词】中国;文化软实力;建设 【论文摘要】将文化软实力界定为一国的文化内容对他国形成的吸引力,使他国自愿效仿、学习、追随,从而对他国的国家政权产生影响,并在此基础上对中国文化软实力现状进行总体评析,最后针对其中的优势与劣势提出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的相关建议,以求为当前及未来中国文化软实力建设工作有所助益。 一、文化软实力的内涵及意义 (一)软实力、文化软实力的内涵 冷战结束后,国际格局发生了深刻变革。就其本质而言,国际政治的性质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使其无形的力量变的更加重要”,全球权力的强制性因素在减少,软性因素在逐步增加。最早明确提出“软实力”(soft power)概念的是美国著名学者、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院长约瑟去·奈。他认为软权力是通过吸引而非强制的方法使他者满足自己欲达到的目的的能力。软实力与硬实力不同,硬实力是一种对抗性权力,是建构在具体的物质资源之上的硬命令式权力,软实力是一种吸引力而非强制力,它通过让他人做想做的事情而达到预期的结果,以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效果。软实力包含三方面内容,即文化吸引力,意识形态和政治价值观念的吸引力,以及塑造国际规则和决定政治议题的能力。软实力的运用,则表现为通过自己的思想的吸引力或者决定政治议题的能力,让其他国家自愿效仿或者接受体系的规则,从而间接地影响他人决定自身的偏好。 在软实力三个方面中,文化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奈认为,文化是“一种相对廉价和有用的软实力资源”,并以美国文化为例论证,认为美国文化虽非万能,但是“蕴藏在产品和交流中的美国流行文化具有广泛的吸引力”。奈指出了文化在软实力中的重要地位,却没有明确界定文化软实力的边界,没有很好地解释什么样的文化在怎样的条件下能够被转化为软实力。关于文化,至今没有统一的界定。广义的文化指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狭义的文化则排除了关于物质创造活动和结果,专注于人类的精神财富,包括语言、电影、价值观念、传统习俗、文学作品等方面。“文化并不都是软实力,也并不是所有文化都已经成为或可以成为软实力”。本文认为,软实力中的文化要素指的是一国的文化内容对他国形成吸引力,使得他国自愿效仿、学习、追随,从而对他国的国家政权产生影响。文化要成为软实力必须要同化他国的价值观念和行为准则,形成强大的说服能力、渗透能力,以有利于本国国家目标和国家利益的实现。 (二)文化软实力的意义 虽然文化在软实力化时的模糊性和复杂性,以及文化本身及传播过程中的某些特性,使得“文化的很多作用或多或少脱离于政府的控制之外”,“倾向于对外部世界产生漫射性作用,并不容易控制以获得特定结果”,但是文化软实力在国际政治 中仍然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可以说,“软实力的说服作用、渗透能力和吸引力主要是通过文化来展现”。文化本身虽然无法像物质性资源一样为我们用肉眼所见,但是文化的作用却是无时无刻不存在的,文化因素可以作用于人,从而间接地改造客观世界。文化是国家软实力的根基,被视为国家推行战略 目标的重要渠道。文化要素发挥着“培育”作用,它可以潜移默化地塑造一国的价值观念、发展模式、国内政治等,同时向他国传播或宣扬,使本国可以通过吸引力让他国用符合本国意愿的行为方式达到国家目标,使其行为更加具有合法性,遭到更少的抵制和反对。 文化软实力作为软实力的一种重要形态和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指标,己经成为国际力量平衡对比的重要因素。当今世界许多国家都极为重视文化软实力的建设,认清中国文化软实力现状、将文化软实力建设上升到国家对外战略层面,对于国家实现其对外战略目标具有重要意义。 二、中国文化软实力现状评析 (一)中国文化软实力的优势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中国经济迅速发展,文化因素也发挥出了其应有的作用,“和’咬化建设受到了高度重视。中国一贯提倡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以“和’,为基础,强调同周边国家和谐相处,不仅为中国的硬实力发展提供了和平的周边环境,而且为中国“和平发展”的理念提供了文化基础。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逐渐强盛,越来越多的外国人被中国文化所吸引。截至2005年,中国接受的海外留学人员己达到884315人。同时,中国不遗余力的加强国家间的文化交流,共同促进文化的繁荣。到2006年底,中国己与145个国家签订了政府间文化合作协议,其中在46个国家设立了108所孔子学院和12所孔子学堂,增进了世界各国对中国的了解,为中国正面国家形象的树立做出了贡献。中国科学院中国现代化研究中心于2009年1月17日《中国现代化报告2009—文化现代化研究》,依据2005年世界各国的各项指标数据,认为中国的文化影响力指数己跻身全球第7位,排在美国、德国、英国、法国、意大利、西班牙之后。由此可见,中国文化软实力已得到了很大程度的增强。 (二)中国文化软实力的不足 首先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发扬不足,优良传统有待于进一步的发掘,传统文化的现代化巫需完成。在吸收国外优秀飞文化的同时,要保持自身文化的特质,不能被吸收的文化所同化,只有在立足于本国文化的基础上,融合其他民族文化的精髓,发掘本民族文化的优良之处,才能形成国家强大的软实力。其次发扬中国文化离不开现代化的传播途径,建设现代化的文化传播途径意义重大。近代以来,中国由于特殊的国情发展史,文化软实力建设起步晚,文化现代化程度相对较低,影响了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步伐。相对于美国美联社、英国路透社、法国法新社和俄罗斯俄塔社,中国新华社的世界话语权相对不足:中国的电影等传媒产业发展也不健全,中国文化的现代传媒手段需要进一步发展。 三、中国文化软实力建设构想 (一)发掘传统文化,构筑普世主义文化体系 文化转化为软实力需要具备两个条件:一是这种文化要具有吸引力,二是该文化中所蕴含的价值、精神能得到其他国家和地区人们的效仿、追随并转化为他们的价值、精神。正如李光耀指出:“只有在其他国家羡慕并期望模仿一国文化时,其软实力才得以实现。’所以,进行国家软实力建设,我们不能只是单纯的弘扬传统文化,更要深度挖掘其精髓,对原有的制度性文化进行必要的调整或发展,寻求具有普世意义的东西,以适应时代的需要。我们须以中国传统文化为本位,在延续继承传统文化的同时,大力推进文化创新,使中国优秀文化推陈出新、焕发生机。通过文化开放,使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有机结合,提升中国文化的包容性。发掘同源文化、地缘文化的独特魅力和作用,维护人类文明的多样性,维护多元文化交融的有益性,建构一种更具生命力的良性循环的文化环境,建构一个普世主义的文化思维框架,向世界展示中国富有感染力和包容性、能被世界普遍接受和理解并取得共识的文化体系,从而实现中华民族的文化复兴。 (二)促进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 当前,中国社会正在加速向着以现代经济和现代科技为先导的工业文明和信息文明模式跨进,面向全球社会,中国的文化软实力研究应当立足于中国文化的现代化之路,确立全球视野。我们应坚持文化独立和文化主权,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不可在全球化进程中迷失自我,与传统隔离、脱节,“不能进入文化自恋和自我自足化的误区,要重新发现、探索、阐释东方思想”,“中国文化不仅应该成为东方文化的重要代表,而且应成为新世纪世界文化中的强音”;确立全球视野,谋求文化对话的对等地位,重新寻找自己的世界文化秩序中的位置,同时吸取其他文化的优点,用以治理和调整我们的社会生活,使之不断趋向公正、合理、繁荣与昌盛;立足东亚,推动东亚传统的当代重构;秉持“和谐”观念,参与全球伦理的构建,寻求不同国家间的互助合作与和谐发展,以及不同文化的优秀价值与人类共存之间的平衡,为全人类的福社而努力。 (三)扩大汉语国际影响,增强文化传播能力 我们应该抓住“汉语热”不断升温的契机,提高汉语的国际声望。在这一过程中,政府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很多国家都在有计划的实施自己的语言战略。法国努力协调有34个国家和3个地区构成的法语区的语言问题;西班牙利用“西班牙语世界”这一概念向世界进行语言传播;日本、韩国建立基金会不遗余力地推进日本语、韩国语的国际传播。中国政府应进行长远规划,制定符合国情的汉语推广政策,大力推动汉语的标准化、规范化使用,并将其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性目标;并进一步加大财政投入,以此来加强汉语的国际影响力,维护中国的语言文化利益;形成科学有效的传播机制,扩大在国际传播中的份额,实现中文信息的全球性传播与分享,把我们的优秀文化介绍和传播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提高中国文化的辐射力和影响力。 (四)加快文化产业化发展,打破‘文化逆差”困境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十分重视文化软实力的建设,先后出台了(冷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关于非公有资本进入文化产业的若干决定》、《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等,这对于中国文化产业化发展是十分有利的。促进中国文化产业化的当务之急是发展跨国文化企业。其次要完善产业运作机制,改革文化产业投资体制,完善文化产业投资政策。再次要打造响亮的中国品牌。国家应制定扶持政策,扶持文化支柱产业的启动,支持重点项目的开发。充分利用现代高新技术,加速文化产业实现两个转变的步伐,打造中国文化产业的品牌。此外,还应注重发展非物质文化的产业化。要按照“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的方针,高度重视并切实做好传统技艺的保护和传承工作;要进一步创新传承方式,对面向市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要作为文化产业予以支持;要积极运用现代科学技术研究发掘传统技艺,再现传统生产技术和工艺流程;要广泛深入地发掘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代表性人物,支持他们以各种方式培养传承人,完善对他们的激励机制。最后通过引进国外先进的文化产业理念,逐步缩短中国与发达国家在文化产业方面的差距,迅速建立起自身的文化产业体系并据此实现文化产品的升级换代。国家应对那些投资文化产业的个人或实体采取免税、减税、贴息贷款、税利返还、差别税率等经济手段,鼓励向文化产业领域的投资,使得有逐利性的资本转向文化产业,从而从总体上促进文化产业的发展。 四、结语 化竞争是21世纪国际竞争的一个战略制高点,提高文化软实力是中国面临的重大挑战。中国文化需要积极应对回归传统和实现现代化之间的巨大张力,一方面通过自身建设增强自己的软实力,把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明与现代高科技和信息传媒手段相结合,形成世界上最具优势的文化竞争力之一;另一方面加大对外交流力度,抵御文化霸权主义,维护国家文化主权,不断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在提倡文明多样性和文明之间平等交流中推动国际文化新局面。 中国文化软实力建设研究:试论中国文化软实力建设的世博契机及启示 【论文关键词】文化软实力 世博契机 启示 【论文摘要】2010年在上海举办的世博会为中国文化软实力建设提供有利契机,可以扩大民族文化的国际影响力,为文化产业的发展提供“世博科技,和推动群众文化发展。因此,把握世博契机,弘扬民族文化,积极发展文化产业和加强群众文化建设成为眼下迫切任务。 一、2010上海世界博览会是中国文化软实力建设的契机 (一)“世博效应”与民族文化的发展。 中华民族文化作为世界文化系统主要辐射源之一,具有独特而旺盛的生命力,但民族文化具有积极性和负面性的“二重性”,2010年上海世博会通过构建全球文化交流的平台,一方面展现了博大精深的中华民族文化的魅力,增强国人对民族文化的自信心和自豪感,扩大中华文化的国际竞争力、影响力、感召力,另一方面带来世界其他各民族的优质文化,“每一个富有生命力的民族,都能够在同域外文化交流中取长补短,不断充实和发展自己。”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世博会将民族文化致力于世界性的格局中加以观照,以平等的态度和全球的眼光对西方文化中的先进部分加以吸收,彰显民族文化发展的开放性思路,消解在过去单一封闭环境中形成的民族文化的负面性因素,突破民族文化保守主义和狭隘主义的藩篱,在坚持民族性和发展时代性的双向互动中,创生中华民族文化的新活力、新品格、新状态. (二)“世博科技”与文化产业的发展。 世博会“博”的就是科学技术文明,而科学技术作为一种文明力量决定了世界的主流文化,它对文化产业促进作用也必将是全方位、多领域和深层次的。首先,“世博科技”作用于我国文化产业的生产领域,为文化产业注入新的发展动力,不仅能有效提高我国文化资源的利用率,推动生产设备和生产技术的变革,促进高端文化产品的发展,提升文化生产的信息化、集约化、现代化程度。其次,“世博科技”有利于构筑文化产业新的流通方式,创生新的流通符号,扩展新的流通空间,促进我国文化产品的全球流通和世界认同。最后,“世博科技”有利于催生更广阔的文化消费市场,驱动新一轮的文化消费动力。通过世博会对普通群众的展示,实现高端文化产品和广大消费者的有效对接,引发新的市场需求,刺激文化产品的再生产,实现我国文化产业的跨越式发展。 (三)“世博文化”与群众文化的发展。 从自然辩证法来看,一个系统要在某一环境中良好地生存和发展,就必须是开放的系统,远离平衡的系统,并不断同其他系统进行物质信息、能量的交换。2010年上海世博是提升我国群众文化主体实力的难得机遇,不同的异域文化激荡和冲击着文化主体原本保守而封闭的精神气质,文化的广泛交流和碰撞激发了文化主体的参与欲望,提升了文化主体的鉴赏水平。其次,以最新信息技术为基础的“世博科技”带来了全球文化和精神价值的多元景观,许多富有创意的文化形式、新颖的文化产品、参与型的文化活动被我国人民广泛接受,有效丰富群众文化的建设资源.再次,世博会独有的开放视野,数字化、信息化、网络化的现代科技传播方式,推动群众文化从单一的物理空间向全新的虚拟世界转变,变革固有的文化传播模式,拓宽群众文化的发展空间,从而使群众文化的发展涌现出新领域、新路径、新层次。 二、发挥2010上海世博会效应,推动中国文化软实力建设的新发展 (一)发挥世博效应,积极发展民族文化。 1、强基固本,自强不息,弘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 一是整合民族文化发展的国内资源。在世博效应的推动下,通过文化资源整合实现文化资源综合开发,优化配置自然、人文特色资源,使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其次要坚持开发和保护相协调的原则,尊重文化发展的规律,在保护中开发,获得更多形式的文化产品吸引更多层次的文化消费者,从而创造良好的保护文化资源的社会氛围.最后要加大对文化资源的反哺,创设特色文化基地,加强对独特的、珍贵的、具有深刻内涵的文化资源的扶持力度。 二是弘扬中华民族精神。民族精神是民族文化体系中的优秀和灵魂,是民族文化的深层内涵,是凝聚海内外中华儿女的支撑和动力,因此,传承和发展民族文化必须弘扬以爱国主义为优秀的中华民族精神。首先,通过多样化途径开展民族精神教育,提升中华民族精神悠久历史和丰富内涵的认识,提高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其次,在民族认同的基础上,通过民族精神实践活动,培育新的更具时代性的民族精神。 2、推陈出新,与时俱进,培育中华民族先进文化。 一是注重输出,创新民族文化传播形式。决定文化力量不仅包括其本身价值的大小,更在于被传播的深度和广度,文化的力量只有在传播中才能实现.首先,通过与科技元素整合,创生多样化的传播方式展现中华民族文化中包含的民族精神、价值取向、时代魅力.其次,通过建立中华民族文化的立体传播体系,综合运用媒体的力量,提高文化产品的时效性,提高民族文化的吸引力,在此基础上,完善文化传播的反馈系统,增强文化交流的互动性,提升民族文化的世界性。 二是注重输入,推动中西文化的双向互动交流。传统文化只有通过与当代世界文明的交流和融合,才能成为推动民族复兴的强大精神动力,因此加强文化外交,以开放的姿态应对文化的全球化,提倡各民族之间平等的对话,一方面积极向世界展现中华民族文化特有的非凡和生气,另一方面,避免走狭隘民族主义的保守道路,注重吸纳西方文化的有益成果,总之,中西文化的双向互动既要保持一定张力以求发展,又要警惕过分的冲突导致民族文化的萎缩。 (二)抓世博契机,努力发展文化产业。 1、抢占文化产业发展高端,提高中国文化产业的优秀竞争力。 一是实施高端文化产业人才工程。要充分发挥我国人口资源丰富的优势,整合现有的文化产业人才资源,加大对相关研究人员的扶持力度,健全开放灵活的人才培养机制,着力对文化产业后备人才的培养,构建一套人才培养的长期有效模式和文化产业创意人才的资格认证机制,放大文化创意产业的整体效应,实现“创意核的层层扩散”。 二是启动高端文化产业集群战略。文化产业的发展具有“集群优势”,2010上海世博会集中展示了人类最新的科技创新和文化创意,因此,要充分利用世博会对我国高端文化产业集群形成和发展的催化作用,推动高端文化产业的集聚,通过科技创新和文化产业的联动,形成新兴科技高端文化产业园区,实现我国高端文化产业的集群式发展。 2、打造文化产业知名品牌,提升中国文化产业的国际地位。 一是整合文化资源,优化文化产业资源配置。要以中华文化深厚历史文化底蕴为依托,打造具有区域特色、鲜明时代特征和东方风格气派的文化标志和形象;重点整合民俗特色、戏剧表演、文化旅游和武术文化等有比较优势领域的资源,推动优势产业的优化升级,打造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文化品牌。 二是制定文化产业品牌发展短期目标和长期规划。“英国、新加坡、澳大利亚、台湾等相继颁布了文化产业发展战略,确立了创意产业发展的近期目标和长远规划,积极推动了文化产业的发展,提高本国或本地区在知识创新时代的国际竞争力。”基于我国文化产业起步晚、发展快的特点,要合理布局文化产业,分析制约文化品牌的因素,加强对特色文化产业的扶持和引导,重点发展科技含量高、市场潜力大的文化产业,提高文化产业内部的关联度,形成特色鲜明、结构优化的品牌体系. (三)乘世博东风,提升群众文化水平。 1、提升广大人民群众的文化水平。 一是大力发展经济,这是提升群众文化消费水平的基础。生产决定消费,群众文化消费水平的高低受制于经济发展水平,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提高生产力发展水平,从而带动文化产品的生产能力和生产效益,实现群众文化良性循环的发展机制,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多层次文化需要。 二是加强对群众的文化熏陶,这是提升群众文化水平的根本出路。社会文化环境对群众文化的发展起到基础性的制约作用,因此,着力营造良好的社会学习氛围,以高尚文化引领群众文化的旨趣,提升培育群众主体的文化欣赏能力。其次,着力营造积极的文化参与氛围,综合运用多种方式鼓励广大群众参与文化活动,在实践中实现自我素质的提升和完善.最后要着力营造良好的文化创新氛围,实现群众文化的可持续发展。 2、完善群众文化公共服务体系。 一是建立稳定的、多元的公共文化服务支持体系.政府部门要健全扶持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政策和法规:相关群众文化事业管理单位要积极加强文化资金的管理和核算,突出重点,注重实效;各类文化团体要充分整合社会资源广泛参与群众文化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协会力量、企业力量是对群众文化基层建设的有益补充。 二是创新公共文化服务机制。转换政府角色,加强宏观调控,建立健全管理制度,统筹规划公共服务机制,因地制宜、量力而行建设群众文化服务场所,其次是应用现代科学技术创新服务形式,提高公共文化服务的信息化水平,调动群众的参与热情,满足群众的多层次需要,保障群众的基本文化权益。 中国文化软实力建设研究:试析我国文化软实力建设问题 论文摘要:国家文化软实力是相对于军事力、经济力、资源力、科技力、信息力等硬国力而言的,指的是国家基于文化而具有的凝聚力、生命力、创新力、传播力、感召力和影响力。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的凸显有着特殊的历史背景和时代价值。我国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应从主体建构、路径建构、内容建构三个维度着手进行。 论文关键词:文化软实力;中国文化软实力;社会主义优秀价值体系 一、文化软实力的概念溯源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家综合国力竞争中的主导因素,经历了军事力、经济力、资源力、科技力、信息力的历史嬗变。这种嬗变的显性时代标志,就是20世纪末21世纪初“软实力”的被定格和被放大。 “软实力”概念最早是由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院长约瑟夫·奈提出的,他指出:“一个国家构建一种情势的能力,借助于这种情势,这个国家使其他国家以与其倾向与利益相一致的方式来发展本国的倾向,界定本国的利益。”此后,约瑟夫·奈又发表一系列论文,对软实力理论作了进一步的诠释和说明。在1999年发表的“ChaEengeofSoftPower”一文中,他把软实力定义为:“软实力是一国文化与意识形态的吸引力,是通过吸引而非强制的方式达到所期望结果的能力。它通过让他人信服地追随你,或让他人遵循某种将会促其采取你所期望的行为规范和制度来发挥作用。”在2004年出版的《软力量——世界政坛成功之道》以及2006年发表的《软实力再思考》一文中,奈明确指出,一个国家软实力有三个主要源泉:“文化(在能对他国产生吸引力的地方起作用)、政治价值观(当这个国家在国内外努力实践这些价值观时)及外交政策(当政策需被认为合法且具有道德威信时)。” 我国从国家战略角度提出软实力问题是在2006年。是年11月l0日,《在中国文联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作协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面对当今世界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的大潮,面对国家发展和人民生活改善对文化发展的要求,面对社会文化生活多样活跃的态势,如何找准我国文化发展的方位,创造民族文化的新辉煌,增强我国文化的国际竞争力,提升国家软实力,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大现实课题。”在2007年党的十七大上就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达成了共识,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当今时代,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丰富精神文化生活越来越成为我国人民的热切愿望。要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激发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使人民基本文化权益得到更好保障,使社会文化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使人民精神风貌更加昂扬向上。”2008年,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在《理论热点面对面·2008)一书中对软实力和文化软实力概念做了明确界说:“‘软实力’这一概念是相对于‘硬实力’而言的。一般来说,‘硬实力’指经济、科技、军事等有形力量,‘软实力’指文化、意识形态等无形力量。文化软实力主要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基于文化而具有的凝聚力、生命力、创新力和传播力,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感召力和影响力。文化虽然是一种无形的力量,但它蕴含着巨大的潜能,就像电脑的软件与硬件同等重要一样。” 二、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的重大意义 (一)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是为了保证国际政治格局大变化背景下的国家统一 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国际政治格局一直处于不断变动之中。对于这种充满变数的国际政治格局,美国学者乔纳森·弗里德曼描述为:“这是一个失序乃至日益失序的时期。失序具有全球性的特征,但是,对绝大多数人来说,对它的体验却是高度个人性的:暴力在增多,对暴力的想象也在增多,对灾难、危险、疾病、艾滋病、一系列恶性谋杀、失业、破产和失去财产的恐惧日益加剧。”对于这种剧烈变化的国际政治格局,美国学者亨廷顿称之为变迁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中国学者沈宗美描述为:“或战或和,欧美少数大国支配或争霸全球形势下的其他民族的觉醒和独立,乃是20世纪最富历史意义的世界现象。”20世纪中叶建立起来的国际政治格局,被世纪末的大变迁取代,新的民族国家的建立是一个持续不断的过程。“随着苏联的解体,族群分裂的过程已经变成了一个巴尔干化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民族主义的武装冲突是主要的”。进人新的世纪,国家之间的冲突,地区之间的冲突,民族之间的冲突此起彼伏。冲突的原因很多,“文化认同是我们面临的这种失序现象的优秀方面”,而“历史、语言和种族对文化认同来说,都是可能的基础,并且它们都是被社会性地建构的现实”。就我国而言,恐怖势力、民族分裂势力、宗教极端势力特别是“藏独”、“台独”和“疆独”是现阶段威胁我国统一的主要因素。为了有效应对分裂祖国的威胁,必须加强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感,增强民族的凝聚力。 (二)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是为了保证在西方价值观渗透过程中民族文化的独立性和鲜明特色 在全球化深人发展的过程中,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借助经济优势在全球范围内推行自己的价值观。 弗朗西斯‘福山将西方国家实行的自由民主制度称为“福音”,将资本主义国家在世界范围内强行推广这种自由民主制度称为政治思想在全球各个地区和文化中的传播:“从拉丁美洲到东欧,从苏联到中东和亚洲,强权政府在20年间大面积塌方。”自由民主制度“始终作为唯一一个被不懈追求的政治理想,在全球各个地区和文化中得到广泛传播。…‘经济思想领域的自由化革命正在与全球的政治自由化进程相伴而行。”国际政治格局大变迁中恰有先分裂文化后分裂国家的诸多案例。在吸收和借鉴外来文化积极、合理因素的同时,必须充分尊重差异、包容文化多样性,这是保持中华民族文化特色的有效应对策略。 (三)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是为了回应国际社会日益凸显的政治合法性,保持国家政治稳定和社会稳定与国际政治格局大变迁相呼应,许多国家内部掀起了政权更迭和政体变更的新高潮。亨廷顿将这种变数描述为“在许多处于现代化之中的国家里,推翻政府可谓易如反掌:一个连,两辆坦克,半打上校就够了。”导致这些国家政权更迭和政体变更的因素很多,但对于政治统治合法性的认同,则是一个显性的和直接的因素。“合法性作为对政治利益的一种表达”,“是对统治权利的承认。从这个角度来说,它试图解决一个基本的政治问题,而解决的办法即在于同时证明政治权力与服从性”。在纷繁复杂的国际政治格局和国内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利益关系和分配方式多样化的趋势下进行现代化建设,必须通过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建设,教育全体人民毫不动摇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始终维护国家政治稳定和社会稳定。 (四)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是为了提高国家的优秀竞争力 全球化时代国家之间的竞争是综合国力的竞争,而文化力逐渐成为国际问的优秀竞争力。文化作为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强大精神动力、智力支持、方向保证,发挥着其他因素不可替代的激励、凝聚、整合等方面的重要功能。谁占据文化发展的制高点,拥有强大的文化软实力,谁就能够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赢得主动。“文化复兴是实现强国梦的必备条件。没有强大的文化力量,就没有强大的综合国力。” (五)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是为了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要 当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时,人的发展问题必然会凸显出来。人的发展的标志因素很多,如创造性的彰显、基本需求的被尊重和满足等。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由温饱向全面小康迈进,丰富多彩精神文化生活越来越成为人民的热切愿望。“物质贫乏不是社会主义,精神空虚也不是社会主义。”它要求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增强优秀精神文化产品的有效供给,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 三、进一步加强我国文化软实力建设 与西方发达国家文化软实力已经产业化而且具有较强竞争力的现状比较,我国文化软实力建设的起点很低。尽管我们有历史文化积淀上的优势,但也存在不可忽视的缺陷。例如,没有在国际社会上形成一种流行文化,没有形成有相当影响力的主流文化,更没有成为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一股力量文化。与美国、日本、韩国等影视文化、网络文化、管理文化、动漫产业相比较,文化软实力在我国并未形成产业意义上的竞争优势。就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而言,“现在全国每年出版哲学社会科学专著近2万部,发表专业论文20余万篇。但是这中间能够被介绍到国外的东西能有多少呢?多年来,我们的版权贸易一直存在着巨大的逆差,每年出口的版权只有进口版权的十分之一,而且出口的版权绝大部分是园林、建筑、饮食、服装、古董这些东西,我们的价值观、文化、哲学社会科学理念、思想观念的东西几乎没有出口。”(要切实提升我国的文化软实力,必须解决好如下几个问题: 第一,关于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的主体问题。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的主体是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2004年)第二十二条、第二十四条规定发展文化事业和加强精神文明建设是国家的基本职能。各级人民政府应该像经营军事力、经济力、资源力、科技力、信息力等硬国力那样经营国家文化软实力,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为人民群众提供丰富多彩的、高品位的精神文化产品和精神文化服务。 第二,关于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的路径问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路径建构解决的是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的主渠道问题。提升国家的文化软实力必须从各个方面努力,其中,加强广播、电视、网络在内的文化传播媒体建设是重要方面。提升国家软实力载体建构包括学校建构和社会建构。学校建构指国家软实力建设的内容通过各级各类学校进课本、进课堂、进学生头脑,保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的培养;社会建构是指通过如民族节日、重大历史事件纪念日、宣传历史人物、时代人物等,保证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情操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 第三,关于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具体内容。(1)建设社会主义优秀价值体系,确保文化软实力建设的正确导向。社会主义优秀价值体系是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既为文化建设提供合法性基础,也为文化软实力建设提供可靠的保证。在社会主义优秀价值体系中,马克思主义是立党建国的理论基础,处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指导地位。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建设,必须“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深入研究和回答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不断把党带领人民创造的成功经验上升为理论,不断赋予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鲜明的实践特色、民族特色、时代特色,不断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让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放射出更加灿烂的真理光芒。”⑨(2)协力构建和谐文化,提升民族文化自觉。和谐文化是社会和谐的文化源泉,是全体人民团结进步的重要精神支撑,对于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具有重要作用。(3)深入挖掘中华传统文化,捍卫国家主体价值。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在世界各种文明中独树一帜。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必须坚持以中华优秀文化传统为根基,大力繁荣发展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优秀传统文化,捍卫国家主体价值。(4)不断推进文化创新,提升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创新是文化的本质特征,是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不竭动力。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我国文化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体制环境、社会条件发生深刻变化。必须对我国文化的历史与现状进行审视和反思,找出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大力推动文化创新,提升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亲和力和感召力。
高等学校校园文化建设策略:科学发展观与高等学校校园文化建设研究 创建和谐社会的首要条件是科学发展,而科学发展观的优秀和本质则是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是科学发展观的基本内容。对于高校来说,高校校园文化建设的根本目的是为了大学生的发展,以提高他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从这个意义上说,高校校园文化建设必须“以人为本”。同时,知识经济条件下需要的是复合型人才,这就要求大学生全面发展。校园文化建设涉及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制度文化等方面,必须在多个方面都有所发展。高校校园文化对学生的影响是长期的、深远的,因此,在进行高校校园文化建设时还必须坚持可持续发展。所以,高校在进行校园文化建设时,必须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 一、校园文化的内涵及存在基础 (一)深刻理解校园文化的内涵和层次,把握校园文化建设的优秀任务和目标 校园文化作为整个社会文化的一个分支——社会亚文化体系,内涵层次丰富,并体现出多元化,发人深究。简言之,它是弥漫、渗透于高等学校教师与学生之间,由广大师生在教学实践和课余休闲之中创造和形成的环境及氛围。一定的校园文化具有如下两个特征:第一,体现社会文化“历史积淀”的传统性和相对的稳定性,具有与社会文化相适应的特征。第二,反映着校园这一特殊社区的面貌,个性的特征。校园文化的形成、发展和完善是一个学校长期教育、培养,不断实践、补充而创造的具有本校特色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大学校园文化可分为物质、制度、行为、精神四个层次:第一,物质文化主要包括各种教学、科研、生产、学习和生活所需的物质设施和物理环境等硬件设施。它是校园文化活动的物质保障,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其他活动的规模甚至质量;第二,制度文化主要包括各种规章制度、教学、科研、生产和生活模式、群体行为规范、习俗等软件环境。它是学校秩序正常运行的保证,对学生的校园文化活动有引导性和规范性;第三,行为文化主要指校园开展的各种活动,它具有广泛的娱乐和审美功能,有助于学生高尚情操的培养和心理的健康成长;第四,精神文化则主要包括校园文化观念、历史传统的继承和发扬,是青年学生价值观形成与信念追求的最高境界。它最能体现校园文化建设的水平,是校园文化的优秀、灵魂。四个层次的育人功能有所不同,其中物质文化层次侧重于服务育人,制度文化层次侧重于管理育人,行为文化层次侧重于实践育人,精神文化层次侧重于教书育人。 (二)校园文化存在的基础 校园文化的存在与发展主要依赖于三点:一是高等学校是人类文明最集中最先进的地方,是多种学科文明的传承和发源地。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以及思维科学的每一步发展无不与这块知识的净土息息相关、环环相扣。感受过牛津大学浓郁文化氛围的人无不赞同:对牛津学生真正有价值的东西,是它周围的生活和环境,大学生正是在所处的文化环境中通过积极主动的思维和感悟而学到东西的。大学文化的价值就在于把具有灌输性特征的教育转化为内含着教育意图的校园环境,从而达到“蓬生麻中不扶自直”、“入芝兰之室久而自芳”的教育效果。二是高等学校聚集着社会大部分专家、学者,他们代表着科学发展和文明进步的最新水平;同时又聚集着整个社会最具塑造潜力的青年学生,他们求知欲强,渴望掌握人类文明发展的成果并把它推向前进。三是校园文化的浓淡厚薄,依赖于高校内部文理渗透的充分与否。清华大学“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校训传唱大江南北,文理兼容的百年老校之所以经久不息,正是因为它们校园文化中文理渗透的浓厚氛围的熏陶和潜移默化的影响。校园文化的形成依赖于每一学科的发展,更依赖于多种学科的融会贯通。由此看来,学科完善、实力较强的综合性高校校园文化建设上更具优势是勿庸置疑的。国家教委把发展“211”工程的重点放在综合性大学的战略决策似乎在这里又可以找到一个有力的注释。 二、当前高校校园文化建设的局限 当前,校园文化建设中存在偏离校园文化根本作用的倾向,使目前高校校园文化总体处于低水平状态,校园文化热潮在虚假的繁荣中渐渐透出苍白,主要表现在五个方面: 第一,只注重校园物质文化建设,忽视校园精神文化建设。一些大学出于对市场利益过分的追求而对文化建设的漠视,使校园文化建设流于形式,这是高校文化建设中最突出的问题。欧洲的许多世界名校,并没有宏伟壮丽的大门,也没有集中的现代建筑,甚至没有硕大的草坪,不少大学的学院分散在整个城市内,然而一旦走进他们的院落或大楼,无不感受到一种唯有学府才特有的知识殿堂的庄严、肃穆和凝重。那里的每一个廊柱,每一个雕像,每一张布告,都散发出它的历史,它的身份。那就是大学的文化。 第二,把校园文化建设局限在学生管理和思想教育的层次上。目前,绝大多数高校都把校园文化建设附属于学生管理部门,着重强调控制功能、导向功能、凝聚功能、激励功能以及改善生活、学习条件的物质功能,只把校园文化建设看作教育教学活动的管理方法和管理手段,并没有把校园文化建设放在整体办学方向和培养目标的大背景下来操作实施。把校园文化建设与学校的专业设置,师资配备、课程开设等割裂开来,极大地限制了校园文化功能的发挥。 第三,校园文化建设并未显示出各自的特色。大学必须有自己的个性,一种在传统、过去的成就、价值标准和学术水平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个性,这正是校园文化具有无限的生命力,对学校成员具有巨大的号召力、感召力的根源所 在。正如人们总体认为北大人好动、灵活,清华人喜静、严谨一样,特定的校园文化熏陶出特定的群体个性,特定的群体个性中透露和折射出特定的大学精神。就当前校园文化整体发展现状讲,相当一部分学校在推进实体文化、制度文化建设,尤其是促进观念文化的优秀即学校精神的形成中,尚未注重体现各学校自身的特点、历史渊源和发展趋势,校园文化建设趋于一般化,雷同化。值得注意的是,我们所提倡和强调的校园文化建设是个性创造与主流趋势的统一融合,用一个词来形容,应该是各有千秋,绝非平分秋色。 总的来说,我们在校园文化建设中存在的误区已经到了需要加以调整的时候,如果传统的指导思想和方式、方法再不调整,我们的校园文化建设将在错误的泥潭中越陷越深。按照校园文化的本质要求开展校园文化活动,为实现大学的培养目标服务,才是我们的目的所在。 三、以科学的发展观指导高等学校校园文化建设 发展观是对发展理论所蕴藏的哲学内涵,经过高度的抽象和概括而总结出来的内在和本质的特征,它集中体现出人们对发展方向和发展目标的总体看法和根本观点;有什么样的发展观,就会有什么样的发展道路、发展模式和发展战略,就会对发展的实践产生根本性、全局性的重大影响。关于科学发展观的基本内涵,优秀是强调以人为本;其次是强调发展,包括全面发展、协调发展、可持续发展。当前,高校校园文化建设的着力点,就是要将“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与特色校园文化建设相结合,以新时期面临的新问题为突破点,以新时期党的新政策为契机,以新时期高校人的创新思维为理性依托,把科学的发展理念引入高校发展轨道,继承先进文化传统,弘扬特色校园文化! (一)高等学校校园文化建设要坚持以人为本,拓宽渠道,把握方向,充分调动学生和教师的创造性和积极性 在人的作用下,校园文化随着时代的演进和发展,会有不断的更新。坚持以人为本,就是要把人作为宝贵的资源和财富,把人作为一切活动的出发点和归宿,通过充分发挥人的作用来满足人的需求并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这是科学发展观的本质与优秀所在。把以人为本的理念运用到高校校园文化建设中去,就是要将广大学生置于工作的优秀,通过卓有成效的管理活动来激发和调动学生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促进广大学生全面而自由地发展。 首先,高校校园文化建设要特别注重学生个性发展的需要,审时度势,考虑特色的发展道路。不可否认,将校园文化的建设与学校人才培养目标紧密结合起来至关重要,但更毋庸置疑,学校从学生个性发展的需要出发,通过引导来促进学生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创造力和想象力,让学生参与到校园文化建设的研究,让学生设计适合自己需要的活动,才是实现这一长远目标的必经之路。在活动的设计上,不要刻意追求轰轰烈烈,过多注重某项活动的参加人数,而活动小型化、多样化、经常化的趋势应得到足够的重视,以满足学生需求的多样化。 其次,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教育大计,教师为本。人民教师的神圣职责,就是传授知识,传承民族精神,弘扬爱国主义,为祖国和人民培养合格人才。教师要忠诚于人民教育事业,以培育人才、繁荣学术、发展先进文化和推进社会进步为己任,积极引导和帮助青少年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教育他们立志成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栋梁之材。教师要始终牢记自己的神圣职责,并在深刻的社会变革和丰富的教育实践中履行自己的职责,百折不挠,奋勇直前。教师应该自觉加强道德修养,率先垂范,既要有脚踏实地、乐于奉献的工作态度,又要有淡泊明志、甘为人梯的精神境界,以自己的高尚人格教育和影响学生,努力成为青少年学生的良师益友,成为受到全社会尊敬的人。 (二)校园文化建设要坚持可持续发展 可持续发展作为一种发展理念,它要求建立人口、资源、环境、社会与自然的发展步调协调一致。坚持可持续发展原则,要求发展既要满足于当前需要,更要着眼于未来的发展,要形成具有可持续性的发展能力和发展后劲,促进高校校园文化建设工作健康、稳定地前进。 加强物质文化建设,美化校园环境。物质文化的建设直接地反映出学校的办学水平。校园文化建设应从以创建优美校园为主要内容的物质文化入手。优美的校园环境有利于陶冶情操,有着“春风化雨,润物无声”的作用。“春江水暖鸭先知”——学生在优美的校园环境中受到感染和熏陶,触景生情,因美生爱,从而激发学生热爱学校,进而热爱家乡、热爱祖国的高尚品德。 重视制度文化建设,强化管理机制。制度是校园文化建设初级阶段的产物,是为了达到无意境界而采取的一种有意识手段,是为了保障学校教育的有章、有序和有效。大学生处于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等定型阶段,自制力较差,控制力较弱;为人正直但爱冲动,感性而不理智。健全的规章制度及健康的集体舆论对学生的学习、生活及思想言行具有规范作用。加强行为文化建设,丰富校园生活。随着分配制度、就业制度、劳动用工制度、干部人事制度的改革,大学生要想在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就必须树立竞争意识,努力增强自己的竞争实力,毕竟“机会不会降临在无准备的头脑”。 大学校园文化建设的内容是多方面的,是丰富多彩的,大学校园的文化活动是高层次的,大学校园文化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有待于高校各个部门以及全体师生员工的共同努力和积极创造 高等学校校园文化建设策略:高等学校校园文化建设时代精神 摘要: 加强校园文化建设有利于增强高校综合实力,良好的校园文化环境有利于培养合格人才。高等院校作为国家与社会人才培育的摇篮,其校园文化建设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要有针对性地打造具时代特色的校园文化,就应当充分体现时代精神,并在中西方文化的碰撞中实现理性回归,其中,尤其要注重校园文化的内在特征,并适当借鉴西方校园文化的自主性、综合性、非科层化等现代教育理念,以构建健康、文明、丰富多彩并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中国高等学校的校园文化。 关键词: 校园文化;时代精神;本土化;现代化 高等学校是先进文化积淀、发展和传承的主要社会机构,承担着传承文明、创新理念、培养高素质人才、服务社会的职能,这对促进人类文明进步具有重要意义。高校校园文化建设对培养和提高大学生的思想素质、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1]。然而当下中国的高校文化建设并不理想,旧意识与新风尚的交叠、旧体制同新形势的际遇突显了高校文化建设的困境。有鉴于此,笔者选择以本土化和现代化契合为创新视角,研究新形势下高校校园文化建设存在的问题及解决进路。 一、诊断:当代中国高校校园文化建设中的问题 高等学校作为人才培养的摇篮,在输出精英、供给现代公民上有着不可替代的正向功能。但是也应意识到,高校的这种功能并非仅仅由其专业教育环节来承担,校园文化对于人才的养成同样影响显著,唯有出色的专业教育和良好的校园文化两相结合,人才培养的完整系统才能够形成,进而有效地输出其教育资源和能量。但在现实中,高校对于校园文化这一重要维度往往疏于关注或难以给予回应,校园文化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已经愈益突显出来,它集中反映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总体定位不清晰,文化建设附庸于行政管理 校园文化浸透于高校各主体的生活、学习的方方面面,其功能亦多种多样,主要表现在:对高校校园主体的价值导向功能、对社会各方面群体行为方式的规范功能、对学生综合思维和专业思维的培育功能、对校外社会秩序的引领和构建功能等等。但是从现实看,目前大多高校都将校园文化建设局限在学生的思想教育及行为规范层次,强调校园文化对于学生的行为调控功能、激励导向功能,这从某种程度上把文化建设归于校园管理名下,而并未把其放置在办学目标的大视野下。这实际上也反映了中国高校仍处于实现现代化之前阶段的窘境,高校管理体制实际上沿袭了政府模式,实行上令下行的行政管理,每所高校都有一定“级别”,大学俨然成了一级政府[2]。在这种泛行政化的导向下,校园文化难以形成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两个向度的良性互动,教师、学生的参与度遭到压缩,“交往理性”被官僚意志主导的“工具理性”抑制,文化建设所蕴含的自主性近乎消失。而凭借集中意志单方主导的管理型校园文化必然有违文化之本意,并且由于缺少民主性、开放性,它也必然面临理性失灵的风险,进而是文化建设无法反映真实需求而空耗资源的风险。 (二)无力因应和引领社会思潮,主流文化受创 21世纪国内外形势均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这个时代,整个世界是一个开放的、有机的统一整体,在这个统一体内部,任何组成部分发生变化都不会是孤立实践,文化和社会思潮也不再是静止、隔绝地存续于它的初始载体,其传播和更新业已成为不可阻拒的潮流,任何国家、社会组织和个人都无法置身其外。由于高校教师及科研工作者始终同不断更新的国内外思想文化保持紧密联系,而大学生群体又因其特殊的年龄及心理结构而对新鲜观念意识具有格外的敏感,因而高校及其校园文化必然同种种社会思潮保持十分密切的联系。因此,在全球化背景下,高校已经成为因应和引领社会思潮的前沿阵地,如何通过校园文化建设消解思潮涌动中隐含的消极成分以及借助新思潮的推力培养和传播理性的公民意识从而辅助转型期中国社会秩序的重建越发成为当下教育界的一项重大议题。然而当下的高校校园建设却始终未能对这一议题有实质性回应。实际上,在涌动的纷繁社会思潮下,高校教育未能为学生提供包容面对和理性甄别的平台与校园文化环境,这导致学生更容易以偏见代替意见,不经思辨地反对主流并且将一切同主流背反的文化倾向默认为“理性”和“文明”。与社会大环境同时变迁的还有大学生学习、生活的“小环境”,互联网的发展和普遍使用使得当代大学生虽身处校园却也能构建起十分广阔的“生活圈子”,这也使大学生的学习生活环境能够直接同外在的社会大环境勾连起来。这种变化虽然扩展了大学生的视野和思维并提供了学习上的诸多便利,但也加剧了他们所面临的外部环境的复杂性,一些消极内容(尤其是不健康的网页以及相当一部分网络游戏)以隐匿的却又极具渗透力的方式引发了他们思维秩序和心理秩序的紊乱,这同样造成了曾被视为“正统”、“规矩”的道德观念和行为规范遭受侵蚀。而目前高校对于这一棘手问题通常难于应对,传统的管理手段在互联网时代下已经频临失效。 (三)校园文化发展失衡,精神文化建设滞后 通常而言,高校校园文化建设蕴含了三个维度,即精神文化、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其中,校园文化的精神维度主要是指贯穿于学生及教职工的学习、工作及生活中的一种观念意识指引,如价值观念、政治取向、道德观念等。如同文化与经济、政治的关系,高校精神文化建设对其他两方面具有一定的反作用:先进的精神文化建设对校园文化其他两方面建设起着积极促进作用,落后的精神文化建设则起着阻碍作用。因此,高校校园文化建设中精神文化的滞后不容忽视。然而,从目前的实践看,高校校园文化发展并不均衡,对于精神文化的重视程度明显不足———疏于发展精神文化而倾注更多心力于物质资源的积累,由此导致高校“校园文化”普遍缺失精神支撑。这实际上是一种本末倒置,高校的物质积淀应当为精神文化建设服务,它是实现丰富的大学精神的一种手段,而非目的。正是由于这种本末倒置,校园文化开始遭遇“物化”的危机,施教者与受教者愈益“把高等教育视为通往良好就业机会、增加收入和社会流动的途径,他们更少关心高等教育的内在价值”[3],教育的本质被功利化的价值取向所取代,作为教育“产品”的学生在接受和内化了这种价值判断后又将其带入社会,当这种“源头活水”源源不断地灌注到社会系统,其整体价值取向亦将遭受扭曲。 二、破题:高校校园文化建设的时代精神 总体上讲,中国当下高校的校园文化建设面临着前述三方面问题,它实际上反映着社会转型期中国高校文化建设所面临的路径难题,亦即本土与现代两个向度相交叉所引发的选择及策略考验。所谓现代化,人们一般地把它理解为自工业革命以来,现代生产力导致加速发展的社会适应性变化的大趋势[2]。新形势下的现代化应当具备更丰富的含义,它意味着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价值观念等方面的全面发展和进步。在校园文化建设的现代化层面,它一方面强调校园文化发展的自主性、综合性与可持续性;另一方面在依法治国思想的指导背景下,也内含了去官僚化的校园行政管理体制建设。简而言之,校园文化现代化是以造就一批符合时代精神、适应时展的人才为目标,全面推进校园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综合发展。本土文化并非单纯地沿袭传统文化,它是各种文化经过本民族的习惯和思维方式沉淀的结晶,亦是经过兼收并蓄、否定之否后的当代表达[3]。新形势下校园文化建设的本土化,从宏观角度看,是在弘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同时,也吸收和借鉴西方外来的优秀文化并将其整合内化,从而丰富校园文化建设的表现形式。同时,就地方层面而言,校园文化本土化还包括考虑某一所高校所处的具体地理位置,结合该地方特有的历史文化与环境特色,使该院校与周围社会协调发展,实现校内文化与校外文化间的联动、交流与相互促进。 (一)高校校园文化本土化建设的重要性 1.高校校园文化非本土化的负面影响 当前高校校园文化的开放性使得多元文化得以迅速涌入校园并呈现出几何式的发展、扩散,这就不可避免地导致了高校校内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价值观的激烈碰撞。例如,中国传统儒家文化所倡导的“德治”思想至今仍在大多院校中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而现代西方“民主”、“法治”思想的流行则对各高校的文化价值观造成了不小的冲击。同时,东方传统文化所主导的地缘与人情思维也与西方现代文化观中的理性与规范大相径庭[4]。在传统中国与现代西方价值观的剧烈冲突之中,如若不能将西方文化合理内化、本土化并熔铸于中国特殊国情之中,高校的校园文化便会呈现出两极分化、极度不和谐的状态。就地方层面而言,从社会现实看,高校的精神文化相较于其所处的地方社会文化更为滞后,它往往会同地方的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相脱节,这使得一些社会性极为突出的专业学科(如法学)和该学科的学生容易脱离社会现实根基,它反过来也制约了高校的长远发展。 2.高校校园文化本土化的积极效应 校园文化是一所学校自身精神的体现,而大学精神①不可能自发形成,也不可能在短时间内铸就,这需要历史的积淀、继承和再造。纵观现代高校的发展史,每所成功的院校都离不开大学精神的支撑,而大学精神传承的重要载体就是校园文化[5]。强调校园文化建设在国家层面的本土化,有利于在发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发展适宜当今中国国情的校园精神文化。例如,在政法院校的文化建设中,将西方现代“法治”理念与法学教育文化进行有选择、有区分的接纳与吸收,可以使政法院校一方面葆有传统法文化的精髓,一方面同时代的发展与全球化的思潮相协调,促进政法院校法文化的多元发展,形成积极、正面、有着鲜明时代特征的政法院校大学精神。同时,据前所述,校园精神文化的发展对于其他两方面———物质文化与制度文化起着良好的促进作用。故高校校园文化的本土化,在丰富其精神文化的同时,也可相应推动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统一协调的发展以及高校校园文化体系的完善。在地方层面,发扬文化本土化思想,有助于实现高校校园文化与周围社会地域文化的协调适应。由于网络环境的开放性与社会大环境文化的影响,高校的校园主流文化受到严重冲击,造成学生的信仰危机与道德缺失等负面影响。而地方文化的本土化则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文化本土化后,当地社会文化对高校的校园文化形成良性促进作用,可抵御由于校园自身文化的贫瘠给网络文化、社会负面文化遗留的可乘之机,也减少由此带来的反面冲击。同时,在实践教学中注重与社会的联动,可使得培养出的学生各方面综合素质与能力更符合社会需求,有助于孕育当今时代所需要的社会精英。 (二)校园文化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性 1.高校校园文化非现代化的负面影响 高校校园文化的现代化维度的缺失,重点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高校校园文化主体缺乏自主性、能动性。校园文化作为一种客观、抽象的精神,其实现有赖于作为高校校园文化第一主体的学生。但就具体情况看,当下高校的人才培育模式较为单一,人文社科专业尤为明显,它们往往集中于课堂、书本的理论教育,而轻视了实务经验对提高专业能力和综合素养的重要性。同时,学生在专业知识的学习过程中缺乏自主性,不能很好地认识到自己作为学习主体所应当具备的积极精神面貌与学习主动性,往往被动地接收老师的课堂教学、书本上的理论知识。“重理论、轻实务”的非现代化教育思路以及“被动型”的非现代化学习态度难以培育出符合时代精神的现代人才。第二,高校校园文化建设过程中官僚化问题严重。目前,高校校园文化建设体制以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为主,以校长作为全校的主要领导者,自上而下地形成完整、体系化的行政管理体制[6]。如果能够高效运行,这种管理体制对于高校的文化建设无疑起着积极推动作用。然而受市场化、功利化等因素的影响,行政管理者在高校校园文化建设中的自身问题也随之暴露。具体而言,官僚主义思想在高校的行政管理体系中盛行,行政管理者往往将校园文化建设当作形象工程来完成,未能从实际出发挖掘校园文化对于学生的深刻影响,而是停留在模仿、上传下达的形式主义阶段,造成校园文化建设无法发挥应有作用。同样严重的问题在于,校园里官僚思维的存续本身就为校园文化注入了消极成分,严重背离了现代大学制度建设的意旨。 2.高校校园文化现代化的积极效应 高校校园文化现代化的首要任务便是体现时代精神,即紧跟时代潮流,与时俱进,将时展中的先进文化熔铸于高校自身文化之中。这就要求高校将自身的文化扎根于现代文化之中,兼并包容,使之成为校园文化两大主体———学生与行政管理者的观念、价值追求以及行动方式。现代化理念所强调的自主性与综合性对于大学生的专业学习起到了思路上的指导作用。须把发挥学生的创造性与主动性作为高校校园文化发展的优秀动力,这就意味着学生在专业学习的过程中应当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在理解基础知识的前提下,积极参与课题调查、积极参加专业性社会公益活动等(如法律援助、医疗知识宣传)。唯有如此,才能够实现专业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实现个人的全面化、综合化发展,强化学生作为高校文化建设主体的优势地位与影响力。同时,现代化思想中所内涵的“去官僚化”与“以人为本”的价值理念对于当代高校行政管理者的活动有着大方向上的指导作用。“去官僚化”,即要求高校的行政管理应该回归到为师生服务的本位,而不应该继续以严重的官僚主义与官本位的思想单纯地“管理”师生。这就要求高校的管理制度中要充分体现“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贯彻民主发展的原则。行政管理者在运行高校管理过程中,应当发扬现代化人文精神,以校内广大师生为本,去除顽固的官本位思想,促进行政体制的合理性与科学性,为良好的校园氛围奠定基础。只有当“去官僚化”、“以人为本”的现代化理念真正践行于高校行政管理体系之中,并得到了全体师生的认可,校园文化的建设才能真正步入制度化轨道,体现人文关怀的精神。 三、方案:高校校园文化建设的方法与路径 (一)与外界联动,拓宽高校文化建设空间 1.因地制宜,加强校内校外文化互动 文化具有外在的社会性,校园文化环境是学校文化建设的前提和基础。尤其对于具有强烈社会效应的人文社科院校而言,在校园文化建设过程中推动校内文化与当地社会文化间的联系,实现文化建设的“地方社会化”与当地高校对于地方社会的文化、价值引领;换言之,加强校内外文化的沟通有利于在进一步丰富高校自身文化的同时,进一步推动地方社会的经济、文化发展。所以,在校园文化建设中切实贯彻文化的本土化确有必要,尤其是应考虑到校园环境与周围社会文化氛围的有机融合。此外,“文化本土化”同样体现在立足于本校的具体情况渲染校园文化氛围,使得该特定高校的文化思想能够在深刻地被师生体会的同时,更有效地发挥其对于当地社会的影响力。以政法院校为如,学校或学院可通过展板、橱窗等途径宣传本校法学教授中的先进典型与优秀科研成果创作者,以“身边人”作为切入点建设高校校园文化,构建政法院校浓郁的法学氛围,并激励更多教职工创先争优、更多法学硕士生和博士生加入到科研队伍中;这同时也达到了向社会展示政法院校强大科研力量与科研能力的效果,将该政法院校的特色文化触角伸向当地其他领域,起到了优良法治文化输出的效果。 2.开拓创新,增进国内国外文化交流 从前面的论述中可以看出,“文化本土化”包含“国家层面的本土化”与“地方层面的本土化”两个层次,它们之间并非对立冲突的关系,而是交叉统一、互相联系的。因此,在高校的文化建设过程中,不仅应当实现高校与当地社会的文化联动,还应当加快国家层面的本土化进程,强调国内文化与国际文化的互动交流。具体而言,促进国内高校校园与国际优秀院校之间的文化交流是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途径。例如,许多高校现已与美国、德国、英国、法国等西方先进国家的大学、学院间开展教师、学生的定期交流项目,通过这些交流,一方面向国外输送中国传统文化,并传播中国现代法治进程中的特色理念;另一方面也借鉴和吸收西方先进的文化及经验,并“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结合中国国情有选择地将其适用于中国高校的校园文化建设,形成校园文化的良性国际互动。 (二)加强文化建设中的各方主体地位,推进人才培育 1.强化管理队伍建设,树立文化战略思想 在现如今大多高校自上而下、垂直领导的行政管理体系中,校长为高校的主要领导者,主要制定方向性的文化战略方针;其他行政管理人员成为文化理念的践行者与实际运作者。他们都在高校的校园文化建设,尤其是制度文化的建设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加强以校长为领导的行政管理队伍建设势在必行。首先,作为领导者的校长要树立长远的战略眼光,要以“以人为本”的现代治理理念为基点,结合自身院校的文化特色,制定适合本校的文化发展路径。其次,在具体行政管理运行过程中,应当贯彻“去官僚化”的现代治理理念,使其成为高校体制改革的正确方向与主要目标,排斥行政管理中存在的形式主义、文牍主义,克服脱离师生群体的倾向,以全体师生的切身利益与长远发展为本位,开展学校管理。只有在校长的方针制定与具体管理者的行政活动中都强调“去官僚化”、“以人为本”的现念,高校的组织机构和队伍建设才能够突出该校校园文化的思想性,使得校园文化的建设有组织、有秩序,落实到高校的制度文化与物质文化之中。 2.调动学生自主性,烘托校园文化氛围 学生作为校园文化建设的第一大主体,在校园文化建设中应充分发挥主体作用。结合“自主性”、“综合性”的现代化理念,应当调动学生参加校园文化建设活动的积极性与完善自我发展的主动性。首先,应当吸纳学生参与大学章程的制定、修改和学习。大学章程是一所学校的“宪法”,是学校发展和内部治理的根本依据,唯有引入民主机制才能使得这部“宪法”获得真正的生命力,也才能激发学生的自主性,促进校园民主、理性文化的张扬。其次,通过鼓励学生自身思想道德素质的提高与专业知识的丰富营造和引领良好的文化氛围。就思想道德素质而言,当今现代化思想所倡导的科学精神,有助于培养各学科(当然也包括人文社会科学)学生严谨的治学态度,站在相对科学而客观的立场上对政治文化、社会事件作出相对合理的价值判断;就专业知识而言,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在专业学习过程中,学生应当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努力追求理论与实践并举,做到全方位发展,以此来适应社会对人才的需要。以政法专业为例,在完成课堂基础法律学习的同时,法科学生应当积极、主动参加诸如法律诊所、辩论比赛等校园文化活动,提高自身法学素养;在通过法学专业学习形成一定的法律思维后,法科学生应当通过各类社会调查、社会考察、“送法下乡”、普法宣传等有益的社会实践来了解社会动态、丰富法学知识并宣传法治思想,推动文化建设的发展。 (三)统筹本土化与现代化,发展独特大学文化 高校的校园文化是制度文化、精神文化、物质文化三方面的有机统一。新形势下高校的校园文化建设应当是以现代化为导向的,同时也应立足于中国本土,符合当地社会特色发展路径,并且形成以精神文化为中心的三维度协调发展。具体而言,应当从如下几点着手对之加以落实:(1)立足本土特色,促进文化交融。通过国内院校与国外院校间的项目交流,在传承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合理吸收借鉴优秀外来文化;与此同时,通过一系列综合性或专业性的社会实践,保持高校校园文化与当地社会文化的统一协调。(2)面向现代化,着力推进文化观念创新。把握现代化思想中“去官僚化”的内核,使之贯彻于高校行政管理体系的建设之中,打造具有先进性、纯洁性的管理团队;提炼现代化思想中“自主性”、“综合性”的精髓,使之适用于学生的教学实践之中,以此培育出主观能动性强、综合素质高的各类人才。(3)打造特色校园文化,培育文化活力。无论是对传统文化的承继,还是在此基础上对创新文化的发展,激发高校校园文化的活力始终是最终目的。据此,需要在教学科研及相关文化活动中突出大学精神,注重校园文化品牌的形成,如利用辩论比赛、学界大家、政界翘楚等增加高校显性文化的作用,同时加强教风、学风、校风建设,挖掘校园文化中的人文精神与法治精神,并且随着时代的发展加以延伸和扩展。 四、结语 时代的发展为高校校园文化建设创造了机遇,也带来了挑战,如何在新形势下以创新的方法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地构建高校校园文化成为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这一方面需要立足中国本土特色、当地社会特色,创新吸收多元文化,以指导大学精神的构建;另一方面需要面向现代化,发扬“自主性”、“去官僚化”精神,以培育具备现代知识、现代意识、现代能力的全方位人才。但同时,高校校园文化建设本身就是一个动态的工程[7],随着时间的推移以及新情况的涌现,仍需发掘出不同的视角,以进一步推进高校的校园文化建设,提出解决文化建设过程中新问题的种种对策。 作者:罗丽琳 单位:西南政法大学法学院 高等学校校园文化建设策略:以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为引领加强高等学校校园文化建设 摘 要: 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集中体现,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精髓。以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为引领,不断提高高校校园文化的内涵,把大学建成弘扬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的坚强阵地,对于加强高校意识形态工作,培养社会主义的建设者和接班人,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高校校园文化建设要纠正和克服浅层发展,价值缺失,主导价值导向不明、实用主义的倾向。高校校园文化建设必须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以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为引领,以加强理想信息教育为导向,坚持校园文化建设的正确方向。 关键词:社会主义 优秀价值观 高校校园文化 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的意见》中指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要从小抓起、从学校抓起。坚持育人为本、德育为先,围绕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把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纳入国民教育总体规划,贯穿于基础教育、高等教育、职业技术教育、成人教育各领域,落实到教育教学和管理服务各环节,覆盖到所有学校和受教育者,形成课堂教学、社会实践、校园文化多位一体的育人平台。 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集中体现,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精髓,校园文化是大学发展过程中的文化积淀。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教育与高校校园文化建设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实践。以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为引领,不断提高高校校园文化的内涵,是新形势下加强高校校园文化建设的一个重要课题。 一、以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引领高校校园文化建设的迫切性 加强高校校园文化建设,其目的就在于营造健康向上的育人氛围,培育合乎时代要求的大学精神,把大学建成弘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坚强阵地。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是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灵魂,承载着历史、民族、国家等各个方面的文化内涵,诠释着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 1.高校校园文化建设面临的新形势 随着经济全球化步伐的加快,知识信息时代的到来,文化的传播愈加广泛,大学作为一种社会文化,是各种思想、观念碰撞与交融的舞台,其建设面临着复杂的环境。一是以满足大众娱乐消遣为目的的通俗文化在大学校园内不断流行。这种文化往往只注重迎合学生喜好而不顾及学生的健康成长,有时甚至为了满足某些低级需要而不惜以损害学生的身心健康为代价,致使校园文化出现一些不健康的倾向。二是从校园文化的主体来看,我国社会正处于转型期,人们的思想观念正在发生转变,在校大学生既表现出了较强的社会适应力,同时有暴露出了较弱的社会免疫力,高校校园文化建设迫切需要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教育的引领,以利其健康发展。 2.高校校园文化建设中存在的问题 目前,有一些突出问题在高校校园文化建设:一是校园文化建设缺乏价值成分的发展趋势。一些学院对大学校园文化建设的认识知识简单的娱乐文化和体育活动或是在科学和技术创新活动上培养学生的技能,而忽略了其内涵的意义,也忽视了对大学生价值观的培养。这两点是高校校园文化建设中出现的主要的问题。在部分高校校园文化建设中,选择活动完全是根据学生的喜好来决定学习文化活动的形式,完全的缺乏领导价值。我们只有去注重学生的实际需要,而不是去考虑文化自身的发展规律。针对以上的情况,将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的教育要尽量的融入到大学校园的文化活动中,从而来引领大学校园文化建设,这也是现今大学校园所刻不容缓的任务。 二、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引领高校校园文化建设的有效途径 当前,应着重加强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1.以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为统领,加强理想信念教育 随着改革的开放,再加上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发展的逐渐深入,增加了各种文化思想交流与交融的频率,思想的领域也就会逐渐变得多样化。因此,要在校园的文化建设中把社会主义的优秀价值的内涵与精髓融入进去,在建设校园文化时发挥出它的引领作用并坚持下去,这是新时期的建设校园文化的发展趋势,也将是其必然的选择。首先,要强化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学习。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社会主义的优秀价值的指导思想,而其重要的途径为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建设。所以,全体的师生都要坚持不懈的学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只有经过思想文化的逐渐熏陶,才能慢慢地促进马克思主义的信念逐渐深入人心,成为教师与学生的精神信仰,也就能体现出其价值。其次,要加大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想教育的力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是作为社会主义的优秀价值的最基本内容。高校校园的文化建设就应该把中国的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为主题,开展有关爱国主义、理想信念、形势政策等主题的活动,让广大师生积极的参与其中,让他们明确的认识到中国的特色社会主义是把当代中国的发展与进步作为共同的理想,从而加强人民的自信心。再次,是要培养人民群众的民族与时代精神。这两种精神坚定的支撑着中华民族,也是中华民族精神生生不息、薪火相传的动力,还是当代中国奋发图强、不断创造崭新业绩的力量源泉。通过加强弘扬民族与时代精神的力度,让这两种精神在时刻激励着广大的师生团体,成为建设高校校园文化的主旋律。最后,要通过社会主义的荣辱观来引导广大份师生,并逐渐形成特有的校园风尚。由于校园文化的活动是丰富多彩的,就成为学习社会主义荣辱观的最佳载体。对于大学的教育必须要把社会主义的荣辱观作为重点,针对学生的不同特性,在设计校园文化的活动时,要重点突显主旋律,并要表现出趣味性,要寓教于乐,设计各种各样、科学的活动形式,让学生在愉悦的活动中解读“八荣八耻”的荣辱观念。 2.以培育大学生精神为重点,加强校风教风学风建设 一所大学最重要的灵魂与最宝贵的财富就是校风、教风以及学风。因为校风、教风以及学风的建设直接关系到学生的文化知识素养以及思想道德水平,与校园的人才质量也有着直接的关联。教育部、共青团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高等学校校园文化建设的意见》指出,高校校园文化建设要“以建设优良的校风、教风、学风为优秀”。大学精神是大学在自身存在和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独特价值判断和理性表达,是大学的理想目标、精神信念、价值取向以及认知世界的态度和方法的理论升华,是大学校风和学风的本质体现。为此,一要正确认识大学校园文化的功能,避免校园文化建设有形无神。大学校园文化建设的最终目的是通过一系列有形的具体措施来培育大学精神,并以这种优良的精神环境氛围来侵染大学生的心灵,培养他们的品性,使大学生保持积极的人生态度和饱满的生活热情。二要遵循大学校园文化建设的规律,并注重发挥校园文化的隐性德育功能。在这一过程中要继续推进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由物质文化向精神文化渗透,要逐渐形成以第二课堂为主导的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教育模式。 3.以特色教育活动为抓手,实现知行相统一 以培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者为目标的高校校园文化建设,必须促进学生在社会实践过程中的“知”与“行”的统一。为此,有必要开展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教育项目建设,采取项目运作模式开展一系列的校园文化主题多动,为大学生践行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打造空间。一是以青年马克思主义培养工程为依托,开展思想文化教育实践,以学生党校、团校、理论社团为依托,重点办好理论研讨会、形势政策报告会,同时深入革命纪念地、纪念馆等爱国教育基地,让学生了解历史、认知社会。二是以职业生涯规划为载体,开展理想信念教育实践。实施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辅导,要以价值导向为优秀,教育引导学生把个人的选择与国家和社会的发展需要结合起来,在此基础上对大学阶段的学习生活及素质发展进行全面规划,同时要实施开展创新创业等教育实践活动。三是以重要纪念日、重大事件为契机,开展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教育实践,围绕重要纪念日、重大事件,合理设计教育主题,采取大学生喜闻乐见的形式,开展主题教育实践活动。四是以文明大学生评选活动为抓手,开展道德规范教育实践。通过争创活动的开展,引导大学生从具体事情做起,从一言一行做起,培养良好的道德情操。 总之,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是高等学校的一项历史使命和神圣职责,是教书育人的根本要求,我们一定要牢记使命和职责,以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为引领,把高等学校校园文化建设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使社会主义优秀值在大学生心中生根发芽,开花结果,为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宏伟目标书写新的壮丽篇章。 作者简介:王金生(1947―),男,汉族,籍贯系山西省介休市,1986年7月毕业于山西广播电视大学党政管理专业,1973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讲师、政工师职称,1974年至2006年先后任山西印染厂党委宣传部副科级理论教员、宣传部长。2006年8月至今任山西同文职业技术学院党政办公室主任,曾在《中国纺织政工研究》《晋中论坛》《晋中党校校刊》数篇。 高等学校校园文化建设策略:新时期高等学校校园文化建设 [摘要]新时期,传统大学校园文化和现代大学校园文化的融合已经成为主流趋势。文章提出高等学校应该树立正确的指导思想,明确校园文化的发展方向,继承优秀传统文化,促进文化融合,加强校园文化建设,全面建设和谐校园。 [关键词]新时期 校园文化 文化建设 [作者简介]赵明家(1973- ),男,吉林长春人,吉林农业大学学生处处长,副教授,硕士,研究方向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吉林 长春 130118)潘玉环(1974- ),女,吉林长春人,吉林大学,讲师,在读博士,研究方向为古代文学。(吉林 长春 130062)李新殿(1981- ),男,吉林长春人,吉林农业大学,讲师,硕士,研究方向为思想政治教育。(吉林 长春 130118) [课题项目]本文系2012年吉林省高等教育教学研究重点课题“高等学校校园文化建设与素质教育的研究与实践”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校园文化作为社会文化的一种模式和形态,一直备受关注。高等教育工作者在这项领域中有许多深入探索,历经多年的实践与创新,逐步成为一种独特的文化,这种文化不断激励和鼓舞着全校师生共同进步,开创美好的校园生活。校园文化在价值观念、校园精神、行为准则等诸多方面均有体现,并且蕴含在学校各项规章制度和浓郁的学术氛围之中,有着独具特色的理念和别具一格的文化精神。高校校园文化是经历了万千莘莘学子不断追求所传承下来的独有的精神财富,具有强大的凝聚力和感召力,时刻都在大学生德育工作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但我们更需要对校园文化进行充分的认识,加强其建设,使之能巩固其应有的地位,更好地发挥作用。 一、树立正确的指导思想,明确校园文化的发展方向 校园文化必须具有健康积极向上的文化,必须代表着先进文化前进的方向。发展积极健康的校园文化不仅是建设现代化高校的需要,也是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者和接班人的需要,更是促进社会和谐发展的需要。为了建设先进的校园文化,就必须树立正确的思想观念,以正确的思想作为指导,从思想上树立起共同的理想信念和追求目标,明确校园文化的前进方向。 第一,明确校园文化的根本任务。校园文化的根本任务是“以人为本,教人育人”。“以人为本”充分体现出校园文化人文化、开放化的特点,同时也体现出其促进学生了解自我、展现自我、发展自我的良好趋势。“教人育人”更加明确了高校所肩负的为社会发展和祖国现代化建设培养“四有”新人的重要任务。校园文化的根本任务充分展现了校园文化与时俱进,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科学的先进文化。 第二,建设健康积极的校园文化,必须始终不渝地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及完成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为指导,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校园文化建设中的主体地位和主导地位,营造健康、积极、浓郁的校园文化氛围,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二、继承优秀传统文化,促进文化融合 建设先进的、健康的、积极向上的校园文化必须充分继承优秀的传统文化。中华民族五千年历史源远流长,是世界文化史上的一颗璀璨明珠。同志指出:“要帮助广大干部群众特别是广大青少年充分认识我们民族的历史和传统,深入了解近代以来我们民族的深重灾难和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英勇斗争,深刻理解社会主义中国的历史性进步和光明前途,不断增强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自豪感。”这充分体现了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作用。同时,为了建设先进的校园文化,仅仅依靠继承传统文化还不够,要放眼世界,海纳百川,充分吸收各种思想文化的精髓,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促进思想的融合。 第一,继承中国传统文化是提升高校学生素质的根本需要,是进行校园文化建设的主要资源。继承和发扬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可以促进学生形成良好的道德品质。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是前人智慧的宝贵结晶,它教导学生学会做人做事,尊老爱幼,孝敬父母,兄弟和睦;它教导学生学会做一个“家国天下”的人,热爱祖国,热爱人民;它教导学生学会做一个自尊自爱的人,知礼重信,务实践行;它教导学生做一个诚实守信的人,光明磊落,不投机取巧;它教导学生学会自立自强,不断求索,实践出真知;它教导学生学会克服各种艰难险阻,在逆境中学会坚韧,不气馁,不退缩,勇往直前;它教导学生懂得追求,不贪图享乐,做生活的强者;它教导学生懂得感恩,心系他人,知恩图报;它教导学生学会学习,“三人行必有我师”“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这些无一不体现出中华五千年传统文化的无尽魅力。 第二,重视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结合。随着科技的发展,传统文明与现代文明的结合已成必然趋势。就现阶段而言,要将中国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教育和“中国梦”相结合,把继承学会做人、学会学习的传统作为弘扬和培育中华民族精神的切入点与突破口,注重发挥第二课堂主渠道作用,将爱国主义精神、自强不息的精神、求真务实的品格等渗透在党团建设、社会实践、志愿服务、科技创新、文化活动等环节中,充分挖掘和利用网络媒体平台,大力弘扬传统文化精神和知识。通过学科渗透、主题活动等多种形式引导学生学习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使之转化成大学文化的一部分。 三、加强校园文化建设,全面建设和谐校园 第一,要以正确的思想为引领,积极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引导大学生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发扬并继承“上善若水,厚德载物”的精神,开启人生崭新的篇章。在才华施展、理想腾飞的殿堂里,充分使用校园文化传播媒介,广泛开展宣讲和研究活动,切实提高广大高校大学生自身素质。邀请校内外专家、学者开设专题讲座、报告,切实加强形势政策教育,时刻做到与时俱进。 第二,要发挥课题主渠道的积极作用。在教学渗透方面,由于教师在课堂上的主导和引导作用,教师自然而然地成为校园先进文化建设的主力军。教师必须履行其“教书育人”的义务,做到自律自立,做好学生的引导人。在课堂上,教师要用自己的世界观、价值观和人生观去影响学生,让学生感悟到校园文化的魅力所在,以此实现校园先进文化的建设。设置主题活动和实践活动,可以组织开展主题班会、团会、征文、演讲、讲座、知识竞赛等主题活动,提高大学生文化素质层次水平;举办“中国梦”主题教育活动、大学生科技文化节、大学生“挑战杯”等校园科技活动,培养大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动手能力,激发其创造力;积极开展大学生艺术节,培养大学生的艺术素质,让每一位学生都有一个充分展示自我、释放自我的舞台。 第三,全面营造校园文化环境,应积极创造条件建设学校的硬件设施及软件设施,保证校园文化活动的顺利开展。必须优化学生学习生活的环境,好的环境才能够营造良好的文化氛围;应建设相应的文化场所,为学生提供良好的文化空间,这样才会使广大师生身处于良好的环境文化氛围中,心情舒畅,身心愉悦;应取得广大家长的关注和支持,使建设和谐校园的活动全面发展。 我们要充分认识建设先进校园文化的重要性和必然性,建设先进的校园文化是新时期教育工作的新途径,能够引导他们正确处理好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能够为国家和社会培养出一批优秀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成功实现教育与社会需求的完美结合,能够为把祖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做出贡献。 高等学校校园文化建设策略:新时期高等学校校园文化建设的策略 摘要:随着科技技术的进步,校园文化成为学校办学的特色。发扬和传承校园文化的意图,在于提高学生的社会意识,弘扬他们在生活、思想等各领域的积极精神。本文分析了摆事实、讲道理的逻辑关系,通过剖析目前高校校园文化建设的不足和欠缺之处,采用更加个性化、便捷、因地制宜、因材施教的建设策略,以求在新时期,新阶段创造出更美好的校园文化。 关键词:高校园文化;校园文化建设;建设策略 一、引言 党的十八大报告要求:“建设社会主义优秀价值体系,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凝聚力;建设和谐文化,培育文明风尚;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推进文化创新,增强文化发展活力。”文化是一种隐型的财富,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校园文化是新兴的名词,更是现代社会发展的产物,它是时代的造就品。校园文化既包含物质文化,又包含精神文化。校园文化是在历史人文环境和背景下长期熏陶而逐渐形成的。学校是一个社会空间名词,在学校内,教师和学生依存特殊的关系联系在了一起,他们在校园内从事课内外的各项活动,他们共同创造了精神财富以及承载这些精神财富的规章制度、组织活动和物质形态。[1]校园文化是一类特别的文化理念,可以追溯到我国古代的教育沿革,如孔子,孟子,庄子等。校园文化最早在国外被提出,是在文艺复兴时期被文人学者所提到的。随着工业革命的爆发,校园文化概念先后被欧洲、美洲的先进国家教育界所涉及。改革开放以来,校园文化逐渐被国内知名高校所重视,现在已经逐渐被广大学校所应用。新世纪、新阶段加强高等学校校园文化建设,是党和人民的根本意愿,也是建设社会主义高教事业的前提。提出实事求是的校园文化建设的标准、定位、过程、实施方法,最大限度地施展校园文化的教育作用,是高等学校办学的重中之重。 二、校园文化建设现状 目前,高等学校校园文化建设在一些方面还存在不足,如思想认识、功能作用、建设方向和参与力量等方面,具体表现如下。 1.思想认识上的错误观念 在思想认识上,人们对校园文化建设一般会有三种错误的观念。首先,在一些地方校园,往往重视校园设施的建设,忽略了校园文化的真正的精神层面,这种现象,在一定范围、一定时期内还是很多见的,在全国校园文化建设中也不在少数。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是相辅相成的,物质是基础,精神是保障,二者如果错了位,就是仅具虚荣、徒有其表了。其次,校园文化不是几种文娱活动模式化的表现,比如现在高校中喜欢举办一些女生节、社团活动、校园巡演等活动,而校园文化并不是被这些节目所定义的,正如哈佛大学不是由于划船比赛而出名的一样。有的高校领导认为,多成立一些社团,多搞一些文化节、艺术节等活动,校园文化就大功告成了,这种认识是浅薄的。第三,不能正确评价校园文化建设的成效,认为校园文化建设的成功与否,取决于物质文化建设和娱乐活动开展的表层效果,而忽视了作为校园文化优秀和灵魂的精神文化建设。 2.高校校园文化建设的教育功能弱化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全面发展和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大学生自强意识、创新意识、成才意识、创业意识不断增强。[3]同时,一些大学生不同程度地存在政治信仰迷茫、理想信念模糊、价值取向扭曲、诚信意识淡薄、社会责任感缺乏、艰苦奋斗精神淡化等问题,这就要求高校努力发挥校园文化的育人功能。但是,当前高校校园文化建设的育人功能还存在一些问题。[4]例如,各高校普遍存在宣传栏、墙报更换周期长、信息传递不及时、内容良莠不齐、过分追求形式等问题。除了校内信息外,校外的各类广告、招聘启事等信息接踵而来,在为学生提供校外实践机会的同时,也给校园文化蒙上了一层市井气和商业味”。[5]有些文化宣传粗制滥造,缺乏创新,许多文化活动都受赞助商家制约,直接影响着校园文化的传统教育功能。 三、新时期校园文化建设策略 1.加强“校园”建设 “校园”包括实在的硬件建筑,如教室、操场等,除了这些,还有软件,就是人,就是教师和学生,有时甚至还包含家长。最重要的还包括:教学方法,教学理念。首先,要加强校园硬件设施建设。俗话说得好: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校园的整体建设是校园精神文化建设的基础和保障,良好的建筑是突出校园文化的点睛之笔,是校园精神文化的最好表现。而对于校园软件的建设,则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建成的,需要一定时间的积累,不能一蹴而就,需要一批批教师辛勤的工作,需要学生积极的配合,需要家长的大力支持。所以,加强软件的建设,要从点滴做起,从小事做起,不怕小,不怕难,坚持不懈。因此,必须注意校风养成的特点,从一点一滴培养起,持之以恒,反复强化。首先,正确认识校风对学校和校园文化发展的作用,通过引导人们的价值取向,确立高尚的世界观、人生观,用精神力量来为实现学校育人目标服务,更好地体现出社会主义教育的本质特征;[2]第二,要加强教学建设,要为学生努力学习、天天向上打基础。学校的第一教学要务,对于教师而言,就是必须努力引导并加强学生听课的积极性,课下时间要努力备课,在课堂上则要吸引学生的眼球,使他们不走神。教师要始终注重端正学生的学习态度,让他们觉得学习是一件愉快的事情,而不是累赘和麻烦。要不断培养学生良好的学习习惯。这就要求,教师要加强学习动力教育。最后,要加强教风建设。应注意首先建立民主性教学关系。尊师重道是千百年不变的道理,学生应当尊重教师,但是教师更要尊重学生,不要打骂学生,不能高高在上,要以平常的心、平等的心态面对学生。还必须强调树立教师的职业道德。这些,都是“教风”建设的重要内容。 2.要彰显校园文化的地域特色。 笔者所在地是一座有着多年历史积淀的文化名城,人文荟萃,底蕴深厚,处处有内涵,处处有哲思,处处有神韵。在发展自身校园文化特色时,需要依托于学校所在地的人物、历史、文化,注意推崇名城、名人故里等因素,尤其是弘扬那些具有时代精神、民族特色、伦理道德的名人轶事,作为创建校园文化的建设策略。 3.要彰显校园文化的学科特色。 每个学校都有各自的办学特色,都有各自的学科优势。清华大学以享誉海内外的理工科优势成就了其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文化精神;北京大学以闻名遐迩的人文科学铸就了其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文化风格。所以,每个学校都要抓住自己的办学特点、发挥长处,创造出独具特色、独一无二的校园文化,走在时尚前沿,把握潮流动向,使校园文化既具特色,又不呆板。 4.要彰显校园文化的管理特色。 有什么样的文化,就有什么样的管理。从某种意义上说,管理也是一种文化。不同的学校要注重师生的行为、价值观、思想动向,不要总是沿袭管理的老路线,要敢于创新,敢于探索,从教学中找问题,找目标,从学生的成长中找经验,多积累,多沉淀。要提高管理模式水平,让它更加模式化,集成化,系统化。 提升校园精神,美化校园环境,营造文化氛围,优化育人环境,促进学生全面发展,是当前高校校园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要创造出适合于各校特色的个性化模式,努力实现校园文化建设的层次化、系列化、科学化,推进校园文化建设的健康发展,把校园文化建设不断提高到新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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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研究生论文:研究生中医考试的理论探索 此次中医综合考试各学科能力的测量精度均较高(都>0.700),测量误差较小(都<0.010),其中对方剂学能力的测量精度最高,其次是中药学。按照每部分试题量所占比重来决定权系数,对6个因子全域分进行合成,可以得到全域总分的方差以及相应误差的方差分量估计,进而得到全域总分的概化系数较高(0.945),相对误差很小(0.003),说明此次中医综合考试的总体测量信度是比较理想的。3.各学科对总方差的贡献比例研究根据上述结果可以得到各学科因子对总方差的贡献。6个因子对全域总分方差的贡献比例与命题时的赋分意图基本接近。如针灸学的赋分比例是13.7%,其实际的方差贡献为13.58%;中药学、中医诊断学、中医内科学的赋分比例与实际的方差贡献比例也都是比较接近的。只有中医基础理论、方剂学的赋分比例与实际的方差贡献比例差距较大:方剂学的方差贡献高于赋分比例,而中医基础理论的方差贡献低于赋分意图的要求。对照前面各个因子全域分估计的精度情况,方剂学的测量精度较好,而中医基础理论的测量精度相对较低,可能是导致方剂学的分量在一定程度上提高而中医基础理论的分量在一定程度上降低的原因。总体上,此次中医综合考试在决定各个二级学科的分量方面基本上是适当的,只是中医基础理论的分量和贡献还需进一步平衡。从概化理论D研究的角度来讲,提高样本容量会在一定程度上提高测量信度。但是考虑到中医综合考试的试卷共有180道试题,已经是一个比较长的试卷,单纯依靠增加题量提高信度是不太可行的。另外,其他科目如方剂学、中药学、中医诊断学同样都是30道题,其赋分比例与实际的方差贡献比例也都比较接近,因此,有必要对中医基础理论试题本身的特性进行分析。 研究发现,中医基础理论的试题难度(0.613)低于整份试卷的平均难度(0.521),难度在0.7以上的试题有11道,由于题目难度较小,不同水平的考生答对的概率都较高,因而导致题目的区分度相对较低,因此,适当提高题目难度以提高区分度可能是改进中医基础理论试题的一个方向。另外,考虑到中医基础理论学科本身有一些知识点存在一定争议,而且这样的知识点相对于其他学科比较多,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增加了命题难度。关于3个题型因子的分析1.G研究:各效应在3个题型因子上的方差、协方差分量运用mGENOVA软件可以得到考生(p)、试题(i)以及考生与试题之间交互效应(p×i)在3个题型因子上的方差和协方差分量的估计矩阵,见表7。由表7可知,在3个题型因子中,方差分量最大的是X型题,其次为B型题,最小的是A型题。这说明在此次考试中,X型题的作用最大,A型题的作用最小。同时,根据协方差分量的估计值,我们发现各个题型与其他2个因子的协方差分量值都小于0.1,说明考生在各题型上所得分数高低所确定顺序的一致性程度相对较低。另外,与考生方差相比,各题型因子的试题方差较大,这表明对于考生来说,各种题型在难度上具有较大的一致性;考生与试题之间的交互方差在3个题型因子上都大于考生方差,这表明各题型的相对难度是因人而异的。2.D研究:各题型全域分估计及全域总分估计的精度情况根据G研究估计的方差与协方差矩阵,可以进一步估计考生在3个题型因子上的全域分数以及相应的误差估计的方差分量,进而估计概化系数与可靠性指数,如表8所示。X型题的全域分方差分量最大(0.061),A型题的全域分方差分量最小(0.045);考虑到误差因素,信度(概化系数)最高的是A型题(0.901),概化系数最小的是B型题(0.820)。整体上看,此次中医综合考试各题型的测量精度均较高(都>0.800),测量误差较小(都<0.010)。按照各题型试题量所占比重来决定权系数,对3个题型因子全域分进行合成,可以得到全域总分的方差以及相应误差的方差分量估计,进而得到全域总分的概化系数较高(0.944),相对误差很小(0.003),说明此次中医综合考试的总体测量信度是比较理想的。3.各题型对总方差的贡献比例研究根据上述结果可以得到各题型因子对总方差的贡献,见表10。由表10可知,3个题型因子对全域总分方差的贡献比例与命题时的赋分意图基本接近。例如A型题的赋分比例是40%,其实际的方差贡献为41.86%;B型题的赋分比例是20%,其实际的方差贡献为21.64%;X型题的赋分比例是40%,其实际的方差贡献为36.50%。以上数据表明此次中医综合考试各种题型的分量分布比较适当。 六个学科在预测考生中医学专业能力水平上都具有重要作用,各学科分量基本适当,测量精度较好。此外,三种题型对能力测量的精度都较好,且由于全部采用选择题这样的客观性试题,评分误差非常小,信度(概化系数)很高,各题型的实际贡献与命题时确定的分量分配十分接近,在预测考生能力水平上具有基本一致的功能。总之,从多元概化理论的角度来看,2012年中医综合考试试卷的学科内容分布和题型结构设置都比较合理,测量精度较好。 作者:白娟 中医研究生论文:中医学临床医学研究生能力的探微 1研究方法 所选的案例证型不能过于单一,要具有一定的辨证难度,以起到训练学生中医辨证、类证鉴别的基金项目:上海中医药大学研究生新开课程建设项目能力;在模拟诊疗之后,引入病症现代进展研究,内容涵盖鉴别诊断、诊断依据、临床治疗以及药物研究进展等,使教学内容更贴合研究生的学习方向;并对学生在中医经典的学习和运用提出要求。教学模式主要为:通过案例阅读,引出课堂提问内容,再进行问题分析,期间加强中医经典基础的复习与巩固,并在现代医学进展方面予以介绍,最后回顾总结。 2结果 在案例式教学结束后,对研究生进行本课程测试,病症为非授课内容,形式仍同研究方法,分析成绩并与前比较,每位研究生写一篇学习心得与建议。 2.1案例式教学前后学习成绩分析 分别对病史完善、理法方药、经典理论三个方面进行前后比较,均以百分制计算(见表1),统计学方法采用t检验。从表1可以看出,研究生在理法方药、经典理论这二块学习成绩提高较明显,有统计学意义。 2.2学习心得分析 案例式教学结束后,每位研究生需完成一篇学习心得,其反馈内容主要包括个人在学习方法、学习能力、综合分析等方面是否有提高并提出建议。由表2可见,研究生学习能力提高人数所占百分比较高,说明案例式教学方法在形成良好思维方式、不断总结的基础上使研究生在较短时间内得到进步。收回的33份反馈表中,27份提及希望其他临床课程采用相似的教学模式,21份建议在案例的设计上可多系统渗透,2份认为教学过程比较紧凑,适应能力有待提高。 3讨论 案例式教学法是通过模拟真实的事例,使学生在特定的情景中进行体验、分析、决策,从而培养他们独立思考能力和解决问题能力的一种教学方式。该方法多年来一直被广泛用于经济学、金融学、法律学、商业和法律课程的教学中。 20世纪80年代末,案例式教学法传入我国,逐渐被越来越多的高校接受并广泛运用。案例式教学注重提高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其本质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互动式教学,其教学目的在于发展学生运用与课程相关的知识和技能解决问题的能力,故而其面对的教学对象需掌握一定的基础理论知识。所以我们选取在临床专业课程中应用、实施案例式教学法,其授课对象均为临床医学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住院医师),学生在本科课程中已基本学习掌握了《中医内科学》常见病症的相关基础知识内容,但仍存在临床思路较为书本化,不能有效地把基础理论知识结合临床,中医诊疗辨证较为单一或辨证片面,从而导致处方用药的不准确等诸多问题,这些问题均反映出我们中医学类学生中医临床辨证思维能力还有待提高。 而学习能力的提高通常所需具备的三要素———规范的学习行为、良好的学习习惯、有效的学习方法,对研究生而言更应在学习方法上予以引导,他们普遍基础理论较扎实,但临床分析能力尚有欠缺,所以我们尝试在教学授课中通过案例式教学法,选取典型中医常见病症案例为引导,在方法学上予以指导,以有目的的提问为主线,进行情景式、启发式教育,教学过程在原有知识的基础上附加提供一些让学生能够参与、融入的背景资料,使学生感觉如同亲临其境,从而更好地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及主动性。并且,我们在问题的深入过程中穿插加入相关的中医基础、经典理论知识以及该方向的新进展,使学生在复习巩固、开拓视野的同时又做到了融汇贯通,从而达到较好的中医内科学临床理论课教学效果。事实证明:案例式教学在学生中的反馈较好,特别是在提高学习能力方面尤为明显;而且这种规范、严密的案例设计,对提高学生的技能也大有裨益。在收回的33份反馈表中,也表明学生对这种教学方法的认可和期待。 由此可见,以案例式教学法为主要教学手段,逐步引导学生诊疗思路,在课程内容深入的同时,切入教授中医内科病症相关临床进展知识,教学内容由浅入深,层层递进,既解决学生临证辨治能力薄弱、理论与实践脱节的问题,又弥补其临证治疗进展内容缺少的不足,对促进学生能力提高有一定作用。这种教学方法对教师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如何使案例式教学方法更切合临床实际、更有利于学生成长是我们要深入思考的问题。 作者:陈咸川舒静李英顾娟单位: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岳阳中西医结合医院 中医研究生论文:中医学位研究生培育 作为一名中医临床工作者及临床医学院中内教研室的教师,笔者在亲历了临床博士生五年的培养获得了博士学位,并指导了十余名临床硕博士研究生后,觉得现行的中医临床专业研究生的培养在中医技能及临床经验方面的要求较低,学生通过三年培养获得这方面经验和技能的机会较少,以致学生毕业时并未达到希望通过三年强化临床培养提高中医临床功力的学习目的。而我作为一个九十年代的临床研究生所经历的研究生培养模式在中西医理论和临床技能方面都得到了较好的锻炼,这种模式如果得以推广运用,可为今后中医临床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模式提供新的思路。现就其特点及具体方法介绍如下: 一、在研究生选拔上,热爱中医是前提,立足临床是优秀 临床型中医研究生培养目的必须是将来能在临床第一线运用中医技术服务大众。在导师选择研究生时,必须强调学生对中医的热爱与自信力,如果没有这一前提,学生就不会主动去学习掌握中医知识与技能,而仅把三年的学位培养作为自己获取高一级职位或留在高一级城市工作的资本,缺乏主动钻研中医基础理论、经典著作和临床技能的动力,也就根本谈不上提高自身中医修养与中医临床能力。临床研究生的培养是为将来担负中医临床工作培养人才,故临床能力的培养是整个学位培养的优秀内容,离开了临床这一优秀内容的培养,让学生三年的培养周期仅围绕导师的某一课题度过,或做实验,或做流行病学调查,而没有让学生有机会到各个相关科室第一线进行临床管理与诊疗,那三年培养周期结束后可能成为“只专不博”或空有其名的硕博士,其实际临床能力甚至不及长期工作于临床一线的本科生,而由于有硕士学位,这类学生毕业后又往往自视甚高,不肯担任住院级临床工作,不愿从临床第一线做起,猛补自己临床实践能力的不足,而成为类似于“鸡肋”的“人才”,这将影响中医的发展,也是临床中医人才培养的失败。 二、在研究生培养方式上,学生广泛自学与导师言 传身教相结合,着重培养临床思维能力我曾是一名上海中医学院五年制临床博士研究生,感谢我的导师陈湘君教授,她为我设计了一种立足临床,中医为主的中西医结合培养模式。在研究生第一年,我即开始跟随导师门诊随诊,同时导师又推荐我跟随我院内科名家胡建华、姚培发等其他内、外科老中医学习,熟悉常见病及专科病症的中医临床诊治方法。第二年开始,我即赴西医单位专科病房与门诊学习,跟随西医风湿名家陈顺乐、顾越英教授学习专科的西医诊治方法及实验室技术。自第三年开始,我参与完成了上海5家三甲医院119例皮肌炎的中医证型及预后的家庭访问及统计,并在导师指导下完成了自已中医诊治系统性红斑狼疮的临床与实验研究的毕业课题设计,同时以此申报国家中管局课题获得成功。在进行科研课题的同时,完成了两年的内科一级科室,包括急诊、心监、功能科室及风湿病专科病房的实习,实习时基本独挡一面地参与床位管理、门诊及科室一线值班等住院医师工作,通过两年的锻炼,临床能力基本达到了高年资住院医生水平。故在毕业后很快适应内科门诊及专科病房工作,顺利晋升主治医师。从我的培养历程来看,除了在导师指导下的中医理论与技能的学习外,更应充分发挥自身的主观能动性。在研究生期间除学校规定的课程外,还借阅了大量的中医著作及本专业西医著作,边学习边实践,将学科的中西医理论基础知识在临床中加以消化实践,逐步提高自己的临床思辨能力。我觉得我的以自学与名家带教相结合、理论学习与临床实践相结合的培养模式是值得推广的,虽然我当时是五年制完成的临床博士生培养,时间相对于三年制的硕士生培养较宽裕,但如果现行的三年制临床研究生的培养参照我的培养内容,将临床实践的时间扩大到两年,并希望能够尽量涵盖所有与专科相关的临床科室的轮转,适当压缩理论课时间,将理论课学习与课题设计与完成的内容穿插到两年的临床实践中,强调学生自学与广泛阅读相关专著的培养内容,这样,或可收到良好效果。 三、在临床技能培养中强调胆大心细、虚心求教,要学会沟通技巧 要培养出一个临床型研究生,不仅要着重培养其胆大心细的工作作风,并要适当培养其沟通技巧,既要能虚心向上级医师请教,更要勇于实践思考。只有在临床实践中不断培养自己的决断力、洞察力,这样才不会失去寻找蛛丝马迹的临床诊断依据的机会,又不会因为纠结于一些不必要的问题而耽误治疗时机。建立良好沟通的前提是每个医生能够做到换位思考,急病人所急,想病人所想,一切从病人的需要出发,而不是从自我利益或面子出发,这样一定能够建立良好的医患关系,良好的医患关系反过来也会提高诊治的正确性并促进诊治的依从性。 四、在毕业课题选题上,做到科研与临床紧密结合,并学会临床病例总结技巧 临床研究生与一般临床医生的不同之处在于他已经经历了科研思路的培训和科研技能的培养,对于临床所遇到的实际问题应该学会带着科研的眼光去看,去钻研,从中总结规律,发现问题,并在解决问题中提高自己的能力。并对临床病例的收集和撰写也会主动进行归纳总结,而不是流于形式盲目书写。在临床病例总结中,寻找用药有效的规律,或临床现象的规律,从而提高自己的诊治水平,并在此基础上进行科研课题的申报或撰写高水平的临床学位论文。在此方面的培养上,导师的指导作用相当重要,因为许多临床型研究生多是应届毕业生,既缺乏临床经验,又缺乏科研思路,加上刚开始临床,临床事务一多,很容易流于形式地完成一般住院医师的病史书写,就算完成临床实习,却又缺乏钻研精神及总结能力,而导师站在自己的高度可以高屋建瓴地为学生指明需要深入研究或总结的临床经验及临床现象,确定目标后让学生围绕相关主题进行文献检索、技术培训及临床病例收集。故培养导师的作用不容小视,其前提是导师必须有一定的科研精神及丰富的临床经验,并在研究生培养上能够有一定的时间精力保证。 五、学位考核与平时工作相结合 临床研究生的学位考核目前仍是与以往的科研型研究生培养的考核形式相类似,只是多了临床技能考试部分。而我认为,临床型研究生的培养效果的考察应该与其临床工作水平相结合,而不是象本科生那样以几个时间节点的理论考试、技能考试为主要考核方式。相反应在临床收治病人水平、门诊诊治病人水平的工作面上考量其能力,以能力的考核作为主要的学位考核内容,而学位论文的撰写只作为很小的一部分进行考核,并可进行中医医案撰写的评估来充实学位论文考核的不足,只有坚持临床考核为主,论文考核为辅,方能从根本上提高中医临床研究生的学位含金量。以上几点关于培养模式的思考只是本人一些不成熟的想法,现写出来供各位中医教学同仁探讨,以期提高中医临床教育水平及中医临床型研究生的实际能力,希望通过大家的努力,使中医这一中国古文化奇芭永远生机盎然地服务于人民大众,而不要日益衰退终至泯灭于我们这一代人手中。 中医研究生论文:中医药研究生教育现状研究论文 【摘要】该文从目前中医药研究生教育的现状分析出发,结合实践来探寻提高中医药研究生教育的有效途径。 【关键词】中医药研究生教育;现状;思考 中医药学是一门科技含量极高的传统医学,其完整的学科体系、博大精深的理论和科学思想,具有很高的研究和发展价值。大力发展中医院校研究生教育,既是时展的需要,也是促进学校学科建设,提高学校综合实力的重要保证。 1中医药研究生教育现状 1978年首次招收中医药研究生至今已有30年的历史,研究生教育的发展非常迅速,已达到一定规模,实现了与国家学位制度的接轨,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是,当前我国中医药研究生教育还存在一些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这些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制约和阻碍着我国中医药研究生教育质量的提高。 1.1大学扩招的影响 为适应社会的发展,1999年以来我国高校扩招规模不断“升级”,研究生教育也以每年20%~30%的速度增长,这与我国经济快速发展和人才需求的数量多和层次高的现实国情有一定的联系。但是,教育规模的过度扩张使得生源质量严重下降,同时由于教育投资机制不健全、教育资源投入有限,在研究生数量扩大的同时,其质量并未同比提升,研究生培养质量的提高幅度不尽如人意,研究生教育质量得不到保证。在中医药研究生教育中也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同样的问题。 1.2生员素质的缺陷 目前的中医药研究生中普遍存在着中医药基础知识薄弱的问题。中医药专业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本科学生对中医药基础知识、经典著作的学习无法深入,这就使得学生在中医药学术视野、基础知识的掌握、西医基础理论和临床基本技能上,都与研究生所应具备的基本素质相去甚远。同时受经济条件、就业形势的影响,很多学生报考研究生,继续学习是一种权宜之计,其选择考研,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一种功利主义的表现。由于这些短期行为和功利主义思想的存在,根本不可能激发他们对中医药深入研究的热情。 1.3导师素质的差异 研究生导师能否按照教育规定施教,将主要精力有效地注入有潜力的学生身上,是提高教育质量的主要因素。由于目前学术界学风浮躁的影响,有些导师急于求成,有些教师则整日忙于兼职或者繁重的行政事务,同时研究生的持续扩招导致师生比例不断扩大,许多导师负担过重,没时间潜心于学问,以致自身的科研能力止步不前[1]。 1.4课程设置的不合理 我国现有的中医药研究生课程还存在不少缺点:内容落伍,跟不上学科发展;课程设置过分狭窄,只关注学科本身的逻辑和结构,而缺乏了对人发展的关注;和本科内容重复过多,甚至是本科课程的翻版;对研究生的重要评价指标仍然是考试成绩等等这些根本不可能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更不可能提高学习的积极性。 2提高中医药研究生教育的思考与建议 中医药事业的大力发展,关键在教育。为了中医药更广泛地走向世界的需要,中医药研究生教育应顺应目前的形势,把握机遇,培养各种外向型中医药人才,既有扎实的专业知识,又具有较高学术水平,以便适应目前对中医药人才的需求。这些除了知识需要长时间积淀和融合这一因素之外,我们需要对中国的中医药研究生教育体制进行一些思考。 2.1提高导师素质要想培养研究生具有较高的学术水平,首先要有一支治学严谨、学风正派的导师队伍。发挥导师在研究生教育中的主导和优秀作用,提高导师队伍的总体素质和学术能力。引入评估淘汰机制,严格导师遴选条件,进行任期考评,打破导师职务“终身制”;采取留学深造、参加国内外学术交流合作,承担重大中医药科研项目等形式,不断提高导师素质;大力做好中青年导师的培养工作,切实保证新老导师正常交替;推行集体指导和联合指导研究生制度,发挥每个导师之长,使具有不同知识结构的导师共同合作培养研究生;充分发挥导师的教书育人作用,使研究生在治学和为人两个方面都达到中医药人才的要求[2]。 2.2开办七年制本硕连读教育根据新的发展需求,积极进行研究生招生和培养等相关学科专业结构的调整,逐步建立和健全中医药专业学位教育与学科教育体系,为社会提供更多的智力支持和人才支撑。将传统硕士研究生教育与本硕连读的后期实践教育融为一体;按照重点学科建设模式改革,加强其产、学、研协同培养研究生的探究,搭建研究生实践教育的平台,与中医药继续教育相衔接,培养适应性强的专科应用型人才。 2.3建立评估制度为有效地保证我国研究生教育质量,打破学位授权点的终身制,促进学位授予单位不断加强学科建设,巩固和提高教学水平,国家应定期开展对研究生授权点的评估工作。学位与研究生教育方面的社会评估机构也应对学校进行的评估,并且将评估名次向社会公布。授权点应经常性的开展自我评估工作,每一年或间隔一年评估一次,把评估工作作为学校日常性工作长抓不懈。在自评工作中及时发现和解决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建立起具有自我完善功能的质量保证和监控体系,形成良好的质量约束体制,以保障研究生教育有序、健康发展。 2.4调整课程体系知识经济呼唤以培养创新人才为目标的创新教育,尤其是大力发展以培养高层次创新人才为目标的研究生创新教育。知识越丰富,基础越宽厚,就越有利于创新。因此学生在掌握本学科的基础理论和专业知识,掌握本学科研究领域有关的相邻学科或相关学科的理论和先进技术方法,具有坚实的外语基础和其它科学文化知识的前提下,中医学院校要在课程结构、教学内容等方面大胆进行调整创新,将中医学研究生教育办出特色,办出水平[3]。 3小结 中医药研究生教育肩负着为国家现代化建设培养高素质、高层次创造性人才的重任,我们将不断研究、不断实践、不断改革,努力提高中医药研究生教育质量,促进中医药学术更大的发展。 中医研究生论文:中医院校研究生外语学习现状调查与研究 摘要:中医药事业进入国际大环境中谋求发展的今天,外语为国人向世界传递中医精髓构建了沟通的桥梁。所以,中医院校研究生外语教学肩负的特殊使命,是为人类培养向世界传递中医智慧的有用之才。那么,教师有必要首先把脉目前学生的外语学习状况,并切合实际引领学生走进有中医特色的外语学习世界。本论文通过个案样本的形式,以长春中医药大学为例对研究生外语学习现状进行调查研究,意在抛砖引玉摸索前路。 关键词:中医院校;研究生外语;学习现状 中医院校研究生外语开设的根本目的是适应中医文化的国际交流,随着改革开放中医药作为世界医学宝库的一部分在国外逐渐被认可和推广,国内各大中医院校的很多教师意识到培养既懂中医又擅长外语的人才是十分重要的。因而我们看到了像中华中医药学会翻译分会那样致力于推进中医外语发展的专家和学者们的努力实践,同时也看到了国内中医药院校研究生外语教学有待更进一步突破原有教学资源限制,以顺应中医药国际化发展趋势的共性问题。所谓共性问题体现在教与学两方面的限制,除了通常被首先考虑的教师教材等教授方面的资源优化和升级之外,学生的因素其实是至关重要的。基于教学对象的学习情况对教学加以考虑是个关键,抓住这个关键就可以有的放矢地展开符合实际的教学并收到实效。 本文以长春中医药大学在读三个年级的硕士研究生为对象进行个案调查研究,旨在把握更直观更关乎自身的实际问题,同时也示例给其他院校以供抛砖引玉。调查共发放521份问卷,其中回收的有效问卷468份,受访者中男性137人占29%,女性331人占71%。共设计问题34个,主要从外语基础、学习动机、学习方式、课堂状况、体验感受、自我评价这6大方面进行调查。本文仅择其中几项做研究。 首先,关于受访者的外语基础,在问卷中主要设置了两个问题进行摸底。 问题1:您的研究生入学考试的外语成绩是多少? 问题2:您目前的外语级别水平是什么? 根据问卷中提供的有效数据(共计435人提供的435条数据)统计得出入学考试的外语平均分数约为50分,此外各分数段的人数比例如下:30分~39分,8.5%;40分~49分,42.8%;50分~59分,33.8%。60分~69分,12.4%;70分~79分,2.1%;80分~89分,0.5%;90分~100分,0%。可见学生入学时的分数主要集中在40分~49分和50分~59分刀紊稀 结合这个数据来看问题2得到目前学生的外语水平如下:未达到大学外语4级,43人,占回答人数的10%;大学外语4级以上6级以下水平的学生,300人,占回答人数的71%;大学外语6级以上水平的学生,81人,占回答人数的19%。 问题2的数据是除去没作答的44人以外的424人的回答数据。其中大部分学生的外语水平是在大学阶段得到认证的,但是从硕士研究生的入学成绩和曾获得的外语考试水平分布比例上看,大学时候的外语等级考试成绩和研究生的入学考试成绩并不是绝对成正比的。影响外语入学考试成绩的因素应该很多,其中可能包括:不同考试的测试思路和测试难度的影响,或是外语资格考试之后的学习停滞而到了研究生入学考试时外语水平发挥不理想等因素的影响。 因此,对教师来说,首先充分了解学生的外语学习状况,并结合研究生阶段的培养目标切实开展外语教学是十分必要的。不然就可能会出现诸如:学生的积极性不高,老师不自觉地会忽略教什么、怎样教与学生的兴趣倾向和专业需要之间的关联等情况。然而,教学首先的着眼点在于把握学生的状况,这一点在本次调查学生外语学习兴趣的结果上也可以进行参考。在设置外语学习的三个兴趣等级中喜欢的占30.98%,表示一般的占56.20%,表示不喜欢的占12.83%。通过先读懂学生然后安排教学的方式,可以促使这个比例逐渐优化。 第二,关于学习动机。 调查学习动机是通过对外语学习的需求情况进行的。主要设置了如下三个问题:您学习外语最大的需求是什么?您对外语应用于自己的专业学习与研究是否有紧迫感?从客观上讲您所学的专业对外语的需求程度如何? 首先关于学习外语最大的需求是什么?我们得到如下数据:应对考试的需求41.45%;专业学习与研究的需求33.12%;满足兴趣的需求9.19%;对外交流的需求8.12%;就业的需求7.91%;留学的需求0.21%。由此来看,在学习外语的需求上占比最大的仍旧是应考,这是中国的学生在长期的应试学习中难以摆脱的必选项和首选项,那么关于专业学习与研究方面的需求自然被排在了其次。这个被放在其次的选项的状况又如何呢?这里请参照后面两个问题的结果来分析。 关于对外语应用于自己的专业学习与研究是否有紧迫感?数据如下:有紧迫感61.54%;不太有紧迫感25.85%;没有紧迫感9.83%;无所谓2.78%。另外从客观上所学的专业对外语的需求程度如何?统计得到的结果为:需求一般50.20%;需求很高23.50%;需求不是太大17.31%;没有特别要求5.56%;无所谓2.56%。 从上面两个问题的反馈中我们看到了很大一部分学生的矛盾心理,即虽然客观上实际需求一般,但是内心中觉得有应用外语的紧迫感。可见,把外语应用于专业学习方面学生并没有准确的定位,也是学生在研究生外语阶段学习动机并不明确的心理阻碍。对此,教师要对学生的这种外语学习动机进行认真地对待,进而切实有效地帮助学生树立适合研究生阶段学习特点的外语学习目标。 第三,关于学习方式。 基于上面所把握的学习动机,接下来对学生的外语学习方式进行分析。这里共设置以下四个问题,其调查结果如下: 您是否把外语学习应用于专业学习与研究? 统计结果为:很少是这样50.85%;一般是这样27.14%;几乎不13.89%;经常是这样8.12%。 您是否经常使用外语进行医药专业方面的文献查找和阅读? 统计结果为:很少是这样46.79%;一般是这样24.57%;几乎不17.74%;经常是这样10.90%。 除了课上学习的外语内容外,您经常会在课下涉猎哪些外语内容? 统计结果为:外语级别考试内容227人;娱乐综艺方面的外语内容182人;专业方面外语内容158人;没有特别涉猎88人;科技人文方面的外语内容71人;其他12人。 您平时是否通过网络与别人共享外语学习资源? 统计结果为:很少是这样41.45%;几乎不29.70%;一般是这样22.22%;经常是这样6.62%。 综合上面四个问题的结果,发现的一个突出问题就是,学生一直以来局限式的学习方式与硕士研究生阶段应有的学习状态之间的矛盾。所谓局限,即多数人仍旧把应考作为主业,把娱乐综艺类外语作为消遣,与此同时又由于外语学习没有和专业学习很好地结合而出现的不能主动、灵活并开放地应用外语资源丰富专业学习的状况。那么,教师该如何看待这种学习方式呢?笔者认为需要客观和包容的态度。做到客观看待,就能实事求是地分析养成这种学习方式的根源。不管是应试制度的局限,还是学生学习惰性和不良习惯,教师都要客观和包容地看待,并认识到教师自身其实也是一个可以不断提升和改善教学的积极因子,并用自己所长补学生所短。主动把握学生的状况并积极改善教学的教师是可以在课堂引领学生感受世界之妙的导航者。 本次调查发现受访者此前多是没有经历(57.05%)和偶尔经历(36.32%)此类问卷调查的。那么,接下来通过倾听学生和教师一起学习研究生外语这门课的体验和感受来进行分析。 在问卷中主要设置以下问题,相关结果也分别做如下统计: 您所W习的研究生外语与本科大学外语在教学衔接方面的情况如何? 统计结果:没有什么衔接39.10%;衔接得一般35.26%;衔接得合理18.16%;不太清楚7.48%。 研究生外语教材内容是否与您的专业学习与研究有联系? 统计结果:有联系71.79%;不太联系18.59%;没有联系6.62%;不太清楚2.99%。 外语教学中使用的教材是否能满足您的期待和学习需求? 统计结果:能满足23.08%;还可以47.65%;不能满足22.01%;没太大要求6.41%;不大清楚0.85%。 外语课堂上教师是否把外语教学应用于辅助学生的专业学习和研究? 统计结果:经常是这样30.98%;一般是这样39.96%;很少是这样20.30%;几乎不7.48%;不太清楚1.28%。 学外语的过程中您觉得应该加强的是哪些方面? 统计结果:个人兴趣占72.86%;学习方法占63.25%;学习环境占42.95%;课堂参与占34.62%;师资条件占26.92%;其他占2.99%。 为进一步了解学生的需求最后设计的一个问题是:目前促进中医院校研究生外语学习的动力是什么?我们看到学生做了以下的反馈:增加外语学习与中医药类专业的契合度占61.11%;增加对外国际交流的机会占58.76%;加强语言技能练习占47.86%;改善外语教学理念、教学方式占47.01%;改善外语师资占27.78%;增加多媒体学习的环节占24.57%;加强与教师的配合占17.52%;采取外语授课占12.39%;增加课时占8.76%;采取分级管理制度占8.76%;减少班级人数占5.77%;其他占2.14%。 综合这些结果,可以看出学生在研究生阶段对学习内容的过渡、教材的适应、教师的适应和自我认知等方面的情况。其中教材部分,笔者通过具体的教材内容分析发现目前我校选择的《新世纪中医英语教程》(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作为中医英语语言教材,在篇章的实时I生和对学生需求的多元满足方面还是存在一定限制的。然而,就目前的外语师资和学生的整体状况来看,结合这部教材采取灵活变通的方式,适当选择课外材料丰富教学内容还是十分必要的。那么结合调查中73.5%的学生所表示出对目前的外语学习还不足以满足未来的研究及就业的状况,以上诸方面应该是有必要受到关注并有主次有计划地加以改善的。 中医研究生论文:研究生教育中医学图像处理课程教学研究 [摘 要]随着电子技术、信息技术和计算机技术的不断发展,各种医学影像设备在医院中广泛使用,服务于医疗诊疗的各个方面。医学图像处理技能已成为医务工作者的基础职业需求,尤其是针对高层次的医学研究生。本文针对研究生的医学图像课程进行解析,分析了医学图像处理课程的教学现状,并就未来发展的关键点进行了探讨。本文的研究对明确研究生医学图像处理课程的教学、指导、未来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研究生教育;医学图像处理;教学 为满足医学研究生对医学图像加工处理需求不断增加的现状,各医学院校在医学研究生的计算机教学中纷纷引入了医学图像处理课程。其目的在于使学习者能够适应医学影像设备在医院广泛应用的现状,掌握基础的、主流的相关医学图像处理的计算机数字处理技能。医学图像处理是围绕计算机技术、电子技术、信息技术和医学影像技术的多学科交叉性的学科,其以计算机为载体和主要工具,对不同医学影像设备所采集和生成的医学影像进行目的性的二次处理,进而辅助于医疗工作。 涉及数字图像处理的医学图像主要包括:计算机射线照相检测(Computed Radiography,简称CR ),数字化X射线照相检测(Digital Radiography,简称DR),计算机断层扫描成像(Computed Tomography,简称CT),磁共振成像(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简称MRI),正电子发射机断层扫描成像(Positron Emission Tomography,简称PET),超声成像(Ultrasound,简称US)等。对学习者来说:首先是通过医疗图像设备获取相应的医学图像;其次是了解待处理的图像及其特征,并根据实际需要设计相应的计算机算法方案;再次是使用相应的图像处理工具(Photoshop或Matlab)按照算法方案进行特定图像的处理;最后是对处理结果进行验证,如果结果具有可靠性、实用性则将处理结果用于医疗。 医学图像处理课程教学是基于图像处理的理论,针对医学中医学图像相关内容,结合医学图像处理的过程而展开的教学活动。 1 医学图像处理课程分析 本文以S医科大学为例,对其研究生的医学图像处理课程进行了剖析。 在课程基础方面,需要完成医学影像学基础、计算机公共基础学、医学诊断学等部分课程;在课程实践方面,需要有计算机实践中心作为支持,并具备计算机应用环境,安装Photoshop和Matlab等专业处理软件;在教学时间方面,依据内容为64学时;在教学内容方面,依据聂生东 等编著,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医学图像处理》教材为准,教学内容涵盖了医学图像处理的基本概念、典型方法和使用技术三个主要方面,具体内容如表1所示。在教学考核方面,将理论性考核与技能实践性考核相结合,实现综合性评价。 2 医学图像处理课程的教学现状 为进一步对研究生医学图像处理教学进行分析,本文对部分医学院校的医学图像处理课程教学现状进行了系统的调查分析,以下为调查结果。 2.1 对医学图像处理教学的重视程度不足 首先,调查显示近50%的医学院校没有针对研究生开设独立的医学图像处理课程,而是部分地将相应的教学内容移入到研究生计算机教学的部分章节,课时少、内容概括,难以达到相应的教学目标。其次,在已开设医学图像处理课程的学校,超过30%的学校将其设定为非指定选修课或者为影像专业的专业考查课。 2.2 教学内容简单 医学图像处理课程是多学科的交叉性边缘学科,其对计算机使用及编程内容要求较高,同时涉及很多数学建模、算法问题,教师在教学中发现这对医学研究生的学习和运用具有较高的难度,因此实际教学中内容难以深入,难以实现其教学目标的要求。 2.3 教学工具单一,难以满足教学要求 调查显示,70%以上的医学图像处理课程使用的是Adobe公司的Photoshop软件工具,不容置疑Photoshop是功能强大的图像编辑处理软件,但医学图像处理很大程度上要设计特定算法及组合方案,是更高级的图像处理,如边缘检测、对象识别、智能分析和配准等,这是Photoshop难以实现的。目前,公认图像处理课程教学中较好的软件是具有编程功能的Matlab和C++等工具。 2.4 缺乏合理的教W团队 目前,90%的医学图像处理课程的教学工作由从事计算机教育工作的教师承担,其重要问题在于计算机教师属于理工学科范畴,其对医学相关问题的研究和理解有限,难以实现图像处理与医学问题的结合。同时,这个问题也体现在医学图像处理的教材中,纵观现有的医学图像处理教材,其作者90%以上为计算机领域的研究者,导致教材只是在浅层实现图像处理向医学方向的靠拢。还有部分院校的医学图像处理课程由医学影像专业的教师承担,其问题表现在相应的教师没有较深的计算机图像处理素养。 2.5 其他方面 除了上述主要问题外,研究生的医学图像处理课程的问题还表现在教学实践性差,教学案例医学针对性不足,教材内容可用性不强等方面。 3 医学图像处理课程的发展对策 基于研究生医学图像处理课程的限制和主要问题,未来医学图像处理课程要想在一个良性的发展轨道上运行,必须注重以下几个方面。 3.1 提高认知程度 国家教育管理机构、各级医学院校和学习者本人都要认识到医学图像处理相关的知识和技能在医务工作者未来工作中的重要性。当今社会已经步入了全信息化时代、综合素质时代和高科技时代,相关人员一定要认识、并重视医学图像处理在辅助医学诊疗中所具有的极其重要的作用。 3.2 组建合理的医学图像处理课程体系 医学图像处理的多学科性要求其学习者要有一定的多学科知识和技能基础,这也是医学图像处理可以进行深入学习的前提。因此,要在医学本科生阶段构建计算机基础、程序设计基础、医学诊断学、影像学等知识基础架构,使医学图像处理成为这些课程的延续与深入。 3.3 组建医学图像处理领域的科研教学团队 教学是大学教师最基本的工作职能,同时大学教师还有科学研究的义务。组建医学图像领域的科研教学团队,将多学科的教学研究者,以科研为目标组合到一起,实现彼此间的交流、合作和领域渗透,打破目前教学在师资方面的限制。 3.4 建设医学图像处理实例资源库 医学图像处理实例是提高课程针对性,明确未来业务需求,提高学生学习兴趣等的最直接手段。要想使医学图像课程可持续发展,建设医学图像处理实例资源库是十分必要的。 3.5 采用先进的教学形式,注重教学环境的建设 医学图像处理课程在定位上比较注重于研究生医学图像处理技能的培养,是实用技能的素质教育,因此,实践教学尤为重要。传统的教学模式难以满足现在的教学需求,因此,应注重新教学形式的引入,如以任务为驱动的教学模式、SPOC教学模式等。同时,要进一步加强教学环境的建设,构建高性能、全数字化的教学设施和教学实践平台环境,这也是教学的基础保障。 3.6 依托互联网实现医学图像处理教育的延续 目前,限制医学图像处理教学效果的另一因素是教学学时有限。医学图像处理是一个系统的理论和工程,有限的教学学时严重阻碍了学习的深入性和可持续性,因此,应借助互联网等现有的科技形式对教学进行进一步延续。 4 结 语 随着信息时代、高科技时代和多媒体时代的到来,医疗诊治的工作中包含大量的诊疗相关图像,这些医学图像作为医学诊疗的辅助,具有重要的价值。因此,医疗相关工作者必须掌握医学图像处理的相关知识和技能,提高自己的综合素质,发现、获取、提并利用这些医疗图像的价值。医学图像处理课程正是在这样的需求下进入到大学教育体系中,为了更好地完成相应课程的教学工作,本文以研究生为例对医学图像处理课程教学进行了剖析,并从课程教学的现状和发展对策两个主要方面进行了阐述,以期对未来研究生医学图像处理课程的发展具有指导和借鉴意义。 中医研究生论文:论古典医籍知识产权在中医文献研究生教育中的应用 摘要:为探讨中医文献研究生古典医籍知识产权教育的意义及方法,以中药古籍《证类本草》为例,分析经典医药学著作中蕴含的知识产权内容,进而探究文献类研究生古医籍知识产权教育的途径。结果显示,古典医籍的知识产权涵盖专利权、道地药材地理标识、植物新品种保护等领域,可以通过引导入门、入学培训、选修课程、编写资料、开设论坛等多种途径展开学生培养。由此得出结论:中医文献研究生古典医籍知识产权教育不可一蹴而就,需要长期的摸索与实践。不同院校应酌情规划,摸索相宜方案,设定灵活而实用的模式培养学生的认知与能力。 关键词:中医药;古典医籍;研究生;知识产权;教育 中医药古典医籍是古人智慧的结晶,历经几千年中医药文化的积淀,对于继承发扬祖国医学,培养中医药人材, 起到了无可替代的作用。中医药知识产权保护是近些年来新兴的多学科交叉领域,其重要性获得了业内越来越多的专家学者重视,是中药国际化与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中医医史文献专业的研究生主要集中于古典文献的研究,如果能够将中医药知识产权融入古典医药文献的研究,必然能够让古老的中医药文化与新兴的知识产权相结合,收获累累学术硕果。本文以古典中药学文献《证类本草》为例,就古典医籍知识产权保护在中医文献研究生教育中应用的重要性及方法做以论述。 一、古典中药学著作《证类本草》概述 《证类本草》全称为《经史证类备急本草》,是北宋药物学集大成之著。成书于元丰五年(1082)前后。全书31卷,在广泛的文献辑录基础上,收药1748种,单方验方3000余首,方论1000余首,许多已散失的医方赖其得以留存,为后世保存了丰富的民间方药。 二、中药学典籍《证类本草》涉及的中药知识产权内容 1.古代方剂的专利保护。中药复方最能够体现中医组方用药的精华,我们临床使用的很多处方是在古方基础之上化裁而得到的,古典医著《证类本草》收载方剂3000余首,对于医方申报专利而言,新颖性、创造性、实用性是专利的“三性”,即为专利的确定准则。(1)新颖性是指在申请日以前没有同样的发明或者实用新型以任何方式为公众所知,或由他人向专利局提出过申请并且记载在申请日以后(含申请日)公布的专利申请文件中。《证类本草》中收载的方剂是否还可能具备专利的新颖性?美国兰德斯与波斯纳认为:如果有关一项发明的知识已经完全被人忘却,则再次发明认可对之获得专利。抛弃可以被作为证据,证明了第一个发明人未能够将其想法付诸实践,而将抛弃了的事物付诸实践的人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发明人。 唐氏在《证类本草》中增列附方三千余首,上自仲景方,下迄唐氏本人经验方,无所不收,使书中多狄┪锒加懈椒健H绻《证类本草》中3000余首方剂被弃而不用,那么必然是中医药领域的一个浪费,而将其充分利用并寻求专利的保护才能够充分发挥其价值。《证类本草》中收录的方剂,我们在临床中都可以加减治疗很多疾病,这些方剂是在原方基础之上的变换,因而具备新颖性。(2)创造性是指同已有的技术相比,具有突出的实质性特点和显著的进步。《证类本草》中的许多方剂,在临床上加减应用治疗今病,收到了较好的效果。如《证类本草》中记载的方剂四顺汤,由甘草、人参、当归、附子、干姜组成,最早用于治疗寒冷饮食不调,下利。笔者在临床运用过程中,遵循辨证论治的原则,将其加味青皮、延胡索、枳实、川芎、黄芪、益母草,用于治疗妇科气血两虚,肝气郁结,脾虚中寒之月经失调,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当临床积累医案数量足够大,确认该处方的疗效可靠之后,可以将其申报为“一种治疗妇科虚寒性月经失调的中药组合物”专利。《证类本草》中的许多方剂在临床中加减运用收到了良好的成效,如果将这些疗效确切的方剂全部申请专利,将会是一笔巨大的中医药知识财产。(3)实用性是指发明能够制造或者使用,并且能够产生积极的效果。加减药味的古方,必然是经过了长期的临床观察,确认疗效之后申报专利的;但是获得专利授权之后,要想成为新药上市,必然要经过新药申报、审批、注册的过程,需要付出艰辛的劳动,中药复方专利只有转化成新药才能够真正体现出其意义。因此,在申报专利之前就应该做好申报新药的准备。 2.道地药材的地理标识保护。《证类本草》收载药物1748种,在说明药物的形态、功能、用法、用量、炮制等方面的基础上,对于中药出处也有详细的论述:如卷10提及的大黄,书中论述:“大黄,生河西山谷及陇西,今蜀川、河东、陕西州郡皆有之,以蜀川锦文者佳。”这是对于中药道地性的早期论述。“道地药材”是古人评价和控制药材质量的一个称谓,通常是指来自特定产区、生产历史悠久、栽培加工技术精细、质量优良、疗效显著的药材,因而道地药材被用作优质药材的代名词,道地药材的保护方式是地理标识,TRIPs协定第22条第1款对地理标识作了这样的定义:地理标识是指识别某货物来源于某成员领土或该领土内的某地区或地方的标识,该货物的特定质量、声誉或其他特性主要归因于该地理来源。《证类本草》记载7种和州产药材,分别为干地黄、茵陈蒿、芎 、蘼芜、当归、牡丹和桔梗,和州为今安徽和县一带,古名历阳,因“县南有历水”而得名,该地属北亚热带湿润型季风气候区,系丘陵、低山地区,区域内野生药材品种丰富,是安徽东部重要的中药产地;而以我国传统中药材产地滁州为标识的知母、薯蓣、人参、黄精、葳蕤、车前子、升麻在本书中也有翔实的论证。 我国中药材品种丰富;但是,同一种中药可能质量差异较大;中药材质量直接影响着中药饮片和中成药的质量,是当今中药现代化和国际化要解决的重要问题;因而,应加强道地药材的地理标识保护;在此基础之上,加强对道地药材有效成分的研发,开展中药材GAP建设;GAP的实施是解决中药材质量的关键环节,其过程是通过明确物种的真实来源,严格控制药材的农药、重金属等污染,以及实施种植全过程规范化,实现药材质量安全和稳定可控;在保证饮片质量的前提下运用复方防治疾病。 三、中医文献研究生展开古典医籍知识产权教育的方法 1.将相关教育纳入研究生日常培训及专题讲座。研究生入学之初会接受到学校、院系、导师、课题组等多个层面的教育,以充分地了解在校期间各项章程及学习任务。在接受导师及课题组教育之时,可以将古典医藉分类别、分阶段的介绍给学生,同时向他们灌输知识产权的各个领域知识,培养他们该领域的兴趣,同时组织青年教师成立阶段性成果评审小组,通过学生自评及小组测评的方式定期汇总各个学生的成绩,通过这个过程的教学实践,很多学生会激起热情进而在该领域中发掘自己的硕士课题。 2.采用多种方式引导学生入门。几年前笔者在重点中医药院校展开了关于中药知识产权的调查研究,兴趣浓厚但是了解甚少,因而对于年轻而精力旺盛的学生们,我们可以运用多种寓教于乐的方式作为前期的入门向导。研究结果显示,学生们更喜欢相关领域的知识竞赛、演讲比赛、论坛、讲座等较为灵活的学习形式。在学生们之间展开调查问卷,就大家感兴趣的论著及知识产权内容设置论坛的板块,课题组每季度设置相关知识的宣传周,张贴相关知识的Y料,同时聘请专家开展学术讲座。 3.开设选修课程,拓展学习领域。中医药院校的选修课程灵活而多样,医史文献的教师可以联合知识产权法学的专家学者一起之制定授课计划,进而在中医药文献以及基础类研究生中开设古典医籍知识产权保护的选修课程,详细介绍其授课内容,鼓励一年级的研究生选修。其他院校可以选派学术成果显赫的教师到相关知识产权院校进修,为培养学生做多方面努力。 4.将考核结果作为评优指标。古典医籍的知识产权保护培养主要是引导学生具备此领域的认知。专利申请文件的撰写是难度较高的工作,需要在具备广博的中医药知识背景、精深的专业知识的基础之上通晓法律规则,同时具有较强的写作水平与逻辑思维能力。研究生是众多本科生中选拔的优秀生源,因而不乏具备此能力的学生。因而可以制定奖励条例,激励更多的学生在发掘古文献的同时锻炼成果知识产权保护的综合能力,以更多培养专业化、复合化的中医药人才。 四、结语 古典医籍的知识产权教育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需要长期的摸索与实践。就现阶段而言,各个院校教学设施、师资力量等各个方面差别较大,应酌情规划,在开展的过程中也要不断摸索适合本校的方法,选用灵活的模式培养学生的认知与能力。 中医研究生论文:产学研结合模式在中医骨伤专业硕士学位研究生教育中的探索与实践 【摘 要】广西中医学院瑞康临床医学院从2000年开始从事中医骨伤临床专业硕士研究生的培养工作,经过9年的培养实践,我们认为中医骨伤专业硕士研究生的培养,只有坚持理论、实践、科研并重,才能培养出合格的临床专业研究生。 【关键词】中医骨伤科学 专业硕士学位研究生 培养 中医骨伤研究生教育历史不长,尚有不少问题有待解决,其中临床专业硕士研究生的培养尤为突出。近年来我们在这方面作了大量的工作,认为产学研结合模式有利于培养出合格的临床专业研究生。 一、掌握临床医学理论与边缘交叉学科理论 近年骨科临床知识高速度更新是本学科的一大特点。我们采取导师主讲骨伤科学各疾病与部位专题讲座的方法(每周两次),辅导研究生学会利用一切可能的资源(如校园网电子期刊和其他最新相关杂志)获得有关临床新进展。鼓励和安排研究生参加各种骨科学术会议和学习班。临床专业研究生还必须及时汲取医学专业领域或相关学科的前沿知识,善于将这些新理论、新技术运用到医学研究和临床实践中,并在临床实践基础上进行总结,形成新观点、新论断。我们在课程设置上增加了一定数量的医学选修课,特别是增加一些贴近前沿科学、适应知识更新的选修课,以充实理论基础,掌握系统的专门知识和开阔眼界。 二、重视临床能力和技能的培养 1.加强组织管理,明确目标要求。 这是做好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工作的前提。我们多次召开临床科主任和导师会议,学习有关文件,明确培养目标,使每一个导师都能够准确地理解临床医学专业学位与临床医学科学学位的区别,对临床医学专业学位研究生进行有针对性的培养,强化导师对研究生临床培养的指导力度。 2.加强培养过程管理 这是做好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工作的关键。要想达到培养目标,就必须严格培养过程管理、加大督导力度。如轮转科室的组织安排,有关临床能力的集中培训,出科考核、阶段考核、毕业考核等,使他们始终有条不紊地按照培养计划进行,严格把关,严格标准。 3.导师联合培养 充分发挥导师指导小组多位教师的作用。按照导师负责制和导师指导小组相结合的培养方式。每个导师指导小组的成员由4名不同临床和学术方向的教师组成,要求学生跟随不同指导教师所属医疗小组分别学习至少3个月,并且实行阶段考核制度。同时为了更好地协调,科室每3个月召开一次研究生培养碰头会,所有导师指导组成员和其他教师一同就研究生培养中发现的问题进行讨论,提出改进的工作意见,保证学生全方位掌握骨科多方向的临床技能。 4.重视各级查房和讨论在培养中的重要作用 对所有新入院的病人,由一位高年资主治医师或副高职称以上的老师组织新入院病人病情讨论会。要求每位研究生结合病人的具体情况,进行定位诊断、定性诊断和综合诊断分析(包括鉴别诊断),提出全面诊断和治疗计划。在日常查房中,要求研究生首先提出自己的意见,培养其独立工作能力、全面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对于科室的其他各级各类查房和病例讨论,要求研究生按照上述模式积极参加。 5.培养研究生抢救骨科常见危急重症的能力 骨科尤其是创伤骨科急诊、危重病人多,训练学生抢救危急重病人的能力是骨伤科临床专业硕士培养中的一个重要环节。首先我们要求学生参与急诊接诊工作。对于科室所有危急重症的抢救,要求研究生首先到位,参加病人的抢救,事后由主持抢救的老师组织全体研究生对抢救工作分析总结和讨论,让学生通过对不同危急重症的抢救来学习和积累有关临床知识。在适当观摩后,我们尽量给学生提供在指导下或独立进行腰穿、术前定位、打石膏绷带等操作的机会,以达到培养其动手能力的目的。 6.培养学生书写优秀病案记录的能力 严格要求各种病案记录书写,因为书写各种病案记录(特别是住院病历、病程记录分析)是评价临床医生的标准之一。我们要求研究生自己尝试书写病案记录等医疗文书,在书写过程中,要求全面反映诊断、鉴别诊断和治疗计划依据,经常分析病人目前的主要矛盾、存在问题、治疗效果评价、更改治疗的依据等各个方面的内容。要求学生在书写某一病种住院病历之前,必须先再次阅读有关专著一次,以提高病案记录的内涵质量。科室每月进行优秀病案评比活动,并对优胜科室给予一定的奖励措施。 三、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培养科研能力。 1.科研能力是科研素质的优秀 高层次临床专业型研究生培养的一个重要方面是临床科研能力的培养。把医学科研知识运用于医学科研活动,解决医学理论与临床实践中相关问题的实际能力是我们始终坚持的一个培养重点。主要包括学生发现问题的能力、预测设计的能力、信息筛选的能力、实际组织实施课题的能力和科研论文写作的能力。要求硕士研究生将科研训练贯穿于临床实践的全过程,在平时繁忙琐碎的临床医疗实践中,不能忘记科研意识,要带着问题去思考、实践,善于总结思索,要有敏锐的科研思维洞察力,从临床点滴细微处入手,在实践中检验自己的课题,为课题寻找适合的病例。 鉴于临床专业硕士研究生的培养要求、培养目标与医学科研型硕士研究生有明显的不同,我们要求临床专业硕士生必须以临床科研为其毕业论文的选题,主要通过毕业论文设计掌握临床科研的基本方法,不允许以纯实验研究代替临床研究。强调开题报告的重要性,要求学生通过开题报告掌握前瞻性或回顾性临床科研标书的书写要领。重点培养学生对国内外文献综合分析的能力(包括存在问题的分析)、创新特点和研究可行性。由导师和科室先严格把关,对不符合要求的限期整改,再进行正式开题报告会。我们始终认为科研是临床医疗与教学的先导,是医疗新技术持续不断产生的摇篮,也是临床医学发展进步的源泉与动力。 2.正确设计医学课题的思路、方法与目标 良好的科研思维是做好科研的基础。[1]对医学科研相关的信息要具有获取、识别、分类、评估和使用的能力。我们注重对学生进行正规系统的科研思维训练,使其思维具有系统性、有序性、层次性、创新性和独特性。增加开放性、综合性、设计性实验,加强教学实践环节,创造更多的师生交流互动空间,激发学生独立思考,提高创新能力。在查阅大量国内外文献的基础上,选准选好自己课题研究的切入点,确定自己的研究课题。要求学生每三个月翻译一篇与本人课题有关的国外文献资料,随时关注国内外同类课题的发展方向和最新动态,紧跟国际潮流,写出文献综述,并提交专家、同学组成的课题审查组开会讨论,列出提纲与进展初步安排。保证选题既具有较高的科技含量,又有较强的实用性。 3.加强科研文书写作能力 只有这样才能使自己的科研知识、科研思路和科研成果,通过文字完美地表达出来。为了更好地做好这项工作,我们邀请院外专家教授及医技人员给研究生讲学,组织新技术、新项目专题系列开题讲座。这种实践,不但拓宽了临床研究生的知识面,而且对结合临床进行科研都有较好的促进作用。[2]科研训练应该紧密地结合临床实践,也应该贯穿于临床实践中。临床科研的目的是为了临床,最终将应用于临床实践中,更好地造福于广大患者。 中医研究生论文:中医骨伤临床医学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初探 【摘要】研究生教育是国家培养高层次人才的重要途径。中医骨伤研究生教育历史不长,尚有不少问题有待解决,如临床专业硕士研究生的培养尤为突出。广西中医学院瑞康临床医学院从2000年开始中医骨伤临床专业硕士研究生的培养工作,经过9年的培养实践,我们认为中医骨伤专业硕士研究生的培养,只有坚持素质教育、创新教育和产学研相结合的教育模式才能培养出合格的临床专业研究生。 【关键词】中医骨伤科学专业硕士学位研究生培养探索 自广西中医学院研究生开始招生以来,一方面中医骨伤科研究生培养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为科研、教学、临床输送了一批批高质量的高层次骨科人才。而另一方面,中医骨伤研究生教育历史不长,尚有不少问题有待解决,如临床专业硕士研究生的培养尤为突出。本文就高质量中医骨伤科学硕士研究生培养模式做一探讨,临床医学专业硕士培养是一种有别于传统科学型研究生培养的新型模式,如何培养高质量的临床硕士研究生需要不断进行探索和总结,近年来国内在这方面作了大量的工作,相关报道较多。[1]我院中医骨伤专业作为国家中管局重点建设专科和自治区重点学科,如何更好地开展中医骨伤临床专业硕士研究生的培养,对其他学科研究生的培养也有一定借鉴意义,值得进一步探索和研究。广西中医学院瑞康临床医学院从2000年开始中医骨伤临床专业硕士研究生的培养工作,经过9年的培养实践,我们认为中医骨伤专业硕士研究生的培养,只有坚持理论、实践、科研并重,才能培养出合格的临床专业研究生。以下结合中医骨伤学的学科特点,就我们在该学科临床专业硕士研究生培养探索工作中的体会和经验总结如下: 一、素质教育是培养高层次医学人才的重要内容 医生是以病人的生命和健康为工作对象的特殊职业,这种特殊性职业定位要求从业人员不仅要具有高尚的道德操守,而且应具有严谨、诚实、负责、谦逊的品德。在目前医患关系紧张的情况下,医生不仅是一个高学历群体,而且应成为大众信赖的高素质群体。作为我国医学生教育的未来方向,医学硕士研究生的素质教育显得非常重要。作为研究生,他们的知识和能力都得到了相当发展,有一定的科研水平,他们大多数思维活跃、求知欲强、荣誉感重,都希望早日成才。但是由于年龄层次、生活阅历和知识背景的不同以及个性差异,研究生素质的发展参差不齐。普遍的问题是思想道德素质和心理素质的发展不尽人意。有的研究生为了名利,放弃对真理的追求,编造实验和计算数据,弄虚作假。有的研究生被物欲所驱使,为物利所躁动,对待患者不能做到以病人为中心、以患者的利益为出发点考虑问题,工作懒散没有责任心,这样的学生永远不可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突破,当然也不可能成为一名真正合格的医务工作者,更不可能承担起科学研究的重任。 二、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是研究生培养教育的优秀 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现代教育观念与传统教育观念相比其区别在于现代教育更提倡素质教育和创新精神。[2]现代教育观念认为,教育不仅要使学生学习知识,更要培养学生学会做事,学会发展,包括人际交往的能力、集体合作的态度以及解决各种矛盾的能力,培养学生自己提出问题、思考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和强烈的创新意识。医学硕士研究生作为医学研究的重要参与者之一,对其创新能力的培养和开发是十分重要的,[3]加强培育研究生的科学创新精神已经成为一件刻不容缓的大事。医学研究生正处于人生中精力最充沛、创新精神最旺盛的阶段,处于从事医学学科领域创造性研究的最佳时期。没有创新就没有前途,没有创新能力的研究生将来很难在激烈的市场经济竞争和社会竞争中立足。这就需要培养具有宽广知识面的复合型、应用型、创新型人才。坚实、宽广的基础理论知识是创新能力发展的基础,能力的提高又促进知识的掌握。因此,医学研究生教育应拓宽专业口径,扩大知识面,加强理论基础知识的学习,注重研究生创造性思维能力的培养。研究生教育应在加强对其理论知识学习引导的同时,更要重视实践性教学环节,培养研究生查阅资料的技能、提高其实验操作的技能,使其能够从本课题出发,进行本研究领域、相关研究领域以及不同领域知识的获取与融合,才能够称得上真正意义的创新研究。 三、坚持理论、实践、科研并重 要做到对临床专业硕士素质教育和创新能力的提高,就必须坚持理论、实践、科研并重。提高理论水平,掌握临床医学理论与知识。 1.本专业基本理论的掌握 近年骨科临床知识高速度更新是本学科的一大特点。在诊断技术方面,CT、核磁共振等的临床应用极大地促进了骨伤科学的临床进展;在治疗方面,传统骨伤科疾病治疗方法和手段局限,或争议很大,近年认识有很大变化,如骨科脊柱多种疾病的手术与非手术治疗之争日益激烈;骨水泥、钛笼等先进器材的应用都极具挑战性。而教科书或专著往往只能起到基本培训的作用,在新进展方面明显滞后。为了使研究生能了解到本学科最新进展,特别是学会临床知识的更新能力,同时也为了促进导师自身知识的更新,我们采取导师主讲骨伤科学各疾病与部位专题讲座(每周两次)。辅导研究生学会利用一切可能的资源(如校园网电子期刊和其他最新相关杂志)获得有关临床新进展的方法。鼓励和安排研究生参加各种骨科学术会议和学习班。导师为学生指定精选阅读参考书目,由导师指定学生所要阅读的本专业参考书、本专业的杂志期刊,要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阅读任务,并写出相应的读书笔记和心得式小论文等。 2.边缘交叉学科理论的掌握 科研知识是科研素质的基础。临床专业研究生要在以后的医疗实践中有所突破,首先要充分具备宽厚的基础知识和专业知识,它是进行医学科研所必备的基础专业理论。由于骨伤科学是一门发展较快的科学,随着疾病谱的变化,新的理论、新的技术不断涌现,故而临床专业研究生还必须及时汲取医学专业领域或相关学科的前沿知识,善于将这些新理论、新技术运用到医学研究和临床实践中,并在临床实践基础上进行总结,形成新观点、新论断。随着医学模式已转变为“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医学服务的目的也由单纯的治疗疾病,转变为提高人类的生命、生活质量。因此,医学研究生还要掌握诸如医学心理学、社会学等知识,让科研更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最后,研究生要具有对医学科研有普遍指导意义的基础知识,如医学文献检索、医学统计学等,掌握医学科研的专门理论,了解医学科研的原理、程序和方法,更好地保证医学科研的规范性和有效性。如果只注重现有课本中的陈旧知识的学习,不注重对飞速发展的当代医学相关边缘交叉学科知识的掌握,将来的研究生将无法适应临床实践的需求,也意味着高级医学人才教育的重大失败,因此我们在课程设置上增加了一定数量的医学选修课,特别是增加一些贴近前沿科学、适应知识更新的选修课,以充实理论基础,掌握系统的专门知识和开阔眼界。 中医研究生论文:北京中医药大学研究生网络学习调查分析 摘要:目的 分析北京中医药大学研究生网络学习的特点和规律,为引导和改进方向提供借鉴。方法 以北京中医药大学2014级在读硕士研究生为调查对象,采用问卷调查的方法,从网络学习经验、学习渠道、时间频率、网络学习主要内容、学习收获与不足,以及对大规模开放式网络课程(massive open online courses,MOOCs)的认知程度等方面进行调查,并请学生写下对网络学习的理解和对建立MOOCs教学与课堂教学混合的新型学习模式的意见和建议。结果 本次调查对象中,92.16%有网络自主学习经历,41.18%通过校园网进行网络学习,47.06%保持“一周一次”的网络学习频率,54.90%通过网络学习主要用于拓展课外知识,66.27%认为网络学习有一定学习收获,49.41%认为网络信息纷繁复杂给其带来一定困扰。在MOOCs认知调查中,43.92%对MOOCs完全不了解,66.27%希望尝试MOOCs新型教学模式,30.98%认为MOOCs模式学时应占总学时比例的1/4。结论 大多数研究生有网络自主学习经历,并有一定收获,对MOOCs教学有所期望。 关键词:研究生;大规模开放式网络课程;网络学习;调查与分析 与传统教学相比,网络学习具有更强的自主性和灵活性。随着高校信息化建设的不断推广,利用网络 基金项目:北京中医药大学校级教育科学研究课题(XJY14049) 资源进行自主学习已逐渐成为研究生获取知识的重要方式。网络环境下学习者的学习行为,更体现出多结构、多层次的特性[1]。研究生在网络学习过程中的感受和困惑,以及相应的优势和不足,也越来越多被教育工作者所关注。 大规模开放式网络课程(massive open online courses,MOOCs),简称“慕课”,被誉为“印刷术发明以来教育界最大的革新”。MOOCs不仅覆盖了广泛的科技学科,也包括了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其沿袭了开放教育资源(OER)的开放共享知识的理念,成功高效地实现了优质教育资源的全球共享,是学习方式和方法的突破性创新[2]。这种在线课程通过网络技术,将课堂教学、学习体验、师生互动等环节完整在线实现,形成一种“在做中学”的模式[3]。 为全面系统了解北京中医药大学(以下简称“本校”)研究生网络学习现状及学生对MOOCs这一新型学习模式的认知程度,我们自主设计了“研究生网络学习情况调查问卷”,并对本校在读研究生进行广泛调查研究。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调查对象为北京中医药大学2014级在读硕士研究生,问卷共设计10道问题,其中客观性答题9道,主观性答题1道。在客观性答题中,从网络学习经验、网络学习渠道、网络学习时间频率、网络学习主要内容、网络学习收获、网络学习的不足、对MOOCs的了解程度、是否希望将MOOCs运用于教学过程、MOOCs教学模式的学时比例9类问题进行调查;主观性答题请学生写下对网络学习的理解和对建立MOOCs教学与课堂教学混合的新型学习模式的意见和建议。本研究共累计发放问卷270份,回收有效问卷255份,有效问卷回收率为94.44%。问卷回收后,对客观性答题的答题情况通过SPSS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分析,主观性答题通过分类汇总归纳出共性问题、建议及意见。 2 结果与分析 北京中医药大学2014级在读硕士研究生网络学习情况见表1。 2.1 网络学习经验、学习渠道及时间频率 从表1可看出,大部分研究生具有利用网络资源学习的经验。由于校园网建设的推进,多种网络数字资源已集成在校园网络中,如国内外各类文献数据库、优秀课程共享资源等,参与调查的学生中超过40%选择通过校园网络来学习,体现出校园网络的便利。同时,视频资源具有更好的直观性和生动性,其内容展现形式优于单纯的文本或音频形式,因此更受青睐,成为多数研究生愿意主动选择的网络资源类型。 在网络学习频次上,近半数参与调查的学生保持每周1次的频率,这可能与授课计划的教学周规律有关。研究生根据1周的课堂讲授内容和学习心得,利用网络资源对所学知识进行总结、扩充和提升。 2.2 网络学习内容、学习收获和存在的不足 表1显示,研究生利用网络资源学习内容主体依然围绕课堂所学进行深入和延伸,超过60%认为有一定的学习收获,说明网络学习对于研究生所学知识的巩固和提高起到了一定作用。但是,网络信息资源的复杂性、甄别时的混乱性以及环境的易受干扰等因素成为影响研究生更好利用网络资源进行学习的主要原因。这也提示教育工作者应努力为研究生创建更加纯净的网络空间和更加专注的学习氛围。 2.3 对大规模开放式网络课程认知程度 问卷共设计了3个与MOOCs相关的问题,包括知晓程度、对MOOCs运用于教学的期望程度,以及MOOCs模式占整体教学的学时比例。结果显示,MOOCs作为一项新鲜事物,目前还未被广泛熟知,学生们对这一新型教学模式既抱有期望,又存在疑惑。大多数学生仍然希望这一模式仅作为传统课堂教学的辅助形式,因而赋予这一教学方式的学时比例相对较少。 2.4 对网络学习的理解和对混合学习模式的看法 我们问卷的最后设计了成开放性主观答题,请学生写下对于网络学习的理解和对建立MOOCs教学与传统课堂教学混合的新型学习模式的意见和建议。累计收到各类观点、意见和建议共计135条,归纳如下。 2.4.1 对网络学习的理解 大多数研究生都表达了对网络学习优势的共识,包括资源的多样性、时间和空间的灵活性、表现形式的生动趣味性等。 2.4.2 对于网络学习的意见 主要集中于软硬件设施的条件及教师的引导作用上,包括网速过慢以致无法流畅观看视频和下载资料、部分网络资源质量不高、网络资源繁杂及缺乏教师引导不易掌握要点等。 2.4.3 对网络学习及相关教学的建议 ①普及MOOCs知识,试听相关课程;②把握好MOOCs与传统课堂教学的比例;③提供最全面最优质的网络课程资源;④建立网络学习的反馈和互动平台;⑤教师应提高学生运用网络资源学习的自主性和自律性。 3 讨论 此次调研,我们以北京中医药大学在读硕士研究生为研究对象,延伸探索中医药院校研究生网络学习现状,对研究生运用网络进行自主学习的特点和规律、存在的不足有了全面认识,并对今后的改进方向有了初步的设想。同时,我们将MOOCs这一新型教学模式引入学生的脑海中,唤起他们对于这一新鲜事物的兴趣和期待,促使其了解、尝试和接受MOOCs。作为一种新型教学和学习方法,MOOCs具有易于使用、费用低廉、覆盖人群广、自主学习、学习资源丰富等显著优点[4]。未来的教育必将是信息化条件下的多形式、多资源的教育。知识经济和信息化时代的学习模式给传统学习带来了巨大冲击。学习将由传统的静态、封闭、稳定的组织形式转化为生成、动态、具有丰富联系的人、知识、资源共同构成的社会认知网络[5]。中医院校研究生作为科研和临床的生力军,培养其创新能力和适应性尤为重要。优质的网络资源可以为研究生搭建起具有开放性、前沿性、综合性、高层次的互动交流平台,扩大研究生的学术视野,激发研究生的创新意识,为培养中医药高水平复合型人才奠定基础。 中医研究生论文:中医院校研究生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改革的研究与实践 [摘要]目的:了解研究生对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改革必要性和我校教学改革成效的基本看法。基本方法:采取全面调查的方式对2014级研究生进行问卷调查,采用SPSS17.0进行统计分析。结果:我校研究生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在教学内容上体现专业特色、采取生动活泼的教学方式及多维的成绩考核方式表示认可,94.7%的学生对于教学改革给予了肯定性的评价。结论:研究生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要更新教育理念,紧密结合学生的实际,改进教学方法,增强教学针对性,切实提高教学效果。 [关键词]研究生;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改革 2010年中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下发《关于高等学校研究生思想政治理论课课程设置调整的意见》(简称2010方案),对研究生的思想政治理论课课程设置进行调整。根据该方案,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分别开设1门必修课程(占2学分,36个学时),1门选修课程(占1学分,18个学时)。该方案从2011年秋季开始在全国高校普遍实施。从2012年以来,我们在本校的研究生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以下简称“中特理论与实践研究”)为重点,进行了一系列改革。为了解研究生对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改革必要性和成效的基本看法,我们对2014级硕士研究生“中特理论与实践”课程教学班级进行了问卷调查。本文以调查问卷为基础,对教学改革的必要性和成效进行分析,并提出继续深化改革的看法。 一、调查对象和方法 2015年1月,我们采取全面调查的方法,对本校2014级硕士研究生进行问卷调查,共发放问卷300份,回收285份,回收率95.0%。问卷数据采用SPSS17.0进行了分析处理。 在被调查的285位同学中,男生86名,占30.2%;女生199名,占69.8%。25岁以下者257名,占90.2%;26-30岁的有27名,占9.5%;31-35岁者仅1人,占0.4%。独生子女84名,占29.5%;非独生子女201名,占70.5%。有工作经历者57名,占20.0%;无工作经历者228名,占80.0%。中共党员103名,占36.1%;非中共党员182名,占63.9%。本次调查涉及本校的临床医学、基础医学、药学、人文管理类专业,分别为199名、46名、36名、4名,占69.8%、占16.1%、12.6%、1.4%。此调查比较真实地反映了目前我校在校研究生的基本情况,即以应届本科生直接升学为主、女生多于男生、医药类学生占绝对优势,中共党员的比重不高,非独生子女多。 二、调查结果 (一)研究生关于课程开设及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改革必要性的看法 本课题组主要从三个方面了解学生关于“中特理论与实践研究”教学改革的基本看法:一是该课程开设是否必要;二是对教学大纲哪些部分感兴趣;三是改革的必要性。 第一,大多数研究生认为“中特理论与实践研究”开设有必要。一般来说,当研究生在开学之初拿到课表、接触到教学大纲时,对本学期所设课程就会形成一个倾向性的态度,即该课程的开设是否必要?自己是否感兴趣?最愿意学什么、不愿意学什么?换句话说,学生一开始就会有所选择。“中特理论与实践研究”作为硕士研究生的必修课程,主要是在当代世界和当代中国背景下,分专题研究和介绍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的重大问题,深化和拓展本科阶段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学习,进一步掌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念。对于本课程的开设,认为“很有必要”和“有必要”的学生达241名,占被调查对象的83.8%。认为“没有必要”和“无所谓”的学生46名,占16.2%。也就是说,虽然该课程是、教育部确定的必修课程,但仍有相当部分学生认为没有必要开设。此从一个侧面折射了中医院校部分研究生认为该课程的开设对自己的专业学习帮助不大的真实想法,严重一点说的话,部分研究生存在轻视或漠视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心理。 第二,研究生对教学大纲感兴趣的内容。为了加强对全国硕士研究生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指导,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编写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教学大纲供全国高校使用,以实现本科、硕士、博士三个阶段在教学内容上的既相互衔接又步步提高。大纲的主要内容分为9个部分。我校硕士研究生对各部分内容的学习兴趣情况见表2。 从表2可见,50%以上的研究生感兴趣的部分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当代中国的基本国情”两个部分。“导言”、“中国共产党的建设”却有超过70%以上的学生不感兴趣。而其它五个部分内容,学生的兴趣程度一般。 第三,研究生普遍赞成对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进行改革。在被调查的285位同学中,58%的同学认为对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进行改革“很有必要”,42%的同学认为“有必要”。 (二)研究生对课程教学改革成效的基本看法 从上述部分的调查可见,如果我们在教学中完全以教学大纲为蓝本进行教学,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主动性、教学的实效性势必受到影响。认知心理学认为,学习动机是直接推动和维持学生进行学习的内部动力,包括学习期待、学习兴趣、学习需要和学习态度。中医院校研究生的“中特理论与实践研究”教学必须既符合教学大纲的要求,又结合研究生的专业特点进行教学。因此,我们从2012年起,从三个方面进行改革。一是在教学内容上,在大纲的相关部分,突出了与医药专业相关内容以及时政热点的教学。二是在教学模式上,在课堂讲授的基础上,增加了社会调查、自主学习、课堂研讨、案例教学等方法。三是改革了考试模式,变一维评价方式为多维评价方式。 第一,研究生普遍认同在教学内容上突出与医药专业相关内容的教学,但对时政热点关注欠佳。在教学内容中,我们主要从四个方面突出了与专业联系相关度高的思想政治理论教育。如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建设部分”加强“医疗法制”教育,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加强“医德教育”,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建设”部分重点讲解“当代中国的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领导力量”部分加强“廉洁从医教育”。研究生对此普遍认同,认可的比例均从高到低依次为“医德教育”(78.6%)、“医疗法制”(78.2%)、“医疗卫生体制改革”(73.0%)、“廉洁从医教育”(60.0%)。 同时,我们在相关部分紧密联系实际,增加了时政热点的教学。如在“导言”部分增加“党的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解读”,在“当代中国的基本国情”部分增加“经济新常态”,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部分突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型城镇化道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部分增加“温室效应”,在“当代中国与世界”部分增加“中国海洋权益之争”等,学生上课时虽然都比较认真,但调查结果不尽人意。学生对我们精心补充或深化的内容,认同率均未超过半数。学生认为相对收获较大的内容,依次为“中国海洋权益之争”(44.2%)、“经济新常态”(43.9%)、“温室效应”(40.3%),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型城镇化道路”(22.8%)、“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30.2%)则认为收获不太大。具体见表3。 第二,研究生喜欢生动活泼的教学方式。在教学中,我们采取了讲授、参观考察、案例教学、课堂讨论、自主研究式学习、专题教学等多种教学方式。从表4可见,学生喜欢的教学方式从高到低依次为案例教学(77.9%)、参观考察(66.7%)、课堂讨论(50.2%)、专题教学(40.7%)、自主研究式学习(19.3%)、讲授(13.3%)。 第三,研究生比较认可多维的成绩考核方式。对于本课程的成绩考核,我们提供5种考核方法供学生选择。除系统缺失1名外,选择“平时成绩占60%,期末考试成绩占40%”的学生为96名,占33.7%;选择“平时成绩占40%,期末考试成绩占60%”的学生为83名,占29.7%;选择“平时成绩占100%”的学生为81名,占28.4%;选择“平时成绩占20%,期末考试成绩占80%”的学生为18名,占6.3%;选择“期末考试成绩占100%”的学生6名,占2.1%。可见,学生普遍喜欢多维的评价方式,不喜欢单一的评价方式。事实上,我们在课程成绩的考核上,早就采取多维的评价方式。学生成绩由平时成绩和期末考试构成。平时成绩包括课程小论文、课堂发言、讨论、考勤等,占40%;期末考试采取统一制卷、开卷考试形式,占60%。 (三)研究生对教学效果的总体评价较高 对于教学改革的总体评价,我们设计了四个内容供2014级学生进行选择:(1)既遵循教学大纲要求,又结合中医院校研究生特点,教学效果好。(2)基本遵循教学大纲要求,部分内容结合中医院校研究生特点,教学效果较好。(3)有些章节未按教学大纲组织教学,过分迎合研究生需求,教学效果一般。(4)教学效果差。调查结果表明,认为“教学效果好”的学生有158名,占55.4%;认为“教学效果较好”的学生有112名,占39.3%;认为“教学效果一般”的学生有10名,占3.5%;认为“教学效果差”的学生有5名,占1.8%。结果表明,对于我们的教学改革,94.7%的学生给予了肯定性的评价。 三、几点结论 硕士研究生培养是我国高层次人才培养的一个重要阶段。其思想政治状况如何,直接关系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的培养。作为教育工作者,要不断更新教育理念,紧密结合学生的实际,不断改进教学方法,增强教学针对性,切实提高教学效果。 第一,研究生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要紧密结合学生的实际。、教育部在提出2010方案时,曾明确提出研究生思想政治理论课课程设置调整的三原则,即课程的导向性、课程的层次性、课程的实效性。其中,课程的导向性要求坚持以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贴近研究生思想和学习实际,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想和信念。课程的实效性则要求紧密联系研究生思想实际和学校教学实际,合理设置和安排有关课程。中医院校研究生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毫无疑问要结合学生的实际进行教学。如前所述,我们在调查中发现,认为开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课程“没有必要”和“无所谓”的学生46名,占16.2%。但我们在教学中紧密结合学生的专业实际后,学生的学习热情和学习兴趣明显提升,对课程教学效果的评价也不错。 在本次调查中我们发现,学生对时政热点的关注度不够,学习热情不够高,此需要我们在今后的教学中更好地发掘时政热点与中医药发展之间的关系,并引发学生深入思考,激发其学习热情。 第二,研究生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在内容上要体现研究的特点。硕士研究生的思想政治理论课不应满足于知识、概念、基本理论的传授,而要对重大的理论和现实问题进行研究,在教学中一定要体现研究的特点。这种研究既可以是权威学者或授课教师的成果,也可以是学生的研究所得。比如,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部分,我们增加了医德专题研究。课前,我们要求学生结合医德楷模、最美老中医、最美乡村医生或身边的好医生等先进事迹,撰写2000字左右的心得体会。到课堂讨论时,将自己的看法或案例与大家分享。学生发言争先恐后,教学效果非常不错。这样,在师生的教学相长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水平及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不断提高。 第三,研究生思想政治理论课要采取灵活多样的教学方式。由于研究生在本科阶段特别是考研备战阶段对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基本内容有了较好的掌握,进入硕士研究生阶段后,一般不喜欢教师一人唱独角戏、搞满堂灌。他们希望教师能采取形式多样的教学方式。在前面的调查中,我们也可以明显地了解学生的看法。要提高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效果,教师一定要掌握形式多样的教学方式方法,并综合运用、宏观驾驭,达到课程教学目的。比如,研究生虽然很不喜欢讲授法,但讲授法作为一种常用的教学方法,不可能被取消。教师在讲授过程中可以增加研讨式、启发式、对话式、交流式等师生互动方式,并力求语言生动、情绪饱满。这样,将枯燥的讲授法中生动起来,提高教学效果。 第四,要利用鲜活的事实加强对青年学生某些错误思想或观点的引导。目前,硕士研究生主要以应届本科毕业生为主,中共党员的比例也不太高,在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某些错误思想或观点对研究生有一定的影响。比如,观点在青年学生中就有一定的市场。如有的学生对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历史贡献、对雷锋的感人事迹持怀疑态度等。我们利用业余时间组织全体研究生到雷锋纪念馆、湖南党史陈列馆参观后,学生的态度发生明显变化,主动在网上向错误言论作斗争。又比如,学生对医德建设和医疗行业反腐败有不同看法,我们让学生利用亲身经历的故事进行说明,效果也很明显。 总之,研究生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改革是一个值得不断探索的课题。它需要教育工作者不断学习,与时俱进,准确把握时代脉搏、了解学生学习需求,创新教育理念和教学方法,不断提高教学效果。通过教学,使研究生树立坚定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立足本职,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奉献力量。 中医研究生论文:提高中医药研究生社会实践质量的对策 摘 要 本文阐述了社会实践在中医药学研究生综合素质提升中的重要意义,分析了传统社会实践活动暴露出的问题,指出在新形势下中医药院校必须建立规范的组织和管理制度,加大社会宣传力度,广泛争取导师支持,建立长期稳定的社会实践基地,全面提高中医药研究生社会实践质量。 关键词 中医药 研究生 社会实践 开展社会实践是培养高素质人才的需要,同时也是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形式。研究生社会实践在发掘学生创新能力、丰富学生课余生活、提高研究生综合能力方面起到了关键的推动作用。①中医药研究生社会实践具有专业特殊性,在社会实践中主要承担了义诊、医药卫生知识宣传、中医药诊疗技术普及等专业型较强的工作。能否发挥社会实践为中医药学研究生专业能力和综合素质提升服务值得深入思考。 1 社会实践有助于提升中医药学研究生综合素质 (1)有助于研究生了解国情,增强社会责任感。社会实践是研究生在步入工作岗位前了解社会、接触社会的窗口和平台。虽然医学研究生在医院也能够接触到患者,但和社会实践中到社区、到乡下有所不同,而且社会实践属于义诊,医院看病属于消费,患者的心态会不同,作为医者的心态也有所差异。医学研究生积极参加社会实践,有助于提前接触社会,了解国情。通过下乡,研究生在实践中能够了解到中国的卫生体系尚不健全,卫生经费严重不足,城乡卫生资源配置的差距较大,尤其是基层医务人员缺乏,导致农民防病治病、抵御风险的能力低等。医疗水平有限导致患者误诊误治,错过治疗机会;医疗费用较高导致小病不治,大病治不了的现象普遍存在。作为一名在校的医学院校研究生,未来的国家医药卫生工作者,通过社会实践可以感受到肩负的责任重大,从而增强学习和研究的自觉性,以积累更加丰富的知识,提高自身能力,树立将来为祖国报效之志。 (2)有助于研究生锻炼意志品质,体恤群众疾苦。研究生社会实践走进农村,离开了喧嚣的城市,体验在农村生活的清苦,体验从大城市到小县城的落差,体验与广大劳动人民接触的感受,进一步了解地方病种,基层病种,体会群众饱受疾病困扰的痛苦,进一步锻炼自身的意志品质。 (3)有助于研究生认识自身业务能力,提高业务水平。社会实践为研究生提供了理论联系实际的有效平台,研究生通过社会实践,将理论知识用于解决群众的疾病痛苦,从而不仅可以提高专业技能,而且可以检验理论学习的广度和深度,为以后的学习找到更加准确的方向和目标。②研究生通过社会实践体会到自己的不足,比如所学和掌握的知识不能满足来访患者的需要,每当遇到不确定的治疗方案,研究生们都会在晚上翻阅书籍或请教老师,及时将问题解决并告知患者。在这个过程中不但提高了业务水平,更收获了一份成就感。 (4)有助于研究生培养团队协作意识,加强人际交往能力。目前研究生群体独生子女居多,自我中心意识较强,群体协作能力较差。在社会实践中,任何一项任务,无论是义诊、中医药知识普及、或是座谈交流,都需要群体配合,单兵作战不但难以按时完成任务,甚至延误整体进度,影响预期效果。团结协作和群策群力是社会实践中研究生无法回避的选择,在配合中逐渐提高了研究生的团队协作意识,潜移默化中锻炼了待人接物的沟通协调能力。 (5)有助于培养研究生的创新意识,提高创新能力。在参加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海代表团审议时强调:“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创新能力是高层次人才的重要标志,社会实践有助于培养和提升研究生的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中医药研究生在社会实践中,不断地接触患者、不断地检验理论、不断地学习知识、不断地修正认识、不断地丰富临床经验,由此不断地激发创新意识、不断地提高创新能力。因此,社会实践为研究生完善自身的知识结构和创新素质培养构建了一个平台,成为研究生科研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培养的重要途径。③ 2 传统中医药研究生社会实践活动所暴露出的问题 2.1 形式上单一 以长春中医药大学为例,传统的研究生社会实践以日常的走进社区实践和暑期“三下乡”实践为主要模式;以大型义诊和健康知识宣传为主要形式;以每个社区每年服务一次,每次“三下乡”3天左右为主要时限;以研究生量血压、血糖,向患者提示诊疗建议和保健常识为主要服务内容,对研究生吸引力有限,对解决基层群众疾病痛苦程度有限。 2.2 认识上偏差 研究生自身和社会对社会实践存在认知上的偏差。有些研究生不能充分了解社会实践的意义,导致在实践中收获有限;有些研究生参与实践目的不纯,甚有之将其视为旅游度假。如此不仅浪费了一次提高自我的机会,也影响了实践的效果。另外,社会对研究生实践的认识程度也不够。有些社区不愿接受研究生实践,除非本单位有任务要求,否则不予接待,有的即便接待也是应付;有些基层单位一方面希望接受研究生实践,另一方面又怀疑其看病的能力,使实践效果大打折扣。 2.3 组织上欠缺 以长春中医药大学为例,目前尚未真正将社会实践活动纳入研究生培养计划中,研究生社会实践活动仅是团委工作范畴之一。在一定程度上,社会实践带有随意性和随机性,每每安排时,都不得不权衡是否会与正常的教学安排冲突,研究生在参与社会实践时也经常遇到任课老师不给假、科里不同意、导师不支持,极大地挫败了研究生参加社会实践的积极性。 2.4 实践基地的建设和发展不稳定 社会实践基地是开展社会实践活动的重要场所和阵地,基地建设的好坏直接关系到实践的可持续性和质量的优劣。目前中医药研究生实践基地多以社区、县城和乡下为主。由于每年与基地接触的次数较少,实践的时间较短,导致在实践基地的开发、建设和发展维护上缺乏系统性、层次性和稳定性,④无法保障研究生社会实践的有效开展。 3 新形势下做好研究生社会实践工作的思考与建议 3.1 扩大宣传,加强管理 加大力度宣传社会实践,特别是扩大其在社会和研究生中宣传,以此提高对社会实践活动的认识和认同,为研究生社会实践营造良好的氛围,构建优质的平台;努力提高研究生对社会实践的认识,引导其在实践中“受教育、长才干、做贡献”。同时,要重视组织管理,以长春中医药大学为例,学校成立了博硕医疗服务团。在成立之初,研究生中参与社会实践的群体以学生干部、党员、积极分子为主,普通学生参与较少,其中原因既有学生认识上的偏差,还有制度上的欠缺,比如未能将社会实践列入培养计划。为保证社会实践活动的效果,学校建立了有效的保障机制,将研究生社会实践活动纳入奖学金评比,并确定为必要项目,每次参与都给予相应的加分;加大支持力度,给予一定的实践经费投入,用于建立实践基地、开展实践活动、对参与实践的研究生给予补贴等,保障了研究生社会实践的有效性;学校规范相关制度建设、对研究生社会实践进行不定期的检查、走访,定期与实践单位联系反馈,及时了解研究生实践表现,在实践过程中准确反映研究生出现的问题,不断提高研究生实践质量;每年9月对研究生进行考核和评价,并对表现优秀的研究生给予表彰。 3.2 争取导师支持,提高实践质量 导师是研究生教育培养的第一责任人,积极发挥研究生导师作用,提高导师对社会实践的认知程度,争取导师对社会实践的支持,努力让将导师转变意识,成为社会实践的指导者和参与者,并将社会实践与科研项目有机结合,通过社会实践提高研究生的科研能力、临床业务水平,培养意志品质和团队精神。有导师参与和指导的社会实践,不但提高了诸如义诊类实践的质量,对研究生而言更是一种榜样力量。 3.3 建立稳定的社会实践基地,保证社会实践有效开展 稳定的社会实践基地是研究生社会实践持续有效开展的保障。以长春中医药为例,学校的教学实践基地不但有自己的附属医院、省内的三甲级中医院,而且和国内、省内多家医院有合作,便于研究生实习实践;学校的暑期社会实践与基层卫生局(如大庆市肇源县卫生局、吉林市永吉县卫生局等)建立合作关系,并且辐射当地的医院和卫生服务中心等基层卫生机构。稳定的实践基地促使研究生获得更大限度地锻炼,在锻炼中不断提升了业务能力和综合素质;稳定的实践基地保证了学校与用人单位的良性沟通,营造的良好氛围进一步提高了实践质量。 中医研究生论文:中医院校提高研究生学位论文质量的实践与思考 摘 要 2012年以来,广州中医药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在以往实名评阅、预答辩、答辩基础上,增加了学术不端检测、统计学检测、双盲评审、两季答辩弹性学制等措施,学位论文质量得到了较大提升,但也存在些问题值得思考。营造质量文化、统筹协调、重心下移院系和导师、信息化管理、引入第三方检测机构等措施可能进一步提高学位论文质量。 关键词 中医院校 研究生 学位论文 质量 一流的研究生培养质量,是建设高水平中医药大学的重要组成部分。①学位论文质量是研究生培养质量的直接体现,提高研究生学位论文质量,严把出口关是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的关键环节之一。2012年以来,广州中医药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在以往实名评阅、预答辩、答辩基础上,增加了学术不端检测、统计学检测、双盲评审、两季答辩弹性学制等措施,学位论文质量得到了较大的提升,但也存在些问题值得思考。结合广州中医药大学近三年的实践,探讨如何进一步提高中医院校研究生学位论文质量。 1 提高学位论文质量的新实践 1.1 学位论文学术不端检测 学术不端检测系统防止学生过度引用文献,是治理学术不端的有效手段之一。②检测对象为拟申请答辩的全体研究生含港澳台、外国留学生,采用中国期刊网学术不端检测系统,委托图书馆信息部进行检测。合格标准:博士学位论文总复制比低于25%(含),硕士学位论文总复制比低于30%(含);优秀段落复制比不超过35%,段落单源引用复制比不超过45%,多源引用复制比不超过35%。在2015年上半年学位论文学术不端检测中,发现1篇港澳台兼读制研究生博士学位论文复制比接近100%,27篇学位论文复制比超过50%,46篇学位论文未达到合格标准而延迟答辩。 1.2 学位论文双盲评审 学位论文双盲评审在中医院系得到广泛应用。盲评对象为100%全日制博士研究生,随机抽取不低于10%全日制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由研究生院组织实施,由三个省外同行专家双盲评审,硕士研究生由二级单位组织实施,由两个省外同行双盲专家评审。分A、B、C三个等级,结果分为通过、修改、复审、延迟答辩四种。参加2015年上半年学位论文双盲评审的150名博士研究生中,18篇学位论文需复审,占12%,延迟答辩者5人,占3.3%。 1.3 学位论文统计学检测及两季答辩 统计学方法的应用是医学专业学位论文的重要内容之一,也关系到研究结果的科学性,往往是研究生的薄弱环节。因此,将医学统计学正确应用纳入学位论文的检测。检测对象为拟申请答辩的全日制研究生,统计学教研室和临床流行病研究中心分别负责学术学位学位、专业学位申请人学位论文数据检测及认定。评审论文隐匿研究生姓名、学院等信息,并随机分配给教师,实施双盲评审,提高评审的公正性。 为缓解学生学业、就业压力等,每年实行春秋两季答辩,春季答辩以全日制研究生为主,秋季答辩在职研究生、港澳台研究生、延迟答辩学生等为主。弹性学制,博士学制为3~6年,硕士为3~5年。由于传统观念的影响,加之学位授予仪式每年6月份只举行一次,因此研究生答辩首选仍在春季。2014年春季答辩近1400人,秋季答辩不足100人。两季答辩工作推进仍然需要时间适应。 2 提高学位论文质量的思考 2.1 牢固树立质量意识,营造质量文化 提高质量、内涵发展是新时期研究生教育的优秀任务。研究生培养质量高,则学校发展快、学术声誉好,个人的发展水到渠成,反之,一损俱损。首先,学校应大力进行研究生质量文化的宣传。利用阵地、网站、微博、微信等手段,宣传研究生培养质量政策与制度,强调培养质量的重要性,增强导师、研究生质量自律的主动性,使质量第一的意识植入人心,营造质量第一的质量竞争文化。其次,建立优秀研究生激励机制,强化国家奖学金、研究生奖学金等奖助政策导向作用,激发研究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营造良好学风和科研风气。研究生教育管理部门作为相关制度的制定者,监督作用不可或缺,坚持学位授予标准不降低。2015年二级学院研究生管理部门负责硕士学位论文盲评抽查中,一次通过率近100%,监督作用缺位嫌疑。 制度是建立长效质量保障的主要途径,加强研究生教育制度建设。根据研究生培养的新形势和新措施,依据不同的专业、层次、学位类型,及时更新研究生教育管理制度。提高制度实施的有效性,坚决执行和宣传相关制度,一方面有利于制度实施,另一方面加强师生对制度执行的监督。在学位授予单位内部,人情关系多,制度的有效执行带来了难以想象的难度。学位授予单位决不允许个人凌驾于制度之上,为某个人降低学位授予标准而损害学校声誉,努力打造声誉最优的卓越文化。 2.2 统筹协调,提早预警,保障措施前移 统筹协调是指充分调动各主体的创造性,形成上下配合、内外协调、积极有效的质量保证和监督机制。学位论文学术不端检测、统计学检测、博士论文预答辩、双盲评审、论文答辩等措施,涉及图书馆、财务处、二级单位等部门,环环相扣,牵一发而动全身,任何一个部门阻扰或者软抵触,将严重影响工作的进展。提高学位论文质量应成为学位授予单位全员的共识,部门之间应建章立制,清晰职责,质量保证依赖全员的共同努力。 学位课程、、毕业考核等培养环节合格方进入申请答辩环节,尤其临床医学专业学位研究生临床技能考核一般在第六学期初进行,使培养审核与学位授予工作冲突,增加了学位授予风险。学位论文质量监控的措施要花费大量时间,研究生学位论文提交时间较以往提前2个月,部分学生不能适应学位论文进度的改变,未能按时完成论文而延迟答辩。因此,管理部门之间相互协调,研究生的学位课程、等培养环节审核提前考核,形成毕业预警,化解风险。及早公布学位论文答辩与学位授予工作进度,学生提前准备。 学位论文保障措施前移。目前,中期考核缺位或流于形式,部分研究生开题报告时间延迟,使学位论文过程管理成为真空。学位论文双盲评审等措施均是针对学位论文本身,质量较差论文已经无法做根本修改。论文选题、开题报告、论文计划执行等过程管理显得尤为重要。导师约束、强化开题控制、中期质量检查、完善审核制度、健全评优环节等成为常用的手段,③④⑤如何有效实施是一个难点。 2.3 重心下移导师和院系 质量保证和监督体系的重心下移到学位授予单位,学位授予单位应该质量保证的重心下移到院系和导师。目前,中医院校研究生数量大、学位类型多、种类复杂,单纯依靠研究生院管理已经明显力不从心,依托院系和导师是必然选择。导师在学位论文设计、实施、完成等环节中扮演着关键角色,是学位论文共同完成人。学位论文是导师学术水平和教学指导能力的体现。高质量的学位论文离不开导师的悉心指导,在实践中发现,凡检测或双盲评审未通过的学位论文,与导师把关不严密切相关。明确导师第一责任人,在学术不端、统计学检测、双盲评审等环节,均需导师签字同意方可进行,并将结果及时反馈给导师。发挥导师科学伦理的示范和教育作用,研究生学位论文存在学术不端行为,导师应承担相应责任。学位论文完成情况,应纳入导师遴选、考核内容。 院系是学位授予单位相关制度第一执行者,直接关系到制度实施的有效性。制度执行程度不仅关系学位授予工作顺利进行,也关系到院系学风。院系严格执行制度,能够对研究生形成威慑作用,促进形成良好学风。按照重心下移原则,学位授予单位学位授予权下放到院系,尽力突显院系是研究生的学位授予单位和培养的责任人;招生、资金等资源配置权下放到院系,充分调动院系工作的积极性。 2.4 研究生信息化管理 信息化管理是建设一流的研究生教育的内在要求。中医院校研究生人数多,学位论文字数动辄数万,经过数轮的修改与更替,学位论文提交多个部门,单纯的人工管理或者半信息化的粗放管理,不仅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成本,而且质量保证体系难以落实,与现代研究生管理不相适应。论文提交、“学术不端”和统计学检测等通过研究生管理系统实现,实施信息化管理,不仅可以简化工作环节,大幅提高工作效率,而且有利于学位授予单位的学位论文进行全过程全方位有效监控,使制度有效执行。 2.5 强化过程监控,适时引入第三方 加强第三方监督是保证研究生质量的有效手段。学位论文学术不端检测、统计学检测委托校内部门进行,均是部门兼职工作,或是人手不够,进度较慢,而研究生答辩季,时间短任务重,难以满足工作进度要求,使学位论文学术不端检测、统计学检测等措施往往交叉进行,使结果相互矛盾;部分老师应付差事,工作质量无法保障;学校内部人情关系较多,难以维护制度的严肃性和权威性。过程监控不到位、衔接不畅的问题时有出现,浪费人力、财力,措施效果不理想,学生不满意。适时引入校外第三方专业机构检测,使学位论文得到更为专业的指导,提高工作质量;减少工作环节,保证学位论文、统计学检测、双盲评审的有序性,提高效率;减少人情关系干扰,使制度得到更为彻底的执行。学位质量监控的每一个环节保留纸质记录,并加强纸质记录的运用,如制订学术不端检测报告、统计学检测合格证明等作为附件装订学位论文,提高相关人员的责任心。 如何提高学位论文质量是学位授予单位始终关注热点。学位论文的质量保证体系建设涉及开题报告、中期考核、答辩等多个环节,贯穿研究生在校时间,也需要学位授予单位多部门的齐心协力。在研究生教育综合改革的背景下,学位授予单位上下应高度重视,高屋建瓴,统筹协调,追求卓越,不断提高学位论文质量。 中医研究生论文:传统文化内涵融入中医研究生教育探析 摘要:传统文化教育是中医研究生教育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对于提高中医研究生的人文素养有促进作用,但是目前我国中医研究生传统文化的教育广泛存在教育缺失的现象。针对如何将传统文化内涵融入中医研究生教育,我们提出具体的实施方法,为更好培养传承创新型人才提出了方向。 关键词:传统文化;内涵;中医研究生教育 中医研究生教育的最终目标就是培养一批同时具备传承祖国医学精华和创新能力的中医药专业人才。从30多年前我国高等院校开设中医研究教育开始,发展至今,为祖国传统医学的发展培养了大量的中医药人才,取得了显著的成就,但是其中人才异化的现象也日益突出,需要引起中医教育管理者的重视。虽然导致这一问题的原因离不开西医的冲击和中医临床训练的缺乏,但是最重要的原因还是传统文化内涵教育的缺乏。因此,在中医研究生教育中融入传统文化内涵教育是非常必要的。 1 在中医研究生教育中融合传统文化的重要性 1.1中医是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我国的传统文化可以为中医的发展提供肥沃的土壤,它可以充分吸收天文历法、气象物候、阴阳五行等百家之所长,并在认识和调节人体的过程中将各种知识融会贯通,并形成一套独特的,且具有丰富内涵的中医理论体系[1],是中国传统文化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如果脱离了传统文化,那么中医也就失去了发展的根本。 1.2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中医学发展的基础 中医学是一门具有独特性的生命科学,除了需要从传统文化的理论中吸收精华外,又有自己独特的发展规律。以《灵枢・本神》为例,它认为人就是“上天之德”和“大地之气”的产物,虽然是依靠父母的精血而形成的,但是和自然环境也具有密切关系[2]。这种中医思想体现了道家观点,说明我国古代的黄老哲学对于中医理论的形成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 中医在传统文化基础上发展的同时,也是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与其他思想文化体系比较,中医具有道术兼备的独特优势,是促进传统文化的发展的重要的力量之一,而道家、儒家和传统哲学等已经成为历史,其理论无法继续发展,但是中医却能够根植于传统文化的土壤,随着时代的发展会不断融入新的理念。 2 传统文化内涵在中医研究生教育中的现状 2.1人文课程设置的比重较低 目前,很多高等院校的中医专业都开设了很多西医课程,但是关于人文类的课程设置却很少,有的院校甚至根本不开设这类课程。因为从学生从小到大所接触教育模式来看,西医的理论和思想模式更符合他们的学习习惯,而且西医理论在理解上的难度也小于中医,这就间接减少了学生和传统文化的接触时间,而且西医的思维模式对于中医的思维模式产生很大的影响,甚至会让学生对中药的作用产生质疑。虽然部分院校已经意识到了传统文化和人文课程设置的重要性,所以开始增加了一些人文类课程,但是和专业课程相比,这类课程不管是在数量上还是科室安排上都不足,而且不同人文课程之间的联系也较少,很少能联系中医专业的实际情况,所以也达不到预期的效果,不能从根本上提高中医研究生的人文素养[2-3]。 2.2教育模式落后,存在重医轻文现象 我国研究生的学习模式大部分都是采用导师指导、学科联合和自主研究相结合方式,中医专业的研究生学习也不例外。这种培养模式能够实现导师和研究生之间的相互配合,有助于提高研究生的教育质量,培养研究生主动获取知识的能力,还可以锻炼他们的科学思维能力、实践操作能力和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4]。尽管如此,这种人才培养的模式也比较单一,存在严重的弊端,会让研究生将绝大部分的精力都投入到专业知识的学习中去,甚至只是在自己的课题领域内开展研究,而忽视了其他文化知识的学习,导致中医研究生的人文知识拓展普遍缺失,因此,他们撰写的论文中的语病和别字等问题较多。 3 中医研究生教育融合传统文化内涵的具体方法 3.1掌握学生对传统文化内涵的基本了解程度 要有效开展传统文化内涵的教育,首先就要掌握他们对这一知识的了解程度,这样才能采取针对性的措施。我们曾经对一年级研究生进行过一次针对传统文化知识的抽样调查,调查的结果显示,有超过11%的学生对传统文化根本没有兴趣,还有约26%的学生对它并不了解。为了能够及时了解学生对传统文化内涵的了解程度,我们可以采取定期开展调查问卷的方式,通过数据分析来了解文化素质教育中的薄弱环节,有针对性的开展中医研究生的知识学习,提高对传统文化内涵的理解程度。 3.2激发学生学习传统文化知识的兴趣 导师在向中医研究生传授专业知识的同时,可以适当的融合一些传统文化知识,激发出他们的学习兴趣,具体措施如下:①充分利用传统文化知识和中医专业课程之间的紧密联系,让学生意识到传统文化对中医学习的重要性,让他们对此产生学习动力[5]。②在教学过程中引入一些名医的典故,让他们感受到传统文化的魅力,提高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③在日常的授课中引入医德医风的思想教育,让学生能从古代医者身上感受到他们“医者仁心”的品格和精神,不仅可以提高他们的文化素养和职业道德[6]。 3.3创造多元化的学习氛围 这一措施可以从硬件和软件两方面来实施。从硬件措施上来看,可以从打造和谐文明、具有中医药学校特色的校园文化着手,在公共场所布置具有丰富内涵的名人雕塑、名医长廊、箴言等文化作品,营造高尚健康的人文景观氛围。从软件措施来看,可以依靠校园网络平台,利用网络的虚拟性特征提供的超大文化空间,让学生随时随地能搜寻到所需要的文化知识。 综上,对于怎样才能将传统文化的内涵融合在中医研究生的教学活动中,需要中医教育者不断在实践中进行总结、发现和探索。作为我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如果脱离了传统文化,很难取得长远发展。因此,在中医研究生的教育中,传统文化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只有将其充分融入到教学中,才能真正提高中医研究生的专业素质,为继承和发展中医作出贡献。
理论分析论文:加强党的执政理论建设分析论文 摘要:包括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在内的执政党的建设有许多方面的内容,党的执政理论方面的建设是其中之一。这一命题自同志提出之后,受到有关方面的重视,并成为执政党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本文认为必须加强党的执政理论建设,并阐述了加强党的执政理论建设的基本内容,提出了加强党的执政理论建设的若干思路。 关键词:执政理论基本内容建设思路 同志在纪念邓小平诞辰一百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提出了“党的执政理论建设”这一命题,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做出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对党的执政理论从几个方面进行了构架,并指出:“加强马克思主义执政理论建设,深人探索党的执政规律。”可见,加强党的执政理论建设已经成为党的执政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必须加强以党的执政能力方面的理论建设为重点的党的执政理论建设。 一、必须加强党的执政理论建设 党的执政实践需要党的执政理论进行指导,而党的执政理论的发展滞后于党的执政实践的发展,尚不能很好地满足党的执政实践的需要。因此,必须加强党的执政理论建设,这是保证我们党科学地进行党的执政实践的需要。 第一,加强党的执政理论建设,是完成党所肩负的执政使命的需要。我们党经过不断地努力,已经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将一个四分五裂、贫穷落后的旧中国,建设成为一个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的新中国。进人2l世纪,我们党肩负着进一步将新中国带人全面小康社会、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的发展阶段的执政使命。在这个新的发展阶段,问题会更加复杂、困难会更加突显、任务会更加繁重,这就对党的执政理论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迫切需要通过加强党的执政理论建设后用这方面的理论加以指导,用发展了的党的执政理论来指导党的新的执政实践,以完成好党所肩负的执政使命。 第二,加强党的执政理论建设,是科学地把握党的执政规律的需要。我们党在执政的过程中,一方面必须遵循执政党必须遵循的执政的一般规律,另一方面又必须遵循中国共产党执政所特有的特殊的执政规律。因此,必须从理论上概括和总结这些规律,从理论上科学地把握我们党的执政规律,这就必须加强党的执政理论建设。在改革开放的条件下领导中国各族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出现了许多新的情况,具有很多必须把握的新的规律,这些规律需要通过加强党的执政理论建设来了解、认识,需要通过加强党的执政理论建设来科学地把握、运用。 第三,加强党的执政理论建设,是进一步总结党的执政经验的需要。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决定》对我们党执政55年来的主要经验进行了高度的概括和总结,提出了关于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方面的一系列思想理论观点。而党的执政理论并不仅仅包括党的执政能力方面的理论建设,还有其他方面的内容。因此,为了进一步总结党的执政经验,就必须加强党的执政的其他方面的理论建设。必须对我们党执政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执政经验全面地加以概括和总结,并将概括和总结党的执政能力方面的经验作为其中的重点,使这些经验上升为党的执政理论方面的内容,从而丰富和发展党的执政理论。 第四,加强党的执政理论建设,是解决党在执政中存在问题的需要。我们党在执政的五十多年的时间里,经受住了各种风浪的考验,面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的形势和新的任务,党的执政理论还存在着不足,还必须解决各种新的问题,因而必须加强党的执政理论建设。《决定》指出:“面对新形势新任务”,我们党还存在不少问题。如果将这些问题归结起来,主要是两方面的问题:一个是不适应新形势新任务的需要,一个是不符合“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要求。这两个方面的问题影响党的执政成效,都需要用不断丰富和发展着的党的执政理论加以指导,才能很好地加以解决。 二、加强党的执政理论建设的基本内容 党的执政理论建设的内容非常丰富,《决定》从执政理念、执政基础、执政方略、执政体制、执政方式、执政资源、执政环境等七个方面进行了构建,构画出党的执政理论的基本内容。概括地说,党的执政理论建设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主要内容: 一是党的执政理念方面的理论建设。党的执政理念方面的理论建设是党的执政理论建设的本质内容。我们党的执政理念,可以理解为就是我们党执政的指导思想和根本原则,是我们党执政的价值取向。有了正确的执政理念,才能根据这些执政理念进行执政,因此,加强党的执政理论建设首先必须加强党的执政理念方面的理论建设。我们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我国宪法规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提出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提出的“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等思想,都是我们党的执政理念的重要内容。概括地说,我们党的执政理念就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必须以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这个“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本质为优秀,构建党的执政理念体系。 二是党的执政制度方面的理论建设。党的执政制度方面的理论建设是党的执政理论建设的基础内容。党的执政制度包括基本执政制度和执政体制、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等方面。因此,党的执政制度方面的理论建设,必须从理论上回答我们党执政的基本制度的内容、实现形式、科学性等方面的问题,回答我们党同人大的关系,同司法、参政党、社团等的关系,以及回答党政分开等方面的问题等。党的执政制度在建设过程中,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必须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相适应,也必须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因此,党的执政制度方面的理论建设,必须以此作为根本原则,从这个原则出发加以进行:必须有助于指导党的执政制度方面的建设,有助于党的执政体制的改革和发展。 三是党的执政道德方面的理论建设。党的执政道德方面的理论建设是党的执政理论建设的重要内容。党的执政道德方面的理论建设,主要是从思想、道德、作风等方面,对我们党在执政过程中必须解决的一系列问题进行回答和解答,以提高我们党的执政水平。我们党历来十分注重加强党的执政道德建设,党的三代领导集体对党的执政道德建设都做过一系列的论述,而且加强党的执政道德建设有助于提高我们党的执政道德素质、领导素质,有助于我们党经受执政考验、密切联系人民群众,归根结底有助于我们党完成执政的使命。因此,加强党的执政道德方面的理论建设,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是党的执政理论建设的重要内容。 四是党的执政能力方面的理论建设。党的执政能力方面的理论建设是党的执政理论建设的根本内容。党的执政能力方面的理论建设,必须紧紧围绕提高我们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的能力这两大历史性课题,从理论上解答这两大课题、回答怎样提高我们党的执政能力进行。《决定》对如何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从理论方面做出了一系列的回答和解答:论证了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明确了“党的执政能力”的概念,提出了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指导思想、总体目标和主要任务,指出要以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为重点全面推进党的建设的 伟大工程,等等。这就从最基本的方面,构建了党的执政能力方面的理论框架,必须在这个基础上加以扩展、发展和完善。 五是完善的党的执政理论体系的构建。完善的党的执政理论体系的构建是党的执政理论建设的总体目标。这一理论体系,既应该包括以上几个方面的内容,也应该包括对执政方略、执政方式、执政骨干、执政基础、执政环境、执政本领、执政素质等的研究,应该是一个既有理论系统性、现实针对性,又有实践指导性的理论体系。完善的党的执政理论体系的构建,必须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以《决定》所搭起的基本框架为基础,以党的执政能力方面的理论建设为重点,努力形成一个系统的能够较好地回答和解决我们党在执政的过程中所遇到的一系列基本问题的思想理论观点的体系,形成一个能够很好地回答为什么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以及怎样“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理论体系。 三、加强党的执政理论建设的若干思路 加强党的执政理论建设,必须从我们党的执政实际和我们党所肩负的历史使命出发,对涉及党的执政的各个方面都进行理论概括和总结,形成一个较为完善的理论体系,以便能够指导我们党的执政实践不断地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 ——必须明确提出党的执政理论建设的任务。在改革开放之前,、邓小平等党的领导人就对党的执政问题做出过一系列的论述;改革开放之后,随着体制改革的不断深人,党的执政问题日益受到人们的重视和关注,党的执政实践迫切需要明确提出党的执政理论建设的任务。党的执政理论研究是党的执政理论建设的最基本途径,因此,必须制定相应的研究计划、确定一批重点课题,组织相应的人力、财力、物力进行党的执政理论方面的研究。在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课题等课题的立项、研究中,必须将党的执政理论作为一项重要选题来确立,这是加强党的执政理论研究、完成党的执政理论建设的重要途径。 ——必须明确确定党的执政理论建设的主题。在半个世纪的执政实践中,我们党紧紧围绕“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这一大问题,进行了艰辛探索,取得了许多执政理论成果。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为了加强党的执政理论建设,就必须要有一个更加明确的研究主题,党的执政理论建设就是要围绕回答这个主题加以展开。笔者认为,这个主题可以定为:“建设一个什么样的执政党,怎样建设这样的执政党”。这个主题可以具体化为“为谁执政、靠谁执政、怎样执政”等一系列具体问题。《决定》提出的“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总体目标”,实际上回答了“建设一个什么样的执政党”这个问题:“使党始终成为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执政党……”;《决定》提出的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一系列理论观点,可以看成是对“怎样建设这样的党”的回答。 ——必须努力形成党的执政理论研究的队伍。从某种意义上说,党的执政理论建设是通过研究队伍的工作来进行和实现的,因此,加强党的执政理论建设必须建立和形成一支素质较高、事业心强、对党负责、相对稳定的专兼职的理论研究队伍。必须通过课题立项等方式方法,组织、吸引一大批研究党建理论的理论家、理论工作者,专注于党的执政理论方面的研究。由于党的执政能力涉及六个方面的内容,党的执政理论涉及的范围更加广泛,因此,还必须组织、吸引其他研究领域的专家学者参与到党的执政理论建设和研究上来,这样才能使所形成的党的执政理论,更加全面、系统、科学。 ——必须继续总结党的执政实践方面的经验。我们党在自觉或不自觉地回答“建设一个什么样的执政党,怎样建设这样的执政党”这个问题的过程中,进行了艰辛的探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决定》概括总结了六个主要方面。一方面,必须在这六个方面的基础上继续加以概括和总结,特别是概括和总结改革开放以来的执政经验,概括和总结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执政经验,概括和总结一些较为具体的经验,行业方面的执政经验,符合地方实际的执政经验等。另一方面,必须注意概括和总结我们党在注重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之后的一系列执政经验,如在政治体制改革过程中的执政经验,领导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执政经验等,概括和总结《决定》做出之后所产生的新鲜经验。 ——必须积极运用党的执政理论建设的成果。《决定》是我们党的执政理论建设成果的一次大的展示。当然,党的执政理论方面的建设还有许多其他成果,作为加强党的执政理论建设的一项重要举措,就是要运用这些成果,就是要很好地运用《决定》中的成果以及其他方面的建设成果,来指导党的执政实践活动。必须广泛收集散见于报刊、杂志、书籍之中的党的执政理论方面的研究成果,加以整理、梳理,以利于运用;必须将党的执政理论方面的研究成果,运用于指导党的执政实践,搞好党的执政制度的建设和党的执政体制的改革,运用于指导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党的执政道德水平,提高广大党员的执政素质和为民的本领,运用于全面推进党的建设的新的伟大工程之中。 理论分析论文:思想理论建设党建经验之本分析论文 论文关键词:思想理论建设党的建设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论文摘要:善于总结和运用历史经验是中国共产党的宝贵传统,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高度凝练而科学地系统总结了执政党60年自身建设的六条基本经验,其中经验之一是坚持把思想理论建设放在首位,提高全党马克思主义水平。本文详解了这条具有统领意义的基本经验,剖析其要义,解读其精髓,以期进一步彰显其重大意义。 善于总结和运用历史经验是中国共产党的宝贵传统,建党以来特别是执政以来,党一直保持着对历史经验的尊重和对新经验的总结。经验是财富,经验是继续前进的动力,今天的中国处于新的世情、国情、党情下,党中央清醒地认识到,在领导全国人民取得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建设伟大成就的同时,执政党对执政规律的认识、对发展规律的认识、对党建规律的认识都有待于不断提高,因此60年来的执政经验和60年来党在执政中的自身建设的经验都是弥足珍贵的。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高度凝练而科学地系统总结了执政党60年自身建设的六条基本经验,它是四中全会的一个亮点,也是它的一个重大理论贡献。其中经验之一是坚持把思想理论建设放在首位,提高全党马克思主义水平,这对于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丰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全面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本文详解了这条具有统领意义的基本经验,剖析其要义,解读其精髓,以期进一步彰显其重大意义。 一、科学理论是中国共产党建党、立党、兴党的最大政治优势 我党是一个一贯重视思想理论建设的党,把党的思想理论建设作为党的建设的根本,视为党的建设的灵魂,思想理论建设在党的建设中永远放在第一位。因为在中国,如果没有科学理论的指导,就不会有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更不可能有中国革命的胜利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形成,也可以说,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建党、立党、兴党的科学理论。 回顾历史,随着近代中国的沉沦,先进的中国人奋起抗争和探索,不论是农民阶级、地主阶级还是资产阶级领导的各种救亡图存运动由于没有科学理论指导,都归于失败。真正引导中国找到出路的是俄国十月革命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把它和工人运动相结合,以之作为指导工人运动的科学理论。正是靠这一政治优势,才能够在旧中国无产阶级人数很少、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占人口绝大多数、经济文化十分落后的社会里,建立起一只团结统一、纪律严明、英勇善战的工人阶级先锋队,从此中国革命面貌为之焕然一新。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人最终找到的救国救民的科学理论武器,中国共产党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不仅取得了中国革命的胜利,而且在社会主义建设、改革中夺取了一个又一个胜利。纵观20世纪以来的历史,党领导人民进行的一切奋斗,及其所取得的一切成果,归根到底都是与马克思主义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紧密相连的。 二、把思想理论建设放在首位,要求我们不断提高马克思主义水平 党领导的伟大事业是丰富的、发展的、与时俱进的,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拥有最先进的思想理论去能动地指导实践。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一个根本标志,就是拥有符合人类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的科学理论,而且善于运用这一理论武装自己和指导实践,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党的建设、特别是党的思想理论建设不是抽象的、静态的、绝对的,而是具体的、动态的、相对的,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时代背景下,党的思想理论建设具有不同的任务、特点和要求。因此,党的思想理论建设必须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过程中,在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以这一过程中所产生的新的理论成果———发展中的马克思主义来指导”[1]。党成立88年、执政60年的实践从正反两方面证明,什么时候我们能把马克思主义不断向前发展,就能推动我们的事业不断取得胜利,反之,如果我们思想僵化、保守,固守马克思主义的某些教条,事业就会受挫。我们要提高全党马克思主义水平,不仅要做到真学、真懂、真信、真用马克思主义,更要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相结合,使之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坚持我们党的思想路线不动摇,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这样才能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指导伟大的社会主义事业。 正是基于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飞跃,产生了思想,之后带领中国共产党人摆脱了使中国革命几乎陷于绝境的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束缚,系统地回答了有关中国革命的一系列基本问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找到了一条不经过资本主义社会阶段而逐步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的道路。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等领导人曾试图探索一条属于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但由于主、客观历史条件的限制及当时复杂的国际环境,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并没有成功开创出来,但思想及其对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是我们取之不尽的宝贵财富。 中国要继续前行,既要继承马克思主义、思想又必须超越它,这就需要中国共产党继续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这样的思想路线重新恢复,终于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飞跃,产生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共同构成了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体系,撑起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石。 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每当历史发展到关键时刻,思想解放往往会成为一个重要的开路先锋,使我们形成或进一步丰富、完善我们的科学理论体系,由于我党把思想理论放在首位,它又对实践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从而指导伟大的实践不断地走向前进,而鲜活的实践,又需要理论的不断与时俱进,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都是在持续不断地推进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产物,而要用科学理论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又必须使之大众化。这样党的理论和实践才能始终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 三、思想理论建设的一个重要作用,就是为党建各项部署提供思想保证 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党的建设,因为党的建设历来同党领导的伟大事业密切联系,围绕党领导的伟大事业即党的政治路线进行,为实现党的中心任务服务,这是党的建设的目的。是否围绕党领导的伟大事业加强党的建设决定着党的政治路线的贯彻,而卓有成效的自身建设保证正确路线的贯彻执行,同样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党的建设要确保始终围绕党所领导的伟大事业,为它起保驾护航作用的就是党的思想路线,即党的思想理论建设是党的政治路线正确与否的前提和基础。在中国只有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来武装全党,才能确保党建工作始终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保证党始终成为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优秀。 执政党建设千头万绪,而党建的主要任务就是要提高治国理政的能力、保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先进性这两大历史任务。同志曾经也讲过这样一段发人深醒的话,他说:“在充满挑战与希望的21世纪,我们党应该怎么加强自身建设,我们国家应该怎么奋发图强,怎么保持党的事业兴旺发达和国家长治久安,这是全党同志首先和经常考虑的非常重大的问题。要围绕不断提高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增强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的能力这两大历史性课题,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那么要实现这样的党建任务必须以党的思想理论建设为抓手。思想是实践的先导,在思想理论建设中,只有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党性原则,从思想理论上不断加强和巩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才能真正掌握执政党建设的本质要求,最终完成党和人民赋予的历史重任。 党的建设的优秀是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在中国谁都清楚没有人民的支持,就没有共产党的江山,中国共产党最大的政治优势是密切联系群众。党执政后,为谁服务、为谁谋利,这是执政党建设需要解决的根本问题,而共产党的性质和宗旨决定了其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全部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今天中国社会转型为发展型社会,而发展型社会的到来又影响了整个社会公共服务需求,共产党站到这样一个新起点上,要真正做到一切为了人民,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就必须时刻把老百姓的冷暖安危放在心中。而这一切的根本首先是从思想上真正把共产党锻造成为民、务实的无产阶级政党,只有这样才能不断创新发展理念,拓宽发展思路、破解发展难题,切实让人民群众共享发展成果,党就能永远立于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不败之地。 坚持改革创新,是党不断增强生机活力的动力、源泉。能否改革创新,决定着社会主义事业的成败。而党是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优秀,这就要求执政党不断适应党和人民事业的发展要求,始终走在时代前列,用时展要求审视自己、以改革创新精神提高和完善自己。我们在60年执政党建设实践中坚持不懈地推进党的建设的理论创新、制度创新、工作创新和方法创新,不断为党的建设注入新的活力,而这一切的创新,前提必须是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提高全党马克思主义水平,不断研究执政党建设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从而保证党在任何时候都能顺应时展的潮流和我国社会发展进步的要求,更好地完成了执政兴国的历史使命。 党风廉政建设已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所以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这是我们党从长期执政党建设的实践中得到的重要认识和结论。从党的作风上看,党的思想理论建设同作风建设更是密不可分。党风是党的世界观和党性的外在表现,有什么样的世界观和党性就有什么样的作风,加强党员的思想教育,增强党性,树立共产主义的世界观和人生观,是端正党风的坚实基础。所以能否加强党的思想理论建设关系党的生死存亡,因为党的思想理论建设问题实质是党的生存发展问题。 总结 我们党成立88年、执政60年自身建设的经验,其中关键在于党的建设始终是围绕着党的思想理论建设展开的,党的思想理论建设是马克思主义政党自身建设的根本。 理论分析论文:中国市场转型理论的视角分析论文 摘要:通过对相关文献的研读及对有关问题的思考,在对近年来国内学术界(主要是社会学界)有关劳资关系的部分研究进行述评的基础上,笔者在文中提出应当结合市场转型相关理论,以工人阶级的再形成、“把工人阶级带回分析的中心”等论点为逻辑起点,构建有理论创新性和现实关照性的劳资关系研究。 关键词:劳资关系;工人阶级;市场转型;社会转型 劳资关系是指劳动和资本的关系,表现在人与人的关系上,就是劳方与资方之间的关系,它是生产关系的一个重要内容。经济学意义上的劳资关系更多的是强调劳动与资本之间的相互关系,如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周新军,1999)。笔者认为,就社会学而言,劳资关系更多的是指劳方与资方之间的关系。因此,本文所说的劳资关系基本上定位于此。 近年来,民工荒、民工讨薪及其引起的集体行动、群体性事件等反映劳资关系紧张、劳资双方矛盾大等方面的报道时常见诸报端,给了理论研究以现实层面的压力。而劳资关系研究是劳工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笔者认为要想对劳资关系有较为准确、深入的认识,就必须把它放在劳工关系、以及大的社会结构、变迁背景下来研究方可。 从本世纪初开始,社会学的市场转型理论风靡了国内社会学界一段时间。国外学界对该理论的研究和展开主要是以对前苏联和东欧的研究为基础的,关注的主要问题是市场转型和社会不平等的关系。国内研究者和学习者基本上是仿效国外学者,主要将该理论应用于资本转换、精英转换、社会分层之类问题的研究上。笔者认为,在中国这个社会变革的巨大试验场里,市场转型理论的适用领域不止于上述几点,诸如劳工研究,以及本文论述的重点——劳资关系,都可以用市场转型理论加以考察。以下对有关劳资关系研究的述评也是基于这个理论起点。 目前的中国处于经济转轨、社会转型时期,整个社会的面貌、社会结构正发生巨大的变化。经济体制方面,经过三十年的改革开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初步建立起来,但是,社会转型还没有完成。从市场转型理论的角度看,社会的生产与阶级的生产仍在进行之中(沈原,2007),这二者是一个同步的过程,从某种意义上讲,阶级的生产促进了社会的生产。 综观现有的劳工研究、劳资关系研究,在已有的研究成果中,有从经济学的角度阐释了劳资关系的涵义(张庆伟,2007);有的阐述了现阶段构建和谐的劳资关系的重要性(江海洋,2008);有的研究者比较了劳动关系与劳资关系(周新军,2001);有的研究考察了我国劳动关系的转型及当前特征(乔健,2007),为我们研究劳资关系提供了另一个面向;也有研究者做出了实证研究,具体探讨了珠三角以农民工为劳动者的劳资关系模式(杨正喜,2008),为相关的思考和研究提供了一个较好的参考。下面列举几例,稍加述评,以引出笔者的几点浅薄之见。 在早一些的研究中,有研究者明确提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要从生产关系的几个环节的研究转到劳资关系研究上来”,“在研究内容上,重点放在社会主义资本积累、体制转轨过程中劳资关系模式的变化,市场经济条件下劳资关系模型以及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各个层面劳资配置方式、效率等问题的研究上。突出劳资关系的矛盾,并寻求解决的途径”(周新军,1999)。虽然该研究者的主要视野是经济学,尤其是政治经济学,但笔者认为他的这一表述表明,在市场转型(该研究者用的术语是“体制转轨”)的背景下来研究劳资关系这一课题,在其他学科(如经济学)已被发现并引起注意。那么,从社会学的视角来看待市场转型过程中阶级、阶层关系的变化,工人阶级的再形成,以及在此基础上劳资关系的新特点就是个迫切且有依据的问题了。 有学者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出发,对新古典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两种范式有关劳资关系的论述进行了批判,认为劳资关系应该“首先是在劳动过程中即在劳动力和生产资料两种生产要素的结合中所必然发生的分工协作关系,它体现着一定的生产力水平。就其本质而言,劳资关系更是一种反映特定生产关系的社会经济关系,它体现并受制于一定的生产关系,尤其是所有制关系”(张庆伟,2007)。笔者认为这种看法探析到了劳资关系的本质,尤其在经历市场转型、社会转型的当代中国,如果只是简单地论说劳资关系的现状、与改革前所谓的劳动关系的异同而不深究其背后的所有制及其变化,无异于隔靴搔痒,放弃了社会学的学科诉求和社会功用。 有学者对珠三角地区的劳资关系模式进行过实证研究,认为中国劳资关系带有强烈的统合色彩,虽然随着改革的深入,劳资关系已开始由计划走向市场,但仍难摆脱计划经济时代的政府单边主义;资本对处于工业化进程中的中国,包括其劳资关系,起着重要的作用;政府-雇主双边主义的劳资关系模式在国家层面从计划经济时代政府单边主义到市场经济下的三方机制过渡的进程中占有主导性的地位;在外资等治理结构完善的企业中,劳资关系模式多表现为资方-政府双边主义或中国式集体谈判制;在港台企业和国内私营企业中,由于公司治理结构不完善,劳资关系模式带有强烈的资方单边主义色彩(杨正喜,2008)。在这样的劳资关系中,劳方的合法权益就不能得到很好的保护。 其他一些针对性更强的实证研究,如探讨企业性质、规模、政府作为、工人的素质、组织化程度、工会组织状况与工人的工资、劳动时间、劳动环境等劳工权益之间的相关关系(刘林平、郭志坚,2004),对中国境内的外资企业劳资关系模式的研究(佟新,2005),都是在大量的实证调查和数据支持基础上的社会学研究的典型。 综上所论,笔者认为,目前国内对劳资关系的研究虽然不少,但缺乏一个较为深刻的理论框架支撑,仅就劳资关系研究劳资关系,不能深入到社会结构、变迁等深层次里去。这就容易导致研究缺乏深入性、深刻性,也容易导致研究者在“价值中立”的旗帜下忽视现实的紧迫性和社会学的学科责任,甚至成为“社会巫术”(布迪厄语)的制造者和维护者。另一方面,虽然目前国内学界对诸如市场转型、社会转型等理论的发展和应用还主要是放在狭义上的劳工研究上,而没有具体应用到作为劳工研究重要一个面向的劳资研究上,但是有效地借鉴市场转型等理论,特别是其中关于阶级的生产与社会生产的观点来审视当代中国的劳资关系,会使中国的劳资关系研究更进一步。 学者沈原在《社会转型与工人阶级的再形成》一文中强调,要“把工人阶级带回分析的中心”(沈原,2007:163)。他主要吸取了卡尔.波兰尼(K.Polanyi)、麦克.布洛维(M.Burawoy)、安东尼.葛兰西(A.Gramci)等人的理论成果,主张发展“社会学的马克思主义”,用马克思的阶级分析理论和方法来研究转型期的中国工人阶级和中国社会。 沈原指出,在劳工研究中,应当区分“抽象工人”与“具体工人”,返回到生产的中心性,对工人及其生产关系进行工厂民族志研究;分别用“马克思模式”和“波兰尼模式”对处于转型期的“新”、“老”工人即逐渐由农民转变为产业工人的农民工和由原国有企业的工人转变为市场社会工人阶级的城市工人进行分析。虽然转型期的中国社会由于转型起点上种种不平等的制度安排,特别是城乡分割的二元结构,造成了中国工人阶级的再形成被分割成“新”、“老”两个不同的片断,并各自沿着不同的路径展开,形成不同(下转110页)(上接109页)的“工厂政体”,但这正为研究转型期工人阶级的具体形成状况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立足点(沈原,2007:163-191)。 虽然他的研究及理论旨趣是针对转型期中国社会学这个宏观视阈的,但笔者由此得到灵感,认为处于转型期的当代中国劳资关系的研究也可以大力借鉴这方面的理论资源和研究经验。劳资关系说到底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在生产中的位置、地位决定了其全部社会关系。如果研究劳资关系而不看其所处的生产方式、生产关系,那么就会失去根本。在工业化进程中的中国,数量巨大的产业工人在社会结构中占有重要地位。而新时期工人阶级及其意识的再形成、强化,对社会生活、劳资关系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无论是“回到马克思”、“把工人阶级带回分析的中心”等口号,还是布洛维的“工厂政体”概念,都是劳资关系研究的重要理论资源和逻辑生长点。特别是“工人阶级再形成”的观点及这方面的实证研究、理论探索,笔者认为,是解析转型期中国劳资关系,特别是涉及到数以亿计的农民工这一逐渐形成的产业工人大军与资方关系的一个重大理论创新。唯有结合市场转型、社会体制转轨、阶级、阶层的变化等社会学分析范式,把劳资关系的变化放在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变化的基础上来考虑,社会学在劳资关系研究方面才能走出一条有自身学科代表性和特点、体现自身学术价值的路子。 理论分析论文:国内外收益管理分析梳理论文 编者按:本文主要从收益管理理论的基本内涵;收益管理理论的行业应用特征;收益管理理论发展的三个必要条件;收益管理理论的发展演化;结语进行论述。其中,主要包括:经济全球化和科学技术进步,使航空、酒店、银行等服务性企业的经营由垄断转向竞争、Talluri和VanRyzin(2004)从经济学视角将收益管理定义为需求决策管理、在需求旺季提高客房价格的方式来实现客房收益最大化、企业收益应由显性收益和隐性收益两个部分组成、收益管理理论是一门由运筹学、管理科学、经济学等学科融合而成的边缘交叉学科、企业具备相对固定产能、需求可预测性、产品或服务具有易失性、产品或服务具有可预售性、竞争性市场环境是收益管理应用发展的前提条件、多学科理论交叉是保证收益管理应用发展的基础条件、先进的现代科学技术是收益管理应用和发展的保障条件、收益管理起源于航空业,有效地解决了航空业面临的有限资源闲置或价格战所造成总体收益下滑的现实问题等,具体请详见。 [摘要]起源于航空领域的收益管理,是解决在资源约束前提下提高企业收益的理论与方法,现已成为现代管理科学的重要分支。从不同的视角诠释收益管理内涵,提出协同收益管理的理念;在传统收益管理研究的基础上,结合服务经济时代企业的特点,提出协同收益管理的概念,是对收益管理基本内涵、行业应用特性、发展演化和必要条件等基础问题的梳理分析。由此可见,协同收益管理是今后该领域研究的一个重要方向。 [关键词]收益管理;协同;经济全球化;科学技术 经济全球化和科学技术进步,使航空、酒店、银行等服务性企业的经营由垄断转向竞争,市场由以企业为中心转向以顾客为中心,产品或服务由同质化转向差异化,顾客需求由单一化转向多元化。这些变化使得传统的供求理论在解决有限资源约束下提高企业收益问题时,面临资源闲置或因潜在收益流失造成企业收益下降等困境。自1970年代末以来,深受市场激烈竞争和价格血战带来收益严重下滑困扰的航空业,通过对自身经营战略的反思,率先进行有效提高企业收益的新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起源于航空业的收益管理理论正是在传统的供求关系理论的基础上,吸收运筹学、管理学、市场营销和协同等学科的研究成果,并在计算机等先进技术的支持下,逐步形成以市场和客户为中心,以市场细分和预测为基础,以资源存量控制和价格控制为优化机制,以协同环境为运营保障的收益管理理论体系,逐步形成为现代管理科学的一个重要分支。收益管理理论在航空业的成功应用,不仅推动了该理论发展,而且其应用领域逐步向酒店、银行、汽车租赁、交通运输、电信、电力等服务性行业拓展。正如国际运筹联合会主席Bell先生预测管理科学未来50年发展时所指出:20世纪80年代开始研究的收益管理已经改变,并将继续改变整个应用领域和管理科学的面貌。笔者通过国内外收益管理研究文献的分析梳理,系统地对收益管理理论的内涵、行业应用特征、发展演化及必要条件等基础问题进行归纳研究,力图为收益管理理论的进一步研究奠定基础。 一、收益管理理论的基本内涵 关于什么是收益管理理论的基本内涵,专家和学者众说纷纭,并作出了不同的诠释,主要观点体现如下: Talluri和VanRyzin(2004)从经济学视角将收益管理定义为需求决策管理(DDM),认为收益管理是通过对市场需求的细分和预测,决定何时、何地以何种价格向谁提供产品或服务,通过扩大顾客有效需求来提高企业收益。该定义是对供应链管理(SCM)的必要补充,同时充分认识到市场细分和预测对提高收益的重要性。 Weatherford和Bodily(1992)从企业的产品或服务的性质视角提出收益管理就是易失性资产管理(Perishable-AssetRevenueManagement)。该观点充分认识到服务性企业的产品或服务有别于制造业产品的重要特性就是易失性,其产品或服务的价值或收益同时间有密切关系,且价值随着时间而呈递减趋势。因此,持有该观点的学者认为收益管理就是对不同时段的资源(如航空的飞机座位等)和价格进行有效管理,通过有效利用企业有限资源,并根据不同时段资源价值制定价格的途径来提高企业收益。该定义意识到资源所具有的价值将随时间变化的重要特征。 Jauncey等(1995)学者从企业经营目的视角提出收益管理就是在考虑需求预测的基础上,在需求淡季通过折扣等促销手段提高客房入住率,在需求旺季提高客房价格的方式来实现客房收益最大化。美国酒店和汽车旅馆协会(AHMA)在Jauncey等的定义的基础上,考虑了顾客取消预订、顾客爽约和是否接受顾客预订情况等因素,进一步丰富和完善了收益管理的内涵。Jauncey和AHMA对收益管理的定义强调实现企业收益最大化的目标,同时认识到市场预测在收益管理中的重要地位。 Donaghy(1995)、Liemberman(1993)等学者从技术视角对收益管理进行解释,他们认为收益管理是一种企业生产能力的管理工具,通过对信息系统、管理技术、概率统计和组织理论、经营实践和知识等理论和技术的优化组合,以增强企业的收益能力和对顾客的服务能力。该定义强调了收益管理是提高企业收益的技术手段和管理工具。 Jones(1999)等学者从系统的视角出发,认为收益管理是为酒店业主实现酒店盈利能力最大化的服务管理系统,该系统通过细分市场对盈利能力的识别,确定销售价值、价格设定、折扣生成、订房过滤准则以及对价格、客房资源进行有效控制,以实现酒店盈利能力最大化的目标。该定义强调了收益管理在酒店盈利能力管理中的战略地位,从系统的角度分析市场、价格、存量等要素对收益的影响,强调了整体收益最大化的观点。 Kimes(1989)在综合上述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并结合营销学理论,提出4R理论,即在正确的时间和地点(Righttimeandplace),以正确的价格(Rightprice)向正确的顾客(Rightcustomer)提供正确的产品或服务(Rightproductorser-vice),实现资源约束下企业收益最大化目标。4R理论反映了收益管理的市场、运作机制和企业目标等内涵,是目前对收益管理较为全面和准确的诠释。 笔者以为,企业收益应由显性收益和隐性收益两个部分组成。传统收益管理对收益的认识主要集中在受价格和有效存量要素影响的利润的这一显性收益上。但随着经营市场的开放和竞争程度的加剧,顾客、员工、企业内外环境等要素对企业收益的影响力加大,企业品牌和社会价值等带来的隐性收益在企业收益的比重逐渐增大,因此,单一采用利润一个维度来诠释企业的收益已显不足,企业的收益应该诠释为由企业利润、顾客满意度和社会贡献度三个维度共同构建的价值。故笔者将收益管理理论的基本内涵界定为:企业在有效协同影响收益的内外要素基础上,利用先进的计算机等技术的支持,通过有效地对市场细分和预测,在正确的时间和地点以正确的价格向正确的客户提供正确的产品和服务,实现由利润、顾客满意度和社会贡献度构成的价值的最大化目标。收益管理系统是一个受多个要素影响,由市场分析、优化机制(即资源存量控制和价格控制)、协同环境构成的复杂服务管理系统。 二、收益管理理论的行业应用特征 收益管理理论是一门由运筹学、管理科学、经济学等学科融合而成的边缘交叉学科。随着收益管理理论在航空领域的成功应用,收益管理理论现已在其他服务领域也得到了广泛的应用。虽然各个行业的特点不尽相同,但适用于收益管理理论的行业一般具有共同的应用特征。VanWes-tering(1994)和Kimes(1998)等学者对航空、酒店餐饮等行业应用收益管理理论进行长期研究,将其共同的应用特征总结如下: 1.企业具备相对固定产能。以航空、酒店等行业为例。由于行业特征,都存在前期投资规模大(如购买新的飞机、修建新的酒店、开设新的营业网点等),最大生产或服务能力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固定不变,短期内不可能通过改变其生产或服务能力来满足需求变化。企业只有在有限的产能条件下,通过提高管理水平来提高企业收益。 2.需求可预测性。航空、酒店、银行等服务性企业的资源可分为有形资源(如飞机座位、酒店客房、银行服务窗口)和无形资源(如酒店入住时间、银行窗口排队时间等),其顾客可分为预约顾客和随机顾客,其销售可分为旺季和淡季。企业只有通过对计算机或人工预订系统收集的顾客、市场信息进行分析预测,管理者才能够了解不同顾客需求变化的规律和实现需求转移,并以此制定出合理的资源存量配置和定价机制,实现企业收益最大化。 3.产品或服务具有易失性。与传统制造业的产品不同,航空、酒店、银行等服务性企业的产品或服务具有易失性,即时效性。其产品或服务的价值随着时间递减,不能通过存储来满足顾客未来的需要,如果在一定时间内销售不出去,企业将永久性地损失这些资源潜在的收益。企业只有通过折扣等管理手段降低资源的闲置率,以实现企业收益增长的目标。 4.市场可细分性。航空、酒店、银行等行业面临以顾客为中心、竞争激烈和需求多元化的市场。不同顾客对企业产品或服务的感知和敏感度各不相同,采用单一价格策略将会造成顾客流失或潜在收入流失。比如,航空市场上存在两类顾客,一类是对价格不敏感,但对时间和服务敏感的商务顾客,另一类是对价格敏感,而对时间和服务不敏感的休闲顾客。如果采用高价策略,休闲顾客可能选择低成本的航空公司或其他交通工具,造成航空公司座位资源闲置。反之,如果采用低价策略,商务顾客选择低价或因对服务质量不满而流失,造成航空公司潜在收益下降。对市场进行有效细分,为不同需求层次的顾客制定不同价格和分配不同资源,是解决企业资源闲置或潜在收益流失的重要途径。 5.具有随机波动性需求。如果顾客的需求确定且无波动,企业可通过调整生产和服务能力来满足顾客需求。然而,航空、酒店、银行等行业面临顾客需求不确定,呈季节性或时段性波动。企业采用收益管理,在需求旺季时提高价格,增加企业的获利能力;在需求淡季时通过折扣等策略来提高资源利用率,减少资源闲置。 6.具有高固定成本和低边际成本的特点。航空、酒店、银行等行业的经营属于前期投资较大的行业,短期内改变生产或服务能力比较困难,但增售一个单位资源的成本非常低。以波音737-300机型的航班为例。根据某航空公司1999年的机型成本数据,平均每个航班的成本如下:总成本大约6万元左右,其中固定成本大约5.5万元,而边际成本仅为0.033万元。固定成本是边际成本的1833倍,因而多载旅客能在不明显增加成本的基础上获取更大的利润,提高企业的总收益。 7.产品或服务具有可预售性。企业面对需求多元化的顾客采取收益管理,一方面通过提前预订,以一定折扣价格将资源预售给对价格敏感的顾客,降低资源闲置概率;另一方面设置限制条件防止对时间或服务敏感的顾客以低价购买资源,造成高价顾客的潜在收益流失。同时,对预订数据进行分析和预测,根据不同需求层次的顾客购买资源的概率分布情况,在确保资源不闲置的基础上,尽量将资源留给愿出高价的商务顾客。 尽管以上特征体现了企业有限产能、产品和需求特性、市场和经营等特点,却忽略了企业的技术特征。笔者认为,由于收益管理的实施需要进行复杂的模型计算和大量数据处理,没有先进的技术支持,收益管理理论的应用将会受到严重的制约。因此,有效应用收益管理理论的应用领域应该还具备高水平的信息化基础。 三、收益管理理论发展的三个必要条件 从收益管理的发展历程分析,市场环境、理论基础和技术支持是促进收益管理理论发展的三个必不可少的条件。 首先,竞争性市场环境是收益管理应用发展的前提条件。面对封闭垄断的市场,垄断企业可以凭借对资源和价格的控制来获得高额的垄断利润,企业缺乏对资源或价格管理的源在动力。随着经济全球一体化和科学技术的进步,要求放松行业管制,打破垄断,促进竞争,提高效率成为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竞争促使市场由以企业为中心向顾客为中心转变、由产品功能向顾客需求转变,产品或服务由同质化向差异化转变。面对这些变化,企业再难以通过垄断控制资源或价格的手段来提高企业的收益,而是要根据市场和顾客需求,制定合理的价格机制,将有限的资源合理分配给不同需求层次的顾客;通过有效管理企业资源和价格,获取潜在收益的方式来提高企业的总收益。也就是说,追求收益管理成了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内在动力。因此,开放性的市场竞争环境是收益管理应用和发展的前提条件。 其次,多学科理论交叉是保证收益管理应用发展的基础条件。一个新理论的形成和发展离不开成熟的多学科理论的支持,收益管理理论的应用和发展也具有同样道理。收益管理理论是解决航空等服务性企业资源和价格均衡,实现企业收益最大化的一系列理论和方法。它在传统的供求管理理论基础上,吸收和应用运筹学、管理学、经济学、市场营销学、行为心理学、协同学等学科的研究成果逐渐形成自身的理论体系。运筹学、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形成了解决资源存量机制、差异化价格机制等收益管理的优化理论基础;市场营销学、行为心理学等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形成了解决市场细分、预测以及顾客行为等市场分析理论基础;博弈论推动了收益管理联盟资源共享理论的发展;人力资源、组织学、和谐理论以及协同学是形成收益管理协同运营环境的理论保障。因此,收益管理理论的形成与发展是多种学科理论支持的结果。新型学科的吸收和引进,将不断地丰富和完善其体系。 再次,先进的现代科学技术是收益管理应用和发展的保障条件。收益管理的应用和发展离不开先进的现代科学技术,特别是计算机、数据库和网络通信技术的支持。航空技术的发展,降低了飞机制造成本和企业入市门槛;计算机、数据库等技术的发展,如座位编目计算机控制系统(SABRE)、计算机预订系统(CRSs)、全球分销系统(GDSs)、动态存量资源分配和优化系统(DINAMO)等,能自动、快速、准确地解决收益管理中大量的数据收集、整理、存储和分析及复杂的资源、价格优化计算、市场预测和顾客分类等问题。网路通信技术,特别是互联网技术拓宽了收益管理的市场分销渠道。因此,每一次科学技术的进步都促进了收益管理及其应用领域的发展。 四、收益管理理论的发展演化 收益管理起源于航空业,有效地解决了航空业面临的有限资源闲置或价格战所造成总体收益下滑的现实问题。随着收益管理在航空领域应用的巨大成功,收益管理逐步形成了自己的理论体系,并迅速地在酒店、交通运输、电信等行业得到广泛的应用。通过对国内外关于收益管理的文献的研究分析,笔者将收益管理理论的发展归结为萌芽、优化和协同三个发展阶段。 19世纪20~30年代,航空业处于发展初期,飞机成本较高,市场供给远远小于市场需求,航空业主要经营运输邮件等货物运输和富有阶层的高端市场,市场主要由大型航空企业垄断。大型航空企业通过高额垄断价格策略获取超额垄断利润。二战后到60年代,飞机制造技术的发展使得航空运输业可以采用大型喷气式飞机,增强了航空公司的运输能力,同时其高速性和舒适性刺激了公众的旅行需求,另外大型飞机也降低了航空公司的运营成本,极大地推动了航空运输业的发展。随着航空业供给的增加和需求的多元化,单一的高额票价政策造成了飞机座位闲置,由于飞机座位资源的不可存储特点,使得航空公司的收益下滑。为了解决收益下滑问题,航空公司利于计算机技术加强顾客订票的管理,将一些收益管理的概念逐渐应用于航空领域,如计算机订票系统的使用;利用超订管理手段预防顾客违约(如取消订座、爽约等顾客行为)给企业带来收益损失;利用折扣价管理手段来提高飞机运载率。这些技术和管理手段逐渐形成了收益管理理论的雏形。英国学者Littlewood提出机票预订折扣费用准则理论和二阶分类模型以及Belobaba提出的预期边际座位值(EMSR)等理论,逐步揭开了收益管理理论由定性研究向定量研究的序幕,使得收益管理理论的科学性得到了有效保障。 0世纪70年代末,以美国为首的许多国家政府放松了对航空业管制,许多低成本运营的中、小型航空企业纷纷涌入航空市场(如People-Express公司)。美国激烈的航空市场竞争,引发美国航空史上著名的“92航空价格血战”,造成了美国航空业近20亿美元的损失。而此期间,美国航空公司市场部总经理罗伯特·克兰德尔引入了收益管理思想并在此基础上开发出收益管理系统,并将其应用到经营实践中。通过利用收益管理系统以有效地管理座位资源和价格,在全行业亏损的情况下,创造了6%的收益增长。收益管理理论在美国航空公司应用的成功,引起业界和学术界对收益管理的重视和研究。国际航空协会(IATA)、运筹协会国际联合会(IFORS)等国际机构、科学机构和高校、航空公司和管理咨询公司构成了收益管理理论研究和应用的组织与机构;运筹学、市场学、经济学、管理学、信息学等多学科理论的发展奠定了收益管理的理论基础;收益管理研究从静态发展到动态、由单航程发展到OD网络研究、由单资源发展到多资源、由二阶分类发展到多阶分类;计算机、数据库和网络技术的发展加速了收益管理理论向实践转化,收益管理应用领域由航空领域逐步拓展到酒店、交通运输、电力、电信、银行等服务领域。此阶段,随着收益管理理论逐步完善和实践拓展,收益管理逐步形成自身体系,成为现代管理科学中的一个重要分支,以利润为中心的收益优化成为这一阶段的研究主流。 进入服务经济时代,企业经营的内外环境发生巨大变化,影响企业收益的要素更加复杂多变。企业信誉、社会价值等隐性收益在企业收益中的比重日趋增强。研究者发现企业是一个开放性的复杂系统,过分强调显性收益——利润最大化,忽视信誉、社会价值等企业隐性收益,将制约企业收益的进一步提高。为此,对企业收益的认识应由利润最大化转变为价值(利润、顾客满意、社会贡献)最大化,收益管理也由对资源、价格要素优化管理转变为对资源、价格、内部环境(员工、组织结构、企业文化等)以及外部要素(国家政策、顾客、竞争对手或伙伴)协同管理。随着和谐理论、协同理论、人力资源理论以及顾客行为心理理论的研究成果和方法应用于收益管理,为协同收益管理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论支持,促使收益管理由优化阶段步入了协同发展阶段。 五、结语 收益管理起源于航空业,是解决有限资源约束条件下企业收益最大化的现代管理科学的重要学科分支。笔者在传统收益管理研究的基础上,结合服务经济时代企业的特点,提出了协同收益管理的概念,并对收益管理基本内涵、行业应用特性、发展演化和必要条件等基础性问题进行梳理分析,指出协同收益管理是今后该领域研究的一个重要方向。 理论分析论文:价值链理论评估分析论文 编者按:本论文主要从全球价值链概念的演化;全球价值链研究的主要内容等进行讲述,包括了全球价值链概念是在早期的价值链、价值体系、全球商品链的基础上提出的、全球价值链的控制结构、全球价值链的治理模式、全球价值链中的学习与升级机会、全球价值链的分析表明,传统的所谓低技术、高技术行业的划分对地方产业发展其实没有什么现实意义等,具体资料请见: 摘要:20世纪80年代以来,伴随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以前完全由一家企业单独生产的产品,现在可能被切割成许多不同的价值环节,由遍布全球、成千上万家企业同时协作生产。基于价值环节在企业之间分割、组合及其在全球布局的现象,理论研究者提出了全球价值链的概念和相关理论,涌现了大量相关文献,本文试图对这些研究的演化及发展进行归纳、比较和总结,对其主要结论进行评述。 关键词:经济全球化;全球价值链;治理模式 一、全球价值链概念的演化 哈佛商学院的迈克尔·波特教授于1985年在其所著的《竞争优势》一书中首次提出了“价值链”概念,认为企业创造价值的过程可以分解为一系列互不相同但又相互关联的“增值活动”,每一项增值活动就是价值链上的一个环节,其总和即构成企业的“价值链”(波特,1985)。早期的价值链理论偏重于从单个企业的角度分析企业的价值活动与竞争优势,价值链研究的重心在企业内部。20世纪90年代开始,波特把价值链研究的重心从企业内部转向企业外部,价值链的范围开始从单个企业层面向产业层面扩展,并开始研究价值链的空间分布。 寇伽特(Kogut,1985)在分析国际战略优势中使用了价值增值链(valueaddedchain),认为价值增值链是由技术与原料和劳动力的融合而形成的各种投入环节,结合起来形成最终商品,并通过市场交易、消费等最终完成价值循环的过程。寇伽特认为,一个国家的比较优势或一家企业的竞争能力,不可能体现在商品生产的每一个环节上,国家或地区之间资源禀赋差异最终决定了国家比较优势所在的价值环节。与波特相比,寇伽特将价值链的概念从企业层次扩展到了区域和国家,更加强调了价值链的垂直分离和全球空间再配置之间的关系。 全球价值链概念是在早期的价值链、价值体系、全球商品链的基础上提出的。20世纪90年代,格雷菲(Gereffi)和其他研究者将价值链概念与产业的全球组织联系起来,提出了全球商品链概念,即围绕某种商品的生产所形成的一种跨国生产组织体系,把分布在世界各地不同规模的企业、机构组织成一体化的生产网络,形成全球商品链。由于商品(commodity)在西方语境中经常代表着服装、食品等最终消费品,而将服务、机器设备等排除在外,因此格雷菲等人后来逐渐用全球价值链代替了最初的全球商品链概念。 无论是早期的企业价值链理论,还是后来的全球价值链理论,其优秀观点是一个最终产品的生产过程,可以划分成多个增值环节,真正创造价值、决定企业(区域)经营成败和效益的活动,只是价值链上的某些特定环节,这些环节被称为“战略环节”,可以是产品开发、工艺设计,也可以是市场营销、信息技术,或者物流管理等等。 二、全球价值链研究的主要内容 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际分工中出现了一个令人瞩目的新现象,即产品生产过程中的不同工序和环节被分散到不同国家进行,从而形成了以工序、环节为对象的产品内国际分工(Intra—productSpecializa—tion)。以全球外包(GlobalSourcing)、海外外包(OffshoreSourcing)、转包(Sub—contracting)等产品内分工的不同形态陆续出现并得到飞速发展,无疑对传统的国际贸易和分工理论提出了新挑战。 为了解释和研究这种新的国际分工现象,格雷菲等人提出了全球价值链理论,并吸引了众多研究者,出现了大量研究文献。纵观全球价值链的有关文献,现有的全球价值链研究主要集中于三个方面: 1、全球价值链的控制结构。对全球价值链的研究发现,跨国公司在全球价值链中处于优秀控制地位,是形成全球价值链的重要推动力量。Gereffi等人认为,可以将全球价值链中处于优秀地位的跨国公司划分为从事生产制造的跨国公司和不从事生产制造而专门从事品牌营销的跨国公司,并将由这两类跨国公司控制的价值链分为生产者驱动(producer—driven)和购买者驱动(buyer—driven)价值链(Gereffietal,1994)。Gereffi等人认为生产者驱动型价值链主要由跨国公司在海外的直接投资所形成,这些跨国公司大多自己掌握优秀技术,并在全球进行直接投资,只有一些非优秀制造环节外包,最终形成生产者主导的全球生产网络体系。购买者驱动价值链由拥有强大品牌优势和国内销售渠道的发达国家企业所控制,这些跨国公司通过全球采购和外包的方式,在全球寻找最合理的供应商。 上述二元论的划分不可能是绝对的,格雷菲本人后来也承认购买者驱动和生产者驱动的二分法并不能很好地与实际经济情况相吻合(Gereffi,2001a,2001b)。二元动力论之所以与现实不符,原因在于这种划分主要基于最终产品的差异(Dickenetal,2001),如果能从价值增值序列过程中具体环节的进入门槛差异来划分,而不是按照部门划分,就可以理解同一产业中为什么会存在不同类型驱动的价值链。在同一价值链中,关键零部件制造及品牌营销很可能都属于该产业的战略环节,那么两种类型的企业都可以成为全球价值链中的优秀驱动力,从而形成两种不同类型的全球价值链。基于同一产业存在两种不同类型价值链的事实,张辉最近提出了混合型全球价值链的观点,对上述二元论划分进行了修正(张辉,2006)。 2、全球价值链的治理模式。全球价值链中的企业分散在世界各地、承担不同的环节,要保证整个价值链的有效运转,自然产生了治理的问题。所谓全球价值链治理,就是在价值链内部各企业之间建立相关制度安排,以保障价值链内部不同经济活动和不同环节间的协调运转。Humphrey与Schmitz根据处于优秀地位的跨国公司对价值链控制的程度,将全球价值链的治理模式分成四种类型(HumphreyandSchmitz,2001,2002);(1)网络型(networks),即具有互补能力的企业之间对价值链的环节进行分工,各方共同定义产品。在此种类型的治理模式中,企业之间是一种平等合作关系,分享各自的优秀能力。(2)准等级型(quasi—hierarchy),即优秀企业对其他企业实施高度控制,对产品的各种特征以及要遵循的流程都有严格的规定。(3)等级型(hierarchy),即优秀企业对全球价值链上的某些运行环节采取直接的股权控制,跨国公司及其分支机构之间的关系就属于这一类。(4)市场型关系(market—typerelationship),处于价值链上的企业不存在任何的隶属、控制等关系,纯粹是一种贸易关系。 Gereffi等按照市场交易的复杂程度,交易转换程度及供应商的能力,将全球价值链的治理模式进一步细分为五种(Gereffieta1,,2003),即市场型(mar-ket)、模块型(modularvaluechains)、关系型(rela-tionalvaluechains)、领导型(captivevaluechains)和等级制(hierarchy)。五种治理模式中,市场型的行为主体之间的控制和协调能力最低,而等级型则正好相反。市场是组织经济活动最为简单的模式,其运行的优秀机制是价格机制;等级制则以垂直一体化为典型,其运行的优秀是管理控制。模块型、关系型、领导型同属于网络治理模式,是网络模式的进一步细分。模块型治理模式中,优秀企业只须提供可编码化的概念或标准,供应商有足够的能力完成模块设计和制造,因此双方的地位比较对等。在关系型治理中,供应商与优秀企业之间存在大量而频繁的隐性信息交流,这些信息很难通过编码化手段传递,要保证交易的正常运转,只能依靠频繁的沟通与交流,在这种治理关系中,二者的地位也相对比较对等。在领导型治理模式中,优秀企业向专业供应商转移大量的隐性知识或经验,专业供应商的能力也可在此过程中得到提升,优秀企业及专业供应商都很难寻找到替代者,虽然二者存在相互依存的关系。但是,与专业供应商相比,优秀企业在资金和技术等方面一般更具实力,因此专业供应商在一定程度上依附于优秀企业。从等级制到网络再到市场,显性协调和权力不对称的程度逐渐减弱。 Gereffi等指出全球价值链治理模式并不是静态,而是处于不断的变动之中。在不同的时间或不同的地点,全球价值链可能会由一种模式转变成另外一种模式(Gereffieta1,2003)。原有的治理模式之所以发生变化,主要是因为:(1)原有生产商的供应能力可能提升,或者出现新的供应商;(2)优秀企业调整发展战略,直接投资对创建和维持严格的等级型治理模式代价巨大;(3)出现新的技术等等。 3、全球价值链中的学习与升级机会。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加入全球价值链,能否获得学习机会,提升技术能力和管理能力,逐步进入高附加值环节,最终实现产业升级,是国内外全球价值链研究文献关注的焦点。Humphrey和Schmitz在对发展中国家在全球价值链中升级的案例研究基础上,总结了四种升级方式:工艺流程升级(ProcessUpgrading)、产品升级(ProductUpgrading)、功能升级(FunctionalUpgra—ding)和链条升级(inter—sectorUpgrading)(Hum,phreyandSchmitz,2003)。有关全球价值链中升级的研究文献中,不同的研究者经常采用不同的尺度(scale)。考察某个特定产品的全球价值链时,升级研究所考察的对象是发展中国家的供应商或制造企业,对于区域研究者或集群研究者,升级所考察的对象是集群或地方网络,对国家层面的产业研究者,升级所考察的对象是整个产业层面。 格雷菲等人对发展中国家的企业或区域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升级前景持乐观态度,认为发展中国家的企业或地方产业集群在加入全球价值链之后,通过与价值链中的领先公司互动,可以接受领先公司的技术、资金、知识和信息的扩散;同时,领先公司为了保证产品差异性、实现及时供货、确保集群内企业的产品和服务满足国际市场的要求,会监督和协助发展中国家集群内企业不断地投资于人力资源培养、技术的改进、组织结构调整和引进先进设备。因此,格雷菲等人认为领先公司对价值链的治理,能帮助发展中国家的企业或区域顺利地在价值链中实现阶梯式的升级。在研究台湾、香港等地区产业升级的基础上,格雷菲等人总结出了升级的一般轨迹,从接单产品组装(OEA)开始,到接单加工生产(OEM),然后到设计生产加工(ODM),最后转向自有品牌生产加工(OBM)。伴随着这种阶梯式的升级过程,发展中国家的企业或区域所创造和留住的价值量逐渐增多(Gereffi,1999;KapIinsky,2002;HumphreyandSchmitz,2003)。 JohnA,Mathews和Dong—SungCho还归纳了两种不同的升级轨迹(JohnMathewsandDong—SungCho,2000),两种途径的起点和终点是一样的,都是从OEM开始最终实现自主品牌制造(OBM),但实现的路径却不相同。由于OBM需要更强大的市场开拓能力和技术能力。对于市场开拓能力较强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可能会开始于贴牌加工,再发展到全球物流契约(globallogisticscontracting,GLC)模式,从而使发展中国家的生产纳入全球物流体系,以实现市场扩张,最后发展到自有品牌生产。对于技术能力相对较强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而言,可能会沿着另一种轨迹发展:首先从发展技术能力开始,从贴牌加工逐渐发展到自行设计制造,等自行设计能力达到一定水平以后再提高市场开拓能力,最终实现自主品牌制造。 Humphrey和Schmitz等人对巴西鞋业集群研究后发现,发展中国家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升级并不是那么顺利,发展中国家加入全球价值链,虽然能够成功地实现“产品升级”、“过程升级”,但是“功能升级”、“链的升级”却很难发生(HumphreyandSchmitz,2003)。文娃等人以中国上海的Ic业为对象,对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升级进行了案例研究,研究发现,上海的Ic企业虽然从全球价值链中的主导企业获得了一些学习机会,在某些方面成功实现了过程升级和产品升级,但是,另外一些“过程升级”却被压制,他们在结论中指出价值链治理者——全球的领先公司,对地方企业升级的推动或阻挡,决定于地方企业的升级行为是否侵犯了其优秀竞争力,而不是决定于升级的“类型”。领先公司为了自身的利益,会推动地方产业或企业实现不侵犯其优秀权益的非关键性升级。而一旦地方企业或产业升级行为,侵犯领先公司优秀权益,不管是“产品升级”、“过程升级”、“功能升级”,还是“链的升级”,都会被领先公司所阻挡和压制(文娉、曾刚,2005)。 三、评论与展望 当今世界的生产体系已经进入一个以价值环节分工为基础的全球化生产阶段,发展中国家的企业或区域都不同程度的加入到这种新的分工体系之中。全球价值链研究为分析全球化中的区域发展和地方产业升级提供了一种新的方法,赋予了产业竞争力和改善之路新的内涵。 在基于价值环节分工的现实条件下,一国或者一个区域的竞争优势已经不再体现为某个特定产业或者特定产品,而是体现在全球价值链中所占据的环节或工序。全球价值链理论发现,在同一行业或者产品的整个价值链中,每个环节的进入门槛和市场结构都不一样,那些进入门槛最高的环节通常都集中于“非制造环节”(如研究开发、品牌营销等),这些环节是整个价值链的优秀环节或者战略环节,占据这些环节获得附加值自然最高,相反,那些进入门槛最低,竞争者最多的环节,通常是一些劳动密集型环节,获得的附加值自然最低,处于这些环节的企业或区域也最容易被更低成本的企业或区域所替代。 另外,全球价值链的分析表明,传统的所谓低技术、高技术行业的划分对地方产业发展其实没有什么现实意义。即使是所谓的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也存在高附加值环节(如服装产业的设计环节、服装品牌营销环节等),而所谓的技术密集型的高科技产业,也有它的劳动密集型环节(如Pc产业中的配件、装配等环节)。全球价值链的分析再次应证了波特教授的观点——没有低技术的行业,只有低技术的企业。 在生产全球化的背景下,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必然会专注于技术密集型的环节和工序,或者长期积累起来的品牌营销等战略环节,而劳动密集型环节转移至发展中国家,从而为发展中国家进入高新技术产业提供机会和条件。进入高新技术产业劳动密集型环节的企业,可以利用这个机会,通过“干中学”逐渐提高自身的技术水平,逐渐进入高端环节,实现产业升级。但是,正如上述一些研究文献所示,发展中国家的企业或区域加入全球价值链,并不能一定保证这些企业或区域不断实现升级,不仅进入战略环节会危及优秀企业的利益,优秀企业会设置种种障碍,阻扰发展中国家的企业或产业升级。随着后发达区域不断进入全球价值链的低附加值环节,发达国家的企业现有的地位还会受到威胁。因此,发展中国家的企业进入全球价值链后就必须依靠主动的努力,加强技术学习,不断提高自身的能力,才能使自己不断地在全球价值链中攀升,否则只能遭受被价值链中的主导企业所抛弃的命运。 与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相比,全球价值链理论为我们考察当今的国际分工提供了更加有效的分析工具,有关治理模式与升级的研究结论,使发展中国家的区域政策决策者对全球价值链中的升级前景有更加清醒的认识。但是,现有的全球价值链研究,还主要集中于治理模式与升级方面的讨论,对不同价值链的地理区位、价值链中的利益分配等问题,还需要从理论上进行分析和解释。 尽管现有的全球价值链研究涉及了产品内分工的收益分配问题,但其研究重点仍旧是全球价值链治理结构及其影响,而对全球价值链中的收益分配只是从现象上进行了描述和归纳,进一步对价值链中收益分配的决定因素、内在机理等进行实证分析,应该成为全球价值链研究的一个重要方向。 全球价值链研究虽然总结了价值环节在全球的空间分布现状,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对对这种空间分布进行理论解释。另外,虽然全球价值链的研究者已经认识到各个环节的竞争结构,会影响价值链中的利益分配和空间分布,但却很少从理论上去探讨这种联系,更没有建立一个合理的理论模型。因此,理论模型,增强现有研究的理论解释力,是今后全球链研究的一个重要方向。 理论分析论文:会计理论逻辑评价分析论文 编者按:本论文主要从会计假设起点论;会计目标起点论;会计本质起点论;会计对象起点论等进行讲述,包括了会计目标是会计所要达到的境地、会计对象是会计的客体,是会计反映的控制内容、环境是指周围的条件,环境决定一切,世界上的事物都是由时间、地点等环境所决定的、会计假设起点论和会计目标起点论是西文在研究财务现代会计理论体系时提出的等,具体资料请见: 理论建构的过程是由抽象上升到具体的逻辑过程,是将最简单、最普通的、内容比较贫乏的抽象规定作为该门学科的理论出发点,然后,使这些最一般的定义和原理在整个叙述过程中不断深化和丰富,同时又以越来越具体的内容加以充实,直到这门科学的研究对象得到完整的阐述为止。理论建构的关键是逻辑起点的确定,确定了逻辑起点,便开始了以逻辑为中介、抽象范畴对立统一的辩证运动过程。这个抽象范畴不断向具体范畴的上升过程,表现为后一个概念是前一个概念的综合和发展,是在前一个范畴规定的基础上,再补充上新的规定,因而是一个丰富化、全面化的过程,是一个比一个范畴更具体的过程。 逻辑起点,是指展开某种逻辑体系赖以推理、论证的最本源性的抽象范畴。它能推动实践和理论研究的发展,具有结构的张力的推衍的能力。它对该学科其它理论要素的建立和发展,以及整个理论体系的构建起着决定性作用。而作为会计理论体系构建的逻辑的起点应该具备的条件是:(1)逻辑起点必须具有可知性;(2)逻辑起点必须能够联系会计理论与会计实践;(3)逻辑起点必须能够连接会计系统和会计环境;(4)逻辑起点能够推理论证其他理论范畴。 文献回顾 会计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的理论是会计界在现代会计理论体系问题上讨论最多、争议比较大的热点和难点,存在诸多观点,至今未达成共识。主要观点有以下几种:会计假设起点论、会计目标起点论、会计本质起点论、会计对象起点论、会计职能起点论、会计目的起点论、会计动因起点论、会计环境起点论、会计环境与会计目标相结合起点论。 (一)会计假设起点论 它认为会计研究只有以会计假设为起点,现代会计理论体系才具有逻辑严密性和客观性,会计实务才能在一定的规范下得以展开。其逻辑体系是会计假设、会计原则、会计程度、会计方法、会计要素、财务报告。至今比较统一的会计假设是会计主体假设、持续经营假设、会计分期假设及货币计量假设。 张昌仁提出,会计假设是以大量会计事实和惯例为基础所做出的合理推断,是规范会计理论研究的出发点和基础。会计假设尽管在现代会计理论体系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是现代会计理论体系的前提条件和制约因素。而丁庭选认为:会计假设并不是最本源的范畴,同会计假设不能自然而然地推导出所有的会计准则;以此为逻辑起点,现代会计理论体系,其内部缺乏严格的逻辑关系,并不能构成一个逻辑严密、内容完整的理论框架体系。会计假设不能作为现代会计的逻辑出发点,而只能作为前提概念。从70年代开始,西方会计理论的研究起点开始转向会计目标。 (二)会计目标起点论 会计目标是会计所要达到的境地。在美国会计学会制定的《基本会计理论说明书》中列出了四大会计目标:(1)对有限资源使用作出决策,包括识别重要的决策领域,并确定目标方向;(2)有效地管理的控制资源;(3)记录与报告资源的受托责任;(4)有利于履行社会职能和社会控制。其逻辑体系是会计目标、会计假设、会计要素、会计准则、会计实务。我国从80年代以来就开始对会计目标起点论进行了广泛的讨论。我国也有一些学者认为,以会计目标为出发点也有一定的不足,有很大的主观性,目标是一种假定,目前无法加以证实,缺乏客观依据。也有这样的问题:是针对现代财务会计理论体系而提出的,而现代财务会计理论体系不一定适用于整个现代会计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王海龙、宁玉臣指出,西方目标起点论是信息系统理论体系,强调财务会计报告的目标是提供对业务和经济决策有用的信息,旨在建立以公认会计原则为优秀的会计理论体系;而现阶段我国会计目标起点论可以说是经济效益理论体系,把提高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作为会计目标。 (三)会计本质起点论 该观点认为:会计本质对其他会计理论要素的建立和发展以及整个现代会计理论体系的构造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其逻辑关系是会计性质、职能和目标、会计假设和会计原则、会计方法体系等。张兆国主张以会计本质为会计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的。他认为,在会计学上,会计理论研究所提示的最终成果,是关于会计实践的根本性质,即会计本质。这一观点从20世纪50年代流行我国,并在会计研究实践中得到了广泛运用。持反对意见的学者认为:这种观点的提出是建立在对我国会计实践研究的基础上,不是建立在对西方会计理论借鉴的基础上;会计本质只是会计理论的研究前提,而不是研究的起点。会计本质是脱离会计实践的,更谈不上反映会计实践的需求同时作用于会计实践。 (四)会计对象起点论 会计对象是会计的客体,是会计反映的控制内容。李映照、陈妮娜认为:会计对象是会计理论要素中最本源的抽象范畴,它来自客观环境,反映于会计系统中,决定了现代会计理论体系的内容,是推理论证其他抽象范畴的基础。劳秦汉指出,理论体系是研究对象自身逻辑的科学反映,因而会计对象(价值)质的特征(时空性)和量的特性决定着所有的会计理论,是构成会计理论体系最本源的范畴。而吴联生否认将会计对象作为逻辑起点,他认为会计对象作为联结会计理论与会计实践的纽带,其高度的抽象性无法在实务上给予具体、清楚地反映。与此同时,吴水澎指出,会计对象到底要分成几个会计要素才适当,这要受制于会计目标,服从于会计信息使用者的需要。因此,我们可以看出:不是会计对象决定会计目标,而是会计要素是受制于与会计目标的,不同的会计目标会产生不同的会计要素,会计对象不是“起点式”的会计理论范畴,不能作为财务会计概念框架的逻辑起点。 (五)会计环境起点论 环境是指周围的条件,环境决定一切,世界上的事物都是由时间、地点等环境所决定的。无论会计本质、会计对象还是会计目标,都是一定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环境下,人们对会计现象的一种认识,有什么样的会计环境,就必然有什么样的会计理论。谢德仁在认为,会计环境是会计内环境与会计外环境有机的总和。会计内环境决定了会计的本质,从而决定了会计的职能,进一步决定着会计程序与方法;会计外环境决定了会计目标,从而决定了会计信息质量特征,进一步影响着会计程序与方法。因此,会计本质、职能与会计目标,最终统一在人类社会生产实践活动中,统一在特定时空条件下。也有学者认为会计环境本身并不属于会计理论体系,因为环境是面对整个社会系统而言的,对会计系统并没有特殊的针对性。会计环境不能将自身与会计系统结合起来,更不能联系会计实践与会计理论,也无法推导出其他理论范畴。因此,会计环境虽然对会计系统非常重要,但并不能将其作为逻辑起点研究和构建会计准则理论框架,只能说它是会计概念框架的背景。 (六)双起点理论,是许多学者在研究单一要素逻辑起点中得不到较为满意的答案时,转而创新性的提出双起点论。主要有:(1)会计基本假设与会计目标。苏新龙认为,环境对会计的影响主要在两个方面:从客观上来看,环境对会计理论与方法的影响表现在对会计的基本假设上;从主观上看环境对会计的影响表现在信息使用者对会计的要求,即会计目标。因此,会计的起点理论应是会计基本假设与会计目标。(2)会计环境与会计目标。杨月梅认为,会计环境与会计目标相结合作为会计理论的逻辑起点,不仅是必要的,而且也是可行的。(3)会计环境与会计本质。李先富认为,把会计环境和会计本质作为研究起点,更能解释环境变化所带来的一系列会计理论创新问题。(4)会计环境与会计动因。牛彦秀认为,会计环境和会计动因反映会计实践活动的内容,为会计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但不少学者反对双起点论,认为这种观点违背了人类认识论的科学性中包含的(逻辑起点的单一性和初始性)。潘立生、姚禄仕指出,多重会计优秀理论不可取,会计优秀理论只能有一项,只有这样才能保证会计理论体系逻辑一致性,会计准则制定及评价更为明确可行,确保会计政策选择标准的一贯性。 通过上述文献回顾,我们可以看出:会计假设起点论和会计目标起点论是西文在研究财务现代会计理论体系时提出的,并最终以会计目标起点论为西方流行观点。会计本质起点论、会计对象起点论是我国会计界的首创,而会计环境起点论、双逻辑起点论以至多起点论是中外观点结合的产物。 结论 东财会计学院的牛彦秀在《论会计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一文中,将会计理论体系分为纯理论范畴和应用范畴两方面。会计本质位于理论范畴的最高层次,会计目标则为应用范畴的最高层次。 借用此会计理论,笔者认为我国与西方从会计逻辑起点的分析角度看,西方注重会计假设、会计目标逻辑起点;而中国则更多的关注会计本质、会计对象,甚至双逻辑起点的研究。笔者认为这与中西方逻辑思维有着必然的联系。 科学的逻辑起点的确定有两种形式,一种是以包含复杂整体的一切矛盾胚芽的细胞形态作为逻辑起点,即以构成认识对象最简单的元素作为出发点;另一种是以理论体系的最基本命题作为逻辑起点,作为逻辑起点的基本命题决定、影响其他命题和结论的产生与发展。如果说会计本质、会计对象是构成会计认识对象最简单的元素之一,则会计假设、会计目标是会计理论的两个基本命题。中国传统思维是前一种逻辑起点形式居多,而西方逻辑思维主要是以理论体系中最基本命题作为逻辑起点形式。 中国新会计准则的颁布,主要借鉴西方会计概念框而制定出来的,而西方会计概念框架也是以会计目标为逻辑起点,故笔者认为,我国现代会计理论应该以会计目标为逻辑起点,也并非把会计准则或会计概论框架等同于现代会计理论,但会计准则或会计概念框架是现代会计理论应用领域的优秀理论。 会计目标是指人们从事会计活动应达到的境地或标准,它回答了会计方向是什么的问题。会计目标成为会计理论结构的逻辑起点的理由:(1)从逻辑的角度看,会计目标具备作为逻辑起点的基本特征;(2)从系统论的角度看,目标对于理论系统是至关重要的,按一定目标构建的是一切系统所具备的基本特征;(3)从会计理论的性质看,会计目标作为会计理论的逻辑起点能够使会计理论密切联系会计实践。 综上所述,以会计目标作为会计理论结构的逻辑起点,整个会计理论体系更具科学性、客观性,增强了会计理论体系对会计实践的解释和指导功能,促进会计理论体系日趋完善。 理论分析论文:行为金融理论全新视角分析金融市场论文 编者按:本文主要从行为金融学概述;行为金融投资决策的心理、行为特征;行为金融投资策略;结语进行论述。其中,主要包括:传统金融理论是建立在市场参与者是理性人的假定的基础上、证券投资行为中会表现出各种偏激和情绪化特征、过度自信、过度自信或许是人类最为稳固的心理特征、反应过度、当市场上有重大消息时,股价通常未见波动、投资者会非理性地改变自己的行为、,历史信息就更容易成为人们对当前事物判断的主导影响因子、任何理论都是为应用服务的,行为金融学也不例外、反向投资策略、惯性交易策略、成本平均策略和时间分散化策略、捕捉并集中投资策略、行为金融理论迅速崛起,对现代金融理论提出了强有力的挑战等,具体请详见。 摘要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行为金融理论研究了人的心理、行为所造成的投资失误和市场异像。在分析了投资者心理、行为特征的基础上对投资策略进行了探讨。 关键词行为金融理论投资策略投资心理 1行为金融学概述 传统金融理论是建立在市场参与者是理性人的假定的基础上。在此基础上,传统金融学的优秀内容是著名的有效市场假说(EMH)。该假说认为,相关的信息如果不受扭曲且在证券价格中得到充分反映,市场就是有效的。根据这一假说发展起来的各种金融理论,包括现代资产组合理论(MPT)、资本资产定价理论(CAPM)、套利定价理论(APT)、期权定价理论(OPT)等一起构成了现代金融理论的基础,也构成了现代证券投资策略的理论基础。然而,随着金融证券市场的不断发展,传统金融理论和金融证券市场的现实不断发生着冲突,大量的实证研究发现,人的行为、心理感受等主观因素在金融投资中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人们并不总以理性的态度做出决策。在现实中存在诸多的认知偏差和不完全理性的现象,证券投资行为中会表现出各种偏激和情绪化特征;在证券市场上则表现出股票价格的各种“异象”,如:一月效应、周末(周一)效应等,用传统金融理论很难对这些“异象”给出合理的解释。在这种情况下,源于20世纪50年代的行为金融学受到了重视,它从一个全新的视角来分析金融市场,克服了传统金融学的一些弊端。 2行为金融投资决策的心理、行为特征 2.1过度自信(Over-confidence) DeBondet和Thaler(1995)认为过度自信或许是人类最为稳固的心理特征,他们列举了大量证据显示人们在做决策时,对可不确定性事件发生的概率的估计过于自信。资金管理人、投资顾问和投资者都对可能自己驾驭市场的能力过于自信,在投资决策中过高估计自己的技能和预测成功的趋势,或者过分依赖自己的信息而忽视公司基本面状况从而造成决策失误的可能性。这种过度自信完全有可能导致大量过度交易(overtrad?鄄ed)的产生。 2.2反应过度(Over-reaction) 反应过度描叙的是投资者对信息理解和反应上会出现非理性偏差,从而产生对信息权衡过重,行为过激的现象。主要表现在投机性资产的市场价格与其基本价值总会有所偏离。过度反应的另一种表现是,当没有出现需要采取某种行动的事实时,投资者由于主观判断失误,以为事实已经发生并采取行动而导致投资损失。 2.3反应不足(Under-reaction) 当市场上有重大消息时,股价通常未见波动,但在没有任何消息的时候,股票市场却有时会出现异常的波动且幅度较大,这表明股价对信息反应的滞后。与个人投资者对新信息往往反应过度相反的是,职业的投资人以及证券分析师们更多的表现为繁衍不足。他们通常会因为过分依赖过去的历史经验作为判断的参照依据,而对市场中出现的新趋势和新变化反应迟钝,从而错失赢利的良机。 2.4非贝叶斯预期 行为金融理论认为,人们在具体决策过程中,并非按照传统金融理论中的贝叶斯规律来不断修正投资的预期概率,而是对最近发生的事件和最新的经验给予更多的权重,在决策和做出选择时更注重近期事件的影响。 2.5后悔厌恶(MyopicLossAversion) 投资者在发现自己做出了错误的判断之后,通常会感到伤心和痛苦,而为了避免这种痛苦,投资者会非理性地改变自己的行为。“损失厌恶(LossAversion)”是后悔厌恶的直接原因,正是因为损失所带来的痛苦才使得人们会感到后悔。如果某种决策方式可以减少投资者的后悔心理,对投资者来说,这种决策方式将优于其他决策方式。比如很多投资者具有从众心理,积极购买市场中受追捧的股票,而一旦股价下跌,投资者考虑到还有大量其他投资者也同样遭受了损失时,自责和不快会相应得到减轻。 2.6固锚效应(AnchoringEffect) 心理学家研究发现,当人们被要求作相关数值的定量评估时,容易受事先给出的参考值影响,这种现象被称为“固锚”效应。“固锚”是指人的大脑在解决复杂问题时往往选择一个初始参考点,然后根据获得的附加信息逐步修正正确答案的特性。在缺乏更多信息的情况下,历史信息就更容易成为人们对当前事物判断的主导影响因子。例如在美国,投资者20世纪80年代末受美国股票市盈率(较低)这个普遍认可的“锚”的影响,认为日本股票市盈率过高,而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即使东京股市的市盈率仍比美国高得多,许多美国投资者却觉得东京市场不再被高估了,因为他们将20世纪80年代末东京股市的高市盈率当成了新的“锚”来考虑。 3行为金融投资策略 任何理论都是为应用服务的,行为金融学也不例外。行为金融学不仅是对传统金融学理论的革命,也是对传统投资实践的挑战。如行为金融学的大师RichardThaler,他既是理论家,又是成功的实践者,他和RussellFuller一起发起成立的以他们的名字命名的Fuller Thaler资产管理公司管理着15亿美元资产。他认为他们的基金投资策略的理论基础是:利用由于行为偏差引起的系统性心理错误。投资者所犯的心理错误导致市场未来获利能力和公司收益的偏差期望的改变,并引起这些公司股价的错误定价。发现投资者心理上的系统性偏差,是基金获利的基点。其基金业绩似乎也在证明着这一点,从1992~2001年,其基金的报酬率高达31.5%,而同时期的大盘指数收益仅为16.1%。总体而言,行为金融的理论和实践之间还存在着很大差距,还没有成为投资专家们广泛而普遍的制导理论。有两个原因,一是行为金融理论本身并不完全成熟;二是利用这些理论测定各种各样影响价格的心理变量时,会遇到很多操作难题。当然,任何理论都是有缺陷的,在金融市场中没有人也没有任何投资策略可以一直获得超额回报。行为金融投资策略让投资者具备了战胜市场的可能,但永远也无法具备打败市场的保证。 3.1反向投资策略(contrarianInvest?鄄mentStrategy) 反向投资策略就是买进过去表现差的股票而卖出过去表现好的股票来进行套利的投资方法。由于股票市场经常是反应过度和反应不足的,对反应过度的修正会导致过去的输家的将来表现高于市场平均水平,从而产生长期超常回报现象。邦特(Debondt)和塞勒(Thaler)(1985)的研究表明这种投资策略每年可获得大约8%的超常收益。对此,行为金融理论认为,这是由于投资者在实际投资决策中,往往过分注重上市公司近期表现的结果,通过一种质朴策略(NaveStrategy)———也就是简单外推的方法,根据公司的近期表现对其未来进行预测。从而导致对公司近期业绩情况做出持续过度反应,形成对绩差公司股价的过分低估和对绩优公司股价的过分高估现象,为投资者利用反向投资策略提供了套利的机会。 3.2惯性交易策略(MomentumTrad?鄄ingStrategy) 惯性交易策略是指在分析股票过去相对短的时间内(通常是一个月到一年)的表现的基础上,预先对股票收益和交易量设定过滤规则(filterrules),当股票收益或股票收益与交易量同时满足过滤规则就买下或卖出股票的投资策略。Rou?鄄venhorst(1998)对其他12个国家的研究证实了动量效应的存在,从而证明了这种效应并不是由于数据采样的偏差所造成的误解。我国市场存在明显的惯性效应,利用股票在一定时期的波动采用此策略可以买人卖出而获得价差收益。 3.3成本平均策略和时间分散化策略(DollarCostAveragingStrategyAndTimeDiversificationStrategy) 投资者将现金投资于股票时,通常总是按照预定的计划根据不同的价格分批进行,以备不测时分摊成本,从而达到规避一次性投入可能造成较大风险的策略,即成本平均策略。它与投资者的有限理性、损失厌恶及思维分割有关。时间分散化策略是指承担股票的投资风险的能力将随着投资期限的延长而降低,投资者在年轻时应将其资产组合中的较大比例用于投资股票,而随着年龄的增长则逐渐减少股票投资比例增加债券投资比例的策略。成本平均策略和时间分散化策略有很多相似之处,都是在个人投资者和机构投资者中普遍采用并广受欢迎的投资策略,同时却又被指责为收益较差的投资策略,而与现代金融理论的预期效用最大化原则明显相悖。 3.4捕捉并集中投资策略(Concentrat?鄄edInvestmentStrategy) 行为金融理论指导下的投资者追求的是努力超越市场,采取有别于传统型投资者的投资策略从而获取超额收益。要达到这一目的,投资者可以通过三种途径来实现:①尽力获取相对于市场来说要超前的优势信息,尤其是未公开的信息。投资者可以通过对行业、产业以及政策、法规、相关事件等多种因素的分析、权衡与判断,综合各种信息来形成自己的独特信息优势;②选择利用较其他投资者更加有效的模型来处理信息。而这些模型也并非是越复杂就越好,关键是实用和有效;③利用其他投资者的认识偏差或锚定效应等心理特点来实施成本集中策略。一般的投资者受传统均值方差投资理念的影响,注重投资选择的多样化和时间的间隔化来分散风险,从而不会在机会到来时集中资金进行投资,导致收益随着风险的分散也同时分散。而行为金融投资者则在捕捉到市场价格被错误定价的股票后,率先集中资金进行集中投资,赢取更大的收益。 4结语 自20世纪80年代起至丹尼尔·卡尼曼(DanielKahneman)的行为经济学获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行为金融理论迅速崛起,对现代金融理论提出了强有力的挑战,可以说行为金融理论已经成为金融理论领域最为引人注目的研究主题之一。当然,行为金融理论远非一个完全成熟的理论,其对投资实践的指导能力也因时因地而异。 理论分析论文:支撑雇佣机制分析内部人力资源管理论文 编者按:本文主要从引言;对内部劳动市场起源的考察;内部劳动市场的主要特点;经济学家对内部劳动市场的理论解释;有关内部劳动市场的反思和争论;结语进行论述。其中,主要包括:内部劳动市场中其余的工作,通过对那些已经获准进入的工人的提拔或调动来补充、工资高于劳动市场完全出清时的劳动价格、这种对稳定性的追求泛化到生产要素市场的控制上,其中自然包括劳动市场、工作特定化(jobspecificity)、内部劳动市场是竞争性劳动市场的合乎逻辑的发展、激进经济学派、制度经济学派、起作用的并非仅有经济因素,其他例如习惯等非经济因素也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薪酬与工作职位挂钩,而不是根据对个人边际生产力的测定来给付、内部劳动市场的衰退可以理解为企业或组织转向更为柔性的技术和组织形式的反应等,具体请详见。 一、引言 1971年,当美国经济学家多林杰和皮奥里(DoeringerP.andPioreM.),出版他们多年研究的成果《内部劳动市场和人力政策分析》一书时,曾经指出:“内部劳动市场是一个类似于制造业工厂这样的管理单位,其中劳动的定价和配置由一系列管理规则和程序来控制。由管理规则控制的内部劳动市场(intemallabormarket)与传统经济学理论的外部劳动市场(externallabormarket)不同,在后者当中,定价、配置和培训都直接由经济因素控制。然而,这两个市场却是互相连通的,它们之间的运动发生在某一个构成内部劳动市场的进人口和退出口(portsofentryandexit)的工作种类上面。内部劳动市场中其余的工作,通过对那些已经获准进入的工人的提拔或调动来补充。结果,这些工作便避开了来自外部市场竞争力量的直接影响”。尽管内部劳动市场理论目前还没有形成统一的范式,但是,作为研究企业内部人力资源管理机制的一种有效的分析方法,可以利用它将传统劳动市场理论无法顺利整合的一系列因素联系起来。 二、对内部劳动市场起源的考察 对内部劳动市场的起源,研究者们提出了多种解释,主要包括:(1)工会化。作为工人的组织,工会被传统经济理论认为是劳动市场的垄断者,经常通过对劳动价格和数量的控制,来满足会员对福利和就业的需要。结果,工资高于劳动市场完全出清时的劳动价格,就业人数却少于完全竞争劳动市场可以提供的最多数量的就业岗位;借助工资刚性,劳动市场由此被分隔开来,加人工会的工人就业和收入得到了保障,没有加入工会的人,尤其是年轻人和妇女则被排斥在外。(2)大企业。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工业转向了大批量生产,许多行业出现了寡头垄断。大批量生产需要大规模的固定资本投资,因此只有大量销售才能够降低产品的单位成本从而实现规模经济。寡头垄断的存在使得企业对市场份额的争夺,既变得至关重要,也变得非常谨慎,因此,大企业首先追求产品销售市场的稳定,进而,这种对稳定性的追求泛化到生产要素市场的控制上,其中自然包括劳动市场。(3)专门化的人事管理。在工业化初期,西方许多国家一段时间普遍存在劳动力供给过剩的情况,因此企业的劳动用工并不像后来那样正式和规范,加之许多现代工厂是在以前的家庭作坊和手工工场的基础上演变而来的,社会上没有劳动立法,企业里也不存在专门管理人力资源的职能和相应的机构设置,大量的家长制作风和行会惯例导入都实际影响着企业的经营管理。然而,随着企业的发展、竞争和社会约束的增强,将人力资源管理职能独立出来,成立专门的机构,聘请专业人士来实施逐渐成为必要并最终变成现实。(4)特殊的历史和文化。雅各比(JacobyS.1979)认为,日本企业中的长期雇佣、年功工资、内部晋升和福利项目等内部劳动市场特征,与日本工业化之前技术工人的以技艺为基础的雇佣体制移植到后来的寡头企业有关。企业规模的变化增加了管理稳定性的重要性。随着恶性竞争威胁的减轻和融资能力的增强,企业由此能够对经营进行长远规划,以充分利用已经发生的大量投资,这就需要相应的稳固和严密的管理控制。(5)劳动市场的供求状况。劳动市场的状况往往对应着产品市场的状况。如果企业长期面临合适的工人短缺的情况,就会从长计议,建立自己的劳动储备。而当经济不景气,劳动力供给过剩,则企业更多地采用灵活的用工策略,以充分利用外部低工资劳动力供给,降低生产成本。这样看来,内部劳动市场的兴衰不过是劳动力供给紧张和松弛状况的反映。 三、内部劳动市场的主要特点 (1)工作特定化(jobspecificity)。由于劳动是异质的,知识是会意的,人力资本是特殊的,竞争力是依赖于个人的且跨企业和跨职业不可转换的,因此,特定的工作只能由拥有特定技能的人来从事才是最有效率的。(2)在职培训(on-the-jobtraining)。以干中学方式,暴露于工作环境,通过旁人的示范与指点、临时代工、作为助手工作一段时间等,形成与特定化的工作相匹配的技能。(3)工作阶梯(ioblad,ders)。在一个企业内部或某一职业,全部工作是分成工作系或工作群的。工作阶梯的纵向结构主要反映责任、技能和权力的变化。在更低层次上的工作经历对将来从事更高层次的工作是有帮助的。(4)进入口和退出口。进入口是特殊人力资本积累的起点,因此往往处于工作阶梯的底部。不过,这一点对蓝领工作来说较为突出和普遍。但对专业劳动市场的进入可能发生在各个工作层次。此外,对工匠劳动市场来说,几乎不存在特定的进入口或退出口。对内部劳动市场的退出是受一定规则限制的,这些规则主要用来约束非自愿流动,比如临时的或永久的解雇、带薪休假、因缺任务而导致的工作停止、伤残、违纪以及强制或提前退休等。(5)工资等级(earninghierarchy)。工资与工作挂钩,并不精确地对准个人的边际生产力,而是采用一些拇指法则来确定。工资增长往往反映资历增长。(6)内部晋升(internalpromotion)。尽管提拔员工也考虑其个人能力和业绩,但资历常常是重要的参考因素。对工作表现的评估有时也是重要依据。(7)资历依赖(seniorityreliability)。一个工作者的资历经常反映为其在一个企业或组织中的连续任期。(8)解雇限制(1ayoffrestriction)。固定或准固定劳动成本(解雇费、招聘费、培训费、劳动者替换造成的生产率下降和损失增加等)的存在,加之工作场所的习惯,导致雇主不能任意雇佣/解雇工作者。 总之,内部劳动市场是竞争性劳动市场的合乎逻辑的发展。如果内部劳动市场是按管理者的意愿建立起来的,而且管理者追求劳动成本最小化,工作在成本合适和能力胜任的情况下才提供给工人,那么,除非参与求职竞争的工人得到的高价格由高的劳动生产率来予以补偿,否则,工作将给予要价最低的工人。自然地,在工人方面,他们则寻求将劳动服务出售给出价最高的雇主。此时,只有当其能够降低成本时,竞争性的市场过程才会被内部劳动市场所取代。这也就是说,之所以会出现内部劳动市场,主要是由于它比竞争性外部劳动市场有更低的运行成本。 四、经济学家对内部劳动市场的理论解释 (一)激进经济学派(theradicaleconomics) 首先,内部劳动市场之所以出现,是因为资本家要掌握对生产过程的控制权。尽管生产资料和产品是属于资本家的,但生产过程却直接掌握在劳动者手中,劳动者最了解生产的进度、劳动的强度、劳动的熟练程度和劳动的主观态度,而这些因素最终反映为产品的数量和质量。换句话说,由于劳动者掌握了生产过程的关键信息,因此,对生产过程就有了实际的控制权。 其次,除了对生产的前提和生产的结果拥有法定的财产权利之外,资本家要实际控制生产过程,抵消劳动者在工作现场的控制力,通常采取的方式是,劳动分工、产品标准化、管理职能独立和机器生产。然而,劳动分工、产品标准化、管理职能独立和机器生产是相对的,并且不是一蹴而就的,它们的显著变化取决于大的技术更新,而大的技术更新往往是随机发生,或者至少需要长期积累才能出现,因此,在很多时期和很多企业内,特别是在总体上面临劳动力供给相对紧张,政府或工会施加政治压力的时候,资本家就不得不忍受和设法改变劳动者对生产过程的控制,而旺销的产品市场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资本家向工人妥协的经济能力。 (二)制度经济学派(theinstitutionaleconomics) 首先,在企业经营特别是对劳动的定价和配置过程中,起作用的并非仅有经济因素,其他例如习惯等非经济因素也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在这里,习惯就是一种有定势的心理活动,表现为当事人稳定的预期和重复的行为。实际上,习惯本身是重复行为的结果,是一种在刺激一反应的互动中适应环境的过程,尤其是群体习惯,它会超越个人的意识阈限,并靠群体的赞赏和报复等来强化。面对超量信息,惯例不过是处理事情的“拇指法则”,即粗糙的、凭经验的、约莫估计的方法原则。在制度学派看来,企业或机构中的各种制度安排,从本质上讲,就是各种成文或不成文的习惯,它们仿佛是企业或机构机体的基因,将其生命特征从过去延续到未来。如果说各个企业是异质的(heterogeneous),那么,正是因为它们特定的习惯有差别。就内部劳动市场而言,劳动分工到什么程度,工作阶梯如何分等分级,工资级差如何确定,技能传授的方式和途径,招聘、审查、培训、晋升、解雇的标准和程序等,通常都不采取工作设计、动作分析、生产效率评估等的方式来进行,而是大量依照惯例来执行。 其次,就在职培训来看,老工人之所以愿意将技术用潜移默化的方式传授给新工人,一个重要的预期,就是意识到这样一来新工人在得到技能之后,并不会对老工人的收入和就业构成威胁。因此,老工人向新工人暴露操作技巧的前提之一,是存在资历承认、工作阶梯和内部晋升等惯例。另一方面,新工人在就业和接受培训之初,之所以愿意忍受较低的或不反映其边际生产力的工资,乃是因为惯例告诉他有朝一日他会上升到老工人的地位,从而将获得更高的或超过其边际生产力的报酬。可见,薪酬与工作职位挂钩,而不是根据对个人边际生产力的测定来给付,这样的工资结构,在大部分情况下,都是一种惯例。 (三)企业专用性人力资本理论(firm-specifichumancapitaltheory) 贝克尔(BeckerR.,1964)提出,企业中使用的人力资本分通用性和专用性两类。企业专用性人力资本,可以定义为一种一旦离开了其由以形成的企业,在别处就毫无价值的人力资本。企业专用性人力资本,往往是在特定的工作场合、针对特定工作任务、以意会形式存在的知识和技能,需要通过干中学和在职培训的方式并经过一段时间才能积累起来。而一旦企业专用性人力资本在员工身上积累起来,他在该企业的价值就与在另一家企业的价值不同,并由此与雇主对物质资本的垄断一起,形成企业内部劳动市场的双边垄断。因此,可行的制度安排,一方面,是承诺给长期雇佣的员工提供随任期递增的报酬,以激励他们对企业专用性人力资本进行投资,另一方面,让新员工从较低的工作岗位干起,然后,再沿着工作阶梯逐步上升,给新老工人稳定的预期和竞争的秩序。 后来,拉齐尔(LazearE.,1979)进一步提出了向上倾斜的经验一收入曲线,表明企业延期支付报酬的方式会诱使员工一生都努力工作。如果工人接受这样的承诺(隐含合同),就会认为只有当他变成资深员工时,才能拿回他早期以低收入的形式给予企业的“信贷”,这样,就非有内部劳动市场不可。企业通过内部劳动市场降低员工的跳槽率(rateofturnover),得到的是员工对企业专用性人力资本的投资,以及由此提高的劳动生产率以及员工的忠诚、活力和团队高昂的士气等。 (四)竞赛理论(tournamenttheory) 拉齐尔和罗森(LazearE.andRosens.,1981)曾经提出一个“竞赛理论(tournamenttheory)”来解释内部劳动市场:企业内的各个工作岗位,主要是按照工资档次所划分出来的阶梯。雇员总是从某个层次上的某一点受雇进入企业,并立即与同伴展开竞赛,当他赢得竞赛以后,就会被提拔到另一个更高层次的职位上去;输掉竞赛的人则继续留在原来的工作岗位(层次)上。在这里,两个不同层次的岗位所要完成的工作任务可能是一样的,就是说,报酬只与在竞赛中的地位有关,很少与工作性质有关,向更高层次晋升本身构成对员工的激励。与之相应,总是需要有一些员工从较低的层次进入,由此才能保证竞赛的持续。这个模型字面上的意义似乎是:在企业的高层职位上大多是从内部提拔上来的人,工作阶梯的安排,除了激励更低层次的员工做出努力而外,没有别的用意。这就解释了内部劳动市场中常见的工资与产出脱钩以及工作阶梯和内部晋升现象。 (五)交易成本理论(transactioncosttheory) 威廉姆森(WilliamsonO.,1975)对内部劳动市场的分析包含两条对经济当事人行为的基本假定:首先,个人只拥有“有限理性(boundedrationality)”,尽管个人想要做出最大化决策,但他只有有限的信息处理能力。这就使得在缺乏某种治理结构的条件下,订立覆盖所有偶然性的复杂的合同成为不可能。其次,个人是“机会主义的(opportunistic)”,当存在不对称信息分布的情况下,个人不会诚实地透露他所掌握的全部信息。由此,当任务是充分分解和特定化的时候,个人将获得有关他负责的工作信息的垄断地位。进而,便与企业一起构成了双边垄断的讨价还价局面。由此,某种替代市场即时缔约过程的方案成为必要。因此,一系列管理规则、组织结构和合同形式(内部劳动市场)不过是同时节制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的一种制度安排。 具体说来,工资与职位挂钩而不与个人贡献相连,这样,就不再需要根据个人差异对工资进行商议和微调;使用低级职位作为雇员进入企业进入口(portsofentry),实际上为企业提供了一种有效的筛选员工的手段,有利于克服信息不对称问题;内部晋升鼓励员工与工作相匹配以及员工之间的合作,否则会引起职业生涯的中断以致无法享受资历优惠;延后支付报酬促使员工长期依附于企业,同时产生了刚性的工作阶梯或职业生涯顶点(退出点)的强制性退休(compulsoryretirement)必要,极大地减少了劳动定价和配置的不确定性。总之,内部劳动市场可以使交易成本最小化。 (六)信息搜寻理论(informationresearchtheory) 针对劳动市场上存在的信息不对称,萨洛普和萨洛普(SalopD.andSalops.,1976)提出了有关劳动信息搜寻的自我选择过程理论(self-selectionprocesses)。他们认为,一般说来,商品的出售者比其潜在 买者对商品的品质拥有更多的信息,因此,卖者就要选择适当的方式透露商品的信息,这是一种信号行为。另一方面,买者也会密切关往卖者的信号行为,以甄别商品的品质。就内部劳动市场而言,如果企业为员工提供递增的收入边际,那么,就可以设想,只有较低退出倾向的人才会想要进入和留在该企业工作,这样,求职者和聘用者的双向选择就造成了员工和企业的良好搭配。 后来,麦卡森(MalcomsonJ.1984)提出了一种两阶段劳动合同模型。就是说,合同约定,在企业招募的新员工当中,只有一部分人可以进入第二阶段,并且在第二阶段会得到更高的报酬;这种“提拔”的依据,是企业对员工在第一阶段表现进行评估而得出的员工的排名。由于这种安排可以激励员工在第一阶段就努力工作,因此,企业采用试用期等安排不过是让其充当识别求职者素质的一种手段。另一方面,对劳动者来说,当他可能找到的工作和由此获得的报酬的分布取决于他搜寻市场的成本时,企业的工作阶梯和内部晋升的存在,使他在进入之后一般不会自动选择离开,也就是说,使他具有了稳定雇佣关系的倾向。 五、有关内部劳动市场的反思和争论 奥特曼(OstermanP.1984)指出,从理论上讲,当劳动由一个完全变动的要素,也就是说,可以随经济波动而随意雇用和解雇的要素,变成一种准固定要素的时候,企业就倾向于用长期的合同来维持雇佣关系。然而,20世纪70年代的经济压力,迫使企业在内部劳动市场规则之外寻找增加利润的途径。导致了大量利用临时辅助性劳动和分包合同的趋势。此外,对经济困难的另一个反应,是非工会化的侵略性增长,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这又促使研究者重新审视内部劳动市场理论。如果把内部劳动市场当作短期甚至是随机现象,与在现实中所观察到的工作规则缓慢变化的情况不符。但是,决定和构成内部劳动市场的因素很多,其相互关系也十分复杂,因此,迄今理论家对它的大多数的解释都是某种折衷主义性质的,“充其量不过是一张似是而非的因素的清单”。实际上,具体的内部劳动市场不仅是多样的,而且是易变的。 库塞拉(CuceraD.1998)对比分析了欧洲、日本和美国企业的内部劳动市场情况发现:制造业比其他产业的内部劳动市场现象更为普遍;大企业比中小企业的内部劳动市场现象更为普遍;地处经济中心区和有人事管理部门的内部劳动市场更为普遍;存在工会的企业不一定存在强劲的内部劳动市场;岗前培训和脱产培训对内部劳动市场的影响不明显;培训内容越是企业专用性的内部劳动市场越明显。尤其是妇女,作为缓冲就业队伍(bufferworkforee)的存在,是日本企业维持内部劳动市场的重要条件,由她们所担任的工作通常都不在内部晋升的序列当中。在引起内部劳动市场的成因上,一个重要的方面是雇主对稀缺的、非常熟练的、可替换的劳动力的需求。换句话说,如果熟练的、合格的劳动力在本地劳动市场是唾手可得的,那么,内部劳动市场的规则就会变得无足轻重了。 格里姆肖和鲁伯里(GrimshawD.andRubberyG.1998)认为,20世纪最后10年,由于持续的高失业率、工会势力消退、保守政党放松管制、工资决定的分散化、绩效评估的个人特色和非典型雇佣合同的大量使用,不仅蓝领工人,许多白领雇员甚至管理层人员也得不到长期的就业保障,这使得企业管理中社会习俗、资历承认、工作伦理、长期雇佣关系以及工资集体谈判决定等,曾经是内部劳动市场重要组成部分的规则和惯例逐渐失去了往日的影响力,整个劳动市场转向分裂成原子式的关系,个人要更多地承担经济波动造成的损失和负担,哪怕工人拥有企业专用型人力资本,或会影响企业声誉从而损害其长期招聘和留住人才的能力,雇主也倾向于将内部劳动市场从谈判能力已经下降的工人身边移开。因此,传统的内部劳动市场理论过于简单化了,应该考虑根据企业内部和外部两方面的因素及其相互作用,动态地分析雇主的雇佣策略和雇员在劳动市场上的地位。考虑种种因素,企业可以一方面在劳动市场的顶部采取与业绩挂钩的方式决定工资,另一方面,在劳动市场的底部则引入劳务或服务转包的方式,将内部劳动市场与外部劳动市场结合在一起。因此,内部劳动市场应该是多样化的。 2002年,当内部劳动市场概念提出30年以后,皮奥里回顾说,当时他和多林杰提出内部劳动市场这个概念,是为了弥补劳动经济学理论和现实的脱节,并且将内部劳动市场局限在一个企业或组织内部,“如果我今天给出定义,我将更宽泛地定义它(内部劳动市场——引者注),不光包含简单的管理规则,也包含社会实践和习惯,而且我也会考虑其社会性的边界,而不必与正规组织的边界重合在一起。” 皮奥里认为,内部劳动市场的衰退可以理解为企业或组织转向更为柔性的技术和组织形式的反应。这种转折反过来加剧了经济环境的不稳定性。柔性技术使生产过程重组。现在的工程需要结合不同的专业技能,但其中许多技能都是标准化的。为了完成工作经常要组织团队,于是沟通和协调成为个人参与合作必需的重要能力,并且组织者和参与者需要多种专业背景知识,而不是仅仅求助于程序工程师。团队工作实际上成为一个不同专业成员之间寻求密切配合的过程。此时,利用临时辅助服务来挑选工人,便愈益成为企业或组织正式雇佣前的考察途径。并且,专业的人力资源管理部门,特别是在组建和分拆特定工作项目的前后时期,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 卡萝莉(CaroliE.2007)从企业竞争力视角分析了一段时期以来内部劳动市场所呈现出来的不稳定性,认为由于信息和通讯技术(ICTs,informationandcommunicationtechnologies)的扩散所导致的知识程式化(knowledgecodification)的增强,已经使得竞争力更少地依赖于个人。知识越来越内嵌于企业自身,这对于降低建立在外部劳动市场弹性基础上的人力资源管理策略的相对成本来说,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由此,对外部劳动市场的借用兴盛起来,但却有可能损害企业的长期竞争力。 六、结语 综上所述,对内部劳动市场的形成来说,工会、大企业、人力资本积累、劳动市场供求关系等因素较有解释力;内部劳动市场的突出特点是工作特定化、在职培训、内部晋升和非工资因素影响的存在,这也说明,如果技术发生变化使工作变得简单化和标准化,那么,内部劳动市场将会弱化。此外,严峻的就业形势、政府管制的放松、劳动者组织程度的下降,也会造成内部劳动市场的消退。在个别环节向外部劳动市场开放,将激励和约束相结合,内部劳动市场也可以获得弹性和流动性的改善。内部劳动市场理论可以为企业或组织人力资源管理上的问题诊断、政策设计和技能培训提供启示和帮助。此外,协调劳资关系,不仅可依靠法律途径和手段,而且,为了制定合适的政策乃至法规,有必要了解在背后支撑雇佣过程的机制的原理。 理论分析论文:员工经理层次分析民企人力资源管理论文 编者按:本文主要从民营企业和人力资源管理的概念;研究的目的和意义;研究现状;研究的基本内容、方法和创新之处;研究趋势进行论述。其中,主要包括:民营经济是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在我国出现的名词、民间资本为主体的企业就可以称为民营企业、我国民营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现实困境、研究该课题的目的和意义、当代企业管理,是以人为中心的管理、民营企业应在实行全面质量管理的同时,创设一种高效而成功的人力资源管理模式、职业经理业已作为现代企业经营管理的主流群体、对于民营企业员工容易流失的困境、对于民营企业“自己人”缺乏管理现代企业能力的困境、对比的分析方法一般有两种,即静态对比和动态对比、职业经理人作为民营企业的第一资源,市场化是必然趋势等,具体请详见。 【摘要】在我国经济蓬勃发展的今天,民营经济对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日益呈现出来。然而,我国很多民营企业在发展过程中却遭遇了人力资源管理困境,需要加以解决。本文针对民营企业所出现的人力资源管理困境,从普通员工和职业经理两个层次分别来论述了民营企业摆脱困境的对策。 【关键词】人力资源管理民营企业困境激励 一、民营企业和人力资源管理的概念 民营经济是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在我国出现的名词,本意是用它区别前苏联和东欧的私有化经济,以保护我国非公有制经济健康、顺利地发展。现在,凡是由非国有资本投资举办和由不代表国有资产的民间企业家或经营者经营管理的经济实体,都可以统称为民营经济。因此,民营经济应该包括个体、私营企业,民办科技企业,城乡集体企业和乡镇企业,以民间资本为主的有限责任公司,股份制和股份合作制及合伙企业等。由于民营经济是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以民间资本为主的混合型经济,因此以民间资本为主体的企业就可以称为民营企业。 所谓人力资源管理,主要指的是对人力这一特殊的资源进行有效开发、合理利用和科学管理。从开发的角度看,它不仅包括人力资源的智力开发,也包括人的思想文化素质和道德觉悟的提高;不仅包括人的现有能力的充分发挥,也包括人的潜力的有效挖掘。从利用的角度看,它包括对人力资源的发现、鉴别、选择、分配和合理使用。从管理的角度看,它既包括对人力资源的预测与规范,也包括人力资源的组织和培训。人力资源管理日益成为现代科学管理的优秀。 二、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1.我国民营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现实困境。 (1)“内部人”控制。人力资本,特别是企业家人力资本的稀缺性和重要性人所共知,而民营企业在人力资源管理方面确实是存在许多弊端。据调查,约90%的民营企业财务管理控制在家族成员中,中高层管理人员约40%是企业主的朋友或家庭成员。而“自己人”的素质不适应专业化的工作,造成企业的低效率。 (2)人员流失严重。由于民营企业的制度安排、利益分配、福利保障、精神文化建设、激励等方面的问题,使其难以留住优秀人才,跳槽现象比较普遍。 (3)人力资源管理水平不高。管理既是一门科学又是一门协调的艺术。而民营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部门,目前一般还在独自为政,主动服务意识不强,内功修炼不够。 2.研究该课题的目的和意义在于探讨我国民营企业摆脱人力资源管理现实困境的对策,力争为我国民营企业开辟一条人力资源管理的新路,使我国的民营企业更加具有竞争优势。 3、当代企业管理,是以人为中心的管理,人力资源是企业最宝贵的资源,企业之间的竞争尤为表现为对人才的开发利用。人力资源对企业的特殊价值是世界上任何一种物资资源无法取代的,通用汽车公司前总裁史龙亚弗德说过:“你可以拿走我们的全部资本,但是你把我的组织人员留下,五年内我就能够把所有失去的资产赚回来”。通用电气公司总裁韦尔奇也说:“我们能做的是把赌注押在我们所选择的人身上,因此,我的全部工作是选择适当的人”。这充分说明了人力资源管理对民营企业发展壮大的特殊意义。 三、研究现状 对我国民营企业在人力资源管理方面出现的困境,许多学者提出了不同的解决对策: 1.北京电子科技学院张学文教授在《民营企业发展困境及对策研究》一文中提出了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在企业全面质理管理以及参与全球竞争中正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他提出民营企业应在实行全面质量管理的同时,创设一种高效而成功的人力资源管理模式。 2.浙江工业大学的陈春根认为职业经理体制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在西方,随着现代公司制度成为企业制度的主流形式,职业经理业已作为现代企业经营管理的主流群体而成为一个独特的社会阶层,在社会经济活动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在国内,随着国营企业改革的不断深入,职业经理人体制作为公司治理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已日益被人们所重视。与此同时,经过市场经济初级阶段粗放型发展,民营企业已成为社会经济中的重要力量,尤其在沿海地区,大批经营上规模,具有行业优势的民营企业,已成为当地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面对日益国际化的市场竞争,加速民营企业的制度创新,提高民营企业的经营管理水平,已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一项新的重要课题。在民营企业中引进职业经理人体制,是民营企业摆脱目前人力资源出现的困境,逐步从家族型经营模式向社会化的现代企业制度转变的重要组成部分。 3.王晓明在《民营企业如何坚持以人为本》中认为,民营企业在实行经理人制度的同时,也必须加强对普通员工的管理。他指出当代企业管理是以人为中心的管理,人力资源是企业最宝贵的资源,企业之间的竞争尤为表现为对人才的开发利用。他对民营企业人力资源管理提出了三点看法。第一,民营企业要尊重员工,并且要培养员工的献身精神和忠诚度。第二,民营企业应建立有效的激励与约束机制。第三,民营企业要营造良好的企业文化。 4.戴园晨在《民营企业的人才战略》一文中指出,民营企业在克服困境过程中做大做强需要使用外部人才,要使用外部人才就要果断引进职业经理人制度。他在该文中还进一步指出民营企业主对职业经理人的不信任是引入职业经理人制度的最大障碍,并且建议要增加职业经理人的诚信度。 5.谭伟生和刘芳在《民营企业的个性化趋势》一文中指出,民营企业要走出人员流失严重,人力资源管理水平不高的困境,就要实行个性化的人力资源管理。个性化的人力资源管理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建立雇佣合同制;二是完善招聘制;三是引导员工科学设计职业生涯与发展方向;四是设计完善的工作职务。 四、研究的基本内容、方法和创新之处 1.针对我国民营企业人力资源管理所面临的困境,该文从普通员工的管理和职业经理人的引入两个层次提出了几点对策: (1)对于民营企业员工容易流失的困境,文章提出的主要对策有以下几点:尊重员工,培养员工的献身精神和忠诚度;为员工提供施展舞台,激发员工的创新精神;建立有效的激励与约束制度;营造良好的企业文化;建立标准化、规范化、制度化管理机制。 (2)对于民营企业“自己人”缺乏管理现代企业能力的困境,文章提到了引入经理人制度,并对这一制度进行了分析。该文在这一部分阐述了这样一些内容:人才短缺对民营企业的挑战;职业经理人的职业特征;民营企业应提高职业经理人的忠诚度;对职业经理人的激励和约束。 2.在研究这个课题时,主要用到了以下方法: (1)归纳的分析方法。这种方法的使用主要是总结事物的特征。文章中许多观点早已有学者提出,但是他们都只说了某一方面,或是说的不完整。在这篇文章中对多位学者的研究成果进行了归纳与总结。 (2)对比的分析方法。对比的分析方法一般有两种,即静态对比和动态对比。本文的研究主要采用静态对比的研究方法。本文将这一方法使用在民营企业与国营企业的比较分析中。 (3)抽象的分析方法。抽象的方法是社会科学研究的基本方法。本文将这一方法主要使用在对民营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困境的分析中,即从复杂的现象中分析民营企业人力资源管理所遭遇的主要困境。 3.这篇文章有两个创新。第一是论述角度新。本文从普通员工和职业经理两个层次来进行论述民营企业摆脱人力资源管理困境的对策,在这之前还没有发现类似角度的文章。第二是本文对许多学者的很多研究成果进行了归纳,形成了新的观点。 五、研究趋势 1.职业经理人作为民营企业的第一资源,市场化是必然趋势。随着未来市场竞争程度的加剧,以及民营企业市场规模的不断扩大,大多承袭了传统家族经营模式的民营企业迫切需要通过制度创新和管理创新来实现新的突破,以增强企业的发展后劲。在这种情形下,职业经理人制度将被越来越多的民营企业所采用,职业经理人也将在全社会内的企业中自由进出。 2.民营企业人力资源管理更加集中于激励,提高员工的积极性与创造性,增加员工的活力,充分发挥每个人的才能,做到人尽其才,从而加强组织竞争力,树立良好的企业形象。 3、民营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实践日益向战略人力资源管理转变。民营企业将要面对的是新世纪激烈、反常的竞争环境,只有通过实施战略人力资源管理才能保证企业经营战略目标的有效实现。 理论分析论文:价值保证增加分析生产制造业物流成本管理论文 编者按:本文主要从价值链及价值链分析方法;价值链分析在制造企业内部物流成本管理中的运用;基于价值链分析方法的优越性进行论述。其中,主要包括:物流成本作为企业“第三利润源泉”,倍受各方的关注、造成中国物流成本居高不下的关键因素是制造业,困扰商品流程优化的还是制造业、价值链已经发展成为当代网络经济环境下的一种组织战略思想和模式、生产制造企业的价值链、内部价值链分析、低成本是企业取得任何竞争优势的有利保障、识别各过程的中间环节,从而确定获得相关成本优势的机遇、生产制造赋予了最终商品的大部分价值、传统的管理理念、机制、方式等影响企业内部物流效率的提高、充分考虑了降低成本的相对性问题、抓住了成本管理的关键即作业问题、扩大了传统成本管理的控制范围、更为全面地考虑了成本管理中的相关问题等,具体请详见。 【摘要】文章对生产制造企业价值链及价值链分析理论进行总结,指出价值链分析在制造企业内部物流成本管理中的运用有极强的优越性。 【关键词】价值链分析;制造企业;内部物流成本管理;运用 物流成本作为企业“第三利润源泉”,倍受各方的关注。物流成本管理的意义在于:通过对物流成本的有效把握,利用物流要素之间效益背反关系,科学、合理地组织物流活动,加强对物流活动过程中费用支出的有效控制,降低物流活动中的物化劳动和活劳动的消耗,从而达到降低物流总成本,提高企业和社会经济效益的目的。 目前,造成中国物流成本居高不下的关键因素是制造业,困扰商品流程优化的还是制造业。为了提高制造业的竞争力,要求从业人员能够对原材料、半成品、产成品以及相关的信息流动做到7R,即正确的产品、正确的质量、正确的条件、正确的顾客、正确的地方、正确的时间、正确的成本。这也正是现代物流管理的实质。制造企业的物流成本管理中引入价值链理论,能对企业内部物流作业流程进行持续改善,以消除不必要的作业;通过对物流成本进行评价,分析确立物流成本控制环节,有利于帮助企业降低物流作业成本。 一、价值链及价值链分析方法 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使企业从价格竞争、产品竞争和个体竞争转向价值竞争、服务竞争和网络竞争,而持续的优秀竞争优势对于企业后一种情况的竞争具有更加重要的战略意义。价值链作为确定企业优秀竞争优势的一种基本工具应运而生。它是一种系统性研究企业竞争优势的方法,其优秀内容是分解企业价值链、确定价值活动成本,以价值最大化为目标重构价值链,建立其优化结构,从而提升企业的优秀竞争优势。价值链的优化研究经历了从迈克尔·波特的传统价值链、Peter·Hines的“集成物料价值的运输线”、JefferyF1Rayport和JohnJ1Sviokla的虚拟价值链,再到价值网理论的一个长期过程。 价值链已经发展成为当代网络经济环境下的一种组织战略思想和模式,它是以企业储运、生产、销售、服务等业务流程为载体,以实现顾客价值最大化为直接目标而形成的企业内部价值活动的系统性结构,为企业形成信心竞争优势、创造长期利润提供了一种系统的、动态的分析方法。 (一)生产制造企业的价值链 现代企业管理思想认为企业是一个为最终满足顾客需要而设计的一系列作业的集合体,企业本身就是一个由此及彼、由内到外的作业链,每完成一项作业要消耗一定的资源,而作业的产生又形成一定的价值,转移到下一个作业,依此转移,直至形成最终产品,提供给企业外部顾客。而最终产品作为企业内部作业链的最后一环,凝结了各个作业链所形成并最终提供给顾客的价值。因此,作业链同时又表现为价值链,作业耗费与作业产出配比的结果,就是企业的盈利。价值链由多个作业组成,价值链内信息的传递基本上具有双向特征。根据价值链各个环节的特征,价值链可分为外部价值链和内部价值链。外部价值链包括企业、供应商、客户等;内部价值链主要包括生产活动的作业活动等。 (二)内部价值链分析 低成本是企业取得任何竞争优势的有利保障。企业应在营造企业优秀竞争力的前提下,对内部价值链进行分析,主要是为了解决降低企业内部成本问题。而这些分析工作都是以“作业”为中心,在整个过程中还须结合事前管理的统筹规划、事中管理的实时控制和事后管理的分析考评,以确认企业的价值活动有哪些,处于什么样的分布状态,并将每个价值活动所耗费的成本与对产品价值的贡献相比较,根据企业各个作业活动在价值增值中的不同作用,将其进行细分并采取措施加以改进。 内部价值链分析是将从基本的原材料到企业最终用户之间的价值链分解成作业活动,以便理解成本的性质和差异产生的原因,通过差别分析和成本分析,找出企业在价值生产过程中的利弊。企业为了实现其“股东价值最大化”的经营目标,必须提高其作业产出,减少作业耗费,但并非所有的作业都能够创造价值,这就需要溯本求源,分析哪些作业能够增加价值,哪些作业不能增加价值,并尽可能消除不能创造价值的作业,即使能创造价值的作业,也应尽可能减少其作业耗费,这一切都要借助于作业分析。为此,作业管理(Activity-basedManagement简称ABM)作为一种现代企业管理方法由此产生,作业分析主要过程如下: 1.确定作业。确定企业的价值生产过程,根据作业对竞争优势的贡献大小区分作业,从而确定产品或服务的总成本构成。 2.评估作业。识别各过程的中间环节,从而确定获得相关成本优势的机遇。每项物流作业之间不是完全独立的,在同一条价值链上是相互依赖的。例如,企业产品制造的实现必须依赖于原材料的储备以及运输,而这种相互之间的依赖性有时也会造成一些不必要的重复操作,从而影响整体的效率以及效益。因此,通过价值链分析法辨别出冗余环节,按各个作业活动在价值增值中的作用不同,将其细分为直接增值作业活动、辅助增值作业活动、非增值作业活动和逆增值作业活动,从而确定价值创造过程中的优秀环节。 3.优化作业。通过对作业活动的评估,拟定改进方案。对于直接增值作业活动,应在保持其增值效果不降低的前提下,尽可能提高运行效率,减少资源耗费和占用;对于辅助增值作业活动,有必要在维持其辅助作用不变的情况下,尽可能减少资源占用;对于非增值作业活动和逆增值作业活动,则应尽可能减少和避免,达到优化作业的目的。 同时,管理深入到作业水平,进行作业分析,就要求变革传统的成本计算,使其与之相适应,即要求成本计算深入到每一作业,进行作业成本计算。由此,基于企业价值链的作业成本法应运而生。 二、价值链分析在制造企业内部物流成本管理中的运用 对于生产制造型企业来讲,生产制造赋予了最终商品的大部分价值,是企业的优秀业务单元。另外,现代的制造型企业在不断加大生产力度的同时也十分注重客户的售后服务,不断加大其在产品价值增值过程中的作用,从而逐渐地形成企业的优秀竞争力。 企业的物流过程从价值链角度分析,不但有利于节省自身的业务运作时间、合理利用资源,而且有利于为最终的顾客提供最有价值的服务,在企业的物流链上找到价值增值过程中贡献最大的优秀环节。同时,利用价值链分析法企业的物流活动也不再简单地以全面削减成本为目的,而是在各价值生产过程中降低成本、提高效率。 制造业企业内部物流主要包括:供应物流,即上游企业对本企业所需物资供应的物流活动;原材料、零配件部件物流,即企业内部所需要原材料、零配件部件从供应仓库或者上游企业直接供应到生产线的物流活动;半成品物流,即生产过程中的半成品从上一道工序(或车间)到下一道工序(或车间)的物流活动;产成品物流,即生产出的成品或最终产品,从生产线到产成品仓库或者直接到下游企业的物流活动;回收物流,即生产过程中的废弃物丢弃或再生所发生的物流活动。 内部物流的合理化可以促进生产过程中资源配置的合理化和工艺流程的合理化,从而大大提高制造业企业的竞争力。目前,许多企业已经开始意识到内部物流管理对于降低成本、提高物流效益,改善企业管理的重要作用,纷纷优化企业内部物流管理,建立内部物流部门,对订单、库存、运输、仓储、加工等物流各环节或全过程实施高效的管理计划和控制,促进企业可持续发展,增强企业优秀竞争力。 但现有企业内部的物流管理存在着许多软肋与制约: 一是传统的管理理念、机制、方式等影响企业内部物流效率的提高。转二是企业内部物流环节纵、横向联合薄弱。 三是物流成本核算缺乏财务标准,责任主体不清,物流管理效益难以凸现。 四是对现代物流的研究较滞后,缺乏专业人才,实际操作经验少等。 三、基于价值链分析方法的优越性 基于价值链分析的成本观是成本管理从价值保证和价值增加两个视角来进行的。由此,价值链成本管理实际上也就具有了双重的性质:一是控制资源的必要而足够的投入,从而保证顾客价值(表现为保证提供合格产品);二是控制资源的耗费,以提供尽可能多的顾客价值(表现在保证质量前提下的较低价格)。 通过价值链分析,对外能识别并确保企业在行业或产业中的优势地位和优秀地位,从而能够在整体价值链顾客价值最大化的前提下,通过价值让渡等方式结成战略联盟而形成优势价值链联盟,以使企业确保自身的优势战略定位;对内运用价值链分析法来考察企业各项活动及其相互关系,能够尽可能消除不增加价值的作业,降低可增加价值作业的资源消耗,能更全面地分析企业成本的构成,从而避免使用传统成本管理方法的缺陷。 因此,基于价值链的成本管理具有以下优势: (一)充分考虑了降低成本的相对性问题 成本的降低有绝对成本降低和相对成本降低之分。绝对成本降低是通过一定的途径使成本的发生额低于一定的水平(标准或预算);相对成本降低是将成本与作业的质量、效率以至最终与企业效益联系起来,它并不单纯追求成本绝对额的降低,而是追求成本效益的不断提高。 (二)抓住了成本管理的关键即作业问题 基于价值链的成本管理从研究导致成本发生的作业及作业结构开始,通过对作业及作业结构的优化、改造来达到提高成本效益的目的,因而这种成本管理抓住了成本问题的关键。 (三)扩大了传统成本管理的控制范围 基于价值链的成本管理在研究成本问题时不仅要考察生产作业,还要考察非生产作业;不仅考察基本作业,还要考察辅助作业;不仅要考察本企业的价值链,而且要考察竞争对手、供应商、销售渠道、顾客甚至整个行业的价值链,以寻求广泛提高本企业成本效益的途径。 (四)更为全面地考虑了成本管理中的相关问题 基于价值链的成本管理追求的是整个价值链效益的优化,这就要求成本管理须正确处理作业与作业之间,业务流程与业务流程之间,本企业价值链与供应商、销售渠道之间的关系;要求通过优化这些关系来提高整个价值链的效益,而不能为获得局部利益损害整体利益,也不能为了短期利益而损害长期利益。 理论分析论文:新制度经济学产权理论分析国有商行改革论文 编者按:本文主要从历史的阴影一时难以消除,历史的后遗症一时难以根治;政府和国有商业银行的两难境地;体制内的深度改革;体制外改革的快速推进进行论述。其中,主要包括:长期以来,我国国有商业银行一直被视为政府的一个部门、银行的轴轮不是由市场推动,而是由上级掌握,、银行经营目标混乱,支持经济需要与银行经营双重目标的关系不清、地方政府对银行的干预仍然或明或暗的存在、内部机构设置行政化色彩浓厚,机关化作风严重、国家所有制变成了政府所有制、难以排除其他国有产权主体对银行产权的侵占行为、各成员在对公共财产行使权利时,会影响和损害别的成员的利益、建立现代产权制度、进行股份制改造,实现产权结构的多元化和分散化是使产权清晰的最中肯的途径、社会变迁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大环境的改变与完善并不能一蹴而就等,具体请详见。 摘要:本文从我国国有商业银行经营的历史事实出发,并结合新制度经济学的相关产权理论,分析了政府和国有商业银行之间政企不分的制度根源及政府和国有商业银行在当前情况下的两难境地,从新的分析角度得出我国国有商业银行应该在产权上尤其是在产权清晰方面进行深度改革的结论,并在理论上理清了产权改革的一些关系及应注意的一些问题。同时,本文提出:产权改革不是万能的,它更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我们在体制内(产权上)对国有商业银行痛加改革之时,做到体制外改革的快速推进,相信也是卓有成效的。 关键词:国有商业银行产权深度改革快速发展 一、历史的阴影一时难以消除,历史的后遗症一时难以根治 长期以来,我国国有商业银行一直被视为政府的一个部门,其功能无非是辅助中央财政向国有企业提供资金。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是“老子”,国有银行是“儿子”,老子拨一拨,儿子就像一颗“算盘子”那样动一动;儿子陷入了困境,老子当然不会坐视不救。正是由于这种政企不分、政资不分和政企合一的体制的深刻影响,使得国有银行因历史而留下的阴影一时难以消除,因历史而造成的后遗症一时难以根治,这主要表现在: 1.银行的轴轮不是由市场推动,而是由上级掌握,银行经营效益如何所产生的影响永远小于上级印象如何所产生的影响。比如,行长的产生不是由市场聘用,而是由上级任命,所以他们不必唯市场是瞻,而必须看领导的眼色行事;作为银行的职员,他们的进出升迁不是由银行自己主宰,而是作为国家公务员享受“社会主义优越性”,所他们只要不违法乱纪,就可以无忧无虑地上班,至于干多干少、干好干坏那是另一码事;银行机构设置不是一切为了客户,一切适应市场,而是沿袭计划经济时代的模式,讲究上下对口,左右对齐;网点摆布不是以经济区域为中心向周边辐射,仍然是按行政区域划分,不管效益如何,不管资产质量如何,银行负担如何,该设的要设,不该设的也要设;对于贷款,只要上面有指示,领导有意图,也不论其是死是活,有效无效,只管大胆放就是了;全行上下未能充分认识市场竞争的作用,没有树立现代金融企业意识,各种经营活动仍是靠着一种惯性运动在向前发展,各级行经营目标只是根据上级行的硬要求来进行,很少根据自身情况来指定业务拓展目标,经营绩效不甚理想。 2.银行经营目标混乱,支持经济需要与银行经营双重目标的关系不清,银行经营职能错位,财政职能侵袭了银行领地。政府把金融手段当作调控宏观经济的工具,资金配置主要由政府而不是市场决定,银行承担了支持政府改革特别是国有企业改革的重任和风险,仍经营政策性业务,其代价是低效率的银行体系和巨额不良资产的产生,国有商业银行几乎“垄断”了所有的金融风险。 3.地方政府对银行的干预仍然或明或暗的存在。因为从地方政府的眼光看,银行的钱就是国家的钱,“不用白不用”;从银行的角度来看,身处一地,衣食住行,揽存生息,各个方面都得仰仗地方政府的支持,如果处处违拗,终究没有好果子吃。 4.内部机构设置行政化色彩浓厚,机关化作风严重。主要体现在:部门臃肿重叠,不计成本,行员实行官本位管理,级别现象十分严重;后勤服务、教育、人事、离休干部管理等非经营性部门的占比过重;文山会海现象不仅没有收敛的迹象,反而有加大的趋势,各种低层次、低水平、往返重复的简讯、简报、送阅材料以及与商业银行经营活动无关的各种检查、评比竞赛等活动,不仅扰乱了正常的银行工作秩序,降低了银行工作效率,而且还挤兑了有限的经营资源和成本。 如上所述,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政企不分、政资合一造成了国有银行的经营窘态,使得历史的阴影一时难以消除,历史的后遗症一时难以根治,但仅仅认识于此是不够的。我们要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分析政企不分的制度根源。学者杨瑞龙(1996)等人认为,由于国有产权的内在规定性,使得产权界定模糊是导致政企不分的制度根源。为此,我们有必要首先对产权清晰的定义做一个有效的界定,以统一认识。(1)产权清晰不仅是指法律意义上的,而且是指经济运行机制上的,是把产权清晰当作贯穿于整个经济运行过程中的动态范畴,而不仅仅是作为法律意义上的固态概念。(2)产权清晰不仅是指产权归属上的明确,而且还包括产权保护的有效性;即在产权实现过程当中不同权利主体之间的权、责、利关系上是清楚的。更进一步地说,财产所有者是否有权去损害他人的利益,或者有权制止他人对自己的损害是具有确定性的。 下面再来分析我国国有产权的特性、政企不分的制度根源和国有产权得不到有效保护的原因。 1.由于公有产权在运作过程中具有“不可分性”,因此,在实际的经济运行中,国家所有制变成了政府所有制,即由政府国家占有和行使国有产权,从而形成了政企合一、政资不分的制度基础。在这样的模式下,形成了一种排斥市场机制的高度集权型的计划体制,企业是行政主管部门的附属物,政府对企业进行直接干预和控制。这一方面使得当国家的行政职能、经济调控职能和所有制职能结合在一起时,由于产权界定不清,所有权约束就不再唯一地遵循资产增值与资产收益最大化目标,而是向企业输入与利润最大化目标相悖但体现社会偏好的约束规则,渗透进其他社会政治目标,使其带有鲜明的行政色彩。另一方面也形成了以等级界定权力的方式,形成了资源配置的行政协调机制,其通行的是行政化的竞争规则。在这一规则下,人们对资源和收益分配的多少是由他具有的权力大小确定的,但至于该行为人在其权力范围内干多干少、干好干坏都不会损害他相应的收入,从而造成权、责、利的极不匹配,即国有银行的产权结构安排对国有产权的占用权限按等级规则作了具体的界定,但对行使国有产权所产生的后果由谁来承担并没有严格的界定。 2.由于国有产权的非排他性,从而使得难以排除其他国有产权主体对银行产权的侵占行为,国有企业与国有商业银行并不存在严格意义上的债权债务关系,国有商业银行很难避免自己的产权被国有企业的不良贷款侵蚀,即产生所谓的“公有地悲剧”和“产权拥挤”。 3.由于国有产权的外在性,使得各成员在对公共财产行使权利时,会影响和损害别的成员的利益,进而引发道德风险,产生负的外部效应,没有谁能够对产权行使的结果承担完全的责任。一方面,国有企业对资金需求盲目扩张,没有为投、融资承担风险的责任和意识,没有贷款到期必须归还的约束力;另一方面,地方政府也把信贷资金作为财政资金使用,这些使得大量金融风险都“成功”转嫁给了国有商业银行,国有商业银行也不得不背负沉重的负担“惨淡”经营。 4.由于国有产权安排的先天不足,即所有权主体的非人格化资本行为和剩余索取权的不可转让性使得政府很难通过运用中止合约关系的“退出权”来惩罚企业的违约行为,以达到保护国有产权的目的,这使得国有商业银行在经营管理过程中似乎形成了行政性而非市场性的路径依赖:产权不清,产权没有得到有效保护政企不分银行内部机构失衡,激励约束机制不健全,权、责、利不明确银行经营目标混乱、经营动力不足、约束软化、与政府讨价还价,加上委托人与人的效用函数不一致产生委托冲突银行机构内部出现“分配性努力”超过“生产性努力”的现象,“搭便车”、“偷懒”的行为随处可见产生并强化“内部人控制”委托冲突得到自我强化,加上泡沫经济、金融市场失灵、金融监管失灵、政府失灵的外部催化作用导致银行机构出现四种类型的管理问题,即“技术上的管理不当”、“掩盖式管理”、“绝望管理”、“恶意管理”,内部人控制和委托冲突得到进一步强化银行成为有问题银行银行向政府求救,政府也不得不为银行“买单”。 二、政府和国有商业银行的两难境地 如果我们把国有银行比作一架飞机,过去,国有银行是一架模拟飞机,它只能躺在房子里,飞不上天。现在经过多年的改革,国有银行已经飞上了市场经济的蓝天,但是这是一架教练机,不是真正的战机,因为前舱坐的银行经营者就好像实习驾驶员,后舱里坐的是能控制前舱驾驶系统的教官就类似政府,一旦发生意外或偏离教官设定的航道,实习驾驶员可以向教官求救,教官也可以直接操纵系统。而今,中国加入WTO,那么政府应给国有银行放单飞,让国有银行在市场竞争浪潮中把自己锻造成为“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具有完善的治理结构,健全的运行机制,明确的经营目标,良好的财务状况的现代金融企业。但由于历史的阴影一时难以消除,历史的后遗症一时难以根治,要让国有银行尽快甩掉历史包袱,要让国有银行尽快与“老子”断绝“父子”关系,与“教练”断绝“师徒”关系,无论是对政府来讲,还是对国有商业银行来讲,都是一个两难境地。 1.对政府而言意味着政府利用四大国有商业银行来直接调控经济、稳定社会的最后手段从此消失;再则,自己抚养了多年的“儿子”就这样去翱翔蓝天,还真有点担心,因此,对政府来讲,这不仅是一个经济抉择,更是一个政治抉择。 2.对国有商业银行而言,首先,值得庆幸的是,银监会的成立对于国有商业银行来讲是一个制度性变革的标志。从理论上讲,银监会的成立为国有商业银行扫清了以前存余的行政性负担和负面影响,政府对国有银行的指令性安排将全面退出,由原来的直接调控和干预换之以间接调控和监督,由原来的行政性管制换之以技术化的金融监管,市场将成为银行经营管理活动最主要的风向标。但对于银监会的具体运作,政府、银监会、国有银行三者之间的关系在具体实践中的体现,政府通过银监会对国有银行的作为与不作为,我们都将拭目以待。其次,这些年来,国有商业银行既有对政府的纵向依赖,也有对市场的横向依赖,可以看出,国有商业银行既想以市场改革为取向,把自己培育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市场竞争主体,又不想失去政府强有力的支持和保护,很想与政府保持那种“若即若离”的状态。并且,如前所述,国有商业银行几乎对政府形成了路径依赖,“儿子”突然间失去了依靠,难免“无所适从”,难免“迷茫”和“彷徨”,因此,要割裂这层感情,既非一朝一夕所能完成,更是一个痛苦的分娩过程。再次,受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国有商业银行在经营管理过程当中,形成的机关化作风、官商风气与现代商业银行的客户理念、文化营销、品牌形象是格格不入的,而要完成这一转变也非一蹴而就的事情,更是一种洗礼。 三、体制内的深度改革 诚然,割裂政府和国有商业银行之间的这份深厚感情,是谁都不愿干的事情,但我们不能因为不愿为而不去为,不能因为阴影难以消除就不去消除它,不能因为后遗症难以根治就不去根治,否则,我们为此而带来的代价可能更大,付出的成本可能更高。面对现实,回顾历史,展望世界和未来,时不我待,我们要打破政企不分的格局就必须在体制上进行产权的深度改革。 产权制度是企业内部组织制度形成和发挥作用的基础,它为其他各项机制的运行提供了一个制度框架和制度保障。当前,在国有商业银行产权改革过程中,从理论上理清并深刻认识产权改革的一些关系和应注意的几个问题,对于改革实践的顺利展开和推进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1.建立现代产权制度,首先要从产权清晰开始,产权清晰是产权得以存在和发挥作用的基础。但如前所述,产权清晰不仅是指产权归属的明确(事实上,国有商业银行在产权归属上是十分明确的,即属于国家所有;并且,随着国资委的成立,这一产权归属已经具有人格化了),更是指产权保护的有效性,即在产权实现过程当中不同权利主体之间的权、责、利关系上是清楚的。人们都愿意获得权力和利益,不愿意承担责任,承担责任实际上就是劳动的付出和风险的承担。承担的责任大,需要较高的能力,付出更多的劳动,承受较大的风险,就应该获得较多的利益,但如果没有相应的权力作保障,就无法履行责任;如果责任大而利益小,就不能体现公平,员工就不会积极履行责任;如果权力大而责任小,就会出现争权夺利,以权谋私。所以,我们首先要明确权、责、利,再次要使权、责、利相匹配,并引进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来强化权、责、利。 2.进行股份制改造,实现产权结构的多元化和分散化是使产权清晰的最中肯的途径。没有产权结构的多元化,没有产权结构配置合理化的制度前提,产权清晰就不会有太大的作为,一味地强调产权清晰,并不能真正做到产权清晰(魏杰,2000)。因为,从经济理论来看,法人财产权只不过是出资人所有权的派生权利,当出资人所有权只有一个主体时,又有谁来监督这个出资人不去任意干预法人财产权,造成对法人财产权的侵蚀呢? 3.我们进行股份制改造,实现产权多元化,并不在其本身,问题的关键也不在于是否国家控股,而在于通过股份制改造,其他的投资主体是否能够形成对控股方的牵制力,进而形成有效的银行治理机制。否则,股份制改造只是改变了国有产权的实现方式,即将政府对银行的干预方式从采取物权方式的直接干预变成了通过股东会与董事会行使股权的间接干预,并未改变国有产权的本质,国有股产权不清、监督机制弱化的内在弊端未得到根除。因此,我们要引入有经济实力且运作规范的投资主体,以对国有控股方形成实质性的牵制作用。 4.股份制改造中必须考虑和解决国家经济金融安全与金融秩序稳定、国家控制金融命脉与全民所有权人格化、金融效率提高与经营机制转换、信贷资产优化与公司利益分配等一系列重大课题,既要尽可能地与国际接轨,又要不脱离中国实际。 5.产权改革应确立一个明确的终极目标,同时要有一个战略规划和改革的整体方案,从根本上改变多年来在金融改革领域存在的目标不清、力度不强、零敲碎打的局面,提高改革的整体互动性。并且要制定改革的具体时间表,一来让改革具有紧迫感,避免改革无限期拖长,增加改革的成本,二来使改革有计划、有秩序、有步骤地进行,以更好地服务于整体战略规划。 6.社会变迁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大环境的改变与完善并不能一蹴而就,它既需要时间,也需要社会资源的投入。同样,产权改革也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它需要打破原有的利益格局,进行利益重组,建立新的利益群体与利益格局,这么大的“手术”不能不说是一场革命,如果急于求成,不仅容易使前功尽弃,更有可能涉及到金融安全和社会稳定等重大问题。所以,产权改革的速度应限制在由此而造成的信息沟通成本和协调成本上升的速度低于由此产生的经济效益上升的速度范围内,做到在保持稳定的前提下提高速度和效率。 7.产权改革不是万能的,我们进行股份制改造的目的是为了使产权清晰,我们界定产权的目的是为了有一个良好的现代企业产权制度,并淡化国有商业银行的行政色彩,增强企业意识。但建立了一个良好的、清晰的、能顺畅流动的产权制度并不代表就有了良好的企业组织制度,并不代表就有了规范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和企业领导制度,并不代表就有了科学的企业劳动分配制度与激励约束机制,并不代表就有了能充分反映资产负债和经营情况、确保企业所有权益的会计制度。 同时,清晰的产权并不一定等于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产权需要界定和保护并不全是由资源的配置无效率所导致的。由于金融资源的稀缺、资产的专用性、信息不对称、“搭便车”、“偷懒”等机会主义行为的存在,使得金融交易费用大于零,从而需要界定产权。英国经济学家马丁和帕克认为,企业效益与产权归属没有必然的联系,而与市场竞争程度有关;澳大利亚经济学教授泰藤朗的综合性研究结果也表明,竞争才是企业治理机制往经济效益方面改善的根本保证条件;超产权理论认为,要使企业改善自身治理机制,提高效率,基本动力是引入竞争,而变动产权只是改变机制的一种手段。 可见,清晰的产权并不意味着国有商业银行经营绩效的增进和市场竞争力的提高,商业银行在经营管理过程当中的问题就能因此而解决,它只是为其他问题的解决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制度框架和基本前提,许多问题的解决与发展还有赖于商业银行市场机制的形成与有效运做,我们不应过分夸大产权的作用而忽视其他层面的改革。 四、体制外改革的快速推进 如上所述,产权改革不是万能的,也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因此,我们在产权上进行 深度改革的同时,做到体制外改革的同步推进相信也是卓有成效的。 首先,在经营管理理念上,要转变原来的官商理念,以市场为导向,以客户和客户信息为中心,树立起服务理念、客户理念、创新理念、效益理念、风险理念、学习理念、人本理念,做到“洗牌先洗脑”。 在业务体系上,要进行资产、负债业务创新,大力发展中间业务,以创造新的利润来源;在业务流程上,要坚持以客户为中心的原则,重新辨别、分解、评估流程,运用现代信息技术,进行业务流程再造;在组织模式上,要变原有的等级权力控制型组织为现代的学习型组织,强调团队共同愿景,强调信息共享,强调系统思考组织背后的深度问题;在管理模式上,要变原有的垂直化、科层式的金字塔状的管理模式为现代的柔性化、人本化的扁平状管理模式,压缩管理环节,缩短管理半径,使信息快速流通,使决策高效执行;在运营机制上,要树立市场营销观念,大力推行客户经理制,实现银行与客户的单点接触,一方面满足客户全方位、多层次的个性化需求,培养客户忠诚度,另一方面收集市场信息,反馈客户需求,为银行进行产品创新提供现实依据;在激励约束机制上,要一改过去的大平均主义,按行政级别评定绩效,而应按照“贡献优先、效益优先”的原则重新制定薪酬标准,设计薪酬结构;在信息化建设上,要继续加大电子化建设的投入,构建客户综合服务网络、全球银行间的网络系统、银行内部通信网络,加快并完善柜台业务处理系统、自动服务系统、清算转账系统、办公自动化系统、资产负债管理系统、以数据挖掘和数据仓库技术为优秀的决策支持系统,以全面提高业务和管理的技术含量,为银行提高效率,降低成本,控制风险和完善功能创造条件;在人力资本方面,要进一步优化人才结构,尤其是引进一些国际性的、复合型的专业优秀人才,同时,要营造一种良好的企业文化和环境为员工提供一个没有“天花板”和“栏杆”的舞台,让员工为自己也为银行创造最大价值。 理论分析论文:会计理论哲学思想教学辩证分析应用论文 编者按:本文主要从会计等式所体现的哲学思想;借贷记账法所体现的哲学思想;账户设置所体现的哲学思想;会计报表所体现的哲学思想四个方面进行论述。其中,主要包括:会计学原理具有基础和优秀的地位、会计等式是设置账户、复式记账、编制会计报表的理论依据、会计原理教学中的重要问题和难点、资产是权益的物质基础、资产和权益之间既相互依存又相互制约、企业经济关系的性质、一个账户的左方和右方、某个会计要素的增与减、资产和权益、收入和费用、企业生产经营的各个阶段、各个环节相互依存相互制约、会计的基本职能之一就是反映这种关系的具体变化过程和结果、每一个账户不仅仅反映资金运动的某个方面、会计报表主要是根据账户资料编制的、报表之间相互联系、不可分割的辩证关系等。具体材料请详见。 摘要:会计学作为一门应用经济学,具有很强的技术复杂性和理论抽象性,但解决会计技术复杂性和理论抽象性难题的办法并不在于会计问题的技术形式,而在于会计理论所蕴含的哲学思想。基于这一基本观点,笔者认为:只有全面揭示会计理论的哲学基础,剖析会计现象所内含的辩证关系,才能深刻理解会计问题的经济实质。而只有把握住了会计问题的经济实质,才能顺利地解决会计理论抽象性和会计技术复杂性的难题;才能提高学生理解会计问题,分析会计现象的能力。 关键词:会计理论哲学思想经济实质 在会计学科体系中,会计学原理具有基础和优秀的地位,学好会计学原理,对于学好后续会计课程具有决定性意义。如果把会计学科体系看作一颗树,会计学原理则是这颗树的树根,“根深才能叶茂”。因此,只有学好会计学原理,才能顺利进入会计科学殿堂,才具有必备的能力在这座殿堂里进行探索。但是,会计学原理既具有很强的实践性和技术性,又具有很强的理论性和抽象性,而普通高校的教学对象在学习会计学原理之前不仅对该学科一无所知,而且严重缺乏相关的社会实践经验,这必然使教学双方都感到困难重重。据笔者了解,财务会计专业的本科毕业生不明白会计等式的经济实质者为数不少,不少毕业生只掌握了会计问题的表现形式,知其然而不知所以然。通俗的说,就是没有开窍。究其原因,就是我们会计教学工作者,片面的理解了培养应用型人才的教学目标,表现在教学实践中就是过分注重会计分录和报表编制等技术性问题本身,没有很好的贯彻“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的教育哲学思想,[1]这不仅造成教学负担过重,而且事与愿违,所培养的学生缺乏理论根基,其应用能力只能适应一时,很难跟上会计理论改革和会计实践变化的步伐。笔者认为,会计学是建立在唯物辩证法基础之上的,解决会计学教学难点的基本方法就是要牢牢把握住会计学所体现的哲学思想,广泛采用辩证分析的教学方法,使学生通过对会计理论的辩证分析加深对会计现象经济实质的理解。本文以会计学原理的几个基本问题为例,阐述会计学的哲学基础以及辩证分析法在教学中的具体应用,以期抛砖引玉。 一、会计等式所体现的哲学思想 会计等式是设置账户、复式记账、编制会计报表的理论依据,是会计理论的基石。它全面反映了资金运动的过程和结果,体现了会计对象各要素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2]其重要性和所蕴含的经济内容的复杂性不言而喻。因此,如何理解和把握会计等式,自然就成为会计原理教学中的重要问题和难点。资金在运动中呈现两种状态:相对静止状态和显著变动状态。因此,理解会计等式也必须区分这两种状态。从资金运动相对静止的状态来理解,会计等式由资产和权益(权益包括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所构成。资产和权益是资金的两个不同侧面,体现着资金的二重性:资产表明资金的使用去向或占用形态,构成资金的物质内容,体现着资金的自然属性;[3]权益表明资金的取得方式或来源渠道,构成资金的社会经济关系,体现着资金的社会属性。可见,资产是权益的物质基础,权益则表明了资产的归属。通俗地讲,在资产的背后,隐藏着各种不同的利益要求,其中:负债对企业资产的利益要求表现为企业债权人要求企业到期还本付息,所以也称之为债权人权益;所有者权益对企业资产的利益要求表现为企业所有者要求企业对其资本保值和增值,在股份公司也称为股东权益。这种与资产相联系的利益要求权就是会计学所阐述的权益。[4]可见,资产和权益之间既相互依存又相互制约,存在着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由此形成了静态会计等式(基本等式):资产=权益。对于这一关系,人们往往把它理解为资产和权益在数量方面的必然相等,但这只是资产与权益内在联系的表现形式。从本质上看,这一平衡关系反映了资产和权益在对立统一运动中相互作用的过程和结果,体现着资产所有权、债权与资产经营权之间的社会经济关系。会计等式的左边,不仅反映企业资产的总量(存量)是多少,更重要的是反映企业资源的配置状况(资产结构);会计等式的右边,不仅反映权益总量是多少,更重要的是反映企业经济关系的形成情况和现状(权益构成)。因此,会计等式所揭示的实质是企业的资源配置与企业的社会经济关系之间的对立与统一:企业资源的配置合理与否,决定着企业经济关系的性质(良性循环或恶性循环),而企业经济关系的处理是否适当,又反过来制约着企业资源的配置(调整资产结构是否有足够的资金来源作保证)。微观经济学研究什么?笔者以为,其研究的优秀问题就是资源配置和经济关系以及两者之间的相互联系。会计等式乃至会计学就是为研究这些问题提供基础数据,从现实的角度反映一个企业这些问题的当前状况,从而成为一门应用经济学。从动态的角度观察,资金的运动过程可以概括为这样几个方面:资金投入、资金运用、资金退出。资金投入企业会引起资产和权益同时等量增加(增加资源的同时形成新的经济关系);资金退出则会引起资产和权益同时等量减少(减少资源的同时解除某些经济关系);资金运用则可能引起:资产内部有关项目同时等量增加和减少(资源配置)、权益内部有关项目同时等量增加和减少(调整经济关系)、发生费用(导致资产减少或负债增加)、实现收入(引起资产增加或负债减少)。可见,资金在运动中可能会引起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收入、费用等多个会计要素发生变化,而每个要素的变化都会直接或间接的与其它要素发生联系。这种联系综合起来就形成了动态会计等式(综合会计等式):资产=权益+(收入-费用)。如何理解动态会计等式呢?如果看不到会计等式各要素之间的辩证关系,仅仅从其形式出发,就会从静态会计等式和动态会计等式的比较中得出一个荒谬的逻辑:除非收入等于费用,否则这两个公式自相矛盾。事实逻辑是:收入与费用相等是偶然的,不相等则是必然的,二者之间对立统一的结果表现为利润或亏损,即,收入-费用=利润。这还只是问题的一面,问题的另一面是:收入的实现会引起资产增加或负债减少或二者兼有;费用的发生所导致的结果则相反。即收入和费用的增加不仅仅使其本身发生了量的变化,也同时使资产或权益发生了变化;而资产和权益的变动不一定都是由收入或费用的发生所引起,如资金投入和资金退出。这说明,动态会计等式与静态会计等式中的资产和权益不仅在数量方面存在差异(动态等式中的资产和权益既包括存量还包括增量),其所体现的经济实质(资源配置和经济关系)也发生了变化。可见,动态会计等式全面揭示现了资产、权益、收入、费用等各个会计要素之间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是人们对经济现象从会计对象出发所作出的哲学概括,从而成为会计理论的基石。 二、借贷记账法所体现的哲学思想 “借”、“贷”二字是一对矛盾概念,原意表示“债权”、“债务”,但在借贷记账法中,这两个字却被赋予了更丰富的涵义,被用来表示多对矛盾概念:(1)分别表示一个账户的左方和右方;(2)分别表示某个会计要素的增与减;(3)分别表示资产和权益;(4)分别表示收入和费用。用一对简单的矛盾符号同时表示多对矛盾概念,这一方面表明了借贷记账法的科学性,另一方面也给初学者造成了理解上的困难。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系统地阐述其所体现的对立统一思想并将其所蕴含的辩证关系简单而又形象地刻画出来,兹以图1予以说明:图1借贷记账关系图图1说明:从动态角度看,“借”,既表示资产和费用的增加,又表示权益和收入的减少;“贷”既表示权益和收入的增加,又表示资产和费用的减少。从静态角度看,由于账户的余额是借贷双方增减变化后的结果,通常在账户记录增加的一方,即资产和费用账户的余额在借方,权益和收入账户的余额在贷方(收入和费用账户的余额是指期末结转前的余额)。换言之,借方余额表示资产和费用,贷方余额表示权益和收入。这样,资产与权益之间的平衡也就表现为借贷平衡。在特殊情况下,如果某资产账户出现贷方余额,则说明该账户此时的性质发生了变化,由资产性质转化为权益性质;同样,如果某权益账户出现借方余额,则说明该账户此时由权益性质转化为资产性质。例如:“应收账款”账户(资产)如果出现贷方余额,则这一余额的实质是预收账款(负债)。这一情况的产生,正是由于“借”、“贷”这对矛盾符号同时表示多对矛盾概念的结果,说明借贷记账法为设置双重性账户提供了可理解的基础。同时也说明,只有深刻理解借贷记账法所内含的对立统一思想,才能正确理解和运用账户,才能根据账户余额方向判断账户的现时性质,正确地编制会计报表。 三、账户设置所体现的哲学思想 根据马克思《资本论》所论述的再生产原理,企业生产经营的各个阶段、各个环节相互依存相互制约,存在着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各阶段体现着资金运动的形态变化,资金的各种形态“在空间上并存,在时间上继起”,形成了一个又一个辩证统一的循环过程。这个过程所体现的对立统一规律正是设置与运用账户的哲学和经济学依据。换言之,账户的设置以及账户之间所形成的关系必须体现这一规律的要求,教学中只有充分揭示这一规律,才能使学生真正理解每一账户的作用以及账户的对应关系,使教学困难迎刃而解。兹以图2概括说明工业企业主要账户的设置及其作用:图2说明,各账户之间的关系充分体现着资金运动中的对立统一关系。会计的基本职能之一就是反映这种关系的具体变化过程和结果。进一步分析还可发现,这种关系表面上反映的是物与物之间的关系,实质上反映了人与人之间的经济关系。例如,“物资采购”账户从表面来看反映的是物资采购情况(采购成本和在途物资),实质上却体现着采购部门和采购人员的经济责任;物资验收入库,物资成本从“物资采购”账户转入“原材料”账户,不仅表明库存材料的增加,还表明在该批物资上所产生的经济责任已转移到材料仓库保管部门和保管人员身上,既体现了资金形态的变化,还体现了两个不同部门之间经济责任的转移与落实。谁应该负什么责任,负多大责任,在账户中一目了然。这不仅说明设置账户的目的不仅仅只是为了实现会计的反映职能,同样也是为了实现会计的监督职能;[5]而且进一步说明,账户的设置只有充分体现资金运动中的对立统一关系,才能同时满足会计实现其两大基本职能的需要。可见,每一个账户不仅仅反映资金运动的某个方面,账户之间的辩证联系即账户对应关系则反映了资金运动的来龙去脉、来踪去迹,并为会计监督提供了现实依据。 四、会计报表所体现的哲学思想 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从形式上来看,是会计等式以一定格式的表格的具体化。前者是“资产=权益”这一基本会计等式的具体化,后者是“收入-费用=利润”这一等式的具体化,而综合会计等式的具体化则通过各个报表之间的具体联系体现出来。因此,会计等式所体现的哲学思想,最终集中体现在不同的会计报表以及各会计报表之间;从内容上来看,会计报表主要是根据账户资料编制的,是对账户记录所进行的综合总结。因此,在账户设置与运用中所体现的哲学思想最终也都集中体现在不同的会计报表以及各会计报表之间。在资产负债表中,左边按流动性排列各种资产,右边按先负债后所有者权益排列各种权益,负债再按其流动性排列,所有者权益再按原始资本和增值资本排列。表面上看,这只是一个形式问题,实质上,正是这种形式才得以将其所体现的哲学思想和经济关系清晰地展现出来:从左右两边分别可以看出资金的空间分布(资源配置)状况和资本的现实结构(经济关系),从左右两边之间的对照可以看出资源配置的合理与否对现实经济关系所产生的实际影响,以及经济关系顺畅与否对资源配置所产生的反作用情况,从而为下一时期调整资源配置和理顺经济关系提供事实依据;利润表按利润产生的主次因素分段计算各层利润,以便分析利润的来源构成和不同因素对利润的最终结果所产生的影响,进而为分析企业经营结构的合理性和企业的发展前景提供事实依据;现金流量表是基于现金资产在企业经营与发展中的极端重要性和在权责发生制下编制的利润表所产生的缺陷而产生的。现金资产的存量与增量,尤其是增量的来源情况,不仅对于真实的反映企业经营成果和财务状况具有极端重要的价值,而且是调整企业资源配置,处理和改善企业经济关系的重要的依据。现金流量表就是为揭示企业现金资产的变化情况以及现金增量的来源构成而产生的。上述三张基本会计报表所蕴含的哲学思想不仅体现在各自的报表之中,还体现在它们之间的相互联系之中。例如,利润表中的净利润是形成资产负债表中资产和所有者权益增减变动的基本原因之一,现金流量表中的现金净流量是利润表按现金制调整后的净利润,等等,说明这些报表之间相互联系、不可分割的辩证关系,它们既分别从企业经营的不同侧面反映企业的经营状况,又相互联系在一起反映企业经营的全貌,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会计反映体系。因此,只有用辩证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会计报表进行分析,以普遍联系和发展变化的眼光看待会计报表中的每一个数字,才能洞察这些数字背后所蕴藏的经济实质,才能对一个企业的现时经济活动和未来发展前景做出科学的评价和预则。综上所述,会计学是一门建立在唯物辩证法和理论经济学基础之上的经济应用科学,只有牢牢把握住其中的哲学思想,采用辩证分析的教学方法,由表及里、由此及彼、动静结合、相互联系的进行教学,才能把会计问题的经济实质讲深讲透,才能取得举一反三、事半功倍的效果,才能提高学生理解会计问题、分析会计问题的能力,才能使学生在会计实践中具有持久的适应能力和发展潜力。 理论分析论文:学习泰勒主义理论使中国走向国际化分析论文 编者按:本文主要从:科学管理:发展的理论;当今组织发展的趋势两个方面进行论述。其中,主要包括:泰勒理论与一般管理方式有何不同、如何用科学原则指导管理者与被管理者的行为、工作定量系统的意义是什么、科学管理理论和反对它的声音、民主、分权和合作,个人再不像以前那样被视做是巨大复杂机器中的一颗小小齿轮、决策不应由某个个体作出、方便组织中横向与纵向的交流、鼓励员工参与并设立相应的奖励制度来提高工作积极性、组织中应有高度的相互信任关系、控制过程中员工也应承担责任等,具体材料请详见。 关键词:以最佳方式工作泰勒的管理理论及影响 随着中国成为WTO的一员,从国外发达国家引入先进的管理理论和管理模式已经成为中国走向国际化的重要手段。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已经和正在被引入的模式源自与中国传统文化截然不同的环境中。对中国的管理者而言,与其争论这些管理方式的是非对错,不如首先深入地了解它的存在与演变。本文介绍了20世纪初期诞生在美国,在现代管理实践中一直被广泛应用并深具影响力的科学管理理论,即泰勒主义,以及它对后现代组织发展理论的影响。 弗莱德里克·泰勒(FredrickW.Taylor,1856-1915)是美国工业发展史上的代表人物,是把管理看作科学并且强调管理者作用的第一人。正是由于他对管理方法和管理理论的贡献给上一世纪工业国家的发展带来了深远的影响,因而被誉为“科学管理之父”。科学管理理论不仅仅促进了传统工业的发展并且为西方的组织结构设定了一个文化基础。泰勒以降低成本和提高生产力为目的,分析了工作任务,并以科学的方法进行了实验。在他的努力之下,一种新的组织文化在工业国家流行开来。福特和艾默生学习并发展了泰勒的理论用于他们自己的事业并依靠大机器生产和流水线作业获得了成功。泰勒开创了工业管理的新纪元并为其他理论家在组织行为学上的研究奠定了基础。如今,在很多的现代组织中仍有泰勒的科学管理理论的影子。 显然,对现代组织而言,旧的方法不一定适于解决新的问题,而且旧的组织文化也不一定适于新的组织发展环境,今天研究泰勒理论的目的就是要追寻现代组织文化的根源所在,也是为现代组织的改良与发展奠定基础。 一、科学管理:发展的理论 1.泰勒理论与一般管理方式有何不同? 曾几何时,传统的管理方式很难被看作真正的管理行为,因为管理职位往往被行业中最优秀的工人所占据。这种一般管理模式只是靠管理者(优秀工人)本人的吃苦耐劳、工作经验和工作积极性来影响其他的工作者。对工作者而言,如果他们努力工作就会从雇主那里获得特别的激励。这一简单原始的方法适用于小的作坊,但是运用在成百上千人的工厂中就遇到了困难。 科学管理理论与一般管理法的不同就在于管理者承担了新的责任而且管理者的工作与工人完全不同。作为科学管理理论的最基本观点,管理者首先要做的是分析工作任务。依照泰勒的概括,分析工作任务着重解决三个问题:一,要做什么;二,怎样去做;三,何时以及用多长时间去做。管理者的一切努力都是为解决这三个问题,这就是为什么科学管理理论也被称为任务管理法。 2.如何用科学原则指导管理者与被管理者的行为? 泰勒把某一特定工作分成两个部分:被管理者要做的工作以及管理者要做的工作。为了找出管理某项工作的科学方法,泰勒需要事先调查以建立一个实施的样本,调查包含以下五个步骤: 第一,找到适合完成这一特定工作的适量的工作者; 第二,仔细研究并分清每一个工作者的具体工作环节,以及他们完成相应环节所需使用的工具; 第三,用秒表记录下他们做每一个工作环节的具体时间,选择其中最快的方法; 第四,去掉那些错误的、节奏慢的、无用的步骤; 第五,最终整理出一套最快最好的工作流程和最适用的工具。 泰勒的目的是让管理者努力把工作任务分成相对明确环节的同时,用可以量化的标准对各个环节进行控制。管理工作就是监控所有的环节。 此外,泰勒注意到要了解工作者的期望值,并且要提供培训使他们适应并满足他们所做的工作。科学管理理论的奖励机制与工作者完成的工作有关,因而工人也可以获得更高的工资。泰勒认为,“在科学管理理论下,与培训教师合作融洽的员工有机会获得个人的发展,当所有的问题由他单独面对时,他会比在没有接受训练的情况下做得好”。科学管理理论在本质上是重新协调员工能力的一种方式。 3.工作定量系统的意义是什么? 泰勒提供了一种理性的模式来规范并检验工作者的工作表现。工人在规定时间内依照预先细化并被验证为可行的工作安排领取报酬。这种工作定量系统使得组织管理和员工控制变得简单明确,同时也有效地鼓励了工人提高工作效率,并有效地通过流水作业的模式提高了20世纪初制造业的生产效率。 根据现在自由和民主的观点,为工作设定苛刻的标准将不可避免的抑制员工创造力的发挥,并招致他们的反感。然而,事实证明在泰勒的时代甚至在他之后的几十年中,工作定量系统都是有效可行的。通过这一系统的应用,劳动者相信每天以最好的质量和最大的数量进行工作符合他们个人的长远利益,而他们的利益与雇佣者的利益不谋而合。组织中各方利益的结合与工作目标的结合确实可以提高工作效率。泰勒在他的钢铁厂中就工作定量系统进行了十年以上的试验,最终总结出如下七点优势: 1.降低生产成本,同时提高了工人的工资; 2.打破了工人之间的联合; 3.通过固定的标准来提高统一性与公正性; 4.促进劳资双方的合作; 5.通过设定不同的工作量,在不同工作环节中达到最高的生产率; 6.自动为每一岗位选择最适合的工作者; 7.建立了和谐无罢工的组织。 不管泰勒对于工作定量系统的结论是否适合现代的管理理念,这一方法还是为管理控制系统设置了基础,并深刻的影响了现在的后现代组织管理理论。 4.科学管理理论和反对它的声音 自从泰勒创建科学管理理论以来,就一直存在着两种声音。从根本上讲有关科学管理理论的争论与以下三方面有关: 一是,它是否真的具有科学性; 二是,它是否民主; 三是,它是否有效率。 从提高生产力的角度,泰勒把他的科学管理理论总结为:“科学而非强制的手段;和谐统一而不是各自为政;合作而非个人主义;产出最大化而非严格规定下的产量;让每个人发挥最大的能力获得最大的收益。”当然,这是设计中应用科学管理理论的企业所能达到的完美图景。 但是一些人意识到了过分强调了科学管理理论的消极作用。 第一,他们认为泰勒的观点并不科学,因为科学管理理论在本质上仅仅是一个加快工作速度和加大工作强度的系统,它更多的依赖肌肉而不是大脑,并且把劳动者转变成了一个追求速度的机器,从而它剥夺了个人对工作的思考、主动性、成就感和乐趣。另外,把工作任务设定在选择最好的员工来完成的基础之上,使得仅有一小部分最强壮和最活跃的员工才能完成它,这迫使他们与那些不太熟练的工人竞争,导致了不公正现象的出现。 第二,反对者认为科学管理理论并不民主是因为它把工人看作是生产的工具,并且把他们当作半自动化的附属品。同时它加强了管理上的独裁,并过分强调纪律约束的作用。此外,它把相互猜疑、妒忌和不正当竞争引入到劳动者之中,这摧毁了组织群体中的统一与合作的精神。 第三,科学管理理论被认为缺乏效率是由于它只是关注对现存问题和当前任务的解决和完成,而并不能产生广泛和长期的经济效益。 泰勒和他的支持者以如下几点回应对科学管理法的挑战: 首先,为了证明它的科学本质,科学管理理论会以大量能力不同的人的表现为基础对某一工作任务进行详尽的研究,给每一个劳动者安排可行的工作任务,并配以合理的休息时间来规范工作表现,避免从精神上和体力上使工人过度劳累。 其次,科学管理理论要求雇佣者与被雇佣者双方共同遵守约定,并且保证工人的每一次投诉都可以获得管理层的解决。这是因为劳资双方的工作目标在科学管理法之下是完全相同的。 再者,科学管理理论改善和规范了工业组织及其设备的使用,加强了对工人的培训,增加了产量,提高了产品质量。这些都无庸置疑地提高了工作效率。 无论存在什么样的争论,泰勒主义对工业发展的推动是不可否认的。工业发展的历史证明了泰勒的组织管理理论在大机器生产时代极具效率。泰勒的伟大之处在于,他不仅发现了他所认为的管理中的科学,并把他积极用于实践与推广,而且还对此充满自信——“科学管理法的广泛应用会在不远的将来成倍提高普通人在工业生产中的生产力”。 二、当今组织发展的趋势 人类社会已迈入与泰勒时代完全不同的一个新时期。在全球化影响下,组织的发展正处在从现代组织转变成后现代组织的转折点上。其特点包括民主、分权和合作,个人再不像以前那样被视做是巨大复杂机器中的一颗小小齿轮。相反,作为组织中最基本的单位,个人是一种有价值的人力资本,可以成为推动组织发展,具有创造性的积极力量,同时个人对组织环境也会积极回应,对个人需求的重视从未像今天这样迫切。科学管理理论几乎在一个世纪之前专为体力劳动和手工业者所设计,在倡导知识经济的今天,至少需要一些改进。 在当今社会的组织中,即使是管理的工作也被细分为不同的部分,如CE0、CIO、CFO等等。在这种情况下,看到一位总经理向他手下的员工请教科技问题是很常见的。但这在泰勒科学管理理论下是不可能发生的。因为与被管理者相比较,管理者对生产流程要知道的更多更细致,只有这样他们才能为工人准备指导性的卡片来科学地安排他们的工作。 新的形势要求产生新的管理方法,现在人们倾向于用人力资源发展理论来代替严格意义下的管理,这就为我们显示出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一些变化:理论家和管理者们把员工看作是“人”,并希望知道“到底是什么让一个个体加入到一个组织之中,溶入这一组织并向着组织的目标奋斗前进”。 传统理论的管理动机在本质上就是胡萝卡加大棒;团体合作和参与性的决策在理论上是完美的,而在实践中行不通。而新的管理理论把劳动者看作组织中主动的,富于创造性的,并且是勇于负责的因素。让工作者从内心中把组织的目标看作自己的个人目标,在心理上对工作产生一种满足,这是仅靠压力和工作定量系统所难以达到的。因此,组织管理的改善应该把对员工的完全信任当作根本。具体来讲: 1.决策不应由某个个体作出; 2.方便组织中横向与纵向的交流; 3.鼓励员工参与并设立相应的奖励制度来提高工作积极性; 4.广泛的友好的上下级互动应在组织中普遍存在; 5.组织中应有高度的相互信任关系; 6.控制过程中员工也应承担责任。 但应注意的是,这也只是为了适应后现代化的特点而为组织提供的一个宽泛和理想化的模式,不同的组织应根据其不同的特点树立其不同的管理模式。 有关的管理专家把后工业主义解释为“随着技术人员和专业人员取代资本家成为社会中最具影响力的成员,这种强调知识的趋势把当今时代定义为信息时代,同时可以预计服务业的上升以及制造业的衰退”。根据这种分析,在组织发展的过程中,人力资源将变得比以往更加重要。相形之下,泰勒的科学管理理论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落后于社会的发展,特别是他对劳动者的态度——泰勒曾经说过:“管理在实践中就象是在下象棋,将人在正确的时间放到正确的位置。” 泰勒的理论为上世纪的工业发展带来了巨大的积极影响,但除非理论家和实践者把泰勒主义引申为其他形式来适应新的环境,否则科学管理理论将会成为历史中辉煌的过去。尽管如此,科学管理的重要意义已经是众所周知的了。而且,泰勒有关工作任务、衡量标准、工作定量激励制度的观点在现代组织向后现代组织转变的转型期仍具有指导意义。 理论分析论文:军事理论策略分析论文 编者按:本文主要从中国传统军事思想是军事思想的来源之一;但是更注重从战争的实践中去掌握军事规律;军事思想的方法论来源于唯物辩证法三方面进行论述。其中,主要包括:从青少年时代起就涉猎了传统军事思想知识、革命战争中掌握了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往往十分尊重战场领导人的意见、中国革命战争的实践经验是军事思想的重要来源、红军游击战争的基本原则、大步进退,诱敌深入。集中兵力,各个击破思想、的军事思想是根据中国革命战争的现实经验、明确了战争的基本问题、明确了人与战争的主客体关系、运用唯物辩证法,阐述了战争规律、敌我态势等军事问题等。具体材料请详见。 【内容提要】军事思想来源于中国传统军事思想、中国革命战争的实践经验和和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 关键词:军事思想来源革命青少年 迄今为止,军事思想研究大多着力于阐述军事思想的内容、建构军事思想体系、分析军事思想的地位和作用,对于军事思想的来源则很少涉及。张静如主编的《研究全书》(长春出版社,1997年版)辑录了700多篇军事思想研究论文,其中论述军事思想来源的文章不到十篇,这些文章都是从某一个方面而未能从整体上去把握军事思想的来源。本文试图对军事思想的来源作一较为完整的阐述。 一中国传统军事思想是军事思想的来源之一。 从青少年时代起就涉猎了传统军事思想知识,后来根据革命事业的需要,有选择地吸取了有关内容,从而形成了军事思想的基本军事观点。在少年时代阅读了《三国演义》、《水浒》、《左传》等书,特别喜爱阅读《三国演义》。他对这些书籍的兴趣终生未曾衰减,非常熟悉书中的政治、军事斗争故事。到湖南省第一师范学校读书后,又特别仔细地阅读了《资治通鉴》和《读史方舆纪要》。在第一师范读书笔记本《讲堂录》中,还用心记下了一些《孙子兵法》的条文。1927年,背叛革命后,在党的八七会议上,说:“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中取得的”。[1](p8)这与《孙子兵法》的军事观点基本相同:“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2]后来,又作了与《孙子兵法》中的观点更为一致的论述:“在中国,离开了武装斗争,就没有无产阶级的地位,就没有人民的地位,就没有共产党的地位,就没有革命的胜利。”[3](p604)虽然也吸收了克劳塞维茨的观点:“战争是政治的继续”,但对这一观点的解释仍然运用中国传统军事思想,提出了“战争是政治斗争的最高形式”的命题。[4](p171)晚年曾对身边工作人员孟庆云说过,中国的军事家可以不懂政治,但政治家不能不懂军事。这里,几乎是重复了孙子的话:“不可不察也”。 在革命战争中,掌握并充分运用了中国传统军事思想中关于军事指挥的一个著名观点:“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1927年秋以中央特派员身份到湖南发动秋收起义。按中央指示,湖南省委制定的秋收起义计划是先在湘赣边界发动起义,攻占醴陵、浏阳等城市,然后夺取长沙。起义爆发后,起义军很快便遭受了重大损失,根据情况的变化,决定改变原定计划,放弃攻打长沙的原定方针,沿罗霄山脉南下,到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农村去。这一行动,虽然与“左”倾冒险主义的中央关于全国总暴动的方针不一致,但避免了革命力量的无谓损失。到达井冈山后,又没有执行“左”倾冒险主义制定的“使小资产变成无产,然后强迫他们革命”的政策,从而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建设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统治中央时,以争取革命在一省或数省首先胜利为目标,提出了一整套“左”的错误主张,指令等人率红军攻打南昌、武汉等城市。一如既往,虽然接受了中央的指示和决议,但在执行过程中,没有机械地执行命令,而是根据敌强我弱的实际情况,实事求是地去争取达到中央规定的斗争目标。 既执行了中央的决议,又使红军不致因中央的错误指导而不顾自身条件的许可,盲目地死拼硬打。、等人指挥红军一方面以向南昌推进的姿态,佯攻大城市;另一方面则突入湘赣间敌人力量薄弱之处,抓住战机,先后取得了文家市战斗和攻占吉安的重大胜利,扩大了革命影响,发展、壮大了红军,大大扩展了革命根据地。担任中央领导后,在指挥战争时,总是要求各地战场的领导人,一方面要坚决执行中央的指示和命令;另一方面又要充分发挥自主性,独立地处置实际情况。往往十分尊重战场领导人的意见。1948年初,为了彻底粉碎国民党的进攻,推动解放战争的进程,指示粟裕率10万部队打过长江,到江南宽广纵深地域进行机动作战。粟裕接受命令后,一边率领部队进行渡江的准备;一边审时度势,分析了敌我形势,向建议,部队不过江,留在江北打几个歼灭战后再过江,接受了粟裕的建议。于是,粟裕等人先后发起、指挥了豫东战役、淮海战役和渡江战役。在豫东战役中,曾指示粟裕独立处置一切,不必请示报告。从以上论述中可以看出,的战争观和军事指挥观来自中国传统军事思想。 二虽然注意吸收中国传统军事思想,但是更注重从战争的实践中去掌握军事规律。 中国革命战争的实践经验是军事思想的重要来源。如著名的游击战争十六字诀是从和领导工农革命军创建根据地的斗争经验中得出的。率领工农革命军上井冈山后,接受了袁文才、王佐部队的斗争经验,又取得了二次攻打茶陵等战斗的经验,将这些经验概括起来,于1928年1月提出了“敌来我走,敌驻我扰,敌退我迫”十二字游击战原则。[5](19)南昌起义失败后,在粤北湘南坚持斗争,也总结了与相类似的经验。1928年4月,朱毛会师。综合两军的经验,于1928年5月提出了游击战争十六字诀:“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进。 这一原则成为了红军游击战争的基本原则。又如慎重初战的思想是1929年1月提出,后来才加以系统化的。1929年1月,湘赣两省敌军对井冈山根据地发动五路围攻,、决定采用“围魏救赵”之计,由红五军留守井冈山,红四军出击到敌人后方,调动敌人回防,以打破敌人的围攻。然而,红四军下山后,第一仗就打了个败仗,结果未把敌人调动,自己也回不了井冈山,最后井冈山也失守了。这一仗后,就常常讲要慎重初战,不打则已,打则必胜。到1936年,总结了五次反围剿的经验,结合外国军事理论,提出了初战三原则,即:“必须打胜;必须照顾全战役计划;必须照顾下一战略阶段。”[4](p220-223)这样,使慎重初战的思想,形成系统化理论。 从1930年起,红军开始实行由游击战向运动战的转变,并取得了关于运动战的初步经验,又用了一个十六字诀来概括运动战的指导思想,即“大步进退,诱敌深入。集中兵力,各个击破。”[6](p47)以此为指导,红军先后取得了三次反“围剿”的胜利。在第三次反“围剿”胜利时,红军全部战略战术原则基本形成。1936年,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将这些原则归纳为四个方面的内容:第一,中国革命战争的主要战争形式是“围剿”和反“围剿”;第二,红军反“围剿”的基本战略方针是诱敌深入;第三,反“围剿”的基本作战形式是运动战;第四,红军基本作战指导思想是歼灭战。抗日战争期间,日本帝国主义比红军以往遇到过的任何敌人都要强大,这就决定了红军不能墨守成规,抱着以往的经验不放,必须针对作战对象的变化而改变自己的战略战术。 于是,根据国际国内的形势,立足于敌我双方优劣对比,着眼于发挥红军的长处,提出了新的战略战术指导思想:战略统一下的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发动群众创建根据地为主,集中打仗为辅。正是在的正确指导下,八路军新四军深入敌后,充分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创建抗日民主根据地,人民力量迅速壮大,为以后打败日本帝国主义,争取人民革命的胜利奠定了基础。到了解放战争时期,人民解放军已成长为一支上百万士兵所组成的正规军,并且在粉碎国民党反动派发动的自卫战争中取得了阵地战、攻坚战和大规模歼灭战等大量的新鲜经验。及时根据形势的变化和新的任务,总结了经验,提出了十大军事原则,指导人民解放军打败了国民党反动派的800万军队,夺取了全国胜利。 由此可见,的军事思想是根据中国革命战争的现实经验,提出战略战术原则,用来指导作战。并且随着革命战争的发展,而不断地加以修正、完善、发展。正如所说:“十大军事原则,是根据十年内战、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初期的经验,在反攻时期提出来的。……十大原则也要根据今后战争的实际情况,加以补充和发展,有的可能要修正的。”[1](p363)这就是说,军事思想是在以步兵战斗为主的一维战场上进行的中国革命战争的实践中产生、形成的。随着未来战争向多兵种、多维空间发展,军事思想也必须随着发展。军事思想是在针对现实问题,总结现实经验找出规律,用以指导解决战争实际问题的过程中不断向前发展的。军事思想之所以具有活力,之所以是指导战争的正确理论,关键在于军事思想是从实际出发,在实事求是中产生、发展起来的。 三军事思想的方法论来源于唯物辩证法。 不是单纯从军事学角度去研究战争规律,指导战争,而是把研究战争、指导战争提到了哲学的高度,运用唯物辩证法去研究战争规律,去总结指导战争的战略战术。这使军事思想脱离了单纯的军事学的范畴,而具有了丰富的哲学内容。这些内容主要从三个方面体现出来。 第一,明确了战争的基本问题。正如一切哲学家首先要明确物质与精神的关系一样,指出:“战争的基本原则是保存自己消灭敌人。”[3](p406)对于这个基本问题,以前的军事家大多笼统地表述为夺取胜利,至于胜利的完整含义是什么则没有明确表述,囿于军事学范畴,往往将胜利具体归结到某个目的上,如攻克了一座城池,消灭一支敌军,夺取了一处战略要地,击溃了敌军等。由于不能将胜利抽象为战争基本问题加以明确,所以人们往往为了胜利而不顾客观条件的许可进行军事行动,结果事与愿违。在中国革命战争的实践中,此类情况不少。如1927年,翟秋白不顾敌我力量对比极为悬殊的客观事实,推行“左”倾盲动主义,实行总暴动;如1930年,李立三不顾革命尚处于低潮的形势,提出夺取一省或数省革命胜利的纲领,制定实施了“饮马长江,会师武汉”的军事冒险计划,结果使党和红军遭受了极大损失;又如王明推行“左”倾冒险主义,反对“诱敌深人”的正确方针,斥之为“专门等待敌人进攻”的“右倾保守主义”;主张“进攻路线”,先是军事冒险主义,后是保守主义,继而成了逃跑主义,给党和红军造成更大的损失。他们犯错误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在军事上,其根本原因在于不明确战争的基本问题,不懂得战争的基本原则是保存自己消灭敌人,而只知去夺取所谓的胜利。 第二,提出“战争指导规律”的概念,明确了人与战争的主客体关系。所谓“战争指导规律”指的是客观的战争规律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以及人们运用战争规律去指导战争这样一个过程。如所说:“军事的规律,和其它事物的规律一样,是客观实际对于我们头脑的反映,除了我们头脑以外,一切都是客观实际的东西。”[4](p182)又说:“中国古代大军事学家孙武子书上:‘知彼知己,百战不殆’这名话,是包括学习和使用两个阶段而说的,包括从认识客观实际中的发展规律,并按照这些规律去决定自己行动克服当前敌人而说的”。[4](182)在这里明确指出了战争不是主观的东西,而是不依赖于人们头脑的客观实在。认为人们若想取得战争的胜利,就必须认识战争的客观规律,将其抽象为战略战术,在客观条件许可范围内,运用从客观中抽象出来的战略战术指导战争。这是指导战争的唯一正确途径(即战争指导规律),若不这样,就会变成瞎碰乱撞的鲁莽家,非吃败仗不可。说:“指导战争的人们不能超越客观条件许可的限度,期求战争的胜利,然而可以而且必须在客观条件的限度之内,能动地争取战争的胜利。……指挥员在战争中的大海中游泳,他们要不使自己沉没。而要使自己决定地有步骤地到达彼岸。作为战争指导规律的战略战术,就是大海中的游泳术。”[3](p478) 第三,运用唯物辩证法,阐述了战争规律、敌我态势等军事问题。首先,从发展变化和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的观点出发,指出了战争与战争规律是随着地点、时间、条件的变化而变化的,没有绝对固定的东西,只有相对固定的东西。说;“一切战争指导规律,依照历史的发展而发展,依照战争的发展而发展;一成不变的东西是没有的。”[4](p174)又说:“在绝对流动的整个战争长河中有其各个特定阶段上的相对的固定性。”[3](p496)其次,从对立统一法则中引出战争双方态势相互转化的原理。指出,在战争中,优势与劣势,进攻与防御,主动与被动,胜败、多寡等等,都是可以相互转化的。还指出这种转化既决定于双方的客观条件,又决定于双方的主观指导能力。说:“战争力量的优劣本身,固然是决定主动或被动的客观基础,但还不仅是主动或被动的现实事物,必须经过斗争,经过主观能力的竞赛,方才出现事实上的主动或被动。”[3](p491)在这里,强调了主观指导的作用,也体现了唯物辩证法关于主观能动性的观点。另外,创造性地划分了战争研究、战争指导的范畴,即全局与局部,优势与劣势,主动与被动,进攻与防御,内线与外线,灵活性与计划性。 综上所述,军事思想主要来源于中国传统军事思想,中国革命战争的实践经验和唯物辩证法。 理论分析论文:马克思主义理论如何迎接新世纪的挑战分析论文 编者按:本文主要从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发展的理论;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当代社会实践;世界普遍交往时代的哲学三个方面进行论述。其中,内容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不断发展着的理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性;科学性;开放性、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发展的理论、马克思主义能够运用于中国的具体实际,指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每个时代总有属于它自己的问题、当代资本主义出现了一系列引人注目的新变化、科学总结20世纪世界社会主义实践的历史经验、科学技术特别是高科技的飞速发展,是当代社会生活中的一个突出现象、当代社会实践中涌现出的一系列重大问题等。具体材料请详见。 【内容提要】走向21世纪的人类社会,正经历一场广泛而深刻的变革。世界的发展、中国的发展都处于一个关键时期,相应地,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也处于一个关键时期。马克思主义诞生后的一个半世纪的历史表明,每当社会发生重大变革,往往孕育着马克思主义在理论和实践上新的发展的可能性。在新世纪即将到来的时代条件下,这种可能性无疑是大大地增强了。马克思主义在理论和实践上新发展的可能性在多大程度上成为现实,将直接决定着马克思主义以何种姿态走向机遇与挑战并存的21世纪。 关键词:新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发展的理论 马克思主义包括它的基础和优秀——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不断发展着的理论,这并不是什么新观点,而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常识。恩格斯在1887年致友人的一封信中说:“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着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81页。)按照这种观点,恩格斯曾告诫说:“以为人们可以到马克思的著作中去找一些不变的、现成的、永远适用的定义”是一种“误解”(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17页。)。 马克思主义哲学所以是发展的理论,这是由其本性所决定的:其一,它的实践性。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性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方面,实践,特别是千百万人民群众的实践是它的一切理论观点形成和发展的最深刻源泉和动力,正确的理论必须能够如实、及时地反映实践的发展变化,实践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哲学首要的和基本的观点;另一方面,哲学诚然要解释世界,但更根本的是改造世界,为此,它坚持理论必须不断地被运用于实践,在指导实践的过程中接受实践的最终检验。离开无限丰富、不断变化的社会实践,马克思主义哲学就会走向自身的反面。其二,它的科学性。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在总结、概括和吸收近现代科学的一切成就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又是一种科学的理论,不是什么宗教教义,它严格地从“最顽强的事实”出发,而不是从某种先验的概念、原则、公式出发来看待自己的一切理论观点。其三,它的开放性。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一切旧哲学不同,也有别于现代西方一些自命不凡的哲学,它从来都不主张自己已经结束了真理。马克思主义哲学诚然有它的体系,但这个体系不是封闭的,而是开放的,它为后人不断地丰富它、发展它留下了无限广阔的空间。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上述特性,决定了它可能而且必然要求随着实际生活的发展而不断地发展。 说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发展的理论,当然不是说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观点是不稳定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9世纪中叶及其后期,站在最先进的工人阶级的立场上,所创立的哲学理论的基本观点是科学发展和人类历史经验包括以往人们在哲学思想上的历史经验的总结和概括,并在后来的社会实践中被证明是正确的。这些基本观点包括:辩证而又唯物的世界观、方法论;辩证而又唯物的认识论;辩证而又唯物的历史观等等。这些基本原理之所以有价值,因为它们可以被有效地运用于实际。在后人掌握、运用这些原理的时候,当然必须从他们所处的具体实际出发。因此,即使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也必须不断地以科学发展的新成果、人类社会的新经验和新认识来充实和丰富它的内容,否则它就会成为僵死的教条。这已为中国和其他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社会主义国家和无产阶级政党在20世纪的发展实际所证明。 马克思主义在20世纪初传入中国以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曾经必须反对这样一种错误观点,即认为中国的国情是如此的“特殊”,以致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阶级斗争学说、社会主义理论是完全不适用的。马克思主义者通过对中国历史和现实的科学分析证明,这种“中国特殊论”是站不住脚的,马克思主义能够运用于中国的具体实际,指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但是,中国的国情又的确有自己的特点。在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来观察中国历史和现实时,必须充分注意这种特点,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只有这样,马克思主义才能在中国生根,才能正确地指导中国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也才能彻底驳倒那种认为马克思主义不合乎中国国情的论调。 为了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正确地指导中国革命事业,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曾经在党内坚决反对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公式化的教条主义。30年代初,此种教条主义使中国革命遭受了巨大挫折。为了从哲学的高度克服教条主义,确立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在全党的指导地位,带头研究哲学,写下了诸如《实践论》、《矛盾论》等一系列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杰出著作。他把对教条主义的批判特别地提升到哲学方法论、认识论的高度。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不仅使我们取得了民主革命的完全胜利,在一个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东方大国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而且党在这个过程中也形成了思想——中国共产党的第一大理论成果。 问题在于,革命胜利后,在运用马克思主义指导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是否仍然要考虑到中国的具体国情、中国社会发展的具体特点?在这方面,中国共产党做出了艰苦的探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沉痛的历史教训。给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造成重大损失的“左”倾思潮,一个重要特点就是不顾中国的具体国情,从某种“本本”出发,从抽象的公式、概念出发,超阶段地提出建设所谓“纯而又纯”的社会主义的主张。为了克服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的教条主义,邓小平积极支持并引导了1978年在全国范围内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他特别强调,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是马列主义、思想活的灵魂。“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页。)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结合,使我们党不仅成功地走出了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道路,而且形成了第二大理论成果——邓小平理论。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当代社会实践 马克思曾经说过,每个时代总有属于它自己的问题,准确地把握并解决这些问题,就会把理论、思想,把人类社会大大地向前推进一步。而所谓问题,“就是公开的、无畏的、左右一切个人的时代声音。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是它表现自己精神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第289~290页。)马克思主义哲学在理论上的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强大生命力,从根本上说,决定于它把握、理解和解决时代重大课题的程度和水平。走向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必须紧紧抓住世纪之交乃至下个世纪人类社会实践中的重大现实问题,在对时代重大问题的灵敏反映、准确把握和科学解答中,开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境界。列宁说:“正因为马克思主义不是死的教条,不是什么一成不变的学说,而是活的行动指南,它就不能不反映出社会生活条件的异常剧烈的变化。”(注:《列宁全集》第17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25页。)那么,当代“社会生活条件”出现了哪些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工作者所不得不格外重视的异常剧烈的变化,向人们提出了哪些必须研究或探索的重大时代课题呢? 1.当代资本主义出现了一系列引人注目的新变化,其中,最为人们所津津乐道的就是所谓经济全球化现象。 人们列举了资本的“全球化”的种种表现:跨国公司、跨国资本、跨国经济组织的急剧增加,使世界经济的联系日益紧密,出现了所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态势;出现了国际化的劳动分工,国际信贷经济得到发展,资本调控进入跨国公司结构,生产系统和劳动过程日趋灵活,非中心化经济逐渐形成,标准化的市场和消费模式的指数不断增长,社会综合保障的信贷制度日益扩展,新价值体系开始创立并得到实际运用。经济全球化还造成了一种新的社会秩序,在这种社会秩序中,由于取消了社会和资本之间的界限,资本自身变成社会性,从而一切用于社会再生产的条件都已直接被资本吸收,资本的控制呈现出普遍化和迅速扩散的态势,而不再像19世纪那样,集中封闭在一个地区;金融资本在全球范围内的快速流动,对地区乃至世界经济都产生了重大影响;而在经济全球化中承担着重要角色的跨国公司其职能也已发生变化,它不再为一个国家服务,而是有它自己的联盟,为它自己的公司服务,为全球资本主义服务,一切都以它的资本增值和再生产为转移。总之,经济全球化表明,资本的控制真正达到了国际化的程度。有鉴于此,一些人士断言:在21世纪,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传统意义上的民族与国家将成为历史的“陈迹”。 应该区别三种意义上的“全球化”:一是作为当代资本主义客观发展状况或趋势的全球化;二是对现实的全球化现象所作的理论探讨;三是一些大国传媒与资本共谋而进行的“炒作”。对于第一种意义上的“全球化”,当代马克思主义者必须深入地研究,揭示全球化的实质及其可能的发展趋势;对于第二种意义上的“全球化”,即作为观念形态的东西存在于一些严肃认真的理论探讨之中的“全球化”理论、思潮,马克思主义者要认真对待,将其中所提出的问题加以批判地分析,转化为自身的研究课题,尽可能说出一些新的道理来;对于第三种意义上的所谓“全球化”,马克思主义者必须给以足够的警觉。 人们注意到,经济全球化并没有消解掉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的下面这段话是许多讨论全球化现象的学者(甚至包括那些并不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士)经常加以引用的:“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资产阶级挖掉了工业脚下的民族基础。古老的民族工业被消灭了,并且每天都还在被消灭。它们被新的工业排挤掉了。新的工业的建立已经成为一切文明民族的生命攸关的问题;……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的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76页。)国外一些学者如阿里夫·德里克甚至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9世纪中期能够写下对我们这个时代的极其恰当的描述文字,对于他们那个时代而言是显得奇怪的。 其实,马克思在上述文字里所表述的思想在稍早一些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就已清楚地阐发过。马克思所以能在资本主义尚处在幼年的时候就对其做出了今天还令世人惊奇的预测,归根到底,源于他所创立的唯物史观,科学地揭示了人类社会历史的客观发展规律,源于他对资本的本质的科学把握。在马克思看来,资本,按其本性来说,是天生的国际派,由于它活跃在世界舞台上,造成了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造成了交往的普遍化,个人的狭隘地域性的存在愈益被世界历史性的存在所代替。人们在惊讶于马克思的天才预测的同时,可能会感到,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许多重要思想长期以来并未得到足够的注意,这是造成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某种简单化、庸俗化和片面化理解的重要原因,因而,当代马克思主义者有对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思想再认识再研究的必要;另一方面,当代资本主义毕竟出现了一些马克思、恩格斯当年那个时代所不曾具有的变化,毕竟提出了一些新的问题。新的变化、新的问题需要当代马克思主义者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地加以研究,而不能简单复述经典作家的原有见解。 譬如,经济全球化是否将导致民族、国家的消失呢?这个问题是值得认真考虑的。应该看到,整体化是以分化为各自利益不同甚至对立的民族为前提的。在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过程中,各民族之间的普遍交往、相互依赖和相互作用的不断加深并未消融各民族不同的特征、价值追求的差别,毋宁说是以这种差别为前提的。因此,各民族在普遍交往过程中所呈现并发展起来的民族性、民族特色本身就是世界历史的规定。因此,至少在可预见的将来,民族、国家是不可能消亡的。取消了各民族独立自主地选择发展道路的权利的一体化“同质世界”本身是一个单调的世界,是不会得到大家认同的。事实上,在主要由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唱主角的全球化浪潮中,国家在推动资本的扩张,在维护本民族利益方面始终承担着重要角色。更重要的是,还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制度的不同,存在着不同民族、国家之间的利益冲突,以及在世界经济、政治格局中的民族、国家间的不平等现象。当然,民族、国家的职能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会发生变化,研究这些变化的发展趋向,特别是造成这些变化的社会物质条件,我们能够进一步丰富唯物史观关于社会有机体、社会共同体,关于民族、阶级和国家的理论。 再如,经济全球化使得对现代化问题的反思格外地突出出来。20世纪中期以来,西方学术界就兴起一股对现代化的批判浪潮,后现代主义是其中的重要一支。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深入,这种反思批判进一步加强了,后殖民理论等思潮进而取代后现代主义成为“显学”。西方现代化理论包含着合理的因素,但也存在着明显的误导。对现代化的反思、批判并不构成广大发展中国家的人民拒绝追求现代化的美好生活、加速现代化建设的理由。现代化是发展中国家全面复兴的必由之路。因而,在这里,问题只可能转化为对西方式现代化发展道路的批判性反思:这种现代化发展道路真的具有普适性吗?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各民族怎样独立自主地选择适合本国国情的现代化发展道路?发展问题能否归结为单纯的经济总量的增加,如果不能,怎样科学地认识和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与人本身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关系?等等。对于这些问题的深入思考,将会促使我们深化对马克思主义所揭示的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理解。 还有,经济全球化是否消除了资本主义固有的基本矛盾呢?笔者认为,全球化并没有消除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而是使这一矛盾具有了新的更加普遍化的形式。全球化既然从本质上是资本的国际化,那么它就必然地是一种充满矛盾的异化形式。 当代马克思主义者所担负的一个重大历史使命,是深入研究、把握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新特征、新趋势,并在这种研究过程中丰富、深化科学社会主义的哲学基础。 2.科学总结20世纪世界社会主义实践的历史经验,据以展望社会主义在21世纪的发展前景,是世纪之交马克思主义哲学所面对的重大课题。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是与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紧密相联的。马克思、恩格斯逝世后100年间,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理想,在世界上广大的地域内成为现实。但是有三个必须引起注意的历史现象。其一是社会主义并不像马克思、恩格斯当年所设想的那样,首先在资本主义发达的国家中诞生。它诞生的地方倒是在资本主义欠发达的国家,甚至是很不发达的国家。其二是社会主义制度在一些国家建立起来以后没有能长期保持。其三是已经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并仍然坚持社会主义发展方向的一些国家程度不同地面临着进行社会主义改革的繁重任务。 社会主义社会是否首先在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产生的问题,当然也就是资本主义制度是否首先在那里崩溃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一方面,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明白无误地指出:革命之所以必须,资本主义制度所以要否定,是因为资本主义制度已经成为社会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桎梏,而一种社会制度,在它还能容纳生产力的发展的时候,是不会立即被否定的;另一方面,革命的实际发生,除了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急剧尖锐化以外,还有赖于现实的革命条件,而这些条件并不是人们事先所能完全预料、设计的。因此,马克思、恩格斯在他们生前多次拒绝了对一些国家是否或者什么时候爆发革命进行预测的请求。 恩格斯逝世后相继爆发了两次世界大战和震撼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即使被认为是处于稳定发展的战后阶段,资本主义造成的地区冲突、经济危机特别是金融危机也是接连不断。所有的历史事实一方面表明,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理论是经得起考验的;另一方面又表明,资本主义的大厦并不是到处都很容易被冲塌的。 由于现实的社会主义制度诞生在原来资本主义不发达或很不发达的国家,因而,这些国家在建设社会主义的实践中,不能不遇到一些特殊的困难。虽然不同国家的情况有别,困难的程度各异,但造成困难的原因多少都与这些国家原有的资本主义不发达而导致社会生产力水平不高有关。可惜,很长一段时间,人们天真地以为,只要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就能自动地带来生产力水平的迅速提高,如果不能这样,那就把这种制度搞得更“纯”一些。这并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精神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从这个意义上说,本世纪后半期在社会主义国家中普遍发生的改革,特别是中国的改革,其历史意义不容低估。它使人们开始认识到:“社会主义制度并不等于社会主义的具体做法”;社会主义没有也不可能有固定不变的模式;一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归根到底要能适合该国的实际,要能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必须努力探索使社会主义基本经济、政治制度优越性得以充分发挥的中间制度层次,而这就需要改革。人们有理由相信,也有理由希望,随着改革实践的深化,社会主义国家的这种改革经验能够被提升到更加系统、成熟的理论形态,从而大大丰富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视域。 20世纪90年代初,苏联解体、东欧剧变,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上所遭遇到的最大的挫折。只要不抱偏见,就会承认,这一挫折并不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的“失败”,但这一重大挫折也的确表明,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认识,远未达到成熟的形态。历史经验表明,社会主义运动中的挫折,往往孕育着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的新突破、新发展的契机,能否把握好这种契机,关键在于是否科学地总结和消化历史经验。应该说,人类在20世纪确实积累了丰富的有关社会主义的实践经验,这是人类社会进步的经验宝库中的最新内容。 当代马克思主义者不可推卸的一个重大责任,就是总结20世纪社会主义实践中成功和失败的经验,用以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丰富科学社会主义的哲学基础。这对于社会主义在21世纪的健康发展是至关重要的。 3.科学技术特别是高科技的飞速发展,是当代社会生活中的一个突出现象。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十分重视自然科学研究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其所以重视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其一,辩证的同时又是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必须以对自然界的科学认识为其坚实的基础;其二,生产力的发展对社会进步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而在人类发展历史上,科学技术在生产力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重要。 从科学技术的进步来说,20世纪的面貌是大大地改观了。本世纪初的物理学革命,标志着科学新时代的到来。40年代以后,原子能、电子计算机、自动化、宇宙航行、电子信息技术、生物工程等方面的科学技术的蓬勃发展;70年代以来,以微电子学、网络技术、新的生物技术和生命复制技术、航天技术、海洋技术、新能源技术和新材料技术为主体的高科技群的迅猛发展及广泛应用,开辟了许多新的生产领域,为生产力的飞跃发展创造了以往不能想象的宽广的可能性。知识经济的兴起更是大大缩短了科学革命、技术革命与产业革命之间的“时间差”,科学研究本身,知识的生产、传播和运用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科学技术在社会生产力发展中的贡献率越来越高,科学技术成为名副其实的第一生产力。 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大大拓宽和深化了人们的世界图景,极大地影响了人们的思维方式、生活方式、劳动组织方式、社会结构和价值观念,使人对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身的关系的认识跃升到一个新的层次。研究这些新的变化、新的影响,利用人类对自然界、社会和自身的新认识来丰富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世界观,是当代马克思主义者的重要任务。可以说,脱离当代科学技术所取得的一切成就,要发展马克思主义是不可想象的。 当代科学技术的发展,造成了社会生产力迅猛发展的可能性,同时也给即将走向新世纪的人类社会带来了新的问题。例如,由就业、资源、生态和环境保护等构成的全球性问题;由科学技术发展及其广泛应用中出现的负面影响而产生的科学合理性与技术合理性问题;由社会的信息化所导致的文明危机与文化冲突问题,等等。这些问题是科学技术发展本身不能完全解决的。毫无疑问,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必须面对这些问题,并在解决这些问题的过程中不断向前发展。 三、世界普遍交往时代的哲学 社会生活条件异常剧烈的变化,当代社会实践中涌现出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不能不在人们的头脑中反映出来,从而,出现各式各样的哲学文化思潮是毫不奇怪的。我们看到,与现实生活的复杂多变交相辉映,诸如后现代主义、后殖民思潮、新文化保守主义、新自由主义等等,不一而足。如何科学地对待这些非马克思主义甚至反马克思主义思潮,也是在当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方面。 马克思主义哲学从一个半世纪以前只是少数先进的人们所遵循的世界观成长为今天世界性的哲学思潮,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它不是那种狭隘的宗派哲学,而是始终对人类文明的发展抱着一种博大的开放胸襟。当然,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上的开放性并不意味着它在本质上持一种折衷主义的立场,它在批判谬误、捍卫和发展真理上的原则立场是有目共睹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在同各种错误思潮、错误倾向的斗争中发展起来的。 问题在于,要斗争就必须讲究斗争的艺术,要批判错误的东西,就必须有正确的方法。恩格斯在评论费尔巴哈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时深刻地指出:“费尔巴哈打破了黑格尔的体系,简单地把它抛在一旁。但是简单地宣布一种哲学是错误的,还制服不了这种哲学。像对民族的精神发展有过如此巨大影响的黑格尔哲学这样的伟大创作,是不能用干脆置之不理的办法来消除的。必须从它的本来意义上‘扬弃’它,就是说,要批判地消灭它的形式,但是要救出通过这个形式获得的新内容。”(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23页。)恩格斯在这里所揭示的方法,是我们对待各种非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潮的唯一正确的方法。 按照这种方法,马克思主义者在批判各种错误思潮时,必须把批判、探索与创新有机地结合起来,把错误思潮颠倒化地处理的问题转化为正面研究的对象,做出真正有说服力的分析和解答,同时,批判地吸收其中可能具有的合理成分。应该看到,当代西方各种哲学思潮,即使是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潮,其所以产生并得以传播开来,总是表明它所提出的问题是马克思主义阵营内部以往不曾熟悉,或不曾重视的问题,将这些问题真正梳理清楚,不仅可以消除错误思潮的影响,而且是丰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宝库所必不可少的。马克思主义者要勇于参加世界范围内的百家争鸣,以传播马克思主义,同时也开阔自己的眼界。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世界意义是通过数代马克思主义者的艰苦努力才获得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在21世纪的新发展同样要靠几代马克思主义者的扎实工作才能达到。马克思主义哲学应该而且能够在21世纪拥有更加光辉灿烂的发展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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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问题论文:分析中国经济问题思考论文 摘要:文章客观地评估了中国当前的经济形势,全面地分析了中国经济的基本面、隐患点和发展前景,大胆地提出了以自省为根本途径、以协作为必要条件等拯救经济的几点建议,旨在为中国经济的全面复苏提供参考。 关键词:中国经济;辩证;自省;协作 据国际清算银行第79届年会年度报告称,“目前国际金融危机尚未结束,全球许多金融机构财务状况仍未好转,走出危机的路依然很窄。”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中国经济的发展遭遇了多年未遇的困难和考验。面对这场危机,也有人悲观失望、怨天尤人;也有人急躁冒进、病急乱投医。必须尽快对中国经济形势做出正确评估,以自省为根本途径,以协作为必要条件,依据自身实际辨证施治,迎来中国经济的再增长! 一、辩证看待中国当前的经济形势。 辩证思维方式、概率思维方式、系统思维方式是现代三大思维方式,辩证的方法、分析的方法、现象学方法和释义学方法是现代四大思想方法。恩格斯把辩证的方法规定为“普遍联系的科学”,列宁称之为“最完整深刻而无片面性弊病的关于发展的学说”。辩证的方法是我们正确评估当前经济形势的哲学依据。 从横向看,中国经济的基本面是好的,但矛盾和隐患依然存在。依据当代经济理论和国际惯例,评估一个国家的宏观经济形势有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4项基本指标: 第一,经济增长率。2008年世界主要经济体经济增长率为:中国9%、俄罗斯6.8%、美国1.4%、欧元区1.2%、日本0.5%,可见中国是最高的。但中国的国情决定经济增长率不能低于8%,而今年上半年只有7.1%,下半年“保八”比较艰巨。 第二,失业控制率。据统计,2004年中国16-65岁劳动年龄人口为9.09亿,比美、日、英、德、法、意、加7国总和还多3个亿,随着农民工人数的增加,这种压力更大。近年来,党和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使得中国失业率不是最高,却依然是绝对数和压力最大的国家。 第三,物价上涨率。中国最近几年的物价上涨整体上属于正常的结构性上涨,但这种结构性上涨也会影响城镇居民的生活,特别是最近的粮食、猪肉价格上涨。2008年上半年中国物价上涨率在6-8%,年底开始下降,如果持续下降会出现投资者不投资、消费者不消费的问题。事实证明,适度温和的物价上涨对经济复苏是有利的。 第四,国际收支平衡状况。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中国出口大幅下降,但去年国际收支经常项目、资本和金融项目依然保持双顺差;截至2009年6月底,中国外汇储备余额21316亿美元,繁荣景象的背后暗藏隐忧。 首先从纵向看,中国经济目前面临的困难是阶段性的。长期以来,中国经济的增长主要是依赖物资资源的消耗,带来了一系列矛盾和问题,这些矛盾和问题的释放、认识和化解是个过程,需要一定时间,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不可能一蹴而就。其次,2003-2007年,中国经济连续5年保持两位数高增长,改革开放以来这种高增长已经出现了两轮,从全过程看,中国经济到了深度回调时期。再次,依据马克思主义经济危机理论,经济危机一般要经过危机、萧条、复苏、高涨等周期。中国经济是世界经济的一部分,有着共有的特征和相同的周期。因此,中国经济目前面临的困难是暂时的、阶段性的。雨后出彩虹,明天会更好! 总之,从辩证的观点、发展的眼光、综合的视角看,当前中国经济总体上呈现出增长较快、质量提高、结构增强的局面。但是,世界经济的前景还不明朗,外需持续萎缩;经济自主增长动力不强,一些行业、企业经营困难,产能过剩问题突出,结构调整的任务十分艰巨。为此,我们要保持清醒头脑,树立忧患意识,居“危”思“机”,辨证施治。 二、自省是中国经济全面复苏的根本途径。 孟子曰“吾日三省吾身。”自省不仅是个人行之有效的德行修养方法,而且是治理金融危机的良方,这就是“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促民生”,包括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全面贯彻落实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一揽子计划。宏观扫描这些政策和措施已经起到初步的刺激效果;微观细察“12字方针”每走一步都很艰难。当前中国经济正处于企稳回升的关键时期,经济工作的中心是落实既定拯救方案,集中力量抓好以下“三省”: (一)一省:积极扶持中小企业。 据统计,中国的中小企业有430多万家,占企业总数的99%,创造了60%的GDP和48%的税收,提供了75%的城镇就业机会。自美国次贷危机以来,中国中小企业处境艰难,2008年上半年规模以上的工业企业已经有6.7万家倒闭,2000多万人因此失业。与大企业相比,中小企业基础差、底子薄、抗风险能力弱,如果失去了政府的保护,就会纷纷落入斯芬克斯的魔口。各级政府对中小企业都有一定的政策倾斜,问题的关键在于怎样落实?不能说起来“重要”、做起来“次要”,把优惠政策变成“慰问信”。 在当前金融危机之际,积极扶持中小企业是“调结构、促民生”的重要措施,这是初级层次的“自省”。政府应该从全局性和前瞻性的高度审慎思考,引导中小企业向节能环保、循环经济、绿色家居方向发展,这是宏观自省;中小企业内部加强管理、节约成本、产品升级、产业转型等是微观自省。政府对中小企业的“输血”是为了激活它们的“造血功能”,增强自身的抵抗力,不是为它们购买“养老保险”。 (二)二省:加快城镇化建设。 中国要摆脱世界金融危机的绑架,就要加重投资和扩大内需,加快城镇化建设,这是中国经济正常、健康、持续发展的根本措施,是高级层次的“自省”。现在全世界(含非洲)的城镇化率是接近50%,发达国家高达90%以上,中国是45.7%,不仅低于发达国家,而且低于世界平均水平。 在当前金融危机之际,加快城镇化建设是“保增长、扩内需”根本途径。它可以吸纳更多的农民来城市,既能增加农民收入,又能整体提升国民素质;城市化率提高了,自身的代谢功能加强了,危机缓解了,社会也就进步了。中行湖北分行与武汉城市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签署银企合作协议:未来三年内,该行将提供不少于500亿元实质性授信,支持武汉城市建设。全国都能如此,何愁危机不解! (三)三省:打造区域经济。 打造区域经济是加快城镇化建设的展开和延伸,是更大范围的“自省”。近年来,国务院陆续出台多项措施打造区域经济,中国区域经济战略布局已全面开花,正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动力,武汉城市圈建设是其中的一个新亮点。 武汉城市圈是2007年底国家正式批准的全国“两型”社会建设综合配套改革实验区,是以武汉为圆心,周边100公里范围内的黄石、鄂州、黄冈、孝感、咸宁、仙桃、潜江、天门黄石、鄂州等8个城市构成的区域经济联合体。圈内各市在经济、科技、教育、交通、旅游等多方面展开合作,建立以武汉为龙头的多形式、多层次、多领域的“1+8”合作机制,呈现出优势互补、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新格局。经过一年多的努力,武汉城市圈已成为湖北省经济社会发展的快速增长极,对全省经济发展的“龙头”作用初步显现,不仅是湖北经济发展的优秀,也是中部崛起的重要战略支点。随着“56531”总体框架的实施,武汉城市圈必将成为一个极富有活力和竞争力的区域经济联合体。 三、协作是实现新一轮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 如果说自省是中国经济走出低谷的根本途径,协作则是实现新一轮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没有协作就没有现代经济。协作,不仅包括国内各领域的内部协作,而且包括对外交流与合作。战后日本加强协作实现经济复苏的成功经验,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 日本是地处远东的孤岛小国,人口众多,资源奇缺,发展经济面临诸多困难。经过二战重创的日本,原有的再生产结构和资本积累的条件彻底崩溃,整个国家的政治经济陷入空前的危机和混乱之中。在美国的庇护和扶植下,日本逃避了战争赔款,利用了朝鲜战争军需拉动等外部条件,形成了日本特色的履带式社会结构。日本履带式社会结构就是由个人、企业、国家组成的三个轮子,在包容和献身两条履带的传导下,朝着赶超欧美的目标,为成为世界一流强国全速驶动。不难看出,日本履带式社会结构的精髓就是协作,“三个轮子”要协作,“赶超欧美”靠协作,“两条履带”是高境界协作,制定和实施经济政策、扶植战略产业和大企业,最大限度地发挥后发性利益优势等都是协作的具体表现。事实证明,战后日本正是依靠协作改变了被动局面,迎来了日本经济的新时代。1968年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西方第二经济大国。1989年日本超过苏联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实现了生产手段、产业结构、经营管理、产品质量的现代化。 学习日本经验,首先要通过比较找出二者的异同点。中日两国国情差异很大,中国目前的经济困难与当年日本的经济崩溃性质根本不同,产生背景和特点也不一样,这就决定不能照搬日本经验。但两国人口众多、资源相对紧缺,都面临着复苏经济、建设世界强国的战略目标。这说明日本经验有可学之点、可取之处,而中国的问题更多更复杂,更需要协作。 学习日本经验,必须走自己的路,发挥自己的优势和长处。中国地大物博、历史悠久、经济实力较强,有一流的战略家和现代化建设的优秀人才,有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和稳定的社会环境,更有全国各族人民的智慧和信心……诸多迹象表明,率先走出低谷的条件基本具备,全面复苏的时机已经成熟。 学习日本经验,可以节约资源、少走弯路,而一切进步最终表现为时间的节约。对于当年日本的经济政策要认真研究;对于日本政府的调控手段和刺激经济的有效措施要大胆尝试;对于日本人民认真守纪、团结协作的精神要正面宣传。对于积极采取措施自救、团结协作搞得好的经济体给予支持和奖励;对于“两眼望青天,两手捂钱包”的思想和行为要进行说服教育;对于损害国家和他人利益的行为要坚决制止,触犯法律的要依法制裁。正如《与“鬼”为邻》的作者萨苏说:“只要我们自己不放弃努力,勤奋超过得他,勇敢也超过得他”,应该再加一句:只要我们加强协作,成就一定超得过他。 信心是成功的基石,是战胜金融危机的精神动力。国务院总理多次强调信心要比黄金和货币更重要,“只有信心才能产生勇气和力量,只有勇气和力量才能战胜困难”。我们相信,在党的领导下,一定能够实现中国经济的腾飞! 中国经济问题论文:当前中国经济问题思考论文 摘要:文章客观地评估了中国当前的经济形势,全面地分析了中国经济的基本面、隐患点和发展前景,大胆地提出了以自省为根本途径、以协作为必要条件等拯救经济的几点建议,旨在为中国经济的全面复苏提供参考。 关键词:中国经济;辩证;自省;协作 据国际清算银行第79届年会年度报告称,“目前国际金融危机尚未结束,全球许多金融机构财务状况仍未好转,走出危机的路依然很窄。”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中国经济的发展遭遇了多年未遇的困难和考验。面对这场危机,也有人悲观失望、怨天尤人;也有人急躁冒进、病急乱投医。必须尽快对中国经济形势做出正确评估,以自省为根本途径,以协作为必要条件,依据自身实际辨证施治,迎来中国经济的再增长! 一、辩证看待中国当前的经济形势。 辩证思维方式、概率思维方式、系统思维方式是现代三大思维方式,辩证的方法、分析的方法、现象学方法和释义学方法是现代四大思想方法。恩格斯把辩证的方法规定为“普遍联系的科学”,列宁称之为“最完整深刻而无片面性弊病的关于发展的学说”。辩证的方法是我们正确评估当前经济形势的哲学依据。 从横向看,中国经济的基本面是好的,但矛盾和隐患依然存在。依据当代经济理论和国际惯例,评估一个国家的宏观经济形势有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4项基本指标: 第一,经济增长率。2008年世界主要经济体经济增长率为:中国9%、俄罗斯6.8%、美国1.4%、欧元区1.2%、日本0.5%,可见中国是最高的。但中国的国情决定经济增长率不能低于8%,而今年上半年只有7.1%,下半年“保八”比较艰巨。 第二,失业控制率。据统计,2004年中国16-65岁劳动年龄人口为9.09亿,比美、日、英、德、法、意、加7国总和还多3个亿,随着农民工人数的增加,这种压力更大。近年来,党和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使得中国失业率不是最高,却依然是绝对数和压力最大的国家。 第三,物价上涨率。中国最近几年的物价上涨整体上属于正常的结构性上涨,但这种结构性上涨也会影响城镇居民的生活,特别是最近的粮食、猪肉价格上涨。2008年上半年中国物价上涨率在6-8%,年底开始下降,如果持续下降会出现投资者不投资、消费者不消费的问题。事实证明,适度温和的物价上涨对经济复苏是有利的。 第四,国际收支平衡状况。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中国出口大幅下降,但去年国际收支经常项目、资本和金融项目依然保持双顺差;截至2009年6月底,中国外汇储备余额21316亿美元,繁荣景象的背后暗藏隐忧。 首先从纵向看,中国经济目前面临的困难是阶段性的。长期以来,中国经济的增长主要是依赖物资资源的消耗,带来了一系列矛盾和问题,这些矛盾和问题的释放、认识和化解是个过程,需要一定时间,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不可能一蹴而就。其次,2003-2007年,中国经济连续5年保持两位数高增长,改革开放以来这种高增长已经出现了两轮,从全过程看,中国经济到了深度回调时期。再次,依据马克思主义经济危机理论,经济危机一般要经过危机、萧条、复苏、高涨等周期。中国经济是世界经济的一部分,有着共有的特征和相同的周期。因此,中国经济目前面临的困难是暂时的、阶段性的。雨后出彩虹,明天会更好! 总之,从辩证的观点、发展的眼光、综合的视角看,当前中国经济总体上呈现出增长较快、质量提高、结构增强的局面。但是,世界经济的前景还不明朗,外需持续萎缩;经济自主增长动力不强,一些行业、企业经营困难,产能过剩问题突出,结构调整的任务十分艰巨。为此,我们要保持清醒头脑,树立忧患意识,居“危”思“机”,辨证施治。 二、自省是中国经济全面复苏的根本途径。 孟子曰“吾日三省吾身。”自省不仅是个人行之有效的德行修养方法,而且是治理金融危机的良方,这就是“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促民生”,包括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全面贯彻落实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一揽子计划。宏观扫描这些政策和措施已经起到初步的刺激效果;微观细察“12字方针”每走一步都很艰难。当前中国经济正处于企稳回升的关键时期,经济工作的中心是落实既定拯救方案,集中力量抓好以下“三省”: (一)一省:积极扶持中小企业。 据统计,中国的中小企业有430多万家,占企业总数的99%,创造了60%的GDP和48%的税收,提供了75%的城镇就业机会。自美国次贷危机以来,中国中小企业处境艰难,2008年上半年规模以上的工业企业已经有6.7万家倒闭,2000多万人因此失业。与大企业相比,中小企业基础差、底子薄、抗风险能力弱,如果失去了政府的保护,就会纷纷落入斯芬克斯的魔口。各级政府对中小企业都有一定的政策倾斜,问题的关键在于怎样落实?不能说起来“重要”、做起来“次要”,把优惠政策变成“慰问信”。 在当前金融危机之际,积极扶持中小企业是“调结构、促民生”的重要措施,这是初级层次的“自省”。政府应该从全局性和前瞻性的高度审慎思考,引导中小企业向节能环保、循环经济、绿色家居方向发展,这是宏观自省;中小企业内部加强管理、节约成本、产品升级、产业转型等是微观自省。政府对中小企业的“输血”是为了激活它们的“造血功能”,增强自身的抵抗力,不是为它们购买“养老保险”。 (二)二省:加快城镇化建设。 中国要摆脱世界金融危机的绑架,就要加重投资和扩大内需,加快城镇化建设,这是中国经济正常、健康、持续发展的根本措施,是高级层次的“自省”。现在全世界(含非洲)的城镇化率是接近50%,发达国家高达90%以上,中国是45.7%,不仅低于发达国家,而且低于世界平均水平。 在当前金融危机之际,加快城镇化建设是“保增长、扩内需”根本途径。它可以吸纳更多的农民来城市,既能增加农民收入,又能整体提升国民素质;城市化率提高了,自身的代谢功能加强了,危机缓解了,社会也就进步了。中行湖北分行与武汉城市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签署银企合作协议:未来三年内,该行将提供不少于500亿元实质性授信,支持武汉城市建设。全国都能如此,何愁危机不解! (三)三省:打造区域经济。 打造区域经济是加快城镇化建设的展开和延伸,是更大范围的“自省”。近年来,国务院陆续出台多项措施打造区域经济,中国区域经济战略布局已全面开花,正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动力,武汉城市圈建设是其中的一个新亮点。 武汉城市圈是2007年底国家正式批准的全国“两型”社会建设综合配套改革实验区,是以武汉为圆心,周边100公里范围内的黄石、鄂州、黄冈、孝感、咸宁、仙桃、潜江、天门黄石、鄂州等8个城市构成的区域经济联合体。圈内各市在经济、科技、教育、交通、旅游等多方面展开合作,建立以武汉为龙头的多形式、多层次、多领域的“1+8”合作机制,呈现出优势互补、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新格局。经过一年多的努力,武汉城市圈已成为湖北省经济社会发展的快速增长极,对全省经济发展的“龙头”作用初步显现,不仅是湖北经济发展的优秀,也是中部崛起的重要战略支点。随着“56531”总体框架的实施,武汉城市圈必将成为一个极富有活力和竞争力的区域经济联合体。 三、协作是实现新一轮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 如果说自省是中国经济走出低谷的根本途径,协作则是实现新一轮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没有协作就没有现代经济。协作,不仅包括国内各领域的内部协作,而且包括对外交流与合作。战后日本加强协作实现经济复苏的成功经验,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 日本是地处远东的孤岛小国,人口众多,资源奇缺,发展经济面临诸多困难。经过二战重创的日本,原有的再生产结构和资本积累的条件彻底崩溃,整个国家的政治经济陷入空前的危机和混乱之中。在美国的庇护和扶植下,日本逃避了战争赔款,利用了朝鲜战争军需拉动等外部条件,形成了日本特色的履带式社会结构。日本履带式社会结构就是由个人、企业、国家组成的三个轮子,在包容和献身两条履带的传导下,朝着赶超欧美的目标,为成为世界一流强国全速驶动。不难看出,日本履带式社会结构的精髓就是协作,“三个轮子”要协作,“赶超欧美”靠协作,“两条履带”是高境界协作,制定和实施经济政策、扶植战略产业和大企业,最大限度地发挥后发性利益优势等都是协作的具体表现。事实证明,战后日本正是依靠协作改变了被动局面,迎来了日本经济的新时代。1968年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西方第二经济大国。1989年日本超过苏联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实现了生产手段、产业结构、经营管理、产品质量的现代化。 学习日本经验,首先要通过比较找出二者的异同点。中日两国国情差异很大,中国目前的经济困难与当年日本的经济崩溃性质根本不同,产生背景和特点也不一样,这就决定不能照搬日本经验。但两国人口众多、资源相对紧缺,都面临着复苏经济、建设世界强国的战略目标。这说明日本经验有可学之点、可取之处,而中国的问题更多更复杂,更需要协作。 学习日本经验,必须走自己的路,发挥自己的优势和长处。中国地大物博、历史悠久、经济实力较强,有一流的战略家和现代化建设的优秀人才,有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和稳定的社会环境,更有全国各族人民的智慧和信心……诸多迹象表明,率先走出低谷的条件基本具备,全面复苏的时机已经成熟。 学习日本经验,可以节约资源、少走弯路,而一切进步最终表现为时间的节约。对于当年日本的经济政策要认真研究;对于日本政府的调控手段和刺激经济的有效措施要大胆尝试;对于日本人民认真守纪、团结协作的精神要正面宣传。对于积极采取措施自救、团结协作搞得好的经济体给予支持和奖励;对于“两眼望青天,两手捂钱包”的思想和行为要进行说服教育;对于损害国家和他人利益的行为要坚决制止,触犯法律的要依法制裁。正如《与“鬼”为邻》的作者萨苏说:“只要我们自己不放弃努力,勤奋超过得他,勇敢也超过得他”,应该再加一句:只要我们加强协作,成就一定超得过他。 信心是成功的基石,是战胜金融危机的精神动力。国务院总理多次强调信心要比黄金和货币更重要,“只有信心才能产生勇气和力量,只有勇气和力量才能战胜困难”。我们相信,在党的领导下,一定能够实现中国经济的腾飞! 中国经济问题论文:对股市暴跌暴露出来的中国经济问题 在面对经济管理问题上,中央政府更像欧盟,而我们的一个个省穷的像希腊,富的像德国 一年半前中央政府为解决经济失速,刺激经济成长和就业而出台的“四万亿计划”,似乎正成为新问题的元凶和祸首 两周来,A股连续暴跌,10个交易日刚好跌去了10%。这一轮暴跌源于4月中下旬开始的对房地产业的严厉调控(说严厉有点轻了,说不择手段地打压也没有过到哪里去)。但是五一节过后,希腊的债务危机引起欧元危机,令中国的领导人联想到中国国内类似的问题,恐怕又传导到市场上令股指加速下跌。 两年前开始的全球金融危机没有完结,人们对走出危机的信心实际上还没有建立,即使有也相当脆弱。中国国内一度有一种看法,认为中国受危机冲击相对较小,抗冲击能力也相对较强。但中国资本市场近两年来的表现,却无法支持这个观点。 简单回顾一下我们曾经遭遇的各种经济问题。危机到来的第一个阶段,经济增长速度下降,强烈的“保八”目标的设定就是对“失速”担忧的体现。在这个阶段,中国的失业问题,特别是隐性失业被暴露出来,当局者甚至担心大量失去工作的农民工酿成严重的“盲流”,从而加剧社会动荡。 随后是贸易问题。伴随着全球贸易问题的萎缩,中国的出口下滑速度之快、幅度之大实在惊人。这让一度为中国经济成长增速贡献超过1/3的净出口变成了净缺口1/3,这个反差让当政者认识到中国经济如此依赖外贸的问题有多严重。要知道,中国国内一直被充斥着这样一种看法,外国人对中国出口的质疑“别有用心”——我们终于可以靠自己的劳动赚外国人的钱时,他们无法接受了。 直到危机出来时,我们才认识到“平衡”的价值,无论是经济学意义上的,还是我们的老祖宗告诉我们的盈亏转化并向平衡运动的道理。 在贸易问题上还有一个问题相当困扰,那就是人民币币值高还是低的问题。这中间有非常复杂的经济逻辑需要搞清楚,但是一个眼见的事实是,中国一度引以为荣的“成本优势”正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瓶颈——过低的劳动力成本致使中国国内的消费能力无法水涨船高。低工资带来的收益被外汇管制制度转换成了全球第一的外汇储备。 第三个大问题就是资产价格问题了。这其实是一个广义的问题,但现在似乎只把注意力集中到了“房地产价格”上。如果房地产价格是一个真实的问题的话,它本身只应该反映“货币和它所要标识的资产的价格关系”。也就是说,货币过多时,标识资产(当然通货膨胀问题也一定会反映到其他商品)的价格就会高;反之,货币减少,标识资产的价格自然会降低。 第四个问题,我们正在面对,那就是在中国经济中是不是也有“希腊问题”。其实这个疑问早在迪拜问题出来后就已经出来了,但对我们的当政者,恐怕希腊与欧盟更具惊吓意义。也许这个类比不十分恰当,但我坚信它是被领导人拿来运用了的,那就是在面对经济管理问题上,中央政府更像欧盟,而我们的一个个省穷的像希腊,富裕的像德国。 当欧盟不得不与世界其他经济体谈判一揽子万亿美元的救助机制时,我们的中央政府在想,如果中国的地方政府所属的“融资平台”也出现类似希腊的问题后,它会找谁商量解决这个问题。 上述问题不是当前中国经济问题的全部,但显然,它们决定了当前管理者在关键政策决策时仍然如此犹疑。比如,货币政策的加息选择。加息对经济增长以至于就业和出口的影响是显着的,我们的领导人仍然没有足够的信心认定中国经济进入上升期。但面对资产价格的升高和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潜在的巨大债务,如果不以提高利息率加以控制的话,后果也是可怕的。因此,我们就会见到,无论是央行还是中央政府其他部门,采取了他们可以采取的所有“行政命令和管制式的”手段,这中间也自然包括央行运用的大量“数量工具”,来实现“调控目标”。 但我以为,中国经济能看得见的问题还都是“标”,而不是“本”的问题。我有一个疑问想提出来,不知道它是否涉及到“本”的问题。那就是,一年半前中央政府为解决经济失速,刺激经济成长和就业而出台的“四万亿计划”,似乎正成为新问题的元凶和祸首。而当前解决这些问题的做法除了难以抹去的“作秀”的色彩,却看不出它真实要达到的目的。我们现在需要更深入的答案,为什么我们的问题总是无法解决? 中国经济问题论文:机制设计理论与中国经济问题 【内容提要】 机制设计理论是最近二十年微观 经济 领域中发展最快的一个分支,在实际经济中具有很广阔的应用空间。机制设计理论实际上就是委托理论或信息 经济学 理论 。本文论述了信息经济学理论在 社会 经济各个方面的应用,并对国有企业的激励问题作一简单探讨。 【关键词】 激励 机制设计 信息经济学 一.信息经济学的基本要点 1.信息与激励。信息经济学是近年来最重要和充满活力的经济研究领域,它研究决策者拥有不同信息的状况。信息的非对称性在很多领域存在,所谓非对称信息是指某些参与人拥有而另一些参与人不拥有的信息。例如: 银行 不可能了解借贷者未来收入的全部信息,拍卖人并不知道潜在客户所愿支付的全部信息,政府在不太了解个人和企业纳税能力时必须制定 税收 政策 等,这类现象称为外生信息不对称。公司的所有者并不全部了解经营者资产营运信息, 行政 管理 者也不了解下属是否在认真扎实地履行职责等,这类现象称为内生信息不对称。不完全、非对称分布的信息会带来很严重的后果,尤其当信息优势经常被有策略的利用起来,因此,信息经济学研究集中在如何才能制定出能处理非对称信息下不同激励和控制问题的契约和制度。在外生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决策者通过设计一个激励 合同 或契约,以获得真实、有用的信息,诱导他人“讲真话”;在内生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决策者通过设计一个激励机制,以诱使另一方当事人采取正确的行为,形成“不偷懒”。这使我们能更好的理解 保险 市场 、信用市场、拍卖、公司内部组织、工资结构、税收系统、社会保障、竞争条件、 政治 制度等等问题。信息经济学研究信息与激励的一个基本结论是,任何一种制度安排或政策,只有满足个人的“激励相容约束”才是可行的。威廉·维克里(willianvickrey)的研究关注不同类型的拍卖者的特性以及他们如何被最优设计以创造经济效率。他的努力为一个充满活力的研究领域奠定了基础,并且这一领域已经扩展到实用范畴,如: 财政 部发售公债等。20世纪40年代后期,维克里设计了一个模型表明能通过设计所得税获取效率与公平的平衡。25年后,詹姆斯·米尔利斯(jamesmirrlees)找到了能更彻底地解决最优所得税问题的办法。米尔利斯很快认识到他的方法能被应用到很多其它的类似问题。这已经成为现代关于复杂信息和激励问题分析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米尔利斯的方法在不能观测到其他人行为的情况下尤为有价值,即所谓的 道德 风险。要回避由于非对称信息所产生的道德风险,关键是要设计一些最优的契约或机制。 2.所得税。很久以来, 哲学 家、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一直在研究所得税原理,不同的公平原理决定了税收结构。在20世纪40年代中期,维克里分析中强调累进税率安排将会影响个人努力工作的积极性,因此他重新定义这个问题时注意到了以下两个方面:激励问题——每个个人在选择工作努力程度时会考虑税收安排,非对称信息——实际上个人的生产力对政府来说是未知的,他定义了解决的总原则,但并未成功地掌握其精确因素。直到25年后,这个问题才被米尔利斯重新考虑,他通过建立一个范例(样本),来分析具有广效性的以非对称信息为主要组成部分的经济纠纷,解决了这一问题。米尔利斯定义了一个严格的条件(单一交叉点),大大简化了问题,使问题有可能解决。他的分析中含有揭示原则——一个普遍原则的萌芽思想。根据这一原理,在非对称信息条件下的激励问题能从相对有限的分配机制集合中找到解决方法,这种分配机制能导致个人在不与自身利益冲突的情况下暴露出真实的私人信息。通过这一机制,制定最佳条约以及对激励问题的其它解决办法变得容易多了。 3.道德风险。在经济活动中,往往存在着这样的现象,即某些人在最大限度地增进自身利益时,往往作出不利于他人的行动。这就是所谓的道德风险。如保险业存在显著的问题是被保物品的损坏不仅仅依赖于天气、偷盗这些外部因素,而且依赖于投保人对被保物品的管理,这一点使保险公司付出了昂贵代价。健康和残疾保险等社会保障体系中也出现类似问题。保险项目会加大风险承担并影响到个人管理被保物品的办法。在分析这些所谓的道德风险问题时面临的主要困难与维克里强调,米尔利斯解决的所得税问题很类似。20世纪70年代中期,通过简化问题定义,米尔利斯为日益有力的分析铺平了道路。他注意到人的行为间接暗示了对可能发生的各种结果可能性的选择。因此,最佳补偿协议的条件提供了人选择可能性信息及保险保护必须被限制在一定范围以提供商合适的激励因素。在设计激励方案时,委托人必须考虑激励人的 成本 与委托人利益的一致性。人对处罚的敏感度越高,人对结果选择的信息量越大,成本越低。合约中规定,人承担不受欢迎结果的部分成本或者获取令人满意结果中的部分利润。投保人像保管未保险物品一样保管被保险物品,执行者像管理自己的公司一样管理公司。 4.拍卖。拍卖的基本功能有两个:一是提示信息,一是减少成本。非对称性也是拍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拍卖时,潜在的购买者对出售的财产或权力了解不多。1961年、1962年维克里在两篇论文中分析了不同类型拍卖的特点。维克里根据治理交易的制度规则,把拍卖分成四种类型:英式拍卖、荷兰式拍卖、第一价格拍卖和第二价格拍卖(即次高价拍卖)。他着重研究了现在被称为维克里拍卖的次高价拍卖。在这种拍卖中,物品根据封闭价被拍卖。出价最高者以次高价购买拍卖品。这是一种能引出个人真实意愿的机制实例。如果出价比自己所愿支付的更高价格,一个人需冒其他人也同样行为的风险,则不得不亏本购买拍卖品。相反,如果一个人出比自己愿意支付的低的价格,他冒着也许其他人能比他自己所愿意支付的更低价格购得拍卖品。因此,在此类型拍卖中,真实报价对个人最为有利。这种拍卖具有更高的社会效率。维克里的分析不仅仅对拍卖理论有着重要意义,并且为设计能提供社会激励的资源分配机制带来了深入的洞察力。詹姆斯·米尔利斯和威廉·维克里共同荣获了199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奖励他们在非对称信息条件下的激励理论领域作出的重要贡献。下面分别介绍他们的主要理论贡献。 二.经济中的非对称信息以及相关问题 在劳动力市场中,雇主和雇员的信息是非对称的。雇主无法了解雇员能力的信息,只能根据雇员的社会平均能力制订工资标准,导致雇员的“逆向选择”,直接造成高能力的雇员离职,公司多为低素质雇员,给公司造成一定损失,不能实现资源配置的帕累托效率,甚至会造成“低素质员工驱逐高素质员工”的现象。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公司必须选择某些易于辨别的信息。目前, 教育 水平作为显示能力的主要信息之一,即不同能力的个人接受教育的成本不同,高素质人才通过选择接受教育把自己与低素质人才区分开,但教育成本与能力具有非相关性,低素质的人才可以模仿高素质人才选择相同的教育水平,从而使教育水平信息失真,导致“逆向选择”。信息甄别成为解决“逆向选择”的关键。这方面的研究和理论在模型上虽有重大进展,但它的实证性有待继续测定。非对称信息在产品市场中的表现与劳动力市场有相似之处,只不过是卖方更清楚成本、质量、价格等内在属性,但不清楚买方愿意支付的价格、需求、市场的定位等;而买主正好与之相反。存在的隐患也主要是“逆向选择”,问题的关键是信息传递。改善这种状况的途径,彭斯认为,如果较高质量的卖主能够寻找到某种途径向买主传递自身产品质量的信息,而为此付出的成本要比低质量产品的卖主低,使劣质产品卖主的模仿成本太大而不具有模仿的动机。总之,无论信息质量的优劣,只要高质量产品卖主的信息边际成本小于低质量产品卖主的信息边际成本,就可实现资源配置的 帕累托改进。目前产品的广告宣传、商品的退赔、维修等保证,都是信息传递的简单运用。 80年代西方学者把信息非对称理论运用到 金融 市场 ,极大地丰富了金融中介理论和货币政策的传递机制,但同时也带来了严重的“逆向选择”和“ 道德 风险”。由于信息的非对称状态,就鼓励了信贷资金向低信用企业流动,抑制信贷资金向高信用企业的流动,即信用质量越差的企业,越可能取得信贷资金。这种不合理的资金分配机制对金融市场的资源配置效率具有极不利的影响。在完成交易之后,又引来了严重的“道德风险”,即放款人的利益受到侵害或损失,具体表现形式为:违背借款协议,改变资金用途,私自用于投机性交易或高风险项目;隐瞒 投资 收益,逃避偿付义务;对资金的使用效益漠不关心,不负责任,致使借入资金发生损失。为什么金融市场中信息非对称的表现与普通商品、劳动力市场有重大差别呢?因为金融市场具有不同于其他市场的重要特征。一般市场的交易是钱物交易,钱物两清后,交易双方基本上没有后续权利和义务;而金融市场的交易大都是放款人放出资金后并不能马上从借款人手中得到任何等价物质,他所得到的只是在未来某个日期偿还本息的承诺。由于信息的非对称,不同的借款人,甚至同一借款人在不同条件下作出承诺的可靠性,都不可能一样,致使出现了严重的“道德风险”。如何解决这个问题,西方著名学者罗斯进行了大量开创性研究,他直切问题的优秀,即企业的金融结构与市场价值的关系,这就是响誉世界的mm定理。他主张只根据企业负债比来测定企业的市场价值,他的分析方法虽没有全新的结论,但他的方法是崭新的,给人一种全新的境界。为了进一步规范金融市场,笔者主张在罗斯分析的基础上,应完善以下机制:加强对 证券 持有人的约束;健全防止 管理 人员向外输出错误信息的内在机制;严惩证券持有人贿赂管理人员,输出错误信息,使自己谋利的非法行为;加快防止故意制造“道德风险”的立法工作。上述机制的完善和规范,都需要不断地探索和实践。 信息非对称理论在证券市场运用中所引发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的表现则更为严重。从某种意义上讲,在证券市场上没有办法解决“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因为要减少“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基本条件是改善信息的非对称状态,要改善信息的非对称状态,必须花费一定的信息 成本 进行 调查 、分析和监督,然而证券市场的高度分散性,“搭便车”行为普遍存在,抑制了信息投资。目前,我国证券市场机构大户操纵市场, 银行 违规资金入市,证券机构违规透支, 新闻 媒介推波助澜,误导误信股民跟风等,都是信息传递机制不畅,功能存在障碍的具体表现。西方学者普遍认为,在证券市场的信息传递模型中,除非有严格的约束条件,否则不存在唯一均衡。只有提高企业自己的信息成本,才能实现有效的分离均衡,才能使信用差的企业放弃模仿信誉好的企业的动机,但均衡的唯一性仍是一个有待继续解决的问题。结合我国的证券市场,其优秀是保证信息传递畅通、充分、准确,从而逐步趋于完全对称。具体措施是:实现国有股和法人股的上市流通,以利健全信息传递机制,改善市场结构,减少信息扭曲,提高信息质量,发挥信息显示器的正常功能。信息是一种特殊的商品,需求者实际上无权选择,一旦信息质量存在问题,信息使用者的利益将无法挽回。因此规范和完善 上市公司 信息传递机制,降低信息成本,规范 会计 职业是十分必要的。一方面要加强对 注册会计师 的管理,提高其风险度;另一方面加强行业自律,提高其约束自己的行为的能力。信息成本的存在使非对称信息的产生成溪必然。 四.结语 客观上讲,非对称信息的研究目的在于如何设计一种有效的 经济 机制,选择满足委托人、人参与约束和激励相容的约束激励合同以期最大化自己的期望效用函数,促使资源的帕累托最优。这方面研究理论和现实还有差距,但就约束、激励的某一方面研究和实践都取得了重大突破,可二者的相容仅表现为模型。特别是在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激励理论和实践呈现出日新月异,而约束的理论和实践则相对滞后,使激励机制发生扭曲,甚至有人认为监控就是惩罚。必须改变这种传统的思维定式,实现激励约束相容,二者不可偏颇。这方面我们有丰富的经验,又有深刻的教训。今天,我们正在构筑 社会 主义 市场经济体制的框架,许多问题有待信息 经济学 去参与研究,如 保险 业、拍卖业、旧货市场、棘轮效应、国企改革、 税收 、 财政 、制度变迁以至产权等等。信息经济学是一门新型的经济学科,它适应信息社会的需要,体现知识经济的发展,最能实现帕累托最优。 中国经济问题论文:中国经济发展中区域经济问题分析 前言 自从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区域性经济在全世界经济发展中的地位越来越重,并且逐渐成为优秀经济的支撑单位。从我国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逐渐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格局,东部地区、南部地区、西部地区和北部地区是我国四大主要的经济发展区域,由于四个区域的地理位置、文化传统、人口基数、自然环境等一些因素都有所差异,因此导致四大区域经济出现了偏斜状态,并且逐渐拉大了四个区域经济发展的距离。 一、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区域经济主要存在的问题 区域经济问题与一般的社会经济问题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只是由于区域经济会出现空间、时间上的倾斜,所以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要将区域性经济单独列举出来,并且称之为区域经济问题。落后病、萧条病、膨胀病、迟滞病是我国区域经济最为主要的四个问题,严重影响着我国的区域性经济。 (一)落后病 落后病就是指一个区域的经济从未有发达过的区域性问题,这种问题的主要特点就是区域内的社会和经济发展过低,当地经济产业的技术水平较为落后,经济发展等各方面因素均落后全国其他区域,当地的科学、教育、文化水平都不是很高,人民收入和当地政府的财政收入较低,这种问题主要会出现在我国西部地区。 (二)萧条病 萧条病是指一个区域中的经济曾经辉煌过一段时间,但近期经济却陷入困境所患的区域病。其主要的表现为当地主体经济的地位逐渐下滑或者被取代,整体的经济框架设计不合理,经济增长速度较为乏力,生产技术水平较低、管理方式较为落后,主要的发病区域在我国东部区域的经济带。 (三)膨胀病 当一个区域的经济发展到瓶颈阶段时就会出现这种病症。病症的主要表现是一个地区的人口和产业过度集中,地区经济产业的规模逐渐膨胀,生产与生活的人均成本直线上升,从而导致区域内的综合竞争力直线下降。从我国的经济整体上来看,这种病症主要出现在我国东部地区或一些国内经济发展大省。 (四)迟滞病 迟滞病的主要表现为区域内的经济、科学、生产、教育等上升空间受到阻碍,当地现有的产业机构不适合目前的经济发展,人民的生活水平提升效果不明显。我国经济已经进入了飞速发展的阶段,但是我国一些区域发展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从而导致当地经济的发展受到严重阻碍,这种病症主要发生在我国的中部六省。从我国经济的整体上来看,主要的问题就是我国四大区域经济的差距会随着时间推移不断被拉大,区域经济之间缺乏互动性和交流性。 二、协调我国经济全局,优化我国区域经济问题 纵观全世界经济发展的新格局,不同类型、不同地区、不同文化的经济类型都会出现相应的经济发展问题,各国面对经济发展问题都提出了不一样的解决方案,有的提出经济改革、有的完善该国的经济体制,有的建设成熟的经济发展框架。从我国改革开放至今,相关政府部门先后制定和实施了多种经济协调方案,并且取得了较好的成效,让我国东部地区、西部地区、中部地区的经济有了空前的发展机会,已形成了较为良好的区域经济发展格局。但是由于我国目前的区域经济状况较为复杂,区域经济的协调措施只不过是为区域经济确定了发展方向,要想改变目前的经济现状,笔者认为应该做好以下几点: (一)创建政府区域经济管理机制,增强国家政府对区域经济的控制力 1、设立区域经济相应的管理机构,在区域经济层面的基础之上为了保障区域经济健康、稳定和持续的发展,从而建立相应的管理单位,主要的工作就是为了区域内的经济发展制定相应的方案,提出具有建设性区域经济发展思路和经济布局,调整行业、企业、区域之间的经济格局,协调各经济单位之间的利益纠纷,从而保证让区域经济持续稳定的发展。 2、在区域内划分出标准经济的位置和问题经济的位置,我国的区域经济没有准确的标准经济和问题经济的划分,并且缺少一种目标较为长远的经济发展框架,区域经济的划分非常的笼统和简单,再加上多种要素长时间的变动,很难保证国家相关政策落实到区域经济的范围内。对于问题区域经济划分的问题,国家政府主要确定了贫困地区的界定,不存在经济萧条区域、膨胀区域和迟滞区域,因此区域倾斜政策很难制定相应的条款和真正落实到实际当中去。 (二)统筹规划问题经济区域,协调我国区域经济联动发展 根据我国四大区域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可以将我国四大区域经济进行发展联动,从而制定以下发展战略: 1、创建区域经济内官方协商沟通机制一个区域内的经济发展想要得到创新和重组,仅凭单一的力量是不可能做到的,需要其他区域经济的合作发展,综合联动区域经济发展才能够让本地区域经济和全国整体经济健康持续稳定的向前发展,创建区域经济内官方协商机制,就是通过沟通的形式,让区域内的各个经济个体协同发展,从而让经济利益达到最大化。在确定了单个区域经济发展的机会和自身的优势后,确定经济个体的层次,结合周边的产业分工,实现区域经济互帮互助,创建经济错位发展的机会。 2、积极探索区域经济内的合作模式根据我国区域经济未来发展和经济现状的实际情况,可以创建一些极为松散的经济合作区域,在我国已经有一些较为成功的合作典范,例如:泛珠三角经济合作区域。泛珠三角区域以“珠三角”为区域经济的优秀,经济发展逐渐向周边进行辐射式的扩散,整个覆盖范围几乎覆盖了半个中国。这种松散式的合作区域的建立,我国各区域经济的发展也必然进一步得到加强,从而实现经济上的优劣互补,全面促进各区域经济之间的和谐发展。 结束语 区域经济发展是我国主要的经济发展战略,人才、科技、文化和教育是如今主流的经济发展方向,一个区域经济的发展想要得到明显的进步,必须从自身的根本出发结合国家的相关经济扶持政策,确定相应的经济发展目标,从而全面解决区域经济内的问题。 作者:张馨月 中国经济问题论文:中国经济学与中国经济问题思索 60年前,王亚南先生就大力倡导建立中国经济学,并身体力行,留下了大量重要著述。①中国经济学研究是王亚南先生毕生最重要的学术成就之一。无独有偶,60年后的今天,建立中国经济学又成为中国经济学界引人注目的论题之一。在王亚南先生百年诞辰之际,重温先生有关著述,颇感诸多启迪。本文是在阅读王亚南先生的《中国经济原论》等有关著述的基础上,思考当前中国经济学讨论有关问题的读书札记。 一、中国经济学的讨论反映了斯大林政治经济学体系的失效 理论是实践的反映,实践是检验理论最重要的标准之一。90年代中后期以来论坛上关于中国经济学的讨论,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随着国内经济体制转轨,我国经济学界逐渐认识到了既有经济学理论对现实经济运行缺乏必要的解释能力,从批判旧理论到寻找或构建新的经济学理论的思想历程。 建立中国经济学,意味着对既有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否定。在讨论中,有的论者认为并存着两种经济学研究纲领的危机,即不仅我国传统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存在危机,以新古典学派为代表的西方经济学理论体系也存在着危机,而且后者危机的严重程度甚至超过了前者。这种说法值得质疑。因为,讨论的问题是建立中国经济学。它显然是对过去被中国经济学界视为主流的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否定。众所周知,近半个世纪里,西方经济学从来就不是中国经济学的主流,因此,建立中国经济学所隐含的对中国既有经济学理论的否定,不可能是针对在80年代中期之后方在我国经济分析中引入的西方经济学理论。因为它自引进至今不到20年,至今为止,它也没有在我国取得公认的主流地位;作为一种理论体系,它对中国现实经济运行的解释能力,还未得到充分验证。而且,由于长达近半个世纪的学术中断,就整体水平而言,中国经济学界对西方经济学各种学派的理论还处在学习、消化、鉴别、吸收的阶段。对西方经济学不同学派的整个理论体系进行全面的批判,实际上超出了自己的能力。因此,建立中国经济学,所否定的是长期以来在我国占主流地位的以斯大林主持编写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下册)》为蓝本的传统“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下称斯大林体系政治经济学)。在讨论中,对斯大林体系政治经济学是局部否定还是基本否定,有不同看法。持局部否定看法的人认为,这个理论体系毕竟对计划经济体制做了较好的描述,只是由于我国的经济体制转轨,它才不适应了。因此,可以在基本保持原有理论体系框架的基础上通过局部调整,扩大其理论内涵,延伸其分析外延。当一个研究纲领的危机来自其辅助假设时,可以通过对保护带的局部调整,扩大其基本假设的解释力,但是,如果危机来自其基本假设,那么,调整也就不可能。一种理论的基本假设规定了它最大的理论内涵和解释外延,它们不可能是无限的。与此同时,任何理论不可能没有基本假设,也不可能并存多种相互矛盾的基本假设。因此,一种理论的基本假设被改变,也就意味着它已经被另一种理论所取代。当然,这种否定,总是表现为扬弃。因此,认为可以在基本保持原有理论体系框架的基础上通过局部调整,扩大其理论内涵,延伸其分析外延的观点,实际上是认为斯大林体系政治经济学目前仅仅是辅助假设从而个别结论出了问题。如果确实如此,那么完全可以认为目前的讨论不过是庸人自扰。这种看法或是低估了斯大林体系政治经济学理论危机的严重性,或是过高估计了该理论体系的自我调整能力,某种程度上也由于隐隐地担心对斯大林体系政治经济学的否定会导致更大的否定。我认为: 1.正如《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是斯大林在苏联20-30年代党内斗争中先后战胜了托洛茨基、布哈林等各个党内反对派之后,主持撰写的为自己正名的党史一样,斯大林主持编写《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也具有深刻的苏共党内斗争的历史背景。①它基本上是服从斯大林的政治需要,把斯大林主张的“一国建成社会主义”作为理论主线。全书以描述苏联在这一理论指导下的计划经济实践为基本内容,认为它体现了“建成社会主义的共同的、基本的规律”,是“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的政策的基础”,无视或者忽视它,就是修正主义。②20世纪20-30年代苏共党内理论与路线争论,基本上是一个新生社会的领导者们对这个社会发展方向、道路、政策的探索。对未知世界的探索,存在意见分歧在所难免。但是,在不正常的政治环境下,理论争论与党内的权力斗争搅在一起,无法形成正常的理论探讨氛围,最后党内权力斗争的胜负结果成为判别理论是非的标准。今天,当历史正逐渐恢复其本来面目时,继续把斯大林模式及其理论不加分析地视为马克思主义的惟一正宗,显然就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理论正确与否尽可以讨论,但是,对这一理论以及斯大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进行批判,最后得出肯定或否定的结论,都应当视为是一种正常而且必要的学术研究。 2.我国传统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虽然经过多年努力,已经与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有较大不同,但是基本分析框架还是一样的,其基本假设:集体主义的分析基点和行为观,国家的完全理性假定,国家的最大化假定等,仍然与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大致相同,因此,从理论体系上说,它只是斯大林体系政治经济学的一个亚种。这种理论逻辑体系的优秀是论证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的优越性,其最大理论半径,至多是勉强地论证了有计划商品经济存在的合理性。不改变它的基本假设,就根本无法合理地解释市场经济存在的合理性及其运行。①因此,计划经济实践的失败,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就包含了对斯大林体系政治经济学体系的否定。随之而来的理论更新势必表现为研究纲领的更迭。 3.能否认为斯大林体系政治经济学基本上正确地分析了计划经济运行,但是目前的社会生产力未达到实现计划经济的发达程度,因此它是一个超前的而不是一个非科学的理论体系,它的失败必须由实践而不是理论本身负责?显然不能。对此,当然可以从斯大林体系政治经济学的诸多理论结论与现实计划经济运行情况的矛盾进行详细论证。这里只要指出一点就够了。这个以分析计划经济体制形成、发展的内在规律为己任的经济学理论体系,竟然无法预见这种体制与现存生产力之间的巨大矛盾必然导致经济运行效率不断下降,最后不得不被市场经济体制取代,相反,却认为建立在既有生产力水平上的经济形态是从多种经济成分向两种公有制发展,最后过渡到单一的公有制,从商品经济到保留商品货币关系的初级计划经济再到没有商品货币关系的高级计划经济!显然,仅从预测能力来看,这个理论体系即使对现实的计划经济体制来说,也不是一个有说服力的“研究纲领”。一个号称是对计划经济运行的客观规律进行分析总结的理论体系,对该经济体系的内在矛盾及发展趋势尚且不能做出科学解释及正确预测,我们又何能期望它将来能大放异彩呢? 二、建立中国经济学无须构建新的理论范畴体系 建立中国经济学是否需要构建新的理论范畴体系?对此,王亚南先生有过很明确的看法:“经济学是一种基本的社会科学。科学上研究的诸般法则,都是有一般性的,比如经济学中的价值法则,利润法则,工资法则,乃是从现代商品货币经济关系中发现出来,无论那一个国家,只要它的商品货币关系确立起来,它就必然会有那种价值法则,利润法则,工资法则等在其中发生作用,而由这诸般法则综合起来构成的经济学,也就可以看作是这个国家的商品货币经济关系的‘说明书’。”[1](P127)王亚南先生指出,现代意义的经济学起源于英国,因而曾有人把它称为“英国经济学”,但是当继起的法国、德国、美国等先后都采取了与英国大致相同的生产方式,这些国家的经济学家在他们本国的经济运行中就都发现了与英国相同的经济法则,所以“他们就用不着再为那种经济形态下的价值,利润,工资,地租等等,去定立法则,结局,原本是产生在英国的经济学,就成为一切商品货币经济国家共同的经济学了。”[1](P128)因此,“经济学在当作科学的限内,不允许带上‘国别’的帽子,来破坏它的一般性。正犹如物理学,化学,天文学,地理学等等,不允许带上英国,美国,法国或德国的帽子一样。”[1](P128)当今世界上,中国的社会生产力水平仍然是比较落后的。在此基础上,能否超越世界上生产力水平最发达国家的现存生产关系,形成更先进的生产关系?斯大林体系政治经济学的回答是肯定的,尽管它与其承认的生产关系必须与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原理之间存在难以解释的矛盾。它之所以在过去被我国等接受,是由于过去在生产资料国有制及集体所有制基础上实行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制度形成了一种假象,使这种理论似乎得到了论证。然而,它最终被实践证伪了。社会生产关系是社会成员在社会生产活动中形成的相互关系,它体现在社会的诸种经济制度之中,是它的总称或集合体,因此,社会生产关系也是具体的。一个国家的生产关系发展水平在世界不同国家生产关系序列中的地位,可以通过各种具体社会经济制度的国际比较得出客观的综合评价。近20年来,我国的各项主要经济制度,如银行制度、财政制度、贸易制度、汇率制度、证券市场制度、企业制度、劳动就业与收入分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宏观经济调节制度等等,甚至产权制度及其结构的演变,都呈现出借鉴并向发达甚至是发展中市场经济国家趋近的轨迹。在这个过程中,原本认为只发生在一般市场经济国家中的经济现象,如经济波动、通货膨胀、需求不足、收入分配差距扩大、垄断与不正当竞争、失业、证券市场投机,以及发展中市场经济国家所特有的城乡二元经济,等等,也都在我国出现了。因此,如果对中国现存社会生产关系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应当承认,一个国家的生产关系确实不可能超越该国的生产力发展水平。斯大林体系政治经济学的解释并不符合历史唯物论观点。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决定了中国经济学无须构建新的理论范畴体系。王亚南先生指出:对法国、德国、美国而言,“因为生产的方式同,生产的社会关系同,作用在那种方式,那种关系之下的运动同,于是,原来就英国经济现象研究出的经济学,一样是英国,德国,美国的商品货币经济的写照。”[1](P128)这个说法对建设中国经济学有启发意义。今天的中国是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国家。我们有理由认为,随着中国经济市场化程度的逐步提高,今天甚至昨天在成熟市场经济国家中起作用的经济法则,也会渐次地出现在我国。因此,从分析成熟市场经济国家经济运动中总结出来的一般经济学理论范畴,可以而且必须应用于对中国经济问题的分析。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引用国外尤其是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经济学理论分析中国经济问题,近年来成为我国经济学研究一个不可逆转的趋势。 三、中国经济学是特殊历史阶段的中国经济问题研究 如此说来,中国经济学似无独立存在之必要。但是,有无自己独立的理论范畴体系与是否应当存在独立的中国经济学,是两个问题。例如,王亚南先生是倡导建立中国经济学的,但同时认为建立中国经济学不需要抛弃世界性一般性的经济法则,去构建独立的理论范畴体系。王亚南先生是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他的主要著作,如《中国经济原论》、《中国地主经济封建制度论纲》、《中国新民主主义经济形态研究》、《中国官僚政治研究》等都是运用马克思经济学的基本理论研究中国政治经济问题的杰出成果。王亚南先生认为中国经济学就是运用世界性的经济学一般原理研究中国经济问题的经济学。他的《中国经济原论》就是这样的中国经济学,只是为了科学的慎重起见,才题为《中国经济原论》。[1](P126)可以说,王亚南先生不仅从理论上提出了建立中国经济学不需要抛弃世界性一般性的经济法则,去构建独立的理论范畴体系的远见卓识,并且用自己杰出的理论研究及丰硕成果证实了这一思想。王亚南先生认为,中国经济问题研究可以形成中国经济学,不仅仅因为它是国别研究。在现代,如果不同国家的社会生产力水平相近,生产方式类似,社会经济运行规律基本相同,国别的经济研究就难以形成独立的经济学。王亚南先生曾指出,“人类社会愈在早期的阶段,他们的社会活动,愈会受制于自然条件,他们的社会,哪怕是处于同一历史阶段,会显示出各别的特殊性。反过来说,如其社会愈发达到现代这个历史阶段,它的社会劳动生产力,将愈来愈大,愈有力克服气候、地形、人种,以及其他种种自然因素的特殊性。根据这正反两面的推论,我们就似乎可以大胆作出这样的结论,说社会劳动生产力较大的甲国资本主义社会与乙国资本主义社会间所表现的差殊性,要比社会劳动生产力较小的甲国封建社会与乙国封建社会间所表现的差殊性为小,或者说,两资本主义社会的国家间所表现的一致性或一般性,要比两封建制国家间所表现的一致性为大。”正是由于“资本主义的进步的生产力,曾经使世界的一致性增大。”[2](P61-62)因此,他认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如法国、德国、美国等,虽然因国情的不同,其经济发展有一定特殊性,也有在理论上总结的必要,“但从整个经济学的世界性一般性上讲,它们却格外显得破碎支离,从而,把它们在对英国经济理论的对立意义上,冠以国别的,或有‘德国的’,‘奥国的’,‘美国的’形容词,那不但对其现实的一般妥当性,无何等益助,且反而表现那都不过是资本制经济在它各发展阶段,在各别国家特殊条件下的有局限性的意见而已。”[1](P136)因而,这些国家没有形成国别经济学的可能与必要。国外一些学者也持类似看法。①但是中国则不同。王亚南先生之所以倡导建立中国经济学,写《中国经济原论》,是因为“资本制以前诸历史时代,既是愈向着过去,其各别民族国家,在同一社会史阶段所表现的差殊性愈大,而资本制以前诸社会阶段的经济事象,虽然愈来愈简单,但因为要就这些愈来愈会在各不同地理环境或自然条件下表现着极大差殊性的同一历史阶段的诸经济事象,研究出其一般的共同的规律,是不免愈来愈觉困难的。……如把中国这种封建制的原型,及其在现代掺杂进的混合物,加以详尽的研究,那对于广义经济学的贡献和充实,是有极大的意义的。”[2](P62)也即,在王亚南先生看来,之所以中国经济问题研究可以成为中国经济学,是因为:(1)各国的前资本主义经济形态与资本主义经济形态相比,有更大的差异性,只研究一般的共同的规律,难以深入地把握前资本主义经济形态的全部实质;(2)当时中国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经济形态以及这种经济形态的过渡性,不仅具有特殊性,而且在其特殊性中蕴涵了某种一般性,对它加以详尽的研究,“对于广义经济学的贡献和充实,是有极大的意义的”。显然,王亚南先生的这个意见对今天的中国经济学建设仍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今天之所以仍有建立中国经济学之必要,是因为:1.中国经济仍处在前市场经济阶段。尽管市场取向的改革已经进行了20余年,把建立市场经济作为改革目标也已经10年,但是,中国经济的市场化程度还是相当低的。①而且,与一般发展中国家的市场化程度低相比,有其特殊性。 2.这个前市场经济阶段无疑是一种过渡经济形态———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经济形态。这种过渡是迄今为止世界经济史上未曾出现过的,因此它为经济学研究提供了许多一般市场经济国家、发展中市场经济国家,以及从自然经济或简单商品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时所不曾提供的经济现象,而且,中国向市场经济过渡的方式至今为止在世界上也是比较独特的。 因此,对这一阶段的中国经济问题进行研究,在经济学理论发展上有其一般意义。 基于上述原因,可以认为,对这个历史阶段的中国经济问题进行研究有可能形成中国经济学。这个中国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向市场经济过渡时期的中国经济问题。但是,研究中国经济问题的方法,却不必也不可能抛弃迄今为止人类文明发展的已有成果,在白纸上自创一套理论范畴、方法体系,而是要在科学分析批判的基础上,充分尊重并大胆运用迄今为止世界范围经济学研究的全部科学成果———世界性一般性的经济学法则,来研究发生在当今中国大地上的各类经济问题的来因和去向,以及隐含其中的客观规律。 四、发展中国经济学应当提倡研究纲领的竞争在《中国经济原论》中,王亚南先生还指出了由于研究对象的特殊性,必须有相应的研究方法创新。王亚南先生是《资本论》的译者,但是,对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经济的研究却不为《资本论》的研究体系所限。“对于资本主义经济,已经有马克思的《资本论》提供我们一个完整而科学的研究体系,但这个体系是不适用于封建社会经济形态的,因为在封建社会,有关地租或租佃的生产关系,是说明全部经济活动的出发点和基础,正如利润在资本主义社会,是说明全部经济活动的出发点或基础一样。可是,到现在为止,以地租或租佃的生产关系为出发点为中心的有关封建社会经济的经济学体系,还没有建立起来,并且,就是建立起来了,也不能机械地应用它来说明中国现代的封建生产关系,因为我们现代的封建生产关系,毕竟已在解体过程中……对于这样一种经济构成,该当怎样安排它的各种经济范畴的叙述次第呢?我觉得,透过各种带有资本主义外观的表象去把握它的本质,既是,大体按照资本主义的那个体系来分别论证它的那些经济范畴规律的非资本主义性质,由它的不是什么而确定其是什么。……采用这样的体系,就需要借助于比较的、全面的和发展的研究方法,才能把我们这种经济形态的特质及其特殊规律揭露出来。”[2](P73)服从于把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经济视为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的附庸,并揭示在该经济中各种带有资本主义外观的经济现象的非资本主义性质,解释这些性质的形成的研究目的,王亚南先生大胆地采取了与《资本论》不同的研究体系。 王亚南先生这种比较的、全面的和发展的研究方法,对今天的中国经济学研究,仍然有借鉴意义。他实事求是地根据研究的目的,大胆进行研究方法创新的理论勇气和精神则更值得今天的研究者学习。 科学研究是对未知世界的探索,因此,应当倡导百家争鸣。百家争鸣,可以是各种不同问题上的不同观点之争,也可以是不同研究纲领之争。从科学史的角度看,科学革命时期,不同研究纲领之间的自由竞争具有更根本的意义。如果说,不同问题上的不同观点之争在科学发展上的作用,主要体现为在科学常规发展时期形成知识的量变和积累,那么,研究纲领之间的竞争,则是新的更科学从而更有解释力的研究纲领取代旧的研究纲领,从而实现科学发展从量变到质变的关键。目前经济学界关于中国经济学问题的讨论,说明中国经济学的发展正在进入科学革命时期。正因为如此,研究纲领之间的自由竞争,对目前中国经济学的发展,尤其具有特殊的意义。因为,研究纲领的好坏在相当程度上决定了整个科学研究的质量及其对现实的解释预测能力。研究纲领的优劣无法先验地判定,因此,发展中国经济学,必须大力提倡运用不同研究纲领进行探索。实践检验真理的说法,本身就隐含了对不同研究纲领相互竞争的肯定。而对研究纲领的教条主义限制,只能导致经院哲学的盛行和研究的枯萎。这已经多次为历史所验证了。 中国经济问题论文: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关于当代中国经济问题研究的最新进展 [摘要]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自2003年成立了中国经济研究项目组,在2009~2010年,该项目组共了24篇与当代中国经济有关的工作手稿,分别涉及当代中国的经济、人力资本、对外贸易等问题。通过这些手稿,可以了解到国外机构对于当代中国经济问题研究的一些新特点以及最新的发展趋势;可以在相关问题的研究中,得到比较全面的见解和看法,从多角度审视这些重要理论,在面对国内现实问题时提出更为有效的解决办法。 [关键词]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 当代中国 中国经济研究项目组 自2003年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成立中国经济研究项目组以来,各方面专家已经陆续发表了63篇相关的工作手稿。本文所要评析的是其中的25篇(2009—2010年)。在这些研究成果中,除1篇研究中国古代金融理论的发展之外,其余24篇均是研究当代中国的经济问题。其中7篇涉及中国的人力资本问题,6篇研究中国的对外贸易问题,4篇探讨中国的金融市场问题,3篇论及企业问题,另外3篇则研究中国的土地市场、行贿和受贿问题,以及1959—1961年“三年困难”时期的经济与社会问题。 一、中国人力资本问题的研究 人力资本和劳动力是社会生产的关键要素,近年来国外学者对这一问题的关注度越来越高。在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近两年的相关研究成果中,有关这一话题的文献差不多占1/3,与之前的研究成果相比出现了“后来居上”的现象。这也反映出世界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即人才的竞争和人力资本的形成。目前,中国经济不断增长并面临再次的艰难转型,经济发展逐渐转变为依靠“中国创造”和扩大内需,人力资本问题就显得愈发重要,并已成为不少国内学者研究的焦点。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中国经济研究项目组近两年来发表的7篇相关论文,试图从多个角度对这一问题进行研究和解读。 一是从宏观上对中国人力资本总量的研究。由于中国目前还没有系统的关于人力资本估算的统计方法,之前对于人力资本的计算多数是从劳动力受教育平均年限或总体教育水平等局部特征作为人力资本的度量指标。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和中央财经大学成立了专项基金,并联合中外专家开展“中国人力资本测量和人力资本指数”的研究项目,以期计算和预测出中国1985—2020年的人力资本水平。李海峥等多人合作发表的《中国的人力资本》一文,主要介绍了该项目关于1985~2007年期间中国人力资本的总量及人均人力资本量的阶段性研究报告。该报告运用并改进了国际主流的人力资本计算方法,如JF(Jorgenson—Fraume,ni)的终生收入法,认为1985~2007年中国人力资本总量增长了3倍,并以每年6.74%的增长率递增,特别是1995—2007年增长率达到7.86%。从区域发展角度分析,由于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农村移民的流入和教育资源的优化等因素,城镇地区的人力资本总量则以8.95%的速度增长,高于农村地区4.19%的增长率;从时间角度分析,1995年之前人力资本总量的增长率快于人均人力资本量,1995之后这两个指标的增长率趋于一致,作者把这一现象归因于中国教育的快速发展;从性别角度分析,以性别为区分因子的人力资本差异,并没有以教育为区分因子的差异大,但男性由于退休年龄较晚(女性退休年龄为55岁,男性退休年龄为60岁),有更多的时间在要素市场中获取收入,因而终身收入也会高于女性。报告在肯定中国人力资本总量不断增长和人均人力资本量都保持了较快增长速度的同时,也指出了相对于国内生产总值(GDP)以及固定资本来说,人力资本相对比重呈下降趋势,人均人力资本与发达国家相比仍存在较大差距。因此,作者指出,中国现在虽然已经是人力资本大国,但并非人力资本强国。与GDP的增长速度和固定资本的增长速度相比较,中国人力资本的增长速度仍较为缓慢,未来有必要增加对于人力资本的投入。 二是关于人力资本与中国经济发展的关系。约翰·惠利(John Whalley)和赵西亮的《人力资本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一文,把人力资本因素从全要素生产率(TFP)中剥离出来,通过比较索洛(Solow)模型和巴罗一李(Bam and Lee)模型,以及改进的舒尔茨(Schuhz)人力资本理论,从机会成本和真实工资方面分析人力资本因素对于中国GDP的贡献。与之前对中国人力资本的研究观点相比,该文认为,人力资本对于中国经济的增长至关重要。1978~1999年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为43%,1999~2008年上升到54%。其中,随着中国高等教育的扩招,2003~2008年人力资本对于经济发展的贡献达到59%(TFP为-6.68%),所以固定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比例仍然达到48%,而负的全要素生产率则表明中国在经济增长过程中产出效率有待提高,固定资本和人力资本在分配过程中也存在不均匀现象。通过对人力资本在经济增长过程中的重要地位的论证,作者一方面肯定了中国高等教育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强调“中国奇迹”的背后有着强大的人才支撑;另一方面也指出,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需要更加合理地利用高等教育培养出来的优秀人才,以充分发挥人力资本的积极作用。 三是关于工资收入问题的研究。约翰·惠利和邢春冰的《中国城市不同地区的雇员技能溢酬的分配》一文,认为近年来中国内地员工技能溢酬(即技术工人和非技术工人的工资差额)的地区差异性越来越大。作者运用了三个年度的重要研究报告资料,即1995、2002和2007年中国城市家庭收入情况,对中国收入分配中的技能溢酬问题进行了详细的分析。该文认为,1995~2002年各个地区技能溢酬的增长速度差不多,但2001年中国加入WTO之后,2002~2007年沿海地区技能溢酬的增长速度远远快于国内其他地区,这与出口经济活动以及中国加入全球化的进程有明显的关联性,而1995年和2002年各个地区技能溢酬的增长则是制度变迁的结果。从作者对技能溢酬地区差异性的深入研究中,我们可以从另一个视角探究中国城镇职工工资不平等的变化情况。正如作者所揭示的,中国的工资和收入水平呈现出地区和行业间的不平等,这不仅仅是教育不均所导致,也是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结果。沿海地区因其具有良好的对外贸易基础和吸引了较多熟练的劳动力,所以这些地区的工资收入和技能溢酬与内陆地区相比普遍较高,而这也进一步吸引优秀人才前往沿海城市和地区就业,加剧了技能溢酬的地区差距。 试论世界经济形势和中国经济问题 摘要:“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乱。”对于一个理智的决策者,要学会防微杜渐。纵观全球,欧债危机愈演愈烈;美国经济严重衰退,“占领华尔街”高潮迭起,并不断升级;中国的经济形势不容乐观,深受“量化宽松”政策的影响;日本经济问题多如牛毛,可从首相频繁更迭中管中窥豹;韩国以出口为主导的经济战略走到尽头;俄金融领域受到欧债危机冲击。一言以蔽之:“灾难资本主义”在全球蔓延。 众所周知,2008年9月15日,以美国雷曼兄弟公司申请破产为标志,金融危机全面爆发并旋即席卷全球。一石激起千层浪,美国金融市场首当其冲,银行和股市暴跌,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全球股市一度走向崩溃的边缘。作为全球金融体系巨擘,“美国一打喷嚏,全球都随之感冒”的“蝴蝶效应”凸显。距这场规规模空前的金融危机3余年后,其“并发症”不容小觑,世界经济何时复苏尚未成定论,研究并反思这场危机具有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关于当代世界经济形势及思考 1、虚拟资本主义的膨胀和新自由主义的泛滥及贫困 肇始于2007年的美国“次贷危机”席卷美国、欧盟和日本等主要金融市场,并在2008年发展升级为世界性金融危机,“灾难资本主义”在全球蔓延,自不待言。2011年9月17日,十几名美国民众高举“我们代表着99%的民众”的标语,聚集在纽约曼哈顿区,“占领华尔街”愈演愈烈并波及美国多个大城市,逐渐成为全美群众性社会运动,其导火索便是金融危机,民众控诉华尔街金融大亨的贪婪与无耻、缺乏自律,对危机负责,并督促政府加强对金融机构的监管。2011年初,突尼斯“茉莉花革命”掀起北非和中东反政府示威潮,随后,这朵引发阿拉伯世界革命的“茉莉花”,漂洋过海,来到英国,骚乱在伦敦蔓延开来,随后乘着西风,远渡重洋,在美国生根发芽……这些现象看似偶然,实则联系紧密,凸显了资本主义世界也经历着底层民众对政府社会职能的拷问。华尔街运动敲响了新自由主义的丧钟,是虚拟资本主义的贫困的表征。1971年,美元和黄金挂钩的制度失效,二战后确定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宣告了浮动汇率时代的来临。此后,世界货币体系开始进入到不受物质生产增长的约束时代,加上各种金融衍生品的发展,虚拟经济迅速膨胀,世界经济主体已从物质生产部门转移到非物质生产部门,由此引发了资本主义经济的一系列深刻变化。(王建 乔良《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催生“虚拟资本主义) 窃以为,虚拟资本主义以帝国主义为基础,是资本主义发展到高级阶段的特殊标志。此次危机将当代资本主义的弊病暴露无遗,向世人昭示:物质资料的生产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石,只注重搞虚拟经济而忽视实体经济的发展,不可持续,终有一日会出大问题。19世纪20年代,资本主义在发展过程中突显出新特征:生产和资本高度集中。列宁从全局角度分析了资本主义的本质特征,得出惊世骇俗的结论:帝国主义是“垂死的”、“腐朽的”、“垄断的”资本主义。然而,他忽视了一个很重要的因素:资本主义内在的调节能力。时代的局限性使然。但,如若就此否定和妖魔化列宁主义,便是和犬儒主义的行径。事实上,根本就不存在天衣无缝的理论,一切企图坐锯终极真理的地位的行为都是徒劳。2008年的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是违背了《资本论》中的货币流通规律以及美国国家信用长期透支过多,体现在美国国家积累的巨额内外公债和私债上,总体规模据说在50万亿美金以上,即期应兑的规模也高达7―10万亿,这是个天文数字。(《何新:反主流经济学―主流经济学批判》,3) 2、美欧之间激烈的“货币战”,欧元面临挑战 希腊于2001年加入欧元区,而这一代价是欧洲的整体利益,欧元区被希腊绑架,希腊被高盛绑架,此后,希腊的财政赤字率不断上升,受2008年金融危机的影响,导致了2009年的主权债务危机的爆发。基辛格有一句名言:“谁控制了货币,谁就控制了整个。”欧元在其诞生之日起,无时无刻不被美元排挤。截止到2012年,“欧猪五国PIIGS”未清偿的国债高达几万亿欧元。欧债危机的根本原因在于欧洲经济体制本身的弱点,其导火索却是房产泡沫,尤爱尔兰和西班牙。 3、“量化宽松”延缓世界经济复苏进程 美国针对危机所采取的多轮“量化宽松”(QE,quantitative easing)政策,无疑转嫁了国内危机,向全球输入了“通胀”。美国对付危机的手段便是发行国债,向美联储透支预借,此次危机即马克思所言的“资本主义金融信用的全球性危机―总体危机,而不是局部危机。”2012年,美国或将推行新一轮QE,将有更多的国家和经济体受到影响,给疲软的全球经济增加困难,长此以往,美国的信用将产生前所未有的危机,如此行为实在得不偿失。 二、关于当代中国经济问题及其思考 1、新自由主义泛滥成灾,金融领域乱象横生,经济软着陆困难重重 新自由主义长期主导我国经济改革,同时它也是中国社会各种丑恶现象的根源。新自由主义的优秀是自由竞争,金融自由化。纵观30年的改革开放,总体上得大于失,但问题触目惊心,主要表现为对市场的盲目崇拜和金融领域的乱象。新自由主义群魔乱舞,表现为教育市场化、医疗市场化以及养老金市场化,而我们却忽视了西方的新自由主义是建立在完善的法制基础之上,中国的法制和社会保障体系还不健全,随便引进市场机制,后患无穷矣!虚拟经济时代,金融领域的安危愈来愈关乎国家生死存亡。我国金融问题主要表现为金融机构经营方式总体粗放,公司治理和风险管理问题颇多,吴英案暴露了农村金融体系的混乱,金融监管力度不强,对实体经济支持不够及时,更重要的是还受到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表现为人民币升值,加上出口受大肆炒作的有毒食品和农产品以及玩具的影响,信誉崩溃,未来出口阻力必然增大。同时,这也增加了国内就业压力。高失业率往往伴随着高通胀,国内通胀较为严重,加之基尼系数已逾0.5(新华社研究员:中国基尼系数超0.5或致社会动乱,网易新闻,2010-5-21),超过国际的警戒线,“不患寡,而患不安;不患贫,而患不均。”既问主义,更问苍生。邓公的“先富论”绝不意味着让一部分人暴富,而让大多数人更加贫穷。 2、地产市场困局与“国退民进”,既得利益集团企图侵吞国有资产 1998年为扩大内需,刺激国民经济,推行住房市场化,由此拉开了中国房地产进入支柱产业的序幕,在随后十几年中高歌猛进,带动了钢铁、水泥、化工等行业,众多民营企业开始瓜分资本市场。盛极必衰,中国房地产市场十几年的迅猛发展,已成畸形,泡沫惊人,房价远远偏离正常轨道,“居者有其屋”显得苍白无力。随着住房的商品化,房子对于相当一部分工薪阶层而言,可望而不可即。目前,中国大部分城市出现了房价明显回落局面,但据此而断定中国地产“刘易斯拐点已经来到”,是极不科学的,这是中央宏观调控和地方博弈以及危机综合作用的结果,一旦房价在短期内出现大幅度下落,势必危及中国金融体系甚至整个国民经济的安全。房屋不是一般的消费品,而是耐久的资本品,房地产投机的实质是金融投机,根源是金融问题,故,调整金融政策是毕其功于一役的根本策略。(《何新:反主流经济学――主流经济学批判》,42)。近期,一些别有用心者叫嚣,国企严重垄断,应加快国企股份制改革,以提高其运作效率。其居心不外乎:通过股改,实现国有资产的私有和世袭。其中,不乏外资的操纵和炒作。绝不能让国有资产沦落在一小撮人手中,改革成果理应让全民共享。 “自古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提振经济成为全球共识,中国经济保持持续健康发展,需要从全局长远角度出发,坚持“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 中国经济问题论文:用政治经济学的眼光看待中国经济问题 从经济理论的角度研究中国经济,目的不是就目前的经济形势论经济,也不是就目前的股票市场论股市,而是要从表面上看起来离现实比较远的理论的角度来研究中国的经济。这些基础的理论研究和思考对于分析当前的具体经济形势和股票市场形势是非常有用的。 改革开放是中国经济和中国社会最近三十年经历的最重大的事件。我们对于开放的中国经济以及对于经济体制改革的研究,经常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中寻找一些研究方法,有时候也直接借用一些结论。这样的研究很有价值,但远远不够。我觉得有必要有意识地探讨,研究改革开放的中国经济的一些经济学理论问题,特别是经济研究的方法论,以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对于中国经济研究的适用性问题。 如何看待西方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在中国? 西方经济学的定义是研究稀缺资源的有效配置,就是说当这些资源不多的时候怎样配置得最有效率。但是有另外一条,我们在什么样的框架下、体制下研究这个资源配置,这个前提和框架是需要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举个例子,国有企业需不需要改革?改成什么样子?国有企业股票卖多少?定价依据是什么?控制权要保留在什么水平?这些东西都不是简单的经济学可以解决的。经济学是在一定的前提之下研究资源配置问题,西方经济学的前提是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比如说,在研究企业行为的时候,西方经济学假定企业的目标是追求利润的最大化,很多人用西方经济学的方法和原理分析中国的企业,往往会忘记了―中国的国有企业的目标函数根本就不是、不应该是、也不能够是利润最大化。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前提条件是资本主义的私有制和资本追逐利润的本性,而我们的国有企业的制度前提是社会主义国有制度。只有把西方经济学的适用前提搞清楚了,才能够学好用好经济学知识。但是,这个前提不是现在所说的经济学能够研究的,而是要靠政治经济学来分析。 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对象是生产关系及其发展变化的规律。生产关系的第一条是生产资料所有制,在我国的主体是社会主义的公有制。关于国有企业的改革,不可避免地涉及到国有企业的所有权,国有企业的所有权及其表现形式要不要改革?怎样改革?要改成什么样子?改成谁的企业?这一定是政治经济学研究的课题。 生产关系的第二项内容是人和人在生产过程中的关系。这个企业由谁控制?谁说了算?这要考虑企业里面的管理层和员工之间的关系,同时更要考虑国资系统,也就是政府和公司的关系问题。我们现在看到国资体系里面国资委和各大企业之间是有矛盾的。这就是生产关系的问题,也是政治经济学研究的。 生产关系的第三项内容是产品分配,这是利益归谁的问题。大家都知道,国有企业的利润分不分?分多少?分给谁?怎么分?国有企业的高管和员工的薪酬怎么定?定多少?这些也都是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东西。 用政治经济学研究改革框架,用经济学配置资源 简单地说,只有当政治经济学研究的生产关系前提确定了或者相对确定的时候,经济学才谈得上。中国改革开放的政治经济学是研究中国经济在改革开放过程中优化资源配置的前提。与不同的生产关系前提相对应,经济学的具体内容是不一样的。我们在学校里学的,在美欧留学的时候学的经济学,其政治经济学前提与我国的现实是不一样的。在不同的生产关系中,经济主体的行为是不一样的,不同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是不一样的,在类似情况下应当采取的经济政策是不一样的,同样的经济政策导致的经济后果是不一样的。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我们的生产关系也是不断演变和完善的,生产关系的完善本身就需要深入的政治学研究。中国改革开放过程中的经济学体系,是研究中国的生产关系的政治经济学与研究这一生产关系中的资源配置的经济学的有机结合。简单地讲,要用政治经济学来研究中国改革开放的大前提大框架大趋势,要用经济学来研究这样的大前提大框架大趋势下的资源有效配置。 研究股票市场也一样,大政策、大背景就不是平常所说的基本面分析或者技术面分析所能做好的。假如在一个大框架和大前提发生重大变化的时期,看市盈率是多少?哪个企业好不好?有意义吗?显然意义不大。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不同的市场状况下我们研究股市的重点是不一样。在前提不确定的时候要首先研究前提,这个前提首先是在政策方面,政策研究至少要上升到政治经济学的层面。当大的前提不变或者相对稳定的时候,才会去研究下一步股市怎么演变,哪个行业好,哪些上市公司有投资价值。在中国的改革开放过程里,我们既要研究投资学、金融学、经济学,更要研究中国改革开放的政治经济学。研究的角度不一样,结论也会不一样,对于投资决策的指导意义也会不一样。 我尝试着“换一个角度研究中国经济”,就是分别从西方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的不同角度研究当前的中国经济,特别是研究对外开放条件下的中国经济运行机制和我们所在的股票市场。从经济学的角度,我们要研究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经济的内在关系。经济的内在机制,以及出口、外贸顺差、产能、价格、利润、汇率等等,这都是经济变量的关系。但是国家和国家之间的经济关系绝对不是经济变量能够解释的,如果用纯粹的经济变量去理解,我们会犯错误。国家之间要用政治经济学的观点来看,要研究国际经济和国际政治,要研究国家利益。因为国家利益是第一位的,是高于一切的,这在国家竞争中是毫无疑问的。美国逼着人民币升值,我们不升值,还有一大群的经济学们分别论证升值或者不升值的理由。这些东西是讲给别人听的,是为政治决策服务的。我们的政策决定了,美国人讲一大堆升值的道理,我们不会因此升值,也不应该升值。政治决定的背后是实力,如果美国让你升,你不升,美国会找一些方法逼你,压你,你有实力,就不怕,否则,只好听他们的。做经济学研究的人,研究中国的外贸,要研究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要基于这些关系制订适当的经济和外贸政策,但是一定要知道后面是不同国家之间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关系。 国际贸易中反倾销、国际贸易保护主义这些都是做什么用的?这大部分都是借着经济学的说法最后实现经济上的利益,实质上是要实现政治经济学的结论。我听过一个专家说,美国要征收碳关税,那么我们也要求一个人力资源的全球合理配置。碳关税听起来是经济学的问题,但实质上是国家之间的经济利益,我们以其人之道,用人力资源的经济学课题提出资源配置的要求,但背后是美国根本无法接受的政治结论。 国有经济改革的主导力量在哪里? 研究中国经济,除了研究对外开放之外,还要研究改革。改革是什么?中国改革的主题是国有经济的改革,我们用纯粹经济学的说法解释不清楚,要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来解释。我把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的国有经济改革划分为1992年以前的准备阶段,1992年以后(10年)的国有经济改革以及和谐社会建设三个大的阶段。 我从改革主导力量的利益和行为来分析中国国有经济这十年的改革。中国改革的主导力量是什么呢?中国改革的主导力量是行政力量,是掌握行政权力的人,行政力量是设计、推动、主导和掌控整个改革过程的主导性力量。一个社会经济过程的主导力量一定要从这个过程中得到利益,否则这个过程就不可能进行下去。如果这个前提假设是能够成立的话,那么行政力量就一定要从国有经济的改革中获得好处。但从理论上讲,我国的改革是一个市场化导向的改革,根据定义就是行政力量不断弱化,经济力量不断强化的改革过程。行政力量怎么可能设计、推动、主导和掌控使自己不断弱化的改革过程呢?这个表面的形式逻辑的矛盾,通过实际的行政权力换经济利益得到解决。行政权力换经济利益,意味着什么?大家都很清楚。 行政力量推动改革的动力来自于不断强化的经济力量的补偿,其结果是导致权贵资本的形成。前期的国有经济改革主要地采取了国退民进的方式,实现国有中小企业的私有化。国有中小企业的问题往往通过个案处理、局部解决,由权力圈子内的少数几个人决策。这种改革以经济学的分析为理由,比如说,保留一家每年亏损的国有小企业,还不如卖掉算了,能卖多少钱都合算,哪怕是零价格,总比每年亏损要好。改革的主要途径和方式还是以产权交易为主,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资本市场。1992年开始的根本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股票市场,它是为国有企业解决资金问题服务的融资工具。我们有国家股、法人股,企业职工股,还有一些政策,国有企业要捆绑上市等等,这些都不是简单的经济现象,而是政治现象。不能按经济学的思路来理解,只能按政治经济学的思路来理解。但是,这样的改革往往缺乏在经济利益、所有制、公平公正性、对于员工的影响、对社会结构的影响等方面的政治经济学分析,使得在一定的程度上出现了改革成果的私有化和改革成本的社会化,最终导致了严重的社会失衡。因此,党中央国务院提出建设和谐社会,如果再不建设和谐社会,这个社会就危险了。和谐社会建设不取决于一两个人的主观愿望,而是缓解和消化前一段时间改革造成的社会失衡的必然要求,是顺应民心和历史要求的英明决断。 前面说过,行政权力推动经济改革的动力来自于经济利益的补偿。如果不允许掌握行政权力的人从改革过程中得到好处,他就不会把改革推下去。如果强行要推一个对他没有好处的措施,那么这个行政机器就要崩溃。要避免行政机器崩溃,就不能推动对他们没有好处的改革。只要你断了他的好处,改革就会停下来,要让他改就要让他得好处。因此,前段时间改革了,社会失衡了,现在不让他得好处,改革就一定停下来。所以改革一定是改改停停。改革停滞过程中,直接的经济利益得不到了,但行政权力是不会闲着的,难免会出现行政集权,权力越来越集中。这一点大家都感觉到了。在经济利益方面,财政聚财,以政府的名义,大量的收入、财力集中到财政去。同时,央企以全民所有的名义集中越来越多的经济资源。由于提出和谐社会建设,权力部门不能得到好处,导致以前的改革停顿,行政部门热衷于集权和聚财。一千个大学毕业生追逐一个公务员的名额就是行政至上的最有力证明! 国有经济的进一步改革必然要通过资本市场实现 这是一个符合辩证法的改革过程。作为对传统的行政集权计划经济的否定,是改革开放;而导致社会失衡的缺乏政治经济学论证和支持的国退民进,必然提出和谐社会建设的要求;而再次平衡的社会随着国有经济和行政干预的内在矛盾的运动,不可避免地需要进一步的国有经济的改革。国有经济的进一步改革必然要通过资本市场,要通过真正意义上的资本市场来实现。从资本市场的发展来看,过去的资本市场是适应国有经济初步改革的要求,为国有企业筹集资金的资本市场,未来国有经济深化改革需要的资本市场,是更接近严格意义上的透明和规范的资本市场,我们今天经历的正是从前一个资本市场到后一个资本市场的过渡阶段,是资本市场规范建设和发展的阶段。以后的国有经济改革一定需要规范的、透明的、真正意义上的资本市场,为什么呢?因为老百姓不再接受前一阶段的国有中小企业的改革模式,在前一阶段改革过程中积累了大量资本的人们也会要求强化资本的地位和作用,通过资本深化国有企业的改革。资本市场的前景广阔,大家做好准备。 作者简介 林义相,天相投资顾问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中国证券业协会证券分析师专业委员会主任,《投资基金法》起草组顾问。 曾任华夏证券有限公司副总裁、华夏证券研究所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1993年8月至1996年6月间,担任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高级专家、研究信息部副主任、证券交易监控系统负责人;1992年至1998年,任《证券法》起草组顾问。1989年9月-1994年6月,在法国储蓄与信托银行(CDC)股票部从事股票投资分析工作。 中国经济问题论文:中国经济问题“四市” 要把今年四季度工作做好,把明年基本思路理清楚,对国民经济运行中一些重大热点问题不能回避,也回避不了。 目前,社会上对楼市、股市、债市、汇市何去何从议论纷纷。这些问题背后实际上都涉及到深层次的结构性矛盾和体制性问题,如果得不到很好解决,不仅“十二五”规划难以开好局起好步,甚至还有可能造成不同程度的经济社会震荡或危机。 这绝不是危言耸听!希望有关部门高度重视,有所作为,从长计议,进一步加强系统调研、部门协调和顶层设计,尽快拿出切实有效的解决办法。 楼市问题复杂化 这背后涉及到房地产问题、住房制度改革问题、城镇化途径问题和城乡协调发展问题。 据发改委汇报,8月份70个大中城市中,新建商品住宅价格比7月份下降的城市增加到16个,持平的城市增加到30个。截至9月底全国城镇保障性住房开工建设986万套,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的98%。经过一年时间的努力,我们把能用的行政手段几乎都用上了,到现在楼市下降或持平的城市也就46个,这还不算没有实行限购政策的众多二线、三线城市。 前几天佛山市出台了一个放宽限购的政策,不到12个小时又宣布暂停执行。安徽人大财经委提交的报告也提出,目前安徽城镇化率只有43%,对住房需求潜力较大,而且房价总体不算高,建议国家实行区域对待的房地产调控政策。 目前楼市萎靡僵持,“金九银十”变成了“钢九铁十”,有的地方“十一”期间一套房子也没有卖出去。如何打破楼市僵局,恐怕需要对过多依赖行政手段的楼市调控政策进行反思,从探索推进城镇化和城乡协调发展途径、继续完善城镇住房制度改革中寻求出路。 住房制度改革已探索20多年,上个世纪末停止福利分房,近几年来似乎彷徨徘徊,在商品房开发售租政策翻云覆雨的同时,又出现了所谓普通商品住房、政策性商品住房、限价商品住房、经济适用住房、公共租赁住房、廉租住房,以及棚户区(危旧房)改造住房等诸多种类,住房政策和住房体系越来越混乱。 目前,我们对高档商品房缺少有效调控手段,对保障性住房诸如政府责任边界、土地供应、建设资金、供应方式、租售和使用管理、退出机制、上市交易收益调节等缺乏制度性规定,照此下去,形势只会越来越复杂,问题可能越来越难解决。 股市问题欠改革 这背后涉及到资本市场问题、融资体系问题、金融结构和监管体制改革问题。 据央行汇报,今年2月以后股票市场逐步走低,9月末上证综指和深圳成指分别收于2359点和10292点,较上年末分别下跌16%和17.4%。前不久更有新闻报道称,1990年至今,国内A股累计融资4万多亿元,普通投资者分红总额不超过0.5万亿元,占融资总额的比率只有10%左右,不到同期一年期存款利率的十分之一。 上海证券交易所开市以来,综合股指20年来累计上涨不到20个点。近年来,我国GDP年均增速超过10%,上市企业利润年均增速接近20%,国家财政收入年均增速接近30%,但股市走势却与经济运行和上市企业赢利状况严重背离。 正因为如此,有人把中国股市比作普通股民的“赌场”、机构投资者的“剪羊毛机”、上市企业的“圈钱怪兽”和“吸金黑洞”。我们设立股市的初衷,不仅是拓宽企业直接融资渠道、完善资本市场,更是为了拓宽社会资金投资渠道、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目前,全国股民开户接近1亿,其中经常交易账户超过5000万,但股市非但没有能够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反而还剥夺了许多股民的财产。 由于股市长期低迷,商品房限购、实业投资经营艰难、银行存款负利率等诸多因素,导致大量社会资金流出银行体系进入地下投机虚拟经济领域。据央行汇报,今年1月-8月新增存款同比少增1.38万亿元,仅8月份就少增3700亿元。 与此同时,表外委托贷款、信托贷款、企业债券等社会融资新增2.22万亿元,接近银行新增贷款的50%。8月末,保险公司和金融控股公司同业存放余额为1.48万亿元,同比增长33%。地下钱庄、抬会等民间高利贷和私募基金泛滥,具体数额无法估量,商业银行表外理财异常活跃,国内游资和国外热钱如流沙翻滚、像幽灵游荡。 近几年来,交易所建设热潮从一线城市向地、县级城市蔓延,据说全国各地目前已设立300多家名目繁多的交易所,交易品种超过百种,不仅包括稀贵金属、农副产品、医药产品、各种产权和衍生指数,就连文物、艺术品、大蒜、红辣椒都成为一些交易所的主营业务。 有形商品与无形商品、即期权益与预期收益都变相证券化、货币化、资本化,体外灰色经济、地下影子经济和虚拟经济的畸形发展,正在极大地冲击着实体经济,导致国民经济过度投机化、超前虚拟化、人为空心化。 这就要求我们进行结构调整和系统改革,从整体上构建与我国市场经济发展程度相适应的资本市场和虚拟经济,防范金融机构表外资产风险,防范金融体系之外的系统性风险。 债市问题待统筹 这背后涉及到地方政府融资平台问题、中央政府赤字和债务问题、投融资体制问题和财税体制改革问题。 据央行汇报,今年前三季度各类债券(除央票外)累计发行4.26万亿元,同比增长16.2%,相当于银行新增贷款的90%。根据审计署审计,截至2010年底,在全国2779个县级政府中,除54个县没有政府性债务外,省市县三级地方政府性债务余额共计107174亿元。 这次审计出来的10.7万亿元债务,有一半是在2009年-2010年发生的。审计结果公布之后,有关部门迄今并未拿出有效措施,相反前不久还发出通知,允许地方政府融资平台为保障性住房建设继续大举借债。 中央政府赤字和债务问题也不可小觑。2008年财政赤字只有1800亿元,2009年中央财政赤字大幅增至7500亿元,2010年为8000亿元,2011年7000亿元,三年财政赤字总规模达到22500亿元,同时还代地方发债6000亿元。 2010年国债余额实际数也增加到67548亿元,相当于“十五”期末2005年的2.1倍,其中十年以上长期国债占比达到26.8%,相当于“十五”时期的6.2倍。2011年国债余额已经超过7万亿元。另外,三家政策性银行2010年合计负债已达7.3万亿元,四家国有商业银行改制时留下的1.4万亿元不良资产迄今没有处理完毕,基本养老保险基金还存在3万多亿元隐性债务。 中央和地方政府债务过快增长,不仅给未来留下居高不下的隐性赤字和债务负担,而且也给银行带来信贷风险。最近欧洲部分国家发生主权债务危机导致社会动荡,美国、日本政府的巨额债务也严重拖累经济复苏。 必须着手对财税体制改革进行通盘考虑并提上议事日程,调整税制、税源和税负结构,缩小政府投资的范围和责任,完善地方政府财力与支出责任相匹配的财政体制,削减中央预算赤字,清理和规范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健全政府负债会计制度,加强对各级政府直接债务和间接债务、显性债务和隐性债务的管理,防患于未然。 汇市问题看结构 这背后涉及到外贸结构调整问题、外汇储备资产运用问题、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和国际化问题、国际经济治理结构改革问题。 据央行汇报,9月末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收于6.3549,较上年末升值4.21%。从1994年算起,我国已经进行过三次人民币汇率改革,截至9月末,人民币对美元累计升值36.9%,对主要贸易伙伴的实际有效汇率累计升值58.5%,但国外很多人仍然不“善罢甘休”。 随着国际贸易摩擦增多、热钱流入、国内通胀预期,人民币面临越来越大升值压力。我们一直处在两难境地,一旦人民币升值过大,会对出口导向型产业造成损害,如果采取小幅度方式,必定带来更多资本炒作人民币汇率,影响我国金融市场稳定。 与人民币汇率密切相关的还有外汇储备问题。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出口和引进外资迅速增长,我国外汇储备加速增加。1978年,我国进出口总额206亿美元,外汇储备只有1.67亿美元。2010年,进出口总额接近3万亿美元,外汇储备达到2.8万亿美元。今年6月底,外汇储备余额已经超过3.2万亿美元。 据有关机构测算,因巨额外汇储备,中央银行为了对冲外汇占款,被动投放基础货币达到20多万亿元人民币,货币投放基础规模过大必然造成国内流动性过剩,成为推高通货膨胀和高房价的重要因素。 我国以资源、环境和工人健康为代价换来大笔外汇储备,主要投资于外国政府类、机构类、公司类等多种金融产品,其中很大一部分购买了美国国债。随着数量宽松政策导致美元泛滥、美元贬值、债务增加,前不久几家国际评级机构宣布降低美国信用等级,迫使包括我国在内的诸多国家再次为美国“弱美元”“低利率”政策埋单,严重威胁到我国外汇储备的安全性,严重损害了我国外汇储备的保值增值。 面对人民币汇率、外汇储备资产问题,我们必须加快转变外贸发展方式,优化对外贸易结构,实现从规模扩张向提高质量效益转变。 同时还要更加积极地进行人民币汇率机制改革,逐步扩大汇率波动范围,加快人民币国际化步伐,主动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和区域合作,积极推动国际经济体系和金融体系改革,促进国际经济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方向发展。 作者为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 中国经济问题论文:宏观经济理论与中国经济问题研究的完美结合 如何解决中国宏观经济领域内的实际问题,是许多政府部门需要直接面对的难题,同时也是研究人员需要深入探讨的课题,又是当今市场经济社会中公民所关心的事情。我国对西方宏观经济理论的研究总体起步较晚,相应的宏观管理理论和实践与国外差距较大,尚有许多重要问题还缺乏深入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目前已有的这方面教材,主要介绍基本的理论和方法,虽然理论性较强,但是缺乏联系实践,同时针对性不足。因此,现有教材还不能够满足高校教学和科研方面的需求,同时也不能满足对宏观经济学感兴趣人士的要求。 赵德海教授、和淑萍副教授主编的《宏观经济学》一书已于2010 年 1月由科学出版社出版,目前已经是第三版。该书基于宏观经济学基本原理,同时引入大量具体的宏观经济管理案例、特别是引入了我国2008年经济危机前后宏观经济政策的变化情况,以中国实际发生的经济事件为主要阐释对象,把新理论、新观点和新资料及时反映出来,有较强的可读性和实用性。该书受到了哈尔滨商业大学博士学科点专项科研基金的资助。它的出版无论对于宏观经济学的教学还是学科建设都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结构清晰,内容详尽,系统性强 全书共分为十二章。第一章是宏观经济学导论,主要介绍了宏观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宏观经济学定位、发展历程及基本研究方法。从第二章到第四章分别对国民收入核算、国民收入决定理论和产品市场与货币市场的一般均衡三个方面对宏观经济学所包含的最基本的理论作全面的介绍。从第五章到第十一章分别就宏观经济学的优秀部分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总供给和总需求、失业与通货膨胀、经济增长理论和经济周期理论等作了系统而全面的介绍。第十二章对当代西方的主流宏观经济学流派的的发展、基本观点、分歧及新近动向作了简单的介绍。从全书的目录可以看到,作者对其中每个部分的理论和实践案例部分作了若干详细划分,结构清晰。同时,对本学科每部分所涉及的优秀知识点进行了深入、系统地阐述和辨析。这是此书区别于其他宏观经济学教材的一个显著特点。 二、语言通俗易懂,可接受性强 宏观经济学在进入中国的很长时间里,给人的感觉往往是高不可攀,不是一般人能够学得懂、听得明白的学科,认为那是政府官员的事情,和普通百姓生活没有关系。因此,很多的教材、专著对于宏观经济学的介绍基本上采用的是晦涩难懂的语言,让人敬而远之。读过这部宏观经济学教材后发现作者叙述的语言简练、直白,让读者看后能够感到宏观经济学并不是遥不可及的,是可以学得懂的。尤其是其中引入的案例,其语言直白、透彻,把经济中的问题用百姓的话说了出来,让人更容易接受。语言的通俗性是这本教材的一大优点。 三、反映了学科的重要进展与主流成果,具有前沿性 作者不但介绍了已较为成熟的宏观经济学基础理论,而且还加入了近期国内外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把新理论、新观点和新资料及时反映了出来。如在国民收入核算部分对当前热门话题绿色GDP的介绍,失业与通货膨胀部分对中国的通货膨胀水平分析等,这些都是目前政府关心的重点和难点问题。大量的这些前沿性研究资料的引用是本书的特点之一。有学者在讨论我国学术界的学术规范性时曾说过,判断一本学术著作或论文的价值之高低,资料来源的多寡和可靠性不能不视为一个重要的标准。从这方面来看,本书的资料是丰富、新颖而又可靠的。 四、宏观理论实践化,兼顾理论的国际化与本土化 宏观经济学真正的舞台是阐释现实中的经济问题,而这些问题本身也由于充满了理性而足以开发心智,令人乐而忘返。在对理论介绍的同时,书中在每一个重要章节甚至知识点之后,都附有相关的案例及分析。例如,为什么美国20世纪90年代末通货膨胀水平和失业率如此之低?亚洲金融危机的成因是什么?……这些案例大都分析透彻、精辟到位,能很好地体现出真实世界中所蕴涵的经济学原理。同时,书中出现的案例,大部分都是发生在中国国内的宏观经济问题,包括了一些作者对中国宏观经济问题的研究所积累的成果。这就克服了时下不少翻译出版的国外宏观经济学著作在联系中国实际方面存在的不足。 现实中,要想从“我听说过”进入到“我懂得”的境界并不是件轻而易举的事情。翻阅《宏观经济学》一书时,给我感受深刻的是以赵德海、和淑萍为首的编写团队甄选相关案例的良苦用心。其实对读者来讲这更是抛给我们很多富有思考价值的问题。相信此书无论是对高校的本科生、研究生还是对政府工作管理人士,都将是一部不可多得的著作。 作者简介:黄清,教授,东北林业大学博士生导师,从事经济管理研究。 中国经济问题论文:股市暴跌暴露出来的中国经济问题 在面对经济管理问题上,中央政府更像欧盟,而我们的一个个省穷的像希腊,富的像德国 一年半前中央政府为解决经济失速,刺激经济成长和就业而出台的“四万亿计划”,似乎正成为新问题的元凶和祸首 两周来,A股连续暴跌,10个交易日刚好跌去了10%。这一轮暴跌源于4月中下旬开始的对房地产业的严厉调控(说严厉有点轻了,说不择手段地打压也没有过到哪里去)。但是五一节过后,希腊的债务危机引起欧元危机,令中国的领导人联想到中国国内类似的问题,恐怕又传导到市场上令股指加速下跌。 两年前开始的全球金融危机没有完结,人们对走出危机的信心实际上还没有建立,即使有也相当脆弱。中国国内一度有一种看法,认为中国受危机冲击相对较小,抗冲击能力也相对较强。但中国资本市场近两年来的表现,却无法支持这个观点。 简单回顾一下我们曾经遭遇的各种经济问题。危机到来的第一个阶段,经济增长速度下降,强烈的“保八”目标的设定就是对“失速”担忧的体现。在这个阶段,中国的失业问题,特别是隐性失业被暴露出来,当局者甚至担心大量失去工作的农民工酿成严重的“盲流”,从而加剧社会动荡。 随后是贸易问题。伴随着全球贸易问题的萎缩,中国的出口下滑速度之快、幅度之大实在惊人。这让一度为中国经济成长增速贡献超过1/3的净出口变成了净缺口1/3,这个反差让当政者认识到中国经济如此依赖外贸的问题有多严重。要知道,中国国内一直被充斥着这样一种看法,外国人对中国出口的质疑“别有用心”――我们终于可以靠自己的劳动赚外国人的钱时,他们无法接受了。 直到危机出来时,我们才认识到“平衡”的价值,无论是经济学意义上的,还是我们的老祖宗告诉我们的盈亏转化并向平衡运动的道理。 在贸易问题上还有一个问题相当困扰,那就是人民币币值高还是低的问题。这中间有非常复杂的经济逻辑需要搞清楚,但是一个眼见的事实是,中国一度引以为荣的“成本优势”正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瓶颈――过低的劳动力成本致使中国国内的消费能力无法水涨船高。低工资带来的收益被外汇管制制度转换成了全球第一的外汇储备。 第三个大问题就是资产价格问题了。这其实是一个广义的问题,但现在似乎只把注意力集中到了“房地产价格”上。如果房地产价格是一个真实的问题的话,它本身只应该反映“货币和它所要标识的资产的价格关系”。也就是说,货币过多时,标识资产(当然通货膨胀问题也一定会反映到其他商品)的价格就会高;反之,货币减少,标识资产的价格自然会降低。 第四个问题,我们正在面对,那就是在中国经济中是不是也有“希腊问题”。其实这个疑问早在迪拜问题出来后就已经出来了,但对我们的当政者,恐怕希腊与欧盟更具惊吓意义。也许这个类比不十分恰当,但我坚信它是被领导人拿来运用了的,那就是在面对经济管理问题上,中央政府更像欧盟,而我们的一个个省穷的像希腊,富裕的像德国。 当欧盟不得不与世界其他经济体谈判一揽子万亿美元的救助机制时,我们的中央政府在想,如果中国的地方政府所属的“融资平台”也出现类似希腊的问题后,它会找谁商量解决这个问题。 上述问题不是当前中国经济问题的全部,但显然,它们决定了当前管理者在关键政策决策时仍然如此犹疑。比如,货币政策的加息选择。加息对经济增长以至于就业和出口的影响是显著的,我们的领导人仍然没有足够的信心认定中国经济进入上升期。但面对资产价格的升高和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潜在的巨大债务,如果不以提高利息率加以控制的话,后果也是可怕的。因此,我们就会见到,无论是央行还是中央政府其他部门,采取了他们可以采取的所有“行政命令和管制式的”手段,这中间也自然包括央行运用的大量“数量工具”,来实现“调控目标”。 但我以为,中国经济能看得见的问题还都是“标”,而不是“本”的问题。我有一个疑问想提出来,不知道它是否涉及到“本”的问题。那就是,一年半前中央政府为解决经济失速,刺激经济成长和就业而出台的“四万亿计划”,似乎正成为新问题的元凶和祸首。而当前解决这些问题的做法除了难以抹去的“作秀”的色彩,却看不出它真实要达到的目的。我们现在需要更深入的答案,为什么我们的问题总是无法解决?
