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刻把握建筑理论的本质,有利于把握建筑理论与建筑创作实践之间的关系,对于建筑研究和建筑教育也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国内学者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对建筑理论的内涵、性质及其意义有诸多深入讨论,推动了国内建筑学理论教育的发展。文章在这些成果基础上,以当代西方建筑理论为背景,集中探讨建筑理论的本质内涵,认为现象学方法能够帮助我们更为深入地把握建筑理论的基本性质,能够基于自我主体的知觉经验与环境、社会的关系来把握建筑空间的特性,能够深刻理解建筑理论与文本、符号以及创作实践的关系问题,从而提供建筑理论在建筑教育中所应采用的切实有效路径。 1关于建筑理论性质的讨论 建筑理论在西方建筑创作实践和建筑教育活动中一直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同时,建筑的理论研究与建筑的历史研究也一直保持着紧密的关系,因而关于建筑理论性质的讨论积累了极为丰富的成果。概括而言,我们可以将它们分为两大类。第一大类是西方建筑理论的主流,注重建筑理论与建筑创作实践的关系,将建筑理论作为探索建筑创作实践的准则,或者作为建筑学研究的原理。这一大类又有三种不同研究倾向:一是倾向于通过惯例或较为系统的历史经验来总结创作准则;二是倾向于通过实验和交叉学科知识来探索创作准则,并系统建立建筑学原理;三是致力于探索建筑永恒主题或建筑本质特征而展开建筑创作理论的系统建构。第一种研究倾向,我们以斯克鲁顿的观点为例:“建筑理论的意图在于阐明准则、规律和规则,它们指导着或应该指导建设者的实践。例如柱式的古典理论,它们是在维特鲁威、阿尔伯蒂、塞里奥和维尼欧拉的伟大著作中建立起来的,它为建筑各部分的系统结合和建筑部件的装饰制定了许多规则,它们属于建筑理论。……这些规则设想着我们正在寻求得到的东西,使建筑的成功不成问题,但问题是如何更好地取得这种成功”[1]。这类研究倾向在于通过历史建筑作品和建筑文本来总结各类文化背景中建筑的结构、空间与形式的发展规律,进而探讨建筑创作的一般准则,诸如此类的现代学者如布鲁诺•赛维对于空间观念的阐释、对于现代建筑语言特征的阐释。第二种研究倾向则是关注建筑与现当代文化理论及其与哲学、科学的交叉学科关系,可以克里斯•亚伯《建筑与个性—对文化和技术变化的回应》为例。该书关注“科学和技术中的新思想”,以此扩展建筑“对于人类行为复杂性的理解”,提高建筑“处理那些复杂性的技术能力”;同时深入考察建筑自身“在任一交叉学科或类推方法中所引出的特殊问题和矛盾”[2]。第三种研究倾向致力于探索建筑本质从而展开建筑创作理论的系统建构,最为典型的代表是C•亚历山大的系列理论著作《建筑的永恒之道》和《建筑模式语言》。两书完整地建构了一套基于人性深刻理解而发展出生活与空间紧密结合的建筑创作理论,前者旨在理解“建筑过程的本质”并描述“建造各种城镇和建筑物的基本性质”,后者通过这些原理为建筑及规划建构一套“切实可行的模式语言”[3]。第二大类是对西方建筑理论的总结,注重建筑理论研究本身的历史脉络和学术内在理路,对于建筑理论内涵的讨论呈现出专业化特征。这一大类以克鲁夫特《西方建筑理论史》和卡彭《建筑理论》为代表,他们以不同的方式(历史的和哲学的)对西方建筑理论给予了总结概括,并以学理性较强的方式对建筑理论的内涵给出了典型界定。克鲁夫特将建筑理论理解为“一种建筑表达系统”“其中既包括理解性的,也包括实践性的,这些问题基于一种美学的分类范畴”[4]。基于这样的界定,克鲁夫特在该书《导论》中对建筑理论的内涵给予了详尽的讨论。卡彭将建筑理论的定义及其相应研究方法分为两类:第一类定义是关于不同时代建筑主题“曾经说过或写过的那些东西”,其相应研究方法就是对建筑理论文献的历史文本研究,“由对相关文献的收集和研究,对与这些文献之撰写的上下文有关的种种陈述,以及能够对由这些陈述所构成的相对价值的产生而构成的”;第二类定义是关于不同时代建筑主题“相关联的各种原则与学说”,其相应研究方法就是对建筑理论的思想概念分析,“通过一系列理性的论证,在一个特别的结构下来研究与探讨事物,并建立起一套分层次的概念体系,通过这一体系,使主题可以被理解”[5]。依卡彭的分类界定,他自己的《建筑理论》属于第二类“建筑理论的哲学研究”,而克鲁夫特的《西方建筑理论史》属于第一类“建筑理论的历史研究”。关于建筑理论性质的这些讨论,可以归纳为这样几个基本特征:(1)建筑创作实践过程提供的经验与规律,包含丰富的实践知识、自觉的探索实验与多学科相关理论及方法的综合应用;(2)以概念和命题形式表现的建筑创作规则或建筑学原理,包含建筑基本概念的辨析及确立、各类建筑概念与命题之间关系的判断与建构、建筑学说命题的推演与验证等;(3)以文本形式承担的建筑学术文献和理论编史,包含自觉而系统的建筑历史视域(如年代、谱系、文脉、考证等)和严格而丰富的建筑历史符号阐释技能(语言符号、图像、实物、遗存)。这些内涵特征相互涵摄,不过在实际研究倾向中有不同的侧重或选取不同出发点的研究范式。无论如何,据上述讨论,我们可以将这些建筑内涵概括为:建筑理论是利用知识、经验、符号,对作品、文本的各类建筑的解释活动,这类解释活动与具体建筑创作及建筑方案的解释活动不同,它们更多侧重于前瞻、分析与总结,含有评价性质;同时这类建筑解释涉及历史、惯例、价值等主观因素,因而取决于解释者的理论前设、目标与解释方法,也就是解释主体的问题。就目前学术理论和方法而言,能够对建筑的空间、形式、符号和主体等关键理论范畴给予综合深入把握的,则是现象学方法,舒尔茨的系列建筑学术文献即为代表。本文就现象学视域下的建筑理论基本性质尝试给予专题探讨。 2现象学与建筑理论的基本性质 就西方建筑理论而言,其理论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一直与西方哲学发展保持着紧密的联系,正如学者所言:“建筑理论大厦的奠基,其实是与西方历史上许多令人眩目的伟大哲学家的深邃思维联系在一起的”[6]。英国学者卡彭在其专著《建筑理论(下)勒•柯布西耶的遗产——以范畴为线索的20世纪建筑理论诸原则》中,对西方建筑概念、范畴、命题给予了系统的哲学分析,并对其类型、问题给予了归纳总结。该书在讨论完与建筑理论有关的各种范畴之后,将综合性和一般性的建筑理论学说归纳为两大类:实证主义和现象学。“实证主义倾向于分析,科学地与客观地,焦点在我们所假设的存在于事物之间的关系上,例如,空间关系、因果关系和意义关系。”“现象学,从另外一个方面,集中在事物本身,或至少是我们所体验的事物(现象),因而倾向于更为主观的方面,与艺术和感觉相联系”[7]。实证主义的建筑理论基于经验、知识、规范、科学技术理论或文化传统来把握各类建筑现象或建筑活动。现象学视域下的建筑理论一般不限于既定的事实或既成的知识经验,而是基于建筑现象本身的直接描述、空间环境的体验观察和建筑思维本身的深入反思来把握主体与空间、环境的真实联系,以此更为具体深入地理解符号、形式、建造与人的关系。众所周知,在建筑理论中将现象学明确引入建筑研究领域的重要人物是诺伯格•舒尔茨。美国著名建筑理论家C•亚历山大虽然没有明确利用现象学方法来探索上述的建筑理论,但一般都将他及其学说与实践纳入现象学建筑学说发展脉络之中,正如缪朴指出:“两个专门为研究环境而形成的现象学方法:美国建筑理论家克里斯托弗•亚历山大及其合作者在他们的《图式语言》中创立的‘图式’(pattern)及日本园林理论家樋口忠彦在他的《景观的视觉与空间结构》中采用的‘景观类型’”[8]。他对两个方法给予了专门阐明:“……这两个方法的本质其实是现象学的。首先,‘图式’或‘类型’均来自人对环境的直接且全面的体验,这一体验涵盖物质形式、人的感情,乃至宗教及历史上的联想。其次传统的结构描述是关于几个通用变量之间的各种搭配……与之相反,每个‘图式’或‘类型’是为某类独特环境定做的提要,不依靠能在各处通用的抽象公约数(如‘空间界面’)或其组合。……当然,这两位作者使用了现象学方法并不妨碍他们在研究中应用其他方法,如实证法等”[8]。如何应用现象学方法展开建筑学研究,这不是本文要展开讨论的主题,我们这里仅在明确现象学与建筑理论的基本关系,而主要的任务则是尝试通过现象学思路来阐明建筑理论的基本性质问题。按现象学分析思路,理论思维的本质属于“范畴意向”的意识活动,所谓“范畴意向”,“这是对事态和命题进行联结的意向,是我们在进行述谓、联系、汇集以及把逻辑操作引入我们经验到的东西的时候发挥作用的意向。”“它指的是那种把某个对象加以联结、把句法引入到我们所经验到的东西之中的意向活动”[9]。这类范畴意向活动,通过语言使我们的知觉经验转向理智活动,从而形成范畴对象,这是理论形成的本原雏形。建筑的理论思维正是这种将建筑语言、建构逻辑引入到建筑的空间体验与建构经验之中的范畴意向活动。我们知道,建筑学非常重视空间与环境的体验,这些体验很大程度上属于知觉经验。赛维明确提出:“……内部空间是一种任何形式的表现方法都不可能完满地表达的空间形式,它只能通过直接的体验才能领会和感受,这种空间就是建筑的‘主角’。领会空间,弄懂如何能感到它,这就是认识建筑的关键问题”[10]。这里强调了空间的知觉体验与空间的理论认识之间的关系,强调了理论概念与知觉经验之间的统一。那么,从知觉体验到理论思维究竟发生了什么样的意识活动变化?经验对象从感知到理论发生了那些变化?它们之间又如何联系?长期以来,对这些根本问题缺乏有效的理解方式和思维路径,使得我们对建筑理论难以获得充分恰当地认识和应用。对此,现象学方法对我们把握这些关系提供了极为重要的思想资源,也就是说,提供了理论的范畴活动与知觉经验的感知活动之间关系的有效理解方式:“向范畴领域的转变与此前正在发生的经验明显是不连续的。转入范畴领域不是意味着更多的知觉;……当我们回到了整体,并把它确切地记示成包含着有关的部分在内的整体,这时候,我们中断了知觉的连续性。……范畴对象的同一性是被一次性地呈现的。在知觉那里,我们经过一个过程,诸多外形在这个过程中一个接一个地相继呈现,然而在范畴记示中,整体和部分则是同时被给予”[11]。由这些阐述,我们能够理解到:建筑的理论思维是对空间经验的选择提炼,旨在整体呈现各类空间经验对象的普遍性和抽象类别性,因而缺失了空间知觉经验发生的那些具体场景和连续性。也就是说,空间知觉经验是多样性的和动态的具体感知呈现过程,而建筑理论是整体同时呈现的范畴思维。建筑理论的这些本质特点,使得我们能够普遍交流,能够摆脱个体经验的有限性而提升知识分类的逻辑性。如果理论的思维缺失知觉经验的不断充实,单纯停留在从语言到语言、从概念到概念、从学科到学科的常规符号意义、思维逻辑或知识范式中,那么建筑理论自然就会因为单一的整体性和抽象的离散性而形成新的固执与僵化,反而丧失了它的普遍交流功能和超越经验层面所具有的创造性。因此,作为范畴意向的建筑理论,它所发挥的概念范畴抽象行为及联结行为,其本身不能完全独立于空间经验的感知行为之外,也无法独立于建筑实践规范与学科发展历史之外。它们之间所保持着不断综合联系的内在意识活动关系,用现象学方法可以给予深刻阐明。我们先来看现象学对于这类综合意识行为关系的阐述:“范畴意向性本身就是一种新的认定,一种新的同一性综合,它也补充和渗透前述谓经验中达到的认定和同一性综合。当我们范畴性地意向立方体,我们得到的不仅仅是通过侧面、视角面和外形的多样性而被知觉到的立方体的同一性,同时也是通过记忆、想象和预期的多样性而得到的同一性;我们还拥有通过各方面的陈述(我们能够提出的有关陈述、我们能够听到的其他人从别的观点出发提出的陈述)和充实(我们听到他人的说法,然后力图经过亲自观察以及直接为我们自己进行的联结,确证他人的意见,从而获得充实)而达到的同一性。表现与真理的一个全新范围就在范畴领域中敞开了。甚至我们的想象、记忆和预期也都开始带上范畴的复杂性;……在人的意识中,知觉、想象、回忆和预期都表现出它们受到的规整所产生的效果,而这种规整的方向,就是要让它们在理性思维中达到完成”[11]。这就意味着,任何建筑理论以概念范畴的命题形式呈现出来时,并不具有抽象永恒的综合同一性或至高真理的普遍概括性,它们的思想建构包含有内在“想象”的诗意、内在“回忆”的历史、内在“预期”的理想。就最为直接现实的建筑活动而言,建筑理论的塑造斥诸建筑教育与建筑创作实践的互动,这是一个有关人的历史与社会的过程。因而,建筑理论的价值意义不在于话语的权威性,而在于话语的人性穿透力和生活力量。与空间知觉经验相比,建筑理论揭示的是非直接在场的对象化、符号化内容,这就要求建筑理论必须具备一个证实或证伪的思维环节,斥诸实践验证以获得与空间知觉经验的联系,斥诸语言分析或逻辑论证以获得事物之间关系的同一性,斥诸建筑空间与建筑结构、材料的相互可能性以完成建构逻辑的生成。建筑理论自身的思维本质在于超越空间知觉经验及其各类相关经验等生活母体,充分使用各类概念、符号所形成的建筑规范及知识来把握事物对象之间的关系问题及其形式结构,它自身必须具备判断与分析的理性能力,但也必须具有与经验保持联结的明晰性。正是在这一点上,舒尔茨说:“建筑可以被定义为存在空间的具体化。同样,建筑还是一个符号系统,它描述了组成总体人类环境的特征和空间关系。”“建筑的符号体系使人们不论在何处都可以体验一个富有意义的环境,并以此帮助他找到一个存在的立足点”[12]。 3建筑理论的现象学内涵及意义 由上述可知,建筑理论最为基本的思维性质属于现象学意义上的范畴意向,因而,建筑理论的现象学内涵就是指与空间知觉经验保持通达并有普遍适应性的概念范畴,其意义在于促进经验的自我检省及扩充,使得设计活动所身处的生活世界与预期想象的可能世界展开有效对话和设计问题的合理解决。建筑理论的本质不仅仅是用概念命题表现出的范畴意向,更是要用切身的主体性来重新把握已有的一切建筑行为经验及实践成果,而使之回归自我的空间知觉体验,从而更为包容、更为澄明地联结建筑传统、建筑规范、建筑知识及他人的设计经验,更为有效地发挥设计者在传统、规范与经验的人性活力①。在现象学视域下深入理解并把握建筑理论的思维本质,最大的意义在于回归到建筑理论的思维活动及其思维主体自身,使我们能够贯通理解建筑理论以下五个方面的具体意义:(1)建筑创作实践的指导意义;(2)建筑现象的认知意义;(3)建筑设计的教育意义;(4)建筑活动的交流沟通意义;(5)建筑学的研究意义。这五个方面是值得我们今后展开全面系统探讨的专题。这里仅以刘克成“自在具足、心意呈现”为主旨的建筑设计教育改革为例,简要阐述其中关于建筑理论的设计教育意义问题。刘克成基于建筑理论和建筑设计实践的反思与总结,倡导并实践以“自在具足,心意呈现”为主旨的建筑设计教育改革,就是对建筑教育主体知觉体验意义的尊重与弘扬。他明确提出:“好的设计是基于自己对世界的感知,对生活的体验,呈现自己的心意,呈现对别人、对世界的心意”[13]。并且在建筑教育的四条主线中,第一条就说:“培养生活与想象能力—这是建筑学最根本的内容。对生活之观察、触摸、体验和想象是建筑设计的基础。……生活和想象能力决定了一位建筑师的适应力与创造力”[14]。在这里,探索生活空间可能性的思想能力和表现生活空间可能性的设计技巧并行共生,由此,探寻出一条基于东方思想及文化价值的建筑设计教育路径。这条路径的基础“相信自在具足”其实就是自身与环境、生活建立真实的联系,从而获得自身认识的自信,为积极塑造生活空间的可能性提供原动力。这样的基础在东西方思想中皆有体现,前文关于建筑理论基本性质的理解也在于此,这是建筑理论对于设计教育的根本意义所在。由此展开以挖掘潜能为要点的建筑启智教育,以心意呈现为优秀的生活体验训练,以思想能力与设计技巧并重为主线的教学脉络,知觉经验与生活、文化相应的教育过程等等,为探索生活空间可能性的设计教育提供了清晰有效的路径。总之,本文在已有研究基础上,自觉利用现象学方法对建筑理论本质内涵给予新的深入阐释,尝试从学科思维原理层面重新理解建筑理论的重要价值,为中国建筑理论教育及其应用实践提供一些有益的启示。 参考文献: [1](英)罗杰•斯克鲁顿.建筑美学[M].刘先觉译.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3. [2](美)克里斯•亚伯.建筑与个性——对文化和技术变化的回应[M].张磊等译.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3. [3](美)C•亚历山大等.建筑模式语言[M].王听度,周序鸿译.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2. [4](德)汉诺-沃尔特•克鲁夫特.建筑理论史——从维特鲁威到现在[M].王贵祥译.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5. [5](英)戴维•史密斯•卡彭.建筑理论(上)维特鲁威的谬误——建筑学与哲学的范畴史[M].王贵祥译.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7. [6]王贵祥.建筑理论:一个沉甸甸的话题—《建筑理论》上•下册译后有感[J].建筑学报,2006(1):86-89. [7](英)戴维•史密斯•卡彭.建筑理论(下)勒柯布西耶的遗产——以范畴为线索的20世纪建筑理论诸原则[M].王贵祥译.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7. [8]缪朴.现象学与建筑理论:为建筑师写的入门[C].见:彭怒等.现象学与建筑的对话,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09:108-130. [9](美)罗伯特•索科拉夫斯基.现象学导论[M].高秉江,张建华译.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 [10](意)布鲁诺•赛维.建筑空间论[M].张似赞译.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6. [11](美)罗伯特•索科拉夫斯基.现象学导论[M].高秉江,张建华译.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 [12](挪)克里斯蒂安•诺伯格•舒尔茨.西方建筑的意义[M].李路珂,欧阳恬之译.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5. [13]刘克成.自在具足,心意呈现——以建筑学认知规律为线索的设计课改革[J].时代建筑,2017(3):24-30.[14]同[13]. 作者:吴国源 刘伟 单位: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建筑学院
景观设计毕业论文:高职景观设计专业毕业实习的实践与思考 一、前言 职高专景观设计专业培养的是重点掌握景观设计与管理职业岗位所需的基础理论和专业技能,能够从事景观设计师或景观设计师助理、景观工程施工管理、景观效果图等工作的高素质技能型专门人才。景观设计专业在毕业实习安排上不少于18周,既能加强学生与社会和生产实际的联系,又能提高学生的综合职业素质与技能,使学生在多方面受益。不少于半年的毕业实习是实践教学过程一项重要措施,也是景观设计专业人才培养的特色之一。 二、18周毕业实习的实践主要分 析 对象为景观设计专业04级、05级学生的毕业实习过程,毕业实习分为学院集体实习和个人自主实习两种形式。主要实习地点在武汉、上海和长三角地区,单位比较集中景观设计、园林工程、建筑装饰等公司。04级学生47人,完成实习任务47人,其中集中实习为11人,为26%, 36名自主实习,为74%,完成毕业实习任务并填写实习记录,完成不少于2000字实习报告学生为42人,为89%,当年就业率为91%。05级毕业学生104人,完成实习任务学生为104人,其中学院集中实习为18人,为17%, 86名为自主实习学习,为83%,完成毕业任务并填写实习记录,符合要求的毕业生为104人,为97%,当年就业率为96%。 三、毕业实习实践的效果 高职教育强调培养的是技能型高素质应用性人才,决定了实践教学在高等职业教育中的重要地位。这种衔接式教学方式,让学生适应学校和企业实践岗位两种不同教育环境和教育资源,毕业实习教学环节的符合高职培养社会企业需要的应用性人才。(一)真正认识行业企业岗位工作流程高职教育应该重视对学生职业能力的培养,对学生社会责任感的培养和对工作岗位、流程的认识教育是塑造学生职业能力的有效方法。学生在单位完成一定时间的毕业实践实习,是学生对本行业工作岗位流程和职业必需的职业技能和知识获得比较深刻认识的最好途径。从学生的实习记录分析,学生只是从事职业岗位某一工作环节,但是基本上能够完成本实习计划和教学大纲的要求,完成本招投标、方案设计、施工图、效果图制作、施工组织与管理、工程概预算等景观设计职业岗位流程的全过程实习任务。(二)激发学生的学习主动性学生完成毕业实习任务过程中,一方面通过在学校所学习的专业知识和技能解决实际的设计工程项目而获得的成就感和自豪感;另一方面学生在实际工作过程遇到所需的知识与掌握的技能不够,不能够很好的解决实际工程问题。这两方面的因素都将激发学生对专业知识学习积极性和潜力性。学生通过实际工程项目设计、管理的参与以及实际工程现场施工组织与管理,学生加深了专业知识和技能对职业的需要,迫使学生学习内化为学生的自我养成、自我约束和自觉行为,强化学生对职业素养和职业能力提高的欲望,转化为自我学习的观念。(三)培养学生的职业综合素质高职对学生的职业综合素质培养应该包括职业能力、职业道德和社会能力三个方面能力培养。学生在实习过程中能够和工程技术人员、设计人员以及管理人员协作沟通,真正体现了实习过程中的团队合作精神的素质。同时学生在真实的工作岗位中深刻体会岗位的性质、任务、职责,真实体会到景观设计专业工作的重要性、复杂性和灵活性。 四、结束语 毕业实习教学环节是景观设计专业人才培养中关键的实践教学环节,同时也是就业的关键点。从学生参加毕业实习实践调研,学生获得良好的收益,通过实习实践,使学生真正体会企业的文化与精神,增加学生的社会责任感,让学生懂得尊重劳动、爱岗敬业、热爱工作岗位,树立正确的择业观和就业观。同时使学生团队合作、沟通协调以及设计能力、工程技术综合素质的提高。 毕业实习实践过程中存在的学生实习安排与教师参与指导力度不够,学校对毕业实习实践教学重视以及毕业实习一些规章制度等问题,有待研究和解决。 景观设计毕业论文:建筑景观设计论文 1体现出人文精神的各个方面 1.1地域民族文化传统 每个名族都有自己的文化传统,这些文化传统是每个民族的特色的体现。一个民族的形成需要长时间的历史积淀,并且是在文化传统,宗教信仰,科学技术,种族族群,地域特点等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并逐渐形成固定的形式,形成自己的文化传统。一个民族的文化传统体现了这个民族对世界的认识和看法,比如,在我国,个民族都有属于代表本民族的“图腾”、传说、文化节日、不同的民族服饰等。这些就是能代表本民族的“标志”,并对本民族的发展产生非常深刻的影响。这些文化传统还可以对建筑景观的设计建造有着直接的影响,如北京的四合院、福建的土楼、陕北地区的窑洞等,都体现了本地区本民族的文化特色。 1.2历史文化积淀 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每个民族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都有独特的文化特征,并且在不同的地区,历史文化的发展受地域特点、生活状态、经济发展、人口结构等许多因素的影响。就拿中华民族来说,在漫漫的历史长河中,不同的历史时期,历史文化的表现形式是不同的。例如,处于夏商周时代的奴隶社会的艺术品多以神话传说为主,突出体现统治阶级的地位;在这一时期的建筑物初步形成,并以木质结构作为主要结构,在建筑材料的使用上比较单一,风格、形式也没有太多的变化。隋唐时期是我国古代经济发展最强盛的时期,国力强盛,经济繁荣发展,并与世界上很多地区有着频繁的贸易往来,反映在艺术上的成果就是这一时期的艺术品体现出了荣华富贵、流畅华美的特点;而这一时期的建筑物则吸收了外来民族的文化特点,形势趋向多样化,建筑物的风格庄严雄伟。再到后来的鸦片战争,使西方的各种文化思潮涌入中国,使人们的生活、居住环境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各种新式的“洋房”或者是中西结合的建筑不断出现。这充分体现了,不同时期的历史文化特点对建筑景观的设计的影响也是不同的。 1.3不同的信仰追求 信仰是一个民族内在的思想情感的寄托,对群众的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并起着团结这个民族力量的作用,不同的民族有着不同的信仰追求,对建筑景观的影响也不相同。拿东西方的宗教信仰对建筑的影响作比较,东方的建筑景观追求的是心灵的和平与安宁,多以庙宇、道观为主要表现形式;而西方的建筑景观则注重物质层面和外部的感官,多以庄严肃穆的教堂为主要表现形式。 2如何在建筑景观中体现人文精神 2.1在建筑景观的设计中注入新的思想和生命力 在现代经济飞速发展的时期,建筑景观的设计者更要吸收汲取优秀建筑物的设计理念,从中揣摩设计者在进行设计的时候所要表达的思想和要赋予建筑物的灵魂内涵;运用适当的建筑材料,结合超前的审美理念,将材料选取与美学设计充分融合在一起,将体现时代特性的人文精神融入到设计理念当中。对建筑景观的设计本身就是一个体现设计者自身的素质和建筑物人文内涵的把握的一个考验,因此,建筑景观的设计者不仅仅要“修炼”自己的技术,更要学会把握建筑物的内涵,从而赋予建筑景观以灵魂。 2.2充分利用地域和民族特色 前面提到,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地域都会有自己的民族特色和生活习惯,建筑景观也有体现不同民族特色的不同形式。就像如我们前面提到的北京四合院,融合了阴阳五行和八卦思想等风水学说设计的,是对封建的礼仪秩序,门第观念的体现;而陕北地区的窑洞则是结合当地厚实的黄土层、干燥的气候特征经过好几代人的努力建造出来的,适合当地人民居住的建筑物,是千百年来黄土高原的深厚历史文化的沉淀;又比如充满客家风情的福建土楼,则是对客家文化的真实缩影。 2.3借鉴国内外先进的思想理念 在建筑景观的设计中,尤其以西方的建筑最能体现人文精神。早在文艺复兴时期,新兴的知识分子就宣扬通过艺术创作来体现人文精神,解放人们的思想。在建筑领域的代表人物就是意大利的米开朗基罗。他的作品大都融入了丰富的人文主义内涵,因此,他的作品能够表现出强大的生命力,使人们能够得到心灵上的慰藉。建筑景观的设计者要学会感受人文精神的真正含义,并结合本民族的民族特色,设计出代表本民族的人文精神的作品。 2.4在不断创新的同时保留原有的人文精神 要想使人文景观不断发展,除了要遵循本民族自身的民族特点之外,还要不断交流融合新的思想观念,对其进行创新。但这里所讲的创新,不是生搬硬套别人的成果,也不是达到某种目的,在技术和外观上对别人的盲目“模仿”,而是在进行景观设计的时候,结合自身的发展需要和民族特色,吸收先进的思想理念,打造一个独一无二的,能体现本民族独特的人文精神和思想内涵的建筑设计。 3结语 每个民族都有代表自己民族的建筑景观,而这些建筑景观体现的则是不同的人文精神内涵,将人文精神融入到建筑景观的设计当中,是对人文精神的一种传承和发扬,有助于各种思想文化的交流和借鉴,有利于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对人类的人文精神的延续有着重要的意义。 作者:刘培强 刘立丰 单位:山东省旅游规划设计研究院 景观设计毕业论文:保障性住房小区景观设计论文 1保障性住房小区景观设计原则 1.1坚持可持续发展原则 随着我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提出,保障性住房的建设也向可持续发展方向发展。在保证保障性住房满足居民需求的同时,强调在有限的成本下提高住房的品质,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保障性住房景观进行设计时,在满足居民需求的条件下尽可能选择可再生资源,并最大程度将资源循环利用,减少能源的浪费。在建设的可持续景观应该具有自我修复能力,并能在一段时间内长久使用。 1.2坚持协调统一原则 这里的协调统一指的是建筑、布局、风格、水电的协调统一。保障性住房小区的景观与建筑本身、水电等工程相互影响、相互依赖,在保障性住房建设中,想要保证低成本景观建设,同时又保障景观的功能性就需要多方的合作。建筑的布局会影响景观的规划与设计,通过建筑可以自然地分出景观区域,减少围栏的使用。景观的设计风格应与建筑的风格相符,展现统一性。 1.3坚持文化性原则 从保障性住房小区的特殊性来看,居民大多是中低收入者,在景观设计时,应充分注意情感因素,设计出一个实用、具有归属感的景观环境。这对于景观设计非常的重要。 2保障性住房景观设计中出现的问题 虽然我国的保障性住房已经在多地建立,并投入使用。但我们根据调查发现,很多的保障性住房都存在这样一些普遍的问题[3]。 2.1景观空间布局不合理 在设计景观时,由于没有依照日照、风向等数据,导致很多的保障性住房景观缺乏日照照射的时间和空间。还有一点就是,场地的空间设计不明确,在保障性小区的场地中并没有对儿童和老人活动的区域进行详细的划分,导致空间被滥用。 2.2景观设施过少 由于工程造价和预算的限制,导致小区内的景观设施过少,尤其是椅子、凉亭等基本的景观设施,无法满足居民户外活动的需求。 2.3交通组织混乱 在保障房附近都是采用地面停车,会导致交通比较混乱,对于儿童和老人进行活动来讲隐藏着巨大的安全隐患。并且,马路与小区没有绿化带,严重污染了小区的环境。 2.4小区绿化率较低 受到工程造价的限制,保障性住房小区绿化率低,小区内无软质空间,很多空地的利用率不高,并且种植的植物大多观赏性较差。 3保障性住房景观设计的方法 3.1合理布局功能空间 想要保证保障住房小区的实用性原则,主要就是满足居民需要的户外空间。首先,应了解居民的景观功能需求,其次,就是要设计师根据科学的手段对小区进行合理的规划设计。从人们的需求来讲,小区景观的功能空间必须满足基本的户外需求,建立儿童游乐区、老人休息区和停车专用区等,最大程度上满足居民的需求。并可以通过良好环境的建设,满足人们对阳光、空气的生理需求。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设计者同通过技术手法,将小区景观设计得比较有归属感和安全感。从科学数据进行小区景观的合理布局。对日照时间和日照角度进行分析,在阳光充足的位置建立老人和小孩的活动区域。并根据风向测试,在夏季风风向上建立长廊,在冬季风方向上种植大棵的树木,以阻挡寒风的侵袭。 3.2合理控制造价 由于各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不同,政府对保障性住房的投入力度也会存在差距。合理控制造价是指根据该地区的经济水平,在保证居民基本需要的情况下,着力打造某一部分空间,并通过设计者的设计尽量减少成本的投入。可以在设计中减少构筑物的数量,只在人们活动的区域放构筑物,其他地区用绿色植物代替;地面的装饰只需在小区入口和老人活动区铺设即可,其他地方同样以绿植或其他简化地面为主;控制成本较高数目的数量,只在重要节点位置种植成本较高的大树,其他以观赏花木为主。 3.3在小区内提倡可持续发展设计 在保障性住房小区的景观建设中,尽量使用低成本的环保型可持续循环使用的材料,实现保障性住房环境的可持续发展。首先,可以采用透水材料,降低地表水的流失,还可以浇灌周围植物;其次,可以在小区内采用太阳能照明,充分利用自然资源;再次,使用雨水收集系统,可以将雨水经过过滤后再次使用。 4总结 通过对保障性住房景观设计原则的研究和目前我国保障房景观设计中出现的一些问题,我们可以看出,保障房景观设计非常的重要,必须从各个方面进行综合考虑,才能设计出一个完整、合理的小区景观规划。 作者:刘晓春 单位:陕西省宝鸡市凤县住房保障管理中心 景观设计毕业论文:城市园林景观设计论文 1地域文化和园林设计的关系 我国北方园林景观中最具代表性的建筑便是圆明园、天坛公园和明十三陵,由于园林所在地的特殊历史地位,该类些景观设计均带有明显的皇家风范,气势恢宏,无处不透露着历史遗留的文明痕迹,拥有独一无二的珍贵意义。南方园林设计的代表作为苏州园林、留园等,其主要特点便是秀丽多姿,曲径通幽,远观似大自然鬼斧神工,近看则处处彰显建造者的高超技能和大胆想象,无论是雕梁画栋还是花木山水,都在天然的基础上画龙点睛,不显造作。 有些园林设计并不是纯粹的添加创意,而是在自身地势地形植被的影响下进行加工,因地制宜,根据所在地固有的形状做简单的点缀,该种设计方案既能够体现当地的文化特色,又节省成本,还能够迅速被大众所接受。有些园林设计的创意出自设计师的灵感,而灵感有可能来自于与当地有关传说、有名故事或地名来由的典故,也可是设计师根据当地的发展情况,将最能够代表本地精神风貌的意象加入其中,可以用最常见的事物,也可以用一些抽象的图案。 2如何在园林景观设计中融入地域文化 2.1在园林景观设计中融入地域文化,最主要是符合当地文化特色。我国的少数民族的园林景观一般会加入宗教信仰、神话传说、古老图腾的意象,因此,设计师在创作时首先要熟悉当地的民俗文化,生活习惯,了解当地的发展史,设计成果必须要符合当地居民的审美趣味,凝聚整个地区的灵魂,彰显民族文化。 2.2注重生态环保。在追求经济效益的同时达到生态平衡,所有的园林景观工程都必须站在长期造福后代的角度上,既是现阶段的绿化工程,又是一个时代文明发展的象征,不能一味强调设计的艺术性,还要考虑实际操作中的可行性和环保性,尽量采用环保材质,不对周围环境和居民的身体健康产生任何不利影响。 2.3对当地气候的预测,不同的气候特征会对园林景观造成不同的影响,而这些影响不可抗拒,如在北方寒冷的天气里,园林应该种植耐冷植物,建筑物选材也应该以耐冷抗寒为主,否则极易受气候影响而导致植被死亡或建筑物脆弱断裂,破坏景观,甚至对观赏游客的人身安全造成威胁。 2.4求同存异,兼收并蓄,是所有文化发展过程中非常重要的方针,园林景观设计同样如此。园林景观设计工程不能够过于迥异,脱离了当地的风土民俗,无法体现出思想价值,不具备任何文化意义,这样的设计成果并不能够长久存在。好的景观设计一定要保留自身的特色,具有自己的亮点,同时放眼世界,和国际接轨,切记闭门造车。 作者:朱方超 赵国恒 杨群铭 杨娅 陈卓 单位:河南国绿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尚锦绿化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国绿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司 景观设计毕业论文:校园景观设计论文 1学习的功能设计 作为教书育人的重要场所,学校在进行景观设计的时候必须要注重其中学习的功能设计,不仅要保证景观视野具有赏心悦目的性质,同时还要在宿舍楼、图书馆、实验楼以及教学楼当中将能够休息驻足的庭院留出来。在榆林学院的校园环境中,经常可以看到谈话、观看、等待、看书等活动,学校考虑到校园中这种人流及停止的因素,在道路两旁树下设置长椅及石凳等节点设施,不仅丰富了道路景观,而且丰富和活跃了道路的人文趣味,为师生休息、阅读、观望等提供方便和体验。同时通过石板或卵石地面纹理铺装,让步行小道曲径通幽、耐人寻味。 2休闲交往的功能设计 由于现在大学要对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优秀人才进行培养,因此必须要在实施景观设计时,将能够使师生进行休闲交往活动的空间设计出来。在榆林学院当中,学院中心广场整体布局在规则中又蕴含着变化,理性与秩序中富含动态与丰富的人文气息。广场布局以图书馆作为中心轴,东西两侧由实验楼、教学楼呈半围合状,整体形状为长方形,圆形旱地喷泉布置在广场中心,广场两侧规则式配备圆柏、樟子松、柳树等植物,结合方形花坛,让学生在紧张的学习中仍有交流、娱乐,起到放松情绪、陶冶性情并且美化校园环境的作用。 3人文性功能设计 作为一个特殊的单位,学校的文化底蕴一般都比较深厚,通常还具备非常丰富的人文气息。所以在进行校园景观设计时,需要紧密地结合校园的人文因素,从而能够将一种形象鲜明以及独具特色的校园主题突出出来。在榆林学院当中,沁园中孔子雕塑蕴含着积极的教育意义与道德追求,既包含了深厚的文化底蕴又呈现出丰富的现代感。相比校园中少之又少的雕塑,校园中置石的配置相对丰富,兰馨园、楚园、蒲然园及闻新园等环境中把大小不等、造型各异的石头,应用攒三聚五的方式放置在显眼的地方,并在置石上题词刻字表现出深刻的文化内涵及韵味;孺子牛、寸草心及龙腾等利用体块巨大、造型奇特、颜色与质地特殊的材料制成,利用孤置的方式放在校园中,不仅陶冶师生的情操,而且给人带来丰富的精神享受,丰富了校园景观内涵。 4生态性功能设计 现代环境当中非常注重的一点就是自然以及和谐之美,而学校在进行校园景观设计时,需要保证大学校园具备良好的生态性。榆林学院设计当中很好地体现出了生态性,其中垂柳、樟子松、河北杨、国槐、白蜡等栽种行道树采用列植的方式,火炬树采用丛植的方式,增加了校园植物景观的整体之美;在校园入口配置圆柏、侧柏、沙地柏等,采用篱植的方式,既保护草坪,又体现绿化规则之美;在校园围墙采用攀爬类的藤本植物配置,降低街道噪音以及减少侵袭,同时极具观赏性。教学区种植了白蜡、国槐等落叶大乔木,具有遮光避荫的效果,采用绿篱分隔绿地空间,为学生提供学习交流场所,呈献自然之美。 5结语 高校在现代社会当中要想实现良性的发展,除了要具备雄厚的师资力量之外,自身的物理性资产也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其中非常关键的因素就是校园的景观设计。本文以榆林学院为例,针对校园景观设计进行了分析和探讨,并且具体介绍了其中的设计方法,希望能够推动校园美好环境的建设。 作者:梁鑫 段渊古 单位: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榆林学院 景观设计毕业论文:环境景观设计陶艺论文 一、环境景观设计中陶艺的形态和构造 1.形式多样的陶艺尺度纵观陶艺历史,其中存有大量令人惊叹的大型陶艺作品,例如中国的秦始皇兵马俑,俄裔法国艺术家夏加尔为美国芝加哥市的迭尔波恩街制作的名为《四季》的陶艺景观,新巴比伦的彩釉砖动物浮雕墙等等。陶艺作品在现实空间中所占有的体积、数量、面积、长度和宽度等方面的属性而在欣赏者的脑海中形成的一种印象就是陶艺的尺度。采用分段烧制后再组合的方式可以有效地解决巨型陶艺烧制的不便的难题,后来又发明了一种新方式,即是马赛克拼贴法,在混凝土的坯体外表采用大量的瓷片进行拼贴。如此一来,就有效地突破了陶艺尺度的限制,形成了陶艺的全新形式。进而给陶艺进入环境景观设计创造了最适当的方法。 2.多姿多彩的陶艺颜色在任何艺术作品的形态构成中最引人注意的就是颜色这一设计元素,颜色能够有效地提高陶艺作品在环境景观设计中的艺术感染力,寄托创作者的艺术情感,因此,陶艺的色彩在整个环境景观设计中具有举重如轻的地位。陶艺的色彩主要体现在不同色釉的表现,而且丰富的色釉是陶艺高品质的标志。釉色由于采用火的制作工艺,因而具有其他材质艺术作品所难以具有的特色属性,使陶艺作品的美感表现不同于其他。釉色为陶艺作品增加了许多另外的信息含义,使陶艺作品更富有生动的活力气息,打破环境景观设计中一向色彩寡淡的束缚,给陶艺作品提供了多姿多彩的色彩。同时也要注意保持陶艺作品与其他周围建筑设施在环境景观设计中的和谐一致,在此基础之上,通过釉色提高陶艺作品的变现力,使欣赏者感受到愉快和放松。 3.丰富的陶艺肌理陶艺的肌理就是陶艺作品的语言,是其泥釉和其烧制后所呈现出来的特点。陶艺肌理的表达效果表现是陶艺作品形态美的重要考察方面。人类使用泥土的可塑性强的特点对陶艺进行艺术性的创作,最后采用火的制作工艺使泥土产生质的变化。陶艺作品主要是凭借泥土的泥性与可塑性的属性作为创作设计基础的,在火烧制成之前对湿坯土进行压印、刻划、雕刻手捏等方法创造各种肌理效果是陶艺艺术者通用的基本手法。陶艺肌理具有独特的韵律,连接、重叠、大小、粗细、浓疏、交错的美感,以及由它而所导致的缓急、轻重、软硬的质地遐想以及空间联想,都是陶艺工作者以作陶艺品和环境的共同需要采用材质语言特征与可变性的创造结果。依靠不同的烧制方式,火在陶艺作品上保留下的印迹已经成为陶艺作品肌理的又一特征,并且为环境平添一份自然的韵味。其不可预测性、偶然性、随机性以及自然而成的肌理效果会环境陶艺景观具有独特感染力和神奇的美感。 二、环境景观设计中陶艺的运用 1.在建筑设计中运用陶艺在人类建筑与建筑装饰中使用最早的材料之一就是陶瓷。经过长时间的发展,,陶艺的多种独特用处逐渐展示出来。当前,陶艺在环境景观设计中的表现形式多种多样,在建筑设计中叶大量存在。目前,陶艺在建筑设计中所呈现出的形式更加具有多样化,并且在所要表达的内容和形式上都呈现出良好发展的态势。例如,日本的设计师冈本太郎为建筑大师丹下健三设计的东京旧市政厅创作的陶艺壁画《日之壁》和《月之壁》,美国设计师罗斯伯格为费城儿童活动中心创作的名为《动物乐园》的陶艺壁画,美籍华裔的贝幸铭为台湾东海大学所设计的侧立面均由菱形黄色瓦砖所拼贴覆盖的路易斯教堂等等,都对建筑环境起到了极好的美化和装饰的作用。 2.在广场景观设计中运用陶艺广场是城市里可以连接建筑与建筑,建筑与道路之间的一种比较宽畅广阔的公共空间。通常是城市市民生活的中心,给当地市民的娱乐休闲活动提供了一个场地,对于提高市民的生活水平,生活幸福感有所意义。广场会使一个城市更加有情趣更加美丽。虽然在现实的广场尽管设计中使用陶艺的比例不大,但是陶艺已经在整个广场景观设计中崭露头角,充分施展,引人注意了。例如,我国的瓷器之乡景德镇就充分利用本地丰富的陶瓷资源,将陶艺融入到整体的环境景观设计中,把陶艺的多种形式在广场景观中去表现,创造了具有鲜明地域特征的城市广场景观。 3.在住宅小区设计中运用陶艺住宅区域作为居民重要的生存空间,既要满足居民日常生活所需物质功能,又要具有居民对自身生存空间共同情感的精神功能。人们在狭小的室内空间中难以达成的理想,都会转移到住宅区域的公共环境中得以完成和感受。因此,一个优质住宅小区不仅要有完善的物质生活支持系统,还要能具有提供交流情感的丰富多彩精神生活空间环境。住宅小区的环境景观设计和城市广场景观设计有所区别,但又具有城市公园、广场的基本功能与特征,进而造就了自身独有的特征。住宅小区环境景观设计的其实就是对住宅小区户外空间环境景观的设计。住宅景观设计师作为设计者,应不断的寻求人和户外空间环境之间建立和谐关系的方法和物质。陶艺作为景观,通过改善住宅小区外部的环境,来达到调节居民心情的目的。 作者:路程单位:西北民族大学美术学院 景观设计毕业论文:景观设计史环境艺术论文 一环境艺术设计史、园林设计史与景观设计史 1环境艺术设计史与园林设计史 1.1环境艺术设计史 人居环境的营建历史与建筑史、规划史有一定的区别,它是以人类对环境的营造的角度来研究人类的设计史。何为环境艺术史?虽然不同的环境艺术设计史学家对此概念持不同的理解和界定,但是可以从中总结出,环境艺术设计史是一门研究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史,即是一部研究“人类栖居形态演变、营造技术进步和环境艺术思想发展的历史”。事物越往前发展,其研究也就愈深入和进步,其研究门类也就越来越多,对设计史的研究也应如此。由于环境艺术设计史其本身继承了其他多学科的研究方法,跨学科、多领域交叉的研究是环境艺术设计史研究的一个基本方法。在江滨编著的《设计概论》一书中将室内设计史、公共艺术史、园林设计史、景观设计史等统一规为环境艺术设计史的研究范围。环境艺术设计史的研究“它不仅涉及史学框架和环境、生态学的基础研究,还涉及地理学、人类学、社会学、哲学、经济学和政治学等方面。总之,它是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工程科学之间的持续不断的对话,它提供了一种考察人类社会发展历程的新视角和方法,即一种新史学范式和新通史观念。” 1.2园林设计史 园林设计史包括园林设计、园林历史和园林设计史三个方面的内容,但它们三者之间即相互作用同时又有一定的区别。一方面园林设计史是对其具体的园林设计所进行的一门学术研究,另一方面又是以人类文化形态史研究作为园林设计史研究的出发点。从狭义上来说,园林设计史是研究园林设计的渊源、演变过程、发展规律及其设计特征,以物化来阐析园林设计的外部形态、格调、体系,以及园林设计师与园林工程技术发展的一门学科。从广义上来说,园林设计史即是在一个人类历史的框架范围里,以尽可能宽广的人类活动为背景去探索和理解园林设计的研究。以园林设计为出发点,来研究园林设计的历史特性和其研究线索是园林设计史研究的内容。园林设计史它不仅只是研究园林设计的历史,还是一门研究一系列园林设计手法的学问。 2景观设计史 “一项人类如何改变外界物质环境的历史”,是《辞海》对景观设计史的最好定义。直到20世纪以来景观设计史才作为一门独立的研究领域,其研究方法主要依托于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并借鉴和导入其他学科的历史证据。如导入和借鉴园林设计史、建筑史、考古学、生态学、历史地理学等。景观设计史的研究由于引入多学科的研究方法,从而引申出了多样的研究视角。这些研究视角对园林设计史的研究视角产生极大的影响。景观设计史的研究一方面“涵盖了景观的历史与发展,包括研究景观感知的变化以及景观与政治意识形态、经济变革和社会结构之间的联系。”另一方面,如运用艺术设计史的研究方法来对景观图像进行研究。随着“历史景观的分类和评价兴起,景观的审美和生态、遗产和游憩价值成为制定保护和管理政策的一部分。” 二景观设计史与环境艺术设计史的区别 从两者基本概念的角度来看,环境艺术设计的概念在某些方面虽然包含景观设计的概念,但是景观设计史并不是全部包含在整个环境艺术设计史的研究中,确切地来讲,景观设计史只涉及环境艺术设计史研究的一个领域,但它是环境艺术设计史与园林设计史交叉研究的范畴。在当前大的国际环境下,特别是人类聚居环境危机感的驱动下,环境艺术设计史的研究趋于对环境危机催生的历史研究,更特别关注生态环境的过程设计研究。而景观设计史是建立在其视觉艺术美特征基础上,而不是倾向由于环境危机问题引发的历史研究。景观设计史和环境艺术设计史两者是从不同的研究视角来研究人类所居住环境的两门即有联系又有区别的学科。 三环境艺术设计史、园林设计史对景观设计史的影响 1环境艺术设计史、园林设计史与景观设计史的相同点 环境艺术设计史、园林设计史与景观设计史它们三者都是以研究人与自然关系为出发点的历史研究。历史是人类理解世界的一种智性的形式,而这三者是这种形式的一种探索类别。环境艺术设计史、园林设计史与景观设计史与其它历史研究一样是所谓“历史”研究家族的成员之一。环境艺术设计史本身作为历史学科的一个独特子集,具有交叉性与跨学科性的关于研究自然与人的发展关系的观点,是对人类栖居形态的演变、营建工程技术进步和环境艺术设计思想发展历史的专门研究学科。环境艺术设计史不仅揭示了自然在人类发展历史过程中的积极作用,也剖析了因为人类活动而所导致自然环境变化及其对人类自身发展的影响,这样人类可以在进行环境艺术设计时便能更清醒地认识自己与自然的关系。园林设计史是研究园林的变迁,以研究“第三自然”为出发点的研究,园林是从人与自然的共生的角度来进行探讨研究,“是人类用自然材料建造的用来代表关于自然的主题的作品。”可以说,园林设计史也是在关于人与自然的关系的基础上来进行学问研究的。景观设计史的研究也是把自然作为人类文化的一部分来进行研究的,是人类在自身的发展进程中如何去认识和理解自然,把自然进行升华。 2环境艺术设计史对园林设计史研究的影响 当下,在环境艺术设计史研究大的背景影响下,园林设计史研究也开展了广泛的研究视角,同时许多的研究者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新兴的研究观念。如近年来研究园林设计史对人居环境研究的偏重,提出了大量的以针对地域环境的变迁史视角的研究和园林设计史对自然观的阐释与人和自然关系的思考的关注,以及园林设计史中对社会情境分析的研究成为园林史的主流研究方向,以上这些例子的研究视角举不胜举。跨学科研究是研究环境艺术设计史的一个最基本的研究方法,环境艺术设计史的研究方法对园林设计史的研究方法影响深远,环境艺术设计史就其性质来说属于边缘科学,是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之间的边缘科学,它的研究方法是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研究中吸收营养,启发其研究,使环境艺术设计史的研究更具科学化、理论化。同时,环境艺术设计史的研究方法不仅兼具有历史学和自然科学的学科研究特点,并形成了其研究特色。传统的园林设计在一定程度上属于一种文化景观,而对园林设计史的研究因其自身的特点,须结合其文化史来进行系统的研究,研究者常把历史文化的系统性分析研究作为对园林设计史的阐释。环境艺术设计史的跨学科研究方法,促使和影响园林设计史的研究,这样使园林设计史的研究走向多元、开放,使得园林设计史研究在关注园林设计本身的同时,也更专注于多学科多元交叉问题的探索。因而使园林设计史所涉及的范围和研究方法变得更加的宽阔和丰富起来,其学术研究深度更为提高,其研究目的和研究意义也更为深入。 3园林设计史对景观设计史研究的影响 园林是人为的景观,园林是围合的景观。在某种程度上,园林设计属于文化景观的范筹。以我国传统园林设计为例,传统园林设计在前,景观设计在后,传统园林设计是景观设计的基础,传统的园林设计是现代景观设计的雏形。因而园林设计史的研究和景观设计史的研究密切相关,它们之间的研究内容必然存在一定的交叉,同时景观设计史的研究也会受到园林设计史研究的影响。近年来学者对园林设计史的研究愈加深入,新的研究成果不断涌现,在研究视角中,园林设计史研究与景观设计史研究存在交叉,因而景观设计史的研究可以借鉴园林设计史研究的成果,促使其研究向前发展。如研究我国传统园林设计须考虑政治与其的关系,因为我国传统园林设计有意无意受到当时统治阶级意志的影响,很多传统园林设计正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从而呈现出某种设计偏向。景观设计史研究和园林设计史研究一样,也须考虑其当时的阶级因素,也可从政治的意识形态视角出发而进行深入地探讨。因而园林设计史研究的视角可以借鉴到景观设计史的研究中去,扩宽其研究的思路,同时园林设计史的研究方法也影响着景观设计史的研究方法。 四中国景观设计与我国现代环境艺术设计的关系 我国景观设计的起源一直以来在学术界备受争议,但是谁也不能否认,我国的园林设计对我国的景观设计的发展所产生的影响,中国的景观设计发展也和其他国家的景观设计发展一样,经历了从起源、发展到高潮的三个阶段。 1我国现代景观设计是我国现代环境艺术设计的重要组成部分 景观设计属于环境艺术设计的范畴,是环境艺术设计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同时,景观设计又要受到环境的制约。环境是人类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景观是这个重要组成部分的重要构件。景观是环境中最活跃的、集中的、优化的构成要素,是满足人们物质和精神需求的必不可少的条件,是实现这一条件的重要手段和基本保证。景观设计是环境艺术设计的重要组成部分,景观设计可通过对环境景观的特征和特色成因进行剖析,从而有利于人们合理地利用和开发已有的环境资源,加深人们对环境艺术设计的认识。景观设计对于某一特定的环境能进行一定程度的改善和提高社区、城市的环境质量,改善生态平衡。优秀的景观设计,可使人们杂乱的生活环境变得有条有理,宜人的景观能使所处环境的人们感到舒服,给人以美的精神享受。环境艺术设计作为一们新兴的学科,在我国的兴起时间并不算长,设计师的大部分实践都集中在城市公共环境领域,近代以来,如辛亥革命以后,在广州、武汉、南京等城市相继出现了一些公园和城市广场,像广州的中山公园、汉口市政府公园及南京的中山陵前广场等,在相当程度上都沿袭了我国的传统的园林设计手法,这些设计作品有的是在原有的景区或古建园林的基础上扩建或改建而成,而以这些为代表的公共环境设计作品,由于特殊的历史条件和背景及“都市田园化和乡村城市化”的概念的推动下,严重阻碍了对传统造景文化的继承和发展,造成了我国后来城市景观创作的先天不足,空洞、毫无中国特色的后果,但是,对我国现代环境艺术设计的发展却有一定的借鉴意义。新中国成立后,特别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现代景观设计理念经历了改革和探索、模仿与反思、兼容并包与共生三个阶段的发展,相继出现了如南京夫子庙商业步行中心、广州陈家祠广场、上海延中绿地等一系列的城市公共空间的建设,标志着我国现代景观设计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景观设计是一种复合的系统设计,如我国城市景观设计,即包括区域景观体系的系统设计,还包括反映地域文化特征的人文系统设计及可持续发展的生态系统设计,城市环境艺术设计的重点在于景观设施的个性形象设计,城市环境艺术设计常作为城市景观设计的重要组成部分。 2中国景观设计与我国现代环境艺术设计之间互为联系 我国传统园林设计是我国现代景观设计的雏形。景观设计和环境艺术设计都是以研究人类聚居环境为研究出发点的,只是两者的研究角度不同而已。二者的内涵和外延以及设计实践活动都有许多的交叉,这种交叉在城市的外部空间设计方面尤为集中体现,这种外部空间的设计可称为“景观设计”也可称之为“环境艺术设计”。我国现代景观设计继承传统的园林设计、园林植物配置设计,并与城市建筑规划设计紧密结合,从而形成了包括城市设计、园林设计、环境艺术设计等多种学科融合的复合设计体系。环境艺术是以室内外环境一体化设计为契机,以“环境艺术设计作品”为设计优秀,注重外部空间设计的人文质量的设计学科。由于有“环境艺术”的介入,从而丰富了外部空间设计的景观要素。我国现代景观主要出现在城市,投资大、范围广,它是依城市公共环境艺术的特点建造而存在,优秀的环境艺术设计为景观设计锦上添花。 五结语 景观设计史与环境艺术设计史的研究联系密切,两者研究之间即有学科交叉又互为区别,两者的研究成果和研究方法也可互为借鉴参考。在全球化进程和跨学科交叉研究的学术大环境下,我国景观设计史与环境艺术设计史的研究也不断深入、视野也更为开阔,研究方法也在不断更新和多样化。近年来,虽然我国在相关学术领域的研究不断取得新的成就,但是,我国景观设计史与环境艺术设计史的研究与欧洲发达国家对此领域的研究来说相差甚远,还有待我国此研究领域的研究学者继续努力。 作者:肖亮黄林芳单位:广西生态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景观设计毕业论文:园林景观设计低碳经济论文 1园林景观设计当中的低碳经济理念 1.1园林植物景观设计 当中的低碳理念在对园林植物进行选择的时候,需要重视固碳能力更强的植物种类应用,这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将园林绿地的固碳效益提升起来,从而为营造低碳园林绿地创造条件。而营造科学合理的低碳园林景观,需要从以下5个方面来进行合理搭配:①重视常绿灌木和落叶乔木的搭配,灌木的固碳释氧能力要比乔木更显著。②重视慢生树种和速生树种的搭配,速生树种的固碳能力要高于慢生树种。但是有些速生树种虽然有很强的固碳能力,但是固定后也会释放出大量的二氧化碳。③重视落叶植被和常绿植被的搭配,相比常绿植被,彩叶植物的固碳释氧能力更强。④重视高龄树木和低龄树木的搭配。年龄低的树木固碳能力要高于年龄高的树木固碳能力。⑤重视常规园林植物行业乡土植物的搭配,因为乡土植物是当地产物,这类植物经过漫长演化,其适应能力将会更强。 1.2园林水体景观设计 当中的低碳理念水景也是园林景观的重要组成元素之一,现代的园林设计当中对水体景观的应用越来越多,因此,需要将地毯的理念和水体景观的设计融为一体,这需要考虑其景观效果,也需要注重生态性、亲和性和创造性。在选址上,需要依靠主要的地形和自然水源来对水体景观的设计进行考虑,就地取材能在很大程度上将能量的消耗降到最低。 1.3园林景观材料选择 当中的低碳理念在园林景观的构建过程当中,无论是对园林的道路进行铺设,还是对碳排放量的降低,最为直接的办法就是选择低碳型材料,这样能够更为直接达到低碳发展的目的。对于低碳材料来说,主要是新型材料的研发和木质材料的使用。而且采用木质材料还能够更好地固碳排放,有效提高低碳经济的效益。 1.4园林景观施工和养护管理 当中的低碳理念将低碳理念引入园林的设计当中,最重要的除了上述需要考虑的以外,还需要对高水准的施工质量以及其长久有效的景观效果做出充分考虑。在具体的施工过程中,最好能够尽量减少机械操作部分,以此来减少碳的排放量和能源的效果,也能够减少因为机器对周边生态景观所造成的破坏。 2低碳经济生活对园林景观设计的影响分析 在园林景观设计当中,将低碳理念注入其中是符合时展潮流的,也是时展的必然结果。设计师在园林景观的设计过程中为了达到低碳要求,急需要对碳的排放量做出充分考虑,因此,在计算和设计的时候,就需要对二氧化塔的排放量做出精密的计算和控制,只有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量才能够有效提高能源的利用效率。低碳理念对园林景观设计的影响也可以从4个方面说起:①低碳理念能够促进园林景观使用的持久化。因为园林设计当中需要对资源进行有效利用,更需要创造出最佳的园林景观,这才能够使各个方面的碳排放和能源消耗量减少到最低,可以延长园林景观的使用寿命,有效降低园林的成本,促进园林景观的持久化。②低碳理念更有助于园林景观的维护。在对园林景观进行设计的时候,如果想要减少碳的排放量,最直接的办法就是上面所提到的选择低碳型园林材料。采用这些材料对园林中所有涉及到的植物、水和石头等进行设置,能够更加有助于园林景观的维护。③低碳理念可以加大园林景观的绿地面积。在对园林景观进行设计之前,相关设计师就需要对设计的必要性和相关设计情况做出充分考虑。在设计的时候因地制宜,尽量减少动工程序,采用低碳理念,对园林原有植被进行养护和管理,再配合粗放型管理,便能够增加绿地面积,达到低碳的目的。④低碳理念对园林景观综合价值的影响。在园林景观低碳设计中,不仅需要考虑怎样才能够达到低碳的目的,还需要对园林景观的实用价值做出考虑和顾及。合理采用低碳理念能够更好地使园林景观的实用价值得以提升,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它们之间是一种相互促进的关系。 3结语 本研究主要针对低碳经济生活和园林景观设计之间的关系作出了简要分析和探索。希望在当前这种低碳生活的背景之下,各个行业都能够做好低碳方面的工作,只有这样才能够促进人类社会更好的发展。 作者:金光国张佳玲单位:长春农业博览园 景观设计毕业论文:景观设计水利水电论文 1景观设计概述 1.1水利水电工程景观的概念水利水电工程景观指的是水利水电工程和其所处区域范围内的环境给人的视觉感官带来的总体的视角冲击和视觉效果。这些景观地区是以水利工程为基本的条件,在此基础上设计和建设具有人文和自然观赏价值的水利水电工程景区。水利水电工程景观设计涉及到两个不同的领域,水利工程的建设分属水利水电领域,而景观部分分属于景观学、设计学领域。这两个领域设计师和建筑师一般没有交叉,水利工程师可能完全不懂景观知识,而建筑师也有可能对水利知识知之甚少。所以在进行水利水电工程景观设计的过程中,由于建筑师和工程师的分开设计造成工程中的景观效果不明显是常见的一种现象。 1.2水利水电工程景观的类型水利水电工程景观设计一般利用水域或水体及其相连的岛屿、林草和建筑等建设吸引游客的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自然景观的组成要素是自然地理环境,包括地貌、水、生物植被和气候等因素。自然景观包括了水域风光、地文景观、气候天象和生物景观等。人文景观又名为文化景观。人们在进行景观设计的时候经常会为了满足人们物质或者精神方面的需要而在原有的自然景观基础上设计和建设一些具有文化特质的景观,以突出其人文精神和文化风貌。人文景观不仅包括古代人文景观,即古代人类在社会活动中所创造并遗留下来的历史古迹,也包括现代人文景观,即那些能够体现现代的科学技术水平和创造性的现代景观。 2水利水电工程景观设计现状分析 2.1景观缺乏创意现有的水利旅游景点大多是划船、钓鱼等,随着我国旅游业的发展,也推出了一些桃园或是苹果园等,然而这些旅游景点只是单纯的效仿,缺乏立意创新,其依靠扩大规模和增加亩数来吸引外地游客,难以达到理想的效果。近年来,很多旅游景区以原生态的特点来吸引游客,其实只是圈出一大片地,保留原有形态,而不进行科学的规划建设。 2.2景观形态缺乏多样化很多景区的景观形态都大致雷同,游客到了此地有似曾相识的感觉。景观形态的个性化指的是景观区别于其他景观有着其独特韵味,立意标新。景观形态应该讲究独立和个性化,只有这样,才能吸引游客,使其在景观区内乐游不倦。 2.3景观布局混乱首先,很多旅游风景区的水利水电工程景观的设计过分关注其景观主题,即水体,而忽略了水体周围的景观设计,使得整个景区的景观视觉单调而缺乏整体性,难以将水体和周围景观很好地融合起来。其次,由于大多数的景区都是自成一体,自给自足,景区的管理者为了节省管理开支,只是设计一两个入口,游人从一个口进景区还得从原路返回。一般来说景区的岸线都很长,游人顺着岸线往前走也需要耗费很多时间,而折路返回使得他们重复游览已到过的地方,会让游人产生视觉疲惫,因此,很多景区相对远端的景点少有人问津,也缺乏管理人员进行维护,最后导致景观衰败。再次,景观的设计一般都注重平面图的效果,很少考虑游客观光的实际情况。如,有很多景观内的两个景点之间有一大片草坪,只有一条L型的小路是连接两个景点的唯一路径,从平面图效果来看,这条路径与附近景点非常协调,形成了整体美。游客在游览此景的时候可以一眼观望到另一个景点,出于好奇的心理,他们会选择较近的路径,即从草坪上踏过去,而避免走小路绕弯。 3水利水电工程景观的设计方法和策略 3.1水体景观的设计水体是水利水电工程景观设计的主题。首先在上游拦河筑坝,构成大面积的静止水,然后在河坝的下游对水资源进行各种形式的处理,以形成多样化的水体景观。可以利用库区水面开创出一些水上运动,以其极高的观赏性、娱乐性和刺激性来吸引游览观光的人群。比如水上龙舟、泛舟、水上摩托等,这些都是刺激性和娱乐性较强的群众性游乐活动。 3.1.1静水景观的设计 3.1.1.1借助植物装饰通常到了水库的尽头会出现一处浅水湾或死水湾,这些地方的水流非常缓慢,而且很有可能是一潭死水,因而水质极容易出现问题,滋生出许多蚊蝇和水虫,游客经过可能会有不良的体验。针对这种问题,可以在此处种植一些水生植物帮助净化水体,提高水体质量,改善周围的环境,使得水面效果更为丰富。有些水生植物,如荷花甚至还可能达到增加经济收入的效果。如果经济条件允许的话,在这些地方可以建造一些亭、阁,以供游客休憩;在岸边种植柳树,柳条倒映水中,构成美好的视觉效果。 3.1.1.2制造静水倒映景观水库的水体一般都是大面积的静水,静态的水显得非常安宁、祥和、静怡和明朗,能够清晰明了地映射出周围的景观,使得水面和周围环境产生层次感极强的整体景观,同时给人以充分的想象空间。静止的水就像一个平面镜,能生动地反映出周围景观,可以体现其鲜艳颜色,尤其是在阳光照射下,静水面的反光和折射更是为周围景观增色不少。所以规划师制造静水倒影景观的时候,应该根据周围的景观特点进行细致的规划,合理地配置和建设水面周围的景观,以丰富静水面倒影景观的形态。 3.1.1.3水生动物的放养在水库中放养一些河蚌、鱼等水生动物,让它们在水库中自由自在地游动,不仅可以使得水体净化,提高水体的质量,在一定程度上还可以动静结合,增加水体观赏效果。另外,水库中的水生动物还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吸引更多游客,使得游客观赏美景的同时,进行一些垂钓活动,或者是允许游客往水库中投放食材,以吸引水生动物,形成鱼儿戏水的水体效果,为游客们增添别样的情趣。 3.1.1.4设计和制造人为景观多数的水利景点都不方便设置更多的水上运动节目,只能通过游船来增加游客的水面活动。为了使得这种单调的水利景观更为丰富,可以在静水面上建造一些凉亭、楼阁或是水榭,这样不仅在平静的水面上增加了人文景观,为游客提供了视觉上的享受,还可以为游玩疲倦的游客们提供短暂休憩和谈天的场所。 3.1.2动水景观的设计动态的水一般是指流动的水,比如小溪、河流和瀑布等。和静水相比,动态水更能激发人们的观赏乐趣,给人以美好的视觉享受。动态水富有活力,在精神上能够调动人的情绪,使人更加兴奋和激动。 3.1.2.1流水景观一般在水坝的末端,或者在排放水流的入水口都会形成流水景象,若是人为地对这种流水景象进行细致规划,加以修饰和装扮,比如用水泥土进行堆砌,借助周围的山石水流弯弯曲曲,形成具有艺术特征的水流景观。 3.1.2.2落水景观落水景象一般包括跌水和瀑布等。瀑布的形成是依赖于上游和下游之间水位的落差而形成,其气势宏大,场面壮观。可以根据动水景象规划的理念来对水坝的排水功能进行精心设计,使得水体景象变化充满动态感。一般来说,规模大的水库具有宽度较大、水位落差大的拦河坝,而水闸拉下排水的那一瞬间,形成了瀑布的景象,场面非常有气魄。比如三峡的溢流坝长度达到了483米,大坝的中间有23个深孔和22个表孔,其目的是用来对水库内的水位做出调整,在水库水压不够的时候可以方便排洪。在水闸全部拉下放水的时候,场面非常的澎湃,增添了水利景象的动态性。 3.1.2.3喷水景观喷水景观在水利水电工程景观中最为常见,在城市的路边或是公园内,我们常常会看见一些由水体喷射而制造出来的水体景象,这种景象不仅有着较高的观赏价值,而且对城市的空气环境能够起到一定的净化和湿润作用。另外,喷射出来的小水滴和空气中的分子发生碰撞会产生一些负氧离子,使得空气的质量得以提高。 3.2水利工程建筑物景观的设计水利工程中的建筑物的环境效应也越来越多地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在人们审美能力日益提高的今天,水利建筑不仅要有一般水利工程的蓄水防洪功能,还应该和建筑工程附近的环境相适应,构成完整协调的水利工程景观。水利建筑可以是临时性的,也可以是永久性的。其中永久性的建筑包括隧道、厂房、大坝、水闸、引水渠等,而临时性的建筑包括临时围墙、围坝、泄水道等。 3.2.1整体协调在水利水电工程景观设计中,切忌过分优化和突出一个单独的景点,而忽略了景观的整体效应。应该整体考虑,从宏观入手,将水利工程景观设计成一个整体上协调而又层次分明的景观。 3.2.2重点突出光有整体上的协调固然不够,景观设计中还应该注重设计出重点鲜明的景观。这就要求规划师要全面对大坝和大坝的附属设施间的关系进行细致处理。其一,可以把附属设施部分隐藏起来,将大坝的主体地位突显出来。可以从色彩和形态的设计上入手,尽量减少附属设施对大坝主题的视觉冲击。其二,也可以把主体大坝和附属设施结合起来进行设计,使之在形态和颜色上协调一致。 3.2.3对大坝的形式进行合理安排我们通常选择在地势较为平整的地方建设大坝。大坝的形式应该顺应周围地势,其高度应该和周围的地势高度接近,这样才不至于有太过突兀之感。目前大坝的形式主要包括了平板坝、大头坝等,这些大坝的形式经济而又美观。 4结语 总而言之,水利水电工程建设应该充分利用其自然资源,在考虑旅游者的心理的基础上对水利景观进行细致规划,保证水利水电工程在履行其水利职能的基础上增强其观赏性。 作者:郭宁单位:黄河勘测规划设计有限公司 景观设计毕业论文:关于景观设计的水利水电论文 1关于水利水电工程渗透景观设计概述 所谓在水利水电工程中渗透景观设计,就是指在设计水利水电工程中不仅仅注重对水资源的开发,和整个水利水电工程的建筑质量和工程施工安全上,还要注重水利水电工程中人文艺术的建设,将景观设计融入水利水电工程中去。在水利水电工程中渗透景观设计,就是在水利水电工程中不仅仅局限于对水资源的开发,更注重水资源本身的重要功能(包括环境改善功能、生态协调功能、气候调节功能),将水利水电工程很好的与周边风景融合,构建出一个独特的水利水电风景区,以更好的供人们休息、娱乐、观光。新时代水利水电工程不仅仅是对水资源的开发,而是将水利水电工程的安全可靠性、资源开发性和生态美感协调性共同开发,将水利水电工程变成一道亮丽的风景旅游胜地,更好的促进我国旅游业的开发配套。 2水利水电工程中渗透景观设计的现状 新时代的水利水电工程,要求在水利水电工程中渗透景观设计,其本质就是将水利水电工程所需要的知识变得更为全面,要想在水利水电工程中更好的渗透景观设计,这就要求水利水电工程师除了具备基本的水利水电建筑结构设计知识外,更需要熟悉建筑学,景观设计学等景观设计知识,而目前国内十分缺少这种复合型水利水电工程师人才,所以目前面临的在水利水电工程中渗透景观设计的条件还是不容乐观的,存在诸多问题,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2.1缺少新的景观设计形式 由于水利水电景观设计的专业人才稀少,导致国内的水利水电工程中渗透的景观设计的形式十分单一,在水利水电工程中渗透景观设计的过程中,目前国内还没有比较专业和对口的专门型人才,导致了很多时候景观设计的形式是照搬以往的案例,目前比较常见的水利水电景观设计就只有农家乐、钓鱼码头、游船和水边公园等,可以说在形式上完全没有突破和创新,导致了水利水电景观设计不能很好的吸引游客。 2.2景观的规划不足 由于同时精通水利水电工程建设和景观设计的人才缺失,导致很多水利水电景观设计在景观的规划上存在不足,主要体现在以下3点: 1)水利水电景观设计,以水作为景观的主体,但不注重水与周边环境的融合,水本身最大的特点是无色无形,可以很好的衬托出周边景物的美感,与周边景物的相互呼应正是水作为景观的最大特色,但由于设计中规划方案不尽人意,常常导致在水利水电工程中渗透的景观设计过于独立性,与周边本身的自然景观出现了脱节,而单单把水作为景观供游客欣赏的话,会是否乏味,一望无际的水面很容易导致人的视觉疲劳,从而照成景点的毫无特色,逐步失去游客的青睐。 2)在水利水电工程中渗透景观设计,将水利水电工程作为一个景点,提高水利水电工程的实际经济价值,这的确是一个十分可行的想法,但很多管理人员出于对景观的方便管理,往往要求设计人员在景观的设计上只留设一个进口,一个出口,由于水利水电景观往往是在水利水电工程的基础上建设的,所以整个景观在设计上往往十分绵长,游客想要从进口观光到出口这么长的距离往往会十分疲劳,导致对后面的景点游客已无观光的情绪,而只想着快点走到出口。 3)很多水利水电工程景观设计,在设计上只是在水利水电工程的基础上进行开发,依附于水利水电工程,只考虑平面效果,而忽视了意境中的人文建设。 3未来在水利水电工程中渗透景观设计的探讨 具体可以分为两类,静水景观建设和动水景观建设。 3.1静水景观建设 静水一般被人们比喻成一面光洁的镜子,在设计静水景物建设时要注意对光线的应用,来凸显景物的美感。 1)平静清澈的水面,可将其附近景观倒景于水中,所以在塑造静水景观时,人们可以创造出炫美的倒影景观,通过倒影可以增强景点的空间层次感。 2)静水的最大问题,就在于水面的不流通,容易造成死水,水质变坏很快,容易滋生飞虫和一些细小的浮游生物,易发臭,达不到很好的景观效果,或者很难维护,这时就可以借助水生植物来管理静水景点,在水中种植一些可以改善水质,调节水质的植物。 3)如果单纯的观看静水景观和水生植物很容易造成游客的视觉疲劳,这时我们就可以通过在水中放养一些水生动物,来创造一种动静平衡的美。 4)建设一些人为景观,如港口和水中凉亭,提供人们更多的观景角度和视野,提高观赏的趣味性和视觉效果。更可以建设出有特色的水利水电景观。 3.2动水景观建设 动水相对于静水更有一种生命的气息,一种水和生的喧嚣。流动的水给人以生的体会,往往在水利水电工程中,动水的末端会有较大的水势,我们可以在水中囤放一些奇石怪相,让水流自然而然的冲刷他们,将动水和这些奇石怪相有机的组合起来,造成一种特殊的动水景观。其次还可以建设一些像瀑布的落水景观,当然建设瀑布的工程量极大,需要较大的水位差,没有条件时我们可以退而求其次建设一种跌水景观,水流顺着河道一层一层的跌落下来,也别有一番风味。在动水景观的建设中要注意对声音的运用,水声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可以建设一些听水阁楼,听雨亭等特色景观。再者合理的利用光线,可以通过动水制造出人工彩虹,更是别有意义的景观。 4结语 总之,在水利水电工程中渗透景观设计,需要极为注意水利水电工程本身周边环境的特色,充分利用水的性质衬托出当地本身的景观特色,无论静水还是动水,都要很好的利用光线和周边景观,将水景融入景观,设计出有特色的水利景观建筑。 作者:黄璐邓君承单位:江西省赣西土木工程勘测设计院 景观设计毕业论文:浅淡公路环境景观设计论文 一、公路环境景观设计的重要意义 近十几年来,我国高等级公路建设进入高速发展阶段,道路系统的不断完善,为国家经济发展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随着人们对精神文明和生活环境要求的不断提高,最初的以最小工程量获得最大通行能力的原则,已不能满足社会对道路建设的要求。与此同时,道路建设对自然环境造成的负面影响也日益受到重视。 因此,公路的建设应综合考虑其功能性要求、对环境的影响,以及司乘人员的心理,通过合理的环境景观设计,把公路建设对环境的破坏降到最低程度,并综合环保、美化、历史人文等因素,使公路成为自然景观的新亮点,实现公路建设的可持续发展。 二、公路建设与景观 公路作为一种带状的工程构造物,它的区域跨度大,沿线的景观也不断变化,总的来说,公路景观包括沿线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两大部分。自然景观,是指自然界天然形成的环境的总体外观,如高山、平原、河海、沼泽等;人文景观,是指人类通过改造自然创造出来的景物,如城市、村落、雕塑、水利电力设施等等,而公路本身也是一种人文景观。 公路建设,必然会对原有的自然景观造成一定的破坏,公路工程对环境的主要影响因素有:自然风景破坏、占用土地、拆迁建筑物、森林植被破坏,水土流失、噪声、水质、涝渍等。据调查,即便在气候温和的亚热带地区,在公路路域环境条件下,被破坏的环境经自然恢复演替到草、灌丛植物群落至少需要20年,而公路建设对自然风景的破坏则往往是不可恢复的。 但是,通过合理的景观设计,我们可以将公路建设对自然环境的破坏尽量减少,同时在公路建成后,形成新的外观优美,行车安全舒适的公路景观。 三、公路景观设计的原则 高等级公路是功能性很强的基础设施,但具体的公路项目,又有其偏重的性质,如可分为国道主干线、地方公路、城市快速干道、城乡连接线、旅游景区公路等等。公路景观设计必须在满足道路的交通功能的前提下,根据其特定的性质和目的,结合道路沿线的气候条件、地形地貌、生态环境等自然因素和区域的历史文化,风俗习惯等人文因素进行综合考虑,主要要做到以下几个方面: 1.因地制宜,减少对自然环境的破坏。 尽量结合原有地形地貌,避免大填大挖,使公路与周围环境相融合,避免割断生态环境空间或视觉景观空间。 2.考虑司乘人员的交通心理要求和视觉效果要求。 安全舒适是公路景观设计的重要目的,因此,在景观设计时要充分考虑视觉空间大小、安全设施的色彩及大小、道路感觉的多样性、视觉导向和视觉连续性等交通心理因素。另外,司乘人员是在高速行驶的汽车上感觉公路景观的,尤其司机的注视点远,视野狭小,因此要求沿途的景观必须大尺度、大色调、流线型,同时比例协调。 3、风格鲜明,统一中变化。 公路一般穿越不同区域,因此,充分地结合地域特征和人文特点,才能创造出风格鲜明的道路景观。另外,在设计上应将中央分隔带、路堤路堑边坡、互通立交、服务区、收费站等公路设施作为一个整体通盘考虑,确定统一的主题。同时,又根据其功能和服务对象在设景的风格、造型、色彩规模等方面有所变化,使沿途景观富有节奏韵律,有基调有高潮,统一中求变化,变化中达统一,使司机和乘客处于一个良好的行车环境中,从而产生愉悦的心理,消除疲劳,保证安全。 四、公路景观设计的内容 公路景观设计是在公路技术设计的基础上开展的,因此公路景观设计的内容也和公路的各项设施紧密关联,主要包括了下述几个方面: 1.公路线形设计的美学要求 公路线型美是公路景观的基础。在选择路线方案时,通过仔细的踏勘,调查每个路线方案的沿线地形地物、风景特点,确定一些风景控制目标(如名胜古迹、险峰奇石、优美的海边风景、百转千徊的溪流等),同时确定一些须回避的特征目标,如森林保护区、农田保护区等,然后反复比较线位,充分利用这些风景资源,使沿线视野景观多样化,使公路巧妙地融入自然风景中。 公路平面线形应以曲线为主体,以更好地适应地形,另外,长直线路段也容易导致司机注意力分散而引发交通事故,纵面线形应尽量避免高填深挖,而严重破坏自然环境,最后确定的立体线形应尽量适应地形,与周围的景观相协调,总体线形应是连续、顺畅、可以预知的。 在完成线形设计后,利用CAD系统、地理信息等手段,采用图形叠置法将公路环境景观逐段显示与评价,并进一步修正,以获得最佳的路线设计方案。 2.结构物景观造型 公路结构物主要是桥梁、涵洞、立交、跨线桥、支挡结构物等。结构物是公路景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设计上,我们不仅要考虑其技术经济的合理性,还要有新颖、优美的外观,还要配合所在路线的其它结构物的造型,以及和该地区的自然景观,风土人情相互呼应。景区中的公路结构物如过于呆板生硬,往往大煞风景,而一些成功的桥梁,如南京长江大桥,厦门海沧大桥、东莞虎门大桥等,以其特殊的历史意义、雄伟的气势、优美的造型,其自身已成为一道极其美丽的风景。 3.路基路面的景观设计 通过合理地采用路基立面和断面造型,在必要的路段采用分离式路基,在良好的线形设计基础上,使公路结构更好地与自然地形、现有地带的地貌相适应,与绿化相适应。 路面对于司乘人员来说,是占据视野的重要景观要素,除了要保证路面主车道与路肩的合理比例外,还可以采用不同颜色的路面材料来分别修筑路肩、行车道和分隔带,既加强了公路的修饰性,又提供了良好的视觉诱导。 4.中央分隔带的绿化 中央分隔带绿化的重要目的是遮光防眩、引导视线;以利于车辆的安全通行,因此其高度和宽度必须满足现行规范的要求。对防眩树种的选择是: 低矮(1.5m左右)、缓生、抗逆性强。间距总的原则是以车灯的扩散角、人的动视觉和行车速度三者的函数关系计算而得,单行间距一般以2—3m为宜。 地表绿化部分以铺草坪和植地被植物为主,可通过选择不同叶色、花期的地被植物,并分段设置,使中央分隔带的色彩有所变化,增强美化效果。 5.两侧绿化带的绿化 通过设置公路两侧绿化带、使公路沿线形成一条绿色长廊,是景观环境再造、防尘隔声、协调公路与周围环境关系的有效手段。如绿化带占地较宽,可以设置多行、多树种、乔灌结合、色彩多样的花木,形成壮观绚丽的绿化带。但一般在绿化带用地有限的情况下,以单行栽植,落叶和常青(乔木)间隔(5~lOm)为佳,树种应根据当地气候条件确定。这样既不会因间隔太密造成视觉屏障而影响观光,又可四季见绿,同时还能防止因树种单一而易受病虫侵染。 设置两侧绿化带时,应注意在弯道内侧及路口附近保证通视条件,避免交通事故的发生。 6.边坡及垂直绿化 边坡绿化具有很好的护坡功能,对稳定路基、防止冲刷、保持水土具有直接作用。边坡绿化要求覆盖率高,青绿期长,但由于边坡坡面土质为路基填筑用土,或路堑开挖后暴露的土体,土质不宜于种植,且备灌溉条件差,养护难度高,因此要求做好草种选择、种植方式、前期养护等工作。根据公路边坡绿化的实践情况,在草种选择方面,以本地适于绿化的野生草为宜,既容易成活又成本低廉,根系深的草种优于根系浅的草种。在种植方式上,条播优于撒播,种草优于栽草,秋播优于春播。另外,近年来了引进的湿式喷播和客土喷播技术,能更有效地提高施工效率和成活率,且能适宜公路边坡土质贫瘠的特点,还能完成高陡边坡的施工作业。垂直绿化部位主要有浆砌护坡、挡墙等,可通过在其下栽攀援植物如爬山虎、凌宵等,或在其顶部栽植垂枝藤本植物,以遮蔽构造物,减少构造物的压迫感和粗糙感,起到美化路容的作用。 7、互通立交、服务区,收费站的景观设计。 从景观构在的角度来看,互通立交、服务区、收费站都是公路景观设计中占地最大,景观设置可塑性最强的部位,因此可以将之作为公路全线景观设计的高潮部分来考虑。这些位置的景观设计应综合建筑形式、地形特点、当地人文特点及园林布局等方面总体规划,全线各立交、服务区之间的风格应互相呼应。近年来,国内很多公路在这些部分的景观设计方面有了很多成功的典范,风格鲜明、构思各异、内涵丰富,概括起来主要有园林式、古典式、自然式等类型。 五、结语 公路环境景观问题在我国还没有成熟的规范和管理机制,它涉及了公路技术、园林美学、环保、社会人文等多方面的知识领域,因此,需要社会各部门携手研究,在实践中总结出有效的经验,使我国的公路建设环境保护工作不断提高,为司乘人员提供更舒适的行车环境,为社会、经济建设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有力的保障。 景观设计毕业论文:高速公路景观设计探析论文 摘要:本文分析了南京机场高速公路的景观设计,阐述其景观特色,探讨了高速公路景观设计中的景观元素以及综合评价方法,为景观保护和规划提供依据。 关键词:高速公路;景观设计;评价方法 0引言 高速公路作为国家重要的基础设施之一,其建设对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起到很大促进作用,但同时改变甚至破坏了沿线环境景观。如何把不断扩展的公路、社区、城镇及周边环境合理的融为一体已成为公路景观建设中的一个重要课题。高速公路景观是公路与其周围环境的综合景观体系,是一种功能性、观赏性与实用性、艺术性的结合、人与自然的交流的综合景观体系。合理的规划设计、评价高速公路绿化景观具有重要的意义[1]。 1景观的规划设计理念及运用 1.1建设背景 南京机场高速公路位于南京市以南、秦淮河以西,凤凰山、将军山以东,是江苏对外开放、迎接国内外和省内外宾客的重要窗口。是江苏省的标志性工程和禄口国际机场的重要配套工程,无论在道路和景观建设上,都使之成为一段独具特色的高速公路。 1.2规划目标 规划根据对现状的调查研究,结合总体建设的有关方针策略,提出景观规划的总体目标:通过系统的景观规划设计,将南京机场高速公路的规划建设引入现代景观生态规划设计理论和思路[2],在充分利用道路沿线的景观资源与特色的基础上,营造具有生态示范和指导意义的现代高速公路景观。 1.3总体设计理念 南京机场高速公路在绿化设计理念上,力求反映江苏特色、时代风貌、省会南京市现代化气息,并结合高速公路本身特点,绿化应突出景观、生态效益,满足高速公路绿化功能的需要,贯彻“四季常绿、三季有花、错落有致、色彩丰富、简洁明快大气势”的设计原则。为驾乘人员提供优美、舒适、安全的外部环境。 2高速公路景观元素设计 机场高速公路景观设计,着重就中央分隔带、边坡、路侧、互通立交等方面进行表述[3]。 2.1中央分隔带 设计在满足高速公路交通防眩、诱导视线和景观等多种功能的前提下,力求创造舒适、安全、富有地域特征的线性快速行车环境。由于中央分隔带土层薄、立地条件差,防眩树种选择枝叶浓密常绿的蜀桧,控制高度为1.6m为宜,单行株距2.0~3.0m,对于中央分隔带的地表绿化,从美化路容和改善小气候出发,则应以铺草坪和植地被物为主,使地表得以有效覆盖。地被物选择月季、美人蕉等花灌木。在中央分隔带内种植品种不一的绿色植物,既可防眩,又使人产生车移景异、赏心悦目的强烈动感,既丰富了分隔带景观,又调节了单调乏味的行车环境。 2.2路侧 机场高速公路东侧宽14m,不同树种搭配,色彩较丰富,视觉效果较好,路西侧较窄,宽仅4m,为使与东侧绿化尽可能对称,雪松、紫叶李、紫薇或碧桃、花带均采用单行布置,花带同东侧对称。从路侧绿化设置效果来看,上层林木与中层地被植物及下层草坪得到协调统一,相得益彰,并形成多层次、多色彩的立体线型,韵律感强,车移景异的效果明显。采用全花草、中灌木、远乔木的布局,乔木大株距,使得路线空间开阔,线型流畅、清晰、通视性好,避免了高填土路堤的悬空不安全感。 2.3边坡及垂直绿化景观 高速公路由于挖填方形成了大量的边坡,并多以毛石砌筑,不仅破坏环境,而且还给行车带来单调、压抑的感觉,成为了高速公路的景观盲点。 根据道路总体形象定位及沿线景观具体条件,从边坡的防护功能、美化效果和绿化管护难易程度考虑,以铺植或栽植多年生宿根草坪-矮生天堂草或地被植物为主。垂直绿化景观在挡墙上部、路堑顶部栽植垂枝型藤本地被植物,如迎春、藤木月季,并配置多花灌木紫薇、夹竹桃等。形成多层次空间立体绿化,快速遮蔽构造物,以减少构造物的压迫感和粗糙感,给人以生机勃勃之感。高速路的边坡是重要的带状景观。它的设计应富有人性化,才能有效缓解高护坡给人的压迫感,同时带给人们清新、浪漫的气息。但边坡设计还应建立在节约原则的基础上,强化立交区、跨线桥、隧道洞口等重要地段,以简约流畅的造型、自然和谐的色彩与环境相协调,同时避免复杂的形体和细腻的刻画,以适合高速公路的景观特征。 2.4互通式立交 互通立交是高速公路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司乘人员的视觉中心,也是高速公路进出口城市最感观的第一印象,规划在满足行车安全等功能需求的基础上,充分尊重基地周围生态环境采用大气、简约的自然主义手法。南京机场高速公路共设有4座互通式立交,绿化以植草为主,辅以少量植物造景来点缀,创造一种自然、开阔的意境。四处互通绿化采用简洁明快的布置手法,使互通空间更具有开阔的意境,大块面的绿色与庞大的立交在气魄上相协调,更能表现互通的线型美,突出行车标志,提供更佳的行车视距。同时减轻和消除司乘人员视觉的疲劳。 2.5服务区与管理中心 南京机场高速公路服务区集加油、修理、餐饮、住宿、娱乐、购物以及广告业为一体,并兼有机场路管理的综合区。其绿化设计主要是通过空间划分和植物配置,以建筑物为主体,常绿草坪为基调,配以常绿树种香樟、落叶树种银杏、月季、广玉兰、紫薇及各种小冠花,营造一个四季常青、花色随季节不但变化的绿色花园。综上所述,高速公路的各种景观元素之间是相辅相成的,设计中既要对每个元素进行艺术加工,又要结合各元素间的关联性进行总体规划,使之和谐统一,同时还要明晰高速路的景观特征,区分与城市景观的不同,创造出融实用性、艺术性于一体的高速路风景线[4]。 3景观效果综合评价 景观效果评价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需要建立一套能够全面反映绿化景观交通、环境、美观等功能的,多层次、多目标的指标体系。本文主要从美学质量、景观阔值、景观敏感度、景观特殊价值4个方面进行评价,以此作为景观规划的依据[5]。 3.1美学质量评价 美学质量,主要指风景视觉质量,它是景观信息和景观审美意识相互作用的功能表现,主要分两个方面进行评价:景观审美度量和景观构成要素分析评价。其中景观构成要素包括色彩、形状、线条、质地等景观特质。 3.2景观阔值 景观视觉环境阈值是指景观环境对人类干扰的抵御能力,是受干扰后自我平衡和自我恢复能力的量度,也反映了景观环境抵抗视觉污染的能力。它是合理保护、利用视觉环境以及视觉污染的基本指标。高速公路绿化景观视觉环境阈值取决于景观地貌、景观生态、景观视觉等方面。 3.3景观敏感性 公路景观敏感性是公路周围环境景观被人们所注意的程度的量度,是环境景观的清晰、可见以及醒目程度的反映。与绿化景观本身的空间位置,与道路的相对位置关系,物理属性等也有着密切关系。显然,绿化景观敏感度较高的区域或部位,即使轻微的干扰,都将对环境景观造成较大的冲击;相反,若能巧妙结合,则会带来较好的景观效果。可从视距、视角、相融程度三个方面进行评价。 3.4景观资源价值 景观资源价值主要从历史文化价值和稀有价值两方面进行评价。 3.5评价方法 采用专家与公众共同参与的方法。一般可分为4类群体:公众、专家、专业学生和非专业学生,分别对上述四个方面的景观指标层按照一定的评价标准进行评价,最后得出高速公路景观综合评价分值(表1),通过这种方法得到结果可对高速公路的景观进行具体的规划和设计,可减少人为对生态环境和优质景观的破坏,并且使景观组织趋于稳定。 对南京机场高速公路经过质量评价,通过景观美学质量评价、景观阔值评价、景观敏感度评价和特殊景观资源评价后,即可得到一个综合评价分值为90分,处于Ⅰ级。 