一、课程思政融入中外合作办学的困局审视 中外合作办学作为一种双向教育交往活动,母体高校的责任主体意识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关键,也决定着课程思政的建设效果。国外学界并没有思想政治教育这一表述,也没有这一概念的学科或者专业。但各个国家在公民教育、道德教育、价值观教育等教育环节实施了大量实质性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这些教育内容和模式,实质上发挥了课程思政的功能。2016年,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强调:“要坚持把立德树人作为中心环节,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实现全程育人、全方位育人,努力开创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发展新局面。”②各国所处的社会经济政治和历史文化的不同,在母体高校的主体意识不够强的情况下推行中外合作办学体制下课程思政建设,容易降低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性。 (一)教师队伍结构的“先天性缺陷”不利于课程思政的实施 教师作为学生成长过程中的引领者和知识的传授者,是将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贯穿于教育教学全过程的主力军。教师作为课程思政建设的关键因素,其价值观直接影响到育人质量和课程思政的效果。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作办学条例》(国务院令372号)和《中外合作办学条例实施办法》的有关规定,中外合作办学的外方课程以及国外教育机构教师数量都要在三分之一以上。为了获取更多优秀的教学资源,外籍教师比例也在不断增长。比如,上海交通大学巴黎高科卓越工程师学院(以下简称“交大巴黎高科学院”)的外籍教师达到了50%,具有海外生活背景的老师达到了100%。课程设置更加侧重于专业核心课、数理基础课和语言能力的培养。各个国家的教育都不同程度渗透了本国的主流意识形态,中外合作办学的外籍教师也会在授课过程中无意识地表达自己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难免会对大学生产生一定的影响。即使是中国籍老师,大多数也是海归学者,在国外受教育过程中难免受到西方价值观的影响。因此,教师的文化背景与价值观的差异以及教师的思想政治理论素质的参差不齐等因素,在一定程度上也会降低课程思政的实效性。 (二)合作方高校的教学内容和方式与课程思政元素存在差距 课程思政建设的基础在于课程内容。需要结合课程内容特点,设计教学环节、制定教学计划、创新教学方式,把课程思政的元素融入各项教学活动中。基于现在中外合作办学发展阶段,特别是根据教学主体的结构特点,目前大多数中外合作办学使用的教材是合作单位的“原装引进”。比如宁波诺丁汉大学、西交利物浦大学、昆山杜克大学、上海纽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密歇根学院、交大巴黎高科学院等所用教材均是合作单位的原版教材。教材内容设计或者教学案例的选择很大程度上与合作单位的价值体系相吻合。因此,从课程内容上挖掘出符合我国核心价值观的思政元素存在一定的难度。如果是外籍教师,他们有自身的授课方式和特点。在短时间内,外籍教师较难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的方向属性保持高度一致。从教师队伍管理角度上来说,调整外籍教师授课方式或内容,实现知识传授、能力培养与价值引领相结合,充分发挥专业课中思政育人的效果,还需要时间的积淀和经验的积累。中外合作办学多元文化背景下,在国外教材内容中挖掘课程思政元素,需要在意识形态上把握主导,还要注重多元文化的包容性,用开放的意识去寻求多元文化中价值观的“最大公约数”。 (三)体制机制难以与课程思政建设的土壤相适应 课程思政的推进与实施需要养分充足的“土壤”,如体制机制、制度建设等需要实现深度的融合。首先,在教材的选择上缺乏融合创新。数据显示,在上海地区的中外合作办学的机构与项目中,约有60%的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对国外教材的使用率高达50%以上①。其次,教学过程缺乏融合创新。国外合作单位通常为了维护本校课程内容的完整性,较少涉及根据我国的文化背景和经济发展需求来调整课程的适切性,或者增加当地特色②。最后,培养体系设计缺乏融合创新。如交大巴黎高科学院借鉴了法国工程师培养的教学经验,引入了丰富的数理基础课程,总学分几乎近三倍于工科平台的相应学分③。从课程设置来看,交大巴黎高科学院的数理基础课程的强度明显较大,思政课的教学活动也是见缝插针式的加到培养体系中。目前的培养体系一定程度上相对缩小了我国的传统文化教育、社会实践等课时安排,加剧了思想政治文化教育与专业知识教学的分轨现象。中外合作办学的培养体系或者培养模式的融合程度、优化力度不足将成为课程思政建设的重大挑战。因此,在管理制度、培养体系、教学模式等方面保持中国特色的基础上,需要与合作单位深度融合,进而实现共生共赢的价值诉求。这也是新时期中外合作办学推进课程思政建设的核心工作。 二、课程思政融入中外合作办学的客观性与必要性 思想政治理论课在我国教育发展中具有特别重要的地位,加强思想政治教育也是新时代高质量教育的需要。在中外合作办学体制下,因其学生接触西方价值观和理论思潮的机会较多,多元文化的背景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增加了难度。调查研究发现,传统的思政课教学模式已经成为中外合作办学高校思政课建设的羁绊,无法满足培养模式个性化的需求④。因此,在大思政育人和国际化的双重格局下,新时代中外合作办学体制下推进课程思政具有一定的紧迫性和必要性。 (一)需要为中外合作办学注入全新的思政元素 目前,中外合作办学体制下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特点是在人才培养体系中加入我国的思想政治类课程。然而,随着时代的变革,合作办学过程中“相加”的培养模式已经不能很好地满足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需要。因此,新时代中外合作办学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需要注入新的内涵。课程思政是普通高等教育中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一个重要手段,但在中外合作办学体制下推进主要存在以下两方面的问题:一是教学主体多元化为思政工作带来一定难度。为了保障教学效果,中外合作办学体制下大部分专业核心课程是由外教或者海归教师来完成,这就不可避免地要直接面对中外价值观的碰撞。如何凝聚共识、牢牢把握意识形态的话语权等成为需要直接面对的现实问题。二是多元文化背景下树立主导价值观的思政教育工作的难度系数较大。在价值观引领的过程中,既要把握意识形态主动权又要注意引导学生秉承合作共赢、求同存异、开放包容的心态,充分吸收借鉴各民族优秀文化。总书记在关于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论述中,多次提到高校是意识形态工作的前沿阵地。那么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则是意识形态工作前沿阵地中的关键领域之一。因此,中外合作办学体制下推动和加强课程思政建设,不仅丰富了意识形态工作的方式方法,也为培养堪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提供了重要保障。 (二)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可有效提升中外合作办学效果 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时代中外合作办学体制下的学生群体面临着复杂、多元的文化环境,他们亟须解决如何正确认识国际与中国发展大趋势,如何正确认识中国特色和国际化,如何正确认识时代责任和历史使命,如何正确认识远大抱负和脚踏实地等思想问题⑤。上述认识也是检验中外合作办学体制下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的重要指标。传统的思政教学模式虽然完成了思政理论课教学任务,但一定程度上忽视了行为外化的实践过程。教学的本质是通过知识解放和发展人,直面生活世界的交往和实践⑥。而“嫁接”到培养体系中的思政课程容易成为教师自说自话的舞台,降低了思政课的课堂教学实效。思想政治教育是具有文化底蕴、体现文化内涵的一项系统工程⑦,表现出强烈的渗透、融入和过程性特点。多元文化特色将贯穿中外合作办学思想政治教育的全过程。因此,中外合作办学思想政治教育还需要结合多元文化背景、价值观的对比、价值观的“最大公约数”等方面来提升思政教育的有效性。在中外合作办学体制下推进课程思政建设是多元文化下实现思政课和专业课并轨、促进思想政治理论课有效开展的重要实践。在中外合作办学体制下推进课程思政建设,可以加速“思想理论教化”向“观念内化”的转变,最终实现向“行为外化”的转变,提升中外合作办学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性①。 (三)课程思政提升了中外合作办学的核心竞争力 我国教育对外开放的历史经验表明,坚持社会主义教育制度、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才能将教育对外开放推向纵深发展,才能在教育对外开放领域实现“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不断贡献中国智慧和力量”的目标②。扎根中国大地办大学,就要把立德树人的成效作为检验高校一切工作的根本标准,切实解决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培养问题③。中外合作办学是我国教育对外开放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我国高等教育改革的排头兵、试验田,引进了大量的优质教育资源,为培养各领域高水平、国际化视野的人才提供了扎实的资源保障。同时,需要规避合作办学负面效应,如多元价值观环境、西方意识形态等带来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挑战等。课堂是教书育人的主渠道,也是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载体。特别是在面向2035、深化教育对外开放“增质提效”的关键期,更要积极做好培养方案与课程设置的深度融合和改革创新。新时代积极推进中外合作办学体制下课程思政建设,是兼顾教育规律共性和中华民族个性的创新实践,是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现实需要,是培养德才兼备具有全球视野高端人才的重要保障,也是提升我国高等教育核心竞争力的重要途径。(四)中外合作办学为中国文化的传播提供了全新平台总书记指出,我们要坚持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最根本的还有一个文化自信。他还指出:“把跨越时空、超越国度、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把继承传统优秀文化又弘扬时代精神、立足本国又面向世界的当代中国文化创新成果传播出去。”④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民族、政党对自身文化价值的充分肯定,也是践行中国梦的基本前提。中外合作办学培养的人才具有传播中国文化、讲好中国故事的特殊使命。但在中外合作办学体制下,面临多种文化和思潮的碰撞,以及其特殊培养体系自身带来的党团培育先天性条件不足,使得文化自信视域下大学生思政教育存在一些挑战。中外合作办学体制下大学生的文化自信建设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目标、功能具有一致性,也彰显了思政育人的功能。中外合作办学体制下积极推进课程思政建设可以把中国传统文化、道德教育融入专业课教学中,特别是在与国外合作方文化和制度的对比下,引导学生在比较、思辨的基础上构建自己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这样确立起来的信念才可能更为坚定。因此中外合作办学体制下推进课程思政建设,是政治性、科学性、人文性的高度统一,也为文化自信的传承和培育构建了创新平台。 三、中外合作办学与课程思政协同育人的发展策略 总书记在2020年教师节讲话中提出了“积极探索新时代教育教学方法,不断提升教书育人本领”的要求。中外合作办学是我国教育对外开放的一种手段,目标是通过引进优质教学资源,培养服务于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复合型国际化人才,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坚实的人力资源基础。课程思政作为我国教育教学改革的重要内容,是践行“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历史使命的有效途径,加快提升了我国高等教育的核心竞争力,也为参与全球治理与合作,贡献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做出积极努力和贡献。站在长远发展的战略高度,有必要结合中外合作办学目前发展的实际情况,积极探索实施课程思政的发展策略。 (一)以党的领导为核心实现对课程思政建设效果的有效管理 课程思政作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母体高校党委是课程思政建设的责任主体。首先,持续夯实党对中外合作办学课程体系建设领导的核心地位。高校党委要牢牢把握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和话语权,处理好课程思政与思政课程、教学内容与教学方法、国外先进教学思想与思政课建设自身发展特点这三个方面的辩证统一的关系①。如在培养体系设计方面,合作办学机构的高层会议(如联合管理委员会、理事会等)应协商制定具有中国本土特色的培养方案,根据中国经济、教育发展现状适度调整课程设置、教学模式等,不断增强合作办学在机制、过程和目标上的融合。其次,加强党委对课程思政建设的过程把握,特别是给予充分的指导、监督和制度保障等。高校党委要积极发挥主观能动性,抓住改革机遇,把握课程思政建设的指导思想,着力打通专业课程与思政教育之间的脉络,制定出具有针对性、个性化的改革措施。在实施过程中,加强实时跟踪调研,充分了解中外合作办学在深度融合中遇到的现实问题。结合实际情况,有针对性地解决难题,深化合作办学育人内涵,有序推进课程思政建设,共同挖掘合作办学模式下专业课中蕴含的思政元素。 (二)以师资分类为抓手实现课程思政与教师队伍的合理衔接 总书记强调:“办好思想政治理论课关键在教师,关键在发挥教师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②教师思想政治水平是全面推进课程思政建设的关键环节。教师课程思政建设意识的强弱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课程思政建设的实效性。中外合作办学体制下,专业课教师的文化背景不同,价值观存在差异,课程思政建设的目标和内容也应有区别。对于外籍教师而言,应着力打造知华、友华的师资队伍,在教学过程中严格审核价值引领的内容,寻找共同的价值追求,作为价值引领的切入点。如治学严谨、社会责任感、工匠精神、集体意识、社会服务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交集要素,这样的思想政治教育模式可以称为“最大公约数”模式。海归教师群体是课程思政建设最需要培育的精锐队伍,他们大多数既有国内生活经验,又具有海外留学和生活经验,经过积累和沉淀,他们会对价值观的理解进行再次判断,输出的价值理念更具有说服力。此外,积极吸纳有理想信念的海归教师入党,发挥教师党员的模范带头作用。这种模式可以称为“对比分析类”思想政治教育模式。对于本土教师而言,他们经受多年体制内的教育,思想政治素质相对过硬,是进行课程思政建设的主力军,也是发挥示范作用的重要群体,可以称为“守底线”思想政治教育模式。要充分发挥不同文化背景的教师思想育人优势,通过课程思政建设的优化组合来提升教师育人能级。 (三)以人才培养为目标落实课程思政与课程内涵的结合 深入研究合作单位的教学培养体系,课程体系建设要做到有的放矢,继续发扬符合我国人才培养目标的优质课程,敢于拒绝不符合我们育人价值取向的课程。总的原则是促进专业课和思政课在人才培养总目标上保持一致,这也是有效落实合作办学深度融合与创新的前提。从合作办学的实际情况出发进行系统谋划,实现课程思政建设与思政课在内容上有机联系、形式上系统联动,促进二者同向同行。在教学内容上,思政课与课程思政是相辅相成的辩证统一整体。需要对不同阶段的专业课进行系统研究,挖掘思政育人元素,并结合高校思政课程的培养体系,实现内容上的呼应。例如,上海交通大学密歇根学院紧密结合课程内容特点,在《工程伦理》的课堂教学中体现出关爱生命、安全可靠、关爱自然、公平正义等与我国核心价值观相吻合的理想信念教育因素,来提升课程思政的实效性。在教学形式上,通过构建实践平台,实现思政课与课程思政的系统联动,提升课程思政质量。例如,专业课中某知识点涉及的技术是国外的强项,但却是我国“卡脖子”的技术难题,且正在制约我国在某个领域的发展。对此,可以通过设计实践活动来激发学生爱国情怀和学习热情。通过内容和形式上的系统谋划,制定出切实可行的课程思政建设方案是促进中外合作办学深度融合的有效途径。 (四)以制度建设为牵引推动课程思政沃土育苗的渐进发展 提升课程思政质量和实效性,关键在于如何在中外合作办学的教学理念上正确认识教学与育人、知识传授与价值引领之间的关系③。在中外合作办学体制下,课程思政不仅承载了国际教育责任,成为一种教育方法,同时也完善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体系。2020年教育部印发的《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强调把课程思政建设要求和内容纳入教师相关培训④。要积极构建中外合作办学体制下提升教师的思想政治素养和理论基础的培训机制。制定相关宣传政策,不断加强课程思政示范课程的宣传和引导。系统谋划多元文化背景下的课程思政建设方案。如通过课程立项方式营造课程思政建设氛围;积极发挥党组织的制度优势,吸纳优秀的海归教师入党,树立教师党员开展课程思政的优秀典型;通过多种方式引导外籍和海归教师积极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把课程思政建设成果纳入教育教学考核考评体系等。规范化推进课程思政建设,建立健全质量控制和反馈机制,如挖掘出的课程思政元素需经过教学委员会等质量控制部门审核,并接受广大师生课堂上的监督,形成闭环的反馈机制。要旗帜鲜明地明确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思想领域的主导地位,在求同存异中寻求价值观的最大公约数,进而实现价值观与专业知识的有机统一。总之,在多元文化背景下实施课程思政,一方面要注重教学目标的一致性和核心价值观的同向性,实施的基础在于课程,根本在思政,重点在课堂,关键在教师,成效在学生①;另一方面要注重多元文化的包容性,多元文化差异是客观存在的,要在学生认同差异、尊重差异的基础上寻求共同点,实现不同文化的融合,用世界眼光、中国情怀、时代特征来推动中外合作办学思想政治教育的创新发展。 作者:朱彦彦 赵加强 单位:上海交通大学
中国成人教育论文:中国成人教育的生态环境研究 摘 要:通过分析成人教育生态的多维性以及成人教育生态的层次,探讨了成人教育生态性下的规律,即成人教育各级学校之间的比例不平衡、成人教育课程与正规本科教育课程的不平衡、成人教育拨款的不平衡、如何达到相对平衡,以及成人教育的迁移、潜移和富集作用。 关键词:成人教育;生态环境研究;成人教育规律 成人教育是一种不同于正规教育的教育,其生态环境不同于普通教育的生态环境。现以生态环境的研究方法来探讨成人教育的发展及其规律。生态环境是指生态因子综合在一起,构成影响某种生物(包括人)的个体、群体或某个群落的环境。 一、成人教育生态的多维性 教育生态学把受教育者——成人,既看成社会的人,又看作是生物的人。在教育的周围存在着三种环境圈层,即自然的、社会的和规范的生态环境。 自然环境包括非生物环境和生物环境。成人的自然环境不同于一般校园环境,成人的自然环境也是社会环境,农民的自然环境在农村以及农民可能要迁移的城市,企事业职工的自然环境在企业、在其所工作的宽广的工作场所。而普通学历教育的学生其学习环境是在与社会有一定距离的象牙塔内,其受社会的影响并不太大,而且其学习环境容易控制。 社会环境又称结构环境。成人的家庭环境可以促进也可以制约着成人的教育,在不同阶层的家庭环境中,可能对孩子的期望值不一样,以至于影响到孩子将来的教育与发展。而正规学校的成人教育是非常少的,大多数的成人选择由社会机构举办的学校进行教育,因此一些政治、经济因素对成人教育的影响直接而又深刻。 规范环境。又称精神环境或价值环境,它是人类在群体生活中所形成和持有的态度、风气与气质、观念。在对待教育问题上,中国的价值观念,不同时期的认识和态度是不一样的。儒家的“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学而优则仕”的价值观对中国人教育观影响非常大,自然参加成人教育的成人会有“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的学习目的。而有一段时期,在“读书无用论”思想泛滥,“体脑倒挂”的社会,大多数成人则选择直接就业,以赚钱为目的。中国的民族性中,中国人素来的教育目的是为了“做人”,而不是为了“生活”。当今社会,不仅重视人的学历,也重视人的能力,所以许多成人不仅选择学历教育,也选择了能力教育。 关于生态因子的性质和作用探讨: 在成人教育中,由自然环境、社会环境和规范环境这三种教育生态环境,组成多维复合的生态环境,其中包含着各种各样的生态因素,分别满足成人生物的、社会的和精神的生活需要。当整个成人的教育生态环境由这三种环境交织融合组成时,就和成人教育相互作用,组成成人教育生态系统,形成竞争、协同进化和生态平衡或生态失调等复杂的情况和关系。 社会环境影响着成人学生的教育动机,成人教育参与者的动机大致有三种类型:第一种是为了提高自身专业素质,优化自身知识结构,属于求知动力型,其目的主要是为了适应工作的要求;第二种需求仅仅是为了获取文凭,有部分成人学生为了提升职务、职称等原因而参与成人教育。第三种类型仅仅是为了获取知识,取得精神上的享受。 成人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也影响着成人学生的学习基础,成人学生的基础参差不齐。从生源上看,成人教育的学生一般来自普通高中、职业高中、成人中专、各种技校的毕业生及已经踏入社会许多年的在职人员,年龄跨度较大。成人教育的学生也可以来自不同的阶层,如来自农村、来自企业、来自教师行业等等,而来自不同的社会阶层,不同的学历水平,不同的年龄,决定了成人教育学生无论在生活阅历、学习精力、原有的学习水平、接受新事物的水平与层次以及对事物的看法、判断等方面存在着很大的差异。 根据社会目的不同,成人教育的形式可以是政策教育、法治教育、人口教育、妇女教育、老年教育、家长教育、培训教育等等。我国现在仍有20%的人口属于是文盲和半文盲。依照教育法的规定,具有接受扫除文盲教育能力的公民,应当接受扫盲教育。因此,在某些教育不发达地区,成人教育担负起扫盲教育的任务。 我们还看到了一些有趣的事情,成人教育的民办非学历高校,与正规学历教育竞争的问题。民办非学历教育,是指国家机构以外的社会组织或者个人,利用非国家财政性经费,面向社会举办的教学内容属于高等教育层次的教育,但不具备颁发国家高等教育学历证书资格的各类培训、进修、辅导、补习等非学历高等学校教育。 总之,事情的发展变化,协调失协都是与外部和自身的因素相互作用的。 二、成人教育生态的结构层次 (一)成人教育的宏观生态与微观生态 从宏观上可以看出,国家对成人教育是十分重视的。1993年国家颁布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将成人教育纳到“终身教育”体系,而与此同时的《关于进一步改革和开展成人高等教育意见的通知》将成人教育作为传统学校教育向终身教育发展的一种新型教育制度;199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鼓励公民通过多样化的成人教育来提升自己的综合素质,实现终身教育;1998年《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更进一步明确了成人教育的发展重点为职业资格、岗位技能培训和继续教育;2005年国务院《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决定》将成人教育重点放在提升劳动者素质与业务水平上;而《国家教育事业发展十一五规划纲要》以及《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2010-2020年)》均将成人教育与就业培训、农村劳动力转移以及创业教育联系在一起。国家是把成人教育与其对国家的人力资源的发展规划联系在一起的。就地方法规来看,我国仅福建、北京、上海三地制定了地方性的成人教育法规。 但是从微观上看,成人学历教育却已呈萎缩趋势。2010年,全国普通高等教育总规模达到2231.7929万人,与2001年的719.0658万人相比,增长近2倍。相比之下,成人高校的招生却出现了“滞胀”,如2010年全国成人高等教育在读生总数为536.0388万人,而2001年在读生总数为455.9809万人,10年来增长不到80万。造成这种局面的深层次原因是,成人学历教育已经成为学生差、层次差、学历“水分大”的代名词。相对成人学历教育的萎缩,而非学历的继续教育却如日初升,方兴未艾。随着我国教育国际化的推进,继续教育在国际化的发展上也加快了步伐,各普通高校继续教育机构依托本校优质师资与丰富底蕴,加强国际继续教育的交流、沟通与合作。 (二)教育的个体生态、群体生态 教育的个体生态属于微观生态。现代教育科学非常强调教育过程的个体化问题,因为每个学生都有不同的生理、心理特征。而成人教育的本质特征是由其教育对象——成人决定的。成人教育可以被理解为一个以成人的方式指导教育的过程。诺尔斯认为成人自学者拥有着和正规学校的学生不一样的物质,他们能够系统独立地指导和控制自己的行为和活动,具有生活经验和工作经验,具有丰富的认知能力,而且成人是一群主动学习的人。正是这样一群人影响着成人的个体学习生态。 中国的成人教育的群体生态系统有多种,具有中国特色。其成人教育的主体主要定位在普通高考落榜生、下岗职工、农村剩余劳动力在职人员,甚至还有把军队的官兵作为成人教育的一部分,高校继续教育也是一种成人教育。 成人教育生态系统是一个多维的复合网络,在网络系统中,通过物质流、能量流、信息流,促进教育的生态演替,使教育的层次由低级向高级转化,使人才培养由基础向专深发展。 而现在远程教育更快捷地把分散的教师、学生、管理人员在时间、空间上进行组织并加以协调,使教学得以实施,并且其实施的内容和方法更加有人性化,更针对不同学生的能力与个性实施。 三、成人教育生态的规律 (一)成人教育生态的平衡与不平衡 1.成人教育的各级学校之间的比例 成人学历教育与非学历教育的不平衡。成人学历教育主要是指成人高考性国民教育系列,列入国家招生计划,国家承认学历,参加招生全国统一考试,各省、自治区统一组织录取。成人高等学校教育类型有:远程教育学院、广播电视大学、职工大学、业余大学、职工医学院、管理干部学院、教育学院、普通高校的成人(继续)教育学院实行全国统一招生。学习形式分脱产、业余(包括半脱产、夜大)和函授、远程教育4种。但这类成人学历教育已经不断在萎缩,甚至被许多职业大学所取代。 但是现在的培训教育却方兴未艾,针对青壮年农民广泛开展的实用技术、经营管理知识培训;对农村基层干部、技术员、企业职工进行岗位培训,而且这些培训教育也不能完全满足成人对知识的渴求。这种学历与非学历教育势必从不平衡走向平衡,其平衡的标准就是适应社会、广大成人对求知、求学的需求。 2.成人教育课程与正规本科教育课程的不平衡 从湖北大学继续教育所提供的课程来看,多属于面向社会需求的,急需型的课程,如旅游管理、建筑工程管理、电力工程管理、应用电子技术、学前教育、物流管理、通信技术、数据技术、市场营销等。 而本科专业则侧重于哲学与基础学科:法学、国际事务与国际关系、思想政治教育、材料化学、材料物理、电子科学与技术、电子信息工程、高分子材料与工程、化学工程与工艺等。 正规本科的课程则还有基础和哲学方面的考虑,可能成人教育的举办者认为,满足社会的一般技能和学历需求就可以了,而人们追求更高、更精深的要求并没有完全被满足,另外所设课程也与某些本科实用性课程一致,这样可以充分利用自己本科的教师。这种课程的不平衡必然会被人们更高的精神追求所牵引,从而向更高的平衡进发。 3.成人教育拨款的不平衡 这种拨款与收费并行的方法持续到20世纪末,此后成人教育学员的学费收入成了高校成人教育办学经费的主要来源。成人教育本着“谁受教育、谁出钱”的原则,由接受成人教育的学习者支付学费。目前,我国成人教育的办学经费来源主要有函授和夜大学费、成人脱产班的收费、中小学师资培训费、专修班或联合办学的收费等,可以说成人教育基本上没有国家拨款。而高等院校学历教育拨款虽然偏低,但是国家也按照“综合定额加专项补助”来对不同类型高校进行经费分配。 (二)成人教育的迁移、潜移和富集 成人教育生态系统的物质流、能量流和信息流,在宏观上主要表现为径流,即比较明显的迁移,也可以把这种径流看作是成人教育中的人员流动;但在微观上表现为潜流,即不明显的迁移,也可以说是成人学生思想上的迁移、道德上的迁移。生态学上的富集作用,又称生物放大作用,意思是有益的或有害的物质,通过食物链而逐渐浓缩,使其含的浓度成几倍或几百倍的增长。 据《教育部办公厅关于2009年教育系统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情况和2010年工作计划的通报》记载,2009年,教育系统共开展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4249.31万人,与2008年统计数据比较,总人数增加300.10万人次。共有16.44万所职业、农村成人学校参与了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工作。这样的人口大规模的转移,与我国的城镇化经济策略是相合的,在城镇化中,成人教育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在成人教育中,一个人的成就受文化传统、社会风气、大众传媒、兴趣价值以及家庭环境很多因素的影响,而这种影响比正规学校教育更直接和强烈。虽然有些文化上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但是当这种思想的影响被学生慢慢地沉淀,到一定的时候,可能会形成一种巨大的力量。这也可以说是文化的富集作用。如当一个农村成人在不断地接受教育,到一定时候,就有可能改变自己贫困的命运。一个学历不高的学生,在不断的接受成人教育中,可能会超过比自己学历更高的人,达到自己事业上的顶峰。 四、结语 成人教育的生态环境有其与众不同的特点,也有其自身的规律,成人教育是正规教育后教育,是人的持续发展的要求,通过从其生态学中来探讨成人教育,给了成人教育研究的一个新视角。 中国成人教育论文:文化资本理论与中国成人教育变革 摘 要: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时代潮流,凸显出文化资本重构在当代中国成人教育的变革变革中的优秀地位。在文化资本重构与改革变革的援接中,不仅彰显出激活中国成人教育文化记忆的极其重要性,更表襮出以文化资本重构解决变革诸多难题的极端紧迫切性。本文试图从现代文化资本理论出发,着力解读成人教育文化资本重构的文化理论和文化价值、文化能量与文化修养、多元文化与多极文化的相互关系,进一步诠释中国成人教育变革的社会诉求、现实困惑与未来趋势,从而开创当代中国成人教育发展的新格局。 关键词:文化资本理论;中国成人教育;变革 作者简介:郑义寅(1959-),男,江西横峰人,江西师范大学成人教育学院院长,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研究方向为成人教育与职业教育;丁昶玮(1987-),女,山东烟台人,江西师范大学继续教育学院2010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成人教育基本理论。 课题项目:江西省社会科学项目”当代成人教育文化建设构架与实践问题研究”,主持人:郑义寅。 时序今日,随我国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战略的全面实施,文化资本重构已然成为推进中国成人教育变革的源头活水。从文化资本理论引抻,文化资本重构不仅是激活中国成人教育传统文化记忆的灵药良方,更是破解长期存在的时代使命与教育变革相隔断、社会责任与发展目标相剥离、文化传统与人才培养相鸿沟等等顽症固疾的必奉圭皋。因而,如何引用文化资本理论,对成人教育变革的社会动因、外部动力、内涵动态进行理性透析;如何以文化资本的重构,推进中国成人教育的理念认知、取向趋势、行为方式的实践变革,正是当代中国成人教育激清扬浊、革故鼎新不可迥远的重大前沿问题。 一、文化资本要义与中国成人教育变革认知 “文化资本”最早是由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提出,创造性的将“资本”的范畴由经济领域扩展至非物质的文化领域。他指出,之所以将文化称之为资本,是由于它的获得和积累都需要通过后天的教育和学习这种特殊形式的劳动过程的加工。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理论对于重廓当代中国成人教育变革认知大有裨益。 (一)“形式转化”观念彰显变革动因 就当代中国成人教育而言,发展变革的重要性已然是社会共识,但对变革动因问题的认识却一直是仁智各异,始终未能在社会或业内达成必要的共识。有人只是简单的把变革动因归结为社会发展的要求,又有人从社会主义市场体系构建中寻求答案,当然还有更多的人从成人教育发展本身找根据。不可否认,这些对变革动因的探索都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从整体上看又存有重大缺撼,即对变革动机的优秀内涵诉求与基本时代价值缺乏合理阐释。而文化资本关于在文化资本在一定条件下表现形式由虚拟向实态,由物质向精神的转化过程中,能有效促进其价值内涵的持续彰显与价值外延的不断宽阔,并能聚化成为一股强大的优秀内驱力的观点,应对解读并彰显中国成人教育的变革动因有着特殊意义。 其一,关于文化资本由虚拟形态向实质形态变革,是实现其文化价值的最重要环节的概念,诠释了当代中国成人教育变革的动因。从哲学意义而言,当代中国成人教育变革的实质,就是要实现自身的文化价值由虚形向实态的跨越,将中国成人教育内涵的文化元素由隐性的默会性、整体性、情境性、个本性状态下解脱出来,蜕化为可以触摸的发展目标与发展动力,进一步厘清当代中国成人教育发展的方向、价值、范畴,有效规划当代中国成人教育未来发展的新起点、新过程、新结果,从而使“文化仍存在之本”成为当代中国成人教育变革的基石。 其二,关于文化资本由物质形态向精神形态的转化,是彰显其文化价值的必由途径的理念,鲜明了当代中国成人教育变革的动因。在此视阈下,中国成人教育变革实际上是倡导构建一种“以文化求发展”的社会情境,要求中国成人教育在现时与未来发展过程中,不仅要永葆浓厚而恒久的文化精神,更要以坚持传统文化传承,促进现代文化发展、推动未来文化变革为现实印鉴,充分发挥自身所承担历史使命与社会责任,并内化为社会发展优秀价值的重要部分,继而使“文化仍发展之本”真正成为当代中国成人教育变革的圭皋。 (二)“内核转变”理念清扬变革动力 实践显示,要切实推进当代中国成人教育的变革,就必须在变革动力问题上有所破题,尤其是要在理论界面上弄清变革动力源自何方与如何凝聚等等关键性问题。然而,对于这些问题的认识,以往人们总是把眼光聚焦在教育理论甚至成人教育理论范畴之内,以致陷入了“以成教解释成教”的认识怪圈,不仅提出的理论依据苍白无力,甚至对成人教育变革实践有误导的之嫌。如果我们转换视角,把文化资本理论关于“内核转变”理念引入其中,也许能有“蹊径另辟”之效了。文化资本理论认为,文化资本内在优秀的文化价值和文化意义的动态扩展,不仅能够实现已有文化资本的进一步增殖,更能够孕化出新的文化资本。由此推引,在当代中国成人教育变革过程中,其内涵的文化价值和文化意义的动态扩展,既是当代中国成人教育现有文化资本增殖之本,更是当代中国成人教育变革动力之源。 一是有利于变革动力源自何方问题的解读。在我国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大潮下,当代中国成人教育变革作为一种教育变革的实践活动,尽管物质动力作用巨大,但精神动力却不可或缺,它不仅可以补偿物质动力的缺陷,且本身就有巨大的威力,在特定情况下,它也可以成为决定性动力。而文化作为精神动力的优秀元素,从某种意义上可以断言,失去了文化根基,中国成人教育的变革就会成为无源之水。这正与文化资本理论关于文化资本活动不只是停留对外在世界的模仿或简单的摹写,一种主观创造性的活动,蕴含着人独立的精神内涵的观点不谋而合,有力注脚了变革动源之何方的问题。 二是有利于变革动力如何凝聚问题的诠释。文化资本理论关于由文化资本孕育而成的文化成果,不是对原先所依据的文化资源的重复,而是对原先文化资源在形式、样态以及内容的进一步缜润与提高的论点,又从另一个方面阐明了变革动力的凝聚问题。既以文化资本构建为优秀,“着眼于世界文化发展前沿”与“发扬民族文化优秀传统”的有机结合与高度统一,不仅要对中国成人教育现有文化资源进行必要梳理,更要借鉴、融合和吸收多元的优秀文化成果,融汇各种文化的新个性,为变革动力凝聚的内涵深厚与外延宽阔提供必要条件。 (三)“场域转化”理念明晰变革动态 长时期来,如何把握成人教育的变革动态趋势,是当代成人教育实践与理论研究的争鸣问题,争议的焦点就是变革的自主性问题。有不少认为,中国成人教育变革是社会经济发展的要求,在变革过程中,外因推动力量无疑大于内因的激活作用,成人教育的变革动态就不可避免地处在一种由外因刺激引起的非定向的随机活动状态。也有许多人认为,成人教育变革是自身发展的迫切要求,内因是变革的主导冲动,变革动态就应该是一种自主性发展过程。而上述两种观点的此消彼长与风骚各领,就成为中国成人教育忽而变身为市场化教育,又忽而变体为社会化教育的认识论根源。从某种意义上,引入文化资本理论关于尽管文化资本所处不同场域的特征各有不同,但自主性则是这些场域间共有的最本质特征的“场域自主”理念,或有裨益于这个棘手问题的阐微。 首先,它解释了变革自主性发展的必然性。文化资本理论认为,场域的自主性与场域内个体所获取的文化资本的程度成正比,因此,特定场域的自主性越高,就越容易实现文化资本的聚合。以此推廓,在中国成人教育变革这一具体场域下,自主性发展必定是实现变革各类要素聚合的认知基础,它要求中国成人教育以“敢为人先”的探究精神,主动实现自身变革目标与社会发展潮流的深度对接;还要以“敢于实验”的索隐态度,自觉寻求变革过程与社会其他系统衔接的平衡点;更要以“敢于失败”的务实传统,规划变革发展的行进空间,预测变革发展的未来前景,让变革真正成为成人教育的一种自性行为。 其次,它解注了变革自主性的必要性。文化资本理论认为,一个场域越是自主,行动者在场域内获得文化资本价值与实现自我增值的机会也就越大。以此延拓,在中国成人教育改革领域内,这种场域自由与获得文化价值和实现自我价值呈正向发展的观点,申明了中国成人教育自主性变革发展极其必要性,没有自主性发展,中国成人教育变革就难以坚持重正文路的改革取向,重振文风的改革思路,重调文心的改革行为,只能在社会转型与市场经济的波谲浪诡中随波逐浪,谈不上在现时发展中以文化资本的重构实现自我增值。 二、文化资本特征与中国成人教育变革问题 引入文化资本理念,不能仅局限于廓清中国成人教育变革的理念与思维,更重要的是在于通过对文化资特征的透析与把握,反思与叩问变革中存在的问题与矛盾。 (一)“认知聚合”特点与变革目标困惑 无须讳言,在关于如何把握当代中国成人教育变革目标的问题上,无论是在社会还是高校领域内,都还存在这样或那样的迷惘与困惑。从我国高校成人教育领域来说,一些人片面认为推行教育市场化是变革主要目标,甚至误读为就是“发展高端且高价的市场培训”。由是乎,国内主要高校纷纷进行以做大培训收入为目标的成人(继续)教育体制机制改革。单单北京大学每年举办的培训班个数,就从2003年的100多个,增长到了2010年的500多个,年培训人数从1万人增长到近4万人。尽管这种天价高端培训一时间风生水起,但由于只是一味关注巨大培训市场蛋糕的争夺,各高校基本上都扎堆在国学、工商管理、私募等几类所谓的热门项目内,课程模块设计几乎同出一辙,甚至连授课师资也大量重合。这种严重同质化造成当前高端培训的竞争成了单一的高校“品牌竞争”以及领先“返点”争夺市场渠道的竞争。反观这些悖相,究其根本原因在于没有深度把握成人教育变革目标实质所在,简单的把变革作为一种谋求更多经济效益和更大市场份额的市场拓宽活动,而不是作为具体化的“社会文化发展活动”,导致中国成人教育“推进现代文化发展”变革目标的失落。上述现状也从另一个侧面显明,文化资本理论关于文化资本“认知聚合”特点的判断,或是有助于这一状况的降解。 文化资本理论认为,文化资本活动的特色主要表现在对社会群体的共同心理情感和价值观念的塑造、传承、发展和变革之中,文化资本正是在文化活动中被赋予了文化形式和文化内涵,使得群体认知高度聚合其中,形成了共同的文化系统。这种论述恰恰从顶架层面上阐明了,永葆自身文化资本的生机与活力才是中国成人教育变革目标要义。深而剖之,就是要在中国成人教育变革过程中,要树立“以文化建设谋求更大发展”的变革精神、突出“重振文风、重续文脉”的变革态度,形成“以文化资本聚合为优秀”的变革意识,倡导“以文化引领变革风气之先”的变革信念,不仅以此汇聚为一盏驱散以往变革目标困惑的明灯,更在中国成人教育领域中,将新的发展理念、价值取向以及行业风范,萃化而成为一种“文气昂然、放歌时代”变革目标。 (二)“资源聚合”特点与变革路径困忧 勿庸置疑,“通时达变”是当代中国成人教育变革方式的方法论选择。然而,在中国成人教育变革过程中。如何将“识时求变”作为变革路径抉择的基本尺度上还存在重大缺撼。面对日新月异的社会变革,一些人产生了“不知该从何处入手变革”的迷茫,对如何调整现有的办学格局都不知所措,更何谈在社会转型中发掘变革路向了;还有一些人面对变幻莫测的市场经济环境,产生了“不知何种路径适宜变革”的困惑,搞不清楚在变革过程中,到底是从满足市场需求入手,亦或从推进经济发展着眼;更多的人则是习惯性地在成人高等学历教育上作文章,把大搞联合办学、变换招生宣传花样、简化教学程序作为变革主打路径,其结果就可想而知了。等等诺是,这些变革路径的困忧与滞顿,所产生的直接因果就是导致成人教育变革效果消溶,无效变革或低效变革现象普遍。而要从根本上决解这个难题,关于文化资本“资源聚合”特点的论断或有拨乱为治这效。 文化资本理论进一步指出,文化资本能够通过主体间的转换,将不同主体所特有的各种文化资源和文化信息在时间和空间中实现流动、共享、互动和重组,从而使个体在这种形式的文化交往中,丰富了文化占有、提高了资源聚合效能。文化资本“资源聚合”的这种“互动共享”特点,给中国成人教育探索变革路径应有光前启后之义。一是提示人们要善于在成人教育与其他社会主体的对接与碰撞中发现变革路径。强调“成人教育与国家发展战略”、“成人教育与市场经济”、“成人教育与社会文化建设”的对冲与衔接中寻求变革路径的极端必要性,期愿通过此类“金玉集糅”,照亮中国成人教育变革之路,引明中国成人教育变革之道。二是喻示人们在变革过程中,要把文化资源的共享、文化价值的重组、文化信息的流动作为变革的主渠道,让“以文促新、以文求新”成为评价变革路径的基本指标,在中国成人教育与社会其他系统之间架设一座“殊途共轨、异路同韵”的变革立交桥梁。 (三)“效率聚合”特色与变革行为困顿 反躬自问,在中国成人教育变革历程中,始终没有很好解决变革行为抉择问题。尽管近些年来,在中国成人教育领域内,变革政策密集出台,变革举措不断推进。或是把高等函授教育作为变革的突破口,以函授教育的现代教育技术改造传统成人教育;或把发展远程教育作为变革的主要方面,以现代网络教育改变成人教育传统结构;或在社会考试中发展不同类型和不同结构的高等学历教育作为主线,以综合课程考试改革和证书互认改变成人教育评价方式,等等难以枚举。不可否认,上述种种变革行为在短时期内确有“流火之效”,例如某个远程教育试点高校一年就招生十余万人。但从长远上看,这些变革行为由于受历史与现实因素的制约,不仅难以获得标本兼治的效果,一时间还很难推行下去。这些变革行为之所以“雷大雨小”甚至“有雷无雨”,溯起根本,限阈于成人教育外部表象调整应是其中主因之一。这也昭示,中国成人教育的变革行为,如果仅着眼于现代教育技术引进,或开发新的教育形式,或其他外延的伸展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从内涵文化着力。从此而言,引入文化资本“效率聚合”特点,或能为新的变革行为的甄择提供思路。 文化资本理论阐明,文化资本的获取是一个需要个体通过相关实践活动,使自身文化资本持续增加,从而保持相对优势的过程。这就要求个体在不断提高自身积累文化资本效率的同时,能够在最快的时间内将其内化为自身的能力,做到“效率快”与“效果好”的有机结合。这就提示中国成人教育在确定和选择变革行为时,一方面,要充分利用当下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的态势,促进既往的外延式变革行为向内涵式变革行为的转变,尤其是要从文化资本聚合方面寻求行为的灵感与启示。另一方面,则是要在成人教育文化建设实践中,让文化资本聚合贯穿于成人教育变革行为全程,进而在文化与实践的碰撞与融合过程中,不断丰盈变革行为的科学性,拓宽变革行为的可行性,凝练变革行为的可操作性,为当代成人教育变革行为的择优拓出一条理性之路。 三、文化资本互动与中国成人教育变革趋势 时下,文化资本理论正向一个更高更广的领域推进,“三个互动”即文化意义和文化价值互动、文化能量与文化修养互动、文化信息与文化传统互动则是其优秀蕴意,而这些关于资本重构理念的引远,必然对中国成人教育未来变革产生重大影响。 (一)有利于变革理念的文深义远 突出文化意义和文化价值互动是文化资本理论发展的重要走向,即在凸显文化资本“文化性”优秀元素的同时,又注重文化资本活动价值的生成与增长,既考虑文化资本的本元意义,又强调这种本元价值的物化。这种无形与有形文资本的转换论述,对中国成人教育创新理念的变革有着举重若轻的时代意义,不仅使中国成人教育创新目标、创新动机、创新精神与创新意志的外延得以不断完善与臻萃,更促使创新理念的内涵向着纵深展拓,即由单纯的“为了成人教育发展而创新”,抻延为力求实现“社会价值、经济价值、文化价值、科研价值”的多维共进而创新,进而将“教育创新锐化为文化创新”。精而拣之,“三文重启”当是创新理念“钩深韵远”的原初因子。 “三文重启”以“文化视野重开、文化传统重光、文化精神重朔”为基本格调,强调“文化眼界决定创新高度、文化传统决定创新出路、文化精神决定创新成败”,着力在思维意识层面为中国成人教育创新打造“文长意远”之路。深而索之,不仅要求中国成人教育在“漫漫修远”的创新途中,以“文化通达”的高情远志,树立起“传承传统优良文化为优秀”的创新意识,培育“推进现代社会文化发展为主导”的改革精神,规划“创造未来文化元素为蓝图”的变迁思路,并以鲜明的文化自信对创新中所遇到的,诸如创新动机缺乏、创新信心缺失、创新意志缺陷等等问题,进行深刻反省与及时校正。同时,更重要的是还要在迭次反省与勘误纠失的实践过程中,在深化文化价值聚集与事业发展关系的认识,精确把握自身无形文化资源向有形文化资本转化的承继节点,最终汇聚为中国成人教育创新理念所特有的“文化性”精粹。 (二)有利于变革取向的钩深蕴长 彰显文化能量与文化修养的互动是文化资本理论发展的又一趋势。它主要倡导个体不但能够将所获取的文化知识、文化经验、文化技能等文化性资本,聚汇成为巨大的文化能量,并通过整个文化资本活动的运作实践,将其转化为自身的文化修养。换而言之,就是在文化资本聚合的过程中,要实现“储聚能量”与“提升修养”的有机结合。以此引袂,在中国成人教育领域,这种文化能量与文化修养的相互连通的观点,当对中国成人教育创新取向的明确产生深远的影响。它不仅以其独有的理论魅力影响着中国成人教育创新的价值认知、价值判断、价值思考,更有利于中国成人教育在创新中生成“成人为本、教育惟真”的质朴文风,从而确立“教书育人”与“文化修身”同存共进的变革取向。 展而言之,“三文归一”应是主要路径。一是以开阔文化视野引领变革取向。要求摒除变革中“利益决定方向”或是“跟着市场走”的陈旧意识,从根本上转变“追高、求大、涉多”的偏激倾向,善于自觉从文化角度出发,发现变革走向问题和发展态势矛盾的背后有哪些文化的原因,然后从文化的角度给以及时校正或扭直。二是以发挥文化职能主导变革取向。强调要让文化职能发挥成为改革战略贯彻的先行铺路,注重文化职能和发展战略的相互联通与相互影响,即文化职能的发挥一定要体现出改革战略目标的要求,并在文化层面上对其进行分解。无论是使命、责任、规划、优秀价值观的顶架部分,还是效益、质量、教学、科研等实践部分,都应该体现出改革战略的要求,使成人教育文化真正成为可执行性文化。三是以凝炼文化精神支撑变革取向;要求从精神层、制度层、行为层和社会层四个层次梳理成人教育现有的文化状况,在对原有文化传统吸收、扬弃的基础上孕育新的文化精神,以此凝炼成人教育自身鲜活个性,并在与原有的价值观相融合后,聚化为改革取向确定的精神支柱。惟此,中国成人教育方能以“千磨万击还坚劲”的胸襟与气魄,在社会风云变幻中扬帆彼岸。 (三)有利于变革方式的境宽韵阔 强调文化体系与文化传统的互动是文化资本理论发展的最终目的。它指明文化资本的不断流动和循环是其永葆动态性存在和自我更新能力的关键,即文化资本可以纵向的从一个时代传递到另一个时代,形成从古代至未来的多极文化体系;又可以横向地在不同的范围和场域内传播,成为多样表现形式的多元性文化。这种不同文化体系与文化传统之间的纵横捭阖、珠浸玉澜,共同作用于社会的方方面面,必然也对中国成人教育变革行为变迁带来新思维。其中,关于如何对中国成人教育改革行为进行现代意义上的诠释?如何生成中国成人教育“敢为人先、敢于实验、敢于失败”的行为个性?如何将中国成人教育具体改革行为升化为特色文化行为?等等问题的演释与阐明,都是文化体系与文化传统互动的蕴涵之义。上述这些问题也正好说明,在中国成人教育改革方式变迁过程中,“三个重塑”当是要冲。 “三个重塑”主张中国成人教育改革行为的“开放、笃行、克难”,强调改革行为不仅要与现实发展相适应,更要使之与未来文化发展相关联;明确改革行为不但是“发展之本”,更是“创新之本”。因而,要求中国成人教育在改革中,一要注重自身文化传统的重塑。大力发扬文化传统的正向功能,尤其是其中的社会整合功能,包括价值整合、规范整合、结构整合,由此在领域内构建经由统一文化熏陶而在基本方面大体一致的改革行为调节体系。二是要重朔文化品牌。成人教育要根据已有的条件,推进自我文化个性与和改革行为有机融合,重视通过改革行为的拓展,发掘自身特色的人文资源,以更深厚的文化底蕴,激活现代文化的核裂变,在全社会树立不可替代的文化品牌,以获得的更广泛的认同感,产生更大的辐射力,更强烈的吸附力。三是要重塑文化价值。不仅要使改革行为能够满足成人教育发展的特殊文化需要,或者能够反映成人教育文化形态的基本属性,更要激活改革行为的文化创造功能,在不断深化改革行为文化传承与保存功能的同时,要进一步锐化它的“文化繁殖”的文化更新功能,通过改革行为的重组,适时把成人教育改革擢升为文化扩大再生产的过程,为实现中国成人教育向“面向世界、展示特色、勇于竞争、开拓未来”的跨越提供必要价值肇基。 中国成人教育论文:中国成人教育发展方式转变的文化引示 摘 要:总揽当代成人教育发展史,即可至言,中国成人教育发展方式的转变,总是与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与繁荣如影随形。在“发展方式转变”与“文化繁荣发展”的契合与互动中,不仅屹立了中国成人教育跨越发展的里程碑,更为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繁荣倾入了新的动源与活力。在此意义上,本文试图从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的视域下,清朗中国成人教育发展方式转变的文化脉络、文化动因、文化诉求,追索中国成人教育发展方式转变的文化蕴义、文化价值、文化路径,为当下中国成人教育发展方式转变的战略抉择提供益实参考。 关键词:中国成人教育;发展方式转变;文化引示 作者简介:曾青云(1958-),男,江西吉安人,江西师范大学成人教育研究所,教授,研究方向为成人教育基本理论;郭凌雁(1984-),女,河南新乡人,江西科技师范大学教师,研究方向为成人教育与职业教育。 “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已成为充满激情和理性的历史潮流,它向世人宣示,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与繁荣,不仅是我国社会转型、经济转轨、教育转制的亘久根基,更是社会主义各项事业发展方式转变的优秀动力。从此视阈上,也佐证了正是社会主义文化发展与繁荣的不断推进,中国成人教育才完成了由“工农教育”到“专业教育”再到“国民教育”发展方式的恢弘转变。同时也申明,在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战略下,发展方式转变又成为中国成人教育的战略抉择。因而,如何清朗中国成人教育发展方式转变的文化脉络、文化动因、文化诉求,如何追索中国成人教育发 展方式转变的文化蕴义、文化价值、文化路径,应是当下中国成人教育亟待解读又必须解决的时代命题。 一、建国后中国成人教育发展方式转变的文化动因与启示 建国后直至上世纪未,中国成人教育已有过两次历史性发展方式转变,每一次转变,既是中国成人教育发展的必由趋势,又是其时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繁荣的必然结果。就此意义而论,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与繁荣,当是中国成人教育发展方式转变的主要推手与主导力量。 (一)“双百方针”与中国成人教育第一次发展方式转变 遍览建国后中国成人教育发展历程,细检中国成人教育的文化存遗,应该说,上世纪五十代穿空而出的成人高等学历教育,才是中国成人教育呈给中华文明和世界教育最具个性的文化笺页。历史脉络昭明,中国成人高等学历教育的出现,并不是一次简单的教育或社会事件,而是党的文化“双百方针”在教育领域的花繁锦簇。1956年5月2日,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正式宣布,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作为党发展科学、繁荣文学艺术的指导方针。“双百方针”的提出,反映繁荣文化艺术、发展科学技术的时代要求,立即在知识界引起强烈反响,学术文化事业出现了生气勃勃的发展景象。然而,“双百方针”推进与实施,也促发了对500万旧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与团结问题的争鸣,更凸现出培养一大批无产阶级自己的知识分子和专业人才的极端重要性与极其紧迫性,引发了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对如何培养和造就无产阶级知识分子与专业人才问题的战略思考。在这个大背景之下,党和国家一方面对普通高等学校进行院系调整,另一方面,在院系调整的基础上,进一步挖掘全国现有高校的人才培养潜力,让更多的在职工农和干部通过接受现代科学文化知识教育,培养为无产阶级新一代知识分子与专业人才。由是,函授大学与夜大学的创办被列入国家高等教育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 函授大学与夜大学创办的历史意义深沉而悠远,它不仅意涵着中国成人教育层次的提升,内蕴着中国远程教育的起足,更标志着中国新民主主义教育思想向社会主义教育思想的升华,显扬了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繁荣与成人教育发展的必然联系,实现了中国成人教育发展方式由“普及化的工农教育”向“专业化的学历教育”的绚烂腾跃。尽管它还带浓酽的政治时味,在创办初期,全国也只有58所高校举办了函授教育,36所高校举办了夜大学教育,拢共招收了35,000函授学员和12,000夜大学员,却宛如飞鸿印雪,在中国文化与教育发展史上留下了极为厚重的一笔。 (二)“双为方针”与中国成人教育第二次发展方式转变 改革开放后,“全国成人高校招生考试制度”的确定,是中国成人教育走向时代前沿和世界舞台的最关键跨越,而这个跨越的伟力源于党的文化“双为方针”。直面十年内乱后的文化凋敝,以邓小平同志为优秀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提出了全面推进“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文化“双为方向”,摒弃了既往文化发展过程中,过于强调文艺从属并服从于政治的口号和观念,使“文艺属于人民”的思想,成为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深刻理论依据和有力实践保障。以此相适应,关于“优先发展教育、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等论断,也升华为国家的战略思考,并聚发为党在考虑恢复和发展高等教育时,对非传统意义上的成人高等教育的高度重视,创造性提出了“就高等教育来说,大专院校是一条腿,各种半工半读的和业余的大学是一条腿,两条腿走路”的主张,催生了“成人高校招生考试制度”,中国成人教育从此进入光耀华夏的发展期。 从上而论,是党的文化“双为方向”,以她的宽厚和深邃托起了中国成人教育,并以她博大精深的文化凝远与文化基因,孕育着中国成人教育的“重生”,滋哺中国成人教育的“成长”,展示着中国成人教育的“灵动”!其优秀价值在于,以此为界,中国成人教育“政治化”专业教育蝶变为“规范化”的国民教育,不仅校正了自近代以来中国成人教育发展方向的几处偏差,厘清了中国成人教育历史上的留遗的一些深层问题,纽正了社会对中国成人教育的种种认识误区,而且还为未来中国成人教育发展的取向、价值、地位和脉息,笃定了一个“流传百世而不朽,放之四海为皆准”的逻辑原点。也正是这多重意义的交相辉映,中国成人教育才可能在中华文明的邈远空际,赋予“五大”教育(高等函授教育、夜大学教育、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广播电视大学教育、业余大学教育),以风云万里的充沛元气和一往无前的不竭动力。才有了农村教育、扫盲教育、人力资源开发、弱势群体教育、社区教育、继续教育、回归教育、远程教育、终身教育等等的百花吐艳,才有了震撼世界的跨越发展。 (三)中国成人教育发展方式转变历程的文化启示 进入新世纪,历经了“一波五折”艰辛发展的中国成人教育,又直面新一轮发展方式的转变。今天,当人们在全面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徜徉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规划的时候,常常会与中国成人教育不期而遇,它那多姿多彩的人文衣袂,时时敦促人们深度思考,应如何将以往所积获的文化启示,汲集为当前中国成人教育发展方式转变的源头活水。 启示一,阐明了文化是决定发展方式转变取向与趋势的优秀力量。所有可持续生存与发展的教育,都是用它所处时代的朴质文化来刻版的。作为传统文化与当代文明共同朔造的中国成人教育,对其发展方式转变的多棱炫色,每个人都会有着不同的解读。有人可以感悟,发展方式的转变不单是成人教育发展的必要,更是现代文化发展的使然;也有人可以读到,一个与文化血脉情结的成人教育,在文化上的自信、自觉、独尊与高贵。而教育与文化的神会心融,所形成的鲜明个性风韵,让发展方式转变产生了永恒的文化魅力!在中国文化和教育史上第一次形成了传统文化与现代教育兼容并蓄的显著特质,不仅使当时中国成人教育发展涌出了一片耀眼曙色,更雏型了它未来发展的趋势。 启示二,印证了文化是考量发展方式转变价值与作用的基本尺度。不同的文化个性,是每个教育类型的特征和标识。舍弃这种文化个性,此类教育就成了不伦不类的摹本。从此意义上,无论是中国成人教育的发展方式如何转变,文化总是评价其价值与作用恒定杠杆。成人专业学历教育的举办,将提出的“新民主主义文化教育纲领”,镌于门楣,中国成人教育正式纳入国家社会文化发展战略,迎来了发展的首期辉煌。“成人高校招生考试制度”的确立,又将邓小平“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理论,化生为中国成人教育挺拔修直的脊梁,使非传统意义上的中国成人教育,从此有了规圆距方的诗意,所传承的文化涵义,得以细腻感人的展示,成就了今天中国成人教育在国际领域的风起云扬。 二、当前中国成人教育发展方式转变的文化蕴义与诉求 上述史实引示,在全面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号角下,文化仍是现时中国成人教育发展方式转变的基准符号,尽管转变的背景波谲云诡,影响转变的因素变幻莫测,但文化的操守与坚持,应是其中永不坍弛的津梁。因而,如何厘清发展方式转变的文化蕴义,对接它的文化诉求,应是当代中国成人教育无法远避的实践话语。 (一)发展方式的转变应是文化的回眸与回归 没有文化的回眸与回归,就不是发展方式的转变。历史曾有幸见证与纪录过中国成人教育发展方式转变后的煌煌盛景,但见政府引领,全民勇跃、亿心凝聚、势如燎原,与现代文化发展紧紧连在一起,共同开创了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纪元。中国成人教育还以它独有的沉稳与持重,磊落与厚实,使人们顿悟“文化回眸”的蕴义,领略“文化回归”的逸韵,泽惠“文化正源”的灵光。使全社会认识到,发展方式的转变,只是中国成人教育追崇现代文化发展潮流,航向的重新调整,篷帆的重新扬起,而那蓄势待发的各类成人教育雄浑军阵,更是旗擎万众气如虹,正在翘首期盼征战的号示。 这个号示就是文化的回眸。转变发展方式,有必要重索中华文明与成人教育历史重合的轨迹,以清澈中国传统文化,诸如“反求诸己”的人生智慧,“民为邦本”的政治传统,“空灵淡雅”的艺术境界,等等个性特质,对发展方式转变的营养与滋润。同时,又需要以更为宽广的思维与视野,深切认识中国传统文化的缺陷,例如不重视纯知识活动,未能充分领略好奇耽思与探索创造之乐,缺少个性自觉、孤往独创的精神等等,对发展方式转变的影响与干扰,从而在历史与现实、文化与教育的纵横捭阖中,撑控当前发展方式转变的进程。 这个号示更是文化的回归。转变发展方式,还有必要向社会宣言成人教育的文化回归。这种文化回归,不是对文化简单的重复,是有目的的文化创新和文化推进,是人文精神对发展方式转变的深层关切。它要求中国成人教育摒弃曾有的固步自封的意识,把已往的光辉历史作为新的发展起点,顺应社会文化的发展的潮流,以“推陈出新、百柯争流“的气势,表征出传统文化生生不息的规律和特点,促进发展方式向更高阶梯的转变。 (二)发展方式的转变应是文化的争鸣与争翔 没有文化的争鸣与争翔,仍不是发展方式的转变。中国成人教育作为多元现代教育的集合体,是现代文明内涵与外延持续扩展,生成了“百教齐放、百教争春”的空前盛况。从国家相关统计数据与资料细分,这种多元成人教育的竞放与竞争,不仅表现了广大民众对接受高质量文化教育日益增长的渴求,也照印了,只有现代社会主义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才能赋予中国成人教育发展方式转变,以鲲鹏九天的勇气与坚韧,使它每一根骨骼(体系),每一节肢体(类型),每一条筋脉(机制),无一不贯穿着欣欣向荣的盎然生机。 这个生机源于文化的争鸣。长时期来,人们总是习惯从成人教育本身寻找发展方式转变的动因,漠视甚至无视成人教育与所处时代文化发展的血肉关联。因而,在回应“发展方式转变”相关的诸如,为何要转变?要转变什么?怎样转变?等等关键性问题时,无法从文化制度建设与文化精神塑造的界面给予有力应答,只能“以已论已”,甚至挪用其他理念“缘木求鱼”,致使塌失了参与社会化文化争鸣的对接平台。然而,在社会主义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潮涌下,只有不断强化自身参与社会文化争鸣的地位与法码,中国成人教育发展方式的转变,才能融汇于社会主流文化领域之内,纳入国家文化强国战略构架之中,始终处于政府与社会关注焦点之下。 这个生机源于文化的争翔。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对各类教育的市场竞争早已司空见惯,但社会乃至行业内的一些人,对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教育竞争的理解,却显得片面而庸俗,把“生源竞争、效益竞争”当作市场竞争的全部寓义,而对蕴涵其中的文化竞争则表现出整体性缄默,致使中国成人教育搅入功利性的“恶性竞争”旋涡而至今难以脱身,消解了文化品质,丢却了文化品牌,从“规范化国民教育”退化为“非正规市场教育”的生存危机已现端倪。从战略高度上解析,党中央提出全面推进社会主义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就是要通过倡导和促进不同的领域文化、行业文化、事业文化、学校文化、企业文化等等的比翼争翔,在争翔中让文化成为一切领域和事业发展的软实力,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和谐发展奠定基础,而绽放中国成人教育发展方式转变的盎然生机,必定是文化争翔应有之义。 (三)发展方式的转变应是文化的坚守与坚持 没有文化的坚守与坚持,还不是发展方式的转变。“成人教育”早在我国“元典文化”时期,就被定义为“若藏武仲之知、公绰之不欲、卞庄子之勇、冉求之艺、文之以礼乐,亦可以成人”。时值今天,尽管古今中外的专家与学者,对成人教育的定义林林总总,各独风骚,历史上也曾出现过若干次的发展方式的原初变体,但始终没有脱离这条“文本”主线。由是,在中国文化发展历史上,成人教育虽为寻常之草,但它们却以自尊、自强、自信的傲世激情,成为中华文明发展的元推力。自春秋战国,历朝历代,总有那些不沽名利、重望高名之士,以满腔热情与毕生心血,耕耘与浇灌成人教育这块园地,播种风雅,收获文明,使之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瑰丽奇伟的史篇。继古开今,当下中国成人教育发展方式的转变,当以文化作为永远一致的符号,以文明作为永远统一的头饰,去展示成人教育生命原力的内动。 这种内动离不开文化的坚守。发展方式转变作为一种文化行动纲领,所倡言的文化的坚守,既强调对本土文化的尊重和扬弃、又注重对外来文化的包容借鉴与博采众长,使得中国成人教育所蕴藏的文化元素像井喷一样尽情迸发,在其领域内,每一种教育类型,每一种教育方式,每一种教育层次,都成为人民大众乐而忘返的“伊甸园”。同时,又可将中国成人教育发展方式转变之初,学习与借鉴社会经济以及其他教育发展方式转变的“仿品”,变成具有原创色彩的成人教育发展方式转变的“正品”,且为以后中国成人教育,在如何对待“发展方式”这个事关成败的大课题上,提供不可或缺的“真品”与“珍品”。 这种内动离不开文化的坚持。无须讳言,进入新世纪,在我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却出现了传统文化失忆的悖象,成人教育也身陷其中。办学物质条件的极大改善,并没有成为提升成人教育文化品性的支撑,反倒成为加速下挫文化品味的累赘。其悲哀不在于本身物质条件增长多少,而在于对物质关注的程度超过对文化坚持的力量,致使成人教育的意识形态与物质形态相剥离,滞顿了与社会主义文化和谐发展的进程。因此,成人教育发展方式转变所吁求的文化的坚持,既注重文化传承的开放与开明,更强调在寻获和探究文化创新的思维与行动中,再续成人教育文脉,重振成人教育文风。 三、中国成人教育发展方式转变的文化使命与责任 中国成人教育发展方式的转变,决不是文化形式的简单复制,其优秀使命与基本责任在于,在社会文化与市场经济的互动中,精准把握“推进社会主义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战略意图,为中国成人教育明确新的发展基点,寻到新的发展路向,铺就新的发展平台。 (一)在文化大发展中明确“推进人的现代化”的发展新基点 发展方式转变,就是要在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华现代文明桁架中,淋漓尽致的展现中国成人教育专有的广泛、持续、务实、多元与灵活的个性,。但作为曾经非传统的新型国民教育,如何得到全社会认可,进而得到全民拥戴,这是一个或比成人教育本身发展更难上百倍的历史大课题,需要中国成人教育以明确的发展新基点,作为合格答卷的扉页。 “文治初兴正急贤”,在文化现代化与经济现代化骤合空间,“推进人的现代化”炳明为中国成人教育的发展新基点。这是中国成人教育基于“从根本上解决人的问题”,对推进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的重要性与紧迫性的深刻认识。长期以来,我们习惯于小农经济和产品经济,始终没有解决好人的现代化问题。在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发展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过程中,受过系统社会主义文化熏陶和严格受过市场经济文化教育的人才,显得严重匮乏,而再完美的制度、再先进的技术,若没有合适的人的利用和推行都如同镜花水月。由是,发展方式的转变,就预征着中国成人教育须将以往概念模糊的“培训职业技术人才”、“培养实用人才”,变迁为个性鲜明的“推进人的现代化”。 就哲学而论,“推进人的现代化”应是“人的全面发展”理论在中国成人教育领域的延抻,也是“人的全面发展”理论在中国成人教育发展中不拘一格的实践化与明晰化,它不仅对教育投入的持续增加,教育形式的不断变革,教育手段的有效更新,等等问题给予更为人文的关注,更别树一帜的把人的培养与现代文明发展密切起来,既具自然美,又富规范美,澄明不再培养应试教育的人,而是充分发挥流光溢彩的本体特色,以传统文化的魅力,以现代文明的张力,现代科学的重力,教育人们冲破封闭保守、等级特权等落后的思想道德观念的禁锢,生成自强不息、自由民主、平等竞争、时间效率等新的观念,掌握最先进的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思维科学知识与技术,成为合格的现代公民、专业和敬业的职业化的现代人才,成为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社会因子。 (二)在文化大发展中寻到“推进教育的现代化”的发展新路向 文化发展实践证明,教育的现代化是推进中华文化大发展的主动轮。党在擂起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鼓角时,时刻鸣响起推进教育现代化的集结号。当然,推进“教育的现代化”顺理成章成为中国成人教育的发展新路向。然而,就目前发展现状而言,推进中国成人教育的现代化,则必须在教育定位与教育体系两个现代化方面有破冰之举。 推进教育定位的现代化是宏章序曲。迄今,中国“成人高校招生考试制度”已过而立之年,但其有教育性质与社会定位却尚在歧义之中,时时被“补偿性教育”、“市场性教育”甚至“休闲性教育”,等等主观臆断所缠挠,并由此牵引出政府教育管理机构撤并、教育产业化思潮冲击总总的波涌浪汹。以上状况显露,发展方式转变的首发任务,就是要在社会认知与理论阐释两个层面,廓清中国成人教育的社会性质与阶段任务的本质区别,明辩中国成人教育历史使命与时代责任的现实差异,其中刻不容缓的是,要广泛宣喻社会和人民大众,中国成人教育的性质是现代国民教育,“补偿性教育”只是其中阶段性任务;中国成人教育的历史使命是推进人的全面发展,“市场化教育”也只是其中局部责任,至于其他不胜枚举的继续教育形式,具为成人教育内涵之意。这些概念决不可混淆一谈,否则,不仅贻笑后人,还会给当代中国成人教育发展带来难以预料的障碍。 推进教育体系的现代化是黄钟主律。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社会主义各项事业,千帆竞发,万象更新,惟有中国成人教育体系建设却涛声依旧,仍是枯守着计划招生、依托高校资源、利用大学师资、达到全日制同等水平等等计划经济的遗风余象,凭借历史惯性在市场经济大潮中随波逐浪。这些缺失与漏隙,不仅使中国成人教育神浮气短,还落为了某些人诋诘乃至颠覆成人教育的“口实”。值此时艰,发展方式的转变,则是中国成人教育在社会主义文化改革大潮的挈领下,以迈古超今的坚忍,去面对时代的挑闼、社会的挑剔、市场的挑战,以凝合与凝练现代社会发展必要的现代教育管理体系,现代市场经济必需的现代资源融投体系,现代文化建设必有的现代文明传播体系,现代法治社会必备的现代教育法律体系为抓手,锻铸为现代成人教育体系新航母,奔向未来、奔向世界。 (三)在文化大发展中建构“推进服务的现代化”的发展新平台 在”文治从今遍九州“的大势下,推进“服务的现代化”不仅是对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精义诠注,更当是中国成人教育的发展新平台。尽管目前中国成人教育还是服务机构遍立,服务招牌争竖、服务宣传震天的风生水起,尤其是那些高端市场服务、高端培训服务,需求旺而效益佳,一度成为市场的热点,其他机构争仿的标本。令人遗憾的是,这个旗鼓大张的发展平台却没能让中国成人教育迈入文化殿堂,只能杠着“市场服务窗口”的名号,流落于社会主流文化体系之外。痛定思痛,我们似乎能达成某些共识,即中国成人教育所构建的发展新平台,不是刻意它的层次高低,规模大小、效益多少为着眼点,而是以“正确处理弘扬主旋律和提倡多样化的关系、教育人民和满足人民多样化精神文化需求的关系、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和提高经济效益的关系”,作为优秀价值体系和运行机制实施原则。 引往证今,有人或问,“推进服务的现代化”作为中国成人教育的发展新平台,其究竟新在哪里?以一言蔽之,新就新在它的文德闳阔、文情深沉。首先,服务理念的现代化所张扬的,坚持以人为本,坚持贴近社会、贴近市场,贴近人民群众的服务宗旨,坚持真诚、高效、快速、周到的服务方针,坚持为人的全面发展提供条件,为社会文化发展创造价值的服务目的,给予我们的是大澄澈与大气势。其二,服务形式的现代化所涵盖的,现代远程教育服务、现代学历教育服务、现代移动式教育服务、现代传媒教育服务,现代社会培训教育,等等灿若繁星,给予我们的是大对接与大视野。其三,服务特色的现代化所展示的,人无我有、人有我优、人优我全、人全我变的时代个性,给予我们的是大从容与大变革。 唯有如此,中国成人教育才可文旨重宣,文辉重光。 中国成人教育论文:新时期中国成人教育的经济价值功能分析与实现 摘要:成人教育的经济功能是成人教育发展的动力之一,是成人教育主体与成人教育客体经济价值的集中体现,文章从新经济时代教育发展的新视野分析了成人教育的经济功能,并进一步提出了新经济时代成人教育的经济价值功能实现的思路。 关键词:新经济成人教育 经济功能 实现 如今以高新技术、信息、知识为优秀的新经济初见端倪,人类知识的积累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更新,教育成为重要的生产力,价值的创造已越来越转向智力劳动,教育水平的高低对一国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教育投资的不足和教育事业的落后都会对一国的经济发展状况和水平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谁拥有优势人才谁将在世界经济的竞争中占主导的地位,已经成为世界的共识。世界各国和地区更加重视对以传播知识、创新知识为己任的教育, 尤其是与经济直接交融的成人教育,成人教育特有的教育培训功能使成人教育的经济价值功能得到实现与提升。 一、新时期成人教育的经济价值功能分析 1、成人教育是促进经济发展和增长的助推器; 成人教育属于非义务教育, 相当比重的成人教育是职业技术性质的教育, 直接为产业部门培养劳动力,具有明显的职业性和生产性特点,可以有效提高受教育者的经济收益和择业能力, 以及企业的经济效益。中国属于世界上劳动力资源比较丰富的国家,劳动大军持续不断汲取新知识, 掌握新技术, 从而为经济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新动力。当前我国经济发展正处在关键时期, 面临着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性转变的艰巨任务。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必须依靠科技进步和劳动者素质的提高,而教育对提高劳动力素质具有不可代替的功能。我国要实现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的转变, 成人教育的大发展是关键。 2、成人教育是实现人全面谐发展的动力源; 新经济的发展使得人类拥有的信息量无限扩大,知识更新频率明显加快,社会分工更加精细。职业的不断多样化和就业机会的急剧变动,使通过学制教育中一劳永逸获得终身受用知识或技术的做法过时,人们需要不断学习、终身学习,才能适应日新月异的社会发展进程。 建立终身教育体系,促进人的身心全面、和谐的发展,是中国新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和谐社会的关键所在。成人教育促使每个教育对象在人生的不同阶段所具有的能力和行为规范与所处的社会环境相适应,使他们理解并形成社会协作所必需的共同价值观念、政治方向、思想意识、道德伦理和行为方式,使教育对象在与社会相适应发展的同时形成自己独特的个性品格,具有个体所处时代性和社会性的共同特征。 4、成人教育是拓宽人才资源开发的关键点 。 新经济条件下,由于知识更新速度加快、半衰期的缩短,人们必须不断地为自己补充新的知识,接受新的信息,加强技术培训,以适应这种新环境的快速变化。尤其是各种在职人员必须不断接受新的教育,补充新的知识。而成人教育是拓宽在职人员知识,增加技能,提高工作效率,提高科技、经济和社会效益的有力手段。大力开发人才资源,培养和造就新经济的高素质人才队伍,发展成人教育既是基础,又是关键。为此,成人教育应该成为人才资源开发、创新人才资源增值最重要、最快捷的途径。 二、新时期成人教育经济价值功能的实现 1、确立“以人为本”、“适度超前”的成人教育思想; “以人为本”指不仅尊重和满足成人教育主体作为独立的社会存在自身的合理需要,还要要考虑到教育对象作为主体的内心认同和接受问题。成人教育的教育对象在接受教育的过程中目的性较强,他们往往通过工作时间或社会交往清楚地了解自身发展需求,因此对教育教学中各个环节具有能动的影响力和潜在的作用力。因此,确认“以人为本”的指导思想能够有效地指导成人教育的实施。 知识经济的内涵和特征,导致教育功能与本质发生变化,使教育成为事关知识经济发展全局先导性的产业。知识经济与教育的内在逻辑可以概括“现代化的教育―高科技的知识――高素质的人才――高质量的经济”。知识经济要求成人教育优先发展,即“适度超前”发展。 2、积极推进终生教育体系和制度的建立; 知识与智力是知识经济发展的重要资源,知识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依赖知识的不断更新和智力的不断提高。学习与教育是迎接知识社会来临的重要策略与措施,学校教育无法给予个人一生所要的知识,个人工作上与生活上的实用技能大多数要在离开学校后的成人生涯中获得。成人的继续学习至关重要,成年期的教育与学习活动,亟须加强,更需顽强,教育模式必须由单一的经院式封闭型,变为多样化的家庭、学校等社会一体化的开放型,把从婴儿教育直到老年教育有机地联系在一起。把家庭教育、学校教育、成人教育、社会教育等所有的教育加以组织,形成一体化的终生教育体系。 3、制定面向个体和服经济发展的成人教育目标; 新经济时代要求成人教育的重点,必须由学历教育转向职业教育,要以个体发展和社会经济的需要来发展和完善。一方面要面向教育对象个人职业生涯的发展,即培养出来的人才要具有符合现代技术与现代服务的知识和技能。所学的知识能快速及时地应用于所从事职业的实际工作中,知识面不仅要“专”而且要“博”,要有敏锐地选择知识、辨别知识的能力。面对知识更新速度加快的局面,要学会学习的方法和学习的能力,应具有较强的自我知识更新能力。[1]另一方面,成人教育的教育目标又应该是服务于社会经济发展需要的,成人教育要实现“教育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必须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服务”。成人教育要紧紧围绕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求,改革和调整专业结构,为现代化建设提供必要的智力和技能支持。在培养人才的过程中,通过优质教育服务培养优秀人才,为促进科技进步、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作出贡献。 4、创新成人教育教育内容和教育手段; 经济时代知识更新的加快,要求增强成人教育内容的丰富性和前沿性。成人教育应及时把握人类知识的发展动向,不断吸纳新研究成果,对原有教学内容进行更新、补充。成人教育本身就具有开放型、现代化及覆盖面广等特征。而要实现这一目标,传统概念的“函授”,已经越来越显得乏力,前景不佳。必须加大投入,最大限度地借助广播、电视、卫星、数字通讯、多媒体及计算机网络等先进技术手段和设备,实施教育,赶上现代化步伐,追求最佳教学效果。 中国成人教育论文:21世纪中国成人教育发展的十二大趋势 摘要:21世纪的成人教育已经和正在发生若干重大变化,展现出多彩光芒的美好前景,呈现出多元化、多样化、开放化、产业化、自主化、终身化、社区化、网络化、高端化、国际化、法制化、学科化等十二个发展趋势。 关键词:21世纪;成人教育;发展趋势 作者简介:纪望平(1957―),男,汉族,陕西省勉县人,惠州学院成教学院院长,研究员,主要从事高等教育、成人教育研究,广东省教育厅成人与网络教育科研项目主持人。 中国成人教育的发展变化正在显现若干本质属性和时代特征,它既受经济、政治、社会变革及科技文化知识发展的总量和速度等系统外部条件的影响使然,又受教育系统内部诸因素的相互作用。研究和探索中国成人教育变化演进的规律,有助于从总体上准确预测科学把握成人教育实践运动的发展方向和脉络,在推进经济发展、人才培养和社会进步过程中进一步发挥积极作用。综观本世纪初以来中国成人教育的发展态势,具有以下十二个明显的趋势和走向。 一、多元化 成人教育作为建立终身教育大厦下的一根重要支柱,仅靠大众化的成人高校和开放化的电视大学两极支撑是不够的。在建设学习型社会、扩充成人学习机会的宏大使命中,国家公共教育经费不足的矛盾将会长期存在,建立多元化的投资体制、进一步优化投资环境是缓解这一矛盾的有效途径。在世界成人教育发展大潮的推动下,各级政府、学校及社会各界对成人教育的认同感和责任感正日益增强,社会各个层面对成人教育的参与和合作将更加充分。高校、科研院所、社会行业团体、职业学校、成人文化培训单位、民营办学机构乃至于广大企业,将在政府的提倡、政策的引导和自身利益的驱动下,广开财源,各尽所能,各展所长,发挥各自的优势和特色,有针对性地设计成人教育产品和多元化课程,强化服务功能,有效整合资源,从而形成覆盖全社会的成人学习联盟及支持服务体系,为成人教育不断注入新生力量,使成人教育的办学主体走上多元化的道路。 二、多样化 21世纪的成人需求的多样化、个性的差异化、工作环境的复杂化、职业生涯变异的快速化决定了成人教育的办学形式和层次等必定是丰富多彩的。办学规格多样化,既有多层次多规格的成人继续教育,也有多层次的学历教育;有函授教育,也有自学考试,还有网络教育;有集中培训,也有实践考察;有学校培训,也有电教培训;有级别考试,也有职业资格认证等。教学活动多样化。教学以教员为主导,以学员为主体,教学的内容着重于学员的应用,教学的组织方式既包括课堂的面授指导,更侧重于课堂外的观察、讨论、座谈、实验、实习、讨论、研究、协作、网上教与学的交流等,以充分调动学员的学习兴趣,挖掘学习潜能,提高教学的效能。办学形式多样化。按需要办学,如订单式培养、菜单式培养、套餐式培养、模块化培养等等。 三、开放化 按照中国现代远程教育发展战略构想,在21世纪初,将建设世界最大的“中国开放大学”,由教育主管部门主管或主办的广播电视大学、自学考试系统、函授教育单列机构等教育形式将划归中国开放大学统一规划、统一管理。从目前的实践特征审视,包括独立设置的成人高校、高等职业技术学院、广播电视大学、部分教学研究型普通高校的成教学院、网络学院、民办高校成教部门等是成人高等教育实施开放教育的骨干力量,是处于一线的开放大学,是大众化教育的主力军,将在体制的开放、对象的开放、时空的开放等方面做好文章。服务学习型社会,培养应用型人才,普及实用性技能,构建高等教育层次丰富专业多样的教育“超市”,努力为各类求学者、从业者的知识更新及经济结构调整中的转岗就业提供便捷的教育服务。因此,其开放的重点将在投资管理机制的改革、教学机制的优化及人才培养模式的创新上有所作为,在招生制度上有所突破,在课程设置上更为灵活,在学生的入学资质、学分制管理、教育技术应用及考核评价方面形成自身的特色。成人教育开放化的历史变革还存在以下潜在可能,即入学由考试录取制变为选课注册制,管理以班级和专业为主变为以课程为主,学制由学年制变为学分制或成绩累计制等。政府将加大成人教育的开放和改革力度,使成人教育向所有成人、向全社会开放,机动灵活交替循环无始无终地为一切有教育需求的成人提供教育服务,从而成为21世纪成人教育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四、产业化 穷国办大教育,办全民的终身教育,完全靠国家投入是不切实际的,庞大的教育需求与国家财政支付能力不足的矛盾在短时期内也难以解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高教作为服务产业的基本属性为成人教育产业化铺就了道路,知识资本成为生产力、竞争力的关键因素,知识消费群蓬勃兴起,成为家庭个体仅次于住房、医疗、轿车之后的大宗消费项目。成人教育从公益事业型向事业产业复合型转化。面对全社会日益增长的各类成人教育服务需求,政府将充分发挥市场的调节和资源配置的作用,成人教育的办学主体将通过法人制度,面向市场、面向社会、面向求学者,为就业、转岗、创业、提升和完善自我的各类成人学习者的学历教育和继续教育大开方便之门,并提供全天候、全方位、全过程的支持服务,按照等价交换、供求平衡、优胜劣汰等市场规则进行经营运作,走出一条规划、开发、品牌、服务、自律、完善、提高的产业化发展之路。 五、自主化 随着公有制经济在国民经济体系中所占比重不断降低,市场调节成为经济结构调整的主要手段,下岗失业现象司空见惯视若平常。加之国家推行的一系列人事、劳动、医疗、福利、社保等制度的改革,成人要适应现代社会职业的可变异性,就必须提升自我的可雇佣性,从而自觉更新知识和技能。成人学习动机由过去为国家为人民为单位为现代化建设而学转变为为个人生存和发展而学,由过去的组织要我学转变为我要学,由单位支付学费转变为自己掏腰包,学习完全转变为个体人力资源开发的私人消费行为。在职业生涯的有效管理中,结合工作实际,个人对未来学习目标的期望、学习计划的安排、学习时间的选择、学习方式的确定等带有浓郁的自发性和自主化、个性化色彩,沿袭数百年以来的班级教学制、整体化、齐步走的教学管理和人才培养模式,以及在指定地点、指定时间、指定老师大规模集中成人学习指定内容的方式将不受欢迎并将逐步淡出21世纪成人教育大舞台。 六、终身化 终身教育不仅是成人教育的世界潮流,而且已成为各国政府的教育发展战略和基本国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全面开发世界最大、最丰富、最宝贵的人力资源,是我国21世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中的紧迫任务,建立终身教育体系是教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共同要求。21世纪初以来,知识经济时代的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知识更新速度的进一步加快,社会产业结构的不间断调整,我国进入了一个职位成为“稀缺资源”的“危机社会”,个人和企业为了求得生存必须不断提高专业化水准,进行终生的职业生涯开发。由此引发和带来的人们工作的流动和岗位的变迁,物质生活的改善和休闲时间的增加,人们将伴随现代化建设“三步走”发展战略的落实,按照“活着生活乐活”三步曲的阶段目标追求改善生存状况、提升生活质量的欲望更为迫切,学习型社会的类型也逐渐从学历本位转向能力本位,成人着力于全面提高学习能力、就业能力、创业能力,终生学习成为全体公民的价值取向和生活方式。终身教育与终生学习两股潮流汇聚奏响的时代强音,成为21世纪成人教育的主旋律。 七、社区化 成人教育将是社区教育的主要方式,发达的社区成人教育成为学习型社会的一种重要特征。社区政府根据社区经济的发展需要和财政力量主要举办成人学历教育、扫盲教育。社区办学机构根据自己的能力和实际情况主要举办各种满足成人职业和闲暇需求的继续教育。成人高校将全面突破围墙,将教育向社区中心延伸直至边远地区的居民区和农村,形成集约化、社会化、合作化的办学态势。社区图书室、文化站、体育中心、娱乐中心、成人培训中心等各种社区教育设施和机构,将积极吸纳丰富的高校教育资源,集成社区教育功能,开展娱乐教育、健康教育、职业教育、法律教育、民生教育、老年教育、妇女教育及青少年教育,使教育与人们的日常工作生活融为一体。社区成人教育将向全方位、多样化、实用化方向发展,将在扩大成人教育为社区服务的范围和方式、促进社区精神文明建设、民主建设、承担社区的科技开发、咨询和研究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八、网络化 为缓解庞大的高教需求与我国的优质高教资源非常有限的矛盾,成人教育要实现跨越式的发展必须在现代远程教育方面实现突破,必须采用现代信息技术使我国的普教及各类优质教育资源得到高效率、大范围的利用,使大众真正共享这些资源。同时,借助信息技术在全社会的广泛应用和现代远程教育的巨大张力,为有效解决成人学习突出的工学矛盾也提供了可能,为成人处处能学、时时可学、人人乐学的宽松自由个性化自学创设了条件。“国家将把发展网络教育作为国家信息化的一项基本国策,加大对网络教育的投入,大力加强成人网络教育”。67所试点高校将通过网络教育与函授教育的整合再造辉煌,各类继续教育培训机构通过通信系统直接将课程或教学视频输送到单位和个人的学习终端,奋力打造E―Learning时代的新型成人教育。未来成人教育将充分利用互联网、卫星网、无线网、多媒体、数码光盘和电子课程等手段,建设资源丰富的教学网站和方便快捷的教务管理支持服务平台,大量开发基于B/S模式的网上练习考试系统,为各类成人开拓远程学习新时空,最大限度地调动学习者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这将演绎为成人教育的主流形式。 九、高端化 科教兴国战略的实施,使成人高等教育得到了跨越式发展。随着成人专科教育的普及化和本科教育的大众化,伴随产业升级和高科技的更新换代的拉动,以及我国的新型工业化、农业产业化、农村城镇化和农民市民化进程不断加快,中低层次成人学历教育的市场将逐渐萎缩乃至最终在省、地级中心城市走向消失,成人教育学历层次需求呈现向高端迁移的趋势。世界发达国家成人教育的经验表明,高度普及的和高端发达的成人教育是维系和支撑国家经济发展和人力资源开发的不竭动力。大学后高级进修培训、企业高级技术管理培训、国外中短期培训、在职攻读硕士、博士学位等将成为成人继续教育的新趋势。清华大学、北京大学2004年以来先后取消成人学历教育,转以高层次创新拔尖人才的高级培训为主。持续升温的MBA、MPA热也是成人教育高端化的标志之一。 十、国际化 WTO的飓风将教育国际化的制度屏障一举打破,成人教育作为教育国际化的前沿阵地率先敞开了胸怀。由于我国高等教育发展水平和发达国家相比存在巨大的落差,发达国家的优质教育资源已作为先头部队以迅猛之势在我国成人教育的各个领域抢滩成功,一场输入与输出不对称竞争的序幕业已拉开。由于成人的支付能力较高,国外教育投资集团在我国高级成人职业教育方面已占据有利地位。经济的全球化要求我国成人教育目标上培养具有开放意识的外向型专门人才和劳动者,培养具有国际视野、能适应国际竞争的国际化人才。这一时代命题昭示成人教育必须国际化。然而,国际化也是一面双刃剑。为避免师资及资金大量外流,我国成人教育也必须奋力拼搏,发挥文明大国的文化优势,自建和引进结合,既要引进来,又要走出去,还要吸引外资独立办学,尤其是国内一流的大学和一流的企业,在教育走向世界方面负有重任,要利用自身优势,积极开发国外成人教育市场,努力提升成人教育的国际竞争力。 十一、法制化 成人教育的法律地位将进一步确立并不断完善。上个世纪80年代至2004年以来,中共中央、国务院、教育部先后批转、颁发了《关于改革和发展成人教育的决定》、《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职业教育法》、《高等教育法》及两部面向21世纪的《教育振兴行动计划》,其中都明确了成人教育的地位和任务。21世纪初以来,全国和各地频繁密集的职业与成人教育工作会议文件,国家、省(区)先后出台的成人教育机构设置管理条例、办学评估方案等,尽管尚不完备,但从法律、政策法规的层面为成人教育的发展营造了初步的法制环境,成人教育将从关注数量到注重质量、从粗放式到精细型、从无序到有序、从恶性竞争到依法办学、从市场准入到过程监管认证督导实现一体化的根本转变,走向社会监督、齐抓共管、质量优先、责权分明、监控有力、自我约束、规范管理的可持续发展轨道。 十二、学科化 终身教育时代的到来和学习型社会的建设,使成人教育学的研究对象变得独立突出,学科边界从模糊变得清晰。本世纪之初,在国际成人教育协会及其理论研究热潮的推动下,成人教育众多科研学术机构、团体、刊物、成果和一大批热心的工作者和志愿者,已为成人教育的学科发展奠定了宽广的基础。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创立包含中国成人教育协会在内的中央部委及省、地成人教育协会、学会、专业机构团体70余个,创办成人类学术期刊50余种,出版大型成人教育专著、译著20余部、论著文集200余种。仅2000年以来2万余篇,设立国家、部(委)省、厅(市)级成人教育类研究课题百余项。此外,以华东师范大学1993年设立我国第一个成人教育学硕士点为标志,成人教育的学科地位得到确立。目前,除华东师范大学率先建立了第一个成人教育学博士点外,北京师范大学等8家高校在教育学一级学科博士点中冠盖了成人教育方向,并在覆盖全国主要城市的39所重点高校建立了成人教育学专业硕士点(含方向)。以这些硕士、博士点的建设与发展为平台,成人教育学将跻身于我国社会科学之林,成人教育的学术研究将活力倍增,理论研究更为系统,学术交流更加广泛,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将进入一个新的历史繁荣期和发展期,将有效促进成人教育办学的职业化、管理的专业化和发展的科学化。 中国成人教育论文:从历史的角度看中国成人教育发展的阶段和特点 摘 要:在新中国建立50余年的发展历程中,我国成人教育既有迅猛发展的“凯歌行进”时期,亦有迅速下滑的低谷阶段,其发展过程的高低起伏及阶段性特征与我国特定时期的历史环境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从历史的角度分析我国成人教育发展的阶段和特点,可以使我们高屋建瓴,站在历史的高度审视成人教育的发展历程,从高峰中汲取经验,从低谷中汲取教训,为未来成人教育的持续发展提供借鉴。 关键词:中国;成人教育;阶段;特征 成人教育作为一个国家整体教育体制中正常的和必要的组成部分,其发展历程与一个国家的科学和技术、城市和工业、社会经济和政治的发展、家庭、社会关系以及文化诸领域内发生的变化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穿越历史烟云,历经建设与改革的风雨洗礼,透过历史发展的脉络回看我国成人教育发展史,可以得知我国特定历史时期特有的国情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我国成人教育发展的阶段及其特点。从历史的角度品评我国成人教育发展的历程及特点,可以从不同视角、不同层面总结经验和教训,为今天我国成人教育的创新发展提供弥足珍贵的有益启示。 一、1949-1966年,中国成人教育的产生阶段,以“掌握技能,扫除文盲”为特征,成人教育迅猛发展 新中国建立初期,摆在党和政府面前的首要任务是在战后废墟上,巩固政权、解放生产力、恢复经济、提高人民的科学文化与生活水平。为此,1949年首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制定的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共同纲领》明确提出,“要加强对劳动者的业余教育和在职干部教育”。1950年,政务院(即后来的国务院)指示,确定把工农教育列为国家教育工作的重点。针对当时文盲占人口总数80%以上的严重状况,同年9月,中央人民政府发出了“开展识字教育,逐步减少文盲”的号召。在此期间,广大人民群众欲以高涨的热情投入到祖国的建设中去,但苦于知识与技能的不足,因而纷纷投入到夜校与农校中来,掌握技能、扫除文盲、学习文化成为这一时期我国成人教育的主要内容和特征。 “”前10年,急躁冒进一度使社会主义建设进程遭到挫折,但是,针对社会主义建设需要,党的八大仍然明确提出了“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工业化,逐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的基本方针,由此,知识与人才备受尊重、“两条腿走路”深入人心、半工半读广为推广、工农业余教育蓬勃发展、函授广播教育初露锋芒,到1958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再次发出号召:动员一切积极因素,多快好省地发展教育事业。于是,极具创造性与极富特色的事关国家、社会、企业、农村等各级各类教育、成人教育的“三结合”“六并举”实践,迅速席卷整个中国大地,从而使得1949年至1966年间成为新中国成人教育的起步和发展时期。 二、1977-1985年,进入中国成人教育的“成长期”,其主要特征是以学历补偿教育为主,呈“饿汉扑食、迅猛发展”之势 1966年至1976年,因受“”十年内乱的影响,我国成人教育难以正常开展,基本处于停滞状态。面对“”10年这场“灾难”过后的精神萎枯、文化饥渴、经济孱弱、人才匮乏、教育缺失以及与国际发展水平差距拉大的艰难境遇,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实现了全党工作重点的历史性转变,进入改革开放和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需要规模宏大的各级各类合格人才,需要亿万劳动者政治思想、文化知识和技术技能水平的大幅度提高,然而,改革开放之初,我们面对的是因“”破坏造成的各类人才严重匮乏、劳动者素质同现代化建设需求远远不相适应的局面,与此同时,我国十年积压了大量渴望知识、渴望接受更多教育的人才,这些因“”而“被耽误的一代”人的“大学梦”,出于“将造成的损失夺回来”的补偿心理,产生了对高等教育的强烈渴求,而一两年的高考,不可能容纳那么多人对高等教育的渴求(1977年高校招生不足30万人)。为满足社会对知识和学历的需求,1980年9月5日国务院批转了教育部《关于大力发展高等学校函授教育和夜大学的意见》,提出“积极恢复、大力发展”高等函授教育和夜大学的方针,并将函授、夜大纳入高等教育事业计划。此后,普通高校先后恢复了成人教育,到1985年全国开展夜大、函授等形式的高校达591所,各行各业举办的管理干部学院102所,电大、农民高等学校、职工高等学校迅速发展,自学考试制度在全国逐步推广,从1980-1985年,各类成教高校和办学单位已有1 800个。1979-1980年,成人高教迅速铺开;1981年报考人数突破百万;1982-1984年,报考人数持续增长;1985年达到巅峰,当年报考人数超过170万,录取新生78.8万。这一时期成人高教成为中国高等教育的有力补充,为在“”中被耽误学业的成年人提供了一个继续教育的平台,同期,初等、中等成教也蓬勃发展,形成了我国“第一轮成人教育热”。 三、1986-1991年,中国成人教育步入低谷,其主要特征是成人教育“泡沫化”,学员学习积极性下降、成人高教报考人数迅速下滑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1986年12月,国家教委等有关部门联合召开了建国以来首次全国成人教育工作会议,讨论通过了《关于改革和发展成人教育的决定》,确立了“成人教育是当代社会经济发展和科学技术进步的必要条件”,“是我国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的地位,确定岗位培训、成人基础教育、成人高中等学历教育、继续教育、社会文化和生活教育为成人教育的主要任务。在全国成人教育工作会议和《决定》的推动下,各级各类成人教育学校相继进行调整、规范和改革,以提高质量和效益,地方、行业、部门和社会力量举办成人教育的积极性也得到了进一步的激发。然而,在这一时期中国经济出现“泡沫”现象的同时,成人教育学历也开始“泡沫化”,社会上文凭之风劲吹,人们对于文凭的渴望远远高于对知识的追求,社会上乱办学、乱发文凭、办学单位乱收费等“三乱”现象日趋严重,形成为文凭而学的局面。由于社会对文凭的畸形需要,导致了成人高等教育的畸形发展,学制越来越短,价格越来越高,各教学机构之间为了争取生源而不择手段,成人高等教育越来越背离当初兴办的初衷。在此情况下,一些实行承包经营责任制的企业加大了对职工学习的限制,加之1986年夏季开始实施的全国成人高教入学统一考试和招生计划的“刚性控制”提高了“入学门槛”、成教的“普教化”以及连带产生的“学用脱节”“工学矛盾”制约了成人的学习积极性,使成人教育市场疲软,报考人数连年下滑。1986年,成人高教报考人数迅速降至130万,录取56.4万;1987-1991年间,除个别年份外,年报考人数均徘徊在110万~120万之间,年录取人数不超过50万。成人教育的滑坡,促使成教界进行反思、调整,1990年国家开始治理整顿三乱,至1990年10月全国1 300多所成人高校自查抽查结束,三乱现象得到遏制, 118所成人高校被取消建制,经过整顿,成人教育逐渐走出低谷。 四、1992-1997年,中国成人教育“梅开二度”,各级各类成教进入快速发展的新阶段,其主要特征是政府支持力度加大,成人高等学历教育和岗位培训齐头并进,成人教育热浪滚滚 1992年初,邓小平南巡讲话发表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掀起新高潮,党中央、国务院根据邓小平同志的谈话精神,做出了“抓住当前有利时机、加快改革开放的步伐、使经济建设隔几年迈上一个新台阶”的战略决策。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各类从业人员提高素质、培训技能的需求比改革开放之初更高。顺应经济、社会高速发展的人才需求,各级政府和教育部门也认识到,要使经济和社会持续、高速、健康地发展,适应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就必须大力发展成人教育。此后,政府及教育主管部门对成人教育的支持力度空前加大。1992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四大提出了“积极发展成人教育”的方针;1993年2月,国务院印发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明确提出“成人教育是传统学校教育向终身教育发展的一种新型教育制度”,“要逐步建立以政府办学为主体、社会各界共同办学的体制”,办学体制的重大变革突破了传统的办学模式,改变了以往政府包揽办学的格局,为全民接受教育提供了更多的机会与渠道;1994年6月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召开,确定了“大力发展”成人教育的方针;1995年3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明确规定“国家实行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制度”。政府的政策支持致使各级各类成教进入快速发展的新阶段,报考和招生人数不断攀升。1992年成教报考人数144.3万、录取59.2万,“二轮成教热”初露端倪;1993年报考170万、录取86.3万,势头猛进;1994年报考189万、录取近90万,掀起热浪;1995年报考216.6万、录取91.4万,持续高涨。到1997年,成人高校录取新生首超100万。与此同时,成人高等自学考试也不甘人后,1993年秋季报考人数突破200万,1994年春季达到276万,秋季上升为295万,1995年春季增至365万,同期的岗位培训、继续教育也持续升温,逐步走向规范化、制度化。在成人教育顺应经济、社会需求蓬勃发展之时,来自传统教育观念对成人教育的种种争论也此伏彼起,引发了成教机构自上而下的撤并改组,致使从90年代末期开始我国成人教育进入曲折发展阶段。 五、1998年至今,中国成人教育进入曲折发展阶段,其主要特征是各种因素的影响导致成人高等学历信誉下降、招生数量滑坡,成人教育理念急需转型 90年代末期,我国经济、社会的持续健康发展、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快速推进,要求国民素质同步提升,加之十五大“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着力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为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的精神鼓舞,也为成人教育的生存、发展提供了社会基础。然而,1998年中国普通高校大规模扩大招生,大学在校生人数从每年500万人扩大到了每年800万人,2001年教育部又取消了考生“未婚、年龄不超过25岁”的限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和冲击了成人高考。与此同时,一些地区盲目追求文凭和高层次学历等不良办学思想,过度扩张成教招生规模,损害了成人教育的声誉,甚至出现了成人教育商品化的现象,致使成教学历在劳动力市场上的处于“二等公民”地位,也影响了成人教育的健康发展。此外,在成人教育的管理体制上,政出多门、为基层服务不够,缺乏有力的宏观指导和管理,致使各方面办学的积极性没有得到充分发挥和正确引导,以上诸多因素致使1998年以来我国的成人教育规模出现低迷,大批成教、职教办学主体陷入困境。正如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成人教育研究中心副研究员张竺鹏所说:“成人高校正以每年10%的速度减少。上世纪90年代后期特别是本世纪以来,成人教育急剧滑坡,目前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人大政治学系教授张鸣也认为,“成教发展到今天已经完全异化了,成教文凭根本没有市场……,成教必须转型,否则总有一天会寿终正寝。”2004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表明:全国成人高中、成人中等专业学校比上年有所减少,招生人数也呈下降趋势;成人高等学校505所,不到全国各类高等教育学校总数的1/4;成人高等教育共招生221.16万人,仅占全国各类高等教育总规模的1/10,与发达国家相距甚远。总之,目前我国的成人教育发展滞后于市场经济运行机制和制度创新的步伐,成人教育尚未真正形成以市场需求为导向调整、配置教育资源、主动适应经济社会发展要求的办学机制,仍不适应我国市场经济体制下成人教育发展的要求。有鉴于此,成人教育理念急需转型。 纵观建国50多年来成人教育的发展历史,我国成人教育取得的巨大成就有目共睹。但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科学技术的日益进步和知识经济时代的来临,如何面对新形势、从战略的高度转变成人教育理念是我们当前必须认真研究和解决的重大课题。 中国成人教育论文:新中国成人教育政策法规透视 摘 要:成人教育政策法规是维系成人教育生命的最关键的因素。新中国成立后,成人教育政策法规不断调整,不断发展和完善。当前,成人教育法规建设需要建立以《成人教育法》为主干,以各种成人教育“条例”、“规程”、“办法”等具体的政策、法规为支撑的协调一致、层次有序、完整统一的体系。 关键词:成人教育;政策法规;文本;特征 新中国成立以来,成人教育改革的历史,就是成人教育政策法规不断调整的历史,也是成人教育政策法规研究不断发展的历史。 一、新中国成立之初成人教育政策法规文本及其特征 1.新中国成立之初成人教育政策法规主要文本 新中国成立之初,党和国家的第一代领导集体,为了恢复和发展经济并使劳动人民在政治、经济、文化上彻底翻身,明确地把发展成人教育作为建国初期的重要国策。1951年10月1日,国务院公布了《关于改革学制的决定》,《决定》以法令的形式确定了成人教育在教育体系中的地位。同年,党中央决定成立扫盲工作委员会和职工业余教育委员会。政务院、教育部分别颁发了《关于开展农民业余教育的指示》、《关于发展职工业余教育的指示》及《各级职工业余教育委员会条例》。扫除文盲工作委员会会同教育部等颁发了《关于扫盲标准、扫盲毕业考试等暂行办法的通知》、《关于筹办扫除文盲协会的通知》、《关于组织农民常年学习的通知》、《关于职工业余文化教育工作的通知》等。同期,党和政府分别了《关于在职干部学习的通知》、《关于加强干部文化教育工作的指示》。1956年党中央决定按照高级党校办学模式,在基础较好的工业大学开办领导干部特别培训班,以适应工业发展的需要。 2.新中国成立之初成人教育政策法规的特征 以法令的形式确立了成人教育在教育体系中的地位,成人教育的发展被纳入国民经济发展计划,客观上使成人教育由最初的工农文化翻身的政治需要变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需要,实现了成人教育在办学方向和目的上的社会主义改造。由此,工人教育、农民教育、干部教育、扫盲教育和知识分子再教育得到迅速发展。 二、“”前十年成人教育政策法规及特征 1.“”前十年成人教育政策法规主要文本 1958年,随着“”的出现,多快好省地扫除文盲、普及教育,培养出一支数以千万计的又红又专的工人阶级知识分子队伍,成为了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巨大的历史任务之一。据此,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了《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关于在农村中继续扫除文盲和巩固发展业余教育的通知》。教育部下发了《关于农村业余教育的通知》。1958年5月,刘少奇发表了《我国应有两种教育制度、两种劳动制度》的重要讲话。讲话指出,我们国家应该有两种主要的学校教育制度和工厂农村的劳动制度:一种是全日制的学校教育制度和工厂里面、机关里面八小时工作的劳动制度;另一种是跟这种制度相并行的教育制度,就是半工半读的学校教育制度和半工半读的劳动制度。广大人民群众都积极拥护和支持两种教育制度的改革构想,《人民日报》相继发表了《大量发展民办农业中学》、《举办半工半读工人学校》的社论。此时发展半工半读、半农半读学校,已经成为一种势在必行的发展趋势。 为加强函授教育管理,1963年教育部下发了《关于加强高等学校和中等专业学校函授、夜校教育的通知(草案)》,由此,函授教育管理步入规范的轨道。 2.“”前十年主要成人教育政策法规的特征 起初,由于受“”错误思想的影响,使得当时制定的成人教育政策法规超越了历史条件,表现出一定的盲目性。1962年我党认真总结了建国以来的经验教训,根据计划经济的特点,提出“实事求是、量力而行”,按照“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进行了有效地调整,明确了整个民族的教育制度――半工半读制度,启动了函授广播电视教育,在办学形式上提出“三结合”、“六并举”,于是,由国家、社会、企业、农村组织共同参与的各类各级教育、成人教育很快在中国大地上发展起来。 三、改革开放以来成人教育政策法规及其特征 1.改革开放以来成人教育政策法规主要文本 自1987年开始,中国成人教育进入了改革与发展的历史阶段。党和国家多次召开成人教育重要会议,并出台了一系列成人教育改革政策。1985年,党中央颁布了《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确立了成人教育在国民教育体系中的重要地位。1987年,由国务院批转的国家教委《关于改革和发展成人教育的决定》又明确了成人教育的发展目标和发展任务,这在我国成人教育发展史上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1993年,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了国家教育委员会《关于进一步改革和发展成人高等教育的意见》,提出了动员社会各方面的力量,大力支持、积极兴办多种形式、多种层次、多种规格的成人高等教育,制定了一系列的政策法规。 (1)加强职工岗位培训。1991年,中共中央、国务院了《关于加强职工教育工作的决定》,同年,国家教委颁布了《关于加强岗位培训管理工作的意见》。1994年,劳动部、人事部印发了《职业资格证书规定》。1995年,中央组织部、国家教委等5单位印发了《关于加强干部培训管理的若干规定》。同年,国家教委印发了《成人中等专业学校校长岗位培训规范(试行)》。1996年,劳动部、国家教委印发了《企业职工培训规定》。这一系列文件规定,推动了我国岗位培训制度的建设,成人教育不断取得进步与发展。 (2)扫盲与堵盲并重。1978年11月,国务院印发了《关于扫除文盲的指示》,正式提出“一堵、二扫、三提高”的扫盲基本方针,从指导思想上清除了以往“重扫盲轻堵盲”的错误认识和在巩固提高工作方面存在的弊端,加强了扫盲的法规建设。我国政府有关或涉及扫盲教育共制定了七部法律,它们是《宪法》、《教育法》、《义务教育法》、《未成年人保护法》、《残疾人保障法》、《妇女权益保障法》和《监狱法》,两部法规,即《扫除文盲工作条例》和《残疾人教育条例》。扫盲教育成为解决“”遗留问题的重要举措。 (3)建立了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制度。1981年1月13日,国务院批转教育部《关于高等教育自学考试试行办法的报告》,决定建立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制度。1993年,颁发了《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纲要》中明确规定:“要完善和发展自学考试制度,鼓励自学成才。”1995年,国家教委了《关于高等教育自学考试社会助学工作的意见》。1996年,正式颁布了《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开考专业管理办法》。这些指导性文件和管理措施,为高等教育自学考试的建立和发展起到了保驾护航的作用。 (4)鼓励社会力量办学。针对民办教育在恢复起步过程中管理和办学方面出现的问题,国家教委依次了《关于社会力量办学的若干暂行规定》、《关于社会力量办学几个问题的通知》、《社会力量办学教学管理暂行规定》、《关于加强社会力量办学管理工作的通知》等,从此,社会力量办学迅猛、健康地发展起来。 (5)成人高等教育管理的改革深化。在成人高等教育招生、办学资格审批权限、规范管理、教学计划的制订、教学过程的实施、证书管理、成人高等教育评估等方面均制定了相应的规范性文件。如:1985年国家教委发出的《关于不得自行组织国家承认学历的统一考试的通知》,1987年国家教委印发的《普通高等学校举办函授教育暂行工作条例》及《普通高等学校举办函授和夜大学审批手续的通知》,1990年国家教委颁发的《关于普通高等学校治理整顿工作的若干意见》,1992年国家教委的《成人高等专科教育制订教学计划的原则意见》,1993国家教委制定并印发的《函授教学过程实施要点(试行)》、《关于成人高等教育毕业证书统一负责制及加强管理的若干规定》及《关于各类成人高等学校评估工作的意见》等。 2.改革开放以来成人教育政策法规的特征 (1)对成人教育的认识有了新的飞跃。成人教育是我国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与基础教育、职业教育、普通高等教育具有同样重要的意义,认识到成人高等教育与社会各方面都具有紧密的联系。 (2)解决“”遗留问题。职工双补教育作为解决“”遗留问题的重要举措,将扫盲教育与普及初等教育、扫盲后巩固提高的继续教育三者有机结合起来。 (3)成人教育开始履行新一轮的使命与任务。成人教育已不再是过去的工农教育,也不是对未接受学校教育的成年人实施的补习性教育,相反,它是针对所有社会成员提高素质与能力的教育。成人教育工作的重点实现了由对青壮年职工的思想教育和文化技术补课向开展岗位培训的转移。加强岗位培训,实行持证上岗,进行制度化管理。 (4)成人高等教育经过实践――调整――再实践,在办学形式、办学层次和规模上得到更大发展。成人高等教育在招生、审批、管理、评估等方面进一步规范。自学考试作为一种广受成年民众青睐的新型方式在全国蓬勃兴起,力度不断加大。农村成人教育纳入绿色证书计划、星火计划。社会力量办学采取了“积极鼓励、大力支持、正确引导、加强管理”的“十六字方针”,明确了社会力量办学应当以职业教育、成人教育、高级中等教育和学前教育为重点,使民办教育与经济体制、科技体制、教育体制改革以及社会发展紧密相联。 半个世纪以来,成人教育政策法规的制定,始终紧紧围绕巩固民主政权、解放生产力、振兴国民经济、提高国民文化水平的基本目标而展开,紧紧围绕发展生产力,实现工业化,满足人民群众物质文化需要的基本任务而延伸。改革开放以来,在党的领导下,成人教育政策法规的制定,依然坚定不移地与经济结构改革同呼吸,与经济制度重构共命运。同时,它又义无返顾地以践行科教兴国战略、建设人力资源强国为神圣使命,以促进两个文明建设、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与文化生活需要为光荣职责,通过维系成人教育的发展,促进人民综合素质的提高和国民经济的发展。 目前,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更需要大力发展成人教育。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成人教育的服务对象已经从早先的工人、农民、军人、干部、科技人员扩展到了更多的社会人群,尤其是社会转型期需要得到特别关注的失业与创业人群、妇女与老年人群、流动人群与社区人群以及社会归正人群等。因此,制定成人教育政策法规的视野应扩充到对就业、再就业、创业培训、资格证书培训、干部培训、执政管理能力培训、党员先进性教育、社区成人教育、老年教育、弱势人群教育、社会归正人员教育等方面。在成人教育法规建设方面,需要建立以《成人教育法》为主干,以各种成人教育“条例”、“规程”、“办法”等具体的政策法规为支撑的,协调一致、层次有序、完整统一的成人教育政策法规体系,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成人教育的健康发展提供有力保障。 中国成人教育论文:中国成人教育发展前景探析 [摘 要] 成人教育的目的是实施终身教育;成人教育具有社会性和正规性等特性;成人教育的类别和形式是多元的;成人教育的前景是光辉灿烂的。 [关键词] 成人教育 终身教育 发展前景 中国 探析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随着中国加入WTO,我国教育也出现了全球化、国际化的发展趋势。党的十六大、十七大将“形成全民学习、终身学习型社会,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构建终身教育体系”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和任务。在构建终身教育体系的过程中,成人教育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成人教育发展迅猛,硕果累累,为我国教育事业的全面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本文将从成人教育的基本概念、特性、形式、现状等方面进行分析,从而揭示中国成人教育壮观灿烂的前景。 一、终身教育与成人教育 终身教育与成人教育是两个不同的概念。终身教育,是贯穿个体生命全过程的教育。其组织包括学龄前教育、学龄期青少年的各级学校教育、大学后继续教育及各种类型的成人教育。而成人教育则是终身教育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它通过业余、脱产或半脱产的途径对成人进行教育。终身教育的目的在于:维持和改善个体的发展与社会生活质量,以适应社会急剧变化和科学技术迅速发展的需要。而成人教育的根本目的却在于:实施终身教育。成人教育更偏重于获取学历文凭,以满足社会及个人的需要。可以说:终身教育是教育观念和思想意识的问题,这是世界潮流;而成人教育则是具体教育环节和教育方式问题,是被国际公认的“顶点教育”。 二、成人教育的特性 成人的年龄、心理及生活环境等方面的因素,决定了成人教育的特性。 (一)成人教育具有“社会性”和“非正规性”。这是成人教育最主要的特性。 成人教育是一种具有广泛社会性质的教育活动。是一种非官方的、社会的、民间的教育。它的学习对象最多,并能满足社会各阶层、各群体及成人学习者教育的需求,满足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 成人教育又是一种非传统的教育方式。在学习时间和学习方式上有较强的灵活性。它能够满足社会及成人学习者的需要。 (二)成人教育体现成人学习者的“自主性”和“自觉性”。成人学习者由于工作和自身条件的不同,自主选择不同的学习方式,以满足生活及实际工作的需要。成人学习以自学为主,虽然有面授和答疑的机会,但毕竟有限,因而靠学习者自觉地学习。因此,成人学习者必须具有高度的自觉性。 (三)成人教育体现成人学习者的“功利性”和“实用性”。成人教育有学历教育和非学历教育之分。但当前成人选择学习的方式,一方面是为了自身工作的实际需要,另一方面则是为了取得学历文凭。更多的成人学习者由于学历不达标而不能从事更理想的工作,也有一部分成人学习者则是由于工作的实际压力所迫而不得不再学习以增长知识,以适应实际工作的需要。 (四)成人教育体现成人学习者的“创造性”和“成就感”。由于年龄、生活阅历和工作经验等因素,决定了成人独特的思维能力。因此,成人教育应该体现成人的“创造性”和“成就感”,让成人学习者通过对知识的学习及对问题的分析研究以获得独特的见解,突出其独特性。同时成人教育学校还应该提供一定的平台,让学习者有机会把自己的创造成果展现出来,使其获得成功的喜悦。 (五)成人教育体现“时代性”和“变革性”。成人教育通过各种形式让学习者从思想上更新观念,明白今天投身于成人学习是时代的潮流,是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同理,成人教育更要从成人学习者的实际出发,对教材和教学方法进行改革,使成人学习者乐于学习、勤于学习而又学有所获。 三、成人教育的类型和形式 成人教育的类型是多元的。成人教育的类型按其功能可概括为:补偿教育、继续教育、成人职业教育和社会化生活教育。 补偿教育包括扫盲教育、文化基础教育、学历教育。其目的就是使那些因各种原因失去教育机会或未完成正规基础教育的人提供第二次教育的机会。 继续教育的目的主要是为那些已完成正规学历教育的人继续提供学习新知识,提高专业水平能力的教育。继续教育是当今成人教育的主流。也是成人教育发展的主要方向。 成人职业教育的目的是培养和提高成人就业或从业的能力。它能扩大成人就业的机会,同时也是为了提高在职人员的职业能力。 社会文化生活教育的目的是满足社会成员个人的教育需要。这是非学历的、非功利的、最自由的一种素质教育方式。 成人教育的形式也是多元的。目前我国成人高校类别繁多,其形式包括:广播电视大学、夜大、职工高等学校、民办高等学校、管理干部学院、成人教育学院、继续教育学院、现代远程教育学院、网络教育学院、独立设置的函授学院、普通高校举办的成人教育、卫星电视教育及高等教育自学考试等成人教育、成人中专学校、成人中学、成人技术培训学校、农民文化技术学校、农业广播电视学校和中专自学考试等成人中、初等教育。此外还有网络大学及各种进修、培训辅导性质的函授、面授学校。有的学者还将“视听学习”“业余学习”“脱产学习”等方式视为成人教育的形式。 四、成人选择再学习的目的和心理 (一)学习目的 读书使人充实,读书使人快乐。离退休的老年人,或有一种孤独感和寂寞感;或还感受到精力充沛,尚可发挥一点余热;或想为子孙后代做点表率――因而选择了上老年大学再学习的方式。他们通过学习,既可增长知识,丰富生活,陶冶情操,又找到了乐趣,还充实了自己;既可关注社会和国家大事,又思考了人生,更好地实现人生价值,还保持了大脑生机,延缓了衰老,促进了健康。 为学历达标,减轻工作压力。成年人读书,除老年学习者外,多数人学习的目的都在于获取学历文凭。因为种种原因,很多人错过了正式的普通高校的学习机会。因学历不达标而不能进入更理想的部门工作,也正由于未能达到一定的文化程度,原有的知识适应不了高新技术发展的需要,因而需要再学习以获得更高的学历文凭,从而适应更理想的工作需要。 为履职晋级,获得更好待遇。成人学习者为获得文凭,丰富知识,充实自己外,有相当一部分人则因为学历不达标而职称上不去,因而只有再选择学习,以满足晋升职称的需要。 (二)学习心理 成人选择不同教育形式的心理,由其年龄、工作性质等因素决定。 1.成人选择自考是由于自考不设门槛,没有入学考试,又不受年龄、性别、职业及原有学历的限制。同时,考试过关一科在几年内都有效。正由于入学容易,且灵活,故而自考人数多。 2.成人选择电视大学是因为电大招生形式灵活多样。成人专科生:招收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在职人员及广大社会青年,参加全国统一成人考试,上线录取,并按学习形式(脱产、业余)修完本专业教学计划规定课程,成绩合格就可以颁发国家承认的大专学历证书。 普通专科生:招收普通高校录取线下考生,经参加全国统一考试后按新规定的电大录取分数线录取。学习形式一般为全脱产,修完规定课程成绩合格,颁发国家承认的大专学历证书。 注册视听生:招收高中毕业学历或相当于高中毕业学历的在职人员和社会青年,实行免试入学。学习形式一般以业余自学为主。学习成绩合格后颁发中央电视大学专科毕业证书。 第二学历:凡持有国民教育系列专科毕业证书,选择第二专业学习者,可免试入学。学习形式与成人专科相同。 开放教育生:凡具有国民教育系列高等专科以上学历,均可报读开放教育本科相同或相近的专业。实行免试入学,宽进严出。修完规定课程,达到毕业最低学分要求,颁发国家承认的本科毕业证书。 高等职业教育生:招收中等专业学校、职高、技校等相关毕业生或普通高中毕业生和具有同等学历在职人员和社会青年,参加全国统一考试。 电视大学发展迅猛而且形式灵活多样,为成人考生提供了较好的条件,因而报考人数较为可观。当今远程教育已实现教育的全球化。 3.成人选择函授大学,是因为与自考和电大相比,函授大学是以有计划、有组织、有指导的自学为主。函授虽然要参加全国统一升学考试,但取分线并不高;每学期所学课程都由任课老师事先拟出计划,学员可在面授前按老师的要求自学并完成作业;考试过关率较高。所以成人也较喜欢这种方式学习。 成人除选择以上几种方式外,还选择夜大学、视听学习、业余学习、脱产学习辅导等非学历教育学习。成人通过非学历教育培训,能满足实际工作的需要。加之非学历教育的学习方式较灵活,因此成人也较喜欢参加非学历教育培训。 五、成人教育现状 社会的发展离不开教育,国家的富强离不开教育。改革开放30年以来,我国的成人教育在发展中前进,在前进中发展。取得了可喜的成绩。据教育统计: 1978年――1998年:全国扫盲7693万人;成人高等教育共毕业本、专科生992.21万人。 1992年:全国成人高等学校在校生81.43万人;成人中等学校在校生91.47万人;成人初等学校在校生828.89万人;农村接受各种实用技术培训农民达4400万人次;城市接受各种岗位培训的职工达4000多万人次。 1998年:成人初、中、高等学校在校生规模分别达到538.55万人、67122.77万人、282.22万人。 2001年――2007年:全国扫盲1200万人;全国开展实用技术培训4.13亿人次; 2005――2007年:开展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1.06亿人次; 2006年:参加各类培训和学历教育的企事业职工共计9174万人次; 1999年――2007年:电大系统开放教育累计招生458万人,毕业学生达238万人,在校生200余万人,电大培养的高等学历毕业生突破600万人,各类非学历教育培训超过4000万人次。 近年来,农村成人学校均规模已达到7000万人次。 目前,我国独立设置的成人高等学校有962所,教职工20.39万人,兴办函授、夜大学历教育高等学校1311所,各类成人中等学校40余万所,成人初等学校18万所。 我国成人教育取得的成绩是卓著的。然而,面对激烈变动的社会环境和日益迅猛的社会发展,面对社会竞争、潮流和变化的威胁和挑战,我国的成人教育的发展还面临着许多困难和问题。具体表现在:1.人们对成人教育重要性的认识还缺乏一定的思想高度。2、政府对成人教育的经费投入尚不足,许多成人学校在设施等多方面的条件都还很落后,难于适应快速发展的网络教育的需要。3、成人教育培养计划滞后于社会发展对人才的需求。4、成人教育管理体制和监督机制还不够完善;5、一些成人学校办学宗旨出现变异。成人教育的宗旨在于发展成人高教事业,为那些由于历史和社会的原因而未能获取高一级学历文凭的各方面成人提供条件,以满足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然而,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目前一些成人大学办学思想也随之发生了变化,只重数量不重质量。6、管理监督机制尚不健全,办学网络尚不完善。一些成人学校在教学和管理方面都不严,授课教师的随意性很强,而且教考还不甚分明。这就容易让一些平时不上课而又善于投机的学员钻空子。7、大多数成人教育学校还主要使用普通教育的教材,显现不出成人教育的特点;8、成人教育的教学手段和教学方法还很落后,还不能很好地调动学员自主学习的积极性。 综上所述,成人教育是多元化、终身化、弹性化、动态化的。纵然成人教育当前还存在诸多方面的困难和问题,还有待于进一步完善体制、规范管理,有待于进一步完善成人教育网络,有待于进一步革新教材,改革教育教学模式,有待于进一步建立开放灵活的成人教育体系。然而成人教育的发展是健康的,前景是光辉灿烂的。在党和政府高度重视终身学习的大环境下,成人教育将以其独特的教育类型和多元的教育形式发挥其重要的作用,培养出各种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新型的专门人才,为建立学习型社会,促进中国教育事业的全面发展,为中国的繁荣和强盛做出更大的贡献! 作者简介: 常业安, 男,1957年生, 云南昭通人 ,高级讲师 ,文学学士。主要从事语言文学教学及管理研究。 中国成人教育论文:慕课与中国成人教育转型分析 一、问题的提出 中国社会转型期带来中国教育转型,教育现代化已经成为信息时代的主流声音。2010年颁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强调了成人教育在建设学习型社会中的重要作用,同时提出了“大力发展现代远程教育”的目标,提倡“建设以卫星、电视和互联网等为载体的远程开放继续教育及公共服务平台”。中国成人教育学者对信息化时代成人教育发展开展了多项研究,如张新、谭艳芳(2012)提出了网络化教育时代成人教育发展的策略,主张成人教育应该转变教育理念,充分利用互联网的资源优势,转变成人教育功能[1]。2012年,大型开放式在线课程(MassiveOpenOnlineCourses,简称MOOC或MOOCs,国内音译为“慕课”)以浪潮般的气势迅速在全球展开,该年被称为“慕课”元年。此后,国内外教育界迅速掀起了“慕课”建设与推广的热潮,“慕课”在高等教育、基础教育领域都炙手可热。结合国内成人教育的特点,不难看出“慕课”在中国成人教育转型中可以大有文章,鉴于此,本文在梳理“慕课”的发展与特点的基础上,分析“慕课”在中国成人教育转型中的优势,并进而提出“慕课”时代背景下中国成人教育的转型策略。 二、“慕课”的发展及特点 (一)“慕课”及其发展 “慕课”,简言之就是“大规模网络开放课程”[2],由乐于分享的机构或个人制作并到网络,供学习者使用。因为网络的普及,理论上它可以借助网络的传播,架构起全世界的学习者与讲授者之间的桥梁,实现教与学的无空间限制,因此“慕课”被称为“印刷术发明以来教育最大的革新”[3]。在网络远程教育的基础上,2008年,加拿大的两位教授大卫•科米尔(DaveCormier)和布莱恩•亚历山大(BryanAlexander)首次明确提出了“慕课”的概念。2011年美国斯坦福大学的《人工智能导论》课程被认为是首个引起全球关注的“慕课”课程,先后吸引了16万学生注册学习。2012年,美国、英国、加拿大等世界多个国家和地区开始了“慕课”建设,“慕课”大有“忽如一夜春风来”的发展之势。英国的“未来学习”(FutureLearn)、美国的三大“慕课”平台Udacity、Coursera和Edx、澳大利亚的“开放学习”(Open2Study)、日本的“日本慕课”(JMOOC)等国外“慕课”平台都已经有了成千上万甚至几百万的来自全世界的学习者注册参与学习。国内很多高校和机构也开始了“慕课”的探索,清华大学的“学堂在线”等“慕课”平台也脱颖而出。慕课”浪潮已经迅速席卷全世界教育界,全球最优质的教育资源可以借此分享到每一个需要的学习者手中。 (二)“慕课”的特点 与普通的远程网络教学或在线学习软件不同,“慕课”有其自身独特的特点。首先,“慕课”通过全球网络的传递,实现了覆盖范围的大规模化,各类优质教育资源的聚集带动了各课程的传播。哈佛大学“正义”(Justice)课程,原来平均每年只有750名选修,现在“慕课”上的学习者已经难以计数[4]。二是“慕课”的易获得性,任何人都可以免费参与到其提供的所有网络课程的学习,不需要参加任何入学考试,也不需要缴纳学费,如清华大学的“学堂在线”,学习者只需要同进入社交论坛一样填写用户名和邮箱地址等内容就可以完成注册,成为正式学员。而且借助网络之力,学习者可以不受地域和空间的限制,随时随地进行注册学习,可以在工作之余进行碎片化分段学习,学习者在选择课程时也不受专业限制,可以根据学习意愿选择任何自己喜欢的课程。三是互动性,“慕课”不仅仅是教学视频的简单汇总,在“慕课”平台,学习者之间、讲授者与学习者之间可以互相交流,可以通过游戏浸入式等不同手段实现网络测试,学习者不会感到学习的孤单无助,反而可以通过相互评价等方式提高学习的参与兴趣和热情。 三、慕课在中国成人教育转型中的优势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提倡大力发展非学历继续教育,稳定发展学历型继续教育。“慕课”在基础教育、高等教育等领域炙手可热,但是实际上在成人教育领域,尤其是非学历成人教育领域,具有独特的推广优势和可操作性。 (一)“慕课”有助手保障教育公平 中国成人教育经历了恢复调整、改革发展后,已经进入到深化改革阶段,现阶段中国成人教育已经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但是依然存在着很多问题,如教育资源的区域差异太大,无法保障教育公平,某些地区仅仅把成人教育“当成是一种创收手段”,注重其经济效益,而忽视其社会效益,造成了成人教育质量下降,也无法保障教育资源的发展和配置,教师师资建设和课程建设投入不足[5]。同时受城乡二元结构体制的制约,成人教育在发达地区和不发达地区的区域发展差异一直存在,尤其是农村成人教育资源短缺,农村成人教育发展受到制约。“慕课”的出现刚好可以从很大程度上解决这一问题,保障教育公平。一方面,“慕课”提供了大规模的优质教育资源,这就意味着,无论是在沿海地区还是在内陆地区,无论是在城市还是农村,学习者均可以通过“慕课”学习自己需要的和喜欢的课程。而且可以通过搜索,不受限制地选择实用性强的课程进行学习,并得到讲授者的指导,与其他来自世界各地的学习者共同探讨。另一方面,“慕课”提供的教育资源都遵循共享的原则,所有优质教育资源都免费开放,这为可能因为经济原因无法享受教育的学习者保障了受教育的机会,尤其对于意图接受非学历教育的学习者作用巨大。教育公平的保障有利于成人教育建设学习型社会的目标实现,有利于终身教育的推广普及,有利于弥补教育资源不均衡造成的教育差距。 (二)“慕课”有助于保证学习便利 随着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的推进,中国成人教育的对象中在职教育的比例日益增大。笔者曾就某成人教育学院2012级部分接受学历成人教育的学生进行抽样调查,共涉及5个班级,调查问卷发放143份,收回139份,其中有效问卷135份。在这135位调查对象中,男生78人,女生57人;其中在职学生105人,比例高达77.78%。在回答“你的工作是否会影响出勤”这一问题时,39位学生选择了“经常”,占在职学生的37.14%;48位学生选择了“偶尔”,占在职学生的45.71%;只有18位学生选择了“基本不”,占在职学生的17.14%。有相当部分学生需要在下班后穿过半个城市赶到学校上课,有时到达学校,都错过了上课时间。这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成人教育效果的不理想。“慕课”的易获得性可以解决这些学习者的学习时间和空间的问题,保证学生的学习便利。借助“慕课”,学习者可以利用工作之余的碎片化时间进行学习,而且在空间上也不再受到限制,他们可以在自己的办公室学习,也可以在咖啡馆、地铁、卧室等任何能够连接到“慕课”学习平台的地方学习。线上学习中遇到的问题可以与选择同一课程的学习者和课程的讲授者探讨,或者选择固定时间的面对面探讨,可选择的方式大大增多。多样化的学习保证可以促进中国成人教育质量的提高,也更能激发学习者的学习热情,更好地保证学习者的学习效果。 (三)“慕课”有助于教育合作推广 加强成人教育的国际合作是历届国际成人教育会议最为关切的话题之一。国家之间的教育差距更大,各个国家的教育水平和教育背景不同,历届国际成人教育会议都期望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全球成人教育合作发展中起到更大的作用,建设起国际成人教育的网络,为全球成人教育的提高做出贡献[6]。“慕课”使这一发展目标的实现变得更为可行,国家有关组织可以协同不同国家成人教育的机构,建设全球成人教育“慕课”平台,集中优势,打造国际水平的教育网络。除此之外,区域合作和校际合作可以借助“慕课”平台有效开展。“慕课”的建设不是一人之力可以完成的,同一课程的反复建设也是一种教育资源的极大浪费。上海交通大学、西安交通大学、西南交通大学、北京交通大学及新竹交通大学共同建设的“ewant育网”就是校际合作的成果。“慕课”的建设高校可以联盟,发挥各自优势,打造最优化的“慕课”平台,其他学校可以选择已经建设好的课程直接应用到教学中,并与建设者进行互动沟通,为课程的优化建设提供建议和意见,以使课程达到最佳效果。同时“慕课”还将必然推进“学分银行”的实践,为跨校选课、合作办学提供渠道上的技术保障。 四、“慕课”时代中国成人教育的转型策略 中国成人教育的对象自然情况呈现多样化,与基础教育、普通高等教育等其他教育形式不同,中国成人教育的学习者在年龄分布、学习需求和学习时间、空间安排的需求上都更为复杂,成人教育借助“慕课”平台加速教育转型能更好地满足学习者个性化的学习需求。如何结合“慕课”的特点以及中国成人教育的现状,借鉴“慕课”发展的经验,实现“慕课”在成人教育中的优势转化,是值得思考的问题。 (一)转变办学观念,实践教学改革 “慕课”是一种新型的教学模式的尝试,它的出现,将会带来一场教学的革命。虽然可以预见它的推广将会带来诸如学生中途退课不便管理、学生学习效果检测失控等问题,但是它在成人教育中的优势使其肯定将占据成人教育转型的一席之地。“慕课”的使用与建设,需要办学者转变“以教为主”的办学理念,倡导“以学为主,以学生为中心”的办学思想,实践新型教学模式,勇于实践探索“慕课”的使用、开发与建设,寻求教育现代化的最佳途径,为建设学习型社会找到新的突破。这需要政府、教育管理者与教师的合力转变,也需要政策和资源上的支持。同时也不能跟风式全部“慕课”化,应该根据地区、学校、学科和专业的特点,有针对性地开展教学改革和探索。有利于学习者学习的学科和专业先做为试点,其他专业可以后续改革。 (二)凝练办学特色,建设优势学科 目前,大多数的“慕课”课程是由高校的优秀教师主讲,由政府与名校或者企业与名校合作开发的,以此充分保证“慕课”教育的质量。名校和名师的吸引力成为“慕课”的主要特色之一[7]。各办学单位若想抓住“慕课”发展契机,就应该凝练办学特色,建设优势学科,打造名校、名师效应。在建设“慕课”平台的同时,可以联合兄弟学校联盟,实现优势联合,提高“慕课”的质量,进而提升学校和教师的知名度,吸引更多的学习者。同时,也需要与企业、其他机构联合开发,实现“产学研”的结合,共同促进。在与其他单位合作的过程中,应该始终强调学校的优势学科,打造特色专业、知名教师品牌,以在未来激烈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相反,一味地追求大而全,容易造成资源上的浪费和教师重复工作的浪费,也无法保证每一门课程建设的质量。 (三)加强教师培训,提高信息素养 “慕课”的使用和推广离不开教师的创新和合作,建设学习型社会需要学习型教师,学校应该支持教师参加相关培训,尤其提高教师的信息素养,以适应“慕课”时代更高的要求。很多国家通过立法保障成人教育教师的继续学习权利,也规定了他们的继续学习义务,如美国的《成人教育法》、日本的《教育公务员特例法》、英国的《教师工资待遇法》等都对成人教育教师的在职培训权利和义务进行了立法保障[8]。成人教育教师在“慕课”时代需要探求新的教学模式,面临更大的竞争压力和挑战,他们的学术素养、信息素养都需要进一步提高,来应对学习者的更高需求。同时针对某些实践性较强的学科,可以聘请行业精英共同打造精品课程,突出实践性和可操作性,以建设高质量的课程。 五、结束语 “慕课”时代的到来为教育界带来了挑战,也带来了莫大的机遇,中国成人教育应该借此契机,借助“慕课”之力,加速成人教育的纵深发展。“慕课”的大规模化、易获得性和互动性等特点赋予其在成人教育转型中的应用优势,适合成人教育多样化、个性化的需求,有助于保障教育公平,有助于保证学习者学习便利,有助于教育的合作推广。成人教育管理者和工作者应该转变办学理念,实践“慕课”时代的教学改革,在“慕课”使用和建设中凝练办学特色,打造优势学科,并加强教师培训提高教师素养。信息时代的教育信息现代化,有助于推进终身教育的发展,建设学习型社会。 作者:尚菲菲1 付景川2 单位:沈阳工业大学外国语学院1 吉林大学2 中国成人教育论文:浅析中国成人教育事业发展的压力机制研究 论文关键词:中国成人教育;困境;传媒社会学;对策 论文摘要: 经过改革开放30年的积累与发展,中国的成人教育取得了显著成就,成为中国教育事业的一只生力军,但也应看到当前我国成人教育所面临的诸多困境,所面临的诸多生存与发展的压力。本文运用传媒社会学的独特理论视角对成人教育的压力机制进行系统分析,以期对成人教育的发展有所裨益。 经过30年的快速发展,中国成人教育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但也应清醒地认识到目前中国成人教育所面临的种种困境,存在的诸多压力。中国的成人教育发展程度与西方发达国家存在着不少的差距,就是与我们亚洲的近邻韩国、日本相比也存在不小的距离。同时,中国成人教育面临社会因素的多重挤压,未来的生存发展压力将进一步增大。在这种背景下,学术界完全有必要对目前中国成人教育事业发展所面临的种种压力系统进行明晰化,以便为中国成人教育的进一步纵深发展提供理论支撑。 中国成人教育事业目前所面临的残酷生存发展压力,并非单一因素所造成,而是诸多社会层面的因素综合运行所形成的。 1 内部自身因素层面 1.1 办学理念亟需革新 长期以来,国家对成人教育的发展方向、地位和作用认识都相对模糊,导致成人教育发展的定位也相对模糊,既不能有效区别于普通高校教育,在与职业院校以及技校的竞争中没有任何优势可言,于是便形成了“娘不亲、舅不爱”、不上不下悬在中间的尴尬境地。 有些高校为了追求办学效益,实行成人教育校外站点办学模式。这种“外包”方式,造成高校校内教学与校外站点相差很大,校外站点灵活性过大,流于形式严重,成人学历完全变成了一种纯粹的“拿文凭”,在社会造成极坏的社会影响,进一步恶化了成人教育的生存空间。 1.2 师资力量短板效应明显 成人教育大多数教师是由普遍大中专院校直接划拨,有些老师是从别的行业经过短期培训就上岗为师的。这样的教师队伍最显著的特征就是实践能力差。至于教学名师,那在成人教育机构中是更加缺乏。 许多成人高校出于盈利目的,仅仅满足学生的学历需求,而不考虑其毕业后就业市场,课程内容多年不变,也不能反映目前残酷的就业市场和形势的需求。教师给成教学生上课,每次能有一半学生来听课就很不错了,即使来上课也是走走形式,纯粹是为混文凭而来,致使教学质量不断下滑。 1.3 宣传策略存在误区 招生宣传在招生工作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有句话说得好,酒香也怕巷子深。成人教育媒体宣传媒介种类较少,既不可能在报纸、电视、广播等传统大众传媒上大做文章,也不可能在每年招生时派人到各地推介,只能印刷一些简单宣传简章或者在学校的网页上进行网络传播。这两种传播方式传播范围极为有限,而且网络传播受到计算机能力的极大限制,受众没有一定的网络技能不可能阅读到网络上的成人教育招生宣传。成人教育信息传播在社会上主要通过人际传播方式进行。那些需要成人教育相关的人往往通过熟人打听来获得这些本地的成人教育相关信息。这种宣传策略上的误区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成人教育生源的规模性发展。 2 外部社会因素层面 2.1 国家政策资金支持力度不够 纵观半个世纪以来的历届中国政府工作报告(1954年——2008年),国家对于教育的政策指向,主要集中在三个部分:一是强调义务教育,最近几年更强调素质教育,进一步加大义务教育资金投入,改善办学条件,提高办学质量;二是强调普通高等教育;三是加大对职业教育的资金投入和政策导向。教育部、财政部、 国家统计局教财〔2008〕20号文件以及教财[2009]19号文件资料显示,最近几年教育投入增长速度最快的是国家的义务教育,中等职业学校增长势头加快,作为教育“重头戏”的普通高等学校也是稳中有升。但对于教育的另一个“大户”成人教育,国家政策扶持以及资金投入上却一直没有太大的改观,这种政策与资金层面上的“短视”将直接制约着中国成人教育的纵深发展,导致了中国成人教育“缺资金、缺师资、缺设备”三缺局面的直接形成。 2.2 生源压力前所未有 成人教育的飞速发展离不开生源的规模效应。近几年,成人教育的生源数量和质量呈现严重下滑趋势。一方面,成人教育生源面临严重危机。由于普通高校的连年扩招,造成生源选择普通高校比例大,普通高中生报考成教的比例将越来越少。与此同时,成人教育还面临着各类职业教育、技校残酷的同业竞争压力,生源数量下滑趋势明显;另一方面,生源质量也不容乐观。报考成教的主要生源是技校、中专、高职的毕业生以及社会在岗人员,这些学生有一定的岗位操作技能,但文化基础相对较差,甚至有些基础课程根本就未学过,录取分数较低,特别是社会在岗人员,他们一方面要工作,另一方面又要参加成教业余课程学习,时间上有一定冲突。这些因素使得成教学生的生源质量和素质比以往下降得厉害。 2.3 教育教学资源受到挤压 普通高校的连年扩招,既挤压了成人教育的生源空间,又使一些原本独立设置的成人高校被兼并和升格,减弱了承担成人教育的任务。普通高校举办成人教育的学校,也因为普通高校的扩招过快,造成学校教学资源只能挤占原本用于成教的教学资源,造成成人教育基本设施严重不足,成教师资队伍流失现象严重,以及成教办学经费被挪用。而且对于普教招生,国家拨款加上学生收费大大高于成人教育学费收入,学校更倾向于多招普教学生,这就使得成人教育不得不给普教扩招让路。这种状况下,成人教育教学资源严重被挤占,教学秩序和教育质量很难得到保证,甚至有些地方的成人教育惨淡经营时刻面临着停止招生的生存危机。 2.4 文凭学历比较劣势大 成人教育文凭在社会中倍受歧视早已是不争的事实。由于社会上对成人学历教育的偏见,成人教育学历在就业市场上根本没有什么竞争力。不论是私营企业、三资企业、外资企业还是国家行政机关事业单位,在招聘人才时对持有成人教育文凭的应聘者挑三捡四。在招考公务员时,许多用人单位都将成人学历排除在外。这种学历歧视与限制的背后带来的是成教生心理上的困惑:成教文凭含金量与社会承认值到底是多少?这种学历上的“弱势”直接造成了成人教育在就业上的不公平,这对成人教育的未来发展是最严重的打击。无生源,教育也将不存。成人教育文凭的含金量越低,成人学校的生源也就越少,国家对成人教育的政策倾斜随即下降。这一切都是连锁反应。 21世纪中国教育资源的竞争更趋白热化,处于内外交困中的中国成人教育的发展更是举步维艰,生存发展压力骤增,如何缓解这种剧增的压力以及解决下一步的发展动力问题是一项亟待解决的重大理论研究课题。 中国成人教育论文:德国成人教育特点对中国成人教育的启示 [摘要]德国是世界上成人教育发展比较成熟的国家之一。德国成人教育的主要特点包括各层面对成人教育的高度重视、社会多渠道积极参与成人教育、完善的法律保障和政策支持、多样化的办学形式满足不同的教育需求。我国成人教育可以借鉴德国成人教育的优秀经验,从中不断获得前进的力量。 [关键词]德国;成人教育;特点 德国经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遭到了沉重的打击。然而,战后德国经济能够以惊人的速度恢复和重建,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德国成人教育和职业教育一直以来良好的基础。德国成人教育的特点有以下几点: 一、各层面高度重视成人教育 (一)国家对成人教育的高度重视 德国政府大力投资教育,鼓励民众参加多种多样的成人学习,降低学习费用,为成人学习提供支持。德国成人教育的场所不以营利为目的。政府及地方的公共预算中,有相当数额的资金投入在成人教育和学习领域。此外,国家还通过发放奖学金的方式对参加成人教育的个人给予援助。据数据统计,2006年德国在教育中的总投入为1348亿,其中用于成人教育的费用达533亿,占教育投入的39.5%。 (二)企业重视对员工的继续教育 在激烈的现代市场竞争中,企业只有掌握了最为先进的技术及生产工艺,并能够将技术和人力资本迅速转化为企业生产力,才能保证企业在市场竞争中处于不败之地。要将科学技术转化为生产力,人力资本是关键。因此,德国的企业非常重视发展职业教育、成人教育,将对成人教育的投资看作和实物投资同等重要的投资。 (三)个体为适应知识的极速变革和生产生活的需要产生强烈的教育需求 进入现代工业社会,伴随科学技术水平的发展,人类知识的更新速远远超过以往任何一个时代,这就使得人们必须不断学习,更新原有的知识,适应日趋激烈的时代竞争。另一方面,经济的飞速发展会带来经济结构、社会结构、生产技术、生活环境、产业结构等多方面的变革,为了适应生产生活的实际需要,人们必须通过各种途径参与学习、扩充知识、提高能力,因此人们对于成人教育非常重视。 二、社会积极参与成人教育 (一)办学主体多元化 办学主体多元化与办学机构多样化是德国成人教育的重要特点之一。德国成人教育办学主体主要有国家、政党、经济界、教会以及各种商业性继续教育企业。[2]1.成人教育中心。2006年,有974所成人教育中心遍布全德。成人教育中心得到地方政府和法律的支持,提供的课程涵盖继续教育的所有领域,主要集中于外语、文化教育以及一般性的教育。在联邦层面上,成人教育中心组织是一个地区协会,德国成人教育协会是成人教育中心在联邦层面上的组织代表。2.工会组织的成人教育。根植于传统的工人教育,德国工会联盟和德国工会支撑着德国最大的继续职业培训机构。除了职业培训,《劳动力管理关系法案》也要求工会为工厂理事会成员和工会代表提供政治课程。3.教会成人教育。教会成人教育包括家庭导向的成人教育中心、学院、农村成人教育中心(包括一些住宅区)以及其他教育组织。4.“工作和生活”工作小组。“工作和生活”工作小组是成人教育中心和工会的合作团体,提供大范围的政治和职业培训。5.住宅区自主形成的培训中心。组织者不同,培训形式就不同,但主要提供持续一周及以上的合约式课程。6.产业部的教育协会经常组织与工作相关的职业培训和教育,主要与中小型企业进行合作。7.州立继续教育机构为政府雇员提供课程。在地区层面最重要的是教师培训研讨会以及为公务员服务的学院。8.一些政党的基金会有他们自己的教育组织,致力于政治教育。9.根据地域和主题不同,福利协会、地方运动协会和农村组织也会根据自己的不同关注点提供他们自己的培训。10.夜校和学院在学生完成课程后,能够颁给成人学生一般的毕业证书。11.职业技术学校提供1~3年的职业培训课程,学生可以连续式和间断式完成学习,完成后可获得国家认定的资格证书。此外,职业技术学校也提供不同种类的研究生课程和专业性的进修继续教育。 (二)投资主体多元化 德国成人教育的经费来源是多元化、多渠道的,主要有五种:1.国家和地方财政拨款。德国有关法律规定:联邦政府对职业或成人教育机构以及具有示范性和代表性的培训项目进行支持;各州主要对管辖范围内的成人教育机构和成人学习个人进行资助,包括机构、项目和群体资助。2.企业资金投入。企业中这部分资金投入主要用于为员工提供企业内部和赴外教育培训的经济资助。3.私人机构参与。私人机构会根据市场和个人学习需求设置相关培训课程,提供商业性质的培训内容。4.社会团体出资。在德国,参与成人教育的社会团体主要有农业协会、德国工会联合会、工商手工业经济协会、基督教新教教会、天主教教会等。这类社会团体一般会得到州和地方的财政支持成为参与成人教育和学习的主体机构,同时需要出资用以支持成人学习和保证机构的稳定运营等。5.学习者缴纳学费。在德国成人教育被理解为向完成义务教育阶段学习的学习者提供的教育,参与者应当向提供教育的机构支付一定的费用。[3] 三、完善的法律制度保障和政策支持 德国成人教育的发展建立在一整套完善的法律保障和政策支持的基础上。德国是联邦制国家,各州独立行使教育立法权、管理权。成人教育、职业教育方面的独立立法及具体实施、调整由各州根据各自实际进行操作。联邦政府主要是起统筹和支持的作用。联邦和各州在成人教育领域灵活结合,以州为主,构成了既有基本统一的原则,又有各具特色规定的、鼓励多样性和自由发展的法律和政策体系。[4] 四、多样化的办学形式满足不同的学习需求 德国成人教育办学形式主要有三种:(1)人民高等学校。面向社会各阶层开放,根据学习者年龄、性别、教育层次、所学专业、所处行业、职业经历,提供不同的培训课程和内容,达到的学习目的也各有侧重,因此,人民高等学校能够最大程度满足成人学习需要。(2)远程教育。以其办学方式多样、学习内容丰富、授课形式灵活、时间空间不受局限的优点,在德国越来越成为现代终身学习、成人学习的重要学习方式。(3)高校成人教育培训。一些高等院校会成立专门部门用于成人教育和培训,开设专门的成人教育培训课程,包括基于个人兴趣爱好、实际生产生活需要的课程,以及专业化的职业培训和人才培养。[1](4)专科学校。招收完成职业训练并有一定实践经验的青年。德国不同的办学形式可以最大限度地满足不同人的不同学习需求,包括补偿教育、适应性教育、升级教育、转岗教育、横向拓宽职业技能教育、满足兴趣爱好的教育等。 五、对中国成人教育发展的启示 综上所述,德国成人教育在社会重视程度、参与主体、法律制度保障及支持、办学形式等方面具有鲜明的特色。德国成人教育具备以上特点不仅仅出于战后恢复经济和社会的迫切需要,也是德国社会一贯重视实用性、重视职业教育的教育传统。德国社会充分认识到现代社会是终身教育、终身学习的社会,构建学习型社会已成为教育领域的发展趋势。在这一理念指导下,德国上至联邦政府,下至企业个人,无论是出于国家建设的目的,还是促进生产力进步以及个体发展的需要,德国整个社会对于成人教育学习特别重视。德国在成人教育发展的过程中还进行了办学主体、办学方式和投资主体等方面的探索。在办学主体方面,形成了包括成人教育中心、教会成人教育、“工作和生活”工作小组、夜校、职业学校、社区培训中心等形式在内的多种成人教育机构,并且提供丰富多样、具有实用性的培训和课程。另外,除了联邦政府以及州政府投资成人教育之外,企业、教会、行业、私人机构都可参与德国成人教育的发展,形成了政府主导支持、行业企业积极参与、学习者个人投入相结合、多元化的成人教育投资主体。德国成人教育的发展离不开法律和制度强有力的支持和保障。德国成人教育获得的成功有目共睹。我国成人教育可以借鉴德国成人教育的优秀经验,不断促进自身的发展。 作者:朱慧 单位:山西工商学院 中国成人教育论文:三生教育下中国成人教育价值研究 “三生教育”包括生命教育,生存教育,生活教育。它是通过教育的力量激发学生的主体认知和行为实践,最终达到帮助学生确立正确的生命观、生存观、生活观的目标过程。具体来说,“三生教育”体现了以人为本的基本思想,以学生为主体,使他们在自我认知和实践的过程中充分发挥主体作用来认知,来实践,并培养学生具有持久的学习能力,逐渐形成主动、积极地为生命而学习的自觉性。“三生教育”在成人教育中的应用没有得到学术界足够的重视,从“三生教育”角度审视我国成人教育的研究成果匮乏。因此,从“三生教育”角度研究我国成人教育具有深刻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本文从“三生教育”的整体角度审视我国成人教育的价值取向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三生教育”观照下成人教育价值取向的应然指向。 一、“三生教育”的内涵及关系 从根本上来说,“三生教育”就是要培养学生的生命意识,提高其生存能力,丰富其生活知识,使其最终实现全面发展的教育。从本质上来看,它的最终目标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提高人的综合素质。从内容上来讲,“三生教育”中,生命教育、生存教育和生活教育密不可分,相辅相成,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其中,生存教育是前提,生活教育是保障,生命教育是优秀。也就是说,通过生存教育使学生提高生存能力,掌握生存规律,为其全面发展提供必备的前提条件;通过生活教育养成良好的生活性情,完善学生的生活情趣,为其完满生活打好基础,为其全面发展做好保障;通过生命教育促使学生积极、主动关爱生命、发展生命,提升生命质量,实现生命的意义和价值,生命教育应当贯彻始终,它既是“三生教育”的初衷也是其最终目标,是人之全面发展的优秀内容。 二、从“三生教育”看当前我国成人教育价值取向存在的问题 在“三生教育”观照下,当前我国成人教育的价值取向存在着过分偏重社会需求,对人本身的发展重视不够的问题。杜以德先生曾指出:纵观现代成人教育发展的历程,基本上是以促进社会的发展为中心的。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中,成人教育由于过分关注社会的发展使人之发展社会化,导致了对人的发展的冷落和偏移。成人教育作为社会发展的有力支柱,为社会服务本无可厚非,但实际情况是,成人教育过分偏重社会需求,成人教育领域实用功利主义盛行,人文精神水平下降,成人教育的价值取向出现对人本身的发展重视不够的问题和现象。具体表现为:生存教育的目标和内容单一化,生活教育偏于物质化,生命教育几近缺失化。 (一)生存教育单一化 生存教育单一化主要是指目标和内容上呈现单一化。我国成人的生存教育在目标上以技能的提高为唯一标准,缺少心理能力培养和情操陶冶的目标体现;在内容上又以成人的外在技能提高为主,忽视内在能力的培养,主要表现为只注重培训成人的言说能力,生产技能等职业技能,忽视道德素养,心理智力,兴趣爱好以及创造性能力的培养。这种生存教育的目的和内容只是教会人单纯掌握“何以为生”的知识和本领,却放弃了“为何而生”的思考和追问,使得成人的生存教育在人类知识越来越丰富的形势下,目标和内容却越来越单一,导致成人在工作之余的学习和受教育变成被迫和不得不进行的一种负担和压力。生存教育目标和内容的单一化,使得成人教育单纯以完成技能传授为任务,而技能的提高又单纯以获得学历或者资格证书为唯一标准,这就从根本上失去了成人真正生存的意义所在,失去了对成人生存价值的关怀,造成了受教育者“意义”世界的缺失。这种目标和内容上的单一化还使得学历和文凭越来越被畸形地关注,也使得成人为了在现实社会中谋求好工作,好收入,通过成人教育混文凭,混学历的功利性追求戴上了合理的“为了生存”的帽子,导致成人在学习过程中表现出懒散被动,思想不集中,精神不投入的行为,最终也促使成人教育越来越流于形式,消极而无实效。 (二)生活教育物质化 目前成人的生活教育呈现物质化的表象,只注重满足成人对物质的崇拜和占有的欲望,一些传统意义上的做人的标准,道德准则被丢弃在生活内容之外,最终使人们不再追求事物本质对其生活的意义,而只是把自己的生活的意义投射到物质的占有和追求上。这种物质化使得成人在随着经济蓬勃发展生活的完美倍受关注的环境下,将物质生活的丰裕作为其衡量生活标准的主要标杆。“知识就是金钱”根植于成人的价值观、人生观和世界观,从而促使他们为了单纯满足物质条件而接受教育和学习,精神世界的改善不是随后而至,而是一味地被淡忘。生活教育偏于物质化使得成人教育功利化,成人的精神生活,个性成长,道德信仰被漠视,最终模糊了成人教育培养全面发展的人这一目标。成人读书,接受教育几乎都是为了谋得一份好工作,以便获得功名利禄从而过上丰裕的物质生活。但是随着物欲的满足,人们并没有得到真正的幸福,只会感到无聊和空虚。只有精神世界的充裕才能使人得到幸福的饱足。成人生活教育的物质化最终失去了培养人的终极目标和意义追求,失去了教育的终极意义。这种生活教育只能浅显教会成人生活的基本知识,而不能提供给成人追求个人、团体、家庭、民族和人类幸福的具体方法,从而使成人教育沦为“使人为之物”的教育。 (三)生命教育缺失化 当前我国的成人教育作为对成人提高自我,突破自我的主要教育途径,却对成人的自然生命和价值生命教育淡化和漠视。我们可以看到,对生命教育的缺失使成人难以通过成人教育获得多方面的滋养,不能发展和完善自己的生命世界,体验丰富的学习人生来满足生命的成长。生命教育的缺失导致成人对价值生命陷入迷茫,甚至导致对自然生命的轻视,意识不到自己的生命存在对于他人和社会的意义,更不会去尊重他人的生命。生命教育的缺失化使得成人教育最初“教化人生”的本义变得日益功利性和机械性,使得成人失去了生存的惬意,人的欲望、精神及其自由受到限制,人的开放性、创造性被僵化和扼杀,人的生命的超越性难以体现。也将必然导致成人教育显现出一种可悲的境遇:“那种饱含着对智慧的追求,对生命的终极关怀,对人的自由、公平和生存尊严的教育已经远离我们,被淹没在功利主义、机械主义和实利主义的冰水之中”。 三、“三生教育”观照下我国成人教育价值取向的应然 “人类发展的目的在于使人日臻完善;使他的人格丰富多彩,表达方式多种多样;使他作为一个人,作为一个家庭和社会的成员,作为一个公民和生产者技术的发明者和创造者的理想家,来承担各种不同的责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学会生存》中的表述体现了教育应以人为本的思想。“三生教育”正是以人为本的教育,是关注个体的生命价值、生存能力和生活质量的教育。在它的观照下,成人教育的价值取向应以“以人为本”为宗旨,关注成人的生命、生存、生活教育,使人逐渐完善并享受学习的幸福。具体而言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以全面的生存教育为保障 虽然由于受社会发展的局限性和时代进步的阶段性以及我国国情的约束,目前我国成人的生存教育呈现单一化,人们不得不为了生存而提高生存技能,掌握更高的职业水平来适应环境的变化与科技的进步。但是,站在长远发展的角度上,我们更应该立足于发展全面的生存教育,为人之全面发展提供基本保障。随着社会的进一步发展,成人生存教育也应该得以扩展、分化,并在不同层面上展开,逐步达到全面。黄全愈在《生存教育在美国》中提出,生存教育包括体能、技能和智能的教育。体能是指生理方面的生存教育,智能多指心理方面的生存教育,体能是基础,技能是保障,智能是前提。他的这种生存教育主要是针对青少年而言。对成人来讲,全面的生存教育应该从培养人各种生存能力的角度强调,它不单单指教会成人懂得生存规则或者掌握某项职业技能,而且要教会包括社交能力,生理、心理的承受能力,独立思考的能力,解决问题的能力,运用知识的能力,实践的能力,创造的能力等各种能力。只有以全面的生存教育为保障,强调生存能力的提高,注重人本身的主体性发挥和创造性的实现,才能最终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促进成人教育的可持续发展。 (二)以丰富的生活教育为目标 成人生活教育应该是使成人能够切身体会得到的,感受得到的教育。它要求结合成人的生活经验,以满足成人的物质需求为前提,以满足成人的精神享受为关键,逐渐丰富其内容。 1.闲暇时间增多要求成人生活教育内容不断丰富 社会生产力进步,生产技术以及工艺得到迅速改进,生产效率大大提高,工人从繁重的劳动中解放出来,工作时间缩短,自己自由支配的时间增加,促使成人工作者自我发展和提高以及丰富精神生活的需求增加。为了有效利用闲暇时间,使成人的生活更充实,有意义,成人教育需要为他们提供更多更好的社会文化生活教育的机会和条件。 2.人口老龄化要求成人教育丰富生活内容 我国社会已成为老龄化社会。如何使人的老年生活健康,并富有意义,使人在准备退休时仍保持体力和智力继续参与社会生活,学习和参加一些有意义的活动,要求成人教育不断丰富其生活教育内容。 3.精神生活的需求要求成人教育丰富生活内容 城市化、现代化、信息化在给整个社会的发展带来进步的同时,也为个人的家庭生活的丰富提供了实现条件。如何实现家庭和个人更好地生活,开始成为生活教育的重要内容。精神生活亟待满足要求生活教育内容丰富多彩,例如,需要提供生活艺术方面的咨询以及使家庭幸福的技巧咨询等等。 (三)以良好的生命教育为优秀 “从今以后,教育不能再限于那种必须吸收的固定内容,而应被视为一种人类的进程,在这种进程中人通过各种经验学习学会如何表现自己,如何和别人交流,如何探索世界,而且学会如何继续不断地——自始至终地——完善他自己”。为了这一美好目标的早日实现,我们应该从现在开始构建以生命教育为优秀的成人教育价值体系。第一,成人教育以良好的生命教育为优秀,满足成人的需要,给成人以正确的价值导向,促进其精神世界的净化和升华,从根本上解决生命教育缺失导致整个社会精神价值的迷失,社会伦理道德的沦丧,人际关系的淡漠,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危机等问题。第二,成人教育以良好的生命教育为优秀,从根本上解决成人教育价值取向偏离人的发展的问题,使成人逐渐形成主动地为生命而学习的自觉性。第三,以良好的生命教育为优秀,使终身教育的本质内涵真正得以体现。终身教育的本质要求是学习化社会,学习化社会是全民学习意识普遍形成的社会。所谓“全民学习意识普遍形成”,即终身学习必须是自愿的,否则终身教育会成为压迫的工具。第四,以良好的生命教育为优秀,促使人的精神世界丰富,自觉意识提高,促进个体对其自然生命的珍视,以及对他人生命的尊重,逐渐使个体的价值生命得以体现。 总而言之,在“三生教育”的观照下,我国成人教育价值取向应该是培养全面发展的人,即以人为本,以全面的生存教育为保障,以丰富的生活教育为目标,以良好的生命教育为优秀的促使个体全面和谐发展的教育:使成人在德、智、体等方面的综合素质不断提高;使他们迅速成为具有良好的的适应能力、创新能力以及拥有健康个性和丰富精神的人;使他们的主体性得到不断提升和发展,物质需求和精神需求不断满足并日益丰富;帮助成人逐渐摆脱功利主义的学习动机,形成自觉的生命意识,顽强的生存能力以及良好的生活习惯,最终过上完满的生活,促进人类的不断进步。 中国成人教育论文:从德国成人教育看中国成人教育发展 摘 要:在推行教育社会化、民主化的德国,终身教育的实践已相当广泛,以成人为对象并为之提供学习机会的主体多种多样,内容丰富多彩。本文介绍了德国成人教育制度的建立、成人教育思想的形成、教育的类型以及经费来源等,同时介绍了中国成人教育制度的建立以及成人教育的发展历程、类型及经费来源等内容。通过比较两国成人教育立法,可以看出德国成人教育立法早且比较完备,而中国成人教育立法尚处于起步阶段。尽早完成中国成人教育立法,将对我国成人教育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 关键词:德国;中国;成人教育;立法 成人教育在以一体化和科技化进步为特征的全球化时代,比任何时候都显得重要。通过学习,成人获得了知识、技能,获得了改善自己生活的能力,而且使他们的家庭、社区和社会同样受益。成人教育在减少贫困、改善健康状况、提高营养水平及推动可持续发展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从1949年第一届国际成人教育大会开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就与成员国一起为了确保每个成人拥有最基本的受教育权而努力。1976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会通过了《关于发展成人教育的内罗毕建议书》,该建议书明文规定了各国政府有义务从终身学习的角度,将推广成人教育作为教育体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1972年“富尔报告”《学会生存――教育世界的今天和明天》以及1996年“德洛尔报告”《教育――财富蕴藏其中》对推广终身学习的发展框架起到了重要作用。 一、成人教育的内涵 (一)什么是成人教育 “对很多人来说,成人教育就是为人们提供他们没有接受过的基本教育。对于许多没有接受过完整教育的个体来说,成人教育是初等教育或专业教育的补充。对于那些通过成人教育来应对生活环境所带来的新挑战的人来说,成人教育是教育的延续。成人教育为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提供进一步的培训。对于每个人来说,它是获得个体发展的一种手段。” 根据人的年龄可以将人的生命历程划分为不同的时期和阶段,而文化和社会因素对其有着重要的影响。终身学习是提供和实施教育与培训的连贯的、有意义的框架,朝着人人终身学习的范式转变是必然的,而成人学习和教育是这一范式转变的优秀。 因此成人教育是“有组织的教育过程的统称,不论它的内容、水平和方法怎样,不论它是正式的还是非正式的,不论它是早起中学教育还是学院和大学教育、学徒教育的延续或替代,正是通过这种有组织的教育过程,被所在社会认为是成人的人增强了他们的能力,丰富了他们的知识,提高了他们的技术或专业资质。或者,这种教育过程在个人全面发展与参与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的双重视角下为他们指出了一个新的方向,使他们的态度和行为有所改变。但是,成人教育不应该视为独立的实体,它是全球终身教育与学习计划的一个分支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二)成人教育的类型 成人教育学习即包括正规的、连续的教育和非正规的学习,也包括多元化的学习型社会所提供的,基于理论与实践结合的非正式的、随机的学习。 1.正规学习 正规学习是在教育和培训机构,通过有组织的学习目标、学习时间和支持最后得到证书的学习活动,从学习者的角度来看正规学习具有目的性。例如我国的成人学历教育,通过学习,学生可获得国家承认的国民教育系列的毕业证书和学位证书。 2.非常规学习 非常规学习不是由教育或培训机构提供的,通常不会得到证书,但却是有组织的(在学习目标、学习时间或学习支持方面),从学习者的角度来看非正规学习具有目的性。例如新东方教育,以英语学习为目的教育。 3.非正式学习 非正式学习是与工作、家庭或娱乐有关的日常活动。它不是有组织的(在学习目标、学习时间或学习支持方面),一般不会得到证书。非正式学习可能有目的性,但在大多数情况下,它是没有目的性的,或者说它具有“意外性”“偶然性”。例如对某国文化产生兴趣而开展的自我学习。 (三)成人教育的政策 成人教育政策一般都包含在常规教育政策里,很少在全面发展框架内成为主流。大部分成人教育政策既不连贯也不完整,更像是对某些具体问题的反应的拼凑,而不是密切关联的原则和项目的框架。在第六届国际成人教育大会中,有154个国家提交了国家报告,其中126个国家宣布成人教育已经直接或间接的包含在某些政府政策中。区域之间的差异明显,欧洲比例最高,接下来是亚洲、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撒哈拉以南非洲、阿拉伯国家。但是这里对政策的理解过于宽泛,从国家基本立法、宪法到行政命令和立法颁布,再到中期发展计划和十年发展计划等。 国家受困于普遍贫穷、高度的内部不平等和国际债务的程度,影响着成人教育政策制定的方向。而每个国家的成人教育政策在经济竞争力和社会凝聚力双重政策目标上侧重点不同,一些国家坚持以经济竞争力为主要目标,一些国家强调“公益”模式,而且坚定地致力于将终身教育作为对个人和公民发展以及人力资源做出人本主义贡献的事业。 因此成人教育的发展必须要使成人教育政策在整合的终身学习政策框架内成为主流。普遍的区域和国际合作可以为成人教育建立一个共同的平台,一个共同的监测系统,这可以作为国家政策制定和执行的补充。公共政策的调整,建立起法律、经费和管理架构,这样可以更好地将正规、非正规和非正式的成人教育联系起来,组成连贯的体系。 二、成人教育的立法概况 各国对成人教育立法都十分重视,1997年以来针对成人学习和教育的立法也有很多具体的实例,这些立法法案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成人教育制度化、规范化、科学化的发展(见表1)。 成人教育的立法为将民主和可持m发展变为现实,这是一种进步。当然,要想在世界各地公平和人人有权接受教育还不能实现,但成人教育立法的开始,已经为成人教育的发展打下了基础。随着经济的发展,受重视程度的提高,各项配套措施逐步到位,成人教育未来必将有良好的发展。 三、德国成人教育概况 (一)德国成人教育制度的建立 “德国是一个思想的国度。教育和科学、研究和发展被赋予优秀地位。在一个无国界的欧洲和一个市场全球化的世界里,教育使人们有能力利用无国界和知识网络全球化所带来的机遇。”在推行教育社会化、民主化的德国,终身教育的实践已相当广泛,以成人为对象并为之提供学习机会的主体多种多样,内容丰富多彩,可谓硕果累累。 德国的成人教育开始于19世纪前半叶,1919年《魏玛宪法》第148条明确规定:“继续教育是政府的责任,民众教育制度以业余大学为主,由共和国、州和社区共同来承办。”至1932年,德国有200多所I余大学。1949年德国政府的国家基本法就对成人教育高度重视,1960年德国教育委员会通过了《德国成人教育的现状与任务》。1969年德国又通过了《继续教育法》《教育假法》《工作促进法》以及其他相关法令,使得成人教育的发展跨入了一个新的时期,迄今德国已建立了兼具多元性和辅助性的成人教育体系。 (二)德国成人教育思想的形成 1970年,终身教育的思想在德国开始受到重视。1990年,德国联邦议院的研究委员会的报告《未来的教育政策:教育2000》为德国未来的教育政策提供了建议和方向。1994年德国又提出了《联邦法令规章与联邦、州、地区共同发展继续教育使之成为第四教育领域基本原则》。1995年德国的研究、科技与革新委员会发表了题为《信息社会:机会、革新与挑战》的报告书。1997年,德国联邦教育与研究部了《终身学习:职业继续教育的情况与展望》报告。1998年又发表了《终身学习的新基础:发展继续教育成为第四教育领域》。 (三)德国成人教育的多元化发展 一是企业或企业联合会举办的成人教育机构。 二是国家、社会团体和大学主办的成人教育机构。 三是教会举办的成人教育机构。 四是其他机构。私人的函授机构通过训练班提供不受时间和地点限制的普通和职业领域里的进修机会。而图书馆、博物馆、社会文化中心等机构也提供众多的学习和进修机会。大众传媒机构则以讲座的方式和业余大学密切合作,进修计划通过媒体进入千家万户。 五是互联网教育。德国注重运用互联网发展远程教育,通过扩展成人远程教学服务以支持成人教育的推广。德国在1996年便开始推行“学校网络计划”。 (四)德国成人教育经费来源 德国成人教育经费来源于国家和地方财政拨款、私人企业出资、举办单位筹资以及参加学习者交纳的学费。 四、中国成人教育发展 (一)中国的成人教育制度 中国成人教育近几十年来发展比较迅速,但是制度建设还尚不完善。在中国现行的法律法规中尚无法典形式的中国成人教育制度。部分成人教育的内容包含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中。关于成人教育的专项制度有一些如: (1)岗位培训制度:是指对从业人员的岗位培训主体行为或对从业人员的岗位培训活动进行规范的一系列行为规范。 (2)继续教育制度:是指对专业技术人员的继续教育主体行为或对专业技术人员的继续教育活动进行规范的一系列行为规则。 (3)学历教育制度:是指以书面的文字形式反映在政府文件或法律法规文件中成人中、高等教育活动的规范性文件体系。包括管理体制、招生考试、教学管理、学生管理、科研管理制度等。 (4)自学考试制度:是指自学者进行的以学历考试为主的高等教育国家考试,是个人自学、社会助学和国家考试相结合的高等教育形式,是我国社会主义高等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5)职业资格证书制度:是劳动就业制度的一项重要内容,也是一种特殊形式的国家考试制度。它是按照国家指定的职业技能标准或任职资格条件,通过政府认定的考核鉴定机构,对劳动者的技能水平或职业资格进行客观公正、科学规范的评价和鉴定,对合格者授予相应的国家职业资格证书。 (6)现代企业教育制度。 (7)农村成人教育制度:扫除文盲、成人学历教育、乡镇企业职工教育、农村绿色证书、农村基层干部培训、农村文明教育、农村老年教育、督导评估等。 (8)社区教育制度:在社区中,开发、利用各种教育资源,以社区全体成员为对象,开展旨在提高成员的素质和生活质量,促进成员的全面发展和社区可持续发展的教育活动。 目前,虽然专项制度很多,但是执行起来情况不一,有的执行的较好,有的则流于形式。由此可见,没有法律形式的规定,仅靠各专项制度是不能保证成人教育的有效实施的。 (二)中国成人教育的发展历程 中国成人教育学萌芽期开始于19世纪中叶。20世纪初,成人教育被纳入到大教育的行列中。建国初期称成人教育为社会教育,后又改称为工农教育、业余教育,1982年开始正式称成人教育。 中国成人教育学起步期开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期,结束于20世纪90年代初期。学科群起步期开始于20世纪90年代初期。通过成人教育工作者的努力,成人教育学科框架结构基本形成,在成人教育学科的概念、范畴、理论、原则、方法等方面相继出版了一批有关成人教育基本理论和学科建设的专著。 (三)中国成人教育的类型(图1所示) 通过上图,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国成人教育的类型主要有学历教育和非学历教育两大类。其中学历教育又分为初等学历教育、中等学历教育、高等学历教育,初等学历教育基本已经不存在了,主要以中高等学历教育为主。而非学历教育分为政府主导、市场调节和成人自我教育三种。类型多样,可见社会对成人教育的需求是非常大的。 (四)中国成人教育经费来源 教育投入不足一直是制约我国教育事业发展的“软肋”。《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明确提出,提高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2012年达到4%。而教育投入的主要形式有教育财政、学校财政、学生贷款、教育资助、教育经费筹措等。 成人学历教育的投入来源是学生的学费,由政府部门进行定价。低学费虽然为学生报考减轻了经济负担,但教育成本却不断增大。成人非学历教育经费基本上是学生的学费,也包括部分社会的经费。 五、从德国成人教育立法看中国成人教育立法 德国的成人教育已经非常成熟,在金融危机不断发展的情况下,德国能够保持经济发展的速度,与其发达的成人教育、职业教育、继续教育有很大的关系。实体化为基础的经济配以丰富多样的人才队伍促使德国的经济保持了一定的发展,这对中国的成人教育有很大的启示。目前在中国,虽已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但并非每一个初中毕业生都能接受更高层次的教育。而且在边远地区,九年制义务教育的保障也存在一些问题,读书无用论、女童辍学率等问题常有发生。德国和中国的成人教育虽有很大不同,但其目的都是一样的,就是让成人接受各类教育以满足生产、生活的需要。为了保障成人教育的实施,必须从更高的层面进行顶层设计,将成人教育立法提到日程上来。像德国一样,将成人教育纳入法律范畴,以法律的力量来保障成人教育的实施。 成人教育制度是通过公共规则和社会规范而实现的个人学习和接受教育的权益得到保障。成人教育制度要创新,主要表现在保障性、规范性、资源性三个层面,如理论创新、创制技术创新、运行模式创新、制度监督创新等。要解放思想,完善教育体制,实现人们终身学习理想;促进基本的规范性结构的完整;保证受教育者权利的压制、歧视、阻挠都能被纠正;同时制度异化的问题得到有效抑制。 在经济高速发展的今天,人才成为最重要的社会资源之一。加快成人教育立法的进度和执法的力度,保证成人学习与教育的基本权利,对促进社会经济发展将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这就要求有关部门把成人学习与教育融入国家政策关注点之中,特别是教育决策部门要理顺、理解与成人教育相关的范畴、概念,使相关表述更准确;加大对成人学习与教育的投入力度;逐步形成各个部门协同参与成人教育管理的体制机制,完善管理模式;扩大成人教育的参与度和全纳性;鼓励更多优秀人才加入成人教育队伍,提高素质;建立检测与评估机制。 在此过程中,要注意使前人制度文明的成果必须在新的制度设计中得到体现。一个制度、一部法律本应有的形式要件不得随意缺失,它的逻辑结构必须完整,否则理念再好如果技术上随意性太大、漏洞太多,这个制度、这部法律所应承担和完成的任务就会付诸东流。另外成人教育制度规范化,需在立法和制度创制的每一个环节、在法律和制度执行的保障和督促等方面稳步跟上。 要落实成人教育依法治教的精神。第一个要义就是在成人教育的各个层面都要有保障以人为本、保障每一个公民都有通过学习开发潜能并达到自我实现的一系列制度。第二,这些制度还必须能够从虚拟的课堂上和书本里真正走向现实,具体些、细致些、以便做到可操作、可落实。 虽然,成人教育立法还存在困难,但已经是势在必行的举措。一是巩固成人教育改革成果的需要。成人教育办学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教训,需要用立法的形式来巩固和确认。二是解决成人教育问题的需要。管理体制的多元、指导思想的模糊、生源的不稳定、管理技术落后等问题。三是完善教育法制的需要。制定一部体系完整、内容丰富、操作性强,适应市场经济的成人教育法对于完善教育法规,实现依法治教有现实意义。随着成人教育立法工作的进行,将有效地推动我国成人教育的活动,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樯缁嶂饕逑执化建设培养更多的各级各类有用人才。 中国成人教育论文:浅谈中国成人教育发展的趋势和走向 【摘要】中国成人教育的发展变化正在显现若干本质属性和时代特征,它既受经济、政治、社会变革及科技文化知识发展的总量和速度等系统外部条件的影响使然,又受教育系统内部诸因素的相互作用。研究和探索中国成人教育变化演进的规律,有助于从总体上准确预测科学把握成人教育实践运动的发展方向和脉络,在推进经济发展、人才培养和社会进步过程中进一步发挥积极作用。 【关键词】成人;教育;发展;趋势 随着社会发展的不断推进,未来社会的竞争将会越来越激烈。中国成人教育要想顺应未来社会的发展,使自己在日益竞争激烈的未来社会中脱颖而出。就需要增强自己应对社会变化的能力,这样才能更好地去顺应时展的潮流,那么我国成人教育在应对社会变化这个过程中,必将呈现出新的发展趋势。 1 多元化和多样化 在世界成人教育发展大潮的推动下,各级政府、学校及社会各界对成人教育的认同感和责任感正日益增强,社会各个层面对成人教育的参与和合作将更加充分。高校、科研院所、社会行业团体、职业学校、成人文化培训单位、民营办学机构乃至于广大企业,将在政府的提倡、政策的引导和自身利益的驱动下,广开财源,各尽所能,各展所长,发挥各自的优势和特色,有针对性地设计成人教育产品和多元化课程,强化服务功能,有效整合资源,从而形成覆盖全社会的成人学习联盟及支持服务体系,为成人教育不断注入新生力量,使成人教育的办学主体走上多元化的道路。 办学规格呈多样化,既有多层次多规格的成人继续教育,也有多层次的学历教育;有函授教育,也有自学考试,还有网络教育;有集中培训,也有实践考察;有学校培训,也有电教培训;有级别考试,也有职业资格认证等。教学活动多样化。教学以教员为主导,以学员为主体,教学的内容着重于学员的应用,教学的组织方式既包括课堂的面授指导,更侧重于课堂外的观察、讨论、座谈、实验、实习、讨论、研究、协作、网上教与学的交流等,以充分调动学员的学习兴趣,挖掘学习潜能,提高教学的效能。办学形式多样化。按需要办学,如订单式培养、菜单式培养、套餐式培养、模块化培养等等。 2 开放化和产业化 按照中国现代远程教育发展战略构想,政府将加大成人教育的开放和改革力度,使成人教育向所有成人、向全社会开放,机动灵活交替循环无始无终地为一切有教育需求的成人提供教育服务,从而成为21世纪成人教育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成人教育从公益事业型向事业产业复合型转化。面对全社会日益增长的各类成人教育服务需求,政府将充分发挥市场的调节和资源配置的作用,成人教育的办学主体将通过法人制度,面向市场、面向社会、面向求学者,为就业、转岗、创业、提升和完善自我的各类成人学习者的学历教育和继续教育大开方便之门,并提供全天候、全方位、全过程的支持服务,按照等价交换、供求平衡、优胜劣汰等市场规则进行经营运作,走出一条规划、开发、品牌、服务、自律、完善、提高的产业化发展之路。 3 自主化和终身化 随着公有制经济在国民经济体系中所占比重不断降低,市场调节成为经济结构调整的主要手段,下岗失业现象司空见惯视若平常。加之国家推行的一系列人事、劳动、医疗、福利、社保等制度的改革,成人教育要适应现代社会职业的可变异性,就必须提升自我的可雇佣性,从而自觉更新知识和技能。 终身教育不仅是成人教育的世界潮流,而且已成为各国政府的教育发展战略和基本国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全面开发世界最大、最丰富、最宝贵的人力资源,是我国21世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中的紧迫任务,建立终身教育体系是教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共同要求。 4 社区化和网络化 成人高校将全面突破围墙,将教育向社区中心延伸直至边远地区的居民区和农村,形成集约化、社会化、合作化的办学态势。社区图书室、文化站、体育中心、娱乐中心、成人培训中心等各种社区教育设施和机构,将积极吸纳丰富的高校教育资源,集成社区教育功能,开展娱乐教育、健康教育、职业教育、法律教育、民生教育、老年教育、妇女教育及青少年教育,使教育与人们的日常工作生活融为一体。 为缓解庞大的高教需求与我国的优质高教资源非常有限的矛盾,未来成人教育将充分利用互联网、卫星网、无线网、多媒体、数码光盘和电子课程等手段,建设资源丰富的教学网站和方便快捷的教务管理支持服务平台,大量开发基于B/S模式的网上练习考试系统,为各类成人开拓远程学习新时空,最大限度地调动学习者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这将演绎为成人教育的主流形式。 5 高端化和国际化 科教兴国战略的实施,使成人高等教育得到了跨越式发展。随着成人专科教育的普及化和本科教育的大众化,伴随产业升级和高科技的更新换代的拉动,以及我国的新型工业化、农业产业化、农村城镇化和农民市民化进程不断加快,中低层次成人学历教育的市场将逐渐萎缩乃至最终在省、地级中心城市走向消失,成人教育学历层次需求呈现向高端迁移的趋势。 由于我国高等教育发展水平和发达国家相比存在巨大的落差,我国成人教育必须奋力拼搏,发挥文明大国的文化优势,自建和引进结合,既要引进来,又要走出去,还要吸引外资独立办学,尤其是国内一流的大学和一流的企业,在教育走向世界方面负有重任,要利用自身优势,积极开发国外成人教育市场,努力提升成人教育的国际竞争力。 6 法制化和学科化 成人教育的法律地位将进一步确立并不断完善。成人教育将从关注数量到注重质量、从粗放式到精细型、从无序到有序、从恶性竞争到依法办学、从市场准入到过程监管认证督导实现一体化的根本转变,走向社会监督、齐抓共管、质量优先、责权分明、监控有力、自我约束、规范管理的可持续发展轨道。 在国际成人教育协会及其理论研究热潮的推动下,成人教育众多科研学术机构、团体、刊物、成果和一大批热心的工作者和志愿者,已为成人教育的学科发展奠定了宽广的基础。成人教育学将跻身于我国社会科学之林,成人教育的学术研究将活力倍增,理论研究更为系统,学术交流更加广泛,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将进入一个新的历史繁荣期和发展期,将有效促进成人教育办学的职业化、管理的专业化和发展的科学化。 综上所述,多元化和多样化、开放化和产业化、自主化和终身化、社区化和网络化、高端化和国际化、法制化和学科化将会成为中国成人教育未来发展的趋势和走向。纵然成人教育当前还存在诸多方面的困难和问题,还有待于进一步完善体制、规范管理,有待于进一步完善成人教育网络,有待于进一步革新教材,改革教育教学模式,有待于进一步建立开放灵活的成人教育体系。然而成人教育的发展是健康的,前景是光辉灿烂的。在党和政府高度重视终身学习的大环境下,成人教育将以其独特的教育类型和多元的教育形式发挥其重要的作用,培养出各种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新型的专门人才,为建立学习型社会,促进中国教育事业的全面发展,为中国的繁荣和强盛做出更大的贡献。 中国成人教育论文:机械设计软件在成人教育中的作用 摘要:成人教育是教育体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是贯彻终身制教育的有力保障。机械设计软件是从事机械行业的人员的必不可少的工具。而在机械类成人教育中,对机械软件的重视程度远远不够。本文从机械类成人教育的特点,如何将设计软件应用到机械类成人教育中以及未来机械类成人教育的发展三个方面探讨将机械软件应用到成人教育中的可能,为机械成人类教育探讨一个新的发展方向。 关键词:机械设计软件;技术;成人教育;有机结合 1目前机械成人教育的特点 自20世纪以来,随着机械在人类生产生活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成人类机械教育从无到有,规模从小到大,但规模日益扩大的同时也暴露出诸多弊端。目前,我国开设机械专业很多院忽略对于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教学与现场实际联系不紧密,培养目标不清,课程设计不合理。随着现代科技为机械行业的发展不断注入新的活力,特别是20世纪CAD技术的出现,使机械设计效率大大提高,也为机械设计提供了更多可能。机械设计软件是促进成人教育的也是成人教育所必须的,机械设计软件有利于减少潜在的设计失误,提高设计效率。机械设计软件SolidWorks是基于Windows系统下的原创的三维设计软件。在SolidWorks的装配设计中可以直接参照已有的零件生成新的零件。不论设计用“自顶而下”方法还是“自底而上”的方法进行装配设计,SolidWorks都将以其易用的操作大幅度地提高设计的效率。SolidWorks采用与Unigraphics相同的底层优秀Parasolid,它的优秀技术OLE是在Windows的环境下生成的,有利于二次开发技术的实现。SolidWorks在手工的建模中,通过编程可以将二维图拉伸调成三维模型,对于齿轮的建模即可通过垂直于齿轮轴线的截面草图,通过拉伸放样形成一个实心齿轮,SolidWorks软件对轴系进行装配后,可以演示齿轮的轴向和周向的固定,轴的支承与固定,零件的装拆顺序和各零件的位置关系。这样的机械设计软件不仅为机械设计提供便利,还更好地实现教学上的互动,改变以往单纯的教学模式,让学生更好地掌握机械的结构。虽然有便利的机械设计软件,可是在成人教育中如何才能引入机械设计软件呢? 2如何将设计软件与成人教育有机结合 2.1培养目标方面 高职高专类的机械专业主要目的在于培养高水平、高技能的技术型工人。而机械设计软件,尤其是一些基础性的CAD软件已经在行业内普遍被接受,作为一个技术性工人,即便不从事机械设计,但在工作中也难免需要解决一些实际性问题。而机械设计软件又几乎是整个机械行业的通用语言,因此将机械设计软件引入成人教育符合预设的培养目标。选择继续教育的学员大多是技术骨干或者技术工人,迫切地希望提高自身的能力水平。他们大多有丰富的实践经验,但理论水平参差不齐。针对社会继续进修人员,主要以增强认识、提高专业技能为主。而机械行业未来的发展必然少不了机械设计软件的参与,引入机械设计软件也是提高专业技能的必要手段。 2.2课程设置方面 在课程设置方面,因注重加强实践类课程的比例,或者在理论教学中穿插实践教学,从而增强学生实操能力。而以往类似《机械设计》、《机械制图》等这类专业课程在继续保持的同时,也应随着时代的发展适当增删和修改内容。同时,应着重增加新型设计软件的培训,如CAD软件(solidwork、UG、CATIA、PoreE)、CAE(ANSYS、workbench、Femap、Abaqus)软件等。软件在机械生产中的地位越来越不可替代。将这些软件应用于成人教育中,不仅培训学员能习得一技傍身,也可以为整个成人教育行业注入新的活力。同时要注意合理安排学员的培训时间。选择成人教育大多是企业员工,培训时间尽量集中化,避免学员时间出现过度的冲突,要兼顾到他们的学习和工作。 2.3教师设置方面 企业的机械工程师深耕一线,他们大部分接受过较高的教育,既有经验又有较强的理论水平,机械软件于他们而言早就是手中的利剑,他们每天的工作就是用软件解决或者模拟各类生产问题,在使用过程中积累了许多的经验与方法。社会培训机构的培训教师常年都在培训学员,他们熟悉学员特性,有丰富的实践培训经验。因此,在教师设置方面,机械类成人教育因不拘泥于高校教师,可以大胆启用企业工程师和社会培训机构教师等。 3机械类成人教育的未来发展趋势 3.1单一化向多元化发展未来的机械行业不单单只是单一行业的发展,而是会逐渐和其他行业之间互相融合。因此,机械成人教育也应适应这种发展趋势。在当今社会,机械制造、信息、材料、生物等科学相互渗透,相互依存,其他学科必须依靠机械制造才能产生价值,而机械制造的发展更是离不开其他行业的发展。可以预见未来的所谓机械制造已经远超纯机械的范畴,而是及机械、电子、控制、生物等行业于一体。因此,未来的机械成人教育不单单只是一个行业的教育,而是与其他类型教育相互渗透,相互融合的多元化教育。 3.2信息化建设全面普及现代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信息技术的发展。信息化技术的出现突破了时间、地域甚至是空间的限制。目前的机械类成人教育方式主要还集中在小班授课的方式。而随着网络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与普及,成人教育也应勇于创新,大胆突破。网上各培训学校如日中天,却罕有专门的成人教育类网校。因此成人类教育的信息化仍有较大的发展空间。通过建立信息化的教育平台,无论是线上线下,学生可以随时随地想学就学,既可以提升教学效果又可以减少资源浪费。未来,信息化必然会普及到成人教育的方方面面,真正做到与时俱进、开拓创新。 作者:李继强 单位:江苏省宜兴市徐舍镇成人文化技术学校 中国成人教育论文:国际视角下的成人教育治理探讨 【摘要】成人教育治理强调参与主体的多元化、公共利益的最大化、教育决策的科学化。文章从国际视角探究了成人教育治理的内涵、模式、主体协作,提出通过政府分权和加强治理主体的能力建设来促使成人教育从“共治”达到“善治”,为推进我国成人教育管理模式的变革和发展提供参考。 【关键词】成人教育治理;成人教育治理模式;主体协作;政府分权;能力建设 成人教育的持续发展和不断完善,需要社会各系统之间的合理而有效地协调与配合。成人教育治理的最大优越性是多元主体的民主参与,在成人教育领域中积极引入治理机制是促进成人教育事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手段。当前我国对教育治理的研究已经比较广泛和深入,但对成人教育治理的研究却凤毛麟角。只有先进的理论才能推动实践的发展,因此有必要关注国际上成人教育治理的最新动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2013年的《第二份成人学习与教育全球报告》,是调查国家最多的内含各国成人教育治理的国际性报告。通过对这份报告的研究,本文审视了全球成人教育治理的基本情况,期望为我国成人教育治理提供借鉴和参考,为我国成人教育事业的发展添砖加瓦。 一、成人教育治理的内涵 “治理”﹙governance﹚一词最先源于1989年世界银行用来概括当时非洲出现的“治理危机”,此后“治理”逐渐成为西方政治学者研究的焦点。治理是指运用政治、经济、行政管理的手段在各个层面管理国家事务。治理这一概念包含了公民、团体表达利益诉求,行使合法权利,履行正当义务,调解分歧的机制、过程和体制。[1]它描绘了这样一幅图像,即众多利益相关者———政府、非政府组织和公民个人在政策执行中是如何相互联系、作用的。“治理”包含三个优秀理念:﹙1﹚要建立一个体现公共利益的服务体系,政府、市场和公民社会对公共生活进行平等协商、合作管理,达成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社会管理过程———善治﹙goodgovernance﹚。﹙2﹚社会系统诸要素要平等协商、对话和互动,追求广泛的共识和参与。﹙3﹚在社会管理过程中会发生权力运行的向度变化。[2]而教育治理是指多元主体共同管理教育公共事务的过程,它呈现出一种新型的民主形态。[3]结合治理的优秀理念、特征及教育治理的含义,可得出成人教育治理是指政府、社会组织、相关利益者和学习者等通过制度设计和制度机制相互合作,共同管理成人教育事务的过程。成人教育领域作为一个错综复杂的领域,尽管引入问责原则,不同活动主体共同行使权力仍然是一项巨大挑战。《贝伦行动框架》提出了成人教育“善治”的两条原则:﹙1﹚“善治”要使教育政策的实施有效、透明、公平和权责明确。﹙2﹚为了满足所有学习者,特别是处境不利人群的学习需求,所有利益相关者都应参与到教育治理中。[4]为更好地将这些原则应用到成人教育治理中,教科文组织终身学习研究所﹙UIL﹚提出了具体建议:﹙1﹚创建并维护一个用以执行和评价成人学习和教育政策的机制。这一机制的参与者包括各级公共管理部门、公民社会组织、私营部门、社区等。﹙2﹚采取有效的能力建设措施以便支持公民社会组织、社区和成人学习者能够在知情的情况下,参与到政策的制定、实施和评价中来。﹙3﹚支持和促进部门内部之间、部门与部门之间的合作。[5]总之,成人教育治理追求的根本价值目标在于“办好成人教育”,实现成人教育领域公共利益的最大化。 二、成人教育治理的模式 成人教育治理模式也可以理解为成人教育治理体系,其主要涉及的问题是治理的主体是谁以及主体之间是什么关系。表1显示了全球视域下,不同主体参与成人教育管理的情况。不同性质的机构或组织的不同排列组合可形成三种管理模式:﹙1﹚政府模式。仅由政府机构参与成人教育政策的规划、实施和评价。例如,全球大多数国家成人教育的管理由教育部承担,但除教育部外,其他部级部门也会参与到成人教育的管理和服务中来﹙如卫生部、劳动部、农业部、国防部等﹚。﹙2﹚混合模式。政府和非政府机构或组织共同参与成人教育事务。﹙3﹚非政府模式。仅由非政府组织参与。例如,每个成员国平均有四个非政府组织或机构参与成人教育政策的规划、实施和评价。成人教育治理是以“共治”求“善治”的过程,“共治”强调成人教育治理参与主体的多样性,“善治”强调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在成人教育的三种管理模式中,混合模式的参与主体最多,符合成人教育治理的特点,因此混合管理模式也属于治理模式。如表1所示,在成人教育管理模式中,24个国家采用了政府模式,84个国家采用了混合模式,仅有6个国家采用了非政府模式。在采用混合模式的地区中,非洲国家的比例最高,阿拉伯地区的比例最低。因此,全球大多数国家采用混合模式,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全球成人教育管理模式的转型。通过对国家进步教育报告的分析,成人教育政策的规划、实施和评价的总体趋势是政府和非政府组织的混合模式﹙治理模式﹚。混合模式要求主体之间高效的协商,有效的协调机制和协调活动。鉴于混合模式占主流地位,那么成人教育主体在参与成人教育事务中是如何协作的?即主体之间的关系如何,对这一问题的探讨,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三、成人教育治理的主体协作 各成员国极大地意识到不同利益相关者的参与,协作机制的建立对于成人教育的治理具有重大意义。成人教育治理参与主体的多样性和参与程度的不同致使成人教育的“善治”面临众多挑战。具体而言,治理主体根据成人教育管理活动的因素,包括多主体、多层面、多因素和多环节。多主体包括政府、非政府组织、成人学习者、教育提供者等;多层面包括中央政府、地方政府、组织机构等;多因素包括经费分配、预算、教育管理、评价督导等;多环节包括成人教育政策的规划、实施、评价等。因此,成人教育的“善治”需要建立和完善以政策为主导的行动机制,要求利益相关者广泛参与,加强权利和资源的纵向流动及不同利益相关者之间的有效支持协作。[6]第一份全球成人教育报告就呈现出一个趋势,即公民社会组织将更多的和在更大程度上参与成人教育的政策和实践。[7]各国已经越来越多地认识到不同利益相关者参与成人教育的重要价值和意义。目前,成人教育中的政府组织、非政府组织、私人部门、公民个人在内的多元主体之间的协调、沟通、交流主要通过专门的协作机构来进行。研究表明全球86%的国家设立了专门负责成人教育主体之间协作的机构。[8]协作机构只有开展各种活动才能发挥协调、沟通、交流的作用。成人教育中政府和非政府主体之间责任的混合性发展趋势要求有效的活动机制与之相匹配,以保证不同利益相关者之间持续的协商和调节。报告显示全球82%的国家开展了成人教育协作活动。协作活动的主要形式是召开定期会议。协作活动的目的性很强,致力于提高相关利益者之间的协作水平、促进政策的实施、提高政策的质量、有效分配项目经费。协作活动主要有两个特点:﹙1﹚成人教育服务和成人教育政策的制定需要有效的管理架构、持续的资金来源和主体的广泛参与。﹙2﹚成人教育领域呈现出多样化的发展趋势。尽管,当前各国基本上都设立了成人教育协作机构,开展了各种协作活动,但却不清楚这些协作机构和协作活动的效果如何,是否能带来“善治”。那接下来需要关注的问题就是如何使协作机构、协作活动更有效地发挥作用。 四、成人教育达到“善治”的对策 “善治”作为一种理想的政治过程,它能够有效地将人民的意志转化为公共政策,并能建立向所有社会成员高效提供服务的社会规则。[9]“善治”作为一种权利管理模式,具有以下鲜明特点,即法治性、透明性、责任性、效率性、有效性、参与性和敏感性。[10]那么,如何促进成人教育中不同主体的相互协作,如何提高治理的效果以致达到“善治”。其根本对策在于权力下放与能力建设两个方面。[11] 1.促进成人教育权利的分立和下放 只有分权才能让多元主体参与到成人教育中来,成人教育权利的分立和下放主要是指政府权力的分立和下放。政府分权包括政府对内的分权和政府对外的分权。对内分权是指高一级政府向低一级政府的分权,即中央政府将权利下放到地方政府;对外分权是指政府向成人学习者、社区等的分权。社区在成人教育治理中发挥着重要功能,主要表现为参与功能,协调关系功能,正确价值观引领功能,合理疏导功能,舆情收集和分析功能。[12]社区在成人教育项目、政策的规划、实施和评价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表2反映了全球各地社区参与成人教育政策制定、实施和评价的国家比例。其中,非洲国家的比例最高达到了92%,拉美和加勒比地区比例最低,达到了55%。政府对内分权主要是将权利分配给下级政府,即成人教育地方自治。分配的权利主要有决策权和财政权、经费分配权等。政府分权具有重要意义:﹙1﹚缩短了成人教育的决策周期,降低了决策成本和政策实施成本。﹙2﹚权利与公民之间的距离缩短了,可以帮助国家敏锐地觉察到地方政府、公民和社区的迫切需求。﹙3﹚基层提供的教育服务的效率比中央更高效。[13]另外,研究还表明权力下放是达到成人教育“善治”的最有可能的方式,因为它能保证政策实施的有效性和权责的明确性。政府分权犹如一把双刃剑,既有益处的一面也有弊端的一面。政府由集权体制转变为分权体制的过程是复杂的,有时会产生事与愿违的后果,其主要原因在于政府不同层次的决策缺乏问责,执行不力、政治经济矛盾、政策设计存在缺陷。[15]另外,地方政府缺乏教育的规划能力,缺乏对经费的有效控制,分权就极有可能导致更多的不公平,扩大差距。[16]如巴西在2006年的分权政策中明确规定了成人学习者经费的分配原则,但事实表明地方决策者在分配经费时,将大部分经费拨给了基础教育,这种分权改革实际上削减了成人教育的经费。之所以会产生成人教育分权的弱化,主要原因在于中央和地方缺乏应有的能力和素质。成人教育的地方自治伴随着获得相应的财政、预算、支出、招聘的权利,这样就强有力地推动了新的服务模式的形成,并促进了管理方式方法的更新,因此需要地方政府、教育提供者及相关利益者加强能力建设。 2.加强成人教育治理主体的能力建设 尽管在正式教育中进行“善治”的能力建设已经过了广泛的讨论,但人们很少关注成人教育领域的能力建设问题。加强能力建设是权力下放的基础和前提,成人教育各治理主体只有具备过硬的素质,较高的协调能力才能顺利实现权利的有效分立。在分权化改革过程中,许多国家的治理机制需要进一步优化,这就要求既要加强国家层面的能力建设,也要加强地方层面、机构项目等层面的能力建设。在成人教育所有层面上进行持续的能力建设具有前所未有的重要性,因为它能保证成人教育治理的“善治”,保证人们公平的接受高质量的成人教育。在国家层面,成人教育要真正实现“善治”,必须具有远见卓识的政治意愿,深刻的政治改革、持续的经费投入。某些国家如印度尼西亚、中国、泰国每年会组织研讨会,用来提高和拓展利益相关者在成人教育中的治理能力。能力建设的积极成效只有经过许多年之后才能显现出来。但许多成员国仍然进行短期的能力建设,这就导致了很难培养出大量受过良好训练的行政管理者和提供者,很难保证政策在不同层级上的有效实施。在地区层面,增强地方能力建设是成人教育有效治理的先决条件,地方行政管理人员的能力素质和组织能力对于成人教育政策的实施和落地至关重要。但许多国家对成人教育能力建设的重视程度呈现出“越往基层,越减少”的趋势,导致了地方基层人员的素质和能力水平较低,政策实施往往达不到要求。在机构项目层面,能力建设有利于保证良好的政策规划,高效的管理和教育质量的良好控制,因此需要加强机构和人员两方面的能力。[17]为实现成人教育的“善治”有必要提高相关机构的治理能力,尤其是启动和保持对话的能力、动员群众的能力、应用研究的能力和意识到成人教育重要性的能力。成人教育治理需要长期的能力建设,需要政府持续的经费投入。在所有层面上,权利的下放会导致不同主体的职责具有较大的分散性,所以,对协作能力的要求比较高。另外只有治理主体将获得的能力运用到实践中去,才能产生实际效果。 总之,能力建设、政府分权和建立有效的协调机制是成人教育“善治”发展的早期阶段,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可以作为一个信息交流中心,能够促进成员国之间在实践上的交流,并为我国的成人教育治理提供有益借鉴。 作者:张睿1;杨海平2;赵蕾3 单位:1.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2.湖南医药学院,3.湖北工业大学
社会科学论文: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融合 1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统一应建立在多层次多角度的基础上 在某种意义上说,两者统一的难度实质是统一标准严重不一致,有的主张以方法论为标准,有的主张以科学语言为标准,有的主张以可预测为标准等等,但是无论以哪一种为标准,都难以统一两大科学。因为这种统一往往或者以自然科学单方面的特点为标准片面地评判社会科学,或者以社会科学的标准去片面地评判自然科学。实际上,两者在这些方面确实存在着各自的特点,而且都有各自的理由。因此,我们应该尊重而不是回避或者无视它们各自的特点。那么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应该在什么基础上进行统一呢?笔者认为两大学科的统一应该是一个多层次的多视角的统一,是一个多样性的统一。下面笔者将主要从本体论、方法论和价值观等三个方面进行说明。(本体论层次包括人与自然的和谐、科学理论层次即方法论、科学语言等、还有应用层次) (1)在本体论层次上主张弱自然主义。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之所以难以统一,从根本上讲,是因为人们认为自然界与人类社会存在根本的区别。笔者认为,自然界与人类社会固然存在区别,但是这个区别不能被无限夸大,以至影响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统一。如前文所说,大多数的意见认为自然界是无意识无目的,而人类社会是有意识有目的的,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这是人自己单方面的看法,我们并没有征求动物界的看法。常言道,“狗眼看人低。”但是谁能保证不会出现“人眼看狗低”的现象呢?事实上,至少在高等动物中,少数动物的社会化水平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而人类却单方面地贬低它们为群体性。这种人类种族优越论的预设实际上是传统哲学的主客二分思想的一种表现。人类把本来浑然一体的世界人为地分割成两个决然对立的部分,并以此为基础把人类的认识也相应地划分为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两大部分。如果人类出于认识的需要,对世界进行分门别类的研究,这本来是人的认识活动的一个必要条件,但是不能把认识中的二分反过来当作本体论的二分。我国古代天人合一的思想,以及马克思认为自然界和人是一个有机体的思想,水平反而更高超,它们可以为两大科学的统一提供坚强的本体论基础。如果我们愿意调整自己的本体论的看法,那么相应地在认识论中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二分法就只有相对的意义,而且所谓对自然界应该采取说明的方法,而对人类活动的意义必须采取解释或理解的方法,这看法的基础也就不再牢固。 (2)从科学方法论来看,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区分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们各自内部的特征也不是完全一致或一成不变的,这既为两大科学的潜在统一提供了有利条件,又说明这种统一只能是多样性基础上的历史的动态的统一。首先,从历史上看,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只是到一定发展阶段后才分开,而在分开之前它们已混在一起已有相当长的时间了,特别是我国古代天人合一的辩证哲学思想至今仍然是中医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说明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方法论是可以一致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区分主要是19世纪以后的事情。而现在不仅社会科学越来越多地运用所谓自然科学的方法,而且出现了越来越多的交叉性学科,这更是它们直接统一的例证。随着时间的延续,这种相互渗透性也许会更多。其次,自然界内部的各个组成部分的特征也有不太一致的方面,因而才有有机物和无机物、动物和植物、生物和非生物、人类和非人类等的区分。相应地,物理学和生物学存在着很多不一致的特征。但是我们并没有因此否定自然科学内部的统一。同理,我们也不应该否定物理学、生物学和社会科学三者之间具有统一性,但是这是一个有差别的多样性的统一,而且这种统一不需要把人类社会完全还原为生物的强自然主义。 (3)从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现实需要来看,也需要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统一。虽然自然科学、人文科学和狭义的社会科学自分开以来,各自得到了飞速的发展,但是人类发展科学的最高目的是为了服务于人类自身。当前,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与自然产生着日益严重的冲突,这固然是人类实践的结果,但是也与片面的自然科学观有一定的关系。而生态伦理学、医学伦理学和科学发展观等学科和思想的出现说明了人类已经开始在思想观念和实践活动层面上对两大科学进行整合。如果说近代工业革命促进了自然科学的分门别类地迅速发展及其与传统社会科学的分野,那么如今工业发展及其被滥用的恶果又促进了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融合。 2统一所面临的困难和问题 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统一所面临的困难和质疑很多,不过主要是两大类型,一是科学方法类型的,二是有关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之间的区别问题。这是两大相关联的问题。涉及到科学方法类型的主要是,很多人仍然认为自然科学的理论具有逻辑性强、可预测性和清晰性的特点,因而它们可以采用数学工具和实验检验的手法,客观性似乎更强。而社会科学的理论则不具备上述特征,特别是人文科学更差些。笔者认为这里首先应该搞清楚方法的三个层次,一是具体学科的方法,二是一般科学方法,三是哲学层次的方法。具体学科的方法最具有个性,它可能只是被某个学科所特有,企图在这个层次追求统一确实比较困难,所以应该在后两个层次去追求统一要相对容易些,比如前文所说的中医学中的中国古代哲学理论基础,它为中医学既提供理论基础,又提供哲学层次的方法,这种哲学方法就具有相当高的普遍性。系统论等一般科学的方法几乎可以为所有自然科学和大部分社会科学提供方法论的支持。我们应该注意的是,系统论最初只是自然科学的方法,而后来才被人们发现是一个同样适用于社会科学的方法,所以我们还应该用发展的观点看待统一。其次,人文科学的可预测性和逻辑性确实要差些,这是一个事实。不过,由于自然科学率先走向了科学化的道路,并且取得了远比社会科学大的成就,因而人们已经形成了对科学形象的思维定式,似乎逻辑性和可预测性等只有达到和自然科学一样的程度才能称为科学。事实上,即使在自然科学内部,各学科的可预测性也不一样,甚至连物理学内部也做不到同样的可预测性,不然就不会有几率论和决定论之争。当然科学正是为了寻找规律,规律要求有可预测性,否则不成其为规律。我们只是要求改变对规律的机械看法,允许不同的事物在规律的可预测性上稍有区别。另外,必须指出的是,两大科学的统一问题,既涉及本体论意义上的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又涉及到认识意义上的自然界和人类社会。规律和人们对规律的认识是不同的,人们只能得出对规律的近似的认识。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在本体论上虽然同属物质世界,但是两大物质系统的确各有个性,因而我们既不能要求两大物质系统的规律在某些性质上完全一样,也不能要求在认识方法上完全一样。此外,关于说明(explain)方法适用于自然科学,理解或解释(interpret)方法适用于社会科学特别是人文科学的问题,这只能是相对而言的情况。我们已经知道,观察渗透理论,任何自然科学的认识活动同样必然具有前见,同样拥有解释学循环,这和人文社会科学是一样,只是程度不同而已,而且说明方法不为自然科学所独有,理解方法也不为人文社会科学所独有。总之,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统一是辩证的历史的统一,是在多层次多视角上的有差别的统一,是一个相互渗透的过程,而不是一个完全吞并另一个,也不是完全等同。 作者:沈云龙单位: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社会科学论文:现代化视域中的社会科学研究 一、不同类型的现代化应有不同的思想理论 它们为现代化进行辩护、论证,提供思想理论的支持,或为现代化进程出谋划策,规范典章,或对现代化进行批判抨击,揭示其弊端。西方现代化进程是一个复杂曲折的过程,既有快速发展,也有危机滞缓。西方民主政治和法制的理论和实践对西方经济现代化起着关键作用。经济发展中的问题与政治、思想文化领域中的问题是互动的。人文社会科学在现代化的实践中不断积累、发展。17世纪英国思想家霍布斯、洛克等提出了社会契约论、自由平等理论以及各种民主政治体制的学说。18世纪席卷欧洲的启蒙运动,延续至19世纪初(法国、英国、德国的启蒙思想家尤为凸显),不断激励人们走向现代化的进程。中国的现代化可以追溯到19世纪60-90年代的“洋务运动(1860-1894)”,但被19世纪末的中日甲午战争(1894-1895)所中断。康梁变法(1895-1898)实际上是一次推动现代化的维新运动,但被封建王朝扼杀。20世纪初辛亥革命(1911)之后,中国再次面临现代化机遇,但是,内忧外患,连绵不断的战争,特别是日本侵略战争再次打断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直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20世纪下半叶,在经历一系列的探索、挫折、失败之后,中国实现了从封闭型的计划经济到开放型的市场经济的转折,走上了现代化的快车道。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使中国的经济实力已名列世界前茅,政治和外交能量已使中国成为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中不可或缺的角色。中国的现代化成就举世瞩目。现代化使中国在世界上迅速崛起,是当今世界发展中最耀眼最引人瞩目的亮点。 中国的现代化历经被侵略被奴役到独立自主,从被现代化到自觉主动现代化,经历了推翻封建专制王朝、新文化运动、反侵略战争、国内革命战争,花了整整一个世纪(19世纪中下叶至20世纪中下叶)。此时,西方发达国家的现代化已经发展成熟,而中国周边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也开始竞相实施现代化,全球化已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但是,全球化的实质还是现代化,全球化是由现代化引起的,没有现代化也就没有全球化。中国的现代化已不可能孤立地实施,不可能与全球化分割开来。这就意味着中国必须被纳入世界经济体系之中,接受国际经济秩序,受制于种种规章制度的约束,而这些规章制度又都是由现代化先行一步的西方发达国家制定的。当今,中国国际关系的错综复杂是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另一方面,中国又决不追随西方国家的现代化发展道路,当然也决不重蹈苏联的现代化道路,明确提出并且强调,中国的现代化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现代化。这无疑是人类历史上未曾有过的发展道路,因而具有极大的探问求索的需要。中国改革开放所取得的现代化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而其代价也是巨大的,其中有两方面最值得重视,一是大量资源的消耗,一是众多劳动力(特别是农民工)价值的低廉。对资源的索取导致生态环境的严重恶化,加剧了人与自然的矛盾。对资源(如油气、矿产、木材等)的需求也加剧了国际关系的复杂性。劳动力的低廉导致相当多民众(特别是农民)的贫困、缺少甚至没有社会保障,贫富两级分化日益明显,种种社会问题凸显,恶性事件频发。中央提出科学发展观,突出民生问题的重要性,显然都具有明确的针对性和现实性。中国和世界各国为实现现代化所进行的变革及其所产生的种种尖锐的矛盾、严重的危机、错综复杂的问题给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带来了机遇和任务。世界各国各地区各民族实现现代化必须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探索和实施现代化的进程和道路。中国的现代化道路肯定不同于欧美发达国家,因为后者是以私有制为经济基础实施的现代化,而中国现代化的经济基础是以公有制为主(多种经济并重)。所有制是社会最基础的部分,不同的所有制必定派生出不同的社会、经济、政治等一系列制度和不同的意识形态、思想文化观念,相互之间必定发生矛盾冲突。然而,双方又处于同一经济环境之中,遵守共同的规则,有着共同的利害关系,存在着互利双赢的可能。因此,在实现现代化的进程中,合作共赢与对抗冲突乃至兵戎相见两种可能性同时存在。两种不同类型的现代化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当前最重要最紧迫的问题是应当探索以私有制为基础和以公有制为基础这样两种不同类型的现代化道路的相同和相异之处。长期以来我们惯于把矛盾双方看作势不两立,你死我活,一方吃掉另一方。但是,现实生活中无数事例表明,矛盾双方并不都是这样,如果处理得当,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达到互利共赢的结果。 当然,要做到这一点并非易事,因为长期以来西方社会被种族中心主义的历史观所支配,将西方文明、欧美的生活方式看作最先进的,应当取代其他文明。这种历史观文明观的优秀是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自由民主是天赋人权。在西方文明观价值观支配下,对中国在实施现代化进程中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充满着种种疑虑乃至反对和敌视。中国开创了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现代化成功的先例。但这仅仅是一个开始,路还很长很远。从历史久远和实力、经济发达程度来讲,欧美现代化无疑占据优势,然而其弊端和矛盾危机的深刻程度也更突出和严重;中国的现代化还处在初始阶段,在力量、发展程度上远不如前者,而其展现的勃勃生机让前者无法比拟,但迄今中国依然未能避免类似欧美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一些矛盾和问题。譬如,欧美国家从现代化开始就高喊公平正义,历时数个世纪也未真正达到;中国的现代化也强调社会公平正义,迄今也未完全做到,就此而言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优越性远未充分体现出来。中国的现代化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不同于西方的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现代化,应该有不同于西方的思想理论。当前,我们不仅在自然科学技术方面落后于现代化先行的国家,而且在人文社会科学方面远远没有达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需要。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任重道远。 二、现代化展现了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问题域 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在任何时候都离不开社会的变化和发展。以往的历史是这样,现当代同样如此。从宏观层面看,现代化的道路以及经验和教训就值得我们从人文社会科学的各个方面去研究探讨。实现现代化的路径、方法,既有共性更有个性。各个国家和地区都有各自不同的发展方式,这与各国的政治体制、自然资源、周边环境、文化习俗等都密切相关。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在现当代,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像西方国家以前那样用侵略掠夺的方式来实现现代化。可是实现现代化必须要有资源(包括自然资源、资金、人力)和市场,仅仅局限于一个国家内部肯定是不行的。这就是说实现现代化必定是在一个国际关系之中,决不可能在一国之内实现,因为资本和市场按其本性就是要增值,要扩展,决不限定在某一点上。现代化已经形成了“全球化”的态势和格局,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事实。这里涉及大量重要的国际问题值得我们去研究。我们记忆犹新的美苏争霸,苏联解体,其中的许多前因后果、内在的外在的条件、偶然的和必然的联系等都还有待研究分析,揭示真相。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等国家继续寻求实现现代化的道路,美国的霸权,欧洲的一体化(欧盟),中东的战乱,国际恐怖主义,民族主义,等等。这些问题都与当今全球实现现代化的进程有关,又都是我国实现现代化不能回避的问题。更为重要的是,如上所述,中国的现代化道路不同于西方也不同于其他发展中国家,但又要利用西方国家和其他国家所积累的经验和方法。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道路并没有现成的模式,需要通过实践去求索。现代化进程不仅有经济方面的种种问题,还有政治、文化、思想道德等领域中的大量问题,两者是紧密相关的。这里不可能一一讲述人文社科在各个领域所面对的各种问题,只能从宏观角度,先就现代化进程中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人与人的关系两个层面,再从中提出当代世界社会发展的根本问题来谈人文社科研究所面对的问题域。 在现代化过程中我们不仅要开发索取利用自然界,更要治理保护培育自然界,还要防范大自然对我们的侵害袭击。当前全球性的环境污染,生态恶化、灾害频仍。联合国论坛专家疾呼发展绿色经济,称“气候变化危害远超金融危机”。联合国报告称:全球3千多城市面临海平面上升威胁。(《文汇报》2009年10月28日)我国并不能幸免。一方面是自然科学技术的发展迅速而神奇,另一方面却是陆地、海洋、天空全方位地出现危及人类发展乃至生存的严重灾害。一方面是高新科技日新月异,另一方面无论无机界还是有机界,植物、动物、人类,不断面临新的威胁。在科技得到高度重视并快速发展的今天,必须同时重视科技的正确应用,否则,科技成果给人类带来的不是幸福,而是灾难。科学社会学、科技伦理等人文社会科学必须与科技同行。撇开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单凭自然科学技术是不可能解决人与自然关系中的各种问题的。在人际关系层面上,人文社会科学显得更为重要。在全球化和现代化的进程中,随着社会生产力的飞速发展,人化自然的广度和深度日益扩展和加深,社会生活的外延和内涵也愈来愈宽广和深化。一方面个人的能动性、能量和作用得到更大程度的发挥,人的个性得到超过往常的发展;另一方面个人对社会的依赖程度也比以往任何时代和社会要高得多,个人的社会性也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现代人一方面提倡个人自由,个性发展;另一方面又被现代科学技术和各种规章制度连结在一起,须臾离不开社会。现代社会是个体和整体相关联的有机体。为使这个整体、这个社会健康协调地运作和发展,现代人制定各种各样的制度、规章、法规、条例等,遍及社会的各个方面和角落。现代人生活在由制度和法规交织而成的巨大网络之中。这个网络是否合理完善、是否现实可行,对于个人和社会的生存发展至关重要。各门人文社会科学就是要为编织好这张网络服务,从各个方面为这张网络论证辩护。任何社会制度都是具体的历史的,决不可能是永恒的万能的。 论证辩护一种制度既不是单纯的颂扬,也不是简单的否定,而必须判明其合理与不合理,现实与非现实,利与弊,正面与负面,等等,进而划清真善美与伪恶丑,并为人们的行为方式确立价值标准和观念体系。任何规章制度的制订都有其合理性、合法性、可行性的问题,既要考虑动机、理由、原因和可操作性,也要考虑其可能产生的后果、影响、效果。在全球化和现代化的时代背景下,国际国内情况往往错综复杂变化多端,许多界线常常模糊不清,法情理,真善美,并非都一目了然。现实生活经常要求人们作判断分界线,否则将迷失方向。人类的生存实践活动说到底就是要寻求真善美的统一。人文社会科学就是要把真善美的养料渗透到社会成员的心灵之中,凝结为社会成员的内在的素养和能量,表现为人们观察问题、分析情况、作出解答时的一种立场、观点、方法,或者一种思路、途径、态度,一种分析思考的视角和思维能力。社会成员的这种内在素养和能量的高低优劣对于社会和人类生存环境的发展至关重要。由此可以看出人文社科研究的重要性。我们认为,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现代化对人的素质、修养、品格、能力等方面的要求,比私有制为基础的现代化对人的要求更高。特别是对各级政府官员、管理人员、执掌权力的人员的要求必须更高。因为任何所有制必须有载体,在公有制条件下,掌权者和管理者实际上成了公有资产和财富的代表,对于公有资源(资产)和财富的分配、调节、管理起着关键性作用。他们的政治、业务、道德、思想、文化水平和素养直接关系着他们执掌和运用权力的水平和状况。无数事实表明,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种种问题都与人的素质问题密切相关。提高人的素养是实现现代化的关键。我们现在面临着各种各样的问题,而最重大的问题应该是如何提高全社会成员尤其是掌权者和管理者的政治、道德、思想、文化、教育水平,以及各种素养。权力的运作无疑是贯穿于现代化各项事业的优秀和关键,与此紧密相关的则是财富和性欲,它们构成当代世界现代化进程中的三大问题。 权力、财富和性欲自古以来就是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在当代世界它们显得格外突出和重要。这是因为现代化给社会带来的巨大财富是以往社会所没有的,如何分配和利用财富成为突出显要的问题,由此也使权力和性欲问题凸显出来。处在现代化转型时期的中国社会,人们在社会生活中经常能看到这三大问题的浮现。西方社会对这三大问题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曾作过探索、研究,但均未达到成功解决的地步。在中国,这三大问题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还缺乏探索研究,从某种意义上讲甚至未敢正视这些问题。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必须直面人生、直面社会,揭示和探究现实生活中的重大问题。权力、财富和性欲三大问题各有不同的内涵和特点,但又是彼此密切关联的。如前所述,现代人生活在由各种制度和法规交织而成的巨大网络之中,这些规章制度也正是权力的体现。因此现代人也可以说是生活在由各种权力交织而成的网络之中。“体制改革”、“社会转型”在某种意义上就是权力的改革和转型,就是使权力的运作能推进而不是阻碍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权力从本质上说应体现公共利益和意志。权力及其运用首先面临的重要问题是权力由谁来执掌和行使及其是否正当合理公正的问题。权力的确定和运作的范围、限度,它的制约机制和监督机制的确立和实施,是当代权力问题中最重要最紧迫的优秀问题。当代世界普遍采用民主制度来规范、健全权力的运作和使用。各个国家、地区和民族都应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和文化传统的特点,确定自己的民主制的形式,这是一个漫长的艰难曲折的过程。强制推行某种形式的民主制会引起或激化社会矛盾。在国际关系领域、国际社会中,同样要确立以民主制为基础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防止或制止霸权、强权等不正当不公正权力的实施。 财富分配的方式和状况直接影响着社会的发展。从理论上说,公正合理应是财富分配的最基本原则。但是,怎样才能公正合理,如何做到公正合理,即使在理论上也未能有一个满意的回答,至于在实践上公正合理只能是一种愿望或理想。现实是:在世界范围内贫富差距日趋悬殊。据报载,全世界最富有的1/5人口与最贫困的1/5人口之间的收入差距从1960年的30∶1扩大到1997年的74∶1;世界上最富有的3个人拥有的财产已超过了48个最不发达国家国民生产总值的总和。(《国际金融报》2000年8月30日)在各国内部因财富分配而造成的贫富差距问题同样十分严重。有数据显示,“最富有的5%的美国人拥有全国72%的财富”。在金融危机复苏期的2009-2010年,“美国新增财富中的93%被1%的最富有人收入囊中”。“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富者愈富、穷者愈穷的状况正在削弱美国中产阶级,财富向顶层集中正在改变美国引以为傲的梭子型社会结构,中产阶级家庭的比例已从70年代的65%下降到了44%。”(朗咸平《谁来拯救世界经济》,东方出版社2012年版,第15、17页)中国的情况也不容乐观。中国社科院《2011年社会蓝皮书》指出,中国的基尼系数(反映社会不均衡差距的指标)达到0.5,这“意味着收入分配不均衡已经成为极其危险的社会问题”。(同上书,第17页)财富分配制度首先取决于社会的经济、政治制度。一般来说,个人获得财富主要通过两个途径。一个是凭借劳动,包括体力或脑力、知识、技能,等等,按理,这是最公正合理的获取财富的方式。问题在于在衡量不同性质的劳动的价值上能否真正做到公正合理。另一个是凭借资本,在市场经济日趋发达的今天,凭借资本获利尽管有一定风险,但其获利量要远超过凭借劳动所得;而且凭资本获利已不限于“资本家”,因为凭资本获取高额财富在许多情况下是与新知识和高科技结合在一起的。在此情况下,凭资本获取财富是否公正合理就显得更为复杂。除此之外,凭借政治、经济或其他方面的权力谋取社会财富,即“以权谋利”、“权钱交易”,在世界各国都是一个极为普遍的客观事实。这种不公正不合理的谋财途径最易遭到民众的反对和愤恨,激化社会矛盾,引发社会动乱。财富和权力之间的这种关系无疑是最值得重视和研究的课题之一。财富分配制度中的另一个重大问题是,社会财富在社会成员(个人)与政府(国家)之间究竟如何分配。 应该说无论偏重哪一方都各有利弊。从理论上讲,富国与富民应该统一,但在实践上达到两者一致并非易事。藏富于民可以说是普遍的共识,因为民众的财富可以转化为经济发展的动力,可以兴办各种社会事业(包括教育文化等),而且,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最终目的是使社会成员富裕起来,提高公民的生活水平。但是,注重富民而忽视了富国,那么,必定会削弱社会公共设施、基础设施的建设,削弱军警等治理社会的力量,难以建立有效的社会保障体系,难以调节社会贫富差距。反之,聚敛财富于政府,可以克服上述弊端,使城市出现崭新面貌,取之于民的财富可以返回来服务于民,利于民。但是,政府利用财富兴建各种“项目”,也往往成为不良分子腐败的良机,尤其在缺乏严格而科学的管理、监督、检验的情况下,这些工程项目的效率和质量更是令人堪忧。市场经济要通过市场进行资源配置,政府的开发项目如何确立、权力的行使如何顺应和有利于市场经济的发展,这些问题都不是靠官员的意志愿望能解决的,人文社会科学在其中所应发挥的作用不可或缺。所谓性欲问题,指的是合法婚姻之外的性要求、性活动及由此引发的社会问题。婚姻制度是人类得以健康地可持续地生存发展的最基本的社会制度之一。随着文明的发展,婚姻制度也有很大的进步。 但性欲及由此引发的性暴力、性犯罪、性疾病和各式各样的社会问题却有增无减。在现当代社会,性欲活动商品化市场化倾向日趋严重。在有些国家和地区,进行性交易的红灯区已成为合法的商业区。是否允许性交易成为合法的经营,各国各地区各民族看法做法不一,无法达成共识。但可以肯定的是:回避或掩盖这个问题,用空泛的话语代替切合实际的措施,不仅无济于事,而且会使问题更加严重和复杂。更值得重视和研究的是性欲问题与财富、权力问题的密切关联。性活动日益商业化,已成为谋取财富的手段,这是市场经济发展的畸形的产物。性欲与权力的关系古已有之,少数统治者曾经利用手中权力在性欲方面享有种种特权。随着社会的进步,虽然这类特权已被取消,但性欲与权力的关联并不因此而终止,而是变得更为密切而广泛,使得性欲问题具有了政治、经济的内涵和特点。利用两性关系争权夺利贯穿于迄今为止的人类历史。当今世界出现的女性主义、女性运动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代社会中权力与性欲的关系。 三、现代化进程中的各种思潮:马克思主义与自由主义 人类社会发展的任何一个历史时期都伴随有相应的社会思潮,包括各种理论学说等。西方自现代化以来,出现过各种思潮,其中最重要的、从走上现代化道路开始就出现而至今仍然起着重要作用具有重大影响的当属“自由主义(Liberalism)”和19世纪中叶诞生并与自由主义相对立的马克思主义,至今它们依然是世界现代化历史进程中两股最强大的思潮。西方自由主义思想的渊源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罗马,不过那时的“自由”思想还未成为“主义”。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和16世纪的宗教改革开启了人性解放、自由的理念,为自由主义的形成产生作了充分的酝酿和准备。现代的自由主义是随着西欧社会推翻封建专制、建构资本主义制度的变革而产生形成的,源于17世纪英国革命时代的霍布斯(1588-1679)和洛克(1632-1704)的“自然状态说”(“自然权利说”)和“社会契约说”。同时代的荷兰思想家斯宾诺莎(1632-1677)也是自由主义的奠基人之一,他提出国家是建立在个人的自然权利基础上的契约,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都是人的天赋权利。18世纪苏格兰启蒙思想家休谟(1711-1776)、亚当•斯密(1723-1790)、柏克(1729-1797),德国的康德(1724-1804),法国的启蒙运动思想家,进一步丰富和完善了自由主义理论,为西方自由主义奠定了基础。孟德斯鸠(1689-1755)的“三权分立说”,卢梭(1712-1778)的人类平等自由说,孔多塞(1743-1794)的人类历史进步的历史哲学,等等,是18世纪法国大革命的思想理论基础。18世纪80年代美国革命(反对英国殖民统治的独立战争)民主派领袖杰斐逊(1743-1826)的《独立宣言》(1776)是美国的立国之本;联邦派领袖汉密尔顿(1757-1804)设计制定了美国宪法和宪政之路。他们把欧洲思想家们的自由主义传播到美洲,并且从理论变为了实践。 19世纪堪称自由主义的黄金时代。当时的欧洲,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已占据主导地位,资产阶级取得统治地位,现代化呈现繁荣兴旺发展的局面,自由主义从反对封建专制、争取自由民主解放的思想武器,成了为现政权和现成政治秩序服务、辩护的思想工具。19世纪法国政治思想家托克维尔(1805-1859)于1831年到美国考察并总结了民主制,提出民主制国家如何保障个人自由和个性发展问题,指出民主制条件下对自由带来的新问题。他所提出的“多数的暴政”、“多数的意志”、“多数的权威”尤为引人关注。他强调要防止民主国家借多数之名扼杀个人自由;指出绝对权威无限权威都是危险的,一种权威拥有无限权力,就会对个人自由构成巨大威胁。他的观点影响至今。当然,19世纪自由主义的主要理论表现为功利主义,最著名的思想家是英国的边沁(1748-1832)和密尔(1806-1873)。他们打着“追求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的旗号将功利主义式的自由主义推向高潮。功利主义与社会契约论具有不同的理论前提和内涵,但都趋向政治自由主义。自由主义以个人主义为出发点,即个人自由是社会的最基本出发点,是社会政策和立法的基础,虽然不排斥集体和社会,但强调保护个人的生命、财产是保障个人自由的重要条件。认为对个人自由的最大威胁来自政府,要以社会制约政府,不能让政府主宰社会,社会人群是主人,政府是公仆。提出对权力进行限制、牵制、制衡。主张人格平等,宗教宽容,多元文化,等等。20世纪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1883-1945)提出国家干预主义,终结长期居主导地位的放任自由主义,形成著名的“凯恩斯主义”。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经济学家弗里德曼(1912-2006)提出了与凯恩斯主义相对的主张。强调“货币最重要”的理论,认为政府的经济政策主要是控制货币的发行量,而不是凯恩斯主义那样要求政府进行更多的干预。批评20世纪近数十年间政府对经济生活干预日益扩大,构成对自由的威胁;坚持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认为市场机制可以保障并促进人们自由的天然权利,自由市场经济促进机会平等,使用强力推行平等将毁掉自由,一个社会把自由放在首位将得到最大的自由和更大的平等。弗里德曼将古典放任自由主义转变为新自由主义。20世纪下半叶,随着西方经济和社会的变化发展,经济哲学、政治哲学、社会哲学、道德哲学、宗教哲学等诸多实践哲学蓬勃兴起,涌现出许多有影响的代表和著作。诸如哈耶克(1899-1992)、奥克肖特(1901-1990)、阿伦特(1906-1975)、波普(1902-1994)、伯林(1909-1997)、布坎南(1919-2013)、罗尔斯(1921-2002)、德沃金(1931-2012)、诺齐克(1938-2002)等等。其中尤以罗尔斯的《正义论》(1971)最为出众。罗尔斯并不认同功利主义,而以新社会契约论为基础阐释正义原则。他强调正义的至上性,称正义是法律和制度、政治和道德的最高标准。达成正义原则的“原始协议”是人们在“无知之幕”的后面选择出来的。原始协议下的“起点平等”是一种假设,而现实社会中的人生来就处于特定社会的特定地位,经过“审慎思考”,通过对各种正义观的“反思的平衡”,形成道德和正义判断。他强调法治主义的基本原则,认为法治与自由密切联系,形成“秩序良好的社会”是“正义论”的基本前提。他在晚期针对西方多元社会和文化的现实,提出正义是合理而广泛包容的各种学说“重叠(交叠)共识”的焦点,以此来解释社会正义和自由民主。自由主义自产生起还不断遭到激进主义和保守主义的批评和挑战。早在18世纪末英国思想家柏克(1729-1797)就从保守的立场攻击法国大革命,反对平等和抽象的天赋人权,是典型的保守的自由主义。19世纪末20世纪初德国思想家马克斯•韦伯(1864-1920)、卡尔•施密特(1888-1985)和列奥•施特劳斯(1899-1973)也是20世纪著名的自由主义的保守派思想家。晚近30多年来,麦金太尔(1929—)、查尔斯•泰勒(1931—)、桑德尔(1953—)等在道德、政治、社会等领域以“社群主义”向自由主义发起挑战。但自由主义依然占据主流地位。当代美国思想家弗莱西斯•福山甚至声称,历史终结于自由主义的民主理想。这种看法遭到各方面的尖锐批评。西方自由主义思想在我国是有影响的。 20世纪初,我国思想文化领域一直存在着马克思主义、中6国传统思想和西方思想三大思潮,这三者之间相互矛盾、冲突又相互渗透融合,是20世纪、21世纪乃至以后更长时期我国社会生活、尤其是思想文化领域的重要内涵。笔者曾把这称之为中国思想文化领域中的“大三角”(《学术月刊》1989年第4期)。当然,不能将这三者等量齐观。近百年来,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理论、学说,被中国共产党用于进行一场极其艰难复杂的社会革命、改造和建设,并且取得了如此辉煌的成就,在人类社会历史、思想史上确实是无与伦比的。因此,就意识形态而言,马克思主义无疑是我国一切事业的指导思想;而从学术研究方面讲,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方法也是我们研究一切问题和思潮的指导思想和根本依据。现在的问题是,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去研究解决全球化背景下的现代化进程中的种种矛盾和问题,这是时代赋予人文社会科学的使命和职责。 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和目标是反对资本主义、建立社会主义并最终实现共产主义,西方自由主义的基本立场和目标则是维护和发展资本主义,两者无疑是根本对立的。从现代化的视域看,马克思主义和自由主义同为现代化历史进程中产生演化而来的两种思潮。数百年来,自由主义为资本主义现代化论证、辩护、谋划,其中也包括尖锐的批评、抨击;马克思主义则肯定现代化而反对、否定资本主义的制度和道路,提出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制度、道路和目标。历史发展到今天,资本主义的现代化已经发展到相当成熟的地步,而资本主义的体系、制度出现了严重深刻的矛盾和危机,前景黯淡;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在经历种种挫折失败之后,终于在中国生根结果,并显示出强劲的发展势头和旺盛的生命力,然而也遭遇到资本主义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诸多至今尚未克服的问题和矛盾,道路和途径还在探索之中。因此,我们所需要的马克思主义并非口号式的概念性的条文中的词句,而是适应国情世情的创新发展的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不同类型的现代化当然有不同的思想理论,马克思主义和自由主义必须泾渭分明不容混淆,但决不能因此而蔑视资本主义的现代化、简单否定自由主义的思想理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础和优秀是历史唯物论、历史辩证法,面对现实面向实际,用辩证的眼光观察世界研究问题。社会主义现代化和资本主义现代化是同一星球上的两大历史潮流,两者在社会、经济、政治乃至文化思想方面既有不同的制度、体制、发展方式、途径、目标,不同的价值观、世界观、历史观,乃至相互矛盾冲突,但同时又有着共同遵循的规则,存在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在许多方面可以说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从人文社会科学学术研究的角度看,自由主义作为资本主义现代化的思想理论,积累了数百年的经验教训,值得我们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研究解决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的种种问题时作为重要的参考。民主、自由、平等、公平、正义等,不是某个国家、民族或某种文化、理论学说的专利品,而是人类进入文明社会后逐渐产生形成的思想、概念。它们的含义和意义、内涵和外延,它们的表现和实施,都是具体的、历史的、演化发展的,因不同的空间、时间、地域、人群、文化而具有不同的形态、方式,不是用统一的模式铸造出来的,不能用统一的标准强制推行。它们是否正确、得当、合理、合情、合法,不是凭借权威、权力、强力,归根到底要由人类生存实践的历史来检验。 作者:黄颂杰单位:复旦大学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 社会科学论文:社会科学论文中的政治性分析 一、社会科学论文具有政治性 同志、同志和李长春同志的讲话表明,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是非常重要的,把好政治关是我们党对思想文化战线的基本要求,也是对社会科学论文出版发表工作的基本要求。社会科学论文具有政治性,因此要求我们把好政治关。但体现在论文主题上的政治性问题大家都警惕性比较高,政治性问题也多能被发现。而分散在论文中隐匿的或非直接点题的政治性问题,往往容易被忽视,也就更容易造成政治性问题。目前我们对这种隐匿性问题的研究讨论恰恰是最不够的。当前,国际国内形势发生了新的复杂变化,宣传思想文化战线统一思想、凝聚力量的任务十分繁重,深化改革、加快发展的任务十分繁重,维护稳定、促进和谐的任务十分繁重。在这样的形势下,处理好社会科学论文中常见的政治性问题更加重要,因此我们应该对社会科学论文中常见的各种形式的政治性问题给予更多的关注并谨慎把握。 二、社会科学论文中常见的政治性问题及其分析 (一)有关主旨问题当前社会科学论文中,有的对资本主义国家做一些介绍,包括它的文化、条例规定等,这时可能会出现无意识地对资本主义整体制度的褒扬倾向。社会科学论文中对资本主义国家的某一项条例或规定可以提出参考借鉴的意见或建议,但参考借鉴意见或建议不能等同于对资本主义整体社会制度的褒扬,这时的话语、用词要特别注意掌握分寸。社会科学论文的出版发表,应该有鲜明的主旋律立场,应该多做有利于社会主义的正面宣传,应该传递正能量,应该成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的武器。社会科学论文的出版发表,应该体现我们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办刊宗旨。因此,社会科学论文的主旨应该是歌颂党、歌颂人民的,应该是歌颂社会主义的,对资本主义整体制度应该是否定的。对此,编辑人员要懂得“讲政治”,要学会“讲政治”,要有正确的信仰,要有政治责任感。 (二)有关引用中央领导人讲话问题当前社会科学论文中,有的对中央领导人的讲话或著作进行引用,甚至是使用引号的引用。引用时有的出现与原话或原文不完全相符的情形,这应该引起我们的特别注意。因为这不但是有关尊重的问题,而且涉及意思表达的准确性、完整性问题。通常领导人的讲话或著作中的每一个字都是经过仔细推敲的,每一句话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一词一句都有深刻的含义,甚至贯穿了政治思想、政治方针和政策,引用有误就可能引起原意的改变,造成误解或被敌对势力所利用。社会科学论文的出版和发表,一定要确保其引用的领导人的讲话或著作字字准确无误,这就对写作者提出了做事要特别认真的要求,编辑人员也要养成做事认真、一丝不苟的好作风。 (三)有关政治口径问题当前社会科学论文中,有的对政治上的重大问题的说法与我们党和国家的政治口径不一致。例如有一篇论文使用了“统治时期”的说法。大家都知道,我国是人民民主政权,不存在个人统治。“统治时期”的说法与我们党和国家的政治口径不一致,很容易使人产生误解而造成不好的影响。对待此类问题,要做到与我们党和国家的政治口径一致,除去主观意愿以外,写作者以及编辑人员还要不断地加强政治学习,多读书看报,了解、掌握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这样才能保持与我们党和国家的政治口径一致。 (四)有关台湾问题当前社会科学论文中,有些涉及台湾,把台湾无意识地划到国际或国外范畴。有的在按国外、国内分标题讨论问题时,误在国外标题下讨论台湾。有的在提到国际问题时,错误地包括台湾。例如谈到国际交流时,包括了与台湾大学的交流。特别需要注意的是,有些社会科学论文在进行文献综述的时候,把文献分为国内、国外文献分述,这时若含有外文文献,很容易就把台湾作者的外文文献划到国外文献中。通过对社会科学论文的不断总结,本文建议对这个问题,可以回避国内、国外的划分方法,代之以采取中文文献、外文文献的划分方法。这样可以确保划分无误,也不会影响学术研究与表达。台湾问题是一个严肃的问题,我们的党和国家一直坚持反对台独的立场,因此社会科学论文涉及台湾时应做到表述严谨,这就需要写作者及编辑人员加深对台湾问题重要性的认识,时刻绷紧这根弦。 (五)有关传统文化问题当前社会科学论文中,有的论文涉及中国传统文化,包括儒家思想,但说法上却仍然停留在过去某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如对孔子持批判否定的态度等。社会科学论文应该受社会主义思想体系、经济制度、政治制度和社会主义文化的约束,必须充分反映出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特征,要满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因此对中国传统文化,包括儒家思想,我们应该坚持批判继承、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态度。这样做不但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态度,而且是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需要的态度,符合历史潮流的态度,符合广大人民群众意愿的态度。因此,写作者及编辑人员要知道尊重中国传统文化,包括儒家文化及思想,要知道应该歌颂什么、应该反对什么,通过“三贴近”提高自己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水平。 (六)有关网络材料的使用问题当前社会科学论文中,有的论文使用非我国官方网站下载的资料,甚至包括涉及国家边界的地图。由于这些资料或地图不够准确,有时会使论文出现严重的政治性问题。使用资料时,最好选择我国的公开出版物或政府有关部门的官方网站,这样才能做到资料翔实可靠。因此编辑人员对论文的重点,包括关键的语句或图表,要做重点的核对,有疑问时要向作者问明出处,要有不厌其烦的精神,同时要不断提高自己的编辑业务水平。 三、结语 同志在2013年3月17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指出:“面对浩浩荡荡的时代潮流,面对人民群众过上更好生活的殷切期待,我们不能有丝毫自满,不能有丝毫懈怠,必须再接再厉、一往无前,继续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推向前进,继续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 同志的讲话为社会科学新闻出版工作指明了方向,社会科学论文出版发表工作要紧紧围绕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开展,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武装全党,教育人民,为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向前发展营造良好氛围,为实现“中国梦”做出应有的贡献。要做到上述几点,社会科学论文的出版发表就应该确保不出现政治性问题。本文提出的目前常见的几种政治性问题还很不全面,研究也还不够深入,需要大家更多的讨论及关注,并需要大家进行更多更深入的相关研究。 作者:王俊和单位: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编辑部 社会科学论文:社会转型与社会科学的历史使命 一、社会科学是社会变迁或现代性的产儿 如果我们将围绕上述两次革命性事件所发生的一系列社会变迁视为社会学诞生的动力的话,那么就可以将社会学的缔造者们提出的各种理论和他们所作的不同努力,视为对人类尤其是西方世界在18-20世纪的转折时期所遭遇的社会危机或文明断裂做出的种种回应。具体说来,马克思和迪尔凯姆意识到他们生存的时代是一个危机四伏的时代,但他们又都对未来抱以乐观主义的态度。马克思描绘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无序和崩溃的必然性,但他设想将有一种更为人道的社会体系的诞生,并解决在资本主义社会无处不见的物化和异化现象;迪尔凯姆则相信,“工业主义的进一步扩张,将建立一种和谐而完美的社会生活,并且,这种社会生活将通过劳动分工与道德个人主义的结合而被整合”。和马克思、迪尔凯姆不同,滕尼斯、齐美尔、帕雷托特别是韦伯,则以一种悲观主义甚至绝望的心情来对待上述断裂或危机。 比如,在韦伯眼中,现代西方世纪正在面临一个巨大的悖论:在这里,人类社会要想取得任何物质方面的进步和扩张,都必须付出巨大的代价,这个代价就是与个人的创造性和自主性天然不容的作为“理性化”象征的科层制“铁笼”的不断扩张。进而言之,既然欧美社会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型直接孕育了社会学乃至整个社会科学,在社会学和社会科学的一般叙事逻辑中,从一开始建立在单线进化论基础上的有关传统与现代的讨论就会成为韦伯所说的“理想类型”(ideatype)。如此,在经典社会学的文献中,几乎随处可见“传统-现代”这对二元模式变项的各种变式。比如曼恩的身份社会-契约社会、斯宾塞的尚武社会-工业社会、马克思的封建主义社会-资本主义社会、腾尼斯的共同体-社会、托克维尔的贵族制-民主制、迪尔凯姆的机械团结-有机团结以及韦伯的宗法传统经济-理性资本主义经济,等等。瑣事实上,经典时代有关“社会”的所有“乌托邦”想象,说到底都不过是站在“传统”的此岸向“现代”的彼岸所作的理论眺望。导源于西方文明转型而带有的这块天生的“胎记”,使得“十九世纪在欧洲和北美建立起来的社会科学是欧洲中心主义的”,由此西方的理论家们无论从认识论的角度还是从实践的角度,都会自然地站在西方主位的立场上,用西方中心论的观点和西方的经验来看待包括中国在内的非西方世界的变迁,即形成了萨义德所说的东方主义或东方学视角。在这里,我们这样论证起码想说明这样两个问题:其一,以西方为叙事主轴的社会科学理论,最初也是一种建立在特殊性的社会实践基础上的话语体系,它只是随着从西方开始的现代化进程向全球推进而开始获得某种普适意义的;瑦其二,正因为西方社会科学家精心研究了在自己的特殊场景下发生的历史事件的必然性,最终不仅使得他们的研究在揭示人类社会结构与行为时获得了不同程度的普适意义,而且最重要的是,这种理论或学术的转换使得西方世界的现代化进程最终获得了精神意义或文化价值,即我们所说的避免了将西方世界的发展沦为单纯的财富增长。 二、社会转型:理论蕴含和学术意义 变迁或社会转型对现代社会科学的影响,并不仅仅表现在18-19世纪这一朝向现代性的力量对一门后来影响越来越大的知识体系的破土或催生作用,也同样表现在对其后继形态、分支学科乃至具体理论的不断革新和塑造。鉴于西方的社会转型即所谓现代化进程一直持续绵延,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再到后工业社会,并未有任何停滞的迹象;加之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尤其是1960年代以来,随着拉美、非洲以及东亚国家在西方世界的影响下也步入了社会转型或现代化的进程(当然,我们一会也会说到,共产主义文明及其实践是现展的另一主轴),变迁或社会转型的新趋势和新经验一刻也没有停止对现代社会科学的充实、修正和再造。最近一百多年来,现代社会科学分支越来越庞杂、理论越来越繁芜、方法越来越精当,庶几正是变迁或社会转型的普遍性、多样性和复杂性所造就的。还是以社会学为例。继马克思、迪尔凯姆、韦伯和齐美尔这些经典大师之后,继续凭借变迁或社会转型之主题锻造自己的理论之矛的社会学家不胜枚举。以直接诉诸变迁或广义的社会转型为主题的发展社会学为例,它的两种主要形态现代化理论和发展理论,就分别是以西方发达国家的现代化变迁和拉丁美洲、非洲及东亚模式的经济发展为研究和分析对象的。事实上,虽然现代化理论和发展理论都是在社会学及经济学内部成长起来的,但在战后“这两种理论几乎在全世界占据了社会科学的主导地位”。现代化理论作为发展社会学的最初形态,形成于冷战时代开始的1950年代。从理论脉络上说,构成现代化理论的基础是此时如日中天的帕森斯的结构功能主义理论,而更为深远的渊薮则是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儒教与道教》等一系列著作中提出的“理性资本主义”及其在世界范围内的推演问题。而从现实挑战上说,现代化理论的提出,显然是为了与此时如火如荼的共产主义相竞争,在马克思的共产主义设想之外,为欠发达国家确立一条以美国为标准的发展之路。从这样的意义上说,它是一部标标准准的“非共产党宣言”。瑨虽然现代化理论涉猎广泛,但其基本的理论主张不外这样几条:(1)从传统与现代的两分法出发,现代化就是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进化过程;(2)现代社会的发展是单线的,现代化只有一种模式,即西方或美国的模式,由此进一步推导出现代化的趋同论;瑩(3发展中国家或欠发达国家所以未能实现现代化,在于这些国家的内在制度结构或文化传统不利于现代化;因此,与西方的接触或西方文明的传播是不发达国家现代化的唯一路径。自1960年代末开始,经典现代化理论及其上述主要信条因多种原因受到广泛的批评并陷入困境。借用美国社会学家赵文词(RichardMadsen)的观点,学术范式的更替,是流行理论、可获得的经验性数据和社会舆论三者互动的结果。就现代化理论所面临的困境而言,此时,在理论上,伴随着帕森斯的结构功能主义的失势,萨义德对东方主义的批判大行其道;就经验数据而言,拉美、非洲和东亚的发展为新的理论提供了丰富的经验资料;而就社会舆论而言,美国卷入越战及其对这样一个弱小民族的狂轰滥炸,不但导致了战后“美国梦“的破灭,也使得其所推行的现代化在全球范围内广受质疑,一如韦伯斯特所说,对“现代化理论最激烈的批判,是指责它完全无视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对第三世界国家的影响”。在这样的背景下,自1960年代中期开始,现代化理论开始受到包括依附论、世界体系论在内的发展理论的强有力的挑战。依附理论主要导源于拉丁美洲的学者对自己国家现代化的研究,他们认为在现今的世界系统中,存在着由发达国家组成的“中心国家”和由发展中国家组成的“边陲国家”,而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困境,就是发达国家利用不平等的经济贸易关系对发展中国家的剥削和控制,以及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的经济和技术依附。如此,正是西方国家的发达导致了发展中国家的不发达,而现代化理论所提倡的“西化”过程,自然也就是不发达国家不断被纳入“中心-边陲”的国际经济体系的依附过程。 同依附论者大多为拉美国家的学者不同,世界体系论的首创者伊曼纽尔•沃勒斯坦来自世界体系的中心美国。虽然和依附论一样,世界体系论也是对现代化理论的回应,但与依附论不一样的是:(1)它的分析单位不是国家,而是作为一个单一整体的世界,这个世界由“中心”、“半边陲”和“边陲”三个等级构成;(2)现代世界体系分为三个维度:一体化的世界经济体、多民族国家体系和多元文化体,其中世界经济体是现代世界体系的经济功能体,是政治体和文化体存在与发展的决定性因素;(3)世界体系的三级结构不是一成不变的,边缘国家可以通过结构位置的流动而上升到半边陲甚至中心的位置,因此“发展的意义主要就在于如何改变自己在世界体系中的结构位置”。20世纪的最后20年中,发生在中国、前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巨大的社会变迁或社会转型,继续为社会科学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新的灵感和想象空间。不仅像伊利亚(GilEyal)和赛勒尼(IvanSzelenyi)等人尝试着通过对匈牙利和前苏联等国的社会转型的研究,建构一种“新古典社会学理论”;而且自“80年代中期以来西方有关中国社会和经济变迁的学术文献数量(也)大幅度增加”,原先处于边缘地位的当代中国研究进入欧美社会科学的主流学术圈,从一个单纯的学术“消费领域”开始逐渐成长为一个“生产领域”。鉴于无论是前苏联还是中国,都既是人口众多的世界性大国,又都在20世纪大规模的共产主义实验中做出过令人惊讶的尝试,同时还构建并逐渐固化了与其意识形态相一致的庞大的经济与社会体制,与前述拉丁美洲诸国相比,其所经历的变迁或社会转型过程不可能不更为复杂、更为触目惊心。正是如此,自然使人们深信,“我们有理由认为,共产主义文明及其转型,对社会学的发展来说,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对这个文明的特点、运作逻辑及其转型的研究应当成为当代社会学乃至整个社会科学发展的新的灵感来源和动力”。尽管中国与前苏联、东欧的社会变迁或转型有相似之处,但也有根本性的差异。除了政治体系在前苏联发生断裂而在中国依旧延续以外,“在俄罗斯,这一过程是自发的……在中国,这一调整则直接来自上层,因此更为稳健并富有连续性”。虽然前苏联和东欧的社会转型吸引了包括伊利亚和赛勒尼在内的社会学家的高度关注,也产生了诸如《无须资本家打造资本主义》这样的名篇巨制,但从某种程度上说,1990年代以后中国社会的快速转型尤其是经济独一无二的高速增长,更是成为推动社会科学进步的强劲动力。认真分析我们能够看到,中国的社会转型和上述历史上每一次巨大的社会变迁一样,具备着普遍的理论蕴含和独特的学术意义。当代中国的社会转型对社会科学的发展之所以会具有普遍的理论价值,是与我们一再论述的变迁与社会科学的天然联系决定的。我们可以从这样几个方面来理解这种普遍性或普适性:首先,中国社会的当代转型,虽然有其自身独特的历史背景和运作逻辑,但与人类社会近代以来的种种大变迁一样,依旧是一种朝向现代性的运动,一如其转型的起点高度计划和集权的苏式社会主义也同样也是对现代性的反应一样。 换言之,中国社会的转型具有自己的鲜明特点,但并不意味着中国社会的转型就是与整个世界文明进程背道而驰的“对向车”,中国也并不是整个世界文明的“他者”。考虑到在今后“相当长的一个时间里,中国可能就是这么一个转型社会”,瑑我们更有理由同时也有必要申明中国社会的转型对社会科学的发展甚至人类文明进程的某种普遍价值。如果这种普遍价值不能获得有力的证实,中国的转型及其经验就只能是人类文明的一种“例外”,从根本上说我们也就无法真正消解西方文明所鼓吹的绝对普世性。其次,对那些和中国一样具有相似的文化传统和历史遭遇的东方世界的各个民族和国家来说,13亿中国人民当下所经历的复杂而剧烈的社会变迁或社会转型,或许可以为他们未来所经历的嬗变提供一种借鉴或参照。当然,我们申明当今中国所经历的这场大变迁对其他发展中国家未来的变迁可能具有某种普遍意义,并不意味着要用中国人的转型实践代替其他国家的发展实践,也不意味着要在其他国家推广中国转型的经验(就像西方新老殖民者曾经以及还在做的那样)。鉴于发展和转型的多样性,每一个国家哪怕与中国文化和历史传统相似的国家,在与中国转型或变迁的相似性之外,也一定有着自己的特殊性,因此我们申明中国转型的普遍意义是以承认这种特殊性为前提的。但显而易见的是,申明中国社会的转型具有某种程度的普遍性或普适性,才能确立这种转型的正当性,并真正破除绝对意义上的普世价值。进一步,中国社会转型所具有的普遍的理论价值,是以这场大转型对社会科学所具有的独特的学术意义为前提的。我们曾经论述过,今天盛行于世的西方文化所以能够成为一种多少具有普适价值的流行话语,正是由其所率先经历的那场绵延数百年的独具特色的现代化进程所决定的。 问题只是在,形形色色的西方中心主义或东方主义,在过度彰显自己的普遍性或普世意义的同时,都有意无意地遮蔽了自己所走道路的特殊性。由此,我们不但不回避中国社会转型的特殊性,而且意识到,如果中国社会正在经历的这场大变迁没有自己的独特性,它只是西方世界或其他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所经历过的转型实践的一种变式或重演,那么这种转型也就不会有自己的独特意义,所谓“中国经验”或“中国道路”也就成了一个伪命题。事实也是这样,在这个世界上不乏人口众多的国家(如印度),也不乏经济与社会结构发生了重大转型的国家(如前苏联和东欧),同样不乏拥有悠久的历史传统的国家(如印度和埃及),当然它们也都无一例外处在全球化的影响之中。但是,既历史悠久,又人口众多,在面对共时态的全球化冲击之时,也在经受历史态的社会转型,并且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的国家,大概只有一个中国。“这种多重因素交织在一起的广泛而深入的变迁,不仅对中国人民来说是独特的,是他们先前五千年的历史中不曾有过的,而且对世界各国来说也是独特的,是其他民族或国家未曾经历的”。能够想象,以中国社会转型为朝向的社会科学,自然能够从这种转型的独特性中获得同样独特的学术意义。 三、理解变迁:社会科学的中国化 在论述了现代社会科学与社会变迁的内在联系,以及中国社会目今正在经历的这场大变迁或社会转型对社会科学发展的理论蕴含和学术意义之后,接下来我们有必要去说明,如何理解当下这场大变迁或社会转型,如何通过对这场大变迁或社会转型的独特解释,促进中国社会科学的健康发展,尤其是推进社会科学的中国化?近年以来,人们已经注意到了中国社会目正在经历的这场大变迁或社会转型对社会科学发展的深远意义,并且力图通过对“中国经验”的研究提升中国社会科学的本土价值和实践品质。在这些研究的基础上,我们也进一步提出,总结所谓“中国经验”只是这种学术“转换”的可能路径之一,“转换”的另一路径是关照“中国体验”———即在这个翻天覆地的时代13亿中国人民的精神世界所经历的巨大的震荡,他们在价值观、生活态度和社会行为模式上的变化。在我们看来,中国经验和中国体验应该成为社会科学家理解中国社会变迁或社会转型的双重视角,或者说,中国体验起码在精神层面赋予了中国经验以完整的意义和价值。 “中国经验”并不是一个单一的、边界清楚的概念,与这一概念具有相似内涵的术语包括中国模式、中国道路、中国奇迹……,而最初的源头则是美国《时代》周刊高级编辑乔舒亚•库珀•雷默提出的“北京共识”。虽然中国学者广受雷默之启发,意识到这有可能是在以资本和市场为中心的新自由主义基础之上的“华盛顿共识”之外的另一种发展模式,但鉴于中国的一切远未定型,因此他们最初相对谨慎地选择了“中国模式”来表述与雷默同样的发展内涵。瑑瑨接着,在进一步的疑虑和批评之下,瑑瑩最终产生了更为中性和谨慎的“中国经验”这一替代性概念。在“中国经验”的概念形成和内涵讨论中,人们逐渐将其视为与西方现代化道路不同的新的发展经验的一部分,而其基本的内涵包括:(1)它不仅仅指“成就”,也包括“教训”,包括走过的发展路程的一切特殊经历;(2)它特别指一些因为中国的特定人口规模、社会结构、文化积淀特点而产生的新的发展规则;(3)它是开放的、包容的、实践中的、没有定型并在不断变化和发展中的经验,他尊重其他经验的选择,它不是作为“西方经验”的对立面而建构的,它也不强调自己的普世性,它的存在只是说明统一律与多样性完美结合的可能性。 一句话,我们可以将“中国经验”视为,在全球化和社会转型的双重背景下,中国社会近十几年来在宏观的经济与社会结构方面的发展与教训。如果与世界上的其他国家尤其是前苏联和东欧各国的社会转型相比,中国在社会转型过程中的所积累的所谓“经验”起码有这样一些特点:(1)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党,及在其领导下的权威政府;(2)具有较大柔性的诱致性制度变迁和渐进式改革,因此许多重要的转型或制度变迁是通过变通的方式实现的;(3)经济改革的“理性超前”和政治改革的“理性滞后”,也就是说,在市场发生巨大转型的同时,居于主导地位的却仍然是先前的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4)坚持市场化的改革方向,但又警惕和反对市场原教旨主义。 简单一些,也可以表述为,:“坚持市场导向的经济改革,同时辅之以强有力的政府调控”。比较而言,“中国体验”更是一个全新的概念。我们说“中国体验”是一个全新的概念,并不意味着要用这一概念代替先前的“中国经验”或其他相似概念。“中国体验”的概念之所以具有新颖性,一方面是指它和“中国经验”一样,也是中国社会这30年的急速变迁或社会转型的结果,因此先前的社会科学家没有也不可能关注到这样一种社会现象;另一方面则是指虽然它和“中国经验”一样都是变迁或转型的结果,但和“中国经验”相比,“中国体验”至今尚未引起人们足够的关注,很少有人意识到,在中国社会宏观的经济与社会结构发生变化的同时,中国人的微观价值观和社会心态同样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嬗变。中国经验与中国体验作为1978年开始的这场史无前例的大变迁或社会转型的一体两面,赋予我们这个独特的时代以完整的历史意义和文化价值。如果单单总结“中国经验”而忽视“中国体验”,我们就不可能发现在这场涉及13亿人口的现代化过程中,作为现代化之主体的中国人的精神起了何种作用,他们的欲求、愿望和人格在改变中国的同时又发生了何种改变,表现他们喜怒哀乐的社会心态是如何随着社会的变迁而潮起潮落,最后,他们的精神世界遭遇过现在又在面临何种困窘和茫然?在近年发表的一系列论文中,我们多次陈述了“中国体验”起码应该具备的基本内涵:(1)“中国体验”不同于中国经验,或中国道路、中国模式、中国奇迹,它不是中国社会在最近30年中发生的那些结构性或制度性的宏观变迁,而是中国人民在宏观变迁的背景下发生的价值观和社会心态方面的微观变化;(2)“中国体验”既包括积极的心理体验,也包括消极的心理体验,前者诸如开放、流动、竞争、进取、平和、包容……,后者诸如物欲、拜金、浮躁、冷漠、缺乏诚信、仇富炫富……,人格的边际化或社会心态的两极化恰是中国体验的最重要特点,这在相当程度上说明中国体验本身就是变迁的一种精神景观;(3)“中国体验”虽然是一般经由传统向现代转变的社会都可能出现的人格和社会心理嬗变,但却因为中国特定的人口规模、转型前后的经济与社会结构差异、历史悠久的传统文化、全球化的推动以及变迁的速度之快而带有一般的精神嬗变所不具备的特点,这些特点使得社会心理学家对人类精神世界嬗变的研究具有了全新的意义;(4)虽然中国体验具有独特性,但并非就不具备某种程度上的普世意义,也就是说,这一“体验”对其他民族或国家尤其是剧变中的发展中国家可能具有借鉴意义,一部分甚至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加以复制,而反映到社会科学中,即能够像石之瑜所说将中国研究之成果与“人类普遍性的行为律则相衔接”。 如果确实可以将中国经验和中国体验视为我们这个古老的国家目前正在经历的这场大变迁或社会转型的一体两面,而对变迁的理解又与社会科学本身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甚至就是关注变迁的路径及动因分析的社会科学本身,那么通过对中国经验和中国体验的研究就不但能够促进中国社会科学的健康发展,而且从根本上说也是实现社会科学中国化的一次天赐良机。众所周知,有关社会科学中国化的努力并非始于当代。早在上个世纪20-40年代,中国第一代社会科学家尤其是社会学家,如孙本文、吴文藻、潘光旦、陈达和费孝通等人,在用西方的理论和方法研究中国社会的现实时,就产生了使社会学及社会科学的知识体系适用于中国社会即使之中国化的具体设想,他们并且为实现这一设想做出了艰苦卓绝的努力。可以说,当时提出中国化的设想,既是中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且不断接受西方文化后产生的一种独特的社会现象,又是中国知识分子不满足于被动地接受包括社会科学知识在内的西方文化、作西方文化传声筒的一种特定的心理状态。这种设想的提出前提是,对西方社会科学的两面性有了比较深刻的了解。既不但了解了作为西方现代性产儿的社会科学的科学性和普适性的一面,同样也了解了它的非科学性和特殊性的一面。此后,在1970年代因反对美国学术霸权而兴起的“本土化”浪潮中,台港地区的社会科学家以自己的方式做出了回应,并因此影响到改革开放后中国大陆社会科学的走向。 尽管我们承认今日中国大陆社会科学的中国化运动与上述中国化或本土化运动有着某种前后一致的学术继承关系,今天讨论的诸多主题如社会科学知识中国化的必要性及基本路径在1930年代和1970年代也都已有所涉及,但我们还是需要说,由于1980年代以来席卷整个世界的全球化运动和中国社会独特的转型实践,既加深了社会科学中国化的紧迫性,也为最终实现社会科学的中国化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可能性。先来看全球化浪潮对社会科学中国化的影响。就紧迫性一方而言,尽管100多年以来,中国知识界在接受包括社会科学在内的西方文化的时候,都在不同程度上涉及到研究的主体性问题,但显然1980年代后当人们面对以中国为客体或知识构成的海外中国研究时,这种主体性或对主位立场的欲求会前所未有地高涨起来。如果说30年前台湾的叶启政教授就直言不讳:“中国社会学所具有的‘移植’和‘加工’性格,就是令人难以忍受的”;那么,今天像刘东所说的“读着‘洋书’去认识中国的场景”自然更令人难堪。而就可能性一方而言,由于全球性的生产和市场体系的形成,促进了不同国籍的研究者在全球范围内的“跨界”流动,这不仅“动摇了原本欧美学者观察中国时为自己所预设的客观基础”,而且也有可能使中国学者通过对包括美国在内的其他国家的研究,了解社会科学知识的非普适性的一面,这都有利于社会科学及其知识体系的中国化。 再来看社会转型对社会科学中国化的影响。就紧迫性一方而言,中国社会自改革开放以来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由于中国社会的转型涉及面广,原有体制的刚性十足,现行改革的均衡性不够,中国的改革或社会转型已经进入矛盾多发期或“深水区”。我们曾经论述过,因为人口众多和素质不高、基础设施落后、资源有限以及政府管理能力欠缺和执政理念落后,在社会转型过程中,中国所遭遇的经济与社会问题(比如人口膨胀、贫困失业、贫富差距、环境污染以及越轨与犯罪)与西方世界曾经遭遇的问题相比,在性质上是相似的,在程度上可能更为严峻。现在,无论是巨大的成功还是严峻的现实,都向社会科学提出了挑战,要求这样一种现代知识体系能够解释中国经验的利弊两面。同样,就可能性一方而言,也正是中国社会转型的独特性,以及某种程度上对与我们相似的发展中国家的普适意义,第一次赋予社会科学的中国化以现实的可能性。我们以为,无论在1930年代的大陆,还是在1970年代的港台,两度社会科学中国化或本土化运动所以最终都未能成功,并不是倡导者们没有意识到中国社会的传统与西方世界现实的巨大差异,而是受单线进化论的影响,研究者们根本上都以为中国的发展进程就是不断克服这种差异、最终实现西方已经实现的现代化的过程。如此,几乎所有的讨论者都着眼于如何用西方的“普适”理论去说明中国的特定“异例”,而很少有人去思考如何用中国的“异例”去修改西方的理论,或者从中国的“异例”中挖掘带有某种普适意义的新的理论。正是从中国社会的转型及其对人类社会所可能具有的独特意义而言,对转型的学术关照不仅为锻造中国社会科学提供了前所未有的良机,而且或许也能够使这场转型避免沦为单纯的财富增长或GDP堆积,从而有助于在全球范围内提升这场巨变的精神意义。 作者:周晓虹单位:南京大学社会学院院长 社会科学论文:社会科学类社团的管理 一、运用和谐管理理论加强社会科学类社团管理的意义 (一)和谐管理理论概述 在经济全球化、信息化的背景下,为了应对组织内外不确定性的环境,1978年以来,我国学者席酉民及其研究团队对和谐管理思想进行研究,历经三十多年的发展,和谐管理理论已经逐步构建为以和谐主题、和则、谐则等为优秀概念的现代管理理论体系。1.和谐管理的含义管理活动总是为了解决特定问题,或者为了完成特定任务,特定的管理问题或者任务受到组织目标、资源、成本与时效要求等内外环境的约束。和谐管理是指组织为达到其目标,在变动的环境中,围绕和谐主题的分辨,以优化和不确定性消减及利用为手段提供问题解决方案的实践活动。其中,和谐主题是指在特定的环境中,在人与物要素的互动过程中所产生的组织问题。在这一新认识论的指导下,和谐管理将放弃传统管理理论的“计划、组织、领导和控制”的基本框架,而成为紧密依赖于环境的“围绕和谐主题的问题解决学”。2.和谐管理的基本内容(1)和则与谐则和则与谐则是和谐管理的基本原则。“和则”是从“和”概念派生出来的一套人嵌入组织的规则或主张。它们是用来应对组织中“人的永恒的不确定性”的专门装置,以调整人际间的“共处”,人群间的共处,乃至组织间、组织与社会间的共处。“规则、契约、文化、舆论、社会观念等等”是这些装置的现实对应物。“和则”主要是为了不确定性的消减。“谐则”是指任何可以被最终要素化的管理问题,都可以用“数学模式/方程”在给定的资源约束条件和目标下去追求结果的最大化。它可以是结构,也可以是过程或流程,可以是静态的,也可以是动态的。其主要特征在于确定性中的效率问题(即优化性)。和谐管理理论的双规则,是指“优化设计”与“人的能动作用”。“优化设计”是通过设计符合系统内在规律的人的行为路线,物的有效配置,使得系统更为协调与匹配,表现出更高的秩序,类似“谐”。组织中人的“和睦、融洽、同心共济”是发挥“人的能动作用”的前提,类似“和”。因此,和谐管理理论把“优化设计”对应“谐”,把“人的能动作用”对应“和”。于是,把“谐则”界定为“优化设计”的机理、规律、主张等,把“和则”界定为“人的能动作用”的机理、规律、主张等。(2)和谐机制和谐机制是指“和则”与“谐则”围绕和谐主题的机制,是“和则”与“谐则”耦合后形成的能反映组织内在规律且具有对环境应变能力的机制。“和”是指人及人群的观念、行为在组织中的“合意”的“嵌入”;“谐”是指一切物要素在组织中的“合理”的“投入”。只有当两者的共同作用构成“为实现组织目标而进一步确定性和优化性”的必要时,“和谐主题”才成为具有真正意义的管理问题,如图所示。在这一过程中,和谐主题、和则、谐则均会或应该随着时间变化而变化,和则、谐则变化可能是阶段性的;和则、谐则曲线表示,和则、谐则无论如何变化一定是围绕“和谐主题”的变化而变化。图1和谐主题、和则、谐则关系图 (二)运用和谐管理理论加强社会科学类社团管理的意义 和谐管理理论开辟了一个全新的对于组织管理的认识途径,不是已经疲于解释管理现实的“计划、组织、领导和控制”,而是组织在“和谐主题”下的“问题的解决”,而“优化”和“不确定性消减”的并置,使和谐管理理论解释力的广泛性达到了传统理论所没有的高度,因而受到理论界和实践界的广泛关注。它对于社科类社团管理也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一是社科类社团创新发展的需要。面对当今社会环境的复杂多变性的和知识类组织自身发展的不确定性。如果社科类社团要发展,就必须从现有的管理思维、方法和机制上予以突破。2004年1月,中共中央提出要“转变管理方式,增强活力,壮大实力,形成创新能力和自我发展能力强的运行机制”,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的要求,“和谐管理”理论是在当前形势下提出来的经实践证明适合中国国情的现代管理理论体系,是综合普适性和局部性管理原理的管理理论,运用和谐管理理论是社科类社团管理理论和方法上的创新发展。二是发挥社科类社团自身优势,激发活力的需要。大多数社科类社团产生于计划经济时期,多年来社团组织领导和活动计划开展已形成了依靠业务主管和管理单位的惯性思维,独立自主能力差,活力不强。面对复杂多变化的外界环境,利用和谐管理“和则”原理,才能充分调动社团的主观能动性,建立起“和谐管理机制”,形成管理效率和绩效,激发社团活力,提高应变能力,才能迎接来自社会各方面的挑战。三是优化社科类社团发展环境的需要。社科类社团在构建和谐社会中发挥了积极作用,成为当地党委、政府的智囊团和思想库,成为公共事业管理的主力军,成为社会压力的“减压器”和“缓冲阀”。但自身各项服务社会功能还没有得到有效发挥,适应社科类社团发展的体制机制需要进一步完善,社会环境还需要进一步改善,只有通过和谐管理的“谐则”原则科学建章立制,才能充分激发社科类社团活力,为构建和谐社会作更大的贡献。 二、我国社科类社团发展的现状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范围内掀起了一股“全球性社团革命”,各类社团迅猛发展。受其影响,我国各类社团曾出现快速发展的态势。据不完全统计,截至2006年底,在民政部登记的全国社科类社团数为68639个,其中:部级社团557个,省级社科类社团4842个,市(县、区)级社科类社团63240个,占全国社会组织总数的26%,占全国社团总数的48%。社科类社团发展规模与当地的经济文化发展水平、市场经济发育程度、社会科学的强与弱密切相关,其占社会组织总数的比例不尽相同,大体在20%-30%之间。从中央、省、市、县社科类社团分布情况来看,是呈金字塔状态,越往下社科类社团数量越庞大。但是,由于过去一段时期内,我国社科类社团重数量扩张、轻社团质量提高,重发展规模、轻监督管理,重业务联系、轻法规培训,致使社科类社团出现一些亟待改进的问题。 (1)社科类社团对党委、政府和业务主管单位有依赖性思想。改革开放后,党委、政府逐渐从一些具体的社会事务领域退出,鼓励和支持一些社团建立和并承担一部分社会事务的管理职能。由于这类社团是由上而下从原党委、政府部门中分离出来的,原来的行政性运作方式的惯性作用太大,致使一些社科类社团保留着较浓厚的官方或半官方性质,“社团行政化”特征仍然相当明显。一是社科类社团有的是原党委、政府的翻版机构,承接着某些政府工作职能,对所属成员有强制性的管理权;二是社团大多数有相应的行政级别,其正式工作人员基本来自党委、政府部门,有国家公务员的身份和级别,享受相应的待遇;三是经费来源于原党委、政府的拨款或行政性收费,其业务多来源于指定,其活动宗旨主要是对党委、政府负责,而不是主要为其成员提供服务。如一些地方的一些政法或司法系统的学会或协会就是如此。正是这些“社团行政化”特征,导致社科类社团对党委、政府和业务主管单位产生了依赖性思想,也不利于社团学术研究独立性的发挥,其先天的不足十分明显。 (2)社科类社团干部思想观念习惯于计划经济条件下的社团运行方式开展工作,对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按市场经济运行规律办社团的办法不多,思想不解放,自我发展能力不足。 (3)社科类社团联合攻关能力不强,学术资源、人才资源整合不够;精品力作与传世之作不多,学术成果转化性差;围绕中心,把握大局,服务当地党委、政府决策力度不够。 (4)社科类社团干部队伍建设滞后,部分社团存在人员结构不合理、素质不高、后继无人的问题。主要表现在缺乏从事社团工作的专职工作人员和有能力推动社团工作发展的高级人才。 (5)有些社科类社团背离学术性社团宗旨,以追求利润为目的,出现经济方面的问题。 (6)社科类社团组织管理工作不到位,自律性差。有的社团内部议事规则不完善、财务管理不规范、章程履行不到位,存在无章可循、有章不循的问题;挂靠单位对社团的管理和指导不力,社团活动随意性较大,存在管理弱化的问题;社团凝聚力不强,过分松散,社团业务主管单位对其管理不严,存在管理失控的问题。 (7)管理关系有待进一步理顺。由于法律上没有明确各级社科联对社科类社团的管理地位,国家没有成立中国社科联,地方社科联尤其是县级社科联组织不健全,部级社科类社团和一些市、县级社科联分散在多个不同的业务主管单位,一些业务主管单位因为忙于自己的主业,往往没有精力或不愿意对挂靠的社团进行监督和管理,从而造成一些社团各成体系、独自活动、管理不到位、违法违规问题时有发生,这种对社科类社团的方向把握、科学管理、组织协调、学科建设、整合资源是极为不利的。 (8)社会支持不力。社科类社团还没有得到社会的应有认可,社团得到社会资助和捐赠不多。更缺少像国外一些由具有雄厚经济基础的基金会支持的有重大成果和影响力的社团组织。从以上情况综合来看,社科类社团发展面临着主要是自身发展思维有待进一步改变和制度、机制有待进一步建立健全的问题,可见,要实现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远景目标,应该根据当前形势和要求,运用现代管理理论和方法,提高认识,加强党对社科类社团的领导,进一步规范社团管理,整合人才资源,促进社科精品成果产出,为繁荣发展哲学社科事业作出积极贡献。 三、基于和谐管理理论的我国社会科学类社团管理的对策建议 党的十六大以来,党中央就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做了出一系列战略部署。中央接连下发了多个重要文件,推进科学管理,健全完善包括组建县(区)社科联组织等一系列措施。特别是十八大报告提出要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强调要进一步“发展哲学社会科学”、“坚持百家齐放、百家争鸣”、“发扬学术民主”等方针,让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步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抓机遇,转观念,夯基础,求发展”成为了当前社科类社团发展的和谐主题。如何运用和谐管理理论特别是“和则”和“谐则”思想规范我国社科类社团管理对繁荣发展我国哲学社会工作具有现实的意义。 (一)社会科学类社团管理“和则”的分析及对策建议 1.社会科学类社团管理“和则”与“和谐主题”一致性分析“和则”与“和谐主题”具有一致性。“和则”适应“和谐主题”是其内在的要求。目前,我国社科类社团发展中的“和则”主要体现在:一是各级党委、政府重视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党和国家领导人高度重视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各级省委、市委认真贯彻执行党的十八大精神和中央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战略部署,各级社科联领导班子得到了优化、社科类社团活动经费得到了补充,“两会”委员的社科专家代表数百分比得到增加,党委、政府的决策也注意听取和采纳社科专家的意见和建议。二是社会学术氛围日益浓厚。中央一些新闻媒体、网络,纷纷开设学术专栏、专版;在网络媒体上开设学术理论网站,如:中国社会科学网、人民网理论频道、求是理论网、新华网理论频道网等。不同学科不同领域的学术研讨会、咨询论证会比较“热”,广大社科工作者积极参与学术观点、学科体系、科研方法讨论与创新。一些高校在开设公共管理课程中,将社团问题作为专题进行研究,一些有关社团管理的教材相继出现。三是社科人才不断涌现。一些中青年学者积极参加社团活动,越来越多的实际工作者、青年理论人才加入到社科类社团,其中不少教育科研单位的党政领导和企业家也直接参与社团的领导工作和学术活动。 2“.和则”适应“和谐主题”发展要求及对策建议“抓机遇,转观念,夯基础,求发展”的和谐主题对“和则”要求是:党委、政府重视,社会扶持,自我发展和自律意识强,活力旺盛。“和则”的现状和前面提到社科类发展存在的问题来看,社科类社团要适应新形势发展,必须要进一步提高认识,建立激励机制,形成团结和谐、开拓进取的发展局面。一是形成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文化氛围。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要“发展哲学社会科学”来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体现了哲学社会科学对于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支撑与引领作用。社科类社团是既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重要阵地,又是党的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战线。社科类社团要发挥哲学社会科学认识世界、传承文明、创新理论、咨政育人、服务社会的重要功能,以解决重大现实问题的理论创新来推进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发展。二是树立大局和时代意识。(1)大局意识、政治意识。各级党委宣传部要将各级社科联工作纳入宣传思想战线工作之中,总体规划社科联的工作,加大对社科联工作的指导力度。社科类社团在开展学术研究、理论研究、科学普及过程中,必须旗帜鲜明、立场坚定,自觉用马克思主义一元化思想来引领和整合多样化的社会思潮,自觉抵制意识形态渗透,防止发生色变,成为主流意识的捍卫者。(2)按市场规划营作意识。社科类社团必须要抛开依赖政府、行政化发展思想,创新思维,独立自主,运作市场化。社团要正确处理好营利与非营利的关系,防止别人打着社团旗号谋取私利,严重违法违纪。三是建立建全激励机制。设立“国家最高社科奖”及相应省、区级奖项,填补社会科学奖励体系的空缺,进一步激励广大社科工作者勇攀社科研究高峰。各社科类社团也从自身特点出发,进一步设计和形成学术成果转化、评价、奖励机制,鼓励多出人才和精品。 (二)社会科学类社团管理“谐则”的分析及对策建议 1“.谐则”与“和谐主题”的一致性分析“谐则”是“和谐主题”实现的重要形式。“谐则”是“和谐主题”发展的对策性要求。目前,我国社科类社团发展中的“谐则”主要体现在:一是实行分级、双重负责管理体制。社科类社团既有全国性(中央级)的,又有省(直辖市、自治区)级的、地市级的,更有县(市、区)一级的基层社团。各级社科类社团在法律上各自独立,不存在隶属关系,各自接受业务主管部门的管理,但在工作上,上一级社科类社团对下一级有指导关系。(1)分级管理体制。部级社科类社团分别归口各自的业务主管部门,地方社科类社团则在归口各业务主管部门的同时,按行业统一归口到各级社科联,成为社科联团体或直属会员。(2)双重管理体制。即是登记管理机关与业务主管单位采取的双重管理体制。业务主管单位侧重日常业务管理,登记管理机关主要进行登记管理和执法监督。从各省、市、县社科类社团运行看,各级社科联是各类社科类社团的业务主管部门。二是建立了章程和制度。社科类社团《章程》规定,最高权力机构是会员代表大会。理事会是会员代表大会的执行机构,在会员代表大会闭会期间领导本社团开展日常工作。一些理事人数较多的社团还设立了常务理事会。一些大型社团还设立了分会、办事机构。制定了一系列内部管理制度,如重大事项报告制度、民主议事制度、财务管理制度、年检制度、档案管理制度等,绝大多数社科类社团能够坚持依法办会,按制度办事。三是形成了学术理论研讨、课题研究和服务社会氛围。社科类社团成立的宗旨一般是以学科建设、学术研究、学术活动为己任的,把学术性是社科类社团的首要任务。随着学科分类不断丰富,社科类社团学术研究成果益见丰硕;开展公益性的科普、政策咨询、扶贫帮困活动,在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科学素质,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做了很多工作。 2“.谐则”适应“和谐主题”发展要求及对策建议我国社科类社团的发展还处在初始阶段,还没有进入全面持续健康发展的轨道,社会各界对社科类社团的认同也还处于较低认知阶段。这种情况恰恰反映了我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我国的社科类社团与发达国家的社科类社团相比,还非常稚嫩、非常弱小,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还离不开党和政府的关怀和支持。实际上,西方发达国家的非营利组织也曾经历过这一阶段。以美国为例,依然有大约31%的非营利组织是在政府的财政扶持下开展各种活动的。尽管我国社科类社团的发展还处于初始阶段,但随着社会组织结构的深刻变化,社科类社团的发展是呈上升趋势的,发展的空间日益广阔,前景看好。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及时跟踪社科类社团发展态势,切实从体制、机制入手,坚持培育发展与管理监督并重的方针,将党和国家关于社科类社团建设的方针政策落到实处。一是建立健全服务于经济社会的工作机制。(1)学术研究和交流机制。营造科学发展良好的学术环境,吸引、凝聚不同学科领域专家学者为当地党委、政府中心工作和经济社会发展战略服务。(2)服务民主决策机制。各社科类社团要围绕中心工作,服务大局,整合科研资源,组织重点攻关,抓好全局性、战略性、前瞻性课题研究现实问题的应用对策研究,为党委、政府科学决策提供咨询服务;也要积极面向企事业单位,面向社会开展咨询服务工作,增强社团发展后劲。(3)服务公共文化机制。社科类社团要常态化的组织开展社会科学普及工作,参与公共文化建设服务,为人民群众提供丰富的精神文化食粮,充分分享文化建设成果。(4)学科管理体制。重视学术型社科类社团在推动学科建设中的作用,吸收具备条件的社科类社团中(会长)知名专家学者进入国家学科建设管理体系,组成建设委员会,通过组织学术研究活动,组织重大课题研究,开展优秀成果评奖,推动学科发展。二是组建国家社科管理系统。实行统一管理,将社科类社团登记管理和业务指导职责由各级社科联统一组织实施。法律应明确授予各级社科联组织对本级社科类社团的管理权限,具体负责社科类社团的申请登记和业务管理,。要适应形势发展成立中国社科联组织,具体对部级社科类社团实行统一管理,具体指导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社科联的工作,统筹规划社科类社团的发展,形成自上而下的完整组织管理体系。三是实施精神产品购买政策。政府要加大扶持社科类社团力度,出台购买精神产品的具体措施,比如:实施公共文化服务项目购买政策,主要用于社科类社团组织的公益性讲座、政策咨询、社科普及、研究成果评价、扶贫帮困等;实施重大课题招标购买政策,鼓励社科类社团参与竞标,对中标者给予资金支持等等。四是完善社科类社团政策法规。比如:实施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制度,褒扬社科类社团的真善美,揭露违法违规行为;允许和鼓励公民、特别是捐赠人对社科类社团的章程、组织机构、活动情况和财务管理等相关情况进行了解。增设“监事会”,负责监督社团资金运行情况,使社会团体活动设计、活动开展严格在法律框架内运行。出台《我国社科类社团管理办法》单行法规,围绕社科类社团的目标定位、财务管理、人才培养、税收政策、社会捐赠、社会保障、监督惩罚等具体问题,制定配套的法规体系,使社科类社团尽快融入法制社会轨道,依法依规规范运行。 作者:廖翔单位:桂林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社会科学论文:社会科学论文中的评价意义 1语料与方法 本研究使用语料库语言学的定量方法,结合样本定性分析方法,具体操作步骤如下:(1)收集2008年至2010年3年间来自教育学、心理学、社会学和应用语言学4个学科的社科论文30篇,组成字数约30.9万字的小型语料库(其中教育学8.09万字;心理学7.41万字;社会学7.21万字;应用语言学8.19万字)。论文收集主要根据学科内部专家推荐在本学科具有一定国际影响、刊载实证性研究较多的学术刊物。这些论文均为实验性报告论文,由简介、方法、结果和讨论4部分组成。然后,对论文进行必要的加工,删除有关作者的信息以及论文的附属部分,如摘要、致谢、作者简介、参考文献、注释等。另外,用EXPRESSION代替论文中的公式;图和表用CAP-TION代替。最后将每篇论文中的简介、方法、结果和讨论部分剪贴组成新的语料库(其中,简介部分7.31万字,方法部分5.29万字,结果部分7.09万字以及讨论部分11.21万字)。(2)运用软件AntConc3.2展开词频统计,生成出现频率大于(含等于)60的词汇(这意味着这些词汇在每篇论文中出现的次数大约为60/30=2次),最后所得词汇总数为401个。(3)对上述词汇逐条分析,剔除不包含评价意义的词汇(如一些介词、代词和冠词等),最后得出含有评价意义词汇128个。其中主要为形容词,兼顾其他词性如名词、副词和动词等,形成了语料库中出现频率大于(含等于)60的评价词汇表。(4)运用评价参数方法,对上述词汇进行分类,具体情况参见表1。我们重点考察总频率数最高的4种评价类型,即优劣性、相关性、新颖性和规模性评价。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出于以下两点考虑:首先,考察所有的评价词汇既无必要也不可能,因为所涉及的语料库数据较大;其次,本研究的目的在于比较不同学科和论文内部的评价特征,使用出现频率最高的4种特征也是可行的,因为前4种类型的评价占所有评价频率的54.46%,超过一半。前4种类型的评价词汇及其出现频率参见表2。表2中的词频是指该词在语料库中出现次数,而“频率”是指该词在语料库中充当评价意义的次数。 (5)对表2中的词汇进行同义和反义词转换或者词性转换,生成表3。这里,只需对表2中部分词汇进行转换,因为表2中有些词汇本身具有同根、同义或者反义特征,不需要进行此类转换。之所以要生成表3,是因为这样能够更为全面地收集语料中所包含的4种类型的评价词汇,而这些词汇可能没有出现在表2中。(6)运用语料库软件中的语境共现(concor-dance)和搭配(collocation)功能,结合定性分析,对表2和表3中词汇的上下文进行细读,删除评价词汇的非评价功能的实例,如词汇new如果出现在NewOrleans中,就不具有评价功能。主要包括:1)专有名词,如NewJersey,GreatBritain;2)惯用法或固定短语,如oldword,generalmanager,aswellas;3)同(多)义词,如keytothelock,thisno-vel.所得部分词汇充当评价功能的频率,见表中的频率栏。(7)排除非评价意义词汇现象之后,逐一统计各种评价类型在不同学科和学科论文内部不同部分(IMRD)中的分布,比较4个学科中评价类型分布上的差异;比较论文内部4个组成部分评价类型分布上的差异。所得结果参见表4和表5。 2结果与讨论 我们将表4和表5中4类评价词汇在学科论文和论文不同部分中所出现的频率与各个部分的词汇总数结合起来,得出4类评价词汇在各个学科和论文各个部分中的万字比率,参见表4和表5的万分比栏。然后,我们依据两个表中的万分比数据生成图1和图。可以看出,4种评价类型在4个学科中出现的频率各有不同。其中,使用评价最多的是教育学,其次分别是应用语言学、心理学和社会学。这可能与学科本身内在属性、研究对象和知识结构有关。一般说来,如果一个学科的理论比较成熟,研究范式或者分析方法比较一致、规范,那么该学科的学术论文中使用的评价手段或者说评价词汇的频率较低;否则,则相反。如自然科学论文中所使用的评价词汇和手段要低于社会学或者人文科学,就是因为后者研究对象更为复杂,而且学科内部理论知识尚不稳定,尚存争议,研究界限尚未完全厘清,仍然存在很多探索性和未知性,作者在写作过程中不得不通过各种评价手段来达到说服读者或者同行作者的目的。Cole曾经指出,一个学科内部一致性越强,所使用的评价或者评价词汇越少(Cole1983)。图1说明,相对来说,心理学和社会学这两门学科比教育学和应用语言学更为稳定,也就是说,它们的知识界限更为明晰,研究范式更为成熟稳定,所使用的理论更为成熟。 另外,从这4种类型的评价分布来看,社会科学论文中的相关性评价和优劣性评价要远远多于规模和新颖性评价。这表明,社科论文作者更加愿意对于研究的质量和研究的重要性或相关性进行评价,而不是过多地评价研究的规模和研究的新颖性。这体现了学科论文所倡导的价值观,学者更为看重的是学术中的质量,而不是开展研究的规模。从词汇出现的频率看,社会科学中4类评价词汇的使用频率大约为每一万字50个左右,与Giannoni的研究比较,他得出的数据要略大些,可能是因为我们的研究所考察的词汇数量较少。Grape&Kaplan认为,“作者在学术论文语篇中使用多种方式来表达礼貌,已经达到说服和评价的目的”。这些不仅可以与学术论文的权威建立稳定关系,而且可以预防来自同行研究者的批评和攻击。 从学术论文内部看,讨论和简介部分评价词汇的使用频率要高于方法和结果部分,这也正好体现出这些次语类本身的交际目的。对于学术论文中这4种次语类的特征,Hyland指出,对简介部分的研究表明,简介部分的3个目的分别是建立研究领地,指出研究空白,占领研究领地。这就意味着,学术论文作者将会充分利用各种修辞策略来避免对他人的研究提出挑战,或者尽力维护语篇社区同行的面子,评价他人研究成果的重要性。对讨论部分而言,Hyland也指出,这一部分将对结果部分的数据进行解释,也是学术论文中最具说服力的部分。讨论部分始于对结果的陈述,接下来将会对结果进行评价,其目的是从结果中小心谨慎地提炼出论文的主要观点,并试图从其他文献研究中寻找支持其观点的证据。至于结果和方法部分,方法部分只是直截了当地描述数据的收集过程、实验使用的材料以及程序,为的是其他研究者可以复制研究过程。结果部分是论文的优秀部分,它主要通过所获得的数据来说服读者接受数据的有效性;当然,有时也对数据进行必要的陈述和解释。因此,这两个部分在社会科学论文中使用的评价词汇相对较少,评价特征相对不明显。用Swales的话说,“对作者来说,简介和讨论部分是论文中最容易产生麻烦的部分,主要原因就是这两部分所具有的人际特征、所具有的阐释性特征”。 3结束语 评价体现社会科学论文中作者和读者之间的互动情况,劝说同行专家接受其观点,同时避免冒犯前人研究的一种努力。借助建立小型语料库和相关语料库语言学方法,本文描述了4种社会科学论文中的评价意义特征。从评价词汇的使用来看,教育学和应用语言学评价词汇频率明显高于心理学和社会学。从学科论文内部来看,简介和讨论部分的评价词汇的使用频率也高于方法和结果部分,这样正好体现了各个部分的交际功能和语类特征。本研究无疑为学术研究人员和学生的论文写作提供语言学理论指导,加深其对科学论文的理性认识,提高其写作能力。当然,后续的研究还须要增加更多的学科,扩大语料库的规模。另外,对评价的研究也应该结合评价对象、评价来源进行细致描写,当然也可以从积极和消极评价的角度进行进一步的区分和比较。 作者:郝向利单位:宁夏医科大学 社会科学论文:高校在社会科学普及中的作用 一、新媒体时代开展社会科学普及工作的重要性 1.社会科学普及工作有助于树立正确的价值观、世界观、幸福观我国正处在社会经济快速发展时期,社会转型、经济转型和各项改革开放事业深入推进,社会矛盾明显增多,教育、就业、社会保障、医疗、住房、生态环境、食品药品安全、安全生产、社会治安等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突出,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居民收入分配差距较大。人们的世界观、价值观等都在发生着深刻变化,消极、抱怨的声音不绝于社会各个层面,因此哲学社会科学就更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新时期社会科学的研究必须直面和解决这些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和不可持续的问题。发挥自身学科优势,以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大现实问题为主攻方向,针对人民群众所关心的热点、难点和焦点问题,拿出有针对性、有分量的研究成果,为国家决策提供参考和依据,为百姓解疑释惑,使全社会建立起符合我国社会主义要求的价值体系和行为规范。 2.社会科学普及工作是实现社会主义文化大繁荣的基础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要围绕建设社会主义优秀价值体系、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来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和大繁荣。要实现文化强国之梦,不是依靠少数人就可以将国家的文化做强,而是要提升全民族的文化素质,这是实现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基础性、优秀性的因素。这就需要我们大力开展社会科学普及活动,始终坚持“普及人文知识、传播人文思想、弘扬人文精神、提升国民素质”的科普工作宗旨。 二、新媒体环境下社会科学普及工作的新特点 1.新媒体环境下的社会科学普及工作更具互动性、开放性和平等性新媒体技术的应用使信息传播过程中的选择性和匿名性大大增强,使社会科学普及对象的主体性凸显和理论权威性弱化,交互性成为社会科学普及的显著特征,受众不但随时收听、收看传播内容,而且能够通过新媒体技术随时表达自己的观点,从而与传者或其他受众产生互动,因此其开放性、平等性更强。 2.新媒体技术的应用使社会科学普及工作更具广泛性和辐射力新媒体技术可以海量存储,所以它的传播内容信息量大且丰富。如登陆国家图书馆在线视频就可以随心所欲观看828讲座,内容涵盖哲学、文学、历史、经济等许多方面。而且,新媒体的超时空、全天候性,有利于社科普及工作的经常化;新媒体的等时共享性、即时播发性和快速传播性,也将大大提高社科普及工作的效率和辐射力。 3.新媒体环境下的社会科学普及工作更具针对性传统的社会普及工作由于社会群体存在不同的学习需求、不同的阅历和文化水平,所以无法有针对性地开展社科普及。而新媒体技术使受众者可以自由选择自己喜爱和感兴趣的内容进行学习,可以提供个性化服务,满足个性化需要,这样社科普及的针对性更强,普及效率更高。 4.新媒体技术的应用大大降低了社会科学普及的社会成本传统社科普及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而且普及对象的范围还有限,普及时效性也较短,同样的普及内容面对不同的对象还需要重复组织、社会成本高、效率低下。新媒体技术的应用使社会科学普及效率大大提高,成本却大大缩减,而且通过新媒体技术还可将普及内容反复使用,扩大了传统社科普及成果的影响范围。当然,新媒体也是一把双刃剑,对于社科普及工作来说既是机遇,也是挑战。第一,新媒体增大了舆论管理、舆论监督和舆论导向控制的难度;第二,新媒体传播方式对社科普及工作者的素质提出了新要求;第三,新媒体传播方式要求社科普及工作者转变传统的普及工作理念和思维。 三、新媒体环境下高校在社会科学普及中的作用 1.高等学校有着开展社会科学普及活动所需的丰富资源在人力资源方面,目前高等学校仍然是我国科学研究的主力军,尤其是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2013年国家社科基金申报和立项数分别为28678项和3826项,其中高校系统均占比86%。高校除了拥有强大的社科研究师资力量,还有朝气蓬勃、富于创新的年轻学子。带有科学普及性质的开放、多元的泛科技兴趣社区,并提供负责任、有智趣的科技主题内容的网站———果壳网的创始人姬十三,在2004年在读研究生期间就开始撰写科普文章,2008年在复旦大学读博士期间即创办了果壳网的前身科学松鼠会,果壳网目前开设了MOOC学院、流言百科等栏目,涵盖了科技、人文、娱乐、生活等多方面的科普网站。到2012年11月,该网站每月有600万用户访问,拥有1000名科学作者,在新浪微博拥有近60万粉丝。在物力资源方面,据不完全统计我国有65所高校拥有自己的博物馆,还有众多的科技馆、文化馆。如大连大学博物馆是大连大学实现多学科文化素质教育资源的整合与共享、促进人文素质教育与科学素质教育的有机结合的重要载体。博物馆于2004年9月正式挂牌开馆以来,现已分别被辽宁省、大连市认定为“辽宁省科学技术普及基地”、“大连市优秀科普教育基地”,2006年10月被评为国家3A级旅游景区。高校虽然拥有开展社科普及活动的优势,但普遍不够重视,因此需要处理好社会科学普及和科学研究的关系。社会科学普及和科学研究是哲学社会科学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科学研究是哲学社会科学产品的供给端,处于社会科学研究的上游。社会科学普及则是科学研究成果的转化和应用,处于社会科学研究下游,是消费端。我国的哲学社会科学成果转化方式主要有:第一,公开,出版著作,在报纸、网站等发表文章,通过读者的学习而吸收转化。第二,为政府、企事业单位等提供资政报告、研究决策等。这两种是目前高校主流的科研绩效考核评价指标,专家学者普遍重视。而社会科学普及工作在高校中并没有给予应有的地位,很多研究成果被束之高阁,没有被公众了解和掌握,科学研究的价值无法最终得到实现。由于社会科学的价值主要是通过潜移默化的方式影响人们的世界观、价值观、思维方式、行为方式来实现,所以社会科学普及工作具有长期性,并且是不可或缺。只有社会科学研究的专家学者的科研工作不断得到公众的理解和支持,我们社会主义文化事业才能欣欣向荣、永葆生机。 2.高校有着开展社科普及工作是义不容辞的责任,在当今世界各种思想文化交融交锋之际,中国的大学也应该拥有自己的声音2010年11月1日,网易推出了“全球名校视频公开课项目”,首批来自于哈佛大学、牛津大学、耶鲁大学等世界知名学府,内容涵盖人文、社会、艺术、金融等领域共1200集课程上线。用户可以在只要有网络的地方随时随地免费观看这些世界级名校的公开课课程,在社会上引起了极大的关注。这些集西方发达国家最高水平的哲学社科类课程不可避免地带有西方意识形态的烙印,在这个平台上,作为我们国家社科研究工作者有义务和责任来展示我国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所取得的成就,传播优秀的中华文化。 3.各级政府和教育、宣传主管部门应加强对高校开展社科普及工作的引导和支持力度在传统观念中,高等学校开展科普宣传工作有大材小用之嫌,教授、专家更多关注本学科的前沿问题、开展有深度的科学研究,认为科普更多则是科普工作者的事情,他们只是偶尔为之。而从民国时期的张元济、叶圣陶、丰子恺等大师亲自参与撰写的小学课本至今畅销不衰可以看出,用最浅显的文字写最重要的文章,很多时候是非大家所不能为的。从2012年开始,教育部社科司面向全国著名学者、教育部社科委委员、承担过部级及教育部重大项目首席专家等知名专家设立了“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普及读物项目”,两年来先后资助了75项,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厉以宁、温铁军,顾明远等耳熟能详的专家学者的名字。辽宁省、大连市社科联从2004年起组织在连高校、学会等单位,于每年五月举办“社科普及周”宣传活动,已成功连续举办十一届。各级政府部门适时调整相关政策,鼓励高校的教授、学者走向社会,为人民群众普及社科知识。这些政策包括借鉴教育部社科普及专项基金的办法设立省、市社科普及专项课题,选取对此工作有兴趣的教师,在其研究的专业范围内、在课题进行阶段完成一定量的讲座等科普活动。另外,在省市各级社科进步奖的评选中,也可专门划出几个名额向优秀的社科普及读物倾斜,鼓励教师在这方面能出精品。 4.应充分调动社会中的社科普及资源,利用高校优秀人才,结合新媒体技术,创新社科普及新模式如,中国国家图书馆的国图讲座,早在20世纪50年代,在北京文津街七号,一流学者的公益性学术讲座,就启迪了众多年轻学子,使他们走上学术研究道路。现在国家图书馆利用国图网站开设了在线视频讲座,主讲人或为德高望重、岳峙渊清的学界前辈,或为风华正茂、学术精到的学术中坚,均为国内外著名专家学者,深入浅出地讲授他们毕生研究的菁华。截止目前,已推出文津论坛、中国典籍与文化等系列讲座共828部,其水平之高、范围之广,使如此优秀的文化盛宴为大众所共享。又如,大连图书馆的白云书院,从2000年8月创办至今已有13个年头,截止2013年8月底,已经成功举办了传统文化、寻找大连记忆、“开卷”市民读书会、市民文化系列、视频讲座5个系列一共75场讲座。再如,大连市甘井子区图书馆利用其先进的设施条件也定期开展外语角、文化大讲堂等活动,尤其是针对少年儿童和家庭教育的热点专题开展了系列讲座,深受家长和学生欢迎。 5.新媒体也应与传统媒体相结合,优势互补做好社科普及宣传工作媒体不仅仅是信息,还担负着宣传的任务。因为新媒体技术具有传播迅速、信息量大、交互式等特点,而传统媒体则能够提供足够的信息源,两者可以形成互补。目前,包括中央电视、各省级电视台都拥有了自己的微博、微信和客户端。曾被称为弱势媒体的广播媒体现在因为利用新媒体技术,不再靠单一声音传播,也不再“稍纵易逝”了。由于借助新媒体非但能够与其他媒体竞争,而且还有一定的优势。如大连广播电台的“爱家新主播”,是一档以健康营养和医疗服务为主,以科学合理的方式引导公众理性消费的生活服务性节目,兼顾家庭生活、社会心理、教育成长、人际关系等内容。该栏目就充分利用微博、微信和微信平台等新媒体技术,广泛与听众互动,及时了解听众动态和社会热点,同时定期邀请高校、医院等专家学者举办听众见面会,使该栏目办的有声有色,成为大连早间最受欢迎的生活资讯类节目。 作者:李杰罗洪单位:大连大学人文社科处 社会科学论文:社会科学图书馆服务的建议 1构建图书馆联盟走共生发展之路 我国社会科学专业图书馆大都隶属于不同的社科研究机构,着力于为本单位的社科研究提供信息服务及保障,而不面向社会。加之受条块分割的体制制约,图书馆各自为政,馆际间缺少必要的协调,致使社会科学专业图书馆表现出小、散、弱的整体特征,其目前的实力状况与高校系统图书馆和公共系统图书馆相比较均差之甚远,面对当前信息环境变化以及用户信息服务需求的提升,图书馆大多强调提升竞争实力,以实力促发展。然而,基于社会科学专业图书馆的现实状况,如果单纯地着眼于增强本馆实力,期望通过提升本馆绝对竞争能力满足读者需求,实现事业发展,理论上有其合理性,其目标和结果却难以在实践中得以实现。共生(Symbiosis)原是生物学的概念,指不同种属按某种特质联系而生活在一起。1998年,袁纯清将生物学的共生学说创新成为社会科学的共生理论,他将共生定义为:共生单元之间在一定共生环境中按某种共生模式形成的关系。共生的本质是共生单元在分工基础上的合作,以弥补单一单元在功能上的缺陷。在互惠共生关系中,各共生单元之间产生能量和利益的交换并实现能量增长与共同进化。图书馆联盟是指以若干图书馆为主体,联合相关的信息资源系统,根据共同认定的协议和合同,按照统一的技术标准和工作程序,通过一定的信息传递结构,执行一项或多项合作项目的联合体。资源共享、利益互惠是图书馆联盟所要达到的目的。图书馆联盟作为一种合作性组织,正是众多原本分散自治的个体图书馆(共生单元),为适应今日社会生存环境的改变而选择的一种最佳共生模式。通过联盟的建立,形成图书馆之间以及图书馆与相关知识主体之间的共生关系,实现互利互惠的共赢策略,致使联盟成员的竞争实力得以整体提升。 社会科学专业图书馆是我国图书馆事业生物圈中的一员,从直观上看,他们之间必然也存在着共生关系。因此,基于共生理论的基本原理,联系当前社会科学专业图书馆的现实状况,我们认为,在图情服务事业由封闭走向开放的大背景下,面对科研创新的全方位、高品质信息需求,我国的社科信息服务应尽快打破馆际壁垒,谋求构建区域性图书馆联盟,走信息服务事业共生发展之路.通过馆际合作、资源共享,利用联盟优势最大限度地满足科研需要,实现事业发展。社会科学专业图书馆谋求构建互利互惠的图书馆联盟,走共生发展之路,不仅有利于从根本上改变自己的发展困境,同时亦可与其他共生单元(参与联盟的其他类型图书馆)一起更加有力地推动我国信息服务事业的整体进步与发展。 2设计合适路径以践行信息服务的先进理论研究成果 作为我国科学与专业图书馆的成员之一,开展文献信息理论、方法和现代化手段的研究也是社会科学专业图书馆的一项重要任务,带头践行与推广这些先进的服务方式自然也是社会科学专业图书馆义不容辞的责任。今天,面对哲学社会科学创新的新形势、新任务和新要求,文献信息工作理应走在科研工作的前面,有效发挥耳目、尖兵和参谋的作用,广、快、精、准地提供信息服务。社会科学专业图书馆需要认真分析、研究自己的专业化特点,适时推出适应时展、符合创新需要的服务内容和服务方式,利用先进的服务手段和服务措施为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建立更为强大的信息服务支撑。近10多年来,有关信息服务内容和服务方式创新的研究不断迈向深入、走向高潮。虽然各种观点见仁见智,但现代化图书馆的建设方向、服务内涵、服务特征、服务目标已基本清晰,学科馆员制度、个性化服务、虚拟馆藏建设等先进服务方式已经得到广泛认同。然而,综观全局,社会科学专业图书馆的服务创新实践却远远落后理论研究的进程,例如,特色化馆藏建设、学科馆员制度等一些早已为实践证明适应于研究型专业图书馆服务特点和服务需求的新型服务方法和服务内容,目前在绝大多数社会科学专业图书馆中还仍然停留在计划中、放置于空中楼阁的地位,极少付诸实践。因此,我们认为,社会科学专业图书馆要尽快提高服务质量、服务水平,当务之急是要抓落实、抓践行,要设计构建合适的路径,让近年来一直提倡的,在理论上已经思考得很周全,操作性也很强的先进信息服务方式尽快付诸实施,早日发挥实效。 3研究和探索社科信息服务新方式和新手段 面对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工程的伟大实践,社科信息服务机构同样需要凝聚精神、砥砺图新,发扬改革突破的锐气,深入了解和掌握科研创新动向,抓紧研究探索符合科研创新信息需求特点的新型服务方式,通过特色鲜明、针对性强的业务创新,切实提高工作绩效,努力开创社科信息服务新局面。 3.1确立服务重心和开展新型对口服务王伟光同志指出“:实施创新工程的关键是制度创新。”他强调“:实施创新工程,就是要在用人制度创新、科研组织方式创新、机构设置创新、科研资源配置方式创新上做好文章。”为了改进科研管理与资源分配方式,目前社会科学研究工作实行的是通过课题形式重组资源和人力,借以充分调动科研工作者的积极性,实现科研体制机制的合理化。社科信息服务部门为适应当前科研创新的这种新动向、新特点,应将“课题”服务确立为当前服务工作的重点,针对“课题制”设计开展专门对口的课题服务。开展课题服务需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第一,认真开展课题调研。全面掌握本单位申报以及在研课题基本情况,按照“统筹兼顾,突出重点”的原则,主动深入重点课题,分析研究其信息需求,指定专人全程参与到重点课题当中,为课题研究提供点对点的信息服务。第二,满足课题研究不同阶段的信息需求。课题申报阶段,提供查新服务;课题在研阶段,做好课题信息跟踪服务;课题结题和申报奖励阶段,提供查新及成果引用检索服务等。第三,将重大课题服务成果转化成专题数据库资源。课题服务的过程中会积累大量专题文献信息资源,尤其当某个重大课题服务项目完成后,其本身就会形成一个专题资源库。图书馆应将这些形态各异、无序的课题服务资源进行有序整合,并进行规范化处理,形成专题数据库,以丰富本馆特色馆藏资源体系,并形成课题资源利用的良性循环。 3.2针对跨学科研究引进新型服务内容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进步和我国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各种复杂而多样的社会问题层出不穷,而越来越多的问题又难以在单一学科领域寻找到彻底解决的方案,如果从不同的学科视角去研读它们,却又往往得出不同的结论,正所谓:“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似乎都有其局限性。因此,目前世界各国都高度重视跨学科研究的发展,将其作为解释和解决自身发展中不断涌现的各种新型挑战的重要研究模式,我国也早有学者提出:“社会科学的未来是跨学科研究”。最近,中国社科院领导在分析当前科研工作与创新工程的主要差距时,将“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急需的新兴学科和交叉学科较为薄弱”列入其中。“LivingLibrary”起源于欧洲,是一种基于“对话”的图书馆新型服务方式。与传统图书馆搜集、整理、提供信息资料供人参阅不同,“LivingLibrary”被译作“图书馆借人活动”,就是因为在这项服务中,图书馆所推出的是被模拟成书的人。图书馆创造机会,让形形色色的人进行面对面的对话与交流,读者通过借阅“真人图书”,相互借鉴,消除隔膜,增加理解和包容。如果从信息资源开发与利用的角度来解释,其实质就是开发与利用储存于人脑中的智力资源供他人分享并造福于人类。针对跨学科研究和交叉学科发展的需要,社科信息服务可以尝试开展“LivingLibrary”(图书馆借人活动)。发挥图书馆的中介作用,以问题为导向,根据读者档案,为需要提供跨学科服务的科研项目发掘合适的对话与交流对象,创造条件让不同知识背景的专业人士从各自的学科视角对需要解决的问题进行面对面的交流,组织、整合与利用不同研究领域的专家智慧,跨越学科界限,帮助研究者获得创新性研究成果。 作者:白云单位:安徽省社会科学院图书馆 社会科学论文:社会科学普及工作的思考 一、打造经验丰富的专业人才队伍 构建社会科学普及工作的长效机制要求必须打造一支社科普及工作经验丰富的专业人才队伍。一方面,应该强化社会科学普及工作专业队伍建设,培养选拔品德好、专业精、水平高的研究者从事科普工作,以科普课题立项、科普成果评奖、科普能力培训等吸引专家学者尤其是年轻学者参与;③另一方面,要加强社会科学普及工作志愿者队伍建设,构建遍及社会各个领域的兼职人才网络。只有通过专兼职相结合的方式,才能为社会科学普及工作的长效性提供人才保障。 二、创建丰富多样的巩固活动机制 创建丰富多样的巩固活动机制可以从三个方面努力。第一,实施重点计划和品牌战略,全力打造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社会科学普及精品。各个社会科学普及工作委员会和社科联可以依托图书馆、博物馆、广播电视报纸杂志等科普阵地,针对人民群众的精神需求和个性特点,制订具体的活动计划,开展人民群众通俗易懂、喜闻乐见的活动,争取打造社会科学普及精品。如重庆市设立的“三峡大讲坛”,电视台设置的“人文天下”“重庆掌故”等④已经成为重庆人民喜闻乐见的优秀品牌,同时《改革》《探索》《现代法学》《西南大学学报》(哲社版)、《重庆大学学报》(哲社版)等学术期刊也成为社科普及重要品牌载体。第二,探索多种渠道和活动形式,充分利用新媒体技术,建设社会科学普及网络,利用网络平台整合社科普及资源。第三,坚持社会科学普及进学校、进企业、进社区、进农村,积极培育新的水平高、影响大的活动形式。比如可以开展“社会科学普及周”“专家义务咨询”“科普读物展示”“重庆历史文化行”“中国梦重庆梦”“重庆青年人才论坛”等活动,还可以与出版社、重庆报业集团、广播电视网络等合作开展各种各样的活动形式,形成强势的普及效果,实现社会科学普及工作的科学化、现代化、常态化和长效性。 三、完善科学合理的评价激励机制 要构建社会科学普及工作长效机制,必须重视对社科普及工作成效的积极评价,完善定向资助和表彰奖励相结合、物质奖励和精神奖励相结合的评价激励机制。首先,社会科学普及工作的相关部门建立和完善科学合理的量化考核制度,制订相应的考核评价标准,为对社会科学普及工作的单位和个人及时进行奖励提供制度依据。其次,完善多种奖励方式,可以根据在社会科学普及工作中所作出的贡献大小,分别采取定向资助和表彰奖励相结合、物质奖励和精神奖励相结合的激励方法,形成系统的奖励体系。再次,将社会科学普及工作纳入社会科学规划项目、评奖范围和精神文明创建评价体系,改变和完善科普工作表彰方法,变“软指标”为“硬任务”。⑤每年都要对社会科学普及工作作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进行奖励,而且把社会科学普及读物和学术著作都作为社会科学的重要成果同等看待,可以设置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等条件成熟的时候可以设置单独的社会科学普及工作奖,通过多种方式奖励,充分调动各学会、协会、研究会、社会科学普及工作者以及社会各界的参与社会科学普及工作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促进社会科学普及工作良好环境的形成,实现社会科学普及工作的规范化、常态化、长效化。 四、建立多种渠道的经费保障机制 为了推动社会科学普及工作的顺利开展,还必须建立多种渠道的经费保障机制。我们可以建立一个社科普及工作正常的经费投入机构,中央和各级政府都要建立以政府拨款为主渠道,社会筹资、单位自筹、利用外资等多渠道的投入体系,不断改善社会科学普及工作条件。⑥一是中央和地方政府都要建立专门的社会科学普及工作经费财政拨付机制;二是中央和地方宣传部要建立相应的年度重大社会科学普及活动经费划拨机制;三是社科联建立相应的社科普及经费筹集机制;四是各高校、党校、图书馆、博物馆、广播电视报刊、出版社等各界社科普及单位也要完善经费自筹机制,形成一个多种渠道的经费筹集保障机制,为社会科学普及工作长效机制的构建提供坚实的物质保障。 五、创建系统协调的法制保障机制 实现社会科学普及工作长效机制的构建,还必须建立完善的与社会科学普及工作相适应的法制保障机制。《科学普及法》更多的还是体现在将自然科学普及纳入法制化轨道,也为哲学社会科学普及立法提供良好的契机。⑦为了推动社会科学的普及工作有效开展,确有必要把社会科学普及工作的基本原则、组织管理、社会职责、保障措施与法律责任⑧等一系列问题通过立法程序以法律法规的形式确立下来。建立以社会科学普及工作为载体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科学普及法》,国务院及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市县建立相应的社会科学普及工作行政法规和地方法规,构建一个上下统一、左右衔接的法律保障体系机制,为社会科学的全面普及提供法制保障。除此之外,还应该提高认识,牢固确立社科普及工作的战略地位,努力构建社科知识教材体系,⑨架构省市之间以及与外国之间的社科普及工作经验交流机制等。 总之,要确保社会科学普及工作实现长效化,就必须从完善领导组织体系机制、培养专业人才队伍、探索巩固活动机制、完善评价激励机制、建立经费保障机制和完善法制保障机制等方面构建一个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上下协调左右衔接的社会科学普及工作长效机制。只有这样,才能走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社科普及工作之路,才能让社会科学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梦想作出更大的贡献。 作者:朱华光单位:重庆旅游职业学院思想政治教研部 社会科学论文:社会科学现代性理论 我们可以看到吉登斯重建社会科学理论的用心良苦,也可以明确地看到在吉登斯的研究生涯中,他对社会科学现代性这个问题的重视,可以说社会科学现代性问题是贯穿吉登斯思想的主线。吉登斯为什么这么看重社会科学现代性问题,并且在研究它之前,进行了长期而艰苦的反思和重建工作。在吉登斯的眼中,二十世纪的人类社会是一个存在着很多问题和危机的失控时代,造成这一现状的原因是人们对工具理性的过度崇拜和张扬。科学的快速发展,知识的高速膨胀,使得人们的内心也变得极端自负起来,人们相信自己无所不知、无所不能,这些都与启蒙思想家们原先预想好的美梦背道而驰。他们原本坚信,随着人类掌握越来越多的社会和科学知识,就能越好地掌控它们,然而危机四伏的社会给了他们当头一棒,他们的预想在尖锐的现实面前显得那么得苍白无力。 (一)社会科学现代性 在吉登斯的著作中,现代性这三个字到处可见,使用频率颇高,究竟何谓现代性,吉登斯有他自己的理解,他在《现代性的后果》一书中曾经提及,“现代性是指社会生活或组织模式,大约在17世纪出现在欧洲,并在往后的岁月里,程度不同的在世界范围内产生着影响……我们现在正处于高度现代性时期。”在《现代性与自我认同》一书中,他认为,现代性“首先意指在后封建的欧洲所建立而在20世纪日益成为具有世界历史性影响的行为制度与模式。‘现代性’大略地等同于工业化的世界。” (二)社会科学现代性的特点 吉登斯反对将社会科学现代性和传统承接起来,他也反对社会是持续进化的,这就是吉登斯社会科学现代性的第一个特点,他坚持非持续性的现代史观,也就是所谓的断裂的现代史。在他看来,社会科学的一些制度在某种程度上而言是独特的,是任何传统的社会模式中所没有的,所以从这个角度看,社会科学现代性发展史明显是断裂的,这也是社会科学现代性最基本的特征。同时,现代社会中出现的各种变革也更加具有内在和外延的意义,从内在来看,它和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不论是生活方式还是生活态度;从外延来看,整个世界的联系变得紧密起来,这也就引出了社会科学现代性的第二个特点:全球化。在世界范围内,人们的社会关系变得紧密,事件造成的影响的范围也日益扩大,出现蝴蝶效应,或跨区域影响。就像吉登斯所认为的那样,远在异地的事件在不断地影响着我们的日常生活,并且这种影响在不断扩大和加强。 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社会科学现代性也不例外,随着社会科学的发展,它为我们营造出更舒适、安全的生活状态,人们在享受这一切的同时不得不面对一个问题,那就是现代社会制度的双重性,人类要做好心理准备去面对现代性所伴生的种种恶果。吉登斯在研究现代性的时候也非常重视探讨现代性的阴暗面。面对各种危机和风险,吉登斯认为不要对这些风险麻痹不仁,相反,人类应该更加积极承担,将风险和危机转化成一种动力。 (三)社会科学现代性的维度 吉登斯反对用单一的维度去阐释社会科学现代性,他认为应该多元化地看待这个问题,所以他认为现代性有四个制度性维度。首先是资本主义,它是以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雇佣和劳动的关系为优秀所构成的一种商品生产体系。在资本主义社会,企业之间的激烈竞争和企业本身的发展壮大需要技术层面的支持和创新,经济的发展成为社会和国家发展的基础因素。其次是工业主义,它是指人们通过自身劳动,借助技术和工具,生产商品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机械化占据至关重要的地位。再次是政治领域中的监督,是政府行使行政权力的基础,这种监督可以是直接的也可以是间接的,并且建立在信息控制的基础上。 最后是对暴力工具的垄断,吉登斯对国家统治和军事两者之间关系的分析,填补了过去社会学领域过重关注经济而忽略战争的空白,在现代社会中,暴力工具和工业的结合,使得战争的规模和影响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造成的后果和威胁也在增多和加剧。社会科学现代性的这四个制度性维度,虽然相互独立,有着自己的特性,却又彼此联系,不可或缺,他们相互作用,才形成了完整的社会科学体系和现代社会。 作者:刘琳单位:山西大学科学技术研究中心 社会科学论文:詹森主义对社会科学的影响 詹森主义为社会科学现代性带来的具体影响:首先,统治地位的政府迫于无奈开始不断地革新,维持自身通知的法律法规,在维持统治不断适应社会需求的同时,为新兴的思想带来了默许式的承认。但是最终都无法阻止自身灭亡的趋势。然而各种法规的提出从侧面给社会科学现代性带来了新的曙光。 其次,18世纪是启蒙思想深入人心的时代,而由詹森主义带来的论战过程中,公众舆论开始逐步地在我们上层建筑中扮演不可或缺的作用。公众舆论打破了长期以来以王权和教会为优秀的绝对权威,从根本上动摇了王权和教会的统治根基。公众舆论称为一种新的思潮和人们心中向往的新权威。公众舆论代表了国民正当的、无上的需求,成为社会科学现代性发展的奠基石。公众开始不断坚信自己是社会和自身生存的主宰者,新的解放式的思想在人们心中开始沉淀,使得社会科学兴起和现代性的形成更顺应潮流。 第三,随着詹森主义带来的争论不断地深入,政治层面的术语开始在公众面前大肆传播,一种政治氛围不断形成,政治成为社会科学现代性中不可阻挡的力量。新兴起的政治学开始不断地吸收其他学科的成果,在吸收中不断壮大,成为这一时期社会科学现代性的一个显著趋势(各学科开始逐步繁荣,并且交织着发展)。最后,由詹森主义带来的各种思潮对于社会科学现代性的形成也是十分重要的: 一、由于基督教神学是存在着一种主宰和被主宰关系的,它长期阻碍了人们为了表达自己的意志而不断向前。受启蒙运动的蓬勃发展,广大民众在面对宗教和专制皇权的严密统治,开始逐步寻找契机去改变现状,詹森主义(运动)的发展,客观上促进了大众对自由和平等的追求。自由作为资本主义与封建主义的重大区别,为社会科学现代性的形成带来了思想的拓展力量。 二、社会科学兴起时期,詹森主义和王权的论战,演变到最后,使得“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深入人心。成为社会科学现代性形成过程中的一个重要法则,这使得各个学科的规律和法则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和重视。 三、“宽容”在詹森主义的影响下,成为社会科学现代性形成的另一个重要基础性信念。由于人们思想性的不断解放,新兴的学科也得到更广泛的承认和理解,“宽容”成为不同目标或者不可能达成一致的目标之间的最好的处理方式,正是由于“宽容”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为社会科学现代性的发展铺平了道路。 四、在詹森运动过程之中,“社会”概念不断在人们心中滋生、发展,“社会”概念开始超过国家的范畴。人们开始重新认识和审视他们所生活的环境,这样一来,人们对社会科学现代性的需要就显得那么迫切。 综上所述,起源于17世纪,在18世纪得以迅速发展的詹森主义,打破了原有人们对王权和神学推崇至上的社会发展模式,詹森主义所以起的争论最终进入公众领域,从而使得人们的思想开始更具现代性,为社会科学现代性提供了有力的支持。新型的思潮在人们生活的构建,也为社会科学现代性的发展营造出一个更为广阔的思想氛围和平台。詹森主义所带来的与其说是一个宗教的革命,毋宁说是个社会的革命,社会科学现代性的革命。 作者:陈昊单位:山西大学科学技术研究中心 社会科学论文:社会科学研究方式探究 一、创新性研究的选题方法 创新性研究的选题方法有两种:一种是横向拓展、细分:另一种是纵向挖掘、深化。 1.横向拓展、细分。讲这个问题,要提到一个新的概念,即“研究板块”,任何一个研究领域都可以看作是一个研究板块。既然是板块,就可以分割,或者叫细分。所谓“细分”,就是把一个研究领域分成很多小的部分,并将这些分割出来的部分当做独立的研究对象。细分不仅仅分一次,可以随着实践的发展不断细分下去。比如,经济学首先可以分成三大块:工业、农业、服务业。这三大块中的第一块当然还可以再分,比如,工业可以再分为轻工业和重工业。重工业可以再分为汽车制造业、工程机械制造业、矿山开采业等。矿山开采业又可以再细分为铝矿开采业、铜矿开采业等等,依此类推。随着工业生产实践的发展还可以细分下去,分得越细,选题就越多,创新性也就越强。所以,只要你时时关注社会实践的发展,对原有的研究领域进行细分,找到具体创新性的选题是不难的。 2.纵向挖掘、深化。研究领域既然有横向,当然就有纵向。通过横向的拓展和细分可以找到创新性选题,当然也可以通过纵向的挖掘、深化获得创新性选题。所谓纵向挖掘深化,就是对一个很具体的研究对象,别人对它的研究还不够深、不够透,而自己可以对它再进行深化的研究。比如对国有企业的研究,最先是研究国有企业与政府的关系,而这个问题其实是国有企业经营权的问题,当时学术界强调要政企分开,给企业松绑,给企业自主权,于是国务院就出台了扩大国有企业经营自主权的条例,给了国有企业厂长经理十四项权利,这十四项权利后来又通过立法出台了《国有工业企业法》将其法制化固定下来。后来,由于国有企业负责人权力过大,企业内部没有制约,厂长经理以权谋私的现象十分普遍,实际上,谁当上了国有企业的法人代表,这个国有企业就是谁的,他也成了国有企业的利润和资产原值的支配者,从而使国有企业的利润和资产原值发生大量的腐败性流失。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学术界又将国有企业研究深化到所有权问题上来,开始讨论国有企业所有权缺位和错位问题。所谓缺位,就是国有企业所有权名义上是国家,但国家是个抽象的概念,在实践中没有人也没有哪个部门行使这个所有权,出资人的利润支配权,资产监督权没有到位。所谓错位,就是企业的负责人本来是个人,只有经营权,但实际上他们行使了出资人所有权的各种权利。这就造成国有企业利润和资产原值大量腐败性流失的原因。于是,学术界就对如何构建国有企业所有权主体机构这个问题进行研究(我本人是赞成和参与了对这个问题的研究)并提出了要建立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作为国有资产的出资人代表机构,也就是国有企业的所有权主体机构,今天的国资委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建立起来的。从这个例子我们可以看到:学术界对于国有经济的研究,最先是从经营权不足的研究开始,深化到所有权缺位的研究,再从所有权缺位的研究深化到建立国有企业的出资产人代表机构从而解决国有企业所有权缺位、错位问题。今天的国资委,从国务院国资委到省(直辖市)自治区再到地市的国资委都是在这种情况下建立起来的。 3.追踪学术前沿,发现理论问题,确定争论式的创新性选题,这种方法就是要高度关注学术前沿动态。有很多研究成果,如论文、专著虽然选题很新,立意很新,但其理论观点有些不一定准确,或不与实际情况切合,甚至有前后不一致、自相矛盾的地方,我们就可以选一个题目,写一篇论文,与其进行争论。在争论过程中,我们也可以想出很多其他创新性的思想观点来。比如,关于法律是不是统治阶级意志的表现这个问题,是值得争论的。因为它与我们当今的司法实践不是很融合。因此,有争论是正常的。前几年我也编发几篇这方面的争论性文章,有的还被人大复印资料转载了。 4.紧跟实践前沿,找出理论与实践的矛盾,确定应用研究性的选题。比如,关于“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管理费用体制改革的思路及建议”,这个选题就是我调到南宁后,发现不同的行政事业单位,工资收入差距很大。某校我有一位同学,我跟他是同一个级别,但他的月薪比我高了3倍,他的财政性工资与我是差不多的,但他的补贴比我多5倍,因为该校的门面收入每年600多万,而我们单位的门面收入才10多万。这就是说,哪个单位争取到政府的钱就能买更多的地,起更多的房子,其财政收入就更多,工资报酬就越高。这种收入分配不协调会带来很多弊端,如腐败,并影响低收入单位工作人员的积极性。高收入单位工作人员也无心做好本职工作,而是千方百计利用自己现有的资源去搞创收。这是改革实践中出现的比较严重的矛盾问题。于是,我当时提出就此问题申请一个课题立项,我这个提议被一些人嘲笑,认为搞这么个课题会把单位变得更惨。但我当时已经看到不单单是广西的问题,而已经是全国性的问题,我还是自费做了一些调研,然后发表了3篇系列论文,起到了一定的社会影响作用。最初,南宁市开始进行这方面的改革,把所有党政机关多余的办公楼和门面统统收归由威宁公司统一经营,然后将利润上缴财政,由市政府统一按不同级别的标准发放津补贴。在实行两年后,区党委宣传部组织了一个调研组对威宁的做法进行调研和评价,我被邀请参加这个调研组。在调研报告写完后,召开了征求意见会,自治区财政厅苏厅长也参加了这个会。我在会上对苏厅长提出:“自治区政府也应该这样做。”后来,我写了《关于广西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的若干建议》,在内参《社会科学与决策》上发表,得到郭声琨书记的指示和采纳,从而推动了自治区对这方面的改革。到现在,全国都实行公务员阳光工资,就是在这种背景下推行的,这是我到目前为止实践效应最大的一项科研成果。它的选题也是出于实践中的矛盾和问题,所以,搞应用对策研究必须高度关注实践。 5.做学问的学问———博与专的哲学———知识更新与主研方向的定位。上面讲了那么多选题方法,涉及方方面面太宽泛了。如果每个人都全部照搬这些选题方法去找研究课题,那么,他的研究领域必然很宽。这就涉及一个叫“做学问的学问”的问题。现代科学太发达了,做什么都讲学问。做官的有做官的学问(领导科学),送礼有送礼的学问,交际有交际的学问(关系学),做人有做人的学问,喝酒有喝酒的学问(酒文化)。当然,做学问也会有做学问的学问(研究学在西方叫科学哲学)。做学问最主要要处理好博与专的关系。就是说,一个人要做大学问,出经典性成果,不能就在一个研究领域中沉浮。要多搞几个领域,扩大知识面,完善自己的知识结构,然后根据你所涉及的知识领域,找准各个领域的交汇点,作为突破口,从而更新你的知识体系,开辟一个综合性的研究领域作为主要研究方向。这样,你就会搞出可以让你留名千古的经典性成果来,从而成为千千万万学者中可望不可及的经典作家,至少是某一个研究领域的经典作家。 二、应用性选题的研究方法 (一)调研方法1.正面调研方法。这种方法很简单,但用处不大。该方法就是先与调研对象联系,并给对方寄去调研提纲,让其做好准备,若干时日后,就到这单位去,调研就进入三程式的过程中。第一程式就是单位领导带着调研组参观需要调研的单位,包括参观厂房、车间,有讲解员陪同。这就是所谓先给你有个感性认识吧。第二个程式就是开座谈会,听汇报,听介绍。调研组的成员们都成了上级领导,认真地听单位领导的介绍、汇报,不断记笔记,听完介绍、汇报后,调研组的成员就有关问题进行提问,这时也到吃饭时间了,然后进入第三个程序。边吃饭边聊,并探讨一些具体问题。这就是典型的三程序调研方法。如果我跟随领导干部出去调研一般的都是这样三个程序。但如果是我做课题负责人的,我决不这样搞。因为这样搞调研绝对搞不到真实材料,都是假的东西,不可靠,而写出的研究报告也不客观,向领导提出的建议也不可行。我总共搞了22年的国有经济研究,调研了119个国有大中型企业,我一般采用的是侧面调研和非正式调研。2.侧面调研。所谓侧面调研,就是尽量避免与调研对象直接面对面的座谈,也不提前寄调研提纲给他们,也不预先通知他们要什么材料,而是与调研对象周围相关的人接触,交朋友、聊天,从而了解研究对象的情况。比如,在我搞国有经济学的调研中,我不找国有企业家的行政管理部门的领导,而且,当我刚开始搞国有企业调研时,只有经委,没有国资委和工信委,也不直接找国有企业负责人交谈,而是找一般员工,或者找被置换了国企员工身份的自谋职业的人,或者找破产后的国企留守人员,因为这些人都可以说不是既得利益者的圈内人。因此,他们说真话道真情的可能性比较大,你会得到所需要的真实材料。这样,写出的调研报告才有客观性、真实性,给领导提出的建议才有可行性,才容易得到采纳,才会在实践中产生效应。3.非正式调研方法。所谓非正式调研,也称随机调研,就是在不同的场合下,正好遇到与自己的调研项目相关联的人。比如,坐火车,与你同坐在一起的,有一两位刚好是你的调研项目所需要调研的对象,你就想办法,与他搭话、聊天,从中了解你需要了解的东西。比如我在搞国有企业研究时,在坐火车时也跟至少20位左右的在国有企业上班的人聊过,其中得到不少有研究价值的东西。有时候,在开会聚餐的时候,如果同桌一起吃饭的人有国有企业的,我也向他们了解国有企业的情况,为了尽量多地利用非正式研究方法,我经常以教师的身份(我曾在百色学院当过14年教师)到其父母在国有企业工作的学生家进行家访。在吃饭时,向他们了解国有企业的情况。通过这种调研方式,我得到了很多真实的有关国有企业的情况,为我研究国有经济积累了不少有价值的资料。 (二)调研材料的加工分析前面说过,调研方式分正面调研、侧面调研、非正式的随机调研,这三种调研材料肯定是各不相同,即真实程度不同、客观性不同、涉及面不同,甚至对相同的事实进行评介和分析也不同,那你相信哪一种声音,在撰写研究报告中采用哪种调研方式得来的材料呢?这就需要对调研材料进行分析,综合筛选过滤,判断真伪,决定取舍,做到所说的“由表及里、由此及彼、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经过这番工夫,就会得到一个比较客观可靠的调查报告,但调查报告还不等于调研报告。研究报告一般分四个部分,即基本情况、存在问题、问题的原因分析、解决问题的对策建议。调查报告最多能用在调研报告的基本情况这部分上。因此,写出调查报告后,还要进行下面几个步骤的工作。从调查报告中找出若干关键问题,并对这些关键问题召开小型研讨会,从而形成若干专题的调研报告。从调查报告一般不能直接提升到调研报告,必须经过小型研讨会形式形成专题调研报告这个环节。因为调查报告纯粹是属于感性材料的东西,不能反映出深藏在事物内部的问题,更不能回答这些问题的原因。因此,按照常规的做法,必须召开若干次小型研讨会,找各个方面的专家参加研讨会,让方方面面的专家来讨论这个调查报告,找出调研对象的问题所在,分析这些问题的深层原因,并提出对策建议,然后结合有关专家的意见,拟出撰写研究报告的提纲。 (三)研究报告框架的构建分析起点与研究框架的确定。通过若干次小型研讨会,了解各方面专家意见后,我们就要着手撰写研究报告或专著了。专家的意见有各种各样的,都是针对不同具体问题提出自己的观点,他们不可能教你怎么写研究报告、怎么写专著,这得靠我们自己去做。你要写一个研究报告或一本专著,首先就要在脑子里有个写作思路,这个写作思路怎样去勾画,首先要解决的就是分析起点的问题,分析起点定位不好,就有可能要走多次的回头路。如果分析的逻辑起点选对了,写起来就会顺利很多。在这个问题上,马克思写《资本论》的过程很值得我们学习。《资本论》是分析、描述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矛盾运动发展的趋势、结局以及揭示资本主义社会运行机制、发展规律以及危机周期性交替出现的一部社会巨著。马克思在撰写这部不朽巨著时,是怎样构建其分析框架的呢,又是怎样定位逻辑分析起点的呢?我们知道,《资本论》的第一章就是商品,所以,马克思《资本论》分析的起点就是商品。由于篇幅关系,要讲清楚《资本论》的整个分析框架是不容易的,我在此描述一下《资本论》中最重要的内容剩余价值理论的分析框架。我刚才说过,商品是《资本论》整部巨著的分析起点,同时也是剩余价值理论的分析起点。马克思在分析商品这个概念时,最初引出了另外一个概念———劳动。他指出:“商品是用来交换的劳动产品。”劳动这个概念就被引申出来了,在分析劳动和商品关系时又引申出“价值”和“使用价值”两个概念,又引申出“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抽象劳动又称为社会劳动);在分析衡量商品价值的尺度时,又引申出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指出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凝结成商品的价值;在分析什么时间是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时,马克思指出:“在当时平均的生产力水平和平均技术水平下,生产某一种商品所需要的时间。”这样,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就成为比较商品价值量大小的尺度。在分析这个问题后,马克思又指出另外一个问题,工人的工资是否等于他们生产的全部商品的价值呢?换句话说,工人的工资收入是不是他们付出的全部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呢?马克思作了否定性的回答。马克思指出,工人的劳动时间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解决他的衣食住行和养育后代,从而形成劳动力再生产的劳动时间,这部分叫必要劳动时间。这一部分必要劳动时间在生产过程中就形成了劳动力价值。这部分劳动时间形成的价值,资本家以工资的形式支付给工人,然而资本家对工人的劳动要求并不满足于必要劳动时间这一部分。如果满足于这一部分的话,他就赚不到钱。资本家通过增加劳动强度延长劳动时间来让工人创造更多的价值,这种被延长的劳动时间被称为剩余劳动时间。必要劳动时间形成劳动力价值,而剩余劳动时间创造剩余价值。劳动力价值资本家以工资形式回报给工人,而剩余价值则是被资本家无偿占有。这就是资本家剥削工人的秘密,也是资本家发财致富的秘密。 从上述马克思的整个剩余价值理论分析,我们可以看出:从“商品”开始到“剩余价值”结束,总共出现了11个概念,而哪个应该最先出现,哪个在第二,哪个在第三,哪个在第四、第五,哪个最后,体现了一种严密的内在的逻辑排序关系,从而形成了一个完美的、无懈可击的逻辑分析框架。按这个逻辑分析框架思考形成的剩余价值理论,达到了无懈可击的完美程度。《资本论》面世以来,没有人能找到有说服力的事实和论据批驳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分析起点的定位和分析框架的构建对学术专著来说是十分重要的。起点选对,分析框架完美,符合逻辑排序,写起来就非常顺当,否则就会反反复复走弯路。 三、激发灵感的三种方式 (一)头脑放松法所谓头脑放松法,就是当你对某个学术问题绞尽脑汁想不通、百思不解时,你就不要再呆在书房苦思冥想了,到户外去散散心,迈步山水田间,或昂首看看蓝天与白云,或听听树林里的百鸟鸣叫,或看看农田里的庄稼长势,放松放松。啥都不想,这样,灵感的火花就会突然爆发出来。你百思不得其解的学术问题就会在瞬间想通了。为什么在书房里思考了那么久的问题一到户外放松一下就有了答案呢?连你自己都不理解,从而感到惊讶!我有很多这种经历。但原因是什么,我也搞不清楚的。我想,大概要用脑科学的某些原理解释吧。原因不清楚不要紧,但这方法谁都可以试一试,我保证绝对有效。 (二)头脑风暴法所谓头脑风暴法,就是当你遇到某个学术问题百思不解的时候,你不妨提出来与同行讨论,甚至争论。在争论过程中,你的灵感就很容易激发出来,从而得到答案。在争论过程中,不仅可以解决你想了很久不能解决的问题,还可以引起你一系列的学术假想。这些假想又会成为你感兴趣的新研究对象或新的研究领域。比如坡尔在与爱因斯坦争论广义相对论时,引发了他对原子模型的假想,从而在对原子模型的研究过程中,创立了一门新的理论物理学———量子力学。而他在创立量子力学的过程中遇到很多科学问题,都是在与爱因斯坦的争论时受到启发想通了的。 (三)醒后晨思法这个方法很有效,就是在你甜睡了一夜,清晨睡醒后,不要急于起床(当然我不鼓励睡懒觉),而是躺在床上想想你在学术研究中遇到的难题。因为早晨头脑最清醒,思维效率最高,也就是最容易产生灵感的时候,你千万不要错过这个灵感易发的时段。 四、做学问的平台 老鼠哲学与金子哲学。老鼠哲学是秦朝丞相李斯提出来的,实际上是说从政的平台,是关于厕鼠与仓鼠的关系问题。李斯发现,粮仓里的老鼠比厕所里的老鼠长得大而肥,他认为:这是环境不同。仓库里都是粮食,所以,老鼠吃得好、吃得饱,当然要比厕鼠大而肥。做官也一样,在京城做官比在县乡做官,容易升得快,做得更大,因为京官容易靠近皇帝,容易在皇帝面前表现自己的才华。金子哲学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提出来的,意思是说:只要你是一块真的金子,放在哪里都闪亮,放在牛粪上也闪闪发光;如果你是一块铜或一块铁,就是把你放在火堆中,也很难让你发光闪亮,这就是金子哲学。20世纪七八十年代,老师经常对大学毕业生讲金子哲学,鼓励毕业生到边远山区、落后的地方去工作,要服从分配,不要总是想往大城市跑。他们是这样对学生说的:只要你有能力,在哪里都能干出一番事业来,而且,越是艰苦的地方,越容易干出成绩。这两种哲学,用来分析做学问的平台,我们应该怎么看呢?我认为,老鼠哲学适用于自然科学研究,而金子哲学适用于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因为自然科学研究要出成果需非常先进的实验设备,因此,在实验条件好的地方搞自然科学研究比在实验条件差发地方搞研究,出成果就容易得多。而社会科学则不同,社会可要出真理性成果必须靠近实践,关注实践,还要有好的研究方法,设备条件不起实质性作用。在北京搞社会科学研究,效果并不比在县城搞优越多少,关键在于思考方法,在于实践的介入程度。 作者:周志华单位:广西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社会科学论文:体育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 1如何寻找对话点 笔者评论过的一篇文章以重大体育赛事对地方经济发展的影响是正的或负的为对话点,从方法学的角度提出自己的见解:争论源于计算经济影响的方法不同,解决了为什么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问题。王岩的博士论文《职业联盟的经济分析》以前人用交易费用解释职业体育联盟的源起、存续及发展问题为对话点。作者提出交易费用的理论将人与人之间发生的一切关系都视为一种“交易”关系,运用交易费用理论去讨论职业体育联盟源起涉及到两个基本原则:第一个原则是,交易费用是职业体育领域内参与职业体育活动的人与人之间交易产生的成本;第二个原则是,为使交易费用达致最低,参与职业体育活动的各方会寻找产生最低交易费用的制度(组织)形式。根据此逻辑,由两家职业体育俱乐部共同组成的联盟并向消费者提供体育产品其制度运行的费用较低,因此会形成联盟。但实际上这样的联盟从来都没有出现过。应如何理解职业体育联盟的源起和发展?作者认为,联盟的组织形式除了受到“交易费用”的影响外,还涉及到“联盟剩余”问题。所谓的联盟剩余,是指职业体育联盟产生后给联盟带来的价值和财富。联盟剩余正是在交易费用一般化前提下具体替代交易费用的因素,也正是理解职业体育联盟的源起、存续、发展及扩张等问题的关键所在。尽管以联盟剩余补充或替代交易费用的解释的尝试的论述尚有待完善,但是这种对话对知识积累是有益、可取的。 2问卷的信度问题 问卷的信度往往是研究结果是否合理的前提基础。它是指采用同样的方法对同一对象重复进行测量时,其所得结果相一致的程度(风笑天,2001:109),并可具体划分为再测信度、客观性、内部一致性等多项内容。在目前体育社会科学的领域内,一些相关研究并没有对问卷的信度进行考察与验证。例如,2005年《南京体育学院学报》研究居民体育参与的一篇文章没有做信度检验。2013年《北京体育大学学报》一篇研究锻炼与心理健康的文章运用折半信度(Cronbach’s)进行信度检验,做得不错,但仍然不够充分。因为折半信度仅为衡量问卷内部一致性的指标,信度的测量还包括前述的多项内容,以多重的指标反映问卷的信度更为可靠。 3抽样方法的选取 社会科学研究要从样本推断总体,抽样方法的选取十分重要,只有运用随机抽样的方法,才能知道每个个案被抽中的几率,并据此推算总体情况。可能受制于调查成本和追求操作便利或对抽样知识的把握不够,一些体育社会科学的研究并没有采用随机抽样的方法,至少在文章叙述中并无交代调查的抽样方法。例如,2013年《体育科学》中研究运动员心理和2008年《和田师范专科学校学报》中研究大学生体育兴趣的两篇文章便存在这样的问题。不是随机抽样,研究的结论只适用于样本,不能推论到总体。更进一步的要求是在定量研究中,研究者需要根据自己的研究目标和总体特征,慎重地选择适当的随机抽样方法,例如,当组间差异大,组内的差异小时,选用分层抽样方法更恰当;当组间差异小,组内差异大时,选用集体抽样方法更适合。最后,样本获取后需要评价样本的代表性,分析样本与总体的吻合程度。研究者可以根据总体的某项指标,诸如年龄、性别等常见的人口特征变量,来检查样本与总体的情况是否一致。在已发表的涉及抽样调查的体育社会科学的文章甚少见到有评价样本代表性的环节。 4统计推断的谬误 统计推断谬误主要源于混淆研究的分析单位,错误地将某一层次的行为模式和研究结果推广或嫁接到另一层次。其中,根据集合单位的分析结果作关于个体的断言,被视为生态学谬误(郭志刚,2009:11)。这些统计推断的错误在于将宏观层次的分析结果运用到微观层次上。例如,如果我们通过对不同省份的统计年鉴数据分析发现区域的经济发展水平与公众的体育消费呈现正向关系,研究者因此得出“个人的收入水平越高,他们花费在体育方面的消费也越大”的结论,就有可能产生生态学谬误。虽然我们不排除宏观层次的现象与微观层次的行为模式出现一致的情况,但由于我们没有证明解释宏观与微观层次的连接路径和通道,这种根据宏观统计结果推断微观层次的行为是有风险的。如果以低层次研究单位的分析结果推断较高层次单位的运行规律,则是还原论谬误(郭志刚,2009:12)。这种情况在体育社会科学的研究中并不少见。例如,2003年《西安外国语学院学报》和2013年《北京体育大学学报》的两篇文章,就将片面地将某个区域大学生余暇体育现状和大学生运动员应对压力方式的研究结果推广到更高层次、更大层面,产生还原论的谬误。 5统计方法的运用 社会科学的研究可分成三类:探索性研究、描述性研究和解释性研究。探索性研究的主要目的在于使研究者对现象与问题有一个初步了解,并为今后的研究打下基础;描述性研究经常用于描述某些现象,并试图从杂乱的现象中找出一些事物联系的特征。解释性研究通过严密的归纳和演绎过程,挖掘行为、认知以及现象发展的深层原因,寻找影响事物关联性的因果规律,是社会科学最高层次的研究。(风笑天,2001:66-67)遗憾的是,目前体育社会科学解释性研究尚不多见。例如2012年《当代体育科技》和2004年《天津体育学院学报》研究大学生休闲体育和居民体育消费的两篇文章只是描述现象和问题的表征。并未深入探究影响事物发展的关键实体。即便部分学者试图寻找事物的发展的规律,但也并未运用科学的方法,更多是基于个人的主观臆断。例如,2012年《北京体育大学学报》研究网球运动的文章,作者有探索因果关系的意识,然而,在分析网络运动对完善体育管理制度的影响时,单靠询问被访者的认识感知,而不是通过建立两个变量的分析模式,从统计角度加以考察与验证。此外也有学者运用相关分析来研究变量之间的关系,例如,2004年《北京体育大学学报》研究大学生体育大学学生生活满意度的文章做了两变量的相关系分析。社会现象是错综复杂的,两个变量之间的关系可能受到其他变量的影响(李沛良,2002:211)。单纯的相关分析只能确定两个变量X和Y之间相关程度或正负,在没有控制任何变量的情况下,仅仅运用相关分析无法判断和排除变量之间是不是虚假相关。如果体育社会科学的研究能够在条件的情况下运用多元线性回归、logistic回归和因子分析模型,甚至结构方程、路径分析等方法,我们的研究才会更准确和客观。 6迈向综合性的分析 个人的认知与行为受制于个人本身以及外在的环境。一方面,外在环境是先于任何个人而存在,并是既定的社会事实,所以人们在社会化过程中均生活在一套难以改变的约束系统下。另一方面,个人的自主性也决定着人们绝不是任由环境、秩序和结构摆布的“机器”,行动主体的认知观念和意义建构影响和形塑着行为本身。这种融合了个人特征与社会因素的分析视角已经成为社会科学各分支学科(特别是社会学)的研究思路和分析路径(吉登斯,2003;杜瓦斯,2011)。目前体育社会科学采取综合的分析视角的研究难得一见。多数的研究要么偏重于从个人的人口特征、社会特征的归因,要么单纯从宏观的制度背景、结构因素和文化影响对个人的体育认知与体育行为进行分析,并且往往忽视了诸如组织、社区和家庭等中观层面的因素。假如我们认同上述的趋势和主张,则可以考虑搭建一个整合微观、中观和宏观层次的体育社会科学研究的框架供研究者参考。以体育锻炼为例,在微观层面,个人从事体育锻炼有可能出于自己的喜好,并与年龄、性别、教育程度等个人人口社会特征密切相关。在中观层面,选择体育锻炼也有可能受到同辈群体、家庭环境或者学校规定等影响。在宏观层面,国家提倡的“全面健身运动”与学生升学、毕业相挂钩的体育政策也会促使个人加强体育锻炼,提高身体素质。研究框架如下上述的分析、观点和主张只是一家之言,受个人的训练背景、研究经历的影响,带有个人的经验色彩,绝非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律则,仅供参考,敬请批评。 作者:丘海雄于永慧单位:中山大学社会发展研究所 社会科学论文: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管理思考 一、高校社科处与早期科研处的异同 大多数高校早期在科学研究管理工作中并无文理之分,统一由学校科研处执行管理。因此,早期的科研处同时兼顾自然科学与哲学社会科学的科研管理工作,如笔者所在高校江南大学即是如此。但是自然科学与哲学社会科学从根本上就是大相径庭的,管理工作也就有必要区分开来。并且高校可谓哲学社会科学人才最密集、力量最雄厚、学科门类最齐全、承担科研任务最丰富,科研处在文理皆管的情形下无法做好细部管理,社科处的成立意味着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管理工作的规范和进步。尽管自然科学与哲学社科独立管理,但社科处亦延续着早期科研处基本的、有效的管理方法,并在时代的步伐中不断创新。如在管理过程中通过规划指导、组织协调、监督激励等措施服务于学校教职工和科研人员,做好管理工作,达到管理目的,确保高校科研事业全面健康发展。 二、优化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管理模式 要实现管理模式进一步优化,社科处与各学院需做好协同管理,首先学院需明确其不足,如江南大学的文科学院已取得长足进步的同时仍存在的诸多问题:(1)过于依赖学校科研管理部门,主动从学院角度出发对科研项目进行管理的能力不强;(2)科研秘书未做到专岗专职、专员专用,导致在努力配合学校科研管理部门开展工作的同时,不能发挥自主工作效能:(3)重于对申报立项环节的管理,弱于对过程环节及结项环节的监管,课题不能按计划时间完成;(5)不关注对研究成果的转化,服务社会的效果不明显。这些问题,并非学校职能部门单方面能改善的,在此谈谈作者在实践中积累的一些想法。 (一)培养竞争意识改革开放30多年来,市场经济的行为准则和行为方式,已成为助推经济社会发展的主导力量,并且已逐步沁入和影响到社会文化发展的各个方面。因此,在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管理中引人市场化机制,建立竞争意识,本质上是市场经济属性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反映,或者说是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的必然要求(王宝民.论科研竞争与激励机制的若干问题[J].社会科学管理与评论,2004,(1):35)。为了使学校社科工作能获得整体性与持续有效性地发展,加强学院间的竞争意识是科研管理工作中的一项必修课。以江南大学为例,在调动各学院竞争意识方面有以下措施:(1)每学期定期召集各学院书记、院长、负责科研副院长开科研工作会议,通报相关数据及工作,使各学院始终保有良性竞争意识;(2)将各学院月度科研数据汇成报表,将月报表上传公布至校内办公系统网站,传送电子档月度报表给各学院分管科研的院长及科研秘书,通过开放环境与公共舆论,使压力转化为动力;(3)年度数据排序,经过一年的努力与沉淀,社会科学处将各项数据进行整理排序,如学院年度立项数、年度科研经费值、年度优秀论文数、年度著作数等,并计算出与上一年的增长比,通过办公网络与印刷成册等开放平台,激发各学院的自省意识与竞争意识。 (二)协力监管执行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管理主要以项目管理为主,因此社科处与各学院应做好对项目的全过程协力监管。申报立项环节,应首先掌握平衡,即质量与数量的平衡,各学院可先行申报预审,把关质量提高中标率。其次是需做好协同工作,一是形式的协同,学院先对申报书形式做预审,社科处再审;二是内容的协同,社科处与学院尽力协助申报人员围绕或契合学校重点研究方向开展申报工作,借助前期成果和研究团队取得优势。再次是可设立重点研究配套基金,社科处或学院对符合重点研究方向的申报课题择优扶持,立项课题给予配套奖励。执行环节,通过在学院范围内组织关键项目的中期评审会,使流于形式的中期检查实际化,且能借助评审会使项目中存在的疑难问题得到更好的解决,不至于拖沓到最后。在上级部门无法集中各地在研人员开展中期评审会的情形下,各学院小范围内部组织,同时邀请社科处、校内外专家、承担同类项目的其他研究人员参加,集中对项目进行到中期阶段的情况结合整体计划进行评估分析,有利于下一阶段研究工作的顺利开展。结项环节,科研项目不提倡申请延期,既影响学校及个人声誉也不利于结项后新项目的申报立项,更不利于良好学术风气的形成。学院可先组织院内预结项,在规定结项时间的前两个月向项目负责人发出结项提醒,要求项目组准备好结项材料。项目结项并非最后的终结,在教育部的《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繁荣计划(2011—2020年)》中提到“推进哲学社会科学成果的转化应用,强化哲学社会科学育人功能,普及哲学社会科学知识,大力开展决策咨询研究,积极发挥思想库和智囊团作用,构建哲学社会科学社会服务体系,全面提升社会服务水平。”由此可看出成果的转化应用是需加强重视的一个环节,也是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与社会服务之间的一道桥梁。 (三)建立奖励机制以江南大学为例,社会科学处是在学校党政相关负责人的领导下负责具体执行管理工作,各文科学院有分管科研的院长并多数配备有一名科研秘书,可见层级结构比较健全,为金字塔式管理层形。管理各层级的运行状态取决于制度的建设,奖励制度不可或缺。从奖励机制的本质来看,需依凭一套完善的效能评价体系,综合管理工作中必需的各要素:人、财、物、空间、时间等发挥的效能,以“人”为优秀要素,人的效能评价就是对各层级的科研管理人员、科研人员或教师个人根据其劳动性质与劳动内容进行相应的效能评估。从奖励机制的内涵来看,建立集体奖励机制和个人奖励机制,不但要表达对集体的肯定,而且要逐层奖励分管领导、科研秘书、科研人员或教师个人。从奖励机制的意义来看,是一种能更好地调动工作积极性、向心力的管理辅助机制,强调人及人的劳动价值(范俊英.构建高校科研管理和谐机制之我见[J].科技管理研究,2008,(1):125)。 如江南大学近年来一直执行对年度科研教学优秀成果进行一次性奖励,奖励范围为学校在职教职工及各学院、部门,主要负责部门为人事处。根据教职工在教学、科研、学科建设和管理工作中作出的贡献进行分档奖励,同时按照工作完成量给予相关集体奖励。评奖程序公开规范,首先由个人申请,学院核实后,向教务处、科学技术研究院、社会科学处等职能部门推荐申报,并提交成果材料;人事处再同相关职能部门进行初审并公示;最后由人事处将公示结果汇总报学校考核聘用委员会审定并发奖。奖励机制也顺应时势不断做出修订,以支撑管理水平逐渐完善,管理目标共同实现。 作者:邓理单位:江南大学社会科学处 社会科学论文:社会科学理论的研究 一、社会科学理论研究中的开放与内生化 在理论研究中,愈是具有公理性和规律性的事物,愈是具有普适性、兼容性以及共享的特征。正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命题之所以能够成立,以及“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作为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质的规定性”,就是遵循了“三大规律”———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即遵循了在人类社会发展中,“市场经济”和“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并非具有制度的排他性的一般规律。这里要特别说明的是:或许有学者基于一脉相承的思维定势会强调: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最终”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即这一社会主义的“质的规定性”是具有排他性的;但是,如果在理论研究中,对不断发展的事物要使用“最终”这样的终极判断命题,从方法学的角度看,或许要首先破解一个前提性假设,那就是:人类社会“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本质上是一个动态、变化的过程,而作为人类社会发展的“过程”,一方面是否只存在于人类社会发展的某一时期、某一阶段或某一社会形态;另一方面,发展的“过程”是否存在“最终”这样的终极判断命题?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做出的是这样的判断:“实践发展永无止境,解放思想永无止境,改革开放永无止境”。 另外,社会科学研究中的内生化还是一种多维现象:如一些学科特别强调自身话语方式的特殊性,尤其是强调以西方的或古人的理论逻辑来规制和证明今天中国的现实主题;又如,有些学术期刊在编审稿件时,若不见其有各种数据、模型的累积,便以为缺少学术真谛;再如,在我们每年大量产出的程式化、格式化的硕士论文、博士论文,究竟有多少能有效转化为现实生产力,也是值得我们思考的。当理论研究的内生化已然成为一种惯习,并且进而结构出一种强大的理论情境和逻辑语系时,不仅将对后学者的思维方式和理论视野形成束缚,进而弱化理论的创新,而且将限制理论研究中多学科的交叉,甚至削弱理论体系自身在创新中的科学性与说服力。 二、社会科学理论研究中的全球化与时空维度 有学者认为,提出“全球化”概念的是日本学者大前研一。但笔者认为,最早揭示全球化趋势及未来特征的是马克思。马克思虽然没有明确使用“全球化”概念,但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发表时就作出了“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的趋势性判断;并强调,“过去那种地方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替代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 在理论研究中,身处特定社会发展场域(场域是各种关系的总和)中的研究者的价值向度,必然要影响其对研究中的时空维度的选择,即个体的价值向度与研究中的时空维度的选择,既相互联系、相互制约,而且还是其开展理论研究的重要前提。虽然任何研究者在理论研究中的时空维度的选择,都会面临价值向度、理论视角以及方法应用的差异等问题,但也有共性的基元是可以探寻的。今天的全球化,既是一种发展趋势、同构环境,更是一种社会存在。当研究者在理论研究中选择历史的时空维度时,由于历史不能假设,人们的基本价值向度首先是恪守,并在强调历史传承性的基础上,进而主张坚持是发展的基础。但是,这样的思维方式和研究方法,应用在研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及实践命题中时,就意味着要思考马克思主义原有理论谱系和逻辑传统的突破问题。正如,当我们都逐渐认同市场经济只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种共性手段和路径,并且由于全球化和信息时代的到来而逐渐培育出一种具有开放和共时特征的发展场域,并培育出崇尚合作、互促、共赢的过程时,从方法学的角度思考,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中基于商品生产和市场竞争,基于对私人占有生产资料必然产生剥削的理论分析,是否也适用于我们今天对全球化背景下的所有市场经济做更深入的理论研究。笔者以为,历史既给人启示,也给人们警示;对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而言,看历史有多深,看未来有多远,是为深远。 当研究者在理论研究中选择现实的时空维度时,研究者的价值向度,通常要强调各国、各地实践条件和环境的差异,强调从国情出发的发展主题的时代性(机遇)和“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实践性。但是从发展趋势看,在全球化背景下,不同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的结合体,当其都不能规避全球化的共时性场域和同构、互促过程中出现的经济危机时,其对经济危机性质的认定,以及分析和研究全球经济危机的方法等等,是否存在首先设定各国基本制度作为研究经济危机前提的理论区分的方法,尤其是在全球经济基于高度分工而相互依存的今天。当研究者在理论研究中选择未来的时空维度时,理论是一种指导、一种预期或假设,其价值向度既包括坚守制度的阶级性和对理想的追求,又包括坚持理论应由实践来检验和修正的方法。因此,一方面,从理论研究的未来趋势看,当全球化逐渐培育出共时性的同构现象和趋势,而且“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时,除经济全球化以外的政治全球化、文化全球化和社会生活全球化的互融方式以及程度等问题,都应是社会科学研究者应当关注的;另一方面,从研究未来发展的方法学角度思考,由实践检验理论的“结果”或是或非,都应当被视为一种常态。然而,在我们的社会科学理论研究中,人们不仅很难看到本应同样常态化的“证实”与“证伪”的互验研究,而且无论是学界还是政府,都少有对实践检验不成功的理论,再做进一步的理论检讨的研究。笔者提出这一社会科学理论工作者在研究中经常面临的困惑,或者说是中国学界长期面临的困挠,是因为这未必只是方法学上的问题,未必只是理论研究者个人的偏好问题,未必只是这个研究群体在理论素养方面存在某种缺失的问题。 三、社会科学理论研究中共性寓于个性方法的深化 马克思主义实践论、发展观的基本方法是把共性寓于个性之中;而且纵观不同民族和国家的发展,通常都是基于本国国情而采用共性寓于个性的方法,即使当年那些提出“依附论”的国家或民族也是如此。正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命题的提出与实践建构的基本路径,就是把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即把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寓于中国国情之中。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当人们强调从实际出发并运用共性寓于个性的方法时,值得注意的是个性不等于共性,这是因为二者的内涵和外延的逻辑边界可能存在不对称的情况。正如,用同样的研究方法和逻辑理路,对应研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及实践时,或许会产生出一些需要进一步思考的问题:正如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命题而言,与时俱进的方法和路径是“社会主义”寓于“市场经济”之中,还是后者寓于前者之中?如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个制度命题,那么就需要研究它与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之间的逻辑关系,以及它在人类社会市场经济发展中的历史方位、它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区别等等;因为这涉及到讨论“寓于”和运用“寓于”时将产生的一系列关于体制和机制创新的“底线”问题。又如,如果“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两个命题都是共性的,只是有理论层次上的区分,即其中一个是制度问题,一个是手段和方法问题,那么就需要研究二者在人类社会发展中交叉、重叠的历史区间、历史阶段问题,因为在社会主义高级阶段即共产主义实行有计划生产是历史的必然。再如,作为人类社会发展手段、路径和方法的市场经济的自身规律,如何在我们的特定制度中得到遵循的问题,因为市场经济的客观规律与社会主义价值观之间潜在某些冲突既是常态的,也是客观的。由此,笔者以为,共性寓于个性的思维方式,以及作为一种研究方法的应用,应是有条件的;而且共性寓于个性的方法未必适用于对各种发展关系的解读。因而共性寓于个性的研究方法需要深化。为此,笔者在“论中国社会转型的同源性与非同源性”一文中提出并论证了理论研究的同源性和非同源性命题、视野及方法,进而提出的思考有二: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说,“生产以及随生产而来的产品交换是一切社会制度的基础”。当我们今天形成了公有制为主体和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所有制结构和“生产以及随生产而来的产品交换”———多元交换和多元分配关系时,要强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区别,不是简单地基于共性或个性的视角就能回答,而是在研究方法上要突出现实的基本政治制度、基本经济制度和基本分配制度的非同源性。但即使如此,从类比研究方法来审视,新困惑又在于:我们或许还需要回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马恩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之间的同源性或非同源性问题。当我们基于全球化的共时性场域和同构趋势做理论研究时,尤其是把“全球化”视为不同制度发展和同构的某种同源性条件与环境时,我们是否需要思考马克思主义剖析各种生产方式的理论和方法的同源性问题。虽然从方法论的角度讲,研究“方法”有宏观的和技术的区分,而且这种区分为研究者提供了走出某些研究困境的选择;但是,研究“方法”本身的同理性和适用的普遍性,是应当受到理论研究者的遵守和依循的。 四、社会科学研究中的解放思想与理论创新 解放思想既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强大思想武器,也是推动理论与时俱进的重要社会机制。然而,“解放思想”作为一种思想武器和推动社会发展的动力机制,包括“破与立”两个方面和两种功能,那就是:破除旧思想、旧观念、旧的思维方式和旧的行为方式,树立新思想、新观念、新的思维方式和形成新的行为方式。应当说,“破”是“立”的前提,“立”是“破”的目的。因此,就整个社会而言,包括理论研究中的解放思想,其实质是要在“破”的基础上树立新思想、新观念和新的思维方式,进而形成统一认识、统一思想和统一行动。在理论研究中,当人们强调“一脉相承”的理论创新方法时,既是在强调理论与时俱进的前提,也是在强调理论创新中解放思想的“底线”;而且强调“一脉相承”通常是指对原有理论体系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的坚持;但笔者以为,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本身也需要与时俱进,因为“生活之树常青”。由此,在社会科学研究中的解放思想与理论创新之间,有一系列的关系值得认真思考。彼如,一种理论体系在与时俱进中,自身是否会发生理论产生的前提、社会条件和价值系统“一脉相承”的和谐与否的问题;如一种理论体系在创新发展中自身的和谐问题,是否要影响到理论指导实践和与实践相结合的和谐问题;如理论在指导实践中的和谐与否问题,是否要反映在人们的实践结果上……如此等等。其实,当实践的结果产生出“三农”这类“全党工作重中之重”的社会问题时,基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的方法,或许首先应当检视的就是理论或政策(政策是理论联系实际的现实形态)。 在理论研究中,经过实践检验是正确的思想、观点、立场和方法,人们通常视为“真理”;但研究者在面对“真理”并以此作为再研究的论据时,其学术态度和方法,是应当恪守而不越雷池一步,还是应该把“真理”再视为“理论”,由实践再检验?这里提出的并非是一个伪命题。因为恩格斯1886年在《致爱德华•皮斯》的信中强调,“我们对未来非资本主义社会区别于现代社会的特征的看法,是从历史事实和发展过程中得出的确切结论;脱离这些事实和过程,就没有理论价值和实际价值”;而列宁在强调的真理不能跨前“半步”时,并不仅仅指“历史事实”,而是同时针对了“发展过程”。在现实生活中,当政策作为理论联系实际的现实形态,在面对实践基础和实践环境存在巨大差异时,一线实践者的角色紧张(rolestrain),在于难以把握“一切从实际出发”和“坚决贯彻”之间的关系;而理论研究者的角色紧张,在于难以把握解放思想与理论创新之间同源泉性和非同源性的关系。或许有研究者认为,从实际出发去贯彻或基于同源性开展非同源性研究,就体现了二者的统一。但无论是实践者还是理论研究者的困惑依然:理论创新、政策创新、实践创新的尺度、底线和权限在哪里的问题。人们都知道,“授权”是开展各种“改革试验”的前提(行政免责),但哪一行政层级的创新需要授权,而且理论研究是否也需要授权?这里要顺便指出的是,有些人把“双百方针”中的“百花齐放”解读为“理论研究无禁区”,其实这是一种无知的臆想;因为“百花齐放”本身就是标准,即绝不等于“百草随长”。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了到2020年要“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形”的目标。因而解放思想无论是作为强大的思想武器还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动力机制,是否需要思考其如何走向制度化的问题,即鼓励全社会解放思想所要崇尚和追求的,是理性、科学、规范、秩序乃至法治,还是其他?纵观改革开放35年的历程,以整个社会为对象的解放思想,通常都涉及到国家意识形态、生产关系的调整甚至变革,如否定“两个凡是”和“以阶级斗争为纲”,如“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等。这与强调社会个体、单位组织的所谓解放思想显然是不同层次的。因此,社会科学研究者在理论研究中的解放思想,不仅要考虑研究主题和内容所涉及的层次,而且要考虑理论成果联系实际所提出的政策建议,是否需要授权的可操作性问题。另外,当研究者在推动一种理论创新时,通常会借助从其他理论体系中抽离出某些思想、观点、方法和具有共性的原理,来嵌入其创新的理论体系中。但值得注意的是:一方面,从其他理论体系中抽离出来的“东西”,如果脱离了那些“东西”产生的社会历史条件和发展基础时,其理论创新的科学性是提高了还是下降了?另一方面,当一种理论体系具有持续的与时俱进的空间、具有巨大的逻辑张力能够兼收并蓄其他理论体系的成果时,除了说这一理论体系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更加符合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之外,这种情况还同时说明了什么? 五、社会科学研究中“基本原理”的坚守与应用 我们熟悉的研究范式是把基本原理作为理论研究的前提和公理。但什么是“基本原理”,或许理论研究者有不同的认知。其实,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观,任何基本原理本身也要发展。无论是在理论研究中还是在实践中,被多数研究者和官员所认同的基本原理通常有三大类:其一,经典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及方法。对实践者和研究者而言,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不仅客观上存在差异性判断和多样性选择,而且在现实中,研究者是否有权认定哪些基本原理已经过时、哪些不过时。如果说,没有过时的就是“基本原理”,过时的就只是“一般理论或观点”,其实这样的解释不仅牵强,而且没有说明任何问题。其二,把某一时期党和国家重要文件的主要内容和基本精神视为“基本原理”。这类基本原理通常具有很强的时期特征和所指对象的特定性。因此这类基本原理的应用,不能脱离特定的社会发展环境和条件,如1989年邓小平同志特别强调的“稳定压倒一切”;同时,在某一时期提出的新理论或政策,既源于实践,又高于实践而具有一定的超前性。而所谓超前性的部分,恰恰是需要通过新的实践去检验和求证的。 当一些研究者把本身就需要由新的实践去检验和求证的东西也视为不可讨论的“定律”,并作为论据使用时,是一种怎样的学术态度和研究方法?从方法学的角度看,这种将抽象的概念视为真实存在,并以其为真实存在来对待的理论研究过程与方法虽类似于“实化”(reification),但应用实化方法的重要前提,是对事物发展时空维度的选择和符合于差异性的具体实际。其三,一些研究者把某级领导的个人认识、看法和观点当作“基本原理”。这种情况值得思考的问题更多:对基层实践者和研究者而言,谁能区分哪些东西是某领导个人的思想和观点、哪些又是代表地方党委和政府?如当一些地方把主要领导的思想作为“基本原理”,特别是当一些地方的高级主官频繁更替甚至极个别出了问题,而后续领导的一些基本观点与前任者又不一致时,无论是实践者还是理论研究者,都会面临诸多的困扰。 理论研究中对于基本原理的应用,在于基本原理揭示了事物的阶段性本质和与之对应的规律。但事物的本质又是抽象的,人们要把握事物的本质,只能通过该事物的外部特征去认识;同时,事物的“本质”是该事物区别于他事物的“质的规定性”,即倘若某一事物的质的规定性发生了改变,那么该事物就演变或改变为他事物或新事物。按照这一基本原理,对于身处一线的理论研究者而言,研究者是否能以此作出自己在研究中的判断和作出的判断是否有价值。理论研究者都知道,反映事物本质的外部特征和特点通常是多元的,而且这些多元要素之间又是互促、制约和关联的,并与事物发展的阶段紧密联系。在通常情况下,事物发展愈是走向高级阶段,其多元外部特征的关联度既可能提高、又可能发生分化,甚至一部分外部特征或特点还可能开始消失、一些新的特征和特点又会呈现出来。这一过程与事物以“量”的变化为基础而使然的“质”的局部变化相关联。这意味着人们在某一发展阶段揭示并形成的基本原理,客观上都潜在某种历史的局限性。因此,在理论研究中坚守基本原理固然重要,但发展基本原理更为重要。 理论是政策的基础,政策是理论联系实际的现实形态并对未来新的实践起指导作用;这也是政策在实践中接受再检验的过程。在这个意义上,无论是把需要求证的“东西”作为经验论据,还是作为衡量新实践和理论创新的尺度,都是需要进行科学严谨思考的。对社会科学工作者而言,当我们坚守实践是检验理论的惟一标准时,理论研究成果的科学性,既要由昨天的实践即历史来检验,更要由现实的“发展过程”即新实践说了算。诚然,笔者知道这不仅会使理论研究者产生新的困惑,如实践检验理论的周期有多长?生产力作为检验事物发展标准的应用周期如何选择等等?而且实践者的困惑也是存在的,如在实践中我们很难建立追究非科学发展政绩者历史责任的机制。但笔者坚持认为,只有建立起对为政者历史责任的延伸追究机制①,才能更好地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 作者:戚攻单位:中共重庆市委党校 社会科学论文:社会科学研究多元化原则的探讨 一、社会科学研究对象的复杂性依据 研究对象的复杂性必然造成研究方法的多元化。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是社会历史过程,它是一个由多种因素组成的复杂系统,其中包括有经济、政治、科技、军事、文化、民族、习俗、社会心理等因素或者子系统,并且,这些因素或者子系统还处于不断地发展变化之中。每一个因素或子系统都有自己的研究对象,并由此产生出一些特定的研究方法。此外,上述因素或子系统又不是平行发展的,而是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于是就成为多种交叉学科的研究对象,产生出各种类型的交叉学科的方法。由此可见,社会科学只有凭借各种各样的具体研究方法,才能1黑格尔:《逻辑学》上卷,商务印书馆1966年版,第37页2黑格尔:《逻辑学》上卷,商务印书馆1966年版,第4页揭示出社会历史过程及社会历史现象的复杂性。 二、社会科学研究主体的差异性依据 黑格尔指出:“方法就是逻辑内容的内在自我运动的形式之觉察。”也就是说,对象的内容本性、客观规律要成为思维方法、研究方法,首先要为研究主体所认识和把握,并且要经历由客观到主观的转化、主体对客体的改造和建构的过程。客观规律只提供了形成思维方法的客观基础,但不能提供人们思维和实际活动的现成规则和手段。客观规律只有内化于人的头脑中,并转化为思维活动的内在规律,它才能成为科学的思维方法,才变成人们思考问题的规则和手段。所以,思维方法尽管有其客观基础,但绝不是纯客观的东西,而有其主观的因素、主观的特征。 由于研究主体在政治立场、利益需要、知识水平、研究能力、兴趣爱好、情感意志等方面存在着较大的差异,这无疑会影响到对客观规律的认识和把握程度,会造成对于思维方法的不同选择和应用,形成不同的思维视角和研究风格,从而形成不同的学风和流派,造成宏观上方法多元化的情形。如培根重视归纳法,而笛卡尔、斯宾诺莎则推崇演绎法;罗素强调逻辑和理性,而叔本华、尼采则提倡直觉和直观,突出强调反理性主义方法的作用;贝塔朗菲对事物善于作整体性、综合性的系统思考,而实证主义者却更强调分析的实证的研究。 三、社会科学研究实践活动的多样性依据 指出:“我们不但要提出任务,而且要解决完成任务的方法问题。我们的任务是过河,但是没有桥或没有船就不能过。不解决桥或船的问题,过河就是一句空话。”黑格尔也认为:“在探索的认识中,方法也就是工具,是主观方面的某个手段,主观方面通过这个手段和客体发生关系。”也就是说,方法是主体从事实践活动、达到预定目的的工具和手段,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桥或船。实践是有对象有目的的,不同的实践活动的不同对象和目的就要求有与之相适应的不同的方法,实践活动的多样性就必然要求思维方法、研究方法、工作方法等等的多元化。 四、结束语 随着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深入,形成了“方法论热”,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多元化已成为了一种现实的趋势,我们在以后进行社会科学研究的过程中,要重点把握方法的多元,以多元的方法来进行我们的学习研究。 作者:陈凯单位:重庆工商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社会科学论文: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方式探微 一、创新性研究的选题方法 创新性研究的选题方法有两种:一种是横向拓展、细分:另一种是纵向挖掘、深化。 1.横向拓展、细分。讲这个问题,要提到一个新的概念,即“研究板块”,任何一个研究领域都可以看作是一个研究板块。既然是板块,就可以分割,或者叫细分。所谓“细分”,就是把一个研究领域分成很多小的部分,并将这些分割出来的部分当做独立的研究对象。细分不仅仅分一次,可以随着实践的发展不断细分下去。比如,经济学首先可以分成三大块:工业、农业、服务业。这三大块中的第一块当然还可以再分,比如,工业可以再分为轻工业和重工业。重工业可以再分为汽车制造业、工程机械制造业、矿山开采业等。矿山开采业又可以再细分为铝矿开采业、铜矿开采业等等,依此类推。随着工业生产实践的发展还可以细分下去,分得越细,选题就越多,创新性也就越强。所以,只要你时时关注社会实践的发展,对原有的研究领域进行细分,找到具体创新性的选题是不难的。2.纵向挖掘、深化。研究领域既然有横向,当然就有纵向。通过横向的拓展和细分可以找到创新性选题,当然也可以通过纵向的挖掘、深化获得创 新性选题。所谓纵向挖掘深化,就是对一个很具体的研究对象,别人对它的研究还不够深、不够透,而自己可以对它再进行深化的研究。比如对国有企业的研究,最先是研究国有企业与政府的关系,而这个问题其实是国有企业经营权的问题,当时学术界强调要政企分开,给企业松绑,给企业自主权,于是国务院就出台了扩大国有企业经营自主权的条例,给了国有企业厂长经理十四项权利,这十四项权利后来又通过立法出台了《国有工业企业法》将其法制化固定下来。后来,由于国有企业负责人权力过大,企业内部没有制约,厂长经理以权谋私的现象十分普遍,实际上,谁当上了国有企业的法人代表,这个国有企业就是谁的,他也成了国有企业的利润和资产原值的支配者,从而使国有企业的利润和资产原值发生大量的腐败性流失。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学术界又将国有企业研究深化到所有权问题上来,开始讨论国有企业所有权缺位和错位问题。所谓缺位,就是国有企业所有权名义上是国家,但国家是个抽象的概念,在实践中没有人也没有哪个部门行使这个所有权,出资人的利润支配权,资产监督权没有到位。所谓错位,就是企业的负责人本来是个人,只有经营权,但实际上他们行使了出资人所有权的各种权利。这就造成国有企业利润和资产原值大量腐败性流失的原因。于是,学术界就对如何构建国有企业所有权主体机构这个问题进行研究(我本人是赞成和参与了对这个问题的研究)并提出了要建立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作为国有资产的出资人代表机构,也就是国有企业的所有权主体机构,今天的国资委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建立起来的。从这个例子我们可以看到:学术界对于国有经济的研究,最先是从经营权不足的研究开始,深化到所有权缺位的研究,再从所有权缺位的研究深化到建立国有企业的出资产人代表机构从而解决国有企业所有权缺位、错位问题。今天的国资委,从国务院国资委到省(直辖市)自治区再到地市的国资委都是在这种情况下建立起来的。 3.追踪学术前沿,发现理论问题,确定争论式的创新性选题,这种方法就是要高度关注学术前沿动态。有很多研究成果,如论文、专著虽然选题很新,立意很新,但其理论观点有些不一定准确,或不与实际情况切合,甚至有前后不一致、自相矛盾的地方,我们就可以选一个题目,写一篇论文,与其进行争论。在争论过程中,我们也可以想出很多其他创新性的思想观点来。比如,关于法律是不是统治阶级意志的表现这个问题,是值得争论的。因为它与我们当今的司法实践不是很融合。因此,有争论是正常的。前几年我也编发几篇这方面的争论性文章,有的还被人大复印资料转载了。 4.紧跟实践前沿,找出理论与实践的矛盾,确定应用研究性的选题。比如,关于“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管理费用体制改革的思路及建议”,这个选题就是我调到南宁后,发现不同的行政事业单位,工资收入差距很大。某校我有一位同学,我跟他是同一个级别,但他的月薪比我高了3倍,他的财政性工资与我是差不多的,但他的补贴比我多5倍,因为该校的门面收入每年600多万,而我们单位的门面收入才10多万。这就是说,哪个单位争取到政府的钱就能买更多的地,起更多的房子,其财政收入就更多,工资报酬就越高。这种收入分配不协调会带来很多弊端,如腐败,并影响低收入单位工作人员的积极性。高收入单位工作人员也无心做好本职工作,而是千方百计利用自己现有的资源去搞创收。这是改革实践中出现的比较严重的矛盾问题。于是,我当时提出就此问题申请一个课题立项,我这个提议被一些人嘲笑,认为搞这么个课题会把单位变得更惨。但我当时已经看到不单单是广西的问题,而已经是全国性的问题,我还是自费做了一些调研,然后发表了3篇系列论文,起到了一定的社会影响作用。最初,南宁市开始进行这方面的改革,把所有党政机关多余的办公楼和门面统统收归由威宁公司统一经营,然后将利润上缴财政,由市政府统一按不同级别的标准发放津补贴。在实行两年后,区党委宣传部组织了一个调研组对威宁的做法进行调研和评价,我被邀请参加这个调研组。在调研报告写完后,召开了征求意见会,自治区财政厅苏厅长也参加了这个会。我在会上对苏厅长提出:“自治区政府也应该这样做。”后来,我写了《关于广西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的若干建议》,在内参《社会科学与决策》上发表,得到郭声琨书记的指示和采纳,从而推动了自治区对这方面的改革。到现在,全国都实行公务员阳光工资,就是在这种背景下推行的,这是我到目前为止实践效应最大的一项科研成果。它的选题也是出于实践中的矛盾和问题,所以,搞应用对策研究必须高度关注实践。 5.做学问的学问———博与专的哲学———知识更新与主研方向的定位。上面讲了那么多选题方法,涉及方方面面太宽泛了。如果每个人都全部照搬这些选题方法去找研究课题,那么,他的研究领域必然很宽。这就涉及一个叫“做学问的学问”的问题。现代科学太发达了,做什么都讲学问。做官的有做官的学问(领导科学),送礼有送礼的学问,交际有交际的学问(关系学),做人有做人的学问,喝酒有喝酒的学问(酒文化)。当然,做学问也会有做学问的学问(研究学在西方叫科学哲学)。做学问最主要要处理好博与专的关系。就是说,一个人要做大学问,出经典性成果,不能就在一个研究领域中沉浮。要多搞几个领域,扩大知识面,完善自己的知识结构,然后根据你所涉及的知识领域,找准各个领域的交汇点,作为突破口,从而更新你的知识体系,开辟一个综合性的研究领域作为主要研究方向。这样,你就会搞出可以让你留名千古的经典性成果来,从而成为千千万万学者中可望不可及的经典作家,至少是某一个研究领域的经典作家。 二、应用性选题的研究方法 (一)调研方法 1.正面调研方法。这种方法很简单,但用处不大。该方法就是先与调研对象联系,并给对方寄去调研提纲,让其做好准备,若干时日后,就到这单位去,调研就进入三程式的过程中。第一程式就是单位领导带着调研组参观需要调研的单位,包括参观厂房、车间,有讲解员陪同。这就是所谓先给你有个感性认识吧。第二个程式就是开座谈会,听汇报,听介绍。调研组的成员们都成了上级领导,认真地听单位领导的介绍、汇报,不断记笔记,听完介绍、汇报后,调研组的成员就有关问题进行提问,这时也到吃饭时间了,然后进入第三个程序。边吃饭边聊,并探讨一些具体问题。这就是典型的三程序调研方法。如果我跟随领导干部出去调研一般的都是这样三个程序。但如果是我做课题负责人的,我决不这样搞。因为这样搞调研绝对搞不到真实材料,都是假的东西,不可靠,而写出的研究报告也不客观,向领导提出的建议也不可行。我总共搞了22年的国有经济研究,调研了119个国有大中型企业,我一般采用的是侧面调研和非正式调研。 2.侧面调研。所谓侧面调研,就是尽量避免与调研对象直接面对面的座谈,也不提前寄调研提纲给他们,也不预先通知他们要什么材料,而是与调研对象周围相关的人接触,交朋友、聊天,从而了解研究对象的情况。比如,在我搞国有经济学的调研中,我不找国有企业家的行政管理部门的领导,而且,当我刚开始搞国有企业调研时,只有经委,没有国资委和工信委,也不直接找国有企业负责人交谈,而是找一般员工,或者找被置换了国企员工身份的自谋职业的人,或者找破产后的国企留守人员,因为这些人都可以说不是既得利益者的圈内人。因此,他们说真话道真情的可能性比较大,你会得到所需要的真实材料。这样,写出的调研报告才有客观性、真实性,给领导提出的建议才有可行性,才容易得到采纳,才会在实践中产生效应。 3.非正式调研方法。所谓非正式调研,也称随机调研,就是在不同的场合下,正好遇到与自己的调研项目相关联的人。比如,坐火车,与你同坐在一起的,有一两位刚好是你的调研项目所需要调研的对象,你就想办法,与他搭话、聊天,从中了解你需要了解的东西。比如我在搞国有企业研究、在坐火车时也跟至少20位左右的在国有企业上班的人聊过,其中得到不少有研究价值的东西。有时候,在开会聚餐的时候,如果同桌一起吃饭的人有国有企业的,我也向他们了解国有企业的情况,为了尽量多地利用非正式研究方法,我经常以教师的身份(我曾在百色学院当过14年教师)到其父母在国有企业工作的学生家进行家访。在吃饭时,向他们了解国有企业的情况。通过这种调研方式,我得到了很多真实的有关国有企业的情况,为我研究国有经济积累了不少有价值的资料。 (二)调研材料的加工分析前面说过,调研方式分正面调研、侧面调研、非正式的随机调研,这三种调研材料肯定是各不相同,即真实程度不同、客观性不同、涉及面不同,甚至对相同的事实进行评介和分析也不同,那你相信哪一种声音,在撰写研究报告中采用哪种调研方式得来的材料呢?这就需要对调研材料进行分析,综合筛选过滤,判断真伪,决定取舍,做到所说的“由表及里、由此及彼、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经过这番工夫,就会得到一个比较客观可靠的调查报告,但调查报告还不等于调研报告。研究报告一般分四个部分,即基本情况、存在问题、问题的原因分析、解决问题的对策建议。调查报告最多能用在调研报告的基本情况这部分上。因此,写出调查报告后,还要进行下面几个步骤的工作。从调查报告中找出若干关键问题,并对这些关键问题召开小型研讨会,从而形成若干专题的调研报告。从调查报告一般不能直接提升到调研报告,必须经过小型研讨会形式形成专题调研报告这个环节。因为调查报告纯粹是属于感性材料的东西,不能反映出深藏在事物内部的问题,更不能回答这些问题的原因。因此,按照常规的做法,必须召开若干次小型研讨会,找各个方面的专家参加研讨会,让方方面面的专家来讨论这个调查报告,找出调研对象的问题所在,分析这些问题的深层原因,并提出对策建议,然后结合有关专家的意见,拟出撰写研究报告的提纲。 (三)研究报告框架的构建分析起点与研究框架的确定。通过若干次小型研讨会,了解各方面专家意见后,我们就要着手撰写研究报告或专著了。专家的意见有各种各样的,都是针对不同具体问题提出自己的观点,他们不可能教你怎么写研究报告、怎么写专著,这得靠我们自己去做。你要写一个研究报告或一本专著,首先就要在脑子里有个写作思路,这个写作思路怎样去勾画,首先要解决的就是分析起点的问题,分析起点定位不好,就有可能要走多次的回头路。 如果分析的逻辑起点选对了,写起来就会顺利很多。在这个问题上,马克思写《资本论》的过程很值得我们学习。《资本论》是分析、描述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矛盾运动发展的趋势、结局以及揭示资本主义社会运行机制、发展规律以及危机周期性交替出现的一部社会巨著。马克思在撰写这部不朽巨著时,是怎样构建其分析框架的呢,又是怎样定位逻辑分析起点的呢?我们知道,《资本论》的第一章就是商品,所以,马克思《资本论》分析的起点就是商品。由于篇幅关系,要讲清楚《资本论》的整个分析框架是不容易的,我在此描述一下《资本论》中最重要的内容剩余价值理论的分析框架。我刚才说过,商品是《资本论》整部巨著的分析起点,同时也是剩余价值理论的分析起点。马克思在分析商品这个概念时,最初引出了另外一个概念———劳动。他指出:“商品是用来交换的劳动产品。”劳动这个概念就被引申出来了,在分析劳动和商品关系时又引申出“价值”和“使用价值”两个概念,又引申出“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抽象劳动又称为社会劳动);在分析衡量商品价值的尺度时,又引申出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指出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凝结成商品的价值;在分析什么时间是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时,马克思指出:“在当时平均的生产力水平和平均技术水平下,生产某一种商品所需要的时间。”这样,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就成为比较商品价值量大小的尺度。在分析这个问题后,马克思又指出另外一个问题,工人的工资是否等于他们生产的全部商品的价值呢?换句话说,工人的工资收入是不是他们付出的全部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呢?马克思作了否定性的回答。马克思指出,工人的劳动时间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解决他的衣食住行和养育后代,从而形成劳动力再生产的劳动时间,这部分叫必要劳动时间。这一部分必要劳动时间在生产过程中就形成了劳动力价值。这部分劳动时间形成的价值,资本家以工资的形式支付给工人,然而资本家对工人的劳动要求并不满足于必要劳动时间这一部分。如果满足于这一部分的话,他就赚不到钱。资本家通过增加劳动强度延长劳动时间来让工人创造更多的价值,这种被延长的劳动时间被称为剩余劳动时间。必要劳动时间形成劳动力价值,而剩余劳动时间创造剩余价值。劳动力价值资本家以工资形式回报给工人,而剩余价值则是被资本家无偿占有。这就是资本家剥削工人的秘密,也是资本家发财致富的秘密。 从上述马克思的整个剩余价值理论分析,我们可以看出:从“商品”开始到“剩余价值”结束,总共出现了11个概念,而哪个应该最先出现,哪个在第二,哪个在第三,哪个在第四、第五,哪个最后,体现了一种严密的内在的逻辑排序关系,从而形成了一个完美的、无懈可击的逻辑分析框架。按这个逻辑分析框架思考形成的剩余价值理论,达到了无懈可击的完美程度。《资本论》面世以来,没有人能找到有说服力的事实和论据批驳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分析起点的定位和分析框架的构建对学术专著来说是十分重要的。起点选对,分析框架完美,符合逻辑排序,写起来就非常顺当,否则就会反反复复走弯路。 三、激发灵感的三种方式 (一)头脑放松法所谓头脑放松法,就是当你对某个学术问题绞尽脑汁想不通、百思不解时,你就不要再呆在书房苦思冥想了,到户外去散散心,迈步山水田间,或昂首看看蓝天与白云,或听听树林里的百鸟鸣叫,或看看农田里的庄稼长势,放松放松。啥都不想,这样,灵感的火花就会突然爆发出来。你百思不得其解的学术问题就会在瞬间想通了。为什么在书房里思考了那么久的问题一到户外放松一下就有了答案呢?连你自己都不理解,从而感到惊讶!我有很多这种经历。但原因是什么,我也搞不清楚的。我想,大概要用脑科学的某些原理解释吧。原因不清楚不要紧,但这方法谁都可以试一试,我保证绝对有效。 (二)头脑风暴法所谓头脑风暴法,就是当你遇到某个学术问题百思不解的时候,你不妨提出来与同行讨论,甚至争论。在争论过程中,你的灵感就很容易激发出来,从而得到答案。在争论过程中,不仅可以解决你想了很久不能解决的问题,还可以引起你一系列的学术假想。这些假想又会成为你感兴趣的新研究对象或新的研究领域。比如坡尔在与爱因斯坦争论广义相对论时,引发了他对原子模型的假想,从而在对原子模型的研究过程中,创立了一门新的理论物理学———量子力学。而他在创立量子力学的过程中遇到很多科学问题,都是在与爱因斯坦的争论时受到启发想通了的。 (三)醒后晨思法这个方法很有效,就是在你甜睡了一夜,清晨睡醒后,不要急于起床(当然我不鼓励睡懒觉),而是躺在床上想想你在学术研究中遇到的难题。因为早晨头脑最清醒,思维效率最高,也就是最容易产生灵感的时候,你千万不要错过这个灵感易发的时段。 四、做学问的平台 老鼠哲学与金子哲学。老鼠哲学是秦朝丞相李斯提出来的,实际上是说从政的平台,是关于厕鼠与仓鼠的关系问题。李斯发现,粮仓里的老鼠比厕所里的老鼠长得大而肥,他认为:这是环境不同。仓库里都是粮食,所以,老鼠吃得好、吃得饱,当然要比厕鼠大而肥。做官也一样,在京城做官比在县乡做官,容易升得快,做得更大,因为京官容易靠近皇帝,容易在皇帝面前表现自己的才华。金子哲学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提出来的,意思是说:只要你是一块真的金子,放在哪里都闪亮,放在牛粪上也闪闪发光;如果你是一块铜或一块铁,就是把你放在火堆中,也很难让你发光闪亮,这就是金子哲学。20世纪七八十年代,老师经常对大学毕业生讲金子哲学,鼓励毕业生到边远山区、落后的地方去工作,要服从分配,不要总是想往大城市跑。他们是这样对学生说的:只要你有能力,在哪里都能干出一番事业来,而且,越是艰苦的地方,越容易干出成绩。这两种哲学,用来分析做学问的平台,我们应该怎么看呢?我认为,老鼠哲学适用于自然科学研究,而金子哲学适用于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因为自然科学研究要出成果需非常先进的实验设备,因此,在实验条件好的地方搞自然科学研究比在实验条件差发地方搞研究,出成果就容易得多。而社会科学则不同,社会可要出真理性成果必须靠近实践,关注实践,还要有好的研究方法,设备条件不起实质性作用。在北京搞社会科学研究,效果并不比在县城搞优越多少,关键在于思考方法,在于实践的介入程度。 作者:周志华单位:广西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社会科学论文: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学术文献探新 一、数据采集与文献计量数据库结构设计 (一)期刊文献数据源及学科文献检索范围。甘肃省人文社会科学期刊文献计量分析系统,以中国知网(CNKI)学术文献总库中的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收录的人文社科类期刊论文为数据源④,机构文献数据通过中国知网“机构指标索引系统”采集获取⑤,学科文献分类以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学科目录为标准⑥。包括人文与社会科学中的哲学、政治学、经济学、教育学、民族学、文学、历史学、公共管理等27个学科方向。文献题录信息类聚以2000—2012年间,甘肃省内15所高等院校及4所省属科研机构第一署名作者在CSSCI期刊发表的人文社会科学类学术文献为数据源。通过文献计量分析系统,实现对学术文献从数据采集、数据清洗、数据分析到报告的网络化、一体化、集成化数据处理与加工,从而为机构用户和科研人员获取学术研究动态资讯构建一个开放式文献计量共享平台。 (二)文献类聚数据库设计与信息加工处理。文献信息类聚和结构化数据存储是文献计量系统建设的基础,要对海量的文献信息进行有效组织和后期处理,是一项耗时费力的工作,必须借助数字化信息处理软件,构建一套集分类存储、加工处理、计量运算、冗余剔选、检测功能于一体的文献数据管理系统。甘肃省人文社科学术文献计量分析系统,是在设计构建机构信息库、作者信息库、文献题录库、词频关联库、引证频次动态库、学科信息库基础上构建的文献计量数据库集成系统。文献检索表达式采用SQL结构化查询语句设计,包括参数查询、交叉查询、类聚查询等人机交互式功能模块,将文献类聚获取的大量期刊文献信息分类导入对应的结构化数据库,然后利用数据验证规则对文献信息进行初始化清洗剔选,进而利用结构化SQL语言创建查询输出功能模块,实现对重复题录、一文多发、同名作者等冗余数据的批处理加工,为提高文献数据库建设效率和保证后期文献计量分析结果的客观真实奠定了基础。 (三)文献计量分析平台应用功能实现。基于网络环境下的期刊文献资源共享,不仅为文献的社会化传播和学术性引用开辟了开放式资源共享平台,也为文献计量分析及学术评价结果的共享开启了更加广阔的应用空间。文献计量分析不再局限于学术期刊载文、引用和作者分布特征等有限的应用范围,而是更广泛地应用于学科评估、社会科学发展规划、基金资助项目评审和学术成果评估等领域。成为人文社科领域推行科学评价、决策和管理的重要参考资讯。源于数字化期刊资源库的文献计量数据库,其文献题录信息包含了机构名称、作者姓名、学科方向、文献题目、期刊来源、发表时间、全文链接、引证图谱、被引频次、下载频次等文献评价动态指数,这些指数是文献发表以后在其传播过程中形成学术影响力和社会影响力的固态及动态指标,形成文献计量分析中极其主要的评价依据。 (四)文献计量分析系统网络共享策略⑦。甘肃省人文社科期刊文献计量分析系统与共享平台框架体系,采用Asp互动网站信息管理系统和独立服务器(VPS)云计算空间平台构建而成,利用VPS云平台安全、稳定、高效的运行特点,实现对期刊文献数据的量化计算和分析评价,最终实现计量数据和分析结果的开放式共享。通过(图1)系统结构图,可以直观揭示文献计量分析系统的基本结构和运行流程,以功能完善的Access作为后台数据库,集数据存储、综合查询、分析计算、报告输出、网络功能于一体,实现对期刊文献动态数据的自动类聚采集和计量分析。开放式期刊文献计量分析平台的构建,不仅方便科研规划、决策和管理机构自主调用相关学科动态信息,也为专家学者自助式获取文献引证图谱、学术发展趋势预测、学术热点追踪等信息资讯提供“一站式”保障服务,有利于提升我省人文社科研究领域文献资源利用和学术资讯共享水平。 二、甘肃高校及科研机构文献分布特征分析 通过中国知网(CNKI)学术期刊资源总库,我们检索采集到2000—2012年间,甘肃省内15所高校及4家省属科研机构在CSSCI来源期刊上发表的人文社科类学术文献15469篇,通过数据格式转换并导入文献分析数据库后,利用数据库过滤功能,从中筛选出符合第一署名机构的4849位第一署名作者发表的论文14172篇,数据有效率为91.62%。通过学科类聚法整合处理,最终生成了机构文献分布计量结果。(图2)2000—2012年CSSCI期刊机构发文量分布表征结果显示,在甘肃省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期刊文献产出主要源自省内高校及独立科研机构且期刊载文量与机构文献分布之间呈现出高、中、低三级阶梯状分布特征。其中,兰州大学、西北师范大学两所高校文献数占总量的64%,属于机构文献高密分布区;兰州商学院、西北民族大学、甘肃政法学院等6所高校及研究机构的文献数占总量的25%,属于机构文献中密分布区;兰州交大学、兰州理工大学、天水师范学院等6所高校的文献数占总量的9%,属于机构文献低密分布区 。(一)文献高密分布机构。机构文献总量5000至4000篇之间,CSSCI期刊文献累计总量9067篇。其中,兰州大学4803篇,年均369篇;西北师范大学4264篇,年均328篇,占发文总量比率依次为33.89%和30.39%。在省内高校及科研机构中,兰州大学和西北师范大学因其学科结构完善,学术积累雄厚,科研实力突出而占据明显优势,呈现出传统学科厚积薄发,新兴学科开拓创新的发展现状。 (二)文献中密分布机构。机构文献总量900至300篇之间,CSSCI期刊文献累计总量3475篇。包括3所高校及3所科研机构,依次为:兰州商学院830篇,西北民族大学691篇,甘肃政法学院648篇,敦煌研究院524篇,甘肃省社科院482篇,甘肃省委党校300篇。位居该区块的几所省内高校和科研机构,既有其各具特色的传统学科优势,也有学术文献资源积累丰富,机构岗位编制空间较大,学术环境良好等特点。随着这些机构近年来一系列人文社会学科的创建和与之配套的学术平台的构建及相应学科人才的引进培养,必将在我省人文社科研究领域拓展出更大的学术发展空间。 (三)文献低密分布机构。机构文献总量300至100篇之间,CSSCI期刊文献累计总量1332篇。其中,兰州交通大学279篇,兰州理工大学275篇,天水师范学院260篇,河西学院228篇,兰州城市学院186篇,陇东学院104篇。在这6所高校中,兰州交通大学和兰州理工大学素以理工类学科为主体,近年来,在文学、经济学、管理学等人文学科建设中坚持“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和谐发展”的办学理念,积极引进众多省内外高学历人才,文献产出上升势头强劲。在我省“专升本”的6所高校中,天水师范学院位居前列,该校借鉴和吸收省内外高校的成功经验,制定和完善科研绩效考核办法和学术成果奖励措施⑧,在人文社科研究领域取得了引人瞩目的成绩。 三、机构文献年度分布特征分析 甘肃省19所高校及科研机构在CSSCI期刊的年度分布态势,通过(表1)所列8年来各机构CSSCI期刊载文年度分布表可知:机构文献年度总量变化呈现出逐年同比增长的发展态势。2005—2006年,年均发文1080篇;2007—2012年,年均发文1272篇。2005—2012年,CSSCI期刊发表学术论文总量9793篇,年均同比增长率为5.45%。值得关注的是,随着2006年年底省内各高校及科研机构制定和实施岗位绩效考核制度和科研成果超额奖励办法以及近年来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和省部级社科规划项目资金投入的逐步增长,高校自筹配套支持经费等措施的落实,充分调动了科研人员的积极性,学术论文产出总量呈现出较快的增长势头,有力地促进了甘肃省人文社会科学学术研究事业的发展。 四、甘肃高校及科研机构文献作者分布特征分析 (一)一线机构及作者分布特征分析。文献作者总数2806人,人均CSSCI期刊发文量3.23篇。其中,兰州大学1601人,西北师范大学1205人,文献篇数分别为4803和4264,分别占作者总数的33%和25%,分别占文献总量的34%和30%。一线机构中,仅有教育部属兰州大学和省属西北师范大学两所高校,作者密集度高,文献产出量占全省总量的64%,呈现出学科结构完善,学术平台较多,学者容量较大等特点,从而形成学术影响力广泛,传统学科竞争优势明显等特点。但是,随着作者密度增高,机构岗位编制满额,致使人才储备和吸纳空间缩小。加之具有较强科研实力的高水平人才不断外流,势必影响到相应学科的可持续发展,这也是我省高校和科研机构难以回避的现实问题。 (二)二线机构及作者分布特征分析。文献作者总数1707人,人均CSSCI期刊发文量2.65篇。机构及作者分布状况依次为:兰州商学院331人,西北民族大学327人,甘肃政法学院204人,敦煌研究院133人,天水师范学院128人,兰州交通大学123人,甘肃省委党校123人,甘肃省社科院119人,兰州理工大学118人,河西学院101人。该层级中包括7所高校和3所科研机构。虽然在作者规模和发文总量上与属于一线机构的两所高校存在较大差距,但是,随着这些高校近年来创办的人文、经济、管理、传媒等新兴学科的不断发展,教学科研平台更加完备,具有较大的人才吸纳空间。同时,随着省属科研机构学术功能不断强化,科研团队结构稳定等优势潜力的不断发掘,将为专业科研机构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开拓出全新局面。 (三)三线机构及作者分布特征分析。文献作者总数336人,人均CSSCI期刊发文量1.75篇。机构及作者分布状况依次为:兰州城市学院96人,甘肃农业大学76人,陇东学院53人,甘肃省图书馆39人,甘肃民族师院34人,甘肃中医学院21人,兰州工业学院17人。属于三线机构的7所省内高校及科研机构中,包括近年才完成从专科升格为本科的4所高校,“专升本”为这些高校的学科建设和科研人才引进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契机,只要抓住机遇,在建立行之有效的学科发展规划体系的基础上,制定切实可行的科研绩效评价体系和学术成果激励政策,充分调动现有人才队伍的学术积极性;积极营造良好的人文社科学术环境,积极构建和拓展学科平台,吸纳和引进高水平人才,坚持多学科优势互补综合发展的办学原则,必将较快提升其在人文社科研究领域的整体竞争实力。 五、发文总量排名前30位作者分布特征分析 2000—2012年间,甘肃省人文社科研究领域专家学者在CSSCI期刊以第一作者发文总量排名前30位的高频作者共计发文698篇,分别占作者总数和发文总量的0.62%和4.9%。高频发文作者所属机构的分布主要集中在两所高校中,其中,西北师范大学18人,兰州大学12人,这些作者大多是我省高校及科研机构中的学科带头人,他们不仅是相关学科的著名学者,而且是我省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的学术思想的开拓者和学术精神的引领者。其中,高新才、包国宪、王鉴、赵逵夫、王沛、郑炳林、杨恕、王嘉毅、田澍、万明钢、田中禾、李国璋、聂华林等著名学者分别在经济理论与区域经济、公共政策与战略管理、先秦文学与古典文献学、敦煌学、教育理论、课程与教学论、公共危机与信息管理、明清历史、区域经济、中国古代史、文化人类学、民族教育等人文社科领域,以其丰硕的学术成果奠定了他们广泛的学术和社会影响力,在促进甘肃人文社会科学学术研究事业繁荣发展过程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学科带头作用。 六、甘肃高校及科研机构期刊文献分布特征分析 通过对2000—2012年间甘肃省19所高校及科研机构第一作者的CSSCI期刊的计量统计,总计发表14172篇学术论文,分布在467种CSSCI人文社科类学术期刊上。载文频次最高的11种期刊均属甘肃本地版期刊,发文总量6902篇,占49%。其中,《甘肃社会科学》1309篇,占15.7%⑨;《兰州大学学报》(社科版)1176篇,占14.1%;《西北师大学报》(社科版)946篇,占11.3%;《开发研究》744篇,占8.9%;《敦煌研究》688篇,占8.2%;《科学经济社会》428篇,占5.1%;《敦煌学辑刊》416篇,占5.0%;《电化教育研究》403篇,占4.8%;《甘肃政法学院学报》394篇,占4.7%;《图书与情报》200篇,占2.4%;《西北民族研究》198篇,占2.4%。高频载文期刊特征表明,甘肃本地版学术期刊不仅是我省人文社科界专家学者发表学术论文的主要平面媒体,更是我省人文社科研究领域原创性学术成果和前沿性学术思想的重要传播平台。 七、基金论文分布特征分析 基金论文是获得各类科研项目经费资助而产出的学术研究成果,基金论文产出总量直接反映着一个机构科研综合竞争整体水平。在我国社会科学研究领域,获取各类基金资助是推动学科建设和支撑学术研究事业持续发展的主要经费来源。通过对CSSCI期刊发表的基金论文的计量分析,可以追溯推算出2000—2012年间,甘肃省高校及科研机构获取社科研究经68甘肃社会科学2013年第6期费的主要来源包括国家基金、部委项目、省市项目和国外基金。通过对各类基金论文分布情况进行统计,2000—2012年间,甘肃省上述高校及科研机构在CSSCI期刊发表各类基金论文2727篇,占机构发文总量14172篇的19.24%。主要基金来源中,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450篇,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57篇,国家教育规划项目191篇,位居各类基金论文前3位。从基金论文的机构分布来看,兰州大学984篇,西北师范大学962篇,名列前茅,与上述各项计量指标相一致,依旧保持着明显优势。 八、结语 机构文献和作者分布计量分析结果说明,我省人文社科研究领域的主流作者群分布严重失衡,主要作者集中分布在省内的两所高校中,由于人才密集度过高和岗位编制有限,必然导致内部竞争十分激烈。但是,在位居二线、三线机构的十多所省属高校中,人文社科类人才缺口较大,文献产出量较低,学科竞争力不强。因此,人才分布失衡的现状也是造成省内高水平社科人才不断外流的主要因素之一,其结果必然会削弱相关学科的竞争优势。从文献年度分布特征同样可以看出,近5年的文献产出总量虽然处于高位,但一直徘徊在1300篇以下,年均增长率趋缓甚至降低。从我省人文社科学术研究可持续发展的宏观角度考量,完善省内社科人才调配机制,建立行之有效的省内人才资源共享流动体制,真正留住和用好人才,不仅是高校和科研机构必须直面的难题,也是值得各级政府及教育主管部门高度关注的现实问题。 作者:张伯阳张科王钢单位: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甘肃省社科联学会部 社会科学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价值探析 一、研究自身文化的价值取向问题 研究者研究自身文化时,同样受到研究者长期习惯的价值和文化的影响。但不同于研究异文化,研究自身文化时不存在沟通和理解上的障碍。其实,自身文化的理解和诠释就是自身文化的直接表达。自身文化的表达本身就是一种诠释,此时不存在“为什么”的问题,因为这里表述本身就是终极答案。但其仍然受到自身价值的影响并且难以避免,对此我们只能以无限接近“零价值取向”的态度,做到“相对价值中立”,进而用“假想”的办法来加以把握和操作。关于自我的理解在著名社会学家库利的“镜中我”思想中找到理论依据。在库利的自我意识形成的三阶段里,“将设想自己在他人面前的行为方式;设想和理解他人对自己行为的评价以及根据自己对他人的评价的想象来评价自己的行为,并据此做出下一步反应。”研究自身文化时为自身价值所受影响降到最低,做到相对价值中立,可以把研究者自己“假想”成异文化的人,用外面的眼光和视角,进行比较、观察和分析自身文化。这样,既能够摆脱自身文化的影响圈套而扩大研究者视野,又能够从不同的文化视角分析,有助于研究的全面和客观。 二、讨论与结语 第一,在研究中为什么同一现象不同学者得到不同的结论,这是否归因于社科研究中研究者能否做到价值中立的问题;社科研究中价值取向的影响难以避免,但影响过多是不可取的。社会科学研究中研究者能否价值中立的问题上,众多的自然科学及社会实证主义者、诠释主义者都主张价值中立。实证主义者认为,社会科学的研究和自然科学的研究一样可以完全采用自然科学的方法,同属科学不应由研究者主观判断和价值倾向左右。甚至诠释主义者虽然承认社会科学研究对象同自然科学研究有差别,但价值取向上仍主张中立。对此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的《萨摩亚人的成年》一书的结论是很好的实例。用弗里曼的话来说,“由于其带着很深的文化决定论的信念和个人的价值取向去研究,因而其得到的结论也是不可信的”。 另外,批判主义者则认为在研究中不主张价值中立。最近国内不少学者不主张社会科学的研究持价值中立的原则。如社会学家郭星华在《也谈价值中立》中说:“诚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虽然在自然科学里,研究主体与研究客体也不是截然分离的,但在社会科学里,研究主体与研究客体之间的互动更为密切。在考察社会发展、变化规律时,在观察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时,作为社会科学研究的主体,众多的社会科学家由于各自所处的历史时代不同,所处的社会阶层不同,世界观、价值观的不同,他们的思想和所建构的理论无一不打上历史时代和价值观念的烙印,要想排斥价值做到‘价值中立’无异于天方夜谭。” 总之,社科研究无法做到“价值中立”,这是不争的事实。研究者价值取向对研究的影响是之所以同一现象不同的学者得出不同结论的原因。 第二,在研究异文化时对研究者价值的影响应如何把握和操控。由于社科研究难免受研究者价值影响,当研究异文化时,只能以追求相对价值中立为目标,运用理解和诠释的方法予以解读、分析异文化。 第三,在研究自身文化时研究者价值的影响持何态度,理解和诠释如何加以运用。与研究异文化不同,研究自身文化不需要过多的沟通和语言媒介,其不仅受研究者价值取向的影响,甚至更多。故而,依然以相对价值中立为追求目标,运用照镜子式的理解法,即库利的“镜中我”作为基本方法来研究。 综上所述,首先,在社科研究无法做到“价值中立”或“价值无涉”。正因如此,产生了对同一个现象不同学者得出不同结论的现象。其次,无论异文化的研究还是自身文化的研究,研究者价值影响上,以“相对价值中立”的态度,运用理解和诠释的方法是可行的,也是必要的。因此,基于人类现有条件下社科研究无法做到“价值中立”这一事实,选择尽可能地把研究者个人价值取向的影响降到最低,进而依靠理解和诠释法,追求相对客观、相对公正的研究结论。 作者:多杰热旦单位:西藏警官高等专科学校 社会科学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方式论探新 一、方法论创新:学科交叉与学科融合 当代社会科学研究的对象———社会系统是一个开放的复杂巨系统,社会科学研究面临以下几个挑战[3]:(1)研究目标是探索未知领域;(2)研究对象不再是单纯的自然环境或者是人类社会,而是由人类、社会与自然构成的复合系统;(3)研究组织越来越复杂,随着大科学的分工越来越细化,专业化程度越来越高,研究组织已由单一科研机构或科学家组成科学研究群体;(4)研究问题所涉及的领域越来越广。例如,重大工程管理问题中不仅涉及工程技术,而且涉及社会、经济、环境与人文领域,干系人不仅有政府、企业,而且关系到数量巨大的公众,因此,当代社会科学研究常因所研究的问题变量多、随机性强以及要素关联复杂而无法建立数学模型或无法求解。至于单纯的定性方法更缺乏分析问题的深刻性与精细化,这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传统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在复杂问题面前的“窘迫性”。在这种时代背景下,单纯利用某一门学科知识不能很好地、甚至不能够解决日益复杂的社会科学问题。 学科交叉与融合是两个有紧密关联而侧重点又有一定区别的概念。交叉,主要指汇集,反映的是系统科学中的“集成”思想;融合,更强调相互渗透、合为一体,更多的是在化学层次、生命层次、质变层次上的结合,反映的是系统科学中的“综合”思想。学科交叉与融合的背后隐藏的是普遍性的哲学规律,即世界万物都是相互融合与相互作用的。在科学目标、科学价值以及科学组织管理层次高度统一的“大科学”时代,学科交叉与融合实现了当代社会科学研究在理论层次以及基础和应用层次的相互融合,打破了传统学科的划分,使社会科学研究者获得了更加广阔的视野,从而在方法论上实现创新。在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对社会现象及其规律的研究,既包括宏观问题,也包括微观问题;既包含结构性问题,也包含非结构性问题;既包含可定量的问题,也包含难以定量的定性问题;即使一个领域的同一类问题,也有研究目的不同、研究视角不同、研究者学术偏好不同的差异性,因此,在社会科学研究中,不能只依一个理念、从一种角度、用一种方法、使一种工具就能解决问题,特别是当前社会科学研究中面对的社会现象与问题较为复杂,这就更需要在研究过程中,把社会科学、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相结合、科学理论与实际经验相结合、定性与定量相结合、人与计算机相结合,并使这些结合相互渗透、合为一体,即形成“融合”,融合不仅能涌现出新的前所未有的研究能力,还能涌现出前所未有新的学科分支与学科领域。随着社会科学研究中大量复杂性、跨领域性和综合性问题的不断涌现,当代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的专家学者在进行前瞻性探索时往往需要借鉴于其他相关科学领域。这种借鉴,不仅仅局限于社会科学领域内,通常还会涉及自然科学、科学技术,这是当代社会科学研究领域中学科交叉与融合的典型特征。 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大力推动学科融合与交叉,不是一时的权宜之计,更不是单纯的研究技巧,而是因为只有通过学科交叉与融合才能产生新的认识与分析复杂社会现象的能力,增强对社会问题研究的精细化与准确度,进而提高对社会问题复杂性的预见性和驾驭力,因此,学科交叉与融合是当代社会科学研究取得创新性成果的一条重要途径,许多成功案例表明“在学科交叉与融合的边缘发现科学问题,在学科交叉与融合的过程中解决科学问题”已成社会科学研究的基本规律。由此可见,社会科学研究运用学科交叉与融合,充分体现了系统科学思想中集成与综合,在集成之上综合,在综合之上集成,即运用综合集成思想。系统科学中的综合集成思想是我国以钱学森为首的系统科学家历经几十年探索提出的认识、研究和处理复杂系统问题、体现东方哲学智慧与文化特征的方法论。因此,在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开展学科交叉与融合需要充分运用综合集成思想,以“定性定量、科学实验、虚实结合、综合集成”为指导原则。当前,实现交叉与学科融合主要有两种途径:(1)以解决某一特定问题为契机而将多种学科聚集在一起的跨学科研究机构模式;(2)通过开设多课程知识点的综合课程来实现学科交叉与融合的高校交叉学科教育模式。 二、实践体会:开展社会科学研究的方法论指导原则 自上世纪末,学者们在研究工作中就不断发现和体会到所研究的社会科学问题日趋复杂,如大范围环境治理问题、重大工程管理问题等都不仅涉及工程技术,而且涉及社会、经济、环境与人文领域,干系人不仅有政府、企业,而且关系到数量巨大的公众,因此,常因问题变量多、随机性强以及要素关联复杂而无法建立问题的数学模型,至于单纯的定性方法更缺乏分析问题的深刻性与精细化,这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传统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在复杂社会问题研究面前的“窘迫性”。近年来,国内社会科学研究者开始以复杂系统为基本理论,综合博弈论、运筹学和统计分析等数学方法、人工社会、元胞自动机、多主体系统、心理学、行为科学、文化基因等多学科交叉的计算实验方法开展对复杂社会系统多要素行为、宏微观层次之间相互影响以及系统整体状态演化规律的研究,研究领域涉及经济系统演化、公共管理、环境综合治理、重大工程管理等,取得了一系列创新性的研究成果。回顾和总结多年来社会科学跨学科研究的探索,本文形成了以下几点建议。 (1)从现代“大科学”时代的高度来认识基于学科融合与交叉的当代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创新的重要性,要认识到学科交叉与融合在社会科学研究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从总体上说,在社会科学研究中推进学科交叉与融合是一项系统工程。从学科领域看,它既涉及对社会系统与社会科学问题的科学认识,又关系到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在当代大科学时代的相互渗透与融合的动力学机制,还关系到现代社会科学人才培养模式及知识结构设计等;从政策角度看,它涉及发展和繁荣社会科学的战略思考和安排,又关系到相应的政策设计与落实,还关系到能充分体现这些战略与政策的具体规划与执行,更要创造有利于学科交叉与融合和有利于多学科人才协同工作的文化氛围。 (2)要深刻认识到,在综合集成思想指导下,大力开展社会科学研究的方法论创新,并形成当代社会科学研究新的方法论体系,它不仅包含着对社会科学研究问题新的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创新,还要求研究人员在方法论创新的基础上形成具体的研究方法、手段、技术、工具的“落地”,实现方法论到方法的转换,以及新的方法在解释现象、揭示规律和指导实践等社会科学研究实际应用中的成功应用,很难讲关于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论创新是成功的。因此,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论创新其实质是关于科学哲学的多层次、整体性的反思和变革,而不能仅仅认为是一些研究方法的改进和新技巧的采用。 (3)要进一步深刻认识当代社会科学问题的系统复杂性。正是这种系统复杂性,使得社会科学问题既有结构性又有半结构或无结构性、既有同构又有异构、既有同步又有异步、既有静态又有动态、既有稳势又有演化、既有物理又有事理还有人理,因此,必须要区分不同场合、不同阶段、不同层次、不同主体,综合运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理论与方法才能更准确、更透彻、更精细地揭示社会科学问题的本质、发现规律、解释现象、指导实践。 (4)运用多学科交叉与融合方法研究社会科学问题不是个别问题的研究“技巧”,而是当代社会科学研究的大趋势,因此,需要有宏观上推动这一大趋势的战略思考与战略安排,以逐步形成促进、鼓励学科交叉与融合的大气候、大环境、大制度和大文化。 (5)要进一步调整和优化社会科学人才培养的知识体系。运用多学科交叉与融合方法开展社会科学研究,关键是人才。这样的人才除了要有“大科学”理念外,还要有较广阔的知识面并掌握跨学科研究问题的技术与方法,如果一个社会科学研究人员在整个受教育阶段仅仅接受传统的“文科”知识教育与训练,对文科之外的自然科学、技术科学,特别是对现代系统科学、信息科学基本不知或知之甚少,那他必然很难在一个复杂社会科学问题面前能够产生跨学科研究的联想,更无力运用多学科手段来分析、解决问题。应该说,目前现状不容乐观,现在大学的社科人才培养还较严重地表现出学科割裂现象,相比而言,现在的理工科专业倒比较重视学生的人文素质教育,相反,人文社科专业很少开设理工知识课程,如果这样的情况不加改变,大量年青的人文社科新生力量在学科交叉与融合问题上必然“先天不足”,一谈学科交叉与融合就容易“心虚”与“乏力”,这一状况应引起有关主管部门的高度重视。 (6)应当建立若干以学科交叉与融合为特色的社会科学研究基地。运用跨学科方法研究社会科学问题并不意味着任何单位、任何团队、任何个人在研究工作中都必须运用学科交叉与融合方法,这要看所研究问题的性质和需要,但从整体上讲,在我国高等院校与科研院所,选择若干有基础、有能力、有经验的单位和部门,建立以学科交叉与融合为主要特色的社会科学研究基地,让他们专注地、持续地开展相关研究是必要的,这些基地既能够成为我国跨学科开展社会科学研究的创新基地,又能够起到重要的推广和示范作用。 (7)大力营造有利于跨学科研究的学术文化氛围。跨学科研究是一件创新性极强的工作,首先,跨学科研究的问题一般都是比较复杂的问题,本身就具有研究的难度。另外,跨学科又涉及多方面的系统整合,又有一系列新的复杂问题要解决。因此,从事跨学科研究必然有较大的风险,取得创新性成果的时间一般也较长,因此,如果研究价值观不科学、不辩证,在衡量科学成果的指标时唯论文数量、或过于短视或急功近利,都容易使人浮躁、逼人追求“捷径”,而使人不愿意作艰苦的跨学科的创新性研究,为了避免这一情况出现,需要我们对研究人员的业绩考核、对研究成果的认定以及对研究中出现的失败都要有更科学、辩证、宽容的态度,真正让跨学科创新文化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得以体现并蔚然成风。 三、结语 当前,我国的社会科学事业有了巨大的进步和发展,但同时还要看到,我们在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上,包括运用多学科交叉与融合的手段研究社会科学问题的深度与广度方面、在以多学科为基础构建当今大科学时代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论体系方面,在相应的人才数量和能力方面,与国际先进水平相比仍然有很大的距离。我们应该在中央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方针指引下,“下定决心,急起直追”,艰苦探索,努力创新,开创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新局面。 作者:丁翔盛昭瀚单位:南京大学工程管理学院南京大学社会科学计算实验中心