评价的基本目的是为了更好地明确高速公路绿化景观的现状特征,更好的制定保护利用及改造措施,从而进行具体的规划和设计,并且使景观组织趋于稳定,有利于良性发展的生态系统。 4结束语 以人为本,创造良好的交通环境,营建绿色、生态、特色的高速公路景观,是高速公路建设、改善经济开发外部环境的关键,是社会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保证。通过对高速路景观元素以及景观评价方法的研究与探索,将有利于我们创造出更多、更美、更人性化的高速公路。 景观设计毕业论文:城市中自然景观设计论文 一、城市中需要自然 确实,现代的城市景观设计中有不少优秀的作品带给人们愉悦的感受。但是以上出现的种种问题却常常让人无所适从。试想如果每个城市都把城市中心广场的冷硬铺地脱去,开辟成公园绿地,那么自然的绿化空间,那会带来什么样的效果呢;如果政治性办公的场所能够像公园绿地那样,那么不仅可以减少严肃的官僚衙门之感,且有助于亲民形象之塑造;如果把小区中繁杂的铺地改得简单些,是不是可以减少人们的视觉疲劳呢;如果把小区中过剩的雕塑小品和硬地都换成绿色的自然,那么回家的路是否会觉得更轻松一些呢。所以说,景观设计不是为了体现设计师的创意才华,也不是为了体现某些人的地位财富,更不是为了迎合甲方或领导的成就感。而是为他人,为大众,为平民百姓而设计,景观设计最重要的就是要使处在景观中的人感受到美好而愉快的生活。人是城市生活的主体。任何景观空间的设计都应以人的需求为出发点,体现对人的关怀。马斯洛的“需要层次”学说曾经说过:只有当某一层次的需要得到满足之后,才能使追求另一个层次的需要成为现实。当一系列需要的满足受到干扰而无法实现时,低层次的需要就会变成优先考虑的对象。因此,我个人认为,景观设计师最大的成就应该是在使用者的日常生活需求得到满足的基础上,再满足其对美的追求,从视觉、听觉、触觉、嗅觉和味觉同时给人带来愉悦的情绪。在这个经济高速发展的年代,在这个城市钢筋混凝土的森林里,人们越来越感觉到生态环境的重要性,绿色设计也成为一个时髦的概念。试想想,为什么一到周末公园里会人山人海?为什么城市里的居民会自架车到遥远的郊区踏青?为什么办公桌上常常会出现一些绿植?为什么人们会对草地上的大树如此喜爱?这一切都说明人类是打心眼里热爱自然,崇尚自然的。何赛•卢岑贝在《自然不可改变》一书中说道,生态决非仅仅是自然的问题,也是人自身的问题。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人和自然应该和睦相处。所以景观设计师在设计的时候应尽可能地尊重自然,减少设计元素给自然带来的伤害。同时也应尽可能的在没有自然的地方创造自然。让生活在城市中的人们很容易的在身边找到自然,拥抱自然。以下几个例子可以很好地说明如何在城市中寻找自然卢森堡市的佩特罗斯大峡谷,大峡谷宽约100米,深约60米,长叉3000米,将卢森堡市自然地分为南北两个城区。峡谷内两边峭壁上长满了大树,一片绿荫。谷地则是草地。朴实的混凝土小路在大树之间穿行,山坡被一片草坪覆盖,开敞而又简洁,与周围的密林相映成趣。踏着金色的落叶,身旁是潺潺流淌的小溪,会顿时忘了峡谷外的喧嚣,心情在这一刻分外平静。植物群落所营造的美是大峡谷的精髓。它的自然和质朴深深的吸引着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令人留恋忘返。纽约中央公园也处于城市中,毛绒绒的绿树成为纽约市的幕后英雄。非常难得地在寸土寸金的商战之中保留下来了这块绿地。为纽约人在周而复始的机械生活中注入了大自然的深情,纽约人有机会到中央公园运动、休闲、娱乐、慢跑、散步。公园中不定时的文化活动也为邻近居民得来不易的半日悠闲带来清凉绿意和文化享受。纽约人可以挑个风清日暖的日子,在中央公园亲自走上一遭,体会在水泥丛林中开放空间里的万种风情。 二、对城市景观设计未来发展方向的一个展望 人既是自然的一部分,那么“以人为本”应是景观设计中永恒不变的一个原则,是每一个设计师在设计中应该注意的问题。在中国景观设计蓬勃发展之际,希望“以人为本”不仅仅是一个口号,而应是落到实处。人类在起源之初是害怕自然,敬畏自然,到后来慢慢地认识自然,继而改造自然,但现在很多自然却被改造得面目全非,这当然是人类所不希望的。如今在都市生活的人们越来越渴望回到大自然的怀抱,但人们又离不开城市,于是,绿色设计就好像把自然轻轻地放在城市当中,能有效缓解人们一天的疲劳和倦怠。 作者:徐荣珍 景观设计毕业论文:色彩应用下园林景观设计论文 1园林植物色彩表现的形式 1.1色彩的对比理论 色彩的对比是由不同的色彩在整个构图中所占的比例、形状、位置和色相决定的,甚至包括带给人的心理体验。差别性越大,那么形成的对比效果也就越强,给人的视觉和心理的冲击能力也就越大。而一旦将这种强烈的对比的效果减弱,色彩就会给人趋于缓和的心理感受。 1.2色彩调和理论 色彩的调和较之于色彩的对比要给人更加舒适缓和的感受,矛盾对立不那么激烈,色彩也就趋于整体统一和协调,这就是色彩的调和理论。色彩调和与色彩对比从表面上看其目的和方法是2个相反的过程,但实际上是色彩关系配合中辩证的两个方面,是从不同的角度对同一事物的解析。 2园林景观设计中色彩的具体应用 2.1不同色系色彩的应用 2.1.1园林景观设计中暖色系的应用。暖色系是园林景观设计中较为常用的色系,其具有可见度高、波长较长、视觉上呈现跳跃性的特点。暖色系以红、橙、黄为主体色系,这样的颜色能给人营造一种欢乐、祥和、热闹的心理和视觉感受,那么一般较适用于一些欢乐的庆典场面,在门厅和广场花坛上大多布置具有暖色调的植物,烘托出庆典类活动的热闹和欢乐的氛围。暖色调在寒冷的地区的景观设计中尤为适用,因为其暖的特点可以再一定程度上对心理温度进行平衡。 2.1.2园林景观设计中冷色系的应用。冷色系与暖色系相反,其具有可见度低、波长较短、视觉上遥远的特点。冷色系主要是以青、蓝为主体色彩,给人清冷、沉静的视觉和心理感受。冷色系主要应用在较小空间的环境扁圆位置,视觉上可以给人深远的感觉。如果需要在设计上使得冷色营造面积,那么就必须加大冷色系植物的面积,这样才能在视觉上呈现出与暖色搭配的欢快、明朗的感觉。 2.1.3园林景观设计中对比色的应用。园林景观设计中对比色主要对将补色进行对比,能够产生更加强烈的对比效果,对比色在园林景观设计中也应用较多,尤其是那些游园、广场人多的地方,更多地采用对比色来组成各种图案、花柱、花坛和主体造型等,给人强烈的视觉效果,营造出这类场景独有的欢乐的、热闹的氛围。3.1.4园林景观设计中同类色的应用。同类色,顾名思义是属于同一个色系的色彩,他们属于相差不大的邻近色,最典型的例如绿色和黄色、黄色和橙色等。同类色在园林景观设计中进行组合能够更为以协调的感觉,易表现出空间的层次感,有宁静和柔和之感,而没有那种激烈对比的效果。 2.2色彩应用中应考虑的问题 2.2.1要考虑绿色基调。绿色是植物永恒的主色调,甚至超越了季节和品种,是植物色中的绝对主角。由此可见,在进行园林景观设计时,要重点考虑绿色的基调,尤其是要大面积布置植物的场地,用绿色作为主基调最为合适。 2.2.2要考虑点缀色。由于绿色一般在园林景观中作为主色调,那么其他的色彩排除了特殊效果要求,都是作为点缀色存在的。点缀色所占比例虽小,但作用同样不可忽视。通常有2种主要的点缀方式,1种是成片的涂抹,就是将各种不同的色彩的植物在绿色的背景上随意或者有规律的进行点缀,这种成片涂抹的点缀方式主要在用在花卉或者是花灌木作为色彩的主体上;第2种方式是以少胜多,即在合适的位置点缀合适的色彩,可以融合进一些建筑小品的色彩,营造出层次丰富的视觉空间。 作者:林科 章超玲 单位:宁波市市政设施景观建设有限公司 景观设计毕业论文:传统伦理美学景观设计论文 一、中国传统伦理思想及其美学特征 (一)善美统一的“中和”美学 “善”是伦理学的优秀研究内容,“美”是美学的优秀研究内容。儒家思想强调“里仁为美”,注重善与美的统一,是中国传统伦理美学的主干思想。儒家思想的优秀是“礼”和“仁”,孟子的“仁者爱人”,“礼之用,和为贵”[3],董仲舒的“德莫大于和”。以“中和”为美,是中国伦理美学基本特色。“和”是宇宙万物自然本真和最具生命力的状态,体现出人与自然之间的亲和统一,体现出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执中协调,体现出个人生命形态的和谐。儒家伦理美学认为“中和”是社会美、自然美、艺术美的最高原则。“尽善尽美”、“中庸”等是中和的典型形态。 (二)崇尚超然的“意境”美学 佛家禅宗的审美观以“清净、超脱”为主,是建立在人与自然共生一体基础上的人生彻悟,是破除我执、摆脱妄念,回归自然自在的心性修持。禅宗主张“无我”和“无物”,舍弃了现实的我和物,追求一切皆空,忘却情欲,超越自我的超然意境。六祖的“本来无一物”,足以让人体会出禅宗美学思想的“空”、“悟”、“净”,这让人们以清静无为的本心去体悟人生、体悟自然、体悟世界。禅宗的美学思想直接引导了中国古代最重要的美学范畴之一——“意境”。这个玄妙的境界以极其精致、细腻、丰富、空灵的精神体验重新塑造了中国人的审美经验。中国传统的伦理美学思想对日本的园林,尤其是茶庭景观设计,以及西方极简主义风格的景观设计产生了很重要的影响。 二、中国传统伦理美学对现代景观设计的启示 (一)以人为本,意境在先 在“天人合一”、和谐美学的伦理美学影响下,中国古典传统园林尤其是以私家园林为代表,创造了如诗如画的自然山水园林,“虽由人作,宛如天开”。这些作品多是根据园主的意愿甚至在园主直接参与下而完成的,以某种意境入手,融入中国传统文化艺术的方方面面,这些作品与园主的行为、心理需求紧密结合,在园主与自然环境要素之间形成了良好的互动关系。因此中国古典园林充满了生机和活力。 (二)和谐自然,注重整体 在中国古典私家园林中,建筑通常是非常自然的融入环境之中,与山水、花木彼此协调,互为补充,在总体上达到一种人工与自然高度和谐的境界,一种“天人合一”的哲理境界。但是在我们的现代城市景观中,建筑的表现更多的是标新立异,突出风格,尤其是在建设单栋建筑时,很少为整体环境而做统一考虑。现代城市的景观设计,应该在充分考虑地域环境因素的基础上,以整体设计的观念把握景观设计艺术中具体的设计要素,如空间、建筑、公共设施、自然要素、雕塑、灯光、色彩、材质等,注重设计施工完成后给人的整体效果,注重各要素相互协调、相互加强、相互补充的综合效应,并注重加强整体的概念和各个部分的之间的有机联系。 三、结语 中国传统伦理美学思想是支撑中国古典园林文化的精神支柱,虽然中国传统的伦理美学以及中国古典园林设计在现代社会的发展中受到种种局限,但它所蕴含的独特文化思想内涵,以及对人、自然和地域性景观的认识,有助于现代设计师加强对传统文化、景观资源以及本土文化的深刻认识,对现代景观设计具有很多有益的启示。 作者:王福云 景观设计毕业论文:色彩作用下园林景观设计论文 1园林植物色彩表现的形式 1.1色彩的对比理论 色彩的对比是由不同的色彩在整个构图中所占的比例、形状、位置和色相决定的,甚至包括带给人的心理体验。差别性越大,那么形成的对比效果也就越强,给人的视觉和心理的冲击能力也就越大。而一旦将这种强烈的对比的效果减弱,色彩就会给人趋于缓和的心理感受。 1.2色彩调和理论 色彩的调和较之于色彩的对比要给人更加舒适缓和的感受,矛盾对立不那么激烈,色彩也就趋于整体统一和协调,这就是色彩的调和理论。色彩调和与色彩对比从表面上看其目的和方法是2个相反的过程,但实际上是色彩关系配合中辩证的两个方面,是从不同的角度对同一事物的解析。 2园林景观设计中色彩的具体应用 2.1不同色系色彩的应用 2.1.1园林景观设计中暖色系的应用。暖色系是园林景观设计中较为常用的色系,其具有可见度高、波长较长、视觉上呈现跳跃性的特点。暖色系以红、橙、黄为主体色系,这样的颜色能给人营造一种欢乐、祥和、热闹的心理和视觉感受,那么一般较适用于一些欢乐的庆典场面,在门厅和广场花坛上大多布置具有暖色调的植物,烘托出庆典类活动的热闹和欢乐的氛围。暖色调在寒冷的地区的景观设计中尤为适用,因为其暖的特点可以再一定程度上对心理温度进行平衡。 2.1.2园林景观设计中冷色系的应用。冷色系与暖色系相反,其具有可见度低、波长较短、视觉上遥远的特点。冷色系主要是以青、蓝为主体色彩,给人清冷、沉静的视觉和心理感受。冷色系主要应用在较小空间的环境扁圆位置,视觉上可以给人深远的感觉。如果需要在设计上使得冷色营造面积,那么就必须加大冷色系植物的面积,这样才能在视觉上呈现出与暖色搭配的欢快、明朗的感觉。 2.1.3园林景观设计中对比色的应用。园林景观设计中对比色主要对将补色进行对比,能够产生更加强烈的对比效果,对比色在园林景观设计中也应用较多,尤其是那些游园、广场人多的地方,更多地采用对比色来组成各种图案、花柱、花坛和主体造型等,给人强烈的视觉效果,营造出这类场景独有的欢乐的、热闹的氛围。3.1.4园林景观设计中同类色的应用。同类色,顾名思义是属于同一个色系的色彩,他们属于相差不大的邻近色,最典型的例如绿色和黄色、黄色和橙色等。同类色在园林景观设计中进行组合能够更为以协调的感觉,易表现出空间的层次感,有宁静和柔和之感,而没有那种激烈对比的效果。 2.2色彩应用中应考虑的问题 2.2.1要考虑绿色基调。绿色是植物永恒的主色调,甚至超越了季节和品种,是植物色中的绝对主角。由此可见,在进行园林景观设计时,要重点考虑绿色的基调,尤其是要大面积布置植物的场地,用绿色作为主基调最为合适。 2.2.2要考虑点缀色。由于绿色一般在园林景观中作为主色调,那么其他的色彩排除了特殊效果要求,都是作为点缀色存在的。点缀色所占比例虽小,但作用同样不可忽视。通常有2种主要的点缀方式,1种是成片的涂抹,就是将各种不同的色彩的植物在绿色的背景上随意或者有规律的进行点缀,这种成片涂抹的点缀方式主要在用在花卉或者是花灌木作为色彩的主体上;第2种方式是以少胜多,即在合适的位置点缀合适的色彩,可以融合进一些建筑小品的色彩,营造出层次丰富的视觉空间. 作者:林科 章超玲 单位:宁波市市政设施景观建设有限公司
中国美术论文:中国美术馆的采光设计 美術馆的任务就是把美術作品真实、正确地供给观众欣赏。观众常常要在一件杰出的作品前面停留徘徊、细细玩味,研究它的造型、色彩和技法。如果光线不好,就会影响展出的效果,增加观众视力的负担。因此,无论从尊重艺術品或是关怀参观者来看,都必须保证馆内有良好的光线。 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消除展览室内光线不足或过强、反射、炫光等缺点,我们在着手进行美術馆的初步设计时,就对采光问题进行了研究,以求结合建筑设计及展览方式的特点,提出合理的断面形式,采取有效的光线调节措施。 就大家熟悉的国内外设计经验来看,顶窗采光是美術馆最常用的一种采光方式。它的优点是采光效率高,整个展览室内都能有充分而均匀的光线,因而展品的布置可以不受光照的限制,但只有单层的或顶层的展览室才能利用顶光,多层展览馆除顶层外,只能用侧窗采光。至于究竟采用单层还是多层建筑,这主要从建筑上各种因素综合考虑。 普通的低侧窗是在小型展览室(50~120平米)用的,这种采光方式的照度变化很大,如果房间进深大,则房间深处光线一定不足;在面对窗子的墙面上虽然能得到比较高的照度,但是窗子位置低、亮度大,窗子造成的反射炫光几乎是无法避免的。 为使房间内照度分布均匀,避免反射炫光现象,可以把窗子的位置适当地提高,这就是高侧窗采光。不过高侧窗也不是十全十美的,在只有一侧采光时,窗下布置展品的墙面处于暗影之中,和明亮的窗子形成强烈对比,容易产生炫光;观众站在离墙面较远的亮处,二次反射就十分显著。北京帅府园美術馆采用这种采光形式,直接观察和客观测定的结果都证明,采用这种采光方式如果处理不当,会产生严重缺点。当然,如果展览室两面都开高窗,两边墙面都能受到从对面窗子射入的光线的照射,情形可以好些,但是,如果房间跨度大而高度不够,也难免产生一些缺陷。 中国美術馆建筑设计的要求给采光带来了许多困难:一层和二层展览厅的跨度达20米,而层高却只有7米,展品又是用三线陈列的布置方式,这样的条件在侧面采光的展览厅里是少见的,因此,能不能保证展览厅内有必要的照度?如果层高确实受到限制,怎样才能避免反射和炫光?怎样才能得到合理的照度分布?一系列复杂的问题,要求我们做新的探索和尝试。 美術馆的光照要求首要的是适宜的照度,照度低了画面就会显得暗淡,细致的部分看不清楚;光线过强又会增加观众视力的负担,同时会把绘画的布纹、裂痕等过分暴露出来。据调查,适于观赏的照度至少在80勒克司以上,平均为100-200勒克司;根据当地的光气候条件,可以很容易得出应有的天然采光系数标准。在设计中,我们主要是根据对北京已有的几个展览馆的调查,并参照苏联标准,预先确定了如下的指标: e3——在观众眼睛的高度(距地面1.5米)垂直面上的天然照度系数;观众到展品的距离为画高的1.5-2.0倍。 达到这两个指标,一般地就可以避免和减弱二次反射现象,这样一来,墙面显得明亮,观众的注意力会自然地被吸引到墙壁上的绘画作品上去。这也是一种利用光学效果的建筑设计手法。 消除对观众视力最有害的直接炫光和反射炫光的主要措施是:把窗子布置在必要的高度,有大于14。的保护角,并严格防止阳光进入室内。室内有阳光,不仅炫目,增加眼睛的负担,分散观众的注意力,更严重的是会损坏美術品。 为满足上述光照要求,我们主要采取遮蔽窗子以减低亮度,并用调光装置调节光线分布的办法,来克服一般常见的光学缺陷,因为展览室跨度很大,靠加大层高来避免反射炫光是不现实的。根据计算,如果考虑画面倾斜10°,窗底所需的标高也要在8m以上,这不仅不经济,而且也未必能得到良好的光照质量。 在各种调光装置中,遮光片能起遮光、散光和改变光方向三种作用,是一种有效的工具。我们首先设想在窗下加一排向墙面倾斜的遮光片(图3甲),可以在视线范围内遮蔽窗子,也能把一部分光线反射到墙上去。但是这种简单的处理就好像火车车厢里的行李架,看起来令人厌烦。于是,我们就想用第二方案(图3乙),在展览厅的中央部分做成毛玻璃的吊顶,这对室内的建筑形式虽然有了改善,但是空调设备的体积庞大的管道却不好布置,而且玻璃吊顶的面积很大,在维修、清扫和构造上也诸多不便。最后,由于结构的原因要在室内增设两排列柱,我们就结合柱子把室内室间分成三部分,中间一跨的高度比两边提高一些,利用这个高差开一排小窗,使中间部分取得间接光线,两边靠窗子的地方在折光片以上形成了三角形的采光井,斜置的反射面可以向墙面反射光线,空调管道也有了比较妥当的位置。(图3丙)。 这个方案的意图得到建筑师、结构和设备工程师以及美術家们的共同赞许,但是光照质量能否达到预期的效果,还需要进一步实验;同时,开多大的窗子合适也没有现成的计算方法,要用实验的方法决定。为此做了一个1:4比尺的模型,模型内按照使用要求布置了绘画和雕塑,经过主观评价和光照测量,证实了这个方案的许多预期的优点:照度达到基本要求,光质良好(表4)。 这个方案在施工过程中,采光设备所选用的材料、作法和实验条件有一些出入(图4、图5),主要参数是:开窗面积率为1/4,镶单层5毫米厚透明玻璃;透光片是方形的,长、宽、高各80毫米,保护角45°,用白色塑料涂面层的三夹板做成;三角天井内的反射面水平倾角23°,涂白色油漆。 建成后,实际光照效果的测量结果和实验数据大体相近(表4)。主观评价认为展览室的光照条件合乎理想,布置展品的墙面上很明亮,由于折光片的多次反射,光线也柔和、均匀,消除了常见的反光现象,形成了适于美術欣赏的雅静气氛。 因此,我们认为,这种间接高侧窗采光方案在特定的条件下基本成功。它的特点有以下几个方面: 1.利用斜置的反光面和大面积折光格片把光线有效地反射到挂画的墙壁上,从而使光线分布合理。实际证明,由于反光面的反射,墙面上的照度增加1/3左右;在加了折光片以后,照度分布系数K由0,53提高到0.78,而k3则由2.0降低到0.91。避免了发射炫光现象。 2.技術设备层布置在和窗子相同的高度,节约了层高。 3.室内的空间富有变化,有利于建筑处理。 4.人工照明可以装在采光天井内,夜间可使展室内明亮而看不见灯具,而且获得和白天相似的照明效果。在建筑上也显得洁净。 大面积使用折光格片是一次新的尝试,目前还有一些缺陷,对于存在的问题,还应当做更进一步研究。 我们在现场实验和模型试验以后发现,正方形的折光片虽然能够扩散和反射光线,但对于美術馆还不是最理想的形式。从图6的实验数据来看,60°的折光片(向墙面倾斜所成的水平倾角)能得到最好的照度分布;墙面上的平均照度则以75°时最高。这是由于当折光片的倾斜角度改变时,投在受光面上的直接光和反射光的比例也会随之改变,直接光的比例愈大,照度也就愈高,所以,为了得到均匀的光照,把几种角度不同的折光片组合使用是有利的。方形折光片多了横向格板,也就相应地增加了光线在反射过程中的损失,因而即便在横隔墙上的照度,也低于用90°和75°的单向折光片。 为了使折光片表面的亮度均匀,避免在太阳高度角大于折光片保护角时,阳光射入室内,应该在窗子内侧设置反射能力好的遮阳板或采取其他有效措施。 在美術馆四翼的角厅和主体部分的三层用顶窗采光。因为顶窗所造成的水平照度高于垂直照度,所以也用折光片散射光线,以取得合理的照度分布,室内空间处理上也可以和高侧窗采光的展览厅取得协调。 顶窗采光的展览厅光线非常充足,由于开窗面积比高侧窗还大(1:2.9),所以实际照度水平大大超过高侧窗的展览厅’以至有些过亮了(表5)。看来开窗面积率可以减少一些。 顶窗呈三角形,采用5毫米厚的磨砂玻璃。窗子沿墙连续布置成带,以便在墙面上有均匀的照度,中央部分的顶窗按相等间隔布置,在展览雕塑时可以有比较好的效果。 从美術馆的采光设计中,我们感到可以总结出以下几方面的经验: 1.采光口的形式、大小和位置对采光质量有决定性的影响,因此,在初步设计时就应当充分考虑采光要求,慎重决定平面和断面形式。看来,美術馆最好用顶窗采光,在侧面采光的情况下,建筑跨度在10米左右比较适宜,否则就要采取适当的辅助技術措施。 2.折光片可以有效地改变室内照度分布,根据美術馆要求,应该选用60°~75°的单向折光片,其宽度及合适的分布位置最好通过实验来决定。折光片倾斜了,积尘的可能性也加大了,对面层材料的要求要更高些。大面积的方形折光片只适于在要求均匀扩散的水平照明时应用。如果把折光片按倾斜率的不同分成几条带,它的光照效果比较理想,但是建筑艺術效果如何,可能还须进一步研究。 3.在朝南、东、西开窗或开水平天窗的情况下应该考虑遮阳措施,或是采用指向性玻璃砖,使光线在投入建筑物之前先经过调整,这无论从完全防止直射阳光、降低或控制室内温度,还是从使透光天棚的亮度均匀来看,都是必要的,不过建筑物的立面造型处理就复杂了。 4.各展览室之间的照度不能相差太大,应该考虑到人眼的视觉特点,一般不应使观众由展览室内直接看到室外,以免由于亮度的强烈对照而引起炫光。特别对于外门的安排,在建筑布局上应该加以注意。 5.展览室内除天棚以外,墙壁和地面应该选择中性的、明度不大的颜色作为美術品的背景,在视野内有舒适的亮度比利用反射光更重要。 中国美术论文:走近中国美术的延安时代 在纪念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70周年的日子里,举办大型主题性展览,以回顾和展示70年来中国美术的历程,对于认识中国美术在《讲话》精神指引下所发生的历史性变化和发展,对于宏观地研究70年来中国美术在思想观念和创作方法上所形成的方向性特征,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学术价值。70年的中国美术“从延安走来”,70年的故事也要从延安讲起,因此,中国美术的“延安时代”成为展览的序篇。在整个20世纪中国美术史上,延安美术具有独特的创造性文化新质,是革命美术发展的重要篇章,而更为重要的是,亲历过延安时代的一代美术家以及他们在延安的成长与战斗、生活与创作,都开辟了后来中国美术发展的新的征程。从策展团队的构思酝酿到专家研讨会上大家的建言献计,都一致认为,在主题为“从延安走来”的展览中设立“延安时代”篇章,是十分必要的。通过历史文献及实物,营构延安时代的艺术氛围,再现《讲话》发表的历史情境,将让人们走进美术的延安时代,认识延安美术的特征,由此进一步理解《讲话》的价值与意义。 在大型展览中运用文献资料形成展出作品之外的延伸阅读,是美术展览发展的新的特点。但是,在展览中专设文献资料篇章,则是一种新的尝试。美术学界近些年急切呼吁抢救和收集20世纪以来老一辈美术家的文献资料,让它们和美术作品共同形成“活”的美术史,就是因为经过战争和动荡的岁月,许多珍贵的史料或损坏遗失,或零星散落,或缺乏整理。因此,借这次展览的机会,对延安美术文献进行寻访、汇集和编排展示,是一次初步的开端性工作。通过那些已经变旧发黄的老照片,那些留有老一辈美术家手温的创作工具,那些当年的出版物、日记、手稿以及其他实物,美术上的延安时代开始变得清晰起来。 1938年以后,当吴作人等一批艺术家纷赴欧洲、美国学习西洋绘画时,在中华民族奋起的抗日战争全面展开之际,一大批文艺工作者们来到延安开展文艺创作与宣传,他们中有新兴木刻运动的健将,有参加过抗日宣传活动的骨干,也有从国外留学归来即投身革命美术的人才,构成了充满活力的延安美术工作者群体。曾经参加过“一八艺社”现已103岁的延安美术老人汪占非先生回忆说,他们当时在城市中到处奔走呼号,宣传抗战,但是受到反动派的强烈阻拦甚至迫害。为了团结更多的革命力量,为了实现民族的独立与复兴,也怀着和平与艺术的理想,他们最后都选择去往延安。在当时烽火硝烟的岁月,延安对画家们来说如同圣地和避风港,老先生向我们讲述延安时,不断喃喃道“到达延安如同回到故乡啊”。著名木刻家胡一川在日记里也记录了他到达西北时的心情:“我已经看到金沙帐,更看到了少鱼沟。你不亲身到西北来,是不知道西北的真正面目……金色的阳光毫无自私地照耀着任何一个处所,清新的空气更充满着任何一个角落,你可以挺着胸自由地呼吸。”在滔滔延河边,巍巍宝塔山下,在绵延无尽的黄土高坡上,满怀激情的美术家们开始了艺术人生新的征程。 当年的“鲁艺”(创建之初称“鲁迅艺术学院”,后改称“鲁迅艺术文学院”)校园如今依然保存着原来的面貌,带有五彩镶嵌玻璃窗的礼堂(原为教堂)在阳光下仍然映射出神圣的光辉,如果不是看到那些老照片和文献史料,任凭怎样丰富的想象力,都无法穿越历史的时空回到彼时当地,回到革命文艺的新起点上。“鲁艺”是延安文艺发展的第一阵地,被认为是革命文艺新的摇篮。1938年2月是一个重要的历史节点,、、林伯渠、徐特立、成仿吾、艾思奇、周扬等七人,联名发出“鲁艺”的《创立缘起》。《创立缘起》指出:“艺术——戏剧、音乐、美术”等是宣传鼓动与组织群众有力的武器。艺术工作者——这是对于目前抗战不可缺少的力量。因之培养抗战的艺术工作干部,在目前也是刻不容缓的工作。我们决定创立这艺术学院,并且以已故的中国最大的文豪鲁迅先生为名,这不仅是为了纪念我们这位伟大的导师,并且表示我们要向他所开辟的道路去踏步前进。此后,“鲁艺”逐渐成为延安美术发展的中坚力量,并对整个20世纪中国美术创作和美术教育产生深远的影响。 “鲁艺”建立之初,在教学上设戏剧、音乐、美术三个系,后增加文学系。1941年,改设戏剧部、音乐部、美术部和文学部,美术部下设美术学和鲁艺美术工场。其中,美术学课程分为必修、专修和选修三大类,教学内容既有马列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艺术论和美术史论,也有美术基础课、写生课和创作课;教学美术工场则是一个综合性的机构,设有创作科、研究科、工务科,负责美术研究、创作和宣传,在创作科内设绘画、木刻、雕塑、工艺美术、建筑设计、摄影等小组,研究科设美术理论、技术练习、政治学习等小组,工务科包括工场管理,材料产品等小组。“鲁艺”的美术教育在教学内容、教学方法上所形成的新型美术教育模式既延续了先前的某些合理的因素,更有发展创新,而创新是本质的。在教学的组织系统上,“鲁艺”美术教育注重教学、创作、研究、制作各有分工,相互促进,其中最重视创作,这也是20世纪以来中国美术教育崭新的事物,因此,在延安奠立起来的美术教育模式成为后来美术学院的基本结构。此外,“鲁艺”还出版专门的校刊,及时反映创作成果,交流创作思想,构筑了较为合理的教学与创作格局。在以后的70年现实主义美术创作和新中国美术教育体制的建立中,都显示着“鲁艺”的影响,正如《成立宣言》所指出的那样,“一方面,我们的一切工作是为了抗战。另一方面,我们要在这些工作中创造的新中国的艺术。我们接受各时代的中国的和外国的艺术遗产,使新的中华民族的艺术更迅速地成长。” 以“鲁艺”为起点寻找延安美术创作的轨迹,可以发现江丰、古元、胡一川、彦涵、刘岘、华君武、力群、张仃等一大批斗志高昂、激情满怀的美术家的身影,他们将创作与革命实践相结合,研究与创作相结合,创作与技术制作相结合,以勤奋的劳动创作了大量作品。一方面,他们讨论美术创作的民族化、大众化等严肃的学术课题,留存至今的一些杂志上记录了当时热烈的学术论争,胡蛮的《论美术上的民族形式与抗日内容》、江丰的《绘画上利用旧形式问题》等讨论绘画的民族形式问题的专论在当时都产生了很大影响。另一方面,美术家们也深入到农村、工厂和前线,走进群众生活,积极吸收民间美的元素,特别是结合延安剪纸艺术创造了新的木刻语言,并成为20世纪美术史上的代表性图式。由此,延安的美术创作出现了“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 延安美术的发展也与活跃的文艺出版事业紧密相关。美术家们印行了专门的画刊,也为各种文艺刊物作美术设计,如《前线画报》《战斗美术》《文艺突击》《中国文化》《文艺战线》等都留有他们的印迹。其中,《前线画报》创办于1938年,一直坚持出刊长达7年之久,记录了当时美术创作和研究的丰富面貌,在延安出版的杂志中,它的存在时间最长。这些杂志刊登的美术作品和文章成为人们认识延安美术的重要文献。此外,《新中华报》《解放日报》刊登的美术作品及美术研究文章,也是构成延安美术面貌必不可少的部分。更为有意义的是,在极为艰苦的条件下,延安仍然努力介绍和传播国外的优秀艺术,曾举办毕加索、柯勒惠支等外国名家的美术作品展,体现出宽阔的文化视野和面向世界的理想。同时,也成立了研究外国美术的社团,例如,“延安d.h.孚.宗版画研究社”就经常介绍欧洲版画及其技术。延安美术的活跃态势也引起了国际美术界的关注,当时的作品也被介绍到国外,20世纪40年代的美国《生活》杂志曾多次介绍中国的木刻作品。此外,1946年在美国出版的《黑白教职里的中国木刻集》,集中介绍了在解放区和国统区的木刻作品,该书的编著者巴克·皮尔(Pearl S.Buck)在序言中说,“这本书出版的木刻作品客观公正地反映了发生在中国的故事。令人感兴趣的是,木刻成为了首选的媒介,这是因为木刻与旧中国的木版印刷之间存在着一种关联,同时通过这些作品可以发现,年轻的木刻家们将一种源自西方的技艺成功地与中国木版印刷结合,并运用在表现中国的主题上,但从实际上讲,他们选择木刻这种媒介可能与油彩颜料和画布的极大缺乏有很大程度的关联。无论如何,研究这些木刻作品都是令人兴奋的,……整体上说,通过将这种高超的技艺媒介运用到适当的主题,它们表达了真实的感受。” 延安文艺的发展始终得到了以同志为优秀的党中央的关心指导和支持。对当时的美术创作给予了极大的关注,他曾多次邀约艺术家到枣园讨论美术问题,并通过与美术组织、美术家的通信、座谈,通过对美术作品的点评、指导,通过美术界多种会议和活动,发表了重要的指示和见解。例如,同志给刘岘的回信中写到:“我不懂木刻的道理,但我喜欢看木刻。刘岘同志来边区时间不久,已有了许多作品,希望继续努力,为创造中华民族的新艺术而奋斗。”另外,在看了“讽刺漫画”展览之后,专门与华君武进行了交谈。对整个延安文艺的关注和中国文艺的思考促成了那个历史时刻的到来。 1942年,当在延安的美术工作者们收到那张粉红色的邀请时,包括美术在内的延安文艺也开启了新的篇章。那是一份来自党中央的邀请函,而不是会议通知。对参加过座谈会的画家来说,这本身就是一种新的方向。1942年5月2日,延安文艺座谈会在杨家岭中央办公厅小会议室召开,会议上同志所作的“引言”报告简明扼要地讲述了召开座谈会的目的和革命文艺的重要作用,提出为了实现这种作用应该解决的五个问题:即立场问题、态度问题、工作对象问题、工作问题和学习问题,会议引发了空前热烈的文艺讨论,以至于到5月23日座谈会才结束。在发表的那么多会议讲话中,也只有《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被人们简称为“讲话”,它是珍贵的马克思主义的文献,在中国革命事业和中国文艺发展的进程中,永远闪耀着不可磨灭的光辉。 《讲话》延安美术的发展而言具有承前启后的作用,既总结了前面一段美术发展取得的成果与存在的问题,也为未来的发展指明了方向与道路,其中的理论思想时至今日仍旧具有重要的价值。在此后的日子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成为指引中国文艺健康发展的一盏明灯。在《讲话》精神的感召和激励下,包括美术在内的延安文艺形成了新的创作热潮。美术家们遵循《讲话》的精神,奔赴前线,深入敌后,走向部队和农村,反映根据地和解放区火热的生产生活和人民群众的精神风貌,在向民族民间艺术学习的过程中,形成了清新明快、让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艺术风格,美术创作呈现出更加蓬勃发展的态势,展现出中国现代型态美术新的文化内涵。 中国美术论文:当代中国美术之南通现象 一向桀骜不驯的陈丹青在演讲中这样评价南通:“一座城市能够产生如此众多的杰出画家,实在让我感到惊讶和佩服。” 在十七至十八世纪间,南通出了两位著名画家,一位是李方膺,一位是丁有煜。 李方膺是当时极负盛名的“扬州八怪”之一,善画梅、兰、竹、菊,与其同时代的郑板桥曾以“束云归砚匣,裁梦入花心”的诗句赞其绘画的神奇和高妙。 和李方膺处于一个时代的丁有煜同样名噪大江南北,郑板桥曾数次来南通拜访这位与他一样以画竹子闻名的大师——之所以愿意屈驾,是因为在他看来,丁有煜笔下的竹子比他的飘逸、洒脱得多。丁有煜晚年号“个道人”,在他去世之后,当时的文坛领袖袁枚在南京惋叹:“个老亡,江北无名士矣。” 然而,在此后的近200年时间内,除吴昌硕的弟子王个簃之外,南通人在中国画坛竟整体归于寂寞。但是,到了当代,南通深厚的文化底蕴终于孕育出一大批成就卓然的画家,并且呈现出井喷的态势。 说到当代画坛的南通人,首先不得不提到的无疑是范曾。 1938年出生于南通的范曾于1955年考入南开大学历史系,1957年转入中央美术学院学习,1962年毕业分配至中国历史博物馆随沈从文先生编绘中国历代服饰资料。1978年调入中央工艺美术学院任教,1984年调南开大学东方艺术系任系主任。在这个喧嚣、浮躁的时代,范曾先生提倡“回归古典、回归自然”,身体力行“以诗为魂、以书为骨”的美学原则,开创了被称为“范曾的艺术”的“新古典主义”艺术。2006年,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拍摄了纪录片《范曾》——那一年,作为中国文化的符号性人物,同时开拍的还有纪录片《梅兰芳》。 “胡润艺术榜”始于2008年,榜单内容为前100位中国在世国宝艺术家按照前一年年度公开拍卖市场作品总成交额的排名。“胡润艺术榜”的推出旨在为中国企业家提供一个艺术品收藏的标杆。几年来南通籍当代书画家频频亮相该榜。2012年,74岁的范曾以9.38亿元的年度总成交额蝉联艺术榜榜首,再次成为 “国画之王”。 在同一个艺术榜上,油画家中排名第一的是91岁的画家赵无极,他以6.1亿元的年度总成交额蝉联“油画之王”。 令人称奇的是,这位“油画之王”同样是从南通走出的艺术家。 1921年出生的赵无极在14岁时从南通中学考入杭州国立艺专(现中国美院),师从林风眠学西洋画,1948年赴巴黎继续深造。他早期研习意大利、荷兰和法国的古典绘画,并深受毕加索、马蒂斯和克利等西方现代派艺术大师影响,创作以人物和风景为主的具象油画。自1954年起,他的绘画转入抽象,类似于甲骨文或钟鼎文的抽象符号,浮动于虚无的空间和变幻的色彩之中,充满东方神秘的象征意味。以后,符号逐渐解散、消失,画面为自由的笔触和大片的颜色所代替。 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熏陶的赵无极将中国哲学所特有的天人合一、虚静忘我的精神意境作了西方式的诠释,从而使作品始终洋溢着生动的气韵和东方气息。 赵无极曾获法国荣誉勋位团第三级勋章、国家勋位团第三级勋章、艺术文学勋位团一级勋章、巴黎市荣誉奖章等。2002年12月,赵无极当选法兰西学院艺术院终身院士。建筑大师贝聿铭曾这样评价:“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赵无极是当今欧洲画坛最伟大的艺术家之一。” 几乎与范曾同时走出南通的著名画家还有袁运甫、袁运生兄弟。 1949年,16岁的袁运甫考入杭州国立艺专,后转入中央美院,1954年毕业后至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现清华美院)任教。 在温和、儒雅的外表下,袁运甫有着特立独行的性格。半个多世纪来,他在艺术创作上倾注了大量心血,力图在中国画和公共艺术创作上有所突破和创新。从庄严的人民大会堂、纪念堂、邓小平陈列馆、中华世纪坛,到城市地铁、公园、大型建筑等公共空间,袁运甫近30年来的作品无不向人们展示着他在艺术道路上的精益求精、孜孜以求。 袁运甫的艺术以乡土文化和东方传统文化为出发点,熟练地运用西方绘画——特别是印象主义表现手法,从现实社会中发现生活的美和美的规律,形成了中西合璧艺术风格的现代中国画艺术语境。 袁运甫的弟弟袁运生是南通第一个考上中央美术学院的学生,那是1955年的7月,他以第一名的身份被中央美院油画系董希文工作室录取。毕业后,袁运生曾在中央工艺美术学院、中央美院任教。 1979年10月,袁运生为首都机场创作的大型壁画《泼水节——生命的赞歌》完成,海外媒体称,“中国在公共场所的墙壁上出现了女人体,预示了真正意义上的改革开放”。也正因为如此,这件作品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反对者甚至将对作品的评价上升到了政治的层面,史称“机场壁画事件”。然而,多年以后,袁运生的机场壁画与他老师董希文的《开国大典》被艺术界公认为是建国后最重要的两件艺术品。 在中国当代中青年国画家中,范曾的侄子范扬无疑又是执牛耳者。现为中国国家画院国画院副院长的范扬有着深厚的传统根基,综观他的作品,不乏吴镇、王蒙的茂密深邃,更具赵孟頫、董其昌的沉稳雍容。他的山水画取法传统,却又不同于一家一派,有着鲜明的自身风貌:潇洒而能出尘,傲放而得沉着,淋漓而又劲挺,华滋而致清健。 评论界认为,范扬的画在形而上的精神气象上着力,在画格与人格上去俗亲雅,在道技兼修上更重悟道,因此,最能体现中国画学的精神。 著名美术评论家、中国美术馆馆长范迪安谈起范扬的绘画更是不吝溢美之词:在他的作品面前,可以真切地感受到他作画之际“情驰神纵、超逸优游”的状态——就笔墨的意态而言,他浓笔酣墨,落在画幅上皆成“文章”,显示出解衣磐礴的畅快,达到了通权达变的火候;就描绘的内容而言,他打通了山水、人物、花鸟原有的门类界限,只要面对自然,便能“临事制宜,从意适便”,信手拈来皆得理法,在散乱的节脉中荡起形象的生机。 袁运甫、范扬等也在胡润艺术榜上占据了重要位置。 中国古代绘画的艺术价值已经被前人推到了极致,因此,这些年来,国际画坛一直期待着中国的当代艺术能够对接自己的传统,并在传统之路上有所推进和再造——这样一个迟迟不能完成的任务终于因为有了南通人徐累和徐累作品的出现而得以实现。 中国美术论文:中国美术教育的现状及未来发展 文明从后现代艺术的此消彼长已经开始进入了一个新的尴尬时期——大师消失了。我们再也看不到亚里士多德、尼采或达·芬奇那样的人,甚至连格罗皮乌斯也离我们远去,可我们又没理由因此而怪罪自己亲手发明的新经济体制。值得当代中国人重视的是,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使人心浮躁,自身文化丢失以及对外来文化一知半解。但这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契机,我们开始反省自身的文化状态,重新发掘中国文明的内涵以及再次审视西方文化意识,我们和世界重新站在同一个起点,而目标就是重新建立一个可以出现大师的环境,而这个建造过程的优秀环节也就是本文所要论述的重点——美术教育。 一、什么是美术教育 美术教育是一种制度,在这一系统下,培养出更多的艺术家,但这一制度在不同时期也是可变的。从古代的师徒模式到近代的学院制,这种制度通过变革延续了自身的存在。在大学美术教育中,从事美术教育的人一般都具备两种身份——艺术家和教育者。一个教育者首先应该是一个艺术家,他对世界有着自己的看法,对艺术有独立的评判;其次他也是一个教育者,为自己的学生提供自己的经验和观念作为他们在艺术活动中成长的参考。需要强调的是,教育者自身的构成基础是艺术家,优秀是教育者,这两种身份的价值是并存的。 作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美术教育者,他的职责在于牺牲的勇气,以肯定的方式教育年轻人正确地分辨艺术的价值,甚至可以为了自己的观念去否定以往的经验以及价值,这就需要一个艺术家不仅具备专业水准,更要有一个堪称典范的人品。 二、中国美术教育的现状 中国自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始引进西方美术教育制度,这也是现代中国美术教育的开端。在制度更迭之际,中国人的救亡图存也直接导致美术教育跟随社会文化范式的变迁而变迁。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美术教育在废墟中移植了一套全新的模式,但随着市场经济的逐渐平淡稳定后,教育者们却发现了一个尴尬的现象:在这个平稳的时期,很多艺术家都养成了一种思维定式,即接受国外的艺术思想,缺乏思考与解构的能力。思维空白已经是艺术家感到无奈的事实。学院内的教育者不仅发现了中国美术的残缺状态,更要面对大学教育制度下来自管理体系的压力。教育制度的变质最直接的受害者就是年轻的学生。中国的大学扩招使得更多的学生选择了艺术专业,社会矛头直指美术教育。 三、中国美术教育的发展方向 虽然当代中国美术教育已经伤痕累累,但值得庆幸的是还有一部分教育者在坚持美术教育的初衷,他们更多接收及时的对外信息并思考、批判地理解,在基础教学外增加开发学生创造力的教学方法。这已经足够预兆一个新时代的开端。 在当代中国美术教育中,设计教育的革新最为突出。正如工业革命后设计的出现宗旨一样,它更接近于应用,与社会接受能力最大限度调和,也正是这种特性使得设计教育率先改革,教育者们意识到他们没有像绘画那样宣称艺术的精英属性的借口,设计首先是为应用而产生的,大学越来越多地邀请从业设计师授课,使得设计教育更具时效性。 美术教育的其他门类也面临同样的问题,年轻的学生们最大的压力就是生存,4年的本科教育能否完成这些教育者最迫切的愿望。当代中国美术教育的任务也以此为开端,已经存在的教育制度和教育模式不可能被瞬间改造,这可能是一个需要投入几代人的努力的过程,而首先要做的就是接受真正来自当今社会的信息。中国的学院教育需要更多的社会实践转化成学术成果。 目前的设计实践中,以靳埭强先生为开端的一批设计师已经开始着重发掘中国本土艺术语言的尝试,他们在实践中不断尝试这些文化符号的重新应用,甚至打破原有的设计与绘画的分科,这种学术尝试显然对起初的造型艺术是一个巨大的冲击,但这也确实带动了学院教育进行新的变革。在未来,中国教育将首先使年轻的艺术家生存下去,给与他们更多的“儿童般的自由”和人文关怀,而后才能真正诠释本土艺术的内涵。 四、新教育精神下的教育方法 任何艺术创作或艺术教育都是时代精神的写照,它无法回避与时代的血肉关系。这首先是对教育者的要求,成功的教育应该是在不断的突破之间完成的,教育者必须使学生清楚地知道当今社会美术思潮的最新动向,基础训练应被保持在最低限制的分量上。美国有一位教授曾经让学生在破烂不堪的纸上做素描练习,在我看来,这类方法完全可以使学生清醒地意识到基础训练在整个美术教育中实际的位置和作用。我们更应当明白,基础训练不是一个阶段或是整体中的一部分,而是伴随人终身学习的最重要组成部分。这样,人才能清楚地认识到自己。 事实上,美术教育应该是打破现有学科分类的,用各种方法来完成视觉艺术基础课的尝试,向学生提供社会方向的课程参考议题:生命、生存、人格、疾病、微距、信仰、文化、战争、生态、自由、地球等。学生的作品不仅仅是为了符合某种形式、技术和私人的情感价值的需要,更重要的是和社会议题进行直接的沟通和对话。中国高等美术教育的优秀是文化教育,而非单纯的技术培训。