公共管理专业论文:高校专业化公共管理论文 一、高校公共管理学科的泛专业化 在培养目标上,行政管理与公共事业管理两个专业有很大的近似性;在人才类型上,三个专业均培养复合型人才。在培养要求上,三个专业所培养的基本能力均包括了领导、组织、协调、决策能力,行政管理专业所培养的语言表达与写作能力、社会调查与分析能力、现代信息技术和管理操作技能,则属通识教育能力培养要求;行政管理、劳保专业的基础理论和基础知识均涉管理学、经济学、法学,行政管理与公共事业管理专业则均涉管理学、经济学、政治学、法学。在优秀课程设置上,行政管理专业优秀课程共8门,其中有6门与公共事业管理专业交叉或可能交叉,有4门与劳保专业交叉或可能交叉;劳保专业共有10门优秀课程,其中3门与公共事业管理专业交叉或可能交叉。在主要专业实验设计上,行政管理与公共事业管理专业完全相同。综上,三个专业在三个比较项中即已存在边界不清、交叉突出的问题,凸显了泛专业化特征。 二、高校公共管理学科泛专业化之弊 公共管理学科的泛专业化之弊,一是淡化了专业的特殊性,使专业的存在价值贬值。一个专业之所以有别于其它专业,就因为它是以自己特有的专业理论、专业方法、培养目标、能力培养要求以及课程体系为人才培养的基本依据的。如果一个专业没有自己的专业理论和专业方法,在课程设置上与其它专业相互交叉渗透,在培养目标和培养要求上与相邻专业小异大同甚至同质化,就会模糊与其它专业的边界,弱化与其它专业之间的差异性,也就是淡化甚至失去了区别于其它专业的特殊性而走向泛专业化,进而降低这个专业存在的价值,使专业的生存与发展陷入困境。二是降低了人才培养的竞争力,放大了毕业生的就业压力。当前,大学生面临着激烈的就业竞争,就业压力持续增大,公共管理学科的大学生,由于其学科性质和专业特点的限制,面临着比理工科学生更大的就业压力,而目前的泛专业化现状则进一步加大了公共管理学科的就业压力,因为泛专业化所培养的复合型人才往往通而不专。虽然在目前的就业环境下人才流动频繁,需要就业者具备复合型人才的素质和能力,但是泛专业化的教育,由于涉猎宽而泛使学生大多“样样通,样样松”,既难造就合格的复合型人才,也难塑造有一技之长的专门人才。所以,一个泛专业化了的专业,输出的毕业生不具备在本专业领域的专长和优势,在就业市场和就业岗位上呈现出明显的可替代性,也就意味着降低了毕业生应有的竞争力,使其面临更大的就业压力,如行政管理、公共事业管理、劳保专业。 三、公共管理学科泛专业化之弊的革除 要革除公共管理学科泛专业化之弊,无疑应走专业化之路,而专业化之路的第一步就是相关管理部门加强专业指导。具体而言,教育部高等学校公共管理类学科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应对公共管理学科加强理论研究,加强操作指导,同时完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和专业介绍》中公共管理学科的具体内容。如对各专业的能力培养要求提出更具体的指导性意见,将领导、协调、组织、决策能力分解为更具体的能力评价指标,使能力培养更具可操作性和可评价性。对各专业优秀课程的规定,应在兼顾基础理论、基础知识的前提下,增加专业性强的课程(如“城市公用事业管理理论与实践”)比例;同时筛除既不具有通识性又偏于工商管理性质的专业化课程,如公共事业管理专业的“公共工程项目管理”,筛除既非通识课程又非典型的专业课程,如劳保专业的“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革除公共管理学科泛专业化之弊的第二步,是高校修订公共管理学科专业人才培养计划,藉此做好专业化人才培养的基础性工作。人才培养计划修订的优秀任务就是将培养目标、培养要求、课程设置等培养计划的构成要素专业化。首先,设定更加契合专业就业领域、岗位、人才类型的培养目标。其次,在培养要求中,不仅要有通识教育所应掌握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基本方法、基本能力,还应根据本校本专业的办学条件和人才培养方向,对本专业理论、专业知识、专业方法、专业技能提出具体要求。如行政管理专业的公共政策分析能力、公共事业管理专业的城市公用事业管理能力、劳保的社会保险实务操作能力等。在优秀课程设置上,应以通识课程为基础,在保障开出教育部指定的优秀课程的前提下,设置足够的体现本校本专业人才培养方向、特色、优势的专业课程。对主要专业实验的规定,鉴于行政管理与公共事业管理专业实验课程的完全相同,以及“电子政务”实验对公共事业管理专业的非必要性,应调整公共事业管理专业的“主要专业实验”课程。诚然,公共管理学科人才培养的专业化之路,还应包括师资队伍、教学设施设备等教学资源的专业化,限于本文的议题范围,不赘述。 作者:王乐芝 李元 韩东 单位:长春工业大学 公共管理专业论文:公共管理专业事业管理论文 一目前公共管理专业学生课程学习现状分析 该研究已对本年度在公共管理专业开设的该课程效果进行了问卷调查,主要从授课开设时间、课程授课进度、课程数学基础、课前对SPSS的掌握程度、课堂教学手段、数据分析能力、作业量和难度、考核方式等方面进行了调查。样本量是50个,从收集回来的数据资料分析结果来看,该专业学生在学习定量研究方法课程呈现下述特征:第一,多数同学认为课程最佳开设时间是大学二年级下学期,目前是开设在大学三年级下学期,课时安排也过于紧凑。第二,多数同学认为授课进度适宜,并且大多数同学在课程开设前对SPSS软件不很了解,或者仅仅是听说过。第三,多数同学反映课堂教学采用视频教学、课堂电脑操作和课后安排上机更有助于提高学习效果。当前的情况是未能开设上机实验课程,这也影响了上课授课进度和授课效果。第四,多数同学认为学习该课程能够提高一定的数据分析能力,统计学基础对数据分析结果的理解影响较大。第五,多数同学认为作业量适中、难度适中。当前作业布置以与学生实际生活相关的调查结果为依据,既有助于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又能将课程学习与实践相结合,解决实际问题。第六,多数同学认为希望的考核方式是上机操作与开卷相结合。当前采用的仅仅是开卷考试,这种考核方式也未能全面考核同学对SPSS软件掌握能力。 二定量分析方法课程理论教学和实验教学改革意义及方案设计 1定量分析方法课程理论教学和实验教学改革意义定量分析 课程属于方法论类课程,为科学研究和管理决策等提供数据分析方法和技术,其实践性很强。通过定量分析方法课程在公共管理专业中的理论和实验教学改革和实践,对于促进教学工作改进、提高教学质量有重要的作用和意义:项目研究对于教学对象的作用和意义在于:第一,从教学手段、教学方式、教学内容、教学评价多方面改革着手,提高教学对象的学习积极性和学习效果。第二,作为公共事业管理专业的优秀专业课,主要通过理论与实验相结合的教学形式使得学生理解和掌握“数据处理技巧”,引导学生运用所学理论去分析和认识社会现象和社会问题,提高专业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第三,加强实验教学改革,使学生不仅具有扎实的定量分析理论功底,还具有较好的实践动手能力,能够使用数据分析软件解决实际问题。项目研究对于教学工作改进的作用和意义在于:第一,能够系统地从教学目的、教学内容的、教学方式、教学考核方式、教学评价等内容全方面设计定量研究方法理论教学和实验教学方案。第二,设计与公共管理专业相关的实验内容和方案,将课程教学和实验与专业学习紧密结合。第三,改善评价方式,将过程性评价引入到课程教学中来,提高课程教学的针对性、应用性及创造性。 2定量分析方法课程理论教学和实验教学改革方案设计 根据上述调查结果及几年来的定量分析方法课程教学实践经验,主要从以下方面设计公共管理专业定量分析方法课程理论教学和实验教学改革方案。第一,明确理论教学内容和实验教学内容的联系和区别。解决理论课教学、案例分析和上机实验部分如何有效的联系的问题。第二,实验设计方案。以公共事业管理专业为背景,单项实验与综合实验相结合,培养学生运用理论知识和统计软件综合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第三,转变考核方式。探讨理论学习成绩、平时成绩、实验成绩的有效考核方式,考核方式应该注重学生综合能力的考查,由一次性考试转变为全过程考核,激发学生学习定量研究方法的学习动力。第四,配套教材的编写。针对公共管理专业的相关数据资料和教材较少,学生在学习过程中也普通反映教材方面的不足,在该教学改革方案下,需要编写与专业相关的实验教材和课程理论教材。第五,培养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以及自主学习的能力。可以通过对学习效果长期追踪,对毕业论文研究中定量研究方法的使用比率和使用程度进行评价。对于课程教学而言,预期能够通过教学改革达到以下效果:第一,通过系统化地设计该课程理论和实验教学方案,为课堂教学实践提供全面的指导。第二,为公共管理类专业的定量研究方法学习提供有价值的数据资料。第三,以考核促进学习能力提高为目的,由传统的试卷考核方式转变为过程导向的考核方式。第四,为其他讲授定量方法类课程的人文社会科学的教师提供实践经验。 作者:陈娟单位:湖北大学政法与公共管理学院 公共管理专业论文:论公共管理专业论文设计教学改革 1当前高校公共管理专业本科毕业论文(设计)教学存在的制约因素 1.1教学目标定位不准确 教育主管部门明文规定:毕业论文是高等学校毕业生在毕业之前,根据《人才培养方案》的要求,在教师的指导下,由学生独立撰写的具有学术价值的论文,它是高等学校的学生完成学业的标志性作业,也是对学习成果的综合检验。公共管理类专业本科毕业论文(设计)的教学过程要在坚持基本原则的基础上结合公共管理类专业本科生培养的特点和实际需要。教学目标定位不准确是制约当前高校公共管理类专业本科毕业论文(设计)的教学水平提高的根本因素。就目前而言,国内相当一部分高校的公共管理专业本科毕业论文(设计)课程定位不准确。甚至部分高校的教学大纲将公共管理专业本科毕业论文(设计)定位专业选修课,这导致公共管理专业本科毕业论文(设计)在课时的安排,教师人员的配置,教学设施的配备方面都存在严重不足。对教师而言,教学目标定位不准确严重影响了教师教学的积极性和主动性。目前部分高校将毕业论文(设计)定位为一门选修课,而毕业论文(设计)这门课程所讲授的论文选题、论文写作的方法、格式和规范,参考文献选择、外文文献翻译等等需要花费教师和学生大量的时间和精力,由于相应的课时安排和重视程度都不到保障,教师在论文写作的教学过程中只能侧重对于空洞的书面讲授,忽视了毕业论文(设计)课程强调实践性和参与性强的特点,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学生直接参与和动手写作的能力,不仅毕业论文(设计)教学的质量大打折扣,教师在教学的过程中也显得力不从心。对学生而言,教学目标的不准确使得学生对专业英语的学习产生了两点误区。首先,尽管越来越多的高校开始注重对本科生科研能力的培养,但由于本科生课程安排相对紧凑,学生用于开展科研的时间和精力有限,大多数学生对专业知识的理解和把握能力不够。毕业论文(设计)课程培养和考查的恰恰是学生的科研能力,但由于课程的安排和教师的重视程度不够,对于大多数学生而言无法将所学的有限的知识与课程有机结合起来。其次,由于大多数高校将毕业论文(设计)设置为选修课,学生对这门课程重视程度不够。作为选修课,学生本能地认为毕业论文(设计)就是一门普通的增长知识的课程,只要求理解就可以,无需深入掌握。这就直接造成了学生普遍对毕业论文(设计)这门课程的重视程度不够,结果在毕业论文的写作过程中相关的问题层出不穷,学生没有能力将毕业论文做好。虽然部分学生论文写作达不到规定的标准,但是学生又得毕业,最终结果就只有在执行的标准上大打折扣,严重影响了学生素质的培养。 1.2教师人员安排不合理 尽管我国相关教学大纲规定毕业论文(设计)教学应当由教学和实践经验丰富的教师担任,但在实际教学过程中,这项规定执行过程中遇到困难。目前无论是青年教师还是高级职称的教师都在毕业论文(设计)教学过程中面临着亟待解决的问题。对于青年教师而言,在教学过程中面临着一定的困难和挑战。首先,毕业论文(设计)课程对教师知识的储备和运用要求非常高,青年教师由于工作不久,从事一线的教学工作时间较短,在科研和教学方面都与老教师存在一定程度的差距,在教学过程中往往会遇到诸多困难。其次,部分高校对于毕业论文(设计)课程的重视程度不够。由于定位选修课,学校以及学院对课程教学的投入的精力和关注度都不够,更不可能为青年教师提供专项的进修培训,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恶性循环。对于高级职称的教师特别是教授而言,时间和精力的缺乏成为制约教学质量的重要因素。公共管理专业本科毕业论文(设计)教学不仅要求教师具有丰富的教学和实践经验,而且还必须具备充足的时间和精力来完成教学工作。由于高级职称的教师特别是教授或是承担着较为繁重的科研工作,或者担负着行政领导职务,常常无法保证或投入过多的精力进行教学工作,特别是毕业论文设计还是一门选修课,教学的质量往往达不到教学大纲的要求。 1.3相关专业教材缺乏 教材作为承担课堂教学的重要载体,直接关系到教学水平的提高。目前,就全国范围内而言,高校公共管理专业毕业论文(设计)课程教材存在以下两个方面的问题:首先,就相关教材数量而言,专门针对公共管理专业毕业论文(设计)教材可谓凤毛麟角。由于公共管理专业在国内开设较晚,加之相关高校对课程的定位偏差,直接导致了国内从事公共管理专业毕业论文(设计)课程教材编订的人员有限。由于缺乏相应的教材,许多高校公共管理专业毕业论文(设计)课程的教材往往采用政治学或管理学等相关学科的教学资料,其内容缺乏公共管理专业所需的专业性、实用性。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也带有一定的盲目性和随意性。其次,就仅有的几部教材而言,教材内容普遍存在滞后性和非针对性。在这些毕业论文(设计)课程教材中,有的教材侧重于经济类管理,缺少针对性;有的侧重于政治学,一定程度上超出了学生的接受能力;还有的教材内容严重滞后,不能随国内外公共管理专业的迅速发展而不断更新,许多方法和事例难以满足当前公共管理专业的本科教学要求。 1.4教学方法和手段相对滞后 目前,相对滞后的教学方法和手段直接影响着公共管理专业本科毕业论文(设计)课程的教学质量。第一,教学方法缺乏创新。现阶段,公共管理专业毕业论文(设计)教学仍未摆脱普通课程教学的窠臼,缺乏针对公共管理专业毕业论文自身特点的教学创新。教师的教学方法局限于知识点的讲授,并没有注重通过将知识点的理论与现实社会的实践有机结合,而是空洞的说教,一旦遇到具体的写作,学生就无从入手。因此,在知识经济迅猛发展的时代背景下,仅仅停留和局限在传统的教学模式下,已经很难适应时展的需要。第二,教学手段单一僵化。公共管理专业毕业论文(设计)教学应该结合公共管理专业和本科论文写作的双重特点,尤其要注重培养学生的问题意识和科研意识。而现在的教学仍然停滞在传统教学方法,教学手段依旧单一僵化。教学、教材和课件依然是主要的教学手段,学生主观能动性不强,被动地依赖教师,部分学生需要教师的亦步亦趋的督促式指导,不能通过自己的思考来解决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学生学习的主动性与积极性。 2当前高校公共管理专业本科毕业论文(设计)提升的路径探析 2.1明确毕业论文(设计)教学目标 设置公共管理专业的高等院校应当依据教育部对本科毕业论文写作的有关规定,结合各自学校自身公共管理专业发展的情况制定毕业论文(设计)的教学目标。就目前而言,应当突出强调它在专业教学计划中的必修课地位,引起师生们的重视。公共管理专业毕业论文(设计)教学的总目标应定位为:“根据人才培养的目标和规格要求,结合顾客——学生的要求和用人单位的要求,建立毕业论文(设计)各环节的质量目标,达到人才培养的基本要求和满足学生个性的发展,最终目的是训练学生的初步科研能力、高水平的知识运用、技能的培养和创新精神、开拓创新能力和学术道德的培养”。公共管理专业毕业论文(设计)教学的具体目标主要包括:在教师的教授和帮助下,通过学习了解毕业论文的基本属性和特点,逐步掌握如何进行论文选题、如何撰写开题报告、资料的收集和信息的检索、论文的结构和撰写规范,论文的修改和论文的答辩等相关问题,最终确保学生能够高质量地完成毕业论文(设计)。 2.2优化课程师资队伍建设 师资队伍建设是培养学生理论与实践综合运用能力的基础。针对当前公共管理专业教师队伍的构成的现状,可以采取不同的方式来加强专业教师队伍的建设。其一,针对教学和科研相对欠缺的青年教师而言。未来公共管理专业的青年将逐步实现高学历,科研能力将成为青年教师的强项,教学经验的不足可以通过逐步的教学实践得以弥补。因此,未来青年教师无疑将成为毕业论文(设计)课程教学的主力。而就现阶段而言,首先,高校有关部门应当积极为青年教师提供一个锻炼和学习的机会。教师作为特殊的职业,其经验和知识的积累恰恰需要平时的摸索和锻炼。其次,学校、学院可以聘请校内外一些学历较高、经验丰富的老教师,通过这些老教师的帮助和指导,不仅可以减轻青年教师在教学过程中面临的诸多压力,而且培养和锻炼青年教师实践教学能力。其二,针对具有丰富教学和实践经验的老教师而言。老教师科研水平高,教学经验丰富,他们参与到毕业论文(设计)课程中来,对于提高学生毕业论文的水平和质量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就现阶段而言,由于老教师承担着相对繁重的科研任务或行政任务,而毕业论文(设计)课程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部分学校强制让这些教师承担这门课程,其教学成果往往是事倍功半。目前最优的解决路径是老教师和青年教师共同参与毕业论文课程的教学工作,老教师更多的是对青年教师提供必要的指导,而青年教师直接参与到教学的第一线,形成多层次和多元化的教学梯队,既达到了锻炼教师队伍的目的,又扩大了学生与教师在学术、科研、社会实践等方面进行交流的空间,对于教学质量的提升有着深远的影响。 2.3更新专业教材内容 当前公共管理专业毕业论文(设计)教材的针对性、时代性和实践性不强,教材多侧重于经济管理类或政治学类教学,脱离了高校公共管理专业毕业论文的教学要求。为了改变目前教学的现状,相关部门应联系开设公共管理专业的高校,组织本领域的专家学者根据我国高校公共管理专业人才培养要求,编写不同公共管理专业领域的教材,提高专业教材内容的适用性。教材应当服务于公共管理专业毕业论文(设计)的教学目标:首先,在理论层次方面上,公共管理专业毕业论文(设计)必须明确作为本科毕业论文的共性特征和作为专业学科的个性特征。教材必须明确毕业论文在公共管理专业教学中的地位和目标,并为教师的教授提供一个可以参考和借鉴的教科书,为学生提供一个可以学习论文写作的教材。其次,在实践能力方面上,学生能够根据所学知识熟练掌论文的选题、开题报告的撰写、资料的收集和信息的检索、论文的撰写规范,论文的修改和论文的答辩等相关问题。并且通过这门课程的学习,实现将四年所学知识与实践问题有机结合,锻炼和培养自己的学术科研能力和沟通交流能力。 2.4改进教学方法 公共管理专业教学培养的人才不仅要具备丰富的专业知识,更重要的是能够将所学的知识服务于社会实践。因此,公共管理专业毕业论文(设计)教学必须将教师的讲授与学生的自主学习和自主运用有机结合,在教学方法上采用以学生实践为优秀的现代教学模式,取代传统的“填鸭式”教学模式。首先,对于教师而言,在授课的过程中引导学生自觉参与课堂讨论,培养学生问题意识和实践意识,使得教学活动逐步由“re-ceptive”向“creative”转变。专业教师要“发挥学生的主体地位,引导学生主动发现问题和提出问题,然后指导学生为解决问题进行文献检索,相关论文阅读,思考分析,并将问题解决方案以小论文形式提交等。这一过程既是培养学生的论文意识,提高写作能力的过程,也是培养学生独立思考,发现问题和研究问题能力的过程。”其次,学校教务部门和相关学院应当定期组织专业教师进行类似教学比赛性质的交流活动,不仅可以检验教师的教学质量,而且可以及时解决教学难题,总结教学经验,不断为专业教学注入新的活力。此外,针对公共管理专业实践性强的特点,学校应当全力支持和鼓励公共管理专业毕业论文(设计)教学走出课堂,将理论学习与社会实践结合起来,注重分析和解决社会现实问题,努力培养学生的综合分析能力和解决问题能力,最终提高毕业论文(设计)的教学质量。 作者:王冠群单位:江苏师范大学法政学院 公共管理专业论文:公共管理专业人才的素质培养探究论文 一、我国公共管专业高素质人才培养的必要性 我国是一个经受几千年封建文化熏陶的社会主义国家,现行的政府模式不可避免地带有封建文化残余色彩,很多公共管理方面已经不能适应社会的发展需要。特别是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国际参与和竞争进一步加强,对政府能力的要求也随之提高,面对风云变换的世界经济浪潮,对政府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因此,培养高素质的公共管专业人才,对于推进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全面发展有着极其深远的意义。 (一)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保障 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要树立和落实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按照五个统筹、五个坚持的要求,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这表明了全党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坚定决心。要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必须培养高素质的公共管专业人才。因为高素质的公共管专业人才本身的特征和公民本位的公共管理理念,决定了它能够全面履行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等职能,能较好地处理好经济发展与社会协调发展之间的关系,能确保在发展经济的同时,更多地关注民生问题,把实现全体社会成员的公共利益作为政府的主要职责。SARS危机告诉我们:只追求经济的快速发展,而把社会公共事业发展摆在一个“配角”和“次要”的地位是行不通的。所以,科学发展观全面落实与贯彻,必须培养高素质的公共管专业人才才能得以实现。 (二)政府自身现代化建设的内在需求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如果不积极推进公共管理改革,不仅政府难以适应民众对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公共管理事务日益增长的需要,而且还带来一系列严重果。比如,在公共管理、公共事务的范围日益扩大的社会条件下,政府不可能无限地扩大机构、人员,增加财政开支,满足社会的这种需求。可见要使政府的能力和的作用相符合,使政府在保持适度规模和有效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提供各种公共理和公共服务,就必须大力推进公共管理改革。再比如,在政府管理中,要改变统的管理方式,如过度控制、层层审批、缺乏透明度和程序以及由此导致的种种权力滥用、官员腐败等现象,几乎是长期困扰我们的重大难题,尽管这些问题的出现有多复杂的原因,但与没有大力培养高素质的公共管理人才是有一定联系的。从这意义上说,培养高素质的公共管理人才是政府自身管理现代化的内在需求。 (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需要 中国自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从强调计划与市场相结合,到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直至1992年明确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市场经济正在中华大地上发育、生长并不断完善。与之相伴随,中国也顺应市场经济的要求,政府的公共管理管理手段渐趋多样化,政府本身的结构也在进行相应的调整。市场经济为物质生产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前景,为社会的变革不断地提供着最基本的动力。作为前提、条件和基础,市场经济对政府的公共管理提出了新的要求。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在公共管理方面的基本职能就是组织“公共物品”的供给,管理好公共事务,改变计划经济体制下由政府包揽一切的状况。这样,在我国就需要公共管理进行改革。因此,公共管理改革,是我国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必然选择。公共管理的改革中必须要有高素质的公共管理人才作为支撑,否则,公共管理的改革只能是无源之水。必须要对市场经济体制有较全面的认识,才能更好的为我国市场经济健康发展提供保障。这样,才能使政府从繁杂的公共事务中解脱出来,使其不断适应新的条件和环境,从而不断提高公共管理的水平,确保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最终将更好地促进我国公共管理改革。 二、公共管专业人才素质培养的要求 随着我国改革的不断深入,社会对公共管理人才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首先,公共管理专业人才应该从期望为社会做出贡献和实现个人人生价值的角度去理解自己的职业,而不是仅仅基于工资收益和公职保障的基础上去理解。公共管理专业人才应该树立为民服务、乐于奉献的意识。 其次,公共管理专业人才应该关注宪法法律、社会价值观、社会道德、职业伦理以及公民利益等。要求公共管理专业人才在处于多元价值冲突的时候,能够也应该服务于公民和公共利益。主张公共管理专业人才不应单独做出决策,而是借助于对话、协调、公民授权和公民参与的过程来解决问题。因此,公共管理专业人才要符合这一新要求,必须在现实工作中强化以下具体的服务意识: (一)强化民本意识 公共管理专业人才必须把为人民服务作为开展管理工作的出发点与立足点,以“人民群众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满意不满意”为标准,认真倾听群众的呼声,切实解决群众的困难,扎扎实实地为人民群众办实事、办好事,提高为人民服务的质量。我国公共管理专业人才在履行公务时,必须强化民本意识,坚持群众路线,要将自己的公务行为与社会的价值取向,群众的利益取向高度统一起来。这意味着公共管理专业人才应该“把公民的需要和价值放在决策和行动的首要位置上”。只有这样,公共管理专业人才才能更好地为人民服务。 (二)强化法律意识 目前,我国公共管理专业人才的依法管理能力和综合管理能力普遍较弱,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监管不力、渎职失职等,已成为我国依法管理工作中面临的严重问题。并且许多公共管理专业人才不能准确把握公共管理的客观规律,不善于运用法律手段、经济手段有效做好公共管理工作,从而造成了越权管理及管理缺位等后果。必须强化公共管理专业人才的法律意识,努力提高公共管理专业人才依法管理的水平,真正做到公正执法,才能使公共管理专业人才在公众中树立良好的形象。 (三)强化责任意识 公共管理专业人才要恪尽职守、勤政为民、廉洁奉公、诚实守信、公道正派、不以权谋私,这既是公共管理专业人才的义务也是其责任。公共管理专业人才未履行其职责的话,除了要承担违法违纪的责任外,还应当受到社会道德的谴责,承担违反伦理的道德责任。但现阶段,公共管理专业人才对上不对下、对官不对民负责的消极现象仍然存在。公共管理专业人才的权力与责任严重脱节、错位、失衡,不少公共管理专业人才争权于朝、争利于市、争权推责、滥用权力,导致权力部门化、部门利益化、利益法制化。因此,必须强化公共管理专业人才的责任意识,努力改善政府与社会的关系,努力做到在政策制定和政策执行中,坚持法律、坚持道德、坚持正义。只有这样,公共管理专业人才才能真正做到对人民负责。 公共管理专业人才不紧要具备上面三种意识,而且还必须包括以下五方面内容: (1)思想政治素质。公共管理专业人才不同于普通职业的工作人员,公共管理专业人才的思想政治素质也因其特殊的工作而相应的有特殊要求。在机关工作的公共管理专业人才,直接参与国家法律、法规、制度的制定或执行,手中或多或少都有一定的权力,这就要求公共管理专业人才具有较高的思想政治素质,要有坚定的政治立场和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要深刻理解党和国家的大政方针、基本路线,并把这些落实到现实工作中去。在活动中要敢为人先,争做创建活动的“标兵”。 (2)职业道德素质。公共管理专业人才的工作性质对其职业道德的要求更加苛刻,作为一名公共管理专业人才要时刻把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做好人民的勤务员。工作中要做到敬业务实、实事求是、清正廉洁、公正无私、遵纪守法、坚持原则、团结协作、顾全大局。 (3)科学文化素质。公共管理专业人才的工作看似单一工作的简单重复,其实不然。随着时代的进步,社会、经济等大环境的逐渐变化,公共管理专业人才的工作内容也在与时俱进。要想在当前的情况下把工作做得更好,基本的科学文化素质是必不可少的,尤其是语文、数学、英语、政治、历史、法律、经济学、管理学等方面的知识,几乎每个部门的公共管理专业人才都应该掌握。 (4)心理素质。公共管理专业人才的工作必不可少的要与外界的人和事打交道,是否能高质量地完成工作任务,心理素质起着非常关键的作用。总的来说,公共管理专业人才要用一种正常的心态来对待工作。也就是说,不管面对的是什么样的人,都应该保持不卑不亢;不管多么着急的事情,都应该沉下心来冷静处理;不管生活中发生了多么不愉快的事情,都不应该把情绪带到工作中去;不管遇到了多么困难的事情,都不应该退缩。只有这样,公共管理专业人才才能以饱满的热情投身到繁杂的工作中去。 (5)业务素质。各个岗位对公共管理专业人才素质的要求有很大的差异。有些基本的业务素质是每个公共管理专业人才所必须具有的,如哲学常识、经济常识、法律常识、行政管理相关知识、公文写作与处理相关知识以及英语、计算机、电子政务等知识。还有其他涉及各行业、各部门的专业知识、专业技能、行业法律法规、机关业务相关常识等则需要针对具体情况逐一掌握到位。只有全面掌握了这些基础的业务素质,才能更好地为人民群众服务。 三、当前我国公共管专业人才素质现状及培养中存在的问题 我国公共管理专业人才是长期受党和人民教育并在实际工作中锻炼成长起来的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是经过严格考试考核、认真挑选而被录用或转化而来的公共管理专业人才资源。政治强、业务精、作风正是我国公共管理专业人才队伍的主流和共性。在我国,不仅现有的公共管理专业人才资源数量较大,而且每年的上百万的大中专毕业生及军队转业干部,构成了公共管理人才资源的最基本的后备队伍。如此丰富的公共管理专业人才资源储量,在世界各国也都是少有的。然而,从发展的眼光看,我国公共管理专业人才资源也潜藏着危机。 公共管理专业人才资源的学历、知识、专业技能素质是公共管理专业人才资源素质的基本方面,应与其他素质交互作用,才能更好地发挥他们的功能。但是由于历史原因、教育培训经费投入不足、国家总体教育水平不高等多方面因素的制约,一段长时间内,我国公共管理专业人才资源的学历层次总体偏低。根据最近调查数据显示:全国公共管理专业人才资源共530.7万人,其中大专及其以上学历的232.7万人,占总数的43.9%,具有本科学历的52.65万人,占总数的9.92%,具有研究生学历的1.88万人,占总数的0.35%,中专及其以下学历的298万人,占总数的56.1%。从调查的情况来看,公共管理专业人才资源中具有本科以上学历人员所占比例明显偏低,严重影响了公共管理专业人才资源的整体素质。 受财政状况和人口总量的制约,我国政府作为基础性人才资本的投资主体,存在着明显的投资不足,人才资源总量与我国现阶段经济发展的要求明显不相适应,出现供给型人才资源短缺现象。目前,我国义务教育尚未完全普及,高等教育发展处于结构调整阶段,教育经费不足,教师队伍数量短缺、质量偏低。人才资源总量的不足在相当的一段时期内将是一种常态。另一方面,国家主导型的公共管理专业人才资源供给机制,使得我国高等教育所培养出来的人才,在专业、知识结构等方面与社会需求脱节,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要求,存在着结构性人才短缺现象。现有政府部门中的“三低一少”(文化程度低、技术等级低、管理水平低、专业人才少)就是具体表现。 我国目前公共管理人才素质培养中一些深层次的矛盾还没有完全解决,在许多方面还存在诸多与社会发展不相适应的地方。需要深入分析问题,剖析原因,做到有的放矢,不断开创我国公共管理人才素质培养的新局面。 (一)论资排辈的用人观念制约着公共管理人才资源的开发 陈旧落后观念对我国公共管理人才资源开发的阻碍作用主要表现为用人上的论资排辈。邓小平同志曾经尖锐地指出:“论资排辈是一种落后的习惯势力”。现实生活中,一些地方或单位,片面强调工作年限和任职长短,以资历取人而忽视人才的实际工作能力。资历固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着一个人工作经验的积累程度,但资历绝不等于能力。古人云:“用人之道,当自其壮年心力精强时用之”。人才的开发有很强的时效性,论资排辈埋没了大批人才,造成公共管理人才资源的严重浪费。表现为为官上的“唯官为荣”“进尊退卑”。有些领导干部官本位思想严重,认为只有做官才能体现自己的人生价值,一旦为官,就只能上不能下,虽不称职,却不让贤,使能胜任其职的公共管理人才资源无用武之地,造成人才资源的严重浪费。一些人才甚至受到来自各方排挤、压制,导致人才流失。这种思想还表现在选人用人上的求全责备。金无足赤,人无完人,人才也是优缺点并存,不可能是全才。而一些公共管理领导在选人用人上不是辩证地看待人才,分不清主流和支流,本质与非本质,只要看到缺点,就认为此人不可用,导致公共管理人才资源不能用其所长而被埋没。 (二)只注重使用而忽视培养的用人方式阻碍着公共管理人才资源的开发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政府职能的转变和管理内容的不断变化,公共管理人才资源的知识也需要不断更新,能力也需要不断提高。而许多管理部门,只注重对人才的使用,让其始终处于热运行之中,而不给其补充能量,不给知识和发展提高的机会,这些都严重打击了公共管理人才资源的工作积极性。尽管我国也制定了公务员的培训规划,但并没有真正纳入国家和地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中,使计划难以落实。表现在,一是思想观念落后,没有把公共管理人才资源培训当作开发战略任务;二是投入不足,没有把培训当作“最合算的投资”,来加大财政投入;三是措施不力,重使用、轻培训,使一些公共管理人才资源安于现状,缺乏提高自身文化素质的紧迫感。 (三)公共管理制度运行机制的缺失 公共管理专业人才素质现状问题的存在,固然与传统观念的影响、法制规定的粗疏、政府改革的缓慢不无关系,但目前我国公共管理专业人才管理制度中存在着许多影响提高公共管理专业人才素质的环节和因素,也是必须看到的事实。主要表现在: 第一,在选拔任用上,缺乏有效的竞争机制。目前,虽然公共管理专业人才竞争机制己初步建立,但仍未能调动公共管理专业人才的积极性和主动性,究其原因传统的用人标准仍在扮演重要的角色,具体表现在:首先,重资历,论资排辈现象依然存在。其次,重学历,一大批学非所用、用非所学、学历很高、能力平平的人混入国家干部队伍。再次,重关系,领导的意志决定一切,选拔任用中存在个人感情因素,使公开选拔、竞争择优流于形式。 第二,在考核制度上缺乏客观量化的考核标准、科学的考核方法和专业化的考核人员,考核结果还不能做到既起激励作用,又能有力地约束低效率的行为。我国公共管理专业人才考核制度执行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有:参加考核的人员思想意识模糊,考核主体责任不清,失职失误无法追究;公共管理专业人才考核标准笼统、不明确,科学化、实践化程度低,评价缺乏客观性;偏重定性考核,忽视定量考核,考核方法简单化不科学;考核结果等次少,考核激励作用得不到应有的发挥:考核程序中民主流于形式,损害了考核的严肃性、公平性和科学性。 第三,公共管理专业人才培训无法满足公共管理专业人才个性化的需求,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公共管理专业人才培训法规体系不健全。目前,还没有有关公共管理专业人才培训的配套法规,没有制定有关培训的经费保障,施教机构资格认证、培训质量评估以及如何实施初任、任职、更新知识和专业知识培训的具体办法和规定。这些都导致了公共管理专业人才培训工作在很多方面无法可依。二是对公共管理专业人才培训的重要性认识不够。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经济管理国际化,高新技术革命带来的信息化和网络化,都对公共管理专业人才的知识结构、管理能力提出了全新的要求,这就需要强化公共管理专业人才培训,提高公共管理专业人才队伍素质。而许多公共管理部门对公共管理专业人才培训的重要性缺乏足够的认识。对受训人员来讲,由于宣传教育不够,约束措施不力,对培训的重要性认识不足,不少人感到培训作用不大,培训与不培训一个样。三是公共管理专业人才培训的内容陈旧、方式和方法僵化。公共管理专业人才培训学习科目的选择余地比较小,培训重点不突出,培训的知识老化,缺乏针对性,理论联系实际不够,知识培训缺乏前瞻性。我国各地的公共管理专业人才培训仍大多采取“填鸭式”的讲授方式,而不是根据公共管理专业人才的不同职位和学历,采取诸如“启发式”、“研讨式”、“角色模拟”、“管理游戏”、“拓展训练”等现代化的教育方式和手段,同时很少采用电化教学等先进手段。 四、解决当前我国公共管理专业人才素质培养问题的对策 作为党政人才重要组成部分的公共管理人才资源,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小康社会的重要力量,是构建服务型政府的基础和前提。不断加强公共管理人才素质的培养,构建一个人民满意、信任、拥护的公共管理机构,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重大而紧迫的任务。 (一)把好入口关,完善考录制度 公开招考公共管理专业人才是为我国人事制度的一项重大变革,同时也是提高公共管理专业人才队伍整体素质的有效途径。但要全面贯彻“公开、平等、竞争、择优”原则,实现公共管理专业人才录用考试的科学性和公正性,还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努力:一是扩大考试录用范围。不仅城市户籍的人员可以参加,符合条件的农村户籍人员也可以参加公共管理专业人才的报考,这样才能体现平等竞争的精神。不仅实行“初级公共管理专业人才”的招考,也要实行“中级公共管理专业人才”即副处级至副厅级的招考,以避免政府机关中“论资排辈”的状况,使能者上,庸者下。二是科学设立笔试内容。目前,中国公共管理专业人才笔试重知识轻能力的倾向比较突出,今后应减少或取消主要依靠记忆的公共基础知识考试,强化行政职业能力测试和分析综合能力测试。三是进一步完善面试方法。由于面试的主观性、随意性较大,容易影响面试的客观公正性。所以,为体现“为用而考、考用结合”的原则,公正、客观地搞好面试工作,必须严格选聘、合理配置面试考官,尽快建立一支稳定、公正、高效的面试考官队伍。对面试命题应坚持可考性、可评性原则,防止试题的主观随意性。四是除了笔试、面试以外,还要注重实际操作能力的考评。五是建立完善考录工作的监督制度。把公共管理专业人才的职务空缺和所需的资格条件向社会公开,使符合条件的自愿担任公共管理专业人才的机会均等,任职取舍唯一取决于客观公正的评价结果,从而克服任人唯亲等用人上的不正之风。为杜绝考录过程中的不正之风,应该借鉴国外成功经验,建立考试监督委员会,由人事、纪检、司法部门的人员组成,负责考录工作的检察和监督。建立健全各项考录规章制度,加强对考录工作各个环节的监督,依法惩处考录工作中的违纪违法行为。 (二)完善公共管理专业人才考核制度 1、要制定科学、有效、易行、具体的公共管理专业人才考核标准。以经济、效率、效益为标准,建立具有可比性和可测量性的成本核算和绩效指标体系,量化考核标准,对公共管理专业人才的工作能力和实绩进行比较准确的评估。为此,首先,按照不同的工作和业务进行分类考核有利于考核的科学性。考核时,要体现职位性质和业务要求,不同级别的公共管理专业人才在德、能、勤、绩方面的要求是不同的,如果将公共管理专业人才的考核与不同岗位责任制与目标责任制相结合,那么就能使考核内容具有较强的针对性。其次,按照考核目的分类考核,如年度考核应重点考核实绩与工资奖金挂钩;干部提拔前的考核则应在一贯表现基础上考核其政治素质和工作能力是否适应新职位的要求,这样才能增强考核的有效性。再次,考核标准要定量化,将德、能、勤、绩四个方面分配合适的分值,把无形的工作项目有形化、抽象的考核要求具体化、考核的评比标准数量化,使考核变成一种度量衡,变成公共管理专业人才心目中的天平。 2、公共管理专业人才考核方法应多样化。公共管理专业人才考核坚持平时考核、半年考核与年度考核相结合的方法。平时考核的重点是本职工作进展情况、出勤情况、纪实情况等,采取不定期汇报、查看、评比等方式,将结果记录在册,作为全面量化考核的依据。半年考核的重点是督查、检查、个人对照,看工作任务完成情况,表扬先进,督促后进。年度考核按照职位职责要求,重点是对全年工作任务完成情况进行绩效评估。公共管理专业人才考核坚持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法。要明确定量方法为主,定性方法为辅,“根据不同类别、层次的职位要求,将德、能、勤、绩、廉的各个指标都进行量化,分解为若干要素,并赋予一定的分值和加权系数,然后确定不同类别、层次职位各要素的等级标准和分数线,加总即得出某一职位的公共管理专业人才的分数,对照相应的等级标准,即可得出被考核人的等次。”实行定量测评不仅能提高考核的科学性和考核效率,而且还可以减少许多人为的矛盾。 3、增加公共管理专业人才考核等次,考核结果的严肃使用。在量化考核的基础上,按照公共管理专业人才的考核分数划分等次,形成优秀、优良、称职、基本称职、不称职等5个等次,并赋予不同等次公共管理专业人才不同的奖惩措施,形成竞争机制和激励机制。“对年度考核确定为‘优秀’等次的人员和‘称职’等次中表现特别突出的人员,给予记功和嘉奖;国家公共管理专业人才连续三年被确定为优秀等次或连续五年被确定为称职以上层次的,在本职务对应级别内晋升一级;连续两年被确定为优秀等次的人员,可提前具备晋升资格;对确定为‘基本称职’等次的人员可视同称职等次晋升级别和工资,但一年内不得晋升职务,通过诫勉谈话、离岗培训等,促其改正提高;对当年确定为‘不称职’等次的人员,按有关规定降职,工资级别作相应调整,连续两年确定为不称职的,要按规定予以辞退”。 另外,必须加强对考核工作的监督,建立一种考核监控机制,确保考核结果真实、可靠。尤其要加强对负有考核责任的领导干部的监督,即要加强对考核者的考核。 (三)加大培训力度 1、大力开展MAP队教育,建设专业化公共管理人才队伍。公共管理硕士专业学位(MAP)教育,是在职公共管理人才资源系统地学习现代公共管理理论,并结合实践提高公共管理水平,加强能力建设,开发公共管理人才资源的重要措施。公共管理硕士专业学位是以公共管理学科及其它相关学科为基础的研究生教育,在知识结构和能力结构上突出两者的结合,重视实际能力与素质的培养,是与我国公共管理人才资源能力建设的目标一致的。开展公共管理硕士专业学位教育,有利于优化公共管理人才资源的学历结构、知识结构和专业结构,有利于建设一支高素质、专业化的公共管理人才队伍,有利于提高公共管理的水平和效率,有利于公共管理人才资源吸收和借鉴国外的先进管理经验。在教育过程中,要确保教育质量。因为是在职教育,政府要为学员营造一个良好的学习环境,如:确保学员的学习时间及经费的投入等等。另一方面,各试点高校要解放思想,转变观念,深化改革,切实搞好人才需求分析,坚持以需求为导向,增强针对性。要按照有关要求统一组织和协调招生、培养、管理等项工作。要建立质量评估制度,研究制定评估标准,确立科学、合理的评估指标体系。要加强管理,向管理要效益,以质量求发展。 2、创新内容和方法,提高教育培训质量。提高质量是教育培训工作的关键。教育培训内容要贴近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贴近党和政府的中心工作,贴近学员需求,围绕提高公共管理人才资源的理论素养、知识水平、业务本领和管理能力,适应他们职业发展的需要,确定教育培训的内容和重点,不断提高教育培训的针对性。具体来讲,除了加强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教育,把提高公共管理人才资源的政治素质和政治鉴别能力放在首位之外,还要注重业务能力的培训。要把那些经济建设中的重点、难点问题和公共管理工作中的重点、热点问题作为公共管理人才资源教育培训的内容。要认真贯彻“理论联系实际,学以致用,按需施教,讲求实效”的原则,及时更新教育培训内容,适应公共管理的需要。在创新教育培训方法方面,要根据不同的对象,采取灵活多样的教育培训方式,积极开展网络教育和远程教育,发挥好中国国家教育培训网的作用。积极采用小组教授式教学、情景模拟和案例教学等现代教育培训方法,增强教育培训的吸引力。要实行教育培训质量评估制度。凡是公共管理部门委托施教机构承办的公共管理人才资源教育培训班,都要进行质量评估。评估的结果,作为评价教育培训施教机构的重要依据,确保公共管理人才资源的教育培训质量。 3、突出培训重点,实行分级分类培训。公共管理人才资源培训的类型总体来说大致有三种:一是初任培训。新录用公共管理人才必须坚持先培训后任职,培训目的在于使之尽快地适应公共管理机关的环境和工作的要求,熟悉公职人员的工作性质,树立良好的道德风尚,提高他们胜任本职工作的能力。二是任职培训。根据所任职务在任职前或后分层次进行培训,使之提高管理水平,尽快适应新职位的要求。三是晋升培训。晋升领导职务的公共管理人才资源,要坚持先培训后任职,使之具有担任领导职务所需要的知识、技能和才干。在培训过程中,要在全员培训的基础上,突出培训重点,特别是要注重高级公共管理人才资源的培训。我国的公共管理人才资源培训要在抓好面上培训的基础上,重点抓好处以上公共管理人才资源的培训和优秀年轻公共管理人才资源骨干的培训。重点抓好 公共管理人才资源的任职培训,提高他们的政治鉴别力和拒腐防变的能力,驾驭全局和战略思维的能力,科学决策和依法管理的能力,统筹协调和处理复杂问题的能力。 4、坚持教育培训与合理使用相结合,健全教育培训激励机制要解决公共管理人才资源参加教育培训动力不足、积极性不高的问题,必须要尽快完善公共管理人才资源教育培训的激励机制,使教育培训与合理使用真正结合起来,切实做到“不经培训不上岗,不经培训不任职,不经培训不提拔”。把教育培训期间的学习成绩视为工作成绩,改变“学与不学一个样,学好学坏一个样”的现象。建立以能力和工作业绩为导向的用人机制,引导公共管理人才资源注重自身素质和能力的提升,激发公共管理人才资源自觉学习、积极参训的内在动力,形成自觉求学、竞争参训的良好局面。把任职培训和任职试用期结合起来,凡在任职前没有达到培训要求的,必须在试用期内接受任职培训,否则不予正式任职。实行公共管理人才资源登记制度,加强教育培训证书管理,建立学习档案制度,把公共管理人才资源参加教育培训的情况记入本人档案,作为公共管理人才资源考核和使用的重要依据。 (四)加强实践锻炼 加强实践锻炼是做好公共管理工作的基本要求,“学习、锻炼、提高”是公共管理专业人才成长成才的重要途径。要做到这一点,就得经常深入群众、深入实际,认真调查研究,认真倾听群众的呼声、要求和意见,努力把群众创造的经验总结出来,努力找到解决问题的有效办法并依靠群众解决。把公共管理专业人才放到群众反映强烈、热点难点较多的地方和单位经受锻炼和考验,增强他们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观念和廉洁自律意识。把公共管理专业人才放到群众反映强烈、热点难点较多的地方和单位经受锻炼和考验,可以使他们更多地倾听群众的呼声,了解群众的疾苦,激发造福一方的使命感。通过树立正确的权力观,把人民赋予的权力用于为人民服务,为老百姓多办好事上,不以权谋私,洁身自好,两袖清风,以一身正气排除各种不利影响和诱惑的干扰,抵御各种不正之风和腐败现象的侵蚀。另外,还应让公共管理专业人才承担某些危难险重的任务和处理某些突发应急事件,培养他们临危不惧、处变不惊的气度和应变指挥能力。 结束语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公共管理必须适应新的形式的发展,这就要求公共管理专业人才必须加强服务意识,必须提高服务能力,必须加强公共管理专业人才素质的培养,只有这样,才能在跟上时代潮流发展的脚步。 公共管理专业论文:公共管理专业人才素质培养研究论文 摘要:在公共管理服务构建的各种要件中,公共管理人才资源开发是影响公共管理服务构建的关键因素。公共管理人才资源是国家公共管理的具体执行者,他们的政治水平、业务素质、知识结构、道德水准关系到公共管理的效率。加强对公共管理人才资源进行开发,是公共管理机构为社会提供各种优质服务的前提和基础。然而,因为用人机制欠完善,我国目前公共管理人才资源状况还不容乐观,特别在公共管理人才资源学历、知识结构、应变能力、科学合理化配置等方面还存在诸多不足,这些因素严重制约了公共管理服务的构建。本文深入分析其原因,从加强教育培训、人才考核制度、加强锻炼等方面,提出了公共管理专业人才素质培养的有效途径。 关键词:公共管理;素质培养;培训 我国加入WTO,促进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我国经济发展水平和人民的生活水平得到提高,我国经济的国际竞争力也得到增强。但入世同时也对我国政府提出多方面的挑战,其中,公共管理理念和工作方式面临的挑战最为直接和突出。主要是因为公共管理专业人才素质低下,不能够适应时展的脚步,不能够满足人民对公共服务的需要,因此,加大公共管理专业人才的素质培养已迫在眉睫。 一、我国公共管专业高素质人才培养的必要性 我国是一个经受几千年封建文化熏陶的社会主义国家,现行的政府模式不可避免地带有封建文化残余色彩,很多公共管理方面已经不能适应社会的发展需要。特别是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国际参与和竞争进一步加强,对政府能力的要求也随之提高,面对风云变换的世界经济浪潮,对政府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因此,培养高素质的公共管专业人才,对于推进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全面发展有着极其深远的意义。 (一)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保障 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要树立和落实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按照五个统筹、五个坚持的要求,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这表明了全党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坚定决心。要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必须培养高素质的公共管专业人才。因为高素质的公共管专业人才本身的特征和公民本位的公共管理理念,决定了它能够全面履行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等职能,能较好地处理好经济发展与社会协调发展之间的关系,能确保在发展经济的同时,更多地关注民生问题,把实现全体社会成员的公共利益作为政府的主要职责。SARS危机告诉我们:只追求经济的快速发展,而把社会公共事业发展摆在一个“配角”和“次要”的地位是行不通的。所以,科学发展观全面落实与贯彻,必须培养高素质的公共管专业人才才能得以实现。 (二)政府自身现代化建设的内在需求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如果不积极推进公共管理改革,不仅政府难以适应民众对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公共管理事务日益增长的需要,而且还带来一系列严重果。比如,在公共管理、公共事务的范围日益扩大的社会条件下,政府不可能无限地扩大机构、人员,增加财政开支,满足社会的这种需求。可见要使政府的能力和的作用相符合,使政府在保持适度规模和有效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提供各种公共理和公共服务,就必须大力推进公共管理改革。再比如,在政府管理中,要改变统的管理方式,如过度控制、层层审批、缺乏透明度和程序以及由此导致的种种权力滥用、官员腐败等现象,几乎是长期困扰我们的重大难题,尽管这些问题的出现有多复杂的原因,但与没有大力培养高素质的公共管理人才是有一定联系的。从这意义上说,培养高素质的公共管理人才是政府自身管理现代化的内在需求。 (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需要 中国自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从强调计划与市场相结合,到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直至1992年明确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市场经济正在中华大地上发育、生长并不断完善。与之相伴随,中国也顺应市场经济的要求,政府的公共管理管理手段渐趋多样化,政府本身的结构也在进行相应的调整。市场经济为物质生产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前景,为社会的变革不断地提供着最基本的动力。作为前提、条件和基础,市场经济对政府的公共管理提出了新的要求。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在公共管理方面的基本职能就是组织“公共物品”的供给,管理好公共事务,改变计划经济体制下由政府包揽一切的状况。这样,在我国就需要公共管理进行改革。因此,公共管理改革,是我国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必然选择。公共管理的改革中必须要有高素质的公共管理人才作为支撑,否则,公共管理的改革只能是无源之水。必须要对市场经济体制有较全面的认识,才能更好的为我国市场经济健康发展提供保障。这样,才能使政府从繁杂的公共事务中解脱出来,使其不断适应新的条件和环境,从而不断提高公共管理的水平,确保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最终将更好地促进我国公共管理改革。 二、公共管专业人才素质培养的要求 随着我国改革的不断深入,社会对公共管理人才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首先,公共管理专业人才应该从期望为社会做出贡献和实现个人人生价值的角度去理解自己的职业,而不是仅仅基于工资收益和公职保障的基础上去理解。公共管理专业人才应该树立为民服务、乐于奉献的意识。 其次,公共管理专业人才应该关注宪法法律、社会价值观、社会道德、职业伦理以及公民利益等。要求公共管理专业人才在处于多元价值冲突的时候,能够也应该服务于公民和公共利益。主张公共管理专业人才不应单独做出决策,而是借助于对话、协调、公民授权和公民参与的过程来解决问题。因此,公共管理专业人才要符合这一新要求,必须在现实工作中强化以下具体的服务意识: (一)强化民本意识 公共管理专业人才必须把为人民服务作为开展管理工作的出发点与立足点,以“人民群众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满意不满意”为标准,认真倾听群众的呼声,切实解决群众的困难,扎扎实实地为人民群众办实事、办好事,提高为人民服务的质量。我国公共管理专业人才在履行公务时,必须强化民本意识,坚持群众路线,要将自己的公务行为与社会的价值取向,群众的利益取向高度统一起来。这意味着公共管理专业人才应该“把公民的需要和价值放在决策和行动的首要位置上”。只有这样,公共管理专业人才才能更好地为人民服务。 (二)强化法律意识 目前,我国公共管理专业人才的依法管理能力和综合管理能力普遍较弱,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监管不力、渎职失职等,已成为我国依法管理工作中面临的严重问题。并且许多公共管理专业人才不能准确把握公共管理的客观规律,不善于运用法律手段、经济手段有效做好公共管理工作,从而造成了越权管理及管理缺位等后果。必须强化公共管理专业人才的法律意识,努力提高公共管理专业人才依法管理的水平,真正做到公正执法,才能使公共管理专业人才在公众中树立良好的形象。 (三)强化责任意识 公共管理专业人才要恪尽职守、勤政为民、廉洁奉公、诚实守信、公道正派、不以权谋私,这既是公共管理专业人才的义务也是其责任。公共管理专业人才未履行其职责的话,除了要承担违法违纪的责任外,还应当受到社会道德的谴责,承担违反伦理的道德责任。但现阶段,公共管理专业人才对上不对下、对官不对民负责的消极现象仍然存在。公共管理专业人才的权力与责任严重脱节、错位、失衡,不少公共管理专业人才争权于朝、争利于市、争权推责、滥用权力,导致权力部门化、部门利益化、利益法制化。因此,必须强化公共管理专业人才的责任意识,努力改善政府与社会的关系,努力做到在政策制定和政策执行中,坚持法律、坚持道德、坚持正义。只有这样,公共管理专业人才才能真正做到对人民负责。 公共管理专业人才不紧要具备上面三种意识,而且还必须包括以下五方面内容: (1)思想政治素质。公共管理专业人才不同于普通职业的工作人员,公共管理专业人才的思想政治素质也因其特殊的工作而相应的有特殊要求。在机关工作的公共管理专业人才,直接参与国家法律、法规、制度的制定或执行,手中或多或少都有一定的权力,这就要求公共管理专业人才具有较高的思想政治素质,要有坚定的政治立场和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要深刻理解党和国家的大政方针、基本路线,并把这些落实到现实工作中去。在活动中要敢为人先,争做创建活动的“标兵”。 (2)职业道德素质。公共管理专业人才的工作性质对其职业道德的要求更加苛刻,作为一名公共管理专业人才要时刻把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做好人民的勤务员。工作中要做到敬业务实、实事求是、清正廉洁、公正无私、遵纪守法、坚持原则、团结协作、顾全大局。 (3)科学文化素质。公共管理专业人才的工作看似单一工作的简单重复,其实不然。随着时代的进步,社会、经济等大环境的逐渐变化,公共管理专业人才的工作内容也在与时俱进。要想在当前的情况下把工作做得更好,基本的科学文化素质是必不可少的,尤其是语文、数学、英语、政治、历史、法律、经济学、管理学等方面的知识,几乎每个部门的公共管理专业人才都应该掌握。 (4)心理素质。公共管理专业人才的工作必不可少的要与外界的人和事打交道,是否能高质量地完成工作任务,心理素质起着非常关键的作用。总的来说,公共管理专业人才要用一种正常的心态来对待工作。也就是说,不管面对的是什么样的人,都应该保持不卑不亢;不管多么着急的事情,都应该沉下心来冷静处理;不管生活中发生了多么不愉快的事情,都不应该把情绪带到工作中去;不管遇到了多么困难的事情,都不应该退缩。只有这样,公共管理专业人才才能以饱满的热情投身到繁杂的工作中去。 (5)业务素质。各个岗位对公共管理专业人才素质的要求有很大的差异。有些基本的业务素质是每个公共管理专业人才所必须具有的,如哲学常识、经济常识、法律常识、行政管理相关知识、公文写作与处理相关知识以及英语、计算机、电子政务等知识。还有其他涉及各行业、各部门的专业知识、专业技能、行业法律法规、机关业务相关常识等则需要针对具体情况逐一掌握到位。只有全面掌握了这些基础的业务素质,才能更好地为人民群众服务。 三、当前我国公共管专业人才素质现状及培养中存在的问题 我国公共管理专业人才是长期受党和人民教育并在实际工作中锻炼成长起来的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是经过严格考试考核、认真挑选而被录用或转化而来的公共管理专业人才资源。政治强、业务精、作风正是我国公共管理专业人才队伍的主流和共性。在我国,不仅现有的公共管理专业人才资源数量较大,而且每年的上百万的大中专毕业生及军队转业干部,构成了公共管理人才资源的最基本的后备队伍。如此丰富的公共管理专业人才资源储量,在世界各国也都是少有的。然而,从发展的眼光看,我国公共管理专业人才资源也潜藏着危机。 公共管理专业人才资源的学历、知识、专业技能素质是公共管理专业人才资源素质的基本方面,应与其他素质交互作用,才能更好地发挥他们的功能。但是由于历史原因、教育培训经费投入不足、国家总体教育水平不高等多方面因素的制约,一段长时间内,我国公共管理专业人才资源的学历层次总体偏低。根据最近调查数据显示:全国公共管理专业人才资源共530.7万人,其中大专及其以上学历的232.7万人,占总数的43.9%,具有本科学历的52.65万人,占总数的9.92%,具有研究生学历的1.88万人,占总数的0.35%,中专及其以下学历的298万人,占总数的56.1%。从调查的情况来看,公共管理专业人才资源中具有本科以上学历人员所占比例明显偏低,严重影响了公共管理专业人才资源的整体素质。 受财政状况和人口总量的制约,我国政府作为基础性人才资本的投资主体,存在着明显的投资不足,人才资源总量与我国现阶段经济发展的要求明显不相适应,出现供给型人才资源短缺现象。目前,我国义务教育尚未完全普及,高等教育发展处于结构调整阶段,教育经费不足,教师队伍数量短缺、质量偏低。人才资源总量的不足在相当的一段时期内将是一种常态。另一方面,国家主导型的公共管理专业人才资源供给机制,使得我国高等教育所培养出来的人才,在专业、知识结构等方面与社会需求脱节,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要求,存在着结构性人才短缺现象。现有政府部门中的“三低一少”(文化程度低、技术等级低、管理水平低、专业人才少)就是具体表现。 我国目前公共管理人才素质培养中一些深层次的矛盾还没有完全解决,在许多方面还存在诸多与社会发展不相适应的地方。需要深入分析问题,剖析原因,做到有的放矢,不断开创我国公共管理人才素质培养的新局面。 (一)论资排辈的用人观念制约着公共管理人才资源的开发 陈旧落后观念对我国公共管理人才资源开发的阻碍作用主要表现为用人上的论资排辈。邓小平同志曾经尖锐地指出:“论资排辈是一种落后的习惯势力”。现实生活中,一些地方或单位,片面强调工作年限和任职长短,以资历取人而忽视人才的实际工作能力。资历固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着一个人工作经验的积累程度,但资历绝不等于能力。古人云:“用人之道,当自其壮年心力精强时用之”。人才的开发有很强的时效性,论资排辈埋没了大批人才,造成公共管理人才资源的严重浪费。表现为为官上的“唯官为荣”“进尊退卑”。有些领导干部官本位思想严重,认为只有做官才能体现自己的人生价值,一旦为官,就只能上不能下,虽不称职,却不让贤,使能胜任其职的公共管理人才资源无用武之地,造成人才资源的严重浪费。一些人才甚至受到来自各方排挤、压制,导致人才流失。这种思想还表现在选人用人上的求全责备。金无足赤,人无完人,人才也是优缺点并存,不可能是全才。而一些公共管理领导在选人用人上不是辩证地看待人才,分不清主流和支流,本质与非本质,只要看到缺点,就认为此人不可用,导致公共管理人才资源不能用其所长而被埋没。 (二)只注重使用而忽视培养的用人方式阻碍着公共管理人才资源的开发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政府职能的转变和管理内容的不断变化,公共管理人才资源的知识也需要不断更新,能力也需要不断提高。而许多管理部门,只注重对人才的使用,让其始终处于热运行之中,而不给其补充能量,不给知识和发展提高的机会,这些都严重打击了公共管理人才资源的工作积极性。尽管我国也制定了公务员的培训规划,但并没有真正纳入国家和地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中,使计划难以落实。表现在,一是思想观念落后,没有把公共管理人才资源培训当作开发战略任务;二是投入不足,没有把培训当作“最合算的投资”,来加大财政投入;三是措施不力,重使用、轻培训,使一些公共管理人才资源安于现状,缺乏提高自身文化素质的紧迫感。 (三)公共管理制度运行机制的缺失 公共管理专业人才素质现状问题的存在,固然与传统观念的影响、法制规定的粗疏、政府改革的缓慢不无关系,但目前我国公共管理专业人才管理制度中存在着许多影响提高公共管理专业人才素质的环节和因素,也是必须看到的事实。主要表现在: 第一,在选拔任用上,缺乏有效的竞争机制。目前,虽然公共管理专业人才竞争机制己初步建立,但仍未能调动公共管理专业人才的积极性和主动性,究其原因传统的用人标准仍在扮演重要的角色,具体表现在:首先,重资历,论资排辈现象依然存在。其次,重学历,一大批学非所用、用非所学、学历很高、能力平平的人混入国家干部队伍。再次,重关系,领导的意志决定一切,选拔任用中存在个人感情因素,使公开选拔、竞争择优流于形式。 第二,在考核制度上缺乏客观量化的考核标准、科学的考核方法和专业化的考核人员,考核结果还不能做到既起激励作用,又能有力地约束低效率的行为。我国公共管理专业人才考核制度执行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有:参加考核的人员思想意识模糊,考核主体责任不清,失职失误无法追究;公共管理专业人才考核标准笼统、不明确,科学化、实践化程度低,评价缺乏客观性;偏重定性考核,忽视定量考核,考核方法简单化不科学;考核结果等次少,考核激励作用得不到应有的发挥:考核程序中民主流于形式,损害了考核的严肃性、公平性和科学性。 第三,公共管理专业人才培训无法满足公共管理专业人才个性化的需求,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公共管理专业人才培训法规体系不健全。目前,还没有有关公共管理专业人才培训的配套法规,没有制定有关培训的经费保障,施教机构资格认证、培训质量评估以及如何实施初任、任职、更新知识和专业知识培训的具体办法和规定。这些都导致了公共管理专业人才培训工作在很多方面无法可依。二是对公共管理专业人才培训的重要性认识不够。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经济管理国际化,高新技术革命带来的信息化和网络化,都对公共管理专业人才的知识结构、管理能力提出了全新的要求,这就需要强化公共管理专业人才培训,提高公共管理专业人才队伍素质。而许多公共管理部门对公共管理专业人才培训的重要性缺乏足够的认识。对受训人员来讲,由于宣传教育不够,约束措施不力,对培训的重要性认识不足,不少人感到培训作用不大,培训与不培训一个样。三是公共管理专业人才培训的内容陈旧、方式和方法僵化。公共管理专业人才培训学习科目的选择余地比较小,培训重点不突出,培训的知识老化,缺乏针对性,理论联系实际不够,知识培训缺乏前瞻性。我国各地的公共管理专业人才培训仍大多采取“填鸭式”的讲授方式,而不是根据公共管理专业人才的不同职位和学历,采取诸如“启发式”、“研讨式”、“角色模拟”、“管理游戏”、“拓展训练”等现代化的教育方式和手段,同时很少采用电化教学等先进手段。 四、解决当前我国公共管理专业人才素质培养问题的对策 作为党政人才重要组成部分的公共管理人才资源,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小康社会的重要力量,是构建服务型政府的基础和前提。不断加强公共管理人才素质的培养,构建一个人民满意、信任、拥护的公共管理机构,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重大而紧迫的任务。 (一)把好入口关,完善考录制度 公开招考公共管理专业人才是为我国人事制度的一项重大变革,同时也是提高公共管理专业人才队伍整体素质的有效途径。但要全面贯彻“公开、平等、竞争、择优”原则,实现公共管理专业人才录用考试的科学性和公正性,还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努力:一是扩大考试录用范围。不仅城市户籍的人员可以参加,符合条件的农村户籍人员也可以参加公共管理专业人才的报考,这样才能体现平等竞争的精神。不仅实行“初级公共管理专业人才”的招考,也要实行“中级公共管理专业人才”即副处级至副厅级的招考,以避免政府机关中“论资排辈”的状况,使能者上,庸者下。二是科学设立笔试内容。目前,中国公共管理专业人才笔试重知识轻能力的倾向比较突出,今后应减少或取消主要依靠记忆的公共基础知识考试,强化行政职业能力测试和分析综合能力测试。三是进一步完善面试方法。由于面试的主观性、随意性较大,容易影响面试的客观公正性。所以,为体现“为用而考、考用结合”的原则,公正、客观地搞好面试工作,必须严格选聘、合理配置面试考官,尽快建立一支稳定、公正、高效的面试考官队伍。对面试命题应坚持可考性、可评性原则,防止试题的主观随意性。四是除了笔试、面试以外,还要注重实际操作能力的考评。五是建立完善考录工作的监督制度。把公共管理专业人才的职务空缺和所需的资格条件向社会公开,使符合条件的自愿担任公共管理专业人才的机会均等,任职取舍唯一取决于客观公正的评价结果,从而克服任人唯亲等用人上的不正之风。为杜绝考录过程中的不正之风,应该借鉴国外成功经验,建立考试监督委员会,由人事、纪检、司法部门的人员组成,负责考录工作的检察和监督。建立健全各项考录规章制度,加强对考录工作各个环节的监督,依法惩处考录工作中的违纪违法行为。 (二)完善公共管理专业人才考核制度 1、要制定科学、有效、易行、具体的公共管理专业人才考核标准。以经济、效率、效益为标准,建立具有可比性和可测量性的成本核算和绩效指标体系,量化考核标准,对公共管理专业人才的工作能力和实绩进行比较准确的评估。为此,首先,按照不同的工作和业务进行分类考核有利于考核的科学性。考核时,要体现职位性质和业务要求,不同级别的公共管理专业人才在德、能、勤、绩方面的要求是不同的,如果将公共管理专业人才的考核与不同岗位责任制与目标责任制相结合,那么就能使考核内容具有较强的针对性。其次,按照考核目的分类考核,如年度考核应重点考核实绩与工资奖金挂钩;干部提拔前的考核则应在一贯表现基础上考核其政治素质和工作能力是否适应新职位的要求,这样才能增强考核的有效性。再次,考核标准要定量化,将德、能、勤、绩四个方面分配合适的分值,把无形的工作项目有形化、抽象的考核要求具体化、考核的评比标准数量化,使考核变成一种度量衡,变成公共管理专业人才心目中的天平。 2、公共管理专业人才考核方法应多样化。公共管理专业人才考核坚持平时考核、半年考核与年度考核相结合的方法。平时考核的重点是本职工作进展情况、出勤情况、纪实情况等,采取不定期汇报、查看、评比等方式,将结果记录在册,作为全面量化考核的依据。半年考核的重点是督查、检查、个人对照,看工作任务完成情况,表扬先进,督促后进。年度考核按照职位职责要求,重点是对全年工作任务完成情况进行绩效评估。公共管理专业人才考核坚持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法。要明确定量方法为主,定性方法为辅,“根据不同类别、层次的职位要求,将德、能、勤、绩、廉的各个指标都进行量化,分解为若干要素,并赋予一定的分值和加权系数,然后确定不同类别、层次职位各要素的等级标准和分数线,加总即得出某一职位的公共管理专业人才的分数,对照相应的等级标准,即可得出被考核人的等次。”实行定量测评不仅能提高考核的科学性和考核效率,而且还可以减少许多人为的矛盾。 3、增加公共管理专业人才考核等次,考核结果的严肃使用。在量化考核的基础上,按照公共管理专业人才的考核分数划分等次,形成优秀、优良、称职、基本称职、不称职等5个等次,并赋予不同等次公共管理专业人才不同的奖惩措施,形成竞争机制和激励机制。“对年度考核确定为‘优秀’等次的人员和‘称职’等次中表现特别突出的人员,给予记功和嘉奖;国家公共管理专业人才连续三年被确定为优秀等次或连续五年被确定为称职以上层次的,在本职务对应级别内晋升一级;连续两年被确定为优秀等次的人员,可提前具备晋升资格;对确定为‘基本称职’等次的人员可视同称职等次晋升级别和工资,但一年内不得晋升职务,通过诫勉谈话、离岗培训等,促其改正提高;对当年确定为‘不称职’等次的人员,按有关规定降职,工资级别作相应调整,连续两年确定为不称职的,要按规定予以辞退”。 另外,必须加强对考核工作的监督,建立一种考核监控机制,确保考核结果真实、可靠。尤其要加强对负有考核责任的领导干部的监督,即要加强对考核者的考核。 (三)加大培训力度 1、大力开展MAP队教育,建设专业化公共管理人才队伍。公共管理硕士专业学位(MAP)教育,是在职公共管理人才资源系统地学习现代公共管理理论,并结合实践提高公共管理水平,加强能力建设,开发公共管理人才资源的重要措施。公共管理硕士专业学位是以公共管理学科及其它相关学科为基础的研究生教育,在知识结构和能力结构上突出两者的结合,重视实际能力与素质的培养,是与我国公共管理人才资源能力建设的目标一致的。开展公共管理硕士专业学位教育,有利于优化公共管理人才资源的学历结构、知识结构和专业结构,有利于建设一支高素质、专业化的公共管理人才队伍,有利于提高公共管理的水平和效率,有利于公共管理人才资源吸收和借鉴国外的先进管理经验。在教育过程中,要确保教育质量。因为是在职教育,政府要为学员营造一个良好的学习环境,如:确保学员的学习时间及经费的投入等等。另一方面,各试点高校要解放思想,转变观念,深化改革,切实搞好人才需求分析,坚持以需求为导向,增强针对性。要按照有关要求统一组织和协调招生、培养、管理等项工作。要建立质量评估制度,研究制定评估标准,确立科学、合理的评估指标体系。要加强管理,向管理要效益,以质量求发展。 2、创新内容和方法,提高教育培训质量。提高质量是教育培训工作的关键。教育培训内容要贴近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贴近党和政府的中心工作,贴近学员需求,围绕提高公共管理人才资源的理论素养、知识水平、业务本领和管理能力,适应他们职业发展的需要,确定教育培训的内容和重点,不断提高教育培训的针对性。具体来讲,除了加强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教育,把提高公共管理人才资源的政治素质和政治鉴别能力放在首位之外,还要注重业务能力的培训。要把那些经济建设中的重点、难点问题和公共管理工作中的重点、热点问题作为公共管理人才资源教育培训的内容。要认真贯彻“理论联系实际,学以致用,按需施教,讲求实效”的原则,及时更新教育培训内容,适应公共管理的需要。在创新教育培训方法方面,要根据不同的对象,采取灵活多样的教育培训方式,积极开展网络教育和远程教育,发挥好中国国家教育培训网的作用。积极采用小组教授式教学、情景模拟和案例教学等现代教育培训方法,增强教育培训的吸引力。要实行教育培训质量评估制度。凡是公共管理部门委托施教机构承办的公共管理人才资源教育培训班,都要进行质量评估。评估的结果,作为评价教育培训施教机构的重要依据,确保公共管理人才资源的教育培训质量。 3、突出培训重点,实行分级分类培训。公共管理人才资源培训的类型总体来说大致有三种:一是初任培训。新录用公共管理人才必须坚持先培训后任职,培训目的在于使之尽快地适应公共管理机关的环境和工作的要求,熟悉公职人员的工作性质,树立良好的道德风尚,提高他们胜任本职工作的能力。二是任职培训。根据所任职务在任职前或后分层次进行培训,使之提高管理水平,尽快适应新职位的要求。三是晋升培训。晋升领导职务的公共管理人才资源,要坚持先培训后任职,使之具有担任领导职务所需要的知识、技能和才干。在培训过程中,要在全员培训的基础上,突出培训重点,特别是要注重高级公共管理人才资源的培训。我国的公共管理人才资源培训要在抓好面上培训的基础上,重点抓好处以上公共管理人才资源的培训和优秀年轻公共管理人才资源骨干的培训。重点抓好 公共管理人才资源的任职培训,提高他们的政治鉴别力和拒腐防变的能力,驾驭全局和战略思维的能力,科学决策和依法管理的能力,统筹协调和处理复杂问题的能力。 4、坚持教育培训与合理使用相结合,健全教育培训激励机制要解决公共管理人才资源参加教育培训动力不足、积极性不高的问题,必须要尽快完善公共管理人才资源教育培训的激励机制,使教育培训与合理使用真正结合起来,切实做到“不经培训不上岗,不经培训不任职,不经培训不提拔”。把教育培训期间的学习成绩视为工作成绩,改变“学与不学一个样,学好学坏一个样”的现象。建立以能力和工作业绩为导向的用人机制,引导公共管理人才资源注重自身素质和能力的提升,激发公共管理人才资源自觉学习、积极参训的内在动力,形成自觉求学、竞争参训的良好局面。把任职培训和任职试用期结合起来,凡在任职前没有达到培训要求的,必须在试用期内接受任职培训,否则不予正式任职。实行公共管理人才资源登记制度,加强教育培训证书管理,建立学习档案制度,把公共管理人才资源参加教育培训的情况记入本人档案,作为公共管理人才资源考核和使用的重要依据。 (四)加强实践锻炼 加强实践锻炼是做好公共管理工作的基本要求,“学习、锻炼、提高”是公共管理专业人才成长成才的重要途径。要做到这一点,就得经常深入群众、深入实际,认真调查研究,认真倾听群众的呼声、要求和意见,努力把群众创造的经验总结出来,努力找到解决问题的有效办法并依靠群众解决。把公共管理专业人才放到群众反映强烈、热点难点较多的地方和单位经受锻炼和考验,增强他们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观念和廉洁自律意识。把公共管理专业人才放到群众反映强烈、热点难点较多的地方和单位经受锻炼和考验,可以使他们更多地倾听群众的呼声,了解群众的疾苦,激发造福一方的使命感。通过树立正确的权力观,把人民赋予的权力用于为人民服务,为老百姓多办好事上,不以权谋私,洁身自好,两袖清风,以一身正气排除各种不利影响和诱惑的干扰,抵御各种不正之风和腐败现象的侵蚀。另外,还应让公共管理专业人才承担某些危难险重的任务和处理某些突发应急事件,培养他们临危不惧、处变不惊的气度和应变指挥能力。 结束语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公共管理必须适应新的形式的发展,这就要求公共管理专业人才必须加强服务意识,必须提高服务能力,必须加强公共管理专业人才素质的培养,只有这样,才能在跟上时代潮流发展的脚步。 公共管理专业论文:公共管理专业素质研究论文 摘要:在公共管理服务构建的各种要件中,公共管理人才资源开发是影响公共管理服务构建的关键因素。公共管理人才资源是国家公共管理的具体执行者,他们的政治水平、业务素质、知识结构、道德水准关系到公共管理的效率。加强对公共管理人才资源进行开发,是公共管理机构为社会提供各种优质服务的前提和基础。然而,因为用人机制欠完善,我国目前公共管理人才资源状况还不容乐观,特别在公共管理人才资源学历、知识结构、应变能力、科学合理化配置等方面还存在诸多不足,这些因素严重制约了公共管理服务的构建。本文深入分析其原因,从加强教育培训、人才考核制度、加强锻炼等方面,提出了公共管理专业人才素质培养的有效途径。 关键词:公共管理;素质培养;培训 我国加入WTO,促进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我国经济发展水平和人民的生活水平得到提高,我国经济的国际竞争力也得到增强。但入世同时也对我国政府提出多方面的挑战,其中,公共管理理念和工作方式面临的挑战最为直接和突出。主要是因为公共管理专业人才素质低下,不能够适应时展的脚步,不能够满足人民对公共服务的需要,因此,加大公共管理专业人才的素质培养已迫在眉睫。 一、我国公共管专业高素质人才培养的必要性 我国是一个经受几千年封建文化熏陶的社会主义国家,现行的政府模式不可避免地带有封建文化残余色彩,很多公共管理方面已经不能适应社会的发展需要。特别是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国际参与和竞争进一步加强,对政府能力的要求也随之提高,面对风云变换的世界经济浪潮,对政府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因此,培养高素质的公共管专业人才,对于推进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全面发展有着极其深远的意义。 (一)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保障 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要树立和落实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按照五个统筹、五个坚持的要求,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这表明了全党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坚定决心。要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必须培养高素质的公共管专业人才。因为高素质的公共管专业人才本身的特征和公民本位的公共管理理念,决定了它能够全面履行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等职能,能较好地处理好经济发展与社会协调发展之间的关系,能确保在发展经济的同时,更多地关注民生问题,把实现全体社会成员的公共利益作为政府的主要职责。SARS危机告诉我们:只追求经济的快速发展,而把社会公共事业发展摆在一个“配角”和“次要”的地位是行不通的。所以,科学发展观全面落实与贯彻,必须培养高素质的公共管专业人才才能得以实现。 (二)政府自身现代化建设的内在需求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如果不积极推进公共管理改革,不仅政府难以适应民众对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公共管理事务日益增长的需要,而且还带来一系列严重果。比如,在公共管理、公共事务的范围日益扩大的社会条件下,政府不可能无限地扩大机构、人员,增加财政开支,满足社会的这种需求。可见要使政府的能力和的作用相符合,使政府在保持适度规模和有效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提供各种公共理和公共服务,就必须大力推进公共管理改革。再比如,在政府管理中,要改变统的管理方式,如过度控制、层层审批、缺乏透明度和程序以及由此导致的种种权力滥用、官员腐败等现象,几乎是长期困扰我们的重大难题,尽管这些问题的出现有多复杂的原因,但与没有大力培养高素质的公共管理人才是有一定联系的。从这意义上说,培养高素质的公共管理人才是政府自身管理现代化的内在需求。 (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需要 中国自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从强调计划与市场相结合,到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直至1992年明确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市场经济正在中华大地上发育、生长并不断完善。与之相伴随,中国也顺应市场经济的要求,政府的公共管理管理手段渐趋多样化,政府本身的结构也在进行相应的调整。市场经济为物质生产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前景,为社会的变革不断地提供着最基本的动力。作为前提、条件和基础,市场经济对政府的公共管理提出了新的要求。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在公共管理方面的基本职能就是组织“公共物品”的供给,管理好公共事务,改变计划经济体制下由政府包揽一切的状况。这样,在我国就需要公共管理进行改革。因此,公共管理改革,是我国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必然选择。公共管理的改革中必须要有高素质的公共管理人才作为支撑,否则,公共管理的改革只能是无源之水。必须要对市场经济体制有较全面的认识,才能更好的为我国市场经济健康发展提供保障。这样,才能使政府从繁杂的公共事务中解脱出来,使其不断适应新的条件和环境,从而不断提高公共管理的水平,确保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最终将更好地促进我国公共管理改革。 二、公共管专业人才素质培养的要求 随着我国改革的不断深入,社会对公共管理人才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首先,公共管理专业人才应该从期望为社会做出贡献和实现个人人生价值的角度去理解自己的职业,而不是仅仅基于工资收益和公职保障的基础上去理解。公共管理专业人才应该树立为民服务、乐于奉献的意识。 其次,公共管理专业人才应该关注宪法法律、社会价值观、社会道德、职业伦理以及公民利益等。要求公共管理专业人才在处于多元价值冲突的时候,能够也应该服务于公民和公共利益。主张公共管理专业人才不应单独做出决策,而是借助于对话、协调、公民授权和公民参与的过程来解决问题。因此,公共管理专业人才要符合这一新要求,必须在现实工作中强化以下具体的服务意识: (一)强化民本意识 公共管理专业人才必须把为人民服务作为开展管理工作的出发点与立足点,以“人民群众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满意不满意”为标准,认真倾听群众的呼声,切实解决群众的困难,扎扎实实地为人民群众办实事、办好事,提高为人民服务的质量。我国公共管理专业人才在履行公务时,必须强化民本意识,坚持群众路线,要将自己的公务行为与社会的价值取向,群众的利益取向高度统一起来。这意味着公共管理专业人才应该“把公民的需要和价值放在决策和行动的首要位置上”。只有这样,公共管理专业人才才能更好地为人民服务。 (二)强化法律意识 目前,我国公共管理专业人才的依法管理能力和综合管理能力普遍较弱,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监管不力、渎职失职等,已成为我国依法管理工作中面临的严重问题。并且许多公共管理专业人才不能准确把握公共管理的客观规律,不善于运用法律手段、经济手段有效做好公共管理工作,从而造成了越权管理及管理缺位等后果。必须强化公共管理专业人才的法律意识,努力提高公共管理专业人才依法管理的水平,真正做到公正执法,才能使公共管理专业人才在公众中树立良好的形象。 (三)强化责任意识 公共管理专业人才要恪尽职守、勤政为民、廉洁奉公、诚实守信、公道正派、不以权谋私,这既是公共管理专业人才的义务也是其责任。公共管理专业人才未履行其职责的话,除了要承担违法违纪的责任外,还应当受到社会道德的谴责,承担违反伦理的道德责任。但现阶段,公共管理专业人才对上不对下、对官不对民负责的消极现象仍然存在。公共管理专业人才的权力与责任严重脱节、错位、失衡,不少公共管理专业人才争权于朝、争利于市、争权推责、滥用权力,导致权力部门化、部门利益化、利益法制化。因此,必须强化公共管理专业人才的责任意识,努力改善政府与社会的关系,努力做到在政策制定和政策执行中,坚持法律、坚持道德、坚持正义。只有这样,公共管理专业人才才能真正做到对人民负责。 公共管理专业人才不紧要具备上面三种意识,而且还必须包括以下五方面内容: (1)思想政治素质。公共管理专业人才不同于普通职业的工作人员,公共管理专业人才的思想政治素质也因其特殊的工作而相应的有特殊要求。在机关工作的公共管理专业人才,直接参与国家法律、法规、制度的制定或执行,手中或多或少都有一定的权力,这就要求公共管理专业人才具有较高的思想政治素质,要有坚定的政治立场和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要深刻理解党和国家的大政方针、基本路线,并把这些落实到现实工作中去。在活动中要敢为人先,争做创建活动的“标兵”。 (2)职业道德素质。公共管理专业人才的工作性质对其职业道德的要求更加苛刻,作为一名公共管理专业人才要时刻把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做好人民的勤务员。工作中要做到敬业务实、实事求是、清正廉洁、公正无私、遵纪守法、坚持原则、团结协作、顾全大局。 (3)科学文化素质。公共管理专业人才的工作看似单一工作的简单重复,其实不然。随着时代的进步,社会、经济等大环境的逐渐变化,公共管理专业人才的工作内容也在与时俱进。要想在当前的情况下把工作做得更好,基本的科学文化素质是必不可少的,尤其是语文、数学、英语、政治、历史、法律、经济学、管理学等方面的知识,几乎每个部门的公共管理专业人才都应该掌握。 (4)心理素质。公共管理专业人才的工作必不可少的要与外界的人和事打交道,是否能高质量地完成工作任务,心理素质起着非常关键的作用。总的来说,公共管理专业人才要用一种正常的心态来对待工作。也就是说,不管面对的是什么样的人,都应该保持不卑不亢;不管多么着急的事情,都应该沉下心来冷静处理;不管生活中发生了多么不愉快的事情,都不应该把情绪带到工作中去;不管遇到了多么困难的事情,都不应该退缩。只有这样,公共管理专业人才才能以饱满的热情投身到繁杂的工作中去。 (5)业务素质。各个岗位对公共管理专业人才素质的要求有很大的差异。有些基本的业务素质是每个公共管理专业人才所必须具有的,如哲学常识、经济常识、法律常识、行政管理相关知识、公文写作与处理相关知识以及英语、计算机、电子政务等知识。还有其他涉及各行业、各部门的专业知识、专业技能、行业法律法规、机关业务相关常识等则需要针对具体情况逐一掌握到位。只有全面掌握了这些基础的业务素质,才能更好地为人民群众服务。 三、当前我国公共管专业人才素质现状及培养中存在的问题 我国公共管理专业人才是长期受党和人民教育并在实际工作中锻炼成长起来的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是经过严格考试考核、认真挑选而被录用或转化而来的公共管理专业人才资源。政治强、业务精、作风正是我国公共管理专业人才队伍的主流和共性。在我国,不仅现有的公共管理专业人才资源数量较大,而且每年的上百万的大中专毕业生及军队转业干部,构成了公共管理人才资源的最基本的后备队伍。如此丰富的公共管理专业人才资源储量,在世界各国也都是少有的。然而,从发展的眼光看,我国公共管理专业人才资源也潜藏着危机。 公共管理专业人才资源的学历、知识、专业技能素质是公共管理专业人才资源素质的基本方面,应与其他素质交互作用,才能更好地发挥他们的功能。但是由于历史原因、教育培训经费投入不足、国家总体教育水平不高等多方面因素的制约,一段长时间内,我国公共管理专业人才资源的学历层次总体偏低。根据最近调查数据显示:全国公共管理专业人才资源共530.7万人,其中大专及其以上学历的232.7万人,占总数的43.9%,具有本科学历的52.65万人,占总数的9.92%,具有研究生学历的1.88万人,占总数的0.35%,中专及其以下学历的298万人,占总数的56.1%。从调查的情况来看,公共管理专业人才资源中具有本科以上学历人员所占比例明显偏低,严重影响了公共管理专业人才资源的整体素质。 受财政状况和人口总量的制约,我国政府作为基础性人才资本的投资主体,存在着明显的投资不足,人才资源总量与我国现阶段经济发展的要求明显不相适应,出现供给型人才资源短缺现象。目前,我国义务教育尚未完全普及,高等教育发展处于结构调整阶段,教育经费不足,教师队伍数量短缺、质量偏低。人才资源总量的不足在相当的一段时期内将是一种常态。另一方面,国家主导型的公共管理专业人才资源供给机制,使得我国高等教育所培养出来的人才,在专业、知识结构等方面与社会需求脱节,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要求,存在着结构性人才短缺现象。现有政府部门中的“三低一少”(文化程度低、技术等级低、管理水平低、专业人才少)就是具体表现。 我国目前公共管理人才素质培养中一些深层次的矛盾还没有完全解决,在许多方面还存在诸多与社会发展不相适应的地方。需要深入分析问题,剖析原因,做到有的放矢,不断开创我国公共管理人才素质培养的新局面。 (一)论资排辈的用人观念制约着公共管理人才资源的开发 陈旧落后观念对我国公共管理人才资源开发的阻碍作用主要表现为用人上的论资排辈。邓小平同志曾经尖锐地指出:“论资排辈是一种落后的习惯势力”。现实生活中,一些地方或单位,片面强调工作年限和任职长短,以资历取人而忽视人才的实际工作能力。资历固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着一个人工作经验的积累程度,但资历绝不等于能力。古人云:“用人之道,当自其壮年心力精强时用之”。人才的开发有很强的时效性,论资排辈埋没了大批人才,造成公共管理人才资源的严重浪费。表现为为官上的“唯官为荣”“进尊退卑”。有些领导干部官本位思想严重,认为只有做官才能体现自己的人生价值,一旦为官,就只能上不能下,虽不称职,却不让贤,使能胜任其职的公共管理人才资源无用武之地,造成人才资源的严重浪费。一些人才甚至受到来自各方排挤、压制,导致人才流失。这种思想还表现在选人用人上的求全责备。金无足赤,人无完人,人才也是优缺点并存,不可能是全才。而一些公共管理领导在选人用人上不是辩证地看待人才,分不清主流和支流,本质与非本质,只要看到缺点,就认为此人不可用,导致公共管理人才资源不能用其所长而被埋没。 (二)只注重使用而忽视培养的用人方式阻碍着公共管理人才资源的开发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政府职能的转变和管理内容的不断变化,公共管理人才资源的知识也需要不断更新,能力也需要不断提高。而许多管理部门,只注重对人才的使用,让其始终处于热运行之中,而不给其补充能量,不给知识和发展提高的机会,这些都严重打击了公共管理人才资源的工作积极性。尽管我国也制定了公务员的培训规划,但并没有真正纳入国家和地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中,使计划难以落实。表现在,一是思想观念落后,没有把公共管理人才资源培训当作开发战略任务;二是投入不足,没有把培训当作“最合算的投资”,来加大财政投入;三是措施不力,重使用、轻培训,使一些公共管理人才资源安于现状,缺乏提高自身文化素质的紧迫感。 (三)公共管理制度运行机制的缺失 公共管理专业人才素质现状问题的存在,固然与传统观念的影响、法制规定的粗疏、政府改革的缓慢不无关系,但目前我国公共管理专业人才管理制度中存在着许多影响提高公共管理专业人才素质的环节和因素,也是必须看到的事实。主要表现在: 第一,在选拔任用上,缺乏有效的竞争机制。目前,虽然公共管理专业人才竞争机制己初步建立,但仍未能调动公共管理专业人才的积极性和主动性,究其原因传统的用人标准仍在扮演重要的角色,具体表现在:首先,重资历,论资排辈现象依然存在。其次,重学历,一大批学非所用、用非所学、学历很高、能力平平的人混入国家干部队伍。再次,重关系,领导的意志决定一切,选拔任用中存在个人感情因素,使公开选拔、竞争择优流于形式。 第二,在考核制度上缺乏客观量化的考核标准、科学的考核方法和专业化的考核人员,考核结果还不能做到既起激励作用,又能有力地约束低效率的行为。我国公共管理专业人才考核制度执行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有:参加考核的人员思想意识模糊,考核主体责任不清,失职失误无法追究;公共管理专业人才考核标准笼统、不明确,科学化、实践化程度低,评价缺乏客观性;偏重定性考核,忽视定量考核,考核方法简单化不科学;考核结果等次少,考核激励作用得不到应有的发挥:考核程序中民主流于形式,损害了考核的严肃性、公平性和科学性。 第三,公共管理专业人才培训无法满足公共管理专业人才个性化的需求,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公共管理专业人才培训法规体系不健全。目前,还没有有关公共管理专业人才培训的配套法规,没有制定有关培训的经费保障,施教机构资格认证、培训质量评估以及如何实施初任、任职、更新知识和专业知识培训的具体办法和规定。这些都导致了公共管理专业人才培训工作在很多方面无法可依。二是对公共管理专业人才培训的重要性认识不够。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经济管理国际化,高新技术革命带来的信息化和网络化,都对公共管理专业人才的知识结构、管理能力提出了全新的要求,这就需要强化公共管理专业人才培训,提高公共管理专业人才队伍素质。而许多公共管理部门对公共管理专业人才培训的重要性缺乏足够的认识。对受训人员来讲,由于宣传教育不够,约束措施不力,对培训的重要性认识不足,不少人感到培训作用不大,培训与不培训一个样。三是公共管理专业人才培训的内容陈旧、方式和方法僵化。公共管理专业人才培训学习科目的选择余地比较小,培训重点不突出,培训的知识老化,缺乏针对性,理论联系实际不够,知识培训缺乏前瞻性。我国各地的公共管理专业人才培训仍大多采取“填鸭式”的讲授方式,而不是根据公共管理专业人才的不同职位和学历,采取诸如“启发式”、“研讨式”、“角色模拟”、“管理游戏”、“拓展训练”等现代化的教育方式和手段,同时很少采用电化教学等先进手段。 四、解决当前我国公共管理专业人才素质培养问题的对策 作为党政人才重要组成部分的公共管理人才资源,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小康社会的重要力量,是构建服务型政府的基础和前提。不断加强公共管理人才素质的培养,构建一个人民满意、信任、拥护的公共管理机构,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重大而紧迫的任务。 (一)把好入口关,完善考录制度 公开招考公共管理专业人才是为我国人事制度的一项重大变革,同时也是提高公共管理专业人才队伍整体素质的有效途径。但要全面贯彻“公开、平等、竞争、择优”原则,实现公共管理专业人才录用考试的科学性和公正性,还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努力:一是扩大考试录用范围。不仅城市户籍的人员可以参加,符合条件的农村户籍人员也可以参加公共管理专业人才的报考,这样才能体现平等竞争的精神。不仅实行“初级公共管理专业人才”的招考,也要实行“中级公共管理专业人才”即副处级至副厅级的招考,以避免政府机关中“论资排辈”的状况,使能者上,庸者下。二是科学设立笔试内容。目前,中国公共管理专业人才笔试重知识轻能力的倾向比较突出,今后应减少或取消主要依靠记忆的公共基础知识考试,强化行政职业能力测试和分析综合能力测试。三是进一步完善面试方法。由于面试的主观性、随意性较大,容易影响面试的客观公正性。所以,为体现“为用而考、考用结合”的原则,公正、客观地搞好面试工作,必须严格选聘、合理配置面试考官,尽快建立一支稳定、公正、高效的面试考官队伍。对面试命题应坚持可考性、可评性原则,防止试题的主观随意性。四是除了笔试、面试以外,还要注重实际操作能力的考评。五是建立完善考录工作的监督制度。把公共管理专业人才的职务空缺和所需的资格条件向社会公开,使符合条件的自愿担任公共管理专业人才的机会均等,任职取舍唯一取决于客观公正的评价结果,从而克服任人唯亲等用人上的不正之风。为杜绝考录过程中的不正之风,应该借鉴国外成功经验,建立考试监督委员会,由人事、纪检、司法部门的人员组成,负责考录工作的检察和监督。建立健全各项考录规章制度,加强对考录工作各个环节的监督,依法惩处考录工作中的违纪违法行为。 (二)完善公共管理专业人才考核制度 1、要制定科学、有效、易行、具体的公共管理专业人才考核标准。以经济、效率、效益为标准,建立具有可比性和可测量性的成本核算和绩效指标体系,量化考核标准,对公共管理专业人才的工作能力和实绩进行比较准确的评估。为此,首先,按照不同的工作和业务进行分类考核有利于考核的科学性。考核时,要体现职位性质和业务要求,不同级别的公共管理专业人才在德、能、勤、绩方面的要求是不同的,如果将公共管理专业人才的考核与不同岗位责任制与目标责任制相结合,那么就能使考核内容具有较强的针对性。其次,按照考核目的分类考核,如年度考核应重点考核实绩与工资奖金挂钩;干部提拔前的考核则应在一贯表现基础上考核其政治素质和工作能力是否适应新职位的要求,这样才能增强考核的有效性。再次,考核标准要定量化,将德、能、勤、绩四个方面分配合适的分值,把无形的工作项目有形化、抽象的考核要求具体化、考核的评比标准数量化,使考核变成一种度量衡,变成公共管理专业人才心目中的天平。 2、公共管理专业人才考核方法应多样化。公共管理专业人才考核坚持平时考核、半年考核与年度考核相结合的方法。平时考核的重点是本职工作进展情况、出勤情况、纪实情况等,采取不定期汇报、查看、评比等方式,将结果记录在册,作为全面量化考核的依据。半年考核的重点是督查、检查、个人对照,看工作任务完成情况,表扬先进,督促后进。年度考核按照职位职责要求,重点是对全年工作任务完成情况进行绩效评估。公共管理专业人才考核坚持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法。要明确定量方法为主,定性方法为辅,“根据不同类别、层次的职位要求,将德、能、勤、绩、廉的各个指标都进行量化,分解为若干要素,并赋予一定的分值和加权系数,然后确定不同类别、层次职位各要素的等级标准和分数线,加总即得出某一职位的公共管理专业人才的分数,对照相应的等级标准,即可得出被考核人的等次。”实行定量测评不仅能提高考核的科学性和考核效率,而且还可以减少许多人为的矛盾。 3、增加公共管理专业人才考核等次,考核结果的严肃使用。在量化考核的基础上,按照公共管理专业人才的考核分数划分等次,形成优秀、优良、称职、基本称职、不称职等5个等次,并赋予不同等次公共管理专业人才不同的奖惩措施,形成竞争机制和激励机制。“对年度考核确定为‘优秀’等次的人员和‘称职’等次中表现特别突出的人员,给予记功和嘉奖;国家公共管理专业人才连续三年被确定为优秀等次或连续五年被确定为称职以上层次的,在本职务对应级别内晋升一级;连续两年被确定为优秀等次的人员,可提前具备晋升资格;对确定为‘基本称职’等次的人员可视同称职等次晋升级别和工资,但一年内不得晋升职务,通过诫勉谈话、离岗培训等,促其改正提高;对当年确定为‘不称职’等次的人员,按有关规定降职,工资级别作相应调整,连续两年确定为不称职的,要按规定予以辞退”。 另外,必须加强对考核工作的监督,建立一种考核监控机制,确保考核结果真实、可靠。尤其要加强对负有考核责任的领导干部的监督,即要加强对考核者的考核。 (三)加大培训力度 1、大力开展MAP队教育,建设专业化公共管理人才队伍。公共管理硕士专业学位(MAP)教育,是在职公共管理人才资源系统地学习现代公共管理理论,并结合实践提高公共管理水平,加强能力建设,开发公共管理人才资源的重要措施。公共管理硕士专业学位是以公共管理学科及其它相关学科为基础的研究生教育,在知识结构和能力结构上突出两者的结合,重视实际能力与素质的培养,是与我国公共管理人才资源能力建设的目标一致的。开展公共管理硕士专业学位教育,有利于优化公共管理人才资源的学历结构、知识结构和专业结构,有利于建设一支高素质、专业化的公共管理人才队伍,有利于提高公共管理的水平和效率,有利于公共管理人才资源吸收和借鉴国外的先进管理经验。在教育过程中,要确保教育质量。因为是在职教育,政府要为学员营造一个良好的学习环境,如:确保学员的学习时间及经费的投入等等。另一方面,各试点高校要解放思想,转变观念,深化改革,切实搞好人才需求分析,坚持以需求为导向,增强针对性。要按照有关要求统一组织和协调招生、培养、管理等项工作。要建立质量评估制度,研究制定评估标准,确立科学、合理的评估指标体系。要加强管理,向管理要效益,以质量求发展。 2、创新内容和方法,提高教育培训质量。提高质量是教育培训工作的关键。教育培训内容要贴近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贴近党和政府的中心工作,贴近学员需求,围绕提高公共管理人才资源的理论素养、知识水平、业务本领和管理能力,适应他们职业发展的需要,确定教育培训的内容和重点,不断提高教育培训的针对性。具体来讲,除了加强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教育,把提高公共管理人才资源的政治素质和政治鉴别能力放在首位之外,还要注重业务能力的培训。要把那些经济建设中的重点、难点问题和公共管理工作中的重点、热点问题作为公共管理人才资源教育培训的内容。要认真贯彻“理论联系实际,学以致用,按需施教,讲求实效”的原则,及时更新教育培训内容,适应公共管理的需要。在创新教育培训方法方面,要根据不同的对象,采取灵活多样的教育培训方式,积极开展网络教育和远程教育,发挥好中国国家教育培训网的作用。积极采用小组教授式教学、情景模拟和案例教学等现代教育培训方法,增强教育培训的吸引力。要实行教育培训质量评估制度。凡是公共管理部门委托施教机构承办的公共管理人才资源教育培训班,都要进行质量评估。评估的结果,作为评价教育培训施教机构的重要依据,确保公共管理人才资源的教育培训质量。 3、突出培训重点,实行分级分类培训。公共管理人才资源培训的类型总体来说大致有三种:一是初任培训。新录用公共管理人才必须坚持先培训后任职,培训目的在于使之尽快地适应公共管理机关的环境和工作的要求,熟悉公职人员的工作性质,树立良好的道德风尚,提高他们胜任本职工作的能力。二是任职培训。根据所任职务在任职前或后分层次进行培训,使之提高管理水平,尽快适应新职位的要求。三是晋升培训。晋升领导职务的公共管理人才资源,要坚持先培训后任职,使之具有担任领导职务所需要的知识、技能和才干。在培训过程中,要在全员培训的基础上,突出培训重点,特别是要注重高级公共管理人才资源的培训。我国的公共管理人才资源培训要在抓好面上培训的基础上,重点抓好处以上公共管理人才资源的培训和优秀年轻公共管理人才资源骨干的培训。重点抓好 公共管理人才资源的任职培训,提高他们的政治鉴别力和拒腐防变的能力,驾驭全局和战略思维的能力,科学决策和依法管理的能力,统筹协调和处理复杂问题的能力。 4、坚持教育培训与合理使用相结合,健全教育培训激励机制要解决公共管理人才资源参加教育培训动力不足、积极性不高的问题,必须要尽快完善公共管理人才资源教育培训的激励机制,使教育培训与合理使用真正结合起来,切实做到“不经培训不上岗,不经培训不任职,不经培训不提拔”。把教育培训期间的学习成绩视为工作成绩,改变“学与不学一个样,学好学坏一个样”的现象。建立以能力和工作业绩为导向的用人机制,引导公共管理人才资源注重自身素质和能力的提升,激发公共管理人才资源自觉学习、积极参训的内在动力,形成自觉求学、竞争参训的良好局面。把任职培训和任职试用期结合起来,凡在任职前没有达到培训要求的,必须在试用期内接受任职培训,否则不予正式任职。实行公共管理人才资源登记制度,加强教育培训证书管理,建立学习档案制度,把公共管理人才资源参加教育培训的情况记入本人档案,作为公共管理人才资源考核和使用的重要依据。 (四)加强实践锻炼 加强实践锻炼是做好公共管理工作的基本要求,“学习、锻炼、提高”是公共管理专业人才成长成才的重要途径。要做到这一点,就得经常深入群众、深入实际,认真调查研究,认真倾听群众的呼声、要求和意见,努力把群众创造的经验总结出来,努力找到解决问题的有效办法并依靠群众解决。把公共管理专业人才放到群众反映强烈、热点难点较多的地方和单位经受锻炼和考验,增强他们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观念和廉洁自律意识。把公共管理专业人才放到群众反映强烈、热点难点较多的地方和单位经受锻炼和考验,可以使他们更多地倾听群众的呼声,了解群众的疾苦,激发造福一方的使命感。通过树立正确的权力观,把人民赋予的权力用于为人民服务,为老百姓多办好事上,不以权谋私,洁身自好,两袖清风,以一身正气排除各种不利影响和诱惑的干扰,抵御各种不正之风和腐败现象的侵蚀。另外,还应让公共管理专业人才承担某些危难险重的任务和处理某些突发应急事件,培养他们临危不惧、处变不惊的气度和应变指挥能力。 结束语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公共管理必须适应新的形式的发展,这就要求公共管理专业人才必须加强服务意识,必须提高服务能力,必须加强公共管理专业人才素质的培养,只有这样,才能在跟上时代潮流发展的脚步。 公共管理专业论文:高校公共管理类专业“能力需要结合转变”人才培养模式探究 高校公共管理类专业“能力需要结合转变”人才培养模式探究 教育部在1998年设立公共管理一级学科以来,开设公共管理类专业的普通高校(含独立学院、职院)近千所,由于各高校的办学条件及资源的差异,再加上公共管理专业学科结构上的内在矛盾,因此,公共管理类专业的人才培养目标及方向也存在很大的差异。《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以下简称 纲要 )提出了“创新人才培养模式”的目标,如何在公共管理类专业大发展的前提下规范公共管理类专业人才培养标准,提高公共管理类专业人才的培养质量;同时,适应社会对公共管理类专业人才的多样化需求,合理确定自身的人才培养方向和教育模式,必须根据当前政府改革的方向,进行公共管理类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的探索与创新。本文在高校公共管理类专业长期教学与教学管理实践的基础上,结合公共管理类专业的特点,提出了公共管理类专业人才培养的“能力一需要—结合—转变”模式,谨供各位同行与专家探讨。 高校公共管理类专业人才培养“能力—需要—结合—转变”模式,简单地讲就是指“一个能力本位”、“两个需要”、“三结合三转变”。具体内容是:“能力”包括专业理论能力、技术能力和实践能力;“需要”本文由论文联盟//收集整理是指满足社会对人才多样化的需要和满足学生就业和继续深造的需要;“结合”是指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教师主导性与学生主体性相结合、校内与校外相结合;“转变”是指人才培养由理论型人才向应用型人才转变、由知识积聚型人才向能力开发型人才转变、由传统型人才向创新型人才转变转变。 一、以能力为本位。促使知识、能力、素质协调发展和综合提高 “公共管理是一个动态的、发展的学科”。公共管理工作是一个综合性的工作,“政府部门需要的是具有较高修养的、有较高政策水平的、有较高综合素质的人才”,因此,公共管理类专业人才培养必须以能力为体位,促使知识、能力、素质协调发展和综合提高。 公共管理类专业人才培养中的“一个能力本位”中的“能力”包括专业理论能力、技术能力和实践能力。 公共管理类专业学生必须具备的专业理论能力包括:掌握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和分析方法,掌握公共管理理论及分析方法。公共管理类专业学生必须具备的专业技术能力包括:掌握和运用系统分析、统计分析、调查分析、计算机分析等科学方法或技术。公共管理类专业学生必须具备的实践能力包括:掌握社会调查的方法,能独立进行社会实践活动。 在公共管理类专业人才培养的实践中,专业理论、技术和实践能力要具体转化成学生的实际能力,就必须有一个显性的衡量标准,这个标准就是指学生必须具备“动脑”、“动嘴”和“动手”的能力。“动脑”就是“脑瓜子”要灵,要政治可靠、思维敏捷、反应灵敏、创新意识强;“动嘴”就是“嘴巴子”要活,要有口才、具备较强的协调与沟通能力;“动手”就是“笔杆子”,要有文才、学术研究能力。 公共管理类专业学生必须具备的专业基本理论知识包括行政管理、公共事业管理、劳动与社会保障和土地资源管理四个专业的基础知识,以及包括行政管理学、公共管理学、公共事业管理学、土地资源学、土地经济学、土地管理学、地籍管理学、财政学、保险学原理、统计学、计量经济学、货币银行学、人力资源管理、社会保障概论、社会保险、政治学、法学、管理学、社会学、政府经济学和经济学等科目方面的基本理论知识。 公共管理类专业学生必须具备的素质包括人文素质和科学素质。人文素质是指具备人文知识(如历史知识、文学知识、艺术知识、哲学知识、道德知识、语言知识、政治知识、法律知识等)、理解人文思想(优秀是基本的文化理念)、掌握人文方法(人文思想中所蕴涵的认识方法和实践方法)、遵循人文精神(人文思想、人文方法产生的世界观、价值观基础,是最基本、最重要的人文思想、人文方法)。科学素质是指了解必要的科学技术知识,掌握基本的科学方法,树立科学思想,崇尚科学精神,并具有一定的应用科学处理实际问题、参与公共事务的能力。 “一个学科和专业是由该学科的基本知识和技能构成的,其规范性的集中表现就是基本课程体系。基本课程体系的建立表明基本知识与技能的系统化、集成度和学科的成熟程度”。因此,公共管理类专业人才培养计划要设置知识模块、能力模块和素质模块。知识模块包括公共基础理论知识、专业基础理论知识;能力模块包括理论能力、技术能力(包括专业技术能力及综合技术能力)及实践能力;素质模块包括人文素质和科学素质。每一个模块自身都有各种课程支撑,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公共管理类专业人才能力培养体系。 二、以社会需要为导向。坚持“厚基础、宽口径、宽出路”的办学原则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完善和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推进,公共管理类人才存在大量缺口,尤其是政府部门缺少既懂管理又懂经济又能熟练操作计算机的人才,公共管理类专业人才就业呈“多方向的市场特征”,但公共管理人才需求以政府部门为主,所以公共管理人才的培养应从政府职能的特征出发,从职业要求考虑,体现跨学科、复合型、应用型的人才培养特点。因此,公共管理类专业人才培养要以社会需要为导向,遵循市场经济规律,适应知识经济时代政府管理人才的需求。公共管理学既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应用社会科学学科,又是一门交叉性很强的应用社会科学学科,“这些学科的知识在不同的公共管理实践中被有机地结合起来使用”。因此,公共管理类专业人才培养应坚持“厚基础、宽口径、宽出路”的办学原则,以需要为导向,满足社会对人才的多样化需要和学生就业与继续深造的需要。 “厚基础”就是公共管理类专业的基础面要宽,既有本专业的基础理论知识,同时要有反映本学科发展动态的课程,如公共管理前沿、公共管理专题研究等;“宽口径”是指公共管理类课程设置要体现不同学科交叉、渗透、融合的学科发展趋势,如管理学、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高等数学、统计学等学科的交叉渗透融合;“宽出路”是指本专业学生就业门路要宽,能适应社会对人才需求的多样化要求;同时,也能满足不同兴趣爱好、有能力继续深造的学生继续深造学习的需要。 三、遵循教育教学规律与学生成才成长规律。抓好“三结合三转变” 《纲要》提出人才培养要“遵循教育教学规律和人才成长规律”,因此,只有遵循教育教学与学生成才成长的规律,才能促进教学水平的提高,进而提高人才培养的质量。为保证人才培养质量,体现能力本位,促进学生知识、能力、素质协调发展和综合提高,在教学实践中要自始至终地抓好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教师主导性与学生主体性相结合、校内与校外相结合的“三结合”,促使人才培养由“理论型向应用型转变、知识积聚型向能力开发型转变、传统型人才向创新型人才转变”的“三转变”,从而为人才培养质量提供保障。 (一)按照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原则,设置课程体系 公共管理学“是一门实践性和应用性学科,与法律、教育、管理、规划、建筑等基本属于同一类型的学科……它既是一种研究,也是一种实践”。因此,必须重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按照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原则,在课程体系设置上,在精简、强化专业基础理论知识的同时,设计并安排实验和实践课程体系。实验课程体系主要包括行政管理、公共政策、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人力资源管理、公文写作、社会调查与统计、土地测量、公共财政、公共政策听证程序设计、学术论文写作方法、计算机理论与数据库应用技术等课程实验。实践课程体系包括社会调查与考察、认识实习、毕业实习等实践环节。在基本课程相同的基础上,各院校都要极力突出自己的特色和优势,力求提供独具特色的课程体系。 (二)坚持教师主导性与学生主体性的原则,实践“开放式”教学法 《纲要》要求“树立多样化人才观念,尊重个人选择,鼓励个性发展,不拘一格培养人才”,因此,应结合公共管理类专业特点和学校实际,充分发挥教师的主导性,帮助学生掌握基本的专业理论和专业技能;同时,“注重学思结合”,采用“开放式”教学法,改革传统的以教师为中心、以书本为中心、以课堂为中心的单一教学方法,按照以学生为主体的现代教学模式,鼓励教师更多地采用问答教学法、案例教学法、技能模拟训练教学法等,积极实行启发式、讨论式教学、研究式教学法、问题教学法、情境教学法等“开放式”教学法,鼓励学生独立思考,激发学习的主动性,培养学生的科学精神和创新意识。在教学中充分尊重学生在教学过程中的主体地位,变单向灌输为师生协同互动,既改革“教”的方法,又指导学生改进“学习方法”和“思考方法”,重视培养学生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三)坚持校内与校外相结合的原则,促进人才培养模式的转变 开门办学,充分发挥校内与校外两种教育资源的作用,促使公共管理类专业人才培养由理论型向应用型转变、知识积聚型向能力开发型转变、传统型人才向创新型人才转变,要在公共管理类专业教学实践中,坚持以学校培养人才为主体、以社会育人为依托,建立校内校外实践、实习基地。 学校内的实践(实习)基地根据学校特点及公共管理类专业特点建立,如电子政务实验室、模拟法庭等。从社会对公共管理类专业人才的“高素质、复合型、应用型”要求来看,公共管理类专业可依托学校条件建立“五中心一平台”实验基地,即公共管理案例教学中心、公共管理绩效考核实训中心、公务员考试与培训中心、人力资源管理模拟中心、社会保障实训中心和电子政务实践教学平台,满足公共管理类专业学生培养动手能力的要求,把课堂理论教学与实践(实习)环节紧密联系,增强学生对公共管理类专业理论知识的理解与运用能力。 《纲要》提出“充分利用社会教育资源,开展各种课外、校外活动”,校外实践教学基地建设要立足本地,面向区域,辐射全国。因此,要根据公共管理类专业学科方向与特点,在政府部门、公共企事业管理单位、街道办事处及村委会建立实践基地。东北大学等高校探索公共管理专业“校府合作”的实践教学模式,“对于提升公共管理专业人才培养质量具有重要意义”,“使政府机关能够提供更多的实习岗位给毕业生,也让学生能够在‘校府合作’的模式下获得更多的实习机会,积累和增加社会实践知识和能力,并能够回报社会,从而为我国政府提供高素质的后备人才”。实践教学可采取“项目驱动型”实践教学法,实现以教师为中心向以学生为中心的转变、以课本为中心向以项目为中心的转变、以课堂为中心向以情景为中心的转变。学生在“项目驱动型”实践教学过程中知道了自己要“学什么”和“如何学”,向“能力型”发展;同时,有利于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研究能力、创新能力和就业能力,有利于培养学生职业意识和行政职责(伦理)观念,并健全、完善、提升学生的人格和德性,从而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 总之,适应知识经济时代和政治及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需要,高校公共管理类专业人才培养模式必须与时俱进,创新人才培养的模式。高校公共管理类专业“能力—需要—结合—转变”人才培养模式的实施,应充分尊重市场经济规律(社会需要)和教育教学规律与学生成才成长规律。各高校应该根据自身的办学条件和水平,突出自身的办学资源优势,设置理论与实验(实践)课程体系,建立校内校外实践教学基地,充分发挥教师的主导性与学生的主体性,才能实现以能力为本位的公共管理类专业人才培养目标。 公共管理专业论文:公共管理类专业《社会学概论》教学研究 公共管理类专业《社会学概论》教学研究 “社会学概论”作为一门概论性质的课程除了是社会学专业的基础课之外,还是公共事业管理、行政管理等公共管理类专业的基础课程,鉴于本课程的基础性和非专业性,我校公共事业管理与行政管理的社会学概论主要在一二年级开设,这要求既要传授社会学的基本知识,又要为专业课程的开展打下一个良好的基础。经过不断的实践和探索,我在教学内容、教学方法等方面有了一定的体会。 一、教学内容 社会学概论是这门课程涉及的内容非常广泛,很难利用一个学期的时间进行详细的讲解,特别是在总的学时减少的前提下,例如,出于增加学生社会实践的考虑,我院公共事业管理专业的《社会学概论》由原来的72学时减为54学时,这需要我们对整门课程的教学内容进行一定的编排和取舍。 1、明确课程性质 社会学起源于19世纪的西方世界,我国社会学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开始恢复重建,它是一门利用经验考察与批判分析来研究人类活动与社会结构的学科。其研究对象范围广泛,小到几个人面对面的日常互动,大到全球化的社会趋势及潮流。其研究重心很大一部份放在现代社会中的各种生活实态,不但注重描述现况,也不忽略社会变迁。现在社会学概论不仅是社会保障、社会学、社会工作的必修课,也本文由论文联盟//收集整理是公共管理专业的必修课,对于大学生来说,通过学习社会学课程,不仅可以对自己生活的环境又一个更加清晰的认识,更好的理解社会现象、社会问题、社会结构,同时也能帮助其将来更好的融入社会。 对于非社会学专业的学生来讲,还需要面对另外一个问题就是社会学与常识的的关系。因为社会学所涉及的内容大多都来自于日常生活,为人们熟悉。所以在一开始会有部分学生认为社会讲授的是众所周知的事物、是一些常识的集合。但实际上社会学有着自己独特的研究方法、研究对象,并得出了系统的、科学的社会学理论。关于理论与常识的区别吉登斯曾说,社会学的理论比之一般人由日常生活提出的看法更有组织也更自觉,社会学者的研究依赖相当的资料,社会学针对广泛的社会议题作总括性的思考。 2、合理布局课程内容 课程在简要介绍基本概念和理论的基础上注重理论与实践的统一,通过对个人社会化、社会现象、社会结构、社会制度的分析来认识和学习社会学。关于社会学概论性质的教材比较丰富,以彭华民、杨心恒主编的《社会学概论》为例,本课程主要包括以下五个方面的内容:(1)绪论,主要讲解社会学的产生与发展、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学科地位及其应用;(2)个人与社会互动,主要包括人的社会化、社会角色、社会互动等;(3)社会结构,主要包括社会群体、社会组织、社区、社会不平等、社会分层与流动等;(4)社会制度,主要包括家庭制度、经济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宗教制度等;(5)社会变迁与发展,主要包括社会变迁、社会问题与社会政策等。这本教材的设置按照从微观到宏观的逻辑思维编排从个人的社会角色、社会化入手,逐步过渡到社会互动、社会组织、社会分层、社会变迁等。笔者认为,这种内容安排既保证了学生对学科有一定的整体认识,又能由浅入深增加学习兴趣。 3、注重理论与现实的结合 社会学的理论流派较多,每个理论流派都有自己的代表人物。这对于非社会学专业的学生来说,有的理论理解起来有一定的难度,那么在讲授时就要做到理论与现实的结合。例如,在讲授理论与学者时,可以从学者的生活背景、生平和学术生涯入手,这种方法十分有助于学生更好的理解理论,在这方面《发现社会之旅》是一本十分不错的参考书籍。再者,在讲授理论可以结合最新的国内外研究成果进行介绍,我在讲解迪尔凯姆的“自杀论”时,吴飞的《浮生取义》作为对中国自杀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这种内容安排能有效的提高学生对于理论的理解。 二、教学方法 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学校和学生对于满堂灌式的教学都已经持否定的态度,为了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满足对学生能力培养的需求,我在教学中主要使用了以下几种教学方法。 1、思维启迪法 改变单向灌输的教学方法首先就要让学生参与到教学中去,让学生的思维跟随老师一起运转起来,激发学生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例如,在讲授“个人社会化”这一节的内容时,为了让学生发现媒体对于个人行为的影响,笔者展示了四张不同影星抽样的剧照:一位中国男性、一名中国女性,一名外国男性、一名外国女性。让他们观察这四张照片的共同之处,共同之处一:抽烟,这一点很快被他们发现,当然这不是重点。共同之处二在我的提示下大家发现:四张照片都很酷、很有吸引力。继而提出问题:影视作品中的这些镜头为什么这样设置?这样设置对于青少年吸烟有什么样的影响?最后我又展示了一张现实生活中几个中学生抽烟的照片,这引来了一阵笑声,因为两者的反差实在太大。打开他们的思路,让他们思考。这样一方面增加了课堂的兴趣,另一方面提 高了观察探究思考的积极性。 赖特·米尔斯提出了“社会学的想象力”的概念,“社会学概论”课程的目的也就在于此,对于以后可能从事社会管理的公共管理类学生来说,主动思考,看到现象背后的实质是十分重要的心智品质。 2、案例教学法 案例教学法是实践性教学常用的方法,社会学研究的内容和日常生活有着紧密的联系,这为案例教学提供了大量的素材。通过对案例的分析引出社会学理论,既可以加强学生对理论的理解度,又是一次利用理论分析现实问题的尝试。社会学的理论比较抽象,仅靠概念的诠释是不够的。如在讲授“社会学的想象力”这一概念时,仅仅指出这是“一种认识到个人经历与广阔的社会之间的关系的心智素质”。很难让学生理解,我在教学中主要通过“喝咖啡”、“离婚”、“失业”等案例让学生思考这些事件可能产生的后果,以及这些事件与世界经济、文化的关系。这样学生才能明白社会学想象力的意义,即“个人只有通过置身于所处的时代中,才能够理解他们自己的经历,并把握自己的命运,他只能变得知晓他所处的环境中所有个人的生理机遇,才能明了他自己的生活机遇。” 3、体验教学法 社会学是一门研究社会与人类行为的学科,所以,仅仅让学生学习知识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能够让学生根据自己真实的体验理解、掌握社会学知识。为此,我在教学中采用了体验式教学法。 体验方式分为两种,一种是结合自己的亲身经历来获得体验,如在讲授社会化这一章节时,我首先跳出自身回顾了自己二三十年来的经历,在我的带领下,学生们也回顾了自己的成长经历。通过回忆,发现在各人的成长中家长与社会通过服装、玩具在塑造着自己的性别角色,通过不断的奖励与惩罚塑造着自己的个性。另一种方式是通过社会调查增加学生对社会的理解。社会调查是社会学获得研究资料的一项重要手段,也是增加社会观察的一条重要途径。实地调查的感性体验使学生走出了象牙塔接触了社会,这有助于克服知识理想化、真空化的缺陷。 三、考核方法 成绩考核是整个课程的最后一个环节,考核是检查学生学习效果的有效措施,对教师来说是总结教学效果、进行教学反思的重要途径。 社会学作为一门理论和实践相统一的综合性应用性学科,目的是让学生了解社会学的研究领域和研究方法,掌握社会学的基础知识,培养学生运用社会学的理论和概念来分析和认识社会现象,以及解决社会问题的能力,为专业知识的进一步学习打好基础、为更好的认识社会与融入社会提供帮助。故在教授本课程时我采用的考核主要有期末考试和平时成绩组成,平时成绩有出勤、课堂发言、撰写小报告等组成,期末考试采取过开卷和闭卷的形式。即使是闭卷考试,也十分重视对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检测。将纯粹对知识点的考查转向对知识运用能力的考查。例如,描述这样的一句话,“,近年来,30岁左右的单身男女获得了一个充满尴尬和自嘲意味的称谓——‘剩男剩女’”,让学生利用社会学的概念、理论、观点分析社会现象。 除了这些教学内容与教学方法的有效运用外,良好的教学效果还有赖于教师的教学状态,为此,学校、院系、教研室形成了三级教学监督机制,每个学期对教学效果提出意见和建议。 总之,多方法多措施的综合运用是提高社会学教学效果的保证,在新的时期下,不断探索大学教育的方式方法是每一位高校教师必须思考和研究的课题。 公共管理专业论文:学科专业发展公共管理变革研究 摘要: 上世纪末期兴起的新公共管理运动,本质上是一场公共管理模式的变革。革催生了新的公共事务管理理论———公共管理理论和公共管理学科。形成和建构中的公共管理理论和学科需要展开深入的理论研究和培养专业人才,给理论研究和人才培养提供了要求与可能。作为全新的公共管理人才培养基本依托的教材建设,是契合当代世界公共管理发展大势,结合中国公共管理实践,能深入浅出的公共管理教材建设,是当前我国公共管理学科专业发展中的重要任务。 关键词: 公共管理模式;公共管理人才培养;教材建设 一 20世纪70年代末期,世界范围内出现了一场在西方肇始,继之波及全世界的政府管理改革运动,即新公共管理运动。至今,在世界范围内阶级矛盾总体走向缓和,传统的阶级统治走向常态的政治管理,并最终落脚于社会管理与公共服务的态势下,各个国家依据自身的历史文化传统和现实的经济社会发展条件,尤其是自身的政治与公共管理体制,以改革政府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为基本内容以回应公众需求为总体目标,不断探索,从而使得这一场波及世界的政府管理改革运动步步走向深入,方兴未艾。从人类社会对公共事务的认识和处置来看,这一场政府管理改革即新公共管理运动,归根到底就是公共管理模式的变革。所谓公共管理模式,就是在处置公共事务即公共管理过程中,各公共产品提供者的功能定位、参与程度和参与方法基本要素构成及组合方式。公共管理模式本质上是在公共管理过程中存在或可供选择的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分工方式。在人类已有的公共管理实践中,主要出现过在公共产品的提供中政府为主并有限投入的公共管理保护模式、政府全面负责乃至完全垄断的干预模式,以及前正在形成发展的政府与社会和市场合作的市场模式。①20世纪70年代末世界范围内对公共管理模式的变革,是对曾经最具影响的公共管理干预模式的变革。公共管理干预模式形成于20世纪30年代中期,当认识到市场这支看不见的手并不能解决经济尤其是社会中的一切问题后,以政府对经济和社会的全面干预为起点和标志,人们开始认识并重视政府这支看得见的手。随着政府的组织化程度的提升和财政能力的增强,政府(行政机关)开始对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全面主导,行政国家逐步形成。行政国家的公共管理,就是政府通过财政支撑社会管理与公共服务,政府是社会管理与公共服务的唯一主体,行政权力行使单向度,行政权力无所不包、行政权力无所不在。虽然行政国家塑造了自己的辉煌,即西方的高福利与东方国家通过计划经济获得的国民经济的恢复发展和社会的稳定,但在现代社会经济快速发展和民主浪潮高起的态势下,行政国家的公共管理模式面临着一个无法解决的问题,即公共服务需求的快速增长与政府财政和能力有限的矛盾。循此视角,不难发现,20世纪70年代前后出现的世界范围内的经济滞胀和政府失败,相当程度上就是政府公共管理方式的失败。同时,也决定了政府管理变革,从内容上说主要就是要对政府的社会管理与公共服务改革,改革要解决最主要的问题,就是明确在当代经济社会发展条件下政府管什么以及如何管,最大限度地运用好政府、市场和社会三大资源配置机制,整合资源,做好社会管理与公共服务,以回应公众的需求①。从政府管理的角度看,这场政府改革运动与传统上的政府改革最大的不同,不仅仅在于基于现实条件下更加深入地认识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关系,确定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政府职能,即解决政府干什么的问题,更在于在行政职能的输出方式,即政府的行政方式上进行探索,着重解决政府如何干的问题。这一场政府改革中解决政府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履行好自己的职能的问题,相当程度上是整个改革的一个主要内容和重大突破,其基本逻辑,是在强调政府管理的目标与价值的基础上,加强对公共产品属性认识,确认了私人和市场参与公共产品生产和提供的必要与可能,进而创新了政府管理的方法与技术,在现实中整合社会资源以满足公共需求②,从而回应了公众基本生活需求和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并且在一定程度上治理了传统的政府难以应对的问题,即政府机构的“精简———膨胀,再精简———再膨胀”的怪圈。 二 政府存在的基本要求,就是处置公共事务以满足公众需求,促进社会的存在和发展。政府管理公共事务的方式,是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发展的。而这一发展的内在逻辑,在于现实对公共事务管理方式提出新的需求和挑战,而现实的改变和理论的研究,迟早会促进思想与观念的转变,进而推动实践中公共事务管理方式的变革,并逐步形成与这一变革相应适应并促进变革走向深入的理论。人类对公共事务专业化的管理,是19世纪末期开始的,其标志就是基于政治与行政二分、科学管理、马克斯•韦伯的官僚组织理论和英国文官制度而构建的现代科层制政府,同时,随着政府对公共事务的垄断,也形成了相应的公共事务管理理论———公共行政理论。由是,随着20世纪70年代末至今的政府管理改革或者说新公共管理运动的展开,基于理论与实践的互动,针对公共管理市场模式的出现和逐步走向成熟,相应的公共事务管理理论业已出现一个新的注重以政府为优秀,多元主体合作共治,协力做好公共事务管理的理论。当然,对当前是否已有一个不同于传统的公共行政的新的公共管理理论人们仍然有不同的观点,但如果我们从托马斯•库恩关于一个新的学科模式出现的基本要素,即范式的承载主体———科学共同体(scientificcommunity)、范式的本质内容———如何看待世界的信念、范式的运动方式———轨迹的连续性与非连续性的统一来看,可以肯定的是,公共管理至少已是一个正在成长的新的研究范式。这一点,在我国,从1990年代中期教育部规定的学科专业目录的调整,以及近期社会科学研究及管理部门的及时调整,也足以说明。在当代中国,自1992年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展开以来,可以说正是得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展开和深入,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初步确立,公共管理模式的转换已成为一个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进程。概言之,这一客观进程的内在逻辑是,一方面,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逐步深入,导致了公共需求的日益丰富和复杂,对政府公共管理的方式提出了新的要求。另一方面,正是随着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展开和深入,使作为公共管理模式从干预走向市场的重要因素———以民间组织或非盈利组织为基本组织形式的社会(公民社会),相当程度上从无到有,不断发展,而党中央和国务院及时地认识了当代中国的公共需求的发展变化,把握了公共管理发展的内在逻辑,因而随着改革的深入,提出必须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的基本要求来确定政府职能,必须大力培育和发展社会中介组织,并且制定了一系列促进民间组织发展的方针和政策,要求加强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提出要努力提高干部和公务员的现代公共管理素质,建立一个既与当代公共管理发展总体趋势相一致,又符合中国特点的新型公共管理体制。一句话,当今中国,公共管理模式的转换应该已是一个不争的现实。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当代西方的“新公共管理”在实践上与传统的公共行政或说公共管理有明显的不同,因而在理论与实践的互动中形成了对传统的公共行政理论进行重大变革,进而形成“新公共管理理论”①,当代中国公共管理模式的转换作为一种在中国出现的客观现实,一种在中国未曾有过新的公共管理实践,它为能够对这一实践做出解释并做出进一步改革导引的理论的构建提出了要求。正因为如此,在当代中国的社会科学领域,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至今,公共管理研究已成为一个理论热点,一个正在探索的理论面向现实的重要领域。 三 对社会科学而言,现实变革推动和进一步发展的需求,决定了一个学科形成后,必然是深入地展开学科理论研究和培养学科专业人才,而且,理论研究同时也是人才培养质量的基础和保证。如何进行理论研究?公共管理是对公共事务的管理,就此而论,公共管理的共通的、是普适的。但任何一个国家的公共管理,无不是在自己历史发展和现实条件,尤其是在自己的政治和公共管理制度下展开的,从而有自己的特点,回应自己国家特定的需求。在当代中国,对公共管理理论的探索,我们认为基本目标有二:第一,总结研究当代世界的公共管理变革和理论发展。具体言之,即审视当代世纪范围内,尤其是20世纪70年代末期以来政府管理改革先行国家公共管理改革的实践,总结其经验和教训,研究其新公共管理理论之所以产生的动因、理论发展的脉落,如从管理主义、公共选择理论,到新公共管理理论,再到治理理论、新公共服务理论内在的发展逻辑与现实影响因素。在把握当代世界范围内公共管理变革的基本趋势,追踪理论发展前沿的基础上,探求公共管理中具有普适性的因素,本着“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原则,促进当代中国公共管理变革及理论的发展。第二,探索有中国特色的,能对中国公共管理实践有解释、说明和预测的公共管理理论。当代中国的公共管理,是对当代中国公共事务进行协调和控制的过程。这一过程是在基于中国文化传统的发展,在当代中国特定的社会经济发展条件下,在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下,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展开的,是公共管理有中国特色的一种管理模式。因此,对当代世界范围内公共管理理论的追踪和研究,归根到底,就是要探索有中国特色的公共管理理论,尤其是要通过这一理论的探索和建构,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的高速而持续地增长,社会稳定,民主进步,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求得到满足,公众生活质量不断提高的这一“中国模式”做出令人信服的解释和说明,为未来的进一步发展基于公共管理做出有价值的参考的预测。如何展开这一探索,从理论建构的角度看,我们认为最基本的就是要基于学科综合的基础上来进行。当代公共管理理论的产生和发展,正如人们说公认的,当代正在成长的公共管理理论,它的关注焦点由“内部取向”转变为“外部取向”,由重视机构、过程和程序研究转到重视项目、结果与绩效的研究,从而使战略管理、管理的政治环境、项目执行、绩效评估、公共责任及公共管理伦理成为优秀问题;它倡导的管理理念,其中心问题是“如何提供公共利益和服务”。它提供的一整套管理的方法和技术,则是十分注重在处理公共管理问题,尤其是政府与市场、企业与社会关系时,提供一整套不同于传统公共行政学的新思路与新方法。而这一切之所以成为可能并形成一种较完整的知识体系,则是由于它的知识基础,即公共管理学作为一种广泛和综合的知识框架,把当代经济学、管理学、政策分析、政治学和社会学等学科的知识和方法融合到公共部门管理尤其是政府管理的研究中。因此,要追踪研究当代世界的公共管理知识,尤其是要建构有中国社会主义特色的公共管理理论,必须走一条基于以政府为主要研究对象,但又不局限于政府,以公共行政学为基本视野,但又必须同时关注相关的多学科,即基于以公共事务管理为优秀,基于公共管理又必须逸出公共管理,逸出公共管理又必须回归公共管理的多学科研究路径。 四 学科理论的研究,是专业人才的培养的先导。所谓专业,是社会分工、学科知识和教育结构三位一体的组织形态。其中,社会分工是专业存在的基础,学科知识是专业的内核,教育结构是专业表现形式。三者缺一不可,共同构成高校人才培养的基本单位。专业教育过程,是一个确立人才样式并表述了培养目标,明确知识、能力和素质结构,并落实到课程与教材,而教材是决定人才培养质量的一个基本因素。在我国,199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公共管理学科的确立和公共管理专业的建立①,在全国公共管理学者和教师的努力下,从“八五”到“十二五”,系统地在不同层面展开了公共管理类专业教材的建设,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回应了公共管理专业人才培养的基本需求。“十三五”展开在即,随着世界范围内公共管理的发展,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建立并走向完善,随着改革进入深水区的变革需求,如何在以往教材建设的基础上展开新一轮的教材建设以回应改革发展和人才培养的需求,成为公共管理人才培养中一项新的具有挑战性的任务。高等教育出版社是率先展开这一工作的出版社之一。2013年开始,时任高等教育出版社经济管理分社社长的张冬梅同志和编辑刘杰同志向公共管理学界征询公共管理新一轮教材建设的方案。2014年初,云南大学崔运武提出的公共管理类专业教材建设方案得到了高等教育出版社的基本认可。以此为基础,高等教育出版社联合了浙江大学、中山大学、吉林大学、四川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厦门大学和云南大学,组成了编写委员会。2014年4月19日,由高等教育出版社牵头,在云南大学召开了第一次编写会议,讨论了教育体系和书目,以及基本分工和要求。2014年9月20日,在四川大学召开了第二次编写会议,重点讨论了教材的基本内容和基本形式,展开了编写工作。我们形成的教材的基本编写主要原则或要求,一是尽可能吸纳当代国内外公共管理研究中得到学界公认的成果(这是教材编写的基本要求),同时,尽可能结合中国公共管理的现实和制度要求,写出中国的特色,回应中国公共管理者培养的要求。二是在教材的表达上,力求简洁、清楚,并尽可能吸引当前教材建设的新技术和新方法,同时,通过教材的引导,拓展学习范围,让使用者喜欢用、能够用、便于用。教材的编写实际上是一项十分具有挑战性的任务,因为要求编写者不仅要有相应的理论研究或理论准备,以便准确地把握当前理论的成果与前沿,同时还要用深入浅出,在有限的教材篇幅中将学科理论精华向学习者讲清楚并让学习者认同乃至喜欢。就此而论,尽管当今世界已是一个信息社会,资讯的传递和使用已非传统社会可比,但由于编写者或编著得原有的学科基础,以及各自的地域等条件所限,使得我们对当代公共管理理论的追寻和探索,以及教材的编写和表达,难免前瞻与后顾并存、深刻与肤浅共融。但我们以为,一方面,对在一个诱人的,但实际上又充满艰难、困惑,迷宫般的思想殿堂里的探索者而言,或许同样重要的,不仅仅在于所得,还在于有一种为理想而追求的锲而不舍的探索精神,一种为中国公共管理理论发展和人才培养贡献一得之愚而带来的创造的欢乐。另一方面,我们也期待者广大公共管理学者、从事公共管理教学的教师和同学,以及相关学科和专业的教师和同学,提出宝贵的意见和建议,以便我们不断的努力和进步。 作者:崔运武 单位:云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公共管理专业论文:硕士研究生专业素养公共管理论文 一、为适应社会现代化以、满足各领域对不同岗位人才的需要,应适时调整硕士研究生培养模式 在调整硕士研究生培养模式下,同时,也对公共管理硕士研究生专业素养提出了新的要求,即优良的道德品质、深厚的理论知识储备、研析问题的能力以及社会能力。 1.“德才兼备”是对当代中国公共管理硕士研究生的总体性要求。 公共管理硕士生未来将会就职于在各个公共领域,唯有具备道德责任意识,才能成为中国现代化建设的中流砥柱。费席勒曾说:“谁在道德方面只想关心自己,谁就连自己也关心不了,因为他的终极目的应该是关心整个人类。他的德行绝不是什么德行,而是一种甘为奴隶、贪图报酬的利己主义。……每一个熟悉我们的人,则会单纯由于熟悉我们所关心的事情,也与我们共同受到委托,去寻找和创造社会生活。”费席勒指出了关心自己与关心他人的辩证关系,明确了道德的基本内容。这恰与公共管理者的服务精神有异曲同工之处。然而,公共管理中“德制”的建设,正是公共服务精神物化的过程。公共管理治理模式要求未来的公共管理者在面对新时期各种诱惑时不仅能够履行自己的岗位职责、完成任务,更要有道德责任意识,将公共管理这一职业内化为自己的一部分,从“实”出发,真正做到为人民服务。 2.纵观国内外公共管理硕士生教育,不管何种教育模式,其基础都是深厚的理论知识。 好似科学与技术的关系,“科学研究是成果转化、技术开发的基础,没有前者,后者就是无源之水”。实际操作能力固然重要,然而深厚的知识储备却是其薄发之基础。因之,公共管理硕士生在具备其他素质、能力的同时,要拥有广泛、扎实的理论基本功。“只有那些既有精湛的专业知识,又有广博的基础知识和相邻学科知识的人才,即T型(基础理论宽厚、博大精湛)人才,π型(既有深厚的理论基础,又在两个以上学科中具有精深造诣)人才,才能适应科技的迅猛发展,才能取得一定的成就”。公共管理硕士生的教育目标即是未来公共领域的精英,然而,21世纪的公共管理错综复杂、瞬息万变,只有熟悉、掌握公共管理、政策分析、公共经济等关联知识背景的管理者,才能化腐朽以神奇,自如应对。 3.问题的研析能力是对公共管理硕士生的根本性要求。 公共管理面对的是一系列的决策,尤其是公共行政选择、政策有效性判断等,这不仅需要各种分析技能作为基础,还需要复杂的分析工具辅助。同时,拥有分析问题、研习问题的能力能够使他们在面临激烈的竞争、复杂环境时仍能够保持清醒、审时度势、选择最为恰当的解决问题路径。哈佛大学的肯尼迪政府学院旨在培养公共领域高级应用人才,对学生分析能力亦有要求,即培养他们具有熟练的分析技能。“他们必须是训练有素的分析家。公共政策代表了一系列的选择,它一定要建立在有效的实证、经济、和制度分析的基础之上。同样现存的政策也必须经过评估来决定它们的有效性。这些都要通过对成熟分析工具的熟练运用才能实现。政策分析对于良好的政府治理至关重要。”公共管理硕士即将面对的是一系列错综交叉的事务处理,没有分析、研究问题的能力,他们何以承担治理、服务任务,提高管理水平? 4.社会能力,它要求公共管理硕士生能将所学的理论知识有效转化,运用到社会实践、现实工作中去。 这不仅包括娴熟运用组织、控制、管理等方面的技巧,还包括有效的人际沟通、人力资源开发,以及探索与创新能力。美国心理学家斯滕伯格将社会能力分为两种智力:社会智力(socialintelligence)和实践智力(practicalintelligence)。在他看来,社会智力是处理(人际)的一种能力,实践智力则是(处事)的能力。“实践智力是一种将理论转化为实践,将抽象思想转化为实际成果的能力。然而,公共部门管理人事繁杂、环境瞬息万变,未来的从业者恰恰需要这种社会能力,合理配备资源,让有限的资源利用最大化。任何组织都是有多元化的人群所构成的,而人力资源又是最弥足珍贵的。唯有合理的开发、使用人力资源,才能最大限度发挥其优势,让整个组织成为一体。公共管理硕士生不同于其他专业研究生,它旨在培育能适应新形势下公共部门现代化与专业化要求的应用型公共管理人才。因此要求公共管理硕士在具备广泛理论知识背景的情况下,能实际胜任公共部门事务处理,真正成为训练有素的公共事务实践者。 二、在中国,公共管理学教育虽然已发展几十年,但与国外相比仍有很大不足 公共管理硕士生,虽有一定的理论基础、实践能力,但其专业素养仍是不够的。为此,应借鉴西方尤其美国公共管理教学经验,探索适合中国的公共管理教育模式,培育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高级、专业人才。“实践能力是保证个体顺利运用已有知识、技能去解决实际问题所必需具备的那些生理和心理特征。它是对个体解决问题的进程及方式上直接起稳定的调节控制作用的个体生理和心理特征的总和,是一个复杂而统一的身心能量系统。”然而公共管理硕士研究生(MPA)在学习理论知识的同时更应偏重于实践经验的积累。笔者认为可从研究生知识的习得与测评两方面加以改进,以期提高公共管理硕士生的专业素养。借鉴美国公共管理教学经验,从教学内容入手,重视案例教学,强调学员研讨。专职教师除了进行日常的教学之外,还要进行理论研究,承担有关政府管理方面的课题和研究项目;兼职教师则主要是结合理论向学生传授政府管理中的实践经验。通过案例分析,让学生自主分析、讨论,找到解决问题的途径。然而对于测评,不单是检验学生理论知识掌握如何,也要注重社会实践的参与。认清中国目前公共管理硕士教育方面的不足,在借鉴国外先进教学经验的基础上,提升当代中国公共管理硕士研究生专业素养,对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重大意义。 作者:徐玉佩 单位: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 公共管理专业论文:公共管理专业国际化综述 一、本科公共管理专业国际化的实现路径 在知识把握的同时,要求具备较强的社会实践能力。因此,在该专业国际化的过程中需从多方面协同进行,如:国际化理念的形成;教学实践层面的教材国际化、教学方式的借鉴;国际化实践中派出交流学生实地学习;师资采用方面引进国外教授进行授课。教师的国际化。作为教学研究的主体力量,教师本身的综合素质,包括知识与实践都在极大程度上影响学生的学习和其国际化视野。教师的国际化主要有如下类型:首先,公共管理专业应该积极外派教师到国外进行参观学习,在教学的过程中融入国际先进的教学理念和方式;其次,直接引进国外任教教授,作为特聘教师,定期到学校进行讲学和课程指导;再次,招聘具有海外留学经验的教师,通过其最新的知识结构以及教学理念与方式,带动公共管理专业的国际化。同时,公共管理专业的国际化还可以借助教师的海外学习、特聘教授和海外归国教师在国外的平台和关系,积极为公共管理引入更多的具有影响力的学者、教学方式和教学理念。此外,鼓励教师在任教期间的国际交流,如:参与国际学术会议、国际研讨会等,通过与外籍专家的交流把握国际在公共管理领域的研究前沿,促进教师在公共管理专业国际化进程中的成长。教学的国际化。作为本科公共管理专业国际化中最为的重要一环,教材的选取、教学方式的选用、教学重点的把握以及教学过程中的师生互动,都决定了教学的质量和水平以及是否符合教学国际化的要求。 首先,课程的通用性:在国际化的教学中要注重选择某些课程采用全英文授课方式进行教学,并向参照和借鉴国外同类优秀课程的内容和教学方式,确保教学内容与国际的接轨;与此同时,保证课程本身的特殊性,实现通用性和特殊性相结合;其次,确保教材的先进性:所选的英文教材一定要有国际先进水平。开设全英文课程的前提之一是参照国家的英文课程具有国际先进水平,英文教材也是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教材,以期实现全英文课程借鉴国际先进经验的目的;再次,师生的主动性:师生投入英文教学环境要有主动性。全英文课程是国际上一流大学的主流教学方式,是同国际社会接轨的“阳春白雪”式的课程,对师生都有较高的要求,在语言交流、教学案例、应用案例、考核方式都需要吸收并创新。因此,师生都需要投入较大精力。此外,内容的选择性:教师要对教材内容要有选择性。教师精选教材,才能使学生在精读材料和浏览材料上有所区别,以提高学习效率;最后,质量的可比性:课程质量的要求要有国际可比性。为了实现国际教育接轨,全英文课程与国外同类课程应该具有可比性。一般认为,可比性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在同课程、同课时的情况下,学习课程的效果应该基本相同;保障国际学生和本国学生同班学习,没有语言的障碍;与英语国家实现无障碍的教学合作。学生国际互访交流。当前本科的公共管理专业应该借助学校的大平台,与其他合作学校商谈学生访问和交流的合作项目;同时,在开展与国外学校交流互动的过程中,积极引入学校间的互派交流学生事宜,在提高公共管理专业学生本身的素质和培养国际化视野的过程中,提高我国该专业在国外的影响力。学生的国际互访交流既可以是互相派遣交换生,进行短期的海外学习并且承认彼此的课程和学分;也可以采用联合培养的方式,在学生培养环节进行合作;最后共同颁发文凭。 二、结论 鉴于我国本科公共管理专业起步晚、发展快、质量有待提高的具体现状,以及当今全球化的总体趋势,本科公共管理专业国际化成为了国内该专业发展的必然选择。这要求在本科公共管理专业学生培养过程中的多方联动,既需要实现教师的国际化、教学方式的改进也需要学生在学习实践过程中的国际元素的引入。然而,在本科公共管理专业国际化的过程中,应该始终注意特殊性的保持,即关注和立足于国内公共管理领域内的具体实情,把握国内公共管理过程中的特殊性,在与国际接轨的过程中实现具有特色的国际化。 作者:杨一帆 米曾丽 单位:西南交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公共管理专业论文:探求公共管理专业毕业论文教学的革新 1当前高校公共管理专业本科毕业论文(设计)教学存在的制约因素 1.1教师人员安排不合理 尽管我国相关教学大纲规定毕业论文(设计)教学应当由教学和实践经验丰富的教师担任,但在实际教学过程中,这项规定执行过程中遇到困难。目前无论是青年教师还是高级职称的教师都在毕业论文(设计)教学过程中面临着亟待解决的问题。对于青年教师而言,在教学过程中面临着一定的困难和挑战。首先,毕业论文(设计)课程对教师知识的储备和运用要求非常高,青年教师由于工作不久,从事一线的教学工作时间较短,在科研和教学方面都与老教师存在一定程度的差距,在教学过程中往往会遇到诸多困难。其次,部分高校对于毕业论文(设计)课程的重视程度不够。由于定位选修课,学校以及学院对课程教学的投入的精力和关注度都不够,更不可能为青年教师提供专项的进修培训,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恶性循环。 对于高级职称的教师特别是教授而言,时间和精力的缺乏成为制约教学质量的重要因素。公共管理专业本科毕业论文(设计)教学不仅要求教师具有丰富的教学和实践经验,而且还必须具备充足的时间和精力来完成教学工作。由于高级职称的教师特别是教授或是承担着较为繁重的科研工作,或者担负着行政领导职务,常常无法保证或投入过多的精力进行教学工作,特别是毕业论文设计还是一门选修课,教学的质量往往达不到教学大纲的要求。 1.2相关专业教材缺乏 教材作为承担课堂教学的重要载体,直接关系到教学水平的提高。目前,就全国范围内而言,高校公共管理专业毕业论文(设计)课程教材存在以下两个方面的问题:首先,就相关教材数量而言,专门针对公共管理专业毕业论文(设计)教材可谓凤毛麟角。由于公共管理专业在国内开设较晚,加之相关高校对课程的定位偏差,直接导致了国内从事公共管理专业毕业论文(设计)课程教材编订的人员有限。由于缺乏相应的教材,许多高校公共管理专业毕业论文(设计)课程的教材往往采用政治学或管理学等相关学科的教学资料,其内容缺乏公共管理专业所需的专业性、实用性。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也带有一定的盲目性和随意性。其次,就仅有的几部教材而言,教材内容普遍存在滞后性和非针对性。在这些毕业论文(设计)课程教材中,有的教材侧重于经济类管理,缺少针对性;有的侧重于政治学,一定程度上超出了学生的接受能力;还有的教材内容严重滞后,不能随国内外公共管理专业的迅速发展而不断更新,许多方法和事例难以满足当前公共管理专业的本科教学要求。 1.3教学方法和手段相对滞后 目前,相对滞后的教学方法和手段直接影响着公共管理专业本科毕业论文(设计)课程的教学质量。第一,教学方法缺乏创新。现阶段,公共管理专业毕业论文(设计)教学仍未摆脱普通课程教学的窠臼,缺乏针对公共管理专业毕业论文自身特点的教学创新。教师的教学方法局限于知识点的讲授,并没有注重通过将知识点的理论与现实社会的实践有机结合,而是空洞的说教,一旦遇到具体的写作,学生就无从入手。因此,在知识经济迅猛发展的时代背景下,仅仅停留和局限在传统的教学模式下,已经很难适应时展的需要。第二,教学手段单一僵化。公共管理专业毕业论文(设计)教学应该结合公共管理专业和本科论文写作的双重特点,尤其要注重培养学生的问题意识和科研意识。而现在的教学仍然停滞在传统教学方法,教学手段依旧单一僵化。教学、教材和课件依然是主要的教学手段,学生主观能动性不强,被动地依赖教师,部分学生需要教师的亦步亦趋的督促式指导,不能通过自己的思考来解决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学生学习的主动性与积极性。 2当前高校公共管理专业本科毕业论文(设计)提升的路径探析 2.1明确毕业论文(设计)教学目标 设置公共管理专业的高等院校应当依据教育部对本科毕业论文写作的有关规定,结合各自学校自身公共管理专业发展的情况制定毕业论文(设计)的教学目标。就目前而言,应当突出强调它在专业教学计划中的必修课地位,引起师生们的重视。公共管理专业毕业论文(设计)教学的总目标应定位为:“根据人才培养的目标和规格要求,结合顾客——学生的要求和用人单位的要求,建立毕业论文(设计)各环节的质量目标,达到人才培养的基本要求和满足学生个性的发展,最终目的是训练学生的初步科研能力、高水平的知识运用、技能的培养和创新精神、开拓创新能力和学术道德的培养”。①公共管理专业毕业论文(设计)教学的具体目标主要包括:在教师的教授和帮助下,通过学习了解毕业论文的基本属性和特点,逐步掌握如何进行论文选题、如何撰写开题报告、资料的收集和信息的检索、论文的结构和撰写规范,论文的修改和论文的答辩等相关问题,最终确保学生能够高质量地完成毕业论文(设计)。 2.2优化课程师资队伍建设 师资队伍建设是培养学生理论与实践综合运用能力的基础。针对当前公共管理专业教师队伍的构成的现状,可以采取不同的方式来加强专业教师队伍的建设。其一,针对教学和科研相对欠缺的青年教师而言。未来公共管理专业的青年将逐步实现高学历,科研能力将成为青年教师的强项,教学经验的不足可以通过逐步的教学实践得以弥补。因此,未来青年教师无疑将成为毕业论文(设计)课程教学的主力。而就现阶段而言,首先,高校有关部门应当积极为青年教师提供一个锻炼和学习的机会。教师作为特殊的职业,其经验和知识的积累恰恰需要平时的摸索和锻炼。其次,学校、学院可以聘请校内外一些学历较高、经验丰富的老教师,通过这些老教师的帮助和指导,不仅可以减轻青年教师在教学过程中面临的诸多压力,而且培养和锻炼青年教师实践教学能力。 其二,针对具有丰富教学和实践经验的老教师而言。老教师科研水平高,教学经验丰富,他们参与到毕业论文(设计)课程中来,对于提高学生毕业论文的水平和质量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就现阶段而言,由于老教师承担着相对繁重的科研任务或行政任务,而毕业论文(设计)课程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部分学校强制让这些教师承担这门课程,其教学成果往往是事倍功半。目前最优的解决路径是老教师和青年教师共同参与毕业论文课程的教学工作,老教师更多的是对青年教师提供必要的指导,而青年教师直接参与到教学的第一线,形成多层次和多元化的教学梯队,既达到了锻炼教师队伍的目的,又扩大了学生与教师在学术、科研、社会实践等方面进行交流的空间,对于教学质量的提升有着深远的影响。 2.3更新专业教材内容 当前公共管理专业毕业论文(设计)教材的针对性、时代性和实践性不强,教材多侧重于经济管理类或政治学类教学,脱离了高校公共管理专业毕业论文的教学要求。为了改变目前教学的现状,相关部门应联系开设公共管理专业的高校,组织本领域的专家学者根据我国高校公共管理专业人才培养要求,编写不同公共管理专业领域的教材,提高专业教材内容的适用性。教材应当服务于公共管理专业毕业论文(设计)的教学目标:首先,在理论层次方面上,公共管理专业毕业论文(设计)必须明确作为本科毕业论文的共性特征和作为专业学科的个性特征。教材必须明确毕业论文在公共管理专业教学中的地位和目标,并为教师的教授提供一个可以参考和借鉴的教科书,为学生提供一个可以学习论文写作的教材。其次,在实践能力方面上,学生能够根据所学知识熟练掌论文的选题、开题报告的撰写、资料的收集和信息的检索、论文的撰写规范,论文的修改和论文的答辩等相关问题。并且通过这门课程的学习,实现将四年所学知识与实践问题有机结合,锻炼和培养自己的学术科研能力和沟通交流能力。 2.4改进教学方法 公共管理专业教学培养的人才不仅要具备丰富的专业知识,更重要的是能够将所学的知识服务于社会实践。因此,公共管理专业毕业论文(设计)教学必须将教师的讲授与学生的自主学习和自主运用有机结合,在教学方法上采用以学生实践为优秀的现代教学模式,取代传统的“填鸭式”教学模式。首先,对于教师而言,在授课的过程中引导学生自觉参与课堂讨论,培养学生问题意识和实践意识,使得教学活动逐步由“re-ceptive”向“creative”转变。专业教师要“发挥学生的主体地位,引导学生主动发现问题和提出问题,然后指导学生为解决问题进行文献检索,相关论文阅读,思考分析,并将问题解决方案以小论文形式提交等。这一过程既是培养学生的论文意识,提高写作能力的过程,也是培养学生独立思考,发现问题和研究问题能力的过程。” 其次,学校教务部门和相关学院应当定期组织专业教师进行类似教学比赛性质的交流活动,不仅可以检验教师的教学质量,而且可以及时解决教学难题,总结教学经验,不断为专业教学注入新的活力。此外,针对公共管理专业实践性强的特点,学校应当全力支持和鼓励公共管理专业毕业论文(设计)教学走出课堂,将理论学习与社会实践结合起来,注重分析和解决社会现实问题,努力培养学生的综合分析能力和解决问题能力,最终提高毕业论文(设计)的教学质量。 作者:王冠群 单位:江苏师范大学法政学院 公共管理专业论文:公共管理专业生宏观经济学教学的创新 一、本科宏观经济学教学面临的现实困难 学生需求层次不同专业不同、兴趣不同的学生的学习需求层次并不相同。与经济类专业通常会在本科阶段继续开设中级宏观经济学课程不同,公共管理类专业在本科阶段一般只安排初级课程,但是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的专业课内容一般都会达到中级程度。因此希望继续深造的同学就需要掌握中级课程的有关内容。初级宏观经济学与中级宏观经济学二者尽管概念体系一脉相承、教学内容结构类似,但是同样的知识,分析深度和应用的数学工具都差异甚大。如果完全不具备灵活性,只是拘泥于初级课程的固有内容,就无法满足学生的求知需要,阻碍其继续深造。 二、公共管理类本科生宏观经济学教学改革重点 1.针对学生需求层次不同,开设多层次的宏观经济学课程 公共管理类专业本科生一般都会开设初级宏观经济学课程,但是如前所述,也有部分学生需要学习了解中级宏观经济学的内容,对他们而言此种课程设置就会不敷所需。因此,教学改革的着眼点,首先应当对授课内容进行适当调整,在不影响学生正常学习与理解前提下尽量涵盖中级课程内容,以兼顾不同类型学生的需求。这一点看似困难但却有其实际可行性。现代经济学的知识体系已经较为完善,无论是初级还是中级课程,其知识结构及使用的概念体系都基本相同,所区别的只是形式化程度或抽象化程度的不同,即使用的数学分析方法的严密程度不同。 只要学生具备相应的数学知识,就不会影响对课程的正常学习与理解。当然上述方法只是在现有课程设置条件下的治标之策,更进一步的治本之策是有条件的学校争取在大学高年级以专业选修课形式开设中级宏观经济学课程,以满足希望继续深造和有更多学习兴趣的学生的需求。这是一种更为合理有效的做法,但对各校公共管理学科的师资结构和专业课程设置提出了更高要求,可视为未来的长远努力方向。 2.丰富教学模式,改善教学质量 从现代经济学发展的固有现状角度出发,相对微观经济学而言,宏观经济学的理论体系较为松散,各部分知识内容各有特色,并且相互之间的逻辑关系不是非常紧密。针对这一特点,具体到宏观经济学的教学当中,就应当针对不同部分知识采取更为多样的教学模式,保证学生全面掌握各部分内容,达到形散实不散的教学效果。例如可以通过跨国情景比较的方法讲授经济增长理论和一国收入水平的衡量,采用案例分析的方式探讨国民收入各个组成部分的不同内涵。用学生作为主体亲身参与的方式讲授劳动力市场的运行机制。 同时还可以组织学生应用课程当中学习到的经济学理论知识,对一些现实问题如当前国内外广泛关注的经济焦点话题展开分析讨论,一方面提高学生应用所学知识分析与解决问题的能力,避免囫囵吞枣的现象;另一方面也让学生认识到经济学是一门来源于现实的科学,并非仅仅简单体现为课本上的单薄原理与教条。让学生体会到学有所用乐趣的同时也进一步激发其学习热情与兴趣。另外,如前文所述,现代经济学中大量使用数学分析工具,而为了使学生真正掌握这些数学工具并在现实中能够加以应用,就必须进行足够的习题练习,宏观经济学教材的每一章节之后都会提供大量课后习题就是出于这种考虑。但是由于课时安排有限,很难做到由教师在课堂上对课后习题一一进行讲解,所以有条件的学校可以通过设置研究生助教的方式,在正式课时以外时间详细讲解课后习题,帮助学生消化课程内容。 3.建立综合评价体系 如前所述,一方面宏观经济学课程包括近20章内容;另一方面,学生的课堂学习时间又相对有限。同时一般只有1-2次考试机会来最终判定学生对所学内容的掌握程度。这些特点正与高中阶段教育相反,后者的教学时间较为充裕,涉及的知识范围相对有限,并且可以围绕同样知识内容反复进行多次考试,以加强学生的理解与掌握。因此单纯采用植根于高中教育特色的闭卷考试形式就无法非常准确的判断学生对所学内容的真实理解与掌握。有些学生可能通过死记硬背获得较好的卷面成绩,但实际并没有真正理解掌握经济学的概念体系与分析方法,考试结束之后死记硬背的内容很快就付诸东流。有些学生可能对经济学理论的整体理解更为清晰,但一次性考试固有的偶然性会削弱真实知识水平与考试成绩的相关性。因此,除了最终考试以外,还可以结合采用课程论文、主题发言等多种形式考查学生对知识的实际掌握程度,并令其在成绩评定中占据一定权重,最终形成一个综合性的学习成绩评价结果。 4.尝试采用英文教材 现代经济学理论的诞生与演变主要源自西方国家,因此无论是经典的经济学教材还是有影响力的研究成果多使用英文撰写。前文提到的国内中文本教材大多也参照国外教材体系进行编写,中译本教材则受到译者素质和跨语言文化表达固有困难的影响,常常让学生无法准确理解各种基本概念和原理的真实含义。因此有条件的学校可以尝试直接使用英文原版教材,以提高教学质量。另外,随着中国与世界的联系愈发紧密,也会有越来越多的学生选择出国继续深造,采用外文教材也便于其日后接轨学习,满足了学生潜在的多层次需求。 作者:张平 单位: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公共管理专业论文:公共管理专业课题式实习形式管窥 一、实习中存在的问题与改革目标 当前管理类专业的实习普遍存在实习积极性不高,实习内容空洞,实习过程不规范、要求不严格,实习效果不明显等现象。这些现象和实习模式本身以及教育环境和社会环境有一定关系,也和大学生自身的认识有关。在当前社会环境下,大学生往往面临着较大的就业压力,为了提升自己的竞争力,他们往往将很多精力用在考各种资格证书和其他一些看似能迅速带来效果的事情上,但是对毕业实习在自身能力的提高以及未来发展方面的作用认识不足,真正投入在实习上的时间和精力较少,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实习的形式化、空洞化。传统的实习模式很难纠正和规避实习中的漏洞和不良现象,提高学生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提升实习的效果。在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本科毕业教学实习的传统模式下,实习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实习目的不明确,任务指标模糊,特别是无法精确考核每个实习学生的实习状况和客观效果,少数学生存在弄虚作假,以实习为名复习考研、找工作,甚至游玩。 通过检查实习学生必须提交的实习作业发现,许多实习学生的实习单位不合格;实习鉴定意见、单位盖章不规范;实习日志、实结相互抄袭和网上下载较多;指导老师任务职责不清,难以检查和评比,导致一部分指导老师不负责任,把精力放在其他事项上。上述状况在某种程度上使本来极为重要的本科教学环节流于形式,严重影响了本科教学质量。基于有效提升本科教学质量的目标,大力提升本科毕业教学实习效果的目的,我们对公共管理类专业以及政治学与行政学专业的毕业教学实习进行了初步改革,提出了课题式实习的新思路与方法,建构起课题调研任务导向型的实习机制和新模式。课题式实习模式通过强化实习监管责任,积极预防实习形式化现象,可以大大增强毕业教学实习学生的自觉性和规范性,为学生学术论文的撰写和未来的就业提供帮助,使实习真实有效。 二、课题式实习模式的基本内容 (一)双向建构实习题库 双向建构实习题库是课题式实习模式有效展开和进行的前提和基础。实习课题的范围、内容与深度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整个实习的效果和质量。好的选题既能为学生实习指明方向,利于学生将所学理论知识和实践很好结合起来,使其不仅在课题的研究过程中提高科研能力,深化理论思维,而且还将使其更好地了解社情民意,提高社会适应能力。基于此,我们首先通过到实务部门调研,广泛征集公共管理部门亟待解决的研究课题,进行实习课题的初选。在初选课题的基础上,结合相关专业,对其进行归类,形成专业类实习课题库。在课题题库中,公共事业管理专业实习课题30个,劳动与社会保障专业35个,政治学与行政学专业15个,行政管理专业12个。在92个课题库中,基础理论研究17个,约占总题库的18%左右,实证调查分析75个,约占82%左右。从上述数据可看出,无论是政治学与行政学专业,还是公共事业管理、劳动与社会保障和行政管理三个公共管理类专业的课题构成中,都偏重和强化实证研究,培养学生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二)课题细化和优化 在专业归类课题的基础上,我们又对其不断进行调整和充实,保证课题的优化。我们要求各教研室对初次选题进行集体讨论和论证。讨论涉及各课题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围绕课题形成的设计方案、课题研究所能达到的预期效果等方面展开,给每个课题进行打分和排序,从中选优。实习学生在选题时还可以对这些题目进行细化,便于研究深层化和实习调研具体化。为便于学生更好地了解这些题目,公共事业管理专业还在各题目下配有课题简介,对各课题的主要内容、难点与焦点加以提示,使实习学生选题时目的性更明确,针对性更强。另外,公共管理的实践是动态的、复杂的,因此,我们对反映管理实践的课题进行了动态化管理。每年组织教师根据理论发展前沿和社会发展动态对课题进行调整,以保证学生调研的现实性和有效性。 (三)优选课题指导教师 课题指导老师是保证课题实习质量的重要因素。学院课题指导老师主要指导学生的专业调研和学术创新活动,更多的是从理论和专业知识方面进行引导,侧重于理论把关,侧重于从理论前沿和理论创新视角帮助实习学生。政管学院课题指导老师由23名专任教师组成,全部具有讲师以上职称。其中博士15人,约占65%;具有高级职称的教师14人,约占60%。我们对学院指导老师进行了相关的培训并制定了一系列要求和规范,以保证他们能在学生实习中切实发挥应有的作用。此外,我们还强调充分发挥实务部门指导老师的作用。实习单位指导老师主要针对实习过程中的工作和生活等实际问题给学生提供指导和帮助,侧重于实践的把关,侧重于从工作实践和职位角色定位来帮助实习学生。理论和实践的双向引导和双重养成,能够促进实习学生理论和实践的有机结合,避免理论和实践的严重脱节。 (四)专业链群设计战略 专业群推进与拓展是课题式实习模式的重要特色。专业群建设是教育部主张和倡导的专业综合改革的基本价值。课题式实习模式以公共事业管理专业改革为龙头,全面覆盖到整个公共管理类专业,继而成为整个学院固化和坚持的实习模式,形成了公共管理各专业间、公共管理专业与政治学与行政学专业间相互融通,相互支撑的建设战略。公共管理类专业在学科上具有同质性,在实践应用中具有相似性。政治学与行政学专业虽然属于法学类,但在学理上能够厚化公共管理类专业的基础。拓展专业课题式实习模式,有助于形成师资优势,便于实习过程的监管,实习学生间也容易进行相互交流、帮助和提高。首先,我们在实习课题库建立的过程中,打破教研室和专业限制,让学院所有教师参加不同专业课题的论证、选择,最后由各教研室最终确定本专业的实习课题库。这种做法起到了集思广益的作用,使课题库中有很多创新性、交叉性的题目。另外,我们为每个学生配备了一名本专业的课题指导老师,主要由其对学生实习课题的选题、撰写等进行指导和监督。同时,在实习过程中学生也完全可以通过我们推荐的联系方式和学院其他课题指导老师进行联系,请教专业问题,形成一种互动开放式的指导模式。 (五)强化过程监控 过程监控是目标实现的必要条件。通过五年多的实践探索,我们总结和完善了由学院、实习单位、实习学生和指导老师各负其责,相互配合,全方位、立体式的实习过程监控机制。 1.解决学生课题实习中的困难 解决学生课题实习过程中的困难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帮助学生确定实习课题。在课题选择过程中,学生在课题指导老师的帮助下,一方面根据自己的特长、兴趣和知识积累,另一方面结合实习单位的业务内容选择和确定实习课题,实习过程也是完成课题的过程。对未能在双向课题选择机制中选定实习课题的学生,学院实习领导小组进行及时沟通和协调,保证毕业教学实习学生课题的全部确定。二是为自主实习学生提供介绍信等各种单位证明,方便学生的实习联系。同时,对于没有找到实习单位的学生,由学院及时帮助确定实习单位。 2.加强课题实习平台建设 经过多方努力,我们建设了多个实习基地平台,包括政府、科研单位、学校医院等。我们建设了“中共陕西省委讲师团”、“陕西省中医药研究院”、“周至县人民政府”、“陕西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陕西省人事厅”、“陕西省社会保障局”和“周至县终南山镇西周初级中学”七个实习基地。此外,还与临潼区街道办事处等单位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学以致用,学用结合,合作发展。通过举办实习单位与学院间座谈会、讨论会等形式,实现学院教学资源与实习单位实务资源共享与共赢目标。 3.注重细节管理 学生来到实习单位后,按照课题要求,实地开展调研,认真撰写实习调查报告。每个课题指定一位专任教师,对调研方案的设计、调研报告的撰写、调研过程的安排进行专门指导,对学生感到困惑的问题及时进行解答。充分运用现代传媒方式,学生可通过电子信箱、电话与指导老师保持经常性联系,共同分享实习过程的快乐,化解实习过程的困难,交流实习过程的经验。实习过程的每一个要素和环节都计入实习成绩的评定和考核中。 4.定期和不定期检查制度 实习时间过半后,我们实习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分别赴实习单位对整个实习工作进行检查指导,听取实习单位的意见和建议,与实习学生和带队教师进行座谈交流,了解实习工作的进展状况、存在的问题和建设性建议,掌握实习工作第一手详细资料,动态解决实际问题。除此之外,在实习的整个时间段,采取随机检查和指导的方式,保证实习工作的顺利进行。 5.学生自查的实习工作制度 我们要求参加实习的学生根据学院的实习任务和时间安排,每天、每周对自己的实习工作真实记录,反思总结,查漏补缺,自我管理。同时积极撰写实结和实习调研报告,做到实习结束,任务完成。在学生自查的基础上,实习指导老师要认真抽查,为实习成绩的评定和实习工作评优活动积累素材,掌握信息,保证实习成绩的评定和优秀者的遴选客观公开。 三、课题式实习模式的创新与效果分析 (一)课题式实习模式的创新 课题式实习模式是一种新型实习模式,它重视实习体系本身各要素的配套和效果的发挥,它把实习目标和过程进行有机协调,把实习效果和学生能力提高以及专业发展进行有机融合,调动实习各方主体的积极性和主动性,由点及面,达到了系统推进,整体提升的目的。 1.课题式实习模式是目标任务导向型实习教学组织形式 课题式实习模式是以实习课题遴选和优化为优秀,通过强化过程监管,变被动为主动的一种实习教学组织形式。它以课题调研引领整个实习过程,增强了实习的目的性、针对性,使整个实习过程有明确的目标和依据,从机制上保证了实习的真实性、目的性和有效性。 2.课题式实习模式强调实习过程的有效监控 实习过程的有效监控是课题式实习新模式的保障机制。课题式实习模式从选择调研课题开始,到确定实习单位,最后提交实习日志、实结、实习单位和指导老师鉴定以及课题调研报告,刚性要求实习调研课题、实习单位、实习日志、实结和实习单位与指导老师鉴定的统一,杜绝了以往实习弄虚作假的顽疾。对课题实习过程中调研课题、实习单位、实习日志、实结和实习鉴定不一致的学生责令重新进行课题调研,否则一律确定此类学生实习这一环节不合格,严格的考核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实习效果。 3.课题式实习模式是一种立体式教学组织形式 课题式实习模式是将学生的社会实践和理论学习及未来就业联系在一起的一种立体式教学组织形式。课题式实习模式是课题调研任务导向型的实习机制,它的目标和手段是多元化、立体化而非单一化的,它的效果也是多元立体交织的。它要求学生将理论学习与社会实践相结合,不仅培养和提高了学生解决实际问题和与人交往的能力,而且还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学生的理论思维水平和写作能力,为学年论文和毕业论文的撰写奠定了扎实的基础。另外,实习课题和实习单位的选择无不和学生的就业和未来发展规划密切相关。学院指导老师会在指导过程中根据学生的职业规划进行引导,并和实习单位进行联系和商讨,尽最大努力为学生的未来就业创造条件,拓展空间。 (二)课题式实习模式的效果分析 对我院近几年1365名毕业实习生的实习效果的跟踪调查结果显示,课题实习学生全部合格,优秀率呈逐年上升的趋势。总体上,课题实习模式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1.增强了本科学生毕业实习的真实有效性 为了解和检验课题实习的效果,我们发放了实习情况调查问卷表,对实习过程、实习效果、学生对实习的总体评价、用人单位对学生评价等内容进行调查。对于学生的实习成绩和调查问卷表的信息我们每年都要制作统计分析表,对获取的数据进行系统分析和总结。我们对08、09、10、11、12届本科学生毕业实习过程和效果进行了跟踪调查,课题实习学生全部合格,优秀率也大大提高。2008届毕业实习生267人,优秀率达到44.9%,2012届优秀率上升到66%。 2.提高了实习主体的积极性 学生带着课题实习,变过去的被动实习为主动实习,提高了实习主体的积极性。课题式实习方式可以根据实习者的家庭背景,个体的知识储备,个体的研究兴趣以及个体未来的职业生涯规划灵活地选择,实习的行为是自觉的,克服了过去为实习而实习的形式主义,甚至弄虚作假的现象。由于学生选择了自己关注和感兴趣的题目,就很容易形成持久和深入的研究,很多学生的学年论文和毕业论文就与实习课题密切相关,产生了很多高质量的学生论文。 3.提升了学生的学术研究能力 学生在大三通过学年论文的撰写基本上掌握和了解了学术论文撰写的规范和要求。双导师制的制度安排为打破学生理论和实践的脱节创造了制度平台。实习学生在学院指导教师的理论导引下,能够把握和选择专业领域研究的前沿性、重要性和焦点性问题,为高起点地研究专业实际问题和深化专业知识奠定了基础。学生学术研讨会制度(六届)为调研课题的理论升华提供了平台。2008年以来,通过课题实习调研参加学院年度学生学术研讨会的本科学生102人,这些学生的科研意识与科研水平显著提升。2011届几名本科学生通过课题实习所撰写的论文在我院院刊《政治与公共管理研究》上发表,具有较高的学术水平和实践应用性。 4.拓宽了学生的知识视野 学校学习主要是以理论为主,不可避免会与实践有些脱节,带着课题实习,既调动了学生研究实际问题的兴趣,又拓宽了学生的知识视野。课题式实习一方面培养了学生的问题意识,强化了学生的科研训练,为毕业论文的选题和撰写积累了素材;另一方面,课题式实习可以使学生与实务部门联合攻关,及时解决公共管理实践发展中的现实问题,在实践中拓展学生的研究能力和工作能力。在对实习学生实习效果的调查中,绝大部分学生对实习的满意度较高,认为实习加快了理论知识的转化,增强了自身实力。 5.提升了学生的就业能力 课题式实习是带着任务的,课题本身就是与经济、政治、社会发展密切相关的一些热点焦点问题。课题式实习任务的高质量完成意味着实习学生在理论层面完善了自我,同时,在实务部门的工作锻炼中,熟悉了实务工作的基本程序,了解了社情民意,为将来职业选择和职位服务提供了最直接的实践才能。通过实习,学生对自身职业目标的定位更加清晰,很多学生选择了和实习单位性质相近的就业单位,毕业后很快就适应了新的工作角色。也有的学生通过实习,认识到了自己某方面的不足并努力弥补,从而在最后的就业竞争中胜出一筹。对我院近几年学生就业情况与其实习效果的关联度进行分析,发现二者存在正相关关系。 作者:同满宏 寇莹 侯莎莎 杨丽丽 刘倩 单位:西北政法大学 公共管理专业论文:探求公共管理专业国际化的实现途径 1、本科公共管理专业国际化的实现路径 就我国本科公共管理专业的特点而言,专业所包含的领域广阔,要求对社会学、政治学和经济学三大学科门类的知识都有一定的积累;在知识把握的同时,要求具备较强的社会实践能力。因此,在该专业国际化的过程中需从多方面协同进行,如:国际化理念的形成;教学实践层面的教材国际化、教学方式的借鉴;国际化实践中派出交流学生实地学习;师资采用方面引进国外教授进行授课。教师的国际化。作为教学研究的主体力量,教师本身的综合素质,包括知识与实践都在极大程度上影响学生的学习和其国际化视野。 教师的国际化主要有如下类型:首先,公共管理专业应该积极外派教师到国外进行参观学习,在教学的过程中融入国际先进的教学理念和方式;其次,直接引进国外任教教授,作为特聘教师,定期到学校进行讲学和课程指导;再次,招聘具有海外留学经验的教师,通过其最新的知识结构以及教学理念与方式,带动公共管理专业的国际化。 同时,公共管理专业的国际化还可以借助教师的海外学习、特聘教授和海外归国教师在国外的平台和关系,积极为公共管理引入更多的具有影响力的学者、教学方式和教学理念。此外,鼓励教师在任教期间的国际交流,如:参与国际学术会议、国际研讨会等,通过与外籍专家的交流把握国际在公共管理领域的研究前沿,促进教师在公共管理专业国际化进程中的成长。教学的国际化。 作为本科公共管理专业国际化中最为的重要一环,教材的选取、教学方式的选用、教学重点的把握以及教学过程中的师生互动,都决定了教学的质量和水平以及是否符合教学国际化的要求。首先,课程的通用性:在国际化的教学中要注重选择某些课程采用全英文授课方式进行教学,并向参照和借鉴国外同类优秀课程的内容和教学方式,确保教学内容与国际的接轨;与此同时,保证课程本身的特殊性,实现通用性和特殊性相结合;其次,确保教材的先进性:所选的英文教材一定要有国际先进水平。 开设全英文课程的前提之一是参照国家的英文课程具有国际先进水平,英文教材也是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教材,以期实现全英文课程借鉴国际先进经验的目的;再次,师生的主动性:师生投入英文教学环境要有主动性。 全英文课程是国际上一流大学的主流教学方式,是同国际社会接轨的“阳春白雪”式的课程,对师生都有较高的要求,在语言交流、教学案例、应用案例、考核方式都需要吸收并创新。因此,师生都需要投入较大精力。此外,内容的选择性:教师要对教材内容要有选择性。教师精选教材,才能使学生在精读材料和浏览材料上有所区别,以提高学习效率;最后,质量的可比性:课程质量的要求要有国际可比性。为了实现国际教育接轨,全英文课程与国外同类课程应该具有可比性。一般认为,可比性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在同课程、同课时的情况下,学习课程的效果应该基本相同;保障国际学生和本国学生同班学习,没有语言的障碍;与英语国家实现无障碍的教学合作。 学生国际互访交流。当前本科的公共管理专业应该借助学校的大平台,与其他合作学校商谈学生访问和交流的合作项目;同时,在开展与国外学校交流互动的过程中,积极引入学校间的互派交流学生事宜,在提高公共管理专业学生本身的素质和培养国际化视野的过程中,提高我国该专业在国外的影响力。学生的国际互访交流既可以是互相派遣交换生,进行短期的海外学习并且承认彼此的课程和学分;也可以采用联合培养的方式,在学生培养环节进行合作;最后共同颁发文凭。 2、结论 鉴于我国本科公共管理专业起步晚、发展快、质量有待提高的具体现状,以及当今全球化的总体趋势,本科公共管理专业国际化成为了国内该专业发展的必然选择。这要求在本科公共管理专业学生培养过程中的多方联动,既需要实现教师的国际化、教学方式的改进也需要学生在学习实践过程中的国际元素的引入。然而,在本科公共管理专业国际化的过程中,应该始终注意特殊性的保持,即关注和立足于国内公共管理领域内的具体实情,把握国内公共管理过程中的特殊性,在与国际接轨的过程中实现具有特色的国际化。 作者:杨一帆 米曾丽 单位:西南交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公共管理专业论文:公共管理专业大学生创新训练项目研究 摘要: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是教育部实施“高等学校本科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以新疆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为例,对其公共管理专业学生近几年实施的大学生创新训练项目进行分析和总结,并从管理制度建设、激励机制等方面提出了相应的改进建议。 关键词:创新训练项目;公共管理;培养模式 公共管理学科是一门为政府部门及非政府公共机构培养管理人才的学科。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和全球一体化的不断深入,以及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步伐的加快推进,现有的公共管理人才培养模式与经济社会客观需求存在一定程度的脱节。改革公共管理人才培养模式已是必然选择。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是教育部实施“高等学校本科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旨在一方面促进高等学校转变教育思想观念,改革人才培养模式,强化创新创业能力训练;另一方面增强高校学生的创新能力和在创新基础上的创业能力,培养适应创新型国家建设需要的高水平创新人才。已有关于公共管理专业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创新的讨论多是关注课程设置、教学方法和专业实践等方面的内容等,对于如何通过大学生创新训练项目增强公共管理专业人才的创新创业能力则少有论述。本文以新疆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为例,对其公共管理专业学生近几年实施的大学生创新训练项目进行分析和总结,与各位同行分享。 一、创新训练项目的运作过程 公共管理专业大学生创新训练项目的运作过程一般包括团队组建与导师选择、项目选题与申请、方案设计与组织实施、数据分析与报告撰写以及答辩与结题等五个阶段。 (一)团队组建与导师选择 创新训练项目通常以小组为单位展开,每个小组有3-5名成员,主要是大二、大三的学生。这些对创新项目有兴趣的学生自己组建团队,推选项目负责人,选择合适的教师作为指导老师。考虑到新疆的地域特点,团队成员在基于共同兴趣的基础上,应尽可能吸收少数民族同学加入。 (二)项目选题与申请 创新训练项目分为研究项目和调查项目两类,一般是指导教师提供一个或多个题目供学生选择;学生也可以自由选择感兴趣的题目,与指导教师商讨。作为公共管理专业创新训练项目,选题须新颖,要紧贴政策热点问题。如近几年就业是新疆自治区党委政府重点关注的民生问题,我院学生以少数民族毕业生就业困境为主题的调查研究就成功获批部级创新训练项目。确定选题后,学生要完成课题的论证,然后向学校提交申请书。 (三)方案设计与组织 实施当项目获得立项后,项目组就开始着手开始实施方案了。部级创新项目实施期限一般为两年。学生团队在教师的指导下,按照已有的方案开始实施。研究方案一般包括案例调研和问卷调查两类,导师要注意控制实施进度。针对方案实施中的问题及时提出改进意见,鼓励学生积极应对困难,努力寻求其他方案来解决所遇到的问题。 (四)分析数据和撰写报告 当完成数据收集后,项目就开始进入数据分析和撰写报告阶段。项目组需要在导师的指导下对已经获得的调查数据进行整理、归纳和分析,制作分析图表,撰写结题报告。结题报告内容除了试验执行情况和研究结论外,还要对项目实施中的收获和体会等进行总结。可能的情况下,学生还应当对已获得数据和结论,按学术论文的要求和规范撰写论文,并及时发表。 (五)答辩与结题 项目进行到终期阶段,项目组不但需要提交总结报告,还需要参加学校组织的结题答辩。学生需要提前将项目的背景、完成的主要工作、获得的结果、发现的新问题以及预算执行情况等制作成幻灯片,现场向专家汇报并回答专家提出的问题。然后根据答辩专家提出的意见和建议,对结题报告进行修改完善,完成项目结题。 二、完善创新训练项目的建议 (一)加强创新训练项目的制度建设 要完善学校有关创新训练项目的管理制度。例如可以建立校级大学生创新训练项目领导小组,由主管副校长担任组长,成员包括教务处、学工部、实践中心、二级学院等。加强对项目的过程监控促使学生在项目研究过程中自始至终都能高度重视,积极投入。项目结题可采取灵活的评判机制。 (二)完善相关激励措施 要完善相关激励措施,激励教师投入到辅导学生创新训练项目中。例如可以将指导学生创新训练项目计入教师工作量之中,项目的成果可作为教师的教学成果。适当增加奖励机制,可以是精神奖励,也可以是适当的物质奖励。 (三)关注学生创新思维培养 要充分发挥项目过程管理,注重训练过程的积极作用,鼓励学生在项目运作过程中大胆创新。对待项目运作的结果,要持宽容的态度,允许出现失败,但要帮助团队认真总结经验和教训。 三、结束语 公共管理专业大学生参与创新训练项目,进行科研实践,解决了学生只知理论知识而无动手能力的问题,提升了综合素质,增加了进入社会后的竞争资本。同时也提高教学质量,有助于推进教学改革。但大学生创新训练项目目前还处于起步阶段,仍存许多不足和改进的空间。需要指导教师和管理人员进一步深入地交流总结,使创新训练项目在培养公共管理专业创新人才中发挥更大作用。(作者单位:新疆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基金项目:新疆大学部级大学生创新训练项目“二孩政策下乌鲁木齐市已婚适孕女性生育意愿调查研究”。 作者:秦海波,吉亚楠,沈瑞瑞,郭豪华,胡阿提•朱马别克 公共管理专业论文:公共管理专业学生实践能力培养探索 摘要:提出将传授理论知识、培养实践能力、训练科学思维融为一体的教改模式,旨在加强学生综合能力的培养,培养学生成为具有良好专业基本素质的应用型人才,并通过优化教学方式、构建紧密结合理论内容的实践课程体系来提高整体教学质量与人才的培养质量。 关键词:公共管理专业;社会调查研究方法;实践能力培养 在公共管理专业本科教学中,社会调查研究方法是一门重要的方法学课程[1]。这门学科旨在传授社会调查中所涉及的研究方法的基本概念和基本理论,通过学习,使学生了解和掌握调查研究的操作过程、方法和技巧,培养学生独立运用各种方法进行社会调查,认识、分析和解决社会问题的能力,为提高学生适应专业岗位的能力奠定基础。社会调查研究方法这门课程具有理论性和实践性较强的特点,然而传统教学侧重于理论教学,通过理论知识考核检验学生的学习成果。这种教学方式虽然能系统连贯地讲授有关社会调查研究的基本理论,却往往造成学生理论与实际、学习与运用相互脱节的现象,忽视了对实践能力的培养,不能适应现代高等教育的要求,影响了学生综合素质的提升。传统教学方式的效果不佳,有学者报道,课堂上学生的学习兴趣不够浓厚,课堂积极性不高,课堂氛围较为沉闷,教学总体质量不高[2]。为此,我们曾经对我院公共管理专业四年级全体学生进行了针对这门课程教学内容和教学方式的访谈,主要反映的问题有:理论部分较为抽象,学生理解困难,例如抽样方法、层次谬误等概念;该门课程理论难度较大,传统教学方法有利于形成系统的知识,但应用能力提高不明显;实践课效果不好。传统教学方式是讲授理论之后,选取部分章节进行实践操作,理论讲解与实践操作未能很好地结合,导致学生在实践环节不知所措,不能有效处理实际问题。因此,本次实践课教学改革的目的是,针对当前该课程教学中存在的某些问题进行思考,进而提出相应的教学改革建议,形成一套行之有效的教学方法,最终提高教学质量,实现课程教学效果的最优化。 1教改的思路和方法 由于社会调查研究方法这门课程有很强的实际操作性,且不能脱离理论的指导,因此,实践课程内容的设计尤为重要。课程章节连贯性要求高,因此具体教学方案是把培养学生实践能力的各个实践环节作为一个整体进行考虑,在社会调查的前期准备阶段、调查过程以及最后分析总结阶段依次展开。我们将实习课程内容分为几个环节:选择主题、确定测量值、制订计划书、拟订调查提纲、选择调查方式和方法、现场调查、资料录入、整理与分析、撰写调查报告。通过课堂教学、案例分析、练习和实践强化,使学生在遇到具体项目时知道如何下手,能够在教师的指导下完成社会调查选题、方案设计、实施调查和调查报告的撰写。教学过程的实施中,我们对学生的具体安排如下。 (1)学生以7人左右组成一个研究小组,以小组为单位开展实践活动,每组选出组长,统筹组织管理。由组长负责总体安排和对组员的工作任务进行分配,采取分工合作的方式进行。 (2)授课第三周后开始选题,课题可以在教师建议的选题中选取,也可由小组根据兴趣和课题的可行性来确定。 (3)选题确定后,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下完成社会调查的全过程,包括如何选题、设计调查方案、设计问卷及访谈提纲、实施社会调查、整理调查资料及撰写调查报告等。调查方案是调查工作的行动指南,内容包括:调查目标、调查类型、调查内容和工具、调查方法、调查对象、调查地域、调查时间、调查队伍、调查经费以及工作安排。首先开展小组内讨论,商讨确定实践内容,每个小组分别制作PPT进行汇报,然后教师针对每个小组的方案设计进行点评,指出不足,提出完善建议。 (4)开展现场调查,进行资料收集。 (5)理论课讲完“调查报告的撰写”之后,要求学生在问卷资料整理的基础上完成调查报告。调查报告中交代清楚调查的基本情况和调查结论,重点是把调研结果层次分明、条理清晰地写出来。调研报告以书面的形式上交,并在实践课上汇报。最后教师对每组的调研报告进行总结。 2教改的特色与创新之处 社会调查研究方法课程的改革已经在2012级、2014级公共管理专业的教学中实施。课程教学改革的亮点是将课程学习变成学生有兴趣又富有挑战性的学习任务,极大地调动了学生学习的热情和克服困难的勇气。另外,评价方式更全面、更公正,能更客观地考查学生的具体能力和学习态度。 2.1系统地设计整个实践环节 按照进行一个完整问卷调查的程序,系统地设计问卷调查的实践环节,带领学生逐步进行科学研究,使学生系统地掌握完整的调查过程。在教学过程中,任课教师布置学生要完成的作业,分别是选题确定、研究设计、问卷设计、撰写调研报告,这几个环节教学内容由易至难。在教学方式上由分项练习到最后的综合报告,逐步培养学生掌握社会调查的主要手段和技能,同时培养学生善于观察、勤于思考的专业素养,锻炼学生全面考虑、综合判断的能力。 2.2将理论教学与实际应用相结合 将理论教学与实践紧密结合起来,能让学生在实践环节中意识到理论指导的重要性,使学生自觉学习理论。例如,在教学过程中,理论讲解抽样方法比较抽象难懂,学生可能没听明白或者印象不深刻。当学生在实践课中研究自己调查方案中的具体抽样方法、样本规模等时,会主动看书学习相关理论知识。如此反复训练,学生的实践技能与理论知识水平均有提高,最终达到教与学相结合,进而提高了教学质量。 2.3制订与完善实践教学计划 为了促进学生更好地参与实践环节,课程考核的设计是40%的平时成绩加上60%的期末考试成绩构成最后的成绩。这样可改变学生被动接受知识的局面,使学生重视和积极参与实践,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2.4多种能力的综合训练 为了保证社会调查的严肃性和认真性,平时成绩评定包括两个部分:一是参加社会调查过程中的各种表现,二是社会调查报告。社会调查过程中的表现依据学生自我评价、指导教师评价及调查单位的反馈意见。调查报告的评分依据材料的真实性、调查对象的典型性、观点的新颖性以及格式是否正确、叙述是否清楚、理由是否充分、语言是否准确等。 3教改的实施效果 通过教学改革实践,社会调查研究方法课程实施研究性学习取得了较好的教学效果,学生感受到了这门课程与公共管理专业课的密切关系,教学质量明显提高,学生的创新意识和研究能力得以提升,达到了教学目的和要求。 3.1教与学结合,学生实践能力提高 学生普遍对课程的教学方式给予了肯定,认为课程教学打破了以往死板的教学模式,便于对所学知识进行消化;实际操作使学生得到了很好的锻炼,教师与学生共同讨论、交流,同时教师对学生进行有针对性的指导,学习氛围轻松,使理论学习不再枯燥,起到了督促学生注重理论学习的作用;学生普遍对社会调查研究有了理性认识和浓厚兴趣,了解到社会调查要经过系统的流程、遵循特定的原则、应用科学的方法以及团队合作才能获得有效结论;教学设计打破了以往从理论到应用的学科逻辑体系,以实践教学为切入点,先让学生尝试完成工作任务,并从完成任务的需要出发,激发学生的学习动机[3]。 3.2全程评估,学生自主学习能力提高 科学的考核方式能体现学生的真实水平,对学生按照教学进度进行过程性考核,教师可以对学生每个阶段的学习表现和任务完成情况进行评估。 3.3结合实际,学生科研能力和综合素质提高 教学改革促进了学生参与教师科研课题的积极性,学生参与科研的积极性明显提高,参与教师科研课题的人数逐年增加。同时,通过分组讨论调查课题并与组员及调查对象交流,锻炼了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人际交往能力、团队协作能力等;调查方案的设计以及调查报告的撰写锻炼了学生的知识运用能力、思维能力、研究能力等。 4教改存在的问题 在实施教学改革的过程中,我们遇到了一些问题和困难。首先,基于能力培养的教学对任课教师要求较高,需要提高教师能力素质、教学技术和完善教学设备;其次,由于实践内容涉及众多学科,例如卫生统计学等,需要学生掌握统计学方面的基础知识,并具备分析调查结果的能力;再次,受到研究场所和调查时间的限制,目前学生一般只能在本市或者校园中做调查,调查题材比较单一,很难进行大范围问卷调查;最后,调查研究需要经费支持,而目前费用完全由任课教师自主承担。当前社会迫切需要基础扎实、知识面宽、适应能力强的高素质、复合型卫生管理人才[4]。只有在教学过程中始终将知识传授和能力培养有机地结合起来,高度重视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不断优化其知识结构、提高其综合素质,才能达到新型人才的培养目标。今后我们还需要不断总结经验,改革陈旧的教学内容和方式,整合实践教学资源,完善教学体系,制订出更加合理的教学方案,以适应现代教育的要求,确保学生学习的实际效果。 作者:黎燕宁 黎泽明 江南 冯启明 罗红叶 单位:广西医科大学 公共管理专业论文:高校公共管理类专业教学改革探讨 【摘要】本文列举了目前高职院校公共管理类专业教学中教材、理论教学模式、实践教学模式、课程项目开发等方面存在的一系列问题,分析了高职院校公共管理类专业教学改革的必要性,并从人才培养目标体系、实践教学环节、课程项目开发、项目化的校本教材建设以及项目化教学的实施等方面提出了教学改革的具体措施。 【关键词】高职院校;公共管理类专业;教学改革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对于高技能型人才的需求迅速增加,高职院校得到了迅猛发展。公共管理专业主要是为社会培养应用型公共管理人才的一类专业,是绝大部分高职院校都开设的共有专业,具有很强的同质性,不能彰显高职院校的办学特色。因此,办出高职院校的自身特色,培养满足社会不同地域对公共管理类专业应用型人才要求的合格毕业生,是每所开办此类专业的高职院校进行教学改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也是深化教学改革的重要课题。笔者从事公共管理类专业教学多年,对这一课题进行了一些有益的探索。 一、高职院校公共管理类专业教学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1.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的培养目标不明确 人才培养方案是实现人才培养目标和基本规格的总体计划和实施方案,是职业教育院校组织教学过程、安排教学任务、确定教学编制、保证教学质量的纲领性文件。高职院校制定人才培养方案时,应以主动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坚持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突出应用性和针对性、加强实践技能训练、强化产业结合、突出地域和自身特色为原则。目前,大多高职院校公共管理类专业在制定专业人才培养方案时,存在相互抄袭和借用的现象,甚至沿用本科院校的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其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的不足突出表现在缺乏自身特色、与当地产业结合不紧密、应用性和针对性不强、实践教学环节弱等方面。 2.教材建设滞后 高职院校的教材应满足具有时代特征、职教特色,体现新知识、新技术、新工艺和新方法等基本要求。目前大多高职院校公共管理类专业借用普通本科院校同类教材,然后由专业教师进行小修小补,拼凑成现行教材。由于高职教育和普通本科教育在培养目标和教学环节上有较大的差异,因而这样的教材常常表现出理论知识过深、实践技能训练环节薄弱等缺陷,不能满足高职院校的教学要求。 3.理论教学模式缺乏特色 高职院校培养的是适应生产、建设、管理、服务一线需要的高等技术应用型专门人才。教学过程应突出实践教学环节,理论教学则应服务于实践教学。但目前高职院校公共管理类专业的理论教学大多沿用以学科为中心、以知识讲授为主的教学模式,注重理论的完整性,其缺点突出表现为理论知识过深,弱化和淡化了实践教学环节,不能为培养应用型、技能型人才服务。 4.“校企结合”实践教学模式流于形式 高职院校的人才培养目标是应用型、技能型人才。这一培养目标决定了实践教学在高职教育中占有重要地位。实践教学形式多样,效果各不相同。其中“校企合作”被公认为一种较为理想的形式,很多高职院校通过校企合作取得了令人满意的培养效果。但是,由于开设公共管理类专业的高职院校多,招生规模大,寻找对口的合作企业难度较大。因此,很多高职院校的公共管理类专业课程的实践教学环节仍流于形式,往往只是与企业签订一纸合约,没有开展实质性的合作。无论是校内实训基地,还是校外实训基地,在进行专业课程的实践性教学时,通常是教师讲授演示、学生观摩,学生很少有机会融入真正的职业岗位,进行实质性的实训和锻炼,因而职业技能的提高受到很大的限制,甚至毕业实习也只能在一些非专业岗位上进行,其实习的项目和内容可能与本专业毫无关联,从而导致整个实践教学环节流于形式,严重影响了学生专业技能的提高。 5.项目课程开发落后于教学需要 项目课程是指以工作任务(即项目)为中心,选择、组织课程内容,并以完成工作任务为主要教学目的的课程模式。项目课程的开发是衡量职业教育教学水平的一个重要指标。公共管理类专业的项目课程应以企业生产、经营、管理和服务的实际工作过程作为课程的优秀内容,并与职业资格标准相衔接,由学生自主完成信息收集、工作计划制定、工作任务实施、工作成果评价等全过程,使学生在这一过程中获得综合职业知识和职业能力。然而,高职院校招生规模的迅速扩张,导致师生比例严重失调。据对一些高职院校的调查摸底,公共管理类专业的师生比例高达1:50以上,专业教师疲于应付课堂教学,几乎无暇顾及教学方法的改进和教学效果的提高,更谈不上自身素质的提高,青年教师都是从学校到讲台,缺乏专业工作经历和职业技能,加之学校投入不足,实践教学硬件条件不够,使得项目课程开发不能满足专业教学的需要。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项目课程开发没有宏观计划与远景规划,即使进行项目课程的开发,也是随心所欲,走到哪里算哪里,缺乏系统性和完整性,对专业教学整体水平的提升帮助不大;其次,开发项目课程时,项目中选择和组织知识覆盖面过于狭窄,不能满足学生毕业后从事该工作任务对于知识和技能的要求;再次,没有根据公共管理类专业的特点开发项目,导致开发的项目课程过分依赖硬件条件配置,给项目课程的实施带来难度;最后,项目课程的开发管理缺乏完善有效的激励机制,很多高职院校简单地把项目课程教学等同于案例教学,严重影响了专业教师开发项目课程的积极性。凡此种种,导致项目课程教学的实际运行效果差,不能真正达到培养学生岗位优秀能力和职业能力的目的。 二、高职院校公共管理类专业教学改革的必要性 1.是实现高职院校公共管理类专业人才培养目标的需要 高职院校公共管理类专业以培养应用型管理人才为主要目标。要实现这一目标,必须根据管理工作的实际需要建立项目化课程体系,以达到学有所用、教有所指的目的。项目化课程体系与职业岗位(群)的工作任务紧密相关,成为学术教育课程与职业教育课程之本质差别。因此,只有建立项目化课程体系,才能实现高职院校人才培养的目标。 2.是培养和提升学生职业能力的需要 职业教育以培养职业能力为终极目标。职业能力是职业岗位(群)必备知识与必需技能的有机结合,单纯的知识或单个的技能均不能构成职业能力,只有当知识与技能完美结合,学生能开创性地完成工作任务时,才能体现其职业能力。项目化课程体系能在知识与技能之间建立有机联系,按职业岗位(群)的实际工作需要来组织课程内容,强调理论知识和实践技能的完美结合,使学生在完成工作任务的过程中培养和提升职业能力,提升交流沟通能力和团队协作精神,有利于学生综合职业素质的提高。 3.是推动产学结合发展的需要 职业教育源于产业发展的需要,并服务于产业发展的需要,产学结合是职业教育的本质特征。项目化课程教学中最重要的环节就是实践性教学,即职业技能的提升。而这必须以实践教学的硬件为支撑,实践教学的硬件建设是开展项目化课程教学的基础,这就促使高职院校必须充分了解行业产业发展的最新动态,与行业发展同步,甚至具有前瞻性,使建设的实践教学硬件设施更好地服务于项目化课程教学,客观上也促进了产学结合。 三、高职院校公共管理类专业教学改革的具体措施 1.完善高职院校公共管理类专业人才培养目标体系 为了满足企业对公共管理类人才的需求,完善专业培养目标体系是必要的。高职院校公共管理类专业应在充分的行业产业调研的基础上,根据实际职业岗位(群)的需要,构建符合行业产业发展需要的公共管理类人才培养目标,通过促进学生掌握职业岗位(群)的必备知识,提升学生的职业岗位(群)必需技能来实现人才培养目标。 2.加强实践教学环节,训练学生的职业技能 实践教学是公共管理类专业人才培养的一个重要环节。通过实践教学,可以锻炼学生,提高其解决职业岗位(群)实际问题的能力、应变能力、沟通能力和责任意识等综合素质。实践教学环节包括校内实训和校外实习等环节。高职院校应加大实践性教学的投入,并进行充分的调研,充分发挥校企双方的优势,以建设与行业产业发展相适应的实践性教学设施,以及能够为区域经济发展提供服务的校外公共研发平台,实现“学校、行业产业和学生”三方共赢。 3.提高专业教师的项目化课程开发技术 项目化课程教学改革的关键是项目化课程的开发,完成这一任务,关键在专业教师。项目化课程开发的成功与否,不但在于专业教师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更在于其掌握的项目化课程开发技术。高职院校应加大专业教师尤其是青年教师的培训力度,使他们了解行业产业发展的最新动态,掌握最新的项目化课程开发技术,以满足项目化课程教学改革的需要。可采取让青年专业教师到企业蹲点带实习、挂职锻炼、开展技术服务等多种形式,加深专业教师对行业产业发展动态的了解,提升专业教师的专业技能;鼓励他们参加项目化课程建设的专题培训,提高专业教师对项目化课程建设重要性的认识,提高其项目化课程开发技术,为项目化课程教学改革奠定基础。 4.编写项目化课程的校本教材 由于各地的产业发展各具特色,采用统一的项目化课程教材显然不能很好地适应当地行业产业发展需要。因此,项目化课程的校本教材编写是项目化课程建设的优秀内容,编写项目化课程校本教材时,要以当地行业产业发展为背景,突出实践教学在课程中的主体地位,根据订单企业职业岗位(群)的需求和学生的具体情况,通过模拟项目和真实项目,组织必需的知识和必要的技能进行编写。教材编写时可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设计不同难易程度的项目。 5.课程项目化教学的实施 高职院校公共管理类专业课程项目化课程教学实施的优秀是“通过工作实现学习”,教学的安排要以项目为主线,以培养学生综合职业能力为目标,以学生为主体,以项目化课程校本教材、校内实训基地和校外实训基地为保障,充分调动专业教师的积极性和主动性,通过让学生参与和完成项目来获得职业岗位(群)的必备知识和必需技能。学校应加强宏观管理和引导,专业教师应不断探索和改进教学方法,本着“以学生为主体、教师指导、少说多做”的原则来选择教学方法,让学生在“做中学”,教师在“做中教”,真正做到“教、学、做”一体化。同时应制定与项目化课程教学改革配套的考核评价体系,保证项目化课程教学的顺利实施。项目化课程教学的实施效果要优于传统教学方法,它能培养学生适应职业岗位(群)的能力,使学生掌握职业岗位(群)的必备知识,提升学生的职业岗位(群)必需技能。高职院校应加大投入,不断总结经验,改进完善这一有效的教学方法,使高职教育能够适应行业产业发展的需要,培养行业产业需要的应用型人才。 作者:谢淑芳 马慧 单位:湖南生物机电职业技术学院现代管理工程系 公共管理专业论文:公共管理专业定量分析课程教学问题研究 摘要:管理定量分析是公共管理专业的一门优秀课程,同时也是一门实践性和应用性很强的学科。本文首先根据公共管理专业的特点从教材内容、前置课程设置、教学方法、实践性教学设计、考核方式及教学评估机制六个方面系统地分析了公共管理专业管理定量分析课程教学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及不足,并逐一给出了改革措施,对于提高公共管理专业管理定量分析课程的教学效果提供了理论依据。 关键词:公共管理;管理定量分析;教学问题及对策 引言 管理定量分析是公共管理专业的一门优秀课程,同时也是一门实践性和应用性很强的学科。公共管理专业培养的是具有并掌握现代管理理论、技术与方法,能在文教、体育、卫生、环保和社会保险等公共事业单位行政管理部门从事管理工程的高级专门人才。在公共管理专业开设管理定量分析课程的基本宗旨是使学生学会使用系统论的观点分析问题、解决问题,掌握多种定量分析方法,能利用数据信息通过定量计算得出正确结论,为科学决策提供依据,该课程能帮助管理者科学地分析复杂市场的动态,准确把握市场变化的基本规律,制定正确的决策,有效地管理企业和参与激烈的市场竞争。然而,管理定量分析课程不同于传统课程,传统课程强调的是某一门知识的系统性和基础性,与其它课程之间联系相对较少,而管理定量分析课程更强调多学科知识的综合运用,管理定量分析课程的特点决定了其教学内容和方法上也应做出适应性的调整。但是,目前高校本科专业的管理定量分析课程的教学内容和方法的设计尚不完善,有待于进一步改进和提高。为此,本文结合公共管理专业的特点,从管理定量分析课程的教学现状出发,找出在教学内容、考核方式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并探讨这些问题的解决方法。 一、公共管理专业管理定量分析课程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一)教学内容不合理 教材是学生学习的基础和依据。公共管理专业管理定量分析课程的内容应该根据该专业自身的特点进行合理设置,而目前针对管理定量分析的教材内容大多篇幅较长,内容倾向于大而全,未能与专业需求有机结合,造成了“所学非所需”。而且,目前的教材的内容安排大多缺少丰富的与实际管理决策相结合的生动案例,内容体系相对陈旧刻板,降低了教材的可读性和趣味性,影响了学生对该课程学习的兴趣,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约束了教师的能动性。此外,公共管理专业属于社会科学领域,其管理决策问题往往同时涉及定性与定量两类变量,需要将两类处理方式有机结合才能得出科学、合理的决策,而目前的教学内容大多只重视定量方法的讲解,忽略了定性问题定量化求解能力的培养。 (二)前置课程设置不合理 管理定量分析是以社会生活中的实际管理决策问题为背景,以数学模型和定量分析方法为主要工具,其优秀思想就是为管理决策提供定量化的依据。由于该课程自身的特点,在学习该课程之前需要具备一定的相关学科知识,例如:高等数学、经济学、管理学、计算机应用基础、相关统计软件的应用,并且最好熟练掌握一种计算机编程语言。因此,针对公共管理专业的管理定量分析课程一般安排在大学二年级下半学期或者三年级。需要强调的一点是统计软件的熟练使用对学好该门课程至关重要,因为大数据时代,信息量呈爆炸式增长,如何在繁冗的数据中寻找到需要的数据,并进行合适的预处理对于后续定量计算过程的正确性将起到重要的影响。 (三)教学方法单一 尽管管理定量分析课程以定量分析为主要工具,但其最终目的却是通过这一工具来解决实际管理决策问题。而在目前的教学过程中,仍有部分教师按部就班,平铺直叙,课堂教学方法几乎全部以讲授为主,完全不注重教学方法的适应性调整和综合运用,使得学生觉得管理定量分析与运筹学、高等数学和线性代数一样,学习起来不但困难重重,而且枯燥乏味,从而使管理定量分析课程失去了的其本质特征。 (四)实践性教学不足 公共管理专业是应用性和实践性都很强的学科,不仅要求学生掌握基本理论、基本方法和基本技能,更强调学生具备过硬的实际操作能力,这就要求在教学过程中更应重视实践教学环节的设计,形成较为完善的实践教学体系。然而,目前高校管理定量分析课程的教学大多重理论,轻应用,缺乏对解决实际问题能力的培养,导致学生只会求解题目,对社会管理中的实际问题却束手无策。 (五)考核方式单一 目前,管理定量分析课程的考核方式大多为考试课,考核形式一般采用闭卷考试的方式,考核内容主要是课程的基本理论点和基本知识。这种考试方式侧重于对学生基本理论和知识的考核,无法考核学生利用基本理论和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使得考核方式与教学目标脱钩。 (六)教学效果缺乏反馈 目前,管理定量分析课程的教学效果检验方式过于单一,主要采用学生考试分数来检验课程的教学质量,缺乏有效的反馈机制。我们对我校两届公共管理专业毕业生关于其在大学二年级所学管理定量分析课程在其工作中的应用情况的调查显示,60%的人认为所学非所用,30%的人感觉所学的方法之间不能有机结合,无法满足实际管理决策问题的需要,70%的人认为所学的理论与实际脱节,缺乏解决问题的能力。 二、公共管理专业管理定量分析课程教学问题的对策 (一)合理设置教学内容 教学内容的设置应充分考虑到公共管理专业的特点和社会需求,应当考虑到用人单位的实际需要,将理论与实践有机的联系起来。由于管理定量分析课程的多学科特点,在编写或选用教材时,应充分听取管理学、运筹学及统计学等相关学科专业教师的建议。此外,由于公共管理领域日益增多的复杂管理决策问题,管理定量分析课程的教学内容要与时俱进,不断革新,保证理论与实际的紧密联系。为了锻炼学生的动手能力,还应在教学内容上合理安排丰富且能反映实际问题的教学案例,增加教学的趣味性。 (二)合理设置前置课程 为了便于管理定量分析课程的顺利开展,应将管理学、运筹学、统计学和线性代数等前置课程的教学通过必修或选修的形式安排在管理定量分析课程之前完成。而且在开设该课程之前,还应安排学生进行一次认知实习,其目的是了解相关的实际管理决策问题,知道解决这些问题所需要的一些理论和方法,让学生带着问题走进课堂,提高学习的主动性和目的性。因此,管理定量分析课程一般应安排在大学二年级下学期或者三年级。 (三)丰富教学方法 加强各种教学方法的综合运用,例如,互动式教学、案例教学、分工式教学、分组讨论等等,提高学生的学习主动性,引导学生积极参与课程教学,增强学生之间以及师生之间的交流,变学生的被动为主动,提高学习效率。例如,可以将学生分组,并通过“角色互换”将一部分教学任务或者实际生活中的管理决策问题下派给各个小组,驱动学生一起合作,互相讨论,以找到解决问题的具体方法,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 (四)加强实践性教学 实践教学是巩固理论知识和加深对理论认识的有效途径,是培养具有创新意识的高素质人才的重要环节,是理论联系实际、培养学生掌握科学方法和提高动手能力的重要平台。管理定量分析是公共管理专业的一门优秀课程,为该专业学生提供了大量解决实际管理决策问题的工具和方法,要求学生有很强的动手能力。因此,应该适当加大实践性教学的份量,引导学生在课余时间动手寻找并解决一些与定量分析有关的课题,例如,在教学过程中将学生分组,并安排各个小组调查在校学生对各种电脑品牌的满意度。在学生进行调查统计时,教师可以引导他们讨论并对比各种抽样方法,并分析各种抽样方法所得出结论的正确性。通过这种与实际相结合的案例讨论可以使学生进一步开阔思路,达到“学以致用”的效果。此外,在教学过程中,还可以邀请政府和企业等管理决策部门走进课堂,为学生系统讲述与定量分析相关的一些常见问题及解决方法,进一步拉近理论与实际的距离。 (五)丰富考核方式 由于管理定量分析课程具有实践性强的特点,因此,单一的考核方式无法反映其教学目标。为了突出该课程应用性的特点,应该将平时作业、实践性训练、课堂讨论、认知实习、撰写论文和闭卷考试的方式结合起来,其中闭卷考试中应着重突出对学生解决实际问题能力的考核,以便综合评价教师的教学效果和学生的学习效果。 (六)建立多渠道教学效果评估机制 为了准确、客观衡量该课程的教学效果和学生的学习效果,不仅应该改革教学过程中的考核机制,而且要对公共管理专业毕业生的工作情况进行追踪,分析毕业生所学到的工具与方法能否解决在工作中遇到的实际问题,据此对教材内容、授课方式、考核方式等进行适应性的调节,避免“闭门造车”式的教学,实现“学以致用”。 三、结束语 随着管理理论实践的不断深化,定量分析方法在公共管理领域的应用日益广泛,从而促进了管理定量分析课程的快速发展,使之成为一门高校公共管理专业普遍开展的优秀课程。本文根据公共管理专业的特点从教材内容、前置课程设置、教学方法、实践性教学设计、考核方式及教学评估机制六个方面系统地分析了公共管理专业管理定量分析课程教学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及不足,并给出了相应的改革对策,为提高管理定量分析课程的教学效果提供了理论依据。 作者:王德运 单位:中国地质大学(武汉)经济管理学院
社会心理学论文范文:社会心理学课程改革论文 一、双实教学模式的理论建构 实验课教学目标是提高学生观察与分析社会心理现象能力,提高学生逻辑思维和创新思维能力。实验教学的设计运用了知识可视化理论和探究性学习理论的研究成果,利用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场景设计成现场实验,借助多媒体教学手段展示实验内容,使学生直观地了解心理学实验的操作过程和实验结果,这种方式能够精准地传递信息,使心理学理论具现化,并能激发学生探索日常生活中社会心理现象的兴趣。实验教学的课程安排是按照循序渐进、分段目标原则,构建出三个层次的实验教学课程体系,依次为基础实验、提高实验和创新实验,分别对应培养学生的研究素养、独立思考和解决问题能力、创新思维和综合运用能力。实践课教学目标是提高学生整合理论知识与社会实践能力,提高社会心理学专业学生服务社会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实践教学的设计为避免人文社科实践类课程缺乏监管考核,流于形式的不足,采用了课堂实践和课后实践等多种教学形式,并纳入最后的成绩考核中。课堂实践教学依据项目式教学理论,安排学生有序进行项目选题、制定项目计划、开展项目研究、进行项目成果交流和项目评价与考核等步骤来完成整个实践教学内容;课后实践是指社会观摩和社会实践,例如到监狱、戒毒机构、医院、社区、中小学进行社会调研和社会义工实践,提高学生利用心理学知识和技术服务社会的能力。 二、借鉴国内外先进教学理论 1.知识可视化理论。 知识可视化于2004年由国外学者EplerMJ和BurkardRA提出,是指抽象复杂知识或程序性知识(如,技能学习)的构建和传达可以采用图形、图像等可视性手段达成。知识可视化的直观性、发散性等特点,不仅能帮助他人正确地重构、记忆和应用知识,而且对培养学生的视觉素养、学习兴趣以及创造性思维都有很大帮助。知识可视化的方法有很多,如幼儿看图学数字、高中几何画的草稿图、地理中的色彩表示法、多媒体教学、思维导图等等,都是知识可视化的表现形式。 2.探究性学习理论。 1909年杜威在美国科学进步联合会的发言中,提出探究性学习观点,指出教育不仅仅是要让学生学量的知识,更重要的是要学习科学研究的过程或方法。探究性学习的基本步骤为体验情境、产生问题、提出假设、作出推论、试验并验证。美国著名教育家施瓦布建议,在介绍正规的科学概念和原理之前应该先让学生到实验室里做实验,用实验的证据来解释和深化教材中的内容,而不是在教室里照本宣科地教授知识。为了使探究性学习有更好的学习效果,老师要搭建共同交流的平台,使学生进行充分而深入的探究交流和知识共享,还要让学生得到权威(专家教师或者书籍资料)必要的指导。 3.项目式教学(PBL)理论。 项目式教学(Project-BasedLearning,简称PBL),是一种以学生为主体、以项目为中心、以实践为主线的教育模式,要求学生围绕某一个具体的学习项目组成小组,通过他人(同伴或教师)的协助或指导,利用广泛的学习资源,在实践中体验、在探索中创新,解决现实中的问题,从而获得必要的知识和技能。项目式教学一般可分为选择项目主题、制定项目计划、开展项目研究、进行项目成果交流、项目评价与反思等几个阶段。从这几个阶段看,每一个阶段都需要学生发挥主观能动性,需要自主完成。因此,PBL有助于培养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与合作创新精神。 三、双实教学模式的实践应用 管静、万义平在对财务管理专业实践教学体系构建的探讨中,提出了“一个目标、两个保证、三个结合、四个层次”实践教学体系方案。“一个目标”是培养财务管理应用能力。“两个保证”一是实践计划保证,二是实践教材保证。“三个结合”是能力培养与素质教育相结合、课内与课外相结合、产学研相结合。科学建构双实教学体系,就要提出针对性的双实教学目标,科学设计双实教学计划,策略落实双实教学安排,多渠道提供教学效果评价与反馈。 1.双实教学目标。 教学总体目标是科学系统地构建实验实践教学模式,培养复合型、应用型、创新型心理学人才;教学子目标是促进理论教学与实验和实践的整合;促进观察与分析社会心理问题实际能力的提高;提高心理专业学生服务社会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进一步将子目标细化明确,我们编制了具体的社会心理学课程技能项目清单。在设计编写该实验实践类技能项目清单时,遵循了“两性一论”原则,“两性”是指一方面要掌握研究社会心理学理论的技能和方法,另一方面还要掌握将社会心理学应用到日常生活中的技能,“一论”是指技能条目的设计要以社会心理学研究的方法论为基础。 2.双实教学安排。 国外大学对学生的实践活动都在时间上有明确规定。比如英国社会工作专业训练的实习占全部课时的50%;美国社会工作硕士生两年课程中每周有三天到机构实习、两天在校内上课,实习时间超过50%。我国教育部规定大学本科生四年期间实践与实习时间不少于一年,多数学校人文社科专业实践教学占总学时的比例为1/3左右,个别专业比如艺术类专业可以达50%。借鉴国内外实践教学经验,双实教学时间大概占整个课程教学时间的50%,考核占40%。教学安排如下图,按照问题导入—理论探讨—心理实验、社会实践的模式进行教学。问题导入部分是让学生在开课阶段初期集中地提出并在其后随时提出有关社会心理的实际问题,结合于讲授教材的有关章节,准备相关案例分析。正式上课时,结合案例以及近期新闻和社会热点,作为引入。并在学生讨论后,对案例和事件进行深入评论,将实际联系到本堂课程的知识理论。通过这种从学生实际出发,从学生中来又回到学生中去的做法,达到有的放矢解决学生学习问题,增强学习兴趣。理论探讨部分以教师讲授展示为主,向学生系统传授经典的社会心理概念、实验、理论和前沿进展,为全员参与的形式;采用课前社会心理学前沿报告、小组讨论促使学生通过相互讨论和深入分析,丰富相关知识的支架,加深理解,引导学生利用所学习的理论解释现实话题,促进社会心理学知识向学生个人知识体系的转化,并且能够形成社会心理学的思维方式和应用能力。同时,双实教学改革还丰富了教学手段,引入课前社会新闻心理评析、小组讨论、社会心理学实验和社会调查、社会实践、观摩学习、自我分析报告等多种行之有效的教学方法。其中,前三种方法针对课程实验,侧重对理论知识的系统和深入理解;后四种方法应用于社会实践,侧重于社会心理学应用能力的培养与自我心态的调节。 3.双实教学模式的评价反馈。 对双实教学模式的评价及反馈是调整完善教改模式、确保其良性运行的关键,根据反馈结果,调整教改思路、修订教学计划、健全教学手段,才能保障社会心理学教改工作的顺利开展,真正培养出适应社会需求的人才。对实验实践教学体系的评价及反馈可以从四种渠道收集信息,即社会对学生实践活动的评价、教师对学生实践活动的评价、专家对双实教学的评价、学生对双实教学的评价。社会对学生实践活动的评价,包括社会对学校和学生实践活动的总体印象和评价,对学生实践态度的评价,对实际操作能力和实战能力的具体评价;教师对学生实践活动的评价包括对学生在实践活动中表现出的综合能力评价,以及实践内容对学生的适宜程度、实践教学效果的评价;专家对双实教学的评价是指学校从事教学质量监控工作的专家组织对教学改革的评价,包括实践教学的时间安排是否合理,实践教学与理论教学的比例分配是否合理、实践教学的内容安排是否合理等;学生对实践教学的评价是指学生对教学活动的兴趣和效果评价,对教师的满意度评价等。 作者:龚文进 邱鸿钟 单位:广州中医药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应用心理学系 社会心理学论文范文:大学生就业社会心理学论文 一、前言 现阶段,我国的高校毕业生遇到了很大的就业压力,大学的就业问题已经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问题。大学生的择业求职不止是学生全方位能力的比较,对大学生的心理素质也有着一定的考验。有关的调查显示,现今有众多的大学生由于专业、职业的择选而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心理障碍,这类问题已经成为了大学生心理问题的第四位。心理问题分别包含了学习压力、情感困惑、人际关系等,在就业的过程中能不能获得良好的引导及处理,这不止是大学生就业问题的关键,也会影响到学生本身的健康发展以及社会的稳定。 二、大学生就业过程中主要的心理问题 (一)自我认知不足客观地进行自我评价、理智仔细地分析自己、真正地感受自己,这是在大学阶段除了学习以外最重要的任务,也是大学生个性发展及健全的基准,是职业生涯的最重要第一步。因为生活的相关阅历、社会方面的经验、成长的诸多背景太过简单等原因的制约,大学生不能对自己及自己所处的环境客观、充分地了解及认知,进而在自我的评价上存在着一定偏差,这对就业过程与适配职业的择选及获取都有着很大的影响,自卑及自负也是自我评价偏差大的常见体现。 (二)情绪困扰从大学的校园再到职场上,这是人生的重要转折点,再加上现今的就业压力很大,就使得学生经常处于应激的情况下,进而产生了焦躁、愤怒、抑郁等情绪反差,这些情绪的反应若是过度进展,就会将人的心理平衡破坏,也对人的认知功能有着很大的损害,进而让人们不能对环境及事件进行准确的评价及反应,这样还可能会导致身体或心理病症、轻生等危险问题的出现。 (三)行为表现 1.回避。回避就是知道了什么事情会出现,且在事情发生之前开始尽量地避免这样的事情遇到的行动。比如,大学生经常说的“考研考研,缓刑三年”,其实,回避虽然能缓解心理的应激,不过在诸多时候这是一种非常消极的应对反应,从本质上解决不了问题。 2.从众。从众,指个人的观念与行为由于群体的引导或压力,而向与多数人相一致的方向变化的现象。有些学生在选择职业的时候对主客观的状况考虑不足及判断不准确,盲目地从众。比如几年前的出国、考研。在盲目从众的环境下所做的结果往往不适合自己,最终却还要为此付出代价,致使毕业生的求职出现扎堆的现象,这在客观上就加剧了竞争。 3.攀比。攀比,指不顾自己的具体情况和条件,盲目地与高标准相比。很多的学生在选择职业的进程中会互相比较,不能客观、全面、公正地进行自我评价及对他人的评价,觉得别人找到了很好的工作,就感觉心理不平衡,根本不会去认真考虑这个单位适不适合自己,就盲目地进行攀比。这样不仅让自己的心理失去平衡,而且还会在攀比时失去了适合自己的机会。 4.依赖。依赖是指依靠别人或事物而不能自立或自给的行为。当今社会就业形势越来越严峻,面临就业的竞争及压力,很多即将毕业的大学生就将希望置于别人的身上,被动地依赖自己的亲戚、朋友、师长、学校等各界的帮助。导致自己深陷被动的择业处境,这样的心理及习惯会成为以后发展极大的阻碍。 三、大学生就业过程中心理问题形成因素 (一)个体因素导致就业过程中心理问题的形成 1.大学生的身心发展特征。大学生处于青年阶段,也是个体由不成熟过渡到成年期的阶段,从生理、心理、社会的各个方面都呈现着过渡的特性,这也会经常导致青年处在诸多的矛盾中,会受到环境的诱因影响致使出现心理问题;在求职的阶段,学生直接要面临的是从学生转化为职业人,在社会角色上有着重大的改变,若是个体本来的心理行为跟不上外界的步伐,那么众多的心理问题就会出现。 2.自我认知及定位的偏差。大学生的成熟度是非常有限的,并且其经验跟水平也制约着他们对自我的充分、客观的分析及了解;还有中国的大学生是被称为生活在象牙塔中,也就是学生总是对学校以外的生活没有足够的认知与了解。这样就会出现自我认识的不完全、不准确的问题,会导致自我和理想,自我及其他的环境之间存在诸多的矛盾。 3.认知模式的问题。学生存在绝对化、过分概括化、糟糕化等非常不合理的信念,也会形成个体本身的另一个应激源,成为导致学生出现焦躁、抑郁的负面情绪,或心理障碍的诱因。 4.应对措施及能力不足。大学生因为缺乏心理发展及健康教育等,在面对挫折时总是没有合理有效的应对举措及能力,加上自我意识的不断增强,也导致某些学生对外界的支持体系有着很强的预防心理,并且还不愿意跟身边的人讲或不愿意求助于学校的心理专业机构。应对措施及能力不足,导致学生不能很好地处理就业过程中的相关问题及事件,也不能很快地恢复心理的平衡。 (二)外界因素导致就业过程中心理问题的形成 1.越来越严峻的就业形势,导致就业压力过大。近年来我国的就业形势逐渐地严峻起来,导致大学生的就业压力持续增长,这是大学生就业心理问题出现的主要应激源。毕业生的数量逐渐增加导致毕业生及社会间的矛盾加大,并且毕业生还跟我国的社会结构性有很大的矛盾。我国的经济发展及人才需求都有着非常大的地区性差别,大学生的就业结构非常不平衡。 2.大学生个体社会化模式的不足。个体在社会的环境下呈现可以适应一定程度的社会文化,且参加社会活动并为社会所接受,这种进程叫个体社会化。若是个体的社会化没有很好地完成,就会对社会不适应,进而出现心理问题及行为阻碍。校园及职场的距离已逐渐地成为了学生知识到工作能力转化的最大阻碍。 3.外界环境的期许。外界环境会对学生的价值观、认知等的发展形成有着非常大的影响。很多时候,社会舆论方面及父母是以精英的态度来看待学生的,觉得大学生就应该要有好工作;并且人们对不一样的社会分工及职业还有很大的偏见存在。这些都会对大学生的择选就业有着极大的影响,也会导致更大的就业压力。 四、大学生就业心理问题的有效对策 (一)大力发展生涯教育,帮助学生良好地定位从大学生的自主就业制度施行以来,各个高校都开设了大学生的就业指导。主要是针对迎接的毕业生,注重讲就业政策及技巧等就业安置方面的众多内容。这样能够有效地提升学生的求职能力及技巧。应展开专业化、全程化、系统化的全方位职业生涯引导,唤醒学生的职业生涯意识,以达到帮助学生进行正确的自我评价及定位、发展职业性的素质,这对就业进程中学生的众多心理情况有着很大的决定作用。 (二)强化就业心理辅导,提升学生的心理调节能力众多的心理问题及就业问题都是彼此之间交织、相互的结果,这也就要求将心理引导及职业生涯的引导有效地结合起来,以进行部门工作的互通、互动。在心理辅导中要注重就业所导致的有关问题,更要将心理引导及进展体现不能缺少的组成模块与内容进行严格的把关指导。这也能解决学生的就业心理问题,且提升学生的心理适应程度,良好的心理素质及适应程度也是学生以后必须要具备的素质。 (三)促进学生的社会化进程,提高学生的职业适应程度良好的社会化环境是学生适应以后职场的基础,也能有效地提升高校的人才培养水平。帮学生架起很好的沟通桥梁,让学生能很好地跟职场的人进行交流,使学生更客观地了解职场中的环境,并依据职业的环境要求,对学生进行有关素质的培养。因为职业对人的要求是多类型的,学生除了要有专业能力以外还要有综合的素质。学校要关注软能力的发展,以多样的方法提高学生的就业能力。 (四)发展社会支持体系,强化辅导人员的团队建设良好的社会体系能够极大地缓解学生在就业过程中的心理压力及不良情绪,对学生进行认知的引导。学校也应该发展专门的辅导机构,开展多种类的学生自主活动,对学生就业起到良好的引导作用。我们应强化心理辅导者的综合知识素养及背景,给学生提供科学的服务,教师要利用自己专业性的知识进行综合引导,及时地处理学生的就业心理问题。 五、结语 现今,基本上只要说到大学生的就业现状,人们就会想到是扩招所带来的问题。近年来我国的高等教育发展飞速,让人们得出了这样的简单结论。我国的高等教育根本不是总量供过于求,是结构性供过于求的问题,从而导致众多的大学生就业困难。所以,我们应该利用职业生涯的相关教育,来帮助大学生做良好的方向定位,强化就业前的心理辅导,提升大学生的心理适应力,同时也提高大学生的职业适应度。进而发展社会的相关支持体系,构建心理援助的体制等策略,这样才能合理、有效地解决大学生就业的相关社会心理问题。 作者:伊剑吴晓华王红单位:长春工业大学吉林体育学院邢台巨鹿县职教中心 社会心理学论文范文:大学生网络道德下的社会心理学论文 一、大学生网络道德失范行为的主要表现 网上不文明行为。网络言行随意放纵,人们向网络投放没有价值或负价值的作品。调查发现,有18.8%的学生在网上聊天或发表自己的看法时使用过不文明的言语或符号缩写;有61.8%的学生表示在聊天室或论坛中曾遇到过其他网友使用脏话或带有人身攻击的语言。少数大学生把网络当成“情绪公厕”,借助论坛、聊天室等对他人或团体进行恶意攻击,并且借此逃脱法律的约束。浏览黄色网站。互联网中渗透着不少色情的东西。据调查,11%的大学生承认有过虚拟性行为,36%的大学生主动寻找过色情网站,曾经浏览过色情网站的比例接近50%。大学生虽然生理已成熟,但心理还不成熟,特别是社会经验和阅历不足,受网络影响较大,大量浏览不健康的信息和资料,将对大学生的生理和心理健康产生损害,甚至会导致部分学生因此而走入犯罪的泥潭。剽窃他人工作成果,抄袭他人作品。互联网具有信息量巨大、获取迅速、便捷、信息公开程度高等特点。在大学校园中,学生的学习离不了网络信息的检索、吸收与借鉴。但目前在高校学生中无论是本科生还是研究生,均存在部分学生不以学习他人、提升自身为目的,而是直接剽窃他人劳动成果,抄袭他人作品,完成自身学习任务。网络道德观偏差。网络道德是人们利用互连网络进行交往时所表现出来的一种道德关系。网络道德与现实生活中的传统道德有一定的差异,具有主体指向性不明、规范约束性差等特点。有研究表明,有31.5%的学生认为“网络虚拟的欺骗很正常”、“说什么无所谓,只要开心就好”,表现出明显的道德感弱化现象。网络犯罪行为。当网络失范行为超出一定的限度,对现实社会中的他人或财物造成损害,即可认定为犯罪行为。部分大学生虽掌握较高水平的知识与技能,但却未能用于正途,而是为满足个人利益,实施违法犯罪行为,例如网络黑客行为、网络诈骗行为和网络盗窃等。 二、社会心理学视域下的大学生网络道德失范行为分析 由此,去个体化将会导致个体的责任感下降,但却增加了对团体规范的顺从。引发去个体化行为的最主要的认知因素是个体自我意识的减弱及群体意识的增强。现实社会中人们的行为通常受道德意识、价值系统以及所习得的社会规范的控制,并且能够不断地从现实的社交网络中的其他个体那里获得反馈,从而增强自我觉察。自我觉察的人,会表现出更强的自我控制,并且行为更清晰地反映他们的态度。自我觉察的人更少地作出欺骗行为,更易约束自己的行为。网络社会所具有的强大的交往、交流平台为尽可能多的人提供了交流的机会,越来越多的人使用互联网,而不是面对面地交流,由此造就了庞大的网络群体。但便捷、迅速的网络交流平台,却缺乏现实社会中人际交往的约束机制,使得个体行为缺乏有效的反馈监督,从而降低个体的自我觉察,从而更容易出现失范行为。个体在网络中很容易就淹没于群体之中,失去自我意识,丧失自我判断能力。同时,网络行为本身即具有身份隐匿性的特点,这将使个体更容易在群体中迷失自我而出现行为解放,做出一些单独时不会、不敢做的事情。青年学生本身即具有心智发展不成熟、行为判断能力不足、自我控制能力不强等特点,在缺乏约束的网络行为中,部分控制能力差、自我约束水平低的学生就有可能出现欺骗、浏览不良网站等各种负性网络行为,甚至出现极端的网络犯罪行为。从众。从众心理即指个人受到外界人群行为的影响,而在自己的知觉、判断、认识上表现出符合于公众舆论或多数人的行为方式,是大部分个体普遍所有的心理现象。网络用它的虚拟现实技术创造了一个独特的现实的精神文化空间,成为一种强大的社会力量,并且以信息海量、更新迅速、互动性强等优点最大限度地吸引了大学生们的视觉注意力。青年学生虽然自我意识急剧发展,充满热情,勇于创新,但是另一方面,他们又缺乏个体倾向性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他们的独立性、自制力、意志力及分辨是非的能力都不强,往往会陷入焦虑、困惑和迷茫之中,表现出人云亦云,随波逐流。因此,某些负性网络行为,例如浏览黄色网站、使用不文明语言等行为往往是受到同伴影响而出现的“随大流”行为。 网络中大量的人际交往机会及交流平台为大学生网民的交往活动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也使得部分具有共同经历、共同爱好的网民之间交往的可能性大大增加,并在频繁的交往中固化成为一个群体。群体成员在交往过程中往往会抵制那些对群体的设想和言论提出质疑的人,而且这种抵制会以针对个人的嘲讽、打击等形式出现,导致那些对群体言行有不同意见的个体面临来自群体的压力。在这种情况下,多数个体会选择从众。同时,网络言论的自由极大地增加人们对他人开展语言攻击、抵制他人的可能性。大学生思维活跃,情感丰富,并具有强烈的归属与交往的需要。因此,他们更希望通过网络平台与他人交往并加入群体,也就更容易受到群体的影响而出现从众行为。挫折-攻击。挫折攻击理论主要由多拉尔德、米勒等人提出,是指当人的一个动机、行为遭到挫折后,就会产生攻击和侵犯性反应,甚至出现犯罪行为。攻击的形式可以表现为语言攻击、身体攻击等。调查显示,76.6%的人感觉当前互联网上羞辱、谩骂等人身攻击现象普遍。其中,25.6%的人表示“非常普遍”。仅3.9%的人“很少”或“没有”发现类似情况。所谓“挫折”是根据某种愿望进行有目的的行为时,由于内部或外部障碍,使欲求的满足受到阻碍,这种状态就是挫折。多拉尔德认为,攻击的发生强度与欲求不满的量成正比,挫折越大,攻击的强度也越大。现代大学生的学习与生活均较以往有较大改变,日常生活中的人际交往、就业、经济的压力较以往均有所增加,导致一部分学生内心出现较强的挫折感。同时大学生宣泄心理压力的途径有限,或者是缺乏应对挫折的能力,从而导致一部分学生通过在互联网上羞辱、谩骂甚至报复他人的方式,发泄自己挫折感,或者过度宣泄着自己的情绪。 三、应对策略 针对大学生网络道德失范行为的成因的心理学分析及青年学生本身具有的心理行为特点,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建立有效的解决途径首先,增强大学生的自我意识,提高自我管理水平。自我意识是指人对于自己以及自己和周围事物关系的一种认识、情感和意向。它是人认识自己和对待自己的统一,是对自己的认识、态度、行为的调节的综合性表现。增强自我意识、提高自我管理能力能促进大学生更好地认识自我、促进自我的发展,从而使自己的言行和思想能通过增强大学生的自我意识,提高大学生的自信心与自我管理水平。大学生的生理日趋成熟,但心理成熟滞后,表现为自我意识发展在多方面存在矛盾。学校、老师也可以充分利用网络传播的互动性,采用学生喜闻乐见的形式引导学生学会自我调节和控制,不要在虚拟网络中迷失自我,做出负性行为。其次,加强挫折应对教育,提高大学生的挫折应对能力。现代大学生的成长过程多比较顺利,成长环境与物质条件较以往也有较大改善,但也正是因为这样,导致部分学生没有应对困境、解决问题的机会,也就缺乏有效的挫折应对能力训练,从而导致学生抗挫折能力较差,一旦离开既往熟悉的生活环境,进入大学后遇到在学习和生活中的困境时,容易产生较强的挫折感,从而产生一些非理性的认知并导致某些负性行为的出现。长期处于慢性、低强度压力下,部分学生会出现负性情绪积聚状态,同时又缺乏有效的宣泄途径,易导致孤僻、焦虑、强迫等心理问题,并进而导致各种不适行为表现。高校在学生教育过程中,应通过各种途径使大学生们学会面对问题、解决问题,学会有效应对挫折。高校、教师应从根源上帮助大学生正确认知困境,认清自己的真实需要,正确处理挫折,避免网络心理问题的产生,并针对负性网络行为开展有针对性的引导与教育,引导大学生健康上网。另一方面可以把网络教育作为心理教育的内容,通过网络心理健康教育课程和网络心理咨询,着力预防和矫正网络不良心理倾向和心理问题,如网络焦虑、网络成瘾等,引导大学生自我调适,纠正不良的网络心理。 作者:邵淑红徐伟张婷婷单位:滨州医学院 社会心理学论文范文:大学生极化现象社会心理学论文 一、极化形成的社会心理学解释 1.名誉感的驱使名誉感对群体成员思维的影响其实是一种社会比较心理。作为群体中的一员,人们总是希望得到群体中其他成员的好感,个人在表达自己观点的同时其实也是在展示自我,一旦发现自己的观点受到了批评或质疑,在名誉感的驱使下,一些人就会稍稍朝着占主导地位的立场调整自己的观点,对于自己存有异议的观点保持克制,对于多数派的意见,表示更多的支持。对名誉感的过度追求势必会造成极端主义,因为这样使得群体内的分歧和异议被变相的压制,表达不同意见将被视为是不忠诚的表现,人们受到对自己名誉的某种担忧的驱使,也许就不会由于信息和有说服力的论点而改变立场,更不可能有机会认识到自己身处的群体的偏见和偏见的严重程度。 2.辩论中的“舌战优势”桑斯坦研究发现:在许多领域中,持某个观点的人会比持对立观点的人具有天然的“舌战优势”。比如,在涉及到罚款的情况下,主张做出较高金额罚款的人们比主张做出较低金额罚款的人们具有天然的“舌战优势”,双方的讨论结果也往往趋向于更高的罚金。拥有“舌战优势”的一方往往有一个共同的特征,那就是占据了道德上的有利位置。在惩罚性措施中,对于错误行为的惩罚被认为是正当的,而与此相对立的免于处罚甚至从轻处罚都可能会触犯众怒,使自己处于道德上被动的位置。在很多情况下,处于“舌战优势”的一方经常在不经意间可能将问题的性质严重夸大,导致在论战中的双方向处于“舌战优势”的一方迅速偏移,群体最终走向极端。 3.社会流瀑效应桑斯坦认为,群体极化的发生很大程度上是受到社会流瀑效应的刺激,“当流瀑效应发生时,信念和观点从一些人那里传播到另一些人,不是依靠传播者的实际所知而是依靠他人所持有的想法而决定自己的观点。而这种信念很可能是错误的,因为人们都不是依靠自己私人的信息而是依靠自己所信任的别人做出的判断。”社会流瀑效应的产生有两种不同的形式,一种与群体成员间信息的传播方式有关,而另一种形式则与名誉感相关联。信息型流瀑:假定群体中的成员依次发言,A认为某种恶劣的行为实际上已经发生,B现在知道了A的判断,假设他根据自己所掌握信息的判断与A的不同,但同时又不足以明确辨别谁的观点更加可信,这时B就有可能会采用随机方式决定,其结果很可能是同意A的观点;现在轮到C来判断,在A和B都已经表示恶劣的行为已经发生的情况下,那么即使C所持有的信息表明前两个人错了,他也很可能会忽略自己所了解的情况,转而同意A和B的说法,因为在C看来,A和B所得出的结论很可能都是有理由的,而自己的信息并没有百分百的把握,这样C实际上就处于一个信息流瀑之中。名誉型流瀑:在名誉流瀑中,人们以为自己知道什么是正确的,或者什么可能是正确的,但他们仍然采取从众行为,以保持别人对自己的好感。比如A认为某一社会现象是不合理的,而B表示同意A的看法,不是因为他真的认为A是对的,而是他不想得罪A,或者显得对公共利益毫不关心,如果A和B都表示这一现象不合理,那么C即使不觉得这一现象有什么问题,也不会公开反对A和B的观点,甚至还可能会附和他们的判断,原因就在于C不想受到A和B的敌视,失去群体对他的好感,这样一个名誉流瀑就在事实上产生了。可见,社会流瀑效应就是使群体成员在新的观点和意见面前发现了现有结论的不合理之处,也不会轻易采取和他人不同的行动,结果往往是促使群体讨论走向极端。 4.“群体思维”的特征“群体思维”这一概念是由社会心理学家欧文•贾尼斯提出的,用于解释那些可能会导致社会的失误、灾难,甚至某些形式的极端主义的决策过程。贾尼斯认为,某些群体在决策时会窒息不同的意见,注重达成共识而非正确性,对于替代性选择和后果的研究未能予以足够的重视,结果往往酿成惨败。群体通常强调团结一致和志趣相投,而这一观念将使得群体成员面临的信息和名誉压力加强,群体成员会沿着处于优势地位的观点不断倾斜,直至走向某一意见的极端。群体思维还会贬低对某一决策或观点的重新审查与思考,对对立面的看法也始终抱有成见,要么视之为十分邪恶而不愿与之交谈,要么视之为十分愚蠢的意见而不愿对其进行审慎的思考。一个受群体性思维影响的组织,总是会施加各种压力,迫使人们采取单一与组织中占主导地位相一致的思维方式。 二、大学生群体更容易走极端 大学生作为一个特殊的青年群体,他们朝气蓬勃、富于激情,看重个人名誉,充满正义感,具备较强的集体观念,组织性纪律性强。这些特征使得这一群体更加容易走向极端化。 1.大学生更加重视自己的名誉诚如前文所述,名誉感经常扮演着极化推手的角色。来自全国各地的大学生四年中都要共同生活在同一个校园内,宿舍、班级、年级成为他们最容易找到归属感的集体,因此他们也非常看重宿舍、班级甚至年级同学对他们的看法和评价。一旦了解到别的同学的想法,他们就会朝着占据主导地位的立场调整自己的观点,克制自己所持有的相反意见,而对目前集体中多数派的观点表现出更多的热情与支持,以使自己显得更加的“合群”。在讨论的过程中,意见处于弱势地位的大学生会越来越不愿意表达自己私下持有的信息,使得自己所处的集体的立场逐渐走向某个极端。 2.大学生更容易受“舌战优势”的影响大学生群体通常更加富有正义感,在对一些违反规则或是道德行为的批判上,也往往更加富有激情和不遗余力。“舌战优势”经常发生在讨论实施惩罚性措施的情况下,主张予以较重处罚的人在与主张予以较轻处罚的人进行辩论时,往往会处于一个有利的位置,道德上的优越感会使主张较重处罚的人底气十足,气势上足以压倒主张较轻处罚的人,最终的辩论结果也往往偏向形成较重的处罚。对于富于社会正义感的大学生而言,这种“舌战优势”发生的可能性会大大增加,在对一些不公正现象进行批判性讨论的时候,大学生群体的正义感有时会让他们冲昏头脑,盲信自己对某一恶劣行为的严厉声讨是正当的,在多数大学生都自信的选择对某一行为进行严厉处罚时,那些对处罚结果的合理性存在怀疑的群体成员,这时也因为在讨论时的劣势地位,而难以对讨论的方向发生实质性的影响,群体讨论的结果更加容易向着主张严厉处罚的一方走向极端。 3.大学生管理模式容易滋生流瀑效应国内高校对大学生特殊的管理方式,决定了这一群体更容易受到社会流瀑效应的影响。在寄宿制条件下,所有学生被以宿舍、班级、年级等为单位分成一个个大小不等的群体,群体成员生活和学习在一起,彼此之间比较容易形成情感联系,这样一些具有情感联系且长时间生活在一起的群体,正是社会流瀑效应产生的绝佳温床。例如,某个宿舍的同学在讨论学校食堂饭菜价格是否合理的问题时,A同学根据自己对其他高校食堂饭菜价格所掌握的片面信息,认为本校食堂饭菜价格很不合理;同宿舍的B同学在听到A的判断时,由于对自身掌握信息的不自信或者出于不愿得罪A同学的考虑,也做出了学校食堂价格不合理的判断;现在轮到同宿舍C同学,此时即便他掌握一些能够证明A和B同学判断错误的信息,但是出于不愿受到A同学和B同学敌视的目的,最终也会做出学校食堂价格不合理的表态,一个简单的社会流瀑效应就这样发生了,当这一效应的范围扩大到班级、年级时,一场针对学校食堂饭菜价格的群体极化事件就有可能发生。 4.大学生更容易受到“群体思维”影响大学生是一个组织性纪律性非常强的群体,在学校日常的素质教育中,也会不断强化大学生作为集体中的一员团结一致和凝聚力的重要性。这些品质对于成长为一名优秀的大学生来说是非常有必要的,但是这些品质在某些情况下,却有可能会加剧群体极化出现的可能性。桑斯坦的研究表明:如果群体成员高度的团结一致和志趣相投,由于信息和名誉两方面面临的社会压力都得到加强,群体中发生流瀑效应的可能性就会增大,随之而来的是群体讨论的方向可能会由于损失了那些持有不同信息和观点人们的意见而出现偏差。团结一致的潜台词其实就包含了需要抹杀不同意见,鼓励群体成员意见和观点的同质性;凝聚力的形成同样也是需要群体中的某些成员牺牲个人的观念和看法,服从在群体中处于多数派地位的观点,在这两种品质的共同作用下,大学生群体的集体讨论往往更容易走向极端。 三、预防大学生群体极化的对策 对于如何防止群体极化现象的发生,桑斯坦提出了几个方面的对策:传统主义、后果主义、协商民主的理念以及多样性与平衡。这些对策在预防大学生群体极化方面同样有着重要的意义。传统主义强调经验和约定俗成的传统的重要性,可以有效避免大学生由于激情与冲动引发的极化;后果主义通过对某一极端化事件所可能产生的恶劣后果的预判与呈现,能够有效地警醒群体讨论的极化倾向;协商民主重视各种不同意见的充分表达与辩论,有助于增加观点的多元性;而多样性和平衡则鼓励新的观念与声音,避免群体成员的同质性,通过相互交锋的观点让讨论更加理性。 1.重视传统的作用英国政治家埃德蒙德•伯克通过对法国大革命的研究发现,民众的激情容易导致人们受到某种思想的煽动而走向极端,相对应的,他提出要注重世代相传的经验的重要性,在他看来,具有理性的公民会意识到自身的局限性,而把大量的权力授予社会传统。传统主义肯定能够作为对走极端的一种制约机制发挥作用,如果群体成员尊重过去的做法,他们就不大可能会将其抛弃,转而选择内部讨论所产生的结果,因此尊重传统的人们发生极化的可能性极小。大学生群体富于创新精神,喜欢挑战和冒险,但有时候也很容易被自己的激情冲昏头脑而做出极端的选择。大学生要正视自身认识的局限性,将激情先放置于传统和经验中冷却一下,充分尊重过去的传统和积累下来的经验的重要性。在许多情况下,“动摇不定和反复无常比固执和最盲目的偏见还要糟糕一万倍”。 2.加强对极端化后果的预判和警示受边沁功利主义的影响,桑斯坦提出了应对群体极化风险的另外一种对策,即后果主义。后果主义主张认真调查某种行动所可能产生的后果,通过必要的调查能够要求人们与事实接触,减轻社会争端以及与群体极化相关的风险。桑斯坦研究发现:通过较好的认识一种或者另一种对策的后果,可以有效地降低群体极化的可能性,许多严重的分歧也是可以缩小的。对于大学校园中发生的许多群体极化事件而言,如果一开始就对即将产生的后果做出准确的预判,那么参与这一群体行为的成员会更加倾向于主动避免极化结果的发生。这是因为,对群体向某一个极端发展所可能产生的后果的预判,可能会约束人们对现状所抱有的激情,进而遏制群体的极端主义倾向。高校的管理者们应当在预测各种可能的极端化事件的后果上多做文章,针对存在极化倾向的大学生群体积极开展教育工作,通过分析其群体行为的可能后果有效警示大学生群体的极端化行为倾向。 3.注重观点的多样性与平衡观点的不同可能会成为一种起保护作用的力量,制度如果允许各派之间发出不同的意见,常常能够促进讨论与周密的考虑,起到制约多数人的过度行为的作用。在校园讨论中,通过培育多样性的观点可以有效实现某些冲突之间的平衡,而在缺乏一些不同声音质疑的环境下,年少轻狂的大学生们很容易沦为某种狂热情绪的受害者,沉湎于同质信息所构成的回音室之中,任由自己的错误倾向毫无节制的向极端化发展。因此,高校管理者应当注重培育校园中各种意见和观点的多样性,努力形成这样一种局面:针对校园讨论中每一种似乎占据绝对优势的观点,总能够找到一些“不和谐”的声音和分歧的意见,以防止这种观点变得偏激。 4.融入协商民主理念协商民主的结果虽然最终也指向共识,但这一共识的达成是建立在更加注重协商过程的广泛参与以及协商品质的审慎明智的基础之上的。“协商民主致力于同时解决民主的包容性与深思熟虑性”,在大学生管理中充分借鉴协商民主的理念和技术,能够有效降低大学生群体在错误的方向上走向极端的概率。这是因为,协商过程所要求的广泛参与,能够有效地提高讨论过程中观点和意见的多元性,避免群体成员观念的过分单一和同质性;协商品质所要求的审慎明智,在提高讨论群体中每位成员做出正确选择的概率上作用明显。在一些校园公共事件的讨论过程中,坚持协商民主的理念就意味着要广开言路,允许最大范围的接受志在参与讨论的大学生以及各种不同的观点,意味着对每一项议题的讨论都是经过审慎的思考和充分的论证,在讨论的过程中,每一个人,每一种不同的意见都得到了充分的表达和重视,这样才能最大限度的避免大学生群体在一个错误的方向上走向极端。 作者:赵石强单位;中国矿业大学力建学院 社会心理学论文范文:合法性社会心理学论文 一、对领袖人格的心理预期 领袖人格是领袖人物在社会政治活动中产生和表现出来的稳定的、持久的心理特征和心理倾向的总和。与其说,统治阶级在夺取权力的过程中,会涌现出一个最为优秀的领袖人物或一个领袖群体。毋宁说,每一个时代,都有着对极具感召力和创造力的领袖人物的渴求。领袖人物所具备的这种感召力和创造力,源自领袖独特的能力、性格、气质及道德品质,即人格魅力。领袖人格体现了领袖人物在社会政治生活中所应承担的角色,作为一种精神现象,以其特有的渗透力,发挥着领袖职位权力所不具备的作用,直接影响领袖的政治行为。伯恩斯在谈及领袖的作用时说,“领袖的作用是由社会的实际变化来判定的,后者又是以动机及对人们的需求和渴望的满足为尺度来加以衡量的。”[2]这里所说的人们的需求与渴望,即人们对领袖独特的人格魅力和创造力的期待,也即社会公众对领袖人格的心理预期。至于公众为何会对领袖产生这样一种心理预期,库利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分析了社会个体在其成长发育的过程中这种潜在的内心需求。库利认为,在社会个体特别是追随者的身上,存在着未得到引导的精力。他说:“个体的精力、激情以及对人类生活的某些趋向,都隐藏在他的内心深处,无论是他自己还是别人都无法测度,但他们却是以往社会生活的全部精髓,这类成分的存在使人产生一种要生存、要去感知、要去行动的朦胧要求;倘若没有放松和引导这一本能倾向的外来刺激,他就无法使自己的需求得到满足,或者他起码会处于一个不正常的状态,他的内心储存着易燃的因素,只有碰上合适的火花,它们才能释放出来。而这个火花通常是某个人的暗示、某种能释放生命力、把骚动着的生命能量转化为力量的激发因素。”[3]这种来自人的内在要求而非外部强加的要生存、要去感知、要去行动的朦胧需求与存在于体内的未得到引导的精力相结合,便在青年中、在一般人的想象和热切渴望中产生了对崇拜的渴求。作为由社会个体组成的民族,他们越是富于活力和进取精神,就越需要理想和一个能向他们提供榜样的领袖。[3]伯恩斯在研究各种领袖类型时,将其划分为变革型领袖,即那些有能力将人们的思想提升到更高境界的领袖,和交易型领袖———领袖接近群众着眼于物物交换两大类。认为变革型领袖比交易型领袖要更胜一筹。变革型领袖中伯恩斯最关注道德型领袖。他引用了甘地的例子,说明道德型领袖产生于并最终回归于群众的需要,能够创造满足追随者美好要求的社会变革。变革型领导关系最终成了一种道义上的关系,它提高了人类行为的层次,并激发了领导者和追随者合乎道德的理想,对两者都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3]由此可见,领袖的精神特质、宽广的意识、出众的才能和智慧、卓越的品质和号召力为人们的信念提供了依据,引导着追随者为实现某些目标而奋斗,而这些目标体现了领袖及追随者共同的价值观和动机、需求、愿望、理想和抱负。领袖人格的号召力和影响力能够唤起人们内心的崇拜,满足人们的需求和渴望,从而获得人们自觉的追随和自愿的服从,对领袖的政治实践产生直接影响。社会历史的发展也同样表明,对领袖的过度迷恋和盲目追随往往会导致极端的领袖崇拜,将领袖个人神圣化、贬低人民群众,突出领袖的个人地位,无视集体和群众的作用,最终损害了群众的利益,损害了国家政治生活。随着时代的发展和进步,现代社会要求树立法理的权威,以法制的有效规范和制约取代个人专权,反对极端的个人崇拜,走依法治国的道路,是历史给予我们的最重要启示。当今时代,社会公众的民主与法制观念日益增强,人们不再迷信权威,盲目崇拜领袖或英雄人物的个人魅力。但是,人们对极具感召力和创造力的领袖人物的内心渴求并没有改变。因此,我们不应无视领袖对公众行为的重要引导作用,而应认真分析当代社会公众对于领袖人格的心理预期,巩固政权体系的合法性基础。 二、对意识形态的心理预期 作为政治合法性资源结构中最为基础的部分,意识形态不仅为政治权威的合法性提供了道义上的诠释,而且培育了社会成员对政治权威的心理认同,使社会成员积极投身于社会运动。封建社会的意识形态绵延数千年,其中一个重要方面是其凭借政治社会化机制将封建社会意识形态传播、弥散于社会政治生活的各个领域,内化为牢固的政治意识和政治心理,外化为人们共同遵行的政治规范和政治生活准则。而社会主义革命之所以取得胜利,首先在于中国共产党用先进的思想意识把群众根本的利益提高到未来理想层次上,契合了民众对意识心态的心理预期,唤醒了民众的自觉意识,从而获得了民众的心理认同。一个文明国家存在着不同的意识形态,它们之间互相碰撞、互相融合。这其中总有一种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集体主义是社会主义国家的主流的意识形态。社会成员对其心理预期拥有更高层次的体现,它包含公平、公正、正义、理性、权利、义务、责任、竞争、效率、开拓创新以及自由、自主、平等、博爱、民主、法治等内容。在信息化、网络化、知识化和全球化的当今时代,带来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的多元化,导致社会的不断分化。经济全球化带来了“与国际接轨”的生产方式,引发了人们在思想上的反映,使中国社会心理迅速世俗化。在贫富差距扩大的情况下,世俗化的社会心理易发生不稳定现象。与经济全球化同时发展的文化全球化在中国社会的反映是消费主义日渐扩张和传统意识形态削弱,使传统意识形态整合、引导社会心理的功能减弱,加剧了社会心理不稳定。[4]这种状况导致了社会心态的世俗化与不稳定,社会焦虑、社会冷漠增加,社会不信任扩大、固化,群际冲突、社会矛盾增加。[5]这对于社会主义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形成挑战,政权体系合法性也因此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意识形态表达的目的在于对社会的思想文化整合。那么如何用先进的思想对日益分化的当代社会主义国家,特别是中国社会进行整合?这要求必须遵循意识形态政治表达的要求,把马克思主义、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渗透到社会现实的生活信仰和道德信仰之中,内化而融合成一种民族精神和政治认同,营造与培养与公众社会心理需求相一致的政治意识形态。 三、对政府绩效的心理预期 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认为,“对人类需求的优先考虑必须成为判断公共政策是否合法的最终基础”。[6]这里的人类需求也即社会成员的需求包括物质性需求和精神性需求两大类。合法性基础本质上存在于政权体系对这两类需求的满足。政府绩效作为政治合法性资源中最直接和直观的资源,是以政府及其执政党为代表的政治权力体系通过提供最现实的政治产品以满足社会成员的各种需求,借此证实其政权体系的正当性和正义性,唤起社会成员的认同、支持和服从,从而获得并巩固其政权体系的合法性基础。如前所述,社会成员对意识形态的心理预期往往在政权体系的合法性构筑中占有重要地位,尤其是在我国特定的社会历史环境中,更具有浓厚的意识形态特征。改革开放前,我国政权体系的合法性基础主要建立在社会主义信仰与追求之上。随着改革的深入,我国社会由神圣化走向世俗化,物质极大丰富,社会成员的需求不断扩大。如何满足社会成员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生活需求,意即如何迎合公众对政府绩效的心理预期,已成为政府能否赢得社会成员的政治忠诚和支持的重要因素。与之相适应,政府的系列政治主张及其全部活动都必将围绕不断解放生产力,适应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不断增强国家经济实力,从而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与文化生活需要。政府绩效是否切实反映了公众的要求和愿望,还存在一些值得深入思考的问题。与公众的需求和愿望相比,政府的政绩工程、形象工程更有可能成为其中心工作。要克服这种状况,不仅需要转变执政理念,更需要加强制度建设,建立公民需求的评价机制,以保证政府绩效的取得与公民需求有机衔接。同时也应看到,政府难以永远保持令公众满意的经济增长率,甚至特定时期还可能出现经济负增长。因此,政绩的合法性可能随时都会被民众不断增长的需求所消解。如果将政权合法性仅仅维系于政府绩效,片面追求政府绩效,很可能会付出民主、公正、自由等方面的代价。因此,只有将政府绩效与最广泛的公众利益联系在一起,在绩效评估中坚持公民导向,保证公众需求与政绩的成正比增长,才能获得民众最广泛的认同、支持和拥护。 四、对制度规范的心理预期 社会制度是超越个别群体、被赋予了合法性的行动规则复合体,它包括经济制度、政治制度、法律制度、教育制度、行政制度、家庭制度、社会福利制度、医疗制度、军事制度、金融制度等。[7]制度规范是对遵守正式制定的非个人专断的法规的肯定。作为社会分工日益发达,社会日益组织化、专门化的产物,它通过有效的制度安排和缜密的规范程序调节社会利益关系和分配社会资源,用经验事实证明政权合法性,增强政治认同感。社会成员对制度规范的遵守建立在其对制度规范的认知、情感体验、态度倾向以及价值判断等心理预期基础之上,反映了社会成员内心对制度规范合理性与有效性的认同程度。对政治权力体系而言,了解人们对制度规范的心理预期有助于唤起人们对制度规范的信仰与认同,建立起社会成员对政治权力体系的制度忠诚。为迎合社会成员对制度规范的心理预期,需要以法理的权威取代超凡魅力的个人权威,建立民主、公平、合法的制度规范,有条不紊、有章可循。政府必须建立一套严密的酝酿、吸纳、表达、监控机制,使得政府的运作制度化、规范化、有序化,成为政绩体现和意识形态整合的根本保证。同时,随着社会成员民主意识逐步提高,必须协调社会各种利益关系,走民主化和法制化的道路。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初至今,一直致力于反腐制度建设,并在长期实践的基础上初步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反腐制度体系,治理腐败成效显著。但应当看到,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制度规范是合法性资源最缺乏的领域。一方面,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进程中,适应其要求的某些制度规范尚未完全建立,无法唤起社会公众对制度的信任;另一方面,已经建立起来的制度规范基于种种原因,在实施过程中比较偏离价值准则,无法获得社会公众对制度的心理认同;更为严重的是,腐败现象的存在以及得不到有效的抑制,加重了部分群众的相对剥夺感和受挫感,导致政治认同弱化,消解了业已提供的合法性资源,因而无法培育社会公众对制度的忠诚。这一切使得制度规范的运作变得非常困难。为此,党的十六大以来,中央从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的历史高度,在不断深化规律性认识的基础上,对反腐倡廉制度建设的内涵和实践路径做出新的探索和创新。党的十七大进一步确立了以健全惩防体系为重点加强反腐倡廉建设的思路。党的十八大提出要深化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健全反腐败法律制度,防控廉政风险,防止利益冲突,更加科学有效地防治腐败。党的十八大之后的反腐败,在我党历史上,是最具特点的历史时期。十八届三中全会发出了新时期“反腐”的最强音,指出要加强反腐败体制机制创新和制度保障,明确了关于反腐工作的新要求和工作方向。事实证明,反腐制度建设的大力推进及其取得的巨大成效迎合了社会成员对于制度规范的心理预期,满足了社会成员的普遍愿望,赢得了社会的广泛支持和普遍认同,从而为巩固政党及政权体系的合法性赢得了坚实的基础。 作者:王晓燕单位:上海政法学院国际事务与公共管理学院 社会心理学论文范文:社会心理学视角管理论文 [论文关键词]网络舆论;典型报道;深度报道;网络新闻评论;意见领袖 [论文内容提要]网络舆论引导的实质就是舆论引导主体使网民“态度改变”的过程。社会心理学申的态度改变理论为研究网络舆论引导问题提供了理论借鉴。典型报道、深度报道、网络新闻评论、意见领袖等网络舆论引导方式都是对劝说宣传、暗示和模仿以及团体影响等态度改变方法的具体应用。 作为炙手可热的新兴媒介,网络媒体的影响力已经渗入到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等诸方面。近年来,几乎每当国内外出现焦点事件,都会引起网民的强烈反响和激烈的辩论。其中很多具有建设性的看法和观点,有些对有关部门的决策和施政产生了积极影响,互联网正逐渐成为一个“意见自由市场”。但是,互联网是一把“双刃剑”,其自由性、匿名性、即时性、交互性等传播特性使得一些不良或非法内容信息恣意传播。在这种背景下,如何对网络舆论进行有效地引导,就成为网络新闻工作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网络舆论引导的目的是改变不正确或非理性的舆论,将其引导到正确的方向上来。因此,网络舆论引导的实质就是舆论引导主体使网民“态度改变”的过程。实践证明,对网络舆情的引导也需要“攻心为上”,而了解和把握网民的心理变化特征则有助于增强舆论引导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网络舆论引导与态度改变理论 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关于社会态度改变的研究成了社会心理学的重要课题之一。社会心理学中的态度改变,是指在一定的社会影响下,一个已经形成的态度在接受某一信息或意见的影响后,所引起的相应的变化,其本质是个人的继续社会化。关于社会态度改变的研究主要包括学习理论、信息理论、社会判断理论、认知理论、功能理论和态度改变三阶段理论。态度改变理论为我们研究网络舆论引导问题提供了理论借鉴。 网络舆论引导的具体方式多种多样,但是,根据社会心理学对态度改变的研究,具体的引导方式基本上都是以态度改变方法为依据:一是劝说宣传法,或者称说服法。这是一种借助各种传播媒介传播的信息影响人们,使之态度发生改变的方法,是一种常见和广泛使用的方法。二是暗示方法,就是用含蓄、间接的手段、方式和方法对个体或群体的心理和行为产生影响。这种心理影响方法表现为使人按一定的方式行动,或接受某种意见或信念。与暗示相联系的一种心理现象是模仿。模仿是指在没有外界控制的条件下,个体受他人影响而仿效其言行的过程,是社会中人际影响的重要形式之一。模仿、暗示的结果,会使多数人行为趋向一致,成为某种约定俗成的规范,有利于社会群体思想和行为的统一,推动社会的变化发展。三是团体影响法。团体的影响来自于团体的规范和准则,这种规范和准则对团体成员具有一种无形的约束力,促使团体中的每个人的言行与团体的规范准则保持一致。例如,在网络社区或者BBS中,都会对以“明文规定”的形式说明该板块的具体规范准则,往往还会指出违反者将受到的处罚。在团体压力下,其成员的态度往往会发生改变。 网络舆论引导的典型方式 网络舆论引导的方式主要体现为以下几种: 典型报道方式。典型报道是一种逻辑劝服,其公式是“标准——衡量论证”,即通过寻求典型,塑造典型,树立一种标准供大家对照和模仿。康德在《崇高的分析》一文中揭示了典型化的含义,他认为典型具有高度的概括性和暗示性,是“最充分的形象显现”。人类只能通过个别认识一般,通过个性感悟共性,通过了解个别事例的性质与特征对同一类事物形成大体一致的意见,这正是媒体通过典型报道引导民意的奥秘所在。通过这种劝服和暗示,就会形成模仿。班杜拉提出的模仿论,即人可以不依赖自己直接的实际操作,而通过对他人的言行举止的模仿而学得一定行为。他很重视榜样的力量,认为榜样特别是受到人们尊敬的榜样。具有替代强化的作用,人们可以通过观察、模仿榜样而产生自我强化的作用。以上理论在网络舆论引导方面则体现为对典型事件和人物的报道。 以对任长霞事迹的报道为例,网络媒体之间协同合作,形成了强大的报道声势。由人民网、新华网、央视国际、中国网、中青网记者共同撰写的《长风彩霞逝者如诗——记登封市公安局局长任长霞》同日在各大网站共同推出。揭开了报道的序幕。同时,各大网站还在相关网页上互相设立链接,为受众全方位、多角度了解典型事迹,学习典型精神开辟了一条网上“绿色通道”。2004年6月3日,人民网开设“人民的好卫士——任长霞”大型专题,并开展讨论,网友踊跃留言。至6月7日0时留言6113条。新华网也设立了“立警为公,执法为民——人民的好卫士任长霞”专题,包括文字、图片、视频等等多项内容。多媒体视频新闻《忆长霞》囊括了各大电视媒体的34个节目。还有中央领导关于宣传任长霞事迹的指示,任长霞家人、同事、同学追忆任长霞事迹的报道,滚动播出网友悼念评论的文字和纪念学习任长霞的后续新闻,汇集了各大媒体对任长霞事迹的相关报道,形成了互联网上的任长霞典型报道平台。 网络媒体典型报道的优势是显而易见的,不仅体现了报道形式和传播手段的多样化,也实现了网民的实时互动,吸引了广大网民积极参与,这是网络典型报道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从网民的留言和评价中我们了解到,人们需要榜样的激励,需要精神的力量,这是网络典型报道取得成功的社会心理因素。 深度报道方式。深度报道建立在事实的基础上,为读者梳理出对于事实的认识,也属于一种逻辑说服。深度报道往往具有“言之有物,鞭辟入里”的高度说服力,从而达到从更深的层次将舆论引导到正确方向上来的目的。 和传统媒体相比,网络媒体在从事深度报道方面体现出优越性。在传统媒体的深度报道中,或以文字为主、辅以图片报道,或以声音为载体报道,或以综合文字、音像等多种符号的报道,都有其形态上某方面的缺陷。而网络新闻深度报道则凭借多媒体手段,对重大社会事件进行有背景介绍、有分析解释、有归纳预测的报道与点评,报道方式也多种多样。而且报道是超文本结构的,即文本的构成,不仅有文字文本,而且有声音文本、图画文本、影视文本。在超文本结构中,新闻报道中的每一个关键人名、地名、时间,甚至一个词语、一个句子都可以联结另一个声音文本、图画文本、动画文本或影视文本。这样,网络媒体使深度报道更为生动、丰满、深刻。人民网的“人民视点”、新华网的“焦点网谈”、红网的“红外线”都在网络深度报道方面表现得比较出色。 目前,中国网络媒体的深度报道呈现出一些新的趋势。首先,随着政治民主化进程的推进,调查型深度报道将有更大的发展。在我国抗击非典的新闻报道中,“信息透明度”原则得到很好的贯彻,一批全方位透视非典的调查性深度报道起到了安定民心的社会“稳压器”、动员社会各界的“协调器”与促进社会进步与加强城市管理的“推进器”的作用。其次,评论型深度报道不再局限于曝光式的批评性报道,更多的眼光投向富有建设性的议题。很多深度报道更注意捕捉“社情民意”,报道百姓真正关心的话题,例如再就业工程、房改政策出台、医疗制度改革、帮困扶贫工作、全民健身、环境保护与生态平衡、社区文化建设等等。‘这些新趋势表明,反映公众舆情已经成为深度报道的一个重要组成元素,深度报道在引导网络舆论和稳定民心方面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 网络新闻评论方式。社会心理学认为,任何信息的报道,对某些事实的描述,如果不加专门的阐释和评论,对人们的思维定势是几乎不产生任何影响力的。网络新闻评论是传统媒体的新闻评论在网络平台上的延伸与创新。当前我国网络新闻评论有两种主要形式:一是网络媒体的评论,这是传统新闻评论的翻版或延续,往往是网络媒体的编辑就新近发生的新闻或变动的事实,在新闻网页上所设的言论专栏里发表或的署名评论,例如人民网的“人民时评”、“网友说话”等栏目。另一种是网民评论,目前网民评论最集中的场所还是BBS,例如人民网的“强国论坛”、新华网的“发展论坛”等。网民评论是反映公众舆情、传达社情民意的窗口,人们可以随时将自己的观点、言论以原创或跟贴的形式发表出去,网友还可以针对新闻事件进行讨论,这是一种自发式的、群言式的解读新闻的方式。 2005年3月,日本右翼势力修改历史教科书,篡改历史,美化对外侵略。4月,台独分子祭拜靖国神社,日本允许达赖访日。这一系列事件,激起了中国人民的反日情绪,在北京、广州、上海发生了涉日游行,还发生了打砸日本商店、损坏日本货品等行为。互联网上的反日舆情十分高涨,甚至有人别有用心地企图利用互联网策划、鼓动长假期间进行非法游行示威。人民网的观点频道从4月16日开始,在“人民时评”和“网友说话”两个栏目中登录了一些评论员、网友、学者的评论文章,着重对游行事件发表看法,如丁刚在文章《我们怎样表达爱国热情》中认为,爱国是可以肯定的,但是要智慧地表达,不要给国家和人民带来负面影响。人民网还在“网友说话”栏目中,登载了一些学者分析日本和中日关系问题的文章,解析了从二战结束后中日关系的变化和日本政府对待历史的言行。这类高屋建瓴的解析文章让人们了解了事情的始末,克服盲目从众心理,反思自己的行为,纠正一些不当的做法,做到真正的爱国。人民网的这组评论性文章,得到了许多网民的支持和赞同,显示了网络新闻评论在引导舆论方面产生的积极作用。 “意见领袖”方式。信息传播者自身具备的特点对劝说宣传有着极大的影响,例如专家身份、社会地位、职业背景等等。这让人们很自然地联想到传播学中的“意见领袖”。意见领袖能够影响受众“怎么想”,从而使受众发生态度、行为的变化。 当网络上出现大量虚假信息和极端言论,受众无所适从时,他们对于权威意见的依赖会更强烈,更需要意见领袖为自己解惑。网络中的意见领袖主要是BBS的版主和强势话语者或活跃者,他们已成为网络新闻媒体舆论引导的一支生力军。中青在线青年话题论坛的版主李方几年来以“版主日记”的形式发表了几百篇评论,在网友中影响很大,他自己也曾当选“中文论坛最勤奋版主”。目前,涌现出来的意见领袖大多具有良好的写作功底,同时具有鲜明的网络特色、地方特色和生活特色。例如,网友“小黄”常常通过一些日常生活的小故事来讲述生活中的大道理,让人看了深受启发。 此外,网络媒体特邀专家或网络评论员撰写评论性文章,以及采用“专家在线访谈”形式来引导舆论,都是对“意见领袖”方式的运用,也更能体现出信息传播者自身特点具有的劝服优势。例如,人民网的“网友热评”中,在引导对日舆情时,邀请到了新华社的高级编辑、国际部编委、东京分社前社长、国际问题专家王大军,他曾在日本工作过14年。他不仅发表了《到底怎么看待中日关系》的文章来分析中日关系,还作客新华网发展论坛,就中日关系同网友在线交流。王大军在文章中和回答网友的提问过程中,深入分析了中日关系间的种种问题,并且以他在日本的生活经历和亲身感受回答网友提出的问题,介绍日本国内的现实状况。他深刻而详细地阐述能够使网友了解中日关系的历史脉络,理解我国对日的政策,端正自己的爱国观点。 在实际工作中,往往是以上多种引导方式共同使用、互相补充,以达到引导网络舆论的最佳效果。 网络舆论管理需“疏”、“堵”并重 “由于因特网确实开阔了新闻和言论的自由空间,政治、经济的权利组织针对因特网实行的控制方式,正在从硬性控制转向以软性的对话关系、对策关系为主,如同我们说话中有语法的无形控制,但大多没有感觉到一样。”如果从社会控制理论来看,对网络舆论进行引导是一种“软控制”,但是强调舆论引导并不意味着对“硬控制”的漠视。“硬控制”主要是以法律法规的形式,并辅以技术手段,对网络信息进行内容上的管理,突出表现为“堵”。“堵”作为一种强力手段,对网络信息散乱、负面倾向等不健康状况的及时清理、规范会有明显效果,如:对一些恶意散布西化言论、攻击我政治体制、蓄意蛊惑人心的所谓“自由民主”、“思想启蒙”等具有颠覆性、破坏性的网站进行封杀;对一些恐怖、黄色、反动、人身攻击等有害言论予以删除或取消访问资格。这些“硬控制”为网络媒体的健康发展、占领新阵地、掌控网络话语权,起到了保驾护航的扶持性作用。但从网络媒体的长远发展来看,由于网络媒体与传统媒体的不同特点,应逐步调整“堵”与“疏”的比例,因势利导、顺势而为,采取以“疏”为主、以“堵”为辅的网络舆论引导与管理手段,不失为一种理性、科学的选择。 社会心理学论文范文:社会心理学管理论文 社会心理学是研究个体和群体的社会心理现象的心理学分支。个体社会心理现象指受他人和群体制约的个人的思想、感情和行为,如人际知觉、人际吸引、社会促进和社会抑制、顺从等。群体社会心理现象指群体本身特有的心理特征,如群体凝聚力、社会心理气氛、群体决策等。 社会心理学是心理学和社会学之间的一门边缘学科,受到来自两个学科的影响。在社会心理学内部一开始就存在着两种理论观点不同的研究方向,即所谓社会学方向的社会心理学和心理学方向的社会心理学。在解释社会心理现象上的不同理论观点,并不妨碍社会心理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应具备的基本特点。 一般来说,普通心理学是研究主体与客体之间的一般关系客体包括自然客体与社会客体。社会心理学则主要研究主体与社会客体之间的特殊关系,即人与人、人与群体之间的关系。普通心理学研究主体与客体之间的一般关系所获得的规律可以应用于社会心理学,社会心理学研究主体与社会客体之间的关系所获的规律也可以丰富普通心理学。普通心理学传统上着重于研究个体、个人与物之间的关系,而社会心理学则着重于研究群体中的个体、群体、人与人、人与群体的关系。 社会心理学与个性心理学的关系更加密切、更加复杂。美国心理学会迄今仍把个性与社会心理学放在一个分支里。一般说来个性心理学是研究个性特质形成和发展的规律,涉及自然和教化的关系、涉及较稳定的心理特质,而社会心理学则主要研究直接社会情境对个人的影响以及个人对这个情境的解释的作用。社会心理学的一个重要发现表明,直接社会情境的作用往往被低估了。 社会心理学的专题研究,开始于19世纪下半期。1860年出现了拉察鲁斯和斯坦塔尔关于民族心理学的系列论文。此后,塔尔德的《模仿律》西格尔的《犯罪的群众》、勒邦的《群众心理学》等著作陆续出版,为社会心理学的形成奠定了基础。1908年英国心理学家麦独孤和美国社会学家罗斯分别出版了社会心理学专著。这标志着社会心理学已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心理学家奥尔波特和德国心理学家默德开创了实验社会心理学方向。虽然用实验方法研究社会心理学问题,可以上溯到1898年特里普利特关于社会促进的实验研究,但真正开创、推广这个方向的是奥尔波特和默德。在他们之后,实验社会心理学才开始在西方特别是在美国成了社会心理学研究的主流。 奥尔波特的著作《社会心理学》问世以后,社会心理学进入一个快速发展时期。1928年瑟斯顿提出了态度测量法,把由托马斯和兹纳涅茨基开始并成为当时社会心理学研究中心的态度研究,提高了一步。1934年莫雷诺提出了社会测量法,用以测量群体内人际吸引和排斥问题。1938年勒温把场论引进社会心理学,提出了个人生活空间或场的概念,认为行为是个人特点和情境因素相互作用的函数。20世纪40~50年代,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勒温的影响下,社会心理学主要研究群体影响和态度问题。 50年代,阿施等人开展顺从的研究。以霍夫兰为首的耶鲁学派发表了一系列有关说服的研究。费斯廷格提出了认知失调理论,这个理论成为60年代的研究中心。到了70年代,由海德的《人际关系心理学》一书奠定了基础的归因理论成了研究重点。80年代以来,认知社会心理学和应用社会心理学日益受到重视。 中国社会心理学在50年代以前作为一门独立学科而存在过。早在清末民初,已有人介绍过作为心理学重要分支学科的社会心理学。20年代出版了勒邦的《群众心理学》、麦独孤的《社会心理学导论》以及奥尔波特的《社会心理学》等重要著作的译本,中国学者自己也编写了一些社会心理学著作。 社会心理学研究的主要课题随着时代的演变而有所不同。早期的社会心理学侧重于研究大型群体和群众的心理现象,如拉察鲁斯、斯坦塔尔、冯特关于民族心理学的研究;塔尔德、西格尔和勒邦关于群众心理的研究。这些研究者所提出的某些思想直至今天还有影响,如塔尔德的模仿律、勒邦的群体极端化和个性消失的思想等。20世纪初态度的研究成为中心。实验社会心理学方向出现以后,社会促进的研究成为中心。以后,群体过程、说服、顺从、认知失调、归因等分别成为某一时期的研究中心。 美国是研究社会心理学最多且最有影响的国家,它的研究课题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往往影响到其他国家。1980年,美国心理学家斯密斯等人对1979年美国主要社会心理学刊物发表的文章作过一项调查。这项调查表明,研究最多的是归因及态度和态度改变,论文达50篇以上;其次是社会和人格发展以及认知过程,达40篇以上。 随着社会心理学的日益发展,研究课题也日益丰富和扩大。从早期的社会促进研究发展到社会惰化的研究从顺从的研究发展到反顺从和独立性的研究,从侵犯的研究发展到利他精神的研究,从吸引的研究发展到爱情的研究,从人际知觉的研究发展到归因的研究,等等。显示了社会心理学的研究视野正日益广阔和深入。 自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来,社会心理学家的观点有所改变。主要表现在:认识到实验方法的局限性,重视现场研究,重视应用研究,重视以现场应用研究去检验实验室研究所得的理论,加以修正、补充和发展。今天的社会心理学家强调,从现场研究到实验室研究,或从实验室研究到现场研究,往复循环、相互论证。同时,计算机的广泛使用,也为处理从现场获得的大量材料提供了方便,推动了社会心理学的进步。 社会心理学论文范文:社会心理学效应理由论文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常有这样的体验:亲朋好友帮助我们,我们不觉得奇怪,因为"他是我的亲戚"、"他是我的朋友",理所当然他们会帮助我们;但是如果一个陌生人向我们伸出援手,我们却会认为"这个人乐于助人"。 同样,在家庭生活中,妻子和丈夫常常无视对方为自己所做的一切,因为"这是责任"、"这是义务",而不是因为"爱"和"关心";一旦外人对自己做出类似行为,则会认为这是"关心",是"爱的表示"。 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区别呢?这就是由于社会心理学上所说的"过度理由效应"。每个人都力图使自己和别人的行为看起来合理,因而总是为行为寻找原因,一旦找到足够的原因,人们就很少再继续找下去,而且,在寻找原因时,总是先找那些显而易见的外在原因,因此,如果外部原因足以对行为做出解释时,人们一般就不再去寻找内部的原因了。 有这样一个有趣的故事: 一位老人在一个小乡村里休养,但附近却住着一些十分顽皮的孩子,他们天天互相追逐打闹,喧哗的吵闹声使老人无法好好休息,在屡禁不止的情况下,老人想出了一个办法。 他把孩子们都叫到一起,告诉他们谁叫的声音越大,谁得到的报酬就越多,他每次都根据孩子们吵闹的情况给予不同的奖励。到孩子们已经习惯于获取奖励的时候,老人开始逐渐减少所给的奖励,最后无论孩子们怎么吵,老人一分钱也不给。 结果,孩子们认为受到的待遇越来越不公正,认为"不给钱了谁还给你叫",再也不到老人所住的房子附近大声吵闹。 行为如果只用外在理由来解释,那么,一旦外在理由不再存在,这种行为也将趋于终止,因此,如果我们希望某种行为得以保持,就不要给它足够的外部理由。 公司老板如果希望自己的职员努力工作,就不要给予职员太多的物质奖励,而要让职员认为他自己勤奋、上进,喜欢这份工作,喜欢这家公司;希望孩子努力学习的家长,也不能用太多的金钱和奖品去奖励孩子的好成绩,而要让孩子觉得自己喜欢学习,学习是有趣的事。 社会心理学论文范文:社会心理学实验教学模式 摘要:本文主要探讨了社会心理学教学过程中实施实验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并为社会心理学实施实验教学提出了见解。 关键词:社会心理学;实验教学 社会心理学是心理学专业的一门基础课程,其根本任务是运用社会心理学的概念和理论很好地理解、预测和控制个体的社会行为。长期以来,社会心理学课程教学以讲授讲解法为主,这种方法对于具有简便易行、节约时间、便于掌握的特点。但是社会心理学的理论和概念晦涩难懂,一昧就教材讲理论学生不容易理解,更谈不上运用。教师在讲授相关社会心理学知识理论时,如何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用“深入浅出”的方法吸引学生的注意力,使学生从单纯的“识记”变成“体验”和“内化”的主动探究式的学习,显得尤为重要。 实验教学是学生在教师指导下借助于实验设备和实验手段、选择适当的方法,将预定的实验对象的某些属性呈现出来,揭示实验对象的本质的过程。在传授社会心理学基本理论的同时,若能增加心理学实验,将是是课堂理论教学的继续、补充、扩展和深化。通过教师的演示实验或学生的直接实验操作,可以使学生在头脑中产生直观图象,从而形成概念,达到对所学理论加深理解、巩固记忆和灵活运用的目的。但是,在社会心理学中究竟应该开设哪些实验,如何进行实验,一直是社会心理学任课教师难以解决的问题。对此,笔者在社会心理学讲授过程中进行了一系列的探索研究。 一、社会心理学实施实验教学的现状 1.无对应的社会心理学实验教材 应用心理学专业现在虽然已有社会心理学相应的教学大纲和教学计划,相应的理论教材,但一直没有一本相配套的实验指导教材。在过去的教学中,由于缺乏配套实验教材,教师在带教时也有一定的被动性,更不要说有什么创新和改革。因此,必须尽快编写一本与4年制应用心理学专业社会心理学相配套的《社会心理学实验指导》,才能更好地适应课程改革的要求。 2.实验课时少,内容安排不合理 许多高校社会心理学课程计划安排为48~64学时,其中社会心理学实验个别高校安排仅有4~8学时。在每个实验内容一般为2~3学时的情况下,仅能安排3个实验内容。实验课时安排的时间少,一方面使教师在布置实验内容时过多考虑的是一些重复性、验证性实验,这样不仅束缚了学生的主动性和积极性,还封闭了学生创造性思维的发展。 3.实验考核不合理 考核作为检验实验教学效果的一种手段,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作为评价教学效果的依据。[1]大多数高校应用心理学专业的社会心理学课程长期以来主要以课堂理论知识为主,实验部分为辅或者没有,课程成绩的判定也主要以基础理论考试为主,实验课仅占很小的比重或者没有。另外实验课成绩的评定,往往仅凭实验报告打分,其结果导致学生偏重理论,忽视实验操作过程,抄袭实验报告篡改数据,弄虚作假,使学生的实验技能和动手能力不能得到提高,达不到实验的最终目的。 二、社会心理学实验教学改革的措施 1.确立社会心理学实验教学目标和任务 实验教学是理论联系实际的有效途径,“理论加操作”的教学,用理论指导操作,用操作滋养理论,实现理论与操作的互动。从某种意义上说,实验教学是为课堂理论教学服务的一种辅助手段。实验教学有其它教学模式不可替代的独特作用和综合效益。[2] 社会心理学实验教学最基本的任务是紧密结合理论教学演示某种心理现象,验证社会心理学的某些理论,帮助学生理解和掌握心理学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使学生能够运用所学理论解决实际问题。 社会心理学实验教学的主要目标是将已经确立起来的最基本的实验教给学生,使他们初步掌握心理实验的基本理论、基本方法和基本技能。通过演示性实验和验证性实验,可以使学生加深对理论知识的理解,便于学生透彻地掌握理论知识,可以培养他们熟练操作的技能和动手能力,同时可以鼓励他们运用社会心理学的理论和实验技能自主设计实验,独立完成实验。通过实验教学,可使学生了解和掌握社会心理学研究者研究心理现象的方法,培养学生的实验技能及其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不但如此,实验教学还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他们学习社会心理学的自觉性。 2.确定社会心理学实验内容,编制专业实验教材 根据教学的要求和学生的认知结构精心设计、合理安排实验教学内容,把整个实验内容分成三个不同层次,分别为演示实验、选择性实验和综合设计性实验。要让学生跳出规定的实验题目和实验内容的旧框框,充分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培养其独立思考、发现问题的能力,达到培养学生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的培养目标。三个实验层次的具体要求如下:[3] (1)演示实验:主要是验证性实验,其主要目的是使学生掌握必要的实验基本技能、基本方法、基本知识,为以后实验打下基础,占实验总学时的50%左右。社会心理学是一门理论性和应用性很强的学科,课程本身包含着大量的实验。因此,教师可以在教学过程中组织学生进行演示,如卢钦斯首因效应实验、霍纳性别成就动机实验等,都是一些经典的实验。如讲从众行为时,组织学生进行验证性实验,课前让学生熟悉该实验程序和操作要领,并将学生分成小组,分别扮演观察者和被观察者,验证群体规模与从众行为之间的关系,加深学生对理论知识的理解掌握。 (2)选择性实验:把教学内容的基本原理、基本课程训练和基本实验方法综合在一起,给出若干个实验题目以及相关参考资料,让学生依据各自的兴趣有选择地完成。此类实验难度适中,占总实验学时的35%左右。这一类实验是一些难度较大的、选做的设计型实验项目,如社会动机实验、社会情感实验、社会态度实验等。这些实验的特点是实验项目在实验指导书上找不到现成答案,需要学生去查询相关参考书。目的是使学生学会从相关参考书中获取知识,培养自学能力和独立思考能力。 (3)综合设计性实验:实验指导教师可以给出部分实验项目以供学生选做,学生也可以自己确定实验项目,原则上一人一题,可以两人(最多三人)一题。这一阶段的主要特征是,整个实验均由学生独立完成,教师只进行指导,包括查阅资料,撰写实验方案,拟定实验步骤,准备实验所需的器材和设备,完成实验并写出完整的实验报告。这一层次的实验占20%左右,放在课程的最后一部分。 在具体操作时,可根据实际情况调整实验教学内容及学时安排,可将基础实验和应用性强、与教学内容关系密切的实验优先安排,其它实验视具体情况适时控制。还可建立开放实验室,以保证学生有充分的时间在实验室做实验,充分利用现有的教学资源,把实验教学由封闭变为开放。 根据这些实验内容,可以编制专门的社会心理学实验教学手册。编制社会心理学实验教材应充分体现“三性”原则(综合性、专业性、设计性),突出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更加体现专业性特点。在具体实验项目中,要贯穿多种实验手段,要求学生同时掌握多种实验方法,并不断更新实验项目,使实验手段和方法达到比较先进的水平。 3.确定合理的考核内容和考核手段 对于社会心理学实验部分要进行全面考核,打破以往以书面考试为主的考试形式,综合考查学生的表现,科学地考核学习成绩。这样可以增强实验教学对学生的吸引力和约束力,从而改变师生轻视实验的思想,由此还可以保证实验教学的系统性、完整性,有利于提高实验教学质量。[4] 考试改革方案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内容: (1)平时成绩:包括实验预习,实验操作,实验报告。每次实验结束以后,每位学生都要按照本次实验的具体要求,写出实验报告,教师根据实验报告的情况进行记分,学期结束时把所有实验报告的成绩进行加权平均。 (2)实验技能:内容包括已做过的所有实验,以抽签的方式随机抽取考试,并在教师监督下,当面进行实验操作,检验实验是否规范、准确,有无考虑控制或消除无关变量对实验的干扰,是否有创新。 (3)理论考核,主要是考查学生运用社会心理的理论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内容有实验基本理论、实验原理、数据处理、结果分析、实验仪器的性能与使用,等等。 三、结语 我国大学本科课程特别是主干课程的教学改革应如何进行,是当前中国高等教育教学改革的重点课题之一。[5]社会心理学作为高校心理学专业的优秀课程之一,进行实验教学改革的探讨还只是一个初步的理论构想,如欲深入研究,还需与相应的实验结合起来。本研究极力主张高校及其教育工作者应转变教育教学观念,在学术追求及成就上严格要求大学生,并提升他们对学术内在价值的重视,以此回归大学教学探究高深学问之道。在社会心理学教学过程中,教育者在教学方法上应摒弃过去重理论、轻应用,重教师教授、轻学生参与感悟的教学模式,注重培养学生的分析和解决社会心理问题的能力,培养他们多视角地、创造性地观察现象和思考问题的能力。要组织学生联系社会心理学知识,理论联系实践,从中体会社会心理学实验的特点及应用过程,体会到社会心理学的学科价值,提高学习社会心理学的兴趣。 社会心理学论文范文:社会心理学视野下的和谐社会与贫富差距 [摘要]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当前我国贫富差距的扩大对民众的社会心理造成了一定冲击,也必然影响到社会和谐。文章对我国目前贫富差距的现状进行总结,对这种差距导致的某些社会心理进行分析,最后,就如何防止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促进和谐社会从社会心理学角度提出几点建议。 [关键词]和谐社会;社会心理学;贫富差距 [作者简介]张巍,上海理工大学社科部讲师,硕士,上海 200093 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重要保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和生活水平普遍提高,但与此同时,我国已成为一个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的国家。社会心理是社会现实的反映,社会上的一些重大且敏感的问题譬如上述的贫富差距问题,势必会在社会心理上得到及时且较大的反响,而这种反响必然会影响社会的和谐。目前我国贫富差距拉大已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这种社会现象的存在,给社会各阶层、各个方面所带来的影响既深且广,其在社会心理及社会和谐方面的影响更为强烈。本文拟针对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的状况,从社会心理学角度做一初步分析,进而对如何促进和谐社会的实现提出看法。 一、贫富差距的现状 改革开放以来,在平均化占主导地位的局面得到一定遏制的同时,却在一定程度上偏向了另一个极端,贫富差距逐步拉。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首先,人与人之间的差距。目前,我国近6000万成年人的家庭人均收入低于当地政府确定的贫困线,同时我国已产生了一个约400万人的富有阶层(人均拥有财产都在100万元以上)。据资料统计,当前我国占家庭总数约20%的最贫穷家庭仅占社会全部家庭收入中的5%左右,而占家庭总数约20%的最富有家庭占社会全部家庭收入的50%。其次,城乡之间的差距。建国以来,城乡居民之间的贫富差距一直存在。据统计分析,1998年城市居民中收入最高的占全国家庭总数20%的家庭,同农村人口中20%的最低收入户相比,差距约13倍,城乡居民之间的实际收入差距很明显。再次,行业之间的差距。在国有垄断性行业、外资企业、效益好的民营企业内就业的员工,不但工资明显高于其他行业的员工,还且还有各种奖金、提成、分红以及住房、保险等隐形收入,而一些企业由于受国家产业结构、产品结构调整的影响及因企业内部管理、经营等方面的原因,长期外于停产半停产状态甚至破产倒闭,企业职工的收入相应受到影响甚至没有保障。最后地区之间的差距。据资料统计,目前我国东部和西部的经济差距已普遍接近或超过1:4,其中东部地区和诸如贵州、甘肃等省份的差距已接近1:7甚至更高。可以预见:随着业已形成的优劣环境,随着各类人才的“孔雀东南飞”,随着中西部资源的廉价东流……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已经拉大的地区差距可能还有进一步拉大趋势。 二、贫富差距产生的社会心理对和谐社会的不良影响 从总体上看,我国社会是和谐的。但是总体和谐并不意味着没有矛盾,没有利益冲突。由于过去我们片面追求经济的快速发展,以至于社会发展滞后于经济的发展,与此相伴随,也存在不少影响社会和谐的矛盾和问题。 从经济增长规律来看,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成员存在一定的经济差距是正常的,亦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如果差距拉得过大,必然会造成诸多方面的严重后果。其中,在社会心理方面产生的不良后果显而易见。首先是导致公众的心理失衡。中华民族一向有“不患寡而患不均”的传统心理,改革开放之前,实际上实行的“平均主义”导致了全社会普遍贫穷,但公众的心理基本上是平衡的。改革开放之后,社会成员的收入差距在一二十年内骤然拉开,人们的心理天平猛然失衡,心灵受到强烈撞击。部分民众的心态长期处于不安、失落、惶惑和焦虑之中,尤其在看到一些人依靠手中的权力和非法手段,发不义之财,过着奢靡的生活时,民众的不满和愤怒情绪迅速蔓延,萌发并不断产生一种“仇富恨富”心理。这种情况,如果没有适当的方法予以疏导和宣泄,就可能危害社会和造成冲突,威胁社会稳定及安全。其次,还致使多数人求富心理失控。改革开放以来,人们的生活水准有了普遍提高,但人们的满意度并没有同生活水平成正比。一度流传的“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筷子骂娘”,就说明了生活水准的提高对缓解社会矛盾、消除不安定因素的作用是有限的。因为在贫富悬殊的情况下,多数人都感到自己相对贫困,自己是穷人,自己的利益受到了“剥夺”,而那些处于温饱或贫困状态的人们,他们的挫折感必然更为强烈。应该注意的是,挫折能引起承受者的情绪愤怒,而且经常表现出攻击性行为。如果某种挫折在很大程度上源于社会因素使受挫者众多,那它可能产生的反社会行为就不能不给予重视了。 在这种社会背景下,另一个比较大的影响就是激活了部分人冒险求富、违法求富心理。一些人在富起来以后,个体价值本位意识张扬,不思回报社会、造福乡梓,而是胡作非为,横行地方。一些恶人热衷于谋权,金钱在他们手里似乎是万能的“魔棒”,可以换来一切。一部分地方腐败官员对这些人没有给予应有的打击,这种现象反映到社会心理上引发了一种“示恶效应”,造成并强化了人与人之间不平等的感觉。 2005年2月,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指出,公平是人类构建理想社会的一个古老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基本原则。社会主义在理念和制度上优越于资本主义的地方主要就是体现公平。及时调整经济发展思路,认真研究制定出具体的、切实可行的措施,从利益协调入手,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化解社会风险,使我国的贫富差距控制在合理的范围之内,是我们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进程中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 应该看到,效率与公平都极其重要,不可或缺,只有二者兼顾,把效率和公平有机地结合起来,才能达到“共同富裕”这一总的目的,这也是和谐社会的应有之意。 毋庸讳言,诸如权钱交易、分配不公、官商勾结、行贿受贿等多种社会不良现象,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社会成员经济收入的差别,而经济收入的差别已经在社会层面显示出不良后果,即导致社会中等收入阶层人数减少,低收入者增多,社会结构处于不稳定状态。因此创造良好的社会心理环境已迫在眉睫,正如总书记讲话所提出的观点,要坚持把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制定和贯彻党的方针政策的基本着眼点,正确反映和兼顾不同地区、不同部门、不同方面群众的利益,在促进发展的同时,把维护社会公平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综合运用多种手段,依法逐步建立以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分配公平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公平保障体系,使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使全 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的方向稳步前进。 三、努力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促进社会和谐 从党的十六大提出“社会更加和谐”的发展要求,到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任务,到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再到十七大报告,“社会和谐”或“和谐社会”的提法随处可见,从中可以清晰看到,这些年来我们党对于社会和谐的认识正在不断深化。 根据我党关于社会和谐这一问题的相关论述。针对贫富差距产生的社会心理状况,依据社会心理发生、发展的规律和当前的实际情况,就社会心理的优化途径作如下思考。 第一,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积极实现产业结构调整,从全局“做大蛋糕”。社会公平的前提是财富的极大丰富,否则就会是“不患寡而患不均”的错误公平观。国家应发挥宏观调控作用,积极优化产业结构,保持经济发展的良好态势。同时努力加快结构转型和体制转轨,从而缩小成本和代价。社会转型持续的时间越长,体制转轨的速度越慢,社会所付出的代价越大。 第二,从宏观层面构筑社会安全网,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体制。在城镇,实行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完善相关福利机构和其他制度性安排:努力为下岗职工和失业者创造边缘性就业机会,建立职业培训机制,全面提高其素质;规范劳动力市场,加快人才信息流通;在农村,积极探索有效的经营管理模式,从制度上保证成本的最大节约和效率的最大发挥,加大农业的投入,积极减轻农民负担,探索因地制宜的税收政策。 第三,探索真正代表公平的分配制度,树立科学的公平观。公平分配是实现公平正义的必然要求,是社会充满活力的必要条件,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本前提。公平的收入分配包括三个组成部分,即起点公平、过程公平和结果公平,缺少任何一个环节,都不可能是真正的公平。每个人不管他的出生、能力、背景如何,社会都应为他的发展提供同样的机会,这就是起点公平,起点公平包括实现受教育机会的平等和每个劳动者拥有平等的就业权利。过程的公平就是指人们在竞争过程中能够充分发挥自己的能力和优势,从而获得相应的利益,实现各尽所能,各得其所。过程公平的重要性在于它能够充分调动每个人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是激发社会活力的源泉,是提高效率的重要手段。分配结果的公平,就是社会的一切财富和利益要均衡分配于全体公民,使全体社会成员都能公平地分享社会发展的成果。当然,结果的公平并不是意味着平均主义,收入差距是必然存在的,但这个差距必须保持在合理的范围内,保持在社会各个收入阶层都能认可和接受的程度。 第四,加强社会整合功能,建立畅通的流动机制和沟通渠道。社会系统的结构要素面临着新的整合,社会关系和人与人之间利益关系面临着怎样“洗牌”的问题,这就需要有全局的高瞻眼光,进行制度的创新和完善,逐步建立高度整合的制度,形成一个覆盖所有阶层的心灵的沟通网络,淡化阶层的边界,提升整个社会的亲和度和人文关怀,从而推动整个社会的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 总书记曾对和谐社会的特征作了简要的概括和论述,他指出:我们要建设的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据此,遵循心理学的相关知识和原理,把缩小贫富差距置于社会心理学视野,必然大大有利于和谐社会目标的实现。 社会心理学论文范文:社会心理学视野中的当代短信文化 作者简介:倪红兰(1963- ),女,江苏南通人,江苏省行政学院社会学教研部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社会心理学与人口学。 摘 要:当代短信文化是社会心理的传感器,其广为传播一方面与手机短信的结构特征相关,另一方面与中国传统文化心理的深层积淀以及现代时尚流行等相关。它承载了重要的社会心理功能,在不同程度上起到心理按摩和调节作用。在传播过程中它也凸现了一些负效应。应密切关注短信文化的发展态势,从心理教育、舆论导向、政策调控、法律保障等层面加强管理和引导,促进短信文化的健康有序发展。 关键词:短信文化;社会心理;心理和谐 当代中国正处于社会加速转型期,同时也是国民心理敏感、脆弱、动荡时期。广为传播的手机短信无异于公众心理的一面棱镜,鲜活地折射了社会心理的众生相。自从1992年英国Vodafone的GSM网络的技术人员通过PC向移动电话成功发送世界上第一条短信息以来,手机短信现象倍受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作为一种大众文化现象,手机短信在中国的粉墨登场虽然只有短短几年的时间,但其迅猛发展势头令人瞠目。据信息产业部最新数据显示,2006年12月底中国手机短信发送量达到4296 7亿条,是2000年10亿余条的429倍多。如今,手机短信作为一种新型的信息传播方式,已经深入到千家万户,渗透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并被不同领域、不同阶层、不同年龄段的大众广泛地认同和接纳。作为一种文化生存方式,当代短信文化甚至拥有了“第五媒体”、“拇指文化”或“拇指文明”之美誉,且对公众的心理与行为产生了深刻又广远的影响。因此,从社会心理学的理论视野,通过对当代短信文化与社会心理动态的互动关系的研究,揭示当代短信文化的心理机制与社会心理效应;在对当代短信文化的负效应进行深入分析的基础上,通过对策研究,以培养公众健康人格、促进心理和谐为主旨,推动我国短信文化健康、有序的发展,就显得十分必要。 一、当代短信文化与心理和谐 在当代中国,手机用户已高达1亿人,随着手机使用率的提高,以及手机短信服务的开展,手机短信已经成为手机族的一种主要沟通方式。据一项对北京、上海、广州三地居民手机消费行为的调查显示,其中63 1%的被访者曾经使用手机向他人发送过短信,而年轻人发送短信的比例高达89 0%。短信,作为一种新的沟通方式,已经深深嵌入当代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多姿多彩的短信文化已经成为当代中国一道独特的文化风景线。 何为短信文化?简言之,短信文化是新电子技术高度发达和新电子技术产品高度普及社会的一种大众文化,也是手机使用者之间以及运营者介入生成的一种信息文化,它体现了电子文明和信息时代所形成的一种文化生活方式。短信文化在当代的广泛流行与其鲜明特征是分不开的。具体说来,手机短信具有以下主要特征: 经济性。现阶段短信资费只有0 1~0 15元/条,较之每分钟0 6元的手机话费无疑要低廉得多。近年来,各短信运营商为抢占商机,纷纷推出各种短信套餐,包月消费,价格更是低廉。经济、实惠的短信资费为手机短信的盛行提供了经济支撑。 便捷性。手机体积小,质量轻,可随身携带,只要有网络信号覆盖的地方,短信都可以发送和接收。由于手机短信的方便灵活,使信息互动的双方摆脱了时空的限制和对互联网的依赖,可以真正做到畅通无阻,最大限度地方便了人们的沟通与交流,让人享受到聊天的乐趣。 知识性。手机短信作为一种文化生存方式,不仅较为真实地反映了生动活泼的现实社会生活,也反映了现代人的价值观、社会态度和思维方式,是社会文化变迁的一个缩影,具有较强的知识性。 简洁性。手机短信是以短为其主要特征的,由于手机内存容量的限制,决定了手机短信必须短小精练。因此,短信一般以顺口溜的形式出现的较多,文字简洁,读来朗朗上口,便于记忆和传递。 间接性。以文字交流为主的短信不同于以声音交流为主的电话,具有互动的间接性。在人际互动中,一些言语上难以直接表达的话,可以通过短信来传递,这就避免了直接交流遭拒后的尴尬和面对面的难堪。 私密性。手机短信使得人际互动变得更为隐秘,电话沟通既要考虑到话语内容的隐私性问题,难免隔墙有耳,还要尽量降低音量以免对他人造成影响,而短信的出现,避免了这样的窘境,短信一般不会轻易被别人看到,而且既可以保存,也可以悄无声息删除。 多样性。首先,就手机短信的传播形式而言,迄今为止,短信业已发展为包括语言、声音、图片、游戏、彩信等多种形式的新型媒体,如此丰富多样的传播形式,迎合了现代人感受时尚、追求新奇、张扬个性的特点。其次,就手机短信传递的内容来说,仅其中的文字短信就包括商务短信、娱乐短信、广告短信等丰富内容,承担了多种社会功能。 趣味性。手机短信的趣味性使短信的娱乐功能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在幽默短信中,自嘲、风趣、讥讽等元素是不可或缺的调味品,这类短信或表达祝福,或传情达意,或戏谑调侃,使草根智慧得以尽情的展露和释放,这种娱人和自娱体现了一种人文关怀。 在社会机体正常运行过程中,社会心理并不是一种机械的、被动性的反应方式,而是能够主动向社会释放能量的要素。社会心理是否和谐直接影响到社会的和谐稳定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心理和谐是社会和谐的重要基础和内在规定。而当代短信文化作为社会心理的传感器,是心理和谐与否的注脚。首先,当代短信文化的兴盛是心理和谐的重要标志。和谐社会的本质是“和而不同”,一个健康和谐的社会,民意民情的表达渠道理应是畅通的。当代短信文化作为一种特殊的信息传播方式,不仅改变了人际互动方式,同时也是民众的社会动机、态度、情感和情绪的集体表达,是民众利益诉求的“亚渠道”。丰富多姿的短信文化标志着我们所生活的时代更具市民社会味道,使中国的百姓拥有了话语权,使普通大众的个性、创造潜能、批判精神、生活的幽默感被激发出来;其次,短信文化作为折射公众心理动态的一面棱镜,也在不同程度上反映了公众心理压抑、心理扭曲、心理失衡等心理偏失,而这种心理偏失在一定意义上,是对社会公平正义、社会结构失衡、社会控制失灵的严峻拷问。 二、短信文化形成和发展的社会心理机制解析 短信文化在中国之所以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力,除了与手机短信的鲜明特征相关外,究其心理机制而言,既有传统文化心理的积淀,也与现代时尚的流行与发展有关,同时也蕴涵了极为复杂多元的社会动机,可以满足人们的多元心理需求。 在中国,短信文化植根于东方文化的沃土,与中国传统文化心理积淀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文化的发生与传播具有鲜明的民族差异,体现在短信文化上,一是语言文字的差异。不同于西方文字的汉字,比起英文在文字上的简洁、画面中的意境更为紧凑和丰富,所有短信佳作都大量使用了谐音、夸张、比喻、拟人、对偶、借代等修辞手法传情达意,汉字作为独特的表意符号系统,为短信的创作、传播与流行提供了适宜的文化土壤。二是国民性的差异。短信文化是不善张扬的,那种间接的人际互动方式符合中国人含蓄、内敛的国民性。短信文化比铃声大作的电话更有分寸,更为礼貌。在收到短信以后,可以立即回复,也可以思考一段时间再回复,甚至可以不回复,短信这种更为善解人意,更尊重对方意愿的特点,契合了东方文化含蓄、婉转的表达习惯。 短信文化的流行源自于现代时尚的流行及其心理机制的作用。时尚是指一定时期相当多的人对特定的趣味、语言、思想和行为等各种模型或标本的随从和追求。时尚现象表现在观念、行为、器物等多个层面,并具有标异性、时效性、个性化、消费性、周期性等特点。现代时尚的流行具有三个重要的心理机制:其一,时尚是人类受“喜新厌旧”心理取向驱使的行为之一。这种心理机制造成了时尚的独特性,即“标新”、“入时”。其二,人类伸张自我、表现地位与个性、希望自由和进步的冲动也是人们热衷于追求时尚的心理机制之一。其三,大众的模仿心理与趋同心理也是人们追求时尚的心理机制之一。手机短信作为一种以手代口、无声胜有声的现代时尚,是一种全新的、具有特殊情趣的生活方式。随着大众媒介的传播,这种时尚已成为主流的生活节拍,引起越来越多人的仿效。同时,这种时尚也造成一种从众压力,当短信文化被公认为时尚时,“不短信”就是不时尚,为了“求同于人”,现代社会的手机用户几乎无人可以“不短信”。 三、当代短信文化的社会心理功能 被誉为“传媒时代的预言家和祭司”的传媒理论家麦克卢汉认为,“媒介是人的延伸”,人类对任何媒介的使用所产生的冲击力远远超过其传播的特定内容。在人类传播史上,每一种新传播媒介的问世,都对人类的社会生活产生了重大影响。当代短信文化就其结构特征而言,承载了重要的社会心理功能,它在不同程度上起到了心理按摩、心理调节的作用。 首先,手机短信能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人们对信息认知的需求。在信息社会中,人们普遍存在一种信息压力,它促使人们通过不断地寻求信息,降低由于信息缺失而造成的心理压力。如前所述,大多数手机短信是现实社会生活以及文化变迁的反映,具有较强的知识性特点,它给人们提供了人际互动的资本,有助于消除自我在环境中的不确定性。 其次,手机短信蕴含着重要的心理治疗价值。尤其是讽喻类的手机短信对社会时弊的无情揭露和批判,有助于民众渲泄内心的积怨,部分地释放消极情绪能量。从社会层面来说,这些短信具有近乎于社会“安全阀”的意义。从个体心理视角来说,具有心理治疗实践中“倾诉”的功能。这种“倾诉”究其实质是一种“替代倾诉”。即当个体内心的积怨、不平甚至愤恨难以用言语表达时,短信的出现替代了这种表达,或者说短信在这里充当了心理医生的“代言人”的角色。譬如,有一则题为“女人天生喜欢什么花”的短信(“女人天生喜欢什么花?玫瑰花?百合花?山茶花?牡丹花?樱桃花?错!应该是有钱花;经常花;大方花;拼命花。”)就从一个侧面隐喻了现代商业社会一些女性的虚荣乃至金钱拜物心理。诸如此类的短信往往笔峰犀利,措辞辛辣,讽刺和抨击毫不留情。而另一些透着民间草根智慧与幽默元素的手机短信,例如:“喜鹊来,妈妈说这是喜鸟是客;燕子来,妈妈说这是益鸟是客;乌鸦来,孩子问你也是客人吗?乌鸦叫:是的,吾乃黑客!”又如:“别动!你已被祝福包围,马上放下烦恼,向快乐投降,你所有的忧愁将被全部没收,并判你幸福一百年,流放到开心岛,由好运监督执行!”等,以一种独特的、近乎狂欢的文字组合方式,撞击出人们发自内心的无限快感,有助于释放自我,缓解心理负重的现代人的心理紧张,达到“笑到病除”的功效。 再次,手机短信作为民众感情交流的载体,不仅具有信息传递的功能,而且还具有沟通感情、增进友谊等人际交往的功能。特别是那些朗朗上口的情感祝福和时尚的爱情宣言等流露真挚情愫的短信,譬如“愿你快乐像假货越来越多,苦恼像利息越来越少,收入像油价涨势如潮,幸福像广告紧紧围绕,亲情友情爱情像股票一样套牢,恶运如拉登哪儿也找不到”等,不仅折射出了社会文化变迁的缩影,更是迎合了公众的情感需求,且能唤起其良好的情绪反应,可以起到一定的心理按摩作用。 诚然,当代短信文化在传播过程中也凸现了一些不容忽略的负效应。其一,部分手机短信显露出对主流文化的消解(如:“感情已欠费,爱情已停机,诺言是空号,信任已关机,关怀无法接通,美好不在服务区,一切暂停使用,生活彻底死机!”),以及对权威的解构以及偶像的碎片化等取向,可能会导致群体内聚力以至社会整合力的弱化;其二,大量信息垃圾以及一些媚俗或格调低劣的手机短信(“录取通知:恭喜你已经被美国牛津大学野蛮系没文化班正式录取。请带齐你的痴呆症等各种疑难杂症到北京文盲路弱智街白日梦号美国大屎馆报到。”)甚至其内容带有欺诈性的短信充斥其间,势必会带来人格的痞化及人性的扭曲,也不利于公众文化品位和人文精神的提升;其三,那些渲泄对社会不满的短信(如:“工人拼命干,赚了三十万,买个乌龟壳,坐个王八蛋。”)流传过盛,一旦引起广泛的社会认同,则有可能激发社会不满或社会仇恨等消极对抗情绪,蓄积社会心理张力,甚至会引发社会突发事件。此外,一些心理脆弱群体譬如青少年对手机短信的一味依赖与沉迷,既在不同程度上影响了正常的学习与工作,也不利于青少年健康人格的培养。 四、倡导健康文明的短信文化,培养公众健康人格 倡导健康文明的短信文化,不仅是中国社会文化转型的必然要求,也是培养公众健康人格、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迫切需要。作为社会管理者,要及时关注短信文化的发展态势,要有指挥家敏锐的听力,学会从手机短信中听民声,会民意,及时洞察短信交响乐中不时跳出来的不和谐音符,对一些有着负面功能的手机短信,应加强管理和引导,以促进短信文化的健康发展,充分展示短信文化鲜活的文化魅力,使当代短信文化真正成为和谐社会乐曲中的一个重要的非主题乐章。 第一,加强教育与引导,增强短信文化受众的自律意识。目前,应整合各种社会资源,加强对短信文化受众的教育和引导。一方面,广大教育工作者应加强对短信文化的主体受众即青年学生的心理教育,尤其要关注青年学生健康人格的培养。通过教育,使青年学生提高自身的独立思考、鉴别是非、自我监控、自我调节的能力,强化学生的自律意识,自觉抵制各种不良短信。另一方面,社会各界应及时建立手机短信交流平台,利用手机短信这种高科技信息传播手段教育和引导,让优秀的文化占领短信文化阵地。眼下一些高校举办的“大学生通信文化节”、“健康文明短信征集活动”等不失为一种以主流文化引导短信文化向健康发展的务实之举,对于全社会文化品位和人文精神的提升是大有裨益的。 第二,建立健全制度法规,从严查处短信垃圾传播者。目前,我国有关法律法规,对于不良电子信息的危害行为,并没有做出相应的法律规定,仅根据治安管理条例,对发送淫秽黄色手机短信的行为进行处罚,这样的打击力度显然远远不够,在我国新刑法对于制造、传播谣言没有明确的法律界定的情况下,应尽快出台对于手机短信息传播的监管法规,实施对信息垃圾的依法管理,净化短信文化的传播环境。 第三,强化管理和监督。一方面,政府通信管理部门要加强对手机运营商的管理。对运营商加大监控力度,改变目前移动运营商实际上既是监管者又是收益者的不合理现象。另一方面,从短信运营商自身的角度来说,应通过技术手段来控制或截断不良短信,增加手机短信过滤选择的功能,实现行业自律。像中国移动通信、中国联通等主要运营商应联手建立一种类似于网络过滤网装置,在用户端过滤和拒收用户设定的含不良关键词的短信,给用户提供一种主动的选择功能。尤其对在校大学生等特殊群体的短信内容实行实时监控,及时发现并剔除一些不良信息,营造良好的短信运行环境。 社会心理学论文范文:社会心理学视角下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摘 要: 高校作为社会特殊领域,其思想政治教育的复杂性显而易见,尤其是针对思想观念活跃的大学生,需要从不同的角度去探究。本文旨在透过社会心理学的视角,探究大学生道德问题的表现及其归因,并结合社会心理学相关理论对提高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问题进行论述。 关键词:社会心理学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 有效性 新时期背景下,部分大学生的思想意识、道德品质与心理问题往往同时存在,所以面对新形势新情况,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在实施思想政治教育的过程中,要从了解人的心理开始,找到思想政治教育者、思想政治教育方式、思想政治教育情境等各要素同教育对象的认知结构的最佳契合点,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拓宽视野,从而探索出更加行之有效的对策。 一、大学生道德问题的社会心理学视角 大学生的道德问题根据不同的分类标准,有不同的分类形式。从品德研究的角度出发,将道德问题分成四类:道德认知模糊、道德情感淡漠、道德意志缺乏、道德行为不佳。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出发,大学生的道德问题可分为:个体层面的道德问题、道德角色认知不准确、道德人格偏离、道德信仰缺失等;人际层面的道德问题,大学生人际关系中权利等因素产生的影响越来越大,在关系到自身利益的行为时诚信问题严重,恋爱道德和性道德问题比较突出;群体层面的道德问题,公德意识、集体观念淡化,环保意识和节约意识有待加强,网络道德行为尚有欠缺等等。【1】 二、大学生道德问题的社会心理学归因 (一)个体心理层面 对大学生而言,他们的心理正处于由未成熟走向成熟的过渡阶段、抽象逻辑思维迅速发展但易带主观片面性、情绪情感日益丰富但波动较大的阶段。认知的主观片面性,使他们不能处理好外界文化信息的多元性,在作出道德判断的过程中容易出现偏激片面的想法;由于情绪情感的波动较大,大学生更容易因道德信念体系受损而产生怀疑、困惑、迷茫等各种不良的消极体验。若不能进行合理控制和调节,就很容易形成心理问题,进而导致思想问题【2】。 (二)社会环境层面 目前,我国社会正经历着一场极其深刻的变革,从社会道德标准来看,正从传统道德标准的逐步过渡到现代社会道德标准体系的重构。错综复杂的社会转型从根本上引起大学生的行为习惯、心理状态、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和生活态度等方面的重大变化,并出现了不同程度的道德人格偏差。 三、提高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的社会心理学分析 增强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使受教育者对教育信息的接受程度不断从依从进到认同,不断从认同进到内化,其关键因素在于:教育者、教育方式、教育情境以及教育对象。下面将对这四个维度进行社会心理学分析。 (一)教育者 思想政治教育者是教育信息的传播者,他关系到教育信息的可信度,其对于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的影响是巨大的。可以把思想政治教育看成这样一个过程:教育者通过各种方式传递教育信息设法改变教育对象的某种态度。现代社会心理学研究认为在目标靶态度改变的内在机制中,目标靶在理解和接受态度信息之前,往往先要对传达者进行评价,以此来决定如何取舍态度信息,尽管这个心理过程通常是无意识进行的。同样的态度信息,由于传达者在目标靶心目中评价的差异而产生不同的接受效果,高可信性者比低可信性具有更大的说服力。海德的认知平衡理论中的P - O - X模型可以解释这一点,如果目标靶P喜欢传达者O,而O对特定对象X持赞成态度,那么P对X也抱赞成态度才能构成对O的认知平衡结构;而若P厌恶O,则会对O所赞成的X持否定态度,这样达成P对O的认知平衡结构【3】。所以,提高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的首要任务就是保持教育者的高可信性。 教育者要不断完善自身的综合素质,既要不断提高专业知识和专业素养,同时也要注意自己的品行修养,只有做到德才兼备,才能成为合格的思想政治教育者。【4】 (二)教育方式 1.理性教育和感性教育 在思想政治教育中常以“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来概括理性能力与感性能力在工作实践中所具有的重要性。不过,究竟哪种教育更具说服力呢?对此,哈特曼在他的实验中试图通过他所采用的不同的宣传方式,测量他劝导人们投票选举某政党候选人的宣传效度的函数变化。结果证明,接受以感性为主的宣传的人投票选举宣传中所支持的竞选者的人数,大于接受以理性为主的宣传的人数。哈特曼认为情绪和情感具有强大的感染力和渗透力,能直接动摇原有态度的基础,包含强烈情绪色彩的观点能增强宣传的效果。因此,思想政治教育必须改变板着面孔讲理论的方式,而代之以生动活泼的感性教育方式,如采用图象、诉诸幽默等方式。【5】 2.呈现观点的顺序 根据学习的首因效应,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最先呈现的观点将更能影响受教育者。但是也同时存在记忆的近因效应,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最后呈现的观点最容易被记忆住,因而更有效。所以我们既要运用首因效应,又要运用近因效应,把重要的教育信息一部分最先呈现,一部分最后呈现;或者最后重复一下最先的重要信息;在设计讨论式教育时,最先和最后都应呈现正面的观点。 (三)教育对象 1.教育对象的自我防御倾向 人们的态度系统具有自我防御倾向,当人们在面临态度改变的压力时,首先的反应不是改变态度,而是拒绝别人的影响。自我防御是主体维持态度稳定性的重要方式,同时也是态度改变首先碰到的障碍。因而,在思想政治教育中,弱化思想政治教育对象自我防御的一个基本方法,是对教育对象既有的态度不要采取简单的否定立场,以防止提醒人们自己正遭到否定,激发其自我价值保护意识。立场靠拢如名片效应、自己人效应等以及分散注意,实际生活中运用的赞美先行、善意提醒、从提及自身错误入手等方法,引导人们态度改变的渐近策略,如“登门槛技术”,都是回避自我防御的有效手段【6】。 2.教育对象的情绪体验 情绪是人对客观事物是否符合主观需要而产生的心理体验。情绪分为正向情绪和负向情绪。正向情绪是对外在刺激产生的一种轻松愉快的内心体验;负向情绪是对外在刺激产生的一种抑制、不愉快甚至痛苦的内心体验。如果教育刺激让受教育者感到轻松愉快,就可以使教育内容更容易被接受;如果教育刺激使受教育者感到抑郁、不舒服,教育内容就难以被接受。因此,我们要尽可能地营造轻松愉快的教育氛围,不断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性【7】。 (四)教育情境 思想政治教育总是在一定的情境中进行的,教育对象对于相关内容的接受,与其当时的注意状态、情绪状态有着直接的关系。在社会心理学研究领域中,关于沟通背景对沟通效果的影响主要涉及强化作用、预先警告、注意分散等方面,这些研究成果对于思想政治教育也起着十分有益的作用。 社会心理学论文范文:面子威胁行为理论调控策略之社会心理学探微 摘 要: 布朗与列文森提出了面子威胁行为理论模式及其相应的策略,深入研究了礼貌现象。它既不同于格赖斯的合作原则,也不同于利奇的礼貌理论,而是鲜明地反映了社会交流与人类思维灵活的交互关系。本文拟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出发,采用社会认知的反射性评价理论和冲突管理模式理论,并结合句法特点来研究面子威胁理论的意义。 关键词: 面子威胁行为理论 调控策略 社会心理学 基础 1.引言 布朗与列文森认为格赖斯的合作原则框架本质上是正确的,而直言不讳威胁面子的行为从某种意义上讲也遵循格赖斯所提出的准则(1987:94)。合作原则的四个准则已经“在言语交际中约定俗成”(刘润清、文旭,2006:154),以此作为达到最大效果的指导原则。然而,尽管格赖斯藉由会话含义说进一步支持他的理论,并解释了表面上违反合作原则的非合作的言语行为,但并没有阐释清楚人们生成和了解话语的根本动机。例如,X是A的学生,他想找份工作,因此A为他写了一封介绍信,如下: 这封信并没有提供介绍信所需的足够多的信息量,因此违背了量的原则。尽管如此,我们依然可以推测出A的隐含意义,但另一方面我们却无法抓住他提供少量信息的动机。 利奇(1983:80)认为合作原则(CP)解释了真值语义学中的命题意义,却无法阐释人们为什么不直接表达意图。鉴于CP的弱点他描述了礼貌原则(PP),认为“PP不是对CP的必要补充,而是将CP从困境中拯救出来”(ibid.)。就前文的例子而言,他认为PP的赞誉准则似乎可以解释。此外,利奇还打算研究语用学原则是如何在更大范围内以社会和心理学为指向来应用的,由此说明礼貌是人们不指明的主要动机。 就以上两个理论而言,布朗与列文森反对利奇衍生格赖斯的礼貌原则及准则。首先,他们认为“CP是社会交际中立的预设体系”(1987:5),并且我们如果没有理由就不会偏离最直接的表达方式,而PP仅解释了这一现象的理论化了的原因。其次,PP广泛的解释功能却不能解释在某些情况下PP原则本身没有得到维护,甚至没有礼貌可言。尽管他强调了交流中礼貌的普遍性,却不足以解释与礼貌相关的所有现象。再次,利奇本意是从心理学的角度出发研究,但却在社会心理学方面缺乏足够的说明。不同的是,布朗与列文森的礼貌原则与社会心理学的关系更为紧密,并且格赖斯理论体系的生命力和适应性能够从面子威胁行为理论(FTA)及其对应的礼貌策略中得到反映。 简言之,FTA模式及其策略反映了探索语言交流本质的新角度。上面的例子正说明了教师A一方面巧妙地通过不充分的信息来暗示自己勉为其难,另一方面又通过强调突出A的出勤率来最大程度地减少对A积极面子的威胁。本文正是通过将社会学与心理学的理论结合,扩大布朗和列文森的理论基础,从而彰显其合理性。 2.FTA模式的社会心理学基础 2.1交谈双方的特点 2.1.1面子优秀 Goffman(1967)扩大了面子这一概念以描述自我的社会体现――我们希望他人如何看待自己。布朗和列文森(1987)把面子概念作为他们礼貌理论的优秀,将其定义为“每一个社会成员希望在他人那里获得的自我形象”,并将它一分为二,成为了消极面子和积极面子。前者强调个人自立,即是行为自由不被他人干涉,而后者强调联系,即是渴望自我形象获得他人肯定和赞许。个人面子的两个主要方面反映了交际双方为了自我和他人(主要指说话人和听话人)需要考虑语言的使用及其特征,因为这可能会促成实现交际目的,也可能会造成竞争性的甚至防御性的面子保全行为。尽管如此,我们在日常话语行为中有时不得不做出有损面子的行为。另一方面,我们可以采取补救策略来减轻对面子的威胁,而这依赖于社会成员对个人形象的共同认识以及在交流中注意它的必要性(布朗和列文森:62)。他们的礼貌策略表明面子其实是社会心理学与语言的界面,是达到有效交际的一个决定因素。 2.1.2反射性评价 沙莲香(2002:90)表明社会认知、社会知觉和自我知觉是紧密相关的,是研究“我们如何观察了解世界的”(Taylor et al.2004:67)。更确切地说,人在与他人的交往过程中会对自己进行评价,而且人们根据从环境中获取的社会信息而建立某种人际关系(Fiske and Taylor,1991)。现代心理学重视有关“自我”的理论,而面子的构成因素可以重新表述为面子需求,相应地面对大众的自我形象可以通过他人对自我的反映证实。库利(1902)提出了“镜中我”这一概念,认为我们感知自己就如同他人感知我们一样,并根据他人如何对待我们来了解自己。 2.2礼貌策略与冲突管理 2.2.1FTA模式 说话人与听话人双方的面子在人际交流中都易受到伤害。尽管我们不能避免面子威胁行为,但我们可以采取某些策略最大限度地减少威胁程度。布朗和列文森提出了一系列面子威胁行为的补救策略。此外,他们还坚称在选择策略时,说话人会衡量交际内容的三个方面:有效性、紧迫性及听话人的面子。在这一过程中三大社会变量起着重要的作用,公式为行为对面子的威胁程度Wx=说话人与听话人的社会距离D(S,H)+相对权势P(H,S)+特定文化中言语行为本身固有的强加的绝对级Rx。 2.2.2冲突管理模式 特定环境中恰当选择策略可以缓和面子威胁行为的后果并且推动交流顺利进行,而不当的策略可能会使冲突升级,这里的冲突并不一定指暴力冲突而是双方关系不和谐。研究者已经发现冲突模式,即人们对冲突的习惯性反映其个体差异。沙莲香(2002:80)等一些学者提倡我们可以从两个维度来研究个体的反应,一是合作性(cooperativeness),即关注他人需求、愿意满足他人需求的程度;二是坚持性(assertiveness),即关注自己需求、坚持满足自己的需求的程度。根据人们在这两个维度上的表现,可以区分五种比较典型的冲突处理方式:(1)竞争模式(confrontation)。当一方比较关注自己的需求,就倾向于忽视他人的需要,从而体现出相对权势;(2)回避模式(avoidance)。当一方对自己和他人的需求都漠不关心,即运用逃避的方式来应对冲突,尽量不使冲突公开化;(3)顺应模式(accomodation)。一方向对方让步,它高度关注对方的需求同时忽略自我的需求;(4)妥协模式(compromise)。双方都放弃部分利益;(5)合作模式(collaboration)。双方合作以获得双赢的结果。 冲突管理理论可应用到面子威胁补救策略中去。首先,直言不讳策略(bald on record strategy)有时遵从于竞争模式。布朗和列文森(1987:69)认为赤裸裸地不加任何补救策略去施行面子威胁行为遵守了合作原则,因为这样可以最大程度地保留合乎交际目的的信息,然而通常情况下这一处理方式并不受到青睐,只有在以下情景中例外:(1)当说话人比听话人有权势,将倾向于采取竞争模式,同时也直接损害了听话人的面子,不附加任何的补偿。在计算对面子造成的影响程度时,如果社会距离和言语行为所固有强加的绝对级别是相对稳定的,社会权势将会在面子威胁程度上起主导作用。例如,教师可能会责令某学生道:“下午把作业带来。”这个言语行为提供了信息并显而易见地维护了说话人的积极面子,但同时也可能让学生难堪。(2)人们有时采用竞争模式是因为对话双方默许了情况如相当紧迫或迫切追求交际效率时,面子需求可居次要地位。我们可能在突发事故中叫喊“起火了”或者“救命”,这类信息隐含了要求,威胁了听话人的面子,但可以得到谅解,可此类情况在生活中毕竟少见。(3)布朗和列文森强调提供帮助、请求、建议等言语行为对听话人面子造成的危害较小,因为它们不会迫使说话人做出很大的牺牲,诸如“进来”、“快坐”等客套语。这三种情况似乎并未传达说话人凌驾于听话人的含义,这是由于它们已经成为约定俗成的套语,但实际上却表明了双方非对称的关系。 回避模式与竞争模式相反,主要针对非威胁面子行为的策略,在日常生活中的可行性较低,因为我们多数情况下必须得采取威胁面子的行为以达到交际目的,而逃避人际交往是不能真正维护面子的。 第三种顺应模式完全忽略了说话人的愿望,以牺牲自我的面子需求来维护他人的面子,而且单方获益不能达到交流的目的,偏离了交际的出发点,事实上是一种消极的策略。 妥协模式对自我和他人需要的关注都采取了一种折中的消极方式,而主观共同努力合作、寻求双赢的合作模式体现了格赖斯的合作原则,同时也是FTA模式中谈话双方的基本话语原则。我们总是在交谈中自觉地选择最恰当的策略以实现个人的交流需求并维护人际关系。毋庸质疑,我们总是尽量减小强加于自我和他人面子上的威胁,因此经常应用以下两种策略:一是采用补救策略以维护积极或消极的公开威胁面子的行为,二是非公开地实行威胁面子的行为。 3.礼貌策略的句法特点 3.1省略 说话人通常在社会变量和交流动机上将自我与他人比较。请求性质的言语常常威胁听话人的消极面子,并且通常出现两种现象,即说话人采用向上比较方式而听话人采用向下比较方式。同时,社会变量将调整强加于双方的社会变量,而不完整的句子形态揭示的不仅是语法意义,更是谈话双方的共有背景,因此突出了双方的相似性。 以上例句都试图模糊和限制话语行为施事者的强势话语权,转移听话人的视角和说话人的责任,以增大言后效果实现的可能性。此外,它们还强调了谈话双方的主观性,例(4)和例(6)发出了命令,但对听话人消极面子的威胁分别由模糊限制语减弱了,而例(5)在一定程度上修正了话语命题的意义,变化了意义活动的范围。 4.结论 布朗和列文森演化了礼貌理论,旨在探索礼貌行为的本质,其FTA模式以面子研究为优秀,可以从社会认知理论角度研究。句法变化是该模式礼貌补救策略的特点,融合了社会心理学的观点,可做进一步的证实。 社会心理学论文范文:高校学生课外体育锻炼及其社会心理学探析 摘 要:笔者采用问卷方式向我国不同地区的10所普通高校进行问卷调查,调查表明大学生对课外体育锻炼态度、需求、动机、兴趣等信息向着健身健美、竞技性、趣味性、娱乐性、休闲性、时尚性趋势发展,正逐步与社会接轨。调查结果可为21世纪初期我国高校体育教学改革提供体育社会心理学依据,对确定高校体育“教学定位”与社会大众体育接轨,培养学生终身体育的思想具有很重要的参考价值。 关键词:课外体育锻炼 心理特征 社会心理学分析 本文主要采用文献资料法、问卷调查、数理统计法,对全国不同地区10所高校1―4年级的在校大学生就对课外体育锻炼的态度、认识以及课外体育锻炼的现状等内容设计了专家问卷和学生问卷。专家问卷第一轮发放25份,收回23份,回收率92%;第二轮发放23份,收回21份,回收率为91.3%;第三轮发放21份,收回21份,回收率为100%。向全国不同地区10所高校发放学生问卷1000份,回收969份,回收率96.9%;其中有效问卷954份,有效率98.45%。 1 结果与分析 1.1 影响大学生课外体育锻炼参与的心理因素 1.1.1 课外体育锻炼的兴趣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要是一个人对某一领域的知识饶有兴趣,他就会主动寻求、刻苦钻研这一领域的知识,而且不知疲倦、不畏艰难。体育兴趣是人们力求积极认识和优先从事体育活动的心理倾向。它对体育锻炼行为与习惯的形成起着重要作用。调查结果表明,在15种课外体育锻炼项目中,男生最喜欢8种的依次是篮球、乒乓球、足球、羽毛球、游泳、登山、散步、台球;女生则为羽毛球、游泳、登山、散步、滚轴溜冰、网球、健美操、乒乓球。 以上调查结果表明,大学生课外体育兴趣具有广泛性,同时具有性别的差异。同时从他们最感兴趣的前五项的分类来看,大致可分为四类(分类原则参照季克茵托什对竞技运动的编述):第一类,竞技性球类运动(篮球、乒乓球、足球、羽毛球、网球);第二类,健身健美运动(游泳、健美操);第三类,娱乐克服类运动(登山、滚轴溜冰);第四类,娱乐休闲类(散步、台球)。从上述课外体育项目的分类,可以看出大学生在选择课外体育运动项目有向健身健美、竞技性、趣味性、娱乐性、休闲性发展的趋势,符合青年大学生的心理特点,同时也符合大众健身的发展趋势。 1.1.2 课外体育需求、动机、目标的关系 “体育需要是指人们在生活中渴望获得体育效用的心理状态,它是人们从事体育活动的初始动因”。大学生在课外活动对体育的需求,在被调查的954名大学生中52.26%是健身健美的需要,有38.12%是娱乐需要,有9.62%是《体育锻炼合格标准》的需要,只有5%的是其它需要。 动机是人们从事某种活动的原因,它是推动人们行动的内部动力,属于一种“内部历程”,只有通过个体的外显行为才能间接地予以推测。“学生的学习活动经常是由一定的动机来激发,并指向一定的目的”。调查结果表明,大学生课外体育的动机分为生理性动机和社会性动机,其中生理动机占60%,心理动机占35%,成就动机占5%。显然,生理需要和心理需要是大学生参与课外体育锻炼的主要动机。强身健体,享受课外体育带来的愉快是大学生课外体育的主要目标。心理学研究表明:态度――需要――动机――行为存在着相一致的链式反映关系。它们之间相互影响、相互制约。大学生的课外体育的目标与动机都与需要相关联,目标是行为的预期结果,动机是体育活动的直接起因。因此,大学生课外体育的态度、需要、动机、目标是构成课外体育行为活动的四个必不可少的因素。一旦找到目标,需要就转化成动机,动机就推动大学生进行满足课外体育需要的活动,以达到目标。当大学生达到目标后,需要得到满足,动机随即消失,心理紧张也就消除。但是,大学生紧接着又会产生新的需要,寻找新的目标,产生新的动机,引起新的体育行为活动,满足新的需要……这样周而复始,循环往复,如下图所示: 1.1.3大学生对课外体育锻炼的态度和认识 态度是最常见的一种社会心理现象。所谓态度就是个体对某一对象所持有的心理倾向性,这种倾向包含有认知、情感、意向三种成分。态度的基础是价值,所谓价值,是指事物对人所具有的意义,事物的价值之所以是态度的基础、优秀,就在于一个人的态度取决于客观事物对他的社会意义,即价值的大小,而价值的大小有赖于个人的需要、兴趣、理想、信念和世界观。一项“除去课外体育锻炼具有健身健美以及生理功能外,你认为还能体现哪些功能”的调查统计见表1。 从表1可以看出,大学生对课外体育锻炼的再认识主要为调适心态,享受课外体育锻炼带来的愉悦和放松,拓宽自我表现和心理适宜宣泄的方式和途径,从而以更好的心态、充沛的精力,投入新的学习之中。大学生参加课外体育锻炼有24.66%的人认同塑造个性、行为的功能。21世纪是一个个性张扬的时代,课外体育锻炼为学生提供了一个展示自我、塑造自我的又一个舞台,最大限度地张扬了学生的个性,展示了学生的另一个侧面,使学生实现了自我的价值。值得我们重视的是有7.43%的学生认同课外体育锻炼可以作为财富积累,这不仅是对课外体育锻炼的认识上升了一个层面,同时也是对体育的功能以及价值更深的理解。因此,我们应做好体育课外活动的工作,在新的发展时期与社会接轨,以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 1.2 大学生课外体育现状及个人体育消费水平 通过上表可以看出,大学生课外活动的次数主要集中在2-3次,锻炼时间多为30―90分钟之间,喜欢具有轻松特点且强度中等的运动项目。上述结果反映出当前大学生比较重视课外体育锻炼,愿意参与时间不过长,运动中等,轻松愉快,富有游戏性、竞争性的运动项目。这一结果是大学生的主流,符合大学生的心理特点。体育锻炼习惯的养成和本人对体育的态度、需要、意识、动机及获得体育理论知识与掌握体育技能的多少有关。调查结果表明,大部分学生掌握了一定的体育锻炼方法,这和近几年的教学改革以及社会的发展是分不开的。大学生获取体育知识的渠道是多元化的,因此,应注重体育课与大众传媒的结合,将其作为高校体育理论课改革的新课题,值得我们进一步研究。 关于大学生余暇时间体育年消费水平,大部分在20―50元之间,这一结果相对于我国目前国民的经济收入以及大学生主要经济来源渠道的特点,符合当前大学生的经济状况。同时“自我健康投资”和“花钱买健康”的体育消费观念被越来越多的大学生认同。调查显示,79.73%的大学生赞同这一观点。 2 结论与建议 2.1 结论 2.1.1 大学生课外体育的兴趣集中在竞技性的球类运动、健身健美运动、娱乐休闲类运动。大学生选择课外体育锻炼的项目以及锻炼价值思想观念已趋成熟,向着健身健美、竞技性、趣味性、娱乐性、休闲性、时尚性趋向发展,正逐步与社会大众体育接轨。 2.1.2 大学生对课外体育的态度、需要、动机、目标是构成课外体育行为活动的四个必不可少的因素。调查结果显示,大学生课外体育的动机分为生理性动机和社会性动机,其中生理、心理需要是参与体育锻炼的主要动机,远大于成就动机。大学生课外体育态度生理需要、心理需要参与动机体育锻炼行为,存在着相一致的链式反应关系,它们之间相互影响、相互制约,具有较高的相对应的一致性。 2.1.3 大学生参加课外活动的主要目的为健身健美、修心养性、消遣娱乐、加强人际交往与友谊。课外体育除强身健体功能,大学生普遍对调适心理功能,凝聚向心功能,激励向上功能,塑造个性行为、财富积累功能表示认同。大学生积极参与课外体育锻炼,为早日融入社会,担当重要社会角色起到了积极作用。 2.1.4 大学生比较重视课外体育锻炼,愿意参加时间不过长,运动强度中等,轻松活泼、富有游戏性、竞争性的项目。 2.2 建议 2.2.1 参考本文的调查结果及体育社会心理学分析,进一步加强高校体育教育的改革,提高教学质量,以适应21世纪高校培养人才的需要。各高校应重视体育教学与课外体育锻炼的整合问题及体育教学如何与社会大众体育接轨的问题。 2.2.2 应从现代教育发展和全民健身战略的高度,加强大学生课外体育锻炼的导向机制。在充分利用学生参与课外体育锻炼的生理动机的同时,应引导学生树立远大的社会理想。只有在正确导向机制下,才能使学生有更高的课外体育锻炼积极性,使校园体育文化和精神文明建设同步发展。
中国行政管理论文:服务行政——21世纪中国行政管理的方向选择 【内容提要】政府的产生源于人民的公意达成和公意授权,这就决定了行政管理的服务性质。21世纪,服务将是行政管理职能的必然选择。为公民服务,为国家服务,为社会服务,将是行政服务的主要对象;而效率与效益,将是行政服务的价值取向。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判断行政服务的标准,则看其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加国家的综合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而最终依据将是用“人民是否满意”这个尺度来衡量。 【关 键 词】行政管理/服务/衡量尺度 21世纪,以服务为方向的中国政府职能选择将成为一种必需和必然。政府将按照企业化的方式努力为公民、为国家、为社会服务,并自觉把“效率”和“效益”作为自身服务水平的内在评判尺度,把“人民满意不满意”作为外在的评判尺度。 一、服务:21世纪中国行政管理的职能设计 管理在本质上就是服务,服务理所当然成为政府职能的必然选择。21世纪中国政府必然也应树立“小政府、大服务”的行政理念,进行职能的再设计。 1.管理就是服务 管理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在本质上管理与服务是统一的。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使社会主体产生分化,并逐步形成群众组织(包括国家),各组织内部及各组织之间都存在着严重的利益冲突,各组织成员为避免无谓的消耗,以最少成本换取最大利益,相互订立契约,把自身的一部分权利让渡出来,形成公共权力,由全体成员选举的少数代表掌握。掌握权力的少数人根据其成员的要求,管理公共事务,维护组织及其成员的利益。同时,各组织之间也基于同样原因签订盟约,把部分权力交给凌驾于其他组织之上的组织(国家政府),管理全体社会的公共事务,维护社会秩序,进而维护整个社会的利益。管理的实质,就是利用组织及其成员赋予的权力为公众利益服务。因此,从本质上讲,管理就是服务。 2.服务是政府职能的必然选择 政府是公民间契约的产物,它在本质上是一种为公民和社会共同利益服务的组织。随着社会的发展,它日益脱离并凌驾于社会之上,但这种服务性质不可能改变,只不过是服务的对象不同而已。政府最根本的职能仍然是服务职能。政府作为众多社会组织中的一种,也是为社会需要而存在,为社会利益而存在。因而,它必须为促进社会的发展和进步服务,为社会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求服务,而不是相反。政府行政在理论上不仅仅是单纯的管理制行政,而应是为社会和公众提供服务的行政。服务是政府的首要职能。现代西方各国政府的职能再设计也正是出于这种选择。 20世纪70年代开始,西方各国行政管理陷入信任危机,引起了国际性的公共管理改革,要求政府的职能进行重新定位和设计。西方各国通过多方面探索,最终选择了服务职能,实现了由过去重管理控制轻服务、“以政府为中心”到开始注重公共服务、“以满足人民的需求为中心”的转变。中国的行政管理,离不开国际公共行政发展的历史背景和时代特殊性,更何况中国政府本身就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因此,最终实现政府职能的方向性选择,就成为一种必需和必然。 3.转变观念:“小政府”与“大服务”服务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成为政府职能的必然取舍。但我们的政府仍然习惯于全面干预,强调行政管理。这首先是因为,我们的各级领导行政人员及公民本身还没有意识到政府就是服务机关,政府的职能就是为公民、为国家、为社会服务。我们的政府仍然习惯于“全能”角色,不该管的也要管,结果什么都管不好。我们的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也习惯于政府的全面干预和行政控制,不仅不争取自己应有的权利,而且对政府过分依赖。公民更是“势单力薄”,一味指望政府能“为民作主”。一方面权力主体没意识到自己的权力,自然也不对政府提出什么要求;另一方面,政府最大限度地行使自己的权力,忽视了权力主体的权力。现代政府职能的转变首先要求政府树立新的行政理念,从制度和体制及运作机制上,使行政管理为公共利益服务。其次,还要求权力主体观念也要有所转变,要认识自己的权力,争取自己的权力,限制政府的权力,主动要求政府提供服务,最终实现“小政府、大服务”的理想格局。 二、政府该为谁服务 既然服务是政府职能的必然选择,那么,政府到底该为谁服务呢? 1.为公民服务 从政治学角度理解:“契约理论”认为,政府的合法性是建立在公民与政府、公民之间的政治契约的基础上的,政府的一切权力来自公民之间的契约或公民与政府之间的权能委托,政府应保护全体公民的公共利益,维护和平的社会秩序,充当公民的忠实“奴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否则,公民有权收回委托之权能,选举出新的政府。众所周知,政府机关本身并不直接创造社会财富,它们的运转和活动靠公民所交纳的赋税支持,公职人员靠纳税人来供养,公民是公职人员的“衣食父母”。政府为公民服务,反映公民的意愿,为公民利益尽心工作,完全是应有之义,应有之举,而非政府单方面的“恩赐”。 经济学尤其是制度经济学和公共选择理论,为我们提供了另一种理解模式。经济学理论认为,政府管理过程就是基础设施、治安、政策、法律等公共产品的生产过程。而公民则是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的消费者,政府存在的目的就是满足“消费者”的不同需求,以尽可能高效率、高质量的公共产品的生产与服务争取消费者的支持[1]。 按照这种理解,政府不仅要为公民服务,而且要提供尽可能好的服务,否则,就难以赢得公众的支持,从而失去存在的基础。 各种理论虽然理解的角度不同,但它们都证明了这样一个观点:政府必须为公民服务。 2.为国家服务 行政管理是国家发展的产物,它通过自身的管理活动来发挥、实现国家的职能,执行国家的意志。它不可能脱离国家而独立存在。任何行政管理活动都服从于国家、服务于统治阶级。行政管理在本质上是为国家服务的,政府代表并为国家的利益开展活动。 任何国家都有安全的需要[2],从内外两个方面表现出来。 内部安全是统治阶级维护和巩固自己的统治,防止政权丧失,保持国内稳定。政府为实现内部安全,维护统治,一方面要代表国家利用暴力工具强制被统治阶级服从国家的意志、法律和政策,镇压被统治阶级的反抗。另一方面则采取改善福利等措施协调和缓解与人民群众之间的矛盾,保护内部的安全和稳定,为统治阶级利益服务。外部安全就是要保证主权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受它国侵犯,维护国家的尊严。政府代表国家通过外交、战争等方式实现国家的这种安全需要。 在内外安全和稳定的政治环境下,统治阶级还要努力发展本国的经济、文化、教育、科技等事务,以巩固自己的经济基础。政府通过执行经济和社会事务的管理职能,为国家经济文化等发展服务。当然,政府代表国家与它国开展经济和科技等方面的竞争,进行综合国力的较量,也是政府为国家服务的应有之义。 3.为社会服务 政府职能除了为国家服务和具有强制性的一面之外,还具有为社会服务的非强制性的一面,这是由国家和社会关系决定的。专制社会,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出现了颠倒,国家日益凌驾于社会之上,对社会超常控制。现代民主社会,才真正体现了社会决定国家,国家按照社会的指意运作的内在涵义。国家与社会的这种关系“具体化为政府与市场、政府与企业、政权组织与社会、国家机构与社会民众的关系。一句话,是上层建筑服务于经济基础的关系”[3],所以, 国家要为社会服务。政府则代表国家执行这种服务职能,这种服务具体表现为政府为市场服务,如“培育市场体系、制定市场规则、维护市场秩序、进行宏观调控、克服市场缺陷”等;为企业服务,即“统筹规划、掌握政策、信息引导、组织协调、检查监督”;为社会良性行为服务,如:环境保护、治理污染、维护生态平衡、制定法律和制度、保障公共安全、维护社会的公平和正义;为公民服务,如提供公共产品、保障公民权益。 三、21世纪中国政府:掌舵而非划桨 “今天我们政府失败的主要之处,不在目的而在手段”[4]。 政府扮演什么样的角色,以何种方式提供服务,是我国各级政府必须思考的关键问题。 1.掌舵与划桨 现代国家的政府,既具有决策与指挥的职责,又具有执行和操作的职责。如果把决策、指挥比作“掌舵”的话,那么具体的服务执行就是“划桨”。掌舵是一种方向性、目标性的引导,而划桨则是实现目标的手段。从另一方面来理解,“掌舵”是政府方针政策等宏观方面的服务,而“划桨”则是具体的服务。 2.掌舵而非划桨 彼得·德鲁克在《不连续的时代》一书中说:“我们面对的不是‘国家的逐渐消亡’。相反,我们需要一个有活力的、强大的和非常活跃的政府。但是我们面临着选择,选择一个庞大的但软弱无力的政府,还是选择把自己局限于决策和指导从而把‘实干’让给他人去做的强有力的政府”。我们需要一个能够以治理而实行治理的政府。这不是一个‘实干’的政府,不是一个‘执行’的政府,这是一个‘治理’的政府”[4](P25)。当代管理者也认为:“任何想要把治理和‘实干’大规模地联系在一起的做法只会严重削弱决策的能力。任何想要决策机构亲自去‘实干’的做法也意味着‘干’蠢事,决策机构并不具有那样的能力,从根本上说那也不是它的事。”[4](P64)政府不是“实干”的机构,而是“决策机构”。因为“政府并不善于划桨”[4](P32),政府的职责只能是“掌舵(决策)”而非“划桨(实干)”。政府的义务是保证服务提供得以实现。 3.满足公众的需要 政府是决策机构,如何掌舵,即提供什么样的服务,并不能由政府自身说了算,而要根据服务对象,尤其是政府服务的直接受益人——公众的要求而确定。 政府使用纳税人的钱,为公众服务,理应“以顾客为中心”,按照公众的要求提供公共服务,满足公众的需要,就是说政府的服务要面向公众,而不是面向权力;政府对公众的利益、需要和要求应具有灵敏的反应能力;政府的一切活动要围绕着公众的切身利益,树立“公众至上”意识,一切以服务对象的满意为标准。 4.把竞争机制注入到提供服务工作中去 政府服务也是一种经济行为,需要进行收益——成本分析,只有其收益高于成本才是合理的。因此政府服务也存在降低成本、提高效益的要求。在政府服务中引入市场机制,把竞争注入到政府服务工作当中将有助于实现政府服务“低成本、高收益”的预期。同时,这也是满足公众需求、提高服务质量、打破政府垄断的有效途径。 政府服务中引入竞争机制,主要考虑三个方面。一是政府内部的竞争。在政府同类部门中政府雇员以及为政府服务的机构,如印刷、会计、采办、通讯数据处理,车队、修理等之间开展竞争,可以解开官僚主义的死结。二是政府与私营部门的竞争。在一些由政府垄断的服务中,如交通、电信、邮政、水电等引入竞争机制,打破政府垄断,给政府形成竞争压力,迫使服务质量的提高。三是私营部门之间的竞争,把一些政府可以撤手不管的服务,诸如清除垃圾、城市环卫、医疗卫生、职业培训等通过招标方式出租或承包给私营部门,实行“有偿服务”,由市场来完成,可减轻政府负担,以便政府更好地“掌舵”。 竞争不能解决一切问题,但至少能使我们的政府服务质量有所改观。 四、效率与效益:政府服务的价值评判 行政效率与效益是行政服务的优秀问题,贯穿于行政服务的各个环节,是全部行政活动追求的目标,也是检查政府工作质量的客观标准,政府服务的好坏都要经过效率与效益这一对价值判断标准的检验。高效率基础上的高效益是良好行政服务追求的目标。 1.效率与效益的可比性 广义的行政效率是质与量的统一,包括质量和数量两个方面的规定性。数量上的规定性,是指行政服务总产出与总投入的比率,即所谓狭义“效率”;质的规定性,是指行政服务的社会和政治价值,看其是否达到了有益于社会,能够为大多数人谋福利的既定价值目标,即“效益”,这是对行政效率的社会性评价。 “效率”(狭义)与“效益”虽同为行政服务的价值评判标准,但二者并非完全一致,或者说,二者之间具有某些可比性。长期以来,人们往往只注意到二者的一致,却忽略了它们的区别。“效率等于效益,效率越高,效益越高”,这话包含了部分真理。在一般情况下,人们从效率中获取相应的效益,二者成正比。但问题还有另一面,如果行政服务活动远离了原定目标,或给社会带来不利影响,其效率越高,结果就越糟。这表明,效率越高,效益也可能越低,甚至成为负值,在一定条件下,两者成反比。只有当两者以最恰当的方式结合起来,并产生最佳值,效率与效益才可兼得。否则,为片面追求效率,而忽视行政目标的正确与否,会给国家、社会和人民的利益带来重大损失。 2.短期与长期的统一性 衡量行政工作的真正效率与效益往往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才能作出恰当的评价。有些行政活动刚开始,效率或者很差,效益很不明显,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条件的日趋成熟,效率会逐步提高,效益也会日益明显,并最终变得极为可观。因此,对效率和效益的追求,不能只看眼前,仅在短期效率和效益上作文章,还要顾及长远利益,更不应为片面追求短期的效率和效益而损害长期的效率和效益。任何放弃长远效率和效益的行政行为,都不可能真正实现行政服务的高效率和高效益。所以,对效率和效益的考察,既要看到眼前,又要防止急功近利。在相当多的行政服务领域,例如环境保护等,更应把眼光放长远些,把长远利益与眼前利益结合起来,实现行政服务的短期与长期效率和效益的统一。 3.以“三个有利于”为标准,以“人民满意”为尺度 效率和效益的统一及二者长期性的统一,都只是政府服务的价值评判原则问题。对于政府来说,终极目的是要实现效率基础上的高效益。究竟什么样的服务才是高效率基础上的高效益,则有一套客观的判断标准和尺度:就是看政府服务是否有利于发展生产力,有利于增强综合国力,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并最终依据“人民是否满意”这个尺度来进行衡量。 我国仍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基本国情决定了“我们的生产力水平很低,远远不能满足人民和国家需要”,落后的生产力和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求之间存在着严重的矛盾。这种现实也就决定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最根本的任务是发展生产力”(邓小平语)。通过生产力的发展,来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切工作是非得失都要根据“三个有利于”标准进行判断。我国的政府是服从和服务于这一根本任务的,其服务质量的优劣,服务效益的高低,最终也要看是否发展了社会主义的生产力,是否增强了综合国力,是否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平。 “三个有利于”是一种实践标准。政府的服务是否达到了这一标准,最终要依据“人民是否满意”这个尺度来衡量。政府服务是否符合人民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是否能让广大人民群众得到真正的好处……都主要看“人民满意不满意”、“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高兴不高兴”。这是对政府高质量、高效率和高效益服务的最具权威性和决定性的价值评判。 中国行政管理论文:中国建构现代乡镇行政管理体制的理论探讨 【摘 要】中国在整个20世纪的“现代国家政权建设”中,出现了4种新型的乡镇管理模式:即晚清至民国时期的所谓“乡镇自治”,中国共产党建立的“议行合一制”乡镇基层政权、“政社合一”的体制和“乡政村治”二元治理模式。但这一时期,传统小农经济的有限剩余根本无法支撑一个全面渗透穷乡僻壤的庞大国家机器和现代化工业体系,从而形成了国家行政权的下沉与“以农养政”时代的制度设计、经济上的工业化与政治上的民主化严重对立的局面,最终导致我国乡镇行政管理体制变动频繁且反复无常。从2006年1月1日起,中国农民彻底告别延续了2600多年的“皇粮国税”,标志着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后农业税时代”已经到来。因此,下一步的乡镇改革基本方向和总体目标是:改进党对农村工作的领导方式,进一步完善“村民自治”制度,发展农村新型合作经济组织和社会中介组织,加快建设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中国国情的法制型、服务型乡镇基层政府,不断提高农村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水平。 【关键词】国家政权建设;乡镇体制改革;乡镇自治;议行合一;政社合一;乡政村治 总的看来,传统中国的政治转型明显滞后于社会经济变迁。譬如,“清代大部分属于现代时期,但其政权与社会秩序仍旧忠于传统,很少变化。它代表了中国传统政治最辉煌以及最黯淡的一页。”[1](p242) 进入20世纪,“从形式上看,辛亥革命是皇权终民权始的标志,也是政治转型的起点。这就是仿照西方国家实行地方自治。但由于传统的统治根基没有改变,人民主权的地方自治只是流于形式。”[2](p242) 这样就很难弄清传统中国政治转型的原始起点。然而,现代政治学研究中最重要的是发现新的政治因素的出现与发展。如果这种新的政治因素大量地、集中地反复出现,并且其发展趋势不可逆转,那么就是现代化因素。这种新的政治因素必然会寻找适合于它生存和发展的制度环境,否则就会被旧的僵化了的制度所扼杀。反过来,由此引发的政治制度变革势必影响社会结构、家族制度、等级结构、群体权利、人们行为和习俗的变迁。所以,一个国家的“政治转型期”就意味着传统的社会秩序出现了裂痕、混乱或崩溃,而新的社会政治秩序正在确立的时期。沿着这样的研究思路,本课题把中国在整个20世纪的“现代国家政权建设”中出现的4种新型乡镇管理模式概括为:即晚清至民国时期的所谓“乡镇自治”,中国共产党建立的“议行合一制”乡镇基层政权、“政社合一”的体制和“乡政村治”二元治理模式。在此基础上,本文试图探讨影响和制约我国现代乡镇行政管理体制转型的制度性障碍,进一步研究如何建设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中国国情的法制型、公共服务型乡镇基层政府。 一、目前国内学术界在研究方法上的“理论误区” 中国现阶段正处在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现代国家政权建设”的双重建构中,乡村社会日益深入地卷入和融入到这一建构过程。从世界发达国家看,越是地方基层政府,其行政管理体制愈具有多样性、灵活性、有限性、自治性等特征。但在中国历史上,“乡镇”的建制或重视或忽略,或延续或中断,或继承或革新,大多表现为地域性、宗法性、自治性、零散性和非固定性等特征[3]。迄今为止,世界上还没有哪一个国家像中国的乡镇基层政权频繁变动、混乱无序。尤其是20世纪以来,国家行政权不断向乡村社会延伸,逐渐形成了“资源汲取型”和“全能型”的乡镇行政管理体制,显然已不适应农村市场经济发展和扩大基层民主政治的需要,且在实践中衍生出了诸多矛盾和问题。为此,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已对乡镇基层行政管理体制进行过4次较大的改革:即1980年至1985年,进行“社改乡”和建立“乡政村治”二元治理模式;1986年至1989年,进行“撤并乡镇”和推广“村民自治”;1990年至1997年,进行县乡机构综合改革试点和建立健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1998年至今,进行农村税费改革和积极推进以乡镇机构、农村义务教育和县乡财政体制改革为主要内容的农村综合改革试点[4]。但目前的改革,许多地方主要是基于减轻农民负担和缓解地方财政压力的考虑,实际上变成了撤并乡镇、合并村组、精简机构、分流人员、压缩财政支出等所谓的“倒逼机制”。针对目前我国不少乡镇政府基本处于一种“有政无财”的尴尬局面,学术界提出了“撤销乡镇”、“县政乡派镇治”、“乡镇自治”等政策建议[5]。这既表明人们对乡镇一级政府的功能和地位认识不清,也显示出目前我国乡镇改革已陷入“方向迷失”的被动局面。 追根溯源,目前国内学术界的争论与分歧,主要是来自于西方政治社会学中关于“国家——社会”二元对立的认识范式。其实,这一理论命题是马克斯·韦伯早在20世纪初提出的关于传统中国“有限官僚制”的看法。他认为,“事实上,中华帝国正式的皇权统辖权只施行于都市地区和次都市地区。……出了城墙之外,统辖权的有效性便大大地减弱,乃至消失。”[6](p110) 美国著名的家族史专家W·古德也认为,“在中华帝国统治下,行政机构的管理还没有渗透到乡村一级,而宗族特有的势力却维护着乡村的安定和秩序。”[7](p166) 正如G·罗兹曼所言,“在光谱的一端是血亲基础关系,另一端是中央政府,在这二者之间我们看不到有什么中介组织具有重要的政治输入功能。”[8](P272)于是,我国著名的社会人类学家费孝通先生提出了,“中国乡土社会的基层结构是一种差序格局。……皇权政治在人民实际生活中,是松弛和微弱的,是挂名的,是无为的。”[9](P24-63)这种所谓的“二元社会理论”或“双轨政治理论”,即“一方面是自上而下的皇权,另一方面是自下而上的绅权和族权,二者平行运作,互相作用,形成了‘皇帝无为而天下治’的乡村治理模式。”[10](P 95-301)其实质和优秀都在于,无限地夸大和美化了“地方精英阶层”在辅佐国家治理传统乡村社会中的地位与作用,而忽略了隐藏其背后的深层社会经济制度。然而近几年,一些国内学者却不遗余力、煞费苦心去为这种“草根民主”寻根,所谓的“根”也无非是“儒家文化决定论”之类的陈谷子烂芝麻。譬如,温铁军教授把它概括为5个字,即“国权不下县”[11](p3)。秦晖教授则将其完整的概括为:“国权不下县,县下惟宗族,宗族皆自治,自治靠伦理,伦理造乡绅。”[11](p3) 徐勇教授不仅提出了“国家政治——社会政治”二分法的理论观点[12](P329-332),而且还提出了建议实行“县政、乡派、村治”的具体政策主张 [2](P137-145)。可以说,这些学术观点都是“单凭旁观者或局外人支招行事”的笨拙手法。 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晚年在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8封信中所言,“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否则把理论应用于任何历史时期,就会比解一个最简单的一次方程式更容易了。”[13](p695-698) 事实上,在中国历史上“土地——赋税——户籍”是三位一体的,任何一个环节上发生问题都会直接的或间接的影响到国家政权的巩固与社会稳定。如果撇开土地制度、赋税制度、户籍制度等经济社会因素,那么单靠分析儒家文化的伦理统治是没有出路的。美国著名的中国问题研究专家费正清教授曾经指出,中华帝国“地方上的精英阶层主要靠其田产生活,并且将科举考试作为进身之阶,因此这种带有田园风味和怀旧色彩的世界观在中国一直盛行不衰。……当天下太平、五谷丰登之时,朝廷、官府和百姓之间还可相安无事。但当统治腐朽黑暗之时,政府利益与地方缙绅阶层的利益就不可避免地分道扬镳了。地方上的地主阶层本能地要谋求私利,如果不加限制,这就会使百姓不堪重负而导致政权失去‘天命’走向灭亡。官方呈报朝廷的表面文书实际上蕴含了地主、官府与百姓这三者之间愈演愈烈的利益之争。”[14](p295-301)可见,在中国历史上,“地方行政在总体上的收缩与在局部上的延伸是同时并存的两种趋势,不能强调一种而忽视另一种,也不能单纯地将地方精英的职能扩张理解为是‘民治’领域的扩展与‘官治’领域的退缩。”[15] 事实上,“士绅公共功能的一切扩展并非都意味着某种独立于国家的社会自主性日增的长期趋向。”[16] 总之,“地方精英既是国家权力的向心力量,又是国家权力的离心力量,而国家权力既是地方精英的支持者,也是地方精英的抑制者;地方精英既是地方社会的保护者,也是地方社会的掠夺者,而地方社会既是地方精英的权力基础,也是地方精英的权力制约。”[15] 换言之,地方精英理论过分偏重于考察“皇权——绅权”之间的互动关系,却忽视了“国家/皇权-地方精英/士绅-乡村社会/农民”这三者之间的“制度场域”。因此,国内学术界关于地方精英的身份属性及其与国家政权的关系问题,历来看法不一,争论不休。 归根结底,所谓“社会”是泛指基于共同物质条件而互相联系起来的人群,是建立在一定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共同构成的整体,也叫“社会形态”。而“国家决不是从外部强加于社会的一种力量。国家也不像黑格尔所断言的是‘伦理观念的现实’,‘理性的形象和现实’。确切说,国家是从社会中产生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相异化的力量。”[13](p170) 可见,“国家——社会”决不是二元对立的,而是互相影响、互相作用、互相渗透的互动合作过程。在中国历史上,表面看,秦汉以降至清末的地方行政建制都是停留在县一级;但事实上,“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国家政权对于乡族社会仍具有潜在的无限的控制力。”[17](p14) 也就是说,“无论在哪一个阶段,都谈不上“地方自治的民主体制’,而集权专制与缺乏自治是两千年以来中国文明的一大特色。”[18](p2-24) 因此,中国农民自古以来并非“只是臣民、小民、草民,而不是主权者的公民,因此处于政治之外。”[2](p214) 恰恰相反,“从秦朝的陈胜、吴广、项羽、刘邦起,中经汉朝的新市、平林、赤眉、铜马和黄巾,隋朝的李密、窦建德,唐朝的王仙芝、黄巢,宋朝的宋江、方腊,元朝的朱元璋,明朝的李自成,直至清朝的太平天国,总计大小数百次的起义,都是农民的反抗运动,都是农民的革命战争。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规模之大,是世界历史上所仅见的。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19](p588)总之,我们必须彻底抛弃西方政治社会学关于“国家——社会”二元对立理论中的“工具论”国家观,应当运用“现代国家政权”这一理论分析框架来分析近代中国乡村政治结构转型的特点与发展轨迹,从中找出一些带有规律性的真实内容,以便为建构21世纪的现代乡镇行政管理体制提供有价值的理论参考。正如有的学者所提出的,“中国乡村社会的‘国家政权建设’应当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内容,不应当用结论式的成功与否之类的评判标准加以评价。研究者的任务是分析不同历史时期的中国乡村社会的‘国家政权建设’的特点和发展的规律,从而为中国的政治学的发展做出一定的理论贡献。”[20] 但是,“现代国家政权建设并非一个自上而下的过程,而是一个国家与地方社会相互作用的过程,其结果通常为长期的社会演变过程所预先决定。”[21] 因此,我们在运用“现代国家政权”这一理论分析框架来分析整个20世纪的乡镇行政管理体制演变过程中,也应结合中国的国情特点。所谓“现代国家政权建设”理论,是指“在新的社会经济基础之上,按照民主和法治的政治原则,建立起新的行政管理体制和政权组织网络,有效地行使其征收赋税、维持治安、兴办教育、多种经营、发展经济、合理配置资源等基本职能。”[20] 按照西方学者杜赞奇的观点,成功的现代国家政权建设应该包括两个方面的含义,即“政府权力对社会经济生活各个方面的干预和控制逐渐加强;在现代化的民族国家内,公民的权利和义务也在逐步扩大。在发展中国家,尽管政权更迭频繁,但国家权力却持续扩张。”[22](p2)这一理论分析框架,基本符合中国在整个20世纪的“现代国家政权建设”中的乡村政治演变特点与发展轨迹。然而,尽管这一理论已经注意到了“国家——社会”非均质性的特点,但其整体论与实体论的理论品格仍然成为其致命的缺陷[23]。综合西方各派现代化理论的观点,“现代化的主要特征是:经济上的工业化——工业化、发达的市场和货币经济、高额的群众消费、严密的劳动分工;政治上的民主化——以民族国家代替宗教和种族控制、普遍的法制、公民权、有代表性的政府、能胜任的行政机关;社会上的整合化——众多的社团和利益集团、社会规模的扩大、都市化、以国家利益为重的社会精英、人口控制;文化上的大众化——大众传播工具作用的扩大、活跃的知识界、文化的世俗化。”[17] 显然,进入20世纪之初的中国并不具备这些基本条件,而且中国现代化的原始起点首先是通过暴力革命以取得民族独立,其后又把“现代国家政权建设”与“优先发展重工业”同步进行,由此形成了国家行政权的下沉与“以农养政”时代的制度设计、经济上的工业化与政治上的民主化严重对立的局面,最终导致了乡镇行政管理体制变动频繁且反复无常。因此,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中国在整个20世纪建构起来的现代乡镇行政管理体制,“经历了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漫长的艰苦斗争过程和激烈战争的血与火的严峻考验,又经历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初级阶段的曲折变化和不断完善,最终形成了现行的新型乡镇组织体系。它同党和国家政权组织一样,是无产阶级革命的产物,是我国人民前仆后继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伟大成果之一。”[24](p6)如果不了解这一点,那么很可能会对当前我国正在进行新一轮的乡镇政府改革基本方向和总体模式产生误解。 二、晚清至民国时期的所谓“乡镇自治” 现代意义的“地方自治”是西方国家宪政体制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被马克思称赞为欧洲资产阶级早期取得的一项“政治成就”(参见《共产党宣言》)。但晚清至民国时期的所谓“地方自治”,基本是一场“政治闹剧”。清朝末年,中国社会政治结构日趋分化与解体,中央政府权力式微,地方势力迅速膨胀,乡绅精英阶层逐渐走向了国家政权的反面。尤其是到1850年,中国人口已由清朝入关时的1亿人陡增至4.3亿人[25](p452-471),这对传统的社会政治秩序构成严峻的挑战与威胁。因此,重新调整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逐渐使国家的政治权力下移,以加强对乡村社会的行政控制,已成为晚清政府当时所面临的一项重大政治课题。“就当时的政治情势来看,主要有两条道路可以选择:一是通过扩大官僚政治体系,增强地方政府的组织和权力,强化国家对社会的驾驭;一是开放部分地方政权,吸收各种新兴政治力量参与社会管理,实现社会政治的重组与整合。对清朝封建统治阶级而言,前者固然为上策,但已没有足够的力量去实现;选择后者,虽然并不情愿,但又有不得不为之势。”[17](p724-741) 所以,“清末的地方自治是保守的清政府与同样保守的地方绅士为互利而互相合作,以期在一个正在变化的世界中保持他们的政治权力的企图。”[26](p463) 事实上,清末倡导推行“地方自治”的基本精神和组织形式,完全是模仿明治维新后的日本地方自治制度。1909年1月28日,晚清政府颁布的《城镇乡自治章程》和《城镇乡自治选举章程》中规定:城、镇、乡为地方自治的基层单位,府、州、县所在地居民人口在10万人以上者设为“区”;城厢以外的市镇、村庄人口5万人以上者设为“镇”,5万人以下者设为“乡”。乡镇设立“自治公所”,成立“议事会”和“董事会”等机构,负责办理乡村公共事务[27](p724-741)。但清末推行的所谓“乡镇自治”,大多停留于“文本制度”层面,且引发了不少地方强烈抵制的风潮。“据统计,仅江苏省就发生了抵制乡镇自治的恶性事件37起,或捣毁自治公所,或破坏学堂,或殴打自治职员等。”[28] 总的来看,自晚清政府倡导推行地方自治以后,“政治下层,实由官治而沦为半官式之绅治。故所谓政治者,不操于官,即操于绅,甚或操于地痞恶棍,生杀予夺,为所欲为,民之所能自存、自主、自治者,亦几希矣。”[29](p184)于是,袁世凯执政后,立即宣布取消省、县两级的地方自治,且在农村地区实行区、村二级制。此时的“区”是县以下的最低一级行政单位,区下设为“村”,主要职责是协助区政权处理行政、司法、监察与福利等事宜,“企图把清末地方绅士领导下的非正式组织官僚化、正规化,并以此来巩固县级政权。”[30](p43-150)可见,清末推行的“乡镇自治”实质是统治者进一步强化了对乡村社会的控制,并由此造成了国家行政权向乡村社会逐渐延伸。 执政以后,首次提出了“以党治国、以党建国”的现代政治理念,并仿照苏俄体制模式建立起一套党、政、军自成系统、互不统属、权力制衡的独裁统治。国民党在中央党部之下依次设立省党部、县党部、区党部和乡镇分部,与省、县、区、乡等行政系统相对应,从而形成了从中央至地方与国家行政区划体制并行运作的“双重官僚衙门体制”[31]。而在广大农村地区,国民党“实行的保甲制度与以往历代尤其是明清两代并没有多少不同,都是通过保甲连坐的办法强化对乡村社会的控制。”[32](p67)此外,还规定:“保甲长都是本党的忠实的党员。”[33](p612)“每一保甲长均能兼政治警察之任务,并能域导所属人民,一致防制异党之活动。”[34](p98-99)此时的保甲长完全被警察化和特务化。总的看来,“1928年后,国民党政府制定法律政策,力图使所有乡村社会与政府之间保持明确的隶属关系。……而实际上自治团体并无权力。”[22](p56)正如有的学者提出,民国时期的“乡是一个暧昧的单位——百户以上村者为乡,百户以下村者集为一乡,满百户集市者为镇。1941年之前,乡级机关没有列入县政府的预算中,也没有自己的收入。它们只在名义上存在,和过去的邻闾制度一样。真正重要的行政单位是区和村。”[35](p297)但由此而来却造成了极其深远的负面影响,“一是,政权的‘组织成本’成倍增长,官僚机构和官僚队伍急剧膨胀;二是,政治系统的运作方式发生改变,党政双重衙门之间的互动格局有别于传统单一官僚机构的运作,其政治控制力度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严密。这是近百年来中国政治体制由帝制到党治,由王朝体制向党国体制转型嬗变的一个重要表征,亦可谓是中国政治制度史上‘千年未有之变局’。”[31]“据统计,19世纪末期,清朝中央政府官员为2622人,地方官为13007人,武官为7464人,共计约为23000人。而当时全国人口已突破4亿人,平均每名正式官员需治理17000余人。……中国传统社会就是一个由数万名官员,数十万名吏役和百万名乡绅共同组成的上中下有机衔接的整合体。这样一种独特的组织方式,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成功地维系了一个地域辽阔,人口众多的农业社会的整合。”[31](p574 —587) 但是,“据1942年的粗略估计,国民党仅区一级干部约需164612人,乡镇一级干部约需686721人,保甲干部约需12140908人,共计12992241人。”[31](p574 -587) 它远远超出了传统中国农业社会的农民经济承受能力。因此,这种恶性膨胀的无组织力量造成了大量的农民破产、经济资源枯竭和“国家政权内卷化”(即国家对乡村社会的控制能力低于其对农民群众的榨取能力)[22](p50-52),最终也吞噬了国民党基层政权的基础。 三、中国共产党早期建立的“议政合一制”乡镇基层政权 中国共产党最早在农村建立起来的基层政权组织是农民协会。同志曾经指出:“宗法封建性的土豪劣绅,不法地主,是几千年专制政治的基础,是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的墙脚。打翻这个封建势力,乃是国民革命的真正目标。”[36](p15) 因此,农民协会“主要攻击的目标是土豪劣绅,不法地主,旁及各种宗法的思想和制度,城里的贪官污吏,乡村的恶劣习惯。这个攻击的形势,简直是急风暴雨,顺之者存,违之者灭。其结果,把几千年封建地主的特权,打得个落花流水。地主的体面威风,扫地以尽。地主权力既倒,农会便成了惟一的权力机关,真正办到了人们所谓‘一切权力归农会’。”[36](p16) 但中国共产党建立的农村基层政权组织是“苏维埃”,当时还是“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工农民权独裁制性质的政权。”[37](p312-374) 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地方政府的暂行组织条例》规定:“苏维埃全部政权是属于工人、农民、红军士兵及一切劳苦大众的”,其所实行的是“议行合一制”。所谓“议行合一制”,是根据马克思设想的巴黎公社的政权组织形式,“由人民直接或间接选举的代表机关统一行使国家权力,国家行政机关和其他国家机关由人民代表机关选举产生,各自对国家权力机关负责并受其监督。也就是说,国家权力机关在国家机构体系中处于最高地位,不与国家行政机关、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分享它所拥有的独特的权力,不受它们的制约,只对人民负责,并接受人民的监督。”[38](p439)恩格斯后来进一步提出了,“省、县和市镇通过普选制选出的官员实行完全的自治。取消由国家任命的一切地方和省的政权机关。”[39](p414)以此防治“拥有固定职位或享有年金”的职业化官僚只对上级负责而背弃人民群众的利益的官僚主义行为。正如列宁所指出的,“官僚是专干行政事务并在人民面前处于特权地位的一个特殊阶层。”[40](p103)所以,法国大革命取得胜利后,“从中央到地方的国家机关都由选民选举产生,或者受选民机关的严格监督。每个郡、县、乡及市镇享有高度自治,中央政府并不派出代表其权力的官吏。……这样,法国革命就废除了自上而下任命官吏的官僚制度,代之民主选举制。”[41] 于是,到了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宪法原则》和《修正陕甘宁边区乡(市)政府组织暂行条例草案》规定:“边区、县、乡人民代表会议(参议会)为人民管理政权机关,采取直接、普遍、平等、不记名的选举制。实行男女平等,提高妇女在政治上、经济上、社会上的地位。发扬民主政治,健全民主集中制,增强人民的自治能力。”[42](p59)此时的乡(市)代表会为直接执行政务机关,并由它产生政府委员会,在代表会闭会期间行使其职权;乡市长定期向参议会报告工作。乡(市)政府除乡(市)长1人外,其他人员均不脱产,下设优待救济、文化促进、经济建设、锄奸、卫生保育、人民仲裁等委员会,各委员会由3~5人组成,成员由政府聘任。乡(或市)政府之下为“行政村”,一般不设专门的行政机构,只设村民委员会主任1人。行政村之下为自然村,设村长1人。村主任或村长均由选民大会选举产生,一切事情均由村民大会讨论处理。乡(市)政府的主要职能是:“组织群众开垦荒地,兴修水利,改良耕种,增加农业生产,组织春耕秋收运动;保育儿童,禁止对于儿童的虐待;抚恤老弱孤寡,救济难民,不使流离失所;发展民众教育,消灭文盲,提高边区成年人民之民族意识与政治文化水平等。”[42](p32-33)为了避免党对基层政权组织和其他群众性团体组织的“包办代替”,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942年9月通过了《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一方面强调党的领导的一元化,规定党的各级委员会为各地区的最高领导机关,统一各地区的党政军民工作的领导;另一方面要求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同时注意防止和纠正党委包办政权、民众团体工作的现象。”[43](p32-33)为此,陕甘宁边区人民政府实行“三三制”,即在各级政权机关的工作人员中,实行共产党员、非党左派进步人士和中间派人士各占三分之一的政权制度,以便发挥权力制衡的作用。不过,这一时期,“在党与政权的关系上,由于中共强调党的一元化领导,民主政权的作用事实上难以充分发挥。这种情况在根据地发展的各个时期都不同程度地存在。这对建国后中国政治体制中长期存在的高度集权、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现象,产生过较大的影响。”[44](p789) 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各大解放区建立了大区、省、行政公署、县、区、乡镇6个行政层级,其中省以下的“专区”和县以下的“区”为行政派出机构,“乡镇”为地方基层政权组织。截止1948年底,各大解放区已普遍建立起了包括工人、农民、独立劳动者、知识分子、民族工商业者以及开明士绅等一切民主阶层人士共同组成的乡镇人民代表会议,作为乡镇基层的正式权力机关,由它选举产生乡镇长、副乡镇长各1人,政务委员5~9人,共同组成行政委员会和乡人民政府,此时的乡镇基层政权仍然实行“议行合一制”。甚至有学者提出,“迄今为止,我国各级地方政权的基本组织形式和组织活动原则,仍然是实行‘议行合一制’。”[45] 同时,中国共产党在农村的基层组织及共青团、妇代会、民兵、农会等群众性团体组织也相继建立,逐渐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基层政权组织体系。这在中国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政治制度创新。然而,“中国是在农业社会的传统因子基本保留的状态下进入现代工业社会的。”[2](p213)因此,“现代政治体制的确立和规范,不仅有待于现代财政制度的建立、社会公众思想观念的转变、新型行政管理人员的培养等等,而且有待于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不可能一蹴而就。”[20] 所以,“从1951年到1958年的化运动,可以说是中国行政管理体制变革最频繁的历史时期。在这段历史时期,制度变革表现出明显的集中性特征。变革方向是由小到大、由少到多、由分散到集中。”[46](p49)与以往不同的是,中国共产党对乡村社会的政治整合,“首先是从农村土地关系的改革开始,进而对乡村社会权力进行重组,将国家政权直接延伸到村庄内部,自上而下建立起严格的支配体系,从而将农民完全整合到国家政治体系之中。”[20] 1950年12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颁布《乡(行政村)人民代表会议组织通则》和《乡(行政村)人民政府组织通则》规定:“乡(行政村)的政权组织形式为人民代表会议和人民政府委员会。乡人民代表会议的代表由本乡人民选举产生,任期为1年,由乡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主席、副主席,负责主持会议和联系代表,协助乡人民政府进行下届人民代表会议的筹备工作。乡人民代表会议选举产生乡长、副乡长及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乡长主持乡人民政府委员会会议,负责全乡工作,副乡长协助乡长工作,下设各种经常性或临时性的工作委员会。”截止1952年底,全国共建立了28万个乡(镇)、行政村人民政府组织。这一时期,农民协会是“农村中改革土地制度的合法执行机关。其经费来源主要依靠会员交纳的会费和当地人民政府的补助,需用的房屋和设备由人民政府拨给,在利用邮政、电报、电话、铁路、公路、航运等方面,均享有与同级人民政府机关所享受的同等待遇。”[47] 正如亨廷顿所指出的,“像中国这样的国家要进行,在政府和农民之间有两种组织体系是必不可少的。其一是政府必须建立一个新的、经费充裕的行政组织,并配备立志于改革大业的专门人才去主持其事,即建立专司其事的机构。其二便是农民自身的组织。集中的权力能够颁布法令,但只有广泛扩展的权力才能使这些法令成为现实。农民的参与对通过法律或许并非必要,但对执行法律却不可或缺。如果没有农民组织参与其执行,此类法令只是官样文章。因此,农民联盟、农民协会、农民合作社都是保证具有持久活力的必备条件。不管它们自己宣布的宗旨是什么,组织本身就在农村形成了新的权力中心。”[48](p364-365)但是,“随着的基本完成,那些已成为了乡村社会权力体制中最重要的政治力量的农民协会,却悄然地退出了中国乡村社会的政治舞台。”[27](p231) 1954年9月,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宪法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委员会组织法》的颁布,为乡镇基层政权建设提供了法律依据。乡(民族乡、镇)成为县以下惟一的基层政权组织,原来的“区”一律改为县的派出机构,撤消了村级行政建制。乡镇按自然区域划分为村民委员会和村民小组,党在农村的基层组织体系也作了相应的调整。1956年9月,党的“八大”规定:“乡、民族乡、镇和农业生产合作社和街道办事处等,有正式党员3人以上的都应成立党的基层组织,可按党员人数多少建立支部委员会或总支委员会以至基层委员会。同时,建立与同级党组织相对应的共青团、妇联、民兵等群众性团体组织。”截止1957年底,除台湾和西藏的昌都地区外,全国共建立了120753个乡镇,其中乡117081个,镇3672个[50]。从此,“农村居民的社会地位和政治地位发生了急剧的变化,昔日生活在乡村社会最低层、在政治上毫无地位可言的贫雇农,一夜之间成了农村中的主人,而昔日把持乡村社会、政治生活的地主、富农却在一夜之间变得威风扫地,落到了在乡村社会和政治生活中毫无地位可言的最低层。”[51](p86) 但是,“事实上,任何政权管理都是需要成本的,且成本极不稳定。‘官’字下面的两个‘口’,就意味着不仅维持政府运行需要成本,而且政府官员也有自身的利益追求,只是这种利益追求往往为权力的公共形式所遮盖。”[2](p220)因此,建国初期是“国家机器急速膨胀的时期,国家工作人员大量增加。这不仅有巩固新生政权的需要,更有国家职能扩大方面的原因。”[49](p250)譬如,“新中国刚刚诞生时,政务院只设置35个工作部门,但到1956年底已增加到81个,工作人员也随之增加到5万人。”[52](p30-31)当时,中央委员会以下党组织结构大致情况是:包括6个地方局,2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委员会,258个专区委员会,2200个县或相应级别的委员会,28万多个乡镇基层委员会和100多万个村党支部。此外,还有与党组织平行运作的人大、政府、群团组织,由此形成了一支自上而下分别自成体系、垂直控制的庞大“国家机器”。据有关专家估计,“大约有900万人依靠政府配给和工资生活,其中包括一小部分留用的国民党军政人员。政府仍然不得不靠发行纸币来应付高达75%的预算赤字。”[1](p599)于是,从1957年起,中国撤消6大行政区,确立了省、县、乡三级地方行政体制,把国务院机构由81个减少到60个,全国共分流党政干部30万人左右,其中20万人下放到农村,10万人到工厂工作[52](p170)。 总之,“从20世纪的乡村政治的百年史看,国家政权下沉是一条主线。这对于整合离散的乡村社会无疑是有意义的。……尽管乡级政权建立的得失至今仍然是一个颇有争议的论题,但它毕竟在乡村政治生活中扮演着特殊的角色。”[2](p220) 四、“政社合一”体制的建立与瓦解 “政社合一”的体制,实际上包括了三层含义:(1)从理论上看,它是农村基层社会单位与基层政权单位合二为一,即“农村是我国社会主义社会在农村中的基层单位,又是我国社会主义政权在农村中的基层单位。”[53](p541)(2)从实践上看,它是农村基层生产单位与基层政权单位合二为一,即“发展的主要基础是我国农业生产全面的不断的跃进和5亿农民愈来愈高的政治觉悟。”[53](p537-538)于是,“从1958年夏季开始,只经过了几个月时间,全国74万多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就已经在广大农民的热烈要求的基础上,改组成了26000多个。参加公社的有1.2亿多农户,占全国各民族农户总数的99%以上。”[54](p798)这是当代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的一大“奇迹”。(3)从组织形式看,它是乡、社合二为一,即乡镇党委变成了公社党委,乡镇人民政府变成了公社管理委员会,即“共产党塑造公社,支配和领导着公社。”[55](p237)从此,变成了“工、农、商、学、兵、党、政、军、民、企”融为一体的独立王国。正如美国学者费正清教授所言,“社会主义改造在中国人民头上加了一套官僚机器。……国民党只建立起一个徒有其表的小王朝,中国共产党却把它的权威渗入了每一支稻穗。”[1](p622-628)但在当时,“它是一种适合中国特点的制度模式,公社似乎展示了一条新的现代化道路,一条能避免资本主义弊端、改造传统小农、‘使全体农村人民共同富裕起来’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55](p4)有的学者提出了,“体制无疑是中国近代以来最为有效的针对农村社会的治理方式。首先,它摧毁了乡村社会旧的经纪体制(包括传统的保护型经纪),国家完成了基层社会的官僚化和合理化,国家的政策、方针乃至意识形态都直接通过自上而下的官僚系统贯彻到乡村社会,乡村社会资源的征用以及赋税的征收也是通过国家政权的基层组织完成的。旧的各种经纪角色及其存在的土壤都被彻底铲除。应该说这是时期‘国家政权建设’的一项重大成就。其次,它成功地保证了农村社会的稳定,确实使农村社会和农民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实惠’。广大农民得到了近百年来没有过的安定的生活环境,医疗条件从无到有,教育初步普及。”[20] 当然,大多学者对制度始终持一种批评的态度,认为它是一种“资源汲取型”和“全能型”的政府,即“从1952年到1990年,农业为工业化贡献了11594.14亿元,占到整个国家基本建设总投资的27.2%,其中有13.2%来自于农业税,75.1%来自于“剪刀差”,11.7%来自于金融储蓄。”[56] 不管怎么说,作为一个时代的象征,是无法回避的,是不能忘记的。 现在回过头来看,“领袖的主观意志等等外部因素不足以全面理解公社,自然村落的自然演化也生长不出标准化的公社制度。惟有把二者结合起来,才能把握公社的脉搏。”[55](p5)首先,体制“本质上是一种替代传统村落的社会制度。”[55](p8)如在1958年,全国几乎在一夜间建立了26576个和265万多个公共食堂、475万多个托儿所、幼儿园,10万多个幸福院,1052个民兵师,24525个民兵团,民兵总人数达到4905.7万人,亿万农民群众普遍实现了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和生产生活集体化[57](p51)。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一场规模空前、影响深远、暴风骤雨式的巨大社会变革,农民世代沿袭的生产、生活方式全部打乱了。若按当时全国1.2亿多个农户、5亿多农民人口计算,平均每个公社的规模约为4615户、接近2万人。这样,中国农民对未来的新生活既感到憧憬和向往,又感到恐慌和无所适从。尤其是“1959年的死亡人数比在正常情况下增加了2500万人甚至更多。这些人都是管理不善的牺牲品。”[1](p618)可见,制度的强制输入与其接受对象的适应性、亲和力恰恰成反比。因此,从1962年开始,中共高层决策者不得不向传统的村落居民让步,正式确立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基本经济制度,并把公社的数量由原来的26576个增加到74771个。直到1982年底,全国为54352个,生产大队为719438个,生产队为597.7万个[58](p366)。 其次,体制具有整体性和综合性的特征,它既拥有党、政、军、群团、企事业单位等众多组织系统,又兼管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项事业,即“拥有包括军事和安全在内的贸易、金融、税收、会计、统计和计划等地方政府职能。”[1](p617)也就是说,在一定意义上,它是一种特殊形式的“公共服务型”基层政权组织。正如同志早在1919年所提出的“新村” 构想,即“合者之新家庭,即可创造一种新社会。新社会之种类不可尽举,举其著者:公共育儿院,公共赡养院,公共学校,公共图书馆,公共银行,公共农场,公共工作厂,公共消费社,公共剧院,公共病院,公园,博物馆,自治会。合此等之新学校、新社会,而为一‘新村’。”[59](p446)正因为这样,“以前由多为当地大户人家出身的举人秀才(这些人观念保守,但欺压乡里,很有权势)发起修庙、修桥、办学和赈济之类的活动,现在则变成了合作社或集体农场的领导(经常是由党组织委任的当地积极分子)带头植树造林、治理水土流失、照顾孤老、改善地方医疗条件、引进水泵或新式犁具乃至组织扫盲活动等等。”[1](p610-611)因此,时期,“地方政府利用政府的管理力量,广泛组织民众开展了大规模的农田水利设施改造与兴建,填补了旧中国水利设施建设的两个空白:一是兼防洪、灌溉、养殖等多项功能为一体的大中型水库的修建;二是提水工程的兴修和提水机械的广泛使用。这段时期,农田水利设施兴建的力度是非常大的,20世纪末的中国农村运作的水利设施基本上都是这一时期修建的。”[60](p170) 所以,对于制度的绩效评价,“我们一方面要看到它确实起到了保证国家为工业化提取农业剩余和禁止农民流动的作用;另一方面还应该看到,在此期间,农村基层政府也确实在农村实现了与整个国家极端的‘政府主导型’发展模式相匹配的政府职能,即担负了在农村大规模、全面快速推进农村现代化和提供公共物品的作用,例如在农村普及中小学教育和扫盲、发展医疗卫生事业,兴修道路和水利,为农民提供低水平的社会保障等等。”[61] 正如一些外国学者所提出的,“它单靠人力就使中国的面貌大为改观,全国建起了上万座水库、几千座小型水电站、几百英里的铁路线,在大江大河上建起了一座座桥梁,开拓隧道,修筑马路,开发了更多的矿藏,灌溉了更多的土地。”[1](p616-617) 再次,从时期的行政管理成本分析,表面看它的确拥有一支特别庞大的农村基层管理干部队伍,但进一步分析体制“只是一种国家财政不负担的、靠集体自己养活自己的、一切听命于国家计划的劳动组织。”[51](p200) 譬如,“截止1978年底,全国农村共有6.5万多个,国家干部约为150万人左右;生产大队有70万多个,拥有半脱产性质的农民干部600万人左右;生产队有600万多个,拥有不脱产性质的农民干部3500万人左右。这三项合计约为4250万人,几乎相当于一个欧洲国家的总人口。但其行政经费支出只占全国的5%左右。”[62](p161) 因此,从的“事权”看,可谓“无所不能、无所不管”。尤其是它的“政治权力渗透到农民家庭中,家庭的内部关系、生育、子女教育、婚姻、老人赡养、生产乃至消费等等,都受到公社规范的制约。”[55](p377) 但从的“财权”看,由于公社一级不设财政、且没有自行征收税费的权力,因而其人员编制、行政经费支出等都受到了县级财政实行“统收统支”的严格限制。所以,时期,无论是“国家干部”的数量,还是行政经费的支出,都不可能出现任意扩张的现象。而对于生产大队和生产队的“农民干部”来说,“不论男女老少,不论干部和社员,一律同工同酬”[53](p550)。因此,他们的政治身份并没有改变成为国家干部,也没有列入地方政府的行政序列。同时,农村生产大队的半脱产干部人员编制、任免、经费支出等均由公社党委(后改为革委)掌控,且其工分补助标准须经过社员大会民主讨论,所以也基本不会发生加重农民负担的现象。更何况,“是一个特别强调原则的时代,其优秀是要求人们不折不扣地服从上级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按照党的教导办事。”[53](p435) 但到的后期,“集体单位的管理者逐渐成了‘官老爷’,他们不再那么热心于体力劳动,而是更接近于一个‘上等人’阶级。热衷于为个人和家庭谋取私利的投机分子重新开始出现。他们拉关系寻求特权,为自己取得更好的教育机会,不断增加私人财富。……这样就使普通农民的解放非但没有消除人们对特权地位的追求,反而促成了许多人对权力的向往。”[1](p628) 特别是“农村集体经济的绝大部分都控制在公社、大队、生产队手中,其生产剩余除了分配给农民必需的生活资料外,其余都掌握在集体手中,农民负担问题也就被隐蔽在公有制里了。”[61]为此,同志一方面不断地进行干部精简运动,“如在1962年至1964年共精简82万人(其中国家机关1万人,地方政府机关81万人),使全国党政机关干部人数由原来的268万人下降到186万人,精简幅度达到了30.5%”[63](p93);另一方面则规定:“各级的干部,都必须认真执行‘党政干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公社干部参加集体劳动全年不少于60天,生产大队干部参加集体劳动全年不少于120天,生产队干部误工补贴工分一般应该控制在生产队工分总数的1%以内。”[53](p815-816) 这样,时期的农村基层干部,既不同于传统中国乡里制度下的“经纪人”特性,也不同于改革开放后所出现的“自利性”和“掠夺性”的乡村干部形象。总体而言,这是一支建国后由我们党经过多年政治思想教育而成长起来的“新生代政治精英”,是农村建设社会主义的“中坚力量”,是最可宝贵的“乡村社会政治资源”。这些人在时期作为“国家政府代言人”和“基层权威象征”,整整影响了几亿农民群众,并且在农村改革初期发挥了“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因此,“虽然他们中间的大多数人现在退出了乡村政治舞台,但最起码也应该得到国家政府给予一定的最低生活保障。”[62](p164) 最后,根据我以往研究所得出的结论,制度的终结主要是由于我国城乡二元体制长期固化和农地平分机制等原因所造成的。“从内部看,‘村社集体成员权’产生出了农地平分机制,直接刺激农村人口的快速增长;反过来,农民人口过快增长又降低了人地比率。其结果是出现了高强度劳动投入和过密型种植模式下的农地报酬递减、边际收益率为零(甚至为负数)的极端现象,由此造成了以生产队农业生产为主要收入来源的农村集体经济基础发生危机,最终导致了制度的解体。”[64] 譬如,“从1952年到1978年,全国农村总人口增加了3亿多人,而人均耕地面积却由2.82亩减少到1.51亩。”[65](p270) 因此,“1976年全国粮食平均亩产为251千克,一个农村劳动力全年生产粮食仅为1000千克左右。人均占有粮食只有307千克,和1956年一样多。每个农业人口提供的商品粮只有70千克。”[66](p823) 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前,“中国11亿人口中有8亿农民长年搞饭吃,但国家每年仍需要进口大批的粮食和棉花来弥补缺口。1978年全国农业人口平均每人全年的收入只有70多元,有近1/4的生产队社员收入在50元以下,平均每个生产大队的集体积累还不到1万元,有的地方甚至不能维持简单再生产。”[67](p832) 总之,“这种社会组织形式最终被农民抛弃是符合落后国家社会经济发展规律的。”[51](p508) 中国行政管理论文:中国的社会团体为什么具有行政管理权? 内容提要:社会团体是指由中国公民自愿组成,为实现会员共同意愿,按照其章程开展活动的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体育法》等法律规定社会团体具有一定的行政管理权,与《社会团体管理条例》相冲突。立法机关许可社会团体行使行政管理权,使其成为“二政府”,严重影响了最高行政机关国务院的权威,违背《宪法》。在党的领导下建立违宪审查制度,取缔社会团体的行政管理权,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关键词:社会团体 行政许可 法律冲突 违宪审查 一、社会团体的定义和特征以及行政管理权的产生 《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第2条明确规定社会团体指“由中国公民自愿组成,为实现会员共同意愿,按照其章程开展活动的非营利性社会组织”。社会团体也被称为“行业协会”、“民间组织”和“非营利组织”等,它具有六个基本特征:(1)正规性,即具有正式登记的合法身份;(2)民间性,即在组织机构上与政府分离;(3)非营利性,即不得为其拥有者谋取利益;(4)自治性,即能够控制自己的活动;(5)自愿性,即在其活动和管理中有显著的自愿参与的成分;(6)公益性,即服务于某些公共目的。[注1]世界各国社会团体具有相同的基本特征,没有强制性,但是中国的许多社会团体具有行政管理权,具有强制性,丧失民间性和自愿性。 中国的社会团体为什么具有行政管理权?是因为社会团体取得了授权,一是行政机关授权,二是立法机关授权。社会团体经行政机关授权后,虽然以自己的名义行使行政管理权,但它受行政机关的监督和指导,并受《行政复议法》、《行政处罚法》和《行政诉讼法》等法律的制约,对于由此产生的责任,行政机关有义务承担,行政行为相对人有权通过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程序解决行政纠纷,社会团体的这种行政管理权具有表面性和暂时性的特征,行政机关有权撤销授权,本文对此不进行详论。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许多部门法中对社会团体的职权作出规定,许可社会团体以自己的名义独立行使行政管理权,不受《行政复议法》、《行政处罚法》和《行政诉讼法》的制约,由此产生的责任,行政机关不承担,立法机关也不承担,行政行为相对人不能通过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程序取得司法救济,引起了许多社会新问题。这种行政管理权具有实质性和永久性的特征,行政机关无权干预和撤销,只有立法机关通过修改或者废止法律才能撤销行政管理权,人们把立法机关授予行政管理权的社会团体称为“二政府”,颇值得研究。 二、社会团体具有行政管理权是法律冲突的结果 《体育法》第31条第2款规定“全国单项体育竞赛由该项运动的全国性协会负责管理”,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体育法》将全国性单项体育竞赛管理权全权授予社会团体,剥夺了国家体育总局对全国性单项体育竞赛的管理权,其弊端在足球竞赛中暴露出来。中国足球运动协会依法享有对全国性足球比赛的管理权,掌握着“中超”、“中甲”的管理权和经营权,并且具有处罚权,如果每个俱乐部主场的广告牌有40块,足协摊派下的要有一多半,万宝路、飞利浦等企业用巨额资金冠名,流到各个俱乐部手里的资金只是一小部分,严重影响到各俱乐部的积极性。2004年度有的足球俱乐部以《社会团体管理条例》为“矛”,试图实现会员的共同意愿,摆脱中国足球运动协会的束缚,以罢赛抵制中超,自愿举办联赛,被称为“革命派”;中国足球运动协会以《体育法》为“盾”,主张继续进行中超比赛,对罢赛的俱乐部以处罚相压制,被称为“保守派”。“罢赛风波”久久不能平静,社会舆论哗然。《社会团体管理条例》规定社会团体具有自愿性,《体育法》规定社会团体具有强制性,二者相矛盾,这种现象在法学理论上叫作“法律冲突”,足球界的“罢赛风波”仅是法律冲突的一个结果,不是全部结果。由于中国足球运动协会属于社会团体,当受到处罚的球队和球员不服处罚而对中国足球运动协会提起行政诉讼时,法院必定以中国足球运动协会为社会团体而不是行政机关为由,依据《行政诉讼法》的有关规定,裁定不予受理。中国足球运动协会的行政管理权不是由国家体育总局授权的,而是由全国人大常委会许可的,国家体育总局对此不承担责任,全国人大常委会理应对此承担责任,如果受到处罚的球队和球员起诉国家体育总局,法院受理后必定裁定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如果起诉全国人大常委会,法院必定裁定不予受理。可见,中国足球运动协会行政管理权不受《行政诉讼法》的制约,其处罚决定书的效力高于最高人民法院判决书的效力,——这也是法律冲突的结果。社会团体不是国家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工作人员不属于国家工作人员,根据“罪刑法定原则”,他们不能成为贪污、受贿和挪用公款等刑事责任主体,如果司法机关想追究贪污、受贿和挪用公款等刑事责任,在法律适用方面必然会遇到困惑。比如,2002年发生的“黑哨”龚建平案件中,检察机关起诉书指控龚建平犯有商业受贿罪,辩护律师作无罪辩护,一审法院经延期审理,判决认定龚建平犯受贿罪,处十年有期徒刑,虽然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但法院和理论界对此仍然存在不同见解。中国足球运动协会经立法机关许可取得行政管理权,其工作人员同国家行政工作人员一样,如果他们收受贿赂不构成受贿罪,或者按照商业受贿罪判处较轻的刑罚,就是对这种受贿行为进行怂恿和支持。法院以受贿罪对被告人龚建平定罪量刑,存在合理性一面,但违反了“罪刑法定原则”,也存在违法性一面。从法院判决结果看,法院把中国足球运动协会工作人员(足球裁判员)龚建平视同国家工作人员,说明法院把具有行政管理权的社会团体视同国家行政机关。法院在刑事审判中把社会团体视同国家行政机关,而在行政审判中不把社会团体视同国家行政机关,——这还是法律冲突的结果。如果《体育法》没有许可社会团体具有行政管理权,那么上述各种争执均不会发生。 《律师法》第40条规定律师协会履行七项职责,律师协会取得一定行政管理权。2004年7月深圳60多名律师在联名提出的“罢免会长提案”中指责深圳市律师协会某会长上任一年就将历届律协留下的1200万元会费花光且留下巨额赤字,致使未来的六届律师协会将要用20年时间偿还欠账,每年将承担200万元的债务,花4000万元巨资(包括贷款利息)购买的1680平方米的律协办公楼仅仅为律协14名工作人员使用,拿律师血汗钱装点门面等等,“罢免风波”说明社会团体在履行行政管理职权过程中存在腐败现象。《行政许可法》施行前,司法行政部门每年向律师收取高额年检注册费,《行政许可法》施行后年检注册费被取消,正当律师们欢欣鼓舞时,律师协会的会费标准却让律师们大吃一惊,律师的负担非但没有减轻,反而大大加重了。2005年山东多数地市律师协会每年征收个人会费2000元,团体会费15000元,比北京团体会费10000元多5000元,多数地市律师敢恕而不敢言,乖乖地交纳,青岛律师联合起来了,集体说“不”,掀起大规模的“抗费运动”,在市司法局的行政干预下,一些大的律师事务所出于自身利益的考量,不得不妥协,交纳了会费,6月30日下午青岛市司法局召集没有缴费的律师事务所主任召开紧急会议,有一位副局长宣布:今天晚上12点以前,如果再不缴费的话,取消律师事务所的年检资格。在“最后通牒”的胁迫下,“青岛律师抗费运动”以律师失败而告终。有的律师不堪重负,试图根据社会团体的自愿性特征退出律师协会,但无法退出。《律师法》第39条规定“律师必须加入所在地的地方律师协会。加入地方律师协会的律师,同时是中华全国律师协会的会员”,律师取得律师执业证后,无需申请加入律师协会,自然成为各级律师协会会员,多级会员资格的取得是法定的而不是自愿的,哪一级律师协会也没有向会员颁发会员证。如果律师想退出律师协会,就只有放弃执业。国办律师事务所“脱钩改制”后,我国合作、合伙律师事务所占绝大多数,律师事务所定位不明、管理混乱问题突出,律师协会具有行政管理权是主要原因之一。合作、合伙律师事务所以及外国律师事务所驻华办事处都是利用非国有资产举办的从事非营利性社会服务活动的社会组织,属于“民办非企业单位”。中办、国办《关于加强社会团体和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工作的通知》(中办发[1996]22号)规定对社会团体和民办非企业单位实行“统一归口登记、双重负责、分级管理”的管理体制。国务院于1998年10月《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国务院令第251号)。1999年11月中办、国办又联合发出《关于进一步加强民间组织管理工作的通知》(中办发[1999]34号)。民政部于1999年12月28日《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暂行办法》(民政部第18号令),规定民办非企业单位按照教育、卫生、文化、科技、体育、劳动、民政、社会中介服务、法律服务和其它共十大行业分类进行登记。民政部从2000年初至2001年底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一次大规模地对民办非企业单位的复查登记工作,全国大多数行业民办非企业单位均参加了民政登记,上海市司法局收到上海市民政局关于合作、合伙律师事务所应当进行民政登记的通知后,向司法部提出《关于合作、合伙律师事务所是否进行民政登记的请示》(沪司发请[2000]57号),2000年6月7日司法部作出《关于律师事务所不进行民政登记的批复》(司复[2000]4号)。正是因为司法部贯彻执行《律师法》,作出不进行民政登记的批复,没有贯彻执行国务院《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和“中央统一登记精神”,导致民办律师事务所定位不明,其主体合法性受到质疑。《工伤保险条例》规定企业单位以及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民办非企业单位等五类社会组织可以按照规定参加工伤保险,合作、合伙律师事务所具备民办非企业单位的实质要件,因未进行民政登记而不具备形式要件,成为无照经营单位,无权参加工伤保险,即使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准许参加,也难以得到社会保障。2004年夏天,我在青岛参加山东省劳动仲裁员培训班,后取得劳动仲裁员资格,在培训学习《工伤》时我特地向老师递一纸条,请教一个问题,“已由业务主管单位批准成立但尚未进行民政登记的民办学校、民办律师事务所等民办非企业单位,员工发生工伤后申请工伤认定的,是否认定为工伤?”讲课老师是山东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医保处长,他说:“这个问题非常复杂,暂不受理。”当律师在工作途中或者上下班路上发生交通事故受伤而提出工伤认定申请后,劳动保障行政部门依法根据双方是否存在劳动关系决定是否受理,必以单位没有取得营业执照即用人单位主体不适格为由认定双方之间没有形成劳动关系,从而决定不予受理,不可能作出工伤认定书。农民工受工伤后一般可以通过劳动仲裁程序获得赔偿,而律师受工伤后一般不能通过劳动仲裁程序获得赔偿,可以按照合伙或者雇佣关系处理,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或者按照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非法用工单位伤亡人员一次性赔偿办法》的有关规定处理,这就是民办律师事务所不进行民政登记的“好处”。根据国务院《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和民政部《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暂行办法》之规定,民办非企业单位有个体、合伙和法人三种形式,这种体制具有科学性,而司法部根据《律师法》制定的登记条件远远高于国务院的规定,并且均不具备法人资格,程序上须经省级以上司法行政部门审批,没有科学性可言。2005年11月北京有一位律师在收取当事人千万元巨款后卷款失踪,合伙人面临承担连带责任,家庭财产朝不保夕,如果该律师事务所取得了法人资格,那么合伙人的家庭财产将受到法律保护,此案向律师敲响了警钟,规范登记管理并建立法人制度十分必要,刻不容缓。早在2001年夏天,我曾以律师和法学会员双重身份到日照市民政局民间组织管理局进行调研,有一位科长热情地接待了我。我问:“到底合作、合伙律师事务所应当在哪一个部门进行登记?”科长答:“根据中央统一登记精神和国务院《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民政部门是民办非企业单位的唯一法定登记管理机关,其他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无权登记,合作、合伙律师事务所是典型的民办非企业单位,应当由民政部门登记。”“难道司法行政部门没有登记管理权吗?”我一边争辩,一边把司法部制定的《律师事务所登记管理办法》和《关于律师事务所不进行民政登记的批复》复印件拿出来,让科长看。科长不屑一顾,说:“司法行政部门是民办律师事务所的业务主管单位,但不是登记管理机关,行业管理与登记管理是两码事,你们当律师的人一听就明白,还用问吗?”我的脸红了起来,没有一点儿争辩的勇气,象学生请教老师一样问如何申请登记。科长详细介绍了进行民政登记的条件和程序,与企业进行工商登记相类似,但必须具有有关行政部门作出的审批文件,否则不予登记。科长强调说:“如果民办非企业单位不来民政部门进行登记,它在税收、劳动保障等方面享受不到国家赋予民办非企业单位的优惠待遇,迟早有一天,非来进行登记不可。咱市有的民办律师事务所已经注册登记了,尚未登记的,请赶快前来登记。”我听了这话后感到非常意外,脱口而出:“谁说的?不可能吧!哪一家登记了?”我请求看看登记档案,眼见为实,科长欣然同意,从档案橱中抱出几个档案盒放在我的面前,里面均有由东港区司法局盖公章的审批文件。原来,东港区司法局主管的民办律师事务所和民办法律服务所全部进行了注册登记,均取得“民办非企业单位营业执照”,律师事务所的名称被核准登记为 “(日照)山东××律师事务所”。科长办公桌上还放有一份《民间组织登记联络员表》,排列着市级有关行政部门名称及其联络员姓名、职务和电话等,其中日照市司法局联络员姓名边永生,职务为政策研究室主任。我特地来到市司法局政策研究室,直问边主任:“你是民间组织登记联络员吗?为什么不联络?”边主任认真地答:“市局指派我担任联络员后,我参加了由市政府组织召开的全市有关行政部门联络员会议,开展了一段时间的联络工作,后来省司法厅发来一个不准进行民政登记的文件,我根据市局领导的安排停止了联络工作。”他从文件档案中找出《山东省司法厅关于转发 司法部关于合作、合伙律师事务所不进行民政登记的批复 的通知》(鲁司发通[2000]67号)。我又特地拜访了日照市东港区司法局律师管理科长刘忠贤,问:“全国各地合作、合伙律师事务所不进行民政登记,为什么你们登记了?”“合作、合伙律师事务所同民办学校、民办医院一样,只有经民政部门注册登记后才算依法成立。”刘忠贤科长兴致勃勃地说:“合作、合伙律师事务所属于非营利性组织,收费受物价部门限制,税务部门征收企业所得税是不合理的,我区合作、合伙律师事务所进行民政登记后,仅凭着民办非企业单位营业执照,以非企业为由拒交企业所得税,非常有效,税务机关从此不再来征收了……”在全国各地各级司法行政干部中,象刘忠贤一样贯彻落实党的统一登记政策的人,廖若晨星,——这就是法律冲突的后果。刘忠贤科长后因病去世,但他永远活在律师们的心中。某市有一家合伙律师事务所苦于无照经营,试图进行民政登记,但市司法局没有作出审批文件,市民政局拒不给予登记,无奈之下该律师事务所向市人事局提出登记申请,通过“走后门”取得了《事业法人登记证书》,放在抽屉里而不敢挂在墙上,担心被司法局发现并给予处罚。司法部根据《律师法》实行“两结合”管理体制,即行政部门与社会团体共同行使管理权,司法行政部门对不应当管的登记管理工作拒不交给民政或者人事部门,抓而不放;对应当管的业务管理工作交给律师协会,放而不抓,国办和民办律师事务所的登记管理机关和业务管理机关均错位,完全违背党的统一登记政策和国务院行政法规,司法部规定民办律师事务所不进行民政登记,就象规定律师结婚不进行民政登记一样,十分荒唐。《律师法》第19条规定律师事务所经省级以上司法行政部门审批后设立,没有明文许可司法行政部门进行登记管理,司法部规定国办所不进行人事登记、合作、合伙所不进行民政登记,属于对法律作扩大意义解释,被全国人大常委会默认。“两结合”管理体制具有“三违一符”特点,即它违背党的统一登记政策,违背国务院的行政法规,违背科学,“符合”《律师法》。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提出“规范和拓展法律服务业”,2004年司法部开展了大规模的律师集中教育整顿活动,加强律师队伍建设,但《律师法》没有修改,“两结合”管理体制没有改变。2005年我给司法部长致信,对“两结合”律师管理体制提出质疑,呼吁贯彻“中央统一登记精神”,全面改革律师管理体制,并赠送了一幅对联,“千规范万规范无照经营不规范,旧拓展新拓展自己登记丢拓展”,横批“法律冲突”。在《律师法》与党的统一登记政策、国务院的行政法规相冲突的情况下,我认为司法部应当贯彻执行党的统一登记政策和国务院行政法规,允许民办律师事务所具有个体、合伙和法人三种组织形式,由各级司法行政部门进行业务管理,并由同级民政部门进行登记管理,只有这样才能实现规范和拓展,这种管理体制可称为“两分离”管理体制,即登记管理与业务管理相分离,律师协会没有任何行政管理权,社会团体自律性管理不能与行政管理相提并论。 目前,我国社会团体除在体育、律师行业具有行政管理权外,在会计、金融、保险和证券等众多行业中也具有行政管理权,都是部门法与行政法规相冲突的结果。 三、法律冲突是法学理论和法律制度落后的结果 进入20世纪,西方法治社会中政府行政职能和行政权开始大扩张、大膨胀,西方学者称为“行政国”现象。[注2]新中国成立后,我国长期实行计划经济,西方国家把中国称为“行政国”。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逐步向市场经济过渡,有的学者主张实现“小政府、大社会”改革目标,借鉴国外先进经验,把政府管的事情交给社会团体管,社会团体的职权呈现膨胀趋势,这种思潮不符合法人制度理论。法人制度理论要求各类法人各负其责,行政机关具有行政管理权,社会团体没有行政管理权,均不应当从事经营活动。《德国民法典》首次以法律形式规定了系统、完整的法人制度,至今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我国从1986年《民法通则》施行开始建立法人制度,仅20年。我国法学理论界主流学者主张法人共分为机关法人、企业法人、事业法人和社会团体法人等四类,这一理论没有全面反映我国现行法人制度,不能正确指导立法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草案)》没有把民办非企业法人与其他法人并列作出规定,说明法人制度理论研究工作滞后。“与民事主体问题相关联的还有法人分类,民法通则将法人分为企业法人,机关、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法人,现在社会中介组织越来越多,民办、合资办学校、医院等日益增加,很难归入民法通则划分的四类法人。有关民事主体以及法人分类,如何规定为好,需要进一步研究。”[注3]2001年我在中法网发表《论民办律师事务所的发展方向》一文,根据《民法通则》和《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首次提出“法人五分法”法人制度理论,即我国法人共分为机关法人、企业法人、事业法人、社会团体法人和民办非企业法人等五类。2003年4月国务院《工伤保险条例》规定五类社会组织应当参加工伤保险,符合“法人五分法”法人制度理论,同时说明“法人五分法”法人制度理论是对我国法人制度的正确反映。2004年10月我在法律图书馆网站发表《论中国法人制度新理论及其对市场经济法制建设的影响》一文,改称为“法人五类说”。如果“法人五类说”法人制度理论在法学理论界得到认同,用于指导立法工作,那么全国人大常委会将废止或者修改一批法律,撤销社会团体的行政管理权,法律与行政法规、宪法相冲突的问题就能够得到解决,未来的民法典能够对各类法人进行全面调整。2002年12月28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有关刑法第九章渎职罪主体适用问题的解释,将渎职罪的主体定义为“在依照法律、法规规定行使国家行政管理职权的组织中从事公务的人员,或者在受国家机关委托代表国家机关行使职权的组织中从事公务的人员,或者虽未列入国家机关人员编制,但在国家机关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具有行政管理权的社会团体的工作人员被纳入其中。有的学者认为,社会团体具有处罚权而不受《行政诉讼法》的制约,成为立法空白,呼吁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立法解释,将其纳入《行政诉讼法》调整的范畴。我认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将社会团体行政管理权纳入《刑法》和《行政诉讼法》调整的范畴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同时默认了社会团体的“二政府”地位,其消极作用更大,社会团体行政管理工作是否应当接受全国人大代表和人民群众的监督?“二政府”是否也应当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作工作报告?由谁作报告?只有取消社会团体的行政管理权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如果任由社会团体继续行使行政管理权,民众反抗“二政府”统治的“风波”、“革命”和“运动”将不断涌现,“小政府、大社会”的理想必将变成“两政府、乱社会”的现实。 法律具有稳定性,行政法规具有灵活性,二者之间难免发生冲突。当法律与行政法规相冲突时,部委应当贯彻执行法律还是行政法规呢?许多学者认为,法律的效力高于行政法规,根据《立法法》的有关规定,部委应当贯彻执行法律,不应当贯彻执行行政法规。我认为,部委应当以《宪法》为依据并以党的政策为指导进行选择,违背宪法和党的新政策的法律是“恶法”,必定与国务院依据《宪法》和党的新政策制定的行政法规相冲突,部委应当贯彻执行行政法规而不应当贯彻执行“恶法”,只有这样才能与党中央、国务院保持高度一致,才能促进法律修改,如果部委一味地贯彻执行法律而不贯彻行政法规,就会出现部委依法规避国务院行政法规和党的政策的结果,部委可以找出贯彻执行法律的借口掩盖其没有与党中央、国务院保持高度一致的事实,把法律视为“瓶颈”,把管理不善的责任推给全国人大常委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基本法律均经众多专家学者多年论证,具有较高的立法水准,而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大多数法律是由部委起草的,不乏社会团体参与并争分行政管理权,立法质量普遍较差,许多法律与行政法规、宪法和党的政策相冲突,立法过程和社会效果呈现出“关门立法法律冲突恶法乱国”的特点。例如:《道路交通安全法》出台后,人们在理解和适用方面存在诸多分歧,遭受众多学者批评。又如,《民办教育促进法》第9条规定“民办学校应当具备法人条件”,即不允许成立不具备法人条件的个体和合伙学校,将国务院确立的个体、合伙和法人等三种组织形式封堵两种,显然不利于民办教育的发展,尤其不利于民办学前教育的发展,名为“促进法”,实为“限制法”。再如,我国《宪法》规定国务院为国家最高行政机关,国务院依法享有最高行政许可权,而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行政许可法》规定自己享有比国务院更高的行政许可权,显然违背《宪法》,等等。2005年国庆节放假期间,我向全国人大常委会和中共中央政法委员会分别寄交《关于体育法等六部法律违背宪法的审查申请书》,为防止当地邮政局当作上访信件暗扣,特地从日照市跑到江苏省赣榆县邮政局,在得到邮递员保证投递的承诺后用挂号信寄发,至今没有回音。当法律违背宪法时,应当通过什么程序解决呢?从西方国家的经验看,违宪审查制度(或称司法审查制度)是宪政得以成立的一项关键性制度,是判断一个国家有无宪政的重要标志。如在美国,联邦宪法的起草者就认为,司法审查乃是一部宪法中必要的且不证自明的部分。而在美国宪政实践中,司法审查已经成为“宪法拱门上的拱顶石”,是“宪法机器中绝对必要的部件,抽掉这个特制的螺栓,这部机器就化为碎片”。现代宪政国家必须确立宪法的至上权威并建立违宪审查制度来予以保障。我国现行宪法在序言的最后一段宣布: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但遗憾的是,我们并没有依据这一规定建立起违宪审查制度。其结果,违宪现象大量存在得不到纠正,长此以往,宪法作为法律规范效力尽失,权威扫地,根本大法,根本无用。[注4]正是因为我国没有建立违宪审查制度,导致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许多法律违背宪法而得不到及时修改,成为“恶法”,社会团体具有行政管理权,成为“二政府”,全国人大常委会行使行政许可权,成为“二政府总部”,社会团体依据法律独立行使行政管理权而不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作工作报告,国务院的政府工作报告没有囊括社会团体的行政管理工作,民众从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中不能获取全面的行政工作信息。 四、建议和悬赏 两军相冲突是战争,两法相冲突是没有硝烟的战争。我国许多法律与行政法规、宪法相冲突,导致许多社会团体具有行政管理权,被贬称为“二政府”,严重影响了最高行政机关国务院的权威,有损于共产党的执政形象,不利于构建和谐社会,特建议中共中央恢复成立“中央法律委员会”,并列于中央军事委员会,象重视维护领土完整、反对“两国论”、加强军队建设一样,重视维护宪法尊严,建立健全违宪审查制度,取缔“二政府”,确保行政法规、宪法和党的政策不受“恶法”所冲突,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为了解决法律冲突问题,取消社会团体的行政管理权,我甘愿奉献自己的全部积蓄,特悬赏: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不分年龄、姓别、民族、党派和职业,无论谁取消了中国社会团体的行政管理权,我自愿立即支付赏金二十万元。 中国行政管理论文:中国建构现代乡镇行政管理体制的理论探讨 【摘 要】中国在整个20世纪的“现代国家政权建设”中,出现了4种新型的乡镇管理模式:即晚清至民国时期的所谓“乡镇自治”,中国共产党建立的“议行合一制”乡镇基层政权、“政社合一”的体制和“乡政村治”二元治理模式。但这一时期,传统小农经济的有限剩余根本无法支撑一个全面渗透穷乡僻壤的庞大国家机器和现代化工业体系,从而形成了国家行政权的下沉与“以农养政”时代的制度设计、经济上的工业化与政治上的民主化严重对立的局面,最终导致我国乡镇行政管理体制变动频繁且反复无常。从2006年1月1日起,中国农民彻底告别延续了2600多年的“皇粮国税”,标志着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后农业税时代”已经到来。因此,下一步的乡镇改革基本方向和总体目标是:改进党对农村工作的领导方式,进一步完善“村民自治”制度,发展农村新型合作经济组织和社会中介组织,加快建设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中国国情的法制型、服务型乡镇基层政府,不断提高农村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水平。 【关键词】国家政权建设;乡镇体制改革;乡镇自治;议行合一;政社合一;乡政村治 总的看来,传统中国的政治转型明显滞后于社会经济变迁。譬如,“清代大部分属于现代时期,但其政权与社会秩序仍旧忠于传统,很少变化。它代表了中国传统政治最辉煌以及最黯淡的一页。”[1](p242) 进入20世纪,“从形式上看,辛亥革命是皇权终民权始的标志,也是政治转型的起点。这就是仿照西方国家实行地方自治。但由于传统的统治根基没有改变,人民主权的地方自治只是流于形式。”[2](p242) 这样就很难弄清传统中国政治转型的原始起点。然而,现代政治学研究中最重要的是发现新的政治因素的出现与发展。如果这种新的政治因素大量地、集中地反复出现,并且其发展趋势不可逆转,那么就是现代化因素。这种新的政治因素必然会寻找适合于它生存和发展的制度环境,否则就会被旧的僵化了的制度所扼杀。反过来,由此引发的政治制度变革势必影响社会结构、家族制度、等级结构、群体权利、人们行为和习俗的变迁。所以,一个国家的“政治转型期”就意味着传统的社会秩序出现了裂痕、混乱或崩溃,而新的社会政治秩序正在确立的时期。沿着这样的研究思路,本课题把中国在整个20世纪的“现代国家政权建设”中出现的4种新型乡镇管理模式概括为:即晚清至民国时期的所谓“乡镇自治”,中国共产党建立的“议行合一制”乡镇基层政权、“政社合一”的体制和“乡政村治”二元治理模式。在此基础上,本文试图探讨影响和制约我国现代乡镇行政管理体制转型的制度性障碍,进一步研究如何建设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中国国情的法制型、公共服务型乡镇基层政府。 一、目前国内学术界在研究方法上的“理论误区” 中国现阶段正处在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现代国家政权建设”的双重建构中,乡村社会日益深入地卷入和融入到这一建构过程。从世界发达国家看,越是地方基层政府,其行政管理体制愈具有多样性、灵活性、有限性、自治性等特征。但在中国历史上,“乡镇”的建制或重视或忽略,或延续或中断,或继承或革新,大多表现为地域性、宗法性、自治性、零散性和非固定性等特征[3]。迄今为止,世界上还没有哪一个国家像中国的乡镇基层政权频繁变动、混乱无序。尤其是20世纪以来,国家行政权不断向乡村社会延伸,逐渐形成了“资源汲取型”和“全能型”的乡镇行政管理体制,显然已不适应农村市场经济发展和扩大基层民主政治的需要,且在实践中衍生出了诸多矛盾和问题。为此,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已对乡镇基层行政管理体制进行过4次较大的改革:即1980年至1985年,进行“社改乡”和建立“乡政村治”二元治理模式;1986年至1989年,进行“撤并乡镇”和推广“村民自治”;1990年至1997年,进行县乡机构综合改革试点和建立健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1998年至今,进行农村税费改革和积极推进以乡镇机构、农村义务教育和县乡财政体制改革为主要内容的农村综合改革试点[4]。但目前的改革,许多地方主要是基于减轻农民负担和缓解地方财政压力的考虑,实际上变成了撤并乡镇、合并村组、精简机构、分流人员、压缩财政支出等所谓的“倒逼机制”。针对目前我国不少乡镇政府基本处于一种“有政无财”的尴尬局面,学术界提出了“撤销乡镇”、“县政乡派镇治”、“乡镇自治”等政策建议[5]。这既表明人们对乡镇一级政府的功能和地位认识不清,也显示出目前我国乡镇改革已陷入“方向迷失”的被动局面。 追根溯源,目前国内学术界的争论与分歧,主要是来自于西方政治社会学中关于“国家——社会”二元对立的认识范式。其实,这一理论命题是马克斯·韦伯早在20世纪初提出的关于传统中国“有限官僚制”的看法。他认为,“事实上,中华帝国正式的皇权统辖权只施行于都市地区和次都市地区。……出了城墙之外,统辖权的有效性便大大地减弱,乃至消失。”[6](p110) 美国著名的家族史专家W·古德也认为,“在中华帝国统治下,行政机构的管理还没有渗透到乡村一级,而宗族特有的势力却维护着乡村的安定和秩序。”[7](p166) 正如G·罗兹曼所言,“在光谱的一端是血亲基础关系,另一端是中央政府,在这二者之间我们看不到有什么中介组织具有重要的政治输入功能。”[8](P272)于是,我国著名的社会人类学家费孝通先生提出了,“中国乡土社会的基层结构是一种差序格局。……皇权政治在人民实际生活中,是松弛和微弱的,是挂名的,是无为的。”[9](P24-63)这种所谓的“二元社会理论”或“双轨政治理论”,即“一方面是自上而下的皇权,另一方面是自下而上的绅权和族权,二者平行运作,互相作用,形成了‘皇帝无为而天下治’的乡村治理模式。”[10](P 95-301)其实质和优秀都在于,无限地夸大和美化了“地方精英阶层”在辅佐国家治理传统乡村社会中的地位与作用,而忽略了隐藏其背后的深层社会经济制度。然而近几年,一些国内学者却不遗余力、煞费苦心去为这种“草根民主”寻根,所谓的“根”也无非是“儒家文化决定论”之类的陈谷子烂芝麻。譬如,温铁军教授把它概括为5个字,即“国权不下县”[11](p3)。秦晖教授则将其完整的概括为:“国权不下县,县下惟宗族,宗族皆自治,自治靠伦理,伦理造乡绅。”[11](p3) 徐勇教授不仅提出了“国家政治——社会政治”二分法的理论观点[12](P329-332),而且还提出了建议实行“县政、乡派、村治”的具体政策主张 [2](P137-145)。可以说,这些学术观点都是“单凭旁观者或局外人支招行事”的笨拙手法。 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晚年在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8封信中所言,“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否则把理论应用于任何历史时期,就会比解一个最简单的一次方程式更容易了。”[13](p695-698) 事实上,在中国历史上“土地——赋税——户籍”是三位一体的,任何一个环节上发生问题都会直接的或间接的影响到国家政权的巩固与社会稳定。如果撇开土地制度、赋税制度、户籍制度等经济社会因素,那么单靠分析儒家文化的伦理统治是没有出路的。美国著名的中国问题研究专家费正清教授曾经指出,中华帝国“地方上的精英阶层主要靠其田产生活,并且将科举考试作为进身之阶,因此这种带有田园风味和怀旧色彩的世界观在中国一直盛行不衰。……当天下太平、五谷丰登之时,朝廷、官府和百姓之间还可相安无事。但当统治腐朽黑暗之时,政府利益与地方缙绅阶层的利益就不可避免地分道扬镳了。地方上的地主阶层本能地要谋求私利,如果不加限制,这就会使百姓不堪重负而导致政权失去‘天命’走向灭亡。官方呈报朝廷的表面文书实际上蕴含了地主、官府与百姓这三者之间愈演愈烈的利益之争。”[14](p295-301)可见,在中国历史上,“地方行政在总体上的收缩与在局部上的延伸是同时并存的两种趋势,不能强调一种而忽视另一种,也不能单纯地将地方精英的职能扩张理解为是‘民治’领域的扩展与‘官治’领域的退缩。”[15] 事实上,“士绅公共功能的一切扩展并非都意味着某种独立于国家的社会自主性日增的长期趋向。”[16] 总之,“地方精英既是国家权力的向心力量,又是国家权力的离心力量,而国家权力既是地方精英的支持者,也是地方精英的抑制者;地方精英既是地方社会的保护者,也是地方社会的掠夺者,而地方社会既是地方精英的权力基础,也是地方精英的权力制约。”[15] 换言之,地方精英理论过分偏重于考察“皇权——绅权”之间的互动关系,却忽视了“国家/皇权-地方精英/士绅-乡村社会/农民”这三者之间的“制度场域”。因此,国内学术界关于地方精英的身份属性及其与国家政权的关系问题,历来看法不一,争论不休。 归根结底,所谓“社会”是泛指基于共同物质条件而互相联系起来的人群,是建立在一定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共同构成的整体,也叫“社会形态”。而“国家决不是从外部强加于社会的一种力量。国家也不像黑格尔所断言的是‘伦理观念的现实’,‘理性的形象和现实’。确切说,国家是从社会中产生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相异化的力量。”[13](p170) 可见,“国家——社会”决不是二元对立的,而是互相影响、互相作用、互相渗透的互动合作过程。在中国历史上,表面看,秦汉以降至清末的地方行政建制都是停留在县一级;但事实上,“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国家政权对于乡族社会仍具有潜在的无限的控制力。”[17](p14) 也就是说,“无论在哪一个阶段,都谈不上“地方自治的民主体制’,而集权专制与缺乏自治是两千年以来中国文明的一大特色。”[18](p2-24) 因此,中国农民自古以来并非“只是臣民、小民、草民,而不是主权者的公民,因此处于政治之外。”[2](p214) 恰恰相反,“从秦朝的陈胜、吴广、项羽、刘邦起,中经汉朝的新市、平林、赤眉、铜马和黄巾,隋朝的李密、窦建德,唐朝的王仙芝、黄巢,宋朝的宋江、方腊,元朝的朱元璋,明朝的李自成,直至清朝的太平天国,总计大小数百次的起义,都是农民的反抗运动,都是农民的革命战争。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规模之大,是世界历史上所仅见的。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19](p588)总之,我们必须彻底抛弃西方政治社会学关于“国家——社会”二元对立理论中的“工具论”国家观,应当运用“现代国家政权”这一理论分析框架来分析近代中国乡村政治结构转型的特点与发展轨迹,从中找出一些带有规律性的真实内容,以便为建构21世纪的现代乡镇行政管理体制提供有价值的理论参考。正如有的学者所提出的,“中国乡村社会的‘国家政权建设’应当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内容,不应当用结论式的成功与否之类的评判标准加以评价。研究者的任务是分析不同历史时期的中国乡村社会的‘国家政权建设’的特点和发展的规律,从而为中国的政治学的发展做出一定的理论贡献。”[20] 但是,“现代国家政权建设并非一个自上而下的过程,而是一个国家与地方社会相互作用的过程,其结果通常为长期的社会演变过程所预先决定。”[21] 因此,我们在运用“现代国家政权”这一理论分析框架来分析整个20世纪的乡镇行政管理体制演变过程中,也应结合中国的国情特点。所谓“现代国家政权建设”理论,是指“在新的社会经济基础之上,按照民主和法治的政治原则,建立起新的行政管理体制和政权组织网络,有效地行使其征收赋税、维持治安、兴办教育、多种经营、发展经济、合理配置资源等基本职能。”[20] 按照西方学者杜赞奇的观点,成功的现代国家政权建设应该包括两个方面的含义,即“政府权力对社会经济生活各个方面的干预和控制逐渐加强;在现代化的民族国家内,公民的权利和义务也在逐步扩大。在发展中国家,尽管政权更迭频繁,但国家权力却持续扩张。”[22](p2)这一理论分析框架,基本符合中国在整个20世纪的“现代国家政权建设”中的乡村政治演变特点与发展轨迹。然而,尽管这一理论已经注意到了“国家——社会”非均质性的特点,但其整体论与实体论的理论品格仍然成为其致命的缺陷[23]。综合西方各派现代化理论的观点,“现代化的主要特征是:经济上的工业化——工业化、发达的市场和货币经济、高额的群众消费、严密的劳动分工;政治上的民主化——以民族国家代替宗教和种族控制、普遍的法制、公民权、有代表性的政府、能胜任的行政机关;社会上的整合化——众多的社团和利益集团、社会规模的扩大、都市化、以国家利益为重的社会精英、人口控制;文化上的大众化——大众传播工具作用的扩大、活跃的知识界、文化的世俗化。”[17] 显然,进入20世纪之初的中国并不具备这些基本条件,而且中国现代化的原始起点首先是通过暴力革命以取得民族独立,其后又把“现代国家政权建设”与“优先发展重工业”同步进行,由此形成了国家行政权的下沉与“以农养政”时代的制度设计、经济上的工业化与政治上的民主化严重对立的局面,最终导致了乡镇行政管理体制变动频繁且反复无常。因此,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中国在整个20世纪建构起来的现代乡镇行政管理体制,“经历了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漫长的艰苦斗争过程和激烈战争的血与火的严峻考验,又经历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初级阶段的曲折变化和不断完善,最终形成了现行的新型乡镇组织体系。它同党和国家政权组织一样,是无产阶级革命的产物,是我国人民前仆后继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伟大成果之一。”[24](p6)如果不了解这一点,那么很可能会对当前我国正在进行新一轮的乡镇政府改革基本方向和总体模式产生误解。 二、晚清至民国时期的所谓“乡镇自治” 现代意义的“地方自治”是西方国家宪政体制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被马克思称赞为欧洲资产阶级早期取得的一项“政治成就”(参见《共产党宣言》)。但晚清至民国时期的所谓“地方自治”,基本是一场“政治闹剧”。清朝末年,中国社会政治结构日趋分化与解体,中央政府权力式微,地方势力迅速膨胀,乡绅精英阶层逐渐走向了国家政权的反面。尤其是到1850年,中国人口已由清朝入关时的1亿人陡增至4.3亿人[25](p452-471),这对传统的社会政治秩序构成严峻的挑战与威胁。因此,重新调整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逐渐使国家的政治权力下移,以加强对乡村社会的行政控制,已成为晚清政府当时所面临的一项重大政治课题。“就当时的政治情势来看,主要有两条道路可以选择:一是通过扩大官僚政治体系,增强地方政府的组织和权力,强化国家对社会的驾驭;一是开放部分地方政权,吸收各种新兴政治力量参与社会管理,实现社会政治的重组与整合。对清朝封建统治阶级而言,前者固然为上策,但已没有足够的力量去实现;选择后者,虽然并不情愿,但又有不得不为之势。”[17](p724-741) 所以,“清末的地方自治是保守的清政府与同样保守的地方绅士为互利而互相合作,以期在一个正在变化的世界中保持他们的政治权力的企图。”[26](p463) 事实上,清末倡导推行“地方自治”的基本精神和组织形式,完全是模仿明治维新后的日本地方自治制度。1909年1月28日,晚清政府颁布的《城镇乡自治章程》和《城镇乡自治选举章程》中规定:城、镇、乡为地方自治的基层单位,府、州、县所在地居民人口在10万人以上者设为“区”;城厢以外的市镇、村庄人口5万人以上者设为“镇”,5万人以下者设为“乡”。乡镇设立“自治公所”,成立“议事会”和“董事会”等机构,负责办理乡村公共事务[27](p724-741)。但清末推行的所谓“乡镇自治”,大多停留于“文本制度”层面,且引发了不少地方强烈抵制的风潮。“据统计,仅江苏省就发生了抵制乡镇自治的恶性事件37起,或捣毁自治公所,或破坏学堂,或殴打自治职员等。”[28] 总的来看,自晚清政府倡导推行地方自治以后,“政治下层,实由官治而沦为半官式之绅治。故所谓政治者,不操于官,即操于绅,甚或操于地痞恶棍,生杀予夺,为所欲为,民之所能自存、自主、自治者,亦几希矣。”[29](p184)于是,袁世凯执政后,立即宣布取消省、县两级的地方自治,且在农村地区实行区、村二级制。此时的“区”是县以下的最低一级行政单位,区下设为“村”,主要职责是协助区政权处理行政、司法、监察与福利等事宜,“企图把清末地方绅士领导下的非正式组织官僚化、正规化,并以此来巩固县级政权。”[30](p43-150)可见,清末推行的“乡镇自治”实质是统治者进一步强化了对乡村社会的控制,并由此造成了国家行政权向乡村社会逐渐延伸。 执政以后,首次提出了“以党治国、以党建国”的现代政治理念,并仿照苏俄体制模式建立起一套党、政、军自成系统、互不统属、权力制衡的独裁统治。国民党在中央党部之下依次设立省党部、县党部、区党部和乡镇分部,与省、县、区、乡等行政系统相对应,从而形成了从中央至地方与国家行政区划体制并行运作的“双重官僚衙门体制”[31]。而在广大农村地区,国民党“实行的保甲制度与以往历代尤其是明清两代并没有多少不同,都是通过保甲连坐的办法强化对乡村社会的控制。”[32](p67)此外,还规定:“保甲长都是本党的忠实的党员。”[33](p612)“每一保甲长均能兼政治警察之任务,并能域导所属人民,一致防制异党之活动。”[34](p98-99)此时的保甲长完全被警察化和特务化。总的看来,“1928年后,国民党政府制定法律政策,力图使所有乡村社会与政府之间保持明确的隶属关系。……而实际上自治团体并无权力。”[22](p56)正如有的学者提出,民国时期的“乡是一个暧昧的单位——百户以上村者为乡,百户以下村者集为一乡,满百户集市者为镇。1941年之前,乡级机关没有列入县政府的预算中,也没有自己的收入。它们只在名义上存在,和过去的邻闾制度一样。真正重要的行政单位是区和村。”[35](p297)但由此而来却造成了极其深远的负面影响,“一是,政权的‘组织成本’成倍增长,官僚机构和官僚队伍急剧膨胀;二是,政治系统的运作方式发生改变,党政双重衙门之间的互动格局有别于传统单一官僚机构的运作,其政治控制力度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严密。这是近百年来中国政治体制由帝制到党治,由王朝体制向党国体制转型嬗变的一个重要表征,亦可谓是中国政治制度史上‘千年未有之变局’。”[31]“据统计,19世纪末期,清朝中央政府官员为2622人,地方官为13007人,武官为7464人,共计约为23000人。而当时全国人口已突破4亿人,平均每名正式官员需治理17000余人。……中国传统社会就是一个由数万名官员,数十万名吏役和百万名乡绅共同组成的上中下有机衔接的整合体。这样一种独特的组织方式,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成功地维系了一个地域辽阔,人口众多的农业社会的整合。”[31](p574 —587) 但是,“据1942年的粗略估计,国民党仅区一级干部约需164612人,乡镇一级干部约需686721人,保甲干部约需12140908人,共计12992241人。”[31](p574 -587) 它远远超出了传统中国农业社会的农民经济承受能力。因此,这种恶性膨胀的无组织力量造成了大量的农民破产、经济资源枯竭和“国家政权内卷化”(即国家对乡村社会的控制能力低于其对农民群众的榨取能力)[22](p50-52),最终也吞噬了国民党基层政权的基础。 三、中国共产党早期建立的“议政合一制”乡镇基层政权 中国共产党最早在农村建立起来的基层政权组织是农民协会。同志曾经指出:“宗法封建性的土豪劣绅,不法地主,是几千年专制政治的基础,是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的墙脚。打翻这个封建势力,乃是国民革命的真正目标。”[36](p15) 因此,农民协会“主要攻击的目标是土豪劣绅,不法地主,旁及各种宗法的思想和制度,城里的贪官污吏,乡村的恶劣习惯。这个攻击的形势,简直是急风暴雨,顺之者存,违之者灭。其结果,把几千年封建地主的特权,打得个落花流水。地主的体面威风,扫地以尽。地主权力既倒,农会便成了惟一的权力机关,真正办到了人们所谓‘一切权力归农会’。”[36](p16) 但中国共产党建立的农村基层政权组织是“苏维埃”,当时还是“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工农民权独裁制性质的政权。”[37](p312-374) 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地方政府的暂行组织条例》规定:“苏维埃全部政权是属于工人、农民、红军士兵及一切劳苦大众的”,其所实行的是“议行合一制”。所谓“议行合一制”,是根据马克思设想的巴黎公社的政权组织形式,“由人民直接或间接选举的代表机关统一行使国家权力,国家行政机关和其他国家机关由人民代表机关选举产生,各自对国家权力机关负责并受其监督。也就是说,国家权力机关在国家机构体系中处于最高地位,不与国家行政机关、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分享它所拥有的独特的权力,不受它们的制约,只对人民负责,并接受人民的监督。”[38](p439)恩格斯后来进一步提出了,“省、县和市镇通过普选制选出的官员实行完全的自治。取消由国家任命的一切地方和省的政权机关。”[39](p414)以此防治“拥有固定职位或享有年金”的职业化官僚只对上级负责而背弃人民群众的利益的官僚主义行为。正如列宁所指出的,“官僚是专干行政事务并在人民面前处于特权地位的一个特殊阶层。”[40](p103)所以,法国大革命取得胜利后,“从中央到地方的国家机关都由选民选举产生,或者受选民机关的严格监督。每个郡、县、乡及市镇享有高度自治,中央政府并不派出代表其权力的官吏。……这样,法国革命就废除了自上而下任命官吏的官僚制度,代之民主选举制。”[41] 于是,到了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宪法原则》和《修正陕甘宁边区乡(市)政府组织暂行条例草案》规定:“边区、县、乡人民代表会议(参议会)为人民管理政权机关,采取直接、普遍、平等、不记名的选举制。实行男女平等,提高妇女在政治上、经济上、社会上的地位。发扬民主政治,健全民主集中制,增强人民的自治能力。”[42](p59)此时的乡(市)代表会为直接执行政务机关,并由它产生政府委员会,在代表会闭会期间行使其职权;乡市长定期向参议会报告工作。乡(市)政府除乡(市)长1人外,其他人员均不脱产,下设优待救济、文化促进、经济建设、锄奸、卫生保育、人民仲裁等委员会,各委员会由3~5人组成,成员由政府聘任。乡(或市)政府之下为“行政村”,一般不设专门的行政机构,只设村民委员会主任1人。行政村之下为自然村,设村长1人。村主任或村长均由选民大会选举产生,一切事情均由村民大会讨论处理。乡(市)政府的主要职能是:“组织群众开垦荒地,兴修水利,改良耕种,增加农业生产,组织春耕秋收运动;保育儿童,禁止对于儿童的虐待;抚恤老弱孤寡,救济难民,不使流离失所;发展民众教育,消灭文盲,提高边区成年人民之民族意识与政治文化水平等。”[42](p32-33)为了避免党对基层政权组织和其他群众性团体组织的“包办代替”,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942年9月通过了《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一方面强调党的领导的一元化,规定党的各级委员会为各地区的最高领导机关,统一各地区的党政军民工作的领导;另一方面要求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同时注意防止和纠正党委包办政权、民众团体工作的现象。”[43](p32-33)为此,陕甘宁边区人民政府实行“三三制”,即在各级政权机关的工作人员中,实行共产党员、非党左派进步人士和中间派人士各占三分之一的政权制度,以便发挥权力制衡的作用。不过,这一时期,“在党与政权的关系上,由于中共强调党的一元化领导,民主政权的作用事实上难以充分发挥。这种情况在根据地发展的各个时期都不同程度地存在。这对建国后中国政治体制中长期存在的高度集权、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现象,产生过较大的影响。”[44](p789) 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各大解放区建立了大区、省、行政公署、县、区、乡镇6个行政层级,其中省以下的“专区”和县以下的“区”为行政派出机构,“乡镇”为地方基层政权组织。截止1948年底,各大解放区已普遍建立起了包括工人、农民、独立劳动者、知识分子、民族工商业者以及开明士绅等一切民主阶层人士共同组成的乡镇人民代表会议,作为乡镇基层的正式权力机关,由它选举产生乡镇长、副乡镇长各1人,政务委员5~9人,共同组成行政委员会和乡人民政府,此时的乡镇基层政权仍然实行“议行合一制”。甚至有学者提出,“迄今为止,我国各级地方政权的基本组织形式和组织活动原则,仍然是实行‘议行合一制’。”[45] 同时,中国共产党在农村的基层组织及共青团、妇代会、民兵、农会等群众性团体组织也相继建立,逐渐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基层政权组织体系。这在中国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政治制度创新。然而,“中国是在农业社会的传统因子基本保留的状态下进入现代工业社会的。”[2](p213)因此,“现代政治体制的确立和规范,不仅有待于现代财政制度的建立、社会公众思想观念的转变、新型行政管理人员的培养等等,而且有待于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不可能一蹴而就。”[20] 所以,“从1951年到1958年的化运动,可以说是中国行政管理体制变革最频繁的历史时期。在这段历史时期,制度变革表现出明显的集中性特征。变革方向是由小到大、由少到多、由分散到集中。”[46](p49)与以往不同的是,中国共产党对乡村社会的政治整合,“首先是从农村土地关系的改革开始,进而对乡村社会权力进行重组,将国家政权直接延伸到村庄内部,自上而下建立起严格的支配体系,从而将农民完全整合到国家政治体系之中。”[20] 1950年12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颁布《乡(行政村)人民代表会议组织通则》和《乡(行政村)人民政府组织通则》规定:“乡(行政村)的政权组织形式为人民代表会议和人民政府委员会。乡人民代表会议的代表由本乡人民选举产生,任期为1年,由乡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主席、副主席,负责主持会议和联系代表,协助乡人民政府进行下届人民代表会议的筹备工作。乡人民代表会议选举产生乡长、副乡长及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乡长主持乡人民政府委员会会议,负责全乡工作,副乡长协助乡长工作,下设各种经常性或临时性的工作委员会。”截止1952年底,全国共建立了28万个乡(镇)、行政村人民政府组织。这一时期,农民协会是“农村中改革土地制度的合法执行机关。其经费来源主要依靠会员交纳的会费和当地人民政府的补助,需用的房屋和设备由人民政府拨给,在利用邮政、电报、电话、铁路、公路、航运等方面,均享有与同级人民政府机关所享受的同等待遇。”[47] 正如亨廷顿所指出的,“像中国这样的国家要进行,在政府和农民之间有两种组织体系是必不可少的。其一是政府必须建立一个新的、经费充裕的行政组织,并配备立志于改革大业的专门人才去主持其事,即建立专司其事的机构。其二便是农民自身的组织。集中的权力能够颁布法令,但只有广泛扩展的权力才能使这些法令成为现实。农民的参与对通过法律或许并非必要,但对执行法律却不可或缺。如果没有农民组织参与其执行,此类法令只是官样文章。因此,农民联盟、农民协会、农民合作社都是保证具有持久活力的必备条件。不管它们自己宣布的宗旨是什么,组织本身就在农村形成了新的权力中心。”[48](p364-365)但是,“随着的基本完成,那些已成为了乡村社会权力体制中最重要的政治力量的农民协会,却悄然地退出了中国乡村社会的政治舞台。”[27](p231) 1954年9月,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宪法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委员会组织法》的颁布,为乡镇基层政权建设提供了法律依据。乡(民族乡、镇)成为县以下惟一的基层政权组织,原来的“区”一律改为县的派出机构,撤消了村级行政建制。乡镇按自然区域划分为村民委员会和村民小组,党在农村的基层组织体系也作了相应的调整。1956年9月,党的“八大”规定:“乡、民族乡、镇和农业生产合作社和街道办事处等,有正式党员3人以上的都应成立党的基层组织,可按党员人数多少建立支部委员会或总支委员会以至基层委员会。同时,建立与同级党组织相对应的共青团、妇联、民兵等群众性团体组织。”截止1957年底,除台湾和西藏的昌都地区外,全国共建立了120753个乡镇,其中乡117081个,镇3672个[50]。从此,“农村居民的社会地位和政治地位发生了急剧的变化,昔日生活在乡村社会最低层、在政治上毫无地位可言的贫雇农,一夜之间成了农村中的主人,而昔日把持乡村社会、政治生活的地主、富农却在一夜之间变得威风扫地,落到了在乡村社会和政治生活中毫无地位可言的最低层。”[51](p86) 但是,“事实上,任何政权管理都是需要成本的,且成本极不稳定。‘官’字下面的两个‘口’,就意味着不仅维持政府运行需要成本,而且政府官员也有自身的利益追求,只是这种利益追求往往为权力的公共形式所遮盖。”[2](p220)因此,建国初期是“国家机器急速膨胀的时期,国家工作人员大量增加。这不仅有巩固新生政权的需要,更有国家职能扩大方面的原因。”[49](p250)譬如,“新中国刚刚诞生时,政务院只设置35个工作部门,但到1956年底已增加到81个,工作人员也随之增加到5万人。”[52](p30-31)当时,中央委员会以下党组织结构大致情况是:包括6个地方局,2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委员会,258个专区委员会,2200个县或相应级别的委员会,28万多个乡镇基层委员会和100多万个村党支部。此外,还有与党组织平行运作的人大、政府、群团组织,由此形成了一支自上而下分别自成体系、垂直控制的庞大“国家机器”。据有关专家估计,“大约有900万人依靠政府配给和工资生活,其中包括一小部分留用的国民党军政人员。政府仍然不得不靠发行纸币来应付高达75%的预算赤字。”[1](p599)于是,从1957年起,中国撤消6大行政区,确立了省、县、乡三级地方行政体制,把国务院机构由81个减少到60个,全国共分流党政干部30万人左右,其中20万人下放到农村,10万人到工厂工作[52](p170)。 总之,“从20世纪的乡村政治的百年史看,国家政权下沉是一条主线。这对于整合离散的乡村社会无疑是有意义的。……尽管乡级政权建立的得失至今仍然是一个颇有争议的论题,但它毕竟在乡村政治生活中扮演着特殊的角色。”[2](p220) 四、“政社合一”体制的建立与瓦解 “政社合一”的体制,实际上包括了三层含义:(1)从理论上看,它是农村基层社会单位与基层政权单位合二为一,即“农村是我国社会主义社会在农村中的基层单位,又是我国社会主义政权在农村中的基层单位。”[53](p541)(2)从实践上看,它是农村基层生产单位与基层政权单位合二为一,即“发展的主要基础是我国农业生产全面的不断的跃进和5亿农民愈来愈高的政治觉悟。”[53](p537-538)于是,“从1958年夏季开始,只经过了几个月时间,全国74万多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就已经在广大农民的热烈要求的基础上,改组成了26000多个。参加公社的有1.2亿多农户,占全国各民族农户总数的99%以上。”[54](p798)这是当代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的一大“奇迹”。(3)从组织形式看,它是乡、社合二为一,即乡镇党委变成了公社党委,乡镇人民政府变成了公社管理委员会,即“共产党塑造公社,支配和领导着公社。”[55](p237)从此,变成了“工、农、商、学、兵、党、政、军、民、企”融为一体的独立王国。正如美国学者费正清教授所言,“社会主义改造在中国人民头上加了一套官僚机器。……国民党只建立起一个徒有其表的小王朝,中国共产党却把它的权威渗入了每一支稻穗。”[1](p622-628)但在当时,“它是一种适合中国特点的制度模式,公社似乎展示了一条新的现代化道路,一条能避免资本主义弊端、改造传统小农、‘使全体农村人民共同富裕起来’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55](p4)有的学者提出了,“体制无疑是中国近代以来最为有效的针对农村社会的治理方式。首先,它摧毁了乡村社会旧的经纪体制(包括传统的保护型经纪),国家完成了基层社会的官僚化和合理化,国家的政策、方针乃至意识形态都直接通过自上而下的官僚系统贯彻到乡村社会,乡村社会资源的征用以及赋税的征收也是通过国家政权的基层组织完成的。旧的各种经纪角色及其存在的土壤都被彻底铲除。应该说这是时期‘国家政权建设’的一项重大成就。其次,它成功地保证了农村社会的稳定,确实使农村社会和农民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实惠’。广大农民得到了近百年来没有过的安定的生活环境,医疗条件从无到有,教育初步普及。”[20] 当然,大多学者对制度始终持一种批评的态度,认为它是一种“资源汲取型”和“全能型”的政府,即“从1952年到1990年,农业为工业化贡献了11594.14亿元,占到整个国家基本建设总投资的27.2%,其中有13.2%来自于农业税,75.1%来自于“剪刀差”,11.7%来自于金融储蓄。”[56] 不管怎么说,作为一个时代的象征,是无法回避的,是不能忘记的。 现在回过头来看,“领袖的主观意志等等外部因素不足以全面理解公社,自然村落的自然演化也生长不出标准化的公社制度。惟有把二者结合起来,才能把握公社的脉搏。”[55](p5)首先,体制“本质上是一种替代传统村落的社会制度。”[55](p8)如在1958年,全国几乎在一夜间建立了26576个和265万多个公共食堂、475万多个托儿所、幼儿园,10万多个幸福院,1052个民兵师,24525个民兵团,民兵总人数达到4905.7万人,亿万农民群众普遍实现了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和生产生活集体化[57](p51)。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一场规模空前、影响深远、暴风骤雨式的巨大社会变革,农民世代沿袭的生产、生活方式全部打乱了。若按当时全国1.2亿多个农户、5亿多农民人口计算,平均每个公社的规模约为4615户、接近2万人。这样,中国农民对未来的新生活既感到憧憬和向往,又感到恐慌和无所适从。尤其是“1959年的死亡人数比在正常情况下增加了2500万人甚至更多。这些人都是管理不善的牺牲品。”[1](p618)可见,制度的强制输入与其接受对象的适应性、亲和力恰恰成反比。因此,从1962年开始,中共高层决策者不得不向传统的村落居民让步,正式确立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基本经济制度,并把公社的数量由原来的26576个增加到74771个。直到1982年底,全国为54352个,生产大队为719438个,生产队为597.7万个[58](p366)。 其次,体制具有整体性和综合性的特征,它既拥有党、政、军、群团、企事业单位等众多组织系统,又兼管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项事业,即“拥有包括军事和安全在内的贸易、金融、税收、会计、统计和计划等地方政府职能。”[1](p617)也就是说,在一定意义上,它是一种特殊形式的“公共服务型”基层政权组织。正如同志早在1919年所提出的“新村” 构想,即“合者之新家庭,即可创造一种新社会。新社会之种类不可尽举,举其著者:公共育儿院,公共赡养院,公共学校,公共图书馆,公共银行,公共农场,公共工作厂,公共消费社,公共剧院,公共病院,公园,博物馆,自治会。合此等之新学校、新社会,而为一‘新村’。”[59](p446)正因为这样,“以前由多为当地大户人家出身的举人秀才(这些人观念保守,但欺压乡里,很有权势)发起修庙、修桥、办学和赈济之类的活动,现在则变成了合作社或集体农场的领导(经常是由党组织委任的当地积极分子)带头植树造林、治理水土流失、照顾孤老、改善地方医疗条件、引进水泵或新式犁具乃至组织扫盲活动等等。”[1](p610-611)因此,时期,“地方政府利用政府的管理力量,广泛组织民众开展了大规模的农田水利设施改造与兴建,填补了旧中国水利设施建设的两个空白:一是兼防洪、灌溉、养殖等多项功能为一体的大中型水库的修建;二是提水工程的兴修和提水机械的广泛使用。这段时期,农田水利设施兴建的力度是非常大的,20世纪末的中国农村运作的水利设施基本上都是这一时期修建的。”[60](p170) 所以,对于制度的绩效评价,“我们一方面要看到它确实起到了保证国家为工业化提取农业剩余和禁止农民流动的作用;另一方面还应该看到,在此期间,农村基层政府也确实在农村实现了与整个国家极端的‘政府主导型’发展模式相匹配的政府职能,即担负了在农村大规模、全面快速推进农村现代化和提供公共物品的作用,例如在农村普及中小学教育和扫盲、发展医疗卫生事业,兴修道路和水利,为农民提供低水平的社会保障等等。”[61] 正如一些外国学者所提出的,“它单靠人力就使中国的面貌大为改观,全国建起了上万座水库、几千座小型水电站、几百英里的铁路线,在大江大河上建起了一座座桥梁,开拓隧道,修筑马路,开发了更多的矿藏,灌溉了更多的土地。”[1](p616-617) 再次,从时期的行政管理成本分析,表面看它的确拥有一支特别庞大的农村基层管理干部队伍,但进一步分析体制“只是一种国家财政不负担的、靠集体自己养活自己的、一切听命于国家计划的劳动组织。”[51](p200) 譬如,“截止1978年底,全国农村共有6.5万多个,国家干部约为150万人左右;生产大队有70万多个,拥有半脱产性质的农民干部600万人左右;生产队有600万多个,拥有不脱产性质的农民干部3500万人左右。这三项合计约为4250万人,几乎相当于一个欧洲国家的总人口。但其行政经费支出只占全国的5%左右。”[62](p161) 因此,从的“事权”看,可谓“无所不能、无所不管”。尤其是它的“政治权力渗透到农民家庭中,家庭的内部关系、生育、子女教育、婚姻、老人赡养、生产乃至消费等等,都受到公社规范的制约。”[55](p377) 但从的“财权”看,由于公社一级不设财政、且没有自行征收税费的权力,因而其人员编制、行政经费支出等都受到了县级财政实行“统收统支”的严格限制。所以,时期,无论是“国家干部”的数量,还是行政经费的支出,都不可能出现任意扩张的现象。而对于生产大队和生产队的“农民干部”来说,“不论男女老少,不论干部和社员,一律同工同酬”[53](p550)。因此,他们的政治身份并没有改变成为国家干部,也没有列入地方政府的行政序列。同时,农村生产大队的半脱产干部人员编制、任免、经费支出等均由公社党委(后改为革委)掌控,且其工分补助标准须经过社员大会民主讨论,所以也基本不会发生加重农民负担的现象。更何况,“是一个特别强调原则的时代,其优秀是要求人们不折不扣地服从上级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按照党的教导办事。”[53](p435) 但到的后期,“集体单位的管理者逐渐成了‘官老爷’,他们不再那么热心于体力劳动,而是更接近于一个‘上等人’阶级。热衷于为个人和家庭谋取私利的投机分子重新开始出现。他们拉关系寻求特权,为自己取得更好的教育机会,不断增加私人财富。……这样就使普通农民的解放非但没有消除人们对特权地位的追求,反而促成了许多人对权力的向往。”[1](p628) 特别是“农村集体经济的绝大部分都控制在公社、大队、生产队手中,其生产剩余除了分配给农民必需的生活资料外,其余都掌握在集体手中,农民负担问题也就被隐蔽在公有制里了。”[61]为此,同志一方面不断地进行干部精简运动,“如在1962年至1964年共精简82万人(其中国家机关1万人,地方政府机关81万人),使全国党政机关干部人数由原来的268万人下降到186万人,精简幅度达到了30.5%”[63](p93);另一方面则规定:“各级的干部,都必须认真执行‘党政干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公社干部参加集体劳动全年不少于60天,生产大队干部参加集体劳动全年不少于120天,生产队干部误工补贴工分一般应该控制在生产队工分总数的1%以内。”[53](p815-816) 这样,时期的农村基层干部,既不同于传统中国乡里制度下的“经纪人”特性,也不同于改革开放后所出现的“自利性”和“掠夺性”的乡村干部形象。总体而言,这是一支建国后由我们党经过多年政治思想教育而成长起来的“新生代政治精英”,是农村建设社会主义的“中坚力量”,是最可宝贵的“乡村社会政治资源”。这些人在时期作为“国家政府代言人”和“基层权威象征”,整整影响了几亿农民群众,并且在农村改革初期发挥了“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因此,“虽然他们中间的大多数人现在退出了乡村政治舞台,但最起码也应该得到国家政府给予一定的最低生活保障。”[62](p164) 最后,根据我以往研究所得出的结论,制度的终结主要是由于我国城乡二元体制长期固化和农地平分机制等原因所造成的。“从内部看,‘村社集体成员权’产生出了农地平分机制,直接刺激农村人口的快速增长;反过来,农民人口过快增长又降低了人地比率。其结果是出现了高强度劳动投入和过密型种植模式下的农地报酬递减、边际收益率为零(甚至为负数)的极端现象,由此造成了以生产队农业生产为主要收入来源的农村集体经济基础发生危机,最终导致了制度的解体。”[64] 譬如,“从1952年到1978年,全国农村总人口增加了3亿多人,而人均耕地面积却由2.82亩减少到1.51亩。”[65](p270) 因此,“1976年全国粮食平均亩产为251千克,一个农村劳动力全年生产粮食仅为1000千克左右。人均占有粮食只有307千克,和1956年一样多。每个农业人口提供的商品粮只有70千克。”[66](p823) 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前,“中国11亿人口中有8亿农民长年搞饭吃,但国家每年仍需要进口大批的粮食和棉花来弥补缺口。1978年全国农业人口平均每人全年的收入只有70多元,有近1/4的生产队社员收入在50元以下,平均每个生产大队的集体积累还不到1万元,有的地方甚至不能维持简单再生产。”[67](p832) 总之,“这种社会组织形式最终被农民抛弃是符合落后国家社会经济发展规律的。”[51](p508) 中国行政管理论文:服务行政——21世纪中国行政管理的方向选择 【内容提要】政府的产生源于人民的公意达成和公意授权,这就决定了行政管理的服务性质。21世纪,服务将是行政管理职能的必然选择。为公民服务,为国家服务,为社会服务,将是行政服务的主要对象;而效率与效益,将是行政服务的价值取向。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判断行政服务的标准,则看其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加国家的综合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而最终依据将是用“人民是否满意”这个尺度来衡量。 【关 键 词】行政管理/服务/衡量尺度 21世纪,以服务为方向的中国政府职能选择将成为一种必需和必然。政府将按照企业化的方式努力为公民、为国家、为社会服务,并自觉把“效率”和“效益”作为自身服务水平的内在评判尺度,把“人民满意不满意”作为外在的评判尺度。 一、服务:21世纪中国行政管理的职能设计 管理在本质上就是服务,服务理所当然成为政府职能的必然选择。21世纪中国政府必然也应树立“小政府、大服务”的行政理念,进行职能的再设计。 1.管理就是服务 管理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在本质上管理与服务是统一的。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使社会主体产生分化,并逐步形成群众组织(包括国家),各组织内部及各组织之间都存在着严重的利益冲突,各组织成员为避免无谓的消耗,以最少成本换取最大利益,相互订立契约,把自身的一部分权利让渡出来,形成公共权力,由全体成员选举的少数代表掌握。掌握权力的少数人根据其成员的要求,管理公共事务,维护组织及其成员的利益。同时,各组织之间也基于同样原因签订盟约,把部分权力交给凌驾于其他组织之上的组织(国家政府),管理全体社会的公共事务,维护社会秩序,进而维护整个社会的利益。管理的实质,就是利用组织及其成员赋予的权力为公众利益服务。因此,从本质上讲,管理就是服务。 2.服务是政府职能的必然选择 政府是公民间契约的产物,它在本质上是一种为公民和社会共同利益服务的组织。随着社会的发展,它日益脱离并凌驾于社会之上,但这种服务性质不可能改变,只不过是服务的对象不同而已。政府最根本的职能仍然是服务职能。政府作为众多社会组织中的一种,也是为社会需要而存在,为社会利益而存在。因而,它必须为促进社会的发展和进步服务,为社会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求服务,而不是相反。政府行政在理论上不仅仅是单纯的管理制行政,而应是为社会和公众提供服务的行政。服务是政府的首要职能。现代西方各国政府的职能再设计也正是出于这种选择。 20世纪70年代开始,西方各国行政管理陷入信任危机,引起了国际性的公共管理改革,要求政府的职能进行重新定位和设计。西方各国通过多方面探索,最终选择了服务职能,实现了由过去重管理控制轻服务、“以政府为中心”到开始注重公共服务、“以满足人民的需求为中心”的转变。中国的行政管理,离不开国际公共行政发展的历史背景和时代特殊性,更何况中国政府本身就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因此,最终实现政府职能的方向性选择,就成为一种必需和必然。 3.转变观念:“小政府”与“大服务”服务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成为政府职能的必然取舍。但我们的政府仍然习惯于全面干预,强调行政管理。这首先是因为,我们的各级领导行政人员及公民本身还没有意识到政府就是服务机关,政府的职能就是为公民、为国家、为社会服务。我们的政府仍然习惯于“全能”角色,不该管的也要管,结果什么都管不好。我们的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也习惯于政府的全面干预和行政控制,不仅不争取自己应有的权利,而且对政府过分依赖。公民更是“势单力薄”,一味指望政府能“为民作主”。一方面权力主体没意识到自己的权力,自然也不对政府提出什么要求;另一方面,政府最大限度地行使自己的权力,忽视了权力主体的权力。现代政府职能的转变首先要求政府树立新的行政理念,从制度和体制及运作机制上,使行政管理为公共利益服务。其次,还要求权力主体观念也要有所转变,要认识自己的权力,争取自己的权力,限制政府的权力,主动要求政府提供服务,最终实现“小政府、大服务”的理想格局。 二、政府该为谁服务 既然服务是政府职能的必然选择,那么,政府到底该为谁服务呢? 1.为公民服务 从政治学角度理解:“契约理论”认为,政府的合法性是建立在公民与政府、公民之间的政治契约的基础上的,政府的一切权力来自公民之间的契约或公民与政府之间的权能委托,政府应保护全体公民的公共利益,维护和平的社会秩序,充当公民的忠实“奴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否则,公民有权收回委托之权能,选举出新的政府。众所周知,政府机关本身并不直接创造社会财富,它们的运转和活动靠公民所交纳的赋税支持,公职人员靠纳税人来供养,公民是公职人员的“衣食父母”。政府为公民服务,反映公民的意愿,为公民利益尽心工作,完全是应有之义,应有之举,而非政府单方面的“恩赐”。 经济学尤其是制度经济学和公共选择理论,为我们提供了另一种理解模式。经济学理论认为,政府管理过程就是基础设施、治安、政策、法律等公共产品的生产过程。而公民则是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的消费者,政府存在的目的就是满足“消费者”的不同需求,以尽可能高效率、高质量的公共产品的生产与服务争取消费者的支持[1]。 按照这种理解,政府不仅要为公民服务,而且要提供尽可能好的服务,否则,就难以赢得公众的支持,从而失去存在的基础。 各种理论虽然理解的角度不同,但它们都证明了这样一个观点:政府必须为公民服务。 2.为国家服务 行政管理是国家发展的产物,它通过自身的管理活动来发挥、实现国家的职能,执行国家的意志。它不可能脱离国家而独立存在。任何行政管理活动都服从于国家、服务于统治阶级。行政管理在本质上是为国家服务的,政府代表并为国家的利益开展活动。 任何国家都有安全的需要[2],从内外两个方面表现出来。 内部安全是统治阶级维护和巩固自己的统治,防止政权丧失,保持国内稳定。政府为实现内部安全,维护统治,一方面要代表国家利用暴力工具强制被统治阶级服从国家的意志、法律和政策,镇压被统治阶级的反抗。另一方面则采取改善福利等措施协调和缓解与人民群众之间的矛盾,保护内部的安全和稳定,为统治阶级利益服务。外部安全就是要保证主权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受它国侵犯,维护国家的尊严。政府代表国家通过外交、战争等方式实现国家的这种安全需要。 在内外安全和稳定的政治环境下,统治阶级还要努力发展本国的经济、文化、教育、科技等事务,以巩固自己的经济基础。政府通过执行经济和社会事务的管理职能,为国家经济文化等发展服务。当然,政府代表国家与它国开展经济和科技等方面的竞争,进行综合国力的较量,也是政府为国家服务的应有之义。 3.为社会服务 政府职能除了为国家服务和具有强制性的一面之外,还具有为社会服务的非强制性的一面,这是由国家和社会关系决定的。专制社会,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出现了颠倒,国家日益凌驾于社会之上,对社会超常控制。现代民主社会,才真正体现了社会决定国家,国家按照社会的指意运作的内在涵义。国家与社会的这种关系“具体化为政府与市场、政府与企业、政权组织与社会、国家机构与社会民众的关系。一句话,是上层建筑服务于经济基础的关系”[3],所以, 国家要为社会服务。政府则代表国家执行这种服务职能,这种服务具体表现为政府为市场服务,如“培育市场体系、制定市场规则、维护市场秩序、进行宏观调控、克服市场缺陷”等;为企业服务,即“统筹规划、掌握政策、信息引导、组织协调、检查监督”;为社会良性行为服务,如:环境保护、治理污染、维护生态平衡、制定法律和制度、保障公共安全、维护社会的公平和正义;为公民服务,如提供公共产品、保障公民权益。 三、21世纪中国政府:掌舵而非划桨 “今天我们政府失败的主要之处,不在目的而在手段”[4]。 政府扮演什么样的角色,以何种方式提供服务,是我国各级政府必须思考的关键问题。 1.掌舵与划桨 现代国家的政府,既具有决策与指挥的职责,又具有执行和操作的职责。如果把决策、指挥比作“掌舵”的话,那么具体的服务执行就是“划桨”。掌舵是一种方向性、目标性的引导,而划桨则是实现目标的手段。从另一方面来理解,“掌舵”是政府方针政策等宏观方面的服务,而“划桨”则是具体的服务。 2.掌舵而非划桨 彼得·德鲁克在《不连续的时代》一书中说:“我们面对的不是‘国家的逐渐消亡’。相反,我们需要一个有活力的、强大的和非常活跃的政府。但是我们面临着选择,选择一个庞大的但软弱无力的政府,还是选择把自己局限于决策和指导从而把‘实干’让给他人去做的强有力的政府”。我们需要一个能够以治理而实行治理的政府。这不是一个‘实干’的政府,不是一个‘执行’的政府,这是一个‘治理’的政府”[4](P25)。当代管理者也认为:“任何想要把治理和‘实干’大规模地联系在一起的做法只会严重削弱决策的能力。任何想要决策机构亲自去‘实干’的做法也意味着‘干’蠢事,决策机构并不具有那样的能力,从根本上说那也不是它的事。”[4](P64)政府不是“实干”的机构,而是“决策机构”。因为“政府并不善于划桨”[4](P32),政府的职责只能是“掌舵(决策)”而非“划桨(实干)”。政府的义务是保证服务提供得以实现。 3.满足公众的需要 政府是决策机构,如何掌舵,即提供什么样的服务,并不能由政府自身说了算,而要根据服务对象,尤其是政府服务的直接受益人——公众的要求而确定。 政府使用纳税人的钱,为公众服务,理应“以顾客为中心”,按照公众的要求提供公共服务,满足公众的需要,就是说政府的服务要面向公众,而不是面向权力;政府对公众的利益、需要和要求应具有灵敏的反应能力;政府的一切活动要围绕着公众的切身利益,树立“公众至上”意识,一切以服务对象的满意为标准。 4.把竞争机制注入到提供服务工作中去 政府服务也是一种经济行为,需要进行收益——成本分析,只有其收益高于成本才是合理的。因此政府服务也存在降低成本、提高效益的要求。在政府服务中引入市场机制,把竞争注入到政府服务工作当中将有助于实现政府服务“低成本、高收益”的预期。同时,这也是满足公众需求、提高服务质量、打破政府垄断的有效途径。 政府服务中引入竞争机制,主要考虑三个方面。一是政府内部的竞争。在政府同类部门中政府雇员以及为政府服务的机构,如印刷、会计、采办、通讯数据处理,车队、修理等之间开展竞争,可以解开官僚主义的死结。二是政府与私营部门的竞争。在一些由政府垄断的服务中,如交通、电信、邮政、水电等引入竞争机制,打破政府垄断,给政府形成竞争压力,迫使服务质量的提高。三是私营部门之间的竞争,把一些政府可以撤手不管的服务,诸如清除垃圾、城市环卫、医疗卫生、职业培训等通过招标方式出租或承包给私营部门,实行“有偿服务”,由市场来完成,可减轻政府负担,以便政府更好地“掌舵”。 竞争不能解决一切问题,但至少能使我们的政府服务质量有所改观。 四、效率与效益:政府服务的价值评判 行政效率与效益是行政服务的优秀问题,贯穿于行政服务的各个环节,是全部行政活动追求的目标,也是检查政府工作质量的客观标准,政府服务的好坏都要经过效率与效益这一对价值判断标准的检验。高效率基础上的高效益是良好行政服务追求的目标。 1.效率与效益的可比性 广义的行政效率是质与量的统一,包括质量和数量两个方面的规定性。数量上的规定性,是指行政服务总产出与总投入的比率,即所谓狭义“效率”;质的规定性,是指行政服务的社会和政治价值,看其是否达到了有益于社会,能够为大多数人谋福利的既定价值目标,即“效益”,这是对行政效率的社会性评价。 “效率”(狭义)与“效益”虽同为行政服务的价值评判标准,但二者并非完全一致,或者说,二者之间具有某些可比性。长期以来,人们往往只注意到二者的一致,却忽略了它们的区别。“效率等于效益,效率越高,效益越高”,这话包含了部分真理。在一般情况下,人们从效率中获取相应的效益,二者成正比。但问题还有另一面,如果行政服务活动远离了原定目标,或给社会带来不利影响,其效率越高,结果就越糟。这表明,效率越高,效益也可能越低,甚至成为负值,在一定条件下,两者成反比。只有当两者以最恰当的方式结合起来,并产生最佳值,效率与效益才可兼得。否则,为片面追求效率,而忽视行政目标的正确与否,会给国家、社会和人民的利益带来重大损失。 2.短期与长期的统一性 衡量行政工作的真正效率与效益往往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才能作出恰当的评价。有些行政活动刚开始,效率或者很差,效益很不明显,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条件的日趋成熟,效率会逐步提高,效益也会日益明显,并最终变得极为可观。因此,对效率和效益的追求,不能只看眼前,仅在短期效率和效益上作文章,还要顾及长远利益,更不应为片面追求短期的效率和效益而损害长期的效率和效益。任何放弃长远效率和效益的行政行为,都不可能真正实现行政服务的高效率和高效益。所以,对效率和效益的考察,既要看到眼前,又要防止急功近利。在相当多的行政服务领域,例如环境保护等,更应把眼光放长远些,把长远利益与眼前利益结合起来,实现行政服务的短期与长期效率和效益的统一。 3.以“三个有利于”为标准,以“人民满意”为尺度 效率和效益的统一及二者长期性的统一,都只是政府服务的价值评判原则问题。对于政府来说,终极目的是要实现效率基础上的高效益。究竟什么样的服务才是高效率基础上的高效益,则有一套客观的判断标准和尺度:就是看政府服务是否有利于发展生产力,有利于增强综合国力,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并最终依据“人民是否满意”这个尺度来进行衡量。 我国仍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基本国情决定了“我们的生产力水平很低,远远不能满足人民和国家需要”,落后的生产力和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求之间存在着严重的矛盾。这种现实也就决定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最根本的任务是发展生产力”(邓小平语)。通过生产力的发展,来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切工作是非得失都要根据“三个有利于”标准进行判断。我国的政府是服从和服务于这一根本任务的,其服务质量的优劣,服务效益的高低,最终也要看是否发展了社会主义的生产力,是否增强了综合国力,是否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平。 “三个有利于”是一种实践标准。政府的服务是否达到了这一标准,最终要依据“人民是否满意”这个尺度来衡量。政府服务是否符合人民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是否能让广大人民群众得到真正的好处……都主要看“人民满意不满意”、“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高兴不高兴”。这是对政府高质量、高效率和高效益服务的最具权威性和决定性的价值评判。 中国行政管理论文:中国的社会团体为什么具有行政管理权? 内容提要:社会团体是指由中国公民自愿组成,为实现会员共同意愿,按照其章程开展活动的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体育法》等法律规定社会团体具有一定的行政管理权,与《社会团体管理条例》相冲突。立法机关许可社会团体行使行政管理权,使其成为“二政府”,严重影响了最高行政机关国务院的权威,违背《宪法》。在党的领导下建立违宪审查制度,取缔社会团体的行政管理权,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关键词:社会团体 行政许可 法律冲突 违宪审查 一、社会团体的定义和特征以及行政管理权的产生 《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第2条明确规定社会团体指“由中国公民自愿组成,为实现会员共同意愿,按照其章程开展活动的非营利性社会组织”。社会团体也被称为“行业协会”、“民间组织”和“非营利组织”等,它具有六个基本特征:(1)正规性,即具有正式登记的合法身份;(2)民间性,即在组织机构上与政府分离;(3)非营利性,即不得为其拥有者谋取利益;(4)自治性,即能够控制自己的活动;(5)自愿性,即在其活动和管理中有显著的自愿参与的成分;(6)公益性,即服务于某些公共目的。[注1]世界各国社会团体具有相同的基本特征,没有强制性,但是中国的许多社会团体具有行政管理权,具有强制性,丧失民间性和自愿性。 中国的社会团体为什么具有行政管理权?是因为社会团体取得了授权,一是行政机关授权,二是立法机关授权。社会团体经行政机关授权后,虽然以自己的名义行使行政管理权,但它受行政机关的监督和指导,并受《行政复议法》、《行政处罚法》和《行政诉讼法》等法律的制约,对于由此产生的责任,行政机关有义务承担,行政行为相对人有权通过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程序解决行政纠纷,社会团体的这种行政管理权具有表面性和暂时性的特征,行政机关有权撤销授权,本文对此不进行详论。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许多部门法中对社会团体的职权作出规定,许可社会团体以自己的名义独立行使行政管理权,不受《行政复议法》、《行政处罚法》和《行政诉讼法》的制约,由此产生的责任,行政机关不承担,立法机关也不承担,行政行为相对人不能通过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程序取得司法救济,引起了许多社会新问题。这种行政管理权具有实质性和永久性的特征,行政机关无权干预和撤销,只有立法机关通过修改或者废止法律才能撤销行政管理权,人们把立法机关授予行政管理权的社会团体称为“二政府”,颇值得研究。 二、社会团体具有行政管理权是法律冲突的结果 《体育法》第31条第2款规定“全国单项体育竞赛由该项运动的全国性协会负责管理”,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体育法》将全国性单项体育竞赛管理权全权授予社会团体,剥夺了国家体育总局对全国性单项体育竞赛的管理权,其弊端在足球竞赛中暴露出来。中国足球运动协会依法享有对全国性足球比赛的管理权,掌握着“中超”、“中甲”的管理权和经营权,并且具有处罚权,如果每个俱乐部主场的广告牌有40块,足协摊派下的要有一多半,万宝路、飞利浦等企业用巨额资金冠名,流到各个俱乐部手里的资金只是一小部分,严重影响到各俱乐部的积极性。2004年度有的足球俱乐部以《社会团体管理条例》为“矛”,试图实现会员的共同意愿,摆脱中国足球运动协会的束缚,以罢赛抵制中超,自愿举办联赛,被称为“革命派”;中国足球运动协会以《体育法》为“盾”,主张继续进行中超比赛,对罢赛的俱乐部以处罚相压制,被称为“保守派”。“罢赛风波”久久不能平静,社会舆论哗然。《社会团体管理条例》规定社会团体具有自愿性,《体育法》规定社会团体具有强制性,二者相矛盾,这种现象在法学理论上叫作“法律冲突”,足球界的“罢赛风波”仅是法律冲突的一个结果,不是全部结果。由于中国足球运动协会属于社会团体,当受到处罚的球队和球员不服处罚而对中国足球运动协会提起行政诉讼时,法院必定以中国足球运动协会为社会团体而不是行政机关为由,依据《行政诉讼法》的有关规定,裁定不予受理。中国足球运动协会的行政管理权不是由国家体育总局授权的,而是由全国人大常委会许可的,国家体育总局对此不承担责任,全国人大常委会理应对此承担责任,如果受到处罚的球队和球员起诉国家体育总局,法院受理后必定裁定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如果起诉全国人大常委会,法院必定裁定不予受理。可见,中国足球运动协会行政管理权不受《行政诉讼法》的制约,其处罚决定书的效力高于最高人民法院判决书的效力,——这也是法律冲突的结果。社会团体不是国家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工作人员不属于国家工作人员,根据“罪刑法定原则”,他们不能成为贪污、受贿和挪用公款等刑事责任主体,如果司法机关想追究贪污、受贿和挪用公款等刑事责任,在法律适用方面必然会遇到困惑。比如,2002年发生的“黑哨”龚建平案件中,检察机关起诉书指控龚建平犯有商业受贿罪,辩护律师作无罪辩护,一审法院经延期审理,判决认定龚建平犯受贿罪,处十年有期徒刑,虽然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但法院和理论界对此仍然存在不同见解。中国足球运动协会经立法机关许可取得行政管理权,其工作人员同国家行政工作人员一样,如果他们收受贿赂不构成受贿罪,或者按照商业受贿罪判处较轻的刑罚,就是对这种受贿行为进行怂恿和支持。法院以受贿罪对被告人龚建平定罪量刑,存在合理性一面,但违反了“罪刑法定原则”,也存在违法性一面。从法院判决结果看,法院把中国足球运动协会工作人员(足球裁判员)龚建平视同国家工作人员,说明法院把具有行政管理权的社会团体视同国家行政机关。法院在刑事审判中把社会团体视同国家行政机关,而在行政审判中不把社会团体视同国家行政机关,——这还是法律冲突的结果。如果《体育法》没有许可社会团体具有行政管理权,那么上述各种争执均不会发生。 《律师法》第40条规定律师协会履行七项职责,律师协会取得一定行政管理权。2004年7月深圳60多名律师在联名提出的“罢免会长提案”中指责深圳市律师协会某会长上任一年就将历届律协留下的1200万元会费花光且留下巨额赤字,致使未来的六届律师协会将要用20年时间偿还欠账,每年将承担200万元的债务,花4000万元巨资(包括贷款利息)购买的1680平方米的律协办公楼仅仅为律协14名工作人员使用,拿律师血汗钱装点门面等等,“罢免风波”说明社会团体在履行行政管理职权过程中存在腐败现象。《行政许可法》施行前,司法行政部门每年向律师收取高额年检注册费,《行政许可法》施行后年检注册费被取消,正当律师们欢欣鼓舞时,律师协会的会费标准却让律师们大吃一惊,律师的负担非但没有减轻,反而大大加重了。2005年山东多数地市律师协会每年征收个人会费2000元,团体会费15000元,比北京团体会费10000元多5000元,多数地市律师敢恕而不敢言,乖乖地交纳,青岛律师联合起来了,集体说“不”,掀起大规模的“抗费运动”,在市司法局的行政干预下,一些大的律师事务所出于自身利益的考量,不得不妥协,交纳了会费,6月30日下午青岛市司法局召集没有缴费的律师事务所主任召开紧急会议,有一位副局长宣布:今天晚上12点以前,如果再不缴费的话,取消律师事务所的年检资格。在“最后通牒”的胁迫下,“青岛律师抗费运动”以律师失败而告终。有的律师不堪重负,试图根据社会团体的自愿性特征退出律师协会,但无法退出。《律师法》第39条规定“律师必须加入所在地的地方律师协会。加入地方律师协会的律师,同时是中华全国律师协会的会员”,律师取得律师执业证后,无需申请加入律师协会,自然成为各级律师协会会员,多级会员资格的取得是法定的而不是自愿的,哪一级律师协会也没有向会员颁发会员证。如果律师想退出律师协会,就只有放弃执业。国办律师事务所“脱钩改制”后,我国合作、合伙律师事务所占绝大多数,律师事务所定位不明、管理混乱问题突出,律师协会具有行政管理权是主要原因之一。合作、合伙律师事务所以及外国律师事务所驻华办事处都是利用非国有资产举办的从事非营利性社会服务活动的社会组织,属于“民办非企业单位”。中办、国办《关于加强社会团体和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工作的通知》(中办发[1996]22号)规定对社会团体和民办非企业单位实行“统一归口登记、双重负责、分级管理”的管理体制。国务院于1998年10月《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国务院令第251号)。1999年11月中办、国办又联合发出《关于进一步加强民间组织管理工作的通知》(中办发[1999]34号)。民政部于1999年12月28日《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暂行办法》(民政部第18号令),规定民办非企业单位按照教育、卫生、文化、科技、体育、劳动、民政、社会中介服务、法律服务和其它共十大行业分类进行登记。民政部从2000年初至2001年底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一次大规模地对民办非企业单位的复查登记工作,全国大多数行业民办非企业单位均参加了民政登记,上海市司法局收到上海市民政局关于合作、合伙律师事务所应当进行民政登记的通知后,向司法部提出《关于合作、合伙律师事务所是否进行民政登记的请示》(沪司发请[2000]57号),2000年6月7日司法部作出《关于律师事务所不进行民政登记的批复》(司复[2000]4号)。正是因为司法部贯彻执行《律师法》,作出不进行民政登记的批复,没有贯彻执行国务院《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和“中央统一登记精神”,导致民办律师事务所定位不明,其主体合法性受到质疑。《工伤保险条例》规定企业单位以及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民办非企业单位等五类社会组织可以按照规定参加工伤保险,合作、合伙律师事务所具备民办非企业单位的实质要件,因未进行民政登记而不具备形式要件,成为无照经营单位,无权参加工伤保险,即使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准许参加,也难以得到社会保障。2004年夏天,我在青岛参加山东省劳动仲裁员培训班,后取得劳动仲裁员资格,在培训学习《工伤》时我特地向老师递一纸条,请教一个问题,“已由业务主管单位批准成立但尚未进行民政登记的民办学校、民办律师事务所等民办非企业单位,员工发生工伤后申请工伤认定的,是否认定为工伤?”讲课老师是山东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医保处长,他说:“这个问题非常复杂,暂不受理。”当律师在工作途中或者上下班路上发生交通事故受伤而提出工伤认定申请后,劳动保障行政部门依法根据双方是否存在劳动关系决定是否受理,必以单位没有取得营业执照即用人单位主体不适格为由认定双方之间没有形成劳动关系,从而决定不予受理,不可能作出工伤认定书。农民工受工伤后一般可以通过劳动仲裁程序获得赔偿,而律师受工伤后一般不能通过劳动仲裁程序获得赔偿,可以按照合伙或者雇佣关系处理,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或者按照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非法用工单位伤亡人员一次性赔偿办法》的有关规定处理,这就是民办律师事务所不进行民政登记的“好处”。根据国务院《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和民政部《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暂行办法》之规定,民办非企业单位有个体、合伙和法人三种形式,这种体制具有科学性,而司法部根据《律师法》制定的登记条件远远高于国务院的规定,并且均不具备法人资格,程序上须经省级以上司法行政部门审批,没有科学性可言。2005年11月北京有一位律师在收取当事人千万元巨款后卷款失踪,合伙人面临承担连带责任,家庭财产朝不保夕,如果该律师事务所取得了法人资格,那么合伙人的家庭财产将受到法律保护,此案向律师敲响了警钟,规范登记管理并建立法人制度十分必要,刻不容缓。早在2001年夏天,我曾以律师和法学会员双重身份到日照市民政局民间组织管理局进行调研,有一位科长热情地接待了我。我问:“到底合作、合伙律师事务所应当在哪一个部门进行登记?”科长答:“根据中央统一登记精神和国务院《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民政部门是民办非企业单位的唯一法定登记管理机关,其他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无权登记,合作、合伙律师事务所是典型的民办非企业单位,应当由民政部门登记。”“难道司法行政部门没有登记管理权吗?”我一边争辩,一边把司法部制定的《律师事务所登记管理办法》和《关于律师事务所不进行民政登记的批复》复印件拿出来,让科长看。科长不屑一顾,说:“司法行政部门是民办律师事务所的业务主管单位,但不是登记管理机关,行业管理与登记管理是两码事,你们当律师的人一听就明白,还用问吗?”我的脸红了起来,没有一点儿争辩的勇气,象学生请教老师一样问如何申请登记。科长详细介绍了进行民政登记的条件和程序,与企业进行工商登记相类似,但必须具有有关行政部门作出的审批文件,否则不予登记。科长强调说:“如果民办非企业单位不来民政部门进行登记,它在税收、劳动保障等方面享受不到国家赋予民办非企业单位的优惠待遇,迟早有一天,非来进行登记不可。咱市有的民办律师事务所已经注册登记了,尚未登记的,请赶快前来登记。”我听了这话后感到非常意外,脱口而出:“谁说的?不可能吧!哪一家登记了?”我请求看看登记档案,眼见为实,科长欣然同意,从档案橱中抱出几个档案盒放在我的面前,里面均有由东港区司法局盖公章的审批文件。原来,东港区司法局主管的民办律师事务所和民办法律服务所全部进行了注册登记,均取得“民办非企业单位营业执照”,律师事务所的名称被核准登记为 “(日照)山东××律师事务所”。科长办公桌上还放有一份《民间组织登记联络员表》,排列着市级有关行政部门名称及其联络员姓名、职务和电话等,其中日照市司法局联络员姓名边永生,职务为政策研究室主任。我特地来到市司法局政策研究室,直问边主任:“你是民间组织登记联络员吗?为什么不联络?”边主任认真地答:“市局指派我担任联络员后,我参加了由市政府组织召开的全市有关行政部门联络员会议,开展了一段时间的联络工作,后来省司法厅发来一个不准进行民政登记的文件,我根据市局领导的安排停止了联络工作。”他从文件档案中找出《山东省司法厅关于转发 司法部关于合作、合伙律师事务所不进行民政登记的批复 的通知》(鲁司发通[2000]67号)。我又特地拜访了日照市东港区司法局律师管理科长刘忠贤,问:“全国各地合作、合伙律师事务所不进行民政登记,为什么你们登记了?”“合作、合伙律师事务所同民办学校、民办医院一样,只有经民政部门注册登记后才算依法成立。”刘忠贤科长兴致勃勃地说:“合作、合伙律师事务所属于非营利性组织,收费受物价部门限制,税务部门征收企业所得税是不合理的,我区合作、合伙律师事务所进行民政登记后,仅凭着民办非企业单位营业执照,以非企业为由拒交企业所得税,非常有效,税务机关从此不再来征收了……”在全国各地各级司法行政干部中,象刘忠贤一样贯彻落实党的统一登记政策的人,廖若晨星,——这就是法律冲突的后果。刘忠贤科长后因病去世,但他永远活在律师们的心中。某市有一家合伙律师事务所苦于无照经营,试图进行民政登记,但市司法局没有作出审批文件,市民政局拒不给予登记,无奈之下该律师事务所向市人事局提出登记申请,通过“走后门”取得了《事业法人登记证书》,放在抽屉里而不敢挂在墙上,担心被司法局发现并给予处罚。司法部根据《律师法》实行“两结合”管理体制,即行政部门与社会团体共同行使管理权,司法行政部门对不应当管的登记管理工作拒不交给民政或者人事部门,抓而不放;对应当管的业务管理工作交给律师协会,放而不抓,国办和民办律师事务所的登记管理机关和业务管理机关均错位,完全违背党的统一登记政策和国务院行政法规,司法部规定民办律师事务所不进行民政登记,就象规定律师结婚不进行民政登记一样,十分荒唐。《律师法》第19条规定律师事务所经省级以上司法行政部门审批后设立,没有明文许可司法行政部门进行登记管理,司法部规定国办所不进行人事登记、合作、合伙所不进行民政登记,属于对法律作扩大意义解释,被全国人大常委会默认。“两结合”管理体制具有“三违一符”特点,即它违背党的统一登记政策,违背国务院的行政法规,违背科学,“符合”《律师法》。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提出“规范和拓展法律服务业”,2004年司法部开展了大规模的律师集中教育整顿活动,加强律师队伍建设,但《律师法》没有修改,“两结合”管理体制没有改变。2005年我给司法部长致信,对“两结合”律师管理体制提出质疑,呼吁贯彻“中央统一登记精神”,全面改革律师管理体制,并赠送了一幅对联,“千规范万规范无照经营不规范,旧拓展新拓展自己登记丢拓展”,横批“法律冲突”。在《律师法》与党的统一登记政策、国务院的行政法规相冲突的情况下,我认为司法部应当贯彻执行党的统一登记政策和国务院行政法规,允许民办律师事务所具有个体、合伙和法人三种组织形式,由各级司法行政部门进行业务管理,并由同级民政部门进行登记管理,只有这样才能实现规范和拓展,这种管理体制可称为“两分离”管理体制,即登记管理与业务管理相分离,律师协会没有任何行政管理权,社会团体自律性管理不能与行政管理相提并论。 目前,我国社会团体除在体育、律师行业具有行政管理权外,在会计、金融、保险和证券等众多行业中也具有行政管理权,都是部门法与行政法规相冲突的结果。 三、法律冲突是法学理论和法律制度落后的结果 进入20世纪,西方法治社会中政府行政职能和行政权开始大扩张、大膨胀,西方学者称为“行政国”现象。[注2]新中国成立后,我国长期实行计划经济,西方国家把中国称为“行政国”。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逐步向市场经济过渡,有的学者主张实现“小政府、大社会”改革目标,借鉴国外先进经验,把政府管的事情交给社会团体管,社会团体的职权呈现膨胀趋势,这种思潮不符合法人制度理论。法人制度理论要求各类法人各负其责,行政机关具有行政管理权,社会团体没有行政管理权,均不应当从事经营活动。《德国民法典》首次以法律形式规定了系统、完整的法人制度,至今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我国从1986年《民法通则》施行开始建立法人制度,仅20年。我国法学理论界主流学者主张法人共分为机关法人、企业法人、事业法人和社会团体法人等四类,这一理论没有全面反映我国现行法人制度,不能正确指导立法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草案)》没有把民办非企业法人与其他法人并列作出规定,说明法人制度理论研究工作滞后。“与民事主体问题相关联的还有法人分类,民法通则将法人分为企业法人,机关、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法人,现在社会中介组织越来越多,民办、合资办学校、医院等日益增加,很难归入民法通则划分的四类法人。有关民事主体以及法人分类,如何规定为好,需要进一步研究。”[注3]2001年我在中法网发表《论民办律师事务所的发展方向》一文,根据《民法通则》和《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首次提出“法人五分法”法人制度理论,即我国法人共分为机关法人、企业法人、事业法人、社会团体法人和民办非企业法人等五类。2003年4月国务院《工伤保险条例》规定五类社会组织应当参加工伤保险,符合“法人五分法”法人制度理论,同时说明“法人五分法”法人制度理论是对我国法人制度的正确反映。2004年10月我在法律图书馆网站发表《论中国法人制度新理论及其对市场经济法制建设的影响》一文,改称为“法人五类说”。如果“法人五类说”法人制度理论在法学理论界得到认同,用于指导立法工作,那么全国人大常委会将废止或者修改一批法律,撤销社会团体的行政管理权,法律与行政法规、宪法相冲突的问题就能够得到解决,未来的民法典能够对各类法人进行全面调整。2002年12月28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有关刑法第九章渎职罪主体适用问题的解释,将渎职罪的主体定义为“在依照法律、法规规定行使国家行政管理职权的组织中从事公务的人员,或者在受国家机关委托代表国家机关行使职权的组织中从事公务的人员,或者虽未列入国家机关人员编制,但在国家机关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具有行政管理权的社会团体的工作人员被纳入其中。有的学者认为,社会团体具有处罚权而不受《行政诉讼法》的制约,成为立法空白,呼吁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立法解释,将其纳入《行政诉讼法》调整的范畴。我认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将社会团体行政管理权纳入《刑法》和《行政诉讼法》调整的范畴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同时默认了社会团体的“二政府”地位,其消极作用更大,社会团体行政管理工作是否应当接受全国人大代表和人民群众的监督?“二政府”是否也应当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作工作报告?由谁作报告?只有取消社会团体的行政管理权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如果任由社会团体继续行使行政管理权,民众反抗“二政府”统治的“风波”、“革命”和“运动”将不断涌现,“小政府、大社会”的理想必将变成“两政府、乱社会”的现实。 法律具有稳定性,行政法规具有灵活性,二者之间难免发生冲突。当法律与行政法规相冲突时,部委应当贯彻执行法律还是行政法规呢?许多学者认为,法律的效力高于行政法规,根据《立法法》的有关规定,部委应当贯彻执行法律,不应当贯彻执行行政法规。我认为,部委应当以《宪法》为依据并以党的政策为指导进行选择,违背宪法和党的新政策的法律是“恶法”,必定与国务院依据《宪法》和党的新政策制定的行政法规相冲突,部委应当贯彻执行行政法规而不应当贯彻执行“恶法”,只有这样才能与党中央、国务院保持高度一致,才能促进法律修改,如果部委一味地贯彻执行法律而不贯彻行政法规,就会出现部委依法规避国务院行政法规和党的政策的结果,部委可以找出贯彻执行法律的借口掩盖其没有与党中央、国务院保持高度一致的事实,把法律视为“瓶颈”,把管理不善的责任推给全国人大常委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基本法律均经众多专家学者多年论证,具有较高的立法水准,而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大多数法律是由部委起草的,不乏社会团体参与并争分行政管理权,立法质量普遍较差,许多法律与行政法规、宪法和党的政策相冲突,立法过程和社会效果呈现出“关门立法法律冲突恶法乱国”的特点。例如:《道路交通安全法》出台后,人们在理解和适用方面存在诸多分歧,遭受众多学者批评。又如,《民办教育促进法》第9条规定“民办学校应当具备法人条件”,即不允许成立不具备法人条件的个体和合伙学校,将国务院确立的个体、合伙和法人等三种组织形式封堵两种,显然不利于民办教育的发展,尤其不利于民办学前教育的发展,名为“促进法”,实为“限制法”。再如,我国《宪法》规定国务院为国家最高行政机关,国务院依法享有最高行政许可权,而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行政许可法》规定自己享有比国务院更高的行政许可权,显然违背《宪法》,等等。2005年国庆节放假期间,我向全国人大常委会和中共中央政法委员会分别寄交《关于体育法等六部法律违背宪法的审查申请书》,为防止当地邮政局当作上访信件暗扣,特地从日照市跑到江苏省赣榆县邮政局,在得到邮递员保证投递的承诺后用挂号信寄发,至今没有回音。当法律违背宪法时,应当通过什么程序解决呢?从西方国家的经验看,违宪审查制度(或称司法审查制度)是宪政得以成立的一项关键性制度,是判断一个国家有无宪政的重要标志。如在美国,联邦宪法的起草者就认为,司法审查乃是一部宪法中必要的且不证自明的部分。而在美国宪政实践中,司法审查已经成为“宪法拱门上的拱顶石”,是“宪法机器中绝对必要的部件,抽掉这个特制的螺栓,这部机器就化为碎片”。现代宪政国家必须确立宪法的至上权威并建立违宪审查制度来予以保障。我国现行宪法在序言的最后一段宣布: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但遗憾的是,我们并没有依据这一规定建立起违宪审查制度。其结果,违宪现象大量存在得不到纠正,长此以往,宪法作为法律规范效力尽失,权威扫地,根本大法,根本无用。[注4]正是因为我国没有建立违宪审查制度,导致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许多法律违背宪法而得不到及时修改,成为“恶法”,社会团体具有行政管理权,成为“二政府”,全国人大常委会行使行政许可权,成为“二政府总部”,社会团体依据法律独立行使行政管理权而不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作工作报告,国务院的政府工作报告没有囊括社会团体的行政管理工作,民众从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中不能获取全面的行政工作信息。 四、建议和悬赏 两军相冲突是战争,两法相冲突是没有硝烟的战争。我国许多法律与行政法规、宪法相冲突,导致许多社会团体具有行政管理权,被贬称为“二政府”,严重影响了最高行政机关国务院的权威,有损于共产党的执政形象,不利于构建和谐社会,特建议中共中央恢复成立“中央法律委员会”,并列于中央军事委员会,象重视维护领土完整、反对“两国论”、加强军队建设一样,重视维护宪法尊严,建立健全违宪审查制度,取缔“二政府”,确保行政法规、宪法和党的政策不受“恶法”所冲突,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为了解决法律冲突问题,取消社会团体的行政管理权,我甘愿奉献自己的全部积蓄,特悬赏: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不分年龄、姓别、民族、党派和职业,无论谁取消了中国社会团体的行政管理权,我自愿立即支付赏金二十万元。 中国行政管理论文:当代中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探讨 摘 要:行政管理是指国家机关运用行政权利来实现国家职能与利益的执行和指挥,是国家赋予行政机构及其工作人员的职权,使其在职权范围内行使国家权力,保证法律和行政法规的贯彻和执行。其主要实现形式是通过行政行为。行政管理体制是国家政治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包括政府机构的设置、政府职权的划分和政府机关的形式等。本文首先介绍当代中国行政管理体制的概况,分析其存在的问题和改革的必要性,最后提出几点建议和看法。 关键词:行政管理 体制改革 服务型 政府机构 一、当代中国行政管理体制的概况 到目前为止,我国已经进行了四次政府机构的改革,不仅有力地促进了政府机关本身的精简,还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转变了政府职能,特别是转变了政府经济管理职能。我国幅员辽阔,民族众多,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背景、内在动因都有所不同,使其呈现出了极其鲜明的个性,表现在:⑴变革的深刻性。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是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进行的革命性变革,对政府职能的简化、政府组织结构的调整、政府行为方式的改革乃至政府工作人员观念的冲击都是史无前例的;⑵改革与发展相互依存度高;⑶内外部制约因素的相互交织。 二、当代中国行政管理体制中存在的问题及其改革的必要性 行政管理体制要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民主政治、科学文化、和谐社会发展的要求,并且其改革需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为基点,以重塑政府形象和增强政府公信力为推动力,全面履行行政职责,提高政府的行政意识和能力。 中国行政管理体制中存在的问题有: 1、传统的行政管理体制己经适应不了飞速发展的国民经济了,甚至成为其阻力和障碍。上层建筑决定经济基础,所以建立一个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行政管理体制成为了当务之急。 2、中国的行政管理机构庞大,人员臃肿,政企不分,官僚主义严重,影响力改革的深入和经济的发展,也影响党和群众的关系,这个问题亟待解决。 3、政府部门职能交叉、权责脱节、机构重叠、办事效率低、考核体系不健全。 4、国民收入分配不合理和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滞后,影响了党的群众基础。 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能够消除经济社会中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是提高对外开放水平的关键环节。内因是事物发展变化的根本原因,社会经济和谐的发展与中国行政管理体制的矛盾使得中国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是势在必行啦。同时加上外因的作用,即世界经济的发展进步、世界环境的变化和wto的基本原则也是促进其改革的原因。 三、针对行政管理体制的问题提出几点改革建议和看法 通过行政管理体制的改革,使政府职能更明确,政府机构设置更科学,政府权力划分更细化,政府行为准则更规范,政府运行成本更合理,政府行政能力提高,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职能明晰的、管理科学的、廉洁高效的、依法运行的公共服务型政府。 1、遵循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原则 我国所处经济和社会转型的特殊发展阶段,并且对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特定的要求,根据这一实际来决定“放松政府管制”和引入市场机制的幅度、力度和方式,力求稳中求进,同时加强对市场经济秩序的监管。 2、建立和健全政府行政机制和民主科学决策机制 对于关系到全局的重大决策要进行科学的规划;对于涉及群众利益的决策,要进行专家论证、咨询以及社会公示,由社会组织、公民自主决策;要推行政务公开,建立透明的政务服务体系;要进一步推进行政立法进程,完善行政法律机制;要着力完善群众诉求和利益维护保障机制。 3、调整和精简行政组织,完善行政组织管理体系,明确各部门的职能 按职能设置综合管理机构,建立公共行政体制。在改革中要坚持两个原则:一是转变政府职能,二是优化政府结构,将政府的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合理、科学、明确地配置到政府部门。 4、健全、完善公共服务机制 把建设服务型政府作为战略目标和任务,把以人为本作为建设服务型政府的出发点和归宿,健全、完善公共服务机制。服务型政府意味着政治模式的根本转变,即从以统治人民为优秀的政治模式转向以服务人民为优秀的政治模式。推动中国政治体制改革能够促进中国政治、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因此,服务型政府的建设应当落到实处。 5、落实基层工作,注重并切实加强社会管理 强化基层基础工作,关注基层民众,注重社会综合治理,促进社会公平和正义,维护社会秩序和稳定。特别是要加快建立健全各种突发事件的应急机制,提高政府保障公共安全和处置突发事件的能力。 6、提升政府管理经济的能力 要提升政府管理经济的能力,由原来用行政手段管理经济的方式向用经济、法律手段调控经济的方式转变。规范市场准入和退出、强化市场监管、加快建设社会信用体系,创造良好的市场发展环境,为国家行政管理体系的改革奠定坚实的基础。 四、总结 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不仅是一项系统工程,而且还是一个持续不断的过程。在党的十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了到2020年建立起比较完善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管理体制的总体目标。我们坚信:行政体制的改革发展、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发展进步将会和谐共生、共同进步,为未来的中国行政管理体制描绘一幅光辉绚烂的蓝图。 中国行政管理论文:当代中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探讨 摘 要:行政管理是指国家机关运用行政权利来实现国家职能与利益的执行和指挥,是国家赋予行政机构及其工作人员的职权,使其在职权范围内行使国家权力,保证法律和行政法规的贯彻和执行。其主要实现形式是通过行政行为。行政管理体制是国家政治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包括政府机构的设置、政府职权的划分和政府机关的形式等。本文首先介绍当代中国行政管理体制的概况,分析其存在的问题和改革的必要性,最后提出几点建议和看法。 关键词:行政管理 体制改革 服务型 政府机构 一、当代中国行政管理体制的概况 到目前为止,我国已经进行了四次政府机构的改革,不仅有力地促进了政府机关本身的精简,还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转变了政府职能,特别是转变了政府经济管理职能。我国幅员辽阔,民族众多,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背景、内在动因都有所不同,使其呈现出了极其鲜明的个性,表现在:⑴变革的深刻性。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是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进行的革命性变革,对政府职能的简化、政府组织结构的调整、政府行为方式的改革乃至政府工作人员观念的冲击都是史无前例的;⑵改革与发展相互依存度高;⑶内外部制约因素的相互交织。 二、当代中国行政管理体制中存在的问题及其改革的必要性 行政管理体制要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民主政治、科学文化、和谐社会发展的要求,并且其改革需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为基点,以重塑政府形象和增强政府公信力为推动力,全面履行行政职责,提高政府的行政意识和能力。 中国行政管理体制中存在的问题有: 1、传统的行政管理体制己经适应不了飞速发展的国民经济了,甚至成为其阻力和障碍。上层建筑决定经济基础,所以建立一个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行政管理体制成为了当务之急。 2、中国的行政管理机构庞大,人员臃肿,政企不分,官僚主义严重,影响力改革的深入和经济的发展,也影响党和群众的关系,这个问题亟待解决。 3、政府部门职能交叉、权责脱节、机构重叠、办事效率低、考核体系不健全。 4、国民收入分配不合理和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滞后,影响了党的群众基础。 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能够消除经济社会中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是提高对外开放水平的关键环节。内因是事物发展变化的根本原因,社会经济和谐的发展与中国行政管理体制的矛盾使得中国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是势在必行啦。同时加上外因的作用,即世界经济的发展进步、世界环境的变化和wto的基本原则也是促进其改革的原因。 三、针对行政管理体制的问题提出几点改革建议和看法 通过行政管理体制的改革,使政府职能更明确,政府机构设置更科学,政府权力划分更细化,政府行为准则更规范,政府运行成本更合理,政府行政能力提高,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职能明晰的、管理科学的、廉洁高效的、依法运行的公共服务型政府。 1、遵循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原则 我国所处经济和社会转型的特殊发展阶段,并且对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特定的要求,根据这一实际来决定“放松政府管制”和引入市场机制的幅度、力度和方式,力求稳中求进,同时加强对市场经济秩序的监管。 2、建立和健全政府行政机制和民主科学决策机制 对于关系到全局的重大决策要进行科学的规划;对于涉及群众利益的决策,要进行专家论证、咨询以及社会公示,由社会组织、公民自主决策;要推行政务公开,建立透明的政务服务体系;要进一步推进行政立法进程,完善行政法律机制;要着力完善群众诉求和利益维护保障机制。 3、调整和精简行政组织,完善行政组织管理体系,明确各部门的职能 按职能设置综合管理机构,建立公共行政体制。在改革中要坚持两个原则:一是转变政府职能,二是优化政府结构,将政府的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合理、科学、明确地配置到政府部门。 4、健全、完善公共服务机制 把建设服务型政府作为战略目标和任务,把以人为本作为建设服务型政府的出发点和归宿,健全、完善公共服务机制。服务型政府意味着政治模式的根本转变,即从以统治人民为优秀的政治模式转向以服务人民为优秀的政治模式。推动中国政治体制改革能够促进中国政治、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因此,服务型政府的建设应当落到实处。 5、落实基层工作,注重并切实加强社会管理 强化基层基础工作,关注基层民众,注重社会综合治理,促进社会公平和正义,维护社会秩序和稳定。特别是要加快建立健全各种突发事件的应急机制,提高政府保障公共安全和处置突发事件的能力。 6、提升政府管理经济的能力 要提升政府管理经济的能力,由原来用行政手段管理经济的方式向用经济、法律手段调控经济的方式转变。规范市场准入和退出、强化市场监管、加快建设社会信用体系,创造良好的市场发展环境,为国家行政管理体系的改革奠定坚实的基础。 四、总结 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不仅是一项系统工程,而且还是一个持续不断的过程。在党的十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了到2020年建立起比较完善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管理体制的总体目标。我们坚信:行政体制的改革发展、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发展进步将会和谐共生、共同进步,为未来的中国行政管理体制描绘一幅光辉绚烂的蓝图。 中国行政管理论文:十年来中国行政管理学的发展成就和特点—访中国行政管理学会执行副会长高小平 党的十六大以来,我国的行政管理学研究得到快速发展,为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和创新提供了智力支持,促进了学术繁荣。在这个过程中,中国行政管理学会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为此,本报记者就行政管理学的发展成就和特点与高小平展开对话。 从单维度转向多维度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报》:请您谈谈十六大以来行政管理学研究取得了哪些成就。 高小平:概括地说,行政管理学研究在三个方面取得了积极进展:一是基础理论的创新,加强了对公共管理、公共政策、公共服务理论的研究,为建立中国特色的公共管理学、完善行政管理学做出了有益的探索。二是政府管理实践问题的研究,加大了行政改革、应急管理、社会管理和政府服务等方面的研究力度,为推进政府改革、提高行政能力、实现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作出了贡献。三是行政管理技术与方法的创新,更加重视实证研究、案例研究、比较研究等方法,为政府引入绩效管理、目标管理、质量管理、人力资源管理、网络管理的方法提供了理论与技术咨询服务。 《中国社会科学报》:十年来,行政管理学的成就是在什么样的背景下取得的?有哪些鲜明的特点? 高小平: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行政管理体制的调整、发展历程,可以从改革和创新两个维度来分析,并划分为两大阶段。从1978年到2002年,是以改革为引领、创新蕴涵其中的时期,重点放在改革计划经济下形成的传统行政管理体制、职能和组织结构;2002年之后,进入到改革和创新并重、创新引领的时期,重点是按照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和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承诺,转变职能,创新行政流程、工作方式和运行机制。近十年正处于第二个阶段的开始期,或者说是两个阶段的转换期。我们分析行政管理学研究取得的成果不能离开这个背景。 通过回顾可以发现,十年来我国行政管理学从研究改革为主向改革与创新并举发展,从研究实践为主向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发展,从通过个别问题的拓延性研究为主向系统化研究指导下的对策研究为主发展。行政管理学研究从以往的单维度研究(适应经济发展的要求)转向多维度、全景式、精细化研究,在政治建设、经济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五大体系相协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语境中建立行政管理研究的新坐标。 借鉴国际成果 打造中国特色 《中国社会科学报》:在行政管理学发展进程中,国际学术流派和中国传统行政管理思想产生过重要影响? 高小平:对。人类关于管理和治理的研究是一个开放的领域,其知识体系呈现交叉性、辐射性和融合性。我国行政管理学研究不断深入,得益于学科的分化整合过程与国际化“生态”的有机结合。行政管理学是综合性学科,科际整合特征比较明显,研究行政管理学必须研究行政生态,即行政的经济生态、政治生态、社会生态以及学科生态,才能获得“生态动力”。 中国行政管理学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也得益于借鉴国际上的研究成果。国内多家学术研究机构和学者翻译了一大批国外行政管理学领域的经典著作、教材,向国内学术界和实务界介绍西方行政管理学理论和实践的最新发展动态,举办或参加国际性的学术研讨会。从2005年至今,由中国行政管理学会发起,电子科技大学与国际知名学术机构共同主办的公共管理国际会议连续举办了五届。 与此同时,我国学者注重行政管理学的中国化,打造中国特色的行政管理学,其在学科和理论上的影响力已超越了行政管理学自身的范围,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为了把行政管理学科的基础打造得更加牢固,我国行政管理学研究者不断加强对行政管理基础理论和深层次问题的研究,展开了行政哲学、行政方法论、公共性思想、行政战略、行政伦理等内容的思考,十分关注中国传统行政管理思想对现代化的意义。2003年4月,中国行政管理学会与南京财经大学联合召开“全国行政哲学研讨会”, 此后每年或两年召开一次行政哲学研讨会,聚集了国内行政哲学研究的力量,涌现了一批有较高质量的论文,深化了对行政哲学本身及相关问题的研究。这对于运用传统行政管理思想去研究和解决全球化背景下行政理论和实践中存在的问题,探索行政活动的本质和规律,建立学术理性规范,具有重要意义。 积极为政府管理改革建言献策 《中国社会科学报》:行政管理学是一门应用性学科,请您谈谈这十年来行政管理学研究是如何为政府改进行政管理发挥作用的。 高小平:政府在制定改革方案、实施改革进程中主动听取行政管理学界的意见和建议,行政管理学专家学者积极建言献策,现在已经成为决策科学化、民主化的重要内容。 行政管理学界对经济改革、政治改革、行政改革中热点、重点和难点问题特别是涉及全局性、战略性、前瞻性的重大课题进行研究,贴近实际,整合资源,不断深化对当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和政府管理规律的认识,力求作出科学的理论回答,提炼出具有针对性、实用性的观点,为党和政府的决策服务。 中国行政管理论文:试论需求层次理论在中国行政管理中的应用 摘要:激励是人力资源管理的优秀问题,它对于充分调动组织成员工作的积极性、创造性,吸引和留住人才以及提高个人和组织绩效都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在中国政府行政管理中运用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结合行政管理的具体特点,完善公务员绩效考核和有效激励体系,是提高公务员工作的积极性、创造性,提高行政效率的科学选择。 关键词:需求层次理论;行政管理;激励;绩效 一、中国行政管理中的激励问题 1.约束不对称、重监督而轻激励 加强监督,对公职人员无疑是一种有效的、必要的约束。但监督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并通常具有滞后性和对公务员激励的被动性,激励成效有限。因此,除了加强监督以外,还应该强化内在激励机制,从积极方面引导广大公职人员敬业务实,拒腐防贪,从源头上减少公务员的失职行为,并进一步提高行政效率。 2.考核激励的作用难以得到体现 考核激励的作用机制主要通过将考核结果与公务员的奖惩、职务升降、级别和工资的调整等挂起钩来,促使公务员积极工作,尽职尽责。而公务员考核是一项十分复杂的工作,稍不注意就易产生考核误差,影响对公务员德才表现的准确评定,影响考核对激励功能的发挥。我国目前对公务员只进行定性考核,如某乡镇机关2007年年终考核,有48名公务员参加考核,除了4名公务员为优秀外,其余44名公务员均为合格,“不合格”一档形同虚设。这种考核无疑有失全面和客观公正,甚至没有体现出考核的意义。 3.干部选拔机制中缺少激励 中国的干部选拔机制中公平、竞争、择优原则体现不够,科学的具体的操作规范也不够健全,干部选拔过程中缺少激励,缺乏活力,必然导致利益分配激励功能减弱。由于工资基本固定,收入与努力无关,与组织目标完成情况无关,其结果是玩忽职守、无所作为、消极怠工等“搭便车”现象反复出现。这从根本上说,不是某个人的过失和责任,而是在组织制度中缺乏竞争激励机制所必然导致的结果。 二、需要层次理论及其在行政管理中的作用 1.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 美国行为科学家亚伯拉罕·马斯洛(a. h. maslow)于1943年出版的《动机激发论》中提出了“需要层次理论”。马斯洛认为,人的价值体系中存在着两类不同的需要,一类是沿着生物谱系上升方向逐渐变弱的本能或冲动,称为生理需要,另一类是随生物进化而逐渐显现的潜能或需要,称为高级需要。据此,马斯洛把人类的需要按其重要性和产生次序分为五个层次,即生理需要、安全需要、归属与爱的需要、尊重需要以及自我实现的需要[1] 。 行为学家们依据马斯洛的需要层次说,将需要的层次、激励的因素以管理的策略对应成表,为管理的实践提供指南[1]:(1)生理需要方面的激励因素为工资和奖金、福利、工作环境,管理策略可表现为完善的工资和奖金制度、贷款制度、医疗保健制度、工作时间(休息),创造健康工作环境,住宅和福利设施。(2)安全需要方面的激励因素为职位保障,意外事故防止,管理策略为安全生产生活条件、危险工种的营养福利制度、合理的用工制度、离退休养老金制度、健康和意外保险制度、失业金制度等。(3)隶属与爱的需要方面的激励因素为良好人际关系、组织的认同,其管理策略为和谐工作小组和良好人际关系、协商和对话制度、互助金制度、工会及其他团体活动、娱乐制度、教育训练制度。(4)尊重需要方面的激励因素为名誉、地位、权力与责任、被人尊重与自尊、与他人工资奖金之比较,管理策略为人事考核制度、工作职称晋升制度、选拔择优的进修制度、委员会参与制度与提合理化建设制度。(5)自我实现的需要方面的激励因素有能发挥自己特长的组织环境、承担有挑战性的工作,管理策略为决策参与制度、建立攻关小组、提倡创造性工作、发动职工研究发展规划、交给职工挑战性工作和破格晋升制度。 2.基于需求层次理论的薪酬制度和灵活的福利机制 薪酬在人力资源管理激励中是最重要的因素之一。薪酬因素在经济社会中的作用已经超出了物质激励的范围,成为兼具物质和精神双重激励的重要因素。美国管理学家孔茨曾指出:“金钱对那些抚养一个家庭的人来说要比那些已经功成名就、在金钱的需要方面已不再是那么迫切的人,就重要得多。”[2] 在中国公共部门传统的人事管理中,公职人员的薪酬一直实行等级工资制,一般工资水平是社会平均工资;西方一些发达国家实行高薪金的公务员制度,一位高级行政官员的年俸可以与首相相比。鉴于中国的国情,目前不可能实行高薪金公务员制,但近年来公务员待遇的提高体现了决策者们对薪酬因素的重视。目前,中国公务员薪酬提高的趋势使得公共部门在与企业及其他行业争夺人才的竞争中增加了优势。但是,要使金钱成为一种真正有效的激励因素,必须保证“在各种职位上的人们,即使级别相当,但给予他们的薪酬也必须能反映出他们个人的工作业绩”。也就是说,薪酬应当与绩效挂钩,才能真正起到激励的作用。目前,在西方一些国家,以往刻板的工资报酬制度正逐渐被以工作成绩来确定工资级别的制度所取代。以工作成绩来确定工资级别的制度是基于这样的论点,即“公务人员的工资收入应该符合经济市场的工资水平,并且不论公务人员之间可能存在何种差异,他们工资报酬的多少应该取决于其工作成绩的好坏,工作成绩越好,所得到的报酬就应该越多。这一论点意味着传统的、强调统一的公务员制度应该被取代。尽管公务员无疑也会受到经济利益的诱惑,但在以前,公务员作为一个整体有着强烈的服务意识,并将为公众服务作为他们努力的目标。然而,金钱奖赏正逐渐取代这些无形的、但却是真实的价值观和激励因素而成为招聘人员和提高其积极性的主要手段。”[3] 3.权力激励——公务员自我实现的需要 国家公共部门的公职人员掌握着人民赋予的公共权力,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对社会公共资源进行管理和尽可能合理地配置,以实现公共资源的效益最大化。在公共部门这个庞大的机器不停地运转,源源不断地生产出公共服务产品的过程中,权力始终都在对支配和使用公共资源的公职人员起着不容忽视的激励作用。 公职人员处于何种行政职位,就拥有相应的行政权限,职位越高,所享有的权力就越大。公职人员在行使权力,满足对物和人的支配欲望的同时,也在某种程度上达到了马斯洛需要层次理论中的最高层级——自我实现的需要,使自己越来越成为受人瞩目和举足轻重的人物。因此,建立并完善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中的权力激励体制,不仅是可行的,而且是必要的。权力对于各级公务员的激励作用集中体现在,为了能够支配更多的人力和物力资源,必须在法律和制度规定的范围内勤奋工作,取得显著的成绩,得以受到提拔,从而能够行使更高职位上更大范围的权限。 在建立权力激励体制过程中,必须在广大公职人员特别是领导干部中树立起正确的权力观,避免出现“为了掌权而掌权”的不良倾向。要明确公共权力是人们赋予的,是用来更好地合理配置社会资源,为社会提供更多更好的公共服务产品。合理的运用权力激励,不仅能够激发公职人员的工作热情,进一步提高公共部门的行政效率,而且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减少权力腐化和腐败现象的产生。 三、丰富激励手段,完善公务员激励机制 1.拓宽激励渠道,注重加薪、休假等激励方式 有时将公务员晋升到一个其无法很好发挥才能的岗位,不仅不是奖励,反而使公务员无法很好发挥才能。在晋升中,并不一定是业绩最好的人得到晋升就是公平。业绩优秀者应该得到奖励与表彰,但是否晋升到高一级的职位则更主要地取决于他们的工作能力与个性特点。这一点应在晋升标准与要求中明确说明,并在晋升人选决定之后加以解释。对未能晋升的优秀公务员应有足够的表彰与补偿,以体现他们应有的地位与价值。激励渠道多样化有利于公务员合理地自我定位,从而可以不必将职务晋升作为自己的唯一目标,找一个自己能游刃有余的岗位好好发挥自己的专长。 2.在工作设计方面,尽量丰富工作内容 可以根据工作性质、内容,采取工作轮换、工作丰富化等工作设计方法,尽量丰富工作内容。对公务员工作内容的改善及对其工作行为的认同和奖励,可以使公务员对自己的工作产生满足感、成就感,从而促使工作不断创新。如因人而异地安排工作,由于每个公务员个性特征、兴趣爱好、职业生涯规划不同,对岗位的要求也不尽一致,因而须建立岗位流动机制,使公务员能感到工作的乐趣。 3.打造和谐有序的行政组织文化 良好的行政文化凝聚了公务员行政智慧和行政实践经验。行政文化诸要素对于激励机制的制定、激励手段的确定、激励机制的实施和激励结果的兑现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4]。健全激励机制的建立和作用的发挥以良好的行政文化为基础,促进行政文化的建设,要鼓励公务员树立社会公共利益至上的意识,成为协调政府与民众关系的主体,促进公务员对政府工作的主动参与,有效维护国家和集体的利益。如果能做到公务员都相信:职位只是分工,薪酬体现贡献,那公务员就不会去追求层级的发展,而转向关注工作的内容,这样才会提高效率。随着公务员整体素质的提高,群众之间、干群之间沟通会更容易,健康和谐的人际关系氛围会为和谐公务员队伍建设提供有力的保障。 中国行政管理论文:十年来中国行政管理学的发展成就和特点——访中国行政管理学会执行副会长高小平 党的十六大以来,我国的行政管理学研究得到快速发展,为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和创新提供了智力支持,促进了学术繁荣。在这个过程中,中国行政管理学会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为此,本报记者就行政管理学的发展成就和特点与高小平展开对话。 从单维度转向多维度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报》:请您谈谈十六大以来行政管理学研究取得了哪些成就。 高小平:概括地说,行政管理学研究在三个方面取得了积极进展:一是基础理论的创新,加强了对公共管理、公共政策、公共服务理论的研究,为建立中国特色的公共管理学、完善行政管理学做出了有益的探索。二是政府管理实践问题的研究,加大了行政改革、应急管理、社会管理和政府服务等方面的研究力度,为推进政府改革、提高行政能力、实现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作出了贡献。三是行政管理技术与方法的创新,更加重视实证研究、案例研究、比较研究等方法,为政府引入绩效管理、目标管理、质量管理、人力资源管理、网络管理的方法提供了理论与技术咨询服务。 《中国社会科学报》:十年来,行政管理学的成就是在什么样的背景下取得的?有哪些鲜明的特点? 高小平: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行政管理体制的调整、发展历程,可以从改革和创新两个维度来分析,并划分为两大阶段。从1978年到2002年,是以改革为引领、创新蕴涵其中的时期,重点放在改革计划经济下形成的传统行政管理体制、职能和组织结构;2002年之后,进入到改革和创新并重、创新引领的时期,重点是按照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和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承诺,转变职能,创新行政流程、工作方式和运行机制。近十年正处于第二个阶段的开始期,或者说是两个阶段的转换期。我们分析行政管理学研究取得的成果不能离开这个背景。 通过回顾可以发现,十年来我国行政管理学从研究改革为主向改革与创新并举发展,从研究实践为主向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发展,从通过个别问题的拓延性研究为主向系统化研究指导下的对策研究为主发展。行政管理学研究从以往的单维度研究(适应经济发展的要求)转向多维度、全景式、精细化研究,在政治建设、经济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五大体系相协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语境中建立行政管理研究的新坐标。 借鉴国际成果 打造中国特色 《中国社会科学报》:在行政管理学发展进程中,国际学术流派和中国传统行政管理思想产生过重要影响? 高小平:对。人类关于管理和治理的研究是一个开放的领域,其知识体系呈现交叉性、辐射性和融合性。我国行政管理学研究不断深入,得益于学科的分化整合过程与国际化“生态”的有机结合。行政管理学是综合性学科,科际整合特征比较明显,研究行政管理学必须研究行政生态,即行政的经济生态、政治生态、社会生态以及学科生态,才能获得“生态动力”。 中国行政管理学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也得益于借鉴国际上的研究成果。国内多家学术研究机构和学者翻译了一大批国外行政管理学领域的经典著作、教材,向国内学术界和实务界介绍西方行政管理学理论和实践的最新发展动态,举办或参加国际性的学术研讨会。从2005年至今,由中国行政管理学会发起,电子科技大学与国际知名学术机构共同主办的公共管理国际会议连续举办了五届。 与此同时,我国学者注重行政管理学的中国化,打造中国特色的行政管理学,其在学科和理论上的影响力已超越了行政管理学自身的范围,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为了把行政管理学科的基础打造得更加牢固,我国行政管理学研究者不断加强对行政管理基础理论和深层次问题的研究,展开了行政哲学、行政方法论、公共性思想、行政战略、行政伦理等内容的思考,十分关注中国传统行政管理思想对现代化的意义。2003年4月,中国行政管理学会与南京财经大学联合召开“全国行政哲学研讨会”, 此后每年或两年召开一次行政哲学研讨会,聚集了国内行政哲学研究的力量,涌现了一批有较高质量的论文,深化了对行政哲学本身及相关问题的研究。这对于运用传统行政管理思想去研究和解决全球化背景下行政理论和实践中存在的问题,探索行政活动的本质和规律,建立学术理性规范,具有重要意义。 积极为政府管理改革建言献策 《中国社会科学报》:行政管理学是一门应用性学科,请您谈谈这十年来行政管理学研究是如何为政府改进行政管理发挥作用的。 高小平:政府在制定改革方案、实施改革进程中主动听取行政管理学界的意见和建议,行政管理学专家学者积极建言献策,现在已经成为决策科学化、民主化的重要内容。 行政管理学界对经济改革、政治改革、行政改革中热点、重点和难点问题特别是涉及全局性、战略性、前瞻性的重大课题进行研究,贴近实际,整合资源,不断深化对当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和政府管理规律的认识,力求作出科学的理论回答,提炼出具有针对性、实用性的观点,为党和政府的决策服务。 中国行政管理论文:当前中国行政管理现代化思路探索 摘要:经济全球化是当今世界发展的客观事实和必然趋势。这把双刃剑对我国的影响将是全面的,其中对中国行政管理的影响是最深刻的。经济全球化要求政府站在更高的层次和全新的角度深化行政改革,实现行政管理现代化,以解决旧有矛盾,适应世界经济形式发展。构建所谓理想或合理的行政模式,只能是就某一社会的某一发展阶段而言的,不可能存在一个适应所有社会阶段的统一模式。必须从我国的社会发展阶段和国情出发,来设计我国行政组织体制的改革方向。 关键词:行政管理;现代化官僚制;新公共管理 中国属于世界发展进程中的后发展国家,现代化水平低,我们面临推进工业化的基本任务,由农业经济占主导地位的相对封闭落后的国家向工业化方向发展。另一方面,我们处在经济全球化的大环境之下,我们同发达国家一样面临信息技术和世界经济一体化的挑战,在外部力量的推动之下,在知识经济的背景下回应世界发达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挑战。必须认识到我国和进入后工业社会的差距,处理好继承和改革的关系。中国行政由于传统的惯性及其他历史性因素,总体上仍处于官僚制不足的阶段,比如普遍缺乏公务人员的专业化分工及与此相适应的专业化人才,政府人员及其行为轻视规则与规范,行政管理以“身份取向”凌驾于“成绩取向”之上,行政腐败现象严重,等等。“中国的问题在于官僚制不足”。 官僚制理论是推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有力杠杆。现实中,我们会发现官僚制无处不在,当代社会大部分组织的管理方式都是有意无意地利用了官僚制的组织形式,这对我们所追求的中国行政现代化有何启示是值得深思的。官僚制是工业化的产物,是应工业社会的需要而产生的,在工业社会中它又反过来发挥着主导且不可或缺的积极作用。可以说,建立官僚制是工业社会对社会政治经济体制的必然要求。 然而官僚制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缺陷: (1)繁多而又陈旧的规章制度和工作程序,使官员失去了解决问题的主动性和实际操作的灵活性; (2)压制和阻隔了内部的交流与沟通,妨碍了个人的成长和个性成熟,鼓励了盲目服从和随大流; (3)压抑创新和趋向保守,阻碍学习新知识和利用人力资源; (4)忽视非正式组织的存在,不考虑突发事件。 但是理性官僚制作为被广泛利用的一种组织结构形态,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都有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而发展变化的过程。对官僚制的改革,并不是要埋葬官僚制,而是对其纠错,“甚至是超强纠错”。面对新的理论革新和世界经济发展形式我们将引入强大的纠错工具——新公共管理理论。那么,我们的思路应该是以理性官僚制为主体思想,吸收新公共管理理论的有益成果,力求克服官僚制的缺陷,构建有中国特色的符合中国当前国情的现代化官僚体制。 经合组织(oecd)公共管理委员会对新公共管理的界定是这样的:(1)从效率、有效性和服务质量等方面来更密切地关注结果。(2)用分权式的管理环境取代高度集权的料层结构。在分权体制下,关于资源配置和服务供给的决定更接近于供给的优秀问题;分权式的管理环境也为顾客和其他利益集团反馈信息提供了机会。(3)灵活地寻求能够带来更加有效的政策成果的可行方案,以替代直接的公共供给和管制。(4)极大地关注由公共部门直接提供服务的效率,包括建立生产率目标、在公共部门组织内部和公共部门组织之间营建竞争环境。(5)其优秀目的在于强化指导政府发展、要求政府自动灵活地以最低成本对外部变化和不同利益需求作出回应的战略能力。 那么结合新公共管理的精神,现代化的官僚体制必然有以下五个基本特点: (1)现代官僚制必须健全法规,实现由“人治”到法治。由于种种原因,中国社会发展状况一直呈现出高度的不平衡,与此相应的组织管理方式是家长制与官僚制的奇特混合。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社会的转型期,传统的行政组织管理体制已经成为阻碍社会发展的障碍。家长制已经不能适应知识经济开放的时代特性。但从另一方面来看,中国目前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官僚制的存在还是有其合理性的,我们排斥家长制并不能否认我们还需要官僚制,我们需要的是法制化的官僚制,从某种意义上说法制化的官僚制,将大大推动我国的现代化进程。 (2)现代官僚制必须实施科学管理,实现民主集中制和领导例外原理,形成一个既能克服官僚主义,又能提高效率的完整的闭环控制系统。要求按照抽象的规章进行管理,这是对按照统治者意志进行管理的否定;“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对特权的“厌恶”和否定;按照个人的能力和才华来选拔管理人员是对世袭制和等级制的否定。这些都体现着民主集中的精神。目前,在我国的政治经济等领域内还普遍存在着严重的“初级群体化”现象和官僚主义,其根源在于没有一套完善的科学管理制度。所以,克服官僚主义,提高管理效率便成为体制改革的目标之一。要克服官僚主义,提高管理效率,就必须从制度上着手,实行民主而科学的现代科层制度。比如:将民主参与与激励措施有机地结合,通过定期召开班组讨论交流会,或与部分成员个别谈心,让组织成员对集体的目标计划谈建议提看法,出主意献计策,使得人人参与决策,共享组织荣誉利益,共担组织困难风险,共同制约官僚主义行为。 (3)现代官僚制通过运用技术知识的优势,形成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科技社会化的新时尚。比如,对人员的录用和培养,就必须保证素质、技术、知识和能力较为精良的人能被优先考虑。同样,招聘的各级领导,也必须具备优良的道德品质、丰富的实践经验、过人的决策胆略、超群的才能权威。有了好的领导和员工,组织就拥有了最宝贵的人力资源。另外,现代科层制组织还可以采用内部晋升、公开招聘竞争上岗和交互式轮换使用的方式,既促进员工忠于职守,勇于承担风险,又预防权力垄断的寻租行为滋长。 (4)引入市场竞争机制,提高公共行政水平新公共管理强调政府管理应广泛引进市场竞争机制,取消公共服务供给的垄断性,让更多的私营部门参与公共服务的供给,通过这种方式将竞争机制引入到政府公共管理中来,从而提高服务供给的质量和效率。因此,政府为了高效地实现公共服务的职能,应该让许多不同的行业和部门有机会加入到提供服务的行列中来。 (5)现代官僚制要借鉴官僚制的理性精神,使我国行政组织尽快走向规范化和法制化。进一步发展和完善公务员法,把行政官员的管理纳入法制化轨道;制定政府及其部门机构与人员编制法、行政程序法,控制机构膨胀与管理中的主观随意性;完善政务公开、群众投诉和各种对行政的监督措施,进一步健全行政复议、行政诉讼、行政赔偿等各种责任追究机制,确保对政权力运作的有效制约。 综上所述,我国的行政改革应当总结以往的缺点和不足,采纳新公共管理注重绩效、结果的精神,探索绩效目标管理的经验,尝试在政府管理中建立新公共管理和理性官僚主义相合的现代化官僚制它将使我们的视野更加开阔,思路更加清晰,目标更加明确。理性官僚主义新公共管理思想和中国国情的结合,必将进一步增强我国的国际竞争力,提高公共行政服务的质量和效率,推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项事业的更快发展。迎接经济全球化挑战,抓住经济全球化机遇。 中国行政管理论文:小议中国行政管理制度改革 [摘要]我国目前经济体制改革大踏步前进,而行政管理制度的改革步伐却远远落后,刚刚结束的两会通过的“大部制”改革可以说是一大进步,但目前我国的行政管理制度还存在很多问题。本文认为,应当努力促使我国的政府从棱柱型向衍射型发展,充分发挥政府的各项职能。 [关键词]行政管理制度 面临问题 制度改革 在改革开放已经进行30年后的今天,回顾中国社会、政治、经济等各方面的发展,进步和变化之大完全可以用天翻地覆来形容。但是,我们不能回避的一个问题是:中国行政管理制度改革的进程远远落后于经济领域的改革进程。那么中国究竟应该怎样推进行政管理制度的改革呢?这是值得我们深刻思考的问题。 一、中国行政管理制度面临的问题 改革应当对症下药,因此我们首先应当明白中国的行政管理制度到底面临着怎样的问题和挑战。 1.行政管理机构设置不合理。从纵向结构上看,中国政府的行政管理层次和管理幅度都存在着问题。目前,中国的管理层次则普遍存在着偏多的情况。从中央到地方,有4到5级的管理层级,这就导致了很多管理职能上的重合以及互相推卸责任的情况。这种现象带来的问题是多方面的,不仅大大增加了行政成本,还带来了大量的超编制人员,给我国的纳税人带来了沉重的负担。另一方面,纵向结构还体现在管理幅度上。管理幅度即一级行政机关或一名行政领导者直接领导与指导的下级部门或工作人员的数目。学者一般认为3-9或4-12个为好。不过,在中国省一级,改革前均管辖70-100个县(市),为此,自1983年实施地市合并改革以来,增加地级市一个管理层级,试行市管县体制;然而另一方面,在同级政府内部,又往往存在管理幅度偏小,“官多兵少”现象。同时,纵向结构的不合理还不利于政令的畅通,此外层级过多也会带来很多不必要的地方保护。这些都是制约我国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发展的障碍。 从横向结构上看,中国的部门结构即同级行政管理部门之间的平行分工关系有着很多的不合理。这种现象带来的影响也是严重的。在每个部门各自的工作的范围内,各个部门为了争取好的业绩纷纷各自为战、缺少合作,这带来了很多不必要的竞争,也消耗了很多无谓的竞争成本;在每个部门职能有交叉的范围内,各个部门又会互相拆台,同时为了避免责任,往往会踢皮球而采用无作为的方式来对待这部分工作,这样,显然会带来行政效率的低下,不利于政府服务社会、服务大众。 2.行政组织编制及其管理混乱。行政组织编制是指法定行政组织的人员定额及职务的配置,必须根据职能的需要来设置即定职能,定机构,定编制——“三定”。目前,我国的情况则恰恰相反,很多岗位因人而设,编制因人而定,这会导致编制本身过大,而且在编的人员并不一定是该岗位最需要的人。这样必然会使得行政管理工作无法正常开展,还会滋生腐败。同时,由于对编制确定的不严肃,还会带来很多编制外的人员进入行政管理部门。这使得官僚机构越来越膨胀,而根据帕金森定律可以知道,行政机构作的工作数量和人员的数量是成反比的,越来越多的人消耗了纳税人越来越多的钱,却做着越来越少的工作。 3.行政监督明显不足。我们知道,中国目前的行政监督主要由系统内部监督和系统外部监督两大部分。系统内部监督主要包括上级行政机关的监督、行政监察、审计监督。由于每一级行政机关都有自己繁重的工作,所以要求上级行政机关能对下级行政机关进行长期有效的监督显然是不现实的。行政监察机关虽然有法律赋予的监察权,但由于监察机关只能处以撤职以下的行政处分,而且由于历史传统、思想观念等方面的原因,监察机关的影响力和权威性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审计机关这些年影响力有了空前的提高,但由于审计监督只是审计机关依法律法规对行政机关及工作人员的财政(务)收支、个人收入、财经法纪等方面情况实行的一种专门性审核活动,它的职能范围仅限于财务方面的审核,所以也很难全方位的对行政机关进行监督。 我国的系统外部监督包括执政党监督、立法机关(国家权力机关)监督、司法监督、社会舆论、参政党、政协的监督以及公民的监督。在我国目前的社会情况下,执政党实际上承担了很多行政职能和其他公共权力行使的职能,因此,它不可能把自己完全置于中立的位置去监督行政行为;同样,目前的中国,立法机关和司法机关的地位还是无法和行政机关同日而语的,它们也很难切实地起到监督的作用;至于社会舆论和普通公民的监督都必须还要借助法律的途径,并不是最直接的手段。可见,我国的行政行为是缺乏有力监督的。 4.行政法制不健全或无法可依,或有法不依。我国的行政领域上还有很多法律空白,比如行政审批的手续非常繁琐,而且各地都有不同,这方面就需要相关的法律规范来加以规定。较之无法可依,其实有法不依的危害更为严重。我国的行政机关管理人员普遍缺乏依法行政的意识,这不仅极大的破坏了法律的权威,而且也不利于提高公民对行政机关的认同感。 二、关于行政制度改革的个人看法 1.从行政机构入手,努力推进行政机构设置的改革。在纵向结构上,适当的减少我国行政管理的层级,比如江苏已经开始逐步撤销地级市,这样有利于政令的畅通,还可以减少很多行政成本。 2.严格我国的行政编制,真正做到由岗定人,杜绝因人设岗的情况,这样做不仅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减少腐败,还有利于选出最适合岗位的管理人员。编制的制定应当合理,对于编制外的工作人员应当严格控制数量。 3.努力加强行政监督的力度。首先要完善系统内部监督,提高行政监察机关的权威和影响力,逐步做到对政府的每个重要行政行为实施监督,进一步加大审计机关的审计广度和深度。同时,要充分发挥新闻媒体作为立法、行政、司法外第四大权力的作用,积极监督和报道行政机关的行为,协助政务公开的推进。参政党、人民政协和全体公民也应提高参政意识,积极行使手中的监督权力。相信,有了强有力的行政监督,我国的行政制度改革一定会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 4.完善立法并加强依法行政意识的宣传教育。对于很多行政领域的法律空白,我们应努力建立起完善的法律制度,而更有现实意义的则是,提高全体行政管理人员依法行政的意识,依照已有的法律办事,增强行政行为的权威性,提高人民群众的认同感。 三、总结 通过对我国目前行政管理体制的分析,我们不难发现我国当前的行政管理缺乏服务意识、法制意识以及规范化的机构设置。我们应当通过各个方面的努力,促使我国政府从传统的管制型政府转向服务型政府;从单一的经济建设型政府,转向公共治理型政府;从官僚机构臃肿的政府转向实干而精简的政府。 总之,我们应当努力促使我国的政府从棱柱型向衍射型发展,充分发挥政府的各项职能,同时又不过多的干预经济和市场。只要我国的行政制度改革能向这个方向发展,政府一定不会成为经济发展的桎梏,相反还会成为我国加入wto以后保障我国人民、社会和经济利益的工具。 中国行政管理论文:新时期中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趋向及关系梳理 摘 要: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滞后已经成为中国改革和发展过程中各种矛盾的汇集点,成为制约改革和发展整体进程的“瓶颈”。“十一五”时期,无论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贯彻落实“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还是实现建设小康与和谐社会的宏伟目标,都需要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 关键词: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政府职能;机构改革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对行政管理体制进行了一系列改革,政府经过几次较大规模的机构改革,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与经济体制改革相比,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明显滞后,至今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已成为影响整体改革进程的掣肘环节,其他领域的改革攻坚都有赖于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 一、新时期深化中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主要内容 中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内容比较丰富而庞杂,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从总体上看,主要涉及到政府职能、机构设置、政府管理和政府监督等方面的问题。 (一)政府职能问题 政府职能是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优秀问题,也是当今世界各国政府共同面临的问题。中国政府在转变职能方面必须围绕“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公共服务”四个方面,抓好以下几项工作: 1.建立良好的法治环境。要通过加强法制建设,制定和完善各种法律、规章和制度,严格规范行政权和行政行为,使政府能够依法履行各项职能,包括依法规范市场主体的行为,依法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依法保护人民群众各方面的权益,依法协调各种利益关系,依法打击各种违法犯罪行为等,确保行政管理体制在法制的轨道上运行。 2.创造稳定的经济社会环境。稳定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前提。只有创造良好的宏观经济环境和社会发展环境,才能使投资者和消费者保持良好的心理预期,促进投资和消费健康发展。这就要求各级政府必须转变思想观念,创新管理方式,综合运用法律、经济手段和必要的行政手段,保持经济平稳发展,促进社会不断进步。 3.保护好环境和生态。要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全面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为人的生存和发展提供良好、持久、和谐的环境与条件。这是各级政府必须切实负起的责任。从各国发展经验看,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往往忽视环境和生态保护,造成长期的严重后果。我们决不能走先污染破坏再治理恢复的老路。我们已经有过这方面的教训。 4.努力提供高效优质的公共服务。要按照建设服务型政府的要求,把提供人民群众必需的公共服务作为政府职能转变的切入点。通过制度和政策安排,合理调节收入分配关系,努力缩小贫富差距,保护不同群体的合法权益和创造力,切实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特别要着力为城乡低收入群体提供必要的社会保障、教育、医疗等方面的公共服务,保障他们的基本生活,帮助他们提高自身发展能力。 (二)政府机构改革问题 1.乡镇机构改革。乡镇政府是中国的基层政权组织。改革开放以来,已经进行了三次全国范围的乡镇机构改革。2004年在农村税费改革的基础上,进行了乡镇机构改革的试点。推进乡镇机构改革是巩固农村税费改革成果,从源头上和制度上防止农民负担反弹的一项根本措施。要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构建和谐社会的要求出发,思考和明确乡镇政府的主要职能。 对于乡镇政府的机构设置不能有太高要求,就是五年内乡镇机构编制不要增加。可以减,不能增,控制住规模。乡镇事业站所改革问题,七站八所,主要强调的是分类管理。要区分公益性事业和经营性事业,提高公共服务资源的利用效率。 2.事业单位改革。事业单位改革是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十六大已经明确指出,要按照政事分开的原则,改革事业单位管理体制。五中全会又进一步提出,要分类推进事业单位改革。 (三)关于完善决策、管理机制和建设法治政府等问题 1.进一步完善科学民主决策机制。决策是政府管理的基本活动之一,正确决策是做好各项工作的前提。政府决策必须坚持民主和集中的统一,坚持原则性、系统性、预见性和创造性的统一。进一步完善科学民主决策机制,当前要着力健全五项制度:一是重大决策的调查研究制度,二是重大事项的集体决策制度,三是重大决策的事项听证和公示制度,四是重大决策的事项专家咨询评估制度,五是决策的责任制和责任追究制度。要通过健全有效的制度,确保各项决策的民主性、科学性和公开性,确保各项决策真正符合经济社会发展实际,确保各项决策真正落到实处。 2.进一步推进政府管理创新。政府管理创新,重点要抓好以下三个方面的工作:要继续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必须与贯彻实施行政许可法和治理商业贿赂结合起来,通过建立完善的制度和有效的监督机制,坚决防止和抵御商业贿赂渗透到政府系统。要按照“巩固成果、防止反弹,突出重点、明确任务,措施配套、深入推进”的总体要求,把取消、调整和保留的行政许可项目和非行政许可审批项目落实到位,尤其要切实加强后续监管工作;对保留的项目要进一步清理和规范,确保行政许可法的有关规定落到实处。 3.进一步推进法治政府的建设。建设法治政府既是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重要目标,也是巩固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成果的客观要求。要按照《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的要求,着力把握好两点:一是进一步完善行政执法体制。要按照建设法治政府的要求,通过法律形式明确政府职能,健全各项制度,加快建立权责明确、行为规范的行政执法体制,保证各级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严格按照法定权限和程序行使职权、履行职责,从体制上解决多头执法、重复执法、交叉执法、执法效率不高的问题。二是加强依法行政的制度建设。健全推进依法行政的责任制,要明确各级行政首长作为本地区、本部门依法行政工作第一责任人,全面落实纲要各项要求的具体职责;健全行政决策监督和责任追究制度,明确决策权限,完善并严格执行行政决策程序,确保依法决策;认真实行行政复议制度,坚决依法受理行政复议,坚决撤销或变更违法或者不当的行政决定;完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备案审查制度,及时修订或废止不符合备案要求的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 4.关于政府绩效评估问题。对政府绩效进行评估,是规范行政行为、提高行政效能的一项重要制度和有效方法。我们必须着眼于建立一套符合科学发展观要求、具有中国特色而又行之有效的政府绩效评估体系。当前,要重点把握并研究解决三个问题:一是要按照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和加强和谐社会建设要求,明确绩效评估的具体内容,设计既科学合理、又简便易行的评估指标体系,建立针对不同部门、不同岗位人员的绩效评估标准。二是坚持把群众公认作为政府绩效评估的根本原则,同时处理好上级评估、同级党委和人大评估、政府自己评估与群众评估之间的关系,处理好对公务员个人绩效评估中行政领导与群众评议之间的关系。三是努力提高绩效评估的准确性、公正性、有效性,把绩效评估的结果与行政问责制和公务员的选拔任用、升降去留、奖励惩戒和改进工作有机地结合起来,形成正确的导向和良好的政风。 5.关于施政理念问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是我们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必须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要始终坚持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用在帮助人民群众解决实际问题上,把更多的财力和物力用在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努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上;要善于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善于依靠广大人民群众的智慧解决发展中的各种矛盾和问题,善于依靠人民群众的力量实现发展目标,善于在基层群众的实践中总结发展的规律;要把维护社会公平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把公平正义作为执政的优秀价值、理念和基本原则,努力营造公平公正的社会环境,让广大人民群众都能享受到改革发展的成果。 二、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应处理好的若干关系 1.继承与创新的关系。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必须坚持阶段性和连续性的统一,认真吸取过去的好做法、好经验。同时,要根据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认真研究在行政管理方面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坚持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积极探索加强行政管理的新理念、新思路、新方法、新途径,不断提高政府的管理能力和管理水平。 2.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与政府机构改革的关系。长期以来,对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认识有一个误区,就是把政府机构改革等同于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实际上,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概念要广泛得多得多。往往一谈到行政管理体制改革,首先考虑的就是撤并机构、精减人员。这种认识是片面的、不准确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包括多方面的内容,政府机构改革仅仅是其中的一个方面。我们要把机构改革放在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大局中去谋划、去推动。另一方面,在部署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同时,必须深入研究政府的职能和组织结构。只有这样,才能增强改革的针对性、有效性和科学性。 3.改革力度与社会可承受程度的关系。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是各项改革的联结点和交汇点,必然触及深层次的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触及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和利益格局的调整,也会关系到广大机关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的切身利益,处理不好将直接影响到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在改革的过程中,一定要坚持积极稳妥、循序渐进的原则,既要抓住机遇、大胆推进,又要充分考虑各个方面的承受能力;既要确保改革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又要保证经济社会正常运行。 4.借鉴国外经验与立足国情的关系。在工作中,我们要善于学习和借鉴国外的成功经验和做法,把世界各国的先进科学技术、优秀的文化和具有普遍性的经济和行政管理的经验学到手。但是也不能盲目的不加思考的照抄照搬。对外国的行政管理理论和做法,我们要认真地进行分析,不要一概排斥,也不要照单全收。关键是要下决心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多分析多思考。归根结底,必须立足当代国情,立足世界,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 中国行政管理论文: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行政管理的链接 摘要:中国现代行政管理模式应该具有的基本特征之一就是:独特的行政管理创新。而这种创新正是由传统文化的优秀内核孕育的。 关键词:现代行政管理 传统文化 融合 一、引言 现代行政管理理论源于西方,我国行政管理理论深受其影响,但拥有五千年文明的中国,行政管理制度不可能不根植于悠久的传统文化而完全移植西方的理论。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与进步,构建一个适合目前生产力状况和民族特点的行政管理思想和管理方法,是一个必然要完成的历史性课题。 二、中国传统文化对于现代行政管理的重要意义 中国传统文化中包涵着丰富的管理思想,涉及到社会的各个方面和层次,与现代行政管理有着深刻的联系。把古代优秀文化与现代行政管理的实际结合起来,构建一个高效、和谐并具有中国民族性格的现代行政管理制度已成为一个重要的话题。 现代社会中的人,是有意识、有感情和有社会关系的“人”。每个人都有其特殊的社会关系及以此为依托的复杂的人文背景,行政管理制度在其实施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受它的影响。中国传统文化是世界上不多的几种原生性文化之一,具有文化本源的意义。这就决定了中国的现代行政管理体系不可能抛开中国传统文化而重建。只能是在民族传统文化的基础上进行。 中华文化的优秀是人。正是基于这种心理品质,中华民族才有着强大的凝聚力。现代行政管理同样以人为中心,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中国要在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取胜,政府的执政能力起着某种程度上的决定作用,就必须有立足本民族的思维及行动模式的特点,这就需要我们给予中国古代管理智慧一个全新的阐释。 三、现代行政管理理论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比较 现代行政管理源于西方,根植于西方文化,然而,其中许多基本哲理都与中国传统文化有着至深的渊源和高度的融合。 道家个人管理的目标是“内圣外王”;儒家主张通过“修己”、“安人”实现“大同”,体现了个人管理目标与组织管理目标相统一的辩证关系。对现代行政组织而言,就是要注重营造一个协调个人、群体乃至社会三者利益的目标链,使前一目标的完成成为后一目标实现的前提和基础,后者的达成又是前者的印证和升华,由此循环往复而形成一个合理的目标流程网络,促成组织最高战略目标的实现。 任何管理目标的实现,都要靠一定的组织来完成。有效的组织应遵循目标一致、跨度合理、指挥统一、权责分明、职能明确等基本原则。早在战国时期,中国人就已经意识到合群是人类的本性之一,而“分”又是人类结成社会群体的必要前提,没有等级划分的限制,群体内部就会发生争夺。“合”与“分”是由社会分工和职业差别所导致的,也是解决各类组织矛盾的必要手段,是组织良性运转的前提。 在现代管理理论中,领导和激励密切相关,只有理解了人们的真实需要和行为动因,才能更好地理解激励问题,从而实现有效的领导。 我国古代有代表性的人性理论是儒家的“人性可塑说”。西方行为科学都假定人性不是一个“变数”,管理者只有设法去适应人性。而中国传统文化更强调后天的塑造与引导,如荀子主张“导人去伪”,孟子主张“领悟善端”,这比起单纯被动地适应人性会取得更好的管理效果。 今天我们大力倡导“经营人性”,只有在“人”的意义上,才能够对行政管理的良性、持久发展有一个清醒的认识。道理很简单:管理,只有基于对中国人内在价值观与幸福感理解的基础上才能收获成功。 相对而言,西方管理学注重对物化结果或阶段性成果的控制,强调控制的实效性;中国传统文化则偏重于对人的控制,因而控制的标准模糊、不精确但更具柔性。 道家主张“无为”而治,恰是最有效的控制。这一思想被彼得.圣吉称为“无为而治的有机管理”。给下属充分的行动自由去实现某构想,并对所产生的结果负全责。不再通过传统的复杂的控制系统,而是“通过学习来控制”,致力于改善思考品质,加强反思与团队学习能力,从而达到“无为而治”的最高管理境界。 “无为而治”是道家思想中的优秀命题,老子讲的“无为”是达到“无不为”、“无为治’这一目的的手段。确切地说,无为管理的实质是把人的社会性减到最低限度,通过恢复人的自然属性的方式来达到理想的管理效果。 四、传统文化与现代行政管理的共生 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管理的契合绝不是一种偶然,它有着深刻的时代背景,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西方物质文明是可以共生的。 美国通用汽车公司董事会主席罗杰.史密斯曾这样谈及他在《孙子兵法》中学到的东西:“今天没有一个对战略的相互关系,应考虑的问题和所受的限制比他有更深刻的认识,它的大部分观点,在我们当前环境中仍然具有和当时同样的重大意义。”历史上积淀下来的诸多文化遗产瑰宝,在形成中国现代行政管理模式的战略运筹理论过程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西方管理惯用“二分法”把完整的组织划分为‘管理者”和“被管理者”两大对立阵营。中国文化推崇圆满和谐,认为只有组织内处处融通一致,才能形成一广大和谐的系统。打破这一系统,组织便不得安宁。 现代行政管理是以人为本的管理,在人本管理从“以个性为本”、“以人性为本”到“以人文为本”的转化过程中,文化对行政管理的影响权重日益增加,绵延五千年的华夏文化充分说明了我国在对文化的整合与管理方面的巨大成功。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之一是贵“和”持“中”。注重和谐,已浸透中华民族文化肌体每一个毛孔,和谐局面的实现和保持才能趋向管理的最高境界——“无为而治”。
科学社会主义论文:科学社会主义发展观论文 一、什么是和谐社会: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 民主法治,就是社会主义民主得到充分发扬,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得到切实落实,各方面积极因素得到广泛调动;公平正义,就是社会各方面的利益关系得到妥善协调,人民内部矛盾和其他社会矛盾得到正确处理,社会公平和正义得到切实维护和实现;诚信友爱,就是全社会互帮互助、诚实守信,全体人民平等友爱、融洽相处;充满活力,就是能够使一切有利于社会进步的创造愿望得到尊重,创造活动得到支持,创造才能得到发挥,创造成果得到肯定;安定有序,就是社会组织机制健全,社会管理完善,社会秩序良好,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社会保持安定团结;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就是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这些基本特征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需要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中全面把握和体现。 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性和必要性(为什么)--------重点 ①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才能落实科学发展观,实现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②才能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③才能正确处理各种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和国家长治久安,为现代化建设创造良好的环境。④对中国共产党来说,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有利于密切党同人民群众的关系,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实现党执政的历史任务。 三、党和政府应如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重点 ①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坚持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②必须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五个统筹”,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与和谐社会建设全面发展。 ③必须坚持以人为本,始终把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④必须尊重人民群众的创造精神,通过深化改革、创新体制,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激发全社会的创造活力。 ⑤必须注重社会公平,正确反映和兼顾不同方面群众的利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和其他社会矛盾,妥善协调各方面的利益关系。 ⑥必须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坚持把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社会可以承受的程度统一起来,使改革发展稳定相互协调、相互促进,确保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确保社会政治稳定和国家长治久安。 总之、为了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应不断坚持和完善领导方式,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搞好党的建设。政府应正确履行国家职能,坚持依法治国原则和对人民负责原则,严格依法行政。正确处理好各种关系。 四、和谐社会与三个文明的关系 (一)和谐社会与三个文明是一个统一整体。 四中全会《决定》据此提出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个很重要的新概念。这一概念的提出,使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体布局,由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这样的三位一体,扩展为包括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在内的四位一体。这既体现了科学发展观的要求,也体现了我们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要求,归根到底体现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了一个非常关键的发展时期的要求。《决定》将“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作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主要任务之一,这是党的建设理论的重要创新。 (二)如何处理三个文明与和谐社会的关系?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同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是有机统一的。要通过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来不断增强和谐社会建设的物质基础,通过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来不断加强和谐社会建设的政治保障,通过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来不断巩固和谐社会建设的精神支撑,同时又通过和谐社会建设来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创造有利的社会条件。 五、科学发展观与和谐社会的关系:树立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前提与保证的关系,也是途径与目标的关系。只有树立科学发展观,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才能真正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也只有不断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才能保证科学发展观的真正落实和目标的真正实现。所以二者是统一的。它们都统一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之中,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之中。要用和谐促发展,用发展促和谐。 六、构建和谐社会要处理好五大关系 (一)是正确处理经济建设与社会各项事业发展的关系,全面落实科学的发展观。 (二)是正确处理激发社会活力与维护社会稳定的关系,为改革发展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三)是正确处理效率与公平、先富与共富的关系,妥善协调不同社会阶层、群体和地区之间的利益矛盾。 (四)是正确处理行政管理与社会自我管理的关系,打造社会管理新格局。 (五)是正确处理发挥传统政治优势与创新群众工作机制的关系,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的群众工作。 七、结合我国发展现状,构建和谐社会主要体现在: (一)、经济发展的和谐 1.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2.城乡经济的协调发展 3.绿色GDP和循环经济 (二)、经济利益的和谐 1.努力缩小不断拉大的贫富差距 2.打击假冒伪劣商品,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3.协调各方面的利益关系,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 (三)、党群、干群关系的和谐 1.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 2.保持党的先进性教育活动。 3.以人为本,实践党的宗旨 4.走群众路线,依法行政 5.完善监督机制,建立源头反腐制度 (四)、加强诚信建设,建立完善的社会信用体系,构建和谐社会 [经济常识分析] 从经济学角度,为什么要构建和谐社会,主要涉及社会主义本质、根本目标。怎样构建礼仪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见习题?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有哪些经济意义? 1.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正确处理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和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关系,做到“两个毫不动摇”。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和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应统一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的伟大进程中,二者相互促进,相互融合,共同发展。让各种所有制经济发挥自身优势,以平等的身份、同样的机会和相同的起点参与竞争,将更加充分地调动和发挥好各自加快发展的积极性,从而使得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 2.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正确处理按劳分配为主体和实行多种分配方式的关系,切实采取有力措施解决地区之间和部分社会成员收入差距过大的问题。让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是改革开放初期针对当时的实际采取的行之有效的政策,是邓小平理论在中国的成功实践。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意味着今后在继续坚持效率优先原则,放手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和资本的活力竞相进发的同时,将合理兼顾效率与公平,努力抑制地区发展不平衡、居民收入差距过大的趋势,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让改革和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 3.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正确处理市场机制和宏观调控的关系,坚持按市场经济规律办事,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当前我国正处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从1000美元向3000美元跨越的关键时期,这既是“黄金发展期”,又是“矛盾突显期”。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要求我们既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使经济富有效率,同时科学地实施宏观调控,使经济有序发展,从而使宏观经济运行走上持续快速健康的轨道,摆脱大起大落的怪圈。 4、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积极扩大就业。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满足人们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5、社会主义本质。6、财政的作用,税收的作用。 7、三农问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增加农民收入)。8、新型工业化道路(资源、就业、经济效益)。 [哲学常识分析] 1、物质决定意识原理要求我们想问题、办事情要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使主观符合客观,达到主客观具体的历史的统一。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我们党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全局出发提出的一项重大任务,适应了我国改革发展进入关键时期的客观要求,是根据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经验,根据新世纪新阶段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要求和我国社会出现的新趋势新特点提出来的,体现了上述道理。 2、整体与部分的辩证关系与方法论。构建和谐社会,不仅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的重要保障,而且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目标和重要内容。优秀是和谐,本质也在和谐。“和谐社会”就是说社会系统中的各个部分、各种要素处于一种相互协调的状态。“和谐社会”实际上是一种整体性思考问题的观点,要求我们在把工作视野拓展到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个方面,运用政策、法律、经济、行政等多种手段,统筹各种社会资源,综合解决社会协调发展问题。 3、唯物辩证法要求我们用联系的、发展的、全面的观点看问题、办事情。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这些基本特征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需要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中全面把握和体现。这一特征充分体现了上述道理。 4、盾着的双方在一定条件下达到统一、协调,和谐社会要求自然界内部、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诸多要素实现均衡、稳定、有序,相互依存、共同发展,这是矛盾的统一性第一种情形的体现;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根据国际经验,处于这一时期的发展中国家,可能有两种前途:一种是进入“黄金发展时期”,另一种进入“矛盾凸显时期”,即各种矛盾激化,经济社会发展停滞不前,甚至引发社会动荡和倒退,为了避免第二种情况,就必须建设各尽其能,各得其所的和谐社会,体现了促进矛盾双方向有利的方面转化,这是矛盾统一性第二种情形的体现。 5、认识应该在实践的基础上不断深化、扩展、向前推移。党提出建设“和谐社会”表明了党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共产党执政规律认识的深化,是认识上的质的飞跃,是一种理论创新。 6、人生价值包括个人对社会的责任和贡献、社会对个人的尊重和满足,人生的真正价值在于贡献,这就要求我们在贡献中实现人生价值。建设“和谐社会”需要“人民各尽其能”体现了个人对社会的责任和贡献,“各得其所”体现了社会对个人的尊重和满足。 7、实践与认识是辨证统一的关系,实践决定认识,是认识的唯一来源,认识应在实践的基础上不断深化、扩展向前推移。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根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把马克思主义在我国具体建设实践的基础上的深化,发展,是在实践基础上得出的正确认识。 8、人民群众是社会实践的主体,是历史的创造者。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体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共同愿望,维护了人民的根本利益,能够充分调动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政治常识分析] 1、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是由我国的国家性质决定的。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人民内部各种矛盾日益显现出来,而且相互交织、相互影响,错综复杂,有的甚至表现得比较尖锐。这些问题如果处理不好,势必严重影响社会主义义和谐社会的建立,影响社会稳定大局,影响经济发展。面对人民内部的各种矛盾,政府要切实履行政治职能,积极疏导,有效防范,从完善机制上解决矛盾,从而确保社会稳定。 2、要重视正确履行国家职能。政府要切实履行政治职能和社会公共事务管理职能,要协调好各方面的利益关系,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从而确保社会稳定。 3、坚持对人民负责原则。“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本质和优秀,各级国家机关应以人民利益为本,要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要维护好、实现好、发展好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4、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保证人民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在推进决策科学化民主化。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推进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 5、维护我国的公民与国家和谐统一的关系。从公民与国家的关系看,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表现为:国家依法保护公民的基本权利和自由,同时,公民应自觉履行维护国家利益的义务。 6、坚持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和谐社会必须是一个法治的社会,只有运用法律手段促进经济的繁荣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管理经济和社会事务,妥善矛盾和其它社会矛盾,才能构建社会主义的和谐社会。 7、坚持党的领导、性质和宗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赋予党的性质新的内容,党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领导优秀,是执政党,要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党的各级领导干部要把广大人民群众迫切要求解决的问题,作为我们的工作重点,通过坚持不懈的工作,努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8、坚持我国处理民族关系的基本原则。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社会主义国家,平等、团结、互助的新型的民族关系已经建立起来。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要求我们处理民族关系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民族观,必须遵循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和各民族共同繁荣的基本原则。 9、坚持党的宗教政策,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可以发挥宗教的积极作用。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我国的宗教状况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广大教徒是拥护社会主义制度的,同全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能够做到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 10、贯彻落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强调以人为本,强调实现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体现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关于发展的要求,体现了我们党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 科学社会主义论文:现代工业文明与科学社会主义论文 随着社会主义运动的不断发展,人们对社会主义本质及其历史命运的认识不断深化,而社会主义事业本身正是在这种从不间断的反思和革新中走向辉煌。过去,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积极探索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同时,苏联和东欧国家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的种种矛盾日趋尖锐,由此引发的苏东巨变意味着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模式——“苏联模式”的失败,人类历史更深入而全面地步入了现代化和全球化发展轨道,这一切都推动着人们从不同立场和角度重新认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本文试图以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理论为指导,就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两种制度和意识形态的相互关系从宏观上作一些反思。 一、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同源性 现代化本质上是以工业化为动力和优秀的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演进的历史进程,资本主义、科学社会主义两种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都是世界现代化进程发展的必然结果[1]。没有以现代工业文明发展为基础的世界现代化进程,就没有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同样也不会有科学社会主义事业的产生和发展。人类的社会主义理想和对这一理想的追求是随着现代工业文明兴起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而产生的,是随着现代工业文明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而发展的。现代工业文明的发展经历了“原初现代化”(即工业革命前的资本主义手工劳动时期)、三次工业革命和工业化浪潮以及当代信息技术革命等几个历史形态,而与每一个发展阶段相对应的,都是资本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事业新的发展和进步。 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社会主义理想都产生于“原初现代化”时期。没有生产力的发展以及由此而出现的“原初现代化”进程,则不会产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也不会产生人类对社会主义理想的追求。工业革命和工业化浪潮的开始使资本主义社会制度逐步走向成熟,其内在的基本矛盾由此也逐步暴露,而这正是社会主义理论从空想发展为科学的基本物质前提。没有相对成熟的大机器生产,就没有相对成型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社会制度,就没有资本主义矛盾的暴露和激化,先进思想家便无以客观认识资本主义制度,无以揭示人类历史发展的基本规律,无以找寻战胜资本主义和实现社会主义的现实途径和力量。马克思和恩格斯一开始就把大机器生产视为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建立的基本前提,强调社会主义作为崭新的社会制度是对机器大生产发展要求的更主动的适应。同时,任何背离现代工业文明发展轨道的社会主义思潮都受到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批判。他们认为,脱离了现代大工业发展的客观条件,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产生是不可思议的,相对落后的生产力状况和经济政治发展水平只能造就“社会主义的讽刺画”[2];那些不能反映现代工业社会发展要求的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思潮,都因其“完全不能理解现代历史的进程而令人感到可笑”[3]。 19世纪70年代开始的第二次工业革命和工业化浪潮,使资本主义由自由竞争阶段进一步发展为更高级的历史形态——垄断资本主义,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变得更为成熟,资本主义的影响笼罩了整个世界,但由此也发展和激化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在的各种矛盾。正是在这一客观前提下,社会主义运动才得以实现从理论到实践的转变,由此而诞生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制度模式。垄断资本主义时期社会矛盾的发展,二战前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所取得的巨大成就,这一切都推动着更多的国家和人民选择社会主义道路。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道路虽不完善,但在二战前的现代化运动中成就显著,展示了社会主义社会制度的优越性,也奠定了二战中战胜法西斯侵略的强大物质基础。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社会主义制度跨越了一国的界限,一定程度上形成了一种国际性的新型社会制度体系。随着社会主义事业实现从理论到实践的转变,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如何适应现代工业文明发展的基本规律和要求,从此成了执政的共产党人急需解决的重大课题。能否在现代工业文明主干道上与时俱进,成了社会主义建设成败的关键。 毫无疑问,战后开始的第三次科技革命和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当代信息技术革命浪潮曾同时为资本主义发展和社会主义事业的进步带来新的契机和挑战。然而,战争结束后,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遭遇了各种重大挑战后,继续保持和扩展了其先发优势,而苏联及其影响下的社会主义国家由于没有能够紧紧追随现代工业文明前进的步伐,在新科技革命和世界一体化浪潮中遭受严重失败,从反面说明了社会主义运动与现代工业文明之间密不可分的内在联系。从20世纪70年代末期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通过不断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紧紧追随现代工业文明前进的步伐,在一个原先基础极其薄弱的国家情况下,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有力地说明了科学社会主义事业的美好前景和强大生命力,同时也充分说明了社会主义事业沿着现代工业文明发展主干道探索前行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客观回顾历史发展和变化的轨迹,我们不难发现:现代工业文明的每一步发展都同时为资本主义发展和社会主义运动带来了机遇和挑战;脱离了人类文明的主干道,科学社会主义事业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历史上曾经存在过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等多种社会形态。从时间上说,有先后关系,也有一定时间内共存的并列关系,这已是不争的历史事实。过去的五种社会形态“依次递进说”既不符合历史事实,当然也不存在充分的理论根据,早已受到严谨的社会科学理论工作者的批判。误解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论”的危害是不言而喻的。在它所引发的各种错误认识中,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它使我们长期以来片面地认为:社会主义运动起源于资本主义的兴起和衰落,而社会主义制度的诞生便意味着资本主义的灭亡。这种认识使我们忽视了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同源性的认识和研究,忽视了尊重现代工业文明发展规律对于科学社会主义事业的重大意义,忽视了对资本主义客观存在的先进性及其发展趋势的认识与研究,忽视了对建设社会主义社会制度长期性和艰巨性的认识和研究,给整个科学社会主义事业造成了十分严重的损失。 社会主义是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和超越,但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都同样起源于现代工业文明的兴起和发展,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是人类文明主干道上长期共存和发展的两种制度和意识形态,这是历史发展的基本事实。历史事实就是最好的理论逻辑。我们只有从这一基本事实出发,而不是从抽象的理论或教条出发,才能客观认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从而得出科学的结论。 二、工业文明带来共同的机遇和挑战 现代工业文明的发展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进程,有其自身运行的客观规律。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两种制度和意识形态存在着差别和对立,但同源于现代工业文明发展主干道的基本特性,决定了他们必然面临许多相同的机遇和挑战。 从历史的纵向发展看,工业化必然造成各国社会的发展和深刻变化,如经济的进步、社会经济结构的变革、政治上层建筑的演变、新社会阶级分层的形成、人们思想和观念的更新,等等。在对待工业文明带来的基本发展趋势上,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者的态度及基本对策必定有着本质区别。马克思主义为我们提供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科学社会主义者无疑能够更好地应对现代工业文明所带来的各种机遇和挑战,更好地推动人类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但无论是我们所希望的,还是我们力图克服或避免的,无论是在资本主义国家,抑或社会主义国家,现代工业文明发展造成的基本趋势都是注定会出现的。从这一意义上说,不论各国的传统和国情有何差异,“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4]。 从世界历史的横向发展看,从分散到整体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基本趋势,但整体世界的形成却主要是工业文明发展的基本成果。工业化引起的世界整体化,必然造成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域的“相互依存”,全球化是这一趋势发展的必然结果。在这一发展过程中,无论是在资本主义国家或社会主义国家,也无论是在发达国家或不发达国家,人类都必然愈来愈多地面临着全球共同问题的挑战,世界的“相互依存”推动着各国的互助和合作,在客观上已经不可能再允许“两个平行市场”之类现象产生或存在。和平与共同发展、人口、生态环境与资源共享、反吸毒贩毒、反对恐怖主义、防治艾滋病等问题,既具有地域性,同时也决不仅仅局限于某些特定的国家或地域。世界正变得愈来愈小,作为人类共有的“家园”,地球正在时间和空间上成为名副其实的“地球村”,面对共同挑战的世界需要各国和各民族的共同治理,分散的努力可能使我们面临共同失败的危险。在这种情形下,夸大两种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对立显然违背世界发展的客观要求,竞争中的合作共处必将成为国际关系发展的基本趋势。 马克思曾经指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3]在应对现代工业文明所带来的机遇和挑战方面,不同的国家既要独立自主地捍卫和维护自身利益,但同时也不应忽视现代工业文明条件下世界发展客观存在的普遍性和共性。每一个独立的民族国家不能不顾自身的历史条件和民族特性,不能不顾本国人民所选择的发展道路,但也决不能违背世界发展的潮流。忽视主流文明扩展的基本趋势而过分强调自身特性是经受不了历史考验的。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失败,某些极端民族主义国家遭遇的挫折,都充分说明了背离人类文明主干道的严重后果。 西方是现代工业文明起源的摇篮,在现代工业文明发展进程中迄今仍处于领先地位。由于西方现代工业文明发展的领先地位,西方各国在应对工业文明带来的机遇和挑战方面也保持着相对的先进性,并在国际竞争中始终保持和扩展着其优势地位。为了适应现代工业文明发展的客观要求,保持和扩展其优势地位,维护资本主义的长治久安,西方国家针对工业文明不同发展阶段的不同特征,不断建立、调整和完善与现代工业文明相适应的经济、政治和社会运行机制,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教训。一些西方学者和政治家甚至从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中吸取了大量营养。在应对工业文明带来的机遇和挑战方面,西方各国为我们提供了许多值得重视和借鉴的宝贵经验。然而,我们却长期教条地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孤芳自赏,没有充分认识或承认西方国家在应对工业文明发展道路上先行者的地位,不顾客观事实和基本规律,总是拘泥于姓“资”姓“社”之防,盲目排斥资本主义国家在现代工业文明发展道路上已经取得的各种经验,更没有能够充分重视和研究它们的各种教训,反而把西方工业文明发展过程中某些不可避免的现象当成了资本主义的特有弊端加以批判,这使我们在实践中一度偏离了现代工业文明发展的轨道。 列宁曾经指出:“社会主义能否实现,就取决于我们把苏维埃政权和苏维埃管理组织同资本主义最新的进步的东西结合得好坏”[5];“我们不能设想,除了建立在庞大的资本主义文化所获得的一切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的社会主义,还有别的什么社会主义”[5]。邓小平同志也强调:“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行的,发展不起来”[6];“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6]。面对世界现代化和全球化进程带给人类的各种共同机遇和挑战,科学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决定了我们别无选择,必须积极适应世界的发展和变化,积极借鉴“资本主义文化所获得的一切经验教训”,在最大限度加速国内现代化建设进程的同时,积极推动国际范围内的广泛合作,为世界的和平和发展事业做出自己的贡献。 三、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超越 社会主义运动肩负着超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社会制度、建立人类理想家园——共产主义社会制度的光荣使命。在社会主义尚处于理论形态的发展阶段时,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共产党人为工人阶级最近的目的和利益而斗争,但是他们在当前的运动中同时代表运动的未来。”[3]这就是说,作为一个工人阶级政党,共产党人必须始终保持与时俱进的先进性,决不能放弃或忘却自己的根本目标。但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也告诫我们:“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形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7]如今,世界历史又走过了一个半世纪还要多的时间,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实践充分验证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发展不能跨越历史阶段的谆谆教诲,以无可争议的历史事实告诉我们:必须既胸怀远大理想,更注重严谨求实;仅凭一腔热情而急于求成,必然危害乃至葬送社会主义事业的美好前景。邓小平同志指出:中国现在还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又说:“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还需要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需要我们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决不能掉以轻心。”[6]只要简单回顾各国共产党人探索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艰难历程,我们便会发现:超越阶段、急于求成是带有共同性和普遍性的现象;邓小平同志的论断正是对各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科学总结,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继承和发展。 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总是要与一定的民族国家形式相联结的,这就必然首先要求社会主义民族国家在世界现代化进程中迅速实现后发赶超的目标。社会主义国家产生后,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关系在国际领域主要表现为资本主义国家与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表现为两者既相互竞争又合作共处的国际外交关系。社会主义既是现代工业文明发展的产物,同时也是资本主义内在矛盾发展的必然结果,她自始就与资本主义相比较而存在,以吸收和借鉴“资本主义文化所获得的一切经验教训”、克服资本主义矛盾和战胜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为己任,这就必然要求社会主义国家在人类文明主干道上更好地体现历史发展的方向,要求处于执政地位的共产党人始终保持与时俱进的先进性。社会主义在社会制度层面上对资本主义的超越,与社会主义民族国家在世界现代化进程中的超越目标是密切相联的。换言之,没有社会主义民族国家在世界现代化进程中的后发赶超,社会主义就不可能真正实现对资本主义的超越,就不可能最终战胜和代替资本主义。邓小平同志在谈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曾经指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归根到底要体现在它的生产力比资本主义发展得更快一些、更高一些”[6];“我国综合国力达到世界前列,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就真正体现出来了”[6]。无疑,小平同志高瞻远瞩,把握了问题的实质。 社会主义民族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后发赶超使命面临着极其严峻的挑战和考验。由于历史发展的因缘际遇,社会主义制度都首先建立在工业文明发展相对落后的国家,而这一点过去却没有能够引起各国社会主义者的高度重视。他们都面对着相对落后的发展基础和条件,都面对着国内相对更多的前工业文明因素的障碍和干扰,都面对着学会正确对待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社会制度等问题。简单地说,都面临着始终保证在现代工业文明主干道上永不偏离前进方向而迅速实现后发赶超的艰巨使命。社会主义国家在工业文明发展中的相对滞后表明,实现后发赶超是社会主义各国在今后相当长历史时期内的基本目标。在这一进程中,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制度及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必定是既相互否定,又相互借鉴和交流,既相互竞争又合作共处。现代工业文明发展的长期性以及社会主义各国工业文明发展的现状,决定了这种竞争共处关系的长期性。随着现代化和全球化进程的深入发展,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十分重视西方各国在应对现代工业文明机遇和挑战中的经验教训,更加重视彼此之间的合作和共处。即便将来实现了后发赶超目标,世界将进一步成为名副其实的“地球村”,我们将更不可能在自我封闭和孤芳自赏中步入人类的理想家园。正如邓小平同志在展望21世纪下半期中国发展前景时所说:我们的改革开放政策是不会改变的,“到那时,更不会改变了。即使是变,也只能变得更加开放。否则,我们自己的人民也不会同意”[6]。 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社会主义在实现后发赶超的进程中,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在实践中坚持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科学本性。列宁曾经指出,生产力的发展“是社会进步的最高标准”[8]。邓小平同志也认为,科学社会主义事业的根本任务就是要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显然,要充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唯有循着现代工业文明发展的轨迹不断探索前行,才是一条科学的光明之路。马克思主义者必须充分考虑到前进道路上可能遇到的各种艰难险阻,既要不断地正确认识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及其内在矛盾,更要充分重视克服各种前工业文明势力或思潮的干扰,充分重视“资本主义文化所获得的一切经验教训”。唯有如此,才能成功实现后发赶超的战略目标。在批判各种前工业文明势力和科学认识资本主义本质方面,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都旗帜鲜明地作了大量论述,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思想遗产,但是,新世纪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实践正呼唤着新的理论创新,经典作家们的探索只是为我们提供了良好的开端,没有也不可能为我们在实践中所遇到的各种新问题、新现象提供现成的答案。我国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坚持反对教条主义,坚持在实践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形成,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这表明我们经过多年探索,已经找到了一条在现代工业文明条件下切实可行的社会主义模式的发展之路。 在全球化背景下发生的苏东巨变,犹如一场“政治地震”,曾经深深地震撼着人们的心灵。但是,历史的经验和客观的现实都告诉我们,随着人类历史沿着现代工业文明主干道更深入地进入到全球化的新阶段,在它赋予资本主义以新的生命力的同时,它也必将为社会主义各国迅速实现后发赶超的现代化目标带来新的动力和机遇,必将为美好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带来新的希望和生机。 科学社会主义论文:我国社会主义实践给国际科学社会主义运动的深刻启示 摘要:科学社会主义一直是在曲折中前行的。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后,国际科学社会主义运动遭受严重挫折,各种社会主义思潮涌现,尤其是民主社会主义的新发展对科学社会主义提出了严峻挑战。中国以其成功的实践证明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强大生命力和远大发展前途,也给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带来深刻的启示和借鉴。 关键词:民本思想;制度创新;科学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民主;执政能力 中国过去几十年的发展中虽遭过“左”错误路线的影响(如“”和“”),但仍然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同时也积累了大量的发展经验。中国的成功,展示了很强的定力。这种定力背后主要是我们把中华文明、中共的红色传统与西方优秀文明有机结合在一起,从而使我们找到了“超越发展”的规律,并在此基础上提炼出发展思路和成功经验。 一、 始终坚持民本思想 “民为本,君为轻”,“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是中国古代许多执政者所秉持的执政理念。民生问题直接关系到政权兴衰和国家命运。民本主义思想揭示了一条深刻的执政规律,即不论实行什么政治制度,最终必须解决好民生问题。中国共产党把党定性为“代表中国最先进生产力,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把以人为本作为科学发展观的优秀,这是我党对中国古代民本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生产力发展,社会稳定,人民生活得到较大改善和提高,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日益显现。从国际社会实践看,哪个国家民生问题解决得好,哪个国家的政治就稳定,社会就太平;反之,社会各种矛盾激化,社会动荡,不管执政者在政治上多么“作秀”,都无法改变“短命政治”的结果。前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最主要的是这些国家的民生问题没有得到改善,从而使这些国家的执政党失去民心,动摇了执政基础。民本思想不仅符合中国政治传统,也代表了世界未来政治发展的潮流,它是中国成功超越西方政治模式的一个主要思想和经验。 二、坚持制度创新的 中华文化具有巨大的包容性,所以得以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我们过去30多年的最大成功几乎都是综合创新的结果。在学习吸收世界文明的同时不失自我,这是中国一条重要的“赶超”经验。无论是在经济还是在政治等方面,我们在创新发展方面做得比较成功。在经济方面,我们不排斥市场经济,而是把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有机结合起来,把国家的“有形手”与市场的“无形手”结合起来,公有制与非公有制结合起来,把国家经营与个体经营、私人经营、外资经营结合起来,探索和实行股份制、股份合作制,租赁制、承包制等多种经营形式,激发了社会活力,实现了经济繁荣,创造了世界奇迹,最终形成了在当今世界具有影响力的“中国模式”。在选举制度方面,我们把“选拔”和某种形式上的“选举”结合起来,既吸收了中国历史传统、继承了解中共的红色基因,也吸纳了世界优秀的文明成果。这种做法明显好于西方仅依赖“选举”的制度。在社会领域,我们推进社会综合治理,推动社会协商对话,建立社会与国家高度良性互动的制度,所以我们的国家和社会比较稳定,更富有凝聚力。在理论领域,我们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和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勇于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围绕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出一系列紧密相连、相互贯通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形成和贯彻了科学发展观。 三、坚持发展科学社会主义 苏联、东欧国家的一个沉痛教训就是它们的改革选择了错误的方向。它们的改革不是为了坚持和完善共产党的领导,而是取消、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它们的改革不是为了完善社会主义,而是放弃了社会主义,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改革要把握正确的方向,就是要在理论上坚持并发展科学社会主义。其中首要的关键是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认清不发达国家实现社会主义的特殊规律,进而按照这个特殊的规律来制定适合自己国情的基本纲领、基本路线、基本方针和基本政策。我们改革开放30多年创造的奇迹,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们党在思想上能不断地坚持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理论上不断地坚持理论创新,方向上始终坚持科学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党和人民90多年奋斗、创造、积累的根本成就,必须倍加珍惜、始终坚持、不断发展,所以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在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探索中,我们坚定不移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 四、不断发展社会主义民主 民主是社会主义的重要特征,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与苏联模式的民主建设的沦陷有密切的联系。苏联模式在政治上过度集中,缺少民主与法治。如斯大林带头实行个人集权制(集党、政、军三大权于一身)、职务终身制和指定接班制。这“三制”根本背离了民主共和国的权力制约制、权力任期制和权力选举制。同时斯大林还实行消灭异己制、监控干群制、官僚特权制,并加深了列宁遗留下来的制、以党代政制、控制选举制、干部任命制。这十种政治体制严重破坏了社会主义民主,使党内民主、苏维埃民主和社会生活民主大为缺失。在这种政治体制之下 ,领导集团或最高领导人就容易判断失误,独断专行,滥用权力,破法法制。我们的政治体制在历史上也曾受到苏联模式的影响,民主与法制建设受到破坏,但我们党能在挫折中迅速而又清醒地认识到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克服苏联模式影响,探索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建设之路。无论是在党内民主,还是在社会民主,我们取得了伟大成就。我们的人民代表大会制、中共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基础民主制度,既有形式上的创新,也有内容上的完善。民主选择举、民主决策、民主监督和民主管理,最大限度地保证人民当家作主。以美国首的西方国家,常用以“人权”为借口肆意攻击不同意识形态的国家,推行政治霸权,我国民主制度的发展正是对这种霸权的有力回击。民主建设由于受到经济的、文化的和历史传统的等因素影响,我们的民主建设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民主建设永远在路上。 五、不断加强党的建设特别是执政党的执政能力的建设 当前,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各国之间特别是大国之间的综合国力竞争日趋激烈。在这严峻国际形势面前,能否解决好执政党的建设问题,对于我们党科学制定国家政策,妥善应对各种风险,进一步扩大改革开放成果,并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随着新科技革命的纵深发展,综合国力竞争更加激烈,在机遇与挑战并存,我们党要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继续推进现代化建设、完成祖国统一、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这三大历史任务,必须大力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这是时代的要求,也是人民的期望,也是历史赋予的责任。党的建设要全方位的建设,包括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和执政能力建设。四者密不可分,相互影响,相互依存。没有良好的思想建设、组强建和作风建设便没有良好的执政能力建设,反之,执政能力建设是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和作风建设的集中体现。前苏联和东欧执政的共产党丧权亡党的根本原因主要就是执政党自身的建设出了问题,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由于急于求成、急于过渡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而搞“左”的政策。二是民主集中制实际变成极端集中制,使得执政主体活力和战斗力丧失。同时缺乏对执政党权力的制约和监督,政治建设不是朝着扩大社会主义民主的方向进行,从而形成了一个从生活到价值观都同人民大众格格不入的官僚特权阶层,使执政党一步步离开了自己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根基――人民群众。三是以教条主义的态度和形式主义的方法对待马克思主义,使得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意义完全然丧失。我们也应从改革和完善党的制度建设的角度,详细研究处于不同国家、具有不同性质的各类政党改进领导体制、工作机制、领导方式、执政方式,处理党政关系、调整和扩大社会基础与阶级基础等各方面的重要经验。多年来,特别是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以来,面对国际风云变幻,我党及时总结经验,吸取国际社会主义动实践中的教训,重视党的自身建设,党的建设全面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继续推进,思想理论建设成效明显,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取得重要成果,党的建设改革创新迈出重要步伐。党内民主进一步扩大。干部队伍建设取得重要进展,人才工作开创新局面。创先争优活动和学习型党组织建设深入进行,基层党组织不断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取得新成效。这也是我党在国际风云变幻中立于不败之地,永葆青春活力,成功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走向富强、民主、文明的现代化国家的重要法宝。 科学社会主义论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当代中国的科学社会主义 【摘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我们党几十年来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重大成果,它成功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它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又根据我国实际和时代特征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与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的辩证统一,是科学的社会主义。它反映了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方向,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 【关键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科学社会主义;改革开放 党的18大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党和人民九十多年奋斗、创造、积累的根本成就。”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深入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宣传教育,结合当前形势任务,要求我们始终把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聚集点、着力点、落脚点,只有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切实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自信自觉,才能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征途中谱写新的篇章。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队科学社会主义重要表现 一个国家实行什么样的主义,关键要看这个主义能否解决这个国家面临的历史性课题。马克思主义之所以是颠扑不破的伟大真理,就在于它符合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19世纪中叶,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使社会主义实现了从空想到科学的伟大飞跃。上世纪初,列宁成功地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俄国具体实际相结合,领导十月革命取得伟大胜利,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实现了科学社会主义从理论到实践的伟大飞跃。 历史和现实告诉我们: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这是历史的结论,人民的选择。在总结这一奋斗历程时强调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改革开放新时期开创的,也是建立在我们党长期奋斗基础上的,是由我们党的中央领导集体团结带领全党全国人民历经千辛万苦、付出各种代价、接力探索取得的。以毛东同志为优秀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为新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物质基础。以邓小平同志为优秀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成功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同志为优秀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成功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二十一世纪。新世纪新阶段,以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成功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坚持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团结的旗帜、奋进的旗帜、胜利的旗帜,是社会主义中国的成功之路。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反映了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方向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创造性运用,是符合中国国情、具有强大生命力的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成为当代中国的科学社会主义,关键在于它的“中国特色”。邓小平同志曾经讲道:“中国搞社会主义,强调要有中国的特色。我们坚信马克思主义,但马克思主义必须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只有结合中国实际的马克思主义,才是我们所需要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我们正是根据这样的思想,力求实现我们的发展目标。正是这种中国特色,既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的坚持,又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的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和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的辩证统一,是根植于中国大地、反映中国人民意愿、适应中国和时展进步要求的科学社会主义,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 改革开放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一条道路正不正确,有没有巨大优势和强大生命力,实践最有说服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中国人民以科学社会主义为指南、立足中国国情进行的伟大创造。“改革开放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活力之源,是我们党和人民大踏步赶上时代前进步伐的重要法宝,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改革开放30多年实践的根本总结,凝结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个近代以来最根本的梦想,也体现着近代以来人类对社会主义的美好憧憬和不懈探索。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们党始终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历史课题,领导人民在建设社会主义的丰富实践探索中,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我国综合国力大幅跃升,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社会事业蓬勃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国家的面貌发生了历史性变化。事实雄辩证明,我们一定要坚持走这条正确道路,因为它是一条强国之路、富民之路,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 三、在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新的伟大征途中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马克思主义是思想的清泉,绝不是一潭静止的死水“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会主义从来都是在开拓中前进的。”30多年来的发展实践告诉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就必须继续坚持和丰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体系和制度,在深化改革开放新的伟大征途中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始终坚持、不断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党的十八大对全党提出的根本政治要求。同时也要看到,我国的社会主义还处在初级阶段,我们还面临很多没弄清楚的问题和待解决的难题,对许多重大问题的认识和处理还处在不断深化的过程之中。我们过去取得的实践和理论成果,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面对和解决前进中的问题,但不能成为我们继续前进的包袱,世界上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也没有一成不变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我们一定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观点,坚持以实践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发挥历史的主动性和创造性,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征途中谱写出新的篇章。 科学社会主义论文:市场经济条件下,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必须坚持 摘 要:我国历经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后,基本上形成了具有中国特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马列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是:消灭私有制,实行公有制;大力发展生产力,创造极为丰富的社会物质财富……马克思和恩格斯断言,私有制是一定要灭亡的。因此,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必须坚持。 关键词:科学社会主义;原理;资本主义;私有制 一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1956年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中国确立了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从此,中国进入了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三大改造的实质就是使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转变成为生产资料的公有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就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的共同发展。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资料所有制是社会经济制度的优秀和基础,决定着社会经济制度的性质。公有制经济的巩固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制度的基本内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过程中的所有制结构调整,是以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为前提的,多种所有制经济的发展也是以确保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为条件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就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这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所有制理论,秉承并坚持了公有制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这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秉承这一基本原理,在思想文化领域里,提出了“向雷锋同志学习”的口号,号召全国人民大力弘扬雷锋的为人民服务的无私奉献的精神。 改革开放至今,我国的经济建设成就举世瞩目。高铁、核电等项目成为我国“一带一路”走向世界的名片,这些经济建设成就的取得,应归功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归功于改革开放,而不是什么“所有制的改变”,我们国家的所有制没有变,仍然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这是党的十八大明确规定的。2016年3月4日看望了参加全国政协十二届四次会议的民建、工商联委员,并参加联组会听取委员们意见和建议。他强调:“必须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没有变,我们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方针政策没有变,我们致力于为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和提供更多机会的方针政策没有变。”的讲话非常明确,在我们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中,必须坚持两个“毫不动摇”,这本身就是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的内在的本质的要求。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明确指出:“共产党人可以用一句话把自己的理论概括起来:消灭私有制。”作为一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毕生信仰《共产党宣言》中的“两个必然”,即共产主义必然胜利,资本主义必然灭亡。“不讲私有制和私有观念也有推动生产力发展和促进社会文明进步的一面。”这才是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倘如口头上高唱社会主义赞歌,背地里却贩卖私有制和私有观念的黑货,那是假马克思主义者。任何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人都清楚,私有制也有推动生产力发展和促进社会文明进步的一面,如果没有这一面,西方的资本主义制度早就灭亡了。 邓小平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少年时,他立志救国远赴重洋;中年时,他指点江山征战南北;壮年时,他建设祖国鞠躬尽瘁;晚年时,他托起改革改天换地。指出:“邓小平同志对党和人民的贡献,是历史性的,也是世界性的”,“邓小平同志的贡献,不仅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历史命运,而且改变了世界的历史进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史册上,必将永载邓小平的名字。 二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从私有制和国家产生的历史开始,通过对私有制和国家演进历程和发展轨迹的深层面认识,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论证了私有制和国家的历史性和过程性,从根本上否定了私有制、国家的永恒性与合理性,使《起源》成为鼓舞革命斗志,驳斥传统私有制、国家观点的理论武器。”因为,私有制是阶级社会的根基,而奴隶制国家、封建制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则是私有制的保护神,历代剥削阶级为了永久保持他们的经济利益和阶级地位,制造了许多有关私有制和国家“合理”“永恒”的理论,为私有制和维护私有制的国家寻找理论根据。另一方面,他们利用掌握的国家机器,通过合法手段,限制甚至镇压被剥削、被压迫、被统治者对私有制的任何抗争,用暴力强制手段维护私有制和国家制度,把私有制和国家制度置于神圣不可动摇的地位。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就是私有制。“之所以人们对封建社会的经济危机在认识上和讨论上没有资本主义社会的多和深刻,是因为封建社会比资本主义社会更‘私’,封建社会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不仅生产资料私有,连国家都是私有的,即家天下。”这种私有制的封建国家,到了近代更是沦落到亡国灭种的地步,一部中国近代史,就是西方列强瓜分、灭亡中国的屈辱史;就是中国人民浴血奋战、抗击西方列强侵略的斗争史。事实胜于雄辩,“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 那么,如何看待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与危机呢?学界已有学者做了认真的研究,由红旗出版社2015年1月出版的任铃著《从西方环境运动看当代资本主义的社会矛盾》一书指出:“当今,整个资本主义世界正面临一场深刻而全面的危机,这场从经济领域衍生的危机,波及到政治领域、文化领域、社会领域和生态领域,构成了资本主义的总体性危机。”“面对总体危机,单纯的文化批判是远远不够的。现在,需要的是一种总体危机理论,需要的是一种对资本主义的总体批判。”国外亦有学者对资本主义的总体性危机做过研究,资本主义“这种经济制度对任何形式的人类利益的总体异化是一个清楚的迹象,表明它必然要灭亡,从而给更高级的社会秩序让路”。人类社会的发展是有规律的,这个规律就是人类社会将逐步地从低级社会形态向高级社会形态发展,这就是马史思恩格斯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之一。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和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的辩证统一,是根植于中国大地、反映中国人民意愿、适应中国和时展进步要求的科学社会主义,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作为一名史学工作者,理论工作者必须认真学习的重要讲话,深刻领会其讲话的精神实质,坚持两个“毫不动摇”,为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贡献一份力量。 科学社会主义论文:以中国为个案浅谈科学社会主义何以可能 【摘要】科学社会主义是一个真理性的政治概念也是一门极具实践性的科学。历史发展至今,我们应该清楚的认识到社会主义替代资本主义已是必然,但这并不是一个机械的教条,正确的对待科学社会主义并加以实践,使这一灰色的理论变成绿色呢?本文将以中国为个案着重从正确对待科学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两个层面浅谈科学社会主义何以可能。 【关键词】科学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时俱进 一、何谓科学社会主义 科学社会主义(scientific socialism)亦称科学共产主义,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创立的。它是关于无产阶级解放斗争发展规律的科学,即关于无产阶级所进行的斗争的性质、条件以及由此产生的一般目的的科学。无产阶级所进行的斗争的性质,就是要使自己从资本主义奴役下解放出来,彻底埋葬雇佣劳动制度;无产阶级所进行的斗争的条件,就是要使自己获得彻底解放,必须消灭阶级剥削、阶级压迫和阶级差别,消灭产生阶级的生产资料私有制;无产阶级所进行的斗争的一般目的即最终目的,就是在全世界实现共产主义,解放全人类。无产阶级解放斗争的性质、条件和一般目的这三个内容,是一个相互联系、不可分割的整体。因此,科学社会主义可以简述为关于无产阶级解放条件的学说。 同时,科学社会主义又包含着极其丰富的内容。科学社会主义科学地论证了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的历史趋势,论证了无产阶级埋葬资本主义、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伟大历史使命。同时,它又不是一成不变的教条。这一必然性需要用实践来实现它,它在指导实践的过程中,又要接受实践的检验,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扩展、不断深化、不断丰富、不断完善。 二、如何对待科学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以资本主义的灭亡标志自己的诞生,它建立的是社会公有制,剩余价值被挖除,危机也将随之消失。历史形态几经更迭,世界格局历经反复调整变换,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在高潮发展和低潮涌动中轮回运动,在这种复杂多变的形势下,科学社会主义发展面临着诸多困难和挑战。然而,社会主义是人类社会一种崭新的社会制度,代表着人类历史发展的方向,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必然趋势。历史和实践证明,无论时代怎样变迁、时势如何转换,科学社会主义作为指导人类解放和世界社会主义事业蓬勃发展的强大理论武器,在经历洗礼后,重新焕发勃勃生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科学社会主义坚持与时俱进,汲取时代精华,不断为自身输送新鲜血液和时代养分,逐步丰富精神内涵和完善理论体系,是时代演进的弄潮儿;科学社会主义始终规定着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的历史趋势,使社会主义对加快自身发展,赶超并最终取代资本主义充满信心,是社会转换的掌舵者。 社会主义必然取代资本主义、未来世界必然是世界社会主义的理论是科学社会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从根本上规定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历史命运和社会主义终将胜利的美好蓝图。资本主义发展到今天已有几百多年的历史,在与社会主义的合作、竞争和斗争中,保持较为强劲的发展势头。虽然也经历了诸如战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当今美国次贷危机等发展间歇,但这只是整个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短暂停滞,按照马克思的资本主义再生产周期理论,危机过后必将是资本主义新一轮的发展高潮。在当今世界,被科学社会主义认定为腐朽、垂死的资本主义不但“腐而不朽”、“垂而不死”,而且还能带头掀起以信息化为先导的全方位、加速大发展的第五次科技革命,从而使资本主义更加发达。 三、中国化的科学社会主义之实践道路 在中国这样一个古老的东方大国里要推动历史车轮的前进,旗帜问题至关重要,旗帜就是方向,旗帜就是形象。实践证明,一个工人阶级政党,有无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指导,是能否保持其自身先进性的决定因素。始终坚持与时俱进是马克思、恩格斯进行理论创新所遵循的一条基本原则,是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可贵的理论品质。科学社会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根源于它的两个特性:科学性和实践性.客观实际是错综复杂、不断变化的,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反映客观实际的科学社会主义就应该从变化了的情况、发展着的实际中发现和汲取新经验、新知识、新思想、新原理,不断修正、丰富和完善自己。 社会主义是一个不断运动变化的实践过程。首先是理论问题,其次是实践问题,最后是理论和实践结合问题。对社会主义的实践,目前我个人认为有三次重要的。第一次是对空想社会主义(空想共产主义)的实践,我认为以十八世纪欧文的空想和谐新村建设为代表,但是最终实践结果却是失败了。这次实践为后来的科学社会主义提供了大量的实践经验。第二次以苏联革命胜利及国家建设的实践。苏联革命胜利和建设的重要意义我就不说了,这次革命和国家建设为后来的社会主义理论完善提供了大量的经验,也为后来的社会主义国家提供了经验。第三次以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为目的的实践,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建设。这个目前争议比较大,我个人认为,中国目前的经济建设是成功的,但是思想建设却存在问题。比如:目前中国贪污腐败问题、制度建设问题、道德方面存在的问题等。目前世界上还有传统的社会主义国家,如朝鲜,有半改革式的社会主义国家,如古巴等,改革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等。谁在社会主义发展过程中走了正确的路线,现在谁也不知道,等待实践的检验吧! 第一个过程是对社会主义理想信念的认识,传播,发展。这是对理论的认识,并为后面的实践积蓄力量,属于量变过程。第二个过程是社会主义革命阶段。这一个阶段社会主义力量蓬勃发展,并推翻就有的制度,建立各式各样的社会主义制度。这是质变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为完善,实践,丰富,发展社会主义理论提供经验和素材。第三个过程是对已经建设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的发展。当前的社会主义国家大多处于这个阶段,发展方向存在争议。 科学社会主义论文:论科学社会主义与中国发展 摘要:科学社会主义已经诞生168年,人们在实践的过程中对科学社会主义出现了诸多误读。科学社会主义与中国的发展息息相关,它是中国正在不断探索的社会理论。正确理解科学社会主义对于中国的未来走向乃至世界的和谐共存都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从马克思主义整体性上解读科学社会主义、无产阶级的政党领导、与时俱进的科学品质、解决发展中的实际问题是理解与掌握科学社会主义精髓的关键。 关键词:科学社会主义 马克思主义 中国发展 科学社会主义作为一种理论、一种信念,在过去近170年的历史中,历经马克思恩格斯的原典性定义,巴黎公社、苏联与东欧、中国等实践性解读,对整个人类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自十月革命之后,科学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拯救中国和发展中国的真理,指引着中国的发展。中国发展的历史雄辩地证明了其理论的正确性,只有真正做到坚持从整体上解读科学社会主义、坚持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领导、坚持与时俱进以及注重解决发展中的实际问题才能正确理解科学社会主义。 一、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是解读科学社会主义的钥匙 科学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同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有着内在的必然联系。列宁1913年撰写的《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将马克思主义划分为三大部分。我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艾思奇将马克思主义总结为三个主要组成部分,我国高校教科书也是基于三部分编写教材的。这些便于对马克思主义的全面理解和整体掌握,令科学社会主义重要性更为突出。然而,科学社会主义也有广义和狭义之分,“从狭义上讲科学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一部分,从广义上讲科学社会主义就是马克思主义。”因此,绝对不能在没有明确范围的前提下就下结论将二者混淆。马克思主义是社会化的结果,是关于人类的解放学说,涵盖了十多门科学。因此,在实践过程中决不能简单的将科学社会主义的狭义与广义混为一谈。 曾经由于片面孤立的理解马克思主义,甚至将科学社会主义完全等同于整体的马克思主义,给中国的革命和建设事业带来了巨大伤害。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反复出现的“左”倾错误,片面强调实现社会主义的革命性、斗争性,实质上是没有用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原理把握中国革命的规律,缺少对客观国情的分析。片面地唯书唯尚,革命事业以社会进步为愿景,却不自觉地违背了中国政治经济状况。在克服错误思想的基础上形成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则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社会现实相结合的理论成果,它正确地认识和灵活地运用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辩证关系原理。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确立后,由于对社会矛盾认识不清,又导致长时间地陷入了阶级斗争的魔咒。归根结底还是片面的理解马克思主义,在实践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过程中,忽视了马克思主义中所蕴含的政治学、经济学、文化学、教育学、伦理学等各领域相互影响的事实,孤立地看待社会主义建设的问题,因此,我们必须适时总结经验教训,避免在今后的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重蹈覆辙。 总之,科学社会主义作为马克思主义整体的归宿和落脚点,其实现需要哲学的方法论,需要政治经济学对现实社会的剖析,更需要将三者有机地与中国的社会现实紧密相连,正如说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和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逻辑的统一”。因此,任何脱离本国国情,盲目照抄照搬他国经验,脱离实际,不从历史本真和现实国情出发去运用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做法,都是不可能成功的。 二、马克思主义政党是科学社会主义传播及实践的优秀力量 马克思主义政党对于科学社会的传播起到了不可磨灭的力量,科学社会主义是其一直不断追求和奋斗的目标。世界社会主义事业曾经因马克思主义政党而取得了巨大成就,也曾因马克思主义政党组织变质导致了诸多社会主义国家的瓦解。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杰出代表,中国共产党从建立之初就肩负起了传播马克思主义,深刻领悟与实践科学社会主义的艰巨使命,并在不断实践的过程中发展和丰富着科学社会主义。 是在中国最早接受并信仰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员,他对“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制度本质”、“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等科学社会主义优秀问题进行了详细论述,“担负起了解读和宣传科学社会主义的神圣使命,发挥了巨匠作用”;陈独秀作为党的早期领导人,对“资本主义和伪社会主义进行了尖锐批判”,并明确提出了一项原则“未来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绝不再走欧美日本人的错路”,具有“筚路褴褛”的开创之功;以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带领中国走上了社会主义的道路,并致力于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与中国实际的实践结合,为中国未来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制度基础;邓小平带领全党认清了社会主义的根本性问题,并给予了理论和实践上的具体解读,使得“科学社会主义终于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形态和风采引领当代社会主义各国阔步前行”;同志提出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逐渐将我们一直所追求的社会主义定义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进入新世纪,以同志为优秀的党中央领导集体基于我国国情和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提出了“以人为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践行科学发展观等社会主义发展理念,做出了“社会和谐是社会主义本质属性”的重大判断。十八大以来,强调要从世界共运史中揭示中国走上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性和正确性。 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实践表明,先进的思想理论是指导我党不断保持党的先进性、纯洁性的基础,是引领我党不断创造辉煌、为民造福的理论保障。中国共产党逐渐探索出集体领导,党内民主集中制,破除领导人终身制等建设原则以及从严治党,科学治党,严于律己,勇于纠错的治党方略。只有搞好党的建设,坚定科学社会主义理想与信念,明确光明前途和远大目标,共产主义社会的伟大构想才有望成为现实。 三、与时俱进是科学社会主义生命力的源泉 与时俱进是科学社会主义生命力的源头之水,恰如恩格斯所说:“社会主义自从成为科学以来,就要求人们把它当做科学看待,就是说,要求人们去研究它。”所以,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从来都不是一个僵化的体系,科学社会主义的实践也从来都不是一种固化的模式,恩格斯也只是对这一理论做出了一定的科学预设。时代要求我们在解读和运用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过程中,要进行与时代具有强烈共鸣的理论创新。 时代是变化和发展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诞生之初的时代背景与今天的现实有着巨大的差异。然而,我们不能固守僵化地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原封不动地运用于中国当代的发展之中,而是要依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依据科学社会主义的优秀理论进行与时俱进地发展与创新,在内容与形式中注入时代强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与我国现有国情有机结合而与时俱进的成功典范,改革开放后我国经济突飞猛进,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人民的生活水平显著提高、政治民主化水平更上一个台阶,经济发展中注重质量、速度与生态之间的协调发展关系等,这些都是使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丰富与发展的成果。 伴随着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深入发展,质疑与否定之声从未中断过,特别是资本主义对外意识形态的输出,将学理化逐步政治化,宣扬社会主义国家是“集权专制国家”等等。民主社会主义的余存,的泛滥,普世价值的影响,“马克思主义过时论”、“历史终结论”等新自由主义思潮等都对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起到过阻碍的作用。面对如此之多的质疑声,给出了回应,他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而不是其他什么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不能丢,丢了就不是社会主义”。因此,中国要发展首先就要坚定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坚持科学社会理论的正确方向,坚守是前提,创新是保障,与非科学的理论作斗争的过程就是坚守和丰富科学社会主义的过程。 四、解决发展中的实际问题是科学社会主义立足的根本 科学社会主义既要有具体的制度和形式,更要有明确的价值和功能。从自然王国向自由王国过渡,促成人的全面自由自主、自知自觉的发展,做到人尽其能,各得其所,是马克思主义最本质的特点和归宿,也是科学社会主义基本而又恒定的目标和价值,更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必然。而在当代的中国,解决发展中的实际问题,包括改善民生、提高政治民主水平等就是发展科学社会主义的根本之所在。 中国历来都注重解决老百姓最关心、最直接的现实问题。在新民主主义阶段,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以改善民生为追求;新中国成立后,我国以增进人民福祉为目标;改革开放后,我们把共同富裕作为基本追求,由个体获利而上升为群体获益,体现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原则。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的每一阶段都是以人民获益为标准,正如邓小平说,“空讲社会主义不行,人们不相信,归根到底要看生产力是否发展,人民是否增收”。社会主义曾在全世界十几个国家建立了政权,人民也因此得到了实惠。今天社会主义的中国得到了更为广泛的认可,究其原因还是大大改善了人民生活。当今世界,各国在全球化的推动下同呼吸、共命运。在这个合作与冲突交织,富裕与贫困共存的时代,如何实现和谐共处,做到共存共生,共同繁荣,共建共享,永续发展,是考验全人类共同的时代课题。今天中国,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指引下更加注重开放和共享,努力为人类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献力进策。 科学社会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规律就是方向,具有不可逆性。但是,遵循规律不是坚持本本主义,需要在实践过程中在遵循基本原则的前提下进行与时俱进地改革和创新。在前进的路途中固然有曲折,但在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导航下,我们有坚定的目标,明确的方向,能在历史的重大关头将科学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科学社会主义将愈发放射光芒! 一种科学的理论、一个为民的政党、一条鲜明的道路,使我们能正确对待过往,努力把握当下,奋勇追求未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何而来已为历史所佐证,未来向何处去还需不断探索。 科学社会主义论文:马克思恩格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创建过程研究 【摘要】在马克思和恩格斯之前,许多的哲学家或学者对社会主义都有过想象,但由于所受条件的限制与约束,这一想象被称为空想社会主义。知道马、恩关于社会主义的论述的产生,才使得社会主义有了从理想到现实的实现路径,这一路径即马克思和恩格斯对社会主义的科学预测,也就是他们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 【关键词】马克思;社会主义 一、马克思、恩格斯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丰富和发展的社会历史背景和原因 这一理论主要是基于马克思、恩格斯对19世纪下半叶社会主义实践经验的新总结。19世纪下半叶社会主义实践包括: (一)1848―1849年的欧洲革命 欧洲1848年革命发生于欧洲,是平民与贵族间的抗争,主要是欧洲平民与自由主义学者对抗君权独裁的武装革命。波及的国家几乎涵盖全欧洲,仅俄国、西班牙及北欧少数国家未受影响。一般说来,此次革命虽造成各国君主与贵族体制动荡,但是所有革命行动均以失败收场。这次革命是19世纪上半叶欧洲经济、政治和思想发展的必然结果,是封建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压迫民族与被压迫民族的矛盾尖锐化的必然结果。其任务是推翻封建制度,消除异族压迫,建立统一的民族国家,为资本主义进一步发展扫清道路。 (二)1871年的巴黎公社运动 1871年爆发的巴黎公社运动,是一场旨在推翻资产阶级,建立无产阶级政权的运动。巴黎公社是第一个无产阶级政权的雏形,它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斗争和社会主义的学说,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上写下了光辉、伟大而悲壮的一页。由于当时的政治经济条件所限,无法进行其推翻资本主义统治的愿望。但是它深刻地表明资本主义社会的民主,只是资产阶级内部的民主,当无产阶级的斗争威胁到了资产阶级的利益和安全时,资产阶级会毫不犹豫地把无产阶级投入血泊之中。 (三)1864年的第一国际 第一国际是在19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欧洲工人运动和民主运动重新高涨的形势下产生的。1848年革命后,欧洲资本主义飞速发展,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形成,资本主义各国的联系越来越具有国际性质。与此同时,全世界劳动人民遭受的压迫日益加剧,无产阶级和被压迫人民的反抗斗争不断加强。反压迫反剥削的斗争实践使各国无产阶级认识到,他们有着共同的利益和共同的敌人,而以往分散的斗争常常使他们遭到同样的失败,无产阶级必须在国际范围内联合起来,用无产阶级的国际团结去对抗资产阶级的国际联合。这种国际主义意识促进了国际工人协会的产生。 (四)1889年的第二国际 第二国际(1889―1916),即“社会主义国际”,是一个工人运动的世界组织。1889年7月14日在巴黎召开了第一次大会,通过《劳工法案》及《五一节案》,决定以同盟罢工作为工人斗争的武器。组织后因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而解散,其后伯尔尼国际成立并作为实体运作。第二国际所作出影响最大的动作包括宣布每年的五月一日为国际劳动节,宣布每年的3月8日为国际妇女节,并创始了八小时工作制运动。今日世界最大的政党组织“社会党国际”实际上为其延续,在二战后的1951年成立,成员均为原第二国际成员。 四场运动的产生与爆发,形成一个过程,不断凸显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矛盾,同时壮大了无产阶级的力量,广泛的无产阶级运动也由无秩序无组织向寻求统一组织演变,在此背景下,就要求相应的革命理论指明方向。这也就是马、恩科学社会主义产生的前提背景。 二、马克思、恩格斯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丰富和发展的主要内容 (一)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和揭露 第一、资本主义社会的制度性弊病。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是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有制之间的矛盾。其具体表现是: 1.生产无限扩大的趋势与劳动者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对缩小的矛盾。这一矛盾最终导致资本主义内部的供需不均等,这一“剪刀差”类型的后果,就是生产的相对过剩,这也是爆发经济危机的实质原因,因此必然导致资本主义周期性的经济危机与社会危机。 2.企业生产的有组织性与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的矛盾,即生产的社会化与无政府之间的矛盾。对于资本主义企业组织的运行而言,是非常有序的,分工细化,机器化大生产,但相反,由于社会要求的市场自由化,政府无权也无能力去进行全社会性质的协调,政府只充当“守门人”的角色,这种结果使得这一矛盾日益凸显。 3.资本主义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对立与矛盾斗争。在经济关系与经济地位的差距之下,阶级关系的矛盾自然而然上升到主要的矛盾,这使得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对立与斗争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二)对未来的理想社会的科学预测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于未来理想社会的科学预测是基于科学理论与实践基础的之上的理论性预测与分析。因此,在这一前提之下,马、恩把社会主义产生的各种请况都尽可能考虑到了,主要分为在发达资本主义爆发社会主义和在欠发达资本主义的情况下进行社会革命两种可能。 1.关于经济发达国家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后,社会发展阶段理论。 马、恩根据对历史发展规律的理解和对巴黎公社经验等的概括,从当时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生产力发展水平出发,作出对社会主义革命成功后社会发展阶段的设想和预测。这一预测主要分为两个阶段:即过渡时期和共产主义(其中共产主义又分为发达的社会主义阶段和共产主义高级阶段)。 2.关于落后的国家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后,社会发展阶段理论。 八十年代以后,随着欧洲资本主义的发展的普遍繁荣,东方革命呈现的日益高涨形势。马克思认识到东方革命不同于西方革命的特点,提出:“不发达国家有可能不通过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过渡到高级形式的社会”。 科学社会主义论文: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源”和“根”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经过几十年的理论和实践探索,我们党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规律的把握,已经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同时也要看到,我国社会主义还处在初级阶段,我们还面临很多没有弄清楚的问题和待解的难题,尤其是在思想理论领域,对一些重大而基础性的理论问题的认识还需要不断深化。这其中,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源头的理解认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关系的把握认知,还存在不少亟待厘清的地方。 一、要认真辨析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关系上的认识误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是什么关系?应该说这个问题的答案是明确的。因为党的十七大、十八大对此都有清晰的表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又根据中国国情和时代特点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这就是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同当前中国具体国情相结合的结晶:它在本质层次上,就是科学社会主义,而不是别的什么主义;在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怎样创造性地付诸实践的层次上,则根据中国国情和时代特点,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并不是一种有别于科学社会主义的“独立形态的社会主义”。“中国特色”,不是就本质层次说的,而是就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实现形式而言的。形象地说,科学社会主义是“源”,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由科学社会主义生出来的“流”。科学社会主义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源”与“流”的关系,离开科学社会主义,就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学术界对这个问题有不同的看法。总有人想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同科学社会主义并列甚至对立起来,把两者看作是社会主义的所谓两个不同的流派,不承认两者之间有渊源关系。他们往往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确,而贬低甚至否定科学社会主义。有人说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所以要实现中国化,创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此,我们需要明确以下两点认识。 第一,必须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著作中阐述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运用这些原理分析他们面临的形势得出的具体结论区分开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反映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是完全正确的,不是有对有错,也不会过时,任何时候、任何条件下都是管用的;至于运用基本原理分析具体问题得出的具体结论,那应该随着条件的变化而改变,不能简单地照搬。马克思恩格斯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这些原理的具体运用分开来看待的:基本原理是正确的,不会过时的,但根据当时的历史条件运用这些基本原理得出的具体结论,则可能随着条件的变化而过时,需要修改。 第二,要把能不能解决中国问题与怎样才能解决中国问题区分开来。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特定阶段的共同规律,它是这个历史阶段“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它完全能够解决当前中国的问题;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又必须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不联系实际,那就什么问题也解决不了。然而,这并不等于说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不管用了,无法解决中国问题,应该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代它。奇怪的是,有人一方面说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无法解决中国问题,另一方面却强调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种逻辑是混乱的、说不通的。把能不能解决中国问题与怎样才能解决中国问题混淆在一起,把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只有联系中国实际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当作科学社会主义不能解决中国问题,不管用了,这是犯了“偷换概念”的逻辑错误。 不能不看到,确有极少数人是故意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同科学社会主义对立起来的。否定了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刨掉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子,那就随便怎么说都可以了。不讲科学社会主义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那就什么边界都没有了,变成了一个什么都可以装的“筐子”,连反映资本主义本质的东西也可以塞进来,那样,就可以打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旗号来贩卖资本主义的货色了。比如,打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旗号,反对生产资料公有制是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这个基本原则,认为社会主义也可以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进而主张私有化,就是常见的一例。对这种主张必须高度警惕。 二、要从根本上说清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到底是什么关系 在新进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的研讨班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而不是其他什么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不能丢,丢了就不是社会主义。”他还回顾了科学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进程,指出社会主义思想从提出到现在,经历了六个时间段:“空想社会主义产生和发展,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列宁领导十月革命胜利并实践社会主义,苏联模式的逐步形成,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对社会主义的探索和实践,我们党作出进行改革开放的决策、开创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段话应该成为我们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关系的根本依据。 第一,它说明了判断一个社会是不是社会主义的标准。社会主义这个概念是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出现的。资本主义的发展暴露出许多矛盾,有人就设想用一种新的、合理的、能够克服资本主义弊病的社会制度来取代资本主义,这种新的社会制度就叫社会主义。然而由于人们的阶级地位不一样,追求的利益不一样,所以设想的新制度也不一样,这就出现了各色各样的“社会主义”。据说从17世纪以来关于社会主义的定义有300多种。谁只要说资本主义有弊病,就可以自称为社会主义。那么,究竟什么叫社会主义?判断社会主义有没有一个标准? 马克思恩格斯运用阶级分析方法,分析了各种“社会主义”的性质,确定了共产党对待它们的态度。《共产党宣言》专门用一章阐述了这个问题。这一章的研究方法即阶级分析方法,虽然它是许多人忌讳、竭力回避的,然而却是最科学的,对我们今天分析各种“社会主义”仍有指导意义。 马克思恩格斯在批判以往各种“社会主义”的同时,根据工人阶级摆脱压迫和剥削、获得解放的这一根本要求,在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指导下,在运用剩余价值学说分析资本主义矛盾的基础上,创立了科学社会主义,使社会主义从空想变成了科学。自从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了科学社会主义学说以来,我们再谈论社会主义,就是指科学社会主义了。社会主义不再是可随意粘贴的标签,也就是说,不是自己说是“社会主义”就真的是社会主义,也不是揭露点资本主义的弊病就可以称为“社会主义”了,而是有了一个客观的标准。这个标准按照的概括,就是:是否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就是社会主义;抛弃、否定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就不能叫作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所以是社会主义,而不是别的什么主义,更不是像某些人议论的那样是什么“中国特色资本主义”,或者是“国家资本主义”,就是因为我们始终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毫不动摇。尽管在具体运行层次上,在具体的管理方法、经营机制上,我们向资本主义国家学习、借鉴了一些具体做法,但在社会制度的本质层次上始终贯彻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这就是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子是科学社会主义,这个“根”始终没有变,因而我们搞的始终是社会主义。 第二,它说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渊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不是什么“独立形态的社会主义”,它是科学社会主义发展历史进程中的一个阶段。从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科学社会主义学说以来,经历了俄国十月革命的伟大胜利、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形成、我国改革开放前的社会主义实践,直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形成和发展,世界社会主义事业尽管历尽艰辛和曲折,但总体上看是从无到有,从一国实践到多国实践,得到了很大的发展。这几个阶段是一脉相承的,贯穿其中的是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它们都是科学社会主义发展的不同时间段,都是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同当时当地的具体情况相结合的产物。不能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改革开放前我国的社会主义实践对立起来。应该看到,这几个时间段的基本原则是统一的,它们都是科学社会主义同一棵大树上长出的繁枝茂叶。作为科学社会主义历史发展进程一个辉煌阶段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在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前提下,继承前几个阶段的成功经验、扬弃不恰当的东西,吸取教训,结合当前中国的实际创立起来的。我们不能割断历史,更不能否定根本。 三、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关键是要在方法论上把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与它的具体实现形式区分开来 1956年12月,我们党发表了《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以下简称《再论》),文章把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概括为五条,即:第一,无产阶级的先进分子组织成为共产主义的政党;第二,无产阶级在共产党领导之下,联合劳动人民,经过革命斗争从资产阶级手里取得政权;第三,在革命胜利以后,实现工业的国有化,逐步实现农业的集体化,从而消灭剥削制度和对于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度,消灭阶级;第四,有计划地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和社会主义文化,在这个基础上逐步地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并且积极准备条件,为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而奋斗;第五,坚持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承认各民族平等,维护世界和平,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原则。《再论》明确指出,这些基本原则“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它“反映了人类社会发展长途中一个特定阶段内关于革命和建设工作的普遍规律”。这几条原则总体上反映了社会主义的共性、一般性。《再论》把这几条原则称之为“十月革命道路”,并称中国共产党人始终把自己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看作是十月革命道路的继续。(《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九册第487―489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 但是,每一个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除了有共同的一面外,还有它特殊性的一面。各国国情不一样,具体道路也应该不一样。在中央政治局酝酿撰写《再论》时说,各国有不同的具体情况,因此各国要用不同的方法解决各自的问题。在此之前,还提出:我们要进行第二次结合,找出在中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正确道路。按照的思想,《再论》对这个问题做了一个经典性的论断:“在人类社会的发展中有共同的基本规律。但是在不同的国家和民族中间,又存在着千差万别的特点。因此,每个民族都经历着阶级斗争,并且最后都将沿着在一些基本点上相同、而在具体形式上各有不同的道路,走向共产主义。只有善于根据自己的民族特点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各国无产阶级的事业才能得到成功。”(同上,第498页) 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是社会主义的共性;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怎么在本国具体实现,这需要根据本国国情进行探索,基本原则的实现形式,各个国家、各个民族应该是不一样的,照搬别国的模式是不会成功的,这就是社会主义的特殊性。任何国家的社会主义都必须是社会主义的共性与特殊性的统一。 党的十七大、十八大都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方面,在本质层次上,坚持和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所以性质是社会主义的;另一方面,在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具体实现形式层次上,又根据本国国情和时代特点,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这就是社会主义的特殊性。“中国特色”,绝不意味着抛弃、否定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绝不是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在科学社会主义之外的一个独立的社会主义流派,而是说在这些基本原则的具体实现形式上,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不同,具有中国特色。 这里要着重谈一下“社会主义的不同模式”。有人提出,既然社会主义有不同模式,为什么不能承认民主社会主义也是社会主义的一种模式而非要批判它、从根本上否定它呢?这就涉及什么叫社会主义模式。首先,它是社会主义,即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其次,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在不同国家的具体实现形式,由于各国国情不同,因而显示出各自的民族特点。共同规律与民族特点相结合,就呈现出社会主义的不同模式。我们不承认民主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的一种模式,就是因为民主社会主义反对、否定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维护资本主义私有制和雇佣劳动制度,只是主张对资本主义制度做点改良。民主社会主义不赞成、反对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连社会主义都不是了,哪儿还能成为社会主义的一种模式呢!有的学者承认民主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改良主义,却又认为它不失为社会主义的一种模式。这就自相矛盾了:既然是资本主义的改良主义,那它就是资本主义的一种模式,即做若干改良的资本主义模式,而不可能成为社会主义的一种模式。硬把资本主义的一种模式说成是社会主义的模式,这不成了指鹿为马了吗?民主社会主义在资本主义国家里,充当了资本主义病床前的医生,任务是延长资本主义的寿命;在社会主义国家里,则是诱导偏离科学社会主义正确轨道的“迷魂药”。苏联在戈尔巴乔夫推行民主社会主义的短短6年时间里就演变成资本主义,最终走上了解体的不归路。这个历史教训很好地揭示了民主社会主义的实质。 四、下大力气加强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学习研究是正确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途径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问题上产生混乱认识的根源,很大程度上还在于马克思主义的基础理论欠缺。毋庸讳言,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理论界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风气淡薄了,有些人借口反教条主义来否定读经典著作,不懂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反而迷信西方资产阶级那套理论,导致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下降。有人不懂马列,却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出现了越不懂马列、越敢批马列的现象。这种风气是当前党的思想理论建设的一大障碍。 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还是要老老实实地认真读马列经典著作,牢牢把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然后运用这些基本原理来研究、分析和解决当前中国面临的问题。为什么要认真读经典著作?正如邓小平同志当年针对有些人把思想同马克思列宁主义割裂开来所批评的那样:光讲思想,不提马克思列宁主义,看起来好像把思想抬高了,实际上是把思想的作用降低了。同样,如果只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提马克思列宁主义,看起来好像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抬高了,实际上是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作用降低了。 多次强调学习经典著作、掌握看家本领的重要性。他指出:“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本源。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有利于从源头上完整准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系统掌握马克思主义科学真理,也有利于深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理解和运用。没有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就谈不上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他还说:“邓小平同志说,读马列要精,这个‘精’主要是指马克思主义导师们的经典著作。”他强调,“老祖宗不能丢,丢了就丧失根本”。只有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系统掌握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牢牢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源头”,才能完整准确地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去分析和解决我们面临的实际问题,不断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推向前进。 (作者: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科学社会主义论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发展 【摘要】19世纪40年代诞生的科学社会主义是西欧资本主义的物质生产、阶级斗争、思想文化发展到一定水平的产物,也是马克思、恩格斯在思想领域实行伟大变革的结果。马克思主义的诞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本文通过论述前苏联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情况,讲述了苏联领导人的治国方针,最后围绕中国社会主义,讲述了中国几代领导人的治国理念。 【关键词】科学社会主义 计划经济体制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1992年春天,邓小平在南巡谈话中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提出和形成,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重大发展,是对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理论贡献。 科学社会主义创始人马克思和恩格斯曾多次明确提出,在生产社会化程度高度发达的基础上实行的单一社会所有制的社会主义社会里,随着私有制的消灭和公有制的建立,必然使商品货币关系失去了基础而归于消灭,由国家调节的产品生产和分配将代替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理论是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否定,他们所设想的社会主义社会是以社会化大生产为基础的,社会化的大生产客观上要求由一个社会中心按照社会经济效益最大化原则对生产进行统一的协调,通过制定统一的计划来协调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 十月革命胜利初期,列宁坚持的仍然是传统的计划经济的观点,他的基本思想是社会主义就是消灭商品经济。在列宁看来,只有在生产资料国有化的基础上.按照一个总的大计划进行建设,才配称为社会主义的建设。从当时的实际情况来看,苏维埃俄国虽然没有完全和最终取消货币,但其作用范围已经相当狭小。1921年3月,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决定实施新经济政策,随着新的经济政策的实行,列宁对商品货币关系的认识进一步深化,列宁决定进一步开放市场,扩大商品货币流通的渠道,从而形成了商品货币关系的新思想。这一思想具体表现为:强调发展商业的重要性。商业是全党必须全力抓住的中心环节,如果抓不住这个环节,就建不成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 尽管列宁没有突破计划经济体制框框的束缚,但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利用商品货币关系作为建设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主要手段的思想,是列宁对传统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大突破。因为传统的社会主义理论历来把商业、商品货币关系与资本主义联系起来,把商业看成是与社会主义水火不相容的。但是列宁并没有拘泥于传统理论的束缚,而是从俄国的实际出发,创造性地提出了利用商品货币关系的思想。因为从经济上看,当时在俄国的各种经济成分中,宗法式的小农经济占优势。这种经济条件决定了“商业就是千百万小农与大工业之间唯一可能的经济联系。” 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深刻思考的基础上,邓小平提出了:“马克思主义最注重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阶段的最根本的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归根到底要体现在它的生产力比资本主义发展得更快一些,更高一些,并且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不断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正是对社会主义本质这个根本问题思考的基础上,邓小平开始反思社会主义的经济体制问题。 然而,实行计划经济的结果却适得其反,造成了国民经济的比例失调,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我国城乡商品经济的迅速发展起来,使邓小平更加认识到,“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之间不存在根本矛盾。问题是用什么方法才能更有力地发展社会生产力。”“为什么一谈到市场就说是资本主义,只有计划才是社会主义的呢?计划和市场都是方法嘛。只要对发展生产力有好处,就可以利用。它为社会主义服务,就是社会主义的;”我们必须从理论上搞懂,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区分不在于计划还是市场这样的问题。社会主义也有市场经济,资本主义也有计划控制。”1994年春天,邓小平在南巡谈话中更进一步指出,计划和市场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不等于资本主义,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提出和形成具有重要意义。 第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对传统社会主义理论的重大突破。列宁、斯大林和等对曾经对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商品生产、商品经济作过有益的探索和尝试,但是始终没有突破计划经济体制的模式,把计划经济看成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之一。邓小平关于“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的思想,从根本上解除了把计划和市场看作属于社会基本制度范畴的思想的束缚,彻底打破了长期以来把计划和市场作为姓“社”姓“资”标志的传统观念,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 第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进一步丰富了社会主义的实践,使我们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更加深化。其一,非公有制经济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时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与公有制经济的共同发展构成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服务。其二,公有制的实现形式也呈现出多样化。一切反映社会化生产规律的经营方式和组织形式都可以利用。目前,我国公有制的实现形式主要有:股份制、股份合作制、社会基金所有制、社区集体所有制、劳动者集体所有制等等。其三,突破了单纯强调公有制在所有制结构中的量的优势,而主要强调其质的优势。公有制的主体地位意味着公有制生产关系是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关系的主体,所谓主体,并不是公有制的比重越大越好,更不是要在国民经济中实行全面垄断。公有制经济不仅包括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还包括混合所有制经济中的国有成分和集体成分。不能简单地把中外合资合作企业、公私合营企业、股份合作制企业等,简单地划为非公有制经济。各种混合所有制经济中的公有制成分的资本组织形式和经营方式,也是公有制的实现形式。 科学社会主义论文: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论述 摘 要: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重要性也在发展中不断被印证。中国社会主义与苏联社会主义有相似之处,通过对比苏联模式的失败,我们能够得以借鉴其优势与不足,从而运用到我国的发展之中。本文首先简要介绍学术界对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研究,分析理解和把握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前提和依据,而后从经济、政治和文化三个角度,对比苏联模式与中国模式来论述科学社会主义。 关键词: 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论述 科学社会主义最早由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是建立在对唯心主义、空想主义、资本主义及工人运动的思考及批判之上所提出的具有一定科学道理的基本原则。对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理解和把握应建立在对社会主义基本原则有狭义与广义、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则与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及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同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的区分的前提之上。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说明了中国自改革开放之后所获得的成绩很大程度上是源于中国所走的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学术界对社会主义基本原则进行了研究,然而多持有较为不同的意见。 一、学术界对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研究 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有狭义及广义之分,前者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部分,后者则可等同于是马克思主义。基于当前学术界对科学社会主义的研究,多是建立在狭义的基础之上的。例如,蒲国良曾谈过广义概念进行研究的弊端,即当广义角度下,科学社会主义等同于马克思主义,而在研究中却并没有完全体现马克思主义的全貌,以至于自相矛盾而无法应题。当然也有学者以广义角度对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进行研究,如吴雄丞、常宗耀等,他们认为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就应该将马克思主义甚至思想同样视为科学。那么如何确定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对此学术界的学者们也持有不同意见,其中,秦宜认为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必须具备五项特点:特有的质的的规定性、能够反映共性、超越历史的普遍性、是最优秀层次的原理、是历史的同时也是与时俱进的。而李健、孙代尧则指出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有不同的层次,应先划分层次再做具体研究。 二、理解和把握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前提和依据 科学社会主义最早由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是建立在对唯心主义、空想主义、资本主义及工人运动的思考及批判之上所提出的具有一定科学道理的基本原则。对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理解和把握应建立在以下前提和依据之上。首先,社会主义基本原则有狭义与广义之分,实际上是关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的区分,在理解中应了解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及马列主义各自的概念与优秀。其次,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则与社会主义基本原则有相似之处,也十分容易混淆,在理解中应注意。同时,应了解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同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并不相同,部分学者认为基本原则高于基本原理,因为其更为宏观且抽象化。有部分学者认为基本原理高于基本原则,因为原理更具操作性。也有部分学者认为基本原理与基本原则是一致的。此外,科学社会主义已应用于多个国家的政策方针之中,在对其进行理解的时候也应该将此带入,了解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与各个国家之间的联系。 三、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论述 (一)经济视角下的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 在经济视角下,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主张生产力及生产关系的相互统一。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应该是对应的,能够相互适应并相辅相成。当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处于不平衡状态时,极易导致生产的发展受到阻碍。科学社会主义必须以现实为基础,才能显出其科学性,科学社会主义的发展应从实际出发,结合国情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等因素,来确定与生产水平一致的生产关系,从而使生产力得到提升。对于苏联来说,斯大林时期经济发展为苏联模式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所有生产部门均由整个社会参与管理,即为重视公众的利益,社会追求共有而废除私有。由此可知斯大林对社会主义比较重视,所实行的管理也是以此为基础的,然而苏联模式终究是失败的,究其原因在于斯大林违背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平衡,完全公有制需建立在较为发达的生产关系水平上,而苏联当时的生产力是难以达到的。对于当前中国而言,以中国模式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视角,1978年邓小平领导时期的中国与1924年的苏联十分近似,生产力水平极为有限,邓小平随后提出了中国四个现代化的目标。然而经过近十年的发展,我国社会主义仍然处于初级阶段,生产力水平仍旧不高。当时中国正视此前的国情实际,确立了正式的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随后中国根据国情实际制定了适宜的发展计划,至此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发展已越发平稳适宜。 (二)政治视角下的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 科学社会主义在政治方面应坚持无产阶级政党的民主集中制,这点马克思恩格斯早期就已提出,并在后来进行了多次强调,应增强人的独立自助精神,应遵从民主的意见,领导委员都应由民主选举,且应遵从更多人的意见,保持党的公正公平。苏联模式的失败,主要原因在于其所采取的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最初,斯大林为了集权而剥夺了许多党员的权利,而在领导党员的选择上也多选择其亲信,中央领导人无视党章党政,以个人意见主导党的意见,党代表大会虚有其表,且原本一年一度的党代表大会多次延迟,不能按期召开。而后,苏联开始了中央集权、以党代替政治额体制,越发高度集权,而忽视广大群众的意见,因此导致了失败。对比苏联,中国也有相似之处,中国也曾有一段时间采取了与苏联类似的模式,索性邓小平及时阻止了错误,恢复了党的集体领导制度,给予了民众更多权利,也更加维护了党的权威。同时,他完善了党代表大会制度,逐渐确立了差额选举方式,主张公开公平选举而非亲信制。民主集中制的确定使中国社会主义发展方向得以明确。 (三)文化视角下的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 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在文化方面主张无产阶级政党为民服务的原则。所谓无产阶级,是指不谋取自己的私利,以集体利益为己任,无民族等差别或歧视,追求更多人的利益。苏联模式的失败反面说明了集体利益的重要性。早在列宁和斯大林时期开始逐渐出现所谓“特权”,主要表现在少数领导有特权,而有滥用职权的现象发生。特权有被废除,但不久又因种种原因得以恢复,而变本加厉。长期的特权制使党政中央职能混乱,官僚主义明显,官僚肆意挥霍国家财产,使苏联经济受到严重的冲击,人民群众与党之间的关系也变得恶化。对比苏联模式,中国模式的社会主义坚持为人民服务,更为看重人民利益,在“三个有利于”、“三个代表”以及“中国梦”中都有所体现。多年来的发展,中国共产党始终记得服务人民的使命,始终将人民群众的利益放在首位,正如所描述的中国梦:“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必须仅仅依靠人民来实现,必须不断为人民造福”。 结束语 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有狭义及广义之分,前者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部分,后者则可等同于是马克思主义。当前学术界对科学社会主义的研究多是建立在狭义的基础之上。在经济视角下,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主张生产力及生产关系的相互统一、在政治方面应坚持无产阶级政党的民主集中制、在文化方面主张无产阶级政党为民服务的原则。 科学社会主义论文:在“概论”课中加强科学社会主义观教育的三个维度 摘 要:科学社会主义观是主体在具体历史实践中对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进行循环反复的理论认识、价值反思和实践检验的过程中建构起来的。在“概论”课教学中,应在把握历史的同时,立足社会发展新常态,在还原历史过程、解读理论逻辑、把握历史定位的理论维度,在界定价值主体、审视价值标准、明晰价值期望的价值维度,在回归实践品性、树立实践思维、认清实践条件的实践维度,引导大学生形成真理与价值相统一的动态的科学社会主义观。 关键词:科学社会主义观; 教育; 三个维度; “概论”课; 新常态 科学社会主义观是关于“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整体性问题的看法或观点,是在动态的具体实践活动中充分整合真理与价值的历史范畴,是在内外交互活动中,主体对科学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进行循环反复的理论认识、价值反思、实践检验的过程中建构起来的。这意味着,我们应该以整体的、历史的、具体的视角,在理论维度、价值维度和实践维度,引导大学生以真理和价值相统一的逻辑建构科学社会主义观。就“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以下简称“概论”)课的科学社会主义观教育而言,在把握历史的同时,还应立足社会发展的新常态,着重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观的教育,使当代大学生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获取准确认知、提升价值自觉、落实科学实践。 一、理论维度:准确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科学定位 在理论维度上从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逻辑与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逻辑辩证统一的角度准确透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科学定位,正确分析其与现实矛盾的关系,是在“概论”课教学中加强社会主义观教育的首要任务。 1.还原历史过程,探索生成根据 还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演进历程,探索其与物质条件的关系,回答其历史根据和必然性问题,引导大学生知晓、理解、思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高尚的价值追求从何处来、为什么而来以及向何处去,并以整体的、历史的、具体的眼光分析、把握和运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运动的必然性及其规律,可以使社会主义理想抛离美丽神话的谬论获得其真实生命。在整体视角上,“概论”课教师可以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背景和实践基础为具体材料,分析每一阶段不同性质和不同特点的社会基本矛盾运动,以由当时社会基本矛盾推动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改造、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改革开放等实践活动为线索,厘清社会主义在中国从初见熹微到当前发展状态的过程环节,把握其发展的规律和趋势。在具体视角上,“概论”课教师可以就某些重点的理论问题进行历史回溯。在讲解理论内容之后,给学生分析其历史原因、形成过程、以及这一理论对社会实践的效应,收到知其然也知其所以然的课堂实效。如关于社会主义本质这一理论的把握,除了解读其28字的表面含义外,还应揭示其所内隐的以历史真理论和历史价值论为标准的社会主义的两个客观必然性基础:一是生产力发展的根本决定作用和趋势,一是人民群众的历史主体地位和价值选择。若以这两个客观必然性为内在尺度,回顾社会主义本质这一理论从1980年到1992年的形成历程及其提出前后新中国面貌的演化轨迹,就能化抽象为具体,使学生明白社会主义本 2.解读理论逻辑,透视内在灵魂 理论逻辑探讨的是基于社会存在这一现实条件之上的社会意识的内在联系,透过社会意识的内在逻辑结构探索其内在本质,是对某一事物的定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逻辑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三者相统一的逻辑,其内在灵魂为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在中国社会主义现实进程中的动态的历史存在。摸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三者的内在逻辑,抓住其与科学社会主义一脉相承的内在尺度,使大学生认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是社会主义而不是别的什么主义,是破除当前部分大学生对社会主义模糊认识的关键一步。从横向上,在讲明道路选择开辟了制度体制改革的基本方向,制度体制的确立和完善是坚定道路的根本保障,这二者又合力推动了理论体系的形成和发展的基本逻辑关系之后,在“概论”课教学中,还应强调这三者相统一的理论逻辑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过程的相伴相生,展示出理论与历史的辩证关系。理论逻辑的起点是实践过程的现实社会条件,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理论逻辑的发展过程就是实践过程的总布局,而理论逻辑的终点就是实践的总任务。从纵向上,为了论证这一理论逻辑的社会主义本质属性,“概论”课教师须清晰分析科学社会主义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之间在科学内涵、精神实质和基本原则上传承与创新、普遍与特殊相融合的内在关系,如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讲述,若要帮助大学生正确理解现有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与马克思所设想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之间同根同源的关系,消除市场经济下的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相趋同的谬论带来的消极影响,则须强调,市场经济的创造与实施,是遵循了马克思在生产力极大发展的客观前提下,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科学社会主义制度设想。 3.把握历史定位,分析现实矛盾 在“概论”课教学中通过回溯历史、探索本质可以引导大学生清晰认识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的一个“时间段”这一历史定位。任何历史都是运动的,而 “运动本身就是矛盾”[1]。科学把握其历史定位对于大学生正确处理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过程中的现实矛盾和问题颇有意义。这一历史定位有三层含义:基于人类社会的演进,其处于社会主义这一社会形态;基于科学社会主义的运动,其处于初级阶段;基于中国社会进程,其处于当前的时代结构之中。据此,我们可以引导大学生科学推导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处理的自身与其他方面的几个矛盾和关系:其一,与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关系;其二,与共产主义的关系;其三,与当今历史结构的关系。其中,其与新常态下的历史结构的关系是当前的主要矛盾。就现阶段来说,我们的实践活动将不断在创造性转化和解决这三类矛盾的过程中向前发展。如关于我国的民主和法治建设,新中国初期,受封建专制主义遗留的长期消极影响,党内民主和国家政治社会的民主并没有得以全面的制度化、法律化和权威化,以至于个人专断、个人崇拜和发生,是第一类矛盾关系的表征。改革开放之初,随着思想更加解放,对封建专制思想的进一步肃清,八二宪法确立了宪法法律至上的法治原则,使民主得以法律化,但尚未得以具体的制度化,这又表明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法治与民主相对于共产主义理想来说还不够成熟,需要不断完善。时至今日,为使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给予全面深化改革系统完备的制度保障,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对法治中国的建设作了总体部署,尤其是对立法领域的重点规划,将极大推动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的法治进程,这属于第三类矛盾运动。 二、价值维度:理性思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价值支撑 “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2]人类历史就是在实践活动中追求和实现主体价值的过程,价值关系普遍地存在于人的社会关系。因此,反映社会关系的观念也必然包含着价值思辨。价值思辨是主体基于知识性的了解,对自身及客观外界事物,建立价值主体意识、把握价值标准、进行价值反思判断、执行价值期望的价值意识建构过程,是主体形成科学观念、进行理性实践的中心枢纽。因此,在理论认识的基础上,还必须在“概论”课教学中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行价值论证,促进价值自觉、激发价值反思,赢取价值认同、价值顺应。 1.界定价值主体,促进价值自觉 社会历史活动及其构成是主客体相互作用的双向结构、内容和过程。通过这一相互作用,主体在其价值意识支配下进行意向性活动并建立起最终表现为意义关系的社会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和制度就是人民在创造历史的过程中进行价值选择建立的意义关系,其形成和发展的过程同作为价值主体的人民的根本利益及其条件的变化互为表里,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提出的“以民为本、立法为民”的执政理念就是这一原理的诠释。为了消解部分大学生对“人民”这一概念抽象空泛的认识,首先,在“概论”课中要强调“人民”这一范畴整体的、历史的、具体的凝聚化与多样化相统一的指向。它不是绝对抽象的实体,而是对在中国社会进程中实实在在的群体和个人的统称。这一范畴以凝聚化的形式突出了个人的多样化现实,明确了每一个人的地位,保障了每一个人作为价值主体的基本权利。其次,“人民”这一概念是主客体相统一的范畴。价值的实现是通过现实的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和社会交往来完成的,人既是价值的主体,也是价值关系中的客体,这决定了人是创造与享用、权利与义务、历史描述与价值立场的复合。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进程中,每一现实的人都以自觉的主体意识积极创造,幸福享用,充分发展。对人民的价值主体地位的界定与强调,可以深化大学生对自身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客观必然性的价值关系的认识,提升大学生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主体的意识,促进大学生完成从模糊认识、盲目认同到在情感上自觉信服、在实践中主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转变。 2.审视价值标准,激发价值反思 主体存在与价值标准具有直接同一性。一切价值标准依赖于主体的本质、存在和内在规定性,依赖于人的实践活动与整个世界的相互作用。这决定了价值标准是一种事实性的存在,不依人的纯粹主观心态随意改变,而是通过实践活动产生的价值事实中的“价值”的性质和程度客观呈现出来。随着历史循序演进、主体不断发展,价值的具体标准也渐进改进,这意味着主体要有一种价值的反思和抽象逻辑思维意识,思考、理解和领悟对象的价值和意义的本质,依据发展着的价值标准对价值选择和判断以历史的观点不断有序调整。譬如经济工作,在革命年代,“经济建设必须是环绕着革命战争这个中心任务的”[3]。在这一阶段,经济建设的价值表现为革命战争的供给力量、辅佐力量。而在和平年代,经济建设处于一切任务的中心,其价值主要为推动人民共同富裕、社会进步的决定力量。这两种价值事实表征出了在不同历史条件、需求和能力的情况下,受价值标准支配的经济建设价值的不同性质和大小。在“概论”课中通过引导大学生对价值标准把握,提升大学生对价值标准的更加客观和准确的能动反映意识,可使大学生在实际生活中,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自觉进行体验、理解、领悟的理性价值反思和价值思维逻辑结构活动,认识和肯定其价值与意义之所在,审时度势地分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保持科学性、有效性,在不同时期自我调整和完善的必要性,增强在共同理想追求过程中切实落实各项政策、遵守各种新规章制度的自觉性。 3.明晰价值期望,提升价值认同 价值期望是群体共同价值目标的集中体现,是群体按照自身的本位价值及其规范对个人提出的要求和期待,是个人在社会化过程中必然自觉或不自觉地予以接受和执行的价值意识和价值目标。在价值期望和执行价值期望的格局中,价值认同得以建构起来。价值期望“愈是明确,愈是自觉地提出其哲学与目标,并使其具有鲜明的个性,也就愈能社会化个体,愈能吸引个体对群体的价值认同和归属”[4]。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全体中国人民的群体价值,其价值目标在于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因此,在“概论”课教学中,必须明确阐述这一价值期望的理论依据、概念内涵、方法原则,显示其作为中国社会共同价值的独特魅力。值得注意的是,为避免这一最终价值目标沦为遥不可及的“乌托邦”,概论课教师还应结合时代环境和客观条件,讲述现阶段贯穿终极理想精神的切实可行的具体目标。如对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的解读,“概论”课教师可以其与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战略布局之间的逻辑关系而展开。全面深化改革是基于新的历史起点以解放思想、破除体制弊端为目的的战略部署,而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宗旨则在于提供更多更完善的制度保障,这二者是“一破一立”的关系,同时二者又都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的关键驱动力。这样,就可以使大学生实时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目标的具体走向,以立足于现实的心态,稳健地树立价值理想,践行价值目标。 三、实践维度:深刻领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品性 “无论何人要认识什么事物,除了同那个事物接触,即生活于(实践于)那个事物的环境中,是没法子解决的。”[5]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实实践活动是大学生得到感觉经验、经过价值判断和推理阶段、最终获取理性认识并建构科学社会主义观赖以生存的土壤。与此同时,立足现实、依据实践的发展而完善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和制度的生命和原则。在“概论”课教学中,以现实实践及大学生对其的理解为基础,深刻诠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创造性实践品性,引导大学生树立真理与价值相统一的实践的历史的思维方式,对其建构与时俱进的科学社会主义观有决定性作用。 1.回归实践品性,强化本质认识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国人民在历史逻辑之上建构的真实具体的价值形态,其生命存在的本质和优越性的载体在于代代相继的动态实践,在于不断解决现实问题进行价值实现的过程。而依据主客体相互作用的关系运动,这一实践过程无限的历史延伸则取决于对生产力标准与人民利益标准相统一的社会主义本质这一实践内容的不断实现。在“概论”课教学中,以现实实践活动为基点,要通过讲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过程中,面对出现的难点问题,我们党和人民始终坚持贯彻社会主义本质的要求,回归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生命之源,不断解决现实矛盾推进社会进步的实践经验,提升大学生对实践品性的重视,强化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以更好地理解社会主义“为什么、是什么、怎么做”的实践课题。如关于新常态下的民生问题,面对与大学生生活密切相关的贫富差距问题、医疗问题、就业问题等中国社会发展出现的新问题新趋势,“概论”课教师可就十八大以来,针对上述民生焦点,中共中央在“人民有所呼、改革有所应”的原则上,作出的理顺收入分配秩序、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促进以高校毕业生为重点的青年就业等决定和出台的相关意见和具体规定进行讲解。这样,便可使大学生结合自身日常生活实践,切实关注和深刻领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动态生成的实践品性。 2.树立实践思维,促进思想解放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基于现实的中国国情改造现状造福于民的实践本身,这一实践品性彰显了如何看待和对待社会主义的内在尺度即实践的历史的逻辑。因此,是否贯彻实践的历史的思维方式、不断解放思想,是决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实进程兴衰成败的关键,正所谓“实践发展无止境,思想解放无止境”。在社会建设的新常态下,针对大学生依据生活实践形成的反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程的各种自发心理,“概论”课教学应把握好社会主义观教育的时效度,帮助大学生树立实践的历史的思维。具体而言,可以从以下三点出发:首先,在实践的起始阶段,要引导大学生认识到社会主义不是依蓝图而一成不变的目标、模式和标准,而是一个根据实践情境,不断探索、不断创造、不断发展的历史范畴,促进大学生把“什么是、如何建”作为一体性问题,打破先有“什么是”的蓝图再依图建设的僵化思维,做到设计者与建设者的双向合一,这是树立实践思维最为关键的一点。其次,在实践的过程中,面对因问题的动态演化所呈现的新特点新表征,引导大学生在实践思维的指引下以开放的心态打破固有藩篱,以全新的眼光和思维对社会发展的新常态进行认识、遵从、把握与超越。再次,在实践的暂时结束之时,引导大学生保持前瞻性意识,也是其树立实践思维的必然要求。实践不仅仅是就问题而解决问题,还应该基于实践经验,总结客观规律,把握发展情势,在全局性和战略性高度,对下一阶段实践的可预见情况提前做好准备。 3.认清实践条件,增强实践理性 客观世界的现实性决定了实践过程的内容、形式和手段,影响着实践的成败得失。实践条件的认清,实践的理性慎思能力的掌握,是大学生能否把理性认知、价值认同转化为科学实践的决定因素,是“概论”课科学社会主义观教育过程的最后归宿之所在。要实现这一目标,则需要引导大学生在调查和认清围绕自身的全部现存条件的结构、层次和运动规律的前提下,顺势而为。那如何为之?则要从主体与客体两个尺度出发。马克思主义认为由“对象的性质”所决定的客体尺度和依“本质力量的性质”存在的主体内在尺度统一于人类的对象化活动之中。这表明正视“两个尺度”的现实性,自觉地恰当把握自身的需要、目的性及现实能力,深刻认识和不断探寻纷繁复杂的外部世界和规律,提高“主体客体化”程度,是我们进行理性的判断、抉择与行动,实现“客体主体化”,不断提升“获得感”的前提、边界和条件。比如当下的改革大业,要想使改革主体自上而下的顶层设计顺利落地,就问题而对症下药,则必须摸清深水区下的各种障碍和陷阱,并厘定结构、分清层次,人为的、非人为的,主要的、次要的,远的、近的,显性的、隐性的,等等。依据这一方式进行调查,我们很快便可摸透改革的阻碍可以分为来自上、中、下及侧面的四股势力及其瞬间凝结体:自上的“政商联手”利益集团、在中的部门本位主义、于下的消极作为和在侧的分众化盲动力量。就此,我们便可具体分析每股阻碍力量并制定具体目标、方案以各个击破。 科学社会主义论文:浅析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发展及启示 【摘 要】1978年底,中国共产党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此次会议标志着中国共产党正式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此,我国进入一个全新的发展时期并取得了辉煌成就。这些辉煌的成就来源于坚持和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相应的科学社会主义也得到充分发展。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仍处于探索阶段,这为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发展拓宽了思路并使之成为可能。文章仅浅析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发展与启示。 【关键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发展;启示 科学社会主义,并非是依靠生物个体的自我意志或是某种描述为依据而形成的,而是将人类的文明成果整合在一起、特别是将与时俱进的社会发展理论整合在一起而形成的具有严密体系的学科,其体系涵盖了哲学、经济学、社会管理学、行为科学等诸多方面。 一、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及其基本内容 几个世纪来世界各国的进步人士都期盼可以早日实现社会主义。探索如何实现这一理想的过程,历经了三百多年的时间。自19世纪40年代起,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便已席卷了欧洲的部分国家并确立了其统治地位,但资本主义的迅猛发展,令资本主义的内部矛盾也日渐显现出来,开始了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漫长的战胜时期。马克思和恩格斯投身于当时的阶级斗争的实践之中,在不断地斗争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矛盾的研究也随之逐渐深入,最终创造性的提出了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这标志着社会主义的理论终于从空想演变成了科学。 在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发展史上,《共产党宣言》的发表标志着科学社会主义的诞生。《资本论》和《哥达纲领批判》的问世,则对这一理论进行了阐述与剖析,对于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完善有着深远的影响。 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表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便是了促成社会变革的巨大杠杆――促进社会性质朝着由资本主义必向社会主义转变。因此,在无产阶级专政前提下,要对社会进行全面革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才能够达成由社会主义社会向共产主义社会的过渡。 二、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的发展 自建国以来,结合我国的历史实际,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有了一定的发展,逐步形成了科学发展观等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而所提出的“中国梦”则更进一步的诠释了何为“具有中国特色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 (一)“中国梦”理论提出的背景。2012年11月29日,在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首次提到了“中国梦”。这个词之所以能够如此迅速的为大众所接受并产生强烈的共鸣,是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梦想,人人都希望自己健康长寿、家庭美满、丰衣足食,而这些普普通通的梦想被放大数倍、提升到国家视角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民族振兴、人民幸福、国家富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国梦”固然不可能是凭空产生的,回顾历史我们不难看出这一梦想不仅仅构成了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的发展脉络,更寄托了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人民的情怀与期盼。将历时回溯2000年――在这20个世纪中,其中有18个世纪我们泱泱华夏是处于绝对优势地位的天朝上国,在那1800年的时间里,四海归一、八方来朝,各个国家纷纷向中国学习,或来学习经验,或来寻求庇护。但是在19世纪之后,中国迅速衰落、西方国家迅速崛起。直到1840年中国在鸦片战争中惨败才惊醒了当时的一批有识之士“睁眼看世界”,向西方先进国家学习经验。经过洋务运动、等变革,北伐战争乃至抗日战争等斗争之后,直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中国实现了国家统一与民族独立,向着这一目标迈进了一大步。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汲取历史经验的同时吸取了以往失败的惨痛教训,最终创立了一条属于中国人民自己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二)“中国梦”的基本内涵。“中国梦”首先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即“复兴梦”。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是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时期人民期盼战争胜利、民族独立,新中国成立后面对积贫积弱的局面人民期盼国家富强、民族振兴,那么无论是战争胜利、民族独立还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所盼所图究竟是什么?归根结底就是――幸福。所以说,“中国梦”最终也是每个人的梦想――从马斯洛需求层次来看,每个人每天辛勤工作、努力耕耘从根本上来说,首先要满足生理需求,也就是存活下去,家人存活下去,生活有保障,之后便是考虑到如何才能活得有尊严,在有尊严的活下去之后,便是希望能够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了。我们可以称之为“民生梦”、“尊严梦”和“成功梦”。最后,“中国梦”也是“世界梦”。在全球化背景下,世界各国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中国梦”当然无法局限于中国一国范围之内,所以在国际上,“中国梦”也是世界梦。所以说,“中国梦”的提出,既符合中国现阶段发展的基本国情,又迎合了世界发展的趋势,是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创新8。 三、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启示 近年来,我国社会发展得以进入一个全新的发展时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这些辉煌的成就来源于坚持和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相应的科学社会主义也得到充分发展。二者相互促进、相增相长,其启示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坚持社会主义和坚持解放思想结合起来。历史已经表明无论是农民起义还是资产阶级的改良或改革,在中国历史变革中都行不通,这也证实了唯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和发展中国;但另一方面,几十年来我国社会主义的发展历经坎坷,又表明我们并未彻底认清什么是社会主义以及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在党的八届三中全会至十一届三中全会期间,中国共产党提出要坚持社会主义,最终却导致了以阶级斗争为纲、要求生产关系必须符合社会主义特征,坚持消灭一切带有资本主义特征的生产关系,结果是固守了许多所谓的“社会主义原则”,(下转第000页)此举反而束缚了生产力发展。所以,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共产党强调要打破以往对于共产主义认识的束缚,转变对马克思主义僵化的教条式理解。 邓小平便做到了这一点,把坚持社会主义和坚持解放思想结合起来,确立了“坚持”的优秀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改革开放的任务。正是在改革开放思想的指导下,我们打破了以往传统思想的桎梏,开启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新纪元。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坚持社会主义和中国国情结合起来。20世纪世界各国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运动最先在俄国取得了胜利,之后又在欧洲和亚洲的一些发展中国家取胜。如何在这样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对此,大多数国家都奉行列宁的新经济政策,但又对本国国情考虑不足,只是在不同程度上复制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论成果,而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设想的社会主义建设方案却是应用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方案,比较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并不适用,无视国情、直接套用的后果是致使这些国家在社会主义建设的路上连连碰壁,这无疑会令一些人对于国力较弱的国家能否发展社会主义产生质疑。 基于以上情境,邓小平把坚持社会主义同中国的具体国情紧密结合,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这也是我国在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建设上的一项伟大创新。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坚持社会主义和时代特征结合起来。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主题,以邓小平所设计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蓝本为基础,立足于本国的基本国情、同时紧密结合时代特征,提出“坚持走和平发展的道路”的政策,这不仅意味着中国对内政策同对外政策相y一,也表明了中国人民根本利益与世界人民共同利益相y一,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战略。 基于历史,我们看到了一个国家在科学社会主义的指导下蓬勃向上的发展,凸显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尽管道路是曲折的,但我们坚信实现中国梦的前景是光明的,“功崇惟志,业广惟勤。”实现中国梦,任重而道远,但我们坚信在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导下,社会主义建设前进的步伐必将不可阻挡。 科学社会主义论文:浅述科学社会主义的重要发展阶段 【摘要】马克思和恩格斯创造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它给世界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指引了方向。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从诞生起,就在实践中不断创新,在斗争中寻求发展。优秀的马克思主义继承者们不断地结合本国的实际情况创新和发展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种社会形态,是我们党长期艰辛探索而找到的一条正确道路,是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的新发展,同时也正是这种新的发展使科学社会主义焕发出更大的活力。 【关键词】科学社会主义 继承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发展 一、引言 马克思主义是完整的科学体系,它包含三个主要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这三个组成部分不是彼此割裂的,它们构成一个相互联系的有机整体。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思想武器。它的主要特征是科学性和革命性的结合,理论和实践的统一。马克思主义作为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是在同各国工人运动和革命斗争实践的结合中发展的;是在同各种错误思潮的斗争中发展的;是在对时展提出的新问题和出现的新情况进行创造性研究过程中不断发展的。 二、科学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优秀 科学社会主义是马克思恩格斯运用他们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制度而创立的。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政治经济学是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另一方面,科学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政治经济学的理论终结。革命导师研究哲学和政治经济学的目的,归根到底是为了给无产阶级指明求得自身解放的道路和目标,也就是为了得出科学社会主义的结论。每一个历史发展阶段中,都有一些优秀的马克思主义者坚持与时俱进,锐意进取,勇于探索,把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不断推向更大的胜利。 三、科学社会主义早期的发展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马克思和恩格斯在革命的实践中与时俱进,不断探索,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1848年2月出版了马克思主义第一个纲领性文献《共产党宣言》。标志着科学社会主义的正式诞生,在无产阶级迫切需要指导理论的形势下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为无产阶级革命带来了新的指导思想,这是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的诠释。 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在实践过程中,列宁渐渐意识到:在当时俄国这样的小农国家里要按照共产主义的原则进行国家的产品生产和分配的做法脱离了实际,没有从本国国情的历史现实中分析,于是列宁与时俱进地实行“新经济政策”,通过商品货币关系的恢复来发展经济,并取得可喜的效果。列宁把马克思主义同俄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创立了马克思主义的帝国主义理论,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制定了关于建立新型无产阶级政党的学说。他总结了苏维埃俄国的实践经验,提出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原则和指导思想。列宁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使马克思主义进到一个新阶段――列宁主义阶段。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系对科学社会主义的发展和推动 思想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新发展。随着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中国开始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卓有成效的探索和发展。最初,我们年轻的党盲目学习俄国,结果接连遭到失败。同志深刻的认识到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性质,开天辟地地提出“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有中国特色的革命理论。同志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在中国当时特殊的历史时期,探索怎样从新民主义走向社会主义的建设道路。 邓小平理论体系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新发展。邓小平理论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在当代中国发展的新阶段。在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邓小平同志坚持把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想结合,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在探索中前进,在实践中发展,建立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的:“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邓小平理论是中国近一百年来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是符合历史逻辑的科学理论,是当今时代的无产阶级革命真理。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新飞跃,对社会主义事业的未来发展有不可估量的意义。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新发展。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推动下“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理论体系的形成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丰富,它经历了一个积水成渊、聚沙成塔的过程。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继承和发展。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基本成果,又把对科学社会主义的认识提高到新的科学水平。 当今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浪潮在曲折中前进,科技发展日新月异,综合国力竞争日趋激烈,国际局势和世界格局的深刻变化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形成的时代背景;改革开放以来党和人民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形成的实践基础;党建设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形成的现实依据。坚持马克思主义“绝不能停留在对马克思主义的某些原则、某些本本的教条式理解上,或者停留在那些超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不正确的思想上”。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正是对这个历史性课题作了准确回答,“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继承和发展,是面向21世纪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是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宏伟目标的根本指针,是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推进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自我完善和发展的强大理论武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马列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同源,它的提出和实践,将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建设实践中产生深远的影响,同时在科学社会主义发展史上写下新的篇章。 科学发展观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新发展。“在新的发展阶段继续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是对我们党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发展的重要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是和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和贯彻的重大战略思想。 发展是当代中国的主题,是解决中国一切问题的“总钥匙”。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们创造了发展的“中国奇迹”,但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我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因此,发展,对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仍然具有决定性意义。要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牢牢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坚持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可持续发展战略,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打下牢固基础。同时,要着力把握发展规律、创新发展理念、破解发展难题,着力激发各类市场主体发展新活力、增强创新驱动发展新动力、构建现代产业发展新体系、培育开放型经济发展新优势,促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加快形成符合科学发展要求的发展方式和体制机制,不断实现科学发展、和谐发展、和平发展。科学发展观既是关于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思想,也与加强党的建设相关联。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过程,就是根据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要求、大力提高党领导发展的能力的过程。科学发展观进一步明确了执政条件下加强党的建设的根本要求,深化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执政党建设理论的认识。 科学发展观,是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本质要求,是我们党对现代化建设指导思想的重大发展。树立和落实科学的发展观,是当前一项主要工作任务,我们一定要团结在以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牢固树立科学发展观,坚持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认真落实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协调的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不断把科学社会主义推向更大的胜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科学社会主义是开放的科学,是实践中发展的科学。在继承中发展,在实践中创新,是科学社会主义历久弥新,永葆强大生命力的根源所在,对科学社会主义的认识是一个动态的过程,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种社会形态,是我们党长期艰辛探索而找到的一条正确道路,它体现了现阶段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和基本纲领,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与中国国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是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在中国的发展。在一个半世纪的发展历程中,科学社会主义都是在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的伴随下而不断丰富、完善和发展的。 科学社会主义论文:科学发展观与科学社会主义 摘 要 儒家思想又被称作为儒学,是由孔子所创立的一个思想体系。从古至今,儒家思想对中国的影响都是无所不在的,特别在中国古代的时候,这一思想体系更是主流意识,对我国乃至全世界都全世界都有深远的影响。本文针对儒家思想,探讨了其对后世的影响。 关键词 儒家思想 影响 意识形态 儒家是古代诸多思想学派之一。它的创始人是春秋战国时代的孔子。儒家思想的出现打破了统治阶级垄断教育的局面,由“学在官府”到“私人讲学”的转变,使得传统文化教育能够传播到整个民族。正因为这样,才导致了儒家思想有了强大的民族群众基础,对旧时代的整个社会而言,儒家思想已深入人心。儒家思想体系的形成和发展极为复杂,其内涵也极为丰富。在早期,儒家思想是由封建皇权逐步发展出的基础理论和思想,即讲大一统、讲君臣父子和讲华夷之辨。儒家思想也称为儒教或儒学,由孔子创立,最初指的是司仪,礼乐,后来逐步发展为以尊卑等级的仁为优秀的思想体系。儒家是中国影响最大的流派,也是中国古代的主流意识,对中国,东亚乃至全世界都产生过深远影响。 一、儒家思想的变迁 儒家思想起于春秋战乱年代。中国文明史经历了夏、商、周的近1700年之后,由春秋末期的思想家孔子所创立。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在总结、概括和继承了夏、商、周三代尊尊亲亲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形成的一套完整的思想体系。 (一)儒家思想的兴起 早在汉武帝之前,秦朝、汉朝都是以法家思想为政权的统治思想。秦始皇焚书坑儒后,加之汉字尚处于雏形,不具备准确表达的功能,正统的儒家思想已基本消失。 董仲舒提出“春秋大一统”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强调以儒家思想为国家的哲学根本,杜绝其他思想体系。汉武帝采纳了他的主张。从此儒学成为正统思想,研究四书五经的经学也成为了显学。此时,孔子已死百余年。董仲舒在具体的政策上将道家,阴阳家和儒家中有利于封建帝王统治的部分加以发展,行成了新儒家思想。 在汉代的儒家思想普及过程中,很多社会问题得到解决。儒家思想倾向于施用仁政管理国家,政治家们以此为根据,限制土地过分集中,建立完善的道德体系。提出了包括“限民名田,以澹(瞻)不足”,“三纲五常”,等政策。 儒家提倡德政、礼治和人治,强调道德感化;法家提倡“一断于法”,实行法治,强调暴力统治;道家提倡顺乎自然,“无为而治”,三者具有很大的互补性。经过秦、西汉初年的治国实践从正反两个方面证明:在动荡年代,军阀割据,难以用儒家路线实行全国大一统,而法家路线却能收到这样的效果;在动荡结束之初,人口凋弊,生产破坏,应该实行道家无为政治,与民休息,以恢复和发展生产;当国家稳定,走上正常运行轨道之后,不能再实行严刑峻法的暴力统治,而以儒家路线为宜。三者之间表现出了互相融合趋势。 到了汉武帝时期,董仲舒以儒家路线为基础,以法家路线为辅助,兼采道家的合理思想,奠定了中国封建社会统治思想的基本格局。从此以后,以儒家伦理道德为中心,以法家的严刑峻法为辅助,以道家权术政治为手段的治国模式基本上符合中国古代的国情,成为历代统治阶级奉行不变的治国圭臬。 (二)儒家思想的变迁 汉朝以后,历朝历代四书五经被无数次修订,孔子原作已面目全非。儒学在魏晋时期演变成玄学。唐代政权基本上以儒家思想为主导,但是也渗透了道教和佛教。宋代时发展为理学,尊周敦颐、程颢、程颐为始祖,朱熹为集大成者。后取得官方地位。现在所说的儒家思想,绝大部分来自宋朝的文献。元明清时期,科举考试都以朱熹的理学内容为考试题目,对思想产生了很大的束缚。直到才取消了儒学的统治地位。 二、儒家思想对后世的影响 儒家思想的重要社会影响在与它为封建统治阶级创造了整套治理国家和社会的理论思想体系,并让中国的统治阶级成功的应用于中国的社会国家治理实践获得了封建社会统治中国二千多年的光辉人类发展社会史,这在全世界范围内人类社会发展史上是空前绝后的。也是中华民族以前现在和将来屹立世界的根本所在。 儒家思想精髓不在于其治国理论学说,封建制度只是封建社会的思想外壳,儒家思想精髓在于它的社会伦理思想,正是封建社会伦理观从国家统治阶级的高度期望出发将人们生活现实中的行为规范用通俗的语言--道德意识规范起来,让农民成为社会道德思想的奴隶,而这种封建伦理观作为封建统治阶级上层建筑社会意识中的最广泛影响治理社会群众基础的优秀,从而完成对国家社会双重治理的理想效果。 儒家思想在东亚各国都有广泛的影响。在韩国和日本,伦理和礼仪都受到了儒家仁、义、礼等观点的影响,至今都还很明显的。在韩国,信奉各种宗教的人很多,但是在伦理道德上却以儒家为主。 儒家学说在中国文化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儒家经典不仅是思想统治工具,同时也是中国封建文化的主体,保存了丰富的民族文化遗产。儒家学说不仅在中国,在东亚世界也占有重要地位。儒学和汉字、律令以及佛教一样,很早就传播到周围国家,并对那里的思想和文化产生了重要影响。 中国古代文化对于世界文明的贡献,不是只有“四大发明”,以“四书”、“五经”为代表的政治文化,对于人类近代文明也有过积极的贡献。明清之际,欧洲的耶稣会士历经千辛,沟通中西文化,把中国当时的主体文化――儒学――程朱理学,用轮船运往17―18世纪的欧洲,在那里曾经形成过100年的中国文化热,儒家思想与意大利文艺复兴以来所形成的欧洲新思想相结合,成为欧洲近代历史发展的主导精神――启蒙思想的一个重要思想渊源。 从一开始儒家思想就体现为一种具有普遍性的世界观和人生观。用今天的话语来讲,在古代中国儒家思想就被理解为人类文明的优秀。结果,至少在中国,儒家思想被视为文明或文化的一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儒家思想给现代人提供了很丰富的资源。面对这些资源,现代人具有一个选择的自由,可以吸收资源里面的一些成分,也可抛弃一些成分。儒家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核,也是维护封建君主专制统治的理论基础。儒家思想、君主专政制度构成了中国古代政治史的两大主体内容。 科学社会主义论文:科学发展观对科学社会主义发展观的继承和创新 【摘要】科学发展观,是立足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总结我国发展经验,借鉴国外先进发展理念,适应当前国际国内新的发展要求而提出的国家发展新理念和战略。科学发展观继承了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发展观,是中国共产党在解决中国发展问题上的重大理论创新,有利于为世界各国解决发展难题提供理论借鉴。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 【关键词】社会主义 发展观 科学发展观 科学社会主义发展观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坚持全面、联系的发展哲学,坚持发展的合目的性和合规律性的统一,尊重人民群众的历史主体地位,认为发展的最终目标在于促进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科学发展观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不断总结我国发展经验,积极借鉴国外先进发展理念,把科学社会主义发展观与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紧密结合的理论创新,是我国国家发展的新理念和新战略,对全面深化改革,促进中国大国成长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 一、科学发展观与科学社会主义发展观一脉相承 科学发展观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过程中对科学社会主义发展观的继承,二者具有一脉相承的关系。 科学发展观坚持全面、联系的发展哲学。主张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全面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五大建设,实现社会的全面进步。坚持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推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相协调,推进经济、政治、文化建设的各个环节、各个方面相协调。坚持可持续发展,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实现经济发展和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正确处理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之间的关系,正确处理当前发展与长远发展的关系,保证子孙后代永续发展。 科学发展观坚持以人为本,尊重自然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实现了发展的合目的性和合规律性的统一。人类社会要发展必须遵循自然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否则就要受到规律的惩罚。遵循自然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是为了更好地实现人类社会的发展,而人类社会发展的最根本的目的是为了实现人自身自由而全面的发展。科学发展观,所蕴含的发展理念,既尊重自然和人类社会的规律,又注重人的自身价值和主体性,有利于缓和人的利益追求和自然社会和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内在张力。 科学发展观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尊重人民群众的历史主体地位,继承了科学社会主义发展观关于“人的解放”、“人的自由和全面的发展”的发展目标。科学发展观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体现了中国古代人本思想和资本主义人本精神,但又与这二者存在本质的区别。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的理念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解放思想的直接继承,其根本目标在于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其现实目标是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谋发展、促发展,注重民生、民利与民祉,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权益,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 二、科学发展观对科学社会主义发展观的创新 创新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内在要求。实现创新必须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现时代结合起来。发展是当今时代的重大主题之一,世界各国都在为更好地发展而奋斗,但是发展问题并不是一个已经妥善解决的问题。当前,人类的发展面临着严重的挑战,决定了必须对传统的发展观进行总结和反思,不断对发展问题进行当下的关照和思考,破解人类发展的难题。不同的国家面临着具体的而不是抽象的发展问题。就我国来说,发展是硬道理。从党的合法性资源来说,党执政兴国的能力和效果相对于人民的历史的选择越来越占据更重要的地位,党必须把握住发展这一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不断巩固党的执政地位。从中国社会发展的现状来说,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实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中华民族正从世界大国迈向世界强国。但是在创造中国奇迹的同时,也面临诸多“中国式难题”。其中很多问题已经严重影响到了中国的进一步发展。如当前我国城乡之间、地区之间、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都有拉大的趋势,如果收入差距继续扩大,必将成为影响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重大隐患。因此,作为领导党和执政党,中国共产党必须在发展理念与实践上实现与时俱进,不断促进中国的优态发展。 科学发展观是科学社会主义发展观的优秀内容和最新成果。科学发展观把科学社会主义发展观与时代特征和中国发展紧密结合,全面系统地回答了社会主义发展的优秀和本质要求。科学发展观昭示出中国的社会主义是以人为本、全面发展、致力于和谐、强调共同富裕与坚持和平发展的社会主义,从而实现了社会主义发展观认识的历史性飞跃。 科学发展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战略的创新。科学发展观包含了国内发展战略和对外发展战略,是对中国国家发展战略的创新。具体来说,就是在坚持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对内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坚持“和谐社会人人有责”,实现“社会和谐人人共享”。在对外战略方面,中国高举“和平、发展、合作旗帜”,坚持和平发展道路,力求同世界各国人民携手努力,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 科学发展观更新了发展理念。科学发展观系统回答了什么是发展、为什么发展、靠谁发展、怎样发展和如何科学地评价发展等一系列关于发展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既借鉴吸收世界先进的发展理念,又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关于发展的基本要求,有利于改变传统的发展理念,不断提高发展质量。 三、在全面深化改革进程中坚持和发展科学发展观 科学发展观既是中国共产党对解决中国发展问题的重大理论创新,也将对世界各国破解发展难题提供理论借鉴。必须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实践中,坚持科学发展观的指导,在现代化建设中进一步丰富和发展科学发展观。 从国际形势来看,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一大主题。各国都在不断探索构建更加合理的发展理论,开辟新的发展道路。当今世界相对和平与稳定的现实条件,为各国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国际环境。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必须准确把握世界发展趋势,坚持和平发展道路,抓住当前宝贵的和平发展机遇加快发展。 从国内形势来看,发展是硬道理,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是实现和维护人民利益的根本途径。当前我国发展的根本路径就是改革开放。改革开放是取得一切成绩和进步的根本原因。因此,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时期,只有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才能解决区域发展、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经济增长与资源、环境失衡,民生问题凸显等一系列问题,在发展中更好地实现和维护人民群众利益。 从历史经验和发展趋势来看,只有坚持科学发展观才能不断实现中华民族繁荣、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伟大目标。科学发展观是对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30多年来成功经验的科学总结,揭示了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反映了执政党对发展问题的新认识。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历史进程中,必须不断丰富和发展科学发展观的内涵,以科学发展观为基本准则,不断提高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质量。
高校青年教师篇1 一、新时代高校思政课青年教师教学素质的内涵 上好高校思政课的关键在教师,教师肩负着立德树人的重要使命。强调思政课不仅要系统传授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等,也应积极引导青年学生的人生态度和价值选择,为培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时代新人把好“思想政治素养关”,在塑造灵魂、塑造生命、塑造人方面具有突出重要的意义。教学素质是指教师在教育教学活动中,以先天禀赋为基础,在社会环境和教育环境的综合影响下,通过教学实践和自我修养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相对稳定和持久作用的基本品质。作为高校思政课教师,其教学素质应当包括正确的理想信念、扎实的专业学识、较强的创新思维、熟练的教学技能等,这些素质既高度关系着新时代思政课高质量发展,也深刻影响着青年学生的获得感,更是推动思政课改革创新的重要力量。 二、新时代高校思政课青年教师教学素质面临的问题 当前,我国高校思政课青年教师教学素质呈现整体良好、积极向上的发展态势。无论从中央、地方层面,还是从学校、教师层面,为全面提升高校思政课青年教师的教学素质,都做出了诸多不懈努力和探索,高校也涌现出一大批高素质专业化创新型的“骨干教师”“教学能手”“教学标兵”“优秀教师”等。与此同时,也要指出的是,高校思政课青年教师教学素质也面临着若干难题,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教学素质的全面提升。 (一)理论与现实的联系有待深入马克思指出:“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3]这即是说,理论能否被人信服,取决于它对现实的解释力。因此,在高校思政课教学中,理论要贴近现实。但从当前高校思政课青年教师教学现状来看,理论与现实相脱节的现象是不同程度存在的。在高校思政课课堂教学中,部分青年教师照本宣科,忽视理论对现实的关照性。反之,也有部分青年教师只专注“讲故事”,忽视对基本理论的分析理解阐释。我们不禁发问,如何处理好“讲理论”与“讲故事”之间的关系,把思政课讲得有吸引力和感染力?我们认为,既要以理服人,也要以情感人。讲故事不是任意发挥,而是要起到契合主题、深化主题的功效。讲理论也要适当地贴近学生的心理发展阶段和特征,多用学生喜闻乐见、接地气的语言,使理论入脑入心。此外,在互联网大数据时代,学生能够更便捷、更及时、更快速地了解国内外信息资讯,如果教师不能及时、准确关注时政问题,思政课也会因缺少现实针对性和解释力而影响其感染力、实效性。 (二)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有待加强2020年8月,该类课程应多注重社会实践,通过参观走访、问卷发放、实际调研等多种形式,深入基层、深入群众、深入现实,也积极组织学生参加社会实践活动,但因经费支持、实践场地、指导经验、学生积极性等多种制约因素的影响,高校思政课实践教学实效性有待增强。也有思政课尚未设置社会实践环节,或者即便是安排了,也往往流于形式、浮于表面,主要使用问卷调查、参观访谈等简单形式,学生为了完成实践任务而敷衍了事,并未产生良好的教学效果,且青年思政课教师在指导学生社会实践中,因理论基础、实际操作技能的不足,指导不深入、不具体,实践教学效果受到一定影响。 (三)科研与教学的矛盾有待解决在高校,科研与教学是相互联系、彼此促进、不可分割的。过于偏重任何一方,都是不可取的。建立在科研基础上的教学才有理论深度、深入浅出,学生才有更多的关注力和获得感;同样,与教学相结合的科研,也更具实效性、说服力。从目前整体情况看,为支撑高校思政课建设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聚焦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不断增强学科、专业、学术的建设,取得了一大批重要成果。与此同时,高校思政课教学也获得了较大进步。尤其在“互联网+”时代,高校思政课同信息技术高度融合,增强了时代感和吸引力,大大提升了高校思政课的教学效果。但需要指出的是,高校思政课青年教师忽视科研或忽视教学的现象是有的。一方面,由于适应学院建设、学科发展的要-171-第51期求,在师资队伍尚不完备的情况下,部分青年思政课教师承担了大量的教学任务。另一方面,因评聘职称的压力,也存在部分青年教师把大多精力和时间都放在学术研究上,并未努力钻研教学、总结教学经验及把学术成果融入课堂教学等。 三、提升新时代高校思政课青年教师教学素质的对策 针对当前高校思政课青年教师教学素质面临的问题,深刻认识到青年教师应注重以时代为、导向,加强理论与现实的联系;以实践为依托,强化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以科研为着力点,实现教学与科研良性互动,有效提升教学素质,推动高校思政课改革创新,增强其理论性、实效性和感染力。 (一)以时代为导向,加强理论与现实相联系恩格斯指出:“只要进一步发挥我们的唯物主义论点,并且把它应用于现时代,一个强大的、一切时代中最强大的革命远景就会立即展现在我们的面前。”[4]我们以时代为导向,以更加广泛且深邃的目光来审视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当代世界的发展,深入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时代问题的结合,以正确认识和把握我国新时代发展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当前,随着人类社会历史向着世界历史的转变,国家、民族、地区之间进行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交流、合作、竞争的机会和需求愈加频繁,人类的生产、贸易、科技、文化等领域不断跨越国界和地区,人类社会逐步迈入日趋经常性的相互需求、相互推动、相互影响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发展时代。于国内,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全面深入,社会经济成分、利益关系、分配方式及就业方式日益多样化,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人们的自主意识、竞争意识、民主意识和权利意识逐渐觉醒,导致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和差异性增强。基于此,高校思政课青年教师首先应紧紧抓住信息技术变革带来的历史性机遇,不断更新教育教学理念,实现教学方法技术创新,推动优质资源开放共享,使高校思政课教学因事而化、因时而进、因势而新。其次,突出问题意识,强化基本理论与社会现实相联系,增强理论对现实的解释力和关照力,结合当代中国改革开放、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时代征程中的现实问题,再次,高校思政课青年教师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除此之外,高校思政课青年教师也要关注学生的现实特征,充分把握当前“00后”新时代大学生的新特征,了解他们的思想特点、思维方式和现实需要,遵循学生的身心发展特点和成长规律;专题教学要立足于学生的思维方式、内心诉求和语言特点,提高思政课的吸引力和感染力;多采用启发式教学,强调问题意识,引导学生注重理论联系现实,实现思政课的思想性、理论性与时代性、现实性的有机融合,使学生在思政课上真正受益。 (二)以实践为依托,强化理论与实践相结合马克思指出:“一个种的全部特性、种的类特性就在于生命活动的性质,而人的类特性恰恰就是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3]作为主体的人通过自由自在的实践活动实现自我扬弃、自我完善与自我发展。实践是主观与客观、个人与社会相统一的基础在系统传授基本理论的基础上,多组织专题性、针对性的社会实践,以学习小组为单位,有计划地组织学生深入社会大课堂,使其通过线上线下问卷、实地考察、人物访谈等形式,开展社会调研实践,引导学生走出校门、深入社会、关注现实,以“高校思政课社会实践类”科研立项为契机,以学生科研团队为单位,教育指导学生开展于玲玲,等提升新时代社会调研、实证研究,撰写调研报告、学术论文,制作主题微视频,引导学生聚焦当代中国社会热点问题,并给予全面、有效、落实的理论指导、技术支持、资金支持等,充分调动学生学术研究的积极主动性,帮助学生在学习与研究中答疑解惑,使学生深化理论认同,学会运用当代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分析、解决当代中国社会问题。 (三)以科研为着力点,实现教学与科研良性互动高校思政课青年教师要按照“思维要新”“视野要广”的要求,坚持教学与科研两手抓两手硬,以科研成果反哺课堂教学,形成教学科研良性互动。为学之道,必本于思。作为高校思政课青年教师,需要持续深入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进一步夯实理论功底、提高理论素养,密切关注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当代的发展,勇于站在知识发展前沿,刻苦钻研、严谨笃学,不断充实、拓展、提升自己。研读马克思主义经典,既是高校思政课青年教师不断夯实理论基本功的唯一捷径,也是逐渐提升教学素质的首要前提。理论不彻底,就难以服众。在经典中感受伟人的博大情怀,领略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深邃,夯实自身理论功底,提升个人理论修养,如此才能将马克思主义理论在课堂中讲清楚、说明白,做到以透彻的理论分析引导学生,以强大的真理力量说服学生,不断提升高校思政课教学的吸引力、感染力、说服力,学生也才会从中感受真性情、学到真东西、增强获得感。学者未必是良师,良师必定是学者。求真务实、孜孜不倦的学术研究也是提升教学水平的重要途径。只有潜心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注重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与当前国内外重大现实问题相结合,加强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现实解释力,不断提升科研能力,才能将思政课讲深、讲透,学生才能入心、入脑,在思政课上有获得感。基于此,高校思政课青年教师应当善于把学术背景与时代发展紧密结合,选择自身的研究方向,找到个人的研究兴趣,树立“根据地”意识,明确自己的研究领域,并潜心研究、久久为功,增强学科自信。 作者:于玲玲 贺子 苡裴斐 单位: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高校青年教师篇2 1民办高校青年教师归属感国内外研究现状 Sargent(2002)的研究表明,教师如果缺失归属感,将失去认真进行教学活动的动力,甚至产生消极情绪。Mowday(1979)设计的单维结构量表是首个归属感量表。Cheung和Hui(2003)将量表修订为两个维度,一个是归属感维度,另一个是底质感维度。Hudson(2013)设计了衡量教师和大学之间关系的高校教师组织归属感问卷。民办高校青年教师队伍不稳定,内外交困的尴尬处境降低其归属感。不少青年教师将民办高校当做跳板或实习基地。部分民办高校青年教师流失率高达30%,薪酬水平、成长空间、社会认同感、工作环境是主要影响因素。大部分民办学校并没有为青年教师提供完善的培训机制,一味重视对青年教师的使用,忽视了青年教师的后续成长与发展。民办高校青年教师归属感不高是通病,若要提升青年教师归属感,稳定青年教师队伍,需要满足教师们的合理需求,解决教师们的顾虑,稳定人心。就目前而言,归属感的研究集中于学生、员工、居民等群体的研究剖析,而关于“教师归属感”的研究,也主要关于高校青年教师、中小学青年教师、农村青年教师等群体的归属感,极少有从民办高校青年教师的层面切入,探讨其归属感问题。学者们对民办高校青年教师归属感缺失原因探析,集中于政策环境和学校管理制度等外部环境,忽略了青年教师自身的因素,例如,心理落差、工作压力和家庭负担等。就研究方法而言,现有研究主要是思辨类研究,缺少质性和量化研究。本研究通过质性研究,近距离接触民办高校青年教师群体,探析民办高校青年教师归属感缺失成因,进而提出民办高校青年教师归属感提升对策。 2民办高校青年教师归属感访谈设计 2.1访谈对象和数据来源本次访谈对象为X省6所民办本科高校中年龄在45岁以下的9名专职教师。基于保护隐私原则,文中将受访者的姓名以字母加数字的方式重新命名。由于访谈内容具有一定的敏感性,为了尽可能保证研究的真实性和客观性,全部通过熟人朋友关系选取访谈对象,在获得受访者信任的基础上进行采访。 2.2访谈设计与资料分析访谈采用半结构化访谈,与每位受访者的访谈时间在10~15分钟不等,访谈形式分为线下面对面访谈和线上视频访谈。在获得受访者的同意后进行访谈录音,在访谈过程中对其进行了变音处理,访谈结束后,转录成文字,所有的录音文件和转录文件均遵循伦理规范要求进行妥善的保密处理。 3民办高校青年教师归属感访谈结果分析 3.1社会地位认同低民办高等教育是中国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政府、社会对公办高校和民办高校的区别对待现象却一直存在。人们对发展历史较短的民办高校普遍存在不信任的态度,认为其是市场化的,是以利益为驱动的,对民办高校及民办高校教师存在一定的偏见。“社会对民办高校教师认可度不高,认为民办教师不如体制内的公办教师。民办教师相当于在私企里工作的流动人员,稳定性较低,不确定性较高。”“在外出交流或参加学术会议时,有时受到与公立高校教师不同的对待,在很多场合,并不会主动表明自己“民办高校青年教师”的身份。社会对民办高校的偏见使我缺乏职业认同感,甚至有时会自我怀疑与否定,产生一些消极的情绪,在这种情境下,很难提升归属感。”“民办高校的副教授社会认可度远低于公办学校的副教授。社会大众认为,在民办学校进职称,相对于公立学校要容易很多,含金量也较低。”中国高等教育系统是一个金字塔结构,公办高等学校拥有大量的经济资本和符号资本,在这个金字塔中占据有利位置,而发展历史短,办学经费有限,在招生,教师招聘、学生就业率、科研创新等方面处于劣势的民办高校则处于这个金字塔的底端。民办高校青年教师获得符号资本的机会,相对于公办高校微乎其微。在很多国家级别的项目和荣誉的评选中,民办高校青年教师根本没有入场券。在等级森严的高等教育金字塔中,公办高校拥有较好的社会地位,享受更大的平台,获得更多的社会资本。“学校鼓励青年教师申报课题和参加教学竞赛,但民办高校青年教师想要申请到好的课题,或在省级以上的教学竞赛中拿奖真的有些困难。”相对于公立高校教师,位于高等教育金字塔底端的民办高校青年教师在取得学术认可的过程中往往遇到更多的艰难险阻。“如今,民办高校教师想在国内核心期刊上发表文章太难了,现在核心期刊对作者的所在学校和学历均有潜在要求,学校需要是公立高校,学历一般要求是博士。”民办高校对教师的保障力度低于公办学校,住房公积金、养老保险金均按最低标准提供给老师,民办高校教师的退休工资远低于体制内的教师工资,这种差距,使得一些青年教师想要去找一份更有保障的工作。此外,民办高校的抗风险能力较低,更容易受到外界环境的影响。“疫情期间,连续几个月在家线上授课教学。工资也只发了平时的一半,还完房贷,所剩无几。”对于青年教师来说,职业满足感一方面来源于生理需要,另一方面则来源于精神需要。民办高校青年教师社会认可度低,使青年教师很难“沉浸式”工作,不利于归属感的建立。 3.2成长空间狭窄在访谈中发现,很多青年教师有强烈的想提升个人教学和科研能力的想法,但学校在青年教师培训方面所做的工作,无法满足教师们的实际心理需求。民办高校是市场经济下的产物,资本的逐利性使许多民办高校奉行经济效益至上,忽视教育规律,将青年教师视为学校发展的工具。为了吸引更多的生源,民办高校更注重学校硬件设施的建设,而缺乏对学校软实力和内涵的建设。在青年教师成长方面,很多民办高校不愿意投入更多时间和金钱,例如,在青年教师队伍建设规划、科研经费投入、课程培训、团队搭建等方面没有做到大力支持。“学校不舍得在青年教师身上投资,一学期下来就只有几场青年教师的培训会议,培训内容偏向于理论的灌输,培训后缺乏后续沟通。如果能将用于校园建设的资金中的一小部分,用在青年教师的成长培养上就好了。”为了效益最大化,很多民办高校新入职教师需要承担多门课程的教学任务,缺少适应教学环境以及学校规章制度的时间。一位受访者倾诉道:“每学期都至少接三门课程,其中包含1至2门新课。”这种急功近利,没有考虑到青年教师成长规律的做法,降低了青年教师的归属感,消解了他们对职业和学校的认同感。民办高校青年教师缺少领路人的指引,大多是“自然生长”,他们的职业发展是自生自发。相对于公办高校青年教师,他们需要走更多弯路,花费更长的时间去摸索一条适合自己发展的职业道路。民办高校没有对青年教师队伍建设给予足够的重视,轻视了其职业生涯的发展,对青年教师“重使用”,“轻培养”,这使青年教师很难获得归属感。 3.3管理体系不完善我国民办高等教育发展已有三十余年,相应的民办教育政策法规也在逐渐完善,但相对于公办高校关于保障民教师权益的法律仍有欠缺。现有的法律大都是一些原则性的规定,缺少对民办高校教师具体权利的明确规定和相应配套的实施细则。“民办高校的管理层包含校长和理事会,有明显的私企性质,有些方面对教师过于严苛,缺乏人文关怀。比如,有女青年教师申请少接一些课,想备孕,但并没有得到批准。”许多民办高校的管理制度缺少柔性,为了追求更大的经济效益,经常忽略青年教师的实际需求,更多采用硬性规定,缺少人性化的柔性管理制度。此外,民办高校缺乏民主科学的决策机制。我国大多数民办高校的绝对控制权掌握在举办者手中,举办者的个人意志,也就是学校的最终决策。然而,举办者凭着个人意志和经验做出的决策,很多是不具有实践性的、不合理的。经过一段时间的试行,往往会发现不合适,最后推倒重来。民办高校内部从上到下并没有形成成熟的决策机制,民本高校包括校长在内的各级别领导班子调整频繁。频频变动的制度规则,尤其是和青年教师职业发展紧密相关的规则,例如职称评定、成果认定、绩效考核、双师型教师标准、专业课设置等方面的变化,大大降低了青年教师的归属感,每一条规则的变化都会牵动着教师们紧张的神经。一位受访者说道:“不断变迁的政策,让青年教师感到茫然和不知所措,只能先顾好眼前的事,其他的走一步看一步吧。”这种过度的不确定性严重影响了青年教师归属感的建立。 4增强民办高校青年教师归属感对策建议 4.1营造民办高校发展的良好氛围,提高教师社会地位为了提供给民办高校教师良好的发展环境,政府应当给予相应的政策支持,政府在民办高校教师职业生涯发展中起到关键性作用。首先,政府需要加强与引导民办高校教师提升教学与科研能力,只有先提高自身的能力,才能获得社会的认可与尊重。其次,政府应积极宣传民办高校发展中取得的各项成果,改变社会大众对民办高校办学质量不高,教师队伍综合实力较弱等各种偏见。引导社会大众以全新的眼光看待民办高校,这样能有效提高青年教师对民办高校发展的信心,增强其归属感。再次,政府需加快构建不同类别的教育质量评价体系,探索分类评价标准,摘下有色眼镜,使民办高校教师与公办高校教师进行公平竞争,为民办高校教师打造一个良好的职业发展氛围。最后,社会大众应自觉转变对民办高校及其教师的刻板印象。民办高校近十年来已经获得了很多辉煌的成绩,并且承担了培养应用型人才的重任,在民办高等教育不断发展进步的今天,社会应更多关注民办高等教育的进步以及民办高校教师综合实力的不断提升,社会应给予民办高校青年教师更多的支持与鼓励,使其更加热爱民办高等教育事业,更积极努力的工作,更加拥有归属感。 4.2重视青年教师职业发展,扩展其成长空间民办高校应由经济效益主导向教育主导转变,这是建设高质量青年教师队伍的必然要求,也是民办高等教育发展的必然趋势。首先,民办高校需要加强“带头人”的培育和引进工作。学科团队和带头人是影响青年教师职业发展的重要因素,民办高校应在青年教师中选拔重点培养对象,通过国内外进修、在职攻读博士学位等方式全面提升其能力,而不是“重形式”“轻质量”的方式开展青年教师培训。选派青年教师外出学习和交流,可有效消解教师的消极情绪,开阔其思维与视野,丰富其专业知识储备,提高自身的教研能力。同时,民办高校也应加强海内外优秀博士和校外一流学者的引进力度,学术精英的引进能带来大量的优质资源。其次,针对青年教师开展有效果的培训。在培训前,学校应调查青年教师的实际需求,使培训的内容满足青年教师的发展需要。针对不同职业发展阶段,拥有不同发展愿望的教师,制定个性化的培训机制,分类化培训。例如,对刚入职的青年教师,应加大教师道德修养和教学能力的培养;针对教龄较久且长期投身于课堂教学的青年教师,应加大线上授课技能,微课制作等能力的培养,使其能适应不断变化的教学环境。同时,打造多元化、个性化的培训渠道,加强青年教师培训信息平台的建设,大力引进微课、慕课、远程教育等形式的培育手段,使青年教师的科研能力、授课技巧、教育素养、道德修养、政治素质得到全面提升。第三,围绕学校重点学科专业搭建平台,赋予教师自由的学术科研空间。建立青年教师成长的学术共同体,由一流的专家学者牵头,以学术追求为核心,以学校提供的学科建设经费、各种配套设施为支撑,在广大青年教师中营造一个浓厚的教研氛围,引导和鼓励青年教师潜心钻研,乐于从教。同时,适当降低学校行政事务的干扰,减少教学课时工作量,充分给予青年教师知识获取的时间和空间,使其能静心从教,获得归属感。 4.3以人为本,优化学校管理制度首先,实行柔性化管理方式。民办高校青年教师普遍认为,相对于公办高校,学校没有提供一个相对民主、宽松、人性化的氛围。青年教师在工作中较少得到上级的关怀,民办高校需要坚持以人为本,实行柔性化的管理模式。民办高校领导需要与青年教师时常沟通,了解他们最近一段时间的工作以及生活状态,给予必要的支持与关怀,并将关怀落到实处。其次,对青年教师进行合理的工作配置,尽可能满足每位教师的心理需求。例如,对于“科研型”教师,减少其课时量,引导其在科研方面创造更多成果;针对“教学型”的教师,应适当减少其科研方面的工作量,鼓励其产出更多教学成果,努力让每一位教师都能在自己擅长的领域施展才能,收获累累硕果。再次,健全民办高校董事会制度,明确校内各利益相关者的权利范围,限制董事会随意干涉民办高校的办学行为,建立完善的科学决策机制,防止“一言堂、”家族化”的倾向出现。最后,民办高校需树立科学的用人观,完善人才考核评价机制,通过建立有效的激励机制,激发青年教师发展的内在动力,吸引并留下更多优秀的青年教师。合理的人才考核评价机制和激励机制,能有效使青年教师的归属感增强,使其安心进行教研,为学校的发展挥洒汗水。 作者:李鹏翔 娄迪 单位:长春光华学院 高校青年教师篇3 高等学校具有三大职能,分别是培养人才、发展科学和为社会服务。三大职能既顺应了社会发展的潮流,也满足了高校发展的需要。这三项职能直接决定了教师职责的多元化,教师需要教书育人、做好科研,同时也要有服务社会的意识,为经济和社会发展奉献一分力量。教师能否履行好这些职责与他们的综合素质和能力息息相关,最重要的就是教学与科研能力。对高校青年外语教师来说,他们肩负的担子很重,因为在经济全球化和多元文化背景下,要为祖国培养的不仅是会说外语的人才,而且是具有过硬的外语功底、见多识广、适应时代发展的复合型外语人才,甚至是国与国经济文化交流的使者[1]。作为高校青年外语教师,如何既上好每一节课,又做好学术研究,培养和启发一代又一代复合型外语人才,平衡好教学与科研关系值得思考。 一、平衡教学与科研关系时的困惑 外语教学属于文科类教学,不同于理工科有很多实验课题或项目。一部分外语青年教师还没有做好写项目书拿课题的心理准备,在平衡教学与科研的关系上面临思想上的转变和巨大挑战。一方面,外语教师要注重课堂教学,优化教学方法,注重课堂和教学理念的创新,让学生爱上课堂。另一方面,要利用外语优势紧跟国家的政策导向,比如“一带一路”倡议、外交外贸政策等进行科学研究,利用第一手资料进行区域国别研究,申报课题,提高科研水平。但是当下,很多外语青年教师仍然很难平衡好教学与科研的关系。 (一)青年教师科研能力与教学经验的矛盾随着时代的发展、国家对人才和高等教育越来越重视以及高等教育体系的不断完善,大部分高校的新进教师是博士学历,这些青年教师具备了较强的科研能力,外语青年教师在读博期间基本上都发表了1~2篇论文,也跟导师一起做过项目,有一定的科研功底。刚踏入工作岗位,他们在自己擅长的领域能够顺利进行科学研究。但是,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高校教师不仅需要具备科研能力,还需要有教学能力。青年教师读本硕博期间都在象牙塔中,通常没有教学经验,也从未以教师的身份和学生打过交道,他们一直在吸收知识,而不懂得如何传授知识,也对如何成为一名教学组织者缺乏认识。比如在讲授一道专四语法题时,可能自己以为表达清楚了,但是没有从学生的角度出发,学生的认知水平还没达到他的高度,这时候就让青年教师产生了困惑甚至有挫败感。课后,教师钻研某个课题却能给他带来巨大的成就感,他们可能会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见效快的科研上而忽略了课堂教学,这就打破了科研与教学平衡,也不利于学科的整体建设和学校的长远发展[2]。 (二)高校评价体系的不完善目前国内高校尤其是重点高校非常注重世界大学排名,世界公认的四大排名都偏重定量指标,比如论文数量和高引用率,而QS排名更适用于理工科,而不适合所有学科。当下高校的评价体系虽然在逐步完善,但无论是对教师的职称评定还是高校的实力评估仍然存在“重科研轻教学”的现象,大部分指标与科研挂钩。国内大部分高校对新入职的青年教师实行预聘制,一些高校还采用了“非升即走”的考核模式,聘期内需要完成规定数量和质量的论文或专著。这激励了青年教师产出更多高质量的科研成果,有利于建设高水平的师资队伍,但同时也造成了学术压力。对大部分外语教师来说,他们发表论文更难,因为与之对应的高质量期刊相比其他学科少很多,外语教师想在学术上创新也更难。青年外语教师为了完成学校要求的科研任务花费大量精力和时间在查找文献、写文章和做课题上,而忽视了教师需要上好课这个重要职责。由于科研考核有硬指标,也是晋升职称的重要标准,青年教师的精力有限,他们在探究如何教学上花费的精力就少了。青年教师在读博士期间主要承担科研工作,刚踏入工作岗位需要科研与教学并重,他们的角色转换需要一定的时间适应,教学上需要花心思摸索,备课也需要比资历深的老师花费更多的时间和精力[3]。但是由于科研的巨大压力,他们很少去思考如何增强课堂的活跃度,如何激发学生的兴趣,而是机械化上课,这会影响学生的积极性和教学质量。高校需要建立一套符合中国特色的科学评价体系,克服“唯论文、唯帽子、唯职称”,破除论文“SCI”至上,改变过度追求发论文的异化评价体系很有必要,提倡不要“一把尺子”,而要分学科评价,根据不同科研类型进行评价,让同行专家参与评价。 二、平衡教学与科研关系的策略 (一)正确认识教学与科研两者关系目前国内高校中的青年教师主要分为教学为主型、科研为主型和教学科研并重型。首先,无论是哪一种教师,都应该以教学为中心,因为高校的首要任务是教育,是育人。高校的主体是学生,牢记“四个意识”、彰显“四个服务”,要全方位全过程育人。其次,教学是科研的基础和原动力,有一部分科研课题是受教学启发的,比如有关教学法的研究、互联网时代的云课堂现状、对混合式高校教学模式的研究等,这些课题的素材和体验必须依托教学实践,在教学中发现问题、思考问题,激励教师探究和解决。而且每位老师在毕业季都要承担学生的论文指导任务,在指导和批改学生论文的同时,也能引发自己对科研的深入思考。最后,科研与教学是相辅相成、互相促进的,教学促进科研,科研反哺教学,这样才能良性互动。笔者承担法国文学史的教学任务,在备课时,笔者会查阅大量的文献资料,阅读某位作家的代表性作品,结合生平和时代背景领悟他的写作风格。读博期间笔者也只是对个别几位作家进行了深入研究,而备法国文学史的课能拓宽知识面、打开科研视角,丰富科研素材,研究领域不再局限于读博时研究的作家和作品。课堂中讲授法国文学史时,教师将科研心得与学生分享,学生与教师的讨论也能迸发出思想的火花,提高学习积极性。教师通过科研能够获取学科领域的前沿知识,更新知识体系,从而提高教学水平。在课堂上,如果学生问一个教师无法当场回答或拿不准的问题,教师课后查阅资料确认后回复学生,这对教师的科研有一定的启示。有教学作为支撑的科研更有生机、更有血有肉。 (二)教学与科研有机结合、相互渗透首先,青年外语教师应提升教学水平。尤其对刚入职的老师来说,教学方面要多多向年长老师请教,可以聆听资深教授是如何讲课的,还可以在中国大学MOOC(慕课)上看看国家精品课,从教师的角度学习精品课程老师的教学方式,琢磨教学技巧。新教师上课往往会被学院或学校督导听课,课后他们会点评,新教师要抓住这个学习机会了解自身的不足完善教学模式,力求每次课都比上节课讲得好。其次,巩固专业知识,拓宽知识面。只有对知识进行积累才能有效输出,将理论转化为实践。比如小语种老师不仅局限于发音规则、语法教学、课文梳理、词汇讲授等方面,还要深入了解这门语言背后的国家历史政治、文化艺术、风土人情等。上课时也能给学生讲讲语言文化背景常识,让课堂教学更生动,学生听着也有滋有味。备课不仅是对专业知识的重温,也是梳理知识体系,使教学思路清晰化的过程。在讲授课程的同时,也要培养学生的科研思维,将自己科研的心得和研究方向渗透,启发学生对问题进行更深入的思考,引导他们主动发现问题并解决问题。课后与老师探讨,优化了课堂教学效果。最后,青年外语教师多参加国内和国际会议,与同行专家进行学术交流,学习最前沿的知识,科研选题在紧跟学科建设、时代步伐,结合国家政策导向,不局限于语言类,还应与社会热点、外交、国外文化等结合[4]。刚入校的青年教师还没有自己的团队,可以从校级项目申请锻炼自己,或者善于把自己主动置于已有的科研团队,跟着经验丰富的学术带头人做科研。利用语言优势让更多外国专家来学院做讲座,开阔学生和教师的视野。同时也要积极参加教学竞赛,学习其他教师的长处,在竞赛中找到不足,磨练自我,从而提升教学能力。 (三)完善高校教师评价体系,发扬奉献精神虽然现在的高校评估和高校教师的评价体系都存在“偏重科研轻视教学”的现象,对教师的考核也侧重科研,但我们始终要坚信体系会越来越完善,越来越合理。评价体系在逐步改革和优化,2020年教育部印发了《关于破除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唯论文”不良导向的若干意见》的通知,对完善高校教师评价体系有指导作用,各地各高校会认真贯彻落实。有关部门还相继发布了《关于规范高等学校SCI论文相关指标使用树立正确评价导向的若干意见》《关于破除科技评价中“唯论文”不良导向的若干措施(试行)》。改革需要一个过程,青年教师要以发展的眼光看待这个问题,对前途充满信心和希望。改革需要每一位高校工作者齐心协力,各地高校也应该采取一定的策略帮助青年教师平衡好科研与教学工作。学校可以针对不同类型的教师设定不一样的工作量,比如教学型教师的科研任务可以减少一些,科研型教师的课时量减少一些等。同时也要保障教学与科研的资源、资金投入。对青年教师来说,要摆正心态,有激昂的斗志、饱满的热情和一颗平常心。青年教师要深知,科研与教学不是割裂开的,两者是辩证统一的,不要有功利心,要有无私奉献的精神,因为教师不仅是研究者,也是教育者、服务者和管理者。立德树人是教育的根本任务,教书育人是教师的天职,要全心全意爱学生,激发学生学习的热情。科研更多的是对自己有益,但教学是为学生服务。因此,青年外语教师要发扬奉献精神,具有创新意识,在教学中渗透科研的精髓、传授科研的奥秘,使教学形式和内容多样化,在科研中结合教学经验和体会,勤学多思、举一反三,提高科研积极性,努力平衡好二者关系。 三、结语 高校青年外语教师不应该“为教学而教学,为科研而科研”,要认清教学与科研相辅相成的关系,分配好时间和精力,将两者有机结合。一方面,要树立终身学习的意识,养成每天阅读文献的习惯,把握好学科前沿动态,深耕某个领域,开阔眼界,夯实专业知识,培养创新能力,将科研灵感和成果及时和同行专家与学生分享,成为学生学习的促进者,激发学生的学术热情,反哺教学。例如在做有关法国文学的某个作家或某部作品的研究时,可以将整理的国内国外研究现状材料在法国文学课堂上与学生分享,这也是对课本知识的补充,可以扩展知识领域。另一方面,在讲授基本课程时,比如语法课、视听说课或者翻译课时,可以积累教学经验,在教学过程中观察学生的反应,及时调整教学模式,把与教学法相关的想法形成文字,可以作为科研的思路来源。近些年提倡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模式,这对高校青年外语教师来说也是一个挑战,需要摸索和学习很多新技术的知识,将数字化资源进行整合,从混合式课堂教学中获取经验和灵感,这也成为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将教学成果引入科学研究成为必然趋势,为培养新文科背景下多学科交叉的外语人才奠定了基础。 作者:喻鼎鼎 单位:江汉大学
大学生德育论文:九零后大学生德育论文 一、九零后大学生生活的时代特征 九零后大学生出生在改革开放的新时代,成长于中国社会转型和各种价值观念相互激荡的新的历史发展期。他们生活的这种时代特征使其主观意识和具体行为上具有了多重特色。 (1)今天人类世界经济发展格局的最显著特点是全球化 但这种全球化是在西方主导下实现的,带来了不公正的国际经济政治秩序。在这种背景下,更需要我们的学生有公正的世界观、自豪的民族自信心、深切的爱国主义情怀和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所以我们的德育工作就是要突出民族自信心的教育。 (2)当今科学技术的浪潮 正在席卷全球的各个角落,但是科技发展也带来了诸多弊端,这就对我们的德育教育提出了新挑战——务必使学生有高尚的道德水准、自律意识、协作精神以及做人的底线。 (3)30多年来的改革开放和市场化的新发展 使得我国的经济制度、社会法律制度和分配制度逐步完善,但多元经济、多远利益群体和利益关系并存。如何使多元有统帅、多样有主导、多变有主线,特别是在利益关系多样化的条件下如何弘扬社会主义的优秀价值观,是对思想政治工作者提出的新问题。 (4)21世纪信息技术突飞猛进和数字化的生活环境 使得大学生的生活、学习、思维乃至话语系统均不同与八零后学生。每天,各种媒体的海量信息铺天盖地而来,使得我们的学生无所适从、甚至懵懂困惑。他们在现实世界、虚拟世界和未来理想世界之间疲于奔命,这就要求教育工作者必须设身处地地为学生着想,了解、理解和体验他们的生活,才能引导学生处理好现实、理想与虚拟世界的关系。 (5)十几年来高校扩招及高校教育改革的推进 对传统的学生管理模式造成很大冲击,也使得学生群体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在具体的教学实践中我校出现了学生群体越来越小型化、分散化和个体化——如“同班不同学,同学不同班”。这就要求我们的思想政治工作必须突出大学生合作意识和团队协作精神。合作意识和团队精神的教育要进宿舍、进QQ群、进微信,以适应学生生活环境的新变化。 (6)现在的大学生家庭主要有四种类型 独生子女家庭、经济困难家庭、单亲家庭、流动家庭。学生之间存在着多种差异——城乡差异、贫富差异、兴趣差异及思想观念差异,从而产生了不同类型的学生群体。独生子女的广泛存在,已经成为中国社会的现实。这些九零后大学生当中,由于学业或生活的压力,将来毕业或就业的焦虑,不少人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心理素质脆弱和人格严重缺陷的问题。这就要求我们的教育工作者必须因材施教、以“学生为本”,采用柔性化教育手段来及时解决这些问题。 二、与时俱进的柔性化教育模式柔性化 教育是相对于传统的刚性教育手段来说的,其实质是一种以人为本的人性化教育模式。“柔性化教育模式”是在研究人们心理和行为规律的基础上,采用非强制方式,通过对被教育者施加一定的影响,以潜在的说服了让其自动参与到教育活动中来,从而影响其思想意志并转化为自觉行为。它隐含着一种更加深沉的大爱,具体运用到思想政治工作方面,就是一种与时俱进的全新教育理念。新时期高校的思想政治工作呼唤中华传统文化的回归,呼唤对学生无形无疆的“大爱”,思想政治工作者就要在教育过程中,对学生融入更多的人文关怀,在最大程度上降低学生和教师之间的对立感和抵触情绪,从而使受教育者更加尊重理解教育工作者,并激发热情,主动积极地接受道德的洗礼。 三、柔性化德育教育的具体实现途径 (1)要树立“以学生为本”服务意识 美国著名心理学家罗杰斯说过,人最想达到的目标,自觉不自觉追求的终点,就是变成他自己。如果我们每个人最终变成一个真实的自我,他一定会感受到生命的价值和生活的乐趣。教育工作者一定要把学生的思想教育与学生未来“优秀就业力”的提升联系起来,要把对弱势群体学生的人文关怀与他们将来的就业创业前途结合起来,做到有的放矢。 (2)要确立大学生在德育教育中的主体地位 每个青年学生都有个性追求、自尊自爱、喜怒哀乐、期望幻想,要想真正做到思想政治教育成为人的教育就必须要民主平等、柔性化地对待每一位学生,尊重每一位学生的自由、尊严、幸福感和价值体现。 (3)要明确精神力量的源泉是人文关怀和情感投入 柔性化教育的本质就是人文关怀和情感投入,其首要目的是结合中华传统文化的教育,让学生在成长的过程中感悟社会和人性,领悟生活的真谛和生命的价值。思想政治工作一定要与学生的职业规划教育相结合,以如何促进学生的成长成才和就业创业为目的。有现实意义才会有感受,有感受才会有行动。 (4)要加强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的理论创新 在继承把握思想政治工作原有理论的同时,努力创新和发展富有时代特色的新理论。要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与时俱进,求真务实,扎扎实实地把握好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的现状、特点和规律,以指导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的实践和创新。总之,新时期高校大学生的思想政治工作是个大课题,如何从多个方面、采用多种方式对学生进行引导教育,是每个教育工作者的职责所在。柔性化的教育模式是求真务实,与时俱进的教育模式。 作者:刘畅单位:辽宁石油化工大学 大学生德育论文:传统文化大学生德育论文 一中国传统文化特点分析 中国传统文化在几千年的积累沉淀过程中,已经形成了一个以儒家文化为主的有机统一的整体,是中华民族的巨大财富和精神食粮。 1内容丰富 中国传统文化最大的特点就是内容极其丰富。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内容,是传承至今的主流文化思想。就战国时期来说,除开儒家文化,其他还有道家、墨家、法家、兵家等多个文化流派,当时文化爆发,百家争鸣。不仅文化流派种类繁多,就是同一种文化在不同时期的主流表现形式也是不一样的。唐诗宋词元曲明小说近现代杂文,这都是儒家文化在不同时代的不同表现形式,其侧重点也不尽相同。唐朝繁荣昌盛,儒家文化则侧重于学习。近现代抗日解放,儒家文化则侧重于舍生取义,为国家而奋斗。中国传统文化丰富的内容是大学生德育教育的最好资源。 2具有鲜明的道德准则和价值观念 中国传统文化具有鲜明的道德准则和价值观念,是每一代炎黄子孙长成为人的重要学习资源。中国传统文化明确了许多道德立场和价值取向,比如《乐羊子妻》这篇文章,羊子路遇金饼,拾之归家,妻见大怒,曰:“妾闻志士不饮盗泉之水,廉者不受嗟来之食,况拾遗求利以污其行乎?”这短短的一句话,所包含的道德准则以及价值观念放眼如今也是完全适用的。3适用范围广中国传统文化在几千年的发展历史中,早已分化出适合各个年龄阶段和各种社会地位的人的内容。对小孩来说,《三字经》、《千字文》就是最好的启蒙读物,这些文化内容不仅简单易懂,其中更包含了许多从小就该树立的道德价值观念。比如《三字经》中有这样一段“:为人子,方少时。亲师友,习礼仪。香九龄,能温席。孝于亲,所当执。融四岁,能让梨。弟于长,宜先知。首孝悌,次见闻。”这样一段话,清楚地表述了为人从小开始就要孝敬父母,尊敬师长,礼让兄弟。除去这些基本读物,还有各种不同类别适宜各类人接受的文化内容。 二中国传统文化在大学生德育教育中的重大作用 1中国传统文化能促进学生思想道德修养水平提升 大学生的思想道德修养水平主要表现在爱国主义情感和社会责任感这两个方面。就爱国主义情感来说,就是对国家真心热爱完全忠诚,并愿意为国家奉献自己全部的一种高尚情感。新时代的青年人是国家的未来,是国家建设的推动者。爱国主义情感可以把新的年轻一代团结到一起,使之成为一个爱国主义集体,成为国家建设过程中强大的中坚力量。同时,爱国主义情感的培养也有利于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人生观。、、狼牙山五壮士等爱国主义情感高度体现的英雄事迹,在学生思想道德培养中也能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在学生德育教育过程中,透过这些历史事迹,有助于爱国主义情感在学生内心萌芽生长,激励其努力学习奋发图强,为中国的崛起而读书,为中国的未来而努力。中国传统文化除了可以培养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感,还可以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社会责任是一个人之于社会所应该承担的职责使命,是每个人的义务。由于人在社会的角色多样,因此承担的职责使命也不尽相同。对学生而言,其社会责任就是好好学习天天向上,以社会的需求为目标,以社会的发展为动力,努力学习好相关科学知识,为国家发展社会进步作出自己的贡献。 2中国传统文化能促进学生意志品质培养 目前,许多学生缺乏道德感。由于从小受到过分的家庭溺爱,致使其形成了以自我为中心的个人价值观念,缺少感恩仁爱之心,表现得心胸狭窄骄傲自大,很容易被利益诱惑做出违背道德触犯法律的行为,给自身、家庭和社会造成危害。这些问题都是由于其文化素养较低,缺少正确的道德价值观念和坚强的意志品质引起的。中国传统文化具有数千年深厚的文化底蕴,对于学生意志品质道德修养的培养,具有重大的促进作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言而有信,信而必行”的诚信品质,也有“知错能改,善莫大焉”的宽容品质,还有“卧冰求鲤,怀橘遗亲”的孝顺品质。当代大学生缺乏守时守则的诚信,缺乏严于律己宽以待人的宽容,更缺乏百善孝为先的孝顺。只有通过中国传统文化,借德育教育之手,为学生培养树立这些欠缺的品质。此外,通过中国传统文化,还能使学生意志坚强,提高其独立自主的能力。根据多方调研结果表明,当代大学生意志力薄弱,在遭受挫折失败或重大打击时,经常一蹶不振,从此颓废。这种情况出现的原因主要源于两个方面,一是现行的独生子女政策,使学生从小就受到各种溺爱,有求必应,很少遇到挫折和失败。父母也是只看重孩子的考试分数,忽略了孩子意志品质的锻炼;二是学校现行的应试教育模式,加重了学生对分数的追求程度,以此更加忽视对意志品质的锻炼培养。综合这两个方面的原因,学生在大学毕业之前的所有时间段内,都缺少吃苦耐劳的作风,缺少独立自主能力的培养。就拿大学新生入学来说,绝大部分学生是在父母陪同下前来报到,甚至各种手续床铺铺设都是由父母一手操办。曾经有一条新闻,一个大一女生入学一月后快递回家三十斤衣物,拜托母亲清洗。由此可见大学生独立自主的能力已经成为令人担忧的问题。因此必须要通过中国传统文化,通过德育教育培养出大学生的独立自主能力和坚强的意志品质。 3中国传统文化能提升 德育教育质量大学生德育教育发展情况滞缓,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在德育教育过程没有融入中国传统文化,造成德育教育内容空洞,方法偏离目标,最后导致德育教育质量低下成效甚微。只有在德育教育中融入中国传统文化,使之贯彻整个德育教育过程,才能切实提升德育教育质量。德育教育主要是对学生人格、品质、道德修养和价值观念等方面的培养,这需要大量的可用素材来对学生进行教育。就目前学生而言,在社会快速发展的当下,大学生普遍关注于各种明星或科技产品,其内在品质或道德观念均随其兴趣点的转移而发生改变。比如说手机,选择苹果手机的学生看重苹果对于科技的不断创新,选择诺基亚的学生看重诺基亚外在质量。作出什么选择,如何作出选择,都是学生内在品质的具体外化,是学生德育程度的一种体现。教师就应该从这些方面入手,选取合理的素材进行德育教育。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思想与价值内涵在很大程度上来说,与德育教育的内容目标完全一致。在德育教育中充分利用发挥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可以极大提升德育教育的质量。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涵可以具体外化为“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而德育教育的内容和目标也是要培养学生这些方面。在德育教育之中,教师可以运用中国传统文化中极具代表性的事例对学生进行德育教育。比如岳母刺字这个故事,虽然在正史之中并无记载,但中国民间都对这个故事的真实性毫无质疑,完全可以用作教育事例。岳母在岳飞拒绝杨么使者的聘请之后,在岳飞后背刺下了“尽忠报国”四个字,以此警醒岳飞要一心报效国家,不可有其他想法。这个故事不仅体现了岳飞对于母亲的孝顺,更为岳飞日后报效国家埋下了伏笔。教师就是要通过这样的历史典故,将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思想与德育教育的优秀思想统一起来,以中国传统文化为依托,对学生进行德育教育。如此不仅可以让学生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价值所在,更可以让其理解德育教育的重要性。如此便可有效提高德育教育的质量和效果。 三结语 虽然当前大学生德育教育工作发展情况不好,大学生的道德修养水平也较低。但只要大学教师能够认识到德育教育对于大学生全面发展的重大意义,认识到中国传统文化对于德育教育的重大意义,并在德育教育的实践过程中,大量引入中国传统文化,充分挖掘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思想和内在价值,就一定可以将德育教育做好,培养出合格的大学生。 作者:耿亚杰单位:郑州轻工业学院易斯顿美术学院 大学生德育论文:大思政教育视野下大学生德育论文 一“、大思政”教育视野下,提高高校德育实效性的有效措施 1.树立正确观念观念是人们行动的基础 在高校德育教育中,树立德育优先思想观念十分必要。教师要提高对德育教育内涵的认识,将德育教育与生活结合到一起,提高德育教育的社会实践性,促使德育教育能够服务于学生生活。另外,高校要高度重视德育教育工作,将德育工作提到首要位置上,加强对德育教育的监督和管理,督促辅导员认真落实学生德育工作,提高德育工作水平,为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奠定基础。除此之外,高校德育教育的重中之重是大学生,主要工作任务就是将学生作为德育主体,关心、理解学生,促使学生能够积极发挥创造性、能动性,最终实现培养学生主体素质的目标。学校要加大资金投入力度,在待遇、政策等方面向德育教育队伍倾斜,吸引更多人才参与到高校德育教育工作中。 2.构建良好的德育教育环境环境与学生息息相关 构建良好的德育环境是提高高校德育教育实效性的重要途径。因此,高校要结合实际情况,优化大学生德育环境,为学生营造一个良好氛围,促使环境发挥优势,为学生接受德育教育提供保障,提高高校德育教育整体质量。另外,为了能够有效提高高校德育教育实效性,高校应积极推广全面德育教育,将德育教育从课内发展到课外,从校内发展到校外,通过构建网络,覆盖整个校园。 3.建立高素质德育教育队伍 教师是高校开展思想教育的重心和基础,其综合素质高低直接影响着德育教育的效果和质量。然而,目前,我国大学德育教育队伍综合素质并不高。因此,在“大思政”视野下,高校要加强建立一支高素质的德育教育师资队伍,结合学校实际情况,制订科学、合理的培训计划,提高教师整治、思想等综合素质,使其坚持与时俱进原则,增强与学生之间的沟通,帮助学生解决困难和疑惑,提高德育教育质量,从而提升高校德育教育实效性。 4.进行全过程德育教育全过 程德育主要是指在人才培养的各个环节都需要渗透德育教育,它是提高德育教育实效性的重要途径和关键手段。由于学生不同时期的特点是具有差异的。因此,高校进行德育教育过程中,要结合学生的年龄、心理特点,将德育教育潜移默化地融入到学生学习和生活中。例如:大四阶段的学生即将参与社会工作,德育内容应转向社会化,确保学生能够更好地适应社会发展,实现自我价值。根据上文所述,德育教育作为我国高校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引导学生树立正确价值观念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 二、总结 因此,高校应转变传统观念,更新德育教育观念,运用“大思政”视野来分析影响高校德育教育实效性的原因,并采取有效措施,加强对教师的培训,进行全过程德育教育,确保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能够顺利开展,从而提高德育教育实效性。 作者:祁巍单位:河北大学工商学院 大学生德育论文:大学生志愿精神德育论文 1.倡导观察学习,创新志愿精神培育途径 观察学习论强调榜样示范对个体社会化的重要性。培育大学生志愿精神,要积极发挥榜样示范作用,形成良好的榜样效应,引导大学生在观察学习中关注、保持、再现、外化志愿精神。第一,注意过程:树立榜样。志愿榜样能感染、带动大学生主动学习与模仿先进志愿者的精神和行为。志愿榜样的选择,应贴近大学生生活实际和榜样评判标准,挖掘大学生身边的有社会学习价值和可模仿的志愿榜样;志愿榜样的产生,要尊重民主、公平、公正原则,体现志愿精神的本质要求和大学生的价值取向。第二,保持过程:宣传榜样。积极拓宽榜样宣传路径,在多渠道利用网络、电视、报纸等媒介的基础上,鼓励志愿榜样亲自示范,引导大学生主动内化志愿精神;破除应景性榜样宣传,建立宣传志愿精神的长效机制,形成良好的榜样学习效应,激励大学生努力践行志愿精神。第三,生成过程:模仿榜样。强化对志愿榜样的观察学习,引导大学生深入体会志愿榜样的人格魅力,提高志愿认知水平,掌握新的志愿服务技能;注重实践行为的锻炼,引导大学生完善习得的志愿技能,在模仿过程中加强志愿精神的渗透,实现志愿行为的自愿自觉转化。第四,动机过程:自我榜样建构。积极实施直接强化、替代强化和自我强化,培育大学生志愿精神。利用大学生乐于展示能带来奖励或有价值的行为的倾向性,直接强化志愿精神;引导在对志愿榜样的观察学习中获得志愿技能,替代强化志愿精神;鼓励在志愿行为的加工、评价、取舍中,达到志愿精神的自我强化。 2.实现环境、认知、行为有机整合 构建志愿精神循环培育体系。一是加强慈善文化引导,培育向善的社会环境。首先,以社会主义优秀价值体系为导向,弘扬优秀慈善文化。以社会主义优秀价值体系为精神支柱和实践指南,倡导服务社会与实现个体社会价值的有机结合,着力弘扬大学生志愿精神,提升大学生的思想道德境界。同时,我国传统慈善文化根植于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文化之中,丰富和发展着大学生志愿精神的内涵。弘扬优秀的传统慈善文化,促成“平等、博爱”和“泛爱众”的中西慈善文化融合,为大学生志愿精神的形成提供了良好的社会学习环境。其次,完善培育志愿精神的长效机制,搭建社会支持平台。完善现有法律法规,保障志愿者合法权益,提高大学生志愿者的社会认同度;规范大学生的志愿服务考核制度,表彰优秀志愿者,激发大学生践行志愿精神的热情。给予志愿精神应有的社会理解与认可,注重实现志愿者个人价值和关注大学生长远发展,提高志愿精神的培育实效。同时,社会要积极向大学生提供志愿服务的实践平台,促进大学生与社会的了解、互动,引导大学生志愿精神由“应然”走向“实然”。最后,引导志愿精神传播,营造社会志愿氛围。丰富志愿精神的传播载体,发挥传统主流媒体的优势,结合新媒体的互动性和即时性,明晰大学生的社会责任,深化志愿服务意识,形成弘扬志愿精神的传播效应。创新志愿精神的宣传形式,要立足于社会需求,结合大学生的生活实际,将大学生喜闻乐见的时尚元素融入志愿精神之中。积极评选优秀大学志愿者、志愿团体,组织扶贫帮困的大学生志愿服务,开展捐赠活动,扩展宣传平台,引导大学生志愿服务的常态化发展。二是深化大学生志愿认知,加强学校志愿教育。首先,尊重志愿精神培育原则,提高大学生的志愿意愿,深化志愿认知。自愿原则要求从思想上引导大学生自愿认同、接受志愿精神,自觉外化为志愿服务。实践原则鼓励大学生不断奉献与反思,提高道德素养和道德判断能力,形成良好的志愿精神。层次性原则要充分尊重其志愿动机的层次性,逐步将从众利他型的“我去”和主观为己型的“我要”变成自我实现型和奉献服务型的“我想”“我愿意”,实现志愿精神由认知转化为信念。其次,普及志愿服务教育,明晰大学生的社会责任,内化志愿精神。积极开设人文、心理、道德和技能等相关志愿服务课程,有效整合大学生的专业知识和志愿服务技能,能切实提高志愿服务的针对性。同时,结合大学生关注的社会热点与重大事件,学习和弘扬“奥运精神”“世博精神”,能引导大学生树立良好的公民意识,明确自身的社会地位、使命和责任,在正确协调自我价值和社会整体利益的基础上,巩固志愿精神的培育成效。三是践行大学生志愿精神,打造志愿精英团队。志愿服务是志愿精神的外化表现,参与志愿服务是践行大学生志愿精神的必然要求。志愿服务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大学生根据自身实际与社会需求,以个体或团体力量,在环境保护志愿服务中,深化环保意识,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在国内外大型赛事志愿服务中,展示大学生风采,提高民族自豪感与自信心;在扶贫帮困志愿服务中,增强社会责任感,营造向善互助的社会风气。培育大学生志愿精神,需要提高思想觉悟,更强调大学生在社会志愿服务中磨练意志、砥砺品格、感悟志愿精神的丰富内涵,而志愿者的流动性和招募信息渠道单一,难以形成良好的大学生志愿者队伍。招募阶段要充分利用校园媒介,大力宣传志愿活动的社会意义与价值,明确所需志愿者的类型和人数等信息,选拔严格遵循公平科学原则;服务阶段给予系统培训和指导,提高服务实效;评估阶段,科学衡量大学生志愿者的服务实效,对突出贡献者进行奖励、表彰。 3.重视自我效能感,激发志愿精神践行动力 首先,强化志愿精神的成功体验。富有成就感的志愿活动是增强大学生自我效能感的重要因素。增加志愿精神的成功体验,应积极引导大学生正确认识和客观评价自身能力,降低由主观认知偏差带来的自我无效感,确立合适的、可操作的志愿目标,在志愿服务中体验成就感,帮助大学生逐步建立稳定的自我效能感。其次,引导大学生正确归因。能力、努力、任务难度和运气是影响归因的四因素,将志愿服务的成功经验归因于自身能力和努力,有助于增强大学生践行志愿精神的成就动机和自我效能感。最后,给予适度的鼓励性评价。密切结合大学生的志愿行为和志愿人格,积极的肯定、支持和奖励能进一步激发大学生的自我效能感,增强其投身志愿服务的热情,努力践行志愿精神。 作者:陈荣荣单位:浙江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副教授 大学生德育论文:民办院校大学生德育论文 一、民办院校大学生德育现状 1、价值观念趋向功利化 理想信仰淡化当代部分大学生因受外来文化和不良社会现象的影响,使大部分学生价值观朝功利化方向扭曲。许多大学生以自我为中心我行我素。西方的思想和生活方式也很容易使大学生产生迷茫和质疑。大学生的价值观念容易扭曲,有的大学生的心理想法与他们的行为表现不对等,他们朝着利益目的和拜金主义不良现象发展,这给大学生的健康思想带来巨大的负面影响。理想信仰是一个人成才的精神支柱和动力。目前大学生的理想状态是社会理想淡化和个人理想突显。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大学生在思想和他们的行为上表现出很大的缺陷,他们更多地在乎自我价值,忽视社会政治信仰。 2、社会公德的养成有所欠缺作为年轻知识分子 要始终使自己的修养坚持与时俱进,完善创新。当下,许多大学生的社会公德存在一定的问题。如在公交车上大学生遇见老人不让座位,有座位的大学生却把自己脸转向一旁装作看不见;有的大学生走在街上随手乱扔垃圾袋等杂物;在公众场合,有的大学生男女发生亲近等不雅现象。在学校不遵守课堂秩序聊天玩手机。这些都说明了部分大学生社会公德素养存在一定的问题。 3、自控能力较弱,心理健康问题日益突出 部分大学生自控能力不强,遇一点鸡毛蒜皮小事就吵架。如在校门口买东西,因排队先后问题出现吵架现象,甚至拿刀子闹出人命。这说明了部分大学生法制观念淡薄,遇事易冲动做出傻事。有的学生花费家长的血汗钱,花费自己的时间和精力沉迷于网络游戏,有的大学生恋爱受挫会萎靡不振,有的大学生很难在学习与兼职中找到平衡,以上等问题严重影响他们的正常学习和生活,阻碍了他们健康向上发展。 二、增强民办院校德育教育实效性的策略 1、以人为本,德育优先 德育教育是为了学生的健康发展,提高大学生的思想道德素质,为社会培养创新性人才。德育工作要始终坚持以学生为本,把学生的健康全面发展放在第一位,做好一切为了学生。因此,德育工作也应该放到所有教育工作的首位。教育者要始终坚持把德育看作自己工作的中心,思想道德教育是全面技能人才的主要手段。把德育工作放在第一位是提高学校德育工作实效性的重要前提。 2、优化目标,强化师资德育是教育者对受教育者目的化的手段 德育目标要体现在教育工作的内在要求和结构形式。合理的德育目标,会给教育者指明他们该奋斗的方向和发展的不竭源泉。不合理的德育目标,就起不到这样的促进作用,随之还会产生德育的低效。高校德育师资队伍是对大学生进行有效教育的主要力量。教育者自身的修养程度直接关系到受教育者的发展。德育教育者的自我完善是提高德育教育水平的有效体现。 3、自我教育,提升能力 大学生是高校德育的主体和高校德育的一切中心。鼓励学生思想道德水平的提高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努力。第一,鼓励大学生利用课余时间积极参加各种有益活动,如爱心行动。第二,重视课堂教学对学生自我教育能力的培养。鼓励学生积极参与教学活动并充分尊重学生主体地位。第三,要把竞争激励机制引入德育工作。鼓励品学兼优的学生,因为他们是德育发展的模范并能起到带头作用。 4、创建环境,积极发展 校园环境是大学生健康发展的平台。学校应该加强校园文化建设,建设具有特色的学习生活环境。大学生自身也要很好的珍惜和利用校园环境,抓住一切机遇发展和完善自己的思想道德。学校还要利用网络提高大学生自我教育的能力、良好的校园文化环境。优秀的校园文化可以启发学生的思维、培养学生良好素质。健康向上的校园文化能够促进学生学习和生活并引导大学生自觉树立正确的观念。提高民办院校德育实效性是一项长期而复杂的工作。作为一项复合体的工作,德育需要社会、学校、每个家庭以及每个学生本人积极配合来完成德育工作,为中国梦的早日实现奉献自己力所能及的力量。学校担负着重要的任务,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思想指导,要以教书育人为工作宗旨,要以伟大的中国梦为奋斗目标,为社会培养健康而全面发展的品学兼优的人才。 作者:刘军芳单位:西安思源学院 大学生德育论文:感恩教育视角下大学生德育论文 一、大学生感恩意识不足的成因分析 从感恩意识的缺失可以看出大学生德育任重道远,提升德育水平、提高大学生的感恩意识还需进一步分析其内在原因,以制定有针对性的对策。 1.社会发展大环境的影响 当前我国正处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攻坚阶段。社会转型是最大的时代特点,也是各种问题和矛盾的凸显期。这一时期人们的道德意识最容易产生负面变化,导致社会道德层面断裂。西方思想不断侵蚀和影响人们的思想,拜金主义、极端自由主义涌入社会主义阵营。大学生在价值观的形成阶段面临众多的价值选择。他们在缺乏正确引导的情况下极容易走上偏路,甚至是错误的道路。而此时学校教育恰巧没有及时跟进,由此导致了大学生德育建设的不足。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学生入学以来一直专注知识的学习,以提升成绩为己任,以能考上重点中学或者名牌大学为荣耀。而这些重点中学和名牌大学选择学生的标准只有成绩。这种教育上对思想道德的极端不重视导致当代大学生没有受到过正规的启发式道德教育,出现这些感恩缺失的现象也就不足为奇了。 2.学生压力过大,无暇顾及感恩教育 自1999年高校实施扩招以后,我国在校大学生人数屡创新高,说明高等教育已经由原来的精英教育变为现在的大众教育。人数的激增需要社会提供大量的就业岗位,但我国经济建设的步伐与高等教育发展并不同步。当我国的经济增长点还主要依靠简单的加工制造业拉动的时候,大批大学生已经接受完教育进入就业阶段。众所周知,在一个以简单的加工制造业为主的经济环境里,低素质、低学历的人才就可以胜任大部分工作。因此,很长一段时间形成“人才过剩”的奇怪现象。社会为大学生提供的就业岗位与庞大的就业大军之间极不平衡,这就导致大学生之间竞争激烈。同时,千军万马考公务员的社会现象,也导致家庭教育的投入无法收回。总而言之,生存压力、就业压力成为大学生最大的困扰,他们已经无暇再顾及德育和感恩了。 3.德育中对感恩教育的疏忽 德育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感恩教育。然而,当前的德育主要体现为思想政治教育,而思想政治教育又过多地体现为形势政策教育、理想信念教育、校园文化活动、社会实践活动等。感恩教育在整个高校德育中被一笔带过,高校思想政治教师仅用一节课,甚至几分钟的时间就将这一内容介绍完毕,导致德育中感恩教育的缺失。 二、提升大学生德育建设水平的对策 1.培养知恩意识 德育中应将培养大学生的知恩意识列为教学目标。意识对行为的指导作用应当在感恩教育中有所体现。马克思认为,人的世界观、价值观对他们的生活方式和行为准则会产生重大影响。感恩首先得知恩,所以,通过德育应当让学生意识到别人对自己的付出并非理所当然,当接受别人的帮助时应当心存感恩。只有内心体会到感恩的温情,他们才会在别人需要帮助时伸出感恩之手,这样也才能在大学生中间和社会中形成良性循环。感恩意识的来源是多渠道的,大学生获得感恩意识的主要渠道便是课堂,他们的主要任务就是学习科学知识。但是在目前高校没有设置感恩教育课程对大学生进行专门的感恩教育。同时由于评估和测试上的不可操作性也使得众多高校不得不放弃这一内容的教育。针对这种不足,政府教育部门首先应制定大学生德育纲要,要突出感恩意识的重要性,明确要求各高校应当设置并具体实施专门的感恩教育。编制相关的教材或者添加思想政治教育教材中的章节对大学生进行专门的感恩教育,并探索相关的评估手段。评估应当延长时间范围,不限定在在校期间,即使大学生毕业之后出现违背诚信的行为也应当追究毕业院校的责任。在这种约束下高校感恩教育方可形成动力。 2.设置系列的校园文化活动 校园文化活动应设置感恩教育主题。活动开展中尤其要注重针对特殊人群,例如接受社会帮助的人,享受国家助学贷款和各类补贴、补助的学生群体等。我国高校中对贫困学生的感恩教育已有开展的先例,并且越来越普遍。但是无论在内容上还是在形式上都还没有走上规范化道路。据中国新闻网公布的数据,目前我国有高达527万的贫困学生,他们大多接受来自社会各界的关心和帮助,对这一人群的感恩教育是需要格外加强的。但这并不是说针对其他学生的感恩教育就可以放松,每一名大学生都应当懂得感恩。为此在校园系列文化活动中可以举办演讲、讲座、文艺晚会等形式的活动,让曾经接受过帮助的学生讲述自己的经历和感受,以便在校园中形成良好的氛围,增强学校感恩教育的效果。 3.感恩教育要从细节入手 加强感恩教育可依托制度载体。制度的能动性是规范和提升感恩教育效果的重要手段,执行制度同时也是遵守道德准则的一个准绳。战略决策往往需要好的执行权支撑,若执行权滞后也容易导致战略决策的失效。以制度体系为支撑,营造一个充满感恩教育的环境,是大学生德育建设中的一项重要工作。具体而言,在大学校园内可以悬挂感恩标语、制作新颖的条幅、设计宣传栏、校园人文景观等,突出全方位的“感恩”主题,营造良好的校园感恩文化。这些细节能够在潜移默化中增强学生的感恩意识,也可以很好地体现出高校对感恩教育的重视。 三、总结 综上所述,大学生感恩意识的缺失是高校德育不足的一个重要体现。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高等教育应当以人为本,培养全面发展的人才。而一个全面发展的人才又离不开良好的思想道德修养和感恩意识。只有具备这种良好的思想品质,方能助推大学生在社会中的梦想之旅。 作者:陈晓单位: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 大学生德育论文:思想道德素质大学生德育论文 一、大学生德育素质评价现状与问题 1.德育评价易受人为因素的影响 评价结果不一定客观大学生德育测评实际操作中,关于学生思想道德素质的评价受人为因素的影响,有75%的同学表示,不仅是他们本人,身边同学也一样,如果和参与测评的其中某一个同学关系很好或不好,会受心理驱使而影响对其他同学的客观评价。但是有25%的同学还是坚持做到公平公正地填写测评表格。正是由于大学生德育素质评价的一些方面缺乏公正客观性,导致越来越多的学生把德育素质评价当成一件可有可无的事情,认为最后得出的结果无关紧要。那么,学校进行的这一项测评就不能达到其通过测评成绩激励和鞭策学生培养和加强自身德育素质水平的目的。 2.大学生德育素质评价体系中评价内容上的立体性不够 以南昌工程学院为例,现有大学生德育素质评价体系得出的结果在参与期末学生综合测评的工作中具有操作的可行性和登录项目内容的直观性。但是,从内容来看,评价的立体性还有欠缺。所有数据内容不能准确地对学生的思想品德、实践操作技能等方面有立体体现。为了便于社会和他人,以及学生对自身的德育素质有一个全面客观的了解,为了更好地促进大学生德育素质评价工作开展的实效性,提高对于激励学生自觉加强自身德育素质和提供学生就业信息的实用性。 3.知行不统一,德育评价结果存在片面性 学校现行德育评价方式仅通过学生对其他同学思想道德素质和文体素质的等级评价,除了前面提到的同学之间会由于接触的多或少对互相的了解存在差异,除此之外的问题就是对学生道德实践能力的评价,德育评价无论是作为教育评价研究的分支还是德育学研究的重要内容,都应该从学校及社会整体角度和从学生个体角度对德育进行整体评价。 4.学校对于学生的德育素质评价结果 重视程度不够学校仅以学生的德育素质评价体系算做期末综合测评的成绩一小部分,对德育评价的态度不够重视,没有采取相应措施。更不能在学生之间产生对于德育素质评价重视的态度,反而变成走形式。正是由于学生对于德育素质评价工作缺乏重视,造成评价过程中出现不严谨认真的态度,成为恶性循环,从而使评价者不能全面认识评价体系,使大学生德育素质评价体系无法正确发挥对于大学生德育素质等方面的激励作用。 二、大学生德育素质评价对策与建议 1.评价内容科学合理 在原本划分的两项文体素质和思想道德素质两项大的分类方向基础上进行更详细科学的划分,如划分为:思想素质、政治素质、公德素质、法纪素质及身心素质五项,更贴近当代大学生融入社会必需的自身素质要求。 2.评价方式切实可行 在学生对其他同学进行评价之前,自我评价应该放在最先且面向全部同学和老师的情况下。如在班会上做德育素质评价之前,每个同学可以从上面五个方面分别谈谈自己这一个学期以来的表现,在鞭策自己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同时,让其他同学更加了解你,增强评价结果的有效性和真实性。 3.评价主体多元化 对学生进行的德育素质评价工作应该不仅局限于同学之间的互评,学校在对学生进行德育素质评价时能否考虑拓宽参与评价的主体,如应该结合学生自我评价、学生互评、教师评价、家长评价及学生社区评价,等等,旨在全方位了解学生真实状况,对学生的德育素质做出科学评价。 4.认真对待评价对象的差异性 就当前大学生现状来看,不同年级的学生需要具备的素质可能在有些方面会不同。如大一新生,除了需要考察评价的基本几项素质之外,还有一些对于大学生活适应性和参与能力的需求;以及大四即将走向工作岗位的学生所需的素质要求。 5.发挥评价目的的激励作用 大学生德育评价的目的是始终坚持诊断与激励相结合,在做出科学判断的同时发挥德育评价在德育教育工作中提高学生德育素质水平的激励作用,引导学生向更高德育目标发展。大学生德育素质评价固然应有学生评价和管理的目的,而不应该仅仅停留于依靠测评给出大学生德育素质发展状况的表征信息,以甄别优劣和满足学生管理需要,应深入分析学生德育素质培养的目的。 作者:金雨楠刘小张单位:南昌工程学院 大学生德育论文:朋辈教育大学生德育论文 1朋辈教育的概念及特点 1.1朋辈教育的概念内涵 朋辈是指年龄相仿或相当,具有类似生活、学习、境遇和背景的朋友和同辈。朋辈教育(PeerEducation)也叫朋辈辅导、同伴辅导(PeerTutoring),其优秀是朋辈互助,是一种群体性的自我教育,指朋辈群体成员互帮互助,分享信息、观念或行为技能,给彼此精神上的支持和学习上的帮助,相互启发、激励,通过优势互补、互相促进达到共同成长,并实现思想和行为改变的教育方式(姚斌、刘茹;王利敏,李永山)。 1.2朋辈教育的特点 朋辈教育或朋辈互助,其主要特点包括内生性(或自发性)、平等性、互补性和天然性。内生性是指朋辈互助通常是群体自发形成的,即使有时需要外力启动或引导,但在运行过程中却基本不需外力介入,从而形成一个自运转系统;平等性是指教育与被教育者是相互融洽、有信任感的同龄伙伴,主体之间是相互平等相互尊重的(宋玲,2011),这意味着朋辈教育是从学生自身的需要发起,在朋辈成员平等对话的基础上进行的;互补性是指朋辈教育过程中随着主题及时间的改变,助人者和受助者的角色是可以互换的,即遵循人际交往的互补原则,实现互动互惠(林识音,虢晶,2013),这意味着朋辈教育过程中每个成员既是教育的主体又是教育的客体,能够覆盖到每一个个体,发挥每个成员的主体性;而天然性则指朋辈教育的内容和形式是与学生实际生活情境天然贴合的,使用日常生活语言而非高度提炼的专业语言,具有较高的实用性,这意味着朋辈教育能够摆脱教条式、说教式的教育形式,跟学生的生活实践紧密贴合,从他们本身的成长实践中来,以朴实易懂的语言,有针对性地指导学生的生活实践,在实践中相互支持,互相学习。 2朋辈教育的发生机制 朋辈教育的相对优势是能够通过发挥朋辈群体成员之间的互动和相互影响作用。首先,朋辈教育发生在同伴群体中,而朋辈群体不仅是大学生最亲近、来往最密切的群体,也是个体情感和心灵的寄托和安慰、思想走向成熟、行动趋于理智的最为有效的促进者和引领者,是他们真正走入社会前完成社会化过程的重要参照群体。而参照群体的活动目标、标准和规范会对个体的行动起到约束作用,个体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参照群体的规范来与自己的行为进行比较,甚至修正自己的行为以保持与参照群体的一致性(刘豪兴,2003)。同时由于朋辈成员之间的相似性(如年龄、背景相仿),个体会更容易通过观察和模仿从而受到榜样的正面影响。因此,通过朋辈群体成员之间的比较、认同、学习模仿的互动过程,群体所形成并认同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对其成员能够起到重要的引导和规范作用。此外,动机自我决定理论认为人天生就具有追求心理成长和发展的倾向,这种先天的倾向需要有社会环境的支持,通过满足个体的自主需要、胜任感需要和归属需要,帮助个体有效地发挥其功能。支持性的社会情境能够促使个体更长久地坚持某项活动,使个体能够保持积极的心理状态,产生更积极的行为结果。朋辈教育生效的机制还在于它更能够发挥个体的主观能动性,形成支持性的群体氛围,更好地满足学生对自主性、胜任感和归属感的需要。 3依托朋辈群体开展大学生德育的应用模式 朋辈教育是群体自我教育,关键在于创造积极的朋辈群体氛围,以使朋辈成员在其中能够找到适宜的参照群体和优秀的学习模仿对象,并较好地满足其自主需要、能力需要和归属需要。这对传统德育模式所强调的管理和控制理念提出了很大的挑战。运用朋辈教育开展德育工作需要德育工作者首先转变思想理念,从根本上尊重学生的主体意识、主体价值观和独立的人格,并有意识地激发学生的主观能动性、自主性和创造力,发挥学生在德育过程中的主体性和独立性。以往研究关于工作模式的建议往往是从具体形式出发,本文尝试从德育工作者的角色出发,以朋辈德育中教育者的工作角色为切入点,结合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的实践,提出以下四点思考。 3.1召集和培养者 召集并形成一个有凝聚力和号召力的朋辈群体是开展朋辈教育的第一步,因此德育工作者首先应承担召集和培养者的角色,这就要求德育工作者将教育目标与学生实际需要充分结合,找准切入点,发挥学生的内在动机,聚拢目标群体。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的心理健康教育中,通过和宣传一系列贴近学生日常心理需求的活动主题,能够吸引有这方面心理成长需要的学生加入朋辈互助式的心理沙龙、团体辅导、心理剧表演、知识竞赛等主题活动。此外,优秀成员的存在和影响力能促进模仿、学习和内化的过程,增强群体成员之间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因此朋辈骨干队伍是发挥朋辈教育内生性、互补性优势的关键。朋辈骨干队伍需要有候选和轮换制度,不断培养新力量,以保证队伍自身的延续和传承。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心理朋辈教育主要依托学生心理协会和班级心理委员两支学生骨干队伍进行,每年新生入学时都会进行公开招募以补充优秀成员,且定期会对心理骨干进行团体辅导、系列主题培训,以提升朋辈骨干的专业素质,通过他们的榜样作用带动更广泛的朋辈教育展开。 3.2平台搭建者 朋辈教育的平台是指教育者为了充分发挥学生朋辈教育的效果,而提供的场所、指导、支持、奖励等资源,从而形成朋辈教育发生的物质基础和心理空间,也是承载朋辈教育有效运转的载体。为了更好地发挥朋辈教育的主体性,教育者在设计朋辈教育平台时需要注意转变角色,从指令发出者转变为资源提供者,为朋辈教育提供合适的土壤。目前朋辈教育工作中较多由教育者自上而下组织开展,如新生入学教育、党员教育活动、各种主题班会、社会实践活动等,也包括由教育者发出和策划,由学生社团(如校学生会)具体实施的各种社团活动。这种形式有指导老师的关注和肯定,且通常有广泛的影响力。另一方面,随着网络的普及以及各种新的网络媒体的出现,当代大学生的学习和生活方式也产生了变化,网络信息的丰富性、便捷性、表现的多样性、交流的交互性、时空的无限性也为网络德育的发展提供了充分的条件。教育者要紧紧抓住信息化技术新载体,有效地对他们进行引导,扩大德育的覆盖面。在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心理朋辈教育实践中,我们一方面建设专门的网站、微信公众号等平台,另一方面也应积极关注学生们常用的如人人网、BBS论坛、百度贴吧等网络平台,及时掌握非正式朋辈互动的动态,因势利导,以朋辈骨干队伍为抓手,营造积极健康的朋辈教育网络平台。 3.3宣传引导者 在保护朋辈教育的自主和自发性的同时,教育工作者还应当承当宣传引导者的角色,将德育目标融入到朋辈教育内容中去。通过宣传优秀典型、树立学生榜样,来传递正确积极的价值观和道德品质。在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心理教育宣传工作方面,我们一方面依托校园文化建设,通过加强环境建设,如校园橱窗、海报、广播电台等载体,宣传所倡导的理念和品质,营造积极健康的校园心理文化氛围,为朋辈教育的开展提供良好的环境背景;另一方面,我们还依托每年的大学生“5•25”心理健康节开展心理宣传教育活动,通过组织知识竞赛、心理剧展演等形式丰富的活动,评选优秀的朋辈先进榜样,有意识地挖掘榜样自身的成长经历,以激发共鸣,达到更好地激发朋辈之间的互相学习和激励。 3.4规范和管理者 朋辈教育在德育工作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为确保朋辈教育工作朝着健康有序和规范的方向发展,发挥它独特的教育效能,教育者需要建立健全朋辈工作制度,规范管理活动的组织流程,明确学生和教育者在朋辈教育中的角色和职责,制定朋辈教育工作效果的评估标准、跟踪反馈和改进机制等。以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朋辈心理危机预防工作为例,通过制定清晰的工作内容、工作方法和工作原则,明确了各个层级的工作职责和相互配合的机制,保证心理危机风险的及时发现、汇总、上报和处理。此外,为了充分发挥朋辈教育和朋辈支持在心理危机预防中的作用,还设立包含宿舍长、班级心理委员、学院心理教师(辅导员兼任)、校心理健康教育中心在内的四级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网络,并实施班级心理健康状况月汇报制度。此外,在朋辈心理骨干培训中,制定了严格的保密制度,为朋辈心理教育工作提供专业指导和支持。完善的组织管理制度为朋辈教育活动有序开展提供了重要保障。 作者:苗冬青陈建俏单位: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大学生德育论文:道德教育大学生德育论文 1大学生道德自主性发展模式的探索——自主性的发展 道德教育是以强调人的主体性为根本特征,道德教育的目标、要求、内容最终是通过大学生的自主性发展实现的。自我意识和自我能力的发展水平是衡量人自主性的两个主要标志。所以自主性的体现实际上就是尊重和发挥大学生的自我意识与自我能力。 第一,尊重主体——道德教育的本质从人的本性而言,实现人之为人的自由性、自觉性、自主性,教育应为实现人的这些“本体价值”服务。中国高校长期以“灌输”方式使学生被动接受道德知识,不能充分考虑学生身心发展特点,而德育活动要获得良好效果,关键在于是否把学生的道德需要放在第一位,根据学生自主性发展特点,调动学生内在动力,积极主动地参加德育活动。因此,提出大学生道德的自主性课题,研究自主性内涵、水平及其表现,以及采取何种方略合理提升学生的自主性,促进大学生道德领域自主性的发展,为解决大学生道德发展开拓新视域。 第二,提升社会认知区分能力——道德教育的创新道德领域理论的最新研究表明,个体会对社会规则进行自主性思考,主动将之界定为道德问题、社会常规问题或者是个人问题。而在面临一个具体情境时,个体会对情境中不同的道德成分进行衡量,最终做出某种行为选择。大学生具有更为成熟的领域区分的观点,能够区分现实道德生活的不同复杂成分,更好地处理道德事件与其他事件的冲突,协调地权衡不同事务中不同成分的竞争关系、比重。对于建构复杂性的社会和道德推理来说,对于非道德成分的优先考虑十分重要。在领域区分的基础上看待大学生道德发展,可以更加真实和完善地了解其道德推理过程,更加有效地根据不同的道德领域特征制定相应的教育策略。 第三,发展自主性——道德教育的途径高校德育教育者应该着力理解大学生自主性的内涵,从自主性的角度出发,充分调动大学生道德自我教育的意识,并在教育者的引导下,使他们最终成为独立自主的自我教育主体。自主性概念界定是一个多个学科领域都涉及的一个论题,大学生道德自主性是其再道德认知、道德判断、道德行为等方面的自我选择和决定权。皮亚杰早就提出所谓道德的自主性是自律,是自我道德教育的意识和能力。大学生随着年龄的增加,社会认知能力的提升,使他们已经能够从成熟的自我中寻求心理能量来支持自己做出选择,更专注自我的权利与判断。任何道德理论与教育,不通过大学生真正的“内化”,转变成内在自我的判断与行为,都无法取得真正的教育效果。要想取得理想的道德教育效果,必须通过大学生内在的自主性实现。 2总结 因此,发展大学生自主性能力,将德育工作中的问题与大学生自主性发展相结合,发挥自主性对于德育效果的有效促进,对于提升德育的实效性有重要意义。 作者:运锋左军于钦明单位:黑龙江中医药大学 大学生德育论文:精英群体大学生德育论文 一、精英群体道德差评及其对大学生德育的冲击 美国社会认知学家班杜拉在多年研究基础上证实:“示范观察学习一直被认为是传递价值、态度以及思想和行为模式的最有效的手段之一。”树立道德榜样是我国提升国民道德素质最常用的方式,然而多年来由于榜样选择的政治性、完美化等因素,虽然道德榜样众多,但社会示范效应并不明显,甚至产生了榜样可敬、可爱但并不可学的现象。对此问题,不但学术界积极探索道德榜样树立的新模式,在民间也自发出现了“发现身边的感动”的活动,如这两年层出不穷的浙江“最美”现象。这些做法固然可以提升道德榜样的亲民性和感染力,但并非是树立道德榜样、改进社会道德风气的最有效路径。事实上,在多年的研究中班杜拉发现:“有地位、有能力、有影响力的榜样要比那些地位低下的榜样能更好地促使他人以类似方式行事。”也就是说,相比于社会下层和弱势群体,活跃在政坛、商界、学术界、娱乐界等取得巨大经济成就、优渥社会地位的精英群体更容易成为普通大众羡慕和模仿的对象,他们的道德表现在一定程度上也成为社会道德的风向标。那么,精英群体的道德表现和道德评价如何呢?在近年一项“伦理道德方面最不满意的群体是哪些”的调查中,74.8%的受调查者选择“政府官员”,其次为“演艺娱乐圈”(48.6%)、“企业家”(33.7%)。也有学者统计了近年17个社会主要阶层才能和道德的分布情况后发现:“经济成功和道德两者呈负相关,即人们倾向于认为,越是富有的群体德行越低。”2007年53名“全国道德模范”的社会阶层分布时发现,87%来自于社会中下层及底层,得出类似结论:“不是拥有令人羡慕的职业,就会拥有令人称赞的道德;不是拥有更高的文化程度,就一定拥有更好的道德水平;不是拥有上层的社会地位,就会拥有上乘的道德品质。”在社会民众的思想认知中,精英群体的道德水平和其社会地位以及民众期望并不相称。也就是说,掌控着社会优势资源、占据着社会主导地位、享受着社会崇高威望的精英群体,本应该在道德上也起着引领风潮的作用。正如某些专家所说,“他们由于在社会中所享有的特殊地位而对公众具有特殊的影响力,这种影响力本身决定了他们应该负有更多的社会责任(包括道德责任)”,而且,“道德的终极目的和标准是增进全社会和每个人利益的总量,它决定着任何社会最应该模仿的道德榜样,只能是那些给社会和每个人带来最大利益的人,只能是那些努力奋斗、成名成家、充分实现自己的创造性潜能从而极大地造福社会的人”。精英群体因给社会和每个人带来最大利益而具有最大道德价值,从而是最主要、最重要和最真实的道德榜样。然而,在现实中,部分精英不但没有承担起应有的社会责任,反而做出以权谋私、制假贩假、学术腐败等种种败德行为,严重损害了社会风气,在民众心中造成了恶劣的影响。心理学家证实,“客观上的损失比等量获益产生的心理效用更大”“损失产生的心理效用约是等量获益的两倍,这种现象不仅存在于现实生活中,甚至表现在非真实发生的损失情境”。虽然下层民众也会做出失德行为,但由于精英群体的社会地位和影响力,其败德行为具有更大的社会示范效应。这对成长时期的年轻人是非常不利的,因为“十几、二十出头的年轻人正处于人生重要时期,在此期间形成的态度和观念很可能到中年都一直保持稳定”。人是情境的产物,大学生又是易感人群,如果不能消解精英群体社会成就—道德评价落差中的消极影响,一旦让学生形成“社会成就与道德是个悖论”的刻板印象,即使国家、社会、高校再不遗余力,不但大学生道德素养的提升难见成效,甚至还会造成更多的道德推脱和道德伪善。 二、消解精英群体道德差评的策略 (一)了解道德评价心理,客观评价精英功过精英群体道德口碑不佳,一定程度上的确是因为部分精英群体的败德行为给社会造成了极大的恶劣影响,但也和人们在对他人进行道德评价过程中的心理倾向有很大关系。道德心理学家在研究道德心理时发现,社会中普遍存在着道德伪善现象,最一般表现形式就是,当个体评价自己与他人的道德水准时会出现“优于平均效应”,即当人们将自己与他人比较时,通常会在一些积极的个人特质(如智慧、诚实)上给自己打出高于平均值的分数。例如,心理学家在一项慈善捐款之后要求捐款者报告自己的捐款数额,并将这一数字与他们的实际捐款数额进行比较,结果发现报告的数额比实际的捐赠额高很多。对此,不同学派做出了不同的解释。认知偏差理论认为:“人们在对自己和他人道德判断上的双重标准来源于人们在评价自己的行为的时候,更注重行为意图而非结果;但在评价别人的行为的时候则正相反,关注结果而非意图。”这是因为:“人们很容易获得关于自己意图的信息,且容易感知到自己意图的真实性,因此最后决定判断的只是那些容易被感知到的信息。”对于这种认知偏向,心理学研究证实,“即使内省也无法使被试更多地认识到自己的偏向,更不会减少个体在知觉过程中使用这种偏向”。也就是说,在评价自己和他人相同的道德行为时,我们认为自己更道德,更公正。这种心理在他人表现比自己出色而自尊受损时更为突出,人的自我保护机制“会通过给他人在道德维度上打较低分数的方法补偿自己在积极自我概念方面的损失”。因此,在面对精英群体时人们内心情绪复杂,既对其社会成就和名利地位充满羡慕,但在评价其道德行为时则采取高标准严要求,表现出一定程度上的道德优越感,特别是精英群体做出败德行为时更是如此。即使精英群体利用各种形式回馈社会,也没有改变人们对精英群体行为动机评价中的诺布效应,即在对他人的行为意图做出道德判断时:“当副作用在道德上是好的时候,人们倾向于判断行为实施者是无意图地导致它的发生;但当它在道德上是不好的时候,人们却倾向于判断行为实施者是有意图的。”加上在现实社会中,各种关怀弱势群体活动、慈善活动等功利色彩浓厚,成为政府官员、社会组织、企业界人士炒作、捞取社会资本、吸引世人眼球的表演,这更加深了人们的偏见。而在揭露精英群体的败德行为的过程中,掌握着信息话语权的媒体为了自身的利益有时也会夸大其词、推波助澜,在满足民众好奇心和道德优越感的同时也失去了对精英群体全面、公正、客观的报道和评判。面对这种心理偏向,我们应该督促学生熟知道德评价心理的相关理论和现象,客观评价精英群体的功与过,在肯定精英群体正向社会价值和积极作用的同时,也对其败德行为产生足够的警醒。 (二)严惩道德失范行为,建立和谐社会秩序和普通民众处于弱势地位相比,社会精英群体掌握着更多的社会资源和话语权,在缺乏有效的权力监管和惩治机制下,很容易滥用权力,多项研究也证实,“权力会促使权力拥有者更加伪善”,也就是说,权力高的人会表现出更强的道德虚伪倾向,“这可能因为权力是跟获取资源的渠道联系在一起的,权力高更有可能获取额外的社会资源。而权力低的人获取社会资源的渠道更少,他们采取阳奉阴违的道德虚伪策略很可能带来较少收益,招致更多损失”。对此,仅仅强调自修和慎独是远远不够的,自我服务偏见会让他们产生道德推脱的现象。所谓道德推脱就是:“个体产生的一些特定的认知倾向,这些认知倾向包括重新定义自己的行为使其伤害性显得更小、最大程度地减少自己在行为后果中的责任和降低对受伤目标痛苦的认同。”通过道德辩护、委婉标签、有利比较、责任转移、责任分散、忽视或扭曲结果、非人性化、责备归因八个相互关联的机制使人们即使做了不道德行为而没有明显的内疚和自责。虽然研究显示:“受教育程度也是影响个体道德推脱的重要因素,受教育程度越低,其道德推脱水平就越高”,但精英群体处于优势地位,在缺乏强有力的制约和监督机制和氛围下,仅仅靠自觉很难让其遵守高标准的道德规范。社会心理学家也证实:“即使人们已充分认识到该做什么,他们也经常不去最大限度地做出这种行为,”也就是说,即使人们拥有很高的道德认知,也不一定做出符合社会规范的行为。群体动力学对此做出解释:人的行为是人格与环境的函数,“在任何场合下,引导我们做出反应的不仅仅是我们内在的态度,同时还有我们面对的情境”。因此,在加强人们思想道德教育的同时,更应该健全法制建设并严格执法,严惩社会败德行为来引导人们践行正确的行为规范。社会学家在对社会合作的研究过程也中发现,“强交互性”(即人们会倾向于对合作的人予以回报,而对那些破坏社会规范的人予以惩罚,这种惩罚本身并非是自利的)是促进社会稳定、合作产生的重要因素,它使得在人类族群长期的发展过程中,“族群中的三种人群的比例及其平均卸责率基本维持在一个稳定水平,均值为:自私者占38.2%,合作者占24.6%,强交互者占37.2%,平均卸责率为11.1%”。也就是说,只有对社会中的败德行为采取严厉、直接的处罚,扬善才变得可行,也才能扭转社会中德福不一的消极影响,消解精英群体社会成就与道德行为之间的落差,从而构建有序社会,树立大学生的规则意识和法治观念,否则“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的现象依然难以改变。 (三)肯定人性自利需求,培养公平正义观念两千多年来,通过大一统的血缘宗法制度,儒家“何必曰利,义而已矣”“君子谋其义不计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的观念深入人心,新中国成立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观念一脉相承成为社会主流行为规范。改革开放以来,虽然市场经济极大地激发着人们的自利倾向,但传统重义轻利的一元道德观念依然固守在人们的思想观念中,成为评判他人道德行为的重要标准。因此,人们一方面羡慕精英群体的非凡成就,同时也站在传统道德评价标准上给其贴上了唯利是图的标签,这是有失公允的。正如马克思所说,“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把人和社会连接起来的唯一纽带是天然必然性,是需要和私人利益”。追求个人利益是每个人的天性和权利,特别是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下,鼓励个人利益追求不但可以促进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同时也会建构符合新时代特征的行为规范。亚当•斯密早在《道德情操论》中就论述过,在一个丰裕的世界里,“利己心”并不损害任何人,在公平的逐利中,通过各方面利益的博弈,也会产生符合经济规范的美德,例如诚实不欺、机会均等、公平竞争、互利双赢,促进人类共同的福利。在市场经济迅猛发展的今天,如果固守传统的重义轻利的道德要求,只讲奉献不求回报,只重义务不讲权利,不但不合时宜,鲜有人能够做到,同时也会造成道德推脱和道德伪善的反效果。事实上,中华传统美德作为高层次的社会行为规范,只有达到一定道德层次和认知境界的道德精英才能做到,而且是否践行美德公民有自主选择权,用美德作为普遍行为规范来要求社会大众和精英群体都是不合理的,会造成诸多的社会问题。因此,在大学生德育养成的过程中,应该积极肯定其个人自利的需求,在此基础上培养其以“平等、自由、公平、竞争”为特征的基本社会道德规范,督促其树立公平正义、和谐双赢的观念,这也是符合大学生发展需求的。有学者调查,在大学生6类18种基本需要中,“强度最大的前4位需要依次是友情的需要、维持生存的需要、自尊自立的需要、身体素质开发的需要,属于优势需要;强度最弱的4种需要是奉献的需要、性的需要、权力需要、减低压力的需要”。在市场经济下,激烈的竞争让生存成为大学生最为关注的需要,而传统道德中强调的奉献精神则处于弱势地位。因此,我们在清算精英群体败德行为的同时,更要肯定其对促进社会发展做出的积极贡献,督促其承担必要的社会责任。对大学生来说,也要在肯定其自我发展需要的基础上,养成符合自身利益和社会利益、利己兼顾利他的行为规范,践行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 (四)提升道德辨识能力,发挥朋辈积极效应大学生经过近二十年的人生经验和知识积累,抽象逻辑思维能力增强,具有一定的道德认知力和判断力,但理性思维还不成熟,容易夸大社会的不足与问题,而“一旦人们为错误的信息建立了理论基础,那么就很难再让他们否定这条错误的信息”。这时,可以选举典型案例,通过辩难等多种形式,引导大学生多角度、多层次地分析精英群体的道德优势和不足,对其形成全面客观的认知和评价,这不但会促进大学生道德思辨力的提升,同时也会促进其践行道德原则的自觉性。心理学研究发现,“当我们主动用自己的语言去解释某些事时我们会记得最牢,……直到我试着讲出自己的见解我才真正理解它们”。研究证实:人们学到了他们所读到和听到的20%、他们所看到的30%、他们所说的70%、他们所传授给别人的95%。任何知识仅仅是听来的效果远远比不上自己收集、整理、讲解的印象深刻,特别是公开发表某观点更能促使人们对其进行理解和思考,厘清错误观念,提升思想认知,激励人们的行为,这是因为:“当人们对论点进行仔细思考的时候,他们依赖的不仅仅是信息自身所具备的说服力,同时也依赖自己对信息做出回应时的想法。当某个论据引人深思的时候,它才最具说服力。那些经过人们深层而不是肤浅的思考之后所产生的态度变化会更加持久,更能对抗反击,并且更能影响行为。”用当代著名的阿诺德情绪理论中人们的认知———行动序列化公式来表示就是:感知—评价—产生情绪—需要—思考—行动。在思想辩难中实现道德培养过程中的自我监督和成长。在这过程中,可以积极发挥大学生的朋辈效应,在同龄人的相互学习和促进中,提升大学生的道德认知和践行能力。班杜拉在观察中发现,人们一般比较愿意模仿和自己在性别、年龄、生活经历、家庭背景等方面类似的榜样。这一现象也得到了某些心理学家的证实:多数大学生都认为他们从朋友以及其他同学那里学到的东西要多于从书本和教授那里所学到的,甚至还有学者在实际的教育实践中得出这样一个不等式,对未成年人来讲,教师影响加家长影响小于同龄共振,在共同的学习和生活中,同龄人的影响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而且,“同伴关系为人们提供了相互尊重的机会。正是通过这种平等的合作,个体才不再将道德视为一种外化的行为,内化才可能得以实现。同伴关系不仅使人们发现了自己与他人分离的界限,而且真正理解了道德的起源。他们在与同伴的交往中学习理解他人和为他人所理解,自律从而代替了他律”。通过大学生之间平等的交往和思想交流,消解社会败德行为的消极影响,锻炼和提高大学生道德认知和践行能力。 三、结语 模仿是人类行为养成的一种普遍方式,但人们通常都回避那些遭遇痛苦结局的榜样。这是因为,消极信息会降低目标对个体的吸引力,很难说服人们去接受出现在消极情景中的目标:“目标的相关线索包括实现目标的方法和背景相关线索被赋予消极情感时,人们会把该目标看作是无吸引力的或不值得追求的,进而会影响个体对该目标的追求。”相比之下,“人们更喜欢选那些从好结局中受益的榜样”。精英群体作为社会成功人士自然成为民众模仿的对象,如果不能消解其道德风评不佳的消极影响,一旦让人们失去对道德规范的信任,后果是非常严重的,社会心理学家也证实:一旦信任缺失,弥补是很难的:“由不可信行为和欺骗共同导致的信任违背,无法得到彻底恢复”,“与‘恢复’的关系相比,‘修复’的关系更脆弱,也更易被再次破坏,因为之前违背所产生的创伤依然存在,以至于关系很难与之前一样”。果真如此,道德建设依然任重道远。 作者:魏彩霞单位:浙江工商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大学生德育论文:雷锋精神与大学生德育论文 一、弘扬雷锋精神与大学生德育生活化的关系 大学生德育生活化,就是立足于大学生的现实生活,以生活为基础,让大学生在自己所经历的活动中去体验、感悟,从而达到理解社会道德要求,提升自己人生境界的目标。德育生活化已成为时展的必然要求,这就要求高校德育工作不仅要关注大学生生活,关心他们的生活体验,还要开拓有效载体来丰富大学生的生活实践,充分发挥生活实践的教育性,全面提升大学生素质和生活质量。雷锋精神的优秀要素既包含了社会主义的立场与要求,又体现了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与坚定信仰;既彰显了中华民族艰苦朴素、乐于奉献、诚信和善的优秀传统美德,又凸显了人类所共同追求的博爱友善、平等正义的价值取向。可以说,雷锋精神凝聚着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代表着社会主流道德取向,体现了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的深刻内涵。雷锋精神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人成长,已经成为时代精神文明的符号、先进文化的同义语。大学生弘扬雷锋精神与大学生德育生活化有密切联系。首先,大学生弘扬雷锋精神,可以体现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中,从小事做起、从自我做起,这就是德育生活化的直接体现与基本要求。其次,大学生弘扬雷锋精神,还可以结合他们的学习、实践活动以及校园文化活动开展,形式和内容不拘一格,可以是灵活多样、生动活泼、喜闻乐见的活动,这就为大学生德育生活化提供了丰富的载体。总的来说,通过开展丰富多彩的学雷锋活动,既可以丰富大学生的生活,又让大学生在活动中体验、感悟先进文化和道德力量,体现德育生活化的目标。大学生弘扬雷锋精神,既是德育生活化的直接体现与基本要求,又为大学生德育生活化提供丰富的载体,有效地促进德育工作的开展。 二、以弘扬雷锋精神促进大学生德育生活化的现实意义 如上所述,弘扬雷锋精神既是大学生德育生活化的直接体现与基本要求,又为德育生活化提供丰富的载体,必然对促进大学生德育生活化,提升高校德育工作的实效性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结合新形势下大学生的历史使命和高校德育工作的主要任务分析,这些现实意义主要体现如下: (一)有利于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在高校的大众化。高校是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的主阵地,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也是高校当前的主要任务。大学生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最重要的是把握好载体并付诸实践。抓好了载体,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就不会陷入空洞,而是变得更加可亲可近可为。高校应把学雷锋活动作为生动载体,以多层面、多样式的活动来大力弘扬雷锋精神,推动学雷锋活动日常化、生活化,这是大学生培育和践行优秀价值观的重要途径。雷锋精神的优秀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国家、民族、人民的事业而无私奉献,其所蕴涵的崇高道德境界,与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所倡导的治国安邦的理念是根本一致的。换言之,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所倡导的思想,在雷锋身上都有具体的体现与践行。雷锋精神完美地展现了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的深刻内涵,从某种意义上说,雷锋精神也是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大学生弘扬雷锋精神正是践行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的具体体现。大学生弘扬雷锋精神,就是要从小事做起,在日常生活中实现高尚的道德情操,为青春注入正能量。总的来说,弘扬雷锋精神,既是大学生以实际行动展现他们积极向上、勇于担当的精神风貌,也是大学生践行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的具体体现,有助于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在高校的大众化,使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在高校校园的影响像空气一样无所不在。 (二)有利于增强大学生的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雷锋是一名普通战士,却又是一名践行共产主义思想道德的楷模,以其短暂的一生书写了壮丽的人生诗篇,树立了一座令人崇敬的思想道德丰碑。雷锋精神闪烁着道德光辉和时代光芒,具有永恒的价值和感染力。美国《时代周刊》曾如此称赞:“雷锋品牌是中国人民也是全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弘扬雷锋精神,实际上就是传承和践行一种先进文化,使这种先进文化得到发扬光大,并产生巨大的力量。从根本上说,弘扬雷锋精神,传递的是道德的力量、文化的力量,展现的是一种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文化自觉本质上是对文化价值的觉悟觉醒,文化自信本质上是对文化生命力的信念信心。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必须建立在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基础上,这是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强大精神力量。高校通过学雷锋日常化、生活化来促进德育生活化,实际上就意味着大学生弘扬雷锋精神、践行先进文化已成为一种日常习惯,这就是大学生的一种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可见,高校大力弘扬雷锋精神,不但有利于大学生在经常性的学雷锋活动中塑造美的心灵,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还有利于增强大学生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 (三)有利于在青年大学生中汇聚实现中国梦的精神力量。青年兴则国兴,青年强则国强。大学生弘扬雷锋精神,就是要用雷锋精神去引导大学生经常自省、自警,提高自身修养,把爱与奉献、自强与拼搏、友爱与团结等品德形成一种习惯,把青春的梦想与国家民族的前途命运联系在一起,在雷锋精神的感召和鼓舞下,营造积极向上、团结奋进的良好氛围。大力弘扬雷锋精神有助于青年大学生更清醒地认识国家、民族的前途命运以及大学生的使命,增强他们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新形势下,把学雷锋活动与实现两个“百年目标”、实现中国梦结合起来,一方面可以让青年大学生深刻理解,实现这些宏伟目标需要全体社会成员的艰苦奋斗,大学生仍需发扬雷锋精神,特别是艰苦奋斗、乐于奉献精神;另一方面有助于激励青年大学生自觉地在践行雷锋精神中实现青春的梦想、铸就中国梦。可见,大学生在日常生活中弘扬雷锋精神,虽然强调从小事做起、从自身做起,实际上传递的正能量却可以汇聚成为实现中国梦的强大精神力量。这是我们面对当前国际风云变幻莫测、风险挑战日益增多且复杂化的形势下,团结奋进、坚不可摧的巨大力量。 三、以弘扬雷锋精神促进大学生德育生活化的主要路径 当前,我们必须探索有效路径,充分发挥雷锋精神的德育功能,以弘扬雷锋精神促进大学生德育生活化。 (一)增强雷锋精神在校园的渗透力和影响力。高校要营造学雷锋的浓厚氛围,充分发挥雷锋精神的育人功能,推进德育生活化,必须把学雷锋活动作为校园突出的文化品牌来建设,不断增强雷锋精神在校园的渗透力和影响力。关键要做好以下两方面工作:1.加大宣传教育力度。首先,要利用好校园宣传栏、橱窗、板报、电子屏幕等宣传载体,大力宣传弘扬雷锋精神的重要意义;充分发挥校园广播电台、校园网、校报等宣传途径,大力宣传雷锋精神和雷锋式先进人物;通过QQ群、微博、微信、微电影等新媒介,对校园学雷锋活动进行全方位的宣传。其次,要把雷锋精神的宣传教育渗透于校园文化建设中,举办各种以学雷锋为主题的文化活动,例如,开展以学雷锋为主题的辩论赛、演讲、座谈会、人物访谈、文艺晚会、书画展、摄影展等活动,让大学生在丰富多彩的校园文化活动中领悟雷锋、认同雷锋,唱响雷锋文化主打的校园文化。再次,把雷锋精神的宣传教育融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在保持原有课程体系的前提下,将雷锋精神的实质内涵、本质特征、时代价值、实践意义等有机地融入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内容,通过鲜活的榜样及真实的典型事例,消除大学生当中的一些对雷锋精神和学雷锋活动产生困惑的现象,使大学生加深对雷锋精神的理解和认同。2.重视典型示范和榜样的作用。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高校的日常德育工作离不开雷锋式先进人物的榜样作用。学习宣传雷锋式先进模范人物的过程,就是弘扬真善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的过程。一方面,高校要深入挖掘校园中学雷锋的先进典型,对他们及时给予表扬和肯定,让广大青年大学生相信雷锋就在身边,激励他们向榜样学习。另一方面,可以在大学生当中开展“学雷锋标兵”、“感动校园人物”等评选活动,大力培养和树立学生的先进典型,促进学雷锋活动的形象化和大众化。通过校园中日常的人和事来进行典型教育,形成学先进、争先进、崇尚先进的浓厚氛围,使雷锋精神充分发挥铸魂育人的作用。 (二)创新学雷锋活动载体。弘扬雷锋精神必须体现时代化、大众化,这就要求必须创新学雷锋活动的载体。大学生学雷锋活动应紧跟时代步伐,体现时展的新要求,丰富活动内容,突出活动特色,特别是要用当代大学生喜闻乐见、生动活泼的形式,拉近雷锋与大学生的距离,展现充满时代感的、生动鲜活的雷锋形象,增强学雷锋活动的吸引力和感召力。要把弘扬雷锋精神作为大学生德育工作的重要内容,与课堂教学、日常学习和生活结合起来,融入校园文化建设,多渠道搭建灵活多样的活动平台,吸引更多的大学生加入到学雷锋活动的行列中。特别是要大力开展大学生志愿服务活动,搭建大学生践行雷锋精神的主要平台。大力开展大学生志愿服务活动,首先,要多渠道、多角度地在校园宣传志愿服务活动,进一步增强大学生的服务意识,使更多的大学生积极主动地参与进来。其次,要丰富志愿服务活动的内容和形式。形式上,可以结合大学生“三下乡”暑期社会实践活动开展,也可以结合大学生日常的校园文化活动开展,也可以是大学生社团自发组织开展的活动等。内容上,更是可以多样化,可以是“关爱农民工”、关爱农村留守儿童、关爱孤寡空巢老人、农村环境卫生清扫、清除非法张贴、回收废旧物品、爱心捐助等活动。通过志愿服务活动,大学生充分展现了自己的爱心和责任心,使雷锋精神在活动中发扬光大,内化为大学生个人的品质和修养,体现德育生活化的目标。 (三)建立学雷锋活动常态化机制。弘扬雷锋精神,重在实践,贵在坚持。只有把学雷锋与日常学习、生活结合起来,才能常态化,成为大学生自发主动的行动,促进大学生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高校建立学雷锋活动常态化机制,是德育生活化的重要保证,也是提升高校德育工作质量的必然要求。高校学雷锋活动常态化建设是一项艰巨的工程,必须坚持齐抓共管、常抓不懈。关键要做好以下两方面工作: 1.高校党委要高度重视学雷锋活动。要全面认识大学生学雷锋活动的重要意义,将其与高校校园文化建设、大学生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培育、推进德育生活化等工作结合起来,建立学雷锋活动领导机构,在政策、人力、物力等方面给予优先保障,长效性地扎实推进学雷锋活动。 2.要建立完善的学雷锋活动评价机制。为了更好地引导大学生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提升德育工作的质量,必须科学地评价他们参与学雷锋活动的成效,包括对他们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的充分认定。因此,首先,应比较全面地掌握大学生日常的思想道德行为表现,将其纳入大学生综合素质评价体系。其次,对校园里涌现出的好人好事,要及时给予表扬肯定,作为评奖评优的有力参考。最后,可将大学生学雷锋活动纳入到他们的社会实践评价中,让他们申请相应的实践学分,这不仅可以丰富社会实践的内容和载体,还有助于学雷锋活动常态化的建设。 作者:赖燕李海凤单位:钦州学院 大学生德育论文:实效性工作下的大学生德育论文 一、当前高校大学生德育工作现状分析 (一)部分大学生社会责任弱化,价值取向扭曲。市场经济的竞争性和开放性不仅促进了经济的快速发展,同时也导致了投机钻营、诚信缺失等诸多不良现象,这些现象对价值观、人生观正在形成的大学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使得部分大学生产生了重个人前途、重自我价值、重个人利益、以自我为中心、轻社会理想、社会价值、社会利益、缺乏团队合作精神的现象,爱国主义与集体主义观念淡薄,荣辱观与自律意识模糊,忽视了社会价值的实现是自我价值实现的基础,社会责任感缺失。此外,外部环境的诱惑和西方价值观的涌入严重影响了当代大学生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形成:大学生思想上产生了极端的个人主义和拜金主义倾向,学习上产生了重才轻德、重实用价值轻内在道德培养的思想,消费上喜欢攀比、追求时尚和超前消费,生活上得过且过、贪图安逸的价值观扭曲现象。这些现象的出现不仅损害了当代大学生的形象,也影响了社会对高校教育效果的评价。 (二)部分大学生政治信仰迷失,理想信念模糊。部分大学生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念、马克思主义理论缺乏深刻领悟,对国家大政方针缺乏了解,对重大的政治经济等社会问题缺乏关注,这不仅会导致大学生辩证分析能力匮乏、践行理论精髓能力不足、功利思想严重、政治信仰迷失,无法科学看待社会发展中出现的困难和障碍,而且还极大地降低了他们的政治热情和为社会贡献力量的愿望,甚至还有一些学生将入党当成是实现个人利益、满足自身发展需要的途径。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和矛盾凸显期,苏东剧变、西方资本主义的兴旺发达、各种价值观念的撞击以及身边出现的贪污腐败、就业困难等现象使得部分大学生对社会主义道路、对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对共产党执政能力产生了怀疑,陷入了理想与现实的矛盾中,理想信念模糊,丧失了远大的理想和社会责任感。 (三)部分大学生身体素质和心理素质欠佳。据相关调查数据显示,当代中国大学生体质健康指数不断下降,在全国各高校中,约有三分之一的学生存在不同程度的身心健康问题,而每年因体质问题、心理障碍等被迫退学的大学生数量更是不断增加。大学生人际交往具有较强的独立性和广泛性,但面对陌生的交往群体、交际环境以及经济方面、学业方面和就业方面的压力,部分大学生不能适应环境和角色转换的需要,自我调适不畅产生了孤独惶恐、焦虑、自暴自弃、人际关系紧张等心理问题。心理问题往往是引发其他问题的根本原因,面对复杂的社会环境,学生产生了理想与现实差距太大的茫然感,当人的心理失去平衡时情绪就难以控制,行为变得极端,尤其是近年来发生的高校悲剧事件敲响了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道德教育的警钟。 二、增强大学生德育工作实效性的途径 (一)改进德育工作的内容与方法。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高校教育逐渐由封闭型转向开放型,德育工作要想取得预期的效果必须适应新形势发展需要,在教育内容、教育方法和教育手段上进行相应的改进。大学生自我意识的迅速增长是当前高校德育工作中一个非常突出的心理现象。心理学研究表明:生理机制的基本成熟、思维能力的提高以及社会交往活动的频繁是促使大学生自我意识发展的重要因素。一方面,改革开放不仅开阔了学生的思路、拓宽了他们的视野,而且还提高了他们的思维能力;另一方面信息高速公路的出现为学生获取和传播信息提供了便利,推动了大学生自我意识的成熟。当代大学生自我意识的成熟不仅使他们表现出自信的能力、自尊的人格和自立的精神,而且还使他们对事物有了全新的评价指标,他们反感传统的落后的教育手段和过时的教育内容,追求教育内容的知识性与趣味性,注重知识增长与实际能力的提高、灵活多样的教学方法和全方位素质的提高。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党的工作重点的转移、现代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和社会对人才需求标准的提升,关心大学生成才成为德育教育的中心环节,这就要求教育工作者必须改进德育工作的内容与方法,积极探索,勇于实践,注重提高自己的思想水平,抓住当代大学生思想上的兴奋点,特别关心他们的成才问题。思想政治理论课是培养大学生优秀品质的必修课,也是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渠道,要改进德育工作首先要从“第一堂课”做起,根据大学生的特点和各专业的特点,采用灵活多样的方法,贴近学生和生活实际,增强德育内容的针对性和实效性,改变过去政治学习内容枯燥、方式呆板的状况,增强知识性吸引力,发挥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育人功能。在教学内容上,既要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贯穿于思想政治教学的全过程,进一步完善课程体系,又要紧密联系改革开放、现代化建设和当代大学生思想实际,以富有思想性、知识性和趣味性的例证来引导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在教学方法上,要大力倡导启发式、参与式和研究式教学,以新颖活泼的形式和案例教学活跃教学气氛,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发挥学生自我教育的主动性,增强教学效果。 (二)处理好内在教化与外在制约方式之间的关系。德育工作是高校培养大学生的重要环节。内在教化方式就是以各种手段将思想政治理论潜移默化地导入大学生的内心世界,提高大学生的政治思想素质和道德水平,这是一个由里及表的过程;外在制约方式就是通过建立和完善各种外在约束机制改善德育工作,提高大学生的思想政治素质和道德水平,这是一个由表及里的过程。德育水平既可以通过大学生的道德修养、理想信仰、审美水平等精神财富来体现,也可以通过尊敬师长、热情诚实、遵纪守法等良好的整体风貌来体现。在德育工作中,由里及表的内在教化方式与由表及里的外在制约方式之间是相辅相成、相互作用的,二者缺一不可。如果只注重内在教化方式,忽视外在制约方式的使用,必然会使德育成为一种无形的、虚无的、无约束、无尺度的空谈,影响大学生参与德育工作的热情;如果只重视外在制约方式而忽视内在教化方式的使用又会使德育工作陷入机械的、被动的、重复的、流于形式化和表面化的状态,既难以培养出全面发展的大学生,也会使德育工作失去持续发展的支撑力量,因而,在推进德育工作时要同时兼顾外在制约方式与内在教化方式之间的同步性和协调性,既不能厚此薄彼,更不能脱节。在以往的德育工作中,由于过分注重外在制约方式忽视了内在教化方式的使用,致使困扰大学生的许多深层次问题没有得到及时解决,许多不健康的思想观念在大学生中长期存在。因此,在现代德育工作中,我们应当将内在教化方式与外在制约方式相结合,标本兼顾推进大学生德育工作,增强德育工作的实效性。 (三)在多渠道的德育工作中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学生是德育工作的主体,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就是要在德育教学过程中维护学生的合法权益,调动学生主体能动性,培养学生的主人翁意识,以说服和示范引导的方式促进道德内化。学生发展的动力来源于自身,任何有效的教育都是通过学生的自我教育得以实现的,如果学生对道德没有内在的需要,就不会以积极的态度履行道德规范,更不会实现道德的内化。[面对日益多样化的社会思想环境,大学生对道德的需要体现出自主性、差异性、层次化和多样化的特征,德育教育要想取得成功必须尊重学生个性、主体性和差异性,因材施教,这样才能将德育目标内化为学生自身需要。德育工作不仅要尊重大学生的主体性,还要培养他们的主人翁意识。在改革开放中成长的大学生具有较强的自主意识和民主意识,因而在德育工作中要围绕学生的需要对涉及学生切身利益的事情坚持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让学生参与教学改革、生活管理、活动设计和管理制度制定等工作,维护学生的选择权、参与权和监督权,促进学生的平等意识、竞争意识和合作意识,培养他们的主人翁意识和责任感。尊重学生主体地位还要着力营造良好的育人环境,建立和谐平等的师生关系。在新形势下,德育工作者要牢固树立服务学生、依靠学生的思想,要经常倾听学生的意见和心声,变人治、灌输为民主管理、互动交流和平等对话,要主动将解决思想问题与解决实际问题相结合,将学生的热点、疑点和兴奋点带入道德课堂,增进师生间的理解,实现双方思想上的互动、行为上的互促和工作上的互助,增强德育工作的实效性。 三、结语 大学生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的奋斗力量,是促进知识经济发展的中坚力量,也是社会先进生产力的缔造者,他们的成才与否关系着我国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兴衰成败。德育是培养人、塑造人实现教育目的的重要内容,是高校培养大学生的重要环节,面对纷繁复杂的社会环境、科技革命的迅速发展以及高等教育的大发展,大学生德育工作必须适应时展要求,深挖德育资源优势,创新德育载体,改进德育内容和方法,增强德育工作的针对性、科学性和艺术性,实现大学生德育工作的不断发展和完善。 作者:邢晓阳单位:河南牧业经济学院 大学生德育论文:学分制下的大学生德育论文 1学分制下高校德育考核体系面临的挑战 德育是高校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任务是以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以及道德观来教育学生,与智育、体育、美育等有机结合,把学生培养成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长期以来,高校都是实行的“学校抓院系,院系抓年级、年级抓班级”的德育管理和考核模式,这种模式或许与学年制是相适应的,但实行学分制后,高校的德育工作在管理和考核上出现了一些新问题,各方面都面临着巨大挑战。在传统的高校德育考核体系中,德育的考核工作主要所依据的就是班级这一载体完成的。这也是因为在学年制的状况下,一个班级的教材是统一的,课时是统一的,考试是统一的。因此,班级是一个有着良好稳定性的群体。实行学分制以后,学生在选择专业、课程、进程、教师等方面有了更大的自主性和灵活性,班级成员在时间和空间上具有一定的离散性、流动性,经常出现同班不同学、同学不同班的现象。班级弹性增加,学生与老师的关系没有以前那么紧密,传统班级的集体观念弱化,这就给以班级为主要载体的传统的大学德育考核模式带来许多新的问题。 在学分制实施的背景下,传统的高校德育考核体系的全面性难以做到。这是因为在学分制下能够自主选择学习,促进学生的兴趣爱好,满足学生的求职欲望,能够极大地调动学生在学习上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但是学分制度本身就具备一定的功利性,就会导致学生在选课的时候偏离最初的方向,容易走上急功近利的道路。而考试的公平、公正以及质量问题逐步提上议事日程。随着竞争的不断加剧,学生的思想和学习的压力不断提升,导致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日益突出。学生由于受学分制的严重影响,使得德育考核容易出现知行脱节现象。对大学生的德育考核无怪乎分为两种:一是学生学习完德育课程之后所进行的课程考试;二是对学生在校期间所进行的操作考核。老师在衡量与检验学生德育成绩的时候大多是以卷面考试成绩为准,很少去关注学生在平时的作业成绩和课堂的表现,很少参考学生生活中的道德表现;而学生的操行考核仅仅是通过学生参与活动的表现以及好人好事等表现来决定的,很少会参考德育课考试成绩。因此这两种德育考核形式造成学生学习和实践是处于分裂状态的。正是在知与行隔离的两种考核形式中的分别考察,就很难准确的全面地评价学生。 2学分制下高校德育考核体系的创新设想 针对当前学分制背景下,我国的高校德育考核体系存在的诸多问题,非常有必要创新高校德育考核体系,整合德育资源,实现德育工作的全面发展。 2.1创新德育考核的内容和形式德育考核在内容上主要包括德育课学习、德育活动和日常行为与交往方面。在以后的德育考核中,我们可以在整合现有内容的基础上,可以适当增加一些内容。如以前对德育课程的考核都是凭借考试成绩,现在可以加大对学习态度、课堂表现、作业完成情况等多方面综合考察。在德育活动方面我们可以加入参与的积极性、心得体会、工作职责等内容。在日常行为与交往上可以加入应对突发事件的见义勇为、拾金不昧、助人为乐等内容。在道德考核形式上,不能仅仅局限于过去的课堂考试,还应该加大道德实践和学生操行等考核的比重。从而逐步形成完善的德育考核体系。各种形式多样、协调互补、统一组织以及科学的管理都将避免各种考核形式的脱节,逐步形成对受教育者全面而统一的考核。 2.2创新德育考核的方法传统的德育考核办法比较单一,一般都是以德育课的考核成绩为标准。在德育考核中,可以实现考核主体的多元化。一改过去那种老师说了算的旧传统,可以建立由老师、学生、社会等多元考核机制。在考核方式上也可以实现多元化。如实现定量评价和定性评价相结合,定量评价是对对象德育行为的数值量化评价,定性评价是对象给予明确的评语评价;实现自我评价与民主评议相结合,自我评价是指评价对象对照德育评价标准,按照德育评价的要求,对自己的日常德育行为表现进行评价与鉴定的方式,是评价对象自我教育、自我总结、自我培养、自我提高的过程,实现过程考核和结果考核相结合,民主评议是评价者们对照评价标准,依据对评价对象的日常德育行为表现的观察进行评价与鉴定的方式。只有实现考核方式的多样化,才能真正全面有效的反映学生的德育情况。 2.3创新德育考核的标准马克思主义哲学告诉我们,认识必须经得起实践的检验。德育考核标准的科学性、合理性以及有效性都必须经得起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的检验。因为,德育考核的内容以及德育素质的内涵都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的,作为价值尺度的德育考核标准,也应该根据主客观因素的变化而变化,根据社会对人才素质要求的不断提高而做出相应的调整和变动,并保留着科学合理有效的考核指标,增添体现时代精神的考核指标,并淘汰过时考核指标。如针对当前高校普遍存在德育知行脱节的状况,德育考核必须考虑删减“知道”方面的指标,至少也要大大降低其比重而要增设“体道”方面的指标,并相应提高其比重。 2.4不断创新和完善德育考核组织针对当前德育考核组织存在不完善的问题,应该根据实际情况,适当增减德育考核组织。从德育考核的组织不难看出,我们必须要坚持日常管理与终端考核相结合,学生个体和学生群体以及导师、辅导员的三位一体制。还要将德育考评的指标分解贯穿于整个日常管理工作之中,以考核促进日常管理,以搞好日常管理为德育考核奠定良好的基础。要尊重考核对象,重视自我考评和互相考评的作用。 作者:马建立黄世超单位:上海工程技术大学汽车工程学院 大学生德育论文:幼师专院校大学生德育论文 一、幼师专院校大学生德育教育的重要性 德育,贯穿整个学前教育、基础教育、高等教育的国民教育体系中。民族的进步,需要抓教育,尤其是要抓教育中的德育工作。在高等教育领域,德育工作一直是人才培养工作中注重的工作重点之一。而且,对于幼师专院校来说,培养的毕业生将是未来社会新生力量的教师,其工作的特殊性决定了高等教育幼师专院校大学生德育教育工作的重要性。幼师专院校大学生德育教育工作开展的成效将直接影响未来整个民族素质和国家精神文明程度。可以说,德育工作,尤其是幼师专院校大学生德育教育工作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举措。 二、幼师专院校大学生德育工作现存主要问题 (一)生源素质逐年下滑幼师专院校,属于专科层次。随着扩招后高考学生生源数量的下滑,专科录取分数逐年下降,导致了幼师专院校生源质量面临严峻的问题。这些学生自身就在自我约束能力、行为习惯、学习基础等方面就存在不足,其中还不乏一些因为家境原因、社会原因造成的性格、思想、心理健康障碍等问题学生,如何将这部分学生培养成德才兼备的“未来教师”是幼师专院校普遍存在的人才培养困境。 (二)思想不重视在幼师专院校,德育工作常常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因为德育工作成效在校期间表现不明显,未来对社会的影响又无法用反馈,因此很多学校认为或者在工作中表现出来“可有可无”的工作意识。因此,在领导主抓力度、监督检查环节、人力物力投入等方面明显不足。 (三)工作方法简单幼师专院校大学生德育教育工作方法,通常是课堂上与思政课结合在一起,课外主要依靠学生管理工作组织,以专题讲座、相关主题班会、社会实践活动、板报广播宣传为主要工作手段。把德育工作当成程序式、任务式的工作,只注重流程形式,成效不佳。 三、建议措施 (一)重视德育工作幼师专院校大学生德育教育工作非常重要,学院领导要成立专项领导小组,组织学校教学、学生管理等部门共同开展工作,要形成监督检查的有效机制。 (二)加强师德建设已不正岂能正人,说明了一个道理,幼师专院校大学生德育教育工作的开展,首先要保证高校教师的道德水平。专科层次学生在大学的学习,主要来源于老师的言传身教。作为幼师专院校教师,不论是辅导员、班主任还是任课教师,都应该不断的学习道德知识,加强自身修养,具备坚定的道德信念和道德水平。 (三)加强校园文化建设良好的校园文化,是一所大学德育工作的最好“染缸”。加强校园文化建设,为学生创造一个健康向上、文明和谐的校园文化环境,能够使得学生潜移默化的“渲染”、熏陶。这种校园文化,不单单存在于图书馆、教室,应该遍布食堂、宿舍、马路、超市等校园每个角落。 (四)需要社会的支持幼师专院校大学生德育教育工作,不能单单依靠学校。学生的思想道德问题的产生受到家庭、社会、学校三方面的影响,因此学生的德育问题,有学校的义务,也有社会和家庭的义务。在幼师专院校大学生德育教育工作中,需要社会、家庭的关注与参与。 (五)需要在整个人才培养过程中不断渗透德育教育德育工作,在高校不能单单依靠思政课和学生管理工作者来组织实施。幼师专院全校教职工都要有德育工作的意识,在宿舍管理、图书馆管理、食堂管理、专业课教学等工作中要渗透德育教育。还应该与校外实习基地的各幼儿园、小学建立德育基地,在学生实习过程中注重对学生思想品德、行为的引导和要求。 (六)创新工作思路在幼师专院校大学生德育教育工作中,要勇于创新工作思路和工作方法。面对生源质量下降的趋势,幼师专院校要将大学生德育工作纳入学生考核之中。例如将德育成绩纳入某门课程的考核之中,纳入素质拓展学分考核之中,纳入学生综合素质测评成绩之中,甚至可以列为毕业实习考核的考核项目。在德育考核中,要严格,把握好毕业生质量的出口关。 四、总结 总之,幼师专院校大学生德育教育工作是一项关系到子孙未来、民族兴旺的重要大工程。作为高校,幼师专院校必须在思想上高度重视,在工作上勇于创新,不断加强师德建设和校园文化建设,需要在人才培养过程中不断渗透德育教育,使得大学生能够全面发展,德才兼备,能够肩负起祖国未来花朵的培养重任,成为建设社会主义的栋梁之材。 作者:索英芳单位:黑龙江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大学生德育论文:官方微博作用于大学生德育论文 一、官方微博的发展与特点 (一)覆盖面广官方微博的类别极多,包括政府、媒体、社会组织等等,涉及到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这其中,媒体微博的受关注率最高,媒体可以说是最能覆盖社会百态的传播主体。社会化媒体时代,用户可以根据自己喜好选择自己关注的微博,因此,官方微博对于各种领域的广泛覆盖可以保证其对于大学生的渗透率。从官方微博的粉丝年龄段分析,其粉丝中80后占据了50%的比例,而90后也占据了总体的33.9%。这说明,官方微博的用户主要集中在年轻群体。从学历上来说,官方微博的粉丝以大学生为主,占总体的50%以上。因此,我们也可以看到,官方微博对于大学生的渗透率是极高的。对于大学生群体的高渗透率,是官方微博开展大学生教育的基础。 (二)发展不平衡官方微博总的数量巨大,却存在着发展不平衡的特点。从地域上来说,北京、上海、广东、江苏、浙江是官方微博分布最多的五个省份,其分布省域与目前国内经济最为发达的五个省市基本一致。这说明了官方微博发展地域上的不平衡性。而从粉丝的地域性分析,粉丝量最多的地区集中在广东、北京和江苏。从官方微博的类别上来说,媒体微博占据了绝大多数。媒体的数量优势,以及与微博这一新媒体的契合度,决定了媒体微博数量的庞大。而媒体的权威性和曝光率也决定其拥有大量的粉丝群。 (三)媒体微博互动频率高在种类众多的官方微博中,媒体微博的活跃度是最高的。传统媒体本身是新闻传播的有效渠道,其公信力和影响力都使媒体微博保持了极强的活跃度。因此,媒体微博一般与粉丝之间的互动频度较高,微博的转发量和评论量也远高于其他的官方微博。粉丝量的庞大和转发量的巨大,使媒体微博得以通过主流人群进行二次传播,媒体微博的覆盖率和影响力可以以几何级数的方式激增。因此,媒体微博的传播度和影响力是巨大的,也是在德育教育中值得去运用的意见领袖。 二、官方微博在道德教育传播中的优势 (一)对社会新闻的及时跟进微博这一社会化媒体最重要的作用就是信息传播。从传播研究者的角度来说,它只传播两类信息:一类就是关于事实信息的传播;另一类就是关于意见信息的传播。换句话说,微博首先是一个信息传播平台,这一点上和传统媒体的作用是基本一致的。而由于微博的社会化属性,微博不仅可以传播一些大事件,对社会新闻的传播更是优势尽显,从前一些被忽视的小事,都可以在微博上称为热点。所谓教育,最有效的方式就是用事实说话,而不是单一的思想宣传。从前我们在传统媒体中反复使用的喊口号式的硬性教育方式已经被证明是收效甚微。相反,像“感动中国”这样的软性德育宣传方式,就比较容易产生影响。而微博的兴起,令诸如“感动中国”中的类似社会事件越来越多的被发掘出来。此类微博也得到了极好的传播,造成了很好的教育作用。官方微博在微博平台上,具有意见领袖的作用,它们在微博传播上具有事半功倍的作用。因此,官方微博无疑在道德教育中,具有巨大的传播优势。 (二)传播时效性好微博的另一个巨大优势,就是传播的时效性。与传统媒体,尤其是平面媒体相比,微博二十四小时都可以传播信息。因此,我们看到,现在很多热点新闻是首先从微博上的。而传统媒体,由于本身出版或时间的原因以及本身工作人员也有工作时间的限制,在传播的时效性上很难和微博相比较。 (三)信源可信度高每天微博上都有无数的信息在传播,单单具有传播的时效性不足以使官方微博在宣传上具有巨大的优势。官方微博的优势在于其为大众所广泛认可的公信力。从传播学的角度来说,信源的可信度直接决定传播效果的好坏。对于道德教育,这种信源的可信度尤其重要。只有信息具有可信度,才可以在德育教育中具有足够的说服力,使传播效果达到最大化。而官方微博在社会上的影响力和公信力是普通的用户微博无法比拟的。 三、官方微博实现大学生德育教育的途径 (一)构建信任所谓构建信任,就是指官方微博必须保证自己传播的消息的可信度。我们刚才说过,公信力强是官方微博的优势。但是反过来说,一旦官方微博所传播的信息被证明是假的,那么对其造成的负面影响也是无可比拟的。在微博上真正发挥影响力优秀价值的资源是什么,是信任资源。所以,构建信任是微博提升自身影响力的前提和基础。德育教育本身就是为了传播好的品质和思想,提高大学生的精神境界。如果官方微博本身都无法保证自身的公信力,便无法充分发挥自身的巨大影响力。因此可以说,官方微博在进行德育教育宣传时,首先要守住自身的底线,保证自己的公信力,这是实现自己作为德行教育平台的基础。 (二)基于实实在在的影响我们之前也说过,传统媒体在德育教育上的最大问题在于不停的口号式的宣传方式。这种宣传方式不仅在媒体中,在大学课堂也是屡见不鲜。事实证明,这样的宣传方式缺少说服力,反而容易招致大学生的反感。最佳的宣传方式是基于事实的宣传。一百句口号和名言有时都不如活生生的事实给人的影响。因此,教育不是一种说教,而是通过事实加以阐释。此外,官方微博相较于个人微博,其优势在于它不仅可以“说”,还可以“做”。换句话说,官方微博可以发挥自己身后组织的作用,发起一些社会活动,成为社会的表率,鼓励大学生,参与到相关的做好事的活动中。 (三)注重情感传播微博传播既是一种信息的传播,也是一种观点和情感的传播。关注那些热门的微博,你会发现,热门微博之所以具有很强的传播力、影响力,关键在于其传播了一种情绪。例如,“钓鱼岛事件”中,诸如“抵制日货”之类的微博,得到了大范围的传播。这并不完全是用户的理性判断,而是一种民族情感的爆发。因此,德育教育传播中,我们也要注意发挥情感传播的力量。无时无刻的说理和逻辑叙述,是不符合微博的生态的。只有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充分去迎合大学生的情绪和情感,注重情感的表达,追求用户的情感认同,才能真正让官方微博充分发挥其在教育中的巨大作用。 作者:洪岩单位:营口职业技术学院
中国电影史论文:建国以来中国电影历史讲述方式的流变 [摘要]建国以来,中国电影对历史的讲述由外观描述逐渐走向深度反思,这在抗战题材影片中表现尤为突出。起初,影片多采用零聚焦叙述视角描绘宏大的战争场面及共产党人的浴血奋战,以确证共产党领导的合理性及新政权的合法性。进入90年代,受市场化趋势影响,我国电影多以戏讽之姿迎合观众而轻于历史反思。新世纪以来,我国电影终于站到人性高度反思历史,以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人类共通感来解读历史与战争。 [关键词]中国电影;抗战题材;历史讲述方式;流变 电影对历史的叙述主要通过影像来实现,但对历史脉络的把握仍具有鲜明的文学性,所以,我们可借用叙事学理论来讨论电影是从什么视角、以什么方式讲述历史的。本文主要以建国以来中国抗战题材电影为研究对象,具体分析建国以来中国电影对历史的讲述主要采用过哪几种方式,讲述方式的改变是基于什么原因以及这种改变具有什么意义等问题。 笼统地讲,叙事视角有三种:全知视角(无焦点叙述视角)、内视角(内聚焦叙述视角)和外视角(外聚焦叙述视角)。全知视角,顾名思义,即全知全能的叙述视角,在作品中,全知视角下的叙述者所知所想范围要大于人物本身的所知所想。换言之,叙述者可以讲述故事中人物不知道的事情。古代话本小说中的说书人一般都采用全知视角来讲述故事。在内视角和外视角叙事中,叙述者不再全知全能。外视角视域下的叙述者“严格地从外部呈现每一件事,只提供人物的行动、外表及客观环境,而不告诉人物的动机、目的、思维和情感”[1]32。在内聚焦视角下,“每件事都严格按照一个或几个人物的感受和意识来呈现。它完全凭借一个或几个人物(主人公或见证人)的感官去看、去听,只转述这个人物从外部接受的信息和可能产生的内心活动,而对其他人物则像旁观者那样,仅凭接触去猜度、臆测其思想感情”[1]27。理论上我们可以对三种叙事视角分别予以厘清,但在实际操作中,创作者往往很难一种视角一以贯之,而常常是多种视角交替使用。 尽管如此,受政治意识形态、主题类型及表现方式等因素影响,建国以来不同时期的影片在呈现历史事实时还是具有一些可供描述的共同特征的。具体而言,建国后直到90年代初期,我国电影多采用全知视角,穿插使用内外视角,如影片《地道战》《地雷战》《平原游击队》等。90年代之后,我国电影创作逐渐走向繁盛,不仅题材变得多样化,就是同一种题材也出现了不同的叙述视角及反映方式,例如,《黄河绝恋》《举起手来》《南京!南京!》《金陵十三钗》等影片都在叙述抗日战争那段历史,但由于叙述视角的不同,最终呈现的艺术效果便截然相异。对于这个问题,本文拟选取几部具有代表性的影片予以分别探讨。 一、《地道战》《地雷战》: 以宏大叙事高亮共产党战士建国后,我国出现了大批以战争历史为题材的电影作品,最具典型意义的当属《地道战》和《地雷战》。上映于1966年的《地道战》讲述了河北冀中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利用地道战略战术击退日本侵略者的故事。追寻影片叙事节奏我们不难发现,冀中地区高家庄人民之所以能够创造性地利用地道战术成功突破日军的围攻,关键在于党支部书记高老忠和民兵队长高传宝的指挥和领导。通过一次次惊险的脱险场面,地道战的主要领导人物高老忠和高传宝的形象便脱颖而出,深深印在了观众的脑海中。与《地道战》相似,《地雷战》也讲述了抗日战争期间胶东抗日根据地旁的赵家庄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利用地雷战术打败日本人的故事。与此类影片相似的还有电影《平原游击队》《铁道游击队》等。通过观察不难发现,这类叙事一般都以塑造共产党人英勇、光辉、高大的形象为旨归,所以又被称为“红色经典”。这些作品塑造的形象常具有一些共同的特征:共产党人各个英勇无畏,国民党各个见敌鼠窜,日本士兵则各个凶狠、残忍,杀人不眨眼……总之,这类影片在塑造人物、重述历史时表现出了一定的程式化和规约性。这极大地钳制了作品对更鲜活内容的吸收,因而难以长时间吸引观众,对历史的表达也容易趋于程式化。 当然,需要指出的是,建国后尤其是十七年电影中对抗战生活的这种零聚焦叙述,有论者认为,“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战争电影的叙事基本以零聚焦叙事为主,民族史诗般的宏大叙事、用电影来激励民族自强精神、来凝聚民族团结奋斗意识等,这些是特殊历史时期(战争、冷战)民族、国家,甚至个人的必然的选择”[2]。对于这种看法,本文不敢苟同。我们可以从创作时间上看一下,《地道战》上映于1966年,《地雷战》上映于1962年,当时,国内各种战争都已结束,新中国也已经建立起来,国家所面临的是整顿和建设,而非对敌斗争。不过两部影片的确取材于现实生活,据资料显示,《地道战》故事主人公高传宝,在现实生活中是有原型的,该原型人物叫刘傻子,是一位农民,一位天不怕、地不怕、略带鲁莽气的人物。所以,与其说十七年时期的影片,像《地道战》《地雷战》等,是为了团结人民、凝聚战斗力,不如说,是为了凝聚民心,提醒人民珍惜这来之不易的新生活,从而也给新政权唱起了赞歌。总之,在新中国成立初期,这些影片极大地鼓舞了人民当家做主建设新家园的勇气和信心。在忆苦思甜中,共产党的合理性及共产党领导的新政权的合法性便得到了确证。 与《地道战》《地雷战》同时期,还有一种类型的影片,它们往往借助儿童视角来叙写战争历史,刻画儿童在抗战过程中的英勇、机智,如影片《小兵张嘎》(1963)和《鸡毛信》(1954)。儿童的参与及儿童视角的介入丰富了残酷的战争生活和场面的书写,一定程度上消解了战争的残酷性,但是,细观这部分影片就会发现,影片中的儿童无一例外地具有超出其年龄的成熟、机智和勇敢,《小兵张嘎》中的张嘎子,不仅跟着抗日,还可以用自制的假抢缴获敌军的真枪;《鸡毛信》中的海娃利用身边的绵羊成功地掩护了重要情报。儿童天生的天真无邪褪去了,代之以与其年龄极不相称的成熟、机智,而且,在建国后十七年电影中,几乎所有儿童都被剔除了那种年纪本该有的天真可爱、不谙世事。这种类型化的表现方式值得我们思考。 总之,本文以为,仍沉浸在胜利喜悦中的人民对抗战历史的述说因为过分激动和兴奋而失去了合适的分寸,换言之,对那段艰苦的战争生活的回忆中已经加进了述说者当时的情绪和感情,从而免不了一定的夸张和虚化。加之电影作为一种艺术形式,在反映生活时本身也允许一定的虚化和夸张。另一方面,对于电影中儿童形象的处理,我们可归于宏大叙事使然。影片中情节的处理、人物的塑造都应服从于宏大叙事对新政权合法性及共产党领导权合理性确证的要求,所以,才导致儿童形象的类型化和过度成熟化。 二、《举起手来》系列影片: 外视角下戏讽日本士兵2005年,由冯小宁导演的喜剧电影《举起手来》多采用外视角,影片以小薇的口吻讲述了自己姥姥的抗战故事,这一叙述视角也就决定了小薇只能讲她曾听到的,她没听到的内容一律不能讲。而且,影片也只能聚焦于人物的动作行为,而极少展现其内心活动。讲述人讲述别人的故事,这样的叙事“带着一种展示的目的,要把一个引起叙事者兴趣的故事展示给观众,以引发观众产生和叙事者相同、相近的兴趣”[3]43。而且,这种叙事态度“意味着叙事者已经胸有成竹,因而他有意要把所叙述的那一段生活从总日常生活里挑拣出来,并有信心期待着观众和他一起肯定那段生活中不同寻常的一面”[3]44。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电影《举起手来》虽然讲述的是严肃的抗战故事,但却采用了喜剧手法。 与《红河谷》《黄河绝恋》对历史的深度反思不同,《举起手来》是冯小宁导演模仿西方现代主义“黑色幽默”的一部电影。影片中潘长江饰演了一位罗圈腿加外八字儿脚、斗鸡眼儿、个子矮小、蠢笨胆小的日本士兵。影片对这位呆傻士兵的塑造主要通过其外在行为动作来实现,他的滑稽、蠢笨赢得了观众的阵阵掌声。据统计,《举起手来》连续六年获全国放映场次第一名,可见其反响之不一般。大笑之余,我们不禁要问,创作者为什么会创作这么一部作品?其价值意义何在?如果只是像本片导演所言,“拍电影的初衷,不是为了获奖,不是为了大票房,为的是老百姓有个值得看的、开心的电影看”[4]。那我们不禁要反问,老百姓值得看的电影类型、题材有很多,为什么非得拿抗战题材开涮呢?抗日战争作为中国人民近现代历史上无法抹去的历史记忆,可以用来这样玩耍吗?正如有论者所言,“把凶残的敌人弱智化,这本身就是对历史的一种歪曲,既然敌人是那样的可以任我们玩弄于股掌之间,那样的不堪一击,那么我们为何用八年之久才把日本侵略者赶出国土……”[5] 其实,对日本士兵形象的非真实描写在我国艺术中由来已久,文学中、电影中都不胜枚举,比较常见的是把日本兵描写成凶狠异常、杀人不眨眼,凸显其人性中“恶”的一面,这样的例子在我国的电影中有很多。20世纪30年代的《风云儿女》《热血忠魂》,40年代的《东亚之光》《日本间谍》,80年代《一盘没有下完的棋》,90年代的《红河谷》《黄河绝恋》等都是对日本人做这种处理的。在这种表现日本人凶残、险恶的描写背后,我们能够读出国人对日本人的仇恨情绪,而且,很显然的,抗战时期的中日力量对比中,日本明显居于强势一方,而我们则属于被侮辱、被损害的一方。对于受害者而言,施暴者形象往往倾向于凶狠、恶毒,毕竟,家仇国恨是深入骨髓的。 《举起手来》系列电影与上述影片对日本人的定位截然有别。在那些影片中,日本人的形象尽管可恶,但力量的悬殊让我们内心总觉得日本人形象是高大、彪悍的,是需要仰起头来看的,尽管我们并不乐意这样。而在《举起手来》系列影片中,日本人变成了身形越来越小、精神越来越猥琐、智商越来越愚蠢的呆傻之人,这样,在国人和日本人的对视中,我们就可以俯下身子观看,巨大的落差会给观看者带来莫名的优越感。这种优越感对于我们抚慰战争造成的创伤、提升民族自信确实很有好处,它让我们暂时忘却那段屈辱的历史,而代之以自信和愉快。但是,这种处理方式却会扭曲大众对抗战的认知,消解民族的历史记忆。有学者针对这种现象说:“当代中国并不缺乏抗战文学,但言说对象的痛感逐渐被舌头的快感所取代,暴力、苦难和耻辱的内涵被抽空,成为到处可以飘扬的词语唾液,这种祥林嫂式的‘过度言说’不但无力呈现历史的伤口,反而稀释了其中的残酷性。”[6] 作为一个曾拍出多部深刻反映抗战历史题材影片的严肃导演来说,冯小宁为什么会接拍《举起手来》系列电影呢?难道只是为了拍出一部适合观众观看的电影?为什么非要以消费历史、消费国殇来向观众靠拢呢?本文以为,我们应从这两部影片拍摄的时代背景中寻找原因。《举起手来》拍摄于2005年,《举起手来(之二)追击阿多丸》拍摄于2010年,两部电影均诞生于新世纪电影市场全面勃兴之时,挣脱政治意识形态的中国电影业由于实行了全面的市场化,所以,经济诉求成为支配电影创作的重要因素,在票房收入的牵引下,有观众有市场就是好电影的电影创作观念成为创作者的指导思想。从这个角度来理解《举起手来》等戏讽日本士兵、调侃抗战题材等举动也就顺理成章了。 以《举起手来》为代表的一部分戏讽日本士兵、戏说抗战的影片虽然可能带来高票房,但是,毕竟回避了对历史的反思而显得缺少深刻性。历史成为过去,但对历史的反思却绝不能因此而停止,所以,这类因戏说而缺少必要反思的影片注定成不了主流。继《举起手来》等影片之后,出现了一批认真对待历史、反映抗战历史的影片,如《南京1937》《南京!南京!》《斗牛》等,在这些影片中,对历史的叙述往往由故事亲历者自己来完成,这样,叙述者与故事人物几乎是合二为一的,这种内视角的审视在还原历史的同时,更增加了一份历史的厚度和人性的高度。 三、《南京!南京!》: 内视角自审中尽显人性魅力 以对《南京!南京!》的分析为例。与以往讲述抗战历史的影片不同,电影《南京!南京!》主要通过战争亲历者的直观感受和内心世界的情感变化来显示战争给无辜百姓带来的灾难,在这里,不仅仅是中国公民,即使是日本士兵,心灵也经受着震惊、冲击甚至崩溃的起伏变化。影片中,日本士兵角川目睹了无辜百姓的惨死,在生杀面前,他选择依从自己的内心,放走小豆子等中国难民,并以自杀的方式完成了自身的救赎。 本文之所以选取《南京!南京!》这部影片作为勾勒中国电影书写历史方式流变中的一环,是因为它与之前反映抗战题材的影片在放映方式上有了新的突破。不同于十七年影片中对我军高大形象的过分塑造及日本人形象的丑化、凶残化,也不同于《举起手来》等喜剧影片对历史的戏说和对日本人的戏讽,《南京!南京!》开始抛开个人化的民族主义情绪和情感,以一种更加公平、公正的心理、态度来对待抗日战争以及敌我双方,应该说,这是中国电影的一种巨大进步。 在电影《南京!南京!》中,不仅共产党的形象很正面:积极抗敌,浴血奋战,国民党的形象也得到了较为公正的书写,刘烨饰演的陆剑雄作为国民党军官,同样在浴血奋战、一致对敌,较为客观地看待国民党在抗战过程中的作用和努力。影片中的日本人,不再像之前影片所塑造的,是杀人狂魔、凶残嗜血的,而是将日本人还原为有血有肉、有七情六欲,会坚强也会害怕的活生生的人。角川在战争中也会因害怕杀人而感到恐慌,对慰安妇也会像对其他女性一样表现出男性应有的忠诚和关爱,对自己误杀的女孩也会感到犯下罪过而跪地谢罪。总之,一边是军国主义所鼓吹的推进文明、缔造繁荣,一边是无辜百姓惨死、横尸遍野,面对这样的惨状,日本士兵也会像一个正常人一样艰难抉择,在正义与非正义之间,角川选择了用生命去捍卫正义和光明。 四、结语 总之,通过对几部抗战影片的具体分析,我们已经大致勾勒出了我国电影艺术自建国以来对抗战历史的书写轮廓,也许没有像电影年鉴那样精细,但至少可以表明,我国电影在抗战题材的表现上,已经开始学着用一种更加平和、公正的心态去看待那段历史,评判历史中敌我的是与非。 最后,笔者试图从心理学角度来分析我国电影中历史书写方式不同产生的原因。 建国后,十七年电影中共产党人之所以几乎都是清一色的技术过硬(精通战略战术、攻无不克战无不胜,)、思想立场坚定(誓死忠诚于党、忠诚于人民)的完人形象,而日本士兵每每都是凶狠、恶毒、杀人不眨眼,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其一,抗战时期日本人的确犯下了滔天罪行,八年的浴血奋战所积累起来的仇恨情绪不可能因为抗战的胜利而被瞬间抹消,电影对我军的美化及对日军的丑化符合当时人们普遍的心理预期。其二,本文所选取的影片都是建国以后拍出的,仍然沉浸在胜利喜悦中的人们由抗战时期的自卑瞬间变得自恋起来,而且这种自恋是民族性的、国家性的。处于自恋中的民族对此事件的把握自然免不了一定程度的自说自话。再者,由于距离那段历史太近,因而尚且来不及反思,即使反思也很难达到一定的高度,毕竟,观念的转变是需要生活阅历的积累作为支撑的。 对于《举起手来》这些以喜剧形式反映抗战历史的影片,本文以为不需要探究太多,票房、经济利益是牵动此类影片创作的内在驱动力。 至于新世纪以来所出现的抗战题材影片,本文以为,经过时间的淘洗,对历史的把握相对来说就比较客观、冷静了。战争的创伤相对褪色了,人们逐渐能够暂时跳出个体性、民族性的伤痛,以一种平和的心态分析敌我的是与非,从而也就抛开了正与邪、是与非这种大是大非的非此即彼式论断和想法,以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人类共同感来理解这场战争。应该说,这是比较可取的。 中国电影史论文:历史元素在中国电影中的应用 【摘 要】中国特色电影与国外电影的区别主要在于中国电影大块大块的文化空白现象,以及其造成的架空历史,失去历史本身的神韵。 【关键词】历史元素;中国电影;文化;内涵缺失 中国特色电影,尤其是富含中国元素的电影很大部分都会或多或少的与封建制度产生一定程度的联系,但优秀电影中的元素应用并不一定能够时常发生。电影中文化内容的缺失造成了中国电影大块大块的文化空白现象,越来越多的中国大片开始了对于空间的想象,但往往过于丰富的想象内容更易于架空历史,失去历史本身的神韵。 张艺谋曾表示,作为中国导演,拍摄武侠片是早有的梦想。“武侠”二字可以分开来解析。武,只要能够寻得一味动作指导,那么在电影中的武便可以淋漓尽致;但侠的概念处理却不能如武一样草率。侠作为一种文化意义上的形象出现,起自司马迁的《游侠列传》和《刺客列传》。他们的最大特征,莫过于以民间身份和个人能力,表达对举凡官府、豪门、巨富等强势力量的反抗。荆轲的刺杀行动被后人赋予的侠义色彩,是因为他既受太子丹之托而带有政治动机,也不排除个人拼死一搏以拯天下的责任感使然。侠为何物?除了以武犯禁,更代表了一种个体对强势压迫的反抗,象征着一个民族精神得以延续的生命力。但电影中的荆轲的形象与行为已经逐步的被荒诞化了,到了张艺谋的《英雄》,刺杀计划竟然夭折了。不管是谁刺秦,都应该是一个反抗的故事,而电影一部又一部,反抗的精神内核被抽离得越来越少,直至张艺谋这里,反抗反倒成了反动。张艺谋的不少作品都围绕着“反抗”的命题,从《菊豆》到《摇啊摇,摇到外婆桥》,而在《秋菊打官司》里,“反抗”已在结局里背上了道德歉疚的包袱。张艺谋式的“反抗”,是注定无望的,图有其表的,还未开始就已经结束的。但是,《英雄》连反抗的合理性也做出了明确的否定,或许亦是张艺谋思想的发展必然。这样的精神境界,使得张艺谋的刺秦只有武,没有侠,这对于中国传统武侠片不得不说一块很大的遗憾。 在张艺谋的另一部电影《满城尽带黄金甲》中,封建社会那种压抑人性的森严制度,每个人都在这种天方地圆的制度中喘不过气来,甚至如王后般被合理合法的杀戮,深宫中的每一个人都有感情,爱情,但在那里不敢宣扬声张,只能隐秘的做别人眼中偷鸡摸狗的小人,他们都不敢反抗制度,也不会成功。最后他们要么在那种窒息的制度中苟延残喘,要么被扼杀。王后这个看似邪淫的角色,其实并不客观。深宫禁不住欲念,王后与巷陌市井的女子亦无差别,期待男人温厚的怀抱和家常的亲近。但在深宫之中的王后除去压抑什么也得不到。她用最近的水解最近的干渴,甘霖遍体之后才惊觉,一切濒于坍塌。她努力抓住一个希望,冀求要么和他冉冉升起,主宰命运和家国,要么和他倚靠一起,沉入命运的泥沼。女人固执的希望,有时候是巨大的灾难,尤其当她无法倚靠那个幻想中可能倚靠的男人。除了王后,还有宫外怨气深长的妇人内院俊俏机敏的宫娥,他们齐齐被命运扯住,狂暴地踩踏,最终留给王后的不过就是森严封建制度下的死亡而已。 关于中国传统历史元素,五花八门的应用层出不穷,其中不乏一些单纯利用历史背景做幌子来赚取票房关注度的片子,但终究这些片子由于其情节单薄,主题空虚而备受争议。追求商业化,影像、画面形式美,且明星云集,这些固然能够是一部好电影的必备条件,但仍然无法掩盖其内容主题的缺失和空白。“《英雄》故弄玄虚的讲述刺杀秦王的简单故事,《夜宴》太子向篡位娶母的叔叔复仇的故事,是《哈姆雷特》的翻版,《无极》王妃与北公爵、大将军、努力之间的爱情角力,演绎了一个馒头的故事,《十面埋伏》金捕头、刘捕头与飞刀门小妹之间情爱与捕杀的情节,营构了离奇的三角恋故事,《满城尽带黄金甲》以皇后与大王子的乱伦之恋,演绎了《雷雨》的古装版”等之类具有中国“古装特色”的评论屡见不鲜。如此单纯的借用历史的外衣,或者可以称之为“历史形式感”的手法,讲述发生在任何时代,任何地点都“说的过去”但非常缺乏厚重感和传统文化吸引力的故事,对于中国电影,对于中国悠长历史都是一种滥用和亵渎。反观一些优秀电影如《后天》,表现了人类面对灾难时的勇气、《泰坦尼克》表现了一段感人肺腑的爱情和面对爱情追逐爱情的勇敢,这样的每一部作品都是精心策划,主题深刻的。但反观中国所谓“历史形式感”的电影,大多华丽的画面,缺乏内涵和精神。诸如《赤壁》、《梅兰芳》之类的由原著改编的历史故事片,也似乎陷入了这样的一种完全混乱且尴尬的境地当中,若归类为盈利为主的商业片,那么作为冲击欧美电影市场的生力军,由于电影自身内涵的缺乏,未免会后劲不足,但作为一步优秀的纪录片,似乎他的制作精美程度与成本又远远超出了传统纪录片的范畴。最终不得不以“国内著名商业片”的形式展现给国人自娱自乐。 电影留给人们的更多的应该是对于价值观和人性的思考。东方电影、或者说中国特色电影,更多的需要留给人们的是一种中国特色“中国式”的价值取向。《十月围城》实际上讲述的是一种忠诚和气节。主仆、师生、夫妻、兄弟之间的忠诚、对朝廷的忠诚,以及所谓作为男人的气节。那些在片中牺牲的人,很大程度上,他们并不知道他们保卫的是什么,他们仅仅是一味地相信,这就是我们要追求的目标,这就是我们的信仰。每个人都终于该忠于的东西,即使清廷的暗杀者也算是精忠报国,之于道德并无不妥。这样的牺牲与后来各种内战里的所谓为了自由解放而让同胞自相残杀的一将功成万骨枯一样地残忍。但最终他们还是走出了那一步,解开掩盖在事实真相上的那一层面纱,其实他们盲目而又执着的走向了死亡。“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其实就是所谓中国传统思想中所谓的忠诚其价值观的体现,这是一种东方式传统的表现,也是其独特于海外电影市场电影内容的一部分。“结义”这一特殊的仪式似乎只有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才出现过,《三国演绎》中桃园三结义的情节至今读起来都会叫人荡气回肠,但在中国的电影中其实也有体现,陈可辛的《投名状》中的故事也起源自这样的一段“兄弟情”。似乎每一个个体都坚持着自己的立场,却都纠缠了太多的不懂。在他们的人之中世界是简单的,庞青云认为只要有了朝廷的认可和地位便可以造福一方,为了这一目的可以不惜一切;二虎以为只要有了兄弟的情谊,就不再有天不再有地;午阳以为只要是对的事情,做了就是对的,就是理。不过,庞没有弄懂这个世界,二虎没有明白这个世界,午阳也无法判断这个世界。庞最依仗的朝廷害死了他,二虎最信仰的结义兄弟害了他,午阳还在做着他认为对的事情,只是永远弄不懂到底什么才是正确的道路。如此这般,整部电影给予观众的就是一种压抑的氛围,给观众一种混乱的感觉,混淆了观众的价值取向,造成了观众的善恶不明,同时电影还在渲染人性的丑恶与复杂暧昧,让观众感到绝望和幻灭。 中国电影史论文:中国电影史学的历史 【作者简介】 法国电影史家、影评家乔治·萨杜尔 一、反思中国电影史研究 我国对中国电影史的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上世纪20年代,两部最初的著作分别是程树仁的《中华影业年鉴》(1927 年1月)、徐耻痕的《中国影戏大观》(1927年4月)。而以“电影史”为明确提法的著作则为谷剑尘著《中国电影发达史》(载《中国电影年鉴》,中国教育电影协会1934年出版)和郑君里著《现代中国电影史略》(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6年版)这两部史述专著。这些早期的电影史研究实践为后来的中国电影史研究提供了珍贵的史料,但尚未在学术价值的高度上对后世的研究产生引领式的影响,历史研究的总体水平仍然较低。在世界范围内,这种情况也很类似。在1937年,当时还名不见经传的乔治·萨杜尔向法国著名电影评论家亨利·朗格卢瓦透露打算写一本电影史时,“电影史基本上是一种从作者直接经验和亲身经历的知识产生出来的见解与判断……所有当时已经出版的或者正在编纂的电影史,都是对多年来观摩的影片和经历过的争论与看法的一个鸟瞰,或者更明确点说,是一个批判性的概述,旨在使人对电影艺术及其进步有所认识。一句话,电影史在1937年只不过是电影评论的一个派生物而已。”[1]相较电影批评和电影理论,作为电影诞生地的法国,电影史研究的起点同样是既晚且低。然而,仅仅十年之后,乔治·萨杜尔的宏著《电影通史》第一卷、第二卷就先后横空出世,将电影史研究推到了一个相当的高度,其影响至今仍然辐射电影史学界。而中国电影史研究在20世纪40年代结束时也没有出现可以与其比肩的研究著述。我们不禁思考,如此短的时间,西方电影史研究者何以出现如此大的变化? 关于电影史的研究,我国电影史学家李少白后来曾经指出,电影历史学应“作为电影学和历史学的一个交叉学科。” [2]历史学家汪朝光也提出“未来研究中应将电影史视为一般史学研究之一部分,进一步拓宽研究视野,扩大研究选题”。作者又进一步指出,“研究民国时期的电影发展史”应当“为电影史和民国史研究所应为。”[3]我想,至此我们应该可以找到答案了。事实上,西方电影史研究产生如此之大的变化,一个根本的原因在于:西方电影历史研究者在研究进程中自觉地与西方历史学形成了联动,在西方历史学的视野下进行电影专史的研究。然而,尽管电影史学界和历史学界都已意识到电影史与一般历史的关联,但时至今日,“中国电影史研究还没有跟当前的史学研究建立起应有的关联性,也正因为如此,迄今为止的中国电影研究者大多无视,也无力观照历史研究的状况及史学范式的转换”。“努力倡导在史学视野里进行中国电影史研究”[4],将中国电影史研究纳入一般历史研究的视野,无论是对中国电影史研究格局的开拓、学术品性的提升还是对一般历史研究本身的完善都有重要的价值与意义。 如果说,早期的中国和外国电影史研究工作者一开始尚未找寻到电影史研究的方法的话,那么在较短的时间内,西方电影史研究者就通过对自身历史研究传统的梳理,迅速找到了参照系,从而将电影历史的研究大大的往前推进了。 二、西方历史学:沿革 西方古典史学传统源自公元前5世纪的古希腊,从被尊为“历史之父”的历史学家希罗多德(约前484年-前425年)和历史学家修昔底德(前460年至前455年间—约前400年)开始,经历近千年的绵延,于公元5世纪前后经历了从传统的人本主义向基督教神学史观的转折。作为神学的附庸,史学的独立发展态势被阻断。14世纪文艺复兴运动开始后,在人文主义的大背景下,人作为历史发展优秀地位的古典史学传统得以延续,人文主义史学得以发展。19至20世纪,在自然科学勃兴与近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蓬勃发展的背景下,在“求真”的渴望下,历史学得以高度专业化,以“近代史学之父”德国历史学家利奥波德·冯·兰克(Leopolde von Ranke,1795—1886)为代表的实证主义历史研究者主张通过史料考证如实地再现历史的史学观念,确立了传统史学的研究领域与研究方法,建立并影响了近代历史学研究的范式①①托马斯·库恩(Thomas Samuel Kuhn,1922-1996),美国科学史家,科学哲学家,在《科学革命的结构》(1962)中提出了“范式”(paradigm)的概念,代表“科学共同体”成员所共有的信念、价值和技术手段等总体,并为其所拥护而共同遵守的准则。与进程。 20世纪上半叶,兰克的传统史学仍然具有活力。但其他史学思想也已逐渐开始对历史研究展开影响。如果说1917年十月革命后马克思主义还没有在除前苏联的史学界以外获得广泛和深远的影响的话,“1929年的大萧条结束了无视或蔑视地排斥马克思主义的时期。”“马克思的历史判断的正确性这时看来得到了证实。”“1930年以后,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广泛扩展,即使那些否定马克思主义历史解释的历史学家们(他们在苏联以外仍占大多数),也不得不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重新考虑自己的观点。”[5]随着二战结束,特别是20世纪50年代以来,源自20世纪20年代末的法国年鉴学派逐渐成为新史学的代表。以吕西安·费弗尔、马克·布洛赫、布罗代尔为代表的年鉴学派,在史学观念上注重分析,突出历史学家作为认识主体在历史研究的中心地位,与传统史学家通过考证描绘来还原历史有很大不同。在研究范围上,新史学将传统史学的研究范围从政治史扩充到人类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劳工史、妇女史、黑人史等成为历史研究的新的领域。”[6]在研究方法上,新史学注重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跨学科研究,借鉴引入其它学科的新技术和新方法。这种对现代科技和情报检索处理的依赖甚至改变了历史研究的工作形式,“正如布罗代尔所说的,历史学家越来越像实验人员那样‘依靠设备’进行工作,从事历史研究的机构与组织也随之增加,今天历史学家所面临的史料太宏富了,学科门类又多繁复,那种靠历史学家个体单枪匹马地去操作,拒绝使用任何集体组织形式,已无力适应现时代史学变化的这种新情况。” [7] 历史的车轮继续向前,就在新史学依托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在科学化的进程上大步迈进时,具有自省性发展特性的西方史学又发现了新史学倾力研究大跨度静止不变的历史,过分追求深层分析而忽略人对历史能动作用的弊端。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新叙事史开始出现。与以兰克为代表的“传统的叙事式历史学相比,这种历史学往往包含有更为广泛的社会、经济和文化等各方面的往事”[8],其所涵盖的内容要比传统叙事史丰富复杂得多。还是在70年代,作为时代的文化思潮,后现代主义的影响波及了人类文明的各个方面,它同全球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一道,影响了史学研究的格局。微观史、新文化史等开始出现,与后现代主义、传统史学、法国年鉴学派、新叙事史一道构成今天西方史学丰富立体的多层次多向度的研究格局。 三、乔治·萨杜尔:背景与标尺 一个富有科学精神的研究工作者无疑会受到当时科学思想体系的影响,并有意识地根据自己的工作范畴有选择性地接受这种影响。法国电影史学家乔治·萨杜尔的杰出就在于他接受当时各种史学观念的影响,积极地使电影史的研究置于一般历史学的研究背景下,其研究实践和理论表述终将电影史纳入了一般史学的范畴。因为他做出的努力和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朗格卢瓦评价道:“正如电影有戈达尔之前的电影与戈达尔之后的电影一样,电影史也有萨杜尔之前的电影史与萨杜尔之后的电影史。” [9] 萨杜尔在《绪论:电影史的资料、方法与问题》中,他详细讨论了电影史学家所需要据有的三类资料:“一、书面的原始资料和参考资料,包括手抄稿或印件;二、口述的原始资料;三、胶片上的原始资料,亦即影片本身。”[10]萨杜尔详细讨论了每种史料的考证原则和方法,其对于史料完全占有与充分考证判断的治史理念体现出其对于兰克以来的传统史学理念的认同。其细致与繁复的考证颇似部分历史学界传统史学的怀疑者所诟病的“枯燥无味的职业作风”,“缺乏洞察力”,“迂腐穷酸地追逐细枝末节”[11]等。比如,萨杜尔通过研究胶片的化学结构来确定拷贝的制作日期和产地。指出“对它作国际性的系统研究,无疑可以确定那些缺乏说明材料的拷贝的产地和日期。赛璐珞片基的组成同乳剂的成分一样,在各个国家、各个年份是有极大变化的。根据已经鉴定其制作日期的影片,我们就可以制定各国的影片年表,这些年表向电影史家提供的资料,其准确性甚至比放射探测对史前历史学家和地质学家提供的数据更大。”[12]又如确定胶片制作的时间和产地还“可以根据拷贝两边孔眼的数目、形状以及在片底时常印上的胶片工厂的商标来研究,就像通过水印来辨认古代的纸张一样。”[13]其科学实证研究的态度表露无遗。作者还不厌其烦地通过对卢米埃尔那部经典的《工厂大门》的拍摄时间考证表明他所采用的研究方法。对萨杜尔而言,“对书写材料、印刷品、手稿以及口述资料的评论,判断它们的作证价值,长期以来已成为史学家们研究的对象……在这方面,无论是电影史或是一般历史,都运用同样的方法。”[14]在萨杜尔看来,电影史的研究除了有些特定的研究对象外,在史观与研究方法上与其它历史研究并没有什么本质上的不同,从而自觉地将电影史研究置于历史研究的背景与框架下。对于萨杜尔的电影史研究,朗格卢瓦非常清晰地明白萨杜尔的著作与其它“电影史”的不同,在他看来,电影史研究要“穿过那些使他看不清的阴影和虚假的前景去追踪过去,以便显示过去的面貌……而要深入了解过去,只有大量搜集资料,使用一些必不可少的鉴别、判断与考证的原则,才能办到。”[15] 正是这种将电影史研究置于历史研究大背景之下的治史理念与实践,使萨杜尔在历史观与电影史观、电影观的和谐统一上走得更远。萨杜尔撰述电影史的上世纪前半叶至中叶是历史学破立变革的时期,兰克传统史学在对萨杜尔电影史观产生重大影响的同时,作为法国共产党党员,又是在有长期革命传统和马克思主义研究氛围的法国,上世纪30年代开始愈发产生广泛影响的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也对他的电影观、电影史观产生了影响。他明确表示:“把电影作为一种艺术来研究它的历史,如果不涉及它的企业方面,那是不可能的,而这种企业又是与整个社会、社会的经济和技术状况分不开的。因此,我们的计划是把电影作为一种受企业、经济、社会和技术严格制约着的艺术来加以研究的。”[16]在萨杜尔的历史研究实践中努力地将这样原有的电影综合观、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对社会和经济的关注及对作为整体的工业关系的关注融合到一起,进一步完善了其独有的电影史学观。对此,同代的电影史学家和理论家让·米特里评价道:“在我草拟的第一部电影史中,我完全忽略了经济和社会方面的研究。正是乔治·萨杜尔打开了我的眼界,使我了解,必须把电影放在与其相关的各种因素中加以考察。”[17]米特里的肯定是建立在电影理论界对电影综合观这一认识的基础之上的。对大多数电影领域的研究者而言,非常清楚电影作为工业和艺术这一复合形态的身份。那么比起马克思主义史学关注的其它领域,其对于电影的研究就先天地具有与马克思主义融合的特征。这是萨杜尔实现的将原有的,主要是兰克历史观的电影史观与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融合,也是电影史研究与整个西方历史学背景的第一次融合。 如果说这一次的融合实现得还比较迅速与便捷的话,原因恐怕在于马克思主义对历史学的影响除了研究领域从政治拓展到经济与社会,研究开始注重整体观,注重“非精英人物”的人民大众和注重阶级结构的概念以外,在观念本质上依然要求还原历史的真实,而在研究方法上尚未与传统史学有激烈的冲突。萨杜尔正好又从电影这一本身有着高度综合性的即是工业又是技术与艺术的领域切入,在电影史研究的实践中流畅漂亮地实现了兰克传统史学研究方法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学观的结合。这次结合既然如此完美,那么我们是否可以说萨杜尔采用了一种包容了兰克史学观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观,在扩大了的传统史学研究对象范畴内从经济与社会、技术与工业的整体角度对电影历史进行了兰克式的考证研究呢?我们认为,这样理解是不完整的,至少没有概括清楚萨杜尔史学研究范式的完整向度和层面。 20世纪30年代以来,除了马克思主义,法国年鉴学派的影响也在日益扩大,面对年鉴学派要求历史研究领域从政治史扩展到广泛的人类生活领域的要求,电影史的研究从对象上一开始就应对了这一革新的呼声。但是,对于年鉴学派在历史观念上要变叙事史为分析史,突出历史研究者在历史研究中的主体地位这一大破大立的举动,萨杜尔显然无法做出更大的让步。虽然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指南,没有对历史学研究的技术路径进行太具体的制约,但是在史学观念上强调一种揭示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总体性要求,而且认为“历史并不是把人当作达到自己目的的工具来利用的某种特殊人格,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18]这种“人有目的的追求”和“揭示总体规律”的阐述实际上表明了马克思主义历史观是叙事式的,这就无法与年鉴学派“人”的缺席的忽略叙事突出分析的史观相融合。尽管如此,萨杜尔还是在自己的范式中在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和工作形态上肯定吸收了年鉴学派的不少做法。例如他把世界电影史的范围拓展到了除欧洲以外的其他亚非拉和第三世界国家。在电影史这个研究对象上打破了传统西方历史叙事中的“欧洲中心”窠臼,而这个研究对象是从兰克传统史学的政治史到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经济、社会史可能都还不够广泛的。他还强调电影史研究过程中尽量利用现代化技术,如“照相复印”等并通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这样的中间机构进行国际间的广泛协作。萨杜尔于1967年逝世,他未能看到后来的年鉴学派历史学家们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间更广泛的跨学科研究以及充分利用电子计算机进行资料搜集与整理的研究方法。在可能的范围内,他的电影史研究工作体现了从传统史学到新史学的整个向度,为电影史学建立了影响深远的研究范式,影响了全世界包括中国在内的电影史研究工作者。中国1963年出版的《中国电影发展史》就是这种影响的直接与明显的体现。 中国电影史论文:跨国合拍与中国电影产业的历史与未来 [摘 要] 跨国合拍作为一种制片模式,经历了从早期中国电影“来料加工”的阶段到新时期以来可以提供部分资金但仍然缺乏技术优势的合拍阶段。审慎地观照历史与现实,这种资金的提供在大制作面前仍然显得捉襟见肘,合拍带来的产业经济效益的提升缩小不了我国与西方发达国家在当代电影技术上的差距。本文从合拍史的角度入手剖析一直以来存在于我国电影制作方的软肋即技术落后,优秀技术被外方占有,指出若要为我国电影产业发展带来强大后劲,合拍中我方必须明确自身的优秀利益。 [关键词] 跨国合拍;经济利益;技术提升;类型拓展 一、历史源流 1896年,电影传入中国后,大量欧美放映师和商人在推广影片时,也拍摄了一些电影,大部分是民俗风景短片,也包括一些新闻片。其中,拍摄带有一定情节内容的影片当属美国商人布拉斯基在上海创办的亚细亚影戏公司,该公司当时分别在内地和香港拍摄了《不幸儿》(1909)和《偷烧鸭》(1909)。后来,当时在上海做小生意的两个年轻的美国人依什尔和萨弗买下了布拉斯基的亚细亚影戏公司,同时决定同中国人合作,摄制紧扣中国现实生活的影片。机缘巧合,我国电影先驱郑正秋和张石川成为掀开中外电影合拍史第一页的人。 为便于合作,张石川、郑正秋、杜俊初等成立了“新民社”,承包了“亚细亚”编剧、导演、制片等全部工作。依什尔提供资金、设备并负责发行。具体分工是郑正秋负责编剧、挑选演员,并指挥演员的表情动作;张石川负责同依什尔联络以及指挥摄影机位置的变动;中国没有电影摄影师,依什尔擅长摄影,担任摄影师。1913年9月末10月初,合拍片《难夫难妻》在上海新新舞台首轮放映,反响热烈。 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十七年间(1949-1966),作为文化交往的一部分,我国也有过对外合作制片的实践经历。1958年,中、法两国合拍儿童幻想片《风筝》。1959年中、苏两国合拍的一部以表现两国人民的友谊为主题的故事片《风从东方来》。这些合拍实践虽然在当时产生了一定的反响,但合拍策略尚未从宏观政策上加以明确,更未以一种产业运行的常态加以固化。 “”结束,“改革开放”成为中国社会的主题词,经济、文化各领域开始展开与国际社会的广泛合作,电影也成为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1979年,“中国电影合作制片公司”成立,标志着“合拍”开始成为中国电影产业发展历程中的重要阶段。作为跨国度合拍故事片的历史性创举,中制公司先后协助日本、意大利摄制完成了熊井启导演的彩色史诗片《天平之甍》(1980年)和朱安里诺·蒙塔尔多导演的彩色历史巨片《马可·波罗》(1981年)。另一部由中、日共同投资的影片《一盘没有下完的棋》(1982年)。可称作是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合拍电影。“”结束后的中国社会,百废待兴,引进外资,加速国内经济复苏与发展成为当时社会发展的主线,电影业的合拍形式也因应了这一总体局面。事实上,合拍头十年中,由于中制公司经济实力不足,一般都较多采取协作摄制方式参与合拍,处于从属和附庸的地位,仅收取外方支付的设备、器材、场地、人员劳务等有限的协拍管理费用。合拍为中国电影带来的实际利益较少。 90年代以来,特别是1994年后,随着国外大片开始以分账形式进入中国内地,这种我国提供协作拍摄的合拍片就开始陷入了低潮。“年产量从1993年57部的最高点逐渐滑坡,96年总产29部(含协拍片6部),97年总产25部(含协拍片3部),而到1998年,年总产仅为7部。”① 新世纪以来,随着我国合拍片政策的再次放开,跨国合拍片再现高潮,如首部参与国际分账的中美德英合拍片《伯爵夫人》(2005年);中美合拍的《功夫之王》(2008年)、《雪花秘扇》(2011年);中芬合拍片《玉战士》(2006年);中澳德拍摄的《黄石的孩子》(2008年);内地、香港、韩国合拍《见龙卸甲》(2008年)等。 二、三次高潮 2011年6月,在第十四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产业论坛上,有媒体询问中美合拍片《雪花秘扇》出品人邓文迪为何外国公司看重中国市场。“便宜。”邓文迪一语道破天机,“这边的工作人员工资低,善于学习也没有工会。”② 平心而论,邓文迪的说法颇具代表性。早在中外第一次合作拍片的1913年,依什尔依靠郑正秋、张石川等人进行影片摄制就已经开始奠定了外国投资者对中外合拍的基本判断。追逐利润,永远是商业社会的不二法则。在电影工业的语境中,经济效益永远是第一位的,所有能够最大限度降低成本,增加影片盈利的拍摄制作模式都是正确的选择。除此而外,依什尔最初的合拍还向我们昭示了境外资本青睐中国内地的另一个原因,那就是他们对中国的自然地理、社会文化以及风俗民情的神秘感、陌生感和好奇心。如何把握中国题材、或者使东西方交融的题材更易于为中国内地所接受,境外投资者还需要中国电影人的帮助。 如此,后来的历史演进脉络就不难理解了。第一次短暂的合拍实践高潮后,20世纪三四十年代,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电影涌入中国内地市场,赚取了大量票房。因为观众众多,当时,设施完善的豪华电影院都上映西片,国产电影的市场受到抑制。如前所述,当影片可以长驱直入而没有其他利益可以追逐时,合拍的必要性在境外制片公司的眼中也就不存在了,所以,新中国成立前,国内市场的份额争夺主要是国产片与西片,合拍片模式陷入低潮。 新中国成立以后,除东欧苏联的社会主义阵营外,新生的社会主义政权在政治上处于孤立绝缘境地,仅有少数西方国家与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或与中国关系密切。出于国际政治的需要,文化常常成为国家间相互交流的重要桥梁。电影作为新中国的文化事业被带上了国际政治舞台。于是,便有了1958年中、法两国合拍的儿童幻想片《风筝》③同稍后的中苏合拍故事片《风从东方来》。这一时期的合拍片更加突出的是文化交流的作用,其主观目的既未涉指产业层面,客观上也没有达成这样的效果。很快,作为“最重要的艺术形式”的电影,回归到意识形态宣教的文化事业路线上,合拍浪潮未能实现。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在政策上为合拍片打通了道路,闭塞已久而又重新打开的国门令境外制作机构更加好奇中国的历史与现实,第二次合拍浪潮终于到来。观照这一时期的合拍实践,我国的经济实力不足,大多都是以协助拍摄的形式进行合作,而国外制作机构诉求的正是他们不熟悉的中国文化和以前不能涉及的题材内容。于是,“在合拍片初兴的头十年间,跨国度的合拍、协拍片,多半皆属历史题材。”④ 时间的车轮滚滚向前,当1994年第一部分账大片《亡命天涯》进口以后,内地电影市场被激活的同时,历史再次重演,合拍片进入了第二次低谷。一直以来,吸引外国制片商的就是中国内地广袤国土所具有的外景资源,文化、历史题材优势以及内地廉价的专业技术人员劳动力。然而,最重要的还是经济利益的考虑。当分账大片可以长驱而入,市场充分时,对于国外制片方而言,合拍的意义就要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了。 进入新世纪,中国的电影政策进一步开放。按照我国现行的合拍电影规定,合拍片可享受国产片待遇,包括参与政府“华表奖”评选等,合作方享受的市场票房分账比率高于进口大片,所得税只需缴纳10%,低于进口片应缴税额。能够比纯分账片带来更多的市场利益,并且还有众多政策优惠,新世纪十年来,合拍片掀起了第三次高潮。据统计,2001年时仅有10部左右,2005年已达37部。2006~2008年来,占全年电影产量总数10%~15%的合拍片的票房值已达国内票房总量的40%左右。⑤ 三、应对策略 在历史上最初的合作拍摄中,郑正秋、张石川等我国的电影工作者们一无资金、二无技术,三没有发行放映渠道,在电影产业的上、中、下游都没有任何资源,可谓一穷二白。这样的合作拍摄,我方自然处于弱势,仅仅成为外国资本的打工仔。在第二次高潮的80年代,虽然仍然比较落后,但我方已拥有了独立的传统电影技术能力。在第三次合拍高潮的新世纪,随着国力的增强和产业的进一步发展,我方已经可以与外方共同投资,共担风险。 既然是合作拍摄就要互惠互利。在当前合拍模式下,我国制作机构应有清醒的头脑,简单地从“介绍中国”“有利于增进世界人民对中国的了解和友谊”⑥的角度与外国制片机构合作已不可取。合作就要有所得,经济利益抑或是技术提升。事实上,就我国电影产业目前的情况而言,取人所长,致力于技术提升才是当务之急,它关系到更加长远的经济利益。 在20世纪初电影初现的时代,操作摄影机并熟悉其机械性能的是电影优秀技术掌握的标志。1913年,合拍片《难夫难妻》的摄影师就是投资老板依什尔。快一百年过去了,2010年,《阿凡达》的出现揭示了这样一条路径:无论是声音进入电影还是彩色电影的实现,到3D技术、IMAX巨幕,电影艺术与技术发展的一个方向之一就是使得我们影像中的虚拟现实愈来愈似现实或是想象世界,要在银幕上实现我们未知的现实世界或真实的世界,更多的依靠电子计算机虚拟现实技术来加以实现。 由此,电影制作优秀技术已经从简单的操作熟悉其性能变为了利用计算机技术生成、合成富有表现力的影像和声音,拓展电影视听表现力方面。我国与国外电影制作机构的差距不但没有得到根本缩小,反而有拉大的趋势。针对这种情况,中国电影产业发展模式,要瞄准未来电影发展走向,注重前瞻性的技术发展路线。在这方面,合拍模式为中国电影产业的制作技术提升提供了可能。 为了达成技术提升的目标,我国在与国外制片机构合作时应该有一定的倾向性,明确我方的优秀利益诉求,直接的经济诉求必须要放在次要地位。我方要特别针对有较高技术制作要求,能训练提高我国电影制作队伍整体水平的合拍项目,努力拓展合拍中的科幻、魔幻和现实题材中大量需要先进复杂技术才能实现的电影类型。在对外学习的方面,我国的电影制作团队天然有着勤劳、肯吃苦的优秀品质。合拍模式30余年来,在同港台的制作团队进行的合拍项目中,有效习得了武侠片、动作片的制作经验,为我国电影整体制作能力的提升起到了突出作用。相信假以时日,我国的制作团队定能获得在技术提升的硕果。 四、结 语 取人所长,将是我们在下一阶段合拍制作中所要重点解决的问题。未来电影的摄制,技术的进步程度将决定艺术想象力实现的疆界,从而制约电影产业链上游的质量。我们应该抓住并利用合拍模式的第三次高潮期,有系统有计划地锻炼队伍、培养人才,同时,加大自主创新力度,致力开发具有独立知识产权的技术设备和软件工具,以期与西方制作机构拥有平等对话的话语权,只有到那时才会真正实现强强合作,资源整合,最大化地赢取产业利益。 [作者简介] 黄鹏(1980— ),男,重庆人,中国传媒大学博士后。主要研究方向:中国电影史、影视文化。 中国电影史论文:十七年中国电影译制片创作历史研究再思考 摘 要:1949-1966年的十七年是中国电影译制片的创业和初步发展时期。这一时期的译制片事业从无到有,在极短的时间内成熟,并迅速地发展起来。本文尝试从历史研究的缺失、理论探索的传承、译制事业的展望等方面重新考量十七年中国电影译制片的创作历史,还原译制历史的真实。 关键词:电影艺术;电影译制片;艺术创作;历史研究;再思考 麦克卢汉将电影比作是“拷贝盘上的世界”,他认为,“我们借电影把真实的世界卷在拷贝盘上,以便像会飞的魔毯似的把世界放出来。”①电影制作人的职责,就是将观众从一个世界即他的自己的世界,迁移到另一个世界中去。而要完成这种“迁移”,译制无疑是最有效的方式。在中国,提到译制片,人们脑海中闪现的大多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上海电影译制厂创作的经典影片、经典人物和经典情节,却往往忽略了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电影译制片。诚然,对于十七年的电影译制片来说,它最初承担的主要还是政治任务,是教育民众、鼓舞民众的重要的舆论工具。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随着外国影片引进规模的扩大,电影种类的增多以及不同社会意识形态、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影片的翻译制作,人们已经逐渐地接受并喜爱上了外国译制片,而译制片也从单一的政治教化功能延伸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并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的生活和观念。如今,十七年电影译制片已经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线,但是,无论是被淡忘,还是被遗弃,历史终究改变不了它的真实存在。可以说,没有十七年的电影译制片,也就没有“”内参片的出现,更不会有新时期经典译制作品的诞生和辉煌。重新考量十七年中国电影译制片,我们认为,还原译制历史的真实,对于评判译制片的生存价值,探究译制片理论的传承以及客观地看待译制片事业的发展前景等等问题具有十分重要的参考意义。 一、历史研究的缺失 在新中国60年的电影历程中,译制片是浓墨重彩的一笔。新中国成立之初,外国影片的引进、译制填补了当时国产电影严重不足的尴尬境地,满足了新生的中国观众在精神文化、娱乐生活方面的需求;同时,译制片的大量上映也适时地配合了当时中国的政治、文化策略,发挥了教育人民、鼓舞人民的功用。作为新中国电影的重要组成部分,译制片尽管占据着重要的历史地位,但是,由于其特殊的创作性质和生产方式,有关电影译制片历史的研究始终没能进入电影专业研究的视域。进入新时期以来,研究中国电影史的专著颇多,如钟大丰、舒晓鸥的《中国电影史》(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5年版)、李多钰主编的《中国电影百年(1905-2004)》(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5年版)、王晓玉主编的《中国电影史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佐藤忠男的《中国电影百年》(上海书店出版社2005年版)、李少白主编的《中国电影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等等。 在这些电影史著作中,有关十七年电影译制片的文字寥寥无几,而系统地阐释、研究译制片的内容更是少之又少。罗列一下涉及到译制片的电影著作,主要有:丁亚平在《电影的踪影――中国电影文化史评》中,提到过“翻译片”: 除纪录片外,东影还随着形势发展,在1947年底至1949年上半年这一段时间里尝试拍摄、编制了其他品种。如木偶片《皇帝梦》、科教片《预防鼠疫》、动画片《瓮中之鳖》、翻译片《普通一兵》、短故事片《留下他打老蒋》、长故事片《桥》等。成绩颇丰,充分发挥了作为解放区电影主要基地的重要作用。② 李道新在《中国电影文化史(1905―2004)》中对十七年间引进的苏联电影作了如下评介: 在电影领域,苏联电影史上的许多优秀影片,……不仅被引进中国,而且成为中国普通观众耳熟能详的精神食粮,成为中国电影工作者学习研究的最好对象;正如陈荒煤在文章里谈到的:“新中国电影要成为党教育人民的得力的助手,要创造出更多更好的中国的社会主义的民族的新电影来,我们必须很好地向苏联的优秀的电影艺术学习。” ③ 李多钰主编的《中国电影百年》中,也提到了苏联及东欧电影:……《大众电影》的创刊号,正好是6月1日国际儿童节,我们就以前苏联影片《团的儿子》中那个小男孩的照片做封面,……当时夏衍、于伶等人认为有必要做一份新式的电影杂志,多介绍苏联及东欧兄弟国家的影片和我们自己的国产影片,面向广大群众。④ 吴贻弓主编的《上海电影志》是较早也较为全面地介绍上海译制片的专著。书中专门列出“译制片”章节,概述了从1950年到1995年上海译制外国影片的基本概况、译制方针和译制准则等,并选择5大洲较有特点、较有代表性的上海译制的故事片加以介绍。胡昶主编的《长春市志•电影志》则系统地介绍了长春电影制片厂(前身是东北电影制片厂)从1949年译制第一部苏联影片《普通一兵》开始到1988年译制片创作的基本概况,其中包括各个阶段引进影片的国家类别、影片种类、主要翻译人员、译制导演、配音演员等,较为全面地展示了长影厂40年译制事业的发展概貌。……与以上的电影专著相比较,由中国传媒大学资助的科研项目《中国电影译制片历史研究》算是比较全面、系统地研究中国电影译制片历史的课题了。在2004年北京译制片研讨会上,这份有关《我国译制片的历史与现状》的报告明确地将中国电影译制事业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即“”前1949年至1966年这十七年的创建和初步发展时期、1966年至1977年的十年“”时期、1976年“”结束以后,特别是国家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后的25年大发展时期。 对于最初的十七年也就是译制片创业和发展时期,报告全方位概述了东影厂创办译制片的过程,袁乃晨如何译制《普通一兵》、以及上海电影译制厂创办译制片、改良译制片制作技术等情况,报告还指出了十七年间外国影片的大量译制和上映给中国观众的生活和观念所带来的深远影响等等。在研究中,我们还发现,作为全国艺术科学“十五”规划2005年度国家规划课题(部级)――“中国电影学专业发展史研究”课题组,以及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和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共同立项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计划重点项目(省部级)――“中国电影学史论研究”课题组的最终成果,对各个电影专业学科的发展进行了系统的学术理论的总结,其中包括编剧、导演、表演、摄影、声音、美术、理论、文化、教育、技术、音乐、动画等领域,但是,有关中国电影译制片的历史同样没能进入这样的研究课题,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很大的遗憾。 二、理论探索的传承 半个多世纪的电影译制事业,传达给中国人的不仅仅是视觉上的饕餮盛宴,更多的是在精神和文化领域的全新的转变。从根本上说,译制片的存在是中外跨文化交流的结果,“其根本的使命就是要打破语言的隔膜,在不同的语言文化之间搭建相互理解、相互交流的桥梁。可以这样讲,译制片是交流的需要,是传诵的必然,是跨文化传播的自然产物,或曰终极产品表现” ,⑤“透过它,国人看见外部世界的面貌:有历史的风云、现实的精彩、未来的梦幻。译制片成了实现个人的乃至民族的自我文化认同、文化思考的一种途径。” ⑥吕晓明在《对“十七年”上海译制片的一种观察》中指出:“电影的跨国流传自然由商业动机驱动,却也是一种国际之间的文化交流。外国电影的引进除了满足本国观众的娱乐需求,也不可避免地会对该国的电影文化发生影响,即既影响到观众的观赏口味,也作为一种借鉴影响到本国电影的创作生产。这种情况尤其在电影业发展不平衡的国家间表现得特别明显。”⑦麻争旗在《影视译制概论》一书中认为,译制片是国人了解世界的窗口,是国际文化交流的必然选择,是保护民族语言的有效手段,更是传播艺术的追求。 它(中国电影译制片)的兴衰沉浮,它的结构成分的变化生动地记录了新中国电影与政治和社会及国际形势的密切联系;而观众对译制片的态度(喜爱、冷落)也在一定程度上表达了某种社会的潜在的情绪和欲望。⑧真正意义上的电影译制,指的是将外国原版影片加工成中文配音的影片,具体来讲就是经过剧本翻译、配音、字幕、录音等加工手段,把一种语言的影片用另一种语言表现出来。从最初的“翻版片”到后来的“翻译片”再到“译制片”,有关译制片的创作理论经历了“从实践到理论,再由理论到实践”的过程。可以说,十七年的电影译制片创作为中国译制片理论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实践和理论基础。1949年,苏联影片《普通一兵》的译制成功,标志着译制事业的诞生,与之相应,电影译制创作理论也在实践摸索中逐渐形成。译制的过程是实实在在的艺术创作实践。每一个环节都是艺术家的活动:翻译视之为一种有特殊要求的文学翻译形态,导演视之为有特殊组织规律的艺术表演形式,演员则把配音看作是一门用声音进行表演的永恒艺术。可以说,一个译制班底就是一个创作集体,一部译制作品是整个集体的创造性的劳动结晶。⑨被誉为“中国译制片之父”的长春电影制片厂导演袁乃晨开创了译制片创作理论的先河。上海电影译制厂老厂长、译制导演陈叙一更是将译制理论推向了系统化、理论化的高度。他提出“剧本翻译要‘有味’,演员配音要‘有神’”,并要求从翻译到配音,必须以“上天入地、紧随不舍、转弯抹角、亦步亦趋”的精神,忠实地再现原片在语言和声音上的艺术创造。十七年的译制创作实践开创了译制事业的不同艺术门类的个性和特点。伴随着翻译片种的出现,译制片翻译逐步成为一种重要的翻译种类,需要“用形象化的语言来表达形象思维中高超的艺术意境,应该说都需要达到信、达、雅。” ⑩译制导演是译制影片制作中的主要领导者,“主要任务是指挥配音演员,对照原版片画面反复进行排练,用逼肖的语调、口型重新配音,使译制后的对白、解说所传达的思想感情与原片相符合。”B11而配音演员是“专事配录台词的演员,……配音演员要深入理解剧本,体会人物的思想感情,找准人物的语言基调、口型和气息状态。配音演员的台词处理必须与画面上人物的表演相适应,要忠实于原作,不可根据自己的理解另行创作。”B12作为一种美的追求和艺术的创作,译制片已经形成了独特的艺术品格,比如声画对位、性格再造、情感再现、口语会话、雅俗共赏等。新生代著名译制导演、配音演员廖菁认为,“翻译、导演、配音各显其能、相得益彰:翻译是基础,导演是优秀,配音是关键。”B13这一论断与半个世纪前的译制理论惊人一致。由此可见,译制理论的探索和形成离不开十七年以来的传承和发展。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实践,我国的译制事业已经拥有了完全属于自己的空间和市场,时至今日,已经形成了一个由专业机构、专职人员梯队、专门的学术团体(包括专门的网站)、大学教育专业课程设置、发行销售网络,以及一大批支持、热爱译制片的观众群所共同组成的良性循环的有机的译制传播生态系统――这是一个有独立品味、独立思想、独立话语规则的知识结构和文化体系,或可称之为一个有共同兴趣爱好、共同群体身份、共同价值取向的译制文化圈。B14 三、译制事业的展望 中国电影译制事业的发展经历了从无到有,从艰苦创业到蓬勃兴盛的过程。在走过了辉煌的1980年代后,译制片逐渐在1990年代中后期走向式微。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甚至有人认为外国原音原版电影时代的来临已经无可争议地将译制片这个“没落贵族”逼向了死胡同。著名学者、画家陈丹青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指出,“当年的中国人只能通过有限的译制片了解世界,所以当时译制片是全民热爱的,但随着时代变迁,今天的年轻人不会满足于看配音片,就今天的审美来看,译制片很难成为大众追捧的热点。”B15他认为,“译制片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留下的只是美好的回忆,”并断言,“译制片一定是要死的。”持有相同观点的人认为,语言是理解文化的一把钥匙。经过译制的电影更多地损害了原声语言的神韵和意味,在引进外国影片时,“轻易地用本国语言去表达另一种语言传达出的意思时,在故事层面上可能损耗不大,但在文化意蕴上却是必然有所损失的。”B16其实,早在1953年,在北京的一次专门研究译制片的会议上,当时的电影局局长陈荒煤指出:“只要有语言差别,就有译制片的存在。”而当下对于译制片存亡问题的讨论,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许多人对译制片的理解并不准确。 上海电影译制厂厂长刘风解释说,并不是配音片才是译制片,字幕片也是译制片的一种。“虽然现在精通外语的观众越来越多,但大多数人还不能观看原版。原版片的确是原汁原味,但它们引进时通常没有字幕或者只有原版字幕,中文字幕是译制片厂制作的,也属于译制片的一种。上字幕的速度很有学问,现在一些盗版片把字幕一股脑全都打出来,很多时候破坏了剧情,而上译厂译制的影片绝对不会出现‘提前泄密’这种破坏欣赏情绪的情形。”B17但是,能够真正看懂原版片的毕竟是少数人,即使采用原声加中文字幕的方式,观众在欣赏影片时既要看文字,又要看画面,往往顾此失彼,因此完全理解原版影片的神韵也是客观存在的难题。持不同观点的人则认为,经过译制的影片不仅不会影响破坏原有的电影,反而会给电影增添新的价值,并指出:译制片与原版电影的关系是互利的、一致的,而不是矛盾的、互相排斥的,观众既可以看原文电影,也可以看译制片,只是增加了一种选择而已。B18“活着,还是不活?”这原本是电影《王子复仇记》中的经典台词,现在竟然成为译制片尴尬生态状况的真实写照。2006年,在中国译制片问题研讨会上,译制事业的发展前景成为与会者讨论的中心话题。 然后,不可否认的是,译制片的创作队伍、人员观念以及制作方式和流程等等都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影视数量的增加,棚虫一族的出现,流水线式的制作方式、经济利益的驱动等等因素已经在很大程度上颠覆了经典译制片的创作理念和模式。人们在呼唤经典的同时,又不得不认同和接受译制片的创作现状和窘境。学者顾铁军指出,掌握电影的不是艺术家,而是市场。市场是一只无形的巨大的手,在左右着电影,也左右着人们的收视习惯。“译制片是否该退出历史舞台,不是谁说了算,市场才是第一位的。”B19当然,译制片绝不像生存或者灭亡那样来得简单,要想解决问题或许还要从社会、文化、传统、传播等方面去找寻最根本和最内在的根源。 中国电影史论文:浅析中国电影史前史阶段民族放映业未能规模发展的原因 摘要:抗战爆发之前,在中国电影业中一直屹立不倒的明星公司可以说是中国电影业中的一颗“明星”。但是,对比美国早期电影史,我们会发现包括“明星”公司在内的早期电影公司从未真正掌握过放映业,“明星”的成功也是充满了偶然的因素。本文即以此为线索,对中国电影史前史阶段民族放映业未能规模发展的原因进行了一番探究。 关键词:中国电影史;民族放映业;明星公司 虽然直到1905年任庆泰的戏曲纪录片的拍摄才拉开了中国民族电影业的序幕,然而从1896年上海徐园“西洋影戏”的首次放映开始,电影在中国却已经有了长达10年的放映史。这十年的时间尽管只能算做中国电影的史前史,然而,当我们的目光游弋于有关其后中国电影史的各种史述中,当我们困惑于电影史上纷繁复杂的现象时,我们却不得不回头到史前史中寻找答案。 一、问题的起始 抗战爆发之前,在中国电影业中一直屹立不倒的明星公司也可以说是中国电影业中的一颗“明星”。但是,如果我们细细追寻明星公司的发展历程,我们会大叹明星成功的侥幸以及明星决策人的英明。 《孤儿救祖记》和《火烧红莲寺》在中国电影史上是无法绕过的文本,同时它们在明星公司的历史上也是无法被忽略的作品。 《孤儿救祖记》是明星公司在初创期一炮而红的作品。在此之前,明星公司拍摄过如《滑稽大王游沪记》之类的滑稽短片,然而对于市场,众位编导却不得要领。背水一战拍出的长片《孤儿救祖记》的成功挽救了本已山穷水尽、岌岌可危的明星公司,从此,明星公司开始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可以说《孤儿救祖记》是明星公司的第一桶金。 《红烧红莲寺》是明星在其最风光时期的一部作品。而之前,明星公司同样陷入经济困境之中,虽然于1928年在周剑云的主持下招股20万,但直到同年《火烧红莲寺》的上映才从根本上摆脱了经济困境,并从此进入兴旺发展的阶段。 此两部影片使明星的发展步步高升,但是我们也不应忽略在30年代初让经济再次陷入危机的明星公司雪上加霜的一部影片――《啼笑因缘》,这使得30年代初的明星濒临破产的边缘。 其后,1934年,仍然处于困境中的明星拍摄了郑正秋的《姊妹花》,才使长期限于困境的明星稍稍缓口气。 不难发现,明星公司的起伏与它拍摄的影片直接相关,甚至有“一片救命”或“一片送命”之状。所以,可以说明星公司的成功带有偶然的因素:它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决策者在制片方针上的策略,具有极大的不稳定性,往往一部影片就承担着覆灭或振兴的重担。 在美国早期电影史的比较中,我们可以看到八大制片厂中的环球、福斯、派拉蒙、华纳兄弟都是从放映业起家,积累了足够多的原始资本再向上垂直整合发行和制片,其间华尔街的资金不断注入。 而明星公司却未能掌握放映业。尽管明星意识到这个问题而与其他制片公司联合起来组成六合公司,但是六合公司存在的时间很短,并且也只是少量地掌握了一些路线。 在民族经济发展整体羸弱的中国(更具体更准确的说是上海),电影业缺少像美国华尔街那样大财团的大量资金的注入,那么从放映业起家就成为一种有利于日后进行垂直整合的原始资本积累的可靠方式。 追溯到此,我们不得不把目光投向存在放映史而不存在民族放映业的中国电影史前史阶段。我们要问的是,为什么我们自己的民族放映业没有在长达十年的时间中发展起来? 二、民族心理:实用 由于在1896-1905年期间中国城市化程度最高的城市是上海,而一直到抗战爆发,中国的电影史实际上都是上海的一城史,所以本文主要以对史前史时期上海的分析为主。 一个是移民城市,一个是移民国家,上海与美国可谓颇有“共同语言”,但是这“同”中却存在着大“异”。美国的移民来自世界各地。派拉蒙的创始人楚柯尔和“福斯”的创始人福斯同为匈牙利同胞,环球的创始人莱默尔是德国人,华纳兄弟则来自波兰[1]。而上海的移民主体却全部来自中国国内,他们原先“都生活在封建小农经济的社会体制中,都生活在儒佛道传统观念的阴影下,都生活在清政府的专制统治下,都处在与外部世界相隔离的状态中,也都是炎黄子孙。这些因素造成了他们对中国封建传统的普遍认同心理,在此基础上,他们的思想有许多相通乃至相同之处。”[2] 这些相同之处的其中之一就是中华民族绵延千年的一种民族心理:实用至上。 中国人在办事之前总爱问“这有什么用”,这集中体现了中国人处世行事讲求与追究实用性的特点。尽管自古以来在中国,关于为人应重义轻利的言论不绝于缕,但是这似乎从反面揭示出传统的中国人倒是相当重视“实利”的。[3] 这种重视实用性的心理在两个方面限制了中国电影史前史时期国人对电影放映业的投入。 晚清上海出现了一股重商主义的思潮。人们从各个方面论证了发展商业的重要性,其中一个相当重要的原因便是人们“把发展商业与国家的前途命运联系起来,认为重商是国家富强之道。当时上海报纸上的许多文章都指出:‘商固富强之始基而国民命脉之所系也。’”[4]而“洋务思潮的兴盛,把人们的注意力引向西方富国之道,强兵之法”[5]。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在民族经济初发展的上海滩,属于娱乐业的电影放映是不能与生产领域和流通领域的行业相提并论的。对于整个社会来说,电影放映业是不能生产财富的,它既不能富国,也不能强兵,对于实用至上的中国人而言,它不是被优先考虑的行业。 此外,同为大众文化,电影在晚清的上海的待遇与戏曲是有天壤之别的。 晚清戏曲的地位在上海有明显提高。“在20世纪初年,戏曲在‘开民智’的口号下获得新生,被视为改良社会、教育民众的一个重要文化形式。报纸上经常发表文章,呼吁重视戏曲、改良戏曲。……一些青年学生和革命党人也组织起新剧社、剧团,开创戏曲新风。”[6]而此时期的电影,虽然已经摆脱时事风光片的模子,却又是一派滑稽喜剧短片的景象,在《孤儿救祖记》出现之前,电影在“改良社会、教育民众”的功能上还无法被社会舆论提到戏曲的高度。 此时的电影既得不到商人的重视,又得不到文化精英们的青睐,只能由雷玛斯等外国人占领放映市场。 三、城市化:商业性城市 我们知道电影是一种城市文化的产物,然而每个城市的城市化的过程却会有所不同。 比较美国电影史,我们会发现早期镍币影院发达的匹兹堡市甚至宾夕法尼亚州都是美国的工业集中地。聚居于此的新移民大多是体力工人,他们来自一些比较落后的地区,他们不识字也不懂英语,社会地位很低。此时的电影内容简单粗俗,影院环境简陋,没有哪个上层人士会光顾这样的娱乐场所,而这样的场所却正合了这些需要低廉消遣的新的移民工人的胃口。 再看上海。前以鸦片战争,后以民国为界,在此两端之间的上海在经济构成上相当特殊。 1875-1910年间,上海先后设厂87家,其中59家是在1900年以后兴办的。[7]这说明近代机器工业在晚清上海发展缓慢。同样,另一组数据:在1885-1910年间,上海本地的原始出口商品的贸易值从未达到过上海贸易总值的15%,在1900年以前甚至未超过8‰。[8]这说明晚清上海的经济实力存在于流通领域,工业还没有摆脱对商业的附属地位。 而“在此以前,上海的经济有农业、贸易两个支柱;在此之后,上海又形成了工业、贸易两大经济支柱。可以说,这两个时期的上海经济都是生产、流通两面并重发展的,唯有晚清这段时期,上海的经济主要集中在商业贸易的发展上,生产领域则处于蜕变转型的时期,它在整个经济功能中的作用和意义都明显下降了。”[9] 很明显上海城市化的过程是作为一个商业性城市的城市化过程,而非工业性城市的城市化过程。在这样的社会结构中,商人阶层成为社会舞台中的主要角色。商人的谋生方式与工人不同,他们没有固定的休息时间,他们通常多少有点文化和见识,并且为了生意场面上的需要,他们也不会去粗陋的场所宴请客户(关于商人的观影心态会在下一节有详述)。因此,早期内容简单粗俗、放映场所简陋的电影就不会吸引到作为当时上海社会主体的商人捧场。而此时可以成为电影观众的工人又数量太少。此后,当工人群体壮大起来的时候,电影消费又逐渐攀高(尤其是首轮放映)。 商业性城市还有不同于工业性城市的另一个特点,即服务业发达。 晚清上海人挥霍成习,浪费成风,除了在衣食住行方面要处处显现华贵之气,“玩乐”也是他们日常生活中的重要部分,大众娱乐在晚清上海相当普遍,商人们挖空心思的发明出许多玩的方式,仅仅就狎妓一项最起码就有六种方式[10]。因此,在这样的灯红酒绿、声色犬马之地其他众多能极大刺激感官的娱乐方式的出现抢夺了早期形态还颇为简陋的电影的受众。 由以上可见,上海商业性城市的城市化过程限制了史前史时期的电影观众数量。 四、受众:低层和中、上层市民 具体而言,哪些人有能力消费、哪些人愿意消费电影,也是我们从受众方面探询史前史时期民族放映业未能规模发展的原因的因素。 按照谋生方式的不同,晚清上海市民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层:第一类是靠赢取利润或收取佣金谋生的商人。这部分人经济活动能力强、门路多,因而收入可观,过着舒适生活,他们中的大部分人构成了上海居民中的中上层。第二类人是靠领取薪金过活的一般雇员。他们靠微薄的薪金生活,生活仅能维持,而且很不稳定。他们构成了上海居民的中下层。第三类是个体劳动者,如车夫、挑夫、小贩等。他们终日辛苦而收入低下,社会地位极低。他们构成了上海居民的最下层。[11] 早期的电影放映条件十分简陋。“地方狭小,设备不周。场内外只隔着一个黑幕,有人进来的时候,黑幕一揭,光线一亮,那电影便一淡。门口站着几个不三不四的人,直着嗓子喊卖票,同庙会玩把戏的露天场子一样”。[12] 这样简陋的条件以及电影放映必须具备的漆黑一片的光线环境,很难让收入可观生活舒适的第一类商人到电影放映的场所谈生意或者娱乐,他们在谈生意或者娱乐的时候宁愿上酒楼、戏院或者到妓院喝花酒。他们是有消费能力但是没有消费愿望的一群人。 同样有消费能力的还有第二类人,但是这一类人的消费能力实际上并不强。这一类人构成了晚清上海最普通的市民层。 晚清上海一般市民的家庭收入不过每月十五至二十元左右,而房租会花去少则三四元多则七八元,口粮又会花去十二三元(以五六口的家庭计),其他还有收租人小费、工部局捐项等各种开支[13],除去这些必要支出外便所剩无几。 然而对于浸淫在讲究挥霍与体面的社会风气中的晚清上海市民来说,他们总想得到办法把面子撑起来,典当、赊贷、漂帐都是支撑他们体面生活的手段[14]。既然要在外支撑“门面”,他们自然要选择他们还可以支撑得起的阔气场所来显摆一番,此时,虽然相对便宜然而寒碜的电影放映场所就被他们排除在外。 有消费愿望但无消费能力的是第三类人。他们收入低下,需要的是低廉的消遣娱乐方式,对于他们来说,脚踏实地的活下去才是要义。同时,他们文化层次普遍偏低,能够毫不犹豫的接受粗俗的文化方式。但是,他们却几乎没有多余的资金来作娱乐的用途,他们往往“一身以外无长物”[15]。 总的来说,晚清上海市民对于电影消费处于一种“有消费能力的不愿消费,愿意消费的消费不起”的状态。 本文的分析让我们粗略窥探到中国电影史前史时期民族放映业未能规模发展的一些因素,这其中既有几千年来的民族心理造成的主观原因,也有上海这个城市在城市化过程中出现的客观原因。一言以蔽之,我们认为,观众数量和对电影的认识不充分都限制了中国商人对电影放映的投入。 中国电影史论文:“十七年”中国电影译制片创作历史初探 [摘 要] 真正意义上的中国电影译制片发端于1949~1966年的十七年,这一时期,译制片事业得到了长足的发展。本文尝试从电影译制片的内涵界定,译制片的文化属性、传播属性以及政治属性等方面就“十七年”时期中国电影译制片存在的意义和价值进行研究和探讨。 [关键词] 电影译制片;创作历史;初探 世界电影诞生于1895年12月28日。第二年,这一西方最新的技术成果就传入了中国。据《申报》记载,“1896年8月11日(清光绪二十二年七月初三)夜晚,在上海苏州河北的闸北西唐家弄(今天潼路814弄35支弄)的私家花园徐园内‘又一村’的游艺晚会上,法国文化商人放映了‘西洋影戏’,当时共放映《马夫失火》等14部短片。”①这是有史可查的上海第一次电影放映,也是中国第一次电影放映。伴随着电影的传入,中国电影译制片的雏形也逐渐形成。 在我国,早期上映的外国影片大都是无声片,即使到了有声片时期也都是原音放映。为了帮助观众能够更加充分地了解影片的内容,放映者往往会采取各种各样的方法,比如采用现场口译、打印中文字幕等,尽量达到翻译影片的目的。 解放战争时期,大量前苏联影片已经在解放区放映了,如《列宁在十月》《列宁在一九一八》《夏伯阳》《十三勇士》《假如明天发生战争》《粉碎敌巢》等数十部。1942年后,又增加了一些前苏联卫国战争时期的影片,如《虹》《保卫斯大林格勒》《奥洛尔大会战》《女战士》及一些新闻纪录片等。由于这些影片都是俄语原版片,观众听不懂对白,不明白剧情,因此,必须在放映时进行现场口译。 新中国的译制片工作开始于1949年。1948年,东北电影制片厂(长春电影制片厂的前身)厂长袁牧之提出并制订了“七片的生产计划”,其中,“翻译片”指的就是现在的译制片。1949年5月,由孟广钧、桴鸣、刘迟翻译,袁乃晨导演,张玉昆和吴静等配音,译制完成了新中国历史上的第一部译制片《普通一兵》(又名《一个普通的战士》)。 1949年冬,时任上海电影制片厂翻译片组组长的陈叙一,在获悉《普通一兵》译制成功的消息后,带着周彦、寇嘉弼、陈锦荣三位同伴去东北电影制片厂参观学习。回到上海后,陈叙一就借调了11个人,凭着一个旧话筒,一部报废的录音机,一台不带银幕的皮包机(放映时墙上挂白纸),在一间仅有20平米的小车间里,完成了上海译制的第一部外国影片――前苏联故事片《团的儿子》(又名《小英雄》)。 从此,长春、上海成为中国电影译制片创作的两大重镇。从1949年到1966年的17年间,我国共译制外国电影达到了775部,平均每年多达45部左右,其中,前苏联革命题材的译制片是影院里出现频率最高的,每年观众数以亿计。“译制片克服了外国电影和中国观众间的语言的障碍,很容易让普通的中国观众接受。此外,外国人说中国话显得很别致,与国产电影相比,外国电影有其独特的魅力,吸引着亿万中国观众。”②可以说,电影译制片已经逐渐成为新中国电影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观看外国译制片也成为人们最为常见的文化娱乐方式。 电影译制片的界定 关于“电影译制片”的定义,历来表述不一。《世界电影百科全书》对“影片译制”作了如下的界定: 把影片的语言部分从母语译成另一种语言的创作过程。在根据工作台本译制影片时,要将对话逐字逐句地翻译,以表达对话的原义。……其目的就是创造一种准确的影片对话的翻译,使之在所有的方面(思想、风格、人物性格,等等)同原版片保持一致,并且与银幕上演员们的口型、手势和动作完全符合。③ 《中国戏剧电影词典》中对“译制影片”和“译制片录音”的概念作了这样的阐释: 译制影片,又称“翻译片”。把有声影片的对白或解说,从一种语言译成另一种语言的影片。译制影片是在有声电影产生之后,为了扩大各国电影艺术的交流而出现的。④ 译制片录音,亦称“翻译配音”。将原版影片的语言翻译成其他语种,录制成语言声带,再和国际声带混合的录音过程。这项工作是由导演、翻译的指导,配音演员的表演和录音师的配合来进行的。⑤ 《不列颠百科全书》中对“配音”(dubbing)的解释论述是: 所谓配音是指在影片制作中给已拍成的影片另外配制对话或其他音响的技术,包括用另一种语言配制对话,或为无声电影镜头配加声音,或在原声带的声音之外另配音响效果或音乐。配音最常见的用途是翻译外国影片。用另一种语言配音时,对话的翻译必须与片中演员的口型动作严密吻合。⑥ 以上种种论述对电影译制及其相关的概念作了较为明确的阐释,尽管表述内容不尽相同,但是,对其客观存在形态及其创作过程的认识基本是一致的。在中国,早期的译制片被称为翻版片,后来又称为翻译片或译制片,是一个特殊的电影品种。简单地说,译制片是将有声影片的对白或解说从一种语言翻译成另一种语言,再由配音演员重新配音复制,其目的是使得听不懂原版影片语言的观众可以充分了解和欣赏影片的内容。 “十七年”中国电影译制片创作历史探究 从1949年至今,中国电影译制片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艰苦创业到蓬勃兴盛的历史发展。作为中国电影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和不容忽视的现象,电影译制片“为中国的亿万观众打开了一扇了解世界的窗口,开阔了人们的视野,给人们带来了巨大的艺术享受”⑦。 “十七年”间,我国曾从32个国家进口电影,这些国家遍及世界各大洲,其中既有前苏联、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朝鲜、越南等社会主义国家,也有日本、英国、美国、法国、意大利等资本主义国家。“译制片为中国人打开了有史以来最大的一个面向全世界的窗口,一个活生生的世界摆在了几亿中国人的面前”⑧,而电影译制也已经逐步地成长为“一种文化事业,一种经济产业,一种艺术创造形式,一种大众娱乐方式”⑨。 众所周知,在当代电影创作历史的研究中,“十七年”有着特定的内涵,它指的是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66年“”开始前的这段历史时期。“十七年”是新中国电影的初创和初步发展时期,是新中国电影发展史上重要的阶段,同时也是真正意义上的中国电影译制片的发端。 纵观“十七年”,中国的文艺界一直处于各种各样的政治运动和浪潮当中。第一次全国文代会,指出了新中国成立以后文艺必须为人民服务,首先为工农兵服务的总方向,提出了社会主义文艺的新任务;第二次全国文代会总结了新中国成立4年来的文艺情况,指出了文艺创作的公式化、概念化倾向和文艺批评中的简单化、庸俗化倾向;1956年,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作《论十大关系》的报告,第一次公开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在人民内部提倡和鼓励各种不同意见的发表和争论,发扬学术民主与艺术民主,繁荣和发展社会主义科学文化事业,以迎接和顺应全国工作重心的转移;而关于电影《武训传》的讨论、对《红楼梦》研究中主观唯心主义的批判、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以及文艺界的反右斗争和之后的“左”倾思潮的升级,等等,这些运动过度强调思想内容政治性,艺术原则退居其次。由此,“十七年”电影逐渐沦为政治宣传和教育的工具。而作为重要组成部分的“十七年”电影译制片也顺应和强化了这一政治功能,在译制片的选材、创作上紧跟时代步伐,成为那个特殊时代历史画卷的真实写照。 作为中国电影的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和电影品种,译制片的出现有着其必然的生态属性。 1.文化属性 人类的文化是在不断地交流和融合中得到发展的,这种交流与融合是文化自身发展的客观要求,也是重要的方式和途径。不同文化间的交流与融合,不仅丰富充实了各自的文化系统,也开拓了人类的思维,推动了整个人类社会的进步。 作为特殊的媒介文化产品,电影译制是将一种语言的影片,经过剧本的翻译、导演、配音、录音等加工手段,用另一种语言表现出来。可以说,译制片的产生和发展是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之间进行文化交流,达到文化融合的结果,更是大众媒介跨文化、跨语言交流的表现形态和产物。“译制是跨文化传通的必要手段,其根本使命就是要打破语言的隔膜,在不同的语言文化之间搭建相互理解、相互交流的桥梁。”⑩研究中国电影译制片的创作历史不仅能够挖掘译制片的市场价值和创作特性,更重要的是能够折射出影响这种艺术创作的社会、文化、体制、政治等元素。 2.传播属性 作为大众传播媒介之一的电影,译制片所传递的不仅是异域的风情、传统、民俗等信息,使个人和集体得到娱乐和享受,更主要的在于这种传播还促成了不同地区、不同国家之间的文化融合,更成为实现个人的乃至民族的自我文化认同、文化思考的一种途径。 “十七年”电影译制片一方面使得社会主义国家阵营的文化交往更加的频繁,另一方面由于资本主义国家影片的引进和译制,使得新生的中国电影观众可以更为直接地去了解外国电影文化,客观上也促成了西方文化在中国的传播。研究电影译制片创作历史无疑可以凭借更加广阔的视域去探求译制片在不同国家和民族之间、传统和现代之间的传播途径和传播方式,这对于译制艺术的形成和发展也有着积极的现实意义。 3.政治属性 新中国电影译制片作为文化交流是同意识形态、国家关系、对外政策等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因而也在所难免地被打上了政治的烙印。译制片初创时期,我国进口的完全是前苏联电影,后来逐渐扩大到东欧国家,再后来扩大到整个欧洲和亚、非、拉、美等国,电影主题也大都是讴歌社会主义建设伟大成就、革命战争的光辉历程以及揭露资本主义制度腐朽罪恶,等等。通过对“十七年”中国电影译制片历史的研究,我们可以更加明晰地了解当时中国的政治状况、政治浪潮、电影政策及电影语言的特性等。 在“文艺为政治服务,为工农兵服务”指导电影创作和生产的年代里,这种改造决定了电影的命运和面貌。但是,毋庸置疑,“十七年”的电影译制片不仅填补了人们日常的文化生活的空白,满足了人们的精神需求,更重要的是“为巩固新生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和政治制度,为移风易俗,把人民培养成为具有崇高革命理想和健康审美情趣的社会主义新人,为增进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的友谊,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发挥了强大威力”。 [作者简介] 李国顺(1971― ),男,江苏扬州人,电影学博士,南京艺术学院电影电视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电影学。 中国电影史论文:历史反思与八十年代中国电影 摘要:历史反思是八十年代电影历史意识的重要内涵,从反思政治到反思文化,由当代现实延伸到更为久远的历史深处,是80年代电影历史反思的演变路径。作为一种与时代思潮紧密关联的电影现象,八十年代电影的历史反思也有其无法回避的历史局限性。 关键词:八十年代;历史反思;历史意识 八十年代中国电影对当代历史的深刻反思,其源头是“伤痕电影”。七十年代末期,以卢新华的《伤痕》为代表的“伤痕文学”涌现,开始了当代文艺对“”历史的控诉与反思,展示伤痕、舔舐伤痕也成了深刻影响八十年代文艺潮流的逻辑起点。所谓“伤痕电影”,主要是指以《泪痕》(1979)、《苦难的心》(1979)等为代表的一批旨在揭露历史伤痕的影片。在其后的理论探讨中,理论界对“伤痕电影”一直存在着不同程度的轻视倾向,并有意无意地将其与“反思电影”区分开,认为其仅仅是一种精神创伤的展示,缺少反思的深度与广度,甚至只是一种廉价的情感诉求。 历史反思首先是从政治开始的。八十年代初期,痛定思痛的人们总结历史的经验和教训,终于意识到政治上的极“左”倾向和各种运动的反复,严重损害了经济建设和社会生活。政治首先成为人们反思历史的对象。从文艺创作的角度来说,长期的政治封闭和混乱,在拨乱反正后,不失为极好的创作素材和资源。国家民族的苦难,在艺术家看来是极深刻的艺术素材。因此,谢晋在八十年代创作的《天云山传奇》《牧马人》《芙蓉镇》等一系列影片中,集中对当代中国政治进行了最大限度的批判与反思。应该说,在前两部影片《天云山传奇》和《牧马人》中,导演在情节设置上作了些巧妙的设计,比如将政治事件置后为故事背景,对政治运动及其来临前的肃杀气氛不做太多的渲染,甚至没有直接地表现政治运动的场景和过程。到了《芙蓉镇》(1986),则作了较为大胆的艺术表现,影片也因此在发行时遭到了极大的阻力。在当代中国电影史上,《芙蓉镇》第一次将政治历史进行了长时段的回顾与反思。从五十年代的“四清运动”前,一直到“”结束后的1978年,这二十多年的政治风云的变换和社会现实的进程,透过芙蓉镇这个湘西小镇得到了全面的折射。谢晋通过对主人公胡玉音和秦书田、粮站主任谷燕山、镇支书秦满庚、“革命女将”李国香、流氓无产者王秋赦等一系列人物的塑造,结合当代中国社会政治的变迁和动荡,展现了这些小人物在政治风暴中的悲剧命运。 八十年代的中国电影对历史的反思,在现实层面上将历史悲剧的发生归因于当代中国的极“左”政治,那么,它又是如何转入对传统文化的反思的呢?历史地看,这一反思对象的转变,与当时社会文化思潮的演变有密切关联。在八十年代,中国社会发展的首要任务是现代化,而“中国人走了三步才走到文化这个问题上来:首先是实行改革开放、引进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随后是加强民主与法制并进行大踏步地经济体制改革,因为没有相应的先进管理制度,先进技术有等于无;最后,文化问题才提到了整个社会面前,因为政治制度的完善、经济体制的改革,都直接触及了整个社会的一般文化传统和文化背景、文化心理与文化机制”。因此,仅仅从现实政治的层面进行反思,固然能够总结出历史的经验和教训,在政治上争取不再走弯路,走错路,然而,要真正解决当下社会的问题,转变人们的思想与观念,投身到实际的现实中去,还必须要从文化观念和文化传统中找寻更深层的原因。正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文化寻根的社会思潮出现了。1985年初,寻根思潮借《作家》《上海文学》等杂志浮出水面,随后迅速扩大到整个文学领域。一时间,“寻根文学”成为取代“伤痕文学”“反思文学”之后的又一股文学潮流和思想潮流。“寻根思潮表现了中国文学界在一个对外开放的条件下,就文学的世界性和民族性、现代与传统等具有时代特色的问题,进行积极主动的思考,表现了文学精神的自觉,也表现了文学自我认识的觉醒,并且第一次把‘文化’作为一个基本视角引人中国文学的理论与批评中。”很快,文化寻根的思潮的影响也扩展到了电影、美术等其他艺术领域,并进而影响了电影创作。例如陈凯歌就曾谈到过他对中国文化根源的看法,“我认为西部是我国文化的发源地,我们就是要溯本求源寻找自己民族的根。在经济振兴的时代背景下,找出一个民族观念形态上的历史继承。”将文化继承与经济振兴联系在一起,而不再是一味地反思政治,成为这一时期人们在思考中国社会问题时的最明显的特色。八十年代中国电影中对本民族文化传统的寻找与反思,最典型的例子当数《黄土地》《孩子王》和《红高粱》。这些影片在面对与反思传统文化时的一个最大的特点,是反思视角的宏大性与自觉的文化责任感。正如张艺谋所言,“我们这一代人的责任感和忧患意识是甩不掉的。……只不过我们和第四代‘优’的角度和形式不同,我们这一代对历史的反思和对现实的发言,往往是远远地看,如《黄土地》;或者更超脱些,这就是《红高粱》。”从《黄土地》(1984)开始,《大阅兵》(1986)、《孩子王》(1987)、《老井》(1987)等一批影片的出现,标志着80年代中国电影在文化反思方面的发展与趋于成熟。在这些影片中,导演们试图去触摸这个民族积淀了数千年的文化心理结构和思维定式,并由此对国民文化性格中的缺陷和弱点进行反思。在《黄土地》中,影片将镜头对准了贫瘠的黄土地,对延续了几千年的传统农耕文明进行了反思。中国社会在几千年的历史发展中,经济上以封闭的小农经济为主,社会制度方面则以宗法制度为主体结构,在文化上的特点就是由这种经济形式和社会结构决定了的封闭性。因此,在《黄土地》中,以大量的静止镜头拍摄那片土地,大片大片的黄土地占据了画面的绝大部分,天空留得极少,人物往往被放置在一个小角落里,如蝼蚁一般渺小、无助。封闭性的构图暗示的是文化上的封闭性与停滞性。黄土地虽然养育了这片大地上的儿女,但这种黄土文明的根深蒂固的习性,也使他们养成了“面朝黄土背朝天”的习惯和文化心理上的自我封闭状态。“《黄土地》超越了创作主体个人有限情感的外射,而升华出一种社会情感和民族情感的超前意识。”如果说《黄土地》承载着导演对传统文化的反思和批判,但与此同时却又保持着一份对这片土地的深沉的爱与眷恋的话,那么《孩子王》则借中国文字这个古老的文化意象,对传统文化进行了更为激烈的反思和批判。文字是人类文明和文化的产物,对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具有巨大的推动作用,但文字有时也会成为人类悲剧的渊薮。古有焚书坑儒、文字狱,今有持续数十年的文字大批判和笔墨官司,这一切都与当权者的文治手段之残酷与狡诈,有着密切的关系,可见文化也可以轻易地成为一种批判的武器。在《孩子王》中,有一个场景的音响设计得极富文化批判意味:老杆在翻阅着字典,音响中传来各种人声和方言诵读《百家姓》和《九九表》的声音,混合着自然的音响、山民的野唱和庙堂的钟鼓乐。这一幕,无疑是导演对传统文化的深刻反思的外化。尽管《孩子王》最终 给出的结论很有些文化虚无主义的色彩,即要求字典也不要抄,把传统文字和文化彻底地扫进历史的垃圾桶,这无疑是有些矫枉过正了。但就文化反思和批判的力度而言,《孩子王》确实是前所未有地对传统文化进行了审视与批判。再如影片《老井》,也以一种极为矛盾和暖昧的态度表现了对中国传统文化中落后、愚昧的一面的反省。一方面,老井村的村民们为了寻找合适的水源,在长达数百年的历史进程中坚持不懈地打了上百眼井,在与自然伟力的对抗中展现出一种坚韧执著百折不屈的民族品质和蓬勃的生命力量;另一方面,影片以大量篇幅表现愚公移山式的打井行为,在片尾却轻描淡写地交代了工业化机械最终打井成功,这一对比显然象征了有着数千年历史的中国文化与只有几百年历史的西方工业文明之间的对立和差距。以农耕生产方式为基础的中国文化,其主要特征就是在极大程度上依赖人力的原始性和在科技上的蒙昧状态。 历史反思是八十年代电影历史意识中的重要内涵,从反思政治到反思文化,由当代现实延伸到更为久远的历史传统,体现了八十年代电影历史反思的主要方向与道路。有论者在总结新时期电影时认为,“新时期以反思电影为主要内容的电影创作,经历了政治反思――思想反思――文化反思三个阶段”,《被爱情遗忘的角落》《天云山传奇》《牧马人》《人到中年》《如意》《月亮湾的笑声》等影片作为思想反思的代表作“将镜头向历史的纵深穿透,把观众的视线引向‘’前的社会主义建设年代(包括三年困难时期,反‘右’斗争时期,,化时期,等等),甚至引向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这种观点是值得商榷的。首先,从语义上说,不论是反思政治还是反思文化,从不同的角度反思历史的行为,本身就是一种思想行为,因此没有必要将政治反思、文化反思与思想反思区别开,政治反思与文化反思的思想性是毋庸置疑的。其次,《被爱情遗忘的角落》《天云山传奇》《牧马人》《人到中年》《如意》等影片,从内容上看的确是将反思的触角推向了“”以前的中国当代历史,但这些影片要么是反思政治(如《天云山传奇》《牧马人》《人到中年》),要么是反思文化(如《如意》),要么是既反思政治又反思文化(如《被爱情遗忘的角落》),并不存在只能归为思想反思而不能归为政治反思或文化反思的情况,因此,将这几部影片视为思想反思的代表作是不恰当的。最后,从八十年代中国社会思潮的演变情况来看,政治反思始于对“”及“”历史的批判,但政治反思的思想倾向一直到八十年代中期的改革片里仍有其深远影响,具体表现为对政治教条主义和僵化的政治体制的批判与反思。在人们寻找经济改革何以举步维艰困难重重的内在原因时,文化的因素开始凸显出来,传统的文化心理和文化机制对现代经济改革的阻碍作用逐渐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和重视。而这一切,都是在八十年代思想启蒙的大背景下进行的。 八十年代中国电影之所以会表现出如此强烈的历史反思意识,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1)知识分子批判意识的恢复与重建。从社会阶层的区分来看,知识分子不同于其他社会阶层的本质特征,就在于他们是严肃的批判性话语的生产者和制造者。这种批判性话语“比较说来,带有更多的反思性,更带有自我批判性”。在“”期间乃至更早以前,中国的知识分子长期处于一种失语状态,不仅丧失了批判性话语的生产功能,连生产话语的机会都少得可怜,意识形态的严酷控制将知识分子的话语空间挤压得几乎为零,知识分子群体的社会地位也降到了空前的最低点。“”结束之初,意识形态的控制相较以往有一定程度的松动,因此,在整个八十年代,知识分子的批判性话语力量总体上是逐渐恢复并慢慢得以增强的。从这个角度来说,八十年代电影中历史反思意识的建立,与知识分子群体的批判意识的恢复与重建是分不开的。这种批判意识和力量,很快从文化界、思想界传到了电影界,影响了八十年代电影的艺术风貌。(2)八十年代是一个催人思考的时代,其时代性内容之一便是反思与批判。刚刚过去的历史亟待人们去总结,现实中的困难也需要人们去解决,未来的发展却似乎并不明朗。近30年的当代中国历史给身处其间的生命个体带来的精神创伤,是电影从政治角度反思历史的最初动因,随之而来的社会改革浪潮与人们的社会理想之间的矛盾以及飞速发展的市场化、商品化对人们的冲击,历史责任与道德理想的失落,迫使人们去反思自身的文化处境与文化生存方式。对精神价值的追寻,是八十年代中期的社会思潮逐渐转入文化反思的主要原因。(3)八十年代文艺创作环境的改变,给电影的历史反思提供了外部条件。与“”时期和“十七年”时期相比,八十年代的文艺创作环境是较为宽松的。八十年代中期开始出现的文化反思热,既是这种宽松的文化语境的结果,也为电影的历史反思提供了直接的思想支持。(4)八十年代的改革开放政策,让人们得以走出周遭的小圈子,甚至走出国门放眼世界。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在经济、文化、科技、教育等各个领域都存在着显著的差距,这也给国人提出了与国家民族的历史发展密切相关的政治反思、文化反思的紧迫课题。因此,八十年代电影的历史反思意识,也是整个时代的发展所要求的历史反思与民族反思的要求中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当然,八十年代电影中的历史反思也存在着某种历史的局限性。不论是前期对政治历史的反思,还是后期转入对传统文化的反思,在反思的深度与合理性上都存在着历史的局限。政治反思的历史局限性在于,反思的主体与作为反思对象的历史之间的时间距离过近,“当局者”的视角限制了主体对历史的认识上的超越,而使一些影片的政治反思带有强烈的功利色彩和感性化特征。尤其是为人所诟病的“伤痕电影”,几乎是紧接着“”历史结束后就开始出现,这种快速反应,既表现了艺术家的艺术敏感,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对艺术视野和艺术深度的开拓。黄修己先生在谈到历史事件的影响时曾指出,历史的影响分为三个阶段,一是直接影响阶段,指事变刚刚发生,直接作用于某一方面的社会生活,在社会上引起震动的幅度大,其影响显而易见。二是深刻影响阶段。历史事变于社会生活已无明显的影响痕迹,但由于直接影响的后果已积累了相当长的时间,负效应亦已渐显,要亡羊补牢都已不易,因而显出了历史事变的深刻性来。三是潜在影响阶段。事变已成遥远的历史,其影响已成为一种具有顽固性的传统,成为民族的“集体无意识”,潜伏在民族的血管里。从这个意义上说,八十年代中国电影中所呈现的对现实政治的反思恰恰是处于“直接影响阶段”。其最关注的是事件对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的最直接的影响,从而总结经验和教训。然而,由于历史才刚刚过去,其在创作者心中的印记还甚为明显,所谓“只缘身在此山中”,在这个阶段对建国后的政治现实本质要做出深刻的揭示,无疑是困难的,更无法超前地表现这段历史对其后的中国社会现实发展的潜在影响。至于八十年代电影在文化反思方面的局限性,则主要表现为在面对本民族文化传统时的情绪化倾向:要么走向文化的虚无主义(如《孩子王》),要么把文化传统中愚昧、落后的一面过分地美化和神秘化(比如《老井》和《红高梁》)。对于前者,海外学者余英时曾有过严肃的批评,认为“对于文化传统只是一味地批判,极少‘同情的了解”。这一观点对于我们认识八十年代电影文化具有启示意义,它提出了文化反思的边界意识问题。一个民族的文化传统有其复杂性,恐怕不能简单地去全盘接受或彻底否弃,文化传统中既有值得抛弃的糟粕,当然也有现代人迫切需要的养料。因此,对于文化传统的反思和批判,必须要存在边界和底线。对于后者,将文化传统中的愚昧落后的一面加以美化和神秘化的倾向,在90年代后的《菊豆》《大红灯笼高高挂》《我的父亲母亲》等影片中得到了更为全面而丰富的展示,以至于被一些理论家们批评为“伪民俗”,这种以丑为美或试图化丑为美的文化态度,同样是不足取的。在东西方文化的差异与比较中,八十年代的中国知识分子怀有强烈的民族忧患意识,对民族壮大国家富强的迫切希望,使他们很难以冷静客观的姿态审视本民族文化,这既是那一代知识分子在文化反思问题上的成熟度不够的表现,也是八十年代电影文化反思的局限性所在。 中国电影史论文:浅谈中国电影美学研究的历史与展望 摘要 本文把国内电影美学的发展概括为三个阶段:提出问题阶段、理论准备阶段和框架建设阶段。从1 980年开始为提出问题阶段,从1984年开始为理论准备阶段,从1993年开始为框架建设阶段。本文认为,由于有了前两个阶段,我们完全有理由、有条件立即开始电影美学理论框架的建设工作。这不仅是国内电影美学研究进程的一种期待和指向,而且也是中国电影对于中国电影理论的一种期待。 关键词 电影,美学,研究 一、提出问题阶段 电影文学性的讨论可以看成是从另一个方面来呼应电影与戏剧关系的讨论。张骏祥在导演总结会(1980)上发言,并据此撰写成论文《用电影表现手段完成的文学》。张骏祥从电影作品的艺术质量问题人手,提出: “导演又要在两个方面负责。一方面要力求体现作品的文学价值,另一方面要创造性运用好电影手段。归结起来说,导演任务就是:用自己掌握的电影艺术手段把作品的文学价值充分体现出来。”他的观点相当明确:“电影就是文学”,“用电影表现手段完成的文学”。所以他说:“我要大声疾呼:不要忽视了电影的文学价值。”在他看来,许多影片水平不高,根本问题在于作品的“文学价值”不高。他还直接针对白景晟的“拐棍说”和钟惦的“离婚说”,提出,“‘戏剧性’这个拐棍恐怕就还不能不拄一个时候”,“我还是说,电影文学对叙事文学、戏剧文学、抒情文学,要兼收并蔷,就叫做‘一夫多妻’吧”。同样具有强烈现实指导意图的张骏祥的发言及文章抓住了电影与文学的瓜葛,引起了电影界的热烈反响,引发出一场涉及电影文学、电影的文学性、电影的文学价值等电影与文学关系的理论争鸣。 1983年6月郑雪来出版了一本题为《电影美学问题》的小册子。郑雪来的基本观点在1981年就已经发表了。很快邵牧君就写出了一篇针对郑雪来观点的争论文章《电影美学随想纪要》。随后,郑雪来又发表答辩文章,形成一次关于电影美学如何界定的争论。 这次理论争论之后,李少白并不是以论争的形式赞同了郑雪来的观点。他在1986年11月的一次会议的学术报告中提出了电影美学与电影艺术学是两个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学科的设想。李少白提出:“从电影的艺术本体考虑。应当设立电影艺术学和电影美学。”“这是研究电影作为艺术现象所必不可少的两门学科。它们之间有关联又有区别。”李对电影美学的基本界定是:“研究电影作为审美对象基本规律;研究电影是怎样的而又如何成为审美对象的?”李少白对电影艺术学的基本界定是:“研究电影艺术的创作,理论、历史及其基本规律。”李还提到两者的区别:“至于电影艺术学,它与电影美学的主要区别,在于它带有鲜明的基础性和应用性。如果说电影美学与电影艺术实践的关系具有高层次的抽象性质,那么,电影艺术学则富有中层次色彩。它是艺术实践直接的理论概括,是应用理论及其基础,它也是包括初层次的创作体验的归纳和总结。”郑雪来在《电影学及其方法论》一文中提出了电影学的问题,在论及电影学的六个新的分科时包括电影美学,但并不包括电影艺术学。 二、理论准备阶段 无论如何,电影美学在中国作为一个问题是被郑重地提了出来。但问题是,提出问题还不等于解决问题。早在1982年,陈荒煤就在一封关于电影美学的通信中提到, “我绝不否认,我们现在迫切需要有一本中国的电影美学,就是说,在总结了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电影的历史经验,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基础上,结合我国文艺方面有民族特色的传统的美学观点来写的一本电影美学。我深澡感到要给钟惦同志及其他对此颇有兴趣的同志以足够的支持,早一点把这本书搞出来。更不用说,也应该积极支持张骏祥同志把电影艺术概论早些写出来。”陈荒煤同志连写三封信,提倡进行电影美学研究。关于这本书的情况。我们现在只能看到一份钟惦的《电影美学纲要》(1985)。既然问题已经提了出来,而且又确实具有迫切的现实需要,那么,为什么中国的电影美学还是千呼万唤不出来呢?对此,我们今天可能看得比较清楚。因为,其中还有一个理论准备是否足够的问题,更不必说理论框架的问题。 接下来便是引进和借鉴西方电影理论和文化理论的翻译、介绍和研究著述工作。在理论专著和文选方面,李幼蒸编译了《结构主义和符号学――电影理论译文集》、李恒基和杨远樱编译了《外国电影理论文选》,中国电影出版社编译了《电影理论文选》,张红军编选了《电影与新方法》,邵牧君和周传基都翻译介绍了不少西方电影理论论文。美国学者尼克・布朗的《电影理论史评》、达德利・安德鲁的《主要电影理论》和《电影理论概念》也先后翻译出版。国内的电影美学著述有了姚晓蒙的《电影美学》、李幼蒸的《当代西方电影美学思想》、王志敏的《电影美学分析原理》和《现代电影美学基础》。 《电影美学分析原理》已经有了在电影美学研究的系统性方面进行努力的意图。与姚晓蒙的《电影美学》和李幼蒸的《当代西方电影美学思想》都不同的是,《电影美学分析原理》尝试着把对当代西方电影理论流派的主要观点和概念的梳理、阐释和概括,纳入到一个相对完整的电影美学的理论框架之中,并由此分析了形成电影作品审美特征的复杂机制和对电影作品进行美学分析的主要原理和程序。《现代电影美学基础》为作者继《电影美学分析原理》之后的又一部电影美学著作。这本书原定书名为《电影美学概论》。写成之后觉得仍与“概论”有较大欠缺。最后吸收了出版社的意见,加上了“现代”及“基础”的限定。与前书相比,这本书有两点突出之处,一是对于美学的基本原理(也适用于电影)作了简要的概括和阐述,提出了美学的三条规律和原理(即生理层面的穿透律、心理层面的关联律、社会层面的权重律)。二是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电影美学研究的主要思路,这就是电影美学分析系统。从某种意义来说,作者的两本关于电影美学的论著,填补了中国电影理论的空白。 三、框架建构阶段 1999年3月,北京广播学院召开了一次“面向21世纪的电影美学理论研讨会”。2000年第7期《当代电影》杂志宣布,由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出版的精选《当代电影》10多年来学术论文的《当代电影论丛》即将出版,在总共约300万字的八本书中就有两本是电影美学文选:《中国电影美学:1999》和《当代电影美学文选》。我把这两件事情理解为,国内电影美学研究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即理论框架建构阶段)开始的契机。 胡克在《中国电影美学:1999》一书的导言中指出:“中国电影美学应该建立自己的完整体系,成为在国际电影理论界有影响的学术力量,但这需要几代学者的长期不懈地献身于电影学术研究事业,不可能一蹴而就。”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倪震说的“文化研究”,我理解,是包括电影美学研究在内的。倪震说的是“理论框架”,胡克说的是“完整体系”。在我看来,这两者之间也是有区别的。但现在看得越来越清楚的是,学术研究不是一种简单的个人的行为,它 在很大的程度上是一种群体性的和机构性的行为。对于电影美学而言,确立研究方向、研究目标和理论框架是有效地组织学术力量展开研究的最重要的一些条件,缺少这些条件就难以做到“在电影理论趋向多元化的时期,集中众多专家的智慧,细密分工,各展其才,紧密跟踪电影发展进程,从各个角度观照电影创作实践,拓展电影美学研究领域”。因此我认为,国内的电影美学研究,在经历了“提出问题”和“理论准备”两个阶段之后,建立中国的电影美学理论框架的时机和条件都成熟了。 条件之一是,关于电影美学的界定问题,现在已经到了研究者基本上可以达成共识的阶段。法国电影理论家米特里被认为是经典电影理论的集大成者。他在其名著《电影美学与心理学》一书中曾指出: “电影美学就归结为确定一种形式由于某种内容和某种意图的关系,怎样和为什么优于另一种形式,换句话说,它要在特定情况下为这些形式确立其心理学的依据。”与此同时。我们还惊喜地发现,这样一位经典电影理论的人物在对电影美学的理解上,竟与英国电影理论家彼得・沃伦的理解是一致的。在彼得・沃伦看来。每个创作者或观众都会对影片做出或者好或者差的判断,或者还要进一步做出好在哪儿,差在哪儿的判断,这些“都离不开对影片的美学判断和美学质疑”。 条件之二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电影理论界已经经历了一个对于世界电影理论的比较全面和比较系统的了解乃至实际运用的阶段。这其中包括结构主义、精神分析、符号学、叙事学、意识形态分析,女性主义批评、第三世界理论等在电影方面的运用。经过这样一个过程的中国电影研究者,对于电影现象的了解,更全面、更立体化了,也更成熟了。这一点,对于电影美学研究来说是绝对重要的,而且也是毫无疑问的。就拿什么样的电影作品是“好作品”的这个最重要的美学问题来说(米特里所谓优劣问题,彼得沃伦所谓“好在哪”的问题,麦茨所谓“好的对象”的问题),麦茨就不是把它理解为一个简单的作品事实。当然新的方法论要还要经过一个不断地批判、消化和吸收的过程。 有了上述两个方面的基本条件,再加上中国电影理论工作者对于电影美学的热切期待,我们完全有理由:有条件立即开始电影美学理论框架的建设工作。因为,这不仅是国内电影美学研究进程的一种期待和指向,而且也是中国电影对于中国电影理论的一种期待。 中国电影史论文:谢晋电影模式特点全视角及其在中国电影史上的地位解读 纵览中国电影史,谢晋电影的影响面之广、时间跨度之大无与伦比,创造了中国当代文化史上的奇迹。那么,谢晋电影中的哪些因素促成了这种成功?其电影的内在特点是什么以及对中国电影未来发展有哪些启示?本文作粗浅探讨。 一、谢晋电影模式的内涵及特点 谢晋电影在内容与形式的结构上、在思想与美学容量上、在所要表达主题的深刻程度上、在影像所构成的视觉冲击力上,都达到了中国电影的极致。从多维视角看,谢晋的电影具有民族性、世界性、重复性、累积性、预见性和怀旧性等特点。 1 电影内涵和特征的民族性与世界性。 谢晋电影与中国文化、中国艺术以及中国民族电影传统不可分割,诸多电影都是民族化语境和时代意识形态印记相结合的产物,形成了“戏剧化的叙事方式”、“民族化的道德价值观”、“忧国忧民的中国文人意识”、“在浓烈的悲剧意识中关注人物命运的变化”、“大众化的讲述方式”、“叙事的强化与影像的弱化”等个人风格。在谢晋电影中,还体现出“历史文化优先”的儒学思想和中国人审美体系中“整体性的诗乐精神”,特别是中国戏曲艺术对谢晋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如取材于男女情爱和家庭伦理故事,戏曲大团圆的结局,两极鲜明的人物形象设计,审美倾向上强调写意性和抒情性等,正是凭借着对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有效汲取和有新意地重新阐释,谢晋电影创作体现出与中国古典艺术传统不可分割的历史承传性。 另一方面,对20世纪世界电影发展的两次新浪潮,谢晋都做了积极的回应。一次是五六十年代包括意大利、法国、苏联、日本电影界在内的更新换代浪潮,谢晋以《红色娘子军》对这次世界电影向现代形态的发展做出了中国式的回应。而80年代通过“反思三部曲”,又回应了世界各国尤其是苏联东欧等国电影界对本国体制的反思浪潮。因此,谢晋电影可以视作一种跨文化的情节剧,它表现了中国情节剧特有的美学风格,在全球化语境下也有其特殊的意义。 2 电影主题和图谱的重复性与累积性。 谢晋的电影中,女性题材和图谱不断重复。吴琼花、竺春花、邢月红、李楠、冯晴岚、李秀芝、胡玉音、粱大娘这些女性形象构筑了谢晋电影历程路线。1979年之前的谢晋电影,如《红色娘子军》(1960)、《舞台姐妹》(1964)、《啊,摇箍》(1979)等影片,这些女主人公都是深受旧社会的压迫,最后在党的拯救下重获新生。谢晋的这种女性被拯救的形象在1979年后完成了转变,从《天云山传奇》开始,谢晋电影中以往的这种被压迫被侮辱女性形象变成了具有一切中国传统美德的母亲形象。《天云山传奇》中的冯晴岚、《牧马人》中的李秀芝、《高山下的花环》梁大娘、《芙蓉镇》里的胡玉音、《清凉寺钟声》里的羊角大娘,这一类女性都以一种包容、默默忍耐的人生态度帮助男性主人公度过生命的困顿和磨难。再则是相类似的道德主题和叙事结构的重复。无论是早期的电影还是1979年之后的作品,都存在着类似的主题和结构,这些主题分别是“旧社会对女性的压迫”、“受难女性的获救”、“女性的觉醒”,而且在大的主题“党的引导”范畴内展开,这些受压迫的女性总有一个父亲、丈夫或精神导师对她们进行解救;与这条拯救和成长平行的是另一条叙事线,恶有恶报,万恶的旧社会必将被推翻。 3 电影情节和题材的预见性与怀旧性。 谢晋电影叙事情节的封闭性和公式化,容易让观众得出一个永恒的结局,善必胜恶。在谢晋的电影中,无论恶势力多么嚣张,情节多么曲折,最终的结果总是被革命或正义战胜。《红色娘子军》中,洪常青和吴琼花在与南霸天的较量中,虽然困难重重,但这些不会妨碍观众对最终结局的猜测,南霸天终将受到人民的审判。《舞台姐妹》、《啊,摇篮》、《天云山传奇》、《牧马人》、《芙蓉镇》等影片的最终结局都是好人终得好报,坏人终得恶报,可以说在谢晋的绝大多数影片中结局都是遵循着这个公式。此外,谢晋电影的可预见性不仅体现在结局上,同时也体现在电影角色的塑造上。每种角色都和特定的性格紧密联系,演员代表着一种风格、一种气氛和一种人尽皆知的态度。在谢晋的前期电影中角色塑造比较典型的有三类:人民、共产党、反动派。这三类人分布在不同的影片中,但都存在着相似性。吴琼花、竺春花等人民的形象都具有倔强勇敢的性格和不屈的斗争精神;洪常青、肖旅长等共产党人有远大的革命理想,对人民有深厚的情感;而南霸天等反面人物的形象总是丑恶而没有一丝善良的品质等。 二、谢晋电影模式在中国电影历史上的意义 谢晋在中国电影发展史上无疑是承前启后的人物,他的影片既体现传统精神,又富有当代特征;不仅认真审视历史,又密切关注现实。他以自己的实力确立了“新中国电影的艺术大师”、“成就斐然的现实主义艺术大师”地位,被视为中国民族国家影像的一种标识。 1 谢晋电影是中国电影传统与创新有机结合的典范。 作为历经半个多世纪创作实践的老导演,谢晋在电影创作道路上总是不断探索,力求找出一条既符合民族化语境,既能透析时代脉搏,又能适合自己创作特性的电影表达策略。为此,他在电影的风格、叙事手法、视听元素构成、影像造型及蒙太奇技巧等方面做了多种探索和尝试。他在成功地拍摄了《女篮五号》、《红色娘子军》后,于60年代初拍了喜剧片《大李、小李和老李》的事实证明,谢晋也擅长拍正剧或悲剧影片。对于传统的戏剧化叙事乎法,他运用起来得心应手;但并不墨守成规,而是注意吸取电影新的表现力式,努力追求创新。摄制于1980年的《天云山传奇》就是一个成功的例证。在这部片子里,以三个女性的视角,采用人物心理线索来结构影片,同时又引入新现实主义一些手法,是一次形式表述上的创举。在其后于90年代拍摄的影片《清凉寺钟声》、《老人与狗》以及当年引起很大争议的《最后的贵族》里,谢晋都在电影结构、叙事手法、新的电影语言和技巧的引入方面做了多种探索。著名导演谢飞曾言,在老一辈的电影导演里,谢晋以善于吸取新东西,勇于创新而著称。 2 谢晋电影是中国电影史上主流叙事体的当然代表。 谢晋的影片从一开始就以革命、政治、历史为突出表现的叙事话题,这一主题表现按年代和发展的顺序分为五个阶段。即第一阶段――磨合阶段,代表作有《女篮五号》(1957)、《红色娘子军》(1960)等,基本主题是歌颂新中国的光明,控诉旧社会的罪恶;第二阶段――吻合阶段,代表作有《海港》(1973)、《春苗》(1974)等,这些迫于高压政治形势之下的违心之作,基本的主题是追随主流政治所强调的阶级斗争,基本毫无艺术、情感可言,成了空洞的政治符号和路线代表;第三阶段――反思阶段,其代表作有《天云山传奇》(1980)、《牧马人》(1981)、《芙蓉镇》(1986)等,基本主题是在当时三部轰动的文学反思小说基础上,进行了独到的改编,融进了自己在“”中的切身经历和 体验,表达了对传统的极左政治的强烈批判和反思,每部影片在全国都引起了巨大的争议和关注,使谢晋成为80年代中国电影的大师级人物;第四阶段――疏离阶段,其代表作有《最后的贵族》(1988)、《清凉寺钟声》(1990)等,针对理论界对谢晋电影模式的批评,谢晋对自己的创作思路开始有所调整,这一阶段的叙事主题开始有所游离主流政治的话题,而更关注对个体命运的探讨和表达;第五阶段――回归阶段,代表作品有《鸦片战争》(1997)、《女足9号》(2000)等,这两部影片是谢晋对其作品与主流政治关系的又一次调整和回归,更多的是从民族主义的精神、情感角度,完成对于主流政治的一种深层呼应和对接。 3 谢晋电影是中国悲剧电影的重要标杆。 20世纪50年代初,谢晋执导的淮剧戏曲片《蓝桥会》是一部封建时代的爱情悲剧,其后执导的《一场风波》、《红色娘子军》、《舞台姐妹》也包含若干悲剧性因素,但总体来说,谢晋早期并未形成自觉的悲剧意识。伴随改革开放以来,谢晋电影创作进入一个新阶段,社会悲剧意识成为这一阶段作品的基调,按照谢晋的电影文化观念,在思想解放大潮的激励下,关注与反思战争年代和建国后一段时间人们的不幸命运和精神创伤,是十分自然的,这并不是政治制度带来的,而是体制上不完善所导致的。《啊,摇篮》(1979)描写延安保卫战时一支保育院队伍撤退转移的故事,样式为“抒情正剧”,但表现儿童在战争中的不幸以及主人公们的苦难命运,已具备了悲剧性因素;1980年拍摄的《天云山传奇》直指“左”的政治路线所酿成的社会生活悲剧,后来谢晋又接连推出《牧马人》(1981)、《秋瑾》(1983)、《高山下的花环》(1984)、《芙蓉镇》(1986)。除了《秋瑾》取材于近代民主革命先驱秋瑾献身革命的事迹,其他几部都是触及现实尖锐问题的力作。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谢晋的影片发生明显的转变迹象。从《最后的贵族》(1989)到之后的《清凉寺钟声》(1991)、《老人与狗》(1992)呈示与以往作品不同的情调,但这三部影片,仍然充满浓郁的悲剧色彩。李彤在威尼斯投水自尽;狗娃遁入空门;邢老汉和狗的生命相继归于寂灭,这些影片一个显著的特点便是生命悲剧成为主旋律。到1997年,谢晋推出《鸦片战争》,这是一部民族悲剧的力作,是谢晋创作历史上迄今最重要的成功。在悲剧意识的探求上,则是一次重要的回归与升华,这部大手笔的影片,是谢晋渴求多年的巨片意识与悲剧意识的成功结合。从另一视角看,谢晋还采用了一种家庭、言情情节剧的方式,使道德的苦难在家庭的天堂中得到化解,将悲剧置换为正剧。从这个意义上说,谢晋电影所提供的并不是真正的悲歌,相反却是主流的、缝合的、抚慰的美学。但无论如何,谢晋电影中的社会悲剧意识、生命悲剧意识和民族悲剧意识等堪称是中国电影史上悲剧电影的标杆。 三、谢晋电影模式的当代启示 1 浓厚的背景意识是电影引起共鸣的首要因素。 谢晋电影具有鲜明强烈的政治思想,与时代背景紧密的联系在一起,这取决于他的生活时代,也来自他对电影功能的认识。他始终沿着“文以载道”的主旨来选题,同时又坚持着电影“寓教于乐”的功能。在那些主题极富政治敏锐性的影片中,力避政治教化,但不脱离政治背景,力图用情感打动观众,感召观众;借助于爱情、婚姻、家庭,置于特定的社会背景,从伦理道德角度切入表现他对社会、人生的见解,来展示中国政治历史的风貌,引发观众共鸣,这是谢晋独具匠心的艺术构想。对于前进中的中国电影要获得观众的首肯,不脱离时代背景,使政治性主题获得“寓教于乐”的效果乃是基本的选择路径。 2 新颖的故事情节是电影捕获观众的基本构件。 对于情节、故事的钟爱,在中国早已形成一种深层的社会文化心理和观赏电影普遍的审美需求。故事动人,情节曲折,结构完整,是中国传统主流电影共同的美学特征。谢晋电影在此基础上,把人物独特的命运和社会生活、时代剧变紧紧纽结在一起,构成强烈的矛盾冲突;他不是一般性地组织叙事,而是采用强化情节的方式,以情节为戏剧动力推进叙事,增强叙事的感染力和冲击力。对于今天的电影,要捕获观众也需要立意于现实主义基调,注重情节的戏剧性力度,重视情节的真实性。 3 深刻的人物刻画是电影走向成功的必要手段。 成功的人物性格刻画是一切叙事艺术、也包括电影的最高审美价值的所在。对于任何艺术家来说,其创造性劳动的第一目标就是刻画人。从20世纪80年代,谢晋电影迈上新层面,其重要的标志,是他为中国银幕塑造了生气淋漓的典型性格。对于今天的电影应同样如此,对人的探索,对人性的表现,一切关于人的主题,皆为古往今来艺术家们提供驰骋的广阔天地;也只有真实充分地刻画人,才能使电影与中国观众对话,甚至与世界对话。 谢晋是一代电影艺术家中的执大旗者,他与成荫、水华等第三代电影大师一起,共同向新中国电影史贡献了中国电影的政治修辞学之外,还以他浩繁的作品系列,性别、政治主题史诗般此起彼伏、珠联璧合的交响乐,为新中国电影史贡献了独特的历史修辞学。他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对于中国当代历史的完整表述,是独一无二的。无论在思想教育或情感宣泄方面,谢晋电影带给中国观众的欢乐都是无与伦比的,他的名字必将进入中国当代主导文化意识形态的一代巨人行列。 中国电影史论文:中国电影文学发展的历史回顾及当代中国电影文学创作浅论 [摘要]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中国电影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尤其是电影文学创作迎来了一个更加广阔、更加催人奋进的创作前景。本文在就中国电影文学发展历程进行回顾的基础上,就入世后电影文学创作的现状及要注意的主要问题进行了探讨,指出剧作家必须以时代的要求为己任,与时俱进,尽快提高自己的素质和适应市场竞争的能力,沉下心来研究市场、研究现众,才能创作出题材对路、观众喜欢,有市场竞争力的电影文学作品。 [关键词]电影文学;历史;创作 中国电影发韧于1905年摄制的《定军山》,20世纪的前30年是中国电影文学的萌芽时期。20世纪30、40年代,中国电影文学发展成熟,其主流风格体现为理性的社会现实主义;50、60年代则体现为理想的浪漫现实主义;时期,理想的浪漫现实主义发展到极端,演变成伪浪漫主义和伪现实主义的合成;80、90年代,中国电影文学精神复归,并走向多元。显然,作为中国影视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探讨中国电影文学的发展历程及当代电影文学创作中面临的主要问题,对入世后的我国电影文学创作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中国电影文学发展的历史回顾 中国电影的发韧之作是1905年摄制的京剧片《定军山》,而中国电影文学的现实主义之源则开始于《难夫难妻》(1913年)和《黑籍冤魂》(1914年)两部作品。《难夫难妻》是我国第一部故事短片,编剧郑正秋以家乡潮州地区封建买卖婚姻习俗为素材,以乾坤二家操办子女婚娶大事为线索,采用社会讽刺剧的形式,描写了旧式盲婚的全部真实过程。由于郑正秋抓住了当时这一普遍存在的社会性问题,列举事实、指点弊病,淋漓尽致地揭露了封建包办婚姻的买卖性、盲目性和不合理性,因此,无论在当时还是现在,人们都一致公认它是一出彻头彻尾的反对封建婚姻制度的现实主义的进步戏剧。到了20世纪30年代是中国电影文学的一个重大转折点,电影对社会问题的关注日渐深入。从1932年到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中国左翼电影运动蓬勃兴起,出现了《狂流》、《摩登女性》、《大路》、《神女》、《渔光曲》、《新女性》、《十字街头》、《马路天使》等一大批优秀影片。30、40年代中国电影文学较之以前相比,得到了长足发展,其关键就在于电影文化与新文化的合流。 1949年,新中国成立,当年底,东北电影制片厂摄制完成了新中国第一部故事片《桥》,表现的是工人阶级为支援前线而艰苦创业的事迹。《桥》第一次在银幕上塑造了新中国主人公的崭新形象。后来,反映现实生活的影片中,既有揭示社会矛盾的作品,也出现了讽刺喜剧等样式,现实主义的笔触涉及到一些十分敏感的领域。《洞箫横吹》批评了农业合作化中的官僚主义。《新局长到来之前》则讽刺了一个吹牛拍马的总务科长,在新上任的局长面前大出洋相的丑态。 然而,1957年开始的反“右”斗争及其扩大化,使稍有起色的电影文学创作半路夭折。接着,全国掀起的“拔白旗”运动,将一大批影片打入冷宫。作家被迫接受“思想改造”。与此同时,在“”的狂潮下,电影界也刮起了“跃进风”,出现了一批多快好省、内容雷同的作品。中国电影文学步入曲折发展的时期。到了60年代,电影界意识形态斗争频繁,《洞箫横吹》、《无情的情人》等现实主义作品更是成为这类斗争中的反面典型,电影文学创作举步维艰。“”后,中国的电影文学创作几乎陷于停顿,为数不多的作品又基本上都是“遵命”的“样板戏”。这些曾经轰动一时的电影,实际上是一批舞台艺术片。总体来看,中国电影文学50、60年代体现的是理想浪漫现实主义风格,歌咏时代的蓬勃气象,表现人民的安居乐业,颂扬现实英雄的高尚伟大,造就了崭新而奇异的电影表现规范。在类似“忆苦思甜”式的套路中,我们看到凡是旧社会的现实表现都是以阶级压迫的残酷和百姓愁苦哀怨无处诉说的悲惨为模式,而新生活的到来才有“变鬼为人”的欢欣雀跃。对于新时代现实的表现,强烈的歌咏态度突出的是社会主义新人的豪迈无私、战天斗地。如《我们村里的年轻人》、《今天我休息》、《李双双》、《老兵新传》、《北大荒人》等。同时这一时期突出了对“英雄”的审美塑造,无论是古代英雄、革命战争年代英雄,还是社会主义时代英雄,多有动人超拔的形象刻画。如《林则徐》、《甲午风云》、《红色娘子军》、《青春之歌》、《风暴》、《》、《小兵张嘎》、《红旗谱》等。 改革开放使中国电影文学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发生了革命性的变革。中国第四代电影人历史地承担了恢复现实主义传统并将其发展深化的重担。他们以坚实的创作为电影文学观念打开通路,为建立在现实主义基础上多种形式的电影探索作出了贡献。第四代电影人的现实主义是情感内敛,不动声色的,道义责任明晰可见,平民眼光和诗化意识相交融,构成中国电影文学现实主义写实中暗含抒情的倾向,80年代中期,伴随着第五代电影人的出现,写实主义有了某种变化,即不仅追求画面和事件的真实,而且追求升华性的生活写照,表现富有文化韵味的现实生活。其间个性化的精神张扬和哲理思考显而易见。在第五代电影人的创作中,看待生活多了冷眼旁观的味道,表现的真切是为了对现实予以重新注解。《人到中年》、《野山》、《城南旧事》、《人鬼情》都是这方面的代表作。 20世纪90年代至今的电影文学潮流呈现为纷乱嘈杂、幽默调侃、原生态展示和冷酷揭示是电影人看待现实的基本态度。《秋菊打官司》、《背靠背、脸对脸》、《站直喽,别趴下》、《埋伏》、《民警故事》、《混在北京》、《家事》、《红西服》、《有话好好说》、《甲方乙方》、《安居》、《没事偷着乐》等代表作品展现了当代现实主义的芜杂状态。 二、入世后电影文学创作的现状及要注意的主要问题 当前,我国已加入世贸组织,电影是其中重要的领域,而电影文学创作的现状却与入世要求很不适应,悲观失望者有之,盲目乐观者亦有之。还有一些人习惯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电影剧本运作,远离电影市场的惊涛骇浪,难以将“入世”和自己的创作紧密地联系起来。剧本不是电影的一切,但电影的一切都需从剧本开始。入世后的中国电影要参与国际竞争,电影剧本的创作肯定要有一个大的转变。我们的剧作家对此务必要有清醒认识。否则仍然我行我素,很可能会南辕北辙。 我们决不拒绝任何外来的优秀文化,但也不能在关乎民族文化主权得失存亡的问题上掉以轻心。好莱坞的资金、技术、设备、国际化操作经验远远超过我们。美国影片的平均票房收人也比我们高得多,一部美国大片的收入往往能抵住我们几十部国产片票房收入的总和,中国电影人不能不正视这种严峻的现实。当然,我们也不能因为在竞争中暂时处于弱势就没了骨气,就甘心被狼吃掉。我们也应看到我们自己的优势和所长。我们毕竟与美国国情不同,独特的历史、悠久的民族文化传统是好莱坞电影永远无法取代的。近年来所谓好莱坞大片并不是部部都能在中国市场上打响。有些在美国票房很好的影片在中国反而遭到冷遇。原因是中国观众对其影片中宣扬的外国传统文化那种格格不入的东西难以接受和认同,中国观众对民族文化的偏爱和喜好,无疑是国产影片赖以生存的土壤。另外、我们潜在的有待开发的国内市场和海外华语地区,泛华文化地区的电影市场,更是国产电影谋求发展的广大空间,政府对国产电影在政策、资金上的保护和支持、几十万电影从业人员的不懈努力,为中国电影参与国际竞争提供了强大后援和有力保证。当前繁荣电影文学创作要注意把握好以下两个方面的问题: 1.创作思想的问题。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我们党的思想路线,是邓小平理论的精髓,是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证明,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得以在中国不断地发展壮大,一是要坚持,二是创新。对于电影文学创作而言,坚持导向性,说到底就是要继续坚持党中央提出的电影工作的一系列指导思想和指导方针。在坚持正确的创作导向的同时,还要以多样化的征服人的艺术精品唱响主旋律。我们还要辩证地处理好主旋律和多样化的关系,把握正确导向和满足观众需求的关系,立足中国和走向世界的关系。主旋律就是一个民族先进文化的一面旗帜,体现了一部作品的思想和精神,而不是指题材和类型。主旋律内涵丰富,形式多样,为电影创作提供了广阔天地。 而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更是艺术繁荣和发展的动力。繁荣是硬道理,创新是动力。创新,就是要根据不断发展变化的新形势、新任务、新情况、新问题,不断地提出符合实际的新思想、新措施。电影的创新应该在继承的基础上创新,在努力体现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方向上的创新,体现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方向上的创新,要立足于中国的实践,着眼于世界科学文化发展前沿,不断地发展健康向上、丰富多彩的具有中国风格、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的创新。 电影的创新应该包括理论创新,思想观念的创新,艺术形式的创新,题材、类型、内容、风格、样式、手法的创新,人物形象创新,科技创新,体制机制创新,管理模式、经营方式的创新等等。电影有两个突出的特点一是群众性,二是综合性,而当代观众对电影的需求也有两个特点:一是多样性,二是选择性。 2.创作题材问题。 搞好题材规划,加强剧本创作的预见性、前瞻性和指导性。由于观众的选择性非常强,必须要努力提高对题材、对剧本的判断力和发掘力,把握三个要点很重要。 一是选材要瞄准市场、瞄准观众。现在的电影市场是买方市场,也是实现影片思想价值和艺术价值的“舞台”,是观众自愿付费的文化消费,也是获得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重要途径。必须强化三个意识:市场意识、观众意识、服务意识,实现市场规律和艺术规律的结合。比如假日市场:新年春节(贺岁)、“五一”、“十一”的长假、学生寒暑假(动画片)等;电影节片展市场:北京大学生电影节、金鸡、百花、长春电影节、上海电影节、农民电影节、国际电影节等消费市场不同观众的多样化、多层次的需求。当然促销手段也要多样化,目标化。凡是健康向上、丰富多彩、观众喜欢的作品,也必然是国家提倡的影片。 二是选材要拓宽视野,拓展空间。我国的历史文化源远流长,革命斗争和改革开放的生活波澜壮阔。历史和现实、喜剧和悲剧、古典和现代、领袖和群众、中国和海外、都市和农村、爱情和友情、名著改编等等都应该进入我们创作的视野。反映历史的进步、人民的创造、英雄的美德、时代的发展;讴歌真善美,鞭挞假丑恶;塑造新的形象,展示民族的性格、民族的品格、民族的力量、民族的精神、民族的进步等等,也都应该成为我们创作的领域和重点。最关键的是选材一定要贴近生活、贴近人民、贴近时代、以真实吸引人、以真情感动人、以真诚鼓舞人。 艺术密切关注时代的发展,揭示时代的矛盾和时代的精神,这是中国文化的优良传统,也是中国电影的优良传统,更是当代电影人的责任。而当代观众最关注、最感兴趣、最为感动的还是现实生活。现实主义的创作传统和优势应该继续发扬和创新。 三是选材要严,角度要新,开掘要深。题材的大小、资源的丰富,素材的多少,并不决定作品的质量,关键还要在新颖性、故事性、戏剧性上开掘,在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上开掘。写历史,就要尊重历史,找准历史与现实的契合点,以史为鉴、以史育人,把握未来。写重大革命历史,更要少而精,要对历史、对党和人民负责,处理好历史真实和艺术真实的关系。写英雄,不应该“事迹化”,不是素材的堆砌,而应该“性格化”,努力开掘英雄人格的魅力、人性的思想的光芒,情感的朴实与升华。 结语 当前我们的电影文学创作可说是机遇与挑战并存,为此我们的剧作家必须以时代的要求为己任。与时俱进,尽快提高自己的素质和适应市场竞争的能力。克服普遍存在的浮躁情绪和急功近利的创作心态。沉下心来研究市场、研究观众,创作出题材对路、观众喜欢,有市场竞争力的电影文学作品。 中国电影史论文:中国电影发展史与电影传播的关系 《中国电影发展史》出版于1963年,但早在1950年关于这本书的写作任务就已经被提出了。具体而言,是由当时担任中央电影局艺术委员会的副主任委员陈波儿提出,此后是在内外因素共同作用下开始的这项写作任务。首先内因是当时整个大环境背景是需要培养新的电影干部,并准备办中国的电影大学。这就涉及到一些相关课程的设置,这样的课程需要电影史料书籍来做教程,但是陈波儿发现当时中国并没有系统完整的中国电影史料书籍,便有意开始实施编写中国电影史的工作。再加上当时苏联要出版大百科全书第二版,向中国征集关于中国电影的条目。于是时任陈波儿助手的程季华便开始查阅大量的资料,参考了20多个国家的电影史书籍目录并且根据苏联那边的要求,开始着手写提纲,整理出了一份中国电影简史性质的材料。②另一方面,夏衍、陈荒煤、蔡楚生等电影领导人在得知要开展此项工作之后,在当时严厉的政治氛围中给予了很大的支持与保护。就是在这内外几个因素的作用下,以及在官方的组织下,从1950年开始,一个大规模的研究中国电影史的准备活动开始了。这本《中国电影发展史》的创作历经整整十三年。1963年,在这个“十七年”第二个意识形态宽松期快近尾声的时候,这部八十九万字,由程季华主编,程季华、李少白、邢祖文编著的中国电影史巨著《中国电影发展史》诞生了。 《中国电影发展史》的创作过程经历了三个阶段,而这三个阶段很好地说明了其与中国电影传播的关联。首先第一阶段便是以官方名义空前规模向全国征集电影史资料,报刊说明以及海报剧照等。第二个阶段是具体规划《中国电影发展史》的写作计划。第三阶段便是撰稿成熟的阶段③。需要着重提到的是第一阶段,因为这第一个阶段所展开的各项工作与电影的传播可以说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也足以说明这本《中国电影发展史》在创作初期就形成了一种组织传播。在一篇采访记录中,程季华说道:收集资料是以文化部电影局的名义发信给全国各地的文化局的,于是有关电影的各种资料首先被集中地方的文化局,然后打包集中寄到我们这里(中央电影局)。因此那个时候收集电影资料是最完全的,四间大屋子里全是书架排满资料,甚至有些还有副本,为什么当时有这个条件写《中国电影发展史》,与资料齐全有很大关系。 除了这些书面资料以外,我们开始尝试做一些类似于现在“口述历史”的采访工作,找了许多当时还在世的中国电影早期的演员,派记者记述他们过去的情况,《中国电影》杂志专门有一个栏目叫“昨日银幕”刊登这些采访。另外,还约田汉、欧阳予倩、梅兰芳等早期电影艺术家写回忆录,后来也以单行本的方式出版,来丰富电影史料方面的内容。④我们从程季华这段回忆记录中可以看出,《中国电影发展史》在当时的一个资料收集过程就是一个明显的传播过程,这个传播过程中的主体是各个地方文化局,行为是大量收集各种电影资料,然后统一寄到中央来集中管理。这样一个从地方收集然后统一集中到中央的过程本身就形成了一种全国范围内的组织传播,而这样的传播过程中还采用了口述采访记录,运用杂志专栏,写回忆录以及单行本方式出版的这些传播形式,以此我们能看出这本《中国电影发展史》在创作初期就形成了一个范围之广,形式丰富的组织传播。而当时收集的很多资料可以说是中国电影史方面的第一手资料,其史料价值是不言而喻。 《中国电影发展史》的创作是在一个特殊的历史环境中,这也就注定这本书本身的性质就具有一定的历史特点。在1962年一篇为祝贺《中国电影发展史》初稿即将出版写的一篇评论员文章中有这样一句话:这部著作在叙述中国电影发展的各个历史时期,无论是萌芽时期、三十年代的革命电影运动时期、抗日战争时期或解放战争时期时,都贯穿一条鲜明的线索——阶级斗争的线索”。这句话很明显地指出了这本书本身的一个性质,同样也是这本书存在的一个问题。由于当时特殊的社会政治背景,该书在作者立场以及书写角度方面带有极为强烈的政治意识形态,因此有着很明显的阶级斗争色彩。首先体现在资料筛选上,该书过于偏重左翼电影,并在行文中将左翼电影所承载的教化、改良等间接的社会功能予以无限制夸大;而对待当时以娱乐为主的商业电影,如神怪武侠片、间谍片等或者避而不谈,或者将其否定。⑥其次是阶级斗争色彩还体现在对个别电影的评判上,例如,在《中国电影发展史》有一个章节里讲到“中制”(中国电影制片厂)电影的两部电影《还我故乡》以及《警魂歌》,这两部电影都是中制于1945年完成的,但是《中国电影发展史》这本书给予了这两部电影完全截然不同的评价:《还我故乡》的优点是保持了人民抗战的思想,热情歌颂了坚持抗战的普通工人和农民……影片还是非常有意义的。即便是指出《还我故乡》有一些小错误,书中仍然写着它与《警魂歌》是不可同日而语。《警魂歌》这部电影在1945年再映的时候在上海是取得了很高的票房成绩的,但就是因为这部片子的剧本是经看后“手令”“中制”拍摄的,因此在《中国电影发展史》这本书给予了《警魂歌》可以说是彻底的否定,认为《警魂歌》实际上是美化和粉饰了国民党的警察从而维护国民党反动派的利益,是无耻的讴歌了国民党警察的反动影片。 而对于同时期另外一部影响巨大的影片《天字第一号》,《中国电影发展史》给出过这样一句话的评价:“不仅内容极端反动,艺术处理也拙劣不堪,杂乱到无法再杂乱的地步”。⑦以现在的眼光看来,很难想象这些如此带有主观色彩的话语竟会出现在一部史料书籍中,不能不说是对于历史事实的一种偏颇的评价。但是结合当时特殊的政治时期,这又显得合乎情理。现在我们只能是把这种受极强意识形态干扰所导致的史学著作看成是一种特殊历史时期的产物。 就《中国电影发展史》这本书而言,它是在官方组织下的一个写作行为,由此便掌握了极大的话语权,其中这样带有阶级斗争色彩的话语在书中比比皆是,也对后来很多关于电影史书籍的写作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天字第一号》和《警魂歌》这样一些至关重要的影片,自从在《中国电影发展史》中被痛批之后,在内地出版的各种版本的中国电影史中,已经很难看到,甚至也很难找到关于这些电影的相关资料。目前我们所能够见到的中国电影史的书籍,大致包括以下这么几类:按时间分类,按地域分类,按电影门类及电影类型、按研究角度分类等。这些关于中国电影史研究的书籍在研究角度和书写方法上,有很大一部分都是受到了程季华先生主编的《中国电影发展史》的影响。⑧应当予以承认的是,即便《中国电影发展史》一书存在史学书写观念的问题,但是,作为我国第一部具有完整史学意义的通史性质的电影历史著作,它建立了中国电影史文本写作的一个经典范式。其电影思潮史的史学方法论和按政治事件历史分期的研究框架、对中国电影文本和电影作者的筛选和评价体系,至今仍深深影响着海内外中国史学者的写作理念。 作者:胡兰兰单位:福建师范大学传播学院 中国电影史论文:中国电影史教学方法认识探讨 [摘要]中国电影史教学不仅是向学生讲授电影的发展历程和代表作品,还应体现为对其中所蕴含的中华民族文化精神的深入挖掘与思考,并以此培养学生对民族电影的审美情感,进而树立起民族电影意识。 [关键词]民族文化精神影戏天人合一和而不同人本思想 在影视艺术院校,中国电影史是一门传统的理论课程。随着时代的发展,过去那种单纯的以讲授电影发展史常识为主的教学模式已无法适应学生、社会以及电影本身的需要了。尤其在市场经济下,当今的中国,商业文化大行其道,并形成了对一代年轻人的人生观、价值观的影响和改造,物质的获得变成很多人生活里唯一的追求。因此,当我们面对电影问题的时候,首先要面对的应该是文化,包括教育在内,要让学生对自己的民族文化与艺术形式之间的关系有充分认知。北京电影学院的陈山教授曾经指出:当我们的电影走出国门时,我们有没有根基和世界对话?拿什么与世界对话?这不只是知识架构问题,更重要的是艺术家的价值取向问题。对此我们是非常赞同的。 在教学中,我们深刻地感受到,作为一门史学课程的教学,以什么观念对知识加以梳理,以怎样的方式将知识传授给学生,使学生在追逐商业利益的大潮中,还能保有一种独立的艺术品格,以艺术家的良知和爱国情操,对自己的民众投以深切的人性关怀。这是教学中必须认真思考的问题。 从某种角度来说,一部电影艺术史,其实就是一个民族的文化形象史和心灵成长史。因此,中国电影立足于世界影坛的根基应当是民族文化精神。纵观中华民族的历史可以发现,中国文化是以人心和人生为观照的,有着强烈的人文主义精神和进取精神。中华民族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特定的价值系统、思维方式、社会心理以及审美情趣等,构成了中国文化精神的基本风貌。因此,把中国电影的发展进程放在民族文化精神和艺术传统的视野中来加以梳理,通过对中国电影史上具有代表性的作品的分析与解读,揭示其背后所蕴含的审美意味,阐释中华民族的人文性格与文化精神,以求多层次、多元化地来关照中国电影的演变历程及其创作上的美学追求,便构成了我们教学的基本思路。 一、“文以载道”与“影戏”传统 作为一种文化形态,其载体的结构与其所承载的内容构成了一个相辅相成的整体。而电影的社会文化位置和内含与其所选择的艺术形式及其发展方向之间也存在着深刻的内在联系,这是我们认识电影艺术史的一个不容忽视的出发点。 在儒家思想的哺育下,中国古代文论中产生了“诗言志”、“文以载道”、“乐以教化”等一系列艺术命题,强调艺术要为政治教化服务的宗旨。这种以服务社会为根本目的的致用精神在中国得以长久的延续,也同样体现在电影创作中。中国电影的拓荒者郑正秋先生曾经说过:“戏剧者,社会教育之实验场也;优伶者,社会教育之良导师也;可以左右风俗,可以左右民情。是故吾人于优伶一方面,不可轻忽视之,于戏剧一方面,更不可漠然置之。”[1] 回首中国电影的发展进程,其教化功能清晰可见。把电影看作一种社会教育的手段和工具,不仅是艺术家自身的追求,更是时代和社会对中国电影人提出的要求:电影成为他们表达自己对世界的认识和社会理想的手段。而且,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中国电影艺术家所关注的问题和影片所集中表现的题材内容,大多与这一时代社会政治的优秀话题直接相关。 在对电影本体的认识方面,由于中国传统的思维模式是一种重整体、重体悟、以经验为基础的直观思维,因此,早期中国电影人对电影的认识也更注重对影片的整体把握。从社会功能目的出发,以中国观众熟悉的戏剧化冲突原则为基础,利用传奇、巧合等因素以求故事以情节的曲折生动;在电影的时空表现上,则以较大的叙事段落的戏剧性场面中展开的故事来完成影片的表意任务。这种以叙事为优秀的电影本体论观念与电影的教化功能的结合,生成了最具中国特色的“影戏”传统。 从郑正秋、张石川的《孤儿救祖记》、《姊妹花》到蔡楚生的《渔光曲》、《一江春水向东流》;从谢晋的《女篮五号》、《芙蓉镇》到吴天明的《人生》、《老井》;从张艺谋的《红高粱》、《秋菊打官司》到王小帅的《青红》、王全安的《图雅的婚事》……几代电影人,都在传承着这种艺术追求。 作为一种电影观念,“影戏”充分体现了中国人对艺术和电影的思维方法。它是在借鉴民族戏剧的娱乐因素的基础上,吸收西方影像语言和中国式观影习惯特点逐渐建立起来的。“影戏”传统之所以能够产生并深广地影响着中国电影,正由于它是根植于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和中国电影的现实生存环境中。 然而,在当今中国电影该以怎样的姿态立足于世界的时候,作为年轻一代的电影人,该如何以富于国际化的视野来对“影戏”加以继承、改造,并实现新的突破呢?我们对学生提出了这一中国电影急待解决的问题。 二、“人本思想”与影像中的人文关怀 在对“影戏”传统进行阐释的基础上,我们又从另一层面对中国电影人既心存“兼济”天下之志,又洁身自好、守持心性真实、追求个性自由的价值观予以深入剖析:他们以发自艺术家内心的民族情感,表达着对平民大众深切的人性关怀。 中国传统文化最主要的承载者是士。崛起于春秋战国时代的士,表现出博大的胸怀与开放的心态,有着强烈的政治参与意识、淑世情怀和社会责任感。他们提出“天道远,人道迩”、“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著名命题。这种热爱人生、以民为本的思想,代代相传,形成了中国文化中积极入世的忧患意识和追求精神独立的审美品格。这一点,也同样支撑着中国电影的民族艺术影像,支配着中国电影主流形态的艺术走向。在教学中,我们以此为线索,深入探讨不同时期的中国电影人,在其作品中所体现的独具魅力的生命关怀与平民意识。 打开中国电影影像的记忆,一系列血肉丰满、性格鲜活的小人物跃然眼前。每一代电影人都在这些形象身上赋予了鲜明的人道主义立场和深沉的生命关怀:卑贱的妓女阮嫂首先是一个具有“伟大的人格”的圣洁的母亲;歌女小红和吹鼓手小赵的爱情在穷困的岁月里显示着中国百姓乐观豁达的情怀;天真善良、聪明可爱的三毛的不幸命运和“小广播”的市侩与心酸,都同样让我们在笑声里流下同情的泪水;张嘎子、、吴琼花在战火中追求着革命理想和自己的人格完善;李双双在集体化的道路上不断成熟;孙旺泉忍辱负重、执着地寻找着生命之水,成了一方水土中的平民英雄;翠巧为追寻光明而被黄河吞没;苏州河畔的女孩牡丹为纯美的爱情而付出生命;秋菊为“要个说法”历尽辛酸;做扒手的小武也有着对美好生活的渴望;贫嘴张大民在“与树同居”的日子里自得其乐;“三峡好人”们在时代的变迁中,思考着生存的意义与生命的价值…… 这些作品大多以平民化的视角,从日常生活中去挖掘中国社会的众生相,凝聚着中国电影人对现实民生的深切关怀以及忧国忧民的悲剧意识,构成了一幅中国电影的“清明上河图”。 教学中,我们还针对当前中国电影创作中人文关怀的缺失现象让学生展开讨论:面对“黄金甲”与“好人”在票房上的“胜负”,我们该如何评说与选择?艺术与技术,传统与现代、生产与消费、道义与利益之间的关系如何处理?这都是学生们走上创作之路时所要面对的!中国需要有力量、有人性深度和历史深度的民族电影,我们能为此做些什么? 三、“天人合一”与电影的诗意品格 “天人合一”可以说是中国文化精神最根本的特色。体现了古代中国人处理自然界和精神世界关系所持的基本思想,其突出特征是: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服从自然规律,人性即天道,道德原则与自然规律一致,人生理想就是天人谐调。这一思想特征贯穿于中国文化艺术的各个层面,并对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审美追求、价值观念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在美学上,和谐化诗意关联的“天人合一”思想,深刻浸渍了中国古代审美境界论,使得中国人特别强调人生境界与审美境界的合一。于是,追求情景交融、虚实相生、韵味无穷的意境之美,成为了中国艺术的终极目标。而中国人生于自然、取之于自然,仰赖自然的观念,也在电影创作中得以充分的延伸与发展,形成了中国电影艺术民族风格的诗意传统。 从20世纪30年代起,中国电影人就开始有意无意地把中国传统文化中那种宁静、幽远、恬淡的审美意境渗入到电影创作中来,并开始从叙事和造型相结合的综合效果来探索电影的民族文化意蕴的表现。委婉含蓄的无声片高峰之作《神女》;完整体现中国美学特质的影片《小城之春》;“十七年”中寄景抒情的《早春二月》;80年代的散文诗电影《城南旧事》;充满东方韵味的武侠片《卧虎藏龙》,清新隽永的《那山那人那狗》……表现对名山大川、奇景秀地、边塞风光向往的风光片《刘三姐》、《五朵金花》、《林海雪原》、《庐山恋》;凭借大自然抵御政治压抑,升华生命诗情愿望的《牧马人》、《天云山传奇》等…… 结合这些不同时期的电影作品所呈现出的美学意趣,我们与学生共同探讨:尽管由于主流意识形态倾向于急功近利、直奔政治性主题以及直白显豁的表达方式等方面的原因,诗电影未能在中国获得长足的发展,但在传统美学的陶冶下,中国电影人一直在作品中努力营造具有浓厚民族意味的段落。他们融合中国诗歌、绘画、音乐等审美表现形式,通过空镜头、长镜头展现自然景观,借以抒发主人公的内心情感,表达创作者的价值取向和审美趣味。试图运用视听造型来实现一种东方美学的表达,以写意的方式抒写恒久而普泛的人性主题,并形成了含蓄隽秀的诗意品格。这种美学气质是中国电影不能丢弃的! 四、“和而不同”与风格类型的多样化 在华夏文明发展过程中,“和”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文化基因。它是指在保持各种因素的本质的基础上,达到一种更高层次上的彼此相容相通,是“求同存异”的升华。为使学生深入领会“和”的含义,我们对此作了多角度的诠释。 从历史角度看,正是因为有一种“和”的博大精神,中华民族才能对外来文化产生巨大的亲和力,才会吸收、改造其他民族的文化,使之成为中华民族文化共同体的有机组成部分。从文化学的角度看,中国近、现代的进程,恰好是中西文化不断地“和”的过程;而从当前全球一体化的格局来看,“和”已成为世界文化交汇融通的潮流。 纵观中国电影的百年进程,在抒发爱国情感、讴歌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颂扬英雄气节、表达乐观豁达的心态、追求家庭和谐等民族文化精神的熏染下,一代代电影人,创造出了各具特色的电影作品。而由历史原因造成的区域构成上“两岸三地”的特点,也使中国电影在“和而不同”的文化阐释上有了更丰富的内涵。侯孝贤、吴天明对现实的深切关注,李安、谢晋温柔敦厚的伦理情结,胡金铨空灵而富于禅意的武侠世界,冯小刚、周星驰富于平民意识的喜剧、贾樟柯长镜头里的尘世关怀等,其中都贯穿着浓郁的中国文化品格。而“华人电影”或“华语电影”概念的出现,也反映了当代人对中国电影多元构成特点的认同与关注。 据此考察中国电影可以看到:电影作为一种“舶来”的艺术,在进入中国文化视野和创作空间起,就体现了这种兼容并包的文化品质。中国第一部电影《定军山》,就是全新的电影语言方式,与最具中国民族文化特色的京剧艺术有机结合的产物。 尽管受传统艺术理论重感悟、轻理性的影响,中国电影还没有形成比较完善的民族电影美学理论体系。但我们还是尝试着运用当前的一些研究成果,对中国电影在民族文化以及民族与外来文化结合下形成的叙事模式、风格类型进行了分析、梳理。以求给学生提供一个可借鉴的研究视角与今后的创作思路。 (一)主旋律电影 长期以来,电影在中国主导意识形态的观念体系中首先被看作“是一种意识形态载体而不是文化‘产品’”,[2]因此,在中国电影创作中,主旋律电影便成为一个特有片种。在某种意义上说,主旋律是建国前“影戏”观念的延伸,并随着时代的变革,被不断地注入了更多的意识形态色彩。《中华女儿》、《白毛女》、《青春之歌》、《李双双》、《开国大典》、《生死抉择》、《张思德》、《云水谣》等等,都是各个时期具有影响力的作品。 教学中,我们结合今年的“金鸡奖”和“华表奖”的获奖情况,对当前的电影现状进行解读:在经历了大众文化形态的冲击后,近几年的主旋律电影在继续强调其意识形态功能的前提下,开始有意识地将娱乐性、商业性元素融入其中。《云水谣》就是成功地将爱情片的类型模式与主旋律形态相结合的代表。 (二)家庭伦理片 以家庭伦理为优秀的儒家伦理学说,千百年来一直影响着中国人的道德观念和价值指向。对伦理秩序和伦理秩序中的个人及其职责的反映与思考,成为中国文艺创作中的重要母题之一。 在对中国电影的梳理中,我们可以发现一种不断重复的叙事模式:以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为优秀,围绕一个家庭的亲情关系来反映道德问题;用巧合的情节表现人物的不幸,用不幸的事情来衬映出人物对家庭伦理观念的取舍,借此体现影片的价值判断和审美取向。《孤儿救祖记》、《姊妹花》、《渔光曲》和《一江春水向东流》先后成为20世纪前半期中国电影中最卖座的影片,原因就在于它们都是从家庭伦理的角度,以最贴近中国人文化认知的方式入手的。这类影片靠情、理打动人,以人物与人物之间、人物与观众之间在心灵上的沟通和共鸣作为契合点。这是一种具有深层民族文化心理内涵的创作模式。 20世纪后半期,我们曾经对谢晋和李行等人的电影进行了有关恪守传统伦理还是实现人格现代化的讨论。80年代之后,有着国际背景,横跨中西文化的李安创作了“父亲三部曲”,他沿袭了家庭伦理的角度,但视野则是世界的、开放的,展现了传统伦理观念在现代社会悲喜交加的命运。教学中,围绕着李安的成功,组织学生展开讨论:一种从民族文化深处生长起来的叙事模式该如何保持其旺盛的生命力呢?关键就在于创造者在尊重艺术传统的基础上,能否顺应时代,赋予既有模式新鲜的内涵和表现形式。因此,新一代电影人有责任将家庭伦理片打造成一种既能深入到民族生活和情感的内里,又能获得商业号召力的电影模式。 (三)武侠片 在世界电影类型片中,武侠片是少有的由中国人原创、探索和发展起来的类型电影,是比较纯粹的中华民族样式的类型片。它是以中国武术功夫及打斗形式、侠士形象和侠义精神作为情节类型构成基础的电影。 我们通过纪录片《功夫片岁月》,使学生了解武侠片在产生、发展、成熟的历程中,融入了中国民族文化的多重内涵:满足老百姓良好愿望的侠文化、武侠小说的直接影响、京剧艺术的表演程式、武术功夫的表现形态、禅宗思想的渗透等。并以《火烧红莲寺》、“黄飞鸿系列”、《独臂刀》、《侠女》、《唐山大兄》、《少林寺》、《新龙门客栈》、《卧虎藏龙》等一系列具有广泛影响力的武侠片为例,对这一类型特点进行分析:“侠义”、“自由”、“为民”的精神追求;写实与写意相结合的艺术表现;奇丽影像、壮观场面的营造;惊险动作的设计;传奇人物的塑造;全景、大全景镜头的运用……上述元素的有机结合,造就了影片慷慨激昂、感时伤怀、悲天悯人的审美效果,激发起中国人内心深处的英雄情结,对观众产生了强烈的情绪感染力。 通过分析与学生进行交流:中国武侠片之所以长久不衰地立于世界电影之林,其根本原因在于其独特的民族文化气质。然而,武侠片创作现状却令人堪忧:在商业利益的驱使下,刻意营造华而不实的大场面、卖弄电影特技、故事情节粗制滥造以及对“暴力美学”的盲目追逐等等。这种顾了“面子”,丢了“夹里”的状况会将中国武侠片引向何处?这是值得反思的问题。 (四)西部片 20世纪80年代初,钟惦棐先生提出了拍摄具有中国特色的西部电影的想法。西安电影制片厂的吴天明导演以《人生》、《老井》为中国西部片奠基。与此同时,第五代的《黄土地》、《盗马贼》等也加入了对中国西部这片神奇而古老的土地的关注;其后出现了《野山》、《秋菊打官司》、《双旗镇刀客》、《美丽的大脚》、《二嫫》《一个都不能少》、《天地英雄》、《图雅的婚事》等一系列以中国西部地区为背景的电影作品。 或许“中国西部片”的概念还有待于商榷,因为它不是对美国西部片的机械模仿,而是作为当代中国极具区域特色的片种存在着。这类电影力求以新的视角对中国的西部生活作独特的观照和抒写,创造性地将当代人的思考融解于西部社会生活和自然景观之中。在艺术表现上,透过浓郁的乡土生活画面、民俗风情、宗教仪式以及独特的人文意象,捕捉其深层的历史文化价值,对中国西部生活进行雄性精神的审美创造,给中国的民族精神、艺术意识注入了刚气和力度。而这种阳刚之美正是当下的中国电影所欠缺的。 (五)喜剧片 喜剧片在中国电影中发展比较缓慢。作为类型研究而言,最值得关注的当属20世纪九十年代后期出现的冯小刚的贺岁喜剧片。超级秘书网 这是一种带有很深的中国文化印迹的喜剧片。冯小刚以喜剧的超越精神和民间姿态,引发了中国大众的一次次“狂欢”!贺岁片不仅使“过年”有了民族本土意义上的电影文化载体,还形成了中国独有的电影档期——贺岁档。然而,它尚处于起步阶段,还远不够成熟。由此对学生提出:在他们今后的创作中,是否应该对这一电影类型融入更丰富的民族文化意味? 在中国电影中,还有许多值得探讨的样式,如反特片、戏曲片、动画片等,这些作品几乎无一例外的显示了中国文化精神的强大生命力。无论时代如何变迁,中国人骨子里所渗透的民族之魂从未改变过。正如张明敏在《我的中国心》里所唱的“流在心里的血,澎湃着中华的声音,可是不管怎样也改变不了我的中国心”。“和而不同”、“多元向心”,这是中国文化、也是中国电影不变的灵魂。 五、结语 在中国电影史的教学中,我们深刻地体会到:盲目地用西方的电影理论来解读中国电影作品,很难准确地把握其内在的精神气质。对于中国电影人而言,树立起民族电影的意识,创作出具有中国民族文化价值的电影作品,创建具有中国民族审美特质的电影理论系统,对中国电影的创作及研究都是十分必要和紧迫的,影视艺术院校的师生义不容辞地应该承担起这样的使命。 中国电影史论文:论《中国电影发展史》与电影文化思维 摘 要:《中国电影发展史》是程继华主编的权威电影史学书籍。本文通过对此书的研究试图探究特定历史时期文化思维模式,有助于找寻出一条更深层的中国电影史发展脉络。以批判的态度和严谨的作风研究史学书籍,并在求证中西方文化差异的同时深入读解本国电影文化。 关键词:文化思维;政治;电影运动;中西文化 任何一种文化思维方式都源自文化本身,而历史本身又具有些许主观色彩,导致政治因素在一段历史的存在中尤为抢眼,这是阅读程季华主编的《中国电影发展史》最大的感触,政治化的思维模式以及历史化的主线流程使我重新感悟了中国文化发展历史并对电影史学的研究有了初略的新的诠释。这是一本详尽的史学体系书籍,对于研究阶段的初学者来说,我们还需要反复阅读并正确理解理论历史化这个问题,以方便讨论中国电影理论中的一些优秀观念是如何发展的并以何种发展的眼光来阐释。对比不同版本的中国电影史学书籍并通过横向纵向分析,认知到中国电影理论应顺应电影文化思维,分为社会理论以及艺术理论,对史学的研究也应当在时间、空间的维度里找到正确的定位,以下简单讨论一下我个人阅读《中国电影发展史》的感触及对文化思维方式的思考。一、政治读解文化通读《中国电影发展史》上下两册,时间跨度从1896年影戏正式引进中国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重新迎接政治、文化崭新时代。三编八章的时间切割上也是从中国历史、政治的分期上来划分的。从萌芽到党领导的电影文化运动再到新阶段进步电影与人民电影,都是在政治纬度上进行的,期间穿插中国历史各时期的战争结点,会议及斗争。时间上也划分为萌芽、发展、潜行、阶段、服务、斗争及成长,最终放在“成长”上也恰好契合了未来电影工作永不停歇的宗旨。《中国电影发展史》为代表的传统电影史的写作,更偏重于站在阶级的立场上对中国电影进行评价。它是通过政治解读文化的方式产生于大时代背景下的理论产物。尤其是第二编、第三编,基本在“党领导”的宗旨下进行各类电影文化运动。其中1934—1935年谈到“围剿”与“反围剿”斗争,包括在1937—1949这段整体带有民族拒绝性的时代,“抗战”变成主导思想。又例如“左翼电影”作为时代产物受到一切来自政治斗争的阻挠,而电影运动却如火如荼的在这样的斗争年代进行着。对于文化的公正性会由于政治的读解变得缺失,硬朗的政治斗争性超越了艺术体本身很柔和的因素。使本书带上了更重的历史、政治色彩,却缺乏真正的电影理论色彩。当然,政治主线下的电影史是有好处的,至少让我们更了解那个年代统治阶级的思维方式及行动趋势,对艺术文化把握有多少的强制性(包括各种高压政策对人的影响都避而不谈),这是最大的与当下各类中国电影史不同的地方。它更具有中国特色,同时具有强迫性和残忍性。相比政治比例合适的史学书籍我更偏爱李少白主编的《中国电影史》,它将中国电影史看作是一部由电影艺术、电影工业等多维体系组成的综合史,系统地介绍了中国电影的发展流变,分时期、分阶段地对中国电影史中的电影作品、电影现象进行细致入微的论述和阐释,勾勒出了一条清晰的中国电影史发展脉络。史论结合,在尊重历史的基础上把握评述的公正性。二、电影运动与派别斗争政治运动伴随电影运动,或者说政治与文化两者相辅相成不可分割,本书主要谈到“左翼电影运动”与“孤岛电影运动”而“软性斗争”又导致文化派别与性质的斗争,从政治的定性到文化的定性再到电影的定性,从而导致一种过于偏激的理论体系生成,其中谈到在定性斗争中,将《小城之春》当作是一种消极颓废的感性电影,既不符合当时进步电影的需要,也成为“文华”公司消极倾向的典型代表来叙述。完全从政治立场分析文化的态度从而引发的斗争如同是******与共产党的内战,爱国的******军官与共产党员并不能完全站在统一战线上,是因为他们分别有着各自的阶级立场,这就不得不引发我们对文化立场和态度的思考。我个人是很喜欢《小城之春》这部电影的,不仅怀着对费穆导演的尊敬,更多的是他开创了中国“诗电影”的先河,这才使得后续导演如:贾樟柯能真正将“诗电影”概念推广并形成自己的一种创作风格,我认为这种带有派别之争的电影史书,必须同时客观的站在政治与艺术的双重宝塔上进行俯瞰研究,否则就有失公允性。值得肯定的是“左翼电影运动”及“孤岛电影运动”部分的撰写,在尊重客观事实的基础上,深刻剖析了各种社会因素对这种文化现象的形成所起到的推波助澜作用,并生动的举例阐明观点。三、中西文化理论思维差提到中西方文化理论差,最重要的一点是中国电影史永远应该放在世界电影史这个广角的范围内去分析的。因此不能脱离世界格局的大环境,哲学上所谈到的“矛盾”与“联系”的观点也是渗透其间的。在这63年的史学研究历程中只少量的谈及香港电影,未涉及台湾电影,而在大谈政治的基础上主要攻击一些非主流电影(即:非政治、缺乏教育意义的及一些所谓的消极电影),是不符合电影史学的广泛性与客观性的,并未能真正分析其艺术文化价值性。单就这一点是与西方文艺理论史学书籍不同的。公正、客观永远是史学撰写者的信条,作为史评及文化研究人员也都应当在这种氛围中评说。值得肯定的是作为史学书籍,同期类比了大量的影片,并附着了电影剧照及比较详尽的内容介绍,对同时期优秀的影片及反面教材进行了对比,使得中国特色的理论研究方式在《中国电影发展史》中淋漓尽致的发挥。 说到中西方电影理论思维差,需要将世界范围理论指导模式应用在中国独具特色的文艺路线上,这是平衡思维差的最佳方式。我们需要史评,需要完整的史学体系,同时需要在一体化的大框架下延伸出我们自己的路。应该加强什么,应该剔除什么,应该补充什么,更应该创新什么,这是我们当下研究的出路。一方面考察中国电影理论与外国主要理论如何平行发展,另一方面,讨论中国与外国电影理论联系密切的部分,考察在不同社会历史阶段,中国对于世界电影理论中不同的理论体系、观念和流派取舍有何不同。这样编撰史学书籍会更有说服力和客观性,史学价值才能更高。 总的来说,《中国电影发展史》是细腻的政治的阶级性明显的时限性强的史学资料,对于63年的中国电影发展历程而言,是详尽并清晰地。作为《中国当代电影发展史》主编之一的贾磊磊在谈到《中国当代电影发展史》的编撰时说:“我们希望对被忽略的历史进行重现和描述。” 要将电影看成是一种产业。《中国当代电影发展史》要打破地域的局限,不再拘泥于行政区域划分的视野,将内地、香港、台湾统而观之,探讨在相同的文化传统中,由于不同的社会政治经济结构所产生的相同题材、相同类型的电影艺术作品所呈现的不同的表现内容和表现方式。同时他表示“电影全史的 个人写作时代结束了,一个人要写一本中国电影史的时代结束了。”这更是验证了在全球一体化下分工更细化,内容更多样的文化理论体系整合的时代的到来。这不禁让我想到倪骏所编撰的《中国电影史》,虽有抄袭之嫌,可在内容和形式上却是集百家之长,全面的涵盖了中国电影史应涵盖的所有范围,虽然要批判的看待史学书籍,但我个人认为这样的拼接也是含有独特主观色彩的,也是中国电影史理论书籍发展的一个过度版本,它是有创新有发展的。我们要建立全局的电影思维模式,要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时代还能永远保持最新鲜的状态。