还有就是激发学生的创造力,在对社会进行思考后,不局限于绘画技巧或设计语言等的分类,甚至尝试新的视觉元素的创造来表达自己的感受。 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发挥教育体制的作用,造就出懂得独立思考而又不惧怕时代的艺术家。 作者单位:东北师范大学人文学院设计学院 中国美术论文:中国美术史研究中文献系统与图像系统二重关联问题 摘要:中国美术史研究将美术史的性质归列到历史学的范畴,其目的在于重构美术历史。美术史研究应以图像为主干,尽力摈弃以文献为主导的研究格局。但在实践中,对图像的解读仍需依凭文献的记载,形成了文献系统与图像系统的既相互契合又相互悖离的二重格局。在“昭君出塞”这一典型个案中,历史记载与故事传承这一文献系统直接诱发了其图像系统的产生与形成,同时图像系统又极力超越文献系统形成的思维定势,产生新的图像系统格局。在中国美术研究视域中,这种文献系统与图像系统的二重关联是一种普遍现象,值得认真研究。 关键词:中国美术史;历史研究;文献系统;图像系统;昭君出塞 对于几乎每一个美术史家而言,他们都包含着许多重要的、潜在的“已有观念”。这种“已有观念”是一种知识体系的先验存在。这种已有观念虽然可以通过某些图像系统获得,但是,毫无疑问,其绝大部分是通过文献系统获得的。对于美术史研究而言,图像系统是其研究的主干,图像的色彩、绘画技法等因素是其研究的根本对象,美术史学的研究回归到图像本体上来,才是美术史学研究的目的。但是,长期以来,由于图像复制的困难及图像独立审美功能的缺失,图像在真正的美术史研究中所处的地位相对尴尬。因此,还原美术史研究视域中图像系统应有的地位,结合文献系统与文图关系的实际,方是美术史研究应有的立场。有鉴于此,本文以“昭君出塞”这一典型个案为中心,探讨中国美术史研究中的文图关系,以期为中国美术史的研究提供有益借鉴。 一、文献系统:“昭君出塞”的历史记载与故事传承 “一去紫台连朔漠,独留青冢向黄昏。”(杜甫《咏怀古迹·其三》)王昭君当年出塞和亲,而今在茫茫大漠上只留下矗立的青冢,她的哀婉、悲怨以及为国为民的大义成为两千年来文人题咏与画家刻绘的重要题材。在此过程中,围绕王昭君的出塞,衍生出各类不同的民间传说、历史故事与文学创作,呈现出内容不断丰富,情节不断延展,形式不断变换的状态,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多种文献系统。 一是历史文献。昭君出塞和亲,是正史载记的真实历史事件,有历史文献的依据。根据班固《汉书》的《元帝纪》和《匈奴传》的记载,王昭君,名嫱,字昭君,西汉南部秭归人。王昭君本是“良家子”,汉元帝时被选入宫。竟宁元年春正月,匈奴呼韩邪单于入汉朝见,请求与汉朝和亲。汉元帝将“待诏掖庭”未被皇帝御见的宫女王昭君赐给呼韩邪单于作为阏氏。建始二年呼韩邪单于死,前阏氏子代父立为单于。王昭君依照当时匈奴的习俗,嫁给后单于。这就是昭君故事的简单史实。 其后,南朝刘宋史学家范晔撰写《后汉书》时,又在《南匈奴传》中写入王昭君的事迹。他在史书中明说:“呼韩邪来朝,帝敕以宫女五人赐之,昭君入宫数岁,不得见御,积悲怨,乃请掖庭令求行。”也就是说,王昭君因入宫多年未得皇帝恩幸,而主动请求去匈奴和亲,并非《汉书》所言被动地被汉元帝赐给呼韩邪单于。《后汉书》不仅写明王昭君的态度和心理,而且对她的仪表也有生动的描绘:“呼韩邪临辞大会,帝召五女以示之。昭君丰容靓饰,光明汉宫;顾影徘徊,竦动左右。帝见大惊,意欲留之,而难于失信,遂与匈奴。”在这里不但有对王昭君容貌衣饰、风采仪态的描绘,同时也描述了汉元帝欲赐不忍,欲留不能,既爱怜昭君国色天姿,又不肯失信于匈奴的矛盾心理。此外,《后汉书》还交代了昭君在呼韩邪单于死后,不愿嫁给继任单于的继子,曾“上书求归”,但“成帝敕令从胡俗,遂复为后单于阏氏”的情形。 由上可见,《后汉书》所记载的昭君故事,已经不像《汉书》那样简略,可能吸收了部分民间传说,而且加上了一定程度的文学描写,王昭君已初具悲剧人物的雏形。 东晋葛洪所撰《西京杂记》也记录了王昭君的事迹。与《后汉书》相比,《西京杂记》的杂史记载更具传奇色彩。在此书中记述了王昭君之所以多年未被元帝宠幸的原因:“元帝后宫既多,不得常见,乃使画工图形,案图召幸之。诸宫人皆赂画工,多者十万,少者亦不减五万。独王嫱不肯,遂不得见。”于是,王昭君故事中又增添画工索贿的情节。及至“匈奴入朝,求美人为阏氏,于是上案图,以昭君行。及去,召见,貌为后宫第一;善应对,举止娴雅。帝悔之,而名籍已定。帝重信外国,故不复更人。乃穷案其事,画工皆弃市,籍其家,资皆巨万”。被斩画工共有毛延寿、陈散、刘白、龚宽、阳望、樊育等六人。 二是音乐文献。与《西京杂记》几乎同时的音乐文献《琴操》一书中也记载了王昭君的故事,与《后汉书》、《西京杂记》相比,《琴操》虚构成分更多。其中最明显的一点便是,该书记述王昭君不肯依“胡礼”再嫁,“乃吞药死”。这是从封建礼教的贞操观念出发,对《汉书》所载王昭君史实做出的重大改动。此外,《琴操》还写王昭君死后葬于匈奴境内,“胡中多白草,而此冢青”,交待了“青冢”这一说法的文献由来。 王昭君出塞事迹与音乐文献关涉的,还有创作于《西京杂记》与《琴操》之前的西晋石崇的《王昭君辞》,在该辞序文中,石崇曾说:“王明君者,本是王昭君,以触文帝讳,改焉。”为避晋文帝司马昭之讳,王昭君从西晋始又被称为明君或明妃。石崇还写道:“昔公主嫁乌孙,令琵琶马上作乐,以慰其道路之思,其送明君亦必尔也。其造新曲,多哀怨之声。”从此,王昭君又与琵琶结下了不解之缘。 至此,在历史文献与音乐文献系统中,后世昭君出塞故事的所有元素均已基本具备,如入宫、不见御、画工毛延寿索贿、昭君心存怨恨、和亲、再嫁、思乡、琵琶、青冢等,一个比较成熟的故事开始形成。加之魏晋南北朝时期,南北分裂,国势颓败,北方边疆又饱受异族侵扰,许多家庭离散,不少人被掳而离开家园,在动荡中惨死他乡。所以,王昭君的命运便得到民众的深切同情,他们纷纷在昭君故事中倾注他们自己的爱憎,从而使昭君故事得以广泛流传。 三是文学史文献。到了唐宋乃至元明清时期,昭君出塞的主题元素又屡屡被文人利用,并以诗歌、小说、戏剧的形式敷衍传承。唐宋时期,包括李白、杜甫、白居易、欧阳修、苏轼、王安石等人在内,几乎所有著名的诗人,都有歌咏王昭君的诗作。与此同时,《王昭君变文》为后世昭君故事小说化开了先河。元明清时期戏剧的隆兴,使昭君出塞的故事又被大规模地搬上了戏剧舞台。据《录鬼簿》载录,元有关汉卿《汉元帝哭昭君》、吴昌龄《月夜走昭君》、张时起《昭君出塞》杂剧,皆已亡佚。现存剧作只有马致远的《破幽梦孤燕汉宫秋》。马致远的《汉宫秋》是一部著名的悲剧作品,也是昭君出塞故事系列中最有影响的文学作品,同时也是迄今为止能见到的最早的昭君戏。这部杂剧集中了前记小说、文人诗词和民间讲唱文学的成果,根据时代的需要,使昭君出塞故事有了重大的发展。明代以昭君出塞故事作为题材的剧本有陈与郊的杂剧《昭君出塞》(现存《盛明杂剧》本)、无名氏的传奇《和戎记》(现存明万历年间金陵富春堂本),以及《青冢记》三种。清代以昭君出塞为主题的戏剧有尤侗的《吊琵琶》杂剧、薛旦的《昭君梦》杂剧等。不过,明清时代,昭君戏曲虽广为流行,但多歌颂昭君与元帝爱情,昭君自杀,既为朝廷殉身,又为元帝尽节,这些戏曲主题统一于爱国、忠君观念中,皆与史实背离。独《昭君梦》,以梦境结构全剧,并遵照史实令其和番,下嫁呼韩邪单于,与众剧迥异。 谈美术批评与中国美术主体精神的建构 在有关中国美术主体精神建构的讨论中,美术批评的地位不容忽视。从宏观层面上看,美术批评在美术史的“形状”的塑造上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从微观层面上看,美术批评是某些艺术家、艺术流派在特定艺术风格、美学思想甚至技术手法的探索和形成上的重要幕后推手。如在西方美术史中,18世纪法国的狄德罗对夏尔丹和格瑞兹的积极评介,19世纪英国的罗斯金对拉菲尔前派的热情支持,20世纪荷兰哲学家苏恩梅克尔(M.H.J. Schoenmaekers)对“风格派”的影响,都是“批评”深度参与“创作”的实例。 从根本上讲,美术批评的作用不在于片面地表达支持或反对,也不在于就作品的题材、内容或图式、色彩、技法等视觉要素进行文学式描述或哲学式阐释,而是在于“发现”作品具有的审美气质、追求的文化品格、传递的价值观念等,从而帮助作者理清思路,使其更明确地意识到自己想要表达什么,以及为什么要表达、如何更好地表达等问题。在国外艺术资本翻云覆雨,艺术创作以迎合市场为时尚,批评话语严重西化的当代中国,具有鲜明中国文化立场、坚持民族审美观念的美术批评的在场显得尤为迫切和紧要。换言之,批评家积极地参与,而不是被动地跟风,清晰地表达,而不是暧昧地声援,对于当代中国美术主体精神的建构具有的重要意义不言而喻。相应的,这对美术批评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首先,美术批评家应具有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的修养。它一方面体现在对民族传统文化怀有真挚的情感,另一方面体现在重视对民族传统文化的学习。对于美术批评家而言,学习传统主要体现在对中国美术史的学习。这种学习是对中国古典绘画、书法、雕塑、建筑、工艺美术等方面的史实,以及其基本发展脉络、审美判断标准、优秀价值观念等知识有深入、系统和全面的学习与掌握,而不是浅尝辄止、临渴掘井式的功利主义使用。除此之外,对中国古典文学、诗歌、音乐、戏剧、陶瓷、园林等方面的知识也应该有所了解。因为中国艺术精神并非单纯地在蕴含绘画和书法艺术中,而是渗透于中国文化浸润下的所有实体器物和精神产品中。归根结底,学习传统的目的在于涵养和陶冶一种中国的格调与气质,建立对本民族文化的深刻自信,从而在美术批评活动自觉做到两点:一是用中国的艺术审美标准与文化价值观念评价和衡量中国的美术作品,即“以中国解释中国”;二是能够站在中国的文化立场对西方的美术做出独立自主的阐释,即“以中国解释西方”。 其次,美术批评家应对西方美术史、重要文艺理论及哲学观念有比较深入的了解,其中要特别重视对西方美术史的学习。只有完整地了解了西方艺术的发展历程,才能全面、客观地看待面貌多样、良莠不齐的西方现当代艺术。至于西方文艺理论及哲学观念,最重要的是要做到“消化”和“吸收”,而不是囫囵吞枣、断章取义。“向西看”的目的有两个:一是在美术批评活动中习惯于把西方美术置于西方特有的文化情境与历史语境中予以认识和考察,而不为其表面的主题、形式、材料、技术的创新所遮蔽;二是能够从西方的视角观察和反思中国的美术及其在“世界美术史”中的价值和地位,从而更加坚定对其未来的信心。另外,美术批评家还要对西方的政治、经济、社会体制有比较深刻的认识和了解,对西方的文化输入策略,以及国际艺术资本背后看不见的政治经济利益之手,保持清醒的认识。无论官方还是民间,西方各类艺术机构在展览、收藏、拍卖活动中或多或少都有着政治的考量,并非如其宣传的那样赞助具有普世价值的人类艺术成果。在这方面,英国记者弗兰斯·桑德斯(Frances Stonor Saunders)的《文化冷战与中央情报局》(《Who Paid the Piper?: the CIA and the Cultural Cold War》)值得阅读。该书通过大量鲜为人知的历史档案,揭示了美国政府在冷战时期大力赞助艺术以助力意识形态斗争的真正目的,这对我们认识当代西方艺术资本的本来面目不无帮助。 第三,美术批评家应具有历史责任感和使命感。具有崇高历史责任感和使命感的美术批评家在研究和写作中不仅要对作品负责,对艺术家负责,更要对中国文化负责。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精神和灵魂,是国家发展和民族振兴的强大力量。在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内要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总书记在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作家协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强调,广大文艺工作者要始终坚持正确方向,更加自觉、更加主动地承担起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引领社会进步的历史责任。作为文艺工作者群体的重要组成部分,美术批评家要顺应时代要求,立足优秀民族传统文化,以开阔的视野和无私的情怀,扎扎实实地研究真正具有中国精神和气度的优秀画家、雕塑家、建筑家、设计师、工艺美术师和民间艺人,把他们推介出来,使之成为建构中国美术主体精神伟大事业的领导者和生力军。 中国美术主体精神的建构固然需要美术批评家的努力,但国家的支持也是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回顾新中国美术史,国家在美术创作领域从来都是强有力的推动者。如始自1949年的“全国美术作品展”以部级的标准深刻塑造了新中国美术史的面貌,培养和成就了一大批杰出的美术家,直到今天还在发挥着无可替代的美术创作风向标的作用。继2005年由、文化部和财政部投入亿元巨资主办的“国家重大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之后,2011年底,中国文联、财政部和文化部又启动了“中华文明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与国家对美术创作活动持续和强劲的赞助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国家还未曾主办过一次部级的美术批评或美术理论方面的奖项评比活动,这不能说不是一个缺憾。视觉艺术的历史需要作品实体,更需要批判性思维的参与、支撑和引导。当国家吹响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号角之时,希望有识之士能呼吁建立类似“国家美术批评基金(奖)”之类的奖励和赞助机制,从国家层面对美术批评家和美术理论家的研究和写作提供支持,从而兼顾创作和理论,推动新形势下美术事业更好的发展。 中国美术主体精神的建构不是一蹴而就的事业,其目标在于建立和完善中国美术价值判断的尺度,使中国的美术具有中国的精神气质与文化品格。就美术批评而言,其优秀内涵在于,不再以他者的标准为标准审视和衡量中国的美术,拒绝成为他文化的点缀和附庸。 (作者单位:商丘师范学院美术学院) 中国美术论文:当下中国美术教育发展面临的问题 教育学科在中国不过两百余年,借道日本取法“西洋”,后又由“中道”日本转向“直捷”西方。教育著述也是由先编译后编著的路线,中国教育学科是“西学东渐”的产物,是在译介西方教育学科的过程中形成的,本文从学院的学生、教师、评价体制包括作品评价、美院教育与师范教育来探讨中国美术所面临的问题。 拔苗助长的考前美术教育 青年人是早上七八点钟的太阳。而我们的太阳,考前的考生们却在不断训练概念性的考前素描中抹杀了学生发现自然的能力,使学生训练了一套“好活”,从而失去了自身发现世界的眼睛。最好的年龄,最有发展的年轻人只为功利考学,在不断的考前重复的概念性的训练中葬送了自己本有的敏锐的洞察力与感受力,而现行的素描、色彩、速写的考前模式与中国自身美术观念没有任何关联,也就是说我们为这样的考前培养模式培养出来的几代人的将来艺术前景堪忧。 大学本科的教育问题 1.美术教育没有自身的教学体系。现今的学院教学是百年前引进西方的学院的写实造型、写生训练并借助民族传统形式与材料加以表现,逐渐形成了临摹、写生、创作的中西结合谱系,现今体系与百年前学习西方的体系的并没有太多改进。体系落后,方法老化,专业教学与史论教学互不相干,没有产生互渗关系,中国传统画论美学更没渗透到艺术理论的教学中,美院之所以比其他综合类美术大学“好”,主要是靠美院有一批名师,而不是美院的教学体系。 2.重“技术”的培训,不重“人才”的培养。大学是培养“人才”的地方,其次才是专业或技术。现今的美术学院是“技术学院”,是“绘画技术”、“雕塑技术”、“设计技术”、“计算机技术”学院,仅是技术的训练,也提高不了学生的素质。再加上学生高中之前及家庭教育的综合素质没有跟上,想在大学提高,只是天方夜谭。 叶圣陶说,若有人问我干什么,我的回答是“帮助学生得到做人做事的经验”,我决不说“教书”。大学教育是“人”的教育,而不是“技术”或“职业”的培训地,也就是说,即使你毕业不从事你的专业,你也能很好地完成、做好你所想做的其他行业。如果在成长的过程中你没有完成自我的人格与意志品质等,你不但本专业学不好,更干不好其他专业,那么这样的结果必会为社会造成后患。这种教育不只是大学单方面能完成的,它需要我们的社会、家庭、学校及本人共同完成。 硕士、博士泛滥 盲目的提高学历层次及社会对学历的需求造成了硕士、博士泛滥,出现了绘画水平硕士水平比不上本科生,博士水平比不上硕士生。实际上美术学博士原本就是以理论研究为宗旨的。 现今,艺术升级为一级学科门类,全国美院或地方院校拼命争设博士点,许多并不够条件的也在争抢这份“羹”,又并不是从事理论研究的人员也能享有“博导”的头衔,这样的“博导”在制造一批一批怀揣着不同目标的“博士”们。官方高举引导名利的大旗,并设定了名利等级,高等美术教育便成为了集体追逐名利的竞技场。 不规范的评价体系 1.学科、教学评价体系。以往美术学在学科制度上一直在“文学”门类下作为三级学科方向,而中国的教育是起步是引进西方的,现在艺术学科升级,各方面也都是在探索过程,关于学科评价建设还没有形成一个行之有效的合理的现行方式。要建构中国自身的教育谱系,艺术理论思想与有系统的教育教学观念、方法、目标,有与之配套的实践教育系统。教育教学成果如何评价?教师的创作成果、设计作品,靠获奖。学生的成绩如何评价?靠分数。 2.职称评定体系。这是一种不平和的体制,休想让教师清闲,大学教师的任务繁重,要教学,要教好学,又要搞好“科研”,“科研”这一词界定本身就存在问题,艺术家要搞“科学研究”?“体制”希望大学教师:(1)有出色教育教学能力;(2)又要有超群的外语水平;(3)还要有顶级的绘画水平;(4)还要有“高级”的“学术”水准,要求教师要在部级优秀期刊,或者CSSCI的期刊上,才算有学术水准;(5)要有“科学研究能力”在职称评定过程中要求美术教师要有省级或者部级的“项目”方可符合所谓的相称的职称。 教师大量的时间忙于论文、项目及参加美协的展览活动,自由的时间被迫出卖。无欲则刚,给教师更大更多的自由空间,让高校美术工作者静下心来做事吧! 3.艺术创作评价体系。中国近百年美术评价体系也是西方的,又是在浅层的画面制作效果或工作量多少来“计算”作品的“优劣”。国家展览给艺术设定了错误的目标与错误的导向,展览多是虚假的矫情之作,没有深入骨髓的真正的现实主义作品。更见不到也不存在传统中得“逸品”的作品了。现今,急需建立一整套符合自身文化传统的美术作品评价体系,即不同于传统又不同于西方,要引导提倡创作符合中国自身审美要求的有相当艺术格调与境界的美术作品。 学科与职称评定的结果:1.对高校教师的身心压力;2.忙于职称,疏于教学;3.为社会制造更多“著作”、“论文”垃圾;艺术评价的结果是为社会制造了一批虚假的“大垃圾”。 给九大美院自由,他们自身更懂得评定体系。下属师范类院校及综合性大学,定位要准确。 研究学术需要评定吗?学术研究首先是自身的爱好与兴趣,再加上自身所具有的使命感与责任感才能做好学术研究。它不需要哪个单位或机构来评定这属于什么。不能一味地追逐而要问为什么追逐?大学沦为了实用与适应主义,变成了世俗化与功利化的场所,大学应是培养精英的地方,是引领而不是去盲从。康德认为艺术和审美具有超越功利性的“自由”秉性。太多实用与现实而缺少精神,缺少那自强不息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精神”,这也正是我们的“大学精神”。 师范教育的问题 师范类学校过分强调专业教育,而教育应把培养目标确立明确。 课程设置不合理,教学内容陈旧,没有教学法。高等师范类美术教育从课程设置到教育实习都与中小学美术教育实践相脱节。一方面是高校本身的问题,另一方面是中小学的问题,中小学、高中对美术教育不重视。美术在中小学不能得到健康正常的发展必将影响将来的发展前景。现今美术被升为了一级学科,是否在中小学中,美术也可以从“副科”升为“主科”呢? 师范类院校培养目标应该明确:为中小学培养优秀的教育人才,而不是把目标定的跟美院一样,大学教育有其共同性和一致性,但各个大学办学应该有自身的特色,更应该发挥自身的地域及历史文化优势。 解决的出路 1.爱好从小培养——兴趣是最好的老师。 美育可救国,从幼儿园开始着手对孩子进行美育教育,小学、初中、高中要逐步加强,而不是到高中学生学习成绩下降了,那么赶快学美术吧,家长、学生都有这种心理,学生不爱自己的职业,没有兴趣一定学不好。米开朗基罗十三岁进基兰达约工作室学绘画,老师认为他学晚了,毕加索十三岁的素描作品已经相当于世界级大师的水准了。艺术是一个高尚而崇高的行业,不要玷污了她,想要成才,爱好是最好的老师。 2.大学前的多样化的学习,国画、版画、油画、雕塑、设计等要在考前有相当的基础与熟悉程度,而不是到大学毫不知其主业为何物。 3.建立“大美术教育”系统。 中国美术教育从小学、初中、高中到大学是一个应该是一个连贯的完善的自成系统的整体体系,一环扣一环形成一个连贯的培养计划。而现今,这几个环节互相并没有干系和联系,更没有形成一个系统。 小学、初中、大学他们之间要形成一个纽带,他们之间要建立一种纽带关系。如果形成一个“大美术教育”的系统,那么美术人才会从小学或幼儿开始就会有一个很好的健康的起步,通过初中及高中的逐渐的美育培养,学生的艺术素养和实践能力绝非今日的考前一两年所能企及,那么大学美术教育就自然可以想象。 中国在两千余年以前就有自己的教育思想,但现今美术教育没有形成一个完善的中国自身的体系,这需要一批人或几代人来不断地完成。发现问题是未了更好的解决问题,我们期待着中国美术教育不断前行,它会不断完善。 作者单位:西安美术学院中国画系 陕西西安 中国美术论文:中国传统文化在当代中国美术创作中的运用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物质生活慢慢的提高,更多人需要的是精神上的生活,作为艺术创作也慢慢进入了思想的潮流当中来了。把人们从理想化的想象带入到了视觉上的审美当中来了,更具民族精神状态。国内许多艺术家现在都着力去探索与研究着中国传统文化在当代美术创作中的体现与运用,最具代表性的如吴冠中先生,他的作品体现特具民族气息,用当代西方油画语言来表达中国传统文化,提倡并推崇了中国文化,具有夸时代的意义,再如,徐冰的烟草计划,展望的假山。又如,周春芽的桃花系列,都体现了中国颇具特色的文化,从艺术创作方面来体现中国传统文化,并受到世界大众的关注与认可,它使中国当代绘画走上了一个更高的台阶,从这一点能说明中国传统文化在当代中国绘画艺术中具有意义的,值得我们去研究与发展。 在当代画坛里有很多艺术家都在把中国传统民族文化在绘画上的体现也做的非常的好,强有力的展现出作品的极大魅力。正如“吴冠中先生运用当代艺术的综合性创见解构了中国传统的艺术形式,从而独树一帜。从吴冠中先生作品丰富的意象表现中,既有中国传统绘画风格内涵,又有中国传统艺术的时间与空间、动态与静态的文化内蕴,在他的后期绘画作品当中并以意象的符号重构了中国传统艺术的现代意识和当代性,阐发出时代的强音 。说到蔡国强的火药,使他在当今世界艺坛无非也享有盛名,也是我们年轻一代的艺术追求者应关注并了解的对象,他的艺术语言,很明显具有很强烈的民族气息,作为四大发明的火药,他以它来作为绘画表象的主题,具有很强的民族意义,整个创作作品的场面气势压人,颇具东方气息,一见其作品就让人震撼与兴奋,他让火药再一次让世界所认识。再一次说明了中国民族文化在世界的地位与所做出的贡献。为世界的发展具有不可缺少的意义。作为艺术家就应该为民族文化做一份自己的努力。 看看我们生活的每一个角落,不得不让我们反思传统文化何去何从?面对外来文化的冲击,我们自身的文化已经失去了很多很多。从古至今,中华民族遇到过多少次的入侵?但是从来没有被征服过!那是因为我们有一股韧力,很强的抵抗力量,——民族传统文化。然而它却在渐渐流失。这不能不让人深深忧虑,如果当我们再一次面临武力或是文化入侵时,我们是否还具备极强的抵抗力? 现象实在严重。现在发出此呼声意识到此现象的人确实不少,但是只是都停留在喊叫声当中,能意识到问题的却往往缺乏解决问题的能力,在此我们来看看吴冠中先生,吴冠中先生就在努力的付出他实际的行动,以他个人微薄的力量通过绘画的形式去提倡传统文化。?他的绘画在后期有人说呈现出来的是绘画功底薄弱,而没有真正的去反思其真正的意义价值,这是当今所谓一些美学评论家的一种悲哀,我只能在此对他说说的说上两个字“无知”。个人觉得他后期的绘画,越来越倾向于人文价值、审美熏陶等方面,它却可以让一个人受益一生。 他的提倡也许仅仅只是表现在美学方面的传统文化,但这可以使我们意识到传统文化的其他方面,指得是其中适合人性、社会的理性部分,我们应该做到下一代从意识形态方面意识到对社会的关注、对家庭的责任、对自我的认识、对人性的尊重、对师长的尊重,应该具有为人处世恻隐之心,应该具有对民族忧患意识,应该具有赤子之心,应是一个立足与中华民族文化为基石的具有改造社会,改造自我改造世界的有能之人,以正直、宽容、大度、睿智、善良、仁和的形象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吴冠中先生传统文化的倡导在绘画当中对于我也有着及其深刻的影响,它让我从思想上自身本质的本族民族文化能通过绘画艺术的体现形式来表达自己的情怀,在新世纪中国美术已面对着和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完全不同的文化形式与状态下,这意味着新时期美术已经进入世界当代多元文化格局中,对于民族艺术的自觉和民族艺术的当代性以及民族艺术在当今世界文化格局是否占有一席之地有着重要的意义。在这种世界文化多元化的格局中中国美术界教育界以及审美界应着重探索和研究中国开放式的文化心态中对民族文化的坚持与开拓。 我觉得中国美术要在国际拥有自己的独特地位,只有通过传统文化民族化的形式才能实现其目的。如果没有其民族特色,那将失去地位,剩下的只是躯壳,留下的只是笑话,有人说在艺术的国度中,越是具有民族的,才是越世界的,我也觉得越是自己的,才是越生动越真实的,越是具有说服力的,比如说当代中国艺术家吴冠中先生,蔡国强,等等知名艺术家,在国际上占有一席之地的艺术家在自己的艺术作品表现出来的都是具有民族的自我的真实的感受的体现,当然这一点已经成为共识。也就是说,民族化是当代中国美术发展的目标和价值追求。民族化并不是简单的传统化,更不是固守成规自己局限与自己的圈子当中成为井底之蛙,而是在继承传统和借鉴外来的基础上,对当代中国美术的一种创新。在很长一个时期内,中国的油画创作受到西方的影响过分模仿西方,轻视甚至否定中国传统文化,漠视并脱离了中国人民大众长期以来所形成的独特审美习惯,完呈现给我们的是与我们完全陌生的语言,对民族文化已经没有任何的概念基本忘却了民族文化的精髓所在,更不知道在艺术创作方面应该如何下手,更没有勇气去下手,创作。因此,我们在油画艺术的传入的同时,首先因加强民族文化的广泛性,对中国民族文化进行重视,去了解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然后再面对外来的西方文化相结合的体现在艺术创作方面。在通过熟练的绘画语言的表现方面为基础外,更需要的是再作品做表达的精神内涵方面要体现的更加的充分。因为精神语言才是绘画艺术作品的灵魂所在。它才更具意义。我一直认为作为一幅艺术作品,不管你的技艺有多高,你的画面呈现的形式感有多么的独特,你的画面在色彩方面是多么的触目惊心,那都是浮云,很表象的。这样的画面在上个世纪都已经被人家用烂了,难道我们的审美都还停留在上个世纪?确实在面对很多国内所展的很多画展,使我感受到的就是,思想落后,没有创造性思维去面对自己的艺术创作,我只能说他们大多数只是一种抄袭,而且是表面的抄袭,基本没有任何使我产生共鸣,看起来就觉得恶心。其实更重要的是面对一幅艺术创作,有没有其思想,其内涵,从中说明一个很深刻的含义。油画在绘画艺术的民族化过程,也是一样。注重民族文化内涵和审美观,要体现中华民族美学思想,因此,当代中国美术创新通过中国传统文化的民族形式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中国美术论文:从“四个认同”的高度谈新疆高校中国美术史教学改革 【摘 要】在新疆,高等教育的使命更重,它关系到新疆的长治久安、和谐发展,关系到祖国的领土完整和国家民族的文化传承。对新疆的未来而言,培养什么人、传承什么文化才是新疆教育的重中之重。当前,我们要紧紧围绕“四个认同”教育主线,将正确的国家观、民族观、文化观渗透到艺术教育中去,引领广大青年学生胸怀祖国、建设边疆,为新疆的跨越式发展、为新疆的长治久安、和谐进步,为各民族团结奋进的大美新疆的到来努力奋斗! 【关键词】四个认同 新疆高校 艺术教育 教学改革 新疆古称西域,自古以来就是我国神圣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千百年来新疆与内地经济文化相互影响,潜移默化,形成了难解难分,血肉相连的内在联系。同时,新疆各族人民长期共处、相互学习,成为推动新疆历史前进的巨大动力。历史证明,新疆自古就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地区、一个多种宗教并存的地区、一个多民族共居共建的家园。 当前,国际形势复杂多变,对新疆来说,近些年国际敌对势力和境内“三股势力”对新疆不断渗透破坏,妄图将新疆从祖国大家庭中分离出去。此时,“四个认同”理论的提出及如何贯彻学习“四个认同”就显得尤为重要。我们知道,“四个认同”即是对祖国的认同,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认同。而 “认同”又称“归属感”,没有认同感,就不可能有凝聚力。 我们认为,“四个认同”是爱国主义的基础,是解决新疆民族关系、维护祖国统一、保持新疆长期稳定发展的重要治本之策。纵观世界许多国家的分裂,都是国家认同、民族认同、文化认同、道路认同出现危机,进而造成国家民族的危亡。 新疆处于反分裂前沿,青少年由于受地域、宗教、民族、经济社会文化等因素的影响,价值观的培养和塑造就显得更为重要,这就等同于与敌对势力争夺未来。当前,新疆各高校在青年学生中都开展了“四个认同”教育以及新疆地方史、马克思主义“五观”教育等理论课程的学习,这对青年学生正确树立国家观、民族观意义非常深远。针对“四个认同”教育,新疆各高校也建立了切实可行的评估体系。多所院校的教师及理论研究人员对“四个认同”教育的落实提出了独到的见解,研究并发表了相关的论文。如新疆师范大学吴常柏教授的《新疆高校坚持“四个认同”教育的经验》一文,新疆农业大学的寇新华、何建忠教授的课题《新疆高校马克思主义“五观”“四个认同”教育现状的调查与分析》,该课题先后在新疆多地三十余所高校进行了调研,掌握了有关“四个认同”教育的第一手翔实资料。 新疆石河子大学政法学院、中央民族大学哲学与宗教学院的李瑞君、贺金瑞教授也撰写了对《新疆“四个认同”教育的思考》一文,对新疆高校“四个认同”教育提出了自己的思考。同时,新疆各高校抓住重要纪念日、少数民族传统节日等契机,举办丰富多彩的校园文化活动,促进各民族文化交流融合,增强各族学生对祖国的认同、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认同。但是,落实“四个认同”教育,仅仅通过理论教育这一途径,对于大学生思想意识的形成及对其行为倾向的引导是远远不够的。 鉴于此,如何在学习“四个认同”理论的基础上,通过大量的实例、历史资料、考古发现来引导教育学生加深对“四个认同”的更深入理解,切实增强新疆青年学生对祖国的认同、对中华文化的认同这一点就显得尤为重要。目前,有关新疆与祖国内地政治、经济、文化从历史的角度不可分割的考古发现、现存历史遗迹、文化遗存数不胜数,但新疆高校中国美术史教学在利用此类视觉历史资料完善“四个认同”教育方面的探索和尝试尚属空白。针对这种情况,特别是新疆特殊的区情、政情,如何在新疆高校中国美术史课程教学中引入此类教育就具有既迫切又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新疆高校中国美术史课程教学改革的重要性 我们知道,美术史课程的学习是培养全面发展的高素质人才、增强各学科学生对古今社会的认识,提高修养,形成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获取高尚的精神享受的重要途径之一。对于新疆高校的学生来说,在中国美术史课程中充实、完善新疆与祖国关系内容的学习,目的就是强化“文化认同”, 明晰“归属感”。而这种“认同”的学习是直观的、可视的、有翔实史料可查的。这种学习就是对“三股势力”分裂新疆图谋的正面回击。从而使学生从艺术史学习的角度观照新疆的历史文化以及与祖国几千年的脉络关系。这是“四个认同”教育的需要,同时也是新疆未来长治久安、民族团结、和谐发展的需要。再者,新疆高校中的教育类专业毕业生主要就业于新疆各中小学。教师队伍的价值观认同,直接关系到新疆未来人才的培养、塑造,关系到孩子们正确国家观、民族观的形成。因此,在新疆高校中国美术史教学中从艺术教育的角度导入新疆与祖国关系内容的学习是十分必要的。 二、充沛翔实的视觉资源为新疆高校中国美术史教学改革提供了条件 新疆与祖国内地的文化联系源远流长,从先秦时期,中原文化在西域就已经开始传播,这种传播丰富和发展了西域文化,从各个侧面影响了西域政治、经济、文化、民俗的形成。它不仅包括语言文字、儒家思想、典章制度而且还包括生产技术、社会习俗等,从而奠定了西域与祖国密不可分的政治、文化关系。这种联系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政权建制 众所周知,从公元前60年汉设“西域都护”开始,整个西域地区就处于中央王朝统辖之下, 新疆从此成为祖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大量的考古挖掘史料也有力地证明了新疆和祖国内地的关系,这为新疆高校中国美术史教学改革提供了第一手资料。 (二)中原绘画艺术在西域的传播 中原绘画艺术在西域的传播可谓源远流长,盛唐时期乃至魏晋南北朝都有传播,它主要体现在新疆现存的大量佛教壁画中,这些壁画作品如在美术史教学中加以利用、学习,势必大大增强新疆大学生对祖国文化与新疆关系的认同。 (三)中原生活方式、习俗在西域的体现 随着中原地区人民与西域人民不断加强往来,中原内地的生活方式、习俗在西域也得到传播。这种传播从日常生活到丧葬习俗都有体现。不仅如此,中原彩陶、丝织工艺品以及中原书法、建筑艺术在西域也大大得到普及。这也足以证明汉文化在西域的传播已由物质领域深入到精神领域,从上层扩展到了民间。总之,丰富的现存及考古艺术资源为新疆高校中国美术史教学改革提供了必要条件,为“四个认同”学习的实践性教育提供了翔实的客观依据,为新疆的长治久安、青少年正确的国家观、民族观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中国美术论文:解构与重组——关于中国美术教育的现状分析与改革 摘 要:美术教育的目标是为了提高学习者的艺术文化素质,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而作为新世纪的美术教育在快速发展中也暴露了一些问题。这些问题在某些方面上也阻碍了美术教育发展的进程。而只有正视这些问题,美术教育研究才能蕴含着高目标的要求和超前的思想意识、进而提升知识文化教育的广度、高度和深度。 关键词:民国;中国美术教育;发展历程;改革 教育是增进人们的知识和技能、影响人们的思想品德的活动。它泛指人类社会活动中专门培养人的一种活动,是人类进行生产、生活、物质、文化交流的一种重要方式。而其中隶属教育系统的“美术教育”则是社会教育活动中培养学习者的艺术观念和审美趣味、增进学习者的美术知识和训练技能的活动。 中国的真正意义上的美术教育的开始形成是在民国前期,这是近代中国美术教育变革的关键时期,也是近代中西文化相互碰撞与融合的特殊时期。这个时期在蔡元培先生的“以美育救国”的号召下,从外国留学的徐悲鸿、林风眠、颜文梁、庞薰琹、刘海粟等美术家毅然归国,希望通过引入西方美术教育来改革中国传统美术教育。他们一生致力于以中国传统精神为主题,消化和融合西方文化艺术的探索,丰富和发展了我国的文化艺术,并将毕生主要精力用在革新美术教育事业上。在这个过程中,在他们的教育思想和教育方法的影响下,中国美术教育形成了丰富的、多样化的教育特点。但凡是人,总存在差异性,艺术工作者更是如此。中国的美术教育家们在当时的教学理念与艺术主张一方面有着共同性,另一方面又存在着差异性;在这个教育背景下,这有着积极的作用,但是又有消极的影响。比如:徐悲鸿在美术教育中推崇“写实主义”,也就是外国古典写实主义;但是林风眠则侧重“现代主义”,即西方19世纪印象派以后的现代主义艺术。这似乎是一个典型的例子,直至今日,在这两个美术教育家的教学改革下的中央美术学院和中国美术学院在教学风格上依然呈现出大相径庭的差异性。现在,中国美术教育从20世纪初发展至21世纪的今天,已经是跨过了一个世纪。那么,它的教育思想理论、实践方式可以说已经到了比较完善的阶段。当我们把视野转从中国美术教育的历史转向现状,从中可以发现它在快速发展的同时存在着不少问题。其中较为突出的问题为中国现代美术教育一方面传承了传统的艺术教育理念,但抛弃了其中更为重要的人文观念;另一方面对上世纪50年代引进的苏联艺术教育模式缺少革新和变化。当人类逐渐步入知识经济、网络社会、新技术和信息不断涌现的二十一世纪,未来的美术教育观念较之以往旧的美术教育,也必然要发生其深刻的根本性的变化。 关于对中国美术教育的改革——首先,我们要知道,美术教育的特点及其功能所决定了它是我们人类进步与发展的重要因素。了解美术教育在社会上的内在意义和其本质功用是必要的。美术教育作为一门学科教育,包涵学科本体与教育功能两个方面,它延伸和发展美术学科的知识与技能,满足人类社会经济、精神和文化的需求以及通过美术学习影响学习者身心发生良性变化,形成他们的基本美术素质和能力。其次,美术教育在每个时期所产生的历史影响也是要重视的。因为美术教育本身就是社会活动之一,社会的发展离不开美术教育的推动作用,从而我们应该认识到美术教育不只是为了培养社会中的美术家,实际上应该更加认识到它可以通过美术绘画语言提高大众的审美修养,通过美术活动中的观察记忆活动来启发大众的智力,通过对作品的历史背景等来促进大众的思想政治水平和道德品质。再者,美术课程具有人文性质,美术教育凝聚着浓郁的人文精神,它对提高和完善人的人文素质方面有着独特的作用。 所以,我们应当准确地把握美术教育发展的脉搏,确定美术教育的发展方向,让美术教育适应当代社会发展需要,体现其价值。为发扬我国传统文化提供一种思路与途径,注重学生个性与创新精神的培养。而作为美术教育体系的主要实施者——当代美术教师在进行教育活动时应站在时代和社会发展的高度调整其教育策略,注重综合性美术素质教育和美术基础教育。在这个改革过程中,我们还要认识到改变美术教育理念的重要性,才能深入文化理论课程设置,提高教师水平,加强美术教育理论研究等方面着手,以推动我国高等美术教育的改革与发展。这样才能真正地以创造教育为优秀,素质教育为目标,培养全面发展、适应性强的现代高素质的素质教育人才。 中国美术论文:论中国美术元素在远古和当代的价值 摘 要:在当今流行复古的时代,中国元素不仅是中国设计师及前卫艺术家的宠儿,也越来越得到世界时尚界和艺术界的青睐。中国美术元素之所以有这样的魅力,与其神圣的意义、美观的造型和深厚的历史积淀有关。本文选取中国古代美术元素中的图腾纹样和雕塑图案作代表,论述美术瑰宝在远古和当代的价值。 关键词:传统纹样;雕塑艺术;象征意义;审美意义 中国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无论是在科技文化还是在社会生活方面,中国的起步都早于世界上大部分区域,在史前及先秦时期就有了长足的发展。 中国的文化博大精深,艺术是体现文化形式多样的重要表现形式之一。早在史前的新石器时代,绘画艺术就有所发展,主要体现在彩陶的装饰纹样上,“其中以半坡和庙底沟类型的彩陶,艺术成就最为杰出。”当时流行的装饰纹样除各式各样的花纹图案外,还有相当发达的动物图案,如鱼纹、鸟纹、蛙纹等。这些纹样造型活泼美观,色彩和谐热烈,格调格外华丽优美。然而在远古时期,这些纹样的装饰作用是次要的,其主要作用是表达远古居民的原始信仰,就像李泽厚在《美的历程》中所说的“审美或艺术这时并未独立或分化,它们只是潜藏在这种种原始巫术礼仪等图腾活动之中”。现代人审视古代艺术品,往往是以其审美程度来评价,不探寻这种美丽背后的历史溯源,往往忘记艺术是一种“有意味的形式”。而原始纹样正有着庄严而神圣的意义:这是先民对于自然和生命的解读,是对劳动生活的提炼,象征着一种思想的意识和精神的力量。 历史留给后代的不仅仅是经验,还提供着借鉴。在现代化的二十一世纪,这些纹样不仅可以在博物馆的艺术品中观赏到,它们还被艺术家运用到了后现代的一些作品里。这些图腾纹样在现在看来仍是前卫时尚的,它们以高度的抽象和符号化、平面化风格博得了世界各地艺术家和设计师的青睐。原始图腾纹样以其博大的内涵,独特的审美意蕴和丰富的表现形式,给当代艺术带来新的冲击和闪光点。“处于信息时代的今天,高强度、快节奏的生活方式使人们更加追求时尚,民族性、个性化风格备受人们重视。”因而几千年前地古老艺术被现代社会重新发掘,显示出不可多得的伟大与深邃。 在新石器时代中晚期,雕塑艺术出现。远古的雕塑艺术虽不成熟,但也不乏优秀作品。这些艺术品手法稚拙而纯真,给人以强烈的震撼。和图案一样,它们的象征意义也往往大于审美意义。例如在河北滦平后台子出土的石刻女神像的造型,就与当时红山文化崇拜女神的宗教观念相关;在反山和瑶山墓葬出土的大量礼玉,是良渚部落尊崇的神圣旗帜,代表军事或宗教首领的权威……总之,雕塑艺术的演变发展根本上受制于“社会结构和原始意识形态的发展变化”,是为种族信仰和观念服务的。 在现代设计中,中国的造型艺术承袭了中国传统美术观。人们将很多雕塑技术和作品运用到现代设计中来,既表现了中国远古传统文化的包罗万象,丰富了中国人民的民族自豪感,又使作品达到了别具一格,耳目一新的效果。拿内蒙古翁牛特旗三星他拉村出土的碧玉龙来说,这件玉雕作品“龙首似猪,斜目方鼻,鬃鬣向后贴身弯曲上翘,龙神蜷曲,尖尾,无四肢及鳞甲”,造型非常独特。现代人虽然可能并不了解这件作品,但一定记得华夏银行的图案标志。没错,这个图案标志正是取材于远古时期红山文化的碧玉龙。这些设计让被人们遗忘的古代元素在现代重新演绎,古典找到了新的价值。 总之,透过原始艺术的历史延伸脉络,我们可以总结出这样的规律:艺术是一个开放的系统,旧的元素受到新的技术与意识观念的冲击而不断创新发展,然而其精神内涵的实质是不会改变的,这是中华民族特有的民族精神,是中华民族特有的精神积淀。把中国古老文化的精神及物质元素融入到现代的艺术创作中,不仅提高了现代艺术品的价值,同样提升了古老文明产物的作用。古老与现代,二者虽表面矛盾,其内涵却是高度统一的。原始文化和现代文明,二者相得益彰,使社会的发展更加具有文化性和统一性。 中国美术论文:“当代的人”的当代中国美术 摘 要:在中国艺术领域,当我们面对与“当代”相关的任何一个问题时,无论对其概念、内涵还是外延,我们其实难以给出准确的界定。究其原因,既有源自时间进程中已有的相关讨论和实践所产生的影响或所遗留下的争论,也有当下的相关思考和探讨本身就处于一种“理性”的进程之中,更有源自于“当代”自身属性所具有的开放性、复杂性、多元性及辩证性。那么,作为油画创作者的我们该怎样理解“当代”?“当代”的作品到底是什么样的?它又是被谁所创造,为谁所接受呢? 关键词:当代;中国美术;当代的人;艺术形式 一、关于“当代”的思考 在中国艺术领域,当我们面对与“当代”相关的任何一个问题时,无论对其概念、内涵还是外延,我们其实难以给出准确的界定。究其原因,既有源自时间进程中已有的相关讨论和实践所产生的影响或所遗留下的争论,也有当下的相关思考和探讨本身就处于一种“理性”的进程之中,更有源自于“当代”自身属性所具有的开放性、复杂性、多元性及辩证性。 曾几何时,几乎大部分从事当代艺术的艺术家,其所有思考都主动或被动地围绕着“当代不当代”的非此即彼的认知判断。