文化软实力论文:软实力国有企业文化论文 1软实力和企业文化的基本内涵 1.1企业文化的内涵企业文化作为一种管理思潮,是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美日等国研究者和商业从业人员提炼出的有关企业管理的新概念。麻省理工学院学者埃德加•沙因在其1986年出版的《企业文化与领导》一书中提出,企业文化是在企业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一种被多数成员普遍认可的价值体系。企业文化具有强大的约束和功能导向作用,能够有效规范和引导企业成员的思想和行为,因此受到了企业管理者的广泛关注和普遍重视。此后,哈佛大学商学院的雷斯•E•迪尔和麦肯锡咨询公司顾问阿伦•A•肯尼迪在其合著的《企业文化———现代企业的精神支柱》一书中明确提出了企业文化的主要因素构成,即价值观、企业环境、英雄人物、典礼及仪式、文化网络。其中,英雄人物即在企业发展过程中做出突出贡献的集体或个人,它是一种人格化的企业文化,具有极强的影响力、感染力和鼓舞作用,能够使企业成员更好地认识自己,并积极进行创新活动,推动企业的持续稳定发展。而目前国内学者对企业文化的认识存在一定的差异,他们认为企业文化即领导者提出和倡导、全体成员共同遵守的一种文化行为方式。综合上述各主要观点,我们认为,企业文化是企业所极力塑造的一种与他者相区别的文化形象,具体指涉商业组织的价值理念、符号、仪式以及处世原则等的文化形象,是企业发展经验的凝结,体现了组织的理念,渗透于组织的全部肌体。企业文化包括以下特点:抽象性,即意味着企业文化要通过一些抽象、简明的符号、象征来包涵具体丰富的内容;规范性,即意味着企业文化要表达应然性的目标,而不是实然性的现状;独特性,即意味着企业文化的特征和功能就是要使特定企业区别于其他企业,要在竞争激烈的市场中脱颖而出;可变性,即意味着企业文化应该伴随所处经济社会现实环境之变迁而进行与时俱进的更新和发展,从而使企业文化这种软实力与企业本身因产品质量而形成的硬实力同步发展。 1.2软实力与企业文化软实力(softpower)并非企业管理领域内的原生概念,其最早是由美国著名政治学家约瑟夫•奈教授在对美国崛起进程以及大国关系进行研究时提出。它最初指的是一个国家在政治、经济、军事等硬实力以外仍能对其他国家和国际秩序产生重要影响的一种实力,其主要体现在文化的在广度上的蔓延以及在深度上的渗透这两个方面。随着人文社会科学相近学科之间概念、理论和方法的相互影响和借鉴,软实力也逐渐被一些学者引入到企业管理领域。例如,有学者对企业软实力的外延进行了深入研究,提出企业软实力即企业文化所彰显出的凝聚力与向心力、承受力与适应力、执行力与能动力、学习力与创新力、权威力与亲和力。另有学者站在企业软实力功能角度,分析了企业软实力的组成规律,其认为企业软实力是企业在社会资本积累和人力资源建设过程中,为激发员工工作积极性和主动性,最终实现其经营发展目标的一种能力。此外,还有学者从软实力与硬实力关系入手,认为企业软实力是建立在企业硬实力这一基础上,能够对企业利益相关者产生一定影响,最终使其认同和支持企业发展的一种精神力量,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企业发展,使其尽早实现其经营发展目标。依据这些不同的定义,我们认为企业软实力是一种无形、然却对企业保持竞争优势具有至关重要意义的战略资源,具有不可复制、不可模仿、强渗透性、强蔓延性等特征。企业文化是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内容之一,它可以通过企业文化逐渐渗透至本组织之全部肌体并辐射至与其相关的其他组织。 2国有企业文化建设的重要意义 2.1企业文化有助于发挥引领作用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的不断增强,以及我国产业升级的逐步加快,企业越来越重视技术创新。自我国加入世贸组织之后,其在全球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明显。当前,全球五百强企业中已有三百多家进入中国,并充分利用其资金和技术优势实现了跨越式发展。与此同时,我国企业在技术市场、服务市场、国内市场中面临着激烈的竞争,必须加快管理体制创新和技术创新,以便在当前的竞争环境下抢占一席之地。因此,企业必须加快创建与创新企业文化,充分发挥其文化的软实力功能,最终形成具有鲜明特色的企业文化。神华集团成立至今已逾二十年。在这近二十年的高速发展中,神华集团在最初的“开疆拓土、重整河山、做强做大、打造辉煌”方针的指引下,规模日益扩大,产业链日趋完善,进而发展为“建设矿、路、港、电、化一体化发展,打造国际一流大型能源企业”的方针,以及当下所提出的“科学发展,再造神华,五年实现经济总量翻番”的目标,神华企业文化无不发挥着重要的引领指导作用,极大增强了企业的向心力和凝聚力,引领不断打造神华事业的新辉煌。企业文化如同大海中的灯塔,指引企业在纷繁复杂的大环境中坚定地乘风破浪、勇往直前。 2.2企业文化有助于提高企业竞争力企业文化一方面可以有效优化其管理体制,推动体制创新;另一方面还能在精神层面影响员工的思想和行为,激发其创新热情。企业文化可以有效地优化企业的管理体制,主要表现在:一是推动管理理念的更新和转变,使员工认清市场经济的本质和信息资源在企业发展中的作用,并针对企业现有管理体制中存在的问题提出有效对策,做好品牌市场和功能定位。二是加快管理体制创新,针对企业不同发展阶段的特点和内容选择相应的模式,并积极采取各种有效手段进行管理。企业必须及时根据外部发展形势的变化适当的调整管理策略,从而实现与时俱进的管理目标。三是积极进行员工价值体系创新,强化其创新意识和责任意识,创建和谐向上的企业文化,明确不同历史阶段和状态下的价值表征。四是积极创新激励机制,大力发展具有自身特色的企业文化,最终实现利益最大化。激励机制能够有效地激发员工的工作积极性和主动性,使其以饱满的精神状态投入工作当中,更好地为企业创造效益。神华集团提出的“煤矿能够做到不死人,瓦斯超限就是事故”的安全理念,就是基于这种文化价值提出的,真正做到了“以人为本”,使神华安全生产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神华集团也迅速壮大。 3国有企业文化建设存在的问题 3.1企业文化缺乏创新和独特性企业文化与其生产经营目标联系紧密,二者相互影响,相互促进。但目前,一些企业管理者缺乏对企业文化与生产经营目标的正确认识,仅仅简单地将企业目标与企业价值取向和企业行为相结合,没有充分挖掘自身的文化资源优势,创建符合自身发展特点和目标要求的企业文化。当前,受行业、发展历史、产品特征、职工、地区等方面因素的影响,很多企业在文化建设上大同小异,雷同率高,没有充分显示出其文化优势与特色,导致其企业精神缺失,文化发展与生产经营相脱节,无法发挥企业文化应有的作用。在企业的经营管理上,很多企业都提出过类似的口号,如“质量是企业发产品的灵魂”和“顾客需求至上”等,创意性口号较少。同时,这些口号的内涵较为单一,不符合企业的经营导向、产品特性和服务领域,企业文化区分度低,从而使作为生产者的企业较难培养自己的忠诚消费者,不利于企业的持续稳定发展。实际上,企业文化的创建没有统一固定的发展模式,各企业可以根据其发展条件和具体方向选择相应的发展模式,从而积极发挥其文化优势,推动企业的健康长效发展。各企业在发展历史、管理模式、技术构成、竞争压力上存在一定的差异,这就决定了其文化建设的独特性。此外,企业文化的强度和类型也存在一定的差异性,正因如此才构成了企业文化的独特性特色。神华集团涉及的行业较多,或许这也是独特企业文化特色不易提炼和展现的因素之一。 3.2企业文化表象化、重形式轻内涵近些年来,随着大众传媒和快餐化娱乐业的高速发展,中国的国企文化建设出现了过于强调表象的错误倾向,具体表现为重形式轻内涵,文化内涵的构建和巩固不足,不利于其文化建设活动的可持续发展。同时,一些企业在发展企业文化时,过分追求“面子工程”,重金聘请一些知名教授设计企业文化形象。但这些凭空想象出来的抽象文化概念大都缺乏实用性和独特性,难以表现企业的文化实质和成分构成,企业文化建设成为空中楼阁。另外,还有一些企业过分强调表层物质文化,将企业文化建设简单理解为员工言行举止、内部报刊、庆典活动、文化宣传口号等,无法真正将企业的文化理念和价值观融入内部管理中,不利与员工人文素养的提升。更多的企业将文化建设的重点放在口号宣传上,形式华丽,内容空泛,无法达到应有的文化建设效果,造成了资源的浪费。 3.3企业文化缺乏系统性、长期性企业文化发展是一个动态的、长期的、前进的过程。因此,企业的文化建设必须突出系统性和长期性特点。为实现这一目标,企业应该积极制定行之有效的文化发展战略,并成立专门的文化机构,以保证整项文化建设事业的高效稳定发展。但反观实际,一些企业将文化建设局限于某一领域或层面上,存在一定的片面性。另外,还有一些企业虽然关注到企业文化建设的精神层面,但也只是“一时热”,发展成果没有得到有效地强化和巩固。神华集团在公司企业文化建设上,经常随着主要领导的变更而变化,因而缺乏一个一以贯之的思路。具体的,神华曾先后提出过开拓文化、创新文化、卓越文化、变革文化、共同文化、大同文化、大神华文化、“五型”文化、厚德文化等不同主题,但企业文化主题一直没有确定下来,这不仅影响了神华文化的延续性,而且阻碍了神华文化的传播和推广。企业文化的发展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不会一蹴而就,企业管理者必须树立发展信心,协调好内部各成员之间的关系,积极做好文化建设工作。对企业而言,只有立足自身发展实际,做好企业文化培育和建设工作,才能逐渐形成独特的且具有生命力的企业文化。 4国有企业文化建设的对策研究 4.1加强企业文化研究、突出企业文化的重要意义针对企业在文化建设中存在的问题,企业应该加强企业文化研究,明确其发展地位和作用,科学认识企业文化发展意义,充分发挥企业文化在推动其发展过程中的作用。企业要深入分析和把握企业文化的建设规律,坚持实事求是,高效整合现有资源,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建立起完善和谐的企业文化。具体而言,企业一方面可以加强对企业文化的科学研究,坚持从理论与实践两个层面分析企业文化的内涵与形式特点,明确现阶段文化发展目标,并制定行之有效的发展战略。同时,企业还可以成立专门机构,负责文化建设活动,广泛吸收和借鉴国内外企业的成功经验,突出其文化建设的独特性和时代性特点。此外,企业还可以邀请一些专家共同参与其中,并开展企业文化、员工价值观、企业外部形象调研工作,并针对其文化建设中的误区提出合理解决方案,优化企业文化发展结构,定期对员工进行企业文化相关培训,增强其集团荣誉感和责任感,不断提升企业内聚力和向心力。 4.2加强制度建设、用科学手段将企业文化落到实处企业科技通过制度建设的方式将企业文化落到实处,以保障其文化建设发展的持续性和固定性。企业在进行管理制度建设时,必须结合文化发展的总体要求,制定出特色化规章制度,用一种积极向上的价值理念鼓舞人、感染人、影响人,将员工的言行与企业文化发展有机结合起来,做到知行合一。良好的管理制度能够使员工自觉规范和调整其言行,进而提升企业的管理效率和质量。此外,企业管理者还可以对原有文化发展模式进行改进和完善,使其更好地适应现阶段的内外发展形势,使其制度建设充分体现出文化发展的特点与走向。 4.3紧扣企业发展战略、构建独具企业特色的企业文化要想使其管理理念深入人心,并被员工普遍认可,企业就必须紧扣企业发展战略,将文化建设与其经营发展活动有机结合起来,正确处理企业经营发展和员工素质培养之间的矛盾,加强员工培训力度,不断提升其专业水平和业务素质,同时根据所在地区的人文化经济特点和发展需求制定科学的长期和短期发展战略,积极改进管理方式方法。企业在进行文化建设时,应该根据其产品特性和行业属性进行文化构建活动,发展独具自身发展特色的企业文化,坚持可持续发展理念。 4.4建立起企业文化的有效约束、激励和巩固发展机制为更好地管理和约束员工的行为,企业可以将文化建设的一些内容适当融入制度建设当中,使得其管理目标最终内化为员工的自觉行为,强化其责任意识和创新意识,积极为企业发展做出应有贡献。因此,企业可以利用强化理论建立健全激励和巩固发展制度,使员工按照企业文化理念进行日常工作,不断提升其工作效率和质量。另外,企业还可以建立其相应的监控管理机制,要求员工定期反省和检查自己的工作,并针对其中存在的问题制定相应的改进计划,戒骄戒躁,以一种良好的心态迎接工作和生活中的挑战。 4.5发挥员工的基础性作用首先,企业在文化的选择和确定上要广泛发动群众,自上而下,自下而上反复酝酿、讨论,然后由企业领导者和员工共同确认,最后确定下来。其次,在企业文化确定后,企业要充分运用各种媒体向员工宣传企业文化,使员工对自己企业文化深入的了解,同时就企业文化建设跟员工互动,开展企业文化知识问答比赛、企业文化建设征文等活动,设立企业文化意见箱,促进与员工之间的良好沟通。此外,企业都应该培植自己的典型模范人物,让典型代表着企业某一个或几个方面的文化理念、价值观念,使企业文化即具备抽象性,又不失人性化。 作者:张忠友单位:神华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党建工作部宣传处 文化软实力论文:文化软实力应用下的思想政治理论论文 一、文化软实力的含义和作用 软实力一词是由美国一所大学教授提出的,在对国家的国力进行划分的时候,他认为硬实力就是由四种因素构成的,有资源实力、军事实力、科技实力和经济实力。这些实力被认为是有限的实力,但是无限的实力则属于软实力。也就是说,利用吸引力来达到自己目的的能力,而不是威逼利用的手段,这种吸引力的形成时来源于一个国家的文化价值观、政策外交与政治价值观等。软实力就是外交影响力与意识形态、文化影响力、制度影响力等的综合,它在发挥作用时同硬实力完全不同。文化作为国家的政治价值观同软实力相比,有独一无二的重要作用。文化是一个民族保持了良好创造力的源泉,是一个民族的文化成果,它既能丰富本民族的文化,也为整个人类的文化历史增添了色彩。在文化创造力很强的民族,它越容易获得其他民族的尊重,在情感上趋近和行动上的支持,这就是文化软实力的重要作用。 二、高校的思想政治理论课在提高文化软实力的重要作用 当代大学生有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使命。在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过程中要加强对文化软实力的提升,高校开展的思想政治理论课要将本身的育人作用发挥出来,通过教学的形式来使大学生拥有共同的文化、价值观、思想与理想,要将大学生拥有的思想观念同社会发展的主旋律一致。 (一)高校开展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思想教育责任高校开展的思想政治理论课一方面是转变大学生思想观念的方法,另一方面也是提升道德素质的必要途径,其主要目标就是要引导学生与帮助学生形成健全的人格和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观、世界观与人生观,能抵制各种各样的错误思想,例如: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等,要使大学生免受这些腐朽的思想文化侵入,要明确自己的社会任务,努力成为国家需要的人才。第一,高校开展思想政治理论课的主要目的就是教育,经过一系列的系统课程安排来促进学生的思想素质,这些课程所要包括的内容有马克思主义理论、爱国主义、社会主义的理想信念、集体主义,以及关于政治的立场、观点和方向等。要对这些知识进行有计划的、有步骤的、有意识的传输,使学生对政治的态度保持端正,要有正确的价值取向。提升大学生参与政治的能力与水平,练习对政治的敏锐感知力与鉴别力,激发当代大学生对于政治的热情,在政治素质方面要有一定的提升。第二,高校开展思想政治理论课的终极目标就是要对学生的思想进行政治方面的教育,该课程要有丰富多彩的教学宁日与完善的理论系统,向大学生展示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等宁日,要使学生能够准确掌握马克思主义所坚持的世界观与方法论,培养学生使用理论来应用到实践当中的能力,这就是对实践能力的培养。大学生的社会主义理论方面的教学与道德规范等教学内容要根据现实的学生接收情况来进行,在一些理论原理方面会比较晦涩难懂,要循序渐进,另外,在理论学习完毕之后,实际生活中的应用也是一个问题,课堂所学的政治原理很难灵活的在日常生活中应用,因此要提升这种实际应用政治原理、解决问题的能力。对当代大学生开展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教学,可以增加对党的路线和纲领的坚定信念。大学生所秉持的社会主义价值标准与道德规范要受到学校的正确引导,以培养学生的优秀道德品质与高尚理想情操为目的,这是提高文化软实力的所需的人才必须的素质。高校是这种高素质人才的培育场所,所以,高校进行的思想政治理论课要同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发展方向一致。 (二)高校开展思想政治理论课有提高文化软实力的职责一个民族在发展过程中会形成某些持久的价值观念与理念,这也是一个民族所具有的精神财富,也是形成民族心理的依据,是一个民族的价值判断依据。中国优秀的历史文化是国家的脊梁,也是中国的灵魂,提升软实力是保护民族文化的重要方式。在五千多年的历史发展长河中,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源远流长,需要我们当代大学生去继承这种优秀的文化,这也是我国提升文化软实力的必要基础与重要资源。高校开展的政治理论课的一种功能就是有文化继承的功能。这种功能在两个方面得以体现。一是对特定时间的社会政治、法制和道德文化进行总结语保留。二是利用教学手段将这种思想传递给学生,进而对文化的传承和传播有帮助,在传播政治、法制、道德的同时还要对社会文化的发展变化、创新等进行传播,伴随着文化、政治和经济等多个领域的网络化、开放化发展,大学生的社会活跃性与自主性就更为强雷,同时,多种理论思潮强烈冲击,一些不好的思想沉渣泛起,对于大学生这个特殊年龄段的学生来讲,他们的思想并未完全成熟,在繁杂的各种思想中很难辨别真伪、善恶、美丑,因此,这就需要学校开设思想政治理论课来进行引导,不然很容易使学生迷失方向。 (三)高校开展思想政治理论课有增强文化软实力在实践方面的职责高校开展的思想政治理论课要不同于中学时期的思想政治课,大学时期的政治课程要具有的一个鲜明特点就是要有实践性,思想政治的理论如果不能与实践很好的结合,那么就如同海市蜃楼般虚无缥缈。大学生在接受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时候要端正自己的态度,不能只是很僵化的学习知识来应付考试。所以,学校要积极开展社会实践活动,充分发挥实践教学作业,让学生从学校走向社会,丰富经历开拓视野,从多种角度来理解祖国是文化,去伪存真,去粗取精,要更加同现代社会相接轨,同人民的生活与国家的行为相符合,进而保持本民族的特点与时代特点,提升国家总体文化的软实力。在课堂的实践教学中,学生要切身感受到上课所学到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现实使用于真理,培养他们的使用理论进行实践应用的能力,也培养了民族文化保护的意识。思想政治理论课是利用实践教学来达到育人目的的,营造良好的学习环境,这在提高学生思想道德素质的过程中占有很重要的位置。高校是传播社会主义先进思想文化的一个重要平台,通过这个平台大学生可以成为国家优秀的人才,对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有深远的意义。 三、在文化软实力的语境下对高校的思想政治理论课进行创新 (一)加强对社会主义优秀价值体现的教育工作文化可以体现一个民族的灵魂和精神,是一个国家精神状态的体现,同时也体现出了民族的内在凝聚力与品格,这是因为文化建设可以满足国民大众对社会化主义优秀价值的认同。目前我国的社会主义优秀价值体系是我们国家各族人民进行团结奋斗的思想基础,它具有强大的精神力量、理论力量和道德力量,能够感召群众、鼓舞群众和;凝聚群众。社会主义优秀价值体系是国家形成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理论基础,科学的使用优秀价值体系是增强文化软实力的一个重要部分。对大学生进行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的系统教育是当前各高校要进行的教学主要任务。思想政治理论课在教学内容方面与课程的性质方面都决定了它在提高文化软实力与建设社会主义优秀价值体系的重要作用,课程的改革创新在提升大学生的综合素质,尤其是政治素质的重要是其他类型的教育所不能比拟的。 (二)重视对传统文化方面的教育优秀的文化需要被传承,大学生在传承的链条中处于承上启下的地位。在科技发展十分迅速的今天,全球文化有融合的趋势,文化的多元化特点展示出来。我们要对大学生的课程教育一定要包括传统文化,让他们深刻的意识到传统文化是先进文化的基础,这也是我国各民族的凝聚力量,使学生自觉承担起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责任。 (三)使思想教育更加生活化高校在进行思想教育理论的目标不是只是要学生理解理论的认知层面,更重要的任务是将理论升华到实际,在实践中得以应用。一旦离开实践,思想道德发展的说法就毫无意义。但是,我国高校开设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有脱离实际的现象发生,对学生的教学方式是一味的灌输,脱离实际,没有体现人性化,这样做的缺点就是会激发学生的抵触情绪,思想政治的最本质的目标很难实现。多样,课堂上的思想政治教育不能定位为太抽象的“空、高、大”,而是要回到现实中来。高校开设的思想政治理论课一定要端正教学理念,从当代大学生的实际生活中出发,尊重学生的各自特点,言传身教,把课堂教学的方式尽量延伸到课外教学,可以使用一些社团、广播等形式来加强对学生的联系。 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已经成为全国的奋斗目标,因为,国家文化软实力可以体现国民的精神状态、内在凝聚力与意志力,这些都产生与人民对社会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的认可。高校是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的一个平台,通过培养优秀的大学生来实现。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开设可以对大学生进行比较系统的教育,引导学生利用马克思主义原理来解释现象与应用,树立起科学的、正确的世界观。 作者:顾光进单位:江苏农牧科技职业技术学院 文化软实力论文:企业软实力文化建设论文 一、以人为本,为企业文化搭建推行平台 如何化企业文化的无形为有形,使其更好地指导和和服务于企业中心工作,这就需要把企业文化理念渗透到每一位职工脑海中,在潜移默化中让员工把这些理念运用到工作实际中去。今年,中卫供电公司结合国家电网公司提出的建设统一的优秀企业文化要求,以打造优秀班组企业文化建设为主要目的,开展班组文化建设。充分将企业文化理念渗透到班组的各项活动中,使员工的行为自觉融入到文化的价值取向和行为准则中,营造出班组安全规范、和谐快乐的文化环境和氛围。结合“班组建设年”活动,该公司在全公司范围内组织开展了征集摄影、书画、文学作品等活动。并汇编成《职工摄影集》、《职工书画作品集》、《职工文学作品集》发放到职工手中,既吸引了员工,又潜移默化教育了员工,使优秀的企业文化入脑、入心,员工对企业文化内涵全面认同并逐渐内化为自觉行动。同时在局办公大楼项目位置悬挂职工作品,极大地调动了职工参与企业文化建设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结合铸造卓越的服务品质工作,通过开展供电“服务之星”劳动竞赛、“优质服务是国家电网生命线”等演讲比赛,选拨出一批服务好、业务精的服务明星,带动全公司服务水平不断提升,使职工对全公司服务理念有了更深层次的认识,全局职工服务意识显著提升。在此激励下,95598员工自己填词创作了班歌《电力服务之歌》,将“优质、方便、规范、真诚”的八字方针融入到行为与歌声中,提升了班组的凝聚力,统一了座席员的思想、调动了工作热情。结合实施班组文化落地工程,把国网公司基本价值理念融入到班组管理、制度和行为,全面提升全局整体发展质量、运营效率、管理水平、队伍素质和品牌价值。采取不同方式加强班组长培养和指导,举办班组长综合能力提升培训班。局党委向全局班股长及以上干部配发《复命》读本,组织开展“执行力模式大讨论”,撰写心得体会共计80篇,出版《复命》心得体会上,下册。在班组文化建设活动中,涌现出一批优秀的班组长,他们成为班组文化建设的认真实践者和有力推动者。 二、构建载体,增强企业文化的穿透力 人是企业的优秀,更是企业文化建设主宰者,中卫供电公司以打造优秀企业文化为宗旨,把企业文化建设工作融入到职工文化生和工作中去,不断创立载体,增强企业文化的渗透力。该公司坚持开展评优树先活动,营造崇尚先进、学习先进的良好氛围,使职工对各企业和个人发展充满信心;在职工中开展集思想性、艺术性、趣味性于一体的职业道德、社会公德、家庭美德教育,通过开展“五型”(孝顺型、魅力型、环保型、学习型、平安型)和谐家庭评选、捐资献爱心、《国家电网公司员工守则》和礼仪知识讲座等活动,不断提升职工的责任意识和奉献意识;大力开展职工喜闻乐见、寓教于乐的文化体育活动,陶冶了职工情操,增强了企业的凝聚力;依托“职工书屋”定期开展形式多样的读书活动,结合“创建学习型组织,争做知识型职工”活动,开展“读好一本书,发表一篇文章”、“读书交流”等活动;成立书法、摄影、绘画等各类兴趣小组,聘请教师定期开展培训班,积极培养各类人才。这样既满足了职工的业余文化生活需求,又营造出了健康、和谐、温馨的文化氛围。企业文化创建尤如滴水穿石,当它渗透到一定程度时,其功效方如滚滚浪涛,奔涌而来。中卫局必将以统一的价值观、统一的发展目标、统一品牌战、略统一管理标准,大力开展企业文化和谐创建工作,将企业文化的古调演绎出新的韵味,让企业凝聚力和向心力得到了进一步增强,为推动企业较快又好的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作者:孙远强 单位:国网宁夏电力公司中卫供电公司 文化软实力论文:软实力武术文化论文 1、过分笼统的神层面文化———武术文化穿透力障碍 文化包罗万象,有器械方面的、有体制方面的,有举止方面的,还有理念与心灵方面的。之中,表面文化例如生产用具等穿透力稍强,方便传扬;而深层次的文化例如思考模式、文化底蕴、潜意识等穿透力稍弱,不易传扬。武术的深化层面的文化传达了武术哲学理念、武术思考模式以及武术的价值理念,它是隶属思想层面的东西,需要依靠思考模式与传统文化学识才能有感而发,所以通常是难以理解的。尤其是其回味悠长的历史文化韵味、精深的理念,需要花费很多精力才能明白。因此,武术文化的穿透力稍弱,这就是武术文化传扬的障碍的一种。众所周知,我国武术兼备了道学、儒学、兵法等方面的理论的精髓,并将之作为自身的举止标准。然而,尽管我国传统道法对武术的帮助甚大,但是家喻户晓的文化就应用易懂的方式表现出来。到目前为止,我国武术文化过分笼统,不但国外研究人员感觉摸不着头脑,就连我国的武术修习者有时也是一头雾水。而上世纪70年代的功夫巨星李小龙掀起的武术修习狂潮却是一个例外。李小龙功夫片所传达出的意韵在当时的时代有其特殊性,也符合世界范畴内的审美理念。易于理解的文化表现模式,使世界认识了李小龙,并认识了中国,使电影观众在耳濡目染中接受了李小龙和其背后的中华文化。中国武术文化传播必须是偏重叙述、看重体悟、贴近生活、朴实无华的,同时贯彻了我国的文化传播方略。而我国深厚的历史底蕴使得武术文化传播变得墨守成规,这样,只能堵塞传播路径,使民族文化传播成为空谈。只有当文化传播不再固步自封,并展现出通熟易懂的一面,武术文化的穿透力障碍才能解除。 2、过渡重视自我修习的武术观———武术文化的渗透力障碍 软实力竞争的最关键的方式就是针对外邦的文化传播和文化沟通。在如今这个信息化时代,比的就是传播技能。做到这一点,本国的历史文化就能漂洋过海,达到传扬的目的。新时代以来,伴随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以及互联网的普及,文化的传播途径不再是单一的,而是多样化的。我国武术由于遭受传统修习理念的约束,使得源远流长的武术文化在信息化时代的“攻势”下大败亏输,并且已远离了生活的主流。大众普遍以为,武术只能自己修习,武术运动则只是用来强身健体的娱乐活动。而实际情况是:传统武术的修习周期很长,修习十年或几十年的人不在少数。它也逐渐演变成满足人们精神层面需求的一类功法。尤其是一部分上了年纪的武师以提升自我的修习技能并达成“天人合一”的意境为终身目标,他们觉得武术的最高意境是“谐和”,是一种均衡。大众回味着武术以往的成就,然而却无法很好地继承中华文化。目前武术的功效与价值都没有完全体现出来。多元化的健身形式、娱乐形式,使我国大众开始喜新厌旧,并对武术文化生出了一丝厌烦情绪。当各种武术道场开始遍布大街小巷时,中国传统武术正在被边缘化。以往的亿人修习的传统武术正在没落,而大众不得不借别国的武术来体会竞赛精神。而细心观察我国武术传播的过程不难发现:武术的世界范畴内的传播并未取得预期的效果。武术要发展,就应让其适应市场,不能再沿袭以往的武术文化传播制度,应使武术适应市场发展的客观需求;同时,不能再让我国武术在夹缝中求生存。因此,过度重视自我修习的武术观,是我国武术文化传播的第二个障碍。 3、重仪典、轻细节———武术文化形象力障碍 儒学的创始人孔子主张用传统礼节和制度来管理社会,在该类伦理理念的引导下,中国武术被看作培育人仪典和礼节的代表,它倡导无序竞争和谦和的君子作风,让所做事情有回旋空间。然而作为一类民族文化,不能让其传播流于表面。中国武术中的抱拳是进行武术切磋或武术比赛的礼节,没有硬性规定让武术比赛者要做到赛前抱拳,这只是文化惯性使然。武术切磋前的抱拳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例如谦和、尊重等都是其表现形式。然而,大家在武术竞赛中,仍然可以发现很多不受约束、不利于民族形象塑造的一部分不良习惯出现,例如:武术标志、武术着装、武术仪典都不符合标准等等。到目前为止,武术体系中还没有形成一致的形象要求,各界武术人士正在为此不懈努力。中国武术的各类仪典都应标准化,例如:武术竞赛的宣扬观念、武术竞赛中的音乐、武术竞赛的开闭幕式都应注意一致性。而受到儒学文化熏陶的日本和韩国,在其传统的武术竞技项目中(通常指柔道和跆拳道)都有较为严苛的仪典标准。日本、韩国两国的武术项目在其热烈的竞争中都能保持礼貌,这一点是值得称道的。武术的礼节是再简单不过的了,但是在竞赛中大众仍然能够发现不遵守武术道德的情况出现,也会看到参赛选手不遵守武术礼仪的现象,而武术准则中也未进行明文规定。在武术竞赛的规划过程中,武术比赛服饰的规划、场地周围广告的规划、武术竞赛中的歌曲播放等等,其民族元素还少之又少。尽管这只是细节,但却反映了一个民族的武术文化底蕴,它对人的修养身心与道德归化有着显著的影响,也是提升武术软实力的前提和基础。举一个例子:大家在看世界杯时,自然而然地就会知晓哪队是巴西,哪队是英格兰等等,颜色标识已经显示出了一个国家的文化特征。武术怎样在文化软实力提升的大环境下吸取养分,让受众感受到我国武术文化的魅力,是目前亟待解决的一个新课题。 4、结语 在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加快的时代,软实力在综合国力的比较上愈加关键。在国内与国外的多重文化氛围下,武术文化传播阻碍较大。重正统、重仪典、重传统理念的当代武术文化,过度沿袭了老旧的武术传播体制,使得武术文化与当今时代的需求渐行渐远。这类呆板的、守旧的、一成不变的当代武术制度严重约束了武术文化的世界性传播,也降低了武术文化的感染力。 作者:马渤 单位:成都体育学院 文化软实力论文:文化软实力下廉政文化论文 一、当前民办高校廉政文化建设存在的主要问题 随着我国高等教育的深入发展,作为民办高校文化软实力优秀要件的廉政文化建设受到了巨大的冲击,违规办学、买卖生源、权钱交易等严重问题日益凸显,亟待加强改进。 (一)党风廉政工作比较滞后众所周知,民办高校采用的是董事会领导下的院长负责制,这导致了党组织失去了对民办高校有关重大事项的决策权力,进而影响了对民办高校党风廉政工作的精心指导。受此负面影响,出现了一些认识误区:一是认为民办高校的优秀任务是招生、教学和就业,而党风廉政工作可有可无,与学校的成长发展关系不大,这导致了党风廉政工作流于形式,走过场。二是认为民办高校的党风廉政工作纯属于纪委的内部事情,不具有强制性和法律约束力,学校其他部门仅仅是协助参与,这导致了无法形成齐抓共管的良好局面。这些错误认识,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党组织的影响力及渗透力都不强,党风廉政工作比较滞后,无法充分发挥民办高校的廉政文化建设水平。 (二)廉政文化创建活动薄弱廉政文化创建活动,是各高校党组织开展反腐倡廉教育的一项重要措施。然而,由于廉政文化创建活动提出时间不长,加之缺乏一整套科学的规划体系,导致出现了一些问题:一是部门配合不够到位。大多数民办高校的廉政文化创建活动,缺乏统一的领导,虽然有纪检部门牵头,明确了各部门的配合任务和相应职责,然而,在开展工作时,执行部门往往都是消极被动地推进。二是太注重形式。有一些民办高校的廉政文化创建活动,往往太注重形式、不重视内容,没有体现出民办高校的特色和品牌,导致了一些活动缺乏针对性,没有充分考虑到大学生群体的迫切需要,无形中导致了他们对廉政文化创建活动的反感和排斥。三是各项支持力度不够。当前的廉政文化创建活动因为涉及民办高校的整体文化建设,因此,就迫切需要各部门的大力支持。然而,在工作推进中,往往会出现相关制度配套不完善、创建专业人员队伍薄弱,物质与资金保障滞后等问题发生。 (三)师德风范出现良莠不齐随着我国高等教育的深入发展,民办高校的教师队伍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现在,除了以往的教授、副教授和讲师以外,还有各科研院所和相关企业的兼职人员、海归人员、校际的交流人员等,这些人员的教育背景和职业环境的不尽相同、学历达标率不是很高、整体素质和水平令人担忧,导致了他们的师德风范出现了良莠不齐,严重影响了教师教学科研和为人师表的光辉形象。同时,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一少部分教师放松了对自己的严格要求,没有真正树立起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崇尚权钱交易,功利主义倾向非常明显,尤其是在职称评定、争先创优和科研申报等活动中。从长远来看,这是得不偿失的,不仅与师德风范南辕北辙、背道而驰,还玷污了“人类灵魂工程师”的光辉形象,更严重影响到了大学生的健康成长和长远发展,对提升民办高校的文化软实力造成了极大的负面影响。 (四)反腐倡廉体系有待完善董事会领导下的院长负责制民办高校,虽然从财务方面对学院各部门的监管比较到位,减小了具体经办人员从中谋取私利的可能。但是,腐败往往与权力相伴相随的,尤其是具有最高决策权力的董事会成员。在这种模式下,因为缺乏科学民主的决策机制,导致投资方决策权过于集中,监督权形同虚设,使得民办高校缺乏行之有效的监督,教育的公益性和方向性受到严重挑战。同时,在这种管理体制下,一方面还要防止投资方压缩教育投资,把获得的利润用在其他方面,损害职工与学生的切身利益,更要防止投资方因其他问题而变相转移资产。另一方面还要防止学院各部门负责人利用手中权力以权谋私,导致乱招生、买卖生源、权钱交易等不法行为发生,这不仅败坏了民办高校的崇高社会声誉,还从根本上扭曲了民办高校办学的价值取向,更损害了民办高校生存和发展的良好环境。 二、文化软实力下加强民办高校廉政文化建设的有效途径 民办高校廉政文化工作的贯彻落实,不仅可以全方位地加强民办高校廉政文化建设,还可以构建起安全、健康、和谐的校园环境,更可以彰显文化软实力、提升国际影响力。 (一)大力加强党风廉政机制建设作为民办高校,一是要建立起由学院党委统一领导,纪检部门组织协调,其他部门通力协作的领导机制和协调机制,定期通报相关情况,交流成功经验,研究问题和制定相应对策。二是要努力构建起纵向有领导、横向有沟通的廉政文化建设的立体网络,形成学院上下人人参与、齐抓共建的良好工作格局。三是要坚持在党员干部中有序开展和宣传“廉洁自律”教育,不断强调廉政文化教育的重要性,并告诫党员干部,要时刻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做好廉洁自律表率,自觉维护党和国家的光辉形象。 (二)逐步推进廉政文化创建活动作为民办高校,一是将廉政文化活动纳入思政课体系,大力推进廉洁教育进课堂、进头脑,并通过走访座谈、演讲辩论、调查报告等形式引导大学生增强廉洁意识。二是把廉政教育纳入党校培训,通过充实党课内容、开展积极分子培训班等形式,加强对学生干部、学生党员等学生骨干的督促学习,增强他们廉政教育的针对性。三是充分利用橱窗、校报、网站、电子屏等载体,并通过开展观看廉政警示教育片、教育大学生要诚信做人等活动,大力加强对校园廉政文化建设的宣传,保证在整个校园形成浓郁的廉政文化氛围。 (三)全面强化教师师德风范建设作为民办高校,一是要加强机制建设。在廉政文化建设中,不仅要建立和完善激励机制,充分发挥广大教职员工的积极性,还要建立和加强监督机制,对违反师德风范的教师要进行必要的惩处,从而把廉洁教育贯穿到师德建设的各个环节。二是要强化廉政宣传。要充分发挥媒体联动的优势,在氛围营造上下功夫,大力宣传在廉政建设中涌现出来的先进典型和先进事迹,全方位、多层次地展现高校教师的工作全貌,为全面强化师德风范建设发挥积极影响。三是要抓好先进典型。在师德风范建设中,大力宣传先进典型教师的模范带头作用,把廉政意识理念制度化并渗入到每位教师的一言一行中,进而促进教师师德风范意识的提高。 (四)完善廉政文化长效机制建设作为民办高校,一是要完善领导体制建设。这就要求全面加强民办高校的制度建设,形成以依法治校为优秀的制度机制,坚持民主集中制,完善并严格执行议事规则和决策程序,健全领导班子科学民主决策机制。同时,要建立健全内部管理体制,完善治理结构,形成权力的监督、制约机制,提高决策的科学性、规范性和有效性。二是要健全民主监督机制。在对领导干部的管理和监督上,要坚持民主、公开、竞争、择优原则,健全干部选拔任用科学机制。严格干部任用程序,完善领导干部职务任期、经济责任审计等机制,形成领导班子成员分工定期调整,人财物等权力集中的重点部门和单位的负责人定期轮岗交流的制度等。三是要加强各种制度建设。建立健全民办高校内部财务管理制度,加强基建、后勤、招标、招生等民主监督制度,真正提高校务公开的制度化和规范化水平。 作者:章锐单位:宿迁学院计算机科学系 文化软实力论文:我国软实力与政治文化传播透视论文 论文摘要:在中国取得的经济成就为世界瞩目的今天,中国软实力的提升必须和硬实力的增长相协调相促进。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软实力的增强有赖于广泛的传播,尤其是政治文化传播。在众多跨文化传播内容中,政治文化传播对于软实力的提升有着最直接的影响。当代中国倡导构建和谐社会、和谐世界,经济是基拙,政治是保障。 论文关键词:软实力跨文化传播政治文化传播 一、软实力 20世纪90年代初,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首创“软实力”概念,按照他的观点,软实力是一种能力,它能通过吸引力而非威逼或利诱达到目的,是一国综合实力中除传统的、基于军事和经济实力的硬实力之外的另一组成部分。这一概念的提出,明确了软实力的重要价值,将它提高到了与传统的“硬实力”同等甚至比其更为重要的位置—正如约瑟夫·奈所言,“硬实力和软实力同样重要,但是在信息时代,软实力正变得比以往更为突出”。“软实力”的一系列研究,在提升各级主体综合实力问题上启迪着人们的新思维。 “软实力”主要包括以下几种内容:一是文化的吸引力和感染力;二是意识形态和政治价值观的吸引力;三是外交政策的道义和正当性;四是处理国家间关系时的亲和力;五是发展道路和制度模式的吸引力;六是对国际规范、国际标准和国际机制的导向、制定和控制能力;七是国际舆论对一国国际形象的赞赏和认可程度。 “软实力”概念一经提出,便在世界范围内得到积极响应,世界各国纷纷研究并认真谋划提升自己的“软实力”。 美国学者克莱因在20世纪70年代提出了有名的“国力方程”,把“战略目标”与“国民意志”作为衡量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无论是“战略目标”还是“国民意志”,都是极其复杂的无形因素,也可称为软实力,难以用静态标准来衡量。另一位美国学者斯拜克曼把民族同质性、社会综合程度、政治稳定性、国民士气都视为软力量。英国著名学者罗伯特·库伯则认为,合法性是软实力的优秀要素。 综上所述,硬实力是指看得见、摸得着的物质力量;软实力所指的就是精神力量,包括政治力、文化力、外交力等软要素。两者既紧密联系,又互相区别。它们不是简单的加减关系,而是相辅相成、相互制约和协调。硬实力是软实力的有形载体、物化,而软实力是硬实力的无形延伸。在当前全球化浪潮、信息革命和网络时代的大潮下,硬实力的重要性显而易见。软实力则具有超强的扩张性和传导性,超越时空,对人类的生活方式和行为准则产生巨大的影响。 在当前的国际关系中,综合国力的竞争和博弈将决定一个国家在未来世界秩序中的排序。由于软实力在国际关系中的影响日增,世界主要大国在注重硬件的建设之时,也十分重视增强自身的软实力。各种软实力间既相互竞争较量,又相互诱导吸引、融合。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凭借其强势政治、经济、军事和科技力量,大力推行其民主、人权等价值观,这就是以硬实力为依托扩张软实力的例子。早在170年前,法国政治思想家托克维尔在《美国的民主》一书中就指出,昔日的君主只靠物质力量进行压制,而今天的民主共和国则靠精神力量进行压制,连人们的意志它都想征服。2003年是美国硬实力展示最充分的一年。布什政府在新保守派的主导下,企图依靠超强的硬实力,通过“先发制人”等强力手段,重塑世界秩序,却使美国的软实力受到前所未有的挫折和侵蚀,甚至连美国的传统盟友都觉得美国“越来越陌生”。这从另一个侧面体现了美国的开国元勋汉密尔顿所说的,美利坚人“占优势的激情是雄心和私欲”。 根据约瑟夫·奈的“软实力”理论,中国拥有自己独特的软实力资源。第一,中国古代哲学思想与政治理念中儒家的仁政与王道思想。按照中国古代传统的王道与霸道的划分,王道就表现为软实力,霸道则表现为硬实力。王道的思想如天人合一、以德服人、为政以德、内圣外王等都是应该加以借鉴,发扬光大,古为今用的。第二,中国的传统文化与生活方式。包括汉语、书法、国画、京剧、武术、古典文学、民族音乐、传统的手工艺、园林建筑、饮食文化、中医中药等等,都是中华文明的瑰宝,也是世界文明的奇葩。第三,新中国以来建立的政治资源。包括社会主义制度,发展中的、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以及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一国两制、和平崛起与和平发展、国内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与对外构建和谐世界等的思想,以及以人为本、以德治国、科学发展观等具有中国特色的发展模式。” 要想充分利用第一、三方面的软实力资源,就应该从政治角度出发进行跨文化传播,扩大中国独特的政治文化、政治价值观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力,立足中国、面向世界,考虑到不同文化尤其是中西文化的差异,切实有效地利用现代传播手段,面对国际社会塑造好中国形象,提升中国软实力。 二、跨文化传播 跨文化传播是一种伴随着人类成长的历史文化现象,更是国家软实力提升途径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软实力的增强有赖于广泛的传播。跨文化传播在全球化的现代背景下变得更加频繁,地位也日益凸显。 20世纪50年代,爱德华·霍尔在美国外派人员培训学院(F''''SI)工作时第一次提出了“跨文化传播”的概念。跨文化传播指的是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个体、群体或组织之间进行的交流活动。美国跨文化传播研究领域的权威学者拉里·萨默华给跨文化传播下的定义是:跨文化传播指的是拥有不同文化感知和符号系统的人们之间进行的传播,这种不同足以改变传播事件。也就是说跨文化传播是不同文化背景的个人、组织和国家之间进行的信息交流与沟通。纵观整个人类的发展过程,人类社会文化的分化和整合一直在不断进行,社会文化的分化使不同文化群体之间的沟通产生困难;与此同时,不同文化群体间相互协调的整合,使全球性的文化交流有了可能。在全球传播科技的推动下,不同文化群体间的文化交流、精神交往更加频繁,通过群体传播、大众传播等的策略和技巧,消除文化差异、增进了解、相互适应实现跨文化传播的传播效果。 在跨文化传播中,要使传播效果与预期的保持一致,传播者就要首先认识到传受双方在文化上存在的差异,然后认真分析这些差异的特性,之后根据这些既定的差异调整自己的传播方式,以使传播的信息能为对方准确理解。即传播者要对自己的信息以另一种文化的方式编码,然后这另一种文化中的受传者就能以相同的方式对其进行解码,从而保证信息的畅通传播。当然,在跨文化传播过程中,也可以是受传者改变文化视角,采取与传播者相同的文化方式对信息进行解码,同样也能保证信息的有效传播。一般来说,要使跨文化传播得以成功进行,需要传播者主动采取适应差异的文化改变,因为传播者是带着既定的传播目标的,为了信息不被偏差地理解,传播者就要学会根据文化差异调整自己的传播策略。这也正是跨文化传播的关键所在。 跨文化传播以大众媒介为主导,从20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开始,全球媒介图景比以往更加复杂。跨国媒介和国内媒介尽管侧重点有所不同,但都在共同争取世界范围内的受众。伴随着这一趋势,近年来,中国的对外传播事业得到了各部门的重视并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中国在国际社会的声音不断增强。有关对国际传播的研究成果也日渐为我国对外传播所借鉴,其中包括世界传播体系的框架及运行机制、国外重要媒体介绍、媒体信息的分类及量化、舆情分析模式、媒介事件与报道技巧、传播者形象与传播效果、国际文化交流等方面的内容。 三、政治文化传播 在众多跨文化传播内容中,政治文化传播对于软实力的提升有着最直接的影响。当代中国倡导构建和谐社会、和谐世界,经济是基础,政治是保障。经济在发展,与之相适应的政治文化也要得到传播。 政治文化研究途径的开创者、美国学者阿尔蒙德对政治文化的概念做出了经典概括:“政治文化应解释为政治系统成员的行为取向或心理因素,即政治制度的内化。政治文化可以概括为政治认知、情感与评价,也可以表述为政治态度、信仰、感情、价值观与技能。"文化具有传播的属性,文化的传播促使了国民之间的交往日益紧密。“传播乃是文化的本质。没有传播,就没有文化,传播就是文化的实现”。(SJ(pI 20(政治文化也不例外,政治文化传播这个领域必须不断适应生产和发送政治讯息的传播技术的变化,适应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的变迁以及政治文化的发展。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国家利用传播媒介向外推行自己的政治立场、政策、观点及价值观念、生活方式等,从而更有效地进行对外政治宣传,树立和推广本国的形象。 综上所述,政治文化的跨文化传播对于积极影响国际舆论,树立国家良好形象,提升中国的软实力有着重要作用,那么中国政治文化传播内容有哪些,又该如何进行呢? (一)中国政治文化传播内容。 如前面所提到的,中国有自己独特的软实力资源,其中政治文化部分可分为传统的中国政治文化和现当代的中国政治文化。 传统的中国政治文化有三大精华:忠于国家的优患意识、重视个人的道德修养和以民为本的政治理念。古代中国通过科举制度为少数人开通了仕途。这反映在政治文化上,便是培养形成了一部分士人忠于道义、忠于国家的优患意识。他们“以天下为己任”,“先天下之优而优,后天下之乐而乐”。他们能够在外界的压力面前,注重自己的志向和气节,坚持自己的独立人格,“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天下有道,以道循身;天下无道,以身循道”。不可否认,这些敢于坚持自己志向、气节的士人是古代中华民族的脊梁,他们忠于道义、忠于国家的忧患意识和民族气节当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精华。 道德治国首先强调的便是君主的修身,强调个人品质在政治生活中的重大作用。《大学》说:“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修身为齐家治国平天下之本。于是,个人修养与个人品质如何就成为政治行为成败的重要因素。普通人如此,君主就更是如此,所谓“一家仁,一国兴仁;一家让,一国兴让;一家贪决,一国作乱,其机如此”。 民本理念即在政治统治中重视民的作用,把民看作为政之本。在中国封建社会形成时期和它的长期发展过程中,民的问题具有突出的地位,出现了“富民”、“养民”、“教民”、“爱民”、“民为邦本”、“民贵君轻”、“吏为民役”等各种关于民的思想。中国早在周代就有“怀保小民”的意识。儒家始祖孔子有“君以民为体”之说,孟子认为“民为贵,社被次之,君为轻。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得乎天子而为诸侯,得乎诸侯而为大夫”。唐太宗李世民曾经对他的侍从讲“君依于国,国依于民,刻民以奉君,尤割肉以充腹,腹饱而身毙,君富而国亡”。 清末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政治力量迅速凝聚,经过顽强的武装斗争,最终推翻清王朝乃至中国数千年皇权专制统治。这一胜利,对于摧毁传统政治文化赖以存在的社会基础,起到了重要作用;资产阶级政治文化深刻、尖锐、激烈地抨击了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所有方面,如皇权专制理念、顺民臣子意识、纲常伦理文化、愚昧落后观念等等,是对以往革新派力图全面超越传统政治文化努力的继承,并且有明显的发展,这在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现代转变过程中,具有前所未有的意义。这种政治文化的求实精神和创新意义有助于人们在实现传统政治文化的现代转变中,正确对待西方的政治文化成果,并注意把外来文化因素与本国实际相结合。尽管他们的结合努力可能是不令人满意的,甚至于最后也遭受了失败,但却为人们后来正确思考和实践这一问题,积淀了重要的思想质料。 然而,以孙中山等人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政治文化还是存在缺陷的。从根本上讲,其缺乏科学的社会发展理论历史唯物主义的指导。这种根本性的缺陷,使得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政治文化对革命的许多重要问题认识不清,并最终导致其政治上的失败。资产阶级政治文化存在难以克服的历史局限性,这决定了其无法完成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现代转变的历史重任。正如在《新民主主义论》一文中所指出的那样,在“五·四”以前,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政治文化(即所谓新学的思想),虽然“有同中国封建思想作斗争的革命作用,是替旧时期的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服务的”,但是,由于这种政治文化存在着上述致命缺陷,所以“这种资产阶级思想只能上阵打几个回合,就被外国帝国主义的奴化思想和中国封建主义的复古思想的反动同盟所打退了,被这个思想上的反动同盟军稍稍一反攻,所谓新学,就僵旗息鼓,宣告退却,失了灵魂,而只剩下它的躯壳了。旧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文化,在帝国主义时代,已经腐化,已经无力了,它的失败是必然的。”顶汹这一任务的完成,必须寄托在新的、用先进的政治文化理念武装起来的社会阶级身上,这就是马克思主义指导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与中国农民阶级结成紧密联盟并与其他一切革命和进步阶级阶层结为广泛统一战线的中国工人阶级。中国现代化下一个阶段中政治文化的走向,最具重要意义的历史性成果,即是在中外各种政治文化的激烈碰撞之中,产生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文化。 传统政治文化的精华对当代中国政治实践依然具有指导意义,需要我们继承和发扬,同时现当代的中国政治文化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文化发展模式,更是值得向全世界进行传播,与全世界共同分享中国人的政治智慧。 (二)如何进行政治文化的跨文化传播。 首先,树立政治文化的跨文化传播观念。 南加州大学政治系教授骆思典表示,中国的日益发展,引起了国际舆论的高度关注。但是在国际社会,发自中国的声音依然微弱,单凭奥运会、神舟系列飞船升空等重大新闻来获取国际注意力,赢得国际关注还远远不够。我们要向国际社会传播我们的文化、尤其是政治文化,要从思想上重视政治文化的跨文化传播,树立政治文化的跨文化传播观念,在意识形态领域掌握传播的主动权,提升我国的软实力。公务员之家 法国著名思想家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一书中认为,美国之所以迅速崛起,是因为美国的国家观念与美国的社会观念得到了完整吻合。国家倡导的一系列普世价值观与在美国社会中推广的基本理念高度统一,国家的意志得以通过大众的意愿得到顺畅地、自觉地贯彻执行,而且大众的心理对于国家意识形态也产生了重要的支撑作用。由此可以推理,中国的政治文化要被西方接受,就需要国家不仅从官方角度进行倡导和推广,还要加强民间文化交流,充分利用先进的传播技术和手段,使中国政治文化的生产方式、传播渠道、发展模式、覆盖领域都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从而对内可以符合国家发展战略的总要求,对外可以适应不断变化的国际新环境。 其次,研究西方受众心理,制定相关传播策略。 人们在接受跨文化传播的内容时,通常会进行感知的选择性接触、选择性理解以及选择性记忆,对信息的选择表现为同质间的传播明显比异质间的传播更为有效。德国社会学家西梅尔认为,当陌生人进人到群体中时,他必须放弃他的一些个性,与群体的普遍性保持一致,才能达成意义的分享。 我国在进行跨文化传播时,为了取得更为理想的传播效果,就需要充分考虑到受传国家和民族的风俗习惯、伦理道德、价值观念等文化因素。因为,跨文化传播的受众是来自于不同国家,其所处的政治文化环境和中国千差万别。如果沿用对国内受众的传播手段,推广我国的政治文化,必然会遭到失败。所以我们要因人而异,深人研究国外受众心理特点和接受习惯,分区域分文化对待,善于综合利用现代传播技巧,拓宽传播途径,利用新式传播媒介,从多个角度对中国政治文化进行传播,减少“说教”色彩,避免“灌输”口吻,增强中国政治文化的亲和力、吸引力和感染力。 针对国际受众,制定传播本土化策略—使传播者所创制的文本,在符号表达方式上与文本解读者比较容易接受的方式相一致;在思维方式上与文本解读者的思维方式比较相近;在心理上与文本解读者能够形成某种契合;在时间、空间特别是利益上与文本解读者接近。通过这样的方式,才能使传播变为传通、使感知层次上升为理解层次、使交流变为共享。 再次,构建系统高效的国际传播体系,注重培养跨文化传播人才。 在信息技术高速发展的当今时代,谁的传播手段先进、传播能力强大,谁的思想文化和价值观念就能更广泛地流传,谁就能更有力地影响世界。现在,我们的物质产品已经遍布世界,但精神文化产品的国际市场还很有限。构建系统高效的国际传播体系,既是传播中国政治文化的需要,也是重塑中华民族伟大形象的需要,是提升中国软实力的需要。 利用系统高效的国际传播体系,打破西方主流媒体的垄断,摆脱任由西方评说的被动境地,掌握传播主动权。依靠国际传播体系的规模效应,增强对外政治文化传播的信息数量和信息密度,实现中国政治文化声音的有效落地。依托系统高效的国际传播体系,主动设置议题,加强正面引导,回应国际关切,掌握话语权,赢得主动权,不断扩大影响国际舆论的成效,弘扬中国政治文化精神,体现中国政治文化价值观念。 在构建系统高效的国际传播体系过程中,跨文化传播人才是关键所在。人才是提升我国软实力、传播政治文化的基础,精通中国政治文化又善于表达的复合型人才是中国政治文化跨文化传播的枢纽,掌握现代文化传播技术的专业人才是中国政治文化跨文化传播的助推器。因此注重培养政治文化方面的跨文化传播人才是优化我国政治文化对外传播、提升我国软实力的必由之路。 文化软实力论文:浅谈旅游文化软实力研究论文 摘要:旅游软实力是一种文化软实力,指旅游目的地在主客双方的文化对比、形象营销和旅游产品竞争中形成的,使旅游者认同和服膺旅游目的地文化,修正其文化偏好的能力。中国古代有过很好的旅游软实力。西方现有反客为主的单向度旅游文化空间建构模式违反了旅游软实力以主为主,以目的地真实的日常生活为理想景观的文化结构模式,是主客冲突的根源之一。彰显文化主体性是构建我国现代旅游软实力的优秀工作。当前应从重建旅游实践美学、重组旅游产业结构、再造旅游管理理论等方面入手强化我国旅游软实力。 关键词:旅游人类学;旅游文化;旅游软实力 1旅游软实力的定义与功能 “软实力”一词来源于英文“SoftPower”,20世纪90年代美国哈佛大学约瑟夫·S·奈教授在研究国际关系时首先提出了这一概念。他认为,一个国家拥有的军事和经济实力可称为“硬实力”,与之相对应的还有一种“软实力”,即“国家通过自己的吸引力实现国家目标的能力”,这种软实力来源于国家的文化、政治观念和对外政策的吸引力,可细分为文化软实力和体制软实力。这一见解,特别是文化软实力概念的提出,刷新了国情、国力和竞争力的研究方法,开创了全新的研究领域,很快受到各学科学者的青睐。 国内在区域经济和产业经济研究中引入软实力概念“始于2004年,研究重点集中于从区域经济和产业经济发展的宏观视野评价软实力的构成和作用”,其着力点在于如何以区域和产业的软实力发展促进经济发展的问题。在旅游学界,陈雪钧和李莉研究了“旅游企业的软实力问题”,杨积芳和陆林研究了“饭店的软实力比较”。综观这些研究,存在两大问题:一是发展焦虑,即以区域、产业和企业的经济发展为目标来研究相应的软实力问题,忽视了约瑟夫·s·奈的理论体系中,经济发展所隐含的硬实力增长与软实力之间存在复杂的交互关系,软实力是目的,硬实力为软实力服务,软实力具有独立性和整体性的理论逻辑链条,影响了研究的进路设计;二是尺度模糊,忽视了软实力起源于国际关系理论,是一种大尺度研究工具,其中文化软实力应应用于可标签的文化区域,体制软实力应应用于独立的政治与政策区域的事实,将其等同于一般竞争理论,甚至用于单个企业的竞争研究,造成了研究的空疏。因此,以建设国家或区域软实力为目标,从旅游产业的总体层面来研究旅游中的软实力问题,是比较恰当和可行的。 旅游产业的国际和区际竞争归根结蒂是国家和区域影响力的竞争,国家和区域硬实力和软实力在旅游产业中都会有所反映。在组成软实力的文化软实力和体制软实力中,文化软实力与旅游产业系统的边界基本重合,属于旅游产业的可控因素,将文化软实力与旅游产业组成在一起可以形成一个极有学术生长力的新概念;而体制软实力的系统设计高于旅游产业的控制范围,一般只能将旅游产业放在对外政策中的对外旅游政策下研究;因此,本文讨论的旅游软实力特指既定旅游对外政策下,与旅游产业相关的国家和区域文化软实力,它包括相应的心理、制度、器物和习俗。 旅游具有招徕远人的力量,是可以产生国际和区际影响力的产业。旅游产业可以利用人的三种深层欲望及其组合来获得元发性的社会、文化与心理影响力,它们分别是脱序的诱惑、怀旧的伤感和追慕的欣喜。一个地方一旦凸显了某种影响力,这种影响力常常会在相应旅游细分市场上自我完形、持续积聚。 旅游软实力并不等同于旅游影响力,尽管它是旅游影响力的来源之一。笔者认为,旅游软实力是旅游目的地在主客双方的文化对比、形象营销和旅游产品竞争中形成的,使旅游者服膺旅游目的地文化,修正其文化偏好的能力,它能对接旅游者的深层欲望,并将其导向旅游目的地充满魅力的日常生活。而旅游影响力还可以来源于对旅游目的地文化空间和生活空间的割裂、误读、曲解、污化乃至隔离,这些对旅游者的单向度满足,一旦干预目的地的日常生活,极可能激发主客双方的反感与冲突,导致旅游产业的波动和旅游影响力的崩塌。旅游影响力中,只有旅游软实力使各福利相关方趋向帕累托改善,是多赢协调可持续的一种。长久以来,有经验的旅游目的地领导已经体会到由设置旅游宣传议程和旅游文化言说框架而产生的旅游软实力,并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实践。 从议程设置的角度看,旅游软实力是目的地日常生活中一系列有说服力的资产,其中一些资产是无形的,如文化承传、社会制度和生活方式,另一些则是器物的,如地理景观及气候、城乡建设及服务、生活条件及商品、文化产业及产品。旅游目的地究竟应设置何种旅游宣传议程,凸显哪些资产,不仅需要通过对主客双方作深度田野调查找到均衡点,更需要旅游目的地领导从重建目的地日常生活意义的高度,经过深刻的权衡,最终做出选择。 从言说框架的角度看,旅游软实力是目的地日常生活的自诉和好客态度的表白。在旅游产业竞争中,能产生旅游软实力的自诉往往具有相同的哲学结构:即本体论上更为理想的人生状态,以启发跨文化消费的反思性;认识论上更为真实的对话机制,以彰显跨文化消费的社会性;价值论上更为开放的多元维度,以容纳跨文化消费的合法性。具体而言,就是目的地在旅游开发时要发掘自身有魅力日常生活资源,呈现以自身的文化吸引力为优秀的整体形象,有效满足游客对目的地日常生活的体验。 一个地区如果早已建立起为游客向往的日常生活形象,天然就具有了强大的旅游软实力,如西欧、北美、北京、上海等。一些地方则主要通过旅游宣传构建了使游客支持其日常生活的旅游软实力,如马尔代夫,2009年10月17日的一次“水下内阁会议”,在启动了旅游热潮的同时,激发了人们从生态危机的厄运中托起这个珊瑚礁岛国的努力;再如“好客山东”和“活力广东”的旅游主题口号,前者负载着齐鲁礼仪之邦的文化传承和北方文化的豁达豪爽,后者表达了岭南得风气之先、只争朝夕、舍我其谁的无穷动感,它们既是日常的又是理想的,准确定位了该地区的旅游形象。 2中国古代旅游软实力的结构与建构模式 中国古代虽然没有旅游软实力的概念,但相应的理论和实践却源远流长、异彩纷呈。大概从西周开始,地方精英常常为自己生活的地方赋予“风水学”上的神奇定位,并广为传扬。如洛阳宣称自己为天下“土中”,庐山认定自己指配南斗星座,为地上“南际”,古徽州六邑则津津乐道“休宁蛇、歙县狗、黟县蛤蟆、绩溪牛、祁门猴子、婺源龙”的风水属号。而大概从南朝开始的“洞天福地”、“北京十景”、“西湖十景”等的评选,承继儒家从田园诗、山水诗、山水画发展到日常生活景观化的审美情趣,至迟到南宋已普及南北各地。从那时起,风景评选和旅游诗词几乎成为各地府志、县志、乡志、村志的必备栏目。“风水学”和日常生活景观化分别从大众文化和精英文化的对应方面交融互渗,将旅游目的地的日常生活价值和旅游宣传价值有效整合在一起,成为中国传统旅游文化空间及其竞争规范和话语权力的结构性力量。 建构性力量来自中国传统旅游者,其运行机制可读《徐霞客游记》。徐霞客34年(1607~1640)的游历生活,以崇祯九年(1636)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的29年,所到之处都是当时的著名景区,侧重于搜奇访胜,社会交往的对象主要是名僧、高道及他们的徒弟等文化精英。后期的5年,着重地理考察,探访寻常游人不至之处,重在考察岩溶地貌的表面现象、构造和特征、探索水源以及修正前人的论断与记载,社会交往的对象主要是樵夫、牧人、担者、马夫、洗衣妇、钓鱼童子、书生、官僚、地主等普通居民。《徐霞客游记》很好地展现了中国传统旅游者追慕、占有和创新旅游文化空间的全过程。它契合旅游软实力的言说框架,与旅游目的地本身的努力相互嵌入、螺旋推进,共同形成了一种罗曼蒂克化的文化习得、文化试炼、文化确认和文化建构模式。 3现代西方旅游软实力结构与建构模式的问题 在西方,1789年爆发了法国大革命,革命者夺取了政权,接收了封建主和教会的许多地产和文物。如何处理这些财产?经过短暂争论,革命者遵循启蒙运动的思想指导建立起城市公园和博物馆。一种全新的、市民社会的文化空间和生活空间得以创立,旋即成为西方现代性的重要标志之一。从言说框架的角度看,这一空间是开放的,它标榜自由、平等、博爱的启蒙精神。从议程设置的角度看,这一空间是有闲阶级的,一股兴建大饭店、摩天大楼等接待性、景观性炫耀建筑的热潮风靡欧美城市。适应文化空间和生活空间的跨时代转变,西方旅游从中世纪追寻非日常生活资源的宗教朝觐过渡到了世俗的“大旅游”时代。日常生活的进步与旅游文化空间的扩张似已完美融合,构成了近乎完美的旅游软实力结构模式。 然而,现代西方旅游软实力的建构模式存在问题,问题出在与非西方接触时。在非西方的地盘上,西方人的身份之一是旅游者,大多数西方旅游者却把自己当成了主人,把非西方当成了由他们自由建构的他者。“这方面影响最大的是美国游记作家约翰·缪尔”,缪尔的游记把非西方描述成文明的对立物,是无主的“荒野”,是西方人避居和隐退的所在,是他们体验孤独、鼓舞信仰、再造激情后重返西方的地方。在这个由西方人建构起来的旅游文化空间中,几乎完全剔除了当地人的主体地位,将非西方目的地转换成了西方的文化飞地。 以美国境内的印第安人地区为例。缪尔之前,美国艺术家乔治·卡特林认为,旅游区中的印第安人应该“身着传统服饰,骑着野马追风逐电……直至永远”。缪尔与印第安人接触后,发现印第安人无法也无意满足旅游者的需求,便提出,“印第安人与所处的原野和鸟兽不协调,应该被驱赶出去为白人旅游业的发展让路”。到20世纪30年代,西方公众普遍接受了这种“荒野”观,他们容忍乃至推进了以1964年美国《荒野法案》为代表的一系列政策和法律的颁行。这些政策和法律专注于西方人的旅游权,完全无视土著的固有权利,将荒野定义为“人类只作为过客而不会永久居留的地区”,并依法将印第安人迁出保护区,把他们与保护区隔离开来。然而,迁走了印第安人的“荒野”却必须用财政资金来维持。包括印第安保护区在内,“1996年,美国国家公园系统的财政预算为11.8亿美元,到2006年增至22.49亿美元,十年间翻了一翻,达到平均每平方公里1万多美元,还依然缺口很大。”印第安保护区的这种设立方法,已引起部分美国学者的反思。 另一个案例出现在菲律宾。菲律宾北部伊富高省海拔1500米左右的高山上,历经当地人2000余年的开发,形成了数万公顷壮观的水稻梯田生态系统。1995年,伊富高梯田成为亚太地区第一个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的景观,一时名声大噪,成为菲律宾北吕宋地区最主要的旅游区。在伊富高传统文化中,山顶的森林覆盖区为梯田区涵养水源,是严禁踏入的优秀保护地带,具有神圣的宗教地位,属于公共财产;中间的灌木林带为梯田区调节和分注水源,还能生产柴草、花果等林产,是次一级的保护地带,有相对模糊的产权界定,属于准公共财产;再往下的梯田部分为生产和生活区,自古就有精细的产权界定,属于私人财产。成为世界遗产之后,按照西方专家制定的方案,梯田部分被定为不容改变的保护区,梯田区内,当地人的一举一动都有可能因触动西方专家口中的“原生态”而被高度怀疑。而山顶森林覆盖区和中间的灌木林带不属于保护区,西方专家在那里规划建设了完备的旅游设施,强大的跨国公司通过市场运作获得了这些旅游设施,并且经营着它们,当地人则因“素质太低”而被排除在外。砍伐山顶森林覆盖区的木材,制作成传统稻神木雕卖给游客,几乎成了当地人唯一的副业。然而,即使终日制作木雕,一个伊富高家庭每月也只能获得大概相当于人民币500元的收入。此后,伊富高梯田生态系统快速恶化,青年人大量外流,梯田面积锐减。西方专家提出,症结在于“人口太多,导致梯田出产的粮食无法自给自足”,同时又在于“劳动力太少,使得25%至30%的梯田荒废”。期间,社区精英为应对危机,部分改种经济作物及蔬菜以重振当地经济的努力,又因遭到西方专家的激烈指责而搁浅。一系列事件不断掏空当地经济基础,耗散当地人的宗教信念,折损社区精英的社会资本,“当地人的社会文化价值观被破坏殆尽”,社区团结几近崩溃。 2001年,即伊富高梯田成为世界遗产的第6年,世界遗产委员会将其列入世界濒危遗产名单。2007年,也即伊富高梯田成为世界遗产的第13年,世界遗产委员会警告菲律宾政府,如果不在两年内采取紧急措施保护伊富高水稻梯田,该遗产将被除名。西方专家要求菲律宾政府采取的紧急措施主要包括,提供大量财政补贴和执行更加严格的管制措施。然而,早在2002年,菲律宾政府已经撤销了成立于1995年的“国际梯田委员会”和稍后成立的“巴纳维水稻梯田组”,2002年以后已没有对应的政府管理结构在实际负责伊富高梯田事务。西方专家既要防范当地居民,又要抵制社区精英,还要对阵当地政府,除了西方旅游者支持他们,他们在与一切人为敌的过程中心力交瘁。 历经2000余年的开发,伊富高人创造了水稻梯田,成为世界遗产后的十余年间水稻梯田便濒临全面危机。症结何在?2007年,伊富高议员索罗门·库噶拉沃对尾随西方专家组前来采访的中国记者说:“如果世界遗产委员会为了保护原始景观而让伊富高人回到过去的生活方式,我们都不会答应。我们不能像博物馆陈列古董似地陈列原始的生活方式,我们需要发展,需要与现代社会同步。梯田是伊富高人的骄傲,它是我们文化与传统的根。目前,原始农业生产无法满足伊富高人的物质需求,因此我们不得不忽视甚至放弃梯田。”他表示,“欢迎世遗委员会保护梯田,但同时,应该允许当地发展经济,向现代化迈进。” 印第安人的遭遇和伊富高人的遭遇分别反映了自然遗产和文化遗产、西方直接控制范围内和直接控制范围外以及强势政府背景和弱势政府背景下,西方旅游文化空间建构模式的运行机制和它对非西方旅游软实力的颠覆作用。从中我们至少可以发掘出三层隐含着的意义:第一,西方旅游者反客为主的单向度旅游文化空间建构模式违反了旅游目的地旅游软实力以主为主,以目的地真实的日常生活为 理想景观的文化结构模式,也违反了追求帕累托改善的旅游软实力博弈模型,是主客冲突的根源之一。第二,西方内部的旅游软实力结构模式中隐藏得极好的时代性、民族性和阶级性,延伸到西方以外时便暴露了出来。而各种需要大量财政预算和外来补贴才能生存的“原生态”景区,是有闲阶级将公共资源偷换为自己的休闲资源,并绑架公共税金的产物。第三,以赛义德的东方学为代表的,反思西方现代性的后现代景观理论可能走得太远,东方不可能绕开工业化、城市化、社会化的现代化命题,直奔信息化、乡土化与社群化的后现代景观主题。过犹不及,后现代景观理论极可能正在导致另一种基于理论认同的主体错位、权力错配和话语暴力。 4中国现代旅游软实力的迷茫 当前,我国正处于1840年以来现代性转型的关键时期,这一时期,“蕴涵着一种‘现代化而不西方化’的文化要求,表现了一种民族文化身份的自觉意识,同时也难免带有泥沙俱下的复杂性”。复杂就复杂在,“中国民众之所以产生普遍而强烈的空虚感和各种莫名焦虑甚或无意义等感受,是与现代意义上主体性自我经验的实践场景的缺失联系在一起的。严重些说,中国人其实既没有整体文化自我意识,也没有属于个体的自我意识。”也就是说,我们虽然看到并开始反感西方文化在自身实践场景,包括旅游文化空间中的殖民,却又无法精准切割现代化、西方化和民族文化身份等宏大叙事,我们迷失在各种西方话语、传统“国学”和消费社会的丛林中,丢失了整体主体性和个体主体性的基础,不能自信地回答“人格同一性”和“自我同一性”等文化主体性问题。 文化主体性是旅游软实力之议程设置和言说框架的前提,没有文化主体性便不可能自信地托出有说服力的日常生活资产;也不可能自如地叙述理想的人生状态,彰显真实的对话机制和开放的多元维度;更不可能自主地设立旅游文化空间的结构性安排,以有效保障旅游文化心理的规范性、旅游文化制度的持续性和旅游文化产品的可靠性。2008年的奥运圣火风波中,绝大多数参与事件的西方普通民众并非心怀鬼胎,欺骗他们的是西方反客为主的单向度旅游文化空间建构模式。在这~模式中,西藏是创世以来未曾扰动的神域,有三两个人寂的僧人坐在石头上发呆,深蕴其中的脱序感、怀旧感和追慕感令人神往。然而如此“原生态”的环境中,居然有人修铁路、盖楼房、建水坝,怎不令人愤懑?2008年的奥运圣火风波,集合了印第安保护区事件中“赶走这个,迁走那个”的残暴和伊富高梯田事件中“应该这样,只能那样”的蛮横。英国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在批判西方“原生态”理论时所揭露的文化“法西斯主义渊源”,在2008年奥运圣火风波中作了一次集中的表演。然而反躬自省,最重要的问题是,为什么我们的反应如此茫然、反击如此无力?矛盾的主要方面不在绝大多数参与事件的西方普通民众,也不在西方反客为主的单向度旅游文化空间建构模式,而在于我们自己缺失的文化主体性和迷茫的旅游软实力。我国旅游业“集中力量塑造中国国家旅游整体形象,提升文化软实力”的事业任重而道远。 5中国现代旅游软实力的文化主体性构建 从样式上说,我们所需要的文化主体性绝不是民粹样式的,而是指尊重本民族的文化传承,并在将五千年文明、五十六个民族积淀的真知灼见运用于当下时,能够对其不同于和不适于当前实践的部分进行重构的见识与能力,它讲求和而不同,是自信、理性、包容、激情、本能和反思的综合体,它是日常的又是理想的,与旅游软实力有着内在的统一性,是旅游软实力的前提条件。 从生成上说,我们所需要的文化主体性绝非悬空虚置、坐而论道的概念,而是在实践中的历史生成。历史上,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总是处于多元开放与一体深化的转换更替之中,自始至终在旅游软实力的建构机制与结构模型之间起着减压阀与均衡器的作用。我国文化史上,出现过三次“真理在外”的文化主体性震荡期:第一次是,春秋延至西汉的儒学背景的,认为现实龌龊,真理在“郁郁乎周”的时期;第二次是,晋延至唐的佛教背景的,真经在西天的时期;第三次是,鸦片战争延至当下的救亡图存、崛起复兴背景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期。前两次,文化主体性之多元开放与一体深化的转换更替机制运行良好,直接促成了民族文化包括旅游文化的结构性升级。当前这次挑战最大、程度最深,也最需要各个学科包括旅游学界的持续关注。 6强化中国现代旅游软实力的实践路径 “学术研究也是对未来的预见、构建与规范,是为人类社会立法”,我们应当在科学总结古今中外的旅游软实力经验,深刻揭示其政治经济和文化政治逻辑的基础上,通过真实的知识、科学的理论洞察和把握极为复杂的旅游现象,找到有效强化我国旅游软实力的实践路径。 6.1重建我国的旅游实践美学,夯实旅游软实力的价值基础 旅游软实力的本源是旅游者“尝试他种人生的深层欲望”,旅游软实力的本体是旅游目的地充满魅力的日常生活,旅游软实力的本质是为旅游目的地所采取的一种旅游实践美学,是旅游目的地所标签的价值观念系统相对于旅游发生地的吸引力,它能对接旅游者的深层欲望,修正旅游者的文化偏好。当前,我国旅游的价值吸引力不足,因此,重建我国的旅游实践美学,提升价值吸引力是强化旅游软实力的基础。这一工作应着力从以下方面入手: (1)标举旅游文化心理的规范性。首先是建设旅游文化心理的民族品格,反映中华民族应对生存问题、发展问题和审美问题的伟大成就和文化遗产;其次是展现旅游文化心理的时代品格,反映中华民族与时俱进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和审美方式;第三是表现旅游文化心理的理性品格,反映中华民族统筹兼顾、合情合理、包容开放、亲善和谐、求真求美的科学精神。 (2)把握旅游文化制度的持续性。整合国内与国际两个圈层的旅游文化价值共识。在国内应主要采用文化自觉式整合,即努力促进国内旅游主体、介体和客体对旅游文化价值的高度自觉和自主向心。在国际应主要采用文化对话式整合,即通过旅游人员、旅游组织、旅游宣传、旅游学术间的对话、讨论、交流、沟通、辩论和批评找到正确的契合点。同时也不偏废文化管理式整合,对错误的旅游文化价值思想要进行教育引导,对反动和腐朽的旅游文化价值思想则进行规劝警告并依法处理。 (3)确保旅游文化产品的可靠性。首先是要掌握旅游文化产品的消费机制。旅游文化产品的消费大致可分为5个具有因果特征、系统特征和链条特征的环节,即适应性消费、逻辑性消费、价值性消费、参与性消费和超越性消费,旅游文化产品设计应着眼于超越性的维度,着手于适应性的维度,着力于打通5个环节,建立可控制的产品消费结构。其次是要区分市场,突出重点。旅游文化产品的细分市场高度发育,其设计应避免脱离实际的概念炒作和简单笨拙的套用抄袭,针对重点市场作有格局、有新鲜感和冲击力的产品设计,建立有主题的产品消费诉求。第三是把日常生活审美融入旅游文化产品设计的全过程,凸显旅游文化产品的原真性,以真实打动人,以真实养成人,建立有情愫的产品消费体验。 6.2重组我国的旅游产业结构,强化旅游软实力的产业基础 旅游软实力是旅游产业强国的精神之本,旅游产业强国是旅游软实力的动能之源。综观国外旅游产业近年来的实践,如明确具有软实力意图的日本“观光立国政策”,我们清楚地看到,至少在主题策划、产品组织、文化营销、政策建议这4个领域,最重要的创新主体都是旅游企业或行业组织。我国旅游业的情况则不尽理想,在这4个领域中,旅游企业或行业组织均没有起到创新主体的作用,而仅仅是创新活动的一个环节而已,旅游软实力主体动能明显不足。从这个角度看,重组我国的旅游产业结构是强化旅游软实力的保障。这一工作应着力从以下方面入手: (1)推进战略重组,打造具有文化国际影响力的旅游集团。美国有运通公司、日本有交通公社、英国有四大旅行社,这些大的旅游集团实现了全产业链开发和纵向整合,可以对产业资源进行多重开发、多重利用、高度共享和跨国经营,能有效影响目的地国的旅游产业形态,具有强大的文化影响力。我国目前尚未形成世界级的旅游集团,改变这种状况,需按照强强联手、优势互补、形成全产业链和纵向整合的原则进行战略重组,逐步实现由国内发展为主向国内国际并重转变,并尽快建立旅游跨国公司,打造投送旅游软实力的有效渠道。 (2)启动精细分工,培育具有文化原始创新力的旅游企业。我国旅游产业结构的主要问题在于,旅游企业过于散、弱、小,业务功能分工不发育,各企业自己包办生产过程的所有中间环节,因而效率低下、缺乏文化原创能力。我们应该按业务功能的层次分工重新设计旅游业产业结构。现阶段的重点是,创建由非赢利性的旅游研究单位,专业的旅游策划、融资、营销公司和专门的旅游企业管理咨询公司等构成的“服务于旅游企业”的旅游企业,同时加强行业组织的建设。形成宏观与微观、务虚与务实、理念与操作、长期与短期相结合的,具有层级性和差异性的产业分工结构,培育旅游软实力的创新主体。 (3)注重新兴业态,引领具有文化多元渗透力的旅游项目。增强对新兴业态的项目操作能力,抢占行业先机,掌握产业发展的主动权,利用新兴业态市场大、覆盖面广、文化信息密集、跨国界流行等特征,实现旅游软实力的有效传播。同时加强旅游文化衍生产品和伴生产品的开发,在在线旅游、旅游商品、旅游出版物、旅游节事、影视作品等领域形成强大的生产销售能力,共同推进具有文化多元渗透力的旅游项目。 6.3再造我国的旅游管理理论,把握旅游软实力的时代特征 中国传统旅游文化“天人合一”的和谐优美和西方后现代旅游人类学田野作业的理性深沉,向我们展示了高度自觉、充分自律,激动人心的旅游精神,然而,在消费社会、大众旅游的当下,相关操作经验却难以复制和推广,如果一厢情愿地把它们当摹本,就不可能准确把握旅游软实力的时代特征。首先,旅游的认知功能已大大削弱,现代传媒已构筑起信息透明、读图时代的“水晶世界”,占有一控制一创造的经典旅游认知链条已经翻覆,直至简略为单纯的在场感。其次,旅游的交往功能也遭遇封闭,在“顾客就是上帝”、旅游者被呵护备至、事事有人代劳、处处为旅游从业人员包围的短暂假期中,旅游者与旅游目的地社会的真实的社会交往已被压缩至极限。第三,旅游的娱乐功能正面临挑战,在休闲产业尚不发达的年代,旅游几乎是最佳休闲方式,具有娱人耳目、充实身心的相对优势,然而当下无所不在的网游、流行音乐、夜总会、选秀、八卦新闻正将神经亢奋、感官刺激和人性隐私发掘到极致,它们的娱乐功能远较旅游有声有色和方便密集。而建筑在认知功能、交往功能和娱乐功能之上的多元反思的“涵化功能”,更似早已退出旅游者的心灵,“未必能发挥‘灵魂’作用了”。旅游者与目的地的关系变得轻浅和隔膜,旅游软实力似已失去凭借陷入困境。 要摆脱旅游软实力的时代困境,必须修复旅游的认知、交往、娱乐和涵化功能。然而,现代旅游管理理论信奉高效率的集约化生产,这与旅游的认知、交往、娱乐和涵化必须“巧妙而大量耗费时间”的内在要求相悖。我们必须反思旅游文化、旅游产业和旅游理论中的悖论问题,发掘学术张力,进而再造我国的旅游管理理论。 (1)目的地资源的日常生活价值与旅游消费价值之间的悖论与张力。曾经,人们将旅游产业理解为旅游者和目的地之间的介体或渠道,目的地的日常生活资源就是旅游资源。实际上,旅游产业早已深层介入城乡发展,驱动着城乡面貌、城乡时空功能、城乡时空结构的快速变迁。在那些日常生活价值与旅游资源价值结合得好的地方,旅游软实力的发展就好,相反就不好。从这个意义上看,杭州西湖拆除景区围墙、免费开放事件中所蕴含的重大理论价值,并没有引起旅游管理学界的足够关注;而以财政资金资助部分景区免费开放的政策所蕴含的理论资源也没有得到充分利用;人文地理学关于旅游目的地居民感受的大量调查成果和旅游人类学关于原始真实和舞台真实的大量理论成果,更没有得到充分重视。怎样整合、融合和契合目的地资源的日常生活价值与旅游消费价值,是再造我国旅游管理理论的优秀工作。公务员之家 (2)社会事件资源的旅游策划与策划旅游之间的悖论与张力。社会事件资源的旅游策划与策划旅游的问题,实际上是一个“源”与“传”的流向问题。在旅游策划中:社会事件是源,对社会事件的旅游开发是传;社会事件第一性,旅游开发第二性;社会事件是有无的问题,而旅游开发是有效性的问题。典型的如奥运旅游、世博旅游、民俗节事旅游等。以奥运旅游为例,我国旅游产业与韩国、澳大利亚、希腊的同行相比,旅游策划能力十分逊色。而策划旅游是指为开发旅游而策划社会事件,如旅游节事、“哈利路亚山”事件、“宜春,一座叫春的城”事件等。这方面我国旅游产业提供了大量案例,我国旅游管理学界对这些案例的关注和研究远远不足。如何提升旅游策划水平,优化策划旅游能力是再造我国旅游管理理论的一个重要方面。 (3)旅游产业的经济属性与社会属性之间的悖论与张力。1978年,旅游业成为我国率先实行对外开放的行业。此后20年是我国以政府为主体发展旅游业的时期,亦可表述为由接待型向事业型过渡。1997年,国家旅游局正式提出了“旅游业政府主导型”的发展战略,其特征是产业型与事业型并存,这是我国对旅游产业同时具备经济属性与社会属性的基本定性。2009年,《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旅游业的意见》提出,“把旅游业培育成国民经济的战略性支柱产业和人民群众更加满意的现代服务业”。不但重申了旅游产业经济属性和社会属性并存的性质,还进一步提出了具体目标。然而,我国现有旅游管理理论中,存在偏废旅游产业社会属性研究的问题,不但通行教材中几乎是空白,研究论文也较少,我国的旅游管理理论研究甚至已落后于国家政策。加强旅游产业社会属性研究,强化旅游软实力,让人民群众更加满意,是再造我国旅游管理理论的根本环节。 7结语:从旅游软实力出发建设旅游学科的期盼 旅游软实力既是重大的文化实践和产业实践问题,也是旅游学科建设的前沿问题。由于经济学跨区消费学说未及深掘旅游产业比较优势的内涵,更难以突破其理性经济人假说,故而未能将其旅游关注从跨区消费的外在形态提升到跨文化消费、跨人生消费的内生层面。旅游学的研究者往往专注于《旅游资源分类、调查与评价》标准所列的旅游资源,并仰仗旅游者需求调查或旅游意象调查。然而,旅游资源权数所反映的实力,以及为满足旅游者需求、对接旅游者旅游意象而做的种种出奇、出位、出格的旅游项目建设的效果总是与其预想断裂。旅游软实力拎出了使各福利相关方趋向帕累托改善的一般均衡模型,指出了以主为主、多元对话的实践路径,可以作为重构旅游学的基础。我们期盼着我国旅游学者摒弃经济学、市场学和遗产学中那些不适宜旅游部门的单边主义和绝对主义教条,共同探索从旅游软实力出发的旅游研究新范式,构建以人类跨文化消费动因研究为基础,对跨文化消费行为及其影响做整体把握,进而为规划与干预提供理论指导的旅游基础理论,拿出社会服务的具体图纸;同时,摆脱旅游学被放在其他学科下研究的现状,构建与其他学科平等对话的学术平台,彻底扭转旅游学缺乏方法论基础和优秀理论的尴尬境遇。 文化软实力论文:旅游文化软实力提升研究论文 摘要:旅游软实力是一种文化软实力,指旅游目的地在主客双方的文化对比、形象营销和旅游产品竞争中形成的,使旅游者认同和服膺旅游目的地文化,修正其文化偏好的能力。中国古代有过很好的旅游软实力。西方现有反客为主的单向度旅游文化空间建构模式违反了旅游软实力以主为主,以目的地真实的日常生活为理想景观的文化结构模式,是主客冲突的根源之一。彰显文化主体性是构建我国现代旅游软实力的优秀工作。当前应从重建旅游实践美学、重组旅游产业结构、再造旅游管理理论等方面入手强化我国旅游软实力。 关键词:旅游人类学;旅游文化;旅游软实力 1旅游软实力的定义与功能 “软实力”一词来源于英文“SoftPower”,20世纪90年代美国哈佛大学约瑟夫·S·奈教授在研究国际关系时首先提出了这一概念。他认为,一个国家拥有的军事和经济实力可称为“硬实力”,与之相对应的还有一种“软实力”,即“国家通过自己的吸引力实现国家目标的能力”,这种软实力来源于国家的文化、政治观念和对外政策的吸引力,可细分为文化软实力和体制软实力。这一见解,特别是文化软实力概念的提出,刷新了国情、国力和竞争力的研究方法,开创了全新的研究领域,很快受到各学科学者的青睐。 国内在区域经济和产业经济研究中引入软实力概念“始于2004年,研究重点集中于从区域经济和产业经济发展的宏观视野评价软实力的构成和作用”,其着力点在于如何以区域和产业的软实力发展促进经济发展的问题。在旅游学界,陈雪钧和李莉研究了“旅游企业的软实力问题”,杨积芳和陆林研究了“饭店的软实力比较”。综观这些研究,存在两大问题:一是发展焦虑,即以区域、产业和企业的经济发展为目标来研究相应的软实力问题,忽视了约瑟夫·s·奈的理论体系中,经济发展所隐含的硬实力增长与软实力之间存在复杂的交互关系,软实力是目的,硬实力为软实力服务,软实力具有独立性和整体性的理论逻辑链条,影响了研究的进路设计;二是尺度模糊,忽视了软实力起源于国际关系理论,是一种大尺度研究工具,其中文化软实力应应用于可标签的文化区域,体制软实力应应用于独立的政治与政策区域的事实,将其等同于一般竞争理论,甚至用于单个企业的竞争研究,造成了研究的空疏。因此,以建设国家或区域软实力为目标,从旅游产业的总体层面来研究旅游中的软实力问题,是比较恰当和可行的。 旅游产业的国际和区际竞争归根结蒂是国家和区域影响力的竞争,国家和区域硬实力和软实力在旅游产业中都会有所反映。在组成软实力的文化软实力和体制软实力中,文化软实力与旅游产业系统的边界基本重合,属于旅游产业的可控因素,将文化软实力与旅游产业组成在一起可以形成一个极有学术生长力的新概念;而体制软实力的系统设计高于旅游产业的控制范围,一般只能将旅游产业放在对外政策中的对外旅游政策下研究;因此,本文讨论的旅游软实力特指既定旅游对外政策下,与旅游产业相关的国家和区域文化软实力,它包括相应的心理、制度、器物和习俗。 旅游具有招徕远人的力量,是可以产生国际和区际影响力的产业。旅游产业可以利用人的三种深层欲望及其组合来获得元发性的社会、文化与心理影响力,它们分别是脱序的诱惑、怀旧的伤感和追慕的欣喜。一个地方一旦凸显了某种影响力,这种影响力常常会在相应旅游细分市场上自我完形、持续积聚。 旅游软实力并不等同于旅游影响力,尽管它是旅游影响力的来源之一。笔者认为,旅游软实力是旅游目的地在主客双方的文化对比、形象营销和旅游产品竞争中形成的,使旅游者服膺旅游目的地文化,修正其文化偏好的能力,它能对接旅游者的深层欲望,并将其导向旅游目的地充满魅力的日常生活。而旅游影响力还可以来源于对旅游目的地文化空间和生活空间的割裂、误读、曲解、污化乃至隔离,这些对旅游者的单向度满足,一旦干预目的地的日常生活,极可能激发主客双方的反感与冲突,导致旅游产业的波动和旅游影响力的崩塌。旅游影响力中,只有旅游软实力使各福利相关方趋向帕累托改善,是多赢协调可持续的一种。长久以来,有经验的旅游目的地领导已经体会到由设置旅游宣传议程和旅游文化言说框架而产生的旅游软实力,并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实践。 从议程设置的角度看,旅游软实力是目的地日常生活中一系列有说服力的资产,其中一些资产是无形的,如文化承传、社会制度和生活方式,另一些则是器物的,如地理景观及气候、城乡建设及服务、生活条件及商品、文化产业及产品。旅游目的地究竟应设置何种旅游宣传议程,凸显哪些资产,不仅需要通过对主客双方作深度田野调查找到均衡点,更需要旅游目的地领导从重建目的地日常生活意义的高度,经过深刻的权衡,最终做出选择。 从言说框架的角度看,旅游软实力是目的地日常生活的自诉和好客态度的表白。在旅游产业竞争中,能产生旅游软实力的自诉往往具有相同的哲学结构:即本体论上更为理想的人生状态,以启发跨文化消费的反思性;认识论上更为真实的对话机制,以彰显跨文化消费的社会性;价值论上更为开放的多元维度,以容纳跨文化消费的合法性。具体而言,就是目的地在旅游开发时要发掘自身有魅力日常生活资源,呈现以自身的文化吸引力为优秀的整体形象,有效满足游客对目的地日常生活的体验。 一个地区如果早已建立起为游客向往的日常生活形象,天然就具有了强大的旅游软实力,如西欧、北美、北京、上海等。一些地方则主要通过旅游宣传构建了使游客支持其日常生活的旅游软实力,如马尔代夫,2009年10月17日的一次“水下内阁会议”,在启动了旅游热潮的同时,激发了人们从生态危机的厄运中托起这个珊瑚礁岛国的努力;再如“好客山东”和“活力广东”的旅游主题口号,前者负载着齐鲁礼仪之邦的文化传承和北方文化的豁达豪爽,后者表达了岭南得风气之先、只争朝夕、舍我其谁的无穷动感,它们既是日常的又是理想的,准确定位了该地区的旅游形象。 2中国古代旅游软实力的结构与建构模式 中国古代虽然没有旅游软实力的概念,但相应的理论和实践却源远流长、异彩纷呈。大概从西周开始,地方精英常常为自己生活的地方赋予“风水学”上的神奇定位,并广为传扬。如洛阳宣称自己为天下“土中”,庐山认定自己指配南斗星座,为地上“南际”,古徽州六邑则津津乐道“休宁蛇、歙县狗、黟县蛤蟆、绩溪牛、祁门猴子、婺源龙”的风水属号。而大概从南朝开始的“洞天福地”、“北京十景”、“西湖十景”等的评选,承继儒家从田园诗、山水诗、山水画发展到日常生活景观化的审美情趣,至迟到南宋已普及南北各地。从那时起,风景评选和旅游诗词几乎成为各地府志、县志、乡志、村志的必备栏目。“风水学”和日常生活景观化分别从大众文化和精英文化的对应方面交融互渗,将旅游目的地的日常生活价值和旅游宣传价值有效整合在一起,成为中国传统旅游文化空间及其竞争规范和话语权力的结构性力量。 建构性力量来自中国传统旅游者,其运行机制可读《徐霞客游记》。徐霞客34年(1607~1640)的游历生活,以崇祯九年(1636)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的29年,所到之处都是当时的著名景区,侧重于搜奇访胜,社会交往的对象主要是名僧、高道及他们的徒弟等文化精英。后期的5年,着重地理考察,探访寻常游人不至之处,重在考察岩溶地貌的表面现象、构造和特征、探索水源以及修正前人的论断与记载,社会交往的对象主要是樵夫、牧人、担者、马夫、洗衣妇、钓鱼童子、书生、官僚、地主等普通居民。《徐霞客游记》很好地展现了中国传统旅游者追慕、占有和创新旅游文化空间的全过程。它契合旅游软实力的言说框架,与旅游目的地本身的努力相互嵌入、螺旋推进,共同形成了一种罗曼蒂克化的文化习得、文化试炼、文化确认和文化建构模式。 3现代西方旅游软实力结构与建构模式的问题 在西方,1789年爆发了法国大革命,革命者夺取了政权,接收了封建主和教会的许多地产和文物。如何处理这些财产?经过短暂争论,革命者遵循启蒙运动的思想指导建立起城市公园和博物馆。一种全新的、市民社会的文化空间和生活空间得以创立,旋即成为西方现代性的重要标志之一。从言说框架的角度看,这一空间是开放的,它标榜自由、平等、博爱的启蒙精神。从议程设置的角度看,这一空间是有闲阶级的,一股兴建大饭店、摩天大楼等接待性、景观性炫耀建筑的热潮风靡欧美城市。适应文化空间和生活空间的跨时代转变,西方旅游从中世纪追寻非日常生活资源的宗教朝觐过渡到了世俗的“大旅游”时代。日常生活的进步与旅游文化空间的扩张似已完美融合,构成了近乎完美的旅游软实力结构模式。 然而,现代西方旅游软实力的建构模式存在问题,问题出在与非西方接触时。在非西方的地盘上,西方人的身份之一是旅游者,大多数西方旅游者却把自己当成了主人,把非西方当成了由他们自由建构的他者。“这方面影响最大的是美国游记作家约翰·缪尔”,缪尔的游记把非西方描述成文明的对立物,是无主的“荒野”,是西方人避居和隐退的所在,是他们体验孤独、鼓舞信仰、再造激情后重返西方的地方。在这个由西方人建构起来的旅游文化空间中,几乎完全剔除了当地人的主体地位,将非西方目的地转换成了西方的文化飞地。 以美国境内的印第安人地区为例。缪尔之前,美国艺术家乔治·卡特林认为,旅游区中的印第安人应该“身着传统服饰,骑着野马追风逐电……直至永远”。缪尔与印第安人接触后,发现印第安人无法也无意满足旅游者的需求,便提出,“印第安人与所处的原野和鸟兽不协调,应该被驱赶出去为白人旅游业的发展让路”。到20世纪30年代,西方公众普遍接受了这种“荒野”观,他们容忍乃至推进了以1964年美国《荒野法案》为代表的一系列政策和法律的颁行。这些政策和法律专注于西方人的旅游权,完全无视土著的固有权利,将荒野定义为“人类只作为过客而不会永久居留的地区”,并依法将印第安人迁出保护区,把他们与保护区隔离开来。然而,迁走了印第安人的“荒野”却必须用财政资金来维持。包括印第安保护区在内,“1996年,美国国家公园系统的财政预算为11.8亿美元,到2006年增至22.49亿美元,十年间翻了一翻,达到平均每平方公里1万多美元,还依然缺口很大。”印第安保护区的这种设立方法,已引起部分美国学者的反思。 另一个案例出现在菲律宾。菲律宾北部伊富高省海拔1500米左右的高山上,历经当地人2000余年的开发,形成了数万公顷壮观的水稻梯田生态系统。1995年,伊富高梯田成为亚太地区第一个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的景观,一时名声大噪,成为菲律宾北吕宋地区最主要的旅游区。在伊富高传统文化中,山顶的森林覆盖区为梯田区涵养水源,是严禁踏入的优秀保护地带,具有神圣的宗教地位,属于公共财产;中间的灌木林带为梯田区调节和分注水源,还能生产柴草、花果等林产,是次一级的保护地带,有相对模糊的产权界定,属于准公共财产;再往下的梯田部分为生产和生活区,自古就有精细的产权界定,属于私人财产。成为世界遗产之后,按照西方专家制定的方案,梯田部分被定为不容改变的保护区,梯田区内,当地人的一举一动都有可能因触动西方专家口中的“原生态”而被高度怀疑。而山顶森林覆盖区和中间的灌木林带不属于保护区,西方专家在那里规划建设了完备的旅游设施,强大的跨国公司通过市场运作获得了这些旅游设施,并且经营着它们,当地人则因“素质太低”而被排除在外。砍伐山顶森林覆盖区的木材,制作成传统稻神木雕卖给游客,几乎成了当地人唯一的副业。然而,即使终日制作木雕,一个伊富高家庭每月也只能获得大概相当于人民币500元的收入。此后,伊富高梯田生态系统快速恶化,青年人大量外流,梯田面积锐减。西方专家提出,症结在于“人口太多,导致梯田出产的粮食无法自给自足”,同时又在于“劳动力太少,使得25%至30%的梯田荒废”。期间,社区精英为应对危机,部分改种经济作物及蔬菜以重振当地经济的努力,又因遭到西方专家的激烈指责而搁浅。一系列事件不断掏空当地经济基础,耗散当地人的宗教信念,折损社区精英的社会资本,“当地人的社会文化价值观被破坏殆尽”,社区团结几近崩溃。 2001年,即伊富高梯田成为世界遗产的第6年,世界遗产委员会将其列入世界濒危遗产名单。2007年,也即伊富高梯田成为世界遗产的第13年,世界遗产委员会警告菲律宾政府,如果不在两年内采取紧急措施保护伊富高水稻梯田,该遗产将被除名。西方专家要求菲律宾政府采取的紧急措施主要包括,提供大量财政补贴和执行更加严格的管制措施。然而,早在2002年,菲律宾政府已经撤销了成立于1995年的“国际梯田委员会”和稍后成立的“巴纳维水稻梯田组”,2002年以后已没有对应的政府管理结构在实际负责伊富高梯田事务。西方专家既要防范当地居民,又要抵制社区精英,还要对阵当地政府,除了西方旅游者支持他们,他们在与一切人为敌的过程中心力交瘁。 历经2000余年的开发,伊富高人创造了水稻梯田,成为世界遗产后的十余年间水稻梯田便濒临全面危机。症结何在?2007年,伊富高议员索罗门·库噶拉沃对尾随西方专家组前来采访的中国记者说:“如果世界遗产委员会为了保护原始景观而让伊富高人回到过去的生活方式,我们都不会答应。我们不能像博物馆陈列古董似地陈列原始的生活方式,我们需要发展,需要与现代社会同步。梯田是伊富高人的骄傲,它是我们文化与传统的根。目前,原始农业生产无法满足伊富高人的物质需求,因此我们不得不忽视甚至放弃梯田。”他表示,“欢迎世遗委员会保护梯田,但同时,应该允许当地发展经济,向现代化迈进。” 印第安人的遭遇和伊富高人的遭遇分别反映了自然遗产和文化遗产、西方直接控制范围内和直接控制范围外以及强势政府背景和弱势政府背景下,西方旅游文化空间建构模式的运行机制和它对非西方旅游软实力的颠覆作用。从中我们至少可以发掘出三层隐含着的意义:第一,西方旅游者反客为主的单向度旅游文化空间建构模式违反了旅游目的地旅游软实力以主为主,以目的地真实的日常生活为理想景观的文化结构模式,也违反了追求帕累托改善的旅游软实力博弈模型,是主客冲突的根源之一。第二,西方内部的旅游软实力结构模式中隐藏得极好的时代性、民族性和阶级性,延伸到西方以外时便暴露了出来。而各种需要大量财政预算和外来补贴才能生存的“原生态”景区,是有闲阶级将公共资源偷换为自己的休闲资源,并绑架公共税金的产物。第三,以赛义德的东方学为代表的,反思西方现代性的后现代景观理论可能走得太远,东方不可能绕开工业化、城市化、社会化的现代化命题,直奔信息化、乡土化与社群化的后现代景观主题。过犹不及,后现代景观理论极可能正在导致另一种基于理论认同的主体错位、权力错配和话语暴力。 4中国现代旅游软实力的迷茫 当前,我国正处于1840年以来现代性转型的关键时期,这一时期,“蕴涵着一种‘现代化而不西方化’的文化要求,表现了一种民族文化身份的自觉意识,同时也难免带有泥沙俱下的复杂性”。复杂就复杂在,“中国民众之所以产生普遍而强烈的空虚感和各种莫名焦虑甚或无意义等感受,是与现代意义上主体性自我经验的实践场景的缺失联系在一起的。严重些说,中国人其实既没有整体文化自我意识,也没有属于个体的自我意识。”也就是说,我们虽然看到并开始反感西方文化在自身实践场景,包括旅游文化空间中的殖民,却又无法精准切割现代化、西方化和民族文化身份等宏大叙事,我们迷失在各种西方话语、传统“国学”和消费社会的丛林中,丢失了整体主体性和个体主体性的基础,不能自信地回答“人格同一性”和“自我同一性”等文化主体性问题。 文化主体性是旅游软实力之议程设置和言说框架的前提,没有文化主体性便不可能自信地托出有说服力的日常生活资产;也不可能自如地叙述理想的人生状态,彰显真实的对话机制和开放的多元维度;更不可能自主地设立旅游文化空间的结构性安排,以有效保障旅游文化心理的规范性、旅游文化制度的持续性和旅游文化产品的可靠性。2008年的奥运圣火风波中,绝大多数参与事件的西方普通民众并非心怀鬼胎,欺骗他们的是西方反客为主的单向度旅游文化空间建构模式。在这~模式中,西藏是创世以来未曾扰动的神域,有三两个人寂的僧人坐在石头上发呆,深蕴其中的脱序感、怀旧感和追慕感令人神往。然而如此“原生态”的环境中,居然有人修铁路、盖楼房、建水坝,怎不令人愤懑?2008年的奥运圣火风波,集合了印第安保护区事件中“赶走这个,迁走那个”的残暴和伊富高梯田事件中“应该这样,只能那样”的蛮横。英国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在批判西方“原生态”理论时所揭露的文化“法西斯主义渊源”,在2008年奥运圣火风波中作了一次集中的表演。然而反躬自省,最重要的问题是,为什么我们的反应如此茫然、反击如此无力?矛盾的主要方面不在绝大多数参与事件的西方普通民众,也不在西方反客为主的单向度旅游文化空间建构模式,而在于我们自己缺失的文化主体性和迷茫的旅游软实力。我国旅游业“集中力量塑造中国国家旅游整体形象,提升文化软实力”的事业任重而道远。 5中国现代旅游软实力的文化主体性构建 从样式上说,我们所需要的文化主体性绝不是民粹样式的,而是指尊重本民族的文化传承,并在将五千年文明、五十六个民族积淀的真知灼见运用于当下时,能够对其不同于和不适于当前实践的部分进行重构的见识与能力,它讲求和而不同,是自信、理性、包容、激情、本能和反思的综合体,它是日常的又是理想的,与旅游软实力有着内在的统一性,是旅游软实力的前提条件。 从生成上说,我们所需要的文化主体性绝非悬空虚置、坐而论道的概念,而是在实践中的历史生成。历史上,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总是处于多元开放与一体深化的转换更替之中,自始至终在旅游软实力的建构机制与结构模型之间起着减压阀与均衡器的作用。我国文化史上,出现过三次“真理在外”的文化主体性震荡期:第一次是,春秋延至西汉的儒学背景的,认为现实龌龊,真理在“郁郁乎周”的时期;第二次是,晋延至唐的佛教背景的,真经在西天的时期;第三次是,鸦片战争延至当下的救亡图存、崛起复兴背景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期。前两次,文化主体性之多元开放与一体深化的转换更替机制运行良好,直接促成了民族文化包括旅游文化的结构性升级。当前这次挑战最大、程度最深,也最需要各个学科包括旅游学界的持续关注。 6强化中国现代旅游软实力的实践路径 “学术研究也是对未来的预见、构建与规范,是为人类社会立法”,我们应当在科学总结古今中外的旅游软实力经验,深刻揭示其政治经济和文化政治逻辑的基础上,通过真实的知识、科学的理论洞察和把握极为复杂的旅游现象,找到有效强化我国旅游软实力的实践路径。 6.1重建我国的旅游实践美学,夯实旅游软实力的价值基础 旅游软实力的本源是旅游者“尝试他种人生的深层欲望”,旅游软实力的本体是旅游目的地充满魅力的日常生活,旅游软实力的本质是为旅游目的地所采取的一种旅游实践美学,是旅游目的地所标签的价值观念系统相对于旅游发生地的吸引力,它能对接旅游者的深层欲望,修正旅游者的文化偏好。当前,我国旅游的价值吸引力不足,因此,重建我国的旅游实践美学,提升价值吸引力是强化旅游软实力的基础。这一工作应着力从以下方面入手: (1)标举旅游文化心理的规范性。首先是建设旅游文化心理的民族品格,反映中华民族应对生存问题、发展问题和审美问题的伟大成就和文化遗产;其次是展现旅游文化心理的时代品格,反映中华民族与时俱进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和审美方式;第三是表现旅游文化心理的理性品格,反映中华民族统筹兼顾、合情合理、包容开放、亲善和谐、求真求美的科学精神。 (2)把握旅游文化制度的持续性。整合国内与国际两个圈层的旅游文化价值共识。在国内应主要采用文化自觉式整合,即努力促进国内旅游主体、介体和客体对旅游文化价值的高度自觉和自主向心。在国际应主要采用文化对话式整合,即通过旅游人员、旅游组织、旅游宣传、旅游学术间的对话、讨论、交流、沟通、辩论和批评找到正确的契合点。同时也不偏废文化管理式整合,对错误的旅游文化价值思想要进行教育引导,对反动和腐朽的旅游文化价值思想则进行规劝警告并依法处理。 (3)确保旅游文化产品的可靠性。首先是要掌握旅游文化产品的消费机制。旅游文化产品的消费大致可分为5个具有因果特征、系统特征和链条特征的环节,即适应性消费、逻辑性消费、价值性消费、参与性消费和超越性消费,旅游文化产品设计应着眼于超越性的维度,着手于适应性的维度,着力于打通5个环节,建立可控制的产品消费结构。其次是要区分市场,突出重点。旅游文化产品的细分市场高度发育,其设计应避免脱离实际的概念炒作和简单笨拙的套用抄袭,针对重点市场作有格局、有新鲜感和冲击力的产品设计,建立有主题的产品消费诉求。第三是把日常生活审美融入旅游文化产品设计的全过程,凸显旅游文化产品的原真性,以真实打动人,以真实养成人,建立有情愫的产品消费体验。 6.2重组我国的旅游产业结构,强化旅游软实力的产业基础 旅游软实力是旅游产业强国的精神之本,旅游产业强国是旅游软实力的动能之源。综观国外旅游产业近年来的实践,如明确具有软实力意图的日本“观光立国政策”,我们清楚地看到,至少在主题策划、产品组织、文化营销、政策建议这4个领域,最重要的创新主体都是旅游企业或行业组织。我国旅游业的情况则不尽理想,在这4个领域中,旅游企业或行业组织均没有起到创新主体的作用,而仅仅是创新活动的一个环节而已,旅游软实力主体动能明显不足。从这个角度看,重组我国的旅游产业结构是强化旅游软实力的保障。这一工作应着力从以下方面入手: (1)推进战略重组,打造具有文化国际影响力的旅游集团。美国有运通公司、日本有交通公社、英国有四大旅行社,这些大的旅游集团实现了全产业链开发和纵向整合,可以对产业资源进行多重开发、多重利用、高度共享和跨国经营,能有效影响目的地国的旅游产业形态,具有强大的文化影响力。我国目前尚未形成世界级的旅游集团,改变这种状况,需按照强强联手、优势互补、形成全产业链和纵向整合的原则进行战略重组,逐步实现由国内发展为主向国内国际并重转变,并尽快建立旅游跨国公司,打造投送旅游软实力的有效渠道。 (2)启动精细分工,培育具有文化原始创新力的旅游企业。我国旅游产业结构的主要问题在于,旅游企业过于散、弱、小,业务功能分工不发育,各企业自己包办生产过程的所有中间环节,因而效率低下、缺乏文化原创能力。我们应该按业务功能的层次分工重新设计旅游业产业结构。现阶段的重点是,创建由非赢利性的旅游研究单位,专业的旅游策划、融资、营销公司和专门的旅游企业管理咨询公司等构成的“服务于旅游企业”的旅游企业,同时加强行业组织的建设。形成宏观与微观、务虚与务实、理念与操作、长期与短期相结合的,具有层级性和差异性的产业分工结构,培育旅游软实力的创新主体。 (3)注重新兴业态,引领具有文化多元渗透力的旅游项目。增强对新兴业态的项目操作能力,抢占行业先机,掌握产业发展的主动权,利用新兴业态市场大、覆盖面广、文化信息密集、跨国界流行等特征,实现旅游软实力的有效传播。同时加强旅游文化衍生产品和伴生产品的开发,在在线旅游、旅游商品、旅游出版物、旅游节事、影视作品等领域形成强大的生产销售能力,共同推进具有文化多元渗透力的旅游项目。 6.3再造我国的旅游管理理论,把握旅游软实力的时代特征 中国传统旅游文化“天人合一”的和谐优美和西方后现代旅游人类学田野作业的理性深沉,向我们展示了高度自觉、充分自律,激动人心的旅游精神,然而,在消费社会、大众旅游的当下,相关操作经验却难以复制和推广,如果一厢情愿地把它们当摹本,就不可能准确把握旅游软实力的时代特征。首先,旅游的认知功能已大大削弱,现代传媒已构筑起信息透明、读图时代的“水晶世界”,占有一控制一创造的经典旅游认知链条已经翻覆,直至简略为单纯的在场感。其次,旅游的交往功能也遭遇封闭,在“顾客就是上帝”、旅游者被呵护备至、事事有人代劳、处处为旅游从业人员包围的短暂假期中,旅游者与旅游目的地社会的真实的社会交往已被压缩至极限。第三,旅游的娱乐功能正面临挑战,在休闲产业尚不发达的年代,旅游几乎是最佳休闲方式,具有娱人耳目、充实身心的相对优势,然而当下无所不在的网游、流行音乐、夜总会、选秀、八卦新闻正将神经亢奋、感官刺激和人性隐私发掘到极致,它们的娱乐功能远较旅游有声有色和方便密集。而建筑在认知功能、交往功能和娱乐功能之上的多元反思的“涵化功能”,更似早已退出旅游者的心灵,“未必能发挥‘灵魂’作用了”。旅游者与目的地的关系变得轻浅和隔膜,旅游软实力似已失去凭借陷入困境。 要摆脱旅游软实力的时代困境,必须修复旅游的认知、交往、娱乐和涵化功能。然而,现代旅游管理理论信奉高效率的集约化生产,这与旅游的认知、交往、娱乐和涵化必须“巧妙而大量耗费时间”的内在要求相悖。我们必须反思旅游文化、旅游产业和旅游理论中的悖论问题,发掘学术张力,进而再造我国的旅游管理理论。公务员之家 (1)目的地资源的日常生活价值与旅游消费价值之间的悖论与张力。曾经,人们将旅游产业理解为旅游者和目的地之间的介体或渠道,目的地的日常生活资源就是旅游资源。实际上,旅游产业早已深层介入城乡发展,驱动着城乡面貌、城乡时空功能、城乡时空结构的快速变迁。在那些日常生活价值与旅游资源价值结合得好的地方,旅游软实力的发展就好,相反就不好。从这个意义上看,杭州西湖拆除景区围墙、免费开放事件中所蕴含的重大理论价值,并没有引起旅游管理学界的足够关注;而以财政资金资助部分景区免费开放的政策所蕴含的理论资源也没有得到充分利用;人文地理学关于旅游目的地居民感受的大量调查成果和旅游人类学关于原始真实和舞台真实的大量理论成果,更没有得到充分重视。怎样整合、融合和契合目的地资源的日常生活价值与旅游消费价值,是再造我国旅游管理理论的优秀工作。 (2)社会事件资源的旅游策划与策划旅游之间的悖论与张力。社会事件资源的旅游策划与策划旅游的问题,实际上是一个“源”与“传”的流向问题。在旅游策划中:社会事件是源,对社会事件的旅游开发是传;社会事件第一性,旅游开发第二性;社会事件是有无的问题,而旅游开发是有效性的问题。典型的如奥运旅游、世博旅游、民俗节事旅游等。以奥运旅游为例,我国旅游产业与韩国、澳大利亚、希腊的同行相比,旅游策划能力十分逊色。而策划旅游是指为开发旅游而策划社会事件,如旅游节事、“哈利路亚山”事件、“宜春,一座叫春的城”事件等。这方面我国旅游产业提供了大量案例,我国旅游管理学界对这些案例的关注和研究远远不足。如何提升旅游策划水平,优化策划旅游能力是再造我国旅游管理理论的一个重要方面。 (3)旅游产业的经济属性与社会属性之间的悖论与张力。1978年,旅游业成为我国率先实行对外开放的行业。此后20年是我国以政府为主体发展旅游业的时期,亦可表述为由接待型向事业型过渡。1997年,国家旅游局正式提出了“旅游业政府主导型”的发展战略,其特征是产业型与事业型并存,这是我国对旅游产业同时具备经济属性与社会属性的基本定性。2009年,《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旅游业的意见》提出,“把旅游业培育成国民经济的战略性支柱产业和人民群众更加满意的现代服务业”。不但重申了旅游产业经济属性和社会属性并存的性质,还进一步提出了具体目标。然而,我国现有旅游管理理论中,存在偏废旅游产业社会属性研究的问题,不但通行教材中几乎是空白,研究论文也较少,我国的旅游管理理论研究甚至已落后于国家政策。加强旅游产业社会属性研究,强化旅游软实力,让人民群众更加满意,是再造我国旅游管理理论的根本环节。 7结语:从旅游软实力出发建设旅游学科的期盼 旅游软实力既是重大的文化实践和产业实践问题,也是旅游学科建设的前沿问题。由于经济学跨区消费学说未及深掘旅游产业比较优势的内涵,更难以突破其理性经济人假说,故而未能将其旅游关注从跨区消费的外在形态提升到跨文化消费、跨人生消费的内生层面。旅游学的研究者往往专注于《旅游资源分类、调查与评价》标准所列的旅游资源,并仰仗旅游者需求调查或旅游意象调查。然而,旅游资源权数所反映的实力,以及为满足旅游者需求、对接旅游者旅游意象而做的种种出奇、出位、出格的旅游项目建设的效果总是与其预想断裂。旅游软实力拎出了使各福利相关方趋向帕累托改善的一般均衡模型,指出了以主为主、多元对话的实践路径,可以作为重构旅游学的基础。我们期盼着我国旅游学者摒弃经济学、市场学和遗产学中那些不适宜旅游部门的单边主义和绝对主义教条,共同探索从旅游软实力出发的旅游研究新范式,构建以人类跨文化消费动因研究为基础,对跨文化消费行为及其影响做整体把握,进而为规划与干预提供理论指导的旅游基础理论,拿出社会服务的具体图纸;同时,摆脱旅游学被放在其他学科下研究的现状,构建与其他学科平等对话的学术平台,彻底扭转旅游学缺乏方法论基础和优秀理论的尴尬境遇。 文化软实力论文:文化软实力思路对策论文 [摘要]中国在今后对“软实力”的需求肯定将超过对“硬实力”的需求。提高硬实力相对容易,但是,提高“软实力”将不可避免地触及到许多复杂问题。文化资源丰富并不等于文化产业发达,面对这一课题,向来以历史文化资源丰富自豪的衡阳有许多工作要做。本文在论述衡阳文化产业发展现状的基础上,提升衡阳文化软实力的思路和对策。 [关键词]衡阳市文化软实力文化产业对策 一、衡阳文化产业发展现状 1.文化产业总量迅速增长。改革开放以来,勇于开拓、敢为人先的衡阳人再次走在了时代前列,前所未有的大投入、大建设、大发展,到2005年,衡阳市文化产业单位4898个,年末从业人员3.26万人,占城镇从业人员的2.2%,实现增加值9.98亿元,占2005年GDP总量的1.9%。2005年文化产业三个层次增加值结构为23.8:12.2:64,对当年文化产业增加值的贡献率分别为20.9%、9.1%、70%,从而为实施文化强市战略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和现实基础。但衡阳市文化产业市场竞争能力不强。2005年衡阳市文化产业增加值仅为全省总量的4%(长沙占54.3%),总量偏少,规模偏小,水平偏低,综合竞争能力不强。同时,衡阳市文化产业经营方式比较单一,没有可以依托的文化产业链及文化产业龙头企业,未形成多元化的产业发展格局,而且衡阳市目前文化产业对外开放程度不高,文化产业招商引资规模不大,总体上看,衡阳市文化产业基本上是以传统文化资源、传统工艺技术为主,科技含量低,附加值低,高素质人才短缺,市场竞争能力不强,这些都已成为制约衡阳市文化产业进一步发展的“瓶颈”。 2.文化事业的投入不断增长。近5年来,全市文化事业费总支出达50亿元,相继建成了以衡阳大剧院为代表的一大批城乡文化设施。但与文化产业强市相比,与广大人民日益增长的文化消费需求相比,还存在很大差距。至目前止,衡阳市辖区内有12个县市级文化馆、10个剧团、1个博物馆、11个公共图书馆、13个档案馆、1个国家四级风景名胜区、17家电影院(正常营业的仅进步电影院)、2家电视台等文化设施,但是无一个图书出版社,除了新华书店,图书批发零售、音像批发零售大都是以个体户散户经营为主,因此,衡阳市现有的文化产业及相关产品市场结构相对单一,文化基础设施相对落后,对于拥有722.61万人口、经济总量排全省第四的大市来说,已不能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和不断变化的文化消费需求。 3.发挥本地资源优势,突出旅游文化特点。衡阳市文化资源丰富、文化底蕴深厚,衡阳市积极将这种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促进文化产业的发展。最具特点的是最初的“南岳庙会”已发展到现在的一年一度的“南岳寿文化节”,大大促进了衡阳市旅游业的发展,拉动了经济的增长。近几年,衡阳市各县先后发掘本地资源优势,如耒阳温泉;常宁印山、天堂山、西江;衡阳县岣嵝峰国家森林公园等等都为衡阳市文化产业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目前正在筹建的石鼓书院、文化墙、衡阳大剧院等项目将会更加丰富衡阳市文化产业市场。 4.抗战精神的内涵更加丰富,进一步提升了城市精神。“弘扬抗战精神,推进率先发展,实现富民强市”等讨论与实践活动的深入开展,增强了城市的竞争力和凝聚力。 5.广泛开展各类文化活动,丰富城乡群众精神文化生活。重大节庆文化活动、群众文化活动、文化交流活动、送文化到基层活动、外来人员文化活动等五类活动广泛开展。 二、提升衡阳文化软实力的对策 1.塑造城市精神,大力弘扬新时期抗战精神,使之成为衡阳城市发展的精神品质和内在动力。丰富衡阳的城市精神——“抗战精神”。衡阳要不落伍并始终走在区域竞争的前列,就要坚持文化的自觉和人文精神的与时俱进。要推进率先发展、实现富民强市,不仅需要精明理性、内敛务实、不事张扬、稳扎稳打的精神,更需要大气开放的姿态、不屈不挠的意志、敢于创新的精神。 2.刺激衡阳市居民文化消费,大力发展衡阳市文化消费市场。当前在建立和谐社会、学习型社会的形势下,衡阳市应继续积极引导城镇居民文化消费,在软件上,通过开展各种文化节、各类广场主题活动、各类演出、展览等活动形式提高城镇居民的文化消费水平;在硬件上,要加大对文化产业的投资力度,把文化基础设施建设纳入当年的重点工作考核。 3.在资金方面,积极鼓励民营资本进入文化产业领域。目前衡阳市涉及文化产业的单位绝大部分是国有单位,靠的只是财政拨款,资金来源单一、有限,如果民营资本能进入文化产业市场,不仅能解决文化产业市场资金运行的“瓶颈”问题,还能大大丰富文化产业结构,提高企业的市场竞争力。在现有政策已许可民营资本流入的文化产业行业,市政府应予以支持,多元投入、多元发展,来拓宽文化产业的发展空间。 4.塑造文化品牌,重点打响衡阳古城品牌、人文品牌、节会品牌、艺术品牌和产业品牌,以品牌提升衡阳文化知名度。一是名人品牌。利用衡阳的两大名人优势,通过政府号召,企业资助,社会募集,商业运作等形式,成功举办了蔡伦科技文化节和王船山文化旅游节。二是抗战名城品牌。以“和文化”为主题,邀请全国主流媒体和摄影家聚焦衡阳,打响英雄品牌。三是佛道教品牌。充分发挥南岳位于江南佛道教活动中心的优势,盘活佛道教资源,积极广泛地开展海内外佛教友好交流活动,在全国产生了重大影响。四是湖湘文化品牌。采取市场化手段筹资和经营开发湖湘文化资源。这些文化品牌确立了湖湘文化在全省的独特地位。在此基础上,我们借助报刊、电视等新闻媒体,解读衡阳,扩大影响,让外界认识衡阳,关注衡阳,进而提升人气。 5.设文化设施,形成一批标志性文化设施,同时加强农村和社区文化阵地建设,争取所有行政村和社区建成能基本满足群众需要的文化设施。文化设施和文化活动是丰富文化内涵的重要载体,是体现文化建设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文化建设要收到实实在在的效果,不仅要听之有音,更要观之有物,视之有形。一是打造文化精品工程。把项目统揽的理念融入文化建设,立足衡阳特色优势,通过创新招商机制,完善市场运作办法,建设具有较高品位的标志性文化设施。二是完善大众文化设施。坚持把大众性文化设施建设纳入城乡建设整体规划,引导社会力量加大投入力度,满足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高标准规划建设县乡文化中心、体育广场、青少年校外活动中心、县文化馆,乡村图书室、文化大院等,为开展丰富多彩的群众性文化活动搭建平台,使之成为广大干群求知的课堂,求美的窗口,求艺的乐园,求富的良友。 6.延续衡阳历史文脉,留住衡阳文化的根。衡阳地域文化源远流长,钟灵毓秀,目前市域内现有部级、省级文物保护单位33处,市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112处,其中衡阳中心城区保存尚好的文物古迹有11处。尽管我们现在缺失了大量的历史遗迹,但不缺失历史的记忆。衡阳先民创造的辉煌历史和优秀文化不能在我们这一代被湮没,我们要十分珍惜这些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因为它们是我们的文化之脉、艺术之根。因此在旧城改造中应强调对文物古迹、历史遗存的保护,要把衡阳建设成为一个富有文化底蕴的城市。一是整理编录衡阳近现代保护建筑名录。衡阳的近现代史在中国历史上具有较为重要的地位。应当进行全面的调查摸底,筛选了一批近现代建筑,编录成保护名录,如衡阳火车站老站房、核二十五公司办公楼、原衡阳工学院教学楼等。二是规划建设湘江风光带为衡阳的历史文化之主脉。湘江两岸积淀了衡阳两千多年的文化,秦砖汉瓦,珠晖塔、来雁塔、浮桥公所(湘南学联)、申公馆、彭公馆、民宅一栋(沿江东路119号)、千年道观东岳观、石鼓书院、南岳第一峰、古樟公园等。对于这些十分珍贵的历史遗迹,应采取封闭性保护措施,规划了保护范围,拆迁了保护圈内的其他建筑,并决定将由古建筑和文物专家设计和维修,使其成为湘江风光带一处重要的人文景观。湘江风光带既风景秀丽,又富含文化内涵,是一条有思想的体现衡阳个性的城市文化走廊,人们从湘江风光带上一系列历史建筑和文物古迹中,可以寻找和疏理到衡阳的历史文脉。 7.打造人才高地。一是引进高技术、高学历人才,特别是要引进适用于产业发展的人才,从而引领科技工作大势,引领产业发展高端;二是培养本地区急需的人才,对企业而言就是培养技术骨干,对整个工程起技术支撑作用的人才,同时提升一般员工的技术能力,使人才结构合理化;三是通过产、学、研合作,利用大专院校技术力量,提高企业的研发能力。现在衡阳有三所本科院校四所高职院校。这七所学校有在校大学生6.5万人左右。不过,现在这几所高校和衡阳的发展关联度还不是很高。这几年,衡阳将在城市化建设,推动旅游业,建设科技强市、体育强市等方面下工夫,应该说这七所高校对衡阳今后的发展有一定的推动作用,希望今后衡阳有关部门能与这些学校建立长期密切的合作关系,使这些教育资源能够为衡阳发展出力。 8.设立专项资金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一座城市区别于另一座城市,最根本之处在于这个城市特有的文化。衡阳也有许多独特的非物质文化,是衡阳文化的“老底子”。因为传承的特殊,保护的不易,很多非物质文化遗产正面临严峻的生存考验。建议衡阳市政府能否考虑给非物质文化遗产设立专项保护资金,用于民间艺术资源普查、普查结果编纂、抢救濒绝的民族民间艺术、对民族民间艺术传承人的培养进行补助、举办民间艺术活动以及保护和研究这些民族民间艺术项目。 文化软实力论文:试析我国文化软实力建设问题 论文摘要:国家文化软实力是相对于军事力、经济力、资源力、科技力、信息力等硬国力而言的,指的是国家基于文化而具有的凝聚力、生命力、创新力、传播力、感召力和影响力。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的凸显有着特殊的历史背景和时代价值。我国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应从主体建构、路径建构、内容建构三个维度着手进行。 论文关键词:文化软实力;中国文化软实力;社会主义优秀价值体系 一、文化软实力的概念溯源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家综合国力竞争中的主导因素,经历了军事力、经济力、资源力、科技力、信息力的历史嬗变。这种嬗变的显性时代标志,就是20世纪末21世纪初“软实力”的被定格和被放大。 “软实力”概念最早是由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院长约瑟夫·奈提出的,他指出:“一个国家构建一种情势的能力,借助于这种情势,这个国家使其他国家以与其倾向与利益相一致的方式来发展本国的倾向,界定本国的利益。”此后,约瑟夫·奈又发表一系列论文,对软实力理论作了进一步的诠释和说明。在1999年发表的“chaeengeofsoftpower”一文中,他把软实力定义为:“软实力是一国文化与意识形态的吸引力,是通过吸引而非强制的方式达到所期望结果的能力。它通过让他人信服地追随你,或让他人遵循某种将会促其采取你所期望的行为规范和制度来发挥作用。”在2004年出版的《软力量——世界政坛成功之道》以及2006年发表的《软实力再思考》一文中,奈明确指出,一个国家软实力有三个主要源泉:“文化(在能对他国产生吸引力的地方起作用)、政治价值观(当这个国家在国内外努力实践这些价值观时)及外交政策(当政策需被认为合法且具有道德威信时)。” 我国从国家战略角度提出软实力问题是在2006年。是年11月l0日,《在中国文联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作协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面对当今世界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的大潮,面对国家发展和人民生活改善对文化发展的要求,面对社会文化生活多样活跃的态势,如何找准我国文化发展的方位,创造民族文化的新辉煌,增强我国文化的国际竞争力,提升国家软实力,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大现实课题。”在2007年党的十七大上就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达成了共识,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当今时代,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丰富精神文化生活越来越成为我国人民的热切愿望。要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激发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使人民基本文化权益得到更好保障,使社会文化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使人民精神风貌更加昂扬向上。”2008年,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在《理论热点面对面·2008)一书中对软实力和文化软实力概念做了明确界说:“‘软实力’这一概念是相对于‘硬实力’而言的。一般来说,‘硬实力’指经济、科技、军事等有形力量,‘软实力’指文化、意识形态等无形力量。文化软实力主要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基于文化而具有的凝聚力、生命力、创新力和传播力,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感召力和影响力。文化虽然是一种无形的力量,但它蕴含着巨大的潜能,就像电脑的软件与硬件同等重要一样。” 二、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的重大意义 (一)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是为了保证国际政治格局大变化背景下的国家统一 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国际政治格局一直处于不断变动之中。对于这种充满变数的国际政治格局,美国学者乔纳森·弗里德曼描述为:“这是一个失序乃至日益失序的时期。失序具有全球性的特征,但是,对绝大多数人来说,对它的体验却是高度个人性的:暴力在增多,对暴力的想象也在增多,对灾难、危险、疾病、艾滋病、一系列恶性谋杀、失业、破产和失去财产的恐惧日益加剧。”对于这种剧烈变化的国际政治格局,美国学者亨廷顿称之为变迁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中国学者沈宗美描述为:“或战或和,欧美少数大国支配或争霸全球形势下的其他民族的觉醒和独立,乃是20世纪最富历史意义的世界现象。”20世纪中叶建立起来的国际政治格局,被世纪末的大变迁取代,新的民族国家的建立是一个持续不断的过程。“随着苏联的解体,族群分裂的过程已经变成了一个巴尔干化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民族主义的武装冲突是主要的”。进人新的世纪,国家之间的冲突,地区之间的冲突,民族之间的冲突此起彼伏。冲突的原因很多,“文化认同是我们面临的这种失序现象的优秀方面”,而“历史、语言和种族对文化认同来说,都是可能的基础,并且它们都是被社会性地建构的现实”。就我国而言,恐怖势力、民族分裂势力、宗教极端势力特别是“藏独”、“台独”和“疆独”是现阶段威胁我国统一的主要因素。为了有效应对分裂祖国的威胁,必须加强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感,增强民族的凝聚力。 (二)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是为了保证在西方价值观渗透过程中民族文化的独立性和鲜明特色 在全球化深人发展的过程中,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借助经济优势在全球范围内推行自己的价值观。 弗朗西斯‘福山将西方国家实行的自由民主制度称为“福音”,将资本主义国家在世界范围内强行推广这种自由民主制度称为政治思想在全球各个地区和文化中的传播:“从拉丁美洲到东欧,从苏联到中东和亚洲,强权政府在20年间大面积塌方。”自由民主制度“始终作为唯一一个被不懈追求的政治理想,在全球各个地区和文化中得到广泛传播。…‘经济思想领域的自由化革命正在与全球的政治自由化进程相伴而行。”国际政治格局大变迁中恰有先分裂文化后分裂国家的诸多案例。在吸收和借鉴外来文化积极、合理因素的同时,必须充分尊重差异、包容文化多样性,这是保持中华民族文化特色的有效应对策略。 (三)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是为了回应国际社会日益凸显的政治合法性,保持国家政治稳定和社会稳定与国际政治格局大变迁相呼应,许多国家内部掀起了政权更迭和政体变更的新高潮。亨廷顿将这种变数描述为“在许多处于现代化之中的国家里,推翻政府可谓易如反掌:一个连,两辆坦克,半打上校就够了。”导致这些国家政权更迭和政体变更的因素很多,但对于政治统治合法性的认同,则是一个显性的和直接的因素。“合法性作为对政治利益的一种表达”,“是对统治权利的承认。从这个角度来说,它试图解决一个基本的政治问题,而解决的办法即在于同时证明政治权力与服从性”。在纷繁复杂的国际政治格局和国内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利益关系和分配方式多样化的趋势下进行现代化建设,必须通过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建设,教育全体人民毫不动摇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始终维护国家政治稳定和社会稳定。 (四)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是为了提高国家的优秀竞争力 全球化时代国家之间的竞争是综合国力的竞争,而文化力逐渐成为国际问的优秀竞争力。文化作为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强大精神动力、智力支持、方向保证,发挥着其他因素不可替代的激励、凝聚、整合等方面的重要功能。谁占据文化发展的制高点,拥有强大的文化软实力,谁就能够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赢得主动。“文化复兴是实现强国梦的必备条件。没有强大的文化力量,就没有强大的综合国力。” (五)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是为了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要 当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时,人的发展问题必然会凸显出来。人的发展的标志因素很多,如创造性的彰显、基本需求的被尊重和满足等。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由温饱向全面小康迈进,丰富多彩精神文化生活越来越成为人民的热切愿望。“物质贫乏不是社会主义,精神空虚也不是社会主义。”它要求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增强优秀精神文化产品的有效供给,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 三、进一步加强我国文化软实力建设 与西方发达国家文化软实力已经产业化而且具有较强竞争力的现状比较,我国文化软实力建设的起点很低。尽管我们有历史文化积淀上的优势,但也存在不可忽视的缺陷。例如,没有在国际社会上形成一种流行文化,没有形成有相当影响力的主流文化,更没有成为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一股力量文化。与美国、日本、韩国等影视文化、网络文化、管理文化、动漫产业相比较,文化软实力在我国并未形成产业意义上的竞争优势。就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而言,“现在全国每年出版哲学社会科学专著近2万部,发表专业论文20余万篇。但是这中间能够被介绍到国外的东西能有多少呢?多年来,我们的版权贸易一直存在着巨大的逆差,每年出口的版权只有进口版权的十分之一,而且出口的版权绝大部分是园林、建筑、饮食、服装、古董这些东西,我们的价值观、文化、哲学社会科学理念、思想观念的东西几乎没有出口。”(要切实提升我国的文化软实力,必须解决好如下几个问题: 第一,关于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的主体问题。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的主体是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2004年)第二十二条、第二十四条规定发展文化事业和加强精神文明建设是国家的基本职能。各级人民政府应该像经营军事力、经济力、资源力、科技力、信息力等硬国力那样经营国家文化软实力,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为人民群众提供丰富多彩的、高品位的精神文化产品和精神文化服务。 第二,关于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的路径问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路径建构解决的是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的主渠道问题。提升国家的文化软实力必须从各个方面努力,其中,加强广播、电视、网络在内的文化传播媒体建设是重要方面。提升国家软实力载体建构包括学校建构和社会建构。学校建构指国家软实力建设的内容通过各级各类学校进课本、进课堂、进学生头脑,保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的培养;社会建构是指通过如民族节日、重大历史事件纪念日、宣传历史人物、时代人物等,保证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情操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 第三,关于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具体内容。(1)建设社会主义优秀价值体系,确保文化软实力建设的正确导向。社会主义优秀价值体系是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既为文化建设提供合法性基础,也为文化软实力建设提供可靠的保证。在社会主义优秀价值体系中,马克思主义是立党建国的理论基础,处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指导地位。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建设,必须“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深入研究和回答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不断把党带领人民创造的成功经验上升为理论,不断赋予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鲜明的实践特色、民族特色、时代特色,不断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让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放射出更加灿烂的真理光芒。”⑨(2)协力构建和谐文化,提升民族文化自觉。和谐文化是社会和谐的文化源泉,是全体人民团结进步的重要精神支撑,对于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具有重要作用。(3)深入挖掘中华传统文化,捍卫国家主体价值。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在世界各种文明中独树一帜。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必须坚持以中华优秀文化传统为根基,大力繁荣发展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优秀传统文化,捍卫国家主体价值。(4)不断推进文化创新,提升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创新是文化的本质特征,是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不竭动力。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我国文化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体制环境、社会条件发生深刻变化。必须对我国文化的历史与现状进行审视和反思,找出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大力推动文化创新,提升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亲和力和感召力。 文化软实力论文:提升文化软实力 打造发展新优势 摘 要:文化软实力已成为大国争雄的角力场,文化软实力的提升已成为我国 发展 的关键,应放在更重要的位置;发掘文化软实力,需要继承和弘扬传统文化中的精华,需要系统研究“和”文化,需要充分发挥 哲学 社会 科学 的作用,需要不断地进行文化创新;提升文化软实力,需要政府主导和引导,加强媒体宣传,需要充分抓好文化体制改革,加速文化立法,需要注重文化产业发展,加大扶持力度,需要利用文化创意拉动相关行业发展,加入国际竞争。 关键词:文化;软实力;提升 一 文化软实力已成为大国争雄的角力场。当前,文化 经济 一体化的趋势越来越明显,文化贸易额年年攀升。发达国家强劲的文化产业更是成为文化贸易的主导力量,其文化产业普遍优于其整体经济,得到长足发展。西方发达国家,其文化产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已经达到了平均在10%以上。如英国文化产业近几年的增长速度是全国经济成长率的近2倍,成为仅次于 金融 业的全国第二大产业。美国当前出口最大的已不再是农作物或是 工业 品,而是批量生产的文化——电影、电视节目、书籍、 音乐 和电脑软件等。文化产业在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已经达到25%,超过了军火业。美国在世界文化市场所占的份额达到43%,欧盟达到34%,整个亚洲和南太,仅占19%,而其中日本占了10%,韩国占了5%, 三 文化是一个国家的根,树大,则必须要根深,根深,才能枝繁叶茂。如何扎好我们的根,不仅是文化人需要思考的问题,也是需要全社会都来关注和关心的问题。构建文化软实力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政府推动、全民参与。 经济 持续多年增长,综合国力显著提高,使得 提升文化软实力,需要充分抓好文化体制改革,加速文化立法。当前,文化的创造性和活力尚未被充分释放和激发出来,相关的抑制因素仍然存在。从根本上讲,旧有的文化体制弊端还没有被彻底根除,新的文化机制还没有完全有效地发挥其作用。因此,进一步推进文化体制改革成为提升我国文化软实力的必然途径。经济体制的改革促成了我国经济“硬实力”的提升,要促进文化“软实力”的提升,文化体制的改革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和价值。当前,推进文化体制改革应当成为我国改革开放大局中的新的侧重点。要不断深化对文化 发展 的地位、方向、动力、思路、格局的认识,冲破一切束缚文化发展的思想观念、做法、规定和体制机制性障碍,不断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促进文化与经济、 政治 、社会协调发展。 提升文化软实力,需要注重文化产业发展,加大扶持力度。从我国的实际情况来看,当前要认识到文化本身也是生产力,发展文化,就是发展生产力。文化生产力的发展已经成为衡量一国对外贸易能力甚至是其综合国力的重要因素。因此,制定文化发展的产业化战略在当前就显得非常重要和紧迫。我们应抓紧时机,争取在较短的时间里缩小与发达国家在这方面的差距,迅速建立起我们自己的文化产业体系,并根据形势需要及时升级换代。 文化软实力论文:增强体育文化软实力,助推学校文化发展繁荣 增强体育文化软实力,助推学校文化发展繁荣 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 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这一《决定》是在全面分析当今文化发展的形势和任务,认真总结我国文化发展的实践经验,为进一步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而做出的又一重大决议,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体育文化是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重要内容组成部分,增强体育文化软实力能有效的“使人民基本文化权益得到更好的保障”,推进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有助于切实推进学校文化的发展繁荣。 一、充分认识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繁荣的重要意义,进而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 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学校教育是文化传承的重要基础。在我国五千多年的文明发展历程中,各族人民紧密团结,共同创造出了自强不息、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成为中华民族发展壮大的强大精神支柱。其中,学校教育起着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一直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和先进文化的传承者、弘扬者、倡导者和发展者。改革开放以来,始终坚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两手都要抓、都要硬的战略,把文化建设始终放在党和国家发展的重要战略地位,推动了包括学校教育在内的文化事业的繁荣发展,使全民族的思想品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显著提高,国家的文化软实力显著增强。 我国文化事业的发展虽取得一定的成绩,但也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科学技术日新月异,文明的冲突和交汇频繁,文化在国家综合国力的竞争中的地位凸显。在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关键时期,文化的发展与经济的发展,与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的需求还不完全适应,不能满足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面临一些新的问题:文化发展体制亟需改革;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不完善,区域差距、城乡差距明显;基层文化的发展落后;文化人才的缺乏……推动文化的发展繁荣,必须抓紧解决这些矛盾和问题。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要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高潮,激发全民族文化创造力,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使人民基本文化权益得到更好的保障,使社会文化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使人民精神面貌更加昂扬向上。因此,我们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不断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坚持社会主义文化的先进方向,坚持“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坚持以人为本,充分发挥人民群众在文化建设中的主体地位;注重文化发展的社会效益,遵循文化发展的规律;坚持改革开放,推动文化体制的创新。 二、体育文化软实力是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繁荣的重要内容,是全面提高学校受教育者基本素质的重要方面 体育文化的发展和中华文明一样历史悠久,“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曾提出一个著名的口号“欲文明其精神,必先野蛮其体魄。” 体育文化不仅包括物质层面的体育文化形态,也包括精神层面的文化形态。体育的本质功能在强身健体,促进个体的身心和谐;其衍生功能为体育在与经济、文化的发展中是基础、是源泉。“为国争光、无私奉献、科学求实、遵纪守法、团结协作、顽强拼搏”的中华体育精神,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全社会宝贵的精神财富。在文化交流日益风靡的背景下,体育文化已经成为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衡量标准,是国家、民族无形的精神支柱。体育文化软实力在当今世界各国的竞争中,以其强势的影响力发挥着标杆效应,以其影响的广度和深度而具有品牌联动效应。因此,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必须加强体育文化软实力的建设。 三、增强体育文化软实力建设,推进文化发展繁荣,全面推进素质教育 根据国际关系中的综合实力等理论,体育文化软实力应包括:体育文化凝聚力、体育文化吸引力、体育文化创新力、体育文化融合力、体育文化影响力等。当今世界体坛的话语权掌握在欧美国家中,中国在世界体坛中还缺乏足够的文化影响力和话语权,而软实力从根本上说为文化的影响力。中国虽是体育大国,但还不是体育强国。因此,必须增强体育文化软实力,推动文化发展繁荣。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按照邓小平理论所指出的方向,要“从娃娃抓起”,要从基础教育入手,全面实施和推进素质教育。 (一)增强体育文化软实力的认识,发展我国体育文化建设 在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的国际背景下,立足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从我国体育文化事业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入手,从我国竞技体育、大众体育和学校体育的现实出发,提出具体的整改措施,循序渐进的进行。 (二)深化体育改革发展的政策导向作用 充分发挥政策的导向作用,是推动我国体育文化软实力建设的根本保障。体育文化软实力的增强需充分认识国际国内环境,从体育文化软实力的自身发展规律和社会经济发展规律出发,创新体育文化发展的战略目标和战略措施。 (三)发展我国传统优势项目,保持我国体育的优秀竞争力 体育大国的基础因素为强大的竞技体育。受传统文化的影响,我国竞技体育的传统项目存在优势项目结构失衡,严重影响我国竞技体育的进一步发展。必须采取多种措施,加快竞技体育的发展,扶持竞技体育中的弱势项目,不断提高我国竞技体育的优秀竞争力,开拓竞技体育发展的新局面。 (四)加大体育文化事业的投入 加大体育文化事业的投入是增强体育文化软实力的前提和保障,是全民体育事业发展的基础。我国在体育基本设施方面不均衡,区域、城乡差距大,阻碍全民参与体育事业的发展,必须从多种渠道筹集资金,为体育文化事业的发展提供物质保障。 《奥林匹克宪章》规定,奥林匹克运动的基本原则是体育与文化、与教育均衡发展。可见,文化蕴于体育,体育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我们要增强体育文化软实力,拓宽体育文化对外交流渠道,增强我国体育在世界体坛的影响力和话语权,促进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繁荣。 文化软实力论文:论中国文化软实力的建构原则 [摘要]我国要实现“和平崛起”的战略目标,不仅要有硬实力的支撑,还必须依靠文化软实力的运作。建构中国文化软实力应遵循五条原则:坚持“以一领多”的原则,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作为一元化的指导思想引领多样化的社会思想,以驾驭当今文化层面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坚持民族文化主体性的原则,从而确保中国文化软实力建构的独特内涵,重塑我国在全球背景中的文化身份;坚持文化创新原则,这样才能保持文化的生命力与活力,才能使文化具备辐射力与感染力;坚持会通整合的原则,不仅要与外会通,积极发展,博采众长,还要正视我国多民族、多习俗的现实,整合内部资源;坚持人本原则,这是中国文化软实力建构的主体原则,即要以人为主体,进一步落实以人为本的战略方针。 [关键词]文化软实力;文化创新;民族文化;人本原则。 文化是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标志,是无形的国土;文化是精神文明的重要内容,是建设社会主义不可或缺的资源,尤其是在知识经济时代,文化更是生产力的先导。所以,我国要实现“和平崛起”的战略目标,不仅要有硬实力的支撑,还必须具备文化上的影响力和感召力,即文化软实力。 发展文化软实力不仅能为国家软实力建设奠定基础,也能为国家硬实力的增强提供精神动力和思想支撑;它不仅事关一个民族的国际形象,也决定了全球化背景中一个民族的生存与发展。结合我国所处的历史阶段和现实背景,从价值取向上讲,中国文化软实力主要有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导航、支撑先进的本土文化体系建设、为国家永续发展提供原动力、保障民族凝聚力、国民创造力的源泉五大功能。鉴于此,建构中国文化软实力应相应地遵循以下五条原则。 一、坚持“以一领多”的原则。 在现今时代,世界形势日趋多变,意识形态领域的各种思潮也层出不穷,文化多元是人们不可回避的现实情况。多元文化可以说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不同文化之间的沟通和交流有利于文化的融合和完善,有利于消除片面认识、极端认识;另一方面,不同层次的文化的沟通有可能带来思想层面的混乱,有可能对弱势文化带来被覆盖的危险,对民族文化的自主性也是一个挑战。 在这个多元的文化环境中,文化帝国主义也逐渐浮出水面,文化帝国主义,其实质就是西方世界一手拿着圣经一手拿着武器的征服。相对于武器或暴力统治,文化的控制和渗透更能摧毁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心灵壁垒。从意识形态入手达到征服的目的,具有隐秘性和无形性等特点,会使民众自发地屈从。西方文化的渗透在某种程度上会模糊人们的主权意识。在当今社会,与武力征服紧密相连的文化侵略几乎已经找不到舞台了,但是以西方发达国家的文化形态为代表的强势文化的扩张和在全世界范围内的蔓延,对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和文化安全提出了严峻的挑战。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一个良好的文化环境,并且这个良好的文化环境应该是开放的、全面的。面对复杂的形势,我们应该用以简驭繁、以一领多的原则驾驭文化层面的多样性和复杂性。文化本身是一个系统,具有整体性和层次性。在文化多元的背景中,一元化能否引领多样化便成为和谐社会的文化标志。因此,我们必须牢固树立一元化指导思想,用一元化的指导思想引领多样化的社会思想,实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与社会的稳定、和谐并存,既有丰富多彩的文化内涵,又有明确的文化主导思想。 “一个健全的文化体系,必有一个中心思想,在文化体系中起主导作用。同时又兼容并包,允许不同思想的存在”,“必须确立一个主导思想,藉以保证政治上的统一、社会的安定;同时又允许不同学派的存在,藉得保持思想上的活跃、学术上的繁荣”[1]337,348。 我国革命胜利和建设成功的历史表明,“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发展中国”,一元化指导思想的重任只有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才能够胜任。马克思主义是我国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是我国社会的主流意识,是指导我国革命胜利的法宝。但马克思主义决不能仅仅是纸面上生硬的表述,而是植根于实践的活的马克思主义。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的典型代表———思想,邓小平理论以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它们的共同点就在于都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事业、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实践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而产生的。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超越了经典作家的文字、语句,是与我国实际情况相符合并能真正指导我国实践的先进思想。因此,只能是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才能引领时代的进步,引领多样化的社会思想。 罗素称,不管对于中国还是人类,文化问题都是根本,他把文化视为决定中国乃至世界未来发展的第一要素。罗素的观点具有极深的意蕴。文化在无形中影响人们的行为,当文化导向发生变化时,政治、经济、社会的各个方面都将发生相应改变。在一个社会占统治地位的主导思想,可以说就是这个社会的时代精神象征,“如果从观念上来考察,那么一定的意识形式的解体足以使整个时代覆灭”[2]35。坚持“以一领多”的原则,不仅关系到意识形态领域的和谐,也关系到我国的政治体制的运行。所以,“以一领多” 是我们在构建中国文化软实力时必须坚守的原则,而且是优秀原则。 二、坚持民族文化主体性的原则。 在牢固一元化指导思想的基础上,坚持民族文化主体性的原则才能确保建构中国文化软实力的独特内涵。文化是立国之根本,尤其是在这个文化价值冲突日益加剧的环境中,文化决定了一个民族精神家园的前进方向,正是中华文化构筑了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只有发展文化软实力才能重塑我国在全球背景中的文化身份。 在目前多元文化既相互冲突又相互渗透的情况下,民族文化的崛起显得相当关键,任何一种自主的文化都是建立在本国文化传统之上的,失去了这个优秀,也就失去了一国精神的根本,“若全部传统文化被推翻,一般人对其国家以往传统之一种共尊共信之心也没有了”[3]152。推进文化创新、发展文化软实力要紧抓我国传统文化资源,充分利用好我国传统文化的丰富底蕴和内涵,积极创新,面对新情况、新问题,发挥出传统文化的优势和独特之处,使传统文化在新时代中散发出新的光芒。 我国目前已经面临着外来文化冲击、吞噬我国传统文化等问题,面对我国传统文化在新形势下的危机,许多人开始探求西学,积极吸收外来文化的长处。但是,面对外来文化,如果全盘否定自己的民族文化,一味地去追随模仿,丧失了民族文化的主体性,就会带来整个民族精神的泯灭,从而也就带来民族独立性的消失。文化不自主,就有可能成为丧失民族特性与独立性的文化殖民地。 费孝通先生在1998年北京大学一百周年校庆时提出:“在中国面向世界,要世界充分认识我们中国人的真实面貌,我们首先要认识自己,才能谈得到让人家认识我们和我们认识人家……在文化传统上说,世界没有一个民族有我们中华文化那么长久和丰富。我们中国人有责任用现代科学方法去完成我们‘文化自觉’的使命,继往开来地努力创造现代的中华文化,为人类的明天作出贡献。”[4]而且,他进一步阐释到:“文化自觉,意思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的意思。不是要‘复归’,同时也不是要‘全盘西化’或‘全盘他化’。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新时代的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可以说,强调文化自觉的前提首先是坚持民族文化的主体性,在此基础上再取长补短,互通有无。不同民族的文化都做到“文化自觉”的层次,才真正有利于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与沟通。 从我国的历史来看,我国的民族文化具有坚持主体性的先天优势。虽然我国经常处在一种多元文化交汇融合之中,也经常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有时这种影响甚至是非常巨大的,但中华民族没有在这种情形下丢失自己的文化,反而是将各种文化纳为己有,加以改造和创新,并形成了独特的民族文化。正如梁漱溟先生所说:“历史上与中国文化若后若先之古代文化,如埃及、巴比伦、印度、波斯、希腊等,或已夭折,或已转易,或失其独立自主之民族生命。惟中国能以其自创之文化绵永其独立之民族生命,至于今日岿然独存……从中国以往历史征之,其文化上同化他人之力量最为伟大。对于外来文化,亦能包容吸收,而初不为其动摇变更。由其伟大的同化力,故能吸收若干领邦外族,而融成后来之广大中华民族。”[5]7在这个过程中,民族文化主体性的坚持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三、坚持文化创新原则。 文化软实力作为一种柔性的影响力和征服力,从根本上讲,就是文化在时代变迁中生存力与创新力的综合体现。创新力是其他实力的基础,也是最能体现文化软实力价值取向的构成要素,所以,从某种程度上说,文化软实力也可以称为文化创新力或文化创造力。文化创新是提升文化软实力的根本途径,构建构文化软实力应以文化创新为主导战略,只有文化自我创造、自我创新,才能保持文化的生命力与活力,才能使文化具备辐射力与感染力。 我国目前建构文化软实力固然有许多优势之处,比如深厚的文化底蕴形成了我国独特的文化资源,市场经济的完善有助于文化产业的发展,而且,文化发展战略也成为新的战略着眼点,引起了越来越多的重视等等。但是,目前我国建构文化软实力方面的劣势也不容忽视,比如文化倒灌现象严重,文化产业发展滞后,优秀价值观引领性欠缺等等。究其根本原因,在于我国文化整体创新力不够,文化创新习性不足,以至于传统优势没有发挥出来,致使文化理念的影响力不足。 文化发展的关键在于创新[1]251,创新既是文化发展的动力,又是文化的本质特征。文化创新力不够,不仅会妨碍文化自身的发展,还会影响到民族先进性与国家创新力的提升。从一定意义上讲,对于文化自身的长久发展而言,全面照搬、机械继承带来的危害不亚于对它的全盘否定和彻底背叛。文化创新是文化内在创造性的自我转化。一方面,面对多元文化,我们可以汲取各家之长;另一方面,应通过文化自身的创造性,让文化不断提升,以适应并引领时代的进步。 创新离不开对自身的扬弃,扬弃不是简单的摒弃、抛弃,是新事物的产生和旧事物的灭亡,是对自我的锻造和重塑,扬弃是在保留原来合理成分的基础上的继承和提高,内含更新、创造之意。扬弃既有对消极因素的抛弃,也是对事物中积极元素的肯定和鼓励。无论发展我们的传统文化,还是发展我们的指导思想,都需要扬弃的精神贯穿始终,“扬弃力包含在文化的传承、交流、融合与创新的全过程中,体现在各个环节的张力上”[6]404。扬弃显示了事物自我发展和自我完善的冲力,坚持扬弃代表着突破了墨守成规和固步自封,是事物从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的发展。 扬雄曾经说道:“夫物不因不生,不革不成”(《太玄》)。“不因不生”说明我们不能忘记传统,“不革不成” 说明必须不断创新。文化繁荣、创新之时,也是国家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时期,是国家创新力与竞争力的积累时期。培育和促进文化的创新性不仅是建构文化软实力的必然要求,也是创新时代的内在要求,更是一个民族与文化持续发展的要求,只有努力营造文化的创新性内涵,才能从本质上促进社会的快速、健康发展,为民族国家的进步提供不竭的动力。 四、坚持会通整合的原则。 如果说坚持文化创新原则,是从建构中国文化软实力的时间维度来讲的,那么坚持会通整合的原则则是从建构中国文化软实力的空间维度着手的。在现今这个多元化的时代,建构文化软实力不仅要积极创新、自我扬弃,还要与外会通,站在平等、交流、整合的平台上,积极发展,博采众长,处理好借鉴和独创的关系。会通,就是对各种联系进行融会贯通,是联系之上的再联系、联系之中的优联系。世界是一张普遍联系之网,事物通过彼此间的相互运动联系在了一起。为了更好地建构中国文化软实力,我们应该站在整体观的角度看世界,对事物的联系、变化、发展都清清楚楚,实事求是地加强联系有助于促进事物的变化和发展。为了使中国文化软实力向积极的方向发展,除了必不可少的联系之外,还应将所有联系的方面整合起来、将各种信息优化组合、各种资源合理配置,加以综合运用,这就是会通的过程。 每种文化都有自己独有的特点和魅力。建构中国文化软实力,首先要正视我国多民族、多习俗的现实,整合内部资源,统一在中华文化的大框架之下。能把我国各民族统一在一起的因素不是其他而是文化、文明,如果没有文化在起作用,国家就被会经济、地理、环境等等要素割裂开来。其次,要正确地对待西方文化,取其精华、弃其糟粕、传其先进。在中华文化能够完全兼容的情况下,对西方先进的优秀的文化加以吸收、借鉴。建构文化软实力,在以本国文化为主体的同时,需要进一步提高文化的包容性,做到以我为主,兼收并蓄。 在对待西方文化时,有两种态度是错误或者有害的:一种是全盘西化,认为西方文化绝对先进,应该把西方文化全盘移植我国;一种是夜郎自大,认为我国文明源远流长,我们的文化是优秀文化,漠视甚至蔑视其他国家的文化特点和长处。费孝通先生提倡“文化自觉”的目的之一是达到“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这就要求在坚持本民族文化主体性的同时,促进民族文化与其他文化的融通和交流,更快更好地推动民族文化的发展与扬弃。 坚持整合会通的原则,旨在把各方面的积极因素统合一处、相辅相成地互动式共享提升。这是一个协调并举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双赢的过程。建构中国文化软实力离不开社会主义优秀价值体系的建设,同时也离不开其它文化的助推,以协调并举为基本点,才能在继承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吸收外来文化,使主导文化发扬光大。在发展自身的同时,引导和凝聚其他多元文化向自身靠拢。只有这样,才能形成以一种文化为主导,其他多元文化为辅助的和谐文化之局面。 五、坚持人本原则。 以人为本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最主要的治国方略之一,“今天要坚持以人为本,就是要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关注人的价值、权益和自由,关注人的生活质量,发展潜能和幸福指数”[7]。以人为本就是坚持以人民群众的利益为根本,使人民对社会主义制度产生普遍认同感和满意感,从而达到思想上的协调统一,最大规模地将人心凝聚起来,进而推动和谐社会积极构建。 建构中国文化软实力也必须坚持人本原则。一方面,文化不是凭空产生的,是人创造的,人是文化的主体;另一方面,文化也是人之所以成为人的重要特征。文化与人的相互作用决定了建构中国文化软实力应坚持以人为本的主体原则,文化软实力的发展,必须以人为主体,以人为主人,以人为主动力[8]15。建构中国文化软实力必须在全社会形成重视人、尊重人、培养人的社会风气,以人为主体,进一步落实以人为本的战略方针。 以人为本,必须将人放在一个正确的位置上,从整个生态链的角度上看人的作用和位置,看人的终极目标和关怀。首先要认识到人在自然中的关键作用,摆正人在自然界中的恰当位置。马克思认为从本原上看,“人直接的是自然存在物”,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从人的生存和发展看,自然界的物质交换活动是社会的基础;从人与自然的相互作用看,人的活动不能超越自然所能接受的限度,不能违反自然规律。 在以往的观念中,既有人类中心论也有自然中心论,这些观点都有失偏颇。当从“类”的角度去研究人时,人类成为一个利益共同体,人处在自为状态,人与自然在互补的平台上相互作用,这克服了人类个体中心主义,有助于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所以,坚持人本原则,并不是坚持人类中心主义,建构文化软实力,也应站在生态和谐的立场上,才能从根本上做到人本原则,达到人的本质与外界环境的一致性。 文化软实力论文:试论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的一些思考 论文关键词:文化软实力 社会主义优秀价值体系 建设 论文摘要:文化也是生产力。一直以来,我们对文化的认识存在偏差,认为它是经济、政治的附属物。事实上,文化产业本身就是一种经济。本世纪头20年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也是文化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我们要树立强烈的机遇意识、发展意识,深化文化体制改革,一手抓文化事业的繁荣,一手抓文化产业的发展,把两者统一起来。推动我国文化事业全面繁荣和文化产业快速发展。 十七大报告指出:“要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激发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这是党总结历史、立足现实、着眼未来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充分反映了对当今时展趋势和我国文化发展方位的科学把握,体现了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高度文化自觉。我们应站在世界文化的制高点,更加主动地承担起传承文化、繁荣文化的历史责任,有力提升我国文化软实力。 文化软实力也是生产力 所谓“软实力”,根据美国学者约瑟夫·奈的解释,就是“通过吸引别人而不是强制他们来达到你想要达到的目的的能力”,它来源于一个国家的文化、价值观念、外交政策和机构体制的吸引力。我国历代思想家及明君贤臣都高度重视国家软实力,认为要实现国家的意志和赢得他国的尊重,应当行“王道”而弃“霸道”;解决与他国的冲突,强调“以德服人”、“攻心为上”。文化“软实力”是国家软实力的优秀部分,为国家的价值观念和政策提供价值观基础。如果广义地理解文化这个概念,把它解读为“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的话,那么“国家软实力”与“国家文化软实力”这两个概念的外延基本上是差不多的。由于文化软实力的重大作用,20世纪90年代以来,发达国家、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纷纷调整文化政策,制订国家文化发展战略,在“知识经济高地”进行战略竞争的同时,又在“文化经济高地”展开了新一轮竞争与博弈。 文化也是生产力。一直以来,国内对文化的认识存在偏差,“文化搭台、经济唱戏”大大贬低了文化的地位。把它视为经济、政治的附属物。事实上,现在的文化不仅可以唱戏,而且还能唱经济大戏。据测算,目前我国文化创意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不足3%,而美国的占比高达25%,日本达到20 %,欧洲平均在10%到15%。中国是一个有着上千年文明历史的文化大国,但却没有形成大规模的文化产业。诬髓着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和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文化与经济、政治相互交融的程度不断加深,与科学技术的结合更加紧密,经济的文化含量日益提高,文化的经济功能越来越强,文化已经成为国家优秀竞争力的重要因素。谁占据了文化发展的制高点,谁拥有了强大的文化软实力,谁就能够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赢得主动。现在,越来越多的国家十分看重文化的巨大作用,千方百计壮大本国文化的整体实力和国际竞争力。我国作为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要在新的国际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必须高扬自己的文化理想,尽快形成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国际地位相适应的文化优势。 大力建设社会主义优秀价值体系是增强文化软实力的关键 文化软实力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国民的精神状态、意志品格和内在凝聚力,而这一切主要来自于人们对社会优秀价值的认同。任何一个国家要把全社会的意志和力量凝聚起来,都必须有一套与经济基础、政治制度相适应的优秀价值体系。我国是一个拥有56个民族、13亿人口的大国,各地历史文化、风土人情差异很大。随着我国经济成分、组织方式、就业方式、分配方式和利益关系日趋多样化,人们的思想文化呈现出多元、多变的发展新趋势。多元主要反映在政治信仰上选择基督教、天主教等宗教的人数增多。在思想理论领域内,也出现了“民主社会主义”、“新自由主义”、“民族主义”、“新儒家”等主张和观点。多变主要反映在社会思想意识的变化频率加快,各种新思想新观念新意识不断产生、不断更新,各种流行文化、时尚消费层出不穷;人们的价值选择经常变化,人们思想文化的兴趣爱好、关注点和兴奋点的转移频繁。面对这种情况,靠什么引领整合多元多样的社会思想意识,最大限度地形成广泛的思想共识呢?必须靠统一的指导思想、共同的理想信念、强大的精神支柱和基本的道德规范,也就是社会主义优秀价值体系。如果没有这样的优秀价值体系作统领,就会失去团结一致、共同奋斗的思想道德基础,就会导致人心涣散、社会混乱。我们要把建设社会主义优秀价值体系,作为提高我国文化软实力的首要任务,坚持不懈地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武装全党、教育人民,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凝聚力量,用以爱国主义为优秀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优秀的时代精神鼓舞斗志,用社会主义荣辱观引领风尚,不断增强人们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社会主义制度、改革开放事业、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信念和信心。 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是提高文化软实力的主要途径 发展是硬道理,是解决中国所有问题的关键,也是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关键。本世纪头20年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也是文化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我们要树立强烈的机遇意识、发展意识,深化文化体制改革,一手抓文化事业的繁荣,一手抓文化产业的发展,把两者统一起来,推动我国文化事业全面繁荣和文化产业快速发展。 文化事业是公益性文化生产和文化服务事业,它为公众提供公共文化服务。发展公益性文化事业,建立覆盖全社会的比较完备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是实现和维护人民群众基本文化权益的主要途径。要把发展公益性文化事业作为保障人民基本文化权益的重要途径,坚持以政府为主导,加大财政投入力度,加强社区和乡村文化设施建设,鼓励社会力量积极参与公益性文化建设,拓宽服务渠道,健全服务网络,不断提高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的供给能力。十六大以来,党和国家加大了这方面的投人。从内容到机制体制方面都有很大创新。全国文化事业经费年均增长22.5 % 。“十五”期间基本实现“县县有图书馆文化馆”目标,“十一五”规划提出到2010年基本实现“乡乡有综合文化站”的建设目标。目前,全国共有县以上公共图书馆2799个,文化馆3217个,博物馆1722个,文化站37384个,社区、村文化室137665个。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目前已整合的数字资源达到68tb,辐射上亿人口。公益文化事业正在成为保障人民基本文化权益的主要途径。但毕竟公益文化事业的覆盖面还不够,还必须加大投人,进一步推进创新,使我国的文化事业能更好地满足广大群众的需要。 文化产业是从事文化产品生产和提供文化服务的经营性行业。大力发展经营性文化产业,推动形成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文化产业格局和民族文化为主体、吸收外来有益文化的文化市场格局,是满足不同层次人们文化消费需求的有效途径。目前,在世界文化市场美国占了43 %,欧盟占了34%,亚太地区占了19%,其中日本占了10%,韩国占了5%,中国和其他亚太国家共占4%。中国面临的发展形势很严峻。发展文化产业一方面我们要深挖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宝贵资源,另一方面要大力发展创意产业。因为只有新的文化创意才能将现有的资源变成知名的文化产品。尤其是在信息高度发达的今天,文化资源并不具有唯一性和独占性,只要有新的创意,任何文化资源都可以拿来为我所用。比如中国有花木兰传说、有西游记故事,但这些都被美国人、日本人的创意变成了知名品牌和可观的经济效益。中国是一个文化资源非常丰富的国家,利用本土文化资源,张扬本土文化精神应是中国文化产业发展的重要途径。面对汹涌发展的文化市场,我们要坚持以市场为主导,通过积极的产业政策和有序的市场化运作,充分发挥国有文化企业的骨干作用,保护好、引导好民营企业投资文化产业的积极性,迅速壮大我国文化产业的规模,使文化产业占国民经济比重明显提高、国际竞争力显著增强。必须大力发展经营性文化产业抢占文化产业制高点。要实施重大文化产业项目带动战略,加快文化产业基地和区域性特色文化产业群建设,培育文化产业骨干企业和战略投资者,打造具有优秀竞争力的文化产品和文化品牌。 提高文化传播能力是强化我国文化竞争力的重要手段 传播深度决定影响广度。21世纪是信息高度发达的时代,也是传播影响最为显著的时代。一个国家的文化在世界上是否具有竞争力、影响力,不仅取决于其内容是否具有独特魅力,而且取决于是否具有先进的传播手段和强大的传播能力。西方国家之所以掌握国际政治、经济话语权,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其具备强大的广播、影视、报刊、出版、网络等传播能力。尽管我国媒体在传播科技的掌握和使用方面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已经不大,但国际社会对我国的了解并不全面,对我国的宗教、人权等事业的发展还存在种种误解。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我国的文化传播特别是对外传播还没有达到与硬实力相称的水平。为了使国际社会更好地了解中国,让中华文化为更多的人所认同,从而掌握影响世界、影响人心的话语权,全面提升我国的软实力,我们必须大力提高文化传播能力。当前,中国文化软实力发展的主要推动主体是各级党政机关、教育部门、科研院所,实施的主要方式是自上而下的强势宣传和直接教育。内容和形式都无法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需要,这就造成了当代中国文化软实力的渗透力不足,而且缺乏有效而又持久的发展动力。提高文化传播能力,我们需要更多的参与主体。广播、电视、报刊、杂志等新闻媒体是信息传播、文化扩散的重要载体,在文化传播中处于特殊地位。要把提升主流媒体影响力作为提高文化传播能力的战略重点,进一步加大投人,完善扶持政策,壮大总体实力,变被动宣传为主动参与,做大做强主流媒体,形成与我国国际地位相称的舆论力量。互联网作为20世纪最具社会影响的科技进步的手段和载体,带来了文化传播方式的深刻变革。我们要深刻认识互联网在文化传播方面的巨大潜能和可能产生的不可估量的影响,善于利用网络媒体集声音、文字、图像为一体的特点,发挥其综合优势。真正使互联网成为传播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新阵地、公共文化服务的新平台,人们健康精神文化生活的新空间。 激发全社会的文化创造活力参与支持文化建设 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是一个宏大的系统工程,需要全党全社会共同努力。只有全民族都来积极进行文化创造,形成充满活力的文化氛围,推动文化产品的生产,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才有坚实基础。也只有将文化建设的成果由全民共享,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和质量,我们进行文化建设的目的才得以最终实现。在这个过程中,首先应营造有利于激发创造活力的文化氛围。文化事业是大众的事业,激发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也就是要去努力发现不同层次的文化自觉,充分挖掘各个层次的文化潜力,实现国民文化素质的全面提高。其次,要加强社会力量对文化建设,尤其是公共文化服务和公益文化事业等方面的关注程度和参与的自觉性。充分发挥图书馆、博物馆、文化馆、美术馆等公益性文化事业单位在构筑社会文化心理中的主要作用,使其成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重要宣传力量,承担起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教育、研究、宣传和普及等重要工作。要将社会力量纳入文化发展总体规划,形成政府投人与社会投人相结合的多渠道、多元化的文化投人机制。再次,加快文化体制改革,在国家政策法规允许的范围内,放宽文化产业市场准人条件,推进文化产业投资主体多元化。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兴办文化产业,积极利用民资、外资创办文化产业,加快文化产业建设。充分运用土地、税收等方面的优惠政策,吸引社会各方力量对文化建设投资或捐赠,形成文化发展的多渠道投人体制。进一步盘活文化企业现有资产,推进资产重组。最后,要充分调动广大文化工作者的积极性,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提倡不同学术观点、不同风格流派相互切磋、平等讨论,营造宽松和谐的文化发展环境,使各类文化人才的才华有展示舞台、创造有实现空间、贡献得到社会尊重。要采取有效措施、创造有利条件,动员党政各部门、社会各方面共同参与文化建设,让一切文化创造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文化创造的源泉充分涌流,让一切有志于文化创造的建设者的积极性得到充分发挥。 文化软实力论文:浅析文化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文化软实力的困境及对策 论文关键词:中国 文化全球化 文化软实力 困境 论文摘要:文化全球化是文化发展的一种必然趋势,文化软实力作为现代社会发展的精神动力、智力支持和思想保证,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相比国内积极关注质量提升的硬实力建设,中国文化软实力建设尚处在“初级阶段”,目前提升中国的文化力还面临着许多困难和障碍。 随着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文化全球化已成为世界各国的现实文化语境和必然发展趋势,当然也是我国所处的现实文化语境和面临的必然趋势,“文化全球化在目前已成为一个带有普遍性的现象”。 所谓文化全球化,是指不同民族的价值观念、思想意识、风俗习惯和伦理道德等在全球范围内交流、碰撞和融合,不断形成共识的历史过程。在全球化背景下,文化全球化是文化发展的一种必然趋势,但是文化全球化这把双刃剑在为不同民族文化之间的交流提供契机的同时,又会对中国的文化软实力产生严重冲击。在经济全球化时代,美国的文化战略试图以“美国化”来代替全球化,用美国的文化价值观来“重塑”整个世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凭借其经济与科技优势,通过文化全球化,向我国传播西方资本主义的政治模式、经济模式和价值观念,从各个方面对我国施加影响,加紧对我国进行全方位、多层次、多角度的文化渗透。在有着五千年悠久历史的文化积淀中,我们为曾经创造过的灿烂文化而骄傲,又为晚清以来所遭受的屈辱历史而痛心。尽管我们理智地认识到,全球化能促进中外文化的交融与碰撞,但由于西方国家在强大经济实力带来西方文化的扩张性和排他性使我们在对外开放吸取世界优秀文化的同时,也担心自己的传统文化失去存在的根基,从而导致中国在走向现代化走向世界和走向未来的过程中迷失前进的方向。 “文化软实力”概念存在着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文化软实力,就是软实力;狭义的文化软实力,则是指构成软实力的基本要素,即软实力中的文化因素。本文使用文化软实力的狭义内涵,“文化软实力”是指软实力的构成要素,它是相对区别于制度、意识形态、政治价值观、外交政策等因素而存在的软实力形态。在“软实力”要素构成中,文化软实力是基石,它构成软实力的深层魅力。文化软实力是构成软实力的优秀要素,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文化的影响力、凝聚力和感召力。文化软实力作为现代社会发展的精神动力、智力支持和思想保证,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和提升综合国力竞争力的重要因素。一个民族的复兴,必须有文化的复兴作支撑,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然伴随中华文化的繁荣兴盛。当代世界各国综合国力的体现已经不仅仅局限于经济、军事等硬实力方面,综合国力的标志是一个综合的指标体系,经济力量、政治力量、军事力量、外交力量、文化力量都是综合国力的标志。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文化“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当代文化软实力的竞争已取代意识形态的竞争成为国际竞争的优秀内容。很大程度上,谁占据了文化发展的制高点,谁便能够更好地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掌握主动权。 相比国内积极关注质量提升的硬实力建设,中国文化软实力建设尚处在“初级阶段”。对照中国崛起所面临的内外挑战,中国文化软实力建设的滞后性正在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文化力随着硬实力的增强有了一定的提高,但目前提升中国的文化力还面临着许多困难和障碍。 一、中国传统文化非现代化的困境 在源远流长的中华历史长河中,中国传统文化储蕴了丰富的内涵,对社会发展的进程产生了深远影响。具有浓厚的思想积淀与数千年发展历程的中国文化,在其长期的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了自身稳定而成熟的精神特质,形成了富有特色的思想主题、思维方式乃至价值系统,从而得以屹立于世界民族文化之林。现代化并不意味着西方化,非西方社会在没有放弃它们自己的文化和否定全盘采用西方价值、体制和实践的前提下,正在实现或已经实现了现代化。中华传统文化的问题在于其普世性不足,需要作学理上的系统化、跨文化转化,挖掘提炼其普世价值。庞中英教授指出:“不要把发展中国的软力量局限在所谓发扬光大‘中国传统文化’上。‘中国传统文化’提供给我们的‘软力量’资源并不很丰富,因为中国文化传统中具有许多不符合世界现代文明进步方向的糟粕性。 思维方式问题是中国文化深层结构的优秀问题。就文化发展过程来看,西方文化中那种重视逻辑分析来观察解决问题的思维方式,在中国表现得很不充分。中国古代传统的整体直观思维只是一种素朴的辩证思维,具有直观性和模糊性。尽管有中国文人在竭力发掘“东方思维方式”的优势,但它很难成为现代科学研究的基础方法,这正是造成中国近代科学落后的方法论原因。中国传统文化中科学精神的缺乏,给民族带来的负向后果早已显现。 传统文化典籍中关于“民本”、“人本”思想原本是异常丰富的。但中国传统文化中没有民主传统,这是值得深思的问题。由于长期的封建主义禁锢,民主思想精华几近淹没殆尽了。比起西方,中国的古代封建制度得到了较充分的发展,系统的惯性显得特别大,走向民主的道路也格外漫长。另外,中国传统民族精神的集体主义主张对个体采取压抑手段,而集体主义的价值取向是中国精英文化的主题之一,其所推崇的家族观念和家国同构观,对中国政治结构负向影响深远。 以德治天下,是中国文化独有的特征。中国传统文化道德的力量非常强大,以至于社会可以不靠武力、不靠宗教,乃至不靠法律而维系两千年一以“大一统”局面。重视道德可以维护社会的稳定,崇尚道德使中国获得了“礼仪之邦”、“温文尔雅”的美誉。但是,把人世的伦理道德原则绝对化则贬低了真理的意义,影响了自然界的科学探讨,妨碍了科技的发展。这种道德至上意识的结果使中国文化带有一定程度的封闭性、僵化性,而现代文化已呈现出多元化的价值取向。道德至上的观念,妨碍中国文化的现代化进程。 由于中国传统文化变革形成了对中国传统文化非此即彼、非破即立、两极对立的简单的二元思维,没有处理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既妨碍了对传统文化较为冷静的反省和扬弃,又妨碍了对近代西方文化的合理吸收,使文化建设方向不明、方式不适,使得中国近代以来没有认真地组织一个完整系统的文化建设过程,文化现代化建设的任务远未完成,还不能很好地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 二、西方强势文化殖民化和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困境 单一文明的胜利,将导致许多世纪以来体现在世界各伟大文明中的历史文化的多元性的终结。相反,现代化本应加强了那些本土文化,并减弱了西方的相对权力,世界从根本上应变得更加现代化和更少西方化。但如法国总统希拉克所讲的那样:“当今世界正面临着单一文化的威胁”,这是一种“新形式的殖民主义”。尤其是对相对落后的中国而言,我们在很大程度上只能成为被迫接受信息的群体,常式选择是无奈地面对发达国家的文化“侵略”。因此国内许多学者担心美国文化扩张是美国文化将中国文化进行英语文化殖民化过程。 文化殖民化的手段主要有:将突破发展中国家意识形态阵地作为实施经济援助或市场准人的条件之一,从而使得应当双向的文化交流变成单方面的文化植人。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根据规则,中国将逐步开放信息产业、资讯、影视乃至传媒等领域,这将对中国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防线造成致命冲击,而作为中国主流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主流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由于自身还有巫待完善之处,其影响力有所下降。具体说,作为一种外来文化,马克思主义的本土化仍然是一个巫待解决的问题,马克思主义作为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模式巫待转变。在文化全球化、信息网络化的时代,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在我国的传播形式化、八股化的倾向仍然存在,面对美国及西方媒体对受众的争夺,马克思主义主导意识形态的现实传播力不容乐观,如果这种状况长期得不到改变,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将面临着极大的压力和挑战。 三、中华民族文化认同危机的困境 文化认同的基础是强大的文化力量。深厚的人文精神是任何一个强国都不可或缺的品质,因为这种品质将转化为强大的文化力量并形成文化认同的基础。文化要素已成为国家“软实力”的基本构成。文化认同在全球化时代最优秀问题之一就是民族文化的“认同危机”的产生,这种危机的产生与西方中心化为优秀的全球化过程直接相关。“一个民族如何在文化多元化的趋向下继续保持身份上或文化上的认同就成为一个重要问题;fal。民族认同不仅仅有一种抵抗优势文化挤压的心理功能,更能为民族的发展方向和生活原则提供正当性依据。从人类历史的经验中得知,以文化认同为根基的民族国家往往能够经受历史的考验而生存下来。因此,建构文化认同,从而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成为国家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战略的层面审视文化认同的建构问题也具有了全新的意义。 这种民族文化“认同感”成为能够维系社会和民族生生不息的力量源泉。中华民族历经数千年的发展,最终形成了独特的“统一”意识,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共同的文化传统将统一的理念深深融化于中华民族的血脉之中,成为人们一种普遍的价值取向与理想追求。21世纪初,中国崛起成为世界政治格局中重要的因素,但是文化实力的成长未能与经济腾飞同步,这也是导致文化安全隐忧的原因之一。当今发达国家通过网络向中国连续不断地传递文化信息,将其意识形态、价值理念不可抗拒地传递,会使国民无意识中逐渐产生亲近感、信任感,最后认同、依赖这种文化理念,与此同时对自己民族的自尊心、自豪感产生动摇。这对于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来说是相当危险的,这将动摇民族和国家存在的根基。有些学者强调影视作品是美国大众文化的主要组成部分,电影和电视常常被视为美国大众文化的优秀。以电影《花木兰》(1999年)为例,迪士尼巧妙地改造了中国人家喻户晓的花木兰形象,把她塑造成好莱坞语境中的“女英雄”推向全球,当世界认识“花木兰”时,这一本属于东方文化资源的女性形象已经成为传播西方文化观念的使者。有的人把麦当劳、可口可乐和迪斯尼乐园等看成美国大众文化的象征,如荷兰阿姆斯特丹大学罗布·克罗斯教授指出:“对法国人来说,可口可乐成为体现在美国大众文化全球传递中放荡不羁本性的象征。在法国人发起的这场运动中,这种软饮料转化成被宣称的美国文化帝国主义战略的偶像。法国人甚至给这种战略起了个名字:可口可乐殖民主义。面对全球化时代文化西方霸权主义的挑战,“在中国面临的各种危机中,优秀的危机(thecorecrisis)是自性危机”,“中国人正在失去中国人之所以为中国的中国性(chinese-ness )。中国维护政治主权与文化主权时必须有一种危机感,以文化自身的力量形成一种反制能力,以此提升民族文化认同。 四、经济贸易顺差大国与文化贸易逆差大国不均衡的困境 中国的快速增长可能使它被视为世界能与美国相提并论的经济体。世界银行1993年就宣布,“中华经济区”已成为继美国、日本和德国之后的世界“第四增长极”。世界银行和中国社会科学院都估计,到2020年中国gdp将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毫不夸张地说,当代的中国早以取代日本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债权国,其贸易顺差已达2万亿美元。然而,一个国家和民族强大与否,既取决于经济实力,也取决于文化软实力。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文化新产品出口能力很弱。这表现在两个主要方面:一是优秀文化产品贸易领域存在逆差较大。以2003年为例,当年我国图书、报刊、音像等领域的版权出口为1 427种,而版权进口15 555种,出口数量不及进口数量的1/10。近年来,这一比例虽有降低,但优秀版权贸易逆差严重的格局并未改变。二是文化产品出口总量少,占全部出口额的比例低。2006年,我国实现文化产品和服务出口47.9亿美元,仅占当年全国出口总额9 601亿美元的0.49%。由此看来,我国文化产品出口额与我国经济大国地位极不相符。 面对中国经济过热的增长数据,“文化赤字”现象越发凸显。有人考虑到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令许多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忧心忡忡,如果中国文化也以中国经济的发展速度向全世界输出,或许会如同中国的经济一样对许多国家造成巨大的威胁,有可能会遭到他国的抑制甚至破坏中国的发展。但面对中国严重的“文化赤字”现象,有必要对文化软实力予以高度重视。当然中国是要防止过度的释放,但我们的文化软实力和自己的民族性格一样都需要彰显,这样更有利于中国在其综合国力全面提升的道路上走得更加平稳与长远。据普华永道公司的调查统计:2004年世界广义内容产业的市场总规模为13 000乙美元,其中美国占42.5%,达5 529亿美元,位居第一;欧洲、中东、南部非洲合计占33.9%,达4 395亿美元;亚洲及太平洋国家合计占19%,为2 468亿美元,中国人口占22 %,但中文信息量只有全球总量的4%。中国文化产业能力的低下直接反映出国家利益在文化全球化时代所要遭受的巨大风险,这种情势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中国文化的国际吸引力,使得中国在文化交流上总体处于守势。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软实力所受的关注程度经历了一个“u’,型曲线。一般而言,国家实力增强的基本路径是,硬实力先上升,软实力提升随其后,但到了一定期间,软实力必然成为制约硬实力及国家总体实力发展的重要因素。这种制约性时隐时现,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愈发明显。“对社会发展起决定作用的是文化,政治只是使文化免于沉沦”。任何主导性的文化都不是封闭性的,一个国家的文化要发挥其国际影响力,必然要走向世界,与国际文化趋势相契合,而这种互动必然要求传统文化的现代化。正如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甘阳所说,“软实力必须具有惠普世界的价值”。也就是说,软实力不仅是某一特定国家的价值取向,而且要得到其他国家的价值认同。文化软实力要想体现其效果,必然要经历一个漫长的过程。从态度的转变,即“发现~认知一理解一共鸣”,到立场的转变,即“对立一中立~参与一伙伴”;从由接触点产生兴趣,到交流扩大消除反感,进而相互信任相互尊重,都需要一个过程的考验。中国自2004年开始在全世界建立孔子学院,截至2009年3月,全球已启动256所孔子学院,58所孔子教室。到2010年,全球将建成500所孔子学院和孔子教室。 要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除继续发展我国社会主义的综合国力外,还要挖掘民族传统文化潜力,实现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现代化;大力扶植民族文化产业,发展民族文化生产力;继续增强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的凝聚力;加强文化建设和对外文化交流,增强中华文化的亲和力和影响力等都是可行性的路径。在文化全球化时代,不断提升国家的“文化软实力”,已经成为增进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成为加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成为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 文化软实力论文:中国文化软实力建设 中国文化软实力建设 一.中国文化五千年传承 在原始社会末期,开始出现早期的文化,如近似文字的刻划符号,舞蹈,音乐,城市建筑等。在奴隶社会,即夏商西周时期,神权至上,青铜器文化高度发展,成熟的文字出现了。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中华文化体系形成。秦汉时期,佛教、道教出现。宋朝是中华文化最发达、由盛转衰的时期。清末以来,中华文化受西方文化强烈影响,思想活跃,但破坏严重,思潮奔涌。近现代,中华文化力争“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中国传统文化蕴涵着丰富的文化科学精神,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凝聚之学,注重和谐,把个人与他人、个人与群体、人与自然有机地联系起来,形成一种文化关系;二是兼容之学,以开放的姿态实现了对外来佛学的兼容;三是经世致用之学,儒家以究天人之际为出发点,落脚点是修身、治国、平天下,力求在现实社会中实现其价值,经世致用是文化科学的基本精神。 二.中国文化软实力建设 (一)什么是文化软实力 文化软实力作为一个国家或地区文化的吸引力、凝聚力和影响力,在国与国之间的影响也在不断地扩大,世界大国纷纷重视软实力的建设,这是与全球化和信息化时代的到来相伴随的,也是与一个国家和地区发展的强盛和自信相统一的。 (二)文化软实力的缺失会导致怎样的后果 如果一个国家的文化软实力不够强大,那么它将会面临在国际社会上毫无影响力、凝聚力以及感召力的困境20世纪的苏联曾强盛一时,不论是在军事、政治、外交上,还是在经济、工业化建设上,都与当时的美国不相上下。然而,它的文化软实力缺失,长期的体制僵化,最终导致了苏联这座大厦分崩离析,永远湮没在了历史长河中。 (三)文化软实力的提升需要创新与保护 1.创新是文化发展的动力,文化的创新离不开社会大环境 环顾当今世界,财富日益向拥有知识和科技优势的国家和地区聚集,经济强国必然是科技强国。亚洲金融危机,从根本上讲,是亚洲一些国家缺乏技术创新能力,拿不出在全球市场具有竞争力的新技术、新产品。 现在中国文化产品不是总量不足,而是产品创造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不足,一个主要原因就是资源分散,人才、资金、市场恶性竞争,效率低下,最重要的是文化产品的创意严重不足。因此,我们要想提高国家的文化影响力,必须把我们国家的传统文化及创意文化结合起来,以一个崭新的面貌呈现给世界。 2.保护文化,同时也是对文化软实力的保护 近年来,中国的四大发明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挑战。自韩国申遗“端午祭”以后,一些学者提出若干违反历史的论题:中医乃是韩国人发明,称为“韩医”,老子和孔子据说都是韩国人,甲骨文乃韩国人发明的,王羲之的《兰亭序》是用韩国高丽纸写的等等,不一而足。这种疯狂掠夺中华原创文化为己有的民族主义成为对中国文化合法性的直接挑战,也让中国文化走向海外面临了更多的危机和障碍。因此,当今对中国文化安全的保护成为迫在眉睫的事情。 (四)如何加强中国文化软实力建设 1.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提升国家形象的国际亲和力 国家形象的国际亲和力,是一个国家文化软实力的直接体现。我国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全方位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特别要重视国内政策和外交政策的统筹协调。 2.结合传统智慧和现代文明,扩大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 增强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的一个基础性工作就是弘扬中华文化。中华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不仅具有历史文献和文明遗产的价值,也是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团结奋进的不竭动力,并以包容性的特征彰显其全球性价值。我们要全面认识祖国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保持民族性,体现时代性与创新性。 3.推进文化创新和产业升级,提高文化产业的国际竞争力 创新是文化的灵魂,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是提高文化产业的国际竞争力的关键。文化领域的创新,首要条件是形成一个使尽可能多的人们竞相迸发创新智慧、使各方面创新人才大量涌现的制度环境、文化环境和教育环境。 4.构建社会主义优秀价值体系,努力提高国民综合素质 要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以人为本,把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融入国民教育和精神文明建设全过程,着眼于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多方面、多层次、多样性的精神文化需求,着眼于提高人民群众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着眼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努力提高国民的精神状态、意志品格和内在凝聚力,构筑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坚实的文化根基。 三. 结语 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精神和灵魂,是国家发展和民族振兴的强大力量。要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提高全民族文明素质,推进文化创新,增强文化发展活力,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推动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增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
中学语文教育改革探讨:中学语文教育改革的思考 一、从历史走来的语文教育 中国传统语文教育与以儒家思想为优秀的中国古代哲学思想教育紧密相连,寓“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传统价值观念和事业追求于语文教育之中,文字教育与思想教育不可分离。中国传统语文教育在长期的发展历程中,形成了完备的价值教育体系,产生了宝贵的古代文学文化。在教育方式上,经典哲学思想通过书面记录、口头语言以及艺术作品等形式得以传播和发展。对于语文教育的社会价值取向,主要强调把儒家经典文献作为中心开展伦理德教,从而达到自然成俗、不治而成的社会目标,同时却相对忽视了其作为语言的工具性价值。对于个人价值取向,古代语文教育将理想中的人格作为归宿,表现为“君子”或是“圣人”,“学而优则仕”、“学以致用”,以超脱的姿态为社会和民众服务。对于语文教育静态的内容,以汉民族文化为中心、融合地区少数民族文化和海外文化的中华传统文化是一个多元向心的文化,它海纳百川,博大精深,意蕴丰富,将天地万千融于一身,既综合,又显多样。对于语文教育动态的方式,在传统文化传播过程中,大量的教育经验被积累,发掘出了更多根本性的道理,成为了宝贵的财富。对于语文教育和文化的关系,古代语文教育促使传统文化在社会中不断自我完善,持续千年的教与学中,旧的文化不断传播,新的文化不断形成,作为文化主体的人更是不断地进步,造就了一个薪火相传、自新图强的中华民族。自古以来,传统文化传播这条明线中一直隐藏着古代语文教育的暗线,这条暗线通过书面记录、口头语言、器物刻画等多种多样的传播媒体在传统文化体系中传播、流传。文化传播在内容上的丰厚性、形式上的多样性给今天的语文教育提供了不少借鉴,特别是在文化育人、人文化成方面的极大成功无疑是今天处于价值多元化社会的语文教育应该努力学习和借鉴的重点。由此可见,中国语文教育具有鲜明的历史传承性,是人类社会文明繁衍演变的重要支撑和有力工具。 二、与国外交融的语文教育 中国语文教育不仅具有深刻的历史观,同时受到西方文化教育的影响和冲击。1903年,清政府在洋务派开办的学堂中将语文单独设科,开创了中国百余年的语文教育。可以说,中国的语文教育从一开始就是受到国外思潮影响的。其中在外国教育思潮中对语文教育的理论和实践形成倾向性和主导性,大致有杜威民主主义教育思想、凯洛夫教育学说以及后现代主义课程观。语文教育百年中的前半叶,在以杜威为代表的美国民主主义教育思潮的深刻影响下,我国初步形成了具有民主及科学特色的崭新的现代课程标准。教学内容上,教材里突出充满新时代生命气息的白话文,尽可能与学生的现实生活交融成一体;教学方法上,倡导学生学习的自觉性和自主性,反对传统的灌输法,尊重并培养学生的读写趣味;发展目标上,关注从文言文向白话文转型过程中学生现代语言能力的发展,同时还关注其思维和心智的提升、情感和德性的涵养。新中国成立后至改革开放前,给语文教育产生了最大影响的是苏联的教育模式。其中,影响最大的莫过于苏联教育学家凯洛夫的思想。他用斯大林时代的社会主义观念来建立一个牢固的教育学体系,具有可操作性强、政治性强等特点。提出了教学过程“五环节”:组织教学—复习旧课—讲授新课—巩固新课—布置作业,有心理学理论依据且方便实用。凯洛夫的《教育学》是当时全国学习教育理论的基本教材,语文课普遍使用他的教学方法。进入历史新时期以后,以美国教授威廉•多尔为代表的后现代主义课程理论,从基本教育观到课程观实现了对现代主义课程理论即“泰勒模式”的全方位超越。威廉•多尔后现代课程理论更多地强调了学生的主体作用,倡导师生的平等对话与交流,尊重学生的批判和质疑。其理论精华为语文新课程的崛起提供了直接的理论营养。由国家教育部制订的《全日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和《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的出现,充分反应了后现代主义课程理论,从而标志着新型教育思想在我国扎根生长,并引发了中国语文教育最深刻的一次嬗变。由此可见,我国语文教育理念的每一次变化,都是与西方文化思潮紧密结合在一起的。面对西方文化思潮或教育理念的冲击,我们既不能全盘西化,也不能妄言否定,而是要在汲取精华的同时,坚持独立探索,走有中国特色的语文教育改革之路。 三、向和谐前进的语文教育 中学语文作为一门重要的学科,不但代表着分数的变化,更有着承接初等教育、为学生未来发展打基础的重任。因而,中学语文教育的好坏不单单影响和决定着学生未来对语文这门课程的兴趣和感情,更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和决定着其语言文字素养的形成和发展,并且在最后影响和决定了这个学生的发展道路及其人生航向。由此一来,我们的中学语文教育就不能仅仅停留在只关注学生语文能力、当前语文素养发展水平,更不能只关注学生的考试成绩,而应当将学生眼前的成长和未来的发展统一起来,更加重要的是,必须思量当前的语文教育能为学生以后的学习积淀多少知识,对未来的发展提供多少支持,如此才能体现出教育对学生本身的关怀。新时期的中学语文教学应是一种将每个生命成长、发展作为终极目标的教学理念,对生命尊重、关怀、拓展、升华,并将深刻的生命价值与意义包含其中。用“科学发展观”来说,就是“以人为本”的科学理念。引导学生思考“我打哪儿来?我到哪儿去?我为何而活着?我能活成什么样?我为什么这样活着?”语文课程的人文性,是指语文学习过程是实现自我成长的过程,是激发人创造力与生命力的过程。中学语文教育活动处于特定的时空中,老师与学生通过双向的积极的生命运动,发展尊重人,尊重具体的人的生命价值、文化及其多样性的教育,最终追求的是中学语文教育的和谐。因此,中学语文教育必须也只能是以学生为中心。我国现代著名的教育家、文学家、革命家以及编辑出版家叶圣陶先生在他的教育思想中多次言明:学生,是“有生命力的生活体”、是“自由的人”。叶圣陶先生主张教学民主,学生应彰显个性,他十分反对教师依赖各种教学参考书、教学设计,而忽视了学生是“有生命力的生活体”。教师应将学生当作有生命力的人,使学生所学的知识能在今后的生活中一辈子受用。 四、结论 中国的语文教育历经百年沧桑,造就了一代代鲜活的中国人。当前,全面深化改革的号角已经吹响,变化的脚步再次走在了路上。中学语文作为初级语文教育和高级语文教育的支点,在吸纳优秀思想的同时,以和谐为目标,本着为学生未来负责的理念,将“以人为本”的“人”发挥到极致,定能划出属于自己的轨迹。 作者:黄义 单位:湖北省秭归县水田坝初级中学 中学语文教育改革探讨:中学语文教育改革的重点和方法研究 摘 要:中学语文教学是一项关乎国家根本的基础教育,只有在不断的实践过程中不断的发展教学中的不足并加以指出和改进,才能最终确保中学语文教学质量的不断提高,让社会、学校以及学生等方面受益。本文作者结合多年来的工作经验,对中学语文教育改革的重点和方法进行了研究,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关键词:中学语文;改革;对策 一、引言 我国中学语文教育受到几千年传统文化思想的影响,是一种典型的应试教育。在这种环境下培养出来的中学生更多的是一种长于应试,短于实际运用的人才。中学语文教育改革应该发现当前教育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并有针对性的提出一些合理对策加以解决。 二、中学语文教育改革面临的主要问题 (一)中学语文素质要素不完善 1.基础知识掌握不扎实。中学毕业生应该能够掌握常用汉字、语法修辞、工具书使用等等最基本的知识,但是目前很多即将毕业的中学生不能有效的掌握这些知识。更为严重的的,很多学生没有将所学的知识进行有效的转化,无法做到活学活用。从而让学生误以为学习语文基础没用用。 2.基础能力不强。中学生基础能力薄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在阅读方面,中学生必须具备理解阅读能力,会正确使用快速阅读、精读、朗读等等方法。但是在现实学习中,能够掌握这些技巧的初中学生并不多。至于深层次的赏析、鉴赏和批评性和创造性的阅读,中学生更是没有能力做到。 3.智力培育方面做的不够。中学语文教育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培养学生的思考能力和思维模式。但是目前更多的是灌输式的教学模式,忽略了学生智力的培养,只是片面追求成绩,追求片面的升学率。 (二)中学语文素质结构不够合理 1.对语言技术的教育多于道德人格的教育。正确重视语言教育是对的的,而且要想学生掌握语言技术就必须对他们进行严格的训练,使学生能够更好的掌握语言运用技巧,从而为今后更好的学习、生活和工作提供必要工具。但是如果学校和教师因此而过分重视语言教学而忽视了对学生进行必要的道德教育,那么将无法实现教学育人的目的。尤其是中学阶段,更是构建内心精神世界的一个重要阶段,价值观、道德观、人生观是这个阶段形成的主要时期。 2.强调读写能力而忽视交际能力。中学生的口语交际能力薄弱是当下教育的一个热门话题。这种现象的存在主要源于我国的教育制度,应试教育制度之下,无论是学校还是教师,更关心的是学生的应试成绩,而对不涉及考核内容的方面不予重视,从而造成中学生应试能力不错,但交际能力差,无法与人有效沟通。 (三)教科书编撰过于乏味枯燥 中学语文教学需要依靠课本教材来实现,教材编写质量的好坏直接关系教学质量的高低。一本好的教材能够让学生产生强烈的学习兴趣,并在学习过程中引导学生建立正确的价值观念。一本好的教科书应该体现文辞优美、贴近生活、富有哲理、强于思辨,易于教学等等。这样的教学教材才能让学生的学习更加高效有序、有趣有益。目前的中学语文教材在这方面有着很大的不足。 三、中学语文教育改革的方法对策分析 (一)健全中学语文的教育体制 为了实现课程的完善,需要从多方面着手:首先是要打破传统模式下的“一纲”制度。就是全国不能实行统一的教学大纲,需要将编制权下放到地方,并根据当地方文化需要编制有特色的中学语文课。其次,要彻底打破传统教学大纲中的内容体系,重新确定一种新的语文素质教育构建体系,改变以往片面追求教学成绩的教学方式。最后,需要着力改革中学语文课的结构。教学大纲需要对教学中的必修内容、选修内容、课外阅读内容等方面进行明确的规定。 (二)改革中学语文教学和学生评价方式 在改革中学语文教学和学生考核的方式中,首先要做的就是改革教学方式,这需要从教师方面着手。传统的教学过程中,教师更多的是通过灌输式的模式向学生传授知识。当下,教师更应该通过丰富多样的教学方式实现教学目标。充分运用多媒体技术将语文课本丰富的展现在学生面前,让教学生动有趣,灵活多变,增加教学的科学性与艺术感染力。同时也需要调整好师生角色关系。在教学过程中需要将学生作为教学主体,一切教学活动要以学生为主,教师只是起传播与辅助的作用,减少教师在教学过程中的主宰成分,给学生更多参与和主动的机会。其次,要用好考试这件法宝。教学质量需要通过学生考试来统计分析。在中学教育改革过程中,可以通过考试来引导改革目的。为了实现改革目标,可以将德育教学、口语交际教学等内容纳入考核系统,从而让教师和学生更加重视这些需要考核的课程,最终自觉的投入到学习当中。 (三)建设一支具有高素质的语文教师队伍 负责培养中学语文教师的高等院校在招收学生之前就应该了解这些生源是否热爱教育事业。只有热爱教育事业并愿意终身投入教育的人群才可能成为出色的教师。高等院校在录取生源之后需要根据中学的教学特点有针对性的培养中学需要的语文教师。中学除了招聘更适合的教师外,还应该通过后期培训、再学习等方式让更多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不断进步,保持与时俱进的教学需求。 总而言之,中学语文教学是一项关乎国家根本的基础教育,只有在不断的实践过程中不断的发展教学中的不足并加以指出和改进,才能最终确保中学语文教学质量的不断提高,让社会、学校以及学生等方面受益。 中学语文教育改革探讨:比较文学基本理念与中学语文教育改革 邹建军,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外国文学研究》副主编、《世界文学评论》执行主编、《中国诗歌》副主编,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湖北省作家协会全委会委员。出版有《“和”的正与反向:谭恩美长篇小说中的伦理思想研究》(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多维视野中的比较文学研究》(长江文艺出版社,2009)、《现代诗学》(湖南人民出版社,2000)、《现代诗的意象结构》(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7)等,发表学术论文一百多篇。 胡雅玲(以下简称胡):邹教授,您从事比较文学与外国文学研究多年,出版过比较文学与比较诗学研究专著多种,对比较文学学科理论、文学伦理学与文学地理学有精深的研究;同时,我知道您对中学语文教育也很了解。这里我想问的第一个问题是,当代中国的语文教改这些年,语文新课标实行也有好几年,您如何评价当代中国的中学语文教改?当前的中学语文教育存在什么样的问题? 邹建军(以下简称邹):我个人的感觉是,中学语文教育在最近十年取得了巨大的进步,教师的教学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学生的语文学习也有了长足的进展,所以说中学语文教学改革是有成效的,但成效并不令人十分满意。从高考的作文写作与自主招生中的特长生情况来看,中学语文教育的确是在新课标的要求下有了很大的改善。原来那样一种使用教材五花八门的情况有所改变,教学中只注重向学生满堂灌的情况也有所改进,背诵几条术语与观点而应付期中与期末考试的情况有所改进。我们发现,注重对学生的读与写的训练,已经成为许多中学教师的理念,许多学生都写出了好文章,在作文大赛中多次获奖,报纸上发表了许多中学生的作文,有的报纸还专门办有中学生的作文专版。不过,我这里所讲的只是一种总体情况,并不表明所有中学语文教育都达到了同一水平。如果要说中学语文教育存在什么问题的话,我认为主要存在这样三个问题:一是现代教育观念没有受到重视,二是阅读原文的传统没有得到真正的恢复,三是各种文体的写作没有取得更好的效果。传统的学术观念在语文教学中占据了重要地位,而现代的教育观念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现代的教学理念是根据新的形势要求而提出来的,而一些知识结构老化的教师改变起来有困难。读原文本来是中国古代教育的优势,然而在应试教育中不可能得到落实。语文篇目是为审美而设计的,如果没有阅读与背诵就没有审美的过程与审美的体验。作文的形式是多种式样的,笼而统之的作文概念很难体现学生对于文体的把握,所以小说、戏剧、散文、诗歌、游记、日记、杂文、随笔、评论等多种多样的文体,都要受到同等重视。问题是多种多样的,解决问题的方式也是多种多样的,并且不可能在一时之间就全部解决,可以有一个先后秩序。我认为观念决定方法,方法决定成败,因此中学语文教育与比较文学理念就成为一个重要的话题。比较文学理念对于有的中学语文教师来说,也许是比较陌生的,然而它特别重要,因为它正是当今世界最基本学术理念与教育理念的集中体现。 胡:从您个人的理解来说,比较文学作为文学研究中的一个热点与一种新的研究方法,它拥有哪些最基本的理念?这样一些理念对中学的语文教育具有什么样的价值与意义? 邹:比较文学作为文学研究中一种新的研究方法,在当前的中外文学研究中得到最广泛的运用,取得了重要的进展,为中外学者所共同关注,这样一种研究方法体现了一种新的学术理念。 比较文学最基本的理念,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比较的理念。从前的文学批评与文学研究者,往往就作家论作家、就作品论作品,因此许多时候我们的文学批评与文学研究就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只知其一、不知其二。这样的视角如果能够集中深入对象,也并不是不可以存在。然而,真正要认识到一个作家与作品的价值与意义,还是要将其放在与他者的比较之后,才会有更准确与更深入的把握。我认为比较文学研究中有两个最为优秀的术语,一个是自我,一个是他者。自我无疑是重要的,因为没有自我,就没有文学批评与文学研究,任何见识都是建立在自我的阅读与体验基础之上的;但是,只有自我而没有自我之外的他者,就不会有比较的视角与比较的视野,那么我们对于作家与作品的判断,也许就只限于自我的一己私见,不会有科学性,也就不会真正地发现所谓的真理。虽然有人说“比较不是理由”,似乎认为比较没有任何的意义,我并不这样看。比较文学之所以能够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的确不是由于比较方法的采用,然而比较文学最为基本的理念还是在于“比较”二字,也就是说,在比较文学研究者看来,在自我之外要有他者的地位,要处理好自我与他者之间的关系。正因为如此,比较文学的多元视域才能建立起来,才有从不同的角度来审视同一个作家与作品的可能性。比较文学学科建立的根基虽然不是比较,但比较却一定是比较文学研究的基本理念,比较文学学科一定不能离开“比较”。因此,在中学语文教学中,教师一定可以从比较的角度来对相关的课文进行讲解,比如,我们在讲鲁迅《狂人日记》的时候就可以联系到果戈里的同名小说,讲李白《静夜思》的时候就可以联系彭邦桢的《两个月亮》。一个是中外的联系,一个是古今的联系,都是名家与名作,看一看他们之间存在什么样的联系、产生了什么样的差异。这样的讲解就比单纯讲一个作品更好,至少可以让学生从一种比较的视角对相关的作家与作品进行思考,可以为他们接受中外古今的文学打开一个新天地,让他们认识到在中外文学史上原来还有那么多的同类作品,不仅扩展了学生的知识面,而且可以让他们思考更多的问题、探讨更多的文学现象。 二是跨越的理念。比较文学研究在本质上是一种具有跨越性的研究,主要体现在跨文化、跨语言、跨国家与跨学科,不是要求研究对象同时要跨越四个方面,只要能够跨越其中的一个方面,就可以体现比较文学的跨越性。有的学者甚至认为如果研究的对象没有跨越性,就不能构成为比较文学研究。有的学者将其概括为“四个跨越”。比较文学的跨越性,主要体现在两种民族文化的跨越,即我们研究的对象只要是两种文化的跨越,就能够体现出独立的比较文学的意义,即认识到两种文化之间的文化差异,因为这是两种文学存在可比性的基础,两种以上的文学之所以存在各自的价值之最根本的原因。在四个跨越中,跨国家与跨民族并不说明实质性的意义,或者说这只是一种形式上的跨越。从一般的意义而言,只要跨越了语言也就跨越了文化,然而也不尽然,比如英语世界中却存在多种多样的文化。因此,跨越性的理念其实就体现在跨越文化上,只有跨越文化才与文学的不同特点产生密切的联系。跨越性的理念与中学语文教学有什么联系呢?如果能够体现这样一种跨越理念,可以让学生的知识面得到更大扩展,尽可能地在两种文化的比较里来认识作家与作品等文学现象。我们在讲郭沫若早期诗作《凤凰涅磐》的时候,就可以联系到阿拉伯的民间传说与印度的佛教文化来认识“菲尼克斯”意象;我们在讲曹禺话剧《雷雨》的时候,就可以联系到易卜生名剧《玩偶之家》进行比较分析。自然,这样的讲述是存在相当难度的,因为如果只是从思想与艺术上分析作品本身,与要从两种文化的联系与高度进行比较,其途径与方法是不一样的。但是,将一些具有跨越性的文学现象还原到具体的历史境里,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中西互动进行讲解,学生得到的东西也许就不仅仅是一种理解,更重要的是一种观念。 三是整体的理念。比较文学研究与从前的传统文学研究方法相比较,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将整个世界的文学当作一个整体来看待,不是像从前那样只注重个体的作家作品及其他文学现象,那样的研究往往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因为只有将整个世界的文学当成一个整体,才有超越二元以上的比较方法的产生,才可能将一个对象放在与其他相似对象的比较中进行认识与分析,只有这时比较文学才产生了。我在给本科学生讲授比较文学课程的时候,讲过一句比较直观的话,说比较文学其实就是我们在大学中文系里所学过的所有课程以及即将要学的所有课程的综合,因为比较文学学科的三个大的方面,即影响研究、平行研究与跨学科研究,具体体现在中国语言文学各门课程的交汇上。比如中国文学与外国文学之间的关系,西方文学与东方文学之间的关系,不是影响关系就是平行关系;语言学与文学之间的关系,文艺学、民间文学、人类学、宗教学与文学之间的关系,其实就是跨学科的研究。如果我们能够将所有的课程所讲的内容联系起来思考,发现了相互之间的关系,其实就是在做比较文学的研究了。比较文学可以做个案的研究,并且最好是从个案研究入手,但这种个案与从前文学研究中的个案是不一样的,它是由两者或两者以上之间的关系所构成的。而整体却是比较文学的一种基本观念,比较文学研究者就是讲联系、关系、交叉与汇通,就是要以自己的努力来追寻这种联系、关系、交叉与汇通,最后寻求到世界文学构成的基本规则与发展的基本规律。如果我们在文学研究中能够眼观六路而且耳听八方,那我们就是自觉或者不自觉地在进行比较文学研究了,因为我们的研究体现了比较文学的整体观念与整体研究的方法。 四是变异的理念。比较文学的影响研究中有流传学、渊源学、媒介学与形象学,最近几年中国学者又提出变异学或者叫变异研究。平行研究也许是一种静态的研究,主要是基于对于两个以上的作品进行审美的发现;而影响研究中的流传学、渊源学与媒介学中,都着重于对其中种种变化因素的探讨。变异研究就更是如此了,其研究的对象就是变异的过程、方式、成因与价值。所以,我认为变异也就成为了比较文学的一种基本的理念。中国最古老经典之一的《周易》,其实就是讲变易之理与变易之道的,虽然此“变异”与彼“变易”的意义并不完全相同,但“变”却是一致的。比较文学不仅要研究各民族文学之间的变,也要研究在这种“变”之中或者之后而产生的“异”。这就体现了一种观念,就是世界上许多民族文学之间是有联系的,在这种联系中会产生变与不变,会发生异与不异,而文学作品与作家之意义与价值,往往就体现在这种“变”与“异”里。如果我们能够认识到这一点,每一个民族的文学都有自己的价值,平等对话是世界文学发展的基本道路,也是世界文学构成的重要方式。在中学语文教所选入的作家与作品,也能够说明如此的观念。 胡:您认为中学语文教师如何才能学到这样的比较文学理念?比较文学理念对于中学教师的语文观念的现代化具有什么样的意义? 邹:首先,我们要看现在的中学语文教师是不是拥有比较文学的观念。从中学语文教师的人员构成而言,有一部分教师对于比较文学应当是比较了解的,如近十年来从师范大学或者进入211行列综合性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的本科生与研究生,按照教育部的要求,他们是必须学习比较文学这门课程的。据我的了解,北师大、华中师大、上海师大、东北师大、天津师大、湖南师大等高校的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本科与研究生,武汉大学、四川大学、北京大学、南京大学等学校语言文学专业的本科生与研究生,是必须学习比较文学及其相关课程的。像华中师大汉口分校、华中科技大学武昌分校的汉语言文学专业,也是开设了比较文学课程的。因此,近十年来从这些高校毕业的本科与研究生,如果他们从事高中语文教学工作的话,在教学实践中可能会有一些比较文学观念与研究方法的运用;然而,如果是五十以上的那一批高中教师,对于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学观念,也许就不是那么熟悉了。所以,这有一个层次的问题,是比较复杂的。我们不能说高中语文教师都没有比较文学观念,或者都有比较文学的观念。但高中语文教师的确是需要有对于比较文学研究方法的基本了解,要有一定的比较文学理念。 中学语文教师如何才能拥有比较文学观念?可以通过这样四条路径:一是通过培训。在21世纪初,教育部师范教育司曾经提出这样的要求:中师与中学语文教师需要重新学习一些新的课程。其中就有比较文学。北师大的刘象愚与陈两位教授,曾经主编过专供其用的《比较文学》,由北师大出版社出版。究竟有多少中学与中师语文教师参与了这样的学习,我们不得而知。我认为这样的构想是很好的,因为教师是需要不断学习、不断充电的,将一些最新的学术观念与学术研究方法提供给他们,是有重大意义的。二是要求现有的还没有硕士学位的中学语文教师在职攻读教育硕士学位,而现有的学科建设・语文专业的教育硕士课程中就有《比较文学》。有了一个系统的学习与了解的过程,可以用比较文学的观念与研究方法来探讨中学语文教学问题,写成硕士论文。这样就可以取得很好的成效。三是提倡现有的中学语文教师订阅一些比较文学方面的书刊,对于比较文学研究的前沿动态有所了解,自然就会建立起比较文学观念。中国比较文学学会办有《中国比较文学》杂志,另外像我们主办的《外国文学研究》《世界文学评论》,以及北京出版的《外国文学评论》等都有一些比较文学的栏目,通过阅读也可以了解比较文学最新的研究成果。四是自学比较文学的基本理论。中学语文教师都是在职工作,平时很忙,要他们花许多的时间再来系统的学习比较文学,并不是都能办到。如果能够选取一到两种比较文学的最新教材,进行自学式的阅读,也会很有意义。最适合于中学语文教师学习的,一是曹顺庆教授主编的《比较文学》(高等教育出版社),一是胡亚敏教授主编的《比较文学教程》(华中师大出版社)。如果能够选取其中的一种进行阅读,对于比较文学的基本理念就会有全面而系统的了解。如果能够在中学语文教学实践中适当地加以运用,就会取得很好的效果。 比较文学理念对于中学语文教师语文观念的现代化,具有很重要的意义。首先,中学语文观念存在不存在一个现代化的问题?现代化是相对于什么观念而言的?语文观念的现代化是相对于传统的语文观念而言的。由于所接受教育传统的差别,有的语文教师的语文观念是建立在中国传统教育与文学观念的基础之上的,强调字词句篇的阅读,所谓“书读百遍,其义自见”是也,老师可以不进行讲解与分析;有的语文教师则喜欢按西方的教育观念与教学方法来教导学生,如加大对课外文章的阅读量,开出比较多的书目,让学生在一定的时间里进行阅读与讨论,鼓励学生发表不同意见。教学观念需不需要现代化呢?邓小平同志早就讲过,教育要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现代,其中就包括了教师要有现代化的教学与学术观念,这样才能适应现代教育的需要,适应现代人才培养的要求。那么,比较文学观念是不是一种现代的文学观念呢?是不是一种具有发展潜力的研究方法呢?在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各门学科里面,在外国语言文学的各门学科里面,比较文学是最具有自己独立的基本理念的学科,在研究方法上也是最具有创新意义的学科。上述比较文学理论中的比较的理念、跨越的理念、整体的理念与变异的理念,都是其他学科所没有的独立的学术理念。不过,因为比较文学是一门具有综合性的学科,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都可以为比较文学研究者所运用。比如说新批评派的文本细读,就成为了比较文学平行研究的主要方法。因为平行研究是建立在审美基础之上的,如果没有对两种及其以上的文学现象特别是作品进行文本细读,没有一个自我投入的审美过程,其实就没有办法进行比较分析与学术价值判断。而所有这些基本理念与研究方法,对于中学语文教师来说都是不可缺少的重要内容。对中学与中师的文学教学而言,如果没有基本的比较文学理念,并在一定程度上把握比较文学的研究方法,那他绝对算不上拥有了现代的语文观念。现代的语文教育要求适应现代人才培养的需要,现代人才是一种综合性的、拥有世界信息的、面对世界而能解决问题的人才,而比较文学作为一种学术理念与研究方法,就能够提供这个方面的素质与能力。 胡:邹教授,您认为比较文学理念的建立,对于当代的中学生具有什么样的意义?比较文学理念在当代中学生的现代观念中占据什么样的地位? 邹:比较文学理念对于当代中学生如何成为一个现代人才具有重要意义,在他们的人生观念与文学观念的结构里,会占据一席之地。从前的中学语文教育比较注重对于单篇课文的阅读,比较注重对于字、词、句与篇的理解,而比较文学强调在阅读一篇作品的同时,也要与相关的作家与作品联系起来,与同类的文学现象联系起来,这样,就可以让学生扩大自己的阅读量;同时,将多种文学现象联系起来进行思考,对于其写作水平与认识能力的提高,都会有很大的帮助。比较文学理念与研究方法,对于中学生们更清楚地认识一部作品的特点与价值,往往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我们在教高中语文第四册中曹禺《雷雨》的时候,就可以联系到影响这部话剧写作的古希腊悲剧、易卜生《玩偶之家》等进行一些对比分析,可以认清其来源,也可以帮助他们更清楚地认识经典作品之间的差异。我们在讲中学语文第三册里李白自然山水抒情诗《梦游天姥吟留别》的时候,也可以联系到华兹华斯抒情长诗《序曲》进行比较分析,看一看他们是如何描写中国与英国的自然山水的,他们是如何处理自我与自然之间关系的。“读诗必此诗,并非真诗人”,如果我们要求学生读哪一部作品就只知道那一部作品就可以了,与读一个作品而了解许多同类的作品,并且能够联系到相关的作品进行研究,其效果则大不相同。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样的训练可以拓宽学生的知识面与文化视野,让他们在对比之中产生强烈的求知欲,为课外阅读提供助力,为日后的进一步深造打下坚实的基础。 当代中国正在强调素质教育的重要性,而在语文教学中注入比较文学的观念与研究方法,正适应了素质教育的更高要求。现代的教育观念强调要面向现代、面向世界与面向未来,比较文学正是面向整个世界文学的研究,也是面向未来的具有前瞻性的文学研究,因为比较文学学科建立一百多年以来,一直与时代同步发展,从来没有落后于其他学科,总是为其他学科的发展提供理论资源与发展动力。中学生的现代观念,主要包括自我观念、平等观念、自由观念、民主观念、美学观念、辩证观念、全局观念与历史观念,而比较文学研究的整体观念与学生需要的全局观念是一致的,比较文学研究中的比较观念与学生需要的辩证观念是相通的,比较文学研究中的自我与他者的关系、各民族文学对话的观念以及以审美为基点的平行研究与比较诗学研究,与学生需要的民主观念与美学观念也是可以统一起来的。所以,就中学生现代观念的构成而言,比较文学与中学语文教育的结合就显得尤其重要。 胡雅玲,武汉工程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
当代美术论文:当代艺术融入下的美术教育论文 1通过当代艺术的启发,使学生们更好地认识社会 生产力的提高提升了我国的国民经济水平,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使得人们在工作之余有了更多的兴趣爱好去追求,当代艺术的产生满足了人们的需求。当代艺术的群体十分广泛,而且包含的素材种类很多,可以根据群体的不同,人们思想的不同以及不同的生活习惯来进行大概的区分。在当代的艺术作品中有一些是高校学生很容易能够理解的,所以,在高校的美术教育教学过程中,学校及教师应当充分地利用这部分素材,进而使得学生们的艺术水平有所提高。由于社会的不断进步和发展,人们的生活也与艺术在不断的结合过程中,而当代的艺术更是对人们的生活产生着很大的影响。所以,将当代艺术融入美术教育教学中能够让学生们在学习及生活中更好地感受此艺术形式,通过对当代艺术的感受更好地认识了解社会,进而更好地融入社会。 2当代艺术的融入能够开拓学生的视野,提高学生们的包容能力,开阔他们的思想 随着中西文化的交流,在当今时代,我国的艺术也受到国外很多因素的影响,并将其以各种的形式体现了出来。正因为当代艺术的包容性,能够使得它同其他的艺术做到很好的融合,所以,这种艺术作品同我们的传统作品有着不一样的形式。例如,在绘画方面,科学技术的发展提升了当代的绘画方法和手段,如我们现在常见的激光手段、数字模拟信息等。因此,学生们必须要对其进行系统地全方面学习。而在美术专业的教育教学中,学科的专业知识交叉发展使得高校在美术教学中既要让学生提升自身的艺术水平,也要让学生自己探寻创新点和新的灵感。 3加深当代艺术的理解及运用,丰富教育教学方式 同其他时期的艺术相比,当代艺术有着非常突出的多元性以及评价性。如果学生们对于美术的知识没有学习透彻,很容易使其因为知识的不足导致见识方面的短浅和不足,对于很多美术知识的理解仅仅停留在理论层次而不能够将其实际的运用到日常的生活中。针对这类问题,教师可以采用一些设计以及做一些宣传活动等加深学生们对当代艺术的理解以及提升其运用能力。由于现当代艺术与传统艺术不同,这就需要教师运用自己的能力提升学生的审美能力和领悟能力,将正确的美学精神传达给学生。现阶段我国教育部门对于美术教学的重视程度日益增加,很多高等学府中设有美术学院和专业,同时美术教学的性质也由以往一元化的专业办学发展出了针对非美术专业的非专业办学,通过一些美术鉴赏课和实际的理解课对非美术专业学生的美术水平进行引导教育,这就极大地丰富了教学方式。 4运用新媒体,充分发挥创造力 在艺术创作的过程中,每一件作品的创作产生都离不开创新能力和创造性思维。只有突破思维及其他各个因素的限制,充分地发挥创作者的创新思维和能力,才能诞生出让人惊艳的作品。在我国传统的美术教育教学过程中,教师通常都是根据基础的理论来对学生们进行讲解授课,这使得学生们在美术的学习及创作过程中能够接触的只是一些普遍常见的材料及方式,单一材料及方式的学习很容易降低学生们对于美术学习及创作的兴趣,使得学生们对美术的情感层面受到影响,这种情况对于学生们长期的学习是非常不利的。时代的进步及科技的发展诞生了新兴媒体。而新兴媒体的产生对于此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极大的帮助。通过在教学过程中对新媒体的运用,在创作中就脱离了传统工具的束缚,学生们能够更好地将自己的想法和创作意图表达出来,能够充分地发挥他们的创造思维及创造力,对于提升学生们的学习兴趣及创作欲望有着很好的积极意义。因此,新媒体的出现对于现代的美术教育教学是非常重要的。在教学过程中,如果教师能够充分的运用好新兴媒体,那么学生在创作构思上就能够摆脱传统媒介的限制,更好地发挥创作思想。 5严格选取当代艺术,确保正确艺术观的形成 由于受到来自社会的各种因素的影响,在讲当代艺术融入美术教育教学过程中时必然会遇到各种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学生们应该保持正确的人生观及艺术观,避免受一些低俗思想及艺术等的影响,走上不正确的美术道路。为了确保能够对学生们的学习及生活有着积极向上的影响,在对当代艺术的内容进行选取过程中,教师要做到严格的把关,确保所选艺术高雅的基调,积极向上的意义,进而在学生们的学习过程中产生积极的影响,促进他们正确艺术观的形成。通过以上论述可以认识到,随着我国教育的不断改革及社会不断进步的推动,我国现阶段的美术教育也应当融入现代艺术的内容。通过对现代艺术内容的纳入及融合,能够使得学生们学习到更多的艺术知识,使得学校的美术教学有所提高,更好地完成教学目标,同时还能够让学生们更好地了解社会、融入社会,让学生们的学习及生活都更加的丰富多彩。 作者:林洁单位:山西大同大学 当代美术论文:当代大学美术教育现代科技论文 一、现代科技在当代大学美术的教育现状 众所周知,由于现代科技的强力冲击,当代美术教育理念及方式的发展方向发生了改变,以视觉文化的审美趣味性和创造性为主题的美术教育正在兴起。亦正是现代科学技术的影响,美术教育的体制必然会出现相应变化。我国的教育纲要明确指出:“美育对于培养学生健康的审美观念和审美能力,陶冶高尚的道德情操,培养全面发展的人才具有重要作用。”美术教育是美育的主要阵地。在当代中国艺术教育体系中,我们对美术教育的诠释更加科学,如教育概念的界定范畴不仅包含技能上的培训,还需着重强调“视觉美术教育”或者“视觉文化教育”的价值和意义。如今美术教育的空间范畴大而广,它包含了各种与视觉有关的艺术作品、艺术现象和视觉图像等方面,也包含了传统的绘画和雕塑以及工艺等方面的知识与技能。当代的美术教育实际上指的是视觉艺术教育,特别是现代科技对传统美术教育的冲击和影响表现的尤为突出。首先,现代科技的发展,特别是电脑美术的产生,对传统艺术具有较大的冲击和影响。对于当代美术教育的工作者而言,更加需要以开阔的视野和发展的眼光,建立起艺术创造力的主体性意识。电脑美术是以计算机及其外围配套设备为主要载体的一种新兴视觉艺术种类,其设计速度比传统美术样式可提高数十倍乃至数百倍。 软件方面,以Photoshop、CorelDraw、AutoCAD、3DSMax为主的绘图软件对传统纸笔颜料美术绘图产生着巨大冲击。每一种电脑制图软件的推出都显示出了微电子科技巨大的数字化魅力,而传统的美术表现技法,如油画、国画、版画、水彩画、素描、水粉,必然受到数字虚拟界面的影响,而审美大众甚至美术教育的主体意识也将发生革命性的变化。其次,摄影技术的诞生,使得对生产生活以至于传统绘画存在的必要性发生了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我们似乎很难分清楚现代科技与视觉艺术教育之间的关系,而作为两种对世界不同的掌握方式,必然有着各自内在不同的规定性。一般来说,现代科技是理性的思维方式,它往往诉诸概念、原理,强调逻辑性、前沿性,需要主观符合于客观,追求真理,是人们对自然规律、社会规律知识性的给予;美术教育是一种感性思维方式,它以审美体验为基础,诉诸形象,强调主体的感受、体悟等形而上的精神表达,要求客观见之于主观,追求审美,给予人们的是审美和情感的积极愉悦。虽然摄影技术的革新层出不穷,使人们的视觉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开阔。然而,随着审美意趣在客观再现的追求中发生异变,促使现代艺术走向内质与抽象的表达。如今,高科技数字媒体技术的影像时代已经来临,如何处理其与传统美术图像的表现关系,值得考虑。现代美术教育系统已经充分利用数字媒体技术来处理传统图像学知识和技法,这将给予传统美术教育以巨大冲击。因此,美术教育这种特殊性的内在特质,决定了现代美术教育中建立起主体意识的必要性,尤其是对于现代科技影响下的当代高校美术教育来说显得相当重要。 二、现代科技对当代大学美术教育的启示 如今人类社会已经迈入知识资源共享与信息网络化的境域,现代科学技术对美术教育的创新和变革起到了重大的推动作用。美术教育工作者通过现代信息获取技术,可以同步掌握不同民族不同地域不同时代的教育资源。现代美术教育的创新离不开信息的支撑,无论是现代艺术的教育性质,还是技术手段的全新应用。这对于国内外美术流派与思潮信息的把握更是至关重要,而这些信息来源的途径主要是数字媒体。当今科学技术发展的特点是突然与迅猛,它在不断发生裂变的同时,也在逐步改变着人类的物质文化生活和精神文化生活。譬如,视觉传达教育在二十多年的发展过程中,不断的变换角色。这些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美术教育视觉传达数字机能的引入和传统的教育方式相结合。二是快速的科技发展给视觉传达教育注入新的活力,互联网及计算机技术所带来的视觉语言,反映了全球化对中国现代视觉设计的影响。我们在很短时间内逐步与国际接轨,“读图时代”的到来,网络、电视和印刷品等“国际化”的特征更加明显,这些都归于西方视觉设计教育的影响。同时,具有传统文化特征的中国化设计特征逐渐显露。现代科技促使视觉传达艺术形式更加完美,而中国传统文化及图形融入到“国际化”的视觉语言中,显示了其不断的融合与交汇的发展趋势。由此可见,科学技术几乎以登峰造极式的神奇方式,给人们的各个生活的空间领域带来革命性的的变化,使人类几千来年的梦想在这里变成现实,变成了一个肯定现实生活和对未来幸福生活充满憧憬的时代。 作者:李华单位:重庆三峡学院 当代美术论文:发展现当代美术论文 一、张仃对现当代美术发展的贡献 张仃作为中国美术史上具有开创性的艺术家,将自己珍贵的艺术才能和青春年华全部献给了中国的革命事业,在漫画创作、艺术设计、中国壁画、民间艺术方面的贡献尤为突出。他将艺术家的艺术创作与历史责任、人民生活、教学实践紧密相结合,充分发扬了“大美术家”的精神。 1.对漫画创作的贡献 20世纪30年代张仃开始漫画创作,他的漫画作品具有极高的欣赏价值,充分地反映了时代的特点和青年的情感。他的漫画颜色单一,通常只有白色和黑色两种颜色。当时我国社会正处于战争不断的动荡年代,东北沦陷、外来者侵略,使每一个中国人都深深感觉到亡国之痛。张仃以漫画作品为武器,用这两种较为极端的色彩来表达当时社会的悲惨状况和自己的愤怒与不满。例如,他在抗日战争时期创作的漫画作品《玩偶大观》,以强烈的色彩对比揭露了日本官僚资本的罪行。 2.对艺术设计的贡献 新中国成立后,面对新的历史环境,张仃成功转型成为一名优秀的设计师,为新中国的艺术设计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他创作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和天安门城楼等具有民族性的作品。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形象的艺术设计对于我国来说是一个完全陌生的领域,但是又不能完全模仿西方的模式。在这种情况下,张仃将我国民族文化的传统形式与西方艺术的现代形式进行创新结合,充分利用了设计造型中点线面的要素,大胆使用代表希望和热情的色彩,创作出了极具民族性的中国形象作品。他创作出博览会中独具特色的中国馆的形象。1953年,在莱比锡博览会上,张仃设计了占地5000平方米的中国馆。有人曾这样描述它:“张仃在展览馆的门前装修成具有民族形式的构筑物牌楼,悬挂国徽、馆名。还设计了一座宣传塔,其形式源于中国的古塔。馆内序厅中央是青铜雕像,用传统的天花藻井装饰,周围有垂花柱。在纺织品展区,张仃选用了中国古代名画《捣练图》作为丝绸展品的背景。”在人物画作品的摆放上,张仃采用黑地金线,突出了整体作品的视觉效果。 3.对中国壁画的贡献 张仃是我国20世纪壁画复兴运动兴起的倡导者和实践者之一。我国第一个壁画专业是由他于1958年在中央工艺美院建立的。袁运甫曾赞叹说:“张仃是当代壁画运动杰出的带头人。”至今,石家庄火车站、北京长城饭店、香港中银大厦、昆仑饭店和北京地铁,都有张仃的壁画作品。他对壁画创作理念的贡献。复兴壁画是一个长期的、艰难的过程。张仃倡导将环境与人文结合起来,在满足现代人美化环境的基础上,为中国画的发展和宣传找到良好的生存空间。壁画的创作需要大量的时间、精力、人力,为了充分协调三者之间的关系,他以真正艺术家的身份投入为社会大众服务的角色中去,从宏观出发制订周全的设计方案和构图图纸,并亲力亲为指导实践。他对壁画创作从构思到实践的指导,对今天壁画的发展仍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他对壁画教学实践的贡献。为了促进壁画事业的发展和培养更多专业的人才,张仃创立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以教授壁画理论知识与实践为主的壁画专业。首先,他要求学生认真学习民间艺术,积极到民间去收集资料和进行采风活动,深入少数民族的生活,了解他们的生活习惯和习俗,在实践过程中充分锻炼自己的能力;其次,他支持教师和学生到西方国家学习与壁画相关的理论知识。这种双管齐下的做法、中西结合的教学方法和理念,为我国的壁画事业培养出大量的优秀人才。他对创作现代壁画作品的贡献。张仃创作出大量的、优秀的壁画作品,如首都机场的《哪吒闹海》、长城饭店的《长城万里图》、西直门地铁里的《大江东去图》和《燕山长城图》、石家庄火车站的《燕赵颂歌》等。其壁画作品具有独特的民族性和世界性,表达了对中国历史的赞扬,又蕴含着新生的希望,从此开启了我国壁画事业的新纪元。 二、结语 总之,随着东西方文化交流的频繁和现当代艺术多元化的发展,我国传统的美术创作思想和技法已经不能适应现当代艺术形式发展的需要,对其进行创新和改革刻不容缓。张仃的艺术理论与实践为当代艺术家的创作提供了借鉴,指明了前进的方向。艺术家只有以时代的发展为指向,以不断的创新为基础,以强烈的责任为使命,创作出大量具有国际化和民族化的优秀作品,才能使中国美术在世界艺术大舞台上占有一席之位。 作者:彭艳 单位:太原理工大学艺术学院 当代美术论文:地方高校现当代美术论文 一、美术学专业开设现当代美术课程的必要性 1.现当代美术课程有利于学生形成完整的知识结构 艺术院校美术学专业培养的是从事艺术创作的专门人才,更应该对现当代美术有深入的了解和把握。《孙子•谋攻篇》有云:“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学生应对所处时代的艺术现状有宏观的把握,了解各种艺术流派和艺术思潮的来龙去脉,发现各自的优点与不足,结合自己的性情与特长,找到符合自身特色的艺术之路,否则往往会囿于教师的审美趣味和艺术风格而不知所措。一些艺术家自以为掌握了艺术的真谛,对自己专业领域以外的艺术形式多持排斥与否定态度,这犹如盲人摸象。艺术家对艺术的感知往往局限于自己的特殊视角,其实艺术的表现形式是多元的,艺术的真谛也不是唯一的,重要的是找到适合自己的方式。只有站在时代的高度,才能看清努力的方向,而不至于在艺术的丛林中迷失方向。现当代美术课程的学习可以使美术创作者系统地掌握当代美术的成败得失,为选择符合自身特色的艺术道路指明方向。 2.现当代美术课程有利于高等美术教育与基础美术教育的衔接 《义务教育美术课程标准》突出了美术课程的视觉性、实践性、人文性、愉悦性的特点,将美术学习当做一种文化学习,改变了长期以来将美术教育等同于技术学习的狭隘观点。这种定性要求教师要通过美术欣赏教学让学生理解不同的美术作品所蕴含的人文精神,通过美术的技法教学让学生表达自己对人文精神的理解。针对基础美术教育目标定位的转变,地方院校对美术学专业的课程设置应该进行相应的改革,以便与基础美术教育更好地衔接。如人民美术出版社主编的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美术鉴赏》中选编了现当代美术作品70余幅,如果没有现当代美术的知识储备,就很难解读诸如徐冰的《析世鉴》、隋建国的《地罡》、袁运甫的《朱荷碧盖》、韩美林的《牛》、吴山明的《外师造化》、苏天赐的《早春》等作品的艺术内涵。只有通过现当代美术课程的学习和实践,不断开拓艺术视野,更新艺术观念,全面认识现当代美术发展的现状,才能为从事基础美术教育工作进行有效的知识储备。 3.现当代美术课程有利于美术的创新与发展 20世纪中国的高等美术教育是建立在徐悲鸿提出的“素描是一切造型艺术的基础”这一理论基础之上的,无论从事何种形式的艺术创作,均以素描和色彩作为基础训练的主要方式。由此也导致了学生对艺术的认识和理解相对单一,学生无法从抽象形态中发现艺术美,无法感知艺术语言的魅力,无法欣赏和创作现代艺术作品。中国现当代美术的发展明显受到西方现代艺术的影响,这是一个无法回避的现实问题。伴随着东西方文化的交流日趋频繁,艺术之间的吸收与借鉴在所难免。艺术的表现形式日趋多元,各种艺术流派异彩纷呈,让人目不暇接。无论何种形态的美术形式,都是现当代美术的重要组成部分。人们对各类艺术作品的接受和评价,取决于欣赏者的知识结构和艺术视野。美术工作者应该对现当代美术的发展现状具有系统的认识和把握。这不但有助于明确自己艺术创作的方向和目标,而且可以加强不同形式的美术作品之间的相互吸收、互相促进,创造出符合时代特色、具有鲜明个人风格的美术作品。对于现当代美术课程的学习,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调动学生艺术创作的积极性,学生通过对不同形式的艺术创作方式进行尝试,超越世俗思想的束缚,让压抑的情感得到释放,进而关注社会、直面人生、表达心境,实现艺术与人生的双重飞跃。 4.现当代美术课程有利于促进高校美术教师专业素养的提升 给别人一碗水,自己要有一桶水。高校美术教师具有艺术工作者和教育工作者的双重身份,必须具有丰富的知识和超前的视野。长期以来美术学专业课程体系中现当代美术课程的缺失,导致一些地方高校的美术教师思想观念陈旧,艺术视野褊狭,创作取向单一,创新能力不足,制约了高等美术教育的可持续发展。现当代美术课程的开设可以促使地方院校的美术教师不断更新艺术观念,拓展学术视野,紧跟时展的步伐。教师在教学工作中要做到因材施教,授人以渔,结合每位学生的不同特点给予相应的指导,帮助他们尽快找到符合自身特色的艺术创作之路;而不可在自己褊狭的艺术观念中作茧自缚,同时也束缚了学生的创造力和表现力。现当代美术的认识和理解需要不断提高综合文化素质,目前高等教育艺术师资的最大问题是文化修养与专业技能不相匹配,注重专业技能的训练,而忽视文化素质的提高。现代美术教育不仅要求教师具有很强的实践能力,还应具备相应的学术研究能力,不仅要掌握传统美术的表现方式,还要熟知现当代美术的呈现形态。现当代美术呈现多元视角和复合形态,其更加注重艺术表现的观念性和实验性,是多种文化艺术元素的融合和嫁接。阐释和解读现当代美术作品需要大量的知识储备,这在客观上对高校美术教师文化素质和专业水平的不断提升提出了要求。 二、结语 总之,随着我国高等美术教育改革的不断深入,无论是师范院校的美术学专业还是艺术院校的美术学专业,开设现当代美术课程都是非常必要的,也是迫在眉睫的。现当代美术课程的开设既可以为学生构建系统、完善的美术学知识体系,又可以促进美术学专业学生的艺术创新与专业发展,让高等美术教育与时展相同步。根据地方高校美术学专业课程设置的实际情况,可以采取不同的方式和途径将现当代美术课程资源融入课程建设,让学生对自身所处时代的美术现状有深入的认识和把握,从而为学生的专业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这对于基础美术教育和高等美术教育来说都具有至关重要的现实意义。 作者:金成辉 单位:铜仁学院美术与设计学院 当代美术论文:现代科技影响当代大学美术教育论文 一、现代科技影响下的当代大学美术教育 1.发挥大学美术教育的主体性价值功能 当代大学美术教育的主体性功能主要集中在教育功能、认识功能和审美功能这样三个方面的功能和作用。第一,就起大学美术教育的教育功能来说,“它的根本目标是培养全面发展的人。艺术教育承担着开启人的感知力、理解力、想象力、创造力,使人的内心情感和谐发展的重任。”换一种方式说,美术教育必须要做到“以人为本”,即:以人的实际需要作为出发点和归宿点,实现人之“主体性价值”。按照鲁迅所说:“美术可以辅以道德,美术之目的,虽与道德不尽符,然其力足以渊邃人之性情,崇高人之好尚亦可辅道德以为治。”总之,美术教育功能是陶冶人之情操,净化人之心灵,让人们的主体性价值得到积极地发展,从而努力成为一个“完整的人(席勒语)”。在这里,需要说明的是,人的主体性包括了两个方面:首先人是实践主题,其次人又是精神主体。所谓实践主体,指的是人在实践过程中,与实践对象建立主客体的关系,人作为主体而存在,按照自己的方式去行动,这时人是实践的主体;所谓精神主体,指的是人在认识过程中与认识对象建立主客体关系,人作为主体而存在,是按照自己的方式去思考,去认识的,这时人是精神主体。第二,就大学美术教育的认识功能来说,主要是指通过以艺术鉴赏为前提,去了解自然、认识历史、把握现实、体悟人生、扩大人生视野,以便获得智慧的启迪和指导生活的价值,不断向着新的意义攀升。第三,就大学美术教育的审美功能来说,它的目的首先不是为了获取知识,也不是为了接受教育的思想,而是为了人之身心愉悦,或者换一种方式说,它的首要任务就是要心身得到积极的休息,暂时摆脱外在社会的牵连,不与外在社会发生任何的功利瓜葛。因此,一件优秀的艺术作品呈现在人们面前的总是一个不与现实社会发生任何利害瓜葛的世界,可以使人摆脱生活的千疮百孔,体验不能经历的冒险、不能得到慰藉。从这个意义上说,一切艺术的最初动机都莫过于此,当然,这也无疑构成了大学美术教育中主体性的作用和重要性。 2.大学美术教育的主体创造性品格 当代美术教育对于创造性品格的强调在很大程度上有着急功近利的情况,从这个立场出发,大学美术教育的创造性品格其主要体现在主体性的不断超越,即:超越前人、超越同代人和超越自己。超越前人是大学美术教育的首要任务,也是每一个教育工作者整体所面对的任务,在他们的身后,是长长的过去,前人固然在教育方面有自己的创造,但过后却成为了过去、成为了传统。后起的美术教育工作者有权从传统中吸取养料,但却无法原本的模仿。所以,如果没有对前人的观点、理念和思想的创新,又何来进步,主体性的价值功能何以得到彰显呢?超越同代人是要求我们加强教育之间的交流和沟通,彼此之间相互学习,并借以启发灵感,激发主体意识的创造品格。所以,超越自己的是实现大学美术教育中主体性发挥的必要条件,也只有充分发挥大学美术教育的主体性价值功能,才能使大学美术教育的创造性价值和意义得到实现。 二、结论 现代科技对传统美术教育带来了如此巨大的冲击和影响,但是现代教育依然离不开科技的运用。从艺术教育角度看,全新的教育方法能够促使艺术手段培养的提高,使受教育者创作出有价值生命力的艺术作品。在这个过程中,如何解决高等美术教育的社会转型与主体性的被屏蔽、主体性的价值功能以及主体性创造意识的品格三个问题,将成为美术教育者新的课题。 作者:李华 单位:重庆三峡学院美术学院 当代美术论文:融入当代艺术的美术论文 1通过当代艺术的启发,使学生们更好地认识社会 生产力的提高提升了我国的国民经济水平,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使得人们在工作之余有了更多的兴趣爱好去追求,当代艺术的产生满足了人们的需求。当代艺术的群体十分广泛,而且包含的素材种类很多,可以根据群体的不同,人们思想的不同以及不同的生活习惯来进行大概的区分。在当代的艺术作品中有一些是高校学生很容易能够理解的,所以,在高校的美术教育教学过程中,学校及教师应当充分地利用这部分素材,进而使得学生们的艺术水平有所提高。由于社会的不断进步和发展,人们的生活也与艺术在不断的结合过程中,而当代的艺术更是对人们的生活产生着很大的影响。所以,将当代艺术融入美术教育教学中能够让学生们在学习及生活中更好地感受此艺术形式,通过对当代艺术的感受更好地认识了解社会,进而更好地融入社会。 2当代艺术的融入能够开拓学生的视野,提高学生们的包容能力,开阔他们的思想 随着中西文化的交流,在当今时代,我国的艺术也受到国外很多因素的影响,并将其以各种的形式体现了出来。正因为当代艺术的包容性,能够使得它同其他的艺术做到很好的融合,所以,这种艺术作品同我们的传统作品有着不一样的形式。例如,在绘画方面,科学技术的发展提升了当代的绘画方法和手段,如我们现在常见的激光手段、数字模拟信息等。因此,学生们必须要对其进行系统地全方面学习。而在美术专业的教育教学中,学科的专业知识交叉发展使得高校在美术教学中既要让学生提升自身的艺术水平,也要让学生自己探寻创新点和新的灵感。 3加深当代艺术的理解及运用,丰富教育教学方式 同其他时期的艺术相比,当代艺术有着非常突出的多元性以及评价性。如果学生们对于美术的知识没有学习透彻,很容易使其因为知识的不足导致见识方面的短浅和不足,对于很多美术知识的理解仅仅停留在理论层次而不能够将其实际的运用到日常的生活中。针对这类问题,教师可以采用一些设计以及做一些宣传活动等加深学生们对当代艺术的理解以及提升其运用能力。由于现当代艺术与传统艺术不同,这就需要教师运用自己的能力提升学生的审美能力和领悟能力,将正确的美学精神传达给学生。现阶段我国教育部门对于美术教学的重视程度日益增加,很多高等学府中设有美术学院和专业,同时美术教学的性质也由以往一元化的专业办学发展出了针对非美术专业的非专业办学,通过一些美术鉴赏课和实际的理解课对非美术专业学生的美术水平进行引导教育,这就极大地丰富了教学方式。 4运用新媒体,充分发挥创造力 在艺术创作的过程中,每一件作品的创作产生都离不开创新能力和创造性思维。只有突破思维及其他各个因素的限制,充分地发挥创作者的创新思维和能力,才能诞生出让人惊艳的作品。在我国传统的美术教育教学过程中,教师通常都是根据基础的理论来对学生们进行讲解授课,这使得学生们在美术的学习及创作过程中能够接触的只是一些普遍常见的材料及方式,单一材料及方式的学习很容易降低学生们对于美术学习及创作的兴趣,使得学生们对美术的情感层面受到影响,这种情况对于学生们长期的学习是非常不利的。时代的进步及科技的发展诞生了新兴媒体。而新兴媒体的产生对于此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极大的帮助。通过在教学过程中对新媒体的运用,在创作中就脱离了传统工具的束缚,学生们能够更好地将自己的想法和创作意图表达出来,能够充分地发挥他们的创造思维及创造力,对于提升学生们的学习兴趣及创作欲望有着很好的积极意义。因此,新媒体的出现对于现代的美术教育教学是非常重要的。在教学过程中,如果教师能够充分的运用好新兴媒体,那么学生在创作构思上就能够摆脱传统媒介的限制,更好地发挥创作思想。 5严格选取当代艺术,确保正确艺术观的形成 由于受到来自社会的各种因素的影响,在讲当代艺术融入美术教育教学过程中时必然会遇到各种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学生们应该保持正确的人生观及艺术观,避免受一些低俗思想及艺术等的影响,走上不正确的美术道路。为了确保能够对学生们的学习及生活有着积极向上的影响,在对当代艺术的内容进行选取过程中,教师要做到严格的把关,确保所选艺术高雅的基调,积极向上的意义,进而在学生们的学习过程中产生积极的影响,促进他们正确艺术观的形成。通过以上论述可以认识到,随着我国教育的不断改革及社会不断进步的推动,我国现阶段的美术教育也应当融入现代艺术的内容。通过对现代艺术内容的纳入及融合,能够使得学生们学习到更多的艺术知识,使得学校的美术教学有所提高,更好地完成教学目标,同时还能够让学生们更好地了解社会、融入社会,让学生们的学习及生活都更加的丰富多彩。 作者:林洁 单位:山西大同大学 当代美术论文:当代基础美术教育论文 一、美术教学中普遍存在的问题 1.师资力量薄弱,教法不得当。 “在今天的教学中,美术已经不再是一门独立的学科,它与其他学科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传统的教学方式已经不能真正体现美术的含义,无法发挥应有的教学效果”。大部分教师认为,美术只是教会学生画画即可,在课堂上拿出一幅画让学生照着画就行,用传统的教学方式进行传授,这种教学方式只能让学生学会了绘画,而无法真正体会到美术这门课的博大精深,更不能激发他们学习美术的兴趣。美术课程标准指出“美术不仅仅是一种单纯的技能技巧的训练,而应视为一种文化学习”,这就要求我们教师在教学中不仅仅要引导学生进行美术文化学习,更不能放弃知识技能的教学。只有在美术教学中培养学生美术兴趣、提高学生审美能力的同时结合知识技能的学习,才会提高学生的美术素养,从而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 2.教学设备不健全,学生学习美术的积极性低。 由于学校对美术教学的不重视,在软硬件的配置上也会存在着差异。有的学校虽然能够按照国家课时计划标准开设美术课,可是受到中高考指挥棒的影响,很多学校少开或者某些年级不开美术课的情况也屡屡发生。有的学校就算开设了美术课,也形同虚设,经常被其他主课老师无情占用。同时,学校的教学设施,对能不能有效的推进美术教学也很重要,因为现实中教学环境及设施的差异的确存在着。再者由于大部分学生为了在学业上取得好成绩,往往牺牲娱乐时间去学习功课,这样一来就更没有兴趣去学习美术甚者其他主修课以外的课程了。很多学生在上美术课时候选择做其他课程的习题,他们认为有学习美术课的时间,不如去完成其他科作业,提高其他科的成绩,因此学生学习美术的积极性大幅下降,对美术学科的优势不予理睬,长此以往学生的审美修养和情操陶冶又如何提高? 二、美术教学中存在问题的相关对策 1.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美术的积极性,培养学习美术的兴趣。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当学生对一件事情产生浓厚的兴趣时,学习效率也就会跟着提高。我们要培养学生学习美术的兴趣就得了解学生,因材施教,允许学生个性的自由发展,允许学生兴趣的不同方向,承认学生存在的个体差异,承认学生对知识掌握的速度有快有慢,接受知识的能力有强有弱,给学生以充分的尊重,从而培养其学习兴趣。另一方面,也可从课堂活跃度来提高学生的积极性,让学生在课堂娱乐中对美术这门学科产生浓厚的兴趣,从此更加热爱美术。如:当我们在课堂上要求学生临摹一幅书中的国画作品时,有的同学要求画竹子,有的要求画荷花,这时教师应毫不犹豫很爽快地就答应他们的要求,因为如果这时候很强硬的拒绝他们,硬要他们统一作业,虽然他们会按照教师的要求完成作业,但他们可能就因此丧失了学习的积极性,丧失了一些对美术的兴趣,自然也不会体验到美术学习过程中的愉悦。在教学中能够充分尊重学生意愿,在许可的范围内向学生“妥协”一下,不失为一种明智的选择。 2.加强学生、家长和学校的沟通。 英国心理学家斯宾塞曾经说过:“没有油画,雕塑、音乐、诗歌以及各种自然美所引起的情感,人生的乐趣便失去了一半,这就会给各种疾病的入侵洞开门户”。美术教育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是由于受到应试教育的影响,很多家长认为美术对孩子的未来是没有用的,并不能帮助学生上一所好的大学,找一份好的工作,他们会为学生设计好一条最省事最高效的学习计划,会把什么有必要认真学,什么不必花时间去学分的清清楚楚。家长的言行早早就植根于孩子的脑海里,使他们受到影响,从而不重视美术课程的学习。这就需要学校和教师不断努力和家长沟通,让他们认识到美术教育的真正作用,改变对美术教育的看法。社会在发展,时代在进步,我们需要的是各方面都有能力的专业人才,而这不仅仅是体现在分数上。因此关注学生基础教育的同时,也要注重素质教育,培养综合能力。除此之外,还应鼓励学生寻找自己的兴趣爱好,给予他们信心,营造好学习的大环境。 3.提高教师专业素养和教学技能。 教师在学生美育的培养中也占很大一部分因素。教师应全面把握教材,灵活运用。在教学中应突出美术学科的特点,而不能把它上成了语文课、历史课;要把握好教材并灵活运用,不一味的照搬教材,可以根据学生的兴趣来设计自己的课堂,这样将会大大提高学生学习的兴趣,也更容易让他们吸收理解,从而在潜移默化中提高学生的鉴赏能力和艺术修养。 4.将美术纳入考核范围。 美术课是学生健康成长的必修课,它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人在出生时候并不具备审美能力,都是通过后天的学习和培养才一点一滴建立起来的。古往今来受到科举考试制度的约束影响,学生们都已经习惯了通过考试成绩来衡量自己学习能力和左右自己的学习爱好。如果将美术纳入考核范围之内,学生就会主动尝试了解美术、学习美术。只有这样学生才能更多的联系实践,可以督促学生学习美术,端正学习美术的态度。美术教育是时展的需要,对学生未来的发展有很大的影响。其教学目的以培养学生的审美情操、人文素养为基本。通过对学生进行美术教育,以学生的学习与发展为目的,满足学生的心理需求,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最大限度地激发学生的学习潜能,为学生今后的全面发展奠定一个良好的基础。 作者:付川 单位:河南省信阳市浉河区信阳师范学院 当代美术论文:高校美术社团中当代艺术探究 一、引言 五月的上海理工大学,校园一片生机,一群学生兴致地收集着地上的叶子、干枝、花瓣,在这有序的收集摆置过程中慢慢创作呈现出一件大地艺术作品。学生计划用红、黄两色叶子铺成一条百米长的红色“地毯”,以此作为欢送毕业生和迎接九月新生的一个印象。目睹着参与学生的增多,笔者不禁感叹艺术的魅力和凝聚力。 二、高校社团 (一)高校社团的历史 社团作为高校素质培养体系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已历史悠久。公众较为熟知的国外名校社团有哈佛的文学社,牛津的辩论社,剑桥的体育社团,它们均以培养学生的领导艺术、团队合作、人文素养等素质为目的。我国高校社团也有着光荣的历史。革命时期,高校社团以集会、演讲、宣传唤醒众多国人昏睡麻木的灵魂;建国后高校社团除了爱国宣传之外兼具提高国人素质、丰富学生生活的功能;新世纪,高校社团延续着辉煌,丰富着校园生活,完善学生人格,培养着学生综合素质。 (二)艺术社团在社团结构中的位置 1.艺术类社团的特点以理工类高校为例,学生普遍缺乏艺术素质的培养。在义务教育和高考压力之后,学生在自由的学习气氛中追求理想和真知,内心对艺术更为渴望。艺术是公认的精神食粮,除了艺术熏陶,也是缓解课业压力、精神疏导的有效手段。一方面,满足学生对于丰富生活的需求,给予其对“美”的认知和引导。上海理工大学的音乐社团,它是“上理人”的骄傲,多次荣获各项大奖,代表上海高校出席各大音乐盛典。荣誉伴随着社团逐渐成长,它的存在不仅满足了教学,也成为校园年青人的一种精神和象征。学生在参与过程中不仅仅是表演的体验,更重要是来源于舞台演出的成就感,这种价值的实现是“课程、分数、奖学金”所不能够予以的。同学们已不简单满足于单一的自我价值实现,多元、多重、多层的自我认识是人格完善的重要方面,而正是音乐的魅力使社团“向心力”式地吸引着众多目光。另一面,正当的社团活动能正确引导学生的课余学习生活方式,避免他们将精力过多地放在诸如网络游戏等“娱乐鸦片”之上,而艺术是良好的沟通渠道,以艺术的方式引导学生健康生活也是艺术社团存在的一种必要性。 2.上海理工大学美术社团目前上海理工大学美术类社团有油画社团、陶艺社团、创意设计社团和实验艺术社团,给学生创造了开阔自由的艺术空间。从绘画到陶艺雕塑、从设计到当代艺术学生可以自由、多样地选择。教学模式以讲授到实践再到展览,同学们亲历艺术创作的整个流程。理工科学生擅长理性逻辑思维,在专业基础上的进行艺术拓展,既是平衡又是互补。 三、当代艺术进入美术社团的优势 生活中人们普遍对绘画逼真写实,不需主观解读只需客观接受的作品归类于“好”艺术。虽然当代艺术是当下最热门前沿的艺术分类,但大众对当代艺术的了解甚少且存有诸多误解。如认为当代艺术中的“行为艺术”只有裸露、血腥、暴力。传统艺术都尚未普及,当代艺术似乎离大众更加辽远。笔者作为上海理工大学实验艺术社团的辅导教师,将社团重心定位为当代艺术的普及与推广。在当代艺术的影响下,学生天马星空式的创意火花不断释放,这不仅是教学的结果,更是艺术和生活的连和,以下几点为当代艺术进入高校美术社团的优越性。 (一)政策支持 去年十月主席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强调“文艺是时代前进的号角,最能代表一个时代的风貌,最能引领一个时代的风气。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文艺的作用不可替代,文艺工作者大有可为。”在国家的支持下,中央美术学院、西安美术学院、天津美术学院先后建立实验艺术专业,专业的成立将以往徘徊民间的当代艺术带入象牙塔内,名正言顺的成为高校艺术教育的一部分。这些政策的扶助给予艺术教育方向性的指导,成为高校美术社团工作方向上的一面旗帜。 (二)当代艺术与绘画基础的关系 当代艺术因观念而生,对美术基础的要求不同于传统美术学科。传统的油画、版画、雕塑等专业需要素描色彩等造型基础的垫基,但扎实的基础需要时间的积累,这就给理工类高校带来了限制。一方面,学生会因这些前提要求止步于社团;另一方面,枯燥的基础训练会影响他们的兴趣从而造成部分成员的流失。成功的社团源于人气和士气,没有气氛和兴趣,组织框架再优越也会无米之炊。而当代艺术可以较好地适应以上情形,没有基础的同学在学习当代艺术并创作作品时,可以规避基础训练直接入手。这是由于当代艺术中的后现代主义流派,如“行为艺术”“大地艺术”“装置艺术”以及“观念艺术”等等都无需过高的绘画基础要求。当代艺术更看重作品的观念性,而“观念”正是大学生思想活跃的发泄口,让学生带着创意的头脑融于艺术之中,拉近大众与当代艺术的距离。这种所谓的“降低门槛”对于当代艺术进入高校起着推动的作用。 (三)人多力量大 当代艺术强调观众的参与性并注重人与作品的关系,如观念艺术大师博伊斯的作品《七千棵橡树》,行为艺术大师玛丽娜.阿布拉莫维奇的《节奏0》,都是强调与观众的互动,观众的参与成为艺术创作的一部分。艺术家巧借“观众”完整自身作品,这是传统美术门类难无可比拟的。上海理工实验艺术社团今年展览主题为“大地艺术”,在教师的辅导下,学生们创作了一系列与校园生活相关的艺术。其中由十几位社团成员,三十多位参与路人联手打造的百米长的红色地毯最为倾耳注目。路人在了解作品创作动机后的主动加入说明该作品已具备观念性,适合参与和推广。 (四)解读中寻找艺术价值 当代艺术的许多作品需要观众自己去解读,这有别于传统绘画前观众的被动体验。传统架上作品,观众立足作品前,只需要视觉信息的接受,而当代艺术则更需要给观众思考空间,有时更要调动观众的情感去分析。如实验艺术社团第一届学员作品《刺》,方案来自一个社团学生的内心世界,周围同学们认为该同学过于冷漠、难以相处。学生反思自己的行为,“冷漠”实质的自我防御,像刺猬的“刺”保护自己,但同时也在伤害自己,如同封锁的内心也渴望与外界交流。学生将图钉粘黏衣着的正反两面,于是黑色外套、T恤、鞋子的里外均满布了图钉。观众在展览现场,首先被炫酷的外表所吸引,接着小心地触碰,但始终保持与“刺”的安全距离。观众的行为和作品的观念相互契合,作品得到了周围肯定,这是该生首次经历艺术创作获得了关注和认可,对他而言创作艺术本身也是寻找自我价值的方式。 (五)让生活更时尚 艺术被大众认知为高雅的化身,而当代艺术无疑是现当下最热门的艺术关键词。社团学生接触当代艺术后,逐渐认清了公众对它的歪曲。笔者明显感触到了学生的这一蜕变。在组织学生观展的过程中,他们的主观解读和相互讨论都再现出当代艺术的感染力。从对当代艺术的质疑到接受再到认同,学生发出自己的声音,自己去评判作品,这实际就是当代艺术的普及宣传。心中揣着一把“美”的尺度表去观察所接触的事物,让当代艺术融入自己的生活,优化精神品质,前卫时尚地生活。 四、小结 艺术的界限是宽阔的,艺术的境界是崇高的;艺术是文雅的、艺术也是平等的。为了更好的让学生用艺术的目光阅览生活,当代艺术进入社团,进入了象牙塔是必要的。 作者:刘晓峰 李花 吴学聪 单位:上海理工大学出版印刷与艺术设计学院 江汉大学 当代美术论文:当代美术中的艺术创作 本文作者:孙昊 单位:江南大学设计学院 当代艺术作为一个模糊、非特定的文化概念、包括了各种形式的观念、态度、知识、行为的变化。当代艺术不是一个具体的艺术风格流派,它脱离了传统艺术评论对艺术现象的划分,其发展中的不稳定性决定了含义的多样性,也就决定了当代艺术存在方式的多元化。 一、艺术创作中“多元化”的定义 当代艺术思维,主体来源于西方强势工业文明。现代西方文明兴起于文艺复兴,发展于工业革命,转折于两次世界大战。当代艺术的思想以及其作用的当代艺术大致兴起于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由于战争的刺激,工业生产在战争中得到飞速的发展,极深远地影响了战后的社会生活。社会发展的加快,需要更多模式化的物品。人类每天的生活都会跟这些带有同一个特征物体接触并受其影响。因此,无论对现实社会持何种态度,现代工业社会对人类思维以及艺术思想的影响是无庸置疑的。而这种影响具体反映在艺术创作中开端于“波普”。在当代,这种多元化元素表现得日趋隐晦与含蓄。物质在变化,信息在传达,社会的多元化对每个生存其中的个体产生了有区别的影响,这种区别影响着艺术思路在一步一步发生转变。 二、多元化内核的发展与演变 1.极简元素形态下的多元化及其运用方式的变化。 有两个关键点。其一是元素符号的形态,其二是对元素符号的使用方式。这两个关键点如何变更,决定了“多元化”对于当代艺术所起的效用如何变更。POP中以安迪•沃霍尔为代表的以商品为本体的元素。而欧普艺术中的元素则点与线。这是元素一种质的变化。这种极简主义的符号使用方式产生了由欧普产生出来,并延续到当代。这事实上就是一种提炼本质元素,进而反复使用的方式。其使用多种元素并排列的基本方式却是显而易见。在元素的抽象分离提炼产生极简元素之后,社会元素本身的符号化意义被削弱了。这种分化的结果是,元素必须依靠更为大量的变化来完成价值的建立。 2.极繁元素形态下的“多元化”及其运用方式的演变 与欧普艺术对元素的建立思路背道而驰的,是照相写实。照相写实在对元素符号的建立规则上,走向了极繁的形态。在这种形态下,元素本身的价值已经接近或者等价于艺术品本身的价值。 三、对当代艺术发展的可能和影响 艺术思路在任何自由的时代,其发展都是在不断被社会左右的同时试图去反省、辨证。在当代,“多元化”的艺术创作中日渐趋于隐含于内敛,艺术家们在利用它的同时不断尝试着对它的改造。从元素的形态上,从重复的方式上,都在不断发生着变化。但是,“多元化”的内核始终如一。 当代艺术格局的建立所依赖的是一对矛盾所构成的支柱。从深层意义上来看变革事实上是文化和观念上的变革,无论什么样式的油画都会有一种文化认识作为灵魂,对于有一些艺术家来说这种认识建立在意识的层面上,对于另一些画家来说认识则是建立在无意识的层面上,他们一起构建了这一对矛盾,即对于审美的认可与否,进一步则引伸为对于油画语言在油画中的地位的认定与否。当代中国艺术已越过了技术层面更加广泛深入地参与了当代文化,与当代文化的融会加之其内在的矛盾使中国绘画显得扑朔迷离难以琢磨。但多元化给不同气质的画家提供了多方面探索发展的可能性,传统的单一具象语系的写实造就了一些艺术家,但是却断送了另外一些艰于塑造而敏感于纯粹形式的人,而当代的艺术间可以自由地以自身的情感和精神需要以及审美偏爱作为选择的依据切实地促进了艺术创作。但是多元化也同时冲垮审美的价值体系和真善美理想成为滋生不良艺术方向和异化艺术的温床,这一对矛盾正是在文化多元化与艺术多元化的基础上日趋成形并凸现,同时多元化也成为矛盾双方相互依存之理由。由于各方面的作用综合而致使一部分艺术家否定审美以及表达它的媒介———语言在视觉艺术中的第一性的地位,他们认为油画应该放弃审美作用或淡化语言更加关注社会和文化。对于审美或者语言在艺术中的地位以及艺术之社会功用前人皆有描述。对于“美”这一概念最早的文献荷马史诗《伊里亚特》和《奥德塞》就已提出,之后这一概念被柏拉图玩味得炉火纯青。中国六朝时期的理论家谢赫在它的著作中就曾说过绘画的社会功用“图绘者,莫不明劝戒,著深沉,千载寂寥披图可鉴”。 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也说过“绘画的任务———表现活生生的人的精神与他们最内在的东西”。十八世纪的法国文艺理论家狄德罗也自信地指出“……这些艺术都以模仿自然为目的:雄辩术和诗用的是词语;音乐用的是声音;油画用颜色和画笔;素描用铅笔;雕塑用凿子和胶泥……”。而中世纪和后来的一些宗教画家则坚定不移地认为艺术行为以及产品皆是为了荣耀上帝。受时代以及文化和诸多因素之局限,到当代美术产生以前人们总是使艺术“它律”即负担着艺术之外的某些任务,而未臻达艺术“自律”的境界。尽管如此他们也没有否定纯粹的造型元素即形式的运用在视觉艺术中的重要性,而仅仅是把艺术本身与其功用对立起来。二十世纪初的英国哲学家克莱夫•贝尔在他的论著《艺术》中系统地论述了“艺术就是有意味的形式”这一观点,为现代艺术的发展在理论上铺平了道路,尽管贝尔的理论并非唯一而绝对的权威,但他的艺术自律论的确是一块不可磨灭的里程碑,因为它影响了二十世纪的一百年,明确了艺术语言是表达审美感情的最重要的中介。 当代艺术界有一部分画家在有意识或无意识的层面上都流露出他们否定审美的第一性否定语言或淡化语言的倾向,观念艺术和中国波普是其中最重要的表现。中国波普艺术很难与观念艺术截然分开,它们直接导致了油画艺术的粗糙与拙劣。通过油画艺术而表达某种观念或形上概念绝非今日之创新,历数每一个大师,他们的作品从广义上说在潜意识的层面上都隐喻着美与善的观念,而且是通过恰如其分的自然流露的方式而非强调的方式来表达。十六世纪的尼德兰画家勃鲁盖尔的某些作品以及拉菲尔前派画家的作品都倾向于去强调某种观念或者表达某种寓意,他们的作品与当代的观念油画的区别就在于,他们的作品在表达观念或寓意的同时没有淡化语言否定语言,因为观念和语言本身是不矛盾的,视觉艺术所能负载的思想观念上的信息量是极其有限的,与语言文字相比就显得幼稚而简陋,因为艺术的本质不是实用的也不是认识的。大师之所以成为大师的根本所在并非因为表达了某种思想观念,对于视觉艺术来说只有语言的大师而没有情节的大师和观念的大师。视觉艺术之所以能介入文化依赖的也正是审美和它的中介———视觉语言。当代中国油画界中存在的否定语言的不和谐音并不是偶然的,这自然又有当代社会文化的深刻背景。二十世纪中叶,科技的发展导致了视听媒介的日新月异,大众文化蓬勃兴起,它主要是指与当代大工业生产密切相关(因此往往必然地与当代资本主义密切相关),并且以工业方式大批量生产、复制消费性文化商品的文化形式。这种文化形式与大工业生产溶为一体,以公司规模的行为去开辟文化市场,这使得畅销小说、商业电影、电视剧、各种形式的广告、通俗歌曲、休闲报刊、卡通音像制品四处泛滥。它从根本上侵蚀了文化和社会、文化和经济的关系,对当代的社会、文化、艺术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并一步一步蚕食精英文化,今日之明星已由昔日之思想与精神的承载者转而变成传媒包装下的产品。在这样的背景下,油画艺术自然难逃被侵蚀和异化的命运,于是最能与大众文化沆瀣一气的波普艺术和观念艺术应运而生,远离审美的范畴以一种极其粗糙的具象写实的形式,借助观念形态直接表现艺术家对社会的感受与评价,这种艺术形态是典型的大众文化与商业文化的副产品,但是部分中国艺术家却忽略了中国的国情与现状为了与世界接轨而不加考察地以功利之心驱猎奇之手生搬硬套。简略地回顾油画或视觉艺术地发展史就会发现,艺术潮流大致有两种即代表艺术发展的真正方向或否,潮流的性质往往需要历史来验证,百年潮流对于历史来说仅仅是一瞬。 当代美术论文:外师造化观念对当代美术教育的影响 摘要:“外师造化,中得心源”是唐代画家张提出来的绘画教育观念,即艺术创作要师法自然,并按照自己内心的主观体验进行。“外师造化”的教育观念在中国的美术发展历史中始终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在现代的美术教育中,更要辩证地认识“外师造化”,在继承的基础上加以创新,从而服务于现代化的当代美术教育。 关键词:外师造化;唐宋美术;美术教育;开拓创新 唐、宋是在中国历史上具有重要文化影响的两个朝代。在相关文治政策的影响下,官方与民间都形成了注重文艺的良好氛围。这一时期涌现出大批名垂青史的艺术人才,留下了大量的传世佳作。与魏晋南北朝时期“晋尚韵”、传神论的艺术审美特点有所不同,唐、宋时期的美术更加注重求真,以写生和写真为主要形式,而“外师造化”便是对这一时期美术绘画教育观念的归纳与总结。 一、“外师造化”教育观念的形成与内涵 “外师造化,中得心源”是唐代的艺术理论,其归纳了艺术创造的特点与含义,在当时及后世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一)“外师造化”观念的提出 “外师造化,中得心源”这一观念是由唐代的理论家、画家张提出来的。张,字文通,曾担任过翰林学士,以文学闻名于世,善画水墨山水画。《唐朝名画录》描述他的山水画:“则高低秀丽,咫尺重深,石尖欲落,泉喷如吼。”“欲落”“如吼”淋漓尽致地体现出了张笔下山水的真实感。“外师造化,中得心源”是张几十年来美术经验的重要结晶,也是他的美术教育观念。虽然这是张留给后人为数不多的美术理论,但却形成了唐、宋时期绘画教育观念的重要内涵,使当时众多画家的写真师法得以归纳,从而成为中国绘画史上的不朽名句,历代的艺术家们都在不同程度上继承和发展了这一绘画理论,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 (二)“外师造化,中得心源”的文化内涵 “外师造化,中得心源”是对绘画中主客观关系的概括。“造化”是客观世界,即指大自然;“心源”是艺术家内心的感悟体会;“师”便是学习的意思。“外师造化,中得心源”的意思就是艺术创作要师法自然,画家要认真观察大自然中的客观事物,从大自然中汲取创作素材,并且还要按照自己内心的主观体验和感悟去进行创作。艺术家在从事艺术活动时,首先要师法自然,作品要能反应出自然界的客观真实,但同时又不能机械地摹拟自然,而是要源于自己主观真实的体验感受,表达出自己对自然和生活的态度和情绪。“师造化”是“得心源”的基础,“得心源”是“师造化”的升华,只“造化”很可能会造成机械的复刻产生没有任何情感色彩的作品,所以更要融入“心源”,通过主观上的“心源”来表现出客观上的“造化”。“造化”与“心源”这一客、一主的相互作用才是完整的艺术创造过程。 二、“外师造化”在唐宋美术中的发展运用 唐、宋时期的画坛非常活跃,其审美特征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求韵”形成了差异,重视求真写实。“外师造化”这一思想在唐宋绘画进程中成为绘画教育观念的中心内容。 (一)唐代美术中的“外师造化” 唐代是古代绘画艺术发展的一个高峰期,在绘画题材上着重记录了一些重大的政治事件,由此可以看出唐代绘画写真写实的特点。《步辇图》是唐代画家阎立本所绘的一幅历史画,真实地记录了唐太宗李世民接见使者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重大事件。被称为祖师的吴道子有写生十六册,张彦远《历代名画记•论山水树石》说:吴道子“往往于佛寺画壁,纵以怪石崩滩,若可扪酌。”由此可见,吴道子描绘下的对象所具有的真实感。韩是盛唐时期的鞍马画家,有一次玄宗让他师法陈闳,韩却称:“臣自有师,陛下内厩马,皆臣之师。”韩以活马为师,自然中的真实物象就是最好的老师,这是韩不因循前人而师法自然的艺术主张。 (二)宋代美术中的“外师造化” 李成的山水画在北宋被誉为“古今第一”,他以画寒林平远著称。寒林平远就是画家关注季节气候,强调近景中景由近及远按照比例缩小的方式来描绘景象。范宽也是被称为中国山水画发展史上“百代标程”的山水画家,其亦强调师法自然造化。他认为:“前人之法,未尝不近取诸物,吾与其师于人者,未若师诸心。”与其师法前人,不如师法自然,范宽认识到外师造化的重要意义,所以为了能描绘出真实的北方关陕地区的山水面貌,范宽常年深入终南山、太华山之中,每有所得即“为山传神”,被誉为“得山之骨”。范宽的《溪山行旅图》是中国山水画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杰作,淋漓尽致地描绘出行旅山下的主题,使人有种身临其境的感受。李成和范宽都是在忠实客观自然的基础上,以“外师造化”作为美术绘画创作的理念,为山水画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把北方山水画推向了新的水平。 三、当代美术教育中的“外师造化”观念及发展 写真、写实的艺术审美不管是在古代还是在现代都一直影响着美术教育的发展方向,唐、宋“外师造化”的美术理念也对我们当代的美术教育及考试制度产生着潜移默化的影响。 (一)现代美术教育中的“外师造化”现象 是否“外师造化”,通俗来讲就是像或者不像的问题。在现代的美术教育教学中,像不像仍然是很多教师评价美术作品优劣的重要依据。尤其是在中、高考的美术中,这一特点就更加明显了,因为越是写实程度高,越是“像”的作品,在考试中就越有可能得到可观的分数。在这样的考试制度下,美术没有其他方面过多的要求,不需要加入太多的个人主观情感,只需要对物象进行客观的写实即可。这与儿童时期的美术形成了一定的差异,儿童期的美术写实性不强,但是美术作品都是儿童个人的生活经验与感受的体现,更强调“中得心源”;少年期的美术写实特点比较突出,但个人的情感色彩相对少一些,更强调求真与写实。虽然各时期儿童美术表现的侧重点有所不同,但是在现代的美术教育中,都普遍存在着“外师造化”的现象。 (二)“外师造化”与开拓创新 自古至今的美术中,“外师造化”一直是评判美术作品好坏的重要依据。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尤其是在素质教育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的今天,写实写真已不能作为美术的唯一标准,而更应该强调美术作品的表现形式与内容的多样化,强调具有想象力、创造性的画面。“外师造化”固然重要,但新世纪下的人更应该具有创造的能力。“外师造化”尽管有许多可取之处,但是对于年轻一代的接班人来说,机械的写实求真会使人变得不知变通,惰于思考,只是一成不变地按照客观物象进行复制描摹,而失去大脑的活跃思维。中国儿童心理学家和教育家陈鹤琴的“活教育”理论中就强调过培养儿童创造力的重要意义。陈鹤琴认为,儿童的创造能力是需要培养的,他们本来就具有非常强的创造力,只不过惯于因循守旧而惰于创造。所以只要善于教育,加强对儿童的启发与诱导训练,这种创造力是可以培养起来的。在现代的美术教学中,更应该重视开拓创新的重要意义,在“外师造化”的基础上强调“中得心源”、开拓创新,重视培养学生的创造精神和能力,让学生敢于创新并且乐于创新,而不是局限于对物体表象进行的单纯复制。启发创造性原则是美术教学的重要原则,即在美术的课堂教学中,通过教师与学生一教、一学的双向活动,激发学生对未知领域的探索精神,培养他们的想象力以及创造性人格。《普通高中美术课程标准》凝练出来的美术学科的五大优秀素养中,有一条就是创意实践,即要求学生养成创新的意识,能够创造出有创意的美术作品。从低年龄段到高年龄段,创造能力都作为一项重要的优秀素养被加以强调。在当今的教育中,想象力与创造力越来越被社会各界所重视与接受,美术作为一门蕴含着丰厚人文精神的学科,在美术教学中便更要重视学生创造思维的培养,不仅仅要写实求真,更要有自己主观能力上的开拓创新。尤其是对低年龄阶段的学生而言,美术教师更要注意培养他们的创新、创造能力,鼓励他们按照自己的想法大胆地进行创造,不受客观写实对象的干扰,因循守旧。儿童的创造力难能可贵,身为一名美术教师,我们要悉心保护这种创造力的种子,保护他们对世界的奇思妙想,给他们足够的创作空间和安全感,让他们能够大胆、自由地开拓创新,而不是再以像或者不像为唯一标准来评价他们作品的好坏,限制他们的发散性思维。正如现代美术教育家林风眠所说:画鸟像只鸟,那又何必画呢?在刚开始教学实践的时候,面对绘画跑题的现象或者是图像不完整的情况,比如说没有尾巴的老鼠,或者是腿长错了位置的蚂蚁,我也许会干涉他们,教导他们根据物体真实的样子进行改正。后来回想一下,这些不都是孩子们天真童趣的表现吗?为什么一定要让他们画出真实物体的样子呢?儿童的美术教育就是要让孩子们能够通过画面留下他们成长的印记,能够通过美术这一途径表达出他们对于客观世界的感受与自己的想法。如果机械地将世俗的、不知变通的观念强加给他们,逼迫他们画出具有写实特点的图像,那便是对孩子天性的扼杀。罗恩菲德也曾指出,教师不应该对学生横加干涉,而应尽量向学生提供自我表现的机会。所以在美术教学中,教师应该学会大胆地放手,减少对学生作画方法与内容的干涉,不要对孩子的作品进行过多的指导或者评价,让学生们能够按照自己的意愿大胆地表现出自己的内心世界,表现出自己对这个世界的感受与体会,无拘无束地进行艺术创作,即便是画那些也许是大人所不能理解的、与现实毫不相关的图形。正如毕加索在《我不寻找,我见到》中所指出的:绘画有自身的价值,不在于对事物如实的描写,人们不能光画他所看到的东西,而必须首先要画出他对事物的认识。“外师造化”与开拓创新是互为表里的两个范畴,在美术中两者的运用不能过于绝对化,要根据具体的实际情况辩证使用才不会走上极端。总而言之,“外师造化”的教育观念在中国的美术发展历史中始终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在现代的美术教育中,更要辩证地认识“外师造化”,在继承的基础上加以创新,从而服务于当代美术教育。 作者:刘楠 当代美术论文:莆田工艺美术的当代性与地域性 信息时代下莆田工艺美术产业现状综述 工艺美术产业是莆田市传统支柱产业之一,经过长期发展,已经成为特色鲜明的区域经济产业。2016年4月28日至5月3日,第十一届中国海峡工艺品博览会的举办吸引了大量外界资金的流入。此外,据统计去年艺博会实现签约总金额6.87亿元,比增11.5%;实现产品交易额2.51亿元,比增8.8%,工艺美术行业呈现出蓬勃发展的态势,近几年产业总值居全市行业产值榜首。开启工艺美术品牌特色发展之路每一种产业都有其自身的特色,工艺美术行业应致力于将艺术价值与商业价值相结合,人们生活水平不断提升的同时对于工艺美术品文化、审美层面需求也在不断加大。如何将莆田工艺美术行业引向更全面发展的道路?这就需要人们在探索产业特色的同时深入挖掘地域文化优势。莆田地处福建东南沿海中部,是闽中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地域文化深厚而鲜明,其中妈祖文化就代表了莆田海洋文化的重要特色,将工艺美术融入地域文化是莆田工艺美术一大特点。从产业自身来讲,莆田工艺美术借鉴其它发达地区文化创意产业的成功经验,在政府等相关部门的领导下,结合国家海西建设的相关政策和自身实际,正实施着合理有序的发展。 莆田工艺美术产业的当代性研究 1.营销方式的现代化。当今社会,信息成为重要战略资源,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必然会对市场营销产生深远的影响。利用多种形式的传播媒体提高传播能力,积极利用网络媒体等作为推广介质,常见的有利用flash或是请当红明星为其代言等都可以作为吸引消费者目光的营销方法。2014年,经国家八部委批准,莆田被列为“国家电子商务示范城市”,2016年8月8日,莆田举办首届互联网+工艺美术文化高峰论坛。莆田工艺美术在营销过程中利用互联网技术优势关键在于企业要主动拥抱互联网与电子商务,实现工艺美术营销模式的变革。积极鼓励营销创新,用网络拓展市场,促进电商融合,抱团营销等这一系列举措势必会助推莆田工艺美术产业的网络营销发展到新常态,真正实现莆田工艺美术营销方式的现代化。 2.注重精神内核的表现。莆田宗教信仰盛行,民俗活动众多,以宋代民间形成的妈祖文化信仰为优秀,形成世界级影响的民俗活动。此外还有明代林兆恩创立的三教合一的“三一教”。莆田工艺美术的特色之一便是与中国传统儒道释文化结合,因此将作品的设计加入更多的文化精神才能使作品经得住考验。此外,由于信众遍布全球,莆田工艺美术品可适当融入西方文化和思想,生产出更个性化的产品。依托工艺美术品,融入地域文化,在工艺品的设计理念中蕴含古典气息又不失现代元素是当下莆田工艺美术在产品设计中值得深入思考的。 莆田工艺美术产业的地域性研究 1.关于莆田工艺美术地域特色研究,以“仙作”家具为例。“仙作”家具产自于"中国古典工艺家具之都"——仙游,其民间艺术源远流长,深厚的文化积淀为创作提供无数的灵感来源。莆田雕刻以精微透雕和圆雕著称,“仙作”家具将二者演绎的淋漓尽致。其次,仙游古典工艺家具巧妙地融合了传统国画艺术,根据对仙游县的文化研究发现,艺术家李耕、李霞和郭怀等都为“仙作”家具的创作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再者,“仙作”家具还是对明式家具“简、厚、精、雅”特色的延续和创新。 2.关于莆田工艺美术的地域局限性研究。莆田工艺美术发展还存在较多局限性因素。从产业布局方面讲,莆田工艺美术行业,除了几个大型的企业以外,多数的生产者都是以小作坊为主,其整合的效果不佳,脱离市场的规模化运营模式而单独发展难以获得长久性的成功。此外,政府引导大都侧重市场需求,对传统工艺的研究宣传缺乏前瞻性规划;从技术方面讲,莆田市工艺美术发展本身拥有良好的文化背景和技术支撑,众多的艺术人才和当地特有的文化素养是创作的动力,早期的手艺人拥有精湛的技术和独特的构思,而随着老一辈手工艺人的老去,新的工艺美术从业者未能完全接班,某些手工技艺出现后继无人的局面;从原料方面讲,以“仙作”家具为例,木材再生速度慢,且对生态环境造成一定影响,“仙作”家具讲究大量使用名贵木材,原料的限制必然导致产业发展受阻;从种类方面讲,莆田工艺美术整体偏传统化,自主创新意识不足,原创的高艺术附加值的产品少,工艺美术从业者应该审时度势,结合时代元素,放眼全球市场,生产出更多更现代化的产品,满足大众需求。 3.加大对莆田工艺美术地域特色的保护人们的消费观随着机械化生产的出现发生了重大变化,工艺美术的地域特征正在逐渐衰退,因而对莆田工艺美术的保护迫在眉睫。莆田市工艺美术产业包括木雕、玉雕、石雕(含寿山石雕)、铜雕、宗教雕塑、古典工艺家具、油画框业、金银首饰、漆器、工艺编织等十大门类,是手工艺术品的代表。当今时代下,科技促进工艺创新,加快其生产的效率,如雕塑中利用3D打印技术快速打印成型,制模后通过程序控制进行雕刻制作,表面上带动产品的快速更新换代,但从本质上是对传统手工艺的否定。因而,加强手工艺术品价值的宣传和技艺的保护,将手工艺术的珍稀性、新奇性展现给大众,激发人们对工艺美术地域特色的保护热情。 莆田工艺美术产业的发展方向 1.从技术材料层面讲,传统的技艺之所以要保护和传承,一方面由于手工艺术品本身拥有精良的工艺,代表着艺人的灵魂所在。另一方面在快速消费的时代背景下,批量生产出来的艺术品,在人文性方面与传统手工艺术品远远无法相比。保持工艺美术品制作质量的前提下加入时代元素,提升从业者们的审美认知能力,进而实现工艺美术产业发展的传承和更新。莆田工艺品材料相对传统而单一,因此在设计制作中可以针对不同的题材、形式选择不同的材料,甚至可以多种材料综合运用,这样既丰富了表现形式又能使材质上形成鲜明对比。 2.从文化层面讲,在科技发展的冲击和工艺美术地域化衰退的情况下要从完善自身和创新理念做起,加强地域文化的保护和传承,加大研究和推广力度,如对拥有世界级影响力的妈祖文化进行大力的推广和宣传,工艺品在构思中围绕妈祖信仰背后所隐含的民俗、历史、宗教等文化体系进行创作,最终实现地域文化保护与工艺美术产业发展的双赢局面。 3.从表现内容形式层面讲,莆田工艺美术品大都与宗教信仰和民俗活动相关,迫切需要表现时代特色的创作题材,如自然景观、风土人情等。另外,莆田工艺美术品表现形式中也可以融合现代设计理念,通过解构、归纳、抽象概括等创作手法,拓展多维度的表现空间与层次,形成具有时代特色的艺术形式。 4.加强政府政策支撑。工艺美术产业的发展需要地方政策的支撑与扶持。首先,在工艺美术行业发展中,当地政府可以制定相应的优惠政策及税务调整政策,同时也可以为工艺美术行业发展提供相应的资金支持,有效促进工艺美术行业的健康发展。其次,创立一批有明显地方特色的品牌,打造工艺术品的品牌价值。探索一批有前景的且有自我发展机制的产业链,进而使资源优化配置,更好的应对机械化大生产对手工创作的艺术品的市场冲击。最后,人才是第一生产力,一方面,政府对民间艺人应给予高度重视,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同时,设立民艺作坊,吸引人们体验民间工艺。另一方面,做好人才培训和教育工作。依托莆田学院、湄洲湾职业技术学院等,开设木雕、玉石雕、家具制作等相关课程,通过校企联合办学等方式,使传统技艺得以传承。同时加强对外交流,采取“请进来”、“走出去”的办法,更新知识结构,实现地域文化的现代新生。工艺美术产业的发展模式不外乎是在保持自身优势的同时融入时代特色,保持自身文化底蕴的同时加强文化多样性的渗入,最终将工艺品的文化理念深入人心。总之,注重对工艺美术地域性的研究和保护,通过大力宣传使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形成潜在的保护意识。每个人都是文化的拥有者,应该珍爱我们的地域特色文化。 作者:李建 当代美术论文:工艺美术教育的当代价值和发展方向 摘要:工艺美术教育是一门传统的艺术学科,甚至对于各种绘画技艺来说,工艺美术是最原始的艺术,其源头可以追溯到人类对工具的使用。在现代化的发展形势下,工艺美术教育的当代价值主要体现在对原始工匠精神的回归,这是在现代化观念之下一个极为重要的价值取向和发展方向,本文沿着当代工艺美术自身和工艺美术教育所存在的发展规律,来探索和描述工艺美术教育的当代价值及发展方向,以期对当代产生了重要影响的工艺美术教育产生推动作用。 关键词:工艺美术;教育;当代价值;发展方向 尽管工艺美术教育建立在十分重要的传承基础上,但在很多方面,它体现出了中国传统工艺美术教育发展的一个新特征和开启了一个新时代。实际上,本文对工艺美术教育的当代价值及发展方向的研究遵循了一个重要的工艺美术发展逻辑,这种艺术发展逻辑已经成为指导人们认识和了解当代艺术发展的一个现实理论基础,成为人们正视和看待不同类型艺术发展的一个共性问题。这个基本逻辑就是社会逻辑,即艺术发展受制于社会进步和文明前进,传统时代的艺术在与现代艺术的冲突和融合中最终像社会发展一样,形成了一种新的发展形式。社会出现了新的特征,工艺美术也出现了新的特征,简单地说就是传统的工艺手法逐渐回归并应用在现代的物质和材料上,这种结合给工艺美术打造了一个新的美术精神世界,让工匠精神与现代化发展达成了某种程度上的一致。我们认为,这就是工艺美术教育的当代价值需要把握的,也是其未来的发展方向。 1试论工匠精神与现代化发展中的社会精神 是传统还是回归,在不同的文化场合和艺术境地,我们总是要听取各种意见和建议,却忽视了在整个现代化发展的时代基础上这些思想层面的内容是无法起到决定性作用的。实际上,越来越真实的现代化也让社会各个层面的真实度有所提高,人们对真理的认识以及对整个文化艺术的认识都在不断地提升之中。这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新的学科艺术在传统艺术中逐渐被抛离,而真正需要崛起的艺术形式却成了旧艺术的替代品。但是万物皆有始,不论现代工艺以何种形式出现在大众面前,我们都能从它的各种表现形式中发现它过去的样子和原始的影子,这种逻辑我们称之为艺术的基因。本章节我们所需要谈及的工匠精神与现代化发展中的社会精神正是我们所提到的基因问题。工艺美术是在反复创造和熟练度加深的基础上,从传统手工发展到现代机器等工艺制造的一种艺术体现。这里面有太多我们需要引起注意的发展历程,这是艺术的历史,同时也呈现出艺术自身的成长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提炼出的最为重要的艺术精神就是工匠精神,工匠精神是无论什么时候都能够从细致和卓越的手工艺制造中体现出来的综合工艺。工匠精神的精髓是创造,本质是熟练,特点是手工。尽管我们现代意义上的手工早已与传统手工艺不是一个概念了,但我们依然能够认识到现代手工艺的工匠精神,即便那已经从纯粹的人类力量变为借助机器手段,却依然不能掩盖在这个过程中存在的工匠精神。这是我们在谈论工艺美术教育之前应该认识和尊重的事实,这个事实不以市场或者其他的意志所转移,它的基础是社会精神,是艺术精神,是不可被逆转的历史轨迹。正如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快,人类的共识是努力向前看,不断地发展和适应社会的变迁,整个世界都实现了现代化,这个共识是人类共同体的伟大进步。 2工艺美术教育的当代价值 正如上文阐述和提及的这个基本概念一样,从教育的基本职能上来说,工艺美术教育的当代价值就是工艺美术教育的基础内容,就是在让人们学习现代工艺美术的同时,知道现代工艺美术是如何来的,是如何一步一步发展到今天的,更为重要的是让学生意识到工艺美术中存在的卓越的工匠精神。工艺美术教育实际上是一个认识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分享的过程,传承就是在这两道程序之后,一个最为重要的教育方式,达到持续发展和不断积累发展的目的。那么在工艺美术教育中的当代价值又具体体现在哪几个方面呢?实际上工艺美术教育可以简单分为基础教育、理论教育和实践教育。但是工艺美术多体现在动手能力上,所以实践教育是当代教育的一个主要方面,然而实践教育如果没有一定的理论基础,那么整个工艺美术教育就会失去了基础,变为空中楼阁。所以,我们说当代工艺美术教育的基础教育依然是十分重要的,学生不仅要知道如何动手,更要知道为什么动手,要明白工艺的传承,并且最为重要的是不断理解和把握工匠精神,让其得以延续。工艺美术教育的当代价值与传统工艺美术师徒教育中当年的价值是一致的。当代价值与当年价值既是针对当年说的,也是针对当代说的。当代也好,当年也罢,我们都是在整个发展的过程中不断地传承工艺美术的时代价值和时代精神的,只有达到了传承的目的才能体现工艺美术的价值所在。 3工艺美术教育发展方向 作为中国工艺美术的学习者,每当谈及工艺美术的发展方向,心中便感到十分遗憾,但同时也更加坚定了工艺美术学习的方向。传统工艺美术可以说没有得到完整的传承。尽管现在看上去,中国工艺美术依然还是有模有样的,但是遥想当年却完全不可同日而语。我们的传统工艺最终被新时代所摒弃,因为现代化是西方的现代化,尽管我们说这种现代化可能最终会和东方文化殊途同归,但是在由谁引领这种现代化的问题上,却体现出对东方文化的种种不公平,东方文明仅仅剩下了民族文化的特征。当代工艺美术实际上应该叫西方工艺美术,工艺简单地说就是机械化大生产后的产物,我们了解的是工艺大科目下的种种工艺分解。在工艺美术中,我们似乎一直在接受和传承新的工业,尽管这种工艺属于全世界,不应该有你我之分,但我们还是不禁要问一句,我们的传统工艺去哪儿了?所以,基于上述分析,笔者认为工艺美术教育的发展方向应该是重新延续对传统工艺的传承,衔接好现代的、西方的、传统的与近代的工艺,让我们的工艺融入新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把传统的工艺基因注入到新的工艺体系中去。即便最终变了样,但却能够不断地延续下去。这就是工艺美术教育的发展方向,要不断地努力,恢复中国的匠人精神和传统工艺美术的辉煌。同时,当代工艺美术教育的发展方向就是要追根溯源,不断地寻找我们的基因归处,不断地提升我们对工艺美术教育发展方向的把控能力。只有明晰艺术的价值取向,了解工艺美术的发展实际和传统本质,才能够更加深入地把握工艺美术教育的发展方向。不能够仅仅依靠传统工艺美术的基础内容来限定工艺美术价值的内涵,应该明确传统工艺美术在现代工艺美术当中的传承因子,要实事求是,不能牵强附会。 4结论 回顾当代中国工艺美术发展的历史和价值取向,未来工艺美术的发展任重道远。尽管现代工艺美术揉杂了中国工艺美术的各种历史基础,但实际上它依然是在西方工艺发展技艺为主的前提下奠定了现代化工艺美术的基本特征,打破这种壁垒最根本的方法就是倚重工艺美术教育。 作者:孙井义 单位:哈尔滨师范大学 当代美术论文:当代艺术与中学美术教育的融合措施 摘要: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不仅带动了各国之间经济贸易的发展,也促进了艺术文化教育的融合。当代艺术背景下已经实现了东西方文化艺术的完美结合,这使艺术教学呈现出更加多样化的发展形势。如今的中学艺术教学将当代艺术淋漓尽致地展现在学生面前,既能促进中学美术教育的全面发展,也能推动当下中学美术教学模式的创新与改革。文章对当代艺术与中学美术教育融合及教学模式进行研究。 关键词:当代艺术;中学美术教育;教学模式 以往的中学美术教育在教学内容上比较注重美术发展史方面的教学,美术教师大都讲述艺术家的生平及其创作的作品,很少融入当代的艺术元素。这就造成中学美术教育无法完整地将当代艺术和传统艺术融合并共同呈现在美术课堂上,让学生全面了解艺术发展的多样性变化。为了改善目前这一局势,教师应促进当代艺术与中学美术教育的融合,将更多的当代艺术元素融入中学美术教学,并尝试进行多元化教学模式的转变。 一、当代艺术融入中学美术教育的作用 1.有益于学生深入了解当代艺术 目前,一些中学的美术教育还是采用“填鸭式”的教学模式,这种教学模式显然已经不适用于当前的美术教学。尤其在当下网络信息化快速发展的社会中,中学美术教育没有融合当代艺术,而一味地按照美术教材照本宣科,必然会造成中学美术教育与当代社会的脱节。将当代艺术融入中学美术教育是对中学美术教学的创新和完善,它给予教师更多的教学空间,但是美术教师在融合过程中要注意对度的把握。如,当代艺术更加注重对艺术品的加工和创造,不再局限于传统艺术的均衡、对称,更倾向于扩大、重复、拼贴等艺术形式。这与传统的艺术元素有很大的区别,也可以说是对传统艺术元素的推翻和重建。因而,当代艺术在中学美术教育中的应用更能让中学生体会到艺术元素的多元化,而不局限于某个固有的模式。 2.有利于学生重新认知中学美术 以往中学生对美术的认知仅停留在其是中学必学的一门课程上,这样的认知往往带有沉重的负担,而且容易使学生丧失学习兴趣。当代艺术对中学生而言较为新颖,更加贴合于学生的生活实际。学生可以在当代艺术的引导下自由发挥想象力,这样也能使中学美术课堂不再枯燥,久而久之,学生对中学美术的学习慢慢从任务转变为兴趣,一能活跃美术课堂的教学气氛,二能丰富中学生对美术元素的认知,进而帮助中学生树立正确的艺术认知。 二、当代艺术与中学美术教育融合的具体措施 1.培养学生的审美观 在中学美术教育中,学生主要依靠自身的感知能力、理解能力、想象力和创新能力,对教师所讲述的美术题材进行理解和认知。而教师则是通过对学生的美术教学将自己的思想观念、审美、情感态度传递给学生,让学生通过美术课堂的学习丰富精神世界和物质世界。美术教育也能培养中学生的审美观,使学生在当代艺术的熏陶下逐渐形成自己的新媒体艺术知识体系,学习艺术作品中的人文精神。 2.培养学生的艺术创作意识 中学美术教育的目的是让学生从艺术世界的观众逐渐变成艺术世界中的实践者和开拓者。将当代艺术与中学美术教育融合,一方面是丰富学生对艺术的全面认知;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培养学生的艺术创作意识。当下的美术教育并不是教授学生欣赏美术作品的复制品,不是让学生根据他人的画作进行临摹、复制,而是要让学生充分发挥想象力,创作出具有个人独特风格的作品。 3.开展视觉化和交互化并进的教学模式 将当代艺术与中学美术教育融合,除了要改变教学方向、丰富教学题材,最重要的是转变教学模式,采用视觉化和交互化并进的教学模式代替“填鸭式”的教学模式。借助网络技术,美术教师可以为学生展现动态的美术作品,让学生能够体会动静结合的艺术形态变化。在必要的情况下,美术教师还可以开展课外美术教学,让学生体会真实的当代艺术,以此丰富学生的个人阅历,为其提供源源不断的创作灵感。结语将当代艺术和中学美术教育融合,有助于学生了解当代艺术,重新认知中学美术教育,从而树立正确的美术学习观念。此外,当代艺术和中学美术教育的融合对当下艺术的综合发展也有重要的作用,能够丰富学生的阅历,逐步培养学生的艺术鉴赏能力,进而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审美观。通过改善当下中学美术教育的教学模式,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学生的艺术创作力,使其创造出具有个人风格的艺术作品,推动当下中学美术教育的全面发展。 作者:宋扬 单位:肇庆市实验中学 当代美术论文:当代我国美术研究的现状及策略 一、开展学术研究 在整个中心建设以及管理的工作过程中,特别需要注意的一点就是一定要让我们民族的文化和传统的精神得到发扬光大。在目前信息技术非常发达以及文化消费逐渐成为一种趋势的情况下,学者必须具备对于学术方面的忧患意识,对于一些文化表层含义逐渐掩盖内在学术研究的现象产生一种深深的担心。因此,国家建设的中心在学术界须提倡科学的探索和治学态度以及甘于寂寞的精神,并且树立求真、务实、严谨的学风,这样才能够对中国近现代美术的研究起到推动作用。中心还需要努力朝着开放性的方向发展,及时关注国内外新的研究成果,将国内外美术研究的力量联系起来。可以经常开展一些国际层次的学术交流会,将国外的研究成果纳入关注的焦点,这样也有利于将中国的学术研究在国际上积极推广,特别是一些中国的智慧和语言。 二、确定一个好的课题进行研究 经过了美术界一百多年学术方面的累积,中国近现代美术的研究已经产生了丰硕的果实,同时也体现出辩证思维和唯物史观在美术研究中的作用,显现出中国的美术学者能够将国际学术的思想和中国传统思想相结合以解决问题的精神。国家所创建的中心聘请的专家都是在我国美术学界有一定名望的学者,其中有来自台湾和香港的一些学者。国家建立研究中心之后,需要专家以自身的专业知识对于中国的美术发展进行宏观分析,将对重大历史问题的解决、理论与现实的一些问题作为整个发展的目标。一定要用全局性、与时俱进的眼光抓住问题的重点,并且形成一个课题,提倡汲取新兴的理论研究成果,尽量用一些新兴的研究方法解决中国美术的问题,对近现代中国美术的历史发展规律进行具体阐述,这样就能够借用前人的研究成果建立自己的新姿态。 三、借鉴西方的艺术 从中国美术发展的历史来看,中国可以借鉴西方艺术的一些形式,其中包括观念、行为、装置和绘画等形式,使中国的美术形式观念转变为更注重艺术的功能。尤其是到了20世纪90年代,由于一些西方资本的进入,中国艺术从以前的赞助模式转变为现代的艺术体制。直到21世纪,国内和国外的一些艺术频繁进行交 四、集合一些老一辈艺术家的资料文献 近现代的中国发生了很大的变革,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很多优秀的美术作品消失不见,还有一部分流失于民间,所以许多专家呼吁加大对于美术研究的重视程度,并且要保护好现存的一些近现代美术史料,尤其是老一辈美术学者、美术史家的学术文献和艺术作品。中心的建设需要很多专家的支持,使得规划和重点形成一个良好的集合,使得学术力量得到组织。同时,还可以建立一些机构,请老一辈的美术专家和相关艺术学者捐赠文献,并且要做好数据和文献保存方面的工作,争取形成一个近现代美术研究的部级别的档案馆。 五、结语 目前是一个全球化的时代,而当代的美术研究已经不仅关注传统的艺术,而且从单一的风格发展为多种风格。另外,国家文化部门将我国近现代美术方面的研究中心设立在中国美术馆中,这就充分表明国家对于美术研究事业的重视,表达了对于该事业发展的大力支持。因为将研究中心设立在中国美术馆中,能够使中国美术馆的优势得到充分发挥,主要表现在收藏近现代优秀美术作品方面的优势,还能够让藏品资源得到整理,并且供给后来的学者进行开放性的研究。所以,我们现在最需要进行思考的问题是:现在国家到底需要怎样一种艺术形式,如何将美术艺术与现实生活联系起来。这就需要美术家在创作美术作品的时候明白自己的责任和义务。 作者:董阔 单位:辽宁工程技术大学 当代美术论文:当代美术的语言特征探索 一、当代绘画 当代艺术家较传统艺术家,更加强调个体认知和创造,采用写实、夸张、隐喻、象征等语言表现出,其作为创作主体的审美情趣。泰国当代艺术的先驱者,泰国伟大的艺术教育家,FuaHaripitak(1910-1993)尝试以绘画作为艺术媒介,寻找探索在表达方式、图像及象征物中隐藏的美。他曾说过:“我的艺术灵感来自激情、信仰和真诚。是自然万物中尚待发掘的美促使着我在艺术创作中不断求索。”他的风景和人物画作融合了现实主义(Realism)、表现主义(Expressionism)、印象派(Im-pressionism)和立体主义(Cubism)等风格。他的作品画面颜色交错迭放,却恰到好处地捕捉了创作主题此时此刻的情感。又如画家TaweeNandakwang(1925-1991)利用丰富的想象力,将写实手法和超现实场景巧妙的结合,构成了他独特的绘画风格。在他的笔下有金色的山野,蓝色的河道,妻子的肖像以及月光下的池塘。其中他以第一位妻子Suwanee为模特的人物画被誉为最具开创性的肖像画,画面线条粗狂,作者似乎刻意通过大胆的笔触淡化细节,在画布上展现出人物鲜活的生命力和自然流露出的情绪感受。泰国也有像中国田园诗人的画家DamrongWon-guparaj(1936-2001),在他的画作中可以看到创作主题对农家质朴生活的向往。即使没有人物出现的场景,却处处充满农家生活简单、恬静而美丽的气息。阳光下金色稻草堆砌农家小屋,夜幕中停靠的打渔船,装盛粮食的竹楼,随意晾晒的衣物仿佛都在等待它们主人的出现。他的画作极具装饰性,其线条不难让人联想到班清时期陶瓷外表朴实的图案,而画中的色彩组合又能把你带到洒满阳光的谷堆旁,以及映衬在蔚蓝的阿达曼海的渔村上空。说到泰国当代美术家,不得不提到SilpaBhirasri(1982-1962),他在1933年建立了泰国的第一所艺术学院。这位意大利籍的雕塑家也是曼谷民主纪念塔,拉玛六世塑像,陶顺娜丽女英雄纪念碑的设计者。他代表了当代致力于利用西方印象派、后印象派和立体主义风格表现泰国风土人情的艺术家们。作为泰国杰出的女性艺术家,MisiemYipinsoi(1906-1988)的绘画及雕塑都取得了极高的艺术成就。她偏爱山水画创作,常常带着画布到泰国各地采风。在她的画作中的运河、池塘、沼泽、山林,光影交错,仿佛色彩就是语言,讲诉着她眼前这片多彩的世界。从1958年开始,她将车库改成工作室,在那里开始了雕塑创作。她的雕塑造型极简,文理粗糙,平凡的姿势却散发着舞蹈的张力。作为泰国雕塑界的领军人物,KhienYimsiri(1922-1971)的雕塑作品简约而优雅,人们通过他作品含蓄而简约的语言得以感知泰国传统元素和现代艺术理念的完美结合。其代表作魔笛(MagicFlute)塑造了一个颈戴项圈,眉目清秀,席地而坐的少年,独自吹奏长笛的摸样。少年双手轻握长笛,食指和无名指微微上翘,青铜的质地透露出肌肤的光泽,流畅的线条刻画出健美的体态,让人不仅想到素可泰时期的青铜造像。ChaloodNimsamer(1929-至今)作为一个多产的天才艺术家,他总是利用不同的艺术载体,无论绘画、雕塑、摄影还是印染,进行着自己的视觉艺术实践。在他可以在的画作中有一个反复出现的主题引人入胜:一个年轻女子,着传统纱笼,齐耳黑发,宁静祥和。事实上,女孩的短发总让人想到画家本人,不知道是偶然的巧合,还是画家俏皮的自画像。人物的背景或是佛教图案,或是半抽象的自然景象,或是茂密的树丛,色调简单,纹理复杂,与色彩鲜艳的人物形成强烈的对比。这种人物与背景的冲突,以及女孩几乎佛般的笑容仿佛在向世人描绘在纷扰世界中保持的另一种宁静。作为泰国当代最多产和最具争术家之一,Mon-tienBoonma(1952-2000)常常被贴上"佛教"艺术家的标签,却又公开否定正统的佛教艺术教学。他使用短暂存在的尘、草、陶、蜡等材料和失蜡铸造等传统工艺技术,大胆地把传统铸造方式和宗教仪式融入到当代艺术创作中,不断强调观者在触觉、嗅觉、视觉与听觉上的艺术体验。他曾写道:“观众们想处于安定与满足的心境中,于是我想把佛像内部的空间变成一个观众们正念的庇护所。”上述具有代表性的当代艺术家的绘画风格,代表了当代绘画风格,在继承传统美术精髓的基础上,正在突破各种束缚,更加大胆,更加富有创造性,向着多元化,个性化的方向发展。 二、曼谷设计 如果极简主义是现代设计风格的标志,那么泰国当代设计艺术则特立独行,超越时空,在传统与现代的之间穿梭游走。无论是工艺设计、室内设计、平面设计还是服装,泰国设计者们都可以在保留传统文化或吸收外来文化的基础上,塑造具备自己特征的东西。这并不意味着坚持一味的佛教的意象或花里胡哨的民俗感,而是一种自由的、天马行空的闲趣精神。泰国的设计往往具备手工艺特点,用自然材料制作,透着原始的生命力,张扬着奔放的色彩和不拘一格的形态,往往会让人想起阿瑜他王朝之前简单质朴的工艺之美。编织工艺是泰国的传统工艺,而本土的灵感和自然资源则是艺术创作的源泉。不仅蔓藤、黄麻、杂草、水葫芦以及竹木,就连回收的旧报纸、塑料,都可以在设计师的手中成为拥有艺术蓬勃生命力的语言。设计师(SuwanKhongkhunthian)为品牌家具Yothaka设计的家具组件,一如其名“来自天堂的植物”,用水葫芦、竹与藤等材料制作,盘曲而简洁,具有浓烈的东方和热带风情。他用布袋莲(waterHya-cinth)编织的手工家具,行销世界,经久不衰。近年来,Yothaka将类似芦苇的蕨类,经过特殊手工编织,做成高科技塑胶质感的家具用品。设计师(UdomUdomsrianan)为品牌家具Planet2001设计的植物雕塑式的座椅,受到宇宙万物的鼓舞启发,以天然藤条为材质,经由加热弯折并以手工层层塑型,展现出独特风貌。2011年在米兰展泰国设计主题为慢手设计(SlowHandDesign),再一次展现了设计师们对传统工艺的珍视,以及对大自然的向往,正如美国《纽约时报》所说:“泰国丰富的手工艺传统,带给了年轻的本土设计师不少灵感。这些设计师通过现代设计方式,重新激活了这些古老的民间智慧。”在纺织工艺方面,泰国也有异常精美的表现技巧。由美国企业家吉姆.汤普森(JimThompson)创立的泰国丝绸公司(ThaiSilkCo)生产的泰丝,其做工精细、质地华丽、色泽鲜艳。由于泰丝造价高,起初仅用于演出服装,后来一些时装设计师和室内装饰设计师将这种绚丽多彩的布料用于时装和装饰领域。而今,泰国丝绸公司在室内纺织品设计师蒂那特.尼萨拉克(TinnartNisalak)继续着革新之路,采用手工编织棉线和纤维,不仅质地富丽,而且充满泰国现代风格。泰国的白银饰品,以其时尚的设计理念和精湛的制作工艺,享誉世界。其灵感多来自泰国的传统文化元素,如大象、鱼虫、花朵等象征和平、幸福、纯洁等吉祥意义的动植物形象,饰以螺旋纹、云纹等图案。设计师将纯银熔炼、制条、拉丝、打磨、抛光,制成银片、银条或者银丝,然后用打压、雕刻、镂空等工艺制出精美的图案,或配以有写意风格的陶瓷,或镶嵌五颜六色的宝石,或运用古朴的檀香,或搭配染色珍珠和贝壳。五结语我们通过对泰国传统美术发展的梳理以及对当代绘画和工艺的品鉴,可以看到泰国美术如同其他国家的美术一样无一不历经着时代的锤炼。但其与众不同之处是:不管是炮火战乱,还是王朝更替都无法将泰国的传统美术连根拔起,它始终保持着对传统文化的尊敬;不管是对印度佛像造型艺术、中国传统绘画的被动模仿,还是受到欧洲写实画法的冲击,它始终坚持着对外来文化的欣赏。而这种谦和的文化姿态,恰如土壤里的养分留在泰国当代美术植根的泥土里,在艺术家们自由大胆而热烈的创造中,开出灿烂瑰丽的艺术之花,并在世界艺术之林中独秀一枝。 作者:邬丹 单位:成都学院 当代美术论文:美术在当代瓷器装饰设计中的应用 作者:余娟 单位:景德镇陶瓷学院 设计与运用将民间美术的素材通过直接、间接、再创造的方法运用到现代陶瓷设计中,并以自己已掌握的设计技巧展现出来。陶瓷艺术设计者直接把民间美术的构成形式或色彩以及某些表现方法或工艺制作方法,借用到设计之中。把民间美术的图案、造型样式作为一种创作的素材,直接运用到实践中去,以借题发挥的方式传达自己的意图,使现代陶瓷的设计与民间美术之间产生密切的联系,使现代陶瓷装饰更具有民族特性。民间美术的造型,如强烈的色彩、特殊的寓意,经过融合、消化,成为自己的艺术语言,使民间美术作为一种民族文化的营养,充实和丰富自己的思想、情感与修养。创造的作品与原始素材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现代陶瓷装饰可以借助民间美术的装饰语言创作出有新意的图样、样式,但又不失民族风格。民间美术与民族文化的基因在精神追求与思维方式上得到全面的体现与继承。在装饰的过程中,借助对民间美术样式的感受引发自己的联想,以民间美术的独特语言和视觉图像表达自己的创意,使陶瓷设计在融合时代特征的同时,保持浓郁的东方风情和本民族的传统特色。民间装饰造型设计法蓝瓷品牌设计产品在装饰造型上就完美体现了“民间+现代”的设计理念,它以大自然为创作主题,制作工艺上承袭了最纯正的传统技术———纯手工釉下彩装饰;以设计师独到的眼光、巧妙的设计,将陶瓷造型和装饰有机地结合成一体。法蓝瓷作品重视传承、鼓励创新,以独特的创意,把当代的时尚设计风格融入到作品当中。最经典之作“樱桃嬉春”,如图1所示,这款设计是根据清朝宫廷画家郎世宁仙萼长春图册之樱桃图创作而成,惟妙惟肖地将画作中的樱桃树及蜡嘴雀栩栩如生地呈现在瓷器上,既作为陶瓷的装饰,同时又是整体造型的组成部分,打破传统中造型与装饰的界限区分。但其表现重点依然放在陶瓷装饰上,整体装饰造型设计用精美的陶瓷材料再现传世佳作,在继承古人创作的基础上,加诸时代艺术美感进行重新诠释,赋予它新时代的文化气息和欣赏价值,加强了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播。 民间装饰色彩设计 中国人以五色斑斓的正红、艳紫、浓黄、深蓝、大绿为装饰特点,既体现富贵,又表现出沉静的气质。民间传统的色彩不能简单地认为是一种俗气、落后的标志,她体现的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文明历史中的民族意识、文化意识和乡土情谊。2006年底,广东协进陶瓷有限公司“唐装系列”建筑瓷片从中国民间装饰色彩文化中找灵感,以传统色彩中的代表富贵的黄、代表华美的红、代表大气的紫为基色,配以典型的唐装圆圈图案,体现了民族文化中的华美、大气,以其浓郁文化氛围营造一种具有现代感的“富贵、华丽、大气”的室内空间气质,扩升室内空间,创造舒适的生活环境。,唐瓷系列借鉴了中国少数民族服饰的颜色搭配形式来作为设计主题的,以水平的金、银、蓝线为装饰构成因素,设计线条流畅、简约,装饰色彩明快,清新自然。有很强的民族地域特色,给人一种少数民族特有的民族亲切感,充满着浓郁的乡土气息,让人忘记现代都市快速紧张的生活节奏,感到放松、恬静和自由。红色可谓是中国的国色,代表喜庆吉祥之意。但是在陶瓷装饰设计中,由于红色很难烧成功,所以运用不多。现代科技的进步使得这一缺陷得以弥补,(图略)所示,法蓝瓷朱红喜气的“旺富木槿”系列在强烈的艳红底色上缀以一朵朵柔弱娇美的木槿花,颜色纯正、色泽鲜亮,并且在装饰颜色上大胆采用红绿对比配色。红配绿是中国传统审美中推崇至极的组合经典,传统陶瓷装饰中古彩和斗彩就以红绿搭配为特色。红绿搭配要出现好效果往往是出自于对面积的把握,选取一种对比色,有画龙点睛之妙,往往是提神、提气、提色最好的方法。颜色釉装饰也是陶瓷色彩装饰手法之一,丰富的颜色釉既满足了人们日常生活的需求,又满足了人们对于陶瓷美的追求和享受。陶瓷色釉装饰在陶瓷文化的历史年轮上所呈现的是一张张浓缩了中国传统装饰艺术风格的深厚面孔,在现代陶瓷色彩装饰艺术方面,颜色釉装饰有较大发展:颜色釉的品种越来越多,不仅恢复了许多传统的颜色釉,而且创出了凤凰衣釉、羽毛花釉、彩虹釉等新的色釉品种。颜色釉装饰不仅广泛用于各类陈设瓷、日用瓷上,而且广泛用于各类工业瓷、建筑瓷上。 民间装饰纹样设计 与民间装饰色彩相比,民间装饰纹样设计更表达了一种人文精神。中国传统装饰艺术是“取其形,达其意”,是中国文化意识的体现。中国传统美学强调的是求全、美满的美学观念,认为万事万物都是一个和谐统一的整体,在几千年华夏文化的传承中,寓意吉祥是装饰图案设计的精髓所在,它扎根在人们的心中,表露在生活的方方面面,是一个延绵千万年的永恒性主题。譬如过春节的时候家家户户门上的春联、门神、福字等,意在“辞旧迎新”、祈求“福到家门”、“趋疾避凶”。“吉祥”本意为美好的预兆,吉者福善之事,祥者嘉庆之征。是对未来的美好希望和祝福,具有理想主义的浪漫色彩,通过外在“形”的装饰传达对安定、和谐、美好生活的企盼与向往。远古时期,人们是以结绳记事,“结”因此备受人们的尊重。斗转星移,时代变迁,它却发展成了一种典型的民俗文化———中国结。中国结的取意也和中国民间传统装饰艺术一样,利用自然形态、谐音取意,有万事如意结、团圆美满结、长寿安康结等祈福的内涵,被作为民间祝祷的符号,成为世代相传的吉祥饰物。现在,它可以作为单独的一种装饰形式,同时也被作为一种装饰图案被运用到陶瓷设计当中,形成具有民族特色的装饰纹样设计。中国传统纹样背后的“意”是人们迷恋其造型的关键。不论古人还是现代人,对美好事物都会心存向往,因而传统纹样蕴含的吉祥意味同样也适用于现代设计。在我们的生活中,处处可以发现古为今用、推陈出新的设计,如牡丹是我国特有的木本名贵花卉,花大色艳、芳香浓郁、体态肥硕饱满、雍容华贵、富丽端庄,而且品种繁多,素有“国色天香”、“花中之王”的美称,长期以来被人们当做富贵吉祥、繁荣兴旺的象征。牡丹作为装饰题材也一直是沿用至今。著名品牌“红叶”牌设计的“国宴牡丹”餐具,采用国花牡丹和国徽结合装饰,祝福国家繁荣兴旺,蒸蒸日上,人民生活美满幸福,富贵吉祥,被选为人民大会堂专用餐具。“松竹梅”餐具的设计(图略),在装饰上是以中国传统“岁寒三友”为题材。松、竹经冬不凋,梅则迎寒开放,都有不畏严霜的高洁风格,它们在岁寒中同生,历来被中国古今文人们所敬慕,而誉为“岁寒三友”。这一设计主题的运用是以此比喻忠贞的友谊,寓意中西友谊天长地久。在图案设计上汲取代表性的部分组成传统适合纹样形式,不同于传统的“松竹梅”写生再现形式,这在题材运用上具有现代新意的创新设计。另外在实用功能设计上又是中西合壁,取长补短,创造中西餐饮文化的和谐统一。 结语 在全球化浪潮的袭击下,中国现代陶瓷需要创新,既要符合时代潮流的崭新样式,又能体现民族文化的内涵。要以新的观念、新的视觉和新的表现手法容纳西方设计理念和思潮,并与传统文化的神韵、意境有机地结合起来。通过最简练的语言和个性化的表现形式达到最强烈的艺术效果;使民族传统文化在陶瓷设计中不断地被重新诠释和定位;使设计作品散发出博大而包容的民族文化神韵;使民间美术的艺术形式,用现代技术来表现,富有传统神韵而又不拘泥于陈旧的格式,追求设计的新意而又不忽略传统装饰风格的体现;使传统的装饰艺术更富有韵味、现代味,为现代化陶瓷文化添加更多的民族传统文化魅力,更体现出一种民族自豪感。
文学理论论文:文学理论文化研究论文 1.作为一种新类型的课程 视觉文化研究课程带有学科的交叉性特点,这也是符合当今国际教育改革发展潮流的。因为目前的高等教育学科设置存在着较大的缺陷,即学科内部的专业划分过细,有的甚至在本专业内部也要划分出几个部分、阶段,并且各个专业恪守自己的研究领域而不愿涉足到其他相关专业领域。这样做的结果,尽管可以把自己分内的专业问题研究得深入细致,但时间一长,极容易陷入固步自封的境地,导致视野狭窄而缺少宏观的见识。为了打破这种专业与学科的壁垒,国际教育界推出了一系列新兴的课程,它们的共同特点是跨学科、跨专业,主张在一门课程中运用多门类知识来研究、解决问题。就文科而言,文化研究与视觉文化研究课程是其中的重要代表。具体来说,视觉文化研究课程的跨学科、跨专业特点表现在:它是以研究问题为优秀,这些问题一般不是关于所学学科的专业理论知识,而是当下现实社会出现的文化热点、文化事件,力求让学生学会运用多学科、多专业知识来透析、解决现实问题,也就是强调理论的实际运用。这一点就与传统授课方式有了本质上的区别,这正如罗兰•巴特所指出的:“要从事交叉学科性的工作,确定一个科目(一个主题)并围绕着它设置两到三门科学,然而这还不够。交叉学科性的研究关键在于创造一个新的对象,这个对象不属于任何一门学科。”由于这种交叉性的特点,解读这些纷繁复杂的视觉文化现象与事件则需要借助诸种理论,如社会学、语言学、哲学、美学、人类学、心理学、生理学、复杂性科学等,就中文系学生的知识储备来说似乎很难承担起这一学科的学习任务。然而答案竟然是可以,因为他们所学过的文学理论知识就能胜任,这样的回答会使人感觉很困惑,为什么文学理论能够承当起阐释当下视觉文化现象的任务呢? 2.这是首先要给学生解释清楚的问题 概而言之,今天的文学理论已经不同于传统的文学理论,它已经发生了质的变化。以往传统的文学理论基本局限在文学的范围之内,基本问题是研究文学内部的发生、发展规律,如文学本质论、创作论、文学批评等,即便承认文学与社会存在紧密的关联,但主要还是从文学的角度来阐释社会背景对作家、作品的影响。而当下的文学理论由于受二十世纪西方文化思潮的语言学转向与文化转向的双重影响,吸收进大量的非文学方面的理论,把符号学、社会学、语言学、哲学、美学、人类学、心理学、生理学、复杂性科学等学科知识统统吸收进来,使得文学理论不再仅仅局限于文学自身的领域,在向后现代社会迈进的途中,文学理论就如文学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所起的作用一样,远远跃出自己的范围领域,积极参与社会的文化表意实践,把“文学场”置换成“文化场”,从而发挥其过去不可能发挥的作用。尤其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的文学理论呈现出跨学科、跨文化的多元格局特征,研究对象几乎包含整个社会文化现象、文化事件的热点问题,在东西方世界的影响十分普遍。文学理论甚至有时被简称为理论,其含义即指其作用的广泛性。具体而言,当代文学理论的前沿部分主要包含结构主义与后结构主义、后殖民批评、后精神分析学、后现代主义文论、符号学批评、审美人类学、文化研究理论等,这些理论如何在视觉文化对象上灵活运用呢?这是视觉文化研究课程中最优秀的问题。比较好的教学方法是选择一些当代社会的经典个案来进行阐释分析,让学生注意什么样的个案应该用什么相关理论来解释,即“一把钥匙开一把锁”。 举例来说,在分析《大话西游之月光宝盒》《罗拉快跑》等后现代主义风格的电影时,可引导学生回忆文学理论课程中关于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潮理论的内容部分,并加以适当补充,进而介绍什么是后现代艺术,它的特点有哪些,与现代主义艺术、传统艺术的区别,后现代常用的艺术表现手法有哪些等。这样学习之后,学生不但对后现代艺术与理论有了基本的认识,而且还把现代主义、传统艺术都联系起来,对整个艺术史都有一个初步的把握,扩展了知识量。在介绍摄影与绘画的区别时,可以运用德国理论家本雅明的“灵韵”理论来讲解从手工业到机械大工业的时代变化,进而带来绘画艺术的衰落与摄影艺术的兴起。也可以运用罗兰•巴特的神话学理论来解析一张黑人少年向法国国旗敬礼照片的深层含义,白人殖民主义对殖民地人民心理的影响可以从这张照片见出。教师还可以结合学生的生活实际来讲授,比如在阐释大家都关心的时尚潮流文化现象时,围绕时尚与认同这一主题,来分析中产阶级的小资情调,并以村上春树作品的流行现象为个案,详细解读中产阶级的形成条件,及其在观念、行为、物质以及生活方式上所具有的特征,使学生对未来可能的生活状态有一个预先的理解。由于一个成熟的消费社会将是以中产阶级为主体的社会,而中产阶级又是指有文化修养,受过高等教育,至少掌握一门外语,经济独立的社会群体,他们是城市人群的主要组成部分,他们的生活方式与品质,都市化的浪漫情调都会对城市中的其他群体产生广泛的影响,又因为中产阶级的主要来源就是大学生,他们代表着未来与希望,所以讨论时尚、认同、小资情调这些问题对大学生们是十分必要的,能够使他们明确人生观与世界观。在对此类问题解读的过程中,主要运用的是齐美尔、波德里亚、罗兰•巴特等人的消费社会理论。 3.再以大学生普遍爱穿的牛仔裤流行风为例 解读其背后所包含的文化含义,分为三个层面:第一是主体性的反思,即区分出自我与他者,从而明确自我是在社会中的独特存在;第二是归属感的要求,即从文化、信仰、共同体三方面来确定自我所归属的何种文化、何种信仰、何种社群共同体;第三是社会文化的整体层面,即从性别、族裔、种族、阶级、国家来分析个体自我是如何被塑造出来的。在此主要运用的有德国齐美尔的时尚社会学与罗兰•巴特的时尚符号学理论,有法兰克福学派的大众文化批判理论与后殖民批评理论等。当学生们平时十分熟悉的视觉文化个案逐渐显示出背后那些丰富而复杂的含义之后,学生会非常震惊,进而对所学的文学理论产生深深的敬意,深入学习的劲头更足了。除了在课堂上讲授理论之外,在课堂教学中也应注意教会学生学以致用,把刚刚学到的新知识应用到实践中,例如讲授完戏仿、拼贴、反讽、真人与动漫的混搭、开放式结尾等后现代艺术手法后,就组织学生进行课外实践。如指导学生做后现代风格的拼贴艺术作品,可以用数码相机给每一位上课的学生照张标准相,然后将照片全部粘贴在一块比较大的白纸板上,这样做出来的效果的确与单张相片不同,看起来制作很简单,但却准确地展现出后现代艺术的特征来,学生很快就能领会。再如鼓励爱好文学写作的学生写一个后现代开放式结尾的短篇小说,来与传统封闭式结尾的小说作比较,明确传统小说的必然性特征,并体会可能性这个后现代小说的特征,从而对“文学的可能性”这一根本问题有进一步的理解和把握。以上的例子可以说明,视觉文化与文学理论之间存在着不可分割的关系。的确,在日常生活审美化日益普及的今天,在影像虚拟景观越来越充斥我们生活世界的今天,文学要想生存下去,就不得不跟上时代的巨变,调整自身的生存策略,走与视觉文化联姻的道路,避免自说自话,避免沦为小众文化,这也许是文学在当下的最现实的出路。把文学理论与当代视觉文化相结合,可以培养学生自觉运用理论来分析和把握现实的能力,拓宽学生的文学与文化视野,并且为文学突破“文学的边缘化”困境寻找出一条现实的出路,实现文学与影视、广告、摄影、流行文化等的联姻,让文科学生恢复对文学的自信。 作者:金哲单位:哈尔滨师范大学文学院, 文学理论论文:文学理论之政治思想论文 一、列宁关于文学的党性原则并不过时 教学中应当强调这一理论的经典意义,并用它来说明文艺的实践运动。列宁在《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一书中说:“这个党的文学的原则是什么呢?这不只是说,对于社会主义无产阶级文学事业不能是个人或集团的赚钱工具,而且根本不能是与无产阶级总的事业无关的个人事业。文学事业应当成为无产阶级总的事业的一部分,成为统一的、伟大的,由整个工人阶级的整个觉悟的先锋队所开动的社会主义机器的齿轮和螺丝钉。文学事业应当成为有组织的、有计划的、统一的社会的工作的一个组成部分。”(《列宁选集》一卷648页)列宁这段经典论述的精神无非是一句话:无产阶级的文学应当成为社会事业的组成部分。我们今天的任务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我们的文学艺术是整个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有机组成部分,它应该为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然而,那些主张“文艺的本性是审美”的人,那些认定文艺活动仅仅是人的主体性行动而否定了文艺与政治、文艺与经济关系的理论家们,对列宁和文学党性原则大唱反调,在他们看来,文艺的根本使命只是“在想象和情感的虚构的形象世界中领悟人生之幽邃”。而所谓“人生之幽邃”的内涵,乃是在“人性描写深度和艺术感染力方面”。根据这一标准,他们把《白毛女》、《松花江上》这样优秀的作品,判定为“将文艺等于政治”的非真正艺术品(见《文学评论》1989年第4期《历史无可避免》)。其实,这种理论并不新鲜,它只是三十年代梁实秋等人主张的“文艺人性论”的翻版而已,而那种理论在当时就已经被鲁迅驳得体无完肤了。文艺是反映社会生活的,同时给社会生活一定的影响,这是早已为人类数千年的文艺实践运动所证明,凡是历史上优秀的文艺作品,无一不是反映了先进人物的社会实践和思想。同时,无一不是对社会发展中最进步的阶级的肯定。无产阶级的文艺理论应反映人民的生活,帮助人民推动历史前进。列宁关于文学党性原则对于一切进步的作家都具有指导作用。列宁主张文艺为无产阶级事业服务,同时主张文艺本身应有独立自由活动的广阔天地。他说:“无可争论,文学事业是不能作机械的平均划一,少数服从多数。无可争论,在这个事业中,绝对必须保证有个人创造性和个人爱好的广阔天地,有思想和幻想、形式和内容的广阔天地。”(《列宁选集》一卷664页)在这里,列宁主义充分估计到文学事业的特殊性,反对这个领域中的公式主义。在教学中,列宁文学党性原则的两个方面的观点,应当辩证地统一在一起,把它贯穿于理论的各个方面。笔者在多年教学中,认为蔡仪同志主编的《文学概论》及暨大、华东师大等院校出版的《文学理论》,都是思想性和知识性较好的书,其始终把列宁的文学党性原则作为专节论述,而且全部理论都贯穿了这一精神。近几年出版的部分教材,未把文学的党性原则写进去,明显地淡化了这门课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编写教材关系到争夺无产阶级思想阵地的大事,不能不严肃认真对待,编写教材如此,教学亦如此。文学理论教师本身就应当加强党性的修养和锻炼。 二、消除和防止崇洋偏见,弘扬祖国传统文学理论遗产,增强学生的民族自尊心和爱国意识 加强对学生的爱国主义教育,是高等教育不可忽视的任务。文学理论这门课程的教学,也应有这项教育任务在内。文学理论这门课程是新中国成立后的新中国大学才开设的。最初全国各主要大学采用的教材,都是苏联专家依•萨•毕达可夫所著的《文艺学引论》。目前,文学理论的教材多至几十种,其中多数模式和体系基本上尚未跳出依•萨•毕达可夫教材的范围。应当指出,毕达可夫教材体系有它的合理性,主要是它的内容贯穿了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当然其中也不免有庸俗社会学的成分,但非主要的),但由于它过于洋化,是一种舶来品,对于我们的国情并不十分适合。近年来编写出版的一些教材,力图在传统上有所突破,其中虽然也确实有独到的理论创见,但其中很多无非是引进了一些西方的系统论、主体论、信息论,或弗洛伊德的性欲论之类的东西。当然,借鉴外国人的理论,是必要的。尤其是在改革开放的今天,我们更应当打开闭锁的大门,把世界上一切进步的、于我们有益的东西“拿过来”,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服务,为人民群众享用。然而,借鉴外来的东西,不仅在质上要严格考究它的精华与糟粕,而且在量上应有一定的界定。因为一个民族,无论是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发展,主要是一个民族自身的历史的继承和发展,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是在它自己的内部,外来的因素只是提供一种条件。我们华夏民族五千年的历史,积累了丰富的文化遗产,其中包括文艺理论和美学方面的文化遗产。仅仅是南北朝时期刘勰的《文心雕龙》,就论述了各种文章,主要是文学与社会的、历史的、自然的、哲学的各种关系,并对文学的各种体裁的特点作了理论说明,对于文学的创作、文学的技巧、文学的鉴赏、文学语言修辞等一系列根本性的问题作了精辟论述。其他如,曹丕的《典论、论文》,钟蝾的《诗品》,王国维的《人间词话》,李清照的《论词》,严羽的《沧浪诗话》,李渔的《闲情偶记》,刘熙载的《艺概》,等等,举不胜举,都是古典文论中最优秀的理论遗产,完全可以继承和发展。当然,文学理论不是文艺批评史,无须一一介绍古代的文学遗产。然而,既然我们自己有这么丰富的遗产,为什么不能把它们的主要精华融汇在文学理论教材中呢?同志曾经指出:“中国的长期封建社会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新民主主义论》)为了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提高整个民族的综合素质,从当前的实际出发,特别要努力激发振兴中华的爱国主义热情,发扬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和自强不息的民族信心,反对那种全盘否定中国传统文化的民族虚无主义,为实现中国梦教书育人。因此,在文学理论课程的教学中,弘扬民族的古典文论精华,使学生认识到在文学理论方面,我们祖先的成就并不下于西力,从这方面提高学生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增强爱我中华传统的爱国意识,不仅是在思想教育方面是必要的,就是在理论知识的传授方面,而且是必须且有益的。 三、在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教学原则时,要尽量联系历史上和当代文学创作实践中的进步文艺思潮和进步文艺作品,特别要突出优秀的革命文学作品,以此使学生受到进步思想潜移默化的熏陶 在文学理论教学中,与其他理论课一样,应当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教学原则,应当用文学创作的实践情况说明理论,其中离不开具体文学作品的举例,这种举例,应当充分考虑到作品的思想教育的实际效果,进行有目的、有选择地举例。我们不能否认文学作品的教育作用,我们只是承认这种教育作用有其特殊性,它是通过文学的艺术审美作用,潜移默化地对人的思想、道德情操起到熏陶作用。在浩如烟海的文学作品中,存在各式各样的作品,历史上那些经过时间考验过的巨匠的名著,都是思想性和艺术性的高度统一。然而,正如高尔基所说的无产阶级的一切优秀的作家,产生了大量的闪耀着伟大革命思想的文学作品。诸如中国鲁迅的小说、杂文,茅盾的《子夜》,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周立波的《暴风骤雨》,柳青的《创业史》,梁斌的《红旗谱》,、郭沫若、艾青、臧克家、闻一多的诗,等等,外国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母亲》、《绞刑架下的报告》、《真正的人》、《党的生活》,等等,都是不朽的名著,这些作品在艺术上的成就是出类拔萃的。令人遗憾的是,在近年来文学理论教学中,许多教师并不热衷于现代和当代的无产阶级的作品,而在许多人身上,厚古薄今、重洋轻中的现象很严重,西方的现代派、象征派、荒诞派,以一种特殊的优势,冲击着革命的文学家和作品。当然,我们也不一概排斥上述这些文学流派和作家。问题在于,用什么样的立场和态度评赞这些流派和作家作品。就拿徐志摩来说,他的诗,反映了现代中国社会一部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压抑与苦闷,感情比较真实,诗味也浓,也体现了形式美,在文学史上有它一定的位置。然而,作为当时右翼小资产阶级代表的徐志摩,他作为《新月社》的负责人,对于当时蓬勃掀起的革命文学持攻击否定态度,这又是不能不严肃指出并予以批判的。曾经有一段时间,有人竟然把他的诗当做现代诗歌的代表,并且将他凌驾于郭沫若、鲁迅之上,岂非天大的笑话。而这当中、不能不说与教学有相当的关系,教师对于教育事业和学生,应当有强烈的责任感。对于作家作品的介绍与评价,应当从教育学生,有益于发展学生身心健康的实际效果出发,慎重对待,科学评价,决不能任意、不加选择地举例,甚至颠倒了美丑,给教育事业造成不应有的损害。文学理论是一门思想性、理论性非常强的课程,在教学中如何把思想性和知识性统一起来,是艰巨的任务。在这里,正人必须立己。教师加强在文学理论和思想立场方面的修养,乃是决定性的一环。青年的未来就是中国的未来,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谱写新曲,历史地落在当代青年肩上。教师要把他们教育培养成为国家栋梁,勇敢承担重任。 作者:何先慧 单位:黔南民族师范学院 文学理论论文:文学理论教学与学位论文写作分析 摘要: 中文专业本科生学位论文的写作普遍存在质量低下的问题。解决这一问题,一是要开设《学位论文写作》课程,给学生以相应的理论知识,但同时要把论文写作的知识和能力贯穿在基础课程的教育教学当中,《文学理论》教学更应当自觉地担负起这一任务。在文论教学中,教师要有意识地培养和训练学生的理论思维和写作技能,提高他们实际写作的能力。这要在本课程知识教学的同时,有针对性地从理念转变、理论储备、文学作品写作、短文评析、长文试写等方面作出教学设计。 关键词: 文学理论;教学;学位论文;写作实践 一、学位论文写作的现状和存在问题 对于本科毕业生是否需要学位论文写作,一段时期以来一直是有争议的,这些争议主要集中在人才培养要求、学生能力、学生就业压力等方面。要求废止的意见认为,对学生的理论水平要求不应过高,只要学生把大学学习期间应修的课程学分修够,就应当允许其毕业并获得学士学位。相对于停废的呼吁,坚持继续保留的呼声更大,他们认为对本科生的教育是一种学历教育,根据国家1982年学位制度的有关规定,凡申请学位者都要提交学位论文,学生必须完成毕业论文的撰写,申请的学位应在提交学位论文并经过答辩通过后方可取得。这一看法在国内很多高校中被认可,因此,就目前而言,绝大部分高校仍然都有毕业论文(设计)的要求。但毋庸讳言,本科生在学位论文写作上存在很多问题,这既表现在选题、论证以及结构等大的方面,也表现在题目名称、叙述方式、语言表达乃至标点符号等细微方面。原因当然也是多方面的,一般而论,主要是以下几点:一是对毕业论文写作(设计)的认识存在误区。学校和教师未能深刻认识到毕业论文在本科教学中的地位,大部分学生和一些老师都认为毕业论文可有可无。在这种思想影响下,学生没有尽心尽力去写作,指导教师在指导过程中也没有足够重视,有的教师只重视所带的硕士生,而忽视对本科生的指导,有些学校的某些专业存在一个老师指导十多个学生的现象,自然也拿不出应有的时间和精力去认真负责地指导。二是随着高校就业形势的严峻,毕业生忙于考研或找工作,用于写作毕业论文的时间和精力较少。三是写作课教学内容缺失。中文专业的写作课所讲内容多为应用文,而应用文中缺少学位论文写作这一内容,即使有这一内容,也是和其它公文写作一样仅仅是其中的一节,课堂上一笔带过,不可能展开来认真细致地讲解。更有甚者,一些学校在培养方案中没有写作课程,学生写作理论更是无处可得。另外,在大学学习期间,课程论文、学年论文等给学生布置得较少甚至没有,他们的社会实践报告和毕业实习报告等大多都是在网上粘贴拼凑的,写作训练几乎得不到实现。凡此种种导致了学生学位论文质量的低下。 二、《文学理论》教学与论文写作 受传统教学理念和既往教学模式的影响,毕业论文写作很少像专业基础课一样受到重视,教师也很少在基础课教学中有意识地渗透写作知识,即使是写作课程亦如上文所述,也没有加重学位论文写作的教学内容。对于专业基础课的学习,学生只要了解作品,背背笔记,就基本可以保障考试及格,这在一定程度上割裂了毕业论文写作和其它专业课程教学之间的内在衔接。我们认为,文科专业特别是中文专业,学位论文的写作与专业基础课之间有着相当紧密的联系。《写作》课程自不待说,古代文学、现当代文学、外国文学等本身就是作家作品讲析,而古代汉语和现代汉语也是语言方面的理论探讨、语法讲解和语感训练,这些都完全可以与论文写作有机地结合起来,把专业课知识的掌握与理论思维训练和写作实践有效地统一起来,这就看授课教师有没有这样的意识。而在所有专业基础课中,《文学理论》与学位论文写作的关系更为切近。就中文类毕业论文的主要方向类别而言,学生写作主要是文学类选题,如作家评介、作品评介、作家与作品、作品与社会、作品与读者、文体风格研究、人物命运研究、人物性格研究、语言风格研究、人物心理与作者心理、作品所反映出的人性问题、作品所反映的种族和宗教问题、作品所反映的社会历史问题等等,所有这些,都是文论所包含的内容,必须以文学理论的相关知识来构思写作的。因而依据文论课程所学内容,在教学过程中有意识有计划地把写作教学同步起来,把相关知识渗透在全部学习过程当中,就会收到较好的效果。那么,如何才能做到这样的教学设想呢?我们认为,应当采用如下基本方法。 (一)更新理念: 改变学生学习习惯在教授这一课程之初,要用至少两节课时的时间给学生灌输一种与高中时期不同的学习理念,要求学生尽可能地树立大学学习的新习惯———研究性学习。让学生做到三个转移:从教材转移到课外阅读,从应试转移到应用,从死记硬背转移到理解领悟。文论课程的开设一般是在大学一年级下学期或二年级,这期间,学生的学习习惯还没有从中学应试教育的轨道上走出来,而一些大学里的奖学金制度的设置也使得唯分是图的学习目标不能及时改变。因此,有必要对学生的学习理念进行一次变革,尽管这种变革是不可能彻底的,但却是必须的。中学生的学习目的是应付各种各类的考试,尤其是应付升学考试,这就养成了一种应试学习习惯,只注意要考试的内容,在学习方法上多是死记硬背。对于这样的学生,革除应试教育的不假思索、死记硬背、应付考试的学习习惯,提倡自主研究性学习就是一项非常重要、非常及时的任务。我赞成我的老师张玉能先生的观点,他认为,如果大学教师不去改变初入大学的学生的学习习惯,那么中小学所养成的应试教育的学习习惯会以极大的惯性力量把这些中文系大学生保留在旧有的应试教育学习的轨道上,对学过的知识只是死记硬背,自己不思考、不质疑、不辨析,那么,研究型、创新型的人才是难以产生的。[1]同样,以提高理论思维水平和评论写作能力为旨归的学习习惯也是培养不起来的。因此,必须通过教育教导,让学生从教材转移到课外阅读,从应试转移到应用,从死记硬背转移到理解领悟。 (二)同步教学: 实行的基本思路与步骤文学理论课程的基本内容是文学本质论、文学起源论、文学作品论、文学创作论、文学技巧论、文学接受论、文学批评论、文学风格与思潮等。[2]根据这些内容,在两个学期的时间内,在教授全部知识内容的同时,有计划有步骤地渗透论文写作。可以分为以下几步: 1.理论储备。 按照一学期十六周计算,拿出来九周时间教授文学本质论、文学起源论、文学作品论这三部分内容。这三部分的学习目标是,使学生掌握有关文学的基础知识和基本理论,懂得文学基本规律,正确认识和把握古今中外的文学现象,树立科学的艺术观和审美观。在这些理论当中,有些是学生在中学时略知一二的,如文学形态体裁等;有些是学生所不知道的,像文学艺术的起源、文本的层次划分等。这些理论的储备是非常必要的,它可以构建学生的文学理论系统,在理论自觉的层面上接受和解读具体作品。如文本层次理论,过去在中学时期,语文老师在讲解课文时也会从艺术特色、中心思想等方面来描述,但这是笼统而不明晰的,在文论课程中深入了解语言层、形象层和意蕴层之后,学生就有了剖析任何一种文本的理论指导,有了实际操作的可能性。但仅仅课本理论是不够的,理论储备还要在课外同时进行,主要可以在以下几个方面进行:第一,指定书目,阅读中西方文论原著,每周做出读书笔记。第二,课堂前讲述与课堂外讨论相结合。即前一节课下课时布置任务,指定学生在下一节课上课前讲述自己的见解。第三,组织课外学习小组、举办小型学术讲座等。学术讲座主要邀请院系其他文学理论教师和现当代文学老师,每周一次。 2.文学创作。 用至少四周时间来讲授“文学创作论”、“文学技巧论”这两个章节,该章节学习目标是让学生能够深刻系统地了解作家的创作过程。在讲授课程中,要对创作过程的三个阶段逐一细致讲解,对素材准备、艺术构思以及物化阶段都要讲述较多的作家案例,让学生在具体案例中去除对于创作的神秘感,意识到每个人都可以成为文学的创作者。在讲授完这些理论知识后,给学生布置作业,每人写一篇文学作品,诗歌、散文、小说等均可,然后在下一节课堂上展示,好的作品给予表扬,并推荐到学校文学社团的杂志、校报的副刊或者其它高一级的刊物上,积极鼓励学生进行文学创作,并以此为契机在班级建立“文学创作者”小组,以他们为优秀把活动持久地开展下去。这样做的目的不是培养未来的作家,而是让学生多练笔,熟悉写作的路数,从敢写到会写,再到想写、爱写,一步步建树他们写作的信心和兴趣。3.短文评析。这一步骤是在第二学期进行。与“文学接受论”教学内容同步,在经历了上一学期的学习和写作实践后,学生已经有了一定的理论储备和文学作品的写作经验,在此前提下,讲授“文学作品的接受”,指导他们欣赏和品评文学作品,打好小论文写作的理论基础。小论文写作应当从诗歌、散文、短篇小说和热播电影等文学体裁开始,选取小的角度,从某一方面切入评析。如清人李调元《咏麻雀》诗歌的生命不平等意识、刘庆邦短篇小说《小小的船》的人性美、电影《高考1977》观后感等,要求在1000字左右。在写作之前,教师要首先选择一些好的赏析文章,复印后分发给学生,让他们认真阅读,结合所学理论,熟悉掌握写作格式,使用合适的文学理论术语,尽量学术化。这一阶段应在本学期第三周后进行,时间约为两周。 4.长文写作实践。 这一阶段一般放在第二学期的第六到十一周。首先详细讲授“文学批评论、文学风格与文学思潮论”这些章节的内容,把形式主义批评、道德批评、新历史批评、性别观批评、心理分析批评、社会学批评、神话批评、读者反应批评以及马克思主义批评、解释学、文化批评等具体内容讲解详细,着重教授批评的基本操作方式。如道德批评就是要阐释和评价文学文本的道德内容、考察作家与文本创作的道德关系、考察文本对读者的道德影响等。这些理论知识讲述完后,在第十二周让学生尝试写作长文。所谓长文,是与前期进行的短文评析相对而言的。这一阶段的写作要求学生在业已掌握短小评论文章写作的基础上,在观点提炼、题目审定、结构安排等方面作出突破,这也就要求文章字数要达到三到五千甚至更多。实际上就是学位论文写作的小型排练,写的好的话就是他们毕业论文的雏形。除了掌握以上的理论批评的基本原理外,每一种批评模式都要给出批评案例,让学生认真阅读体会,搞清楚其论证的内在逻辑思路,了解掌握基本架构,然后还要在写作上进行专门指导,帮助学生制定写作的步骤:了解对象———选点切入———确定要旨———布局安排———力求创见等。刚开始可以用命题作文的形式来启发学生,如《论席慕蓉诗歌的陌生化表达》《刘庆邦小说的儿童视角》《论路遥小说的苦难意识》《儒家思想在周大新小说中的体现》《才子佳人小说的叙事模式》《论“本事”与“情节”的关系》《论昆德拉的小说理论》《论赫什的“意义”与“意味”》等等,但不强制要求一定是本题目,学生可以举一反三,自己命题,自由写作。这一时间约为三周,通过三周的练习,学生要写出一至两篇文章。 (三)必要的延伸措施: 及时反馈评论必须说明,无论在文学作品写作,还是短文评析、长文写作期间,反馈评价机制要一直跟上。在学生写作后,教师要及时批阅学生文章,开始之时,应全部阅读,逐一写出评语,并在课堂上讲评,指出普遍存在的问题,给出解决的方法。这当然是一个费时费力的工作,但教师一定要认真对待,不可敷衍,否则会伤害学生的积极性,使课程改革试验起不到预设的效果。一段时间后,可以采用学生自评和互评的方式,而这里,学生互评的效果会更好。 三、不足之处与应对措施 毫无疑问,光靠专业课教学来完成学位论文的写作是不够的,这只是一种辅助方式,要真正解决好这个问题,还是要开设学位写作课程。这一课程可以在三年级第二学期进行,应由写作经验较为丰富的教师来授课。那么,包括中文专业在内的文科本科学生的学位论文写作指导应当教授什么内容、采取什么样的步骤呢?根据笔者的经验,课程内容应在查阅过去毕业学生的学位论文中经常出现的问题、并向学生做出调查询问的基础上设置。一般来说,主要是:(一)理论知识的讲解。这包括1.对毕业论文的作用和意义的认识。2.了解论文类型和题目类别。3.选题的原则和方法。4.材料的搜集与整合。5.大纲与开题报告的写作。6.具体论文的写作与修改。7.格式规范。8.答辩准备等。(二)学位论文范文讲析。(三)实际练习。以训练学生列提纲为主要方法。 (四)讨论反馈等内容。 但也要根据学生实际情况,有所删减,有所突出。总之,针对学生写作水平不高的现状,要把论文写作的知识和能力贯穿在基础课程的教育教学当中。《文学理论》教学更应当自觉地担负起这一任务,在文论教学中,教师要有意识地培养和训练学生的理论思维和写作技能,提高他们实际写作的能力,进而整体性地提高毕业生学位论文的质量。 作者:石长平 单位:许昌学院文学院 文学理论论文:古代文学理论发展论文 (一)乐而不淫,哀而不伤———中和思想“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句出自《论语•八佾》:“子曰:‘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可以看出,“乐”与“淫”、“哀”与“伤”是两对相近的词,不过是程度不同而已,“乐”至极为“淫”,“哀”至极则是“伤”;所谓“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则是讲感情不能太过,要适中,也就是后世所总结为的中和。当然,正如有关学者所指出的,这里的《关雎》不仅仅就《关雎》这一首诗而言,这里的《关雎》应该包括整个“诗三百”,只不过《诗经》之首的《诗经》表现得更加明显罢了,正所谓“哀乐并举,亦可使人体悟到一种性情之正,有超乎哀与乐之上者”。这种中和对应的正是孔子所说的“过犹不及”(《先进》),其实在孔子的其他言论中也多有体现,所谓“允执其中”(《尧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子路》)即是如此,至于“礼,与其奢也,宁简;丧,与其易也,宁蹙”(《八佾》),“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子路》),虽看似有点不得已而言之,但其实还是体现了一种中和思想,后世对于文学思想的很多评论也延续了这种“A而不A”或“A而不B”的评判方法。这种中和思想发挥到一种极致,便成为了中正乃至纯正的思想了,这就涉及到对于《诗经》思想的解读了。 (二)思无邪———善?真?《论语》中的“思无邪”出自《为政》“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这三个字本是《诗经•鲁颂•驹》:“以车祛祛,思无邪,思马斯徂”的一句。一般认为“思无邪”是说《诗经》的思想纯正,后世为了证实这种说法的正确性,不惜歪曲《诗经》中的某些篇章,譬如《毛诗序》将《关雎》一诗解释为歌颂后妃之德即是此例。这种说法被引申开,即是说《诗经》中的诗意在劝善而惩恶。但是正如有的学者所强调的,《诗经》中的“思无邪”本来是在歌咏马,马岂有邪正?而且,“祛祛”,是强健貌,而“徂”是行义;所谓“以车祛祛,思无邪,思马斯徂”,说的是马直路行走;而其中的“思无邪”的“思”只是语助词,没有意思,“无邪”乃直义。也就是说“三百篇之作者,无论其为孝子忠臣,丑男怨女,其言皆出于至情流溢,直写衷曲,毫无伪饰,此即所谓诗言志,乃三百篇所同”,台湾学者李炳南和唐瑜凌等人也认同这种说法,并且认为“邪”字念“虚”音。这样看来,将“思无邪”理解为思想纯正,大概并没有真正把“思”作一个助词来看待,但是这仍然不失为一种可行的解读。这两种解释,一种偏向于思想的纯正,一种偏向于内容的真实。如果原意正是后者,那么,孔子在整部《论语》中不仅探讨了美与善的关系(所谓《八佾》中“尽善矣,又尽善也”所言),还探讨了真的问题。 孔子直接探讨《诗经》的言论其实不多,不过他与门人子弟对于《诗经》中诗句的问答以及其他一些与文学有关的言论则对于后世的影响较为深远,远远甚于孔子对于《诗经》解读的影响。 (一)实用上的断章取义《论语•八佾》篇中有言:“子夏问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何谓也?’子曰:‘绘事后素。’曰:‘礼后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诗经》中本无“素以为绚兮”句,子夏所说的几句是描述一个美女的,但孔子认为,一个纯洁的女子要先知礼才是真美。②而“子贡曰:‘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子贡曰:‘诗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谓与?’子曰:‘赐也,始可与言诗已矣,告诸往而知来者’”(《学而》),这章中用“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诗经•卫风•淇澳》)来解释“贫而乐,富而好礼”的所谓“精益求精”。而根据有关学者研究,“子谓伯鱼曰:‘女为周南、召南乎?人而不为周南、召南,其犹正墙面而立也与?’”(《阳货》)也意在让伯鱼(孔子的儿子孔鲤)领悟诗意而早点结婚生子,含蓄地运用了《周南》《召南》多男女爱情、婚姻家庭的表层意义。可以看出,孔子以《诗》为修身之具,与外交场合赋诗言志一样,是可以离开全诗的本来意义而断章取义为我所用加以发挥的。诚然,“唯其因为目的在于应用,所以孔门言诗往往断章取义,借题发挥,甚至只是作为一种语言材料来运用,阐说的对象和原诗的本意常是风马牛不相及的。这就开了后来经学家任意曲解诗义的先河”。后来的孟子虽然提倡“以意逆志”,其实也还是不免断章取义。而这种断章取义,在后世对于“经”的解读上显得更加显明,《诗大序》将《诗经》解读为“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的怨刺功能即是此例,这种解读与孔孟为我所用的思想虽然不无继承关系,但是后者显然是一种歪曲,与孔孟的实用观相差甚远。 (二)寻章摘句所谓断章取义,可以说就是按照具体环境对诗歌的意思进行解读的意思,这在春秋时代比较普遍,在《左传》中多有记载。譬如襄公二十七年,伯有赋《鹑之奔奔》以表达对于郑伯的不满,而原诗却是卫人讽刺其君上宣姜的荒淫无耻,显然,这里赋予了诗本没有的意思。而这种断章取义如果走向另一面,就是一种“寻章摘句”了。所谓“寻章摘句”,就是用摘取诗中的一些语句来对诗歌进行概括,当然,这种摘句,很可能运用了原诗句的意思,也很可能在对原诗句进行了改造,但无论何种情况,都只“突出了某一点或某一方面,从而形成不同的关注重心”。《论语•为政》:“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正如上文所言,“思无邪”出自《诗经》,孔子用这三个字来概括《诗经》,很可能是在说《诗经》的思想纯正,也可能是在说《诗经》内容的真实;如果是前者,显然是在对原诗句进行改造,而后者则符合原诗句的意思。无论怎样,我们将这种摘句的传统归之于孔子,虽然显得唐突,但是仍然不无道理,因为后世的解经者或文学家都在先圣那里找到依据,以作为自己突破的勇气和决心。这在下面的德言之论中表现得更加明显。 (三)德言之论所谓德言之论,出自《论语•子路》:“子曰:‘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这种言论当然有轻言论重道德的意思,其实儒家的经典大都有这种倾向,譬如《左传》中所言“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襄公二十四年》),就将“立言”放在“立德”“立功”的后面。这种重德轻言的思想为历来的治经者所接受,但是,将德言之辨提上日程却始于文道之争。“言”在渐渐演化中,成为了一个与“文”相提并论的概念;“道”本来是指前辈先哲们的大道,荀子、刘勰的“原道”、“征圣”、“宗经”即是如此,即使在古文运动倡导者韩愈那里,其实还是在说先辈们的大道。不过在韩门弟子,即古文运动的继承者那里,则渐渐发生了分歧,本来在韩愈那里文道并重的思想分化为两派:一派重道,一派重文。重道的一派将古文道统与儒家道统合二为一,仁义与文章合二为一了,自然也就是提倡“有德”在先,即“有德者必有言”。宋代的道学家更是使其成为一个备受争议的话题,朱熹虽然也重德轻文,但是他却对于“有德者必有言”表示怀疑。这涉及到文统与道统的关系等等。但如果引申言之,则可以发现,这个德言之论其实与人品—文品之辨有所重合,这更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了。其实,这个话题又牵涉到文质的问题。 (四)文质彬彬“文质彬彬”出自《论语•雍也》“子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质,是本质。胜,多。文,是文采。野,包咸注:“如野人”。史,古注有两层意思:史书,史官。这句话的意思是:本质多于文采,则如野人,文采多于本质,则如史书。史书乃史官所写,不免有所偏废或言过其实。子贡也说过类似的话:“文犹质也,质犹文也。虎豹之鞟犹,犬羊之鞟。”(《颜渊》)这两处的意思本来与文学没有太大联系,不过后来被引入文学中,譬如刘勰《文心雕龙•情采》中所言“圣贤书辞,总称‘文章’,非采而何?夫水性虚而沦漪结,木体实而花萼振:文附质也。虎豹无文,则鞟同犬羊;犀兕有皮,而色资丹漆:质待文也”,这就将文质与文章的内容—形式等同起来。其实,在孔子的其他言论中还是谈及到了内容形式的问题。比如“辞达而已矣”(《卫灵公》),不过孔子所说的“辞”到底还是偏重于政治外交辞令,几乎不涉及文学,并且这句话看起来说的是那样轻巧;即使《左传》中孔子所说的“言之无文,行而不远”(《襄公二十五年》)也一样不属于文学,但是对于内容和形式并重的观点还是比较明显的。在孔子之后,却有许多学者将“文质”“辞达”纳入到文学体系内进行阐释。 (五)述而不作“述而不作”出自《论语•述而》:“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于我老彭。’”老彭者,商朝的贤大夫。孔子自言只述而不作,《论语》即是秉持这种宗旨的结果,即使相传为孔子所作的《春秋》,也是不得已而作。孔子和老子都有一种向往恢复到古代那种社会的情结,孔子是想恢复到礼乐文化昌盛的西周时代,老子向往那种“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的小国寡民时代,其实,这都是一种复古的念头。这种复古的思想,其实在后来愈演愈烈:对于新鲜事物进行打压,而对于古代的东西都一味推崇。可是,新出现的事物,经过一段时间或历史,也还是会变成“古”的,这就造成一种恶性循环。对于新的事物保持距离,使得人们无法认清新事物的优缺点;而几乎全盘接受旧的事物,也就把旧事物的一切视为精髓或营养而吸收掉,这就导致中国文学缺少当下的反思。这种复古思想历代都有,越接近封建社会晚期,这种思想也就越突出,比如明朝的前后七子以及唐宋派、秦汉派等即是如此。而与这种思想相关的另外一个表现就是是古非今,历代都出现过这种声音,譬如挚虞的《文章流别论》中在谈到文章流变时就认为今不如古,前胜于后。 (六)升堂入室所谓《论语》中的“升堂入室”,出自《先进》篇:“子曰:‘由之瑟,奚为于丘之门?’门人不敬子路。子曰:‘由也升堂矣,未入于室也。’”其实无关文学,孔子只是在说子路入道虽然还不够深入,但是已经不浅,叫门人子弟不得小觑了子路。后来的钟嵘在《诗品》中评论曹植陈思王时曾这样说道:“故孔氏之门如用诗,则公幹升堂,思王入室,景阳、潘、陆,自可坐于廊庑之间矣。”钟嵘直接将孔子的“升堂入室”运用到对于人物的评论上来。唐朝张为《诗人主客图》将中晚唐的诗人分为六主、上入室、入室、升堂、及门五等,虽有偏颇,但将钟嵘的这种做法更细化了。后来江西诗派的吕本中在《江西诗派图》将一个诗派的人物归入一类,也有这个意思在,而后来的方回,其在《瀛奎律髓》中为江西诗派重续家谱,提倡“一祖三宗”(杜甫;黄庭坚,陈师道,陈与义)之说,则更加明显。这种突出一个宗派之内的座次排名的做法,如果仅仅限于一个派别之内,而对其他门派不予借鉴,则很可能造成门户之见,这就是下面所要讲到的内容。 (七)攻乎异端,斯害也已“攻乎异端,斯害也已”出自《论语•为政》。其实在孔子那里,诚如钱穆先生所解释的,“攻,如攻金攻木,乃专攻义,谓专于一事一端用力。或说攻,攻伐义”,“异端,一事必有两头,如一线必有两端,由此达彼。若专就此端言,则彼端成为异端,从彼端视此端亦然”。但是也有解释说,反对圣人之道的都为异端,并且还举例,说释家、道家和儒家很多地方相互抵牾。虽然这种说法纯粹是歪曲,是无稽之谈,因为孔子时代,百家争鸣,根本还没有形成一个派别,道家和儒家还只处在形成中,而佛家还要等到西汉末年才传入中国。但是,这种说法还是被后世许多人所接受,他们拘于自己的小天地或派系之内,对其他派系进行攻伐,且常常引此言证明圣人孔子已有先见:攻于与自己不同的学问就要大家鞑伐。这显然是门户之见的缺陷了。 孔子对《诗经》的探讨,在其儒家创始者身份的影响下,后世对于《诗经》进行了更为广泛的研究,并在西汉时代形成了以《诗经》为首的经学研究体系,从而对中国的文化产生了很深的影响。而《论语》中的其他言论,虽然已经超过了文学范畴,但是,由于孔子和《论语》本身的流传,后来的的某些见解则留下了孔子或《论语》的影子,将这些言论完全归之于孔子和《论语》的影响,虽然显得有点幼稚,但是,这可以使我们更加认识到文化之间内在的联系。 作者:聂家伟单位:云南民族大学人文学院 文学理论论文:探究式教学的文学理论论文 一、问题主导,培养学生大胆质疑的习惯 在传统教学过程中,学生往往处于被动局面,在强行灌输的过程中被迫接受枯燥的理论知识。探究式教学理论改变了这一传统教学模式,它主张通过问题的提出,激发学生的主动性,在活跃的思维过程中确认学生的主体地位,在循循善诱的引导中让学生在问题探究中感知理论的深度,拓展自己的认知。问题的提出意义重大,不仅可以诱发学生的思考,而且可以激发学生内在强烈的求知欲。有了问题才可以让学生深入思考,突破事物的表层与形式。在文学理论教学实际中,因为理论自身深度和难度需要老师在问题情境中引导学生,而且,老师不直接给出答案,这个过程需要贯穿整个课堂始终,在积极思考过程中,结合具体文本、具体文学现象、文学思潮等逐步让学生认识到问题的本质是什么。通过问题的提出让枯燥的理论知识慢慢内化成学生的体验,在体验的过程中让学生从文学现象的感性认知逐渐过渡到深入的理性思考。问题主导式教学均是从同学们感兴趣的问题入手,在文学理论研究中关注热点、关注理论前沿与文学理论教学关注现实、关注生活中的审美现象不可等同。现实中,文学理论和文学实践之间的关系如何?文学理论未来发展如何?这些问题固然重要,但不是理论教学要解决的问题,而是学术研究和理论发展面临的问题。我们面临的首要问题是:文学理论教学如何通过可操作性的实践设计,将貌似枯燥、教条的理论和生活中的文艺现象联系起来,恢复其本有生命力。要求学生把讨论中的理论要点、基本观点形成文字,特别注意引导学生建立自己的观点,形成自己的论证结构,并学会对自己的论证进行概括和总结。主动思考问题是获取知识的最佳途径。积极调动学生的学习能动性,让学生自主寻找和发现知识。相信通过持之以恒的努力,逐步扭转学生对文学理论课程的错误认识,培养其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起到真正训练学生理论思维、提高学生理论素养的作用,从而使文学理论教学获得预期的教学效果。 二、合作与交流,开放探究环境 探究是一个过程,探究是一种行为,同学之间需要展开交流,这是培养学生口头表达自己思想和倾听别人意见能力和态度的需要。使课堂教学真正成为既能让学生自主探究,又能促进师生、生生合作互动,以培养适应现代化社会生存发展的人的阵地,教师在教学中“教会学生合作学习”,已经成为当今世界教育普遍关注的重大课题。文学理论教学不单要求学生掌握文学基本概念和文学理论基本知识,更善于引导学生进行理论思考,培养学生应用理论的能力和理论思维能力。理论不仅是一种知识,更是一种精神。在理论学习过程中,教师要善于发现学生的好奇心,激发学生的求知欲,让学生逐渐进入到自主学习氛围中,培养学生独立思考问题的能力,尽力为学生营造深入学习理论的良好氛围,为学生创造一种宽松的环境。在合作性学习中,教师的功能在于设计教学方案,并以指导者和参与者的身份进入到师生互动中,引导学生体会个人目标与集体目标之间的依赖关系。要求学生运用已有理论分析作品,或者就文学现象对文学的普遍规律进行归纳,如讲授文学活动时,对世界、作家、作品、读者之间的具体关系,需要学生在具体作品中认识到文学源于生活,生活是文学产生的源泉,这个认识是在就这个问题具体文本讨论过程中清晰起来的。就作家和作品的关系、作品及读者的关系同样需要从不同角度激发学生的兴趣,多角度地思考,呈现出思考的多维度,让学生对问题中彼此的关系有明确的认知。就读者和世界的关系,在读者接受过程中,每个学生都是接受者,就这个问题谈自己在阅读中的切身体会,在阐释与批评中理解和诠释读者对作品进行评价反馈的重要性。学生在合作与探究过程中深入理论学习,不仅是对以往文学认识的梳理和修正,更是对理论思维方式的切身感知,与此同时强化学生对文学理论本身的理解。在学生自主探究的基础上,课下可以组织学生组建各种学习团队,针对文学现象、文学思潮进行相互交流与探讨,在师生互动的氛围中培养学生理论学习兴趣,不仅对课堂教学起到辅助作用,而且锻炼学生的思辨能力。 三、引导探究,课堂教学可操作性实践环节设计 文学理论是一门基础理论课程,需要系统阐述文学的基本知识、规律和理论,但是文学理论也是一门应用性课程。文学理论在理论指向和诠释方面具有多功能性,必须让学生清楚明晓文学理论的理论指向和最为合理、最适合的诠释方法。文学理论之间存在着相互渗透、相互沟通的关系,因而要让学生在理论视域方面认识到其交融互摄、旁通统贯、相浃相洽的思维脉路。文学理论具有广且厚的内容涵盖面和阐释的界域极宽的潜在理论因素。要顺利展开对一个理论问题的“探究”活动,仅靠课堂上三言两语的思考讨论是不能根本解决问题的,往往只能停留在问题表面,不能将理论深化。因此,注重课外资料收集,引导学生进行课外延伸思考是探究式教学方式的关键环节。教师在授课过程中要关注学术前沿,并及时把相关学术观点带给学生,让学生在文学理论应有的语境中审视文学现象,如果不站在当下文学发展语境下,那么学生始终都会把自己当做理论的外人,不能真正理解理论的发展状况。所有在探究理论发展过程中,教师要引导学生关注现实、关注当下。教师在具体课堂教学中需要针对具体实际调整教学内容,灵活针对学生提出的关于文学理论认知的相关问题进行讲授,层层深入,理解理论精髓所在。大学教学过程是一个复杂的感知体验和认识的过程,这一过程包含概念的接受、学科视角的形成、方法的训练和知识类型的再生产等。这些方面都建立在教学个体之间的感知和互动过程中。文学理论课程教学过程是一个在师生互动过程中推动学生对文学理论和文学现象的认知结构发生变化的动态过程,要求学生结合自身实际,加强逆向体验,增强学生解读文学与理解文学现象的能力。 21世纪以来,文学理论逐步形成形态多元、流派众多、体系变动不居的发展局面,在理论学习过程中,探究式教学法的使用不仅确立了教师的主导地位,而且明确了学生的主体作用,问题探究把文学基本理论和学生联系起来,不仅传授必要的文学理论知识,而且对学生思维能力起到培养作用。文学理论课程枯燥无味的传统教学模式在探究式教学的影响下会重新焕发出理论自身的魅力,在学生自主学习的基础上,培养学生理论思维能力,这对学生是受益终生的。 作者:吕佳单位:牡丹江师范学院 文学理论论文:大众文化语境中文学理论论文 一、文学理论教学采用理论讲解与案例分析相结合,案例分析不仅要引用文学经典作品,而且要大胆的引入大众文化热点问题作为实例 《文学理论》是一门理论性、基础性很强的课程,具有深奥性、抽象性、理论性、枯燥性的特点,现在的学生对纯理论性质的课程不感兴趣,即便学习了理论也不会应用于实践活动之中。文学理论的枯燥、难理解使得学生对文学理论课程的学习提不起兴趣,不能把文学理论学到的知识很好的用于实践活动中,解决现实中存在的问题。其实通过对文学理论课程教学的研究发现,文学理论课程蕴涵丰富巨大的信息量且近来发展迅速。这就给文学理论的教学带来了难度。大众文化时代,是个开放彰显个性的时代,当代大学生们大多数是伴随着电子媒介、影视、网络成长起来的,大众文化已经成为他们生命中的一部分,他们对新艺术、新形式、新媒介有很强的适应力、亲和力、接受力,比如他们对网络文学、动漫作品、大场面大制作的奇观电影感兴趣,而对于传统的经典的文学作品不感兴趣,甚至表现出对传统艺术形式的疏离,他们喜欢收看动漫作品、奇观电影,不喜欢阅读纸质文学作品,更不爱看同样是电视节目的京剧、越剧等表演艺术。当代大学生感兴趣的是一些形象的艺术形式,因此他们缺乏相应的理论基础知识,这样就很难适应由具象到抽象的思维方式的转换,因而学习文学理论这门比较抽象的学科就比较困难,感觉很难融会贯通,认为文学理论比较难学习难理解。因此,为了解决这种难接受、枯燥的理论学习,适应大众文化的时代特征,在文学理论的教学中,例证的选择、分析就举足轻重,在教学中所举的案例尽量适合大众文化时代的需求,尽量迎合学生的兴趣点。由此可见,文学理论教学中选择一个恰当的案例,既能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活跃课堂气氛,也能形象生动、深入浅出地说明一个原本十分枯燥、深奥的理论问题。翻阅多部文学理论教材发现,大多数教材多选择古今中外的经典文学作品作为例证,这些例子虽然能够达到有效说明理论问题的效果,但是太古板、生硬,缺乏新鲜性、时代性、活泼性。与当代大学生们感兴趣的热点问题相差比较远,难以调动他们的兴趣。经过多年的文学理论的教学,我发现当代大学生的兴趣点主要集中在奇观电影、动漫、电子读物、网络文学作品等方面,如果将这些学生感兴趣的大众文化现象引入到文学理论的课堂教学中,一方面提高了大学生的学习兴趣,即巩固了大学生原有知识结构,又提升了大学生分析理论问题的应用实践能力;另一方面也提升补充了文学理论自身的涵盖力。例如在讲到“叙事结构”这一节叙述视角内容时,我选取了陆川导演的电影《南京!南京!》加以分析,陆川导演的《南京!南京!》打破了以往抗日片中人物形象模式化、平面、视角单一的叙述模式。放弃线性叙事手段、采用独特的叙述视角,将日军的“反角”作为主角,采用了一个日本士兵角川的视角来经历南京大屠杀。《南京!南京!》虽然是历史片,但是视角很独特。把侵华日军还原成人,采用了一个日本士兵的视角来经历南京大屠杀。以一个日本兵的视角,一个占领者的视角来叙述,比较独特,新颖,比较能让现代观众接受,这表现出中国人已经有觉悟从更高、更开阔的视角来看待这场战争,而不仅仅着眼于民族情绪。但处理起来也有一些局限。陆川把角川这个日本人描写得太有血有肉,整条脉络和整个形象通过种种优美的细节自然铺陈。总之,大众文化时代,文学理论教学所面临着枯燥的理论如何选择合理的论据加以论证的困惑,选择什么案例对于讲课效果至关重要。在传统的文学理论教学体系中,当老师试图讲解、说明某一枯燥理论问题时,大多数选择古今中外的经典文学作品作为论据。这样的论据用得多了,就不新鲜了,学生不感兴趣,另外有时举到的文学作品的例子,学生没有读过,感到陌生,起不到说明理论的问题。然而,在大众文化时代,作为文学理论教学授课对象的大学生,他们经常面对的、感兴趣的恰恰不是所谓“文学经典”的文学作品,而是“应运而生”的众多身边的大众文化现象。他们感兴趣不是审美活动,而是大众文化产品如何生产、传播和消费等环节。因此,他们的接受经验、接受能力大多数是由消费性、娱乐性、游戏性产品的讯息刺激而形成的。这样,当文学理论老师用“文学经典”的文学作品来说明抽象、枯燥理论时,大学生因为缺乏体验,没有读过作品,具体情节不熟悉,始终处于隔膜状态,这样最有说服力的经典例子也就失去了说明理论问题的经验基础。因此,大众文化语境中的文学理论教学,不仅要引用经典文学作品作为例子,而且要大胆的引用当今热门的大众文化产品的实例。这样不仅是为了适应当代大众文化语境的要求,尽可能地吸引当代大学生学习文学理论课程的兴趣,关注大众焦点,而且也是为了通过对当代大众文化产品的解释、赏析,使文学理论知识在实际运用中变得鲜活生动起来,从而促进大学生对这些知识的理解掌握。 二、针对学生文学活动体验薄弱的情况,采用“情景模拟”、“对话”式审美体验教学模式,激发学生对各种文学活动的兴趣 文学理论来源于文学实践,反过来又去指导文学实践,而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缺乏的就是文学实践,学生只有具备了大量的文学创作和文学阅读的实践活动,才能更好地理解文学理论知识。“实践出真知”,学生只有经过大量的文学活动的体验,包括文学创作、文学阅读等体验活动,才能更好地理解文学理论中涉及的各种文学现象、各种文学原理。采用“情景模拟”、“对话”审美体验教学模式能更好地激发学生对于各种文学活动的兴趣。“情景模拟”就是讲到一些枯燥、抽象的理论时,通过设计一些直观、形象的情景,使抽象的理论尽可能的具象化,便于学生理解掌握理论知识,能更好地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调动学生掌握的中国现代文学、中国当代文学、外国文学、中国古代文学等学科的知识,给学生提供一个更好的展示自己的空间。比如我在讲到文学风格这一章时,为了证明有无文学风格,我就设计了“情景模拟”,即“一个小伙子遇到了一个彩票的漂亮姑娘,你模拟一下琼瑶、金庸、柯南道尔会怎么写。”我分别找了三个女生,三个男生,一个男生与一个女生自由组合成一组,让他们分别以琼瑶、金庸、柯南道尔的风格来模拟表演,学生调动了自己的想象力,生动演绎出了琼瑶、金庸、柯南道尔的风格,由此得出不同的作家创作风格是不同的,学生兴趣很高,发挥了他们的想象力、表演力,活跃了课堂气氛,使枯燥的理论变得直观、形象、易懂。再比如讲到戏剧时,让学生自编、自导、自演戏剧作品,在此基础上学生自己评价,这样戏剧的特点、分类等理论知识学生就自己总结出来了。学生自编、自导、自演的多幕剧《抢坐》、独幕剧《电热棒的故事》等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对话”式审美体验教学模式,即在课堂上与学生平等对话、交流,采用启发性互动式教学方式。具体应做到:一、在教学中多使用疑问句,反问句等形式以启发引导学生对文学理论问题的积极思考,多给学生总结发言的机会,帮助他们养成边学边思考、边运用的良好习惯;二是课堂对话和课下对话同时进行,课堂对话是在教授文学理论的课堂中,老师围绕本堂课教学中的重要内容,精心设计一些环节引发学生深入思考,或根据课堂学生反应情况,即兴提出一些引导性话题与学生平等对话与交流,用以来培养大学生进行理论思考的兴趣及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这种“对话”式审美体验教学模式既可以在课堂教学中进行,也可以利用课外业余时间,课下进行,如采用电脑播放古今中外的经典电影,或播放当今一些学生喜欢的热点视频,组织学生观看,观看后安排学生讨论、对话交流,让学生对古今中外的文学经典作品改编的影视剧有直观的心灵接触,然后再布置学生去阅读相关的经典文学作品原著,了解文学经典作品的内容,通过比较文学经典与根据文学经典改编成的影视剧,学生发现文学经典作品一旦改编成影视剧后就失去了其应有的意蕴。这样提高了学生比较学习的能力,提高了审美趣味。课下“对话”式审美体验教学模式就是下课后给学生提供适合对话的问题,引导学生在自己喜欢的场所,比如宿舍、餐厅、草坪自由结合畅所欲言地讨论,下次上课时再提供机会让他们阐述讨论的结果。老师与学生之间、学生与学生之间是一种平等对话的关系,这样可以提高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在文学理论教学过程要不断总结改进“情景模拟”、“对话”式审美体验教学模式,以适应不同阶段、不同基础的学生。全方位确立学生在文学理论教学活动中的主体地位。传统的文学理论的教学模式往往剥夺学生学习的主体地位,存在只是单纯的灌输、单纯应试等多方面的弊端。“情景模拟”、“对话”式审美体验教学模式,把确立学生主体地位首先放在第一位,充分发挥学生主动、自主学习的能力,强调激励学生的学习兴趣。“情景模拟”、“对话”式审美体验教学模式是对传统“课堂”教学的重大改革,它不但把课堂上与课堂下完美结合为互动状态,而且把审美教育、专业教育、思想教育和能力培养紧密结合起来,从而提高了学生学习文学理论的兴趣。 三、合理运用多媒体的教学手段,增强图像意识,大力推进文学理论课程改革 大众文化语境下,对文学理论的教学从对象到观念都提出了诸多挑战性问题,我们应该看到多媒体的教学手段的应用提高了文学理论课堂教学的生动性和丰富性。大众文化语境中,文学理论的教学应合理运用多媒体的教学手段,合理吸收传统的“黑板板书”教学的优点,大胆使用多媒体教学方式,增强图像意识,更好的推进文学理论的课程改革。多媒体的教学手段的使用大大提高了文学理论课堂教学的生动性、鲜活性和丰富性,多媒体教学手段的应用存在以下两点优点:第一,多媒体技术的运用有利于形声兼备的视像效果,吸引学生眼球,增加学习兴趣。例如在讲解“文学的形象性”内容时,我结合学生每天使用的手机,利用多媒体播放了影片《手机》的精彩片段后,提出了一个问题:手机短信是文学吗?让学生踊跃回答,为了拓宽学生的知识视野,提高学生的认识水平,我搜集了许多有关手机短信的视频资料,包括有审美价值的手机信息、手机短信连载小说《城内》、“全球通”短信文学大赛等,把这些资料做成多媒体课件,用以辅助课堂教学,使抽象的理论教学变得丰富多彩,吸引了学生的眼球,这一内容既在讲解的范围之内,又与学生的生活紧密相关,因而很具有现实意义,大学生学习文学理论的兴趣大增,他们讨论热烈,各抒己见。再比如在讲解“文学意境”内容时,我结合张艺谋的电影《英雄》,利用多媒体播放了影片《英雄》的精彩片段后,用张艺谋的话来说明意境的重要性,张艺谋曾经说过:过两年以后,说起《英雄》这部电影,你肯定把整个电影的故事都忘了。但是你可能永远记得一些有意境的画面。你会记得在漫天黄叶中,有两个红衣女子在飞舞;在水平如镜的湖面上,有两个男子在以武功交流,在水面上像鸟儿一样的,像蜻蜓一样的。为了拓宽学生的知识视野,提高学生的理论认识水平,我搜集了一些有意境的绘画,如朱耷的《荷花水鸟图》用多媒体课件的形式展示出来,吸引了学生的眼球,激发起了学生学习文学理论的兴趣。第二,多媒体容量大、直观、形象。多媒体教学综合应用文字、图片、动画和视频等资料来进行教学活动,而应用传统的“黑板板书”教学手段难以讲清楚,文学理论中一些抽象难懂的知识重点、难点,可以通过多媒体用直观、形象的方式表现出来。采用鲜明的图片,生动动画和视频使原本抽象、枯燥的理论变得更直观更形象!这样课堂教学活动变得活泼,生动形象有趣,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的“黑板板书”教学单调的模式,从而活跃学生的理性思维,激发了学生主动学习的兴趣。增强了图像意识,更好的推进了文学理论的教学改革。 总之,大众文化语境中的文学理论教学,应采用理论讲解与案例分析相结合,案例分析不仅要引经据典,而且要大胆的引入大众文化热点问题作为实例;采用“情景模拟”、“对话”式审美体验教学模式,激发学生对各种文学活动的兴趣;合理运用多媒体的教学手段,增强图像意识,更好的推进文学理论课程改革,建立一套适合于本校学生学习的文学理论体系。遵从文学理论课程的特点,重点培养学生学习理论知识的兴趣,尽量为枯燥理论注入鲜活生命,注重多媒体教学技巧的运用,使枯燥抽象的文学理论散发鲜活生动气息。 作者:王钦鸿孔莉李建春单位:山东济宁学院中文系 文学理论论文:翻译理念与新批评派的文学理论论文 新批评派不仅坚持以作品为中心的本体论文学观,而且还坚持对作品内部研究的客观主义原则。新批评派学者维姆萨特和比尔兹利提出对作品的认知要避免“意图谬误”和“感受谬误”。所谓意图,就是作者内心的构思或计划。他们认为作品的意义不同与作者的意图,探讨作者意图与分析文本无关。研究作品,没有必要去研究作者的意图,否则就可能导致作品研究的荒谬性,成为“意图谬误”。因此,新批评派极力反对在作品研究中受到有关作家的传记评介等先入为主的影响,新批评派强烈反对传统的对文学进行自传的和历史的阐释,因为“作品的真正意义存在于其内部结构,而与其创作者的传记或历史信息无关”(朱刚,2001:41)。“感受谬误”是说读者阅读作品时可能错误地认识和分析作品,片面强调自己的感受,而每个读者的感受各不相同,从而导致对作品阐释的印象主义和相对主义,新批评派反对印象主义的批评,实际上是试图将读者的情感客观化和作品的价值永恒化。“意图谬误或感受谬误的结果都是使诗歌本身作为一个具体批评判断的对象趋向消亡”(朱刚,2001:44)。维姆萨特和比尔兹利通过对“意图谬误”和“感受谬误”的论证,意在说明诗是自律的产品,虽然它是诗人心智的产物,但最终不由作者的意图或读者的个人反应所左右,诗的含义只能产生于诗本身。这种将作品与作者、读者和外部世界隔离的本体论诗学观,无疑也是理查兹的文学阅读班和后来的美国翻译研讨班所自觉或不自觉奉行的圭臬。 理查兹在其文学阅读班上曾经做过一个著名的实验,他选了13首诗印成卷子发给学生,这些诗的范围从莎士比亚的诗一直到E.W.威尔柯克斯的诗,但是不注明题目和作者,让学生读完后任意地写些评论。而结果理查兹颇为意外:著名诗人的作品不一定就得到好评,“二三流”诗人的作品反而被视为佳作。这一实验的影响广泛而深刻,“理查兹的教学实验,是新批评派的直接起点”(王锺陵,1998:163)。可以说,理查兹在文学阅读班上采用的文学教学方法和批评方法,造就了英美新批评派。如果从“意图谬误”的角度来看,这次实验似乎验证了:通常读者对作品的认识,容易受到社会对某个作家的既有评判标准的左右,从而导致理解的偏颇;但从另一角度来说,理查兹的实验似乎也说明了因为个体反应的多样性,读者仅仅从个体印象出发认识作品也容易导致“感受谬误”。但理查兹自己认为:“文本中应存在着一个‘统一意思’,读者也应该有一个‘统一的判断系统’,并据此对‘统一意思’进行评价”(许冬平、王东风,2000:42)。这是理查兹开设文学阅读班的意图所在,这一设想也成为后来翻译研讨班的前提和出发点,因为原文本的统一意义才使翻译活动成为可能。 在一篇题为《翻译理论探索》的论文中,理查兹认为通过恰当的训练,达到对原文一致的、正确的理解是可能的,而这正是后来翻译研讨班所要达到的目的,他们的翻译实践,正好成为这种训练的一种极好形式。也就是说,在新批评派的文学理论里,翻译活动被看作是理解和阐释的一种途径。正因为如此,翻译研讨班实际上是效法了理查兹在其文学阅读班上把文本与作者和社会隔离的做法,而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是因为他们所译作品的原作者本来就出自非英语文化圈,特别是一些中国古代诗歌作者的个人背景和社会评价不为英美人所了解,所以在客观上起到了理查兹在其实验中隐去作者姓名的效果。另一方面,研讨班通过对作品的集体阅读、研究、讨论、交流和翻译,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对作品的个体印象所导致的片面和狭隘的误读,从而达到对原诗的统一意义、客观情感及永恒价值的探求。总之,这种翻译活动,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意图谬误”和“感受谬误”对原作客观阐释的干扰,在翻译研讨班上,甚至不懂原文语言和文化的成员也可以参加翻译活动,这更是加强了这种效果。 并且,新批评派的学者在“细读”过程中如何把握诗的意义和构成要素方面提出了许多独特的见解。布鲁克斯和沃伦所合著的《怎样读诗》是论述细读批评方法的代表作,他们主张从诗的整体意象和意义中把握每首诗的特点。在《诗的张力》一文中爱伦•泰特提出诗歌语言中,有两个经常在起作用的因素:外延(extension)和内涵(intension)。“外延”是词的“词典意义”,“内涵”是词的暗示意义,张力是将这两个词的前缀去掉后的共核词:tension。它表示外延与内涵的协调,明晰和暗示的结合,意象和意义的统一,优秀的诗歌就是应该像这样富有张力,“诗的意义就是它的张力”(塞尔登,2000:300),退特在分析邓恩的一节诗时认为,“诗中的意义已完全融入“金子”这一意象之中,这里,内涵与外延是合二为一的,它们相互充实”(塞尔登,2000:301)。新批评大师兰色姆则将诗的构成总结为“肌质—构架”。“肌质”,就是那些活的、局部的细节,是诗的意象;“架构”是诗的逻辑优秀,是诗可以意释而转换为散文的部分。但诗不同于散文的独特性及其对世界本体的表现,都在于它的意象,可见兰色姆关于诗的结构的观点,实际上是偏重于肌质,即细节和意象的,兰色姆认为:“就现代诗人而言,他力求去达到意义的朦胧,通过众多意象去捕捉纷繁复杂、神秘莫测的世界,这也反映出诗歌的本体意识”(方珊,2000:181)。新批评的这几种代表性观点都不同程度地强调诗歌中的意象因素对把握诗的特征和意义的重要性,这对现代派诗歌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因为现代派诗歌就是要通过意象去表现一个与理性不同的世界,这些观点同样也深深地影响了翻译研讨班的翻译观,特别是诗歌翻译的理念。正因为如此,翻译研讨班把庞德的诗歌翻译方法作为他们效法的典范。 庞德不仅是意象派现代诗歌的开创者,并且也被认为是新批评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庞德在诗歌翻译,特别是在中国古典诗歌翻译的过程中,延续了其诗歌创作的思想,他在诗歌翻译中对原文意象的刻意追求是和新批评派对诗歌内部结构的论述,特别和兰色姆对“肌质”的强调是不谋而合的。庞德认为:“一个“意象”是在瞬间表现智慧和情感的复合体”(塞尔登,2000:329),这一点和理查兹对诗歌意义的看法倒是基本一致的:“一首好诗传达给读者的是诗人对世界的独特体验产生的有益的心理效应”(方珊,2000:129)。换句话说,在译诗时抓住了原诗中的意象,也就传达了作者创作时的思想情感和独特感受,这正是译诗的真谛所在。由此可见,美国翻译研讨班的研究过程中受到了新批评派积极地影响和有力地推动,在一定程度上自觉或不自觉地接受了新批评派以作品为中心的本体论文学观,遵循了新批评派坚持对作品内部研究的客观主义原则。同时,美国翻译研讨班形成了自身的翻译理念,进行了以诗歌翻译为主的实践活动,从而为美国文学翻译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作者:李丹单位:南京工业大学外语学院 文学理论论文:文学理论论文:信息时代中的文学艺术展望 作者:银兴贵 单位:贵州师范学院 一、文学艺术的自律诉求 阿瑟•丹托进而也说道:“认识实现之际,实际上也就不再有任何艺术的意义和需要了。艺术是某种知识出现过程中的一个过渡阶段。”[2]98 但我们知道,文学艺术的涵义是发展的、开放的和复杂的,我们不能用恒定不变的观念去框定信息化时代下这种多元的文学艺术现状。“无论媒体如何变化,文学是不会消亡的。诚然,文学是永远变化发展的,但文学变化的根据主要还在于人类情感生活变化,而主要不决定于媒体的变化。”[3] 鲁枢元进而诘问:“米勒认定传统意义上的文学将在飞速发展的科学技术的进逼下覆灭,……然而我却怀疑,与人类生命、人类语言、人类精神同根并蒂生长着的人类的文学,竟会如此仓促地被尖端电子产品轻轻抹去。”[4] 我们认为,文学艺术从存在以来,它一直都在给人以心灵的安慰与生命的安顿,“而伟大的艺术给人的安慰更是无穷无尽。艺术在未来将以何种形式出现是谁也无法预言的,但没有哪个健全的社会希望自己的存在可以不需要艺术。”[5]433 文学艺术终结也就标示着人类精神价值与审美的消亡,亦即表明人类生存的无意义。 其次,无论是论及以往文学艺术堕落、滑坡与危机的问题,还是信息化时代文学艺术终结的提法,在言说者们的头脑中都预设了一个衡量的尺度,说文学终结是因为把文学看成是认识世界的一种手段和工具,从这个角度看,信息化时代人们已经可以用其他手段了。 信息化时代下的文学艺术变化,改变了原有的文学艺术背景与知识谱系。文学艺术最优秀的精神本性在于它的自由性,而信息化媒介对自由精神的抒写与张扬,是文学艺术得以走进新媒介的前提条件,信息媒介为文学艺术审美的自由精神提供了又一个新颖奇特的理想家园。信息化时代,人们通过互联网来表白最真我的生命状态,让创作紧随信息化生存的情感现实,逼近鲜活的生命感悟,敦促文学艺术走向自我的真实表达,因为传统的文学艺术主要是精英艺术,它追求“畅神比德”、“文以明道”与“立言立心”进而“不朽”,它也要通过向善求真的审美化诉求来获得一种宗教式的精神信仰,而信息化时代下的文学艺术,它不是要济民救世而是要表现自我,不求崇高典雅与浑雄宏大,不企求终极关怀而注重兴致所至时的痛快淋漓,此时文学艺术的认同模式由社会性标准转向自娱而娱人的尺度。人通过言以不朽的目的消失了,言以自娱成了唯一目的。 再次,文学艺术所改变的是叙事模式,而不是它的主题,这就涉及到了文学艺术生产的历久更新的问题。艺术生产这一概念,是马克思在1857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第一次明确提出来的:“就某些艺术形式,例如史诗来说,甚至谁都承认:当艺术生产一旦作为艺术生产出现,它们就再不能以那种在世界史上划时代的、古典的形式创造出来。”[7]28 之后在马克思的众多论著中,都有精辟的论述。 众所周知,艺术生产思想,早在马克思之前就曾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萌芽、发展过程。柏拉图早在古希腊时代就曾把诗(是一个广义的概念)当成是一种模仿,“模仿确实是一种生产,只不过它生产的是影像,如我们所说,而非各种原物”[8]77 。柏拉图把诗等艺术产品当成人类以自身作为工具时所独具一格的一种形象的艺术生产。柏拉图已经认识到了艺术创造与生产制作有着密切的联系,当然,柏拉图的这一见解是与其“理式”说紧密相关的。 柏拉图之后的亚里士多德也把艺术视为生产,但他更强调艺术家所特有的创造力和能动性,“一切艺术的任务都在生产,这就是设法筹划怎样使一种可存在也可不存在的东西变为存在的,这东西的来源在于创造者而不在于所创造的对象本身”[9]70。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所有技术都与生产有关,创造就是去思虑某种可能生成的东西如何生成,这就是意指艺术生产,它是通过人的思维将可能存在的也可能不存在的东西创造出来。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全面地考察了人类生产活动(包括艺术生产活动)之后,提出了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这一重要命题。马克思对生产(包括艺术生产)的看法,就是强调主体的人及其心理能力,人的这些本质力量就必然会在他的生产劳动中对象化出来,任何真正的生产都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之后的本杰明等人也对艺术生产提出了他们的见解。在《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1933)中,本杰明提出了他的艺术生产论的主要概念———机械复制,并以此为基点,来考察从古代艺术到现代艺术的发展过程以及艺术生产对物质———技术手段的依凭关系,最后得出结论说,人所制造的事物总是可以被仿造的,艺术作品在原则上是可以进行复制的。 我们认为,文学艺术生产是一种富蕴审美价值的精神活动,它属于“那些更高地悬浮于空中的思想领域”[10]484。这是因为,文学艺术的价值产生、存在于人对事物的审美需求之中,在人的形成及其社会发展中,审美需求作为情感化、诗意化把握世界的一种方式,是人类生存需求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二、文学艺术的生存方式 信息技术的革新、进步带来了文学艺术传播方式的改变,而传播方式的改变对文学艺术的影响不只是载体上、形式上的,它同时也使文学艺术的内容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原因是科技的发展或多或少地总会带来文学艺术的新变革,促使文学艺术产生新的变化,文学艺术随着纸质媒介到电子媒介的转变,经历了一场深刻的革命,人的生命的体验与满足也应据此而加以调整:“生命追求与满足的内容,也就是艺术的内容;生命的感受器官所可能接受的色彩、音响和语言结构关系,才是艺术使人产生审美愉悦的表达方式。”[11]259 我们知道,文学艺术的每一次变革并不意味着是对原来的文学艺术生产的彻底消解与颠覆,而是以主流和非主流、大众与非大众的形式共存共生,毕竟文学艺术是在继承以往传统的基础上,才又创造出新的表现形式,进而更加有力地抒写人类的现实生活。 第一,从纸质文本式微向“读屏”转化。信息时代的到来,文学艺术正在进入一个世界图像时代:“世界图像并非意指一幅关于世界的图像,而是指世界被把握为图像了……世界图像并非从一个以前的中世纪的世界图像演变为一个现代的世界图像;不如说,根本上世界变成图像,这样一回事情标志着现代之本质。”[12]97 当然,“世界图像”的创制并没有改变文学艺术存在的基本前提,因为这个基本前提就是创造文学艺术和需要文学艺术的主体———人,毕竟人最终还需要语言的交流与交往,同时也需要具有以语言为媒介的审美意识与审美需求。 文字的产生是人类智慧的有力体现,自从文艺作品以文字作为载体进行传播以来,人类就习惯于使用其作为表情达意的工具。然而到了今天,“读图”胜于读文,“读屏”多于读书,在文学艺术审美视界里,视觉文化己经创生出一种有别于传统文学艺术的审美范式:真实、自由和直观。这就是说,文学艺术的图像转向不但标示着是一种文学艺术范式的转化,而且还意味着一种思维范式的转换。这是人类能动地掌握世界,自觉地按照美的规律进行创构的伟大壮举,也是人区别于其他动物的自由自觉的活动的确证,更是人的主体性的集中体现。我们认为,进入图像世界的文学艺术仍然是人的文学,它既是写人的,表现人的,又是为了人、写给人看的,因为人类看待世界的过程就是真理的开启过程。如果远离了人,远离了人类的生存状态,远离了人的思维与语言,而去研究信息时代的文学艺术能否存在的根由,那便丧失了人文传统与人文精神,那就必然会陷入技术至上论的怪圈,从而也就只会在信息数码图像这一时代幽灵面前麻木茫然,徘徊乃至悲观。 事实上,随着文学艺术的信息网络化,使得多种艺术形态得以有机地融合在一起,达到了一种声像互补、图文并茂的仿像艺术境域。而这“仿像”是一种“没有原本的东西的摹本。”[13]199它和古希腊理论家所说的“摹本”是截然有别的:“摹本”是对原作进行的一种模仿、改编,原作具有真正的存在价值,是实实在在的东西。当然,摹本也有价值,但其价值是从属性的,它也可以帮助我们获得现实感,使我们知道自己所处的地位。而“仿像”却不一样,它们是那些没有原本的东西的摹本,“仿像”虽然也必须经过人手,但却是没有原作,它是对非存在的模拟,它是从模型中产生出来的超真实,它是把一种不在场呈现为一种在场,把想象、虚拟的东西描绘为现实实在的东西。仿像瓦解、颠覆了与现实事物的任何比照,将现实事物吸纳进仿像之中。正如周宪所指出的:“仿像的生产必然导致现实和影像之间关系的颠倒。 ……人们不再是通过真实之物来理解这个世界,而是通过影像来理解和解释这个世界。影像的极度真实取代了日常现实,我们的思想和生活越来越明显地受到影像的制约甚至控制。”[14]133 人们的日常生活的视觉空间正日益地被信息带来的图像所占据,人与现代世界正逐渐建立起新的关系,人类生存空间的现代生活节律被信息化波及,意识空间慢慢被信息所影响,人们的兴趣、需求、思考、判断、幻想,越来越多地围绕着信息媒介所形成的图像而展开,这一切变了,而表现人的文学艺术当然就不得不变。 第二,从单向阅读向互动交流转变。传统文学艺术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种相对固定的“书本阅读”形式,无论是以纸质形态存在的文学艺术作品,还是通过技术处理之后放在屏幕之上的影视艺术作品,读者仅能被动地单向“阅读”作品。而与此不同的是,在信息化时代,文学艺术作品的创作与接受都转到了一个较为开放的领域,创作者不再受年龄、身份以及性别等差异的束缚,他们的写作更为随意与自由,只要其高兴抑或愿意,随时可以在网络上“灌水”或者“涂鸦”。而从文学欣赏的角度而言,因为受众凭借了网络资源所蕴涵的极大的自主性与丰富性的审美空间,欣赏者充分获得了文本的选择权,因而不再被动、单纯地受传统媒体所钳制。 在过去的几百年中,印刷媒介的不断变革也一直在不停地影响和改变着文学艺术生产的内容和形式。社会文明的进步与科学技术的发展,使得异军突起的信息媒介快速地改变了当下文学艺术的发展。人类文明的进程总是伴随着传播方式的进化,而传播方式的变化又是促进文学艺术体裁随机演化的重要因素。在人类历史上,每一次技术革命,都对文学艺术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造纸与笔墨技术使原始状态之下的口头创作日落西山,从而转向了以书面创作为主体的文学艺术;印刷技术的发明与使用,又为文学艺术文本的广泛流通与传播提供了便利。而在当今时代,随着信息技术的日渐繁盛,文学艺术的发展又不得不面临着一个新的关口———超文本技术。人们通过这一技术实现“点对点”的实时交流,每一个人都成为潜藏着的交流对象,这从更深层的意义上刷新了人际交流的模式。 时代在进步,媒介在更新,而文学艺术也在不断地向前推进。传统的文学艺术作品的审美欣赏,通常是单向度的。欣赏者即使拥有充分的创造空间与艺术想像力,但是,其与所处于另一极的作者以及作品,他们难以进行有效的沟通,因而就不能改变原有艺术作品的形态。而在信息网络的空间世界里,文艺作品的欣赏却是双向度的,它可以在不同层面上实现审美欣赏的互动性。作者可以凭借网络,对自己所创作的作品进行阐释,解答读者的疑问,并尽可能地提供其创作该艺术作品的创作动机与文化背景。欣赏者也可以直接参与到作品的创作当中,从而改变作品的人物命运、情节结构、事件结局与主题思想。在网络上,艺术作品真正的吸引力在于其互动性。这是因为,信息网络介入文学艺术作品之后,新的文学艺术作品样式层出不穷,它们借助网络技术,实现了不同于传统的写作模式,在网络媒介所提供的互动空间里,透射出了一种大众参与文学艺术创作的生命气息。正是由于这种别具一格的超媒体写作模式,不仅跨越了文学艺术作品创作和欣赏惯有的平面化单向模式,使创作与欣赏不断向立体化方向拓展,还进一步让文学艺术的创作、阅读、鉴赏与批评等众多环节融为一体。这是因为,在信息网络上,选取不同的链接路径,就代表着作品在另一个层面上重新整合,同时,在线阅读,其本身也就意味着是一种创作。自文学艺术栖居于网络之后,文学艺术的创作、阅读、欣赏以及批评,就有了一个可以即时、互动交流的审美平台,信息网络的重要价值,就在于信息资源共享和传递的即时性,文学艺术由单向阅读转向互动交流,文学艺术凭借着网络媒介实现了审美形态上的一次转换。 第三,从物质性向非物质性转化。在人工传统的书写时代,由于修改很不容易,创作者必须严格遵循文字所因袭的线性逻辑,这是因为,文字一经从头脑中的形象转化成书写形态,就会面目一新,成为一种独立的存在,而电脑显示屏与手写的痕迹不同,电脑将创作个体的痕迹完全从写作中抹去,致使书写标记非个人化、私人化。我们可以将在电脑上写就的并且保存在软盘上的一部文本和人工手写的、甚而是打字的文本作个对比,人工手写体具有原稿价值,学者和研究者通过看原稿进而希望借此更能接近创作者的本意,或者可以从当中找到“真迹”,甚而推测出该文本的变化、演进过程,这些变化常见于抹除、替换、删除、眉批、添加等过程中,这或许就是图书馆与收藏家常常会花费大量资金来搜集这些代表真实性的手迹的根源所在。而电脑书写的情形是:其所书写的痕迹,已经非物质化了,这是因为,人们在敲打键盘的过程中,已将自己脑中浮现的语句录入电脑,这对于物质材料的依存程度而言,它仅存在于电脑中的存储系统中,这与人工手写时代的物质实存方式构成了鲜明的对比。 信息化时代,即使是很有名的作家,如果其在电脑上进行创作,毋庸置疑的是,任何一个收藏家或者文学博物馆绝对不会花钱购买存有创作者文档的光盘或磁盘,因为在这一载体上,创作者创作时的真实性与原创性的痕迹,已经被这种符号存在非物质化的媒介消除掉了。 另一方面,电子书写中产生的非物质化特性,是网络作为文学媒介得以存在的、具有大量空间的技术基础,正是由于电脑网络技术的广泛运用,使得许多以往需要面对面或面对实物时才能获得信息的方式发生了变化,其可以更快捷、方便地通过电脑网络来获取,进而减少了以往必须直接进行物质、能量交换的繁复程序,真正应和了马克思所言:“劳动表现为不再像以前那样被包括在生产过程中,相反地,表现为人以生产过程的监督者和调节者的身份同生产过程本身发生关系。”[15]218电脑网络传输与处理信息快捷、方便,交互联系面广,存贮量大,这就在众多方面极大地延伸了人脑的功能,可以说,它不再仅仅是一种单一的生产工具,而且在人们的平常生活世界里也得到了更为普遍的应用,从而尽可能地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与生产方式。这一切,使得人们通过电脑这一平台,让拼贴、复制简便易行。同时,由于信息化时代网络技术的手段超越了传统的信息传播形式所逼促的时空限制,人们可以简易、方便地获取信息,大众心理也就逐渐养成了追求简易、方便的趋势,一些网络上盛行的新闻炒作,其往往比较短小,容易获取,并且绝大多数是娱乐性质的,人们可以快速地获取、享受抑或忘却,并不需要做理性的反思,仅仅只注重追求一种感官上获得愉悦的快餐文化。 在信息技术所构成的生存空间里,传统的文学艺术观念、创作方式等均已发生了重大变化,而此时的文学艺术,栖身于多元、互动的虚拟平台,不管其在内容上有何变化,它都以其独特的形式直接或间接地反映出正在深刻变化着的人们的生活。文学是人学,是人的思想意识、情感的外化,因而,文学艺术的创作就应该是大众心灵化与个性化的抒写,也更应该是人类精神活动的独特审美范式。基于此,文学艺术的价值在于,人类通过审美的独特方式来进行生命体验与追求生命的满足,进而对社会历史以及人类精神的深刻追问、感悟以及思考。 文学理论论文:师范学校文学理论课程探讨论文 论文关键词:文学理论;高等师范院校;课程改革;中学语文课程改革 论文摘要:基于文学教育在中学语文教学中的重要地位,文学理论课程体系对于高师院校中文系学生的培养具有重要的意义。调查显示,当前高师院校中文系在文学理论课程的教学中存在着诸多问题。它要求我们在编订具有时代性、前沿性同时又不乏普适性的文学理论教材以及开设相应的课程以加强文学理论教学的实践性、时代性等方面做出不懈的努力。 文学理论是高等师范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课程体系的一个重要构成部分,按照一般的观念:文学理论是一门“以美学方法论为总的指导,从理论高度和宏观视野上阐明文学的性质、特点和一般规律”,的学科,它的建立要以文学史提供的大量材料与文学批评实践所取得的丰富成果为基础,同时为文学史、文学批评提供理论指导。文学理论课程体系对于高等师范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专业素质的提高有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它直接关系着学生的理论水平,决定着学生能否以科学的方法对具体的作家、作品、文学现象进行科学的分析与评价。然而,在具体的教学实践中,我们在很大程度上偏离了这一目标。现实中的情况如同相关学者指出的那样:“在大学的文艺学研究与教学中,或者说在教科书形态的文艺学知识的生产与传播中,文艺学的危机就表现得尤其突出。学生明显地感觉到课堂上的文艺学教学知识僵化、脱离实际,它不能解释现实生活中提出的各种问题,也不能解释大学生们实际的文艺活动与审美经验。在当前高校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教学中,这样的现象是屡见不鲜的:教文论的不讲作品,讲作品的没有理论,理论因为与生动的文学实践相隔离而显得抽象、缺乏实际意义,文学实践也因为缺乏理论的引导而显得感性、随意。尤其是对于高师院校而言,人们往往对于那些玄奥、费解的理论观念对于中学语文教学的实际意义存在着疑虑,这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人们对于文学理论相关课程的开设价值的怀疑。 这种状况的存在固然与人们认识上的某些误区相关,但它也与我们在文学理论课程教学中存在的许多问题有着直接的联系。在围绕着“高师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面向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的研究与探索”这一课题所展开的一项调查中,笔者曾向近十年来由各高等师范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分配到中学从事中学语文教学的毕业生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如果你有机会回到高校中文系学习,你最需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相当一部分毕业生在问卷中表示希望进一步“加强自己的理论素养,提高自己分析、阐释相关文学作品的能力”。然而,当在同一份问卷中问及他们:“你觉得大学中文系应当减少课时的专业课程是什么”时,许多毕业生选择了文学理论方面的课程。在这里,提高理论素养的要求与削减理论课程课时的希望之间的矛盾鲜明地表现出来,这一矛盾迫使我们不得不思考一个问题:在高等师范院校中文系课程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的文学理论诸多课程是否,充分地起到了提高学生理论素养的作用,问题出现在什么地方?因而,对高师院校的文学理论课程体系进行学科反思,对其所涉及的相关课程的教学内容、教学方法进行清理,从而对文学理论课程在高师院校中文系课程体系中的意义进行评价,这就显得非常必要了。 文学理论课程体系在高师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课程体系中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这首先是由文学教育在中学语文教学中的地位所决定的。文学教育,可以帮助学生认识社会生活、吸收人类传统中优秀的文化价值观念,帮助他们培养审美能力和审美情感,陶冶情操,发展个性。这种独特的学科价值,是其他学科替代不了的。文学作品的语言一般是规范、优美的语言,是理想的母语教育范文,中学语文教材中一般有一半以上的课文是文学作品,这体现了人们对于文学教育在中学语文学科中的重要性的认识。因此,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制订的《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要求学生:“根据自己的学习目标,选读经典名著和其他优秀读物,与文本展开对话”fal。从这一要求出发,普通高中语文教材选用了大量的经典文学作品,“课程标准”还向中学生推荐了大量的课外经典读物,其内容涵盖了古今中外的文学作品,包括《三国演义》、《红楼梦》、《呐喊》、《子夜》、《边城》、《巴黎圣母院》、《复活》、《老人与海》、《变形记》、《西厢记》及普希金、莎士比亚的作品等等。这些都说明了文学教育构成了中学语文教学的一项重要内容。 文学教育既然在中学语文教学中具有重要的意义,那么,指导学生进行文学欣赏也就构成了中学语文教师的一项基本职责。面对古今中外的文学作品,语文教师对其理解不能停留在感性、直观的层面上,他应当具备一定的理论素养,能够站在理性的高度对一定时期的作家、作品、文学现象作出理性的把握,这样,较强的文学理论素养就成为我们对一名中学语文教师的基本要求。固然,中学语文教学不同于大学教育,它不要求向学生讲授系统的文学理论,但《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明确要求教师引导学生“在阅读欣赏中,了解诗歌、散文、小说、戏剧等文学体裁的基本特征及主要表现手法”,并要求教师引导学生阅读朱光潜的《谈美书简》、爱克曼的《歌德谈话录》等文艺理论名著。另外,“课程标准”还要求教师“帮助学生提高审美能力,增强文化意识,重视人类文化遗产的传承,尊重和理解多元文化,关注当代文化生活,学习对文化现象的剖析”。这里所要求的审美能力的提高、文化意识的培养,理解多元文化的能力以及对一定文化现象进行阐释的能力,实际__卜都是指向学生理论素养的提高的。中学语文教师承担着指导学生展开文学欣赏,培养他们的审美能力,分析和阐释一定文化现象的能力的使命,这就对高等师范院校在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的理论素质培养方面提出了具体的要求。学生理论素养的提高,固然与他们对文学史的学习、作品的阅读有着紧密的联系,然而,对文学理论的全面、系统的自觉把握,是离不开文学理论课程体系的开设的。 就高师院校文学理论课程开设的目标而言,它对于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素质的提高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功能: 首先,文学理论课程体系的教学目的在于帮助学生掌握文学理论的一般知识,为他们能正确认识、分析文学现象奠定基础。作为一名合格的高等师范院校中文系毕业生,应当具备比较深厚的文学素养,他们对于文学的认识不应当停留于感性的层面上,而应当对文学的性质、特点,文学作品的构成、文学创作、文学作品欣赏的一般规律有较为深人、全面的认识。只有如此,他们才可能科学地认识不同时代、不同历史条件下的作家、作品及各种文学现象,才有可能深人浅出地引导学生进行文学欣赏,提高学生的审美能力。例如,当前中学语文教材选用了许多中国古典诗词,在对这些古典诗词的欣赏中,就离不开对中国古代文艺理论的认识,特别是文学理论中关于“意境”的理论是我们解读这些作品的的关键。然而,我在围绕着本课题的相关调查中曾向毕业生们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你对‘意境’、‘典型’、‘灵感’、这些术语的熟悉程度如何”?约有60%的毕业生选择了“知道,但不太清楚其·确切内涵”。这一回答是很不能让人满意的,这些概念都属于文学理论中的基本范畴,缺乏对其内涵的充分认识显然是不利于他们对学生阅读的指导的。 同时,在调查中我还发现,在中国古典诗词的教学中,一些教师往往把重点放在字、词的解释和翻译方面,而忽略了引导学生进人到对这些作品的艺术境界的感受、体验之中,这与他们的文学理论基础方面的不足有着直接的联系。实际上,中学语文教学所涉及的文学作品是有相当的广度与深度的,比如:李商隐的《锦瑟》诗是中学语文课外阅读篇目之一,对于这首非常晦涩、含蓄、“几同无字天书”诗歌,中学语文教师如果不了解中国古典艺术的一般审美特征,是很难说得上为学生的欣赏活动提供指导的。对于教师文学理论素养的要求是贯穿于中学语文教学之中的,它涉及到文学的性质、特征、文学的构成、文学的创作、鉴赏、发展等方方面面。再如,中学语文教材中选取了大量的诗歌、散文、小说、戏剧作品,其内容涉及到古今中外的各种文学类型。如何引导学生展开对这些作品的欣赏和阅读呢?这就离不开对各种文学样式、创作思潮的理论把握。对于诸如((祝福》、《我的叔叔于勒》这些作品的分析,也离不开文学理论中关于“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的相关理论,而对于《变形记》、《等待戈多》等作品,就离不开对现代主义文学的理论把握。 其次,文学理论要努力培养学生的理论思维能力。文学理论作为对创作实践的理论概括,其根本意义在于为人们提供一种从理论的高度去认识、评价具体的文学现象的能力。文学理论作为中文系的一门基础理论课程,它不同于一般的知识性学科,不是仅仅介绍各种文学理论知识和各家各派的观点就行了,关键的是它必须阐明文学理论本身的”学理”,着重培养学生分析、阐发作家、作品以及各种各样的文学现象的能力,使他们对文学的认识不至于停留于感性、直观的层面上。它当然要介绍各种各样的文学理论观点,但不能满足于单纯的知识介绍,更主要的是要为学生面对纷繁复杂的文学现象提供一种认知方式。向研究型、学者型的教师转化,这是我们对中学语文教师的理想要求,我们很难想象一名基础理论匾乏,缺乏较强的思考能力、分析能力的毕业生能够成长为一名研究型教师。因此,在高师院校文学理论课程教学中,对各种理论问题的内在意义、它们之间的逻辑联系的把握,最终都指向为学生提供一种理论思辨能力,引导学生对具体的文学现象从理论的高度上展开思考,通过不断加强这种训练,逐步培养学生的理论思维能力。 再次,文学理论应当培养学生正确认识、分析各种文化现象、文化思潮的能力,培养他们能够面对现实进行思考的能力。”文学是人学”,文学是对人类生活状况的整体反映,文学作为人类文化的载体,它总是与人类的政治、经济、历史、宗教、哲学等文化现象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文学理论固然是以文学为研究对象的,但这种研究并不仅仅局限于文学本身,它通过文学涉及人类广泛的社会现象、文化现象。当前文艺学领域正在发生的“文化论”转向就体现了这一内在要求,它强调通过对文学作品的“价值阅读”,发现文学所承载着的文化意义。从这一意义上来说,文学理论教学不仅要传授关于文学的一般知识,更要从文学的角度出发,教会学生如何面向现实进行理论思考,引导学生正确地认识、分析、评价不同时代、不同民族的文艺作品中所蕴含着的文化意义。特别是近十年以来,文化传播方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经典意义上的文学正面临着严峻的挑战,网络、大众传播媒介的出现、“文化工业”的兴起,都在不同程度上使文学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文学与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复杂地结合在一起,文学理论要取得鲜活的生命力,就不能忽视这一趋势的存在,一名优秀的中学语文教师,不仅应当具有阐释文学经典的能力,还应当具有引导中学生面对现实社会中丰富、复杂的文学现象、文化现象进行思考的能力。 就高等师范院校文学理论课程教学与研究的现状而言,有两方面的问题值得我们注意:一方面,就是文学理论本身的实践性问题。在高等师范本科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教学中,当代中国文艺学学科体系主要是以文学概论为基础,以美学、西方文论、中国古代文论以及马列文论为辅的课程体系。从知识结构方面来说,这一体系是无可非议的,它很好地涵盖了古今中外关于文学的一般观念,能够反映出不同时代,不同政治、经济、文化背景下人们对于文学的一般规律的认识。但从另外一种意义上来看,这一体系在强调了学生对文学理论课程体系的相关知识的掌握的同时,却对文学理论本身所固有的实践性缺乏足够的重视,在实际操作中我们往往不得不面对一种现象:基础理论与文学实践相脱节,文学理论课程与文学史、作品选课程各讲各的,文学史、作品选读的课程往往对文学理论问题缺乏充分的注意,而文学理论的教学与研究往往与具体的作家作品、文学现象的研究相脱节,这种趋势在近年来尤其严重。理论为文学史、文学批评提供指导,在很大程度上沦为一句空话。特别是近二十余年来,当代中国社会的审美意识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而我们的大学文学理论课程往往无视这一变化:“文艺学研究的范围局限于经典的作家作品(甚至连在西方已经经典化了的现代主义的文学艺术作品也很难作为”例子”进人文艺学教材),并且坚持把那些从经典作品中总结出来的”文学特征”当作文学的永恒不变的本质与标准,建立了相当僵化机械的评估一筛选一排除机制。这就日益丧失了与现实生活中的文化一艺术活动进行积极对话的能力”(陶东风《大学文艺学的学科反思》)。知识僵化,脱离实际,不能解释现实生活中所出现的各种复杂的文学问题。这成了人们对于文艺学学科的一个普遍看法。 另一方面的问题是:如何面对人类丰富的文艺理论成果,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能够较全面地对古今中外的各种文学现象进行阐释的文学理论体系。中国现代文艺理论体系处于西方文化的绝对影响下,这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特别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随着西方文艺观念的大量引人,新方法、新观念、新理论不断涌现,理论上的多元化成了文论界的一道基本景观,这些理论往往自成体系,在不同层面上都具有自身的价值,如何处理他们之间的关系,从而对其加以整合,这是一项非常艰辛的工作。这一间题突出地表现在文学理论教材的编写方面,文学理论教材编写的难度是困扰着文艺学界的一个基本问题。应该说,二十余年来,国内文艺学研究有了巨大的进展,但文艺学研究成果向教学领域、教材编写领域转化的效果却还很不尽人意,其中困扰着大家的一个基本矛盾就是教材内容的先进性和普适性的关系的处理问题,对这两者关系的处理,也就是教材的编写者的学术个性和教材涵盖当代学术进展的客观性的关系的处理问题。 从中国当代文学理论体系的发展演变过程来看,在苏联文论模式的影响下,八十年代以前的文学理论体系主要建立在现实主义反映论的文学观的基础之上。作为在八十年代以前有着广泛影响的大学文学理论教材,以群主编的《文学的基本原理》虽然承认”万古不变的文学原理是不存在的”,对于文学理论的研究应该”同具体的历史经验联系起来加以考察”川,但在具体的理论阐述中,教材却以反映论的理论模式代替了对古今中外纷繁复杂的文学现象的认识,观念严重滞后,知识老化、僵化。当前文学理论界对这一模式的不足是有着足够的认识的,也在突破这一模式方面做出过许多努力,近几年所出的几样教材的确有不少新意。但是,这些教材在注意到理论上的前沿性的同时,却又r带来了另一个方面的问题,对各种理论观念的整合差强人意,特别是在本科文学概论教材的编写中,对于大学本科低年级学生的知识基础、文学素养考虑不足,教材涉及的理论问题往往过于宽泛、面面俱到,什么都谈,但什么都谈不透,整部教材让学生觉得晦涩难懂,教师也很难取舍。 针对上述各种情况,对于当前高师本科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文学理论课程体系的教学,有几方面的问题需要我们进行认真的思考并作出相应的改革。这主要涉及到优秀文学理论教材的编写,文学理论课程体系的加强,特别是应注意文学理论课程教学中的实践性与时代性,加强文学理论、文学史与作品选之间的联系,开设富于实践性的文学批评与鉴赏课程,同时,作为对转型期时代文化状况的回应,把文化研究纳人到文学理论课程体系的系统之中。 教材的编写是文学理论课程建设的难点之一。我们现在正处于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传播方式的改变以及“全球化”的趋势使我们从以往那种单一、封闭的环境之中走了出;来,地球上每一种创作思潮、理论观念都能以一种前所未有的速度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之中,多元化已经成为我们对于这个世界的共同认识。表现在文学理论界,理论上的创新、学术观念方面的多元共存,不同的理论观念、审美取向各领风骚数百天。在今天,如何把各种各样的文学观念整合到高师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文学理论课程体系之中,使我们的理论体系有足够的覆盖力,从而获得更强的生命力,又不.至于使文学理论成为各种理论观念的拼凑,而能构成一个自足的体系,这无疑是高校文学理论教学中所巫待解决的问题。如同童庆炳先生所指出的那样:“过去文学理论只关注现实主义,不关注现代主义。实际上现代、后现代都要关注,各个方面都要照顾到,这样才完整”。然而,困难在于:当代中国文学;理论的建设正处于一种尴尬的“失语”状态之中,虽然理论界呈现出一派“繁荣”的气象,但面对丰富的文论资源,不同学者囿于教育背景方面的不同,学术兴趣也有着很大的差异,选择哪些观点、学说来加以介绍,如何依据教学的需要,把这些观念整合到教材自足的系统中去,这本身就成了很大的一个问题。 其中一个关键的问题就是教材内容的先进性和普适性的关系的处理问题,即既要使教材能够体现出学科研究的前沿性,又不至于使教材内容的普适性为编者本人的学术个性所掩盖。大学教材与学术专著有着很大的区别,优秀的学术专著往往带有著者鲜明的学术个性。而对于文学理论教材而言,它不应该只是讲述著者的一家之言,它应当客观地介绍人们对于文学的性质、特征,文学作品的构成以及文学创作、鉴赏及文学发展的一般规律的认识。文学理论教材的个人风格,不应冲淡其理论的全面性、普适性,而应当综合本学科国内外主要的成果,特别是对于作为基础课程的“文学概论”课,它应具备较强的知识性,应当在综合整理前人的科研成果的基础上建立一个具有普适性的文论体系,而不宜过多的强调编写者个人的学术兴趣。其中应特别注意文学理论研究成果的继承与创新问题,如果我们缺乏对当代学者科研成果的吸纳,教材便往往缺乏时代感,与时代相脱节,但同时也应注意到对以往学者研究成果的继承,如果仅仅因为“创新”的原因而排斥前人的优秀成果,就会使文学理论失去丰富的学科资源而显得漂浮、浅薄。文学理论教材的编写者应当具有广阔的学术视野、海纳百川的学术胸襟,把历史上不同学者关于某一文学理论问题的优秀研究成果吸收到教材之中,而应避免把教材作为宣讲个人学术观念的地方。 另外一个值得注意的间题是教材所涉及的理论的深浅程度问题。20世纪世界文学理论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对此我国的文学理论研究界也给予了充分的注意,这对于全面地反映当代文学理论的发展状况是非常有必要的,但对于《文学概论》这样的课程,在注意到人们关于文学的观念的多元化的同时,是否也应当考虑到其作为基础课程的性质,内容不应过于繁杂,以至于追求面面俱到,造成术语名词满天飞的局面。“文学概论作为讲授文学理论基本原理及其基本知识的课程,是文学理论的初步。文学理论中所包含的各个方面的问题,它都概括地讲到,但它只讲最基础的东西,不涉及其中比较专门的复杂问题。它是概论,不是专论”。一方面,文学概论是为大学低年级学生所开设的一门课程,这一阶段的学生文学方面的素养还相对不足,如果这一门课过于艰深,亦或面面俱到,必然影响到他们学习理论的效果,甚至影响到他们学习文学理论的热情。另一方面,师范院校的文学理论课不是培养专业的文学理论研究工作者,其目的是培养合格的中学语文教师,我们在注意到引导学生了解文学观念的丰富性的同时,是否应该考虑到学生的学以致用问题呢?因此,对教材所涉及的理论问题的深度与广度的慎重考虑是我们在教材编写中所必须注意到的。 就高师本科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本科文学理论课程体系的建设而言,传统上分层开设课程的做法是值得继承的,在大学低年级以开设文学概论课为基础,培养学生初步的文学理论素养。在大学三年级以后逐渐开设中国古代文论、西方文论等文学理论的分支课程,分别在相应的领域作进一步的深人学习。在此之后,可结合师资状况开设中国古典美学、文心雕龙研究、当代文学思潮研究等专业性较强的专题课程,对这类课程必须突出其选修性质,以适应不同学生的兴趣。 问题的关键是必须是对每一阶段的具体某一门课程开设的价值、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应当有一个较为明晰的认识。从提高学生文学理论素养的需要出发,我们可以把文学理论课程体系的课程分为三类:专业基础课、专业必修课、专业选修课。“文学概论”作为一门基础课程,其目的在于向学生介绍历史上人们对于文学的性质、特征,文学作品的构成以及文学创作、鉴赏及文学发展的一般规律的认识。它是文学理论的初步,基础性是其基本特征,它的开设一般放在第二、三学期比较恰当。 中国古代文论、西方文论是在学生学习了“文学概论”课,对文学的基本原理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同时经过对文学史的学习、阅读了一定数量的文学作品的基础上,引导学生更进一步了解中国、西方文学理论发展的一般状况。它是在“文学概论”的基础上的进一步深人,如果说“文学概论”课是侧重于对历史上人们关于文学的本质、规律的综合性的介绍的话,那么“中国古代文论”、“西方文论”等课程则是深人到中、西方文学理论的发展历程中,具体了解不同时代、不同理论家关于文学的认识发展过程。这类课程可列为专业必选课,放在三年级开设较为恰当。对于马列文论、美学原理这些以往在文学理论课程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的课程,就其性质而言,它们在内容、课程性质方面与文学概论课多有重复之处,将其作为必修课并无多大的意义,可将它们归人选修课的范围。专业选修课的开设对于学生理论素养的提高也是不可忽视的,但在这一类课程的开设中应当注意两个方面的问题:首先必须突出其选修的性质,以适应不同学生兴趣的需要。另一方面,这一类课程为提高课,具有较强的学术性,它的开设应当根据各个学校的师资条件而定,在此类课程的开设上,应特别强调教师的学术特长,以保证其学术性,达到引导学生在相关问题的研究中提高理论素养的目的。 在高师本科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本科课程体系的建设中,对传统的文学理论课程体系进行改革是很有必要的,我们需要注意两方面的问题: 首先,应加强文学理论课程的实践性,改变文学理论与文学史、作品选读之间相互脱离的现状。文学理论来自于对文学实践经验的总结,它源于实践而又面向实践,具有极强的实践性,没有任何理论可以超越具体的实践而存在。文学理论并不是以知识的传授为最终目的,它应当为学生提供理论思维的方法,培养学生的审美眼光,提高其阐释、分析具体文学现象的能力,这些能力不是通过教师的传授就可以实现的,而只能在学生的具体实践中才能完成。在当前高校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教学中,理论与实践脱节的现象是普遍存在的:文学理论的教学往往成为抽象的理论灌输而与鲜活的文学实践相脱离,理论因为与生动的文学实践相脱离而显得抽象、缺乏实际意义。这正是导致学生一方面觉得自己缺乏阐释具体作品的理论素养,另一方面却认为高校文学理论课程缺乏实际意义而应当削减课时的原因。针对这种情况,加强文学理论课程与文学史、作品选读之间的联系就显得特别有必要了,以往很多学校虽然也开设有文学批评课程,但也是偏重于批评理论的讲授,对于文学批评与鉴赏的实践性质缺乏充分的注意。与此不同的是,一些高校能够针对这种状况,开设文学文本解读、文学批评实践等课程,在对具体文本的解读中培养学生的理论分析能力,这是很值得借鉴的。 其次,注意文学理论课程体系的时代性,加强文化研究类课程的建设。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伴随着经济领域的激烈变革,我国的文化环境发生了极大的变化。电视、网络的普及改变了传统的文化传播方式,也造成了人们生活方式的巨大变化,同时,文艺活动前所未有的市场化,这一切“改变了有关‘文学’、‘艺术’、‘审美’的经典定义”。在某种意义上,文学这一传统范畴与各种复杂的文化现象交织在一起,使中国当代的文化现象呈现出较强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如何适应这一环境的变化而进行文艺学课程的改革呢?这里值得提及的是近年来为众多学者所倡导的文艺学的“文化论”转向,文化研究是剧烈的社会转型期人文社会科学的各个门类面对急剧变化的现实,打破原有学科界限,进行跨学科综合交叉,从而形成新的学术应对面的结果。当前大众文化的兴起,影视文化的普及,图像、网络文化代替了以往以印刷、出版为基础的文化传播方式,这些变化使我们已经很难固守传统上以小说、诗歌、散文、戏剧四大门类为中心的文学观念,适应时展的需要,文艺学学科几年前已经:出现了“文化论”转向。高师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培养的是面向二十一世纪的中学语文教师,而(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要求引导中学生“关注当代文化生活,学习对文化现象的剖析”,这给高等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在培养目标上提出了一个要求:我们所培养的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生应当具备剖析各种当代文化现象的能力,作为对时代所提出的这一问题的回应,在文学理论课程建设中,我们是否应当开设文化研究类课程? 基于以上原因,我们对于高等师范院校汉语言文学本科专业的文学理论课程体系的建设可以作出这样的规划:可在一、二年级之间开设文学概论的专业基础课,为学生提供本专业的初步理论;在三年级重点开设“中国古代文论”、“西方文论”、“文学文本解读”或“文学批评实践”等专业必选课或专业限选课,强化学生的理论素养。在四年级则根据各个学校的师资条件开设中国古典美学、当代文艺思潮研究、《文心雕龙》研究、文化传播研究、大众文化研究以及各种相关文化现象的专题研究等选修课程,更进一步深化学生的理论素养及阐释各种文学现象、文化现象的能力。在选修课程的开设问题上,不一定规定具体的课程,而应在考虑学校的师资条件、学生本身的兴趣、需要的基础上作出安排。 针对高师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本科教学中文学理论课程体系的现状,对其进行深刻的反思是非常必要的,就其巫待解决的问题而言,一方面,它需要我们在编订具有时代性、前沿性同时又不乏普适性的文学理论教材方面作出不懈的努力。在课程设置方面,我们应充分注意到文学理论学科的实践性特色,开设相应的课程,引导学生在实践中培养出对作家、作品以及各种文学现象、文化现象进行理论剖析的能力。 文学理论论文:胡适的传记文学理论及创作研究论文 论文关键词:胡适传记文学理论建设作品创作 论文提要:胡适在批判我国古代传记的缺点和吸收西方现代传记文学长处的基础上。逐步形成了一种新的传记文学思想。他是我国最早提出和使用传记文学名称的人。从上世纪20年代初到50年代末一直都在提倡传记文学,并以创建传记文学理论和努力创作两方面的实绩奠定了其在中国现代传记文学发展史上显著而重要的地位。 胡适是海内外著名的学者,在文学、史学、哲学等诸多学科都作出了开风气的重要贡献。在传记文学方面,胡适是我国最早提出“传记文学”名称的人。他大力提倡传记文学,开现代中国传记文学理论之先河;同时还身体力行,积极创作,为我国传记文学的写作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和范例。胡适的传记文学理论及作品,在中国传记文学发展史上占有显著而重要的位置。研究胡适的传记文学理论及创作,正确认识和评价他在中国传记文学发展史上所占的地位,对于推进我国当代的传记文学理论建设与创作繁荣有着积极的意义。本文试根据胡适传记文学理论逐步演进的特点将其分为酝酿、成型、成熟三个历史阶段,并结合其写作实践作一综合考察,借以阐发胡适对中国现代传记文学的开创性贡献。 一、“传记文学”出台前的思想准备 在我国,传记是一种古老的历史体裁。早年胡适在中国公学读书时就对传记感兴趣,1908年在《竟业旬报》上曾发表过他最早写的《姚烈士传》、《中国第一伟人杨斯盛传》和《中国爱国女杰王昭君传》等短篇传记,并明确表明其写作目的在表彰豪杰,“使大家来崇拜”师法他们。1910年胡适去美国留学后,由于受西方传记的影响,对中国的传统传记作了认真反思。他于1914年9月23日写的一则札记(《藏晖室札记》卷七第一条),曾把中国传记同西方传记作了一番比较研究,认为中西传记存在明显的差异:“吾国之传记,惟以传其人之人格。而西方之传记,则不独传此人格已也,又传此人格进化之历史。”在列举了东西方传记的不同体例后他又具体地阐述了两者的长处和短处。从这条札记中我们可以看出,胡适对中国传统传记的否定多于肯定。其对我国传记存在缺陷的分析批评是深刻而中肯的,对于西方传记优劣的评析也是较为精当的。这种比较研究对他后来的传记文学理论构建及创作都产生了重要影响。他后来之所以要提倡传记文学,到处劝老辈朋友写自传,主要动因就是对中国传统传记的不满和深感“中国最缺乏传记的文学”。而另一方面他对西洋“传记文学特别发达”这一点则表示钦羡,他后来写作的传记文学也大抵是借鉴了西方长传的体例,如《四十自述》、《丁文江传》等。 虽说胡适留美时期写的这则札记与他后来的传记文学思想有着明显的渊源关系,但这还不是胡适提倡传记文学的开始。需要指出的是,长期以来在我国大陆和台湾学术界都有学者把这则札记看作是胡适最早提倡和使用“传记文学”名称的佐证,这实在是一个大失误。造成误解的直接原因是现在人们所看到的这条札记有个“传记文学”的标题。事实上《藏晖室札记》是胡适在留美时期的日记和杂记集,我们现在看到的“传记文学”这四个字作为分条题目,是上个世纪30年代初在这些札记交给亚东图书馆印行出版前,由胡适的朋友章希吕在帮助整理这批札记时拟加上去的。再从这则札记的实际内容看,其主题是比较东西方传记文体的差异,札记从头至尾并没有出现过“传记文学”字样,也没有对传记文学概念作任何阐释,很显然胡适当时说的只是“传记”而不是“传记文学”。而在胡适正式提出“传记文学”的名称之后写的有关文章或演讲中可以看出,他对“传记”和“传记文学”这两个概念的使用是有所区分的。因此,1914年胡适在美国留学时期还只能说是他传记文学思想的酝酿期。 二、“传记文学”名称的提出和“传记热” 在经过一个较长时期的思想酝酿,到了1930年前后胡适传记文学理论正式开始“亮相”。《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序》则是一个开篇。该文写于1929年末,序文开头说“传记是中国文学里最不发达的一门。这大概有三种原因。第一是没有崇拜伟大人物的风气,第二是多忌讳,第三是文字的障碍。接着通过具体分析阐述这三方面的原因,对中国几千年的传记文章作了深刻批判与否定,并针锋相对地提出了他说的“新体传记”的三个条件与写作要求:一是“爱敬崇拜”伟大人物,二是“纪实传真”,三是“传神写生”。这是胡适以文学的眼光来审视中国古老传记文化作出的看法。虽说“最不发达”,但明确把传记说成是“中国文学里”的一门,这表明此时的胡适已有了将传记纳人文学领域的思想,这种看法可说是超越前人的。因为传记在中国历来被认为是历史的范畴,此前他的前辈朋友梁启超倡导“史学革命”和创作的“近代传记”,“属于在历史范畴中的内容和体例上的革新”。虽说胡适在这篇序文里还没有提“传记文学”的名称,但“纪实传真”和“传神写生”这两点是他以后谈论传记文学时始终坚持的,说明胡适传记文学理论基石在这篇序言里已经奠定。 在时隔半年之后的1930年5月28日,胡适在给友人董授经先生的日记《书舶庸谭》作的序言中便正式提出了“传记文学”的书称:“日记属于传记文学,最重在能描写作者的性情人格,故日记愈详细琐屑,愈有史料的价值。这是胡适第一次使用“传记文学”的名称,也是中国最早提出“传记文学”名称的第一人。这在中国传记文学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此前的中国文坛有传记文学之实而无传记文学之名,“传记文学”名称的提出,使传记文学名正言顺地登上了中国文艺舞台,它标志了中国现代传记文学的一个新的开端口从‘旧记属于传记文学”这一说法可以看出胡适所说的“传记文学”是一个比较宽泛的概念。日记属于非正式自传,胡适后来说过他在美国留学时期的日记“就是我的留学时代的自传”,而在西方人眼里“自传是传记文学的嫡亲或特殊形式”,后来胡适也是把自传作为传记文学重要成员大力提倡的。在这篇序文里胡适虽然没有对什么是传记文学作具体阐释,但却揭示了传记文学的两个重要特点和条件:一是能描写传主的性情人格,二是有史料的价值。这同上文说的“纪实传真”和“传神写生”这两点是完全一致的。因为“传神写生”、“描写传主的性情人格”原是文学的特长;而“纪实传真”才有史料价值。而历史与文学的结合,这正是传记文学的基本特征。值得注意的是胡适在《书舶庸谭·序》中还特别引述了日记作者做的情梦“柳丝一梦”,极富文学趣味,可见胡适对于传记文学在文学性方面的强调与重视。后来胡适在《 四十自述 自序》中又说:“我在这十几年中,……深深的感觉中国最缺乏传记的文学。”这对前面“传记是中国文学里最不发达的一门”的说法来讲,是胡适传记文学理论的一个进步。而“传记的文学”正好是对胡适“传记文学”概念的一个简明解释。这里“文学”是中心词,“传记”是修饰词起限制界定的作用,“传记文学”也就是传记性质的文学,它是一个独立的文学门类。胡适晚年在台湾作《传记文学》讲演中曾再次解释说:“今天我想讲讲中国最缺乏的一类文学—传记文学”,这是胡适把传记文学看成是一种文学门类的最直截的说明。 胡适是个实验主义者,在提倡传记文学方面,他也是一边进行理论构建,一边亲身投人创作实践。《四十自述》是他这一时期在传记文学上的又一个贡献。胡适在《 四十自述 自序》中说:“《四十自述》,只是我的‘传记热’的一个小小的表现”,而这场“传记热”的引发是:“因为深深的感觉中国最缺乏传记的文学,所以到处劝我的老辈朋友写他们的自传。”胡适劝告朋友写自传的目的,是希望他们能用一种“笔锋常带感情”的健笔来“赤裸裸的记载他们的生活”,即写出他所倡导的“自传文学”来。那么其意义不仅可以“替将来的史家留下一点史料”,更重要的是“可以使我们的文学里添出无数的可读而又可信的传记来”。由此可见,胡适劝告友人写作自传(包括他自己写自传),有着历史与文学的双重目的和意义,即“给史家做材料,给文学开生路”。这是胡适对“自传文学”创作提出的两点希望和要求,也是胡适提倡传记文学的根本目的。因为胡适对于传记文学所特有的史料价植和文学感化教育功能这两方面作用已有充分的认识和重视,所以他要大力提倡传记文学。 令胡适感到不幸的是,这班老辈朋友虽然都答应了,终不肯动笔。于是他便身体力行,于1930年6月开始写了他的第一部正式自传《四十自述》。虽说这是一部未完成的自传,但它作为胡适倡导传记文学的示范之作,体现了胡适的传记文学理想,既有“纪实传真”的史料价值,又有“写生传神”的文学特色,是值得重视和应该肯定的。关于《四十自述》的写作计划胡适在《自序》中作了说明:“我本想从这四十年中挑出十来个比较有趣的题目,用每个题目来写一篇小说式的文字,略如第一篇写我的父母的结婚。这个计划曾经得死友徐志摩的热烈的赞许,我自己也很高兴,因为这个方法是自传文学上的一条新路子。”可以看出,胡适在提倡传记文学,构想自传创作计划时是很注重“有趣味”这一特色要求的,这也是胡适在以后的有关文章和讲演中用来评判传记文学的一个重要标准。如何实现传记文学的“有趣味”?胡适认为在确保“纪实传真”的前提下,“遇必要时”可以“用假的人名地名描写一些太亲切的情绪方面的生活”,在追写传闻和某些记忆不清又没有法子证实的生活细节时也可以“用想象来补充”。因为这里出现一些人名地名的讹误和合理的想象虚构不影响基本史实的真实,相反还能够增添阅读的趣味。应该说胡适的这些想法和写作方法是可取的,而且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并受到了友人的赞许。遗憾的是胡适上述的这种创作思想没有能够在自传写作的实践中坚定有力地贯彻到底,而是在“写完了第一篇,写到了自己的幼年生活,就不知不觉的抛弃了小说的体裁,网到了谨严的历史叙述的老路上去了。”刘一于这种“倒退”胡适自己是不满意的。从他本人来说,曾是新文化运动的积极倡导者,是以破旧开新而闻名的;他自己动手写作自传本身具有“给史家做材料”和“给文学开生路”的双重目的、任务。因此这种“倒退”与上述思想是不相符合的,它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胡适在倡导传记文学上存在着实践与理论的脱节。造成这种“倒退”和“脱节”有客观方面的凉因,最主要的还是作者的主观因素:“但我究竟是一个受史学训练深于文学训练的人。尽管如此,从总体上说胡适的《四十自述》作为他的传记文学的实验之作还是比较成功的,它为我国自传文学的创作提供了有益的经验和可资借鉴的方法,在我国传记文学发展史上留下了厚重的一笔。 三、传记文学理论的成熟和“创作无力” 在经过了30年代的郑场传记文学热之后,胡适的传记文学理论已趋于逐渐定型,接下来是“退热”后长时间的“冷静”。到1953年初,已经步人晚年的胡适在台湾省立师范学院作了一场《传记文学》的专题讲演,标志着胡适传记文学理论进入了成熟阶段。演讲是他提倡传记文学的又一重要方式和途径。从他晚年的这篇演讲可以获得以下几点传记文学理论演进的信息: 一是对我国古代传记总体评估由虚无悲观变得实在客观。胡适以前哀叹“传记是中国文学里最不发达”的,并说过“二千年来,几乎没有一篇可读的传记”的偏激之言,而在这篇演讲中,虽然仍坚持认为“中国文学最缺乏最不发达的是传记文学”,但同时又从传记文学的角度对中国正史中的传记作了较为客观实在的评价:“如《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晋书》等,其中的传记有许多篇现在看起来仍然是很生动的。”在举例中还特别提到:《晋书》中“小说传记,给中国传记文学开了一个新的体裁”。过去胡适写《四朴自述》曾试图采用小说体裁给自传文学开辟一条新路子,但是中途给放弃了。现在直接把小说传记作为传记文学提出来,这确是胡适传记文学理论上的一种新进步。 二是拓宽了传记文学的品种领域。胡适在以前谈的传记文学对象,主要是指文学性传记,包括自传、日记,而在晚年的这篇演讲中,又把《晋书》中的小说传记也列人传记文学范围,并说“《红楼梦》也是传记文学”,这是胡适经过考据认为《红楼梦》是作者曹雪芹的自叙传而得出的结论。这一观点本身当然尚可商榷,但由此可见胡适在这里说的传记文学概念范围更为宽泛。他还说:“除了短篇传记之外,还有许多名字不叫传记,实际是传记文学的《言行录》。这些言行录往往比传记还有趣味。我们中国最早、最出名,全世界都读的言行录,就是《论语》。”从五四时代“打倒孔家店”的健将到把孔子《论语》作为传记文学而加以高度评价和赞扬,这既是胡适文化思想的一种巨大转变,也是胡适传记文学理论上的一种演进和完善。 第三,胡适在论述我国传记文学不发达的原因问题时对过去的三点看法也有所修正。主要是去掉了“没有崇拜伟大人物的风气”这一点,而改成了“缺乏保存史料的公共机关”。这样就显得较为准确客观。 晚年的胡适在传记文学理论建树方面已臻成熟,但其传记文学的创作却并没有什么大的“长进”。《丁文江传》是胡适步人晚年后又一项重要的传记文学活动。它写于1955年底,是胡适所写的最长的一篇传记文学作品。该传大体上是借鉴西方长传的体例按照年代的顺序,记述丁文江一生中的几个重要阶段,既写出了丁文江献身科学的精神和他对中国地质科学所作的重要贡献,又写出了丁文江“捧出心肝待朋友”的美好品格,通过各个侧面塑造出了“一个最有光彩又最有能力的好人”形象。由于作者在作传时采用了严格的“科学方法”,尽可能地容纳了所找到的材料,使传记明显地体现出它的历史性和史料价值,但同时也因此而大大地削弱了传记文学的趣味性和可读性。这是胡适在传记文学创作上又一次与其理论的脱节,并且较《四十自述》更为严重和明显。胡适晚年在台北的另一次题为《中国文艺复兴运动》的讲演中说到:“我们是提倡有心,创作无力。”拿它来作为对胡适在传记文学方面的评语,也是颇为恰当的。 回顾考察胡适在传记文学理论建设及创作实践上所经历的三个历史阶段,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结论: 一、胡适的传记文学理论是在批判否定中国古代旧式传记的缺点弊病,学习吸取西方现代传记文学的经验与长处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在中国第一个提出和使用“传记文学”的名称,并对传记文学的概念特征、范围种类、功能作用和创作原则、要求、方法等方面都作了明确精到的阐述,从而形成了一种有着鲜明个性特色的理论系统。胡适的传记文学理论在我国现代传记文学发展史上具有开创性贡献,对于我们全面认识我国传记文学的发展历史,指导传记文学创作,正确评价传记文学作品都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二、胡适从上世纪20年代末开始直到晚年在台湾去世,一直都在提倡传记文学,可谓不遗余力。“在现代中国,各界知名人士开始逐渐形成写自传的风气,也在30年代,有关文献材料表明,这的确与胡适身体力行地倡导有关。”再有上世纪60年代台湾《传记文学》的创刊也与胡适的提倡有直接关系。这些都表明胡适提倡传记文学是“有心”而有功的。 三、胡适一生写的各类传记将近40部(篇),但在明确提出“传记文学”概念之后,自觉按照他的传记文学理论写的并不多,而且还存在较明显的实践与理论脱节的间题,真正符合传记文学条件、称得上“传记文学”的作品则是屈指可数。从这个意义上说胡适的传记文学创作又是“无力”的。但它给史家留下了有价值的材料,为我国现代传记文学(特别是自传文学创作)开辟了新路,这一历史功绩是不能低估的。 文学理论论文:文学理论批评探究论文 与80年代相比,90年代的文学理论批评有了明显的变化。其主要表现有三个方面,即:批判之风再起;学术史研究备受关注;“中国特色”研究得到了强化。下面分别加以考察。 1.批判之风再起 中国思想理论界是在全国又一次“拨乱反正”的新情势下进入9O年代的。历史已经多次证明,思想理论上的“乱”与“正”,尽管在一定时期与一定政治思潮有某种联系,但它毕竟是学理范围内的事情,必须按照思想学术的规则在深入地探讨与争鸣中,去鉴别,去矫正,而且还需经历时间和实践的检验。不然就会犯简单化的错误,影响学理的健康发展。令人遗憾的是这样的事情还是发生了。 一个突出的情况是,90年代最初的二三年间,一些占据有力地位的人,把某些比较敏感的学术问题政治化。并从政治的角度居高临下地开展批判。这一时期受冲击最大的有三个人∶李泽厚、刘再复、王蒙。批判的内容,是他们发表在80年代的有关专著和论文,主有李泽厚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美的历程》、《答问录》,刘再复的《论文学的主体性》,王蒙的《文学三元》(以及小说《坚硬的稀粥》)等。这些论著,在发表当时有的也有过不同意见,有些批评还相当尖锐,如陈涌等人对刘再复“文学主体论”的批评,但总体上还是在学术争鸣的氛围中进行的。然而同样的问题,进人90年代,骤然升级,本来正常的学术争鸣,一下子变成一边倒的政治性批判。 三人中又以李泽厚受力最猛。据有关统计,仅1990至1992年间即发表专题文章60多篇。50余万字,从哲学、美学、文学、政治等多角度进行批判。除此之外,还由有关部联合召开了两次专项会议,分别对他的“救亡压倒启蒙”、“新启蒙”、“西体中用”以及“主体性实践哲学”、“人类学本体论哲学”等理论主张进行集中批判。会议强调指出:“国内外敌对势力还在政治、思想、文化、经济等广泛的领域加紧对我国进行和平演变,进行渗透和覆活动。思想文化领域的斗争极为突出。⋯⋯只有从这个背景,才能理解李泽厚及其著作为什么曾一度在我国走俏。也只有从这个背景才能理解我们今天为什么必须对李泽厚的政治、哲学观点开展严肃的,原则性的讨论和批评。”(见《文艺理论与批评》l991年第6期)可见政治背景和政治目的,成为这次批判唯一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由于对李泽厚的批判主要是在哲学界进行的。这里从略。 就文学界而言,首当其冲的是刘再复,不仅文章众多,而且抨击相当严厉。1990年11月,由国家教委社会科学发展研究中心等十多个单位联合举办的专题“讨论会”,对他的“文学主体论”做出如下的判定:理论上,宣传主观唯心论、历史唯心论和抽象人性论。把抽象人道主义作为文学的旗帜。用“眼泪”文学来批判社会主义现实。政治上,“文学主体性”的呼唤,直接与资本主义道路联系了起来,根本否定了“五四”以来的革命文艺传统和成就,否定了以《讲话》为优秀的文艺思想的历史贡献和理论价值。否定了“二为”方向,为“精英文艺”大造舆论;挑拨党与知识分子的关系,有损党对文艺的领导和否定文艺的社会主义方向;不仅要消解和取消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思想文化领域的指导地位,而且明显地对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进行了直接的攻击和根本的否定。其影响,不仅助长了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在文艺界的泛滥,而且酿成了文艺创作的大滑坡大倒退。并认为,刘再复从反对文艺领的“机械反映论”、“庸俗社会学”和“以阶级斗争为纲”开始,发展到比较系统、全面地曲解马克思主义及其文艺学说,蔑视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观,相当典型地反映了近些年来文艺学领域为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提供思想基础和理论依据的言论的变化轨迹。实际上是政治化学术,或打着学术旗号的政治,带有明显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见《文艺理论与批评》1991年第1期)这一判定不仅集中表达了当时批判意见的基本观点,而且作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政治斗争的一个组成部分,具有不容置疑的气势。对刘的“批评”还涉及他的散文创作。有一篇代表性的文章,题目是《“心史”唱出“杀伐之声”———评〈寻找的悲歌及其评论》。(同上刊,1992年第2期)作者得出结论:刘是一个“坚持资产阶级世界观与个人主义人生观的理论家”,他“逆历史潮流的追求”站在错误的营垒里摇旗呐喊。其心灵的异常孤独、寂寞、痛苦,其发誓要进行绝望的寻找,乃是咎由自取的没落的悲剧。这恐怕很难算是学理的批评。 王蒙的《文学三元》被指认是对马克思主义及其文学观的“怀疑与否定”,“对西方文学思潮的首肯与宣扬”,必将导致“文学本质的取消论”①他的《坚硬的稀粥》被说成是篇“影射现实的政治”,“政治倾向有严重错误的作品”。②不仅如此,直到90年代中期,他还受到全面“批评”。两篇典型的文章是刊登在《中流》上的《王蒙其人其事》和《文艺理论与批评》(l995年第4期)上的《有感于王蒙的处世哲学》(山城客)。这题目立刻让人想起“”中的大字报,不用看内容便可知道它的政治分量。 李泽厚,刘再复,王蒙,一个主要在哲学界,一个主要在理论批评界,一个主要在文学创作界,理论上互相支持呼应,确实是当时很有影响的人物。他们的理论(也包括创作)自然也有不足与失误,完全可以批评与商榷,但正常情况下,应该主要在学术的范围中进行,并且允许有不同的意见,也允许被批评者有反批评的权利。然而上述的所谓“批评”却基本是在政治的层面并且依托于政治而进行的,实际上是一种一面倒的政治性的批判。这种政治性的批判之所以能够重新盛行一时,是同一部分占据有力地位的“批评者”的思想认识有关的。这些人实际上对于新时期关于文艺与政治关系的修正和调整始终没有想通,他们认为不提“三论”(即“从属论”、“服务论”、“工具论”)是一种理论上的失误。这种思想,在新的“拨乱反正”中找到了适应的气候。 1990至1992年间,资深理论家陈涌接连发表《一个理论工作者的手记》、《要恢复文艺思想的本来面目》、《与文艺》等三篇文章,③其中心问题,就是试图从理论上重新论证“文学———从根本上———是服从政治的”,是“阶级斗争的工具”。他认为,文艺是一种意识形态,而政治与意识形态之间,“是决定和被决定,反映和被反映的关系”;理论斗争是阶级斗争的一个有机部分,它必须“服从阶级斗争的需要”;列宁关于无产阶级文学的党性原则,关于文学应该成为无产阶级总的事业的一部分,以及文学应该为无产阶级政冶服务的理论,是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一个“重要发展”;关于“党的文艺工作,在党的整个革命工作中的位置,是确定了的,摆好了的;是服从党在一定革命时期内所规定的革命任务的”论述,关于“革命文化,对于人民大众,是革命的有力武器。革命文化,在革命前,是革命的思想准备,在革命中,是革命总战线中的一条必要和重要的战线”的论述,是他“根据现代中国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丰富经验,把马克思主义关于意识形态的学说向前推进了一步”。这些理论至今并未“过时”,必须继续予以确认。这是一个“不能有任何模糊,任何模棱两可,任何折中调和”的“重大的原则问题”。与此相呼应,《文艺理论与批评》杂志自1991年第5期起,开辟“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看待文艺问题笔谈”,再度对“社会主义文艺的阶级性”,“西方文化的渗透和我们应有的对策”等问题进行阐述与探讨,要求“文艺应当帮助人民筑起抵御和平演变的钢铁长城”。基于上述理论,他们强调指出:在整个社会主义时期,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特别是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将是不可避免的;目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暂时处于低潮,我们正面临着和平演变和反和平演变、渗透和反渗透、颠覆和反颠覆的严峻斗争,意识形态领域是这场斗争的主战场。这些年来,阶级斗争问题被人为地“淡化”了。但事实上,国内外反动势力正“勾结起来”,对我国进行所谓“攻心战”、“思想战”、“宣传战”,那些口头上最热衷于“淡化”阶级意识的文化“精英”,却一直在向无产阶级、社会主义进行着阶级斗争,对于这种现象,如果缺乏清醒的头脑,丧失必要的警惕,就要犯历史性的错误。我们坚持发展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就要在批判中建设,在斗争中建设,对一些重要的文艺思想、理论问题,既不能简单地贴上阶级的标签,也不能放弃阶级分析的方法,不能不问姓“社”还是姓“资”。现在许多深层次的理论问题需要“正本清源”,“任重道远,战斗未有穷期”,因此“必须长期不懈地进行顽强的韧性的战斗”,决不能“虎头蛇尾,半途而废”。④如此,为了完成“战斗”任务,集中而持续的批判便不可避免。 对于这种批判,学界是有不同意见的,但一直得不到发表的机会。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学术气氛开始活跃,10月赵士林主编的《防“左”备忘录》一书出版。该书收入了许多著名学者、作家对上述现象进行批评的文章,主编在“前言”中称,这一时期出现了“全方位”的“‘左’倾回潮”。对此,《文艺理论与批评》立即刊登文章予以反击,指认该书正表现了“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回潮”。很快文坛又归于寂寞。不过,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对文艺工作还是保持着积极慎重态度的。一九八九年政治风波之后,中央立即提出了“一手抓整顿,一手抓繁荣”的方针;同时依据历史的经验指出,在整顿中必须注意把学术行为与政治行为加以区别。1990年元旦刚过,中共中央总书记等中央领导人即会见全国文化艺术工作情况交流座谈会及全国话剧戏曲创作座谈会的代表。之后,主管意识形态工作的李瑞环发表题为《繁荣文艺必须大力弘扬民族优秀文化》的重要讲话。讲话共四个部分:一、充分发挥文艺对稳定社会和鼓舞人民的作用;二、大力弘扬灿烂辉煌的中华民族文化;三、积极借鉴一切对我有用的外来文化,着力讴歌社会主义时代精神;四、加强党对文艺的领导,造成重视民族文化的舆论环境。他重申要贯彻“双百”方针,并具体指出,“一要开展同志式的讨论。二要尊重实践,尊重群众。三要把握好‘二为’和‘双百’的辩证关系。四要尊重艺术的特点和规律。领导者应和文艺工作者保持密切的联系,经常听取他们的意见。防止简单粗暴地对待文艺家的艺术创造”。他特别强调:贯彻‘双百’方针,“就要求我们努力为文艺工作者创造一个民主、和谐、团结、奋进的环境。多年来的实践证明,什么时候坚持和贯彻了‘双百’方针,社会主义文艺事业就繁荣兴旺,生气勃勃;什么时候放弃或背离了‘双百’方针,社会主义文艺事业就枯萎凋零,冷冷清清。十年动乱中,十亿人民八个戏的历史教训,必须牢牢记取。”(见《人民日报》1990年1月12日)还有,当王蒙正被某些报刊点名批判的时候,一次由等中央领导人出席的元宵节接见会,一如既往地邀请他参加。李泽厚域外访学,也照样进出自由。所有这些,都明确地体现了党和国家最高领导的积极态度。虽然,这种态度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得到有力的贯彻,但它确实使得火药味很浓的政治性批判未能造成对文艺更为严重的伤害。从而在后来(特别是1992年之后)得以实现艰难的调整与发展。 2.学术史研究备受关注 对于一门学科学术史的研究,不仅是该门学科整体构成中一个不可或缺的有机部分,而且体现着它的深入与成熟。正因为这样,早在80年代中期,全国文学学科规划小组在审议国家七五科研课题时即提出了这一问题。当时认为,首先有必要通过对梁启超、王国维、鲁迅、胡适等等一些近现代文学研究大家的个案剖析,探讨他们在借鉴西学和继承与发展传统过程中的经验教训,以利今后研究的健康发展。并确定了由王瑶教授承担这一课题。其研究成果已经出版,即《中国文学研究的现代化进程》一书。但实在地说,关于学术史研究,80年代并未引起学术界的普遍注意。这是因为,那时的学者们大都怀有一种强烈的报国情怀,孜孜以求的是自己的研究能更直接地为中国的现实改革与文化复兴贡献一份力量。这种热情一方面体现着中国知识分子历史悠久的爱国传统,同时也自然地使学术带有较多的功利感情色彩和浮躁气息,在学理探究上显得不够严谨与深沉。这其实是并不利于真正的学术建设的。但是在政治热情高涨的境况下,人们对此却无暇去进行反思。90年代初的一阵批判,促使学界冷静下来,重新清理思想,调整思路,寻找自己真实的位置。结果之一,就是学术史研究的开拓。这一开拓,由于临近世纪末而进一步得到加强,以至成为90年代文学研究的一种时尚。 有人将90年代初期的学界称为“学思不兴”的“冷冻”期。在这个时期,许多富于学术眼光和责任意识的学者,定下神来,收视返听,重读历史,如同发现了新的宝藏一样,“不约而同”地将目光投向晚清,关注起那一段长期被冷落了的学术与思想遗产。或许是此时此地的情境,使之产生了与彼时彼地互相沟通的“灵犀”吧,他们忽然都从那里感悟到一种有力的启发和鼓舞。北京大学张岱年教授这样写道:“晚清以来,中国遭受列强的凌辱,出现了空前的民族危机,于是志士仁人,英才俊杰莫不殚精积思,探索救亡之路,各自立说,期于救国,形成中国学术史上的第三次众说竞胜的高潮。”(《国学大师丛书·总序》)陈四益先生进一步说:“这一时期的杰出学者,大都是忧国忧民之士,推动他们辨章学术的,是救国拯民的动机。他们的眼界由于吸收了外来文化而大大开阔了,这样才能重估旧学,融会新知,成就一代新的学术风貌。他们在学术上虽然各有成就,但由于所走的道路不同⋯⋯可供人们咀嚼回味的东西正多”。⑤于是人们开始认真地“咀嚼回味”起来。最先显示这一征候的标示有两项。一项是《国学大师丛书》的策划与出版。一项是《学人》杂志的创刊。《国学大师丛书》策划于1990年,启动于1991年,l992年开始出版,现已问世28册。传主包括廖平、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辜鸿铭、王国维、陈寅恪、梁漱溟、熊十力、欧阳竟无、蔡元培、刘师培、汤用彤、胡适、钱穆、冯友兰、鲁迅、林语堂、郭沫若、顾颉刚、贺麟等等,都是中国近现代文学、思想史上的显赫人物。这些人,“所学宏通中西而立术之本在我中华”,尽管所遵循的学术思想路向以及所经历的人生遭际不同,但每个人都以自己的奋斗做出了突出的成就,或开现代风气之先,或首创新型范式,而独成一家。在他们的学术思想历程中,两个共同的不可回避的问题:一个是学术与政治的关系;一个是中学和西学的关系。而这两个问题,不仅是影响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和文化(学术)建设命运的至关重要的问题,同时也是今天继续需要认真探讨和正确处理的一个问题。有鉴于此,今天人们用大师评传的形式回顾和总结这段历史,确如陈平原教授所说:“必有深意在。”这种“深意”,从消极意义上讲,是借对逝者的追思,浇今人心中之块垒;从积极意义上讲,是通过对现代中国学术进程的清理和反思,从民族学术内部寻找有价值的经验与教训,从而为新一代学人确立“跨世纪的文化选择”,“继往开来”,提供一种真切的历史镜鉴。这项工程首先由出版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发起和推动,很快得到学界的大力支持,由目前还健在的当代学术重镇如季羡林、张岱年、任继愈、周一良、殷法鲁、庞朴等出任顾问,又由亲历学术风云造诣颇深的中青年学者(主要是以后培养的研究生)担纲主撰,可以说是出版界与学界联手,老中青学人共同的创举。这个事实本身即说明此项选题深沉的时代内涵。正因为如此,作品一上市便大受欢迎,影响远远超出了学术界,一时间国人争相传阅,一读为快。 《学人》是以北京大学和中国社会科学院一些青年学人为主体的同仁刊物,1991年正式开张。该刊第一辑便推出这批学人关于学术史研究的一组笔谈。这表明,他们在经历了一阵热烈的政治呼唤之后,已经冷静,决心更加脚踏实地地面对现实,面对学术,并且首先从重审本民族学术史开始。陈平原在该期《学术史研究随感》一文中表达的意见具有代表性。他说,学术史研究“既是一项研究计划,更是一种自我训练”,因为“在探讨前辈学人的学术足迹及功过得失时,其实也是在选择某种学术传统和学术规范,并确定自己的学术路向”。他选择的结果是“在政治与学术之间,注重学术;在官学与私学之间,张扬私学;在俗文化与雅文化之间,坚持雅文化”。⑥在这样的选择和坚持中,他一面开设中国学术史的课程,一面奋力读书研究,于1998年出版了《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北京大学出版社)一书。该书以章太炎、胡适为中心,努力探源中国学术之“根”,用心感受并积极阐释中华民族的优秀学术传统。这批学人中葛兆光、汪晖等人都在各自的研究领域,取得了显著的成绩。葛的中国思想史研究,汪的中国现代思想史(观念史与社会史的结合)研究成果,都能注意资料的详博,力避空泛,观念方法上多有开拓创新之处,受到海内外学界的关注。著名现代文学研究家樊骏认为,汪晖一向关注重要概念尤其是优秀概念的历史演变,和它们在不同语境中的不同用法不同含义。他的将“观念史与社会史”结合起来的研究,旨在辨析这些优秀概念从西方传入中国后的实际演变和确切内涵。这个工作,对于准确地深入地认识判断中国文学、思想、社会的现代化,无疑是很有意义的。⑦《国学大师丛书》的编辑、发行,《学人》集刊的出版,推动了学术史研究的进程。此后,这一研究从各个层面全线展开,表现为如下特点∶首先是时域拉长了———从近现代直到当代新时期,即改革开放的二十年,涵盖了百年学术史。其次,视界更为开阔系统———举凡文学研究的各个领域,如当代文学研究、近现代文学研究、古代文学研究、文学理论研究等等,都在其内。其三,大、中、小项目齐上,方式灵活多样———有的以国家重点项目,集众多精英分工合作,总揽百年学术史的回顾、清理与探讨;有的与出版社合作,另行组织队伍,分科进行百年学术史总结;有的以个人的力量,就某一 学科分阶段或分专题进行检视与反思;有的以理论思潮为中心,有的以主要观念、范畴的演变为中心,有的以人物为中心,有的以某一学派为中心;有的重在学术史实的梳理评述,有的更关注深层思想文化原因和学术发展内在规律的探寻,如此等等。各有所长。现已经出版的主要成果,除上述提到者外,尚有:《学术史丛书》(北京大学出版社),《走出拟古时代》(李学勤),《求索真文明———晚清学术史论)(朱维铮),《清园论学集》(王元化),《释古与清华学派》(徐藻耕),《当代学术研究思辨》(周勋初),《陈寅恪的最后20年》(陆键东),《回顾与反思———古代文论研究七十年》(张海明),《中国新文学史编纂史》(黄修己),《新潮学案》(夏中义)等丛书、论著,以及更多的专题论文,如聂振斌《试论百年中国美学》,刘纲纪《略论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马克思主义美学》,钱中文《会当凌绝顶———回眸二十世纪文学理论》、《文学理论现代性问题》、《再论文学理论现代性问题》,王元骧《中国文学理论研究的世纪回眸》,高楠《中国文艺学的世纪转换》,庄锡华《人性,人道主义与二十世纪中国文艺理论》,杜卫《世纪回眸:20世纪前半期中国的文学审美论》,《从反映论到审美反映论的发展和意义》,宋剑华《论20世纪中国文学批评的性质与特征》,胡晓明《二十世纪中国诗学研究的五个传统》,罗宗强等《四十年来古代文学理论研究的反思》,朱立元《反映论文艺观崛起的文化反思》,赖大仁《新时期文学批评的转型与探索》,汤学智《影响未来的历史性变革———新时期文学深层透视》、《新时期文学理论研究述评》,朱寨《关于胡风文艺思想的评价问题》,李怡《论“学衡派”与五四新文学运动》,支克坚《论中国现代自由主义文学思潮》(上、下),陈伯海《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学之检讨》,樊骏《关于学术史编选原则的思考》,陈思和《20世纪文学史编写的三种对象和三个层面》,朱寿桐《论文学史热中的现代文学史观》,葛红兵《文学史学引论》,王岳川《20世纪西方文论思潮的反思》等等。同时,《民国学术经典》(东方出版社),《现代学术经典丛书》(河北教育出版社),包括文史哲各界卓有成就的老一辈学者的学术自选集系列,以及新近问世的《跨世纪学人文存》(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等,也都是具有学术史价值的重要的文献,同样可以视为这一时期学术史研究的一种成果。 就目前所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主持的“中国文学研究百年学术史”的全国重点科研项目,是属于多学科总体回顾的大型项目。他们力图以20世纪90年代的知识视野和学术眼光,对百年学术史进行全方位多层次的检视与探究,着意寻求中国文学研究现代学术演进的真实历史轨迹、独特规律和对于未来发展切实有益的经验教训。以其中的“文艺学学术史”为例,为了更好地从中国学术自身揭示文艺学走向“现代”的曲折复杂历程,以著名文艺理论家杜书瀛为首的课题组,经过多次研讨,在与“文艺学史”和“文艺学思想史”的比较中,确认了“文艺学学术史”的研究对象,即:“文艺学的学术活动的运行过程,历史内容和发展规律”;进而确立了“长时段,大视野”,“内史”与“外史”相结合的研究方略,即无论着重探讨近代、现代还是当代的学术史,都必须把它置于近代以来百年中国社会文化演进的整体背景之中进行观察、考量,将学术自身发展的内在理路与相关的社会历史条件和时代文化氛围一并纳入研究视野。现在已经有了初步成果,个别片段已有发表,如杜书瀛对新时期文艺学反思回顾的文章,孟繁华关于文艺思想的重新探讨等。⑧杜文认为,新时期20年来,中国文艺学在基本观点、哲学基础、思维方式、价值取向、学术命题、研究范式等方面,发生了显著的深刻的变化,并对“拨乱反正”的意义与局限,认识论文艺学的功与过,接受西方现代文艺学资源的经验和教训,以及文艺学发展由“内转”而“外突”的总体趋势,进行了深入的评析。孟文则将文艺思想及其内部结构,置放在纵横交错的国内外社会思想文化背景上,进行学理探讨,从而更冷静地论述了它的贡献、局限与内在矛盾。从这些文章的学术视野和所触及的深度看,人们有理由对这部学术史著作(多卷本)寄予较高的期望。据悉,上海徐中玉等几位著名教授也正主持编纂同类著作,但在体制上别出心裁,采用辞书结构,将以精心设计和组织撰写的自成体系的词条,实现百年学术史的回顾与反思。这两部大书,目标一致,又在结构功能上呈异态互补之势。必将受到后人的重视。发生在世纪末的这次百年学术史研究热潮,其重头成果也许要到下个世纪初方能问世。但是可以肯定地说,这确实是20世纪中国学术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它使中国知识界的大多数,在下面一些问题上取得了共识∶首先,由于百年来的特珠国情,中国学术在走向“现代”的进程中,始终与政治纠缠在一起,并且常常受到政治的强行干预,而实践证明,政治的干预往往对学术造成伤害。故欲求学术的健康发展,必须确实创建一个宽松自由的社会政治环境。在这个基础上,其次,要确认学术发展有自己的规律,必须从民族学术自身内部去探求其走向“现代”的可行之路,为此学术必须自立,学者必须回到学术。而真正“自立”的学术,决不会只有一种声音。因此,其三,必须言行一致地贯彻“双百”方针,鼓励“百家争鸣”。只有真正形成众多在理论上自成一体的“家”,中国学术才能在中西文论的冲撞、融和中,树立起自己的“现代”形象。百年的经验教训,足可以让我们聪明起来了。如果真能记取历史的教训,那么这次百年学术史研究,不仅填补了中国现代学术领域的一项空白,使之形成更为完备的理论生态机制,从而逐步走向成熟,也必将为下一世纪的“可持续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这正是中国学人所热切盼望的。 3.“中国特色”研究得到强化 80年代的文艺理论批评,与此前的30年乃至更长的历史时期相比,无论在量上还是质上,的确有了深刻的长足的发展,出现了一批新的具有一定突破性的论著,但如果从时代的和世界的眼光来看,又的确如季羡林教授所说,“在近现代没有一个创立出什么比较有影响的文艺理论体系”(《东方文论·序》)。在整个20世纪世界文学理论批评领域,还听不到中国独立的理论声音。(注:美国著名学者亚伯拉姆斯在谈到现代文学理论与批评时,曾列出20种20世纪最有影响的文论潮流和主义,均与中国无缘。参见黄维梁《〈文心雕龙〉“六观”说和文学作品的评析》、《北京大学学报》1996年第3期。)这种状况,对于中国知识界来说,无论有何种现实原因,都不能不是一个深深的遗憾。于是90年代,在新一轮的反思中,“建设中国特色的文艺学”的问题,被提到特别突出的地位。 自然,这个问题的提出并非始于90年代。还在50年代中期就有人指出:“近几年来,有许多人用教条主义的方式去学习苏联的文艺理论,而不顾中国过去和现在的实际”,因此不能“成为中国的花朵”。(注:见应杰、安伦:《整理和研究我国古代文艺理论的遗产》,《新建设》1957年第8期。)对教条主义的批评,激发和强化了民族主体精神与创造意识。在此基础上,周扬于50年代末第一次正式提出“建立有民族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体系”的命题。此后乃有蔡仪和以群分别主编的《文学概论》和《文学的基本原理》。这两部著作虽然在质量和影响上居当时同类著作之首,在与中国传统文论和文学实际的结合上有所进步,但由于时代条件的限制,仍未能从体系上摆脱苏式理论的影响,完成质的突破。如此,当80年代有了相对宽松的时代条件之后,问题便自然地再一次提上日程,尤其80年代后期,讨论渐趋热烈,并产生了一些令人瞩目的新成果,然就学界整体而论,那时还处在急于借鉴模仿的兴奋与浮躁之中,还不能更集中更踏实地就“中国特色”问题进行多方位的研究与探讨。这只能是90年代的事情。这一时期虽然失却了80年代的轰轰烈烈,但有关学者的精神更为集中,研究更为扎实。 什么是“中国特色”?目前学界仍有不同的理解。有的强调“民族性”,有的强调“社会主义”性,“马克思主义”性,也有的强调二者的结合,可谓众说纷纭。在我看来,所谓“中国特色”,归根到底,就是指由中国学者所创建的具有独立品格的理论系统,关键是要有属于自己的理论声音。这种理论应该具有原创性、体系性和普适性。所谓普适性,即是理论的先进性、超越性,它产生于中国,又有能量的强势,具有向外的辐射力,能在不同的民族地区进行传播,发生影响,获得世界性的认可。当世界学界谈起某一理论,共同指认它来自中国时,这一理论自然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反之,如果达不到这样的理论境界,而只是自我标榜有“中国特色”,那恐怕也只能是一厢情愿。 依照这种观点,我认为90年代学界关于“中国特色的文学理论”的建设性探讨,主要表现为三种路向。 一路寻求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创造性发展。 这实际上也就是中国文论现代传统继承、扬弃和重建的路向。在这个方向上,有两支人马在奋力前行。一支沿传统文论体系整体改造的目标推进,如钱中文,王元骧等。他们在80年代已经奠定了相当坚实的基础,并且取得了重要的成果,90年代继续锲而不舍地努力。但由于问题难度甚大,未能取得更大的突破性的进展。他们所进行的主要工作,是对新时期乃至20世纪中国文论研究的回顾和总结,目的在于更好地探寻前行之路。 钱中文的《世纪之争及其更新之途》,《会当凌绝顶——回眸二十世纪文学理论》和《文学理论现代性问题》,《再论文学理论现代性问题》,(注:分见《文学评论》1993年第3期;1996年第1期;1999年第2期;《文艺研究》1999年第3期。)是几篇分量厚重的论文。他把中国20世纪文论的演进,放到本世纪世界文化和文论发展的大背景上进行纵横观察,比较,反思,高屋建瓴,发人深思。他认为,对20世纪中国文论进行反顾与前瞻,不能离开“现代性”这一理论问题。所谓“现代性”就是“人类进入现代社会之后,推动自身不断地走向进步的一种理性精神”,包括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在现代性的策动下,中国文学理论必然走向文学观念的多元化和哲学基础的多元化。有基于此,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只有不断更新,丰富自己,才能获得不可替代的位置。他强调,20世纪的中国文论经过百年流变,实际上形成三种传统,即:古代文论、现代文论和西方文论。今天,我们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文学理论的新形态,必须要面对这三种文论传统,并给出科学的定位与选择。而这种选择,只能从现实的传统出发,以现代文论为主导,充分融和古代文论和西方文论,否则又会中断传统。这将是一种在长远时间里不断生成,不断丰富,体现现代性的文学理论的新形态。在谈到文学理论现代性时,他又特别指出,要有“充分的人文精神”,要树立一种排斥绝对对立,否定绝对斗争的非此即彼的思维,一种走向宽容,对话,综合,创造同时又包含了必要的非此即彼,具有价值判断的亦此亦彼的思维——他说,“这是从近百年来文学理论痛苦演变中凸现出来的一个思考”。他的识见,的确包含了一个富有责任感的学者深沉乃至痛苦的历史思考。 王元骧的《对于推进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在当展的思考》,《中国文学理论研究的世纪回眸》,《文学理论建设刍议》以及《艺术实践本性论纲》(注:分见《社会科学战线》1997年第5期;《文学评论》1998年第5期;《高校理论战线》1998年第5期;《社会科学战线》1998年第3期。)等论文,是他这一时期的代表性作品。这些作品所要探讨的基本问题是,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如何走向当代,以及作为当代形态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逻辑起点、基本内容和研究方法。通过“世纪回眸”,在比较已经取得的成果(主要是80年代以来的新成果)的得失之后,他深感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进一步发展,“最关键的环节”,是要形成和确立正确的文学观念;这样的文学观念,应该到科学与人文两种学科的结合部去寻找;在内涵和功能上,它必须充分反映时代要求,民族文化精神,并有能力整合与同化已经积累起来的一切理论资源。遵循这样的思路,他在坚持认识论的基础上,引入实践范畴,提出了“艺术实践本性论”。试图以实践为中介,将知识论、认识论与人生论、价值论,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结合起来,从而进一步阐释文学的“人学”性质,推动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新发展。另一支是更年轻一些的博士,如许明、郑元者等。他们的兴趣,暂时似乎更在于某种重要的研究领域和专题上,期望通过这些关键性问题的突破,为马克思主义美学文艺学的现展寻求契机。 许明是已故著名美学家蔡仪的学生。他的博士论文《美的认识结构》,完成于80年代,修订出版于1996年,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史上的一部“具有高层次研究水平”的论著。该书坚持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美学的最基本的合理内核——客体思想,同时又广泛吸收近百年来西方多种美学思想中的合理因素,以哲学认识论——思维科学为方法论基础,以审美实践为出发点,整合客体、主体、动力、反应等因素,首次提出和论述了“审美思维结构”,并由此对审美客体,审美主体形成的逻辑过程,以及美感和性质等,进行了创造性的探讨,从而为认识论美学注入了新的活力,使之在长期踏步之后重现生机。许明认为,要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文论,有三个方面需要注意。首先要“重读马克思”。所谓重读,就是要恢复过去长期被误读和“弱化”了的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性”,“价值立场”,“人的解放”等重要内容,重新以“人”为优秀,张扬那些与人道主义等相联系的价值资源,以回应现实中的重大问题与危机。他的研究新著《马克思恩格斯美学思想的起源》一书已经问世。其次,要关注现实。因为理论发展的契机,最终是要到现实中去寻找的,它的独特的内涵,应该来自时代的深处,来自民族文化传统的深处,来自人性的深处,研究者只有融进这个现实之中去方能真实有效地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回答问题。为此,近年他主编并参与撰写了全面研究当代中国现实问题的《中国问题报告》(丛书,20余种),《与总书记谈心》等很有影响的书籍,获益匪浅。第三,要有明确的理论目标。在环视世界理论思潮走向的基础上,他强调中国文论建设要“重返意识形态”(当然是开放的意识形态),要“建设新的人文精神”,即“以发展的开放的马克思主义为优秀的价值观、方法论、社会观所构成的新的意识形态建构”,从而使文学更好地担负起帮助民族实现“人格重建”这个时代性的主题。他曾发表《人文理性的展望》,《当今文学理论发展的十个问题》(合作)等多篇重要论文,分别收入《轻拂那新理性的风》,《人文理性的展望》等文集。在我看来,上述三项,确实从理论本源,现实需求和未来方向的结合上,抓住了今日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发展的关键所在。目前,他正投入心仪已久的《意识形态笔记》的写作。这将是他为建构当代形态的马克思主义美学,文艺学所进行的新的理论探索。 郑元者师从著名美学家蒋孔阳教授。他的博士论文题为《艺术之根:艺术起源学引论》,已于1998年出版。关于艺术的起源,西方古今理论家曾经有过多种说法、多部论著,如劳动说、模仿说、游戏说、心灵表现说,《艺术起源》(格罗塞),《没有地址的信》(普列汉诺夫),《原始艺术美学》(简·布洛克)等等。这些著作与见解,虽然各成一体,但往往视角比较单一,带有比较明显的局限。郑著则积极开扩视野,将艺术起源分解为艺术何时发生/艺术如何发生/艺术何以发生三个既相区别又相联系的互动层面,归结为一种规律性生成过程;同时吸收考古学、文化人类学、心理学、史前宗教学、民族学和民俗学等多学科的有效理论和方法,既重实证考据,又有哲学思悟,在认识上突破了艺术起源“单数”论的传统见解,提出艺术起源于原初性的图腾观念以及它的特化形态的“复数”理论。其优秀概念是“图腾观念特化说”,其理论展开为“图腾观念特化树”。有关专家认为,“这种自成体系的崭新的观点,使艺术起源问题的研究有了突破性的进展,为美学研究的发展做出了贡献”。(注:参见蒋孔阳:《艺术起源学研究的新创获》,《复旦学报》(社科版)1998年第1期。)他的努力方向,是建构当代形态的马克思主义人类学美学的学科体系。他认为,“要改变传统美学的诸多重大失误,当代人类学美学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突破口,它是‘新美学’的前导”(注:见廖明君《艺术起源学研究与当代人类学美学的学科建设——郑元者访谈录》,《民族艺术》(南宁)1998年第2期。)正是为了探寻“新美学”,他“甘于清贫,甘于寂寞,坚守学术阵地”(蒋孔阳语)。近年来又完成和出版了《崇高之始》(已出),《当代马克思主义人类学美学》,《人类学美学与21世纪中国经济文化战略》等新著。目前正继续进行艺术起源学研究,埋头撰写计划中的其它几部论著。他的研究显示了一代新学人严肃负责的学术追求。可以预计,在理论建设的道路上,他将迈出更加坚实的步伐。他的导师高兴地说:“在元者身上,我看到了我国的学术事业后继有人”。确实,在新一代博士中,正涌现出一批具有比较合理的知识结构,以及现代科学文化意识和思维方式的新型人才。在他们身上寄托着民族文化建设的希望。 关于马克思主义文论建设,还有一些文章值得注意,如《文艺社会:结合部与生长点》(周平远),《文学理论与文学世界》(吴元迈)等。(注:前文见《文学评论》1998年第6期;后文参见《文学评论》1999年第1期《面对现实融汇中西》(徐新建、阎嘉)一文。)周文认为,文艺社会学既是马克思主义文论的主体和精髓,又是中国古代文论的灵魂,现代文论的主流,西方文论的传统与新潮,也是当代中国文艺的强烈诉求和具有世界性的文学/文论/文化思潮,应该成为中国古代文论现代化和西方文论、马列文论中国化的结合部,成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学术生长点。吴文认为,20世纪以来,由于各门学科的独立发展及其相互渗透,文学边界内的“入侵者”越来越多,一方面文论变得越来越不像文论,另一方面文论关注的领域越来越广,与此同时却似乎偏偏不关注文学现实本身。今日文论的发展,固然需要与古今中外种种学说对话,但最重要的是进行文学理论与文学实践的对话。惟有这样,文论才能发展,惟有以实践为基础的文论才可获得生命力。此外,朱立元《思考与探索——关于当代马克思主义文艺学体系的结构》(专著,1991),《关于马克思主义文艺学民族化的思考——力求在哲学思维层次上融通》(1990),狄其骢《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建设的当代形态》(1991),周来祥《辩证思维方法与当代马克思主义美学文艺学理论体系》(1992),彭立勋《意识形态论与审美论的统一——马克思主义文艺学体系建设的思考》(1992),董学文《关于有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理论研究的几个问题》(1996)等也都对这一问题作了有益的探讨。 一路寻求中国传统(古代)文化的“现代转换”。 这种“转换”,与古代文论的一般研究(如历史研究、专题研究、范畴研究等)不同,它是以这类研究为前提,谋求其与现代文论的“接轨”;也不是仅仅将个别古代文论的概念范畴移接到现代文论的系统上,而是要在对古代文论根本精神特征深入把握的基础上,将其生命内能激活,进行创造性转化,使之自然地与现代文论融和,形成独具特色的新体系。这可能是中国学者梦寐以求的理想境界,但又确实是一项十分艰难的工程。正如罗宗强所说,“借助于古代文论的‘话语转换’以建立有中国特色的文学理论体系必将遇到诸多难以克服的困难”。或许正因其难,才更有吸引力。80年代后期,要求“转换”之声开始出现,进入90年代呼声日益高涨,到90年代末,以此为中心议题召开了全国性专门学术研讨会。同时,《文学评论》也为此开辟专栏,持续讨论达两年之久,一时间,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成为文坛热门话题。 尽管目前学界对于究竟如何实现这种转换,尚在讨论之中,实践这种转换的代表性著作暂时还无法产生,但这种呼唤本身却已对古代文论的研究发生了积极、深刻的影响。一个突出的表现,是开始超越传统的“历史研究”、“阐释研究”,努力向古文论体系的深层和优秀部位掘进。这种研究的端倪初现于80年代末期。主要有五种方向:一、发生论方向——主要探讨古代美学发生的社会文化背景。如赵沛霖《兴的起源——历史积淀与诗歌艺术》(1978)等。二、本体论方向——主要探讨古代美学的本质、特征、构成等基本理论问题。如栾勋《现象环与中国古代美学思想》(1988),李泽厚《华夏美学》(1989),潘知常《众妙之门》(1989),于民《气化谐和》(1990)等。栾文潜入古代美学的肌理,第一次对古人思维路线(由“两端论”而“中和论”而“神秘论”)和古代哲学——美学思想总体结构(由“思想环”、“宇宙环”、“现象环”连环交错构成)作出独到的揭示;李著认为,华夏美学从礼乐传统和孔门仁学开始,以儒学为主,同时包括道、屈、禅,其基础是以性情为本体的“心理主义”,它既超越又内在,既是感性的又超越感性,形成独特的“审美的形而上学”;潘著以中国文化为背景,意在揭示中国美感心态的深层秘密;于著借中西思维文化的比较,提炼出“气化和谐”说,由此阐释中国古典美学的根本特征。三、文化学方向——主要从文化学角度探讨中国古典美学与相关文化的关系。如漆绪邦的《道家思想和中国古代文论》(1988)指出,古文论中许多重要观念来源于道家思想,因此仅说“儒道互补”是不够的;张法的《中国文化与悲剧意识》(1989)着重从中国文化背景考察中国悲剧意识的性质、特征、类型及运行趋势。四、心理学方向——主要从心理学角度对古代文论作新的探讨。如皮朝纲的《中国古代审美心理学论纲》(1989),以现代审美心理学为参照,提出文气、才力、个性、养气、积学、研阅等六个范畴,试图建构中国古代审美心理学。五、发展论方向——主要探讨古典美学近现展的内在机缘。如潘知常的《美的冲突》(1991)通过对近现代美学曲折进程的分析,旨在说明其最终以接受马克思主义美学作为归宿的历史“必然”性。 进入90年代,研究进一步深入和扩展。胡晓明《中国诗学之精神》(1991),陈良运《中国诗学体系论》(1992)是继续总体探讨的两部论著。前者着重探析中国诗学的精神与原型,提出并论述了比兴、意境、弘道、养气、尚志五个优秀范畴。后者则认为中国诗学体系主要由志、情、形、境、神五个范畴构成。栾勋《人学、美学、道学》(1996)一文,超越一般的文论层面,立足于哲学,美学的高度,指出中国传统的人学、美学、道学,实际上以“人学”为中心,而在深层次上它们之间又是相通的,因而主张研究古代文论应从“人学”处入手。党圣元《中国古代文论的范畴和体系》(1997)一文,对古代文论范畴的哲学基础,思辨特征,认知体性,传统文论范畴之知识类型,诠指方式,理论形态,以及它们的展开层次,相互结构关系乃至整个中国文论范畴体系的系统结构特点,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论述。他的《传统文论范畴体系之现代阐释及其方法论问题》(1998)一文认为古代文论的现代转化是一个历史过程,其优秀是范畴体系问题;这一范畴体系的基本结构是:以“道”为历史原点与逻辑起点(元范畴),根据天——地——人这一系统结构框架,依循气——人——文或物——心——文这一生成模式,由源到流,由体到用,由实到虚,由对立到统一,以范畴为基本单元,围绕着作为一种文化的或精神现象的文学艺术所涉及到的各个认知方面而具体展开,形成文源论、文体论、价值论、通变论、主体论、创作论、作品论、风格论、批评论等八个层面或曰理论专题,彼此之间的相互贯通,从而呈现出一种网状式的结构特征;而在“转化”过程中,又必须充分注意“视界融合”,“创造性阐释”以及“活化”问题,如此才能把握真谛,激活内能,自然地融入当代文论之中。毛宣国《中国当代文艺理论建构的重要选择》(1998)一文,重点探讨马克思主义文论与中国古代文论如何“沟通契合”,并从人的关注,思维方式,范畴融通等三个方面进行了具体阐释。张海明的《古代文论和现代文论》(《文学评论》1998·1)也循这一方向进行了探讨,强调在有中国特色的文艺学的建设中,古代文论占有重要地位,因为它是民族文化的“根本”,欲实现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必须在以现代意识完成“价值重估”的基础上,实现“现代阐释”。蒲震元的《现代诠释与微观考辩——再谈古代文论的现代价值转型》(《文艺研究》1998·3)则主要探讨在实现古代文论“现代阐释”的过程中,如何有效借鉴西方现代诠释学,扬长避短,为我所有,并逐步建立中国的当代诠释学理论。古风的《意境理论的现代化与世界化》(《中国社会科学》1998·3),专就“意境理论”的演进过程,探讨中国古代文论优秀范畴“现代化”的路向:其一,以现代思想“重写”传统,并在传统内涵的基础上增殖和发展;其二,以现代西方文艺美学思想进行阐释,给传统注入外来血液,使其内涵产生重大变革。该文认为,意境现代化的最高理想是对意境范畴的重构,并对这种重构提出了设想。关于意境的系统研究有两本著作值得一提。一是蓝华增的《意境论》(1996),一是蒲震元的《中国艺术意境论》(1995)。它们结合古今中外文艺作品的研究与评论,将“意境”提升为一个现代文论和美学的术语;尤其前著更受称道,被认为是意境理论现代化的“一个成功范例”。此外,余虹在《文史哲:中西叙事理论的内在旨趣与知识眼界》(1997),《中西传统诗学的入诗方式及其历史性建构》(1997)等论文中,通过中西比较,对中国文论的入思方式,历史性建构以及叙事理论等问题作了较为深入地探讨。王齐洲的《中国文学观念的符号学探源》(1999)也以中西比较的开阔视野,从符号学的角度,详细讨论了中国文学观念发生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及文学观念所具有的原初意义,进一步揭示了中国文学观念的文化内涵和民族特色。尽管这些探讨还只是初步的,但其攻坚的目标和力度,显然是前所未见的。 一路在继承的借鉴的基础上更注重独立的理论发现和创造。 在这一路向上可以举出杨义、叶舒宪、萧兵、蓝棣之、王一川等人。 杨义的长处在于对中国文学本体有比较扎实的研究。自80年代以来,他首先在现代小说史领域辛勤耕耘,以独具特色的三卷本《中国现代小说史》立稳脚跟,进而由现代进入古代,在对大量古代作品的研读品评中,体味、追索中国文学的生命底蕴和民族特征。在此基础上他完成了《中国叙事学》(注:见《杨义文存》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一书。这部书与同期出版的叙事学理论著作不同,它不是对同类外国著作的综合性演绎,也不是对这类理论的创造性重构,如胡亚敏的《叙事学》,董小英的《叙事艺术逻辑引论》,罗纲的《叙事学导论》等。它是著者以西方叙事学理论为参照,用现代眼光(新的知识结构,思维方式)对我国古籍钩玄提要,梳理爬抉,细读精研之后的独立发现;第一次揭示了不同于西方叙事学的中国叙事的文化密码,即叙事与历史结合的源起,提出不同的思维方式在叙事中的不同表现原则,发掘了中国叙事智慧之特征。(参见该著附录专家推荐意见)这样的研究,由于集现代人类文化之光凝聚于中国文学的本体,阐幽发微,综合提炼,自成一体,因之既充分显示了中国叙事学的特色,又具备了与世界对话的可能。虽然不能说该著已经完美无缺,但可以说,在探索建立中国特色的理论体系进程中,这确实是一项重要的创获。 叶舒宪和萧兵是八九十年代很有实力的两位学者。在研究领域上,前者神话与理论兼长,一部《中国神话哲学》体现了他的这一特长;后者则专注于神话研究,尤其楚辞神话研究成就突出,出版《楚辞与神话》等多部著作,受到国际学界的关注。他们的共同特点是,以世界的眼光,做中国的学问;在方法上,更注重文化人类学和中国乾嘉学派的积极价值。近年来,他们合作主持并参与撰写的《中国文化的人类学破译》系列,将这一特点进一步贯注到对中国文化的深层探讨上,为了对古代文化更好地进行现代破译,他们一面积极引入文化人类学的知识视界,一面努力继承和开掘传统的考据学方法,力求融汇中西古今,形成自己独特的学理话语。他们的这种创造性追求受到学界的高度重视,被称为“中国文化考据学派”。乐黛云认为,他们用现代的世界的眼光诠释中国文化,竭力使它成为全球文化的一部分,成为人类共享的思想资源,这种努力代表着我们学术的方向和未来。(注:参见《文学人类学走向新世纪》所记乐黛云的发言,《淮阴师范学院学报》1998年第二期。) 蓝棣之曾师从著名现代文学史家,鲁迅研究家唐弢先生。读书期间思维即有些“怪异”。他借重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说,抓住文学文本的某些特殊情节,便不顾一切地向作品的背后深钻细探,必欲挖出其深藏的“秘密”而后快。此后,一直沿着这一思维方向充实丰富,深化发展,终于形成与众不同的研究方法,取得了与众不同的研究成果。主要著作有《正统的与异端的》(1998),《现代诗的情感与形式》(1994),《现代文学经典:症候式分析》(1998)等。其中后者影响最大,是他的代表作。该书用独特的精神分析解读中国现代小说、戏剧,见前人所未见,发前人所未发,别开洞天,令人耳目一新。他所注意的,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形式与技巧,而是从文本的“疑团”(悖逆、含混、反常、疑难等)寻找其作者的“症候”,再由“症候”寻踪探源,所要揭示的是:作品说了什么,一个故事下面还有没有另一个故事,哪是作者想讲而没有讲出来的,哪是作家要掩饰的,哪是作家没意识到而无意之中流露出来的,还有,作家之所以要讲故事的无意识动因是什么?(注:参见《中华读书报》1999年5月19日9版,梁妍:《深入到艺术创造的生动内核中去——蓝棣之谈文学的症候批评》。)这样,如多节火箭一样,节节推进,使探究超越作品的表层、外层空间,进入作家心理和文本结构的深层,进而由作家的无意识动因的分析深入艺术创造的生动内核。这部书并不是系统的理论建树,但其中贯穿着独立的理论观念,形成了当今理论批评界难能可贵的“一家之言”。有人称他为“症候分析学者”,他认为自己属于心理批评派,而心理批评是对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的重要补充。 王一川是一位很有个性的青年学者。90年代以来,他以“修辞论”为中心课题,但不满足对他人理论的一般移植与借鉴,而是在中外相关理论的辨析比较中,寻找建构自己的理论系统。他认为,既有的认识论美学、语言论美学和感兴论美学都各有所长,又各有所短。前者往往为内容、思想而牺牲形式、语言;中者在执著于形式、语言或模型时,常常遗忘更根本的,为认识论美学所擅长的历史视界;后者则又忽视了语言论美学的优长。为了走出这种美学的困境,他主张“把认识论美学的内容分析的历史视界,感兴论美学的个体经验崇尚,语言论美学的语言中心立场和模型化主张这三者综合起来,相互倚重和补缺”。他认为,“这实际上就是要达到修辞论境界;任何艺术都可以视为话语,而话语与文化语境具有互赖关系,这种互赖关系又受制于更根本的历史”。由此,他提出了与众不同的“修辞论美学”。(同名著作于1997年出版)这已不是一般的创造性借鉴,而是在借鉴基础上的一种独立创造,从而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文艺学提供了新的尝试。杜书瀛认为这是一种力图把“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结合起来的美学,力图建立一种既避免单一的“内部研究”的缺点,又避免单一的“外部研究”的缺点的美学。因此,是很有创见,也很有价值的。(注:参见《内转与外突——新时期文艺学再反思》,《文学评论》1999年第1期。) 就目前来看,以上三种路向的研究,都还未能形成更多更有分量的“拳头产品”,但可喜的是都已有先行者在奋力拼搏。经过二十年——也可以说20世纪几辈学人艰难曲折的探索,终于看清了的学术道路,我想,富有光荣传统和聪明才智的中国学人一定会坚定不移地走下去的。具有世界影响的新一代学者和论著一定会涌现出来。 文学理论论文:英美文学理论教材分析论文 20世纪西方文学理论发生了一次次革命性变化,与之相应,英美各高校也出现了种类繁多且各具特色的文学理论教材。这些教材不仅为我们展示了当代西方理论与批评的全景,而且表现出与中国高校文学理论教材不尽相同的体例和风貌。了解和研究英美高校的这些教材,特别是国外学者为解决“理论”危机而做出的种种颇有创意的努力,对于我国高校文学理论教材的编写无疑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本文从目前收集到的近50部英美文学理论教材中挑选出有代表性的20本教材作为研究对象(见篇末附录),通过认真研读和分析,以把握英美高校文学理论教材的编写思想和写作体例,并希望通过对这些教材的梳理和辨析,为我国当今文学理论教材的编写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一、英美文学理论教材的类型 导论型教材在英美文学理论教材中,不难发现其书名冠以“导论”、“引论”(Introduction)或者“指南”(Guide)的导论型教材,但这种导论型教材与国人理解的不完全一致。在国人看来,作为导论型教材,应该关注文学理论(Literarytheory)的学科性质、研究对象、研究方法、优秀范畴等基本问题,有比较明确的理论建构和明晰的范畴界定,论述过程缜密,结构也应相对完整。而在英美高校,这种具有完整体系的教材并不多,也许受人文社会科学特别是当代哲学不再诉求宏大叙事的影响,英美文学理论教材似乎不再追求建构普遍的理论体系。 就所掌握的资料来看,韦勒克和沃伦合著的《文学理论》是少数具有完整体系建构的教材之一。该教材涉及到文学、文学理论、文学批评和比较文学等方面。韦勒克试图通过对文学理论、文学史和文学批评的区分来界定文学理论的研究对象,通过对文学研究的内部和外部的区分来寻找文学理论的研究方法,并重点阐述了文学理论的“内部研究”,分析了与此相关的重要概念。该教材对我国新时期文学理论教材的编写影响颇深。卡勒的《文学理论》也属于导论型教材。如果说韦勒克、沃伦的《文学理论》是一种建构型体系的教材的话,那么这一本便可以视为“解构型”教材了。该教材对文学理论中的几个关键范畴均提出了质疑。其开篇标题为“理论是什么?”第二章标题是“文学是什么?”接下来则对文学与理论的关系作了否定的回答。“文学是什么?你也许会认为这是文学理论的中心问题,但事实上,它并没有太大的关系。”该教材通过分析历史上各种界定“文学”的说法,最后将“文学”理解为从五种视角审视的结果,从而构成了对传统文学理论试图找到文学的普遍性本质的消解。这种解构方式告诉人们,对“文学”这一术语的界定的不可能与无限可能。苏瑞希·纳华的《文学批评基础》侧重从哲学的角度反思文学理论,是一本有相当理论深度的教材。该教材首章为“哲学与当代文学理论的危机”,谈到了“客观主义、怀疑主义、相对主义和极端不确定主义”所带来的文学理论的危机。以此为出发点,论及“诗学的形式与功能”、“变异、价值和文学理论”等文学理论的优秀问题,并探讨了文学理论作为一门学科的存在及其意义与前景。这本教材可视为理论面临坍塌之际的反思和重建。 一些研究文学理论中特定范畴的专论性教材,我们也将它们归入导论型教材内。安德鲁·本尼特与尼古拉斯·罗伊尔合著的《文学、批评与理论导论》就属于此类,该书第二版分二十八章,每章涉及文学理论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如“开端”、“读者与阅读”、“人物”、“悲剧”等,第三版又新增四章,仍沿用这一方式。该书各章之间虽亦有参阅,但就总体而言,各章几乎全凭某一关键词而自成一体。此类教材因各章节之间独立性较强,所以在教学过程之中可以从不同的章节入手,从而形成不同的思维路径。 有些导论型教材则具有史论结合的特征,如查尔斯·布莱斯勒的《文学批评:理论与实践导论》,该教材既有对文学理论的优秀概念的质疑与界定,又有对自古希腊以来学科史的勾勒,包括对20世纪以来的主要理论批评流派的介绍。还有些教材主要通过对西方20世纪文学理论批评流派的评述来结构全书,伊格尔顿的《当代西方文学理论》就是如此,它将西方20世纪文学理论批评流派梳理出三条线索,从而引出文学是审美意识形态的结论。与之类似,佛克马和易布思合著的《二十世纪文学理论》也是通过对各理论流派的选择性介绍和评价,试图建立一个科学的具有广泛适用性的文学理论。 选本型教材选本型教材即选辑他人著述而成,一般为选家根据一定的标准和原则选择编排一些理论或批评实践文本,其中大多为经典文本,偶尔也收录学生习作,用来作为课堂教学或学生阅读练习的实例。 英美高校文学理论的选本型教材不只是资料汇编,大多具有选家眼光和水准,大多在选编中有说明、指要或有一定篇幅的介绍。如诺顿出版公司的《诺顿文选理论与批评选集》,在前面就有长达28页的“文学理论与批评导引”,对“什么是阐释”、“什么是文学”以及不同历史时期的文学理论与批评作了概要的介绍。再如罗伯特·C.戴维斯和罗纳尔德·席勒夫编选的《当代文学批评:文学与文化研究》,该书用两章的篇幅介绍了“什么是文学研究”和“什么是文学理论”。这类教材在英美文学理论教材中占有一定比例。 根据编选标准和内容的差异,我们又可以将选本型教材分为三种。一种是依据历史编年,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当属《诺顿文学理论与批评选集》。该书有2600多页 ,遴选了自古希腊至今的文论家著作,按照文论家出生年代先后而编排。另一种是按理论批评流派选编,这类教材往往精选出文学理论流派中具有代表性的经典理论批评著作片段。例如安·杰斐森和戴韦德·罗比的《当代文学理论介绍》,选取了俄国形式主义、语言学批评、美国新批评、结构—后结构主义批评、阅读阐释理论、精神分析批评、西方马克思主义批评和女性主义批评等八种文学批评流派的代表性著述,勾勒出一幅当代批评理论之图。第三种则是前两种的综合,既根据主题或专题选择,又兼顾历史与流派的顺序。例如英国文论家拉曼·塞尔登编著的《文学批评理论——从柏拉图到现在》,全书共分为五大主题:再现;主体性;形式、体系与结构;历史与社会;道德、阶级与性别。每一主题下又分为若干子题目。菲利普·莱斯和帕特里夏·沃夫编选的《当代文学理论读本》也与之类似。该书分两部分,前半部分按照流派编选了索绪尔语言学、俄国形式主义、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接受美学与读者接受理论、女性主义等理论家的文章;后半部分则按照主体、语言与文本性、话语与社会、后现代主义等专题编选。 手册型教材英美高校文学理论教材不仅种类繁多,而且互为补充。相对于导论型教材和选本型教材而言,手册型教材是与前两种类型配套使用的教学参考书。这类教材又分两类,一类是辞典,一类是批评方法手册。手册型教材为教师的教学和学生的学习提供了很大的便利,同时也为一般读者或者初涉批评领域的人提供了获取知识的途径。#P#与导论型教材具有较强的理论性和体系性不同,手册型教材侧重于理论知识的普及。有些辞典收录的词条范围很广,如《韦伯文学百科全书》,该辞典言简意赅地介绍西方近几十年来令人眼花缭乱的名词和术语。安约翰·派克和马丁·库勒的《文学理论和批评术语》则仅限于文学理论批评的术语,这类辞典既可供初学者入门,也可作为工具书。 手册型教材与选本型教材也有差别,选本型教材虽然也辑录的是他人的文本,但重点在选,手册型教材则带有实践性质,重点在指导如何运用。该类型的典型例子是威尔弗雷德·L.古尔灵等编著的《文学批评方法手册》,该手册介绍了数种批评理论,每章一般分为三个部分,第一节介绍该理论的背景、性质与运用范围,第二节为经典批评文本的分析,第三部分是对该批评理论本身的评价。比如该书第二章“形式主义批评方法”,第一节介绍了形式主义理论的背景及分析方法;第二节为“形式主义批评方法的实际应用”,具体包括:①用形式主义方法解读《致他羞涩的情人》,②短篇小说的形式和结构:《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③对立统一:《哈姆雷特》的形式,④形式中的意义等。第三节是“形式主义批评方法的局限”,对于只关注于文本内在的形式主义批评,编者认为“我们不应该再坚持文学的独立性,而是要恢复文学跟生活和思想的联系”。这类教材还有一个特点,即在介绍使用各种批评理论的批评实践时,往往选择相同的文学文本作为批评对象,《文学批评方法手册》中是用不同方法分析了《致他羞涩的情人》和《年轻的布朗先生》这两部作品。朱利安·沃尔夫莱和威廉·贝克合著的《文学的诸种理论:批评实践案例研究》也是如此,该教材收录了分别用结构主义批评、后结构主义批评、精神分析批评、女性主义批评、马克思主义批评、新历史主义批评方法对《雪封》这部小说的评论文章。这种编排可以使学生切实地感受到各种批评方法的不同特色,同时也训练了学生阐释文学文本的能力。 教师用书教师用书严格地说不能叫教材,而是带教辅性质的参考书。这些用书对文学理论本身和教学方法都作了富有启发性的提示,迪安·F.萨多夫和威廉·E.凯恩合著的《大学当代文学理论教学》和麦克·肖特的《阅读、分析和文学教学》就是这方面的代表。 有些英美文学理论教材还注意到了多种类型的教材配套使用的问题。如塞尔登的三本教材就是可以互相参阅和补充的。其一《当代文学理论导论》,主要评介了20世纪以来的各种理论批评流派;其二《文学批评理论:从柏拉图到现在》则分主题遴选了自古希腊以来的经典文学理论著述;其三《理论实践与文学阅读导论》是一本专门为学生设计的批评案例分析。 二、英美文学理论教材的编写立场 文学理论教材的编写立场指编写者对文学理论性质的看法和关于文学理论教学的指导思想。编写者的立场与其理论素养、文学观念特别是所属的理论派别有关,在教材编写中,往往表现为编者对各种文学理论观点或流派的取舍和评价,对具体的理论术语的界定和表述,以及对教材的逻辑思路及建构方式的选择和设定等。由于编写立场的差异,有些教材侧重于对文学的社会文化、意识形态因素的阐释,有些教材则集中研究文学的语言和结构,使得英美的文学理论教材呈现出不同的风格和特色。 导论型教材一般表现出鲜明的学派立场,韦勒克和沃伦合著的《文学理论》将文学研究分为内部和外部,从构架上看似乎是一种全面的文学研究,但在具体论述中,著者对文学研究中的传记、心理学、社会和思想等四种从“外部”切入的态度有所保留和否定,他们认为这种研究忽视了文学的审美价值,忽视了语言符码的特殊性,将文学作品虚构世界的生成机制简单化了。实际上著者是站在新批评的立场上,主张文学理论应立足文本,研究文学作品的语言特性。伊格尔顿的《当代西方文学理论》的立场与韦勒克相左,著者毫不回避自己所坚持的文学的意识形态性。该书从“什么是文学”开始,在缜密的论证过程中否定了传统和当下社会的各种观念,在追问中得出结论:纯“文学”只是某些特定的意识形态给人造成的错觉,对于文学的价值判断具有历史可变性,它与社会意识形态有着密切的关系。而佛克玛和易布思合著的《二十世纪文学理论》虽然提出要建立一个具有普遍适用的、科学的文学理论范式,但纵观全书,他们是希望以结构主义文学批评为基础,同时吸收接受美学、符号学等相关成分来合成。卡勒的《文学理论》则通过一系列的质疑表现出一个解构主义者的学派立场。 英美文学理论教材所表现的这种鲜明的 学派意识与编著者在编写教材时的文学现状及文化思潮有一定联系,而这些教材所坚持的指导思想通过被学生接受和掌握,又可推动某一学派和思潮的普及和发展。韦勒克、沃伦的《文学理论》无疑起到了推动和传播新批评主张的“内部研究”的作用。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文学的多样化发展及文化的多元并存促使文学理论也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反映在教材编写上则表现出综合性的倾向或采用比较客观的立场来评述各派理论。正如朱利安·伍尔夫雷和威廉·贝克编著的《文学的诸种理论:批评实践案例研究》中所言:“没有一种理论是封闭或者自足的”,“批评、理论的写作和阅读已经泛滥,超出了‘理论’这一术语的同质性”。当今的许多教材往往不再有十分鲜明的学术立场或是学派意识,而是囊括诸多文论观念,其框架具有一定的开放性和包容性。凯思·格林和吉尔·列俾汉的《批评与实践教程》就体现了这种特征。该教材全面阐述文学和语言、结构、历史、作家(主体性)、读者、政治和文化之间关系。塞尔登的《文学批评理论——从柏拉图到现在》也是从再现;主体性;形式、体系与结构;历史与社会;道德、阶级与性别五个方面来编纂教材的。英国罗杰·韦伯斯特的《文学理论研究入门》则在文学、文学理论、文学批评的互动关系中探询文学研究的意义,他认为,文学是“一个各种意义斗争激烈的领域”,多种定义可以和谐并存。这些教材产生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与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出现无不有一定关系。从某种意义上讲,不提供任何简单的定义的答案,也许是当今文学理论教材的一个积极而非消极的特色。 需要提及的是,英美文学理论教材十分注重吸收西方文化和文学资源,特别是本国文学的历史和现状情况,由此显示出一种本土立场。英国学者拉曼·塞尔登编著的《文学批评理论——从柏拉图到现在》选用了100多个文论家的著述,其中英国文论家占三分之一以上,在第一编第三章和第五编第二章,分别所选的五个文论家都是英国的。英国罗杰·韦伯斯特的《文学理论研究入门》第一章分析了英国文学的现状,针对英国经验主义的传统,提出现在到了强调理论的时候了,第二章又设一节专门探讨英国的文学传统。英国汉斯·伯顿斯的《文学理论基础》主要以英国近代马修·阿诺德的诗歌为例子作为演示。美国查尔斯·E.布雷斯勒的《文学批评:理论与实践导论》开篇所选的范例就是“美国文学之父”马克·吐温的《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这些对我国文学理论教材编写中如何利用本土资源有启示意义。 三、英美文学理论教材的逻辑思路 清晰严谨的逻辑思路无疑是每一位理论家在阐述自己的理论或描述理论现状时所遵循的,只有如此,教材中各方面的内容才能融为有机的整体,同时也才能让学生易于把握教材的内在线索,并藉此掌握相关理论。 英美文学理论教材大都具有相对清晰而又体例各异的逻辑结构。有些教材以问题为出发点,通过质疑某种观点来结构全书。如韦勒克和沃伦合著的《文学理论》就是从对当时流行的“起因研究法”和“个性说”这两种截然相反的文学研究方法的发难开始的。塞尔登编著的《文学批评理论——从柏拉图到现在》则表现出对各种批评理论中自我中心主义的反击,因为那些理论“总是威胁要切断读者及其熟悉的精神支柱”,而对文学研究不是“进行仔细的分析和评价”,而是“发出绝望的呼喊或进行道德的讨伐”。由此这些教材形成这样一种思路:置疑现状否定传统提出新观点论证新观点。 英美文学理论教材中有些力求在各理论流派之间寻找其内部的逻辑关联,以统摄整个教材。如凯思·格林和吉尔·利俾汉的《批评与实践教程》,编者首先介绍与文学的本质特征——语言相关的批评方法,然后一步步走向文学的外部,形成一个以文学文本为圆心的众多的同心圆,其结构方式是由内及外:语言符码结构含义历史生成作者主体读者接受政治意识文化解读,由此勾勒出各种批评理论的内在关系。有些教材集中围绕文学理论中的某个或某些方面,显示各种文学理论批评的联系与发展。如汉斯·伯特斯的《文学理论基础》将各种批评理论聚焦在“阐释”和“阅读”上,关注各批评理论的阐释功能。他在序言中指出,曾经“有段时间里文学文本的阐释和文学理论似乎是两个不同而且毫无关联的物”,但是“在最近的三十年,阐释和理论彼此联系得越来越紧密。事实上,对于当代的许多批评家和理论家来说,阐释和理论已无法分开”,由此该书便有如下章目:第一章:意义解读:实用批评与新批评;第二章:形式解读(上):形式主义与早期结构主义(1914—1960);第三章:形式解读(下):法国结构主义(1950—1975);第四章:政治解读:20世纪70年代与80年代。从章目中我们可以看出,各章关注的都是作为各种批评理论的共同功能,即如何阐释文学作品。还有些教材则从学生学习的角度考虑,根据各理论流派本身的理论难度来结构全书。如罗易斯·泰森的《当代批评理论--使用者指南》采用的是循序渐进、由易而难的结构方式。有些教材甚至从具体的文学现象入手,无论是全书的导论,还是每章的开始,都是从具体的文学文本讨论入手走向文学理论教学的。如安德鲁·本尼特和尼古拉斯·罗伊尔的《文学、批评与理论导论》中大多数章节的开篇便是一首诗歌或一篇小说的片断。这些精心挑选出来的文本使学生在理论学习之初有一个比较生动或强烈的印象,从而产生学习理论的兴趣和欲望。 英美文学理论教材在编排上也有一些新的特点。如有些教材表现出明显的厚今薄古倾向。塞尔登、彼得·威多森及彼得·布鲁克合著的《当代文学理论导读》为了更好地介绍当今后现代思潮影响下各种怪异理论,在第四版里把以前版本里涉及到的理论(包括1993年增加的新批评)压缩成一至六章,仅占整本书的一半,而用另一半篇幅论述各种后现论。有些教材在编排上更为前沿。如安德鲁·本尼特和尼古拉斯·罗伊尔的《文学、批评与理论导论》的结构就彰显出一种后现代的去中心化的色彩。全书分二十多节,既有传统的如“叙述”(Narrative)、“人物”(Chara cter)和“修辞和比喻”(Figuresandtropes),也有耳目一新的“笑”(Laughter)、“自我认同”(Me)、“上帝”(God),还有“意识形态”(Ideology)、“种族差异”(Racialdifference)、“怪异理论”(Queer)等,各节之间相互独立,亦没有偏重。 四、英美文学理论教材的编排风格 从编辑学的角度我们还发现,英美文学理论教材有诸多和国内大学教材迥异的特色。 英美教材的封面设计与国内教材相比,更具个性化。有的教材采用的是带有现代色彩的油画,如布莱斯勒的《文学批评:理论与实践导论》和伊格尔顿的《当代西方文学理论》。有的教材则刊入一幅颇有意味的图片,如塞尔登和彼得·威多森及彼得·布鲁克合著的《当代文学理论导读》(第四版)的封面,画的是一个若有所思的人端坐在一扇门前,他在思考什么,门里面又是什么?这些都给读者以遐想。此外,还有的教材封面居然是一幅漫画,如安德鲁·本尼特和尼古拉斯·罗勒的《文学、批评与理论导论》的封面,漫画中的教师西装革履面带笑容的拍着学生的肩膀,两位学生却被缚于木板上不能动弹,甚至连嘴巴也被封住,下面一行小字说明:“通常,艾德尔森特别恩典的给少数几位学生讲授关于当代小说的后结构主义分析”。 英美教材在目录的编排上也呈现出多样化的特色。如罗伯特·C.戴维斯和劳拉·芬克编著的《文学批评和理论:从古希腊到现在》,全书的编排顺序是按年代来进行的,但在后面又编排了一个按主题分类的目录。诺顿公司多人合编的《诺顿文学理论与批评选集》更多达五个目录,分别按:著者出生时间;现当代流派与运动;文类;历史分期;论点与主题等五种顺序来编排。这种方式已接近计算机的链接,它提供了多个入口,给学生带来一定的便利。 英美教学非常强调课外阅读,因此它们的教材无一例外都附有指导学生进一步阅读的书目,并且书目的编排有多种方式。一般按照由易而难的顺序,这样有利于学生循序渐进地掌握理论知识。也有一些编著者根据教材自身的内容安排阅读书目,如乔纳森·卡勒的《文学理论》由于各章内容的相对独立性,所以他的扩展阅读书目是按章来附录的。苏瑞希·纳华的《文学批评基础》由于专业性很强,因此在按章注释之后对一些参考书目还作了言简意赅的介绍。罗杰·韦伯斯特的《文学理论研究入门》的扩展阅读书目做得更为精致,分别标为文学理论的入门或普及性著作、一般导读性书目、接受理论书目和语言理论书目等四部分,并且每一部分的前面都有一个简短的说明,俨然一本课外自学指导手册。 英美文学理论教材也很重视附录,注意增加一些特殊的内容。罗易斯·泰森的《当代批评理论——使用者指南》每节都附有批评实践的范本。美国查尔斯·E.布雷斯勒的《文学批评:理论与实践导论》则在第三章到第十一章的后面附有一篇学生的评论文章,值得一提的是该教材2003年版中第三到第十章的后面均附有与该章内容相关的网址。 顺便说一下英美文学理论教材的再版特色。英美文学理论教材在再版时往往有较大的变动,内容或增或减,顺序也多有调整,这样做也是与时俱进,使教材更具时代特色。查尔斯·E.布莱斯勒编写的《文学批评:理论与实践导论》1994年首版后,分别在1999年和2003年再版,每版都有变化,不断加入最新的文学理论观点和材料。拉曼·塞尔登、彼得·威多森和彼得·布鲁克合编的《当代文学理论导读》第四版也是如此。 当然,在调查中我们也发现,英美教材存在良莠不齐的现象,有一些偏颇之见。同时,很少有编纂者注意到东方的文学作品和文学理论,从而使它们所阐发的理论的普遍性大打折扣。这里我们主要关注的是英美文学理论教材中值得我国高校教材建设中借鉴的东西。英美文学理论教材中所持的文学观念和文学理论观念的多元和不断更新,教材体例和编写风格的丰富多彩,以及对选本和辅助教材的重视等等,都给我们诸多启发:文学理论教材可以有多种写法,也可以同时编写出多本不同体例教材,除具有导论性质的教材外,还可以有选本、有个案分析或手册。教材的表述可以严谨细密,也可以文采飞扬。总之,一本好的文学理论教材既能让学生了解和掌握文学理论的基本知识和基本问题,又能在学习中发现理论的价值和思考的乐趣。 文学理论论文:文学理论性成分研究论文 书名"理论留下了什么?"问的是:被称为"理论"的话语在今天占有什么位置,它如何既与自身的过去又与那些自称有权在政治领域占有一席地位的话语相关?作为今年英语协会会议上的第一位讲演者,我的讲演就是理论留下了什么的一个范例--一个活生生的余留物--一种理论的剩余,它的范例性将使别的讲演者摆正自己的位置而不至于对理论的遗产有太大的曲解,不用说,这样做的方式就是抓住理论与其过去的关系:理论留下了什么? 在1960年代,当我刚涉足我们的书名简单称之为"理论"(theory)的东西时,这一术语(如此怪异,它是关于什么的理论)的含义比今天宽泛得多。在结构主义风行的时期,出现了大量不断扩展的理论--从根本上看,它们是对结构主义语言学模式的普遍化运用--这种模式自称将适用于全部文化领域。理论指一些特殊的结构主义理论,这种理论将阐明各种各样的材料,是理解语言、社会行为、文学、大众文化,有文字书写和无文字书写的社会以及人类心理结构的关键。理论指具有特定的学科间性的理论:它激活了结构主义语言学、人类学、马克思主义、符号学、心理分析和文学批评论文。 不过,尽管理论具有广泛的跨学科目标,但在它的高潮时期,文学问题仍处于其规划的优秀:对于俄国形式主义、布拉格结构主义以及法国结构主义--尤其是对罗曼·雅各布森(它将列维一斯特劳斯引入音位模式,这对结构主义的发展具有决定性的作用)而言--文学的文学性问题是激活思想的问题。理论试图将文化对象与事件当作形形色色的"语言"要素来处理,因此,它们首先与语言的性质相关,而当文学表现为最为有意的、最反常的、最自由的、最能表现语言自身的语言运作时,它就是本真的语言。文学是语言结构与功能最为明显地得到突出并显露出来的场所。如果你想了解语言的一些根本性的方面,你就必须思考文学。因此,在雅各布森所界定的一系列语言功能--指涉1、表情、交际、意向、元语言、诗性,这些功能分别突出或强调语境、说话者、联结、接收者、编码与信息本身--中,正是语言的诗性功能(用雅各布森的论说)"为信息而强调了信息"("信息"在此指说话样式本身)[1]。在众所周知的一道公式里,雅各布森说:"语言的诗性功能将选择轴上的对等原则投放进了结合轴。"[2]语言的诗性功能包含了语言两大基轴的重叠。 不过,即使在每位优秀的理论家都必须谈论文学的文学性的时期,在某种意义上看,理论也显然在改变文学成分的地位,至少对所有攻击理论的人来说如此。这些人指责我们贬低了文学的价值,损害了文学的声誉和特性。叙述学家以同样的热情研究巴尔扎克和Io佛莱明(IanFleming)的叙述结构。众所周知,雅各布森为说明语言的诗性功能而选用的例子是政治口号"IlikeIke"而非波德莱尔的《猫》("Leschats")。在"IlikeIke"这个句子中,被喜欢的对象(Ike)与喜欢的主体(I)都包含在喜欢(like)这个行动中,因此,我喜欢Ike的必然性似乎就刻写在这个语言结构中[3]。文学作为优先研究对象的特殊地位受到了很大损害,不过,这种研究的结果(这很重要)将"文学性"置入了各种文化对象,从而保留了文学成分的某种中心性。 对文学语言特殊性或文学特殊性进行理论概说的企图在早期对理论至关重要,但有时候它也并不是理论活动的焦点。应该说明的是:这并不是因为我们回答了文学的本性问题,实际上也没有任何思路接近于能解决这一问题的答案。最初理论研究将文学看作语言的一个特殊类别,不过,有关文学性的每一种界定都没能对文学作出令人满意的说明,而往往是在别的文化现象(从一些历史叙述、一些弗洛伊德式的病例史到广告口号)中发现越来越多的文学性。另一种研究提出文学不是语言的一个特殊类别而是对语言的特殊使用,然而,不管So费什的努力如何大胆(比如,他试图证明写在黑板上的语言学家的名字表可以被读作一首宗教诗),还是不能提供有关文学性的满意答案[4]。 我想上述情形有两层潜在的意思。第一:文学正如意义一样,它既是文本事实又是一种意向活动,因而既不能按照上述两种观点中的任何一种,也不能通过将两者综合起来的方式对文学加以充分地理论说明。我们必须在这两者之间交替变换,它们中的任何一种都不能成功地兼并另一方而成为综合框架。我们可以将文学作品看作是有特殊性的语言,我们也可以将文学作品看作语言在特定方式中的构成,但任何有关特性的说明或有关感知框架的说明最终都使我们走向另一模式。文学的品质似乎既不能还原为客观特性,也不能还原为一系列语言构造方式的结果。 我想第二层含义是:对文学性或文学问题的思考实际上并不是要发现我们用以区分文学作品与非文学作品以便将其适当归类的标准,相反,回答这些问题的企图最初只是引起我们对文学的某些方面的直接关注。通过谈论文学是什么,批评家们提炼了一些据说是最适当的批评方法,消除了人们对据说是文学之最基本和最特殊的那些方面(无论是将文学看作对语言的突出,还是将文学看作各语言层面的综合或文本间的结构)的忽略。问"文学是什么?"实际上关涉到应当如何研究文学的问题。比如,如果文学是一种高度模式化的语言,那么,研究它就是关注其模式而不是关注它可能表达的作者心理或它可能反映的社会构造。对文学性的追向似乎首先是探索批评方法的一些步骤。 正如我说的那样,最近,文学的性质或文学成分的性质已非理论关注的优秀,简单地说,我们称之为"理论"的东西显然已不是文学理论。1992年我为现代语言协会所编的《现代语言与文学学术研究导论》第二版写了一篇题名为《文学理论》的文章,此后我便离开了文学理论[6]。我忙于谈论种族、性别、身份、,被So纳泼(SteveKnapp)和WoBo米查尔斯(WalterBennMichalls)反-理论的理论之间的论争弄得糊里糊涂,忘了文学理论。我认为记住文学理论很重要:比如,叙述理论对各种类型的文本分析都是至关重要的。目前,低年级的研究生通常对基本的叙述学也了解不多(他们读了福科,但未读巴尔特或热内特,更不必说Wo布思了)。他们可能不知道如何辩认叙述视点,如何分析隐含的读者,而这恰恰是与其密切相关的一些问题的优秀,比如对被某一文本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东西的分析。 为了弥补我为现代语言协会写了那篇有关文学理论的文章之后对文学理论的忽略,我写了一本小书,名为《文学理论:简要的导论》。这本书抛开了纳泼和米查尔斯,不仅提出了"文学是什么?"的问题(即题名为"文学是什么以及这一问题重要吗?"的那一章),还讨论了叙述、诗与诗学,以及身份确认、表行语言的问题。由此,我着手将文学成分保留在理论之中,我希望它留在那儿。 不过,Jo基勒瑞(JohnGuillory)以《后-理论之后的文学》为题要告诉我们什么?我将"后-理论"看作一种假定"宏大理论"死亡之后的理论,正如"后-理论"这一短语所示。如果你想了解这说法的具体出处,可见1982年由纳泼和米查尔斯写的一篇文章《抵抗理论》[7]。现在很多人都忘了这篇文章,它曾说理论论辩毫无结果,因此,理论毫无用处,应该结束。正如很多评论者所言,对理论的这种抵制性论说显然是理论的一种现象,它引发了很多枝蔓横生的回应,而这些回应本身也是理论的一些现象,因此,在我看来,这种状况就是"后-理论":由理论之死的诸问题激活的一些理论讨论。 如果这是我们的参照点,那么,尤为令人吃惊的是(我承认,对我来说它是某种恶意快感的来源)近年来传统理论研究之最纯粹的例子,即对文学性质的理论研究恰恰是理论之死的鼓吹者之一纳泼写的一本书,该书名为《文学兴趣:反形式主义的限度》。这本书重新提出了传统的文学理论问题:"有一种不同于别的思想和写作模式的特殊的文学性话语吗?有什么办法可以用来维护这样一种直觉:一部文学作品说出了用别的方式说不出的东西?"纳泼的著作对这些问题给予了积极的回答从而令人惊讶。与大多数同类研究相比,纳泼的研究在哲学的意义上更为严谨,应该说,它更为明智地没有以显然不能令人满意的答案(这些答案结束了这些追问)而告终--诸如文学是一个既定社会所赋予意义的东西--纳泼的追问以这样的结论结束:的确存在着一种文学的特性。的确,文学做特殊的事。 然而,纳泼是在不同的标题下处理和提炼传统的答案。在这篇反理论的文章中,他同意这一看法:一部文学作品的意义就是作者赋予它的意义(任何别的意图都缺乏内在的凝聚性)。他不是经由考察一部文学作品可能具有的特殊意义类别(不存在这种类别),而是通过考察他所谓的"文学兴趣"来研究文学的特性。既然他承认我们对文学语言的兴趣超过了我们猜度文学语言的作者想用语言表达什么的兴趣,那可得的多余之物将被称之为别的什么,一种受洗之后的"文学兴趣"。 文学性成分的特性不在文学语言的特殊种类性之中。纳泼说:"我开始注意到,我们不能将其作为有关文学语言的论述而加以维护的东西,却可以将其作为对某种表述的论述而加以维护,这种表述激发了某种兴趣"。文学是一种"使人们对表述本身感兴趣的语言表述;这种语言表述之能引起人们对其本身的兴趣,是通过对情感及其指涉物的别的价值进行具体个别的描述来达到的;它的描述方式是:将其指涉物插入与表述本身的特定语言叙述结构一体不可分的新的脚本"。对这种表述本身的特殊结构至关重要的是被别的理论体系称之为文学话语的自指层面与结构层面的同构,不过,纳泼将此说成是包含着不同层面的类似结构的关系:作者写诗这件事似于诗中发生的事吗?纳泼说:"这类重现--在此仿佛外在于作品的问题也出现在作品内部--结果使一种解释的难题成了文学兴趣之源"。当我们说解释的难题不仅成为兴趣之源,而且能引起对某种类似结构(这些类似结构的个别性和复杂性给作品以特有的文学地位)的兴趣时,我们正在谈论文学兴趣。 一个例子--这是我举的例子,而非纳泼举的例子,但这个例子十分简明--是K·弗洛斯特的两行诗《奥秘坐着》: 奥秘坐着 我们跳着园舞并猜想 而奥秘坐在中间并明白。[9] "诗人在此正在说什么或做什么?"当这一问题转换成这位诗人或这首诗正在做什么和这首诗内部的者-"我们"和"奥秘"正在做什么之间的关系问题时,人们可以说,这一解释的难题成了一种特殊的文学兴趣的来源。这首诗将我们舞蹈并猜想与奥秘坐着并明白对立起来。我们可以问这首诗对这种对立或存在状态采取了什么样的态度。这首诗是对人类行为之徒劳的嘲笑呢?抑或我们可以将舞蹈的公共猜想与阴郁确定的了知对立起来?不过为了探究这首诗所呈现的这些对立,人们必须问这首诗本身是否在舞蹈并猜想或者它是否坐着并知道。这首诗本身是以猜想或知道的方式存在吗? 答案有点复杂。的确,这首诗似乎有知道的意思,但作为一种动词结构,它可能不同于人类的猜想行为吗?如果我们追问这首诗中知的情形,我们能发现的是:被猜想为知的主体即奥秘是由一种修辞或猜想生产的,这种猜想使奥秘由被"知"的客体变为知的主体。奥秘是人们知或不知的某物。在此,诗将奥秘大写并拟人化了,此外,还通过换喻将它从被知的位置转换到知的位置。因此,这个知者被表述成了由一种修饰性猜想或假定所生产的东西,这种猜想或假定使知的对象(某种奥秘)成了知的主体(这一奥秘)。该诗说奥秘知道但却表明奥秘是一种修饰性猜想所做的表行言述的产物。 纳泼打算将文学兴趣放在的类比上,那么,他会在此说什么呢? 他的主张也许是:文学兴趣内在于弗洛斯特在诗中的行为和被表述的诸种行为的关系之中。弗洛斯特了知或猜想,跳着园舞或坐在中间,这有什么不同?要决定弗洛斯特正在做什么很难,这一困难是由将诗中"我们"的行为和奥秘的行为之关系分门别类的困难所表明的吗?我认为这首诗也许为纳泼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好的例子,虽然当他坚持我们应关注有关作者的之类比时,他会让我们问弗洛斯特正在做什么而不是诗在做什么。我不相信这是有意的,更不用说是必要的。问诗人或诗正在做什么以及与诗中所做的什么之间的关系,比关注弗洛斯特正在做什么以及它与诗中行为的关系可能更恰当,更有效。不过,这可能是另一个问题。我认为文学性的难题因纳泼的阐说更加尖锐化了。纳泼指出:就我们对文本的兴趣超过我们对猜度作者意图的兴趣而言,文本具有文学趣味。 纳泼力图借助这一术语重新解释通常被用来说明文学性之特征的结构复杂性。于是,他着手论辩道,虽然文学的确具有在当前被人们通常从一般政治立场出发(作为某种不合法的高高在上的精英话语)加以否定的特殊性,但它并无文学维护者通常所要求它的有利于道德和政治的功能。因此,其如他在与米查尔斯合著的那篇反理论的文章中所言,他希望在这一问题的两个方面继续刺激每一个人。 不过,对留在理论中的人而言,也许几乎没有人会被以下结论所震惊与激怒,这一结论便是文学并不必然具有有利于道德和政治的功能,为先锋的破坏性和解放性价值辩护总是要遭到要求文学规范化和正常化的主张的反对,对此我们也很清楚。然而不管怎么说,纳泼这一例子都明确说明了什么是当前思考文学理论的趋势,尽管他采用了非同寻常的传统方式。这一趋势便是:为文学要素及其特殊性辩护既相关到的表现又相关到另类性的约定,而不是将其与文学语言的特殊性问题或意义中断的潜在可能性联系起来[10]。纳泼的观点是:文学描述(它以类比的方式突出了对的复杂描述)并未告诉我们如何行动,而是有助于我们发现自己的评价倾向是什么,并提高我们对自己的评价倾向中的复杂关系(也许是矛盾关系)的意识。他举的例子是Co阿克博(ChinuaAchebe)的《事物之崩溃》。在这部作品中,对伊博传统文化的殖民干涉既被描写成一种野蛮的侵略行为,也被描写成对极端不正当的伊博风俗(贬低妇女、遗弃双胞胎,如果有神谕则杀死收养的儿童)的反应。对读者而言,小说可能使他们原有的一系列价值产生冲突。纳泼写道:阅读这本小说,"一个女权主义的反殖民主义者可能发现她对宗教式风俗的反感远胜于她维护本土文化的冲动(或相反)(100-101)。"如果文学有助于使我们成为自觉的者,它的做法是:提高具体描述使其高于简化原则,以便使价值与原则间的潜在冲突得以呈现。洛克(Lock)将自由主体之自由说成是一种悬置决断的可能性,纳泼引用洛克的有关论述来仔细测试可选择的对象和它们的价值,他的结论是:文学趣味为自由之运作提供了范本。他提醒说:"这并不意味着文学趣味会使某人作为较好的。"(他不相信自觉的是较好的。)不过,文学趣味的确会给出一种有关什么是较好的,什么是较差的的超常经验。(103) 包含了一个结构,这个结构与文学理论称之为"具体的一般"的东西紧密相关,这是一种将个别性和普遍性合而为一的特殊结构,这种结构(比如)能使哈姆莱特不只是一个纯粹的实体之人:哈姆莱特既具体体现在个别细节中,又以实在之人所不具有的方式带有普遍性。理解作为的自我就是既要在由自己特定的过去所决定的具体情境中观察自己,又要想一想对某人来说在我的情境中他会做什么,他会因此作出什么样的对某种类型(我只是这种类型可能的例子之一)来说可能的选择,由此出发来考虑可选择的行动路线。由于真正理想的是个别性与普遍性的结合--被决定的特殊个别之我可以有效地选择任何成为者的道路--,因此,毫不奇怪的是:正如纳泼指出的那样,遇到文学趣味"应该感到像看见了实际本身的理想条件"(140)。 这些观点多少解释了俗常的直觉:文学经验与判断有关。正如有的人常常说的那样,文学提供了一种健美体操,一种以方式进行的操练。[11]纳泼明确否定文学兴趣使某人成为较好的,但他的著作是新近理论中之一般趋势的标志:将文学特殊的品性置于者的表现和文学读者被带入的他者状态的关系中,而不是置于语言的特殊品质或对语言的特殊构造之中。我想,这样的文学效果有赖于文学中特殊的范例结构。 一部文学作品不只是用作例证的轶事或单纯的例子,虽然拥有细节并描述得很精彩的秩事成了文学性之条件的一部分。文学描述有较大的自主性,因此尽管有关举例说明什么的问题可能被悬置起来,但同时这一问题又与文学描述所具有的意义有关。正因为如此,所以多年来人们常常被引向去谈论文学的普遍性。文学作品的结构是这样的:它让文学作品告诉我们有关人的一般状况比让它们详细说明其阐述的较为狭窄的范畴要容易。哈姆莱特只是一个王子,或者只是一个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或者只是一个好反省的年轻人,或者只是一个其父亲在荒谬的情境中死去的人吗?如果说,以上的回答都不能令人满意,那么,对读者来说较容易的是不回答,默默地接受一种可能的普遍性。小说、诗歌、戏剧,在其各自的情境中都倾向于揭示它们力图举例说明的东西,但同时,它们也邀请读者进入叙述者的意识和进入在某种意义上作为例证的角色的意识以及困境之中。 对文学与身份问题的关系而言,例子结构十分重要,而身份问题对当论又十分关键。自我是天生的抑或是被造成的,对它应从个体方面思考还是应从社会方面加以思考?文学总是与这些问题相关,文学作品提供了身份如何形成的大量潜在的范例。有关于身份在根本上是由出生决定的叙述:由牧羊人养大的国王的儿子从根本上看仍然是一个国王,并当其身份被发现之后他合法地成了国王。在另一些叙述中,人物随其命运的变化而变化:他们通过可能出错但却有力的识别而获得身份;或者在人生苦难中发现的个人品质成了确立身份的基础。 当前,文学研究领域中对种族、性别、性的理论研究迅速扩张,导致这一状况的原因也许是:对有关身份构成诸要素的功能所进行的复杂的政治社会性解说而言,文学提供了丰富的材料。(比如,我想到了Eo塞奇威克[EveSedgwick]和Jo巴特勒[JndithButler]对Wo戴瑟[WillaDather]小说中交叉性别识别的讨论--社会学家梦想不到的解说。)[12] 请考虑这一潜在的问题:主体的身份是既予的某物呢还是被构成的某物。在文学中不仅这两种情况都有,而且常常在常见的情节中向我们展示出复杂的纠葛。正如我们所说,在常见的情节中,人物不是经由了知他们过去的事情,而是通过他们变成其后转而在某种意义上是其"天性"的东西的行为而"发现"他们是谁。对最近的理论而言,这种结构(在此你必须成为按推侧你已然所是的存在)是作为自相矛盾的东西或阿泼瑞亚(aporia)而出现的,但它始终在叙述中起作用。西方小说暗示在某种意义上一直存在着在与世界相遇中涌现出来的自我,这种自我(从读者的角度看)又被作为使自我产生的行为之基础。西方小说以此方式强化了一种本质的自我内涵,人物的基本身份是作为行为的结果,作为与世界斗争的结果而呈现的,不过,这种身份转而又被当作这些行为的基础,甚至被当作这些行为的原因。这不是我们在有关本质主义的理论论争中正在与此斗争的东西吗? 可以说,大量新近的理论都企图整理那通常暗示了文学在谈论身份问题时出现的悖论。文学作品以特殊的方式描写个体,因此,有关身份的斗争是在个体内部以及个体与群体间进行的斗争:人物反抗或遵守社会规范与期待的斗争。然而,在一些理论著述中,有关社会身份的论争倾向于关注群体身份:成为女人,成为男人,成为男同性恋,成为男人是怎么回事?因此,在文学探索和批评或理论观点之间存在着紧张。文学描述的力量基于其对个别性和范例说明性的特殊综合:读者读到的是有关哈姆莱特王子、简·爱或哈克贝尼·芬的具体描写,通过这些人物而假定这些人物的困难具有典范性。然而,何谓范例性?小说并无回答,正是批评家或理论家必须面对范例性的问题,他们告诉我们这个人物是哪一群人或哪个阶级的范例:哈姆莱特的状况具有普遍性吗?简·爱的困境在女性中具有普遍性吗? 因此,与小说中微妙复杂的探究相比,有关身份的理论研究似乎是简约的,小说可以通过个别事例的展示并同时凭借潜在的概括力量(也许我们都是俄狄浦斯、哈姆莱特、爱玛·包法利或J·斯达克斯[JanieStarks])来有技巧的处理要求概括的难题。正因为如此,对文学范例性结构的理论思考,不仅对思考身份和问题十分重要,对任何将文学的特殊性与文学关涉到的问题联系起来的企图(正如在纳斯鲍曼[Nussbaum]和纳泼的研究中那样)都十分重要。 对理论来说,如果文学性成分的作用是对的范例性表达,那么,由于文学作品为理论论争提供了杠杆,文学性成分可以是理论中的来源。一个给人印象深刻的例子是巴特勒的《安提戈涅的要求》[14]在这部著作中,文学的作用被说得十分复杂且过份确定(因而也难以确定)。众所周知,在索福克勒斯的戏剧中安提戈涅提出了自认合法的要求(确切地说,这种要求是该剧接受史上的主要议题),因此,安提戈涅具有潜在范例性和关涉的文学描述。比如,Lo艾里咖瑞(LuceIrigaray)曾认为,安提戈涅可以为生活在今天的很多女孩和妇女提供自我确认的标准。不过巴特勒简洁的书名暗示安提戈涅--描述或文本--对我们提出了要求。如果在有关心理分析和政治学之间的关系的持久论争(这些论争关注如何在理论上述说亲属关系和家庭结构的问题)中,巴特勒运用安提戈涅的言行,这不仅因为安提戈涅这一者在某种意义上是范例性的,更在于由安提戈涅的形象生发出一种从黑格尔到拉康到艾里咖瑞的有力的解释传统,这一传统已深深地影响到我们的家庭关系概念以及家庭和国家之间关系的概念。我们可以问:如果在突出范例性问题时,心理分析以安提戈涅而非俄狄浦斯为其出发点,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呢?巴特勒写道: "注意这一情形是十分有趣的:安提戈涅结束了俄狄浦斯式的戏剧,她不能为俄狄浦斯式的戏剧提供异性相爱的结局,这可能为那种以安提戈涅为出发点的心理分析理论暗示方向……她拒绝做为海蒙(Haimon)活下去而必须做的事,她拒绝成为母亲和妻子,她那摇摆不定的性别使共和国震惊,她拥抱了作为其洞房的死亡,由此她破坏了异性相爱的习俗。"(《讲演三》) 安提戈涅的例子为西方文化已经采用的概念化路线提供了另一种可能。不过,更重要的是,有关安提戈涅的解释已经强化了有关亲属关系及其与政治结构关联的话语,这一话语在今日仍有其影响。正如巴特勒指出的那样,"她的行为既违反了性准则,也违反了亲属关系准则,尽管黑格尔传统将她的命运读作这种违规必然失败和毁灭的确定无疑的标志,但仍有另一种解读的可能,即她这一形象揭露了亲属关系的文化偶然性,只是为重新书写作为不变必然之偶然性提供了可重复的契机。"(《讲演一》)巴特勒的介入并不是简单地将安提戈涅的形象引述为一个作出某种选择或提出一些要求的者。他仔细阅读了索福克勒斯的文本《安提戈涅》,以便暴露一些理论家阅读的简单,这些理论家将亲属关系(作为一种"自然关系"结构)与国家对立起来,将亲属关系理想化为一种可理解的结构性领域,因此而确立了某些可理解且合法化的亲属关系形式。将某种家庭结构假定为先于或外在于政治的东西并使之合法化的理想化做法利用了安提戈涅的故事,不过,当其这样做时,它已经否定了索福克勒斯的文本对其可理解性之专断的挑战。如果黑格尔注意到今日之语言揭示了安放在安提戈涅这个范例上的概念装置的不稳定性,转而注意她的行为而非言论,也许是另一情形。正是求助于这部文学作品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巴特勒以那些在今日企图建立另类家庭结构者的名义(比如两个男人或两个女人可以组成家庭)介入,在对据称是原始父亲和母亲的象征地位的精神分析理论、文化理论和政治理论中,这些人的行为被理想化了。 列维-斯特劳斯在其对神话和图腾崇拜的结构主义研究中强调:由于神话"有助于思考",因此它乃是文化的中心。巴特勒用《安提戈涅》谈到亲属关系模式和政治模式的合法性时表明:文学较有利于思考,因为它的语言为批判用它来维持的结构提供了有力的资源,因此也为批判它协助巴博冷德(Bublend)的制度安排提供了有力的资源。 到此,我已经讨论了新近理论对文学性成分的理论论述所采用的一些思路,由此我接近了理论中的文学性成分。不过,人们也可以争辩说在理论中文学性成分的状况已经由理论的对象变成了理论本身的品质:在美国我们称之为"理论"--毕竟,这是一种美国发明--的东西在别的地方是宽泛的现代思想运动,这种运动将工具理性与经验科学看作"另类",这个"另类"的其他名子是:狭义的实用经济学、装框逻辑,具体化逻辑与具体化理性,总体化的技术效率逻辑,在场形而上学的二元逻辑等等[15]。如果理论是以普遍化的思想方式对文学的剥离,那会怎么样呢?众所周知,弗洛依德说,诗人们早在他之前就存在了,他试图创立一种揭示文学洞见的科学,在今天,一些评论他的人差不多已成功地将他抛回到一种失败的科学家和成功的故事讲述者的位置。更概括地说,人们可以说,就思想试图超越熟悉已知和可算计之物而言,它与文学同类,至少与浪漫主义和现代主义的文学效果同类。 有关这一点的一个突出标志是哲学文本已经变成了古典意义上的文学性的东西,即像诗一样,它们不能被释义:释义即会丢掉根本的东西。当然,人们通常会说到德里达这方面的情形,但是,在此我们看看阿多诺,一个通常不被认为与文学有关的哲学家,他在《否定的辩证法》中写道: "在某种意义上人们首先不得不对哲学进行二度创作,而不是将其简化为一些范畴。哲学的道路必须凭借它自身的力量以及与它可能具有的任何标准的磨擦而不断更新。关键的是在哲学中发生了什么,而不是某一主题或某一命题;是文本结构,而不是由单向度心灵操持的归纳与演绎。因此,从根本上看,哲学是不可解释的。如果哲学是可解释的,它将是多余的;大多数哲学可以被解释这一事实与真正的哲学对立。"[16] 这是一种设想哲学的文学方式--哲学被设想为一种获得文学效果的写作。这并不是说对哲学文本的评注不必要,而是说对这些文本也必须从修辞的角度进行阅读和对此作语境分析,正如我们在阅读文学作品时惯常所做的那样,因此,文学性成分已进入了理论。 就理论是一种力图谈论非同一性、变化、另类、不确定性或超出工具理性之外的另类事物而言,它表明自己具有后-启蒙诗的文学血统。阿多诺在《起码的道德:来自被损坏的生活的沉思》中,有一段谈及思想任务的名言,将文学的目的和理论的目的合在一起。 "必须形成脱离这个世界的眼光,从而凭借它与世界的断裂和裂缝,将这个世界显示为它在救世主的光芒中所显出的贫乏和扭曲。思想独有的任务是:获得这种不带任何意愿和暴力、完全来自其与对象直接接触的眼光。这是最简单的事,因为这一情形急切地吁求这种知识,的确,一旦正面地看待彻底的否定性,它就会勾勒出其对立面的镜像。不过,要获得这种眼光也是完全不可能的,因为它先行假定了一个脱离生存世界(哪怕是一发之隔)的立足点,而我们很清楚,任何可能的知识都必须首先从存在的事物中强取(如果它必须被认识的话),不仅如此,这些知识还因此打上了它力图摆脱的歪曲和贫乏的印记。思想愈是情绪冲动地为了无条件地思想而否定它的条件性,它愈是无意识地、愈是如此不幸地被交给了这个世界。甚至为了思之可能它必须最终领悟到思之不可能。不过,与如此对思想的要求相比,救赎本身能否实现的问题几乎不太要紧。"[17] 这一设想的文学性显示在这个困难的结句之中:与如此对思想的要求相比,救赎本身能否实现的问题几乎不太要紧。正如在文学中那样,思想要有另类性。不过,我们将不再在救赎的幽灵出没的道路上冒险,而以另一种方式谈论文学性成分的弥漫。 在有关文学兴趣的讨论中,纳泼说:新历史主义卷入了文学兴趣从文学作品本身向在历史场境中把握的文学作品的转移:结果,事实上,作为文学兴趣之对象的新的结构是文本与语境相互间的复杂关系(当然,语境即更多的文本)。文学兴趣不来自于形式与意义的复杂关系,或者作品所言和作品所为之间的复杂关系,而是来自于,比如,它激发并介入其中的颠复与遏制的辩证法。大量新历史主义者解释的含混性源于这一事实:他们的目的不是判定(比如说)"某种戏剧在某种特定时期是某君主政治意识形态的结果呢还是原因",而是阐明一种像文学作品一样复杂的相互依存结构。纳泼写道:"关键是看戏剧(它处于与国家难以界定的关系之中)如何(对那些关注权力关系的人)变成了与国家相互暗示的东西"。(104)文学兴趣的对象--被作为一种复杂的文学结构而加以探究的东西--是处于某假定语境中的作品。新历史主义的历史探究不是以对历史的解说为其目标,而是以对某种历史性对象的阐说为目标,这展示了文学兴趣的结构。 Do辛普森(David辛普森)在最近的一本著述《学术后现代与文学统治》中表述了类似的观点。这本书(应该说明的是)以一种批判和抱怨的态度争辩说:并非像一些保守的批评家所说的那样文学被忽略和被放逐到了大学的边缘。 事实上文学胜利了:文学统治了学术领域,尽管这种统治伪装成了别的样子。辛普森力图说明很多学者和学科为了描述世界而甘愿接受来自文学研究领域的术语。他指出历史著述曾认为自己已摆脱了人文性和文学性,然而现在故事讲述回到了历史著述的中心(辛普森谈到了"故事讲述的流行病"),他概说了这一现象的方方面面,在历史、哲学、女性主义和人类学中,对秩事和自传的求助,对"详细描述"和"乡土知识"的推崇,以及对"谈话"或修辞的使用。当前的知识采用了文学形式,这便是人文学科的变化。正如辛普森解释的那样,对具体性和历史特殊性的追求并不是新式经验主义的一部分,而是吁求文学特殊性之价值,吁求具有文学话语特性的个别中一般在场的表现。比如,Co吉尔滋(CliffordGeertz)的《乡土知识》并没有导致经验主义的统治,而是显示了全部知识要求的不完备性和不稳定性,它吁求以现实的生气勃勃替代经验主义的统治。文学性成分统治着。 不过,辛普森问:"当一些最敏锐的当代状况评论家(他引述F·詹姆逊和J·基勒瑞)正在描述一种远离文学成分的动向,而这一动向对后观代状况具有急迫的决定性时,我如何能提出这一看法。"[18](詹姆逊说:文学被电视所取代是一种后现代状况的信号,J·基勒瑞说:在人文学术的发展过程中作为最特殊要素的文学已不再是文化中心),由于这些人是辛普森的朋友和同路人,因此,他礼貌地回答:"文化并不是铁板一块的整体"(他们看到了全副武装的文化现象)。但从根本上看,他认为自己是对的而他们是错的。文学可能失去了其作为特殊研究对象的中心性,但文学模式已经获得胜利:在人文学术和人文社会科学中,所有的一切都是文学性的。 的确,正如我们通常所说,如果文学是那种明知自己是虚构的话语,那么,就理论已告知诸学科其结构所具有的虚构性和须经再度创造才能实现而言,似乎存在着大量支持辛普森有关诸学科状况之说明的东西。就诸学科话语已经关注到自身的位置、境遇及其规划与结构性而言,它们有了文学性成份。 如果文学性成分如辛普森所说的那样已高奏凯歌(对他来说,后现代是文学性成分高奏凯歌的别名),那么也许是重新给文学中的文学性成分以基础的时候了,也许是回到实际的文学作品以便察看后现代状况是否的确是可以从文学操作中推知的东西的时候了。在我看来,这似乎是相当可能的:重给文学的文学性成分的基础也许有一个批评的限度,因为我们对文学作品所了知的事情之一是:它们有能力拒绝或胜过期望它们说的东西。辛普森相当明确地宣称:理论的遗留物是文学性成分。如果事实如此,完全有更多的理由为了批判地考察文学性成分而回到文学作品,而对文学性成分的批判性考察已历史地成了文学的任务之一。 文学理论论文:笔耕文学研究组关于文学理论批评的研究 80年耕文学研究组基本是从真实性问题、典型性问题和革命的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这三方面展开现实主义问题的讨论。早在1980年2月,陕西《延河》文学月刊辟出“关于现实主义问题的讨论”专栏,当年刊出5篇文章展开现实主义问题的讨论。其中,畅广元在《发扬文学批评的现实主义传统》中指出,文学批评同文学创作一样需要发扬现实主义文学传统:“现实主义作为一种创作方法,不仅作家遵循,评论家也不例外。”[2]畅广元以鲜明而强烈的批评意识,针砭“工具论”的错误,批驳其伪现实主义的实质。尽管这种认识依然驻留于60年代对现实主义文学理论的把握,即从创作方法和创作原则范畴内把握现实主义文学理论。然而,其包蕴着的自觉而独立的批评意识,表明文学研究者力求摆脱政治意识形态诸多非文学因素制约的努力。无疑,这为后来如火如荼现实主义文学讨论的展开起了好头。 第一,真实性问题。真实性是现实主义文学艺术遵循的基本原则,求真实也是文学的根本命脉。但一个时期,我国片面地追求文学的政治性、党性原则与革命性,似乎文学的生命不在于真实,而存在于“革命的”倾向性之中,从而过分夸大倾向性作用。表现在创作上作家成为政治、政策、道德的化身,创作观念上陷入形而上学的泥沼,真实性与倾向性的关系被割裂开来。1981年1月13日,笔耕文学研究组第一次在西安举办学术研究活动,就文艺真实性和倾向性进行讨论。笔耕文学研究组首先梳理真实性与倾向性的概念,王愚认为艺术真实是对生活真实的把握,而思想倾向是对生活真实的追求而不是作家主观注入到生活[3]。王愚抓住了问题的实质:生活真实是艺术真实的基础,片面强调倾向性容易滑向公式化、概念化的路径;其次,大会厘清真实性与倾向性的依存关系,“作品的倾向性,即包含渗透在文学的真实性之中”。作家的倾向性是通过艺术作品流露出来的思想观念与情感态度,这种观念与情感判断本身源自生活,并经作家心灵化诉诸作品。因此,倾向性不可能离开真实性,寓于真实性中。费秉勋的艺术真实观颇有见地,他认为讨论真实性要注重艺术本身的规律,指出我国文艺思想和文艺理论的研究存在严重问题,远离艺术规律谈真实,这对“文学真实性的讨论,对于我国文学的发展,并没有根本性的意义”[3]。建国以来,文艺一直提倡现实主义真实性原则,实践中却游离艺术本体谈真实,驻留于政治性、党性原则等环节。实际上,当我们以为抵达真实内核时,真实本身却隐匿起来、逃之夭夭,艺术真实性在不间断的追问中显得玄妙虚空、难以捉摸。这次真实性问题的讨论,首次展示了80年代陕西文学批评队伍的阵容。批评者根据创作发展需求深入思考,批评品格具有实践的针对性,不少观点不乏真知灼见。费秉勋回归艺术本体论,具有向内转的研究视角,这对长期囿于外部的文学研究来说具有反拨作用,虽则文学内在自律规律的研究在80年代初期的陕西文学研究界还未充分展开,限于研讨会的倡导,然而透露出研究者力图走出庸俗社会学批评的迷津,逼近艺术本体的价值诉求。以上从真实性和倾向性的关系进行讨论,蒙万夫从理论层面重提“写真实”。他认为“写真实”“首先要紧的是作家、评论家在生活和艺术面前的胆识和勇气”,作家应该“敢于把生活的全部音响坦陈在读者面前”,“敢于揭示重大的尖锐的生活题材的真谛”,“敢于为人民群众的历史命运挑担子”;反对那种“回避现实矛盾冲突,编造不合情理故事,粉饰生活的创作现象”[4]。这显示了批评者直面现实的勇气,其认识直逼文学本质。蒙万夫批评视野中的艺术真实是什么呢?他从现象与本质的关系阐述:“就是事物表现特征的真实和事物内在规律真实的统一。前者属于现象范畴,包括细节真实,是客观社会以具体感性形式呈现出来的‘本来’样子。后者属于本质范畴,是生活逻辑的真实,矛盾冲突发展趋势的真实,现实关系的真实。后者通过前者体现出来,或者说同时就包含、隐藏在前者中。”[4]这种认识立于现实基础,“写真实!让作家在生活中学习吧!”斯大林的真实观是抵达艺术更高意义的必经之路,蒙万夫呼唤作家和评论家对待生活的态度要与广大人民群众相结合。这种文学评论渗透着浓郁的民本意识和敢于担当的社会情怀,反观今天日益疲软的文学批评,不无警示意义。 第二,典型性问题。典型性问题是现实主义理论范畴中又一重要问题。恩格斯曾在别林斯基“熟悉的陌生人”的观点上提出:“现实主义的意思是,除细节的真实性外,还要求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5]462恩格斯的典型性着眼于戏剧文学以及叙事类文学创作,通过生动的个性形象反映普遍的社会意义典型性的这一特征,几乎适用于所有的现实主义文艺作品。1981年,徐俊西认为典型论观点是“一种必须破除的公式”[6],一石激起千层浪,典型论争再度展开。经过讨论重新肯定了恩格斯的典型论观点。第一,“典型环境应该看作是总的社会历史环境和具体人物生活在其中的具体环境的统一,既不能只讲社会历史环境,也不能只看到具体人物生活在其中的具体环境”[7]。第二,艺术形象是多样化的;第三,这次讨论厘清了理论上模糊不清的问题,如“一个时代一种典型环境”、“一个阶级一个典型”,甚至于“每个阶段只有一种典型人物”、“典型就是英雄,非英雄也就非典型”的僵化模式。在全国典型论谈论的语境下,笔耕文学研究组着眼于实现典型化途径的探索。1983年《延河》文学月刊开辟专栏“小说提高与突破的讨论”进行长达一年的讨论,李星认为进入艺术创造境界的标志就是实现典型化,京夫就是这样的作家。李星提倡作家“从更高的意义上把握了生活,再现了生活的本质规律”[8],他反感“逼似生活”机械式的写作,看好作家极大的概括能力和无边的想象能力。李星号中了陕西文学创作症结,作家胶着于生活,描摹生活太实。在文学创作的起步阶段,他敏锐指出艺术升腾力的重要性,呼吁作家注重艺术概括力与想象力的培养与提高,这种见地对胶着生活的陕西文学创作意义重大。如何实现典型化?肖云儒针对作家重视描写人物而忽视典型环境营造的现象,《在生活环境的典型化上下更多功夫》设计出实现环境典型的三个途径。其一“捕捉典型的冲突”,要求作家将隐藏在生活素材中的冲突,经过艺术的重组和虚构,焊接、铸造到震撼人心的程度;其二“设置典型的人物关系”;其三“贯注典型的感情和情绪”[9],如果作品的生活画面和人物形象浸染上时代的诗情意绪,作品的典型环境蕴藉的意趣由此得以显现。典型化途径提供了创作操作的具体方法,尤其“贯注典型的感情和情绪”对克服陕西及全国文学创作过“实”而缺乏艺术升腾力的状况有指导性。 第三,革命的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革命的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在我国流行了近20年。1958年3月,在谈到诗歌创作问题时说:“形式是民歌,内容应是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对立的统一。”周扬认为:“同志提倡我们的文学应当是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的结合,这是对全部文学历史的经验的科学概括,是根据当前时代的特点和需要而提出来的一项十分正确的主张,应当成为我们全体文艺工作者共同奋斗的方向。”[10]郭沫若认为:“古往今来伟大的文艺作家,有时你实在难于判定他到底是浪漫主义者还是现实主义者。”茅盾觉得“两结合”就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他从作家进步的世界观来强调“两结合”。但是,有人认为“两结合”是远远高于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的“第三种创作方法”。王愚在《现实主义的厄运及其教训》中指出“两结合”并非最好的创作方法,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这 两种创作方法在反映生活上,“各有侧重,途径迥异”,一个依照生活本来面目反映生活真实,一个通过夸大、变形反映生活;其次,两者并非水火不容,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并非缺乏理想,恰恰优秀的现实主义作品如《红楼梦》闪耀着理想之光;最后,正是不恰当地夸大浪漫主义,导致50年代后期虚假浪漫主义的泛滥,其恶果“不是推动文学更接近生活,而是助长了瞒和骗的文学”[11]。王愚立足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结合陕西文艺实际,希望陕西文艺研究能走向“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尊重艺术规律”的良性路径。陕西文学批评有关两结合创作方法的讨论也涉及到“歌颂与暴露”问题的论争,1978年9月16日至23日,《延河》文学月刊编辑部就社会主义文学要不要揭示生活矛盾、暴露生活阴暗面组织展开讨论[12];1982年2月10日至13日,笔耕文学研究组召开贾平凹近作座谈会[13],也涉及到歌颂与暴露的问题。 当代文学为什么会出现“两结合”的怪胎呢?回到“两结合”提出的历史背景答案自明,1958年“浮夸风”盛行,政治上我国与苏联分裂,虽则“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口号与苏联修正主义路线无关,但文艺上依然沿袭苏联口号总不如自己的口号更贴近形势。其二,像王愚提及的《红楼梦》这类优秀现实主义文学作品闪耀着理想之光,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因素完全可以一体并存,把“两结合”作为一种生硬的创作方法倡导是没有道理可言的。其三,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在“两结合”中看起来并驾齐驱、不偏不倚,实质是“抽空了现实主义也萎缩了浪漫主义”[14]181。在当代文学史上,一边独尊现实主义,一边却极力反对写真实,文学一旦触及到真实,难免要揭示社会阴暗,而暴露阴暗就可能与为政治服务的原则背道而驰,讲现实主义就可能演变为反革命的代名词;浪漫主义在当代文学中基本是被排斥的,浪漫主义本身具有的主观随意性、感伤颓废的意绪向来为无产阶级文学所不齿。然则浪漫主义的想象、理想色彩又是革命文学所需要的,也为政治政策的制定者、阐释者青睐不已。“两结合”创作方法既回避了现实主义“写真实”倾向的偏移,又保留了浪漫主义理想的崇高品质。揭开“两结合”真面目,术语背后暗藏的政治目的就很清楚。 80年代初期,中国文学批评界还时有荆棘、险象环生,笔耕文学研究组不仅要对抗周遭环境,更需要批评者剔除多年自身的鬼气。令人欣慰的是他们以自审的品格考量自我,以积极的参与意识跨入解冻后的中国文学批评领域,如重生的火凤凰振翮而起,引吭高歌,翩然翱翔于文学批评的天宇,对现实主义文学诸多理论进行身体力行的讨论,拉开了新时期陕西文学批评的序幕。 倘若将陕西文学批评置于全国文学批评的范围内进行评价,其理论探索的深广程度不太显着,多是对中国当代文学批评作出应和的或镜子式的反应批评,批评者的思维模式、精神向度和批评方式浸染着批评的印迹,文学研究的理论原创力匮乏。其根由在于文学批评者无可逃避地成为“全景控制”活动中有效而可靠的实施者或受训者,其情感倾向、思想维度及精神向度受到革命意识形态和权利关系的双重挤压。福柯认为,人的“身体经验”受到认知意志和与之伴随着的道德意愿的排斥和遮蔽,同时,“身体”又成为权利意志实施的对象及不断争夺的活动场所,“肉体也直接卷入某种政治领域;权利关系直接控制它,干预它,给它打上标记,训练它,折磨它,强迫它完成某些任务、表现某些仪式和发出某些信号”[15]27。“身体”完全成为文明条律规训过的驯服存在,不仅不再属于个人,甚至异化为他者的影子存在,承载着他者的权利意志和社会的道德意愿。当然,这不仅限于陕西文学批评,在“全景敞视主义”控制下中国文学批评亦然。缘于陕西位居西北身居内陆腹地的区域位置,历史文化因素必然积淀深厚,文明条律必然更直接、深远地浸染着秦地人。这样,陕西文学批评应有的创造力和发现力相对薄弱,与全国文学批评相比难免显得守成滞后。尽管如此,在80年代,笔耕文学研究组展开的系列活动推进了陕西文学创作,取得的成果不容小觑。他们具体研讨柳青、贾平凹等作家数十部作品,从全省文学长远发展的至高点,在1985、1986、1988年多次讨论小说创作的提高与突破,为陕西文学发展谱写了浓墨重彩的一页。这是另一个话题,详述待另文探讨。 文学理论论文:浅谈文学理论之问题和可能 一、 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几乎是一个与中国多民族多区域文学隔绝的学科,它主要存在于大学讲坛上,其学科特点与形态、学科概念与范畴所指,又常常带着某些习惯性误解。长期以来,文学理论被等同于文艺学,表面看文学理论的学科范畴膨胀增大了,实际上却与为它提供材料与对象,同时也提供理论活力的文学发展史、文学批评活动相分离。文学理论在学理意义上的空泛与孤立成为普遍现象。一个世纪来,中国文学理论试图建立自己的理论体系,改变依附古代文论或西方文论的状态。这种努力,是伴随着现代大学教育的产生而产生的。自20世纪初至今天,各种各样的《文学概论》、《文学通论》、《文艺学概论》、《文学基本原理》等,几乎都是以讲义、教材方式出现的,其数量之多,难以尽数。但是,由于复杂的原因,文学理论的建构大都囿于文学理论自身范畴而不能在丰富的文学世界里寻找活力,少数民族文学更难进入到它的理论世界。 换言之,中国当代文学理论总体趋近西方现当代文论,带着引进、学习、借鉴和生发西方文论的明显痕迹,其中虽也包含某些民族化选择与追求,但尚不足以达成总体建构和价值主流,因而在与西方当代文论的比较中优势不明,在对中国文学创作的阐释与导引中话语欠韦‘提及各少数民族的文学,人们往往被刻板的印象所左右,用简约表象的文化符号替代了原本鲜活生动、意蕴深刻的内涵。”川甚至在文学史中也是这样,“中国文学史上,曾有不少虽不显赫但也并不默默无闻的地域文学,在今天的习见的文学史着作中,仅仅是淡淡一笔,有时甚至连一笔也没有。; 其结果,当人们使用“中国当代文学”一类概念的时候,所指其实并未真正涵容那些丰富多彩的文学状态,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对“中国当代的”文学作品和文学现象的研究把握实际上也采取了分而治之的态度,它将精英化的汉语写作与区域化的“民间文学,‘少数民族文学”区别开来,使人们心中形成一个传统化的既定的占主导地位的“主流文学”概念,它约定俗成的内涵中一般并不包含多区域多民族文学实践。也就是说,由来已久的理解惯性已经使中国当代文学理论消减了理论应有的包容能力和普适渗比“中国当代文学”的所指范围因之缩小,结果致使中国多数民族文学分离而为一些孤立的文学范畴,一些与主流文学意识甚至中国当代文学整体意识差异明显的文学范畴。 那么,解决问题的路径在哪里,是从本土化的多民族多区域文学中寻找构成文学理论中国特色的元素,还是继续在西化的理论思维中搬用现成的外来话语扩展理论领地?这是值得探讨的重要问题。 二、在文学日趋多元多样发展的今天,将文学的地域意义和民族意义放大,以审思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历史进程及由来已久的观念规约,已经成为十分必要的行为。中国是幅员辽阔地域广大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它的文学形态应远远超过现代以来的主流文学范畴,更不是单纯的精英文学意识所能涵容。在现代性进程中,与民族国家一道成长的,是56个民族汇聚的伟大阵容,民族文学的丰富意义正在于书写了共同目标下的不同心路。它们的审美选择和价值追求,它们的讲述方式和话语内涵,犹如它们所依傍并根植的美丽山水一样,魅力无限又意味迥然,并不服从于单一的欣赏兴趣和理解思维。在这里,需要的是“换一种方式”,甚至“换一种观念”,这样,另一种新的文学景致将会改变我们由来已久的视野,中国文学的丰富性也必将得到业已存在的多民族多区域的多样化写作的佐证与支撑。在理论层面,关注中国当代多民族文学研究与文学理论的创新,在两者的关系中发现可资运用的理论元素和规律性,是十分必要和十分重要的。 或可说,对中国当代多民族文学的研究,特别是将中国当代多民族文学研究纳入到对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建设之中,是寻求当代文学理论创新的重要途径之一。实际五“文化发展各具特点的各少数民族,他们的文学在与汉族文学的接触和交流中,并不是仅仅体现为被动地接受汉族文学对自己的单向影响和给予,少数民族文学同样也曾经向汉族文学输送了若干有益的成分,他们彼此之间的交流,始终清晰地表现出双向互动的特征与情状。可以说,中华各民族文学之间的交流互动,早已形成了固有的传统。”因如果说中华多民族文学的发展的历史与现状已经体现出积极意义,那么,从多民族多区域文学角度反思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尝试通过文学观念和实践姿态的调整来加强中国当代文学理论与中国多民族多区域文学的联系,在多民族多区域文学中寻找理论的本土特色与原创资源,以期拓宽文学理论中国化、民族化建设路径,必然要成为一个巨大的现实诉求和理论空间。 三、从理论走向看,重视多民族(或各少数族裔)文学研究与文学理论的建设、创新,是当前世界文学理论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和实践策略。人们置身于后现代文化大背景之下,传统思维方式正在发生着变化,贝斯特和凯尔纳“把这个在社会生活、艺术、科学、哲学与理论方面的剧烈变化称为‘后现代转向’。后现代转向包括从现代到后现代众多领域理论的一种变化,此变化指向一种考察世界、解释世界的新范式。; 具体而言,这是一个注重文化多元多样的时代,在《多元文化主义》中沃特森写道“‘多元文化’的这个词语和提及的其它词语的区别是什么呢?在于它不仅仅是造成一种差异感,而且认识到这些差异源于对一种文化普遍共有的忠诚和固有的对所有文化一律平等的理念的认可。”困与此相关的是“文化相对主义”,在后现代全球化背景下,这个旨在强调西方文化优越性的概念被杜威·佛克马重新阐释,其基本意义已经发生了变化,“它旨在说明,每个民族的文化都相对于他种文化而存在,因而每一种文化都有自己的初生期、发展期、强盛期和衰落期,没有哪种文化可以永远独占鳌头。所谓全球化时代的文化趋同性实际上是不可能实现的,全球化在文化上带来的两个相反相成的后果就是文化的趋同性和文化的多样性并存。; 时代的这一总体文化背景为我们思考当代多民族文学研究与文学理论的创新设置了一个必须尊重的前提,在这里有众多的理论探讨为我们提供了启示。 从国外看,雅克·德里达的《书写与差异》,爱德华·赛义德的《东方学》、《文化与帝国主义》,沃特森的《多元文化主义》等着在哲学观念和总体思维层面上突出了当代多民族文学与文学理论的关联和价值;斯图亚特·霍尔的《文化身份与族群散居》、《多元文化问题》,乔纳森·弗里德曼的《文化认同与全球过程》,安东尼·D·史密斯的栓球化时代的民族与民族国家》,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乔治·拉伦的臆识形态与文化身份:现代性和第三世界的在场》,第欧根尼中文精选版编辑委员会的《文化认同性的变形》等着作从族群认同与文化认同入手,彰显了多民族文学的价值和理解方式。美国学者洛德创立的比较口头诗学研究,则以口头史诗创造力量为起点,建立了一套严密的口头诗学的分析方法,把口头史诗提升为跨文化、跨学科的比较研究领域。普里查德、利奇、道格拉斯和科恩等学者的象征人类学理论,使多民族的不同区域的文学意义得到有力突出。在美 国,族裔和种族批评正是研究少数族裔文学的方法。边缘化文学批评理论从西方主流文论中逐渐浮现,使当代趋同、合流的文学理论研究不断呈现出多元化态势,也为我们思考中国当代多民族文学研究与文学理论的创新提供了思路和可资借鉴的方法。关于文学理论的发展与创新思路,我们在特里·伊格尔顿的}}o世纪西方文学理论》,乔纳森·卡勒的《文学理论》,马克·柯里的垢现代叙事理论》,沃尔夫冈·伊瑟尔的《怎样做理论》等着作中,可以明显看到多元文学观念和文学实践所具有的价值。 在国内,人们越来越多意识到多民族文学的重要性,这是中国作为地域辽阔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决定的。因此,对多民族文学的研究与理论缺陷的反思越来越多,形成十分丰富的状态。像关纪新的忆。世纪中华各民族文学关系研究》,曹顺庆的《三重话语霸权下的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关纪新、朝戈金的《多重选择的世界》,刘大先的幻立缘的崛起》、《从想象的异域到多元的地图》、《当代少数民族文学批评:反思与重建》,李鸿然的《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史论》,徐新建的《全球语境与本土认同》,李晓峰的《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下中国文学史之结构》、《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与批评现状的思考》,姚新勇的《萎靡的民族文学批评》,马绍玺的《在他者的视域中》,姚新建的《文化身份建构的欲求与审思》,赵汀阳的《没有世界观的世界》,杨志明的《全球化、现代化与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生存前景》,宋炳辉的《弱势民族文学在中国》,汤晓青主编的《多元文化格局中的民族文学研究》,田泥的;佳在边缘地吟唱》等等,在中国当代多民族文学研究与文学理论的创新方面,已经形成了一些具有代表性的成果,为深入的探讨提供了前提。 四、以当代多民族文学研究推进文学理论的创新是一个开阔的学术领域,可以作为的空间十分巨大。在当代中国,几乎56个民族都有自己的作家作品。自20世纪以来,我们发现,就整体构成而言,民族文学创作的成就与困惑共生,边缘化与主流化交织……每一种选择取向中似乎都包含着与之悖反的价值因素。也正因此,在我们反思20世纪以来的中国文学观念之时,中国多民族文学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意义。我们深信,通过不断展开的意义追寻与审思,在其粗糙的硬度下面,必能发现精华与原创意味,一种本土化的理论成分,这将有补于过分西化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理论建设,使之展现出某些中国特色和本土意义。 以历史眼光考察,中国少数民族有丰富的创世史诗和英雄史诗,较为突出的有彝族的《梅葛》、纳西族的枪世纪》、彝族支系阿细人的《阿细的先基》、布依族的《开天辟地》等等,中国56个民族中有近30个民族有创世史诗。它们发生于中国的自然山川,最为形象地保存了不同族群的历史记忆。少数民族英雄史诗具有宏阔而神奇的民族色彩,藏族的《格萨尔王传》、蒙古族的铭〔格尔》、柯尔克孜族的《玛纳斯》以及维吾尔族的坞古斯传》、傣族的目》 ,《兰嘎西贺》等几乎都是影响深远的宏大巨制,它们在绵延的传唱中不断吸纳时代意义而日臻丰美。 少数民族现实生活中产生的众多抒情与叙事作品,长期以来被界定为“民间文学”而少有论者问津,但这些作品大多保留着特定民族的价值观念、生活情趣和审美倾向,它们与主流意识形态和精英视野迥然相异,可以为理论提供少数族群甚至个人化的生存诉求、价值追索和艺术理想的多样性文学佐证。实际上这类作品中的精粹之作,如彝族支系撒尼人的《阿诗玛》、蒙古族的螟达梅林》、傣族的《娥并与桑洛》与《召树屯》、维吾尔族的《阿凡提的故事》、苗族的《张秀眉之歌》、《仰阿莎》、回族的绿豆妹与马五哥》、壮族的《特华之歌》、纳西族的《人与龙》等等,无不以鲜活的民间想象展示了独特的生存与反抗、向往与回忆,其中艰辛与美好交织、朴素与浪漫共存,景象独特意蕴丰厚,历史演进的多样化方式在这些作品中得以保存,这绝非主流意识与西方视点所能简单囊括或随意改写的。在现当代,多民族多区域文学更为丰富多彩,有许多主流化优秀作品如《白毛女》、《刘三姐》等也来自乡土民间传说。中国广阔的民间以原生态养分滋育了作家的灵感、想象与激情,使之找到民族化的写作之路。 现代性历程中成长期起来的一代代少数民族作家,他们的写作虽然以不同方式体现了对主流文学观念和意识形态的趋同倾向,但其作品中依然流动着少数民族的意识与激情,其独特的感觉、领悟与表达方式,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不同艺术风格如群星闪烁,使我们得以领略到时代之歌的不同魅力。维吾尔族诗人铁衣布江、藏族诗人饶介巴桑、蒙古族作家玛拉沁夫和诗人纳·赛音朝克图、彝族作家李乔、仇族作家董秀英、傣族诗人康郎英等等就是这个群体的典型代表。今天,新的民族作家不断涌现,这个阵营在迅速扩大。 可以说,在新中国成立之后,由于民族国家通过发展民族文学艺术以塑造国家形象这一文化策略的实施,多民族多区域文学发展迅速,成就斐然,其丰富的整体构成绝对是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研究的一片沃土,对它的沉潜与发掘,必能为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发展提供新的启示。 在具体思路上,要以当代多民族文学研究推进文学理论发展,应该主要针对20世纪以来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当代多民族文学创作和研究情况进行广泛的阅读、思考。就媒介而言要关注当代图书、报纸、网络、电子出版物等主要传媒和文学载体;就材料类别而言要注意各类文学作品、文艺评论以及相关的文学、文化研究材料。通过这些材料,重点阐释中国当代多民族文学时间意义上的内在联系和空间意义的相互影响,探讨民族意识的内外成因,总结基本规律,彰显理论价值,最后归结到文学理论和文艺学学科建设高度,形成关于中国当代多民族文学的价值发现与理论总结;在中国当代文化大背景下找到开展当代多民族文学研究与文学理论建设的途径,形成中国当代多民族文学的价值辨识、形态分析与理论定位。对其中的少数民族意识、汉民族意识,以及多民族文学与主流意识形态的关系进行梳理,努力丰富中国当代多民族文学世界,我相信,这种追求一定会为文学理论形成一定中国化特色提供有益成分。 通过研究中国当代多民族文学与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的内在联系,为中国当代多民族文学找到在中国当代文学整体形态构成中的位置,和在中国当代文艺学学科建设中的应有的地位,同时从民族的、区域化的文学研究中获得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建设的有益的新因素,这是十分可行的中国化的文学理论建设方式。 文学理论论文:中国文学理论的现代性转型 提要:本文以梁启超的《小说与群治的关系》和王国维的《论哲学和美术家之天职》两篇上个世纪初的文章作为中国古代文论实现从古典到现代的转变的标志。提出并论证了中国文论的现代化转型的四个维度:文学观念的转变,文体观念的转变,批判观念的勃兴,文论话语的转变。并认为这些变化说到底是价值和意义的转变。 作者:童庆炳,福建连城人,1936年生,现为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目前讨论文化现代性转型的文章很多,歧见也很多。但是从一个学科角度来讨论现代性转型的文章还比较少。本文的立意不是泛泛地讨论一般的文化现代性问题,而是进入一个学科的语境中,力图揭示文学理论作为一个学科的现代性转型的发生和若干表征。 20世纪前20年是中国学术现代转型时期。就文学理论角度看,在晚清时期,梁启超和王国维为现代学术转型所作出的贡献是特别大的。其中梁启超的《小说与群治的关系》(1902)和王国维的《论哲学家和美术家之天职》(1905)这两篇文章在观念上的更新可以视为中国文学理论现代性转型的一种标志。 晚清时期面临的最急迫的问题是:帝国主义公然入侵,晚清政府腐败无能,签订许多不平等条约,割地赔款的事情层出不穷,人民受苦受难,中国面临着亡国灭种的严重危险的危机。出现如此局面的主要原因是,中国的封建主义宗法政治制度和礼教思想在统治了中国二千年之后,成为束缚社会发展的绳索,结果是固步自封,不能及时改弦易张,不能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它们成为了中国走向现代的阻力。和辛亥革命两次政治运动就是要从政治制度上解决解救这危难的局面。折射到学术层面(包括文学理论),就是要实现从中国古典到现代的转变。 我们说梁启超和王国维的上述两篇文章是文学理论现代性的转变的标志,其理由是什么呢?我们的看法是这两篇文章尽管有很大的不同(?下),但在观念上都是现代的,都是文学理论现代性的体现。从文化的角度来看,对现代性的基本理解应该是:现代性是相对于古代性而言的,中国古代的封建礼教制度以及思想、习惯、信仰等由于其在发展过程的僵化,对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不再发生作用或发生反作用,成为了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障碍,因此中国现代性是对于中国古代的传统的制度、思想、风俗、习惯、信仰等的决裂,它强调的是当下的需要与发展及其条件。下面围绕着梁启超和王国维这两篇文章并联系相关的情况,简要地来考察一下中国20世纪文学理论现代性转型的四个维度: 一 文学观念的转变 摆脱以君王一人为中心的封建正统观念,树立为民众为中心的观念。康、王在文章中透露出的思想,都力图摆脱封建主义的正统观念。封建主义正统观念的优秀是:君王就是一切。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普天之下莫非王臣。天下者,君王一人而已。天下都必须以君王的是非为是非,以君王的喜好为喜好,以君王的愤怒为愤怒,以君王的悲哀为悲哀,以君王的快乐为快乐。普天下的人民群众的喜怒哀乐都不算,普天下的人民群众都没有地位,唯有君王一人的喜怒哀乐才算,才有地位。反映到文学艺术上面,中国古典的文学基本观念就是“诗无邪”,“诗言志”,“发乎情”“止乎礼义”,“温柔敦厚”,“怨而不露”,“哀而不伤”,“美刺”,“?美匡?骸保?爸魑亩?苴伞钡取N难У闹魈獠荒芾肟?庑┭到搿A?拼?按蟮氖?硕鸥σ卜⒆阅谛牡匦吹溃骸爸戮?⑺瓷希?偈狗缢状俊薄!耙⑺础本褪且磺校?⑺淳褪钦?鍪澜纾?ㄓ小耙⑺础辈庞幸庖搴图壑怠M砻魇逼冢??⑸?裘伤枷耄?缋铌薜热说睦刖?训溃?推笸几谋湔庵忠跃?跻蝗酥?欠俏?欠恰⒁?a class=content_a href=///class_free/166_1.shtml 孔子一人之是非为是非的专制局面,可惜历史没有朝这个方向前进。整个清朝又回到儒家思想的统治上面。直到晚清时期开始,这种思想开始被突破。梁启超的《小说与群治之关系》发表在他主编的《新小说》上面。《新小说》杂志提出了振兴国民精神为宗旨,所谓“务以振国民精神,开国民智识”,他认为“今日最重要者,?t制造中国魂是也。”[1]在《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一文中,再次提出了小说应“新民”的主张。所谓“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新一国之小说”,小说的功能是要改良“群治”。从为“君”到为“民”,这是一个根本的变化。用后来周作人的?来说:“夺之一人,公诸万姓”,这是现代性思想的精髓之点。现代性思想的根本就是民主。不是一个人、几个人说了算,而是广大的国民说了算。王国维的《论哲学家与美术家之天职》?t提出了走了另外一条摆脱君王的思路。他认为在中国古代的哲学家、美术家都硬要挤到政治家的行列里去,从孔子、墨子、孟子、荀子到诗人杜甫,都是如此。这样一来哲学和文学艺术不能独立,结果中国的哲学和文学艺术不能发展起来。王国维认为哲学和美术是“天下万世之真理”,“故不能尽与一时一国之利益合,且有时不能相容,即此神圣之存在也”,这里强调哲学与文学艺术的独立性、与一时一国的政治不相容性,也就意味着古典的那种文学艺术为君王一人的观点,是过时的,与哲学、艺术的性质不相合的。王国维虽然似乎在强调文学艺术的“审美自治”,实际上他的思想最终也是要利用具有独立品格的文学艺术改变“国民之趣味”[2]。在这一点上他与梁启超的思想是相通的。所不同者,梁启超要求的是直接性的“开发民智”,王国维则是要求间接地改变“国民之趣味”。“五四”新文学运动中,胡适的白话文主张,深受西方实用主义影响,目的是为了冲破封建思想的罗网,扫除僵死的封建教条,其文学的功利性是很强的。与胡适同时的作为政治家的陈独秀,政治思想的革命性可以说是最强的一个,但他对于文学的观念,却另是一样。他认为文学艺术的“美感与伎俩”,具有“自主独立存在的价值”,他说:“若专求‘言之有物’,其流弊毋同于‘文以载道’之说?以文学为手段为器械,必附他物以生存。”[3],陈独秀的论点与王国维的论点很相近。鲁迅高举反封建旗帜,明确提出“暴露国民性的弱点”“以引起疗救的注意”的文学观念,他的文学观念似乎功利性很强;沈从文则要返回原始的民风民情民俗,似乎文学观念的功利性很弱,倾向于“审美自治”;其实他们的区别与康、王的区别是相似的。鲁迅在强调“文艺是国民精神所发的火光,同时也是引导国民精神的前途的灯火”的同时,在强调文艺是也不是不要审美与艺术,他说:“但我以为一切文艺固是宣传,而一切宣传却并非全是文艺,这正如一切花皆有色(我将白也算作色),而凡颜色未必都是花一样。革命之所以于口号、标语、布告,电报,教科书……之外,要用文艺者,就因为它是文艺。”[4]他还认为若是文学作品“锋芒太露,能将‘诗美’杀掉”。要是追溯到鲁迅的早期,则提出过文学是“不用之用”著名观点。由此可见,鲁迅对于文艺具有一定的审美自治性也是赞同的。沈从文在追求乡土牧歌情调的同时,何尝不关心社会,何尝不关心人性的自由与解放。这是由他的《边城》等一系列作品为证的。他在《边城》的题记中希望小说的读者是有理性的,应该是“对中国现社会有所关心,认识这个民族的过去伟大处与目前堕落处,各在那里从事于民族复兴大业的人。”他还在《习作选集代序》中说:《边城》所表现的是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于人性的人生形式”,从而“为人类‘爱”字作一度恰如其分的说明”。这说明沈从文的明净、隽永、优美的追求最终仍落实于社会和人性的改造与建设,只是他所采取的态度是间接的。就是在抗日战争时期的《讲话》,虽然主题词是“工农兵”、“政治”、“武器”、“斗争”,但仍然要“艺术标准”,尽管这“艺术标准”只是第二位的。 回到梁与王。虽然梁启超和王国维的文学思想都是现代形态的开始,但是他们的文学思想又是不同的。梁启超的形态更多是吸收和改造了传统的“载道”论,文学要为维新政治的改良服务。当时的国家面临危机,面临“亡国灭种”,提出这样的服务论也是有他的充分理由的,这可以说是揭示了文学艺术在非常态下的功能的被借用。王国维的美术“独立”论和“超功利”更多是吸收了西方的现代传统。他的思想实际上与早期鲁迅的“不用之用”观念相一致,所表达的是文学艺术在常态下的功能。在20世纪初的中国,思想家们从各种不同的渠道去寻找思想的资源,存在着多样的思想追求,是理所当然的。我们对于梁启超和王国维都应有同情的理解。 “五四”新文学运动之后,强调社会功利的文学观与审美自治的文学观始终并存着,只是由于中国长期处于战争的状态,特别是长达八年之久的抗日战争和三年解放战争以及战时惯性在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不正常的延续,强调文学功利性的文学观念占了上风。这种情况到了上个世纪的80年代新时期开始,才不再提“文学为政治”口号,而“文学是审美反映”、“文学是审美意识形态”的命题被鲜明地提出来。审美自治的文学观终于又获得了一定的地位。但不能不指出的是,80年代的文学审美特征论,在强调审美的同时,也是不忘功利的,只是这功利属于新时期的新的启蒙而已。 所以从文学观念的层面说,从上个世纪初文学现代性的追求,有两个鲜明的维度:改造旧社会、改造国民精神和审美自治、艺术独立。中国文学观念的现代性包容了贯穿了这两个方面的内容。在常态下强调审美的特性,但不忘功利;在非常态下强调功利,但不忘审美。 二 文体观念的转变 摆脱小说等艺术创作为雕虫小技的古典看法,这是文体观念的一大变化,也是中国文学现代性生成的重要方面。中国古代一直?诗文为正宗,连宋代的“?”也只是“诗之余”,只是“浪谑游戏”之作,北宋文人钱惟演自述:“平生惟好读书,坐则读经史,卧则读小说,上厕则欲读小词。”(参见欧阳修《归田录》)这种轻视诗赋意外文体的思想早在汉代就已经形成。班固说:“小说家者流,盖出于裨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元代开始兴盛的小说和戏剧更是不能登大雅之堂。小说、戏曲的地位一直很低。当时《小说林发刊词》?人所说:“昔之于小说也,博奕?之,俳优?之,甚至鸩毒?之,妖孽?之,言不齿于缙绅,明不列于四部……”虽然私下读得津津有味,但在公共的场合则受到鄙视。我们只要看看曹雪芹的遭遇就可以想见了。曹雪芹创造了中国小说巨著《红楼梦》,在当时只能默默地在北京正白旗过着“举家食粥酒常?”的生活,除了敦诚、敦敏等几个朋友,根本没有人知道他。连他哪年逝世也要今人去反复查证。至今他的家世和经历仍是许多许学家考证的对象。但是到了晚清时期,在梁启超、王国维等人笔下,情况为之一变。小说被抬到比诗歌要高得多的地位。梁启超的文章说:“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风俗,必新小说;欲新学艺,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何以故?小说有不可思议之支配人道故。”梁启超详细论述了小说的“熏”、“浸”、“刺”、“提”四种力。能把这四种力发挥到极致的人,那就是“文圣”。最后的结论是“小说为文学之最上乘也”,“可爱哉小说!可畏哉小说!”这种矫枉过正的论点,彻底转变了那种鄙视小说文体的观念。王国维则对各种文体均不排斥。诗词小说戏剧,只要是好的,都认为表现了“天下万世之真理”。他评《红楼梦》,写《宋元戏曲史》,大大提高了小说、戏曲等文体的地位。那么,在梁启超和王国维提高小说等文体的历史背景是怎样的呢?总的说是把下层人民开始看成国民,既然是国民,就要有国民的精神,那么真能改变国民精神者,是通俗的小说和戏剧,而非读不懂的古文诗词。这就说明文体观念转变的背后是现代观念的萌生,现代的民族国家的萌生。 其后,在“五四”新文学运动中,由于白话文体运动取得了胜利,由于平民主义取得了地位,小说、戏剧和新诗等文体成为了文学文体的正宗,已经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了。中国现代文学革命的先驱鲁迅以小说传世,而不以古代格律诗成名,就充分说明了小说、剧本、现代新诗、散文已经取得了统治性的地位。鲁迅不去写中国古代诗歌史,却写了一部《中国小说史略》,也不是偶然的。从此,中国古代那种文史哲不分的泛“文”的观念开始淡化,古代诗文形式的至高地位也逐渐走低。西方的文学文体观念经过转型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理论的组成部份。 文体意识往往深入到人的无意识的层面,因此文体观念的转变是文学理论转型的深刻的表现。 三 批判意识的勃兴 批判意味着冲突、矛盾、不和谐、不稳定,意味着争论,意味着一方批判另一方,另一方也这样那样回应批判方。20世纪的中国作为追求现代化的曲折过程,这种基于冲突和矛盾的批判充满了整个过程。批判封建礼教,批判古典,批判帝国主义,批判日本侵略者,批判汉奸,批判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批判反革命,批判唯心主义,批判“右派”,批判“修正主义”,批判“走资派”,批判极左思潮,拨乱反正,批判,批判贪污受贿,批判拜金主义……这里有批判对的,有时也有批判错的。批判错了,又有平反与反思,再回过头来批判当年的批判方。这些批判在文学理论上面都有回响,有时候批判就从文学理论开始,然后再进入思想批判和政治批判。 中国现代文学的前驱者始终认为,统治了中国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思想,就是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特别是其中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等组织社会秩序的“礼教”思想,被认为是致使中国落后并受列强欺凌的原因。因此五四新文学运动批判意识勃兴,并把批判的矛头对准儒家思想。他们喊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号。离儒家之经叛封建之道,成为一种时尚。封建礼教吃人成为定论。最典型的批判就是鲁迅在他的第一篇小说《狂人日记》中的描写:“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吃人’。”狂人心目中的几句疯话,比当时许多义正辞严的的批判都深刻有力。通过各种文学作品对封建主义的批判成为新文学的一个重要母题。 为了批判要寻找批判的思想武器,这样就有向欧美寻找的和又向俄苏寻找的不同。如进化论就是欧美的时髦理论,可能是较早传进来的,用进化论来批判儒家思想,就认为儒家思想是过了时的东西,经不起“物竞天择”的过时货,是劣等的思想,应该加以抛弃,中国要现代化唯有“全盘西化”;另一派的理论就是从俄国传进来的马克思主义,“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列主义”,这是一个事实,从马列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和阶级论看来,儒家思想是封建社会时期地主阶级的意识形态,儒家把人分成“君子”与“小人”或“上智”与“下愚”,就是为地主剥削阶级寻找理论支持,是地主阶级的意识形态,当然也应该抛弃,中国要现代化,唯有接受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不论从哪种观念看,儒家思想一时间成为过街老鼠人人喊打。由于对儒家思想的批判不同,导致了左右派的矛盾,互相又批判起来。 在其后的岁月里,中国经历了辛亥革命、军阀混战、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人民共和国成立、抗美援朝战争和许多运动,其中也充满了批判精神,如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都充满思想政治的批判,除了批判国民党的反人民反民主的专制之外,还在党内不断整风,不断搞运动,整风、搞运动也是批判。党内左右派的斗争,实质也是思想批判。批判成为社会生活的一种惯例,所谓“不破不立”成为一种模式。就是在80年代新时期开始之际,也是“拨乱反正”,批判极左思潮,其后又批判“精神污染”,是为了维护主流意识形态。尽管批判的内容可能不同,但批判意识勃兴是中国整个20世纪的一个特征。 为什么整个20世纪批判意识会如此勃兴呢?这还是20世纪中国所处的境遇相关。20世纪的中国始终在寻找自己的发展的道路。不同党派、不同学派、不同人群的政治主张不同所信奉的思想不同所追求的理想不同。这种种意见分歧转变为矛盾与冲突,进一步演变为思想和政治的批判就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在《矛盾论》说:“社会的变化,主要地是由于社会内部矛盾运动的发展,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阶级之间的矛盾,新旧之间的矛盾,由于这些矛盾的发展,推动了社会的前进,推动了新旧社会的代谢。”既然20世纪的中国自身充满这些矛盾,那么斗争就不可避免,批判意识的勃兴也不可避免。 这种批判意识折射到文学理论上面,那就是中国20世纪的文学思想在发展过程中也不可避免的充满矛盾和斗争,论战和批判充满了20世纪的所有的岁月。举其大者如五四时期文学革命派与保守的“论衡派”的论战,三十年代左翼文艺家与“新月派”的论战,抗战前夕两个口号的论战,四十年代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争论,五十年代文艺界的反胡适唯心主义运动,“”时期的斗争,80年代、90年代也充满论战,只是不搞运动了。大家知道,几乎所有的文学理论家都不能不在论战和批判的语境中发表自己的意见。特别那些前沿人物,如胡适、鲁迅、梁实秋、周扬、丁玲等更是如此。前面所说这些论战的性质这里无法一一具体分析,但文学艺术的确是“时代的风雨表”,许多政治斗争都从这个领域开始。文学批判的背后是寻求。通过对某种文学思潮的批判,寻求文学观念的更新或变异。批判,斗争,成为20世纪中国文学追求现代性过程的一种表征。 四 文论话语转型 在反对封建的共同斗争中,和不断的论战过程中,文论话语开始转型。文论界不约而同地认为中国古代文论也是封建时代的僵死之物,已经无法用来解释中国现代的新文学。于是从五四新文学运动以来,我们的文学理论在批判意识勃兴的情况下,放弃中国古代的诸如“赋比兴”、“风雅颂”、“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教化”、“礼乐”、“美刺”、“温柔敦厚”、“思无邪”、“文以载道”、“文以贯道”、“意在笔先”、“主文而谲谏”、“补察时政”、“泄导人情”、“春秋笔法”、“兴寄”、“天人感应”、“齐梁遗风”、“夺胎换骨、点铁成金”等等文论话语,吸收外国的诸如“现实主义”、“浪漫主义”、“象征主义”、“现代主义”、“形象性”、“真实性”、“典型性”、“内容”、“形式”、“主题”、“题材”、“文体”、“风格”、“艺术性”、“思想性”、“倾向性”、“生活”、“反映”、“灵感”、“形象思维”、“审美”等等文论话语。到了上个世纪末,像“形式主义”、“文学性”、“陌生化”、“新批评”、“隐喻”、“结构主义”、“结构主义”、“意识”、“无意识”、“接受美学”、“作品层次”、“艺术生产”、“艺术消费”、“后现代”、“后殖民”、“女权主义”、“新历史主义”等等。以至于有人说文论界患了“失语症”。 但是,中国传统文论作为一种文化,并没有完全死去,也没有完全失去。原因是中国文论传统蕴含在风雅颂中,蕴含在汉?汉乐府中,蕴含在六朝诗歌中,蕴含在唐诗宋词中,蕴含在唐宋八大家中,蕴含在元曲明清小说中。只要屈原、陶渊明、李白、杜甫、白居易、苏轼、陆游、关汉卿、施耐庵、曹雪芹及其作品仍然有生命力,他们的鲜活的作品仍然被我们诵读,他们仍然作为文化传统被继承下来,那么从他们那里总结出来的古代文论,就仍然具有生命力。而且我们不但可以用古人的理论分析古人的作品,而且也可以用古代文论的概念分析现代的作品。这是一个事实。我们当然知道,古代文论属于古典,现代文论属于现代,他们具有不同的性质,但是古代文论中仍然有许多具有世界性的普遍的成分,这些成分可以作为资源之一“转化”到现代文论的话语中来,现在有人说古代的文论与现代的文论不具有通约性,这不是事实。事实是,在中国20世纪现代文论发展的过程中,许多著名的文论家为把中国古代文论转化到现代文论的话语中,作出了艰苦卓绝的努力,取得了不少成果。例如王国维从古代文论中提炼出来的“境界”(有时又称为“意境”)说、“出入”说,鲁迅提炼出来的“白描”说、“形神”说、“文人相轻”说,朱光潜提炼出来的“不即不离”说,宗白华的提炼出来的意境的“灵境”说、“虚实相生”说,钱钟书提炼出来的“诗可以怨”说、“穷而后工”说,王元化提炼出来的“心物交融”说、“杂而不越”说等等(这只是举其要者,其中肯定有许多疏漏),都进入到现代文论的话语中。此外,还有不少古代文论的术语,根本不用特别提炼,就直接进入现代的文论话语体系中,举其要者,如“比兴”、“气势”、“气象”、“养气”、 “阳刚”、“阴柔”、“含蓄”、“自然”、“自得”、“灵气”、“胸襟”、“本色”、“童心”、“感悟”、“主旨”、“意象”、“性格”、“神似”、“形似”、“滋味”、“韵味”、 “知音”、“品味”、“豪放”、“婉约”、“谨严”、“衬托” 、“对仗”、“伏笔”、“直叙”、“补叙”、“插叙”、“文质彬彬”、“尽善尽美”、“托物抒情”、“情景交融”、“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疏密相间”、“前后呼应”、“波澜起伏”、“言之有物”、“一唱三叹”、“声情并茂”、“知人论世”、“诗无达诂”、“文如其人”、“意在言外”、 “成竹于胸”、“胸中之竹”、 “中和之美”(这里暂举50条,实际上远比此多)。这些本来是中国古代文论、艺论中的概念、术语自然地融入现代文论,成为现代文论体系中的一部分,充分说明古代文论与现代文论是有通约性的。因为我们的文学的现代性是中国文学的现代性,也因为我们的文学理论的转型是中国文论的转型,还因为现代性转型是具有传统文化心理的中国人在做的,它在无意识中就渗透了一些古代的传统文化因素,这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其实,不单文学理论的转型中是如此,人文学科的现代转型无不如此。这说明了“现代性”本身是民主的科学的宽容的,在现代性的创造中,向所有的一切资源开放,因而现代性在拒绝传统中腐朽的成分的同时,也不完全排斥传统,一切人类优秀的成果都会吸收到它的熔炉里。 但是,无可否认的是,现代文论话语的确由古代的“点到即止”的“诗文评”转变为逻辑的系统的论文结构。梁启超的《小说与群治的关系》和王国维的《论哲学和美术家之天职》,以及王国维的更早发表的《〈红楼梦〉评论》,都是逻辑性的论文结构。这种变化也是现代性的一个重要内容。因为在这种变化的后面,意味着掌握世界方式的转变。中国古代的“诗文评”(当然也不完全是诗文评,系统的文论著作起码有刘勰的《文心雕龙》、钟嵘的《诗品》、严羽的《沧浪诗话》、李渔的《闲情偶寄》和叶燮的《原诗》)重在对作品的“体验”,现代的文论则重在“认识”,体验与认识是两种不同的掌握作家和作品的方式。体验总是把对象作为一个整体,并直觉式地去把握,在点到之间就把本质揭示出来。认识则把对象进行分析,然后进行综合或者推衍。到了80年代以降,论文专著出版了很多,其中有见解的也不少,综合与推衍能力大为加强,这说明中国现代的文论开始走向成熟。 以上四点转变,说明中国文学理论的现代性转型,在于重建世界的意义,重建文学艺术的意义。某些古代认为有价值的东西,被我们抛弃,认为它没有意义;相反过去认为没有多大意义的东西,被赋予了重大的意义。如过去认为歌颂帝王将相的作品是维护大一统,是有价值的,现在则认为这是颂扬专制,有悖于民主的原则,只有负价值;过去自由恋爱是违背伦理的,现在则认为是有价值的,我们贾宝玉与林黛玉的自由爱情是有价值的,而贾母、王夫人的干涉是?价值的。价值观念完全颠倒过来。又如,按现代的观念,作为小说家的曹雪芹是伟大的文学家,是有价值的;而与曹雪芹同时代当宰相的人,则是封建帝王的走狗,是无价值的。……现代文论所导致的价值观念的转变是如此全面而深刻,以至于我们无法用几句话就可以概括出来,必须另外作一篇文章。 文学理论论文:文学理论和文化研究”研讨会综述 由首都师范大学中文系、首都师范大学美学所、首都师范大学《文学前沿》编辑部主办的"文学理论与文化研究"学术研讨会暨《文学前沿》创刊座谈会,于1999年12月18日在京举行。与会的专家学者40余人,就西方文化研究的历史、特征与历史、文学理论与文化研究的关系及90年代中国文化批评的评价、文化研究方法在中国文学研究中的适用性以及市民社会、知识分子角色等学术界共同关心的热点问题进行了热烈而深入的研讨。一、关于文化研究的历史、特征与概况。王逢振认为:所谓文化研究,最好理解为一种探讨普遍社会问题的特殊途径,而不是属于少数人的或专门化的领域。文化是不同群体或民族---国家的象征行为的空间,文化研究必须考虑各群体之间的关系。各群体之间总是存在着某种张力,既相互排斥又相互吸引。孤立的文化是不存在的。我们今天从事文化研究应强调当前所在的语境,要从世界格局和地缘政治及文化关系来考虑问题,必须关注社会文本与国际化的大背景。王宁认为:所谓"文化研究"在我们今天的理论讨论中并非其传统意上对精英文化的研究,而是特指当今西方(主要是英语世界)的一种反精英意识的文化理论思潮和研究方法。文化研究有着鲜明的反建制和反理论倾向,并有着跨学科研究的特色。文化研究至今仍是一门界定含糊的准学科批评话语,它虽有着强烈的批判精神,但是它的政治性并不能达到对文学艺术现象的美学批评和分析。但作为一门正在形成中的准学科,文化研究的这些局限已经得到一些著名学者和理论家的重视,他们中的一些有着良好文学修养和理论功力的人正试图把文学研究的范围扩大,使之置于一个广阔的文化语境下得到观照。金元浦认为:文化研究在西方被作为一个准学科,有具体所指,包括文化诗学、文化批评还有文化唯物主义,等等。这种新理论的特点首先是对于文本中心主义的超越。在本世纪西方理论界,文本中心主义与形式研究盛行了相当长的时期,作为对此的一种反驳、改造和容纳,文化研究应运而生。但是文化研究一方面是对20世纪文本中心的反驳,另一方面又是对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理论成果进行保留、改造后的新理论。同时它也是对学术中心主义的改造与超越。西方长期以来学术化、专门化的发展方向在90年代走向文化研究时,实际上已从学术中心主义转向政治思想、政治文化。罗钢认为:文化研究主要是英国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发展起来的一种文化批评运动。到目前为止,中国学者接触到的有关文化研究方面的东西是很少的,一些研究范本我们都没有接触到。因此,应该对从伯明翰当代文化中心发展起来的文化传统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然后在这个基础上进行我们自身的文化研究。西方文化研究始终贯彻着关怀政治的立场,这是从伯明翰开始的文化研究一直都有的倾向。中国的文化研究在吸取西方的经验时,能不能吸收这一点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因为中国有一个完全不同的文化语境。吴琼认为:文化研究应该是指一种方法的运作,是一种"症状分析"。它的优秀是运用这种"症候分析"方法动手去解构权力。这种对于权力的解构必须结合文化研究的本土性,而所谓本土性就是指我们所处的现实,它实际上是立场问题。我们所面对的到底是什么?症状分析最后归结到权力问题。有权力的地方也必然存在解构权力的权力。在一个充满建制的社会,我们都处于无权者的地位,但我们也有一个出路,那就是解构权力。文化研究方法的运作就是要揭示权力背后潜在的建制化的层面,就是解构权力。 二、关于如何评价中国90年代的文化研究、文化批评以及它与西方文化研究的关系。陶东风认为:90年代中国的文化批评,但说到底是当今中国本土社会文化语境的产物,它也应当在自己的语境中形成自己的问题意识、价值取向与研究方法。西方文化批评作为一种批判话语,产生于西方的语境中,它的主流具有强烈的反思与批判西方资本主义现代性倾向;而在中国,由于社会环境的不同,我们不能原样照搬。中西方文化背景既有相似也有错位,在这种复杂的环境下,我们建构自己的文化研究与文化批评,意义与难度同样巨大。一种特定语境中的批判理论在另一个语境中未必依然具有批判性,一种文化批判理论是否具有批判性取决于它是否能够正确把握并正视具体环境中的具体的权力关系。温儒敏认为:文化研究这几年兴起有其必然性,值得我们关注、提倡。文学研究和文化研究的结合势在必行。文化研究的确给我们带来了一些新的视野,拓宽了我们的研究领域,尤其是它要我们从事人文学科的知识分子从关注所谓"精英"、关注知识分子本身,转向关注民间日常生活的一些现象,这是值得提倡的。但另一方面,文化研究作为一个学科或学科分支,应有自己的目标、理路、研究方法和学术规范。近几年的文化研究有一个泛化的问题,有的文化研究文章写得太空、太泛,连基本的概念、理路、学科规范都没弄清。在研究的目标、方法不是十分确定,而且研究的论题又搞得很大的时候,就容易出现学术论文质量下降的问题。温儒敏先生的观点引起了与会学者的热烈兴趣。黄卓越认为:应区别"文化批评"和"文化研究"这两个不同的概念。文化批评还属于泛泛而谈,文化研究则要具体落实。文化批评应该建立在文化研究的基础上。在文化研究方面,我们应该参照西方发展得较好的学术经验,进入到一种实证主义的研究中去,在这个基础上进行我们的文化批评。我们要了解大量的大众文化的产品,不仅阅读经典文本,还要进入大众文化的制作领域、市民生活的各个领域进行调查,这样的文化批评才能论之有据,才不至于泛泛而谈。盛宁(中国社会科学院外文所)也对于现在有些人一窝蜂地追赶"文化研究"表示担忧。他认为:今天在这里讨论"文化研究"的转向,好像人家人人都在搞文化研究。从事介绍国外文化状况的学者,往往会把事情说成一股风,好像人家都在做同一件事。回顾80年论热以来我们对外界状况的介绍,就严重存在着这样一种一窝蜂扎堆的现象。现在有人告诉我们,搞"文化研究"已是大势所趋,其实也未见得。他同时指出:在目前的文化交流中,我们很有必要检讨一下自己的文化立场和文化主体的。孟繁华与童庆炳等则从另一个侧面强调了中国90年代文化研究与文化批评出现的必然性与正面意义。孟繁华指出:90年代文化研究在中国兴起不是没有道理的。我们老是说没有读到一些具体的扎实的文化研究的文章,其实不是的。有很多具体的扎实的文化研究的文章。文化研究就是一个跨学科学的、反学科的、反机制的、反经典文本研究的,它给我们带来了宽广的视野。不能再用精英的立场、规范化的、中正性的对学科的要求来面对文化研究的现象。童庆炳认为:中国的文学理论界搞文化研究不能一味地照搬西方文化理论,而是要立足于中国的实际情况。90年代中国的文化研究的突显,从根本上说还是由于中国具体的实际情况,是对于时代提出的现实问题的回应。文化研究的落脚点是社会政治问题。90年代的中国社会经过几年发展以后,出现了许多问题。这时,文学要关注社会现实问题是很自然的,文学研究采取一种文化的、政治的、社会的视角也是自然的。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都是对时代说话,理论并不局限于解释作品,它是可以接过文学作品里面的许多问题,对"社会文本"说话。这种批评仍然是一种文学批评,是文学的文化批评。王德胜指出,今天中国的文学理论家或文学研究者大多不再满足于局限在传统文学范围内,而是渴望把自己的身份社会化。从这个角度来说,批评家的主体意识与批评过程本身都发生了改变,现在不从文学文本出发,而从社会文本出发,即借文学来说文化问题,或说借文学话语来说文学现象。三、中国文学研究中的文化研究方法的适用性及其成果问题。王富仁结合新文学谈了自己想象中的文化批评。他认为,新文学是在新文化运动中产生的,现在看来,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就是文学革命。中国古代文学与艺术的特征是社会意识和个人意识分离,它受到传统的政治体制、意识形态的压制,停留在个体才能或私人情感单向交流的层面。这样的文学不具有整体的社会性,用现在的话说,不是国民文学,而是知识分子这个特殊阶层的文学。"五四"时期的新文化运动把个体人和整体社会结合在一起,感受的是整体的社会,形成了朦胧的、不自觉的公民意识。这样,他们的文学活动就和他们的公民意识紧紧结合起来,在独立知识分子中产生了个人与社会沟通的文学。但是这种文学受到两方面的压制。一是大众的功利主义的阅读态度,另一个是政治权力,现代文学就是夹在两者之间。袁济喜谈到了古代文论与文化研究的关系问题。他认为真正要把古文论研究激活,使它在当挥作用,文化学的解读与研究是非常重要的。中国古代文论的精神不在于具体的范畴与文本,而在于内在的文化精神。现在许多古代文论研究视野比较狭隘,注重具体的作品的欣赏点评,当谈到文化精神价值时就认为是空论。其实文化研究不存在空论,只要言之有据,就能对文化、文学作出回应。陈光炜从最近一二年文化研究在现代文学研究中的反应或动向,切入了同样的问题。他举例指出,钱理群、谢冕、洪子诚等教授最近的研究吸收了文化研究的方法,解决了一些过去很难解决或不被重视的问题。这种研究在现当代文学研究中产生了有意义的影响,扩大了文学研究的空间。过去现代文学研究基本上都是文本研究,文化研究使比较纯粹的文学和社会文化制度的关系开始受到了注意。但他同时指出,文化研究渗透到文学研究中,要处理好文化研究与文学性的关系。四、关于文化研究与文化领导权以及知识分子的关系问题。许明结合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的概念,就知识分子的文化立场、文化态度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指出:葛兰西认识到不能把无产阶级革命理解为只是运用暴力夺取政权,一定要注意在无形的思想文化领域中无产阶级的文化领导权。葛兰西承认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存在公共空间,正因为存在这个公共空间,葛兰西才论证到文化空间的领导权问题。文化领导权不仅仅是意识形态的官方话语和官方机构的支配权、统治权,不仅仅存在于政治机构的系统中,也存在于无形的民间生活空间中。不管在什么体制下,意识形态的影响也不能完全控制这个空间。这种领导权应该是由精英知识分子来掌握。面对社会生活的急剧变化,知识分子应肩负起这个历史任务,坚持自己的价值立场,显示出对文化历史的深层次思考。文化批评的意义就在于向这个空间渗透我们认为合理的价值体系,这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不可回避的重大的问题。马相武(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对许明的看法提出了质疑。他承认知识分子没有进入巨大的公共文化空间,知识分子没有起到文化引导的作用。但他认为知识分子的文化角色与政府主导机构对文化的领导有一个距离,其对文化的介入与领导应该在一个比较高的层面上,而不是直接充当一种政治化的文化角色。知识分子还是要通过自己的专业的工作影响文化、社会、政治,这是一个知识分子的基本角色。针对上述争论,傅瑾(中国艺术研究院)则试图通过个案研究来说明:如果精英知识分子掌握公共空间的领导权以后会出现很可怕的结果。他指出,知识分子可以用自己的艺术观和政治观来从事艺术批判,但是一旦他的艺术观成为意识形态,其结果往往是适得其反。知识分子对大众文化的批判只有存在一个真正自由的公共空间的前提下才是有益的。 文学理论论文:现代文学理论创建与反思探索 “语言学转向”强调的是世界是由语言建构的,语言符号之间的不断转换产生了世界的意义,换句话说:意义的产生不过是一种语言到另一种语言的转换过程,这种转换完成了语言对世界的编码。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生活的世界不是一个经验和实体的世界,而是一个语言符号的世界,我们的知识和认识是由语言来塑造的,在语言的主宰下,语法、句法、语用、词汇、话语、语境、意义、文本、叙事、修辞等跟语言学相关知识被广泛运用到其它学科领域中,以至于语言学的模式和方法成为人文科学普遍的思维模式和方法,因此,“语言与存在”取代了传统的“思维与存在”的命题成为整个知识范式转换的重要表征,这也从根本上揭示了语言的本体含义,它远非工具,而被看作存在本身,正如维特根斯坦所宣称:全部哲学就是语言批判,想象一种语言就意味着想象一种生活方式。从历史实践上看,作为人类交往活动中最常见的两种媒介形式,图像与语言文字相比所处的地位不一样。在文字发明之前,图像是先民表达和记录的方式;当文字出现之后,文字以语法和修辞结构来表达具有丰富的联想性和多义性的意义,而图像被降低为识字的辅助手段。因此,在很大程度上,图像被认为是感性的、直观的、平面的、零碎的,人们重视语言的理性逻辑,强调语言与图像的异质性,而忽视图像与语言之间的辩证关系,以及图像的独立性和意义的建构性。米歇尔发起了对语言主导文化的解构性批判,他认为:“文化的历史部分就是图像符号与语言符号之间争取支配地位的漫长斗争的历程,任何一方都是为自身而要求一个可以接近‘自然’的特权。在某些时刻,这种斗争似乎进入了沿着开放边界展开的自然交流;而另一些时刻(恰如莱辛的《拉奥孔》)这些边界关闭了,彼此相安无事。所谓的颠覆关系就存在于这一斗争最有趣和最复杂的种种形态中”[2](P187)。在这里,米歇尔强调了语言与图像之间漫长的斗争过程,认为两者之间辩证复杂的张力关系构成了文化的发展。如果说传统文化是语言实施着对图像的压制和控制,那么,进入当代的视觉文化时代,图像应该站在与语言构成对立面的基础上,消解语言中心主义的局面,通过制造图像和观看图像承担世界意义的建构。但是,图像的兴起以及形成的对语言的挑战,并不意味着图像取代语言成为知识体系和文化秩序的主宰,而是将图像在语言中心论的框架中解放出来,摆脱语言论的控制,在关注语言与图像之间的“互文”性阐发中重新挖掘和创造图像,让图像再度被发现,让图像彻底释放出自己的知识能量。 图文之争与当代文学理论研究的新思路 图文之争的介入给当代文学理论注入了新鲜血液。随着图像意识的增强,文学与传媒、文学与图像、文本形式、文学的存在方式、图像叙事与文本叙事等诸多问题越来越多地进入到文学理论研究的视野,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问题。如米歇尔在《图像理论?序》所说的那样:我们生活在一个视觉文化时代,所有的媒体都是混合媒体,所有的再现都是异质的,文学与视觉艺术之间的互动关系构成了再现,它们与权力、价值和人类的利益纠缠在一起,影响到文化模式的变化。一种阅读文化与一种观看文化之间的差异不仅是一个形式问题;它含蓄地指出社会性和主体性所采取的形式,一种文化所构成的各种个体和制度。在这里,我们可以发现:文学与图像的关系问题可以在媒体再现中找到交汇点。换句话说,图像与语言之间的关系并不是一种单纯的异质关系,两者之间的研究也不是一种简单的、毫无价值的平行对照,相反,两者之间内在的互动关系以及构成的外部关联使得不同艺术之间的关系研究成为可能。从这个意义上说,图像与语言的关系为文艺理论和美学研究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因为两者之间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突破了传统文艺理论观念。从历史上看,在语言学研究范式的框架中,文学理论研究的中心和旨归是文学语言本身,认为语言是一种线性的、稳定和逻辑的符号,先行地设定文化、文学发展变迁的规律。在这种观念中,语言占据主导优势,而图像只是语言之外与人的感性层面相关联的不可靠的形式,图像与语言根本无法联袂,亦无法在一种张力的结构中生发出更高意义上的思维模式。20世纪后期以来,随着视觉文化和读图时代的来临,单纯的语言学思维方法已经不能完整有效地对当今文学图像化和传媒化趋势作出有力的阐发,同时它也无法表征当前层出不穷的文学审美现象。因此,当前文艺理论研究必须摆脱传统文艺理论研究中的不合理方式,关切当代传媒视野中的文学现实问题,在正视语言学等研究方法的同时,侧重考虑在图像与文字之间寻找文艺理论研究的生长点。本雅明是建构此种研究范式的积极实践者和探索者,他在研究摄影与电影的过程中预言电影将成为未来语言的者,认为以文字和书籍为代表的传统印刷文化必将受到以图像为主的机械复制文化的冲击,这昭示着图文之争在现代文学艺术发展过程中将成为一个待解的问题。与本雅明不同,利奥塔从解构理论的角度对西方传统文艺理论中存在的理性与感性、理智与欲望、话语与图像、推论和感知等二元对立模式进行批判性考察,为感性、欲望、图像和想象力的存在寻找依据,解构西方传统的元叙事话语和思维模式,达到攻击现代性的目的。鲍德里亚比本雅明和利奥塔走得更远,他在由电脑所创造的虚拟图像世界中,反思和批判传统的文学生成和存在方式,认为虚拟图像比真实存在更完美真实。在此观念下,文学艺术与现实之间的关系应该重新设置和厘定,也就是说:图像与现实的脱节、虚拟与真实界限的消解,使得传统的“文学艺术模仿生活”的观念出现问题,这无疑对当代文艺理论研究产生重要影响。本雅明、鲍德里亚在文化和艺术层面上对图文关系的探索,深刻地表明文艺理论对图文关系的重视源于当代文化给作者和读者带来的新的创作和阅读感觉经验,它是对当下文学艺术发展的理论总结和建构。显然,西方文化领域对图文关系的研究已达到了一个很高的水平,其方法和思路不同于传统的美学与文艺理论研究,已进入到图像文化分析、社会历史分析、符号政治经济学分析的综合、交叉的层面,其研究主旨是在揭示图像与文学差异、互动和互通的特征,进而进入图文生产、消费与社会权力表达、文化模式变迁之间的复杂关系的探究上。当前国内文学理论研究领域,图文关系的研究也逐渐深入展开,这主要沿着两种思路进行:一是在文化研究的语境中,探讨图像与语言文字的关系,强调图像的强势原因、表现方式和审美效果等。这是当前文学遭遇图像时代问题的一种“宏大理论”式的阐发,这种研究并没有在图像与语言之间折叠、缠绕的复杂关系中解决文学变化的具体问题;二是沿着“文学是语言的艺术”的历史命题,在文学与传媒的关系日益紧张的今天,根据文学和视觉艺术两者的交叉渗透,从文学语言的角度来关注视觉艺术,同时强化从图像的角度来审视文学,试图在文学与图像之间建构一种互文性的文学理论。具体而言:从文学语言的角度研究视觉图像,就是理解图像如何借助物理时空的张力结构,来接近文学并通过语言立“象”达到充满想象力的审美至境。反之,从图像的角度来分析文学语言,就是理解图像如何赋予文学语言新的意义,探索图像在文学语言塑造过程中所具有的重要功能,比如研究表明两者之间的关系可以归纳为三种历史形态:以图言说、语图互仿和语图互文[3],以此揭示语图关系发展的规律。显然,以上所说两种研究的价值取向不同:前者侧重语言与图像的对立,以此勾画出当代文化模式的变迁,以及带来的审美方式的变化;后者则侧重语言与图像 两种媒介所具有的思维方式交融凝聚到文学本身,回答文学在传播过程中因媒介不同而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如果说前者侧重外部研究,那么后者则是从内部探讨文学的根本性问题。值得注意的是:在叙事学中,传统的文字叙事所固化的领域开始成为语图关系研究的重要目标,从而形成一种崭新的叙事文本研究,此研究围绕图像与文字两种不同的叙事特点,主要从叙事学的角度来考察图像与文字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突出图像对叙事文本的模仿和再现问题,旨在解构文字叙事在叙事传统中的绝对主流,摆脱与语词共存和竞争中图像的压抑性地位[4]。通过图像与文字之间复杂关系的梳理,让两者在交互叙事中建构不同的价值维度,以此彰显不同的审美意义。诸如此类的研究对于我们今天重新理解文学有太多的启示,这昭示着当前文艺理论研究观念的重要转变,这些探索对于建构文学理论研究范式具有启发性和创新意义。 图文之争与当前文学理论研究的几点反思 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文艺理论界关于本质主义与反本质主义一直存在论争,不同观点的研究者在本质建构和拆解的论争中宣扬自己的文学理论观念。图像与文学的关系问题作为文艺理论研究的现实问题,在为文艺理论营建新的研究思路的同时,跳出本质主义、历史主义和解构主义等思维模式,力求返回文学活动本身,沿着亚里士多德所设定的文学媒介理论的路线寻求“拯救文学现象”,这无疑将为我们重新反思文学理论研究提供了契机。首先,文艺理论研究应从文学现实出发,避免抽象化。何谓文学现实?在我看来,其实质就是被文学本质思维模式所遮蔽的文学发展过程中文学与其他文化形式交织、文学本身新变的现实问题。在本质主义与反本质主义理论观念指引下,文学理论研究大都围绕原典或抽象概念的演绎展开讨论,试图勾画出一幅以理念存有为深层基础的文学图景。这是一种本质先行的理论模式,此种模式直接规定文学之为文学的本质,达到一种理论自身的自洽性和完美性,最终,文学现象被置换成一个抽象化、一元化的世界,文学活动的朴素性和现实性逐渐消失。图像与文学的关系问题不同,它是当代传媒文化现实中文学发展出现的真问题,它带动文学活动各要素在传媒世界中发生了新变。比如依照新媒体观念,图像、语言和其他文本都混杂其中构成超文本文类,读者面对如此复杂而丰富的文本世界目不暇接,此种变化打乱了以往文学理论设定和裁量文学的标准。因此,文学理论必须真正面对这些问题,从学理层面加以阐发,进而把当代文学理论研究向前推进。其次,回归文学本身的问题也是一个值得反思的文学理论问题。传统的语言学研究范式注重文学的文学性研究,认为语言是文学的内在规定性和永恒性。这是它的功绩,也是它的偏颇。因为,它在把文学的文学性研究推上高峰的同时忽视了语言以外、或者与语言相关的知识场域(比如,文学与其他艺术语言之间的关系)。当前盛行的文化研究,打破了文学理论学科的界限,以超越文学社会学的姿态,把触角渗透到生活的各个方面,使得文学研究的边界变得模糊,文学本身的问题几乎成了一个被遗忘的话题。在这样的情形下,我们也深切地感受到文学基础理论知识体系的松散和脆弱。在两种研究方式面前,我以为,图像与文学的关系是文学理论重新思考文学自身问题反弹的重要表现,它介乎语言和文化之间,寻找理解和阐发文学的新维度,同时这也是对强调文学性研究的形式主义文论和强调文化权力的文化研究的一种反驳和超越。从这个意义上说,语图关系研究意味着在经典意义上的理论研究之外拓展出新的文艺理论研究思路。最后,应该提倡文学理论研究的多元主义理念。文学是复杂多元的,不同的阅读欣赏群体具有不同的生活方式、精神需要和文化想象,如果我们忽略了这些现实存在的特殊性、差异性和多元性,那么,文学本身就变成铁板一块。语图关系问题从一个现实的侧面证明了文艺理论研究应立足文学自身的多元关系研究,借助不同的艺术形态展开自身,并在各种关系的澄明中发出自己的声音。就语图关系而言,这种关系指的是图像作为他者在场以及互动双方的意义建构所具有的不确定性。这种关系的存在并非局限于双方的认同和沟通的样式,它们在思维设置、知识分布、言说方式、审美取向等方面的配置过程中构成一种缠绕和错落的复杂关系,并常常以微观形式渗透、穿行在文学生产与再生产的过程中。因此,语图关系研究肯定了不同文化艺术形式之间关系性存在的价值合法性,它造就的不同媒介、不同艺术形式之间关系研究的理论范式,将为我们重新检视当代文艺理论研究提供有益的参考。总之,语言与图像的关系问题给现存的文艺理论注入了新的结构成分,它不仅引发我们对现存文艺理论研究范式的反思,同时警惕自己应保持一种建立在学术立场上的理论自反性,从不同角度对其进行深入研究。文学理论不是思辨、玄想的知识生产场,也不是停留在责难层面上的集体“围观”场景,而是踏踏实实地解决问题的文学现实
大学政治论文:对多元文化下大学政治教育探究 一、多元文化环境下的政治社会化及高等教育中的政治教育 亚里士多德的5政治学6以古希腊的城邦制度为依托,研究了政治在城邦生活中的地位与作用,确认了政治是人的一种普遍属性,即人天生就是政治的动物"从人作为政治动物的属性来看,政治具有与人类历史相始终的普遍性"政治的普遍性一方面说明了政治在人类社会生活中的绝对必要性,另一方面则又说明了政治的存在还普遍依赖于人群在一定范围内的共同体化,即任何一个政治都不能没有与其共生的人类共同体"政治的存在和发展始终要面对与其共生的共同体成员的新陈代谢,一代又一代具有一定政治素质与能力的合格社会成员走进了历史,同时又有一代又一代的共同体新成员通过政治社会化而获得一定的政治素质与能力"社会个体的政治社会化过程虽则千差万别,但其目的则无外乎是获得政治生活所必需的感情、态度、价值、方法、能力等"不同时代即不同社会环境下的社会个体,在政治社会化的过程及结果都不能回避传统与环境的影响"一方面是任何一个能够绵延到现代的政治传统都有很悠久的历史经历,任何政治传统都似乎包含着某些跨越时空的普遍性,从而使得政治传统能够绵延不绝地延续下去,另一方面政治传统总是受到特定社会环境的影响,从而在其绵延的过程中总是伴生着某种变异,变异既体现了政治传统对环境的适应,也是政治传统的发展"政治传统具有内容上的系统规定性,而社会个体则是政治传统的基本承载者,政治传统总是体现在社会个体的政治社会化结果上"作为政治社会化结果的社会个体就基本内容来说就是具备了政治共同体所要求的政治同一性,但社会个体同时还是非政治性的其他社会存在,而非政治性的社会存在又时刻连带并影响着政治性存在,从而使得政治同一性的存在又具备了动态特征,即社会个体需要在非政治存在多样性与政治同一性之间反复进行信息交流,既借以维护政治存在的基本同一性,又及时以政治同一性有效引领或推动非政治性存在的积极发展"传统时代的政治同一性往往表现为权威的独断性及政治价值的非选择性,社会个体的政治社会化往往就只是接受来自政治统治者的一系列独断命题,形成认同和服从统治权威的心理、态度、感情等,甚至可以说作为政治社会化环境的社会文化资源也是统治者一手造成的,至少也是受到了统治在方向与价值方面的强势引导,神学或经学教育以神圣化的命题归纳了政治同一性的基本要求,从而将政治社会化与神学教育的圣化紧密地联系起来1"因此,传统时代的政治社会化往往是在一个一元化思想文化的环境中完成,社会个体在文化资源及价值命题上并不具有实在的选择性,一元化时代的政治社会化就其过程及结果来看,总显得相对简单"自从文艺复兴以来,不仅人类的社会文化资源及价值判断越来越明显地多元化了,而且非政治性社会存在对政治性存在的依赖关系也逐步地演化为两者平等的互动关系,政治权威越来越需要将自己建立在社会选择的基础上,民主的因素在政治社会化过程中变得越来越不可忽视"这些因素客观上造成了一个多元文化的社会空间"社会文化资源及价值判断的多元化首先得益于文艺复兴以来对世俗文化的复兴,造成了与宗教所聚集的社会文化资源与价值判断地位相当的世俗的社会文化资源,复兴了非宗教形式的价值判断,使得宗教借信仰来垄断社会文化资源及价值判断的历史难以为继"文艺复兴从人出发的人文主义思潮必然会造成更加多元的社会文化资源及价值判断"社会文化资源及价值判断的多元性还得益于全球化社会的逐步形成,造成了人类不同文明单位之间的密切接触,客观上造成了不同文明之间在思想文化上进行广泛接触、深人交流的条件,从而在任何一个社会中,都打开了输人、了解和接受来自其他文明的社会文化资源及价值判断的孔道,并由此而逐步使追求文化及价值的开放成了全球范围内政治共同体的主流趋势,任何一个政治共同体的政治社会化,无疑都难以回避别的文明所带来的文化与价值选择方面的影响"社会文化资源及价值判断的多元化还得益于人口在全球范围内移动所形成的移民潮,特别是不同文明间的移民潮本身就是一股又一股的文化潮及价值潮,移民潮造成了一批为永久性的政治移民,甚至出现了由来自不同文明的移民潮汇集而成的移民国家,而移民国家的政治社会化就不得不面对多元文化的典型背景,社会个体并不得不面对多元价值的冲突与选择,这种冲突与选择表现在政治社会化的结果上就是政治身份的关键词呈现多元化趋势,由此而带来国家特性的模糊性"社会文化资源及价值判断的多元化还得益于文化交流手段及信息获得途径的多元化,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不仅社会个体获得来自发达国家的信息的渠道越来越多元化,而且由于发达国家在政治知识上的丰富性与系统性,在获得现代政治知识的过程中往往也就受到了隐匿在知识逻辑中的特定的感情、态度及价值判断等,至于发达国家利用其文化产业上的优势在政治社会化过程中的隐性影响则更加广泛和深远"在这样一个全球化的时代,任何一个国家的政治社会化都必定是在多元文化背景中发生的,美国的政治社会化也要面临由此而来的特定难题问题与困境o"现代社会的政治社会化与传统社会在主要影响媒介上很不相同"在传统社会,教育对大多数人来说都是一个奢侈品,人们的政治社会化主要依靠日常生活中的耳濡目染,依靠一定文化氛围的长期熏陶,风气和习惯等在政治文化选择及政治价值传承方面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从而在政治社会化的结果上也往往比较保守,倾向于接受、维持和维护既有的价值,lJ断及一元化政治权威"在现代社会,教育已经相当普及,耳濡目染的日常生活虽然还有较大的影响力,但人们的政治社会化的主要影响媒介却明显地转移到教育方面来了,特别是高等教育在政治社会化方面的影响力则因其有较高的能动性而日益表现出了根本的重要性"各国的高等教育客观上都承担着政治社会化的特定功能,而其中的政治教育则又是其中起主要作用的环节"大学教育的特点和优势使大学在我国的公民教育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中国高等教育肩负着为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培养合格公民的职责1"高等教育中的政治教育,一方面承担着正面宣传、解释社会主流政治文化、政治价值的宣教功能,另一方面还承担着引领青年人的政治价值倾向、培养青年人特定的政治感情、态度、能力等的养成性功能"养成性功能与宣教功能相互依赖、相辅相成"养成性功能不足或落空的政治教育,不过是空头宣教,不能有效地进行主流政治文化、政治价值的代际传递;宣教内容不明显或说服力不佳则在根本上失去了在政治感情、态度、品质、能力等养成方面的引导力甚至是影响力"这就要求高等教育中的政治教育,既要有体现社会主义的主流政治文化、政治价值等意识形态的亲和力,又要具有确实培养社会个体感情、态度、品质、能力等所必需的科学性"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高等教育中的政治教育,在涉及意识形态内容时往往以伦理、宗教、历史、道德等方面的课程为载体,宣传特定政治文化、政治价值的普世性,为所有的政治感情、态度、品质、责任等奠定不可动摇的绝对前提;而在涉及政治个体的政治知识、能力、技巧等时则主要依托于公民教育,而公 民教育除了知识方面的言传外主要依托日常生活中实践环节的身教,比如美国大学的体育比赛就颇有公民政治教育的属性o"社会主义国家从苏联开始就高度重视政治意识形态教育,确立了在国民教育的各个阶段上都普遍进行政治教育的体制,中国内地高等教育中的政治教育模式即源自于苏联"在社会主义高度集权的管理体制与相对封闭的社会环境中,高等教育中的政治教育在内容上具有垄断性,并严格地排斥着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成分,从而相对维持着政治社会化的一元文化背景,政治教育所宣教的主流政治文化、政治价值与政治威权密切地联系在一起,政治社会化的任务只是培养政治威权的认同、推崇与服从者,不论是社会个体,还是政治威权,都没有通过教育体制提出其他方面的需求"社会主义国家只要打开国门,实行开放战略,就必然带来政治教育的多元文化背景,就必然会提出对政治社会化及政治教育的新需求,如果高等教育中的政治教育不能正视并满足新需求,就必然会降低政治教育的说服力、影响力,甚至完全化解掉了政治教育的成果"如果政治教育的成果被完全化解,就必然出现不同表现形式的政治风波或剧变,苏联垮台及东欧剧变的根源就在于多元文化背景下政治教育的失败,优秀政治观念的持有者未能抵御住西方民主化思潮的侵蚀,-苏联解体时发生的反共浪潮足以说明其政治教育中的严重问题?"中国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充分重视高等教育中的马克思主义政治教育,注意发挥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在政治教育中的重要作用"。 二、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在大学政治教育中的缺位及后果 自2世纪5年代以来,社会主义政治教育就在我国社会普遍开展起来,各个层面各个方面的政治教育可谓应有尽有"那个时代的中国民众,不论身居社会的哪个角落,都会接受相当系统的马克思主义政治教育,优秀内容不外是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社会发展简史、中国革命史等承载的基本理论,目的则在于阐释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等的必然性及共产党领导的优越性"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及针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普及了马克思主义政治教育,培植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价值观,在全社会奠定了社会主义政治体系的思想基础"从确立共产主义的共同理想,到巩固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再到确立政治领袖的超凡魅力,最终成功地培植出了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相吻合的政治文化,塑造了以服从为主要特征的社会个体"马克思主义政治教育在改革开放前,主要是阶级斗争思维下的无产阶级专政教育,立足于反资防修,以群众运动的形式,在领袖讲话及语录的导引下,进行群众性政治大批判"在政治氛围特别浓郁的情况下,高等教育中的政治教育既有政策性很强的意识形态方面的教育,也有大量的具有政治教育功能的社会运动,高等教育的过程及结果都特别强调政治属性的红,而表示专业素质的专倒还在其次"马克思主义政治教育在社会中培植出来的高度同一性及社会对政治的单向服从性,一方面过滤了政治教育中的政治科学,另一方面又造就了一个泛政治化的社会,两者结合的高潮就是十年"十年的发生同政治社会化过程中过滤了政治科学的内容有密切关系"建国初期,我们,,取消了大学里的政治学系和政治学专业,把政治学看成资产阶级的一种-伪科学.,因而造成了政治学在我国社会科学中的一个空白,取消政治学,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是一个重大损失,三十年来,我们在政治上所犯的错误,特别是发生-.,都可以从政治学的角度作出说明1"虽然马克思主义政治学恢复了作为一个学科的存在,但它在我国政治社会化过程中的作用仍然明显不足,这尤其体现在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在高校政治教育中的明显缺位"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在我国大学政治教育中的明显缺位主要表现有:第一,我国大学目前的政治教育内容偏重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形势政策等的教育,相对淡化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的比重,从而降低了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在政治教育中的比重,客观上造成了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中包含的宏观政治学原理的教育内容被严重淡化了"这是因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在理论上同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既具有密切的渊源关系,又在基本命题上具有较多的相同点,考虑到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在宏观政治问题上的命题,几乎完全来自于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命题,因此,降低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的教学课时就必然同时降低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在宏观政治命题上对青年学生的影响力"第二,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内容长期以来被大学的政愉教育忽视了,或者说我国大学的政治教育根本缺少进行政治科学教育的传统,再加上政治学被错误取消达近3年的经历,使得人们普遍对政治学抱有一种十分特别的态度"有人认为政治学不够科学而足够意识形态,从而使得在政治教育中普遍性开展政治学教育面临或左或右的障碍,左的人担心政治学教育推广了资产阶级自由化,助长了政治上的西方化,右的人则担心开展普遍性的政治学教育带来过分浓郁的意识形态色泽,造成社会领域的泛政治化"有人则以为政治学是严肃的科学,不可混同于大学中的思想政治教育,将政治学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截然对立起来,要高高筑起政治学围墙,否认政治学知识在现代社会公民养成中的普遍价值"第三,我国大学的课堂外主要是各种职业预备教育,政治学教育缺少在课堂外进行的信息资源,从某种意义上看政治学信息资源的多少与课堂外政治学教育的有效性息息相关"就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大量通俗的政治学丛书及杂志、报纸是有效进行政治学的课堂外教育一个必要条件"美国出版的政治学杂志占全球的三分之一强,据权威的乌尔里希国际期刊指南(Ulrieh.5InternationalPeriodiealsDireeto叮)2(X)6年版的统计,在世界各国出版的政治学刊物共有625种,其中近24种在美国出版,占全世界政治学刊物总额的三分之一强"1政治学刊物在美国课堂外教育的有效性及政治学在美国社会的贡献率在全球各国首屈一指"我国的政治学杂志还太少,既远远不能满足课堂外政治教育的需要,也极大地限制了政治学在社会发展中的贡献率"大学是青年人政治心理及政治认知发育、形成的重要时期,大众化的政治学教育在巩固社会的基本政治共识、培育个体的政治能力与技巧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马克思主义政治学体现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主流价值,包含了中国社会各阶层的基本政治共识,其在培养社会个体的政治心理、政治认知、形成社会个体的政治能力与技巧方面具有重要的影响和塑造功能,其作用绝不仅仅是创造知识与培养专业 教师o"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在大学政治教育中的明显缺位在社会实践中的消极结果已经相当明显,其牵荤之大者主要有:第一,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在青年人的基本政治判断及价值认同上的影响力不足,来自西方的政治分析方式在青年人的政治判断及价值认同上的影响力则明显提升,政治推理上的西体中附在青年人中有一定的普及性"奚广庆对我国政治学原理类教科书中的西体中附现象进行了分析与批评?,但它对该政治推理在青年人中的流行度远较政治学原理明显,却涉及不多"近几年围绕普世价值的争论就较为典型地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与西方政治意识形态对青年人的政治文化争夺"尽管来自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界的声音也并不一致,但总体上在普世价值的问题上持否定态度,而西方政治意识形态在普世价值问题上的高调肯定则吸引了从其他途径进行价值感知的青年人"青年人一旦以西方政治意识形态浸润过的普世价值的影响下进行政治判断及价值认同,就很容易陷人政治推理上的西主中附"西主中附表现在青年人的价值感知上就是无条件地认同普世价值,而表现在其职业性的推理中则是等待或期待政治的西方化"第二,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在政治认知上的影响力受到极大限制,使得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认知方法无法深人到青年人的政治成长中,使得青年人在政治认知上陷人了一种非现实主义的浪漫境地,或者是简单地理解了相当复杂的政治问题,或者是忽略了政治作为重大利益的一面而被西化意识形态俘虏"简单地理解了复杂的政治问题主要表现为试图将丰富复杂的政治现实纳人简单明快的政治推理中,并由此而得出一个解决政治问题的路线图,在信息大量隐蔽的情况下,试图通过模仿或移植,快速直接简单地解决相当复杂的问题,其结果极有可能不是政治问题的解决,而是造成更多更严重的政治问题"忽略了政治作为重大利益的一面,就会忽略作为意识形态的政治实际上还包含着极大的政治利益诉求,而要看清楚这种隐藏在西方政治意识形态背后的利益诉求就必须有充分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认知能力1"第三,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还具有培育政治人格、养成政治能力与技巧等方面的功能,它在大学政治教育中的明显缺位直接导致青年人在参政方面的准备不足"由于缺乏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政治参与知识,青年人一方面抱有对政治参与的不适当认识,或者认为政治参与没有实质影响,或者认为政治参与的制度空间狭隘,或者认为政治参与的获益不大,从而对政治参与没有足够的兴趣,而政治参与兴趣的不足反过来又巩固了政治人格方面的缺陷;另一方面又缺少政治参与方面的基本训练,以致缺乏常态情况下的政治参与能力,或者片面地理解政治利益,不能正确处理政治利益与其他利益的关系,或者不善于进行政治沟通,不能顺利地表达政治利益,不能正常地实现政治利益;青年人在政治上比较急躁,根源也在于未能从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学习中获得必要的理性精神,在政治参与中容易呈现出非理性主义,非理性主义的心理根源就是常态政治利益不能实现而积累起来的政治怨望,它一旦获得一个突破口就会表现出歇斯底里的狂视,大学校园政治中学生的歇斯底里的狂飘已有若干呈现o,其与社会底层公众在政治参与不畅情况下爆发的群体性事件如出一辙"。 三、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在大学政治教育中的功能及实现途径 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哲学基础是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随着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体系的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学逐步建立起了学科推理体系"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学科推理体系最初主要运用哲学、经济和历史的方法,揭示政治发生、发展的客观规律及历史趋势,深刻分析了作为经济的集中表现的政治,如何以科学的方法与途径,在社会发展及人的解放过程中的重要作用,5共产党宣言6是其第一个最重要的文献?,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许多重要文献同时也往往就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重要文献"马克思主义者的政治推理表现出了完整的逻辑,并有相当的说服力,这在阶级革命及社会建设中已获得足够的证明"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在理论上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者的政治推理,在实践中则以非常通俗的形式普及了马克思主义者的政治推理,不仅吸引并教育了中国的新知识分子,而且成功地改造了中国传统的旧政治,极大地改变了根据地农民的政治性格,普及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民主集中制,以人民民主的形式,团结和带领在政治推理上马克思主义化了的大众,获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人民当家做主的共和国"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社会中流行的政治推理虽然有过这样那样的左的问题,但仍不失为一种有吸引力的政治推理"当然,由于错误地取消了政治学,社会中流行的政治推理在科学性上有较大的偏颇,在实践中造成了比较严重的问题"这与广泛开展的马克思主义教育有密切关系,一方面是广泛开展的马克思主义教育在培养社会个体的政治推理方面产生了极为明显的社会效果,另一方面是广泛开展的马克思主义教育缺乏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必要内容,形成了理论认识上的盲区,相应的也在实践中表现出了相当的盲目性"从培养社会个体的政治推理来看,马克思主义政治学教育在中国社会具有特殊重要的使命,既要注重政治价值层面上的马克思主义共同理想教育,又要强调政治推理的合理性,将马克思主义政治推理的吸引力与合理性普遍地实现于社会个体中,这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学教育在当代中国的重要使命"马克思主义政治学作为一种知识体系由来已久,但作为一个学科及大学教育的课程体系在中国才刚刚3年,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在社会中的作用还仅限于培养专业人才及提供智能产品,其在社会个体的政治社会化方面还没有产生普遍的影响,在一些重要的命题上,它的影响力还不如西方政治学"来自西方政治学的词汇、术语等的影响力及流行度有日渐提高的趋势,其中在价值观层面的影响又较为突出1"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在社会个体政治社会化方面的影响不够,原因可能很多,但是知识传授的体制化安排肯定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影响因子,其中大学政治教育中的政治学课程缺位又是影响因子中的重中之重"从培养合格的社会政治个体的角度看,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在我国大学政治教育要实现的功能主要有:第一,大学生处在政治社会化即将初步定型的关键时期,还具有很强的可塑性,正处在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相吻合的政治观、国家观、政党观及政治价值观等的形成期,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基本政治原理教育及政治价值观宣讲在引导青年大学生的基本政治观方面可以发挥重要影响"只有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相应影响充分发挥出来,形成普遍性的影响,才能有效抵制西方化政治价值观以大众多元文化传媒产生的消极影响,才能培植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政治推理范式,巩固和发展持久稳定的政治大局"第二,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还可以详细深人地阐释政治的科学原理,介绍政治生活的基本常识,比较不同政治体制的优缺点,培养社会个体的政治辨别能力及政治批判能力,揭穿某些看似普遍的政治语言背后的利益驱动,揭示隐藏在复杂社会关系中的政治本质,正确认识政治利益与社会利益的连带关系,深刻剖析社会层面的个体利益与政治层面的个体利益的关联,提高社会个体参与政治的积极性、自觉性,培育社会个体政治参与的基本能力与技巧等"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特别擅长政治的社会分析,并着重分析了中国社会的情况,批判地分析了西方社会的政治本质,在有效提供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相适应的基本政治知识及提高相应的政治参与能力方面有明显的学科优势"第三,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在中国语境中获得了重要的阶段性发展,其对中国政治的客观情况有相当深人的研究,不仅可以详细地介绍中国政治体制各个层面的内容,介绍中国社会特殊的政治利益反映渠道及政治信息沟通方式,而且还可以提供各地政治参与不同情况的详细知识,介绍不同社会阶层影响政治决策的方式、媒介及影响力度等,还可以介绍中国政治的决策体制、程序及影响要素等,提供政治参与所必需的政策解读教育"现代社会的个体成员与共同体的密切联系主要是通过政治发生的,从某种意义上说社会个体从共同体的政治决策中获益,已经成了政治共 同体巩固存在的一个必要参量,社会个体越是普遍地通过政治方式更多地获得了来自政治共同体的利益分享,就越是认同和维护政治共同体本身"社会个体如果自身在以政治方式获得政治共同体利益分享受到了明显限制,那么,社会个体对政治共同体的合法性认同就会出现松动、松懈"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在社会个体政治社会化过程中的作用,已经到了必须自觉强化的地步,否则就不能很好地服务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持续协调发展"青年人的政治观正在趋于成熟,由于年龄的原因,他们的政治热情高,具有饱满的政治理想,缺乏对中国政治的实事求是的认识,容易受到来自西方政治理想的影响"中国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必须以政治的可持续发展为基本前提,而政治的可持续发展又以政治观念等的前后继承具有特别密切的关系"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在当代中国青年人中的影响力明显不够,既不足以使他们抵御西方政治价值观等的影响,也不足以使他们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的基本状况及特点、优势等"从这个意义上看,发挥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在政治社会化过程中的积极作用,首先是发挥好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在大学政治教育中的重要作用,而发挥好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在大学政治教育中的重要作用则必须抓住课程及话语两个基本环节,其中课程又更加重要一些"从课程设置来看,大学政治教育鱼须开设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相关课程,积极开展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普及性教育,务求使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内容时代化,重点讲授与中国特色社会政治的阶段性发展密切相关的内容,并务求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课程的讲授形式大众化,加强实践教学环节,将政治推理的讲授展现为政治参与中的程序与规范等1"从马克思主义政治学时代化、大众化的角度看,大学政治教育巫须增加几门必修课程:其一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原理,通俗系统地讲授马克思主义者观察、思考政治问题的基本立场、方法及基本观点,通俗而深刻地阐释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观、政党观、正义观等,细致而完整地呈现马克思主义者的政治推理方式,深刻地批判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不相适应的国家观、政治观、政党观及正义观等,积极抵御西方政治观念及政治推理等在青年人中的消极影响"其二是中国政府与政治,系统地介绍当代中国政治体系的内容及主要特点等,完整而简要地呈现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体系的框架及运行逻辑,及时地展示中国政治体系的最新增长点,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运行发展的动力系统,分析中国共产党及民众政治需求在中国政治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理解中国政治的复杂性及发展任务的长期性,确立理性负责的普遍政治态度,预防青年人日益发生的政治急躁情绪"其三是比较政治,在比较宏大的视角下,用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方法,一方面呈现世界各主要政治体系的基本政治观、价值理想及其推理体系,既要突出马克思主义政治观、价值理想及推理体系的基本优势,又要为个体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推理提供必要的参考及参照系统;另一方面又要充分比较不同政治体系的制度模块,比较性地得出政治制度#合理化的标准及制度发展的基本趋势等,善于总结和发展政治制度发展的主要经验,善于提取可供借鉴和参考的政治制度模块,社会个体在比较政治中进一步发展政治辨别能力及批判性认识能力,促进公民政治理性在马克思主义基础上的开放性成长" 大学政治论文:大学政治学习月观电影《天狗》有感的思想汇报 敬爱的党组织: 适逢山东师范大学政治学习月,我们历社学院为加强科学发展观的学习及贯彻落实,特地组织了党员,预备党员及入党积极分子集体观看了电影《天狗》,通过观看影片,我受到了深刻的思想教育,通过思考得到许多收获,同时更意识到了自己作为一名大学生,一名入党积极分子的责任与义务,在此我怀着激动的心情把我的思想变化汇报给党组织。 在娱乐媒体日益商业化,电影票房成为首要追求目标的今天,《天狗》不羁地出现,它改编自张平的作品《凶犯》,以一个普通护林员的真实故事映射出当前社会存在的种种弊病,给沉醉于现状的我们狠狠地敲了警钟,引人深思,发人深省,让我们意识到科学发展观提出的必要性,落实的迫切性。 电影中的村长畏首畏尾,村民愚昧无知,全村人屈居于三个地方恶霸的统治,让我只想起了一个词“丑陋的中国人”,围观的群众甚至行凶的“三龙”只是现实社会中的一个缩影,电影拍得很真实也很恰到好处,令人痛心而又无可奈何,我们没有资格去批评无知的村民,不能去怪他们的目光短浅与苟且生活,根症到底在哪,是贫穷。他们迫于生活,无奈地抛弃了人格与道德,乃到人性。没有谁可以容忍一个阻止他们一年多增加一些能吃饱饭的收入的李天狗的存在,什么是最好的奴性化教育,影片中的三龙兄弟给了最直接的答案,那就是贫穷的威胁,没有谁会不害怕贫穷,没有谁能苛求在那个荒芜的小山村里呆了一辈子的老百姓们能不为了钱而听从三兄弟的教唆,鲁迅先生“怒其不幸,哀其不争”的农民生存状态依然没有完全改善。 李天狗是一只真正的天狗,他忠诚于天,忠诚于国家和人民的至高利益,固执地坚守心中的信念与职责。然而他又是孤独的,没有人理解他。护林员天狗被愚昧村民视为超级怪物:在天狗还送礼品时村民们甚至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在天狗给三龙兄弟讲当年护林时战士们的勇敢无畏时,他们无法理解;甚至同样是退役军人的孔青河为了生存也放弃了曾经对国家的诺言……一切的一切令护林英雄天狗伤心,最终他竟成为群众持棒喊打的罪人,真是可悲啊,“拯救者竟然成了被拯救者的敌人”。这样的境况令我们担忧,先觉者的意志,纯粹是为了坚守对国家和人民的忠诚职责,然而他们为实现意志而作出的努力却无力被人民所接受。另外,这部影片也反映出当前的法制问题,法律法规亟待健全完善,我们要靠法律来惩恶扬善,提高国民的精神境界,净化社会。这样就可以让李天狗这样的人不必非得用自己的生命,用暴力犯罪这一无奈的举措来维持社会的正义,以暴制暴终非良策。 这部影片上映是在2006年,让我们深感欣慰的是,党和国家已经逐步重视民生问题,强调科学发展贯彻执行的重要性,提出了加强新农村建设,保护生态环境,教育体制、法制建设、医疗保障等各项工作也在逐步全面展开。当然,光靠政府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必须全社会动员起来,共同努力,建设一个和谐的社会主义中国。 作为我们大学生,更不应该沉浸在中国是文明古国,是日益崛起的大国这种骄傲自满中,我们必须客观冷静地认清现实,认真学习科学文化知识,提高自身的道德修养,从自身做起,从小事做起,为建设一个富强文明和谐的中国而奋斗。中国真正实现现代化的道路还很长很长,其修远兮路漫漫,我们将坚定爱国心,爱党心,努力奋斗,上下求索。 大学政治论文:大学政治教育心理健康教育论文 一、心理教育拓展了政治教育的内容 在过去的教育工作中,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在培育大学生完整的思想道德,政治素养方面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它通过历史分析,哲学引导,道德规范等课程安排,在塑造一名高品质、高素养方面取得了良好的成效。但当今社会更新和复杂,给众多大学生带来很多很新的压力和困扰,传统的课程安排已经不能很好适应培育优异大学生的目标,心理教育作为政治课程的拓展内容,也正好补充了一点漏洞。因此,现高校应重视心理健康教育,积极引导启发大学生们,解决心理上的问题,认识自己以及认识与周边人事物的关系,并学会处理这些关系,拥有一个良好的情绪和心理状态,这样才有利于优质大学生的培养和形成。 二、心理教育拓展政治教育的途径 传统思想政治教育的方式方法比较单一,通常是实例、说服、评价、锻炼的形式来培养大学生的思想认知,思想素质,虽然这些传统的方式取了一定成效,但目前统计下来,它达到的效果不增反减,问题和矛盾也是显而易见的,传统的方式难免令人感觉枯燥乏味,空谈思想政治尤如空中楼阁,华而不实。然而,心理健康教育则形式多样丰富易被学生接受,首先,心理学可以通过平时的沟通,游戏,互动了解把握学生的心理特征,其次运用心理咨询法、疏导、暗示、角色扮演等方法解决心理问题,培养心理能量,构建更强大的内心世界,这样循序渐进下来,大学生们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吸收接收程度就会大大提升。 三、大学政治教育渗透心理健康教育的途径 (一)“两课”中应加大心理健康教育的力度 两门课程中,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仍是主阵地,在过去的培养大学生思想政治素养教育工作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要让这种作用继续发挥下去,首先就需要摸清目前大学生思想状态和心理发展规律。事实证明,思想方面的教育效果不在教育者外部的强制灌输,而是在于受教育者在外部的引导下内化的程度,而内化程度优劣就取决于心理健康程度。因此,在课程的编排上面,就应该进一步增加心理健康教育的内容,如果条件成熟,可以在政治课程之前先进行心理课程的学习,若条件不成熟也可增加一定的选修课供学生学习,首先确保塑造学生优良的心理状态,才能让学生们吸收思想政治课程内容,从而达到思想道德教育目的,使其拥有良好的人格,更好去迎接社会挑战。 (二)思想政治教育要积极推广心理咨询工作 心理咨询是指教育工作者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运用心理学或心理教育学专门的知识和技术,通过语言、文字等媒介方式对受教育者的心理、行为施加影响,使其认知、情感、态度发生相应的变化,从而解决他们学习生活中遇到的挫折感、无助感等心理问题,以增加心理能量,构建健康心理。通过心理咨询,可以及时发现大学生心理上出现的小问题,并予以排解和纠正,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成效性;通过心理咨询,可以帮助心理已失衡,心理障碍或疾病的大学生进行循序渐进的治疗与修复,使其恢复良好的心理状态,从而很好的接收思想政治教育;通过心理咨询,还可以使不断反思反省自我,不管是思想上还是行为上,都能在较高的层次上面不断审视自己,矫正自己,实现对思想政治教育的补充功能。 (三)加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者队伍建设工作 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和心理健康教育是一门专业性很强,要求很高的工作,它不仅要求老师有基本的知识水平和素养,同时要求老师拥有充分的人格魅力,吸引学生,并让学生信服自己,从而接收和吸收教育者的观点和理念。因此,高校应加强思想教育工作团队的建设,定期进行培训和考核,保证教育者团队的优良性和先进性,才能确保他们的教育工作能符合现大学生的身心发展规律,从而取得更好的教育成果。 作者:吴秋颖 陈晶 单位:吉林工商学院 大学政治论文:多元文化下大学政治教育探究 一、多元文化环境下的政治社会化及高等教育中的政治教育 亚里士多德的5政治学6以古希腊的城邦制度为依托,研究了政治在城邦生活中的地位与作用,确认了政治是人的一种普遍属性,即人天生就是政治的动物"从人作为政治动物的属性来看,政治具有与人类历史相始终的普遍性"政治的普遍性一方面说明了政治在人类社会生活中的绝对必要性,另一方面则又说明了政治的存在还普遍依赖于人群在一定范围内的共同体化,即任何一个政治都不能没有与其共生的人类共同体"政治的存在和发展始终要面对与其共生的共同体成员的新陈代谢,一代又一代具有一定政治素质与能力的合格社会成员走进了历史,同时又有一代又一代的共同体新成员通过政治社会化而获得一定的政治素质与能力"社会个体的政治社会化过程虽则千差万别,但其目的则无外乎是获得政治生活所必需的感情、态度、价值、方法、能力等"不同时代即不同社会环境下的社会个体,在政治社会化的过程及结果都不能回避传统与环境的影响"一方面是任何一个能够绵延到现代的政治传统都有很悠久的历史经历,任何政治传统都似乎包含着某些跨越时空的普遍性,从而使得政治传统能够绵延不绝地延续下去,另一方面政治传统总是受到特定社会环境的影响,从而在其绵延的过程中总是伴生着某种变异,变异既体现了政治传统对环境的适应,也是政治传统的发展"政治传统具有内容上的系统规定性,而社会个体则是政治传统的基本承载者,政治传统总是体现在社会个体的政治社会化结果上"作为政治社会化结果的社会个体就基本内容来说就是具备了政治共同体所要求的政治同一性,但社会个体同时还是非政治性的其他社会存在,而非政治性的社会存在又时刻连带并影响着政治性存在,从而使得政治同一性的存在又具备了动态特征,即社会个体需要在非政治存在多样性与政治同一性之间反复进行信息交流,既借以维护政治存在的基本同一性,又及时以政治同一性有效引领或推动非政治性存在的积极发展"传统时代的政治同一性往往表现为权威的独断性及政治价值的非选择性,社会个体的政治社会化往往就只是接受来自政治统治者的一系列独断命题,形成认同和服从统治权威的心理、态度、感情等,甚至可以说作为政治社会化环境的社会文化资源也是统治者一手造成的,至少也是受到了统治在方向与价值方面的强势引导,神学或经学教育以神圣化的命题归纳了政治同一性的基本要求,从而将政治社会化与神学教育的圣化紧密地联系起来¹"因此,传统时代的政治社会化往往是在一个一元化思想文化的环境中完成,社会个体在文化资源及价值命题上并不具有实在的选择性,一元化时代的政治社会化就其过程及结果来看,总显得相对简单"自从文艺复兴以来,不仅人类的社会文化资源及价值判断越来越明显地多元化了,而且非政治性社会存在对政治性存在的依赖关系也逐步地演化为两者平等的互动关系,政治权威越来越需要将自己建立在社会选择的基础上,民主的因素在政治社会化过程中变得越来越不可忽视"这些因素客观上造成了一个多元文化的社会空间"社会文化资源及价值判断的多元化首先得益于文艺复兴以来对世俗文化的复兴,造成了与宗教所聚集的社会文化资源与价值判断地位相当的世俗的社会文化资源,复兴了非宗教形式的价值判断,使得宗教借信仰来垄断社会文化资源及价值判断的历史难以为继"文艺复兴从人出发的人文主义思潮必然会造成更加多元的社会文化资源及价值判断"社会文化资源及价值判断的多元性还得益于全球化社会的逐步形成,造成了人类不同文明单位之间的密切接触,客观上造成了不同文明之间在思想文化上进行广泛接触、深人交流的条件,从而在任何一个社会中,都打开了输人、了解和接受来自其他文明的社会文化资源及价值判断的孔道,并由此而逐步使追求文化及价值的开放成了全球范围内政治共同体的主流趋势,任何一个政治共同体的政治社会化,无疑都难以回避别的文明所带来的文化与价值选择方面的影响"社会文化资源及价值判断的多元化还得益于人口在全球范围内移动所形成的移民潮,特别是不同文明间的移民潮本身就是一股又一股的文化潮及价值潮,移民潮造成了一批为永久性的政治移民,甚至出现了由来自不同文明的移民潮汇集而成的移民国家,而移民国家的政治社会化就不得不面对多元文化的典型背景,社会个体并不得不面对多元价值的冲突与选择,这种冲突与选择表现在政治社会化的结果上就是政治身份的关键词呈现多元化趋势,由此而带来国家特性的模糊性"社会文化资源及价值判断的多元化还得益于文化交流手段及信息获得途径的多元化,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不仅社会个体获得来自发达国家的信息的渠道越来越多元化,而且由于发达国家在政治知识上的丰富性与系统性,在获得现代政治知识的过程中往往也就受到了隐匿在知识逻辑中的特定的感情、态度及价值判断等,至于发达国家利用其文化产业上的优势在政治社会化过程中的隐性影响则更加广泛和深远"在这样一个全球化的时代,任何一个国家的政治社会化都必定是在多元文化背景中发生的,美国的政治社会化也要面临由此而来的特定难题问题与困境º"现代社会的政治社会化与传统社会在主要影响媒介上很不相同"在传统社会,教育对大多数人来说都是一个奢侈品,人们的政治社会化主要依靠日常生活中的耳濡目染,依靠一定文化氛围的长期熏陶,风气和习惯等在政治文化选择及政治价值传承方面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从而在政治社会化的结果上也往往比较保守,倾向于接受、维持和维护既有的价值,lJ断及一元化政治权威"在现代社会,教育已经相当普及,耳濡目染的日常生活虽然还有较大的影响力,但人们的政治社会化的主要影响媒介却明显地转移到教育方面来了,特别是高等教育在政治社会化方面的影响力则因其有较高的能动性而日益表现出了根本的重要性"各国的高等教育客观上都承担着政治社会化的特定功能,而其中的政治教育则又是其中起主要作用的环节"大学教育的特点和优势使大学在我国的公民教育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中国高等教育肩负着为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培养合格公民的职责¹"高等教育中的政治教育,一方面承担着正面宣传、解释社会主流政治文化、政治价值的宣教功能,另一方面还承担着引领青年人的政治价值倾向、培养青年人特定的政治感情、态度、能力等的养成性功能"养成性功能与宣教功能相互依赖、相辅相成"养成性功能不足或落空的政治教育,不过是空头宣教,不能有效地进行主流政治文化、政治价值的代际传递;宣教内容不明显或说服力不佳则在根本上失去了在政治感情、态度、品质、能力等养成方面的引导力甚至是影响力"这就要求高等教育中的政治教育,既要有体现社会主义的主流政治文化、政治价值等意识形态的亲和力,又要具有确实培养社会个体感情、态度、品质、能力等所必需的科学性"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高等教育中的政治教育,在涉及意识形态内容时往往以伦理、宗教、历史、道德等方面的课程为载体,宣传特定政治文化、政治价值的普世性,为所有的政治感情、态度、品质、责任等奠定不可动摇的绝对前提;而在涉及政治个体的政治知识、能力、技巧等时则主要依托于公民教育,而公民教育除了知识方面的言传外主要依托日常生活中实践环节的身教,比如美国大学的体育比赛就颇有公民政治教育的属性º"社会主义国家从苏联开始就高度重视政治意识形态教育,确立了在国民教育的各个阶段上都普遍进行政治教育的体制,中国内地高等教育中的政治教育模式即源自于苏联"在社会主义高度集权的管理体制与相对封闭的社会环境中,高等教育中的政治教育在内容上具有垄断性,并严格地排斥着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成分,从而相对维持着政治社会化的一元文化背景,政治教育所宣教的主流政治文化、政治价值与政治威权密切地联系在一起,政治社会化的任务只是培养政治威权的认同、推崇与服从者,不论是社会个体,还是政治威权,都没有通过教育体制提出其他方面的需求"社会主义国家只要打开国门,实行开放战略,就必然带来政治教育的多元文化背景,就必然会提出对政治社会化及政治教育的新需求,如果高等教育中的政治教育不能正视并满足新需求,就必然会降低政治教育的说服力、影响力,甚至完全化解掉了政治教育的成果"如果政治教育的成果被完全化解,就必然出现不同表现形式的政治风波或剧变,苏联垮台及东欧剧变的根源就在于多元文化背景下政治教育的失败,优秀政治观念的持有者未能抵御住西方民主化思潮的侵蚀,-苏联解体时发生的反共浪潮足以说明其政治教育中的严重问题»"中国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充分重视高等教育中的马克思主义政治教育,注意发挥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在政治教育中的重要作用"。 二、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在大学政治教育中的缺位及后果 自2世纪5年代以来,社会主义政治教育就在我国社会普遍开展起来,各个层面各个方面的政治教育可谓应有尽有"那个时代的中国民众,不论身居社会的哪个角落,都会接受相当系统的马克思主义政治教育,优秀内容不外是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社会发展简史、中国革命史等承载的基本理论,目的则在于阐释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等的必然性及共产党领导的优越性"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及针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普及了马克思主义政治教育,培植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价值观,在全社会奠定了社会主义政治体系的思想基础"从确立共产主义的共同理想,到巩固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再到确立政治领袖的超凡魅力,最终成功地培植出了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相吻合的政治文化,塑造了以服从为主要特征的社会个体"马克思主义政治教育在改革开放前,主要是阶级斗争思维下的无产阶级专政教育,立足于反资防修,以群众运动的形式,在领袖讲话及语录的导引下,进行群众性政治大批判"在政治氛围特别浓郁的情况下,高等教育中的政治教育既有政策性很强的意识形态方面的教育,也有大量的具有政治教育功能的社会运动,高等教育的过程及结果都特别强调政治属性的红,而表示专业素质的专倒还在其次"马克思主义政治教育在社会中培植出来的高度同一性及社会对政治的单向服从性,一方面过滤了政治教育中的政治科学,另一方面又造就了一个泛政治化的社会,两者结合的高潮就是十年"十年的发生同政治社会化过程中过滤了政治科学的内容有密切关系"建国初期,我们,,取消了大学里的政治学系和政治学专业,把政治学看成资产阶级的一种-伪科学.,因而造成了政治学在我国社会科学中的一个空白,取消政治学,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是一个重大损失,三十年来,我们在政治上所犯的错误,特别是发生-.,都可以从政治学的角度作出说明¹"虽然马克思主义政治学恢复了作为一个学科的存在,但它在我国政治社会化过程中的作用仍然明显不足,这尤其体现在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在高校政治教育中的明显缺位"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在我国大学政治教育中的明显缺位主要表现有:第一,我国大学目前的政治教育内容偏重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形势政策等的教育,相对淡化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的比重,从而降低了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在政治教育中的比重,客观上造成了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中包含的宏观政治学原理的教育内容被严重淡化了"这是因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在理论上同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既具有密切的渊源关系,又在基本命题上具有较多的相同点,考虑到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在宏观政治问题上的命题,几乎完全来自于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命题,因此,降低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的教学课时就必然同时降低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在宏观政治命题上对青年学生的影响力"第二,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内容长期以来被大学的政愉教育忽视了,或者说我国大学的政治教育根本缺少进行政治科学教育的传统,再加上政治学被错误取消达近3年的经历,使得人们普遍对政治学抱有一种十分特别的态度"有人认为政治学不够科学而足够意识形态,从而使得在政治教育中普遍性开展政治学教育面临或左或右的障碍,左的人担心政治学教育推广了资产阶级自由化,助长了政治上的西方化,右的人则担心开展普遍性的政治学教育带来过分浓郁的意识形态色泽,造成社会领域的泛政治化"有人则以为政治学是严肃的科学,不可混同于大学中的思想政治教育,将政治学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截然对立起来,要高高筑起政治学围墙,否认政治学知识在现代社会公民养成中的普遍价值"第三,我国大学的课堂外主要是各种职业预备教育,政治学教育缺少在课堂外进行的信息资源,从某种意义上看政治学信息资源的多少与课堂外政治学教育的有效性息息相关"就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大量通俗的政治学丛书及杂志、报纸是有效进行政治学的课堂外教育一个必要条件"美国出版的政治学杂志占全球的三分之一强,据权威的乌尔里希国际期刊指南(Ulrieh.5InternationalPeriodiealsDireeto叮)2(X)6年版的统计,在世界各国出版的政治学刊物共有625种,其中近24种在美国出版,占全世界政治学刊物总额的三分之一强"¹政治学刊物在美国课堂外教育的有效性及政治学在美国社会的贡献率在全球各国首屈一指"我国的政治学杂志还太少,既远远不能满足课堂外政治教育的需要,也极大地限制了政治学在社会发展中的贡献率"大学是青年人政治心理及政治认知发育、形成的重要时期,大众化的政治学教育在巩固社会的基本政治共识、培育个体的政治能力与技巧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马克思主义政治学体现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主流价值,包含了中国社会各阶层的基本政治共识,其在培养社会个体的政治心理、政治认知、形成社会个体的政治能力与技巧方面具有重要的影响和塑造功能,其作用绝不仅仅是创造知识与培养专业教师º"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在大学政治教育中的明显缺位在社会实践中的消极结果已经相当明显,其牵荤之大者主要有:第一,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在青年人的基本政治判断及价值认同上的影响力不足,来自西方的政治分析方式在青年人的政治判断及价值认同上的影响力则明显提升,政治推理上的西体中附在青年人中有一定的普及性"奚广庆对我国政治学原理类教科书中的西体中附现象进行了分析与批评»,但它对该政治推理在青年人中的流行度远较政治学原理明显,却涉及不多"近几年围绕普世价值的争论就较为典型地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与西方政治意识形态对青年人的政治文化争夺"尽管来自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界的声音也并不一致,但总体上在普世价值的问题上持否定态度,而西方政治意识形态在普世价值问题上的高调肯定则吸引了从其他途径进行价值感知的青年人"青年人一旦以西方政治意识形态浸润过的普世价值的影响下进行政治判断及价值认同,就很容易陷人政治推理上的西主中附"西主中附表现在青年人的价值感知上就是无条件地认同普世价值,而表现在其职业性的推理中则是等待或期待政治的西方化"第二,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在政治认知上的影响力受到极大限制,使得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认知方法无法深人到青年人的政治成长中,使得青年人在政治认知上陷人了一种非现实主义的浪漫境地,或者是简单地理解了相当复杂的政治问题,或者是忽略了政治作为重大利益的一面而被西化意识形态俘虏"简单地理解了复杂的政治问题主要表现为试图将丰富复杂的政治现实纳人简单明快的政治推理中,并由此而得出一个解决政治问题的路线图,在信息大量隐蔽的情况下,试图通过模仿或移植,快速直接简单地解决相当复杂的问题,其结果极有可能不是政治问题的解决,而是造成更多更严重的政治问题"忽略了政治作为重大利益的一面,就会忽略作为意识形态的政治实际上还包含着极大的政治利益诉求,而要看清楚这种隐藏在西方政治意识形态背后的利益诉求就必须有充分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认知能力¹"第三,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还具有培育政治人格、养成政治能力与技巧等方面的功能,它在大学政治教育中的明显缺位直接导致青年人在参政方面的准备不足"由于缺乏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政治参与知识,青年人一方面抱有对政治参与的不适当认识,或者认为政治参与没有实质影响,或者认为政治参与的制度空间狭隘,或者认为政治参与的获益不大,从而对政治参与没有足够的兴趣,而政治参与兴趣的不足反过来又巩固了政治人格方面的缺陷;另一方面又缺少政治参与方面的基本训练,以致缺乏常态情况下的政治参与能力,或者片面地理解政治利益,不能正确处理政治利益与其他利益的关系,或者不善于进行政治沟通,不能顺利地表达政治利益,不能正常地实现政治利益;青年人在政治上比较急躁,根源也在于未能从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学习中获得必要的理性精神,在政治参与中容易呈现出非理性主义,非理性主义的心理根源就是常态政治利益不能实现而积累起来的政治怨望,它一旦获得一个突破口就会表现出歇斯底里的狂视,大学校园政治中学生的歇斯底里的狂飘已有若干呈现º,其与社会底层公众在政治参与不畅情况下爆发的群体性事件如出一辙"。 三、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在大学政治教育中的功能及实现途径 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哲学基础是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随着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体系的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学逐步建立起了学科推理体系"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学科推理体系最初主要运用哲学、经济和历史的方法,揭示政治发生、发展的客观规律及历史趋势,深刻分析了作为经济的集中表现的政治,如何以科学的方法与途径,在社会发展及人的解放过程中的重要作用,5共产党宣言6是其第一个最重要的文献»,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许多重要文献同时也往往就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重要文献"马克思主义者的政治推理表现出了完整的逻辑,并有相当的说服力,这在阶级革命及社会建设中已获得足够的证明"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在理论上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者的政治推理,在实践中则以非常通俗的形式普及了马克思主义者的政治推理,不仅吸引并教育了中国的新知识分子,而且成功地改造了中国传统的旧政治,极大地改变了根据地农民的政治性格,普及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民主集中制,以人民民主的形式,团结和带领在政治推理上马克思主义化了的大众,获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人民当家做主的共和国"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社会中流行的政治推理虽然有过这样那样的左的问题,但仍不失为一种有吸引力的政治推理"当然,由于错误地取消了政治学,社会中流行的政治推理在科学性上有较大的偏颇,在实践中造成了比较严重的问题"这与广泛开展的马克思主义教育有密切关系,一方面是广泛开展的马克思主义教育在培养社会个体的政治推理方面产生了极为明显的社会效果,另一方面是广泛开展的马克思主义教育缺乏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必要内容,形成了理论认识上的盲区,相应的也在实践中表现出了相当的盲目性"从培养社会个体的政治推理来看,马克思主义政治学教育在中国社会具有特殊重要的使命,既要注重政治价值层面上的马克思主义共同理想教育,又要强调政治推理的合理性,将马克思主义政治推理的吸引力与合理性普遍地实现于社会个体中,这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学教育在当代中国的重要使命"马克思主义政治学作为一种知识体系由来已久,但作为一个学科及大学教育的课程体系在中国才刚刚3年,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在社会中的作用还仅限于培养专业人才及提供智能产品,其在社会个体的政治社会化方面还没有产生普遍的影响,在一些重要的命题上,它的影响力还不如西方政治学"来自西方政治学的词汇、术语等的影响力及流行度有日渐提高的趋势,其中在价值观层面的影响又较为突出¹"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在社会个体政治社会化方面的影响不够,原因可能很多,但是知识传授的体制化安排肯定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影响因子,其中大学政治教育中的政治学课程缺位又是影响因子中的重中之重"从培养合格的社会政治个体的角度看,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在我国大学政治教育要实现的功能主要有:第一,大学生处在政治社会化即将初步定型的关键时期,还具有很强的可塑性,正处在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相吻合的政治观、国家观、政党观及政治价值观等的形成期,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基本政治原理教育及政治价值观宣讲在引导青年大学生的基本政治观方面可以发挥重要影响"只有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相应影响充分发挥出来,形成普遍性的影响,才能有效抵制西方化政治价值观以大众多元文化传媒产生的消极影响,才能培植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政治推理范式,巩固和发展持久稳定的政治大局"第二,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还可以详细深人地阐释政治的科学原理,介绍政治生活的基本常识,比较不同政治体制的优缺点,培养社会个体的政治辨别能力及政治批判能力,揭穿某些看似普遍的政治语言背后的利益驱动,揭示隐藏在复杂社会关系中的政治本质,正确认识政治利益与社会利益的连带关系,深刻剖析社会层面的个体利益与政治层面的个体利益的关联,提高社会个体参与政治的积极性、自觉性,培育社会个体政治参与的基本能力与技巧等"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特别擅长政治的社会分析,并着重分析了中国社会的情况,批判地分析了西方社会的政治本质,在有效提供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相适应的基本政治知识及提高相应的政治参与能力方面有明显的学科优势"第三,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在中国语境中获得了重要的阶段性发展,其对中国政治的客观情况有相当深人的研究,不仅可以详细地介绍中国政治体制各个层面的内容,介绍中国社会特殊的政治利益反映渠道及政治信息沟通方式,而且还可以提供各地政治参与不同情况的详细知识,介绍不同社会阶层影响政治决策的方式、媒介及影响力度等,还可以介绍中国政治的决策体制、程序及影响要素等,提供政治参与所必需的政策解读教育"现代社会的个体成员与共同体的密切联系主要是通过政治发生的,从某种意义上说社会个体从共同体的政治决策中获益,已经成了政治共同体巩固存在的一个必要参量,社会个体越是普遍地通过政治方式更多地获得了来自政治共同体的利益分享,就越是认同和维护政治共同体本身"社会个体如果自身在以政治方式获得政治共同体利益分享受到了明显限制,那么,社会个体对政治共同体的合法性认同就会出现松动、松懈"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在社会个体政治社会化过程中的作用,已经到了必须自觉强化的地步,否则就不能很好地服务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持续协调发展"青年人的政治观正在趋于成熟,由于年龄的原因,他们的政治热情高,具有饱满的政治理想,缺乏对中国政治的实事求是的认识,容易受到来自西方政治理想的影响"中国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必须以政治的可持续发展为基本前提,而政治的可持续发展又以政治观念等的前后继承具有特别密切的关系"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在当代中国青年人中的影响力明显不够,既不足以使他们抵御西方政治价值观等的影响,也不足以使他们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的基本状况及特点、优势等"从这个意义上看,发挥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在政治社会化过程中的积极作用,首先是发挥好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在大学政治教育中的重要作用,而发挥好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在大学政治教育中的重要作用则必须抓住课程及话语两个基本环节,其中课程又更加重要一些"从课程设置来看,大学政治教育鱼须开设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相关课程,积极开展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普及性教育,务求使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内容时代化,重点讲授与中国特色社会政治的阶段性发展密切相关的内容,并务求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课程的讲授形式大众化,加强实践教学环节,将政治推理的讲授展现为政治参与中的程序与规范等¹"从马克思主义政治学时代化、大众化的角度看,大学政治教育巫须增加几门必修课程:其一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原理,通俗系统地讲授马克思主义者观察、思考政治问题的基本立场、方法及基本观点,通俗而深刻地阐释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观、政党观、正义观等,细致而完整地呈现马克思主义者的政治推理方式,深刻地批判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不相适应的国家观、政治观、政党观及正义观等,积极抵御西方政治观念及政治推理等在青年人中的消极影响"其二是中国政府与政治,系统地介绍当代中国政治体系的内容及主要特点等,完整而简要地呈现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体系的框架及运行逻辑,及时地展示中国政治体系的最新增长点,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运行发展的动力系统,分析中国共产党及民众政治需求在中国政治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理解中国政治的复杂性及发展任务的长期性,确立理性负责的普遍政治态度,预防青年人日益发生的政治急躁情绪"其三是比较政治,在比较宏大的视角下,用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方法,一方面呈现世界各主要政治体系的基本政治观、价值理想及其推理体系,既要突出马克思主义政治观、价值理想及推理体系的基本优势,又要为个体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推理提供必要的参考及参照系统;另一方面又要充分比较不同政治体系的制度模块,比较性地得出政治制度#合理化的标准及制度发展的基本趋势等,善于总结和发展政治制度发展的主要经验,善于提取可供借鉴和参考的政治制度模块,社会个体在比较政治中进一步发展政治辨别能力及批判性认识能力,促进公民政治理性在马克思主义基础上的开放性成长"。 本文作者:张师伟工作单位:西北政法大学波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大学政治论文:市场经济形势下大学政治教育研究 随着经济的全球化、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初步建立,以及我国高等教育的不断改革和发展,我国的高等教育也已进入市场化阶段,为适应这种变化,各高等院校积极进行改革,以期在未来的高校结构中确认自己的地位,在新形势下更好地发展。作为高等教育工作的一个重要方面———思想政治教育也要适应市场化趋势,因此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者对思想政治教育面临的问题、内容、方法上都要进行新的探讨,以适应形势的变化。 一、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思想政治教育 所谓市场经济是指适应社会化大生产和国际化的需要,以市场作为配置资源的经济运行形式和方法。市场经济是以竞争为基本原则的,可以说竞争是市场经济的灵魂,是市场经济的主要调节方式。但是市场经济是信用经济,市场经济的竞争不是无序的,而是在公平、公正、公开的条件下通过相互信任实现和形成的。所以说诚信、公平、公正、公开是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离开这些原则就不是真正的市场经济,就不可能实现社会利益的最大化,社会资源就会出现浪费。而诚信、平、公正、公开正是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内,也是我国高等院校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方面。历史已经证明并且继续证明当市场经济中出现不公正、不自由、不守信时必然伴随着物欲横流、道德沦丧等思想的横行;同时当社会的思想教育受到重视,人们的公平、守信和公正思想意识提高市场经济才能真正有效地配置社会资源,整个社会才能获得最大效益。 二、市场经济条件下高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出现的新问题 (一)缺乏明确的学习目的和人生理想理想是人的精神支柱,远大的理想是人们开拓进取的永不衰竭的动力,它给人以坦荡的胸怀和崇高的情趣,是人们完成事业、学生完成学业的浩大的力量源泉。把学习目的与人生理想紧密联系起来,将对学生思想道德的提高及学习起到很大的促进作用。但是,目前高校的部分学生,缺乏对理想的追求,更谈不上树立正确的学习目的,他们没有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及为社会主义事业献身的精神。有的学生缺乏学习动力,认为来校只是为了一纸文凭,平时学习不努力、不刻苦,思想上不求进取,少数人崇尚个人奋斗,把个人理想置于社会理想之上,讲理想、讲道德、守纪律的观念随之淡薄,取而代之的是极端的个人主义。在市场经济大潮中,不是汲取好的东西,而是获取了一些不健康的东西,追求享乐主义,对人生抱着无所谓的态度,不求上进,一味的放纵自己,一些不良行为也随之而来,不讲文明礼貌,不讲社会公德,缺乏法制观念。 (二)功利主义和拜金主义思想在大学生中仍有市场 在建立和发展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必然会强化人们的效益观念、利益追求,这本来是正常现象,但金钱万能、功利主义和拜金主义等腐朽思想却反映到了少数大学生中间。有的学生认为挣钱是工作的主要目的,赞成市场经济并不需要道德,满脑子名利和金钱。对象征着无私奉献的雷锋精神,认为已经过时,现在提出来是老调重弹。那些身穿皮尔卡丹,手持明牌手机,怀揣信用卡的大款们对有些学生的示范效应已超过雷锋、焦裕禄等模范人物所具有的榜样力量。在功利观念的影响下,有的同学急于增强自己在社会上的搏击能力,把这种能力的培养与道德修养的提高及知识的积累对立起来,他们在学习上急功近利,对基础理论学习产生浮躁情绪,坐不下来,钻不进去。 (三)对政治理论学习不感兴趣,甚至抱有某种逆反心理 大学生正处在积极思考、探索真理的时期,也是形成世界观和人生观的时期,如何使他们明确坚定的政治方向,仍是当前必须解决的主要问题。尽管目前在大学校园内出现了学习马列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及三个代表的高潮,学生开始自发地从理论学习中去寻找答案,探索真理,这是一种积极的主流。但是,有的学生对共产主义缺乏信念,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缺乏信心,少数人甚至分不清是社会主义好还是资本主义好。因而,对政治理论学习不感兴趣,甚至抱有某种逆反心理。 (四)社会上某些错误思潮和消极丑恶现象在侵蚀大学校园 目前大学生的人生观、价值观离我们所要求的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接班人的标准还有一定的距离,特别是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解还存在问题。近几年来,一些人只求经济效益,不顾社会效益,出版、传播一些腐蚀大学生心灵的书刊、影视、音、图片等,构成了一个不良的德育环境,无时不在侵蚀着大学校园,侵蚀着大学校园的学子们。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环境的一些不良影响与高校大学生人生观、价值观教育的目的和内容格格不入,客观上抵消了学校思想政治教育的作用。 三、市场经济条件下高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 市场经济是现代经济的表现形式,把握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高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有利于高校德育工作的开展。 (一)突出爱国主义和民族精神的教育主线在多元化的市场环境中,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要坚定地进行爱国主义和民族精神的教育,并将其作为思想教育的主旋律。引导学生在接触开放的文化环境里,自觉抵制民族虚无主义和崇洋媚外的思想,努力把爱国主义和民族精神的教育落到实处。思想政治教育应由感性到理性,由浅入深,引导学生由爱父母、爱师长、爱他人、爱集体最后上升到爱祖国。 (二)树立正确人生观 社会经济的发展使人们的价值取向呈现多元性。然而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必须坚持一元化的导向,使学生明白社会所容纳的并不都是时代所提倡的。价值的真谛在于无论是社会价值还是自我价值,都要通过自身劳动来实现。说到底,人的价值就是更多地为社会创造和奉献。要从学生生活的最贴切处入手,诱发他们的生活理想,激发强烈的职业理想,把社会理想、为祖国作贡献的理想教育落实到学生的职业理想上。理想是动力,也是激励,在理想的驱动下产生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从而树立起正确的人生观。 (三)树立新时期人才质量的德育观市场经济的发展使人们认识到,最终决定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速度的根本不是物质资源,而是人才资源,当今市场的激烈竞争,实质是人才质量的竞争。作为向社会输送人才的高校,在思想政治教育上要积极探索新时期对人才质量的要求,建立新时期的人才质量标准。新时期人才质量标准,已不再单纯是过去那种踏实肯干、服从命令听指挥的类型,而是思想和能力相结合的复合型、适应型、开拓型的人才。因此,在思想政治教育上要给学生全方位的意识和能力,培养学生具有职业意识、创业意识、敬业意识、质量意识、竞争意识、公关意识、科技意识和法制意识,同时要在实践中培养学生良好的自省能力,能经受挫折和失败的考验。总之,时期的院校德育应培养出个性全面和谐发展的人、现代的人和国际型的人。 四、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高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方法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最终目的,就是为了使青年学生能够始终保持昂扬向上的良好精神状态,参与市场竞争,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要达到这一目的,不仅需要理论上的原则,而且需要形成一套系统的运行方法。第一,要发挥课堂教学的主导作用。课堂教学是学校的中心工作,要充分发挥课堂教学的作用。在课堂教学中要挖掘好德育的各因素,把它的内容分解、贯穿到学校各学科课堂教学之中,变单纯知识传授为智育和德育的统一。第二,要创造浓厚的氛围,学校要通过重新整顿和布置校园文化设施,使学校的墙壁、走廊、教室、学生公寓、重要活动场所等都成为德育的阵地,把单调的德育内容变为实实在在的、说服力强的具体形象的东西,为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德育工作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和提供各种载体。第三,要紧密结合各种各样的社团活动和社会实践活动。要把德育工作和各种各样的社团活动有机地结合起来,为德育工作提供一切教育手段。四,要加强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学生进人才市场参与竞争就要求德育应把培养学生健康的心理素质放到首位。 五、不断改进,主动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 当前社会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思想政治教育光靠老经验、老办法是不够的,必须有创新。要改变过去以“灌输”为主的办法,力求使思想政治教育与学生投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结合起来,与学生的学习、生活结合起来,与学生管理工作结合起来,与学生丰富多彩的课余生活结合起来。具体工作方法上,要在寻求思想政治工作与业务工作的结合点上下功夫,当前要着重解决以下问题: 第一,要使思想教育工作具有更大的吸引力、说服力。要做到这一点首先要有的放矢,有针对性。这就要求我们关心教育对象,了解他们在想什么,有哪些困惑,并想方设法去解决。其次要以理服人,用理论的力量、知识的力量、事实的力量来讲话。 第二,要完善、探索有效的教育形式。近年来发展起来的如社会实践活动、电视教育片的形式都到学生们的广泛欢迎,今后应不断总结经验,进一步加强提高。 第三,充分调动教育对象本身的积极性、主动性。这几年学马列小组、学习基本知识小组活动开展得很有特色,学生们融入其中,其积极性、主动性得到了发挥,既丰富了他们的业余生活,又使他们从中学习知识,陶冶情操,受到教育。今后应进一步加大此类业余活动所涉及问题的广度和深度,给他们留出更多发挥积极性和主动性的空间,从而吸引更多的学生参与和思考,将思想政治教育进一步引向深入。 如何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加强和改善高校思想政治工作既是一个理论问题,又是一个实践问题。有思想政治工作的共同点又有市场经济条件下特殊性和复杂性。当前仍有许多方面需要我们去探索。使得我们的思想政治工作能进一步贴近时代特点,进一步走向深入。 大学政治论文:大学政治教学中社会实践活动的作用 【摘 要】所谓的社会实践活动,其实就是以社会为主体的各类实践和参与性的活动,是新时期大学政治教学的一个重要的抓手。开展多种多样的社会实践活动,有利于大学生提升个人的综合素质,也有利于教师队伍的壮大,更有利于教学工作的进步。本文正是以此为切入点,论述了大学政治教学中社会实践活动的作用。 【关键词】大学生 思想政治教学 社会实践活动 思想素质 大学时期的政治教学已经上升到一个全新的阶段,即教学工作、教学活动的开展不能仅仅限于课堂和校园范围,而是应该扩展到更为广阔的社会生活中去。尤其在新时期,研讨社会实践活动在大学政治教学中的作用,还是很有必要的。 一 社会实践活动从各个方面丰富了大学政治教学,提升了教学效果 所谓的政治教学中的社会实践活动,是指以思想政治为主题的各类有益的实践教学,其社会性、公益性、教育性的特征尤为明显。在大学思想政治教学进程中,广大教师要深刻认识到开展丰富多彩的社会实践活动中的重要性,并做好学校与学生两方面的工作。首先,广大教师要争取学校的支持和帮助,为开展政治社会实践活动提供前提;其次,教师必须让学生们认识到社会实践活动的重要意义,激发学生们的参与热情。只有做到这些,社会实践活动才有可能顺利开展,同时也可以提高大学政治教学的质量和效果,因为在社会实践中,学生的能力可以得到潜移默化的提升。 另一方面,开展社会实践活动,是对大学政治教学内容、形式、手法及模式的丰富,也是一种极大的创新。例如,教师们组织大学生开展一次“关爱孤寡老人”的社会公益实践活动,让学生们到敬老院、养老院甚至社区中探访、关爱孤寡老人,了解他们的生活与情感状况。类似这样的社会实践活动可以经常开展,可着重设定特定的主题,以培养学生们的爱国爱民、热心公益、参与社会事务的积极性。总而言之,以社会实践活动为主线,将政治教学推向深层次,无疑是新时期大学政治教师开展教学的有效选择。 二 在社会实践活动中大学生能够不断进步,学生素质也得以全面提升 大学思想政治教学的优秀任务就是培养思想素质过硬、综合能力突出,具备社会实践能力的合格大学生,这与社会实践活动的目标不谋而合。所以,将社会实践活动看作是对大学生一次很好的历练与培育,是十分合适的。可以看到,在参与社会实践活动的同时,大学生已经在扮演社会中的某个角色,已经在或多或少地参与社会事务,也已经真正地开始成为一个“社会人”,而这一切恰恰是大学政治教学的优秀诉求。一方面,大学生通过参加社会实践活动,能够提高自己的思想觉悟与实践意识,同时提升自己动手、实践与团队协作的能力;另一方面,在社会实践活动的历练下,大学生的思想道德素质、爱国爱民情操与综合素养,都会有一个很大的进步。 例如,教师们在组织开展以“关注留守儿童”为主题的政治社会实践活动中,可以要求学生每人着重关注一名儿童,并且掌握孩子的各类情况。在整个活动中,学生可以深入了解留守儿童的思想、生活、学习与家庭状况,并且提升自己照料与帮助别人的能力,也在无形中锻炼了自己的能力。类似的关爱活动,无疑可以激发起大学生的情感和情绪,让他们更加珍惜自己的大好时光,同时更加充满对社会、民族的热爱。在活动中,大学生的思想政治素质、道德品质和个人修养都会有一个质的提升,这也是政治教师们所乐见的。 三 社会实践活动可以提高教师素质,促进政治教学的进步 教师也是大学政治教学的重要参与者,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教学的发展与方向。因此,开展社会实践活动离不开教师素质的进步。具体来说,社会实践活动可以很好地帮助教师再次成长、不断进步,从而为教学的发展提供更大的能量。一方面,社会实践教学有助于提高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的思想政治理论素质。另一方面,社会实践教学有助于提高高校思想政治教师的施教能力。要积累社会实践教学所需的创造性理论知识,思想政治教师就必须掌握有效指导学生进行社会实践的技能和技术,即对教材和各种教育素材的加工、吸收和精选的能力,组织教学过程的能力,驾驭课堂教学的能力,将精选后的知识直接传授给学生的能力等。 因此,必须协调好学生与教师在社会实践活动中的位置,让教师紧密地参与到政治实践活动中来,从而切实提升业务素质、教学能力、思想道德品质与全面修养,为推进大学政治教学的全部发展贡献力量。 综上所述,新时期的大学思想政治教学离不开丰富多彩的社会实践活动,因为社会实践活动对于提升大学生、教师的综合素质都大有裨益,也是教学工作的“催化剂”。 大学政治论文:反对胡伯威对大学政治理论教育的诬蔑 “中国青年”第11期上登载了北京大学物理系学生胡伯威写的“教条主义对大学生的影响”一文。这篇文章主题是谈教条主义对大学生的影响,实际上是涉及到当前政治思想教育工作上一些重要问题。其中至少有下列几个问题是我所不能同意的。 1.关于对过去政治教育工作的成绩的估价问题; 2.关于大学政治理论教员水平的估价和同学学习政治理论课的态度问题; 3.关于开放禁书问题;我愿意在这里提出我对这些问题的意见: (一) 胡伯威在他的文章中说:“大学政治教员十有八、九都是讲得那样贫乏、干枯,寸步离不开教科书,好像话不是通过教员自己的脑子泻出来的,没有思想的活力。这样讲出来的东西使人感到很难理解,很难信服”,因此“现在有很多人失去了对政治理论学习的兴趣和信心”。他又说:“这几年我感到有一种风气,似乎大家认为一个大学生的水平就在于一些抽象的政治概念、原则接受得怎么样……这样就必然培养出一群不能独立思想的教条主义者”。还脱党团组织是“片面地欢迎‘老实人’”。因此,他同意有人这样说“他们除了‘党性’以外什么都没有了”“×××是用教条主义捏出来的”。…… 教师是这样教的,党团组织片面地欢迎‘老实人”,培养出来是教条主义者,——这就是胡伯威对当前政治教育工作的一个估价。因此胡伯威说“我们也感到迫切需要思想上的解放” 这种估价显然是不符合实际的。 我想从这次整风运动说起: 在这次整风运动中,北京大学右派分子打着反教条主义、反官僚主义的招牌,有组织,有计划,而且是以迷人的口号、字眼,以“深奥”的“系统的”理输,来否认马克思主义最基本的原理,说什么“三害的根源是无产阶级专政”,“社会主义制度产生三害”,“无产阶级专政过时了”,“‘再论’是唯心主义”,“共产党是官僚机构的化身”,“不要共产党也能进入社会主义”……他们还高呼“民主真理万岁”“要独立思考”等等。右派分子的这些十分恶毒的言论,在少数平时不重视政治理论学习、不大关心政治问题的同学中,确实被迷惑过。但尽管如此,右派分子所得的下场又是怎样的呢?每个参加北京大学反右派斗争的人都亲自看到右派的“理论”在北大同学面前是如何的受到了体无完肤的驳斥。同学们清楚地懂得三害的根源是私有制的产物,根本不是什么公有制的产物;懂得没有共产党的领导是不可能真正实现真正的社会主义;懂得“民主”“真理”是具体的,有阶级性的而不是抽象的;也懂得独立思考与一定的立场是有关的……。于是,同学自己创办了许多大型的刊物:如“浪淘沙”“思想战线”“论坛”“说理”,还经常出油印报“五月”“助整风”等等(投稿的有老师,但更多的是同学自己)。在这里,同学们以充分的理由和可靠的事实,给右派分子的“理论”以致命的打击。 这些事实说明了什么呢?它强有力的回答了这样一个问题:如果说,我们过去不受马列主义教育,不学习政治课,如果说,过去的政治课,党团的教育只是教条主义式的教人,而我们又都是些教条主义捏出来的“很驯良”“规矩”的“老实人”,那么试问:在这次巨大的风浪之中,在这次激烈的政治思想斗争之中,我们的同学能够嗅得出右派分子的反动“理论”并把它驳得体无完肤吗?如果是站在教条主义的立场,被教条主义捏出来的“老实人”,显然是决不会做出捍卫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战绩出来的。 当然,我在这里并不是想掩盖大学政治思想教育中过去是存在有教条主义,有脱离实际的缺点的。否认这些缺点也是不实际的。但是决不能由于这些缺点而否定了政治思想教育中主要的是成绩。说什么“迫切需要思想上的解放”,人们不禁要问:是谁需要思想解放,解放什么思想呢?难道在我们进入社会主义的时候,还需要解放资产阶级的思想,让资产阶级思想大肆泛滥吗? 近一时期来,有些人竟这样,认为一听到教员讲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就认为是教条主义,是束缚人的思想。这真是不可理解,按这样逻辑,只有不说马列主义基本原理才不算教条主义了。然而这正是右派分子向党发射的一枝毒箭。我们不能够不警惕这一点。 政治教育是我们的灵魂,社会主义的政治教育必须是马列主义教育。从这次整风运动中暴露出的不少问题来看,应该说,我们过去不是马列主义说得太多,而是说得还不够。因此今后更必须加强。 (二) 其次,我想谈谈大学政治理论教员的水平和同学对于政治理论课的学习态度问题。 胡伯威说:“大学政治教员十有八、九都是讲得那样贫乏、于枯,……这样讲出来的东西使人很难理解,很 难信服”。我认为这种看法是不全面的。大学中政治教员真是十有八、九讲解那样贫乏、干枯,甚至寸步离不开教科书?这种教员的数字我没有统计,但据我所知,北大的政治理论教员的教学:大部分还是受同学欢迎的。 当然,政治教员教得不够好,对学生学习理论课的兴趣有所影响,这的确也是事实,但这还不是同学对政治课不感兴趣的关键性的原因。关键问题是这些学生存在有脱离政治的倾向。 自从党中央提出“向科学进军”的号召后,在学生中间,政治与案务的矛盾似乎是突出了。不少的学生认为“政治与业务不可得兼”。因此提出“先专后红”对社会工作也不愿干了;有人认为现今学生的立场问题已解决,可以专搞业务了;有的同学甚至认为政治工作由党团干部搞,我们只搞业务就行了,提出所谓“分工论”。在这次整风运动开始,有的同学还支持“不修政治课”或“选修政治课”……这些思想不是忽视政治倾向又是什么呢?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批评了这种倾向。主席说:“在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中间,最近一个时期,思想政治工作减弱了,出现了一些偏向。在一些人眼中,好像什么政治,什么祖国的前途,人类的理想,都没有关心的必要。好像马克思主义行时了一阵,现在就不那么行时了……在思想上要有所进步,政治上也要有所进步,这就需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学习时事政治。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等于没有灵魂”。 由此可见,政治课的效果,不但要从教更应从学的方面来考察。只是片面夸大教员一方面的缺点,甚至把政治课教员的形象加以丑化,这是我们绝不能容忍的。 (三) 最后,谈谈关于开放禁书的问题。 胡伯威说:学生求知欲不旺,其中主要原因之一是禁忌太多,他还举例说偌大一个北大图书馆,为什么不能开出‘英国文艺’‘丹麦文艺’‘日本文艺’……的架 子呢?许多世界大文豪的作品一本也看不到。” 只要是北大学生,看了这段话后,都会发生疑问:果真学生的求知欲不旺是禁忌太多吗?果真许多世界大文豪的作品,一本也看不到吗? 北京大学过去禁止借阅的书大都是黄色荒淫的书,希特勒、、胡风集团的反动书以及一些不利于国际团结的书。这三类书开禁对我们又有什么好处呢? 苏联大文豪托尔斯泰车尔尼雪夫斯基、普希金……的作品不用说很多。现在问题在于:是不是西方大文豪的作品都禁忌着呢?不,大家知道西欧有五个著名的大文豪,莎士比亚,拜伦,巴尔扎克歌德,莫里哀。他们的作品现在就拿代表作来说“哈姆莱特”:“哈洛尔德游记”和“唐璜”,“高老头”,“浮士德”,“伪君子”,不是在图书馆中明明放着,同学都能借阅吗?法国的雨果,英国雪莱,乔叟的作品,法国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法国的缪塞的作品,美国马克·吐温,杰克·偷敦的作品不是多得很吗?怎么能说“世界人文豪的作品一本也看不到呢”?至于不开丹麦、日本文艺单独架子却只是因为翻译得少而已。 其实不要说文艺书,就连世界最大唯心主义哲学家黑格尔的作品,在我们国家里发行得多得很呢? 说禁忌太多,那是不符合事实的。说禁忌太多,因此呼吁:“学校图书馆应赶快开禁来灌溉这些频于干枯的幼苗”,更不能使我同意。现在不是同学没有书看,而是有的同学没有好好看,现在同学不是把马克思主义的书看得太多,而是看得太少。胡伯威这种看法只是表明了1.不看事实;2.教条主义式的把戏剧界里的禁忌问题搬到学校中来;3.更主要的是,胡伯威流露出“马克思主义的作品会束缚人的思想”的情绪。 以上是我的意见。我同意“不要以教条主义来反对教条主义”,但我还要说一句我们也反对以修正主义来反对教条主义。 大学政治论文:浅谈如何以科学发展的角度看待大学政治辅导员工作 [摘要] 辅导员作为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最基层的工作者,是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骨干力量,他们是学生健康成长的指导者和领路人。他们承担着培养人、教育人的重要职责,他们对学生有着最直接的影响。新形势下,应该以科学发展的思想去看待大学政治辅导员工作。 [关键词] 政治辅导员 科学发展 学生管理 学生是学校的主体,学生管理工作是学校的教育教学的根本性任务,做好学校日常学生管理工作,促进学生健康成长,是从事学生管理工作人员的基本职责。科学发展观的优秀是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吸收和借鉴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科学系统地揭示了社会主义发展的客观规律。科学发展观所蕴涵的基本思想和发展规律体现了构建和谐校园的目标要求,对新形势下高校学生管理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坚持科学发展观就必须树立科学的学生观。坚持以人为本就是坚持一切以学生为本,促进学生成才。 一、提高自身修养,树立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使命感 学生管理工作任务重、责任大,事无巨细,这就需要辅导员要做好本职工作就要树立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大学生是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的新生力量,他们担负着祖国明天的发展重任,作为大学生政治辅导员,担负着引导大学生健康成长、明确思想政治方向的任务。因此,增强辅导员的政治使命感和政治觉悟尤为重要。作为政治辅导员,就要具有坚定的政治信仰和敏感的政治在理论素养。要树立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有饱满的政治热情、强烈的事业心、高度的工作责任感;坚定不移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把握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正确方向,努力开创工作的新局面。 作为学生政治辅导员,必须加强理论学习,不断用马列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武装头脑,始终保持政治上的清醒和坚定。树立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新形势下,科技日新月异,社会快速发展,作为辅导员必须坚持科学发展的态度,适应新形势、新情况,才能从根本上提高自身素质,才能以科学发展的态度去解决问题实现新的提升。 二、重视提高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以科学发展观的角度进行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思想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把以爱国、爱校教育为重点对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树立学生正面的、积极向上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和大局观。加大对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的力度,加强政治学习,鼓励大家积极向党组织靠拢,教育大家树立对国家、对党和对学校感恩的思想,提高学生学习的动力,不断探索思想政治教育新途径,把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贯穿教学工作始终。 三、学习践行科学发展观,树立以学生为本的理念 坚持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的优秀理念,科学发展观为我们辅导员工作指明了方向,我们要以学生为本,促进学生的积极、全面、可持续的发展。坚持“严、勤、创、实”的工作作风,把教育学生如何做人,如何成人作为辅导员首要的工作。作为学生政治辅导员,是学生最接近的教育管理者,我们首先要不断加强学习,不断完善自己,提高自身管理水平,丰富自身的内涵,强化服务意识,以自己独特的人格魅力来影响学生,教育学生;真正做到“急学生之所急,想学生之所想”。 四、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完善科学化学生管理制度 在学生管理中落实科学发展观,要根据社会需求,积极围绕培养应用型人才的目标,结合我院实际,建立起完善的、科学的管理制度。学生政治辅导员作为最基层的学生管理者,要经常深入学生中间,听取学生新声,在学生日常行为规范、安全教育、综合测评、评先评优、违纪处分、社会实践活动以及毕业生就业等方面,因地制宜,建立一套科学的管理模式,使学生管理工作进一步规范化、制度化、科学化。尊重学生的主体性,强化学生自我管理的服务意识,提高学生管理的针对性,加强学生管理的有效性。努力建立一套学生科学管理的长效机制,使学生管理工作进一步制度化、规范化、科学化。 五、实践科学发展观,创新学生管理工作 建立长效的辅导员工作机制,首先建立固定的例会和政治学习制度,每周安排固定的时间有计划、有准备地召开班委例会、班级例会,开展政治理论学习、思想政治教育,安排工作,交流经验,研究讨论并解决存在的各种问题,定期进行工作总结。其次,建立长效的深入学生内部的制度,辅导员经常深入到学生的生活中去,经常到学生宿舍、经常找学生谈心,及时了解学生的动向,及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防患于未然。 作为学生政治辅导员,以科学发展观的角度,进行学生管理首先要强化对学生的服务意识,一切为了学生,一切从学生出发,突出学生主体地位。与学生作知心朋友,经常与学生谈心,充分了解学生的思想变化,了解学生的学习、生活等状况,积极帮助学生解决生活和学习中的实际问题。作为学生政治辅导员,要注意加强与学生的情感交流,让学生有问题第一时间想到的是辅导员,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学生发展因人而异,辅导员要因地制宜,了解学生的优缺点,寻找学生身上的闪光点,对不同的学生,采用不同的教育方式,尊重所有的学生,用真诚、信任、和关怀去感染学生、引导学生健康成长。 总之,辅导员作为学生管理者,作为学生最贴心的人,坚持科学发展观指导学生管理工作,就要始终坚持以学生为本,提高自身修养,改革管理模式,提高服务意识,做学生知心朋友,帮助学生解决学习、生活等问题,用自身的人格魅力去影响学生,科学性、创新性、建设性地去开展学生管理工作。 大学政治论文:关于大学政治功能的经济成本研究 摘要:政府政治投资与教育投资的融合,是中央集权制国家教育财政的特点。在这些国家公立大学履行政党政治功能的费用,已成为学校运行成本的重要构成要素。当前我国公私立大学不同的功能设定,导致了支付政党政治成本的巨大差异。政府就大学预算安排方面存在的问题,从一个侧面说明了该成本支出应确定一个边际量,当总成本支出为一个定量时,其构成要素则互为变量。政治成本能否居于节约状态,本身就是检验其组织系统在学校履行政治功能绩效的主要参照系。政府编制财政预算必须考虑大学体制和承担功能的特殊性,并切实加强预算执行过程中的成本分类控制。 关键词:大学政治功能;政治成本;大学制度;大学成本 作者简介:孙天华(1959-),男,河南南阳人,商丘师范学院院长、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河南省教育学会副会长。 一、大学执行政党政治功能的费,用已成为学校运行成本的重要构成要素 在中央集权制国家,公立大学除了讲授世界上高等院校通用的专业知识外(金耀基,2001),其功能还强调复制和再生产执政党所选定的意识形态。当一个国家,其大学除教育功能(或履行其基本功能)外,还被赋予政治功能时(奥尔特加加塞特,2001),执行这项功能的党政社团和组织系统就要在大学延伸,建立起分支机构,这些机构需要消耗费用,这些费用表现为外部社会成本向大学内部的转移。 (一)成本移植 执政党从维持国家政权的需要出发,政治上必须与它所处的社会环境进行必要的能量交换,这种能量交换在行政主导方面主要表现为求得社会成员对其推行的政治制度的普遍认同和支持(马振清,2001)。各级各类学校是执政党选择能量交换最理想的场所,学校教育也是执政党实施能量交换最有效的方式。中央集体制国家,如果执政党或它的政府在这一领域没有通过一定的载体,以投放适量的资金为支撑,向学生有效传播执政党所确认的意识形态(包括思想基础、价值取向、行为方式等),并使其高度认同,自觉服从执政党的制度安排,执政党就会失去得以延续的力量源泉,就会在学校之外付出高于其千百倍的成本。 一个国家通过学校教育而形成的政治共识程度越高,政治就越稳定,维系政权的成本就越低。就此发生的成本是执政党和它控制的政府维持政权最必要的政治投资,也是其向社会投放的预期收益最大的资本。如果执政党所认定的意识形态和完整表达其意识形态的理论体系不能取得学生的价值认同,它将在学校之外为维持政权生存付出十分高昂的代价。因此,中央集权制国家在公立大学投放的全部资金中,自始至终都包含着一部分政治资金,这部分资金属于执政党或政府自觉向学校转移的社会成本。 (二)成本合成 在中央集权制国家,执政党的利益与政府的利益表现为高度的一致性。执政党、政府和国家在权力运作方面具有互为替代的特殊属性,并由委托一关系所决定(孙天华,2004),当执政党以公立大学办学者的身份要求大学服从于自身的目标函数时,大学的管理者就会把这些要求列为学校的功能,并认为由此而发生的成本是自然的。在这种背景下,支付政党政治成本便成为公立大学运行成本的必然组成部分,二者浑然而成(王善迈,2000;王玉昆,1997)。 (三)成本凸现 社会政治组织在大学的延伸机构以及这些机构的人员、设备、办公场所、日常活动等方面所支付的成本,本应由政治组织或政府直接开支,或者说应该在政党费用或其控制的国家财政预算中列支。由于大学经费划拨途径和分类的原因,这些列支在财政预算中没有明确标示,完全和大学运行成本混合在一起。虽然,执政党在大学贯彻其意识形态所发生的全部开支已经内化为大学的运行成本,但如果要研究大学运行成本的分类支出情况,有关政党政治方面的支出就不可避免地被分离、凸现出来。 二、政治投资与教育投资的融合是中央集权制国家教育财政的特点 西方国家由于实行多党制,政治党派一般在学校不设立专门机构,若有专门机构,该政党在学校延伸机构所耗费的资金,概不列入学校的支出范围,大学不承担党派政治日常活动引发的成本。欧洲中世纪,大学深受教会的影响和控制,但这些影响和控制限于教会作为出资人举办学校,并随着科学的发展,教会对大学的政治影响便日渐淡出。当今西方国家一些大学,为了保持大学高度自治,常常拒绝政府或个人带有政治倾向的捐赠或拨款(贺国庆等,2003)。在集权制国家,公立大学必须承担一项法定功能,即培养执政党政治文化的认同者和建设者。因此,政府要求大学的政治态度、情感归宿、价值取向、行为选择等与国家政体的目标函数相一致,并把大学产品定型为既定社会制度自觉的从业者。这样,执政党就需要其在大学的延伸机构安排有关活动(包括教学内容),通过强化视听,潜移默化,达到学生服从于执政党设定的意识形态的政治认知,并将其固化为大学基本的政治态度。 要完成这样一项艰巨的任务,社会政治组织和政府就必须在大学建立一支专门队伍,履行这一使命。公立大学的人通常把这一使命视为大学的第一功能。而西方文明所推崇的大学功能和使命(克拉克・克尔,1993),在此社会形态下,被规定为必须首先服从于第一使命的第二类功能。因此在正常情况下,这支队伍所需的耗费,政府会积极地通过财政预算或专项经费拨付给学校,并在预算中确保这方面的刚性支出。但在拨款方式上,政府没有划分哪些是用于政治目的的经费,哪些是用于普通教育经费。总预算的形式掩盖了两种经费的划分。中国现行的事业单位预算会计按科目支出进行的分类(王善迈,2000),没有专门用于政党政治的经费项目,易使人误以为它挤占了学校的教育经费。 当政府对大学采用零基预算的方式时,拨付给学校的经费,基本上是按大学实际职工数乘以人均工资得出的人员经费,以及一些小额度的专项经费之和。国家拨付的这些经费在有些学校实际上还不足以用于支付全部人员经费。在此状态下,大学所有的公用经费、业务费、修缮费等,就只有依靠用学生缴纳的学费支付。由于学校在经费使用上首先会考虑满足学校教学科研、生活服务方面的刚性开支,因此履行社会政治功能的开支往往会降至次刚性地位。这种状态实际上会使学校履行社会政治功能产生折扣。 三、公私立大学不同的功能设定与支付社会政治成本的实际差异 (一)产权关系与政治责任 一些私立院校,因产权关系,在执行政党政治功能方面,没有把执政党权力的延续当作第一目标或重要目标,亦即未设定其功能和使命首先服从于政治功能。其委托人或人往往不愿承担执政党或社会更多的政治责任。因此,在降低大学运行成本方面,他们就会首先削减那些公立大学用于党政工团活动方面的开支,并把诸类费用限定在最低范围,使其 只具有象征性意义。这类大学把履行社会政治功能方面的投资看做是执政党和政府的事情,若国家不拨付专门经费,他们就不会像公立大学那样自觉在学校成本中列支。事实上,一些私立大学完全是迫于外部环境的压力,才勉强配给一点人力、物力资源用于大学的政党政治活动,从而表现出一种政治姿态,以避免由于过分消极遭受执政党或政府的不支持或惩罚。 我国公立大学和私立大学受产权关系及委托一关系的影响(孙天华,2004),办学目的和政治责任有着重大差别。前者注重培养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继承者,并积极在这方面投资,即使在办学经费十分紧张的情况下学校也需务必保证政党政治方面的开支。如果背离了这一原则,人可能会受到惩罚甚至罢免。而当今私立学校中的多数,办学目的是为了赚取利润。他们的价值选择就是教育与货币的联系,虽然客观上促进了社会高等教育的增量。一般来说,与公立大学相比私立大学的所有者与执政党之间缺乏更忠实的情感和义务连带关系,他们似乎没有确保现存生产关系和执政党得以延续的确切责任。因其投资者与政府之间不属于委托一关系,从组织系统上不能被执政党和政府视为具有“内群体”特征的“自己人”。因此,这些学校的领导者,实际上游离在执政党或政府的组织系统之外。同样执政党在公立大学可使用的惩戒手段,对于私立大学的领导者也失去效用。他们依靠适宜社会运作的特殊手段,“在违规中生存,在违规中发展”。执政党和政府因为没有在这些大学投资建立其分支机构,支付应有的政治成本,所以在执行政党政治功能方面,执政党和政府对私立大学的要求也不像公立大学那样严格,相应也就容许这些大学做出自主选择(参见表1至表3)。 根据中国高校现行思政教育98方案和2006方案,学校开设的全部政治课程必须达到10%的比例。如果我们把学校运行的总成本全部摊入教学时数进行分配,那么学校履行社会政治功能仅在教学活动(贯彻执政党意识形态)方面的开支就应该达到学校总成本的10%左右才能与之相吻合。表1表2证明了这一点。从人员经费的角度观察,在表l和表2中,两项人员经费的总和为10.06%,这方面的成本支出,大体与全国相同,也均占总成本10%左右。该项经费在总成本所占比重与本科教学计划总课时的变动呈正相关,而私立学校在这方面的成本支出相应就少得多。 (二)政党政治费用的支出范围 公立大学为贯彻执政党的纲领,落实执政党的政治意图,在大学所设立的是一个机构完整的组织系统,该组织系统占有充分的人力资源和公共财产。公立大学履行社会政治功能的全部支出,若按会计科目支出性质进行分类,应包括如下几个方面(王玉昆,1997)。 人员成本:包括从事党、团工作的各级各类人员和为其直接提供服务的人员工资及福利性支出。包括为贯彻政党政治的意识形态而设立的教学机构,各级各类人员和为其直接提供服务人员的工资及福利性支出。(如马列课、德育课等教学组织内的教师和工作人员,以及从事这类工作的离退休人员。) 公用成本:从事政党政治工作的机构发生的公务费、业务费,设备购置费,修缮费等。 固定资产成本:从事政党政治工作人员在学校占用的建筑物、教学设备、公用设备的折旧费等。 表1和表2说明,公立大学每年用于政治方面的开支,仅人员经费一项平均占总经费的8.12%,而私立学校只占总经费的0.45%左右。马列课和德育课占教学计划的平均数为9.6%,而私立学校一般比例很低。公立大学“两课”教师平均占学校职工总数的1.94%,而私立大学基本上没有这方面的专职教师。上述表明私立大学通过消极的方式消减了承担社会政党政治功能方面的成本支出。 (三)承担社会政治功能的费用要求 执政党在大学设立的基层组织,其各项业务活动和人员、设备等方面都需要不间断地发生成本,且在高校的总成本中占有较大比例,这是我国公立大学成本支出的一个特点。在公立大学,因为这些成本是由国家财政直接支付的,因此,其承担执政党和政府赋予的政治功能,不仅具有政治上的必然性,也有其经济上的必然性。多所私立大学因不直接享受政府拨款,他们就把节约这方面的开支视为理所当然的事情。私立大学成本列支的选择表明,在这些学校如何贯彻执政党和政府的政治意图,以及政党政治在大学发生的成本有谁来承担、应承担多少等,问题业已显现。在同一国度,高等学校是否必须承担相同的政治功能,支付相同的政治成本已成为一个现实问题。事实证明,一旦遇到特殊事件,政府就不得不直接或间接支付事前未曾支付的成本。 四、大学承担各种功能的成本支出应保持科学配比 (一)当成本支出为一个定量时其构成要素则互为变量 世界上没有任何活动是没有成本的。由于高等院校优秀的竞争力依托于它持续不断地募集资本的能力,所以高等院校的竞争归根结底表现为财力竞争。然而财力无论多么强大,也经不起浪费,因为账面的财力不代表资金的实际效用。因此,无论政治工作多么重要,它也必须放置成本检索之中。 国家的财力总是有限的,政府能够安排多大财力用于高等教育,要受历史、文化、经济、政治等多重因素制约。对于高等教育机构越来越多地占用社会公共资源,以及这些机构配置资源的效率问题,已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民众对高等教育经费在国家财政中所占比重、学费标准以及大学的成本等问题,提出了明确的质疑或尖锐的批评,要求对这些问题给予令人信服的回答。然而,研究高等教育机构资源配置的效率,首先就要在理论上搞清楚大学运行成本构成中哪些支出是必要的、合理的,哪些支出是不必要的、不合理的,“必要性”、“合理性”如何界定,以及这些支出在总成本中所占比重等问题,都涉及学校履行社会政治功能的成本十分具体的预算安排,在学校总支出一定的情况下,成本构成要素互为变量,此消彼涨,并在一定条件下要素问产生冲突或摩擦(罗伯特・G・欧文斯,2001)。 大学的成本支出往往沿着直接作用于教师和学生两个主体的活动展开。“一流的学校就是要用一流的老师教出一流的学生,再让一流的学生造就一流的社会。”而造就一流的学生必须以一流的教师、一流的教学和科研设备为前提,创造这样的前提又必须以强大的财力为后盾。如果没有充足的资金去人才市场招聘优秀的老师,并为其配置优越的教学科研设施,学校就培养不出一流的人才,在大学之林中就没有竞争力(周黎安等,2003)。对于一些条件较差的学校来说,同样存在通过经济手段与同类学校竞争人才的问题。对于相对单一的学科竞争,则更加明确的要求是资金匹配最大化,学校竞争最终表现为生均占有成本量的竞争,在排除浪费的情况下, 学校竞争中的实力与生均占有成本呈正相关关系。从而就对资金在不同要素中的分配带来压力。 我们难以回避这样一个问题,即集权制国家高校运行成本比非集权制国家更高(上述已表明其源自二者承担的功能不同)。集权制国家与非集权制国家大学的功能设定和由此而产生的运行成本可用如下方式表达: 很显然,由于大学设定的功能不同(奥尔特加加塞特,2001),集权制国家大学运行成本比非集权制国家大学运行成本多出了B。 大学是人类文明的共同产物,任何社会形态下的一流大学也避免不了必须参与国际知名大学就人才等要素的竞争(丁学良,2004)。上述成本构成表明,这些学校在竞争中不仅要保持与世界一流大学具有等量的资金准备外,还必须追加比他们开支更多的社会政治费用。否则,在货币成本和时间成本上处于劣势的学校,就会把进入世界一流大学的过程拖得很长。其他层次的学校亦同此理。 (二)费用能否居于节约状态是对其组织机构工作绩效的直接检验 由于集权制国家,学校在贯彻执政党确立的意识形态过程中,往往把全部理论和实践都放置在完美无缺的描述之中,学生也会按其接受教育的理想状态去要求他们心目中的执政党,其初始情感已达到对执政党仰之弥高、入神入画的境地。学生的视野首先盯着学校,他们会对学校执行政党政治机构、人员和行为效用提出特别高的要求。学生在未进入社会之前,感性认识最直接的参照系就是学校政党政治运行的实际情况,他们由此对执政党产生好恶并展开评价。由于在此体制下高等院校运行机制的特殊性和经费短缺的普遍现象,学生、教师和社会对大学社会政治费用的每一项开支和使用效率就特别关注,不能容忍浪费。这样,只有社会政治费用使用合理、恰当,才能达到执政党和政府预期的目的。否则,在浪费状态下,就完全可能出现相反的结果。 (三)建议 1.在我国公立大学,尤其是目标定位于世界一流的大学,政府在安排财政预算时应在国际同类学校同等经费的基础上,列支专门经费用作执政党政治功能的费用。这项费用应该在预算栏目中单列,专款专用。 2.若要求私立学校承担执行政党政治功能,执政党和政府应在其建立分支机构,并通过国家财政拨付专项经费,用以落实执政党赋予的特殊功能。 3.无论公立大学还是私立大学,在使用政府划拨的专项政治资金时,都必须考虑其运用的范围和效率。也就是此项经费一旦有量的界定,相关的人财物的配备和活动支出都要相应做出规定。 4.即使尚未实行政府预算单列,社会政治经费的使用同样存在边际和效率的问题。如何减少浪费,如何节约,同样要放置整个学校节约成本方面考虑。它涉及学校运行成本在何种业务上分摊量的问题。 关于大学政治学教育教学的调查分析 [摘 要]在当代中国,大学政治学教学的目的是教育当代大学生成为由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所规范的民主公民,同时为未来从事公共职业做准备。只有在政治学教学过程中尽量做到理论与历史上的、与现实中的政治生活相结合,避免空洞的理论灌输,才能赋予政治学以更强的解释力,其所肩负的教学目的才能在最大限度上得以实现。 [关键词]大学;政治学;教学方法 1 大学政治学的教学目的 正如罗伯特•达尔所言,“政治是人类生存的一个不可避免的事实。每个人都在某一时期以某种方式卷入某种政治体系”。既然政治是不可回避的,这就要求我们力求理解政治,只有这样我们才可以更加深刻地理解周围正在发生的事情,并且在面临各种抉择时作出可能的最佳选择。 尽管政治如此重要,但到底何为“政治”,古今中外不同历史时期的思想家们提出了各自的看法,可以说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然而近年来,人们普遍引证并高度重视戴维•伊斯顿的论述,他认为政治是“对全社会的价值作权威的分配”,这一论述目前被政治学界广泛接受,表明它是有用的和适宜的。总之,“一切社会,甚至所谓无国家的社会,都可以说具有政治技术。就是说,它们具有一套机构安排为社会权威性地分配价值”。政治与价值密切相关。 既然政治是对社会价值的权威性分配,那么围绕着实际存在的价值,分配必然产生两方面的关系:分配主体与分配对象。分配主体是以政府为优秀的公共权力部门,分配对象是社会公众。社会价值的分配必然遵循一定的原则,这一原则就是以由历史上的与现实中的政治生活所决定的意识形态为优秀的特定社会的价值观系统,而社会价值观系统在现代社会往往内化在特定国家的宪法或基本法的灵魂之中。于是,政治学教育的价值就体现出来:一是教育公众,使公众作为价值分配的对象明确其由特定价值观系统所规范的权利、义务,并为公众从事公共职业或相关职业做准备;二是教育政府,使政府作为价值分配的主体明确其由特定价值观系统所规范的权力、义务。 2 关于政治学教育教学的调查 2010年4月16日,笔者以海南大学行政管理专业××班为调查对象,以大学政治学教育教学为主题进行了问卷调查。本次调查以该班61位学生为调查对象,共发放61份调查问卷,回收61份。本次调查问卷的内容涉及三个方面:一是关于政治与政治现象;二是关于政治学教学情况;三是关于政治学教学方法。 2.1 关于政治与政治现象的调查分析 本调查板块涉及五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你关注社会政治现象吗?34位同学选择关注,1位同学选择基本上不关注,26位同学选择偶尔关注。 第二个问题是:最近一年你最为关注的政治现象是什么?3位同学选择关注石首骚乱,8位同学选择关注唐福珍事件,15位同学选择关注邓玉娇事件,41位同学选择关注重庆打黑。 第三个问题是:你认为这些政治现象与你有关系吗?24位同学选择很有关系,4位同学选择没有关系,33位同学选择有点关系。 第四个问题是:你是如何理解政治的?44位同学认为政治涉及的是利益分配,13位同学认为政治涉及的是阶级关系与斗争,4位同学认为政治涉及的是国家政权。 第五个问题是:你所获得的关于政治的知识的主要途径是什么?其中40位同学选择课堂教学,24位同学选择日常生活的积累,3位同学选择道听途说。 调查显示:同学们基本上都能够关注或偶尔关注政治现象。至于最近一年最为关注的政治现象则比较分散,这可能与同学们的兴趣爱好及所接触的媒体有关。至于这些政治现象与自己的关联性,绝大多数同学认为有关联。至于如何理解政治,72%的同学都能够正确理解政治,即政治是对利益的分配。至于获得政治知识的途径,日常生活积累和课堂教学是两条基本途径,其中近60%的同学将课堂教学作为主要途径。 2.2 关于政治学教学情况的调查分析 本调查板块涉及七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你认为行政管理专业的学生学习政治学重要吗?50位同学选择比较重要,11位同学选择一般,没有同学选择不重要。 第二个问题是:你认为非行政管理专业的学生学习政治学重要吗?其中35位同学选择比较重要,23位同学选择一般,只有3位同学选择不重要。 对行政管理专业与非行政管理专业学习政治学重要程度的认知比较图 第三个问题是:你认为接受政治学教育的主要目的是什么?其中10位同学选择可以使思想与党中央保持一致,32位同学选择做一个合格的公民,21位同学选择为将来的职业做准备。 第四个问题是:你对目前政治学教学的现状满意吗?其中3位同学选择比较满意,24位同学选择基本满意,34位同学选择不满意。 第五个问题是:你认为目前政治学教学的效果如何?其中5位同学选择比较好,30位同学选择一般,26位同学选择不理想。 第六个问题是:你所获得的关于政治的知识能否有效解释社会生活中的政治现象?其中9位同学选择能够,13位同学选择基本不能够,40位同学选择偶尔能够。 第七个问题是:你认为有效的政治学教学的基本方法是什么?其中1位同学选择理论讲授,13位同学选择注重实际,46位同学选择尽量做到理论联系实际。 调查显示:绝大多数同学认为无论是行管专业还是非行管专业的同学,学习政治学都非常重要。至于学习政治学的目的,绝大多数同学选择的是做一个合格的公民及为将来的职业做准备。至于政治学的教学现状,近一半的同学选择基本满意,而超过一半的同学选择不满意。这一问题直接决定了下一个问题,即政治学的教学效果,超过一半的同学选择一半或比较好,近一半的同学选择不理想。这也直接决定了通过教学所获得的政治学的知识对于社会政治现实的解释力的问题,2/3的同学选择的是偶尔能够,超过1/5的同学选择基本不能够,只有不到1/6的同学选择能够解释社会政治现实。至于有效的政治学教学方法,除了1位同学选择理论讲授以外,其余的同学选择的是注重实际或尽量做到理论联系实际。 2.3 关于政治学教学方法的调查分析 本调查板块涉及十二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你对中国的近代史了解吗?其中20位同学选择比较了解,32位同学选择一般,9位同学选择不怎么了解。 第二个问题是:你对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前三十年了解吗?其中11位同学选择比较了解,37位同学选择一般,13位同学选择不怎么了解。 第三个问题是:你阅读过的《论人民民主专政》吗?没有1位同学选择认真阅读,19位同学选择只言片语,42位同学选择没有阅读。 第四个问题是:你阅读过《共同纲领》吗?其中没有1位同学选择认真阅读,19位同学选择只言片语,42位同学选择没有阅读。 第五个问题是:你阅读过《五四宪法》吗?其中没有1位同学选择认真阅读,13位同学选择只言片语,48位同学选择没有阅读。 第六个问题是:你阅读过《七五宪法》吗?其中没有1位同学选择认真阅读,6位同学选择只言片语,55位同学选择没有阅读。 第七个问题是:你阅读过《七八宪法》吗?其中1位同学选择认真阅读,5位同学选择只言片语,55位同学选择没有阅读。 第八个问题是:你阅读过《八二宪法》吗?其中1位同学选择认真阅读,6位同学选择只言片语,54位同学选择没有阅读。 第九个问题是:你对《八二宪法》所规定的公民的基本权利了解吗?其中2位同学选择比较了解,21位同学选择不怎么了解,38位同学选择不了解。 第十个问题是:你对《八二宪法》所规定的公民基本权利落实情况满意吗?其中1位同学选择比较满意,23位同学选择一般,25位同学选择不满意,4位同学选择不知道,8位同学没有回答。 第十一个问题是:你对《八二宪法》所规定的国家机构的基本构成了解吗?其中3位同学选择比较了解,19位同学选择不怎么了解,35位同学选择不了解,4位同学没有回答。 第十二个问题是:你认为《八二宪法》所规定的国家机构的基本构成是客观政治现实的反映吗?其中4位同学选择是的,25位同学选择大概是,19位同学选择不是,5位同学选择不知道,8位同学没有回答。 避免空洞的理论讲授,尽量结合国家的历史和现实是同学们所认可的基本教学方法。那么现实的情况又如何呢?就我国的近现代历史而言,调查显示超过一半的同学选择一般或不怎么了解,尤其是新中国成立后的三十年的历史,调查反映的情况更为糟糕,而比较了解我国近现代史的同学并不多。而对于涉及新中国成立后的政治体制的一些重要文献及几部宪法,基本上没有人认真阅读过,了解的同学也是凤毛麟角。这也与新中国成立后的历史的调查相呼应了。至于规范当代中国政治制度的《八二宪法》,调查显示绝大多数同学都没有阅读过,对于宪法所规定的公民的基本权利绝大多数同学不怎么了解或不了解;至于该宪法所规定的公民基本权利的落实情况,绝大多数同学选择一般或不满意;至于该宪法所规定的国家机构的构成情况,绝大多数同学选择不怎么了解或不了解;至于宪法对于国家机构的规定是否是客观现实的反映,只有近一半同学选择大概是,其余的同学选择不是、不知道或没有做回答。 3 结 论 就政治与政治现象而言,绝大多数同学们都能够关注政治现象,并且认为政治现象与自己具有一定的关联性,这是因为政治涉及的是社会利益的分配,任何人都不能置之度外,而课堂教学是获得政治知识的主要途径。 就政治学教学情况而言,绝大多数同学认为政治学的知识对于任何专业而言都是非常必要的,无论对于做一个合格的公民还是将来的职业都非常重要。但是目前政治学的教学现状并不令人乐观,效果并不理想,从而导致所获得的政治学的知识对于社会政治现实并没有足够的解释力。这直接涉及的是政治学的教学方法的问题,即理论能否联系实际。 就政治学教学方法而言,同学们无论是对于我国历史的了解还是现实的了解,都是极其贫乏和残缺不全的,从而降低了政治学的教学效果和解释力,也无助于政治学教学目标的实现。 总之,理论联系实际是政治学教学的基本方法。只有在政治学教学过程中尽量做到理论与历史上的与现实中的政治生活相结合,避免空洞的理论灌输,才能赋予政治学以更强的解释力,其所肩负的教学目标才能在最大限度上得以实现。
中国法律论文:从美国法律教育看中国法律教育改革 一、美国法律教育的硬件优势 (一)法律图书馆 法律图书馆的质量成为衡量一所大学法学院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为了保证法学院法律教育的素质水平,美国律师协会专门制定了《法学院认证标准》,对法学院的运作模式一一进行规定并明确标准,其中有一项就是关于对图书馆的认证评估标准。开办法学院的必备条件,就是必须具有法律图书馆,并且是在法学院内建立的独立于大学总图书馆之外的专业型图书馆,由此可见法学院图书馆在法律教育体系的地位和作用。当然,它也是维持美国法律职业人才高素质的一个重要组成体系。在美国,还设有“美国法律图书馆馆员协会”,对美国各法律图书馆进行专业管理,明确各种标准、规格并定期进行评比、检查和验收。 (二)三大法律行业管理组织 为维护美国法律职业者道德和业务素质的最低标准,美国联邦和各州政府对法学院的管理主要依托非官方的行业协会。其中,美国律师协会、美国法学院协会和美国法律图书馆馆员协会是美国三大民间性行业管理组织,在美国的法律教育体系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和作用。美国律师协会下设有法律教育常务委员会,负责规定对法学院的各种硬件要求,并对办法学院的开办严格把关;美国法学院协会是美国法学教育规模和影响最大、历史最为悠久的学术团体,全美200所法学院中,有176所为其团体会员,超过1万余名法学教师是其个人会员,每年一度的法学院协会年会是全美最大的法学教育学术盛会。美国法律图书馆馆员协会则负责对全国法律图书馆进行专业管理,规定各种专业标准并定期进行评比、验收。 (三)数据库 以数据库在美国高校法学院的使用为例,体现了美国法学教育的“个性”。法律数据库在我国为各高校提供服务是学校作为单独个体,对应一个的IP地址,同时在线在使用数据库的人数不能超过5人。而在美国高校,法律数据库则是以一对一的服务模式展开,即只要是法学院学生,每人都有一个登陆ID,每个学生都可以凭借自己的学号和密码登陆数据库,并可根据自己的喜好进行个性化设置。westlaw法律数据库为美国各法学院提供的服务模式比较新颖,有针对普通学生用户的主登陆通道,此外,根据使用人群的不同特点,又将主通道分为五类,法学院新生、转校生、在读生、教师、应届毕业生。对于最后一类用户,是westlaw专门为优秀毕业生和毕业后仍想充电的人而设的“绿色通道”。这类人离开学校后仍可继续使用westlaw法律数据库进行继续教育,而后其研究成果往往又由出版商收录到westlaw法律数据库中。此外,引进的法律数据库并非全部是专业数据库,以便学生对各领域各学科全方位涉猎,开阔视野,增长知识面。 二、美国法律教育的软件优势 (一)严格把关,价值观引导 法律素质培养问题关乎国家法治发展,社会稳定,因此进入法学院所设定的门槛也相应较高。在招收法学院学生阶段,美国高校就开始对未来的法律职业者进行严格把关,任何一名申请学生被录取的基本前提就是必须有其他学科专业背景。因此,美国律师协会称法学院为“律师职业的守门人”。此外,美国律师协会对作为一名合格律师应有的法律职业价值观,对法学院学生做出了指导和建议,具体规定总结如下:⑴提高业务能力和专业技术能力;⑵争取双方当事人利益最大化;⑶促进社会公平正义;⑷纯洁律师队伍,促进国家法律事业发展。这四点职业观念精确、务实,目的统一于服务大众和回馈社会。 (二)目标明确,人才储备 美国的法学教育的突出特点,就是其培养目标的特殊性和同一性,即培养律师(美国的法官和检察官一般是从律师中挑选,许多法学院的教师也同时是律师)。这种“小司法”的教育理念,符合美国法律职业教育特点,使培养目标更加具体化明确化,有利于进一步组织教学。这并不是说美国的法学院只负责职业教育,不搞学术研究,相反,法学院教授和学生的学术水平非常之高,从《哈佛法律评论》这样的校刊在美国法律界的知名度就可以得到印证。美国法学院的学术研究不仅具有理论联系实践的特点,同时具有跨学科研究以及较高的学术品位。从生源方面讲,法学院每年都能够吸收大量各学科领域最优秀的本科毕业生;同时,一些已经取得其它专业硕士或博士学位的优秀人才也不断被吸收到法学院中来。这不仅保证了法学院学生普遍的高智力水平,而且使他们具有从不同的视角进行法律学术研究及创新的可能。 作者:彭爽 单位:许昌市高级技工学校 中国法律论文:中国法律援助制度缺陷及路径 一、中国法律援助制度的缺陷 1.各地区法律援助制度发展不平衡。由于中国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低,导致其法律援助明显落后于东部沿海地区。中国法律援助机构多集中于发达的大城市。在中国的小城镇甚或偏僻的农村,尤其是在农村,大多数人由于经济条件差、加之受教育程度低,法律意识弱、很少接触到法律援助机构,倘若当地有法律援助机构,其权利将免遭侵犯。2.受援范围小。需要得到法律援助的是弱势群体,他们的共同点是受教育程度低,社会地位低,权利得不到有效保障,比如未成年人、农村妇女、外出打工者等。然而,当这些人的权益被侵犯时,却很难得到法律援助。中国的法律援助与受援者的经济条件直接挂钩,但并未对经济困难标准做出明确界定,在实际操作中经常以生活最低保障线为标准,这是导致受援范围小的主要原因。我们知道,很多需要得到法律援助的人并非是经济条件达到低保线的人。法律援助的对象原则上是打不起官司的人,并不是纯粹意义上的“穷人”。实际运作中,将打不起官司的低收入人群长期排除在法律援助的对象之外,这就与法律援助的精神背道而驰。比如受到家暴的未成年人和妇女,他们的家庭并不都是经济困难户的“低保户”,但由于他们长期受到虐待,几乎没有经济来源。将经济困难情况作为受援标准是极不合理的。3.法律援助质量低。虽然中国《法律援助条例》的相关条款中对法律援助的质量有所界定,但由于个人或者组织对条例理解的角度不同,导致在实践中很难精确把握好。另外,由于中国欠缺对法律援助案件质量的监管体系,导致法律援助质量低于有偿服务质量是目前普遍存在的情况。虽然《律师法》规定了律师每年要有至少一次法律援助,但很大一部分律师缺少职业道德,由于得不到酬劳,又缺少监管体系,所以大多案件都被草草处理,质量极低。综上所述,中国的法律援助无论是设立的时间还是制度完善方面,都远远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亟需从西方发达国家吸取精髓,结合本国实际,逐步革新和完善。 二、西方国家两种典型模式的经验 西方国家在法律援助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两种模式。一种是国家资助型,最具代表性的是英国和美国;另一种是社会福利型,代表是北欧国家。两种模式各有利弊,都对中国法律援助制度有可借鉴之处。1.英国。英国是最早实行法律援助制度的国家之一,其现行法律援助制度的依据是1999年制定的《获取司法正义法》。英国有专门的法律援助管理机构———法律服务委员会,这对中国完善法律援助制度是一个很好的典范。管理机构介于法律服务者和受援者之间,起到沟通和监督的作用,很大程度上可以提高法律援助质量。另外,英国的社区法律服务援助项目也值得中国借鉴。这个项目下的几种服务不需要考量申请者的经济状况,社区法律服务援助以社区为单位,避免了各地区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增大了法律援助的普及率。“如果法律援助不及时掌握社区的发展动态,充分利用社区这笔巨大的社会资源,法律援助将成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将要错失良机。”[2]2.瑞士。瑞士共有二十六个州,各自制定法律援助制度,但其内容基本是一致的。由于瑞士经济发达,政府每年为法律援助提供大量经费,申请者可以根据自身情况选择部分援助或全额援助。在瑞士日内瓦州,法律援助是指由政府提供财政经费,为经济困难又确实需要法律服务的公民聘请律师,以保障公民能够享受到平等的法律帮助的一项制度。瑞士日内瓦州的法律援助有两个等级,一种是受援者只享受政府支付律师费用的法律援助,一种是律师法和诉讼费全部由政府支付的法律援助。受援者应享受何种法律援助,主要根据其经济状况决定。据悉,日内瓦州的法律援助申请者大约有四分子三能够得批准。对于中国而言,政府也应该让人民共享改革成果,在法律援助上加大经费支持力度,让弱势群体的权利得到保障。 三、完善中国法律援助制度的路径抉择 通过自身的不断完善以及汲取西方国家的典型经验,中国完善法律援助制度的路径抉择如下:1.强化政府职能机制。中国法律援助以政府为主导,政府负有法律援助的责任。“政府在履行法律援助责任中的模糊性、抽象性以及难以归责性,已经引起了广泛的注意,受到了批评。”[3]因此,强化政府职能是完善法律援助制度的一个重要环节。政府要有动员意识,一方面组织活动普及法律援助相关知识,让弱势群体知道如何维权;另一方面是动员社会各界支持法律援助事业,因为法律援助不仅是政府职责,同样也是社会公益事业,需要多方参与才能更好发展政府应制定奖惩机制,奖励在法律援助服务中表现突出的个人和集体,惩罚职业道德败坏,草率处理案件甚至是违法乱纪的个人和集体,做到奖惩分明。2.地区均衡发展机制。为了缩小东西部、城乡差距,实现法律援助事业均衡发展,首先,要提高对均衡发展重要性的认识,法律援助是一项公共服务事业,如不能均衡发展,再快的发展都会大打折扣。其次,要有一个推动西部和农村法律援助事业优先发展的战略。通过合理调配律师资源等方式解决西部和农村地区没有律师或者律师资源不足的问题,以更好地满足当地群众的法律援助需求。再次,在法律援助工作的管理和指导方面,要注意工作方式和方法。在西部和农村地区制定具体的政策措施时,要注意与当地的实情结合起来。同时,在落实中,切忌方式方法上的粗糙和冒进,要稳扎稳打、逐步推进。3.拓展法律援助财源机制。在经费的保障方面,政府负有首要的责任。随着经济的发展,各地政府要加大拨款数额,保证法律援助正常发展。政府要多方筹措资金,合理管理和分配资金。借助美国的经验,成立法律援助基金会,中国法律援助基金会于1997年在民政部依法登记成立。基金会可以通过合法的运作,将基金用于投资购买企业股票等有价证券,从中获取资金的收益,最终保持基金会资金增值,用于法律援助的业务开支。依据中国公益事业捐赠法,各级法律援助机构也可以接受国内外企业、公民、法人代表、慈善机构或其他组织的慈善性捐助,最终达到支持中国法律援助事业发展的目的。4.强化法律援助受援机制。在第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四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中强调:“特别是要加大对困难群众维护合法权益的法律援助,加快解决有些地方没有律师和欠发达地区律师资源不足问题。”[4]弱势群体大多集中在经济欠发达的农村和偏远山村,而这些地方正是法律援助最薄弱的地方,急需建立法律援助机构。荷兰要求法律机构保障申请人在一小时内到达,这种量化的普及方法同样适合中国,我们要把法律援助服务机构深入建立到每一个最小的村落。中小学校是未成年人聚集的场所。在中小学要加强法律宣传,多开展生动有趣的普法课,让未成年人建立维权意识。在学校内可以设立小型的法律援助站,未成年人在受到家庭或学校暴力或其他侵害时,可以最快得到保护。2008年,山西省成立了未成年人法律援助工作站。5.健全提高法律援助质量的相关机制。曾强调“要坚持司法为民,改进司法工作作风,通过热情服务,切实解决好老百姓打官司难问题。”[5]那么,要想提高法律援助的质量,必须从内外两个方面做起。一是组建一支优秀的法律服务队伍是提高法律援助质量的内在要求。法律服务人员特别是律师,是法律援助质量好坏的决定性因素。因此,首先要通过加大培训力度以及行业自律,提高法律服务人员的综合素质。法律援助与有偿法律服务不同,律师不仅需要专业技能过硬,还需要有奉献精神和高尚的职业操守。二是健全监督机制是提高法律援助质量的外在要求。法律援助机构内部要有监督部门,在受理案件前审查律师的综合素质,受理后随时了解办理情况,督促办案人员,保证每个办案环节都高质量进行。同时,监管部门要简化相关程序,在保证案件质量的前提下降低成本。6.构建网络信息平台机制。“为进一步提高法律援助服务民生的能力,更加方便群众获得法律援助,司法部法律援助中心对中国法律援助网首页进行了改版并全新搭建了法律援助信息服务平台。”[6]法律援助信息服务平台正式开通后,将成为面向社会的权威、深入、便捷、系统的公共法律教育平台,为广大人民群众接触并深入了解法律援助搭建一个迅捷的通道,成为广大法律援助工作者和律师进行工作交流、促进法律援助工作开展的重要帮手,进而逐步树立中国法律援助网一站式法律援助信息服务的品牌形象。中国是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每个公民在法律上都拥有平等的权利和义务。法律援助制度是保障弱势群体权利的制度,是保证公民人人平等享有权利的制度。针对中国法律援助制度存在的弊端,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两种典型模式,使中国的法律援助制度走向成熟。 作者:程文 单位:中共乌兰察布市委党校 中国法律论文:当代中国法律教育论文 一、近代中国法律教育发展 中国是一个有着五千年历史文化的文明国家,早在公元前2世纪就产生了“以法为教,以吏为师”的古代教育法律萌芽。唐宋时期律学教育和司法考试一度兴盛,是中华法系走向成熟的一个标志。19世纪末期,欧美法制入侵中国,随着法律制度和法律教育的变革,近代意义上的法律教育逐渐产生。40年代末,新中国成立之后,国内成立了许多临时性的培养“人民司法干部”的司法机构。70年代后期,国家为支持法律教育的发展又提出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支持法律教育,从而为我国培养出了一大批法律人才。80年代初期,国家开始实行律师职业资格考试,但由于此种考试只是对从事律师行业的一种考试制度,而不是对法官、检察官的考核,因此三种行业的人员在从业资格与选任方面存在较大差距。可见,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法律教育在依法治国和市场经济的推动下获得了持续的发展和有力的支持。法律教育之所以能够获得发展,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因为它顺应了中国社会的改革开放的趋势,另一方面,它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但是,从总体上看,法学家们大多数的探索没有摆脱经验的束缚,因此触及的根本问题不多。 二、当前中国法律教育的现状 (一)法律人才整体素质不高。法律教育的目的就是为国家和社会培养栋梁之才,其不仅仅要具备法律专业知识,而且应具备高尚的情操与坚定的信仰,即时时刻刻维护法律的尊严,用法律的利剑来维护社会正义。但高层次法律人才匮乏真是我国当前社会的现状。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状况,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我国当前高校的法律教育过于注重学生理论的培养,法律十四门优秀课几乎全部在课堂上教授,不注重法律实务的培养,忽视了实践的作用,有的学校所谓的“实习”也只是流于形式,这就使得法律专业的学生在步入社会从事法律实务时不知所措。 (二)招生标准多元化,生源素质参差不齐。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国家“科教兴国,人才强国”政策的出台及各高校利益的驱使,一些法学院在招生时逐渐降低招生门槛,扩充招生规模,不仅大大超出了学校本身可以承受的学生容量,还导致学生的素质参差不齐。又由于师资力量有限,学校对不同的学生往往采用“一刀切”的模式,使用同一标准进行教学,这就使得不同程度的学生很难受到具有针对性的教育,其理论水平也就不言而喻了。 (三)法律人才的培养途径繁杂。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与市场经济的发展,人们日益感受到法律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作用,从而使更多的人选择了法律专业。于是,我国法律教育从一开始的正规高等院校的全日制教育培养,逐渐发展成为多渠道多层次的办学模式。这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我国法律人才的培养,但从长远看来,这种繁杂的法律人才培养途径势不但不会推动法律教育事业的发展,反而会对我国的法治建设起到阻碍作用。 三、对当代中国法律教育的几点建议 (一)创新法律教育观念。法律人才的培养,绝不是掌握了法律专业知识就大功告成,法律是变化发展的,它需要不断深入的研究与大量的实践相结合。因此,国家应注重法律人才综合素质的培养,不仅仅专业知识要过关,还要培养法律学生的逻辑思维,要全面的思考问题。同时,要注重学生职业素养的提高,一个合格的法律人要严格依照法律办事又要能摆脱伦理的束缚。还要培养学生处理问题的能力及应变能力等。要想达成这一目标,就要创新法律教育的理念,要认识到法律教育不仅仅是理论教育,还包括职业教育。 (二)坚持高质量、高层次、多样性与统一性的标准模式。一位合格的法律人的选拔,其不仅要有深厚的法律功底,还要能跳出法律的思维,全方位的考虑问题。在自由心证逐步占据重要位置的今天,我们不再需要“没有灵魂的讼棍和没有良心的法官”,而是需要有正义感且理性的法律人来实践社会正义。我们应当认识到,法律人的选择与这个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紧密相联。 (三)大力发展诊所式法律教育模式。诊所式法律教育虽然被引入我国的时间不长,但是从其效果及长远发展看来,它对我国传统的法律教育模式的改革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并推动了我国当前高校的法律教育制度的发展。虽然在某种程度上说,我国目前的诊所式法律教育还处于一个起步的阶段,许多方面还在探索之中。但我们仍要看到它积极的一面。一方面,它从源头上加强了对法学人才的培养模式的改革,有助于培养出时代需要的高层次、复合型法律人才。另一方面,诊所式法律教育可以推动法学研究的进步,它促使法学专家、学者更多地站在比较研究的角度、交叉学科研究的角度、理论与实践切实结合的角度来研究分析问题,这是当前法学研究的薄弱环节,也是法学研究壮大成熟的切入点和起始点。我们有理由相信:诊所式法律教学模式必将迎来美好的明天,并对法学教育、法学及至我国依法治国的进程产生重要的作用。 作者:王唯 单位:贵州民族大学研究生院 中国法律论文:中国法律教育改革论文 一、当前中国法律教育体系中存在的问题分析 (一)法律教育观念落后受我国传统教育观念的影响,我国法律教育还停留在“应试教育”的阶段。这种教育模式严重抑制了学生兴趣个性、创新能力、实践能力的全面发展。单纯的注重理论知识的传授,而忽略实践课程的开设,学生很少有将理论运用到实际案例中的机会,导致了学而无用的问题。 (二)教学内容上的不足在教学内容上,常年不更新导致内容严重脱离是社会的发展,对于新的更加符合实际需要的法律内容较少。同时单纯的理论知识相对枯燥乏味,完全按照教学计划照本宣读,学生只能被动的接受自己不感兴趣的知识,严重打击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 (三)考核机制上的不足在考核机制上以考试成绩来评价教育教学成果,长此以往学生容易形成实践无用的错误观念,从而培养出一大批高分低能“人才”。同时学生为了在考试中取得好的成绩,严格按照教师在教学过程中所教授的观点进行答题,可以说这种考核机制考验的仅仅是学生的记忆和背诵能力,使得学生缺乏相应的创新意识与能力。 (四)法律教育脱离法律职业大多数法律专业的学生在就业的过程中都会出现专业错位的现象,进入了专业并不对口的法律部门,甚至还有些并没有受过专业法律教育的人进入了法律部门。这是由于我国法律教育与法律职业并没有很好的结合的结果,二者脱离开来的直接后果就是到了法律职业者的总体素质偏低。严重违背的法律教育为法律职业培养专业人才的基本出发点,不利于我国社会主义法治社会的建设。 (五)教师队伍素质低大多数从事法律教育的教师比较重视理论的研究,实践经验匮乏,因此在教学过程中只能照本宣读,进行理论知识的教授。这种缺乏实践支持的理论往往不容易被学生所理解,直接影响到法律教育的结果。同时作为学生的领路人,教师的创新意识、实践意识差直接阻碍了学生相关能力的培养。 二、如何深化中国法律教育改革 (一)树立实践与理论并重的教育观念思想决定行动,深化法律教育制度改革要从改革教育观念入手。法律教育的根本目标是为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培养大量的专业的职业人才,因此必须在教育机构、教师、学生之中形成一种实践与理论并重的教育观念。 (二)丰富教学内容、改革教学方式首先,在教学设计的过程中要注重实际案例的引入,例如多加入一些当下的社会热点问题,鼓励学生应用所学到的理论知识进行讨论,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其次,不要轻易的给某个同学的观点戴上对或错的帽子,积极寻找每一种观点中的可取之处,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最后,在考核的过程中要适当的减少对理论知识的考察,多采用实际案例分析的方式加强对学生法律的理解和运用。 (三)加强教师队伍素质建设建设高素质的师资队伍可以定期组织教师进行专业培训、鼓励教师进行学术研究,以此来提高教师的理论水平。在教师的聘请和录用过程中要注重其是否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同时还可以从法律部门聘请兼职教师。最后,建立相关的绩效评估机制,激励教师主动的加强理论与实践的结合。 (四)将法律教育与法律职业结合起来法律教育教育部门应当加强与法律职业部门的合作,根据法律职业部门的实际需要培养专业对口的人才,制定正确的教育方向。法律职业部门要为接受法律教育的学生提供实践机会和就业机会,通过大量的实践加深学生对于法律的理解、提高实际应用能力。 三、结语 综上所述,我国法律教育改革要从改变教育观念入手,以培养专业化法律人才为目标,优化教育内容和形式。通过大胆的创新与改革,促使我国法律教育走上一个新的台阶,为我国培养大量的专业能力强的法律人才,促进我国法治社会的构建,真正实现科教兴国、依法治国的发展战略。 作者:刘丽单位:临沂职业学院 中国法律论文:中国法律硕士培养制度改革思考 一、我国法律硕士培养制度之现状思考 中国当初决定设立法律硕士教育,主要是考虑到司法活动范围越来越广泛,面对的问题越来越复杂,任务越来越繁重,要求越来越高,迫切需要一大批高层次的应用类法律人才。同时,发展市场经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需要大批高素质律师,而且各行各业都将逐步纳入法治的发展轨道,也急需一大批既懂本行业专业知识,又具备法律专业知识的复合型人才。①因此,经过1993年的研究和1994年的论证,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教育部及司法部于1995年参照美国培养“法律博士”(JurisDoctor,简称J.D.)人才培养模式批准设立法律硕士(JurisMas-ter,简称JM)专业学位教育。1996年,北京大学等8所院校得到批准和授权,成为第一批招收法律硕士研究生的院校。1998年起,又允许在职攻读法律硕士专业学位。之后,有资格招收法律硕士研究生的法学院校和科研机构不断增加。截至2009年11月,全国共设立法学院系637所,有115所法学院校和科研机构具有招收法律硕士研究生的资格,在校法律硕士研究生4万人左右,较10年前增长了4倍多。② 根据笔者的观察,在双轨制法科硕士研究生培养中,最大的问题是法律硕士的培养处在了一个尴尬的境地: 其一,法律硕士的应然定位是培养成实践型、复合型法律人才,但是,法学教育中,多数院校在法律硕士的培养上与法学硕士的培养并没有多大区别,一个教师给法学硕士上课讲什么内容,给法律硕士上课时也讲同样的内容,法律硕士的“实践性”与“复合性”并没有得到体现。 其二,由于法律硕士学位诞生后,法学硕士不仅没有转向学术型与研究型道路,而是把进入法律实务部门工作作为就业的第一选择,特别是随着法学硕士招生规模的扩大,在每年的就业“大军”中,越来越多的法学硕士成为法律硕士最强有力的竞争对手。 其三,在高校法科硕士研究生中,因为法律硕士是付费的,所以法律硕士似乎低人一等,无论从师资配备上、还是从后勤保障上往往得不到重视。 其四,与法学硕士、甚至是与法学学士混同的培养模式,使得法律硕士的培养质量无法保障,3年结束,法律硕士被培养成了“法学基础知识懂一点”、“法学前沿知识懂一点”、“中国法律知道一点”、“外国法律知道一点”的“样样通”、“样样松”的“法律夹生品”。 基于此,我们认为,法律硕士教育如果再不进行改革完善,那么最终会毁掉这个初衷甚好的制度,而今天在校的4万多法律硕士研究生则将成为该制度的陪葬品。于此,绝不是危言耸听。 二、法律硕士培养制度引入诊所法律教育之双向必要性分析 (一)诊所法律教育与法律硕士教育理念、目标、方法的契合 自从我国开始法律硕士教育后,对其教学该如何进行,也有不少争论。法律硕士教育主要是培养培养复合型、实践性高级法律人才,因此必须更多地与法律实践相结合,以实践为导向。其中,诊所法律教育就是一个重要的途径。在美国,法律教育都是研究生教育,与我国的法律硕士有相似之处。美国的法学院也都开设了诊所法律教育,因此,我国完全可以而且应该将其纳入法律硕士教育。 当前,人们对中国法学教育改革和反思的更多针对本科教学。诊所法律教育也是如此,主要针对本科学生。③实际上,诊所法律教育的教学理念和方法,法律硕士教育更能从中获得启示,汲取营养。例如,“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理念要求从学生的视角出发,为学生服务。教学的目的是培养人才,以学生学到知识为准,而非以老师完成教学大纲为准,更不是以念完教材、讲义为准。因此,必须鼓励学生提问、思考,让学生学会学习、学会如何分析和解决问题。法律硕士研究生教育尤其如此。老师不但要能够让学生思考,提出问题,更要让学生质疑自己的权威。毕竟,研究生毕业后不论是从事理论研究还是实践工作,都必须自己独立完成。 “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然而,如果没有正确的教育理念和教学方法,就难脱“误人子弟”之嫌。长期以来,国内的法学教育过于注重对法条的注释和对法学理论的解析,在培养学生面对真实案例时的实际操作能力缺乏足够的重视。而且,考试中更多的是对记忆而不是对分析能力、推理能力的测试,这很难培养学生思辨和独立思考的能力。因此,学生走上工作岗位后,也无法得心应手地运用法律知识去解决具体问题。相比之下,在诊所法律教育中,主要采用亲身体验教学法、角色模拟教学法、合作教学法等,无疑是对传统法学教育的有力挑战。 1.通过法律实践培养职业技能 (1)培养法律人的思考方式 概括美国的诊所法律教育,就是“通过法律实践学习律师的执业技能”,教会学生“象律师一样思考”。学生在法律诊所中,通过亲身参与,训练解决问题的方法和技巧,培养判断力,建立职业责任心,从而深刻理解法律人的社会角色,具备终生学习的能力同时,还可以了解司法制度问题所在,并为其改进作贡献,成为一个有道德的、“反思性的”法律人。 (2)在实践中掌握职业技能 诊所法律教育的形式借鉴了医学院诊所教育的模式。在医学院就读的学生需要花费较多的时间从事临床实习,从实践中学会诊断和治疗疾病。当法学教育引入这种教学方法时,法学院引用了“诊所”的称号,就产生了“法律诊所”这一法学领域特有的名称。学生在一个真实或虚拟的“法律诊所”中,在教师的指导下为处于困境中的委托人提供咨询,“诊断”他们的法律问题,开出“处方”,为他们提供解决问题的方法,并亲自为他们提供法律服务。这一做法类似于医学院的临床实习,即从实践和经验中学习法律职业技能。 (3)培养事实调查能力 当前法律硕士教育依然在走着传统法学教育中强调法律逻辑训练而忽视“事实调查”的老路。在现实中,事实是不断变化的,并非总为律师所知晓。有些事实仅为对方所知,有些事实是任何人都无法获知的,甚至于有些委托人非诚实对待律师。寻找真相、了解事实、运用证据、在真相不明时明确自己的职责是律师的重要职责。事实真相的不确定性是实际存在的,但在传统的法律院校课程里极少提到。④尤其是在我国,法律教育传统模式是老师讲,学生听、记笔记。离开课堂,学生分析案例和处理问题时往往茫然不知所从。在这种情况下,案例教学法被引入法学教育。但是,仍然不能解决上述实际问题。因,先不说我国的案例教学法更多的是举例教学法,也就是拿案例来证明学说和法律条文的合理,其存在很多缺陷。即使开展案例教学法,也还有先天的缺陷———案例教学中的案件事实是现成的、清晰的、固定的,不能很好地锻炼学生发现线索、收集证据的能力,以及思考与行动的互动能力,更无法锻炼学生接受挫折、克服心理障碍、适应社会以及与人交流的能力。相反,在诊所法律教育中,结合证据规则(文本中的法律)具体实践事实调查及其步骤、技巧以及所引起的职业道德问题,实实在在地培养了学生事实调查实践能力。 (4)培养法律研究与推理能力 法律实务中不但要调查事实,还要查找、研究相关的法律。然而,传统法律教育对法律研究等方法论的重视是不够的。法律研究(LegalResearch),在国外是非常重视的,美国各大法学院都开设了一门LegalResearchandWriting的课程。LegalResearch,主要指科学系统地检索法律信息,以及对检索到的法律信息进行分析,并运用于具体案件的方法。 对法律推理过程的认知,“常见的工作方式是从现存事实入手,逐渐展开分析过程,在这个过程,发现事实与分析法律交替进行,最终实现‘从结论道根据’的逻辑推理”。⑤这是一种律师的视角,看到了法律推理中的一些被忽视、隐藏了东西。毕竟,法律并不总是非常明确的,律师的工作就在于为客户寻求尽可能理想的结果。律师当然需要了解法律,但根据情势的变化,律师同样有必要熟悉如何为客户提供建议并帮助他们分析不利因素,如何做好书面及口头形式的庭审辩护,如何与潜在的合作者或诉讼关系人磋商。尤其是,律师必须在事实真相尚不明了并且(或者)不确定的背景下运用这些技能。在我国,因对法律研究的不重视,对其研究也就滞后。 (5)培养其他职业技能 法律实践中不但要调查事实,研究法律,还要会见当事人、证人、给予咨询意见,参与调解、谈判、出席法庭等。在这些具体的律师技能培养上,诊所法律教育不可替代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 2.通过法律实践培养职业道德 诊所法律教育所实践案件的性质皆为法律援助。在中国,尽管社会各界都已经认识到了法律援助的重要性,而且政府法律援助中心也已发展成为一个网络,但是由于政府资金来源以及处理法律援助案件的律师的不足等多种原因,中国的法律援助还存在诸多困难,其中,法律援助机构数量不足就是问题之一。在该种现实下,诊所法律教育性质的院校法律援助中心,就能够有所作为。与此同时,学生在从事法律援助的过程中,也能接触到书本和课堂上接触不到的法律实施的种种现实,甚至是非正义,促进学生对正义的理解与追求。⑥另外,人才的培养强调德才兼备,法学院的毕业生不但应有娴熟的律师技能,还要有悲天怜人的情感,不然培养出来的就是“讼棍”,而不是合格的法律人。在诊所法律教育中,学生会直接面对职业道德问题,有助于将学生培养成有责任感、有良心的法律人。 3.以诊所法律教育消除毕业实习之弊 在传统的法律实习环节中,存在实习的期限短、学生不能接触业务知识、不能学习职业技能等方面的弊端。如果用诊所法律教育来取代毕业实习,就可以解决这方面的弊端,还可以最大限度避免时间冲突,更好地促进学生能力的培养。 (二)成为法律硕士教育必修课是诊所法律教育可持续发展的现实需要 诊所法律教育在中国经过近10年的发展,已经走到一个十字路口。地位边缘化、师资不足、教师的工作量大而又得不到承认、资金和其他教学资源投入的非常规性等因素,直接影响着诊所法律教育本土化和可持续发展。如果将诊所法律教育作为法律硕士专业学位教育的必修课,那么上述问题将得到彻底解决。特别是不用担心万一福特基金会这些外部资源不再支持,中国的诊所法律教育就会垮掉。实际上,我们也不可能一直依靠外部资金的资助来给诊所法律教育“续命”。诊所法律教育必须自己成长起来,走向独立。 四、法律硕士培养制度引入诊所法律教育之可行性考察 考察与研究发现,在法律硕士教育中引入诊所法律教育,不仅具有双向必要性,而且实践证明其具有现实可行性。 (一)诊所法律教育在法律硕士教育中的成功实践 据考证,我国目前在有权招生法律硕士研究生的115所院校和科研机构中,有52所院校和科研机构是诊所法律教育专业委员会会员,占法律硕士培养单位的45.22%;有42所院校和科研机构设立了不同专业领域的法律诊所,占法律硕士培养单位的36.52%,其中,大多数院校以法学本科生为法律诊所的主要学员,也有一些院校将法律诊所作为选修课,允许法律硕士研究生和法学硕士研究生选修。我们经过调查认为,在已经开设法律诊所的院校和科研机构,完全有可能将现有的法律诊所应用到法律硕士教育中;没有开设法律诊所的院校和科研机构,可以为法律硕士教育创造条件设立。事实上,有的法律硕士培养单位已经在培养制度中引入了诊所法律教育并取得了成功的经验。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生院)的法律硕士教育就是其中的典范。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法学研究所(研究生院)于2003年被批准成为法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单位。自2004年至2009年,法学研究所共招收法律硕士研究生591人。法学研究所在法律硕士研究生培养中,在全国率先实践了专门以法律硕士研究生为学员的法律诊所教育模式,取得了良好的教学效果与社会效果。首先,参与诊所法律教育的法律硕士100%通过了国家司法考试。其次,在就业上,参与诊所法律教育的学生表现抢眼。除个别同学考博而未就业外,就业率为100%。就业单位中,既有中国证监会、中石油这样的中央企事业单位,又有北京等地党委、政府和法院、检察院、公安局等党政机关和政法机关,也有不少像普华永道、竞天这样的跨国公司与知名律师事务所。为此,2006年12月18日,在全国法律硕士培养试办10周年总结表彰大会暨全国第三届法律硕士论坛上,法学研究所获得“优秀法律硕士教学奖”和“优秀法律硕士教学管理奖”双项大奖。法学研究所作题为“打造豪华教师阵容,编写通用教学教材,开设法律诊所教育,实施人文培养管理,探索建立具有法学所特色的办学模式和社科法硕品牌”的经验介绍,介绍了其在法律硕士培养中开设诊所法律教育的经验做法以及对法律硕士培养的意义和价值,受到法学教育学界的重视。目前,法学研究所在法律硕士的培养方案中,已经将诊所法律教育作为学生12个学分的必修环节,要求所有的法律硕士研究生都要经过法律文书、模拟法庭、法律谈判和法律实践培养,而且均通过诊所法律教育的方式来实行。探索出了诊所法律教育初级班、中级班、高级班三层次教育模式,深受法律硕士研究生欢迎。目前,该校正在大力建设法律硕士研究生教学基地的基础上,总结经验,招贤纳士,争取资金,创建全国模范刑事法律诊所;并以此为龙头,着力实施“教学强所”指导目标,推动法律硕士教育的规模化、规范化发展,进一步推进“社科法硕”名牌战略发展。 从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培养法律硕士的经验来看,将诊所法律教育作为法律硕士研究生的必修课程,其可行性毋庸置疑。 (二)现行法律硕士培养方案与诊所法律教育的结合 在调整对中国法学教育从通识教育向通识教育、专业教育与精英教育的相结合功能定位的转化中,法律硕士教育一直定位于培养立法、司法、行政执法、法律服务与法律监督以及经济管理等方面需要的复合型、实践型法律人才。这一教育定位在职法律硕士培养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也是在职法律硕士教育取得成功的关键。在全日制法律硕士培养中,教育行政主管部门的宗旨也没有改变,而且不断强调其重要性并加大实践教学实施力度。例如,2006年8月3日,国务院学位办将全日制法律硕士实践教育环节从没有硬性学分要求增加到了12学分,增设了法律文书课(3学分)、模拟法庭训练(4学分)、法律谈判课(2学分)、法律实践课(3学分)等必修课程;2009年5月19日,国务院学位办的文件再次强调了12个学分的实践课程,并在法本法硕培养方案中,专门规定一个学期为实践教育环节。 我们认为,法律文书、模拟法庭、法律谈判、法律实践等课程完全可以用诊所法律教育来替代或者结合实施。不仅前述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的做法已经证明是行之有效,而且在其他一些院校的法律硕士培养中,也有成功的尝试。 此外,在一般的课程教学中运用诊所法律教育的方法,也有助于法律硕士的学习。实践性教育认为,教学理论与实践并不存在任何张力。相反,通过实际训练进行法学教育是一种有效的方法,来培育对法律更深的理解,并鼓励个人技能、价值观、判断力的发展。此外,通过学生积极的自我学习,实践性教育激发了学生的创造力,并且有助于职业认同感的发展。一个设计良好的训练有助于学生通过经验本身来学习。学生边做边学。教授可以穿针引线,并协助学生反省总结经验以实现传统的教学目标,例如鼓励形成法律上的洞察力、加强对实体法与法律原则和学说的理解。⑦ 五、结论:诊所法律教育应当成为法律硕士培养制度之必修课 中国创立法律硕士教育制度的主要目的就是担当法学教育直接服务于法律职业的重任。然而,经过十几年的发展之后,除在职法律硕士教育外,全日制法律硕士教育并没有完成其使命,反而其声誉有江河日下之虞。究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有一点不容置疑,那就是法律硕士的培养方案和培养方法与法学硕士并无多大区别,用同一教案和方法教授法律硕士与法学硕士的教师大有人在,法律硕士教育应有的实践性特征明显不足。诊所法律教育引进中国,给我国的法学教育带来了一股新鲜的空气,也为我国法学教育的改革发展提供了一个历史性机遇,并为“法律教育开启了一扇门,这扇门打开了长久以来法律理论教育与法学实践活动之间的屏障,这扇门使学生在踏入社会之前不仅具备法学专业水平、扎实的理论功底,更具备了实际操作的能力,适应社会工作与人际交往的能力。”⑧虽然诊所法律教在中国的实践、特别是在法学本科教育中的试验难说圆满成功,但是,我们惊喜地发现了在法律硕士教育中开展诊所法律教育成功范例,而此,又恰恰契合了从单一的法律知识型人才培养转变为法学应用人才、法学研究人才和社会管理人才的共同培养的法学教育目标,符合了法学教育肩负为法律职业部门和全社会培养高素质法律人才的历史使命。这无疑为已经备受争议的、亟待改革的法律硕士培养制度找寻到了“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发展径路。通过上述论证,我们发现,将诊所法律教育作为中国法律硕士教育的必修课不但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因此,教育主管部门应适时将诊所法律教育纳入法律硕士培养方案,将诊所法律教育规定为法律硕士教育的必修环节,以切实保障培养复合型、实践型高级法律人才目标的实现。 中国法律论文:简述中国法律中人性关怀运用 众所周知,在依契约进入文明社会以来,随着心灵的弱化,感觉能力的增强。人性作为一种不可阻挡的……借着“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宗教改革”的潮流,在推波助澜之中一发不可收拾。“人性”这个词对中国这个礼仪之邦来说,意义重大、影响深远。这也许是探索人性吧!我最初接触“人性”这个词是无意之中看到英国休谟《人性论》,这是一本具有深远见识的关于“人性”的大百科全书,不过这是晦涩难懂的书没看几多。由于学习精力上逐渐转移到刑法上,逐渐发现了一个问题,这也许是一个简单的社会问题,也许是一个简单的心理问题。 不论是法律也好、道德也罢。这些归属于上层建筑家庭的一员。都建立于经济基础之上,共存于社会这体现框架之内。人作为社会中的人,社会作为人的集合体。以为为中心的结构星系体系开始建构。“人性”应该处于其最优秀的位置。这一切的变化不仅体现在社会转型的各个方面,而且,在刑法体系之中无不体现着“人性”这一光环。从人性的视野去察觉“刑法”这一体系规范,刑法是研究犯罪、刑事责任、刑罚的。犯罪的优秀是行为,追根溯源还得从“人”出发,刑法规范本身就是对“人”行为的合理、有效地调控,着眼整体、兼顾局部,构建和谐世界,科学的刑法观念。这不仅仅体现其内部规范结构体现的协调,在其内部有其证成的基点,在其外部有其立足的依据。在这里,我着重浅谈本人关于其外部立足的依据,要想寻求刑法正当化,简单一点讲就是立法依据,不可避免的涉及到具有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集于一身的人。人与人相结合所形成的影响是巨大的,古语“防民之口甚于防川”、“水亦载舟,亦能覆舟”这从某种角度上都说明了“人民”的力量。对于大众来说,人及其共性之处,虽有个别差异、例外,但不会影响其规范体系。其人性的共性是其正当性的前提和基础,满足人的需求是其自身演变的不竭动力,也许刑法本身就不可避免地带有柔性色彩。人性的伸缩会不时呼应着刑法规范的刚性要求,使其在潜移默化地嬗变。这其中深刻的体现中相互作用力,不断发展的规律(意识作用物质,物质决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这种意识地形成逐步演变成解决这一类问题的方法论,在以前社会形态中,罪行擅断、践踏人权色彩浓厚,“盖古代法与道德,宗教之不可分性,身份之不平等性,刑罚之苛刻性,罪刑之擅断性”。在依契约进入文明社会之后,不断闪耀“人性”的光芒,释放“人性”的能量。这一潮流在基于其古希腊罗马文化之星火之上,借助于这腐朽封建王朝压抑已久的“人性”能量迅速波及整个资本主义世界,无不体现“人性的美”在美术作品中、文学艺术上等借助“复兴古希腊罗马文化”这一旗帜,尽情展现“人性”。突出人的作用,体现人的价值;改变以“神”为中心观念代之以“人”为中心。之后,人类认为自己的可以征服世界,征服自然的观念指导下,发生一系列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改革和革命的动力,深刻地影响了这一世界。“民主”、“科学”逐渐成为一种“主流意识形态”放眼世界,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社会制度成为两翼,资本主义也好、社会主义也罢,都追求民主,因为只有这样建立于人性基础之上的国家才能长久存在。我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其根本政治制度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民主基础之上的集中和在集中领导下的民主,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以人为本,以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根本落脚点。这是其存在正当化理由,是其存在的基点。与此同时,作为上层建筑之一员的刑法也应建立于这样的一个基点之上,最大限度的兼顾最广大人民的利益。使刑法本身就带有普遍性、抽象性,囊括纷繁复杂的个体差异。刑法适用对象这种开放性,不仅使其生命延续得更为久远,就像具体的法规条文随社会的变化会窒息会诞生。而超法规文本因其普适性而生命更长久。刑法的理论建构和价值设计无不体现“人性”这一优秀命题,从定罪、量刑、行刑上都因带上“人性”色彩,而软化了其刚性规范,更符合刑罚目的,更具人道主义、人文精神。 纵观刑法规范体系始终,无不体现和保障人权。陈兴良教授在其著作《刑法的人性基础》着手于从经验、意志、自由的角度出发更多地体现其带有哲学气息,而这也许是其适用差异化的对象而得以生生不息的重要证成。从罪刑法定主义经启蒙思想家和法学家志士的不懈努力从学说成为刑法上的铁则后,其限制刑罚、滥用权力,保障权力就成为贯穿刑事立法、刑事司法重要准则。这是资产阶级反对封建势力取得的重要成果,由不成文到成文的转变。人的个性得到了张扬和自由得到了保障。 这种保障人权基于人人平等,当孤立的个人面对的统治阶级对其刑罚的诉求,对孤立的个人的倾斜,而立法者就是其重要组成部分。 刑事古典学派到近代学派变化中,刑事实证学派得到了长足地发展,犯罪的优秀由行为转变行为人,此时,客观主义盛行之风逐渐受到主观主义的冲击,客观主义被视为主观主义的外化,是主观意志的外在行为。 适用刑法人人平等原则之中,不仅仅其法律依据宪法中有所体现,因为宪法中规定:“人人生而平等”。这是总则中在分则中的具体体现。这里排除了年龄、职业、教育程度、婚姻状况………这些条件无不体现形式平等。这一原则性的规定极大地解放了人们不平等思想,消除歧视观念。任何其他的法律法规、行政规章都不得与其相违背,当人们拿起法律武器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时,却在程序上举步维艰(英美法系国家重视程序,不仅体现在其认定犯罪规格、标准;三要件{该当性、违法性、合法辩护事由}),当有人被精神病、“乙肝歧视”等维护时被认为是可笑的。犯罪构成要件中,我国现存的四要件体系出发,尽管其本身存在不相协调部分,在此不究,在主客观相结合四要件体系之中,无不体现着“人性的光环”。 中国法律论文:中国法律文化现代化略演讲范文 摘要:法律文化现代化是现代化的一个基本要素,是构筑法治社会的前提和基础。中国政治、经济和文化现实孕育的中国当前法律文化本质上仍然属于传统法律文化范畴,虽然它在维护社会政治稳定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它在整体上无法创生现代法治,许多方面甚至成为现代法治的反向力量。要实现中国法律文化的现代化,必须摒弃传统法律文化的阻滞因素,理性移植西方法律文化并加以本土化。同时必须进一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实现经济市场化和政治民主化,营造市民社会;公平立法,严格守法,公正司法,树立法律信仰;强化法制教育和普法宣传工作。 关键词:法律文化;现代化;法治;市民社会。 改革开放二十多年以来,中国社会全面进入转型期。法律文化也随之经历了从传统向现代的较为明显变迁过程。这是一个从一元法律文化到多元法律文化不断冲突与整合,从义务本位到权利本位,从公法文化一枝独秀到公法文化与私法文化共同繁荣的过程。也是一个从单一强化政策文化到不断强化法治文化,从热衷于法律的工具性特征到认同法律的价值性特征的过程。尽管如此,变迁过程中的当代中国法律文化之保守和落后性并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它在本质上仍然属于传统法律文化范畴,与现代法律文化差距仍然很大。法律文化现代化的实现是构筑现代社会法治大厦的前提和基石,理性分析制约和影响法律文化现代化的现实因素,科学构建法律文化现代化进程的理想模式,对“法治国家”的实现无疑具有深远意义。 一、法律文化现代化的现实制约因素 法律文化的现代化是现代化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它不可能离开社会的诸多现实因素孤军独进,而是在与社会现实因素的互动中逐步增加现代性,实现现代化。影响和制约法律文化现代化的因素错综复杂,它们在影响和制约法律文化现代化的同时,也使自身逐步走向现代化、民主化和理性化。 (一)物质因素 生产力发展水平是衡量一个社会先进与落后、文明与愚昧的根本标志。生产力发展的特定阶段必然外显为相应的物化形式或物质因素,这些物质因素对特定历史阶段的制度上层建筑和思想上层建筑都将产生决定性影响,法律文化自然涵盖其中。首先,在法律文化现代性因素的生成方面,物质因素起决定作用。法律文化的现代化过程就是法律文化内容日趋合理化过程,亦即法律文化内容的现代性因素不断生成和增长的过程。而法律文化的内容归根结底受制于当时的社会物质因素,“正像你们的法不过是被奉为法律的你们这个阶级的意志一样,而这种意志的内容是由你们这个阶级的物质生活条件决定的。”中国的生产力水平总体上处于初级发展阶段,无论是劳动者素质、劳动工具现状和劳动对象范围,其传统性和落后性因素还占相当大的比重。这就从根本上对法律制度的完善化和系统化程度、法律规范调整的范围和科学化程度、法律规范对社会现实的反映和普适程度、法律硬件和软件设施的现代化程度、以及立法和司法技术的科学化程度等方面产生严重制约。使表层法律文化如法律规范、法律制度、法律设施和深层法律文化如法律意识、法律思想、法律观念等的现代性因素较难生成,从而难以实现法律文化现代化。 其次,在传播现代法律文化的深度、广度和效度方面,物质因素起着决定作用。尽管由于自然环境和社会制度等方面原因而影响生产力发展的速度和进度,但生产力发展水平总体上不断趋于先进是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法律文化的现代性因素不断增加也是这一客观规律的生动表征。改革开放加速了这一现代化进程。但是,“春江水暖鸭先知”,法律文化的现代性因素最先是由精英层次的法律家和法律职业者所感知、理解和认可的。要使法律文化在深度、广度和效度上真正实现现代化,还必须有一个传播的过程。在传播现代法律文化方面,物质因素是基础,是前提,是条件。作为“第一生产力”的科学技术无疑是关键因素。现代传播媒介和教育技术、现代的交通设施和通讯技术为法律文化的传播插上了翅膀,使法律文化的传播更广泛、更深入、更生动、更有效。中国当前的生产力水平特别是科学技术的发达和运用程度,与实现现代法律文化的全面传播所应具备的物质条件有很大差距,广大农村和西部地区更加薄弱。推进科技进步,实现法律操作和宣传技术的现代化应该是法律文化现代化题中应有之义。 第三,在公民对法律文化的现实需要和接受能力方面,物质因素也起着决定作用。市场经济与其说是一种现代经济体制和模式,不如说是阶级社会先进生产力的特殊载体和外现形态。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市场主体在市场动作当中自然产生对法律调整的需要和依赖。同时,市场经济模式下的主体本身也应该具有一定文化知识素质,从而也就具备接受现代法律文化的能力。但是,中国的生产力水平决定了中国特别是中国广大农村现在仍然处于农业社会或者说是“熟人社会”,这种传统的社会形态不可能产生对现代法律的强烈需要,加上较落后的教育现状,也就决定了中国民众对法律文化较低级的接受能力。法律只有作用于现实社会生活才能成为“活的法律”。现代法律文化也只有作用于现代化了的人才能扎根开花,中国法律文化由于难有市民社会基础而难以实现现代化。 “社会制度中的任何变化,所有制关系中的每一次变革,都是同旧的所有制关系不再相适应的新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生产力的发展不仅提出了变革生产关系及其上层建筑的要求,而且造成了实现这种变革的物质基础和社会力量,因而这种变革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是任何力量也阻挡不了的。中国独具特色的法文化传统的形成可以从自然环境、生产方式等物质因素中找到理由,那么同样,中国法律文化的现代化进程也就是传统法律文化不再适应新的生产力发展的历史必然。 (二)制度因素 现代法律文化离不开与先进生产力相适应的物质基石,作为思想上层建筑,它又离不开以市场经济体制、民主政治制度和理性文化制度为基本组成部分的制度上层建筑这一基石。现代法律文化及现代法治必须建立在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和理性文化的基石上,现代法律文化本身就是理性文化的基本要素。 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是现代法律文化生成的基础。市场经济是社会发展难以跨越的经济模式。市场经济的运作品质衍生出平等自愿、等价有偿、公平自由、竞争进取的现代文化,市场经济的确立和完善产生了对法律规范的内在需求,在市场经济的文化背景和现实需要面前,有关市场主体资格、财产权保护、合同自由、社会保障等方面的法律制度和法制观念不断孕育并日益现代化。所以,资本主义社会市场经济的确立开始了近代法治和与之相伴随的近代法律文化,资本主义社会市场经济的成熟与完善形成了现代法治和现代法律文化。法治及其观念形态的法律文化成为市场经济的反映装置、维持装置和推进装置。没有市场经济就没有近代和现代法治,就没有作为法治前置条件的近代和现代法律文化,这是历史发展充分实践的不争事实。而自然经济和计划经济环境下是只适合于人治和人治文化而排斥法治和法治文化的。新中国成立以来,社会主义建设一直在计划经济模式下运作,与之相对应的是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和高度发达的集权政治文化,现代法律文化因缺乏前提和基础而难以生成。随着对内改革对外开放,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终于被确定为经济体制改革的根本目标,现代法律文化才逐渐有了生成的土壤。但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还是非常不完善的市场经济样式,计划到2020年才能“建成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更具活力、更加开放的经济体系”。由此可见,现代意义的法律文化在中国的生成还需要较长的一个时期。 民主政治制度的健全是现代法律文化生成的前提。民主政治是政治体制改革的终极目标和现代政治文明的全面体现。“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提出印证了民主政治制度的建设和健全是社会发展无可阻挡的历史必然。西方的历史经验已经说明,法律文化的近代化和现代化都是民主政治背景下的产物,中国法律文化近代化遭遇挫折的历史教训证明,高度集权的专制政治只能孕育人治文化而不可能生成近现代意义的法律文化。民主是法治的前提和基础,法治是民主的确认作保障,没有现代的民主政治,就没有立法的科学化和平等化,就没有执法、司法的公正性和公开性,就没有人们对法律严格遵守的自觉性,“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就只能是遥不可及的法治理想,从而也就不可能实现法律文化的近代化和现代化。 二千多年的封建人治传统对新中国以来的政治制度文化影响颇深,虽然经济体制的改革和市场经济的逐步确立迫使政治制度趋向民主化,但由于没有民主法治文化的深厚底蕴,民主政治制度更多地体现在政治理论和制度设计上,在实际政治运作中有一系列的关系并没有理顺。比如,执政党与权力机关的关系、政府部门与司法机关的机关、司法系统内部关系等等。导致法律成为政策的附庸,既没有权威性又缺乏稳定性;导致立法主体混乱,“法律走私”现象层出不穷,法律缺乏统一性;导致司法成为同极党政机关的一个部门,“人财物”完全受控,独立审判徒有虚名;导致“悠久的中央动员型治理传统”仍然顽固存在,立法、执法、普法都成为一个又一个的运动和“会战”,把法治异化为“运动法治”。总之,集中有余而民主不足的政治体制本质上是以树立人的权威而非法的权威的人治模式,是一种人治文化丰富发达而现代法治文化严重匮乏的文化样式。要实现“法治国家”目标,实现由传统法律文化向现代法律文化的最终转变,必须切实体现“主权在民”的民主国家本质,建立健全的民主政治制度。 理性文化制度的确立是现代法律文化生成的保证。理性与法治是密不可分的一对范畴,法律文化本身就是一种理性文化。从西方法治理论与实践发展史上可以看出,纵贯西方法治的一根主线是对人类理性的呼唤。亚里士多德是率先提出法治主张与学说并最早提出“人是理性的动物”命题的西哲。大体而言,凡是法治论者多是理性主义者。理性是实现法律文化现代化的重要保证。但并非任何一种政治制度都能产生理性文化,如果国家实行集权政治模式,实行新闻、文化和教育专制,树立主义、组织和个人权威,不实现真正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作为现代法治三大基石之一的以“主体平等、意思自治、权利神圣、等价有偿、诚实信用、契约自由”为价值取向的理性文化就不可能生成,也就无法构筑现代法治大厦。 (三)文化因素 法律文化是文化系统中独特的、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是“社会精神文化的重要构成。”法律文化如同政治文化、宗教文化、伦理文化一样,是构成人类整体文化大系统的一个子系统,是受整体文化影响的一种亚文化。整体文化的内容和样式作为强大的文化背景深深地影响着法律文化的性质、发展进度和调整方式。 中国是一个几千年儒家文化生长繁衍的传统农业大国,文化中的惰性因素对中国现代化进程所产生的巨大影响力和渗透力是不可低估的。传统文化中的“礼治”、“德治”导致的重礼轻法思想、“家天下”和“家国同构”导致的高度集权政治结构、重义轻利的义利观、以及“集团本位”价值观导致的盲从和无视个体权利等等,与肇始于近代西方社会的现代法律文化形成鲜明对极。随着社会制度的更替,我们尽管可以改变传统文化的物质外壳,但要更新它的深层内核却是一项极为艰巨的复杂工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虽然建立了较完善的社会主义法律制度,无法可依已成为历史,但受传统文化的深层影响,再加上经济、政治制度的原因,“礼治”文化并没有退出历史舞台,法律还没有成为调整社会生活和社会关系的调节器,法律的效力、权威、尊严还没有在政治结构和权力运行过程以及社会的日常生活中树立起来。一些非法律的调整文化如政策、道德风俗、习惯甚至远古遗风常常不时地替代和行使着法律的功能,一个为现代化建设所需要的法律秩序还未真正建立起来,制度性法律文化与观念性法律文化的二元结构存在着深层的矛盾。“传统不仅仅过去了,它还确确实实地现存着。……以致于历史每迈出一步,都必须跟这种传统势力发生纠葛,时而以之为前进、发展的凭藉,时而又力图摆脱它的羁绊。传统和当代是一对相生相克的范畴:传统制约着当代的进程,当代反过来改造和消融传统……”因此,推进整体文化的现代化,是实现法律文化现代化的客观要求。 二、法律文化现代化模式构建 法律文化的现代化是构筑法治社会大厦的前提和根基。西方法治实践历程充分证明了“没有这个由文化到政治,由抽象到具体制度的转化,就不会有近代法治”,同样也不会有现代法治。因此,要实现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民主政治目标,必须首先实现法律文化的现代化。如前所述,中国自古以来的法律文化传统整体上无法创生出现代法治,在许多方面,传统文化还因其与现代法治的深刻矛盾与冲突,构成了现代法治的反向力量。所以,法律文化的现代化进程于中国而言是极其曲折复杂的,必须着眼中国社会现实,从根本上解决中国法律文化现代化问题。 1.进一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实现经济市场化和政治民主化,建立与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相适应的市民社会。 着眼于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集权政治向民主政治的转变,从社会经济形态的转型和政治结构的变革中去寻找中国法律文化现代化的历史动力,是一种科学认识方法。商品经济的形成和资产阶级政治制度的确立实现了西方法律文化的近代化,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实现了西方法律文化的现代化。西方法律文化的近代化和现代化总是与西方经济形态和政治结构的变革相伴随,这一规律与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基本原理是完全一致的。因此,中国法律文化的现代化也必须首先从中国经济政治变革中寻找根本动力。 首先,“商品经济这一社会人类学的历史运动,同时伴随着文明社会法权关系与法律文化的深刻改变。”在分析法律文化的进步时,经济因素是我们必须给予高度重视的一个历史动因。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形态只能产生与之相适应的传统法律文化样式,以市场经济为特征的资本主义社会必然导致传统法律文化的现代转换,以计划经济为特征的传统社会主义社会也形成了特有的法律文化样式,这既是历史现实,又是规律。可见,要实现中国法律文化的现代化,根本动力之一就是实现经济的现代化,即不断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促使市场经济进一步确立和完善。其次,相对于经济因素来讲,政治因素对法律进步的影响更为具体和直接。第一,执政者的治国理念直接影响法律的地位和权威。西方自古希腊以来就形成的“法治国”传统与中国几千年对超越法律之上的“道德理想国”的苦苦追求而导致的“重礼轻法”就是鲜明的例证;第二,执政治者的政治主张为了能够得到广泛的服从,往往都会通过法律的形式加以具体化、固定化和条文化。从这一角度讲,法律就成了政治的一种反映装置,政治的每一个进步都会在法律中得以显现,亦即表现为法律的进步。要实现法律文化的现代化,离不开政治的民主化和政治体制的现代化。 与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相伴随的社会形式必然是与熟人社会相对极的市民社会。熟人社会又称为“乡土社会”,在熟人社会里,人们几乎不需要法律和法院。法律更多地是一种潜在的威慑。这样的社会形式自然不会产生现代法律文化。现代法律文化有自己独特的社会“语境”,这就是市民社会。市民社会又称为“陌生人社会”,它是“以城市为活动空间,以市民为成员而构成的一个阶级群体。”市民社会体现了与众不同的价值观念和精神面貌。美国法学家弗里德曼这样刻画现代市民社会:“当我们走在大街上,陌生人保护我们,如警察;或威胁我们,如犯罪。陌生人扑灭我们的火灾,陌生人教育我们的孩子,建筑我们的房子,用我们的钱投资。陌生人在收音机、电视或报纸上告诉我们世界上的新闻。当我们乘坐公共汽车、火车或飞机旅行,我们的生命便掌握在陌生人手中。如果我们得病进医院,陌生人切开我们的身体、清洗我们、护理我们、杀死我们或治愈我们。如果我们死了,陌生人将我们埋葬。”市民社会形成的直接后果是道德与权威的碎片化,道德控制社会的能力直线下滑。市民社会是多元的,权威趋于减弱并越来越分散,道德价值取向变化无常,法律成为共同的信仰,传统权威日薄西山,法院成了神圣的殿堂,习惯的力量减弱,权威受到质疑,对正式法律的需要应运而生,法律的价值性亦倍受重视,现代法律文化逐步生成。 2.正确处理继承传统法律文化与移植西方法律文化的关系,促进法律文化的现代化转变。 法律文化的现代化,本质上就是要建立一套与现代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相适应的并由现代化了的人所主动接受的动态法律观念价值体系。以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为基础、以巩固皇权神圣不可侵犯为宗旨的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因其具有的专制性、等级性、封闭性以及重刑轻民、刑罚酷烈、缺乏正当程序观念等特征而与现代法律文化根本对立,传统法律文化从总体上不可能再生现代法律文化。但是,也决不能由此而全盘否定传统法律文化。应该看到,中国传统法文化曾给我们民族和国家增添了光彩,它向世界传递过智慧之火,它是一笔财富,同世界上任何一种文化体系一样,既有守旧消极的因素,也有进取积极的一面。我们决不能在一片废墟上构筑我们的现代法律文化。我们可以在剔除了传统法律文化的内核之后,对某些方面给予创造性的转换,使之附属于新的内核之上。当然,任何一种形式存在的传统法律文化,都必须在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面前接受洗礼,“合者存,不合都亡,再也不能让旧的缠住新的,死的拖住活的。” 另一方面,世界法律的发展史表明,法律移植是落后国家加速法治发展的必由之路。通过对中西法律文化的考察可以发现,中西法律文化的差别,实质上是自然经济、产品经济与市场经济的差别,是农业社会与工业社会的差别,是封闭社会、半封闭社会与开放社会的差别,是乡村社会与城市社会的差别,是伦理社会与法理社会的差别。一句话,中西法律文化乃至整个中西文化的差别,是“古”与“今”的差别。西方国家为人类创造了发达的法律文化,这是人类的共同财富,作为在整体上处于落后状态的我们,必须大胆地移植其先进的成果。法国著名比较法学家达维德说过:“在法的问题上并无真理可言,……很多改进可以在别人已有的经验中汲取源泉。”只有不断地鉴别和吸收,才能不断地改进,我们不必过分惧怕移植西方的法律文化,马克思主义就是从西方引进,迄今已成为大多数中国人的政治信仰。鲁迅先生说的好:“虽是西洋文明罢,我们能吸收时,就是西洋文明也变成我们自已的了。”不要“一到衰弊陵夷之际,神经可就衰弱过敏了,每遇外国东西,便觉得仿佛彼来俘我一样,推拒,惶恐,退缩,逃避,抖作一团,又必想一篇道理来掩饰。”改革开放以来,传统法律文化与原社会主义法律文化赖以存在的物质生活条件发生了巨大变化。以封建政治权力为特点,以道德为本位的传统法律文化及以计划经济为特点、以义务为本位的社会主义法律文化已经难以为人们在新的物质生活条件下的法制建设和法律生活提供有效的知识和经验,必须加以变革,实现向现代化的转变。影响中国法律文化变迁的外部文化因素主要就是西方法律文化。“一种法律制度的历史在很大程度上乃是向他国法律制度借用材料以及将法律之外的材料加以同化的历史。”移植西方法律文化并使之本土化就成为完善中国法律制度、提高民众法治观念、推进法律文化现代化的历史必然。不过,本土化是一个艰难复杂的过程,“法治最大的困难在于外来文化与本土环境之间的脱节,由于这种脱节使得这种制度无法在本土得到很好的运做。”在上世纪初中国法律文化近代化过程中曾有过“南橘成为北枳”、“画虎类犬”的教训。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可能又要归结到“市民社会”的语境中来。 3.公平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树立法律信仰。 所谓法律信仰,就是“人们对法表现出一种忠诚意识、神圣崇尚、巨大热情和高度信任,它包含着社会对法的理性推崇,寄托着现代公民对法律的终极关怀及法律人的全部理想与情感。”改革开放以来二十多年的立法活动,建立了相对完备的法律制度,初步形成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但是,法律在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中的实现程度极低,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或乱究的现象大量存在,法律缺乏应有的权威性,社会公众与法律之间甚至存在某种程度的内在紧张关系,表现出对法律的冷漠、厌恶、规避或拒斥,而不是对法律的热情、期待、认同和参与。究其根源,就在于长期以来由于传统的、政党的、国家的和民众的原因而导致的法律信仰的缺失。“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而只要法律没有被信仰,“只要法律还没有被看成是坚固的堡垒,以阻止实施任何与法律相抵触的国家决定或党的决议,……社会就没有避免重复出现悲惨事件的保障。”法律信仰问题是整个法律理论的最高问题,它是法律的实施、功能、价值以及效益能否真正实现的文化支撑点。 在中国现阶段,实现法律信仰,必须解决以下几个问题:第一,立法公平,包括立法程序民主公开和法律内容平等公正。“被人们普遍所遵守的法律必须是制定得良好的法律”。人们对法律的信仰,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人们需要法律并实际感知到法所具有的神圣性、公正性和权威性,“如果认为在立法者偏私的情况下可能有公正的法官,那简直是愚蠢而不切合实际的幻想!既然法律是自私自利的,那么大公无私的判决还能有什么意义呢?”法律制度可以完备,但如果法律只代表某个政党或者某个政府部门的利益,搞“法律走私”,法律不符合“法”的要求,不体现公平、正义等终极价值,法信仰就无从建立。第二,执法严格公正。这里的执法,既包括行政执法,又包括司法。“徒法不足以自行”,法律实现了“平之如水”,接下来的关键就是执法者。“执法官乃是会说话的法律”,如果执法官作出一次不公正的判决,那比一次犯罪祸害犹烈。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执法环境虽然有了很大改善,但是在执法活动中乱立章法,以言代法,以权压法,干扰执法,越权执法,滥施处罚,以罚代法,以罚代刑,徇私枉法,贪赃枉法,不履行法律职责等执法违法现象仍然存在,有些现象还表现相当突出。“执行法律的人如果变为扼杀法律的人,正如医生扼杀病人,监护人绞杀被监护人,乃是天下第一等罪恶。”执法者的公正与否以及他们本身的法律信仰问题,直接影响到社会公众对法律的信仰。正所谓“生殖与灾荒,皆天也,法制与悖乱,皆人也。” 4.强化法制教育和普法工作 法律文化的现代化,关键是人的现代化,“如果执行和运用这些现代制度的人,自身还没有从心理、思想、态度和行为方式上都经历一个向现代化的转变,失败和畸形发展的悲剧结局是不可避免的,再完善的现代制度和管理方式,再先进技术工艺,也会在一群传统人的手中变成一堆废纸”。我国公民整体文化素质较低,加上传统法律文化的影响和一直以来对法制教育工作的不够重视,造成公民接受法律的基础非常薄弱,在这样的法律文化氛围当中,要想实现现代化进而建立法治社会是不可能的。只有通过开展卓有成效的普法宣传工作、形式多样的学校法制教育、举办更多的公民听证会等等,使公民懂法用法,强化法律观念和权利意识,唤起公民对自由、平等等法律终极目标的追求,才能实现法律文化的现代化和法治社会这一目标。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恢复了高等院校的法律教育,并逐步在中小学阶段开设了一定的法律常识课,这无疑是一个巨大的进步。但是,由于学校特别是中小学校把法制教育纳入德育范畴,以及在很多地方把法制教育等同于法律知识传授,使学校法制教育缺乏应有的地位和达不到应有的效果。为了能使学校法制教育真正承担起弘扬现代法律文化、造就现代法律人才的使命,改革已是刻不容缓。自上而下的全民性的普法活动自1986年以来已实施了三个五年计划,“四五”普法正在全面展开。通过近二十年的全民普法,为中国实现法律文化的现代化打下了认知基础和民众基础。但在普法过程中,有一个形式与内容、主动与被动、目标与效果的反差问题,必须从理论上和技术方法上认真加以解决。听证会也是近年来得到较多运用的立法和法制教育形式,让利益可能受到拟议中的法律影响的行业代表、民间人士有充分机会参与其事,这不仅体现了立法的民主性,也使法律有了更强的可操作性,树立“自己的法律”的良法观念,有利于法律得到全面的贯彻执行,实现制度法律文化与观念法律文化的统一。 中国法律文化现代化进程是一个艰难复杂的系统工程,是一个与市场经济、民主政治、理性文化和市民社会共生共进的互动过程。但是,中国法律文化的现代化并不会因为我们的愿望而化为现实,它需要全社会特别是国家和政府的实际行动和共同努力才能最终生成,也只有法律文化现代化的生成之时,才是“法治国家”的全面实现之日。 中国法律论文:中国法律渊源模式 【摘要 目前中国的法律渊源呈现出以宪法为统帅单一制的制定法模式,具有特定的历史必然性,并且随着社会的发展其弊端逐步地显现出来,其最突出表现为制定法模式工具主义。 一、当代中国制定法模式的法律渊源[1 中国是制定法和成文法的国家,其主要法律渊源有摘要:⒈宪法。宪法是制定法的首要渊源,是国家的根本大法。其基本特征是摘要:宪法具有最高法律效力,是其他法律的立法根据,其他任何法律和宪法相冲突无效;宪法是规定国家社会生活中的最基本的内容;宪法的制定和修改程序比普通法律要严格。因此,宪法具有最高法律效力和法律地位。⒉法律。法律是仅次于宪法的法律渊源,是全国人大会及其常委会制定的规范性法律文件。法律又分为基本法律和非基本法律。基本法律是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和修改,在其闭会期间,可以由其常委会在不同原法律的基本原则精神相冲突的进行修改;非基本法律是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制定和修改,规定和调整除基本法律以外的社会生活的某一领域方面的法律。⒊行政法规和基本规范性文件。行政法规是由国务院根据宪法和法律,在其职权范围内制定的有关国家管理活动的各种规范性文件,其法律地位仅次于宪法和法律。那么,其合法性根据摘要:一是宪法;二是法律。国务院各部委所的规范性命令、指示和规章,也具有法律效力,其法律地位低于行政法规。但应注重的是,国务院根据人国人大授权而制定的有关改革开放的规范性文件不是行政法规,而是授权立法。⒋军事法规。军事法规是由最高军事机关,即中心军事委员会制定的规范性文件,其效力一般只及于军队内部。军事法规的合法性依据有宪法和法律。我们把产生于宪法确定体制的军事法规称为自主性军事法规,产生于法律授权的军事法规为授权性军事法规。从历史上看,我国已经有最高军事机关立法的传统,目前的中心军事机关也在行使一定的立法权。⒌地方性法规。地方性法规是由省、自治区和直辖市人大及常委会及省级人民政府所在地的市和国务院批准较大的市的人大及常委会为执行和实施法律、行政法规,根据本行政区域的具体情况和实际需要,在法定权限范围制定、并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和国务院备案的规范性文件。省级人民政府所在地和国务院批准较大的市制定的地方性法规要报省级人大常委会批准后施行地,并由省级人大常委会报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备案。因此,这种地方性法规又可以划分为省级法规和大市级法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建立了多个经济特区,其立法是一种非凡性的地方性法规。⒍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是民族自治地方的人民代表大会依据当地民族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特征制定的具有自治性的地方规范性文件。其不同于一般地方性法规的特征是摘要:⑴其立法依据不是一般政府的权力,而是民族地方自治权;⑵立法机关只能是民族自治机关,而且只能是人大,不包括其常委会;⑶其立法权限较大,可以根据地方的实际情况,不违反宪法和法律的基本原则精神的前提下,作出变通性的规定;⑷自治区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报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后生效,而自治州和自治县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报上一级人民代表大会批准后生效,并由上一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报全国人大常委会备案。⒎规章。规章包括部门规章和地方规章。部门规章是只国务院各部委依据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在权限范围内的命令、指示和规章,在各部委管辖范围内生效,其效力低于地方性法规,它只是一种“准法源”或者是“参照性的法源”。地方规章是指省级人民政府以及省、自治区所在地的市、经国务院批准较大的市的人民政府根据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制定的地方性规范文件。和部门规章处于同一个层次,也是“准法源”或“参照性法源”。另外,经济特区的规章效力和一般地方规章效力相同,其内容仅限于经济领域,经济特区的规章可以和全国性的法律有所不同。⒏国际条约和国际惯例。国际条约是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缔结的规定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和法律等方面相互间的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现在通常被认为是法律渊源。国际惯例也是我国的法律渊源,这种国际惯例是在按国际法行为必须的或正当的信念下形成的。 二、中国制定法法律渊源模式之弊端 ⒈中国制定法法律渊源的必然性[2。中国的法律渊源主要是制定法,是由我国法律发展的历史传统造就的非凡法源思维方式造成的。主要表现摘要:⑴从历史上,中华法系的主流是以制定法为法的主要形式,令、格、敕、例都是低一级的法的形式。尽管在历史有过以例破律、律例合一,只不过是一种例外而已。⑵从中国法律形式受外来法律形式影响来看,主要是以日本法、德国法为模式。而这两者是大陆法系,而大陆法系是以制定法为其主要形式的。大陆法系把制定法作为主要法律形式和中国固有的法律思想相吻合,易被中国人所接受。⑶解放后,中国的政治态度受苏联的影响,法制建设多以苏联为楷模,而苏联的法律形式也主要是制定法。第四,从理论上讲,新中国的诞生既社会主义在东方的胜利,也是中华民族摆脱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开端。中华民族以独立的民族国家形式在世界出现,必然强调国家主权及国家权威,废除帝国主义强加在中国头上的不平等条约,非凡是新中国的政权性质和旧社会的根本对立。因此,需要制定法巩固国家政权,制定法便成为我国的主要法律渊源形式。 ⒉中国制定法法律渊源模式的主要弊端。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社会关系不断地复杂化,使制定法越来越不能适应形势的发展和变化,制定法的调整和社会需要之间产生了许多矛盾,这集中地体现出制定法法律渊源的主要弊端,主要表现在摘要:⑴法律效力的滞后性和社会关系的相对超前性产生了矛盾。因为制定法的形成需要一个很长的过程,即起早、审议、讨论、通过、公布等环节,其效力始于公布之日或者之后的若干之日。这时社会社会关系已经发生了变化,甚至是巨大的变化。而这些变化是制定法所无法预见的。另外,制定法是对以前法律实践活动的阶段性的总结,又是针对未来生活规范的预选设计,也不可能包括所有的现象,更不可能未卜先知。因此,制定法对其制定后出现的新情况就失去了相当的针对性,制定法当然不能满足社会的发展需要。⑵制定法的静态稳定性和社会关系的多变性之间的矛盾日益严重。由于制定法是对一定阶段成熟的社会关系的阶段性的总结,一经制定就具有相当的稳定性和不变性,因为在制定和修改上要受到很多的限制,即使需要修改也必须遵循法定的程序才能进行。这些因素就导致制定法具有更强的静态稳定性。相反的是,社会关系却是不断地发展变化的,而且是每时每刻都在变化,这种绝对意义上的变化性是和制定法的静态稳定性产生了很大的矛盾。而且,极有可能造成的是社会关系的巨大变化是对制定法规范的公然违反。⑶制定法的抽象概括性和社会关系的具体复杂性的之间产生较大的矛盾。由于制定法是一种具有很强抽象性和一般性的行为准则,它要对复杂的社会关系尽量地作出一定的规范,再由于语言文字本身所具有的抽象性的特征,因此,制定法只能作出一般性的原则规定,因而具有很强的抽象性。但是社会生活关系本身的复杂性,以及不断地发展变化性造成更高程度的复杂性,也就个案的具体性体现,那么,这两者的之间的矛盾就会产生一定的对抗。总之,制定法是不能解决这个矛盾的。⑷制定法的统一性和各地区发展的不平衡性之间的矛盾。我们知道,制定法是一种普遍性的行为规范,需要对各种具体的行为都要作出一定的规范,对他们都有普遍性的约束力,所有的社会成员必须一体化的遵循制定法的规定。可是,我国的地区差异很大,各地情况异常的复杂,尤其是沿海和边疆地区的发展极不平衡,非凡在文化、信仰、风俗、习惯等方面差距巨大。在这样的不平衡的大环境下,适用具有高度一体化的制定法,而区分各地的具体情况。假如运用国家强制力来实施统一的制定法,势必什么造成许多困难和其他的一些负效应的。 可以说,制定法所具有的这些一般意义上的弊端是不能运用制定法本身来解决的,不可以运用制定法的自我调节或者政策来代替法律以适应改革开放的需要的。 三、中国单一制定法法律渊源的一个重大缺陷——制定法模式工具主义 法律工具主义指法律的适用主体把制定法仅仅当成是为了达到某种目的的手段和工具,他们需要制定法时才予以适用,而制定法本身没有独立性的价值,是处于被他人利用的地位。制定法的这种工具主义主要表现为摘要:[3⑴制定法是阶级统治的工具,认为法律是实现阶级意志和阶级统治的工具,是统治阶级进行阶级斗争的“刀把子”,法律的价值首先和主要的是维护阶级统治和镇压阶级压迫。⑵制定法是经济工具,主要是因为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法律对经济基础的反功能,那么制定法就是构成了经济实现的工具。⑶制定法是国家的工具,是指制定法国家是目的,是维护国家机器运转的手段而已。⑷制定法是政策性的工具,表现为法律使政策规范化、稳定化的工具。⑸制定法是道德的工具,即制定法是维护统治阶级道德和制约非统治阶级道德的工具。 制定法工具主义的最大弊端是对法治所造成的影响,因而,它是法治实现的最大障碍,也可以说,重视制定法也不上重视法治。其一,制定法工具主义违反了法治的基本要求。法治的基本要求是摘要:⑴权自法出;⑵法大于权;⑶人从于法;⑷违法有责;⑸立法公平。这种制定法工具主义和法治间存在很大的差别,表现为摘要:首先,制定法工具主义宣称一个凌驾于法律之上的阶级意志在阶级社会的永恒存在。其次,制定法工具主义为统治阶级乃至个人以及其所代表的权力凌驾法律之上打开了方便之门。最后,制定法工具主义弱化了责任意识,权力行为的社会制约性大大下降。[4其二,制定法工具主义强化了人治的理论基础。人治的基本精神是摘要:⑴法自权出;⑵权大于法;⑶人高于法;⑷责任失衡;⑸立法等差。这种工具主义主要表现为摘要:首先,立法公平的思想在这里被斥为异端,立法等差仍有坚实的基础;其次,对国家意志的强调也是制定法工具主义强化人治的重要表现;最后,制定法工具主义对法律的制裁功能的无限扩大强化了国家机构的控制功能,弱化对国家权力运行的社会性监督,使人治盛行。[5 中国法律论文:中国法律发展的方式与立场 本文作者:张浩书眭鸿明工作单位: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 一、中国法律发展应采用何种方法论立场 面对西方各种法治与现代性的理论,中国的法学学者应当表现出怎样的一个立场以及重要的,中国的问题是什么中国的法治建设要改变什么存在着一个中国的法律现代性问题吗又该怎样理解中国法律的现代性呢以及,该如何细致而真实地描述中国法制现代化的历史脉络并进而阐释其内在的理论逻辑进一步,法治对于中国人到底意味着什么它是否已经构成中国人日常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当下中国的法治又究竟处在什么样的一个阶段以及,中国当下的法律制度是正当的吗它与现代性的法律之间又有着怎样的关联与法律的全球化运动之间又有着怎样的关系也就是说,法律的现代性与当下中国法治之间有着怎样的相关性(或不相关性)或者,现代性的法律之于中国的正当性又将何在当下中国法制的现代化又该如何可能换言之,法治到底如何面对中国国情这样,更进一步,设若存在一个“中国的法制现代化”问题的话,那么究竟该如何建设现代性的中国法律价值体系又该如何创建足以保障现代性的中国法律持续和健康发展的有效机制等等。所有的这些问题,都是质疑“中国法学向何处去”以及反思“中国的法制现代化”所必须直面的前提性问题;同时,这也表明了当代中国法律问题的复杂性。长期以来,在中国法制现代化的方法论、特别是有关法律发展的研究范式及其立场上,人们要么习惯于以历史哲学或社会进化论为其阐释之基础,认为中国法律发展的过程中存在着一条相对固定的发展轨迹,而且这条轨迹是由若干前后相续、彼此独立的阶段或形态所构成的,并且这一轨迹的运行走向又是一个从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到高级的过程,如由野蛮之法到文明之法的嬗递、由身份之法向契约之法的转变、由封建社会法制向社会主义社会法制的历史演变、由人治社会向法治社会的转型;要么习惯于以某种单一的理论或者一种意识形态来解释中国法律的现代性,把中国的法制现代化看成是某种理论自身发展的必然产物,比如把有关中国的法律发展看成是一个追求某种价值—规范体系(如法治型价值—规范体系)并且这一价值—规范体系自身又是不断完善的过程,再比如求助于自由主义的法治理论,还比如热衷于宪政主义,又或者认为中国法制现代性的精髓在于西方启蒙以来的两大思想传统“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中的任何一个,①进而把中国的法制现代化等同于“西化”或“西方化”;要么就是把中国法律制度的变革置身于“传统/现代”、“东方/西方”、“正式制度(国家)/非正式制度(地方)”这三组二元对立的文化结构之中,认为中国法制的现代化实际上是一个法律文化的比较与选择、进而“取其精华、弃其糟粕”的过程,是一个法律资源优化组合后的多元化的法律文化共同体齐步迈向现代性的过程;要么就是将中国法律制度的发展置于中国政治体制的历史变革和社会结构的变迁、甚至是经济全球化的宏大图景之中来描绘,把法律的现代性看成是依附于政治事实的、或者经济发展的“晴雨表”,甚至混同在政治的现代性与社会的现代性之中,进而认为中国法制的现代化其实是一场伟大的“法律革命”。问题是,尽管上述四种分析范式都具有很强的解释力,也尽管这些有关中国法制现代化的描述或多或少都能够从不同的侧面反映出中国法律发展的历史脉络与现实轮廓,但是由于它们没有保持对于西方法治与现代性理论的足够警醒与警惕,同时也没有准确地把握中国现代法律发展的未来走向,因而在“仓促之间”,它们不仅失去了对西方法治与现代性理论进行批评与反思的能力,而且还草率地把西方的法治与现代性理论与中国的法制现代化直接勾连起来,从而忘却了法制现代化之于中国的立场和中国自身的品格。结果,它们不仅没有确立有关中国法制现代化的实践性的问题意识,也没有提升有关中国法律发展问题的分析理性,因而它们不仅没有生产和再生产出有关中国法律发展的知识类型,而且也没有深入思考“法律的现代性”与中国法治建设的关系问题,甚至还忽略了在“法制现代化”与当下中国社会大众日常性的法律生活及其感受之间建立起有知识意义的关联,进而使得中国的法律人无法意识到当下有关中国法制现代化的描述和理论建构在很大程度上实际上都是建立在西方法律发展的知识传统之上并一直受到“西方文化霸权”的支配、而不是中国自己的;为此,就连同2006年年底两位学者提出的当下中国的反思性法制现代化的观点,②他们不是“将西方发展经验的偶然转换成一种普适的历史必然”(邓正来语),就是重新陷入一种“新的西方中心论的现代化范式”的支配之中。③因而,这些论断无疑又都是有问题的,甚至非常地简单化。我们究竟该采用何种研究范式或方法论立场来对中国的法律发展、对中国法制现代化的历史进程进行描述才是合理、客观的,才更贴近于真实的中国法律的历史生活呢又究竟该以怎样的立场来观察并反思当下正在行进之中的中国法治建设和法律发展,并对中国的现实问题进行理论化处理,以期体现中国法律发展的主体性的同时,更多当然也更自主地参与到世界法律发展的运动当中,从而在世界结构中从“主权的中国”迈向“主体性的中国”④我们提倡一种从法律实践或法律实践史出发、也即“走进法律的现实生活”并以“法律文化的持有者”和“法律实践的参与者”的“内在视角”来观察并反思中国法律的现代性问题。换言之,中国法制现代化的研究立场应当摆脱经济实践、政治实践和社会实践的束缚,回归到中国的法律实践当中来,应当以法律人的眼光、特别是要尝试着以司法者而不仅仅只是以立法者的眼光来审视中国法律的发展问题,力求从社会生活方式的角度来理解中国的法制化进程;不仅要充分注意法律的实践理性,注意实践中法律知识类型的细微变革,而且要特别留意中国的法律发展所要直接针对的现实问题(比如这种问题是如何产生的,是如何被“问题化”的,又是如何不断地将各种具体的现实问题卷入到这个问题工厂的生产机器中的⑤),留心各种活生生的但却也是直接的、来自法律制度的行动者以及法律制度所必须面对或即将面对的一般人的法律生活经验与感受,因为对于中国法制的现代化,我们不仅是观察者,还是参与者,更是行动者。为此,我们应当是坚持从实然层面对中国法制现代化的进程及其特征进行检讨,要明确真正符合“现代性”意义的思辨应当是摆脱了以逻辑学、语言学规范分析基础之上的、认识论意义上的“形而上”的思辨,①是返回法的形而下、返回实践性的问题思考。为此,有关中国法律发展问题的研究,就必须一反过去从理论前提或概念出发的认识方法,必须一反过去的那种宏观的认识方法,力求从微观的角度、从认识实践出发,以生活化、细致化但却又是专业化的法律职业意识、知识和技术来关注中国法律发展的理论以及理论所要面对的实际问题及其处理问题的方式;既要全面了解西方的各种法治与现代性理论,了解西方现代性与西方法制现代化的复杂情势和多元方案,也要充分注意西方的理论预设与中国现实的法制实践之间所可能存在着的对抗和冲突;既要关注理论的结论以及具体的实践措施和政策,也要对现行的法律理论和具体的社会实践措施和政策进行反思、检讨与批评;既要照顾到客观现象(如司法实践中中国法官所采用的形式多样的策略),也要照顾到主观现象(如社会民众对待法制现代化的态度);既要分析国家的立法规划、法律政策和司法任务,也要叙述某一法院内部机构的日常运作,以及揭示具体司法活动中法官的个人意志与司法行为的选择及其二者之间的关系,还要关注法律制度所必须面对或即将面对的人(如诉讼者)的心理与特点,也即就是要通过法律来理解生活,理解法治对于中国人意味着什么,并进而尝试着把中国人细分为“‘法律生活的游离者’、‘法律面前的求助者’、‘法律活动的参与者’、‘法律困境的反抗者’”四类,以期理解法治与当下中国社会大众日常性的法律生活及其感受之间的关联,进而把握法治究竟该如何面对中国国情以及如何选择中国法制现代化的行动策略和行动路径。为此,有关中国法律发展问题的研究,就应当从规范/规划的法律发展观转变到实践的法律发展观上来,语境化地理解中国法律发展进程中的问题,注意现实问题的解决方案,而不仅仅只是关注那些没有问题根基的“形而上”的思辨,更不是去关注科学真理、终极价值与基本问题的探求;应当注重个别案例,注意中国法律人的个性化努力,以及关注这种努力对于制度的形成所可能起到的作用,而不仅仅只是注重那些一般性的问题,或者不仅仅只是关注具体“事件”或“过程”所反映出的社会结构或制度关系。这样,欲要做出中国法学之于世界的贡献,那么中国法制的现代性就不仅应当体现出中国法律发展的自主性,而且“其优秀还在于根据关系型视角形成一种根据中国的中国观和世界观,并根据这种中国观以一种主动的姿态参与世界结构的重建进程”②,因为我们需要的不仅仅是现代性的法制,更是中国的现代性的法制。唯如此,中国较之于西方,才能够从依附关系转换为自主关系,而西方较之于中国,才能由强制性的支配关系,迈向互相尊重的平等关系。 二、中国法律发展方法论立场的实践(史)反思 从法律实践或法律实践史出发、也即“走进法律的现实生活”并以“法律文化的持有者”和“法律实践的参与者”的“内在视角”来观察并反思中国法律的现代性问题,在我们看来,这一视角和立场至少包含以下几重含义:首先,它要求我们从法律的角度去观察并了解和思考这个社会以及这个社会所存在的问题,要求我们熟悉社会问题所包含的法律事实或法律因素,并且熟练法律实践和法律操作。也即要以法律为起点,了解这个社会中的法律制度及其在实践过程中所要面对的现实问题以及其所需要采取的具体策略和其所体现出来的实践的逻辑;也即是要在法律人的知识智慧和专业化的法律职业技术的意义上,了解在特定的社会情境系统里中国法律制度的制度角色和制度能力;要从立法者的眼光转移到司法者或解释者的位置上,了解“立法为唯一法律”这一理论前设背后所隐藏着的法律供给主义以及所存在着的诸多困难和风险(如国家的法律供给与社会的制度演进之间的冲突),③并对我国现行的主要以借鉴和移植西方制度为特征的、以法律制度建构为中心的法治发展战略或“变法”模式进行反思,以及对把立法作为国家推动现代化变革的重要机制进行严肃地批判,进而尊重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合谋共生,承认“社会中的习惯、道德、惯例、风俗等从来都是一个社会的秩序和制度的一部分,也是其法治的构成部分,并且是不可缺少的部分”①。这样,我们在解释社会现象时,就不仅要关注制度(或结构),而且更应当关注个体行动者(或行动)及其行动策略;我们要力求从实践出发,并充分“移情”,深入到中国法律人丰富的内心世界里,从而尝试着以主体的地位来解释和理解中国法律人的行为,进而“拨开制度的云雾”,看到法律制度背后人的力量及其个性化的努力。毕竟,人的行动并不只是被他生存其中的制度(正式或非正式的)所刺激、鼓励、指引和限定的,与此同时,“事件”也不仅仅只是现时各种制度、社会关系(结构)复杂作用的产物。②这样,具体到司法活动领域,就是既要一反仅仅只关注所谓的司法原理的传统做法,也要反对制度主义的分析进路,不再视“诉讼人为既定司法制度的消极的接收者,他们还是直接影响和塑造这一制度并创造制度绩效的行动者”③,同时也要理解面对现实而具体的问题中国法官要做什么,为什么这么做,以及能做什么,怎样去做,怎样才能做得更好;要知道在现实的困境中,中国法官之所以能够成功将纠纷事实裁剪并重构为案件事实,并对具体的社会—文化情境做有效且地道的回应,是因为他们在具体塑造角色的过程中,依凭多年的办案经验和办案技巧,依靠丰富的生活经验与生活智慧,并参照他所处的社会—文化情境系统的具体要求,尽可能多地排除了其角色集合中的矛盾因素,同时汲取并重组了他所承担的其他社会角色中的有利因素,进而在此基础上以一个综合性的角色(也即我们通常所说的“多面手”)进入司法的。当然,了解、熟悉法律的实践无疑还不是事情的全部。我们还必须联系自身切实的社会实践与经验感受、力求从“生活中的法理”为切入点来展开对法律问题的经验性分析,进而揭示出包括法律没有明确说明但却体现在实践中的各种原则和做法,也即“实践的知识”,并看到法律在官方表达层面背后的运作实际,体悟法律话语和法律制度实践中的智慧,从而说明并理解现实和社会的力量,最终发现中国法制现代性历史进程以及当下里的特有品格,而不是将目光停留在法律公开宣示的目标或法律制度无论是官方化的还是大众化的表达上。毕竟,任何逻辑上合理的命题或程式都不能确保真理,任何固定化的制度或齐整化的规则更是不能解决任何实际的问题的。生活的法律常识告诉我们,一些普适的制度或法律概念往往就会在某个狭窄的地方受到了挑战。④特别是对正处于社会变革和法治建设时期的中国而言,制度变革的真正合法性和正当性必定只可能是我们的生活体验。由此可见,强调从法律出发来观察并反思中国法制的现代化,实际上也是倡导一种有关中国法制现代化研究的语境化的内在视角,也即提倡有关法的现代性因素的思考,不仅要站在立法(制度)的角度,而且也要站在司法(实践)的角度;不仅要关注具体的法律制度与技术问题,比如承认法制现代化的其中一个重要的目的,便是要制定能够配合现代社会运作的实际需要的法律规范,而且也要出于知识的目的,出于对法律的信仰,更应当进入法律的社会实践,并把法律话语和社会实践联系起来观察和反思中国法制现代化这一其实是世俗且具体的活动。其次,强调法律的实践品格,还要求中国的法律人在考虑推进中国法律发展所采取的行动路线时,既要注意国家或政府所从事的、“自上而下”式的法律的制度建构和制度推进,也要充分注意并仔细考察当下中国因特殊的社会结构造成的民众对待法律的心理特质,⑤更要了解他们在日常的法律生活中的主张以及官方的法律话语表达在中国老百姓心目中到底居于什么样的地位,并发掘法律在中国人生活中的意义。换言之,也即要在现代化的语境之下,为中国的法制建设和法律发展找到一个现代法律之为中国的内在理由,找到区别于他国而自立于法界的中国特色,也即努力寻找到现代性的法律之于当代中国社会民众的权威认可和法理认同。毕竟,唯有法律实践才是法律知识和法律价值的创造者。相反,若是忽视了这一点,那么从制度表达或官方话语及其实践的层面来看,缺乏信赖基础的现代性法制,缺乏法理认同和内心认可的法制现代化,不仅无法在群体的认知层面上获得合理性,而且一旦实践起来,在特定的语境中还会反过来继续侵蚀他们自己本来已经不那么坚实的社会公信力,使得中国法律人即使在与民众基本立场一致的情况下也会因为显得“矫情”而没有办法切实地发挥其应有的影响力。进一步,话语是(discourse)带动政策的,并且又是以实践(practice)为手段的。①这样,中国社会若是要为自己的法制现代化建设生产出自己所急需的法律知识,那么,中国的法制现代化就必须转化为一种场景化的实践,同样,中国的法制现代化研究、包括对当下的中国法制及其改革的研究,也必须反思自己惯常表现出的制度层面上的宏大叙事,反思自己微言大义般的凌空蹈虚,进而着力于、甚至在一个阶段彻底地转向于对中国法律发展的具体问题的场景化考量,将法律发展的原理与不同的城市、农村、群体、组织、活动领域等场景因素相结合,将中国的法制现代化与具体的政治制度、与具体的社会结构和“运作场域”联系起来,在具体的场景中分析推动法律发展的不同要素、阐述法律发展以及法律运作的不同逻辑、策略以及不同的方式。换言之,有关中国法律发展问题的研究,“就总体而言,它就必须反对以抽象的所谓永恒价值作为对法律制度和规则的评判,而是注重特定社会中人的生物性禀赋以及生产力(科学技术)发展水平的限制,把法律制度和规则都视为在某些相对稳定的制约条件下对于常规的社会问题的一种比较经济化的回应。”②因而,在这一视角之下,现代性的中国法制,既必须成为国家和社会管理中一种常规的治理方式,也更必须成为日常社会生活中人们交往实践的一部分;唯有如此,法制现代化的理念才能转化为一种具象的治理实践,一种鲜活的生活事实。同样,中国的法律发展及其当下进行中的法制改革,也必须回应中国社会的现实需要,从而才能够为当下的中国社会谋福利并让当下的中国社会受益。相反,设若我们没有贴近自己的法律生活和法律实践,对别人的具体法律实践又不是很了解、或了解得很片面的话,那么我们抓住的只可能是中国法律发展问题的影子。实际上,就中国而言,法制现代化中诸多问题的有无,可能并不是或并不只是导源于我们所归因的制度因素或社会因素、政治因素,还可能包括其他制度的或非制度的因素。而后者,尽管有时往往更为重要,比如它们很可能为正式制度提供制度资源上的支持,但也常常容易被人们忽视。为此,如果说这种去语境性的有关法律发展的知识在西方还有它的适用性的话,那是因为它对于西方来说是内生性的,是建立在西方法律发展的经验基础之上的,是“土生土长”的,所以很多语境性的因素在其理论中是没有必要言说的;然而,如果我们不加反思地把它照搬过来并适用于中国这样一种后发型法治化国家,运用到对中国法制现代化建设的策略制定或标准的指导上,那么,结果自然就会是以西方的理论来认识自己。这无疑是极其危险的。因此,我们必须意识到法制现代化的语境因素对于法律发展的具体过程来说,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第三,强调法律现代性的实践品格,强调法制现代化要面向生活,服务于生活,要回报大众并回溯社会,这样,我们就不能仅仅只是关注理论自身(比如逻辑上是否自恰)而轻视理论所要面对的实际问题;否则,我们不仅会人为地割断理论与历史上或当下的现实生活中所面临的迫切问题之间的紧密关系,而且还会割断历史上的问题与我们当下的现实生活的联系。因此,有关中国法制现代化的研究,就必须回到历史的同时,也回到现实;并在过去的、西方的理论与中国的、当下的现实之间建立起联系。这样,我们在理解过去的时候,也获得了对当下生活的感悟力。这样,我们才能真正地在把握现实的同时把握理论,在把握历史和现实的同时,把握人类的普遍命运。③当然,也正是因为此,我们便不可避免地要在当下、在中国的法律场域里重新审视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之间的关系,并在中国法律实践的基础上完成对西方“现代性”社会制度的观察与研究以及对中国自身文化的反思、对自身传统的批判、对自身制度的改造尝试,既不简单地把“传统”视为“现代”的对立物而予以否定,也不把任何名为现代性的事业都看成是对传统观念、制度的全面剔除和取代;最为重要的,还是要解决掉我们社会中存在着的法律问题。为此,我们可能更需要的或许是一种实用主义的眼光,一种同情式的理解,更需要从实践和现实生活中的法律需要的角度来论证中国法制现代化的要求。这样,我们也就能够发现并承认,尽管“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的范畴不同,也尽管它们在治理国家和社会中的方式与特点也不同,但他们的地位和功能对于当下的转型中国这样一个复合型的文化共同体而言却是非常重要的,二者相辅相成,互相促进,既缺一不可,也不可偏废。长期以来,尽管以往的有关中国法律制度发展史的研究虽说运用到了历史学术语,可是却都未曾提及———更不要说解释了———中国法律制度发展之最显著和最特殊的特点,即它的历史意识:它对自己从过去到未来的历史运动的自觉,对本身之前进和发展的品格的自觉。换言之,这种历史自觉,是指它对其本身之历史延续和发展的察觉,以及它对于自己作为一个共同体的进取特性的意识,以及它本身从过去到未来的运动。虽说有点儿闪烁其词,但部分作为这种疏漏的结果,其所揭示出来的、有关中国法制发展历史的构成要素虽反映了它在结构上的统合,然却忽略了它的动态个性,忽略了它在实践中所可能展现出来的多元逻辑以及在时间中的真实发展。例如,这些要素并未解释清楚清末法制为何或者如何发展成了19世纪末期或者20世纪的法律,后者尽管遭到了西方法律文化的冲击与渗透、但在许多特征上却都跟传统法制完全相同,或至少是与之有着继承关系的,而又在另一些特征上,则如果不是在种类上也是在程度上与之有着基本的差异,换言之,它没有把传统中国法律体系中的每一个特征和所有其他的法律体系的特征关联在一起,而只是简单地把法律发展依附于政治实事,进而也就没能很好地解释究竟有哪些因素被遗弃了,而又有哪些因素被得以创造性地转换了。由此可见,有关中国法制现代化问题的研究,就不仅要关注中国法制现代化的观念史,而且要关注中国法制现代化的制度史,更要关注中国法制现代化的实践史。当然,也正是基于此,那么对于当下中国的法律发展来说,现如今面临的最急迫也是最难解决的问题,与其说是修订我们的法律规范体系、变革现有的法律制度,写进去更多更好的条款,倒不如说是通过一系列制度性安排和创造一种可能的社会环境,使得业已载入宪法和法律的那些基本价值、原则逐步得到实现。第四,当然也是紧接着上面的分析,提倡从法律制度的当下实践以及实践史的角度来观察并反思中国法制的现代化,还意在提醒我们在对当代中国的法律发展进行研究时,不仅要注重共时性,而且同时更要历时性地集中关注法律制度的形成和变迁的过程,也即将中国法律制度的实践和实践史视为一个未定的过程,一个不断实践和革新中的过程,将中国的法律发展视为一种参与、构成并推动世界法律发展的物质性力量,一项未尽的事业,而不是简单化地将其归结为某种诸如东方传统、西方、现代性的单一建构。这一点很重要。的确,法律实践的时空不应该被缩小,它必须既包括历史的与现实的法制实践,也必须包括中国和外国的法制实践。特别是随着国际化、经济全球化与区域化、团体化的趋势日益凸显,那么介于地域之间各实体之间和平共存的多种多样的关系网络的重要度势必逐步上升。这样,新型的法治势必就要反映各种因素互相依存的复杂的关系性、相对性。当然,在这里,平面的非中心化将成为最基本的趋势,而这又将意味着多元的法律体制的出现,以及秩序的形成和维持有赖于不同层面的同期处理和结构连动。当然,也恰恰正是在这里,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的法文化才可以融合。①的确,就当下中国所参与其间的世界结构而言,经济的全球化无疑使得当下中国的法律实践与法律制度的发展一下子都置身于更广阔的公共空间当中。当然,正是在这一空间里,传统与现代、三维的(天理这样,中国的法制现代化就不应当仅仅只是在西方法制现代化的延长线上来被理解或阐释,而应当被看成是独立自主的、但却又是世界法律发展和法律全球化进程中的一个相当重要的有机组成部分;当然,也正因为此,中国法律制度的实践进而也就获得了更广泛的世界意义。与此同时,在另一层面上,中国传统的法律文化也已经在中国现代性的社会结构和多元化的法律实践场域中开始了自我反思。就当下中国社会的内部结构而言,“转型”对于当下的中国来说,无疑不应简单地理解为目的先导的从一个社会类型转成为另一个社会类型,而应看作是一种持久的、多元社会结构和社会形态并存以及产生新型社会现象的混合。换言之,作为一个过程,“转型”对于当下的中国而言,意味着整个社会将由传统渐入现代。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无论中国社会的结构还是形态,就都将会由多种成分构成。这样,对于当下中国的法律发展和法治建设而言,不仅城—乡二元的社会结构,而且农业社会、城市社会或工业社会、后工业社会和信息时代的社会相混合的现实国情,以及由此带来的多种知识、多元文化和多重秩序并存的格局,一方面,既是当前任何一项全国性的法律制度在制定时所必须充分考虑的因素,另一方面,又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整个中国的法律制度为顺利达至其预期的目的或产生必要的效果而在具体的运作中所不得不采取的策略。为此,对于中国的法制现代化而言,当下的研究就必须从混合社会的历史实际出发来创建新的理论概念,就必须从法律实践的经验总结中提炼出中国法律制度发展的逻辑,进而指引中国法制现代化未来走向的可能方向,从而形成中国乡村法制与城市法制共同发展的新局面。换言之,社会结构和社会形态的多样化及复杂化,以及社会知识的开放性和世界性,使得我们只有着眼于实践过程,才能避免现有的单一类型理论的不足以及由此带来的理念化了的建构的误导,尤其是意识形态化了的建构的误导。与此同时,也只有着眼于实践中未经表达的逻辑,我们才可以把握不同于现有理论框架的新的概念并寻找到超越现有知识图景的一条可能的道路。①第五,从根本上来说,这一视角实际上是要求我们改变以往所习惯的从法律制度或法律条文出发来看问题的方式,尝试着从中国法律人的日常法律实践、特别是中国法官的日常司法生活中去看待这个世界,从生活中的法理(lawinaction)去理解中国法律的现代性,去理解中国法制的现代化,把中国法制的现代化看成是我们的日常生活需求,而不仅仅是某种外部要求的产物,或者是对外部社会压力的某种反应,甚至是对外国投资者要求的满足,更不是国家强加于社会、知识精英强加于普通民众的东西。因为后者,往往会简单化地把中国的法律发展,变成是中国对外关系史的一部分,会把现代法律制度在中国的建立,认为只是回应某种外部挑战的结果,那么在这样的意义上,这套“现代的”制度因而也就仅仅成了外部力量强加于中国社会的东西,成了国家强加给民众的“制度枷锁”,而与中国在同西方文明相遇以前社会发展的内在逻辑和要求无关的,或者与中国社会内部生活的日常需要无关,进而使得它可能会忽略中国社会自身的问题和要求,因此不能真正了解中国社会。②应当承认,现阶段中国社会中的知识生产与再生产的机制无疑是多重的,分散的。但是,任何制度建设却又都不可能穷尽关于一个社会中法律实践活动的实际开展所需要的全部信息或知识,这样,在具体的运作过程中,中国的法律实践就不得不面对并尽可能地考虑那些来自国家规划生产之外、根植于社区生活合理性之上的、非正式的知识传统与社会规则。③比如,与西方宪政制度下法官更注重规则治理不同的是,中国基层法院的法官、特别是农村社会里的广大人民法庭的法官在日常的司法活动中,经常需要面对和考虑的,其实不仅仅是规则问题,还包括“吃多少荤油多少素油、口粮中几斤黄豆几斤绿豆”等这样更为细致的技术问题。这样,为了解决好具体的纠纷,尽管他们需要的更多的是一种被称为地方性的知识,而不仅仅只是恪守职责、执行已有的法律规则,但这种知识却“又不是关于地方性规则(四个儿子谁应该多负赡养责任)的,而是关于地方性事实的(比如山里寒冷,老人要吃荤油等等);换言之,他的知识实际上已经超越了法律。也超越了礼和传统。”①由此可见,当下中国法律在其具体的运作中,必须尽力沟通转型期国家与社会的断裂以及调和因这种断裂所导致的两种不同的运作逻辑,进而兼顾法治知识与地方性知识,从而促成国家法制和内生于社会生活的自发秩序的沟通与合作。否则它就无法对社会中大部分变动不居的现象做及时、有效且地道的反应。这样,有关中国法制现代化研究,就都必须尝试着把这些知识或知识结构系统化进而提高到理论层面。最后,但或许却是最为重要的,就方法论的立场上而言,提倡从法律/法律制度的实践或实践史的角度来观察并反思中国的法制现代化,意在避免在缺少经验研究和经验知识的积累的基础上简单地进行所谓的方法论反思,而后者往往会在不自觉中陷入就方法谈方法的所谓的“方法论的瘟疫”之中。换言之,纯粹的逻辑思维并不能给我们任何关于经验世界的(有用的)知识。这样,对中国法制现代化的方法论反思若是陌生于中国的司法和法律实践,没有深入中国法律的实践并在其中有所发现,进而缺乏对中国法律实践的制度环境、社会条件和法律文化的全盘关注,而只是引经据典,但却又不熟悉典章背后所要解决的实际问题以及问题所在的特定的社会—文化情境,进而没能对当下中国法律人在角色扮演时所处的具体而复杂的角色环境做同情式理解,因而这些分析与批判当然就会不着边际。 三、如何重构中国法律发展的方法论立场 当然,这一视角并不意味着无视或者否认中国法制现代性事业中外部因素的存在,甚至也不意味着试图降低这些外部因素的重要性。其实,这一主张首先是基于这样一种基本的信念,即通过把中国的法律发展置于中国特定的历史、文化和社会情境中加以理解并反思,并挖掘出它所要针对的现实问题,还原出问题所在的整个社会—文化情景系统,以及这些现实的问题最终又是如何被解决掉的,才能重新认识理论之于历史和现实的意义,从而才能进一步确定其性质、力量和限度。同样,现代性的法律若要在中国良性运作,现代化法律制度的实践若要能妥当地服务于中国的社会生活,那么它就必须考虑它所处的社会—文化情境,就必须与整个中国的社会生活系统相协调。换句话说,“法制是从社会中生发出来的,一个民族的生活创造它的法制”②,而一个民族的法律实践,则创造了它的现代性的法律。这样,我们也就必须承认,中国的法律发展就必须将中国人现实的社会秩序和可欲的社会生活作为基础和根据,中国法制的现代化必须尊重中国人的切身经历和生活感悟。其次,从法律实践或实践史出发来观察并反思中国的法律发展,还意在提醒我们应当从经验上考察中国的法律发展问题,并结合历史条件和制度环境来分析中国法制现代化的道路,进而将中国法制的现代化研究建立在对中国社会法律生活经验性的观察和分析的基础上,不迷信价值和理论的普适性,力求避免陷入抽象的“大词”和脱离语境的无休止争论中,要尽量地考虑它的复杂性、多面性和特定的社会—文化情境性。毕竟,作为一种知识,法律并不只是一种中立的技术或实践,它的非自主性使得它必将与经济、政治,甚至是社会普遍流行的道德、价值观念和文化等因素相关联。比如,法律与政治无涉的认识就只可能是一种“虚假意识”。换言之,当人们感觉不到法律与政治的关联时,恰恰只是因为这个社会有着高度的政治共识。③也正是因为此,对于西方(主流)法律知识的、脱离其具体语境的自我迷醉,很大程度上只是一种知识学的“那喀索斯”。的确,既然知识是植根于特定的意义体系和社会情景之中的,是语境化的,那么,脱离具体的社会背景、即超出地方性的限度,知识自然也就没有发言权了。同样,一项法律制度具有什么样的功能,能发挥多大的功能,都取决于其所在的社会—文化情境。为此,从法律实践或实践史出发来观察并反思中国的法律发展,即是要求对现实提出真问题并给予这些问题具有现实意义的解释,是要“从实求知”。然而,当前中国法学的知识谱系,却充满了对实际法律生活的想象以及对法律事实的任意切割,缺乏对司法和执法的制度环境、社会条件的全盘关注,缺乏对特定社会条件和制度环境下的司法的同情和理解,表现出很强的教条主义倾向和泛道德化情绪。①这样,要勾勒出当前中国法律发展的轮廓,辨识其知识谱系和话语基础,就必须在法律话语和实践的互动中考察“行动中的法”,必须从中国法律人在司法和执法的过程中考察其运用的法学知识,辨析其背后隐含的法学理论,考察中国法律人对特定社会事件的评论话语背后所隐含的逻辑,以及这一逻辑对法律实践的实际影响。毕竟,不仅真正的知识只可能源于经验(培根语),而且,“认识从实践始,经过实践得到了理论的认识,还须再回到实践去。认识的能动作用,不但表现于从感性的认识到理性的认识之能动的飞跃,更重要的还须表现于从理性地认识到革命的实践这一个飞跃。”②再次,从法律实践或实践史出发来观察并反思中国的法律发展,更提醒我们要特别注意中国法律人在法律实践中为建构公共领域所扮演的积极角色,以及法律运作的对话理性,从而意识到中国法律人在中国法制现代化运动中的可能贡献。换言之,法治的内在基础在于职业法律家阶层,中国的法治之路要靠中国的职业法律家阶层开创,毕竟法律职业共同体是现代法治的保护神。③为此,对于中国法律实践的特别关注,还应当超越教条主义的藩篱进而注重法律实践经验、特别是司法经验以及对经验的总结和反思,应当超出个人主义的范畴而注重主体的相互性;而对“交往/对话理性”的坚持,又意在提醒我们注意,现代法所包含的结构性矛盾只有在中国法律人的积极作用下才能在“法律场域”中得以缓和或缓解。具体的,比如,转型中国社会里的纠纷处理过程,其实就是一个由多元且混杂(包括前现代、现代以及后现代的各种要素)、冲突(包括正式制度内部以及正式制度与非正式规范之间)的知识群通过法官的积极疏通、引导进而展开对话、沟通或交流从而整合成秩序、内化成制度资源的过程,都是来自法理社会的知识传统与乡土社会的本土资源、是国家制定之法律通过与地方性知识的相互合作来共同完成的;而法官,在此当中始终都是一个行动者的积极角色,进而发挥着极强的制度和规则创造力。换言之,社会转型所带来的多元法律体制的出现,使得秩序的形成和维持有赖于不同层面的同期处理以及结构联动;这样,转型司法里的中国法官在处理纠纷的过程中,就不仅会遵循了“在地”(onground)的经验和相应信念的法,也即遵循了“地方性的知识”和特定的社会—文化情境规则,而且还积极沟通了抽象的法律世界与真实的生活世界、整合了法律知识和生活情理的。当然,又正是通过法官对纠纷的细致处理、特别是通过调解机制的运作将大量的民间纠纷带到法院或者纳入规范化的渠道,以及通过对规范人们社会生活的地方性知识的吸纳并改造、进而内化为制度资源,从而使得抽象的法律逻辑与生活逻辑得以展开积极的对话和交流;甚至,这种沟通在法官的积极牵引下还可能达到一种“理想交谈情景”(哈贝马斯语)。那么,在这一视角下,我们看到,转型中国的司法及其运作策略,实质上是中国法官充分利用中国“传统”与“现代”的、“东、西方”两种文化之中的法律资源,并又超越两种司法模式而采取了一种更为实用的司法操作术。换言之,若仅以东方的、传统中国的纠纷处理模式,那么,当下中国的司法无疑难以回应已经“现代了的”社会,无法为现代社会里的纠纷提供地道且妥当的“处方”;而若仅采用西方的、所谓“法治型”的纠纷处理模式,则必然无法与正处在转型时期的整个中国的社会生活系统相协调,进而生产出能为当下中国人普遍消费得起的法律产品,从而解决当下中国社会里常规的法律问题。进一步,其实,透过这种法律产品的生产过程,我们又能够清楚地看到,转型中国的司法及其运作,实际上已经“超越法律”(overcominglaw),并且打通了“传统”与“现代”的沟壑,沟通、融合起了“传统”与“现代”的精神,以及最重要的,达成了“东方”与“西方”两种法律的共识。也就是说,当下中国的法官在解决纠纷的过程中,实质上是充分利用起了东、西方两种文化之中的法律资源,并又超越了这两种法律文化中的司法运作的固有模式而采取了一套更为实用的司法策略。当然,也正是在这一法律产品的生产过程中,“东方”的司法运作模式(“调解”)与“西方”的司法运作模式(“审判”)在中国的司法场域里已经形成初步的分工并且相互合作,进而共同推动着问题的顺利解决。从这个角度来说,两者之间实已无区分开来的必要了。最后,从中国法律的实践出发,还提醒我们要把注意力集中于各种法治的“悖论现象”或者所谓的“法治乱象”之上,承认无论从其中任何一种理论传统来看,转型中国的法律实践都存在着悖论的一面。我们需要了解和解释的是(从西方理论看来是)矛盾的现实,是要表述中国法律实践的各种可能行动路线,而不是争论哪一个理论是唯一正确的理论。这样,我们就不会坚持以一种理论压倒另一种理论,也不会再长期陷于无谓的意识形态的争论之中。相反,“正是悖论社会的现实以及现代传统中的实践和理念传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建立符合中国实际的学术理论和发展道路的方向。”①这样,我们便会承认转型中国法律实践的多面性,并注意到各种理论在解释中国法律在“表达”与“实践”上的距离是怎样并存的,它们之间在知识上是怎样的关系,以及它们之间又是如何互动和隔离的,而不会去坚持把片面的真实当做唯一和全面的真实。当然,其实从另一个层面上来看,“法治悖论”或者“法治乱象”的存在,却也恰恰反映出中国的法制建设与法治实践正欲从当下的诸多困境(这里既包括社会的、文化的,也包括理论自身的)中为自己走出“泥淖”寻求到合法依据,组织和动员起一切有利的社会资源,进而摆脱传统的束缚,抵制现有体制的掣肘,从而减少前进中的阻力。为此,我们必须要做的,就是超越这些理论之间的对立,做出有目标的选择与融合,并结合中国的现实,建立符合中国实际的新理论。由此可见,对于中国而言,所谓现代性的法制,其实也就是体现了中国社会特有之实践品格以及主体性的法律。而所谓法制的现代化,也就是要满足中国现实且日常的法律需求并在此之上又要积极参与到世界法律发展的运动之中去彰显中国法律发展的独特品性进而为推动全球法律发展作出中国特有的贡献。这样,才能不仅确立起中国现代性法学话语的自主观念、自我意识和文化自觉,而且中国才有可能以一种“主体性的中国”出现在整个世界的对话或对抗中,进而赢得应有的尊重。 中国法律论文:新时期中国法律体系构建模式探究 摘 要: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是我国迈向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最为重要的优秀内容,其重点是“提高立法质量”。因此在建设法律体系中,就不能完全依照构建模式而来,必须依照实际中的经验进行理性探索,这就形成了与西方法律体系发展过程中完全相异的特点,中国法律体系一方面因实验性而逐渐完善,另一方面又因政府的指导性而显示出很强的“人为性”特点。 关键字:法律体系;构建模式;理性探索 我国的立法模式主要采用渐进式的发展思路,西方的法律体系往往需要很漫长的时间,进行自然演化,那我国的法律构建模式是否体现了我国在立法过程中独有的轨迹呢?立法是如何满足社会主义社会关于经济、社会、文化等相关方面发展的需要呢?在反思新时期我国法律体系的模式中,我们需要分析构建模式中存在的问题及不足之处,以构造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法律体系的优秀基础。 一、探索渐进审慎立法 我国的立法思路采用的是通过实践的方式,逐渐完善我国的法律体系,也就是所谓的“摸着石头过河”因为在我国法律体系建设过程中缺乏参照标准,并没有任何国家的定型化模式让我们进行参考学习,我国只能采取一步一看的方式进行试验,通过实践积累经验,发现问题逐渐完善。 在这种大环境下,我们必须摒弃掉好高骛远的理想主义作风,切不可试图一步走向最终蓝图,正如邓小平同志指出“修改补充法律成熟一条就修改补充一条”其中先立单项法,后立综合法就是对邓小平同志话语的充分表现。同时定制单行法规和条例,也是为了满足我国各个地方及不同社会差异性的需要,而产生先推行在入法的审慎之情。 二、试行机制实验方法 (一)试行立法 试行立法是在特殊条件下采取的临时立法措施。如本应由全国人大或其常委会制定法律的事项,因立法条件尚不成熟,而由国务院接受全国人大或其常委会的特别授权,先制定行政法规,以适应需要。这样便于总结实施的经验,为制定法律作准备。从2004年开始试行法规的比例一直保持在17%-18%之间。 随着我国法制化程度的不断发展,这种试行法规会越来越少。虽然试行立法的弊端很明显,但是在特殊条件下,这种立法模式为国家建法失败预留了很大的缓冲空间,所以在建设中国特设社会主义法律过程中它也发挥着积极的最用。 (二)试点立法 是指国家依据创新、协调的发展理念,在正式出台一些政策法规的前期,进行筹备、调整政策法规所采用的一种方式。根据立法点的反馈随后更改,以对应出台正式的法律文书,试点立法成功的案例不在少数,不仅可以降低风险,还可以给我们国家的法律发展积累宝贵的经验,所以我国的试点立法长期在我国存在。 (三)先行先试 相比较于传统的立法模式,先行先试更能表现创新及开阔的一面,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很多地方性的法规都是我国制定中央立法的信息来源,先行先试的根本优秀原则与审慎立法原则是一致的,地方先行法律法进行探索和寻找不足,当符合满足我国构建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时,国家在进行采用,先行先试在一方面可以起到引导社会变革的作用。 三、构建“实验―控制”模式 我国立法过程中实验色彩强烈,是立足于我国的传统文化,在实践中寻找真理的一套行为有效的体制,在推行法律过程中往往依靠于政府来进行推动,虽然由政府控制,政府拥有最终的话语权,但是这样的构建模式来源于实践,重点是对立法合法有效性的一种体现。这也是中国这种单一制度下最容易开展社会制度变革的方式。 虽然我国在立法过程中,允许地方性法规涉足,但是为了能够控制整体,保证社会主义法制化朝着健康有序的方向发展,一开始在法规的制定中就设置了很多底线,当脱离自己的管制范围时,就利用权力将试行法规叫停。这种方式是一种很强的选择性控制,这样我们就很容易理解,为什么有些政策法规很容易得到推广,有些政策法规在地方反而经常难产。 四、结语 从新时期中国法律体系构建模式中我们发现,我国的法律是在不断的“纠正”中建立起来的。由试行法规体现出了探索求真的一面,又由政府推行控制而体现出人为控制的一面,这种双重特点恰恰反映了,我国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中独特一面。这种构建模式的优势十分明显,既可以使我国法治化进程快速发展,同时政府也在其中充当监管的职责。使我国社会朝着既定目标快速前进。但是这种构建模式同时也有很大的弊端,当试验法规在地方一旦出现非预期情况时,地方与中央就会出现权衡与选择,当这种情况发生时,政府不可能完全的给予制度化和法治化,那时往往会出现一种虚假的法治繁荣,甚至会出现非法治化的情况。由此可见为了完善我国的法律体系,我们既要保留成功的经验,同时也要克服特殊模式下所产生的弊端,只有这样我们才可以用更加广泛的视野来审视我国的法律体系。 中国法律论文:论现行体制下中国法律规范体系的构建 摘要:中国的会计法律法规,包括法律,会计,行政法规和GAAP会计制度,由于缺乏会计制度,并在制定和实施过程中存在的协调系统的专业部门也有一定程度的不协调、不完善的现象,主要法律制度不健全,冲突或不一致时,相关会计准则和过分强调尊重的原则之间的规定,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会计法律规范应有的作用。因此,建立会计信息失真民事责任制度,同时注意法律规范势在必行。 关键词:会计法律规范;协调 一、引言 自改革开放以来,行政机关的各级会计做了很多相关工作,在市场开放的利好经济需求下,出台了一系列会计法律、法规、规章等等规范。伴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和资本市场发展日趋成熟,会计法律责任制度,作为会计法律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已逐渐渗透到各项经济活动领域中。从其演化的历史源流上看,会计法律规范不仅主导着社会经济水平的发展进程,同时也直接或间接地反映出一国经济关系构建的基础要求。 二、我国会计法律规范的概述 (一)会计法律规范的定义 在会计法律、法规的基础之上,又引导出法律工作的最高标准的会计制度。国务院根据其任务制定会计规范性文件,如具体的措施,比如国家统一的会计制度的实施,也属于会计标准,但必须报财政部审批。按照会计法律、会计行政法规,如财政部出台了“有限会计制度”核算,“会计基础工作规范”,财政部和国家档案局联合的“会计档案管理办法”。这是调整会计和经济生活之间的法律范之间关系的某些方面。 (二)会计法律规范的特点 从系统论的观点来看,这是一个开放的结构完整性和系统性功能,构成了法律规范的会计准则、会计信息、会计人员、会计核算和会计信息的处理、评估和指导,受到限制的标准。一般应具有以下特点。 1. 内容上具有客观性和科学性 客观性是指会计制度和客观环境的会计制度,不仅是条件的组合,也是可操作性程度高,同时必须符合有关规定。科学性则是前提和基础,成功实现了会计法律、法规,因此,这也足以体现出法律、法规的会计制度的内容以及会计和内部法规的内在要求。 2. 统一和稳定时间 会计制度和法律规范,在发展到一定时期的法律规范的动态演变的会计制度,一定的客观环境是相对稳定的,而不是静态的。随着会计理论和实践,社会和政治的发展在经济环境的法律和会计规则的一些变化可能不再是合适的,或者已经过时,需要加以纠正,甚至放弃。而一些新的会计法律、法规已逐步建立或接受。 3. 目标的倾向 会计法律法规的调整,主要是占各方面之间的社会和经济利益之间的关系,以维持现有的社会秩序,因此其价值基本实现了目标,这是建立科学标准规范,客观真理的内容,及时的会计信息管理系统服务。因此,会计法律规范和具体的社会制度,它始终是统治阶级意志的发展阶段的反映。 4. 正式承认和权威 评估会计法律、法规,合法、合理、有效且标准的会计做法,肯定有足够的声望和影响力,这种理解是强制性的还是自愿的,最后由标准让人们明白法律规范,这种行为不符合法律规范相一致的路线。 (三)我国现行会计法律规范体系构成 1. 全国人大制定的会计法律《会计法》 《会计法》有会计管理规定权限会计工作、会计信息、基本宗旨,为会计监督,问责会计主体,会计职责及会计机构的权力和会计人员,会计和法律责任作出详细规定的基本要求指导工作会计的最高标准。 2. 财务部的会计制度 国家统一的会计制度是指国务院按照《会计法》的金融业和会计管理系统。这是党中央,国务院财政部门在其职权范围,了会计法律法规,包括会计规范性文件和各种会计法规制定的法律。 3. 会计的行政法规规定由国务院制定 《企业会计准则》,以规范企业会计确认、会计计量、会计准则进行必须符合基本要求的工作,反映了会计的基本规则。它是会计的一般原则,同时具有覆盖面广而强大的功能,是会计报告准则元素的先决条件。 三、我国现行会计法律规范存在的主要缺陷 法律规范是指在行政机关和国家机关制定的各种规范中,合法的来源是规范各种法律文件,包括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地方性法规等方面的会计实务。正在按照当地的会计规则或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会计、法律、行政法规不抵触的前提下,再重新制定核算会计监督问题。然而,随着进一步的扩大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对外开放的改革,全面发展的不断深入,我们面临着许多新的问题,暴露出了一系列的法律会计问题和目前会计规定的不足。 (一)相关法规之间相互冲突或不协调 有不同的会计调整行为之间的矛盾,有些原则是因为在法律文件中有着不同来源之间的法律文件的差异,而法律的制定过程以及制定程序的限制因素,如主体、客体、内容的目的。 最主要问题是法律和部门规章的冲突。复杂的金融部门不缴纳罚款加罚款各方,规定不仅与现有的“会计法”,“行政处罚法”,“行政复议法”等法律,法规相抵触,也违背了国家的入世承诺。但是,如果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处罚和罚款,即使时效期限的法定期限内申请复议,也剥夺了他们的权利,比如起诉和申请行政复议的权利,那么他们不可能在“会计法”,“行政处罚法”,“行政复议法”和“行政诉讼法”等任何法律上找到。 (二)会计法规过于强调原则 我们法律法规给出的一些原则,过分强调了会计规则,很难在实践中掌握,主要表现为以下几点。 首先,有些人认为会计法律、法规的发展是从我们目前的情况足够的内容来提供,现有的条件下,在我国完全实现是不可能。 其次,一些会计规则过于笼统和大规模的可扩展性,可行性不强。如“会计法”第六条规定:“认真落实法律上的会计人员,敬业,有原则,取得了优异的成绩,应当给予奖励。”但很少见能够在实际的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的原则中实施。 最后,有些法律本身,对会计的定义就是不严谨的,导致不同的人理解他们之间的差异。例如,《会计法》第四十二条规定,发生故障的规定,以填补或获取原始凭证,原始凭证不符合该法的规定得到行政处罚相应人员和单位。既不讲具体内容和法律的形式,也不指明点错金额大小,在实践中很难操作。 (三)法律体系不健全 首先,大部分的当地会计法规,缺乏针对性的内容,实际情况不是很好的利用了行政区域,大多数当地的会计规则是一些盗版内容的国家会计法规或规章基本的简单堆积。 其次,当地的会计法规的实际执行情况并不理想,缺乏实施必要的监督和检查的。 其三,小地方的会计法规,质量差。在某些情况下,当地的会计法规立法的发展,只有不到10%(包括本地GAAP),现在已经发出来自该地区,欠规范,技术含量低的含量,甚至错误的存在有些地方的当地会计准则。 其四,地方会计法规建设的理论研究不够,基本上还处于空白。 会计制度的弊端法律渊源是一个根本性的缺陷,会计制度和发展,不能得到保证,并通过具体的法律规范的法律原则《会计法》的支持。 因此,通过法律范监察部,《会计法》会计活动,当地的法律和行政法规的规定,主要问题是不完美的,有几乎是空的司法解释,法律渊源的结构缺陷的形成。 (四)法律责任不明确,处罚力度轻 金融机构和其他机构因违反会计法律、法规、行政处罚,主要是在资格规定予以处罚,但对于复杂的情况,事实上,改变处罚的法律形式太过简单了。“金融部门监管和执行的会计核算办法“金融业的第24条实施行政处罚,包括警告,罚款,暂停处罚的会计监督检查证书的形式是必要的惩罚不够,因此不能获得罪犯教育目的。然而在实践中,有些是违反了数亿非法人单位的会计制度的利益,“会计法”未规定“没收违法所得”的处罚,最高的单位并处罚金10万元,无法起到威慑作用。 严重程度和这些问题的统一的会计制度,不仅冲击法律法规,导致未能遵守会计信息,会计信息失真。严格执行会计法律法规,导致客户严失,造成不必要的损失。因此,对会计进行法律规范是十分重要的。 四、解决会计法律规范体系存在问题的建议对策 (一)建立过程坚持以现代博弈论为指导 法律制度最好应考虑很多很多次“在比赛结束后。”最终达到社会契约“纳什均衡”状态。更多应该是现代博弈论的焦点所在,对于本场比赛的主舞台不到位,法律制度应在会计讨论、制定和充分协商反复论证修订的过程中,各方接受的最后一场比赛。因此,引起的问题“的游戏主题,应该包括那些好处。” (二)应体现中国特色的发展和国际惯例的原则 在会计准则的发展,一方面中国已经加入了WTO成员的国家立法的过程中,WTO的要求应符合相关规则的有关规定,履行成员和立法会议员达成共识的国内,几乎所有国家的承诺在WTO规则转化为国家法律,而不是直接。在另一方面,应充分考虑的情况下,你可以尝试做会计准则为中国企业服务的健康发展,并加快研究无形资产,人力资源,国际商务和具体会计准则的步伐。因此,这就要求我们的法律和原来的会计调整的规定,那就完美了。在反映我国特点的基础上,并借鉴国际会计准则和会计原则在西方国家有益的成分,让我们创建一个和谐的会计准则和国际会计准则。 (三)采取有效措施做好内在协调 首先要进一步严格的立法程序,其次是进一步理顺规范会计层面的法律效力,接下来要对立法机构进一步明确许可,以避免过多的重复和重叠的立法机构,最后是进一步完善标准和法规、名称和统一的会计法规,改变法律,法规更及时的协调。 五、结论 法律制度必须适应会计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的发展,我们工作的技术和管理的需要,提高发展的过程中,我们希望发展科学技术能有一个完善的法律保障的社会,人民的利益,科学技术与社会进步的协调。法律会计制度应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以公有制为主体,以适应多元化中国的实际,开放性和国际公约的股权结构,以满足监管要求的需要,适应中国国情并符合继承法律制度和法律管理的结合和发展的需要。 (作者单位:辽宁师范大学会计系) 中国法律论文:利玛窦的中国法律观 摘 要:通过利玛窦的著作解构出利玛窦的中国法律观,具体从对中国司法体制,官员回避制度,官员监察制度,官T豁免制度,中西法律之比较五个方面来剖析利玛窦对中国传统法律的基本看法并对其进行相关评述。最后以史为鉴,希冀从法律制度与法治理念两个方面为当今中国对外法治形象的建设提供建议。 关键词:利玛窦;中国;法律观;法治形象 一、利玛窦其人及著作概述 利玛窦是西方人在中国传播天主教的开创者,是中西文化交流的使者。其1552年出生于意大利,16岁开始在罗马学习法律,1571年成为天主教徒,1582年即万历十年,利玛窦从印度前往中国,此后在中国生活近三十年,直到1610年于北京去世。利玛窦精通中文,游历过中国一些重要的省份,结交袁宏道、徐光启等中国知识分子与上层官员,利玛窦曾亲身研究中国的风俗与法律,并对中国传统法律制度有十分独到的见解。 作为16世纪西方传教士中最著名的一位,利玛窦于中国的士人阶层中传播天主教,期间产生了大量的书信与回忆录,后来被金尼阁汇编成为拉丁文版的《基督教远征中国史》即现今的《利玛窦中国札记》在德国出版,立即在全欧洲引起巨大轰动,该书从一个旁观者角度精确真实描述了当时中国的政府、风俗等情况,更有对中国传统法律的论述及评价。 透过其作品可知利玛窦对中国传统法律之描述是以其亲身经历为前提的,且对中国传统法律的看法并不是西方中心主义式的,反而更多体现的是其对中国传统法律的尊重。总体来看,其对中国传统法律持一种肯定与赞扬态度。利玛窦的描述,为当时西方人了解中国法律提供了重要参考,亦为现今了解明末清初中国法制与社会提供了重要材料。以下笔者将从五个方面具体论述利玛窦的中国法律观。 二、利玛窦对中国传统法律的论述 (一)帝国的司法体制 利玛窦对当时的中央主审机关刑部进行了描述,即“第六个部门是司法部,叫做刑部,主管侦查和惩办刑事案件。全国的警察都在它的管辖之下”。紧接着他又对中国地方司法行政体制进行了介绍,即属于北京和南京立法机构的特殊城市,也像这些省份的其他城市一样是以同样方式进行治理的;其余十三个省的司法权属于布政司与按察司,其分别是一般法庭与刑事法庭;这两个法庭都设在各省省会,程序都有点复杂。各庭都有称作道里的主审官以及若干助审官。有时道里可以不在省会,因为他必须到好几个城市去主持审讯。一个地区或城市的官长都有他的助手,例如有四位助理帮助他作为法官或顾问来审理有关本辖区的案件。〔1〕利玛窦认为在中国即使是一些皇亲与一般公民发生纠纷,也要依照一般法律来处理;另外不同于西方的是,中国是由许多深谙哲学造诣的文士官员行使着国家司法权力。 在案件的审理程序中,法律允许由知州或知县审理的案件向上级上诉,比较严重的案件法律还允许第二次上诉;那就要上诉到省城的更高级官员,也就是上诉到布政司和按察司或他们的助理那里,这主要是由案件的严重性所决定的。省城和较小的或低一等的城市的政府部门的管辖权以及官吏的权力都规定的很好,整个体系都条理井然。〔2〕通过对当时的审级制度与上诉制度的介绍,可知利玛窦对当时中国的地方管理制度的描述是极为详细与准确的。利玛窦对中国的立法机关的设置和地方城市的管理也有十分精到的描述,纠正了十六世纪以来西方人对中央集权下的地方行政和地方管理上的错误理解。〔3〕 (二)法官的回避制度 利玛窦还向西方介绍了当时的法官回避制度。通常的规矩是法官不得在他所出生的省份里任职。当法官主持法庭时,他的子女和亲属都不得离家,免得法官通过他们受贿,当法官本人离家出庭时,他家的公私出口都要盖印加封。〔4〕此处利玛窦论述的是古代司法审判中普遍存在的司法官员的地区回避与亲属回避。古代的地方行政长官同时兼理司法,回避制度的目的是为预防地方割据势力以及结党营私,亦为防止主管司法的地方官员偏袒亲属。利玛窦所在的明朝回避制度比前朝更加严格,明初官制中就有南人调任北方为官,北人调往南方为官的惯例,后来南北更调惯例虽被打破,但不得在本省任官的规定则是底线。同时,官员在一个地区有一定任职期限,期限届满则不得留在原地任职,以防止司法官员人地熟悉而判案过宽或其在地方影响过大、部下较多而形成尾大不掉之势,但异地为官,语言不通,风俗不熟,常导致对地方治理出现困难。 其实,官员回避在中国古代是一项极为普遍的规定。司法官员受理案件之后,只要与当事人有服亲或姻亲或师生关系,均处于回避之列。即“凡官吏于诉讼人内,关有服亲及婚姻之家,若受业师及旧有仇嫌之人,并听移文回避,违者笞四十”。利玛窦对明朝末期的回避制度论述具有真实性,因为当时贪污腐败现象极为严重,规定回避制度以严格防止司法官员在司法活动中贪污腐败与枉法裁判也就顺理成章。但即便有上述司法官员的回避规定,当时的贪污受贿现象也仍未得到根本治理,这是利玛窦所未能认识的,其只是观察到了回避制度的表层现象。但总的来说,利玛窦认识到古代司法官员回避制度是中国传统法律中的普遍性规定,做为中国传统法律中的合理成分,反映了古代立法者的聪明才智,这是值得肯定的。 (三)官员的监察制度 吏治好坏关乎王朝命运,对官员考察是监察制度的一部分,“有官必课”乃古代政治家的共识,其被称为国家大典。利玛窦在其札记中记录了1607年通过审查对四千名官员作出的判决。被判决的人分为五类,第一类是在任职期间贪污受贿而受惩罚的人;第二类是对罪犯用刑过苛的人;第三类包括年老生病以及用刑或玩忽职守的人;第四类是定案时过于草率、考虑不周以及奉公施政有欠理智和审慎的人;最后一类是在规范个人生活或家务上行为不捡的人,以及一般来说与他们职位的尊严不相称的人。〔5〕根据明律规定,中央要定期对官员进行考察,考察有外察与京察之分。外察每三年一次,所考察的官员队伍主要为全国各地区的高级官员,即布政使、按察使、知府、知县等,考察审问对任何人都一视同仁,对官员审查所做之决定即使是皇帝亦不得随意更改,凭考察之结果做为官员升降、调离与惩罚之依据,但考察制度本身着重于打击官员的贪污腐败行为。同时,京察即在京的官员亦要接受与外察同样程序之审查,所不同的是京察六年才一次。可以说利玛窦是首位对中国官员考察制度做详细与准确论述的西方人。 利玛窦对当时的“风宪衙门”都察院亦有介绍。察院的职务相当于高级专员或钦差,他视察所有的城市和军事中心,z阅所有官员的公务,有权处罚或降黜低级官员;他直接向皇上报告,可以决定极刑,因此大家自然都对他又敬又畏。〔6〕利玛窦还对明初时创立的六科给事中进行了描述,即他们是皇帝专门为处理朝廷以及各省重大事项而设的,皇帝委以他们重大的责任,他们因此受到尊敬并有很大的权威。他们在人为有需要时经常向皇上报告全国各地的违法事件。没有人逃得过他们的监视,即使涉及皇上本人或皇族,他们也直言无忌。〔7〕接着利玛窦认为中国“君主的权力和特权被一整套成文法和刑法所严格限制,文士集团集体对全社会施行一种真正道义权威。”〔8〕拥有至高权威的中国皇帝在大臣进谏时不得不低下自己高贵的身段,在利玛窦看来,这不仅是谏官据理力争之结果,亦体现了谏官制度这一监察制度本身的优越性,可见对其评价之高。 利玛窦所言的给事中是不隶属于其他任何单位的独立机构,六科给事中监察六部,其长官官职不高,不过正七品,但其掌管规谏与稽察六部及百司的职权,所以实权极大,官员对其又敬又畏当属自然之事。利玛窦认为监察官员是谨慎可靠之人,他们具有很大权威,执法公正,利玛窦对监察制度推崇备至,认为是外国学习的好榜样。如此夸大监察制度,可以看出利玛窦对当时中国监察制度缺乏本质理解,众所周知,到明时君主专制日益强化,明末政治更加腐败。作为君主耳目之司的监察官员“随着明后期专制政治的腐败,不仅名存实亡,甚至以朝廷甄别之典,为人臣交市之资。”〔9〕科道官吏在皇权的支持下独揽司法大权,操纵刑狱。他们得以在监督司法的招牌下为非作歹,干扰正常的司法活动,其弊端不一而足。但这些弊端是作为外国人的利玛窦所未能预见的。 (四)官员的豁免制度 利玛窦亦在其札记中记载了明朝对特权人物实行的司法豁免制度。在洪武领导下这个家族的家长在解放这个国家中立下的光辉功绩被刻在像碟子一样的铁券上,这种铁卷可以呈交皇帝三次,请求赦免,即使犯的是死罪也不例外;对这规定的唯一例外是犯叛国罪,对这种罪的处罚是立即剥夺犯人的全部权力和尊荣。〔10〕其实,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对官员豁免由来已久,周有“八辟”,汉有“先请”,曹魏有“八议”,封建等级社会极为重视保护特权人物,对他们的犯罪必须“大者必议,小者必赦”。 利玛窦以上论述的是司法豁免凭证“丹书铁券”,亦即民间俗称的“免死金牌”,只有建立过极高功勋并得到皇帝格外体恤的大臣方能获得。据明史记载,明太祖在开国之初就将九十七副铁券赐予李善长、徐达等立有军功的大臣,明律规定铁券拥有者享有法律规定与皇帝赐予的诸多特权。利玛窦认为丹书铁券不但是特权象征,而且是特权人物拥有司法豁免权利的重要凭证,此种看法十分到位。 (五)中西法律之比较 利玛窦运用中西比较的方法,将《十二铜表法》《凯撒法典》与中国法律相比较,对中国法律作出了积极评价。利玛窦认为在中国虽未有《十二铜表法》与《凯撒法典》之类可以永远治理国家的法典。但凡是成功取得王位的人,不管其家世如何,都按照自己的思想方法制定法律,这些法律不得无故修改。〔11〕故在中国凡是继承大统的人必须坚持开国皇帝所颁布的法律,此法律不得随便加以修改。统治者们的计划乃是制定一部涵盖各方面的全面性法典,以保证国家安全稳定与皇帝子孙绵延久远。其实,一部统一、包罗万象、体系完整的律典与中国古代集权体制相辅相成,其不仅有利于政权稳定,亦有利于法律统一实施。故王朝初立伊始即行立法,编纂与颁行一部统一律典的传统为历代所承袭。 利玛窦指出与西方相比中国虽缺乏一部永恒法典,但统治非常有效。即“每个朝代第一位皇帝都订立新的律法,后继者都该遵守,不能轻易更改。故当今在中国施行的法律制度并不古老,全是洪武帝制定,对古代法律有取有舍。”其实,明初法律或由朱元璋制定,或从前朝继受。洪武帝制定的法典《大明律》于洪武三十年最终完成,当时朱元璋特别下令:“子孙守之,群臣稍议更改,即以变乱祖制之罪议处”。《大明律》高度重视吸收唐宋立法与司法经验,在起草律条时朱元璋就命“儒臣四人,同刑官讲唐律,日进二十条”,为明律制定提供重要参考。当然,利玛窦并未看到中国的法典虽随王朝更替而不断变化,但法典的内容、性质与精神则是一脉相承的,从这点看,利玛窦对中国传统法律文化认识有不够深入一面。 综上所述,利玛窦对中国传统法制大部分描述有溢美之词,同时,他亦对中国法制的负面因素进行了批评,如执法官员的贪赃枉法,刑罚的血腥残酷等。总之,利玛窦对中国法律的看法并非以西方中心主义为视角,更多的是对中国传统法律的尊重。作为同时期对中国法制认识最全面与最深入的外国人,故其相对客观描述,为当时西方人了解中国法律提供了重要参考,亦为我们当今了解明末清初的法制与社会提供了重要材料。 三、对当今中国法治形象建设的启示 承上所及,以史为鉴,笔者认为构建中国法治形象的正确路径离不开作为“硬件”的法律制度建设与作为“软件”的法治理念培育。 首先,一个国家法治形象首先取决于作为“硬件”的法律制度本身。以利玛窦为代表的外国人对中国传统法律赞扬的重要原因是中国有一整套十分完善发达的成文法典,它将整个社会关系都纳入到法律即礼法调整之下。这套严谨的成文法典不仅保障了法律统一实施,更维护了帝国稳定,使得作为外国人的利玛窦不得不被折服。很难想象,一个没有健全完善法律制度的国家能称为法治国家。故我们今后应制定更能反映人们利益之良法,在此基础上梳理各种法律制度,以便剔除过时的法律法规,使法律体系更趋于统一与完善。 其次,离不开作为“软件”的法治理念培育。不难想象,在一个没有法治理念的国度很难建成一个先进的法治国家。利玛窦认为中国文明程度之所以高于欧洲,最主要原因乃在于礼,其所言之礼是中国传统法律之理念与灵魂,亦正是礼决定了中国传统法律的特色。就当今法治建设而言,平等、自由、公正等方是现代法治的理念,法治社会是一个观念的共同体,我们须从依法治国、公平正义等方面加强中国法治理念的宣传教育。最终使法治理念内化于心,外践于行,真正成为人们的信仰。 中国法律论文:沉默权与中国法律传统 摘要:沉默权是一项刑事诉讼制度。目前世界大多数国家已经确立了这项制度。而我国对这项制度尚处于考证阶段。究其反对的原因,主要集中于沉默权不符合我国的法律传统。本文力图突破这一观点,在传统中寻找与沉默权契合的因素,从而支持建立合乎本国特色的沉默权制度。 关键字:沉默权;刑讯逼供;法律传统 一、默权的发展现状。 沉默权又称反对被迫自我归罪的特权,指在刑事诉讼中,被追诉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享有对追诉人(警察、检察官、法官)的讯问保持沉默或拒绝回答,不自证其罪的权利。沉默权的观念在西方具有悠久的历史,古罗马法中关于自然正义的司法原则就包含了沉默权的内容:“正义从未呼唤任何人揭露自己的犯罪”;教会法中,圣保罗曾明确指出:“人们只需向上帝供认自己的罪孽,而无需向任何人招供自己的罪行”;英国习惯法中古老的法谚:“任何人无义务控告自己”等等,这都是确立沉默权制度的观念之源。沉默权形成并上升为一项制度起源于12世纪早期至17世纪之间,是在英国教会法院适用的纠问程序和普通法院适用的控告程序之间的斗争中,以及在个人反对教会法院纠问程序和世俗法院官方纠问程序的斗争中逐步发展起来的。1今天,英美法系的许多国家和地区已确立了沉默权制度,除此之外, 德国、法国、意大利、日本等大陆法系国家也相继在本国的法律中对沉默权作出了规定。我国的香港、澳门、台湾地区也确立了沉默权制度。二战以后,随着人权问题的国际化,有关沉默权的规定也被联合国有关规章和其他国际法律文件所确认。如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4条3款庚目规定:“任何人不被强迫做出不利于他自己的证言或强迫承认犯罪。”联合国《关于刑事诉讼法中的人权问题的决议》第17条规定:“被告人有权保持沉默。”《联合国少年司法最低限度标准规则》(《北京规则》)第14?2段规定,少年刑事被告人应享有“保持沉默的权利”等等。 二、沉默权在我国法律史上的命运。 尽管沉默权意义重大且在世界很多国家的刑事诉讼程序之中得到了确认,但是,我国自古以来却无论在立法上还是在司法上都不承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享有沉默权,相反无论是在立法上还是在司法实践中,均高度重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供述。 刑讯逼供之所以在我国绵延几千年,造成无数的冤假错案,其重要的原因就是把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口供强调到了不适当的地位。从犯罪嫌疑人被告口供中取得对其定罪证据的思想基础,正是轻视人权的观念。若要保障人权、减少冤假错案,就应赋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或不供述的自由。供述自由是保障断案公平公正的有效手段。 三、沉默权与我国的法律文化传统。 无论是在理论界还是在实践方面,有一种非常有力的观点,认为我国的法律文化传统决定了我国不适宜确立沉默权。我国立法所作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应当如实供述的规定具有深厚的道德观念基础。我国公众普遍认为,当一个人的行为与刑事犯罪有关时,要求其如实回答司法人员的提问具有合理性。 关于法律文化传统,我认为应当作两个层面的区别。第一个层面是制度层面,从这个层面上看,我们的确没有实行沉默权规则的基础,因为我们的传统制度中充斥着大量的与保障人权的思想格格不入的规定。但是,如果仅仅从这个层面上看,任何国家都不存在实行沉默权制度的基础,因为任何一个国家都不是从其产生之日起就在制度上赋予其刑事诉讼的嫌疑人、被告人以沉默权的。所以能不能实行沉默权,关键的应当是第二个层面上的传统。从这个层面上来看,我认为在我国确立沉默权是存在传统观念的基础的。这主要体现在: 第一, 我国自古就有关于追求自由、崇尚自然、尊重人的尊严的思想。庄子关于国家起源的思想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早在2500多年前,庄子就曾说过:“泉涸,鱼相与处于陆,相橐允,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就是说,鱼们本来自由自在地在水里游荡,可是有朝一日水突然干了,它们不得不聚集在一起,通过相互吐出的唾液来湿润空气、维持生存;但是这样的生活怎能比得上在广阔的江河湖海里边的生活呢?在那里,我们彼此之间也许没有深厚的感情,但是我们都感觉到自己是自由的。 很明显,庄子在这里隐晦地道出了他的政治哲学:人们之间之所以组成社会,仅仅是因为社会能满足我们生存和发展的需要;而对于个人自由而言,社会和国家永远都仅仅是一种必要的恶。而我们结成社会或组织国家的原则,就应当是尽量地保护公民的个人自由,而少一些对个人的强制,所以,在能够保障自由时,我们应当尽可能地选择保障自由。 第二,在我国长期占主导地位的儒家思想,并非一味地强调社会本位,在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发生冲突时,儒家思想并不是在所有的情况之下都优先考虑社会整体利益;恰恰相反,儒家也主张在社会利益与个人利益之间进行权衡,实际上,在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之间,儒家从来没有主张个人的利益必须无条件地服从国家或社会利益。这一点至少从两件事情可以得到论证。 第一件,在“容忍”的观念方面,儒家赞成“亲亲相为隐”的观点。对此,儒家的创始人孔子曾明确指出:“子为父隐,父为子隐,直在其中。”从立法上看,至少从专制的秦朝就已经明确规定了禁止儿女控告父母的原则。汉唐之后,容隐制度正式确立并得以完善,并且后来历代法典都规定了亲属相容隐的制度。这一制度显然是儒家思想直接作用的结果。而儒家之所以主张这一观点,正是其在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之间进行权衡的结果。在保护社会的安宁与人与人之间最基本的伦常之间,儒家思想选择了后者而不是前者。 第二件,儒家思想的本质和优秀,应该是“为己之学”。这与沉默权制度旨在保障公民个人权利和自由的精神可谓异曲同工。哈佛大学著名中国历史和哲学教授杜维明先生明确指出:《论语》里讲得很清楚,儒学是为己之学;我们求学不是为了师长,不是为了家庭,不是为了简单的社会需求,而是为了发展我们自己的人格;同时,这个“己”又不是孤立绝缘的个体,而是一个关系网络中的中心点,从中心点来讲人的尊严,从关系网络来讲人的社会性、感同性和沟通性。杜维明认为,儒家在《论语》里提出的“仁”有两个向度:一个是为人由己,每个人都可以阐发它内在的道德资源,每个人都可以发现他的独立人格;一个是通过感情和同情,通过“推己及人”,实现人的社会性。 当然,我们也必须看到,文化传统是一个十分深奥而又非常复杂的问题。的确,如果从制度层面上来把握,那么我们的法律文化传统是给予了现行刑事诉讼制度太多的支持。但是法律文化传统也有精华和糟粕之分。我们在对待传统文化的时候,既不能因循守旧、泥古不化,也不能全盘抛弃。当然,即使从观念层面的意义上,也可以找出许多与沉默权规则水火不容的观念,特别是儒家观念。但是好的文化传统需要我们挖掘继承,坏的传统则需要批判扬弃。我们对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也要抱一种“无罪推定”的审视态度,经过认真考察,如果发现其中存在着能支持沉默权制度的因素,就应该加以充分的肯定,不要让它被传统文化的消极因素所湮没,以利沉默权早日在中国现代法律中获得其应有的地位。 中国法律论文:中国法律语言规范化研究综述 摘 要:纵观中国法律语言规范化研究20多年的历史可以看到,相关的研究主要涉及4个方面:综合研究、个案研究、技术手段研究和法律语言规范化标准研究。目前法律语言规范化研究存在缺乏法律语言规范化标准、缺乏理论基础和缺乏司法语言规范化研究等问题,今后的法律语言规范化研究应主要围绕这几方面来进行。 关键词:法律语言规范化;现状;问题;前景 中国的法律语言研究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初,然而纵观30多年来法律语言的研究成果,不难发现,很多都是关于法律语言风格特点的、关于法律语言规范化这一法律语言研究重大问题的成果屈指可数。实际上,法律语言规范化研究不仅是中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需要,也是法学和语言学学科建设的需要(廖美珍,2008)。 一、中国法律语言规范化研究现状 我国的法律语言规范化研究有20多年的历史,主要涉及4个方面:综合研究、个案研究、技术手段研究和法律语言规范化标准研究。 (一)综合研究 一些学者从宏观角度对法律语言规范化问题作了研究,指出了法律语言规范化的意义,分析了当前法律语言失范的具体问题及原因,并提出了规范法律语言的对策。 宋北平(2006)界定了法律语言规范化,明确了法律语言规范化的意义,指出了实现法律语言规范化的途径和方法,尤其指出要建立法律语言库,并对法律语言库的建设原则及语料的分类和取材给出了一定建议。廖美珍(2008)确定了法律语言规范化研究的内容,即规范理论研究、立法语言规范研究、司法语言规范研究和执法语言规范研究,并探讨了法律语言规范化的原则和优秀,提出了法律与语言规范的理论依据及方法。邹玉华(2009)从法律术语、情态动词和语法形式三方面分析了法律语言的特殊性,进而对法律语言规范化提出了建议,认为法律语言应该使用最典型的语法形式。郭龙生(2009)界定了规范化、法律语言及法律语言规范化,探讨了法律语言规范化在语言语体方面的具体表现及实现法律语言规范化的具体措施。卢秋帆(2010)指出了法律语言规范化的意义,探讨了立法语言、执法语言和司法语言中的语言失范问题,并就这三方面分别提出了语言规范的建议。 (二)个案研究 还有一些学者就具体法律领域中的语言失范与规范问题进行了探讨。 晓鸣、京中(1991)通过一些现行法规中的典型例子分析了立法语言中存在的问题,呼吁立法机关在法律法规颁布之前作文字上的审定工作。刘大生(2000)列举了中外法规中立法语言不规范的现象,分析了立法语言失范的危害性,并就如何实现立法语言规范化进行了探讨。贾俊花、王丽芳(2006)指出了法律文书语言规范化的必要性,探讨了法律文书语言规范化的要求,即词语运用要精确、句子表达要严密、语言运用要精练、语言风格要庄重及段落结构要严谨。刘震(2009)界定了法律语言及法律语言规范化的内涵与意义,反思了知识产权领域的一些法律语言问题,呼吁形成知识产权领域法律语言规范化体系,提出应该建立知识产权法律语言数据库、确立统一的知识产权法律语言标准、规范知识产权法律语言标准的翻译原则。韩起祥(2009)阐明了刑事诉讼检察环节法律语言规范化的意义,分析了当前刑事诉讼检察环节法律语言规范化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并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对策。白红杰(2012)指出了执法语言规范化的重要性,分析了当前治安民警执法语言存在的不规范问题以及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并对提升治安民警语言规范化能力提出了建议。刘宏丽、柳思专和刑丽(2012)阐述了执法执勤语言规范化建设的意义,对执法执勤语言规范化进行了实证分析,并提出了加强执法执勤语言规范化建设的举措。 (三)技术手段研究 要科学地研究法律语言规范化问题,不能缺乏必要的技术手段。 刘蔚铭(2010)探讨了语料库与法律语言规范化研究的关系问题,提出法律语言规范化应从“一元”走向“多元”,既要规范外部形式层面,又要规范内部形式层面。刘震和常素凤(2010)分析了Wiki技术的优势,以及利用Wiki构建法律语言语料库的可行性。 (四)法律语言规范化标准研究 要研究法律语言规范化问题,一个重要的前提是要有法律语言规范化的标准,没有标准作保障,就无法判定法律语言是否是规范的,法律语言的规范化就无从谈起。 赵艳平(2008)从语言和法律两个层面讨论了法律语言规范化标准。从语言层面看,法律语言是现代汉语的组成部分,应该遵守现代汉语的规范原则,遵守词汇和语法的使用规则,避免词语和语法运用的不规范。从法律角度看,法律语言在形式上要保持内部的一致性,在内容上要表达法律本意。宋北平2010年在《人民法院报》上发表了名为《法律语言规范化标准的思考》,指出了建立法律语言规范化标准的迫切性,并分析了建立这个标准需要解决的基本问题。李振宇(2012)指出了法律语言规范化的现实意义,分析了法律语言规范化存在的困难,进而探讨了法律语言规范化的行进路线,提出要建立法律语言规范的国家规范和学术规范,还提出了法律语言规范化的基本要求,即含义单一、没有歧义及合乎语体。 二、中国法律语言规范化研究存在的主要问题 纵观20多年来法律语言规范化研究不难看出,关于法律语言规范化的研究还很不足,存在诸多问题。 第一,目前法律语言规范化研究面临的最迫切也是最棘手的问题是缺乏法律语言规范的标准。关于这个问题,很多学者都有提及,但是涉及到具体标准的建立,就几乎无人问津了。虽然有3篇专门针对法律语言规范化标准的论文,但都没有确立具体的、有可操作性的法律语言规范标准。 第二,任何研究要深入进行,都要有强大的理论作为基础。但目前法律语言规范化研究找不到合适的理论作为落脚点,大部分研究都是从语法和用词角度进行的。这样的研究只能是泛泛而谈,是“记账式”的研究,不系统、不科学、说服力不强。要对法律语言规范化进行系统深入的研究,必须找到合适的理论作为依据。 第三,法律语言规范化研究大都集中在立法领域,针对司法领域语言规范化的研究极少。实际上,法律语言既涉及立法语言,又涉及司法语言。进行法律语言规范化研究必然要对这两方面的语言都开展研究,忽视任何一方,法律语言规范化研究都是不完整、不全面、不客观的。 三、中国法律语言规范化研究前景 当今,中国的法律语言规范化研究是法律语言研究的热门话题,但是仍存在缺乏法律语言规范化标准、缺乏理论基础和缺乏司法语言规范化研究等问题。因此,今后的法律语言规范化研究主要应围绕这几个方面来进行。 法律语言规范化研究中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就是法律语言规范化标准的确立,当前几乎没有可以借鉴的法律语言规范化的标准。当然,造成这个问题是有原因的。其一,语言不同于物质实体,无法称量、度量;其二,语言变化无穷(宋北平,2010)。但是无论法律语言规范化标准的确立有多困难,这都是首要的而且是必须要解决的问题,否则有关法律语言规范化的相关研究将很难展开。有学者(宋北平,2006;刘蔚铭,2010)提出,要确立法律语言规范化的标准,首先要建立法律语言语料库,通过科学均衡抽样和合理设计,为法律语言的规范化使用提供一定的参考。 关于法律语言规范化研究缺少理论依据这一问题,法律工作者和语言研究者首先要认识到其重要性――没有理论,就没有深入的研究。其次要积极学习和探索法律和语言理论,找到合适的可借鉴的理论用于法律语言研究。可以学习西方成熟的法律和语言研究理论,加以借鉴,洋为中用。 关于目前法律语言规范化研究主要集中于立法语言这一问题,必须认识到,法律语言功能各异,除了立法语言,司法语言也是法律语言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不仅立法语言存在失范现象,需要规范,司法语言也是如此。 结语 法律语言的规范化是中国法治建设的需要,也是实现立法科学、执法公正的必要途径和保障,因此有必要对我国法律语言的规范化问题展开研究。理论上,要建立法律语言规范化标准,加强法律语言规范化研究;实践中,要严格执行这些标准,以维护法律的尊严,最大限度地发挥法律的效用,维护公民的合法权益,实现社会的和谐发展。 中国法律论文:中国法律的发展历程 【摘 要】中国文明也称华夏文明,有着上下5000多年的历史。而法律制度则作为文明的重要部分,伴随着中国文明的推进而不断发展,绵延至今。从夏商周到近现代,随着朝代的更替,政权的更迭,各个时期的法律也相应的有着各自的特点。本篇文章主要介绍的就是中国法律在中国文明的各个具体时期的发展历程及其背景故事。 【关键词】中国文明;中国法律;发展 一、奴隶制时期的法律 中国的法律制度伴随着中国文明的发展绵延数千年。而中国最早期的法律制度出现在中国的奴隶制社会时期,也就是夏、商、西周朝的统治时期。随着原始人类逐渐从个体生活转变为集群生活,形成一个个氏族部落。氏族居民在日常生产活动中就免不了会出现一些摩擦,这就需要一些规章条例来规范各居民的行为。于是氏族的首领就开始制定规章和制度来约束其氏民,这就是中国早期法律制度的萌芽。 (一)夏代的法律 夏朝是在公元前21年由夏启创立,前后持续了约500年的时间。是史料记载的中国的第一个以世袭作为传位方式的国家。夏朝建立后,出于稳定民众,巩固统治的需要,夏王以天的名义制定了禹刑来规范民众的行为。然而受到当时思想条件和社会经济发展的限制,禹刑大多集中在刑法方面,旨在通过严酷的刑罚来使民众服从统治。这体现了其局限性,但对中国的早期法律制度建设来说,仍是一个不小的突破。 (二)商代的法律 商朝出现于公元前16世纪左右,是夏朝之后的中国的第二个国家。商朝的法律可以说是夏朝法律的传承,其基本继承了夏朝法律的特点。其在夏朝依照天意进行刑罚的基础上,不断完善其刑法制度。据商周出土的甲骨文中记载,商代的刑法制度已经相当完善。但其过于严苛的刑法造成了民众的强烈不满,农民起义的呼声此起彼伏,最终导致了王朝的覆灭。 (三)西周的法律 西周于公元前1046年成立。在法律上,其在夏、商法律制度的基础上创立了吕刑。吸取夏商朝的教训,西周不断完善其法律制度。其刑罚虽严格确有理有据,还能根据实际情况区别惩罚。从法律上看,西周的法律制度可以说是中国早期法制的结晶,其对中国之后的法律建设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二、封建制时期的法律 春秋时期开始,奴隶制社会开始瓦解,中国的法律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时期。 (一)春秋战国时期的法律 从春秋战国时期开始,西周王朝瓦解,中国开始从奴隶制社会向封建制社会过渡。为了加强自身实力,各诸侯国纷纷进行变法改革。如秦国商鞅变法和魏国李悝变法等。其法律规定的内容突破了之前法律的局限,除了刑法,在农业、手工业等各个领域都有涉猎。 (二)秦汉时期的法律 秦汉时期中国统一,经济和科技不断发展。秦王听取法家的建议,以法治国,有着完备的法律制度和刑罚体系。汉代则由汉武帝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强调外儒内法。既制定完备的刑法制度也强调通过儒学来教育感化民众。这有利于安抚民众,巩固其统治,为汉唐盛世的出现奠定了基础。 (三)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法律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国家分裂,社会动荡不安。但法律制度在这一时期仍取得了不小的发展,八议、重罪十条等法律条例集中体现了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法律理论的发展和立法技术的提高。这为隋唐时期法律的成熟打下了坚实基础。 (四)隋唐时期的法律 隋唐时期是中国古代的鼎盛时期,无论是经济政治,还是法律军事都达到了中国古代的顶峰。隋唐时期统治者在吸收前朝法制经验的基础上进行法制改革,不断完善其法律制度。 (五)宋元明清时期的法律 宋元明清时期是中国封建专制时期,其专制在法律制度上也得以体现。宋朝制了严格的市井制度,严密控制商品流动。元朝是异族统治,其法律的最大特点就是不平等性,歧视汉族的民众。明清时期封建专制达到顶峰,统治者制定了一系列严格的法律制度来束缚人们的思想,从而巩固自己的封建统治。这些法律虽满足了其巩固统治的需要,但严重遏制了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使中国落后于世界潮流。 三、近现代时期的法律 (一)清末变法修律 鸦片战争后,中国被迫接受了马关条约。从此之后中国丧失了独立的领土主权,成为了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国家的危亡使得一些有识之士挺身而出,提出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和法律成果。通过对西方法律学说的学习和引进,促进了我国法律制度向近代化发展。 (二)中华民国时期的法律 辛亥革命后,中华民国成立。南京临时国民政府以外国三权分立的先进法律思想为中心,颁布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尽管其中的内容有些没有被真正实行,但其从法律的角度上废除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制度,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仍是很大的进步。 四、新中国成立后的法律 (一)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法律 1949年到1956年是中国社会主义过渡时期。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国民政府颁布了《中华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作为临时宪法,规定我国的国旗国歌等,为我国之后的法律建设打下了基础。1954年,国民政府颁布了我国第一部社会主义类型的宪法,其明确规定了我国人民民主的国家性质及其他重要的规章制度。保障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有序进行。 (二)社会主义时期的法律 1956年后至今是中国的社会主义时期。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领导人吸取的教训,高度重视我国的法治建设,确立了法律的权威。1982年新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从法律条文上明确了规定任何人都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保障了法律的顺利实施。在党的十六大上,同志提出将依法治国同党的领导和人民当家作主充分结合起来,使中国的法治化进程进入了一个新篇章。 六、结论 中国法律从夏朝开始传承4000余年,各朝代间的法律相互影响,紧密联系。但由于政权的更迭,社会历史的变迁,各个年代的法律又各有其特点。需要注意的是,中国法律的发展中既出现了像科举制这样的伟大成果,也出现了像明清文字狱这样重大的错误,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教训。在我国法律未来的发展过程中,我们既要借鉴古人在法律创立方面的优良经验,也要以先人在法律方面的错误作为经验教训。