而这种认知判断的实质则是对“前卫、反思、批判等”价值判断的几乎极端的理解。相应的为了追求“当代”这一殊荣、呈现这一理解,我们各抒己见,标新立异,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身体健康以几乎病态的作品来予以表达。 对于各种现象我们不必一一描述或讨论,因为相关的探讨实在太多。而又正是这些探讨引领我们进一步的思考,这种思考表现在当下——在一定意义上——反应为一种“理性”的回归。这种回归,既表现为对其辞源意义的考证、相关权威论述的梳理及其一般表现形式的总结、探讨和更新,也表现在当下的具体的艺术创作之中。当然这所有的表现,本身也还处于一种不断调整的“理性”之中(当然,我们也不能否认这种“理性”本身的感性因素,只是这种“感性”并不在本文的讨论之中,因此暂不多论)。 只是,这种“理性”的进程,即摆脱不了前期因素的延续,又无法从根本上对“当代”进行绝对的界定。因为,无论是历史的看待还是理性的分梳,对“当代”的理解都不是绝对的,而是开放的、辩证的,其内涵是丰富的,其外延则是多元的。但是有一点是明确的,那就是对“当代的人”的界定,因为当代的人才是当代的经历者和当代艺术的创造者和消费者。 正如鲁明军在其《“移动的桃花源”——不合时宜的“绘事”与“画意”》的引言中论述以“视觉考古与心态史的交界”进入“当代”一样: ……阿甘本援引了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在法兰西学院讲座时的一则笔记中所说的,当代就是不合时宜(The contemporary is the untimely)。实际上,“不合时宜”一词最初源自尼采1974年的著述《不合时宜的沉思》。尼采告诉我们,真正当代的人,是那些既不完美地与时代契合,也不调整自己以适应时代要求的人。因而在这个意义上,他们也就是不合时宜的(inattuale)。但正是因为这种断裂与时代错误(anachronism),他们才比其他人更有能力去感知和把握他们自己的时代。阿甘本指出,所谓当代,就是一种与自己时代的奇异联系,当代既附着于时代,同时又与时代保持距离。更确切地说,当代是通过脱节或时代错误而附着于时代的那种联系。反之,与时代过分契合的人,并非当代人——这恰恰是因为他们(由于与时代的关系过分紧密而)无法看见时代;他们不能把自己的凝视紧紧保持在时代之上。 虽然阿甘本对当代进行了界定,但是这种界定的内涵本身充满了哲理的思考,因为那是一种“与自己时代的奇异联系”,那种“联系”才是关键,而思考这种联系、并把这种联系付诸于艺术实践的无疑是尼采所说的不合时宜的“当代的人”,同时也是这样的人才会是真正接受这一艺术的主体。 二、“当代的人”的艺术 基于对这个时代的一般认识,作为这个时代的一般性的人,我们或许可以以一种包容的态度对待所有的艺术形式——无论它是传统的、现代的,还是当代的或伪当代的。 但是这并不是说我们没有一个根本的艺术底线。只是这个底线我们既不能以传统的艺术标准为标准,也不能简单的以舶来的观念为基础。清代学者王国维的《宋元戏曲史序》谓:“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那么在我们当下的时代,我们的艺术评判标准或许还是要基于我们这个时代本身,基于我们自身对该时代的认知、理解。这样,无疑的是首先我们必须确定自己是怎样的人,知道“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我们向何处去?” 因此,或许我们站在“当代的中国”以一个“当代的人”的身份介入该一问题的讨论,或许更能保持一种超然或理性的态度。这种态度源自我们中的个体对这个时代的关注,更多的“保持在(这个)时代之上”而形成的一种普遍的共识。这种共识既非来自于主流意识,也非偏激的个人感官;既非出自地域、文化和民族的争论,也非是对个体差异、自由和个性的否定。同时,它又既是对现有相关艺术讨论的可发展的理性延续,也是自身对未来的认识的一种肯定。而根据这种共识创作的艺术作品,或许才更具有一种“当代性”,这种当代性是属于这个时代的,属于这个民族的,无疑也是属于世界的,它是开放的、多元的、辩证的——它属于“当代的人”。 那么,根据这一论述,基于对尼采的“……真正当代的人,是那些既不完美地与时代契合,也不调整自己以适应时代要求的人”的理解,我们其实可以不断地超越自身的有限,通过我们(在这一时代之上)对这一时代的凝视而得来的认知和理解,并能以恰当的艺术形式表达出我们真正的内心感情。 三、恰当的“当代艺术形式” 那么怎样的艺术形式才是符合“当代的人”的“当代”中国呢?或者说怎样的艺术形式才是恰当的“当代艺术形式”呢? 中国美术论文:《中国美术分类全集》出版工程竣工 (本刊讯)我国规模最宏大、内容最丰富、最具有文献价值的“中国美术全书”《中国美术分类全集》至2011年年底圆满完成出版工作。这项倾全国之力,耗时25年、多达302卷的世纪工程展示了我国有史以来的艺术风采;凝聚了34家出版社和数千位学者专家的智慧和心血。 为深入总结编辑出版工作经验、表彰为此项工程作出突出贡献的专家、学者和出版工作者,由、新闻出版总署联合举办的《中国美术分类全集》出版座谈会3月20日上午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部长刘云山发来贺信。 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柳斌杰作重要讲话,副部长蔡名照宣读贺信。原新闻出版署署长宋木文、求是杂志社原社长高明光等出席会议。会议由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邬书林主持。 和新闻出版总署共同向在编纂出版过程中作出突出贡献的35家集体和520位个人颁发荣誉证书。会上特别向已故的《中国美术分类全集》领导工作委员会常务副主任许力以颁发唯一一份特殊荣誉证书及奖牌,以表彰他在《中国美术分类全集》编纂出版工作中作出的重大贡献。许老的两位儿子上台代领。 刘云山在贺信中高度评价了《中国美术分类全集》在中华优秀文化艺术积累和传承中的重要作用,充分肯定了参与这一美术遗产抢救整理工程的专家学者和编纂人员所取得的成绩,并希望出版工作者认真总结实施重大文化出版工程的成功经验,以对社会负责、对历史负责的态度,以“十年磨一剑”的精神,倾力打造更多具有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在人类文明史上能够传之久远的文化精品,谱写出当代中华文化新的绚丽篇章。 柳斌杰在讲话中指出,《中国美术分类全集》的编纂出版,是新时期国家重大文化出版工程的生动实践,不仅取得了累累硕果,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为我们实施精品战略提供了许多有益的启示。 《中国美术分类全集》总编辑出版委员会副总编辑、中国美术出版总社原总编辑程大利介绍了编纂出版情况,文物出版社名誉社长苏士澍、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李新、故宫博物院原副院长杨伯达分别代表出版单位和专家学者在会上发言。出版局局长陶骅、新闻出版总署出版管理司司长吴尚之、中央美术学院教授金维诺等有关方面的负责人出席会议。 中国美术论文:中国美术史研究的方法 按 语:巫鸿(Wu Hung)教授是著名的美术史家,芝加哥大学教授。早年于中央美术学院毕业后,在1972-1978年间一直在故宫博物院书画组、金石组任职,1978年回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系攻读硕士学位。1980-1987年就读于哈佛大学,获美术史学与人类学双博士学位,在哈佛大学人文学院美术史系任教,于1994年获终身教职,后受聘芝加哥大学“斯德本特殊贡献教授”讲席教授,并于2000年建立芝加哥大学东亚艺术研究中心并任主任,兼任美国古根海姆(Guggenheim)基金会研究员,是美国在中国美术史研究领域享有盛誉和权威的学者。他在方法论上兼具中国传统美术史和美国美术史的研究方法的优点,重视人类学和美术学的跨学科融通,并且推陈出新,形成了自己的独特方法论。他还致力于推动对中国当代美术的研究,有力地促进了这一领域的发展。巫鸿教授著述甚丰,目前我们国内的三联书店和上海人民出版社等出版社,迄今已翻译出版了他的《武梁祠:中国古代画像艺术的思想性》、《中国古代艺术与建筑中的纪念碑性》、《礼仪中的美术》、《时空中的美术》、《黄泉下的美术:宏观中国古代墓葬》等学术专著十余种,对中国美术界、美学界和相关人文科学领域的学术研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鉴于此,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朱志荣博士于2011年5月5日下午一点在美国芝加哥现场采访了巫鸿教授,并就美术史研究的方法等问题请巫鸿教授作了深入阐述。本刊欣闻此举,特地全文刊发本次访谈的相关内容,以期望学界在有关美术史、论研究领域与巫鸿教授进行更进一步、更深入的研究与对话,以使本学科领域内的学术探讨更加细致、透彻。国民之魂,文以化之;国家之神,文以铸之。学术为公,文以载道,站在推动中西方文化交流、塑造国家艺术形象、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现实基点上全力促进学术研讨的深入展开,既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同时也是为弘扬中华传统文化、重塑中华艺术精神,尽到《艺术百家》应有的责任和力量。 朱志荣:陈寅恪将王国维的考古与文献相互参证归纳为“二重证据法”,在中国大陆产生了广泛影响。您认为中国美术史研究应当如何利用考古发现? 巫鸿: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王先生的“二重证据法”在史学研究中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但是我们应该注意,文献研究主要是研究古代遗留下的书籍,考古学则研究出土的文物。王国维当时研究注重的主要是文字材料,也就是文献文字。他所谓的“考古”因此基本上指的是安阳出土的甲骨文、还有青铜铭文等材料。他想通过二重证据的考证,得出一个历史研究的更为可信的结论。这些结论一般都是和历史事实相关的,比如历史事件发生的时间、历史人物行为等。 用两种方法互证,这在中国近代学术研究中非常重要,在今天也很重要。但是一百年之后再来看二重证据法,我们会发现它给人以一种现代性的思维启示:一个结论不是一个证据就可以论证的,而需要多重视角的检验。虽然王国维当时只提出二重视角,但这种学说已经显示出多重视角的潜能——二重可以发展到三重,也可以发展到四重。现在我们看问题就不只二重了,这种新的思考和王国维、陈寅恪的思想有一定的关联性。 如果说二重证据法主要还是作为史学研究的方法,现在我们研究的问题就更多了,学者们对美术史、文化史等历史书本以外的问题有了更多的兴趣。作为证据的考古材料的定义也发生了变化。如果说过去所说的考古证据主要还是甲骨文、铭文一类,现在由考古提供的“证据”种类就多多了,比如城市空间、实物、中西文化交流、人的审美习惯等。虽然历史考据在我们现在的研究中仍然很重要,但除此之外历史研究中还有很多别的问题。研究这些问题仅靠文字材料是不能够完全说清楚的。比如说如果要研究古人的审美习惯,除了文字材料,我们还要使用器物、图像、墓葬等材料,所有这些都有证据意义。 所以,在精神上我们还是要继承两位先生的二重或者多重证据法。但与此同时,我们还要注意两个问题。一个是:什么是证据,什么东西可以构成证据;另一个是:使用证据想要证明的是什么。这两个方面的问题是连在一起的。 朱志荣:古代美术史的研究要运用和借鉴考古学的成果。您认为在研究出土文物的时候,应当如何使用历史材料和文学材料?需要注意哪些问题? 巫鸿:我刚才已经提到一点。美术史研究主要涉及的是视觉问题、看的问题、美感的问题,也涉及到物质性的问题,比如艺术品的材料构成、空间等。中国历史考古学中,墓葬是一个重要部分。墓葬里面有很多器物、图像——对这些个体进行研究是大家比较熟悉的方法。但是我们还应该注意墓葬内的空间安排和一些消失了的东西,比如当时摆的食物、香料、灯火等。这些东西在考古中已经看不见了,但是可以根据其留下的痕迹、空间安排,重构当时的视觉或者物质的环境。 考古学者有自己的一套学术规范,比如如何发掘、如何记录等。如果有些材料不属于这种研究重心的话,他们就不一定记录了。特别是如果对象牵扯到墓葬设计者的主体感觉、审美感觉、世界观等内容的时候,就比较难于进入考古报告。还有,如果对有些东西无法进行直接的考古分类的时候,比如“空间”——考古报告也容易忽略。但是这些信息对美术史研究却非常重要。这就需要在考古发掘和记录的时候,由美术史学者和考古学者进行学术互动。 朱志荣:在美术史研究中如何利用“重构”的方法分析材料? 巫鸿:对历史状况的“重构”现在变成美术史研究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手段或目的。这和历史研究的学术发展密切相关,特别是在西方。现在的历史研究,已经从研究一个重要人物和宏大历史事件转移到更为具体的、空间的和物质性的向度。甚至在研究一个人的时候,也要和他的整个的生活环境、文化环境联系起来,而不像原来那样做著名人物的传记性研究。 这种史学转向在近些年中对美术史的影响非常大。我在《武梁祠》一书里面对以前的汉画研究做了一个梳理,想看看不同时代的学者是怎么看问题的。经过这种研究我发现,开始的时候大家都是对每张画发生兴趣,所关心的是这张画的出处何在,那张画画的是什么。但后来就有人开始对整个的祠堂中的画像程序和结构有兴趣了。我写这本书时的希望就是 把武梁祠中所有的画像连在一起考虑,希望知道这些画像之间到底有没有一个叙事结构,其背后显示的又是怎样一种逻辑思维。这也就像是研究《史记》,其中的每篇都可以单独来读,但是也可以作为整部书的组成部分来看。后面这种读法所发掘的不但是司马迁对全书的想法,也可能反映出当时历史的某种观念。这种研究方法是首先重构一个基本的建筑体,然后通过这个建筑内的整体图像程序重构当时的审美和思想,其中包括家庭关系、君臣关系、政治观念等。 “重构”有不同的层次。首先,美术史研究离不开实际的东西,因此还是得从具体的图像、建筑、器物入手。然而,我们继承下来的往往是一些离开了原来原境(context)的历史碎片。因此我们需要从这些很具体的碎片出发来重构原来的实体。特别是我称为“礼仪艺术”的碎片,它们原来都是为了某种宗教、政治目的服务的,背后往往都有一个建筑体。因此我们需要探讨的是:这些碎片能不能重新拼起来?它们背后的建筑体是怎样的?如果这种重构能够做成,就可以接着去想,接着去重构更高层次上的东西。比如像武梁祠,我们就可以进而考虑武梁祠和武氏墓地中别的祠堂的关系,考虑武梁祠石刻的大环境,甚至整个东汉时期墓葬的理念。这都可以算作是“重构”。很多领域,像物质、社会、政治和宗教的原境——实际上都需要重构。但是在美术史研究中,研究者需要将这些领域分得比较清楚。有的时候学生会操之过急,还没把第一步做好,没把完整的、具体的东西做好,就一下子跳到很高的层次去谈政治、历史的问题,显得缺少中间环节。 中国美术论文:中国美术馆藏民间玩具精品展再现民间玩具历史面貌 遗产日”,由中国美术馆特别策划的“大器‘玩’成——中国美术馆藏民间玩具精品展”,于2012年5月30日在中国美术馆展出,共展出约370组八百多件民间玩具精品,将于9月3日结束。此次展览的作品均是从中国美术馆六千余件(套)藏品中精心遴选而出,一件件异彩纷呈、稚拙可爱的玩具精品将为观众带来一次视觉盛宴。据中国美术馆介绍,该展既是中国美术馆首次举办的大型民间玩具专题陈列展,也是中国美术馆多年征集、收藏民间玩具的研究成果的一次较大规模的集中展示。展览按照儿童成长和认知能力的发展顺序,以“成长”和“成才”主线分为“希冀”、“启智”、“尚德”3个部分。从婴幼儿的生命呵护、祝福祈愿,到低龄儿童的智慧开启、创造力、观察力的培养和少年儿童的知识学习、树德立志,3部分内容紧密相连,层层递进,将“寓教于乐、玩中启智”的展览主旨不断深化。我国民间玩具有着悠久的历史,早在距今约6000至10000年的新石器时代,就有陶响球、陶连环等玩具出现。千百年来,民间玩具以其造型的稚拙可爱、色彩的鲜明亮丽和内涵的丰富多彩,成为我国民间美术资源中最独特和最有趣的类别之一。 中国美术馆是部级造型艺术博物馆,征集、收藏、研究、展示我国优秀的民族民间美术作品,是其一项长期而又艰巨的重要工作,有计划、大规模的收藏民间玩具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期。历经30年的积淀与几代人的共同努力,中国美术馆宏大而丰富的民间玩具收藏体系已具规模。中国美术馆的民间玩具收藏内容十分丰富,既涵盖泥、陶瓷、竹木类的民间玩具,也包括风筝、花灯、小脸谱、面人和彩塑;既有名家名作,如部级“非遗”传承人陕西凤翔胡深的泥塑作品,也有偏远山区佚名艺人的天才创作,如中国美术馆收藏的云南建水与贵州牙舟的陶瓷玩具。因而,中国美术馆的收藏既体现了我国现当代民间玩具的发展历程,也系统的保存与再现了民间玩具的历史面貌。 此前,结合“从延安走来——纪念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70周年美术作品展”,中国美术馆公共教育部推出“从延安走来”专场少儿赛”颁奖仪式的少儿代表、指导老师及家长,在“从延安走来”展厅现场参与了一次艺术体验活动。参与此次活动的少儿,是来自中国儿童中心、北京市少年宫、思奇培训学校、艺格文化艺术工作室等20余家北京校内、校外教育机构的“绘画大赛”获奖少儿代表。(杨子) 中国美术论文:培养问题意识乃当今中国美术教育之变法 (广州科技贸易职业学院,广东 广州511442) 摘要:当今中国美术教育,培养国人问题意识促使本国美术教育有新之转机,注重图像之读解,关注美术与文化之积淀,重塑观察世界之眼光。 关键词:中国美术教育;问题意识;变法;图像;文化传统;观念;媒材 一、问题意识与美术教育的关系 (一)当今中国美术教育需要变之缘由。 中国几千年的璀璨文化,美在很早的原始社会中已经有所体现,在原始人制作的器具中便可寻找到他们审美的趣味。商周青铜器造型之多样,鼎上饕餮纹之神秘;唐朝白瓷、青瓷、釉下彩瓷的雅致;明清家具之精巧、简练等都流露出中国人对美的本质的执著追求。在古代,中国画和书法是得到普及教育的,也是考取功名的重要途径。到了近代的中国,受外国列强的入侵等历史原因,美术教育与中华传统文化的严重脱节。蔡元培认为“教育者,养成人格之事业”,提倡将教育的目标定为“育国家之良民”,也就是教育应在于培养健全的人格。当代中国美术教育在审美意识教育和人格培养方面相对比较弱,这样的美术教育要需要改革和变化。 (二)当今中国美术教育之变法――培养问题意识。 蔡元培认为“学校美育分普通美育和专门美育两种。普通美育属于小学到中学这一阶段。专门美育属于大专阶段。这两个阶段是衔接着的,随着年龄、学识的增长,美育的内容和标准也要随着加深和提高。”事实上这两个阶段我们已经在门面上达到了,但从内容上看却还有长远的距离。当代父母都很注重子女儿童时期的艺术教育,且不少家长愿意资付不少金额请艺术家庭教师。这符合了蔡元培的理论:“儿童时代,形成概念之力尚弱,则倾于直观。故无论开智陶情,均以利用美术为适宜。”在当代社会人云亦云的大环境中,很容易缺乏独立思考,变得墨守陈规、麻木不仁,没有“问题意识”。问题意识是看清事物本质的关键。中国当今的美术教育有部分只是浮于表面,如果加强培养问题意识,对事物深入研究,中国美术教育会有更好的发展。 二、具备问题意识,看透事物的本质――问题意识在美术教育中的作用 (一)对艺术的理解更加深入。 1.图像问题。 绘画是要把事物的真实表达出来,但并不等于把事物现实的造型、色彩等外观逐一刻画,达到“一模一样”。这里的真实是指表达真实的情感,是一种触动心灵的震撼。吴冠中要求自己做出撼人的作品而不是娱人的作品。娱人之作只达到趣味的层面,撼人之作乃大师人格之流露,有感染的力量。图像在艺术中就象文字在文章中一样是一种语言,这种语言是靠视觉来再现的,往往不是直白可得,需要观者去“读解”。当然对观者的要求很高,他必须了解艺术史、哲学、心理学等学科,找出相应的关系。 (1)技术与观念问题。 前面说到绘画不必将具体的事物如实地绘制在画布上,可是当我们在幼儿时期还没学习过画画时,也不能忽略模仿这一重要步骤。只是提醒大家在掌握了绘画技法之后不要过度炫耀这种技能,应该注重观念的表达。对于“当代艺术”的评价众说纷纭,假如我们没有意识探讨当代艺术的形成发展和对艺术家个案研究的话,很容易把“观念”概念化。艺术作品不能简单地用好或坏来评价,而是从作品中找寻艺术家看问题的角度。不要过分地把技术与观念分开来讨论,经典的作品往往是技术与观念的结合,它有艺术家独特的视野,并用符合表达这一概念的技术来完成,虽说高超的技术不容易,但找到恰如其分的技术却更难。 (2)传统问题。 众所周知,中国有几千年的文化传统,在今天“传统”一词也被广泛运用。可是,不是所有的传统都可以直接拿来用。必须了解其历史背景和发展过程。传统文化在当今中国的美术教育中做得不够成熟。首先,国画在中小学没有得到普及教育。其次,教授国画只教技法缺乏国学教育。学习文化传统最重要的是领悟其精神的真谛。中国人的宇宙世界观源于《易经》:阴阳二气化生万物,万物皆禀地之气而生。这种精神渗透在水墨画中,强调直觉、人与自然的和谐。通过学习国学,领悟水墨精神,对于人生态度有更深层的意识探讨。 三、培养美术领域中的问题意识 当今物质消费已经变得理所当然了,这种购物的行为已经不需要问为什么,潜意识驱使我们这样做。假如我们对早已习惯的产生疑问,新的东西才会出现,进步才可见。“问题意识”其实是一种观看世界的角度。大自然的观看术是靠学而知之,问题意识也是靠学而有之。 (一)中国美术教育应重新调整对图像的认识。 首先,要让学生有清晰的概念――图像不只是技术和技法。中小学是认识事物的最佳阶段,绘画中模仿事物能让他们认识物体,可仅有这种方法会抹杀他们的创造力。在教学中应该培养他们怎样去观察事物,从而使他们产生问题然后自己解决,通过这种方法所得到的图像会深刻得多。通过美术史,使我们提高自身的艺术眼光,面对现实生活提高问题意识。大学美术学习应注重问题观看之方法,从纯绘画来说不可只针对图像的表面,更应注重图像背后所反映的观念。从设计来说,不能总是设计符合大众口味的图案,要以引领潮流,提高大众欣赏能力为目标,也不可仅追求设计图案之精美,而是透过设计传达观念。 (二)中国美术教育应与文化紧密结合。 陈丹青说过:最好的教育是自我教育。在美术教育中培养洞察力可引发自身的问题意识。许多有名的艺术家也是通过观察身边的普通事物创作出伟大的创作的。埃舍尔观察阿尔汗布拉宫发现了规则空间分割的关系,根据简单的“上下前后左右”来探索灭点的相对性等。香港设计师余志雄利用点、线、面来探讨艺术的故事,他对日常各个细节很敏感,例如看到线会联想到他的各个空间,它不只是一条平面的线。文化传统是一种精神,是需要全国人民共同了解并坚持的,重要的在意识中对文化传统有执著追求的信念。 (三)中国美术教育要发挥媒材的魅力。 有位学者曾经说:“艺术家是通过媒材来思考的。”媒材是产生问题意识的另一种途径。日常生活中许多不起眼的实物如果了解其特性可以加以利用来创作,只要能表达好的观念,任何媒材都具有价值。毕加索是首个在绘画上加入现成品的人,他加入了廉价的稻草,却打破的对绘画的理解。塔皮埃斯的创作总是“变废为宝”,传达任何东西都有其自身价值的概念。在美术教育中注重给学生多种媒材的尝试机会,例如把报纸变成蔬菜、透明胶片代替画中的窗户、牙膏盒子做机器人、锡箔纸做肌理图案……多种材质引发学生的联想力和创造力,还提高了学生的动手能力。 所有新颖形式的转变、高新技术的引进、人才出国深造等之变法是进步的一种策略,提高图像读解能力,注重美术与文化的学习积累和研究,培养细腻的洞察能力找寻媒材的各种关系,培养学生的问题意识是进步的长远之计。培养问题意识也就是培养观看世界的新视角,同时,也是人格培养的磨练过程,培养对艺术执著追求的坚持态度。 中国美术论文:浅谈艺术创作的方法与中国美术史的关系 [摘要]我的艺术创作方法,我的思维,我的人生正在迎接历史性的转变。随着顺利考上重庆大学艺术学院研究生,我的艺术生涯即将展开里程碑式的转变。随着更高的艺术殿堂的洗礼,把我本科阶段的单纯无知和稚嫩洗涤荡尽。反思总结我在之前的艺术创作,更多是纯粹的课堂习作、对前人的临摹和基础技法的练习。 [关键词]艺术创作 中国美术史 创作上少之又少,属于自己的艺术创作语言尚未进行探索,就连毕业创作也是偶发的一念冲动和被动地进行加工,之后就没有进行深层次的挖掘以形成艺术创作的持续。历经一年的社会工作经历,再次回到艺术的怀抱,仿佛阔别已久,初次执笔,犹如年幼时咿呀画图,思绪万千。既然再次走上这条道路,我就要毅然地走下去,并且要有实质性的收获。 咋一谈到艺术的创作,感觉无从下手。再不能返回本科时期的盲目绘画中去,要想有实质性的突破,必须要结合自己对艺术的理解和自己现有的作画手段,探讨新的艺术创作方法。而对于艺术创作来说,创造性思维无疑是极其重要的,但是之前的我,太多重视绘画基础,轻视了创造思维能力。这是一个很大的弊病。要想成为一个艺术家,只有绘画的技法,这和画匠、木匠、石匠等技师没有什么区别。那些真正有才能的艺术家,有对其所处时代的敏感、对当下文化及环境高出常人的认识、能对旧有的艺术从方法论上进行改造,并用“艺术的方式”提示出来,才能真正地创造出艺术的价值。就像上世纪80年代罗中立的《父亲》,90年代张小刚的《大家庭》等等。细细揣摩他们这些成功艺术家的创作方法,无一不是敏感地触摸其所处的时代,发现并提出“问题”,在自己的创作上结合当时艺术的发展对旧的艺术创作方法进行改造,最后通过自己的艺术语言进行阐释。这其中就介入了自己的创作方法和中国艺术史上下文的关系。 作为一个“80后”,我应当怎么去进行我的艺术创作呢?从中国当代艺术发展史来说,经历了“伤痕美术”“无名画会”和“星星画会”“85新潮”“新文人画”“实验水墨”“玩世现实主义”“政治波普”“观念艺术”“艳俗艺术”等等艺术观念,我应该走像罗中立、何多苓等等他们的乡土艺术?像80年代的一些艺术家搞抽象?还是去疯疯癫癫玩行为艺术?亦或是跟风中国当代艺术领军的诸如张晓刚、王广义、方力钧和岳敏君等当代艺术F4的艺术道路模板? 我想,这些都不属于我应该去走的道路。我没有生活在乡土艺术家们所处的年代,没有插过队,去乡村体验那种艰苦的岁月,不可能创作出《父亲》《春风已经苏醒》《西藏组画》那样的作品;我没有经历过那个动荡的岁月,体验不到“”结束后带来的那种欢欣鼓舞,还有失意落寞和精神缺失的情绪,不可能创作出《1968年×月×日雪》《春》《大家庭》那样的作品;也没有亲身接触过“85新潮”,怎么会勇敢、真诚地用相应的视觉图式来唤起社会的感奋。 作为一个四川美术学院到重庆大学的学生,从本科到研究生,我是否应该转向“图式化”的创作方法,“卡通式”的画面表征,“肤浅性”的无聊心理这种新风格呢。身边的人都说,中国社会的创作风格正在发生转变,“卡通一代”势必雄起,你也走这条路子吧。 我观察了一些和我相同从事当代艺术创作的同龄人,他们正在进行的艺术创作不完全像书面上对“80后”描述那样,80年代出生的人从事当代艺术创作并没有一种统一的性格,也不存在一种完全相同的生活方式。因为这种差异,他们所持的艺术观是多元化的,进行创作的形式和方法都不尽相同。有些人如沈桦、黄淋是两位出生在70年代的艺术家,但他们不同于朱其等人对70年代人以青春残酷、卡通等的定位,而是将自己的视角转向社会,展现了艺术家的社会责任感,都关注社会矛盾;有些人走向抽象与观念,何桂彦在2006年策划了“无中生有,超越抽象”的展览中,我们可以看到抽象绘画正在不断扩大自己在川美的影响力,为我们展示了“70、80后”一些艺术家的另一种创作状态;有些人则跟风“卡通一族”,“卡通”一时间成为“过街之鼠”。 我要怎样进行我的艺术创作呢?要有一个怎样的方法呢? 首先,我要尽可能地忠实自己,做能够真实表达自己感觉的作品。我会避免让自己产生8:“我要做一件让世人惊讶的作品”。之前我做作品,脑子里总想着一鸣惊人、惊世骇俗,或者是想“不鸣则已,一鸣惊人”,这个动机肯定是值得质疑的。“忠实自己”是忠实自己加以反思过的某种真实,是从独立意识中出来的某种需要去试探的真实,这时候的自己也许成为了需要去判断的对象。“忠实自己”意味着一种关系的建立,是作品与“问题中的自己”的关系建立。为什么我们要在作品背后做如此长期的思考,就是要在常见的忠实中去寻访出“问题中的自己”来。这个寻访的过程,有时我把它视为自我批判的过程。我要贴近自身,表达自我的生活,无论是积极的还是颓废的,且不计较,这应该是我创作的主要题材。 其次,艺术是件独立的事,能够得到的只是内心的共鸣,因此我要成为一个独立的人。艺术家的独立是艺术独立的前提。现实中,也许有许许多多能够引起内心共鸣的东西,而这种东西为何会让我最感动,我要用一个独立的思维去记忆并转化。然而,共鸣断然不是“瞎碰”碰出来的,“瞎碰”出来的共鸣断不能长久。都说与我们相关的,可以说更多的是物质而非精神,而这些又要依靠自己的父母、亲人的支援,从这个层面上说,我们是无法独立的。但是在此又有必要指出,这并不能说明我们“80后”就是堕落的。现在人生对于我们而言仅仅是开始,而在现代的生存压力之下,我们不关乎时代深刻的命题,找活命的东西,难道这是不能理解的吗?在这个环境下,我们就更应该独立。我要培养自己独立的人格精神,只有具有这种精神的人,才具有某种担当的意识,对自己的行为规范也有着别样的要求,看待现实的眼光也是独特的、锐利的。 再次,要去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要想作为一个艺术家,就要敏感地触摸其所处的时代,发现并提出“问题”,寻找问题的根源和发展。许多人都评论我们这一代承担不了这个时代的变革命题,不会指望我们会像80年代的年轻人那样激烈地燃烧起理想的火焰,去预示、发现、再现着社会的问题。但是我们更现实,更现实地流露出了在这个即将属于我们时代的社会“自我”的重要性。正是因为这样,我们才能更深刻地发现“问题”。我要勇敢地阐述社会极端腐败的现象,或是人心的丑恶,或是社会的各种风气,或是其他的方方面面,用自己的作品去说明问题,给现代人一个启示。 1980年以后出生的人应该说都是年轻人,年轻人的行为举止、思想状况总能得到社会的关注,毕竟“少年智则中国智,少年强则中国强”。毋庸置疑,年轻人总为未来代言。我就要以我们这种年轻人的态度、年轻人的思维、年轻人的活力去创造出更好的艺术作品来回馈这个时代。
新闻史论文:编写“新新闻史”的一次尝试 近日,清华大学新闻学院李彬教授应笔者之约,就其《中国新闻社会史》一书谈了自己的一些想法。他说,该书的写作“其实是无心插柳”。2001年,从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新闻与传播系调入清华大学传播系时,他没想到自己会跟中国新闻史的研究和教学扯上关系。当时系里新闻史方面的师资很缺乏,他也“被迫”从比较熟悉的国外新闻传播学领域转入相对陌生的中国新闻史的研究和教学,而这一干就是八年。在这八年的教学过程中,他先后经历了从“匆匆忙忙的应付”到“兢兢业业的备课”,从“教学实践的尝试”到“理论探索的准备”,从“学生交白卷抗议”的课程到“清华大学和北京市精品课程”、“学生爱戴的‘良师益友’”,等等。在教学实践和理论探索的基础上,进而形成和提出了一种他称之为“新新闻史”的设想,并身体力行。2007年、2008年、2009年相继出版再版的《中国新闻社会史》,就体现了这种努力。他坦言:“这只能算是一种尝试,不敢期望得到每个人的认可;而且主要是用于教学,因此学生认可就是最大的满足。”面对外界的一些质疑,他依旧坦然而坚定地走在自己的学术之路上。他一再表示:“对于新闻传播学科而言,我个人觉得更重要的是关注现实、关注中国,关注新闻传播在历史变革中的作为。”这,需要的不仅仅是一种勇气。 从“无心插柳”到“八年抗战” 曾维康:从国内同类著作看来,您的书名别具一格――《中国新闻社会史》。为什么想到写这样一本书? 李彬:说起来,这部书可谓无心插柳的成果。其实,我的其他著述,有些也是如此。比如《传播学引论》,最初就是开课、搜集资料,哪想着出书啊!《全球新闻传播史》没想到最后还评为“国家精品教材”。在上课的过程中,除了把新闻传播史的大体框架、关键节点告诉学生外,为了调动学生的兴趣,我总是会有针对性地找一些有趣的、好玩的故事和史料,拿来与学生分享。为什么说“好玩”呢?我觉得它至少传达出两个意思:一是兴趣,二是非功利性。正是浓厚的兴趣往往在驱使学者和学生去探索学问和真知。 至于最后成书,有这样一个契机。大概2005年夏,上海大学的戴元光老师来北京找到几位新闻传播学者,包括我,准备策划一套“传学跋涉者丛书”。没有具体的题目,说想写什么就写什么,怎么写都可以,交稿时间是2007年元旦。那时我刚出版《全球新闻传播史》,准备歇口气,所以还真没什么想法。后来忘了一个什么契机触动了我,现在记不住了。当时就想,在清华各种各样的新闻史我已经讲了好几轮,这些年也一直不断地在补充完善授课内容,有没有可能系统地讲一遍,让学生记录下来,整理成一本课堂实录式的书稿呢?有过这方面经历的人都知道,当堂讲授同正襟危坐的写作,还不是一回事。授课需要临场发挥,可能会临时迸发出好多思路、灵感和想法。这些东西往往都是稍纵即逝的,不是坐在书斋里能想出来的。所以,从2005年9月开始,我对“中国新闻传播史”这门课投入了大量精力,每次都很下劲地准备。一学期下来后,学生们分组记录和整理,最后形成的初稿大概有20来万字。学生们都很用心,我很感谢他们。后来我又花时间对这些记录稿进行了系统整理、加工和修订。这就是2007年上海交大版的《中国新闻社会史》。这个版本比较仓促,留下一些问题。我也不满意。所以又进行了反复调整、补充和增删,这样就有了2008年和2009年清华版的两个修订本。 曾维康:您刚才提到“有趣”、“生动”、“好玩”,并且也把这些活泼的元素融入到了课堂里。为什么会想到用这么“好玩”的方式去上这门课? 李彬:这就要谈到“教学相长”了。清华的学生都是“人精”,不好对付。其实刚开始时,我用的就是那种挺传统的教学方法,但是清华的学生不买账。举一个例子。那是我第一次上中国新闻史这门课。期末考试时,有位同学正经的卷子没怎么答,却在上面密密麻麻地写了一份长长的信,质疑我们学这些、记这些陈糠子烂谷子有什么用,有什么意义,说得很激愤。这件事对我触动很大,后来我就力图做了一些改动和尝试。实际上,我自己同样不喜欢那种传统的新闻史模式和教学方式,这也是我做学生时的感受。就像我在《百年中国新闻人》的前言里写的:“那时(1980年)以至现在的新闻史,不管是课堂讲授还是教材内容,仿佛都是一种模式,即某年某月某日某地,出版了某份报刊……于是,一部新闻史,差不多等于一份报刊出版的流水账,里面很难见到鲜活的人物、鲜活的故事、鲜活的作品,而满目都是枯涩的、干巴巴的、死气沉沉的‘货物清单’。”初登讲台时,也曾向一位讲授中国新闻史的老师问过一个问题:为什么新闻史不能像文学史那样,以作家作品为主线呢?也就是说,为什么不能多讲讲新闻人的有趣故事,多谈谈新闻人的传世之作呢?总之,就是希望新闻史能够更加丰满,更加生动,更加立体。当然,传统的新闻史研究和教学模式,我们承认在新闻史学以及新闻学研究中,有不容置疑的学术价值;但是我现在面对的是课堂,是学生,关键还是要让学生接受,让学生喜欢,让学生理解。 我读博士时写过几篇文章,比如《对新闻史研究方法的思考与建议》等,其实已经反映出这样一种倾向,希望去突破、去尝试。回过头来看,那时写的这些文章,虽然是为了完成导师交待的作业,或围绕博士论文而展开,但没想到那也是“无心插柳”,对我以后的学术研究产生了一些直接或间接的启发。总之,这本书的写作是“无心插柳”式的,后来自己通过教学的实践、学生的质疑,理论方面的思考等,才一点一点地汇集成型。从2001年调入清华到现在,总共花了八年的时间。 “‘新新闻史’更能体现学术追求” 曾维康:我发现您在这八年中始终有“一条线”――最初可能看不出来,现在看就很清晰了――就是您倡导的“新新闻史”观。您2007年在《新闻大学》上也发表过类似的文章,包括您在这本书里也一直强调新闻传播与社会变迁的互动关系,特别强调史学的思想性、当代性和叙事性。 李彬:你说的这篇文章是《“新新闻史”:关于新闻史研究的一点设想》,发表后引起了一些争议,但也有不少人认可。相对于现在的“中国新闻社会史”,有人认为,这个书名可能概括得未必那么准确,而“新新闻史”或许倒是容易体现我的这种学术追求。所谓“新新闻史”,我在那篇文章里主要讲了两点,其一是新闻与社会的关联。2010年招考博士生,我新增了一个方向,就是“新闻传播与社会发展”,更强调、更注重新闻传播与社会历史这种更广泛的、更密切的联系,而不是单纯的就新闻论新闻。单纯的新闻史事叙述也可以,我也承认它的价值,我只是说自己更喜欢这样一种宏观的、历史的、综合的、全面的方式。这跟每个学者的偏好和性情是有关系的,也可以说是一种治学的特点。当然它的优劣利弊也都在其中。第二点就是“新新闻史”的叙事性。新闻史学或新史学的共性,就是想复活历史,能够全面展示历史那种生动的、洋溢着生气、生机与活力的那些东西,而不仅仅是复现历史。这跟我刚才提到的学生不满甚至抗议的情况也是一样的。从我个人的兴趣、追求上来讲,简单的归纳就是这两点。 曾维康:相对于第一版和第二版,您在第三版的时候把1919―1949年的新闻史分成了三块――革命报业、“党国”报业和民间报业。您在书中说是“从民族国家的角度把这三十年的新闻历程归结为一部‘三国演义’”。我觉得这里您采用的就是“民族国家的写作范式”。为什么不是革命化范式或现代化范式? 李彬:你问的是两个不同的问题。首先是为什么要分成三块?这跟我一贯的教学思路是一致的。如果理解了我所说的更广泛的社会政治联系,你就会发现我不太在乎那些细枝末节的新闻史料,而是试图将它们放在一个更大的背景进行综合的审视。从1919―1949年这30年,一眼扫过去,主要就是那么几大块,像三国演义似的。一是自居“正统”、为国民党政权服务的“党国”报业,二是共产党人搞得如火如荼的革命报业,其三则为前两家共同争夺的第三势力,即民间报业,大概是这么一个格局。这是一个问题。 至于“民族国家范式”,是另一个问题。它涉及到全书整个的体例怎么去把握。传统的新闻史著述大多是按照革命化的范式展开的,甚至分期都跟党史、革命史是一致的。改革开放以后,革命化范式有所式微,现代化范式开始复兴,这里面自然有其特定的社会历史背景。我觉得革命化范式和现代化范式都有它的偏颇之处。譬如革命化范式,就有容易陷于简单化、刻板教条等问题。尽管如此,我还是比较认同革命化范式在最关键问题上所讲的那些内容,如反对列强、反对军阀、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等,因为它确实抓住了中国近现代最优秀的问题。也正因为如此,它才能够凝聚、动员起千千万万的民众,包括绝大多数知识分子为着一个目标去奋斗。至于现代化范式,则纠正了革命化范式的一些弊端,开出了一种新的思路,给人耳目一新之感,一些地方确实不无道理。可是它又容易走向另一个极端,其中最大的问题就是脱离中国的实际、脱离中国的国情。因为,现代化范式的前提就是走向西方,与国际接轨,隐含的是用西方的那一套东西来套中国的情况,这又产生了更大的偏差。所以,我希望能用相对中性,或更加包容的方式来整合那些不同的范式或内容。而民族国家的范式,其便利就在于既可以把解放前、解放后打通,又可以把不同的价值立场打通。这里面隐含的,就是不管你是什么党、什么派,在当时的大背景下,其实都是在建设一个现代国家。传统中国被打碎以后,现代中国需要重建。不管你走的什么道路,用的什么主义,但从国家建设的角度来讲,目标都是一样的。 对亿万普通人的生活情态要有大的关照 曾维康:书中选录的新中国成立以来的70篇优秀新闻作品,是怎么选出来的? 李彬:没有太严格的标准,总起来就是代表性、影响力和完美度。代表性就是典型性,大家公认这个文本在历史上、在新闻史上是非常重要的。影响力就是它在整个国家、社会中所起到的非同一般的作用,影响了一代人,或在某些关键时刻发挥过重要的作用。还有完美度,就是在同类的作品中,它兼具典型性、影响力,文本本身的水平也是相当高的。当然也会考虑一些其他因素,比如不同的时代、不同性质的媒体、不同的体裁等,尽可能地完善一些。 曾维康:书里面讲了很多故事,比如您对邵飘萍、张季鸾、成舍我等新闻人着墨甚多。您如何看待人物在历史叙事中的作用? 李彬:历史都是人创造的,这是最基本的事实。以往新闻史的最大问题之一,就是容易见物不见人,所以我和学生曾编过一套《百年中国新闻人》。其实是把司马迁的《史记》作为一个样本。《史记》是什么意义上的样本呢?一方面是以人为中心,讲了很多生动、有趣的故事,从始至终多是那种鲜活的历史场景;另一方面,其实里面也隐含着司马迁对历史的一些宏观的思考,还有一种悲天悯人的感情,就是他所谓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这是我个人觉得最突出的两点。 曾维康:您在书中没有回避“”、“”等时期的新闻社会史,也没有一味的批评和否定,反倒结合一些目前已有的研究,对一些批评的说法提出了质疑。 李彬:不是“质疑”,是“纠偏”。其实大家都知道,“”也好,“”也好,有很多的问题,但是我不赞同(甚至可以说是反感)那种“一边倒”的说法。我在书中的努力,多少是有一点纠偏的。因为有些说法偏得太厉害了,偏得太厉害就容易背离史实,至少不能比较理性地、客观地去审视这段历史。我在书中和课上都反复强调:我们所关注和讲述的,是亿万人民的社会历史,不是少数精英的历史。更重要的是历史是由人民书写的。历史唯物主义不是强调人民群众的创造力吗? 对于新中国60年新闻史,去深刻检讨或批判,去总结经验、吸取教训都是可以的,合理的。不可能要求每个人的观点都很一致。但是我想强调的是,如何全面地去把握这些问题,这是一个很大的历史课题。我觉得,如果没有一种更高远的历史眼界、更全面的历史感,是很难把握新中国60年如此丰富又如此复杂的历史的。我在进行中国新闻史研究时,往往也是战战兢兢、如履薄冰,越弄越觉得不敢轻易下结论。原人民日报社社长、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的首任院长邵华泽有个观点,我是比较认可,也比较赞同的。在2008年北大新闻学教育90年纪念大会上,他讲了这样一段话,大意是:“如果说新中国60年这段历史是成功的,那么就不能不认可它的新闻事业也是成功的”。不论是前提也好,假设也罢,这个问题始终在拷问着不同的人。如果你认可它的成就,你就很难不认可它的新闻事业,这是掰扯不开的,就像我说的新闻传播与社会发展是联系在一起的。如果肯定这60年中国取得了很大的发展成就,而另一边却说它的新闻事业一塌糊涂、一无是处,这不是自相矛盾吗? 我想再次说明这一点,就是在进行新闻史研讨和教学时,我一直很强调、很重视的是普通人、亿万人的社会历史事件,而像这种涉及普通人、亿万人的社会历史事件,最好还是把它放到社会史的框架下去理解、去分析和去把握。从我个人的感受而言,政治史的思路无疑是有相当的合理性的,因为对一个国家、一个时代而言,政治问题始终是统揽全局的。但另一方面,除开这种由上而下的政治史的套路之外,还需要关注由下而上的、亿万普通人的生活情态和历史作为。 文化自觉对每个中国学人的首要价值 曾维康:我在阅读时有种感受,您在写作时除了要处理好“新闻与社会”、“新闻与历史”之间的关系外,可能还要处理好“新闻与思想(或思潮)”之间的关系。特别是进入新中国时期的写作时,看得出来您力图对各种思潮、各家各派的观点做了一些有益的介绍和描绘,但我读看起来还是感觉错综复杂、乱花迷眼。您在写作的过程中是否会感到力不从心? 李彬:对,确实不容易。用你说的就是“乱花渐入迷人眼”,“横看成岭侧成峰”。跟万花筒似的,稍微一动就变了,再一动又变了,好像总是很难去把握,去抓住它。这么讲也说得通,那么说也有道理。所以面对这些各式各样、五花八门的内容、观点和角度,我只能求其大概,像画一幅新闻史的草图,让大家感觉这60年的精气神是这么回事就行了。完全形似目前做不到,只能尽量求其神似。就好比是写意画,而不是工笔画。 曾维康:当代史写作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离作者本身的年代越近,越难把握。您的书一直写到2009年,那您如何保持一种比较公允的态度? 李彬:一方面自然是尽可能多地涉猎和参考各种资料、观点,但不管怎么样毕竟还是有限的。