[提要]传统的时令节俗文化以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成为中华民族悠久历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最为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它的时间体系。在这些时令节俗文化当中,作为一种周期性的庆祝活动实乃是人类的社会活动与大自然周期运行相互协调的产物。它更多的是包含着一种“天人合一”的和谐理念,表现出方方面面的伦理关系,从而显现出在调节人与人之间、人与家庭之间、人与社会及社会治理过程中的特殊关系。而在当下,如何能让这些时令节俗在新的历史时期继续和更好地发挥出调解与社会治理的作用就显得尤为重要。 关键词:传统;时令;节俗;文化;传承 一、时令节俗源自人类对自然社会的逐步认知所形成的一种特殊的时间体系 中华民族有着五千余年的文明历史,创造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异彩纷呈、辉煌璀璨的文化。其中,传统的时令节俗文化则以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成为中华民族悠久历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涵盖了“原始信仰、祭祀、儒释道、纪念日、历法节气等人文与自然多方面的内容”。这种雅俗共赏的生活文化,直接表达出人民群众的民族个性的特征,反映出“各自的认同感、亲和力与凝聚力”,成为中华民族情感深邃而鲜明的体现。在中国传统时令节俗文化中最为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它的时间体系。古人从物候天象中来感知时间,然后在以一种敬畏的心态去郑重地度过每一个非常的时间节点。“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这首人们耳熟能详的二十四节气歌就非常生动贴切地揭示了“应天时而动,就地利而兴”的一种时间制度的本质,其中所蕴含的中国智慧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一代代的国人。中国古代的先贤哲人在通过观察太阳周年的运行轨迹中,将其运动轨迹分为二十四个均等的等份,把每一个等份视作一个节气,以致形成人人都能接受并且还能给予传承的二十四节气时令。这是中国人在观天察地,认知自然,感知自身变化,在记录农事生产、社会生活的实践过程中创造发明出的一套独特的科学时间制度;是天文与人类活动共生共融的综合性知识体系;是中国农耕社会顺天应时,指导实践的生活制度。也是安排农业生产,协调农事活动的基本遵循。我们的先人们在农事实践中总结出二十四节气时令的时候,还有一种更加通俗的“七十二候”的认知。具体说来,就是每五天为一候,每三候为一个节气;每六个节气就为一个季节。从历史上看,二十四节气时令首次被完整的表述,是来自被胡适赞誉为“绝代奇书”的《淮南子》中。如果研究指正是正确的,那么二十四节气时令的发布距今就已有2,160余年了。中国人民的这一发明在2006年时被入选为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中;2016年时,中国的二十四节气时令入选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项目中。在国际气象界中,中国的二十四节气时令又被大家赞誉为“中国的第五大发明”。在二十四节气时令中,让人们看到寒来暑往,一往一复,阴阳二气的复遥对应。中华民族的所有时令节俗无不落在这春夏秋冬四季的变换之中。这也是其作为中华文明重要组成部分所具有的特殊价值所在。每一个时令节俗日都具有自然与文化融为一体的丰富内涵,它对于今天的人们来说,都是一堂生动的自然与文化相叠加的文化课。因此,在历史的长河里,人们已经充分地感到了这些时令节俗的“节日”氛围。之所以将其称为“节”,就是因为他将一种永恒的流动性的时间划分出了若干个看似凝固的节点。所谓的“节日”,正是表明这些“节点”的特殊的日子。因此,有研究者给它的定义是,传统的时令节俗是“大众在特定的日期根据传承、延续下来的习惯所组织的活动,这些活动体现出了中国文化中和谐、克制的内在特征,属于礼乐制度的一部分,有着与法律功能相似的社会治理功能。”这些在时间体系内叠加的时令节俗,彰显出中华文明民族性的表达,培育了绵延不绝的中华文明的深厚底蕴。同时,它们又根植在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之中,在辉煌灿烂的中华文化沃土中不断地丰富,成长为中华民族具体化、形象化的特殊标识。形成人与人之间、人与家庭之间、人与社会之间文化符号融合的内在动力;成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思想基础。 二、时令节俗文化蕴含着丰富的礼仪之道 中国传统的时令节俗除了上面的二十四节气时令以及人们耳熟能详的春节、清明、端午、七夕、中秋、重阳以外,还有人日节(正月初七)、上元节(正月十五,又称元宵节)、添仓节(正月二十五)、中和节(农历二月初一)、春龙节(农历二月初二)、社日节(立春后的第五个戊日)、上巳节(农历三月初三)、寒食节(清明节的前一日)、浴佛节(农历四月初八)、天貺节(农历六月初六)、中元节(农历七月十五)、寒衣节(农历十月初一)、腊八节(农历腊月初八)等。如果我们再把少数民族集中居住地区的民俗节日包括在内,那么中国大地上节日之多实为世界其他国家与地区无法相比的。其实,这些纷繁的时令节俗对于中华民族而言,作为一种周期性的庆祝活动实乃是人类的社会活动与大自然周期运行相互协调的产物。而人类文明的起源正是从对上天的崇拜开始的。人类此时所持有的崇拜苍天与祖先的意识(或者是宗教信仰)与社会观念在这一过程中扮演了关键的角色。也就是说,“华夏先民依照农业生产的周期,在祖先崇拜的观念基础上,发展出自己的年节系统”。更有研究文章指出:在中国历史上,“殷商时期一年到头都在举行祭祀祖先的活动”。而到了西周时“周人已不像商代那样全天候不间断地祭祀祖先,年度性、季节性祭祀的意义进一步得到凸显,这意味着周代年节文化得到了更为充分的发展”。以中国历史为鉴,在夏商周三代,人们始终是以拜天祭祖为出发点,并且逐步地赋予“礼教”的内容与表现形式,从而形成了对于超出人类认知力量的崇拜和尊重。节气与节日的碰撞,不仅丰富了时令节俗的文化内涵,也为这种民俗文化的普及提供了发展的空间。这里既有代代相传不变的基因,又有顺时应势的创新发展。随着时代的向前递进变化,中国的时令节俗文化在秦汉至清代这一漫长的岁月里不断地得到丰富,也更加趋于成熟。这种成熟更多的是表现在“伦理与道德”的形态之中。即先民们把这些时令节俗文化赋予了更多的“礼”的内容。《周易·系辞》中记述道“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这里的人文,指的就是一种敬天礼地,在族群伦理与政教伦理等方面孕育下的礼仪核心的礼仪文化。这里的“礼”,正是儒家典籍中所强调的“礼有三本”。荀子在他的《礼论》中直言道:“上事天,下事地尊先祖而隆君师,是礼之三本也。”在儒家典籍《礼记》中更是非常清晰的阐明“礼”的核心就是“敬而已矣”。因此,在儒家思想中一直强调了人要有一种敬畏之心。这里的敬畏就是要敬天、敬地、敬君、敬亲、敬师。传统的时令节俗文化中的这种“礼教”形态,在历史的发展中逐步地衍变为一种信仰,即把人置于天地万物之中,形成一个整体,最终成为中国人特有的一种整体的思维模式。即“与天地协调的自然伦理、以祖先纪念情感为中心的家庭伦理、推崇君师为政教的政治伦理”,遂成为人们在时令节俗文化中必须恪守的行为准则。中国人在传统时令节俗到来之时,首先是讲究吃、讲究穿、讲究视听的娱乐之美。然而,也更讲究在时令节俗中的各种各样的礼数。例如,像春节、元宵节、清明节、端午节、中秋节、重阳节等传统的节日里,一定是全家老少一齐上阵,社会各界一齐张罗来过的。这里从人的团聚到社会关系的链接,使这种传统的时令节俗在整体上由一家一户走向全层次、多方位的融合,从而调动了人们的全部的兴致和社会的兴趣,形成了社会整体的全方位的检视与参与。春节时,人们的基本共识就是回家团圆比什么都重要。除此之外,送灶神、祭祖先、走亲戚、访故友……;方方面面的伦理关系———人和鬼神、后代和祖先、生者和死者、家庭和宗族之间的关系,都在按照节日的礼法要求中重新进行打点并给予新的加固。在中国传统的时令节俗文化中,人往往被看作是自然世界中的一部分。《道德经》第二十五章这样表述人与自然的关系,“故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域中有四大,而王居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其含义之一就是天人相应,人与自然的和合统一。正因为如此,儒家的“以物比德”的思想,使人们能够从伦理道德的观点出发去看待自然现象。清明时人们的踏青,追思故去的亲人,重阳节时,人们结伴登高,一览山河。诸如此类,无不反映出一种人与自然界在广泛的样态上可以互相感应交流的关系。说到底,在传统的时令节俗文化中,体现的是一种原始意识、伦理精神、世俗情感和人们的物质欲望。追溯中华民族的性格,从总体上来讲是内向克制、含蓄缄默、坚忍不拔、自强不息、重人伦、法自然、主中庸、尚情谊、崇德化。中华传统的时令节俗文化恰恰在社会与自然,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下在不断地塑造和修复这种性格,并使其能够以特殊的形式传承下去。这里必须要指出的是,一段时间以来,人们对于中华传统的“礼教”思想多持否定和批判的态度。但笔者认为,在今天我们已经到了一个应重新反思的时期,对于中华民族中所固有的“礼教”是应该有一个重新的认识。我们无法回避的是,中华传统的“礼教”文化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中华民族文化的“根”。如果我们不加任何的思辨就把这个“根”给铲掉了,就等同于“把洗澡水连同孩子一起泼掉了”一样的荒唐。非常高兴的是,就在笔者思考此问题的时候,读到了楼宇烈先生的大作《中华文化的感悟》,文中的主要观点与笔者的认知完全的一致。 三、时令节俗文化在当下传承的基本路径 我们的先人在生活当中创立了如此丰富多彩的时令节俗文化,它的主要功能表现在调节和社会治理等方面。而在当下,如何能让这些时令节俗在新的历史时期继续和更好地发挥出调解与社会治理的作用就显得尤为重要了。也就是说,要在旧的传统之中发现和发掘出新的社会价值,在传统与现代的共振中构筑新的景观,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的转化,达到创新性的发展。时运交移,质文代变。当代人只有在充分的理解与发展、发掘传统的时令节俗文化的真正内涵中,做到守正创新,继承发展,主动地顺应新时代的社会文化语境,从当下人们的精神需求和审美情趣出发,进行正确的文化考量,从而做到正确地把握和科学地处理历史与现实、传承与变革、教育与娱乐、怀旧与趋势的关系,只有这样才能够成功地实现时令节俗文化的当代传承。弘扬传承中国传统时令节俗文化目前所遭遇的最大瓶颈是专业传承人员不足。传统时令节俗文化在当下缺少忠实的记述者、内涵的解释者、活化的推动者。中国有着庞大的非物质文化的内容,但涉及到其中的宣传、保护、传承、管理的人员就尚显很大的不足。尤其是从事理论研究的人员缺少,就使得传统时令节俗文化在融入到现实的社会的作用不明显,甚至相脱离。在传承的过程中也往往带有普及性的知识过多,具有指导性意义的创新活动的形式明显不够,造成节日活动模式简单地重复,社会意义与影响力日益降低,甚至抹杀了时令节俗文化中最具影响的教育功能。中国时令节俗文化的传承既要有非遗宣传保护的培养体系,还要注重民间口述文化传承人的建设,达到知行合一、学以致用,使得中国传统的时令节俗文化能够以准确的思想内涵传承下来。要做好传统的时令节俗文化的传承,就必须要赋予时令节俗文化的现代意识和人文情怀。让中华传统的时令节俗文化“火”进百姓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之中。把中华时令节俗文化中的可贵的思想理念、道德审美风范转化成当下人们的精神追求和行为习惯,形成积极向上向善的社会风尚。克服那种把传统的时令节日片面的理解为就是“假日”,就是旅游黄金周的商业意识。我们应该知道时令节日远非是“假日”。“节日是有内涵的,是有纪念意义的”,“在节日里,主要的是体验和感受它的精神意义”。它决然不是一家人此时坐在一起的胡吃海喝,也不是出门观光旅游这么随意简单。事实上,传统的时令节俗不仅仅意味着吃吃喝喝,重要的是它反映出一种文化系统。在吃喝游乐之外,还有着层次丰富的礼仪和文化内涵。如果在当下的社会生活和家庭生活中能够在现实德育的引领下赋予时令节俗以更丰富的节庆活动,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使其蕴含更多一点的节庆文化内容,那么时令节俗的魅力指数、社会效益和文化效益无疑会得到大大的提升。也只有这样,才能让传统时令节俗文化在今天真正地活起来、旺起来、潮起来。让传统时令节俗文化回归到现实的社会生活和家庭生活当中,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如何让传统时令节俗文化与现代生活方式以及与现代人的思想观念相互融合、相互提升。在今天,我们是否可以把中华传统的时令节俗文化看成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有力支撑的一部分,这是因为在传统的时令节俗文化中包含了政治礼仪和生活礼仪两部分的内容。政治礼仪包含了祭天、祭地、宗庙之祭、祭先师先圣、尊师乡饮酒礼、相见礼等,生活礼仪则包括了丧葬嫁娶、饮食起居、吃喝玩乐礼仪等。从人类发展的角度看,传统的时令节俗文化并不是一种孤立的存在,而是在历史的进程中不断地与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方面的相互碰撞、渗透、融合,互为依存的得到发展。《礼记·曲礼》中说:“道德仁义,非礼不成;教训正俗,非礼不备;分争辨讼,非礼不决;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礼不定;宦学事师,非礼不亲;班朝、治军、莅官、行法、非礼威严不行;祷祠祭祀、供给鬼神,非礼不诚不庄。是以君子恭、敬、撙、节、退、让以明礼。”也就是说,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了政治、经济、文化、人伦、道德,无一不在“礼仪”约束范围之内。当历史的脚步迈进到21世纪的时候,传统的时令节俗文化面临着是否扬弃和赋予新的阐释的境况。在经济、科技和社会形态日益发生着重大变化的时候,如何让传统的时令节俗文化既能保留它自身的浓厚传统特色,同时还能与现代社会生活互相辉映、相得益彰,则是需要我们不断地努力和积极探索。时下,我们应当重视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精华,把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立场观点方法结合起来。要做好对时令节俗文化的传承,还必须要不断地拓展传统时令节俗文化的历史发展空间。这里所言的拓展,就是要对不同的社会阶层扩大对传统的时令节俗文化的宣传工作。近年来,各地出版机构面向少年儿童加大了对“二十四节气”宣传工作,出版了一大批各种形式的有关“二十四节气”方面的书籍。这些书籍的最大特点是都做到了通俗化,易读易懂,既传播了传统文化,也普及了相关的历史文化知识。对于中国的节俗文化近年来也有相当多的内容面世,但比较有影响而且质量当属上乘的还是三联书店所出版的《节日中国》的系列丛书。这套丛书包括了春节、清明、端午、七夕、中秋和重阳。不足的是,还缺少对元宵节、中元节等节日的介绍。其实仅有这方面的工作是远远不够的,我们还应当把这些传统的时令民俗节日编入大、中、小学的教材之中,在内容的深浅程度上做出相应的调整和介绍。而当在这些时令节日到来的节点上,各种媒体也应该适时做出相应的介绍,从而保证这些传统的时令节俗文化不会因为时间时代的变化导致失传和灭绝。这种历史空间的无限放大,是让传统时令文化得到很好传承与发展的一剂妙药良方。进而使历史文化的丰富性得到充分的释放和真切的演绎,以实证的姿态做出对历史传统文化的深情回望。要做好对传统时令节俗文化的传承,还应当注重对传统时令节俗文化的个性化解释。传统的时令节俗流传千年,留下了丰富的经典诗篇。每一个重要的节日在人们的脑海中,都会涌现出对应的诗篇谚语,情感与记忆瞬间就会被激活。除夕时,人们会想起王安石的《元日》;元宵节时,我们会读到辛弃疾的《青玉案·元夕》;清明时,杜牧的《清明》则情不自禁地在人们的口中相传;七夕节,人们是否会想起秦观的《鹊桥仙·七夕》和苏轼的《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重阳节时,王维的《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又怎么能不泛起人们对亲人的思念。从古至今,人们用诗文书写时令节俗的热情从未消失,即便是现代文学史中也有不少内容表现了时令节俗文化。像冰心的《童年的春节》、萧红的《中秋节》、沈从文在《边城》里动情地写下端午节时人们的劳作与喜悦,老舍在《四世同堂》中对京城的中秋做出精彩的描述。这些都让我们感受到了时令节俗的个性化表达。在今天,为了让传统的时令节俗文化得到进一步的发扬和传承,除了要注重对这些时令节俗的介绍以外,还应当注重前人对这些传统时令节俗的歌诵记述的发掘整理,出版有关这方面的系列专题书籍,并能走进大、中、小学的教材中,使前人吟诵时令节俗的诗文在今天能够重见天日,让这些光华耀眼的诗文得到人们的关注,形成一种具有特殊氛围的诗意节庆。在现实的社会生活和家庭生活中,我们还应当对这些传统的时令节俗文化给予正面的导引。比如,在春节和重阳节的时候,可以大力宣传普及剪纸文化,以示热烈喜庆;宣传一种爱老、敬老、孝老的精神文化。在清明节时,可以着重进行“生命教育”,通过传统的祭祀,提升一种庄重的仪式感,以培养人们对祖先诚挚的感恩心理和对父母长者敬顺厚养的态度,在端午节、重阳节时,可以针对不同的人群开展各种形式的划龙舟比赛。登高、登山体育活动等。总之,这些带有个性化的宣传与诠释,是能够提炼和表达出时令节俗文化所具有的那种鲜明而独特的个性,是能够将相对陈旧的历史故事演绎成鲜活而温情且庄重的仪式来,使人民群众在这些时令节俗文化之中产生一种亲切之感、敬畏之感,同时也更容易产生一种共情之感。中国人历来深具家国情怀,崇尚天下为公,克己奉公,强调和衷共济,风雨同舟。我们在当下要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的传统文化,不断地培育和建设好人们的精神家园,让历史的智慧更好地润泽现实,滋养生活,提升人们相互间的亲和力和一种文化的感召力就显得非常的紧迫和重要。综上,中国传统时令节俗文化是中国农耕社会的产物。它与农业社会的生产、生活密切相关,以至深深地渗透影响到人们生活中的方方面面。但随着历史进入到工业化的现代社会,这种时令节俗的功能作用与人们的现实生活、审美需求以及社会的生活节奏都产生了一定的距离,导致当下这些传统的时令节俗文化日渐衰微,甚至出现内涵不清的状况,时令节俗文化也就越来越缺少自身原有的社会属性和特殊的文化味道。如何来弘扬和继承传统的时令节俗文化,重塑新时代引领下的节俗礼仪,是当下社会文化工作者必须坦然面对的重要课题。几千年来,时令节俗文化中丰富的习俗活动和各种各样的味蕾记忆,已经深深地扎根在人们的记忆中,并内化为民众的道德意识和行为习惯。不可否认,传统的时令节俗文化所蕴含的伦理道德和审美内涵,在今天依然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和时代价值。要真正能够使传统的时令节俗文化在今天得到传承与重塑,最根本的是不能离开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礼仪的倡导,更不能离不开创新性和谐社会的文化自信。相信,只有通过融合转化适应时代,才能使其成为当下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组成部分,成为时下中国社会整合与文明进步的文化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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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管理学毕业论文:当代中国公共管理学学科内涵研究 摘要:通过学界近百年的思想传承、理论反思、学科建设与实践探索,在广泛研习西方诸多理论流派、深入总结中外公共管理实践的基础上,当代中国公共管理学理应逐步趋向并最终形成较为完备的学科内涵,即:学科定位应当综合公共行政学、(新)公共管理学、公共服务理论等学科优势;价值基础应当蕴含公平、民主、效率等优秀观念;研究对象应当聚焦公共部门管理、非政府组织管理以及公共组织运作等方面。 关键词:公共管理学;学科定位;价值基础;研究对象 一、学科定位 中国公共管理学专业最早开设于上个世纪20年代,其后经历了80年代的重建与复苏,现已逐渐形成中国特色的公共管理学学科体系。它包含公共行政学、(新)公共管理学以及公共服务理论等。公共管理学本身是一个由许多学者组成的科学共同体,尽管存在不同的阶段但发展是一贯的。“至于公共行政进展中不断有新知识的注入和创新,是在范式之中的,知识由共同体生产,是秉承信念介入现实的实践中生产出来的,优秀是解决实际问题的需求。”如果将现今中国学界的公共管理学学科比作一个人的话,那么公共行政学就像是他的年少懵懂期,(新)公共管理学是他的青年发展时期,而公共服务理论则是他开始走向成熟理性的阶段。 公共行政学与政治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可以说,政治学是其母学科。现代生活中各种各样的情况不断地将官僚体制推上统治过程中的杰出位置……结果,业已成为现代国家主要政策场所的不是政党政治,而是官僚政治。公共行政的首要也是最基本的理论基础是官僚模型。传统的官僚模型始于弗雷德里克・泰勒的科学管理。它强调以机械的控制手段来提高效率,利用严格的科学原理进行组织设计与管理,却忽视了对人的关怀。逐渐发展的新官僚模型改进其原有的静态结构研究,形成理性的决策模式。同时,也更关注人的需要,以及非正式组织的作用。公共行政在某种意义上一直又都比政治学的内容要少,因为作为政治学这个母学科的一个子学科,公共行政不仅与其母学科的关系不太融洽,而且它还一直在热切并富有成效地在其他学科中寻找自己的“父学科”。在霍哲等人看来,公共行政=政治+管理。 广泛吸收公共选择理论与管理经验的新公共管理运动始于新西兰。它强调将私营部门的管理经验引入公共部门,并充分利用市场的理性选择作用,是一套取自于市场经济和企业管理的价值观,倡导管理的自由化和市场化,并且强调政府应集中力量“掌舵”而非“划桨”。公共管理要求以政治敏锐和公共服务价值观来平衡责任感。作为一个术语,“公共管理”意味着公共政策与行政的会聚,并确认在公共管理中管理与政治两者不可或缺。在公共管理模式中,政治家与经理的关系比以前更有弹性、更为融洽。不仅如此,公共管理的作用范围较之公共行政阶段的官僚体系也更加广泛。但是当我们急于掌舵时,也许我们正在淡忘谁拥有这条船。正是在对新公共管理理论批判的基础上登哈特夫妇提出了公共服务理论。公共服务是一套以公民为中心的理论,它所关注的不是“掌舵”或“划桨”的问题,而是如何提供良好的公共服务,建立一套“明显具有完善整合力和回应力的公共机构”。公共管理要为社会的公共利益服务。政府组织已不在是传统意义上社会资源的提供者或创造者,政府及其公共部门运用公共权力,通过多种机制和方式的灵活运用,提供各种物质形态和非物质形态的公共物品,以不断回应社会公共需求偏好、维护公共利益。 同时,作为统一学科的中国公共管理学又具有双重性,不仅体现在其作为学科的研究性,还体现在它是一个“职业的、实务领域的公共行动”。从理论层面来说,公共管理学将公共管理活动作为研究主题,探究如何有效组织公共部门合理配置资源,综合研究各种理论或学派的理想方案并结合社会现实状况,寻找适合本国国情的公共管理路径;在实践意义上,公共管理学又旨在培养高质量的公共管理人才,使其在政府机构、事业单位、非营利组织中能够与所处的政治环境有效沟通并熟练的执行各项政策,运行所处机构。 二、价值基础 选定与夯实合理完备的价值基础是当代中国公共管理学学科建设的津要所在。一方面,公共管理学的学科特色、专业内涵以及发展方向等重大问题,均取决于价值基础的价值结构的合理规划、价值秩序的有效构建;另一方面,合理的价值基础不仅在理论上为公共管理学作为独立的学科存在提供了坚实的合法性、正当性理据,也在实践中成为对公共管理实践做出好坏优劣等评判的基本准绳。考虑到“公共行政是政府的艺术与科学跟管理的艺术与科学的联姻。效率与经济主要属于管理理论的范畴,而社会公平属于政府理论的范畴。”同时,随着公共服务理论的发展,民主参与、公民权也日益成为公共管理学走向成熟的重要理论支柱。因此,公平、民主与效率应当成为当代中国公共管理学的价值基础。 进而言之,正如学人江畅所言,“由于人的需要(欲望)所指向的无非是目的和手段,同时只有当一个事物作为目的或手段时它才能成为满足人的需要(欲望)的事物,因而目的和手段对于人都是有价值的,而且对于人而言的所有价值都无非是目的(性)价值和手段(性)价值这两类。”借鉴上述对价值的分类,公平应属公共管理学的目的性价值,而效率则是手段性价值;至于民主,笔者认为兼而有之。 首先,公平应当被确立为公共管理学的目的性价值基础。“社会公平强调政府提供服务的平等,强调公共管理者决策和项目执行的责任,强调公共管理的变革,强调对公民需求而非公共组织需求的回应……新公共行政所关注的基本问题之一就是公平的对待公民。社会公平就包括旨在增强这些少数群体政治权力并改进他们经济福祉的一系列活动。”在《正义论》中,罗尔斯针对正义分配提出了著名的“差别原则”,即:“社会的和经济的不平等应这样安排,使它们在与正义的储存原则一致的情况下,适合于最少受惠者的最大利益”。诚然,社会公平并不意味着所有的不平等都会消失,但是每个人的基本利益都应该得到起码的尊重与保障。公平价值赋予了公共管理伦理的内容,强调了公共组织提供的服务是面向全体公民的,每个人都应该享受平等的权利。公共管理学研究如何合理有效的配置社会资源,如何为社会提供优质的服务,这与每个公民的切身利益密切相关。 其次,民主既是一种手段性价值也是一种目的工具性价值。就前者而言,不论是政治生活还是社会生活,目的都在于追求一种公平、正义、自由、幸福的生活。近千年的人类政治实践历史已经揭示了如下政治学公理,即:相对于其他政治范式,民主是实现优良生活的最有效手段。就后者而言,民主本身已然成为一种可欲的现代生活方式。现代民主生活中所充盈的平等的理念、自由的氛围、尊重的品格、人道的魅力甚至参与的乐趣等待,已经吸引着越来越多的个人与民族矢志不渝地将民主作为上下求索的价值目标。在当代共和主义思潮、尤其是公民资格理论的深度影响下,民主即参与、“民主意味着参与”,已经成为公共管理学学科建设的思想背景。民主价值、公民参与等依然成为作为公共管理理论重要补充的公共服务理论的观念圭臬。因为公共服务中公民参与的初衷是为了通过公民的参与来保障公民享受公共服务的权利。不论是公民参与还是享受公共服务,都是公民权的重要体现。公共服务是政府运用公共资源,根据社会公共需求,为社会福利最大化而提供的社会产品和服务。公民的参与能迅速高效的反应社会需求,从而为政府最大限度的满足社会需求提供有力参数。 最后,作为公共管理学的手段性价值,“效率”是一个颇具歧义的概念。通常而言,效率可分为经济与社会两个层面,经济学效率“强调的是以最少投入取得最大产出”;社会性效率“以社会价值观念为目标,规范的予以衡量的效率”。从行政学本身的应用属性来看,对于效率的一定追求有其合理性和必要性,然而由于实际操作中对于“效率至上”原则的过分夸大,原本的“工具合理性”变为追求的最终价值目标。公共管理学在合理吸收西方价值工具的同时也要警惕工具的目的化,尽量规避效率原则的弊端。不可以简单的将绩效作为评判组织优劣的标准,还要防止效率异化而破坏了社会的公平,以致出现公共权力的滥用现象。西方传统的科学管理所追求的效率原则是建立在工具理性的操作程序之上的,而当代社会的公共管理学在研究其效率的同时更应关注“人”――效率的创造者;毕竟,公共管理的最终目的并不是效率,它只是实现目标的手段。 中国公共管理学早期深受传统行政学“效率至上”原则影响,提出“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原则并以此指导社会实践。单纯的追求效率让社会陷入两极分化动荡不安,中国饱尝效率至上之苦。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公共管理学进入平稳发展阶段,其价值取向也发生了变化,认识到行政的目的在于更好的服务;亦即,公共管理要为社会的公共利益服务。政府组织有先天的官僚特质,在参与社会利益分配时不仅会降低效率更会损害其公平性,因此公共管理学要做的是建立公正合理的分配秩序,满足公共需求。 三、研究对象 众所周知,确定研究对象不仅是划定学科分类的重要依据,也是界定研究任务、创建学科体系的观念前提。就当代中国公共管理学学科建设而言,确立妥当的研究对象是其立身之本与发展之源。人类是在对利益的不断追求中发展进步的,然而人的社会性又决定人类对于利益的追求不能离开社会,也就是说面临着公共利益的分配。公共管理就是要满足社会需求,合理分配公共利益,最大限度地为社会提供服务。 公共管理学以公共部门管理作为研究对象,其优秀是政府部门管理。公共利益的现实表现形态是公共资源。政府组织要做的是有效地组织公共资源,使其能够有效增值;合理分配公共资源,使其能够依据社会需求实现资源利用最大化。政府保障对于公共资源的合理分配是满足社会和个人需求的前提。但与此同时也要防止在追逐利益的过程中,对于社会公平与正义的破坏。对于中国来说,政府以官僚组织的形式运行,在官僚体制中人治现象突出缺乏法制规范。同时,臃肿庞大的官僚机构也容易使得信息在收集、传递过程中出现失真,效率低下。这就容易导致政府对于社会需求的变化反映迟缓,也就不可能有效地组织、合理地分配公共资源。权力过分的集中于中央政府,地方政府权力有限。但我们面对的是瞬息万变的21世纪,长长的信息传递链条不仅容易使信息失真,而且往往会错失良机。公共服务理论认为现代政府组织的角色是帮助公民表达并满足他们的利益诉求,而不是“掌舵”。因此,行政机构改革势在必行。“力求使政府不走弯路,使政府专心处理公务减少闲杂事务,加强和纯洁政府的组织机构,为政府的尽职尽责带来美誉。”这也要求政府组织在进行政策制定、执行时要鼓励公民参与。民主不仅有利于公民的主人公意识、公民精神的培育,也会促进公共资源的合理流动。 另一方面,随着公共管理学的推进,公民社会自治网络的形成,公共管理的主体趋向多元化,不仅包涵政府组织也包括为社会公共利益提供服务的非政府组织。非政府组织管理是公民参与社会治理的一条路径,同时非政府组织的参与也是对于政府组织管理的有效制约和监督,对于维护公民权利有重要意义。俞可平先生认为:由民间组织独自行使或他们与政府一道行使的社会管理过程,便不再是统治,而是治理……治理和善治的本质特征是公民社会组织对社会公共事务的独立管理或与政府的合作管理。当前中国社会非政府组织发展极不健全,原因是多方面的。在中国公共公共管理学未来的发展中,应探究如何应健全法规从制度层面保障非政府组织的合理存在,发挥非政府组织的应有作用。 中国的公共管理学研究虽不似西方的百家争鸣但也已然走在途中。然而理论的发展还需要实践的检验。因此,研究当前社会公共组织中存在的问题,将公共管理学结合国家社会实践,并逐渐探索适合中国基本情况的学科体系,是中国公共管理学发展任重而道远的任务。 公共管理学毕业论文:高校公共管理学科案例教学问题研究 摘要:案例教学是一种新兴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开放式、互动式教学模式。本文基于文献分析法,分别从学生、教师、案例及流程控制四个维度对当前学者关于高校公共管理学科案例教学发展的重要性、存在问题及对策建议等方面的研究成果进行整理评析,为后续有关公共管理学科案例教学的研究提供可靠的帮助和研究的基础。 关键词:公共管理学科 案例教学 互动式教学 2014年6月,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指出当前我国的教育不能完全满足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实现教学环节与教学方法的改革创新是高校教育发展的出路,这种改革创新的浪潮再次将案例教学的探索推向了高潮。卢智增(2009)认为案例教学是一种新兴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互动式教学模式,以典型案例为研究对象,以问题为研究基础的引导学生自主学习和研讨的方式,不仅是教学理念的一种创新,还是一种操作性很强的教学方法,这对于以演绎为主的传统教育是一种有力的补充。对于高校公共管理学科而言,加强教学方法改革,促进案例教学的发展,无论是对于学科本身的普及和发展,还是对于学生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培养而言,都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一、公共管理学科案例教学的重要性 案例教学(Case Method)最早应用于医学教学,随后法学案例、工商管理案例的相继出现。孙伟、陈涛(2015)分析了哈佛大学商学院的案例教学,认为与传统讲授式教学不同,案例教学是通过设计一系列特殊的教学运行机制,让学生参与到整个教学过程中,真实的体验案例所描述的场景,并以当事人的角色去认知、分析和解决问题,更加强调学生的主动性和参与性。史传林(2009)认为案例教学具有促使教师关注相关领域实践活动、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培养学生学习能力等功能,应用于公共管理学科,则可以培养学生的公共管理实践能力。 公共管理是一门新兴的具有很强专业性和实践性的学科,侧重培养学生关于公共生活领域问题的分析研究能力和实践操作能力。由于受到传统教学观念、教学方法及教学环境、条件的影响,在我国高校公共管理学科的学生培养过程中,“填鸭式”、“满堂灌”的教学模式仍然处于主导地位。刘召(2011)认为案例教学是以学生为中心、理论实践相结合的教学模式,在公共管理学科的教学过程中引入案例教学可以培养学生的主体参与意识,提高学生独立思考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王春城、刘玉芝(2012)指出公共管理是关乎公共部门、公共职能、公共秩序以及公共利益的公共生活领域内的特殊活动,对于缺乏经验的在校学生来讲,要想在牢固掌握基本理论知识的基础上具备更加扎实的实践操作能力。 二、公共管理学科案例教学存在的问题 1.学生维度:自主性差,参与程度较低 在公共管理学科的案例学习活动中,学生的参与意识不强,学习效果不明显。卢智增(2009)总结了在公共管理学科的教学活动中,大多数学生对于课程的基本知识和基本原理掌握不牢固,学生自主参与意识不够,提出质疑的能力和独立思考的习惯尚未形成。奥尔鲁木(2015)对比国内外案例教学的方法后,发现美国的案例教学常常会为学生创造轻松活跃的课堂氛围,鼓励学生积极参与案例教学获取课程成绩,以此来最大限度的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相比之下,国内课堂气氛则显得十分沉闷严肃,部分学生受到家庭背景、性格特征等因素的影响,即使有想法也羞于表达,这些都导致学生在公共管理学科案例教学中的学习效果不明显。 2.教师维度:角色错位,教学效果不佳 黎玉升(2012)认为很多老师对于案例教学的认识还不到位,导致案例教学中角色定位不清,通常只在理论授课之后才引用案例证实观点,或是在开展案例教学的过程中就过多地引导学生按自己的思维去思考和解决问题,呈现“重灌输、轻启发”、 以讲授和讨论代替了真正的案例训等本末倒置的现象。陈朝旭(2014)认为大部分高校公共管理学科的教师习惯了以教师为中心的教学模式,加之案例教学对教学技巧、课堂管控能力、应变及协调的能力要求较高,从心理上对案例教学存在排斥现象。马杰(2009)认为当前我国高校公共管理学科的教师多半直接来源于高校毕业生,缺乏相关的实践经验,导致这部分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往往注重理论的教授,无法胜任案例教学的任务。 3.案例维度:三多三少,案例资源匮乏 案例是开展案例教学的前提。卢智增(2009)认为案例资源直接关乎案例教学的实际教学效果,我国公共管理案例教学资源就面临着“三多三少” 的问题。“三多三少”指的是公共管理案例教学中,西方的案例多,二手的案例多,一手的案例少,本土的案例少,旧的案例多,新的案例少。陈菲菲(2013)分析了我国公共管理案例的主要来源,即:国外引进、高校编写、直接选取报纸、网页和传记文等。但由于文化和国情的差异,国外引进的案例存在水土不服的现象;高校编写则受到人财物等诸多因素的限制,导致案例的典型性、完整性及系统性受到质疑;直接选用报纸、网页和传记文等由于缺乏系统地加工、处理,达不到一定的深度和专业针对性,甚至会偏离公共管理的专业学科角度。郭恒(2015)从案例选取的角度进行分析,认为当前高校公共管理案例存在缺乏时效性、缺乏代表性、甚至过于高大全,脱离实际等问题。 4.流程控制:反馈缺位,环境设施较差 科学严谨的流程控制才是有效开展案例教学的基本保障,整个案例教学过程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流程控制工程。从案例编制阶段到课堂实施阶段,再到评估反馈阶段就组成了一个完整的案例教学流程。李勇(2008)认为案例准备、课堂使用及效果反馈是三个息息相关的环节,任何环节的缺位或者不到位都会影响到整个教学效果,在当前的教学过程中,往往因教师缺乏对反馈环节重要性的认识,导致反馈环节的缺失。赖秀清(2013)针对案例教学的教学环境和设施设备作了具体分析,认为班级规模过大、座位编排不适宜、教学课时不足、硬件设施不齐全也是当前案例教学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三、公共管理学科案例教学发展的建议 1.学生应树立自主参与的意识,提高参与能力与技巧 学生是案例教学的主体和优秀,学生应该不断培养自主学习、独立思考、与人协作的意识和能力,不断提高作为一个公共管理学生应该具备的公共管理学科的专业素养。奥尔鲁木(2015)主张建立一个以案例教学为重要参照指标的关于期末考试成绩、日常考核标准在内的教学机制,以此提升学生在案例教学中的活动参与度。肖静(2010)基于“X、Y理论”对公共管理案例教学进行研究,认为建立良好的发言机制,在讨论和争辩的过程中既可以使学生感到压力,还可以提供自主表达意见的机会,将内部动机和外部动机有机结合,以此降低学生“搭便车”的侥幸心理、以及自我边缘化和沉默化的可能。陈朝旭(2014)认为应该为学生制造充分的参与机会,乃至于鼓励学生直接参与案例的制作,可以更充分、深入的了解案例教学及案例背景,为课堂研究提供良好的参与基础。 2.教师应适应课堂角色的转变,提高案例教学的水平 教师是案例教学的具体实施者,师资力量的强弱直接决定着公共管理学科案例教学的成效。陈菲菲(2013)提出要改进高校公共管理案例教学,教师就必须转变传统教学模式中的角色定位,理顺教学过程中主客体关系,由演讲者、解惑者和裁判者的身份向参与者、组织者和协调者的身份转变。赖秀清(2013)认为要提升案例教学效果,从教师的角度出发应该转变教师角色和提高自身素质两大方面进行考虑,转变教师角色主要指从主角向配角、从师道尊严向良师兼益友和从教材的执行者向课程内容资源的开发者的转变。罗若愚、涂丁文(2013)提出要不断加大师资培训的力度,不仅要“送出去”,让有潜质、有意愿的教师送出去接受更好的培训和提高,还要“请进来”,邀请校外名师传经授课,不断提高公共管理学科案例教学的水平。 3.加强案例本土化建设,完善公共管理案例库 徐祖迎(2015)提出一个好的案例应该满足以下几个标准:必须是真实的;答案不唯一化、绝对化;能引起争论,激发学生的批判思维;要解决的问题及决策主角是明确的;能够禁得起深入分析,同时尤其要加强案例本土化的建设,编写能够体现我国文化背景、反映我国公共管理实践的案例,提高本土化案例在案例教学中的比重。卢智增(2009)提出的公共管理学科案例教学的创新路径之一就是建立一个各高校单位可以资源共享的公共管理案例库。黄珥东(2013)认为编制案例库需要有效的结合具体的课程计划和教学目标来实行。目前,我国公共管理学科建立了一些案例库,例如清华大学公共管理教学案例库、全国MPA案例教学库等,但是仍需要不断完善和更新。 4.完善流程控制环节,优化相关环境设施 当前学者从流程维度出发研究公共管理学科案例教学的研究成果还较少,主要的研究焦点是课堂之后的评价与信息反馈环节,而且多是定性的研究,定量的绩效评估还有待进一步发展。吴乐珍、李会平(2010)认为案例教学是一个涵盖教学目标、教学设计、教学实施、绩效评估和绩效反馈在内的系统过程,有效的绩效评估不仅可以指明案例教学努力的方向,还可以提供可靠的衡量依据。李勇(2008)主张在课堂研讨之后,应该组织学生对案例的课堂开展的情况进行讨论和评价,老师也应该进行课堂自评,根据师生对于教学效果的反馈情况案例进行改进和完善,这不仅可以使现有案例达到效用最大化,还可以对制作新案例提供启发和帮助。从教学环境及设施上来看,赖秀清(2013)认为一方面要规范案例教学对班级规模、座位编排、课时需求等方面的管理,另一方面还应该扩大筹资渠道,增加教学经费的投入,完善教学设施和优化教学环境。 正如宁骚所言,案例教学本身就是一个由学生、教师、案例三要素不断作用的一个动态过程。案例教学模式在公共管理学科的教学工作中的有效运用,是公共管理学科特色的需求,是培养公共管理人才的需求,也是对国家培养应用型人才目标在教学模式上的一种有力回应。 作者简介:李晚莲,1976―,女,苗,湖南绥宁人,副教授,博士,湖南农业大学(湖南长沙,410128),研究方向:公共管理。聂俊婷,1991―,女,汉,湖南农业大学公共管理与法学学院研究生。 公共管理学毕业论文:公共管理的内涵演变与公共管理学的纵向学科框架 [摘 要]随着公共管理在我国的兴起和发展,对于公共管理的理论研究以及学科建设引起了研究领域的极大关注。本文就公共管理的内涵衍变以及公共管理学的纵向学科框架为主要分析点进行具体分析,以更好地促进我国公共管理学科体系的构建,更好地促进我国公共管理事业的发展,切实为社会发展服务。 [关键词]公共管理;公共管理学;内涵衍变;纵向学科框架 公共管理是一个随着社会发展而兴起和完善的概念,笼统而言,其主要是指对社会的公共事务所进行的一系列的管理活动。具有现代意义的公共管理是以西方的社会结构以及理论体系为基础发展起来的,与公共行政管理之间存在密切联系,是传统的公共行政管理与政治学、法学、管理学相分离而独立出来的一大新概念。公共管理在本质上而言,是一个历史范畴。可见,在不同社会的不同历史时期,公共管理的内涵不同,随着历史的不断演变,公共管理的内涵也在发生着不同的变化。 1 公共管理的内涵衍变 20世纪初期,是西方古典行政管理理论的产生与形成时期,这一时期,在坚持行政同政治相分离的前提下,对国家行政组织以及行政效率进行研究,并探讨行政管理的原则,将科学的管理理论运用于行政研究中,奠定了行政管理的基本框架,为行政管理的发展打下基础。同时,由于政治与行政相分离,忽视了政治因素在管理过程中产生的重要作用,且没有充分重视人际关系、非正式组织及外界环境等对管理的主要影响。20世纪30至60年代,传统的行政管理工作在原来的基础上得到了进一步完善和发展。该时期人际关系学说、决策理论的兴起对行政管理理论的完善和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人际关系学说使公共行政管理开始注重人的作用,而决策理论中强调政治与行政之间的关系,两者不可完全独立。同时,这一时期传统的公共行政管理理论广泛吸收了政治、社会和运筹等方面的理论,使公共行政管理理论的综合性以及应用性得到了极大提高。由于该时期国际经济的自由化趋势,使得人们对公共管理进行反思,从而思考政府管理的创新及出路,对于公共管理的改革产生了重要影响。20世纪80至90年代,整个社会都产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受时代背景的影响,公共管理出现了重要的改革运动,其标志之一是公共管理代替了行政管理。综合上述公共管理内涵的发展历程,认为公共管理主要是指政府及其他相关机构,围绕社会经济发展和公众要求这一优秀,对涉及公众利益的各种公共事务所实施的有效管理。 2 公共管理学的纵向学科框架 公共管理学是现代管理科学的有机组成部分,是对公共管理理论进行研究,并不断探讨其结论的新知识体系。其主要包含以下几大方面的基本内容。 2.1 基本概念 公共管理的基本概念是公共管理学体系构建的基础和前提,对于公共管理基本概念的理解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首先,抽象意义上也就是笼统概念上的理解,公共管理主要是对公共事务的管理活动。因此,只要存在公共事务或者公共组织活动,那么就存在公共管理。其次,公共管理分为初始、传统、以及现代三大部分。就初始的公共管理而言,其主要是原始的公共组织管理,而传统公共管理主要是指国家产生后对公共事务进行的一系列的管理活动,在20世纪80年代后经过理论变革而形成的公共管理则称之为现代公共管理。在对公共管理体系进行构建的过程中,需就这三大方面的公共管理进行分析、比较和探讨。再次,公共管理的基本概念所存在的狭义及广义方面的探讨。最后,在理解公共管理的基本观念的过程中要充分考虑公共管理的公共性、社会性及管理性的特征。充分认识到公共管理是一种注重原则及绩效的管理活动,注意公共管理所肩负的使命。 2.2 逻辑起点 逻辑起点的确定对于理论体系的形成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只有在正确、恰当的逻辑起点的基础上,才能形成科学的理论体系。公共管理是以解决公共问题为最终目标的活动,可见公共问题是公共管理学体系在构建过程中的逻辑起点,在公共管理学体系构建的过程中以公共问题方案的制定和实施为中心。 2.3 优秀内容 在公共管理的过程中,公共领导贯穿在公共管理的各个环节以及具体的过程中,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中心枢纽的地位,在公共管理的过程中发挥着主导型的作用,这决定了在公共管理过程中共领导是优秀,在一定程度上制约和影响着其他要素作用的发挥。 2.4 基本问题 在公共管理过程中要从维护社会公平的角度出发,切实使用公共权力,维护公共利益,从而使社会中的每一个成员在社会生活中拥有同等机会、享受平等权利。由此可见,社会公平问题是公共管理研究的基本问题。公共管理研究的基本问题的明确界定,为公共管理学的研究提供了明确的发展方向,关系着公共管理学体系的进一步发展和完善。 2.5 公共管理改革 公共管理是一个历史性的范畴,因此,公共管理要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而不断革新,并贯穿于公共管理活动的始终,从而实现公共管理的与时俱进,不断提升公共管理的有效性、科学性。可见,公共管理改革在公共管理学体系中占据着重要地位,是公共管理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3 结 语 在我国,公共管理是刚刚兴起的一大概念,我国对公共管理学的研究尚处于初始阶段,这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无论是对公共管理内涵的理解还是公共管理学学科架构的构建尚处在不断研究和探讨之中。 公共管理学毕业论文:论公共管理学与行政管理学的关系 【摘要】公共管理学与行政管学之间的联系一直都被广泛讨论,是个比较有争议的话题。在西方,关于这个问题也引起了争论。主要是探讨公共管理与行政管理是相互包含关系,还是两个独立的个体。本文主要以公共管理学的基本概念为切入点,对公共管理学与新政管理学的关系展开分析,重点分析二者之间的区别,以加深对公共管理与行政管理学的关系的认识。 【关键词】公共管理 行政管理 区别 关系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飞速发展,就需要更为全面精准的管理,那么,思考公共管理学与行政管理学的关系就显得尤为重要了。提高管理水平迫在眉睫。一直以来,中外学者们对于公共管理学与行政管理之间的区别联系都有各自的看法,什么是公共管理?为何公共管理与行政管理能引发许多学者的激烈讨论?理清楚二者之间的关系是当下很重要并且必要的事情。本文就以公共管理学的基本概念为立足点,围绕公共管理的主体、对象、方式、目的来对公共管理与行政管理的关系展开具体分析。 一、公共管理的相关问题 (一)公共管理的基本概念 公共管理就是公共组织以实现公共利益为目的,通过公共权力来管理公共事务以及公共部门内部的事务。 (二)公共管理的主体 政府和其他公共管理主体被视为公共管理的两大主体。一般来说,其他公共管理主体意指的是一些以实现公共利益为职能的非营利组织或者第三部门。 (三)公共管理的对象 1.公共资源。其包括了公共设施、产品、公共信息资源、自然资源、人力资源。 2.公共项目。公共管理的任务之一就是要把政策照进现实,就是通过各种各样的公共项目来实现这一过程。 3.社会问题。这里的社会问题并不是指所有的社会问题,而是在公共管理范围内的部分社会问题。诸如市政、公共卫生、交通、能源等问题。 (四)公共管理的方式 根据管理方式与方法的双重性原则,公共管理的方式分为实质方法和技术方法。实质方法包括法律手段、政策手段、思想政治手段,其体现了社会各阶段特定的生产关系。技术方法是紧跟社会不断发展而发展的,它与社会生产关系并无紧密联系。 (五)公共管理的目标 公共管理的目标即为社会成员实现共享的资源和条件,包括了有形的物品,诸如公共设施。也包括了医疗、教育等无形的产品和服务。 二、公共管理与行政管理的相同点 公共管理的研究对象与行政管理的研究对象是有交叉重叠部分的,即两者都要以政府组织管理问题为研究探讨的对象。无论是公共管理还是行政管理都要把如何高效利用资源来提供更优质服务或者是创造更多的公共产品列为需要重点解决的问题。因为有同样的任务,所以在管理方式上会有一定的通用。 三、公共管理与行政管理的差异点 (一)概念差异 公共管理学研究的不仅是政府组织管理的公共部门所出现的规律性问题和解决措施。公共管理学所研究的对象还包括了准公共部门,即第三部门所出现的规律性问题和解决措施。可知,公共管理学的范围要比行政管理学的范围大,也可以狭义地理解为行政管理是公共管理的一个分支。从公共管理与行政管理的范围差异也可以反映出公共管理的对象多,更能受到广泛监督,所以会更好的体现公共管理为社会成员实现共享的资源和条件的目的。而行政管理只能从管理方式上面去体现。 (二)管理方式差异 由于公共管理学与行政管理学的范围不同,导致衍生出管理方式的不同。因为对不同事物也就有不同的针对性。行政管理学研究的仅仅是国家和社会的公共事务运作过程中所出现的问题,并从中去探索规律。而公共管理学研究的是所有的公共部门所出现的同类规律性问题并发现适用这类规律性问题的解决方式。由此,行政管理学具有个别性,公共管理学具有一般性。也正是因为行政管理都是围绕政府组织中出现的事务展开研究,所以管理方式就比较局限。而公共管理面向的是所有的公共部门,具有创造性的管理方式。 (三)管理主体差异 公共管理学注重的是公共部门如何最大化地利用公共的资源,去为整个社会提供更为优质的服务,生产出更多的产品。所有的公共部门在公共管理的视角下都是平等的。即便是政府组织,也一视同仁。公共管理的也要求政府组织要管好自身,从而由内而外地提供给社会更为优质的服务,生产更多的产品。而行政管理学对政府组织寄与管理好其他非政府组织的公共部门的行政管理事务的期望。公共管理侧重强调的是为社会提供服务与产品的责任与义务,而行政管理更加注重是政府组织的领头羊作用。 (四)适用法律差异 因为行政管理更偏向于政府目标的执行,诸如立法、司法等。所以行政管理会更倾向于类似司法等的法律监督。而公共管理适用于普遍的法律下,社会公民的监督。 四、结束语 不论是公共管理还是行政管理,他们都应该立足于中国国情。从二者的研究范围来看,可以把它们的关系类比于数学里面的包含关系。这也是行政管理被列为公共管理的二级学科的一个原因。从管理主体差异来看,有了行政管理的以政府组织管理为中心,再加上公共管理的研究所有公共部门的管理作为保护层,二者相辅相成,共同为中国社会提供更优质的服务和产出更多的产品。从管理方式来看,公共管理研究的是适用于一般规律性问题的管理方式,行政管理侧重的是研究政府目标的执行。本文认为,不必过分争论公共管理与行政管理的差异,二者是彼此联系又彼此区别的关系,不能把公共管理和行政管理切分开。只要能为社会实现共享的资源和条件,公共管理和行政管理的存在即有意义。 作者简介:王璜(1994.10-),女,江西省金溪人,桂林市雁山区广西师范大学漓江学院 财务管理专业 本科生 公共管理学毕业论文:如何在公共管理学指导下进行医学生院校党建工作 摘要: 大学生作为新时代的主人,在日新月异的世界局势中身上担负着国家继往开来和与时俱进的时代重任。医学生作为为社会贡献的一队主力军,不仅为各项医学事业做出了许多贡献,也在社会生活中起到了更多的作用。本文结合党建工作的经验以及医学生的生活形式提出了一种新型的在公共管理学指导下进行医学生院校党建工作的方法。 1.现如今医学生党建工作的现状 21世纪,各大高校的党建工作都已经成为了日常工作的一个重点,国家和社会也对高校党员的教育与培养高度重视,究竟高校的党员选拔与党员培养会为党带来怎样的新生力量,这是各大高校的一个共同话题。如何培养具备更高素质的医学生也就为我们医学生的党建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2.医学生党建工作存在的不足 2.1医学生工作中思想上存在的问题 高校中,很多同学都能积极响应并参加上交入党申请书,其中一些表现突出,能够为党忠诚奉献自己力量的同学,是我党优秀的积极分子。而在同学们积极入党的一片大好形势中,难免排除一些存在错误思想的同学们,他们有些会在父母要求下入党,甚至看身边的人入党自己便也上交入党申请书,还有些会把入党认为是一种自己事业前进的敲门砖,甚至作为与他人攀比的一种条件,这种入党动机不纯的同学的思想意志不够坚定,所以纠正这种错误的思想是对于我党的安定发展非常重要的。 2.2医学院校党员管理情况复杂 当前医学院校中人数众多,专业门类丰富,学习年限也有不同,教学模式也各有千秋。同学素质也不尽相同,而且现在有越来越多申请入党的学生,用什么标准去衡量,去考核,去选拔我们优秀的党员已经我们医学生党建工作的重心。在党员后续的教育培训中我们有时却不能面面俱到,有些时候投入的时间可能会较少,有些方面就可能会出现盲点,在党员发展过程中,党员质与量的关系需要进行合理的协调与衡量,在积极鼓励大家入党,提高自身素质的同时,也要高标准,严把关,在保量的同时也要保质,否则党组织内良莠不齐,则会是我们党建工作的一项重大失误。在一定程度上给党建工作的带来不良的影响。 2.3应该找到合理的管理模式 当前医学生在生活中不仅有来自校内工作与学习的压力,更面对着社会环境日新月异的变化,在社会不断改革发展与渐渐多元化的浪潮中青年学子的思想也随着对各种文化和社会元素的渐渐了解而变化,有时难以掌控。所以要正确树立医学生党员们的思想标杆,提高他们的道德素质,培养他们良好的价值观念,使他们成为为社会奉献、成为我党我国真正需要的优秀的医学人才。 3.在医学生党建工作中公共管理学的应用 为了更好的解决当前医学生党建工作中存在的一些问题,我们结合其他高校的党建工作情况,并多方查找资料以及通过对前人经验的总结,提出了将公共管理学应用于医学生党建工作的思路。 医学生党建工作在原有的基础上,有着自己独特的亟待解决的问题。公共管理学作为一门新兴的管理学科,有着独属于自己的优势。若将公共管理学的部分内容和方法引入医学生党建工作中,我们将会得到一种更为适合的方式解决当前医学生党建工作中有关计划制定、党员发展、教育培养等存在的问题,运用相应的公共管理学知识,设计最为合适的“绩效评估”的方法来对考核围绕我党积极发展的坚实力量。从思想道德素质与综合实践活动两方面提出更高的要求。为社会贡献更为优秀的医疗工作者。 3.1针对存在的问题,提出有效的解决办法 3.1.1解决质与量的矛盾 医学生党建工作日益成熟,运用公共管理学的知识,为医学生学习时间长,学习内容多,学习压力大的复杂的教育体系提供了一种更为合理的党员管理模式。由于社会对当今的医学人才的培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未来社会需要的医生更应是生理与心理双方面的疗养师。运用公共管理学,我们将运用对人员的合理安排与培训,在事务的应用与解决中,充分发挥人员的每一点的优势,在人员素质考核中进行更为合理的管理,在保证医学生党员数量的同时,为我党带来更有素质的新鲜血液。 3.1.2低年级医学生党员的成长 处于低年级的医学生更多的是在于对专业知识的学习以及对党的基本理论的初步认识和理解,通过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等有关知识的学习,在积极参与青年志愿者工作以及社会综合实践活动中提高自身素质,逐渐理解党的思想观念与政治体系。在公共管理学指导下的党建工作中按照标准合理规范自己,掌握考核标准,树立正确价值观,注重在获得扎实的专业基础的同时,把自己锻炼为新时代需要的优秀人才,在吸取过去宝贵经验的同时创造适合医学生党建工作的党员管理方法。 3.2现有教育上的党建工作的改革创新 3.2.1党员创新评论指标基本思路 我们要学会树立正确导向,不仅要在选拔优秀的医学生党员,更要将其标准化,实际化。运用公共管理学科学部署人才,充分开发小组最大潜力,发挥人才优势,在积极有效的考核办法指导下,进行考核的操作。在逐渐配合校党组织的整体工作的运行过程中,提出更高的要求,更为严格的标准。为党组织带来更优秀的积极分子与党员。在将公共管理学与医学院校党建工作的结合的过程中,创造更适合医学生的党员发展与培养模式。 3.2.2公共管理学指导下的学生党员评价方法 对公共管理学的知识进行研究与探讨,使其有效指导医学生党建的工作, 在公共管理学的指导下可以应用以甄选不同重点和指标多样化的绩效评估方法应用于学生党员评估,作为根据一个人的绩效来审核工作结果的方法有着更快更好了解在工作中所取得的成效以及存在的失误,从而更方便地对医学生党员的素质进行评价,也更易促进医学生党建工作的良性发展。那我们可应用的考评方法有以下几种: ①量表法:通过直接呈现的数据与客观标准比较,在量表中可以更直观更容易的对一名学生进行量化考评。 ②3600考核法:即直接上级、间接上级、同级领导、下属和自己的评估。评价的指标从三个方面来设计:努力程度、学习态度、行为结果。每一个大的指标下设几个目,这样就构成了一个指标体系。应用到学生党建工作中,指标可以设置为学习工作努力程度、思想进步程度、取得的成绩三个方面。评估的人群,可以由本专业辅导员老师、其他专业辅导员老师、同班同学、自己组成。这种考核方法和传统的考核方法比起来,更注重不与被考核者发生直接关系的人群的评估结果,减少了人情关系等因素的影响,相对公正客观。 ③平衡记分卡。高校大学生党组织党建评价不仅要考核所在大学生党组织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的发挥程度、主要业绩等等,还要考核所在党组织对党员的管理方式、管理能力以及对党的政策的创新性执行能力等等。对于组织的绩效考核和绩效评价一般采用平衡记分卡。当然,平衡记分卡主要是考核企业绩效的管理方式和评价方式,但对于高校大学生党组织的党建评价也同样适用。 3.3创新并有效将医学生党建工作与公共管理学结合 招收情况由原有的保量转变为现在的保质,考核方式由原有单独片面的审查转变为现在的系统全面的监督,培养模式由原有大面积教育转变为现在的个性化抓素质,教育内容由原有的书面文字变为了学习与实践活动的有机结合。不但要重视党员的招收情况,还要把目光放在党员的素质以及院校党员建设工作的长远发展上。有效提高党组织内新生力量的水平。 总的来说,我们还是要把对医学生党员的素质培养放在工作重心,高标准,严要求。不仅对于已经入党内的党员进行合理的考核,提高他们的道德修养。还要对依旧在考核期以及积极加入党组织的医学生们进行系统的教育与锻炼,在公共管理学知识的指导下让医学院校党建工作进入良性发展,得到质的飞跃。 (作者单位:辽宁中医药大学,辽宁 沈阳 110847) 公共管理学毕业论文:浅谈马克思主义理论对公共管理学的指导作用 摘 要:公共管理学是一门研究如何让以政府为优秀的公共部门运用学科理论与方法对国家和公共事务进行有效治理的交叉性应用性学科。马克思主义作为一门科学,它对于诸多学科都存在着指导意义。当然,公共管理学也不例外,马克思主义理论对其也有着较为深远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公共管理学的发展、政府的起源与职能以及以人为本的公共管理理念等多个方面。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理论;公共管理学;以人为本 一、用唯物辩证法看公共管理学的发展 正如马克思主义哲学所认为的那样,任何事物都是不断运动、变化、发展的,现代意义上的公共管理学是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形成的,在此之前,它经历了三个阶段,分别是早期的公共事务管理阶段、传统公共行政学阶段、新公共行政学阶段。 早期的公共管理阶段又分成了原始时代的公共事务的管理和封建时代的公共管理。但这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公共行政管理学理论,更不是当代意义上的公共管理学理论,现代意义上的公共行政学是在资本主义时代产生、发展起来的。它又分成了传统公共行政学阶段和新公共行政学阶段。到了20世纪70年代,当代意义上的公共管理学才正式产生,与公共行政学相比,当代的公共管理学更加先进。它综合运用多学科理论与方法,重视从经济学的视角来研究公共管理的问题。由此我们可以看出,马克思主义哲学里的普遍联系理论与经济基础理论对公共管理学的形成有着重要的影响。 二、用阶级分析法看政府的起源与职能 阶级是社会生产发展到一定阶段,即生产有所发展而又发展不足的产物。而所谓的阶级斗争是指阶级利益根本冲突的对抗阶级之间的对立和斗争。它是社会基本矛盾在阶级社会中的直接表现,是阶级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运用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点去观察和认识阶级社会的社会历史现象,就是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 政府是公共管理学所研究的主体之一,对于它的起源,有着各种各样的观点。比如,中国古代就曾有人认为“立政在于止争”;而亚里士多德则认为政府起源于人类倾向过社会生活的本质和维持秩序、控制社会的需要;洛克、卢梭等人认为政府是人们为拜托自然状态的不便而自愿订立社会契约的结果;而近现代的人类学研究者却认为,政府起源于社会的分工,政府的出现表现了人类政治分工的开始。可是这些观点却忽略了人类社会的阶级本质,因此,都不够深刻。马克思主义认为,政府作为统治阶级行使国家权力、实施阶级统治和社会管理的工具,是随着私有制的出现、阶级和国家的产生而产生的。这使得关于政府起源的研究更加的深入。 三、“以人为本”对于公共管理学的影响 我国古代最早明确提出“以人为本”的是春秋时期齐国名相管仲。他曾对齐桓公说过:“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本理则国固,本乱则国危。”除此之外,《书经》中也曾有过:“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说法。而中国古代的“亚圣”孟子也曾不止一次的强调过“民为贵,君为轻”的思想。由此可见,“以人为本”的思想在我国可谓是由来已久。不过,中国古代的“以人为本”和我们现在意义上的以人为本,还是存在着本质上的区别的。具体的区别在于以下两点:其一,中国古代所强调的“以人为本”是以“人”为“资本”,是出于国家发展和战争需要而考虑的;现代意义上的“以人为本”是以“人”为“根本”,是为了“人民”的利益而考虑的。其二,古代中国的“人”主要指代的是群体意义上的“民”;而现代“以人为本”的“人”除了代指“人民”以外,还包含了“个体”、“个人”的意思。因此,我们说,古代的“以人为本”和现代的“以人为本”是存在着本质区别的。之所以如此,是因为现代意义上的“以人为本”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思想的本质。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在社会历史的发展过程中起着决定性作用。在强调人民群众对于历史的决定性的同时,马克思主义也不否认个人在社会历史中所发挥的作用。马克思指出:“个人是特殊的个体,并且正是他的特殊性使他成为一个个体,形成一个现实的、单个的社会存在物”,“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人们总是通过每一个追求他自己的、自觉期望的目的而创造自己的历史。”社会历史发展是无数个人合力作用的结果,因此,唯物史观主张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但是并不否认个人在社会历史中的作用。这些主张对于公共管理学的发展,都有着深远的影响。 以公共组织的理论研究为例,不论是古典组织理论还是新古典组织理论,都没有从“人”的角度出发来考虑问题,在这些理论中,人只是实现组织“目的”的“手段”。20世纪中后期产生了人本主义公共组织理论,人本组织理论将人视为“社会人”,坚持“以人为本”,注重分析人的社会心理因素,通过完善激励机制和进行组织变革,激发人的行为,促进组织目标和个人目标的实现。可以说,人本主义公共组织理论的突破与马克思主义对于“以人为本”的强调不无关系,是公共管理学重视个人价值的一种集中表现。 结语 马克思主义理论对于公共管理学的指导作用还有很多,比如马克思主义理论对于科学技术的态度,就曾带给当代的公共管理学较为深远的影响。恩格斯说:“在马克思看来,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马克思主义的这种观念后来被广泛的运用到了公共管理学中,其中,公共部门的信息资源管理的发展就是这种观念最为集中的表现。限于篇幅的要求,笔者在此就不予展开论述了,总之,马克思主义理论对于公共管理学的影响十分深远,对于公共管理学的发展有着十分巨大的意义。 公共管理学毕业论文:网络互动在公共管理学课程中的可行性研究 摘要:在自媒体时代,人人都能成为传播媒介,一方面拓展了公共领域,使得社会自组织化程度提升,有利于知识的交换、分享及进步,另一方面,网络交流的匿名特质、软约束环境使得一些负面效应存在,即网络谣言、网络语言暴力等。在此背景下,对政府的执政能力提出了新的挑战。而公共管理学作为一门以政府管理为主的综合性课程,将网络互动引入课程设计中,可使学生学习如何在网络空间中保持理性思考的习惯,并在此基础上吸收更广泛的公共管理学知识与技能。 关键词:网络互动;公共管理;可行性研究 在自媒体时代,人人都能成为传播媒介,一方面拓展了公共领域,使得社会自组织化程度提升,有利于知识的交换、分享及进步,另一方面,网络交流的匿名特质、软约束环境使得一些负面效应存在,即网络谣言、网络语言暴力等。在此背景下,对政府的执政能力提出了新的挑战。而公共管理学作为一门以政府管理为主的综合性课程,将网络互动引入课程设计中,可使学生学习如何在网络空间中保持理性思考的习惯,并在此基础上吸收更广泛的公共管理学知识与技能。 一、公共管理的学科特点 若将社会科学作一个一般性划分,大体上可分为经济学、社会学、管理学三大类。其中,经济学集中讨论的是市场环境中企业的行为结构,以及经济(利益)关系,其逻辑是自愿交易;社会学考察的是社会环境中各种社团包括家庭的行为结构,其社会关系的逻辑是自我归属;而管理学,尤其是公共管理学,主要讨论的是政府、政党的行为结构,其逻辑是强制规定。从这种宏观分类可以看出,公共管理学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1.涉及的组织领域广。公共管理处于社会科学中的关键节点上,这是因为其主要研究对象(即政府)的行为逻辑带有基于公权力的强制性,而政府作为调节市场、社会间各种关系的中介变量,必然涉及到全社会几乎所有的组织领域,包括企业组织、社会组织等等。随之而来的,公共管理的学科视角必然也包括于其中。 2.研究方法的综合性。尽管经济学研究方法日趋统一了社会科学界,但这种基于可量化利益的研究视角尚不能充分地应用于公共管理学,这是由于公共管理学所强调的公共利益本身是一个难以很好量化的概念。因而,社会学的田野调查法与参与观察法,这类强调社会实践而非模拟计算的研究方法对于理解公共利益与价值的衡量与取舍仍然有重要意义。当然,经济学方法论上的个体理性对于理解社会主体的行为逻辑是关键途径,以此为基础的公共选择理论正是开创性地引入这种视角而开创了一个公共管理新古典主义范式。 3.理论基础的多样性。公共管理具有广泛的理论基础。传统公共管理脱胎于政治学,古老的政治学理论对它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公共权力、政策分析、国家与社会关系等至今仍然构成了现代公共管理分析的基础;现代公共管理吸收了工商管理学和经济学基本理论,例如工商管理学中的人本管理、绩效管理、责任管理、目标管理等理论,同时又把经济学的委托、交易成本、制度创新等理论纳入其中;现代公共管理实现了管理主体之间、管理主体和对象之间的互动,源于它把社会治理理论作为自身分析问题的基础;与此同时,现代公共管理把依法管理和遵循规则作为基本信念,把法律理论结合到自己理论体系之中[1]。 总之,公共管理学作为一门理论性课程,需要尽可能广地掌握多元化的知识信息,这在传统的文本教学中是受到限制的:一是文本知识受到了时间时滞的影响,限制了知识时效性,二是对于学生来说,文本阅读的效率不高,对于课程学习来说效果亦不佳;三是文本学习具有封闭性,限制了知识的交流与进步。因此,有必要针对这些缺点,尝试引用网络互动对公共管理学课程教学进行有效改进。 二、公共管理与网络互动的结合策略 1.网络参与对于课程学习参与是补充而非替代。公共管理课程选择了网络互动作为扩大学生参与学习的途径,其原因在于网络自身的两个突出优势:一是不受时空限制;二是具有开放性。网上交流既可以是实时的,也可以是以留言方式间断进行,不受地域限制。而且,网络上学生之间的交流都是公开的、透明的,任何人都可以自由地参与讨论、自由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可以说,只要存在网络连接,无论何时、无论何地同学都能进行无约束地交流。当然,毋庸讳言,正因为网络自身的开放性,使学生网民几乎是隐形于网络之中,使公开的讨论带来很多不确定性。比如,匿名讨论使参与者发表言论时没有任何顾虑,这就容易给讨论带来混乱,参与者没有明确的责任感和义务感。基于此,公共管理学的课程网络互动,应该采取实名制,并且对应地,每次互动都应该选择特定学习专题结束后,具有明确的主题性,是对现实课堂的补充而非替代。 2.学生参与强调交流讨论而非单纯投票。网络民主延展了公共空间,使学生的广泛讨论成为可能。公共空间的概念由哈贝马斯提出,表示在相对于国家政权之外的学生社会中,各种利益团体可以就自身利益的问题进行广泛的政治辩论、交流,从而影响政治过程。[2]显然,公共空间代表了学生之间交流讨论的过程,即协商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同学互相提供信息、互相交流看法,有利于共识的达成。一方面,信息的交换使每一个人更为全面地看问题,克服信息不对称造成的人的有限理性;另一方面,各种意见的交流使每个人有机会了解到他人的想法。这既能丰富自己的观点,同时使自己有机会接受他人的观点。与讨论相比,投票缺少学生之间的对话与交流,只是单纯地表达倾向,原因在于组织讨论需要高成本,尤其是处理在大范围的讨论时。 然而,大范围的投票使单个学生的决策变得无足轻重,学生可能选择对待学习参与过程采取理性的冷漠态度。因此,网络应用在公共管理课程之中,使大范围的讨论成为可能,而讨论使学生获得更多的知识与解决问题的能力,并使其就公共问题的观点更易达成共识,降低冲突发生的可能性。另一方面,网络创造了有一个好的自由讨论的环境。以哈佛肯尼迪学院关于政府中的伦理问题的教学为例,政府中的伦理问题是一门从伦理的角度评价公共部门的决策行为背景的一门课程,案例中大都与现实有关,如反恐问题、壳牌石油公司在尼日利亚的商业行为与政治纠纷问题等,是一门很有启发意义的课程。网络讨论倾向于将大量的案例提供出来,让学生们自己去做判断。这种环境对提高学员的思维能力无疑是有帮助的。当然,这个过程对于本科生来说,缺少不了教师良好的引导。 3.学生个体参与的功能表现为回应而非直接决策。公共管理学课堂上,教师的地位相当于政府。尽管决策民主看上去很美,但仍然不能把学生直接决策当作一种好的民主形式。由学生直接决策至少存在两方面的弊端:一方面,学生直接决策的结果可能是无效的。当大规模地进行学生磋商时,那部分由于理性无知而变得参与热情不高的群体,容易被政策倡导学生所利用,将他们看作易受广告影响且动摇不定的消费者。参与过程将会被派系热情和利益所控制,造成一种多数暴政。另一方面,强调直接决策的导向有可能增加学生之间的对抗情绪。不同诉求的利益群体将争夺可能的决策权,因此,课题讨论将陷入到一种此赢彼输的零和博弈之中,这不利于教学活动的开展。然而,教师也不能以理性无知为借口而进行有选择的学生参与,因为学生是有能力获取知识的。公共管理网络互动强调的是知识吸收的交流基础,而交流基础恰恰来自广泛的学生参与。 三、结论与展望 网络自媒体的应用是时代潮流,当前社会中的个体都避免不了与其产生交集,而公共管理作为一门实践与理论结合的课程,有必要使学生通过学习的途径了解并掌握这种工具的使用。因此在此背景下,要进一步完善公共管理课程教学仍需在以下三个方面进行努力: 首先,教师需要通过网络途径了解更加多元的信息,以较好适应这样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并在不做价值判断的基础上,以公共管理理论来解构这些信息,再传递给学生。这样一个过程能够最大限度地保证信息的有效筛选,并为学生所吸收。 其次,在课程组织上,可以借用哈佛肯尼迪政府管理学院的做法,采用三个步骤:一是课前有大量规定的阅读材料,包括要在课堂上讨论的案例及相关文献。阅读材料的分量因公共管理专题而不同,如:人权问题,领导科学文献、预算改革等。二是要做课前答题(Response)。做课前答题必须在课前规定的时间内通过e-mail或学院内网发给老师,并打印一份带到课堂上,老师在案例分析时不时会要求学员讲叙观点,准备不足就会出洋相,用以刺激学生的积极性。三是与课程内容平行,还有网络讨论和小组讨论。每次讨论,从准备收集资料到形成东西,时间花费往往不会少于一次阅读。 最后,公共管理课程的考核不能定位于学生的记忆力,而是应着重于学生应用理论工具分析现实问题的能力上。传统的公共管理课程倾向于采用大量的文本进行教学,不仅枯燥无味,达到的效果也未见得好。而引用网络互动的公共管理课程目的不仅仅是活跃学生的兴趣,更是这种互动本身就是一种学习过程。 公共管理学毕业论文:国内外公共管理学科国际化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及启示 摘要:国际化人才培养的优秀内涵不在引入更多的外语元素,而是引入世界一流大学本科生培养模式基本理念、课程和教学方法,以及与此相关的师资素质提升。世界一流大学本科生培养的优秀理念是通识教育和专业教育相结合。本文通过对世界一流大学通识教育模式及我国部分大学的通识教育实践探索考查,结合对我校国际化培养改革实践的分析,提出我校国际化人才培养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国际化;人才培养;通识教育 一、国际化人才培养的内涵 经济全球化时代,教育的国际化也正在发展。比较教育学家阿特巴赫说的很明确:“国际化是与全球化既相联系又相区别的一个概念,其联系在于全球化对国际化有重要的推动作用,从某种意义上讲,国际化也是全球化的一个方面,其区别在于国际化包含了参与各方的主动选择,而全球化在有的国家则表现为被动接受或被动承认”。柳斌认为教育国际化的概念应定位于我国教育改革与教育开放政策的一个方面,定位于教育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方针的一个组成部分。简而言之:培养模式=培养目标+课程体系+教学方式和方法。公共管理国际化人才就是指具有国际化意识和胸怀及国际一流的知识结构,视野和能力达到国际化水准,在全球竞争中善于把握机遇的高层次公共管理人才。公共管理专业国际化人才应具备国际化观念、国际化知识和国际化能力,因而这三者便构成了公共管理国际化人才的素质结构。具体而言,国际化观念包括开放包容的心态、国际参与和国际交流意识;国际化知识包括工具类知识、人文类知识、社科类知识、自然科学类知识、专业类知识;而国际化能力则包括理解能力、表达能力和沟通能力。公共管理专业国际化人才的培养模式就是在基于对公共管理专业国际化人才素质结构的界定,以培养学生国际化观念、国际化知识和国际化能力为目标,在课程体系设置上遵循开放多元文化课程,以通识教育为基础,培养学生外语的理解能力、表达能力和沟通能力。在教学方法上采取多样化、灵活性的教学方法,塑造学生的国际化观念、习得国际化知识、养成国际化能力。 二、国际化人才培养的国内实践 国际化是一种国家间的活动,并且是一种“引进”和“输出”的双向交流的活动过程。“引进”是指一国吸收世界各国优秀文化成果的过程。“输出”就是一国把本国优秀文化成果推广到世界,让世界各国人士吸收本国优秀文化成果的过程。因此,高等教育国际化不仅要求大学要立足本国,积极面向世界,吸收、引进他国的优秀文化成果,也要积极地走出国门,将本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传播到世界。 1.国际化人才培养的国内实践研究。目前,国内逐渐形成国际化人才培养基本共识:“全球视野、全英文教学,充分利用国际教育资源,掌握世界上最新前沿动态,加强国际教育交流与合作。一是培养学生的国际意识,使其能在国际文化背景下充分沟通思想;二是培养学生具有国际市场竞争的能力,掌握将来在国际社会工作所必备的知识和技能。”我国大学对于本科教育国际化培养主要基于以下几方面:①学生培养国际化。清华大学通过联合培养、交换生、合作研究、海外实习、参加国际会议和国际比赛等多种形式,积极开拓本科生交流的方式,培养学生的国际化水平;北京大学通过校园文化国际化,加强中外大学生的互动,成功举办多届北京大学国际模拟联合国大学、北京大学国际文化节等。②师资队伍国际化。清华大学采取的是培养与引进并行的办法促进教师队伍的国际化,通过“百名人才引进计划”、“教学骨干排出计划”等一系列措施,在优化本土教师学源背景的同时,还采用多种方式引进国外优秀的教育资源;上海交大十分注重青年教师的培训工作,派遣学科带头人、大项目负责人、一般青年教师去国外著名高校和科研机构进修,根据学科发展的需要,聘请世界著名大学的科学家和学者担任学校的讲座教授。③办学国际化。清华大学通过合作院校互派学生、双方商定培养方案、学分互认、两地培养、双授学位等合作形式与国外大学开展联合培养项目。上海交大在办学国际化方面与密歇根大学合作,双方共同运行“上海交通大学――密歇根联合学院”,采用世界一流大学的办学模式进行办学,参照密歇根大学的培养方案和课程体系,实行双语授课,学分互相认可,联合授予学位,建成与国际接轨的创新型培养体系,培养高层次的机械工程技术人才。此外,北京大学早在20世纪初就大胆引进德国大学的办学理念和管理模式,实施“兼容并包”方针,设立评议会,组成健全的教授会。最终建立起教授治校的国际化近代大学管理体制,开创了中国大学史上民主管理先河。 2.国内本科生培养的导师制实践研究。1949年以前,我国中等以上学校就曾经尝试实行导师制。1910年后,北京大学在教学管理制度改革中实行比较全面的本科生学分制。1937年,英国学者林迈可受聘为燕京大学经济学导师,在燕京大学领导创办了牛津大学式的导师制。同年,浙江大学开始推行本科生导师制。改革开放以来,随着选修制和学分制在高校的逐渐施行,配合这两个制度施行的本科生导师制也逐渐被国内各高校认可。2002年,北京大学和浙江大学率先试行本科导师制。①北京大学导师制。2002年,北京大学开始在本科生中实行导师制,主要是为了因材施教。导师主要职责是:用价值观和方法论引导、教育学生;帮助学生尽快适应大学的学习和生活,了解学生困难,进行排忧解难;在业务学习、专业选择等方面,提供必要的指导;鼓励和协助学生参加科研工作,培养学生的科研意识和科学精神。本科生导师制的精髓在于导师的引导能力,导师不仅要激起学生的求知欲,更要训练学生的思考能力。此外,本科生导师制有别于研究生导师,本科生的导师更多的是为学生从中学到大学学习方法和思维方式的转变提供帮助,为学生选择课程等提供建议。本科生阶段的科研活动的主要目的是让学生通过科研实践理解所学过的基础知识,养成学生研究问题的科学方法,培养学生的科研兴趣及创新能力。②浙江大学导师制。国内的本科生导师制最早是在浙江大学推行的,可以说浙江大学的本导制是比较完善的。它在推行本导制的过程中,制定了明确的规章制度,对导师资格,配备,任务及落实都制定了详细的规程。导师制规定了导师的具体任职资格,明确提出四级及以上的教授,副教授原则上均应担任本科生导师。此外,在导师的配备中,导师的数量、职级到学术水平都有明确规定。从关注学生思想、言传身教到指导学生专业发展等都做出明确规定,并且有完善的导师工作考核标准。浙江大学的本导制不仅严格规范导师的引导行为,还对学生提出要求。浙江大学导师制不仅涉及到导师和学生,还要求各部门积极配合:为保证本科生导师制的顺利实施,学校成立本科生导师制实施领导小组;校教务部,学工部和人事部为本科生导师制实施的主管部门;各学院制定相应的管理规定和实施细则。 三、世界一流大学本科生通识教育培养模式 通识教育(general education),也叫“自由教育”、“博雅教育”。最早把它和大学教育联系在一起的是美国博德因学院的帕科德(A.S.Packard)教授。帕科德认为“学院应给青年一种general education,一种古典的、文学的和科学的,一种尽可能综合的教育,它是学生进行任何专业学习的准备,为学生提供所有分支的教学,这将使得学生在致力于学习一种特殊的、专门的知识之前对知识的总体状况有一个综合的、全而的了解”。后来,哈佛通识教育《红皮书》则宣示通识教育之目的在于培养“完整的人”,此种人需具备四种特质:有效地思考能力;交流思想的能力;做出恰当判断的能力;辨别价值的能力。根据莱文(A.Levine)等人的研究,迄今为止通识教育主要有四种实施类型:优秀课程型、分类必修型、自由选修型、名著课程型。 1.优秀课程型――哈佛大学。优秀课程是20世纪70年代末大量出现于美国大学或学院的一种通识教育课程类型,《韦伯斯特新大学词典》中对于“优秀课程”的解释是:“一种综合传统独立学科中的基本内容,以向所有学生提供共同知识背景为目的的课程设置。”优秀课程型课程设置模式包括一组独立于院系的专为全校学生接受通识教育而设置的优秀课程、一组主修课程和选修课程。哈佛的学生手册对在校生的选课规定为:每个申请学士学位的学生必须修32门学期课程,其中16门是有关专业的,8门是通识教育的,其余8门则可自由选修。这8门通识教育课程必须从哈佛优秀课程中选学。优秀课程共涉及6个领域内的若干课程分别是:外国文化、历史研究、文学艺术、道德、科学和社会分析。除了这八科32学分的优秀课程外,哈佛还要求学生修习:①基本科目:包括英文写作、数量推理和外国语文,共计三科,16学分,占总学分的12.5%;②主修科目:共计十二科,48学分,占总学分的37.5%。③选修科目:共计八科,32学分,占总学分的25%。 2.分类选修课――斯坦福大学。分类必修型课程设置模式是指“对学生必须修习的学科领域(一般为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以及在各领域内至少应修习的课程门数(或最低学分数)做出规定的教育课程计划。”对于该类课程,学校仅规定各类应修学分为多少,而未特别规划或指名课程名称和内容。因此被认为是最易于实施的通识教育形式,成为美国多数院校实施通识教育的主要模式。斯坦福大学通识教育课程包括:①文化领域的介绍,在一年级有三门课程;②自然科学、应用科学和数学领域,要求修习三门课;③人文社会科学领域,要求学生学习三门人文导论以外的课程,其中至少一门是人文及一门是社会科学;④世界文化、美国文化和性别研究,学生至少要在三个类别里面选其中两个各选一门。 3.自由选修型――布朗大学。自由选修型,学校并不规定教学计划,也没有固定的主修课程和辅修课程要求,只提供多样的课程,学生可根据自己的情况自行确定课程体系,制定属于自己的学习计划。因此,自由选修型课程设置模式的目标是通过给予学生自行选择课程、自主设计课程结构的机会,达到充分发展学生的个性、满足学生的需求、培养学生独立负责精神的目标。布朗大学希望学生能充分利用学校所提供的不同学科的课程,涉足他们熟悉的和不熟悉的学术领域。学校在40多个科系为学生提供2000多门课程,共分7大类:世界文明与文化,社会问题分析与议题,科学(包括大自然、人体组成、技术与科学),数学与符号语言研究,艺术、文学与各类表达方式的研究与创作,沟通技巧,道德与责任。学生在大一、大二不分系,大二结束前选定主修。所谓主修,只需修习10到21门课,并不规定具体课程,但需先与指导教师商榷。布朗大学的毕业学分为128学分,32门课,其中共同选修的学分和课程只有英文阅读和写作,以及自由选修的非主修科目11门课。 4.经典名著型――圣约翰学院。经典名著型课程,也称“巨著课程”,是“美国若干高等学校为实施通识教育计划制定的一种本科阶段的教学计划”。该体系对学生没有主修要求,只是为学生设计了一套必读的名著教材。名著课程按照名著从古至今的年代顺序编排,涉及的领域非常广泛,作者也是闻名世界的大家。以圣约翰学院为例:一年级学生以学习古希腊名著为主;二年级学生以学习古罗马、中世纪、文艺复兴前后的经典名著为主、三年级学生主要研读16世纪和17世纪30多位思想家的著作40多部;四年级则侧重于从18世纪和19世纪到当代的一些名著,包括26为思想家、科学家、作家、艺术家的作用。 四、我校国际化人才培养改革实践及问题 1.我校人才培养方式的现状。为了解我校大学生对国际化人才培养的认识及看法,以及对国际化人才培养的需求,本研究收集了105份学生调查问卷,通过对生源地、是否有出国意愿、采取何种形式出国、出国后选择何专业等一系列关于国际化人才培养的问题调查。数据统计表明,85.7%的学生都认为必要培养公共管理专业的本科生国际参与和国际交流的能力。对于出国的原因及出国形式,56.2%同学是为了获取国外更好的资源,24.8%的同学是为了获得留学的经历,这与35.2%的同学愿意以交换生的形式出国,以及41.9%的同学更愿意出国进行本科及研究生的教育是相符的。我校学生的英语能力与国际化交流、培养的差距较大,91%的同学没有参加过任何出国语言类考试,并且分别有53.5%、28.8%的同学认为其英语交际能力“勉强可以”或“几乎无法进行交流”。而且同学们认为国际化人才需要的基本素质中,前三位分别为“国际视野、对文化多样性的包容态度”、“运用自如的外语能力”、“广阔的知识基础”,但48%的同学认为我校所开设的课程对于拿到国外大学的offer没有助益。从以上调查问卷大致可以看出,我校公共管理专业的本科生对国外教育资源有极大需求,在课程培养上,应多开设提高英语交流能力和国外文化等课程,有助于学生提高其参与国际化交流的能力,同时,应加强对国外高校的教学合作,加强举办留学经验交流等活动。我校国际化人才培养方式主要是通过引进国外教师资源进行学术交流、外派学生进行国外留学、与国外高校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引进优秀海归博士任教等方式进行。以劳动经济学院和经济学院国际化的人才培养为例,近期,劳经学院已陆续引进来自美国、加拿大知名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的多名优秀海归人员;1997年以来,经济学院定期派教师到芬兰讲学,并与法国开展了双向教师交流活动;经济学院与国际合作院校的合作正在由师生教学与学术交流发展到项目合作。芬兰Haaga-Helia应用科学大学是芬兰最大的经济类应用科学大学,现已将首都经济贸易大学作为其在北京的唯一亚洲战略合作伙伴等一系列国际化人才培养方式。 2.我校本科国际化人才培养存在的问题。衔接问题。学校作为制度供给者与学生作为制度需求者,在各项国际化人才培养方式的选择和偏好上存在一些偏差。从目前各校实践来看,大部分高校会将投入重点集中于国际交流、留学交换项目等直接与国外产生关联的项目,但相反,一些在实践中并未受到更多关注的间接项目,如开设国际化课程,在普通课堂上培养学生的国际化素质等反而对得到学生的认可。偏好问题。学生对各项国际化人才培养方式的需求并无特殊偏好。学生对国际化人才培养的认识是相对务实和全面的,他们会根据自身的需求选择不同的培养方式,同时也说明,目前高校推广实施的培养方式还有较大的提升空间,各项目都有很大的需求群体。选修课目标不明。目前我校有全校性选修课,但课程设置和师资配备,与国际一流大学的通识教育课程理念、课程系统性和师资配备差距甚远。市场的逻辑对大学逻辑的僭越。目前我校通过选拔性的转专业和院系层面的大类分流,目标异化为淘汰掉一部分专业,引发学科专业、学院、教师之间的残酷竞争。大学不是知识贩卖场,大学竞争的目标在体现大学使命,实现大学功能、激发学生的潜质,释放学生潜能,而不是其他。 五、关于我校本科国际化人才培养的政策建议 1.加强通识教育,审慎设置相关课程,完善学分制。我校开设的必修课程远没有世界一流大学那么丰富,课程很少带有国际化色彩,我们所谓的全面发展不过是文科生多学一些理科知识,理科生多修一些文科课程,达不到广泛学习扩充知识面的目的;此外,我校虽设有全校性公共选修课,应在此基础上改造成具有通识教育特征的课程体系。 2.拓宽专业口径。拓宽专业口径,将首经贸现有的47个专业合并为少数几大类甚至一个大类,学生进校后前两年进行通识教育,当学生了解自己的兴趣特长后,在大类的基础上再进行专业选择。这样的教育形式一方面可以解决一部分大学生的专业问题,使专业培养更具灵活性,另一方面也为社会输送学识广博的人才,而不仅仅是专才。 3.转变教育观念,明确办学目标。世界一流大学都坚持大学是一个探索知识、追求真理的学术机构,而非追求经济利益的经济机构或追求权力的政治机构,应坚持求是崇真的办学宗旨。我们需要明确教育理念,确定优秀价值取向,进而改革大学内部的制度安排,并最终改变专业和课程结构设置。 4.准确全面理解大类培养改革试点。大类培养是对传统进校即分专业的旧培养模式的纠正。大学不仅是知识的生产者,是一方教化重镇,又是研究高深学问的场所,是世俗社会中有别于商业机构的具有价值超越色彩组织。大学内部需要竞争,且竞争的唯一目的在于通过竞争制度和程序,充分发挥教师的教学科研潜能,充分发展学生的资质禀赋,提升学生综合素质和综合能力,并在某个领域有深入的研究,其途径是通识教育和专业教育的融合。大类培养的优秀在培养环节。我国大学正在探索如何改革旧体制,主要方法是按照世界一流大学的通行做法引入通识教育,主要方式有三种:全校性选修课程的通识教育改造;通识教育讲座;专门成立通识教育学院,对所有新入学本科生进行两年系统通识教育。我校在学校层面推出的大类培养改革符合我国大学改革转型大趋势,需要的是各学院根据大类和通识教育的基本精神来理解和执行,而不是按照市场竞争逻辑来理解执行。大学需要竞争,但要通过竞争促进学术和学院声誉,防止竞争的庸俗化、功利化和迎合心态。大学是社会的引领者,而不是追逐者,与政治和市场保持适当的疏离是一流大学实现其自身使命和功能应有的操守。 公共管理学毕业论文:公共管理学指导下的医学院校党建工作研究初探 摘要: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不断进步,高等教育事业得到社会各界普遍关注,大学生党建工作更是得到党中央及社会各界的普遍重视。公共管理学是对人类公共管理活动的理论概括和经验总结,作为一门越来越走向社会前端并且效果良好的管理学科,它的特点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笔者根据个人多年基础思想教育工作经验,阅览大量文献资料,对当代公共管理学指导下的医学院校党建工作进行深入分析。 关键词:公共管理学; 医学生;党建 1现状和趋势 当今,各大学选拔党员以及对党员的审核包括对党员的思想培训已经成为了大学生党建工作重要的一部分,医学生走向社会在帮助患者解决生理上的困难、消除病痛的过程中,除了需要掌握专业技能外,还需要医生在精神和思想方面上具有一定的高度,拥有高尚的品德,那么针对于医学生的党建就是医科类大学党建工作中一项重要内容,对于医学生的思想道德素质要求也要重点关注,而就我们学院党员发展情况来看,各年级均有党员,学生党员人数多,范围广,层次复杂,找到一种更为合理的管理方法,则是我们需要探讨和研究的课题。公共管理学是对人类公共管理活动的理论概括和经验总结。作为一门越来越走向社会前端并且效果良好的管理学科,它的特点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同时,公共管理领域的科学探索与人类社会的生存样态和发展方式结合得越来越紧密,每一个新的发现都对政府管理模式或国家治理模式产生着重大影响。所以,将公共管理学的内容和方法引入医学院校的学生党建工作中,改良其现有模式,这对形成医学院校学生党建工作的良性发展、高校学生工作及我国的人才培养战略都将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2公共管理学指导医学生党建工作的初步进行 2.1了解公共管理学知识 铺垫医学生党建工作的进行 2.1.1将公共管理的学科知识进行细化与深入研究,学会运用公共管理学知识,形成一个良好的运作体系; 2.1.2在党章规定下,我们按照条件对预备党员考察,除把重点放在思想教育上,要学会使用公共管理学,找到一种合适的方法,加强学生党建工作的育人功能,促进学生党员全面成长与医学精英人才紧密结合。 2.1.3进行跟踪审核观察,使此学科对医学生党建工作进行铺垫,同时要利用一批拥有过硬的思想素质,扎实的专业素质,的大学生党员先进性代表进行工作上的协助,共同配合进行党建工作的有效进行与新概念的实施与应用。 2.2注重实效 医学生党建工作中对公共管理学的具体落实 2.2.1加强思想教育 强调理论学习 通过对公共管理学知识的研究,学习有关学科的正确知识,培养使用学科的能力,贯彻党员建设的思想中心,掌握分析解决问题的工作能力,来提高思想高度上的认知。 2.2.2实践证明真知 重视工作实效 在学院内医学生党建工作的逐步进行中,我们在进行思想教育与党员培训的同时,要将公共管理学应用其中,形成有效的医学生党员管理模式,在对医学生党员工作进程的落实中对其规范行为,提高能力,深化思想。在实践中将理论知识落实,在理论中将实践合理应用,保证工作实效。 2.3坚持完善公共管理学科在大学生党建中的建设与应用 2.3.1工作制定 公共管理学的正确进行在于公共政策的正确应用,在医学生党建过程中,学校党委作为一个中心主体,担负着培养同学的重要任务,对于党员精神文明的建设要树立以学校目标为中心的工作重心,充分利用人力物力等资源,在能力与思想上通过各种活动培养医学生,让每一位医学生都能在各种学校以及社会活动中获得培养与锻炼 2.3.2培养发展 公共管理学指导的人力资源管理,可以提高组织管理人力资源的能力和素质,在党员的选拔过程中,提供一种新的合理的发展党员的考察方法,在医学生的队伍中寻找到优秀的积极分子,利用公共管理学,可以有效做好新形势下对党员的选拔与使用,在当前的社会条件下,不仅各种媒体途径数量增加,人格与个性也逐渐强化逐渐多元化,我们要学会利用这些条件,在管理学思维的指导下,加强党员团队建设的指导工作。 2.3.3党员评价 发展医学生选拔党员活动,提高同学们思想素质,培养优秀的年轻党员,需要采用合理高效的方法,使党员的工作与成效进行考核与评价的结果客观又而准确。也便于组织掌握学校党建工作取得的成效,发现问题与不足从而更好的推进党建工作的稳步进行。 2.3.4研究目标 医学院校内优秀党员的选拔与培养是学校建设的一项重要工作,新的思路和方法对党建工作的考评与推动,可以从校内到校外对于党员进行培养,用公共管理学进行指导可以解决如部分党员党性观念欠缺,思想道德偏差以及政治素养缺失等问题,良好的方法,才能找出医学生党建工作的弊端,使当代医学生更适应社会的需求。 3贯彻落实公共管理学制度 加快大学生党员教育建设进行步伐 首先,应用公共管理学使党员的培养和管理的方式得到提高。突出了使用公共管理学的优势,在新形势下对于新方法的采用,能让医学生党建工作更为有效进行,使优秀素质人才得到有效培养与教育,也是组织得到优秀的新生力量。 其次,通过在管理学指导下的活动中,可以提高医学生们的视野与思想高度,在建设良好和谐的校园的过程中,也使医学生在党员建设活动中进一步增强的对党的认识与自身品质素养的提升。 最后,良好的审核方法,在基于事实的角度,有组织地、客观地,评估每个人的在培养、学习中的表现。多样化方法的结合与运用也使绩效评估方法更为可靠和高效。也让大学生党员在党组织的领导下可以得到更好的成长。 医学生党员作为大学生党员中一支主力军、年轻的一代,是优秀青年们的代表,是国家的未来和民族的希望,是党的事业继往开来的传承者和开拓者,要想在未来中得到未来,培养出符合当代国家对国家医疗卫生事业所需的合格人才。利用公共管理学,对医学生党建工作的协助,可以有效提高我们对高校医学生优秀人才的培养,为国家培养出具有崇高思想素质、良好专业技能的模范型人才,在改革和发展的新形势下加快国家教育事业的发展步伐,加强国家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进程。 (作者单位:辽宁中医药大学,辽宁 沈阳 110847) 公共管理学毕业论文:浅析当代中国公共管理学学科定位 公共管理学作为一门新兴的学科,在中国正处在迅速成长阶段,但与此同时,对于公共管理学的各种争论与反思也使其面临巨大的身份危机。此种情况下,解析公共管理学的学科定位显得尤为重要。 公共管理学 公共行政学 学科定位 一、公共行政学范式 自1887年,美国著名行政学家威尔逊在《政治学季刊》上发表《行政学研究》一文,并首次提出将行政管理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进行研究以来,行政管理学开始逐渐脱离政治学自成学科体系,并进行了数次理论变革。行政管理学,又叫公共行政学。对于公共行政学发展阶段的界定,不同学者有不同观点,但学界普遍认同以范式论来划分公共行政的认知视界。 “范式”这一概念,最早是由托马斯・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以下均称《结构》)中提出的。这一概念一经提出即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它给人们以一种全新的视角来分析一个学科、专业的发展演变。在社会科学领域它也被人们广泛采纳,就公共行政学来说,采用范式来分析其发展可以得出不同的观点,这种现象的产生是由于人们对库恩“范式”的歧义理解,又或者说是由于库恩本人最初只是想用它来阐述科学共同体成员的共有规则未曾想到“范式”一词会引起理论界的巨大反思,而导致的表述形式的不清晰。“一个范式就是一个科学共同体的成员所共有的东西,而反过来,一个科学共同体由共有一个范式的人组成。”因此要想理清“范式”的含义须得先探究科学的共同体结构。在《结构》后记中,库恩提供了一种科学共同体的观点:“一个科学共同体由同一个科学专业领域中的工作者组成。在一个绝大多数其他领域无法比拟的程度上,他们都经受过近似的教育和专业训练;在这个过程中,他们都钻研过技术文献,并从中获取许多同样的教义”。那么“范式”应为这样的科学共同体所特有。国内外学者普遍认为公共行政学的发展史可以分成不同的阶段或时期,每进入下一个阶段或时期都是一种新的主导理论代替旧有的,也就是是一种范式替代了另一种范式。与其他学者对库恩“范式”的复杂理解相比较,笔者更倾向于将其简单化,即公共行政学自真正成为一个独立学科以来就只有公共行政学范式这一个存在。公共行政学本身就是一个由许多学者组成的科学共同体,尽管存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但其发展是一贯的,不存在研究者话语交流的异质性或不可翻译性。“至于公共行政进展中不断有新知识的注入和创新,是在范式之中的,知识有共同体生产,是秉承信念介入现实的实践中生产出来的,优秀是解决实际问题的需求。”后期,库恩为避免混淆更愿意用“学科基质”来解释“范式”,“学科”是指一个专门学科的工作者所共有的财产,“基质”则是说它有各种各样的有序元素,并且每个元素都需要进一步的界定。原初的“范式”已被解释的背离本意了,也指称科学共同体中的某种理论或学派观点。因此,笔者认为,公共行政学发展阶段中的各种理论或学派如:传统公共行政学、新公共行政学、新公共管理学,公共服务理论等等更应该是“公共行政学科基质”中有待进一步推敲的“元素”,而不像多数学者认为的那样属于不同的范式。 二、公共行政学范式下当代中国公共管理学 公共管理学在中国作为舶来品,起步、发展都相对较晚,很多的理论学说还主要是由西方引进,因此要研究当代中国公共管理学定位还需从西方的公共管理学或公共行政学开始。 Public Administration,Public Management,英语语境中这两个词的意义其实常常是用来互相定义的,外国学者在使用administration和management时经常不是很严肃,也因此这两组词经常被混用,没有明晰的定义。最初在中国,前者多译为“公共行政学”,后者译作“公共管理学”,然而随着近几年理论发展,国内学者普遍认为二者均译为“公共管理学”似乎更为恰当。译注名称的变化并不是没有根据的,其原因之一是学科主导理论的转变。1991年,克里斯托夫・胡德发表了其著名论文《一种普世性的公共管理?》,用“新公共管理”来命名70年代以来的市场化改革,“通过对这一模式及其各要素的经典性归纳而对70年代以来的西方政府改革浪潮做出了第一次系统的总结,也将英国式的公共管理研究推向了整个世界”。考究90年代美国的新公共管理运动可以发现,在众多学者的共同努力下,特别是代表性官僚制的引入,公共行政的规范研究已将新公共管理概念吸纳其中。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公共管理与公共行政的概念也就变得很模糊了。美国学者劳伦斯・E・林恩根据自己的用词习惯指出“当我认为需要的时候,我选择了‘公共行政’的概念。而在两个概念都可能合适的地方,我则使用了‘公共管理’的概念”。因此,可以说在西方公共行政隐涵官僚、官僚机构,而公共管理作为新术语指涉的范围更广,所以当研究内容包涵公共机构、非营利机构时,学者更倾向于使用公共管理学。公共管理与公共行政在历史渊源上或却有一些精细的区分,“但他们都应该是综合的,每一个分支的内容都应当涵盖别的分支。最简单的办法是认为都包括政策、管理和分析”。 因此,在中国作为学科的公共管理学更应该是一个统称,是一种广泛意义上的,或者说它本身就表征了公共行政范式,涵盖了公共行政范式发展中的各种理论研究而不特指其中的任一个。 作者简介:徐玉佩(1990-),女,汉族,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行政管理专业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公共资源与公共项目管理。 公共管理学毕业论文:网络环境下公共管理学科建设的征集意见分析 [摘要]随着网络技术的飞速发展,各个领域的改进与提升也被要求置于网络技术的大背景之下,同样需要紧跟社会潮流的公共管理学科建设也是如此。借助高水平的信息网络平台,公共管理学科能够实现海量资源的共享,尝试无障碍的教学交流与活动,并能够顺利的试用新型教育模式。如此种种的学科建设探索,无不使公共管理学科持续焕发青春,网络环境也在现阶段的多重变革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位置。本文就基于网络环境对于公共管理学科建设征集意见进行分析。 [关键词]公共管理 资源共享 交互模式 灵活教育模式 目前,网络技术正不断渗透于现代社会的各个领域,小到个人、家庭的日常生活,大到社会经济、产业的宏观运行。不能否认的是,网络技术成为了这个时代的最显著标志之一。人们的工作与生活都离不开网络技术的支持,想要实现自身的发展与提升,更需要积极主动的借力于网络时代的各种产物。从教育领域看,越来越多的高科技教学工具被运用于教学活动,一味的使用以往的课本、习题册教学,不仅与现阶段的教育教学要求严重脱节,一定程度上也成为了教学模式陈旧落后的一种标志。可见,在充斥电子产品与先进科技的当代,教育模式与学科建设的创新,成为教育机构与教育工作者急需解决的问题。公共管理作为现阶段较为热门的学科,同样需要适应网络环境带来的冲击,甚至应该更加积极主动地迎合网络环境特点,巧妙地将挑战转化为机遇,这样才能保持该学科持续的生命力。公共管理学科如果在网络环境下能够自在发展,其未来前景也将会是更加值得期待的。 一、公共管理学科建设现状分析 在现代学科建设中,可谓是种类繁多,其中公共管理学科建设也是得到了人们的重视。公共管理是一种公共组织的职能,以公共事务为管理对象和起点,以实现公共利益的有效组织为主要目的。公共管理从学科角度看,被合理的划分为职能与目的不同的几个部分,包括城市管理、行政管理、发展管理、教育管理等。全球化新公共管理运动促成了公共管理走向系统化、科学化,在进入高速发展的21世纪后,它进入了百家争鸣的阶段。与大多数学科相同的是,在不断的教学实践中,公共管理学科教育在形态上发生了变化,包括教材、文献的变化与演进,教学方式的改革,教学活动的丰富,以及教学目的的进一步深化等。这些时代变迁的烙印,无不深深的反应在每项人类活动中。 就目前而言,公共管理学科的建设发展到了一个重要的阶段,学科教学的创新尝试、教学资源的极大丰富以及网络环境的不断渗透,使得公共管理学科也面临着更大的挑战。首先,在课堂以及课外教学活动中,公共管理的教学内容及目的得到了不断的扩展,对公共管理知识与技能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公共管理实用性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公共管理已经不仅仅局限于理论学说方面,其逐渐演变成了一种实用的技能,能够熟练运用公共管理有关理论解决实际问题,成为了目前进行公共管理学习的人们的主要目的,相关的教学目标与教学活动也逐步向“脚踏实地”转变。公共管理学科由于其多元化的特点,造成了该学科内容的复杂性、多变性,这就意味着在学科建设阶段,人们就应该做到广泛的、多元的思考与教学探索。因此,想要实现公共管理学科的现实意义,还要求人们具备充分的学习资源,相关理论书籍、报刊杂志,包括一些前人的成功经验与失败教训等。这些都能够为该学科提供充分的硬件保障,能够充分的满足学生的求知欲望。 除此之外,人们还应该注意到,公共管理学科实际上呈现着一个动态的发展轨迹,它内涵的深化与广度的延伸,都在人们的不断钻研与探索中得到实现。所以关注学科知识的更新,时刻进行交互式的探讨,也是人们想要实现学科建设的关键。由此可见,现阶段的公共管理学科建设仍然面临着具有时代特点的一系列问题,只有把握好信息与网络集成发展的步伐,才能够防止公共管理学科与时代脱节。所以,巧妙地将挑战转化可以利用的优势,才能够保证公共管理学科具有充分的现实意义。 二、网络环境下公共管理学科建设的意见分析 (一)网络环境下的规模化资源共享 网络环境下的资源共享是信息技术突飞猛进的推动力,也是其高度发展的产物。种种事实证明,这种“大资源”优势让工业领域、农业领域、经济领域、文化领域等切实的得到益处。网络环境下的信息传播、处理的迅速,大大简化了人们工作的程序与步骤,取而代之的是鼠标、按键等极其便捷的高科技工具。人们不需要像以往翻阅大量的资料文献,或是利用一定的空间存放这些书本,也不会再面临找不到理想的图书资源的困扰,所有的问题都因为网络发展迎刃而解。将公共管理学科置于网络环境中,好处是显而易见的。人们可以没有障碍的利用海量的图书资源以及相关的视频资源,大大提高了公共管理学科的学习效率,充实了其教学效果。公共管理作为一个年轻的学科,缺乏一定的教学资源基础,利用高科技的图书资源库,人们可以轻松找到自己感兴趣的或者是与学习相关的文献资料,突破了公共管理学习的第一道障碍,这样的突破对个人学习与学科建设都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这种“后发优势”的充分发挥,也能够让公共管理学科在众多学科中迸发蓬勃的动力,为实现其长足的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 (二)公共管理学科领域的交互模式 公共管理学科本身正处于蓬勃发展阶段,它的“年轻”主要体现在形成系统时间较晚,人们的接受程度不高,而这些劣势在现阶段正逐渐转变“先抑后扬”的优势,越来越多的人们意识到公共管理对现代社会的重要作用。而当人们一旦有了某种欲望,便会积极的将想要发展的对象与现阶段最先进的因素联系起来,将公共管理学科置于网络环境就是如此。公共管理学科一定程度的开放性,给学科建设有了更大的提升空间,所以交互性的学科模式可以被应用到公共管理中。交互式模式主要要求学生之间、教师之间、师生之间的双向交流以及领域范围内的论坛、研讨会等情景交流。这样的开放讨论,实际上缓和了等级身份差异,每个人以平等的地位阐述自己的观点看法,接受来自他人的判断与评价,这一过程本身也是教育领域提倡的“有教无类”的生动实践。除此之外,网络环境的交互模式在硬件软件配置上、信息处理上,也更体现出了其高效性。以往的圆桌会议发展到今天,已经被远程交流、网络平台等所取代,这些高科技的交流工具既保留了这些学科建设活动的初衷,又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其运作效率,强化了实际效果,给包括公共管理学科建设在内的多种研究提供了更多的可能。 (三)基于网络技术的公共管理灵活教育模式 灵活教育模式(Flexible Model of Education)是由现代高水平的科学技术与多元化的教育理念共同衍生出来的一种教育模式,“灵活”是它的显著特征。它融合了终身教育理念与先进的网络科技,最大程度地为学生呈现多样的学习模式选择,来使公共管理理论与技能教育得到实现。2000年,雅典远程教育委员会提出灵活教育就是要学生自主的选择学习地点、学习方式、学习道具等。这一切自助活动的原则,都源于学生自身的学习效率曲线与兴趣方向,这种模式将学生自身实际情况置于首位,结合每个人的特点形成不同的学习与教育模式,能够一定程度的形成教育成果的最大化产出,这也是这种模式的最终目的。 公共管理学科需要更具生命力的创新与开发,先进的教育模式与必要的技术支持都为该学科的长足发展做好了充足的准备。网络技术给这种充满不确定性与实施难度的教育尝试提供的强大的技术支持,个性化的档案管理、复杂的数据分析与整合,以及最终教学成果的评定,都将通过网络技术得以实现。公共管理本身也是一项复杂的数据处理活动,将它与同样要求数据管理的灵活教育模式加以融合,并赋予了网络技术的充分支撑,这种搭配将会给教育领域,以及公共管理领域呈现奇妙的化学反应,同时也将会使公共管理学科建设实现质的飞跃。 三、总结 现阶段备受人们关注的公共管理学科正在面临与网络环境的磨合,两者的相互作用将会为公共管理领域呈现新的局面。网络环境所给予的便捷且海量的资源共享、无障碍的交互沟通,以及博采众长的先进教育模式,都丰富了公共管理学科建设的内涵与外延。这些充满未来感的网络科技因素,与现阶段热门的公共管理学科之间的强强联合,不仅实现了不同领域的无障碍沟通合作,也体现了现今科技高速发展正作用于社会方方面面的时代特点。公共管理学科顺应时代潮流的改进与自我提升,也将为其持续发展提供不竭的动力。 公共管理学毕业论文:公共管理学科参与式教学模式探究 摘 要:公共管理学科有着鲜明的特色,是一门应用性、综合性、交叉性很强的学科,要培养复合型的公共管理人才,参与式教学模式在这方面有着独特优势。在分析公共管理学科特色和参与式教学模式理念的基础上,提出了在公共管理学科教学中引入参与式教学的一些实践做法。 关键词:公共管理;参与式;教学模式 公共管理学科旨在培养面对复杂问题时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为此需要的创新精神、应变能力、综合思维和反应速度,以面对日益复杂多元的社会环境对公共管理组织和人员的挑战,具有较高分析和解决公共管理与公共政策问题的实际技能。相比其他社会科学学科领域,公共管理学科有着自己鲜明的特色,传统的教学方式满足不了培养复合型、操作型、实践型公共管理人才的需要,引入参与式教学模式有着重要的教学和实践意义。 一、公共管理的学科特色 公共管理学科是研究公共组织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公共事务活动规律的科学,具有很强的应用性、交叉性与开放性。 (一)应用性 与传统社会科学学科相比,公共管理既有基础理论研究的一面,要追寻公共管理的原理和规律,也有应用的一面,要解决公共管理过程中发生的实际问题。事实上,公共管理学科自产生之日起,就与实践有着密切的联系,很多基础理论来源于人们在政府管理经验的总结,反过来,公共管理学科教学和科研的最终目的也是为了更好地服务于实践。要求公共管理学科的教学必须与时俱进,密切结合实践,把实践中出现的一些新理论和新看法应用于教学,培养的学生应以实际应用能力为先,把理论转化为应用,转化为生产力。 (二)交叉性 公共管理学科的基础学科比较多,涉及政治学、管理学、经济学、社会学、法学、心理学等,甚至可以说是运用各种社会科学原理去分析公共组织在管理国家和社会公共事务中的客观规律,有着明显的学科交叉性。突破了传统公共行政学的思维界限,通过引入最新经济学、政策分析、管理学、政治学和社会学等学科的理论假设和研究方法融合到公共管理之中,其主题也由传统的政治过程和行政管理扩展到新公共管理、治理、经济人、社会资本、政府失灵、多元共治、新公共服务、整体性治理等大量新主题。因此,公共管理教学要求教师必须具有交叉性的广域知识,学生的学习要求宽口径、厚基础、重创新,以适应复杂治理环境下的公共管理需要。 (三)开放性 在社会日趋复杂的今天,面临“不可治理”的外部环境,政府独白式的包揽国家和社会事务管理的方法已经不适应于后现代语境下的治理。政府只有采取开放的姿态,与外部建立良性的互动关系,形成多元共治的治理结构。这不仅是政治民主的需求,也是政府组织自身发展的需求,同时是迎接社会日益不可治理挑战的现实需要。公共管理学科要求教学与研究内容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不断吸收管理实践中的新理论,注意吸收其他学科的营养,通过开放式的姿态,既发展了自我,同时也逐步形成自己的特色。 二、参与式教学模式的理念和价值 参与式教学是通过学生积极地参与、探讨,学生在师生平等的前提下,积极、主动地介入到教学过程中,与教师互动,在一定时间内完成学习任务的一种高效的教学方法。其基本假设是,“用户最有资格来决定如何改进他们的工作和工作环境。”[1]只有这种教学模式,学生才能感觉到自己是学习的主体,并为此付出自己的努力,教学活动才实现其真实价值和预期目的。 按照心理学的看法,人的需要可分为内在性需要和外在性需要。外在性需要被周边环境所支配,自我无法控制,往往要适应环境的要求;而内在性需要则是自我能够掌握的。传统的教学模式强调教师的主导地位,由教师决定教学过程,在这种模式下,学生感到外在激励强而内在激励弱,由于无法控制而使学习过程变得十分乏味且异常艰难,需要投入更多的精力。而参与式教学属于教师和学生双方的主动互动,内在激励和外在激励都有效发挥了作用,有利于提高学生的学习主动性和积极性,学习也因此更加有趣、有意义,更富于挑战性,学生能从学习中获得乐趣,形成学习的良性循环。“参与式教学法再加上教师的表扬和鼓励,会使外在激励加强,内外激励结合会使学生的学习效率得到显著提高。”[2] 参与式教学方式注重营造民主、宽容、开放的课堂环境,创造和谐、热烈、活泼的教学氛围,打造师生平等、互动、自主、合作、探究的学习环境,它特别强调和突出学生在教学过程中的主体作用,旨在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引导学生从被动学习转变为主动学习,充分挖掘自身的潜能和创造力,使学生在参与的过程中顺利完成教学任务、实现教学目标,从而有助于学生素质的提高。 参与式教学模式对于公共管理学科教学有着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一)有助于培养学生终身学习的能力 未来复杂社会的治理对于公共管理学科大学生提出了严峻的挑战,要求他们掌握广博的基础知识,同时培养积极主动的创新精神。对于多元社会的治理,民主和参与精神是其内核。作为未来社会的公共管理主体,在学生阶段就应该培养这种参与精神,把大学阶段当做训练场。学生在参与科研和教学过程中体验到,“在大学学习期间,不仅是知识的获取和积累过程,而且也是知识增值和创新的地方。”[3]传统的教学模式使学生完全成为被动的接受者和猜测者,学生没有任何的权利,也就不用承担任何责任。参与式教学有助于提高学生的学习主动性和积极性,学生参与学习计划的制订、学习目标的明确,有利于激发学生的热情和创新精神,同时在享有权利的同时承担相应的责任。赋予学生参与权,享有权利,履行责任,权责的明确对于未来的公共管理实践意义重大。正是由于这种责任感,学生会在学习过程中采取更负责的态度。未来复杂多变的社会环境孕育了学习型政府和学习型组织,要求其工作人员培养成终身学习的理念,而参与式教学有利于发展学生的自主、终身学习能力,通过师生之间的交流合作,相互探讨,共同学习,最终培养学生的终身学习精神。 (二)有助于提高教师教学水平和能力 社会对于公共管理学科学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对于公共管理学科教师也提出了更大的挑战。通过参与式教学,为教师搭建了一个良好的平台,通过师生之间的互动和教学相长,有利于教师吸收学生的创新思想,丰富教学实践和经验,从学生的理解与支持中获得鼓舞,有利于形成一种相互信任、相互尊重、民主协商的氛围,避免师生之间的误解,有助于相互体谅,这是传统的那种完全由教师进行的教学模式无法企及的。“参与式教学中课堂交流与讨论的驾驭更能提高教师的教学水平和能力。”[4] (三)有助于提高教学效果 在参与式教学过程中,学生意见和想法得以充分表达,虽然有可能肤浅,但有利于彰显学生的差异性,对于教师更全面、更准确地认识学生更有帮助。同时,互动式教学有利于实现由“以师为本”向“以生为本”的转化,这是教学模式和理念的重大调整和变革,避免人才培养的标准化模式,着眼于学生个体的多样性,有效生成契合学生个性特点的教学方案。在参与式教学模式下,学生的努力也是整个教学体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通过教师和学生的整体努力,避免了教师的单向思考,产生了“1+N”的良好效果。“高质量的教学以及师生之间的高度协作,必然有助于教学的直接目标――教学效果的提高。”[5] 三、公共管理学科参与式教学模式的设计 在公共管理教学中,我们参照参与式教学的特色,设计出一套符合教师和学生特点的参与式教学模式。 (一)本科导师制的制度设计 一般研究生阶段的学习配备导师,但是,面对浮躁的社会风气,大学生的学习面临着严重的困惑,对于专业的学习缺乏明确的目标。特别是公共管理学科属于新兴学科,专业的学习和未来的人生发展往往存在脱节。为此,我们设计了导师制。导师的基本职责是,在学生就读本科期间,以专业指导为主,对学生的专业知识学习和基本素质培养,学习方法和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培养,人生观、价值观教育,创新能力和个性发展培养等进行全面的指导和教育。为避免导师制下学生的被动,要求学生和导师共同设计大学四年的学习规划,以学生为主。这样,学生进校之后就开始参与到自己的规划里面,变被动学习为主动,变旁观为参与。 (二)互动式的课堂教学 公共管理学科的应用性和时效性很强,单纯对学生的填鸭式讲解只能成为教师的独白,学生并没有很好地掌握理论和知识。公共管理学科要加强全方位、多视角的教学,转变“教师一堂课讲到底”的传统模式,积极引入互动式教学,把更多的时间留给学生,把更多的机会留给课堂。教师应该认识到,提出问题比解决问题更加重要,也更能开启学生的思考,这比单纯通过教学所获得知识更加重要,事实上,这种教学开启了知识的大门,学习是无止境的。为此,在课堂教学中,我们广泛应用案例教学法、辩论赛、现场观摩、角色扮演、专题讲座、读书会、学生主持课堂等形式多样的教学形式,立足于让每个学生都能够积极扮演相关角色,有效避免了教学的“搭便车”,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创新性得到很大程度的提高。 (三)参与式的实践教学 实习是高校培养人才不可或缺的环节之一,也是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创新精神的重要前提。为此,加强公共管理实习基地建设,构建以桂林市为基础,以广西壮族自治区为优秀,并拓展到全国(特别是“珠三角”和“长三角”地区)并渗透到各事业单位、党政机关、公检法部门和大中型企业的实习基地网络。在实践流程上,大一安排的认知实习,是学生在完成教学计划所规定的公共基础课和部分专业课之后对现代公共组织的管理过程进行全面认识,培养学生对现代课程组织及公共管理过程的感性认识,使学生理解、巩固所学的理论知识,使抽象的书本知识变得生动具体,培养学生分析与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大二上学期安排的专业实习,深入各乡镇和企业实习基地,实地学习、了解中国最基层组织的运作流程,参与基层管理。下学期的行政管理专项调查侧重通过学生的实际调查统计,从宏观定性的角度去考察地方政府治理现状。大三上学期安排的E化电子政务实习,一方面让学生在校内公共管理综合实验室通过电子模拟公共管理的流程,另一方面安排学生前往市级以上政府实习基地实习,以了解中国地方政府的电子政府和门户网站建设。下学期安排的专业综合实习则是安排学生“挂职实习”。所谓“挂职实习”是指根据实习单位岗位的实际情况,通常安排实习学生到实习基地担任一定的职务,参加实习单位的实际管理。事实上,虽然只是“挂职”,但学生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融入到这个单位之中,除了不享有工资福利之外,其余的和单位员工一样。可以说,“挂职实习”是检验学生将理论知识转化为实践的最好方法,也为学生提供了一个施展才能的广阔舞台。而大四的毕业实习则是学生与社会的真正接轨,是学生将公共管理理论运用于实践最重要的环节。 (四)学生考核的配套改革 参与式教学模式必须重视考核的配套改革,如果考试还是传统死记硬背的模式,即使参与式教学和实践取得了部分成功,也会因突击背诵进行考试而前功尽弃,作为学生学习指挥棒的考试,如果不能取得好的成绩,一些热衷于参与式教学的学生可能选择放弃。因此,我们扩大了开卷考试和综合考试的范围,并将平时课堂和实践中的参与表现也纳入到综合测评中,并占据很大的比重,重点加强考核学生综合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对于理论性比较强的课程,也要求联系现实进行分析,不能泛泛而谈;对于实践性和应用性的课程,则重点以现实热点问题为切入点进行考核。既避免了学生“一考就背、考完就忘”的传统习惯,对于遏制学生作弊也有不错的功效。 (五)丰富的课外活动 除了课堂和实践教学之外,课外活动也有可能成为参与式教学的重要战场。依托大学生科技活动“奥林匹克”的“挑战杯”,要求学生带着问题博览群书,收集社会前沿领域的资料,敏锐而富有创造性地捕捉社会热点,结合社会实践选取研究的切入点。一次“挑战杯”的参赛过程,考验了学生理解现实社会的能力。通过调研、选题、查新、假设、调查、分析、论证、撰写等完整的分析流程,学生收获颇丰。同时开展学生科技立项,围绕社会公共问题开展社会调查和理论研究,以此作为参加“挑战杯”的选拔标准。这样,既能让绝大部分学生都能参与到课外科技作品创新,同时又为“挑战杯”积累了经验。我们每年还举办一次公共管理实践技能活动周,在活动周期间,在公共管理实验室举办办公自动化软件技能操作大赛,旨在提高学生的办公自动化和电子政务操作水平。面向专业所有学生开展公文写作大赛,以考察学生的实际写作能力。邀请校内公共管理方面的专家学者围绕当年热点话题和学生对话座谈。活动周期间,还举行“乡长论坛”、“县长论坛”,邀请基层政府官员为学生进行讲座,传授公共管理经验技能。当然,公共管理活动周从策划到实施都由学生来组织,教师只是加以指导并负责联系专家学者和基层领导。 总的来说,参与式教学十分有利于培养复合型的公共管理人才。但在实践过程中,也有一些需要注意的问题。参与式教学对于公共管理学科教师提出了挑战和更高的要求,可能会让适应于传统教学的教师感到困惑。过度强调参与,可能会忽视教师的责任,很多学生难以承受。一些学生不能承担参与式教学模式的压力,很可能在参与过程中“搭便车”,应付检查。参与式教学还需要整个教学计划包括学校相关教学政策的调整,不是一个专业学科所能完全兼顾到的。如何评价参与式教学模式,仍需要在实践中总结完善。 公共管理学毕业论文:公共选修课《公共管理学》课程教学探索 【摘要】《公共管理学》开列为公共选修课目的在于普及公共管理知识,树立科学的公共管理观念,这符合公共选修课通识教育的目的。在课程教学与课程管理中,教师需要考虑到公共选修课的特殊性以及《公共管理学》课程的特点,有针对性地开展教学并实施课程管理,以达到理想的教学效果,实现教学目的。 【关键词】公共管理学 公共选修课 教学方法 教学管理 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各高校普遍开设公共选修课。受西方通识教育的启发,高校设置公共选修课旨在拓宽学生的知识面,帮助其建立合理的知识结构并形成正确的精神价值,实现学生综合素质的提高。作为公共管理专业基础课的《公共管理学》于2010年在我校公共选修课中开设,本文将总结近些年的教学实践,对《公共管理学》这门选修课的教学意义、教学内容以及教学方式等进行探讨。 1 开设《公共管理学》公共选修课的目的及意义 高校开设《公共管理学》公共选修课为各种不同专业背景并对公共事务治理问题感兴趣的学生提供一个学习与思考的平台。设置此课程的目的在于树立科学的公共管理观念,普及公共管理意识。 公共选修课的功能可以分成三个不同的层面:知识扩展层面、心智培育层面、价值导向层面。《公共管理学》公共选修课程设置,属于介绍或传授这一学科的系统知识,即主要发挥着知识扩展的功能。同时,学生通过学习《公共管理学》课程,还能进一步地理解公共管理的性质、内容,了解公共管理理念、“公共精神”以及这个学科的使命,因此,也具有一定的价值导向的功能。 2 《公共管理学》教学探索 2.1教学内容构建 《公共管理学》开列为公共选修课,其教学内容应与专业课程有所区别。在授课内容的设计上,教师应着重让学生了解它是如何从传统公共行政学中转变而来的,特别是在实践当中的起源和演变,应强调它作为当代社会科学中一个重要的学科,与政治学、社会学、法学、管理学等学科存在着哪些交叉与区别;公共管理学是以公共部门管理或公共事务管理为研究对象,其性质表现为一种不同于传统的新型社会治理模式;公共管理的使命是通过有效的管理途径来提供广泛而优质的公共服务。 2.2教学方法多样化 教学方法是传授教学内容的重要途径,教学方法是否合适,将直接影响教学目的的实现。这里结合《公共管理学》公共选修课教学实践,谈谈在教学过程中可以采取的几种教学方法。 (1)提问式教学。提问往往是引起学生注意,启发他们思考的最有效方式。提问可以设置在开讲、课中及课后。不同阶段设置的提问能达到不同的效果:设问式开讲,将告诉学生这节课会涉及哪些内容或者将解决哪些问题,这里需要注意的是,问题的设置需要有一定的逻辑,层层递进的设问效果较好;课中提问可以随时进行;课程内容完成后提出一些发散性思考的问题,将有效的帮助学生回忆课堂内容,并进行深层次联想与思考。如果不同阶段的提问能很好的结合,并由学生自己找到答案,将能很好地激发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对课堂的兴趣。 (2)参与式教学。传统的教师讲学生听的模式一直是大学课堂授课的主要方式。虽然按照现在的教学要求,这种传统模式仍将继续发挥主要作用,但越来越多的教育工作者已经在探讨打破这种常规的教学模式,为课堂引入一些新技术。参与式便是其中的一种。参与式教学方法,即学生参与教学过程,让学生从参与的过程中掌握知识。但对于公共选修课而言,学生不容易进行小组合作,也很难在课外进行前期准备工作,因此,在课堂中引导学生介入课程设置是较为可行的。 (3)案例分析教学 公共选修课需要特别注重课堂教学效果,而学生多不重视公共选修课的课前预习与课后温习,且课程对作业的数量与质量的要求也不及专业课程,因此,在课堂上让学生理解并掌握知识就显得更加重要。案例分析是一种较为普遍采用的教学方法,但教学效果较为显著。教师可以分别针对识记、理解和运用等不同层次的知识内容设置案例。学生则可以通过案例回顾知识点,通过讨论加深对知识的理解,并将所学理论进行综合运用。《公共管理学》中,公共政策、公共危机管理、第三部门管理等章节都可以辅以典型案例来讲授。当然,案例教学要达到良好的效果,还需要教师认真筛选案例、适时更新案例,并仔细设计案例分析环节。 2.3灵活运用教学技术 随着多媒体技术的进步,各高校基本上已进入到多媒体教学的时代。然而,很多课堂仅仅是将过去板书的内容放入PPT制成的课件播放出来,并没有很好地利用多媒体技术。在PPT制作过程中,如果能增加多种元素,如添加动画、图像、视频等,把PPT课件制作地更加生动、美观,将能产生传统板书无法比拟的效果。除此之外,教师还可以运用并整合网络资源,以超链接的方式,把这些资源在课堂上直接分享给学生。这样做可以更好地发挥多媒体技术的作用,也能示范学生如何利用网络获取有用的资源。 3 《公共管理学》公共选修课教学管理 (1)对课程纪律的管理。作为公共选修课,《公共管理学》受重视程度不及专业课,学生即便没有通过考试,下学期改选其他课程,同样能获得学分,因而肆意缺课现象容易出现。而《公共管理学》课程内容又具有一定的内在联系,学生缺课不利于课程内容的理解掌握。要避免这种情况,教师需要认真执行教学管理规范,严控课程纪律。 (2)对课程考核的管理。公共选修课学生往往不会选购教材,这给课程的考核带来一定难度。为此,教师可以自编讲义资料,或给学生列书单,让学生有自学的材料。另外,教师也可采取灵活的考核方式,论文、报告、设计作品、开放式问题回答等都是可行的方法。 总之,《公共管理学》公共选修课要达到较好的教学效果,成为一门学生喜爱并能切实扩展学生视野的选修课,授课教师需要注重课程规划、授课技巧、过程管理等方面的建设,不断从教学实践中吸取经验,不断改革创新。 公共管理学毕业论文:公共管理学视角下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的思考 摘 要:高校辅导员教师和干部的双重身份使其管理中呈现不同特点。高效有序地进行辅导员队伍建设,对维护辅导员队伍建设的稳定,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起到积极作用。本文从公共管理学视角考察辅导员队伍建设,提出了通过“柔性管理、定性管理、参与管理”等途径加强辅导员队伍建设的意见。 关键词:高校辅导员 建设 管理 高校辅导员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主力军,是大学生健康成长的指导者和引路人,他们的职业素质对于培养和教育社会主义事业合格建设者和接班人具有非常关键的作用。在信息化的今天,做好新形势下大学生的思想政治工作,要根据新情况,以新的视角看待辅导员队伍建设问题,我们可以从管理学的视角探索辅导员队伍建设的基本功能,积极探索辅导员队伍建设新途径。 1 辅导员队伍管理的基本功能 辅导员队伍管理是辅导员队伍专业化建设的重要保障。作为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直接承担者,为保证辅导员队伍的稳定,辅导员队伍必须走专业化建设发展之路。所谓“专业化”指高校辅导员工作是一项需要经过专门的系统教育和培训,掌握专门的理论知识和技能的人才才能胜任的专业的工作。辅导员队伍管理有利于界定辅导员队伍的专业能力、专业知识及职业定位、职业标准等,有利于辅导员队伍形成相对稳定的人员队伍及良好的职业发展前景。 辅导员队伍管理也为辅导员个体发展提供重要条件。高校辅导员的发展与成长一方面依赖于辅导员自身的终身学习理念和自我完善的要求;另一方面也取决于各高校为辅导员专业化成长所提供的客观条件。辅导员队伍管理不仅是指对辅导员的使用和管理,还应该包括辅导员职业资格培训、业务培训、梯队建设及集体进修,为辅导员的成长和发展提供良好的环境条件。 2 基于公共管理视角的辅导员队伍建设途径研究 2.1 刚柔并济,重视“刚性管理”中的“柔性管理” 现有的很多高校倾向于依靠死板的考核制度来管理辅导员,对辅导员实行“刚性管理”。一些高校的职能部门制定辅导员考核制度,包括月度和年度考核,这些制度一般都会重点考察思想政治素养,业务能力,工作业绩等,每到月末和年末,高校根据辅导员的工作量、工作业绩等情况考核辅导员,一旦辅导员没有达到考核的标准,考核部门就不问缘由的认为该辅导员的工作不达标、不称职。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辅导员工作的积极性、创造性,也不利于整个辅导员队伍的建设和管理。相比与“刚性管理”,“柔性管理”则是一种“以人为本”的人性化管理手段,比如对辅导员的上班时间实行“弹性制”、对辅导员的工作实效通过学生访谈来进行等。从实际管理效果来看,刚性管理和柔性管理是相互联系,相辅相成的。刚性管理借助明确的规则对辅导员进行量化管理,有助于维护学生工作秩序,维护高校正常的工作秩序,柔性管理则可以激发辅导员的工作斗志,调动辅导员工作的积极性,挖掘辅导员队伍的整体潜能。在高等教育大众化的时代,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应该摆旧时代的固有管理模式,尝试以柔性管理为主,刚性管理为辅,让刚性管理服务于柔性管理,使得辅导员队伍建设达到最佳效果。 2.2 量性结合,协调“定量管理”与“定性管理” 很多高校通常以对辅导员公寓检查次数、学生谈话次数、学生违纪违规人数的考核结果作为评价与考核辅导员工作的定量管理方式。这种定量管理在现代社会是很不科学且缺少实效的。从实际情况来看,辅导员的工作跟一般教师的工作性质、工作内容、工作状态都不太相同,但很多高校对辅导员这一岗位并没有实行和专职教师相区别的管理和考核。辅导员进行的很多工作是隐性的,比如说对学生潜移默化的教育、引导等,这些工作完全不可能计算量,但它们确实是辅导员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以相同或相似的考核标准来对辅导员“定量管理”,显然不科学。辅导员队伍建设应该在定量管理的基础上实行定性管理,在充分认识和把握辅导员职业性质的基础上实行整个队伍的管理和建设。定性管理可以直观地考察辅导员的工作态度、工作成效,有利于充分发挥辅导员管理过程主动性、创造性,赢得对辅导员管理的主动权。 2.3 以人为本,提倡“人本管理” 梅奥的行为科学理论认为:人是“社会人”,提高生产效率的关键是满足员工的社会欲望及提高工人的士气。根据此理论,辅导员队伍建设要重视和强调对辅导员的情感管理和精神激励。辅导员工作的琐碎性辅导员身累、心累,情绪不佳。高校职能部门要对辅导员的身心状态多加关注,积极引导辅导员应对工作中出现的各类负面情绪。除此之外,辅导员在科研立项、职称评定、职务晋升等方面存在着先天不足,一定程度上影响他们的工作待遇和生活条件的改善,影响了他们的工作信心和工作后劲。高校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改善辅导员的生活条件,在住房补贴、岗位津贴、职称评定、职务晋升等方面能够提供适当的优惠,以解决这些辅导员的后顾之忧,增强辅导员对本职工作的认同感。要让辅导员在满意的状态下工作,及时给予其关注和鼓励。 2.4 积极动员,实现“参与管理” 一些高校对辅导员的职业定位不准确、对辅导员队伍建设不重视,导致辅导员在学校地位不高。很多时候,即使辅导员对自身队伍建设或学校教育管理等方面有建设性的意见,在一些公开的会议上也不太敢于发表自己的观点,担心自己的建议会被别人一次否定,这严重打击了辅导员参与管理的热情,也不利于学生管理工作和学校教育教学工作的开展。而“参与管理”就是在不同角度、不同层面和不同程度上让辅导员参与到自身队伍建设和管理的决策过程中来,让全体辅导员与高校职能部门能够平等地讨论自身队伍建设中的问题和解决方法。高校职能部门要重视辅导员的意见和建议,让辅导员感受到信任,从而体验出辅导员工作的价值,产生职业认同感和责任感。在“参与管理”下,辅导员会因为能够参与商讨而受到激励、感到尊重和体验成就,这样既对辅导员个人产生激励,又为辅导员队伍建设目标的实现提供了保证。当然,要实现真正的参与管理,首先高校要给辅导员队伍创造一定的氛围,让辅导员觉得自己是受重视和信任的,只有这样,辅导员才能够真心、热心的出谋划策,更好地实现自身队伍的管理,激发辅导员队伍最大的潜能。
中小学教育论文:谈中小学教育研究的两种方法 中小学教育研究目的的实用性决定了其研究方式的实证性。对教育问题所做的实证研究,是指通过搜集资料,作记述、调查和统计,进行典型事例的研究,以此把握教育问题的实质。从延安中学教育研究的发展状况看,无论采取何种研究方法,必须通过学校教育实践来实现,下面重点介绍和分析延安中学教师在研究中常用的两种主要的研究方法: 1.问题研究 问题研究是一切科学研究的起点,与理论工作者的问题研究相比,中小学教育研究中的问题研究是为了改革学校的教育和教学工作。中小学教师在每天的工作中都能碰到大量疑难问题,这些问题可能成为研究的资源,关键是对问题的性质和范围加以分析和界定,形成特定的问题域。而要分析问题,就必须对教育事实进行调查,了解问题的成因。其次,要检验问题解决方案的有效性,也要回到教育实践中。研究者要在教育实践中搜集证据以说明教育措施的效度。总之,关于中小学教育研究的一切假设都要到教育实践中得到检验,这其中的发现问题、研究问题、解决问题都离不开教育实际。下面简要介绍一个问题研究的实例: (1)问题的发现:高一某班学生M在期中考试前后的表现极为不同。 根据学籍档案的记载,M以较高的分数考进高中。在班主任老师的印象中,M性格开朗,学习认真。但是,期中考试后不久,M变得寡言少语。为什么? (2)问题的症结:问题的成因。 在家长会上,班主任教师与M的母亲交换了意见。据M的母亲说,在初中的时候,M的学习成绩在班级里是名列前茅的,这次期中考试是进入高中后的第一次较大规模的考试,M没有想到自己仅是处在班级的中等水平。看来,M从一所普通的初级中学来到市重点高中后,没有适应“高手”如云的学习生活。又据家长介绍,M的数学是弱项,为了考取重点高中,家长专门请了家教来辅导数学。进寄宿制高中后,家长认为孩子的学习跟得上,就没有再请家教。 根据家长提供的信息,班主任认为M来自一所普通初中,优势意识过强。尽管以较好的成绩考入重点高中,也有家教的原因。进入高中后,学习方法与初中有很大的不同,M还未适应,加之这所中学是以数学特色闻名,数学尖子很多,而数学正是M的学习弱项,这也正是M期中考试成绩不太理想的原因。另外,M还未适应学习强手如林的班级生活。 (3)问题的解决:帮助M正确认识自己,愉快地生活。 班主任与M的家长交流信息以后,对M情绪出现反常的原因有了一定程度的把握,在此基础上,班主任形成了如下教育方案:一是找M进行个别谈话,帮助M客观地分析自己,对自己在班级的状况有一个正确的定位。二是请家长多关心M,帮助M尽快实现初中到高中的转变。三是请各科教师帮助分析M的学习情况,尤其请数学教师分析M在数学方面的处于弱势的原因。经过老师们和家长的一致努力,M走出了心情的低谷,灿烂的微笑又洋溢在青春的脸庞。 (4)反思:教育入是一个情感与理智相互交融的过程,同时也需要家长和教师集体的共同参与。对于学生行为中出现的异常行为,教师要及时地把握,并进行准确地诊断,采取及时有效的教育措施。 2.教育个案研究 若从问题入手进行研究,教师就要把工作中发现问题和处理问题的全过程记录下来,成为教育个案。这种个案研究类似于医生的“病例研究”、律师的“案例研究”。于是,有学者也把教师进行的个案研究称之为“教例研究”。 总结延安中学教师的教育案例研究体会,主要是把教育工作中发现的问题及处理问题的全过程如实记录下来,写成“教育案例”,然后围绕案例中所反映出的问题进行分析或集体研讨,提出解决问题的策略,最终形成教育案例研究报告。 通过案例研究,中小学教师把实际工作与教育研究相结合。教师围绕教育个案进行分析,并形成研究报告。教师从中可以发现新问题,也可以通过对同类个案的比较研究,概括出一般性的结论。大量案例研究的积累可以总结出诸多的教育策略。这就为教育行为提供了科学的指导,使教育逐步摆脱对经验的依附。 以上文中提及的解决学生M的问题为例,简要介绍一下案例写作的一殷要求。一是背景描述,对学生M所在学校、班级的概况以及学生M表现出的问题作简要介绍;二是特定问题的分析,对学生M所表现出来的问题进行具体分析;三是提出可供选择的解决方法;四是结语,对于教育方法实施的效果进行评价性分析。 对于学校问题而言,最有发言权的莫过于学校的教师。因为在学校教育活动中,有许多复杂的、多变的、 综合的因素参与其间,而且常常直接以人的思想、行为、态度为对象,尤其是情感信息这类整合的、流动的因素,构成教育情境的复杂性,也使得旁观者迷,当局者清。所以,“局外人”是很难真切地把握学校的问题,更谈不上提出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 中小学教育论文:美国中小学教育中的服务性学习 摘 要:服务性学习是一种在行动和反思过程中进行的经验性学习,它已成为近年来美国教育改革运动的焦点之一。服务性学习把社区服务作为获得特定学术目标的载体,并在此过程中培养学生的反思精神和公民责任。 关键词:美国;服务性学习;中小学生 服务性学习是学习、服务与教学相结合的一种独特方式,目前在美国已经成为一项贯穿学前到12年级以及大学教育阶段的学习运动。在服务性学习中,学校等教育组织与培训机构,社会组织紧密联系,学习从教室延伸到社区,并给学生提供了一定的时间,比学生通过参与一系列融合个人和小组的活动与服务,反思自己的服务与学习经历,服务性学习能够发展和丰富学生真实的知识、实践技能,以及增强他们终身的社会责任心与公民价值观、学生在真实情境中运用知识、技能,在此过程中培养对他人的关怀感、服务性学习有效地把学生的知识获得和不断发展与丰富联系在一起。 一、服务性学习释义 对服务性学习的理解有多种。一般认为,服务性学习是一种教育理念、一种教学策略或者是一种学生学习经验的补充。它强调把社区服务作为学生学习与掌握技能和知识的一种方式,学生在行动中不断观察和认识,不断进行自我发现和自我反思,除了知识和技能的获得外,服务性学习更强调价值观的养成和增强。“它为学生提供镜子以观察自身,提供显微镜以审视社会,提供双倍望远镜以探究前景”。 密执安州立大学教育学院教授阿登·姆恩(Arden Moon)认为,服务性学习是将服务与内容结构予以统合并进行实施的一种课程计划。伊勒(Evier,1999)和盖勒斯(Giles)认为服务性学习是一种经验性的教育模式,“经验促进理解,理解促进更有效的行动”。 美国国家实验教育协会(National Socitety for Expefimentaial Education)对服务性学习的定义如下:学生有明确的学习目标,并且在服务过程中对所学的东西进行积极反思的有组织的服务活动。 美国服务性学习委员会最近颁布的《在行动中学习:美国学校服务性学习的力量》的报告指出:“服务性学习与自愿服务是不同的,它是一种把社区服务和学术学习相结合的教学方法,用以促进学生的学习,增强其公民责任感,同时促进社区发展和进步。” 需要指出的是,服务性学习不是一种自愿者的计划.也不是学术课程的附加,而是课程本身;服务性学习不是用来惩罚学生的服务,也不是只适用于高中与大学,更不是使学生或社区单方面受益,而是使双方互惠;服务性学习强调的是合作,而不是竞争;服务性学习不是只适合于某一些学科,而是可以在任何学科和任何年龄段的学生中开展,方式可以不同。 服务性学习与社区服务是不同的。服务性学习将社区服务作为实现学生的学术目标的媒介,与学术内容和学术标准相联系。阿登·姆恩教授认为,社区服务不涉及正规学术性的需要及其任务;社区服务通过学生的自愿努力满足社区需求,服务性学习也满足那种需要,但它将那种需要作为审视我们自身、社会和未来的基础。并且,服务性学习给学生提供了在现实生活情境中来应用新的已获得的技能与知识的机会。学生从事的服务对于社区而言是有价值和有意义的。然而,我们应明确,只有当社区服务适应学校课程目标时,服务性学习才有可能发生,并具有一定的价值。 美国的服务性学习已渗透到各级教育教学的方方面面-在服务性学习中,一般是首先确定一个课题,进行讨论,然后分小组到社区服务一段时间,最后描述整个过程,进行总结和反思。教育改革服务性学习联合会(Alliance Service- learning in Education Reform)认为服务性学习主要由以下几个部分组成: (1)预备——学生在他们的社区中发现问题,并制定适应社区需要的发展计划; (2)合作——来自于社区团体的学生与当地社区形成伙伴关系,共同解决社区问题; (3)服务——学生实施有助于社区发展的服务性计划; (4)课程统合——学生为解决社区问题而运用在学校里掌握的知识; (5)反思——学生花费一定的时间对所从事的社区服务性工作进行思考、讨论,并进行归纳、总结,最终形成文字材料。 二、服务性学习的历史发展 美国服务性学习最早可以追溯到20世纪初教育家杜威的“在做中学”的思想、早在1915年,在阿巴拉切亚就出现了工作、服务和学习相结合的两年制或四年制的民间大学。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为改善经济萧条的困境,美国决定提供受教育机会,要求学生毕业后以服务社会作为回报。人们发现,学校不是社会的“孤岛”,大量的社区活动能够不断地渗透到青少年的学习活动之中。20世纪60年代,服务性学习被首次提出,在接下来的十年里,各种志愿服务组织和团体从地方扩展到全国,参与人数迅速增加。 1979年,美国国家服务性学习中心成立,并提出三条基本原则。20世纪80年代以后,美国教育界掀起了服务性学习的热潮,服务性学习在全美得到普及,教育界已经开始探索各种服务性学习模式。正是因为意识到服务性工作计划的内在价值,美国的决策者、立法者及教育者才全方位推进丁地方、州和国家层次的计划。 美国政府1990年颁布的《国家和社区服务法案》(The National and Community Service Act of 1990)和1993年克林顿总统颁布的《全美服务信任法案》(The National Service Trust Act of 1993),均以法律形式确定了服务性学习的地位和发展趋势。 在美国各州和地方学区的推动下,服务性学习运动已经从教育的边缘发展成为教育的主流。从1984年到1997年,参与服务性学习的中小学生从90万名上升到126万名。 1999—2000学年,在349所接受调查的大学中,有71.2万名学生参加了服务性学习,有12.2%的教师提供服务性学习课程,有9%的学校把服务性学习课程作为毕业的要求。美国服务性学习委员会2001年的报告指出,2000—2001学年,美国参与服务性学习的中小学学生超过了130万。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开发和实施服务性学习项目的专业人员与州和地方认证机构合作,把服务性学习纳入教师教育改革之中。其具体做法是: (1)建立能够培养高质量服务性学习教师的课程体系。 (2)教师和教师教育机构(大学和学区)之间建立长期合作关系。 (3)对教师教育项目重点使用“教学对话”和“认知训练”的方法,尤其注意以反思性实践为重点的服务经验的现实性和背景性。 (4)要以长期培训代替短期培训。 1993年,为了探讨发展美国服务性学习教师网络的可行性,在一次由大学校园协作组织召集的会议上,首次提出要编辑一套关于服务性学习与教师教育的丛书。除了公立学校提出的项目外,一些大学和学区的教师教育项目也开始将服务性学习纳入教师教育中,力图将服务性学习项目与知识渊博的教师、提供支持的管理者、见多识广的社区成员和真正从事服务性学习的学生结合在一起,并力图以长期培训代替短期培训。 三、服务性学习的目标与价值 当今的美国学生正日渐脱离社区,失去了公民责任心,服务性学习有助于学生重构公民责任。服务性学习促进学生在连接理论与经验、思考与行动中学习,通过有意义的与必需的在社区的直接服务,满足尚未实现的需要,使学生有能力帮助他人,奉献自身,并与他人建立关爱的关系。经济学家杰里米·瑞佛肯(Jeremy Fifkin)声称,“服务性学习可能会成为21世纪解决社会问题的主要方法”。 服务性学习的目标主要包括: (1)给学生提供一个更为丰富的学习情境,帮助学生了解学术科目与现实世界的关系; (2)增强学生的自尊心与自信心,帮助学生了解如何做事,为学生的职业选择提供帮助; (3)增强学生对于自身学习的责任感,并具备履行公民职责与权利的能力; (4)向学生揭露社会的不适当、不公正问题,并帮助学生正确处理这些问题; (5)给学生提供跨文化学习的机会。 服务性学习将学生的课堂学习与现实社会问题和需要结合起来,既促进了学生的智力发展,又提高了学生的公民参与意识。同时,服务性学习不用打破学习的严密性和学科性,就能够提供给学生尽最大努力学习的理由,使学生积极参与服务计划,既达到服务社区的目的,又让他们形成了更高的学术成就目标。在服务性学习中。学生会分析社区和社会,了解社区的演变历程。他们会与无家可归者紧密联系,还会与上代人密切交往。除了参与服务性工作本身以外,学生们通过这种计划能够发展多种能力。 学生在服务性学习中.可以洞察社会特征,解决社会问题。学生参与服务如建筑改造、健康看护、环境保护、邻里联系等,能够使学生服务于社区,通过服务经历进行反思,能促进对学科的学习,并为公共健康、社区工作、城镇计划等作出贡献。研究表明,参与服务性学习的学生,其社会责任感、交往及学业能力等都有所增强。有94%参加服务性学习的学生认为,服务性学习教会了他们怎样与同伴和老师相处得更好,怎样在一个集体中工作得更好;帮助他们了解了社会,并知道怎样使它变得更好。 姆恩说:“我们的文化缺乏对年轻人进行公民相互依赖和个人责任心的养成性教育。服务性学习为中小学生开启了跨学科课程学习的大门,并给他们学习生活技能(如团队工作)提供了机会。”服务性学习对于学生个人和社会的发展、学术成就、公民责任心的发展以及职业拓展具有积极的影响。学生通过服务性学习,可以实现自我价值,他们对于社会问题和社会需要具有更深刻的认识,从而对社会文化更容易接受。 中小学教育论文:对中小学教育科研的冷思考 工作的重要性是不容置疑的,但中小学教育科研工作对学校的教育教学到底有什么意义,却还需要我们认真去思考。有不少人认为:教育科研工作自有专家学者去研究,我们教师不就是按照书本教书吗,还搞什么教育科研?其实这就是对中小学教育科研目的意义不理解的一种表现。我们知道,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科学技术的不断更新,传统的教育形式和方法已越来越不适应今天的社会现实。怎样做到教育“与时俱进”,使之与社会发展相适应?这就需要我们广大教育工作者转变我们的教育理念,提高我们的教育科研水平。广大的中小学教师,虽然教育科研的理论水平没有专家学者的高,但却有着丰富的实践经验,为我们中小学教师的教育科研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不管是专家学者的研究成果,还是普通中小学教师的研究结果,它都必须经过教学实践的检验。作为中小学教师,不管你对教育科研有没有兴趣,你在教学实践的过程中,都会遇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有了问题怎么办?难道你不去解决吗?而这个解决的过程不正是你的教育科研的过程吗?就这一点说,中小学的教育科研最主要的目的意义就在于通过教育科研来指导教育教学实际工作。 思考 二:中小学教育科研的方向 我们明确了中小学教育科研的目的意义,其实也就给我们中小学的教育科研指明了方向,即中小学教育科研更多的表现为对教育教学实践的研究,通过研究来指导教育教学实际工作。因此,中小学的教育科研更应注重自己的教学实际,以小的课题研究为主,做到一个课题能解决一个教学实际问题即可,切忌贪多求大。这是因为: 1。工作需要。 2。自己熟悉。 3。便于操作。 4。利于推广。 思考三:中小学教育科研的种种不良现象 1.功利主义: 今天中小学教育科研热,在很大程度上功利主义造成的,严重违背了教育科研的实质。我们知道,教育科研是一门严肃的科学,。虽然中小学教育科研的起点低,学术性不是很强,但其科学性不容置疑。它更多的表现为对教育教学实践的研究,通过研究来指导教育教学实际工作。一切真知来源于实践。中小学教育科研的实质就是通过教育科研的研究来达到提高中小学教育教学的水平,使之更有利于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和创新能力。但眼下的中小学教育科研热,在很大程度上并非如此,而是借教育科研工作为学校招来一块“金字招牌”,那些参加科研工作(特别是参加课题研究)的教师,也大多是出于评职晋级的需要,给自己脸上贴金罢了。至于所研究的内容(课题)是否对教学有益,对学生是否有切实的意义则不太关心。只要上级能肯定,给一个什么奖,那就万事大吉了。 造成科研工作功利严重的原因固然很多,但其中主管部门只浮于表面,而疏于管理和指导是分不开的。只要留心一点就不难看出,由于现在许多评定的项目和内容中,都有一条“科研情况”或“课题研究”情况。你想评职,没有参加课题研究,不行!你要获得诸如“学科带头人”“骨干教师”的称号,对不起,未参加课题研究,不行!这种人浮于事的现象的确太多、太普遍了,“功利主义”能不大行其道吗? 教育科研是严肃的、科学的,它不能成为一个指标,也不需要所有的教师都必须参与,因为它必定是理性的,学术性很强的东西。而我们今天的某些领导,不能正确认识其科学性和学术性,硬实要把它作为一项评定的指标,这不仅违背了教育科研的本质,更是把它推进了“功利主义”的死胡同。 2。两头热,中间冷:功利主义必然造成中小学教育科研的“两头热,中间冷”。这里所说的“两头热,中间冷”主要是指在中小学教育科研中的课题研究方面,大家的热情和精力都放在课题的立项、开题和结题上。这种现象在中小学教育科研中是比较普遍的,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很简单,应为大家所关心的并不是课题本身,而是课题的影响力,课题在上级那儿能引起多大的注意。说穿了,也就是一个“功利主义”在作怪。 3.泡沫成果多: 功利主义、两头热,中间冷的现象必然产生“泡沫学术”,在中小学教育科研热的背后,各种“泡沫”现象层出不穷,水分沙子越掺越多。在不少的科研项目中,老师为课题的名称的确化了不少心思,以取悦于领导,课题一旦获得通过,便在开题、结题方面大做文章,包装过度,大话空话不少,但对课题的实施研究过程,却并不看重。更为甚者,对研究的过程凭空想象,造假数据,东摘西抄,胡乱拼凑,把课题越吹越大,但却经不起实践的检验。一些用巨资累起来的课题成果,不要说推广运用,就连本校教师甚至高课题研究的老师也不敢真正把它运用到教学实践中去,谁敢拿教学质量开玩笑呢? “功利主义”倾向是产生“泡沫学术”成果的温床,而“泡沫学术”成果的飞扬跋扈又直接刺激和助长了“功利主义”倾向盛行的势头。要纠正这些现象,教育科研管理部门要强调教育科研的正确定位,进一步明确并强调教育科研是运用科学理论来解决教育教学中的实际困难与问题,为提高教育教学质量服务的功能,淡化名利,弘扬科学精神。 思考四:对中小学教育科研的几点意见 1. 克服功利思想,端正科研态度 影响中小学教育科研顺利健康发展的主要因素,就是功利主义思想,因此,要使中小学教育科研真正起到应有的作用,必须克服功利思想,端正科研态度。这就需要我们广大的中小学教育工作者努力学习,提高我们的思想素质和业务水平。正确认识教育科研和教育教学的关系,多做实事,少空谈,不为名利。这样,中小学教育科研才能健康顺利的发展,也才能起到指导教学的目的。 2. 切合实际,做小做实 中小学教育科研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切合实际,做小做实。作为广大的中小学教育工作者来说,我们不是为搞科研而科研,不是为开展课题研究而研究,我们的主要目的是解决我们工作中的实际问题。因此,我们的教育科研工作必须要切合实际,做小做实。所谓“小”,就是我们的教育科研工作应着眼于教育教学中的具体工作,研究一个方面,解决一个问题,决不能贪多误得。所谓“实”,就是我们的教育科研工作应该做踏踏实实的工作,真真正正地解决我们工作中的实际问题,不为名、不为利。 3. 来源实践,指导实践 中小学教育科研有它自身的特点,它不同于一般的教育科研。这就决定了它必须从实践中来,再到实践中去。我一再强调我们的教育科研工作必须要联系实际,这不是没有原因的。在现阶段的中小学教育科研工作中,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使不少的教育科研工作都存在功利主义色彩,假大空现象很突出,教育科研工作在很大程度上是脱离实际的,不仅没有起到教育科研工作的作用,相反对我们的教育教学工作产生极其不好的影响。因此,中小学教育科研的内容必须是我们在教育教学实践工作中所遇到的具体问题,在解决问题中形成理论,并用所形成的理论再去指导实践。这是中小学教育科研工作所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 总之,在中小学教育科研工作中,我们只有端正思想,正确认识教育科研工作的意义和作用,遵循教育科研工作的性质和特点,少一点功利主义色彩,多一点实干精神,这样,教育科研工作才能健康发展,也才能在教育教学工作中发挥它应有的作用。 中小学教育论文:试论我国中小学教育阶段推行素质教育改革的必然性和长期性 [论文关键词]素质教育 必然性 长期性 [论文摘要]论述了实施素质教育是我国教育改革发展的必然趋势。从改变传统思想观念、教育体制改革、经济发展水平等方面论述了在我国基础教育中推行素质教育改革存在的困难和长期性,并提出了建议。 从上世纪80年代末起,我国着手进行教育改革,提出了素质教育这一概念。当前,中国的基础教育领域正发生着一场深刻的变革,那就是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的转变。但是近20年的教育改革却没有使我国基础教育真正实现由“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的本质转变,于是有人开始怀疑进行素质教育改革的正确性和可行性。 一、实施素质教育是我国教育改革发展的必然趋势 1.美国中小学素质教育概况 美国教育更多的是注意了对孩子综合素质的培养。他们的课堂不只限于教室,更多的是向社会延伸,因为社会才是最广泛的教育基地。也正因为有了这样的先导,美国的孩子一般很早就能独立。 美国从小学就开始推行素质能力的教育,很早就注意对孩子自理能力的训练。特别重视学生们的动手能力、独立思考能力、逻辑思维能力和学习方法,弘扬探索精神,激发创造能力;还强调学生在公共场合表达自己思想的能力。 2.我国中小学素质教育概况 中国很早就在谈论着素质教育,特别是一些小学教育加大了改革的步伐,学校实行了五分制,分数的重要性有所下降。但失去分数压力的学生和家长面临着进一步的困惑,由于教育条件的限制,学生们无法释放自己在综合素质方面的潜能。也就是说,我们所讲的素质教育只是停留在表面上的,并没有涉及到深层次的本质的东西。 素质教育在我国推行了十多年,各地的素质教育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以往一切围绕分数转,一切围绕升学转的不正常现象。但其效果并不理想,而且还和“应试教育”相互交织,形成了一种教育畸形,给社会带来了诸多问题,比如中小学中出现了普遍的厌学情绪,压抑了青少年的个性发展等。 3.实施素质教育的必然性 中国的教育到底有没有必要推行素质教育。可能有人认为中国目前的教育体制不错,不用改了,因为中国的中学生年年能击败众多对手,获得国际奥林匹克竞赛的各种个人奖和集体奖,在中国受过教育的留美学生的孩子们,在美国的学校里大多都能出人头地,风头十足。但是他们没有看到,美国作为世界一流的发达国家,其中小学教育在中国看来有很多薄弱之处。但为什么这种“水平较低”的小学教育却顺联着高质量的高等教育、后续着高度发达的科技社会,为什么每年没有大量的欧美学生来中国学习现代科学或新理论,反而是大量的中国学生远赴欧美呢?这似乎很让人困惑。但只要我们认真分析一下,就会知道这其中是有必然联系的。 所以,中国教育改革的方向必然是素质教育,这是一定的。但不能照搬照抄欧美的模式,需要根据中国的国情来改革。在中国推行素质教育面临着很多困难,而且这一改革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二、我国在推行素质教育过程中面临的困难 1.传统思想观念的束缚 在我国,由于传统观念和思想的束缚,很多人高度重视读书,甚至将读书视为惟一出路。而近年来社会由于高等教育的普及,希望借读书改变生活的思想已是非常普遍。因此,很多人对于素质教育持抵触情绪,他们反对减轻学生的负担,认为这样会导致学生学习成绩的下降。而正是由于这种思想的普遍性又返过来束缚了人们的手脚,成为推行素质教育的障碍。 也有人认可了现今的教育方式,思想保守,不愿意进行改革。认为目前的教育只要作小小的改良就行了,根本不必要做大的改动。因此有意无意地排斥着国家大力提倡的素质教育。 还有人认为素质教育与应试教育相比是一个创新,实施素质教育就意味冒着更大的风险。而中国知识分子长期受儒家文化的熏陶,是最缺乏冒险精神的。所以,理应最积极参预此事的中国知识分子一定程度上反而成了此事的阻力。 2.应试体制的阻碍 虽然当前中国教育改革正在大步前进,但并没有彻底改变应试教育体制。考试被赋予决定命运的意义,对学校而言,学生的成绩和中高考的升学率,关乎它的生存和发展,因为这是上级考核和社会评价一个学校的办学水平惟一标准。结果是,学校对素质教育欲行又止,或者是徒具“素质教育”之名,而行“应试教育”之实。对学生而言,高考升学又似乎是惟一的出路。教育体制和考试制度还是推行素质教育的一大障碍。 3.人口问题与就业压力 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巨大的人口压力使得发展经济成为国家建设与发展的中心问题。虽然中国政府对教育的投入近年来有很大的增长幅度,但与欧美等发达国家相比,对教育的投入占GDP的比例还是很小,人均的绝对数量就更少了。 近年来,随着国有企业改革的步伐加快,高考扩召的幅度加大,就业形式日趋严重,很多大学生面临着毕业就等于失业的形势。而今许多用人单位又盲目提高了就业的门槛。在这种情况下,推行素质教育又要面临着严峻的人文环境。 三、推行素质教育改革的长期性 1.改变传统思想观念的长期性 改变人的思想观念在某种意义上要比改造自然难得多。传统的思想已在国人心中生根发芽,要想改变不是短期内可以做到的,这就是为什么我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提出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方针在中国找到正确发展道路过程中的重要性所在。在国家的发展建设问题上,“解放思想”的问题不是一下能够解决的;同样,在教育改革过程中,要想改变人们对于读书决定命运的观念,把人们从传统思想的束缚中解脱出来,使广大的教育工作者转变思维方式,改变思维定势,成为推行素质教育的动力之源,也不是能够在短期内能够实现的。 2.教育体制改革的长期性 经济体制改革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需要在实践中逐步摸索,才能找到一条适合我国生产力发展的道路。同样,教育体制改革也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才能找到一条适合中国教育现状的发展道路。我国的教育体制是从解放初学习前苏联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在短期内改变并不容易。 教育体制的改革,仅仅局限在教育领域是很难成功的,同时还必须改革现存的的人事制度和评价体系等,为高等教育和招生考试制度的改革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和就业环境。而人事制度的改革尤其要经过一个长期的过程,搞的不好,就会影响社会稳定与和谐。 3.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长期性 我们都知道,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还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还不是很高,要解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还需要很长时间。而一个国家的教育发展是离不开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经济发达的国家教育一定发达;教育落后的国家经济一定落后”在世界范围内已经是不争的事实。 当前,在我国很多地方实施素质教育,存在着师资力量薄弱,办学条件较差,教育资源短缺,等问题,这主要是由于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的限制造成的。而且,城乡差距的存在,使得农村家长认识到,只有将孩子送进高等学校才是摆脱贫困的最佳出路,甚至是惟一出路。因此,越是经济落后的地方,“应试教育”越严重。 要想在我国推行真正意义上的素质教育,或者说要想彻底改变我国应试教育的现状,需要有经济与社会的高度发展,而这是一个长期而艰苦的过程。 四、结论与建议 根据以上分析,我们知道,推行素质教育是当今世界教育发展的必然趋势,而在我国实施素质教育又有很多困难和客观条件的限制,而且是一项长期复杂的系统工程。 1.改变推行素质教育是短期行为的观念。素质教育要逐步推进,不能急于求成。一是传统的观念和“应试教育”的惯性不可能在短期内完全消除;二是我国的生产力总体水平仍然比较低下,而且发展又极不平衡,存在巨大的地区和城乡差距;三是素质教育的推行本身又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需做大量的研究和实践工作。所以在这个过程中,使人们认识到推行素质教育的长期性是非常重要的。这决定着推行素质教育改革过程中行动的正确性和步伐的稳定性。 2.引导人们改变升学就业观念。中国的传统观念认为,只有读书才是成材的惟一途径,只有通过读书才能找到一份体面的工作。所以很多人都在“高考”这一独木桥上死求一计,而不会另辟溪径。事实上近几年来,一方面好多人都在往大学的门槛里挤,而好多职业技术教育却急剧缩水;另一方面,很多大学生找不到工作,而很多企业想高薪聘请的高级专业技术人才却无处寻觅。所以,引导人们改变升学就业观念,有利于根据个人特点来培养人才,发挥个人特长,这其实是素质教育的重要内容。 3.教育体制的改革。我国目前比较重视的是普及义务教育和发展高等教育,相对忽视了高中阶段教育和职业教育。这就使得中考几乎具有了和高考同等重要的地位,成为制约素质教育的又一瓶颈。因此,一方面要大力发展高中阶段教育,减轻中考对学生的压力;另一方面,要加强职业教育和职业培训,拓展学生成材空间。同时,当前要推行素质教育,就要进行高等教育改革和招生考试制度改革,使广大学生能够根据自己的兴趣和特长,选择合适的成材道路,使他们有多种考试的选择,有多种就业的机会。在改革中,要注意不能照搬欧美的经验,我们的教育工作者应该创造出适合中国国情的素质教育方式。 中小学教育论文:发达国家中小学教育科研改革的举措与经验 内容提要:发达国家中小学教育科研工作在政府支持、制度创新、评价机制,师资培训等方面,积累了一些先进的经验,这些经验对我国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具有借鉴和启迪作用。 关键词:教育科研;中小学;经验 教育科研是教育改革和发展的第一生产力。引领教师参加教育研究,推动“科研兴校”,是新一轮基础教育改革的必然要求。目前如火如荼的新课改,呼唤研究型教师和研究型学校的涌现,中小学如何开展教育科研是急需探讨的课题。“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西方发达国家中小学教育研究的改革经验,可以为我国基础教育改革提供借鉴和启示。 一、倡导教师参加科研 20世纪初,欧美国家的“教育科学化运动”(the Movement in Education Science)促使教师开始运用科学的方法解决教育问题,人们也逐渐重视教师的科研能力,特别是20世纪50年代,美国教育家斯腾豪斯呼吁“教师成为研究者”以后,美国教育界对教师的职能重新加以确定,认为教师不仅是知识“搬运工”,更重要的是最伟大的理论家和研究者。1960年-1970年,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贺拉斯曼——林肯”研究所的勒温 (lewin.k)、米勒(Mier.A)等人采用行动研究的方法帮助中小学教师在课堂教学中采用“合作学习策略”,引导教师观察和分析学生的学习行为的变化,及时获取学生和家长的反馈意见,改善教学效果。这项研究取得很大的成功,发展成为“计划——行动——观察——评价——再计划……”的教育行动模式,积极推动中小学教师参加教育研究,这种模式迅速在全美中小学流传开来。后来,欧美国家的教育管理者认识到,中小学教师应该在教育学术界的引领下从事研究,教育研究也应该从大学、实验室转移到中小教室和社区中去。 1985年,由美国“科学促进协会”制定的《普及科学——美国2061计划》,该计划希望从1985年哈雷彗星接近地球到2061年再次接近地球时,能使美国科技教育达到世界最高水平,确保美国科技超级大国的地位,这项计划覆盖全美范围内的从幼儿园到高中阶段的科学教育改革,“它是美国进行科学教育改革的主要项目,也是一个最早由中小学教师、大学教师和中小学家长共同参与的校改项目。”作为实施该计划的一个措施,美国科学家委员会编著了《科学普及资源》(Resource for Science Literacy)、《科学普及设计》(Design for Science Literacy)等教材,帮助教师提高自己的科学素质,指导教师专业发展和进行课程改革等等;2002年美国通过了35年来联邦政府教育政策最为重大的改革:《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案》,与此相应;美国教育部公布2002-2007年的教育部战略目标(Objevtives),其中战略目标二规定,“支持教师在基于研究的教学工作中获得专业发展”、“关注于基于研究的教学实践”、“为新教师开展基于研究的引导和咨询项目”。20世纪70年代,日本教育界针对中小学教学方法的死板,教师满足单纯的传授书本知识,忽视教育科研的弊病,呼吁中小学重视教育研究。为此,日本《教育公务员特别法》明确规定:“教育公务员为完成其职责,必须不断地进行教育研究和提高修养”。2000年日本内阁总理大臣在“教育改革国民会议”通过2l世纪教育新生计划,强调“加强对教育研究能力欠缺教师的严格管理(使之离开讲坛)”。英国在2002年教育法中,也对教师的教育研究提出要求,规定合格的教师必须“参与或完成制定的教学研究项目或培训课程。”前苏联教育科学院院长M.N.康达科夫也认为,千百万中小学教师是补充教育家和学者队伍的重要源泉。中小学教师的教育科研是整个教育科学事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俄罗斯联邦教育部在《2000-2005年俄罗斯联邦教育发展纲要》,中,要求政府加强对中小学教师教育研究的鼓励和支持,提高俄罗斯国民教育系统的国际威望。 二、中小学教育科研管理的制度化 20世纪50年代以后,欧美等发达国家中小学教育科研工作趋向于规范化、制度化,已经建立了一套完善的组织体系和保障机制,中小学教育科研工作开展得有条不紊。英、美国家中小学设立学科教学研究室、法国成立中小学教学研究委员会,学校为中小学教师开展教育科学研究提供经费、人员等支持。日本在中小学成立单科性质的研究会,鼓励教师进行课程设计,学科开发、开展教学实验等等,探讨教学、学校发展的问题。此外,中小学教师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和爱好成立各种教育领域的研究组织,诸如成立学生生活指导研究委员会、现代化教学手段研究小组之类,教师分工研究课题,共同发表成果,日本将中小学教师的教育科研成果纳入教师考核和评价体系中,进一步刺激教师教育科研的积极性。 前苏联中小学教育科研工作也颇具特色,前苏联教育科研管理机构主要是校务委员会和教学方法委员会,《苏联普通教育学校暂行条例》强调中小学教育研究管理的规范化,“为了发展和完善教育过程,提高教师和指导者的职业能力和创造能力,学校应当成立教学法委员会,教学法委员会的职能之一是组织人员进修,发挥他们的创造性和主动性,推广先进经验。”另一方面,校务委员会必须充分发挥其管理职责,“支持社会完善和发展青年教学和教育的主动精神、教师的创造性探索和实验性工作;确定学校与科研机构、生产单位、合作社组织、自愿协会、创造协会以及国家和社会其他机构的合作途径,以便为学生多方面发展和教师的创造性工作创造必要的条件。”20世纪90年代以后,俄罗斯联邦教育部制定2010年俄罗斯实现教育现代化的构想,进一步加强普通教育系统中教育机构与团体的科研、实验、设计管理与协调的机制,“落实普通教育系统中教育与科研工作方面的国家干部政策。” 1994年由美国国会审议通过,克林顿总统签署和的《2000年目标:美国教育法》,其中第九条规定教育部设立“教育研究和改进办公室”,加强中小学教育科研的管理、推广和资助,提供教育研究培训项目,提高大多数美国公立学校的教学质量,使之达到全国教育目标。另外,美国许多州、学区和学校建立独立于教育行政管理机构以外的地方教育理事会,在学区和学校科研管理上,地方学校理事会扮演重要的角色。学校理事会的职责是加强教师科研管理、—提高中小学教师参加课程开发、设计的能力。此外,还承担师资培训、教育经费预算和学校改革等重大问题。 欧美国家非常注重校长对中小学教育科研工作的管理和领导作用,德国认为校长必须是教育与教学专家。英国规定中学校长的主要任务之一是引领教师参与课程编制、教学管理和科研工作。美国教育学者珊娜·斯蒂格鲍尔将美国中小学校长的职责归结为三条:一是确定学校目标;二是组织教学工作,“即对教学提出要求,制定目标、研究方法,保证教学质量不断提高;三是领导改革,校长要学习如何创新,吸取对改革的意见,与教师合作开展校改实验,预测教师需求,给予教师满足。在《美国教育部——2002-2007年战略规划》中,教育部将通过ESEA的Tile II项目,鼓励发展创造性培训模式,提高中学校长的教育科研管理能力,支持现任校长的专业发展。 校长在学校管理和改革发展中扮演关键的角色,中小学校长在学校教育科研管理中发挥示范和引领的作用,恰如前苏联著名的教育学家苏霍姆林斯基所说:“如果你想让教师的劳动能够给教师带来兴趣,使天天上课不至于变成一种单调乏味的义务,那就应当引导每一位教师走上从事研究的这条幸福的道路上来。” 三、中小学教育研究加强与大学或其他教育科研机构的合作 20世纪80年代以后,“教师专业化”成为世界许多国家关注的中心和焦点之一。世界“教师专业化运动”推动了中小学教育科研的蓬勃发展,提高教师的专业素质和科研能力是中小学教育改革的重点。1990年、1995年,霍姆斯小组发表了关于改革中小学教育科研的新报告《明日之学校》(Tomorrow's School)和《明日之教育学院》 (Tomorrow's School Education),将大学教育学院与中小学联合起来;《建立类似于医学行业中教学医院的专业发展学校》(简称PDS学校,改变以往大学教育学院或师范学院与中小学教学互相脱节的状况,更好地适应社会和学生发展的需要。中小学与大学教育,研究机构在课程设计、教材编制、师资培训等方面加强科研合作,整体提高中小学的教育科研水平,提升教师素质,使新任教师和.成熟教师都能在教育研究方面得到进一步成长。PDS学校的创建,在中小学与大学间架起了沟通的桥梁,给大学实习生、大学和中小学教师的教育科研的发展都带来了益处,是教师教育多方面“共赢的”好模式。目前,美国全国教育协会(National Education Association)正在建立PDS学校网络,并且为 PDS学校制定了一些条例以规范其健康发展。2000年,美国几乎每一个州都有1000多所教师专业发展学校,中小学成为教师科研和工作的共同体,中小学教师、教育管理人员和大学教授形成伙伴关系,共同有效地改革教学。 2001年日本政府实施教育新生计划,将教育改革作为最重要的国策,为了实现“学校变好、教育变样”的目标,日本政府加强大学与中小学教育科研的合作,努力克服整齐划一的弊病,引进发展个性的教育体系,2002年日本通过修改的《学校教育法》,其中政府财政预算投入17亿日元,促进大学、学会、协会、研究机构与学校教学的合作,创造能使多样的个性和能力充分发展的教育体系。 20世纪70年代,英法等欧洲国家针对中小学教师教育理论学习与实践相脱节的诟病,从学校需要出发,以学校为基地开展教研工作,强调大学、师范学院和其他教育机构的伙伴关系(partnership)。20世纪80年代随着教师专业化运动不断发展,英国、德国、荷兰等国家广泛接受和实施“以学校为中心”的大学与中小学一体化的校本教研模式。 1989年,法国教育预测专家、巴黎诺儿马学派的著名教授费朗西斯科·瓦尼斯科博士在重要著作《七千万中小学生——学习的欧洲》一书中,设想未来五种教学模式,其中“学术型学校模式”倡导将大学学术型研究引进中小学教育科研,鼓励教师参加教学研究,培养学者型的教师。目前英、法国家已经开始探索实验。 四、改革师资培训制度重视教育科研能力的培养 20世纪80年代以来,掀起了世界范围内师范教育改革的高潮,从“师范教育”走向“教师教育”,是教师专业化发展的必然要求。教师培养的开放性、多元化,更注重教师科研能力提高,是发达国家师资培训制度改革的重点。 美国国家教师职业委员会(NBPTS)是独立的、非赢利的组织,指导委员会包括州长、众议员、高级教育官员,以及社区组织和企业界代表,国家教师职业委员会提交五个优秀建议,其中第四条是教师应系统地思考自己的教学实践并从经验中学习;第五条,教师应成为学习型组织成员。1995年,北卡罗莱那州州长吉姆·汉特和国家教师职业委员会发起了国家教师资格证制度,专门颁发证书给有委员会认可的优秀教师,借以鼓励教师参加教学和科研的积极性,克林顿政府专门拨款奖励,并提出10年内全国10万名教师获此殊荣,达到平均每所学校都有1名获得国家教师资格证书的教师。 2000年美国联邦政府教育项目“艾森豪威尔专业发展计划”,对各州和地方实行绩效拨款,推动师范教育改革,建立专业发展的高标准,提高教师质量,使之具有独立的教育科研能力。《美国教育部2002-2007年战略规划》中要求提高教师和校长的素质,“我们将于各州、各高等教育机构以及各认证机构通力合作,极大地提高教师职前培养项目的质量。我们将推动开展情景阅读教学培训以及其他以研究为基础的教学法”。 美国不断提高教师的学术和学历水平,美国中小学教师一般都具有学士学位。哥伦比亚特区规定高书教师必须具备硕士以上学位,鼓励教师成为学者、教学者、交往者和决策者。美国务州教育部门经常组织讲座和科研活动,不少学校对终身教师提供学术假期,促进教师参加进修活动。 2001年日本国会审议通过教育改革六项法案,其中以培养“教育专家”为目标,提高师资质量被列为教育改革的战略重点,日本文部科学省根据国会议案,进一步落实措施,改善教师资格制度,建立新的教师研修制度,加强教师的社会体验学习;实行优秀教师的表彰和加薪制度;加强对教育科研能力欠缺的教师的严格管理。从2001年起,日本教育研究生院实行教师休假研修制度,支持鼓励教师自发性的培训活动。日本教育科研机构遍布全国,都、道、府、县共建立近千个教育研究团体,中小学教师是这些团体的骨干。法国和意大利非常重视中学教师的教育学素养,法国要求中学教师获取教育学学士学位,意大利要求教师具有博士学位,一般是教育博士。 五、重视教育科研成果的推广和应用 科研成果必须物化生成实践,才能发挥应有效益。美国科研成果转化率为 80%-85%,日本为60%-70%,西欧为50%-60%。美国非常重视科研成果在生产实践的直接推广和应用,这深受美国实用主义传统影响。美国中小学强调教育理论与实验紧密结合,杜威、布鲁纳、布卢姆等世界级的教育改革家都注重教育理论在实践中的推广,事实上“美国行为科学本身就比较发达,一批专家学者就用教育理论、心理理论,在中小学搞调查,做实验,提出新理论,于是就有一批学校、教师去推广和实验。”2000年美国教育部专门成立“教育研究和改进办公室”,负责开展和支持有关教育研究的活动;推广教育研究成果,为解决学校具体问题提供技术援助;收集、分析和传播教育情报服务资料。 2001年日本文部科学省实施面向21世纪彩虹计划,努力构建适应新肘代的新型学校,培养人格丰富且有创造性的日本人。为此,日本政府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中小学教育研究,并将研究成果应用于教育改革实践,努力创造多样化和富有人性化的教育体系。此外,文部省积极鼓励教师将教育科研成果应用到相关学科进行教学实验和探索,日本当代数学教育家远山启所发明的“水道式数学教学实验模式”,在文部省的宣传和推广下,逐渐被日本中小学教育界接受,特别受到中小学数学教师的青睐。 教育科研成果是否运用到学校实践中去,是教育改革成败的关键,事实上,只有借助科学,学校才能改造教育与教学工作,不断提高教育质量。所以,在面向21世纪的世界教育改革热潮中,发达国家非常重视中小学教育科研成果的推广和应用,“将教育转化成有科学证据支持的领域。” 中小学教育论文:激发学生的创造激情——对比中美中小学教育 内容提要:基础教育改革必须坚持继承中的创新和扬弃中的突破,学习和借鉴美国先进的教育理念,公平对待学生,充分重视和尊重学生的自信,个性发展及创造性,让他们在无限的空间实现飞跃,开启学生的想象力、创造力;课堂教学以问题解决为中心,把思维空间留给学生,研究一个具有多种解决方法或答案的“开放性”问题;培养探究性学习,激发学生的创造激情。 关键词:美国教育;中国教育;自信心;创造性;探究性 面对一个全球化的新经济时代,面对一场世界性的教育大转型,人类第一次真正感受到了离政治、经济很远的教育的潜在作用力,从而刮起了一场教育改革的世纪旋风,在历史发展的重大时刻,新世纪中国教育改革声浪之大,为以往所未见,把基础教育予以前所未有的关注,尤其是中小学教育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 在如今国际大交流的时代,美国作为本世纪涌现出来的最具实力的经济大国,在民族素质上也自成一派,为世界各民族提供了学习与借鉴的榜样。当代几乎所有重大地改变了人类生活方式的科学发明均出自美国,为什么美国的科技如此发达,这与他们的教育有无密切关系?为什么中国中学生每年都能击败对手获得国际奥林匹克竞赛各种奖项,中国却无任何人获得过诺贝尔奖?而美国学者赢得的诺贝尔奖最多?这不是什么“起点赢终点输的问题”,究其原因就是诺贝尔奖需要原创性,需要人具备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这恰恰是中国入、首先是中小学生最缺少的。这不得不令我们深思,中国的教育问题出在哪里?中国应该有什么样的新教育?怎样改变以往的传统教育观,实现教育模式的革命性创新?可见,借鉴国外先进的教育理念,培养中小学生的创造力,已成为当今研究的重要课题。 一、营造民主氛围和宽松环境,树立学生信心 美国是一个拥有多元文化的移民国家,吸引各国优秀人才是其经济、科学、文化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但美国自身在短短几百年历史中所形成的一些特有的民族特性,在美国的经济发展中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主导作用。美国非常重视爱国主义教育,美国小学不开设与中国对应的思想品德教育课程,他们的爱国主义教育通过组织学生参加各种社会活动,参观、访问、了解重大历史事件来进行,不讲很多道理,却直观、形象地从小培养孩子的民族自豪感。 美国学校从小重视和尊重孩子的自尊心和自信心,只有孩子对自己充满信心,长大才能在无限的空间实现飞跃。美国从小学就为孩子营造培养信心的环境。在美国的中小学里,学生在课堂上具有跟老师平等的人格和地位,可以随时与老师进行对话、交流、讨论甚至争辩,在这个过程中,学生从小就养成了人“生而平等”的人格感,能够在活动、游戏、讨论、实验等各个环节中学会独立动手、动脑分析解决问题,学会如何与人相处的团队精神。 在非传统学校奥龙(AHLONE)小学,校长为黑人苏珊(Susan Charles)博士,她是一位富于教育理念的专家:充满了对学生的尊重和理解,苏珊说:“76年前就在这里建立了非传统小学。课堂上我们教什么呢?自信心。每个人只叫名字不叫姓,校长也一样,主要按个人特点和能力而不是按地位来区别.我们要让孩子明白,大家都是社区的一员;每个孩子都需要独立思考,独立思考不是个人英雄主义,而是为了锻炼孩子的思维能力。这里的老师组织能力非常强,注重给学生选择权,让学生在各种选择中做出抉择,并善于自我评估。”教学管理气氛轻松。众多教学科目教师只负责组织,具体的由孩子凭想象去做。例如手工制作,孩子可利用各种工具、材料“为所欲为”,教师很少干预,作品五花八门,别出心裁,孩子完成的作业虽然幼稚,有的不伦不类甚至荒诞,但毫无思想制约,体现井开启了孩子们的想象力、创造力。学校不以统一模式“铸造”学生,教师对学生“管”得不多,评语多是鼓励性的,在学生学习和活动的过程中,教师从不说;“不行”、“错了”之类的话,更多的是说:“做得很好”、“再试一试”类似鼓励的话。教师尊重学生的权利体现在许多方面,学生所在班级都没有指定的班长,而是由班上同学每天轮流当“干部”,负责班里当天的所有事务。他们之所以如此兴奋和负责,因为他们意识到这一天他是班上最重要的学生,也是班上的中心人物。而且,这种机会对每个孩子来说都是公平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明天”。这样培养一个孩子的“领袖”意识及实施管理的自信。 美国教育所倡导的从小培养孩子的自信、个性发展及创造性,恰恰是中国教育所忽视的,我国中小学注重对知识的积累和灌输,注重培养学生对知识和权威的尊重,注重对知识的掌握和继承,老师习惯于以权威、监督者的形象,严肃地站在学生面前训话、布道,学生只能毫无质疑的听取、尊重。然而一味强调尊人,势必抑压尊己,无形中减弱了思维能力还很低的孩子的自信心,限制了他们创造性思维的发展。各级教育行政部门领导、校长、教师、学生、家长仍然被高考、中考的大棒指挥得团团转,这种现象继续下去,亿万学生的创造可能被强力禁锢在考试升学一条路上,学生只知道考试,只知道背书的高分低能儿学生竞争压力大,负担过重,娱乐活动极少,社会活动更是单一,其主要知识来源于课堂,因学校几乎包揽一切,缺乏对学生的个性培养,学生仅学会了死记硬背,无条件服从,形成了习惯性的,依赖性的思维定势,不会自己做决定,生活自理能力极差,更谈不上独到的见解和创意,对社会对人的认识严重缺乏。这些都与现代社会对人才的要求相违背,学生既不能发展自己的独立判断能力,也感受不到独立解决问题的成就感和自豪感,如此,学生就会缺乏自信心和独立能力。 自信心是一种积极的心理品质,是培养学生各种良好习惯的动力基础,更是人格的优秀。缺乏自信是制约孩子健康成长的严重阻碍,正如拿破仑所说:“默认自己无能,无疑是给失败创造机会。”为了战胜在学习中遇到的种种困难,加强中小学生自信心培养很有必要。 二、课堂教学以问题解决为中心,是进行创造教育的主渠道 20世纪80年代,美国逐渐出现了具有战略意义的教法改革——以问题解决为中心的课堂教学。这个思想通过什么渠道影响着美国教育,今天我们尚未追踪到它的足迹、但是,这个思想带来的影响却日益响亮地回荡在美国学校的课堂里,它甚至波及英国课堂、德国课堂和日本课堂。 “以问题为中心的学习” (Problem—based Learning)是围绕现实中的一些问题,通过观察或实验最终获得答案的一种学习方法,通常包括三个阶段: (1)提出问题或假说。问题作为学习的最初动机和挑战,它结构不明确,没有简单、固定、唯一的正确答案,但它能激起学生探索、寻找解决方法的愿望,激发学生的创造性。 (2)针对问题或假说进行观察或实验。学生要研究一个具有多种解决方法或答案的“开放性”问题,通常是在一段时间内以小组形式合作学习、工作,强调以学生为中心。这种教学方法对突破学生思维的僵化、呆滞,刺激思维的灵活性有一定作用。 {3)学生通过研究、分析,接受或拒绝先前假设,从而获得问题答案。具体的研究方法包括调查研究、实验研究、文献研究等。如美国爱恩中学,针对书包负重对学生健康的影响问题,成立了“书包”研究小组、并邀请儿童健康专家加以指导,试图找到一些解决问题的法案。他们还向地方的校董事会提出可能解决的办法,并要求学生考虑成本、空间、地方现行法规、法律问题及学生自身利益等问题。这就需要学生们运用知识去分析演绎。经过这番思考,进而学生们必须找出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 这种教学方法部分地回答了学生创造性思维能力培养的途径究竟在哪里的问题。它的背后隐含着美国人对基础教育目标的潜意识:大量地培养具有创造能力的科学家和工程师。其基础教育的立足点已不仅仅是学到什么,而是要学会探索什么,“以问题为中心的学习”能提供真实的体验,这些体验不但有助于各门学科知识的综合化,而且能够培养学生学习的主动性,能够帮助学生构建知识的框架,并能使学生自然地把学校学到的知识与现实生活相联系。因此,“以问题为中心的学习”的理念是一种积极的教学策略、方法。目的是让学生通过参与与真实世界相关的学习任务来提高他们的学习和培养自主学习的兴趣与能力,包括学会与人合作、自主决策、收集信息、解决问题等技能,从而促进学生个性的健全发展。 三、探究性学习,激发学生的创造激情 探究式教学的渊源可追溯到20世纪初,即杜威提出的以儿童为中心,从做中学的主张。20世纪中叶,美国生物学家、教育家施瓦布在多年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探究式教学方法。施瓦布认为科学知识、科学结构处在不断变化中,随着探究方法的改变,它们会不断地更新和修正。因此不能把科学知识当作绝对的真理教给学生,而应作为有证据的结论;教学内容应体现科学特有的探究方法,如解决问题的方法等;教师应当用探究方法来教授知识,学生也应通过探究活动来进行学习。 探究式教学所强调的学生自主探索、问题解决、发现学习、科学精神等必将为创新教育开拓新的路径,使创新教育能够真正付诸于现实。探究性学习是培养学生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的很好载体。只有让学生自主地去完成自己设计的问题,才能真正在研究的过程培养他们的能力和提高他们的素质。中国严格规范的教育管理虽然为中小学初级教育打下了基础,但缺乏对学生创造思维的培养。在同样的教学时间里,我国课堂上的知识难于美国,美国学校一星期的课程,我们只用了10分钟就完成,教师只是照课本讲公式、原理,学生听后背熟即可。正是由于进度快,所以课程内讲授的知识点多,这意味着我们的教育必然比美国教育省略了很多东西,省略了学生自己准备各种材料,自己动手制作的全过程。因而我们的学生不会像美国学生那样尝试到成功,也不会体验到失败。 中美两国教学过程的差异向我们显示,同样是一个知识点,对中国学生来说,这只是书本上枯燥乏味的并与自己的生活毫无关联的抽象理论,学生不会知道按照书上的程序去做仍会遇到很多困难,包括材料的性质是否符合实验要求,也包括具体的操作细节是否有误差;而对美国学生来说,书本上的内容是有趣的,并且是自己在实际生活中喜闻乐见的。闲为学生必然在实际生活中要自己动手操作、要思考、要选择、要寻找失败的原因、要克服各种困难、要享受成功的乐趣。 因此,与实际生活相连的教学过程不仅训练了学生的动手能力,而且能促使他们形成主动的学习态度和正确的知识观,激发强烈的学习兴趣和学习动力——可持续发展的内驱力,同时培养了创造力。美国从小学就普遍让学生做“课题”和“项目(Project)”,让学生自己去查资料,自己去进行研究学习,使学生从小独立掌握学习方法,老师没有大量的知识灌输.没有死记硬背大量的公式和定理,而是教给他们思考问题的方法,主动学习的方法,良好的科学习惯,对培养学生的探索精神和创造能力非常有益。 探究实际存在于我们生活的各个方面,有科学领域的探究,有生活领域的探究,有课堂上的探究活动等。课堂上探究式教学实际就是,将科学领域的探究引人课堂,在学生学习科学概念、原理之前,先进行探究活动,再根据自己的探究结果,做出科学的解释。即让学生通过重复或模拟科学家的探究过程,理解科学概念、科学原理和科学的本质,并培养学生的探究能力和意识。在教学过程中我们要改变传统的“灌输”、“识记”的“填鸭”式教学,鼓励学生自主选择、主动探究,让他们去观察、去发现、去感悟、去思考。充分尊重青少年的探究本能和个性,把思维空间留给学生,不要把问题限制得过死,不能轻易给学生答案,让学生通过动手、动脑、收集信息、处理信息、归纳总结,在实践中自己去寻找答案,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培养我们学生的创造能力。 中国和美国分别代表东方和西方文化的两大教育体系,中美两同由于历史和国情的不同,中国基础教育改革必须从本国的实际出发,基础教育改革必须坚持继承中的创新和扬弃中的突破,要求研究者和实践者以开放的态度和跨文化意识来突破原有的模式框架,在相互吸收和相互包容的基础上进行创新和整合。 中小学教育论文:中小学教育管理改革的理论导向——科学主义、人文主义和伦理主义的整合 摘要 不同的理论观点,既影响着教育管理理论的研究,也会在管理实践中形成不同的管理模式和管理风 格,也直接影响教育管理改革的发展方向。在当今世界,科学主义、人文主义和东方伦理主义形成了影响世界 教育管理理论与实践的三种理论思潮。三种理论在相互攻讦、相互作用、相互对话的过程中,给教育管理带来 了勃勃生机。三种理论思潮在理论和实践中的融合,已成为当代中国教育管理改革的一种理论导向。 关键词 教育管理 科学主义 人文主义 伦理主义 理论导向 从中小学教育管理发展的历史来看,无论古今中外,不同的研究者在研究教育管理的理论与实践时,总会 采取不同的理论观点和独特的研究方法,在批判、继承、交流、整合的基础上,形成了各种各样的教育管理理 论和流派。不同的教育管理工作者因其价值观念、道德标准、思维方式不同,会认同不同的管理理论,也就会 形成不同的管理模式和管理风格。我们为论述方便,可以大体将他们归并为:以科学主义为导向的以效率为核 心的“科学管理理论”;以人本主义为导向的“行为科学”理论;以伦理主义为导向的“人伦管理理论”①。 在当今世界,这三种理论导向构成了教育管理的基本图式。在当代中国中小学,对各种理论的探索和实践,也 深刻地影响着中小学教育的发展轨迹,但无论是世界还是中国,这三种理论导向发展的趋势,都正在逐步由对 立走向整合,对这种趋势的深入研究,对深化我国中小学管理改革,意义极大。 一、以科学主义为导向的科学管理 在科学主义者眼中,科学是对客观真理的认识,客观真理被认为是可以解决人类一切问题的出发点,而对 “科学方法”的普遍性信念,则被认为是人们在认识客观真理之后解决人类一切问题的法宝。现代科学管理是 在社会大生产条件之下,对科学主义理论的一种实践。在教育管理中的科学管理作法,许多是从企业管理中移 植过来的。对形成20世纪以来以科学主义为导向的管理思想影响重大的最早一种学说是英国工程师F·泰勒提出 的“科学管理”理论,泰勒认为:科学管理的原则有四条,一是对工人操作的每个动作进行科学研究,用以替 代老的单凭经验的办法;二是科学地选择工人和管理人员;三是培训工人,使其掌握自己工种的学问;四是资 方与工人之间亲密协作,职责均分,资方要干自己应该干的事情,不要把它们都推给工人②。这种理论提供了 解决企业管理中怎样提高工人的劳动生产率和管理人员的工作效率这两个环节的方法,因而成了现代管理科学 的基础,它也被称为“科学管理主义”。其思想不仅在企业界得到广泛运用,而且也运用到教育和社会生活的 其他方面。例如在美国,由于公共学校教育在19世纪末得到迅速发展,教育管理面临许多新的棘手问题,同时 政府和社会对教育的巨额投资引起了人们的关注,他们向学校要效率,学校管理人员只好求助于泰勒的方法, 成为在教育管理上与当时西方掀起的“教育科学化”运动遥相呼应的一种思潮。在我国,70年代末80年代初迎 来了“科学的春天”,改革开放的热潮带来了整个社会的巨大变化,社会、政府、家庭给教育提供了越来越好 的条件,同时对教育也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也引发了教育管理人员学习西方科学管理理论的热情,可以说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第一次教育管理改革,在很大程度上是在“科学管理”思想影响下进行的。 科学管理思潮对教育管理的影响主要有以下特点: (一)注重提高教育管理的功能和效率 20世纪初,由于社会、生产、科技的迅速发展,各国基础教育也得到迅速发展,学校数量大量增加,社会 、团体、家庭对教育的投入也大量增加,这引起了人们对教育效益的广泛关注,企业界和政府部门对学校在管 理上的浪费现象提出了严厉批评,要求管理人员把重点放在质量和效率上。为此提出必须对学校各方面工作进 行考核,在社会和家庭的巨大压力之下,教育管理人员不得不放弃传统的教育价值观,转向接受与现代社会经 济发展相适应的价值观念、道德标准和管理模式,科学管理的思潮开始在学校管理中流行,它要求教育和管理 人员明确了解教育目标,了解学校的总效率与员工们的工作效率的联系,了解教师的工作成效,了解学生的学 习效果,了解一个班和另一个班教学效果的差别,了解本校学生与其他学校学生相比较孰优孰劣,即注意把经 费的分配同教学成本联系起来。如美国芝加哥大学的讲师富兰克林·博比特就提出,要提高学校行政的效率, 首先要确定学校产品的理想标准(即学生标准);其次规定学校的生产方式;生产者(教师)必备的资格和工 作准则。这样“管理人员就一定能够牢固地掌握控制生产成本的规律并懂得如何引进更有效的工作方法”,而 “效率意味着权力的集中化和监督者对全部执行过程实施明确的指挥”③,这样注重效率、成本、管理全过程 的观念对传统的经验型管理思想产生了很大的冲击。 (二)强调采用科学的方法进行量化管理 随着科学主义观念的流行,教育科学研究也开始了这方面的探索,量化方法如教育调查、教育统计、教育 测量成了学校进行科学管理的基本工具,成了记录、分析和比较教育产品及其成本的手段。我国改革开放以来 ,在教育管理中十分流行的岗位责任制、教师工作量的量化,标准化考试的盛行,甚至学生品德也要实行量化 标准,各种统计技术、量表以及成本核算程序的运用,使学校管理由粗放化走向了集约化之路。为保证质量和 效率,竞争和淘汰成为必不可少的措施,分数和年级、名次和证书,成为管理的主要手段,一切与此无关的兴 趣活动和课外活动,便理所当然地被排除在课程之外。 (三)以科层管理为组织基础 科层管理理论属于古典组织学派的一个分支。它是由德国学者马克斯·韦伯(Max weber)提出来的。其主要 贡献是提出了所谓理想的行政组织体系,即建立在理性——法律权威基础上的等级体系。科层管理理论认为, 在现代社会,由于科技革命改变了工作场所的性质,即分工细化和管理复杂化,这就有必要发展控制工作的综 合机构,创造沟通和协调的系统,确定管理者及其属员的行为准则。在韦伯看来,“充分发展的科层组织机制 较之其他组织,简直就象大机器生产与非机器生产方式之别”④,也就是说,他认为这种理想的行政组织体系 能提高工作效率,在精确性、稳定性、纪律性和可靠性方面优于其他组织体系。 虽然对教育管理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应用科层管理理论,有许多不同的看法⑤,但教育管理的理论研究 者和实践人员仍试图运用科层组织的概念和操作方法来说明和解决教育管理问题,对教育管理产生了切实的影 响。如在教育系统中建立上下衔接又有明确分工的管理体系;国家通过法律、法规、政策赋予各级教育组织以 明确的职责和权力;在学校内部建立和完善行政管理组织网络,各职能部门层次分明,分工明确,有标准的工 作程序;各级领导要经常考核下属的工作效率,并按他们的能力和成绩决定进退,等等⑥。 上述观点充分反映了以科学主义为导向的教育管理理论观点。由于有了效率意识,教育管理人员更容易与 社会各界沟通,促进了教育管理的科学化和理论化,促进了教育管理的专业化、理性化、协调合作、连贯性和 激励作用,为教育管理的理论和实践发展奠定了基础。但是,这种理论导向在实践中的缺陷也是相当明显的。 首先,它把人看成机器人、经济人,只能服从,忽视了教育是一项特别需要教师创造性劳动的事业,仅仅视教 师为执行命令的工具,无意调动教师的主动性、积极性,使人失去人性并使教师和学生屈从于机械程序和某些 领导人的专断独裁行为;其次,缺乏对组织环境的复杂性和动态性的认识,不重视处理组织中的人的问题,在 组织结构上的基调是独裁式,过份强调组织形式、成文的法律和规章制度等,缺乏对人格的尊重和对人的灵活 性的重视,其等级化、制度化的管理常常使组织僵化,束缚了事物的发展。第三,在强调教育管理和企业管理 的共性时,忽视了教育过程与生产过程、教师劳动与工人劳动、教育投资与生产投资、教育结果与工业产品的 区别。虽然以科学主义为导向的管理思想首创了运用定量方法解决管理问题,弥补了过去纯定性分析的不足, 但事实上很难完全用定量的方法来分析和评价教师和学生的情况,其研究方法带有明显的形而上学色彩。 随着时间的发展,以科学主义为导向的管理思想给教育实践带来的危害也越来越明显:首先,加速了学历 社会的形成,在教育中形成了两个无休止攀爬等级阶梯的群体,教师为更高的工资、更高的职务和职称而攀爬 ,学生为更好的学校、更高的学历和学位而用功,使教育背离了教育本身的价值,教师和学生常常在为许多虚 假的目标而奋斗。其次,在教育内部,颠倒了人和教育的关系,压抑人性、摧残儿童,把人培养成了科学技术 和官僚管理制度的工具,教育严重脱离了生活。再次,学校从传道、授业、解惑的场所成为一个“筛选”的等 级化机构和发放学历证书的场所,另外,由于学校教育转向考试中心主义,毕业证书成了挑选职业的通行证, 其贬值的速度也越来越快,激烈的升学竞争导致了普遍的厌学情绪,严重影响了学生个性的自由发展。 因此,以科学主义为导向的教育管理理论受到了来自两方面的批评,一是来自人文主义,一是来自伦理主 义,他们抓住科学主义的要害猛烈开火,批评它忽视人、忽视人性、忽视教育的本质、忽视教育与生活的联系 ,但它们各自的管理思想也是泾渭分明的。 二、以人文主义为导向的民主的人际关系管理思想 本世纪30年代以来,由于劳工运动和民主思潮的蓬勃发展,新兴社会科学的产生,加上学校规模扩大和学 校系统内部结构变化,科学管理思想受到来自各方面的猛烈抨击。于是,民主管理的新思想开始酝酿、诞生。 其中名气最大、影响最深的倡导者当推杜威,他在系统地提出基于人文主义精神的现代教育思想和教育主张的 同时,提出要让教师有机会更充分地参与管理,这不仅不会改变学校组织的本质,而且还将改变教师和管理人 员之间关系的类型和性质;作为学校管理人员的“领导应当是通过和别人交换意见从而激发和指导智慧的领导 ,而不是那种孤立地依靠行政方法专横独断地将教育目的和方法强加给别人的领导”⑦。以后,工业和社会科 学所进行的人际关系研究似乎在实验的基础上进一步证实了民主管理的支持者的所抱的信念——人道主义的领 导方式能够提高组织的士气和效率。 以人文主义为导向的民主管理思想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 (一)注重管理中的人际关系研究 当时工业方面进行人际关系研究的著名实验是美国芝加哥霍桑工厂的管理部门与哈佛大学管理教授E·梅奥 (Eltan Mayo)等人合作进行的“霍桑调查”,其研究结果促使管理上的“经济人”模式向“社会人”模式转换 ,即注重集体以及集体中人与人的关系等社会问题对个人和组织效率的影响。不久,此种研究形成为有广泛影 响的人际关系学说,其基本原理是:工人是“社会人”,是复杂的社会系统的成员,他们不仅有追求物质利益 的欲望,还有追求人与人之间的友情以及安全、归属等方面的社会和心理的欲望,满足工人的社会欲望,提高 工人的士气(如工作积极性、主动性、协作精神等),是提高效率的关键;领导的主要任务是组织好集体工作 ,要在正规组织的经济需求和工作人员的非正规组织的社会需求之间保持必要平衡。 最早意识到把人际关系学说的研究和教育管理联系起来的教育家是美国芝加哥大学教导主任拉尔夫·泰勒 ,他在《变化中的思想概念促使教育必须调整》(1941年)一文中提出人际关系的研究与学校管理人员有关, 他预见今后教育管理必将受到“霍桑实验”的影响。二战以后,把人际关系学说和教育管理结合起来研究的文 章增多,如威尔伯·约契主张校长要正确处理好全体教职员之间的关系,要和教师以平等的地位对话等,给教 育管理理论以新的启发。 (二)注重人的需要的满足 人际关系理论通过霍桑实验得出的重要结论是,提高生产效率的关键是提高工人士气。究竟怎样才能提高 员工士气呢?人际关系理论研究者认为:追求满足社会和心理方面的需要是激励人们的动力。以后的一些行为 科学研究者对此又作了进一步的探讨,认为人们各种各样的行为,都出自一定的动机,而动机又产生于人们本 身存在的需要。因此,人们的需要和动机确定了人们行为的目标,人们的行为都是为了达到一定目标。从人们 内在需要出发,推动人们采取某种有目标的行为,最终达到需要的满足,这就是激励的过程。以人文主义为导 向的行为科学论者认为,没有达到满足的需要是激励过程的出发点,行为的推动力。其中最有代表性的观点是 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和赫茨伯格的“需要激励两因素论”。 1.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 马斯洛认为激励的前提是,一方面,人是有需要的动物,只有尚未满足的需要才能影响行为,而已经满足 的需要不再是激励的因素;另一方面,人的需要是按重要性的等级排列的,一旦一种需要被满足,另一种需要 就会出现,并要求满足。这个进程是没有止境的,人就是为了满足需要而不断地生活和工作的。马斯洛在1954 年发表的《激励和人》一书中,把人的需要划分为五个等级。依次为:生理需要、安全需要、社会性需要、尊 重的需要、自我实现的需要。马斯洛的这些基本思想被后来的实际管理人员广泛接受,在教育管理中如何用更 高层次的需要手段来激发教师和学生的积极性,是教育管理人员普遍研究的课题。 2.赫茨伯格的“需要激励两因素论” 赫茨伯格同他的助手在调查研究中发现,人们不满足于工作时,是对工作环境不满;如满意工作时,则是 满意于工作本身。1959年他在发表的《工作的激励》一书中提出了激励的两因素论。即:第一,保健因素或维 持因素。这种因素是维持一个合理的满意水平所需的,没有它们,职工就不会满意,但它们的存在并不构成强 烈的激励。第二,激励因素。这些因素构成对职工强烈的激励,能使职工高度满意于工作。激励理论明确指出 人们的工作效率决定于人们的工作态度,而工作态度又取决于人们需要被满足的程度;而人们的需要是否能得 到合理的满足,又受到工作本身和工作环境的影响。70年代以后,马斯洛、赫茨伯格的管理理论对教育管理的 影响与日俱增,“自我实现”既是教育管理者自身的一种追求,他们也认为,以人文主义为导向的管理思想就 是要帮助每个人成为自我,如格里菲思就断言:“学校全体教师中士气的高涨,是和管理人员帮助他们每个人 在工作中获得的满足所能达到的程度直接联系在一起的。”⑧ (三)注重领导方式的研究 行为科学的研究者通过调查研究得出结论,在影响企业各部门工作效率的因素中,领导是最主要的因素。 他们发现生产效率高的领导人总是让下级清清楚楚地知道目标是什么,需要达到什么要求,然后让他们有充分 的工作自由。并且还认为,如果领导人员以职工为中心,不仅注重职工工作,而且经常关心他们的需要和愿望 ,那么这个部门的效率就高;如领导人仅以工作为中心,不关心职工的愿望和要求,这个部门的效率就低。利 克特和他的助手在调查研究中就领导是否对下级信任、下级在工作中有无自由的感觉,以及领导是否积极与下 级发生联系等三个方面进行了分析研究,提出了组织领导的四种基本制度;一种是剥削式的专制制,第二种是 仁慈式的专制制,第三种是参与制,第四种是民主制。调查结果发现,工作效率高的单位多采用第三、四种制 度。因此,利克特认为,高效率管理人员领导人的组织有以下鲜明特点:第一,整个组织中每个成员是相互高 度信任,目标一致,并有参与、支持完成目标的意识;第二,组织成员对组织目标有明确、合作的态度和正确 的动机;第三,组织是一个紧密结合的、工作有效的社会系统,成员之间相互信任、支持,领导鼓励成员有效 “参与”;第四,对成绩的总结,主要用来进行自我引导,而不是为了控制。国际知名心理学家K·节英(Kort lewin)与其研究生在美国依阿华大学进行了一系列实验,研究领导作风如何影响群体行为。结果显示,实行民 主领导的组织活动成果丰富,组织成员对相互间的交际感到满意,他们表现出更有创造性和独立性。 不难看出,以人文主义为导向的民主的人际关系思想之所以被教育管理界广泛接纳,除了与本世纪20—30 年代的民主思潮发展有关外,更实际的原因是因为它们有助于解决由于学校管理和教育行政越来越官僚主义所 造成的问题。同时,教育组织的进一步专门化及其在规模上的扩大、教育活动的复杂化都要求教育管理人员在 处理有关事物的过程中应更加依靠教师的合作和专业知识,而民主管理理论和人际关系理论两者的确都提供了 一些重新分配决策责任,以及帮助教育管理人员更好地同教师一道工作的方法。这种管理理论在实践中得到了 广泛传播,并在实际管理中产生了深刻影响。首先,它改变了教育管理中对人的看法,重视人的因素,特别是 将人的组织行为作为讨论的重点,不仅可资借鉴,而且开辟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促进了管理思想的繁荣;其 次是采用新的研究方法发展了管理理论,一方面开创多学科协调研究方法,另一方面加强了对人的行为的调查 研究;另外,它还强调人的行为的因果关系和行为规律,并据此采取相应的管理措施;第三是提出了在工作中 实现“民主”和“自主”原则,恢复“人的尊严”或“人性”,使组织目标与个人目标相结合等新的管理方式 ,开辟了一条管理新路,特别是倡导教师参与管理的各个方面,“目标管理”和“丰富工作内容”等方式方法 ,在教育管理实践中影响是很大的。 然而,民主的人际关系学说毕竟是资本主义社会一定阶段发展起来的管理思想,它不可能解决管理的全部 问题,也无法解决随着社会发展所产生的各种矛盾冲突。特别是这种理论被行为科学论者片面强调其作用,夸 大其在管理实践中的有效性,其片面性显得更加突出。加之制约人的组织行为的因素相当复杂,单靠某一种理 论予以科学的把握是相当困难的。所以,寻求多种理论的整合使教育管理理论趋于完善便成了人们继续奋斗的 目标。 三、以道德理想主义为导向的人伦管理理论 在前面我们已经提到,管理思想是由一系列价值观念、道德标准和思维定势所组成,管理者的管理行为就 是他的管理观念的体现,西方现代管理思想是西方文化的产物,它们无不出自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两大思潮的 融合。而以中国为代表的管理思想则是东方文化的产物,它是中华民族在长期改造自然、社会和自我发展的过 程中积淀而成的价值道德和思维定势。中国人处事、待人、律己都是以中国传统文化的是非标准为准绳的。在 管理思想上重人论、重和谐、重传统居于主导地位。正如伦理学家罗国杰先生所说:“人伦关系和人伦价值是 中国传统伦理思想的起点,精神境界是中国传统思想的支柱,人道主义是中国传统伦理思想的优秀。整体观念 是中国传统伦理思想的归宿。修养践履是中国传统伦理思想的根本要求,而推己及人则是中国传统伦理思想的 唯一重要方法。”⑨我国现在的教育行政与管理人员就是在人伦为本的文化影响下成长起来的,在他们头脑中 潜藏着以道德理想主义为导向的人伦管理思想。这种思想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特点: (一)强调政教合一 道德理想主义特别重视教育的作用,视教育为改造人的灵魂的工具。有一句名言:“学校的一切工 作都是为了转变学生的思想”⑩,可说是这一观点的代表。道德理想主义者特别是在儒家的哲学里,政治就是 教化,教化也就是政治,“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11)管理者首先是一个教育者,管理过 程也是一个教育过程。他们反对自然主义学说,认为人在组织中如不被好的东西去影响、改造,就会被坏的东 西影响、改造。教育的责任就在于“化性启伪”,引人向善,就是把人的本性中好的东西发掘出来,用以驱除 后天不好的东西,向“仁”和“君子”迈进。管理就是通过管理者的教育,使被管理者遵守人伦关系中的秩序 。 (二)重视知行合一 道德理想主义强调知行合一,强调用一整套伦理规范来规范人在组织中的行为乃至个人的生活小节,管理 就是建立一种伦理规范,管理方式主要是通过做、行,在做和行的过程中养成行为习惯,以道德理想主义为导 向的管理者相信、道德理想、道德秩序是个人精神和国家的支柱,它甚至可以超越经济的、军事的力量,并且 相信一种理想的道德可以通过合适的方法、途径有效地灌输给受教育者,陶行知先生在晓庄师范、山海工学团 、重庆育才学校就是进行这样的教育,也是实践这种管理。陶行知把它概括为“教学做合一”的原则:“教学 做是一件事,不是三件事。我们要在做上教,做上学。在做上教的是先生,在做上学的是学生。从先生对学生 的关系说:做便是教;从学生对先生的关系说:做便是学。先生拿做来教,乃是真教;学生拿做来学,方是实学。不在做上用功夫,教固不成教,学也不成学。”(12) (三)讲求人伦秩序 以道德理想主义为导向的管理思想十分讲求人际关系中的秩序,要求尊卑有别、长幼有序,特别是下级对 上级的服从,朋友之间的“信”,上级对下级的“义”。办事要谦虚谨慎,宽容忍耐,严于律己,沉着稳健, 工作勤奋,生活节俭,讲究中庸,强调团结,重视和谐,遵守纪律,这一切对于提高管理的质量和效益起到了 十分重要的作用。 道德理想主义在中国的发展是源远流长的,以道德理想主义为导向的教育管理思想在中国的教育管理者的 头脑中也是根深蒂固的,从儒家的“修道之谓教”,到王阳明、陶行知的“知行合一”,都可以看出道德理想 主义的影子。以道德理想主义为导向的管理思想若服务于一个理性的、民主与法制健全的国家,管理的质量和 效率将会大幅度提高,教育将会取得巨大进步。但是,这种管理思想在长期的封建社会的土壤中也衍生出一些 消极因素,成为中国人前进中的包袱,比如崇尚权力的官本位专制主义思想;论资排辈的等级观念和行为准则 ;只重情义不讲效益;和为贵,忍为高;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缺乏开拓进取精神,等等。这是我们今天所必须 摒弃的消极因素。 四、融合——当代教育管理思想的基本走向 从以上管理思想发展的历史看,无论是西方管理思想还是东方管理思想,各种理论导向都有自己的视角和 侧重点,科学主义导向产生的变式都关心应当采取什么措施才能使组织更富有效率的问题,其视点在于组织结 构方面。人文主义导向产生的变式其注意力则在于人的情感和其他的心理因素,强调人的需要。道德理想主义 产生的变式则强调秩序、人伦关系的重要性。但是,随着当代社会、经济、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在学科高度 分化、高度综合的趋势影响之下,许多学者发现单独一种教育管理思想解决不了问题,教育管理思想也不可避 免地要走向融合,即博采众家之长,促进教育管理的民主化、科学化和专业化。 在西方,随着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耗散结构理论、协同理论、突变理论以及电子计算机技术的兴起 ,一种以这些理论为基础的开放系统管理理论开始受到管理界的欢迎,并引入教育管理,可以视为教育管理理 论走向融合的发端。系统管理论认为,学校是社会系统中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且认为学校、社区和社会之间的 界限是可以渗透的、相互作用的,社会上各种因素(政策的、观念的、经济的、风情的等等)都在影响着学校 的教育质量、工作秩序和效率。一方面,系统管理学说从系统观念上给教育管理人员提供了一种思想方法,提 供一种把学校内外环境、各种因素作为整体进行思考的方法,要求教育管理人员树立起整体优化观念、合理组 合观念、动态平衡观念、开放与闭合统一观念、信息沟通与反馈观念。同时把系统分析的方式应用到教育调查 、教育预测、教育决策、教育规划、教育评价、教育诊断之类的教育行为之中。另一方面,系统管理学说认为 教育是一个以人为主体的一体化系统,它是由许多子系统组成的开放的系统。第一,学校是由人、物资、教育 媒介和其他资源在一定目标下组成的复杂系统,一个系统的变化会引起另外几个子系统的变化,学校领导人在 协调学校内部管理过程时,要注意各子系统之间的动态联系。第二,学校是一个开放系统,是社会大系统中的 一个子系统,它受外部环境影响,如社会对学校的政策和法律规定及广泛的文化影响,它同时也影响外部环境 ,它只有在与外部环境相互影响中才能达到动态平衡。同时,系统管理理论往往同权变理论结合起来,不承认 在处理组织问题时有一套放之各种组织而皆准的方法,管理应该是根据学校系统内部和外部的具体情况对组织 问题作出灵活处理。 在我国,特别是80年代以后,我们在学习西方管理思想的过程中改造我国原有的管理思想和体制,大多数 学者认为,我们学习西方管理理论,无论是以科学主义为导向的,还是以行为主义为导向的,都是为了消化、 吸收,为我所用。根据对以上三种教育管理模式的分析,我认为必须用邓小平关于“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 世界,面向未来”的伟大教导为指南,对中国与西方、传统与现代的管理理论进行系统地、深入地研究,把现 代的先进管理理论与中国实际情况结合起来,既不妄自菲薄,盲目崇拜,也不全盘否定,大加讨伐。纵观整个 世界管理理论的发展,东方与西方,传统与现代,理论与运用,多样与综合,已成为当代教育管理理论完善与 更新的大趋势。 中小学教育论文:美国中小学教育中的服务性学习 摘 要:服务性学习是一种在行动和反思过程中进行的经验性学习,它已成为近年来美国教育改革运动的焦点之一。服务性学习把社区服务作为获得特定学术目标的载体,并在此过程中培养学生的反思精神和公民责任。 关键词:美国;服务性学习;中小学生 服务性学习是学习、服务与教学相结合的一种独特方式,目前在美国已经成为一项贯穿学前到12年级以及大学教育阶段的学习运动。在服务性学习中,学校等教育组织与培训机构,社会组织紧密联系,学习从教室延伸到社区,并给学生提供了一定的时间,比学生通过参与一系列融合个人和小组的活动与服务,反思自己的服务与学习经历,服务性学习能够发展和丰富学生真实的知识、实践技能,以及增强他们终身的社会责任心与公民价值观、学生在真实情境中运用知识、技能,在此过程中培养对他人的关怀感、服务性学习有效地把学生的知识获得和不断发展与丰富联系在一起。 一、服务性学习释义 对服务性学习的理解有多种。一般认为,服务性学习是一种教育理念、一种教学策略或者是一种学生学习经验的补充。它强调把社区服务作为学生学习与掌握技能和知识的一种方式,学生在行动中不断观察和认识,不断进行自我发现和自我反思,除了知识和技能的获得外,服务性学习更强调价值观的养成和增强。“它为学生提供镜子以观察自身,提供显微镜以审视社会,提供双倍望远镜以探究前景”。 密执安州立大学教育学院教授阿登·姆恩(Arden Moon)认为,服务性学习是将服务与内容结构予以统合并进行实施的一种课程计划。伊勒(Evier,1999)和盖勒斯(Giles)认为服务性学习是一种经验性的教育模式,“经验促进理解,理解促进更有效的行动”。 美国国家实验教育协会(National Socitety for Expefimentaial Education)对服务性学习的定义如下:学生有明确的学习目标,并且在服务过程中对所学的东西进行积极反思的有组织的服务活动。 美国服务性学习委员会最近颁布的《在行动中学习:美国学校服务性学习的力量》的报告指出:“服务性学习与自愿服务是不同的,它是一种把社区服务和学术学习相结合的教学方法,用以促进学生的学习,增强其公民责任感,同时促进社区发展和进步。” 需要指出的是,服务性学习不是一种自愿者的计划.也不是学术课程的附加,而是课程本身;服务性学习不是用来惩罚学生的服务,也不是只适用于高中与大学,更不是使学生或社区单方面受益,而是使双方互惠;服务性学习强调的是合作,而不是竞争;服务性学习不是只适合于某一些学科,而是可以在任何学科和任何年龄段的学生中开展,方式可以不同。 服务性学习与社区服务是不同的。服务性学习将社区服务作为实现学生的学术目标的媒介,与学术内容和学术标准相联系。阿登·姆恩教授认为,社区服务不涉及正规学术性的需要及其任务;社区服务通过学生的自愿努力满足社区需求,服务性学习也满足那种需要,但它将那种需要作为审视我们自身、社会和未来的基础。并且,服务性学习给学生提供了在现实生活情境中来应用新的已获得的技能与知识的机会。学生从事的服务对于社区而言是有价值和有意义的。然而,我们应明确,只有当社区服务适应学校课程目标时,服务性学习才有可能发生,并具有一定的价值。 美国的服务性学习已渗透到各级教育教学的方方面面-在服务性学习中,一般是首先确定一个课题,进行讨论,然后分小组到社区服务一段时间,最后描述整个过程,进行总结和反思。教育改革服务性学习联合会(Alliance Service- learning in Education Reform)认为服务性学习主要由以下几个部分组成: (1)预备——学生在他们的社区中发现问题,并制定适应社区需要的发展计划; (2)合作——来自于社区团体的学生与当地社区形成伙伴关系,共同解决社区问题; (3)服务——学生实施有助于社区发展的服务性计划; (4)课程统合——学生为解决社区问题而运用在学校里掌握的知识; (5)反思——学生花费一定的时间对所从事的社区服务性工作进行思考、讨论,并进行归纳、总结,最终形成文字材料。 二、服务性学习的历史发展 美国服务性学习最早可以追溯到20世纪初教育家杜威的“在做中学”的思想、早在1915年,在阿巴拉切亚就出现了工作、服务和学习相结合的两年制或四年制的民间大学。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为改善经济萧条的困境,美国决定提供受教育机会,要求学生毕业后以服务社会作为回报。人们发现,学校不是社会的“孤岛”,大量的社区活动能够不断地渗透到青少年的学习活动之中。20世纪60年代,服务性学习被首次提出,在接下来的十年里,各种志愿服务组织和团体从地方扩展到全国,参与人数迅速增加。 1979年,美国国家服务性学习中心成立,并提出三条基本原则。20世纪80年代以后,美国教育界掀起了服务性学习的热潮,服务性学习在全美得到普及,教育界已经开始探索各种服务性学习模式。正是因为意识到服务性工作计划的内在价值,美国的决策者、立法者及教育者才全方位推进丁地方、州和国家层次的计划。 美国政府1990年颁布的《国家和社区服务法案》(The National and Community Service Act of 1990)和1993年克林顿总统颁布的《全美服务信任法案》(The National Service Trust Act of 1993),均以法律形式确定了服务性学习的地位和发展趋势。 在美国各州和地方学区的推动下,服务性学习运动已经从教育的边缘发展成为教育的主流。从1984年到1997年,参与服务性学习的中小学生从90万名上升到126万名。 1999—2000学年,在349所接受调查的大学中,有71.2万名学生参加了服务性学习,有12.2%的教师提供服务性学习课程,有9%的学校把服务性学习课程作为毕业的要求。美国服务性学习委员会2001年的报告指出,2000—2001学年,美国参与服务性学习的中小学学生超过了130万。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开发和实施服务性学习项目的专业人员与州和地方认证机构合作,把服务性学习纳入教师教育改革之中。其具体做法是: (1)建立能够培养高质量服务性学习教师的课程体系。 (2)教师和教师教育机构(大学和学区)之间建立长期合作关系。 (3)对教师教育项目重点使用“教学对话”和“认知训练”的方法,尤其注意以反思性实践为重点的服务经验的现实性和背景性。 (4)要以长期培训代替短期培训。 1993年,为了探讨发展美国服务性学习教师网络的可行性,在一次由大学校园协作组织召集的会议上,首次提出要编辑一套关于服务性学习与教师教育的丛书。除了公立学校提出的项目外,一些大学和学区的教师教育项目也开始将服务性学习纳入教师教育中,力图将服务性学习项目与知识渊博的教师、提供支持的管理者、见多识广的社区成员和真正从事服务性学习的学生结合在一起,并力图以长期培训代替短期培训。 三、服务性学习的目标与价值 当今的美国学生正日渐脱离社区,失去了公民责任心,服务性学习有助于学生重构公民责任。服务性学习促进学生在连接理论与经验、思考与行动中学习,通过有意义的与必需的在社区的直接服务,满足尚未实现的需要,使学生有能力帮助他人,奉献自身,并与他人建立关爱的关系。经济学家杰里米·瑞佛肯(Jeremy Fifkin)声称,“服务性学习可能会成为21世纪解决社会问题的主要方法”。 服务性学习的目标主要包括: (1)给学生提供一个更为丰富的学习情境,帮助学生了解学术科目与现实世界的关系; (2)增强学生的自尊心与自信心,帮助学生了解如何做事,为学生的职业选择提供帮助; (3)增强学生对于自身学习的责任感,并具备履行公民职责与权利的能力; (4)向学生揭露社会的不适当、不公正问题,并帮助学生正确处理这些问题; (5)给学生提供跨文化学习的机会。 服务性学习将学生的课堂学习与现实社会问题和需要结合起来,既促进了学生的智力发展,又提高了学生的公民参与意识。同时,服务性学习不用打破学习的严密性和学科性,就能够提供给学生尽最大努力学习的理由,使学生积极参与服务计划,既达到服务社区的目的,又让他们形成了更高的学术成就目标。在服务性学习中。学生会分析社区和社会,了解社区的演变历程。他们会与无家可归者紧密联系,还会与上代人密切交往。除了参与服务性工作本身以外,学生们通过这种计划能够发展多种能力。 学生在服务性学习中.可以洞察社会特征,解决社会问题。学生参与服务如建筑改造、健康看护、环境保护、邻里联系等,能够使学生服务于社区,通过服务经历进行反思,能促进对学科的学习,并为公共健康、社区工作、城镇计划等作出贡献。研究表明,参与服务性学习的学生,其社会责任感、交往及学业能力等都有所增强。有94%参加服务性学习的学生认为,服务性学习教会了他们怎样与同伴和老师相处得更好,怎样在一个集体中工作得更好;帮助他们了解了社会,并知道怎样使它变得更好。 姆恩说:“我们的文化缺乏对年轻人进行公民相互依赖和个人责任心的养成性教育。服务性学习为中小学生开启了跨学科课程学习的大门,并给他们学习生活技能(如团队工作)提供了机会。”服务性学习对于学生个人和社会的发展、学术成就、公民责任心的发展以及职业拓展具有积极的影响。学生通过服务性学习,可以实现自我价值,他们对于社会问题和社会需要具有更深刻的认识,从而对社会文化更容易接受。 中小学教育论文:发达国家中小学教育科研改革的举措与经验 内容提要:发达国家中小学教育科研工作在政府支持、制度创新、评价机制,师资培训等方面,积累了一些先进的经验,这些经验对我国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具有借鉴和启迪作用。 关键词:教育科研;中小学;经验 教育科研是教育改革和发展的第一生产力。引领教师参加教育研究,推动“科研兴校”,是新一轮基础教育改革的必然要求。目前如火如荼的新课改,呼唤研究型教师和研究型学校的涌现,中小学如何开展教育科研是急需探讨的课题。“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西方发达国家中小学教育研究的改革经验,可以为我国基础教育改革提供借鉴和启示。 一、倡导教师参加科研 20世纪初,欧美国家的“教育科学化运动”(the Movement in Education Science)促使教师开始运用科学的方法解决教育问题,人们也逐渐重视教师的科研能力,特别是20世纪50年代,美国教育家斯腾豪斯呼吁“教师成为研究者”以后,美国教育界对教师的职能重新加以确定,认为教师不仅是知识“搬运工”,更重要的是最伟大的理论家和研究者。1960年-1970年,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贺拉斯曼——林肯”研究所的勒温 (lewin.k)、米勒(Mier.A)等人采用行动研究的方法帮助中小学教师在课堂教学中采用“合作学习策略”,引导教师观察和分析学生的学习行为的变化,及时获取学生和家长的反馈意见,改善教学效果。这项研究取得很大的成功,发展成为“计划——行动——观察——评价——再计划……”的教育行动模式,积极推动中小学教师参加教育研究,这种模式迅速在全美中小学流传开来。后来,欧美国家的教育管理者认识到,中小学教师应该在教育学术界的引领下从事研究,教育研究也应该从大学、实验室转移到中小教室和社区中去。 1985年,由美国“科学促进协会”制定的《普及科学——美国2061计划》,该计划希望从1985年哈雷彗星接近地球到2061年再次接近地球时,能使美国科技教育达到世界最高水平,确保美国科技超级大国的地位,这项计划覆盖全美范围内的从幼儿园到高中阶段的科学教育改革,“它是美国进行科学教育改革的主要项目,也是一个最早由中小学教师、大学教师和中小学家长共同参与的校改项目。”作为实施该计划的一个措施,美国科学家委员会编著了《科学普及资源》(Resource for Science Literacy)、《科学普及设计》(Design for Science Literacy)等教材,帮助教师提高自己的科学素质,指导教师专业发展和进行课程改革等等;2002年美国通过了35年来联邦政府教育政策最为重大的改革:《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案》,与此相应;美国教育部公布2002-2007年的教育部战略目标(Objevtives),其中战略目标二规定,“支持教师在基于研究的教学工作中获得专业发展”、“关注于基于研究的教学实践”、“为新教师开展基于研究的引导和咨询项目”。20世纪70年代,日本教育界针对中小学教学方法的死板,教师满足单纯的传授书本知识,忽视教育科研的弊病,呼吁中小学重视教育研究。为此,日本《教育公务员特别法》明确规定:“教育公务员为完成其职责,必须不断地进行教育研究和提高修养”。2000年日本内阁总理大臣在“教育改革国民会议”通过2l世纪教育新生计划,强调“加强对教育研究能力欠缺教师的严格管理(使之离开讲坛)”。英国在2002年教育法中,也对教师的教育研究提出要求,规定合格的教师必须“参与或完成制定的教学研究项目或培训课程。”前苏联教育科学院院长M.N.康达科夫也认为,千百万中小学教师是补充教育家和学者队伍的重要源泉。中小学教师的教育科研是整个教育科学事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俄罗斯联邦教育部在《2000-2005年俄罗斯联邦教育发展纲要》,中,要求政府加强对中小学教师教育研究的鼓励和支持,提高俄罗斯国民教育系统的国际威望。 二、中小学教育科研管理的制度化 20世纪50年代以后,欧美等发达国家中小学教育科研工作趋向于规范化、制度化,已经建立了一套完善的组织体系和保障机制,中小学教育科研工作开展得有条不紊。英、美国家中小学设立学科教学研究室、法国成立中小学教学研究委员会,学校为中小学教师开展教育科学研究提供经费、人员等支持。日本在中小学成立单科性质的研究会,鼓励教师进行课程设计,学科开发、开展教学实验等等,探讨教学、学校发展的问题。此外,中小学教师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和爱好成立各种教育领域的研究组织,诸如成立学生生活指导研究委员会、现代化教学手段研究小组之类,教师分工研究课题,共同发表成果,日本将中小学教师的教育科研成果纳入教师考核和评价体系中,进一步刺激教师教育科研的积极性。 前苏联中小学教育科研工作也颇具特色,前苏联教育科研管理机构主要是校务委员会和教学方法委员会,《苏联普通教育学校暂行条例》强调中小学教育研究管理的规范化,“为了发展和完善教育过程,提高教师和指导者的职业能力和创造能力,学校应当成立教学法委员会,教学法委员会的职能之一是组织人员进修,发挥他们的创造性和主动性,推广先进经验。”另一方面,校务委员会必须充分发挥其管理职责,“支持社会完善和发展青年教学和教育的主动精神、教师的创造性探索和实验性工作;确定学校与科研机构、生产单位、合作社组织、自愿协会、创造协会以及国家和社会其他机构的合作途径,以便为学生多方面发展和教师的创造性工作创造必要的条件。”20世纪90年代以后,俄罗斯联邦教育部制定2010年俄罗斯实现教育现代化的构想,进一步加强普通教育系统中教育机构与团体的科研、实验、设计管理与协调的机制,“落实普通教育系统中教育与科研工作方面的国家干部政策。” 1994年由美国国会审议通过,克林顿总统签署和的《2000年目标:美国教育法》,其中第九条规定教育部设立“教育研究和改进办公室”,加强中小学教育科研的管理、推广和资助,提供教育研究培训项目,提高大多数美国公立学校的教学质量,使之达到全国教育目标。另外,美国许多州、学区和学校建立独立于教育行政管理机构以外的地方教育理事会,在学区和学校科研管理上,地方学校理事会扮演重要的角色。学校理事会的职责是加强教师科研管理、—提高中小学教师参加课程开发、设计的能力。此外,还承担师资培训、教育经费预算和学校改革等重大问题。 欧美国家非常注重校长对中小学教育科研工作的管理和领导作用,德国认为校长必须是教育与教学专家。英国规定中学校长的主要任务之一是引领教师参与课程编制、教学管理和科研工作。美国教育学者珊娜·斯蒂格鲍尔将美国中小学校长的职责归结为三条:一是确定学校目标;二是组织教学工作,“即对教学提出要求,制定目标、研究方法,保证教学质量不断提高;三是领导改革,校长要学习如何创新,吸取对改革的意见,与教师合作开展校改实验,预测教师需求,给予教师满足。在《美国教育部——2002-2007年战略规划》中,教育部将通过ESEA的Tile II项目,鼓励发展创造性培训模式,提高中学校长的教育科研管理能力,支持现任校长的专业发展。 校长在学校管理和改革发展中扮演关键的角色,中小学校长在学校教育科研管理中发挥示范和引领的作用,恰如前苏联著名的教育学家苏霍姆林斯基所说:“如果你想让教师的劳动能够给教师带来兴趣,使天天上课不至于变成一种单调乏味的义务,那就应当引导每一位教师走上从事研究的这条幸福的道路上来。” 三、中小学教育研究加强与大学或其他教育科研机构的合作 20世纪80年代以后,“教师专业化”成为世界许多国家关注的中心和焦点之一。世界“教师专业化运动”推动了中小学教育科研的蓬勃发展,提高教师的专业素质和科研能力是中小学教育改革的重点。1990年、1995年,霍姆斯小组发表了关于改革中小学教育科研的新报告《明日之学校》(Tomorrow's School)和《明日之教育学院》 (Tomorrow's School Education),将大学教育学院与中小学联合起来;《建立类似于医学行业中教学医院的专业发展学校》(简称PDS学校,改变以往大学教育学院或师范学院与中小学教学互相脱节的状况,更好地适应社会和学生发展的需要。中小学与大学教育,研究机构在课程设计、教材编制、师资培训等方面加强科研合作,整体提高中小学的教育科研水平,提升教师素质,使新任教师和.成熟教师都能在教育研究方面得到进一步成长。PDS学校的创建,在中小学与大学间架起了沟通的桥梁,给大学实习生、大学和中小学教师的教育科研的发展都带来了益处,是教师教育多方面“共赢的”好模式。目前,美国全国教育协会(National Education Association)正在建立PDS学校网络,并且为 PDS学校制定了一些条例以规范其健康发展。2000年,美国几乎每一个州都有1000多所教师专业发展学校,中小学成为教师科研和工作的共同体,中小学教师、教育管理人员和大学教授形成伙伴关系,共同有效地改革教学。 2001年日本政府实施教育新生计划,将教育改革作为最重要的国策,为了实现“学校变好、教育变样”的目标,日本政府加强大学与中小学教育科研的合作,努力克服整齐划一的弊病,引进发展个性的教育体系,2002年日本通过修改的《学校教育法》,其中政府财政预算投入17亿日元,促进大学、学会、协会、研究机构与学校教学的合作,创造能使多样的个性和能力充分发展的教育体系。 20世纪70年代,英法等欧洲国家针对中小学教师教育理论学习与实践相脱节的诟病,从学校需要出发,以学校为基地开展教研工作,强调大学、师范学院和其他教育机构的伙伴关系(partnership)。20世纪80年代随着教师专业化运动不断发展,英国、德国、荷兰等国家广泛接受和实施“以学校为中心”的大学与中小学一体化的校本教研模式。 1989年,法国教育预测专家、巴黎诺儿马学派的著名教授费朗西斯科·瓦尼斯科博士在重要著作《七千万中小学生——学习的欧洲》一书中,设想未来五种教学模式,其中“学术型学校模式”倡导将大学学术型研究引进中小学教育科研,鼓励教师参加教学研究,培养学者型的教师。目前英、法国家已经开始探索实验。 四、改革师资培训制度重视教育科研能力的培养 20世纪80年代以来,掀起了世界范围内师范教育改革的高潮,从“师范教育”走向“教师教育”,是教师专业化发展的必然要求。教师培养的开放性、多元化,更注重教师科研能力提高,是发达国家师资培训制度改革的重点。 美国国家教师职业委员会(NBPTS)是独立的、非赢利的组织,指导委员会包括州长、众议员、高级教育官员,以及社区组织和企业界代表,国家教师职业委员会提交五个优秀建议,其中第四条是教师应系统地思考自己的教学实践并从经验中学习;第五条,教师应成为学习型组织成员。1995年,北卡罗莱那州州长吉姆·汉特和国家教师职业委员会发起了国家教师资格证制度,专门颁发证书给有委员会认可的优秀教师,借以鼓励教师参加教学和科研的积极性,克林顿政府专门拨款奖励,并提出10年内全国10万名教师获此殊荣,达到平均每所学校都有1名获得国家教师资格证书的教师。 2000年美国联邦政府教育项目“艾森豪威尔专业发展计划”,对各州和地方实行绩效拨款,推动师范教育改革,建立专业发展的高标准,提高教师质量,使之具有独立的教育科研能力。《美国教育部2002-2007年战略规划》中要求提高教师和校长的素质,“我们将于各州、各高等教育机构以及各认证机构通力合作,极大地提高教师职前培养项目的质量。我们将推动开展情景阅读教学培训以及其他以研究为基础的教学法”。 美国不断提高教师的学术和学历水平,美国中小学教师一般都具有学士学位。哥伦比亚特区规定高书教师必须具备硕士以上学位,鼓励教师成为学者、教学者、交往者和决策者。美国务州教育部门经常组织讲座和科研活动,不少学校对终身教师提供学术假期,促进教师参加进修活动。 2001年日本国会审议通过教育改革六项法案,其中以培养“教育专家”为目标,提高师资质量被列为教育改革的战略重点,日本文部科学省根据国会议案,进一步落实措施,改善教师资格制度,建立新的教师研修制度,加强教师的社会体验学习;实行优秀教师的表彰和加薪制度;加强对教育科研能力欠缺的教师的严格管理。从2001年起,日本教育研究生院实行教师休假研修制度,支持鼓励教师自发性的培训活动。日本教育科研机构遍布全国,都、道、府、县共建立近千个教育研究团体,中小学教师是这些团体的骨干。法国和意大利非常重视中学教师的教育学素养,法国要求中学教师获取教育学学士学位,意大利要求教师具有博士学位,一般是教育博士。 五、重视教育科研成果的推广和应用 科研成果必须物化生成实践,才能发挥应有效益。美国科研成果转化率为 80%-85%,日本为60%-70%,西欧为50%-60%。美国非常重视科研成果在生产实践的直接推广和应用,这深受美国实用主义传统影响。美国中小学强调教育理论与实验紧密结合,杜威、布鲁纳、布卢姆等世界级的教育改革家都注重教育理论在实践中的推广,事实上“美国行为科学本身就比较发达,一批专家学者就用教育理论、心理理论,在中小学搞调查,做实验,提出新理论,于是就有一批学校、教师去推广和实验。”2000年美国教育部专门成立“教育研究和改进办公室”,负责开展和支持有关教育研究的活动;推广教育研究成果,为解决学校具体问题提供技术援助;收集、分析和传播教育情报服务资料。 2001年日本文部科学省实施面向21世纪彩虹计划,努力构建适应新肘代的新型学校,培养人格丰富且有创造性的日本人。为此,日本政府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中小学教育研究,并将研究成果应用于教育改革实践,努力创造多样化和富有人性化的教育体系。此外,文部省积极鼓励教师将教育科研成果应用到相关学科进行教学实验和探索,日本当代数学教育家远山启所发明的“水道式数学教学实验模式”,在文部省的宣传和推广下,逐渐被日本中小学教育界接受,特别受到中小学数学教师的青睐。 教育科研成果是否运用到学校实践中去,是教育改革成败的关键,事实上,只有借助科学,学校才能改造教育与教学工作,不断提高教育质量。所以,在面向21世纪的世界教育改革热潮中,发达国家非常重视中小学教育科研成果的推广和应用,“将教育转化成有科学证据支持的领域。” 中小学教育论文:激发学生的创造激情——对比中美中小学教育 内容提要:基础教育改革必须坚持继承中的创新和扬弃中的突破,学习和借鉴美国先进的教育理念,公平对待学生,充分重视和尊重学生的自信,个性发展及创造性,让他们在无限的空间实现飞跃,开启学生的想象力、创造力;课堂教学以问题解决为中心,把思维空间留给学生,研究一个具有多种解决方法或答案的“开放性”问题;培养探究性学习,激发学生的创造激情。 关键词:美国教育;中国教育;自信心;创造性;探究性 面对一个全球化的新经济时代,面对一场世界性的教育大转型,人类第一次真正感受到了离政治、经济很远的教育的潜在作用力,从而刮起了一场教育改革的世纪旋风,在历史发展的重大时刻,新世纪中国教育改革声浪之大,为以往所未见,把基础教育予以前所未有的关注,尤其是中小学教育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 在如今国际大交流的时代,美国作为本世纪涌现出来的最具实力的经济大国,在民族素质上也自成一派,为世界各民族提供了学习与借鉴的榜样。当代几乎所有重大地改变了人类生活方式的科学发明均出自美国,为什么美国的科技如此发达,这与他们的教育有无密切关系?为什么中国中学生每年都能击败对手获得国际奥林匹克竞赛各种奖项,中国却无任何人获得过诺贝尔奖?而美国学者赢得的诺贝尔奖最多?这不是什么“起点赢终点输的问题”,究其原因就是诺贝尔奖需要原创性,需要人具备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这恰恰是中国入、首先是中小学生最缺少的。这不得不令我们深思,中国的教育问题出在哪里?中国应该有什么样的新教育?怎样改变以往的传统教育观,实现教育模式的革命性创新?可见,借鉴国外先进的教育理念,培养中小学生的创造力,已成为当今研究的重要课题。 一、营造民主氛围和宽松环境,树立学生信心 美国是一个拥有多元文化的移民国家,吸引各国优秀人才是其经济、科学、文化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但美国自身在短短几百年历史中所形成的一些特有的民族特性,在美国的经济发展中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主导作用。美国非常重视爱国主义教育,美国小学不开设与中国对应的思想品德教育课程,他们的爱国主义教育通过组织学生参加各种社会活动,参观、访问、了解重大历史事件来进行,不讲很多道理,却直观、形象地从小培养孩子的民族自豪感。 美国学校从小重视和尊重孩子的自尊心和自信心,只有孩子对自己充满信心,长大才能在无限的空间实现飞跃。美国从小学就为孩子营造培养信心的环境。在美国的中小学里,学生在课堂上具有跟老师平等的人格和地位,可以随时与老师进行对话、交流、讨论甚至争辩,在这个过程中,学生从小就养成了人“生而平等”的人格感,能够在活动、游戏、讨论、实验等各个环节中学会独立动手、动脑分析解决问题,学会如何与人相处的团队精神。 在非传统学校奥龙(AHLONE)小学,校长为黑人苏珊(Susan Charles)博士,她是一位富于教育理念的专家:充满了对学生的尊重和理解,苏珊说:“76年前就在这里建立了非传统小学。课堂上我们教什么呢?自信心。每个人只叫名字不叫姓,校长也一样,主要按个人特点和能力而不是按地位来区别.我们要让孩子明白,大家都是社区的一员;每个孩子都需要独立思考,独立思考不是个人英雄主义,而是为了锻炼孩子的思维能力。这里的老师组织能力非常强,注重给学生选择权,让学生在各种选择中做出抉择,并善于自我评估。”教学管理气氛轻松。众多教学科目教师只负责组织,具体的由孩子凭想象去做。例如手工制作,孩子可利用各种工具、材料“为所欲为”,教师很少干预,作品五花八门,别出心裁,孩子完成的作业虽然幼稚,有的不伦不类甚至荒诞,但毫无思想制约,体现井开启了孩子们的想象力、创造力。学校不以统一模式“铸造”学生,教师对学生“管”得不多,评语多是鼓励性的,在学生学习和活动的过程中,教师从不说;“不行”、“错了”之类的话,更多的是说:“做得很好”、“再试一试”类似鼓励的话。教师尊重学生的权利体现在许多方面,学生所在班级都没有指定的班长,而是由班上同学每天轮流当“干部”,负责班里当天的所有事务。他们之所以如此兴奋和负责,因为他们意识到这一天他是班上最重要的学生,也是班上的中心人物。而且,这种机会对每个孩子来说都是公平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明天”。这样培养一个孩子的“领袖”意识及实施管理的自信。 美国教育所倡导的从小培养孩子的自信、个性发展及创造性,恰恰是中国教育所忽视的,我国中小学注重对知识的积累和灌输,注重培养学生对知识和权威的尊重,注重对知识的掌握和继承,老师习惯于以权威、监督者的形象,严肃地站在学生面前训话、布道,学生只能毫无质疑的听取、尊重。然而一味强调尊人,势必抑压尊己,无形中减弱了思维能力还很低的孩子的自信心,限制了他们创造性思维的发展。各级教育行政部门领导、校长、教师、学生、家长仍然被高考、中考的大棒指挥得团团转,这种现象继续下去,亿万学生的创造可能被强力禁锢在考试升学一条路上,学生只知道考试,只知道背书的高分低能儿学生竞争压力大,负担过重,娱乐活动极少,社会活动更是单一,其主要知识来源于课堂,因学校几乎包揽一切,缺乏对学生的个性培养,学生仅学会了死记硬背,无条件服从,形成了习惯性的,依赖性的思维定势,不会自己做决定,生活自理能力极差,更谈不上独到的见解和创意,对社会对人的认识严重缺乏。这些都与现代社会对人才的要求相违背,学生既不能发展自己的独立判断能力,也感受不到独立解决问题的成就感和自豪感,如此,学生就会缺乏自信心和独立能力。 自信心是一种积极的心理品质,是培养学生各种良好习惯的动力基础,更是人格的优秀。缺乏自信是制约孩子健康成长的严重阻碍,正如拿破仑所说:“默认自己无能,无疑是给失败创造机会。”为了战胜在学习中遇到的种种困难,加强中小学生自信心培养很有必要。 二、课堂教学以问题解决为中心,是进行创造教育的主渠道 20世纪80年代,美国逐渐出现了具有战略意义的教法改革——以问题解决为中心的课堂教学。这个思想通过什么渠道影响着美国教育,今天我们尚未追踪到它的足迹、但是,这个思想带来的影响却日益响亮地回荡在美国学校的课堂里,它甚至波及英国课堂、德国课堂和日本课堂。 “以问题为中心的学习” (Problem—based Learning)是围绕现实中的一些问题,通过观察或实验最终获得答案的一种学习方法,通常包括三个阶段: (1)提出问题或假说。问题作为学习的最初动机和挑战,它结构不明确,没有简单、固定、唯一的正确答案,但它能激起学生探索、寻找解决方法的愿望,激发学生的创造性。 (2)针对问题或假说进行观察或实验。学生要研究一个具有多种解决方法或答案的“开放性”问题,通常是在一段时间内以小组形式合作学习、工作,强调以学生为中心。这种教学方法对突破学生思维的僵化、呆滞,刺激思维的灵活性有一定作用。 {3)学生通过研究、分析,接受或拒绝先前假设,从而获得问题答案。具体的研究方法包括调查研究、实验研究、文献研究等。如美国爱恩中学,针对书包负重对学生健康的影响问题,成立了“书包”研究小组、并邀请儿童健康专家加以指导,试图找到一些解决问题的法案。他们还向地方的校董事会提出可能解决的办法,并要求学生考虑成本、空间、地方现行法规、法律问题及学生自身利益等问题。这就需要学生们运用知识去分析演绎。经过这番思考,进而学生们必须找出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 这种教学方法部分地回答了学生创造性思维能力培养的途径究竟在哪里的问题。它的背后隐含着美国人对基础教育目标的潜意识:大量地培养具有创造能力的科学家和工程师。其基础教育的立足点已不仅仅是学到什么,而是要学会探索什么,“以问题为中心的学习”能提供真实的体验,这些体验不但有助于各门学科知识的综合化,而且能够培养学生学习的主动性,能够帮助学生构建知识的框架,并能使学生自然地把学校学到的知识与现实生活相联系。因此,“以问题为中心的学习”的理念是一种积极的教学策略、方法。目的是让学生通过参与与真实世界相关的学习任务来提高他们的学习和培养自主学习的兴趣与能力,包括学会与人合作、自主决策、收集信息、解决问题等技能,从而促进学生个性的健全发展。 三、探究性学习,激发学生的创造激情 探究式教学的渊源可追溯到20世纪初,即杜威提出的以儿童为中心,从做中学的主张。20世纪中叶,美国生物学家、教育家施瓦布在多年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探究式教学方法。施瓦布认为科学知识、科学结构处在不断变化中,随着探究方法的改变,它们会不断地更新和修正。因此不能把科学知识当作绝对的真理教给学生,而应作为有证据的结论;教学内容应体现科学特有的探究方法,如解决问题的方法等;教师应当用探究方法来教授知识,学生也应通过探究活动来进行学习。 探究式教学所强调的学生自主探索、问题解决、发现学习、科学精神等必将为创新教育开拓新的路径,使创新教育能够真正付诸于现实。探究性学习是培养学生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的很好载体。只有让学生自主地去完成自己设计的问题,才能真正在研究的过程培养他们的能力和提高他们的素质。中国严格规范的教育管理虽然为中小学初级教育打下了基础,但缺乏对学生创造思维的培养。在同样的教学时间里,我国课堂上的知识难于美国,美国学校一星期的课程,我们只用了10分钟就完成,教师只是照课本讲公式、原理,学生听后背熟即可。正是由于进度快,所以课程内讲授的知识点多,这意味着我们的教育必然比美国教育省略了很多东西,省略了学生自己准备各种材料,自己动手制作的全过程。因而我们的学生不会像美国学生那样尝试到成功,也不会体验到失败。 中美两国教学过程的差异向我们显示,同样是一个知识点,对中国学生来说,这只是书本上枯燥乏味的并与自己的生活毫无关联的抽象理论,学生不会知道按照书上的程序去做仍会遇到很多困难,包括材料的性质是否符合实验要求,也包括具体的操作细节是否有误差;而对美国学生来说,书本上的内容是有趣的,并且是自己在实际生活中喜闻乐见的。闲为学生必然在实际生活中要自己动手操作、要思考、要选择、要寻找失败的原因、要克服各种困难、要享受成功的乐趣。 因此,与实际生活相连的教学过程不仅训练了学生的动手能力,而且能促使他们形成主动的学习态度和正确的知识观,激发强烈的学习兴趣和学习动力——可持续发展的内驱力,同时培养了创造力。美国从小学就普遍让学生做“课题”和“项目(Project)”,让学生自己去查资料,自己去进行研究学习,使学生从小独立掌握学习方法,老师没有大量的知识灌输.没有死记硬背大量的公式和定理,而是教给他们思考问题的方法,主动学习的方法,良好的科学习惯,对培养学生的探索精神和创造能力非常有益。 探究实际存在于我们生活的各个方面,有科学领域的探究,有生活领域的探究,有课堂上的探究活动等。课堂上探究式教学实际就是,将科学领域的探究引人课堂,在学生学习科学概念、原理之前,先进行探究活动,再根据自己的探究结果,做出科学的解释。即让学生通过重复或模拟科学家的探究过程,理解科学概念、科学原理和科学的本质,并培养学生的探究能力和意识。在教学过程中我们要改变传统的“灌输”、“识记”的“填鸭”式教学,鼓励学生自主选择、主动探究,让他们去观察、去发现、去感悟、去思考。充分尊重青少年的探究本能和个性,把思维空间留给学生,不要把问题限制得过死,不能轻易给学生答案,让学生通过动手、动脑、收集信息、处理信息、归纳总结,在实践中自己去寻找答案,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培养我们学生的创造能力。 中国和美国分别代表东方和西方文化的两大教育体系,中美两同由于历史和国情的不同,中国基础教育改革必须从本国的实际出发,基础教育改革必须坚持继承中的创新和扬弃中的突破,要求研究者和实践者以开放的态度和跨文化意识来突破原有的模式框架,在相互吸收和相互包容的基础上进行创新和整合。 中小学教育论文:中小学教育管理改革的理论导向——科学主义、人文主义和伦理主义的整合 摘要 不同的理论观点,既影响着教育管理理论的研究,也会在管理实践中形成不同的管理模式和管理风 格,也直接影响教育管理改革的发展方向。在当今世界,科学主义、人文主义和东方伦理主义形成了影响世界 教育管理理论与实践的三种理论思潮。三种理论在相互攻讦、相互作用、相互对话的过程中,给教育管理带来 了勃勃生机。三种理论思潮在理论和实践中的融合,已成为当代中国教育管理改革的一种理论导向。 关键词 教育管理 科学主义 人文主义 伦理主义 理论导向 从中小学教育管理发展的历史来看,无论古今中外,不同的研究者在研究教育管理的理论与实践时,总会 采取不同的理论观点和独特的研究方法,在批判、继承、交流、整合的基础上,形成了各种各样的教育管理理 论和流派。不同的教育管理工作者因其价值观念、道德标准、思维方式不同,会认同不同的管理理论,也就会 形成不同的管理模式和管理风格。我们为论述方便,可以大体将他们归并为:以科学主义为导向的以效率为核 心的“科学管理理论”;以人本主义为导向的“行为科学”理论;以伦理主义为导向的“人伦管理理论”①。 在当今世界,这三种理论导向构成了教育管理的基本图式。在当代中国中小学,对各种理论的探索和实践,也 深刻地影响着中小学教育的发展轨迹,但无论是世界还是中国,这三种理论导向发展的趋势,都正在逐步由对 立走向整合,对这种趋势的深入研究,对深化我国中小学管理改革,意义极大。 一、以科学主义为导向的科学管理 在科学主义者眼中,科学是对客观真理的认识,客观真理被认为是可以解决人类一切问题的出发点,而对 “科学方法”的普遍性信念,则被认为是人们在认识客观真理之后解决人类一切问题的法宝。现代科学管理是 在社会大生产条件之下,对科学主义理论的一种实践。在教育管理中的科学管理作法,许多是从企业管理中移 植过来的。对形成20世纪以来以科学主义为导向的管理思想影响重大的最早一种学说是英国工程师F·泰勒提出 的“科学管理”理论,泰勒认为:科学管理的原则有四条,一是对工人操作的每个动作进行科学研究,用以替 代老的单凭经验的办法;二是科学地选择工人和管理人员;三是培训工人,使其掌握自己工种的学问;四是资 方与工人之间亲密协作,职责均分,资方要干自己应该干的事情,不要把它们都推给工人②。这种理论提供了 解决企业管理中怎样提高工人的劳动生产率和管理人员的工作效率这两个环节的方法,因而成了现代管理科学 的基础,它也被称为“科学管理主义”。其思想不仅在企业界得到广泛运用,而且也运用到教育和社会生活的 其他方面。例如在美国,由于公共学校教育在19世纪末得到迅速发展,教育管理面临许多新的棘手问题,同时 政府和社会对教育的巨额投资引起了人们的关注,他们向学校要效率,学校管理人员只好求助于泰勒的方法, 成为在教育管理上与当时西方掀起的“教育科学化”运动遥相呼应的一种思潮。在我国,70年代末80年代初迎 来了“科学的春天”,改革开放的热潮带来了整个社会的巨大变化,社会、政府、家庭给教育提供了越来越好 的条件,同时对教育也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也引发了教育管理人员学习西方科学管理理论的热情,可以说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第一次教育管理改革,在很大程度上是在“科学管理”思想影响下进行的。 科学管理思潮对教育管理的影响主要有以下特点: (一)注重提高教育管理的功能和效率 20世纪初,由于社会、生产、科技的迅速发展,各国基础教育也得到迅速发展,学校数量大量增加,社会 、团体、家庭对教育的投入也大量增加,这引起了人们对教育效益的广泛关注,企业界和政府部门对学校在管 理上的浪费现象提出了严厉批评,要求管理人员把重点放在质量和效率上。为此提出必须对学校各方面工作进 行考核,在社会和家庭的巨大压力之下,教育管理人员不得不放弃传统的教育价值观,转向接受与现代社会经 济发展相适应的价值观念、道德标准和管理模式,科学管理的思潮开始在学校管理中流行,它要求教育和管理 人员明确了解教育目标,了解学校的总效率与员工们的工作效率的联系,了解教师的工作成效,了解学生的学 习效果,了解一个班和另一个班教学效果的差别,了解本校学生与其他学校学生相比较孰优孰劣,即注意把经 费的分配同教学成本联系起来。如美国芝加哥大学的讲师富兰克林·博比特就提出,要提高学校行政的效率, 首先要确定学校产品的理想标准(即学生标准);其次规定学校的生产方式;生产者(教师)必备的资格和工 作准则。这样“管理人员就一定能够牢固地掌握控制生产成本的规律并懂得如何引进更有效的工作方法”,而 “效率意味着权力的集中化和监督者对全部执行过程实施明确的指挥”③,这样注重效率、成本、管理全过程 的观念对传统的经验型管理思想产生了很大的冲击。 (二)强调采用科学的方法进行量化管理 随着科学主义观念的流行,教育科学研究也开始了这方面的探索,量化方法如教育调查、教育统计、教育 测量成了学校进行科学管理的基本工具,成了记录、分析和比较教育产品及其成本的手段。我国改革开放以来 ,在教育管理中十分流行的岗位责任制、教师工作量的量化,标准化考试的盛行,甚至学生品德也要实行量化 标准,各种统计技术、量表以及成本核算程序的运用,使学校管理由粗放化走向了集约化之路。为保证质量和 效率,竞争和淘汰成为必不可少的措施,分数和年级、名次和证书,成为管理的主要手段,一切与此无关的兴 趣活动和课外活动,便理所当然地被排除在课程之外。 (三)以科层管理为组织基础 科层管理理论属于古典组织学派的一个分支。它是由德国学者马克斯·韦伯(Max weber)提出来的。其主要 贡献是提出了所谓理想的行政组织体系,即建立在理性——法律权威基础上的等级体系。科层管理理论认为, 在现代社会,由于科技革命改变了工作场所的性质,即分工细化和管理复杂化,这就有必要发展控制工作的综 合机构,创造沟通和协调的系统,确定管理者及其属员的行为准则。在韦伯看来,“充分发展的科层组织机制 较之其他组织,简直就象大机器生产与非机器生产方式之别”④,也就是说,他认为这种理想的行政组织体系 能提高工作效率,在精确性、稳定性、纪律性和可靠性方面优于其他组织体系。 虽然对教育管理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应用科层管理理论,有许多不同的看法⑤,但教育管理的理论研究 者和实践人员仍试图运用科层组织的概念和操作方法来说明和解决教育管理问题,对教育管理产生了切实的影 响。如在教育系统中建立上下衔接又有明确分工的管理体系;国家通过法律、法规、政策赋予各级教育组织以 明确的职责和权力;在学校内部建立和完善行政管理组织网络,各职能部门层次分明,分工明确,有标准的工 作程序;各级领导要经常考核下属的工作效率,并按他们的能力和成绩决定进退,等等⑥。 上述观点充分反映了以科学主义为导向的教育管理理论观点。由于有了效率意识,教育管理人员更容易与 社会各界沟通,促进了教育管理的科学化和理论化,促进了教育管理的专业化、理性化、协调合作、连贯性和 激励作用,为教育管理的理论和实践发展奠定了基础。但是,这种理论导向在实践中的缺陷也是相当明显的。 首先,它把人看成机器人、经济人,只能服从,忽视了教育是一项特别需要教师创造性劳动的事业,仅仅视教 师为执行命令的工具,无意调动教师的主动性、积极性,使人失去人性并使教师和学生屈从于机械程序和某些 领导人的专断独裁行为;其次,缺乏对组织环境的复杂性和动态性的认识,不重视处理组织中的人的问题,在 组织结构上的基调是独裁式,过份强调组织形式、成文的法律和规章制度等,缺乏对人格的尊重和对人的灵活 性的重视,其等级化、制度化的管理常常使组织僵化,束缚了事物的发展。第三,在强调教育管理和企业管理 的共性时,忽视了教育过程与生产过程、教师劳动与工人劳动、教育投资与生产投资、教育结果与工业产品的 区别。虽然以科学主义为导向的管理思想首创了运用定量方法解决管理问题,弥补了过去纯定性分析的不足, 但事实上很难完全用定量的方法来分析和评价教师和学生的情况,其研究方法带有明显的形而上学色彩。 随着时间的发展,以科学主义为导向的管理思想给教育实践带来的危害也越来越明显:首先,加速了学历 社会的形成,在教育中形成了两个无休止攀爬等级阶梯的群体,教师为更高的工资、更高的职务和职称而攀爬 ,学生为更好的学校、更高的学历和学位而用功,使教育背离了教育本身的价值,教师和学生常常在为许多虚 假的目标而奋斗。其次,在教育内部,颠倒了人和教育的关系,压抑人性、摧残儿童,把人培养成了科学技术 和官僚管理制度的工具,教育严重脱离了生活。再次,学校从传道、授业、解惑的场所成为一个“筛选”的等 级化机构和发放学历证书的场所,另外,由于学校教育转向考试中心主义,毕业证书成了挑选职业的通行证, 其贬值的速度也越来越快,激烈的升学竞争导致了普遍的厌学情绪,严重影响了学生个性的自由发展。 因此,以科学主义为导向的教育管理理论受到了来自两方面的批评,一是来自人文主义,一是来自伦理主 义,他们抓住科学主义的要害猛烈开火,批评它忽视人、忽视人性、忽视教育的本质、忽视教育与生活的联系 ,但它们各自的管理思想也是泾渭分明的。 二、以人文主义为导向的民主的人际关系管理思想 本世纪30年代以来,由于劳工运动和民主思潮的蓬勃发展,新兴社会科学的产生,加上学校规模扩大和学 校系统内部结构变化,科学管理思想受到来自各方面的猛烈抨击。于是,民主管理的新思想开始酝酿、诞生。 其中名气最大、影响最深的倡导者当推杜威,他在系统地提出基于人文主义精神的现代教育思想和教育主张的 同时,提出要让教师有机会更充分地参与管理,这不仅不会改变学校组织的本质,而且还将改变教师和管理人 员之间关系的类型和性质;作为学校管理人员的“领导应当是通过和别人交换意见从而激发和指导智慧的领导 ,而不是那种孤立地依靠行政方法专横独断地将教育目的和方法强加给别人的领导”⑦。以后,工业和社会科 学所进行的人际关系研究似乎在实验的基础上进一步证实了民主管理的支持者的所抱的信念——人道主义的领 导方式能够提高组织的士气和效率。 以人文主义为导向的民主管理思想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 (一)注重管理中的人际关系研究 当时工业方面进行人际关系研究的著名实验是美国芝加哥霍桑工厂的管理部门与哈佛大学管理教授E·梅奥 (Eltan Mayo)等人合作进行的“霍桑调查”,其研究结果促使管理上的“经济人”模式向“社会人”模式转换 ,即注重集体以及集体中人与人的关系等社会问题对个人和组织效率的影响。不久,此种研究形成为有广泛影 响的人际关系学说,其基本原理是:工人是“社会人”,是复杂的社会系统的成员,他们不仅有追求物质利益 的欲望,还有追求人与人之间的友情以及安全、归属等方面的社会和心理的欲望,满足工人的社会欲望,提高 工人的士气(如工作积极性、主动性、协作精神等),是提高效率的关键;领导的主要任务是组织好集体工作 ,要在正规组织的经济需求和工作人员的非正规组织的社会需求之间保持必要平衡。 最早意识到把人际关系学说的研究和教育管理联系起来的教育家是美国芝加哥大学教导主任拉尔夫·泰勒 ,他在《变化中的思想概念促使教育必须调整》(1941年)一文中提出人际关系的研究与学校管理人员有关, 他预见今后教育管理必将受到“霍桑实验”的影响。二战以后,把人际关系学说和教育管理结合起来研究的文 章增多,如威尔伯·约契主张校长要正确处理好全体教职员之间的关系,要和教师以平等的地位对话等,给教 育管理理论以新的启发。 (二)注重人的需要的满足 人际关系理论通过霍桑实验得出的重要结论是,提高生产效率的关键是提高工人士气。究竟怎样才能提高 员工士气呢?人际关系理论研究者认为:追求满足社会和心理方面的需要是激励人们的动力。以后的一些行为 科学研究者对此又作了进一步的探讨,认为人们各种各样的行为,都出自一定的动机,而动机又产生于人们本 身存在的需要。因此,人们的需要和动机确定了人们行为的目标,人们的行为都是为了达到一定目标。从人们 内在需要出发,推动人们采取某种有目标的行为,最终达到需要的满足,这就是激励的过程。以人文主义为导 向的行为科学论者认为,没有达到满足的需要是激励过程的出发点,行为的推动力。其中最有代表性的观点是 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和赫茨伯格的“需要激励两因素论”。 1.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 马斯洛认为激励的前提是,一方面,人是有需要的动物,只有尚未满足的需要才能影响行为,而已经满足 的需要不再是激励的因素;另一方面,人的需要是按重要性的等级排列的,一旦一种需要被满足,另一种需要 就会出现,并要求满足。这个进程是没有止境的,人就是为了满足需要而不断地生活和工作的。马斯洛在1954 年发表的《激励和人》一书中,把人的需要划分为五个等级。依次为:生理需要、安全需要、社会性需要、尊 重的需要、自我实现的需要。马斯洛的这些基本思想被后来的实际管理人员广泛接受,在教育管理中如何用更 高层次的需要手段来激发教师和学生的积极性,是教育管理人员普遍研究的课题。 2.赫茨伯格的“需要激励两因素论” 赫茨伯格同他的助手在调查研究中发现,人们不满足于工作时,是对工作环境不满;如满意工作时,则是 满意于工作本身。1959年他在发表的《工作的激励》一书中提出了激励的两因素论。即:第一,保健因素或维 持因素。这种因素是维持一个合理的满意水平所需的,没有它们,职工就不会满意,但它们的存在并不构成强 烈的激励。第二,激励因素。这些因素构成对职工强烈的激励,能使职工高度满意于工作。激励理论明确指出 人们的工作效率决定于人们的工作态度,而工作态度又取决于人们需要被满足的程度;而人们的需要是否能得 到合理的满足,又受到工作本身和工作环境的影响。70年代以后,马斯洛、赫茨伯格的管理理论对教育管理的 影响与日俱增,“自我实现”既是教育管理者自身的一种追求,他们也认为,以人文主义为导向的管理思想就 是要帮助每个人成为自我,如格里菲思就断言:“学校全体教师中士气的高涨,是和管理人员帮助他们每个人 在工作中获得的满足所能达到的程度直接联系在一起的。”⑧ (三)注重领导方式的研究 行为科学的研究者通过调查研究得出结论,在影响企业各部门工作效率的因素中,领导是最主要的因素。 他们发现生产效率高的领导人总是让下级清清楚楚地知道目标是什么,需要达到什么要求,然后让他们有充分 的工作自由。并且还认为,如果领导人员以职工为中心,不仅注重职工工作,而且经常关心他们的需要和愿望 ,那么这个部门的效率就高;如领导人仅以工作为中心,不关心职工的愿望和要求,这个部门的效率就低。利 克特和他的助手在调查研究中就领导是否对下级信任、下级在工作中有无自由的感觉,以及领导是否积极与下 级发生联系等三个方面进行了分析研究,提出了组织领导的四种基本制度;一种是剥削式的专制制,第二种是 仁慈式的专制制,第三种是参与制,第四种是民主制。调查结果发现,工作效率高的单位多采用第三、四种制 度。因此,利克特认为,高效率管理人员领导人的组织有以下鲜明特点:第一,整个组织中每个成员是相互高 度信任,目标一致,并有参与、支持完成目标的意识;第二,组织成员对组织目标有明确、合作的态度和正确 的动机;第三,组织是一个紧密结合的、工作有效的社会系统,成员之间相互信任、支持,领导鼓励成员有效 “参与”;第四,对成绩的总结,主要用来进行自我引导,而不是为了控制。国际知名心理学家K·节英(Kort lewin)与其研究生在美国依阿华大学进行了一系列实验,研究领导作风如何影响群体行为。结果显示,实行民 主领导的组织活动成果丰富,组织成员对相互间的交际感到满意,他们表现出更有创造性和独立性。 不难看出,以人文主义为导向的民主的人际关系思想之所以被教育管理界广泛接纳,除了与本世纪20—30 年代的民主思潮发展有关外,更实际的原因是因为它们有助于解决由于学校管理和教育行政越来越官僚主义所 造成的问题。同时,教育组织的进一步专门化及其在规模上的扩大、教育活动的复杂化都要求教育管理人员在 处理有关事物的过程中应更加依靠教师的合作和专业知识,而民主管理理论和人际关系理论两者的确都提供了 一些重新分配决策责任,以及帮助教育管理人员更好地同教师一道工作的方法。这种管理理论在实践中得到了 广泛传播,并在实际管理中产生了深刻影响。首先,它改变了教育管理中对人的看法,重视人的因素,特别是 将人的组织行为作为讨论的重点,不仅可资借鉴,而且开辟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促进了管理思想的繁荣;其 次是采用新的研究方法发展了管理理论,一方面开创多学科协调研究方法,另一方面加强了对人的行为的调查 研究;另外,它还强调人的行为的因果关系和行为规律,并据此采取相应的管理措施;第三是提出了在工作中 实现“民主”和“自主”原则,恢复“人的尊严”或“人性”,使组织目标与个人目标相结合等新的管理方式 ,开辟了一条管理新路,特别是倡导教师参与管理的各个方面,“目标管理”和“丰富工作内容”等方式方法 ,在教育管理实践中影响是很大的。 然而,民主的人际关系学说毕竟是资本主义社会一定阶段发展起来的管理思想,它不可能解决管理的全部 问题,也无法解决随着社会发展所产生的各种矛盾冲突。特别是这种理论被行为科学论者片面强调其作用,夸 大其在管理实践中的有效性,其片面性显得更加突出。加之制约人的组织行为的因素相当复杂,单靠某一种理 论予以科学的把握是相当困难的。所以,寻求多种理论的整合使教育管理理论趋于完善便成了人们继续奋斗的 目标。 三、以道德理想主义为导向的人伦管理理论 在前面我们已经提到,管理思想是由一系列价值观念、道德标准和思维定势所组成,管理者的管理行为就 是他的管理观念的体现,西方现代管理思想是西方文化的产物,它们无不出自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两大思潮的 融合。而以中国为代表的管理思想则是东方文化的产物,它是中华民族在长期改造自然、社会和自我发展的过 程中积淀而成的价值道德和思维定势。中国人处事、待人、律己都是以中国传统文化的是非标准为准绳的。在 管理思想上重人论、重和谐、重传统居于主导地位。正如伦理学家罗国杰先生所说:“人伦关系和人伦价值是 中国传统伦理思想的起点,精神境界是中国传统思想的支柱,人道主义是中国传统伦理思想的优秀。整体观念 是中国传统伦理思想的归宿。修养践履是中国传统伦理思想的根本要求,而推己及人则是中国传统伦理思想的 唯一重要方法。”⑨我国现在的教育行政与管理人员就是在人伦为本的文化影响下成长起来的,在他们头脑中 潜藏着以道德理想主义为导向的人伦管理思想。这种思想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特点: (一)强调政教合一 道德理想主义特别重视教育的作用,视教育为改造人的灵魂的工具。有一句名言:“学校的一切工 作都是为了转变学生的思想”⑩,可说是这一观点的代表。道德理想主义者特别是在儒家的哲学里,政治就是 教化,教化也就是政治,“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11)管理者首先是一个教育者,管理过 程也是一个教育过程。他们反对自然主义学说,认为人在组织中如不被好的东西去影响、改造,就会被坏的东 西影响、改造。教育的责任就在于“化性启伪”,引人向善,就是把人的本性中好的东西发掘出来,用以驱除 后天不好的东西,向“仁”和“君子”迈进。管理就是通过管理者的教育,使被管理者遵守人伦关系中的秩序 。 (二)重视知行合一 道德理想主义强调知行合一,强调用一整套伦理规范来规范人在组织中的行为乃至个人的生活小节,管理 就是建立一种伦理规范,管理方式主要是通过做、行,在做和行的过程中养成行为习惯,以道德理想主义为导 向的管理者相信、道德理想、道德秩序是个人精神和国家的支柱,它甚至可以超越经济的、军事的力量,并且 相信一种理想的道德可以通过合适的方法、途径有效地灌输给受教育者,陶行知先生在晓庄师范、山海工学团 、重庆育才学校就是进行这样的教育,也是实践这种管理。陶行知把它概括为“教学做合一”的原则:“教学 做是一件事,不是三件事。我们要在做上教,做上学。在做上教的是先生,在做上学的是学生。从先生对学生 的关系说:做便是教;从学生对先生的关系说:做便是学。先生拿做来教,乃是真教;学生拿做来学,方是实学。不在做上用功夫,教固不成教,学也不成学。”(12) (三)讲求人伦秩序 以道德理想主义为导向的管理思想十分讲求人际关系中的秩序,要求尊卑有别、长幼有序,特别是下级对 上级的服从,朋友之间的“信”,上级对下级的“义”。办事要谦虚谨慎,宽容忍耐,严于律己,沉着稳健, 工作勤奋,生活节俭,讲究中庸,强调团结,重视和谐,遵守纪律,这一切对于提高管理的质量和效益起到了 十分重要的作用。 道德理想主义在中国的发展是源远流长的,以道德理想主义为导向的教育管理思想在中国的教育管理者的 头脑中也是根深蒂固的,从儒家的“修道之谓教”,到王阳明、陶行知的“知行合一”,都可以看出道德理想 主义的影子。以道德理想主义为导向的管理思想若服务于一个理性的、民主与法制健全的国家,管理的质量和 效率将会大幅度提高,教育将会取得巨大进步。但是,这种管理思想在长期的封建社会的土壤中也衍生出一些 消极因素,成为中国人前进中的包袱,比如崇尚权力的官本位专制主义思想;论资排辈的等级观念和行为准则 ;只重情义不讲效益;和为贵,忍为高;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缺乏开拓进取精神,等等。这是我们今天所必须 摒弃的消极因素。 四、融合——当代教育管理思想的基本走向 从以上管理思想发展的历史看,无论是西方管理思想还是东方管理思想,各种理论导向都有自己的视角和 侧重点,科学主义导向产生的变式都关心应当采取什么措施才能使组织更富有效率的问题,其视点在于组织结 构方面。人文主义导向产生的变式其注意力则在于人的情感和其他的心理因素,强调人的需要。道德理想主义 产生的变式则强调秩序、人伦关系的重要性。但是,随着当代社会、经济、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在学科高度 分化、高度综合的趋势影响之下,许多学者发现单独一种教育管理思想解决不了问题,教育管理思想也不可避 免地要走向融合,即博采众家之长,促进教育管理的民主化、科学化和专业化。 在西方,随着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耗散结构理论、协同理论、突变理论以及电子计算机技术的兴起 ,一种以这些理论为基础的开放系统管理理论开始受到管理界的欢迎,并引入教育管理,可以视为教育管理理 论走向融合的发端。系统管理论认为,学校是社会系统中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且认为学校、社区和社会之间的 界限是可以渗透的、相互作用的,社会上各种因素(政策的、观念的、经济的、风情的等等)都在影响着学校 的教育质量、工作秩序和效率。一方面,系统管理学说从系统观念上给教育管理人员提供了一种思想方法,提 供一种把学校内外环境、各种因素作为整体进行思考的方法,要求教育管理人员树立起整体优化观念、合理组 合观念、动态平衡观念、开放与闭合统一观念、信息沟通与反馈观念。同时把系统分析的方式应用到教育调查 、教育预测、教育决策、教育规划、教育评价、教育诊断之类的教育行为之中。另一方面,系统管理学说认为 教育是一个以人为主体的一体化系统,它是由许多子系统组成的开放的系统。第一,学校是由人、物资、教育 媒介和其他资源在一定目标下组成的复杂系统,一个系统的变化会引起另外几个子系统的变化,学校领导人在 协调学校内部管理过程时,要注意各子系统之间的动态联系。第二,学校是一个开放系统,是社会大系统中的 一个子系统,它受外部环境影响,如社会对学校的政策和法律规定及广泛的文化影响,它同时也影响外部环境 ,它只有在与外部环境相互影响中才能达到动态平衡。同时,系统管理理论往往同权变理论结合起来,不承认 在处理组织问题时有一套放之各种组织而皆准的方法,管理应该是根据学校系统内部和外部的具体情况对组织 问题作出灵活处理。 在我国,特别是80年代以后,我们在学习西方管理思想的过程中改造我国原有的管理思想和体制,大多数 学者认为,我们学习西方管理理论,无论是以科学主义为导向的,还是以行为主义为导向的,都是为了消化、 吸收,为我所用。根据对以上三种教育管理模式的分析,我认为必须用邓小平关于“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 世界,面向未来”的伟大教导为指南,对中国与西方、传统与现代的管理理论进行系统地、深入地研究,把现 代的先进管理理论与中国实际情况结合起来,既不妄自菲薄,盲目崇拜,也不全盘否定,大加讨伐。纵观整个 世界管理理论的发展,东方与西方,传统与现代,理论与运用,多样与综合,已成为当代教育管理理论完善与 更新的大趋势。 中小学教育论文:新课程背景下的农村中小学教育 摘要:由于农村中小学办学条件的限制,严重制约着农村教育的跨越式发展;同时由于农村中小学教师总体素质的偏低和观念的陈旧,不能很快适应新课程的教学,直接影响到农村地区课程改革的发展。重新定位农村中小学教师角色;构建农村中小学探究式课堂教学模块;确定学生的主体地位,拓宽农村中小学育人环境是农村新课改的重中之重。 关键词:新课程;农村;中小学;教与学;构建 目前,农村中小学分布相对零散,规模小,条件差,教育经费短缺严重制约着农村教育的跨越式发展;同时由于农村中小学教师总体素质的偏低和观念的陈旧,不能很快适应新课程的教学,直接影响到农村地区课程改革的发展。 一、重新定位农村中小学教师角色 农村中小学教师的特殊地位决定了其角色结构的复杂性。相对学生而言,主要有以下两种: (一)层面式的“师长、同志、朋友、父母”角色 面对市场经济、网络时代,面对激烈的社会变革和越来越高的社会期待,面对不同文化、不同价值观念的相互碰撞、相互融合的冲击,面对新一轮课程改革,我们的农村中小学教师,一定要正确处理“师长、同志、朋友、父母”这一层面式的角色问题,走出办公室,融入学生之中,了解学生,熟悉学生,努力创造与学生心灵沟通的条件,在和他们进行交流对话的过程中,提供双方交换思想信息的最有效、最充分的机会。教师只有真正掌握了学生在想些什么,做些什么;才能因势利导,有的放矢地对学生进行教育,以达“一切为了每一位学生的发展”之目的。 (二)三维式的“导演、导游、导师”角色 在新课程中,角色的转变不仅对教师的指导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也使指导作用变得更加重要,这就加大了指导的难度。树立“导师意识”;首先是相信学生。相信学生能在已有知识经验的基础上,靠创造性的劳动获得新知,并有所进步;其次是善于指导,中小学生的学习自觉性不够强,情绪不够稳定,方法还很欠缺,这就需要农村中小学教师及时有效的指导;再次,重视教学过程的设计,教学过程的设计。要以有利于激发兴趣、有利于发展思维、有利于培养创造能力为原则。“导演、导游、导师”三维角色三种境界,都体现了教师的主导作用,但后者更充分地显示了学生的主体地位,更有益学生的健康成长。 二、构建农村中小学探究式课堂教学模块 为了促进农村教育的跨越式发展,使新课改在农村中小学得到有效地实施,就要优化课堂教学。构建探究式课堂教学模块。 (一)探究准备 这是学习新知识的前提,其主要任务是为学生学习新知识准备良好的思维材料和学习兴趣,培养学生创新的意识。 1.创设情景 (1)迁移学习。复习与新知识有关的旧知识,为学习新知识做好知识、学法的铺垫。 (2)情景引入。通过复习与新知识有关的旧知识,用日常生活中的实物、实例、游戏、故事等引入。 2.提出问题 根据新知识的特点,引导学生提出要探究的问题。 (二)探究构建 这是课堂教学的中心环节。其主要任务就是教师引导学生准备多种探究性材料;指导学生运用好探究方法,充分调动学生的多种感官,主动参与探究的全过程,从而获取知识。发展学生智力,培养学生创新思维,提高学生整体素质。可分三步: 1.独立探究。采用尝试探究的方法。首先教师为学生准备尝试的材料(自学课文、操作演示、动笔练习等)和尝试思考题(教师根据教学目标,教材的重点、难点和学生的认知规律,在尝试中要解决的问题);然后让学生带着问题去尝试,做到边尝试、边思考,初步理解所学的内容。 通过学生尝试思考,发挥学生的自主性、主动性,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培养学生的尝试精神。 2.合作探究。采用讨论质疑的方法。在学生通过尝试初步感知的基础上,为了充分发挥他们的学习主动性,运用讨论的形式,让学生各自发表不同的意见,互相提问,互相帮助,共同研究,解决问题。 讨论;有同桌讨论,小组讨论全班讨论。讨论的问题是新课中的重点、难点以及启发思维的关键或在尝试中遇到的问题。让每个人发表自己的意见和不同的见解。小组讨论后,再进行全班交流。 质疑;学生在讨论中不能理解和未能解决的问题或在教学中重点、难点、关键的问题,鼓励学生质疑问难。通过学生讨论、质疑,使学生进一步理解新知识。充分发挥学生学习的主动性、积极性。培养学生的合作精神和创造能力。 3.发现知识。学生经过尝试、讨论试练后,教师引导学生回顾学习的过程,运用观察、分析、比较、综合、概括的方法,把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把知识归纳构建;发现学习规律,概括学习方法,培养学生逻辑思维能力和综合概括能力。 (三)探究深化 这是检测巩固运用新知识,掌握运用学法、形成技能的环节。 1.尝试。这是检测新知识,运用新知识;掌握学法和运用学法的尝试;练习内容要面向全体学生,要有助于学生运用学法和迁移学法。 练习要环绕目标,突出重点,有基本练习、综合或专项练习、发展练习三个层次,练习要有开放性,形式要多样,使不同层次的学生的潜能都得到发展。 2.评价。在学生尝试的基础上,让学生互批、互评、互议,评出不同的思路和看法。通过师生互评,充分发挥学生协作的功能和自主学习的功能,培养学生创新的能力。 3.总结。一方面让学生谈这节课学习了什么?有什么收获?另一方面教师对这节课所学知识的深化作简明提示。 三、确定学生的主体地位,拓宽农村中小学育人环境 确定学生的主体地位,必须对传统教育的教学方法进行大胆改革与创新,在教学主体、教学形式、教学氛围等方面实现有机转换,确保教学内容的和谐统一。 (一)营造民主、平等、和谐的教育环境,培养学生尊重自己、尊重同学、尊重师长、尊重知识、尊重自然、尊重社会的意识和能力 祖国五千年的灿烂文明,960万平方千米的广袤地域,为我们提拱了丰富多彩的德育内容,我们实在没有理由不去挖掘它。针对农村中小学德育工作的多样性、复杂性和长期性,我们本着从大处着眼、小处着手、贴近实际和注重实效的原则开展德育工作。大处着眼就是对各年级学生应达到什么标准有一个十分明确的要求、小处着手就是从平时抓起,从一点一滴的小事做起。贴近实际、注重实效就是结合时代要求、社会环境和学生实际,扎扎实实工作,实实在在落实德育的各项措施。我们以“热爱家乡、热爱学校为主题,紧紧围绕发展创新的内容开展了,少先队、团队演讲比赛活动;以“养成习惯,收获命运”为主题开展了争创行为规范示范班活动;以“歌唱祖国,爱我中华”为主题连续举办了校园艺术节,开展了争创艺术教育特色班活动;以尊重自然,强化和谐”为主题,引导学生将爱护、保护环境与自,身文明修养相结合,开展了从我做起,从身边每件小事做起的活动;以“珍爱生命,遵守交规”为主题,开展了尊重社会,强化规则意识的话动;以”诚信、助人、尊师、兴教”为主题,开展了每学期四次的团队观摩话动。我们还特别重视新生人学、新队员宣誓、校园每日常规、毕业文明离校等一系列做人的教育。 (二)唤起学生的主体意识,发展学生的主动精神 学生是学习的主人,是课堂教学的主体.教师必须在教学中做好学生学习的组织者和指导者,相信学生的能力,真正把课堂还给学生,把创造机会还给学生,开放学生的心灵世界,以促进学生主体的发展。 1.给学生质疑的机会。“教学就是在没有问题的地方产生问题,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传授知识。”引导学生质疑问难是获取知识的重要途径,是培养学生自学能力的起点,也是提高学生思维能力的一项基本训练。因此,我们在课堂教学活动中,鼓励学生“敢问”,帮助学生“会问”引导学生“善问”。在问的形式上,可让学生课前提问,供教师备课、上课;课上提问,供师生讨论交流;课后提问,供大家学习探究.在问的内容上,指导学生”善问”,即把握何处问、怎么问? 2.给学生选择的权利。若要教学打动每个学生,就必须给学生充分的“自主选择”的权利,在更多的教学环节上,变教师的“指令性”为学生的“选择性”,寻求“在教师的指导下学生自主选择”的新机制,如果学生有了自己的意向性选择,就会自觉主动地参与教学活动,去寻求自己的发展和提高。 3.给学生尝试的空间。学生的知识能力不是教师给的,而是在自主尝试、实践探究中形成的。从模仿到探究到创造,逐步构建了以学生“自主学习;大胆尝试”为主的课堂教学模式:定向一自学—自探一交流一反思一内化。学生在教师的引导下,从不会尝试到敢于尝试到乐于尝试到善于尝试,形成了自主意识、强化了探究意识,提高了受挫意识,进发了成功意识。 4.给学生创造的天地。课堂对学生来说,应该是学习与成果的展示。但是学生中存在“三怕”:怕老师、怕提问、怕学生。应该培养“初生牛犊不怕虎”的精神,只有体现出这种“不怕”的精神,才能显示出孩子的求知欲,学生才能敢学、敢问、敢拼、敢和教师争辩,才能创造出一堂好课,才能实现孩子真正的发展目标。树立我能、我会、我棒的意识,鼓励学生自主尝试、自主实践、自主创造,这样才能培养出学生的探究能力和创造性。 (三)挖掘校本课程资源,加大学校教育合力 由于农村地域的差异,决定了农村经济、文化的不平衡,积极探索开发一切可利用的课程资源,是提高农村教育的最有效的途径。 1.校内资源。“一段校史、一位教师、一块奖牌、一件作品、一项工程……”,若将这些统计、整理,就是一个个活生生的教育资源。 2.乡土教材。“民俗民风、乡土文化、特色产业、人才人力……”,不仅是编写乡土教材的基本内容,也是最好的教育资源,它既可弥补国家课程、地方课程的不足,又能让受教育者看得见、摸得着,乐意接受。 3.家长交流。“每学期的家长开放日、专题讲座、家长学校咨询活动……”,深受广大家长的欢迎,增进了家长对学校工作的了解与交流,同时,学校也从家长那里得到了社会对学校教育的要求,从而不断改进学校的教育教学工作.难怪有人说家长是不可多得的教育资源。 4.学生活动。“红领巾广播站、国旗下的讲话、团徽下的宣誓、板报专栏、校规校训”以及参观、访问、调查、竞赛等有益活动,让学生了解多彩的大千世界,感受劳动之艰辛,亲历知识的需求,触动求知的欲望。实践活动寓教于乐,使学生从中得到了“崇真、尚美、启智、健体”的高尚品质教育。 (四)运用激励性评价,促进学生自主发展 很多农村学校、教师习惯于大考、小考后把成绩公布于众,然后仔细排出名次,甚至把分数精确到小数点后几位。这种做法偶尔为之,可能会给学生适度的压力,激发学习积极性。但频繁用这种手段,甚至将之作为控制、刺激学生的有力武器,后果必然是灾难性的。长期如此,将破坏学校教学环境,使学生始终生活在焦虑和压抑之中。最可怕的是,对排名靠后的学生在心理上造成毁灭性的打击。教育无小事,采取任何教育措施,都应首先考虑到学生的利益。我们在课堂上对不同的学生采取了不同的评价标准,在不同的场合使用了不同的评价形式;对学生提出的各种问题认真对待;对学生的认识和实践结果。正确的给予充分的肯定,有独到见解的大加表扬,错误的不直接否定,更不草率批评,而是鼓励学生积极思考,从阅读资料、师生交流诸多方面得到正确的答案。由此可见,运用激励性评价,可以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促进学生自主发展。 四、多种途径促进农村中小学教育发展 (一)调整农村学校布局,以信息化推动学校的发展 农村学校分布相对零散,规模小,条件差,在教育投资不足的情况下;如果把有限的资金均摊给各个学校;只能是杯水车薪。推进教育信息化,只有集中投资才能见效,而集中投资的前提必须是调整学校布局,撤并部分不足百名师生的“袖珍学校”,集中力量和资金建设示范化学校,因地制宜抓好“计算机、闭路电视、广播”三网合一的“乡镇网”及各个学校的信息网络建设,推动农村教育的跨越式发展。 (二)加强师资队伍建设,进一步提高教育教学质量 学校的发展离不开教师。农村“民转公”和代课教师偏多,素质偏低,观念相对落后,教法相对陈旧。因此,教育主管部门在建好农村学校卫星网这一“天网”和互联网这一“地网”的同时,还要加强“人网”的建设。一是在职称评定、工资待遇、培养培训等方面向农村教师倾斜,吸引优秀人才到农村学校任教;二是通过发达地区对贫困农村学校的支教、城镇和农村学校教师的轮流任教、城镇教师定期送教下乡等形式,共享“人网”资源;三是加强学校领导班子建设,提高农村学校办学水平;四是加强学历培训和继续教育,提高农村教师的学历层次和基本功素质;五是建立完善的教学资源体系,进一步提高教育教学质量。 (三)利用农村独特环境,逐步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 在农村进行新课程改革,环境、设施等并非课改教师所想象的那样——完美无缺。然而,没有活动场地、没有专业教室……,时刻困扰着课改的如期进行,作为课改先行者是否想到了农村那些平凡朴素的山川河流、田野村庄和浓郁的地方特色?诸如踢毽子、打沙包;荡秋千、促泥鳅、扭秧歌、舞龙灯等活动;都对学生的自主参与、群体合作、情趣爱好、创新思维有巨大的鼓舞作,用,只要教师在新课程背景下组织引导得当,并加以创新改进,将会收到事半功倍的成效。 (四)建立校本教研制度,为教师参与教改创造条件 大多数农村中小学忽视校本教研,盛行分数管理。为了扭转这种重分不重人,利益驱动代替事业追求的被动局面,必须建立健全校本教研制度,以“个人反思,同伴互助,集中交流”为主,通过教学反思、交流研讨、集体备课、协作尝试、说课评课、案例评选、探究创新等活动为教师参与教改创造条件。 (五)邀请家长走进课堂,强化家长与学校间的联系 家庭不仅是学生温暖的港湾,更是不可多得的教育资源,诚邀家长与课改同行。无论是实施课改年级的教师还是其他年级的教师,都要多与家长联系、沟通,做好宣传工作,取得家长的支持和配合。并举行家长开放日、开放周,邀请家长走进课堂,纵横了解孩子的学习情况。通过平等对话。在对话中互相理解,在理解中促进学生的和谐发展。 (六)健全教育评价机制,激发教师的积极性 教育评价有鉴定、改进、激励、管理与研究的功能,其目的在于提高教育质量,而提高教育质量的目的在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建立教师教育教学综合量化管理办法,不“以分论赏”,抓管理、促教研、全面评估教师工作;在学生评价上注重学生的发展,建立学生成长记录袋,杜绝公布成绩和用成绩排名次的错误做法;鼓励学校、家长、社区共建有效、合理、科学的教育评价机制,激发教师进行新课改的积极性,在教育教学中呈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新课改文化氛围。 中小学教育论文:试论我国中小学教育阶段推行素质教育改革的必然性和长期性 [论文关键词]素质教育 必然性 长期性 [论文摘要]论述了实施素质教育是我国教育改革发展的必然趋势。从改变传统思想观念、教育体制改革、经济发展水平等方面论述了在我国基础教育中推行素质教育改革存在的困难和长期性,并提出了建议。 从上世纪80年代末起,我国着手进行教育改革,提出了素质教育这一概念。当前,中国的基础教育领域正发生着一场深刻的变革,那就是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的转变。但是近20年的教育改革却没有使我国基础教育真正实现由“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的本质转变,于是有人开始怀疑进行素质教育改革的正确性和可行性。 一、实施素质教育是我国教育改革发展的必然趋势 1.美国中小学素质教育概况 美国教育更多的是注意了对孩子综合素质的培养。他们的课堂不只限于教室,更多的是向社会延伸,因为社会才是最广泛的教育基地。也正因为有了这样的先导,美国的孩子一般很早就能独立。 美国从小学就开始推行素质能力的教育,很早就注意对孩子自理能力的训练。特别重视学生们的动手能力、独立思考能力、逻辑思维能力和学习方法,弘扬探索精神,激发创造能力;还强调学生在公共场合表达自己思想的能力。 2.我国中小学素质教育概况 中国很早就在谈论着素质教育,特别是一些小学教育加大了改革的步伐,学校实行了五分制,分数的重要性有所下降。但失去分数压力的学生和家长面临着进一步的困惑,由于教育条件的限制,学生们无法释放自己在综合素质方面的潜能。也就是说,我们所讲的素质教育只是停留在表面上的,并没有涉及到深层次的本质的东西。 素质教育在我国推行了十多年,各地的素质教育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以往一切围绕分数转,一切围绕升学转的不正常现象。但其效果并不理想,而且还和“应试教育”相互交织,形成了一种教育畸形,给社会带来了诸多问题,比如中小学中出现了普遍的厌学情绪,压抑了青少年的个性发展等。 3.实施素质教育的必然性 中国的教育到底有没有必要推行素质教育。可能有人认为中国目前的教育体制不错,不用改了,因为中国的中学生年年能击败众多对手,获得国际奥林匹克竞赛的各种个人奖和集体奖,在中国受过教育的留美学生的孩子们,在美国的学校里大多都能出人头地,风头十足。但是他们没有看到,美国作为世界一流的发达国家,其中小学教育在中国看来有很多薄弱之处。但为什么这种“水平较低”的小学教育却顺联着高质量的高等教育、后续着高度发达的科技社会,为什么每年没有大量的欧美学生来中国学习现代科学或新理论,反而是大量的中国学生远赴欧美呢?这似乎很让人困惑。但只要我们认真分析一下,就会知道这其中是有必然联系的。 所以,中国教育改革的方向必然是素质教育,这是一定的。但不能照搬照抄欧美的模式,需要根据中国的国情来改革。在中国推行素质教育面临着很多困难,而且这一改革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二、我国在推行素质教育过程中面临的困难 1.传统思想观念的束缚 在我国,由于传统观念和思想的束缚,很多人高度重视读书,甚至将读书视为惟一出路。而近年来社会由于高等教育的普及,希望借读书改变生活的思想已是非常普遍。因此,很多人对于素质教育持抵触情绪,他们反对减轻学生的负担,认为这样会导致学生学习成绩的下降。而正是由于这种思想的普遍性又返过来束缚了人们的手脚,成为推行素质教育的障碍。 也有人认可了现今的教育方式,思想保守,不愿意进行改革。认为目前的教育只要作小小的改良就行了,根本不必要做大的改动。因此有意无意地排斥着国家大力提倡的素质教育。 还有人认为素质教育与应试教育相比是一个创新,实施素质教育就意味冒着更大的风险。而中国知识分子长期受儒家文化的熏陶,是最缺乏冒险精神的。所以,理应最积极参预此事的中国知识分子一定程度上反而成了此事的阻力。 2.应试体制的阻碍 虽然当前中国教育改革正在大步前进,但并没有彻底改变应试教育体制。考试被赋予决定命运的意义,对学校而言,学生的成绩和中高考的升学率,关乎它的生存和发展,因为这是上级考核和社会评价一个学校的办学水平惟一标准。结果是,学校对素质教育欲行又止,或者是徒具“素质教育”之名,而行“应试教育”之实。对学生而言,高考升学又似乎是惟一的出路。教育体制和考试制度还是推行素质教育的一大障碍。 3.人口问题与就业压力 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巨大的人口压力使得发展经济成为国家建设与发展的中心问题。虽然中国政府对教育的投入近年来有很大的增长幅度,但与欧美等发达国家相比,对教育的投入占GDP的比例还是很小,人均的绝对数量就更少了。 近年来,随着国有企业改革的步伐加快,高考扩召的幅度加大,就业形式日趋严重,很多大学生面临着毕业就等于失业的形势。而今许多用人单位又盲目提高了就业的门槛。在这种情况下,推行素质教育又要面临着严峻的人文环境。 三、推行素质教育改革的长期性 1.改变传统思想观念的长期性 改变人的思想观念在某种意义上要比改造自然难得多。传统的思想已在国人心中生根发芽,要想改变不是短期内可以做到的,这就是为什么我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提出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方针在中国找到正确发展道路过程中的重要性所在。在国家的发展建设问题上,“解放思想”的问题不是一下能够解决的;同样,在教育改革过程中,要想改变人们对于读书决定命运的观念,把人们从传统思想的束缚中解脱出来,使广大的教育工作者转变思维方式,改变思维定势,成为推行素质教育的动力之源,也不是能够在短期内能够实现的。 2.教育体制改革的长期性 经济体制改革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需要在实践中逐步摸索,才能找到一条适合我国生产力发展的道路。同样,教育体制改革也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才能找到一条适合中国教育现状的发展道路。我国的教育体制是从解放初学习前苏联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在短期内改变并不容易。 教育体制的改革,仅仅局限在教育领域是很难成功的,同时还必须改革现存的的人事制度和评价体系等,为高等教育和招生考试制度的改革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和就业环境。而人事制度的改革尤其要经过一个长期的过程,搞的不好,就会影响社会稳定与和谐。 3.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长期性 我们都知道,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还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还不是很高,要解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还需要很长时间。而一个国家的教育发展是离不开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经济发达的国家教育一定发达;教育落后的国家经济一定落后”在世界范围内已经是不争的事实。 当前,在我国很多地方实施素质教育,存在着师资力量薄弱,办学条件较差,教育资源短缺,等问题,这主要是由于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的限制造成的。而且,城乡差距的存在,使得农村家长认识到,只有将孩子送进高等学校才是摆脱贫困的最佳出路,甚至是惟一出路。因此,越是经济落后的地方,“应试教育”越严重。 要想在我国推行真正意义上的素质教育,或者说要想彻底改变我国应试教育的现状,需要有经济与社会的高度发展,而这是一个长期而艰苦的过程。 四、结论与建议 根据以上分析,我们知道,推行素质教育是当今世界教育发展的必然趋势,而在我国实施素质教育又有很多困难和客观条件的限制,而且是一项长期复杂的系统工程。 1.改变推行素质教育是短期行为的观念。素质教育要逐步推进,不能急于求成。一是传统的观念和“应试教育”的惯性不可能在短期内完全消除;二是我国的生产力总体水平仍然比较低下,而且发展又极不平衡,存在巨大的地区和城乡差距;三是素质教育的推行本身又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需做大量的研究和实践工作。所以在这个过程中,使人们认识到推行素质教育的长期性是非常重要的。这决定着推行素质教育改革过程中行动的正确性和步伐的稳定性。 2.引导人们改变升学就业观念。中国的传统观念认为,只有读书才是成材的惟一途径,只有通过读书才能找到一份体面的工作。所以很多人都在“高考”这一独木桥上死求一计,而不会另辟溪径。事实上近几年来,一方面好多人都在往大学的门槛里挤,而好多职业技术教育却急剧缩水;另一方面,很多大学生找不到工作,而很多企业想高薪聘请的高级专业技术人才却无处寻觅。所以,引导人们改变升学就业观念,有利于根据个人特点来培养人才,发挥个人特长,这其实是素质教育的重要内容。 3.教育体制的改革。我国目前比较重视的是普及义务教育和发展高等教育,相对忽视了高中阶段教育和职业教育。这就使得中考几乎具有了和高考同等重要的地位,成为制约素质教育的又一瓶颈。因此,一方面要大力发展高中阶段教育,减轻中考对学生的压力;另一方面,要加强职业教育和职业培训,拓展学生成材空间。同时,当前要推行素质教育,就要进行高等教育改革和招生考试制度改革,使广大学生能够根据自己的兴趣和特长,选择合适的成材道路,使他们有多种考试的选择,有多种就业的机会。在改革中,要注意不能照搬欧美的经验,我们的教育工作者应该创造出适合中国国情的素质教育方式。 中小学教育论文:乡村中小学教育与艺术教育论文 一、艺术教育是乡村中小学教育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苏联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认为:“孩子只有生活在游戏、童话、音乐、幻想、创作世界中,他的精神生活才有充分价值。没有了这些,他就是一朵枯萎的花朵。”的确,在素质教育中,艺术教育占据了相当大的比重。德国的柯尼利亚曾这样说过,“诚实是艺术的最大要素。只要总对自己诚实,艺术就总在那里。”这说明艺术在德育教育中是不可缺少的。因此,在我国乡村中小学教育中,要加强艺术教育的高质量的实施,使学生在接受教育之始,能够有机会体味艺术世界的丰富、充实、自由和深邃,使人格更加高尚、独立、完美。 二、艺术教育有助于培养乡村学生健康的情感 艺术教育是以审美为优秀的,一个人对美的认识与其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密切相关。乡村中小学教育阶段,是培养学生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的启蒙阶段,而这又与学生对美的认识息息相关,因此,艺术教育是农村中小学教育中不可或缺、至关重要的一部分。美国哲学家、教育家兰格曾说:“艺术是情感的客观表现,也是本性的主观反映”,艺术对人的情感有着很重要的影响。在学校教育中,培养学生健康的情感是非常重要的,因此,艺术教育是培养学生健康情感的重要途径之一,它对培养学生健康的情感有着不可估量的重要作用。艺术蕴含着视觉之美、听觉之美、秩序之美、礼仪之美、和谐之美,艺术的美无处不在。即使如此,中小学学生自身却无法领会到其中的真谛,这就需要艺术教育课程在课堂中有效地实施,去引领中小学的学生去感受和领悟。艺术源于生活,而又高于生活。罗曼•罗兰曾经说过:“艺术的伟大意义,基本上在于它能显示人的真正感情、内心生活的奥秘和热情的世界。”为了培养中小学生的健康情感,就迫切地需要艺术教育在课堂上高质量地实施。艺术教育的目标是以美育德、以美启智、以美健体、以美益心,这就强调了艺术教育的作用之一是培养学生健康的情感,并为此提供有利的依据。 三、艺术教育有助于提高乡村学生的整体素质 众所周知,艺术教育的方向是“向真、向善、向美、向上”,它不断地激励着学生向真、向善、向美,而且不断地积极向上,越来越独立自主、人格高尚。乡村中小学艺术教育就更有其积极的作用。因为在笔者的亲身经历和查阅资料中得知,乡村的艺术教育不论是从师资、设备还是态度上都和城市里有着巨大的差距。因此,加强乡村中小学艺术教育必将能够提高农村整体素质。正所谓一切教育要从娃娃抓起,所以,艺术教育带着提高素质教育的理念步入乡村中小学教育的课堂。为了提高乡村中小学学生的整体素质,乡村中小学的课堂中艺术教育必须和其他学科一样,引领着乡村中小学生前进的步伐。 四、结语 综上所述,学校教育是为了让学生的全面素质得到培养,而我们的艺术教育就仿佛是一种促进剂,催化孩子们开花结果,使他们的整体素质得到更加全面的培养和提高。特别是针对我国农村中小学艺术教育的现实情况,这迫使我们对乡村中小学艺术教育要进行细致有效、切合实际地推广和重视。从而让乡村的孩子们的情感和整体素质得到更好、更全面地培养。艺术是为了人的性格的完善,为了人的修养的呈现,而不具有任何功利目的。因此,为了提高整个民族的人文修养和整体素质,为了国家的文明发展,我们必须认清艺术教育在中小学教育中的重要性,并为此贡献出自己的微薄之力。 作者:张浩 宋怡静 单位:哈尔滨师范大学音乐学院 中小学教育论文:艺术教育乡村中小学教育论文 一、艺术教育是乡村中小学教育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艺术教育自古以来就是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西方,早在古希腊时期,哲学家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就提出艺术教育的教化作用和道德规范作用;在我国,也早在商朝时期就很重视礼乐教育,故有“殷人以乐造士,其学为瞽宗”的说法。随着时间的推移,时代的进步,艺术教育,特别是农村艺术教育,不但没有随着时代的发展而进步,反而越来越得不到应有的重视。当今很多乡村中小学只重视主科教学,忽视艺术教育或者根本取消艺术教育。这种现象不得不让我们深思,并加强关注乡村中小学艺术教育的真正推广和实施。我国的教育先驱孔子早在《乐记》中就提出了“移风易俗,莫善于乐”之说,他的意思是转移风气,改变习俗,没有比音乐更好的了,这一观点说明了艺术与社会有着密切的联系。科学家钱学森先生就建议“把艺术与科学相结合,以艺术的灵感来激发科学的想象力”,这些都表明艺术与我们的生活和教育是分不开的。因此,在学校教育中,特别是中小学教育阶段,艺术教育是其重要的组成部分,特别是在农村人口居多的我国,艺术教育自然也是农村中小学教育中重要的组成部分。苏联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认为:“孩子只有生活在游戏、童话、音乐、幻想、创作世界中,他的精神生活才有充分价值。没有了这些,他就是一朵枯萎的花朵。”的确,在素质教育中,艺术教育占据了相当大的比重。德国的柯尼利亚曾这样说过,“诚实是艺术的最大要素。只要总对自己诚实,艺术就总在那里。”这说明艺术在德育教育中是不可缺少的。因此,在我国乡村中小学教育中,要加强艺术教育的高质量的实施,使学生在接受教育之始,能够有机会体味艺术世界的丰富、充实、自由和深邃,使人格更加高尚、独立、完美。 二、艺术教育有助于培养乡村学生健康的情感 艺术教育是以审美为优秀的,一个人对美的认识与其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密切相关。乡村中小学教育阶段,是培养学生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的启蒙阶段,而这又与学生对美的认识息息相关,因此,艺术教育是农村中小学教育中不可或缺、至关重要的一部分。美国哲学家、教育家兰格曾说:“艺术是情感的客观表现,也是本性的主观反映”,艺术对人的情感有着很重要的影响。在学校教育中,培养学生健康的情感是非常重要的,因此,艺术教育是培养学生健康情感的重要途径之一,它对培养学生健康的情感有着不可估量的重要作用。中小学学生自身却无法领会到其中的真谛,这就需要艺术教育课程在课堂中有效地实施,去引领中小学的学生去感受和领悟。艺术源于生活,而又高于生活。罗曼•罗兰曾经说过:“艺术的伟大意义,基本上在于它能显示人的真正感情、内心生活的奥秘和热情的世界。”为了培养中小学生的健康情感,就迫切地需要艺术教育在课堂上高质量地实施。艺术教育的目标是以美育德、以美启智、以美健体、以美益心,这就强调了艺术教育的作用之一是培养学生健康的情感,并为此提供有利的依据。 三、艺术教育有助于提高乡村学生的整体素质 众所周知,艺术教育的方向是“向真、向善、向美、向上”,它不断地激励着学生向真、向善、向美,而且不断地积极向上,越来越独立自主、人格高尚。乡村中小学艺术教育就更有其积极的作用。因为在笔者的亲身经历和查阅资料中得知,乡村的艺术教育不论是从师资、设备还是态度上都和城市里有着巨大的差距。因此,加强乡村中小学艺术教育必将能够提高农村整体素质。正所谓一切教育要从娃娃抓起,所以,艺术教育带着提高素质教育的理念步入乡村中小学教育的课堂。为了提高乡村中小学学生的整体素质,乡村中小学的课堂中艺术教育必须和其他学科一样,引领着乡村中小学生前进的步伐。 四、结语 综上所述,学校教育是为了让学生的全面素质得到培养,而我们的艺术教育就仿佛是一种促进剂,催化孩子们开花结果,使他们的整体素质得到更加全面的培养和提高。特别是针对我国农村中小学艺术教育的现实情况,这迫使我们对乡村中小学艺术教育要进行细致有效、切合实际地推广和重视。从而让乡村的孩子们的情感和整体素质得到更好、更全面地培养。艺术是为了人的性格的完善,为了人的修养的呈现,而不具有任何功利目的。因此,为了提高整个民族的人文修养和整体素质,为了国家的文明发展,我们必须认清艺术教育在中小学教育中的重要性,并为此贡献出自己的微薄之力。 作者:张浩 宋怡静 单位:哈尔滨师范大学音乐学院 中小学教育论文:中小学教育中教师的角色转变 教师是人类灵魂工程师,教师必须努力提高自己的思想政治素质和业务水平;热爱教育事业,教书育人,为人师表;精心组织教学,积极参加教育改革,不断提高教学质量。教师角色定位是提高教师素养的基础。教师“是给学生一头猎物,还是给学生一杆枪?”我相信有远见的教师都会选择后一种答案。因为猎物总有被吃完的时候,而学生一旦有了“一杆枪”,他就可以靠自己的努力不断地去捕捉“猎物”,从而继续生存下去。这就要求教师们要在求新中,不断转变自己的角色。对于中小学教师来说,应该为学生营造一个宽松的成长环境,在教学中创设民主、宽松、和谐融洽的教学气氛,鼓励学生大胆质疑,乐于思考。 许多教育家都主张教学中应有良好的学习气氛。巴班斯基指出:“教师是否善于在上课时创设良好的精神心理气氛,有着重大的作用。”可见,良好的教学气氛对教学活动的开展非常重要。在信息技术课堂中应营造这种氛围,让学生在学习中自由自在,无拘无束,方能产生思维碰撞,闪现思维火花。教师不在像维持纪律不断给学生施加压力的监工,学生只有在这种环境下,才能更好的发挥自己的潜能,以便教师引导学生自主学习,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托尔斯泰说:“成功的教学所需要的不是强制,而是激发学生的兴趣。”兴趣是学习最好的老师。心理学研究表明,学习兴趣的水平对学习效果能产生很大影响。学生学习兴趣浓厚,情绪高涨,他就会深入地、兴致勃勃地学习相关方面的知识,并且广泛地涉猎与之有关的知识,遇到困难时表现出顽强的钻研精神。因此,要促进学生主动学习,就必须激发和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 这时的教师就成为学生学习的组织和引导者了。教师的一个赏识的眼神会改变学生学习的故事屡见不鲜。激励,教师一句夸奖的话让学生彻底改变的叙事文章屡现报刊。学生和教师之间应该互为赏识和激励的对象。教师也应该向学生讨教,而不是整天高高在上,一副高处不胜寒的样子。要知道老师占有的信息不一定多于学生。现代社会是两代乃至几代人共同成长的社会,教师应以稳定的价值观影响学生的情感和思想品质,同时也要在追求新知识等方面向学生学习。学生获得教育信息的渠道是多元化的。有时学生获得的信息可能比教师快,比教师多。所以这时的教师在学生面前没有了绝对的权威。这是教师在心理上要接受的一个事实。譬如:一些流行读物和天文地理知识和对新科技成果的熟练运用程度等等。向学生学习的水平也从侧面反应着教育学生的水平。向学生学习,绝非教师的幼稚无知,相反,它标志着一个优秀教师的成熟与睿智。 教师还要做一名赏罚分明严而有道的倾听者,要做学生的良师益友,师生的良性互动有利于缩短了师生的距离。教学实践表明,学生热爱一位教师,连带着也热爱这位教师所教的课程,他会积极主动地探索这门学科的知识。这也促进了学生自主学习意识的形成。要树立学生的自尊,自信。这一点以在教育界达成共识。这并不意味着否定必要的批评。古语有云:“严师出高徒。”“教不严,师之惰。”当然,严是有标准的严,是在一定范围内的严,是符合教育规律的严,是有利于学生德、智、体诸方面都得到发展的严,是建立在具备有良好的师德、扎实的教学基本功、并懂得教育教学的规律基础之上的严,决不是无规律、随心所欲的严。严,也是双向的,教师既要严格要求学生,更要严格要求自己。教师只有严格要求自己,才能严格要求学生。正所谓“己不正焉能正人”。严格要求自己,既反映在对教学内容精益求精的追求,也反映在对教学方法不断完善的努力,反映在教书育人,反映在为人师表。教师要有严谨的治学态度。教师如果对学问一丝不苟,具有严谨的治学态度,必然会对学生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 严而有道,既要给学生指出方向,又要给学生提出具体的要求。惟有如此,学生才能敬其师,信其道。赏识和批评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成长中的学生犯错误是在所难免的,教师们要及时指出他们的错误,帮助他们改正。没有错误就没有成长,所以,教师要指导学生直面人生,勇于承认错误,积累他们成长道路上的人生财富。想要做好一个倾听者,就要把赏识与必要的批评相结合,才能促进学生的健康成长。教师应逐步成为教育教学的研究者。迈克富兰这样写道:“当教师在学校里坐在一起研究学生学习情况的时候,当他们把学生的学业状况和如何教学联系起来的时候,当他们从同事和其他外部优秀经验中获得认识,进一步改进自已教学实践的时候,他们实际上就是处在一个绝对必要的知识创新过程中。”这种知识创新的过程就是教师的学习过程,也体现出了教师学习的鲜明职业特征和时代特征。心理学也曾告诉我们:“有疑则有思,无疑则无思。” 教师在教学中要给学生留有思考、探究和自我开拓的余地,要善于把教学内容本身的矛盾与学生已有的知识、经验间的矛盾作为突破口,启发学生去探究“为什么”,使学生的思维活跃起来,从而更加积极自主地投入学习中。小学教师作为一个教育实践者,更要在教育教学中,总结经验和教训,通过对教学行为的具体反思,认真思考,研究改进,不断探索完善新课改中的不足。自觉把教育实践作为观察与思考的对象,并且运用科学的方法从不同角度进行剖析,然后加以概括,按照客观规律指导教育活动。总之,在实施素质教育过程中,要注重培养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不断充实自己的知识和技能,同时教师要灵活转变自己的角色,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努力践行改革和求新的理念,并在具体的实践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从而发挥教师的职能和作用。 中小学教育论文:中小学教育信息化问题分析 一、信息、教育信息化与教育现代化 1.从本质上讲,信息是事物运动状态与规律的表征。 (1)信息的内涵表明信息的普遍性。信息无处不在,无所不有,我们的教师要善于发现、捕捉和挖掘对自己学生合适的信息:从书本里、从校园内、从社会上、从媒体中,特别是从网络中等等。不是缺少信息,而是缺少发现,把学生禁锢在教室里、课堂上、书本中,学生当然会信息不足。 (2)信息的内涵同时表明信息的重要性。由于信息是事物运动规律与状态的表征,所以任何一个系统(如一个人、一个学校、一个民族、一个国家)都是在信息中诞生和成长的。系统的生存与发展必须认识、掌握与利用事物的运动状态与规律,也就是说必须掌握与利用信息,系统掌握的信息越多,其发展与进化的速度就越快。我们的教育工作者必须充分认识信息对一个民族、一个学校、一个学生的重要性。要给学生创造更多机会接触对他生存与发展有利的信息,与社会合作、与学生父母协作,把学校与家庭创造成一个有利于个体发展的信息的海洋。信息不足的学生会营养不良,信息营养不良的一代学生必将导致一个民族的衰弱,中国过去的历史足够说明这一点。 (3)信息的内涵表明信息只是事物的表征,并不是事物本身,它可以独立存在,能被人们提取、传递、加工和处理。所以,我们的教师不仅要精心给学生创造一个充满信息的环境,更重要的是教会学生提取获得信息、加工处理信息、传递交换信息的能力,这一点至关重要。信息社会的竞争实质上就是获得、处理、利用信息能力的竞争,一个人不具备这些能力,即使置身于信息的海洋,要不是对信息麻木不仁、视而不见,就是望洋兴叹,葬身于此。 (4)信息具有知识的秉性,信息是一种可以共享的资源。信息的共享性使它在传播过程中发生正增值现象和负增值现象,负增值即信息损耗。教育教学过程即是信息传递与分享的过程,我们的教师在此过程中要确保信息在传递过程中减少损耗,实现最大范围的信息共享和信息传递的最大效率。知识经济突飞猛进的结果是信息技术日益多媒体化、网络化。全球正在成为一个信息共享的网络村。在这个村庄里,不会支取别人的信息、不会破译别人的信息、不会保护自己绝密信息安全的民族都必将被信息化的浪潮抛向知识经济的新一代殖民地。因此,知识经济对中华民族既是机遇又是挑战;既是高速公路又是深深的陷阱,关键在于我们如何进行信息化建设和信息化教育。 2.从信息论的观点来看,学校教育信息化的本质就是要动用现代教育教学理论和现代信息技术把学校的教学环境建设成一种充满信息,而且方便教育者和学习者获取信息的环境。教育现代化就是要建立适应现代社会经济、科技发展需要,以培养创新人才为目标的新型教育体系。教育现代化包含着丰富的内涵,而教育信息化是教育现代化的前提和必经之路。江总书记说:“四个现代化,哪一化也离不开信息化。”教育信息化的目的是要为全面推进素质教育服务,为提高整体教育质量、提高全民族创新能力、促进科研工作服务,逐步建立一个适应21世纪经济社会发展和现代化建设需要的新教育体系和人才培养模式。 这种新模式的特征是:在培养目标上,要求全面发展,具有高度创新能力和使用信息化手段能力;在培养内容上,主要侧重在使学生掌握学习的方法,使每一个受教育者都具有自我获取知识和更新知识的能力;在培养方法上,要采取灵活多样,不受时间、空间和地域限制的方式,能适应各种学科并能满足终生教育、全民教育的需求。我国的教育信息化刚处于起始阶段,我们耳闻目睹了很多学校在教育信息化的规划中把教育信息化仅仅界定为“多媒体化和计算机网络化”。多媒体与网络理所当然是教育信息化的技术先锋,但学校教育的多媒体化和网络化决不能等同于教育信息化。教育信息化的内涵远比这大,如果不注意这一点,我国中小学教育信息化可能走进一个误区。 一般理解的教育信息化,即指在教育与教学中,开发并应用信息技术和信息资源,建立信息社会需要的教育环境。根据教育信息化理论,广义理解的教育信息化如上所说,是要利用现代教育教学理论和现代信息技术建设一个能使教育者和学习者方便地获得信息和交换信息的环境,特别应指出的是,教育信息化中的学校教育教学环境是指围绕学校教学活动周围的一切事物,是教学活动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全部内外条件的总和。其内容是复杂的和多方面的,学校内部的信息技术、信息资源、校园建设、学习风气、文化氛围、师生关系和外部的社会网络,包括社会生活、生产劳动、经济、科技、文化、风俗习惯等,对教学活动都可以产生很大的影响,都是教学活动中不可忽视的因素,都是中小学教育信息化的内容。中小学教育信息化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系统工程,决不只是用信息技术装备中小学校。 二、当前中小学教育信息化的主要内容 根据信息理论,学校教学环境中的学生获得教育教学信息有三个途径:直接与教学有关的事物接触,去了解认识客观事物而获得信息;教师通过教学活动把他本人已获得的知识与经验信息变成教学信息;教学媒体(或称教学信息体)是现代教育信息决不可缺少的重要来源,特别是现代新型媒体。从以上教育教学信息的来源看,学校教育信息化实质上就是要从教学实践(客观事物)、教师、教育教学媒体(即教学信息体)三个方面着手,学校教育信息化的结果应该是一个这样的信息环境: 1.具有比较固定的按培养目标应提供的客观实践事物与客观实践环境,包括实验室、技能训练室、劳动技能教学基地、实践教学基地,学校与一些社会上的科研机构、文化机构、活动场所建立固定的联系,为学生的实践和活动提供服务基地。 2.具有良好的校园物质环境和校园文化环境、教室物质环境和教室文化环境、良好的校风班风、和谐的师生关系同学关系。中小学生学习、审美情趣、心理素质正处于发展的关键阶段,健康发展与否,上述因素关系极其重大。 3.优良的教师队伍。教育信息化首先应从教师的培训开始,而且教师在教育信息化的整个过程中自始至终是最关键的因素,因为教师是教育信息化的主导者。教师如果不了解教育信息化的本质、内容、目的,不经常更新教育教学理论与专业知识,不精通教育传播技巧,不熟练掌握现代媒体的开发与利用,不充分利用信息化的教育环境或者不利用信息化教学环境改革传统教学,那么教育信息化则常常是表面弄得很热闹,实际上形式主义为多。 4.运用现代信息技术和通讯技术有目标地装备学校的教育教学环境。在充分利用传统教学媒体的基础上,开发和建立各地区各学校的教育信息资源中心及各种各样的信息传输网络系统,为教师和学生获取更新更多的信息提供渠道。 三、当前中小学教育信息化工作中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1.教育部及地方教育机构应尽快以立法形式加强信息理论与信息技术教育,提高整个民族的信息化意识。“中小学是实现教育信息化的基础,计算机教育是教育信息化实现的根本。”首先要有计划有步骤地轮训全体教师,其次是在中小学开设信息理论与信息技术基础课。教育信息化工程应切实重视在中小学教师与学生中普及信息意识、信息基础理论。目前,为了适应信息化时代的要求,提高公民素质,培养信息人才,美国、英国、法国、新加坡和我国的台湾、香港都纷纷计划将计算机为主的信息科学列为幼儿园、小学、中学的主要课程,如1991年日本文部省公布的《信息教育指南》中规定在初中阶段开设《信息基础》,以普及信息科学。 2.在中小学教育信息化的过程中,要切实重视学校实践基地的建设,要重视教学实践的作用,要与社会各部门横向联合建立实践基地环境,让学生置身于各种实践活动中,获得实践信息,发展自我能力。信息理论告诉我们,社会越发达,越要牢记:实践与参观,调查与访问,包括参加社会实践和参与各种实验活动、参观自然界和调查社会活动的各种现象,永远是学生教育信息最基础的来源,这也是著名的戴尔经验之塔所要告诉教育工作者的主要内容。中国今天的学校教育已经严重与实践脱节与社会脱节与学生今后的谋生脱节,培养的学生在学校里高分低能,走上工作岗位眼高手低。皮亚杰在儿童早期认知理论研究中发现,结合日常生活情景进行教学对儿童具有实战感、形象性、感染力,创设日常生活情景与实践环境,引导学生从中接受教学信息,积极探索并与同学老师协作交流,主动进行意义建构,这样的教学对儿童认知与情感的发展特别有利。我们积极倡导把学校的教学、社会实践、信息技术的利用三者结合起来,如把气象研究所、经济研究所、动植物研究所、环境保护研究所、废物利用研究所等部门中一部分容易的课题交给学校,组织学生编成小组到社会中对课题相关的内容进行走访、调查、测量、统计,同时在课题研究中充分利用电脑和网络搜索相关信息、整理信息并在整理中进行创造。这样既节约了研究机构的精力与物力,又真正锻炼了学生的实践能力与研究能力,另外在社会与自然界里进行具有挑战性的实践与研究强化了中小学生的学习动力和社会责任感,使他们深切感受到了学习的必要,而且要学好的必要。记住:孩子们在社会与大自然的实践活动中天生有无穷的创造力。我们再次呼吁:注意多媒体和网络的浪潮在教育信息化进程中汹涌澎湃时,切不可忘记要给学生们创造一个能让他们在工作中学习、在课题研究中学习、在社会实践中学习、在创造中学习、在协作中学习的环境,这是当今中小学教育信息化中一个重要的方面,这也正是我们民族教育体制中长期最缺乏的。 3.要切实重视校园社会心理环境的建设。社会在现代化过程中,人类的心理素质与心理环境明显表现出很多的病态,而且又面临一个又一个更深刻的挑战,如资源危机、环境危机、黄色文化的泛滥、与疾病、邪教与信仰危机、战争与饥饿、贫穷与失业等。他们这一代将来能否以一个健康成熟的心理走进社会,面对竞争与压力、成功与失败、邪恶与正义,关系到他们是把现代化带入黑暗的陷阱还是明媚的未来。中小学生正是个性心理品质成长与定型的最关键阶段,多媒体与网络的开放环境进入中小学校后,教育信息化中的校园心理环境的建设就显得尤为重要。良好的校园心理环境是一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很长时间甚至几代人去努力建设,一旦形成,就会以比较稳定的形式传递下来,潜移默化地影响一代又一代,值得我们花时间花精力去建设。校园心理环境常常包括学术风尚、文艺气氛、社会意识、集体观念、协作精神、人际关系、务实精神、文明习惯等,还有学生的自我调节与控制的能力。 4.多媒体与网络已成为教育信息化的两大技术杠杆,网络特别是INTERNET作为第五大信息体(媒体),刚刚兴起就理所当然地成为了教育信息化的主角。网络信息体具有与其它媒体不同的特点:无穷的信息容量、即时的传输信息速度、超越空间的信息协作与交互、随心所欲地信息浏览与下载。我们要抓住世界信息技术革命的机遇,在扩大完善文字书籍图书馆、视听资料图书馆的基础上,逐步建立具有特色的电子图书馆、电子阅览室、计算机校园网,尽早与教育科研网和国际互联网相连,逐步形成教学资源共享网络系统,进入信息世界,获取丰富的信息资源,以网络信息资源库的巨大信息容量克服教材的局限。 5.中小学教育信息化的近期目标应明确是向根深蒂固的应试教育宣战,构建新型教学模式,为基础教育的素质化服务。中小学教师要在认知主义学习理论和其他现代教育理论的指导下探索信息技术的运用,要把信息技术与信息资源作为学生的认知工具,而不是演示播放工具,要通过教学设计,运用教育信息化的成果改革具体学科的教学过程。令人忧虑的是,在当今中小学教育信息化的进程中,很有一些学校和教育现代信息技术自觉或不自觉地在为应试教育服务,为题海战术服务,为强化巩固传统教学模式效力,教育信息化的结果就成了“电灌加人灌”,成了改革的阻力,“口里喊的是素质教育,实际做的是应试教育。”教育信息化的一个特别重要的环节就是教学过程信息化,要切实重视运用信息化的教育环境与成果并结合现代教育教学理论改革传统的教学模式,构建培养学生素质与能力的新型教学模式与教学过程。珠江三角洲在教育信息化的初始阶段,在华南师大电教系众位教育技术专家的主持指导下,就将“运用现代信息技术与建构主义学习理论构建新型教学模式”的总课题明确列入这一地区教育信息化总体计划中。我们在近期的珠江三角洲教育信息化程度的调查中很高兴地发现:在这一总课题下,很多中小学校正在进行各种子课题的实验与探索,并已出版了不少课例录像带与专著,其成果是显著的,这一经验值得全国各地借鉴学习。各地区要充分利用自己已有的教育信息化的成果进行新型模式的探索。否则,教育信息化只能成为孩子们美丽的陷阱。 6.在中小学教育信息化的实践与研究进程中大力推广行动研究。各中小学校在利用教育信息化现有成果改革传统教育教学模式的过程中,必然遇到很多新问题需要研究。传统的教育实验研究对研究人员要求较高,实验过程严密,实验条件严密,一般中小学教师无力承担,且实验过程封闭,不能随条件改变而作出调整,这种研究很容易脱离学校的教学实际。行动研究是学校教师针对自己在教学实践与研究中发现的实际问题,在一定的理论或科研人员指导下制定计划,当场进行实验研究,以求在短期内解决存在的实际问题。行动研究强调实践与理论相结合、发现问题与解决问题相结合、行动与研究相结合,强调在行动中根据情况的变化而调整研究方案,强调不断对研究进行形成性评价,并立即把肯定的部分反馈到教学实际中去,从而弥散性影响教育教学过程。 7.分阶段、分层、分地区地推进教育信息化。 (1)卫星教育电视依然是老少边穷地区和中西部农村教育信息化的最有效的手段,其特点是覆盖范围广、信息容量大、收视点容易录制保存重放、速度快、经济实惠。尽快改造卫星教育电视网只能单向播出模拟电视的系统,使之能提供数字电视和多媒体数据,并与CERNET网和地面通讯网相连,提供实时或非实时交互方式教学的环境,进行师生间广阔领域内的亲切交流互动,让广大农村边远地区感受数字化生存。 (2)刚刚脱贫的广大农村地区以普及光学投影媒体为主,投入音像技术媒体,深入开展以认知学习理论指导下的多媒体优化组合课堂教学。有条件的学校,在以音像技术为基础的媒体外,逐步考虑把多媒体计算机、大屏幕电视技术引进课堂,并运用认知主义理论和教学设计理论,设计双主模式的教学过程和教学方法,将课堂教学媒体的作用由作为教师的演示或辅助演讲的工具转化为学生的认知工具。 (3)发达地区应抓住世界信息技术革命的机遇实现校园环境多媒体化和网络化。继续深入探索多媒体技术的教学应用;选择试点,开展互联网环境在学校中的教学应用,并将教育信息化与学科教学紧密结合起来,不断提高学科的信息化水平,探索学科教学的新模式。 (4)每一类地区,每一个层次的中小学教育信息化都要建立信息教育示范学校,实施试点项目,总结一定的经验教训以后再推广,切记蜂拥而上。这实际上也是新加坡、日本、德国等发达国家的经验。 8.重视中小学教育信息化环境的应用与评价研究。 (1)学校教育信息化的目的就是要应用,而且要充分地应用,教育信息化的巨额投入才能显示出价值。现代教育信息体闲置不用是巨大的浪费,不充分应用也是浪费。当今,我们很不情愿地看到,不少中小学校建起了校园闭路电视系统、多媒体网络教室、100M甚至1000M校园网,但只在有人参观或上公开课时使用,很少运用信息化的技术环境作改革传统教学、构建新型教学模式的探索研究,这是教育信息化大潮中一种可怕的形式主义。 (2)由于以上形式主义并不少见,我们深切感到在教育信息化过程中实施评价研究的重要性。我们呼吁教育主管部门和专家联手将中小学校教育信息化的建设、开发、应用、管理,特别是应用与管理,纳入中小学及其校长的评价指标体系之中。有关部门不仅只负责中小学教育信息化的拨款,还应密切监督其应用与管理情况。这样,中小学教育信息化才能免于形式、免于浪费,真正落到实处。 9.要充分鼓励中小学学生参加自己学校教育信息化的建设。中小学生不应仅仅只享受信息化的环境,还应在学校教师的组织下参加学校信息化建设,这样有利于培养中小学生的劳动意识、集体精神、信息理论、信息技术、活动技能等,让他们深知信息化的校园环境来之不易,理当充分珍惜。学校本身就是一个极好的学生实践基地。 (1)组织学生参与实践基地的开发与管理利用。 (2)组织学生参与学校校园环境的建设、美化与管理 (3)组织学生参与学校广播与电视节目的采集、编导、录制、主持、播出、评价、反馈与改进过程。 (4)组织学生参与学校校园网网页的制作,特别是校园网上软件资料中心的开发与利用,既可培养学生的信息开发能力,又丰富了校园网上的资源。 (5)组织学生开展信息化讨论、策划信息化宣传、撰写信息化文章,既可普及信息理论,又可锻炼学生的能力。 10.重视学校教育信息系统的开发性、扩展性与防范性。学校教育信息系统应该是个开放系统,才有可能不断更新信息内容,封闭的教育信息系统必然走向死亡。 (1)学校教育信息系统应通过各种渠道,与社会环境的各部门及学生的家庭环境构成一个信息传输网络系统。充分调动教师、学生、家长的积极性,自己动手开发急需而实用的多媒体课件,丰富网上资源。 (2)通过INTERNET和CERNET,学校教育信息系统应与国内外其他学校的信息系统进行信息渗透、交流与协作,丰富自我信息资源,扩大与完善自我信息系统。 (3)学校教育信息系统在开放与扩展过程中,要对外界各种信息加以调节与控制,要倡导教师与学生从思想上和技术上建设学校信息系统的“防火墙”,发挥积极因素,抑制消极因素。 11.立足民族教育现代化,要着眼于高科技与教育改革的结合部上,加强对世界前沿的跟踪研究,扶持发展我国自己的教育信息化产业。 中小学教育论文:中小学教育改革探讨论文 摘要: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50多年间,作为战败国的日本迅速发展成为世界经济强国,其教育也在随之发展,形成了较为完善的教育体系。考察日本的中小学教育,分析其教育的特点与不足,对中国当前的基础教育改革具有参考价值。 关键词:日本中小学教育启示 中国自实行改革开放后,经济和教育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在全面推行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的基础上,中国制定了以加强素质教育为重点的、面向21世纪的教育改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50多年间,作为战败国的日本迅速发展成为世界经济强国,其教育也在随之发展,形成了较为完善的教育体系。考察日本的中小学教育,分析其教育的特点与不足,对中国当前的基础教育改革具有参考价值。 一、发展面向21世纪的教育,努力实现教育现代化 近代日本教育百十余年的历史就很好地想我们说明了教育本身现代化的必要性和艰难性。1872年就开始了近代化历程的日本教育,由于没有注重自身的近代化,最后沦为军国主义的工具,将大量善良和无知的青少年培养成杀人工具送上了战场。在上世纪末的经济危机风暴中显露了其脆弱性。于是再次向人们提出了什么是教育,教育的目的是什么这个古老又新颖的问题。日本是我们的近邻,从19世纪70年代起,日本民族开始觉悟到要实现教育的现代化,通过一个多世纪坚持不懈的努力和实践,成功的日本的教育有力的推动和促进了日本国民经济的发展,提高了人民生活和文化水准。 日本文部省在80年代中期以来的教育改革的基础上,陆续发表了面向21世纪的日本教育改革的目标。平成8年7月19日,日本中央教育审议会在“展望21世纪我国的教育的理想目标”的答辩中,明确地提出了新世纪教育改革的方向,强调在“宽松”的环境中培养“生存力”,即“今后的儿童需要的是无论社会如何变化,都能自己发现课题、自己学习、自己思考,自主地判断、行动,更好地解决问题的素质及能力等”的培养,将成为日本教育改革的重点,也体现了日本教育的新学力观。尽管没有“素质教育”的明确说法,但是从其内容上来看,与中国“素质教育”的要求有相同之处。在这一教育改革方针的指导下,从1997年起,日本开始制定了《教育改革计划》,以后每年都根据各方面的意见及发展形势进行修订,逐渐形成了面向21世纪的日本教育改革的总体目标。为适应国际化、信息化的要求,注重培养个性,完善生涯教育,学校教育多样化、弹性化,高等教育个性化、高度化等,将成为日本新世纪教育改革的重点。 日本文部科学省于2001年1月25日的《21世纪教育重生计划》中,明确地提出了新世纪日本教育改革的七个战略重点:通过通俗易懂的教学提高基础学力,通过多种多样的服务、体验活动养成感情丰富的日本人,完善可以愉快安心学习的学习环境,创建受家长、地方信赖的学校,培养“教育‘内行’的教师”,推进世界水准的大学建设,确立与新世纪相适应的教育理念、完善大学的基础设施。 因此,必须承认教育的独立性,教育的目的就是在于人的发展,不在于其他,至于其他都是教育在完成自身的目的后的副产品,不能跃过教育的现代化,用手段的现代来取代教育本身的现代化。教育,特别是素质教育,是一个长期的、艰苦的工程,百年树人,需要认真地,坚持不懈的努力。不能有半点浮躁、急功近利的思想。更不能幻想教育会给投资者带来巨大的财富回报。日本成功的经验在哪里?通过对日本教育的研究和分析,感觉首先对基础教育,日本是抓的很紧,而且经过反复摸索实践,积累了很多经验,当然也有其不足和教训之处,这些对我国今天的基础教育改革或是明天的基础教育的设计,都不无参考价值。 二、要做到立法严谨,执法坚决,依法治教 1984年8月,中曾根首相设立临时审议会。经过3年多的研究和广泛征求各方面的意见,发表了4次咨询报告,探讨了面向21世纪的教育模式,提出了教育改革的目标和原则等,成为日本教育改革的指导性文件。各级的职责都由法律明文规定,一目了然。法律形成体系,法令执行细则、实施条例等环环紧扣,面面俱到,避免了人们在执行过程中任意曲解。不仅要制定和完善法制体系,更重要的是要培养人们守法意识,树立法制观念。有法不依,甚于无法。特别是政府部门的公务员,更要严格守法。政府部门按照法律行事,老百姓依照法律对其进行监督。如果发现有违反或不执行的,都属于违法行为。违法民法、触犯刑法是犯法;违反有关教育法规的也是犯法,也得由司法部出面加以追究,进行处理。 要理顺关系,明确责任。从日本基础教育管理上,我们可以看到日本的教育基本上分三个层次,即中央政府的文部科学省,都道府县和市町村。哪一级教育该由谁管,谁负责解决经费,都通过立法分工的一清二楚,各级部门各操其事,恪守其职。基础教育基本上由市町村政府负责,但是,国家制定整个教育的大政方针,决定教学内容、颁布教学大纲、提供教科书。这样就使得全国的基础教育基本上能保持一个比较齐整的水平;同时国家还补贴负担义务教育学校教职员工的人头费开支,避免了各地因经济发展不一,而造成的不公平。经济发达、财政实力雄厚的地方则少补或不补,以此来调节各地的教育经费,保证教育质量。 三、要重视教师教育的实效性和建设高水平的教师队伍 培养教育“内行”的教师。培养人才离不开教育,教育的主要实施者是教师。要培养高素质的人才,首先要有一支高素质的教师队伍。为此,教师素质的提高也是教育改革中的重要一环。日本政府在平成9年7月28日进行的“教育职员养成审议会”第一次答辩中,就“面向新时代的教师养成的改善对策”对教师提出了基本养成目标:在全球角度行动的素质能力,在变化的时代生存的素质能力,与实践性指导相关的素质能力。平成13年1月25日,日本文部科学省在《21世纪重生计划》中更明确地提出培养“教育‘内行’教师”的方针,将不称职的教师调离教学岗位。日本国在教师教育研讨中,特别注重实效性和高水平。在提高教师教育水平中,首先选择“课程设置、教材研究”为突破口,这无疑是正确的,并且强调课程要适应社会和时代的要求,聘请国内外一流教授、专家投入研究工作,研究的成果具有国际水平。另外,强调联系实际,联系全国的各类中小学,使研究成果在实践中,有指导意义。以此提高教师教育的实效性和水平。我国在教师教育中,也注意教师教育的实效性和提高水平,尤其在编写教材中,注意提高质量。但是往往一考虑中小学教师需要,有些部门就考虑经济效益,盲目追求经济利润,忽略了质量的提高。其次,我国也设立了面向全国的中小学教师继续教育研究中心,根据日本的经验,人员编制与选拔、研究项目和承担任务,请国外的客座教授,教育部都要予以指导与支持,这对我国是有启发的。再次,在实施中小学教育中,要反对形式主义,例如,日本东京大学教育部长、日本国教育改革国民会议成员藤田英典在研讨中提出,在实施道德教育的时候,反对形式主义,要讲究实效。他也反对只顾尖子生的培养,要发展普及性的教育等。以上这些,对我国的教育也是有启示的。在教师教育中,日本特殊注意与中小学校联系起来,正如一位美国学者所 说“专门的培训并不能使教师人人受益,也不能保证教师终身受益。让教师终生都处在培训中的最好的办法,就是大学、专门培训机构和中小学联合起来,为教师提供随时的服务”。日本对教师研修制度给予充分的肯定,把教师培训纳入中小学校工作日程,构建了学校的校务分管制度和研修活动制度紧密结合的体制,对推进基础教育的改革和中小学校教师接受高层次教育都起到推动作用,这对我国的教师教育也是有借鉴作用。 同时,教师要更新教育观念。更新教育观念是实施教育改革的前提和条件,尤其是教师的教育观念是十分重要的。神户大学科学发展学部副教授船奇俊雄指出,在教育改革与发展中,教师的形象十分重要,让每个教师都知道,当教师的目的是什么,这样,教师才能清楚的认识教育的实质,随着教育的改革与发展,不断更新教育观念。他列举本人当教师的体会谈到,自从读了“日本战后教育史”自己才明确了怎样当教师,怎样认识、理解教育,他提倡教师要了解历史,尤其要了解教育史。这件事,对我们是有启发的。因此,中小学教师都要学一点中外教育发展史,有百利而无一弊。这样,才能明确我国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才能树立正确的教育观念。 四、要注意发展和培养学生健康的个性 教育改革重视个性的原则,这是20世纪80年代日本教育改革的最重要的原则,强调在教育中注意尊重个性、尊重自由和培养学生自律与自我负责的精神。必须按照这个原则重新评价日本教育的制度、内容、方法、政策,凡是与此原则相抵触的东西,必须加以革除。充实发展个性的教育。战后日本的教育具有浓厚的集团主义的色彩,教育的均等化、规范化,在有利于贯彻教育机会均等的同时,也造成了学校教育的划一刻板化,对发展学生个性极其不利。因此,日本政府的中小学教育改革强调了由偏重知识的灌输教育向培养儿童自主学习、独立思考、发展个性的教育转变,扩大选择范围,使每个学生的个性都能得到充分发展。另外,个性教育不仅是学校的职责,也是家庭、社会的义务,日本文部省制定的“学社融合计划”体现了社会教育对于发展个性教育的职责所在。中国面临的是对“应试教育”的改革,使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真正能实现。高考制度的改革、用人制度的改革等,都对义务教育的普及有重大影响。日本对各类不同类型的学员注意施以不同的教育,即使对残疾人,也采取相应的措施,使之获得多方面的知识。对我们也提出一个问题,我们如何因材施教,发展学生健康的个性。我国也创办了特殊教育专业,据了解,在教育的过程中,针对性还不强,现代化程度还不高,学员的收获受到一定限制。我们应该学习日本的教授方法,为了让残疾学生学到某种技能,搞一些有针对性的科学研究。正如日本奈良大学文学部附属小学校副校长大津昌昭先生所说,教师应该站在学生的立场考虑问题,考虑学生的需要,考虑学生的接受能力,考虑学生喜闻、乐见,这样才能教好学生。我想只要每一个教师都考虑学生的需要,教与学成为不可分割的整体,形成永恒的良性循环,我们的教育就会大有希望,就会培养大的的高素质的人才。 五、要加强学生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的培养 教育改革的多样化原则。要实行学校制度的多样化、类别化和开放化:要改革教育内容,纠正偏重智育的教育,重视创造力、思考力和判断力的培养,重视德育和体育;要扩大中学阶段的选修课:高等教育要实现学科和课程的多样化和内容的灵活化,取代现行的国立大学一次性统考制度,创设国、公立大学都可利用的共同考试。创新是以主体意识和能力的发挥为前提的,以个性的充分发展为关键。这既是社会发展的根本目的所在,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和要求,也是人道主义精神在教育上的体现,是创新活动的逻辑要求。但是,我们不能由此得出创新只是某种或某类个性的产物,而是要承认并尊重个性的多样性。只有个体以自己独特的思想、独特的方式、独特的内容作出独特的贡献,社会才能在综合众多个性的基础上迅速发展。要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尤其是神户大学科学发展学部藤田英典先生认为,创新的基本要素和构成是不变的,根据微软公司总裁比尔·盖茨的经验,创造能力是由3个最基本的要素:“读、写、算”,再加上专业知识和技能来体现的,这是最基本的、不变的。他特殊提到,要实施“尊重的教育”,要尊重学生的个性品质,要尊重学生变化性,要尊重学生取得的各种成果。这样,才能发展学生的健康的个性,才能培养学生的创造能力。以上这种观点是对我们是有启发的,我们在教育改革中,也要提倡“尊重的教育”,尊重教育规律,尊重人才成长规律,尊重学生的人格人性,尊重教师的劳动成果。只有这样,才能促进教育的改革与发展,才能促进素质教育的实施。 六、重视充实心灵的道德教育 “知、德、体”——“三育主义”是日本教育多年来的方针,加之家庭、社会的“教育力”下降,青少年道德性的问题日益严重,正义感、伦理观、同情心等在青少年中非常淡薄。少子化、老龄化、核家族化、城市化的社会背景下,原为三位一体的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社会教育的教育环节中,本该承担人际关系、品德形成、传统文化的传授等教育职责的家庭、社会的“教育力”显著下降,间接导致目前已成为日本教育严重问题的“欺负虐待弱小同学”、“拒绝上学”等现象多发,学校暴力、少年犯罪率上升,出现了“学级崩坏”(注:指小学生上课时,在教室内随意行动、讲话,我行我素,不服从老师的指示,致使班级全体无法正常上课的现象。)、“学校荒废”等严重后果。为此,在《改订学习指导要领》中,增加了德育教育的具体内容。而道德素质也是中国“素质教育”的最基本的、首要的素质,更是中国一贯坚持的德、智、体教育方针的体现。在新世纪之初,党中央、国务院再次发文强调“德育教育是素质教育的首要内容”,直接关系到“科教兴国”战略的成败。尽管中日社会制度不同,德育教育的要求、内容也有所不同,但是指导学生学会做人则是德育教育的共同目标。 总之,尽管中日目前经济水平不同、社会制度不同、面临的教育问题不同、中小学教育改革使用的用语不同,但是培养新世纪人才的教育改革的目标是一样的,就是要培养适应以知识经济为主导的国际社会竞争要求的高素质人才。概括来说,可分为三个方面:第一,培养学生学会做人。这是最基本的,日本称为“心灵的教育”,中国则是思想政治素质的德育教育。第二,培养各种基本能力。这是未来发展的基础,包括基本生存能力、身体素质、审美素质、文化科学素质、劳动素质等。第三,培养自立性和创造能力。这是素质教育的优秀,中小学素质教育的目标就是要为提高全民族的素质打好基础。 中小学教育论文:中小学教育质量管理分析论文 摘要:目前,我国中小学教育质量评价中存在评价标准单一,注重学校系统质量评价、弱化学生主体质量评价目标,忽视学校进步程度评价等问题,这使评价结果缺乏科学性和公正性。建立高质量的、科学的教育评价体系,需要澄清教育质量与教育质量评价、办学水平与教育质量之间的关系,树立“以学生为本”的教育质量评价观,即以学生表现为评价内容、以“增值”幅度为评价标准、坚持评价目标统一性与差异性的有机结合。 关键词:中小学;教育质量评价;评价机制 2001年,《国务院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提出,“改革考试评价和招生选拔制度”“建立对地区和学校实施素质教育的评价机制”。在这一背景下,我国各地学校教育质量评价开始重视对学生德、智、体、美、劳等各方面素质的评价,在很大程度上适应了素质教育的要求,有力地推动了素质教育的实施。但实施中,我国学校教育质量评价还在一些问题,需要进一步深化改革。 一、中小学教育质量评价的问题透视 当前,中小学教育质量评价中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评价标准单一,缺乏激励效应不同地域学校因经济、科学、文化、信息、技术等方面差异而存在经费投入、设施设备等办学条件方面和教育理念方面的差异,同一地区学校间因学生来源、教师素质等人员构成不同会存在人力资源不平衡,不同学校因发展历史原因也可能处在不同的发展阶段,这些因素决定了不同地域、类型学校处于不同的发展平台,教育质量评价不可“用一把尺子量全身”。然而,我国中小学教育质量评价多采用统一的评价标准衡量学校质量。这“对当今教育现实中的学校发展类型的情况关注得很不够”日,对薄弱学校是一种歧视,有失公平,会导致条件较差学校因屡遭失败而心灰意冷,丧失前进动力。同样,条件较好学校也会因无论怎样评价都会处在前列,而失去竞争压力和继续前进的动力。总之,标准单一的评价机制对学校起不到应有的激励作用,不能推动学校持续发展。 (二)注重学校系统质量评价,弱化学生主体质量评价 20世纪末,我国教育质量评价开始把教育效益作为衡量教育质量的主要标准,更有效地反映了学校发展的过程。其方向是正确的,但学校教育质量评价体系追求一种学校教育系统功能评价的宏大叙事,重教育投入、学校办学条件与设施设备,重表层(如制度、目标,理念)等学生主体质量之外的指标因素的评价,这导致了评价指标体系的庞大和“冗余”。例如,某指标体系由62项指标构成,其中学校办学条件、教育投入、制度理念层面因素所占比例较大,约34项指标,比总指标数量的1/2还多。而学生质量因素相对较弱,共计11项,不到总指标数量的1/6。再如,某地区指标体系设置指标42项,其中教育机构与设置、领导班子建设、教育方针与法规、教育督导与评价以及教育发展理念、发展目标与思路等这些方面指标达26项,占总指标数量的63%,而学生质量指标6项,仅占14%。 我国现有教育质量评价指标体系基本是从一种模式出发来考查教育状况,指标庞杂且重叠因素很多,而学生发展指标仅为“冰山一角”,如此遮蔽了学校教育质量的真实。 (三)评价目的关注一次性结果“鉴定”,忽视对学校进步程度评价 多数地区的教育质量评价重视学校质量一次性结果,评定目的在于鉴定学校质量优劣,未能体现学校教育一段时间内的进步程度,未能体现教育质量的“动态性”,这是有失公平的。如,有的学校虽基础条件较差,但确实取得了比条件好的学校更大的进步,一次性的数字结果却未能揭示这种进步的意义,这对条件薄弱但取得较大进步的学校是一种打击,也有损于教育评价的公平。 二、中小学教育质量评价需澄清的几对关系 建立科学的教育质量评价指标体系,树立科学的教育评价观,必须明确两对关系:学校教育质量与学校教育质量评价,办学水平与学校教育质量。 (一)学校教育质量与学校教育质量评价 什么是学校教育质量?有学者指出,学校教育质量包括教育管理与教育实施的动态质量以及范围层面(如家庭、学校、社会),主体层面(如学生、教师、管理者),文化层面(如物质、制度、精神)的静态质量。还有学者认为,教育质量实质是通过教育活动使受教育者获得发展,从而使其各方面素质达到教育目标的程度。两者对学校教育质量概念的理解代表了两种质量价值取向,即“外适性质量观”与“个适性质量观”。“外适性质量观”指教育满足顾客需要的程度,常以外在的标准来评价学校质量。因此,学校教育质量评价标准为学校人员(学生、教师、管理者)素质发展,学校工作(教学、德育、管理)的发展,学校事业(学校本身、社区、社会)发展。“个适性质量观”指教育促进学生自我实现的程度,以学生个体的认知、情感、兴趣、特长等方面的发展作为判断教育质量的标准,学校教育质量评价是在学校资源一定的情况下,对学校促进学生发展的程度的测量,并对其价值进行判断的过程。 当下多数地区教育质量评价策略与第一种观点基本吻合,但笔者更倾向于第二种观点,即将学生发展程度作为评价学校教育质量的标准。那么,学生接受教育一段时间先后的发展变化程度体现了学校教育质量的高低,学校教育质量评价即是对学生一段时间始末发展变化程度所作出的价值判断。 (二)教育质量与办学水平 “办学水平”与学校教育质量概念不同。“办学水平”指设置、维持、使用、管理一所学校,使之胜任教育教学任务、达到国家要求的程度,一般包括学校教育观念水平、学校整体教育教学水平、学校管理水平、学校条件装备水平等方面。还有学者认为,办学水平指学校的办学达到规定办学要求的能力或综合实力,它以办学方向、管理体制和领导班子、教师管理与提高、教育教学工作、行政工作的常规管理、办学条件与教育质量等七个方面作为“办学水平”评价的内容。由此看来,办学水平强调学校办学条件、办学理念与方向、管理水平、教学水平等,教育质量侧重于学生全面发展的程度;办学水平包括教育质量,教育质量是办学水平评价的一个方面。当下许多地区教育质量评价侧重学校办学水平的评价,而非严格意义上的教育质量评价。综合上述研究,我们可得到以下几点启示。第一,学生发展是学校教育质量的尺度。学校教育资源利用程度、学校办学方向正确与否、学校管理水平的高低、教育理念先进与否,从根本上说是由学生的发展体现出来的。衡量一所学校教育质量的高低不是看校园环境的美丽程度、不是看有多少高楼大厦、不是看教学媒体手段的现代化程度有多高,而是要将学生的全面发展作为评价依据。亦即,学生身心发展水平是衡量学校教育质量高低的标准。学校在学生的身心发展中有没有起到作用、起到了多大作用,这应是教育质量评价关注的重点。 第二,学生发展是教师质量的尺度。教师发展是间接意义上的学校发展,教师发展的意义和目的追求的是学生的发展。教师专业水平的高低、教师对职业的价值追求等无不作用在学生身上,在学生的学习、生活中展现出来。如果教师学历层次很高,知识渊博,科研成果丰硕,但缺乏敬业爱生情感,没能够在教学过程中充分发挥自己的能力,没能够作用于学生的发展,那么我们就不能说这类教师质量高。 第三,学生发展是学校教育的目的和归宿。学校教育是以促进学生个性与社会性发展为根本目的的,反过来,学生的成长与发展彰显着学校教育工作的价值和意义。因此可以说,有了学生,才有学校教育及教师职业存在的合理性;没有学生,学校教育及教师职业就失去了其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因而,学校教育必须以学生发展为本,将学生的健康成长放在首位。 三、中小学教育质量评价的基本策略 建立高质量的中小学教育质量评价体系,需要树立“以学生发展为本”的教育质量评价观,这体现为:以学生表现为评价内容,以“增值”幅度为评价标准,坚持评价目标统一性与差异性相结合的原则。 (一)建立以学生表现为评价内容、“输入一过程一输出”指标一致的评价体系 在不同的教育阶段,学生的学习习惯、行为习惯、学习品质、情感价值等方面都有待进一步完善和培养,因此,中小学教育质量评价的着眼点不是甄别学生品质、习惯的好坏,而是放在学生通过接受教育之后哪些方面有所进步、哪些方面还有待改正的问题上,并针对此提出修正措施,制订改善方案,帮助学生逐步走向完善。这需要学生一段时间始末评价指标一致来作保证。因为指标一致评价策略能呈现学生行为变化的轨迹,揭示学生发展过程的真实性,使学校、教师、学生更准确地得到学习与生活过程的优劣信息,使他们明确应保持的方面和努力的重点,进而有针对性地对错误行为进行矫正,提高教育教学的实效性。 (二)走向增值性评价,以学生“增值”幅度作为教育质量评价标准 增值性评价是发展性评价的一种形式,它强调“变化”、重视“过程”、兼顾“鉴定”与“改进”、体现了学校教育质量的“动态性”。它关注学校教育作用于学生的增值发展,更能体现出一所学校在一段时间内的进步程度。所以,在对中小学教育质量进行评价时,我们要避免将学生的考试成绩作为评价学校和教师的唯一标准,而是要对学校实施增值性评价,引导学生多元发展,简单来说就是看进步,不搞横向比较。比如,一所原来相对薄弱的学校,有了大的进步时就该褒奖,而原来条件就比较好的学校,如果原地踏步,甚至退步,即使它依然比那些原来就相对薄弱的学校强,也应该受到批评。 (三)在统一性原则下,制订差异性的评价目标教育评价首先要坚持统一性原则。统一性是指学校对学生的培养应遵守国家大政方针。国家教育方针、政策对学校发展的方向性作出了规定,各级各类学校不能违背国家教育方针政策,偏离学生全面发展的轨道。教育质量评价策略应根据国家意志设立评价指标、确定评价标准、制定评价方法及评价目标。 同时,学校教育质量评价又不能脱离教育实践,必须体现评价目标的差异性。由于各学校学生入学成绩、个性特长、兴趣爱好、发展需求等方面存在差异,教育质量评价应体现对这种前提性差异的关照。因此,我们在制订评价目标时应允许不同学校学生发展领域有差异,允许学生之间各领域发展速度不同,允许学生整体目标程度不统一。但是,对“差异性”标准的理解要避免两个误区:一是将差异性理解为降低对学生的要求,学生希望如何就如何,放弃教育工作者指导和管理的责任;二是将差异性理解为每个学生、学生每个方面同总体质量目标不一。笔者对这两个问题的理解是,差异性既指充分考虑学生基础条件和个体需求基础上学生发展的最大化,又指学生基础条件、个性特长、需求相近或相似的各类学生发展方向和目标的差异。基于上述理解,质量目标的确定需兼顾到学生需求、学校要求双方的愿望。首先,学生要对自身条件、学习基础、兴趣爱好及特长、理想等作出合理的评判,提出个人发展目标;其次,教师要对学生特点作出科学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不同类型学生指导性目标;最后在共同协商的基础上确定不同类型学生的效能目标。
中国发展论文:中国发展与剪纸艺术论文 一、中国剪纸艺术发展现状 (1)中国剪纸的新时代 中国剪纸于2009年9月入选联合国科教文组织第四批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这一事件使得中国剪纸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从此,中国剪纸艺术将受到全世界人们的关注。同时,在全球化这样的背景下,在新旧事物交换更替的今天,中国剪纸也面临着严重的挑战。一方面,全球化的今天,世界各地加快了文化交流,在这样的环境下剪纸艺术不断地从其他文化中获取精华,不断创新;而另一方面,剪纸艺术作为一种古老的艺术,在现代化的冲击下,一些村寨剪纸艺术面临着流变和濒危的处境。 (2)中国剪纸艺术的发展问题 通过对中国剪纸艺术现状进行分析,可知目前影响我国剪纸艺术发展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首先,我国剪纸艺术的创造团队问题。中国剪纸艺术源于民间,那些优秀的艺术家们从自己生活中获得感悟而进行创造,他们的艺术是心灵的艺术,是发自内心的无人可代的一种艺术,也远远不能用金钱来衡量。而当今社会,这样的艺术家们是少之又少,他们的剪纸作品模仿痕迹过于严重,缺乏自己主观的感情色彩,作品不够生动,感情不够鲜明。 二、如何推动中国剪纸艺术的发展 1.提高对剪纸艺术的重视程度 全球化的今天,剪纸艺术在各种现代文化的冲击之下,正面临着严峻的挑战,而人们对剪纸艺术的认识存在一些误区,对其发展的重视程度不够,这在很大程度上阻碍我国剪纸艺术的发展。此外,甚至连一些剪纸艺人也不能够正确认识剪纸这门艺术,他们仅仅把剪纸作为一种谋生的手段,对于一些剪纸技巧不进行外传,殊不知这种做法可能会导致一些技巧失传,带来剪纸界的重大损失。因此,人们必须提高对剪纸艺术的重视程度,相关工作者还应该制定一套完善的保护体制并成立专门的保护机构,对我国剪纸艺术进行保护,使其得到更好的传承和发展。 2.制定合理的发展对策 虽然我国剪纸艺术已经被列入了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但是目前我国民间剪纸艺术仍面临着十分困难的处境,因此,制定相关的发展对策对我国剪纸艺术未来的发展进行指导是十分必要的。我们应该将“继承”与“发展”作为主要的指导思想,以保护剪纸艺术、发展剪纸艺术、提高剪纸艺术作为最终的目的来开展工作,进一步加强对剪纸艺术的保护力度。 3.打造品牌 挖掘各种人力资源,为开设剪纸艺术教育提供师资保证,实施三个整合,为剪纸艺术教育制定实施方向。这三个整合就是指剪纸艺术与学科整合,发挥教学主渠道作用,剪纸艺术与德育整合,开发德育新途径,剪纸艺术与生活教育整合,丰富生活体验。 三、结语 综上所述,我们知道我国剪纸艺术的发展还面临着一些问题,为了使得我国剪纸艺术能够更好的发展和传承,作为中华儿女的我们,必须要采取行动,来保护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首先,正确认识剪纸艺术的现状,提高对剪纸的重视程度是前提;其次,将现代艺术元素融入剪纸艺术当中,并结合当今的民情、民俗进行创新与改革,稳中求异,才能实现中国民间剪纸艺术艺术性与实用性的有机结合,从而让这种宝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更好地传承与发展下去。 作者:陈财 中国发展论文:中国发展证券交易论文 我国的证券交易,肇始于19世纪末。光绪年间,一些中国官吏打着“自强”、“求富”的旗号倡办“洋务”,建立股份公司,发行股票,招股集资。公司所发行的股票,明白规定股票持有者可以自由转让,而股票除有其原有的价值之外,尚可随着公司的盈利增加获取一定的“红利”,因而有卖者,也就有买者,于是市面上就出现了股票交易。最初这种交易形式是买卖双方自由议定的,后来集中到某一茶馆内交谈,并且出现了中介人。由于上海是当时公司、企业集中之地,因而上海的股票交易最多且具有典型性。民国以前,上海的股票交易主要集中在大新街(今湖北路)的茶楼里,每天早上就有一些股票持有者和一些有钱人,如茶商、丝商,洋行买办、皮货商等,集中在大新街的惠芳茶楼里谈股票生意,双方买卖的有轮船招商局、汉冶萍公司、三星织物公司、商务印书馆、南通大生纱厂、浙江铁路公司、江苏铁路公司、粤汉及川汉铁路公司等发行的股票。这种聚会,被称作“茶会”。也是中国人进行证券交易的最初形式。这时,上海已有外国人在租界内经营股票交易。早在1891年,英国人首先在四川路南京路口的中央商场内开设了“上海股份公所”,以买卖外国股票为主。1905年,该公所改组为“上海众业公所”,成为中国境内第一家以会员制形式组成的证券交易所,设定会员(经纪人)100席,其中外国人占87席,中国人占13席。该所除经营买卖外国公司的股票外,还经营外商在华公司的股票,如公和祥码头公司、会德丰拖驳公司、上海钢铁公司、上海电力公司、中国营业公司、中国垦殖公司(煤矿)等股票。 1918年春,几个日本商人也在租界内发起成立证券交易所,并由日本驻沪领事馆发给营业执照,取名“上海取引所”,资本100万日元,以经营棉花、棉纱期票及日本帝国公债为主。日本人为收买人心,特聘请上海工商界一些有名望的华人如王一亭、胡梅庵等为其董事,朱葆三为监察人,花纱业头面人物吴麟书、徐庆云为经纪人,还拉拢股票商业公会的几个会员当其股票部经纪人。该所开业后,所经营的纱布证券颇为兴旺,曾一度垄断了上海的花纱交易。 在1922年爆发的信交风潮中,该所又从中兴风作浪,扰乱市面,为中国人民所厌恶。以后业务日益清淡,于1929年宣告停业。在外国人设立股票公所的影响下,一些中国商人也在积极仿效。1907年,上海商人袁子壮、无锡丝商周舜卿等,在上海仿照日本证券交易所的形式,筹办上海(证券)交易所。由于清政府不予批准,加上上海工商界对于证券交易的底细尚不太了解,因而没有办成。真正由中国人自办的证券交易所,是在民国以后创立的。1913年9月,张謇就任北京政府农商总长后,积极提倡证券交易。这年底,张謇在北京召开全国工商会议,讨论中国工商业的发展大事,证券交易是这次会议上的热门话题。会后,张謇组织力量,仿照欧美及日本的证券交易法令,制定了《交易所条例》8章35条,于1914年12月29日公布施行。1915年5月,又进一步公布了《证券交易所法施行细则》26条、《证券交易所法附属规则》13条。《证券交易所法》第一章“总则”中明确规定,“凡为便利买卖,平准市价,而设之国债票、股份票、公司债票及其他有价证券交易之市场,称为证券交易所”。交易所需“察经农商部核准设立”。在第二章中明确“证券交易以股份有限公司组织之”,“证券交易所限于其经纪人得参加买卖”。经纪人的条件是:“中华民国商人,年龄在二十五岁以上,关于证券买卖或与证券买卖类似之营业曾有经验者,由其证券交易所察经农商部核准注册,得为其证券交易所之经纪人”。第五章还规定了证券交易所之买卖,分为“现期及定期两种”。《证券交易所法》的公布,初步明确了证券交易所的性质、经营的范围及方法,为在中国境内设立证券交易所提供了法律依据。于是在国内第一次掀起了证券交易的热潮。 1914年以后,由于上海的股票交易越来越多,在茶馆茶会上参加股票交易的掮客也越来越多,遂有人提出成立“股票商业公会”的动议,以协调股票交易。经协商,上海股票商业公会在这年正式成立,地点在九江路禾兴坊的一座两开间小楼上,推举石路(今福建路)永和祥呢绒皮货店老板周韶笙为会长,并订有章程,规定每天上午集会,交易方式仍和茶会一样,由会员自行协议定价,尚无一定的标准时价,买卖的债券有政府发行的公债券,公司发行的股票和外国货币。股票公会从中收取5%的佣金。买卖的股票中有江苏和浙江铁路公司的股票,中国、交通、中国通商等银行股票、招商局、汉冶萍、中华书局、南通大生一厂及三厂、南洋兄弟烟草公司、既济水电公司等股票。到1918年底,该会会员数已增加到40余家,这些会员大多是商人,原来是以经营纱布、皮货、杂货、生丝为主,由于经营股票交易后,所得的盈利大大超过原来经营的盈利,于是纷纷把商店改名为股票公司。在福建路九江路和汉口路一带,一时股票公司林立,形成了熙熙攘攘的华商股票市场。1916年,孙中山为筹集革命资金,采纳日本友人意见,联络上海商界要人虞洽卿、赵士林、朱执信、洪承祁、盛丕华等,筹组上海交易所,租赁四明银行楼上办公室作为办事处,挂出“通记”招牌,并着手对证券、棉花、棉纱、金银、布匹、食油、粮食七类商品的交易状况进行调查摸底。年底,以孙文、虞洽卿、戴传贤、张静江、盛丕华等9人联名,向北京农商部呈请立案。翌年2月,农商部批复准予备案。但其物品交易要“咨请江苏省县复查”。与此同时,李书平等也在上海发起成立证券交易所。后迫于张勋在北京搞复辟,孙中山赴广东发动护法斗争,政局发生变化,上海的证券交易所没有办起来。 1918年,在北京也掀起了证券交易热,由王璟芳、岳守堃、李景铭等人发起成立北京证券交易所,并得到北京政府的批准。这一行动,大大刺激了上海的工商界。这年4月,由上海商会会长虞洽卿、纱业公会会长闻兰亭、皮毛公会会长邹静斋、花业公所董事沈润挹、杂粮油饼公会会长张乐君,以及顾馨一、盛丕华等人出面,组建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定为股份有限公司,经营证券、花纱、金银三种。北京政府先批准其证券部,后批准其物品部。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成立后,由于有上海各行业公会为其后台,信誉较好,业务发展很快。初定资奉总额为500万元,分作10万股,每股50元,先收1/4,实收125万元。推选虞洽卿为董事长,理事会下设场务、会计、计算、总务四科。该交易所还耗银20万元,在四川路爱多亚路(今延安路)口长发客栈三层上设立交易所址,除设办公室、会议厅、经纪人事务所外,还设立三个交易市场和完备的娱乐设施。1920年7月1日正式开业,到场作贺的中外宾客达3000余人,所送礼品、联幛、贺电、贺信不计其数,蔚为壮观,轰动上海。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开业后,生意兴隆,财源滚滚而来,在头46天的交易中,仅手续费一项收入达82000元,平均日收入1700余元;不出半年,盈利达500万元,超过了原定的资本总额,年终每人分到的红利,少则百元,多则千元至数千元。于是原有的股东竞相缴足股金,使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的声誉鹊起,交易所自己发行的股票也顿时身价倍增,每股价由50元猛涨到100元,许多官僚和投机商人纷纷把证券物品交易所的股票视作发财来源。抢购囤积,使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的股票成为主要交易品。据说当时因购买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股票赚钱最多的是时任京沪、沪杭两铁路局长的孙天孙(又名孙鹤皋),他大批吃进廉价股票,并做多头买卖,等股票上涨一倍后,及时卖出,发了大财。孙天孙的投机成功,使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内部的人也眼红起来,于是由赵士林、张澹如等人暗中组织“多头公司”,在南京路上挂出“大庆银公司”招牌,对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的股票进行套购和哄抬,以牟取暴利,曾把该所的股票一度哄抬到150元以上大关。他们还使用“反套利”的办法,把近期股票和远期股票间的差价拉大,吸引顾客买进近期,进行套利投机;待客户吃进相当数量后,又反过来抛出近期,吃进远期,做反套利活动。他们把套来的大量资金,再用于其它投机活动。这批投机商在股票交易中赚了大钱。在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开业不久,上海另一家证券交易所——华商证券交易所也在密锣紧鼓声中开业。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开业后的兴旺发达景象,刺激着许多人。上海股票商业公会依仗人多力强,也在跃跃欲试开办证券交易所。他们首先撤除了暗中与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有所往来的周韶笙的会长职务,另推范季美等人进行筹备。1920年5月,定名为上海华商证券交易所,正式在汉口路上挂牌亮相。 1921年1月正式开业。该所冠“华商”两字,表明区别于上海已经存在的两个洋商开设的证券交易所,另一意图是指责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内渗有日本人的投资,可见当时竞争激烈之一斑。上海华商证券交易所以上海股票商业公会的全体会员为发起人,初定资本额为25万元,分12500股,每股20元,先收1/4。初定经纪人40名,全部由会员担任。推举范季美为理事长。该所在经营方法上,采取“继续买卖”方式,上、下午各做两盘交易,既做现货,又做期货。开业后,由于已有股票商业公会多年积累下来的经营经验,驾轻就熟,交易兴旺发达,尤其在经营北京政府发行的“整理六厘”和”七年常厘”公债中,获得丰厚的利润。1921年4月,该所在《申报》上刊登增股广告,把资本扩允到100万元,分5万股,每股20元,所有的2万旧股,每股补缴7.5元,经纪人数也由40名增加到55名,并以30万元巨款在汉口路昼锦里买了房地产,兴建企业大楼。这年五、六月间又进行第二次增资,资本额扩大到300万元,分15万股,经纪人扩充到80名。华商证券交易所大量增资,目的是想仿效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的办法,把自己发行的股票做多头买卖,哄抬起价,牟取暴利。经一番策划后,华商证券交易所每股价一度被哄抬到50元。但真正购买该所股票的人不多。大多为该所经纪人做空头。1921年底,该所经纪人吃进本所的股票竟达7万余股,几乎占总发行股的一半,致使该所流动资金枯竭,周转不灵。范季美在危急关头,接受了中易信托公司会计顾问徐永祚的建议,与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等价交换积存的本所股票3~5万股,由中易信托公司为中介人,股票由中易公司保管,并由中易公司承担两所流动资金的责任。事情进展很快,两家证券公司两厢情愿地交换了股票。不久,矛盾开始暴露。因两所发行的股票面额一为50元,一为20元,但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发行的50元面额股票市价已涨到180元,而华商证券交易所发行的20元面额的股票仅值30元,前者可以1股换取其6股,显然对华商证券交易所不利。并且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已存有兼并华商证券交易所的意图,双方交保的中易信托公司的总经理,又是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的理事兼总务科长。范季美觉得上了当,匆匆提出结束两家股票交换。事后华商证券交易所虽无直接经济损失,但苦于缺乏流动资金,业务一蹶不振。为挽回颓势,该所理事长一换再换,仍无起色,只得把所存股票以每股20元的原价卖给股东,以渡危机。1922年下半年后,该所在经营北京政府发行的“整理六厘”、“七年常期”、“六九公债”等方面赚了大钱,情况才有所好转。 事实上当时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也在走下坡路。1921年起,由于受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国内银根偏紧,物价低落,产品难销,原来一度兴旺发达的股票交易也冷落了下来,股票指数下跌。尤其是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自己发行的股票,虽然每股价格被抬高至3倍以上,实际是靠自己大量吃进方能维持其身价。当金融市场银根偏紧后,许多股票持有者纷纷抛出,换取现金。1922年该所到了几乎无现金交割的地步,形成了第一次“股市风潮”。后来由张静江出面向孙中山求援,得到孙中山20万元的现金援助,再搭上一笔公债券,才勉强渡过了难关。从此,红极一时的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一蹶不振,开始走下坡路。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新颁布的《交易所法》中规定:“买卖有价证券或买卖同种物品之交易所,每一区域以设立一所为限”。因上海一地有同类的交易所多家,遂进行了归并。1929年10月,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的三个部——花纱部归并于华商纱布交易所,金银部归并于金业交易所,证券部归并于华商证券交易所。华商证券交易所遂成为上海唯一的证券交易所。 民国初年上海掀起的一股证券交易热潮,是中国近代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公司、企业通过发行股票,集合了社会上的游资,使其转变为生产资本,对当时十分缺乏资本的中国民族工商业来说,起了十分有利的促进作用,政府也通过发行公债而得以解决财政危机。物品证券的交易,不但可以促使工厂企业扩大生产,也加速了商品流通,促使商品经济发展。证券交易所的兴办,通过各种有价证券的交易,更进一步起了融通社会资金和活跃市场的作用。但证券交易的发展是受控于社会生产力和商品经济的发达程度,社会生产越发达,证券上市品种就越多,证券价格的涨落又是随着企业的经营状况和信誉而转移,证券持有者只有当发行该债券的企业盈利时才能获得利益,一且企业受损或是破产,债券持有者就有经济利益严重受损的可能。由于民国初年中国的近代工商业尚不发达,国内金融市场的融通资本不大,所以证券交易虽一时兴旺发达,其中很大成份是投机买卖造成的。当其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必然会趋于清淡、冷落。 作者:王贞虎 单位:秦皇岛市产权交易中心 中国发展论文:中国发展管理学论文 1研究的背景 管理学科所涉及的范围十分广泛,且没有一定的范畴,不存在国家和地区的区分,即没有所谓的美式或英式管理学,也不存在日式管理学,当然也就不存在中国式的管理学.但是,换一个角度,从管理哲学方面来看,确实存在中国式的管理学,只有适合自身发展情况的管理学,体现出本民族的特色,才可以发挥管理学的有效性[1].因此,各个地区、各个国家的管理哲学也存在一定的差别.中国式的管理学需要在中国管理哲学的基础上,结合中国人的心理行为和风俗传统,才能够达到令人满意的效果.随着中国经济的腾飞,中国管理学的研究将继续深入,并呈现出兴盛的景象.但整体上看,中国管理学尚未达到成熟的学科,国内也还没有一支从事中国管理学教学与研究的队伍,中国管理学在国内的管理学科中尚未占据一定的主流地位,其发展状况有待进一步加强.同时,中国管理学的发展也受到一定因素的影响.在发展的观点上,有两种不同的意见.一方面是支持朝着本土文化的方向,以中国历史的相关管理学作为当代管理学研究的依据,不断探索发展管理学的规律,然后构建中国式的管理学理论.另一方面的观点是提倡中国与国际接轨,借鉴西方的管理学来发展中国管理学.中国的管理学,在教育与管理实践上,长期以来都是借鉴西方先进的管理学理论.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在于没有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没有认识到本土文化的重要性.柳传志在谈自己几十年的管理心得时说,中国不仅需要吸取西方先进的管理思想,又要结合中国企业的实际营业环境.随着管理学的进一步发展,有越来越多的院校开始意识到这个问题,已经开始在管理学中纳入中国元素.但由于习惯性的教学方式,在实际执行中西方的管理教学模式仍然占据主要地位.可见,只有适合于中国的管理学教学模式才具有研究价值.而理论投入到实践中是需要结合环境的,中国市场正处于独特的发展环境,这为广大企业带来了更多商机以及挑战.尽管西方管理学思想在国外有成功的案例,但也绝不能说明其适合于中国市场.有研究者称,缺少了西方管理理论指导的中国管理学就无法打造出国际一流的企业;同时,中国企业在引进西方管理学的理论和方法时,如果不结合自身条件进行改造,也不会取得管理成效.因此,当前情势下,构建中西方结合的管理文化对于中国式管理体系就显得十分必要. 2提升管理学地位的关键 要想提升中国管理学的水平和地位,需要研究出一套具有原创价值以及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的成果.当前,企业内部的管理经验仍不能上升到一定的科学理论的高度上;没有提出令人信服的基础数据和有针对性、专业性、影响力的观点和建议.具有一定地位的管理理论,只有在实践中得到有效的运用,经得起实践的考验,并能够很好地指导经济活动,才会拥有长久的生命力,获得被广泛认可的地位.除此基础研究以外,还要掌握好管理学的前沿理论,把握好具有实践意义的案例,再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提出原创性的研究,从而提高中国管理学的国际影响力.在传统的管理学中,通常只是列举多个实例,然后依照某个标准进行对比和分析,这样的研究方式难以得出原创性的成果.就近几年中国管理学研究的一些成果来看,主要还是对国际上先进的管理学理念进行磨合的结果,仅仅是在国外的基础上加入了一些中国的实践分析,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原创;也没有对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的实际问题展开深入的讨论,以至于所提出的理论无法满足当前需要.当前,中国管理学的发展空间仍是巨大的.改革开放时期的管理实践取得了成功,在当前的一些主流管理学中,仍参照改革开放时期,但却不能完全照搬,应结合当前环境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况且,直接套用现代管理学的理论难以解释中国在经济转轨和变迁的过程中出现的一些重大问题.也有一些西方的管理学家开始对中国的经济与管理产生疑问,中国管理学逐渐受到国际的关注.近年来,管理学出现了东移的趋势,中国的管理学水平也有一定的提高,这对中国管理学的研究来说是一个优势.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中国管理学家相对西方管理学家来说,比较熟悉中国的情况而更具有研究的优势;第二,中外学术交流日益频繁、活跃,同时,中国学者在当前现代经济学和管理学得到较快发展的情况下进行管理学的研究,可逐渐缩小与国外的差距,原创性的成果会越来越多. 3在方法论的指导下发展管理学 正确的方法论有助于发展中国管理学,有助于研究出更多的原创成果.中国管理学取得成功的原因之一就在于吸取了中国博大精深的文化.另一方面,中国管理学不应排斥西方管理学,两者可以相互独立而存在,且应为取长补短的关系.两者的主要区别在于,中国管理学注重思想管理,以哲学思考为主要内容,缺少了实践操作的方面;相反的,西方管理学注重的是实用,缺乏方法论的指导.可见,两者应为互补的关系.中国管理学也并非单独为一体,而是融合了中西方的文化,在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吸取西方的先进技术,从而形成一个具有开放性的管理学体系.中国管理学并不排斥西方的观点,而是非常注重中西方的文化融合,在中西方交流的过程中不断吸取精华,从而研究出自己的原创作品.可见,发展中国管理学需要本着扬弃的思想,对中国传统管理思想和理念批判地加以继承,同时对西方管理思想也是如此.中西方的管理思想具有共同点,如人本管理的思想,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都在强调这一点.在西方的管理学中,实证主义在当前环境下仍具有一定的适应性,可作为发展中国管理学的重要指导思想.但是,仅仅通过批判地继承来发展中国管理学还远远不够.为了进一步发展中国管理学,不能依靠推翻固有思想,也不是在中国传统思想上做出补充和修改,直接套用西方的管理学思想更不能解决问题,最关键的还是在于对这两方面的创新、超越.这是具有一定难度的,但又势在必行,已经成为当务之急.中国管理学目前处在发展的初期阶段,没有得到国际管理学界的普遍认可,主要原因一方面是由于中国管理学没有利用国际管理学由来已久形成的现代管理学来规范自身;另一方面还在于中国管理学没有形成自己独特的成果和理论,无法立足于市场.这主要表现在方法论上,仍然因循守旧,无法创新.因此,中国管理学要想获得国际管理学界的认可,就必须在研究的过程中解决更多的实际问题,创造出属于自己的作品,比如独特的理论框架和实践案例.当然,这也是由中国的具体国情所决定的.我国传统的做法就是大量引进西方的管理学理论与方法,而随着环境的变化,当今的中国应结合自身的特点,将中西方的管理学方法论结合起来,注重研究过程的规范性和独创性,在统一、科学的学术氛围下开展研究. 4挖掘中西方管理学融合中的要点 在中西方管理学呈现出日渐融合、交流频繁的情况下,发展中国管理学的要点在于抓住当前的机遇,找到中西方管理学的突破点,促进中国管理学上升到一定的地位.西方管理学面临着瓶颈的问题,而中国管理学的研究水平日渐提高,这对中国管理学来说是一个良好的机遇.具体表现在,中国管理学研究者更为熟悉中国的情况,相对西方管理学家而言具有一定的优势;中国正处于工业化的中后期阶段[2].一直以来,我国大型的国有企业都处于垄断地位,国外大型企业不断进入中国市场,使得竞争日益激烈,因此需要建立起符合当前市场环境的管理体系来指导企业的发展.而建立一个合理科学的管理体系,对中国企业来说则是一个重大难题,解决这个难题对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又有着直接的影响.当前中外学术交流不断扩大,且日渐频繁;中国研究者在管理学前沿理论的研究能力和理解、运用能力也在不断提高.这样的发展趋势有助于缩小与国外同行的差距,并获得国际上的认可.这要求中国管理学研究界引起更多的重视,进一步深入研究中国管理学的实际性问题,分析和掌握中国管理学的发展历史和趋势,总结出发展规律;对中国管理学的管理实践和创新做出全面的总结,从而建立起符合中国国情,具有中国特色的管理学体系;并能够在国际上的管理学语境中顺畅地进行交流,实现跨情景的学术对话.最终形成既具国际性又不失中国特色的管理学成果.目前发展中国管理学最好的办法就是在以西方管理学为参照的情况下在管理学知识体系的范畴内建立起具有中国人文特色的研究氛围.中国管理学的本质在于可以根据自身的发展条件来创造符合自身特点的管理方式,具有特定的意义.只有这样才可以研究出具有中国特色并能够立足于世界市场的管理学体系.根据这一特点,应注意的是,必须具备中国特色,立足中国国情,从中国经济的发展现状及其人文传统来研究管理学,强调的是目前中国的现实问题. 5结语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与其忙于管理学中国学派的重新构建,还不如认真思考当前我国企业管理实务中面临的实际性问题,找出针对性的解决措施,这才是发展中国管理学的正确方向[3].中国管理学面临的危机,需要管理学研究者们树立起危机意识,拿出积极的反应和思考,这就是所谓的问题意识.问题意识既包括对中国管理学问题的发现,又包含了对自身问题的反省.通过以上分析,得出的结论是,中国管理学改革的根本动力在于中国企业改革的社会实践和管理创新,同时这也是中国管理学学派进行理论创新的动力和源泉,中国管理学完全可以对社会实践做出总结,从而概括出具有中国特色的管理学理论,从而进一步指导实践,并获得广泛的认可.可见,管理与管理理论必须与特定环境相结合,与特定的人和事物相结合,才能发挥出真正的效用.因此中国文化与中国管理实践的特殊主义原则,是中国管理学学派得以确立的基础.离开了中国企业改革的伟大社会实践和管理的创新,中国管理学学派将无法产生实际性的功效. 作者:谭志勇 单位:郑州工业应用技术学院 中国发展论文:中国发展生态农业论文 一、中国发展生态农业的理论与实践探索 人类农业发展经历了原始、传统和石化农业三个完整历史发展阶段[2],现在正在从石化农业到生态农业转变。一般而言,石化农业被称为传统农业现代化,它主要以化肥、农药和动植物成长激素的高投入获得更高的产出为特征。石化农业在推动农业发展的同时,也破坏了农业生态环境,直接威胁了人类生存环境,影响了农业的可持续发展。所以早在20世纪80年代,世界范围内人们开始反思传统农业现代化,认为石化农业把原以生态为基础的农业推向了歧途,积极寻找替代传统农业现代化的新的现代农业形式,生态农业因此受到各国的普遍重视。生态农业要求将化学化的农业转向主要依靠以生物技术和计算机信息等技术,在保护农业生态环境的原则下,减少化肥、农药、除草剂等的使用量,大力发展生物性肥料、生物性农兽药、生物性生长调节剂等生物制品,并采用3S技术进行精确施肥、施药和灌溉,生产出更多的优质高效农产品。美国土壤学家沃•艾博克(W.A1berhc)于1970年最早提出生态农业概念[3]。英国农学家沃•克•沃辛顿(M.K.Worhtington)于1981年将生态农业确且定义为“生态上能自我维持,低输入、经济上有生命力,在环境、伦理和审美方面可接受的小型农业”[4]。20世纪80年代中期,美国经济学界又提出低投入持续农业等概念。1991年联合国粮食组织在《丹波宣言和行动纲领》中提出“持续农业发展”新概念。此后,墨西哥、印度等发展中国家就持续农业的内涵与外延展开讨论,并在农业生产实际中积极探索持续农业发展模式。在中国,生态农业概念提出于20世纪80年代初,1980年,在银川召开的中国生态农业学会上,生态农业概念被首次使用,生态农业在实践中不断加以推广。1980年,叶谦吉认为,中国特色的生态农业就是从系统思想出发,按照生态学原理和生态经济学原理,运用现代科技成果和管理手段,以及传统农业的有效经验建立起来,以期获得较高的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的现代化农业发展模式[5]。1987年,马世骏等人认为,生态农业是农业生态工程的简称,应根据“整体、协调、循环、再生”的原理进行农业生态工程研究,它以社会、经济、生态三效益为指标,应用生态系统的整体、协调、循环、再生原理,结合系统工程方法设计的综合农业生态体系,在性质上属于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系统的一个类型[6]。1991年厉以宁提出,生态农业是指依靠农业内部来维持土壤肥力,促使农业稳定持续发展的一种农业,它的优点在于导致生态的良性循环,使社会既能稳定地、持续地取得农产品,又能保持良好的生态环境,使社会的生活质量提高[7]。1996年,钟晓青认为,生态农业是一种农业可持续发展的现行模式,生态农业建设和农业现代化完全在生态经济发展的前提下统一起来,强调“可持续发展”是生态农业发展的必然结果[8]。在我国学术界对生态农业进行理论探索的同时,生态农业的实践也随之展开。2002年,农业部全面总结各地发展生态农业的经验,经过认真地调查研究,归纳提炼出了370种生态农业模式,后又经过数年的推广实践及科学论证,又从中最后推出十大典型生态农业模式,包括:北方“四位一体”型的生态农业模式;南方“猪—沼—果”型的生态农业模式;平原与准平原区的农林牧复合型生态农业模式;持续利用型的草地生态农业模式;混种与轮作型的生态农业模式;生态畜牧业养殖模式;生态渔业养殖模式;小流域综合治理型生态农业模式;工业化设施型生态农业模式;旅游观光型生态农业模式。总之,尽管学术界对生态农业概念的界定不一,生态农业模式多种多样,但人们对生态农业存在以下三点共识:一是强调综合利用农业资源,提高利用效率;二是强调保护农业资源和环境,注重经济、社会和生态效益的统一;三是强调将传统农业的优势与现代科技和管理相结合,突出现代科技在生态农业发展中的作用。笔者在接受三个共识的基础上,给生态农业的定义是:以生态经济学原理为指导,采用系统科学方法,继承传统农业的精华并与现代科学技术相结合,通过自然或人工设计的生态工程,实现效益最大化和可持续发展的现代农业形式。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生态农业的内涵将更加丰富,生态农业模式也将不断创新。生态农业是集农业科技化、信息化、标准化、机械化、产业化、水利化、合作化为一体的农业,囊括了我国农业现代化的全部内涵,发展前景广阔。所以中国发展生态农业是建设现代农业的最佳选择,它代表中国农业的未来。 二、中国农业的现实决定了必须走发展生态农业之路 长期以来,由于不注重经济发展和资源、环境之间的协调,牺牲农业生态环境,片面追求农业经济增长,造成了农业资源日益萎缩和农村生态环境恶化,直接威胁了农村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中国目前农业资源严重萎缩及保证粮食安全的迫切性,决定了必须走发展生态农业的现代化道路。 1.土地的数量与质量江河日下。截至2012年,全国耕地保有量为18.2476亿亩,人均不足1.43亩,仅为世界人均水平的1/4。尽管国家采取最严格的土地管理政策,“占优补劣”、“硬占柔补”已经严重危害了耕地的质量,目前全国耕地土壤有机质含量仅为1.8%,比欧洲同类土壤低1.5~3个百分点。同时,每年沙化面积为2460平方公里,沙漠及沙化土地总面积达174.31万平方公里;水土流失面积367万平方公里,占国土总面积的1/3。 2.森林与草原锐减。据第六次全国森林详查,目前我国森林覆盖率只有20.3%,人均占有林地量仅为世界人均量的1/7,已基本无成熟林可采,造成森林覆盖率低,植被减少。我国现有可利用的草地面积约33.7亿亩,人均不足2.6亩,目前,草原退化面积达13亿亩,而且每年仍以2000多万亩的速度在退化。 3.水资源不足。中国是世界上13个贫水国之一,人均水资源占有量2200立方米,仅为世界人均水平的1/4,正常年份全国缺水量接近400亿立方米,其中农业缺水300亿立方米。同时,水资源缺少地区的水资源开发利用过大,超过水资源和水环境的承载力。 4.农业环境污染严重。一是大气与水体污染。中国目前已成为世界第三大酸雨区,酸雨区接近国土面积的30%。农村畜禽饲养业的废水、废气和废渣等污染排放已占到全国总排放的50%,2010年,农业源排放的化学需氧量约占化学需氧量排放总量的43.7%、总氮和总磷排放量分别约占排放总量的57%和67%。2010年,县域污水处理率约为31%,水体污染严重。二是农地污染。全国1/10以上的耕地遭受污染,土壤呈现新老污染物并存、无机有机污染混合的局面。平均每公顷耕地使用农药15公斤,高出发达国家1倍,在土壤中的残留量高达50%~60%;每年化肥施用占世界总量的30%,化肥用量60年增加近百倍,用量是发达国家上限的2倍。三是白色污染。每年有约50万吨的地膜和塑料残留在土壤中,百余年不能降解。四是食源性污染。在农牧产品的生产和加工过程中使用大量的生长激素、催熟剂和添加剂,中国每年生产抗生素21万吨的9.7万吨用于畜牧养殖业,造成了农牧产品生长过程的污染,“有抗食品”已成为人体内的“隐形炸弹”,对人体健康构成了严重的危害。五是外来物种侵害严重。入侵中国的外来物种越来越多,有飞机草、互花米草、水葫芦等400多种,20世纪90年代,每10年左右才会发现1种生物入侵,可2005年以来,每年都会出现1~2个“新面孔”。 5.保证粮食安全必须提高农业资源的利用率。 尽管我国粮食已经连续十年丰收,但从长远看,粮食缺口仍然会扩大,保障国家粮食安全面临新的挑战。2013年粮食产量达1.2万亿斤,人均占有粮食860多斤,自给率约为88.4%,缺口约11.6%,缺口接近粮食生产大省黑龙江全年1300亿斤的产量。我国人口每年净增700多万,比青海省还多200万,预计到2020年,人口将达到14.5亿,对粮食的刚性需求不断增长,需求总量将超过6亿吨。随着人们消费水平的提高,对精深加工的食品需求越来越大,转化为肉、蛋、奶、酒的粮食越来越多,目前我国每年仅生产白酒和啤酒消耗的粮食就有4000万吨。13.4亿人口这一国情决定了中国人的饭碗不能端在外国人手中。目前,全世界粮食贸易量仅为5000多亿斤,假如都被中国购买,也只能满足中国粮食需求的40%,解决不了中国的粮食需求。2012年,中国已经成为世界农产品的第三大进口国和第四大出口国,其中美国出口粮食总量的15%销往中国,贸易逆差133亿美元,已经连续十多年逆差。粮食不只是经济问题,更是政治问题。我国除了18.36亿亩耕地外,还有60亿亩草原、43亿亩林地、300多万平方公里的海洋国土和内陆河湖。必须充分循环利用农业资源要素,生产出更多的畜产品、水产品、水果和蔬菜,减少国民对口粮的需求。这就要求我国的现代农业建设,要从中国的现实国情农情实际出发,通过建设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型的现代生态农业,尤其是发展生态循环农业,以实现较高的资源转化率和维护良好的资源生态环境,这是实现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2014年粮食生产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的最主要途径。 三、积极推进我国生态农业发展的对策建议 生态农业建设涉及观念、制度、政策、技术等方面,必须开展深入的调查研究,加强整体设计,积极推进我国生态农业发展。 1.牢固树立生态文明观念。生态文明观念是大力发展生态农业的思想基础。一是中央要明确做出加快生态农业建设的战略决定,明确指出生态农业建设的指导思想和原则,战略目标、战略重点、战略步骤和战略措施,明确把生态农业作为发展现代农业的主攻方向。二是加强全党的生态农业文明教育,正确的路线确定之后,干部最重要,所以要在全党开展广泛的生态农业文明教育,要编写统一教材,在各级各类党干校和农业院校开设生态农业课,普及生态农业知识,用科学的生态农业知识武装广大干部,重点武装农业和农村干部,以提高全党和广大干部发展生态农业的思想自觉。教育全党和广大干部通过发展生态农业给子孙后代留下更多农业资源,留下天蓝、地绿、水净的美好生态。三是利用各种新闻媒体开展广泛的生态农业文明宣传,使全社会,尤其是广大农民热爱生态农业,发展生态农业,进而形成全社会的生态农业文明意识。 2.制定生态农业发展战略与规划。认真研究西方国家的生态农业发展战略,发展完善已有的生态农业发展模式,并最大限度地借助现代科学技术创新生态农业发展模式。具体而言,一是在沿海地区和太湖、洞庭湖、三峡库区、滇池等高集约化地区,借助3S技术,科学施肥施药,减少用量,积极防治工业和农业面源污染,实施农业环境和农产品环境污染预警,保证农地和农产品免遭污染。二是在长江和黄河中上游地区,黄土高原区,西北、华北和东北风沙综合防治区等生态脆弱区,加大生态农业基础设施投入,开发适合这些地区生长的优质速生林木品种,大力开展植树造林,积极改善农业生态环境,充分利用这些地区独特的农业资源,生产各具地方特色的优质农林牧渔产品,重点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三是在东北、华北和长江中下游、成都平原农业区,防止农产品污染,提高农产品质量,尽可能多地生产绿色食品,积极推进黑龙江省两大平原现代化大农业示范区建设。把黑龙江省和豫东平原建成亚洲最大的生态农业区。四是重点推进各地区主导生态产品建设,笔者认为绿色食品和无公害农产品是粮食主产区生态农业发展的重点。发展生态农业,重在坚持“整体、协调、循环、再生”的原则,加速建立不同产业间的物质循环和能量转化利用体系,合理配置农业资源,农林牧渔结合,实现农村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3.制定完善发展生态农业的政策和法律规范。一是制定和完善财政和货币政策,支持生态农业的发展,扩大并提高对生态农业产品生产的补贴额度,扩大对生态农业产品生产的信贷支持,使农民在发展生态农业中受益。各级政府都要加强生态农业基础建设,主要包括农田水利、防灾减灾、气象服务、水土保持、防护林建设、生态环境治理的投入,改善生态农业的发展条件,减少生态农业的自然和市场风险,增强生态农业发展的后劲,尤其要加大对生态农业科研和技术推广的投入。二是将必要的行政手段与经济手段相结合,政府必须明确在发展生态农业中,支持做什么,不许做什么,奖励遵循者,处罚违规者。三是运用法律手段支持和保护生态农业建设。目前,我国初步形成了以《环境保护法》为优秀的生态环境保护法律体系,要以此为基础,加快制定《绿色农产品质量安全法》、《农业生态环境保护法》、《生态农业补贴条例》等保护生态农业发展的配套法律,尤其要加快制定规范农产品市场建设方面的法律,依法保护和调动广大农民发展生态农业的积极性。 4.调整农业内部结构。扩大生态农业在农业中的比重。一是调绿,大力发展非生态农业和生态农业中绿色食品生产,它是农业内部结构调整的重中之重,加速有机肥、有机农药和有机生物调节剂的研发与生产。二是调红,非生态农业区和生态农业区都必须大力发展畜牧业,内蒙古、宁夏、新疆、青海、西藏五大牧区必须率先转变畜牧业发展方式,以发展生态型畜牧业为主,严格按草原合理的承载力放牧,对严重沙化与退化的草原禁牧,对一般退化了的草原周期性休牧,加快恢复草原生态功能,各级政府要增加休牧补贴数额。三是调白,即大力发展微生物农业,微生物农业是典型的高科技生态农业,要积极开发新的菌种,做好白色产业的精深加工,搞好产业化经营。四是调蓝,大力发展海洋和陆地江河湖泽水产业,变非生态养殖为生态养殖,做大做强海洋生态农业,大力发展海洋菜园、海洋粮食和海洋牧业。五是调特,大力发展各具地方特色的生态农业产品。总之,在农业结构调整中要充分考虑农林牧渔业各业间相互依存关系,充分发挥各农作物在生态链条中的作用,建立各种各样高效优质生态农业模式。 5.加强生态农业示范基地建设。要采取多种形式,加强对生态农业基地建设的指导,在坚持标准的前提下,扩大生态农业示范基地面积,提高生态农产品质量。一是继续坚持已经开展的生态农业试点县建设。选取各方面条件相对较好的县市,采取整县推进的方法,边推进边总结成功经验,做到以点带面,直至推广到全国。二是依托“龙头企业+基地+农户”的生态农业产业化模式,鼓励支持龙头企业自建生态农业基地,鼓励支持企业加速实现已有非生态型农业基地向生态型农业基地转变,借助龙头企业带动农户实现生态化种植养殖,龙头企业与农户均享加工利润和销售利润,使自己有稳固的基地和农户群。三是加强生态农产品出口基地建设,更多依靠龙头企业拓展海外市场,不断扩大生态农产品出口数量,使其成为农产品出口的生力军,进而成为平衡国际贸易的一支重要力量,并依托其进一步拉动国内生态农业发展。 6.加强生态农业科技研究与推广。科技创新是生态农业发展之本,农业科技创新是突破资源与环境约束的客观要求。一是加快生态农业动植物新品种培育。农业科技创新的重点是种子,种子的科技含量占农业总科技含量的40%,尤其是要加快培育适宜粮食主产区生长的新品种,积极开展分子生物育种和天空育种,抢占世界种业科技创新的制高点。二是集中力量开展先进适用生态农业技术的研发与推广。主要包括耕地重金属污染防治技术,农田控磷减氮、畜禽清洁养殖和废弃物综合处理与利用等面源污染防治技术,循环农业和农业清洁生产技术,生物肥料和生物农药及生物调节剂等生物技术,节水节肥节药和测土配方施肥技术,精准农业技术,农作物秸秆等废弃物的再生利用技术。三是加强生态农业科技人才培养。建议采取各种优惠政策吸引优秀学子报考农业院校,提高农业院校生源质量;国家免费培训基层生态农业科技人员、生态农业实用人才和新型农民,奖励优秀受训者。四是加快新型生态农业科技成果在基层推广。农业科技推广的重中之重是基层,加强基层站点设备等硬件和队伍建设,实现农业科技入户进田,畅通“最后一公里”。加速建立完善生态农业科技推广的利益驱动机制,实行基层农技推广人员基本工资和绩效工资制,基本工资保底,绩效工资与推广的数量与质量挂钩;有效整合科技资源,建立农科教产学研推相互衔接的机制,强化“把论文写在大地上,把成果留在农民家”[9]的科研与推广评价导向机制;发展多元化的农业科技推广组织,农业高等学校、科研院所必须承担生态农业农技推广任务,国家要做出农业高等学校的教师将1/3的时间、科研院所将1/2的时间用在农业科技推广上的规定,在职称和利益分配上予以更多的激励。 7.加强与完善生态农业服务保障建设。一是建立健全生态农业技术标准体系。生态农业的发展离不开标准化,研究制定生态农业基地、生产资料、生产技术、产品质量标准体系;研究制定生态农业评价指标、管理认证方法、环境友好技术标准体系。二是加强生态农产品质量保障管理。严格执行生态农业技术标准,对农户和龙头企业实行产前、产中和产后全程质量监测,严惩生产过程不达标和质量不达标者。通过对生态农产品全面的质量管理,确保质量与安全,提高国际竞争力。三是加强生态农业教育培训。建立培训机构,加强对广大生态农业管理人员和农民的培训,传播生态农业科技知识,使其掌握各项标准和规程,继续实施“绿色证书工程”,提高农民经营管理水平。四是加强生态农业信息化建设。重点是加速县乡村信息服务站建设,努力实现农业信息进村入户,实现在广大农村的全覆盖。加强生态农业信息质量管理,确保生态农业信息的真实性。五是加强生态农产品市场体系建设。加强对生态农产品,尤其是绿色和有机食品及标准的宣传,积极促销;实行生态农产品分级包装进入市场销售,优质优价;实行生态农产品(绿色和有机食品)专卖销售,实行销产连带追溯赔偿制度,以保护消费者利益,防假打假。六是加快建立健全气象、疫病防治、科技推广、信息等全方位的生态农业服务体系建设。各服务部门人事管理事业化,强化公益性。 总之,只要我们勇于探索,积极推进发展生态农业的对策措施,脚踏实地,真抓实干,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和丰富生态农业发展模式,中国生态农业必将成为现代农业建设的一条亮丽风景线。 作者:赫修贵 单位:中共黑龙江省委党校 中国发展论文:基于在中国发展的国际酒店管理论文 一、国际酒店管理集团的概况 自从改革开放以来,入驻总过的国际酒店越来越多,据不完全统计,中国已有已经有超过35家酒店集团,并且其规模仍在不断地扩大、品牌的数量也在不断增多,并且凭借自己先进的管理理念在不断地开拓大陆市场,这都是对国内本土品牌酒店的一大挑战。在中国,有将近350家酒店的是属于国际酒店管理集团,拥有的品牌数量达到了55个,国际酒店管理集团旗下的酒店多数都是高标准的酒店,随着经济年本土化的发展,也出现了一些经济型的酒店。 二、限制国际酒店管理集团在中国发展的因素分析 (一)扩张的方法有限 酒店产业就有较高的风险,其资金成本比较高,同时取得收益的周期比较长,尤其是现在很多的国际酒店集团都进行跨国投资的活动,每个国家的经济政治情况不相同,很容易受到其影响,严重的情况下可能会出现血本无归的情况。很多国际酒店集团采用特许经营的方式来开拓市场,该种方法可以保证其有最基本的管理费的收入,如果一旦出现了什么变化,可以及时地撤出市场,这在当下是很重要的一种扩张方式。和特许经营相比,还有一种扩张方式也很受欢迎,即签订管理合同的方法,这也是一种比较保险的扩张方法。在当今的国际酒店集团当中,有将近一半的客房是通过上述这两种方式来经营的。这两种经营方式有自身的优点,但是当一个酒店在进入一国市场的时候,会受到这个国家的经济政治、市场运行机制等等各方面因素的影响,对于经济比较发达的国家,一般所采用的是特许经营的方式;如果该国市场更注重服务,则可以通过合同管理的方式。这里通过对洲际酒店的具体分析,阐述国际酒店集团扩张的局限性。洲际酒店从来没有采取特许经营的方式来扩张,这是什么原因呢?其从历史角度分析,我国改革开放初期,国内酒店的设施比较落后,而特许经营是为国内的酒店提供品牌、统一的标准,并不是实际掌控管理国内酒店;但是采用管理合同的方式则可以避免这一问题,管理合同是国际酒店集团直接对国内酒店进行服务上的管理工作,提高国内酒店的质量。随着近几年国内酒店硬件设施的不断完善,有部分酒店采取了特许经营的模式,但不可否认的是特许经营还是存在一些有待改进的地方,如对知识产权的立法不是特别完善,不利于品牌的发展。 (二)酒店的发展受到国情的影响 在我国一些经济比较落后的地区,业主会对酒店的经营提出除了经济效益之外的其它要求,比如收取商业回扣、加强酒店管理的支出、酒店的采购等等,使得酒店的经营受到业主的极大干预。偏远地区的某些政府推行地区保护主义,其极大地抗拒国际酒店集团加入本地的市场,因此在很短的时间内,违法市场的自我调节,组织建立大规模的本土酒店来抵制国际酒店品牌,这也极大程度地对国际酒店集团构成了威胁。 (三)管理的花费太高 国际酒店毕竟是国际的品牌,其拥有很大的国际市场,因此其必须具有一流的管理水平。无论采取何种经营方式,其管理的花费一直以来都是比较高的,在总体营业收入的1/20都要用来交管理费,这使得国际酒店集团的收益越来越低,不利于其更好的发展。同时,高昂的管理费也为很多国内经济型酒店开辟了发展的空间,国内酒店管理的费用相对较低,同时其又有很大的国内市场,发展如鱼得水。 三、国际酒店管理集团在中国未来的发展方向 (一)品牌不断增多,规模日益扩大 尽管国际酒店管理集团在中国的发展受到各方面因素的制约,但是中国丰富的市场需求,还是吸引很多国际酒店品牌的加入。从宏观角度来说,国际酒店管理集团在中国市场的扩张趋势可以用4个字来进行概括,即全面扩张。其无论是在地域上,还是在数量上都在成逐年增加的趋势,不仅东部沿海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可以看见国际酒店,中西部的一些地区也出现了国际酒店的品牌。从品牌的角度来看,数量在不断的增多,并且根据市场的不断发展,其自身也在不断做出调整。从微观的角度分析,国际酒店管理集团在扩张的时候,主要遵循了以下三个原则:第一,入驻的品牌需要市场的发展、承受能力相一致;第二,项目酒店的硬件设备要满足即将入驻的品牌的要求;第三,在签订管理合同的时候,要遵循双方的合意,不能勉强。这体现了国际酒店管理集团在扩张时,即不断增加自己的品牌,同时又考察市场的承受能力,做到理性的扩张,有利于其长远的发展。 (二)签订管理合同仍然是其最常见的扩张方法 第一,不断缩短合同约定的期限,加强竞争。我国本土的酒店管理公司不断兴起,企业在谋求国内市场,与此同时,国际酒店管理集团又急于开辟中国大陆的市场,因此就会产生激烈的竞争,双方同项目酒店签订的合同期限也在不断地缩短,造成了无序竞争。中外酒店管理集团的竞争,为业主留下了更大的选择空间。第二,管理业绩的衡量方式出现了变化。在衡量酒店管理业绩的时候,更加重视风险的共同承担。在管理的费用当中,增加了奖励的成分,并且其所占比例在不断增高。 结束语 自从改革开放以来,国际酒店管理集团在中国迅猛发展,其开辟了大量的中国市场,自身先进的管理理念、设施条件都对国内的酒店产生的严重的威胁。面对如此情形,国内酒店要不断完善自身的管理方式、硬件设施,才可以与之相抗衡。 作者:张琳珏 单位:四川师范大学成都学院 中国发展论文:剖析在中国发展伊斯兰保险业务研究论文 摘要:伊斯兰律法禁止利息、不确定性交易等经济行为,致使传统保险无法满足穆斯林的保险需求。经过多年的研究,全新的伊斯兰保险诞生,并被穆斯林和非穆斯林所接受,而且市场发展正不断地扩张。我国拥有2000多万伊斯兰人口,而伊斯兰保险市场一片空白,也无学术的理论研究。笔者通过分析我国伊斯兰人口的分布情况及民族特征,以及伊斯兰人口集中地新疆的保险发展状况,探讨了我国发展伊斯兰保险市场面临的诸多机遇与挑战,并提出了以新疆为试点发展伊斯兰保险等政策建议。 关键词:伊斯兰;伊斯兰保险;保险市场 20世纪70年代以来,当伊斯兰复兴主义浪潮席卷全球,并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充分渗透时,伊斯兰金融机构便带着鲜明的宗教特色应运而生。这是伊斯兰研究朝向现实性和实用性深入,由伊斯兰经济学家、银行家、法学家等诸领域的学者进行了多年研究所产生的成果。并创立了现代伊斯兰金融学。从此搞活了经济,经过几十年的发展,伊斯兰金融业已逐渐发展成熟,现有70多个国家相继成立了200多家金融机构,包括伊斯兰银行、伊斯兰保险公司、伊斯兰基金和伊斯兰资本市场等,形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的伊斯兰金融体系。其中,伊斯兰银行和伊斯兰保险最为引人注目。 全球目前大约有15.7亿穆斯林人口,其中三分之二在亚洲。尽管他们遍布世界各地,大部分穆斯林居住在高速增长的新兴市场①经济体地区。穆斯林国家的保险深度,尤其是寿险深度很低,其2007年保费收入仅占国民生产总值的1.3%,而整个新兴市场为2.8%②。尽管本世纪以来大多数穆斯林国家的经济增长稳健,保险业的发展却相对滞后,保险深度低的重要原因之一是传统保险不符合伊斯兰信仰。 一、伊斯兰保险的介绍职称论文 伊斯兰保险业是伴随着以伊斯兰银行为主的金融业的发展而出现的,但其合法性却经历了相当长时间的辨证。在伊斯兰世界中,保险是一直存在争议的一种金融形式,一些学者认为保险是邪恶的异端“比达尔”,未来发生的一切事情都是真主的意愿,给未来事件保险和承担不确定性收益是侵犯真主权利和对真主至上的裹读。世人以保险金为赌注,将鼓励一种鲁莽的、不顾后果的冒险精神。也有学者认为,保险就其基本原则而言,是无可指责的,其中并不含有赌博和放债取利的因素。他们认为保险业类似于伊斯兰的社会福利制度——天课制度,带有互助、济贫的社会保险性质,在互不相识的保户中间形成一种明显的互助关系。这符合穆斯林追求社会平等和正义的目标,因而值得支持和提倡。目前,从总体来看,没有一个伊斯兰国家绝对禁止一切社会保险活动,但也没有全部放开,而是尽力将保险事业纳入教法的控制之下。 伊斯兰教与经济的关系源远流长,早期穆罕默德传教时就伴随着阿拉伯人的对外贸易发展。伊斯兰教本身是鼓励商业贸易的,在《古兰经》里有很多鼓励贸易和商业的章节,伊斯兰教的经济观念认为商业贸易应该建立在守信、合法的原则上,主张人与人之间的平等、互相帮助,允许合理的贫富差距,反对奢侈浪费、贫富两极分化严重。在伊斯兰社会中,律法被认为是神圣的,不可更改的。穆斯林依照律法中所述的教义生活,因此伊斯兰金融体系中的所有交易,包括所购买的保险保障都必须符合律法[1]。伊斯兰律法中禁止的主要经济事项有:反对支付或征收利息;不得承担过高的风险,风险与利润共担;禁止合同中的不确定性和不明确的条款;投资于不允许的商品或行为,例如猪肉、酒、赌博和色情业[2]。 回教保险是伊斯兰保险中主要的分支,特指投保人基金与股东基金分离的保险模式。回教保险是以互相帮助和自愿奉献原则为基础,风险由参与者集体自愿分担。通过自愿捐献缴纳保险费和对损失类别的定义,消除了合同的不确定性和过高的风险承担。回教保险运营模式的主要特点有:设立回教律法监事会,监督保险业务及其相对于回教律法的合规性;将股东基金从投保人基金中分离出来;承诺向投保人分配业务利润;避免投资于不符合回教律法的资产。 回教保险模式主要有:人模式、利润分享模式、混合模式、捐赠模式[3]。在人模式中,保险公司是作为投保人的纯粹营运人。保险人收取一笔定额费用,代表投保人投资回教保险基金并经营回教保险业务。保险人不分享承保和投资的任何盈利,也不承担承保和投资的任何损失。但如果回教保险出现亏损,保险人必须向回教保险基金提供一笔无息贷款,这笔贷款将在基金出现盈余时偿还。利润分享模式人模式不同,保险人按事先约定的比例分享投保人基金所产生的盈余和投资活动所获得的利润。与人模式一样,如果发生亏损,保险人必须向投保人基金提供一笔无息贷款。混合模式是结合了人模式和利润分享模式的优点而成一种新型模式,保险人收取投保人所付保费和投资赢利的一定比例。 捐赠模式是指保险人向捐赠基金支付一笔初始保费,投保人向基金缴纳的附加保费将用于理赔,保险人收取一笔固定的承保费用。在所有索赔得到赔付后,投保人分享基金所剩余的资金。 二、伊斯兰保险的主要国际市场发展情况 随着伊斯兰保险业的不断发展,其在伊斯兰金融系统中的地位也越来越重要。目前,伊斯兰保险不仅受到广大穆斯林的欢迎,而且已经被非穆斯林接受,在马来西亚有接近40%的伊斯兰保险客户是非穆斯林。获准成立于1979年的苏丹伊斯兰保险公司是现代历史上第一家回教保险公司,1985年阿拉伯联合酋长国、马来西亚和巴林也成立了回教保险公司。据统计,目前有100到150家回教保险公司或窗口公司①。 2007年回教保险保费收入约为17亿美元。根据回教保险的不同定义,其市场规模估计在10亿美元至56亿美元之间。尽管对回教保险市场的确切规模有争议,但其快速增长却是一致公认的。马来西亚是最发达的回教保险市场,具备完善的鼓励回教保险发展的政策法规。截至2007年末,其国内共有8家注册的伊斯兰保险公司,总资产占保险业总资产比重也从2001年的4.8%增长至2007年的7.2%,达到88.2亿林吉特,伊斯兰保险业已成为马来西亚伊斯兰金融系统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②。另外,印度尼西亚拥有全球最多的穆斯林人口,人均收入和保险深度都偏低。沙特阿拉伯是最大的中东经济体,回教保险业发展迅速。阿拉伯联合酋长国(阿联酋)作为中东地区最发达和规模最大的传统保险市场,经济充满活力。巴林的保险市场规模非常小,监管体系健全,是中东地区新兴的伊斯兰金融中心。 自创立伊始,回教保险就一直繁荣发展。2007年回教保险保费估计约为17亿美元,过去四年的增长尤其迅猛——增速达26%(扣除通胀因素),回教保险的增速比传统市场高出11%。尽管面临目前的经济衰退和金融危机,由于以石油和天然气为基础的经济体前景依然乐观,其长期发展势头将保持稳健。至2015年,回教保险预计将以每年17%的速度增长(扣除通胀因素),并达到70亿美元的规模,这大大高于传统市场的增长。回教保险市场份额将达到8~10%。保险深度应该也将提高。 三、我国伊斯兰的人口分布及特点 据2000年全国人口普查统计,全国总人口1242612226人,其中穆斯林人口为20320580人,占全国总人口的1.64%。从民族角度来看,穆斯林人口主要分布于10个少数民族③。 从地域上看,穆斯林主要聚居在西北地区的新、宁、甘、青四省区,而河南、云南、河北、山东等地穆斯林人口虽然绝对数较高,但相对于当地的总人口数而言还是很少的。从绝对数看,新疆的穆斯林人口数超过1000万,占全国穆斯林总人口的52.68%,远远高于其他地区。穆斯林人口超过100万的还有宁夏、甘肃两省区。从相对数上来看,新疆穆斯林人口数超过总人口的一半,宁夏超过30%。青海的穆斯林人口接近总人口的20%,甘肃超过5%,比例也较高①。 从1953年第一次人口普查到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全国信仰伊斯兰教的人口由800.6万增至2031.1万,增长153.8%;而同期全国人口只增长了115.0%。也就是说伊斯兰人口要比全国平均人口增长率高出33.7%。全国伊斯兰人口在不同阶段增长的幅度是不同的,在五次人口普查之间增长的幅度一次比一次大。 伊斯兰各民族人口的出生率都比较高,在第四次人口普查中,维吾尔族、柯尔克孜族、塔吉克族的人口出生率都在30%以上。由于绝大多数伊斯兰家庭起码要生育二胎以上,因此独生子女很少。伊斯兰民族的生育率比其他少数民族要高,而且这种高生育率是与伊斯兰人口中的文化构成普遍较差密切相关的。与出生率相反,大多数伊斯兰民族人口的死亡率较低。 伊斯兰民族人口的增长较快。伊斯兰民族在生育观念上除了有养儿防老、解决劳动力短缺等一般要求外,还有宗教上扩充人口的意识,如女儿一般不外嫁,与外族通婚要男方加入伊斯兰教等。男方要外族女子做妻子,妻子也必须随伊斯兰教。其主要特点有以下几点:一是年龄结构轻。2000年伊斯兰十个民族人口的年龄构成仍呈年轻型,0~14岁人口的比重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准,65岁以上人口比例普遍偏低。二是人口文化素质低。农村人口比例大,大多数从事农业生产和个体经商,使其整体文化程度较差,文盲率有七个民族高于全国平均比例。三是职业构成差。这与他们分布的地理、自然环境差,大都居住边远的农村,经济收入低文化素质又不高有关。四是早婚现象普遍。早婚现象是伊斯兰人口的一个特点,这既有宗教上的因素,也与经济文化的发展有关,伊斯兰教义上将“出幼”(即成年)年龄定为女孩9岁,男孩13岁,“出幼”的男女可以涉足婚姻。另外,近亲结婚在伊斯兰民族中仍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致使遗传性疾病增加,仅呆痴人口比例就达2%左右。 四、我国穆斯林人口较多地区的保险现状——以新疆为例 无论从相对数,还是绝对数上,新疆的穆斯林人口占比均超过一半以上。新疆是我国穆斯林人口最为集中的地方。目前,新疆保险市场已形成了多家共存、公平竞争、共同发展的多元化格局。2002年,新疆保险公司仅有9家,截止至2008年,新疆保险公司已发展为21家;保险专业中介机构由2002年的3家增加至2008年的42家,增加了14倍;保险营销员由2002年的2.37万人增加至2008年的2.98万人,增加了25.74%。 从1980年至2008年,新疆保险业得到快速发展,其保费总收入由1980年的93万元增加至2008年的152.51亿元,增长近114万倍;保费占经济总量的比例也有了大幅度的提高,保险深度由1980年的0.0002增加至2008年的0.0363,增长了181倍之多;保险密度从人均0.07元增加至人均715.74元,增长了万余倍②。 新疆的保险业发展迅速,但相对全国的平均水平仍然较低,从2000年至2007年,无论是保险密度还是保险深度,相对全球的平均水平有很大的差距。较全国平均水平也有较大的差距。从保险密度看,2007年达到504.11元,低于全国水平750元;从保险深度看,新疆达到3%,低于全国水平4%,而虽在2005—2006年,保险密度和保险深度均已接近全国的平均水平,但近几年又拉开了较大距离。 从全国的各省、直辖市、自治区的平均保费收入情况来看,无论是寿险保费收入还是财险保费收入,2006年至2009年新疆的保费收入均较低,财险保费收入仅有全国平均水平的33.3%,而寿险保费收入仅有全国平均水平24.3%③。可见,寿险保费相对财险保费更低。 由上述分析可知,新疆的保险市场还有巨大的发展空间,保险密度和保险深度均较低。如果按4%的发展中国家保险深度及2009年新疆的GDP(4274亿元)推算,新疆的保费收入可达到171亿元左右,而实际规模与之相差近15亿元。从保险密度看,以中等发达国家保险市场保费收入占居民储蓄存款余额的5%左右为参考,按2009年全疆居民储蓄存款余额2553亿元计算,新疆保险市场的规模有望达到127亿元左右,以目前的实际收入来看仍有相当差距。因此,就目前新疆保险业发展的水平来看,其市场潜力巨大,发展空间广阔[4]。 新疆居民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将为保险市场规模的扩大提供良好的经济基础。2009年新疆居民储蓄存款余额占金融机构各项存款余额的一半以上,其中新增存款很大一部分是定期存款,而储蓄存款特别是其中的定期存款本身就是人寿保险潜在的市场资源。另外,随着近几年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的不断增长,人们对保险的需求也在不断增加,新疆保险市场的潜力将会被越来越大地挖掘出来。 但新疆保险业的发展受制约的因素众多,如居民收入不高、教育水平较低等,但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受到地域文化、风俗、传统观念等因素——伊斯兰宗教信仰的影响。新疆是一个拥有1000多万伊斯兰人口,占总人口50%以上的“穆斯林自治区”。宗教信仰决定的传统文化、生活习俗等较为特殊,这对保险需求产生较大的影响。在穆斯林看来,未来发生的一切事情都是真主的意愿,给未来事件保险和承担不确定性收益是侵犯真主权利和对真主至上的裹读,这种宗教信仰直接抑制了保险消费的需求,保险意识匮乏。 五、我国发展伊斯兰保险的机遇与挑战 2009年我国保险业全年保费收入首次突破1万亿元,达到11137.3亿元,同比增长13.8%①。中国人寿等保险业的领头羊也纷纷在全球开设分支机构,把业务的开拓放眼于全球保险市场。而一个新兴的市场正在默默地迅速成长——伊斯兰保险市场。我国保险业对伊斯兰保险知之甚少,尚未认识到宗教文化对保险需求的影响,也没有意识到开拓此保险市场的重要性。我国拥有大约2000多万的伊斯兰人口,由于其宗教信仰,对保险的认识不同,风险防范的需求不同。这是一个巨大潜在的保险市场。 伊斯兰人口居多的新疆是当前国家战略发展的重点。新疆是一个多民族地区,是我国领土面积最大的省级行政区,是我国边境线最长、与之接壤国家最多的省区,其资源量特别是煤炭、石油、天然气、棉花等资源极其丰富,号称中国未来的资源储备库。2009年9月21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新疆的发展与进步》白皮书。今年5月17日至1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召开的新疆工作座谈会,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再次强调做好新形势下新疆工作。 笔者认为应以发展新疆的为契机,大力发展新疆的金融业——试点伊斯兰保险,当前面临着诸多的机遇。一是伊斯兰保险供给一片空白,保险需求十足。2000多万伊斯兰人口,市场中无适合其伊斯兰律法的保险产品。二是新、宁、甘、青等伊斯兰人口集中地,属于西部地区,国家正大力推进西部计划,尤其是发展新疆。各种优惠政策倾斜,具备强劲的经济基本面和增长前景。三是我国伊斯兰人口增长较快,市场前景广阔;人口结构年轻型,适合长期保险保障功能和储蓄功能。四是新疆等西部地区,保险市场空间较大,当前的保险密度和保险深度均远远低于全国的平均水平。五是伊斯兰保险产品特点、运营模式都是一种新兴的力量注入保险市场,可能对穆斯林和非穆斯林都是个具有吸引力的保险方案。 伊斯兰保险要开拓自己的市场份额,保险企业、监管当局、回教律法学者等都需要付出相当大的努力来提高对伊斯兰保险的认知度,这将面临着诸多的挑战。一是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穆斯林所接受的宣传是保险、尤其是寿险,与其宗教信仰相冲突。改变这种看法需要很长时间的努力。二是回教保险业不能仅仅依赖于提供符合回教律法的产品,因为价格和服务也同样重要,服务水平和产品特点亦可能与保险合同符合伊斯兰信仰具有同样的重要性。三是多样化是伊斯兰教的固有特性。它容许不同的诠释并存,因此产生不同的回教保险模式。而经营模式的标准化会有助于回教保险业在全球范围的发展,且可提高透明度,降低成本,减少顾客的混淆。四是我国具备保险和回教律法知识的高素质人才十分缺乏,找到管理人员和有经验的回教律法学者则更加困难。五是我国伊斯兰人口具有低死亡率、文化程度低、职业风险高、早婚早育、近亲结婚普遍且人口分布稀疏等特征,这些对开拓伊斯兰保险的险种设计、费率定价、核保、理赔、客户带来诸多困难,以及由此带来的监管问题。 六、我国发展伊斯兰保险的对策与建议 面临诸多的机遇和挑战,如何开拓我国伊斯兰保险市场是一个十分艰巨的任务。中国的伊斯兰人口有2000多万,大多集中在新、宁、甘、青等西部地区,适于伊斯兰保险业的发展。针对我国伊斯兰人口的分布及所在区的保险状况,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1.以新疆为试点,发展伊斯兰保险。新疆的穆斯林人口数超过1000万,占全国穆斯林总人口的52.68%,远远高于其他地区。新疆保险业得到快速发展,保险深度由1980年的0.0002增加至2008年的0.0363,增长了181倍之多;保险密度从人均0.07元增加至人均715.74元,增长了万余倍。与此同时,2008年新疆全年生产总值达到4203.41亿元,比上年增长11%②。但与全国的平均水平相对,保险业的各项指标均较低。现中央领导已把发展新疆作为国家战略目标,致力于发展新疆经济,新疆经济的发展可刺激人们对保险的需求。在全面构建伊斯兰金融的同时,发展伊斯兰保险市场。建议中国人寿、中国平安等大型保险公司利用其良好地声誉、精湛的技术、完善的管理经验在新疆各市、区的分支机构设立伊斯兰保险窗口,并借鉴大型国际再保险公司的经验,合理定价伊斯兰保险,设立保险条款,这对中国人寿、中国平安等大型保险集团的国际战略也十分吻合。 2.培养伊斯兰保险人才。伊斯兰保险专门人才的缺乏仍然是制约伊斯兰保险发展的重要因素。目前,我国现在没有伊斯兰保险,也没有这方面的实践人才,在理论界也没有伊斯兰保险相关的学术成果。虽然我国拥有一定数量的学者正在研究伊斯兰人口的发展及其民族特征,也拥有一些伊斯兰经济思想家,但仍然缺乏一些“伊斯兰保险”专家。他必须全面了解伊斯兰宗教律法、保险学、精算学、公司治理等知识,而且具有丰富的实务能力、熟悉国家政策、了解民族特征等。建议在新疆大学开设伊斯兰保险本科专业,大力培养伊斯兰保险人才。因其具有良好地生源保证,同时也是熟悉伊斯兰宗教的当地学生,致力于家乡发展的高素质人才。设立专门的伊斯兰保险项目等研究课题,并鼓励国内伊斯兰学者和伊斯兰金融教育机构加强与国外相关机构的交流与合作。保险学会组织定期的培训项目来提高从业人员的技能,可以加强与国外伊斯兰金融教育和培训组织的交流,选派伊斯兰保险专家学者赴国外学习伊斯兰保险。 3.形成与传统保险的相辅相成的产品。当我国开拓伊斯兰保险产品越来越普通,伊斯兰保险是否会与传统产品竞争成为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伊斯兰保险可能对穆斯林和非穆斯林都是个具有吸引力的保险方案。根据马来西亚某些市场从业者的观察显示,一旦回教保险经营者达到一定规模并推出具可比性的价格,分享回教保险基金利润的机会可能同样会吸引非穆斯林客户。因此,开展与传统保险不相冲突的伊斯兰保险险种是伊斯兰保险市场发展的关键。 4.开发适合我国伊斯兰人口特征的伊斯兰保险产品,实施风险与利润分摊的模式。我国伊斯兰人口具有低死亡率、文化程度低、职业风险高、早婚早育、近亲结婚普遍且人口分布稀疏等特征,以及伊斯兰宗教中禁止的经济事项,这些对如何合理进行精算定价产生很大难度。文化程度较低,影响到对保险知识的接受程度,对保险条款的理解。职业风险高,精算定价较高,产品缺乏市场竞争力。早婚早育以及近亲结婚带来的婚姻法律风险、家族疾病遗传风险较大,如何分散此类风险。人口分布稀疏,这对保险生存调查、理赔客户均产生极大的道德风险。邀请国外著名伊斯兰保险专家学者在国内金融机构担任高级顾问,为国内保险机构开设伊斯兰窗口或发行伊斯兰保险产品提供帮助。借鉴国际的风险与利润分摊的模式,推进伊斯兰保险产品,收取投保人所付保费和投资赢利的一定比例。投资有助于使保险人与投保人利益共享、风险共担,而费也使得保险人能够收回承保业务的管理成本。另外,可对伊斯兰保险业务实施税收优惠政策,甚至财政补贴。 中国发展论文:国际保理业务在中国发展的对策论文 摘要:随着全球市场的不断扩大,国际保理业务的广泛开展,受到各国进出口商的欢迎。首先阐述国际保理业务的定义、特点和种类,然后就我国国际保理业务的发展现状进行剖析,从中提出国际保理业务在我国发展的七大问题,最后从国际保理信用风险管理、国际保理业务在我国发展的微观环境和宏观环境这三个方面入手,总结出保理业务在我国发展的对策。 关键词:保理业务;商业银行;信用风险 一、国际保理业务在我国的发展现状 国际保理业务在我国起步较晚,1988年中国银行在我国率先推出国际保理业务,并于1993年成为中国首家国际保理商联合会会员,随后交通银行、光大银行、中信实业银行、中国工商银行等也纷纷开展国际保理业务,并先后成为FCI会员。 从办理机构上看,目前我国已有12家银行成为FCI会员,对外办理国内与国际保理业务,其中业务量较大的主要是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 二、国际保理业务在我国发展存在的问题 2.1信用交易尚未建立,制约国际保理业务扩展 出口企业满足于用传统结算方式进行交易,忽视保理业务的应用,这从交易观念上阻碍了国际保理业务在我国的发展。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我国的国际贸易目前主要仍以服装、手工艺品等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这些产品主观检测性强,易引起合同纠纷。而在保理业务中,买卖双方对产品有争议或买方挑剔产品质量时,保理商又不承担付款责任,这使出口商惟恐会钱财两空,而宁愿选择传统的贸易结算方式。 2.2国际保理业务自身宣传力度不够 我国正式开办该项业务以来,主要限于中国银行承办保理业务。然而银行受到传统思想的束缚,担心扩大宣传力度,会失去这一新的金融服务领域,从而对外仅限于简单业务介绍。因此国际保理业务在我国仍然是一个陌生的事物。 2.3保理业务法规建设滞后,不能适应保理业务发展要求 我国早在1992年便开展了国际保理业务,但到目前为止,尚未建立一套完整规范的国际保理业务法律体系。虽然我国已经加入国际保理联合会,接受了《国际保理惯例规则》以及国际上颁布的《国际保理服务公约》、《仲裁规则》等国际统一的业务操作规则,但这些法律规范还不能直接用于指导监督我国保理业务的具体实施,它们只是基本的依据,这使得许多企业不敢尝试这一新型结算工具。 2.4我国开展国际保理的基础设施相对落后 现代国际保理业务是现代通信与信息发展的产物。然而,我国保理公司与各国保理商和民间资信公司等机构尚未建立起完善的信息交互网络。同时,我国开展保理业务的公司有的还仍然使用非EDI信息传递技术,这些都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我国保理公司与国外保理商之间的相互交流以及信息传递。 2.5缺乏一支训练有素的专业国际保理从业人才队伍 由于我国开展此项业务时间较短、业务量较少、从而使得从业人员缺乏实务方面的锻炼。目前,在我国开展国际保理业务的金融机构中,从事保理业务的工作人员大多未进行过专业的国际保理业务培训,业务不熟,工作效率低,影响了国际保理业务在我国推广速度的提高和应用范围的扩展。 2.6盲目的市场定位阻碍保理业务的发展 目前,我国银行开展保理业务部门的服务对象,受银行从业人员和资金的限制,一般都集中在银行做信用证及托收等结算的客户上。而且目前主动采用保理业务的客户,也往往是因产品积压或信用证失效而不得已采用的,这些客户当然无法形成出口保理业务的稳定客户群,也无法起到样板客户的广告效应。 三、发展我国国际保理业务的对策 随着我国对外资银行市场准入条件的放宽,我国必须积极采取措施,提高自身经营水平,不断扩大金融品种以适应金融全球化发展的趋势,为我国本身国际保理业务的发展创造良好的微观环境。针对存在的问题,大体可考虑对策如下: (1)电子信息技术是开展国际保理的基础。西方国家开展保理业务电子化、网络化服务设施水平很高,而这些设备与技术对于国际保理业务先期的信息传递、数据交换具有重要意义。尤其在首次与国外客户的贸易往来中对于对方资信的调查,对于贸易伙伴国所在地法律、法规、经济政策等诸多方面的分析研究必须通过完善、高效的信息传输系统才能得以实现。因此,我国应尽早与FCI其它成员国和各大银行以及各种咨询机构建立信息交互网络,以便进行广泛的交流和正常协作。 (2)人才培养是提高保理业务服务水准的关键。充分利用现在已有的职业培训设施及大专院校的师资力量,举办各种类型的国际保理专业培训班,可以从开展国际保理业务较早的发达国家专门高薪聘请一些国际保理业内的专家来讲课,及时传授世界最先进的保理技术及业务程序。同时,国家相关部门应根据国际保理业务开展的实际需要从规范化管理要求出发,建立从业人员资格认定考试制度,可实施在岗培训工程,大力培养专门从事国际保理业务的专业人才。 (3)迅速提高我国国际保理业务水准,完善服务形式和内容。目前,我国国际保理服务形式单一、服务内容简单,采用国际通行的双保理做法是加快我国发展国际保理业务的必要条件,也是通过业务渠道借鉴与学习国外保理公司经验的有效途径。我们应紧跟时展潮流,建立健全国际上通行的双保理做法,实现单保理到双保理的过渡。 (4)完善针对保理业务的授信机制,加强风险管理。银行要建立和完善科学的企业信用管理制度和方法,并通过银行之间的合作与信息共享,建立完整可靠的企业资信情况管理系统,加强对进出口企业的资信管理,从而降低企业保证金的交纳;另一方面,可以借鉴欧美地区保理商的做法,加强商业银行与保险公司的合作,尝试开展保理业务保险,在规范运作的基础上积极有效地防范风险。 (5)商业银行应高度重视并大力宣传、推广国际保理业务。应在涉外经营领域大规模宣传国际保理业务的重要意义,应充分利用现存的分支机构网络,并通过报刊、广播、电视等传播媒介,大力宣传国际保理业务知识,增强外贸企业国际竞争力和适应国际市场的应变能力。公务员之家 (6)政府应出台扶持政策,积极引导商业银行及非金融机构大力开展国际保理业务。政府必须出台相应扶持政策,使出口商、保理商都能在开展保理业务中有利可图,从而变被动发展为主动引导示范。政府应一方面激励出口企业应用保理业务以扩大对外贸易;另一方面,鼓励国有商业银行拓展自己的经营范围,大胆开展保理业务。在国外金融机构尚未进入中国开展激烈的国际保理市场竞争之机,大力发展国际保理业务,抢占先机。 (7)营造有利于国际保理业务开展的法制环境。我国可直接从国际上已有的各国业已形成的国际惯例、法律制度、国际公约等人类共同创造的法律文明中,汲取有效合理的法律成果,提取适于我国国情的法律条文,并参照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在开展国际保理业务中的一些普遍做法,来充实完善本国的具体国际保理法律框架,从而营造一个有利于我国国际保理业务开展的法制环境。 (8)此外,还应从国际金融的不确定因素、各国法律环境、进口国的政治、经济及贸易准入等方面入手,加强国际保理业务的风险防范研究。 中国发展论文:科学发展观政治学在中国发展中的作为论文 摘要:文章通过对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政治学发展历程的全面反思,为中国政治学的健康、顺利发展指明了出路:回归自身,回归中国。在深刻分析新世纪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变化为中国政治学发展提供的广阔舞台之后,也指出未来中国政治学发展的基本立足点:顺应现代政治文明,符合国家建设的逻辑,适合中国的社会、政治、经济结构,以及在研究方法上的重新整合,最后,在此基础上实现中国政治学与中国发展的良性互动,也即中国政治学的发展为中国发展提供理论依据,而中国发展为中国政治学的丰富提供经验材料。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中,现代意义的政治学几乎是与改革开放同时出现的,所以,到2008年,改革开放整30年的时候,中国政治学恢复和发展也差不多30年了。经过30年发展,中国政治学也算是达到了“而立”水平:有了自己的身份、有了自己的话语、有了自己的体系、有了自己的抱负,因而,也有了自己“安身立命”的风格。多年前,我曾撰文总结中国政治学的20年发展,基本观点是:中国政治学与中国政治发展之间存在着紧密的相互促进关系,承担起了这门学科应该承担的使命,并做出了自己的贡献。[1-2]今天,我依然坚持这个观点,并为30年中国政治学发展所取得的成就和所发挥的作用而感到欣慰。“而立”之年,应该是事业大展宏图之年,所以,在欣慰之余,还是有责任思考这个学科的事业与前途。这种思考,固然需要总结过去,但更重要的是反思过去,只有通过反思,才有整体的把握和理性的自我批判,从而更好地认清和把握未来。 一迷茫与冲动:挫折中生存 人的群体生活与动物的群体生活的重大区别之一,就是人在群体生活基础上创造了政治共同体,即国家,并力图通过政治共同体来创造优良的社会生活。按照恩格斯的看法,国家是社会创造的,但同时又超越社会,并驾驭社会。所以,如何组织国家,并且使国家能够最大限度地适应社会发展,满足社会要求,就成为人在现实生活中必须时刻思考的问题。 政治学就是由此产生的,其使命就是思考如何组织好国家,创造好的社会生活,一句话,就是如何创造有序的公共生活。这种有序的公共生活,是人与制度配合所形成的:制度规范人,人运行制度,两者协调,相互满足,自然能够产生有序的公共生活。所以,政治学主要考虑两大主体:一是人;二是制度。如果从人出发,探究人与政治生活的关系,政治学更多的是作为一种智慧之学而存在的,关乎人的终极关怀或者从终极关怀来思考现实的人与政治生活。 这种政治学偏向形而上,追求善的秩序与善的治理。如果从制度出发,探究制度的合理形态及其存在与作用方式,政治学更多的是作为一种经世致用之学而存在的,关乎给具体的社会和国家以什么样的合理制度,或者如何使一种有效的制度在特定的社会扎根、成长并产生积极作用。这种政治学偏向形而下,追求制度的建构、保全与完善。政治学的这种分野,在古希腊就已经泾渭分明,前者的代表是柏拉图的《理想国》;后者的代表是亚里士多德的《雅典政体》与《政治学》。当然,对于政治学来说,这种逻辑起点与方法取向的分野,并不导致政治学分化为两种学问,不论是作为价值取向,还是作为方法形态,它们都共存于政治学之中。这就使得人们可以根据不同的需要,从不同的角度开发政治学,研究政治学。中国政治学的这30年发展,就经历了从前一种形态向后一种形态转变的发展过程。 政治学作为一门现代科学在新中国的正式出现,是在“”结束之后。邓小平是在总结“”深刻教训之后,充分认识到三大社会学科对国家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性,要求尽快恢复。这三个学科就是政治学、法学和社会学。由于有“”的背景,加上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以“思想解放”为内在驱动力的,所以,政治学的恢复一开始就与强烈的民主需要联系起来,因为,民主是“”结束之后最大的政治需求,同时也是改革开放的最大的政治前提,在邓小平看来,改革开放关键是解放思想,而“民主是解放思想的重要条件”。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场景与行动逻辑一开始就赋予了政治学一个明确的使命:为民主而奔走呼喊。于是,用民主来透视中国的政治,并集中关注直接迈向民主的道路即政治体系改革,这种努力背负的使命,就是完成小平当时提出的:“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 应该说,不论是当时小平提出的要求,还是政治学所进行的努力,都是符合当时发展要求的,其积极作用和历史贡献是谁都不能否认的。但是,也要看到问题的另一面,即当把民主置于绝对地位的时候,并没有很好思考过三个基本问题:在中国现代化发展中,民主的历史使命是什么?我们要的民主应该是什么形态的民主?中国这样的大型国家如何实现民主?没有回答这些问题的意识,也就没有深究民主的意愿,结果政治学的主流研究,就像朝圣者一样,在“民主”的殿堂外不停地绕圈,以至于任何对民主的“不敬”都会被视为大逆不道。80年代中后期的“新权威主义”就受到过这样的白眼。[4]“祈求”民主的人们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政治体制改革之上,以至于邓小平最后都认为,中国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系的改革。[3]第3卷,164在这种氛围下,刚刚诞生的中国政治学,一开始就与政治体制改革紧紧地绑在一起,把政治体制改革视为自身存在与发展的优秀舞台。在这个过程中,政治学比较系统地研究了当代民主政治体系,并通过一系列的论文、论著和译著,将现代政治的基本原理、优秀概念和主要理论,引入中国政治生活,描绘出一幅又一幅政治体制改革的图景。这些努力为中国十三大提出的政治体制改革规划做出了政治学的贡献。 崇高的价值目标和紧迫的国家使命,全面刺激着刚刚诞生的中国政治学成长。今天看来,这种成长虽有活力,但缺乏稳健,从而直接影响了一个学科成长所应有的积累。实际上,80年代的政治学,不论是学科体系,还是学术体系都是相当稚嫩的,甚至基本的自我认识都还很欠缺;与此同时,尽管国家有明确的政治发展任务,但是改革政治体制到底改什么、怎么改以及为什么改,只有一些原则,内容相当模糊。邓小平自身当时就面临这种困惑:“我们越来越感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但现在还没有完全理出头绪。”所以,“政治体制改革包括什么内容,应该议一下,理出个头绪。”学科上的稚嫩,必然带来战略和行动的茫然;而紧迫的行动要求,必然给稚嫩的学科带来异样的刺激,形成力所不及的冲动。政治学因此而全面活跃、穿梭于国家战略问题和学科前沿理论之间,畅抒心怀,出谋划策,描绘理想,并走上“学以致用”的学科发展道路。但是,由于现实把政治学与民主建设、政治体制改革紧紧绑在一起,所以,政治学几乎变成了“政治体制改革学”,对学科基础的投入相对有限,拿来主义比较盛行,理论的积累和创造形不成氛围。结果,建构起了学科的形,但没有形成学科的魂魂不立,就形不成自我;没有自我,就无法在发展中真正自立自强。政治体制改革的迫切需求刺激了政治学,但同时政治学也被政治体制改革所“绑架”,命悬于政治体制改革。1989年之后,虽然十三大政治报告“一字都不能动”,但十三大前后所激发出来的政治体制改革逐渐从改革的排头兵,消融到改革的大潮之中。这个变化的实质,并不是要放弃政治体制改革,而是要调整政治体制改革方略:即从社会动员型的改革转化为制度建设型的改革,把政治体制改革置于国家制度的框架之中,通过立法、制度开发、机制创新等手段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然而,在社会看来,这种变化却是巨大的转折,因为,在社会动员型的政治体制改革中,政治体制改革是中国民主发展的优秀路径:民主化引领政治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推进民主化。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人们对中国民主化有着异乎寻常的、超越中国实际的期待,所以,当政治体制改革转化为制度建设型的改革之后,不少人找不到原来政治体制改革的影子,于是,在“集体无意识”中形成了这样的观念:中国政治体制改革被搁置了,被中止了。这种意识和观念直接冲击着中国政治学,使其一下子从天上落到地上,由于缺乏自我,很快就陷入了茫然,不知如何是好。也就在这个时候,质疑政治学存在必要性的声音也悄然出现,使其在茫然的同时,又多了一份紧张和危机感。 正如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在改革形态转型之后坚持了下来一样,中国政治学也在茫然、紧张和危机中,坚持了下来。虽然沉寂了一些,但依然顽强地成长。90年代,中国政治体制改革走上理性化的发展道路,与此同时,中国政治学也在沉寂之中开始反思和转型,其最大变化就是:回到自身,回到中国。 二理性与现实:反思中发展 亚里士多德说过:“我们对于任何一门学术论题进行学术研究时,不能仅仅以现实概况为满足,应当阐明每一个别事例真相而无所遗漏。”这个道理也适用于一个学科的发展。要探明现实背后的真相,学科就必须有基础、有理论,有自己的研究体系。 80年代的中国政治学,多少满足于“现实概况”的分析、解构和拼装,所以,当轰轰烈烈的政治体制改革突然隐没于改革的大潮之中后,中国政治学犹如失去风力的风筝,飘然落地,好在这根线依然在政治学者手中,因而,可以把风筝收拾起来,以待风再起。应该看到,中国政治学界还是有理想、有韧劲的,在经历了80年代的起伏之后,他们很快就回到自身,回到学科建设和基本理论建设上来。他们深知虽然时代跃进激活了中国政治学,但是中国政治学要获得真正的确立和成长还需要自身扎实的根底。为此,进入90年代之后,中国政治学主要在三个方面加强自身的建设:一是基础理论;二是比较研究;三是方法反思。 (一)基础理论研究 主要是整合和充实学科的理论体系、概念体系和逻辑体系,逐渐使政治学与其他的学科,尤其是与科学社会主义区分开来;同时也在这个过程中,将公共行政学从政治学中逐渐剥离出去,从而形成更加纯粹的政治学学科。 (二)比较研究 主要是深化和拓展比较研究的视野。对于后发国家来说,比较研究的现实使命就是从他国的经验中,寻找本国建设和发展的路径,所以,其研究的深度和广度,直接关系到对本国问题的分析和把握。应该说,在80年代,政治学科和其他一些学科一样,多少都是现炒现卖的。实践证明,对他国认识的肤浅,必然带来对本国把握的简单。所以,80年代之后,深化和拓展比较政治的研究,也就成为政治学建设和发展的必然,这种研究所形成的学术储备,也是根本性的,决定着学科的视野、能力和拓展空间。 (三)方法反思 主要是在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的指导下,逐步超越传统的研究程式,开始用更加多元、更加科学、也更加生动的研究方法来研究政治现象,从而在中国政治学中启动现代“政治科学”的成长。为此,政治学自觉地从经济学、社会学和法学等相关学科引入新的方法论,同时,还努力将现代政治科学研究方法引进来。这些努力的最大成果就是孕育了中国政治学的经验研究,从而打破了传统的规范研究独霸天下的局面。 这三方面的发展使政治学发展积蓄了必要的基础和力量。中国政治学在90年代中后期的重新活跃,就得益于这些积累。 这个时期的政治学发展,一方面得益于思想和学术的反思;另一方面得益于现实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因为有反思的力量,所以,重新活跃的政治学少了一份躁动,多了一份冷静,少了一份激情,多了一份理性。反思,既对学科,也对现实。对学科的反思,感到学科的发展必须根植于自身的理论与体系,必须有自主的学术体系和学术力量。对现实的反思,主要是重新认识民主,从抽象回到具体,从一般回到个别,从宽泛回到细节。东亚的经验、中国的实践和苏东的教训,都为这种反思提供了充分的素材,从中逐渐认识到:民主建设不是一个制度模式对另一个制度模式的简单替代,更不是一夜之间的一场革命所能完成的,对后发现代化国家来说,民主是外来的,但其建设是自己的,必须靠自己的力量,在自己的土地上培育起民主,所以必须有自己的方向、过程、步骤和节奏。这种反思是比较深刻的,其动力不仅来自历史的变幻,而且也来自现实的发展,尤其是中国现实的发展。 90年代以来,市场经济给中国社会发展所带来的变化是革命性的,其深刻程度超过了中国历史上所有的变化和发展。这种革命性的变化也直接作用于中国政治的建设和发展,并逐步改变其内在的逻辑:即将政治的逻辑起点从国家逐步地移向社会,从而使政治运行和发展的形态从革命形态转向建设形态。这个变化在使政治学回到学科本身的同时,也回到中国社会本身,开始从中国的社会-历史-文化所形成的特殊逻辑,来思考中国的民主道路和政治发展路径。于是,宏大叙事逐渐让位于实证研究;未来取向的空泛设计逐渐让位于历史与现实的把握;粗糙的他国研究逐渐让位于深入的本国研究;制度替代的冲动逐渐让位于制度开发的探索;盲目的悲观和无奈逐渐让位于负责任的自信和忧虑;线形的政治思考逐渐让位于立体化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的综合思考。正是在这样的变换和发展中,中国政治学开始回到中国的逻辑,研究中国真实的政治生活,探究中国政治的实际发展和逻辑必然,逐渐摆脱传统的先验性思考和研究,开始更多地从中国现实出发,而不是从一般的普世价值出发,来演绎中国政治发展之道。 与80年代相比,90年代的中国政治学发展,明显要扎实许多,而且日益走上学术化、科学化和本土化的轨道。但是,与其他学科相比,政治学在中国的发展相对还是要慢一些。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政治学尚不明确其在中国现代化发展中承担的使命是什么,以至于有一些学者至今依然期待着新一轮轰轰烈烈的政治体制改革,认为只要政治体制改革全面兴起,中国政治学的春天就来了。使命不明确,自然也就难以产生使命感,使命感不强,学术与理论创造的激情也就必然减弱。使命模糊的原因,不在于中国政治现实,而在于政治学对中国政治的认识、把握和理解还没有形成比较明确的定见。把握不了中国政治建设和发展的方向,也就无法把握中国政治学的发展动力。因此,未来有效推进政治学发展的关键,就是政治学界必须对中国政治发展的优秀主题有比较切合中国实际、同时也比较符合现代政治文明发展的定见。但是,还是应该指出的是,在90年代中成长起来的年轻政治学工作者,还是有闯劲的,他们在比较规范的学科体制中把握政治学,思考和研究中国政治。他们的视野比较多地集中在两大领域:政治哲学和中国政治实践,而这两个领域的研究与互动,都将积极推动未来中国政治学的发展。 三理论与实践:挑战中腾飞 政治是人类创造的。人类之所以创造政治,就是为了创造有序的公共生活,从而满足人们对秩序、安全和自给自足的内在需求。政治学的使命,就是为创造这种有序的公共生活而服务的,正如前面提到的,它主要围绕着人与制度的有机统一而展开:为特定社会中的人提供合理的制度;为特定的制度配备合适的人。人是主体,在人及其所组成的社会确定的条件下,制度问题自然也就成为政治学的优秀问题。在政治学中,制度问题就是政体问题,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民主与专制、人治与法制的选择问题。那么政治学者应该如何思考这个问题呢?2000多年前,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就清楚而明晰地回答了这个问题: 政治(政体)研究[既为各种实用学术的一门],这一门显然也该力求完备:第一应该考虑,何者为最优良的政体,如果没有外因的妨碍,则最切合于理想的政体要具备并发展哪些素质。第二,政治学术应该考虑适合于不同公民团体的各种不同政体。最良好的政体不是一般现存城邦可实现的,优良的立法家和真实的政治家不应一心想望绝对至善的政体,他还须注意到本邦现实条件而寻求同它相适应的最良好政体。第三,政治学术还该考虑,在某些假设的情况中,应以哪种政体为相宜;并研究这种政体怎样才能创制,在构成以后又怎样可使它垂于久远。??第四,政治学术还应该懂得最相宜于一般城邦政体的通用形式。政治学方面大多数的作家虽然在理论上各具某些卓见,但等到涉及有关应用(实践)的事项,却往往错误很多。我们不仅应该研究理想的最优良(模范)政体,也须研究可能实现的政体,而且由此更设想到最适合于一般城邦而又易于实行的政体。 在这里,亚里士多德在回答政治学应该研究什么的同时,也指出政治学要得以有用的关键点,不在于告诉人们最优良的政体是什么,而在于揭示最符合实际、最可能实现、最易于实行的政体是什么,及其与最优良政体之间的关系。所以,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对于一个国家的政治建设和发展来说,政治学研究必须回答三个重大问题:其一,现时代最优良的政体是什么政体;其二,最符合实际、最可能实现、最易于实行的政体是什么政体;其三,这个政体如何创制以及如何巩固。如果用这样的政治学学术议程来指导中国的政治学建设和发展,那我们就会发现:中国政治学的优秀使命,不在于直接回答第一、二问题,而在于直接回答第三问题,具体来说,就是回答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所规定的政治制度和政治生活如何在中国社会得以全面创制,并获得长久的巩固。因而,中国政治学对第一、二问题的回答,也必须集中于对第三个问题的回答上。这其中的道理很简单:首先,对于第一个问题,中国的历史与现实都有明确的答案,那就是民主共和。1954年,刘少奇在关于新中国第一部宪法的说明中,就明确指出:“辛亥革命使民主共和国的观念从此深入人心,使人们公认,任何违反这个观念的言论和行动都是非法的。”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原则下继承和发展了孙中山先生开创的民主共和。其次,对于第二个问题,新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正反两方面的经历都证明,现有的政治制度体系对中国的发展在整体上是有效的,尤其是这30年的发展,其中不少创造性的制度体系已经深深地嵌入中国国家与社会结构之中,如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客观地说,中国的现实发展对于第一、二问题所做出的回答,只会更加坚定、更加明确,因为,这个坚定而明确的答案,保障了中国发展;而中国的发展所创造的国家、民族和文化崛起的效应,必然更加坚定现有的政治选择与制度选择。 在中国的历史与现实发展使得前面这两个问题有了相当明确的答案的前提下,中国政治学的优秀使命就是全力研究和回答第三个问题。但是,不能孤立地回答这个问题,而应该与中国现代化发展所面临的基本使命有机结合起来,就是应该与中国的现代国家建设有机结合起来:通过回答第三个问题,来探究中国的现代国家建设之路;反过来,通过探索中国的现代国家建设,来研究第三个问题的解决。所以,在现代国家建设的取向下研究第三个问题,就不能为制度创制而研究创制,为制度巩固而研究巩固,必须在理论上说清、说透中国现有政治制度的内在机理、基本原则和合法性来源;就必须在制度建设上研究需要什么样的机制和手段能够充分地开发现有的制度资源,使其得以健全和完善;就必须在国家建设的框架中,研究使这个制度得以巩固的现实社会基础、公民基础和文化基础;就必须在大国治理与大国崛起的历史过程中,研究这个制度的可能演进形态及其合理性依据;就必须在比较与发展的研究中,研究这个制度在当代政治文明的地位、发展路径以及可能的制度贡献,使其随着国家的崛起而成为现代政治文明的一种有效制度模式。 显然,面对这些问题,任何一个中国政治学者都会感到任重道远。事实上,中国政治建设中的许多重大问题,不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还没有获得很好解决。并不是解决这些问题有政治禁区,而是我们没有正视这些问题,也尚未形成足够的理论储备和现实观察。过去30年没有解决这些问题是情有可原的,但如果30年之后,我们依然对这些问题没有做出实质性的研究和回答,那么中国政治学对中国政治就很难有发言权了。中国政治学在未来的发展中,要研究和回答这些问题,必须注意以下四点: 第一,必须在现代政治文明,即现代政治的逻辑中,把握中国的政治与政治制度建设。应该承认,中国现有的政治制度是现代的政治制度,属于民主制度范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使其获得充分展开的基础与空间。关键是我们要研究现有的制度得以充分展开的内在机理和行动议程。 第二,必须在中国国家建设的逻辑中,把握中国政治和政治制度建设。中国的国家建设,解决两个问题:一是创造成熟的现代国家体系,完成辛亥革命之后所提出的民主共和理想,从而真正给中国一个持久稳定、民主法治的现代化国家;二是以积极有效的国家建设,全面推动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实现民族的复兴与国家的崛起。所以,中国的国家建设不仅赋予中国政治和政治制度建设明确的发展取向,而且也赋予其艰巨的现实使命。这就要求中国的政治与政治制度建设不能超越中国的现实与发展进程,时刻保持与经济、社会和文化建设的良性互动。为此,中国的政治与政治制度建设必须形成合理的战略规划和策略步骤。 第三,必须在中国的社会结构、政治结构和经济结构中,把握中国政治与政治制度建设。在市场经济深刻改变中国政治逻辑的大趋势下,政治建设直接受制于现实的经济结构、社会结构及其共同决定的政治结构。这就意味着,我们对政治和政治制度建设的把握要从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的整体关系去把握,不能孤立地就政治现象研究政治现象。 第四,必须在规范研究与经验研究的有机结合中,以及对其他学科资源的有效整合中,把握中国政治和政治制度建设。亚里士多德把政治学定位为“实用学术”,这种“实用学术”的“实用”主要强调了政治学研究对现实要有用。所以,政治学研究要立足现实、关注现实、研究现实。至于研究本身,既可以是规范的,也可以是经验的,也可以两者有机统一。当然,从中国政治学要承担的研究任务来看,规范研究和经验研究的有机统一更为可取:规范的研究,必须有充分的经验体验和经验材料;同样,经验的研究必须有很好的规范把握和理论追求。为此,政治学者在未来的研究中,必须有更广的知识面,从而能够在更高的高度和更全面的角度来把握复杂而特殊的中国政治和政治制度建设。公务员之家: 四结论 中国政治学30年的发展历程,说明了这样的道理:中国需要政治学,政治学需要研究中国。这种相互需要随着中国的进步和发展是与日俱增的。相互需求的增强,也就同时意味着双方相互给予的能力要加强。在30年的中国政治建设和政治发展中,中国政治学在其中的贡献是积极的,也产生了实际效用。但是,面对中国社会深刻变化所创造出来的新的政治逻辑和巨大的政治发展空间,中国政治学要能够把握这种变化,引领未来中国政治建设和政治发展,还需要有更大的进步与发展。换句话说,面对国家进步与发展所给予的丰富政治研究资源和政治研究的新空间,中国政治学必须有积极的响应,并给予社会和国家以积极的学术和理论回报。为此,中国的政治学要全面加强和深化对中国政治的研究:关注国家建设和制度开发;关注大众民主实践与民主成长;关注中国各种结构变化所带来的全新政治景象;关注大国治理中的政治难题与制度应对;关注中国政治形态的演进与创新。 作为一门严谨而有现实使命感的社会科学,政治学在中国的发展空间和有效作为,是随着国家的进步与发展而不断扩大的;相应的,国家的发展对政治学的需求不是减少了,而是不断增加。所以,中国政治学未来的发展,关键在于政治学本身,在于政治学者的奋斗与努力。国家与社会在努力进步,中国政治学必须靠自身的努力赶上这种进步,适应这种进步,实现自身的全面发展与提升。 中国发展论文:邓小平国际战略思想与中国发展的关系论文 摘要:邓小平同志是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提他的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大战略,同他观察与分析当代世界的一些重大问题紧密相联。他的国际战略思想与中国的发展息息相关。本文从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立足世界,时外开放,加速发展;不结盟,不当头,不搞意识形态争论;建立国际新秋序,力争为中国的发展创造良好的国际环境等四个方面论述了邓小平国际战略思想与中国发展的关系。 关键词:国际战略忍想和平与发展付外开放意识形态 一、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 审时度势,准确把握时代脉搏,是正确的外交判断、决策以及外交路线、政策的出发点。邓小平坚持提出的“三个世界”理论,对当今世界的国际形势做出了科学的判断,对时代做出了准确的把握,这种判断和把握,是邓小平制定我国新时期外交路线和政策的依据。早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基于对世界形势的分析,邓小平提出了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两大主题的英明论断。第一,美苏为首的两大阵营逐步瓦解。西欧、日本离苏倾向日趋增强。中国率先脱离社会主义阵营,东欧离苏倾向日趋明显。第二,民族解放运动迅速发展,第三世界蓬勃兴起,成为国际政治运动最积极的因素。第三,战后出现了广泛的和平运动。尽管战争的危险仍然存在着,但是制约战争的力量和因素也同样存在着,并有了可喜的增加和发展。日本人民、欧洲人民、第三世界各国人民都不希望发生世界大战。这些都是制约战争的力量和因素。第四、经济全球化使资本主义国家间的联系越来越密切,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他们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更多地采取磋商和对话方式解决。第五,当今世界,要打世界打仗,“别人没有资格,中国没有资格,欧洲也没有资格”,只有美苏两家有这个资格。但由于以下两个原因,他们两家谁也不敢先动手:一是因为他们两家原子弹多,常规武器多,都有毁灭对方的力量;二是因为他们两家在全球范围内进行的战略部署,都受到了挫折,都没有完成。既然美苏两家都打不起来,那么世界大战就不会发生。这是他在1985年时的讲话,后来由于苏联解体,大战暂时就更不具有可能性。 二、立足世界,对外开放 中国之所以实行对外开放,是深人研究了战后世界经济发展的新特点而做出的科学决策。二站后,国际间贸易和技术合作规模越来越大,国际分工越来越细,特别是进人20世纪80年代以来,经济生活国际化的特点更为突出。面对这种形势,邓小平同志引导我们制定了对外开放政策,并把它定为一项长期的基本国策。在世界风云急剧变化的情况下,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经受了严峻的考验,显示了强大的生命力。邓小平在视察南方的谈话时指出“如果没有改革开放的成果,‘六、四’这个关我们闯不过去,闯不过就乱,乱就打内战,‘’就是内战。为什么‘六、四’以后我们的国家能够很稳定?就是因为我们搞了改革开放,促进了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得到了改善。”邓小平强调说,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 三、不结盟,不当头,不搞意识形态的争论 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理应支持世界人民的正义事业。但中国更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发展自己是当务之急。我们应在国际事务中发挥作用,但不能冲击经济发展这个中心任务。在这方面,邓小平同志有清醒的认识和灵活的作法。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他深思熟虑,建议中共中央第三代领导集体:冷静观察,沉着应付,稳住阵脚,韬光养晦,善于守拙,决不当头。他强调要集中力量要把国内的事情办好。1984年5月,邓小平在会见巴西客人时曾明确声明:“中国的对外开放是独立自主的,是真正的不结盟”。1990年12月24日,在同中央几位负责同志谈话时,邓小平再次指出:“第三世界有一些国家希望中国当头。但是,我们千万不能当头,这是一个根本国策。这个头我们当不起,自己力量也不够,当了头绝无好处,许多好处失去了。中国永远站在第三世界一边,中国永远不称霸,中国永远不当。”集中精力把自己的事办好,才是明智之举。 鉴于当今世界仍然存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对立,邓小平明确指出,为了发展自己,不搞意识形态争论,不以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异同论亲疏。 他说:“中国观察国际关系不是看社会制度。中苏关系是看中国和美国的具体情况来决定。"1989年10月,当中美关系正处于极其严峻的时刻,邓小平与来访的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做了重要谈话。他明确指出:“我非常赞赏你的看法,考虑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应该从国家自身的战略出发,着眼于自身长远的战略利益,同时也应尊重对方的利益,而不去计较什么历史的恩怨,不去计较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别,并且国家不分大小强弱,都应互相尊重,平等相待。这样,什么问题都可以妥善解决。用这样的思想处理国家关系,没有战略勇气是不行的。我知道你是反共产主义的,而我是共产主义者。我们都是以自己的国家利益为最高原则来谈间题和处理问题的。”邓小平的不结盟,不当头,不搞意识形态争论的国际战略思想,充分体现了他在国际事务中的高度灵活性。他的不以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异同论亲疏的作法,为中国的发展创造了广阔的国际空间。 四、建立国际新秩序,力争为中国的发展创造良好的国际环境 中国的发展需要一个和平安定的国际环境,需要一个公正、平等、合理的国际新秩序来维持。早在1974年,邓小平出席联合国大会时,就提出有关国际新秩序的问题。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邓小平又明确地提出了建立国际新秩序的主张。1988年12月21日,邓小平同志在会见外宾时指出当前国际政治出现了由对抗转到对话、由紧张转向缓和的新情况。在这种发展趋势下,我们应该提出建立国际新秩序的问题。邓小平在会见印度总理拉结夫,甘地时,进一步展开了自己的主张,邓小平强调:“世界上有两件事情要同时做,一个是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一个是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公务员之家: 如何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邓小平指出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应该建立在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基础上。邓小平认为,“处理国与国之间关系,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是最好的方式。其它方式,如‘大家庭’方式,‘集团政治’方式,都会带来矛盾,激化国际局势。总结国际关系的实践,最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就是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和平共处五项基的本原则是我国政府的一个明确主张,也反映了世界各国人民尤其是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利益要求。中国人民真诚地希望建立一个公正、平等、合理的国际新秩序。在历史上,中国饱偿了外国列强的蹂确之苦,我们珍惜自己的主权独立,真心希望世界各国能够互相平等、互不干涉内政、互不侵犯、和平共处;中国又是一个经济落后的第三世界国家,在当今世界又惨遭不合理国际经济秩序之害,也诚心希望在世界各国经济上互惠互利、相互合作。新的国际秩序的建立,必将为中国的发展创造一个前所未有的良好的国际环境。但是,我们应该看到,建立国际新秩序需要长期斗争。需要人们通过协商加深理解、谅解并作必要的妥协;另一方面还有待于种种客观因素的进一步成熟。只要世界各国都统一在和平与发展这个总目上,不同社会制度和不同发展程度的国家求同存异,互相合作,共同努力,建立国际新秩序是大有希望的。 邓小平同志是当今世界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以宽广的世界眼光观察世界。邓小平的战略思想总是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现代化。他对当今世界时代特征的科学判断为中国共产党人实现工作重心的转移集中精力搞建设奠定雄厚的理论基础;作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邓小平同志总是能抓住不同政党、不同社会制度国家的共同的国家民族利益,提出不结盟、不当头,不搞意识形态争论,努力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为我们构建和谐世界提供了直接的理论依据,为我国现代化建设营造了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没有邓小平的国际战略思想的指引就没我国现代化建设持续发展的良好态势。我们要继承发展邓小平的战略思想,为构建和谐中国,为构建和谐世界而努力奋斗。 中国发展论文:邓小平变化观理论促进中国发展分析论文 编者按:本文主要从邓小平变化观理论三变即识变、应变、求变进行论述。其中,内容包括:识变就是敏锐观察并不断跟踪时代主题和国际形势的巨大变化。其特点有三:一是敏锐;二是全面;三是深刻、所谓应变,就是迅速调整自己,应对时代潮流变化提出的挑战。其特点是一是果断性;二是彻底性;三是稳定性、所谓求变,即观念创新、当今世界正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最剧烈的变动时期、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开拓创新是邓小平变化观的灵魂、邓小平变化观的根本是以变化求发展、当今时代是一个急剧变化的时代等,具体材料请详见。 【内容提要】邓小平在长期的实践探索和理论创新中形成了自己独具特色的变化观,这就是识变、应变、求变。邓小平的变化观反映了时代主题和国际形势的深刻变化,体现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精髓,贯穿着实现四化、振兴中华的伟大追求。这个变化观是被邓小平中国化了的唯物主义辩证法,是统帅邓小平所有思考的灵魂,是指引邓小平一生伟大实践的旗帜。邓小平的变化观改变了中国人的思想方法和行为方式,改变了中国的面貌,也改变了中国社会的发展轨迹,使中国走上了发展变化的快车道。 关键词:识变应变求变世界中国观察 仔细研究邓小平的思想和实践,就会发现,在邓小平思想观念的深处,流动着一条变化的大河,这就是他独具特色的变化观,这个变化观概括起来就是识变、应变、求变。邓小平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开拓创新,从历史与未来、世界与中国、主体与客体、理论与实践等不同角度深刻分析了如何观察、认识和应对国际国内的各种变化;在理论、观念和方针政策等不同层次上,提出了一系列精辟的见解。这一科学的变化观贯穿邓小平领导改革开放的全过程,体现在邓小平的每一个思想观点和他做出的每一个重大决策之中,成为邓小平理论和实践的一个鲜明特色。 所谓识变就是敏锐观察并不断跟踪时代主题和国际形势的巨大变化。七十年代中期以来,世界进入了战后最剧烈的变动时期,新科技革命日新月异,经济全球化蓬勃发展,两极格局开始松动,国际形势趋向缓和,和平问题与发展问题日益受到世界各国关注。可以说,人类社会进入了一个不同于战争与革命时代的新的历史时期。经过深入的观察和分析,邓小平提出了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主题的新结论:“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概括起来,就是东西南北四个字。南北问题是优秀问题。”(《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05页)“还有其他许多问题,但都不象这两个问题关系全局,带有全局性、战略性的意义。”(《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96页)邓小平对时代主题变化的认识和把握主要有三个特点。一是敏锐,即能够发现萌芽中的变化。早在七十年代中后期,当我们还沉浸在“敌人一天天烂下去,我们一天天好起来”的狂热之中时,当我们还在高喊着“打倒帝修反”的口号时,邓小平已经敏锐地观察到世界正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国际形势变化很大,许多老的概念、老的公式已不能反映现实,过去老的战略规定也不符合现实了。”(《邓小平思想年谱》第40页)在此基础上他概括出新的时代主题和新的国际战略格局。二是全面。邓小平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宽广眼界观察世界,在确定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基础上,他对当今时代特征和总体国际形势进行了科学的分析,提出了当代国际形势的两大基本趋势。经济上,他分析了世界各国之间联系日益密切的趋势,提出了“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64页)“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78页)的著名诊断,这也就是我们后来说的经济全球化;政治上,他分析了大国之间关系的深刻变化,指出,世界格局正在从两极走向多极。因此,邓小平呼吁,要致力于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和国际政治新秩序。现在,这一结论已经为世界各国所普遍接受。此外,他还对世界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成败,发展中国家谋求发展的得失,发达国家发展的态势和矛盾以及当今世界正在发生着的各种变化进行了全面的分析。三是深刻。邓小平在分析时代主题和国际形势的深刻变化时,揭示了这一切变化的根源在于生产力的发展特别是科学技术的进步。在对国际形势的分析中,邓小平特别关注科学技术发展的最新趋势及其对人类社会的影响,这是邓小平分析国际形势的一个鲜明特色。1978年春,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词中,邓小平详细分析了科学技术发展的最新趋势及其对经济社会发展所产生的深远影响:“理论研究一旦获得重大突破,迟早会给生产和技术带来极其巨大的进步。当代的自然科学正以空前的规模和速度,应用于生产,使社会物质生产的各个领域面貌一新。”(《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87页)在七十年代末期,中国领导人如此详尽深入地分析科学技术发展的最新趋势,这还是第一次。邓小平认为这是时代主题和国际形势变化的根本原因:“世界新科技革命蓬勃发展,经济、科技在世界竞争中的地位日益突出,这种形势,无论美国、苏联、其他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不能不认真对待。由此得出结论,在较长时间内不发生大规模的世界战争是可能的,维护世界和平是有希望的。”(《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27页)这就抓住了时代主题和国际形势变化的深层次原因。 所谓应变,就是迅速调整自己,应对时代潮流变化提出的挑战。面对和平与发展的时代潮流,邓小平提出的最大应变措施就是领导全党实现了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转变。邓小平指出:“一个是对国际形势的判断,一个是根据这个判断相应地调整对外政策,这是我们的两个大变化。现在看来,这两个变化是正确的,对我们是有益的,我们要坚持下去。只要坚持这样的判断和这样的政策,我们就能放胆地一心一意地好好地搞我们的四个现代化建设。”(《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28页)围绕实现现代化这个中心,从新的国际国内形势出发,邓小平作出了全面改革的战略决策并对内外政策进行了重大调整,从而提出了全面的应变举措。在经济上,要打破旧的计划经济体制,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政治上,要改变权力过分集中的状况,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他强调,“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168页)在祖国统一问题上,邓小平提出了“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在外交政策上,从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出发,改变了“一条线”的外交战略,提出了独立自主和和平外交政策。邓小平的应变思想和应变举措具有鲜明的特点。一是果断性。还在党的三中全会以前邓小平就意识到,我们同世界的差距正在拉大,他大声疾呼:“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150页)在邓小平的推动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提法,把全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并作出了改革开放的战略决策。在这之后,他仍然多次提醒大家要有时不待我的紧迫感:“现在世界突飞猛进地发展,科技领域更是如此,中国有句老话叫‘日新月异’,真是这种情况。我们要赶上时代,这是改革要达到的目的。”(《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42页)邓小平反复强调再不改革就要亡党亡国,就是为了唤醒人们的应变意识、改革意识,让人们认识到,在改革的问题上,决不能有任何的犹豫。他充满激情地讴歌改革:“我们正处在承前启后的伟大时代,正在做我们前人所没有做过的伟大事业。”(《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206页)二是彻底性。邓小平认为,改革不是枝节性的变化,而是根本性的变革,“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70页)在改革经过了五六个年头之后,他进一步深刻指出:“改革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引起了经济生活、社会生活、工作方式和精神状态的一系列深刻变化。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在一定的范围内也发生了某种程度的革命性变革。”(《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42页)他还直截了当地把改革说成“第二次革命”。这就指出了改革的深刻性和彻底性。三是稳定性。为了保持应变的稳定,邓小平特别注意处理好“变”与“不变”的关系。在反复强调“变”的同时,邓小平也在阐述“不变”的问题。首先,邓小平总是强调“变”与“不变”相结合。他每提出一个变,就有一个不变相配合。例如,在提出改革开放时,强调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在谈到引进外资和引进技术时,强调要坚持自力更生。其次,针对国内外的担心,邓小平反复强调改革开放的路线不会变:“开放政策和经济改革是要坚持到底的,不会变化。变,就没有出路。”(《邓小平思想年谱》第328页)1989年5月还在政治风波期间,邓小平就坚定地指出:“改革开放政策不变,几十年不变,一直要讲到底。”(《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96页)这显然是说,“变”是永远不变的。再次,主要的不变,次要的变。具体政策可以经常变,但四项基本原则这个立国之本是不变的。在谈到香港问题时,他深刻阐述了变与不变的关系:“讲不变,应该考虑整个政策的总体、各个方面都不变,其中一个方面变了,都要影响其他方面。……试想,中国要是改变了社会主义制度,改变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香港会是怎样?香港的繁荣和稳定也会吹的。要真正能做到五十年不变,五十年以后也不变,就要大陆这个社会主义制度不变。”(《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18页)可见,变与不变是互相影响的,不变是为了更好地变,通过不变来保证变能够更顺利地进行。邓小平对变与不变关系的阐述充满了辩证法思想。20多年来,邓小平以变应变的思想和举措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它不仅推动了中国的发展,更重要的是改变了以往停滞僵化的体制,形成了顺变促变的体制,给中国注入了发展变化的动力。 所谓求变,即观念创新。邓小平的求变思想首先表现在用正确的思想观念和思想方法看待变化。1984年10月在谈到香港回归时他说了一段充满辩证法的话:“变也并不都是坏事,有的变是好事,问题是变什么。中国收回香港不就是一种变吗?所以不要笼统地说怕变。如果有什么要变,一定是变得更好,这种变是值得大家欢迎的。我们也在变。……问题是变好还是变坏。不要拒绝变,拒绝变化就不能进步。这是个思想方法问题。”(《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73页)针对党内一些同志的担心,他又指出:“我们的同志就是怕引来坏的东西,最担心的是会不会变成资本主义。恐怕我们有些老同志有这个担心。搞了一辈子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忽然钻出个资本主义来,这个受不了,怕。影响不了的,影响不了的。肯定会带来一些消极因素,要意识到这一点,但不难克服,有办法克服。”(《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90页)邓小平认识变化的思想方法概括起来就是,首先要分析变化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变也并不都是坏事,有的变是好事,问题是变什么”。其次要相信越变越好,“如果有什么要变,一定是变得更好”。再次要抛弃怕变的旧观念,树立乐变求变的新观念,“拒绝变化就不能进步”!邓小平关于认识变化的思想方法的论述真是振聋发聩,一语中的!其次,邓小平的求变思想还表现为高度的前瞻性。早在70年代末邓小平就已经在思考21世纪的中国与世界了。邓小平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向前看”。在谈到培养年轻干部时邓小平指出:“我们要向前看,我们这个事业是千秋万代的事业啊!我们现在提出的、面临的是十年内必然或者可能遇到的一些重大问题。如果再想远一点,二十年后,还可能遇到什么问题,会不会发生什么事情啊?”(《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227页)他多次谈到三步走发展战略的第二步、第三步目标实现时的情景,以此鼓舞人们投身改革。1987年5月邓小平指出:“我们进一步的目标是下一个世纪的五十年,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到那时,国家总的力量就大了,可以为人类做更多的事情,在解决南北问题方面可以尽更多的力量。我们就是有这么一个雄心壮志。”(《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33页)邓小平这样讲是让人们期待变化并积极行动起来,改变我们现行的东西。再次,邓小平求变思想中更重要的是要求主体做到率先变化。邓小平自己就是一个根据实际不断变化,永远向前看的人。他总是着眼于未来,渴望变化,追求变化。1979年1月邓小平指出:“就拿我个人来说,看法经常改变。、也是这样。因为世界事务、实践在变化,问题的性质也在不断变化。既然事物总是在变化,不断变化,人们的思想总得要适应这个变化。”(《邓小平思想年谱》第106页)1989年他对新的中央领导集体明确提出了具备求变意识的要求:“进入中央最高层的每个成员,都要不再是过去的自己,不再停留在过去的水平上,因为责任不同了。每个人从自身的角度,包括自己的作风等方面,都要有变化,要自觉地变化。”(《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00页)“自觉地变化”!这是他对中央领导集体的要求,也是对全党的要求。他认为,“在不断出现的新问题面前,我们党总是要学,我们共产党人总是要学,我们中国人民总是要学,谁也不能安于落后,落后就不能生存。”(《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270页)这些都反映了邓小平强烈的求变意识。改革开放以前,祖宗之法不可变的观念还在不同程度上束缚着人们的头脑,人们对新观念、新事物总是持一种恐惧、排斥的态度。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教育全党要树立起用变化的观点看问题的思想方法,推动了全党和全国人民思想观念的转变,乐变求变的观念日益普及,中国人开始适应快速变化的时代了。 当今世界正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最剧烈的变动时期,中国正在经历着有史以来最深刻的社会嬗变,这正是邓小平变化观形成的前提。西方工业革命以后,人类社会的发展变化越来越快。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世界进入了最剧烈的变动时期,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由于科学技术进步的巨大推动作用,这种变化的剧烈和深刻更达到了人们难以想象的程度。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这个古老的封建帝国也开始了自身的蜕变。进入二十世纪以来,中国经历了三次历史性的巨大变化。第一次是辛亥革命,推翻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第二次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第三次是改革开放,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奋斗。世界和中国发生的如此剧烈和深刻的变化,不能不对执政的中国共产党产生影响。邓小平亲身经历了二十世纪世界与中国的变化。1920年到1925年邓小平在法国生活了五年多,1926年他在苏联学习一年,20世纪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他多次赴苏联访问或谈判,1974年他赴美国出席联合国会议,1975年访问法国,1978至1979年他先后访问新加坡、缅甸、泰国、朝鲜、日本、美国等发达国家或发展中国家。邓小平经历了二十世纪中国的三资历史性巨变,经历了中国革命的全过程。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是第三次巨变的发动者和领导者。形势的发展变化对一个国家、一个政党、对一个人会产生多么大的影响,没有谁比邓小平体会得更深了。1988年在谈到各国革命道路的区别时他深刻地指出:“我们怎么搞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呢?现在的情况和过去大不一样了。我们走的是十月革命的道路,其他国家再走十月革命的道路就难了,因为条件不一样。没有执政的共产党正在寻找其他的新的途径,但还没有找到一个成熟的观点、成功的办法。”(《邓小平思想年谱》第24页)可见,时代主题的转变,国际国内形势的深刻变化,是邓小平变化观形成的现实基础,离开了对时代主题和国际国内形势变化的深刻理解就无法理解邓小平的变化观,就无法理解“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与时代特征和中国国情相结合的产物”这一科学论断。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开拓创新是邓小平变化观的灵魂。首先,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开拓创新是识变、应变、求变的前提。“”结束后,为了冲破“两个凡是”的束缚,邓小平响亮地提出了解放思想的口号,发动和领导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实现了全党思想的大解放。邓小平指出:“什么叫解放思想?我们讲解放思想,是指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打破习惯势力和主观偏见的束缚,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279页)正是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开拓创新精神指导下,我们才做到了承认、尊重现实生活的变化,用新的方法解决新的问题,并且调整自己以适应变化了的现实生活。没有“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开拓创新”作基础,就做不到“识变、应变、求变”。其次,识变、应变、求变同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开拓创新在精神实质上是完全一致的。邓小平在阐述识变、应变、求变问题的时候,常用的另一个词就是“新”。在讲到“识变”的问题时,邓小平常说“新情况”、“新问题”;在谈到“应变”的问题时,邓小平常说“新思路”、“新办法”;在谈到求变时邓小平常说“新观念”、“说新话”等等。1984年9月在谈到“一国两制”问题时邓小平指出:“这是个新的问题,也是新的方法,马克思没有说过,列宁也没有说过。这是我们这一代和下一代面临的必须解决的新问题。从本质上讲,就是实事求是,这是合乎马克思主义原则的。”(《邓小平思想年谱》第291页)在谈到理论创新时邓小平指出:“马克思去世以后一百多年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在变化的条件下,如何认识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没有搞清楚。绝不能要求马克思为解决他去世之后上百年、几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列宁同样也不能承担为他去世以后五十年、一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的任务。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根据现在的情况,认识、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91-292页)这也证明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识变、应变、求变”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识变、应变、求变”从深层次看,就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开拓创新。它是唯物主义辩证法在当今时代的具体体现,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在现实政治中的具体体现。 邓小平变化观的根本是以变化求发展。邓小平一生都在追求一个伟大的变,那就是,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的面貌,建设一个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进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邓小平指出:“什么是我国今天最重要的新情况,最重要的新问题呢?当然就是实现四个现代化。”(《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179页)他还大声疾呼:“发展才是硬道理”。(《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77页)“中国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是要靠自己的发展。”(《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65页。)怎样才能实现发展呢?邓小平指出:“要发展就要变,不变就不会发展。”(《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83页)邓小平对识变、应变、求变的分析,都是围绕发展这个中心展开的,都是为发展这个宏伟目标服务的。首先,分析中国面临的机遇和挑战。邓小平常说的一句话就是“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75页。)这个时机就是指时代主题和国际形势的深刻变化,这种变化,为所有国家提供了发展的机遇,也向所有国家提出了挑战。邓小平是这样分析中国面临的机遇的:“现在世界发生了大转折,就是个机遇。人们都在说‘亚洲太平洋世纪’,我们站的是什么位置?过去我们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现在比下也有问题了。东南亚一些国家兴致很高,有可能走到我们前面。我们也在发展,但与他们比较起来,我们人口多,世界市场被别的国家占去了,我们面临着这么一个压力,算做友好的压力吧。我们不抓住机会使经济上一个台阶,别人会跳得比我们快,我们就落在后面了”。(《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69页)它的挑战性表现在,世界各国都在回忆发展以跟上剧烈变化的世界,力争在二十一世纪占领有利位置。如同邓小平所说,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其次,国际国内形势变化为我国的发展提供了难得的条件。包括相对和平的周边环境、新科学技术革命的巨大推动作用、经济全球化的浪潮等,这些对我国加快现代化建设都是极为有利的。一方面我国可以通过改革为生产力的发展扫除障碍,开辟道路,另一方面可以通过发展科学技术推动生产力加速发展。邓小平讲“变”最多的领域就是科学技术。他多次用“日新月异”、“一日千里”这样的词语来形容科学技术的发展变化及其对经济发展的巨大推动作用。他说,“经济发展得快一点,必须依靠科技和教育”。(《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77页)他提出了“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的主张,他亲自推动了“863”计划的通过和实践。再次,解放思想、转变观念,实现跨越式发展。围绕实现现代化这个中心,邓小平提出了一系列新的思想和主张。如,允许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的主张;“台阶式”发展的战略思想;通过对外开放,引进发达国家的资金和先进技术的主张等。这些观点极大地解放了人们的思想,推动了经济的发展。可见,讲变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发展,讲变化就是为了促发展。公务员之家 邓小平的变化观告诉我们,当今时代是一个急剧变化的时代。这种变化,从世界范围来说,是时代主题转换;从中国来说,是社会转型。对这种深刻变化的认识和判断构成了邓小平整个战略思想的最重要的客观基础。邓小平的整个战略思想就是建立在世界和中国发生深刻变化这样一种客观判断基础之上的。这也是中国党和政府进行体制改革、政策调整、工作重心转移的根本依据。邓小平的变化观包含着丰富的内容和深邃的见解,它既是理论,也是观念,更是思想方法和行为方式。识变、应变、求变是他整个思想和实践的灵魂。据不完全统计,《邓小平文选》二、三卷中,使用“变”、“变化”这样的概念达一百二三十次,内容涉及从国际到国内,从政治、经济、科技、教育、文化、直到民族、军事、外交、统一战线、党的建设等方方面面。邓小平所有的理论观点和重大决策无不体现着识变、应变、求变的精神。邓小平对当今时代主题和本质特征的科学把握以及据此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使中国一改停滞徘徊的状态,走上了发展变化的快车道,跟上了一日千里的世界潮流。二十多年来,中国发生了举世瞩目的深刻变化,而且这种变化正在加速进行,中国人开始适应快速变化的时代了。对我们来说,学习邓小平的变化观,最重要的就是要学习他识变的眼光、应变的胆略和求变的意识。用邓小平的变化观指导今后的工作,我们就能够始终做到与时俱进,在二十一世纪世界形势深刻变化的历史进程中始终走在时代前列,在应对国内外各种风险考验的历史进程中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胜利地推向前进。 中国发展论文:产业内贸易中国发展论文 [摘要]以产业间贸易为主导模式的外贸易格局对我国对外贸易的飞速发展和拉动国民经济的持续增长起到了重大作用,但这种传统的贸易模式已显出疲态,正经受着日益严峻的挑战。贸易模式从产业间贸易为主向以产业内贸易为主的转变成为中国提高外贸易竞争力、获取动态利益和促进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本文阐述了产业内贸易的内涵及其规律,并分析了中国产业内贸易的发展现状。 [关键词]产业内贸易贸易结构贸易指数 一、产业内贸易概述 1.产业内贸易的内涵 国际贸易有两种模式,一是建立在要素禀赋差异基础上的产业间贸易,二是基于产品差别和规模经济的产业内贸易。产业内贸易,指相同产业产品在国际间的双向流动,从统计角度看,其指一个国家在出口的同时又进口某种同类型的产品。比如日本向美国出口轿车,同时又从美国进口轿车。产业内贸易还包括中间产品的贸易。产业内贸易可表述为:同一产业内的产品,主要是制成品通过内、外部市场在不同的国家或地区间的双向流动。 2.产业内贸易发展的一般规律 (1)从要素禀赋角度看,两个国家的生产要素禀赋差异越小,其产业内贸易比重就比较大。因为从生产角度上产业内贸易取决于向消费者提供产品的异质性及其技术进步水平,主要是由于异质产品可能以相同的技术被制造出来,也可能含有完全相同的物质成份。可见,产业内贸易常常并不取决于生产要素的内容。 (2)从需求角度看,两个国家中的人均收入较高,并且两国的人均收入差别较小,则两国间的产业内贸易比重较大。因为随着人均收入的增长,消费者的需求会变得追求多样化和个性化,从而表现出对异质产品旺盛的需求;另一方面,相似的需求结构和追求差异化的个性产品,将使两国间产业内贸易内容广泛。 (3)从区位角度看,两国地缘关系越近,则产业内贸易的可能性越大。较近的地缘关系、相似的生产特征和相似的消费习惯,加之运输成本低廉和便于开展边境贸易等都是有利于两国产业内贸易开展的因素。 (4)从产业角度看,产业内贸易比重的规律是,具有异质产品的会大于具有同质产品的产业;具有先进技术和工艺革新较高的高于具有简单和技术相对停滞的产业;存在大量中间产品的会大于中间产品较少的产业。 二、中国产业内贸易的发展现状 1.产业内贸易指数 在衡量产业内贸易的所有指标中,格鲁伯-劳艾德指标是迄今为止最具权威的产业内贸易测量指标,简称GL,其表达式为:(其中,Xij,Mij分别代表i国j国产业的出口额和进口额,产业内贸易指数在0~1区间变动,GLij越接近于1,说明产业内贸易的程度越高,GLij越接近于0,产业内贸易的程度越低。)它是衡量一个国家参与国际化生产过程中由垂直分工向水平分工转化程度的重要指标之一,同时也是衡量产品比较优势的重要指标之一。 2.中国产业内贸易的发展现状 有的学者运用格鲁伯-劳艾德指标的综合体产业内贸易指数方法对中国产业内贸易进行测算分析,其计算结果显示,近几年来中国产业内贸易指数始终保持在0.4以上,除2001年略有下降外,一直保持增长,在2000年该指数已接近0.45。张小蒂(2004)等人按照SITC(联合国国际贸易商品分类标准)对中国产业内贸易结构进行分类分析,计算的数据以1997到2001年间的内贸易状况为依据。测量的数据中2001年0-8类指数分别如下:0.338、0.552、0.242、0.287、0.318、0.446、0.507、0.495、0.403。而相比之下美国2001年的数据分别是:0.540、0.471、0.535、0.380、0.629、0.763、0.592、0.745、0.515。可见中国的工业化水平与美国相比仍非常落后,规模经济不论是在制成品还是在初级产品方面均未得到有利的实现,产业内贸易水平很低。郝文(2005)对中国与经合组织国家产业内贸易中74%的进出口价格比进行了分析,结果发现,我国在与经合组织国家的产业内贸易中,有75%的产品出口价要低于进口价;水平性产业内贸易在总的产业内贸易中只占7%~14%。 三、中国产业内贸易存在的问题 从以上文献的数据可以看出,中国产业内贸易的发展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与美国等相比我们还存在着非常大的差距。产业内贸易在给贸易国带来贸易利益的同时,亦可促使一国的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从目前来看,我国对外贸易模式仍以产业间贸易为主的原因是人们只是看到了我国劳动力和部分自然资源上具有的比较优势。但在国际贸易格局发生巨大变化的今天,国际交换中初级产品和低加工产品的贸易条件正相对甚至是绝对的下降,立足于以资源和劳动密集为基础的比较优势,面临被淘汰的危险。且由于人均占有资源贫乏,劳动力素质较低,我国在这方面的比较优势正在削弱。更为重要的是建立在比较利益基础上的对外贸易格局十分脆弱,且会造成我国产业结构的滞后,从而在国际竞争中处于不利的地位。 从发达国家的发展历程上来看,经济发展水平与贸易的形式与内容密切相关;产业间贸易——垂直产业内贸易--水平产业内贸易的发展过程是一国经济发展水平在外贸领域的反映。因此我国的长期目标应该是努力发展垂直产业内贸易的基础上,逐步推进水平产业内贸易,并最终实现通过水平产业内贸易与科技、规模经济之间的互动关系以增强我国产品国际竞争力的目标。 中国发展论文:论当代中国发展战略及其指导意义 论当代中国发展战略及其指导意义 摘要:本文通过对当代中国发展战略历史演变的阐述,分析了邓小平提出的“三步走”战略,并与以往的发展战略进行对比,表明了当代中国的发展战略在指导现实社会经济发展上,更具有现实意义。 振兴中华,实现现代化,是中国人民的历史愿望。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为了实现这一愿望,艰辛探索,前赴后继,写下了许多可歌可泣的历史篇章。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实现了国家的统一和民族的独立,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创造了条件。实现国家的现代化,也是中国共产党的奋斗目标。 一、当代中国发展战略的历史演变 所谓经济社会发展战略,是指一个国家根据对经济社会发展各种制约因素的分析,从全局出发制定的较长时间内经济社会发展所要达到的总目标及实现的根本途径。它涉及整个经济社会发展中带有全局性、长远性、根本性的问题。经济社会发展战略主要包括战略目标、战略部署、战略重点和战略措施等。 新中国建立的初期,中共中央提出了要实现工业、农业、交通运输和国防的四个现代化任务,确定了“在本世纪(20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的奋斗目标。但是,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由于对我国社会主义所处的历史阶段及其主要矛盾和根本任务缺乏科学认识,以“阶级斗争为纲”,对中国实现现代化的艰巨性和长期性估计不足,经济建设急于求成。因此,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出现了许多挫折。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了把全党的工作重心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上来的重大决策,从而使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发展战略进入了真正的实施阶段。同时,以邓小平为优秀的第二代中共中央领导集体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内涵和发展进程进行了深刻的思考,从中国的国情出发,纠正了长期以来在实现现代化问题上脱离国情、急于求成的倾向,对现代化建设做出了重新规划,提出了“三步走”的战略构想。 这一伟大的战略构想的形成,大体上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从1979年到1982年的党的十二大,主要确立到20世纪末实现国民生产总值翻两番,达到小康水平的战略目标和“分两步走”的战略部署。第二阶段,从党的十二大到1987年党的十三大,在“分两步走”的基础上确定到建国100周年的经济社会发展的长期战略,即到21世纪中叶,经济发展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 之后,邓小平又提出“科学是第一生产力”的重要论断,以及社会主义亦可以搞市场经济的论断,并为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提供了理论依据。在1995年提前完成了原定20__年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两番的任务之后,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再次确认了邓小平的“三步走”发展战略,指出,“从现在起到下世纪的前十年,是我国实现第二步战略目标,向第三步战略目标迈进的关键时期。”并在中共十六大报告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伟大目标,使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如今,党的十七大又提出在新的发展阶段继续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是对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发展的重要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是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和贯彻的重大战略思想。 二、当展战略与以往的发展战略的对比 提出的把我国由农业国转为工业国,并全面实行现代化的战略可以认为是“两步走”的战略,当代我国的发展战略是以邓小平的“三步走”为基础,并根据当前国情不断丰富。两者相比,其实有很多相同之处。第一,两者都反映了中国人民改变落后面貌,将中国建设成为强大的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愿望和要求,表达了中国人民的雄心壮志;第二,都是实现现代化的发展战略,这些战略步骤完成以后,都会使中国的综合国力大大增强,摆脱贫困,走向富裕,实现现代化,显示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第三,都是长期的跨世纪的发展战略,的“两步走”长达50到100年,邓小平的“三步走”也是到21世纪的中叶;第四,思路基本上是一样的,都是先改变落后面貌,然后再继续前进,争取达到比较先进的水平。 另外,从提出的理论依据上看,二者都是本着实事求是地精神,在认清中国国情的基础上提出来的。曾经说过:“认清中国的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的根据”。实践证明,正确认识中国国情,不但是正确认识中国革命,也是正确认识中国建设和改革问题的基本依据,是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以引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走向胜利的前提条件,也是社会主义建设在中国获得成功的客观基础。正是基于这一点,邓小平反复强调要实事求是地认识、对待中国国情,一切从实际国情出发,不搞主观主义,不搞唯意志论。所以两个发展战略是一脉相形承的。“二步走”为“三步走”战略奠定了基础,而“三步走”是对“两步走”的发展。当然,邓小平的“三步走”,也纠正了“两步走”的不切合实际的部分。因此,邓小平的“三步走”与的“两步走”之间,是一种继承、纠正和发展的关系。 以往的发展战略与当代的发展战略相对比,也存在着比较大的差异。主要体现在:第一,总的战略目标与每一步要达到的战略目标都不同。前者的总目标与每一步目标,都比较高,理想成分比较浓,不太符合中国各方面都比较落后的实际。而后者的总目标与每一步目标,都明显地降低了,更加符合中国的实际;第二,在实现目标的步骤 和指导思想上不同。前者分为两步,中间变化起伏较大,而且过于乐观,要求明显过急。后者分三步走,并且充分估计到达到目标的困难和完成任务的艰巨,而不是急于求成;第三,衡量目标的标准不同。前者主要是以主要工农业产品的产量来衡量的,后者则是以国民生产总值这一综合性指标,特别是以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来衡量的,这既符合国际上的通用标准,也比较准确地反映出我国的现代化水平;第四,对人民生活的重视程度不同。前者主要着眼于产品产量的增长,经济实力的增强,对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并不是很重视。后者则把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作为一个重要内容和标准,分别把三步要达到的目标,形象地解释为解决温饱、达到小康、实现共同富裕,这就把现代化目标的实现与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直接地联系了起来,更有利于调动广大干部群众的积极性;第五,对实现每一步目标的设想不同。前者是比较粗略的,对于如何实现第一步目标还有些具体设想和措施。后者则设想得比较具体,特别是通过党的各届全国代表大会,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实施可持续发展内战略补充进来,使得战略内容更加丰富,可实施性也显著加强。在刚结束的十七大上,总书记的报告也特别肯定这些年国家经济建设取得的成就。实践说明,当代的发展战略的确更符合我国的国情,对我国的各方面建设更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 三、当代中国的发展战略对现实的指导意义 当代中国的发展战略,无处不渗透着邓小平理论的发展思想。无论是在推动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走新兴工业化道路,还是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可持续发展战略,都体现着邓小平理论发展思想的基本内容,即经济发展是社会主义社会全面发展的优秀;民主和法制是社会主义社会全面发展的保证;科技和教育是社会主义社会全面发展的关键环节;改革开放是社会主义社会全面发展的根本动力;精神文明建设是社会主义社会全面发展的重要标志;人民利益是社会主义社会全面发展的目的指向。 党的十七报告,也特别强调了新时期最显著的成就是快速发展。我们党实施现代化建设“三步走”战略,带领人民艰苦奋斗,推动我国以世界上少有的速度持续快速发展起来。我国经济从一度濒于崩溃的边缘发展到总量跃至世界第四、进出口总额位居世界第三,人民生活从温饱不足发展到总体小康,农村贫困人口从两亿五千多万减少到两千多万,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中国的发展,不仅使中国人民稳定地走上富裕安康的广阔道路,而且为世界经济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做出了重大贡献。 然而,我们国家当前在发展上依然存在困难和不足。例如高耗能的经济增长,经济发展的“三高综合症”,以及医疗、就业等方面的问题。这就要求我们要继续结合邓小平的发展思想,不断地改进。党的十七大提出又快又好地发展经济,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增加人民的财产性资产。正是党在当展战略的基础上,与时俱进,实事求是,制定出的新举措。特别是刚结束的政府财政会议,提出了稳健的财政政策和紧缩的货币政策,将抑制通货膨胀定为明年的经济发展的首要任务,也正是切合了邓小平发展思想中医认为本的特点,符合发展思想中稳定发展的主旨。 中国在当展战略的指引下,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过去改革开放的近30年中,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绩。我们有理由相信,邓小平所提出的发展思想,在经过不断丰富完善后,能过带领中国走向繁荣富强,能带领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中国发展论文:国际ITS的发展及对中国发展ITS的思考 今天,道路运输已经成为超越铁路的最重要的地面运输方式,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是随着汽车的普及、交通需求的急剧增长,进入80年代以来,道路运输所带来的交通拥堵、交通事故和环境污染等负面效应也日益突出,逐步成为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全球性共同问题。 解决车和路的矛盾,常用的有两个办法:一是控制需求,最直接的办法就是限制车辆的增加;二是增加供给,也就是修路。但是这两个办法都有其局限性。交通是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基本条件,经济的发展必然带来出行的增加,而且在我国汽车工业正处在起步阶段的时期,因此限制车辆的增加不是解决问题的好办法。而采取增加供给,即大量修筑道路基础设施的办法,在资源、环境矛盾越来越突出的今天,面对越来越拥挤的交通、有限的资源和财力以及环境的压力,也将受到限制。这就需要依靠除限制需求和提供道路设施之外的其它方法来满足日益增长的交通需求。智能交通系统(Intelligent Transportation System, 简称ITS)正是解决这一矛盾的途径之一。 一、ITS的基本概念 从国际上智能交通系统的发展历史来看,各国普遍认为起步于60-70年代的交通管理计算机化就是智能交通系统的萌芽。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技术的进步,交通管理和交通工程逐步发展成智能交通系统,但是智能交通系统与原来意义上的交通管理和交通工程有着本质的区别,智能交通系统强调的是系统性、信息交流的交互性以及服务的广泛性,其优秀技术是电子技术、信息技术、通信技术、交通工程和系统工程。 1.ITS(Intelligent Transportation Systems)的定义 智能交通系统是在较完善的道路设施基础上,将先进的电子技术、信息技术、传感器技术和系统工程技术集成运用于地面交通管理所建立的一种实时、准确、高效、大范围、全方位发挥作用的交通运输管理系统。它是充分发挥现有交通基础设施的潜力,提高运输效率,保障交通安全,缓解交通拥挤的有力措施。 目前国内外对智能交通系统的理解不尽相同,但不论从何角度出发,有一点是共同的:ITS是用各种高新技术,特别是电子信息技术来提高交通效率,增加交通安全性和改善环境保护的技术经济系统。 2.ITS的主要功能 “智能交通系统”实质上就是利用高新技术对传统的运输系统进行改造而形成的一种信息化、智能化、社会化的新型运输系统。它能使交通基础设施发挥出最大的效能,提高服务质量;同时使社会能够高效地使用交通设施和能源,从而获得巨大的社会经济效益。它不但有可能解决交通的拥堵,而且对交通安全、交通事故的处理与救援、客货运输管理、道路收费系统等方面都会产生巨大的影响。ITS的功能主要表现在:(1)顺畅功能:增加交通的机动性,提高运营效率;提高道路网的通行能力,提高设施效率;调控交通需求。(2)安全功能:提高交通的安全水平,降低事故的可能性/避免事故;减轻事故的损害程度;防止事故后灾难的扩大。(3)环境功能:减轻堵塞;低公害化,降低汽车运输对环境的影响。 2.1 顺畅功能 ITS可以提高车辆和行人的通行效率;提高道路、设施的使用效率;提高汽车运输生产率和经济效益。 据统计,仅美国每年因交通拥挤而造成的燃油和时间浪费就超过720亿美元。而智能交通系统(ITS)将大幅度提高运输效率,从而大大减少浪费,减少损失。 日本每年因交通堵塞造成的经济损失达12兆日元,时间损失达56亿人o小时,给社会和经济带来沉重的负担。如此的交通堵塞还直接导致沿路生态环境恶化、增加大气污染、增大能源消耗等深刻的问题。日本预测实行ITS后30年内可在减少交通拥堵方面实现如下目标: 虽然个人因ITS技术而节省的汽油钱并不多,但缩短每天的行车时间、降低人们的紧张程度却在改善人们的生活质量方面有着重要的社会意义。另外,ITS技术的应用将提高道路上的文明礼貌程度。 就ITS使往返交通更容易的程度而言,该技术可能加快近郊化和远郊化的趋势,人们将住得离城市和工作地点越来越远。 2.2 安全功能 美国每年因交通事故致死的人数超过四万人,因交通事故造成的损失超过1500亿美元。日本交通事故死亡人数从1988年以后连续8年达到1万人以上,其中高龄者因交通事故死亡人数大幅增加,预计到21世纪每4人中就有1人为高龄者。ITS能够减少最可能出交通事故的年龄群体-少年儿童、老年人和壮年男子-的交通伤亡,据日本ITS Japan预计,实行ITS 30年后可将现在的交通死亡事故件数减少一半。因此,可见ITS能切实地减少交通事故,其社会效益将是显而易见的。 自动化汽车和自动化公路的普及将有益于因不能再开车而活动范围受到限制的老年人,以前赋闲在家的年长者可以重返工作岗位或更积极地参加社区生活。 2.3 环境功能 智能交通不仅高效、便利,还是“绿色交通”。有资料表明,由于平均车速的提高带来了燃料消耗量的减少和排出废气量的减少,采用智能交通系统有望减少60%的城市交通拥塞,使短途运输效率提高近70%,汽车油耗也可由此降低15%。交通的顺畅将大幅度减少车辆在路上的迟滞时间,使得汽车尾气的排放也大大减少,从而改善空气质量。例如,在美国广泛使用的交互式导航系统能使车辆废气排放量减少5%~16%,而燃料电池动力车辆排放的废物只有水。据日本的资料,实行ITS后,可望在30年内将CO2产生量减少15%,NOX排出量减少20%,燃料消费量降低25%。有专家认为,只要每辆汽车每天少排尾气10分钟,北京的空气质量就可以明显改善。 在已经初步应用“智能车辆引导系统”的日本,车辆“一路绿灯”的机会大大增加,据粗略测算,车辆在路上的迟滞时间减少了远不止10分钟。 3.ITS的主要领域 目前国际上公认的智能交通系统的服务领域为六个方面:先进的交通信息服务系统、先进的交通管理系统、先进的公共交通系统、先进的车辆控制系统、货运管理系统、电子收费系统、紧急救援系统。 3.1 先进的交通信息服务系统(ATIS) ATIS是建立在完善的信息网络基础上的,交通参与者通过装备在道路上、车上、换乘站上、停车场上以及气象中心的传感器和传输设备,可以向交通信息中心提供各地的实时交通信息;该系统得到这些信息并通过处理后,实时向交通参与者提供道路交通信息、公共交通信息、换乘信息、交通气象信息、停车场信息以及与出行相关的其他信息;出行者根据这些信息确定自己的出行方式、选择路线。更进一步,当车上装备了自动定位和导航系统时,该系统可以帮助驾驶员自动选择行驶路线。 随着信息网络技术的发展,科学家们已经提出将ATIS建立在因特网上,并采用多媒体技术,这将使ATIS的服务功能大大加强,汽车将成为移动的信息中心和办公室。 3.2 先进的交通管理系统(ATMS) 这个系统有一部分与ATIS共用信息采集、处理和传输系统,但是ATMS主要是给交通管理者使用的,它将对道路系统中的交通状况、交通事故、气象状况和交通环境进行实时的监视,根据收集到的信息,对交通进行控制,如:信号灯、诱导信息、道路管制、事故处理与救援等。 3.3 先进的公共交通系统(APTS) 这个系统的主要目的是改善公共交通的效率(包括:公共汽车、地铁、轻轨交通、城郊铁路和城市间的长途公共汽车),使公交系统实现安全便捷、经济、运量大的目标。 3.4 先进的车辆控制系统(AVCS) AVCS目前还处于研究试验阶段,从当前的发展看,可以分为两个层次: 一是车辆辅助安全驾驶系统,该系统有以下几个部分:车载传感器(微波雷达、激光雷达、摄像机、其他形式的传感器等)、车载计算机和控制执行机构等,行驶中的车辆通过车载的传感器测定出与前车、周围车辆以及与道路设施的距离和其他情况,车载计算机进行处理,对驾驶员提出警告,在紧急情况下,强制车辆制动。 二是自动驾驶系统,装备了这种系统的汽车也称为智能汽车,它在行驶中可以做到自动导向,自动检测和回避障碍物,在智能公路上,能够在较高的速度下自动保持与前车的距离。必须指出的是,智能汽车在智能公路上使用才能发挥出全部功能,如果在普通公路上使用,它仅仅是一辆装备了辅助安全驾驶系统的汽车。 3.5 货运管理系统 这里的货运管理系统是指以高速道路网和信息管理系统为基础,利用物流理论进行管理的智能化的物流管理系统。综合利用卫星定位、地理信息系统、物流信息及网络技术有效组织货物运输,提高货运效率。 3.6 电子收费系统(ETC) 道路收取通行费,是道路建设资金回收的重要渠道之一,但是随着交通量的增加,收费站开始成为道路上新的瓶颈。电子收费系统就是为解决这个问题而开发的,使用者在市场购买车载的电子收费装置,经政府指定的部门加装安全模块后即可安装在自己的车上,然后向高速公路公司或银行预交一笔通行费,领到一张内部装有芯片的通行卡(即IC卡),将其安装在自己汽车的指定位置,这样当汽车通过收费站的不停车收费车道时,该车道上安装的读取设备与车上的卡进行相互通信,自动在预交帐户上将本次通行费扣除。 不停车收费系统是目前世界上最先进的路桥收费方式。通过安装在车辆挡风玻璃上的车载器与在收费站ETC车道上的微波天线之间的微波专用短程通讯,利用计算机联网技术与银行进行后台结算处理,从而达到车辆通过路桥收费站不需停车而能交纳路桥费的目的,且所交纳的费用经过后台处理后清分给相关的收益业主。在现有的车道上安装电子不停车收费系统,可以使车道的通行能力提高3-5倍。 3.7 紧急救援系统(EMS) 紧急救援系统是一个特殊的系统,它的基础是ATIS、ATMS和有关的救援机构和设施,通过ATIS和ATMS将交通监控中心与职业的救援机构联成有机的整体,为道路使用者提供车辆故障现场紧急处置、拖车、现场救护、排除事故车辆等服务。 二、国际ITS的发展状况 1.国际ITS的发展状况 智能交通系统在日本、美国和西欧发展得最快。 智能交通系统的发展起步于60-70年代,相关的ITS项目当时有美国的ERGS(Electronic Route Guidance System,电子路线引导系统)、欧洲的COST30(Cooperation in the field of Scientific and Technical research,科学技术领域研究协作)、日本的CACS(Comprehensive Automobile Control System,汽车综合控制系统)等。 自本世纪八十年代末以来,日本、美国和西欧等发达国家为了解决共同面临的交通问题,竞相发展智能交通系统,投入了大量的资金和人力进行道路功能和车辆智能化的研究,希望在未来的市场上占据有利的地位。起初称为“智能车辆道路系统(Intelligent Vehicle-Highway Systems-IVHS)”。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系统功能扩展到道路交通运输的全过程及其有关服务部门,发展成为带动整个道路交通运输现代化的“智能交通系统(Intelligent Transportation System-ITS)”。 1986年,欧洲开始大力实施以欧盟(EU)及各国政府为主导的智能交通系统研究项目DRIVE(Dedicated Road Infrastructure for Vehicle Safety in Europe,欧洲汽车安全专用道路设施)和以民间为主导的PROMETHEUS(PROgraMme for a European Traffic with Highest Efficiency and Unprecedented Safety,欧洲高效安全道路交通计划)。 日本在CACS后,于80年代后半期,推动了以建设省为主导的路车间通信系 统RACS(Road/Automobile Communication System;1984-1989)和以警察厅为主导的新汽车交通信息通信系统AMTICS(Advanced Mobile Traffic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Systems: 1987-1988)。90年代,日本参与了以美国为主导的ITS国际化工作。到1996年,日本已经有难以计数的大小项目在开展,从理论规划到实际实施,从现场试验到形成产业,其发展规模和速度咄咄逼人。日本目前在ITS项目上已经形成了官方、民间、学术机构的协调体制,这对日本ITS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美国自60年代的ERGS之后到80年代之间,在道路交通的信息化、智能化方面,几乎没有任何进展。但是,受到日欧进展的触动,在进入90年代以后,关于ITS的研究工作开始大规模地开展起来。1991年美国国会通过了“综合地面运输效率方案”(ISTEA-Intermodal Surface Transportation Efficiency Act,也可译为陆路联合运输效率法),旨在利用高新技术和合理的交通分配提高整个路网的效率,由美国运输部负责全国的ITS发展工作,并在以后的6年中由政府拨款6.6亿美元,用来进行ITS的研究工作。1997年,美国在加州实施了一个“自动驾驶公路系统(AHS-Automated Highway System)现场试验和演示项目”,在现有道路骨架基础上,利用先进技术以提高安全性、畅通性和旅行质量。现在在美国,ITS的相关技术已经产生了显著的效益,如电子收费系统(ETC),它无须停车就可以实现收费功能,大大提高了道路的使用效率,同时这项技术的不断扩展和电子业务相连接,可以发展到电子付款。 在ITS项目研究过程中,这些国家还成立了许多机构,以制订并实施ITS开发计划。如美国的智能车辆道路协会(Intelligent Vehicle-Highway Society-IVHS,目前为美国智能交通协会ITS America)、欧洲道路交通通信技术实用化协作组织ERTICO(European Road Transport Telematics Implementation Coordination Organization)、日本的路车交通智能协会VERTIS(VEhicle, Road and Traffic Intelligent Society,现改名为日本智能交通协会-ITS Japan)、以及智能交通系统国际标准化机构ISO/TC204等。 除了欧、美、日以外,新兴的工业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也开始了智能交通系统的全面开发和研究。如韩国由交通部牵头制定了全面的智能交通系统框架结构和发展计划;新加坡的城市道路电子动态收费系统应用最为成功,已成为居民生活不可分割的部分,目前,新加坡已经在全国开始推行不停车电子收费;中东的一些国家也开始讨论本国智能交通系统的研究计划;在香港,城市道路电子动态收费也已成功地试运行多年;我国的一些城市如北京、上海、重庆、广州等地也开始在ITS方面开展了一些研究与应用示范项目。 智能交通系统是当前世界上交通运输科技的前沿,由于其市场前景很好,不仅各国政府高度重视,各国的民间科研开发机构热情也很高,不惜投入巨资,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未来交通运输的发展方向。 2.日本ITS的发展状况 日本的道路交通,从60年代以后急速发展。日本的汽车数量从1965年到2001年几乎呈直线上升,截至2001年1月末,日本车辆保有台数约为7583万台,其中轿车5245万台,货车1832万台。车辆的急速发展不仅为生活带来了便利,也产生了许多负面影响:因交通堵塞带来的经济损失为12兆日元;交通事故发生量大幅增加,交通死亡者每年约为9000人,如日本1999年的交通事故发生量为85036万件,其中死亡人数9006人;同时还产生了氮氧化物、可吸入性颗粒物等环境问题。 由于日本的车辆保有率(机动化水平)很高,因此其市区的道路状况总体来讲十分拥挤,经常会发生塞车现象,出行如使用汽车等交通工具则无法掌握时间。为此日本对ITS十分重视。 2.1 日本对ITS的认识及发展目标 在认识上,日本中央政府认为ITS是解决20世纪遗留的最大问题之一?道路交通问题的有效手段,而且是保持和推进日本经济活力的重要措施,认为ITS将成为其21世纪前半期最大的产业,可以创建新的产业领域(如电子、信息通信、软件等);形成城市型的公共事业(如高度信息化等),还能增强日本的国际竞争力(如高效率的物流等)。并且认为,要实现ITS必须采取以下对策:(1)制定综合、长期、科学的计划;(2)建立可适应包括运营成本在内的成本评价的运营机构;(3)理顺研究开发体制和强化研究开发成果的保护、公开及应用;(4)人才培养。 日本官方与ITS相关的主要纲领性文件有: (1)《VERTIS伟大构想》。1994年10月,由日本的道路、交通、车辆智能化推进协会VERTIS组织制定。 (2)《向先进信息通信社会推进的基本方针》。1995年2月,由日本的先进信息通信社会推进本部制定。 (3)《道路、交通、车辆领域信息化实施指针》。1995年8月,由日本的有关5省厅(建设省、运输省、警察厅、通产省、邮政省)制定。 (4)《推进智能道路交通系统(ITS)的整体构想》。1996年7月,由日本的有关5省厅(建设省、运输省、警察厅、通产省、邮政省)制定。 1995年2月,由日本政府的先进信息通信社会推进本部制定了《向先进信息通信社会推进的基本方针》,其中指出ITS有望成为“推进日本整个社会信息化的起爆剂。为了使国民都能享受充实的公共服务,必须把自己当成用户在先进应用技术开发、引进等方面起到先导作用,并全面有计划地采取措施。”ITS被置于公共领域信息化的一个分支领域“道路、交通、车辆的信息化”的位置上。 接着在1995年8月,以建设省为主的相关5省厅制定了《道路、交通、车辆领域信息化实施指针》。其中明确了9个开发领域的同时,还确定了 11项推进措施,以及以21世纪初为目标完成ITS的建设目标,表现出政府对推进ITS的积极态度。1996年7月,相关5省厅又制定了“关于推进ITS的整体构想”,以今后20年为长期视点归纳了ITS的目标功能、开发推广的基本思路。 9个开发领域及其开发、推广目标依次为: (1)导航系统的智能化 其使用者服务内容是:提供交通信息;提供目的地信息。 开发推广目标是:向车载机“提供交通相关信息”的工作,努力逐步向全国推广;关于在家庭、办公室等地“提供交通信息”,将努力充实服务内容,扩大服务范围;关于“提供目的地信息”,继续充实服务内容,并努力逐步应用到停车区、服务区、普通公路上的车站等;以21世纪初为目标,推进研究开发向即时对应的车载机提供信息服务,并努力在全国推广。 (2)自动收费系统 其使用者服务内容是:自动收费。 开发推广目标是:以2000年达到实际使用为目标,推进可在收费站不停车自动交费系统的研究开发,努力逐步向全国推广。 (3)安全驾驶的辅助 其使用者服务内容是:提供行驶环境信息;危险警告;驾驶辅助;自动驾驶。 开发推广目标是:以2000年左右达到实用程度为目标,推进研究开发“行驶环境信息提供”、“危险警告”及“驾驶辅助”中的基本内容,在作为车辆安全设备开始 装备的同时,逐步在高速公路及事故多发地区修建基础设施;以2000年着手试运转为目标,推进“自动驾驶”的研究开发,21世纪初力争在全国的高速公路上应用。 (4)交通管理的最佳化 其使用者服务内容是:交通流量最佳化;发生交通事故时,提供交通管制信息。 开发推广目标是:关于“交通流的最佳化”,从主要城市的管制中心和信号控制方式开发实现高度智能化,逐步向全国推广,关于车载机推荐路线,努力从首都地区开始逐步应用;关于通过ITS“提供交通事故时的交通管制信息”,在确立手段、方法后,逐步在全国的主要道路上应用。 (5)提高道路管理的效率 其使用者服务内容是:提高维护、管理业务的效率;特殊车辆等的管理;提供限制通行信息。 开发推广目标是:以2000年左右达到实用程度为目标,推进除雪车的最佳配置等ITS“提高维护、管理业务的效率”的研究开发,以21世纪初为目标逐步在全国推广;以2000年左右着手试用为目标,推进通过ITS“实现特殊车辆等的管理”的研究开发,以21世纪初为目标逐步在全国推广;逐步在全国的主要道路的限制通行地段、丘陵地带等采用ITS“提供限制通行信息”。 (6)公共交通的辅助 其使用者服务内容是:提供公共交通信息;提供公共交通的运行、运行管理。 开发推广目标是:逐步从主要商业地区开始应用ITS“提供公共交通利用信息”;以主要城市为中心先从有效地区逐步应用ITS的“辅助公共交通的运行及运行管理”,以21世纪初为目标,在全国的主要道路上推广。 (7)提高商用车的效率 其使用者服务内容是:辅助商用车运行管理;商用车连续自动驾驶。 开发推广目标是:以2000年左右着手试用为目标,推进ITS的“辅助商用车运行管理”的研究开发,以21世纪初为目标,逐步在全国主要公路上推广;关于可能实现的“商用车连续自动驾驶”系统,以21世纪初为目标,逐步在全国主要高速公路上推广。 (8)行人等的辅助支援 其使用者服务内容是:路线引导;防止危险。 开发推广目标是:以2000年左右达到实用为目标,推进行人等“路线引导”的研究开发,从主要商业地区开始逐步推广应用;有计划地修建可延长行人通行时间(绿灯)的信号装置;以2000年左右着手试用为目标,推进防止车辆给行人带来危险的研究开发,以21世纪初达到实用为目标,在车辆上安装安全装置。 (9)救援车辆的运行辅助 其使用者服务内容是:自动紧急通报;救援车辆路线引导、支援救援工作。 开发推广目标是:推进研究开发“紧急自动通报”系统,为防止灾害事故扩大,首先从有效地区逐步应用;关于“救援车辆路线引导、支援救援工作”,以2000年左右着手试用为目标,推进受灾情况的探测、预测的研究开发,以21世纪初为目标,逐步在全国的主要道路、地区应用。 2.2 日本ITS各领域的发展状况、优先领域 日本从1997年开始对ITS进行了3年的可行性研究,共选择了道路收费和以下5个地区进行了试点实验。相应的实验内容及取得的成果有: 道路不停车收费系统。道路不停车收费系统是日本在ITS范围内取得全面突破的重点领域。自从去年起已在全国范围内大面积推广。全日本目前有1200个收费站,其中的540个收费站作为第一批建设不停车收费系统的收费站,并在全国招标。在日本已经完成了用于ETC的5.8GHZ微波通信频率的规格化,并开始了ETC的实用化。日本的技术标准为:通信频点5.8GHZ,采用主动式通信方式。其优点是通信速率高(1Mbs)、容量大;通信可靠性高;发射功率小、电磁环境影响小。但目前成本还较高。到目前为止,日本540个ETC收费站的设备已全部安装完成,并于2001年4月份正式运营。预计到2004年末,在日本将有900个收费站使用ETC。 5个地区的试点情况: (1)丰田市 道路交通信息系统的高度信息化实验。在自家或在路上提供CATV、互联网、道路指南所、显示板获取信息,选择路径。实验结果:在实验区域内,行驶时间减少3%,平均速度增加1km/h。对显示板的满意度为3.2分(满分5分)。 EV共同利用实验。通过共同使用低公害车,减少普通汽车的台数。实验结果:减少了通勤车辆,促进了业务用车辆的共同使用。 大型活动时的PARK RIDE实验。为去市中心附近参加大型活动的人在市内设置4个临时停车场,从临时停车场可换乘公共交通,以缓和市中心的交通。 (2)高知县 Internet对应型综合交通信息的提供。 地区观光信息终端的完善实验。通过互联网及路边信息系统,提供道路交通信息、地区观光信息。实验结果:95%的人希望再次利用互联网,98%的人对路边信息系统满意。 应呼公交车等的实验。根据乘客事先的需求制订公交车的运行计划,也可在运行开始后针对每个需求变更运行计划。实验结果:在中村市实施了实验的“中村城市BUS”的乘客,为实验前的4-5倍(7人/日?40人/日)。约95%的乘客希望继续此服务。 (3)东京都 城市内公共车辆优先系统(PTPS)实验。以多个交叉点为对象,系统可使公交车优先通行,确保车辆的定时运行,提高行驶速度。实验结果:缩短了乘车时间,减少了红灯停车率。在实验线路上,缩短了7~15%的乘车时间。 (4)歧阜县: 通过互联网提供ITS相关信息(交通信息、观光信息)实验。在路边设置信息终端站,通过互联网提供ITS相关信息。实验结果:60%的利用者确认,驾驶时间缩短。约70%的驾驶员感到驾驶压力减轻。 (5)冈山县: BUS到达时间预测系统实验。控制中心利用GPS掌握BUS的位置,通过互联网,向电脑、携带终端发送BUS的预测到达时间。实验结果:乘客在车站等车时间减少6分钟,达到约63%的候车时间缩短效果。 在日本,对辅助驾驶系统的研究也相当重视。“Smart way 2001/智能道路计划”中明确提出了实施计划: 2.3 日本发展ITS的主要经验及教训 2.3.1 主要经验 (1)日本把发展ITS作为解决交通问题、拉动经济增长的部级项目,由中央政府直接推进。 日本把ITS作为部级的项目,于1994年成立了由建设省、运输省、警察厅、通产省、邮政省等5省厅组成的联席会议,共同推进ITS的研发与应用(日本政府机构改革以后,建设省与运输省合并,组建了国土交通省,所以目前由警察厅、总务省、经济产业省、国土交通省负责推进ITS工作),并于1996年7月,由以上5省厅共同了“推进ITS的总体规划”,其要点是: ITS是部级的项目,应战略性地对待; 让国民深刻理解ITS的必要性; 整合各方资源,使产业界、学术界与官方之间的关系效率化、体系化; 广泛开展可协调的国际间合作; 把ITS作为长远的计划来考虑。 (2)运作模式:政府为主导、企业为主体、技术进步为支撑、 需求为基础 政府为主导:政府的责任主要是为完善地区的ITS系统提供政府支援;实施先导ITS技术的研究开发;研究并制定ITS相关的标准化及应用技术;为展开地区ITS而确立评价手段;研讨包括制度在内的环境整备策略。政府负责对ITS作出长远规划,实施标准化认证体系,确保ITS在全国的兼容性。另外,ITS的发展还需要大量国有资金的注入。日本把ITS作为国家项目投入大量公共资金,现在日本中央政府每年在ITS方面约投入数百亿日元的研究开发经费。 企业为主体:ITS的实施,除了政府的推进外,归根结底还必须依靠企业的参与。企业,包括道路公团、设备制造企业、交通运输企业等,才是实施ITS的主体。 技术进步为支撑:ITS的研究、开发、使用、改进等每一个环节都离不开技术进步的支撑,始终站在ITS技术的前沿,保持技术优势是日本ITS技术发展的战略目标之一。以车载机为例,不到十年,日本已经研发了三代产品。 需求为基础:以ETC装置为例,路边装置由道路公团投资,而车载机由车主自己决定,可买也可不买。但从日本市场来看,大多数用户因为提高了车辆的通行效率购买ETC车载机;一部分用户因为购买ETC车载机可获得通行费用打折(另外在ETC试用初期购买车载机政府还有一定的补助),有经济利益驱动;也有一部分是因为对先进技术感兴趣(消费心理),喜欢尝试,经济原因不是考虑的因素。例如车载导航产品,这种产品在日本已经进入了普及阶段,现在使用的导航系统由95年3月的49万台激增为710万台(2001年3月统计数),VICS上市台数也已经突破280万台。可见旺盛的市场需求是ITS发展的基础。 (3)统筹规划、统一标准、统一认识、确保系统安全 以前,日本也存在不同部门、不同行业、不同辖区在构筑ITS系统时的重复和无效问题。日本有相关的建设省、运输省、警察厅、通产省、邮政省等5省厅参与ITS的工作,以前系统分别由各省厅管辖,因此5省厅的计划会产生重复和相互竞争的问题。 日本政府意识到,为使ITS在日本健康的发展,政府必须统筹规划、统一标准、统一认识,优先解决关键的技术标准问题,如无线通信频率采取哪一频段;通信方式是采用红外还是微波,主动还是被动;…等等。在日本所有产品的技术规格均由国家统一制订,如通信设备、电子导航仪、ETC装置、IC卡…等等,因此所有厂商的产品均以此为标准制造。另外,还必须实行统一的安全模块体系,重视设施运行的安全,并确保系统安全。 (4)重视发挥协会的作用 在ITS项目研究过程中,日本还成立了日本智能交通协会ITS Japan(原VERTIS),以制订并实施ITS开发计划。ITS JAPAN是靠收会费进行运作的,它独立于政府和企业之外,在推进ITS的进程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日本十分注意发挥协会的作用。现在,为推进地区ITS的发展,为加强官产学研的协作,地区ITS协会的设立工作也在进行。已设立的地区ITS推进组织有: 2.3.2 教训 (1)路网的规划、建设是基础 ITS并不是万能的,它是建立在较完善的道路设施基础上的,一个好的路网规划、一个网络化的道路设施是基础。日本目前已经建成了四通八达的高速公路网,城市基础设施的建设也已基本完成,他们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开发和应用ITS的。在与日本智能交通协会座谈的时候,他们也十分诚恳地指出,ITS实质上是软科学、软技术,不能寄希望于用ITS解决所有交通问题。东京尽管路网有了规划,但是路网设施的建设没有完全按照规划进行,这成为今天解决交通问题的先天不足,这是ITS所难以解决的问题。要解决交通拥堵,从根本上来说首先要解决道路建设等基础实施建设,以及做好公众的交通法规教育,之后再考虑用ITS更好地改善交通状况。 (2)应采用经济手段调控交通需求 交通出行是有代价的-越繁华的地区,代价越高,这就是用经济手段调控交通的经济学基础。ITS技术恰恰为这种方式的实行提供了有效的手段。对于解决城市中心区以及繁华路段的拥堵问题,应采用经济手段调控交通需求,如在重点区域或重点路段,采用ERP(Electronic Road Pricing)技术或称自由车道收费系统,以及对不同路径采用不同的收费标准可以更大程度地提高道路、设施的使用效率。但日本只是认识到了这个问题,到目前并没有实施。 (3)与ITS相关的法规建设还显滞后 由于ITS技术的发展、道路需求的增长及多元化问题的出现,迫切需要制定与ITS相关的法律法规。而日本目前还没有专门针对ITS制订的法律。只是对其安全机制等相关法律和省令进行了修改,如邮政省修改了日本的电波法(将5.8GHZ专门用于ETC)。与ITS相关的法律法规建设还显滞后。日本目前与ITS相关的法令主要有: (4)能力建设跟不上发展 日本的人口只是美国的1/2、EU的1/3,按此比例,日本能投入ITS研究开发领域的研究人员和技术人员太少。如日本在维持管理体制等课题的实施过程中发现,在没有对于ITS导入的全面计划、没有对于组织内部的全面了解的情况下就开始了工作。因此,人力资源是日本的薄弱环节。人员培训、人才培养,一直是日本强调要赶上美国和欧洲的一个重要方面。由于需要专门的知识,所以自计划阶段开始就有必要配备专职的职员,同时对于ITS的推广,有必要和相关单位保持密切的协调。另外,对使用者的教育也很重要,以避免ETC使用者进入非ETC车道和无ETC装置的车辆误进入ETC车道等。 (5)如何与国际标准相协调 目前,各国之间的标准不统一,为ITS的推进带来了一些障碍。比如,目前国际上主要的ETC标准有:以欧洲为代表的CEN标准和以日本为代表的日本ETC标准。这两种标准的简单情况比较如下: 由于国际标准是以CEN为主导开始研究的,日本的标准与国际标准的不一致使得日本产品的国际化受到了阻碍。为此,日本正在积极地参与国际标准的制定工作。 (6)对中小型风险型 企业的支持 由于ITS是一个新兴的产业,对于掌握高新技术的对中小型风险型企业在竞争中技术上并不处于劣势。但由于资金、人员、准备等方面的原因,其发展受到了制约。日本目前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财力进行ITS研究的还多是丰田汽车、电装、松下、索尼等大型企业,日本政府及民间机构对对中小型风险型企业的支持还不够。 三、思考与结论 中国既是当今世界上道路等基础设施建设速度最快的国家,又是交通需求增长最快的国家。根据我国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纲要》,未来的十年,这种趋势将不会改变。这一期间正是智能交通系统在世界主要国家进入全面实施的阶段,因此,中国也迫切需要根据中国道路交通的实际需求尽早启动在运输网中应用智能交通系统来提高运输效率、保障安全和保护环境的工程,以实现道路交通运输的可持续发展目标。 以下是几点关于中国发展ITS的思考: 1.尽早启动中国的ITS进程 八十年代以来,各发达国家虽然已经基本建成了四通八达的现代化国家道路网,但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路网通行能力满足不了日益增长的交通需求,交通拥挤、阻塞现象日趋严重,交通污染与事故越来越引起社会普遍的关注。经过长期和广泛的研究,这些国家已从主要依靠修建更多的道路,扩大路网规模来解决日益增长的交通需求,转移到用高新技术来改造现有道路运输系统及其管理体系,从而达到大幅度提高路网通行能力和服务质量的目的。 对于我国这样一个处于发展中的国家来说,道路基础设施仍然比较薄弱,基础设施数量的缺口很大,因此在相当一段时间内我国交通运输增长的需求首先还必须靠提供更多的基础设施来满足,特别是建设完善的道路网络。我国目前人均占有的道路面积仅是发达国家平均水平的几十分之一到十几分之一,经济的快速发展以及机动车保有量的激增,使交通基础设施的供给能力与需求之间的矛盾更加突出,因此中国的道路建设还将持续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另一方面,广大农村的城市化进程刚刚开始,这一矛盾在短期内还难以缓解。运输效率低下、城市交通堵塞和大气环境污染加剧,已经成为我国各大中城市面临的最为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之一。据不完全统计,中国每年因交通事故和拥挤所引起的损失至少1700亿元人民币,而这种趋势目前还在加剧。解决城市交通拥挤和堵塞已成为中国大城市交通面临的一项十分迫切的任务。因此中国需要发展ITS是毋庸置疑的。但是中国ITS的开发和应用与国外有着很大的不同,最大的区别就是我们ITS的开发和应用必须与基础设施建设同行。这种区别使得我们在建设基础设施的同时,可以将ITS应用的基础条件一并考虑,甚至同步建设。 根据世界各国几十年的统计,道路的增长率总是低于汽车的增长率,在发达国家,道路的增长已经接近于停滞,而1995年世界汽车的增长率仍然有3.5%(汽车的保有量超过8亿辆)。因此仅靠兴建新的道路是不可能解决问题的。尽管道路的增长比汽车的增长慢,但是现有路网是否得到了充分的利用了呢?没有,我们实际的经验也可以证明这一点,如果我们能够全面的充分的了解路网上的交通信息,无疑将会有利于我们的出行。 1996年与1978年相比,中国的机动车增加了27倍,而公路通车里程仅增加了0.32倍。以上海为例,虽然说上海的人均道路面积远远小于国外同类大城市,但上海市的汽车保有量也少得多。按照车均计算,上海市的车均占路面积为183.27m2/车,远远大于东京的32.85m2/车和大阪的34.25m2/车;上海市道路交叉口的通行能力,仅相当于国外交叉口的62%;上海道路的可达性指标相当于东京的1.5倍、大阪的2倍。但上海市的交通事故死亡率却高得惊人。可从一个侧面表明,国内已有的道路设施的效率没有充分地发挥,还大有潜力可挖,必须尽早启动中国的ITS进程。 2.ITS应作为国家重点项目,统一规划、分步实施 中国正处在城市化、机动化快速启动的阶段,与日本相比,在人均资源占有率、国土面积小/人口密度大等方面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在城市化、机动化过程中,已经产生严重的交通问题,应该尽早将智能交通系统作为中国未来交通运输领域发展的重要方向。 智能交通系统的开发与应用涉及到综合运输系统中的许多部门,如交通部、信息产业部、经贸委、铁道部、公安部、国家技术监督局等有关部门,为此中国必须把ITS作为国家重点项目,总体统一规划包括道路、铁路、水运民航在内的中国ITS发展战略,标准制定和人材培训,并组织分步实施ITS关键技术的攻关和示范工程。 3.ITS是改造和提升传统产业的有效手段 ITS是改造和提升传统产业的有效手段。美国前运输部长谈到将来的发展时说:“这个国家(注:指美国)还将会修建更多的公路,但是我们仅想到水泥和钢材,我们将错过全球的通信革命。”(引自U.S. Department of Transportation News Release, Jan. 10, 1996)。日本利用其技术优势,将ITS作为激活内需、拉动日本经济增长的产业,同时瞄准国际市场、增强其国际竞争力。日本认为其ITS的实用化发展,将可以通过汽车产业和信息产业的协作创建出一个新的产业。以前一直以提高汽车本身的性能为目标的汽车产业,以后可能会把眼光放的更远,思考新的汽车产业的发展方式。据日本对2000~2015年ITS市场规模的预测,认为ITS将成为其21世纪前半期最大的产业;此期间的ITS市场规模预计为60兆日元(如同时考虑受其影响的其它产业的话,ITS的市场规模将达到100兆日元),当然这其中包括政府在ITS基础设施中的采购,如交通控制系统、运输管理系统、消费者购买的ITS消费品(如汽车导航产品、车载信息设备、不停车收费卡等等);并预计将于2005年增加33万个工作机会,2015年增加107万个工作机会。 ITS将是我国高新技术应用的巨大市场之一,因此建设ITS对于我国实现跳跃式发展,实现高新技术的产业化具有重大的意义。中国必须认识到ITS是改造和提升传统产业的有效手段,积极发挥ITS改造和提升传统产业的作用。 四、对中国发展ITS的建议 由于ITS顺应了经济全球化、信息化的趋势,在提高交通运输效率和效益、保证运输安全、改善环境影响等方面作用明显,因此引起世界各国的广泛重视。我国政府也应该将ITS作为中国未来交通运输领域发展的重要方向,将实施ITS作为推进国民经济信息化的一项重要任务。以下是根据国内外ITS发展的情况及取得的经验、教训提出的对我国如何发展ITS的几点建议。 1.采取跨越式发展战略,制定并实施中国的ITS ITS是建立在较完善的道路设施基础上的,发达国家目前已经建成了四通八达的高速公路网,城市基础设施的建设也已基本完成,他们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开发和应用ITS的。中国的城市仍处于发展期,修建足够数量的道路仍然是政府的重要任务,但是我们必须充分认识到,中国的ITS不能等城市化、机动化实现后再起步,在修建新道路和建设城市新区时,必须将交通的规划与其他建设一同考虑,并且为将来智能交通系统的应用预留必要的基础设施。 在ITS的发展方面,由于我国在技术、设备、基础设施、标准、政策水平等方面与欧、美、日等国家的差距,我们在ITS的研发、应用上已远远落后于这些国家。但是,经过几年的探索和实践,中国目前在ITS的开发和应用方面也取得了相当的进步,为今后智能交通系统的深入开发和应用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为了迎头赶上ITS的发展,迎接新产业的浪潮,我们必须采取跨越式发展战略(包括技术上的跨越),尽早制定并实施中国的ITS发展规划。 2.结合中国的国情,确定中国ITS的发展规划及优先领域和关键技术标准 中国的交通管理系统与发达国家的构成基本相同,但是由于中国交通的构成(机动车、非机动车、行人等的混合交通)与发达国家有很大的不同,中国的 文化背景和交通行为与发达国家差别很大,因此必须结合中国的国情,制定中国ITS的发展规划及优先领域和关键技术标准。 2.1 确定中国ITS的发展规划 ITS发展规划是推行ITS首先需要进行的工作,其任务是根据某一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明确系统的战略目标,确定开发过程的战略布局,划分政府、企业、研究单位之间的协同任务,确定系统整体框架结构,以及相应的信息组织方案,制定相应的战略措施。 2.2 制定智能交通系统关键标准 由于智能交通系统是一个非常大的系统,需要许多部门和企业提供产品,因此标准规范的制定必须走在前面。智能交通系统大范围应用的基础是标准化,反之,标准化工作的开展又将大大促进智能交通系统的实施。目前,国际上有关智能交通系统标准体系的研究已进入一个深入的阶段,而国内智能交通系统领域的标准化工作起步较晚,如不能及时有效地进行这一工作,将直接影响我国智能交通系统领域的协调发展。 为了做到这一点,必须总结既定的ITS相关标准(ITS领域中会采用到的国标、行标、国际标准),制定适合国内情况并与国际接轨的智能交通系统标准体系表。 2.3 中国ITS发展的优先领域 (1)不停车收费 不停车收费是ITS服务领域中的一个特殊方面,由于它涉及交通基础设施投资的回收,又是缓解收费站交通堵塞的有效手段,而且在使用中收费卡的用量又很大,因此各个国家都把不停车收费系统(ETC)作为ITS领域最先投入应用的系统来开发。我国也不能例外。随着经济的发展,中国许多地区的高等级公路交通量迅速上升,例如广州到佛山的高速公路,平均24小时交通量为2.76万辆,平均年增长率为10.6%;广州市的北环高速公路,日交通量已近10万辆,在这些高速公路高峰时,收费站已经成为“瓶颈”,在广东行车20分钟,排队交费20分钟的事时有发生。所以目前我国应把不停车收费系统的开发和应用列为我国ITS领域首先启动的项目。 先发展公共交通体系及与之相配套的ITS系统; 城市公共交通的发展与城市的交通政策和道路的配套有关。针对中国城市交通特有的汽车、自行车和行人混行的混合交通特点,在中国目前机动化水平还不是很高的情况下,我国政府必须首先着眼于发展公共交通体系及与之相配套的ITS系统,对未来交通发展进行引导。首先,在现有道路的条件下,采取公交优先的政策,合理地为各种交通方式分配道路。同时还要应用先进的管理技术和设备如计算机化的指挥调度系统等,加强管理以使得公共交通系统有效地运行。并且配合必要的视频监视手段和通信手段,使得道路交通处于有效的监控之下;采用比较简单和低成本的方法如通过无线电广播和电视将道路交通信息提供给行人等道路的使用者。 在城市间,目前正在发展高速、安全和舒适的定班客运,特别是在高等级公路上,这种高速客运已经成为城市间客运的主要方式。目前需要发展有GPS定位的计算机化指挥调度系统和联网的计算机售票系统、公路交通安全和事故预防系统、以高等级公路为基础的快速货运监控系统、交通通信及收费系统、交通信息服务系统等相关的智能交通系统。 在发展公共交通体系的同时,还必须同时考虑到出租车系统和自行车系统。例如,在北京的交通流量中TAXI约占40%,而其客运量仅占10%,因此控制其空驶率将对缓解北京的交通拥堵有很大作用。对出租车的管理主要是通过叫车方式系统控制其空驶率。这就需要利用GPS,当乘客叫车时,出租车可以尽快到达;另外车载电子导航系统安装后,出租车可以选择合适的路线行驶,少走弯路。因自行车有无污染、无能耗、占地少、机动等等优点,非常符合中国国情,对自行车的使用仍应鼓励,但要作好对遵守交通规则的教育及引导。 3.把ITS作为部级高新项目,充分发挥中央政府的作用,推进ITS的发展 智能交通系统不是一项简单的设备集成或技术集成项目,而是一项涉及众多领域和部门的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在ITS建设过程中,需要许多专业领域的技术人员共同协作,同时需要在多个行业及管理部门之间建立良好的协调关系,以达到整合分散开发的多个项目,构成协作运行的复杂巨系统的目标。为此,必须把ITS作为部级高新项目,充分发挥中央政府的作用,推进ITS在中国的健康发展。 当然,推行ITS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不可缺少国家的支持。特别是预算,如果没有相关的补助很难得到保障。在试点事业实施时如果国家能以某种形式提供财政支持(即使少量),也可表明国家对于推进地区ITS的立场,这样更便于得到地方财政的支持。建议可以采用发行债券、提高税收等办法筹集资金。 4.在我国技术落后的情况下,应采取以市场换技术的方针,初期让出市场,引进技术。 发达国家是ITS开发和应用的先导。ITS从发达国家来,我们的交通管理、道路管理都在学习发达国家,我们的信息系统建设也是发达国家提出的概念和产品,可以说中国ITS的应用将是追赶型的。在我国技术落后的情况下,更应注重国际合作(如与日本ITS协会、建设省的合作等等),采取以市场换技术的策略,初期让出部分市场以引进技术,逐步形成自主开发能力和实现国产化,拉动内需。 发达国家的政府和民间企业对ITS的研究和开发投入了大量的金钱,这在交通运输领域中是从来没有过的,这与ITS的巨大市场前景是分不开的。在中国ITS的市场同样巨大。仅以基础设施建设为例,截止到1996年,中国大陆已经修建了超过3200公里的高速公路,高等级公路达到1.78万公里。监控、通信、收费是目前高速公路ITS应用的主要方面,然而,其中仅有不到半数的公路为安全、通信、监控、收费装备了相对完善的管理系统和服务设施。由于管理原因和相连支路尚未连成完整的网络,这些投资巨大的工程在提高系统容量和服务水平上仍有很大潜力。另外,中国还将建设3.5万公里的高等级公路,其中有相当一部分需要建设通信、监控和收费系统。这部分的投资一般占到基本建设总投资的3%~4%。1998年中国在公路方面的建设投资为1800亿元,如果其中的1000亿元用于高速公路的建设,则通信、监控和收费系统方面的投资就有30~40亿元。这仅仅是当前ITS应用的初级水平,而且仅限于高速公路建设。如果考虑到城市基础设施的建设以及今后ITS应用水平的提高,中国ITS市场的容量将是一个天文数字。 正如前面所说的,中国ITS与基础设施建设同行,而且我国的信息化水平较低,因此在中国开发和推销ITS相关的产品就与发达国家有很大的不同。另外,中国ITS近期内将以投资类产品为主,而且中国使用ITS产品的最大用户将是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者。鉴于此,日本等ITS技术先进大国非常看重中国的ITS市场,一心想打开中国ITS市场的大门。对我国而言,正可以利用此优势,采取以市场换技术的方针,初期让出部分市场以引进技术,实现我国ITS的跨越式发展。 5.按政府导向、企业为主体、市场机制运作的运作模式进行运作 ITS既具有社会基础设施的特性,同时又有其市场性。因此在导入ITS时要平衡考虑ITS的公共性和市场性,按政府导向、企业为主体、市场机制运作的运作模式进行运作。 政府和民间企业应致力于ITS的环境整备。即:政府应在政策上提供便利,解除各种制度的限制,建立利于地区ITS系统发展的有利环境,并协助ITS技术的开发、论证、评价、标准化等基础事业的整备,促进ITS技术的标准化和普及化。企业应及早针对各地区、各阶段的进度制定行动方案,即时提交系统提案,参与ITS的早期教育与系统框架的普及启蒙活动。 6.区别不同规模的城市,实行分类指导的方针 政府还必须充分考虑各地区的特性,把握大城市、中小城市等不同规模城市对ITS的需求差 异情况,实行分类指导。 对基础较好、有现实需求的大城市,政府应促使其多方面启动ITS,如北京、上海、重庆、广州、深圳、大连、沈阳、济南、青岛、福州等城市可以优先发展。对中小城市可以鼓励其选择某些先进适用技术进行试点实验、运用。同时有计划地由东部向西部逐步推进。 7.避免一哄而上,重复投资 对ITS的发展,应全国统筹规划,考虑产业如何布局,而不应一哄而上、重复投资、盲目发展。 随着经济的发展,城市间的车辆来往频繁,一个地区在构筑ITS系统时,如果与其他地区的完全不沟通,将造成独立不兼容、非效率的系统。因此从全国兼容的角度,也需要统筹考虑。实际上,一个地区的各种研究实验成果,可能也适用于其他地区,特别是基础系统部分应保持一致性。后续的城市要活用先行地区的经验,因为先行地区关于各方面关系的调整、财政问题等的解决方案,是长期实践得出的经验。有效地利用这些经验,对ITS的推广很有意义。 另外,还必须制定行动计划和完善推进体制。为成功开展ITS,要将ITS列入各地区的地区振兴计划、地区信息化计划和交通安全计划的显著位置,并依据地区交通体系和城市规划制定行动计划。因此,在项目计划阶段,技术、运营方式、行动计划三者要同时考虑。 中国发展论文:中国发展风险投资相关问题 一、风险投资在中国的发展态势 1.一种高风险高回报的投资 一般来讲,风险资本投资的行业主要集中在成长性较好的高科技行业,这些行业由于受市场环境、科技发展水平等因素影响较大,具有较大的未来不确定性,所以其总体投资风险相比其他投资方式要大的多除此之外,投资回报率波动性大也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风险投资又会获得高收益,风险投资高风险与高收益的结合。 2.当前我国发展风险投资的紧迫性 世界发展已步入知识经济时代,知识密集型产业已成为全部产业的优秀,成为决定一国经济在国际市场上竞争优势大小的根本性因素第一次产业革命以来的100多年历史证明,只有技术进步,才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根本推动力量;也只有技术的快速进步,才经济安全的根本保障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科学技术快速进步,有效推动了国民经济各部门的快速发展,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明显提高但同时,也应当清醒地看到,这一时期的技术进步主要依靠“引进”在国际市场竞争日趋激烈的条件下,仅靠引进先进技术,极难保持竞争优势的;对我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大国来说,缺乏充足的创新技术,要保证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经济安全,极其困难。 二、中国发展风险投资业务所具有的优势 中国目前在风险投资方面已具备的一些条件和优势,对中国风险投资业的发展起到很大的促进作用: 1.改革开放提供了宏观环境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保持年均10%左右的速度增长,远远高于同期世界经济增长率3%的水平2000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达到89404亿元随着国民经济的增长,中国的进出只贸易保持连续增长,1998年进出口贸易总值3240.5亿美元,贸易顺差435.7亿美元,1999年进出口贸易总值3606.3亿美元,贸易顺差292.3亿美元,成为世界第10大贸易国2000年进出口额达4743亿美元,比上年增长31.5%,顺差241亿美元。 2.高科技产品的广阔前景提供了物质基础 近年来,随着中国高技术产业的发展,性能卓越的国产商品,已逐渐替代进口商品慢慢占领了中国市场的主导地位从中国高技术供给方面来看,根据国家统计局的统计,2000年国家组织了280项重点技术创新项目和1329项重点新产品试产;完成了101项重大技术装备的研制及鉴定验收全年共取得省部级以上重大科技成果30260项;授予专利105344项,比去年增长5.2%技术市场更加活跃,全国共签订技术合同26.5万项,技术合同成交金额630亿元,比上年增长20%这证明中国可供应用的科研成果很丰富的,为中国风险投资的发展提供了充足的物质基础。 3.加入世贸组织带来机遇 我国加入WTO后,大量中外合资风险投资管理公司将出现,大量的外资将通过中外合资资金的形成进入我国风险资本市场,这必将推动我国风险投资事业的大发展首先,外资大规模介入风险投资,风险投资公司的业绩将逐步得到改善,高回报的特性将逐步体现,我国风险投资的效果提高,投资风险下降,这将促进大量的民间资本进入风险资本市场,我国风险投资事业将得到空前发展;其次,风险投资项目源丰富和良好的商业潜力使我国成为外国风险投资的热点,高科技领域的市场开放,将为外资进入我国风险资本市场提供丰富的项目资源。 三、存在的主要问题以及对策建议 1.存在的主要问题 风险投资的人文环境不太理想,科研人员对国家的过分依赖,缺乏自我创新的精神;在科研体系中,过分依赖学术权威,不利于社会创新体系的形成;受我国长期传统文化思想的影响,“知足常乐”、“小富即安”、“枪打出头鸟”、“胜者为王、败者为寇”等伦理道德观念深入人心,对风险投资的发展非常不利;缺乏对风险投资失败的社会保障制度,一旦投资失败,可能永世不得翻身;风险投资的资金来源渠道狭窄,风险投资公司规模小,数量少,资金弱,达不到产业规模,因而难以在高新技术产业方面起到主导作用;且风险投资的相配套的法规政策不健全,我国的法律体系远远滞后于我国风险投资发展的实践,至今仍没有出台《风险投资基金法》,对风险投资机构的设立、运作和资金筹集等方面也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指导风险投资活动的仅靠一部《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草案》,虽然《投资基金法》、《风险投资法》已列入国家立法规划,但出台尚需时日,而另外一些法律虽然已经出台,但对风险投资的针对性不强,很多规定不符合风险投资发展的客观要求,如《公司法》、《合伙企业法》、《税法》中的相关规定制约着风险投资企业的发展。 2.对策及建议 营造有利于风险投资发展的外部环境,创造适应风险投资发展的社会人文环境,大力宣传风险投资的作用,鼓励创新,为风险投资失败者提供保障机制;参与风险投资基金组建,扩大风险资本规模,政府参与风险投资基金组建,町以有效扩大风险投资的规模风险资本除政府支持外,还应积极吸收民间资本,募集社会上有能力的个人和企业的闲散资金,吸纳机构投资者资金,如证券公司、保险公司、 银行及信托投资公司等并且适当开放年金基金,如社会养老金、医疗保险金、失业保险金及住房公积金等提供财务支持,政府应积极创造条件,逐步增加对风险投资补贴资金的投入,同时通过对提供信用担保来为银行转移一部分贷款风险,缓解当前风险企业缺乏资金的困难以法治管理,尽快建立一个良好的投资环境,政府要制定优惠的政策,鼓励风险投资业的发展,并且建议国家尽快修改和完善有关法律、法规,尽快修改《公司法》中有关知识产权作价的条款和有关产权转让的内容;尽快制定《风险投资管理条例》,规范风险投资公司,使其运作有法可依;完善会计、审计制度,切实保障私人投资者的合法权益,减少环境风险,为风险投资者提供坚定的法律保障。 中国发展论文:浅谈中国发展道路 论文关键词:中国发展道路;稳定;创新;独立自主;和平发展 论文摘要:中国发展道路的成功引起海内外学者的热切关注,他们试图用”北京共识”或“中国模式”来概括中国的发展经验 我们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融入全球化进程中始终保持独立自主,努力创造和平的国际环境,以创新为动力,在稳定中求发展,走了一条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独具特色的发展道路还在发展中,形成成熟的“中国模式”一定是在中国基本实现现代化之时。 一、拥有13亿人口的社会主义中国的和平崛起是影响当今世界发展局势的重大因素 中国已经成为世界工厂,工业制造品已经占世界总量的1/5,国内生产总值已经超过21万亿元,居世界第6位。面对中国的崛起,国际社会兴起了研究中国发展道路的热潮。各个国家的大学、非政府组织纷纷建立中国研究中心,有关中国问题的研究专著、报告大量出版。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当属美国《时代》周刊高级编辑乔舒亚·库珀·雷默于2004年5月11日发表的一篇题为《北京共识:提供新模式》的沦文。该文对中国20多年的经济改革成就作了全面理性的思考与分析,指出中国通过艰苦努力、主动创新和大胆实践,摸索出一个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模式。他把这一模式称之为“北京共识”或叫“中同模式。” “中国模式”是海外学者相对于世界上其他几种经济发展模式提出来的,用来概括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发展道路。多数中国学者也赞同这一主张。海外学者的研究在有些方面比较客观地反映了中国发展道路的一些特点,但“中国模式”的提法有值得商榷之处:(1)外国学者对中国模式研究和运用,主要着眼于经济方面,同时又伴有某种政治意味。其实,外国学者描述了中国发展模式的一些特征,但没有揭示中国能够平稳、有序、快速发展而其他发展中国家无法做到的真正原因。(2)所谓模式,即事物的标准样式。“中国模式”就是中国发展的标准样式。把已取得的发展经验叫做“中国模式”,有点拔苗助长,牵强附会之嫌。中国的改革发展正处于“黄金发展期”与“矛盾凸显期”并存的关键时期,已取得的成功发展经验还有待于长期的和各种环境的检验。(3)今天的中国仍然处在发展变化中,许多方面还在探索之中,发展模式并未定型,也不会很快定型。中国还要经历将近半个世纪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才能基本实现现代化。这个阶段之中的任何模式,必定是“初级”的和不完善的。具体而言,中国的市场经济模式还有待完善,至于政治和文化等方面自不待言。如果把一种正在探索之中的经验叫做“模式”,容易在实践中造成不良影响。所以,有的学者提出要慎言“中国模式”。 尽管我们不赞同“中国模式”提法,但并小反对研究中国发展道路,相反,认真和科学总结中国发展经验,是中国学者的责任。我们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融入全球化进程中始终保持独立自主,努力创造和平的国际环境,以创新为动力,在稳定中求发展,走了一条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二、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是中国发展模式不同于其他发展模式的关键所在 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是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取得长足进步的根本前提。大多数国外学者在研究“中国模式”时往往有意无意忽略这个前提。而我们不应忘记这一点。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全面转型,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实现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牢固树立“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的执政理念,把最广大人民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使社会发展的成果更多地惠及广大人民群众,从而使改革和发展举措能始终得到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邓小平就始终把“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答应不答应”作为制定各项方针、政策的出发点和归宿,把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作为判断改革成败的主要标准之一。他认为,经济的发展,“要最终体现到人民生活水平上。”“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 建设社会主义必须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出发,这样中国发展道路就必然会有浓厚的中国特色。走出自己的道路,寻找自己的特色,并不是要放弃社会主义。这样的中国式的社会发展道路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改革开放以来由邓小平开辟的、中国的后继领导人继续推进的。29年来,正是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才给中国社会发展带来了生机、活力和美好愿景,使中国的面貌焕然一新。 对此,雷默以西方人的视角触摸到了一鳞半爪。他认为,“北京共识”的目标是实现公平发展,强调以人为本,强调发展是为了帮助普通人们,而不是维护特权阶层利益,中国政府已经把眼光超越了诸如人均GDP的衡量尺度,更多地集中于人民的生活质量,而“华盛顿共识”的目的则是帮助银行家、金融家。而这些,都足以保证中国能够解决改革所带来的各种问题。可惜,雷默更多地关注了“北京共识”的模式内涵和相应举措,却不明白执政党走什么路,举什么旗,代表那些人的利益,才是“华盛顿共识”与“北京共识”之所以会出现如此大相径庭结果的根源,是中国发展之所以成果卓著而许多发展中国家却陷入发展陷阱的重要原因。 三、在稳定中求发展,以发展促稳定,实现发展和稳定之间的良性互动,这是中国发展过程中的重要经验 当代中国的最迫切问题、根本问题是发展。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提出发展是硬道理,还把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的路线叫做“中国的发展路线”,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看作是加快中国发展的道路。发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优秀问题,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体现社会主义优越性,反映社会主义本质,解决改革开放中出现的问题,决定中国国际地位,都要靠发展。发展才是硬道理。新世纪新阶段,继续推动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要靠发展。发展是中国共产党执政兴国第一要务。 要抓住机遇、加快发展,关键是发展经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党和政府牢牢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动摇,为社会的全面发展和进步奠定了物质基础。同时,中国把发展看作是社会全面发展。社会的发展需要有繁荣的经济,也需要完善的民主政治和繁荣的文化。仅仅发展经济,不能最终解决所有问题,也不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邓小平指出:“现代化建设的任务是多方面的,各个方面需要综合平衡,不能单打一。”。可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是涵盖经济、政治、科技、教育、文化、军事、外交等各方面的全面发展。正是遵循这一思想,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既牢牢抓住了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同时又坚定不移地进行推进民主法制进程,坚定不移地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并且使这几个方面相互配合、相互促进。 中国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过程中,把稳定作为一个带有全局性的重大问题,在保持社会稳定的前提下实现了发展目标。对于维护社会稳定问题,中国党和政府始终旗帜鲜明。邓小平指出,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社会稳定,稳定是中国的最高利益。一些发展中国家在经济起飞和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出现了政局动荡甚至社会动乱,最终使发展成果付诸东流,出现社会发展停滞甚至倒退,陷入发展的陷阱。可见,稳定中才能求发展。这些年来中国实现了高速、平稳发展,保持社会稳定是一个重要保证。 保持社会稳定,不是死水一潭,而是要使社会发展处于一种和谐有序的状态。为了维护社会稳定,中国有效把控了效率与公平的动态平衡。在改革初期,为了打破平均主义大锅饭,中国推行非均衡发展战略,奉行“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策略,鼓励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后来,当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提高到一定程度时,中国及时调整政策和策略,将效率与平等放在同等地位,强调两者不可偏废,对困难群体和落后地区实行必要的政策性倾斜,追求人与人、地区与地区、城乡之间的平衡发展,以避免财富和利益分化引发社会动荡。 为了维护社会稳定,中国改革和发展是在中国共产党统一领导下有步骤有秩序进行的。在当代中国,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是国家和社会的领导力量。社会主义事业的兴衰成败系于中国共产党。离开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任何政治力量都难以维护社会的长期稳定,也都难以领导国家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建设。这是中国国情使然。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发展取得的巨大成就,同中国共产党不断提高自身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正确处理各种社会矛盾,努力化解消极因素,创造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是分不开的。 四、中国发展走的是一条理论创新与制度创新相结合的创新之路 理论创新首先从解放思想开始,与解放思想相伴。通过实践标准的争论,中国共产党抛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把工作重心转移到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上来,开创了中国发展的新时期。经过姓“资”姓“社”的争论,人们认识到,计划和市场只是资源配置的两种手段和形式,而不是划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标志。经过姓“公”姓“私”的争论,人们看到,股份制是现代企业的一种资本组织形式,资本主义可以用,社会主义也可以用。可见,改革开放过程中的每一次争论都是一次解放思想运动,每次解放思想都极大地推动了理论创新,决定着改革开放的力度和社会发展的速度。 理论创新是社会发展和变革的先导。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相继形成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等重大理论创新成果,使我们对共产党执政的规律、对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达到了一个新水平,为推动中国社会持续、健康、快速发展提供了思想原动力。持续地进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用以指导社会发展实践。这是推动中国社会发展重要因素,而这在其他发展中国家是很难办到的。 以理论创新为依托,通过改革实现制度创新,推动社会向前发展。制度创新就是在理论创新的基础上,改革传统制度和体制中不合理的环节和方面,建立起适合时展和国情变化要求的新制度、新体制。从这个意义上说,改革就是制度创新。雷默认为,创新是中国改革中最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它是由改革的特性所决定的。改革不是对于原有体制细枝末节的修补,而是根本性的变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同时,改革以大胆试验,积极摸索,逐步推广的方式,走了渐进式体制转轨之路。显然,经过这样的改革过程,实现制度创新,形成了中国社会发展的动力机制。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发展中最大的制度创新,是把社会主义制度和市场经济体制有机结合起来,建立起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正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中国社会发展提供了有效的制度支撑。中国在推进市场导向的经济改革,发展和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的同时,始终保持强有力的政府调控,不断加强中国产党的执政能力建设,这是社会持续有序发展的重要保证。市场经济体制有利于资源有效合理的配置。但市场失灵是很多发展中国家发展市场经济中经常遇到的问题。中国在市场经济的发展过程中也遇到了相似的问题。所不同的是,中国的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制度保证下的市场经济,它把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与市场经济能够有效配置资源的特点结合了起来。从中国发展的实际效果看,这样的发展道路具有很大的优势。邓小平晚年曾说过一句很深刻、很有分量的话:“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优越性在哪里?就在四个坚持”。他这里所说的,就是这种中国特有的社会主义的政治优势。 五、中国走了一条与全球化相联系而又保持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这是中国发展道路的重要特点 现在的时代是全球化时代。邓小平认为,当今世界是一个开放的世界,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三十几年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固守成规,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行的,发展不起来。中国要谋求发展,摆脱贫穷和落后,就必须实行对外开放,面向世界,加强国际交往,把中国的发展同世界的发展联系在一起,积极发挥后发国家的优势,利用国际国内两种资源、两个市场,加快自己的经济发展。这是一个大思路,它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有了广阔的世界舞台。随着经济实力的增强,适应经济全球化趋势和我国加入世贸组织的新形势,对外开放从“引进来”为主,发展为“引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的战略,在更大范围、更广领域和更高层次上参与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和竞争。当今中国已经融入了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对世界经济发展乃至政治格局产生着越来越重要的影响。 中国在紧跟全球化步伐的同时,坚持走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事实证明,一个国家融入全球化进程容易,而在这一进程中保持独立自主往往很难。一些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拉美国家接受了被称为“华盛顿共识”的发展模式,实行开放资本账户、允许游资无限制进入、高利率等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结果失去了经济发展的自主权,使经济受制于少数发达国家,至今还在伤痛中步履蹒跚,难以自拔。相反,中国在积极对外开放的同时,没有丢掉自己坚持的马克思主义原则,而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利益,积极扩大内需,始终把发展的基点放在本国力量的基础上,主要依靠中国人民的努力,通过制度创新寻找内在动力。雷默在总结中国的发展途径时就把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利益作为重要的一条。这说明在全球化进程中保持独立自主,是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顺利进行的重要因素。 六、积极创造有利的和平国际环境,是中国发展道路的又一重要特点 中国发展走的是一条和平崛起的道路。世界历 史上,新兴大国的崛起,往往通过发动侵略战争打破原有国际体系,走了对外扩张以争夺霸权的道路。比如欧洲的发展进程就与其侵略扩张过程是基本同步的。历史证明,把自己的发展建立在对其他国家和民族的武力征服上,这样的发展道路违背世界人民意愿和历史发展趋势,最终免不了失败的命运。作为社会主义国家,中国不会重复这样的发展道路,而是主张在和平中实现发展目标。为此,中国努力维护世界和平,积极创造有利的和平国际环境,以便一心一意进行现代化建设。 为了创造有利的和平国际环境,中国一贯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中国坚定地站在世界和平力量的一边,坚决反对各种形式的霸权主义:在涉及国家主权和利益的问题上,中国决不屈服任何外来的压力,也不以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划线,而是一切都要从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根据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按照是否有利于世界和平、有利于促进世界经济发展的标准,独立自主地做出判断,决定中国的立场和政策。 为了实现世界持久和平,构建和谐世界,中国积极倡导建立公正、公平、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主张“国家不论大小一律平等”,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通过双边或多边磋商来共同应对人类生存与发展中面临的挑战。和平与发展仍然是当今世界两大主题,世界的发展决不能长期建立在地区局势紧张动荡的基础之上。中国近年来积极参与国际事务,参加了诸如上海合作组织和东盟“10+3”机制等40多个区域性安全与经济论坛组织,在维护地区稳定、加强反恐合作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 很显然,中国的发展建立在和平的基础上,并为创造和平国际环境做出了积极努力。对此,雷默颇多感慨。他说,中国比历史上任何国家都更少依赖传统的武力投放工具,相反,而是以其震撼的榜样力量和幅员的宏大影响走在各国前头。中国的崛起正在通过向世界展示新的发展和力量原理来重塑国际秩序。“北京共识”取代了人们已广泛不信任的“华盛顿共识”,平等、和平与高质量的发展愿望取代了指手画脚和盛气凌人。 迄今为止,中国发展道路是成功的。中国向世界展现了一条别具特色的发展道路。同时要看到,大变革时期往往是问题繁多的时期。中国发展道路上还存在着诸多隐忧,如就业问题,社会保障问题,收入差距问题,地区失衡问题,腐败问题,“三农”问题,金融风险问题,生态环境问题,国际竞争压力等等。中国还需付出艰苦努力,才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真正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到那时候,我们在总结自己发展经验时才可以理直气壮地说:中国成功地创造了一个“中国模式”。 中国发展论文:条件约束下的中国发展道路 「内容提要政策是国家治理的基本手段,但中国却在其特殊的发展背景下形成了独特的政策形态——“政策治国”。本文以在中国发展里程中发挥重要作用的“五年计划”战略为分析对象,通过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十个五年计划的系统梳理,在其他学者研究的基础上,从决策能力和决策机制两个维度探讨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改革道路的经验特征——“政策治国”,指出在中国转型期短期的、灵活的柔性政策更有利于经济增长和社会稳定,也符合渐进式改革的特点。当然,这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式的柔性政策针对的是具体挑战和具体问题,其缺乏长期可预见性的缺点也可能导致更大的损失。 「关键词五年计划/决策能力/决策机制 一、研究背景及分析框架 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政府“干中学,学中干”,从一开始仿鉴苏联模式,到后来从国情出发,借鉴西方经验,走过了一条充满曲折而又前途光明的道路。这条路是独一无二的,它具有中国特色;这条路是世人瞩目的,它创造了一个东方神话;这条路也必定是让人思索和学习的,它还在无止境地延续。中国的崛起不仅给世界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1],而且为欠发达国家的“追赶”提供了有益的启示和希望。因此,对中国发展道路的讨论引起了许多学者的关注。当前正处于“十五计划”的总结和“十一五规划”的部署阶段,对前十个五年计划的回顾与探讨就显得尤为必要。 乔舒亚。库珀。雷默用“北京共识”来概括中国的发展经验,认为中国突破了“华盛顿共识”的藩篱,创造出一条独特的发展道路,这主要包括:创新的速度快于社会问题出现的速度,利用创新减少改革中的摩擦损失;可持续的、平等性的发展;军事上的非对称战略,运用杠杆推动可能想要惹怒你的霸权大国[2].林毅夫、蔡?P、李周认为,中国的改革是一个始于改进微观激励机制,进而松动资源配置制度,推动价格体系的改革,与此同时通过新增资源的配置实现结构调整的渐进过程[3](P273):“采取了一条代价低、风险小,又能及时带来收益的渐进道路”[3](P292)。胡鞍钢则认为,中国改革是一个“强制性制度变迁模型”,良好的社会政治经济环境和强大的学习能力(学习、竞争、创新)为中国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1].本文则以极具中国特色的“五年计划”战略为分析对象,通过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十个五年计划的系统梳理,在其他学者研究的基础上,探讨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改革道路的经验特征——“政策治国”①。 胡鞍钢很早就提出,中国存在明显的政策周期,且与经济周期波动基本一致,可以称之为“政策舞蹈”(dance of the policy )[4](P185)。这可能被认为是计划经济遗留的印迹,但如果换一种视角来看,灵活多变、不拘一格的柔性政策或许有利于中国的经济增长和社会稳定。哈佛大学教授丹尼。罗德里克基于发展中国家的经验教训,构建出增长战略的一种可行方法——“诊断法”,即鉴别出在任一时点上对经济的最大瓶颈因素,然后利用富有创造性和想象力的政策设计,集中精力减轻这些瓶颈因素的约束,从而实现次优效果[5](P115)。这其中体现出来的主导思路与中国改革以来柔性政策的调整过程是基本一致的。 需要指出的是,政策并不完全归属于制度。诺斯认为,制度是一种社会博弈规则,是人们所创造的用以限制相互之间交往行为的框架;其可以分为两大类:正式规则(宪法、产权制度和合同等)和非正式规则(规范和习俗)[6](P34)。之所以要建立制度,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减少信息不对称性,克服机会主义行为,降低交易成本;这其中一个基本要素是人们对自身行为后果的可预见性,即在完备的制度环境中,人们在做某件事或作出某种决策之前,能够预知自己行为可能带来的收益或损失。但柔性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恰恰违背了制度的稳定性和可预见性,即其灵活多变的性质决定了其变化的周期比较短,从较长时期来看,人们无法按照现存政策来准确预期自己决策可能产生的后果。这也正是本文所要讨论的主要议题。本文把执政党制定政策的基础分为决策能力和决策机制,以此来建构本文的分析框架(见图1)。其中,决策能力包括自律能力、学习能力和创新能力;决策机制则以民主化和科学化两个维度来衡量。 其具体含义如下: 自律能力指的是指中国共产党通过思想政治教育、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等加强党内纪律,敢于面对自己的问题,治理腐败,发动政治体制改革等。自律能力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基础之一,为改革提供了一个相对稳定和清明的环境。这也是政府主导型改革的前提。 学习能力②指的是中国共产党在面对新的危机、挑战都能很快适应,并从历史、国外经验中吸收对自己有用的知识,用于指导实践,应对危机。学习能力是中国共产党能不断引领中国克服困难,化解危机的宝贵财富。缺乏学习能力的执政党不可能将改革进行到底,不可能取得今天的成就。它是中国发展的动力。 创新能力指的是中国共产党在不断学习的过程中实现制度创新,用于探索适合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在瞬息万变的中国,消除变化带来的问题的唯一方法是更多的变化和更多的创新。创新密度是救命良药[2],它是中国进步的灵魂。 决策机制的民主化与科学化指的是决策在一个透明、广泛参与的集体决策中进行(相对于个人专政),并且依据的是全面的信息和科学的方法(相对于信息不对称以及“拍脑袋”决策)。坚持决策民主化和科学化是减少决策失误的主要途径。在一个十几亿人口的大国进行改革与现代化建设,是一个十分复杂的过程,任何一个人或几个人的知识与经验都不足以认识或驾驭这个过程。因此,必须有几百个乃至上千个最优秀的各方面专家从事长期的、系统的、综合的研究,提出各种可供选择的方案,进行充分的论证和反复的比较,才能在多种发展方式和道路的各个岔口连续作出符合中国国情的较佳选择[7](P170)。 二、政策治国:五年计划的变迁特征 自从1955年新中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1957)出台,至今为止已相继制定了十个五年计划,在中国的建设和发展历史上发挥了重要作用,其中也集中体现了中国以政策治国的特点。例如,第七个五年计划开宗明义的指出:“(我们要)充分认识改革中还可能出现某些问题和风险,加强政策观念、法制观念和全局观念,作好克服困难的思想准备”[8].可见,政策在某种意义上发挥着比法律、制度更加重要的作用。 作者综合整理了过去十个五年计划的战略和策略,从中可以看出,每个五年计划基本都牵涉了不断变化和调整的政策,通常以指示、报告、建议等形式表现出来。这些文件具有以下特点: 1.政策变化比较快。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经济发展历史看,中央政府的经济发展目标、指导方针和政策内容总在不断变化。计划常常赶不上变化[4](P185),每个五年计划要出台2~5个主要文件以改变既定的政策,如果计入制定和总结的时间,平均不到一年时间就会发生一次政策调整。这种情况既反映了在政治、经济形势骤变的背景下,中长期计划的管理与实效有限,具体数字很难有理想的预见性;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计划工作因地制宜、适时调整的特点。 2.政策经历了从无序的变化到有序的变化的过程。这表现在五年计划的相关政策一开始主要是内部的草稿,后来成为政府工作的头等大事,并公布了相应文件。在十个五年计划中,处于计划经济时期的前5个五年计划有4个没有经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也就没有形成正式版本公开颁布;唯一形成正式版本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也在制定的过程中不断修改,在实施了两年多以后才形成正式文件颁布的。相对于前苏联曾将计划当作“法律”一般要求严格实施,在计划经济时期,中国的五年计划则是多变的计划[9],受制于政治与意识形态斗争而无章无节。 以“二五”计划为例,由于指导思想的变化和对高速度的追求,正式的国民经济计划并未形成,只是提出了计划建议和编制了计划草案。这些建议和草案通过中共中央文件的形式一度对经济发展产生重要影响。1956年9月27日,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此后正当“二五”计划紧张有序地编制时,从1957年秋冬开始,对1956年经济工作中的“反冒进”提出了批评,改变了中共八大一次会议确认的既反保守又“反冒进”的经济建设方针。1958年3月成都会议以后,为了跟上“”的步伐,国家计委对“二五”计划草案的原定指标作了调整,提出了“两本账”的初步设想。原有的“二五”计划《建议》被搁置。1958年8月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召开扩大会议,批准了国家计划委员会和国家经济委员会两个党组提出的1959年计划草案和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意见书。会议于1958年8月28日做出《中共中央关于1959年计划和第二个五年计划问题的决定》,要求对“二五”计划草案全面修正。但是,1958年8月以后,各地方和各部门集中主要力量抓当年工业生产及编制1959年计划,将编制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工作推迟到1959年4、5月间进行[10](P337)。而1959年形势发生变化,编制工作不再进行。第二个五年计划既无正式文本,也始终未能面世。而这些政策的转变主要由于非经济的原因,是一种无序的变化,无法预测。 实施改革开放以后,政策的制定不再只受到计划这单一因素的影响(通常体现为党的最高领导的个人意志),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环境下,政治斗争等非经济因素对经济的影响逐渐减小。市场机制以及外在竞争压力对政策的决策起到了主要的作用。此时的政策变化真正是从实际国情出发,以经济发展为目的,造福于广大人民。从其有序变化这一角度说,此时的政策具有一定的可预测性。特别是即将制定的第十一个五年规划,从“计划”到“规划”,仅一字之差,却赋予政策更大的市场含义,同时也就增加了更大的灵活性。 3.政策的计划方式、调控方式从单一转向多元。早在“一五”计划期间,当时的国家计委主任李富春就提出:“在计划方法上,有的采取直接计划,有的采取间接计划;在计划的范围上,有些生产、建设和事业的主要指标在国家计划中做了具体规定,有些则不做具体规定;在计划工作的分工上,各级计划机关除负责综合平衡外,着重注意直接计划,而在间接计划方面(如农业、手工业和私人工商业),则采取由国务院各办公室、各部和各省(市)、自治区分工管理的办法来进行工作。”[11](P181—182)这种全面计划和分别对待相结合、统一综合和分工管理相结合的方法,无疑是符合我国实际情况的。 但是,1958年以后,随着化运动的发展,农村经济中的指令性计划管理不断加强,管理形式趋于单一,农民的自主决策和农产品的自由交换微乎其微。当经济发展受挫之后,在1961—1964年的调整阶段,市场与自由贸易的作用一度得以发挥,适应市场松动和改进计划工作的要求,国家计委一度重新提出计划管理的多元性,包括指令性的、指导性的和参考性的。但是,上述改进的方式尚未实施,就进入了“”时期。在“农业学大寨”、“以粮为纲”的口号下,生产队在农业经营中,连农作物的品种、种植面积、产量均受计划制约。因此,计划实施形式单一化了:几乎都是直接计划与指令性计划。“五五”计划以后,情况有所改善,计划手段不断丰富。仍以农业为例,“五五”计划后,国家除了对农业产值提出完成的硬性任务,多是指导和建议性的措辞,并且十分重视调动农民的积极性,给予农民更大的自主权。 4.政策内容越来越充实、完备。从内容上来看,五年计划从着重关注的工、农业发展逐步完善,涉及人口、财政、精神文明、法制建设、地区规划、环境保护等各项内容,且形成了相对固定的内容框架,具有一定科学性。当然,政策内容并非越全面越好;政策的制定过程往往是寻找最大约束条件的过程。治理中国这样的泱泱大国,最重要的是在全面和深刻之间建立好平衡,既要“照顾好四面八方”的利益,但又不能平均用力、无关痛痒。因此,发展政策的变化常常体现在不同的强调力度之中。 5.政策经历了从只有制定没有总结到既有制定也有总结的过程,越来越透明、民主、规范。从“七五”计划开始,每一个新的五年计划都会对过去的五年计划作一个总结和回顾,或者以章节的形式放在新的五年计划报告里,或者通过《人民日报》等党的重要媒体刊登。而“十一五规划”在制定过程中,国家相关部委更是委托高校科研机构对“十五计划”的实施情况进行全面评估;同时也有研究机构独立对“十五计划”的成果和问题作出了较为客观、公正的评价。这些都为“十一五规划”的制定和完善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信息。 三、柔性中的稳态:决策能力和决策机制分析 中国处在一个急速变化的时期,以至于灵活多变的政策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而中国的领导人以其强大的决策能力和趋向民主科学的决策机制不失时机地抓住了中国变革的方向,制定了一个又一个意义重大影响深远的政策。物理学大师海森伯格在1927年说:“(一个电子)的位置测定得越精确,在这个瞬间的动量就越测不精确。反之亦然。”这就是说,如果你让某个事物停下来供你为其照相,你不知道接下来它会走向哪里。中国的情况就是这样。你让某个事物停下来以便看个究竟的那个片刻,你便可以更加肯定,当你抬起头来时,中国社会已经继续前行。就在你对中国东北工业区由企业改革的问题了如指掌的时候,政府领导人将表示,他们正在放慢私有化进程,而把重点放在农民收入问题上[2]. 政府对经济增长所起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诺斯悖论”提出国家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但有了国家又会有许多麻烦。刘易斯也说:“没有一个国家不是在明智政府的积极刺激下取得经济进步的……另一方面经济生活中也存在着这么多由政府弄出来的祸害,以至于很容易就训诫政府参与经济生活一事写上满满的一页。”[12](P376)然而,中国政府却通过独特的政策,偏偏参与国家经济,有计划的市场经济体制把两种矛盾对立的体制有机地糅合在一起,更为重要的是,这种“不协调”有力推动了中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归根结底,这与中国共产党的决策能力和决策机制有关。 作为政策制定的主体,领导人的意志十分重要。领导人发展目标的主观性与中国国情限制因素的现实性存在着矛盾和冲突。当领导人能够正视这个矛盾和冲突并理性地决策时,决策往往是促进经济增长的;当领导人急于求成,无视现实国情时,就会饱尝经济跃进之苦[7](P162)。此时,领导人通常在经济扩张期提高经济发展目标,而在经济收缩期调整经济发展目标,当政府经济增长指标在高—低—高—低反复变化时,国民经济运行则出现经济扩张—收缩—扩张—收缩的周期性循环,引起经济波动[4](P222)。 一个突出的例子是“二五”期间:1956年9月,在国民经济恢复与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取得巨大成绩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正确分析了形势,提出了党的总任务,确定了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但一年多以后,作了《做革命的促进派》的讲话,明确反对“八大”决议,认为“反冒进”打击了群众的积极性,影响了1957年经济特别是农业的发展。从事实来看,关于农业的分析是不准确的。实际上1957年农业发展情况是良好的。就农业总产值来看,按1957年不变价格计算,1956年农业总产值为508.4亿元,1957年为536.7亿元,1957年比1956年增长5.57%;1958年农业总产值为550.0亿元,比1957年增长2.48%。1957年农业总产值的增长幅度比“”的1958年要高一倍以上[9].在错误信息的干扰下,固执己见,国民经济遭受严重挫折。1960年6月18日,在他写的《十年总结》中谈到高指标的教训时,深有感触地说:“1956年同志的第二个五年计划,大部分指标,如钢等,替我们留下了三年的余地,多么好啊!”[13](P214—215) 伴随着经济转型和社会转型,中国的政治决策机制在发生渐进式的演变,从时代的个人决策模式转向了邓小平时代的集体决策模式,20世纪90年代以来又进一步转向了集体决策加咨询参与型模式,中央的决策越来越多地重视听取、采纳各方面包括专家在内的意见和建议。2002年,中共十六大报告明确提出改革和完善决策机制,各级决策机关都要完善重大决策的规则和程序,建立社情民意反映制度,建立与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重大事项社会公示制度和社会听证制度,完善专家咨询制度,实行决策的论证制度和责任制,防止决策的随意性。2003年3月,新修订的《国务院工作规则》中,突出了实行科学民主决策、坚持依法行政和加强民主监督问题,明确规定了国务院在做出重大决策前,要直接听取派、群众团体、专家学者等方面的意见和建议。充分发扬民主,广开言路,广纳善策,有利于集思广益,避免决策失误,增强决策科学性,也有利于形成广泛共识,使正确的决策能够顺利得到贯彻实施。新一届政府组成后,中国决策机制进一步转变,更加注重对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重要问题经常广泛听取地方、部门、社会各界和专家学者的意见,各种决策咨询活动更加经常化和制度化。新一届政府更加善于倾听民意,并能够对民意及时做出回应和行为调整。中央政府实行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和制度化,使经济决策更具有灵活性和适应性,既避免全局性的重大决策失误,又能够及时调整小的失误,不仅可以保证中国的稳定,而且可以不断提高决策质量,这是中国实施成功发展战略的关键③。 决策正确与否,作用举足轻重。矛盾冲突、社会动乱等问题的发生,既可能是决策失误的结果,也可能是未能及时正确决策的结果。关键在于政治体制是否具有较强的控制能力、较快的应变能力、灵活的协调能力[7](P170)。在计划经济时期,由于经济建设服从于政治斗争和意识形态,所以政策也很不稳定,使经济发展遭受了不必要的波动。而实施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领导人凭借其自身强大的决策能力和集体科学的决策方式,在“摸着石头过河”的激励下,不怕犯错、勇于创新,对于避免领导人个人因素对政策的非正常性影响方面达成了共识,形成了一系列的规则,使中国逐渐适应在与强国的竞争中生存。 四、初步结论与讨论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历次五年计划制定和实施的经验看,战略决策的成功是最大的成功,战略决策的失败是最大的失败。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由于政策决策能力受到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的影响而波动以及决策机制时常缺乏民主性和科学性,此时国家实行纯计划,即经济受纯政策的影响很大,政策会引起经济的波动,呈现出增长不稳定的态势。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市场发挥基础性作用,国家实行宏观调控,各种各样的原因使得决策能力不断增强,决策机制趋向民主化和科学化,此时柔性政策通常符合实际情况,是适时而变,从而促进经济增长。总体来说,改革开放以后,“政策治国”比较适应中国转型期的特点。 由于中国正处在经济、政治、社会全面转型的时期,中国的改革并不是一开始就有了一个明确的、始终如一的目标模式……以后是不断调整变化的,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也会进一步调整变化[14](P268),所以政策变迁④十分明显。借用这种划分,中国的政策变迁以强制性变迁为主,且诱致性的政策变迁也需要政府的推动来促成。这种政府主导型的改革是中国发展的特点,它与政策治国紧密相连。而正是这种组合在中国形成了许多独特的经验,比如在市场经济体制中坚持不懈的实行国家计划,并且以五年为一个常规单位。更重要的是政策的灵活性适应了中国转型的特点,使中国不至于在强烈的路径依赖里无法适时的改变现状而束缚了改革。而这种柔性政策的易变性,满足了中国渐进式变革的需求:不必发生强烈的变动而引起会对经济产生波动的激进行为。而渐进式改革最接近于“帕累托改进”[14](P260)。在中国的渐进式变革中,试点经验是一大特色。中国的经济改革大多不是在全国范围内同时展开的,而是每项改革都从较小范围内试验开始,在取得成果后在局部推广,由点及面,不断总结和观察,进而扩大实行范围[14](P258)。难能可贵的是,政府对于这种试点通常以默许或者主动进行的方式来鼓励,为改革营造了一种勇于创新的氛围。这就是中国虽然是政府主导型的改革,但并不僵化的原因。反而中国的领导人一直处于创新集团的地位,并没有因为对最初的选择产生依赖性,从而因为这种选择本身具有的发展惯性以及自我积累放大效应,而不断强化这种初始选择,产生所谓的“路径依赖”。甚至中央政府比地方团体更容易变革,不断地推出政策除旧立新,因为获益的团体往往都不愿意改变现状而缺乏整体的观念。 总的而言,中国改革最初并没有一个明确的目标模式或改革范围,而是依照实际情况,不断调整目标和手段,这也是中国改革的成功之处。在20世纪80年代前后,中国几乎是在没有什么成功经验和理论可以借鉴及参照下,继续探索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创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后来的发展事实表明,中国在近30个经济转轨国家中是最为成功的国家之一。 中国的改革之路与前苏联及东欧国家改革不同,采取了渐进主义的改革策略,以灵活多变的政策为手段,从最容易的地方改革,从最小阻力的方向改革,首先由农村开始,以渐进方式逐步推向城市;由开放沿海地区开始,吸收国外资金技术及管理方法,通过实行双轨制来减轻改革所引起的震荡。这在世界经济史上也是一影响深远的创举[15](P29)。也正是由于多变的政策适应了改革时期变化大、不确定性因素较多等特点,减少了改革中的摩擦损失。 从一开始中国的改革理念和改革目标就不是十分清晰、统一、固定,而是十分模糊、分歧众多、不断变化。这反映了传统意识形态对探索改革理论的强有力的制约。随后这一制约性在不断下降,反映了理论界与决策者对改革的知识积累不断增加,知识来源不断多元化,逐步从封闭式学习争论,走向开放式学习、交流和创新。改革本身就是一个不断学习的过程,既没有先知先觉也没有固定僵化的模式。事实上,中国的改革就是一个试错中进行的改革,有一种允许试验与失败的环境。此外,也是个不断创新的改革。中国的决策层已经学会适应变化,并且顺应变化的形势发明新的规则。他们不断地倾听变化的声音。他们有时发现,正是声音的消失,也就是寂静反而是最大变化的前奏[2].面对变化,领导人能迅速做出反应。 任何事物都有正反两个方面。政策往往是非正式、非规范的,所以变起来比较容易,这是它的优点,也是缺点。在国家的经济、政治等渐渐步入轨道、转型成功之后,国家进入一个自我调节、有章有节的阶段,政策缺乏可预见性的不足会暴露出来,稳定的、长期的、规范的各种制度将更能有效的调节社会、经济的各个领域。制度化程度越高,其制度效率就越高[16](P65)。灵活的柔性政策驾驶着中国这趟列车快速前进,但列车需要方向。政策固然添足了燃料,但政策的多变性使其具有不稳定、短视的缺陷,没有一个长期的整体的规划,通常解决了一个问题,伴随而来的是另一个问题。因此,如何把政策的灵活性与制度的稳定性结合起来,扬长避短,恐怕是中国发展之路上不得不考虑的问题。 注释: ①无可否认,在中国,政策的地位和作用几近法律,这与中国几千年都没有形成法治环境有关。然而,这里的政策治国与国家倡导的依法治国并不相悖,前者主要描述了政策对经济方面的影响,从而形成对整个社会的影响;而后者则主要从行为规范的层面表达了国家以法律来处理与公民的关系以及公民之间处理相互关系的态度。 ②胡鞍钢把学习能力视为中国之路的成功经验之一[1]. ③总理在国务院第三次廉政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提出改革和完善政府决策机制。各级政府都要把科学决策、依法决策、民主决策作为政府决策的基本准则。要建立和完善群众参与、专家咨询和集体决策相结合的决策机制和制度,健全决策规则,规范决策程序,提高决策透明度,强化决策责任,减少决策失误,防止滥用权力滋生腐败。要完善重大事项集体决策制度,凡涉及经济和社会发展全局的重大决策、重要干部任免、重大项目安排和大额资金使用,必须由领导班子集体作出决定,不许个人独断专行。要建立健全专家咨询和评估制度,对专业性、技术性较强的重大事项,必须进行专家评估和论证。要建立决策听证制度和公示制度,涉及人民群众切身利益问题的决策,必须进行听证和公示,广泛听取人民群众的意见。要建立和完善决策后评价制度和决策责任追究制度,形成决策失误的纠错改正机制,对违反决策程序、滥用职权造成损失的要追究责任。 ④如果不区分政策和制度原本的含义,在中国政策变迁相当于制度变迁。而从政策起到的作用的看,在中国谈政策变迁似乎更有意义。 中国发展论文:论中国发展本土奢侈品牌的思考 [论文关键词]奢侈品 本土奢侈品牌 影响因素 营销对策 [论文摘要]奢侈品领域的巨头,在中国市场上也遇到了各式各样的问题。该文通过对奢侈品市场的研究,分析了中国本土奢侈品品牌现状及存在的主要问题,并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了促进中国本土奢侈品牌发展的一些对策。 一、奢侈品以及发展本土奢侈品牌的意义 (一)奢侈品的特征 目前,国际上一般把奢侈品定义为“一种超出人们生存与发展需要范围的、具有独特、稀缺、珍奇等特点的消费品,又称为非生活必需品”。从经济学意义上讲,奢侈品是指市场上那些价格和品质比值为最高的商品。无论人们对奢侈品有着如何的理解,无论奢侈品行业如何的发展,纵观形形色色的奢侈产品,具有其本身独特的特征元素。 1.高价格和高品质特征。奢侈品显然具有高价格,是同类商品中最贵的。 2.稀有性特征。奢侈品是一种具有独特、稀缺、珍奇等特点的消费品,奢侈品中常常包含着或是一定量的短缺资源(如紫檀木、黄梨木等),或很高的科技含量,或很高的人文因素, 3.炫耀性特征。奢侈品具有超出实用价值的“符号价值”,是消费者炫耀财富、身份地位和生活方式的象征符号。 4.地域性特征。奢侈品带给消费者梦想和品位的同时,而且无论无形当中增加了多少生产成本,奢侈品的欧洲原产地是不会转移的(奢侈品中只有极少数美国品牌)。 5.文化特征。作为一种艺术美学,奢侈品被赋予了许多的文化、历史、艺术、哲学和社会涵义,其背后有一个由几十年或上百年传承下来的文化体系支撑,是一种高品位生活方式的外在体现。 (二)中国发展本土奢侈品的意义 中国奢侈品牌的出现首先要依赖于中国的经济成功。从更深的角度,中国奢侈品牌在全球市场上出现及流行,必须有强大经济实力支持下的中国文化做背景,在这种背景发展起来的中国本土化奢侈品不仅对于中国的经济,乃至一个大国的形象都有着深远而广泛的意义。 随着中国经济的迅猛发展,人均收入和消费支出将大大增加。中产阶级家庭的崛起意味着潜力巨大的消费市场,在平民贵族化风潮下,消费者不再满足于低质量的廉价品,其消费品位逐渐升级。对于未来的我国市场来说,奢侈品不言而喻是黄金产业,是能够给企业带来高利润、给消费者带来高层次精神享受的商品。 二、国内奢侈品市场概况以及影响本土奢侈品牌发展的因素 (一)国内奢侈品市场概况 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人们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以及消费倾向与态度的逐渐改变,使中国正成为世界奢侈品消费新的主力市场。目前中国大陆地区奢侈品市场的年销售额20亿多美元,约占全球650亿奢侈品消费的3%,实际上,中国人支撑的奢侈品市场还不止全球奢侈品销售总额的3%,因为这只是中国国内的奢侈品销售额,没有包括在境外的购买量。 (二)影响发展本土奢侈品牌的因素 1.中国消费者偏好国际品牌。中国对奢侈品品牌盲目崇拜,他们心中奢侈品品牌总是和欧洲印象联系在一起,购买奢侈品更多的是在体会欧洲的一种生活方式。对于奢侈品而言,品质只是一个基本条件,制造地点和历史往往赋予了奢侈品更多的涵义。 2.国内企业缺乏奢侈品品牌化运作的理念。目前我国国内企业对奢侈品品牌概念还在认识模糊的基础上,我国奢侈品品牌发展现在处于初始阶段,缺乏长期战略考虑。品牌根本不考虑长期发展战略甚至3~5年的发展战略和发展思路,采取随波逐流的发展模式。导致国内现有的品牌凤毛麟角,很多企业还选择和大牌合资,沿用他们的生产和设计,以至于产品缺乏奢侈品品牌背后的一些元素,比如原创性的设计思想,以及赋予这个品牌的历史感和品牌所代表的国家形象。 3.国际市场的竞争日益激烈。奢侈品牌的产生是历史积淀的结果,需要在特定的文化背景下精心培育,以形成独特的品牌理念。同时,人们对奢侈品牌的理解与认可也要有一个过程。这些都是需要时间积累的。在我国,企业对品牌的重视也才一、二十年的时间,奢侈品牌的培育只能说是刚刚起步。随着全球化和加入WTO,中国已经成为一个国际化的市场。 三、发展本土奢侈品牌的营销对策 (一)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有机组合,做到国际品位的时尚化 奢侈品牌的塑造需要很长时间,消费者对奢侈品牌的认同也需要一个较长过程,因此通过奢侈品牌的运作来实现盈利必须是一个长期的目标。由于奢侈品牌本身就是一段历史、一种文化的承载,因此在奢侈品牌塑造上,不但要充分利用其得天独厚的品牌资源,创建一个品牌强有力的、极具吸引力的故事;还需要对其注入独特的中国元素或符号,如丝绸、刺绣、云锦及茶文化等。在此基础上,运用西方化思维,搜集、保留奢侈元素;借助国际顶级设计师的品牌,中西贯通实现中西合璧,将人们对东方的感觉神秘化、时尚化,为现代新贵族塑造东方生活风格。 (二)立足在全球范围内发现市场机会,满足客户需求 奢侈品牌属性及消费者奢侈心理的研究结果证实:奢侈需要距离,这种距离可以与久远的历史、不同国别文化的地理跨度,以及卓尔不群的地位高度有关。统计数字表明近年来到海外旅游的中国游客人数的增加大大促进了奢侈品销售额的增长,虽然中国的奢侈品消费者是世界第三大奢侈品消费群,但从统计数字来看,对于大多数本土奢侈品牌而言,国内消费市场还不够成熟;国外市场则可能提供更多的机遇。 (三)遵循奢侈品牌运作的规律,分阶段进行营销规划 奢侈品牌这一个领域,无论是运作服饰、珠宝、汽车或是名酒,成功的关键因素是这个品牌是否能够成为特定阶层的典型标志,是否能够创造愉悦和舒适的消费体验。因此不同于传统实用品牌的运作规律,奢侈品牌的运作有其自身的特殊性,笔者认为: 1.锁定细分的目标客户。目标客户就是那些有显赫身份的金字塔尖人群,与这些富裕人群建立起密切的关系,研究他们的需求,了解奢侈品牌传承的理念和精神是不是目标消费群最欣赏的。 2.通过专卖店管理客户,通过高端印刷品做广告。奢侈品牌的重要支柱就是名望,因此通过系列公关活动,与国际显赫人群、社会名流建立良好互动关系,在向他们销售产品和服务的同时拉近距离,提升品牌国际形象。 3.通过电视等媒体亲近大众消费者,以记录片形式进行品牌推广和奢侈品知识普及。通过大众消费者对显赫人群的选择性的模仿消费扩大奢侈品牌销量,同时进一步强化品牌区隔。在市场定位上,奢侈品牌就是为少数人服务的,因此,要维护目标客户的优越感,就要使大众与他们产生距离,使认识品牌的人与实际拥有品牌的人在数量上形成巨大反差。 中国发展论文:中国发展货币市场基金的法律思考 内容提要: 2003年9月13日,证监会主席尚福林在基金联席会议上明确表示支持货币市场基金的推出。9月21日,证监会给各家基金公司下发了《货币市场基金管理暂行规定》征求意见稿。本文旨在此背景下,对货币市场基金的产生和发展作大概论述,以及对中国发展货币市场基金从法律角度加以思考和分析。 关键词: 基金 货币市场基金 金融监管 立法 在经济的不断发展过程中,货币体系的金本制度崩溃以来,金融领域的不断创新,金融衍生工具的推陈出新使得整个金融体系不断换血。阿诺德.希尔吉认为,金融创新指改变了金融结构的金融工具的引入和运用.金融工具的创新是最普遍、最基本的类型。 从美国“Q条例” 的出现到其很快的退出金融监管体系,我们不难看到任何关于经济制度和法律的创新也是必不可少的。目前在开放式基金在国内得以准入的情况下,货币市场基金又将推出,国内关于货币市场基金的争夺战看来即将落下帷幕,博时、华安和招商三家公司有望成为首批获得牌照的货币市场基金管理公司。货币市场基金的设立将极大地推动中国机构投资者的发展,并促使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实现连通。但是,根据美国的经验和中国的现实,国内的银行业和货币政策当局也将因此承受巨大的冲击。相关的政策和法律法规规范还有待创建,我们对此的法律研究刻不容缓,鉴于笔者的学识粗浅,本文仅就中国推行货币市场基金作一些法律思考。 一、货币市场基金概述 (一)货币市场基金的发展 美国是货币市场基金的发源地,也是目前货币市场基金发展最成熟、资产规模最大的国家。所谓货币市场基金(Money Market Funds ,MMF),是指以货币市场工具为投资对象的基金。投资对象主要包括:短期国债、商业票据、大额可转让存单、回购协议、银行承兑汇票等货币市场工具。 在货币市场基金出现之前,美国个人投资者往往难以进入货币市场,获得高的收益。为了限制商业银行的恶性竞争,美国国会对商业银行存款利率规定了上限,这就是所谓的"Q条例"。该条例规定,银行对于活期存款不得公开支付利息,并对储蓄存款和定期存款的利率设定最高限度。后来,“Q条例”变成对存款利率进行管制的代名词。1980年,美国国会通过了《解除存款机构管制与货币管理法案》,揭开了利率市场化的序幕。此后的6年中,美国分阶段废除了“Q条例”,而于1986年3月实现了利率市场化。 应该说,在美国利率市场化的过程中,包括货币市场基金在内的多种货币市场工具功不可没。从美国的经验看,金融创新推动了金融监管体制的变革,并对宏观经济产生了良性的影响。 1971年货币市场基金的出现极大地改变这一状况。1971年,华尔街两名证券商正式创立了货币市场基金。美国创建货币市场基金的最初动因源于上世纪70年代的“Q条例”废除后产生的利率歧视。“Q条例”的优秀思想是以低利率促使经济扩张。 金融创新的成本不低,但极易模仿,且被超越的周期很短。同业之间很快可以借鉴,可以模仿。 货币市场基金诞生后,对美国基金市场产生了重要意义。1981年、1982年,在美国的基金市场上,货币基金占基金市场70%左右的份额,最高曾达到73%。可以说,是货币基金挽救了整个美国的基金市场。从美国货币基金发展的历程来看,经济陷入滞胀是货币市场基金最初大受欢迎的重要原因。因为在经济前景不明的情况下,人们更钟情于安全、稳定的投资方式。 (二)货币市场基金的特征 我们从货币市场基金的发展过程中,不难看出这一投资基金类型的如下基本特征: 1.货币市场基金属于专门以货币市场工具为投资组合对象的追加型投资基金。货币市场基金有着共同投资基金的一般组织形式与基本特点,即也是一种以信托原则为前提的间接投资方式,基金投资者、基金管理者与基金资产托管者及其相互间的关系原则也是一致的; 2.货币市场基金的收益较为稳定。由于货币市场基金投资的对象,是一些期限较短、流动性较高、风险相对较小的货币工具; 3.货币市场基金一般为开放型基金。从前面我们一再分析到的可以看出,70年代货币市场基金在美国出现之时,就形成了一种惯例性的规定,即允许基金凭证持有者据其持有的金额签发支票变现,犹如活期储蓄,当然,投资者也可以根据情况和自己的需要,按基金资产净值认购新的凭证单位,增加投资,因而是一种典型的开放型投资基金。这里,货币市场基金之所以基本采取开放型,也与其投资组合对象有关,因为投资的各种货币工具期限都非常短,交易差价相对较小,收益并非象那种股权投资基金一样变动幅度较大,如果不给予一种灵活变现和随时进出的方便,就不会有多少资金投资货币基金,因为人们会自然转向传统的已经习惯了的商业银行储蓄形式,所以,为了增加吸引力,取得与存款货币金融机构储蓄一样的方便与灵活性的同时,又可提高收益率,货币市场基金也必须采取较为开放式的组织形式;况且,从70年代末到80年代末,市场利率一直处于上升趋势,货币市场基金相对受到利率管制的传统储蓄方式具有较大优势,如果采取封闭式的组织形式,在这种市场利率上升环境中,也不利于基金管理机构不断增加新进资金量,扩展其规模和影响。因此,从货币市场基金自身发展的主动性角度看,也宜于采取开放式; 4.投资货币市场基金的目的多元化。货币市场基金的产生与发展过程显示,这一基金类型是一种最为成功的金融创新形式之一,因为其产生时的最主要目的是为规避当时的利率管制和减少对中央银行交存法定准备金所产生的相对机会损失,也就是,货币市场基金首先是一种为规避金融管制、获取较高收益而存在一种投资方式;有些货币市场基金的投资组合对象全部是国库券,这除了同样获取国库券市场上的较高流动性与稳定收益外,更主要是为了避税之需,因为投资国库券是可以免税的,这对于那些高收入的公众个人与拥有大量收益的机构来讲,更为重要; 5.在对货币市场基金的管理中,清算要求较高。由于货币市场基金多采取开放式,而且允许投资者随时据以签发支票用于转帐或支付,投资组合中工具期限也较短,因而一般地,每天都要进行资产价值的评估与清算,以便知晓基金资产的净值,使投资者能够随时追加投资或者退出。由此,资产与资金的评估与清算工作必须跟得上,并设置一定量的窗口,方便投资者进出。但由于这些管理工作是消耗成本的,所以,为了使得单位成本降低到应有水平,货币市场基金的发起规模应当足够大,以便产生规模收益; 6.风险较小。由于货币市场基金将大量小额资金集中起来统一投资到原本风险就较小的货币市场工具,通过规模组合的方式,使各种货币市场工具在流动性上互补,从而使投资货币市场基金的风险降到微不足道的水平。与股票、债券投资基金相比,货币市场基金的收益比较稳定; 7.交易不收手续费,管理费也较低。 (三)美国对货币市场基金的法律规范 美国投资基金是美国法规管理最严格的经济实体,投资基金不仅要对证券交易委员会、各级管理层、基金持有者公开披露其所有信息,增加透明度,而且其运作的全过程也要受到严格的监管。比如,《1933年证券法》要求基金公司向证券交易委员会提交有关基金所有情况的申报说明书以供备案,同时要求基金公司提供近期招股说明书,详细说明基金管理、投资策略、目标以及其他必要资料,并且还对基金广告的类型和内容进行了限制;《1934年证券交易法》规定了在购买和销售基金份额方面的各种反欺诈条例,规定投资基金发行及经销要受到证券交易委员会和国家证券交易商协会的监管;《1940年投资咨询法》对投资基金投资咨询者的各种活动进行了明确的规定;《1940年投资公司法》规定投资基金必须向证券交易委员会报批,在禁止自营、防止利益冲突、保持资产完整、避免基金公司和持股人不合理的收费或付费等方面也都制定了详细的条例。健全的法律规范对美国投资基金安全运作和稳定发展发挥了较好的制度保障作用。 二、我国货币市场基金的发展 (一)自1991年"珠信基金"和"武汉基金"设立以来,目前基金发展已经进入了关键时刻── 产品比较单一、销售渠道正在制约基金市场的发展。1997年11月14日,《证券投资基金管理暂行办法》出台,中国证券市场开始步入激情四射的“新基金时代”。2003年9月13日,证监会主席尚福林在基金联席会议上明确表示支持货币市场基金的推出。9月,好消息接踵而至。先是央行行长周小川提及发展货币市场基金的思路,接着央行货币政策司副司长穆怀朋明确提出,央行今后将重点发展货币市场基金。9月13日,证监会主席尚福林在基金联席会议上,对货币市场基金表示支持;9月21日,证监会给各家基金公司下发了《货币市场基金管理暂行规定》征求意见稿。10月15日,银监会副主席唐双宁公开表示,银监会将支持一切合法金融创新。此语意味深长。从美国的基金发展历程看,可以说,货币市场基金在一定程度上挽救和推动了其整个基金产业。 (二)在短短的10多年中,我国的基金业虽然得到了较快的发展,但与美国基金业相比,差距是十分明显的: 1.基金规模较小、基金形式单一。从组织形式上看,我国目前发行的基金中绝大多数为封闭式基金,1997年以前发行的75只基金全部为封闭式基金;1998-2001年新成立的基金中,封闭式基金有48只,开放式基金仅有3只。2.基金的投资领域不确定。美国的基金的投资领域绝大部分都是单一且清晰的,如股票基金、债券基金、货币市场基金等,投资目标细化、投资对象集中。而我国1997年以前的基金除投资于股票市场、国债市场以外,还涉及房地产市场、期货市场、高新技术项目等;1997年以后设立的基金主要投资于股票和债券等,基本上都是"全能基金",投资目标不清晰。3.基金风险较大。由于基金大多以封闭式为主,且主要投资于资本市场,投资者只能通过二级市场交易保持其流动性,由此也就决定了基金的整体风险较大。综合而言,这些基金的整体风险与宏观经济因素、资本市场的整体表现以及投资项目的表现密切相关--当宏观形势不好、资本市场走低、投资项目亏损时,这些基金投资者缺乏备选的投资品种,从而可能被套。这意味着我国目前的投资基金结构不能很好地规避投资风险。4.基金角色不清。基金的投资原则是为投资者规避风险、谋取收益,由于目前我国的基金绝大多数都是封闭型的、投资领域不确定、流动性较差,所以,这些基金实际上扮演的是为企业提供长期融资的角色,投资者则往往把基金当作一种债券来投资、或者当作股票来炒作,从而扭曲了基金的本来意义。 三、货币市场基金法律思考 金融的创新,随之而来的是法律和制度的创新,制度和法律的创新一样为金融创新创设必要的条件和空间。从货币市场基金的开放式基金优势我们不难理解市场对其所表现出的关切和欢迎,更何况中国证监会周小川主席有言在先,对于基金要“超常规、创造性地发展”。然而,仅有官方的支持与民间的热情并不意味着就能把事情办好,毕竟开放式基金与以前的封闭式基金还存在差异,原有的法律规范本就有待完善,封闭式基金在实践中所反映出的问题表明在开放式基金正式运作之前需采取妥善措施加以解决,以避免重蹈覆辙。因此,对开放式基金的监管以及相关法律问题的研究就显得十分重要和迫切。事实上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刘鸿儒所强调的基金发展应“从严监管、规范运作、稳步推进、大胆创新”,也正体现了这样的要求。 (一)应该说,1997年11月国务院批准、证券委的《证券投资基金管理暂行办法》已为开放式基金的发展预留了法律空间。《暂行办法》第6条明确规定:“基金发起人可以申请设立开放式基金,也可以申请设立封闭式基金。”此外,第7、13、14、26、55条也都针对开放式基金作出了相应的规定。不过,总的来看这一法规涵盖面广,概括性强,规定得较粗,特别是对开放式基金的一些具体问题缺乏调整规范,适用上也存在缺陷。 今年10月12日,中国证监会《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试行办法》(以下简称《试行办法》),进一步完善了开放式基金的法律体系,预示着基金业的试点将进入由封闭式逐步转向以开放式为主的新阶段。此外,管理层对待开放式基金的态度、相关考虑以及未来更高层次法律规范的走向,也可从《试行办法》中初窥端倪。 (二)2003年9月中旬证监会主席尚福林明言表示支持货币市场基金的推出,并在其后根据现行的《证券投资基金管理暂行办法》和《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试点办法》的有关规定,制定《货币市场基金管理暂行规定》(征求意见稿)。 《货币市场基金管理暂行规定》(征求意见稿)相关规定: 1、凡是基金的名称中包括“货币”、“现金”、“流动”、“短期债券”、“现款”等类似术语的基金,都要符合该《暂行规定》的要求。《货币市场基金管理暂行规定》(征求意见稿)规定了货币市场基金的投资范围。明确指出:货币市场基金主要投资于货币市场工具,具体包括以下的金融工具:现金;银行定期存款、协议存款或大额存单;剩余期限小于397天的短期债券;期限在一年以内的债券回购;中央银行票据;银行承兑汇票;经银行背书的商业承兑汇票以及证监会认可的其他具有良好流动性的金融工具。货币市场基金不能投资于高风险的金融品种,在征求意见稿中对货币市场基金的投资方向也有一定的限制,如不得投资于股票、长期债券、信用等级在AAA级以下的企业债券等。 2、对已经递交货币市场基金申请的审批主要有四道程序:申请材料上报;证监会审核;专家咨询委员会评议;批准通过。此外,银监会将对提交申请待筹的货币市场基金出具意见。这里可以看到管理层对推出货币市场基金还是非常的谨慎。在进一步立法的过程中还应当注意细化审批的责任和权利限制。 (三)对发展MMF的几点建议: 1、根据目前的情况,由于相应法律和监管措施的缺位,由于各利益主体之间的利益难以协调,加上诸如国有银行改制、抵押贷款证券化、存款保险制度等还未完成。为避免因MMF造成的冲击,比如最直接的影响是银行面临储蓄分流、货币政策面临冲击,在没有完全做好准备的情况下,货币市场基金的规模和投资范围自然也应循序渐进。 2、货币市场基金尽管在我国尚未问世,但它在西方已存在几十年,已经形成一套成熟的运作机制,我国引进这一基金类型,在运作机制等技术环节方面,不可能与国际惯例差别太大,而且这种引进也容易。但出了纠纷,则不能按他国法律予以裁决。所以,法规制定应当先行,这尽管看起来有悖常理,却正是转型国家在很多领域中尤其是学习西方市场机制时所首先应予以注意的,也就是,制度安排是最需要的。 3、应当尽快建立中国清算银行,建立与之相配套的清算机制。加速《基金投资法》的起草和制定。《基金投资法》应当明确货币市场基金的设立原则,各方当事人间的关系,货币市场基金的投资领域,管理原则,分配制度,会计核算原则,监管体制,风险控制原则,以及违规处罚措施等从法律上先加以规范。 四、结语 任何一项新制度、新工具的推出都意味着现有利益格局的重新洗牌,博弈各方也必定有喜有忧。“快鱼吃慢鱼”取代了“小鱼吃大鱼”的经济竞争模式。谁先抢占了市场的先机,谁就取得了瓜分市场奶酪的优先权。培养有实力的资本市场参与者,在与国际强手的竞争中抢得先机;也为履行对外承诺、允许境外资金入市提供一个较为稳妥的渠道。无论是作为基金的创新品种还是银行的系列产品,货币市场基金的推出都具有深远的意义。当然制度的指引和法律规范的规范就起到良性的导航作用。在我国基金业发展的短短时间内,相关的制度和法律规范的建设尤为重要,不能盲目求快,否则,市场一旦失去应有的规制,无疑会造成无法预计不仅仅是社会效益的损失。因此,应当及时启动相关的法律专题研究,加快《基金投资法》的出台。以便使货币金融市场更加健康和规范的发展。 中国发展论文:论中国发展本土奢侈品牌的思考 [论文关键词]奢侈品 本土奢侈品牌 影响因素 营销对策 [论文摘要]奢侈品领域的巨头,在中国市场上也遇到了各式各样的问题。该文通过对奢侈品市场的研究,分析了中国本土奢侈品品牌现状及存在的主要问题,并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了促进中国本土奢侈品牌发展的一些对策。 一、奢侈品以及发展本土奢侈品牌的意义 (一)奢侈品的特征 目前,国际上一般把奢侈品定义为“一种超出人们生存与发展需要范围的、具有独特、稀缺、珍奇等特点的消费品,又称为非生活必需品”。从经济学意义上讲,奢侈品是指市场上那些价格和品质比值为最高的商品。无论人们对奢侈品有着如何的理解,无论奢侈品行业如何的发展,纵观形形色色的奢侈产品,具有其本身独特的特征元素。 1.高价格和高品质特征。奢侈品显然具有高价格,是同类商品中最贵的。 2.稀有性特征。奢侈品是一种具有独特、稀缺、珍奇等特点的消费品,奢侈品中常常包含着或是一定量的短缺资源(如紫檀木、黄梨木等),或很高的科技含量,或很高的人文因素, 3.炫耀性特征。奢侈品具有超出实用价值的“符号价值”,是消费者炫耀财富、身份地位和生活方式的象征符号。 4.地域性特征。奢侈品带给消费者梦想和品位的同时,而且无论无形当中增加了多少生产成本,奢侈品的欧洲原产地是不会转移的(奢侈品中只有极少数美国品牌)。 5.文化特征。作为一种艺术美学,奢侈品被赋予了许多的文化、历史、艺术、哲学和社会涵义,其背后有一个由几十年或上百年传承下来的文化体系支撑,是一种高品位生活方式的外在体现。 (二)中国发展本土奢侈品的意义 中国奢侈品牌的出现首先要依赖于中国的经济成功。从更深的角度,中国奢侈品牌在全球市场上出现及流行,必须有强大经济实力支持下的中国文化做背景,在这种背景发展起来的中国本土化奢侈品不仅对于中国的经济,乃至一个大国的形象都有着深远而广泛的意义。 随着中国经济的迅猛发展,人均收入和消费支出将大大增加。中产阶级家庭的崛起意味着潜力巨大的消费市场,在平民贵族化风潮下,消费者不再满足于低质量的廉价品,其消费品位逐渐升级。对于未来的我国市场来说,奢侈品不言而喻是黄金产业,是能够给企业带来高利润、给消费者带来高层次精神享受的商品。 二、国内奢侈品市场概况以及影响本土奢侈品牌发展的因素 (一)国内奢侈品市场概况 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人们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以及消费倾向与态度的逐渐改变,使中国正成为世界奢侈品消费新的主力市场。目前中国大陆地区奢侈品市场的年销售额20亿多美元,约占全球650亿奢侈品消费的3%,实际上,中国人支撑的奢侈品市场还不止全球奢侈品销售总额的3%,因为这只是中国国内的奢侈品销售额,没有包括在境外的购买量。 (二)影响发展本土奢侈品牌的因素 1.中国消费者偏好国际品牌。中国对奢侈品品牌盲目崇拜,他们心中奢侈品品牌总是和欧洲印象联系在一起,购买奢侈品更多的是在体会欧洲的一种生活方式。对于奢侈品而言,品质只是一个基本条件,制造地点和历史往往赋予了奢侈品更多的涵义。 2.国内企业缺乏奢侈品品牌化运作的理念。目前我国国内企业对奢侈品品牌概念还在认识模糊的基础上,我国奢侈品品牌发展现在处于初始阶段,缺乏长期战略考虑。品牌根本不考虑长期发展战略甚至3~5年的发展战略和发展思路,采取随波逐流的发展模式。导致国内现有的品牌凤毛麟角,很多企业还选择和大牌合资,沿用他们的生产和设计,以至于产品缺乏奢侈品品牌背后的一些元素,比如原创性的设计思想,以及赋予这个品牌的历史感和品牌所代表的国家形象。 3.国际市场的竞争日益激烈。奢侈品牌的产生是历史积淀的结果,需要在特定的文化背景下精心培育,以形成独特的品牌理念。同时,人们对奢侈品牌的理解与认可也要有一个过程。这些都是需要时间积累的。在我国,企业对品牌的重视也才一、二十年的时间,奢侈品牌的培育只能说是刚刚起步。随着全球化和加入WTO,中国已经成为一个国际化的市场。 三、发展本土奢侈品牌的营销对策 (一)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有机组合,做到国际品位的时尚化 奢侈品牌的塑造需要很长时间,消费者对奢侈品牌的认同也需要一个较长过程,因此通过奢侈品牌的运作来实现盈利必须是一个长期的目标。由于奢侈品牌本身就是一段历史、一种文化的承载,因此在奢侈品牌塑造上,不但要充分利用其得天独厚的品牌资源,创建一个品牌强有力的、极具吸引力的故事;还需要对其注入独特的中国元素或符号,如丝绸、刺绣、云锦及茶文化等。在此基础上,运用西方化思维,搜集、保留奢侈元素;借助国际顶级设计师的品牌,中西贯通实现中西合璧,将人们对东方的感觉神秘化、时尚化,为现代新贵族塑造东方生活风格。 (二)立足在全球范围内发现市场机会,满足客户需求 奢侈品牌属性及消费者奢侈心理的研究结果证实:奢侈需要距离,这种距离可以与久远的历史、不同国别文化的地理跨度,以及卓尔不群的地位高度有关。统计数字表明近年来到海外旅游的中国游客人数的增加大大促进了奢侈品销售额的增长,虽然中国的奢侈品消费者是世界第三大奢侈品消费群,但从统计数字来看,对于大多数本土奢侈品牌而言,国内消费市场还不够成熟;国外市场则可能提供更多的机遇。 (三)遵循奢侈品牌运作的规律,分阶段进行营销规划 奢侈品牌这一个领域,无论是运作服饰、珠宝、汽车或是名酒,成功的关键因素是这个品牌是否能够成为特定阶层的典型标志,是否能够创造愉悦和舒适的消费体验。因此不同于传统实用品牌的运作规律,奢侈品牌的运作有其自身的特殊性,笔者认为: 1.锁定细分的目标客户。目标客户就是那些有显赫身份的金字塔尖人群,与这些富裕人群建立起密切的关系,研究他们的需求,了解奢侈品牌传承的理念和精神是不是目标消费群最欣赏的。 2.通过专卖店管理客户,通过高端印刷品做广告。奢侈品牌的重要支柱就是名望,因此通过系列公关活动,与国际显赫人群、社会名流建立良好互动关系,在向他们销售产品和服务的同时拉近距离,提升品牌国际形象。 3.通过电视等媒体亲近大众消费者,以记录片形式进行品牌推广和奢侈品知识普及。通过大众消费者对显赫人群的选择性的模仿消费扩大奢侈品牌销量,同时进一步强化品牌区隔。在市场定位上,奢侈品牌就是为少数人服务的,因此,要维护目标客户的优越感,就要使大众与他们产生距离,使认识品牌的人与实际拥有品牌的人在数量上形成巨大反差。 中国发展论文: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双重维度 论文关键词:马克思主义; 双重维度; 不平衡性 论文摘要: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面向两个维度,即“中国化”和“还原化”。但是,二者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并不处于平衡状态,它们之间的天平指针指向“中国化”的一方。无论从理论上分析还是在现实中考量,这两个维度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演变的历程都是不平衡的。 两次鸦片战争的失败,使中国的一些有识之士猛然惊醒。他们开始抛弃往昔“天朝型模世界观”①的心态,放下泱泱大国的架子,反思中国自身的内在不足,并进而以较为开放的胸怀学习西方先进文化。器物文化(“船坚炮利”之类)、制度文化(西方政治制度)引进之后,并没有从根本上扭转中国落后衰败的颓局。因而,国人日渐意识到输入精神文化(哲学、思想等)的重要性。马克思主义就是在这种形式下传入中国的,具体而言,它是在新文化运动时期作为一种重要的精神层面文化进入中国的。 学界普遍认为,马克思主义输入中国后,经历了一个不断本土化亦即中国化的过程。这种观点无疑是正确的,然而它却容易使人产生一种误解,即马克思主义是直线上升式地一路“中国化”下去。而事实并非如此,因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指向“中国化”和“还原化”的双重维度。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是在“中国化”和“还原化”的内在张力之下和双向互动之中不断“中国化”的。然而,无论是从理论上分析还是在现实中考量,“中国化”和“还原化”的双重维度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演变中都是不平衡的。 一、 双重维度的不平衡性的理论分析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是一个曲折的复杂的过程,而不是一个直线的简单的过程。从理论层面看,“中国化”和“还原化”两个维度都是这个过程得以展开的逻辑要求。以下,本文试图从哲学解释学和文化交流与互动两个理论视角分析二者之间的不平衡性。 首先,无论是“中国化”还是“还原化”,其中的“化”在本质上说都是一种诠释。这里所说的“诠释”,是哲学解释学意义上的诠释,包括“解释”、“理解”和“应用”三个方面。就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而言,“还原化”主要是指“解释”和“理解”方向的诠释,而“中国化”主要是指“应用”或者说实践方向的诠释。这是因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处于意识形态的特殊地位,对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具有现实指导作用。在这个意义上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的实质也就主要是中国人实践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的过程。此处的实践指应用性诠释。而根据哲学解释学的理论,“文本的意义超越它的作者,这并不只是暂时的,而是永远如此的,因此理解就不只是一种复制的行为,而始终是一种创造的行为”。[1]创造不是简单的重复,而是在继承的基础上的发展。这样,同一文本由于解释者之间的主体差异就可能具有不同的意义。承认了这种意义多元论,也就承认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诠释。中国化诠释的结果必然会受到作为实践主体的中国人的文化背景、价值取向、民族心理结构尤其是时代主题等因素的影响,因而基于对时代主题的解答和对实践的不断总结而得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就必然会带有鲜明的中国本土特色。然而,一味地“中国化”诠释肯定是失之偏颇的。虽然复制或重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原始意向的所谓“绝对客观的文本诠释”根本不可能实现,因为这种照像式的复制由于丢弃了文本意义的开放性和解释者的创造性而陷于故步自封,但是,我们也不能由此而走向另一极端,即对马克思主义进行随意的主观解释,而放弃对作者原意的探究。在中国,没有“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是教条主义的,而没有“还原化”的马克思主义是经验主义的,我们是需要“还原化”为“中国化”提供学理支持的。因此,我们要尽量“走进”马克思主义文本。为了最为准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文本的客观原义,诠释主体必须首先最大限度地排除其主观意向,通过抽象思维把自己融入马克思主义创作者的精神境地,这样才能超越时空的局限,设身处地地再现和体验其原始意向。这种学术性的“还原化”是实践性的“中国化”创造诠释的前提和基础,前者要服务于后者。再者,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是要面向现实、解决实际问题的。所以,“中国化”的诠释维度必然是二者之中相对重要的。 其次,相对于中国本土文化而言,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外来文化。既然是外来文化,其在中国的传播发展就必然会与中国本土文化之间产生交流和互动的关系。我们知道,马克思主义孕育于西方的文化土壤,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异质成分很多,有些地方甚至是完全相对的。譬如,在思维方式上,中国传统文化是天人合一的,马克思主义则是主客二分的。而问题在于,马克思主义面临的是在中国的生根发芽。因而,它必须照应中国人的价值观念、心理背景和文化口味,以便中国人愿意并能够接受其基本观念。这就要求马克思主义在与中国文化的交流互动中积极主动地本土化,营造两种异质文化系统的共同“视界”。此处所说“本土化”就是指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之所以具有生生不息的活力和动力,也正在于它能够与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实践相结合,与中国的优秀本土文化相结合。它在传入中国后逐步融入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之中,不断地从中国老百姓不熟悉的欧洲形式转变为他们所熟悉并津津乐道的形式,使其理论具备了中国特征、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换句话说,马克思主义已经发生了中国化的演变。然而,文化的交流与互动并不只限于这一个方面,而是双向的。既然是互动,那么作为原生形态的马克思主义的最初意义必然会展现一定的辐射能力,从而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具有某种程度的规范和导向作用。所以,我们不能设想会有一种完全背离马克思主义本真精神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形态。退一步说,既使会出现与马克思主义绝对对立的理论形态,我们也不能将之称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可以称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观念,必定要与马克思主义有一定的血缘关系。保证这种血缘关系的连续,就要求我们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不断地反观、回顾或还原马克思主义的本真精神和原始义理,从而客观、真实地再现马克思主义的始初面貌。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还原化”。因此,“中国化”和“还原化”的双重维度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而言都是不可或缺的。因为,如果只有“中国化”而没有“还原化”,则马克思主义的原始精神就会逐步丧失,从而导致扭曲乃至篡改马克思主义。这样,“中国化”也就因为不能担保“马克思主义之为马克思主义”而使它所谓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失去生命之根。相反,如果只有“还原化”而没有“中国化”,则马克思主义就不可能在中国生根、发展,它的现实意义也无法得到展开,这种纯粹的“还原化”在中国也就失去了价值。历史也证明,纯粹原样的没有发生本土转化的外来文化(如佛教的唯识宗)在中国是没有办法长期生存下去的。因而,“中国化”和“还原化”的维度不应该是平衡的,二者的天平指针是指向“中国化”的。“还原化”是形式,“中国化”才是实质,“中国化”是在“还原化”的形式下进行的,“还原化”是为了“中国化”。 但是,我们必须同时关照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双重维度,使处于不平衡状态的“中国化”和“还原化”进行良性互动。“还原化”确保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不异”,注重前后理论形态的延续性,能够固守马克思主义的真精神。“中国化”则强调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不一”,注重前后理论形态的变异性,能够开拓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理论,是开放的体系。真精神和新境界则是马克思主义开放发展的必然要求。 二、 双重维度的不平衡性的现实考量 西方哲学发生了从本体论到认识论、再从认识论到实践论两次范式转换。而我们往往把马克思主义哲学放在近代意义的认识论范式中进行研究,从而在某种程度上忽视了其实践思维的特征。其实,马克思早在被后人视为其哲学体系特别是唯物史观创立标志①之一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就已经明言:“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2]“改变世界”即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摆脱认识论谱系向实践范式转变的重要提示。于此可知,马克思主义哲学是要求面向现实的,它具备突出的实践性特征。而马克思主义哲学是马克思主义的优秀,因此,马克思主义也必然具有强烈的实践要求。经过“中国化”的创造性诠释,它能够成为改造中国社会的先进武器。 马克思主义输入中国后,经过、陈独秀、艾思奇、瞿秋白、李达等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等人从学术层面对之进行传播和阐释的阶段之后,逐步由学术领域过渡到政治领域,从而为中国不同历史时期的不同课题提供了具有重大意义的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换句话说,马克思主义在不同时期形成了不同的政治层面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形态,从而为中国的革命、改革和建设事业提供了指导思想。 时至今日,政治层面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经历了四次历史性飞跃。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从当时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基本国情出发,围绕“什么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怎样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问题,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提出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方针,从而使中国革命走向胜利。建国后,他又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创造性地找到了中国式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全面确立了社会主义根本制度,开拓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初步探索。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时期,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在这个历史条件下,邓小平正确地把握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深入思考“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并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推到了新的高度,提出了社会主义本质的概念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我国的社会阶层复杂化、社会结构多元化。党如何在这种复杂情境中保持先进性并始终走在时代前列、“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等问题就成为推进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内驱力。以为优秀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审时度势,提出了许多具有时代内涵的党建新理论、新思想,特别是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三次历史性飞跃。当今中国,经济迅猛发展,人与人之间的团结合作日益加强,但是同时出现了一些负面问题。比如,一些地方单一追求GDP发展,而以环境污染和过渡消耗自然资源为代价;城乡差距增大等等。鉴于此,提出了一系列重要思想,集中体现于2007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七大。十七大报告中,把“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确定为当今主题,进而把包括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生态文明等一系列重大战略思想概括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个理论体系与“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构成了完整的、一贯的统一体。它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凝结了几代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人民不懈探索实践的智慧,是党最可贵的政治和精神财富,也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这是马克思主义与当今中国社会现实的创造性整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成果。 应该指出的是,政治层面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需要不断反思的。但是,由于它除了具备理论功能以外,还担负着更为重要的指导实践的意识形态功能,而时代课题往往具有当下的、迫切的性质,所以,反思和完善的任务更多地要由学术层面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这两个层面也确实经历了从学术转向政治到学术辅助政治的过程。具体而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学术层面要为政治层面服务,为其提供丰富的思想资源,而政治层面要为学术层面提供思维方向和学术环境,不能利用政治的优势地位不适当地干预正常的学术思考。处理好二者之间的关系,才会更为有力地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 事实证明,没有发生本土演变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是没有市场的。抗战初期,王明照抄照搬马克思主义的词句,把共产国际的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教条化,引起党内极大混乱,几乎断送了中国革命。这个教训提示我们,缺乏对中国革命的了解,缺乏实际经验的学院派做法是要不得的,马克思主义必须中国化。然而,探寻马克思主义真精神的“还原化”也是必须的,否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果很难保证与原生态马克思主义的一贯性。原因有三:第一,马克思主义引进的源头是二手资料。马克思主义产生于德国,而中国最初引进的马克思主义则是来自日本和苏联。因此,我们得到的马克思主义经过了两次翻译,即首先从德语翻译成日语或俄语,再由日语或俄语翻译成汉语。而从翻译学的角度看,每次翻译所得的译文都不会完全符合文本原文,因为译者的知识背景、价值观念等与文本所蕴涵的知识背景、价值观念等是有差异的。这样,经过再次转手翻译而成的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就会产出某种程度的偏失。第二,长期的教条主义影响了我们对马克思主义本义的把握。上个世纪30年代直至以后的半个多世纪,在中国居于“正统”是以斯大林的《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蓝本的苏联教科书模式的马克思主义,造成学界长期只重原理而不重原著的风气。第三,上世纪90年代,重“论”轻“史”的局面不利于深探马克思主义真义。这个时期,在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上着重发挥己“论”而不着重“史”的原貌。而且,作为“论”之基础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被挤压在一个平面,对早、中、晚期马克思以及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思想发展的立体历程缺乏有深度的考察和分析。马克思主义研究者所涉猎的也大多是西方哲学的著作,而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经典文本。这种做法显然不是探究马克思主义本真义理的最佳途径。因而,我们必须加强马克思主义的“还原化”研究。 需要说明的是,马克思主义的“还原化”是学术层面的,加强对它的研究也并不代表它可以与“中国化”的维度相提并论,二者之间是不平衡的。因为,马克思主义的“还原化”是服务于其“中国化”的。它不仅要服务于学术层面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而且要通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学术层面间接服务于其政治层面。 事实也确实如此。与“中国化”维度的繁盛相比,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还原化”维度是不景气的,只有两次高潮。第一,1978年,中国首次马哲史研讨会在中山大学召开。此后,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成为一门重要学科,为展现本来面目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做出了突出贡献。这可以视为从哲学这一侧面对马克思主义一次“还原化”。第二,1999年,张一兵先生《回到马克思——经济学语境中的哲学话语》一书出版。虽然他的本意仍是重构马克思主义的开放性与当代生成,但是此书却激起了学界对原教旨意味的马克思主义的探寻。学界一些有识之士如聂锦芳、郝敬之等越来越注意到从整体上研究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的重要性,并进而强调了版本考证以及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过程稿和笔记的研究。一些代表性的成果随之问世。这无疑也是一种“还原化”思潮。 虽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还原化”的两个维度的不平衡性是一个正常的状态,但是我们并不能因此而忽视“还原化”的维度,而是应该在学界前辈“还原”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推进此项工作。经过自己对第一手文本的认真解读,把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语境与当代语境更好地融合起来,从而促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良性运行。
优秀价值观论文: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校园文化论文 一、营造改革创新的校园精神文化 1.崇尚敢为人先。 江苏教育历来注重改革创新。综观近年江苏高等教育的改革发展历程,就是一个不断解放思想、改革创新、科学发展的过程。在世纪交替之际,江苏在全国率先开始扩大高校招生规模、举办普通高校民办二级学院、探索推进股份制合作办学等方面的做法,都在全国引起了强烈反响。江苏高校在多年的改革实践中形成了一个敢为人先的共识,勇于冲破思想观念的束缚,勇于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推动改革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取得实质性成效。国家和省教育中长期规划纲要颁布实施以来,江苏70多所高校参加了国家高等教育综合改革试验区建设并取得了重要进展,其改革方案与做法被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有关委员与专家称为“高等教育改革江苏模式”。其中,与国家有关部委(企业)共建高校、独立学院转制并迁址办学、高职高专院校试点“注册入学”、仙林大学城本科高校组建教学联盟等改革试点,无不渗透和体现着江苏高校敢为人先的校园精神文化。 2.鼓励差异发展。 近年来,江苏积极探索建立高校分类体系,研究制定高校分类发展规划,鼓励高校科学定位、错位发展、特色办学、同类竞争、争创一流。正是这种鼓励差异发展的政策导向和文化引领,不同地域、层次和类型的高校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因地因校因时制宜,凝炼办学特色,呈现出百舸争流、千帆竞发的新气象、新态势。首批入选国家“高等学校创新能力提升计划”的南京工业大学、享有“中国气象人才摇篮”之誉的南京信息工程大学、享有“孕育林业顶尖人才摇篮”之誉的南京林业大学、享有“华夏IT英才摇篮”之誉的南京邮电大学、享有“中国高等中医教育摇篮”之誉的南京中医药大学等一大批非“211工程”建设的省属高校,始终坚持鲜明的行业办学特色,坚持差异化发展理念,办学质量不断提高,办学特色不断彰显,办学影响不断扩大。2006年5月建校的中外合作本科高校西交利物浦大学,坚持以多元、规范、创新、自由、信任为校园精神文化的优秀,其独特的大学理念、高水准的人才培养质量和浓厚的国际化特色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和认可,被誉为“中外合作大学的标杆”和“中国高等教育改革的探路者”。 3.彰显特色和个性。 近年来,江苏高校普遍重视和鼓励大学生个性化发展,积极探索各具特色的校园文化和多样化的人才培养模式。2006年南京大学开始构建并实施“三三制”人才培养体系。该体系以个性化、全方位、全覆盖、内生性为特点,将本科培养过程划分为“大类培养”、“专业培养”、“多元培养”三个阶段和“专业学术”、“交叉复合”、“就业创业”三条发展路径,使全校学生有机会自主选择专业、课程和发展路径,拥有课程、专业、发展路径自主选择权的学生成为改革的主体和发动机,自下而上推动教师、院系和管理部门积极改革,探索一条个性化、多样化人才培养的有效途径。 二、建立民主公平的校园制度文化 高校校园制度文化体现了办学理念、管理风格和价值导向,是维系学校正常秩序的保障系统。以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引领高校校园制度文化建设,就是要把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的内容和要求作为高校制度建设的基本规范,体现制度的规范、引导、保障、促进作用,发挥高校管理育人的功能,使学校的规章制度内化为师生员工的自觉行为和价值追求,形成一种民主公平、正义和谐的校园氛围。 1.提升教育治理能力。 袁贵仁部长在2014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指出,推进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就是以构建政府、学校、社会新型关系为优秀,以转变政府职能为突破口,建立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形成政府宏观管理、学校自主办学、社会广泛参与的格局。近年来,江苏加快实现由办教育向管教育转变,由微观管理走向宏观管理,由教育管理走向教育治理,积极探索管办评分离的运行机制,注重宏观指导和间接管理,综合运用地方法规、规划、指标、标准、资源配置、督导、评估等手段,取消和调整了一大批行政审批项目,凡应由高校自主决定的事项一律下放到学校,不仅有力地引导和推进高等教育改革发展,也为高校建立民主公平的校园制度文化营造了良好的外部管理环境。 2.建立现代大学制度。 推进高校校园制度文化建设的关键是建立现代大学制度,建立现代大学制度的优秀是推进高校章程建设。加强高校章程建设,发挥章程的制度规范和情感纽带作用,对统一师生思想和意志,增强教职工对学校的认同感、向心力和凝聚力,调动师生员工参与民主管理的主动性、积极性具有重要意义。2013年11月以来,教育部核准了包括江苏2所高校在内的15所高校的大学章程,其中东南大学是全国首批试点高校之一。江苏在近年开展“建设现代大学制度、建立健全大学章程”改革试点过程中,确立南京中医药大学、南通大学、南京艺术学院、三江学院、苏州工艺美术职业技术学院5校为项目试点高校,重点推进大学章程制定试点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其中,三江学院积极探索中国特色民办高校法人治理结构,建立了理事会、校行政、校党委三套领导班子的科学更替机制,受到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专家组的充分肯定。到2014年底,江苏已审议、核准了15所省属高校章程。 3.强化师生参与机制。 教师和学生是推进校园文化建设的主体。加强校园文化建设,在校园内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离不开师生的积极参与。特别是在校园制度文化建设方面,只有充分尊重师生的主体地位和首创精神,紧紧依靠师生,注重挖掘广大师生的创造智慧,使校园制度充分体现民主、法治、公平、正义等价值理念,才能最大范围、最大限度地激发师生参与学校建设的内在动力和昂扬向上的校园精神。南京师范大学近两年加快“教授治学”的探索步伐,全校25个学院全部组建了教授委员会。教授委员会由10至15名教授代表组成,行使学科建设、学术管理等治学事项方面的决策权。中国矿业大学从2013年开始选举在校生担任校务参事,校务参事可约见校领导对涉及学生切身利益的相关事务发表意见、表达诉求、建言献策,开创了大学生对学校工作“参政议政”的新模式,有效调动了学生参与学校建设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形成了共同推进学校事业发展的强大凝聚力和向心力。 三、培育敬业诚信的校园行为文化 行为文化是高校校园文化的具体体现,校园文化建设成效最终要体现在高校师生员工的教育实践、学习生活和文化活动中。高校只有大力加强校园文化品牌和思想文化阵地建设,并做到知行合一,使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成为大学师生日常的行为准则,进而成为自觉奉行的信念理念和行动指南,才能产生凝聚力,调动积极性,焕发战斗力。 1.形成见贤思齐的文化氛围。 强化先进典型的示范作用是推进高校校园文化建设最有效的方法之一,是形成见贤思齐校园行为文化的重要内容。通过发掘、总结、提炼、宣传代表时代精神的先进典型,让这些典型的感人事迹广为传播,用榜样的力量带动人、感召人、鼓舞人、激励人,对在高校校园形成学习先进、以德立教、爱岗敬业、教书育人、无私奉献的氛围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江苏教育系统涌现了一批得人心、暖人心、动人心、立得住、叫得响、有影响的先进典型。有坚持做“孩子心灵守护者”的南京晓庄学院陶勑恒教授,有敬业奉献的江苏大学景荣春教授,有用生命守望马克思主义阵地的盐城师范学院王强教授,有“最美基层教育干部”江苏大学邵仲义老师,有宁肯透支生命也不辜负使命的河海大学彭世彰教授,有舍己救人的常州机电职业技术学院耿高鹏同学,有“雷锋式好学警”南京森林警察学院阮泽来同学,有中国第一位“坐在轮椅上的女博士”南京师范大学侯晶晶,还有全国教书育人楷模南京市北京东路小学附属幼儿园吴邵萍老师、南通师范学校第二附属小学李吉林老师、南京市溧水区特殊教育学校校长葛华钦等。这些师生的感人事迹,使身边的先进典型可亲、可敬、可学、可效,使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变得生动具体,有效地拉近了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与广大师生内心情感的距离,有力地增强了师生对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的认知认同。 2.恪守诚实守信的学术道德。 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紧扣一个“德”字,注重道德实践、道德养成,突出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和个人品德教育。对于高校校园文化建设来说,就是要弘扬崇尚科学、探索真理、注重创新、奉献社会的科学精神,号召广大师生恪守“遵守学术规范、坚守学术诚信、完善学术人格、维护学术尊严”的学术道德,自觉成为优良学术道德的践行者和良好学术风气的维护者。2012年江苏成立高校学风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制订和修订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全省高校学风建设的意见》、《江苏高等学校学术不端行为处理规程(试行)》等一系列文件。全省各高校也建立健全了规章制度,坚持标本兼治、惩防并举,高校学术规范、学术道德、学术风气建设得到了切实加强。如南通大学出台了《学术道德建设暂行办法》、《研究生学术道德规范管理条例》,中国矿业大学将科学道德与学风建设的学习纳入研究生学分管理,并作为申请学位的必要条件。省教育厅、省科协每年对新入学的研究生进行集中的学风教育。目前,江苏高校加强科学道德和学风建设的长效机制已初步形成,恪守诚实守信的学术道德正成为校园文化建设的亮丽风景。 3.开展丰富多彩的校园活动。 在当前人们价值选择更加自由、多样化的大背景下,高校只有主动占领校园活动这一育人的主阵地,精心设计和组织内容丰富、形式新颖、健康向上、吸引力强的校园文化活动,把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爱国主义精神渗透到活动中去,才能有效凝聚师生、净化校园环境、培育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近年来,江苏高度重视校园文化活动的平台建设,注重挖掘校园文化的内涵,通过显性与隐性的艺术载体,丰富校园文化的形式和内容。江苏连续多年开展高雅艺术进校园、“文明风采”竞赛等活动,充分利用体现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的优秀文化品牌来提升校园文化品位。其中,持续十多年的“高雅艺术进校园”活动已成为江苏高校的“常青树”,累计演出千余场,观众近百万,覆盖95%以上的高校。 4.加强高校校园文化阵地建设。 当今,以社交网站、微博、微信等为代表的新媒体迅猛发展,信息传播日益快速便捷。“在这个世界里,利用权力垄断信息的可能性减少,居高临下式的说教不会被人接受,通过强制手段控制信息源的做法失效,信息传播的主体变成了公众。”我们必须主动应对,顺势而为,使高校校园文化阵地建设在创新中加强。目前,江苏省13个省辖市教育局、66个县(市、区)教育局及120所高校均开通了官方微博,大部分地区开通了官方微信。各地各校正按照中央关于新媒体建设“积极利用、科学发展、依法管理、确保安全”的基本方针,加快推进微博、微信、微视、新闻客户端等平台建设,不断提高网上舆论引导能力,提升校园文化建设的质量、水平和影响力。 四、结语 就高校而言,只有坚持以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为指引,充分发挥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的影响力、凝聚力和号召力,努力建成宣传科学理论、传播先进文化、塑造美好心灵的校园文化,才能积极引导师生自觉追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国家理想,弘扬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的社会价值,遵守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道德规范,真正把学生培养成为有高尚道德情操、有责任心、有正义感、有奉献精神的人。 作者:沈健 单位:江苏省教育厅办公室 优秀价值观论文: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小学教育论文 一、内化———在“多读书,读好书”中延伸 学校按照新课标提出的学生阅读目标,以创建“书香校园”为载体,积极倡导师生多读书、读好书,陶冶师生情操,提升小学生对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基本内容的认知水平。在具体工作中,按照“打基础,促提高,见成效,出经验”的工作步骤和“班班有书柜,人人有书读,管理有制度,促读有措施,评价有细则,读书有收获”的六有目标,一手抓硬件配套,一手抓制度建立和读书活动开展,满足师生日益增长的阅读需求。同时,要将一条条激励师生好读书的名言警句赫然于校园墙头,把优秀书目推荐、读书方法指导、读书成果展示等内容在橱窗、走廊内展出,营造读书氛围。在校园的花前树下、楼前楼后设置座椅供学生晨读。以优雅的阅读生态,培养学生爱读书的良好习惯。以广泛开展主题演讲、古诗文经典吟诵、读书知识竞赛等活动,引导学生通过读书了解中华民族的优良品格与精神,让师生在分享读书收获与愉悦的同时,提升对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基本内容的内化能力。通过“说、写、悟”等形式,将中华传统美德内化于学生之心。“说”就是通过开展“讲中华美德故事”、“我谈名言”等活动,帮助学生明是非,知荣辱,辨善恶。“写”就是在读书过程中,自觉的把一些名言警句摘录下来,积淀师生的文化思想底蕴,锤炼个人道德品质。“悟”就是通过写读书心得,从中感受和领悟中华优秀文学作品的思想和领袖、英雄、科学家等人物的高尚情操和人格魅力,引导学生领悟人生真谛,教育学生坚定社会主义信念,树立远大理想,使他们在健康向上的精神氛围中沐浴成长,进而形成健康的人格,为他们形成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奠定良好的基础。 二、外化———在“四项教育”中起步 小学时代,是人生价值观形成的“黄金期”,但也是一个可塑期。特别是农村小学生,由于受家庭不良教育和生活习俗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自私孤僻的性格和唯我独尊、我行我素、傲慢无礼的人生态度,给青少年正确人生价值观的形成带来了极大地障碍。在有序化教育板块中,以制订《教师一日常规》和《有序化教育细则》规范教育教学行为;以建立《考核制度》使有序化教育落实形成常态;以建立学生监督岗,构建学生自我管理网络。在团结友爱教育板块中,大力倡导学生奉献爱心,团结友爱,以大帮小,互帮互助,依靠学生服务学生。通过成立“爱心志愿者小分队”,引导师生争做爱心使者。设置“奉献者之歌”主题宣传橱窗,弘扬师生关心他人,乐于助人的典型事迹,促成充满慈爱与包容的优良校风。在良好生活习惯养成教育板块中,制定《小学生良好生活习惯准则》,规范学生在卫生、起居、就餐、待人接物等方面的行为,让学生做到行为有规矩,做事有准则。建立由政教,后勤、年级组、学生监督岗共同参与的学生日常行为监督体系,以周评比,月总结,帮助学生矫正进入寄宿生活后,不洗脸、不洗脚,饭前便后不洗手,和衣睡觉等生活陋习,铸造学生自立自强,尊敬师长的品格。在礼仪教育板块中,坚持正面引导的原则,培养学生继承和弘扬我国优秀传统礼仪。让学生自觉对照《小学生日常行为规范》规范自己的言行,结合不同年级学生的接受能力和学生日常言谈举止中存在的问题,从站姿、坐姿、走姿、问候、致意和接物等方面规范学生的礼仪行为,在校门口、楼道、校园等处设置文明礼仪示范岗,以“礼仪标兵”流动红旗评比活动落实学校、年级、班级量化管理制度,把个人言行与集体荣誉联系起来,引导学生改掉站立行走中存在的不正确行为和待人接物时缺少礼仪礼貌的现象,磨砺学生的实践毅力,在践行中促进文明习惯的养成。通过上述四项教育的实施,不仅让学生从小学会讲文明、讲礼貌、讲秩序、讲卫生的良好习惯和自己的事自己做,自己管理自己的能力,而且让学生要形成礼貌待人,与人为善等优良品质,为他们健康完美价值观的形成打上鲜亮的底色。 三、品质———在“实践活动”中形成 农村寄宿制小学封闭式管理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学生的思家之绪,造成学生情绪低落,生活乏味。结合“雏鹰争章”活动,开展“梦想之星”、“校园之星”评选活动,以重大节日和国家大事为契机,对学生进行民族复兴精神教育。同时,把“校园文化”和校园景观作为小学生认知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的重要阵地,建好校园文化长廊,以“爱党、爱国、爱人民、爱家乡,爱母校”为主题,精心遴选建党、建国伟业历程中的重大事件和反映中华民族智慧、勤劳、勇敢精神的画面,绘制墙画,精心设置反映中华民族“仁善、谦让、诚信”等传统美德的标语,深化“五爱”教育。 作者:何兴泉 单位:酒泉市肃州区银达中心小学 优秀价值观论文:高校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论文 一、当前强化高校大学生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念的重要性 (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接班人培育的必要条件 当今高校中的大学生由于受到高等教育,其知识与专业储备水平较高,因此是未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优秀力量。因此,加强对于高校大学生的社会主义价值观教育不仅能够使大学生树立正确科学的三观,实现其思想政治素养的切实提升,从而有助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长治久安,真正实现我国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得意繁荣发展;同时,当前社会是竞争日益激烈的社会,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转型的特殊时期,因此加强对于高校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能够增强其对于民族文化的向心力与凝聚力,从而认识到自身在社会建设中的重要性与所肩负的历史使命。坚定社会主义道路良好建设的信念,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贡献力量。 (二)建设和谐高校乃至和谐社会的必要条件 高校大学生承担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历史使命,肩负着重要的责任,因此可以说他们是祖国与民族的未来与希望,他们掌握着先进的知识与文化。然而当前部分大学生在受到西方国家多元化思潮的影响之下,其思想观念上出现了误差与迷茫,主要表现为大学生的政治信仰不坚定、价值判断力不够明确、普遍缺乏良好的诚信意识且崇尚拜金,另外,在外来反动文化的冲击之下,部分大学生的心理也出现了问题。因此,只有在高校中加强对于社会主义优秀价值的宣传才能够让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念,弘扬正确的政治思潮,加深大学生的爱国情感与民族意识,在时代不断发展的同时践行民族创新意识,从而促进校园文化的和谐有序发展,为后期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奠定坚实的基础。 (三)高校大学生实现自身身心健康发展的必要条件 另外,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念对于大学生自身的发展同样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成为大学生身心健康发展过程中的必然需求条件之一。高校中所开展的思想政治教育课程有助于大学生将自己所学到的科学内涵充分转化为一定的文化素养成分,提高大学生的综合素质水平。同时,大学生通过在高校中学习科学的思想政治理论知识,在学习与生活过程中能够自觉采用所学到的科学的世界观与方法论去看待并解决问题,引用马克思主义对于问题分析的方法找寻答案。另外,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还能够向大学生展开社会主义荣辱观以及爱国主义的教育,从而使学生树立民族的自尊心与自信心,发扬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如自强不息、勤俭节约等优秀精神,这些都能够很好提升大学生的政治素养,促进其身心实现全面发展。 二、高等院校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的不足之处 (一)就教学方式而言,单调枯燥 作为每一所高等院校所必须开设的课程,思想政治课程正是对高校大学生进行社会主义价值观念进行宣传的主要途径。高校的大学生正是通过在思想政治理论课程上的学习才能够逐步树立起正确的三观,即世界观、人生观与价值观,高效率的思想政治课程能够使得大部分的大学生能够在情感上实现同社会主义价值观念的认同与共鸣。但是笔者发现,由于受到传统教学方式的影响,当前高校的思想政治课程在教授上依旧是教师单独讲授为主,同学生之间的互动沟通比较欠缺,学生在这种单一理论知识的学习过程中自然就不能够提高学习的主动性与积极性,逐步丧失了对于该课程的学习兴趣。“填鸭式”的教学显然不能够满足当前学生学习的需求,枯燥的学习方式无疑使得学生难以真正做到对于优秀价值观念理论的学习中去。 (二)就教学手段而言,明显滞后 在当前大部分高校的思想政治课程的教学上,由于受到传统教学手段的影响,使得学生的学习成为一种知识灌输式的“填鸭式”教学,这样便使得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难以做到对于知识理论中重难点的准确把握。另外,由于教学手段明显滞后,多元化的教学模式没有引进到高校思想政治教学中去,从而使得学生对于该课程的学习兴趣大幅度降低,往往会出现学生厌学的不良现象。当前部分高校已经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从而在思想政治课程的教学上适时引进了新的教学方式,如多媒体教学,通过采用互联网与计算机多媒体的途径提高学生对于课程的学习兴趣,同时有助于实现课程讲授的多元化,大大提高了课堂效率。 (三)就教学内容而言,相对乏味 笔者发现,我国高校受到传统固化的教学思维模式的影响,从而在教学内容上依旧难以满足不同学生的需求。固化呆板的教学内容难以创设一个利于学生进行学习的氛围,另外在教学内容上所存在的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就是理论知识同实践之间的脱节。这正是课上教学同课下教育存在的衔接上的弊端所在,教育理应在理论与实践上做好彼此的衔接工作,理论知识同实际生活密切相联系,而不仅仅局限于固化的课本内容。这种乏味的教学内容难以激发学生的兴趣,不利于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在高校中的宣传教育。 三、实践高校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念教育的对策与路径 (一)注重对于高校教师在社会主义优秀价值领域的塑造 高校教师是知识普及传授的主体,同时也是大学思想政治课程教学的主体,因此对于大学生的思想政治素养高低产生直接影响的因素就是高校教师所具备的社会主义优秀价值教学意识水平的高低。也就是说只有那些具有较高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念教学意识的教师方能够在思想政治课程的教学过程中向学生有效传递符合社会价值观念的思想意识,在教学水平上也明显处于优势的地位。高校的教师,特别是那些党员骨干教师更应当充分发挥自身教育教学的带头作用,在教育教学过程中应当切实做到学以致用,学思结合,充分将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融入到教材中、教学方法中去。通过高水平的社会主义优秀价值教学意识,培养学生对于高校思想政治课程的学习兴趣与实践能力。可以看出,高校教师的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念的教学意识对于高校的思想政治教学产生着直接的影响,对于学生思想价值观念的形成也具有重要的作用。为此,高校应当切实加强对于教师的优秀价值观念领域的教学培训并融入到其评价激励体系中去。 (二)与时俱进,不断创新教学方式 当前在我国高等院校中普遍开设了“两课”,所谓的两课就是指思想政治教育课程以及马克思主义相关理论课程。因此对于高校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而言,两课是开展德育工作的主要途径。针对于大学生的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教育,其实就是在开展两课教育的过程中普及关于优秀价值观念的理论知识,从而通过课堂的渗透作用使学生能够受到社会主义优秀价值理念的教育与熏陶,提升自我素养。由于部分高校的思政教师在教学方式上依旧采用传统的讲授式教学模式,即知识大满灌、填鸭式的教学等落后的教学方式,显然既不能够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同时还有可能导致学生厌学情绪的出现,不利于课堂效率的提高。因此,高校教师的教学方式应当做到与时俱进,不断创新,在教学模式上以学生的学习需求为导向,如可以充分采用讨论式教学或是互动式的教学模式,同时还可以依托网络科技技术开展多媒体课堂教学,通过学生讲演、辩论的形式充分发挥学生的学习主体地位。同时高校教师可以充分借鉴国内外其他高等院校的先进教学方式,尊重学生的不同学习需求,一切以学生的需求为出发点与落脚点,在实际教学的过程中对于学生的疑问应当予以合理解答,可以采用理论知识同社会实践相结合的模式带领学生寻求答案,不仅巩固了所学的专业知识,同时还提高了学生的社会实践能力。 (三)充分调动大学生组织进行自我教育 高校中有为数众多的团体如学生会以及班委、团委、各项社团组织等,这些组织都是高校大学生进行自我管理与教育,同时进行自我服务的一种形式与途径。因此,可以说这些团体组织在高校大学生群体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不论是在学生的学习中还是在日常的生活中都是不可取代的,通过组织设立之初所制定的相关规章条款对于学生的行为予以限制,并且组织规章中渗透着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的主要内容,如团结友爱、奋发向上,积极进取等优秀的价值理念,对于大学生价值观念的塑造具有直接的影响。同时学生组织的相关负责人一般都是学校班级中的党员班干,他们不仅具有较强的组织能力,同时其言行对于大部分的学生具有一种带头示范的作用。因此,还应当充分加强对于团体组织负责人的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念的一种教育,使他们具有较高的优秀价值意识,并充分发挥同龄间沟通无障碍的优势条件,通过他们的组织将这种优秀的价值观念渗透到组织中的其他群体中。通过部分去影响整体,少数人来感染多数人,使组织的负责人成为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念的传播者与影响者。另外,高校的各项团体在组织学生开展各种活动的过程中应当切实做到其活动主旨同社会主义优秀价值理念相契合,通过多样化的校园活动,使得大学生能够在一个轻松欢快的氛围中接受先进的社会主义优秀价值理念教育。 (四)不断强化高校开展公益活动的力度 社会上的公益活动正是中华民族优良传统文化的一种延续,同时这也是我国建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一种内在需求。高等院校的大学生作为新时代知识青年群体的代表,不仅要学习专业的理论知识,同时还应当积极参与到社会公益活动中去,不断发扬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美德,增强大学生对于社会公众的历史责任感与使命感。各大高校在积极开展思想政治理论课程的同时,在学生掌握必要的理论知识的基础之上积极开展各种各样的社会公益性活动,发展大学生社会公益社团或组织,投身于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的实践活动中去,如探望革命先烈,为城市环境做义工或是向社会公众普及法律维权知识等。通过切身的实践增强大学生同社会公众的联系,使得大学生能够深入了解社会民情,在做事中学会做人,践行并培育自身的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念。正是通过积极参与社会公益性的活动,高校的大学生在帮助他人的同时也提升了自身的素养,亲身感受到了社会中所存在着的真善美,使他们受到了最为现实的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的教育。这就要求高校中的组织团体,特别是大学生共青团应当积极响应国家的号召,为高校大学生参与公益活动提供必要的渠道与平台,使他们能够在每一次的公益活动中能够培育助人为乐、无私奉献、积极进取的传统美德,践行集体主义与爱国主义的精神理念,实现自我全面提升。 作者:徐莲 单位:安徽财贸职业学院行知管理学院 优秀价值观论文:优秀价值观视域下企业发展论文 一、坚持党组织的政治优秀地位,为培育优秀价值观提供坚强的组织保证 党组织是企业的政治优秀,这是由国有企业的性质所决定的。改革开放以来,无论社会环境发生怎样的变化,无论人们的思想观念发生怎样的变化,北车长客股份公司始终坚持党组织政治优秀地位不动摇,始终坚信政治思想对人的塑造和激励作用。在认真履行保证监督职能、积极参与重大问题决策、为企业科学发展把关定向的同时,不断加强企业基层党组织建设,形成了包括工会组织、共青团组织在内的完整的党工团组织体系。适应形势发展的要求,不断健全完善党支部书记业务交流和培训体系,实行了党支部书记定期述职制度,使之成为总结工作、交流经验、提升能力素养、实行正负激励的平台。通过不断提升党支部书记队伍自身素质和能力,使企业党组织政治优秀作用真正能够在基层得以落实。坚持“优中选优”的原则,不断改善党员队伍结构,提高发展党员质量。坚持创新求变,围绕企业需求,从生产经营各项工作出发,不断创新思路和方法。开展了把党员培养成骨干、把骨干培养成党员的“双培”活动以及“学技练功”活动、“党员先锋岗”活动等,不断提高党员的素质和能力,使广大党员真正做到思想境界高一层,技术业务优一筹,工作生产先一步,真正成为职工队伍中的领头兵和佼佼者,真正体现党员的先进性。与此同时,北车长客股份公司还创建了“可视化党建”品牌活动,将党组织的活动与企业需求紧紧联系在一起,形成量化可视的形态。围绕企业发展需求,引导基层党组织将支委会开成议事会、出谋划策会,将党员大会开成形势任务宣讲会、党务公开会,将党小组会开成交心会、拜师会、帮带会,党课既学党的理论知识,也能够作为业务技能交流培训的平台。还实行党员实名挂牌上岗,等等。通过开放的、互动的党建工作平台,将党组织的工作置于职工群众的视线之内,使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可触可摸,可以具体化,形成具体的导向,形成“磁场”效应,增强了党组织的凝聚力和感召力,促进了政治优秀作用的发挥。 二、坚持把思想教育作为企业经营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优秀价值观提供良好的培育环境 作为大型国有企业,思想政治工作是区别于其他经济体所独有的政治优势,是企业经营建设、管理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长客60年来一以贯之、持续不断培育优秀价值观的重要载体。长客始终把爱国、敬业、创新、超越和勇于担当起大型国有企业的历史责任作为企业价值观的优秀内容,结合企业建设发展实际,在职工中不断地灌输和实践,从而使企业在高铁建设中所反映出来的精神成果与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实现高度吻合。上世纪五十年代末,企业还没有建成就赶上国民经济困难时期,国家决定企业“下马”。当时的企业党委和主要领导在一无厂房、二无设备、三无产品销路、国家停止投入的特殊情况下,坚定地担负起自力更生、自建工厂、自找活源、自谋生路的重担。靠一锹一锹地挖,一担一担地挑,建成了工厂;靠土法上马,自制设备、自制工装,形成了生产能力;靠转产货车、承揽加工,挺过了困难时期,并且生产出新中国第一辆22型铁路客车,开创了国产铁路客车的历史,并于1967年研制出中国第一辆地铁电动客车,成为中国城铁车的摇篮。也就是从那个艰苦年代起,企业就开始在职工中开展以爱国、敬业、创新、超越为优秀内容的价值观教育,涌现出工厂的“八面红旗”和“红色管家人”等许多先进典型,形成了以自力更生、产业报国为优秀的最朴素的企业价值观。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国家百废待举,铁路客运迅速成为国民经济建设的瓶颈。为了缓解铁路客运的紧张局面,企业在技术设备条件不具备的情况下,承担起多造车、上产量的历史重任,艰苦奋斗,负重爬坡。1984年客车产量达到680辆,比改革开放前的1978年增长57%。1985年为完成国家“六五”计划,企业大幅度增产,新造客车达910辆,增长幅度达33.8%。在这样一个过程中,形成了带有明显时代印记的“顾全大局、艰苦奋斗、团结协作、讲求实效”的企业价值观。本世纪初,在高速铁路建设过程中,企业为了维护国家利益,毅然承担起研制CRH5型动车组的重任。面对尚未定型且需要将集中动力改为分散动力的产品研制现状,企业顶着竞争对手全盘引进成熟技术、批量生产并迅速占领市场的威胁,顶着边试制生产边运营上线,新产品试验过程必然出现的故障影响运营所带来的市场、客户、旅客等多方面的巨大压力,坚持创新求实的科学态度和百折不回的进取精神,从增强对动车组的认识和对具体问题的分析入手,从设计到修改,从生产到调试一项一项地论证,一项一项地摸索,一项一项地试验,认真体会、反复揣摩,经过无数次失败的挫折,终于突破研制瓶颈,掌握了CRH5型动车组优秀技术,将其打造成为250km/h速度等级中世界最先进的动车组。通过这一过程,企业真正实现了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的目的,实现中国动车组技术与世界接轨。此后,企业再接再厉研制成功世界最先进的CRH380B系列高速动车组、3A及混合动力高速动车组。也正是在这次血与火的洗礼中,企业形成了“学习创新、技能报国,为中国梦提速”的中国第一代高铁工人精神。几十年来,在发展建设的各个历史阶段,企业在克服重重发展困难的过程中,始终如一地坚持把优秀价值观教育与企业发展要求结合在一起,坚持开展每年一题的专题教育,把职工的思想和行动紧紧地凝聚在发展的旗帜下。近些年来,企业围绕高速车研制过程中遇到的重重困难开展多种形式的思想教育,提出了“培育精细品质,打造民族品牌”的优秀理念,从接轨世界、建设世界一流企业的要求出发,努力培育职工的现代职业精神。围绕提高产品质量、提高工作标准,开展建设操作文化、动车文化活动。针对青年职工比例大幅提高的实际,开展“青年职工思想教育示范基地”活动,还开展“职工读书活动”、“长客大姐”活动等。多年来,这一系列的思想教育活动,随着时代的发展内容在不断地深化,但是始终如一地贯穿着爱国、敬业、创新、超越等主题,始终如一地与企业发展要求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与经营管理同步策划、同步实施,已经成为企业经营管理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正是通过这样一个持之以恒、持续不断的培育过程,在企业中围绕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形成了特定的价值取向和是非标准,形成了推进企业进步和奋发向上的积极力量。 三、坚持把中国梦、企业梦与个人发展梦联系在一起,为培育优秀价值观创造制度保障 国有企业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坚强基础,是发展国民经济的坚强主体,是增强国家竞争力的坚强支柱,国有企业的发展是国家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实现中国梦就是要从实现企业梦开始。而人的现代化是企业现代化的基石。人不仅仅是企业建设发展的动力,更是目的,在建设发展企业过程中实现人的价值,才是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为此,企业始终把实现中国梦、企业梦与实现职工个人发展梦统一在一起。坚持求真务实,创新企业发展理念和管理理念。技术引进之初,针对以往计划经济体制下在部分领导干部中形成的传统思维定势,开展了以求真务实为优秀的思想整顿活动,强调在经济全球化大背景条件下定位企业自我,以世界一流企业为目标,把找问题、找差距和不断提升自我作为企业发展的永恒主题。引导干部职工全面审视在思想观念、发展理念、工作作风中存在的不足,发现在新的发展机遇面前存在的问题和差距,实事求是地进行剖析和整改。同时,以党委理论中心组为龙头加强领导干部思想教育,强化理论武装,形成了时事政治理论、现代经营管理理论、推荐自学“三位一体”的内容模式;学习与研讨相结合、集中专题性学习与分散自学相结合的组织模式;两级领导干部“述学”和将理论学习纳入领导干部素质考核的管理模式;利用局域网“影音课堂”、“理论频道”进行指导交流的反馈提高模式。从而不断提升各级领导干部的理论思维能力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围绕提高职工队伍的思想文化素质,企业以国家建设为大背景,立足企业使命和责任,在全体职工中开展每年一个专题的思想教育,围绕重要发展目标、重大发展节点,坚持开展专题性的教育,更多地通过文化建设引导职工把个人发展与企业建设发展很好地结合在一起,在献身事业的过程中提升自我,实现价值。开展了“我与企业共同成长、同享成功”主题教育,以适应发展要求、提升自身素养为优秀的现代职业精神教育,以建设精细文化为优秀内容的职业道德教育。组织开展宣誓活动,结合提高产品质量,强调“一点也不能差、差一点也不行”的质量理念,结合建厂60周年开展企业优良传统教育,倡导“与祖国同行,与企业共成长”的发展理念。实施人机工程。通过采用先进的技术、设备和先进的管理方式,创造优良工作环境,降低人的劳动强度,使员工实现愉悦工作。实施人才工程。形成了技能培训、政策激励、竞赛引导相结合的人才成长机制,完善了公司三级培训管理体系。建立先进的焊接培训基地,从具有高超实际操作能力与丰富理论知识的骨干、专家中选拔1555名专兼职教师,开展不同层次的培训活动。通过厂校联合办学、网络办学等不同形式,满足各层次职工的岗位需要,保证了培训学习的针对性。从管理机制上建立和实施人才培养战略,制定并实施了专家、拔尖人才、操作师等一系列人才成长激励政策。成立了首批5个“首席操作师工作站”。发挥博士后工作流动站和部级技术中心的优势,建立了一支以博士领衔,硕士生、本科生为主体的拔尖人才队伍。研发人员平均年龄34岁,工作经历10年,研发团队经历过20余项国际合作项目、30余项部级重点项目、200余项企业新产品研发的锻炼,接受过国外系统培训,承担过对国外进行技术指导的任务,每年研发新产品都超过30项。在操作人员中,形成以首席操作师、一级操作师、二级操作师、三级操作师、高级技师、师技为骨干的工人人才梯队。铝合金和不锈钢焊接、焊接机械手、数控操作工、车电工、调试工等优秀岗位操作人员数量明显增加,具有欧洲焊接资质的有400多人。其中,焊工李万君获得中华技能大奖,机械手操作者谢元立获得中央企业劳动模范称号。2012年李万君、谢元立双双被选为党的十八大代表。围绕提高职业技能,在职工中常年开展科技练兵、技能大赛活动,开展“选尖子、抓典型、树样板”活动,开展劳动竞赛、提出合理化建议、技术革新等活动。形成了长赛不断线、短赛攻关键的竞赛机制。通过这些活动培养了一大批技术尖子和能手。 四、结语 几十年来,北车长客股份公司始终坚持爱国、敬业,勇于担当大型国有企业的历史责任,并且将其贯穿到企业建设发展的各个历史时期,贯穿到克服企业发展障碍的过程中去。始终坚持企业党组织政治优秀地位,坚持思想政治工作不动摇,坚持以人为本的政策制度导向,实事求是,与时俱进,从而将企业优秀价值观与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很好地结合在一起。 作者:赵大勇 优秀价值观论文:优秀价值观下的校园文化建设论文 一、新媒体为推进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融入高校校园文化建设提供了良好机遇 (一)作为高校校园文化建设的重要参与 者,大学生已成为新媒体使用的主力军2013年1月,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第31次《中国互联网发展统计报告》:截至2012年12月,中国互联网普及率为42.1%,手机网民4.2亿。其中,大学生是新媒体工具的重要使用群体。新媒体已经像空气、阳光一样,使当代大学生处于了“媒介化生存”状态。其传播的多样性、广泛的覆盖性、良好的交互性和便利的即时性,为大学生获取知识、开阔视野、交流思想、传递情感、休闲娱乐、宣泄压力带来了极大的便利,也让高校校园文化呈现出多姿多彩的别样生机。新媒体对大学生前所未有的吸引力,为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融入高校校园文化建设创造了传统媒体难以比拟的优越条件。 (二)新媒体为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融入 高校校园文化建设创新了载体,搭建了平台相比高校以课堂、宣传栏、校园广播等传统载体而言,新媒体有力地提升了校园文化的科技含量和建设水平。深受大学生喜爱的QQ空间、校园网、数字电视、手机电视、博客、微博、微信、手机报、电子邮件、网络视频、社交网站、电子杂志、播客、IPTV(流媒体视频)等新媒体形式,具有以往任何一种传播技术和媒体工具都无法企及的独特优势。运用新媒体各类载体和平台开展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融入高校校园文化建设,可以不受时间、地点限制,随时随地进行,并有利于师生之间进行平等、亲切、自然的沟通,改变了“我讲你听,我说你做”的传统的教育模式,可以有效调动大学生接受教育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学校也能通过新媒体深入了解学生的学习思想动态,可以快速主动地传播正确的思想、理论与政策。 (三)新媒体能为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融 入高校校园文化建设提供丰富的内容支持新媒体以文本、图片、音频、视频、动画等多种形态呈现主流政治、经济、科技、文化信息内容,为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融入高校校园文化提供了丰富的素材与资源。学生可以利用手机、电脑等从互联网上获得大量的教育资源,进行交互学习。而且也因新媒体内容资源更具有故事性、人情味和现场感,也就更容易形成多米诺骨牌效应,对高校师生思想道德、观念态度、行为方式的形成与发展产生良好的导向作用,进而引发正向的连锁反应,最大限度地提升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融入高校校园文化建设的成效。 二、运用新媒体推进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融入高校校园文化建设的方法路径 (一)运用新媒体将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 融入高校校园精神文化建设一是利用校园门户网站、手机微信、网络视频、电子杂志等新媒体手段充分展示学校的办学历史、办学理念,做好校训、校歌、校风、学风等的阐释宣传工作,在潜移默化中增进广大师生热爱祖国的情感,加强个人道德品质修养的自觉性,诚信做人,塑造全校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推动校园精神文化建设和学校的和谐发展。二是创新教育教学方式,利用数字电视、手机电视、博客、微博、播客、IPTV等学生喜闻乐见的新媒体方式,将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融入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中,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增强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的吸引力和感染力。三是将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融入校园微博文化中,积极培育“网络大V”,以微话题、微讲坛等形式,推动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融入高校校园文化建设,引导广大师生积极参与。 (二)运用新媒体将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 融入高校校园物质文化建设要有效利用QQ空间、校园网、博客、微博、微信、手机报、网络视频、社交网站、播客等新媒体技术,运用文字、图片、视频、动画等形式全方位、多层次展现和宣传学校的图书馆、教学楼、学生活动中心等校园硬件设施及校园绿化美化、风景特色等自然环境文化的人文魅力,培养师生的拼搏进取精神、爱校意识、责任意识以及创新意识,使广大师生在怡情冶性、提升境界、完善人格的同时,潜移默化地感受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的精神实质。 (三)运用新媒体将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 融入高校校园制度文化建设一是要以生动具体的新媒体形式积极普及率校园规章制度和法律法规知识,增强广大师生的民主法制观念,对师生的言行进行规范、引导和激励。二是依靠新媒体大力倡导依法治校理念,增强师生的法制意识,维护师生的正当权益,对学校的美政、善政通过新媒体予以宣传褒扬,对学校不尽如人意的规章制度提出合进改进意见。运用新媒体的力量将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融入学校的制度建设,促进学校形成公正法治的凝聚合力。(四)运用新媒体将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融入高校校园行为文化建设一是运用新媒体将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融入高校的读书研讨、学术讲座、科技竞赛之中,进一步增强广大师生改革创新的精神和报效祖国的激情。二是利用新媒体组织、参与、分享高校的辩论赛、文艺晚会、演讲比赛、书法比赛、摄影大赛、运动会等,深入地将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渗透融入到高校文娱体育活动中,发挥文娱活动传播正能量的积极作用。三是充分发挥新媒体互动性强、参与广泛的优势,努力推动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融入大学生的社会实践、社会调查、志愿服务、科技发明和勤工助学等相关活动,促使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在大学生身上“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三、构建新媒体推进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融入高校校园文化建设的保障机制 (一)努力优化高校新媒体运用环境 高校教育工作者要全面学习新媒体技术,深刻把握新媒体环境下的教育规律,转变传统“居高临下”的灌输教育观念,切实提高自身思想理论水平和新媒体宣传能力。此外,高校教育工作者必须充分认识到新媒体对于推进社会主义主义优秀价值观融入高校校园文化建设的创新作用,在熟练掌握新媒体技术的基础上,把新媒体变为改进和创新校园文化建设的先进工具,使高校校园文化符合“教育现代化、信息化”的要求。 (二)大力强化对高校新媒体舆情的引导监控 高校教育工作者要充分认识到新媒体的海量信息对高校校园文化建设是一把“双刃剑”。它既能为大学校园文化建设注入了新的活力,也会因其中低俗不健康的信息影响大学生的成长成才。这就要求高校一方面要大力唱响网上思想文化的主旋律,传播科学真理,宣传先进文化,塑造美好心灵,弘扬社会正气,并通过培养网络正能量“意见领袖”,以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引导新媒体舆情,争取掌握网络话语主动权;另一方面要发挥高校的人才技术优势,与电信网络运营商合作,积极开发高新新媒体监控软件,强化技术监控能力。 (三)着力提升大学生的新媒体素养和文化选择能力 大学生的新媒体素养是社会主义事业合格接班人综合素养的重要组成部分。高校应以专题讲座、新生手册、倡议书、文明公约、大型签名活动等方式,将培养大学生新媒体素养融入大学精神文明建设、校园文化建设等活动中,使大学生具备良好的网络信息辨别分析能力和文化选择能力,有效增强他们的网络道德法律意识和用新媒体推进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融入校园文化建设的主观能动性,保证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在高校内外无处不在,无时不有。 作者:谭东梅 单位: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优秀价值观论文:基于优秀价值观的企业文化论文 1企业文化的基本内涵 1.1物质文化层面。 企业作为各类生产产品的制造者之市场经济体系的一分子,物质文化主要是指企业所制造的产品以及企业自由的物质设施等为主体的器物文化,它是以企业的物质形态为代表的处于表层的企业文化。 1.2行为文化层面。 行为文化主要指企业的领导和各级员工在生产和管理过程中、在企业员工的学习培训和业余生活中的各类活动的文化特征。它代表了一个企业的精神气质和社会形象。 1.3制度文化层。 这个属于企业运行和管理过程中的主导层面,它主要涵盖企业管理机制、企业的组织运行机构和企业的现代化管理制度等三个方面,制度文化层是现代企业管理水平是否先进的优秀层面,其水准的高低直接影响到企业的现实生存状态和未来的发展空间。 1.4精神文化层。 精神文化层居于企业文化的优秀位置,它是在企业的长期发展中逐渐形成的,它主要是指将企业的领导和多数员工凝聚起来的大家所自觉认同的共同目标和基本观念,它主要包括:企业优秀价值观、职业道德认知、企业精神等。精神文化潜伏于企业文化的最深层次,它构成了企业的灵魂,也是企业文化之优秀。企业文化的完整体系是由以上的物质文化、行为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所共同构成的,在这个体系中,精神文化居于基础地位,它从根本上决定和影响着制度文化、行为文化以及物质文化的状态、走向和水准,制度文化是一个纽带,它连接着精神文化与行为文化和物质文化。从企业文化的现实展开和社会体认来看,物质文化、行为文化和制度文化是企业的精神文化的辐射与体现。企业文化的四个层次是一个相互融合渗透、密切互动的关系,良好的企业文化体系可以实现四个层次之间积极的协调配合,打造一个内涵丰富、坚实有力又切实可行的企业文化。21世纪是一个全球化全面铺开、全面推进并广泛渗透的新时期,企业文化作为现代企业管理的重要领域,必须要紧密伴随时代的发展节拍,积极借鉴和整合现时代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等方面的优秀元素和成果。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导致了企业之间竞争的空前加剧,传统的单一型人才已经无法满足企业生存与发展的需求。全面发展的人才成为企业的迫切需求。未来的企业文化的建构中要越来越致力于将员工从过去被动式的存在转升为对企业生产和管理的自由自觉的参与和融入。随着社会生产力水平的快速提升和全社会物质文化水平的显著提高,社会关系的网络和其内部的交流将日益发达,这样的背景下,企业文化推动人的自由与全面发展这一人的本质性需求的实现,已经越来越成为现实的可操作目标。企业文化在人性的主旨上,不应仅仅把人当作“社会人”和“文化人”,更应把人看作“全面发展的人”,通过培育全面发展的人来提升企业的成长空间和打造企业的良好社会形象。 2积极健康的优秀价值观是构建现代企业文化的基石 按照现代管理理论,企业文化的体系表现为一个“陀螺”型结构的形态,企业文化的物质文化层、行为文化层、制度文化层和精神文化层构成了四个同心圆,四个同心圆由一个共同的中轴———企业的优秀价值观串接起来。按照陀螺理论,企业文化不是一个静态的模式,而是一个动态的存在与展开过程。企业文化的水准高低,主要取决于企业优秀价值观这一中轴与四个同心圆的相互耦合程度。按照企业文化的陀螺模型理论,企业的优秀价值观居于主导性的决定地位,精神文化是灵魂,制度文化作为支撑,行为文化是显性表征,物质文化是发展的基础。企业的精神文化是企业的灵魂,精神文化中最关键的基础和驱动是企业的优秀价值观。按照管理理论,处于起步阶段的小企业主要依靠经验式的人的管理,当规模扩大时,则提出了制度化管理的要求。当企业进一步发展面临做大做强时,企业文化的诉求就成为迫切的需求。企业的生产和管理活动如果缺失了精神文化的引导,如果只是对物质利益的纯粹追求,那企业的危机将时刻伴随。现代企业必须要在经济利益最大化与社会效益、生态效益之间,找到一个平衡,不能为了企业的一己私利而置社会效益和生态环境于不顾,这也是当前我国企业发展面临的一个现实难题。企业的优秀价值观在企业文化中起到支配和统率地位,它主导着企业的未来发展目标,引导着企业的精神坐标,它也能够有效的抑制不利于企业及员工现实和长远发展的一些消极因素。企业的优秀价值观是企业发展的标尺,当代中国和世界发展成功的企业都有自己独到的优秀价值观。譬如,联想集团的优秀价值观是“说到做到”;海尔集团的优秀价值观是“敬业报国,追求卓越”;飞利浦公司的优秀价值观是“客户至上、言出必行、人尽其才、团结协作”;丰田公司的优秀价值观“上下一致,制成服务;开发创造,产业报国;追求质朴,超越时代;鱼情友爱,亲如一家”。 3用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作为企业优秀价值观的向导,引领企业文化的发展 西方资本主义制度下,企业优秀价值观伴随资本主义的早期、中期和现代时期的不同阶段,先后经历了利益最大化价值观、管理至上价值观和社会效益价值观等的变换,从早期资本主义企业的片面追求经济利润最大化到对管理制度的关注、再到对企业经济利益、个人利益和社会效益的统筹兼顾,西方企业经历了一个优秀价值观随着时代而进步的进程。我国的企业在积极融入全球化竞争的过程中,可以积极借鉴西方企业的优秀价值观,但我们作为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一定要自觉地用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引领企业的优秀价值观。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提出了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的“三个倡导”,即“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按照“三个倡导”,企业的优秀价值观应注重以下两方面: 3.1企业文化要以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为引领。 一定要确立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要自觉的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积极成果指引企业文化;要在企业文化中大力宣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树立员工自觉的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的崇高信念;塑造新时期以爱国主义为优秀的民族精神,以改革创新为优秀的时代精神。我国一些知名企业在发展过程中纷纷提出了“产业报国”的理念,提升了企业的社会影响力,培育了企业员工强烈的国家意识和民族自尊心,员工的“爱国”和“敬业”,最后必须会有力地推动企业的现实和长远发展。 3.2贯彻“以人为本”理念,切实维护企业员工的合法权益。 企业文化建设中,要把企业员工的物质需要和精神需求放到首要的位置,创造自由、和谐的生产和工作环境,通过民主化管理给予员工平等的工作机会和参与管理的权利,要依法管理企业,贯彻法治理念,公正对待每一位员工,切实树立“以企业的发展成果服务员工,企业发展依靠员工”的先进理念。企业文化其本质上是人心工程,通过企业文化软实力的成功培育,可以为企业的长远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企业文化要积极贯彻和践行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就一定要把党的十八大倡导的“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的理念自觉融汇到企业文化的构建中,切实将企业的社会职责和自身发展实现最高的统一。 作者:朱晨静 刘思阳 杨莉英 宋春梅 单位:河北科技大学文法学院 石家庄经济学院社会科学部 优秀价值观论文:优秀价值观下高职院校法制教育论文 1高职院校法制教育面临的问题 1.1高职院校法制教育师资薄弱且资源局限 在高职教育中,因为重技能轻人文的大势,法制教育的师资队伍薄弱。目前,大学生的法制教育包含在“两课”中,并没有专业的法制教育教师队伍,而在“两课”教师队伍中,受到过专业的法律教育的教师非常少,多数教师是思想政治教育、伦理学、哲学等专业出身,在法制教学中,连教师自己都不懂,因此在教学中比较普遍的做法就是用道德教育替代了法制教育。法制教育中除了师资的薄弱外,其他条件也是非常的局限。图书馆的资源中法制类的资源少,学生法制实践基地少,学生校内法制活动设施少,因为法制教育师资的缺乏,因此与外界联系的法制教育基地也少,同时受经费制约等因素的影响,学生法制活动少。 1.2法制教育氛围不足 首先是学校的大环境没有法制的氛围。因为高职院校重视的是技能,而忽视了人文素养的培育,法制观念的培养几乎被忽略,一切为了提高学生的技能技术,形象地说就像是把学生塑造成一个机器人,只有技术技能的骨架,没有诸如法律素养等人文血肉。其次,高职院校管理从上到下的行政化管理模式,也不能为法制教育提供好的氛围。法制教育要有民主的氛围与基础,行政化的管理模式压制了民主的积极性,不能给法制教育良好的土壤,学生不能从法治的管理中汲取法制素养。第三,因为法制教育师资的不足,高职院校一般比较难组织起法制类型的学生活动。在高职院校的学生活动中,不是五彩缤纷的文艺活动,就是各种技术技能的比赛活动,在法制日、“3.15”等特殊的日子也不能见到几所高职院校有法制类的学生活动,除非开设了法律专业的学校。 2高职院校法制教育的必要性 2.1高职院校发展及学生成长需要 大学的功能,应当是对人的全面教育,使培养的学生能适应社会,适应优秀价值观的要求。高职院校并非一个技术技能的培训机构,培养的学生不能仅仅具有技能技术的功能,不仅仅是生产的工具,更是一个法制社会下的公民个体,在工作和生活中应当遵纪守法,依法维权,维护法律权威,信仰法律。同时高职大学生作为社会建设的主力军的组成部分,肩负着推动社会法制进步、践行社会优秀价值观的重任。大学生在成长的过程中,不仅仅要掌握专业技术,同时也要全面发展和成长。法制素养是其综合素质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只有具备一定的法制素养,才能适应法治社会的发展,适应优秀价值观的要求,也只有具有一定的法制素养才会敬畏和遵守法律,信守承诺,才能依法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2.2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建设的必然要求 高职学生作为未来社会主力建设者之一,在优秀价值观指引下,在法治国家的建设中,理应成为法制社会建设的践行者和推动者。但许多高职毕业生缺乏法律意识,并未树立法律信仰。一方面在校高职学生违法犯罪情况时有发生;另一方面,在高职学生毕业进入社会后,成为了社会建设者,甚至行业主力军后,一些人法制观念淡薄,并不依法依规办事,而是想方设法超越法律法规的制约,谋求不正当的利益,践踏了法制社会的公平与正义。这种情况一直在持续,但并没有引起社会的足够重视。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基本内容公布后,在理论层面对包括高职学生在内的大学生法制教育应该被重视,应该加强。在法制较发达的国家,对大学生法制教育均足够重视,法律意识和法律信仰是大学生及其毕业后的普遍意识和信仰,社会精英会不遗余力地维护法律的尊严,维护法制社会公平正义的价值追求。大学应当是社会价值取向的引领者和推动者,优秀价值观的引领下,高职院校对法制社会的建设有着自己的责任和义务,这种责任和义务的完成主要贯穿于对学生的教育中,对大学生进行法制教育,使其树立法律信仰,维护法律尊严,从而推动法制社会的建设,践行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的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内容。 3高职院校法制教育的有效途径探索 3.1把法制素养纳入培养目标 培养目标体现了人才培养的方向,高职教育培养的目标不仅仅要体现在对学生技能技术的培养上,还应该体现为对人的通识教育,培养适应社会需求的人。在优秀价值观的指引下,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理应成为高职学生的价值追求,在我们大多数的培养目标中对学生的素质一般概括为德智体,把法制素养包含于德育素养之中。在优秀价值观下,法制教育的理念也应进行调整。应当把法制素养和德智体一样并列设置,把法制教育单列出来,而不是把法制教育从属于德育教育之下。只有这样设置培养目标,调整法制教育的理念,从一开始就朝着培养具有法制素养的学生出发,才不会在实施中弱化或跳过法律素养的培育,使学生有机会获取法律知识,提升法律素养,从而认同和践行自由、平等、公平、法治的优秀价值观内容。 3.2改革课程设置和教学内容 法制教育课程是高职院校法制教育的主渠道,在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下,应该改变观念,把法制教育课程设立为一门独立的课程,使用独立的教材,而不是包含在德育教育之中,把法制教育放在和德育教育同样的位置。在我们这样一个人治历史悠久的国家,甚至应该把法制教育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以培育学生的法制观念,树立法律信仰,引领社会法制观念的形成,从而践行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的价值观。在高职院校独立设立法制教育的课程,一定会遇到阻力,因重视技术技能的教育,对人文课程不可能给太多的课时量,但为了实现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高职院校也要有所改变,必须开设必要的法制课程,以使学生能够充分理解现代法律的基本精神和价值追求,领会自由、平等、公平、正义的法律价值的可贵,以树立法律信仰。在认同法律价值追求的基础上,同时教会学生一些法律的知识,懂得遵法守法,并培育法律的思维方式,通过法律的途径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践行优秀价值观。法制教育课程的设置可以分为两部分进行,第一部分开设为公共的法制教育必修课程,主要学习法律发展的历史、法理学中法律的精神与价值追求,培养学生的法制观念与法律信仰,以及其他与公民生活工作密切相关的部门法中的内容,如劳动法、民法、诉讼法中的有关规定,掌握一些部门法的知识,解决实际当中遇到的问题;第二部分开设为专业选修课程,主要是学习与专业紧密联系的法律法规,为将来的职业生涯做好相应的准备。总之,只有单独开设法制教育的课程,才能彻底改变法制教育被挤压的现实,也只有单独开设法制教育课程,给予必要的课时,使用独立的教材,才能把法律的精神与价值讲解透彻,让学生能够真正领会与认同法律的价值追求,在掌握必要部门法的基础上养成法律思维习惯。 3.3提高法制教育师资队伍的法学水平 目前因法制教育内容设置在德育课程之中,多数教师并不具备法制教育的专业水平,努力的方向也不是法制教育,主要的精力放在思想道德修养方面,对法制教育的部分基本上用德育教育替代。在独立设置法律教育课程后,应该由专业的法律教学的教师来承担教学任务。一方面对新加入法制教育的教师设置一定的门槛,要求具备一定的法律专业水平;另一方面对原来从事法制教育但没有法律专业知识的教师加强培训,并对其在法律专业水平方面提出一定的要求,如通过培训与自学拿到一定的学位或资格证书,以在一定的时间内全面提升法制教育教师的专业化水平。 3.4形成法制教育的良好校园文化 法制课程课堂教育是主渠道,但良好的外部环境与氛围对学习的效果有较大的影响力,良好的法制校园文化氛围,是法律价值体现的现实载体,使学生在民主与法制的氛围下受到熏陶,加深对法律精神与价值的理解与认同,提升学习效果。一方面学校要朝民主管理、依法治校方面迈进,另一方面让学生参与到学校的管理中来,如学校规章制度的制定与实施,需要透明与程序。尤其在学生的自我管理上,充分发挥学生的作用,体现公开性、程序性,在一定的规则下有序运行。 3.5整合法制教育的资源 第一,吸纳司法系统成员加入高校的法制教育。司法系统成员普遍具备较高的法学水平,同时具有法律实践经验,掌握法学界的前沿动态,拥有法学实践中的鲜活案例,是难得的法制教育导师。作为高职院校,在法制教育自身师资队伍欠缺的情况下,适当吸纳司法系统的成员作为兼职教师或实践指导教师是行之有效的。例如吸纳司法系统中负责法律宣传的成员、律师事务所中的律师等担任兼职教师或校外法学实践的指导教师等。第二,发挥高校法学专业学生作用。因高职院校学生规模庞大,要比较充分地开展法律实践活动有较大的难度,高职院校教师普遍授课量大,在全程指导学生进行法律实践活动上时间和精力难于保证,因此吸纳高校的法学专业本科或研究生,尤其是高年级的学生,担任高职院校法律教育的实践活动指导者,可以有效解决这一难点。法学院高年级的学生,已经有了比较丰富的法学理论知识,对法理学、法律发展历史等有了较深刻的理解,对其自身所学专业的部门法也有了一定的掌握,他们也需要实践与锻炼的机会,可以鼓励和吸纳这些学生担任高职法律教育的实践指导者,协助教师开发和指导学生进行课外法律实践活动。如组织和指导高职学生进行法律知识比赛、模拟法庭、法律宣传、“3.15”活动日、联系和带领学生旁听庭审等活动。 3.6加大对法制教育实践活动的支持 高职学生在学习上有自己的特点,他们参与实践活动的积极性和能力比较强,因此在法制教育中,可以加大实践教学活动的设置。实践教学活动的增加将对场地、经费开支、教师工作精力等提出新的要求,高职院校应对这些新的要求提供相应的软件和硬件保障。在软件上应当鼓励教师开发和实施法制实践教学活动,给教师减轻精神压力增加动力;在硬件上给予保障,开辟固定的场所作为法制教育实践教学的保障,如模拟法庭场地、法制宣传专栏、法制教学网站等;在经费上予以专项支持,以购买实践教学中需要的设备设施和运行费用,以及给予指导教师相应的课酬等。 作者:夏果平 单位:广东岭南职业技术学院 优秀价值观论文:基于优秀价值观的科研管理论文 1我国高校科研管理现状 (1)个人层面——学术腐败的频现。 目前我国大多数高校科研管理中,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的博弈中,行政权力仍占据主动,一定程度造成科学研究人员学术自主权的缺乏,科研成果难以得到客观公正的评价。另一方面,也使得高校科研项目的申请、立项、结项的过程管理模式缺少规范的监督机制。更严重的是,部分学者自身存在的认为腐败低成本与高收益的扭曲的学术价值观,极大影响了我国高校学术创新能力的提升,也对社会造成了极坏的影响。 (2)社会层面——唯量唯利的学术市场化。 高校着眼于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需要,以市场需求为导向,才能充分发挥高校开展科学研究的资源优势。但由于社会对高校科研管理的评价最终都落实在成果的市场转化率上,是否为社会采纳成为评价高校科研管理成效的关键。在政府抑或市场更多参与高校科研管理的博弈中,政府已经逐步放权于市场。而且高校已经通过成立技术转移办公室、科技孵化器、大学创业园等,为科研管理的市场介入提供了直接渠道。部分高校已经逐渐脱离原本单纯的知识传播与科学研究职能,慢慢演变成为混合、复杂的市场经济组织。而在国家重点强调高校社会服务、文化传承功能的同时,如何从社会层面对接高校提升中华民族文化软实力的创新作用已愈显其重要性。 (3)国家层面——科技创新可持续发展的受限。 我国多数高校科研管理工作的实践表明,小课题、小作坊、小成果已远远不足以支撑一所高校的科技创新地位。缺乏跨学科、跨院系、跨院校的创新集团军的现状,高校科学研究将难以形成矩阵式的创新组织体系,充分发挥其科研的集成优势以推进国家整体科技创新能力的可持续发展。另外,从经费投入的角度来看,由于没有完全有效地将国家有限的经费集中投入到高校科研急需的重点项目中,政府投入的科研资金的使用效益难以达到最大化,这也同样制约了国家创新能力的可持续发展。 2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在高校科研管理中的构建 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源于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首次明确提出的一个科学命题——社会主义优秀价值体系,主要包括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优秀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优秀的时代精神、以“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4个方面的基本内容。这些基本内容之间相互联系、融会贯通,共同构成辩证统一的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并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通过“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做了最为明确的表征。在学术市场化的导向作用中,极可能导致高校迷失其教书育人、科学研究、传承文化等本质职能的严重后果。只有将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体现在高校科研管理创新发展的全局,坚持其对高校科研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才能充分发挥高校为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提供科技创新动力的支撑作用。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与高校科研管理创新发展的高度契合的实质,就是针对高校的全面发展提出了最高目标和最终归宿。 (1)坚持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对于高校科研管理创新发 展的长期指导。马克思主义思想反对唯心主义目的论,但同时也认为目的与人的发展具有辩证唯物的关系。当今正是以知识和信息为基础的知识经济大爆炸时代,知识和创新能力作为生产力,已经逐步取代了自然资源和资本等成为决定竞争结果的首要因素。马克思主义思想曾经颇具预见性地指出,知识生产力已经逐步控制,并逐步改造社会生活过程的条件。与马克思主义思想高度吻合的是,坚持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对高校科研管理的长期指导,将知识和创新能力作为首要生产力,改造社会生活,为社会生活服务。 (2)坚持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对于高校科研管理创新发 展的目标引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是创造人民美好生活的必由之路,是一条摆脱羸弱贫困、走向富裕和辉煌的道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想下,必须要从国家层面审视高校创新科技发展战略和顶层规划,保证科研项目具有一定公信力,不屈从个人利益、小团体利益和部门利益。按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目标,创建和完善现行的高校科研体制,形成有利于科研人员潜心科研的管理和评价机制。保证宽松自由的创新科研环境,形成有效的成果转化机制和畅通的成果转化渠道。 (3)坚持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对于高校科研管理创新发 展的基础要求。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因此,高校科研管理创新发展中社会优秀价值观主要体现在爱国主义和改革创新精神的基础要求中。高校科研管理的创新发展必须在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上达成共识,才能真正推动中华民族文化的大融合、大繁荣。坚持爱国主义和改革创新精神的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可以为高校科研管理凝聚人心,增强高校科研管理内涵发展的原则性、规范性和计划性,切实增强科研项目管理的科学性、前瞻性和指向性。 (4)坚持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对于高校科研管理创新发 展的道德约束。学术市场化使得高校科研管理运作中的各个主体与市场、政府的联系更加紧密,高校学术研究的价值观向同时关注社会服务、经济发展、社会关系等“多元化”价值体系倾斜,一定程度导致科学研究极易迷失方向,动摇科研管理的持续创新动力。而将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中强调的社会主义荣辱观作为科学研究的社会道德,对传统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进行重新阐释,通过塑造科学研究精神的道德约束,更进一步地强调他律与自律的结合。其中,一方面,利用他律——建立和完善科学的高校科研管理评价机制和体系,将最大可能地消除目前评价科研成果重数量轻质量的现状。另一方面,利用高校科研人员的自律,推动实现高校学术道德机制和行为的内化。 3明确高校科研管理创新发展定位 高校科研管理的创新发展是提倡实现科研项目在质量和效率上的双发展,亦即所谓的内涵式发展。只有将高校科研管理创新发展定位于内涵式发展,才是高校科研管理实现均衡与优化目标的优秀诉求,也是为国家创新发展提供强有力技术支持和人才资源的关键。在高校科研管理创新的内涵式发展中,应更注重针对科研项目过程管理现实状况的评价体系的改革,积极探索符合高校科研管理的资源配置和组织模式,突破制约高校科技创新能力提升的体制障碍,促进创新主体间的分工合作。还要积极探索打破高校与社会其他创新主体间的体制壁垒与思路障碍,促进创新组织从分散、封闭、低效的方式向集聚、开放、高效的方式转变,充分释放人才、资本、信息、技术等创新要素活力,建立面向未来、以国家重大需求为导向、协作共赢的高校科技创新发展模式。 作者:吴定会 单位:江南大学 优秀价值观论文:优秀价值观视域下的企业文化论文 1企业文化的基本内涵 1.1物质文化层面。 企业作为各类生产产品的制造者之市场经济体系的一分子,物质文化主要是指企业所制造的产品以及企业自由的物质设施等为主体的器物文化,它是以企业的物质形态为代表的处于表层的企业文化。 1.2行为文化层面。 行为文化主要指企业的领导和各级员工在生产和管理过程中、在企业员工的学习培训和业余生活中的各类活动的文化特征。它代表了一个企业的精神气质和社会形象。 1.3制度文化层。 这个属于企业运行和管理过程中的主导层面,它主要涵盖企业管理机制、企业的组织运行机构和企业的现代化管理制度等三个方面,制度文化层是现代企业管理水平是否先进的优秀层面,其水准的高低直接影响到企业的现实生存状态和未来的发展空间。 1.4精神文化层。 精神文化层居于企业文化的优秀位置,它是在企业的长期发展中逐渐形成的,它主要是指将企业的领导和多数员工凝聚起来的大家所自觉认同的共同目标和基本观念,它主要包括:企业优秀价值观、职业道德认知、企业精神等。精神文化潜伏于企业文化的最深层次,它构成了企业的灵魂,也是企业文化之优秀。企业文化的完整体系是由以上的物质文化、行为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所共同构成的,在这个体系中,精神文化居于基础地位,它从根本上决定和影响着制度文化、行为文化以及物质文化的状态、走向和水准,制度文化是一个纽带,它连接着精神文化与行为文化和物质文化。从企业文化的现实展开和社会体认来看,物质文化、行为文化和制度文化是企业的精神文化的辐射与体现。企业文化的四个层次是一个相互融合渗透、密切互动的关系,良好的企业文化体系可以实现四个层次之间积极的协调配合,打造一个内涵丰富、坚实有力又切实可行的企业文化。21世纪是一个全球化全面铺开、全面推进并广泛渗透的新时期,企业文化作为现代企业管理的重要领域,必须要紧密伴随时代的发展节拍,积极借鉴和整合现时代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等方面的优秀元素和成果。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导致了企业之间竞争的空前加剧,传统的单一型人才已经无法满足企业生存与发展的需求。全面发展的人才成为企业的迫切需求。未来的企业文化的建构中要越来越致力于将员工从过去被动式的存在转升为对企业生产和管理的自由自觉的参与和融入。随着社会生产力水平的快速提升和全社会物质文化水平的显著提高,社会关系的网络和其内部的交流将日益发达,这样的背景下,企业文化推动人的自由与全面发展这一人的本质性需求的实现,已经越来越成为现实的可操作目标。企业文化在人性的主旨上,不应仅仅把人当作“社会人”和“文化人”,更应把人看作“全面发展的人”,通过培育全面发展的人来提升企业的成长空间和打造企业的良好社会形象。 2积极健康的优秀价值观是构建现代企业文化的基石 按照现代管理理论,企业文化的体系表现为一个“陀螺”型结构的形态,企业文化的物质文化层、行为文化层、制度文化层和精神文化层构成了四个同心圆,四个同心圆由一个共同的中轴———企业的优秀价值观串接起来。按照陀螺理论,企业文化不是一个静态的模式,而是一个动态的存在与展开过程。企业文化的水准高低,主要取决于企业优秀价值观这一中轴与四个同心圆的相互耦合程度。按照企业文化的陀螺模型理论,企业的优秀价值观居于主导性的决定地位,精神文化是灵魂,制度文化作为支撑,行为文化是显性表征,物质文化是发展的基础。企业的精神文化是企业的灵魂,精神文化中最关键的基础和驱动是企业的优秀价值观。按照管理理论,处于起步阶段的小企业主要依靠经验式的人的管理,当规模扩大时,则提出了制度化管理的要求。当企业进一步发展面临做大做强时,企业文化的诉求就成为迫切的需求。企业的生产和管理活动如果缺失了精神文化的引导,如果只是对物质利益的纯粹追求,那企业的危机将时刻伴随。现代企业必须要在经济利益最大化与社会效益、生态效益之间,找到一个平衡,不能为了企业的一己私利而置社会效益和生态环境于不顾,这也是当前我国企业发展面临的一个现实难题。企业的优秀价值观在企业文化中起到支配和统率地位,它主导着企业的未来发展目标,引导着企业的精神坐标,它也能够有效的抑制不利于企业及员工现实和长远发展的一些消极因素。企业的优秀价值观是企业发展的标尺,当代中国和世界发展成功的企业都有自己独到的优秀价值观。譬如,联想集团的优秀价值观是“说到做到”;海尔集团的优秀价值观是“敬业报国,追求卓越”;飞利浦公司的优秀价值观是“客户至上、言出必行、人尽其才、团结协作”;丰田公司的优秀价值观“上下一致,制成服务;开发创造,产业报国;追求质朴,超越时代;鱼情友爱,亲如一家”。 3用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作为企业优秀价值观的向导,引领企业文化的发展 西方资本主义制度下,企业优秀价值观伴随资本主义的早期、中期和现代时期的不同阶段,先后经历了利益最大化价值观、管理至上价值观和社会效益价值观等的变换,从早期资本主义企业的片面追求经济利润最大化到对管理制度的关注、再到对企业经济利益、个人利益和社会效益的统筹兼顾,西方企业经历了一个优秀价值观随着时代而进步的进程。我国的企业在积极融入全球化竞争的过程中,可以积极借鉴西方企业的优秀价值观,但我们作为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一定要自觉地用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引领企业的优秀价值观。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提出了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的“三个倡导”,即“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按照“三个倡导”,企业的优秀价值观应注重以下两方面: 3.1企业文化要以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为引领。 一定要确立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要自觉的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积极成果指引企业文化;要在企业文化中大力宣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树立员工自觉的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的崇高信念;塑造新时期以爱国主义为优秀的民族精神,以改革创新为优秀的时代精神。我国一些知名企业在发展过程中纷纷提出了“产业报国”的理念,提升了企业的社会影响力,培育了企业员工强烈的国家意识和民族自尊心,员工的“爱国”和“敬业”,最后必须会有力地推动企业的现实和长远发展。 3.2贯彻“以人为本”理念,切实维护企业员工的合法权益。 企业文化建设中,要把企业员工的物质需要和精神需求放到首要的位置,创造自由、和谐的生产和工作环境,通过民主化管理给予员工平等的工作机会和参与管理的权利,要依法管理企业,贯彻法治理念,公正对待每一位员工,切实树立“以企业的发展成果服务员工,企业发展依靠员工”的先进理念。企业文化其本质上是人心工程,通过企业文化软实力的成功培育,可以为企业的长远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企业文化要积极贯彻和践行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就一定要把党的十八大倡导的“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的理念自觉融汇到企业文化的构建中,切实将企业的社会职责和自身发展实现最高的统一。 作者:朱晨静 刘思阳 杨莉英 宋春梅 单位:河北科技大学文法学院 石家庄经济学院社会科学部 优秀价值观论文:认知情感教育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论文 摘要心理认知是积极倡导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的方法,情感教育是践行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的手段。只有正确引导受教育者的心理认知,培养他们强烈的情感意识,才能增强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念认同过程中的实效性和积极性。本文浅析了心理认知情感教育对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教育中的作用,针对教育过程中出现的心理认知情感问题,提出了一些措施和建议。 关键词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心理认知情感教育 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的心理认知和情感教育对于加强人文关怀,进行心理疏导都有很大的推动作用。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的教育,是当代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中之重,加强大学生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认同中的心理认知和情感教育,才能促进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亲和力和感染力,增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和有效性,使“应然”和“实然”达到统一。 1心理认知和情感教育 心理认知,从心理学角度来说,是研究人的认识过程,它是人类行为中最基础的心理机制,其基本准则是强调知识的作用,心理认知的基本准则包括,要懂得调节自己的心态,用平和的心去看待事物,学会理智处事。具有怎样的知识和技能,就在一定程度上发生怎样的行为。心理认同是个体心理在成长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在社会规范和情感认同上达成一致的认识,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的心理认同主要是通过对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具体内容的了解和掌握,在心理认知过程中逐渐达成与社会规范一致的思想,使得自己的行为更多地倾向于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要求的行为。人们在实际的生活和学习中,感受到高兴和欢快、气愤和憎恶、喜爱和崇拜等,这些都是情感的不同表现形式。情感是人的一种主观体验,是与人的社会性需要相联系的,人的高级情感主要体现在道德感、理智感和美感,要想达到这三者的情感程度,则离不开教育。情感教育,是与认知教育概念相对应的,是一种教育手段,其灵魂则是“情感”。情感教育的过程则是教育者根据一定的社会要求和教育内容,采用一定的教育方式,通过进行某些教育活动,引导和促使学生情感领域发生新的积极变化,使其产生新的情感体验,并形成高尚的情感品质。学校教育是培养和形成人格的重要领地,因此,在实施教育的过程中,不仅要关心学生学到了什么知识,更应该注重学习时有什么样的体验与感受。 2大学生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认同过程中的心理认知情感教育的现状分析 2.1认知上的浅薄性和功利性 大学生群体是一个接受知识、思考问题并转换思维的群体,具有很强的变动性和可塑性,以及较强的适应能力和接受能力,但判断事物和辨别是非,尤其是遇事冷静思考的能力差。如今的大学生,是在时代转型和多元文化交织的大时代背景下长大的一代新人,他们由于对党和国家的历史和现状缺乏全面的理解,再加上学校到学校的过渡,缺乏一定的社会阅历和对具体事物的理性认知和思考,从而导致一些青年群体对国家出现意识上的淡化,在一定程度上否定中国的传统文化。在社会快速发展和经济基础日益丰厚的今天,很多人向利益看齐,忽视了身边的善与美,丢掉了自己的道德和尊严,去换取自己认为很重要的利益和权力。如为了得到奖学金和自己出国的机会,做表面的东西去得到自己想要的,这种功利性则会很明显,对自己直接有利的知识突击训练,对威胁不到自己的考试则抱着糊弄过去的心态,在社会主义优秀价值形成和发展过程中,这种浓厚的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与其要求的价值观方向发生了严重的偏差。 2.2过程中的渲染性和多变性 理性的心理认知和感性的情感体验在大学生的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体系教育中具有很重要的作用,但是,还有一些大学生对于这一体系在认知上没有很好的把握和理解,稳定性不够,大学生情感丰富,对一些事物容易动情,思想上有很强的叛逆心理,易产生冲动行为。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体系中的国家层面、社会层面和个人层面,是高尚的人格标准,大学生应该具有浓厚的情感,但是在实际的认知上由于环境和自身心理活动特征的各异,表现出了多变性和不稳定性。这一系列的变动增加了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体系教育过程中的难度。 2.3体验机制知和行的矛盾性 人作为一个独特社会人,经常表现出知和行的不一致性。在大学生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体系教育中,这种知和行的不一致性经常暴露出来。由于社会的发展,掌握的理论知识经常与实际生活所表现出来的东西脱节,在成长中,学校教育占主导,而家庭教育却跟不上,有的甚至忽略这一教育,学生对于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的理解更多地倾向于课本和课堂,实践的感悟就相对欠缺,这些联系的错位,使得青年大学生在价值认知和价值实践中出现知和行的不一致性。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在社会层面和个人层面有很高的要求,但现实生活中,经常出现一些让人无法接受的现象,小月月事件,老人跌倒事件,不让座挨打事件……这就是学生两面人格形成的一个导火线。有些学生有极强的爱国志向但缺乏行动,对于治国之道侃侃而谈,但却在网吧消磨应该奋斗的光阴;有些学生看到好人做好事被讹,就对平等公正的社会秩序产生怀疑,这种知和行的矛盾,在大学生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形成过程中,并没有得到及时调和,对其身心健康发展有一定的阻碍作用。 3心理认知情感教育在大学生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体系教育中的有效运用 3.1开展学术性的理论研究,加强心理认知教育 首先,要研究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首先必须明确什么是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为什么要实行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以及如何有效地进行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利用高校这一学术性研究的平台,充分展开对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理论性的研究,对于出现的一些基本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和提出措施,扩展其外延。大学生不仅是接受知识的群体,还是思考问题的群体,重视其认知和认同这一主体地位,聘请在这一方面有很大成就的著名学者做学术上的报告,引导大学生关注时事政治,对于自己接受的知识多研究多思考,使其自觉的抵制错误观念。注重思想政治的教育,对于思想政治教育者应该要求严格,制订理论化、系统化、现实化的内容来回答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是什么,通俗化的讲解,生活化的理解,则是每个思想政治教育者所承担的任务,以理服人,才能加强认知的教育性和深刻性。其次,关注大学生的认知发展规律,注重思想政治品德的教育,将心理元认知能力的培养融入到思想政治教育的全过程中,将德与智完美地结合起来,逐渐构成其正确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一种思维框架,形成明确的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 3.2发挥榜样示范作用,强化情感认同 在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过程中,教师处于主导地位,教师的威信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学生是否接受这种教育,愿不愿意将这种思想转化为具体的行为。教育者在提高自身的专业素质的过程中,更要注重思想政治道德素质的完善,努力学习和深入掌握社会主义优秀价值体系内容,给学生树立一个积极学习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的榜样,使学生在心中由衷地佩服这位老师,,从而使得学生和老师在教学的过程中达到情感上的交流选择到理性上的接受,这不仅达到情感上的认同,还深入到理性的认知上。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的传播者不仅是德高望重的老师,还有社会这一大导师的感染与教化。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所呈现的榜样例子很多,而且这些榜样伴随着我们的学习历程,从孝道到治理国家,这些在理论上,给予我们更多的心理认知,但是他们的不足则表现在太理想化,使人望而止步。在大学生中进行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的教育,要想对其进行榜样的教育,可以从身边的学长学姐为榜样做起,这样可以使得榜样接地气化、生活化和大众化。通过在校报上刊登先进人物和优秀干部,这样可以在大学生中产生较强的感召力,激励学生自我认识、自我反思,让学生自觉地对自己的思想加以强化和发扬。 3.3结合实际,提升大学生需要驱动力 大学生的心理上需要社会主义优秀价值取向,人的心理健康程度很大程度上都取决于人的价值取向。人在追求不合理需要的过程中容易形成心理障碍,这种心理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就业、人际交往、感情等具体问题引发的心理不平衡。在对大学生进行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的教育中,这种心理问题则不容忽视,引导学生接受社会主义优秀价值取向,自觉进行自我教育,从而化解自己的不良情绪,保持身心愉悦。在高校开展相应的心理辅导教程,针对不同的学生进行不同程度的心理疏导,积极面对生活,正确对待感情,勇敢的挑战困难,将心理的认知转化为一种行为。现在的大学生自身的压力很大,毕业面对的是毕业论文和工作两大困难,连续的挫折就会使学生产生消极的人生态度。如何去提升他们对生活的态度呢,其一,引导,引导是对大学生心理进行引导,看不到希望的时候寻找希望。其二,培训。比如研究生的课程比较少,大部分时间都在阅读书籍,但从这几年的就业趋势来看,用人单位偏向于经验性,所以,应该给他们相应的时间去讲课,锻炼语言能力和逻辑思维,这样学生也就对自己有了一定的信心。 3.4进行情景设计和情感体验,加强实效性 情景设计在一定程度上也会激发学生的情感,如学校的宣传部和电视台可以针对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某一主题,进行采访和调查,了解学生的内心想法,通过镜头的设计使其表现出来,设计一些生活化的问题,将学校生活和家庭生活及公共生活设计成一个场景,通过表演来感染学生的情感,让学生通过自己的语言来表达自己对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的理解。情感体验是情感教育的一个重要环节,大学生对于情感体验则有很多的方式,首先是开展对社会主义优秀价值体系真理性的实践和体验,通过三下乡活动,深入基层去了解党的政策,了解社区民意,了解基层社会的文化,参加各种志愿者活动,使大学生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认识到自己的存在感,鼓励大学生创业和勤工俭学等,培养学生自立自强的生活能力,勤俭节约的美德。情感体验对于大学生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教育的实效性论证具有很重要的作用。 作者:杨麦燕 单位:宁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优秀价值观论文:观念现代化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论文 实现社会现代化和人的现代化是推进全世界现代化的两个主要方面,社会现代化的实现归根结底要依赖于人的现代化,实现人的现代化的首要前提是实现人的观念现代化,这是人的现代化的灵魂。十八大以来,中央提出了“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24个字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这是当前主流意识形态在我国的集中体现,尤其是在当前价值观念日益多元的背景下,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影响和改变着人们的思想和行为,为实现全社会人的观念现代化提供了新思路和新方法。研究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对实现人的观念现代化的重要作用,对于加快推进人的现代化进程,协调推动社会现代化,促进社会健康有序发展,意义重大。 一、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为人的观念现代化提供了具有政治权威的价值引领 人的观念现代化是指在社会现代化的进程中,人的思想观念、心理状态和思维方式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化,是破除陈旧观念,树立符合时代要求并形成与社会现代化相适应的观念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陈旧的、落后的观念不断被淘汰,新的、先进的观念不断出现,最后形成一种比较适应现代社会的稳定的观念系统,成为现代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引领整个社会人的观念的发展与更新,促进现代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现代化。在人类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不同历史时期都有着与之相适应的、引领当时人观念形成与发展的优秀价值观,对于推动人类社会不断向前发展有着深刻而持久的影响。我国也不例外。纵观我国社会发展,不同历史时期都蕴含着这一时期的社会优秀价值观,并对这一时期人的观念的形成起着重要作用。从西周时期“礼乐文明”到秦国法家“耕战”思想,再到汉武帝时期以儒学为主的官方意识形态,这些观念在整个社会发展中都起到了重要的价值引领作用。尤其是儒家倡导的“仁义礼智信”的思想逐步成为当时和之后历代王朝中占据主导地位的统治观念,也包括当代社会的人,依然深受这一观念的影响。审视当代中国,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就是当前的主流意识形态,为人的观念现代化提供了具有政治权威的价值引领。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是党的十八大在深刻汲取与继承中华民族优秀文化品性与传统、积极借鉴世界优秀文化发展成果的基础上,立足当代现实,顺应时展,在社会主义优秀价值体系的基础上,进一步提炼出反映民族特色与时代潮流的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是得到社会普遍认可的占主导地位的引领人的观念现代化的优秀价值观,推动了我国传统价值体系向现代价值体系的转换。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从国家、社会和个人三个不同层面为人的观念现代化提出了具体的价值目标,提供了有益的价值导向,在当代中国推进人的观念现代化中居于优秀地位。因此,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在人的观念现代化中具有很强的统领和引导作用,是当前中国具有政治权威的价值观念。 二、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为人的观念现代化提供了最崇高的精神追求 人的观念现代化的过程体现为现代人形成适应当前社会发展需要,主动迎合当前主流意识形态,重新塑造与时代相符的价值观念的过程。观念的现代化作为现代精神文化的表征,既是现代人格健康发展的需要,也是推动社会现代化的精神源动力。观念现代化在人的现代化中处于灵魂和统帅地位,发挥着指导作用,人的思维方式、生活方式、知识技能和行为方式的现代化都受到观念现代化的制约、支配和引导。观念现代化是社会现代化的先导,是人的现代化的灵魂。不同的历史时期,由于优秀价值观的不同,观念的现代化所倡导的精神追求也会有所不同。近代,文艺复兴确立了人至高无上的地位,宗教改革唤起了人的自信和尊严,启蒙运动用理性引导人从愚昧中觉醒,促进了社会现代化的步伐。在科学技术一日千里、新事物层出不穷、竞争日趋激烈的现代社会里,发奋进取、勇于创新、知难而进、自强不息的人生价值观成为了这个时代现代化观念的“宠儿”。以“三个倡导”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反映了社会主义的本质,体现了社会主义优秀价值体系的根本性质和基本特征,在当代中国引导着不同阶层发展的价值取向,有助于社会成员认同感和社会凝聚力的提升,有利于调动一切人的能动性和积极性,为实现社会现代化提供无限的动力支撑。因此,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牢牢掌握了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和主导权,坚持了马克思主义正确导向,壮大了主流思想舆论,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的观念现代化提供了一种最崇高的精神追求。 三、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为人的观念现代化提出了新的发展目标 有什么样的优秀价值观,就会产生什么样的观念现代化目标。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不断深入推进,客观上要求我们重新审视和调整原有的观念现代化发展目标,构建起“一元主导、层次鲜明、包容多样”的适应新形势的观念现代化的新目标。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正是在尊重差异、包容多样性的基础上,从国家、社会和个人三个层面为当代中国人的观念现代化提出了新的发展目标。“富强、民主、文明、和谐”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价值目标,是从社会主义国家层面提出的人的观念现代化的发展目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总体布局就是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推进战略布局就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发展目标就是经济上越来越富强,政治上越来越民主,文化上越来越文明,社会和生态上越来越和谐。因此,“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就集中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价值目标和追求。新的现代化的国家发展目标为人的观念现代化拓展了新的提升空间。“自由、平等、公正、法治”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社会属性,是从社会主义社会层面提出的人的观念现代化的发展目标。“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要求,代表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成果,也是中国共产党人一贯的价值追求。党的十八大以来,广大人民群众民主法治意识越来越强,自由平等观念深入人心,维护公平正义的呼声越来越高。在当代中国,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就是要进一步全面推进思想解放、促进人的观念现代化,为激励人们发愤图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体现了社会主义国家公民的基本价值追求和道德准则的要求,是从社会主义公民层面提出的人的观念现代化的发展目标。如何在当前世界范围各种思想文化的相互激荡的背景下,立足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加强全体公民的价值观、道德观教育,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努力提升人的观念现代化水平,是一项长期而紧迫的任务。党的十八大正是在继承和发展我们党关于社会主义优秀价值体系思想的基础上,紧密结合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需要,从公民层面提出了“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为人的观念现代化提出了最基本的发展目标。这一目标集中体现了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中国共产党人革命道德和社会主义道德的精华,是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公民道德和价值理念的新发展。 四、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是人的观念现代化的题中之义 如何实现人的观念现代化,现代化观念的主要内容有哪些?学界的观点不完全一致。但不可否认的是,现时代人的观念现代化的内容得到了前所未有的丰富和拓展,有学者列举了很多具体的内容,如开放的心理、乐于接受新的思想和行为方式;勇于改革创新的心理;自强不息、积极进取的心理;自由和守法相统一的心理;普遍的信任感等等。在概括一些学者观点的基础上,我觉得思想观念的现代化大体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经济观念的现代化。主要是指挣脱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对人们思想观念的束缚,树立起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观念,包括市场观念、竞争观念、合作观念和效益观念。其次是政治观念的现代化。主要是指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相适应的观念,包括民主法治观念、政治参与观念、人权观念和自由观念。三是精神文化观念现代化。主要指人们在满足物质需求的基础上,更大程度地实现对精神文化的追求,切实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包括教育观念、人才观念等。四是社会和生态观念现代化。主要指在推进经济发展的同时,树立起的促进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身的和谐相处的观念。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正是在对以上一系列现代化的思想观念的排列组合的基础之上,提炼出的能够用于引领各类社会思潮、凝聚各种社会共识的优秀价值观,其主要内容虽然仅仅24个字,但其内涵却十分丰富,涵盖了人的观念现代化所有方面的全部或部分内容,是推进人的观念现代化的题中之义。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不仅是我国当前思想政治工作的原则和目标,而且是人的全面发展以及人与社会和谐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全面推进人的现代化的道德准则。因此,通过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提升人的观念现代化水平,推动人的现代化,已经成为实现我国社会持续发展,实现“中国梦”的基础,更是凝聚社会民众力量,攻坚克难,进一步推进全面深化改革,实现社会发展的关键。同时,人的观念现代化也有利于助推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的培育和践行。人的观念现代化对于社会发展的价值就在于人的现代化的观念能成为推进社会发展的无形的力量,这是由思想意识对社会实践的反作用决定的。人类的一切活动都是有目的的,都是在观念的指导下进行的。正如经典作家所指出的“在社会历史领域内进行活动的,是具有意识的、经过思虑或凭激情行动的、追求某种目的的人;任何事情的发生都不是没有自觉的意图,没有预期的目的的”。人的观念现代化作为转变人的思想观念、提高人的思想素质的一种实践活动,就是在理性引导下实现其特定目的与价值追求。这种理性的、有目的的追求,在我国现阶段就体现为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念的培育与践行。这就要求我们要以唯物辩证法与唯物史观为理论指导,以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辩证关系原理、同传统观念实现最彻底决裂原理、人的自觉能动性原理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科学依据,从分析人的观念现代化这一基本范畴入手,关注“现实的个人”在思想观念方面的发展变化,总结出潜藏在现代思想观念发展趋势背后、具有本源性意义的人的思想观念从传统向现代转换的规律,用于加快推进人的观念现代化,促进社会发展。 五、结语 总之,我国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所倡导的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就是我们的“兴国之魂”,当代中国人的观念现代化必须要以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为优秀和统领,通过人的观念现代化把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变为13亿中国人的普遍实践,通过13亿中国人对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的实践全面提升整体社会人的观念现代化水平,作用于我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建设的各个方面,切实加快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建设步伐,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精神动力。 作者:杨旗 单位:中共临汾市委政研室 优秀价值观论文: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生物学科论文 1生物学科课程价值观教育的内涵 生物科学是研究生命现象和生命活动规律的一门科学,它也是农林、医药卫生、环境保护及其他有关应用科学的基础。人教版初中生物学教材“致同学们”中指出:“对人类来说,生物学的确太重要了!现代农业离不开它,医药卫生离不开它,环境保护离不开它,生物技术产业离不开它……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人类文明的进步,个人生活质量的提高,都与生物学的发展息息相关”。人本身是生命体,人类生活在自然环境中,正是由于生物学课程的课程性质和研究对象,决定了其课程价值观教育的特点和重要性。生物课程价值观教育主要是教育学生正确地对生物和自然界进行价值判断。人教版《新课程实验教材精粹选评(生物卷)》认为,生物的价值主要包括生物的物质价值、审美价值、科学研究价值与生态价值。优秀价值观承载着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精神追求,是最持久、最深层的力量。学科价值观只是优秀价值观的部分体现,学科价值观教育需要在优秀价值观的统领下开展。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在生物学科的培育和践行可以体现在更广阔的范围,生物学课程除了生物价值教育以外,还有可持续发展意识的教育、社会责任感的教育、科学精神和科学价值观教育、科学思维与科学思维习惯教育、科学哲学教育、自然哲学教育、技术哲学教育、科学审美教育、科学人文精神教育等许多方面。 2教材的价值观教育资源 人教版初中生物学教材中隐含了很多学科价值观教育的资源。例如,第八单元的题目是“健康地生活”,在该单元里,教材通过安排学生亲身参与解读药物说明书、调查当地常见的传染病、设计旅行小药箱、模拟练习急救等活动,培养学生防病治病和救助他人的能力;通过资料分析、调查和实验等探究活动,倡导珍爱自己和他人的生命,保持健康生活方式,引导学生认识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所遵循的各种行为习惯,如青春期卫生、饮食、起居、日常生活安排、娱乐和参与社会活动等,都与健康有着密切的联系。健康生活和珍爱生命是分不开的,珍爱生命还意味着学生应该认同每个生命都是平等的观点。不仅珍惜自己的生命,合理营养、预防疾病、拒绝、积极锻炼身体;还要关爱他人,尊老爱幼,平等对待残障人士;还要自觉爱护生物,从自身做起,爱护环境,减少资源浪费,倡导低碳生活,坚持可持续发展,充分体现人文关怀。初中生物学教材把人、绿色植物和其他生物全部放在生物圈这样一个大环境中去研究、描述,突出了生物与环境是统一的整体的思想,并指出“生物与环境的相互作用造就了今天欣欣向荣的生物圈”,引导学生认同生物与环境相互作用,“生物圈是一个统一的整体,是地球上最大的生态系统,是所有生物的共同家园,以及保护生物圈,人人有责”等观念。通过“拟定保护当地生态环境的计划”,直接提出了每位公民在保护生态环境方面应尽的责任,处处体现了生态文明的重要性。高中生物学教材中有很多有关生物技术的内容,例如发酵技术、转基因技术、克隆技术等,生物学教师通过积极组织学生参与各种竞赛和综合实践活动,开展校本课程的研究,可以引导学生有机融入和不断加强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教育的体验与实践。生物学教材中大量的文字、图片、活动,无不体现出生命美、生命科学的美,陶冶着学生的科学审美观。生物学科的内容体系也传达着生命的系统及其层次,以及科学实验、探究的重要性。 3体现价值观教育的教学和评价 生物学实验是最能体现科学的实事求是精神的活动。在实验教学中,教师对实验的态度可以为学生树立价值观教育的楷模。对于定量实验,如果不按照量的要求操作,就可能无法出现预期的实验结果;对于定性实验,由于各种实验条件的改变,也可能出现失败。因此规范、客观地开展实验是最能激发学生积极思考、大胆求证的活动。教师通过引导学生尊重实验数据和实验结果,可以培养学生大胆质疑、改革创新、敬业、诚信的品质。同时,实验的开展和对实验材料的使用和处理又可以充分培养学生保护生物多样性的情感。例如,初中教材在实验的提示中提出在学生完成实验后,鼠妇、蚯蚓等实验动物都要放回它们适应的生活环境中;在实验“观察小鱼尾鳍内血液的流动”过程中要求学生用浸湿的棉絮包裹小鱼,以便小鱼生存,实验结束后要求将小鱼放回鱼缸。学生通过学习教材内容和动手参与实验,在不知不觉中就培养出了热爱自然、尊重生命的意识。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社会分工越来越细,一个人所能掌握的知识和担负的工作往往是沧海一粟、冰山一角,社会越来越需要能够与人合作的人才。生物学科是实验学科,教材安排了大量的实验、探究活动,在活动过程中,自然而然就产生合作学习的必要,如果教师再加以正面引导,学生就会表现出更加积极的情绪,采取主动的行为,形成一种良好的研究氛围,让每位学生都感受研究和合作的乐趣。生物学课程目标包括知识、能力、情感态度与价值观三个方面,教学评价需要兼顾这三方面的目标,而情感态度价值观和能力目标的评价对学科价值观教育尤为重要。让教师、学生、同伴、家长等多主体参与,可以使评价成为多主体共同参与和协商的活动,可以使参与者在沟通和协商中共同成长,这与合作学习有着异曲同工的作用。践行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教育的重点是进课堂。生物学教师在充分认识价值观教育的重要性后,可以充分发挥课堂主渠道和教育评价的作用,在课堂上教、在测试中考、在评价中评。例如,在区域统一命制的质量监测试题中增加与培育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相关的试题,在区域教研的研讨课、公开课评价标准中,增加体现培育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的标准要求。通过多方面的渗透,学生的学科价值观和优秀价值观将会得到很好的培养。 作者:刘艳红 单位:广州市萝岗区教育科研与发展中心 优秀价值观论文: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校园文化论文 一、现阶段高职校园文化建设的困境 (一)价值取向趋于功利化 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物欲世界逐渐在人们的生活中占据着越来越重要的位置,由于大学生的辨别能力还很不完善,所以拜金主义等社会思潮在高职高校中逐渐蔓延,造成一系列的负面的影响,学校也没有做好自身的文化建设工作,功利性比较严重,过度的推崇大且全的教育体系,不利于专职技能人才的培养,在学生中,受价值利益的影响,学生之中攀比现象较为严重,挥霍父母的血汗钱;这些都是由于社会功利性对学校学生造成一定的影响。 (二)校园文化的内涵在逐渐的流失 高职院校最重要的是文化内涵,但是随着物欲世界的不断发展,学校的文化内涵也在不断的流失,如今学校在不断的重视硬件设备的建设而忽视了软文化的建设,对于教学的设施设备却还是比较落后的状态,在如此大环境之下,校园文化肯定会逐渐的向功利化的方向发展;还有校园文化活动缺乏丰富性,部分高职院校的校园文化活动仅限于晚会以及各项比赛等,活动的内容比较单一化。 (三)道德传统思维的逐渐消失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但是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西方文化也在不断的融入我国传统文化中,大肆的崇扬西方的文化,而逐渐丧失对我国传统道德文化的继承和发扬,所以在学习文化知识的同时,还应该对学生以及教师的道德文化进行进一步的教育。 二、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融入高职校园文化建设的意义 (一)有利于高职院校的校园文化功能的不断增强 高职院校的发展不但与校园物质文化有关,更与校园精神文化的建设有很大的关系,高职院校的教育要与企业的文化结合起来,建设技术型思维新型人才,所以,校园在对学生的激励、约束、凝聚等功能上具有很大的作用。 (二)有利于高职院校思想政治的教育 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是党中央提出的符合现阶段社会发展的理论观念,所以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对于高职院校的文化建设起着很重要的作用,高职院校的思想政治方面的建设离不开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的引导,它能为大学生的思想教育起到引导作用,使学生建设适合自己的思想发展理念。 (三)有利于高职院校培养高素质人才 高职院校主要是为国家和社会培养新型的技术型人才,学校在教育培养阶段要注重学生的知识、道德、技能的一系列的系统的培训,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融入高职校园文化建设,有利于引导学生自己的正确的价值观的养成,也有利于学校认识培养发展的重点,这样才能全面的实现高职院校对大学生的素质的培育。 三、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融入高职校园文化建设的途径 (一)建立高职校园文化的发展理念 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融入高职校园文化建设的前提,首先就是要改变高职校园文化的发展理念,摒弃传统的功利化的教学理念,建立社会主义办学理念,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性质的高职院校,所以学校应该把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作为自己发展的理论基础,确保社会型人才的培养,不断的增强校园文化建设,提高学生以及教师的社会主义的良好的价值观,注重人才教育与社会需求的不断重合,注重“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为国家培养一批又一批的专职技术人才。 (二)运用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建设积极的校园文化 对于积极校园文化的建设,学校就必须结合积极的校园文化建设理念,如可以在学校贯穿落实爱国精神,使爱国精神这一理念贯穿校园文化,有利于培养学生的爱国情怀,增强学生的爱国热情,从而营造具有丰富文化内涵的校园文化理念。除此之外,还可以重视学生的创新精神的培养,每个校园文化都需要新鲜事物为其注射活力,高职校园文化的建设也不例外,这样才能更好的调动学生的文化热情,使学生的思维能够紧跟时代的发展步伐,在现如今激烈的竞争中占得一席之地。 (三)不断增强高职院校校园软实力以及硬实力的建设 高职院校校园软实力的建设主要是指在长期的积累之下有利于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的建设的相关内容,硬实力指的是校园的规章制度以及校园文化建设课程安排等等,对于校园文化建设不仅要注重学生知识教育,还要重视在教学过程中结合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对学生以及校园的文化建设,所以,学校在进行专业知识的培训时,还应该逐渐的渗透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的价值理念,这样有利于学校文化建设。结束语现阶段,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融入高职校园文化建设对校园文化的建设与发展有很重要的促进作用,关于高职校园文化建设的途径有很多,且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途径也在不断的变化,只有把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作为高校发展的理念指导,才能有利于高校和谐校园文化的建设。 作者:吴炜 单位:长江职业学院 优秀价值观论文: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精神文化论文 一、大学文化之魂——精神文化 1.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需要精神文化 同志说过:“青年强则国强,青年弱则国弱。”一个国家无论是过去、现在还是未来,国家的主力军永远是青年大学生。国家的整体竞争力、国民素质都与大学生息息相关,然而,大学生的整体素质取决于高等教育质量。高等教育质量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有着密切关系。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进行,各种各样的西方社会思潮传入到我国高校,再加上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许多体制有待完善,因此在大学生群体中出现浪费主义、享乐主义、个人主义、个人崇拜主义甚至丧失人生信念和信仰的心态消极和颓废的现象,长此以往这些都会影响着大学生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的树立。同时,这也不利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和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培育和践行。由此可知,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需要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化的建设,高校要重视对大学生思想政治素质的培养。高校的主要任务即培养为国家发展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杰出人才。 2.培育特色大学文化需要精神文化 如今,大学生就业难问题越来越被社会广泛关注,因为社会需求发生着快速的变化,以前高校培养的大学生已经不能满足企业和社会的需要,失业也是在所难免的。为了适应经济社会的发展需要,高校大力推动教育体制改革,实施了一系列措施,例如,美化高校校园环境、购入一大批新型实验仪器和增强师资力量等。但是,大部分高校仅仅重视加强学校硬件的建设,目光只锁定在美化校园、更新科研设备等外在的因素上,却忽视了大学精神文化的建设。大学文化才是高校真正的魅力所在,由内向外地散发着吸引力,独特的大学文化才是一所大学的与众不同之处。例如,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他们不仅是“硬件”过硬,“软件”也是十分出色,这两所高校对培育大学精神文化十分重视,他们不仅是全国学子向往的学府,而且为社会培养了大批的应用型人才,称得上是成功的大学。因此,高校要提升在如今社会中的优秀竞争力,就必须抓住培育大学精神文化这项工作,形成自身的办学特色,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做出贡献。 3.推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发展需要精神文化 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一种文化形态,属于亚文化的范畴。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也是中国软实力,它影响着人的思想观念,对人们的思想和行为产生积极的正面的影响,提高人的整体素质和社会生产效率,进而间接地影响着社会生产,这也是国家将大学精神文化建设视为重点发展对象的原因。大学生是国家发展的坚实力量,他们的素质直接影响着国家的整体竞争力,大学生作为祖国未来的主人,他们的使命就是要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播到世界各地,不断从世界各国学习先进的文化。大学生在高校感受到了具有先进超前特征的大学精神文化,大学精神文化是促进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发展的推动力。因此,推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需要精神文化的建设。 二、大学精神文化建设的路径选择 1.以马克思主义作为大学精神文化建设的指导思想 马克思主义作为社会主义事业和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它最重要的特征就是与时俱进,这也是我们党在革命和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遵循的理论。从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重要理论成果中可以看出,我们党历任伟大领导人都把马克思主义思想作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指导思想,经过全国人民的不懈努力,中国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坚持马克思主义。大学生是国家建设的坚实力量,大学则是社会主义建设的主阵地,大学精神文化的建设也必须紧跟国家步伐,将马克思主义当作其建设工作的指导思想。以马克思主义理论引领文化发展,大学生必须学会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思考问题、认清国情和感知世界,进一步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大学生要结合中国社会主义的实践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深刻体会到社会主义建设历程的艰辛长久,进一步激发他们的爱国情怀,他们才能奋发图强,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取得的成就而自豪,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而努力奋斗。 2.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作为大学精神文化的共同理想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也就是中华儿女的共同理想,也就是中国梦。提出,中国梦就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我们每一个中国人都应当坚守的,也是社会成员共同的追求。中国梦不单单是一个人的理想,更是由千千万万中华儿女的所有的理想构成的,为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我们每一个人都应当怀揣着这个理想,坚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定会实现。以马克思主义思想为指导,根据我国国情——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无论是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还是到经济基础考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行得通的,是可信的。大学必须支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开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课程对大学生进行教育。当然,教育的方法有很多种,最终目的是让每一位学生和教师都认识到,个人的理想与社会的共同理想是紧密联系的,不可分割的,说过:“中国梦归根结底是人民的。”所以,必须要每个人都认识到这一点。只有实现了社会理想,个人理想才能得以实现,个人价值才能得到实现。高校要鼓励大学生和教师在社会主义的实践中感受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实际上也是他们个人的理想,进一步确定共同目标和坚定人生信仰。在革命时期,每一位中国共产党党员都坚守着全国解放的共同理想,他们不畏牺牲、勇往直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付出了他们的宝贵生命,这样的优良传统我们一直保留着。我们拥有了共同理想,就有了强大的前进动力,我们坚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一定会实现。 3.以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作为大学精神文化建设的优秀 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可持续发展,离不开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长期以来形成的民族意识、民族文化、民族习俗和价值追求等共同特质,融入民族的气节、风范和日常生活中。当遇到困难时,这个民族表现出的不屈不挠、自强不息、吃苦耐劳等精神都彰显出这个民族的民族精神。时代精神则是一个时代的人们在文明创建活动中体现出来的精神风貌和优良品格,是全国人民努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精神动力。时代精神和民族精神早就融入所有中华儿女的心中,他们会凭借这两种精神发挥他们的创造力,凝聚他们的力量,为早日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而努力奋斗。由于,多元文化影响着当代大学生的价值观,一部分大学生慢慢地开始失去了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这两个非常重要的财富。因此,大学必须重视在培育大学精神文化的同时,开展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教育。民族精神体现了大学生是否爱国,时代精神是一种创新精神,大学生没有了时代精神也会被时代所淘汰。不管是大学生还是教师,都应该重视他们的重要性。高校也应通过各种方式来培育大学生,使他们感受到大学精神文化的优秀——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的深刻内涵,使大学生更好地适应社会发展的要求,与时俱进。 4.以社会主义荣辱观作为大学精神文化建设基础 “八荣八耻”的主要内容是以热爱祖国为荣、以危害祖国为耻;以服务人民为荣、以背离人民为耻;以崇尚科学为荣、以愚昧无知为耻;以辛勤劳动为荣、以好逸恶劳为耻;以团结互助为荣、以损人利己为耻;以诚实守信为荣、以见利忘义为耻;以遵纪守法为荣、以违法乱纪为耻;以艰苦奋斗为荣、以骄奢淫逸为耻。这是同志看望政协委员时发表的讲话,不单单是给这些政协委员讲的,也是给我们每一个中国人讲的。“八荣八耻”简明地表达了马克思主义的道德理论。身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大学生必须义无反顾地遵守“八荣八耻”,时时刻刻用它来鞭策自己,提高自身素质,这也关系到国家的整体素质和国家形象。大学生的主要任务是学好专业知识,但是外界的不良因素不断地影响着这些自制力和抵抗能力较差的学生,他们可能会因为就业不顺开始自暴自弃,或是喜欢上奢侈享乐的生活,这些严重地影响到他们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的树立。因此,高校的任务十分艰巨,一方面要让学生尽可能全面地学到专业知识,另一方面又要纠正大学生在人生观或是价值观发生的偏差。开展大学精神文化教育,所有的课程应当建立在“八荣八耻”这个基础上。这样,才能顺利地开展教育工作,才能使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人生观和世界观,为社会先进文化发展提供助力。 作者:蔡海燕 单位:江苏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优秀价值观论文:大学生党员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论文 (一)发挥党支部力量,努力加强对大学生党员的再教育 1.完善支部组织监督管理体系 目前,很多高校的学生党支部都存在着虎头蛇尾的现象。在入党之前对学生有着极其严格的要求,入党以后,便缺少相应的制度监督,使得学生党员的党性修养不能够很好的提高。为做好大学生党员的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的培育,必须完善支部组织监督管理体系,以实现对学生党员的长期有效监控。定期开展组织生活会,民主生活会等必备会议,全面推进公平公正,让学生党员切实感受到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带给自己的影响;可对大学生党员进行年终考核,从思想、学习、工作、生活等方面进行全面测评,并对其进行适当的奖罚,以及进行自我评议、支部评议等。此外,大学生党员受到年龄、心理发展和实际经验等方面的限制,在价值观形成方面很容易发生偏离,所以形成有效的监督管理体制,对促进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的形成具有重要作用。 2.开展主题鲜明的特色活动 以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为依托,各党支部可以开展丰富多样的特色活动,将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的深刻内涵以同学们喜闻乐见的方式更好的呈现出来,以增强大学生党员对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的认同感。大学生正值斗志昂扬,充满活力的年华,将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融入特色活动当中,以更加新颖的方式更好的弘扬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例如组织同学开展主题鲜明的理论知识宣讲活动,以及就时事政治问题、社会热议话题等开展宣讲。这将着力培养大学生党员的创新服务意识,更好的发展自我,完善自我,以此来带动身边的大学生群体更好地领会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 3.利用网络开展教育活动 如今网络已成为大学生不可或缺的精神家园和学习生活中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党支部要充分利用好这一优势,充分发挥新兴媒体作为先进性教育的有效载体,利用网络开展教育活动,如通过微党课、微信公众账号、网站、论坛等多种形式扩大教育交流平台。通过社会主义优秀价值体系的有效宣传,把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转化为大学生所关心的现实话题。它们贴近实际,互动性强,寓教于乐,让更多的人都能参与其中,使其逐渐融于生活,规范自身行为。 (二)依靠自身建设,力求使价值观与日常教育管理相结合 1.加强理论知识的学习 武装头脑积极有效培育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必须有强大的理论知识作基础。要深刻理解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的内容,必须要做好社会主义优秀价值体系丰富内涵和精神实质的学习,即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弘扬以爱国主义为优秀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优秀的时代精神,培养社会主义荣辱观。在党支部组织的常规学习之外,更要主动寻找学习机会,通过网络、书籍、报刊等加强自身对社会主义优秀价值体系的理论学习,提升个人的党性修养;也可通过建立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学习小组,定期进行学习,相互沟通,发表个人言论和观点。相互监督,相互补充,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更好地提升大学生党员对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的认识和领悟,让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入耳、入脑、入心,真正树立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用先进的思想武器来武装自己,不断提高自己的政治素质和理论修养。 2.严格要求自我言行,以身作则 学生党员必须要严于律己,宽以待人。通过对理论知识的学习以及思想政治理论的学习,学生党员要时时刻刻注重自己的一言一行。切实加强自己的党性修养,牢固树立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严格遵守党的纪律,做人做事必须脚踏实地。在日常生活中要明确自己的身份,为广大学生群体树立起一面旗帜,真正起到先锋模范的作用,以身作则率先垂范。在带动身边同学进步的同时,同样能够使得自己的党员形象更加鲜明。所以严格要求自己的言行,以身作则,是将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的培育与大学生党员的日常教育管理相结合的充分体现。 3.自觉投身社会实践,锻炼自我 对于大学生党员来说,发扬奉献精神,加强道德修养,重在自觉和践行。为带动广大青年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应以彰显理论性与时代性为原则,开展主题实践活动,并自觉投身于社会实践。把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与党团生活、社会实践有机的结合,既是知与行有机统一的过程,也是内化转化、体现外化外化推动内化以及巩固内化的过程。开展有效的实践活动配以理论学习,能使大学生党员得到巨大锻炼,充分体现其价值观,有助于进一步挖掘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的深刻内涵,更加坚定社会主义优秀价值体系信念。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与大学生党员的日常生活联系起来是目前高校党建工作的首要任务之一,也是大学生党员践行社会主义优秀价值体系的基础。各大高校应结合自身特点,通过潜移默化的方式,以实践性、体验性、陶冶式的教育模式将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渗透到大学生党员的日常生活中,走好培育学生党员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的第一步。 作者:刘景伟 王启云 姜桐桐 马英 郑琳 周美 单位:大连医科大学
大众传媒论文:大众传媒与党内民主研究论文 [摘要]中国共产党十七大报告就党内民主建构第一次明确了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三分的权力构架,继而以党内民主的示范来推进和带动人民民主。本文认为,构建党内民主,必须建构起大众传媒作为党内权力一部分的“第四权力”的权力结构地位,作为体现党员主体地位的一种党内独立力量。当前中国的大众传媒形态多样,而能够转变成为党内民主构架下“第四权力”地位的惟有作为党的各级党委机关媒体(党报等)的党的媒体。考虑到党内民主建设的特殊历史时期,考虑到党的媒体作为党内权力一部分的“第四权力”的特殊功能定位,党的媒体需要凸显的主要是舆论监督功能和保障党员知情权功能。 [关键词]党内民主;权力三分;大众传媒 党内民主问题一直是中国共产党的建设过程中经常讨论的问题。十六大报告中,首次将“党内民主”视为“党的生命”,提出“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可以对人民民主起示范和带动作用”[1]。有学者解释:所谓“示范和带动”,其潜台词无论就逻辑关系而言,还是就时间关系而言,都是指党内民主要先于社会民主。[2]《求是》杂志2003年发表甄小英、李清华文章《以党内民主推进人民民主》[3]又进一步明确了以党内民主建设为突破口、党内民主先行、再以党内民主带动和推进人民民主的社会主义民主发展路径。 在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中进一步提出:“积极推进党内民主建设”,“要以扩大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并第一次明确提出“建立健全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以“权力三分(指决策权、执行权和监督权)”为原则,重点解决权力过分集中和不受约束的问题。 在西方民主国家,大众传媒已经成为民主制度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保障民主制度的顺利运行过程中,大众传媒发挥了不可替代的积极的作用。今日发展党内民主,推进人民民主,完全忽视大众传媒而单纯地谈论“权力三分”显然是偏颇的。那么,明确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当前任务是以“权力三分”为原则的党内民主建设以及先党内民主后人民民主的社会主义民主发展道路之后,大众传媒在新的党内民主权力框架下的地位如何?在尊重党员的主体地位,保障党员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的努力过程中,大众传媒又将发挥什么样的功能呢? 一、大众传媒是否可以成为党内民主框架下的“第四权力”? 大众传媒在美国以及其他一些西方民主国家被誉为是在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之外的“第四权力”。从权力结构角度来说,在西方民主社会,媒介权力与政治权力之间是一种并列关系,媒介权力是独立于政治权力之外的一种存在,而不是一种隶属关系,媒介权力不是政治权力的延伸和隶属。正是在这样的权利关系结构中,媒介权力保持了相对于政治权力的独立性,同时作为一种社会力量,构成了对政治权力的制约和监督,一旦政治权力的行使妨碍或侵害了社会公共利益,大众传媒就有权力发挥舆论的力量,最终形成对政治权力的有效监督。美国的“水门事件”,我们既可以将其视为美国式民主的“神话”,也可视为媒介权力独立于政治权力的权力结构的必然结果。 与西方民主国家不同,大众传媒在当代中国一直被视为中国共产党的“喉舌”和宣传工具。从权力结构角度来说,媒介权力和政治权力之间一直维持着一种隶属的关系,大众传媒一直被置于党(政)权力的控制之下,一直未能构成一种对于政治权力的约束力量。虽然自20世纪80年代之后,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大众传媒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在总体上并没有改变媒介权力与政治权力的隶属关系结构。那么,在当前着力构建党内民主的新形势下,我们是否有必要重新反思媒介权力与政治权力的结构关系呢? 有鉴于中国特殊的国情以及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的特殊现实,我们当前所选择的党内民主的建设路径,其最大的特殊性体现在民主建设的“党内”限定,因而,它既不同于西方式的社会民主,也不同于中国民主发展最终所追求实现的人民民主。由此,在考虑大众传媒的地位的时候,也自然不能照搬西方模式,作为社会公共利益代言人的“第四权力”的存在。但是,在党内民主的框架下,大众传媒能否作为党内“权力三分”的权力结构之外的“第四权力”的地位存在呢?也就是说在坚持党的领导的大原则下,大众传媒所行使的媒介权力能否和行使决策权力的机构、行使行政权力的机构、行使监督权力的机构并列建构,不再是三权中任何一种权力的隶属,而是可以作为党内三权之外的一种力量,作为普通党员的代言人,代为行使普通党员的权利,从而作为一种党内的独立力量,体现党员的主体地位呢? 在我看来,将大众传媒作为党内民主建设“权力三分”之外的“第四权力”,作为体现党员主体地位的一个重要力量,不仅具有现实的可行性,而且是党内民主建设的题中应有之义。 首先,作为党内民主框架下的“第四权力”的大众传媒,是党内力量的一部分,不会一步到位地变成一种社会力量,不会变成一种有可能动摇党的领导地位的党外力量。 其次,当前构建党内民主,是作为人民民主的示范和带动,因而党内民主不同于人民民主的特殊性必须明确。而将大众传媒作为党内权力的一部分,作为党内“权力三分”之外的“第四权力”,也正好和党内民主建设的独特性相适应。 再次,将大众传媒视为党内权力一部分的“第四权力”,将可在党内形成有效舆论监督,从而成为党内监督的一部分,对于约束权力过分集中,防止权力腐败,将无疑会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也比作为一种社会力量的舆论监督更具有现实的可行性。 这样看来,构建党内民主,在“权力三分”的权力结构框架下,必须改变媒介权力隶属于党(政)权力的结构关系,必须改变将大众传媒视为“喉舌”和宣传工具的旧有观念,在此基础上,必须建构起大众传媒作为党内权力一部分的“第四权力”的结构地位,作为体现党员主体地位的一种党内独立力量,成为社会主义党内民主的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二、什么样的大众传媒适宜成为党内民主框架下的“第四权力”? 那么,什么样的大众传媒适宜成为党内权力一部分的“第四权力”呢? 当前中国的大众传媒形态多样,既有定位于财经、体育、娱乐等领域的专业性媒体,也有以市场化为主要取向的都市类媒体,更有依然作为各级党委机关的宣传机构的党的媒体。不同的媒体,其功能定位不一,受众定位有别,因而媒体风格也呈多样形态。比较而言,能够拥有党内民主框架下“第四权力”地位的将主要是作为党的各级党委机关媒体(党报等)的党的媒体,或者说,在党内民主建构中,党的媒体的角色承当将是义不容辞的。 中央党校教授王秀贵认为:“中国共产党拥有7300多万党员,占全国总人口的将近20%。其中,虽然也有一些党员和党员领导干部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但这并不能改变在总体上远比其他人群的政治素质和思想文化程度要高得多的事实。而且,党具有严密的组织系统和统一的纪律。因此,率先实行党本身的改革,积极推进党内民主建设,条件要有利得多,困难、阻力乃至风险也会小得多。”[4]依此逻辑,那么,党的媒体在党内民主的建构中,比较其他媒体也将会有以下优势。 首先是党的媒体的党性优势。在坚持党的最高纲领上,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纪律上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维护党的团结和统一的水平上,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境界上,党的媒体的优势都是其他类型的大众传媒所无以匹敌的,因而更适宜于党内民主的建构。 其次是党的媒体人才资源优势。当代中国大众传媒发展的历史原因使得一大批优秀的媒体人才聚集于党的媒体,尽管这几年出现了一部分人才流失的情况,但总体上看,党的媒体采编人员的基本素质和业务能力普遍较高,他们大多受过正规的专业训练,与社会各界保持着良好的关系,积累了丰富的媒体经验。 再次是党报的媒体的经验优势。党的媒体,特别是党报媒体,曾经在党的民主建设的历史上发挥过重要的作用。譬如,《人民日报》等各级党委机关报就曾几次在党内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实践中利用大众传媒的舆论优势,发挥了积极的作用。这些历史经验的积累是其他党的媒体之外的大众传媒所不具备的,也是当前党内民主建设的宝贵财富。 最后是党的媒体的信息资源优势。中国政治体制的特殊性,决定了党的媒体拥有更多的信息来源渠道,相比其他类型的大众传媒的记者,党报记者在党和政府的新闻采访中能得到更多的便利,拥有更多的权威性消息来源,因而他们的报道也更具权威优势。体制因素对传统党的媒体的支持和保护至少在现阶段是一种独有优势。 在党内民主建设的构架下,将各级党的媒体在功能上不再仅仅定位于宣传工具,而进一步明确定位于党内权力一部分的“权力三分”构架下的“第四权力”,致力于维护党员的主体地位,发挥党内民主功能,服务于党内民主建设;将各级党的媒体的受众定位于党内成员,不再去和都市类媒体争夺一般社会受众。有此明确的功能定位和受众定位,有党的媒体所既有的优势地位,我们不应该再有党的媒体“边缘化”[5]的质疑和担心。 倘若我们固步自封,继续固守党的媒体宣传工具的功能定位,不能在当前发展党内民主的构架下革新党的媒体的功能定位,那么党的媒体就难免会有落后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的危险。 三、党内民主构架下的党的媒体应发挥什么样的民主功能? 汪孝杰认为:党报“最基本的功能是传递信息,还有在此基础上派生出来的联系功能、监视功能、组织功能、教育功能和娱乐功能”,“党报的政治功能包括三个方面的基本内容:一是传达政令,促使政令畅通;二是化解矛盾,密切党群干群关系;三是为党和政府决策提供参考,促进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全面发展。”[6]这样的对于党的媒体的功能定位显然是就党的媒体的一般逻辑意义上的完整功能定位,但在某一特殊历史时期,党的媒体的功能发挥也将表现出一定的历史特殊性,譬如,党的媒体的“喉舌”功能定位,我们一方面不能否认其特殊历史时期的历史合理性和历史功绩,另一方面也不能否认其在新的历史时期的历史局限。倘若将党的媒体置于当前党内民主建设的特殊权力构架中,置于服务于党内民主建设的特殊历史使命的承当中,党的媒体又将发挥什么样的党内民主功能呢? 在我看来,考虑到当前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特殊历史任务,考虑到党内民主建设的特殊历史时期,考虑到党的媒体作为党内权力一部分的“第四权力”的特殊功能定位,党的媒体需要凸现的主要是两大党内民主功能的发挥和承当。 1.舆论监督的功能 在十七大报告中提出“建立健全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其重点就是解决权力过于集中易生腐败的问题。解决权力过于集中,防治腐败,除了实施分权,将权力进行三分之外,另一个重要的举措就是加强对权力的监督。而舆论监督将无疑是权力监督的重要一环。 从党的十三大报告开始,党的十四大、十五大、十六大报告中都有涉及“舆论监督”的论述。党的十七大进一步提出:“落实党内监督条例,加强民主监督,发挥好舆论监督作用,增强监督合力与实效。”无疑,中共中央于2004年1月颁布实施《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和发展党内民主的现实任务,将是理解和把握党的媒体舆论监督功能新内涵的重要依据。 首先,《条例》规定,“党内监督的重点对象是党的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特别是各级领导班子主要负责人。”这样的党内监督的对象无疑也将是党的媒体舆论监督的重点对象。实际上是将党的权力的行使置于可监督的约束之下,以防止权力过于集中所导致的权力滥用和权力腐败。 其次,《条例》规定了十项监督制度,即集体领导和分工负责、重要情况通报和报告、述职述廉、民主生活会、信访处理、巡视、谈话和诫勉、舆论监督、询问和质询、罢免或撤换要求及处理,并提出“党内监督要与党外监督相结合”的原则。由此,舆论监督被定位于党内监督“合力”中的一个重要力量。 再次,《条例》规定:“在党的领导下,新闻媒体要按照有关规定和程序,通过内部反映或公开报道,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可见发挥舆论监督作用的主要承当者是“新闻媒体”,而在党内民主建设的框架下,发挥舆论监督作用的“新闻媒体”也将主要是以党报为代表的党的媒体。 最后,《人民日报》2004年2月18日《条例》颁布所发表的题为“从严治党的重大举措”的“社论”中提出:“要把强化党组织的监督、党的专门机关的监督与加强党员的民主监督、舆论监督以及党外监督结合起来,形成监督合力。”在这样的语境下,党的媒体的舆论监督体现的是党员的民主监督权利。因而,倘若遵循先党内民主后人民民主的社会主义民主发展的逻辑,那么,舆论监督也应当是先党内党员舆论监督后党外社会舆论监督的发展逻辑,以党内舆论监督示范和带动社会舆论监督的发展,以提高舆论监督的现实可行性和具体实效。 2.保障党员知情权的功能 十七大报告提出:“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和优秀”,要“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这当然是就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最终追求目标而言的,倘若遵循先党内民主后社会民主的人民民主建设路径,那么,当前的党内民主建设,首先要保障的就是党员的“四权”(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在这“四权”当中,党员的知情权则是所有其他权力的基础,没有知情权的满足,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都无从谈起。“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知情权是其他各项权利的先决条件,是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的最重要方面。”[7]知情权也是现代民主的最根本要求,是保障公民民主权利实现的基础。 保障党员的知情权,无疑也是反腐倡廉的一剂良方。在十七大报告中首次提出“确保权力正确行使,必须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所谓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就是将权力的行使为人民、首先是党员的知情,防止权力运行不透明的暗箱操作,使权力腐败失去生存的土壤。 当前,作为反腐败的一项举措,我国的一些权力部门虽有一些政务公开的初步尝试,但由于党员和公众的知情权缺乏法律上的明确保障和实践上可操作的程序,一些权力的行使者依然存有“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封建残余,将其所垄断的信息作为一种权力,因而,党员和公众的知情权并没有获得有效的保障。 在当前发展党内民主的构架下,党员的知情权就无疑将被置于保障的优先地位。保障党员的知情权,不仅需要有关政府信息公开的具体操作性法规以及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所规定的保密事项的具体界定,而且需要党的媒体的积极介入,及时全面地报道和提供政府信息。党的媒体还不仅是党员知晓权力运行的信息的管道,还是党员群体作为一种特殊形态的公意表达的舞台。在现代社会的现实中,党员个体不可能对结构庞大的公共权力组织实施有效的监督,因此,党的媒体也将承担着党员权利的代言人的角色,以一种组织的力量去对权力的运行进行有效的监督。 如果我们今日发展党内民主,忽视党的媒体的作用和功能发挥,那么,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的反腐良方也将难见真正实效。 大众传媒论文:我国大众传媒研究论文 论文关键词:大众传媒娱乐化低俗化窥秘化虚假化导向 论文摘要:近年来部分大众传媒在关注受众中呈现出过度娱乐化倾向;在迎合市场中呈现出过于低俗化倾向;在追逐时尚中呈现出极端窥秘化倾向;在追求效应中呈现出趋于虚假化倾向。规范大众传媒的正确导向,应该树立社会主义道德观,在注重娱乐品质中反对泛娱乐化倾向;规范传媒的社会责任,在注重提高大众水平中反对低俗化倾向;完善传媒的监督制度,在注重保护个人隐私中反对窥秘化倾向;加强传媒的职业精神,在注重提高传媒公信中反对虚假化倾向。 在改革开放30年后的今天,中国的经济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但中国的文化建设与发展却明显滞后。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发展的不平衡状况引起了有识之士的警觉,更引起了中央政府的高度重视,提出推进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即是一个极为英明的战略。该战略将文化的发展与繁荣提高到激发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保障人民基本文化权益的高度,是高瞻远瞩的。 在推进文化的发展过程中,大众传媒具有十分重要的导向作用。把握与规范大众传媒的作用,确立大众传媒的正确导向,对于推进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在现代社会科技不断进步的过程中,大众传媒对于文化教育与文化发展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俄罗斯文化学家安娜·尼古拉耶芙娜·玛尔科娃指出:“任何一个人在成长过程中,首先要掌握前人所创造的文化知识,学会利用前辈们积累的社会经验。掌握文化知识可以通过人与人的交往(在学前班、小学、中学、大学、企业、旅行、家庭中的交往)和自我教育(阅读、独自参观博物馆等等)的方式来实现。大众信息手段——广播、电视和报刊所起的作用也很大。”[1]生活中,大众传媒不仅成为了解信息传播文化的媒介,更成为文化教育与文化发展的重要阵地。 一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加快了市场经济的步伐,市场手段引入到大众传媒的改革中,“将市场经济引发的灵感发挥到更广泛的领域,形成了一系列建立传媒产业的理念,包括规模经济、传媒集团、市场细分、资本经营等。这些市场经济的概念已经成为中国新闻和传媒改革的重要构成,而且,党和政府经过多年后置式的选择自上而下的创新实践、打击违规行为之后,也开始呈现基于这种市场导向的话语而采取更加主动的策略和态势”。[2]在市场化的过程中,独立承包、自负盈亏、经济效益等成为大众传媒转型中的一些关键词。大众传媒在过于注重大众传媒产品的商品性质的同时,却忽略了诸多文化产品的文化内涵,在一味迎合市场过程中,从以往党的喉舌与工具,突然转到大众的娱乐工具。在转型过程中产生的失重,构成了某些大众传媒从脱离现实的崇高,落入倾心市场的媚俗境地,以致于形成了某些大众传媒误导社会与大众的偏向。 以电视节目为主分析近年来某些大众传媒的误导偏向,大约主要呈现在如下方面:第一,在关注受众中呈现出过度娱乐化倾向。在市场经济左右下,大多数电视台减少了文化类节目,而增加了娱乐类节目,构成了新闻、电视剧、娱乐类节目为主的荧屏结构。据统计,中央电视台15个频道的综艺娱乐节目占据了全国77.1%的收视份额,湖南卫视占据了7.4%的收视份额,排名第二。湖南卫视以“打造中国最具活力的电视娱乐品牌”为目标,突出“快乐中国”的理念,其《快乐大本营》、《玫瑰之约》、《谁是英雄》、《超级女声》等节目如一阵“快乐旋风”刮遍全国,掀起了快乐、欢乐的热潮。但是在娱乐性节目中明显存在着过度娱乐化的倾向,在提出“娱乐至死”的口号中呈现出泛娱乐化的倾向,在娱乐大众的口号中却常常呈现出“愚乐”大众的境况。重庆卫视的电视选秀节目“第一次心动”被勒令停播,就呈现出节目在过度娱乐化中,内容格调低下、曲目庸俗媚俗的状况。 第二,在迎合市场中呈现出过于低俗化倾向。在市场经济的左右下,大众传媒呈现出迎合市场迎合受众的趋向,缺乏在普及中提高的视野,却注重迎合世俗趣味,往往呈现出低俗化倾向。“明星取代了模范,美女挤走了学者,绯闻顶替了事实,娱乐覆盖了文化,低俗代替了端庄。”在躲避崇高中推崇轻松惬意,在漠视严肃中恣意挑逗调侃,从轻松滑向轻浮,从通俗堕入庸俗,从求新趋向猎奇。在某些电视真人秀竞技节目中,眼睛喷火、腿上切肉、滚钉板、吞毒虫等场景的实播,在充满猎奇性的节目中令人不忍观看,在感官刺激中产生视觉污染。甚至新闻报道也呈现出低俗化的倾向,故意渲染一些残暴凶杀案的细节,津津乐道于某些人间悲剧的色情与暴力,将人们痛苦的经历戏剧化、娱乐化,在不择手段的市场竞争中呈现出低俗化倾向。 第三,在追逐时尚中呈现出极端窥秘化倾向。为了迎合受众进而掌控市场,某些大众媒体揣摩受众追逐时尚的心态,将关于名人、明星的节目放在十分重要的位置,文化娱乐新闻成为一些大众传媒的主打内容,窥探明星隐私、爆炒明星绯闻就成为某些大众传媒的制胜法宝,或捕风捉影、危言耸听,或道听途说、张冠李戴,或断章取义、别出心裁,或夸大其辞、哗众取宠,在满足受众的时尚心态、追星心理中,扩大市场的份额。充溢着个人性生活细节的木子美日记的窥视热潮,矫柔造作的芙蓉姐姐的粉墨登场,刘亦菲堕胎变性的恶意谣言,刘晓庆离婚假新闻传播等,连篇累牍的明星逸闻花絮构成了大众传媒的极端窥秘化倾向,使大众传媒成了飞短流长、打探隐私、传播绯闻、炮制奇谈怪论的孳生地。 第四,在追求效应中呈现出趋于虚假化倾向。大众传媒应该具有社会的公信度,注重真实性应该是其基本行业准则。近年来,在道德失衡、有偿新闻等负面因素的影响下,为了追求轰动效应,假新闻屡屡见诸新闻媒体。2007年北京电视台生活频道《透明度》栏目訾北佳编造《纸做的包子》的虚假新闻,北京某报《〈艺术人生〉被令限期自救》的虚假消息,在无中生有中煞有介事,给社会带来了很大的危害。2007年的“陕西野生华南虎”、2008年的“平江野生华南虎”事件,成为令人不齿的假新闻。这些由地方行政机构、投资商与大众传媒合谋的假新闻事件,导致一些经济利益市场效应的追求中呈现出虚假化倾向,严重影响了大众传媒的声誉。 哈贝马斯指出:“随着商业化和交往网络的密集,随着资本的不断投入和宣传机构组织程度的提高,交往渠道增强了,进入公共交往的机会则面临着日趋加强的选择压力。这样,一种新的影响范畴就产生了,即传媒力量。具有操纵力量的传媒夺了公众性原则的中立特征。大众传媒影响了公共领域的结构,同时又统领了公共领域。于是,公共领域发展成为一个失去了权力的竞技场,其意旨在于通过各种讨论主题和文集既赢得影响,也以尽可能隐秘的策略性意图控制各种交往渠道。”[3]在商业化的左右下,传媒改变了公众领域的结构与公众性的原则。虽然,如上所述大众传媒出现的这些偏向,仅仅为某些媒体的作为,我们并不因此否定大众传媒所具有的传播信息、文化教育、舆论监督与社会导向的重要作用,但是在推进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今天,必须要充分关注与克服大众传媒出现的这些偏向。 二 大众传媒的负面性影响已经引起了诸多学者的注意,有学者认为大众传媒本身是一柄双刃剑,它既能引导受众又可能误导受众,既能整合社会也可能引起社会动荡,既能教育人又可能造出一批庸人,既能娱乐人又可能毒害人的身心健康。[4]有学者指出大众传媒娱乐化倾向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负面影响,表现为:削弱大学生的辨别力和批判精神、降低大学生的审美情趣、鼓吹新潮时尚而抛弃节俭实惠、使大学生的社会观呈现出世俗性。[5]大众传媒对于社会的影响更为广泛。因此,在推进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背景中,必须注重引导大众传媒正确健康的舆论方向。 在倡导注重大众传媒的正确健康的导向中,应该注重如下几个方面:首先,树立社会主义道德观,强调传媒作品的文化内蕴与艺术特性,在注重娱乐品质中反对泛娱乐化倾向。大众传媒进入消费时代后,大众传媒多元化发展无可厚非,不能简单否定传媒的娱乐性,但是必须强调树立社会主义的道德观。在弘扬主旋律中也不反对非主旋律的作品,在注重大众传媒的教育意义中,也不反对其消遣作用和娱乐作用,但是必须具有某种度的规范,尤其应该强调传媒作品的文化内蕴,在政府部门与社会团体的支助下,扩大与拓展文化作品的艺术深度,尤其注重文化娱乐性作品的艺术特性,反对与避免过度娱乐化的倾向,而应强调作品的艺术品质。 其次,规范传媒的社会责任,强调传媒作品的文化品格与艺术品位,在注重提高大众水平中反对低俗化倾向。哈贝马斯认为,“新闻媒介是社会之公器,是全体公民窥视社会和自然环境的共同管道和从事公共事务讨论的公共论坛,在现代国家的公共领域建设中具有头等的重要地位。”[6]大众传媒作为社会之公器有其独特的社会责任。早在1923年,美国报纸主编协会就制定了《报业规则》七条,规定了报业的责任、新闻自由、独立、诚信、公平、正直、庄重,明确反对和谴责报纸假借道德之理由,对于社会伤风败俗、如奸淫、掳掠之犯罪事实着意描写,迎合低级趣味,煽动低级感情的行为。在大众传媒中必须强调作品的文化品格与艺术品位,不仅注意文化的普及,更强调文化的提高,反对大众传媒的低俗化倾向。 再次,完善传媒的监督制度,强调具有时尚风格的传媒作品的精品层次,在注重保护个人隐私中反对窥秘化倾向。在大众传媒的不断发展中,必须不断完善传媒的监督制度,将政府监督与群众监督结合起来,将政府审核与行业自查结合起来,在政府监督、行业规范、社会舆论三者的结合中,落实传媒的把关意识与责任意识,不断提高传媒作品的档次,在注重传媒作品的时尚性的同时,更注重作品的文化层次,在不断推出新的作品中,反对一味模仿拷贝的现象,注重具有创意的独创性作品的推出。在文化娱乐性节目的设计中,注重保护个人的隐私,反对一味猎奇猎艳,反对娱乐性作品的窥秘化倾向。 最后,加强传媒的职业精神,强调传媒人员的行业自律与社会监督,在注重提高传媒公信力中反对虚假化倾向。作为从事社会之公器工作的传媒人员,应具有独特的职业规范,尤其新闻工作者必须维护新闻的真实性原则。在大众传媒中强调传媒的公信力,即以社会责任为己任,通过大众传播提供客观、全面、及时、权威的资讯而获得的社会普遍认同。媒体的公信力是其可持续发展的原动力,其要义在于实事求是地传播新闻、坚决杜绝虚假新闻。传媒人员必须具有行业自律精神,在社会的监督过程中加大对于虚假新闻的打击力度,建立大众传媒科学合理的评估体系,加大假新闻的媒体问责制,在注重提高传媒的公信中反对虚假化倾向,坚决杜绝虚假新闻的产生。 有学者对中国传媒制度的变迁作了勾勒,认为从新中国建立到20世纪70年代末形成了制度均衡时期,建立了稳固的党的新闻体制;改革开放后,打破了这种均衡,形成了媒体主动开发财源的现象;传媒与广告共生时期,传媒从单一承担政治使命的宣传工具,转变为辅佐政权与营利的双重角色;传媒集团发展时期,在全球传媒进入与市场经济的威胁下,努力有效地将市场机制吸纳到国家控制的传媒产业中。[7]在中国传媒制度的变迁中,虽然传媒的形式与结构的方式有所变化,但是传媒的基本特性仍然没有变,作为国家舆论与社会公器的特性仍然是大众传媒的基本性质。在推进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中,大众传媒承担着十分重要的社会导向作用,只有加强大众传媒的正确导向,才能为推进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起到其应有的重要作用,在不断推出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俱佳的优秀文化产品中,引导文化市场与文化消费健康迅速的发展,在全社会形成良好的文化氛围与社会风气,为中国与世界文明的发展留下诸多文化精品。 大众传媒论文:大众传媒文化危机管理论文 内容提要:丹尼尔·贝尔是当代美国批判社会学和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的代表人物。他从传播技术和传播内容、传播者和接受者的角度,剖析了大众传媒在新教伦理向享乐主义、现代主义向后现代主义的反文化蜕变过程中的社会作用,从而把大众传媒与资本主义文化危机之间的关系揭示出来。他对资本主义文化危机的透辟分析,对以大众传媒为载体的大众文化的批判,体现了美国传播学批判学派的观点,但其新保守主义的文化立场,又决定了他的这种批判是温和的、不彻底的。 一、贝尔的学术研究与其批判性传播观 20世纪六七十年代,国际传播学界,首先是西欧的传播学家们,围绕“信息时代”的社会制度、传播体系和意识形态等问题,曾展开一场广泛的国际讨论。这场国际讨论直接发端于两本书的问世,第一本是《意识形态的终结》(1960),另一本是《后工业社会的来临》(1973),均为丹尼尔·贝尔所著(张隆栋,1993:287~290)。 丹尼尔·贝尔(DanielBell,1919——)是当代美国大名鼎鼎的学者和思想家。贝尔在四五十年代主要从事新闻工作,曾任《新领袖》杂志主编、《幸福》杂志编委和撰稿人。在六七十年代,他主要从事教学工作,曾在哥伦比亚大学和哈佛大学担任社会学教授,还从事一些与未来研究和预测有关的活动,担任过美国文理学院“2000年委员会”主席、美国总统“八十年代议程委员会”委员等职。贝尔在战后西方的社会学、未来学和发达资本主义研究诸领域均处于领先地位,1974年全美知识精英普测时,他曾名居10位影响最大的著名学者之列,在欧美思想界声望甚高(Bell,D.1980:11~13;Waters,M.1996:11~16)。 贝尔的学术著述很多,构成其综合思想体系的关键著作,除了前面提到的《意识形态的终结》、《后工业社会的来临》两书外,还有一本就是《资本主义文化矛盾》(1976)。在前两本书中,贝尔着重探讨了西方世界政治思想和社会(技术—经济)结构的变迁,认为在现代西方社会(主要是美国)向“后工业社会”的萌发阶段,技术性决策将在社会中发挥重大作用,传统意识形态不可避免地将为科技治国论所取代。《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一书则追溯了资本主义文化的发展历程,并剖析这种文化如何与经济和政治中的轴心原则、轴心结构发生不可避免的矛盾,反映出贝尔全面探查当代西方社会结构、政治模式和文化思想领域的努力。他对资本主义文化乃至整个社会矛盾的透辟分析,代表了文化社会学和发达资本主义研究的一项开创性成果,而其中涉及到的对大众传播媒介与资本主义文化危机的关系的探究,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美国传播学批判学派的观点。 贝尔所说的资本主义文化危机,在其表层上,是指技术—经济领域与文化领域之间的断裂和冲突(这种断裂和冲突,同样存在于技术—经济领域与政治领域之间)。资本主义技术—经济体系以功能理性和节俭效益作为它的调节方式(轴心原则),本身是一个官僚等级制结构(轴心构造),其中的个人受到角色要求的限制,成为最大限度谋取利润的工具。文化领域的特征却是自我表现和自我满足(轴心原则),它以个人的感觉、情绪和兴趣作为衡量尺度,追求个性的无限张扬和独立不羁,因而同技术—经济领域所要求的组织形式之间发生激烈的冲撞。从更深的层次上说,“文化领域是意义的领域”(贝尔,1989:30。下引该书只标页码),它通过宗教、文艺、价值观念等象征性的表现方式,给人类生存提供一种超越性的信仰,成为一种将整个社会凝聚起来的道德纽带。然而,以自我表现和自我满足为特征的现代文化,由于其本身的空幻性,却只能导致人们意义的迷失,从而瓦解文化对整个社会的聚合力。长此以往,将会使西方社会重蹈古代文明由奢华到内乱的覆灭之路。 当然,贝尔所说的文化危机,是指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文化危机。在19世纪中叶以前的资本主义社会早期,以功能理性和节俭效益为轴心原则的技术——经济体系,有一套与其协调一致的独特文化和品格构造,这就是视工作为天职,强调先劳后享、勤俭禁欲的新教伦理和清教精神。但是,随着社会结构的变迁,尤其是消费社会的出现,这套独特文化和品格构造逐渐崩溃瓦解,原来勤俭持重的生活习惯,为奢华糜费的享乐主义生活方式所取代,工作失掉了它宗教价值上的超越意义。与此同时,一场以流派纷呈著称的现代主义文化运动,又对已被商业机制蛀蚀得只剩下干瘪外壳的传统价值体系,展开了疯狂扫荡,进一步破坏了资本主义社会赖以维系的道德基础,并最终取得了至高无上的文化霸权地位。但是,现代主义本身也经历了裂变和衰竭的过程,尤其是与享乐糜费的大众文化的合流,现代文化日益变得庸俗浅薄、粗鄙无聊,资本主义社会因此正面临着一场“既无过去又无将来”的“信仰问题”或者说“精神危机”(74)。 贝尔关于资本主义文化矛质的论题,其优秀“就是揭示资本主义文化从新教伦理到享乐主义,从清教精神到自恋主义的蜕变过程”(傅铿,1990:292),由此凸显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文化危机。从新教伦理到享乐主义,从现代主义到后现代主义的反文化,资本主义文化的演进自然有其内在的逻辑,但作为大众文化载体同时也是大众文化一部分的大众传播媒介,无疑起着不可低估的作用。本文就是着眼于大众传播媒介与资本主义文化危机之间的作用机制,力图把贝尔批判性的传播观勾勒出来。因此将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先总体看一下贝尔的大众传播媒介观,再分别考察一下贝尔所谓的大众传播媒介在新教伦理向享乐主义、现代主义向后现代主义的反文化蜕变过程中的作用,最后对贝尔的批判性传播观予以分析评价。 二、贝尔的大众传播媒介观 贝尔的大众传播媒介观涉及到他对大众传媒社会功能、社会作用的总体看法,在这方面,他零零散散地主要表述了这样几层意思: 1.包括电影、广播、电视等电子传媒在内的通讯技术革命,与交通运输革命一起消除了社会的隔离状态,导致了大众社会的形成和大众文化的出现。贝尔认为大众传媒开阔了人们的视野,扩大了相互间的影响和联系,同时也“造成对变化和新奇的渴望,促进了对轰动的追求,导致了文化的融合”(137)。 2.大众传媒引起人们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的变革。贝尔指出,“电影有多方面的功能——它是窥探世界的窗口,又是一组白日梦、幻想、打算、逃避现实和无所不能的示范——具有巨大的感情力量。”广告突出了商品的迷人魅力,是“新生活方式展现新价值观的预告”,在这方面,“广告所起的作用不只是单纯地刺激需要,它更为微妙的任务在于改变人们的习俗。”(114~116)《时代》周刊和《读者文摘》“这两家杂志均作为价值观变革的杠杆深入地影响了20世纪中叶的美国生活方式。”(124) 3.视觉文化是大众文化最重要的性质,当代文化正在变成一种视觉文化,而不是一种印刷文化,而视觉文化在当代文化比重中的增加,实际上瓦解着文化的聚合力。贝尔注意到了电视这种视觉媒介在二战后的迅速崛起,他比较了印刷媒介和视觉媒介在传播效果上的差别;印刷媒介允许读者调节自己的阅读速度,给读者以思考的余地,它强调的是认知性、象征性的内容和抽象思维的方式,因而能引起读者的理解和情感的净化;以电影和电视为代表的视觉媒介,则把自己的速度强加给观众,没等观众来得及思考就一闪而过,它强调的是形象性内容和情感的震惊,导致的是观众反应的情绪化、戏剧化。 在贝尔看来,视觉媒介创造出来的这种传播效果,不是来自内容而几乎全部来自技巧。视觉媒介就是通过一定的技术手段,如电影的蒙太奇手法或宽银幕立体声,为人们提供感官的刺激,追求直接、冲击、同步、轰动的效应,因此不可能使人获得某种超验的天职感、美化感,或一种经过悲剧和痛苦之后的心灵净化,相反它“不可避免地要在人类经验的整个范围内制造一种对常识知觉的歪曲。”(167)所以,视觉文化虽比印刷文化更能迎合大众的感官需要,从文化意义上来说却枯竭得更快。 较早致力于传播研究的政治学家拉斯韦尔(lasswell,H.)曾提出大众传媒三大功能的理论,即监视环境、联系社会和传递遗产,后来社会学家赖特(Wright,C.)又在其中增加一项功能——提供娱乐,这都是对媒介正面功能的考察。另外两位对传播学贡献突出的社会学家拉扎斯菲尔德(Lazarsfeld,P.)和默顿(Merton,R.),则分析了媒介的四种负面功能;把人变成丧失辨别力和顺从现状的单面人、导致审美情趣及文化素养的普遍平庸化、廉价占用人的自由与时间、使人处于虚幻的满足状态从而丧失行动能力(李彬,1993:134~141)。 从贝尔的论述可以看出,他主要是从传播技术和大众文化的角度来考察大众传媒的功能的,注意的是大众传媒长期的、潜在的社会作用和传播效果。他虽然肯定了大众传媒的正面功能,如认为大众传媒导致大众社会的形成和大众文化的出现,以及引起人们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的变革(大致相当于拉斯韦尔和赖特所说的联系社会、教育示范和娱乐功能),但更多地侧重于对媒介负面功能的论述。譬如,他认为视觉媒介为人们建构了一个虚拟的世界——“白日梦、幻想、打算、逃避现实”和“对常识知觉的歪曲”,从而瓦解着文化对社会的聚合力,这在某种程度上涉及到了媒介的隐性的负面功能。事实上,贝尔即使在肯定大众传媒上述正面功能的同时,在具体的分析上却又着眼于它的消极影响,这从我们下面将要考察的大众传媒在新教伦理向享乐主义、现代主义向后现代主义的反文化蜕变过程中的作用,可以明显地看出来。 正因为如此,他对加拿大多伦多学派的麦克卢汉(McLuhan,M.)持激烈的批判态度。麦克卢汉预言了电子媒介给人类社会带来的变革和进步,描绘了一幅带有明显的技术决定论色彩的未来图景,它的“媒介即信息”和“媒介是人体的延伸”的基本论断,不啻是对媒介的膜拜和礼赞。尽管贝尔也注意到了通讯技术革命所导致的社会在世界范围内的扩展,以及麦克卢汉对印刷文化和视觉文化的区分,却仍然认为麦氏“热媒介”和“冷媒介”以及电视创造“地球村”的概念,“除了在微不足道的水准上讲,似乎没有多大意义。”(156)他把麦克卢汉形象地称为享乐主义时代“胜任的预言家”,说麦克卢汉“在很多方面是在为人类的梦想做广告。”(121)与麦克卢汉相比,贝尔对未来社会(后工业社会)进行科学预测的同时,又具有深邃的人文主义的价值关怀,在大众传媒的社会作用方面则表现出一种悲观主义的倾向。 三、从新教伦理到享乐主义 马克斯·韦伯(Weber,M.)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1903)一书中,精巧而又深刻地揭示了加尔文教义对18世纪美洲新大陆资本主义的兴起所发生的重要催化和诱变作用。贝尔在立论之初就接受了韦伯的观点,认为资本主义有着双重起源:禁欲苦行主义(宗教冲动力)和贪婪攫取性(经济冲动力)。在19世纪中叶以前的资本主义早期,这一对冲动力被锁合在一起,前者代表了资产阶级精打细算、勤俭持重的精神,后者则体现在技术—经济领域的无限进取的激情。新教伦理将工作视作神圣的天职、得救的标志,强调清醒、俭省、节欲和严肃的人生态度,为人们提供了超越性的道德目标。 但是,内战之后,美国资本主义经济得到了巨大的发展,社会结构也出现了相应的转变,特别是20世纪20年代注重超支购买的消费社会的出现,从根本上破坏了那种强调节俭、简朴、自我约束和抑制冲动的传统价值体系,花钱和享受、炫耀和时尚成了成就的标志,甚至连性也成了消费的对象,结果美国文化成了享乐主义的乐园。 那么,在贝尔眼里,大众传媒在新教伦理的瓦解和享乐主义的风行过程中,扮演了什么角色呢? 第一,贝尔把新教伦理和清教精神看成是“农夫的、小城镇的、商人的和工匠的生活方式合成的世界观。”(102)而正如前面所谈到的那样,正是技术革命“借助汽车、电影和无线电,打破了农村的孤立状态,并且破天荒地把乡村纳入了共同文化和民族社会”(112),从而造成了小城镇主导美国人生活方式的局面的终结。 第二,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自觉组成的青年知识分子团体,通过大众传播媒介,首次向拘谨而陈腐的小城镇生活方式和清教传统发起攻击。这场自称为“解放”的运动,是一股从欧洲吹来、登上了美国海岸的现代主义之风,一直延续到20年代消费道德观的建立,在60年代后现代主义的反文化运动中又得到恢复和进一步延伸。 第三,大众传媒竭力提倡一种追求享受的生活方式。电影美化了年轻人崇拜的事物,如姑娘们喜欢留短发、穿短裙,并劝告中年男女要及时行乐。“妇女杂志、家庭购物指南以及类似《纽约客》这种世故刊物上的广告,便开始教人们如何穿着打扮,如何装璜家庭,如何购买对路的名酒——一句话,教会人们适应新地位的生活方式。”(116) 第四,性欲崇拜取代金钱崇拜,成了美国人生活中最基本的激情。《花花公子》杂志的大肆畅销并非偶然,“主要原因是它怂恿男子的幻想,夸大他们的性能力。”对“放荡不羁”的生活方式的提倡,还表现在《时代》杂志的封面报道和《纽约时报》的广告上,前者把加利福尼亚描写成“具有奇妙的诱惑力和兴奋力——甚至某种恐惧感”的“令人兴奋的州”;后者的标题则刻意模仿一部描写两对夫妇相互交换配偶取乐的电影的名字,鼓励人们旅行去过一个放纵的假期(118~119)。 放弃清教教义和新教伦理的结果,使资本主义丧失了道德或超验的伦理观念。“新资本主义”虽然在生产工作领域仍沿用新教伦理业已失去活力的古老语言,但在消费领域却刺激娱乐、放松和纵欲的风气,结果导致了人格的分裂:人们白天“正派规矩”,晚上“放浪形骸”。“享乐主义的世界充斥着时装、摄影、广告、电视和旅行。这是一个虚构的世界,人们在其间过着期望的生活,追求即将出现而非现实存在的东西。”(118)贝尔认为这只能造成人们灵魂的空虚。 据贝尔看来,在新教伦理向享乐主义的蜕变过程中,作为一项技术革命的大众传媒所起的社会作用,就表现在对前者的攻击和对后者的提倡,从而引起人们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的变革。不过,贝尔主要还是从传播内容剖析大众传媒的这一负面功能的,他对大众传媒负面功能的批判,实际上是对以它为载体的大众文化(享乐主义)的批判。 经济领域内的变化(消费社会的出现),只是导致新教伦理和清教精神瓦解的一个方面的根源,另一个直接因素便是反传统的现代主义的冲击。 贝尔所说的现代主义,是一种遍及文学、音乐、绘画、雕塑等所有艺术领域,并波及生活方式和行为规范的文化思潮或文化运动。现代主义以19世纪中叶自封为“先锋派”的现代文艺为开端,先是在艺术领域否定资产阶级价值观,后来又通过割据飞地成功地建立起自己的“生活空间”,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便开始向传统文化发动攻势(如对清教传统和小城镇生活方式的攻击),宣布新的美学、新的形式、新的风格。时至20世纪60年代,现代主义文化思潮已发展为后现代主义,它彻底破除了艺术与生活的界限,尤其是与享乐主义生活方式的合流,便演变成了其极端的形式——反文化运动:热衷于暴力和残忍,沉溺于裸体和性反常,渲染吸毒的致幻经验和摇滚乐的大吵大闹,如此等等。于是,现代主义文化经过一百多年的反叛,完全推翻了资产阶级的传统文化统治,原来局限于少数精英中的艺术自治发展成为渗透大众生活方式的文化楷模。 据贝尔看来,现代主义的衰竭和异变除了其自身内在逻辑(如形式上松散零乱、一味翻新,结果像一只泼尽了水的空碗,徒落下个反叛的外壳),它还受到了“文化大众”的侵袭和改造,而这一点是大众传播媒介另一负面功能的体现。 贝尔所说的“文化大众”(culturalmass),不是指文化的创造者,而是那些为文化提供市场的人们。其中的许多人也是文化的传播者,他们在高教、出版、杂志、电台、剧院、电影院、博物馆和时尚界工作,在这些范围内影响和形成文化产品的普及,同时为更多的大众文化受众生产通俗的产品(Bell,D.1980:289)。文化大众的数量同整个社会相比虽不算多(贝尔估计在几十万到几百万之间),但他们由共同的文化气质粘合成群,形成强大的阵营,目前即使不是支配却也实际影响着现代文化设施。不难看出,贝尔所谓的“文化大众”,属于“社会的知识和传播行业中新兴的知识分子阶层”(80),他们代表的是整个中产阶级(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而不断壮大的管理人员队伍、白领阶层以及具有较高专门技术的技术工人)的文化趣味。 贝尔认为,中产阶级的文化趣味首先是由艺术家来定型的。过去的先锋艺术曾惨遭观众的践踏,但随着中产阶级的出现和壮大,他们需要从文化上对自己的社会地位予以判明和确认,于是开始敬重、接受和追随展览馆、商业性画廊和新闻媒体等大众传播媒介制造出来的文化见解,成为资产阶级“敌对文化”(现代主义文化)的赞助者。 然而,贝尔进一步指出,最先由先锋艺术家定型的中产阶级文化趣味,表面上假装尊崇高雅文化,实际上却努力使其溶解并庸俗化。正如中产阶级流行杂志所认为的那样,“文化并非是对严肃艺术作品的讨论,它实际上是要宣扬经过组装、供人消费的生活方式”(90)。大众传媒于是迎合中产阶级的文化趣味,在行为方式、鉴赏方式和穿着方式等方面为他们引路,原来仅限于少数文化精英的生活方式在大众传媒的巨大屏幕上展现出来,“传播媒介的任务就是要为大众提供新的形象,颠覆老的习俗,大肆宣扬畸变和离奇行为,以促使别人群起模仿”(36)。就这样,现代主义通过文化大众的普及和模仿而变得非常时髦,文化大众成了高级文化的饕餮之徒,现代主义的实验形式变成了广告和流行时装的象征符号,艺术风格成了时髦娱乐的同义语。 贝尔力图超越美国60年代那场有关大众文化的论战,但他无疑是一位精英文化论者,尽管他对瓦解资本主义社会传统价值体系的现代主义同样持激烈的批判态度。在他眼里,传统现代主义就其作为一种艺术追求而言,即为人类超越自我的努力提供了意义,塑造了人们的象征性表现方式。然而后现代主义却把幻想与快感带进生活,把艺术变成了行动,只对社会起到颠覆作用,再也难以为人们提供超越现实的价值意义了。尤其是与享乐主义、大众文化的合流,现代文艺成为了文化大众的公有财产,针对传统观念的震惊已变成流行时尚的庸俗统治,资本主义文化日趋琐碎浅薄、粗鄙无聊了。贝尔认为,在现代主义的衰竭和异变过程中,大众传播媒介的作用就是其普及化、庸俗化的一面,这是由大众传媒的传播者和接受者的文化趣味决定的,反过来又导致大众文化受众审美情趣和文化素养的进一步平庸化。然而,“社会秩序既缺乏作为生命力之象征性表现的文化,又缺乏作为动机或聚合力量的道德因素,那么,靠什么才能够把社会粘结为一体呢?”(132)贝尔提出了一个“冒险的答案”,即西方社会将“重新向某种宗教观念回归”(75),他寄希望于通过传统信仰的复兴来拯救人类。 五、贝尔批判性传播观的批判 在新教伦理向享乐主义的蜕变过程中,贝尔从传播技术和传播内容的角度,剖析了大众传播媒介的社会作用;在现代主义向后现代主义的反文化的异变过程中,贝尔又从传播者(文化大众)和接受者的角度,剖析了大众传媒的社会作用。通过这两项剖析,贝尔把大众传播媒介与资本主义文化危机联系起来,认为以大众传播媒介为载体的大众文化(包括现代主义),对资本主义社会的传统价值体系起着瓦解破坏作用,而且由于大众文化内容本身的娱乐性、庸俗性和空幻性,使人们丧失了超验的信仰,而这是造成文化失去聚合力,导致西方社会领域断裂的根源所在。 不仅如此,贝尔在一定程度上还从大众文化的商业性中,看到了大众传播媒介的社会控制机制——资本主义的市场机制。贝尔认为,“资本主义是一种经济—文化复合系统。经济上它建立在财产私有制和商品生产基础上,文化上它也遵照交换法则进行买卖,致使文化商品化渗透到整个社会。”(60)在市场成为经济与文化的交汇点后,“经济逐步转而生产那种由文化所展示的生活方式。”(35)贝尔蕴涵的意思无非是说,大众传媒之所以要迎合中产阶级享乐、庸俗的文化趣味,它对享乐主义生活方式的提倡,对流行艺术的倾泻,是因为文化大众长期视文化为商品,并从它的交换中获得了一种势利的价值观,因此将艺术的思想迅速地翻制成商品加以推销,尽可能为社会提供娱乐性的文化消费品。正是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才导致大众传播媒介产生了负面的社会作用。 法兰克福学派的学者如霍克海默(Horkheimer,M.)、阿多诺(Adorno,T.)、马尔库塞(Marcuse,H.)等,把大众文化(他们称为“文化工业”)看成是意识形态霸权的美国形式,认为美国不是用恐怖和高压实行统治,而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以大众传媒为途径的大众文化,来实现“权威主义”的,所以他们倾向于使用批判的词句来谈论美国的大众社会和大众传媒(殷晓蓉,1999)。贝尔尽管也对大众传媒和大众文化持批判态度,并且同样认为大众文化是商业社会的产物,但他是从大众传媒和大众文化对资本主义传统价值体系的瓦解、破坏作用的角度加以批判的,正如同他把现代主义看作瓦解资产阶级世界观的专门工具而加以批判一样。问题是,西方社会的大众传媒是否脱离开了社会结构(技术—经济体系)而变成了它的对立物了呢?其实不然。大众传媒对享乐主义生活方式的提倡,是因为西方社会在20年代已经进入了大众消费时代,新资本主义虽然在生产、工作领域维持一种理性、持重的社会秩序和组织形式,但在消费领域却不断刺激享受、消费的需要,大众传媒对享乐主义生活方式的提倡,实际上是对社会结构变迁的反映和维护。至于大众传媒所传播的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文化,虽对资本主义的社会秩序起到破坏作用,但这是一种“驯化”了的破坏作用,因为大众传媒把现代主义文化对社会的强烈震惊,变成了花哨浅薄的生活时尚,在庸俗化的同时也消解了它的破坏作用。事实上,大众传媒在西方社会一直起到“排气阀”的作用,资产阶级利用大众传媒吸引千家万户的注意力,使大众文化成为操纵和麻醉人们意识和情绪的有力手段,使他们安于消遣、安于现状,变成“嘻嘻哈哈的一群”,这就是以大众传媒为途径的大众文化,即使有反社会的倾向,也不会遇到来自上面的阻力的原因。更何况,大众传媒作为一种赚钱的行业,只有迎合大众的口味,把大众传播手段和大众文化很好地结合起来,才能维持一种理想的商业行情,精明的资本家自然要开动一切宣传机器为大众文化捧场(周绍珩,1989:192)。所以,大众传播媒介不可能脱离资本主义社会的控制,贝尔所说的大众传媒和大众文化与资本主义社会的树立、文化大众与资产阶级的对立是表面上的。相反,倒是马尔库塞等人说得对,他们认为文化的自我表现冲动,已为资本主义制度所吸收,并将它转化为商品(发达工业社会借此消除高级文化中敌对的、异己的和越轨的因素,来克服文化同社会现实之间的对抗),现代主义的衰竭正说明它已同资本主义“相互认可”(38)。但贝尔却不赞同这种观点,他认为仍旧标榜自己的颠覆性质的现代主义文化,在资本主义社会大致找到了归宿,是由于资本主义社会缺乏一种来自宗教信仰的文化,便反过来把要求“解放”的文化大众的生活方式当作自己的规范;然而,文化内部的这种混乱,只会促进人们共同分享的道德秩序的瓦解,从深层结构上破坏资本主义本身的基础(196)。 资本主义文化危机不单纯是一场文化危机,而是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的危机,文化危机的背后有深刻的社会根源。美国60年代的“反文化”运动,其背后就有大众贫困的蔓延、黑人争取平等运动、青年的异化、越南战争等社会因素在起作用。贝尔在某种程度上也注意到了文化变革背后的社会根源,如他从社会结构的变迁(人口的增长、都市的出现、交通运输和通讯技术的革命,特别是20年代大众消费社会的出现),剖析新教伦理和清教精神的崩溃以及享乐主义的盛行;再如他把现代主义生成的原因,归结为技术革命造成的社会环境的剧烈变化,以及现代主义者捕捉变化之流的努力。但贝尔并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尽管他在青年时代一度深受马克思主义影响,成名后在同行中也博得了“精通马克思”的声誉。贝尔认为现代主义的生成还有一个原因,即宗教信仰的泯灭、超生希望的丧失,导致了自我意识的危机,而现代人拒不承认这种人生的大限,坚持不断的超越(自我表现和自我满足),从而使文化和经济领域发生激烈的碰撞。事实上,资本主义技术—经济领域内等级制的组织结构,把人日益贬低到角色和功能的位置,人的丰满个性被压榨成单薄无情的分工角色,而追求自我表现、自我满足的现代主义,正是对这种“非人化”的社会结构的反动。贝尔把大众传播媒介和资本主义文化危机联系起来,也基本上是在文化领域内解释文化,他不可能找到资本主义文化危机的真正根源。贝尔反对马克思以及其他许多社会学家把社会视为由一个主导性原则制约的磐石一块的整体,由此形成了现代社会的社会(技术—经济)结构、政治、文化三个领域断裂对立的学说,而且不相信“社会结构‘决定’社会的其他方面,……当今文化的独立性在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方面引起的变化,并不是由于社会结构本身的变化而产生的。”(贝尔,1984:49)贝尔这一世界观与他对具体问题的分析常常自相矛盾。 贝尔自己反复强调,他“在经济领域是社会主义者,在政治上是自由主义者,而在文化方面是保守主义者。”(21)贝尔一生也先后经历社会主义、自由主义和新保守主义三大现代思潮的冲击影响,在此基础上形成了相应复杂的立场。“新保守主义的内容成分相当复杂,它即是针对自由派激进改革纲领和政策作出的批判纠正,也反映出美国社会公众近年来向传统回归、寻求稳定价值观念的广泛心理……以便在日趋严酷的局势下维持美国的繁荣与尊严。”(赵一凡,1989:5)贝尔复杂的立场不但决定了他论述中的自相矛盾,更决定了他找不到解决资本主义文化危机的答案。贝尔关于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的论题,目的就是探讨60年代西方(特别是美国)社会的文化危机,因此才对曾经促进资本主义经济的新教伦理的现代西方的命运,做出百年回溯和断代分析,但最后得出的答案却是一个“乌托邦”式的“神圣性的复归”,表现出一种风烛残年的缅古怀旧之情。他为后工业社会设计出的他称之为“公众家庭”理论的新宗教或文化崇拜,实质上是揉合了他经济社会主义、政治自由主义、文化保守主义思想的社会改良方案。他大书失落的痛苦,呐喊重建精神价值的需要,力图使资本主义社会恢复它赖以生存、发展的道德正当性和文化连续性,这一立场决定了他对大众传媒和大众文化的批判,是温和的,也是不彻底的。 大众传媒论文:大众传媒文化传播管理论文 作为现代商业文明和工业文明相结合的产物,大众文化以巨大的影响力使得它的传播载体———大众传媒能遵循市场经济原则,以市场要求取代精神要求。在这种既是意识形态的又是物化形态的商业化运作中,大众传媒以其强大的影响力传播了大众文化。在这个大众文化凯歌高奏的时代里,民众丧失了自身的判断力和理性,不仅欣赏品位和格调下降,而且发生着价值和信仰危机。在这个媚俗的商业化时代里,大众成为媚俗的牺牲品。 解读大众文化与大众传媒 解读大众传媒与大众文化的关系,首先要理解大众文化及大众文化在构造人类大众精神物质生活水平和生活方式方面的重要影响力。大众文化是一种都市工业社会或大众消费社会的特殊产物,是大众消费社会中通过大众传媒所承载、传递的文化产品,这是一种合成的加工的文化产品,其明显特征是主要为大众消费而制造出来的,有标准化和模拟个性的特色。大众文化是包含在主流文化之内,它是一个社会内与公众舆论、价值观念、社会时尚和生活方式大致趋同、基本适应的、又是与传统文化优秀内容有直接传承关系的文化形态。大众文化有地域性、通俗性、消费性、娱乐性、商业性、产业性等种种特征。 大众文化在我国新时期的崛起始于改革开放时期,在改革开放时期逐渐获得了主体意识的民众,不仅需要新的娱乐形式,而且也需要表达这一阶层的意识形态。大众文化的迅速崛起有一系列发行量巨大的通俗杂志和报纸作证,有一系列原来属于高级文化阵列的严肃文学纷纷改弦易帜为通俗文学作证。大众文化的通行无阻表明的是大众对它的支持与认同。关于大众文化与大众传媒的关系,大众传媒是大众文化的重要载体,大众文化大众传媒传播的重要内容,大众传媒塑造大众文化,大众文化对大众传媒有重要影响。文化影响传媒,有什么样的大众文化就有什么样的大众传媒。传媒受文化的浸润影响,反映文化,代表文化,成为一定文化的喉舌。大众传媒的重要功能是传播文化的功能。有人说一张报纸就是一个国家文化的一部日记,它默记民族的文化演化与变革的轨迹,预示文化进化和传播的基本趋势。 大众传媒对通俗性、娱乐性、流行性、时尚性、商业性的大众文化的传播大大满足了主体意识越来越强烈的现代人,使他们在一天的忙碌之后,能够在这些轻松的节目和娱乐中得到松弛和满足。这种满足的结果使传播大众文化的大众通俗刊物发行量得到迅速飙升。有统计资料显示,上海的《故事会》发行量达650万份,湖北的《今古传奇》发行量达200万份,北京的《啄木鸟》达175万份,山西的《民间文学》达100万份。这些巨大的发行量标志着这些通俗文学有庞大的支持群体,它是对大众文化合理性与合法性的礼赞,标志着大众文化节日的到来,也是对适应市场经济者昌逆市场经济者亡的市场经济规律的无言求证。在大众文化强烈的通俗性和商业性的引导之下,许多报刊在发生着前所未有的质与量的变化。许多报刊由过去的4版增加到8个版面甚至数十版、100版或更多。这增加的版面多是增加了表现大众文化的娱乐版和生活时尚版。与此现象共生的是周末版和星期日刊的兴旺发达及最体现大众文化特征的晚报和都市报的异军突起,成为报业发展的生力军。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一个有趣或是讽刺现象是严肃文学的节节败退和向通俗文学的靠拢。有资料显示,安徽的《江淮文艺》改名为《通俗文学》、天津的《新港》改名为《文娱世界》、北京的《评论选刊》改名为《热点文学》。报刊结构、内容数量的变化演绎在说明,大众文化的巨大解构力、浸染力和吞噬力,它无所不有,无处不在。它不仅无形中解构了过去一体化的文化专制,而且它的浸染力通过大众传播得到充分发挥,即演绎世俗生活并把它演绎得无可抗拒。 文化对大众传媒的引导和影响作用在地域文化差异和地域传媒差异上也得到了充分凸显。我们可以说,一个最突出的例证是东西方传媒存在很大差异,而这差异本身是东西方文化差异的代表,在此我们不作论证。以中国传媒为例,南北大众传媒有很大不同。北派传媒(以北京为代表)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强,有较高的文化品位、当然也不乏前卫。因为北京是首都,是先进文化最先引荐和争鸣的地方。北京文化的豪爽大气、天子脚下的豪迈与责任感也使其排版大方质朴洗练富有冲击力。语言简练准确沉稳。而南方的报纸则信息性、商业性很强,注重舆论监督,娱乐版追逐时 尚、流行和明星,重视商业经济。在编排上花哨生动抢眼,更前卫,是一种快餐文化。南北传媒风格的不同首先根基于文化的不同,即不同的大众文化氛围和土壤滋生出不同的传媒。因为传媒是思想意识的喉舌,文化引导、影响了传媒的特色风格与品位。 大众传媒是大众文化的塑造者、引导者。大众传媒是形成大众文化的重要手段和使者。如通过大众传媒建构了电视文化、流行文化、音像文化、摇滚文化等。作为人类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的大众文化,不经过大众传播,就得不到继承和发展。而实际上,大众传媒在传播一定文化的同时,也在建构一定的价值意识形态。因为大众传媒通过传播的议题设置功能,能让人们感觉到那些被大众传媒所关注的传播内容便是主流的或是值得肯定和仿效的。 大众文化在现今时代被大大渲染了其娱乐功能和消遣功能,加上人们欲望的膨胀和它无处不在的商业性,使得所有的文化资源都有可能被大众文化形态纳入市场,在新的包装挖掘之后变为文化消费品。这一巨大解构力和浸染力使得严肃文化和经典作品也被演绎为大众文化,并成为畅销和流行之作。 [page_break]批判与解构 大众文化与大众传媒相互间的巨大作用与影响相互碰撞的直接结果是造成对它服务的对象———人的伤害。特别是当媒介在文化领域已取得决定作用和关键性地位时,现代媒介传播文化的功能主宰了人们认知的世界,即提供并选择性的建构了社会知识的社会影像。我们透过这些知识和影像才能建构我们的生活,即传播学中的人们所处的第二世界和虚幻世界。这是个不真实的世界,但人类只有通过这个不真实的世界去认识世界,因为媒体对于我们来说是如此重要,离开它,我们的世界是如此狭隘并且不现实。媒介是我们认识世界的眼睛,媒介是人体的延伸,媒介即讯息。 大众传播对大众文化淋漓尽致的渲染和大众文化最重要的娱乐功能的发挥使得两者产生了不可忽视的负面效应。大众文化的商业性使得大众传媒和大众逐渐变得物化。在利润最大化原则驱动之下,大众传媒的内容变得肤浅,显示出享乐倾向和游戏特征。这些欲望刺激产生的文化垃圾无助于人类精神境界的提高和心灵世界的升华,造成文化消费的媚俗低级倾向,严重地败坏了大众的品位和文化修养水平,而且使人们更多地依赖电视等媒介,成为畸形的电视人或单面人。 现代传媒造成了人的异化。大众文化具有肤浅性、无根性、商业性的特征。马尔库塞指出,如果面对大众的信息传播是完全和谐而且不断经常不留痕迹地把艺术、政治、宗教、广告节目融合在一起,他们使文化领域恢复了对他们自己的共同特征———商品形式的知觉,灵魂的音乐也是售货术的音乐,人们考虑的不是真正的价值而是交换价值。大众文化的商品性把人类异化为商品的人、物化的人。使人在商品的海洋中迷失自我。 以消费为特征的大众文化所启动的大众文化市场构成了对精英文化和严肃文化的巨大冲击,使其在文化重构中以妥协退让为代价以适应市场,适应这个一统天下的大众文化时代。大众文化设限了人的文化享受,使人类在大众文化消费中耗尽了空闲时间,失去了接触高级文化的机会。媒介在给予人们充分选择自由的幌子下,制约了人们接触其他文化媒介的可能性。使我们的文化环境逐渐失去自主和多样性,这类似于自然环境中失去自主和多样性。这是十分可怕的。 大众传媒与大众文化的互动削弱了文化的社会功能。高级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是超越现实,给人们提供一个理想目标,即包含有否定现实的异端因素。文化的这种否定功能随着大众文化的产生而逐渐削弱甚至消失。这是因为将大众文化的传播方式用于高级文化,从而将其中的异端观点现实化,将理想物质化。由于大众文化取消对现实的怀疑、排斥、超越,人便变成为生意的、现实的、物质的、思想平庸的人。 整合与重构 从以上大众文化与大众传媒的互动关系我们可以看出,大众文化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人们的思想和行为方式,其中通过大众传媒对人们的影响更为深刻。大众文化与大众传媒在商业性上的一拍即合造成大众传媒这个以传播精神思想文化内容为主的文化产业在市场经济的大海中迷失了方向。对大众文化的过多关注和商业性追逐使其逐渐失去了其本应具有的思想行为指路明灯的作用。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霍克海默指出,哲学真正的社会功能在于对流行的东西进行批判……批判的目的在于防止人类在现存社会组织慢慢灌输给他的成员的观点和行为中迷失方向。而现今,在向现代化迈进的过程中,提防出现西方与高度物质文明相伴随出现的整个社会精神颓废、萎糜,培养具有高水平的、与高度发达的物质生产相一致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大众对坚持社会主义的方向、对沿着与历史发展的轨迹相一致的方向前进具有重要的作用,基于此,我们要以理性批判的态度解读大众文化与大众传媒间的矛盾。要整合大众文化与大众传媒。要看到大众传播工具是人类创造的,不管其价值和功能存在怎样的矛盾和混沌,最终都要服从人的目的和需要。人类一旦发现它有悖于创造者的初衷时,发现它存在与人的价值和需要的矛盾时,就应改进它的价值和功能的悖谬,使它成为更有利于人类的价值和需要的东西。 传媒的作用即普及化庸俗化的一面是由大众传媒的传者和受者的文化趣味决定的,反过来又导致大众文化中的受众审美情趣和文化素养的进一步平庸化。为此,传播主体要提升自己的文化修养,摒除大众文化中消极不健康的成分,正面积极地给人类大众以健康严肃优秀的文化食粮,让人类大众在文明的文化氛围中耳濡目染,从而提升其文化品位。作为主体的有能动创造精神的人,能够排除大众文化与大众传媒的悖谬,建构更加健全的价值意识,使人类得到全面的健康发展。为此,大众传媒要充分发挥作为把关人的角色,积极发挥大众传播的传播信息、教育、引导功能,通过对信息有目的的采集、选择和编辑出版,优化信息传播。要整合与重构大众文化,虽然这是一个庞大的系统的深难度的工程,但人类必须而且能够作到。剔除人类文化的糟粕,保存大众文化中合理的方面,使大众文化更加符合大众的精神和心理需要,弘扬高尚文化,约束传播人的思想行为和道德品质,重视文化产业的精神内涵和思想品位,建构健康文明向上的媒介环境,创造良好的舆论文化氛围,引导大众文化和人类大众向着有利于社会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的方向前进。那么,大众文化与大众传播的悖谬便不难得到解决。 大众传媒论文:大众传媒公共管理的论文 1.大众传媒在公共管理中的影响 (一)大众传媒在公共管理中具有预警性 相对于我国公共管理而言,大众传媒在公共管理中具有预警性,能够对社会中出现的异常情况进行报道,能够对涉及公众生命、财产、安全的突发情况进行报道,从而引发人们的警惕性,让人们对突发事件有所了解,并及时采取相应的解决措施。比如,2008年四川汶川地震之后,大众传媒对地震的现状进行了及时报道,并且将地震的情况进行了传播,不仅保证了地震事件的真实性,并且也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受众的心理需求,实现了灾区现场报道的有效性。此外,根据大量的事实表明,大众传媒所传播信息的真实性、及时性以及公开性能够保证大众传媒发展与运行的基本准则,能够让社会产生一定的报道反应。此外,从效率角度分析,大众传媒将涉及的公众利益的真实信息进行报道,能够避免灾难性损失,能够保证公民的知情权,增加公共信息报道的透明度,尽可能将不良信息所造成的影响降到最低。 (二)大众传媒在公共管理中具有议程设置功能 从传播学的角度分析,议程设置是建立在环境监视功能之上的。议程设置功能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为大众传媒设定了议程日程的基本功能。在大众传媒中,新闻传媒所传播的基本信息能够以议程的方式进行展现,并且所产生的影响下能够对受众的思想产生影响。一般而言,新闻传媒所选择的播报内容容易引起受众的关注,并且传播媒介在根据现实环境中所选择的报道内容在经过加工之后能够积极呈现给广大受众。从现实角度出发,社会的现实状态是客观存在的,对于部分公众而言是不理想、不规范的,如果想让她(他)成为公共管理中的主要对象,则需要对社会问题进行转换,而大众传媒所具备的议程设置功能则能够在最大限度上接触信息,并且能够对各类突发事件进行传播,使其能够连续性的进行报道,从而引发社会公众的关注。大众传媒对社会事件的客观报道能够提高受众的认知程度,能够引发受众对社会的认识与思考,提高受众的认知度,从而将媒介议程积极转化为公众议程,形成焦点效应,产生强大的舆论引导,促使公共事务进一步调整。 (三)大众传媒在公共管理中具有监督作用 自古以来,监督是保证事物发展的关键因素,相应的,批评专栏使受众的参与意识得到加强,新闻传媒针对性的对社会发展的主要内容进行报道与批评,从而提升了政府决策的透明度。除此之外,各种社会中的而不良现象也会通过新闻传媒进行报道,形成强大的社会舆论。比如,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调查》以及《中国质量报告》等栏目在全国受到了关注与重视,此类节目之所以产生如此大的社会影响力,其主要原因是该类节目将媒介的舆论监督功能进行了发挥。现如今,我国民众在表达自身意愿的时候要求自身权利的合法性,而大众传媒作为最贴近百姓生活的关键因素,能够引导社会与民众之间形成良好的关系,改变社会舆论监督现状。此外,近几年在科技的发展中,网络成了新闻传播的主要载体,网络不仅改变了媒介的生存格局,并且也从根本上促使新闻信息传播的广泛性,传播速度的快速性,传播内容的全面性。网络的出现让广大受众拥有发言权与表决权,在形成双向互动模式之后,能够有技巧的对政府政策进行调控,从根本上推动我国公共管理的发展与创新,促使人们对问题有更加深刻的认识与了解。 (四)大众传媒具有参与政府决策的作用 通常而言,我国政府管理体制在进行决策的时候始终离不开大众传媒,大众传媒所具备的公共空间能够使政府决策具备有效性与实效性。在改革开放之后,我国政治管理体制发生了本质的变化,特别是大众传媒的出现,能够将不同的文化背景、人生抱负、思想性格聚集在一起,对其进行讨论与分析,进而为政府决策提供参考意见,推动我国政府形成新的决策意见。此外,大众传媒能够为政府决策提供广阔的发展平台,在传媒的平台中,不论是个人、团队、政府还是其他均可以针对决策问题进行论证,提出自己的意见与建议,为决策者提供参考意见。在整个决策过程中,大众传媒可以对决策的内容进行解读,并且能够深化受众的理解程度,提高受众参与决策的基本意愿以及参与能力。与此同时,大众传媒还能够通过公众群体将错误的信息进行取消,完善决策体制,将社会各个阶层的意愿进行充分反映,从根本上带动我国公共管理的发展与进步。 2.结语 坚持以人为本,实现社会的和谐发展是时代赋予的要求。在大众传媒的发展中,信息得到整合、传播,逐渐成为了现代化社会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大众传媒自身所具备的基本特点决定了传媒在公共管理中的地位,公共管理应该与新闻传媒进行整合,充分发挥协调、稳定的特点,带动我国政治、经济、文化迈入新的台阶,推动我国民主进程,促进社会的文明发展与进步。 大众传媒论文:大众传媒公共政策论文 一、大众传媒在政策议程中的作用 1.在《公众舆论》一书中,向公众描述了大众传媒影响现实世界和人们头脑中的事件的重要性,后经美国传播学学者的研究形成了“议程设置功能”的假说。1972年,麦库姆斯和肖于在《舆论季刊》发表名为《大众传媒的议程设置功能》的文章,主要观点是:大众传播具有一种公众设置“议事日程”的功能,传媒的新闻报道和信息传达活动以赋予各种议题不同程度的显著性的方式,影响着人们对周围世界的“大事”及其重要性的判断。简言之,大众传媒可以促使政府改变考虑问题的先后顺序,引领政策议置的建立。大众传媒常常利用其掌握的传播媒介,大量某一社会问题的相关“公共议题”,利用网络媒体受众量大、传播速度快、涉及范围广、办事效率高的优势,吸引公众的眼球,引导社会公众舆论,逐渐形成一个庞大的舆论群体。对同一议题感兴趣的群体可自行进行沟通交流,并且之后可能能够形成一股舆论或社会风气思想的浪潮,使该议题逐渐转化为群体议题,再经过不断变化发展,其影响范围能够扩大到整个社会,于是便形成了公众议题,进入政府视野,最终促成政策议程。大众传媒的出现使得议程设置的反馈更迅速,互动交流更多,能又快又有效地达到理想中的传播效果。大众传媒利用自己独特的观察力,以及自身的导向作用,对社会中的某一问题进行频繁报道和讨论,影响受众对该问题内容及性质的认知、态度,进而影响政策议程的建立。利用大众传媒构建“第二现实”,使政策制定者不得不关注本问题,是社会或公众问题进入政策议程的重要途径。 2.近年来,“宰客门”等公共事件接二连三的的报道,形成舆论焦点,致使全民沉思道德滑坡到底应该怎么处理,国家应该好好处理这些事情,致使中央政府针对这一系列问题也作出了应对之策。在这一大背景下,践行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显得极为重要,学雷锋活动、互帮互助等活动开展起来,鼓励社会公民要坚持做好人好事,而且中央政府制定了24字的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旨在调动公众参与全民做好事的积极性,弘扬中华民族优良传统和先进文化。随着互联网的兴起,“意见领袖”这一代名词出现,发挥了巨大的影响力,并对现实社会中的舆论传播产生了深远影响,引起了包括政府部门在内的多方重视。意见领袖应带头规范自身言行,引导主流舆论价值观,理性运用媒介传播,从而推动大众传媒与公共政策的协调发展。大众传媒对议程设置也有一定的消极影响。由于没有明确“把关人”的存在,一些信息在传播过程中容易造成谣言的泛滥。信息的过度重复与转载,导致信息混乱,过多的信息轰炸易使公众产生疲劳感和无聊感,整个传媒界将面临失控危机。由于自身特点不同,个人设置的议程主题可能会受到盲目围观,易产生负面偏执影响,同时舆论可能会出现一边倒现象,影响司法审判的公正。因此,对于大众传媒在政策议程中的作用,我们要全面看待,在知道其具有推动作用的同时,也应该了解存在的一些弊端。只有全面了解大众传媒,我们才能更好地利用它为议程设置服务,创造一个良好的公众互相交流的平台,从而保证社会秩序的稳定有序,实现大众媒介与政策议程设置的完美结合。 二、大众传媒影响公共政策的评估 大众传播媒体利用自身信息传播、接收信息迅速的优势,向公众及时传播事件的真相,引发受众相互交流,大众传媒通过自身的直接评估间接影响政府和公民对公共政策的总体性或局部性认识,从而可能引发公共政策的调整。在这一过程中,大众传媒扮演着政策评估主体的角色。大众传媒的出现实现了政策制定与公众的双向互动,这一点主要体现在公共政策制定和执行过程中,公众可以参与其中,打破了先前决策者独断专行的局限性,以保证公共政策的公共性。如果一项政策方案在出台前没有得到公开与公众的充分辩论,那么这项政策就很难实现所谓的公平公正公开。公共政策的效果怎么样,社会公众的评价是十分重要的。大众传媒将公共政策从各个方面传达给社会公众的同时,也会从各个角度对公共政策进行剖析,为公众提供可以参考的依据。同时,大众传媒也为某一政策的评论提供了平台。意见收集和反馈涉及到公众对公共政策的认可度,是政府进行政策再制定时要考虑的重要因素。大众传媒为公共政策的评估提供了一定的参考依据,其能够对事件进行深入报道,同时可以发表有倾向性的评论,尤其是会对政策的不良后果进行评估,引导公众进行舆论监督,指引政府对公共政策进行调整。例如,北京市政府从2004年3月1日开始就《房屋租赁管理办法》(草案)在各类媒体上公开征求市民意见,结果在收到的246条反馈意见中,大多数公众反对。北京市政府经过认真分析,尊重了公众的意见,最终决定对草案推迟出台。可见,大众传媒及其公众对公共政策的评估及意见,将对政府的公共政策发展演变产生深刻的影响。大众传媒业承担着巨大的社会公共责任,不仅深刻影响着公共政策的合理性、公共性、有效性,也是公众参与公共政策评估的重要平台。大众传媒出于自身的职业责任感,抱着对公众、社会、政府负责的态度,会对社会各领域的活动进行及时报道传播,并在这一过程向公众做出解释说明,引导社会舆论;同时也会将偏离社会规范和公共道德的行为公之于众,引领社会谴责违反者,旨在规范社会道德秩序。当某些问题被公开之后,公众与政府会受到“制度性的压力”, 三、结语 因此会主动改正自我。在这个过程中,大众传媒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现在,我们身处网络时代,大众传媒已成为政府与公众进行互动交流的纽带和桥梁,是政府和公众之间重要的、不可或缺的中介角色。希望大众传媒能够秉承自身原则,正确引导公共政策的发展方向,推动社会不断向前和谐发展。 作者:杨娇娇单位:广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大众传媒论文:大众传媒公共政策论文 一、大众传媒在政策议程中的作用 李普曼在《公众舆论》一书中,向公众描述了大众传媒影响现实世界和人们头脑中的事件的重要性,后经美国传播学学者的研究形成了“议程设置功能”的假说。1972年,麦库姆斯和肖于在《舆论季刊》发表名为《大众传媒的议程设置功能》的文章,主要观点是:大众传播具有一种公众设置“议事日程”的功能,传媒的新闻报道和信息传达活动以赋予各种议题不同程度的显著性的方式,影响着人们对周围世界的“大事”及其重要性的判断。简言之,大众传媒可以促使政府改变考虑问题的先后顺序,引领政策议置的建立。大众传媒常常利用其掌握的传播媒介,大量某一社会问题的相关“公共议题”,利用网络媒体受众量大、传播速度快、涉及范围广、办事效率高的优势,吸引公众的眼球,引导社会公众舆论,逐渐形成一个庞大的舆论群体。对同一议题感兴趣的群体可自行进行沟通交流,并且之后可能能够形成一股舆论或社会风气思想的浪潮,使该议题逐渐转化为群体议题,再经过不断变化发展,其影响范围能够扩大到整个社会,于是便形成了公众议题,进入政府视野,最终促成政策议程。大众传媒的出现使得议程设置的反馈更迅速,互动交流更多,能又快又有效地达到理想中的传播效果。大众传媒利用自己独特的观察力,以及自身的导向作用,对社会中的某一问题进行频繁报道和讨论,影响受众对该问题内容及性质的认知、态度,进而影响政策议程的建立。利用大众传媒构建“第二现实”,使政策制定者不得不关注本问题,是社会或公众问题进入政策议程的重要途径。近年来,“小悦悦事件”、“郭美美事件”、“三亚宰客门”等公共事件接二连三的的报道,形成舆论焦点,致使全民沉思道德滑坡到底应该怎么处理,国家应该好好处理这些事情,致使中央政府针对这一系列问题也作出了应对之策。在这一大背景下,践行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显得极为重要,学雷锋活动、互帮互助等活动开展起来,鼓励社会公民要坚持做好人好事,而且中央政府制定了24字的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旨在调动公众参与全民做好事的积极性,弘扬中华民族优良传统和先进文化。随着互联网的兴起,“意见领袖”这一代名词出现,发挥了巨大的影响力,并对现实社会中的舆论传播产生了深远影响,引起了包括政府部门在内的多方重视。意见领袖应带头规范自身言行,引导主流舆论价值观,理性运用媒介传播,从而推动大众传媒与公共政策的协调发展。大众传媒对议程设置也有一定的消极影响。由于没有明确“把关人”的存在,一些信息在传播过程中容易造成谣言的泛滥。信息的过度重复与转载,导致信息混乱,过多的信息轰炸易使公众产生疲劳感和无聊感,整个传媒界将面临失控危机。由于自身特点不同,个人设置的议程主题可能会受到盲目围观,易产生负面偏执影响,同时舆论可能会出现一边倒现象,影响司法审判的公正。因此,对于大众传媒在政策议程中的作用,我们要全面看待,在知道其具有推动作用的同时,也应该了解存在的一些弊端。只有全面了解大众传媒,我们才能更好地利用它为议程设置服务,创造一个良好的公众互相交流的平台,从而保证社会秩序的稳定有序,实现大众媒介与政策议程设置的完美结合。 二、大众传媒影响公共政策的评估 大众传播媒体利用自身信息传播、接收信息迅速的优势,向公众及时传播事件的真相,引发受众相互交流,大众传媒通过自身的直接评估间接影响政府和公民对公共政策的总体性或局部性认识,从而可能引发公共政策的调整。在这一过程中,大众传媒扮演着政策评估主体的角色。大众传媒的出现实现了政策制定与公众的双向互动,这一点主要体现在公共政策制定和执行过程中,公众可以参与其中,打破了先前决策者独断专行的局限性,以保证公共政策的公共性。如果一项政策方案在出台前没有得到公开与公众的充分辩论,那么这项政策就很难实现所谓的公平公正公开。公共政策的效果怎么样,社会公众的评价是十分重要的。大众传媒将公共政策从各个方面传达给社会公众的同时,也会从各个角度对公共政策进行剖析,为公众提供可以参考的依据。同时,大众传媒也为某一政策的评论提供了平台。意见收集和反馈涉及到公众对公共政策的认可度,是政府进行政策再制定时要考虑的重要因素。大众传媒为公共政策的评估提供了一定的参考依据,其能够对事件进行深入报道,同时可以发表有倾向性的评论,尤其是会对政策的不良后果进行评估,引导公众进行舆论监督,指引政府对公共政策进行调整。例如,北京市政府从2004年3月1日开始就《房屋租赁管理办法》(草案)在各类媒体上公开征求市民意见,结果在收到的246条反馈意见中,大多数公众反对。北京市政府经过认真分析,尊重了公众的意见,最终决定对草案推迟出台。可见,大众传媒及其公众对公共政策的评估及意见,将对政府的公共政策发展演变产生深刻的影响。大众传媒业承担着巨大的社会公共责任,不仅深刻影响着公共政策的合理性、公共性、有效性,也是公众参与公共政策评估的重要平台。大众传媒出于自身的职业责任感,抱着对公众、社会、政府负责的态度,会对社会各领域的活动进行及时报道传播,并在这一过程向公众做出解释说明,引导社会舆论;同时也会将偏离社会规范和公共道德的行为公之于众,引领社会谴责违反者,旨在规范社会道德秩序。当某些问题被公开之后,公众与政府会受到“制度性的压力”,因此会主动改正自我。在这个过程中,大众传媒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现在,我们身处网络时代,大众传媒已成为政府与公众进行互动交流的纽带和桥梁,是政府和公众之间重要的、不可或缺的中介角色。希望大众传媒能够秉承自身原则,正确引导公共政策的发展方向,推动社会不断向前和谐发展。 作者:杨娇娇单位:广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大众传媒论文:大众传媒公共管理论文 1.大众传媒在公共管理中的影响 (一)大众传媒在公共管理中具有预警性 相对于我国公共管理而言,大众传媒在公共管理中具有预警性,能够对社会中出现的异常情况进行报道,能够对涉及公众生命、财产、安全的突发情况进行报道,从而引发人们的警惕性,让人们对突发事件有所了解,并及时采取相应的解决措施。比如,2008年四川汶川地震之后,大众传媒对地震的现状进行了及时报道,并且将地震的情况进行了传播,不仅保证了地震事件的真实性,并且也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受众的心理需求,实现了灾区现场报道的有效性。此外,根据大量的事实表明,大众传媒所传播信息的真实性、及时性以及公开性能够保证大众传媒发展与运行的基本准则,能够让社会产生一定的报道反应。此外,从效率角度分析,大众传媒将涉及的公众利益的真实信息进行报道,能够避免灾难性损失,能够保证公民的知情权,增加公共信息报道的透明度,尽可能将不良信息所造成的影响降到最低。 (二)大众传媒在公共管理中具有议程设置功能 从传播学的角度分析,议程设置是建立在环境监视功能之上的。议程设置功能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为大众传媒设定了议程日程的基本功能。在大众传媒中,新闻传媒所传播的基本信息能够以议程的方式进行展现,并且所产生的影响下能够对受众的思想产生影响。一般而言,新闻传媒所选择的播报内容容易引起受众的关注,并且传播媒介在根据现实环境中所选择的报道内容在经过加工之后能够积极呈现给广大受众。从现实角度出发,社会的现实状态是客观存在的,对于部分公众而言是不理想、不规范的,如果想让她(他)成为公共管理中的主要对象,则需要对社会问题进行转换,而大众传媒所具备的议程设置功能则能够在最大限度上接触信息,并且能够对各类突发事件进行传播,使其能够连续性的进行报道,从而引发社会公众的关注。大众传媒对社会事件的客观报道能够提高受众的认知程度,能够引发受众对社会的认识与思考,提高受众的认知度,从而将媒介议程积极转化为公众议程,形成焦点效应,产生强大的舆论引导,促使公共事务进一步调整。 (三)大众传媒在公共管理中具有监督作用 自古以来,监督是保证事物发展的关键因素,相应的,批评专栏使受众的参与意识得到加强,新闻传媒针对性的对社会发展的主要内容进行报道与批评,从而提升了政府决策的透明度。除此之外,各种社会中的而不良现象也会通过新闻传媒进行报道,形成强大的社会舆论。比如,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调查》以及《中国质量报告》等栏目在全国受到了关注与重视,此类节目之所以产生如此大的社会影响力,其主要原因是该类节目将媒介的舆论监督功能进行了发挥。现如今,我国民众在表达自身意愿的时候要求自身权利的合法性,而大众传媒作为最贴近百姓生活的关键因素,能够引导社会与民众之间形成良好的关系,改变社会舆论监督现状。此外,近几年在科技的发展中,网络成了新闻传播的主要载体,网络不仅改变了媒介的生存格局,并且也从根本上促使新闻信息传播的广泛性,传播速度的快速性,传播内容的全面性。网络的出现让广大受众拥有发言权与表决权,在形成双向互动模式之后,能够有技巧的对政府政策进行调控,从根本上推动我国公共管理的发展与创新,促使人们对问题有更加深刻的认识与了解。 (四)大众传媒具有参与政府决策的作用 通常而言,我国政府管理体制在进行决策的时候始终离不开大众传媒,大众传媒所具备的公共空间能够使政府决策具备有效性与实效性。在改革开放之后,我国政治管理体制发生了本质的变化,特别是大众传媒的出现,能够将不同的文化背景、人生抱负、思想性格聚集在一起,对其进行讨论与分析,进而为政府决策提供参考意见,推动我国政府形成新的决策意见。此外,大众传媒能够为政府决策提供广阔的发展平台,在传媒的平台中,不论是个人、团队、政府还是其他均可以针对决策问题进行论证,提出自己的意见与建议,为决策者提供参考意见。在整个决策过程中,大众传媒可以对决策的内容进行解读,并且能够深化受众的理解程度,提高受众参与决策的基本意愿以及参与能力。与此同时,大众传媒还能够通过公众群体将错误的信息进行取消,完善决策体制,将社会各个阶层的意愿进行充分反映,从根本上带动我国公共管理的发展与进步。 2.结语 坚持以人为本,实现社会的和谐发展是时代赋予的要求。在大众传媒的发展中,信息得到整合、传播,逐渐成为了现代化社会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大众传媒自身所具备的基本特点决定了传媒在公共管理中的地位,公共管理应该与新闻传媒进行整合,充分发挥协调、稳定的特点,带动我国政治、经济、文化迈入新的台阶,推动我国民主进程,促进社会的文明发展与进步。 作者:郭志峰单位:包头师范学院政治与法律学院 大众传媒论文:大众传媒思想政治教育论文 一、大众传媒对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产生的积极作用 (一)教育内容更加丰富多彩随着科技的发展,大众传媒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得到了发展和普及,同时,人们获得的信息量也在急剧攀升,各种文化和思想在人们的生活中广泛、自由地传播着,使得人们的思想不再闭塞。 1.及时地报道国内外各种重大事件。这些报道使得人民群众可以及时了解世界局势以及国内外形势、政策的变动,了解党的一系列方针和政策,有利于人民群众树立正确的形势政策观。如在“2014全国两会”上,许多委员把通过网站和博客等形式收集到的民情、民意反映出来,各类媒体也以各种专题的形式将会议精神及时地传达给群众。国外的各种重大事件通过卫星以及网络也能在瞬息之间传到全球的各个角落,使得人们足不出户,就能知晓天下事。 2.宣传社会发展动态。近年来,我国的各项事业都取得了可喜的成就,人民的生活水平逐年提升,综合国力日益增强。大众传媒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取得的重大成果进行了大力的宣传,如载人航天飞船上天、奥运会与世博会的成功举办等,让人们看到了我国改革开放后经济和科技发展所取得的进步,从而能够激励人们更加努力奋斗,坚定社会主义的理想信念。 (二)思想政治教育对象地域以及数量的改变以往的思想政治教育对象主要集中于社会主义建设的中坚力量,如党政干部、学生、军人、国企职工。除此之外的其他群体获得信息和受教育的程度则会受到限制。但大众传媒的迅速发展与普及打破了这种信息传递的受阻现象,特别是互联网的出现,实现了全球的信息共享,人们通过互联网可以自由、平等地获取信息和知识。不得不说,大众传媒以其高效的传播方法与手段使得思想政治教育广泛地普及到社会的各个领域之中,极大地扩展了思想政治教育对象覆盖的深度和广度。 1.扩大了教育对象的地域范围。改革开放初期,由于经济条件的限制以及广电网络覆盖率的影响,国家的思想主张与政策法规在农村得不到宣传,大部分农村成为了大众传媒覆盖的盲区。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大众传媒在农村得到迅速发展。如今,大众传媒在我国已经基本实现了全方位覆盖。人们无论居于何地,都可以随时通过大众传媒接收信息。我国大众传媒业的快速发展使思想政治教育对象的地域范围不断地扩大。 2.使得教育对象数量得到增长。据统计,我国的网民数量从2001年6月到2006年6月,仅仅5年时间,增长了3.67倍。改革开放之后,农村大众传媒得到了广泛的普及,农村居民成为大众传媒新的受众和新时期思想政治教育潜在的教育对象。大众传媒的快速普及和发展使得其思想政治功能得到了进一步的体现,通过大众传媒接受思想政治教育的人员数量在不断增长。 (三)思想政治教育途径的多样化在大众传媒的作用下,思想政治教育的教育途径不再仅仅以人际传播为主,而是通过广播、报刊、网络等传播媒介多角度、多元化地传播给受众,这样受众就会在潜移默化中受到影响,从而使得教育途径可以多样化发展。现今,人们的生活压力在不断地增加,产生的心理问题也在不断增多,这时架起主客体之间心灵桥梁的大众传媒就起到了相应的作用。大众传媒可以提供信息咨询服务,成为增强思想政治教育效果的催化剂,使得思想政治教育深入到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的内心世界,解决其存在的心理问题。 二、大众传媒对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产生的消极影响 (一)思想政治教育对象价值取向的偏差和行为失范当今社会,大众传媒作为“守门人”的社会功能在逐渐弱化,对于信息没有起到筛选的作用,不管什么性质的信息都可以传播,传播多少以及怎样传播都没有限制。美国著名传播学者维尔伯•施拉姆在对美国大众传播媒介进行实证研究的基础上指出:“大众传播主要被用于娱乐所占的百分比大得惊人。几乎全部美国商业电视,除了新闻和广告(其中很大一部分也是让人消遣);大部分畅销杂志,除了登广告那几页;大部分广播,除了新闻、谈话节目和广告;大部分商业电影;还有在报纸内容中,越来越多的部分都是以让人娱乐而不是以开导为目的的。”在我国,随着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发展,各种媒体为了生存和发展不得不走向市场,在转变经营方式的同时,使得自身的价值取向也发生了变化。为了提高发行量和收视率,大众传媒变得越来越世俗化。为了争夺受众,很多媒体在传播过程中侧重于扩大娱乐性,加大对受众的感官刺激,再加上监控技术的不完善,进而导致受众个体的世界观与价值观偏离了社会主导的价值观念和伦理道德,特别是使得没有完整辨识能力的青少年出现了道德意识的扭曲和价值观念的偏差。例如,备受青少年追捧的很多美国好莱坞影片中就渗透着典型的资本主义式的文化形态和价值标准。受到这些影片的熏陶和影响,一些青少年对现实生活产生了极度的不满情绪、扭曲的价值观念和严重的心理失衡,这些都非常不利于青少年身心的健康发展。 (二)思想政治教育对象的心理和社会交往受到冲击大众传媒将传统的人际传播方式转变为人与媒体、机器的交流方式,这就使得受众在人际传播过程中无法感受到对方通过表情、语气以及肢体动作语言传递的丰富情感,从而造成了人际关系以及情感的冷漠,甚至造成情感或者心理的错位,特别是互联网在生活中的广泛运用导致许多心智尚未成熟的青少年为了逃避现实生活而热衷于网上交际。据我国互联网调查数据显示,在平均每周上网时间超过5小时的人群中,13%的人会减少与朋友、家人的相处,26%的人会减少与朋友的言语交流,8%的人逐渐与社会隔离。长此以往,这一群体的社会适应能力和人际交往能力会逐渐下降,他们甚至会对亲情、友情都变得冷漠,从而诱发人际障碍。青少年正处于生理、心理发育不成熟的阶段,社会化程度较低,网络世界又是吸引人的虚拟世界,因此,青少年若徜徉其中,很容易迷失在“网络的丛林”中。 总之,在现代信息社会,大众传媒对思想政治教育产生积极作用的同时,又不可避免地带来了一些消极影响。面对这样的情况,我们要努力发挥好大众传媒的积极作用,根据大众传媒的规律,消除其消极影响,从而将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不断地向现代化的发展轨道上推进。 作者:李继民赵心瑜单位:吉林建筑大学 大众传媒论文:传媒对少儿文学表现的影响 本文作者:孔凡飞作者单位:沈阳化工大学 实际上,大众传媒与文学之间是一个相互影响和渗透的过程,只不过在今天,大众传媒的强大优势让其对文学的影响更为扩大。“文学在大众传媒的力量作用下发生的变化更多更大,也更为深刻,表现出文学对大众传媒这一强势文化力量的趋附和大众传媒对文学内部的深度进入。这既是大众传媒时代大众传媒掌握文化领导权的必然结果,也是市场经济时代的文学,作为文化产业构成部分的文学所做出的功利性选择和商业化的转化。”[7]大众传媒不仅通过改变文学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从外部对文学的艺术表现进行干预,同时,它也以媒介本身的技术条件,通过普通使用电脑及网络,无形中对文学创作的内部进行改变,从而让文学创作在思维、内容、表达方式、审美趣味及语言的运用上都发生变化。 对创作思维的影响 在大众传媒的时代,电脑成为作家写作的重要工具。正如有专家预见的那样,“在电脑上书写不仅使作家的书写方式发生变化,而且影响到作家的创作方式和思维方式”[8]。但是,这种影响隐晦而不易察觉。从用笔书写变为用电脑书写,是书写的一次技术革命,但对思维影响而言,则有可能是灾难性的。用笔书写是文字在头脑中不断建构形象的过程,而电脑写作则是用手指敲打键盘,仅仅是文字的输入过程,作家关注的是文字呈现的过程。传统的文学是用笔逐字逐句的创作过程。在写一篇作品之前,作者需要想好如何开头,如何结构作品,如何结尾,是一个完整而严谨的过程。写作思维是一种线性的思维方式。而电脑写作则打破了线性思维的结构,可以发散性思维进行,因为电脑带来了思维空间的开阔性和思维结构的高速性。再加上网络上寻找资料的方便性,作者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在网络上找到更多需要的资料,只要对其进行简单的复制就可以完成,这就削弱了作者对资料的深层加工。在用电脑写作过程中,可以不断地增添或者删除内容,甚至可以先写其中一个部分,再写其他部分,然后再连接成一个整体。电脑写作带来的一个负面效应就是可能造成文学创作的浅表性,不追求作品的深度,故事有大众化倾向,甚至出现某种程度的模仿他人或模仿自我,这也被成为“备份式写作”。“备份式写作以一种复制的众多性取代了创作的独一无二性,追求标准化、程式化,它使陌生的创新变成庸俗的成规。”[9]不可否认,近些年辽宁儿童文学作家的创作可谓丰富,然而真正能够产生影响的却寥寥无几,尽管作品的销售也很可观,但大多数作品都被湮没在儿童文学创作的滚滚滚洪流中,如前文提到的那些迎合市场而创作的魔法系列就是如此。可以说,这些作品都不约而同地呈现出故事的大众化倾向,缺乏独特的生活体认,作品也缺乏相应的深度,塑造的都是魔法、巫师形象,不可避免地有雷同的印象,更何况J•K•罗琳的珠玉在前。作家自身也会就某种题材出现雷同。如刘东的“奥运小子”系列中,他创作的《闪电手的故事》和《林大脚的故事》无论在形式还是内容上都有“标准化”的趋向。主人公一个打篮球,一个踢足球,在他们的各自生命中都有一个精神上的引路人出现。《林大脚的故事》中出现的是球星李皓,而《闪电手的故事》中出现的是坐轮椅的女大学生赵越。主人公都在一系列故事中体味到运动对人生的意义。而同一系列的其他几位辽宁作家的创作似乎也没有逃过这样的“标准化”趋向。同样,薛涛的那部具有文体突破意义的“山海经系列小说”,也有同样的问题。三部小说分别和中国古代的三个神话故事“盘古开天”、“精卫填海”、“夸父逐日”相对应。而小说中的主人公都穿越现代与古代,小说的构架都是相同的,这和真正意义上的幻想小说中的“新神话”模式是有一定区别的。尽管该小说开拓了中国本土幻想小说的新领域,但却因故事构思的同构性稍显精致有余而大气不足。电脑化写作对创作思维的这种影响,让人觉得写作似乎可以批量化,而不是创作。正如马克•波斯曾担心的那样,“电脑写作清除了书写中的一切个人痕迹,而使所有的东西变得非个人化了。”[10]个人化是文学创作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尺,它标志着作者个人风格的形成,个性精神的独特展现。而电脑化写作导致的写作思维的改变,“备份式写作”的形成,会让文学趋于平庸。 对文学表现方式的影响 文学的表现方式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日新月异、手法多样、文体的交融、文本的超越,成为今天的文学创作的一道新的风景。新闻报道是大众传媒的重要载体,新闻报道以及时性、真实性和典型性而著称,而生活在当下的人们似乎更愿意通过新闻报道来体会喧嚣的现代生活。因此,在大众传媒影响下,新闻语言的叙事方式对小说的叙事影响越来越大。这种小说新闻化的叙事方式在成人文学中屡见不鲜,但对于儿童文学来说,这种新闻化的叙事还没有形成规模,毕竟儿童文学就其语言来说有其特殊性。但是这种创作倾向却在某些作家那里得到印证。刘东的那部获奖无数的《轰然作响的记忆》就是此类作品。该作品由12个独立的故事组成,号称“中学生的口述实录”,作者将其称为“采访小说”。该作品以纪实的新闻手法向读者讲述了12个少年的成长故事。每篇作品的后面都附一篇作者手记,这更增加了作品的真实性与典型性。这或许也是这部作品受到舆论好评的原因。单瑛琪的“小哥俩儿”系列,则在作品中赠送与作品内容相关的视频光盘,让读者在读书的同时还可以通过播放光盘进入到游戏当中,从而使文学创作超出原有的文本,形成“超文本”。这种文学文本与视觉文本的互动,开拓了文学表现方式的新类型。而实际上这种超文本的形式可能会成为未来图书出版的一种新形势。大众传媒对作者和读者审美趣味产生重大的影响。文学的写作和阅读在大众传媒流行之前,一直被视为一场高雅的精神活动,甚至有“贵族化”的趋向。然而,在大众传媒的时代,文学的消费者追求的不再是细细品读作品的高雅情趣,相反,追求最贴近自身生存状态的生活趣味,追求阅读作品传达出的感官快乐,成为一种常态。有学者认为,“他们更喜欢在都市的奇异故事与刺激的场面中寻求感觉与情感的通道;他们更倾向于欣赏节奏欢快、情节突变、充满荒诞、惊险场面的‘艺术品’。”[11]其实,儿童文学在一定程度上是强调其故事的轻松有趣,倡导“游戏精神”,这或许和大众传媒时代的要求不谋而合。辽宁儿童文学的创作曾一度以深沉厚重而著称,但是,在大众传媒时代的背景下,生活化和娱乐化的创作也层出不穷。董恒波的那些以幽默著称的创作如《清明时节》《危险的实验》等反映城市少年儿童生活的小说作品,在惊险而轻快的叙事中,让读者体验快乐,感受成长。单瑛琪的“小哥俩儿系列”是强调游戏精神的作品。故事以情节的欢快、荒诞而著称,一对双胞胎兄弟的那些让人啼笑皆非的故事,让读者感受着成长的可爱与稚拙。这是当下非常流行的一种低幼儿童文学创作的方式。而以刘东的《称心如意秤》《镜宫》等作品为代表的创作,大多讲述生活在城市中的少年,在一系列奇异的经历中寻求成长的过程。《镜宫》通过主人公南海进入电脑网络中一个被称为“镜宫”的网站,实现不同人生交换的目的,而在一次次的人生交换的过程中,他体味到成长中所要面对的亲情、友情和爱情等等必须面对的问题。故事本身很吸引人,在和主人公一同交换人生的过程中,读者似乎也寻找到一种情感宣泄和体验的过程。 对文学创作内容的影响 大众传媒改变了人类社会的面貌和生存方式,同时也意味着今天的生活本身是丰富多彩的。以往儿童文学似乎一直围绕着家庭与学校讲述故事。而大众传媒的背景下,儿童文学的创作也呈现出新的时代内容。辽宁儿童文学的创作就内容而言丰富多彩,涉及到广泛的社会生活。于立极的系列以反映中学生内心的“心理咨询小说”,如《自杀电话》《生命之痛》《心结》等从心理学的视角介入,关注了社会转型时期当代中学生的内心世界以及遇到的心理问题。作品讲述了这些学生如何走出内心的阴影,回归正常的社会,他们为当下正在成长着的青少年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样本。此类的作品还有薛涛的《正午的植物园》等。尽管进入和平年代,然而,战争的阴影并没有过去,辽宁儿童文学作家在战争题材上有着非常深刻的挖掘。比如车培晶《沉默的森林》《老骡,老骡》《红麻山下的故事》等、薛涛的《满山打鬼子》《庚子红巾》等,这些作品一如既往地关注着战争时代少年儿童无法回避的逆境、创伤和苦难,并试图通过对这些苦难、逆境的刻骨铭心的描写,塑造少年儿童的英雄群像。关注当下的热点问题是辽宁儿童文学的自觉追求,如于立极的《在高高的楼顶上》关注了农民工的问题;许迎坡的《寻找爸爸的天空》关注了下岗工人子女的自强自立的社会问题;董恒波的《同一个梦想》关注了当下社会环境对校园生活的入侵;常星儿的《回望沙园》关注了沙漠地区少年成长;薛涛的《黄纱巾》等作品关注了父母离异对孩子内心的影响……应该说,在大众传媒时代,随着人们生活方式的改变,一些新鲜的题材作为作品的内容,丰富了儿童文学表现的艺术空间。张邦卫认为,“只要文学还反映社会,反应生活,由社会中的人创作与阅读,那么,它就难以摆脱媒介强权意志和媒介文本的诱惑性主导,文学生存与生态环境已不可避免地萦绕着媒介的话语及其声音,有时候甚至是一种制约与限制、解放与提升的关键因素。”[4]177应该说,大众传媒作为一种传播手段,在给文学带来负面影响的同时,也给文学的发展带来新质。值得庆幸的是,辽宁儿童文学总体上而言,还是保持了纯文学创作的立场。很多作家仍然坚持文学的诗意与优雅,并为之付出了艰辛的努力。作家们努力消解大众传媒给儿童文学创作带来的制约与限制,尽可能利用大众传媒让儿童文学创作得到解放与提升,在大众传媒的背景下传承着“文学的薪火”。 大众传媒论文:大众传媒传播儿童文学论文 一、大众传媒推动儿童文学的产生与发展 直到20世纪80年代以后,新的电子信息技术开始推动一场新的传播革命,实现了儿童文学由纸质媒介向动漫、电视、电影等电子媒介的转型。与此同时,许多儿童刊物的发行量大幅度下降。但电子媒介又以多种形式丰富了儿童文学的存在形式,拓展了儿童文学的传播渠道,为儿童文学的发展提供了更为多元的传播平台。在这之前,儿童文学主要通过插图和连环画等图像形式丰富自身的传播渠道,这对受众儿童来说无疑是影响巨大的。但从整体上看,文字依然占据主导地位,图像只是对文字的一种补充或说明,而且在呈现方式上也较为平面和单一。有了电子媒介后,通过广播有了听觉上的享受;视觉上,无论中央台还是地方台都设有儿童频道,即便是综合频道,也会根据儿童一天生活的流程安排儿童节目时间。这些儿童节目无疑是传媒的一个缩影。以中国之声的儿童节目“小喇叭广播”为例,以声音的形式传播着国内外儿童文学;无论国内还是国外,很大一部分儿童文学被改编为动漫、电视剧、电影。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个时期,媒介对儿童文学的影响已经不止停留在儿童文学呈现的形式上。大众传媒是一种社会组织,就其性质而言,跟其经营目标、宣传目标和公共性与公益性密切相关,因而对儿童文学的传播必须面对市场,其中包含儿童文学的生产、流通、消费等诸多层面。 二、新媒介时代下儿童文学传播的转变 近年来,新媒介的飞速发展及其给社会带来的冲击成了人们热议的话题。新媒介永远都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其涉及的领域宽广,但无疑网络技术给儿童文学带来了新变化。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网络技术飞速发展,人类步入网络时代,有了新的语境。面对各种新型媒介的兴起,受众的选择不再单一化,进而对儿童文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形式的多元化发展。儿童文学通过网络等新媒介把纸质生产的儿童文学作品电子化处理,用网络的渠道进行传播,受众的获取方式从而变得更为快捷、简易,即在网上便可阅读或下载。对儿童文学的不同呈现形式也是新媒介传播有别于大众传媒传播的主要表现。此外,新媒介传播更注重与受众的互动。在一个虚拟、巨大的平台上,传播者即作家可以通过文学创作和传播活动来实现与读者互动。眼下最为流行的非微博莫属,很多儿童文学作家开通了博客及微博,与读者进行互动交流。除此之外,儿童文学网站以及论坛也成了互动阵地,如“中国儿童文学网”、“小飞鱼儿童文学网”、“太阳鸟儿童文学沙龙”、“纯真年代论坛”等。相对于大众传媒平台对儿童文学的传播,网络平台对儿童文学传播方式的改变有着更为积极的作用。除了网络儿童文学这一新的艺术形式之外,通过传统纸质儿童文学的电子转化,儿童文学的传播进入更多元共享的广阔传播空间。电子阅读也成为儿童文学的一种新潮流,通过网络拉近了生产者与消费者的距离。而且“各类儿童文学的编辑出版机构也可以建立各自的网站、网页各类出版信息、图书资讯,促进创作、出版、发行、销售等环节的信息沟通”。当下,对于儿童文学传播来说,网络已经成为儿童文学图书销售的重要渠道,京东商城、当当网、卓越网、灯光网站已经成为图书销售的重要阵地,很多儿童文学的销售名列前茅。但不得不说,儿童文学是净化儿童身心、培养儿童健康成长的“营养丰富”的精神食粮,随着网络等新媒体的高度繁荣,儿童文学传播滞障越来越多,优秀的儿童文学越来越少,传播环境越来越差,导致当下儿童“营养丰富”的精神食粮越来越匮乏,理论界甚至传出儿童文学即将消逝的声音。如何改善儿童文学传播环境,为新媒体环境下的“花朵们”提供更多更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品,改善“祖国未来”的精神“营养”,是具有重大意义和现实关怀的一个命题。 三、儿童文学传播趋势产业发展经验 以往,传播儿童文学主要以书籍、杂志、报纸等形式出现,随着媒介的发展,儿童文学的传播开辟了新的天地。可以说,当下的儿童文学在媒介时代形成了自己特有的传播趋势产业发展经验。首先,儿童文学实现了跨媒介传播,越来越多的儿童文学被改编为影视作品。通过改编的方式,儿童文学的影视化不仅优化了儿童文学的影响力,更成为推动儿童文学发展的源泉。“2000年有人做了‘现代受众了解文学作品的途径调查’,调查者曾挑选了100部中外文学名著。结果表明,有60.5%的人是先从电视、电影、广播、戏剧等非文字传播渠道了解这些作品的。其中18.5%的人在影视等媒体上看了以后再去看原著,而其余的人看了影视、戏剧之后,就不再看原著了。”由此可见,当代社会,报刊、书籍等纸质媒介的主导优势已不在,而影视等媒介形态更受青睐。尽管纸质媒介的儿童文学受到如此大的冲击,但这并没有使儿童文学的传播就此止步,更多的传播者或传播组织积极应对,力求为儿童文学寻求生存路径,以在市场上打开儿童文学的突破口。将儿童文学改编为影视作品更进一步促进了儿童文学书籍的热销。纵观当下市场,可以说每一部由儿童文学改编成的电影都有着较好的票房,如《暮光之城》、《哈利波特》、《纳尼亚传奇》、《爱丽丝漫游奇境》等,对儿童文学的改编也更注重其教育性及优秀价值观的打造。以《爱丽丝漫游奇境》为例,影片热映后带动了相应的儿童文学畅销,甚至各网站、各书店一时出现了缺货、补货现象。目前,在一系列网站上其销售总量仍居排行前列。很多国家将儿童文学改编为动漫及动画片,如日本的《金田一少年之事件簿》,中国的《神笔马良》,迪士尼系列《美人鱼》、《美女与野兽》、《青蛙王子》、《长发公主》。在西方,则更偏向以童话及其民间故事为蓝本进行影视创作,如《白雪公主之魔镜魔镜》、《白雪公主与猎人》以及同样由童话改编的电视连续剧《童话镇》。不可避免的是,在这样的大众文化下,儿童文学的文学性渐渐失落,并向着成人化发展。儿童文学影视终究逃离不了商业市场,它需要更多的受众。 “所谓儿童文学者,即用儿童本位的文字组成之文学,由儿童的感官可以直接诉于其精神的堂奥者。换言之即明白浅近,饶有趣味,一方面投儿童心理之所好,一方面儿童可以欣赏的文学”,这是对儿童文学最早的定义。但当下的儿童文学影视的主题及其人物形象等都偏向成人化。往往以儿童世界为中心的文学作品,在影视作品中增添了成人的爱情、暴力、血腥等元素。在韩剧《秘密花园》和《清潭洞爱丽丝》中,都对儿童文学《爱丽丝漫游奇境》进行了改编:带领爱丽丝进入树洞的怀表兔子在电视剧中变为引领女主角进入富人区的一个工具;《白雪公主与猎人》里充满欢乐的森林变为能洞悉人心的黑暗森林,整个电影围绕复仇、战争展开。再看人物形象,变得更为复杂化。如今,儿童文学的受众不仅仅只限于儿童,更多的成人也成为受众之一。但不能否认,儿童文学影视成人化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其次,在传媒时代下,儿童文学产业拓宽了其传播范围。麦克卢汉的“地球村”理论指出,现代科技的发展,缩小了世界任何一个地方的时空距离。在原始社会,人们主要靠语言进行传播,广范围的传播需花较长时间,在文字和印刷媒介产生之后,尤其是随着电子媒介的普及,人与人之间距离大大缩小,传播的速度也大大提升。就儿童文学传播而言,偏远地区的小孩也能阅读到自己喜欢的读物,看到喜欢的动画片;有条件的家庭,甚至不用带小孩出门也能观赏到儿童文学影片。当然,儿童文学的传播已经不再局限于本国,在中国,很多外国儿童文学也是家喻户晓,如《安徒生童话》、《小王子》、《窗边的小豆豆》、《时代广场的蟋蟀》等。同时,儿童文学电影的改编也有了国界的跨越,宫崎骏的动漫《借东西的小人阿莉埃蒂》改编自英国作家玛丽诺顿《借东西的地下小人》,中国的《花木兰》、《梁山伯与祝英台》都被迪士尼改编成了同名电影,最近很火热的韩剧《来自星星的你》也引用了美国作家凯特•迪卡米洛的《爱德华的奇妙之旅》。电子传媒改变了整个社会乃至世界,它能突破时空带来的传播局限,让人们无论身处何方、有无阅读能力,都能接受到各种信息。最后,儿童文学相关产业传播不再使用单一的媒介,更多的是通过媒介的相互融合。传统媒介的功能大多是单一的,例如,报纸仅供阅读,广播仅供收听,电视虽然可以声像文字并茂,但人却不能用它进行信息传输或处理。关于媒介融合,人们最初的定位是将电视、报刊等传统媒介融合在一起,而当下多媒体技术的产生,实现了丰富多样且将传播功能融于一个系统。根据最新的定义,“所谓多媒体,指的是使用数字压缩和网络技术将广播、电视、电话、传真、电子出版、计算机通信等各种信息媒介连成一体,对声音、影像、文字、数据等进行一元化高速处理并提供给用户的双向信息系统”。可以说,媒介的融合对儿童文学的传播方式的变革更为深远。在媒介融合的趋势下儿童文学传播不得不呈现向数字化整合的趋势,可以在各种不同媒介形态下轻松实现转换,从而满足受众的多元化选择。 四、结语 综上所述,近年来,飞速发展的新兴媒介对儿童文学的传播具有颠覆性的影响。在这一新语境下,儿童文学传播面临着重重考验与挑战。面对不断扩张的传媒,儿童文学的发展不能只停留在过去的媒介形式,而应以理性、开放的姿态直面媒介对儿童文学带来的危机,利用媒介这一平台,转危机为机遇,扩大儿童文学的影响力、传播范围,进一步推动儿童文学发展。 作者:杨勤文 大众传媒论文:大众传媒新闻标题制作艺术论文 一、重复关键词 一般来说,文学作品是忌讳相同词语在一个语句当中重复出现的,诗词的这一要求更为严格。大众传媒的新闻标题则不然,它不仅由于有时是信息传递不可少的原因,有时也是出于获得良好传播效果的考虑。所以,在大众传媒的新闻标题当中,有时表达某个新闻要素的词语可以重复运用,不过,这种重复后的关键词,在某些方面已经跟先前的关键词有所不同了,具有了新的新闻信息含义。例如:1.《贤妻》糟蹋了“贤妻”两个字北京晚报2013-3-15尽管时代在变“贤妻”标准也在变,但一些大的原则却不会随时间的流逝而褪色,如对爱情的忠贞、不离不弃等都是必备的要素。电视剧《贤妻》引起了大战“小三”的“贤妻”话题,但编导似乎更热衷取悦于趣味低级的观众,以逐利目的来吸引人的眼球,这绝非高尚艺术,而是污染文化环境。在标题里,“贤妻”一词两次出现,但前后的意义却不相同:“《贤妻》”是电视剧专名,“‘贤妻’”却是偏正短语。 新闻中表达的意思是:《贤妻》并未塑造好“贤妻”的形象。再比较下面的标题:2.《咬文嚼字》“咬”上郭敬明称其为错字大王人民日报2012-2-193.《咬文嚼字》盯上郎咸平:怎能用“红火”形容惨剧搜狐文化频道2012-5-1标题2重复了“《咬文嚼字》”(刊物专名)中的“咬”,因势利导批评郭敬明的博客里有太多的文字、词语差错,堪称“错别字大王”。这样一来,郭敬明语文错误的一种程度就跃然纸上了。标题3没有利用《咬文嚼字》中的“咬”,而是换用了“‘盯’”这个动词。两相比较可以看出,这个标题非但没有突出郎咸平用词失误的程度,“盯”的人为意味也比较浓郁,而淡化了新闻客观性的语体色彩和“零度”风格。所以,还是标题2的传播效果更好些。有时,并非重复新闻标题中的整个关键词,只是重复了其中的某个成分,此种情况更表明重复关键词的修辞艺术是大众传媒新闻标题的一个独有属性,因为这时重复的关键词分别表达了新闻要素和对新闻要素的评论。这种关键词的重复,还可以是同音词的重复,表现出因势利导的修辞特性。例如:4.三门峡一景区搞“扯蛋”大赛不少游客批太扯淡大河网2012-4-164的新闻内容是:该景区搞“扯蛋”游戏,规则是在广口瓶内放着几个系绳的绿皮鸡蛋,线绳另一端由参与者抓着,随着主持人插科打诨后的一声“扯”,参与者就一起往外拽鸡蛋,后出者为失败者,得要戴上画有乌龟的“绿帽”加以惩罚。这游戏虽新颖好玩,但大多游客却对此反感,认为格调不高。“‘扯蛋’”与“扯淡”形体不同但读音相同,后者是对前者的批评。 二、词语动态化 这种修辞方式,是让表达新闻要素的词语与另一个表达新闻要素的词语在组合时形成联动关系,从而使新闻标题产生出动态化的语义关系,让标题活跃起来。如:5.“愤怒的小鸟”飞进现实:上海将建主题公园人民日报2012-7-3“愤怒的小鸟”是芬兰Rovio公司推出的一款小游戏。如今,“愤怒的小鸟”已从游戏世界飞进现实空间,Rovio.9NewsDissemination新闻传播公司在上海和北京分别开设“愤怒的小鸟”实体店,并推出了玩具等“小鸟”衍生品,上海也出现了首个“愤怒的小鸟”主题公园。标题巧借“小鸟”的动作特征“飞”入题,浮雕式地传递了“上海将建主题公园”这一信息。6.“朝阳”在俄罗斯绽放中国石化报2011-1-11新闻中说,2006年中国石化的“朝阳”标志出现在俄罗斯乌德穆尔特共和国首府伊热夫斯克。2007年2月,中国石化与俄石油公司在UDM公司的发展战略上达成共识,推动UDM公司呈现出价值上同向、战略上同构、经营上同谋、效益上双赢的良好发展态势。“朝阳”作为中国石化的企业标志,标题用它的“绽放”来说明中石化在俄罗斯的业务不断拓展,这不仅让标题更为简练也让它衍生了动态感。下面是同样的用例:7.北京哈德门饭店停业数千人争享“最后晚餐”北京晨报2008-11-14日8.扬子鳄有望“爬出”濒危名单人民日报.海外版2008-4-11在北京哈德门饭店停业的最后一夜,数千顾客争相品尝着这“最后的晚餐”。7通过“哈德门饭店”来激活“最后晚餐”,让它们建立起了连贯的动作性关系,这不仅形象地传递了新闻信息,也留给读者留下了艺术妙趣,会联想到达芬•奇的著名油画。扬子鳄的固有动作就是爬,8的标题结合扬子鳄的行动特点配合以“爬出”的动作,不仅让新闻的“主人公”形象活脱起来,更再现了拯救扬子鳄于濒危名单的艰难历程,由此而使新闻的主旨得到了很好的体现。 三、对比性映衬 在大众传媒的新闻标题中,可以利用新闻要素提供的机缘,通过不同种类事物的对比来映衬人或事物的本质性特点,从而凸显出新闻价值。例如:9.胆子不小,带着手枪想进车站案子很大,一窝逮了20多个毒贩扬子晚报2010-1-810.贫困县县委书记被曝配百万豪车上假军牌大洋网2013-3-19这两个标题中,9把“胆子不小”与“案子很大”这两个不同性质的新闻要素加以对比,这种对比,密集了新闻信息,突出了案情的重大和新闻的不寻常价值。10是说辽宁省西丰县闫姓县委书记超标配150万元豪车并套用假军牌。 标题中用“贫困县”与“百万豪车”进行对比映衬,凸显了新闻事件的报道价值。再如:11.芦山地震震中一座百年老宅屹立不倒居民照常生活新华社2013-4-23一场七级地震,让雅安芦山所有当代建筑的房屋全部毁损,但百年老屋、红30军司令部住过的那幢木质房子震后还依然耸立。这座建于清朝同治年间的老宅,在地震中除屋脊脱落几块瓦片外没任何损伤。标题通过“百年老宅“和”屹立不倒”及新闻中钢筋水泥房子全部毁损的对比,表达了造房的关键不在技术而是否有良心的报道主旨。四、多样化比喻。大众传媒新闻标题在运用比喻时,可以是多样化的。新闻标题中的比喻本体,是新闻要素,而喻体可以直接替代本体,也可以是新闻要素和喻体同时出现在不同类型的标题部分。例如:12.印染厂有个“炸药库”青岛早报2011-1-1113.居民暗藏“炮”库新闻晚报2010-2-4这两个标题都是将新闻要素“烟花爆竹”用喻体“炸药库”和“炮库”直接来替代,既凸显了险情的严重性,也容易使读者了解新闻的内容和主旨。以上是直接用喻体代替本体(新闻要素)的例子,下面是本体和喻体同时出现在标题中的用例:14.哈尼梯田:追续千年的大地雕刻光明网2013-6-2915.像挖煤一样挖文化光明日报2013-6-29由于新闻标题有引题、副题、主题等分别,有时本体和喻体会出现在标题的不同位置。例如:16.玲珑剔透的视觉盛宴第三届中国国际日用、工业玻璃制品展即将亮相中国文化报2007-7-517.十年磨“剑”近观中国第一代航天员生活报刊文摘2008-9-26上述两个标题,16的“视觉盛宴”和17的“剑”都是喻体,其本体分别是副题中的“第三届中国国际日用、工业玻璃制品展”和“中国第一代航天员生活”,这是两个最重要的新闻要素。除了上述创新性修辞和变异修辞的方法外,大众传媒新闻语境的特殊性还为它提供了“旧瓶装新酒”的可能,即用表达新闻要素的关键词去替换既有词语(尤其是俗语)中的某个成分。这样就会使本体显现出一种新鲜变化的意境美来。例如:19.“湿露露”称和干露露的不同在于高雅与低俗株洲新闻网2012-7-1620.西班牙报告证实存在“挂牛头卖马肉”新华网2013-4-17上述标题当中,19的新闻说国内嫩模吴雨婵身材火辣,因不吝啬展现姣好身材及敬业程度而有“湿露露”之称。但随着她逐渐走红,其负面评价也越来越多。为此,她试图澄清与干露露的差别所在。标题中的“‘湿露露’”是仿造焦点名词“干露露”而成的。 20的新闻说,西班牙农业、食品、环境部和卫生部报告称,该国189种牛肉的产品样品送检结果显示有4%含有马肉DNA。这个标题使用了中国“挂羊头卖狗肉”的变异形式,既形象恰切又很好地体现新闻的含义。大众传媒的新闻标题,通常只是片言只语,但由于它居于新闻文本的显著位置,因而是大众了解新闻的窗口。大众传媒的新闻传播要想收到最佳效果,就得讲求标题的修辞艺术。这种修辞艺术,即关乎“形而上”的理论,又涉及“形而下”的技巧,只有理论与实践结合得好才能制作出好的标题来。同时,了解大众传媒新闻的特点所在有助于媒体人创新或变异修辞艺术,从而获得良好的新闻传播效果。 作者:李海宏 单位:浙江传媒学院 大众传媒论文:大众传媒英语教育论文 一、大学生英语水平的现况 现在的高等院校几乎都是全国招生,生源面较广,学生的英语水平也是参差不齐。来自开放、经济条件好的地区的学生,英语水平尤其是口语相对较好,而来自不发达地区的学生英语水平相对薄弱。而且由于高中的教育模式,尽管很多学生的英语应试成绩很高,但英语的运用能力较差,就是我们通常说的“高分低能”、“哑巴英语”等情况屡见不鲜。还有,因为考上大学了,很多学生的学习热情不高或是看重专业课程,而忽视了英语的学习,英语往往成了大学生的学习摆设,为了应付四六级考试,很多学生往往靠的是高中的英语基础得以通过,而一旦英语考级通过,就很少在学习。但也有很多高校学生,因为学校的教学设施完善,以及教学理念的新颖,学生对英语产生浓厚的学习兴趣,积极主动通过互联网交流、学习。 二、大众传媒对中国大学英语教育的影响 (一)大众传媒改变了大学英语教育模式。以前的大学英语教学模式是以教师下为主体,主要是“讲授”的教学方法,学生采用听、记、模仿发音的学习方式,被动地接受知识。而在大众传媒进入大学课堂以后,这种单向性的学习模式被打破了,大众传媒方式包括报纸、杂志、电视、广播、电影、图书、音像制品,以及互联网等,均在大学英语教学中有体现,致使教学与学习的方式都发生极大的变化,学生不再只是信息的接受者,教师也不再只是信息的传播者,师生之间增加了很多重要的交流,相互探讨与学习,使学生的学习和思考能力得到不断地曾强。而在传媒信息时代背景下,多媒体技术和网络技术的应用,使得处于不同空间的学生能够参与教学讨论中去,形成师生共同参与互动的教学模式。同时,大众传媒还打破了地区间教学水平的不平衡。大学英语教育水平的差异,往往受地方经济、文化水平的影响,像北京、上海、广州这些经济发达地区,大学英语教育一直被重视,获取的信息资源较新、较快,所以学生的英语水平普遍较高。而大众传媒进入大学英语的教学后,就可以共享英语学习信息资源、搭建更多的信息交流平台,通过教学课件共享、网络教学与授课,将更好的教学资源以更快捷的方式进行传播。 (二)大众传媒丰富了大学英语教学内容。大众传媒更新了大学英语教学的理念,丰富了大学英语教育的内容。英语文化通过大众传媒的方式进行介绍,大学英语教学中,开始对外国文学作品不断地重视,摘选优秀、经典的英语文学作品进行赏析、评价,使得英语的学习,不仅是一门文化的学习,更是对学生素养的培养。教师在大众传媒的教育方式下,引用一些重要实事讲话、文学赏析、经典歌曲、电影等作为教学内容,让学生更加生动、深刻的学习与掌握英语。就大学生而言,对大学英语学习的方式,也随着大众传媒由传统媒体转向电脑、手机等新媒体为主导的方式发生了转变,大学生通过大众媒体观看、收听英语国家的电影、电视及时事新闻等,及时、准确地获取英语国家的信息,拉近与英语国家文化的距离,提升了英语学习兴趣,积极主动地寻找学习资源,了解英语文化内容。传媒信息技术的发展,不仅对教育模式产生重大影响,也使大学英语的学习方式多样化。 三、在大众传媒背景下中国大学英语教育的发展前景 在大众传媒背景下,大学英语教育资源可通过电子数据形式存在,使教育资源公开分享,这可以促进中国大学英语教育走向国家化。另一方面,大众传媒的信息技术及时地宣传和传播英语文化,可以对不同国家的大学英语教育进行比较与借鉴、取长补短,促进我国大学英语顺应时代潮流、走向国际化。另外,在大众传媒的影响下,大学生对国外经济、文化了解的加深,很多学生希望可以出国留学,大学课堂的内容已经不能满足学生的需求,由此应运而生了很多英语培训机构。由此,大众传媒在促进大学英语教育国际化的同时,也更加促进其市场化。 四、结束语 大众传媒技术的发展,对大学英语教育的冲击,必然促进了大学英语教育的信息化发展。大众传媒使大学英语的学习不再枯燥乏味,使教学方式更多丰富多彩。大众传媒使大学英语的学习不仅仅一门文化必修课,更是一种文化素养的熏陶。大众传媒背景下的大学英语教育,引领我们认识世界,走向世界。 作者:赵媛媛 王琛 单位:河北工程技术学院 河北劳动关系学院 大众传媒论文:大众传媒思想政治教育论文 一、大众传媒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优势 (一)与人民群众联系紧密 大众传媒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是要求走到人民群众中去,与广大人民群众产生血与肉的联系,使得大众传媒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时具备了其他组织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所不具备的优势。一是大众传媒的舆论导向功能是维护人类社会秩序,对社会进行正确的引导和舆论组织。二是大众传媒的文化传播功能能转移公众的群体意识,并对公众关注的政治热点进行引导、转移或化解。三是大众传媒的交往互动功能使信息得到反馈,有时甚至起到决定性作用,进而实现了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工作主客体的良性互动。四是大众传媒的人文关怀功能使人们在精神上得到放松、情感上得到满足,使人们思想觉悟、道德情操得到净化。 (二)具有突出的民主特色 具有充分的民主性是大众传媒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又一大特点。其最高准则是让群众满意。要让群众满意就必须从基层出发、发扬民主性,同时还必须要成为群众与社会热点之间的桥梁和纽带。大众传媒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过程就是一个实行民主管理的过程,其所坚持的原则是为民服务制,群众有权表达自己的意见和建议,他们有权参与到社会经济活动中去,而传媒组织应该经常对他们所提出的意见进行采集并研究,接受群众的监督,让社会凝聚力得到强化。 (三)拥有比较固定的阵地 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不能够只靠空口说教,必须通过载体,利用多种多样的教育阵地来开展各种形式的活动来进行宣传。相对而言,大众传媒拥有一套独立的宣传阵地与活动场所,如报刊、广播、电视媒体等,这让大众传媒更加容易满足群众的文化精神与现实生活的需要,让大众传媒有足够的渠道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工作,从而可以让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工作更好的渗透到多种多样的文化活动载体中去,进而达到良好的教育效果。 二、加强大众传媒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改进 (一)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要落到实处 大众传媒工作要发挥好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作用,就必须努力探索出一条新的行之有效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内容、方法、手段和机制,以增强针对性和实效性,逐步与“十二五”战略规划齐头并进。在市场经济不断变化的今天,群众思想观念也随之与时俱进,传媒人员要对问题进行科学判断,并坚持继续深化认识、坚决贯彻。在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过程中必须转变作风,与时俱进,要分析问题、推陈纳新、由虚变实,必须要了解广大群众在想什么,他们还需要什么。不能在沿袭以前的那种系统性的务虚、脱离低级趣味活动的教育工作,应该更加的具有针对性,同时还应该增加与新文化、新娱乐、新焦点活动的教育,特别是那种有针对性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要细化 注重现代化建设各个环节、各个方面相协调,使生产力与上层建筑相协调是近期提出十七届五中全会焦点。因此大众传媒在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过程中必需要细化工作,注重针对性,做到统筹兼顾。首先必须掌握正确的调查研究方法,只有这样才能够进行更好的调查,发现民众在思想道德上所存在的弊端。其次是要注意分层,人民大众不管是在思想高度还是受教育程度上都存在不同的层次,所以应细心的分层观察,辨析大道理和小道理的关系。三是是要处理好主动与被动的关系,如解决社会纠纷时,针对不同情况给予疏导、解释、批评、鼓励,对于不能马上解决和答复的,要研究后认真做好善后工作。 (三)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要注重对群众的帮助 大众传媒在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过程中要在“帮”上多下功夫。不能只局限于周边仅能接触到的事物,务必对整个社会各行各业情况都要进行了解,并对他们进行有针对性的形势教育,引导群众从社会生存的大环境中知形势,明方向。把群众心声作为第一信号,把群众需要作为第一选择,把群众利益作为第一考虑,利用传媒这个载体使普通大众在思想政治方面相互自学,相互评判,在实实在在地为群众谋利益中做好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通过解决群众的现实问题和困难引导群众提高思想认识和精神境界。 (四)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要注重“活” 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时候,工作形式不能够过于死板,要多利用现在有传媒的各种科学手段与社会中的各种文化娱乐活动进行结合,让群众在轻松愉快的环境和气氛中陶冶情操,逐步的提高他们的思想政治觉悟。多种多样的活动形式,会让群众更加重视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作用,这些形式也是最容易被人民群众所接受的,对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能起到较好的帮助或辅助作用。 三、结语 总之,把大众传媒与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相连,能使群众在心理上乐于接受,使之认同多数人认同的观点,拨正自己不良意见,进而营造出一种积极、乐观向上的社会环境氛围。由此可见,大众传媒对于大众政治思想工作的开展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大众传媒论文:大众传媒与农产品信息传播浅议论文 论文摘要:当前实现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增收致富最直接最现实的途径,就是要解决农产品流通的问题。而农产品信息得到有效传播是农产品流通的前提条件,对此大众传媒应该承担重要责任。本文考察了报纸、电视和互联网等大众传媒的农产品信息传播现状,分析其存在的问题,并就此提出相关建议。 论文关键词:农产品信息大众传媒传播现状 研究缘起与研究对象 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办法,在于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增收致富。农业生产者所考虑的是如何把自己的农产品宣传出去、推销出去。所以,当下实现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增收致富最直接最现实的途径,就是解决农产品宣传营销的问题。 虽然事实上农民所依赖的信息传播渠道往往来源于人际传播,但是要实现农产品在更大范围内的流通,就必须要重视大众传媒的作用、利用它们受众面广、传播速度快、成本相对较低等优势实现农产品信息及时而广泛的传播。因此,本文试图对有关大众传媒进行考察,分析其农产品信息传播的现状及问题,探讨新闻媒体对农产品流通和销售应该承担的责任,并就此提出一些参考性建议。 农产品信息主要包括农产品的价格、品性、产地、规格、质量、市场分布、流通信息等方面,其中,农产品流通信息主要指与农产品生产、经营、销售有关的一切消息、情报、数据、资料等的总称,是农情和商情的综合反映。 从对农民有实际影响的角度考虑,并且为尽量反映媒体农产品信息传播之全貌,笔者分别从传统媒体(涉农报纸、农业电视频道)、新媒体(农业网站)中同时选择具有代表性的中央级媒体和地方媒体,对其在2009年3月的部分农产品信息进行随机抽样分析。这些媒体依次是《农民日报》和《山西农民报》;中央电视台农业频道和山东卫视农科频道;中国农业信息网和农博网。 传统媒体农产品信息传播状况 作为全国性大报,《农民日报》注重宏观的报道。该报每期共有8个版面,但是并无专门的农产品信息版面或栏目,只有在周三的“市场信息”专刊中,每周定期国内外大宗农产品的价格信息。《山西农民报》每逢周二、周五出版,共16版,其中与农产品产销直接相关的市场信息集中在第10版“种养参谋”和第9版“农村财富”两个版面上。 央视七套农业频道的节目内容比较丰富,向观众提供大量致富信息、科技信息、种养殖技术、成功典型事例等。山东卫视农科频道是全国地方电视台中开通的少数涉农专业频道之一。该频道拥有“乡村季风”、“致富招招鲜”、“农资超市”、“城乡大卖场”等节目,同时还建有比较完善的网络平台,提供节目在线直播。主要问题有: 报道面过宽,针对性不足。涉农报纸用大量版面来报道国际国内时事新闻,甚至地方农业报纸也有这种情况。3月4日《农民日报》的8个版面中有2个版(第3,4版)刊登的全部巧篇报道都与“三农”无直接关系。3月6日《山西农民报》的16个版面中,有“娱乐”、“新闻天下”、“新闻热点”、“社会经纬”、“参考消息”、“时尚潮流”6个版面与“三农”没有直接关系。笔者认为,虽然农民也需要获知国内外的重大时事政治、经济新闻甚至娱乐新闻,但这些新闻己经通过各种综合媒体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农民可以从这些媒体上获知有关信息。而作为专业媒体的农业报刊,如果再进行报道,显然是一种重复和浪费。 央视农业频道主要涵盖农业科技、致富信息、致富典型、农民工问题、农村问题深度报道等方面,内容非常集中。山东卫视农科频道从6时到22时的30档节目中有巧档节目与“三农”相关,而这巧档节目中有7档是当日重播节目(主要包括“乡村季风”、“农资超市、城乡大卖场”、“致富招招鲜”)。从节目的时间长度来计算,涉农节目总时长为329分钟,占节目总时长(975分钟)的33.7%。可以看出,山东卫视农科频道的关注点非常丰富。然而,涉农节目数量偏少,重播率偏高,节目时间占总时间的比例偏低。 偏重各地农产品市场行情的综合性宏观报道。报纸的服务性和实用性距离农民的生产实际需求依然很远。例如2009年3月3日((农民日报》第6版“监测信息”有“批发市场价格周报”、“热点调查”、“统计分析”、“市场现象”、“市场说话”个栏目,共刊发4则蔬菜批发市场上市量消息,4则各地米价上扬消息,2则图片新闻,1则关于养猪业市场行情的预测分析,1则与养殖业有关的玉米市场价格预测分析。这些信息对大部分农业生产者来说并不具有实际意义,因为中国幅员辽阔,各地情况复杂,个别地区的市场信息,对于分布广泛的农村受众来说,无疑是杯水车薪,缺乏针对性。 当然,作为全国性报纸,《农民日报》在报道取向上偏重于宏观角度无可厚非。那么,地方农业报纸在这方面又做得如何呢?同日,《山西农民报》的“种养参谋”版共刊发5篇报道和一张山西农副产品市场行情表。“农村财富”版面共有7篇报道,其中有5篇分别介绍了5位农民的致富故事,另2篇则是关于如何理财和防止上当受骗。从中我们几乎看不到与农产品直接相关的有用信息。 传统媒体与受众互动不足。在《农民日报》、《山西农民报》样本中,并无读者来信来电,或“读者声音”之类的栏目或版面。央视农业频道和山东卫视农科频道也同样如此。究其原因,一是我国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低下,决定了农民媒介消费能力不足,导致农民接触媒体的机会较少,更难进行信息反馈与交流。二是农民远未树立起信息消费的意识,缺乏和媒体进行有效沟通的动力和能力。三是媒体自身对农民渴望表达的需求不够重视,尚未建立起完善的平台,这就使农民无法获得有效渠道来传播自己的声音。 网络媒体农产品信息传播现状 网络媒体的优势在于能够让网民免费各种供求信息,门槛低,信息更新速度快,覆盖面广,信息来源广泛。在各省(区、市)农业行政主管部门中,已有83%的地级和45%的县级农业部门建立了农业信息网站。中国农业信息网是农业部官方网站,其最大特点是权威性和可信度高,统领农业和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高屋建领地传播各种信息。农博网的投资主体是北京一家农业信息科技企业,集行业在线媒体与专业性农业商务于一体。中国农业信息网中仅“资讯信息”和“服务社区”两个频道就设置了“批发市场”、“供求”、“网上展厅”、“农技推JL‑,“优质产品”、“促销平台”、“价格行情”、“分析预测”等近30个栏目。农博网除开设一般信息栏目外,专门设有“商务”板块,下辖“供应”、“求购”、“产品”、“网店”个栏目。网络的一大特色就是信息传播速度快、更新频率高,时刻保持信息更新是网站的生命之本。中国农业信息网的“农村供求一站通”,截至3月13日12时,当天更新农产品求购信息25条、供应信息30条。与此同时,农博网新增供应信息更是高达419条,新增需求信息高达72条。 在网络媒体中电子商务得到发展,农产品网店已经走进互联网的视野。比如,农博网设立电子商务平台,网民只要免费在线注册,即可开通网上店铺。虽然目前农产品电子商务平台还远远不够完善,但是我们可以预见其巨大的上升空间。主要问题有: 内容重复。网站之间信息重复率较高。几乎每一个综合性农业网站都设有“农业法律法规”这一专栏,而每一个专栏里都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在这两家网站中也存在内容重复的现象。3月26日,这两家网站都了“农业部部署2009年定点扶贫及援疆、援藏工作”、“农业部发出紧急通知要求各地保障春耕生产用种,加强种子市场管理”等新闻。 信息不够全面立体,图文、视频内容太少。农业生产技术的操作性很强,单纯依靠文字说明无法完整准确地指导农民。受到文化水平的限制,农民很难对复杂的文字说明产生兴趣。因此应该将图片和视频作为农业网站的重要传播方式。然而,这两家网站图文及视频信息很少。比如,中国农业信息网的“农业科技”频道的所有文章均没有配备相应图片或视频。农博网虽然设有“视频”频道,但是其节目大部分是人物访谈、要闻剪辑、会议报道等,没有充分重视农业技术或农产品的推介。 服务性、实用性仍不足。涉农网站基本上仍然处于信息“传声筒”的初级阶段,习惯于自上而下传播信息,还没有将农户的实际需求放到最重要的位置。例如,农博网虽然开辟了“专家在线”专栏,然而其内容并非是专家在线咨询,而是专家个人成就介绍,只是专家的个人风采录而已,没有很好地发挥其专业指导作用。 讨论与对策 囿于样本覆盖范围小、数量少,本研究很难全面深刻地透析大众媒体农产品信息传播之现状,但是我们仍然能够从中窥斑见豹。笔者认为,涉农媒体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积极推进农产品信息有效而广泛的传播: 加强信息源建设。目前我国涉农传统媒体的信息主要来源于记者的采访报道,直接来自基层生产一线的信息还非常少,所占信息总量的比例很低。这就导致了媒体无法在最短的时间内获得农产品信息,而市场又是瞬息万变的,这必将造成信息时效性滞后,从而使得受众大量流失。农业网站的情况也类似,多数没有统一的架构和应用平台,也没有面向农村的、有效的农业科技信息服务模式,一直沿用传统网站建设和信息采集方法,使得农业信息资源匾乏。如综合信息多,科技文献信息少,实用技术信息少,可用中文数据库资源零散,不成系统。因此,涉农媒体要广开信息源,充分发挥广大农户、养殖大户、专业合作社、购销商的信息渠道功能。 推动涉农传统媒体与网络媒体的进一步融合。报网融合是媒体发展的一大战略趋势,涉农媒体也在这方面迈出了坚实的步伐。在2005年举行的全国农业媒体高层论坛上,百家与会媒体联合提出创建“全国农业媒体联盟”。而一些理念超前的媒体已经付诸实施,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例如,2004年江苏农业科技信息网与《江苏农业科技报》实现报网整合,双方都获得了快速的发展。 提升农产品信息的权威性。农产品信息的准确、正确与否,直接关系到农民的实际利益。政府应成为农产品市场信息最主要的提供者。农业信息产品中多数具有公共产品性质,需要由政府提供。只有依靠政府发挥职能,才可能建立权威性的农产品市场信息统计、分析与报告制度,为农民提供及时、全面、精确的市场信息和参考资料。政府职能部门与媒体之间要建立信息合作的常规机制,为政府权威信息创造便利。 深化服务功能。要突破传统的涉农信息服务思维,实现从“对农民说”到“为农民说”,再到“让农民说”的转变,使新闻媒体真正成为农民利益的代言人。强化新闻媒体反馈和互动功能,收集整理农户在实际生产过程中遇到的问题,总结归纳其经验教训,反映用户对产品的需求和建议,并且直接为其创造平台进行交流。在各种网站上普遍设立的“论坛”,却很少出现在涉农网站上。这固然与农民受众的上网几率较低、文化水平不足有关,然而,媒体不够重视也是其直接原因。媒体完全可以在这方面进行大胆创新。另外,应该把发展电子商务作为涉农媒体的重点战略。目前农产品网店服务模式过于简单,内容和形式不够丰富,功能也不够强大,而且其进人门槛还比较高,必须缴费升级才可以享受更多的功能,这就给普通农户进人电子商务领域设置了障碍。从长远的眼光看,中国农产品不仅要搞活国内市场,也要在国际市场上开拓广阔天地,而要实现这一目标,离开电子商务的大力发展几乎是不可能的。 大众传媒论文:大众传媒应对风险传播的对策分析论文 关键词:风险社会风险传播大众传媒理论困境 摘要:从新闻传播的规律角度分析,传媒在传播风险时面临着理论困境,即新闻(预测性报道、新闻策划)事实的先发性这一新闻传播的普遍规律导致了传媒在传播风险时的必然“迟到”,而风险的潜在性与新闻显著性之间的矛盾、传媒自身特性等问题必然会使传媒在风险社会中充当“报警”而不是“预警”的角色。 风险传播的概念源自20世纪末期提出的风险社会理论。德国社会学家贝克最早提出风险社会理论,他指出,人类已经进入风险社会,“风险可以被界定为系统地处理现代化自身引致的危险和不安全感的方式。”贝克认为,风险社会的特征具体表现在风险的特征上:风险是潜在的,是现代化生产引发的,是人为的,有组织的不负责任,是建构的,是灾难性的、全球性的。“风险传播是在个人、团体、机构间交换信息和意见的互动过程。它不只与风险相关,还包括风险性质的多重信息和其它信息,这些信息表达了对风险信息或风险管理合法的、机构的安排的关注、意见和反映。”风险社会构成了传媒的传播语境,传播风险,应对风险传播成为传媒重要的一项功能和任务。但是,一提到风险,人们首先想到的就是传媒的预警作用,但是大量的事实证明,从切尔诺贝利核泄露事件到美国五角大楼被炸,到SARS,到印度洋海啸,到克隆,到转基因食品,几乎没有一个危及人类生存的风险是由传媒提前真正全面、客观、完整的报道或警示过。这就不得不引人反思:究竟是什么使得素来以“瞭望者”为天职的传媒在危及人类生存的重大风险来临之前而“集体失语”?传媒对风险而言,究竟意味着什么?这是从理论上正确认识传媒的一个逻辑起点,也是传媒风险传播的理论困境。 一、新闻事实在先传播在后的规律导致传媒在风险传播时“迟到” 现代新闻传播的理论告诉我们,新闻是对已经发生或正在发生的事实的报道,而不是对未来发生的事实的报道。但是传媒实践中也不乏预测性的报道,例如预测彗星相撞,月食,雪灾等;另一类就是新闻策划,提前对即将发生的新闻进行超前设置等。那么这些看似“超前”的新闻传播是否违背了新闻的时间界定呢?下面对这三个问题进行逐一论证。 1.新闻事实的先发性 新闻是对已经发生或正在发生的事实的报道。首先,从认识论上看,新闻的本质还是主体对客体的反映,是一种意识,一种观念。新闻事实的存在是新闻得以产生的物质前提和必要条件,没有新闻事实的存在就没有新闻。如果没有新闻事实存在而出现了新闻,那么,这样的新闻就是假新闻。而且新闻事实不能简单的等同于一般的生活事实,而是必须能够复制的原生态的事实,即已经或正在发生的事实,否则就不是新闻事实。这就要求新闻的时间必须是“过去时或现在时”。其次,新闻的真实性要求新闻事实在先,传播在后。新闻的真实性是新闻之所以为新闻的必要条件。新闻真实只能是对已经发生或正在发生的新闻事实的客观报道而不是对有可能发生的即使是必然发生的将来发生的新闻事实的报道。对于将来发生的新闻事实,我们也只能够预测其基本的趋势而不能具体描绘将来发生的新闻事实的具体细节,甚至将来的新闻事实在发生的过程中也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变化,因此报道现在还未发生的新闻事实是违背新闻真实性原则的。最后,新闻的客观性也要求新闻事实在先新闻传播在后。“就内容而言,新闻传播的事实,必须是客观存在或客观上正在发生与发展的事实。这种事实是一种实在物,是经过变动后出现的相对稳定的产物,或是正在变动过程中的事物,以及变化的各种状态。”而对于将来发生的事实,即使是必然发生的,在其还未发生以前,还不是新闻上的客观,而是理论上、推理上、逻辑上的客观,而不是新闻事实上的客观。 2.预测性报道的事实先发性 预测彗星相撞、未来几天的天气变化、什么时候会发生月食等等,这是不是新闻事实未发生而进行了新闻传播?这对于风险是不是也适合?这些现象实质上是以未发生的新闻事实的形式报道已经发生的新闻事实的一种报道手段。表面上看,是在报道未来的新闻事实而实质上则是在报道已经发生的新闻事实。最明显的莫过于天气报道,天气的报道实质上是报道已经出现的天气变化还在继续的趋势,也就是说新闻事实在本质上已经发生了,但是在时间上看,今天它只完成了其中的一部分,还有一部分,正在发生或延续,但对于“今天”和“明天”的时间段而言,已经发生的新闻事实跨越了这两个时间段。新闻传播只能在今天报道将要在明天“发生”的今天的新闻事实。作为新闻而言,已经发生的一系列事实已经存在,但是作为这些新闻事实的过程还不足以构成新闻,恰恰这些一般事实的集合才能成为一个新闻事实,作为新闻事实出现的“明天的报道”实质上是对今天已经发生的新闻事实的“新闻化”。由于风险发生的隐蔽性、不确定性,争议性等不确定因素的影响,使得人们很少关注已经发生的风险因子或熟视无睹暂且还不能称之为新闻事实的事实。这样一来,风险几乎不在新闻传媒的视野之内。 3.新闻策划的事实先发性 对即将发生的新闻事实的新闻价值而言,今天发生的一般事实只是具有相关新闻价值或者说具诱导新闻价值。新闻策划是为已经注定是新闻的新闻事实(人为规定的新闻)而存在的准新闻事实。本质上讲,还是新闻事实发生在先新闻传播在后而不是相反。新闻策划实质上是为明天策划今天的新闻事实,而不是策划明天的新闻事实。例如中国举办奥运会之前,以中央电视台为主各大新闻传媒都在组织、安排、策划与此相关的新闻,报道在火炬即将走过的路线上相关国家人民为此作的准备和对此的各种不同心态等等。风险传播与一般的新闻事实相比还具有不同的特征,具有隐蔽性,表面的合理性,不确定性,有组织的不负责任性等等,这就使得风险很难进入传媒的议程设置。因此,风险在绝大多数时候总是在其发生时才会被传媒注意,很少有风险策划和风险预测的传播先例。 风险传播与一般新闻事实传播在后果上有本质不同。一般新闻事实在被传播后可以使受众了解身边的环境变化、获得最新信息,为更好认识、改造世界提供现实基础。人们在看到、听到新闻后能够调整策略、挽回损失、趋利避害,但是对于风险传播而言,由于风险的毁灭性后果,风险属于“一次性机会”,风险一旦发生,传播就失去本质意义。2003年SARS发生以前,为什么没有一家传媒传播人们饮食习惯(吃各种动物,即使不能吃也不该吃)对人类生存、健康的危害性,而仅仅是把它作娱乐新闻?但是后来的科学研究表明,SARS的病因是因为人们长期特殊的“美食”嗜好造成病毒畸变而致。人们不禁反思,在人们患上“非典”以前,传媒为什么没有预警而是在风险转化为危机、灾难的时候开始“报警”。对风险而言,“报警”已经没有什么实质性的意义。“我们今天要应付的是一种威胁的可能性,它有时表明了一种不仅仅是可能性的受惊吓的人性,不过是一个暂时被搁置的事实。危险的一次证实就将意味着无可挽回的自我毁灭,而这就是积极地将预期中的威胁转化为具体的威胁的理由。”我们需要传媒将预期中的风险提前传播、转化为现实意识中的风险,而不是对风险进行事后传播,尽管这样的传播是新闻的规律,但是对受到风险威胁的人类而言,传媒的传播“迟到”了。 二、风险潜在性与新闻“显著性”的矛盾导致传媒传播风险的“质变” 首先需要说明的是,不是说风险仅仅只存在“量变”,风险无时不刻都存在着局部的“质变”,而是说风险在发生“质变”的过程中,是以细微的、不易被常人觉察的方式发生的;由于传媒自身的特殊规律,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传媒只会关注正在由量变超过“度”进而转入“质变”的风险。风险引起传媒关注的唯一新闻价值就是风险的“显著性”。风险不仅仅是生态风险、健康风险,还有政治风险、娱乐风险、社会风险等等,因此风险“显著性”表现方式也是各有差异。陈冠西“艳照门”事件就是以娱乐形式演化而来的道德风险,传播这些事件的主要目的不仅仅是娱乐,而是想冲击、挑衅、对抗中国传统的主流道德、价值、伦理。2008年3月31日东航18架飞机集体罢飞事件就是对社会劳资关系风险预警的一个信号。不管风险的“显著性”以怎样的方式体现,传媒关注风险的惟一原因就是风险的“质变”。 1.潜在性:风险被忽略的根本原因 风险的本质就决定了风险除了“显著性”(对人类生活的破坏性)以外,没有任何其他新闻价值,风险不存在新鲜性、娱乐性、趣味性、接近性(接近性是指风险转化以后才会显现出来,未发生以前,风险本身是未知的,就无所谓接近性了)。 (1)“风险是有组织的不负责任”。风险的始作俑者是人类自身,但是公众一开始并不认为自己的行为会给自身带来怎样的风险,风险一开始就带有体制的合法性、合理性,大众是认可的。风险是科技发展带来的副作用。当人们不约而同地以GDP作为社会发展唯一指标的时候,谁也没有想到经济腾飞会带来巨大的环境、资源、健康、生态等风险。人们关注的是科技发展带给人类的利益,而没有顾及到科技给人类带来的风险。即使考虑到了,但是经过权衡,认为风险还是比获得的利益小,没有考虑无数“可以承受”的小风险随着时间的积累会酿成大风险,甚至是毁灭性的灾难。 (2)风险是隐蔽的。这里有两层含义:认识风险需要专门的科学知识,有时即使是该领域的专家也无法明确判断,这是风险日趋明显的特征。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随之而来的风险更加无法预测,甚至风险的知识已经超出了现有科学技术本身。风险的发展速度和“裂变”方式不是建立在对传统技术、体制、理念的基础之上,而是对最发达科技的挑战,是建立在最发达的科技基础之上的“反科技”。即使是平常的风险,也已经超出了人体感官的感知域限,不是靠肉眼可以观察到的,需要一定的高科技手段,有时甚至还需要国际卫生组织的通力合作。 (3)风险是建构的,与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政治、文化等因素有直接正相关。实质上,风险的建构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一个国家与风险相关的政治权力体系和权力机制。尽管事实上某种危及人类生存的现象和征兆的确是一种巨大的风险,但是由于风险所处的国家、政治、阶级的权力体系不赞同或不认可,就无法获得“风险许可”,就无法纳入政府的“风险机制”。这种风险就有可能被暂时或者长期置之度外,无法获得风险身份认同和合法风险地位,也就谈不上什么规避和预警风险。 (4)风险是不确定的。风险是人感知、判断、应对生存环境的一种方式,它只是预示了一种危机、灾难的可能性。风险表现的方式千差万别,可以在这个时候出现,也可以在那个时候暴露,可能在这个地方发生,也可能在那个地方爆发,或者以这样的方式演变,或者以那样的状态转化,甚至有时候发生有时候不出现等等。正因为风险的这种不确定性,导致了相关部门和公众的忽视和松懈,风险也很难进入传媒的议程设置。风险的不确定性导致了风险常常是以“风险碎片”、“风险马赛克”方式呈现,很难呈现完整的风险。 2.“显著性”:传媒无视风险的天然屏障 (1)选择信息是新闻传播的普遍规律。世界上每时每刻无不发生着不可胜数的变化,传媒的种类和数量再多,传媒科技如何发达,都无法穷尽世界上的事实。因此传媒必然会依据一定的标准选择信息,而不是有闻必录;受众的时间、精力有限,兴趣和需求各异,也不会更不可能有闻必看,有闻必听,他们总是选择自己需要的、对自己有用的信息。 (2)新闻价值规律的作用。新闻价值规律是传媒选择新闻的普遍规律,指传媒选择新闻时要依据新闻事实的基本要素进行辨别和判断,即实效性,新鲜性、重要性、趣味性、显著性等等。风险的每一个细小的变化,传媒既没有时间也没有必要去全部传播,传媒只会关注风险“质变”的那一瞬间的事实状态,把这一瞬间的事实状态呈现给受众。但是对于风险而言,“质变”这一刻就是风险发生之时,风险就转化为危机或者灾难,此时传媒已经失去了预警的作用,充其量也只是报警而已。 其实,在理论上讲,传媒总是走在风险的后面,始终是“迟到”的哨兵。风险是一个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由少到多量变的积聚过程,风险的产生是一个“蝴蝶效应”。 在风险产生的过程中,传媒并不会太关注。因为这个过程对传媒而言,没有达到显著的程度,至少在形态上,在量上不足以引起传媒的重视,因此就不能成为新闻。反之,风险一旦成为新闻的时候,报道风险对人类来说,就不具有多少实质意义和价值。在这个意义上,风险和传媒在关注点上是不重合的,始终有“时差”存在。风险形成的过程不会引起传媒的重视,反之,当风险受到传媒重视的时候,风险已经发生。 三、传媒的自身特性导致传媒对风险的传播失真与风险扩散 1.传媒对风险的传播并不专业 风险的特征决定了传媒进行风险传播时应具有很强的专业性。风险总是与现代化的高科技形影相随,现代技术的尖端化、知识性、专业性、复杂性等特征同时也决定了风险的专业性特征。发现、识别和规避风险不是一般人能够做到的,需要相关方面的专门性人才,甚至是该领域的专家,否则根本无法识别风险。传媒在传播风险时也存在着天然的缺陷。国外学者就曾指出,风险通过大众使传媒已经直接影响到受众的风险感知,这种被形塑的风险感知,必然引发造成一系列文化和经济后果的个人和集体反应。同时,传媒有时夸大较小的风险,而在另外的报道中传媒又忽视严重的风险。 2.传媒的大众化、时效性特征限制了传媒对风险的深入破译 传媒面对的受众是千差万别,参差不齐的,要想扩大发行量、收听(视)率、点击率,就需要尽可能把很多复杂、深刻的新闻事实形象化、简单化,做到深入浅出,否则受众就无法解码新闻信息,为了尽可能广泛的传播信息,就需要使复杂的新闻信息尽可能简单化,但是风险信息本身的复杂特征、新闻传播的时效性就必然使得本身对风险传播不专业的新闻记者在最短的时间内传播风险的信息失真,增加风险量级,扩散风险。很多传媒都没有风险传播的专业记者,即使有也没有受过风险传播的严格培训,一旦风险发生,基本上就是用新闻的常规操作模式处理风险信息。这很大程度上就决定了风险传播失真的必然性。2007年3月13日《信息时报》以《广州香蕉染“蕉癌”濒临灭绝》为题报道了香蕉致癌事件,一时使得海南香蕉大量积压、腐烂,大批蕉农背景离乡,给当地的经济造成重大损失,一时引起社会恐慌。这就是传媒对风险的非专业性解读制造风险的经典案例。传媒的这种无意识制造、扩散风险的行为在风险传播中相当普遍。 3.传媒的生态环境限制了传媒深入地认识风险。 首先,传媒不是天生的超然中立派,总是归属于一定的政治、阶级和团体,在传播风险时,传媒会本能回避对自身不利因素。这主要有两种情况:一是传媒制造社会危机感;二是传媒为了自身效益,掩盖、淡化风险。新闻信息的公开透明是任何国家政治生态必然的一部分,除了国家机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等确实需要依法保护的秘密信息以外,但很多国家、政府、部门,都存在着一种信息潜规则——尽量隐瞒、延缓风险信息或者虚假公布风险信息,避免本届政府或利益相关者的政治风险,反而加大了风险的传播速度和广度,提高了风险对社会的危害性和毁损程度,人为增加风险治理成本。固然,政府对有关风险信息的传播采取审核、把关、控制的措施有其合理性的一面——科学解读风险,减少风险的负传播,但是从部分人的政治利益出发,盲目管制和控制传媒对风险的传播,也会提高风险扩散的“加速度”,形成风险传播的反“马太效应”,增加风险治理成本,给社会造成更大的危机,导致了风险扩散。地方政府控制风险信息传播的另一做法就是让传媒“报喜不报忧”。即不及时传播风险的正面、客观信息,而是从侧面对风险的治理信息,认为受众抗击风险的心理承受能力脆弱,需要弱化、分解、过滤风险信息的方式“安慰公众”。这种做法不仅没有起到抑制风险的作用,相反还会使风险扩散,使不知情的受众心理更加恐慌。风险信息传播渠道的堵塞、不畅,或者风险信息的屏蔽,不仅不会遮盖、减缓、阻止风险的扩散,而且还会制造“连锁风险”——因风险信息的缺失而引起的次风险。 令人欣喜的是,在我国,传媒应对风险传播的生态环境正在不断改善和进步。2008年5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正式实施。在随后发生的汶川大地震中,传媒既在第一时间报道党和政府如何抗震救灾的过程,也正面全方位报道了受灾范围、受灾程度、人员、财产损失、灾难发生原因等内容,让受众全面了解风险信息,较好地避免了因风险信息的缺失而引起的次风险,传媒及时、公开的报道赢得人民与世界的广泛赞誉。 大众传媒论文:大众传媒与艺术品市场的关系探索论文 摘要:通过对当前艺术品市场上存在的一些问题的分析,阐明了大众媒体对引导、规范、监督和守护艺术品市场朝着健康良性方向发展的不可或缺的作用;同时也提出了市场必须注意到媒体的负面效应。 关键词:大众传媒艺术品市场积极与消极作用 马克思曾形象地借喻:“商品价值从商品体跳到金体上,像我在别处说过的,是商品的惊险跳跃。这个跳跃如果不成功,摔坏的不是商品,但一定是商品所有者。”当今社会艺术品作为商品进入市场已是不争之实,依据马克思所言,当艺术商品实现价值的惊险跳跃时,如果不成功,摔坏的不是艺术品本身,而是艺术品的所有者即艺术家。然而艺术家是市场的中心,没有了艺术家哪有艺术品市场?众所周知,艺术家是艺术品市场成功的中坚力量,艺术经营者是帮助艺术家商业成功的关键因素,艺术批评家对艺术活动具有推波助澜的作用,除此之外,值得一提的还有大众传媒对艺术品市场产生的不可或缺的守护力量,以及保证其有序发展所起的引导、教育、监督与规范作用。 一、大众传媒对艺术品市场的引导和教育功能 在世界经济一体化和贸易全球化的市场格局下,中国艺术品市场的国际化已是大势所趋,然而由于当代中国艺术品市场起步较晚,发展太快,就像冲牛奶或咖啡一样,快速冲泡中不可避免地会产生泡沫或不够成熟,随之表现的是激进中的市场盲目性。例如在西方对东方文化的需求兴盛及艺术投资热潮的冲击下,中国当代油画市场就存在雾里看花的现象,似乎被国际市场牵着鼻子在走,让话语权掌握在国外人士手中,乃至出现一些国外势力利用艺术加紧对中国的渗透,强行推销他们的审美价值观。更有不可理喻的是有些艺术家为了一味迎合国际人士的意识形态倾向,创作了一些色情味浓、丑陋古怪的作品,成为了收藏者跟风追捧的对象,脱离了中国人的基本审美情趣,致使那些彰显民族精神,饱含民族文化特色又具有创新性的作品深受影响,无容置疑这是一种不健康不成熟的市场折射,所以迫切需要引起全社会的高度重视,迫切需要我们的大众媒体积极正确引导,发挥其权威性、群众性、教育性以及覆盖面广的特点,运用现代化的传媒手段,采用直观浅显、快捷刺激的多角度组合,让社会大众清醒地了解并认知,使其沉浸在一个轻松自觉的享受过程中,形成自觉接受的思考习惯,从根本上影响人们的价值取向、审美标准以及文化需求乃至生活方式,达到影响消费的目的。就像传媒理论宗师马歇尔?麦克卢汉所指出的;传媒是真正的社会教育者,它可以在轻松的视听享受中教育人、改变人,通过有效地宣传、介绍、报道,使艺术品得以迅速传播、流通并扩大影响力和公众注意力,牵引并提高受众的审美力和鉴赏力,激发艺术家的想象力、表现力和创造力,为艺术家与消费者创造一个及时宽松的互动平台。与此同时,还可以借助大众媒体的及时性、快捷性、开放性和重复性等特点,对社会起到“t望哨”的牵引作用,将艺术真正地融入大众传媒的可利用资源之中,创造出新的内容、新的形式与观念,通过媒体报道、网络资讯,向公众宣传、介绍有关信息,解读艺术家,诠释艺术作品,尤其是可以让真正的艺术佳作反复地进入观众的视线产生潜移默化地渗透力,影响受众的认知水平,鉴赏品位;也可有效地挖掘人们选择生活享受的商业价值取向,并使之转化为影响人们个人品位、社会定位尺度的标准,彰显当代艺术品市场对人民生活质量产生的极大影响力。总之,艺术品市场的落脚点是购藏群体,他们才是使艺术品成为现实商品的最后买单人,是一个健康良性的艺术品市场发展的终极目标,艺术欣赏者兼购藏者的市场活动是艺术品生产与流通全过程的终点,有了生产与消费才有市场。 概言之,中国艺术事业的荣辱与兴衰必须依靠艺术市场作支撑,一个良性的市场平台,一方面可以为艺术家提供施展才华的机会和舞台,另一方面也会给艺术家提出严峻的挑战与压力;与此同时,市场的优胜劣汰,还会创造出多姿多彩的精品之作,最大限度的满足不同层次的精神需求与艺术追求。在此我们强烈呼吁:全社会尤其是政府要积极支持大众传媒,及时为市场把握先机、适时为那些市场基础好、有收藏投资潜力的艺术品宣传造势,为那些弘扬正气、具有民族精神并取得东西文化认同的艺术家呐喊助威,帮助中国艺术品市场抓住主导权。 二、大众传媒对艺术品市场监督和规范作用 随着艺术品市场的不断成熟和纵深发展,自然地拓展了行业中的不同角色,尽管中国是在没有画廊时就有了拍卖公司这是事实,但时至今日一级市场中的画廊、艺术经纪人、艺博会等都表现活跃;二级市场中的拍卖公司也异样火爆;还有美术馆、艺术馆、鉴定机构、策展人和艺评家、购藏群体等都在积极参与。从理论上来说,在一个成熟的健康的市场体系中,他们应该各司其职,有机结合,协调发展。然而现实情况却并非如此,当代中国艺术品市场已经表现出角色的错落与颠倒。例如,导致了一些艺术家作品在一级市场都没形成影响的情况下,就直接到拍卖会去捣乱;更有甚者是有些鉴定者、策展人和艺评家的沽名钓誉,丧失了中立者的本分与良知,与艺术家或艺术经营者勾结抱团,急功近利,肆意为赝品、伪作或艺术水准不高的作品摇旗呐喊,丢失了基本的艺术公道和职业道德,致使部分艺术品市场呈现出混乱局面。此外,艺术品市场的快速发展,在所难免的会不断出现许多的新问题和新的矛盾。有些问题是法规漏洞与滞后造成的,有一些问题则是诚信、恶意违规引起的。如拍卖法中规定“对拍品真假不负责”的条款,成为某些缺乏职业道德的拍卖公司假画大行其道的护身符,拍场上的恶意炒作、虚假成交等等让不少买家上当受骗。还有由于市场上缺乏权威、公正的鉴定机构和合格鉴定人才,一级市场中真假问题也成了制约市场发展的瓶颈,等等。然而不断涌现出来的问题更多地需要期待规章的约束。因为社会经济的发展必然促使人们对精神文化消费的追求,人们在基本的物质生活满足后,对艺术品等精神文化生活产品形成的广泛而迫切的需求,推动着市场行情的不断走高,行情呈火爆态势,但是如果问题不妥善解决好,势必会影响艺术品健康正常的发展。以上这些问题都渴求着媒体的激浊扬清。为此我们强烈呼吁:大众媒体必须承担应有的社会责任,自觉地履行应尽的义务,充当市场的守护神和助推器的角色,通过对信息的公正选取、真实报道、客观评价,将社会的各要素之间的关系理顺,协调成一个有机整体,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媒体的公信力,市场的诚信力,让消费者放心,经营者欢欣。因为众所周知,在市场经济发展的今天,“让媒体曝光”这句话的威慑力与震撼力以及社会影响力,大众媒体应该高举“监督大旗”,借助大众传媒的特有权威功能、监督功能,充分利用大众传媒所具有的多视角、多功能、广覆盖以及直观、综合、可复制等商业化特点,广泛宣传报道,提供实证化、可量化的信息,揭露社会的阴暗现象和消极负面的因素,透过现象揭穿本质,透过消极弘扬正气,成为光明的使者和文明的象征。 三、正确认识大众媒体对艺术品市场的负面作用 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大众传媒的产业化和商业化,不可避免地会出现自身利益和行业引导的矛盾。有些媒体由于近视眼前利益而人为操纵,带来信息的和内容不能保持客观、公正的立场;一些媒体如此助纣为虐,不但阻碍行业的发展,最终葬送的将是他们自己。毕竟,行业有行业的规律,客观、公正是媒体的铁律,艺术媒体也不例外。如果一些媒体自己将客观、公正置于脑后,那么最终艺术行业也会公正、客观地将他们抛弃。客观地讲,经过长时间徘徊的艺术品行业发展至今确属不易,行业中的诸多不规范现象逐步暴露出来,乃属成长中烦恼。作为媒体,首先想到的应该是如何引导,如何促进规范,不断推动行业做大做强,做行业的守护神和公器,而不是急功近利去讨好利益集团,混淆视听,摇尾乞求短期的一点微利,当然这种丧失原则的做法一时可能会帮助利益集团,但是以牺牲行业、得罪大多数为代价的做法的确是不足为取,试想如果自己都不规范,何谈规范行业呢?如何切实解决这一矛盾是摆在艺术品市场上的现实问题。笔者认为:首先是要求媒体自身加强职业道德和员工素养,恪守规范,自觉抵制有偿报道、虚假报道,把握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关系之外;其次,大众媒体是“当之不愧的受托人”,它受党的信任,受人民之托,他代表的应该是人民的心声,体现国家的意志,他理当承担起应有的社会责任和义务,切不可错乱自己的角色,切忌弄虚作假、歪曲事实,浮夸炒作等有违人民和国家的事件发生,只有遵循好媒体的基本规律,切切实实服务行业,经济效益和品牌效益双丰收是必然的。第三,我们的政府也应当代表人民给予媒体多方面的关怀和政策支持,使之根植于大众,立足于社会。大众传媒强调传媒对人和社会的意义,而目前我国正处在一种自由、开放的市场经济大背景下,大众化的艺术传媒所产生的社会功能略显不足,经常地不排除受利益驱使的人为有意或无意的集体造势和炒作现象,使人们在对艺术品消费渴望的同时,产生了迷惑性甚至恐惧心理,容易失去艺术品的原本意义而成为时尚化的广告宣传品或简单复制品,导致媒体成为浮夸追逐时尚的消极手段,这些不良现象实属正常;与此同时,转瞬时逝的视觉冲击也可能导致艺术家急功近利、追求短步之快的伪劣之作,势必产生假冒伪劣、求新求快、求刺激的快餐文化和流行艺术市场泛滥。在许多艺术作品中,经常地会有艺术家为了迎合媒体、市场和公众,而采用人们熟悉的图像或艺术史上著名的图像当作一种最为常见的方式,挪用、复制和拼贴他人作品,最终导致了市场的肤浅混乱。代表新新人类的波谱艺术,表现的艳俗作品大多缘于此。 总之,过渡的商业化乃至炒作会导致艺术与商业的矛盾。康法文的艺术创作“无目的无功利性”的本质特征遭遇着“唯利是图”的市场天性的排斥。艺术市场的过渡繁荣和经济利益驱使,刺激着画家们超量生产,作品的肤浅与平庸加剧了艺术低级趣味和价值取向的扭曲;大众媒体的不健康炒作使艺术品的生产、创作和消费已不再仅仅是艺术本身的事。然而我们相信,作为“兴在百业之后,衰在百业之前”的中国艺术品市场,将会随着大众媒体的登台亮相,通过多渠道开拓、多途径挖掘、多平台展示,形成利益协调、机制保障,逐步提高艺术家在当地甚至国内国际的知名度和社会定位,建立稳定可靠的商务交易,使艺术品的消费经常地处在媒体的舆论监督下,艺术品生产者、艺术品经营者、艺术评论家等市场各要素有机互动、竞相角逐,精诚合作,市场必将百废待兴。 大众传媒论文:大众传媒对艺术品市场的作用论文 摘要:通过对当前艺术品市场上存在的一些问题的分析,阐明了大众媒体对引导、规范、监督和守护艺术品市场朝着健康良性方向发展的不可或缺的作用;同时也提出了市场必须注意到媒体的负面效应。 关键词:大众传媒艺术品市场积极与消极作用 马克思曾形象地借喻:“商品价值从商品体跳到金体上,像我在别处说过的,是商品的惊险跳跃。这个跳跃如果不成功,摔坏的不是商品,但一定是商品所有者。”当今社会艺术品作为商品进入市场已是不争之实,依据马克思所言,当艺术商品实现价值的惊险跳跃时,如果不成功,摔坏的不是艺术品本身,而是艺术品的所有者即艺术家。然而艺术家是市场的中心,没有了艺术家哪有艺术品市场?众所周知,艺术家是艺术品市场成功的中坚力量,艺术经营者是帮助艺术家商业成功的关键因素,艺术批评家对艺术活动具有推波助澜的作用,除此之外,值得一提的还有大众传媒对艺术品市场产生的不可或缺的守护力量,以及保证其有序发展所起的引导、教育、监督与规范作用。 一、大众传媒对艺术品市场的引导和教育功能 在世界经济一体化和贸易全球化的市场格局下,中国艺术品市场的国际化已是大势所趋,然而由于当代中国艺术品市场起步较晚,发展太快,就像冲牛奶或咖啡一样,快速冲泡中不可避免地会产生泡沫或不够成熟,随之表现的是激进中的市场盲目性。例如在西方对东方文化的需求兴盛及艺术投资热潮的冲击下,中国当代油画市场就存在雾里看花的现象,似乎被国际市场牵着鼻子在走,让话语权掌握在国外人士手中,乃至出现一些国外势力利用艺术加紧对中国的渗透,强行推销他们的审美价值观。更有不可理喻的是有些艺术家为了一味迎合国际人士的意识形态倾向,创作了一些色情味浓、丑陋古怪的作品,成为了收藏者跟风追捧的对象,脱离了中国人的基本审美情趣,致使那些彰显民族精神,饱含民族文化特色又具有创新性的作品深受影响,无容置疑这是一种不健康不成熟的市场折射,所以迫切需要引起全社会的高度重视,迫切需要我们的大众媒体积极正确引导,发挥其权威性、群众性、教育性以及覆盖面广的特点,运用现代化的传媒手段,采用直观浅显、快捷刺激的多角度组合,让社会大众清醒地了解并认知,使其沉浸在一个轻松自觉的享受过程中,形成自觉接受的思考习惯,从根本上影响人们的价值取向、审美标准以及文化需求乃至生活方式,达到影响消费的目的。就像传媒理论宗师马歇尔·麦克卢汉所指出的;传媒是真正的社会教育者,它可以在轻松的视听享受中教育人、改变人,通过有效地宣传、介绍、报道,使艺术品得以迅速传播、流通并扩大影响力和公众注意力,牵引并提高受众的审美力和鉴赏力,激发艺术家的想象力、表现力和创造力,为艺术家与消费者创造一个及时宽松的互动平台。与此同时,还可以借助大众媒体的及时性、快捷性、开放性和重复性等特点,对社会起到“瞭望哨”的牵引作用,将艺术真正地融入大众传媒的可利用资源之中,创造出新的内容、新的形式与观念,通过媒体报道、网络资讯,向公众宣传、介绍有关信息,解读艺术家,诠释艺术作品,尤其是可以让真正的艺术佳作反复地进入观众的视线产生潜移默化地渗透力,影响受众的认知水平,鉴赏品位;也可有效地挖掘人们选择生活享受的商业价值取向,并使之转化为影响人们个人品位、社会定位尺度的标准,彰显当代艺术品市场对人民生活质量产生的极大影响力。总之,艺术品市场的落脚点是购藏群体,他们才是使艺术品成为现实商品的最后买单人,是一个健康良性的艺术品市场发展的终极目标,艺术欣赏者兼购藏者的市场活动是艺术品生产与流通全过程的终点,有了生产与消费才有市场。 概言之,中国艺术事业的荣辱与兴衰必须依靠艺术市场作支撑,一个良性的市场平台,一方面可以为艺术家提供施展才华的机会和舞台,另一方面也会给艺术家提出严峻的挑战与压力;与此同时,市场的优胜劣汰,还会创造出多姿多彩的精品之作,最大限度的满足不同层次的精神需求与艺术追求。在此我们强烈呼吁:全社会尤其是政府要积极支持大众传媒,及时为市场把握先机、适时为那些市场基础好、有收藏投资潜力的艺术品宣传造势,为那些弘扬正气、具有民族精神并取得东西文化认同的艺术家呐喊助威,帮助中国艺术品市场抓住主导权。 二、大众传媒对艺术品市场监督和规范作用 随着艺术品市场的不断成熟和纵深发展,自然地拓展了行业中的不同角色,尽管中国是在没有画廊时就有了拍卖公司这是事实,但时至今日一级市场中的画廊、艺术经纪人、艺博会等都表现活跃;二级市场中的拍卖公司也异样火爆;还有美术馆、艺术馆、鉴定机构、策展人和艺评家、购藏群体等都在积极参与。从理论上来说,在一个成熟的健康的市场体系中,他们应该各司其职,有机结合,协调发展。然而现实情况却并非如此,当代中国艺术品市场已经表现出角色的错落与颠倒。例如,导致了一些艺术家作品在一级市场都没形成影响的情况下,就直接到拍卖会去捣乱;更有甚者是有些鉴定者、策展人和艺评家的沽名钓誉,丧失了中立者的本分与良知,与艺术家或艺术经营者勾结抱团,急功近利,肆意为赝品、伪作或艺术水准不高的作品摇旗呐喊,丢失了基本的艺术公道和职业道德,致使部分艺术品市场呈现出混乱局面。此外,艺术品市场的快速发展,在所难免的会不断出现许多的新问题和新的矛盾。有些问题是法规漏洞与滞后造成的,有一些问题则是诚信、恶意违规引起的。如拍卖法中规定“对拍品真假不负责”的条款,成为某些缺乏职业道德的拍卖公司假画大行其道的护身符,拍场上的恶意炒作、虚假成交等等让不少买家上当受骗。还有由于市场上缺乏权威、公正的鉴定机构和合格鉴定人才,一级市场中真假问题也成了制约市场发展的瓶颈,等等。然而不断涌现出来的问题更多地需要期待规章的约束。因为社会经济的发展必然促使人们对精神文化消费的追求,人们在基本的物质生活满足后,对艺术品等精神文化生活产品形成的广泛而迫切的需求,推动着市场行情的不断走高,行情呈火爆态势,但是如果问题不妥善解决好,势必会影响艺术品健康正常的发展。以上这些问题都渴求着媒体的激浊扬清。为此我们强烈呼吁:大众媒体必须承担应有的社会责任,自觉地履行应尽的义务,充当市场的守护神和助推器的角色,通过对信息的公正选取、真实报道、客观评价,将社会的各要素之间的关系理顺,协调成一个有机整体,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媒体的公信力,市场的诚信力,让消费者放心,经营者欢欣。因为众所周知,在市场经济发展的今天,“让媒体曝光”这句话的威慑力与震撼力以及社会影响力,大众媒体应该高举“监督大旗”,借助大众传媒的特有权威功能、监督功能,充分利用大众传媒所具有的多视角、多功能、广覆盖以及直观、综合、可复制等商业化特点,广泛宣传报道,提供实证化、可量化的信息,揭露社会的阴暗现象和消极负面的因素,透过现象揭穿本质,透过消极弘扬正气,成为光明的使者和文明的象征。 三、正确认识大众媒体对艺术品市场的负面作用 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大众传媒的产业化和商业化,不可避免地会出现自身利益和行业引导的矛盾。有些媒体由于近视眼前利益而人为操纵,带来信息的和内容不能保持客观、公正的立场;一些媒体如此助纣为虐,不但阻碍行业的发展,最终葬送的将是他们自己。毕竟,行业有行业的规律,客观、公正是媒体的铁律,艺术媒体也不例外。如果一些媒体自己将客观、公正置于脑后,那么最终艺术行业也会公正、客观地将他们抛弃。客观地讲,经过长时间徘徊的艺术品行业发展至今确属不易,行业中的诸多不规范现象逐步暴露出来,乃属成长中烦恼。作为媒体,首先想到的应该是如何引导,如何促进规范,不断推动行业做大做强,做行业的守护神和公器,而不是急功近利去讨好利益集团,混淆视听,摇尾乞求短期的一点微利,当然这种丧失原则的做法一时可能会帮助利益集团,但是以牺牲行业、得罪大多数为代价的做法的确是不足为取,试想如果自己都不规范,何谈规范行业呢?如何切实解决这一矛盾是摆在艺术品市场上的现实问题。笔者认为:首先是要求媒体自身加强职业道德和员工素养,恪守规范,自觉抵制有偿报道、虚假报道,把握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关系之外;其次,大众媒体是“当之不愧的受托人”,它受党的信任,受人民之托,他代表的应该是人民的心声,体现国家的意志,他理当承担起应有的社会责任和义务,切不可错乱自己的角色,切忌弄虚作假、歪曲事实,浮夸炒作等有违人民和国家的事件发生,只有遵循好媒体的基本规律,切切实实服务行业,经济效益和品牌效益双丰收是必然的。第三,我们的政府也应当代表人民给予媒体多方面的关怀和政策支持,使之根植于大众,立足于社会。大众传媒强调传媒对人和社会的意义,而目前我国正处在一种自由、开放的市场经济大背景下,大众化的艺术传媒所产生的社会功能略显不足,经常地不排除受利益驱使的人为有意或无意的集体造势和炒作现象,使人们在对艺术品消费渴望的同时,产生了迷惑性甚至恐惧心理,容易失去艺术品的原本意义而成为时尚化的广告宣传品或简单复制品,导致媒体成为浮夸追逐时尚的消极手段,这些不良现象实属正常;与此同时,转瞬时逝的视觉冲击也可能导致艺术家急功近利、追求短步之快的伪劣之作,势必产生假冒伪劣、求新求快、求刺激的快餐文化和流行艺术市场泛滥。在许多艺术作品中,经常地会有艺术家为了迎合媒体、市场和公众,而采用人们熟悉的图像或艺术史上著名的图像当作一种最为常见的方式,挪用、复制和拼贴他人作品,最终导致了市场的肤浅混乱。代表新新人类的波谱艺术,表现的艳俗作品大多缘于此。 总之,过渡的商业化乃至炒作会导致艺术与商业的矛盾。康法文的艺术创作“无目的无功利性”的本质特征遭遇着“唯利是图”的市场天性的排斥。艺术市场的过渡繁荣和经济利益驱使,刺激着画家们超量生产,作品的肤浅与平庸加剧了艺术低级趣味和价值取向的扭曲;大众媒体的不健康炒作使艺术品的生产、创作和消费已不再仅仅是艺术本身的事。然而我们相信,作为“兴在百业之后,衰在百业之前”的中国艺术品市场,将会随着大众媒体的登台亮相,通过多渠道开拓、多途径挖掘、多平台展示,形成利益协调、机制保障,逐步提高艺术家在当地甚至国内国际的知名度和社会定位,建立稳定可靠的商务交易,使艺术品的消费经常地处在媒体的舆论监督下,艺术品生产者、艺术品经营者、艺术评论家等市场各要素有机互动、竞相角逐,精诚合作,市场必将百废待兴。 大众传媒论文:大众传媒对艺术品市场发展分析论文 一、大众传媒对艺术品市场的引导和教育功能 在世界经济一体化和贸易全球化的市场格局下,中国艺术品市场的国际化已是大势所趋,然而由于当代中国艺术品市场起步较晚,发展太快,就像冲牛奶或咖啡一样,快速冲泡中不可避免地会产生泡沫或不够成熟,随之表现的是激进中的市场盲目性。例如在西方对东方文化的需求兴盛及艺术投资热潮的冲击下,中国当代油画市场就存在雾里看花的现象,似乎被国际市场牵着鼻子在走,让话语权掌握在国外人士手中,乃至出现一些国外势力利用艺术加紧对中国的渗透,强行推销他们的审美价值观。更有不可理喻的是有些艺术家为了一味迎合国际人士的意识形态倾向,创作了一些色情味浓、丑陋古怪的作品,成为了收藏者跟风追捧的对象,脱离了中国人的基本审美情趣,致使那些彰显民族精神,饱含民族文化特色又具有创新性的作品深受影响,[]无容置疑这是一种不健康不成熟的市场折射,所以迫切需要引起全社会的高度重视,迫切需要我们的大众媒体积极正确引导,发挥其权威性、群众性、教育性以及覆盖面广的特点,运用现代化的传媒手段,采用直观浅显、快捷刺激的多角度组合,让社会大众清醒地了解并认知,使其沉浸在一个轻松自觉的享受过程中,形成自觉接受的思考习惯,从根本上影响人们的价值取向、审美标准以及文化需求乃至生活方式,达到影响消费的目的。就像传媒理论宗师马歇尔·麦克卢汉所指出的;传媒是真正的社会教育者,它可以在轻松的视听享受中教育人、改变人,通过有效地宣传、介绍、报道,使艺术品得以迅速传播、流通并扩大影响力和公众注意力,牵引并提高受众的审美力和鉴赏力,激发艺术家的想象力、表现力和创造力,为艺术家与消费者创造一个及时宽松的互动平台。与此同时,还可以借助大众媒体的及时性、快捷性、开放性和重复性等特点,对社会起到“瞭望哨”的牵引作用,将艺术真正地融入大众传媒的可利用资源之中,创造出新的内容、新的形式与观念,通过媒体报道、网络资讯,向公众宣传、介绍有关信息,解读艺术家,诠释艺术作品,尤其是可以让真正的艺术佳作反复地进入观众的视线产生潜移默化地渗透力,影响受众的认知水平,鉴赏品位;也可有效地挖掘人们选择生活享受的商业价值取向,并使之转化为影响人们个人品位、社会定位尺度的标准,彰显当代艺术品市场对人民生活质量产生的极大影响力。总之,艺术品市场的落脚点是购藏群体,他们才是使艺术品成为现实商品的最后买单人,是一个健康良性的艺术品市场发展的终极目标,艺术欣赏者兼购藏者的市场活动是艺术品生产与流通全过程的终点,有了生产与消费才有市场。 概言之,中国艺术事业的荣辱与兴衰必须依靠艺术市场作支撑,一个良性的市场平台,一方面可以为艺术家提供施展才华的机会和舞台,另一方面也会给艺术家提出严峻的挑战与压力;与此同时,市场的优胜劣汰,还会创造出多姿多彩的精品之作,最大限度的满足不同层次的精神需求与艺术追求。在此我们强烈呼吁:全社会尤其是政府要积极支持大众传媒,及时为市场把握先机、适时为那些市场基础好、有收藏投资潜力的艺术品宣传造势,为那些弘扬正气、具有民族精神并取得东西文化认同的艺术家呐喊助威,帮助中国艺术品市场抓住主导权。 二、大众传媒对艺术品市场监督和规范作用 随着艺术品市场的不断成熟和纵深发展,自然地拓展了行业中的不同角色,尽管中国是在没有画廊时就有了拍卖公司这是事实,但时至今日一级市场中的画廊、艺术经纪人、艺博会等都表现活跃;二级市场中的拍卖公司也异样火爆;还有美术馆、艺术馆、鉴定机构、策展人和艺评家、购藏群体等都在积极参与。从理论上来说,在一个成熟的健康的市场体系中,他们应该各司其职,有机结合,协调发展。然而现实情况却并非如此,当代中国艺术品市场已经表现出角色的错落与颠倒。例如,导致了一些艺术家作品在一级市场都没形成影响的情况下,就直接到拍卖会去捣乱;更有甚者是有些鉴定者、策展人和艺评家的沽名钓誉,丧失了中立者的本分与良知,与艺术家或艺术经营者勾结抱团,急功近利,肆意为赝品、伪作或艺术水准不高的作品摇旗呐喊,丢失了基本的艺术公道和职业道德,致使部分艺术品市场呈现出混乱局面。此外,艺术品市场的快速发展,在所难免的会不断出现许多的新问题和新的矛盾。有些问题是法规漏洞与滞后造成的,有一些问题则是诚信、恶意违规引起的。如拍卖法中规定“对拍品真假不负责”的条款,成为某些缺乏职业道德的拍卖公司假画大行其道的护身符,拍场上的恶意炒作、虚假成交等等让不少买家上当受骗。还有由于市场上缺乏权威、公正的鉴定机构和合格鉴定人才,一级市场中真假问题也成了制约市场发展的瓶颈,等等。然而不断涌现出来的问题更多地需要期待规章的约束。因为社会经济的发展必然促使人们对精神文化消费的追求,人们在基本的物质生活满足后,对艺术品等精神文化生活产品形成的广泛而迫切的需求,推动着市场行情的不断走高,行情呈火爆态势,但是如果问题不妥善解决好,势必会影响艺术品健康正常的发展。以上这些问题都渴求着媒体的激浊扬清[]。为此我们强烈呼吁:大众媒体必须承担应有的社会责任,自觉地履行应尽的义务,充当市场的守护神和助推器的角色,通过对信息的公正选取、真实报道、客观评价,将社会的各要素之间的关系理顺,协调成一个有机整体,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媒体的公信力,市场的诚信力,让消费者放心,经营者欢欣。因为众所周知,在市场经济发展的今天,“让媒体曝光”这句话的威慑力与震撼力以及社会影响力,大众媒体应该高举“监督大旗”,借助大众传媒的特有权威功能、监督功能,充分利用大众传媒所具有的多视角、多功能、广覆盖以及直观、综合、可复制等商业化特点,广泛宣传报道,提供实证化、可量化的信息,揭露社会的阴暗现象和消极负面的因素,透过现象揭穿本质,透过消极弘扬正气,成为光明的使者和文明的象征。 三、正确认识大众媒体对艺术品市场的负面作用 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大众传媒的产业化和商业化,不可避免地会出现自身利益和行业引导的矛盾。有些媒体由于近视眼前利益而人为操纵,带来信息的和内容不能保持客观、公正的立场;一些媒体如此助纣为虐,不但阻碍行业的发展,最终葬送的将是他们自己。毕竟,行业有行业的规律,客观、公正是媒体的铁律,艺术媒体也不例外。如果一些媒体自己将客观、本论文由整理提供 公正置于脑后,那么最终艺术行业也会公正、客观地将他们抛弃。客观地讲,经过长时间徘徊的艺术品行业发展至今确属不易,行业中的诸多不规范现象逐步暴露出来,乃属成长中烦恼。作为媒体,首先想到的应该是如何引导,如何促进规范,不断推动行业做大做强,做行业的守护神和公器,而不是急功近利去讨好利益集团,混淆视听,摇尾乞求短期的一点微利,当然这种丧失原则的做法一时可能会帮助利益集团,但是以牺牲行业、得罪大多数为代价的做法的确是不足为取,试想如果自己都不规范,何谈规范行业呢? 如何切实解决这一矛盾是摆在艺术品市场上的现实问题。笔者认为:首先是要求媒体自身加强职业道德和员工素养,恪守规范,自觉抵制有偿报道、虚假报道,把握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关系之外;其次,大众媒体是“当之不愧的受托人”,它受党的信任,受人民之托,他代表的应该是人民的心声,体现国家的意志,他理当承担起应有的社会责任和义务,切不可错乱自己的角色,切忌弄虚作假、歪曲事实,浮夸炒作等有违人民和国家的事件发生,只有遵循好媒体的基本规律,切切实实服务行业,经济效益和品牌效益双丰收是必然的。第三,我们的政府也应当代表人民给予媒体多方面的关怀和政策支持,使之根植于大众,立足于社会。大众传媒强调传媒对人和社会的意义,而目前我国正处在一种自由、开放的市场经济大背景下,大众化的艺术传媒所产生的社会功能略显不足,经常地不排除受利益驱使的人为有意或无意的集体造势和炒作现象,使人们在对艺术品消费渴望的同时,产生了迷惑性甚至恐惧心理,容易失去艺术品的原本意义而成为时尚化的广告宣传品或简单复制品,导致媒体成为浮夸追逐时尚的消极手段,这些不良现象实属正常;与此同时,转瞬时逝的视觉冲击也可能导致艺术家急功近利、追求短步之快的伪劣之作,势必产生假冒伪劣、求新求快、求刺激的快餐文化和流行艺术市场泛滥。在许多艺术作品中,经常地会有艺术家为了迎合媒体、市场和公众,而采用人们熟悉的图像或艺术史上著名的图像当作一种最为常见的方式,挪用、复制和拼贴他人作品,最终导致了市场的肤浅混乱。代表新新人类的波谱艺术,表现的艳俗作品大多缘于此。 总之,过渡的商业化乃至炒作会导致艺术与商业的矛盾。康法文的艺术创作“无目的无功利性”的本质特征遭遇着“唯利是图”的市场天性的排斥。艺术市场的过渡繁荣和经济利益驱使,刺激着画家们超量生产,作品的肤浅与平庸加剧了艺术低级趣味和价值取向的扭曲;大众媒体的不健康炒作使艺术品的生产、创作和消费已不再仅仅是艺术本身的事。然而我们相信,作为“兴在百业之后,衰在百业之前”的中国艺术品市场,将会随着大众媒体的登台亮相,通过多渠道开拓、多途径挖掘、多平台展示,形成利益协调、机制保障,逐步提高艺术家在当地甚至国内国际的知名度和社会定位,建立稳定可靠的商务交易,使艺术品的消费经常地处在媒体的舆论监督下,艺术品生产者、艺术品经营者、艺术评论家等市场各要素有机互动、竞相角逐,精诚合作,市场必将百废待兴。
时事政治论文:时事政治与高中政治论文 一、时事政治的学习 高中政治与时事政治之间密切相连、互通有无。时事政治的学习是帮助学生了解国内外大事的主要渠道和途径,能够扩充学生的知识面。但学生大多把它看作为是一种新的负担,由于国际上发生的大事很多,学生为了应对考试必须要把这些牢牢记住不是件容易的事,在这时,时政反而会给学生留下枯燥、无味又无用的坏印象。所以,在课堂内外,必须调动学生学习时政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让时政学习变得游刃有余,才能达到更好的教学目的。突围策略:优化教学方式与时俱进、日新月异是时政的显著特点,但大多与学生的实际生活联系甚少,让学生感到生疏、提不起兴趣也实属正常。但如果教师能优化教学方式,以一种新的方式代替死记硬背,来激发学生强烈的求知欲和探索精神,就可以拉近时政与学生的距离。例如:2014年3月5日上午,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二次会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开幕,会议上国务院总理作政府工作报告。教师应提前让学生查找相关资料,并在课堂上首先让学生谈谈对此次会议的感受,做出简单点评,如在此次会议上明显少了官话套话,多了与群众间的联系,让人倍感亲切、真实,这就是学生在自主学习中所得到的收获和心得体会。这种做法的目的是让学生多关心国家大事。在课外了解在课内加以巩固,让时政在学生脑子里的印象更深,达到更好的记忆效果,并给学生创设活跃、宽松的课堂气氛,以便更好地提高课堂效率,更加游刃有余地学习时政。 二、教学内容无味 虽然政治课本与其他课本不同,它为了与时俱进,几乎每年都有修改,但主要内容变动不大。在多数学生眼中,政治教材内容不仅索然无味,而且大多是在讲套话、空话、大话,很难与实际生活接轨,也很少能在生活中得到应用。此外,政治书本上的文字大多生硬,语言过于官方,学生读起来反而觉得“如同嚼蜡”,出现了读不懂、不想读等情况。所以,教学方式多样、政治课堂“生活化”、应用多媒体教学等,都是提高学生对政治学习兴趣的合理方式。突围策略:催生学生学习兴趣传统的教育理念早已不适合当今“时髦”的学生,教师应及时转变教学理念,研究出多种教学方案,采用多媒体教学,在课堂中引入情境等方式来催生学生学习政治的激情。例如:在学习《影响价格变动的因素》中,如何让学生分清并理解,价值决定价格与供求影响价格?此时,教师可以举一些生活实例,借此使教学内容更加易懂、教学对象更易接受。如以苏州为背景,在前几年,由于房屋需求量增大,房价一路飙升,紧接着“炒房”行为严重,国家决定严厉打击,出台了一系列相应措施,包括加强国有土地调控、调整住房供应结构等,所以近年来房价得到控制,再加上人们的购买热度减弱,房价有所下降。试问:如果你是一位房地产开发商,会为了紧急出售房屋而将房价降到十年前的价格吗?此时,学生大多笑了,因为这是不可能出现的情况。在这个事例中,学生可以体会到供求关系对于房价有影响,但真正决定房价的是房屋本身的价值,由于房屋建设耗费大量人力、物力、财力,所以它的价值基数很大,房价下降到十年前的价格是不可能的事。教师可以尽量为学生举出一些与生活联系紧密的事例,在学生的生活实际中融入所教的知识,让书本更加贴近生活,催生学生学习政治的热情。 三、课后练习如何选择? 新授知识的巩固离不开课后的练习,在课后习题中,学生可以逐步掌握解题技巧,发散思维,增加学习效率。但是,当今各大书店辅导资料浩如烟海,如何从中选择真正适合学生的?一直以来都是让学生及教师关心且头疼的问题。题海战术耗时耗力,还会让高中生宝贵的时间白白浪费在一些无价值的题目中。“一听全懂,一写不会”的情况也出现在大多数学生的身上,学生对刚接触的知识生疏,学习就像是走迷宫,而教师对于这个迷宫十分熟悉,课堂上教师带领着学生边走边记路,慢慢摸索着最佳通道,所以学生感到轻松,但是课后的练习需要学生独立完成,他们需要回忆课堂上所学到的,如果教师能够精心遴选习题,就像是给了迷宫中的学生一张地图,让他们能够快速走出迷宫。 四、突围策略:课后习题精心遴选 教师应先熟知考纲和课程标准,在布置作业前删去质量低劣的习题,多多选择有代表性、针对性、能力性和探索性的题目,采用科学的方式,达到巩固知识、发散思维的目的。引导学生合理有效地结合书本使用教辅,让题目充分发挥功效,使得学生在有限的时间内获得无限的收获是每个教师的愿望。除此以外,一些教师更愿意自己编题或是找相关练习给学生做,针对自己学生存在的问题尽可能采取更佳的方式进行有效解决。这种选择习题的方法也十分值得借鉴。总而言之,时代在发展,教师教育当今“时髦”的学生更应该选用“时尚”的教学方式,在实施新课程改革之初必然会遇到较多的问题,我们要做到直面困境,并整合、分析,让学生及家长重视政治学科,在课堂上教师改变理念,优化教学方式,催生学生学习兴趣,在课后精心遴选习题,研究策略走出困境。唯有如此,学习热情才会被点燃,以便今后更好地学习政治。 作者:陈春艳 单位:江苏省昆山市文峰高级中学 时事政治论文:政治教学中的时事政治论文 一、凸显学生的主体地位 新时期教育的最终目的是学生综合素质的培养,知识、道德的全面发展才能顺应社会潮流,新课改要求学生是课堂教学的中心,这也是现今高中政治教师探寻教学方式的主要原因,传统的课堂教学,教师占据主体地位,造成学生被动听讲,被动学习,长此以往,无法保证学习主动性和积极性,造成学习中产生很多困难。用已有知识去解决未知问题,是诱导学生学习新知识的桥梁,而时事政治是这座桥梁的奠基石。例如,在进行“价格”这一章的讲解时,可以先给学生介绍一些市场水果上涨的现状,通过学生自主思考分析,得到水果价格为何上涨的原因,然后教师可以让学生分组讨论,验证自己的观点是否和大多数人的观点相符,通过时事政治引导,将学生在教学中的主体地位充分显现出来。 二、结合时事政治教学的主要策略 高中课程较多,学生的学习任务繁重,还要承受高考带来的压力,所以,高中阶段的学生基本没有时间和精力去关注时事政治,他们对社会环境知之甚少,虽然政治课能够给他们带来一定的新鲜感,但是现今的政治教学也基本上是理论知识教学,变得越发枯燥无味,教师只会讲解教材上的知识,对学生很难产生吸引力。在高中政治课上结合时事政治进行教学的策略主要有以下几点: 1.课堂穿插教学。社会上的时事热点思想性比较鲜明,时代感强烈。虽然教材中的知识较为稳定,但是教材内容不可能跟随现今社会形势及时更新,在教学中,用时事政治代替教材中滞后枯燥的内容,能够让课堂氛围更加活泼有趣,增加政治课的新鲜感。由于学生对时事政治了解并不多,所以教师的引导教学比较重要,合理的运用时事政治内容是很重要的一点,教师应该确保时事政治内容和教材关联紧密,这样学生才能够通过时事政治,对教材知识有更加充分和深入的了解。所以说,教师利用时事政治最关键的一点,就是找好和教材知识的结合点。 2.时事导入教学。伟大的物理学家爱因斯坦曾经说过: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可见提高学生对政治课的兴趣至关重要。教师可以利用时事政治,创建情境课堂,对学生良好的引导是保证学生学习效果的重要因素。时事政治情境课堂能够让学生快速深入教学,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有了学习兴趣才能有学习主动性。在课堂教学开始前,教师应该仔细研究本堂课的教学重点和教学目标,选择合适的时事政治热点作为课堂教学的引入点,创建情境课堂,通过学生感兴趣的内容,保证学生全身心地投入学习。 三、应该注意的若干问题 虽然时事政治教学效果较好,但是课堂教学的重头戏仍然是教师的讲解,在教学中,教师应该注意几个问题,即首先是保证时事热点的针对性,社会瞬息万变,每时每刻都有重大事件发生,时事热点层面、内涵比较丰富,教师应该针对教学内容,有选择性的进行时事政治讲解,也就是保证时事政治的“针对性”,这样实际上是辅助课堂教学,让课堂教学效果事半功倍。例如,在讲解“环境保护的意义”这一章时,可以向学生介绍最近的热点问题“雾霾”,让学生了解破坏环境带来的危害,增强环境保护意识。所以,时事政治选择贵在精而不在多,结合教学内容针对性的进行时事热点讲解,帮助学生更好的理解教材内容。其次,是保证时事政治的新颖、现实,顾名思义,时事政治要求的是新颖、符合当下,在选择时事政治内容时,应该尽量从空间和时间两个方面,贴合学生的学习和现实生活。时事政治内容应该能够“以小见大”,通过发生在身边的事件,逐渐向国内和国外拓展。选择贴近学生生活的材料,能够激发学生热情,让课堂教学效率更高。 四、结束语 综上,针对现今高中政治课堂教学枯燥乏味、效率低下的问题,教师应该认真分析教学内容和目标,有选择性地进行时事政治讲解,通过课堂穿插和课前引导的方式,提高教学效率和教学质量。 作者:黄小平单位:广东省河源市龙川县实验中学 时事政治论文:政治课中的时事政治论文 1.用时事内容导入理论教学。 俗话说,“良好的开端等于成功的一半”。怎样使一门枯燥、死板的政治学科的课堂教学活跃起来,让学生能够以十分的注意力去开始学习,是所有思想政治教师值得去探究的问题。通常在每堂思想政治课的开始,学生都很难以最佳的精神状态进入到课堂学习当中,这时授课教师应该根据当前课本理论知识所教授到的章节内容为主,以当前正在发生的或曾经发生的相关经典新闻话题作为这堂课的开始。例如,当教学“市场多变的价格”时,教师可以利用与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猪肉价格持续上涨这一经典现象,让学生对话题展开讨论,并分析猪肉价格为什么会持续上涨,持续上涨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什么样的影响等,充分调动学生的求知欲望,将学生的注意力引入到有效的课堂教学中。 教学“财政有何作用”这一内容时,如果直接按照课本上的内容讲授,学生就很难从根本上理解财政的作用,似懂非懂,这样很容易使学生丧失对学习的信心。授课教师可以通过我国财政部2012年在北京召开的节能减排工作会议内容为主要的切入点,介绍我国2012年在节能减排和再生能源方面投入资金979亿元,与2011年相比增加251亿元。然后继续延伸话题,介绍2008年北京奥运会期间,在建设体育馆、奥运会举办活动、环境污染治理等方面投入资金共1045亿元人民币等。通过这些巨额数据吸引学生的注意力并引发思考:投入的这么多钱都是哪里来的呢?教师可以先让学生发表自己的意见,积极讨论,有的学生认为是通过集资而来,有的认为是国家投入资金,此时,教师要及时点拨:这是财政的巨大作用。这样就将学生对“财政的作用”的好奇心激发出来,接下来的教学效率必定是相当高的。 2.时事热点与理论知识相结合。 在高中政治课堂教学中,授课教师可以根据本学期的教学目标,从当前学生的心理特点和实际理解能力出发,选用一些学生感兴趣的新闻素材辅助课本理论知识的讲解,使学生对每一堂政治课都有新的发现、新的见解,从而让学生感觉自己在政治课堂上真正学到了知识,开阔了视野,激发学生的求知欲望。例如,教师在讲授商品的价格时,可以利用民间炒作农作物,导致农作物价格上涨的现象作为教学资料,要求学生利用相关理论知识分析价格上涨的原因是什么,并表达自己的观点,最后教师对学生的观点进行评析,这样可以使学生对市场供求关系影响商品价格的知识内容掌握得更加透彻,并通过延伸掌握影响供求关系的因素。通过时事热点与理论知识的结合,充分提高了学生分析问题的能力和运用所学知识解决问题的能力。在讲到中华文化和民族精神的时候,授课教师应该特别注意避免学生受到负面观点的影响,导致学生对中华文化和民族精神产生误解。因此,教师应该正确利用与爱国主义有关的时事新闻和课本中爱国理论知识两个方面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而有的教师一提到爱国,就只会想到岳飞、林则徐等与现实相距甚远的古代爱国英雄,殊不知,这些远离当今社会的话题已经很难让当代的高中学生产生共鸣。教师应该选择钓鱼岛归属问题、新疆暴恐事件等全国人民关注的话题作为素材,让学生积极参加到话题讨论中,这样不仅能够激发学生的爱国情怀,掌握中华文化和民族精神的重大意义,还可以活跃课堂气氛,提高思想政治课的教学效率。 3.把握时事政治的及时性。 授课教师在选用时事政治话题作为授课素材时,选择的素材应具有一定的现实作用和及时性,多选取更贴近学生现实生活的热点话题,结合多样化的教学方法,将时事热点话题所反映的与课本内容相关的问题运用到实际的课堂教学中。例如,在讲授“人民代表大会”这一内容时,教师可以利用投影仪将2013年3月5日召开的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的相关资料和会议过程图片展示给学生看,边展示边向学生介绍人民代表大会就是我国的权力机关,并通过师生互动,让学生了解人民代表大会所拥有的四项权利。其中包括:立法权、决定权、任免权和监督权。通过图片和教师讲解相结合,课堂教学形式更加多样化,学生能更好地理解课本理论知识,帮助学生及时了解时事新闻。 思想政治课教学方式多种多样,素材的来源渠道也非常广泛,但是素材的内容也是具有两面性的。选择怎样的时事素材运用到实际的思想政治教学中,才能使课堂教学更有效率是每个思想政治教师应该去探讨的课题。时代在发展,社会在进步,政治课堂教学也必须要跟上时代的脚步,时事与理论相结合,把握时事的及时性,利用新颖、典型的时事素材结合理论的教学方式代替以往“背多分”的教学思想,提高学生思考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作者:朱杰单位:江苏省兴化市楚水实验学校 时事政治论文:政治课堂中的时事政治论文 1.将时事政治内容引入课堂,帮助学生理解课本内容 由于高中政治课本主要涉及经济、政治、哲学以及文化等方面的内容,其中大多数原理以及概念之类的内容对学生来说要进行充分地理解比较困难,主要是由于这些概念比较抽象,且离我们的日常生活比较远。在这时,如果适当的引入和知识点有关的时事政治,可以让学生更容易的理解所学的内容。例如,在人教版高中政治《政治生活》课本中“走进国际社会”这一课教学的时候,教师可以通过以利比亚问题为背景,其中“多国针对利比亚采取军事行动”主要是争夺该地区的石油资源,从这一现象可以体现出多个国家具有共同的利益。 针对这一时事政治内容,可以充分让学生了解到关于国家利益方面的知识点。另外,针对“多国针对利比亚采取军事行动”这一现象,可以看出当今社会仍然存在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国际社会还不够稳定和安宁,世界和平还面临着较多的问题和挑战。我国针对“多国针对利比亚采取军事行动”这一现象在联合国中投了弃权票,这说明我国走和平发展的道路,主要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独立自主表明我国坚决捍卫本国的独立、主权和领土的完整,对国际问题自主的决定有自己的态度;同时,也可以体现出我国的外交政策的宗旨,主要是维护世界和平、促进世界的共同发展。另外,这也说明了我国对这种非人道主义的行为是强烈谴责和反对的。针对这一时事政治,可以让学生充分了解国家权益以及我国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相关知识点。 2.对时事政治进行分析,培养学生的应用能力 在进行高中政治课堂教学的时候,需要掌握良好的学习方法,其良好的学习方法能够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培养学生养成良好的思维方法和思维习惯,可以有效地促进学生在学习知识的过程中,有效地提高学习效率,从而达到学习的目的,能够更好更快地掌握知识点。同时,还需要教会学生将所学的知识点运用到实际的生活当中,以便有效地提高学生的运用能力。例如,在人教版高中政治《政治生活》课本中的“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这一课教学的时候,教师可以列举我国每年三月份在北京召开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大会开展的期间,国务院总理会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作政府工作报告,针对我国国民经济以及社会发展等各个方面进行详细的归纳总结。 通过这一时事政治的讲解,可以让学生分析我国政府的性质和职能。同时,学生也可以结合生活当中的实例,来思考各级政府在行使职权的时候是否是依法行政,对政府的权力进行监督的必要性和如何进行监督进行分析研究。从而有效地培养学生形成分析问题的能力,将所学的知识点充分运用到实际生活当中,对课本的知识点进行充分的理解和运用。 在高中政治课堂中,引入时事政治内容是非常有必要的,这不仅是严格执行新课改的要求,还能够在真正意义上体现出高中政治课堂教学的目的,从而让高中政治课堂教学顺应时代的发展需求,丰富课堂氛围和内容,有效地激发出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兴趣,培养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思维能力,并充分了解国际局势和经济发展状况,对我国政府和社会主义制度进行理解,为学生今后的发展提供必要的前提和基础。 作者:薛井宜单位:江苏省建湖县第二中学 时事政治论文:时事政治视域下高中政治论文 一、时事政治在高中政治教学中应用的意义 时事政治的运用可以更好地适应学生的内心特点,提高学生的学习热情。教学过程中,任何学科知识的学习,都需要学生良好的学习主动性作为支撑。在高中政治教学中,通过时事政治的运用,更好地提高了教学过程的时代感,让学生的学习欲望得到良好的激发。另外,时事政治的运用也弥补了教材资料中的一些不足,丰富了教师的教学内容。 二、时事政治在高中政治教学中的应用 第一,课前评论。在政治课堂教学开始之前,教师要对于本体课程教学内容进行深入的分析,并且结合学生的兴趣点,按照次序安排学生对于教师准备的材料进行阅读,并且提前组织学生进行分组交流与评论。政治教师本身要对于课前评论进行充分的重视,并且将时事政治的实时性进行深入的体现。例如,在高中政治,人教版教材《征税和纳税》一课的讲解中,教师可以在课堂教学前,对于当今社会所得税调整的相关问题进行了解,并且给予学生有关材料,让学生了解相关的问题。通过抓住教学中的契机,有效地将政治教学中时事政治的及时性进行体现,让学生更加主动地参与到课堂的学习过程中,并且在良好的沟通讨论气氛当中完成政治课程的学习。 第二,热点讲解。在进行热点讲解的时候,教师要结合实时发生的社会大事,来组织学生参与相应的专题讲座,针对于专题事件进行讲解。例如,在《处理民族关系的原则:平等团结共同繁荣》一课的讲解过程中,教师可以引入现阶段社会上少数暴乱分子组织的打、砸、抢事件。通过对于社会热点的打、砸、抢事件进行专题的讲解,让学生客观了解少数民族的生活状态和我国悠久的历史,并且明白当前其他分裂势力的险恶用心。开展时事专题讲座活动,可以让学生更好地了解当今社会上的重大事件,并且运用政治知识进行合理的分析,更加提高对政治知识的理解水平。在开展教学热点讲解中,教师要充分准备,并且结合学生所学知识和教学要求,真正提高学生的综合思维水平和思维能力。 第三,教学活动拓展。合理地对教学活动进行拓展,对于提高政治课堂教学效果是非常必要的。例如,在《实现人生的价值》一课教学当中,教师可以对于社会上一些出名的公众人物进行举例,并且阐述不同人物其本身的价值实现的过程。通过对于一些人物的成长历程的分析,让学生更好地认识到人生的价值,培养学生正确的价值观。与此同时,教师可以对于课堂的教学过程进行拓展和丰富,通过引入课堂演讲、辩论比赛的形式,让学生自主地探讨人生价值的相关问题,并且逐渐地将课堂教学内容拓展到课堂外,更好地提高学生的学习主动性,让学生自主地运用所学知识来探索生活和世界。 综上所述,在高中政治教学过程中,应用时事政治教学是非常必要的,并且适应了现阶段高中政治教学的发展需求,可以更好地将教材内容中一些政治内容的滞后性进行改进,提高了学生对于政治知识的掌握能力和应用能力,更好地实现素质教育,对于学生综合素质培养的目的,更好地提高了学生的责任心,让学生的价值观得到了更加全面的发展。教师本身要不断地提高自身教学水平,在实际生活和工作中多关注时事,科学地运用教学理论,以敏锐的政治教学嗅觉来选择合适的时事材料。 作者:谈潇妤单位:江苏省邳州市第二中学 时事政治论文:历史教课中的时事政治论文 一、应用时政热点深化认识,有效培养学生学科能力 根据初中生心理特征和认知水平,引领学生掌握最基本的、主干的历史知识和技能。历史产生的原因与后果、意义与影响、联系与综合等概念还是比较抽象的,必须借助于形象化手段进行认识深化,时政热点就是一种很好的直观认识工具。运用时政热点对教学重点难点进行认识深化,收到了事半功倍的效果。如在进行八年级下册14课《钢铁长城》的教学时,对于海军航空兵、海军陆战队、潜艇部队等海军多兵种作战,一些学生难以理解,这时我们可以运用我国第一艘航空母舰“辽宁舰”来说明在远离陆地时海空立体作战的重要性;针对“和平年代要不要加强国防建设”的问题,可以使用我国首次设立“国安委”并由主席亲自挂帅的时政热点说明我国加强国防建设的重要性。在进行九年级下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一课教学时,一些学生难以理解“为什么德国对波兰发动突袭后英法两国再也无路可退”,这时我们使用朝鲜核问题六方会谈来加强学生对国际义务的认识。 历史教材里的知识分布主题是以时序为标准的“线”角度的呈现,缺乏“点”的呈现。这时,如果我们能以某时政热点作为专题,一下子就将教材里分散的“点”连接成一个体系了。如我们在教学八年级下册发现国家在农村的政策比较多,而且分散在几个不同的单元里,这时我们就可以以“三农问题”为主题,将“建国初期的、时期的‘化’运动、改革开放后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等知识归纳成一条线索,原本混乱的知识脉络一下子变得清晰了然,通过归纳,学生对不同时期的农村政策进一步深化了认识,避免了模糊不清,思维混乱,学科能力进一步提高。总之,经过我们使用时政热点这一形象化工具,学生认识如同由雾里看花立刻转变为拨云见日,恍然大悟般的感悟油然而生。 二、应用时政热点感悟心灵,深入内化学生健康情感 历史学科具有人文性和思想性,在培养学生情感方面本来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和优势。但从笔者所观察到的情感教育效果来看,由于情感渗透的手段单一、生硬,情感生成渠道缺乏足够的自主性,因此,学生的情感收获是表面的、被动的,不能很好地在实际生活中落实。笔者尝试利用时政热点这一创新手段让学生自主感悟心灵,真正培养主流价值观和人生观,收到的情感渗透效果要明显好于传统教育手段。如在进行八年级上册第15课《宁为战死鬼,不做亡国奴》一课有关“南京大屠杀”的教学时,笔者在呈现完相关史实后,没有按照常规的手段让学生谈感想,而是利用多媒体展台呈现了近期中央档案馆公布的《日本战犯的侵华罪行自供》和一段“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的哭诉视频,让学生直接了解更权威、更直观的“历史真实”。随后文字呈现了我国自2014年开始将每年的12月13日设立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问题也随之抛出:“我国为什么要设立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问题具备开放性,能让学生充分进行心灵感悟,认识到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野蛮、残暴,认识到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认识到国家必须强大起来,警醒日本野蛮侵略的历史重演。在此基础上教师再点出“牢记历史,珍爱和平”的主题,学生情感认识瞬间升华。 综述,时政热点在初中历史教学中的应用本质上是对课外资源的有力开发,只要我们加强钻研,充分挖掘时政热点与历史教材的结合点,激发起学生学习兴趣,学生学习能力与学科素养一定会潜移默化地提高。 作者:陈建霞单位:江苏省如皋市港城实验学校 时事政治论文:政治教育视域下的时事政治论文 (一)坚持先进思想的指导不动摇 借时事政治促进政治教育,必须有明确的指导思想,即坚持引领当代中国发展的党的指导思想不动摇。只有这样,才不会偏离宗旨,树立正确的政治教育的基本方向。党的指导思想是政治教育的指南针,它保证了政治教育的正确方向,可以使政治教育少走弯路。在先进思想的引领下,我们要以广搏的胸襟、睿智的眼光,做到“两耳要闻窗外事”,积极以符合党的指导思想的眼光去看世界、探究世界,了解并掌握新的情况,从而总结出有利于政治教育发展的有效途径。放眼当下,还依然存在与党的指导思想背道相驰的思想观念,比如“”邪教思想,我们应该引起警惕,尤其是在政治教育时要摒弃类似错误思想的干扰,还党和群众一片纯洁的政治教育的净土。 (二)坚持以国情为中心的原则不动摇 在中国,要借助时事政治实现政治教育,必须结合当代中国的基本国情。时事政治分为国内和国际两部分,万不能以国际时政牛头不对马嘴地搬到中国的政治教育上。当代中国的国情,可以通过国内政治时事获得基本概貌。我们知道,国内时政涵盖了政治、军事、经济、民生等各大领域并从一定程度反映这些领域的重大问题。因此,坚持“两耳要闻窗外事”的主张,实质与以国情为中心的基本原则是相通的:坚持“两耳要闻窗外事”,以敏锐的眼光从时政中挖掘国情的基本要素;而国情是我国近期内的基本情况,以国情为基本原则脱离不开对时政的准确把握。 (三)坚持与时俱进和反思过去相结合 借时事政治促成政治教育,不仅仅是从时政中获得新的启示,还在于将时政与过去对比反思,总结经验,找到政治教育新的思路与出路。“两耳要闻窗外事”,成功的政治教育必须经得起时间和实践的考验,它不可能是教条主义的粗编滥造,也不可能是经验主义的盲从武断。真正符合科学发展观的政治教育,必须立足于大量时事政治的启发之上,坚持与时俱进,放眼当下和未来,同时不忘总结过去。只有打开眼界,拓宽思维,让政治教育在时事政治的促成下联结过去、现在和未来,才能放飞政治教育的翅膀,收到应有的成效。否则,如果一味固步自封,玩掩耳盗铃自欺欺人的把戏,政治教育就会陷入不可自拔的泥潭。 (四)努力形成良性循环、科学发展之路 借政治时事促成政治教育,反过来,良好的政治教育理论的熏陶与素质的培养,能够让我们更好地认清时事政治的本质。这样,让时政的学习与促进政治教育进入一个良性循环状态,这也是科学发展观在政治教育领域的具体应用。政治教育的终极目的不是为了教育而教育,在于领导人们以正确的政治观、社会价值观去促成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在于以深厚的爱国情感和民族归属感去维护民族的利益与荣誉,在于树立新的精神风貌,促成人全面而自由的发展。因此,以时事政治促成政治教育的同时,良好的政治教育能够使民族和社会更好更快发展,促使时事政治呈现新的面貌。如此,一个良性循环的连锁反应一旦形成,其力量不可估摸。 总之,我们要勇于突破“两耳不闻窗外事”的局限,继承林则徐“睁眼看世界”的宝贵精神财富,既要关注国际时事政治,更要关心国内时事政治。要借助时事政治促成政治教育,至少要做好这些:以党的先进的指导思想作为政治教育前进的指路灯;放眼于国内发展的基本情况,积极以我国的基本国情作为立足点;同时,要不断总结过去,参照现实,找出一条借时政促政治教育发展的正确道路。最后,还应该让时事政治与政治教育走上一个良性循环、科学发展的道路。 作者:李龙邢晨单位:河北大学 时事政治论文:中职德育课中的时事政治论文 1、采用多种教学形式引入时政,充分体现学生的主体地位 1.1时政快播——你播我听。一个人必须具备两大能力,一是才能;二是德能。德能为才能的发挥起到了指导作用,而德能的高低取决于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活动。所以,政治课不仅要重视课内所学,还要不断开阔学生视野,扩展学生的思维。为此我设置了时政快播栏目。快播栏目播出的时间一般是每周一次,但不确定,若重大事件发生时如马航事件,班级每天晨检的时间进行连续报道。时政播报的组织者基本以学生为主体,播报的内容可以是国内外大事也可以是班内或学校的新闻,播报的材料由学生自己撰写。每个月的月末评选出最佳新闻和典型材料的报道,对报道事件及时准确、报道效果反映很好的报道员予以奖励。时政快播活跃了课堂气氛,开阔了学生视野,使学生树立了“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的思想。 1.2时政论坛——你说我说。时事政治中蕴藏了许多理论知识,教师应该引导学生围绕时政材料进行讨论,互相交流,在讨论交流中发现问题,然后要求学生运用所学的课本知识去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这种探究式的学习,改变了过去教师一味地向学生灌输知识的教学方法,让学生去思考、去发现,自己主动地获取知识。但在具体的操作中,由于课时所限、教学内容多的原因,学生发表意见的时间不够多,我建立一个QQ群,称之为时政论坛——你说我说。每个人可以利用课余时间对时政新闻畅所欲言。在这个QQ群里,学生可以就某个问题畅所欲言,或叙述,或辩论。每个人都发表自己的看法。当然了,在这个群中教师只是配角,教师应该鼓励学生发表自己的看法,教师给予适当的点评即可。在党的“十八大”召开期间,学生们对全会的精神进行了较深刻的解读,每名同学都热情洋溢,对祖国的发展充满了信心,同时学生们也乐意接受德育教材《经济政治与社会》里的知识点,课堂上学生们的学习态度端正了,学习理论知识的兴趣浓厚了,也真正做到了理论联系实际。 1.3时政板报——你写我观。板报是学生们比较熟悉的一种宣传形式,为了提高政治课的参与意识,我在立足政治教材的基础上,改进了这种形式以适合本学科教学的要求。具体作法是以教材知识点或某一社会热点为内容,学生布置板报。在讲解《职业生涯规划》教材中团队合作一课时。学生们通过网络查找到了海尔集团的团队合作案例,布置了一期“团结就是力量”的板报,在布置本期板报的过程中,学生们把课堂上的理论知识不知不觉的应用到实践中去,有的学生负责查找资料,有的学生负责板报的书画部分……学生们的分工虽然很明确,但是他们之间不停的交流、交换意见,合作的程度明显提高了,确实做到了学以致用。通过这种学生们喜闻乐见的形式,强化了基础知识,提高了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培养了全方面的素质。 2、抓住热点新闻,出版专题题纸 俗话说的好“好记性,不如烂笔头子”,学生虽然很容易被多种教学形式所吸引,课堂上的兴趣虽然浓厚,但是很容易出现过目就忘的现象,教师应该抓住热点问题,打印出专题题纸发给学生们,学生们的闲暇时间可以翻阅。当然了政治教师要有较强的政治敏感度,要做到及时掌握大量的素材,在收集素材的时候要注意:首先,要具有时效性。热点问题出现时,我们要即刻抓住它,这样热点问题就能始终和社会发展同步。例如,今年年初党的十八大会议的召开,我把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人民当家做主的政治制度的专题,呈现在专题题纸上,很快就吸引了学生;其次,要具有连续性。因为每个热点新闻都是连续的而不是静止的,它们都有发生、发展的过程。诸如,振兴老东北工业、西部大开发等。它们的具体内容会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变迁呈现出新的形态,需要我们连续性关注。 总之,中职德育课对提升青少年的思想道德素质和丰富青少年的精神世界具有重要作用,时事政治与德育课堂教学相结合,是理论学习和生活实际相统一的要求,是素质教育的要求,有利于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有利于提高学生的主体意识,对学生的全面发展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作者:邓丽丽单位:本溪市机电工程学校 时事政治论文:与时俱进的时事政治论文 一、灵活应变,敢于突破预设、善用生成,取得异军突起的效果 时事政治课堂的灵活性就像演奏一首动感而富有韵律的音乐一样,起、承、转、合,要把握有度、随机应变,必要时不惜突破预设,及时利用课堂生成的契机,取得异军突起的教学效果。请看下面这个课例(某校11月10日的一节政治课):教师刚跨进安静的教室,一件令他意想不到的事出现了:不知哪位学生在黑板上写下了“恒大夺冠啦”五个大字。 教师毫不犹豫地提起粉笔在这五个字后面添上一个大大的“爽”字,教室里立刻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有的学生挥舞着国旗,有的学生哼着国歌……大家激动的欢笑已经为这堂课渲染了热烈的气氛。 这一情况完全打破了教师的教学预设。他合上教材和备课本,微笑着说:谁有新买的报纸,请读一读恒大夺冠的新闻吧!于是一个学生自告奋勇读起来:北京时间11月9日,在亚冠决赛的次回合比赛中,广州恒大坐镇天河体育场1∶1战平韩国球队首尔FC。凭借客场进球优势,恒大最终力压对手捧杯,这也是中国球队第一次问鼎亚冠冠军。恒大夺冠是一座丰碑的开始。天河以精彩纷呈的竞技,海纳百川的胸怀,定格在中国足球史上。 接着,教师引导学生对“恒大夺冠对中国足球发展有什么启示”展开了讨论。这次讨论很自然地形成了以资深球迷为骨干,其他球迷随时插入、众口纷纭的局面。临下课时,教师说,我来把大家的意见总结一下吧:恒大在短短两三年的时间中取得了飞跃的进步,证明了他们的市场化经营、职业化管理道路是成功的。中国足球走上职业化发展道路以来,遭遇的假球黑哨、国家队成绩低迷、俱乐部经营不善等难题,并不能说明职业化、市场化失灵,恰恰是改革还不充分造成的。因此,同我们开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道路中遇到的其他难题一样,对于改革中出现的问题,必须用深化改革的办法来解决。轻松的话题,激烈的讨论,在分享中国足球跨越进步的喜悦的同时,师生的思想和认识也在不断地升华。 二、时事政治课也要抓住时机,进行思想认识的系统整合 时事政治课的教学,不光是让学生去认识现象,更要注意从理论高度培养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这是最困难也最重要的一个环节。还是以“中国足球现状与发展”话题为例:这一次,教师采用的教学策略有所不同,他提出了一个探究性的问题,要学生充分查阅各种传统媒体和网络媒体,从中提炼自己的意见,书面回答。问题:请就中国足球发展中自己感兴趣的问题(问题不论大小,只要和足球有关都可以),给中国足球协会写一封信,提出自己的建议。 学生所写的话题,涉及了足球运动的很多方面,包括“中国什么时候不再依赖外籍球员”、“中小学体育课应加强足球教学和训练”、“制定足球赛事球迷行为规范”等问题。从总体上看,大多数学生都能够立足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以体育事业的国际竞争这一宏观视野来看局部的、个别的问题,显示了思想政治课在提升学生思想认识水平,在树立时代精神和改革眼光的教育中取得了令人欣慰的效果。 作者:雷英单位:贵州省遵义县第四中学 时事政治论文:初中教学中时事政治论文 (一)教师收集时政材料 要想加强时事政治教学,首要的就是收集最新鲜的时政材料。时事政治,讲究的就是“时”,就是最新的、具有学习意义的国内外新闻、时政热点,因此要排除不具备时效性的材料。当然,这些时政材料不仅要是最新的,还要是正确的,是经正规渠道(如新闻、报纸等)获取的。由于网上信息鱼龙混杂,良莠不齐,所以教师对于来源于网上的信息要加以辨证,分辨其是否是准确的、可靠的。此外,这些时政材料除了时效性、准确性之外,还应具备正面性,要选择正能量的时事材料,切忌将一些反动的、带有负面影响的、不利于青少年成长的新闻带进课堂。 (二)鼓励学生收集材料举办“新闻会” 仅仅教师收集时政材料毕竟是片面的、不完整的,所以我们要鼓励学生自主收集、整理时政材料,将学生的目光从狭窄的学校和家庭转向社会,让他们通过各种形式来收集材料,关心国内外大事,关注社会发展,培养他们与社会接轨的能力。在学生收集完材料后,我们可以举办一些小小的“新闻会”,每节课开始前,让两三名学生进行新闻,要求他们表述清晰简明,突出热点、焦点,避免内容重复。在学生要闻后,教师应适时地进行点评,并引导学生谈感受、提问题,教师带着与教学内容相关的问题进入正式课堂的学习。通过开展新闻会的形式,调动了学生自主参与的积极性,也使学生动手(搜集、整理材料)、动口(口头表达)、动脑(观察问题)的能力得到了锻炼。 (三)结合新的时政资料,进行理论教育 以前,有许多学生只注重主料,只攻数理化,忽视了政治理论的学习,近年来,随着教学条件的改善,学校开始安排学生收看新闻,我们便决定利用这一手段,从学习邓小平理论入手,加强德育的渗透工作。我们抓住了一些学生能感受到的问题进行分析,组织学生结合时政内容进行探讨,经过一段时间的实践我们发现,初三学生政治理论的学习态度明显有了改观,一位学生说:“以前学政治理论虽然知道它是正确的,但感觉离我们太远了,没积极性,而今学习邓小平理论则有现实的、直观的材料让我们感受,使我们认识到了邓小平理论的正确性。”这种认识必然会化为动力,促使学生去学习邓小平理论,提高自己的政治素质。 (四)丰富多彩的课外时事教育 1.举行时事知识大赛。一些学校会举办校中学生时政大赛。教师可以组织学生先在班级内进行预赛,之后参加年级复赛,最后确定学生参加学校的决赛。通过广泛宣传,层层选拔,激发了学生的兴趣,也大大增强了他们的集体主义观念。 2.引导学生编写时事小报。时事小报的作用有以下几点:(1)巩固学生时事政治材料的记忆,加深了解。(2)提高学生的动手能力和实践能力。(3)增强学生的团结协作能力。因此,我们可以引导学生编写时事小报,可以是一周一期,也可以是一个月一期,让学生自由组合、分工合作,在学期末评比出做得最好的时事小报,对该组学生进行奖励。 3.引导学生撰写小论文。在时事政治的教学中,我们可以发挥学生的创造力和创新能力,让学生撰写小论文,结合自己所学过的政治观点,以及国内外的重要事件,对最近发生的时事进行一番评论,对自己比较关心的社会问题进行一番思考、探索,论文字数可以不限制,时间也可以放宽,给学生一定的自由,并对学生进行指导,全面培养学生的批判意识,培养学生对于时事政治的评论能力,对于一些优秀的小论文,可以当着全班同学的面范读,也可以帮助学生投稿到报纸上,增强学生的信心和积极性。 以上,我们从教师收集时政材料、鼓励学生收集材料举办“新闻会”、结合新的时政资料,进行理论教育、丰富多彩的课外时事教育这四个方面对初中政治教学中的时事政治教学进行了分析,希望广大政治教师可以发挥主动性,最大限度地培养学生对于时事政治的学习热情,使学生都成为爱国、关心国家大事的新时代初中生。 作者:丁德建单位:江西省上饶县教育体育局 时事政治论文:高中教育体制下的时事政治论文 一、专题讲座走进校园 对于学校来说,其要时常聘请专业老师来校举办专题讲座,如有关国家最新颁发法律的详解、最新新闻的观点畅谈等,这样一系列有关政治方面专题讲座的开展,可以给学生枯燥乏味的高中学习中增添灿烂的色彩,使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兴趣有所提高。同时对于文科生而言,热爱政治课程,把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到政治课程中,以活跃课堂氛围,同时组织专题讲座进校园,丰富学生学习生活,真正做到一切以学生为中心,全方面综合培养学生的整体素质。 二、政治材料在政治教学中的正确运用 政治材料的正确运用在政治教学中是一条有利于学生发展和教学目的达成的良好途径,但是如何才能正确运用,成了教学成功的关键。下面就来详细说明合理运用政治材料于政治教学中的具体措施。 1.教师充分发挥指导作用,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政治教师在对思想政治课程教学材料进行整理和分析时,要从教材和学生接受能力两方面进行考虑,同时还应该让学生成为课堂的主动者,自己则是课堂的引导者和辅助者,在一旁帮助学生更好更快地融入政治课程的学习中,而不是自己在讲台上侃侃而谈,忽略学生的心理感受,要把指导作用发挥到极致,从根本上保证学生对政治时事热点的热爱。 2.教师自身素质的提高。在教学过程中,学生个人能力的提升不能代表整个教学的成功,教师应提升自身素质,因为教师的一言一行都会直接或者间接影响学生的思维。对于政治学科来说,扎实的政治理论知识的掌握是老师讲好课程的基础,开朗乐观的心态、成熟稳重的思维方式是老师内在修养的体现,老师要紧跟时展的步伐,和学生共同进步、共同学习。 3.教学方法的改革。对于高中政治教学方法来说,其要紧跟时代潮流,因为现今教育是让学生全面发展,彻底激发综合能力的教育,这就要在教学方法上进行改革,抛弃传统教学模式,改革就是让学生探究自主性质,关注身边的事情,不仅因为高考而学习,更是因为成才而学习。 三、采取合理的辅助手段,发挥现代教育功能 在教学方法的确定上,政治老师要把带领学生到社会中感受最新民生民情,以作为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充分开展课外活动,通过让学生对活动进行研讨、分析、调查、结论等,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同时使课堂教学得以顺利完成。这就说明现代教育功能的合理发挥和辅助手段的合理采取共同保障课堂的顺利完成。 在现今高中教学中,改革已经成为热门话题,被提上日程,对高中政治教学的改革,就是指学生能够把书本上的理论知识与实际时事热点新闻结合起来,活学活用,提高综合性能力。合理制定教学目标和教学体制,是促进我国教学事业再一次攀上高峰的关键所在。 作者:李延安单位:东海县石榴高级中学 时事政治论文:基于高中教学的时事政治论文 一、时事政治教育的必要性及地位 随着我国现代化教育改革的不断推进,以学生为发展本体,以培养学生成功为教学目标,以提高学生学习能力为中心,以挖掘学生创新能力为优秀的教育教学思想成为当前现代化教育的主导思想。在教育教学过程中,着力培养学生的学习能力,提升学生各方面的素质。时事政治是当前生活的一面镜子,反映当下形形色色的政治问题、社会问题及人文问题等,较大程度地体现当前社会的变革与发展。政治教育中开展时事政治教育有助于打破原有课堂上师生之间的时空局限,转变传统教学模式,丰富政治教学内容,促进学生全方位的素质发展。 1.时事政治教育有利于激发学生学习热情。 现代教育学强调在提高学生认知能力的同时,激发学生对学习的热情,使其对知识产生强烈的求知欲。学习是认知与情感的统一,时代感是高中政治课程的最重要特点,而时事政治教育正是体现这一时代感的优秀教育课程,学生对新鲜事物有着强烈的探索欲,所以时事政治教育最能调动高中生对政治学习的主动性。书本上的理论知识比较死板、枯燥,教材中所举的事例大多与现实生活相距甚远,缺少新鲜感,学生渴望开阔眼界、增长时代知识,学生学习探究当下社会问题的热情不能因此被点燃,最终导致学生学习效率不高,政治教育无法促进学生整体素质的提高。而时事政治教育因其自身具有时代性、丰富性、新颖性及动态性的特点,能够最大限度地满足学生对知识的需求,深受学生的重视与喜爱。 2.时事政治教育培养学生运用理论分析及解决问题的能力。 时事政治在思想政治教育课中起着重要的辅助作用。书本理论知识学习的最终目标是让学生能够把所学知识与社会实践相结合。当前,在应试教育的影响下,高中政治教师把教学重点放在培养学生答题能力的培养上,而忽视对时事知识的普及,导致高中政治成为学生的学习负担,使得学生无法把平日所学的知识灵活运用于现实生活中,学习与生活相脱节。时事政治教育的引入一方面可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让学生产生内在的学习动力,另一方面可以使学生把所学的理论知识灵活运用于对时事政治事件现象的分析与解答中,促进其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和思维能力的提高。 二、时事政治在高中教学中应用的途径 1.转变课堂教学观念 在新素质教育改革的理念下,学生不再是单纯的知识接受者,而是教学课堂的主体。教师应当摒弃传统教学理念,转变自身职能,从知识传递者转变为指导学生学习的辅助者。在高中政治教学课堂上,教师应当引入时事政治,鼓励及倡导学生进行“探究式”、“讨论式”学习,将学生转变为课堂学习的主体,打破教师“一支粉笔”、“一言堂”的模式。教师在学生进行学习探讨的时候,要适时地在一旁进行指导,聆听学生的想法。时事政治教育本身可以激发学生的学习欲望和热情,放松式的自主学习课堂更有助于让知识悄无声息地进驻学生的脑海。 2.设置专题讲座 社会每天都发生着日新月异的变化,世界的每个角落每时每刻都有新闻事件产生。每当国内外发生重大事件或是国家颁布实施重大决策时,高中教师就应当为学生设置专题进行时事政治事件演讲,向学生传达时事知识,让他们了解当下世界格局和社会现状。如前段时间出现的新疆分裂势力在昆明汽车站的砍杀事件,导致众多无辜百姓死亡,给社会造成极其恶劣的影响。对于这起事件,教师可以开展以《严厉惩治暴力分子,保护国家人民安危》为主题的讲座。通过讲座,学生可以更清楚地了解到新疆悠久的历史,得知新疆自古以来就属于中国领土的事实,知晓当下国内外的局势,国家对于暴力分子所持有的态度。通过教师声情并茂的演讲,学生对事件有了明确的态度,领会和掌握了事件的精神实质,激发了学生的爱国热情。同时让学生更深切地体验到时事政治教育的重要性和魅力所在,提高政治学习的积极主动性。 3.课前课后穿插时政知识 在高中政治课堂上,教师可以利用课前五分钟时间,向学生讲述当下的热议事件,将学生的注意力从上节课转移到这节课的教学内容上,激发学生的听课热情,使其带着疑问和好奇聚精会神地进行接下来的政治课学习,最大限度地提高教师的教学效率。在临近下课的五分钟内,教师可通过对当下焦点社会问题的讲述对本课时的教学内容进行总结和归纳,这样不仅让学生对所学知识产生顿悟感,同时对当下焦点问题有一定了解。所以在课前、课后穿插讲述时事政治知识,对学生的政治课学习有积极影响。 作者:郭效珍单位:山东省济南第三中学 时事政治论文:高中时事政治论文 一、高中时事政治教学的现状及问题 1.时事政治材料的选取缺乏科学性 首先是由于教师看报纸杂志较少,所以接触的新知识较少,一个时事政治材料反复讲,时间久了,自然与现实相差甚远,收不到好的效果。其次,不考虑学生的认知水平,讲一些较高深的东西或与当今社会现状相差甚远的陈年往事,既没有效果,也提不起学生的兴趣。再次,备课不充分,课前准备不足,因此在运用实例时明显存在不足,无法理论联系实际。最后,由于互联网络的发展,获取信息的媒介增多,但也因此,虚假或过分夸大信息内容比比皆是,这就造成了学生获取信息不准确,影响了教学。 2.时事政治材料处理不当 时事政治,必然注重“时事”二字,因此时事政治教育存在时效性,时事政治材料的处理相当重要。在现今的时事政治教学中存在一些问题。首先,一些教师由于对教材或时事政治把握不够全面和深刻,选择的时事政治材料可能与所讲知识点无关,即便讲得再精彩也无济于事。其次,虽然引用的时事政治材料很多,但与考试重点、难点无关,只注重外在形式,象征性地引用时事政治,却不注重内在内容。最后,讲述的时事政治材料过于枯燥乏味,无法引起学生的兴趣,无法调动学生的探索欲。 3.对待时事政治的观念错误 由于高中学生面临高考压力,教师的理念就是考高分为首任,因此平时对时事政治几乎不闻不问,打算在高考前猛攻。通过历年高考时事政治考题来讲述哪些是重点难点,学生只是临时死记硬背,但并没有完全理解,认识上还存在诸多偏差,没有在实质上提高学生的综合能力。 二、如何推进时事政治与政治教育相融合 1.教师要与时俱进,时刻关注时事政治 一名合格的政治教师,不仅仅是能够完美地理解与传授书本上的知识,在此基础上还要通过多种途径获得与教材教授内容相关的其他知识,用以构建自己的专业知识体系。因此,教师在平时应坚持通过互联网、电视新闻、报纸杂志等媒介搜集时事政治材料,并及时更新和提高自己的业务水平。理论与实际的融会贯通首先需要深厚的知识体系做基础,只有这样教师才能在教学中运用自如。 2.学生要养成课前读新闻的习惯 教师可安排学生在课前几分钟轮流读报纸,并在朗读结束后一一点评,学生读完并点评完后,教师做总结。如此一来,学生的积极性提高了,时事政治的学习与记忆也不再是枯燥的事,反而变得非常有意义,更能激发学生的思维意思与语言表达能力,也从能从根本上起到培养学生思想政治意识的作用。 3.开展时事政治案例讨论会 在一个课时讲授完毕后,教师可选择一个比较接近所讲知识点的时事政治材料,让学生围绕这个案例用所学知识来讨论。一个案例中一般包含了很多政治学知识,需要学生发散思维去思考这些东西,大家各抒己见,而后互相交流,更快地提高自己,这种学习形式也更便于记忆。从案例讨论中学生学到的不仅仅是知识点,更是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方法。学生变被动为主动,课堂气氛从沉闷到活跃,有效性必然更高。 三、政治教学与时事政治融合的意义 1.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俗话说:“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在一门课程的学习上,激发起学生的兴趣就等于成功了一半。而思想政治教学因其教学内容与教学方法的限制,一直比较枯燥乏味,找准学生的兴趣点,就更加重要。现在的学生接受能力强,渴望探索新事物的求知欲也强。因此,在政治教学中引入时事政治,是激起学生兴趣的一种有效方法,一是时事政治本身的趣味性所决定的,二是时事政治与政治理论相结合时碰撞出的火花能很好地引发学生的求知欲及渴望解决问题的好奇心。 2.理论联系实际,加深对课程的理解 时事政治反映了当今国内外发生的大事,具有很强的时效性与实质意义。思想政治课是长期以来总结的正确的有利于促进社会发展的理论,虽具有权威性,但毕竟社会不断在发展,书本上的理论必然存在滞后性的缺陷。只有把时事政治与书本教学相融合,才能更好地诠释思想政治教育。对政治的学习归根结底是让学生今后为社会更好地发展做贡献,而发展离不开实践,只有与实践相结合的理论才是活的理论,只有融入实践中去,才能深刻理解理论的内涵,才能更好地用理论来分析实践。另外,时事政治的具体化、灵活性也使学生学起来更简单。 3.有利于拓宽学生的知识面 时事政治包含了国内外政治、文化、经济各方面,学好了时事政治也就是了解了国内外的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主要发展方向。更重要的是,时事政治主要以人物或事件的形式出现,具有一定的生动性,而学生由这一事件引发诸多思考。在了解各个时事政治案例的时候,学生就已经开始掌握很多知识,在分析完案例以后,不仅获得了知识,更学会了方法,这将有利于以后处理类似的事情,大大开阔了视野,增强了文化底蕴。 4.改变传统教育理念、与时俱进 一直以来,传统的政治教学都是“填鸭式”教学,即老师只管讲,无论学生是否有兴趣,是否能一次性接受。政治课堂相较于其他课堂而言,本身就比较枯燥,再加上这种教学方法,学生就会更反感。而时事政治的引入,将会有效改变这一现状,“事件”能很快地把学生带入教学情境中去,引导他们思考、解答,从而使政治课堂教学充满活力,学生的积极性被激发出来,各方面能力得以提升,由被动接受转变为主动参与,势必会提高课堂有效性。 四、结束语 思想政治理论只有联系时事政治,才能彰显其理论的正确性;时事政治只有结合理论,才能更好地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两者密切相关,在教学过程中缺一不可。理论与案例相结合的政治教学模式,有利于提高学生分析、探索问题的能力,也有利于弥补无实践性教学的不足,因此,将二者融合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今后的政治教学中,要始终贯穿这一理念,结合材料分析问题,寓理论于实际。 作者:王桂莲单位:广东省南雄市第一中学 时事政治论文:中考时事政治论文 一、多收集,多了解 近年来,思想品德学科的中考,时政性已是不可避免,并且这种趋势会越发凸显。因而要求无论是学生还是教师,都要对国内外大事格外关注,正所谓“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教师应积极主动地收集整理源于各大新闻、媒体、网络等的时政信息,如人民网、《华尔街日报》、《人民日报》、《半月谈》、《时事》等。并将这类素材凝练成短小的文字,引导学生对时事进行了解,并联系教材知识。同时,教师和学生都应加强对周围的人、事的关注,思考这些实践的真实意义及价值,并结合教材,利用正确的观点对事件进行分析,从而培养学生的时事意识,引导学生用与时俱进的眼光看待问题,同时用正确的思想引导学生,激发其做一个有思想、有道德的学生。 二、多比较,多筛选 初中思想品德学科的考查,针对的是大多数学生,因而偏难偏怪的现象几乎不会出现,这就给学生、教师备考提供了极大的便利。恰当把握时政的命题重点,能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因此,教师和学生在时政复习的过程中,要多比较历年考点,筛选出具备极大可能性的考点。比较近年来的中考时政考题时发现,在时政考查时间范围上,大概范围在上次中考结束到本次中考开始之前这一年时间;考查内容上,一般会以这一年来国内发生的重大事件为主,而且当地发生、并在国内具有影响力的事件也会作为中考时政的考查点。同时,在对时政考题的考点筛选上可以发现,一年的考题中,不可能出现所有范围的热点,同时三年之内几乎不会重复考查同一考点。因此,在时政复习中,可将三年内未出现或出现较少、并与时政有关的考点作为复习中的重点。但同时,也应注意热点问题,将相关考点作为次要重点进行复习。多比较、多筛选,从而在中考时事政治的复习中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 三、多结合,多联系 中考的时事政治考查是建立在青少年的生活认知之上的,尽管时事政治在中考中的比重不断增加,其重要性也逐渐凸显。但是,纵观近年来的中考政治,其难度系数尚处在中低层,基础性的知识在试题的考查中尚占有重要地位。“万变不离其宗”,因此,在时事政治的复习中,应多结合课本,多联系实际生活。时事政治虽然表面上考查的是学生对时事的认知,实则还是考查学生对课本基础知识的掌握程度。因此,对待那些新提法或者是需要深入的观点,在备考过程中需避免走弯路。如,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中提出的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对于怎样促进国家安全”等问题,在备考过程中就应避免,而应该注重的是与课本的联系,只要了解到国家安全对国家主权的影响等与课本相关内容即可。同时,要联系实际生活,了解实际生活中与国家安全主题有关的事件,如斯诺登事件等。时事政治教育具备极强的社会性、现实性,是引导学生学习党和国家的重要政策方针路线的教育,其以社会热点的透视为基点,牢牢把握时代的发展特征,正确评估当前社会发展形式,将政治知识融入现实生活中的国内外大事,一方面能增强政治教育的教学效果,帮助学生理解政治,另一方面,能有效培养学生的剖析能力,锻炼学生联系根源知识的能力。因此,在中考时事政治的复习过程中,应注意做到对时事政治资料多收集、多了解;对历年考点多比较、多筛选;对课本知识与实际生活多结合、多联系。通过这几种有效的复习方法,才能高效完成时事政治课程的教学任务,提高教学的时效,使得无论是老师还是学生在中考时政复习中得心应手,取得良好的成绩。 作者:戴丽琴单位:江苏省南通海门市海南中学 时事政治论文:高中政治教学中环节时事政治的应用 【摘要】时事政治作为高中政治科目所必学的重要内容之一,需要对学生予以适当的教学模式来提高学生的政治觉悟,培养学生的政治学习兴趣,以帮助学生更好地掌握时事政治的知识,为今后的政治学习打下坚实的基础。本文着重在高中政治教学中实施政治的学习方式上,进行一系列的应用探讨,以帮助学生提升政治感悟和政治学习水平[1]。 【关键词】高中政治教学;时事政治 目前,我国推行科教兴国、人才兴国发展战略。在教育方面,要求学生全面发展,社会对学生的要求也不仅仅局限于对课本知识的学习,更多的是对其全面素质的考查。因此,学生只有掌握正确的价值观以及学习方式,才能够体验到学习的乐趣,将偏于理论的政治科目融入实际生活,更好的克服高中政治教材滞后性。从传统文化的学习到现代时事的掌握,开创政治的学习新篇章,不断的参与、历练、学会角色转换,培养自己正确的是非观念以及道德观念,以此来成为一个全面发展型的正直的人才[2]。 1.时事政治在高中政治教学中的作用 实时政治的存在是非常具有必要的,对于政治这门非常注重理论观念的学习的科目来说,其起到提高政治学科完整性、实用性的作用。通过将实时政治编入教材当中能够进行综合政治的补充,使得重视理论知识的政治学科能够与时俱进,摆脱其缺乏现代感、生活感的硬伤。其将实际的生活例子引入课堂,让学生在思考与解读实时政治的过程当中发现政治理论知识与现实生活中的联系,也以此提高政治教材的实用性。另外,将时事政治融入政治教学当中,能够培养学生运用理论知识分析及解决问题的能力,将实时政治融入课堂,是帮助学生动脑、开发学生智力的绝佳途径,使学生在联系实际生活、结合时下潮流的基础上正确的看待政治事件、分析问题,并通过问题的解决过程培养正确的价值观念。另外,时事政治的教学板块也是教师转变角色的良好工具,教师可以通过实时政治来提升学生的学习兴趣,避免教师以往“芳自赏式”的教学模式,增加学生与教师之间的互动,给教师更多的发挥空间来进行时事的补充。使学生与教师在观点碰撞和不断探讨的过程当中共同转换角色,共同进步,相互学习[3]。 2.时事政治在高中政治教学中的应用策略 2.1转变教学观念 在以往的教学方式下,使得政治这门偏重于理论学习的学科枯燥、乏味,教师一味注重书面成绩,忽略对学生学习兴趣的培养。因此,在进行实时政治教学的过程当中,避免学生对时事政治产生心里抵触情绪,需要转变课堂的教学观念,要引导学生将时事政治与现实生活连接,高中政治教学中环节时事政治的运用江西省抚州市临川二中刘奎学会获取信息、共享信息、发现信息并处理信息。开启讨论式的教学模式,将时事引入到课堂的学习当中,相互探究,构建和谐的师生关系。在进行时事政治的教学过程当中,教师需要改变以往应试教育的教学观点,明白自己在引导学生学习过程当中的角色,将学生放在学习的主体地位,使得每一堂政治时事课程都充满生机,无限趣味。 2.2激发学生对时事政治的学习兴趣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想要激发学生对时事政治的学习兴趣,就需要采用多种多样的教学方式,使学生对政治的学习产生兴趣,引起共鸣。高中学生每天接触的社会以及所闻所见的现实问题,都可以将其引入到时事政治的探讨当中。首先,教师可以利用学生的好奇心理,使学生对实时政治产生困惑,在产生疑问的过程当中引起学生的探索欲望。比如教师可以根据时下发生的大事,针对这些事件的现象联系政治知识与学生讲述观点并共同探讨,例如,可以就日前的“钓鱼岛日本国有化”事件谈谈其与政治的联系。向学生提问“如果日本执意要进行钓鱼岛国有化,那么接下来的局势可能会如何进展”,可以以类似的命题来进行辩论或探讨会,让学生根据热点信息进行相互交流,并在交流的过程当中学习时事政治,提高学习效率,产生学习兴趣。另外,教师也可以通过演讲的方式释放学生的热情,使学生在自我演讲或听他人言讲的过程当中学到更多的知识,产生学习兴趣。教师可以先拟定一个演讲课题,比如就之前的“小悦悦”事件来谈谈其与政治的联系或自我的感想,让学生拟定几分钟的发言演讲稿,在全班进行演讲。这个不断的探讨过程,也是学生展现自我、发现别人优点的过程。采用这样的学习方式会比单一的板书教学或口头教学来得更加的具有趣味,也能够增加学生的参与性、教师与学生之间的互动性,使学生更加了解政治时事问题,将其与理论知识结合,产生学习兴趣。将理论的政治知识转变为现实事件的政治延伸,更好的把握政治教材,学习政治知识,运用政治解决实际生活当中的问题以及化解自我困惑,得到生命的延伸以及正确价值观的培养。综上所述,高中政治教学当中,时事政治的学习版块是非常具有必要的,它能够弥补政治课本的滞后性,增加政治理论知识的趣味性。将政治与现实接轨,提升学生的学习兴趣。 作者:刘奎 单位:江西省抚州市临川二中 时事政治论文:时事政治在中职政治教学中的应用 摘要:随着新课改的进程的推进,对我们中职的政治教学又有了新的要求,其中对时事政治的关注成为了我们中职政治教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时事政治具有特别鲜明的时效性,往往阐述的是最近一两年发生的重大政治事件,包涵着国家最近的方针、政策、内政以及外交等信息。对时事政治的学习,有利于学生提高自己的政治思想觉悟,对政治的学习兴趣,促进学生综合素质的提高。所以要更加重视对学生进行时事政治的教育。我们要将时事政治合理、正确的应用在中职的政治教学之中,提升学生的政治素养。 关键词:时事政治;中职教育;应用 素质教育对学生的各方面素质的提高提出了新的要求,尤其的注重政治课对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作用。但是在我们的中职政治教育教学中,教师往往注重理论知识的灌输,缺少趣味性,难以引起同学们的学习兴趣,因此,在新课改的要求下,新增了时事政治这一板块的内容,将时事政治和中职的政治教学相结合,改变中职政治教材的落后性和乏味性,适当增加新内容让学生有一种新鲜感,对学习产生兴趣,有利于学生的学习。笔者将从以下几个方面来阐述时事政治在中职政治教学中的应用策略: 1扩充中职教材内容 在我们传统的中职政治教材中特别注重知识的系统性与条理性,每次都是按照一定的顺序进行编订。后来的修订大都是增加一些图片,更新一些案例,本质内容上并没有什么大的变化,所以我们的中职政治教材具有一定的落后性,讲述的内容大都与现实脱节,但是在我们的政治课程的测验之中却常常出现一些在中职政治教材上所没有的政治术语,如果教师不对类似知识进行适当的补充,难免会让学生觉得晦涩难懂,失去兴趣。我们可以在政治教学中利用时事政治来补充我们的教学内容,让学生不仅知道这些知识的过去、现在还要让他们了解它们的将来。因为时政大都是发生在近期的一些国内外的重大事件,它与我们今天的生活更加接近,我们学生接触起来这类事物也觉得容易、熟悉、易懂的多。我们中职教师将时政引入政治课堂,教会学生用政治思维去看待时事政治,以自己所学的知识的体系去理解和解读时政,这样不仅可以对政治教材进行内容的补充,还能让教材中抽象的理论知识和直接的现实相结合,从而便于学生去理解、学习政治知识,而教师则能将政治教材灵活地运用,在自己主观能动的作用下,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2提升学生分析问题的能力 在我们以往的中职政治教育教学中,最注重考察学生的记忆知识的能力,只要学生会背、会记得知识就表示他学得很好了,已经掌握了知识,但是在现在的教育体系下,这种简单的识记已经不能满足社会对学生的能力发展的期望的要求了。与传统中职政治教育不同的是,现在的人们更加重视学生对知识的理解和解释,而不仅仅是会背这些知识。大多数情况下,为了测验我们的政治学习水平,我们的政治考察题目都是以时事政治为载体,然后让学生去分析、解读蕴含在材料背后的知识点。传统的政治教育解答问题的模式日益僵化,我们的政治老师,将大多数时间都用来教学生答题的套路,告诉他们如何去踩得分点,但是他们很少去给学生进行时事政治教育,所以难免学生对政治缺乏一个更加深刻正确的了解。在中职的政治教育中,适当增加时事政治的内容,增加政治教学的趣味,会让学生喜欢上政治,由被动的学习转变为主动探索的过程。加强时事政治教育,让学生透过现象看本质,慢慢学会自己去看清隐藏在现象背后的真相,有利于学生开阔自己的眼界,提升自己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3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我们对时政不断地关注,采用多种方式让学生了解时政。不断地去克服教材的局限性,了解时事政治的知识,提升我们政治学习的兴趣。为了实现这样的目标,我们可以举行时事政治的专题讲座,给学生了解时政知识的机会,还可以让学生自己去搜集相关信息,去了解时政。这样做不仅可以让学生学会查找资料的方法,还可以让学生在查找的过程中学习,不断去了解,然后才能发现其中的乐趣,从而有利于激发我们学生学习政治的兴趣。在现代的新的教学理念之下,学生不再是被动接受学习的个体,而是主动学习的个体,所以在政治教学之中,要让师生进行积极的合作,教师要创造一个良好的学习氛围,可以在课堂上采用“讨论法”、“小组合作法”等多种不同的教育模式,打破传统课堂中教师独尊的状况。随之,我们教师还需充分发挥自己的教育机智,构建和谐的师生关系,在平等的地位上和学生进行教学或学习。学会去调动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引起他们学习政治的兴趣,让中职的政治教学课堂变得活跃而热烈。俗话说,“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我们只有对一样东西产生了兴趣,才会有探究下去、刨根问底的兴致,所以我们要学会利用时事政治知识,增加政治教学的趣味性。 4结语 时事政治不仅仅是现代政治教学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促进政治学习的一种手段。教师可以通过一件时事政治事件引出本课的教学内容,还可以借时事政治事件对本课的教学内容进行总结和归纳,然后让学生看到二者之间的联系和区别,不断地去扩展学生思考问题的思维能力。总之,在中职政治教学之中应用时事政治是有其深远意义的,不仅可以弥补教材的不足和滞后性,还可以提高学生的思考问题的能力,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因此,教师需要积极研究时事政治在中职政治教育课堂中的作用,努力思考时事政治在中职政治教学的应用策略,加强对学生的时事政治的教育,最终符合新课标中对中职政治教育的要求。 作者:崔岩 单位:淮海技师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