另一方面也需要尽可能地保持一种客观、冷静、理性的心态,虽然像我们这样的当代人很难做到这一点,因为好多问题毕竟和个人都是丝丝相扣、息息相关的,但心里至少要有这种自觉和意识。 曾维康:最后一个问题。您一直强调学术研究的文化自觉问题,那么这本书的整个写作过程是否也有这方面的考虑?您怎么看待学术研究与文化自觉之间的关系? 李彬:最初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可能还没有那么明确的意识。当然现在回过头来看,也可以说它从客观上表现了这么一种意识,这么一种追求:在全球化时代的背景下,怎么去探索中国自己的道路,探索中国自己的新闻传播道路。对于新闻传播学科而言,我个人觉得更重要的是关注现实、关注中国,关注新闻传播在历史变革中的作为,也就是我常说的关注“新闻传播与社会发展之间的相互关系”。 至于“文化自觉”这个概念,最初是由费孝通先生提出来的。按照费老的理解,“文化自觉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即明白它的来历,它的形成过程,所具的特色和发展趋向,以加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新时代的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就世界范围而言,文化自觉还包括要理解多种多样的文化,增强在多元文化的世界里确立自己位置的能力,然后经过自主的适应,和其他文化一起,建立一个有共同认可的基本秩序,从而形成联手发展的共处守则”。这个思想的提出,对每个中国人特别是对知识分子而言,其意义是格外深远的。这里头可能也隐含着对中国学人的一种期待。为什么这么说呢?从文化自觉以及学术自觉的角度审视,中国当下思想家、学术界包括新闻传播学界存在着一定的偏差,同中国的文明传统和大国地位极不相称。譬如按照北京大学法学院院长朱苏力的分析,虽然目前出版了不少著作,但往往与中国的社会实际与发展需求严重脱节,无助于回答和解决中国的问题。 自2004年起,有个每年举行一次的“中国文化论坛”。在活动组织者编辑的年度报告前言里曾谈到:文化自觉就是“对中国文化主体性的理论思考和实践关怀”,这个命题中的“文化”,实际上涉及经济、政治、法律、教育、学术以及其他领域;而“自觉”则表达的是在全球化的处境里对中国文化自主性的关切和思考。总之,文化自觉的前提在于对“中国道路、中国特色、中国气派、中国风格”的信仰,这个信仰又基于两个方面的基本认识:一方面,中国是个古老文明的国家,近代以来又经历了一百多年的革命、建设与改革,这是一个立足自身传统与现实而展开的变革与创新过程,而各种简单照搬现成模式的方式不仅在历史上导致了失误或灾难,而且也难免将现实中国及其变革引入歧途。另一方面,当代全球化浪潮包含着一种支配性逻辑和同质化趋势,虽然中国的变革应该也必须向其他文化与社会学习和借鉴,但作为一个延续数千年的文明共同体不能不确立和保持自身的自主性(见有关报告的前言)。所以,文化自觉既为中国发展所必须,也为世界文明所期许,即费孝通先生所说的“和而不同”――“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 (作者系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本文经过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生李漫、博士后刘宪阁的修改、补充和完善,特致谢忱!) 新闻史论文:问题意识在新闻史学研究中的意义 摘要:新闻史学研究中存在一些误区,阻碍了学术创新,主要原因是缺乏一种强烈的问题意识,不能以问题贯穿整个研究。本文分析了目前新闻史研究中缺乏问题意识的表现,并对如何加强问题意识阐述了自己的见解,希望能对研究的创新提供帮助。 关键词:新闻史研究;问题意识;创新 新闻史学研究是新闻学和历史学科的交叉研究领域,所以关于新闻史的研究必然会受到同时代史学思潮的影响。而史料是历史研究的基础,缺乏丰富的第一手史料,很难进行史学的研究,更谈不上得出正确的结论,在目前研究生的学习当中,我们经常会陷入一些误区。 一、缺乏问题意识的主要表现 (一)进行史料的堆砌 谈到新闻史研究,老一辈的新闻史学者经常做的是严谨的实证研究。“力求以史料勾勒一事一物的原貌,再现客观的历史事实,甚至于不厌其烦地追索万千报刊的起止日期,堆砌云遮雾绕的如山史料。新闻史学在细目上精益求精,务使详备,在微观的事态上考证落实,虽一丝不苟,但在总体上却忽视深层的透视、宏观的把握和有机的联系”很多报刊的个案研究和一些断代史研究都是如此,因为实证研究的根本目的在于以确凿的史料来解释此前我们还不甚清楚的问题。而我们的同学在做研究时仅仅满足于堆砌史料,缺乏思想蕴涵,对新闻事业发展背后的深层原因探究不够。这样的研究基本上是按报刊的产生、发展和演进的脉络,收集考证新闻史料、描述新闻事业发展的过程,表面看起来史料翔实、描述丰富,但却容易形成“一盘散沙”式的研究。 (二)形成错误的体例 1.形成思想史的体例。在分析一份报纸时,很多同学为了分析媒介产生、发展和演进的原因,从当时的政治、经济以及社会变革的大情境中解释媒介的走向,强调个体、即办报人或者编辑对媒介的影响。从他们的生平到他们的经历,他们思想的变化。以时间线索来讲述一个报纸的发展过程。沿着这样的思路做出来的研究很像是思想史,仿佛和新闻生产相脱节了。主要还是思想背景出了问题,主要表现在:一是将政治思想斗争作为新闻史的主线来研究;二是将“宣传什么”作了研究的重点;三是将办报人报纸的政治观点直接与新闻实践挂钩,忽视对办报思想的研究。新闻史是新闻媒介的历史,应该以媒介为主体,始终从研究对象出发。2.形成“教科书”体例。在实际研究中,很多人的研究更像是“教科书”式的介绍,并不是提出问题、解释问题的过程。这样的研究没有新意,也不会得出任何有意义的结论。教科书只是引入某些概念,而研究生必须要将这些概念为己所用。研究和教学的区别在于教学主要是以告知为主,把和某个报刊相关的内容或者某个时期的事件告诉给大家,而研究则不同,它需要知道每个要素之间的关联是什么。 (三)不会综述,只会翻译和概括 在研究一份报纸的新闻业务时,要从它的新闻采写,新闻评论出发,对具体的文本进行分析。但很多人都只是从字面上翻译过来,而不能把它描述出来。这也是缺乏问题意识的表现,要知道编辑记者为什么要这样写?他们想通过文字表达什么样的意思?不会综述还表现在,研究的问题往往不很明确,往往是资料显现出什么问题,就做什么问题的研究,随意性较强。在研究开始之前,就要进行有材料和线索的梳理。只有这样,才能整体上把握所研究的对象。阅读之后,要进行描述,而不是概括,概括有可能导致所提炼出来的东西放在另外一个场景就是错的。描述不是事物对象所有零件的拼凑,它是具有一定贯穿性的有序的揭示。有了相互关联才能成为一个整体,那么关联度怎么找?这也需要有问题意识。一个描述很难,是因为一个好的描述本身就包含了对问题的追问。好的描述一定要有问题,换句话说,要有问题做指引做追问。 (四)套用传播学模式、研究僵化 随着传播学的发展,新闻史的研究逐渐融合传播史的思路。传播学引进中国之后,很多从事新闻史研究的学者都对传播学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并且开始在国内展开传播学的研究,同时对西方的传播理论进行了“中国化”的反思,但其中也有一些不尽合理的现象,如拉斯韦尔的五W模式,从五个方面构建了传者分析、受众分析、内容分析、媒介分析和效果分析的框架,但很多人在研究中把5W当作万能的公式来看,只是简单的套用这五个方面。可是我们知道,报纸的发展是很复杂的,包括办报人的转变,环境的变化,办报方针的变化等等因素,而5W只适用于一个传播过程,只适用于一个报纸的一个传播过程,是有可能采用的一个方法。但并不是万能的方法。5W其实是“4+1”模式,因为其中的效果不是从传者发出的,而是从受众发出的。传播史的研究内容包括产品(报纸等)、生产者(印刷人、出版人、合作者)、生产过程(思路和生产的结合)、情境(意识形态的、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及它们的相互作用。但由于过分强调产品或生产者,而模糊了情境或互动的影响。套用格式导致新闻史的研究僵化不前,缺乏新意和深层次探究。 二、怎样加强问题意识 (一)要提一个好问题,就要大量阅读 研究生要善于提问,同时也要提出有水平的问题。那么怎样提问?问题从何而来?这是很多人困扰的。其实问题总是产生于已知与未知之间。研究生要大量的阅读文献,不断的思考与对象相关的所有前人的理论,看前人针对这样的对象已经解决了什么问题。如果发现前人的研究对象中还有所剩余,这个问题就可以锁定成你的问题。如果没有剩下什么,但是可能研究对象出现了新的变化,那么就要考虑理论对于这种新的变化适用不适用?适用说明这个理论弹性很强,适应面很广,如果不适用说明你还有可能继续研究下去。卓南生先生指出“产生选题困难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因为看书太少”对年轻学人来说,读书要带着求知欲,求解,求达,训练并保持一种敏感的专业素养,这样才能在学习中发现真问题并解决函待解决的问题,创造出新知识。学术研究最可贵的品质就在于创新,而解决新问题应为学术研究最大的创新之处。 (二)要提一个好问题,就要追本溯源 包括新闻是如何发生的,新闻发展的动力是什么,新闻与其它社会系统的关系如何等等。比如罗杰斯的《传播学史》的价值在于用传记体的方法说明了一个理论是如何诞生的。当我们从源头上知道了一个是事物怎么来的时候,就会很难忘记。这也可以避免研究生学习中走马观花的现象。 要溯源,史学方法是一个基石。戈公振在《中国报学史》中以颇富历史眼光的视点进行论述。他说“所谓报学史者,乃用历史的眼光,研究关于报纸自身发达之经过,及其对于社会文化之影响之学问也。”方汉奇也说“新闻史是一门科学,是一门研究新闻事业发生发展历史及其衍变规律的科学。”新闻史作为历史研究的一个细小分支,它永远都不可能与史料隔绝,同样也离不开实证研究的方法,但为了避免新闻史研究成为“史料汇集”,我们必然带有强烈的问题意识,围绕着问题去寻找史料,挖掘它所蕴含的意义和价值。 (三)从研究对象出发,借助其他理论 新闻史的研究要以新闻自身的发展变化为主要的脉络,然后借助其他的理论如史学理论、社会学理论、传播学理论。我们必须承认,新闻或传播本身并未诞生过任何研究方法。一是因为新闻和传播现象历时悠久,但成为专门的学科时间较短。二是新闻学或传播学的学科交叉性强。所以,目前世界范围内较为通用的新闻学或传播学研究方法都是从其它学科引进的。但无论采用哪种研究方法,都要有问题意识,都要学会提问。 1.社会学视角。所谓新闻史学研究和社会学相结合,就是“将新闻传播作为社会运动的一种有机环节,既关注新闻本体的内在关系,更探究新闻与社会的外在关联,如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社会生活、风俗习惯、时代心理等等,而不是就新闻谈新闻,就媒体谈媒体,就人物谈人物。”舒德森的《挖掘新闻――美国报纸的社会史》就是一本突破传统新闻史研究困境,引发新闻史研究新思考的经典之作。舒德森在研究中总是提出问题:是什么使《纽约时报》变得让人尊敬?是什么使它在道德上看起来高人一等?是因为它吸引了富人才变得值得尊敬呢?还是因为它值得尊敬,才在富人眼中具有了吸引力?如果是因为值得尊敬而吸引了人,那么“值得尊敬”是不是可以理解成“某个特定社会群体在某个特殊时期的生活体验中产生的道德理念”? 2.传播学视角。从传播学的角度来分析,不能简单的套用模式,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进一步思考:首先,媒介组织内部所包含要素之间是如何协调的?媒介组织是新闻生产的主要场所,组织的特性影响新闻生产的重要因素之一。和其他社会组织类似,媒介组织内部也有科层结构、劳动分工和生产流程,因此,传播活动贯穿于这些结构、分工和流程之中,并且具体演示了这些结构和流程,体现了组织内部的权力关系。但是,与其他社会组织不同的,作为一种知识生产,媒介组织的新闻生产不同于一般商品生产,其生产者往往被视为专业人员,其产品则是一种文化制品。那么,媒介组织内部是如何协调的,人才的选用和培养是如何进行的,报纸的发行和经营之间,采访和编辑之间是怎样配合来完成每一条具体的新闻生产的呢?其次,媒介与社会是如何互动的?社会的各个方面如何给媒介提供条件和环境,让媒介去发展的?媒介是如何吸收社会的方方面面去办报?比如技术的发展、城市化的进程、法律的保障、人才教育方面以及国家制度是如何影响媒介的?有学者认为“媒体并不是孤立存在的,它也是一种社会子系统,是社会的有机组成部分,它与其它子系统也存在着密切关系。这种关系的总和即是媒介的生态环境。在早期的媒介研究中,研究者的视野多集中在媒介内部,社会条件虽然也被提及,但多是作为媒介运作的背景,这样的视野虽能有效地处理很多问题,但也有很大的局限性。以社会系统论来看,如果离开与其他社会系统的互动,就不可能对媒介有完整而透彻的理解。因此,从媒介的生态环境出发,媒介研究才能更加丰富和深化。”再次,媒介是如何进一步塑造社会、影响社会的?任何一份报纸的创办都有办报宗旨,如党报是党的耳目喉舌,在政治斗争中发挥宣传作用;政论性报纸通论文章来引起强烈的社会震动;私营性报纸也为抨击军阀混战、动员抗日救国等方面做出了贡献;启蒙报刊以传播新思想、新文化为主要内容,以改造国民性为主要目的,可以说这些报刊都用自己的办报实践来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到人们的思想,促进了社会的进步,所以带着这个问题去研究有助于增加研究的厚度。通过借用其他学科的理论,就可以明确研究的切入点,一个好的研究必须有一个好的切入点,否则,一旦起点错了,后面的研究就很难做下去了。总之,在新闻史的研究中,加强问题意识可以使我们突破传统的与各时期的政治紧密结合的范式,更多地从新闻传播自身的发展规律来论述和研究新闻史。加强问题意识,可以完成从单一的新闻史到丰富的新闻传播史的转向。再次,我们可以借鉴其它学科,如史学、社会学、经济学、传播学的研究思路和方法。这样,才可以在新闻史研究有所创新。 新闻史论文:浅谈民间报纸收藏对新闻史研究的意 厦门华侨博物院曾于2006年8月至10月间举办“历史的天空――中国老报纸大型收藏展”,期间吸引了近5万观众。中国新闻史学会泰斗方汉奇教授也亲临开幕式。方教授坦言,他实际也是想利用这个机会看一看研究多年、但一直无缘谋面的展品,如《宫门钞》《阁钞》《辕门钞》以及晚清至民国初期的珍稀新闻报。而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的许清茂教授更是三次带研究生到馆观展,进行现场讲课。许多学生都表示,学习了几年的理论,第一次亲眼看到实物,对理论的理解更深了。 为本次展览提供展品的是北京世纪阅报馆,馆长李润波先生自上世纪70年代就开始集报,80年代初期开始收集历史老报纸,由于他的艰苦努力,加之市场上很少有人对老报纸光顾,以至于他能够在二十几年里搜集到4000多种50000多件中国近现代以来各个历史时期的主要报纸,而关于这一时期重大历史事件的报纸更是丰富。 作为一名民间收藏家,李先生从兴趣收藏发展到了职业收藏,并在北京市平谷区设立了世纪阅报馆,馆藏晚清至新中国成立期间各个重要历史时期的老报刊达4000多种,是我国民间最大的老报馆。2006年10月22日,中国新闻史学会将世纪阅报馆确认为教学研究基地,李润波先生也在2007年3月被增选为中国新闻史学会常务理事。笔者有幸在《厦门晚报》实习时,被报社安排到世纪阅报馆厦门展参加义务讲解活动,一个月的实际接触,使我不仅对历史老报纸产生了浓厚兴趣,而且还从中切实地感悟到民间收藏报纸对新闻史的研究的重要意义。 老报纸的史料价值 方汉奇教授明确表示:“没有必要的史料,新闻史的研究就成了无本之木、无源之水,是难乎为继的。”他总结自己治学的最大特点即是充分占有第一手材料,并实事求是地进行分析。方老访英时,特意去大英图书馆东方及印度部调阅《察世俗每月统记传》《中外新报》《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等最早的一批近代化的中文报纸。尽管这些报刊国内都有缩微胶卷可供借阅,但方老还是觉得原件有“从一般复制件上得不到的真实感觉”。比如,方老通过仔细翻阅《神州日报》的原报,才发现于右任主持《神州日报》的时间其实只有短短80天,一场火灾把《神州日报》烧光之后,接着主持的是杨笃生。而以前的二手资料都说于右任在该报工作过很长时间。 厦门老报展览的有些展品弥补了新闻史空白。如《京报》地方翻印版一般人很难一见,这次厦门展览不仅展出了4种北京报房所印的“黄皮京报”,而且还有两件河南和陕西翻印的封面带有“加官晋爵”字样和木刻图像的“白皮京报”。而展出的《辕门钞》更属稀见。据李润波先生介绍,这份《辕门钞》是道光十九年(1839年)安徽一个商人为了取得参加“高考”的资质,向户部捐助400两白银后,由户部知照礼部,然后由内阁发文给安徽省府衙门,再由省府发给该商人家庭的。这3份“执照”构成一组完整的发行格式。3份执照上分别盖着“内发”“京发”和“省发”字样,中间还盖有“飞星捷报”印戳。表明这3件中一件是官方《京报》,一份是《阁抄》,还一件就是闻名已久的《辕门钞》。尤为难得的是,还有一件当时的朱红信封,上书黑体大字“辕门省报”字样。 有些藏品则纠正了新闻史记载中的错误。如有一件《晋报小人图》把《晋报》的历史提前了12年。一般新闻史类书都记载,《晋报》是山西出版的官报,1902年8月4日创刊。而李先生收藏的这份《晋报小人图》则出版于1890年,上边还标明“随主报附送”字样。从报头的隶书风格比较,该画报与1902年的《晋报》完全一样。可见原来民间不仅出版过《晋报》,而且还有画报附刊。事实上,这一份小画报也将单页画报史向前推了十几年(有新闻史书籍记述,《舆论事实报图画新闻》为最早随报附送的画报,创刊时间是1908年2月29日)。 李先生藏有一件民国初《民舌报》,该报因反对袁世凯驱散国会而被封杀,辽宁新闻史料记载的这份报纸是根据老年人记忆记录的,一直称《民生报》,直到见到李先生编著的《老报纸收藏》,人们才恍然大悟。 中国新闻史研究的开山之作《中国报学史》的作者戈公振根据亲自搜访到的大量第一手材料,才得以系统、全面地介绍和论述中国新闻事业发生发展的历史,然而新闻史研究者杨瑾铮和宁树藩、王凤超等人通过复查原件史料,仍然发现考订如此精详的专著还有两百多处错误。 据李馆长介绍,他所见过的新闻史料中有许多错误之处,以后将利用自己收藏的原件尽量作以订正。 官方报纸收藏之不足 由于旧中国图书馆大多喜藏书而不喜藏报,因而各地图书馆留存下来的老报纸很少,零零散散,不成体系。即便到现在,报纸的收藏也未引起足够的重视。以国家图书馆为例,1996年第30次馆长办公会议通过的《北京图书馆书刊文献采选条例》中,规定的中文报纸入藏范围极小,报纸收藏的完整性和系统性得不到体现。 方汉奇教授认为,国家馆藏老报纸不足有几个原因:一是各地图书馆历来不重视藏报;二是报纸不易储藏,人为破坏的较多;三是借阅困难。在这方面,民间收藏显示出重要的弥补作用。因为民间报纸收藏家以此为业,不仅对收集到的每一张报都很珍视,而且还对每一张报作反复研读揣摩,从中发现大量的鲜为人知的历史信息。而且老报纸收藏的地方性也很强,那些难得一见的地方老报更有独特价值,是研究地方新闻史的珍贵资料。方汉奇教授认为:“中国最早的报刊史著作就是地方新闻史,各地的地方新闻史搞出来以后,一个多卷本的中国新闻业史的诞生也就指日可待了。” 民闻报纸收藏的现状 据李馆长分析,始于上世纪80年代初的中国当代集报活动已脱离了原始的以报易报的阶段,进入到有价交易阶段,这标志着集报活动的成熟。 笔者认为,当代的民间报纸收藏更多的是源于商业利益。但市场经济中,老报纸不仅具有商品属性,作为社会活动的载体和媒介,它更具有文化属性。老报纸应该而且必须更多地用来为历史研究做贡献。因此民间收藏家应担负起这个责任。李润波先生在近些年来已经由兴趣收藏发展到专业收藏,从集报进入研报,利用自己收藏的老报刊撰写了300多篇藏品介绍和收藏论文,并在浙江大学连续出版了《故纸遗音》《老报纸收藏》《民国期刊收藏》等专著。 被誉为“晋报收藏大王”的王海勇先生,不仅大量收藏报纸,还利用业余时间,通过研究所藏报纸发表了大量山西报史方面的文章。2000年《太原新闻史》编著时,他为该书提供了9种民国时出版的报纸实物,还为其增加以往为人鲜知的老报纸15种。同时他还完成了《山西清代、民国报简介(第一辑)》的编写,该书已经通过太原市新闻出版局的审核。 鉴于李润波先生收藏之丰富,已有很多所大学把世纪阅报馆作为学生学习新闻史知识的新课堂。 民间报纸收藏的未来 随着全国集报活动的蓬勃发展,中国收藏家协会集报专委会和中国报业协会集报分会等全国性的官方组织以及省级、市县级集报组织先后成立。这将使民间报纸收藏由零散走向统一化管理,有利于收藏者之间的相互交流与合作,更有利于中国集报事业的发展。 笔者查阅了中国报业协会集报分会章程,章程中明确表示会费来源有3个渠道:一是会员缴纳的会费;二是本会举办的各项事业收入;三是国内外团体、个人的捐赠和资助。由此可见,官方资金尚未注入。 被集报界誉为“中国集报大王”的石天柱,从1942年开始集报,至今藏有古今中外各类报纸4万种42万余份。其中仅创刊号、试刊号、终刊号就有7000多种,是我国收藏报纸种类与数量最多的人,2002年获得“大世界吉尼斯之最”证书。他拥有自己的家庭藏报馆,但老人反复强调自己晚年最大的心愿是能有一所报纸博物馆,藏品由他提供,让更多人看到珍贵的历史资料。像李润波这样能幸运地获得政府支持从而建报馆的毕竟是少数。最近有可靠消息证实,世纪阅报馆已被平谷区作为特色文化项目来打造,政府将筹集5000万元资金,在平谷的中心地带世纪广场新建一座新馆,2009年可望投付使用,届时社会各界都可以自由来到报馆参观,新闻学院学生甚至可以直接调取文字资料和图片在那里撰写论文。 由此可见,民间报纸收藏之意义重大。除了民间收藏家自发地举办展览服务于社会外,官方也完全可以给民间收藏以必要的支持,使他们能更大限度地为社会做贡献。 责 编 潇 然 新闻史论文:供给侧:问题导入式新闻史课程的教学改革探析 摘 要 当今新闻传播专业学生对知识需要不再局限于教材或课堂之中,而是其借助各种技术资源率先获取,所以新闻史课程教学也面临与时俱进的境况。新闻史课程需要引进新的教学方式,引导学生自主学习及掌握相关理论知识,从而培养学生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能力。 关键词 供给侧 问题导入式 新闻史 当今新闻传播专业学生对知识需要不再局限于教材或课堂之中,而是其借助各种技术资源率先获取,所以新闻史课程教学也面临与时俱进的境况。新闻史课程如何改变这种境况?新闻史专家方汉奇先生指出:“新闻史是能够讲好的。”因此,新闻史课程需要引进新的教学方式,引导学生自主学习及掌握相关理论知识,培养学生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能力,有助于提升新闻史课教学的实效性且具有重要推动作用。 1贯通教学中的“供给侧” 新闻史教学如何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启发其思维,引导其思考的方向,使其正确合理地理解问题,培养批判精神与创新能力。强化教学中的问题意识,是新闻史教学“供给侧”的关键。胡适先生曾多次强调“问题是一切知识学问的来源,活的学问、活的知识,都是为了解答实际上的困难,或理论上的困难而得来的。”在教学中需要灵活地运用问题导入式教学法,将师生之间的“供给侧”贯通起来,推动新闻史教学的实效性。 在新闻史教学中,教师需要根据教学情况,提出并探索普遍存在的历史与现实问题。在教学案例设计时,教师通过对学生普遍疑惑的问题,提出相应的问题,以便让学生进行思考。如讲授近代著名记者黄远生提出“脑筋能想”、“腿脚能奔走”、“耳能听”、“手能写”等“四能”新闻理念时,教师可以联系当今记者培养现状,并延伸到新媒体使用方面。另外,在讲授邵飘萍、林白水时,教师可以用“萍水相逢百日间”来解释其中的故事。“狗肉将军”张宗昌先后杀害《京报》社长邵飘萍先生及《社会日报》主笔林白水先生。当时京城两位报界名流时间相距不过百日,皆因“说真话不说假话”都在同一地点惨遭军阀杀戮,成为中国新闻史上最悲怆的一幕。通过这些案例激发学生的兴趣后,教师适当引导学生自主学习,为他们指出正确的思路方向。 在课堂学习中,师生之间通过交流不断自我修正问题,强化学生的问题意识,提高学生自我的努力探索与思考能力,达到对问题的合理理解。在这一过程中,教师需要创新激活学生的问题意识,增强学生提出问题的动机。因此,教师激发了学生的问题意识,才能增强学生的参与程度,提高课程的生命力,培养学生的批判精神与创新能力。这些均充分体现了以问题为中心的供给侧教学理念。 2真正满足“供给侧”条件 在运用问题式教学法时,教师应反思当下高校新闻史课程设置中的问题。如何运用问题式教学法取得更好的教学效果,提升新闻史课堂教学的亲和力与针对性,满足学生成长发展需求和期待。 其一,在新闻史课教学中,以问题为中心调动师生之间互动,讨论问题的深度,提高课程吸引力,满足学生学习的欲望。具体到在讲授张季鸾先生的报刊活动与新闻观念时,教师除了根据教科书及民国史等书籍提出问题之外,还播放凤凰卫视制作的纪录片《报界宗师:张季鸾》设计相关问题满足学生学习的兴趣。其二,讲授新闻史课程时,教师不仅要考虑该课程的问题设计,而且从宏观角度考虑以新闻传播学专业领域方面构成了一个整体的问题系统,这样有助于专业课程系统中问题的相互解答,形成专业发展的课程群协同效应,增强学生对新闻史课程体系的整体理解与掌握。其三,除教材内容问题外,教师要善于扩充教学资源及运用资源渠道,组织学生参与新闻事业发展有关的历史问题思考,有助于提高学生正确认识媒体发展规律。其四,史学家克罗齐说过,“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故问题式教学必须与现实生活密切相关。在新闻史教学过程中,教师应根据社会现实与学生的实际情况,提出较强现实性、针对性的问题,从而提高新闻史课程教学的实效性。 3协同实现教学相长 灵活的运用问题导入式教学法不仅能够调动新闻史课程教师的教学热情,提升其教学水平与科研能力,而且能协同实现教学相长。如何运用问题式教学法实现师生全面而深入的互动,并充分激发教师的教学热情。这些需要新闻史课程教师在运用问题式教学法的过程中,秉持“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教育思想,做好相应的工作。首先,充分熟悉课程教材及相关教学材料,才能设计新闻史课程的若干问题;二是在课堂内外,教师要善于引导学生如何思考问题及组织其讨论、交流;三是在问题设计及讨论后,教师应该对教学情况反思与总结。 从客观上看,这些工作要求教师阅读大量新闻史文献资料,深入分析与研究的教学问题,从而不断研究与推广问题式教学法存在的问题与成果。这是因为这些工作有助于提升教师的教学水平及相关科研能力,实现协同成长的重要一点。当然,学生有对某些问题认识不清的时候,教师应运用具有说服力的教学案例引导学生认识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这也是体现教师具有优良的媒介素养、高超的教学技巧及深厚的科研实力。 总之,新闻史课程应坚持问题导向,倡导问题意识,引导学生解读新闻史上的理论与现实问题。因此,我们运用问题式教学法既是新闻史教育的重要保证,也是新闻史课程教学改革的一种创新路径。 新闻史论文:研究中国少数民族新闻史之奇葩 摘要:白润生教授是我国当代著名的少数民族新闻学研究学者,在民族新闻学的路上,他孜孜不倦,勇于探索,作为民族新闻学领域的带头人之一,为我国民族新闻学的创建与发展做出了难以磨灭的贡献。《中国少数民族新闻传播通史》是白教授推出的又一力作。白老师主编的这部书洋洋洒洒100万字,收集到了70多幅图片,25篇少数民族报刊发刊词,具体到书中提到的每一种报纸,都历尽详实地记录了它的创办人、创办时间、发刊词及版面内容等等,其心血付出可见一般! 关键词:《中国少数民族新闻传播通史》;少数民族;新闻史 一、探寻历史,追根溯源 在《通史》中作者认为,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的起源,可以追溯到远古时代。远古时代的各个部族之间,已经存在了信息传递和交流。只不过开始的时候,由于文字还没有出现,只是口头上的传播。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文字的出现,史官的作用得以发挥。“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从而在客观上使古代的史官成为了历史上重大新闻的记录者和某些重大新闻的者。作者的难能可贵在于不光给出了这个观点,而且还提供了具体的例子做支撑,让我们知道其论点并不是无源之水,无根之木。 二、思路清晰,章节连贯 《通史》一书按照新闻本身的内在规律来划分历史发展阶段,具体分为四个章节。第一编:蹒跚学步(远古―20世纪20年代),主要内容为报刊产生前的少数民族新闻传播、清末民初的少数民族报人的办报活动、清末民初少数民族文字报刊。第二编:峥嵘岁月(20世纪20―40年代末),主要内容为少数民族现代报刊萌芽与雏形、少数民族新闻传播初步发展阶段。第三编:火红年代(20世纪40年代末―70年代中叶),包括少数民族新闻传播深入发展阶段(20世纪50―60年代中叶)和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特殊时期(20世纪60年代中叶―70年代中叶)。第四编:满园春色(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末),包括以党报为优秀的多层次、多种类、多种文字的民族报刊体系,多语种、多层次、多渠道的较为系统的新闻传播体系的形成,少数民族新闻教育的兴起和发展,少数民族新闻研究的初创时期,中国少数民族新闻工作者。 三、内容详实,历尽全面 本书不仅研究少数民族报刊、广播、电视等新闻媒体,还兼及网络、新闻教育、新闻传媒的经营管理以及为少数民族新闻工作做出突出贡献的新闻人物。内容之广泛,在同类书籍中也是非常少见的。《通史》分门别类,对新疆、内蒙古、西藏、广西等地的新闻教育事业的历史和现状分别进行了详细的介绍。《通史》内容的丰富还体现在对于具体的每一张报纸的撰写上。 此外,还不得不提到的一点是,《通史》不仅对少数民族文字的报刊做了介绍,还对少数民族地区的汉文报刊也做了深入的探讨。这就涉及到了对民族新闻的定义问题。什么是民族新闻?作者在《通史》中搜集到了10个关于民族新闻的不同定义,这些个定义并不存在谁是谁非的问题,只不过是每一个侧重点不同。 四、研究方法,独辟蹊径 在现代社会中,很多少数民族依然保留着自己古老而原始的礼仪风化,然而,于此同时也有很多珍贵的民族文化处在濒临消亡的边缘。如何抓住这些不可复制的独一无二的民族文化,也就成为了我们当下工作的重中之重。因此,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通史》中所提到的民俗研究的方法,都是我们今天对于民族新闻研究的颇具潜力和特色的发展方向,其独到之处是不言而喻的。 五、紧跟潮流,与时俱进 《通史》作者对少数民族新闻网站的兴起和发展做了详细的介绍。少数民族新闻网站出现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现在有200多家。它年轻而富有朝气,依赖于信息产业技术条件和基础设施,突飞猛进向前发展。有的民族网站的发展甚至走到了中国网络媒体的前列。在《通史》中,作者就以天山网为例,同时插入了天山网汉文版、维吾尔文版和俄文版等3个版的首页插图,使读者生动形象的了解到了少数民族新闻网站的发展状况和特色。而作者对于少数民族新闻网站的介绍还不仅止于此,他们还在更深的层次上进行了挖掘。 总之,这部《通史》是以白润生老师为首的50多名来自汉族、蒙古族、回族、藏族、维吾尔族、苗族、彝族、布依族、朝鲜族、满族等10多个民族的作者的集体结晶。它详尽的阐述了我国少数民族新闻传播事业在经历兴起、发展、繁荣几个历史时期后,已经形成了一支空前壮大、日益成熟的民族新闻工作队伍。我国少数民族新闻传播事业形成了以党报为优秀的多层次、多地区、多种类、多种文字的报刊体系。 诚然,在笔者看来,这部《通史》不仅填补了中国新闻传播史研究的空白,而且客观上也起到了介绍少数民族地区文化的作用。因而从另一个角度来看,《通史》的50多位作者,同时也是少数民族文化的优秀传播者。正是由于他们数十年来在民族地区辛勤耕耘、笔耕不辍,才有了少数民族新闻事业灿烂辉煌的今天。而少数民族新闻教育事业体系的日益完整,也让我们看到了民族新闻事业的锦绣未来! 新闻史论文:翻转课堂在中国新闻史教学改革中的应用与探索 摘要:中国新闻史的传统教学模式已逐渐被互联网时代的全新学习方法所取代,翻转课堂正是其中的典型。它代表着学习更主动,更富有效率,更能引人思考、传递思想。通过对教学内容的重新设计,采用有别于以往的考核方式,将翻转课堂应用到实际教学中,以唤起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知识的引用效率,也为探索更科学的教学模式做出基础性的尝试。 关键词:翻转课堂;中国新闻史;教学改革 1 翻转课堂产生于美国并迅速在全球流行 如今中国的许多高校也都普遍使用翻转课堂来推进教学改革。相对于传统的老师讲授、学生听课,翻转课堂将学习的主动权转移到学生一方,通过设定不同的项目学习方案,在课前布置作业和需要阅读的文献材料,学生把基于项目要求的学习成果带到课堂,将原有的知识讲授替换为师生的交流讨论,从而明确学习目标,增强学习的主动性,同时也提高了学生对各种文献材料的阅读分析能力。这种教学方法有效地改变了原有的“重教轻学”、“你问我答”的孤立学习状态,课堂成为了学生独立思考、深入交流的平台,让学生真正融入教学、主动学习。在这种教学模式下,教学质量优劣的评价标准也从教师的讲课质量,转变为学生的学习效果。 2 中国新闻史教学实施翻转课堂的重要性 2.1适应互联网对传统教学模式的冲击 中国新闻史作为新闻专业的优秀基础课程,已经形成的固有教学模式大多体现为教师收集各种资料和历史轶闻在课堂上讲授给学生。但成长在互联网时代的大学生通常会更依赖,也更容易通过网络获取知识,甚至教师在引用材料时出现的细节上的差错,都因为被学生在课堂上直接指出来而显得尴尬。在技术因素和学生行为的共同影响下,教师作为知识口述者的权威地位受到了极大挑战,也亟待转型。在获取知识的渠道多样且便捷的情况下,能够将知识整合,通过自主学习过程中的深度思考,梳理知识体系,拓展视野,这是一种宝贵的智力资源。因此,采用翻转课堂的教学方法更有利于把学生从浅层的知识吸收引领到探寻深处的历史规律和智慧,教师的地位也从单纯的脱口秀表演者成为思想流动碰撞的引领者,将互联网有机的融入教学活动,重塑课堂教学体系。 2.2挖掘中国新闻史的课程价值 新闻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专业,很多学生也是以能否“学而即用”作为评判一门课程价值的标准,因此对该课程并不重视。但新闻史对刚入门的大学生来说,在了解新闻传播规律,塑造对专业的正确认识,以史为鉴树立良好的新闻理念等方面都有重要意义。目前传统的教学方法很难让学生感受到课程的价值,大部分学生听课时欢乐,课后却领悟不到历史的真谛,缺乏自主的思考沉淀。因此新闻史的教学要通过翻转课堂引发学生主动沉浸,进入到辽阔的历史深处,溯源而上汲取营养,从前人的新闻从业经历中挖掘出新闻专业的内在规律,指导今后的学习和工作。同时对于教师而言,摆脱了单纯的知识讲授,进入到系统开放的针对个案和问题的研究,这就要求教师必须先于学生进行更深层次的思考和体系架构,将系统的知识转化为可讨论的开放性问题,这也是提高教学和研究水平的重要途径。 3在新闻史教学实践中对翻转课堂的应用 笔者所在的传媒类高校主要是艺术类专业,因此学生的学习特点叫综合性大学略有不同。由于教学资源的局限性,目前仅对部分教学内容使用翻转课堂的方法。在教学设计上通过对原有知识体系的整合提炼,将部分重点章节的优秀内容设计成为翻转课堂的讨论问题,其中也包括对教师和学生的任务划分。 3.1教学内容的设计和准备 针对艺术专业学生的知识基础和行为特质,尽量将讨论问题设计的开放且能够和新闻实践相结合,以适应学生的学习特点。在教材的各个章节中,我选择了一些重点内容,在问题设计上具有包容性和可讨论性,避免一个话题最终的讨论结果是引导学生进入条框思维。同时在开放性的讨论中拓宽学生的知识面,梳理交织复杂的知识体系。以下是部分讨论的题目:《中国记者职业的演变》、《读报为何是晚清留学生的潮流》、《民初舆论界议政还是不议政》等。 在进行问题讨论之前,教师首先要明确题目内容讨论的大致方向,只有教师具备足够的知识积累和全方位思考能力,才能在讨论中游刃有余的应对学生的各种提问,便于引导。其次,教师要先行布置讨论该题目所需要阅读的文献资料,让学生利用图书馆和互联网查阅相关资料,并总结出观点。另外,在讨论之前让学生以小组的形式将自己的观点概括制作成PPT以备使用。 3.2教学评价体系 目前我所设计的中国新闻史课程考核分为三个部分: 第一,互动讨论成绩,占总成绩的20%。主要考察学生在问题交流环节的表现,包括对知识的总体掌握情况,对问题的解答能力和多元思考,主要在运用PPT发言时体现; 第二,书面作业成绩,占总成绩的20%。主要考察学生对准备过程中阅读整理的文献资料的熟悉程度,以及在每一个问题讨论结束后的总结梳理能力,主要以文字作业方式呈现; 第三,期末考试成绩,占总成绩的60%,采用闭卷笔试,内容以开放性问题为主,结合教学过程中所讨论的问题,考察学生对新闻事业发展的认识和从中汲取到的经验,体现在对试卷给定材料的分析思考。 3.3教学环节设计 第一,在每一次专题讨论之前,由任课教师先就本次讨论的问题作简要陈述和背景介绍,之后由学生小组上台发言并接受提问; 第二,教师要制定提问的规则和时限,要求学生围绕优秀内容提问,不赘述前面同学的发言内容,不能反复追问或一人多次提问,尽量满足大家参与的愿望和积极性,并在每一个环节结束后适当总结,提炼学生发言的优秀内容; 第三,在互动中由教师引导学生思考和讨论的进程,把握方向和讨论边界。教师也要适时进行补充总结,避免现场出现过度争执或偏题命题的情况; 第四,教师在讨论过程中应以开放和包容的态度面对学生,在不违背根本原则的前提下,给学生自由的讨论空间,尽量尊重学生的不同意见,只有充分的讨论,才有全面的思考和认识,这也是翻转教学所要实现的目的。 4 总结 通过两学期的教学实践,学生借助翻转课堂的教学模式,对知识的掌握程度有了明显提升,思考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也有不同程度的提高。由于教学设计只覆盖了少部分重点内容,而学生小组的发言采用的是一个主题一个小组的发言方式,没有让每一个学生都充分投入到话题的思考、研究和讨论当中,因此这方面的设计和调整将是未来的重点。另外,如何改变少数学生只求及格的态度,也是需要解决的问题。 翻转课堂带来了全新的课堂互动模式,提高了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和学习效率,在教学实践中对内容的重新设计,采用有别于传统的考核方式,都在影响着学生的学习效果以及未来我们将培养出什么样的新闻人,而这种教学模式的应用探索也将继续下去。 新闻史论文:记取新闻史上的几起经验教训 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在我国新闻战线的历史上,有几件事情值得记取: 时期的反 “客里空”运动 在中国的新闻史上,中国共产党的新闻事业为维护新闻的真实性作了不懈的努力,反“客里空”运动就是一个主要的方面。尤其在1942年运动开始后,党的新闻舆论工作更加重视新闻的真实性,中央宣传部和一些中央局为此作出许多决定。1947年,从《晋绥日报》开始,党的报纸开展了一场反“客里空”的运动。 “客里空”是苏联作家考涅楚克(又译科尔内楚克)的剧名《前线》中的一个人物,他的职务是特派战地记者。他搞报道的特点是:闭门造车,无中生有,添油加醋,弄虚作假。《前线》发表于1942年9月,剧本为我们塑造了一个吹牛说谎的记者的形象。1944年5月,延安《解放日报》分7天连载。配合《前线》剧本发表,《解放日报》发表了题为《我们从科尔内楚克的〈前线〉里可以学到些什么》的社论,社论指出:“学会赞扬好的,这是很重要的,学会批评不好的,这也同样重要。像《前线》中的新闻记者客里空那样,那是不好的。”这是我们的报纸第一次指名道姓批评“客里空”作风。1947年,从《晋绥日报》开始的反对“客里空”的运动,对整个解放区的新闻工作发生了重大影响,在我党新闻事业史上也是一件值得注意的大事。 解放后,新闻战线曾不间断地同不真实的新闻报道进行过斗争,这实际上是在新形势下反对“客里空”作风的继续。“”期间,、“”一伙鼓吹唯心论的先验论,胡说什么“不说假话办不成大事”、“事实没有的可以加上去”,使得假、大、空报道流行。粉碎“”后,新闻界拨乱反正,肃清、“”的流毒,在真实性问题上,首先从“假”字开刀,捍卫新闻的真实性原则。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尽管“客里空”作风在我们记者队伍中不占主导地位,尽管每一次同“客里空”作风的斗争都收到很大成效,但反对这种作风,还是需要树立长期作战的观点,不能存一劳永逸的幻想。这不只是因为“客里空”作风危害甚大,而且因为它是个顽症。20世纪80年代以来,从中央到地方的新闻单位,不断揭露出一些失实的报道,便是证明。“客里空”作风之所以是个顽症,反复出现,是因为有滋生的土壤。唯心主义世界观,非无产阶级思想,遇事不调查研究,都是滋生“客里空”作风的土壤。 考虑到新闻失实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1984年6月由全国记协和山西省记协在太原市联合召开的全国新闻真实性问题座谈会的《纪要》,提出综合治理的方针。就记者这一方面来说,最重要的是要从思想上牢固树立真实性是新闻的生命的原则,增强工作责任感,深入实际,深入群众,加强调查研究,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作指导,按照客观事物的本来面目去认识和反映客观事物。同时,把认识提到这样的高度:坚持新闻的真实性原则,不仅仅是个工作需要的问题,而且是个职业道德问题。 无产阶级新闻事业的全部历史证明了这一点。在革命战争年代,尽管我们党的新闻事业的物质条件极差,规模也很小,但它却能赢得人心,并击破国民党的谣言和攻击,一是靠我们的新闻事业为人民说话,二是靠真实取信于民。人民决不会担心上当受骗,义无返顾地按照报纸上指点的去行动。报纸能够得到人民如此信任,那会有多么强大的力量,那的确是“一支笔抵上十万支枪”。而报纸上只要有一个事实失实,人们就会怀疑九十九个事实的准确性。一旦人们对报纸心存戒意,将信将疑,“假作真时真亦假,真作假时假亦真”,报纸的宣传作用就将大大降低,甚至完全丧失。只有坚持真实,才能切实加强党和人民的联系。才能使人民和党心连心。 真实是新闻的生命。坚持新闻的真实性原则,就要反对弄虚作假,反对“客里空”作风。 “”中的“放卫星”报道 在1958年全面“”“急于求成”、“急躁冒进”思想路线引导下,全国各地、包括张北县在内曾作了一些超越历史发展阶段、违背科学、严重浮夸的事情,“放卫星”运动就是浮夸风的一个方面,新闻媒体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放“卫星”原本是借指全国各行各业的劳动者,把自己创造的许多奇迹称作“卫星”,但在实际操作中却是走了样,其后果完全背离了中国共产党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它的泛滥,给国民经济造成了严重的恶果,损害了党的威信。 “放卫星”运动的起因。1958年3月的成都会议上,为了打开中央和全党的新思路,强调要破除迷信,解放思想。5月召开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的工作报告认为,我们现在正经历着我国历史上伟大的飞跃发展的时代,需要大批敢想、敢说、敢做的人,敢于破除迷信、革新创造的人,敢于坚持真理、为真理冲锋陷阵、树立先进和革命旗帜的人,依靠这样的人,领导全国人民跃进再跃进。 “放卫星”运动是新中国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运动的产物。1958年夏天,各地报纸宣传各种各样离奇的高产记录,敢想、敢说、敢干成了胡吹乱说,破除迷信成了不要科学。《人民日报》等报刊从1958年6月到9月,先后报道了河南逐平县卫星农业社等许多生产单位粮食高产的虚假消息。报道中的粮食平均亩产量简直成了天文数字。8月31日,《人民日报》在报道湖北省麻城县早稻创36956斤的记录时说:“我们就是怕想不到,想到了我们都做到了。”8月27日,《人民日报》以“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为通栏标题,刊登中共中央办公厅派赴山东寿张县了解情况的同志写的一封信。信中说,今年寿张的粮食亩产量,县委的口号是“确保双千斤,力争三千斤”,但实际上在搞全县范围的亩产万斤的高额丰产运动,一亩地要产5万斤、10万斤以致几十万斤红薯,要产1―2万斤玉米、谷子。很快,“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传遍全国,成了破除迷信、敢想敢干的动员性口号,使只讲主观愿望,不讲客观条件的唯意志论到处泛滥,严重损害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粗暴地践踏了科学,出现了严重的“浮夸风”。 有关张北县“放卫星”的报道。 1958年9月3日《河北日报》刊登了《坝上放出两颗高产卫星》的报道,其中一颗高产卫星是:张北东方红社九分五蚕豆亩产2315斤。 1958年9月12日《河北日报》又刊登出《“低产”作物也放高产“卫星”――张北东方红社莜麦亩产3012斤》的报道。 1958年10月1日《张北县报》在《捷报连连频传,高产不断出现》专栏内分别刊登出《东风公社莜麦亩产1313斤》、《东风公社山药亩产7363斤》和《东风公社莜麦亩产891斤》3篇报道。 1958年10月7日,《张家口日报》发行《号外》放“卫星”报道,内容为“怀安、张北、怀来粮食喜获丰收连放卫星, 张北东升公社山药亩产24759斤和21970斤”。 1958年10月9日,《张北县报》刊出《号外》,在《看!草原上大放卫星》的通栏标题下,整版套红刊登了3篇报道,分别是:《山药卫星上了天,亩产突破两万关――东升公社亩产24759斤》《东风公社山药亩产15023斤》《红星第二生产大队糜子放卫星,亩产1114斤》。 1958年10月29日《张北县报》刊登题为《战役接着战役,争取更大胜利――奋夺全省大购大销、粮食入库元帅县》的报道说: 张北县在“”中,1958年报原张北县90万亩粮食作物基本田总产37080万斤,平均亩产412斤。加上草粮田总产40735万斤,比1957年提高1.75倍。被省批准为先进单位,成为闻名全省的粮食“元帅县”。12月25日,以县委书记处书记刘云为代表,出席了全国农业社会主义建设先进单位代表会议。 据张北县统计局后来统计,1958年实际粮食产量:全县实种粮食作物149万亩,总产16703万斤,平均亩产只有112斤,与1957年持平,低于1952年以来历年农业总产水平。 同时,《张北县报》和上级报纸还登载出张北县发放出了畜牧业、深翻地、钢铁、文化体育等方面的“卫星”。如1958年8月10日《张北县报》在《畜牧生产放卫星,要夺全国第一名》的通栏标题下,刊出3条创记录的消息: (1)《一羝配千羊,加速良种化》 我县永丰社绵羊人工授精员、全国劳动模范李淑梅,今年绵羊人工授精工作再创全省一只种公羊配种1029只的新纪录(全省记录为一只种公羊配种不到1千只)。 (2)《马匹改良红旗迎东风招展,平地脑包平地上大放卫星》 平地脑包配种站鏖战40天,服务区的9个农业社422匹适配母马达到全配,已到妊娠检查期的393匹母马有387匹受了胎,受胎率达到98.4%。 (3)老母马已四世同堂,母女儿孙代代强壮 二眼井乡面草沟农业社培育出“四世同堂马”。一匹24岁的老母马在解放后10年内孳生了马、骡子18匹,其中有12匹是“张北马”,4匹土种马、2匹骡子。12匹孙子马个个膘脊肥,一代赛过一代,现在母马都是满怀大肚,老母马今年又怀上了一匹“张北马驹”。 1958年,在“钢铁生产是压到一切的任务”的“跃进“氛围中,张北县开展了大炼钢铁的战役和钢铁高产周运动。出现了“战役”一个接着一个地搞,“卫星”一个接着一个地放的现象。 1958年10月13日《张北县报》刊出《号外》特刊(第四期),在《钢铁前线传捷报,高产卫星飞上天》的通栏标题下刊登报道说: “从10月10日6时开始的第二次钢铁战役,万名钢铁大军以拼命的干劲奋战一昼夜,取得了辉煌战果,炼出灰、白口铁75吨,超额完成了任务。放出了17小时产铁8吨的小平炉、12小时产铁4.08吨的土高炉和日产5.4吨的小高炉高产卫星。县机械一厂第一号小平炉,从10号下午7点30分开始点火,到11号中午12点30分,17个小时内产铁16000斤,平均每小时产铁940斤,打破了以往产铁的记录,放出高产卫星,中了状元。县第一炼铁厂的11号阳城式土高炉(0.6立方米)在10月11日12小时内产铁4.08吨,其中最多一次产铁1638.5斤,放出了一颗高产大卫星。” 记取“放卫星”报道的历史教训。“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1958年“”时期出现的“放卫星”运动及由此产生的浮夸风,制造了中国人民只要想得到,就什么都能做得到的假象,对我国政治、经济造成很大的破坏力,为党的各级领导和新闻工作者提供了深刻的经验教训,留下了深刻的反思。就像(下转第63页) (上接第21页)1961年刘少奇同志曾严厉批评的那样: 我们从张北县中有关“放卫星”的新闻报道中,得到的主要教训就是,在新闻宣传报道中一定要坚持新闻真实性原则,切实做到“不浮夸”、“不跟风”、“不发热”、“不虚假”、“不片面”。“”运动的初衷是为了让人民幸福,尽快地走上富裕的道路,这是良好的愿望。问题在于实际操作中背离了我党一贯倡导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背离了客观规律,只是从主观愿望出发。我们应该从“”运动中总结反思这段历史,吸取经验教训,包括在新闻宣传中的教训,避免出现类似的问题和偏差。 (作者单位:河北省张北县广播电视台) 新闻史论文:中国新闻史研究 摘要2015年中国的新闻史研究仍延续了往年新闻史研究的总体态势,主要集中在报刊个案研究、著名新闻史人物个案研究领域,但亦有两个新的生长点值得关注:一是配合抗战胜利70周年纪念,关于抗战时期新闻宣传事业的相关研究,出现一个小高潮;二是研究视角自觉转换,从传者本位转向受众本位,阅读史研究成为本年度新闻史研究的一个亮点。新闻史研究者在方法和理论视野上有了更为自觉的审视和提高。 关键词新闻史研究;问题意识;研究方法 作者简介王明亮,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广东广州510632;周怡,山东大学威海校区文化传播学院教授,山东威海264209 2015年是中国近代新闻事业诞生200周年,亦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对一些重大历史事件或历史节点,逢十进行纪念是中外共有的传统:伴随着有关纪念活动的密集开展,与此有关的新闻史研究在本年也多了起来。学术研究的发表途径,通常由四种方式构成:1.学术期刊或报纸;2.图书专著;3.学术会议;4.硕博士论文。本文将以上述四种文献来源为主要考察对象,对2015年的中国新闻史研究做一整体性描述和回顾。 一、2015年中国新闻史研究的总体性面貌 本年的新闻史研究在多个层面上都有涉及,但仍主要围绕个案研究展开,在新史料特别是档案材料的使用上有不少突破。带有整体思维和宏观视野的研究亦有所增加。 (一)新闻史研究问题与方法的回顾或反思研究 近年来中国新闻史研究者在内外部因素的促动下,开始了一轮新的反思:这轮反思主要集中在方法论、问题意识和书写方式上。以笔者观察,这一轮讨论似仍未结束,今年仍有数篇文章,对新闻史研究的走向或出路进行反思。 著名华人传播学学者李金铨教授在中国新闻史学会2014年年会暨换届大会(2014年11月于暨南大学)上发表主题演讲,后这一演讲经整理以《社会科学丰富新闻史研究的问题意识》为题在今年初发表。作者认为新闻史研究存在三个问题:一是缺乏问题意识,材料交代不清;二是叙述单线条,不注意多方求证和多视角看问题;三是喜欢用政治话语和道德标准发表议论,臧否人事。作者建议借助社会科学的理论来发展新闻史研究的问题意识,用社会学概念烛照新闻史料。蔡斐批评近年来的中国新闻史研究的路径创新,未见太大改观,几乎陷于一种学术内卷化的状态,他建议中国新闻史的书写可以跳出戈公振开创的“纵向按时序梳理、横向以门类划分”的史志编修模式和革命报刊史范式,从大历史的视角、本体性的视角、互动式的视角展开尝试和突破,以进一步体现新闻史学科的独立性。此外,蔡斐还呼吁,学界应更多地关注国民政府管辖下以重庆为中心的抗战大后方新闻史的研究,认为抗战大后方新闻史具有广阔的研究空间和丰富的学术内容,结合若干年来的研究成果和现行的研究条件,可以形成一个具有鲜明时代特点和丰富学术内涵的研究内容体系。还有学者建议,当代新闻史研究不仅应该研究微观,更应该对新闻事业发展的宏观历史规律进行探寻。 (二)新闻史人物研究和媒介研究 个案研究一直是新闻史研究者较为熟悉和常见的研究方式。在人物研究方面,本年多数作者仍围绕新闻史上较为典型的人物如张季鸾、成舍我、邵飘萍、邹韬奋等展开,此类研究每年皆有不少,但鲜有新见和创意。刘宪阁以《雅言》杂志为线索,对报人张季鸾在欧战中的态度进行了考察,视角独特,不落窠臼。郭恩强则从遗体政治和集体记忆的角度,对张季鸾逝世后各方的纪念活动进行审视,认为新闻界与地方政府积极互动,官方高层参与祭礼,共同塑造了张季鸾爱国报人的形象,成为各方都能接受的爱国报人象征符号。李红祥则认为胡道静1946年提出“一切发明跟进展是人体器官的扩张”,比加拿大学者麦克卢汉“媒介是人的延伸”的提法早8年。有学者对民国时期三位女记者浦熙修、杨刚和彭子冈作为一个类型进行了考察,将她们与同时期其他报人群体进行比较,从职业认同与职业素养方面与中共根据地女报人群体比较,从宣传策略与新闻观念上与国统区中共报人群体进行比较,从而揭示与其他群体的区别与特性。 在媒介个案方面,学者仍多围绕《申报》《大公报》《新华日报》《解放日报》等常见报纸展开,题材单一,创见不多。俞凡和孙晓丽利用台北“国史馆”馆藏档案,对新记《大公报》与蒋政权的关系进行了重新认定,作者认为新记《大公报》并非像其标榜的那样完全独立自主办报,而是紧密配合国民党和的基本对内和对外政策。新闻史研究者向不注意档案的使用,该文也提示研究者进行新闻史研究时,不应该只关注某个人或某个报纸说了什么,写了什么,然后摘章择句,进行发挥和阐释,编缀成文,而应该透过表象直追新闻生产背后的原因和动机,更应揭示为什么这样说,甚至要探究没有说什么,这才是历史研究的魅力所在。此外,在外文报刊研究方面,今年也有所突破。郑保国对美商《密勒氏评论报》的从业者进行了研究。历史学者李珊则对英商《北华捷报》进行了研究,认为该报并非传统上认为的仅仅是在华西人独霸话语权的新闻媒介,中国人亦能通过撰写或翻译的形式发出自己的声音。 随着学术环境不断宽松,新闻史研究者已经逐渐摒弃党派成见,对国民党新闻人及其新闻机构取得的成就能予以客观、公正的评价。有学者对国民党报人程沧波抗战时期经营复旦大学新闻系的经历进行了还原,还有学者对程沧波在抗战中的宣传努力予以了充分肯定。有两位学者对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对战时新闻事业格局的影响进行了研究,另有学者从媒体外交角度,对中央通讯社的战时功绩进行了研究。还有研究者则对国民党新闻管理工作者的内心世界进行关照,考察他们从记者到“新闻官”的职业抉择历程,认为他们深陷体制泥淖,成为不能思想的“技术官僚”。倪延年则对新闻史人物研究进行了整体性反思,认为评价新闻史人物既不能隔断与阶级阵营、政党意识和学术派别的关系,也不能回到“阶级斗争为纲研究模式”,更不能落入“”的陷阱,而应从“国家观念”“民族利益”“社会道德”“行业发展”和“阶段表现”等不同维度进行认识和评价,使每个新闻史人物都能留下“各得其所”的一笔。 (三)新闻观念史和思想史研究 新闻观念史和新闻思想史一直以来是中国新闻史研究的薄弱环节,今年仍复如是,建树不多。操瑞青从《申报》“杨乃武案”报道出发,从另一角度来解读“有闻必录”的兴起,提出两个新的观点:一是“有闻必录”在19世纪70年代已较为兴盛,其概念形成不晚于1876年;二是早期“有闻必录”不仅是规避言责的策略,它还发挥了另一更为根本的作用,即建构报刊话语在读者心目中的合法性地位,这与《申报》作为商业报刊的媒体属性有关。涂凌波通过观念史和知识社会学的路径,考察了19世纪一部分中国人对于现代报纸的认识和理解。他的研究发现,与传教士和外国商人等“自西向东”的办报者不同,一部分中国人在“走向世界”的过程中主动地发现了现代报纸,作出了相应的观察和叙述,并形成了他们的新闻观念。清廷派遣的使臣直接接触过西方的报纸,他们看到了报纸具有“内外通情”和“上下通情”的功能,是一种代表民意的“公论”,是议会制度运作的重要环节,亦是西方国家“富强之本原”。身处通商口岸的中国知识分子,则将报纸看作是重新参与政治的“庶人之清议”,是“通今”之术和一种治国之道。源自西方的关于报纸的新知识和新观念,在与中国传统知识和思想对接中产生了冲突与紧张。经过对新知识和新观念的改造,最终形成了“中体西用”框架下的新闻观念。王天根对由旧民主主义革命向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政治转向中,报刊、报人及舆论精英与以军政利益集团形式呈现的政党组织等关系进行了研究。他认为在1919至1925年间,面对军阀混战及国家统一舆论,国民党、北洋系等各个利益集团往往主动而又恰如其分地在社会变迁的大潮巾利用报刊传媒在政治空间上定位自己,充分发挥本集团的优势与特色,从而更多地攫取政治资本邓绍根系统考察了西方自由主义新闻理念在中国的传播历程后,认为西方自由主义新闻理念在中国的早期传播经历了一个无意识到自觉状态的历史过程。 (四)区域新闻史研究 历史研究除了纵向的历时性考察外,在以空间地理为区隔进行研究也是常见的分类方式:朱至刚以戊戌时期两广的政治、社会状况为考察的起点,探讨了在《知新报》与《广仁报》的创设过程中,彼时彼地的区域心态所起到的作用。他认为这两份报刊所以能得两广士绅的大力援助,实有相当部分是基于他们所持有的地域情结。此外,朱至刚还通过对1936年和1946年战区与后方18个省市报刊类型和层级分布的定量分析,发现国民党依托其“超经济化”的党部网络,在战前即已完成向县级尤其是不发达地区县级这一基层单位的延伸和填充,抗战导致的地域分割,为这一优势的持续作用提供了更有利的条件,使得国民党的党报系统相比民营报刊,能更加迅速地实现数量上的恢复。孙晨颖对抗战时期浙江沦陷区特别是浙西报刊坚持抗战和反奴化宣传的壮举进行了研究。同样是聚焦浙江地区的基层报纸,李骏则将时间移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梳理了建国后浙江基层报业发展的整体状况,分析了中国报业层级设置的情况,提出报业层级设置的“填桶理论”。王咏梅对20世纪40年代初山东抗日民主根据地报纸的风格进行了考察,她发现许多报纸办报内容偏重理论、方式比较呆板,文字不够通俗,但自运动后,有了很大改善,报纸通俗化取得了很大进步。还有学者对华北沦陷区国民党的宣传工作进行了细致研究,作者发现宣传工作是抗战时期国民党在华北沦陷区的重要工作内容之一,但在抗战初期受日寇打压,十分脆弱,到相持阶段后,逐步恢复和扩展,在机构设置、人才延揽和基层工作拓展上都取得了长足进展。 (五)港台地区中国新闻史研究 中国新闻史的研究话题近年来一直不是港台学新闻传播学者的重点关照领域,但仍有少数学者对此给予了学术关怀。邱家宜以“报人感知结构”为理论视角,研究了迁台文人齐世英借助《时与潮》杂志投入与国民党对抗的新党运动,并成为后来党外运动最早一批的外省籍参与者的生命史历程。另一位台湾学者黄顺星则考察了民国报人成舍我对报业垄断问题的思考和反省。 二、2015年新闻史研究领域出现的两个新的研究热点 今年新闻史研究相比以往最大的特点,是出现了两个新的研究热点,特别值得注意。一是配合抗战胜利70周年纪念,本年新闻史研究者多有一个自觉的学术关怀,即从抗战史角度关照新闻史研究,许多研究都以抗战为时代背景或脉络展开。二是研究视角自觉转换,从传者本位转向受众本位,报刊阅读史研究成为本年度新闻史研究的一个亮点。 (一)抗战与新闻事业 本年许多研究者将研究对象和主题置入抗战背景下进行考察,成为本年新闻史研究的突出特点。有学者关注了抗战时期新闻人不屈不挠的奋斗精神,亦有学者对新闻团体的抗战进行了关照。还有民族学学者对少数民族和边疆新闻事业在抗战中的作为进行了研究,这是以往新闻史研究较少关注的一个视角。如马广德对回族抗战宣传的形式、内涵及特点进行了研究,钟银梅则对回族知识分子的抗战救国宣传实践进行了研究。 战争的道义性常与传媒议程设置有内在联系,战争往往对报刊等传播格局的时空分布有影响,尤以抗战及其舆论场域重组为代表。王天根分析了国统区、根据地和沦陷区三个空间场域下舆论的互动关联关系。唐小兵则对民间报刊的舆论动员机制进行了研究,他发现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导致民族主义在《大公报》《申报》等民间报刊空间急剧升温。在台儿庄战役、南京大屠杀等事件期间,两家报纸通过消息、通讯、评论等各种方式进行民族主义与人道主义的舆论动员,并形成了一套专业主义的新闻信息写作和传播方式,全方位地将战争区域的各方面信息尽快而真实地传播到读者层面,以达成全民族同仇敌忾的集体心态,最终实现了现代中国报刊空间的新闻事实与评论意见相辅相成的良性循环。有学者对抗战时期中共的对外宣传进行了研究。而王润泽和肖江波的研究视野则不仅仅局限于中共,还考察了国民党媒体和民间媒体的国际宣传,将其视作民族救亡的另一战场。 以往新闻史研究对根据地和国统区关注较多,而沦陷区和伪区则较少受到关注。本年沦陷区和伪区新闻事业开始受到学者的注意。齐辉利用“满铁档案”,以伪满时期日本在东北的广播殖民活动为中心,探讨了日本在殖民地进行广播侵略宣传的过程、策略及其实施效果。李杰琼则对20世纪30年代日本的“宣传战”及其在华北沦陷区的新闻统制进行了研究。陈永忠和王建伟分别对日伪在浙江和北京的文化侵略进行了研究。 (二)报刊阅读史 阅读史研究在历史学研究中已经存在有年,而新闻史研究者则较少涉及阅读史研究。蒋建国认为读报既是私人化的仪式与体验,也是融入社会的方式与途径,阅读本身包含了观念系统、行为系统与社会系统的互动。晚清时局的变动,与报刊之间存在互动互证的关系。新式报刊从西方移人之后所经历的曲折发展过程,对读者的阅读历史也有着直接的影响。卞冬磊…受西方阅读史启发,探索在中国语境中进行“报刊阅读史”研究的可能性。他在研究中指出,报刊与书籍拥有不同的知识特性,报刊偏向刊登“知晓”类型的知识,具有关注当下的现实性和公共性,因此,与书籍传达的知识类型及阅读效果不尽相同。依此认识论,文章从阅读史的背景出发,提出了在中国新闻史领域进行报刊阅读史研究的必要性、问题意识及研究方法等初步想法。目前报刊阅读史研究仍在探索和尝试阶段,值得学者继续深入探讨。 三、2015年的中国新闻史研究专著、译著 学术专著是除论文以外最重要的学术发表载体作为历史学、新闻传播学乃至文化研究的交叉领域,新闻史研究专著在学术出版市场一直有其重要位置。 本年新闻史研究出版领域比较值得关注的是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学术文库系列图书的出版。该系列图书由中国新闻史学会原会长、北京大学教授程曼丽和新加坡华裔学者卓南生教授主编,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目前已经出版ll本。收入本文库的报刊史著作有4本,分别是:卓南生著《中国近代报业发展史(1815一l 874)》(增汀新版)、程曼丽著《蜜蜂华报研究》(简体字版)、阳美燕著《日本在华首家政论报纸(1896-1900)研究》和李杰琼著《半殖民主义语境巾的“断裂”报格北方小型报先驱与报人管翼贤》。这些著作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注重第一手史料的发掘、考辨和使用,是报刊史个案研究的典范。此外,本文库还收录邓绍根著《中国新闻学的筚路蓝缕: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和由北大新闻学研究会史论班历届学员优秀习作编纂而成的《北大新闻史论青年论衡》。 地方新闻史方面,今年最大的成就是《天津新闻史》的出版,本书由津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马艺主撰,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天津新闻史》钩沉了近代以来的天津新闻业的整个历史,号察了英敛之的《大公报》、严复的《国闻报》、梁启超的《庸言》、雷鸣远的《益世报》等天津大报,采用了很多一手资料。 加拿大学者季家珍(Joan Judge)的博士论义《Prinl and Politics:Shibao and the Culture ofReform in Late Qing China》的翻译出版,是本年翻译出版界为数不多的关于中国新闻史研究的著作 本书中文名《印刷与政治:与晚清中国的改革文化》,以《时报》为研究对象,揭示晚清社会现实,探讨出版业与政治改革、社会发展的互动关系,为我们重新反思后续的20世纪中国开辟新的路径。日本学者前坂俊之的《太平洋战争与日本新闻》今年也由国内学者翻译出版,本书本书以1931年至1945年日本国内及中日关系方面的重大历史事件为线索,详细有据地叙述了日本主流报纸对“九一八”事变、卢沟桥事变、南京大屠杀、珍珠港事件等重要历史事件的报道及其所造成的影响,可作为研究中国新闻史的参考资料。 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余敏玲的《形塑“新人”:中共宣传与苏联经验》,是今年港台出版市场比较重要的一部新闻史研究著作。本书从政治、外交、社会和文化的多重视角,阐析中共如何借镜苏联经验,运用小说、教科书、歌曲、电影等媒介及劳动模范和女拖拉机手典型,塑造“新人”、传播“新人”: 四、小结 本年,新闻史研究者在方法和理论视野有了更为自觉的审视和提高:一是有意识地破除单线条、单向度的描述性和介绍性研究,开始以理论视野关照研究对象和研究主题一如邓绍根借助“概念史”视角,对“电视”概念在民国的传播和普及进行了研究。田巾初和刘少文则从“生活史”角度对民国记者的职业收入和职业意识的关联关系进行了分析。 二是跳出新闻史研究新闻史,将记者、媒介放置到特殊的时空背景下进行考察,把报刊和媒介视作社会系统中的一环,来考察记者与时代、媒介与政经环境的互动关系。陆鹏程考察了1920到1930年代上海报人与帮会的关系也指出,因新闻竞争的需要和社会压力的胁迫,以及帮会势力的威逼利诱,致使报人结帮人会成为一种普遍现象,对中国新闻事业的发展产生严重的消极影响。徐基中通过考察民国《出版法》的修汀过程,来探讨国家与报界关系的多维性和复杂性 上述两种变化是近年来新闻史研究者不断反思和尝试突破的结果。但需要指出的是,有这种理论自觉和反省意识的研究者还只是少数,更多研究者仍然停留在描述性研究阶段,缺少思想性和真知灼见。未来新闻史研究朝何处去,仍需要研究者的集体探讨和反思:共识远未达成整个新闻史研究领域的研究水平和研究层次,仍亟待整体提升。 新闻史论文:新媒体环境下外国新闻史课程教学改革探析 摘要:课堂是师生共同建构的传播空间,要达到良好的教学效果以实现教学相长,有赖于这一传播空间中传受双方的共同努力。教师传授知识、启发思考与学生接受信息、探寻真理相结合,从而做到良性互动。从教学实践及其效果来看,外国新闻史课程的教学改革势在必行。应改革大量填塞的传统课堂教学模式,充分利用新媒体网络资源,抓住有效时间提高课堂效率,并时刻关注外媒发展动向,引导学生以发展的眼光来领悟和学习新闻媒体在不同时代背景之下的生存状况和历史命运,努力做到古为今用、西为中用。 关键词:媒介技术;外国新闻史;课程改革 外国新闻史是一门重点学习和研究西方发达国家新闻事业历史、总结世界范围内不断发展的新闻理论、探讨当今世界不同国家不同新闻发展现状和规律的课程,通常是高校新闻专业的基础必修课。方汉奇先生多次强调,新闻史的教学是必要的,学新闻史,就是以史为坐标。张允若教授也指出,学习新闻史,可以了解新闻事业发展的规律,对于提高新闻从业人员的素养不可或缺,应该把新闻史看作是全部课程设置中重要的组成部分,认真对待,努力教好。但即便重要如此,在时下许多新闻专业的年轻学子心目中扔存在这样的偏颇认识,总以为业务课更重要,学史无用,外国新闻史课程听听就好了。究其原因,一方面,时下新媒介技术日新月异,新媒体的内容与形式都得到充分发展,传统媒体在强大的竞争压力下日渐式微,除有个别突破重围之外,绝大多数传统媒体,包括报纸、杂志、广播、电视在内,或改弦更张,或另起炉灶,或关门大吉,或苟延残喘。欧美国家一些百年大报亦难脱走向没落之命运。面对如此窘境,难免有学子质疑,我们还要不要学习曾经为这些优秀传统媒体树碑立传的外国新闻史呢?另一方面,新闻专业学子的就业状况不尽如人意,在就业市场激烈的竞争压力之下,用人单位往往希望毕业生来了就能上手,要求记者不但具有采写编评摄的基本专业技能,最好关键时刻也能顶上,报道突发事件及时出镜,能给网站、报纸同时供稿,最好还能制作视频、撰写博客、微信,能写能说能拍能剪,十八般武艺样样都行。在此种就业导向之下,新闻史论课程更是门庭冷落,而全媒体技术的培训和学习日臻喧闹。学生难免更重视业务课程的学习,希望尽快提升更受用人单位青睐的专业技能,难免有学子抱怨,我们哪有功夫去学习“没什么实际用处”的外国新闻史呀? 毋庸置疑,培养能说能写能拍能剪的“全能记者”是新媒体时代对新闻专业人才培养的现实需求。但对于帮助学生了解新闻事业发展脉络,认知当下新闻发展走势,捕捉新闻事业规律,完善知识结构,提升从业素养的外国新闻史课程来说,终极目标仍是以史为鉴、古为今用。当前,传统的教学理念及教学方法已经无法保证教学效果。如何调试课程重心,在导入新媒介环境之下以全新角度重新解读外国新闻史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是任课教师应该认真思考、下功夫解决的问题,对其教学理念和教学方式的变革和改进已是箭在弦上。我们结合近些年的教学实践,并多次就教学方法与听课学生及同行交流,关于新媒体环境下外国新闻史课程的教学改革做如下思考。 一、充分利用网络资源,丰富教学内容及形式 外国新闻史课程所涉及的国家不同、人物众多、历史繁杂、资料有限、渠道极少,目前掌握的很多史实资料只是二手资料的反复兜售,缺乏一手资料的鲜活生动性。但在新媒体环境下,丰富的网络资源已经成为教学的好帮手,师生应有效地对其加以利用。在内容方面,充分利用网络工具,在谷歌、维基、百度等搜索引擎的帮助下充分挖掘外国媒体及人物的数据库资料。在许多境外知名媒体的官方网站上,除随时可翻阅当日及一定时间范围内的报纸版面外,还呈现有“Review”或“History”的栏目内容,自该媒体创立以来的重要时间点、重要人物及大事记都会图文并茂详细罗列。除此之外,更丰富的文字和图片素材会散落于报纸杂志、历史传记、人物访谈、手写日记或家族笔记之中,通过搜索引擎会让有心人从浩瀚的数据库海洋之中披沙拣金、沧海拾遗。具备这样的搜索能力是当下环境高校教师必备的基本素养,而这些生动鲜活、真实厚重的史实内容,是外国新闻史课堂教学资料的有力补充。 在形式方面,PPT教学在大学课堂上已经司空见惯,但如何使PPT呈现的信息最大化,且用更加丰富灵活的方式呈现,是真正掌握多媒体教学方法的灵魂所在。充分应用图片资料,使形象生动的历史图片服务于静止不动的文字表述,比如,在讲解作为第一张真正意义上的新闻纸《牛津公报》时,用图片呈现三百多年前的报纸版面,通过现实生动的图片资料,帮助学生深刻理解这样一份机械手段生产、形式上为纸而非册、且已有报分两栏意识的《牛津公报》缘何被称之为真正意义上的第一张新闻纸。此外,恰当利用视频及音频资料,帮助学生将记忆中静止的图景鲜活为生动的形象。比如,在讲解如法国哈瓦斯通讯社、德国沃尔夫通讯社等世界上最早的几家新闻通讯社在“二战”期间被法西斯力量接管的历史命运时,播放由莱妮・瑞芬斯塔尔执导的战争纪录片《意志的胜利》,可以让同学们身临其境,深刻理解“二战”期间法西斯政府执行的“谎言重复千遍就会成为真理”“新闻是战争的武器,新闻的目的是帮助战争而不是提供信息”这样的传播理念。 二、提升授课技巧,加强课堂互动 坦白地说,新闻史论课程容易枯燥无趣,教学常出现以填鸭式教授为主的现象,且内容庞杂,课时有限,能留给同学们讨论互动的时间很少,一堂课两小时的满堂灌,学生难免感觉乏味又辛苦。因此,在有效的课堂教学中,如何拓展课程内容,提高授课技巧,也是在访谈交流中学生多次提到的问题。历史上的一些知名媒体人也会给我们提供一些语言表达的技巧。美国广播业的一代宗师爱德华・默罗曾提到过,“广播没有别的技巧,唯一的技巧就是当你广播的时候,你想着你是到了一个酒吧,喝了两杯酒以后,向你的朋友谈论今天发生了什么事情。用这样的语气来广播新闻,你的听众一定爱听。”电视业的泰斗沃尔特・克朗凯特也这样说,他每一期电视节目的宗旨就是“给我讲一个故事”。平等的交流,故事化的叙述方式是他们获得受众欢迎的有力武器,这一武器用在课堂这一教学空间中同样适用。事实上,当下美国新闻专业课堂会特别强调以个案故事和数据展现为表现手段,而这两者的优秀其实都是“讲故事”。借鉴到我们的课堂中来,在浩如烟海的外国新闻史中,比比皆是传奇故事和历史细节,针对发展过程中的关键节点、历史事件或风云人物,用故事化叙述呈现课程内容,实现鲜活生动的历史还原,进而透过历史的面纱寻求新闻事件背后的深层意义,帮助学生更直观、更深刻地感受历史、获取知识,从而获得良好的学习效果。 当然,课堂教学是师生共同建构的互动过程,要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一定要激励学生参与课堂,加强互动,让学生成为学习的真正主人。教师重点讲述新闻史上的重大事件、新闻改革、优秀报人,让学生了解事件始末,尤其了解事件中人的角色和作用,把人放在主要位置,关注新闻人的灵性与创造力。在教学中可以组织学生分小组自选课题,深入解剖外国典型媒体,鼓励学生充分利用网络资源优势,挖掘更多史料,搜索当年报纸的版面呈现及报道内容,收集有用素材,梳理发展脉络,从史实中发现问题,在史料中分析问题,并用历史事实予以证实,并组织学生以PPT形式进行课堂提报,将本组所选的相关课题进行演示,通过这个过程鼓励学生充分查找资料,运用资料,互相交流课题成果。将教师课堂讲授和学生的自主思考结合起来,对课程内容进行拓展,激发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自主学习能力,以及收集材料和分析材料的能力。 三、关注业界最新动态,增加课程时效性 诸如《泰晤士报》《纽约时报》《每日电讯报》《卫报》等欧美大报,历经百年沧桑仍如常青树一般屹立在今天的报坛。浩瀚百年间,瘟疫、战争、变故、技术乃至人心的变化都会改变一份报纸的命运。但在经历政局更迭、市场压力、读者取舍的起伏之后,百年大报历久弥新,在新媒体环境之下又有新的调试,老树又发新花。这样的报纸每一个都是人间宝库,留给我们大量可以继续学习参照的宝贵资源。外国新闻史课程的终极目标仍是以古为鉴、古为今用,其中,诸多超前的思维、锐意的革新、出奇制胜的做法,至今仍然闪光似金,对我们有着价值不菲的借鉴意义。在授课中,必须让学生领悟到其中的真味,从而改变轻视这一课程的偏向。因此,不能单纯就事论事,空讲云烟往事。而是应该时刻关注外媒发展最新动向,尽可能增加史论课程的时效性。立足当下,用发展的眼光来审视历史长河中出现的报纸杂志,用历史的眼光来审视今天媒体的发展,拉近课堂上新闻史所学与现实中新闻实务的距离,注意外国新闻史“历史”与“当下”的关系处理,力求达成一定的平衡。 综上所述,新媒体技术的不断发展,日益冲击着原有的外国新闻史教学及研究格局。教师必须正视行业现实,深刻理解新媒体媒介形态发展变迁的历史逻辑,因材施教、增加互动、启发思考,用新媒体技术服务课堂,通过具体的教学过程引导学生在当下发现问题,从历史寻找答案,从而提高思维能力、动手能力。 (作者均系西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讲师) 新闻史论文:西柏坡时期新闻史研究 摘要:西柏坡时期党的新闻工作在宣传中坚持群众路线观点、坚持新闻报道的真实性原则,奠定了新中国新闻事业的思想理论基石;建立完善新闻制度,利用新闻手段宣传、推动解放战争胜利等,为中央各项工作顺利进行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同时,党中央还善于总结工作方法,进一步完善新闻机构,培养优秀的专业人才,在物力和人力等方面为新中国新闻事业的建立奠定坚实基础。 关键词:西柏坡;新闻理论;新闻工作;宣传政策制度;机关报;新闻机构;专业人才 西柏坡时期,解放战争进入到了战略反攻、战略决战阶段。这时党的新闻工作以宣传和军事战争为主,涉及经济、文化、群众生活等各个方面,协助党中央的各项工作顺利进行。新闻工作在推动全国解放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党中央领导非常重视这一阶段的新闻宣传工作,在实际工作中注重与新闻工作进行业务上的交流和沟通,总结新闻理论,指导新闻工作者用共产主义思想武装自己,提升新闻思想水平和境界。 一、新中国新闻理论在西柏坡奠定基石 西柏坡时期是党的新闻工作思想理论形成和发展时期。这一时期,发表的《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1948年4月2日)和刘少奇发表的《对华北记者团的谈话》(1948年10月2日),这两篇文章论述了新闻工作中所必须坚持的群众思想理论和实事求是的宣传理念成为了西柏坡时期新闻工作的思想指导和理论基础。 (一)新闻工作中坚持群众观点、群众路线 中国共产党是代表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政党,西柏坡时期党的新闻工作更加注重群众利益。在党的领导下,新闻工作始终坚持一切依靠群众、一切为了群众和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观点。 在西柏坡时期,发表的《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一文中,明确论述了我们党办报的目的和作用。党的报纸是靠人民群众办的,为人民群众服务的,新闻工作者首先应该向群众学习,才能更好地教育群众。在谈话中指出,我们报纸上讲群众路线,可是我们自己的工作往往不执行群众路线;要办好报纸,就应该在报纸上正确地宣传党的方针政策,通过报纸密切同群众的联系,这是我们党一项具有重大原则意义的问题。在谈话中,还强调:“报社的同志应当轮流出去参加一个时期的群众工作,参加一个时期的工作,这是很必要的”。①只有这样,我们党才能担负起教育群众的任务,才能更好地教育人民认识真理,动员人民起来为解放自己而斗争。刘少奇在《对华北记者团的谈话》中讲到,新闻工作是党联系群众的纽带工具,新闻工作者要具备“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能力就必须要与广大群众保持密切联系,并且不断地巩固和扩大这种联系,一天也不能中断,叫做“时时刻刻保持和群众的联系”。② 在群众路线理论的指导下,党的新闻工作有了很大改观。1948年4月7日发行的《晋察冀日报》为了便于广大群众能经常看到党报,报社特别印刷出版了单面大张报纸,供城镇、集市等一些公共场所张贴使用。③这样便于党更好地联系群众,不仅能使群众了解党的方针政策和前线战场情况,也能征集广大群众意见,赢得群众支持。新闻工作在报道战役胜利进程的同时,也对人民群众支援前线给予了关注与报道。1948年11月20日,华东总分社曾专门对各分社发出加强支前报道的电报,提出报道内容有:继续报道动员组织民工上前线,报道粮食弹药的运输,民工站建立,修桥、修路、邮电、交通等;报道前方民工英勇、顽强、艰苦、迅速地在复杂的情况下追随军队及时完成任务等。如《迎接淮海战役的胜利,山东人民紧张支前》《华中人民响应总动员令,热烈支援淮海战役》《部队打到哪里,民工支援到哪里》《四百里风雪淤泥荡》《运粮路上》等新闻通讯,都生动地反映了人民群众对战役的大力支持,激励着更多的人投入到解放战争事业中。 (二)新闻工作中反对客里空现象、坚持实事求是,维护了新闻的真实性 真实性是新闻工作的生命和灵魂。西柏坡时期新闻工作针对报道中出现的虚假新闻、不真实报道进行了深刻地检讨与反思,发扬了实事求是的优良作风,维护了新闻的真实性。 西柏坡时期,刘少奇在检查晋绥解放区工作时,发现了党报报道中存在明显的“右”倾偏向以及农民对党报的某些不信任心理的问题。当时晋绥分局的机关报《晋绥日报》首先开始解决这个问题,1947年6月15日的《晋绥日报》在第4版整版刊载了有关“客里空”的内容。④《晋绥日报》在编者按中指出,编者和作者都应该更加警惕,并敢于严格地检讨与揭露自己不正确的采访、编写的思想作风,更希望我们每一个读者都起来认真、负责、大胆地揭发“客里空”和比“客里空”影响更坏的新闻通讯及其作者,在我们的新闻阵营中,一定要肃清“客里空”现象。《晋绥日报》首先公开揭露了检查出来的新闻报道中的不真实现象。中共中央给予了肯定,决定在解放区新闻界推广这一运动。1947年9月1日新华社发表题为《学习晋绥日报的自我批评》的社论,号召解放区新闻界向《晋绥日报》学习,“彻底检查自己的立场与作风”。解放区新华社总社及各分社、其他各家报刊,均全面检查了新闻报道中出现的“客里空”的问题,由此在解放区掀起了一个反“客里空”运动的高潮。1947年10月9日,中央宣传部关于反“客里空”致晋绥分局、东北局,新华总社并告各中央局、中央工委及新华总分社:“反客里空指示表扬了《晋绥日报》的自我批评精神,要求全党学习这种精神。”⑤这场运动中,我党充分发扬了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优良作风,认真检查并及时纠正了新闻报道失实的现象,维护了新闻的真实性原则,克服了在宣传中的右倾错误,改造了新闻工作者的思想立场与作风,提高了新闻工作人员的思想水平和业务素质。 二、新中国的新闻宣传政策制度起源于西柏坡 党中央进驻西柏坡后,先后采取了一些政策措施整顿新闻工作,更好地发挥新闻的宣传作用。1948年6月3日,在《对华东局关于华东近一年来办报情形报告的批语》的文件中就指出:“对于报纸、通讯社等极端重要的宣传机关放弃领导责任,或者虽未放弃领导,但是抓得不紧,听任许多错误观点广泛流行,宣传工作极不严肃。必须坚决改正。”⑥还指出了,中央和各地区党委对于自己的报纸必须于每日出版前,由一个完全懂得党的正确路线和正确政策的同志,将报纸大样看一遍,及时改正错误观点,然后再出版。这就从制度上规定了党报机关领导的责任、规范了党报宣传思想和观点。出版前看大样的制度,更是体现了党对新闻事业严肃科学的工作态度。 由于无政府、无纪律的地方主义倾向也渗透到了党的宣传工作中,为了消除这种不良现象,在1948年6月5日的《中共中央关于宣传工作中请示与报告制度的规定》的文件中明确了:“各地党报必须执行所指示的由各地党的负责人看大样制度,每天或每期党报的大样须交党委负责人或党委所指定的专人作一次负责的审查,然后付印。这种审查党报的负责同志,必须是完全懂得党的原则和党的政策的或者是严格注意和用心研究党的原则和政策的同志。”⑦这在6月3日文件的基础上进一步严格了党报看大样的制度,并规定负责看大样的同志所必须具备的思想素养。对于党报中的重要社论、按语和读者的问题,文件中指出,各地党报的社论及编者在答复读者对有关新闻的政治性和政策性的按语的问题时,必须由党委负责同志阅正批准后,才能发表。如果遇到该级党委不能回答的问题,必须请示上级党委或新华总社,不应轻率答复。这样形成了中央和各地新闻机构有问题及时请示报告给中央的制度,防止错误性宣传带给群众思想误导,确保了新闻宣传中党的路线和政策的正确性。1948年9月30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宣传工作的报告》总结了之前从4月底到9月底的宣传工作情况,文件中写道:“关于统一宣传工作的指示电发出后,经常的报告制度逐渐建立。……各地宣传工作中有重要问题来请示的已经多起来了。”⑧可见,在各地新闻宣传部门中,请示报告制度已经开始贯彻执行,并解决了一些宣传中的问题。 在西柏坡时期,解放战争形势发展很快,大中城市陆续被解放,在宣传城市政策、保护城市工商业、宽待国民党人员与俘虏、保护宗教自由与外侨安全等问题上,中国共产党时刻警惕某些新闻机构在对这些问题进行宣传时出现的右倾主义倾向,在1948年11月18日的《中共中央宣传部与新华总社关于纠正各地新闻报道中右倾偏向的指示》⑨文件中,党中央明确指出,对于一般国民党员和一般俘虏应该宣传宽待,是对的;利用他们进行瓦解敌军的工作,是有必要的;但不要给人一种印象,好像他们一放下武器,所有罪过都已经被我们一笔勾销了,就可以宣传自己是如何如何觉悟立功了;此外,对起义部队的宣传把握好分寸,不要去夸大他们的作用和觉悟性。文件中还强调了在新闻工作中对被俘虏的蒋军军官的宣传应注意的原则,不易夸大其功劳。在各项宣传或报道上,也必须防止右倾机会主义的偏向,此种偏向在宣传工作人员中,在全党中,已经时常发现,必须注意纠正。 三、新闻专业人才培养始于西柏坡 1948―1949年,西柏坡新华社总编室集训新闻工作者,主要负责集训工作的是胡乔木。集训工作主要是选用的《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和刘少奇《对华北记者团的谈话》两次重要讲话稿作为指导文件,主要使来集训的新闻工作者能准确理解我党办报的任务和作用,党报所应坚持的立场、工作原则、办报路线及党报队伍革命化建设等一系列有关无产阶级性质党报工作的基本问题。集训方法主要是在胡乔木的指导下编稿、改稿和评稿,编发新华社新闻、评论的实践,领会和贯彻党中央路线、方针、政策,多方面的迅速地了解解放区、国统区和国际情况,掌握新闻和评论选材、选题、立论、布局的基本方法,并加强遣词造句、文字修饰、标点符号等基本训练。集训的主要方式――开评稿会,主要传达党中央的指示和最新精神、分析当前战局和政局及评论当天的发稿清样等三项工作。胡乔木还就新闻工作的特点和性质,专门讲授《记者的工作方法》《新闻学》《写作方法》等专题,使前来学习的人员获益匪浅。华野前线分社、中原总分社、西北野战军分社、二野总分社、华东总分社等,也都先后举办过新闻培训班或新闻学校。 在集训过程中,指示要“注意写些综合报道”,引起了胡乔木的高度重视。为贯彻的指示,1948年12月6日,胡乔木代表、新华总社起草致新华社各总分社并转各中央局、分局宣传部等部门的指示。文件中指出:“对于你们打算宣传的事物(包括你们发来的资料在内),说明它的背景、它的过去情况,存在的问题,解决的办法,为何要如此解决及前途的展望等。在新闻通讯中,不但必须有思想政策作骨干,而且必须有实际的社会生活和生动的、典型例证作血肉。”集训工作在党中央关心重视和胡乔木“三严”的教育下,收到了良好的效果。通过这样集中紧张、严格又生动的政治和业务培训,新华社干部的思想政治觉悟性和新闻工作水平得到了显著提高,为在解放战争中新华社的宣传工作和新中国成立培养了大批新闻专业人才。这一时期也被胡乔木称为是“新华社历史上有重大意义的一个时期”。 在即将离开西柏坡之际,胡乔木为中共中央起草、修改电报指示,要求各中央局和各野战军等十个单位各派一名干部于1949年2月28日前到北平新华总社学习。电报指示指出:“为了把党的通讯社和报纸工作提高一步,适应革命形势和革命任务的需要”,要求“各中央局和东野、华野、中野、西野及华北军区等十个单位,应即各派一个主要的新闻工作干部来新华总社”。“他们来新华总社的主要任务是向新华总社报告各地和各单位的通讯社工作情况和报社工作情况(有党外报纸和通讯社的地方,应将它们的情况一并报告),讨论新条件下的新闻工作中的问题。如有可能的话学习一个短期再回去,如果不能则谈毕即回去。”这次报告对前来学习的人员选择提出了具体建议,并要求前来新华总社学习的人员准备和携带充分材料。在对编辑行政人员(包括从组长到总编辑)的管理上汲取过去新闻事业中编辑行政人员脱离编辑业务的教训,注重提升行政编辑人员的新闻素质,主要精力应该放在写稿编稿上。 四、党中央机关报及各地党办刊物创刊于西柏坡 随着解放战争进入到战略反攻时期,晋察冀与晋冀鲁豫两大解放区连成一片,合并为华北解放区。1948年6月15日,《晋察冀日报》和晋冀鲁豫《人民日报》合并为华北局机关报《人民日报》,在平山县里庄村创刊,社长张磐石、魏克明;副总编辑袁勃、安岗。在西柏坡亲自为《人民日报》题写了报名。当时的《人民日报》就承担起了中央机关报的任务。《人民日报》创刊号上刊登了华北解放区正式成立的消息,就是从这一天起编排期号,延续至今。由于《人民日报》上刊登的许多重要社论、重大消息几乎都来自西柏坡的中央指挥部,1948年8月1日,中央将华北局机关报《人民日报》正式定为中共中央机关报。当时在《人民日报》上首发的关于前线的战况、国内政治形势、党的政策方针等许多权威消息和重大报道,极大地鼓舞了解放区广大军民的士气。 1947年底到1948年,解放战争逐渐进入的战略相持和反攻阶段,许多大中城市相继解放,共产党在接管建设城市过程中,为了增加宣传的力量,开始创办地方党报和杂志。《石家庄日报》《新洛阳报》《新民主报》等党报相继创刊,《中国青年》复刊发行。 《石家庄日报》是中共石家庄市委机关报,是中国共产党创刊最早的城市报纸之一。1947年11月12日石家庄解放后,中共晋察冀中央分局决定,从晋察冀日报社和晋冀日报社成建制地抽调一批新闻干部、管理人员、电务人员、印刷工人到新解放的石门市创办城市报纸。11月18日,《新石门日报》创刊出版,报头由《晋察冀日报》抽调来的洪群同志书写,该报头使用至1947年12月31日。1948年1月1日,石门市改为石家庄市,同日《新石门日报》更名为《石家庄日报》,邓拓同志题写报名。1948年1月1日,中国共产党第一份城市机关报《石家庄日报》发行。 1948年4月9日,洛阳解放的第四天,洛阳市委机关报《新洛阳报》伴随着新生城市而诞生。在战火硝烟中诞生的《新洛阳报》是河南省第一家地方党委机关报,肩负着为我党摸索城市办报经验、办报方向的艰巨任务。该报的发刊词明确提出:“本报宗旨:全心全意为世界人民服务,致力于新洛阳的民主建设,凡人民所需者,莫不全力而为。 1948年10月1日《新民主报》创刊,是济南解放后中共济南市委的第一张机关报。市委书记刘顺元任党报委员会书记,下设编辑委员会,恽逸群任社长兼总编辑,党报委员会和编委会统一领导《新民主报》和新华通讯社济南分社。该报为对开4版,日发行1.2万份,是当时在解放区创办的第一张省会大报。《新民主报》版面分为四版,有要闻版、地方新闻版、专版和国际新闻版,主要以“复工、复业、复课,巩固秩序”为报道的中心内容。1949年春,中共中央山东分局的机关报《大众日报》迁来济南。与此同时,上级决定抽调新闻干部南下,《新民主报》便于1949年3月31日停刊。 1948年12月,《中国青年》在平山复刊。由中共中央青年工作委员会主持复刊,在石家庄出版,次年迁北平。《中国青年》在思想政治上指导青年学习马列著作,号召知识青年“到民间去,到工农运动中去”,关心青年的学习与生活。为其题写刊名,并专门题写了“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这四题词也成为了迎接即将到来新局面的指导思想。1949年4月起,《中国青年》成为了团中央的刊物。《光明日报》的创始人胡愈之曾在1948年到西柏坡,曾对胡愈之说过,新中国应办一份以知识分子为主要对象的报纸。进北平后,胡愈之筹备创立了新中国第一份知识分子报纸――《光明日报》。 为了接管和规范新解放城市中新闻事业的发展,1948年11月18日,党中央发出的《关于新解放城市中中外报刊通讯社的处理办法》⑩文件对新解放城市中报刊、通讯社和广播电台等的处理问题做了一系列的决定和指示。在接管城市工作中,中国共产党改造旧社会的新闻事业,积极建立无产阶级新闻事业。 西柏坡时期,党的新闻工作具有承前启后性。在解放战争进行战略决战的关键时期,在党的领导下,新闻工作犹如强有力的武器一般宣传党的各项方针政策,指导运动、推进战争胜利进程,形成的新闻工作方法、路线为新中国新闻事业发展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西柏坡的新华社总编室从各地来稿和编辑工作中发现了一系列带有普遍性的问题,并及时地提出了解决这些问题的意见。从1948年10月至1949年3月进入北平,总社(有些是与联名)发出了许多有关新闻工作的指示。其中比较重要的有:《关于纠正各地新闻报道中右倾偏向的指示》《关于改进军事报道与加强对敌斗争的指示》《新闻要说明必要的背景》《关于加强综合报道的意见》《关于改善新闻通讯写作的指示》《关于改进新闻报道的指示》《关于克服新闻迟缓现象的指示》《关于用语的指示》《关于使用统计数字的意见》等。这些指示对于新华社以至即将诞生的新中国的新闻事业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新闻史论文:再论新闻史的哲学意蕴 摘 要:新闻报道属于意识形态范畴,它是对社会历史事实的再现或重复,从历史看新闻就是一种对社会历史的折射,反映了当时的历史风貌和时代价值。本文从史学中“历史是最好的哲学”的角度,辩证地探讨新闻历史呈现,得出新闻史是最好的新闻哲学之观念。 关键词:历史;新闻报道;新闻史;新闻哲学 什么是历史,课本告诉我们:“历史,一般指人类社会历史,它是记载和解释一系列人类活动进程的历史事件的一门学科,多数时候也是对当下时代的映射”。可是,若是仅仅只用于记录、解释和映射,那么历史自身作为一个社会存在,就不具备存在的价值。历史的问题在于可以让后人不间断的地现真的过去,在于用材料说话,让人如何在现实中可能成为可以讨论的问题。而根据这一目的所记载下来的事件,才是历史存在的意义。 从历史演绎的角度来看,历史是一种记录,记录本身就是一种哲学方法。历史还是一种脉络,它让每一个朝代都相互街接起来。历史也是一种哲学思考。思考的前提是我们如何按朝代在每一个历史阶段,导入一种哲学的思考,即让历史符号产生哲学元素。 哲学系有一句话:“历史是最好的哲学”。作者认为这里所说的历史,并不是指真实的发生在当时的事实,而是到今天为止,所有的被有选择、有立场的记录下来的特定的历史事件。也就是说,历史是经过淘汰整理后的、为统治阶级服务的、为了维护统治阶级的统治而编写的事件薄。当然,这其中也包括一些与当时统治利益不相符的部分,但是由于其显著性等原因也被记录下来并流传后世,这一部分属于另外的情况。 唐太宗李世民曾经说过:“以史为鉴,可知兴替”。从这句话中我们就可以看出,记载历史是为了让后世的人们了解之前所发生的事实,并能从中获取经验教训,避免走弯路。从而我们就能够得出其中隐含的哲学观点:经过选择淘汰后的历史记载,是对现实生活最具指导意义的历史事件,也是最具参考和实际操作价值的处理办法。哲学是对人类精神的反思。马克思说过: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对此,人类思想的第一个前提就是哲学。 换句话来说就是,经过大浪淘沙后保留下来的历史记载,才是人类最有价值的指导哲学。也是人类进步反思的依据所在。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认为,被记载下来的历史就是最好的哲学。 回归到“新闻史就是最好的新闻哲学”这个观点上,我们同样先来看新闻的定义。我们的《新闻学》教材中使用的新闻的定义,是陆定一于1943年在《我们对于新闻学的基本观》文中提出的“新闻是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也就是说新闻报道本身就是对社会客观存在和发生的事实用以观察和记录的一种传播过程。这就说明,新闻在诞生之日起,本身就带有主观性,与历史著作相比,新闻的写作过程中就掺入了更多的人文色彩。时至今日我们所看到的新闻,都是经过当时的“守门人”们精心选择把关过的事件,这也就是使新闻史相对历史来说,更有它本身存在发展的哲学原理。我们可以把这里的新闻哲学理解成为什么要发表这条新闻,该从什么角度阐释事实,阐述中我们应该站在哪方的立场上进行说明,这些可以为今后我们进行新闻工作提供非常重要的经验。 每一种事物,都起源于一个阶段的特定条件下,新闻也不例外。从这个角度看,时间给我们提供了充分呈现反思历史得失的条件,这个条件就是从梳理历史既定条件的角度,研习特定条件下的新闻历史。 新闻是什么?从概念上解释,是“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当新闻形成历史条件时,当时的新闻事件就是对当时的社会政策,历史背景,社会环境和特定的情景及民情风俗的一种记载。新闻史与一个社会在每一个历史阶段的具体特征紧密关联。每一个社会现象的形成,过程就是对新闻的密集关注。新闻的每一个过程和每一个环节,肯定有哲学元素的存在。 比如刘海贵所著的《中国现代新闻业务史》中第十三章的《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第一节的新闻写作概述:“”时期的新闻写作,就其积极方面来说,反映了当时广大入民群众迫切要求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状况的普遍愿望,反映了入民群众奋发自强的高度积极性。但是,愿望并不等于现实,积极性也不等于科学性,“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不创奇迹,不下火线。’,等宣传,纯粹是唯意志论……’,这就充分显示了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人们已经把统治阶级的意志和愿望作为一种政治任务来完成,而期间的新闻也就印证了前面在历史记载中我们提到的,被记载下来的历史都是有目的、有选择的,更是为当时统治者所服务的。所以,当时的新闻从业人员可能根本就心知肚明的情况下,因为各种原因,不得不写出这些让人啼笑皆非的所谓“新闻”。 在今天看来,这一切似乎不可理解,但是如果我们把自己置身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就可以充分理解类似这种的新闻是如何被创作出来。但是可以理解不代表可以接受,新闻毕竟由它本身的属性决定,我们要尽可能的还原事情真相,尽可能的摘除作者的主观看法,做到尽量客观公平的记载所发生的有价值的事件。所以之前在新闻史上所走的弯路,正是给今天的从业人员敲响的警钟。被流传下来的新闻史也是对当时社会客观情况最好的记载哲学,也是现实生活中最具价值的指导哲学。 所有的文化,都归属于意识形态范畴,新闻报道也不例外。历史不仅仅是一种记录,也是对某个社会现象的注解。当历史通过哲学反思时,历史也就具备了还原当时历史情景的理论依据。当哲学通过历史被记录时,哲学就有了观察社会的方法论。纵观整个被记载下来的历史,我们发现,每一种新闻史的存在,都有其根本的社会存在根源。这种社会根源就是当时社会价值观发生衍变的一种历史折射。这种折射就是哲学。延伸到新闻史领域,当时的新闻价值观就是对当时社会的一种最直接的折射,这种折射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新闻哲学。所以,可以理解的是,至今为止所有被记载的史料包括新闻史,虽然可以被有选择的重视或者轻视,但是毕竟是相对完整的记载了当时社会上所发生的有意义有价值的事件,所以“历史是最好的哲学,新闻史就是最好的新闻哲学”这个观点就可以充分的显示顺此而下的存在主义哲学观。 新闻史论文:地方抗战新闻史的力作 [摘要]《桂林抗战新闻事业史》以一种客观、公正的态度在“新闻生态”的视野下,采用多学科的研究方法,借鉴传播学的理论来研究新闻本身,揭示了抗战时期桂林各大报业繁荣发展景象背后的两股力量,及其独特的创新之处和当时特殊的历史、政治、文化背景。此外,这部著作的可读性和趣味性,在于它不同于以往新闻史研究的简单的史料堆积,而且注入了人物传记与相关史实的评论。 [关键词]新闻事业 抗战 桂林 《桂林抗战新闻事业史》是南京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靖鸣教授和广西师范学院新闻传播学院徐健教授共同克服多重困难、经过不懈努力共同主编完成的一部抗战新闻史力作。这部著作共分九章、四十一小节,全书共40万字。该书首先以抗战时期为背景,以政治生态和新闻生态为视角,肯定了《广西日报》(桂林版)在宣传新桂系的抗日主张,报道前方战事的最新战况,在鼓舞人心士气方面发挥的积极作用。其次,阐述了《新华日报》的涉桂活动,推动了中共广西地方组织建设及广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第三,介绍了《救亡日报》(桂林版)、《大公报》(桂林版)、《扫荡报》(桂林版)的办报特色、宣传方式、及其肩负的历史使命。第四,该书还选取了不同于大报的小报,揭示了新闻业发展的自由程度与市场化的运营状态。第五,该书讲述了抗战时期桂林的通讯社和电台设立的意义以及新闻界知名人物在桂林投身新闻事业所起的积极作用。对抗战时期桂林新闻事业史的研究可以说是中国新闻事业史不可或缺少的一部分。之前已有赵玉明、梁宏霞、黄品良、徐健等人对桂林抗战新闻史进行了研究, 笔者在此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在抗战时期桂林新闻事业是如何发展的。 研究抗战时期桂林新闻事业的发展,离不开研究当时形成并流传至今的文献史料,因为那样的文献史料本身也在向人们讲述着桂林抗战新闻史的发展。作者翻阅了《桂林抗战新闻事业史》中有关于国民党在抗战时期新闻统制的有关政策和措施,包括各项行政管理法规、报刊书店登记、新闻检查概况、压制《新华日报》以及在此期间创办的《扫荡报》,还有共产党创办的《救亡日报》、新桂系创办的《广西日报》等第一手资料,在此基础上进行了归纳整理。《桂林抗战新闻事业史》从两个方面来揭示了抗战时期桂林新闻事业的发展。 一、推动桂林新闻事业发展的外部力量 1、特殊的历史因素。 抗日战争爆发后,国、共两党形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虽然国民党方面进行了积极抵抗,但是接连失去了华北、华中大片土地。此时,地处西南的广西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由李宗仁、白崇禧等人领导的新桂系积极参与到抗日战争中来并在中、日相持阶段取得了台儿庄战役的胜利,极大的鼓舞了全国人民抗日的信心和勇气。由于国民党采取片面抗战路线,使得武汉、广州未能避免沦陷的命运,国民政府被迫迁都重庆,广西成为西南抗日的大后方。作为广西省会的桂林,地理位置优越、交通便利,大批文化名人为抗日战争做出自己的贡献而汇集桂林。 2、特殊的政治因素。 在抗日战争爆发前,新桂系接受了国民党的改编,参加北伐。1927年4月12日,新桂系联合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在广西进行“”,处决大批共产党员、国民党内部的左翼人士和工农群众,使得新桂系与共产党结下政治仇恨,呈现出了新桂系与国民党合作、与共产党敌对的关系。1929年蒋桂之间由于争夺国民政府的领导权而出现了裂痕,但是在抗日战争爆发前夕,随着两广事变的和平解决,新桂系决定出兵抗日,双方又重新保持合作关系。在抗日战争爆发后,新桂系基于自身利益考虑对共产党表现的较为温和并且希望通过共产党来遏制国民党,这也为后来分属不同政治派别的报人齐聚桂林提供了较为宽松的政治环境。 3、特殊的文化因素。 抗日战争爆发后,共产党方面为了建成全民族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新桂系多次进行磋商,桂系同意在桂林建立八路军办事处。此外,为了大力加强宣传共产党的抗日方针、政策,曾三次来到桂林指导工作。为确保战况信息的及时播报,中国共产党选派了大量优秀的报人如范长江、夏衍、胡愈之等到桂林工作。伴随着华北、华东、华中和广州和香港相继沦陷,众多有识之士奔赴桂林为桂林建成抗战文化名城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二、推动桂林新闻事业发展的内在力量 抗战时期桂林新闻业的繁荣主要有三大创新之处:一、拥有品牌意识。以《救亡日报》为例,该报为在报业争得一席之地,通过与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的老关系分别约请在桂林和重庆、昆明、香港等地的文化界知名人士写文章。出于保护本报的知识产权考虑,该报在发行时特意在每篇文章上标注“本报特稿”以引起人们的注意。《救亡日报》在运营中所采取的策略,不仅提高了报纸本身的质量,而且收获了大批的阅读者,为报纸的发行打开了市场。二、管理制度较为灵活。以《广西日报》为例,该报社的管理方法是“只管人,不管事”。广西日报的三任社长对报社的具体事务一般都很少插手,尤其是对编辑采编的事务几乎不插手。与该管理方法相对应的管理机制是“社长制”,社长在报社拥有最高的权力,而在这三任社长中有两任是兼任,韦永成兼任社长时职务是第五路军总政训处主任,韦贽唐兼任时任广西绥靖公署政治部少将副主任,后任广西财政厅厅长。韦贽唐任社长时,对编辑工作表面上不大管,连编辑部每周例会,有时他也不参加。而黎蒙任社长时虽然没有身兼它职,但是却得到了李宗仁给的“办事和任人自主权”承诺。他每天到报社批几张条子,处理一些事务,便回家。三、经营理念的创新性。以《大公报》(桂林版)为例,经营理念的创新性。以《大公报》(桂林版)为例,该报是一份民营的综合性报纸,它不像其他民营报纸一样以营利为根本目的,而是以“公众利益为最高准则”。《大公报》(桂林版)创刊后,凭借其出色的社评和新闻报道,数月之后,发行量便跃居桂林各报及西南各省之首。随着桂林市商业的不断繁荣,广告收入也逐渐增加,第一年勉强能收支相抵,自1942年下半年起,大有起色,除去各项开支,每月略有盈余。 出色的广告经营,给《大公报》(桂林版)提供了经济支撑和保障。抗战时期的桂林,其他各报均忙于筹款,财政捉襟见肘。而《大公报》(桂林版)不但可以保证职工工资按时发放,而且还根据物价的涨跌浮动及时调整,几乎月月都不同。报社不仅免费提供职工伙食和住房,外勤记者还可以由报社出钱用个人名义送礼物。这无疑给记者工作很大的支持,对发展业务也起到了积极作用。 三、研究桂林抗战新闻事业发展的意义 首先,这部作品向我们展示了抗日战争时期桂林新闻事业发展的全貌,使我们对这段历史及新闻事业的发展有了更为全面、深刻的认识。其次,通过这部作品使我们认识到了桂林新闻事业的繁荣绝非偶然,有其存在的必然性。最后,从这部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作者对桂林抗战新闻史的研究始终保持着一个客观、公正的态度。使我们意识到对待一段历史应该以历史的眼观来看待,在这部作品中提到了代表国民党政治意志的《扫荡报》,我们应该将其置于当时的历史环境来评价它所发挥的价值,不应该以个人的喜好及当前国、共两党所形成的政治生态格局来对国民党妄加评论。 结 语 《桂林抗战新闻事业史》这部著作的问世,填补了我国抗战新闻史的一个空白,在学界产生了很大影响,得到了众多同仁的认可。这部作品不单单是简单的史料堆积,而且还注入了人物传记与相关史实的评论,使作品严谨而不失生动,增加了它的可读性与趣味性。就整部作品的内容安排而言,我认为是“粗中有细”,“粗”指作者选取了几份有代表性的大报,换句话说是指几份代表不同政治立场的官报。“细”指作者不仅仅把眼光局限于影响桂林新闻事业繁荣的所谓的官报而且选取了几份比较具有代表性的小报。这部作品对学科、学界、新闻产业的影响自是不言而喻,不足之处在于作者并未对这几份比较有代表性的报纸进行比较研究,分析它们做的成功的地方和有待改进之处,这需要我们的新闻专家和学术团体继续跟进。 (施平:广西师范学院新闻传播学院院长、教授;闫旭:广西师范学院文学院硕士研究生) 新闻史论文:地方高校新闻史课程改革研究 [摘要]地方高校课程改革以应用为导向成为发展趋势;对于新闻专业,新闻史课程改革尚未被给予足够重视,也缺少改革的路径,对此,教师应转变教学理论、大胆创新,以“实践”、“参与”、“情怀”作为课改的原则,开展“专题式”和研究性教学,注重课程整合,创造条件让学生参与调查实践,切实培养学生贴近新闻行业需求的应用能力。 [关键词]新闻史 教学改革 地方高校 当前许多地方高校致力于向“应用技术型高校”转型,培养目标定位于“应用技能型人才”,服务于地方经济的发展。然而,对于新闻专业而言,传统的教学方式与行业需求有着明显的差距,2014年教育部公布全国就业率较低的15个本科专业,广播电视编导专业赫然在列,而在各地相继公布的难就业本科专业名单中不乏新闻学。这表明,地方高校新闻学专业课程的改革迫在眉睫。 新闻专业课程大体可分为新闻史、理论、实务三大领域。新闻专业课程的改革大多以新闻采访与写作、新闻评论等实务课程为切入点,许多教师对于新闻史(包括中国新闻史和世界新闻史,不同高校课程名或有不同)仍然沿用传统的“灌输式”教学方法,学生对新闻史课程也未给予足够重视,认为今后如果进入媒体工作,新闻史知识是可有可无的。笔者对此持不同观点,“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鉴可以明得失”,新闻史课程绝大部分的知识点正是以“史”或“人”作为脉络,其与新闻实践应用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而这些联系正是新闻史课程改革着力挖掘的资源。 一、当前新闻史课程教学存在的问题 (一)重“史”轻“新闻”。 在传统的新闻史课程教学中,教师以时间为脉络进行知识的讲述,这种线性的教学方式优点是能够让学生形成系统的知识体系;缺点则是在课时有限的前提下,大多数知识点只能蜻蜓点水,教学内容停留在教科书。许多教师将新闻史的重点放在“史”,而没有放在“新闻”,只告诉学生历史上发生了什么事,出现了哪些人物,但对这些事物为当前新闻业提供的借鉴缺少思考,缺少与行业实际、新闻业务的联系,学生没有得到思考和实践的体验,而这恰恰与当前应用型人才培养的目标格格不入。 (二)忽略新闻情怀的培养。 当前很多新闻学子认为“新闻无学”,本专业从事媒体行业不具备优势,或是嫌弃新闻行业累、苦、收入低,不愿意入行,即使有些学生原来满怀热忱,历经四年枯燥的新闻专业知识磨砺和专业实习,热情也消磨殆尽。如果不开专门的课程(如中外名记者研究),或教师只注重照本宣科而不重视引入实例,学生就只能从新闻史等少数课程中体验新闻人物的经历,而这些经历在教师的讲授中往往都是浅层次的,这显然不利于学生新闻情怀的培养。如果学生没有投入新闻实践的热情,其应用和创新能力的培养就会艰难许多。 (三)缺少实践环节。 在传统的新闻史教学中,教师偏向知识的传授,基本上全部课时都是“一言堂”,即使有专门的讨论课,也非常有限,教师布置的作业也缺少灵活性,学生往往在课本上就能找到答案,不必去主动查找课本之外的信息。部分教师对“实践”的理解也较为狭隘,认为到课堂外的训练才是实践,新闻史的教学没有办法做到理论与实践的整合。这最终导致学生对新闻史课程应付了事,靠死记硬背获取学分,思维能力和新闻技能均得不到提升。 二、新闻史课改应遵循的原则 基于应用的地方高校新闻史课程改革必须致力于解决以上列举存在的问题,应以“实践”、“参与”、“情怀”作为课改遵循的总原则,教学内容、教学方式、考核方式等均以此作为导向。“实践”即注重学生能力的培养,这里指代的能力是多方面的,囊括了操作能力、思维能力、信息处理能力、职业素养等;“参与”即学生融入教与学的过程,而不是课堂的旁听者,以团队合作、发表见解、评价他人等方式参与到课堂教学中来;“情怀”即教学内容和教师的讲述要调动学生的情感,使其体会到名留史册的新闻人具有的新闻情怀,培养职业理想。其实,新闻史作为与历史学有交叉的课程,可供拓展的内容非常宽广,在课改的过程中,教师要发挥创新和刻苦钻研的精神,多涉猎、研究新闻人物、新闻事件、媒体的发展史等,多关注学术成果,多观察、思考新闻现象,将其与新闻史建立联系,这样讲起新闻史来才会生动有趣,让学生感受到教师的丰富知识涵养和个人魅力,在教学中游刃有余。 三、教学方式的创新 (一)“专题式”教学。 在课时有限的情况下,教师要做到重点突出,切忌平均用力,要大胆摒弃非重要的知识点,如古代报纸的产生和发展、近代诸多“第一份”报纸等学生容易产生名词混乱的内容,将其规定为学生自学。打破传统“线性”的教学方式,将新闻史教材的内容进行重新整合,以新闻人、媒体、新闻现象作为主题进行专题式的讲述,一个专题安排1~2个课时。如梁启超的新闻活动跨了数个章节,传统教法中按教材内容线性地讲述,学生接收到的知识是碎片化的,思路不清,如果以“梁启超的新闻思想”为主题,整合数个章节的内容,其中重点讲述《时务报》和《新民丛报》的历史背景,从中管窥其新闻思想和概览其办报生涯轨迹,显然这更易于学生学习。类似的专题如“《京报》的前世今生”,重点讲述邵飘萍,并介绍当前《新京报》的发展;“百年‘大公’”专题,重点讲述“四不”方针和张季鸾,介绍当前《大公报》的发展;“我国的新闻改革”专题,讲述以1942年《解放日报》与1956年《人民日报》为代表的新闻改革,并重点当前我国新闻战线持续开展的“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活动等等。 (二)参与式的研究性教学。 研究性教学要求教师以培养学生的研究意识和创新能力为目标,创设有利于学生开展研究的教学情境,引导学生在探索问题的过程中分运用已有的知识创造新的成果,产生新的观点,从而建构和完善个人的认知框架体系。在“专题式”的教学过程中,将学生分组,教师提前布置研究的项目,学生领到任务好有2~3周的时间进行信息的检索和整理,在课堂上以小组代表发言的形式汇报研究成果,作为对某个专题讲述的补充,教师和学生共同构建一个完整的专题教学。如针对“《申报》和史量才”专题,教师仅对申报的大致发展历程和历史背景作简要介绍,其他信息,如史量才的经营理念、其报业托拉斯差点得以实现的原因、史量才的故事及其思想转变等,则由学生在课堂上补充介绍;如“百年‘大公’”专题,则由学生补充《大公报》在建国后的发展和现状。学生在此过程中重在提高文献的检索能力和信息归纳能力。 (三)强调课程融合。 将新闻史与新闻理论、新闻业务结合起来,促进学生将各门课程融会贯通,在新闻史的学习过程中享受到更多乐趣。如在讲述“远生通讯”专题时,重点分析其通讯作品特色,并设定一个新闻写作主题,引导学生思考:如果将此特色沿用在自己的通讯写作中,该如何进行采访和写作?在“《华尔街日报》与华尔街日报新闻体”专题中,事先推荐学生阅读布隆代尔所著《华尔街日报是如何讲故事的》,结合作品,帮助学生理解在新闻写作中使用“故事体”的好处,并鼓励他们在实践中应用,课后推荐学生阅读赵兴林所编《人民日报记者这样写新闻》,并与《华尔街日报》的故事体进行比较;在“黄色新闻与‘受众本位’”专题中,先介绍黄色新闻的产生、发展、成因,结合当前娱乐节目泛滥、新闻报道娱乐化的例子进行讲述,并就新闻低俗化、娱乐化与“受众本位”新闻观的博弈提出自己的思考,并推荐学生阅读波兹曼的《娱乐致死》,从而使其在学习过程中深化对相关新闻理论的理解。 (四)融入调查实践。 在新闻史教学中让学生进行课外实践,一直是教师比较头疼的难题,腾出有限的课时专门用于学生进行课外实践显然不现实。因此,可以在课程之初就给学生布置以“媒体历史”为主题的调查任务,让他们以小组合作的形式,在一个学期的时限内完成该调查实践。调查的内容可以根据学校所在地而定,如果当地有较丰富的新闻史,如桂林,可以让学生到图书馆、史料馆、历史建筑旧址等地收集、整理抗战时期新闻事业的资料,完成一份图文并茂的调查报告;如果当地目前有较丰富的媒体市场,如南宁,可以与相关媒体协调,组织学生赴媒体参观和调研,了解该媒体的历史沿革,随后学生完成一份心得;如果受限于当地媒体资源,则可以让学生自由选择感兴趣的媒体或新闻行业名人,对其进行系统研究,在期末以汇报会的形式完成班级内的交流,鼓励学生寻找当前新闻行业的热点人、事、物,如新生的澎湃新闻网、传统媒体官方微博等。在此过程中学生能提高信息处理、口头表达、团队合作等能力。 (五)案例对比讨论会。 “以史为鉴,古为今用”是学习新闻史课程的意义所在,其价值反映在联系当前新闻事业发展现状,理解某类新闻现象,领悟新闻理论在实际的应用和体现,并指导在新闻行业的实践。对于某些教学专题,内容与当前某些媒介现象有相似之处,此时教师就可以让学生对其进行对比,思考在不同背景下出现此类新闻现象的缘由。例如,对比抗日战争时期《新华日报》的“开天窗”和《南方周末》的“开天窗”,尤其是后者,题材新奇、敏感,这样的内容学生感兴趣,愿意去深入了解,分析的领域涉及新闻史、理论、业务,引导学生从时代背景、宣传政策、编辑方针、传播理论等方面进行探讨,强化以理论解释新闻现象的能力。又如《华尔街日报》新闻“故事体”与我国当前开展的新闻改革要求之一“改文风”有怎样的异同,引导学生在对比的过程中发现规律,思考适用于自身实践的方式,从而更好地指导新闻写作。 四、考核方式的优化 传统的新闻史考核方式大多由平时成绩和期末成绩构成,期末以理论考试为主,期考成绩占总成绩的70%,平时成绩占30%,学生的复习方式普遍采用死记硬背。改革后的考核方式在细节方面必须有较多的调整,以体现应用的导向。 首先,提高平时成绩占总成绩的比重,而期末成绩所占比重则适当降低占总成绩的比重,可以是平时成绩占60%,期考成绩占40%;而平时成绩的评定标准包括课程实践环节表现、研究性教学完成情况、课堂讨论表现、完成作业情况等,分数由小组长和教师根据学生平时表现来加权评定。 同时,在期末考试的试题设置方面,改革以往全部是客观题的方式,增加主观题的占分,例如,在大题中设置类似“根据新闻事业发展的规律,新技术的出现会导致旧形态媒体的消亡,以后报纸会消失吗?请给出你的看法”的开放式问题,这些题目可以不设所谓的正确答案或标准答案,教师根据学生看待问题的角度和深度打分,重在考量学生独立思考、勇于创新的意识。 五、结 语 以应用为导向的地方高校新闻史课程教学改革,教师的转变观念和勇于探索是成功的关键,教学方式和考核方式只是手段,教改要真正落到实处,还需要教师积极投入、大胆创新,院(系)也要与地方媒体单位做好协调,为学生的实践创造条件,切实培养学生贴近行业需求的应用能力。 (百色学院中文系) 新闻史论文:外国新闻史上新闻记者的身份演变 【摘要】人类传播史进入大众传播时代之后,在人类社会文明和进步中,新闻记者扮演了重要角色。在当前的电子传播时代,新闻记者这一群体开始向普遍性、低门槛的方向转变,仿佛人人皆记者,由此造成了“新闻记者”这一概念的模糊甚至被标签化、污名化。因此,有必要探究新闻记者在整个新闻传播史中的身份演变,追记新闻记者在社会进程中的伟大足迹,重塑人们对新闻记者的形象认知,还原新闻记者的真实面目。 【关键词】外国新闻史;新闻记者;身份演变 新闻记者通称记者,是指新闻传播机构的专职采访报道人员,泛指新闻工作者。在当前电子传播时代,尤其是互联网传播的狂飙突进,使得新闻记者这一群体向普遍性、低门槛的方向转变,仿佛人人皆记者,由此造成了“新闻记者”这一概念的模糊,新闻从业者被标签化、污名化。因此,有必要探究不同时期新闻记者的历史性演变,追记新闻记者在社会进程中的足迹,重塑人们对新闻记者的形象认知,还原新闻记者的真实面目。 一、新闻记者的原始雏形 新闻记者的产生依托于新闻的产生,最早的新闻形式为手抄新闻或书写新闻。现在已知的最早也最著名的手抄新闻是古罗马时代的《每日纪闻》。除《每日纪闻》外,古罗马时代流行的“新闻信”也颇有影响。如果说《每日纪闻》是“历史上第一份官方的报纸”(科瓦略夫),那么“新闻信”就是最早的民间报纸。[1]在中古这样一个信息洪荒时代,第一批向新闻这个未知领域进发的开拓者源自古罗马时代一些早智的奴隶。美国新闻学者阿特休尔在其著作《权力的媒介》中曾写道:“驻扎在省里的罗马权贵委派一个或几个私人记者去首都……这些‘记者’常常是些聪明的奴隶,他们较早地识文断字……他们通过新闻采写赚钱,有时是用来赎回他们的人身自由。”[2] 中古时期由于技术方面的限制,新闻业只是初露端倪。但即便是这“冰山一角”,也催化了早期新闻记者的诞生,正如法国新闻史学者彼・阿尔贝和弗・泰鲁在其合著的《世界新闻简史》中所言:“从古希腊的行吟诗人,到中世纪非洲的行吟艺人,人类的好奇心曾经造就了无数讲述历史故事的职业艺人。他们担负着人类交流的重任,往往还负有传播新闻的使命。”[3] 古典时代的手抄新闻断裂一千年后,又在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威尼斯兴起。威尼斯商人发现采集、传播和交换新闻的活动有利可图,于是开始出售新闻纸,其内容有船只的启航抵达、海盗歹徒的肆虐危害、贸易商情以及至关生死存亡的政治事变的消息。这批威尼斯商人,就是继古罗马时代早智奴隶后的第二批“记者”。 当然,当时的新闻活动并不成规模,也毫无体系可言,这些靠出售信息盈利的人的商人身份的意义远大于“记者”身份。 1566年,世界上第一份近代报纸《威尼斯新闻》诞生,出现了专门以办报提供各种信息为职业的人,而且规模越来越大,成立了“新闻记者公会”――真正的记者开始出现。同一时期,许多诗人、作家、传教士也偶尔客串记者的角色,对重大事件进行记录。如“文艺复兴之父”彼特拉克就曾写过一篇新闻信记述1364年威尼斯海军的凯旋盛况,其内容和风格颇像现代新闻体裁中的“印象性报道”。 二、外国新闻史上的三次浪潮催生新闻记者的历史演变 (一)第一次浪潮 外国新闻业的第一次浪潮源于德国,以古登堡发明铅活字印刷术为发端,人类传播史在告别语言和文字时代之后,正式进入大众传播时代。15世纪下半叶到16世纪,陆续出现了新闻传单、小册子和新闻书等简易的新闻印刷物。这一时期的新闻采集活动由印刷商承担,印刷商实质上就是当时的记者。这里不得不提16世纪意大利的一位印刷商皮特罗・阿伦蒂诺。当时,他本能地懂得印刷是能让人出名的工具,也就是说,他发明了报纸。 17世纪初,定期报刊的兴起标志着新闻事业正式亮相,荷兰和德国则是其两大策源地。1618年到1648年的“三十年战争”客观上推动了新闻业的发展。 前天梅克伦堡公爵阁下(华伦斯坦)与瑞典国王之间的大战发生于一年前在莱比锡附近冲突过的那些堡垒所在处。战争从上午10时进行到黑夜以后。双方死在战场的足有1.5万人,国王也战死。陆军中将霍尔卡大人获得他的印象指环和一对踢马刺,而且一名枪兵获得他的指挥刀。我方军官多人负伤。伯爵哈本海姆大人死于初次猛攻时。敌人夺得我方军旗五或六面,但我们夺得他们的军旗约三十面。所以敌人的损失比我们重得多,并已向淄姆堡方向退却,而阁下(华伦斯坦)则向莱比锡前进。详情待续。[6] 这篇报道无论是从新闻意识还是表达形式来看,都足以同当今的战地报道相媲美。从这篇报道的内容来看,当时虽然不存在严格意义上的记者,但新闻撰稿人的专业性已开始体现,这也从侧面反映了当时新闻业的快速发展。 随后新闻业的种子又飘向英法两国。17世纪初期,新闻对英国人民开始显得重要起来。一开始的新闻记者是被称作“报信者”的手抄印刷品的出版商们,随后英国最早的英文报纸《科兰特》出现,新闻工作者或者说报人的身份由出版商转为文具商,英国的三大报业先驱――阿切尔、巴特与伯恩的身份都为文具商,他们和“德国报业之父”艾莫尔、“法国报业之父”雷诺多特一道,为早期新闻业的发展做出了初步的探索和尝试。其中雷诺多特更是被誉为17世纪上半叶欧洲最出色的报人,他的一些有关新闻的论述充满了新时代的气息,是“一位颇具现代新闻意识的先行者”。 (二)第二次浪潮 外国新闻业的第二次浪潮源于英国,以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为发端,西方报业正式崛起。从马基雅维利所谓的“报刊集权主义理论”到约翰・弥尔顿的《论出版自由》,其中革命前骤然出现的铺天盖地的小册子、新闻书功不可没。当时的英国新闻业正积蓄着喷薄欲出的力量,并在这场惊天动地的革命中爆发出来,席卷了整个革命进程。而新闻记者在其中的作用是非常巨大的。正如英国报业史学者哈罗德・赫塞在《新闻事业历程》中写到的:“1641年星法院废除后,报业获得出版自由――但只是暂时的,此时新一代报人成批涌现,不准刊登国内新闻之禁令的取消大大刺激了他们的热情,从而为新闻书的写作带来了新的活力。”在这股报业解禁浪潮的推动下,以印刷商约翰・托马斯出版的《国会纪闻》为开端的新闻小册子大量流行。在这一过程中,现代报刊的诸多要件,如社论、特稿、标题、插图、广告等也纷纷问世,报刊逐渐从初始形态向现代形态过渡。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就是在“新闻记者”一片沸沸扬扬的讨论声中走向了高潮。由众多“新闻记者”所践行的这场轰轰烈烈的报刊活动,不仅把英国的新闻事业推进了一大步,也为其他国家的新闻事业树立了样板,注入了生机。在这场激昂的报业交响曲的余音之中,历史走入了18世纪这个高涨理性的启蒙时代。“光荣革命”后1694年《印刷管理法》的废除,使得英国新闻事业重新焕发勃勃生机,创办报纸、编辑期刊蔚然成风。英国第一张日报《每日新闻》创办,并在塞缪尔・巴克利手中崭露头角,他对报道内容和版面形式均做出重大改进。如,将原来的单面印刷改为双面印刷,并用地图、表格、数据使报道内容更加明确易懂等。英国报坛中和巴克利同样闪耀的还有被誉为“英国报业之父”的笛福,其创办的《评论》杂志名噪一时,开英国“评论”体裁之先河。继《评论》(1704)之后,又有《闲谈者》(1709)、《检查者》(1710)、《旁观者》(1711)、《绅士杂志》(1731)等杂志问世,尤其是艾迪生和斯蒂尔创办的《旁观者》杂志,其文体和笔风甚至影响了美国开国元勋本杰明・富兰克林。 (三)第三次浪潮 1.商业报刊的问世 外国新闻业的第三次浪潮源于19世纪的美国,以商业报刊的出现、通讯社的产生和大众报业的崛起为发端。在此之前,美国经历了政党报刊的“黑暗时期”,直到1833年《纽约太阳报》创刊,曙光才得以显现。《纽约太阳报》的零售价是一便士,故称为“便士报”。这种廉价报纸其实就是商业报刊的最早代表。 除了《纽约太阳报》,19世纪另外两大便士报分别是《纽约论坛报》和《纽约先驱报》。如果按照梅里尔的“高级报纸金字塔”来划分,《纽约太阳报》和《纽约论坛报》的级别显然低于《纽约先驱报》。前两者均致力于报道的刺激和轰动,后者则以内容严肃、格调纯正著称。在商业报刊大红大紫的时期,《纽约先驱报》的创始人詹姆斯・戈登・贝内特无疑是最耀眼的明星,他的一位传记作者甚至称他是美国第一个真正的记者,他的一句名言――“记者一半是外交家,一半是侦探”也几乎成为西方记者的座右铭。阿特休尔在《权力的媒介》中曾对其有过这样的评价:“贝内特第一个宣称‘客观性’是他的办报目标……他反对附庸风雅或装腔作势的文风,绝不‘矫揉造作’是他的座右铭……正是《纽约先驱报》采用了现代新闻事业的一套标准做法,贝内特首创了记者‘报道独家新闻’的做法……” 另一位需要介绍的报人则是《纽约论坛报》的编辑查尔斯・达纳,他的“达式新闻定义”――“狗咬人不是新闻,人咬狗才是新闻”可谓家喻户晓。但不管是《纽约太阳报》和《纽约先驱报》的刺激,还是《纽约论坛报》的偏激,它们似乎都游离于感情冲动和道德沉沦的两个极端之间,纽约缺乏一份走中间路线的报纸。在这样的背景下,亨利・雷蒙德和他的《纽约时报》出现了。雷蒙德在新闻上力求报道客观,《纽约时报》也给人不卑不亢、庄重大方的印象。 2.通讯社的兴起 美联社的真正发展是在进入20世纪后,而支撑这个庞大新闻机器运转的仍是那个时代众多出类拔萃的记者,如唐・怀特雷德、威尔・格里姆斯利、威廉・瑞安、阿瑟・埃弗雷特等。美联社之所以享有巨大的声誉,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其新闻记者坚持客观性的报道原则。美联社派驻华盛顿的第一位记者劳伦斯・葛布莱特就曾说过:“我的工作是报道事实。我得到的指示不允许我对所报道的事实作任何评论。我发的消息是提供给不同政治色彩的报社的……我只限于采发我所认为是正当的新闻……我所要做的是努力保持实事求是和不偏不倚的态度。我发的消息都只是干巴巴的事实和细节。” 通讯社的产生是托夫勒口中人类文明的“三次浪潮”中的第二次浪潮――工业文明的必然产物,由此我们也可以发现,新闻事业经过经济、技术的发展之后已逐渐向专业化、规范化方向靠拢。伴随着整个社会生活的同步化趋势,新闻传播也告别小农时代的各行其是,而越来越趋于统一的专业化操作,这就是工业革命以来日渐盛行的所谓“新闻专业主义”,其中包括一系列专业理念、职业操守、行业技能等。 “新闻记者”也终于作为一门独立职业,从社会分工中确立下来。 3.大众报刊的出现 20世纪的新闻业进入了大众报刊时期,但迎接它的还有另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普利策与赫斯特的“黄色新闻大战”。普利策是大众报刊的标志性人物,赫斯特则是美国“黄色新闻大王”。美国的黄色新闻浪潮到1900年达到顶峰。据统计,当时三分之一的大都市报刊都成为黄色报纸,另外,其他报纸也都不同程度地受到黄色新闻的污染。这股黄色新闻浪潮不仅席卷了美国,而且蔓延到世界其他国家。 “黄色新闻大战”是对新闻业的一次践踏,新闻媒体的公信力在这一阶段受到广泛质疑,新闻记者的形象也极大受损。最好的佐证便是美国哈金斯委员会对美国新闻界的调查报告――《一个自由而负责的新闻界》的问世,这一报告引发了公众对于新闻行业的广泛关注,新闻的客观性、真实性原则在此期间被广泛讨论。事实上,“黄色新闻”就像伊甸园中的禁果,它从新闻业诞生之日就存在,在普利策和赫斯特的这场“黄色新闻大战”之前,也有许多报纸存在报道失实、内容过于追求刺激等问题,但从未如此严重。“黄色新闻”如今仍然存在,它对任何新闻媒体和新闻记者都像是一个诱惑的“禁果”。抵制这份诱惑,恪守新闻行业底线,直到今天仍然是所有新闻从业者必须坚守的。 三、新闻记者是社会正义的捍卫者 当然,我们不能忽略将《泰晤士报》办成英国首屈一指的权威报纸的托马斯・巴恩斯,也不能忘记享誉世界的《费加罗报》创始人亨利・德・威尔梅森,还有第一位战地记者――威廉・霍华德・拉塞尔、第一位战地女记者萨拉・威尔逊……正是像他们这样的大批新闻记者,推动了社会的文明和进步,让我们至今可以仰视那些激动人心的历史。 目前,大众传播已由报刊等传统媒体逐渐走向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体领域。这种转变,夹杂着新旧媒体的利益冲突,也夹杂着新闻记者的迷茫与困惑。但不论怎样,新闻记者作为新闻传播的主体,其报道的立场和层面直接引领社会道德和公众舆论的走向。新闻记者绝不是特权阶层,记者手中的笔,是正确书写的工具,而不是滥用话语权的幌子。 普利策曾对新闻记者有过这样的比喻:“倘若一个国家是航行在大海上的船只,那么新闻记者就是站在船头的t望者,他要在一望无际的海面上观察一切,审视海上的不测风云和浅滩暗礁,及时发出警报。”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原院长范敬宜先生曾写道:“如果有来生,还是当记者。” 当老一辈的新闻人逐渐逝去,面对新媒体时代,新一代的新闻记者不能妄自菲薄,即使困难重重,也要坚强前行,一如既往地坚守这份职业的崇高与伟大! (作者单位:四川大学吴玉章学院) 新闻史论文:中国新闻史“四方会谈”教学模式分析 史学家傅斯年坚信“史学便是史料学”、“史料学便是比较方法之应用”。①新闻史教学亦不例外。传统新闻史教学却是新闻史料严重缺位的知识灌输性模式,这种以教材为纲、教师讲授的线性模式的最大优点,是强化了学生对新闻史知识的记忆,其最大弊端则在于新闻史知识的应试性记忆压抑了学生学习的乐趣,背离了历史教学的根本宗旨。历史教学旨在养育学生的历史兴趣与感觉,提高其历史思维与观念,达到借历史传承文化,陶冶学生情操,使学生从中汲取历史经验与智慧的教学目标。随着数字报刊库的建设及使用,以数字报刊库而非传统意义上的新闻史文选,解决报刊史料无法进课堂的问题有了现实可能。笔者基于使用晚清民国期刊库等数据库的教学经验,对此问题做些探讨。 数字报刊库对中国新闻史教学的意义 目前,我国报刊资料的数字化建设已有一定规模,各大院校均购买部分报刊库以满足教研需要。主要有: (1)国家有关部委和企业开发的《中国重要报纸全文数据库》、《全国报刊索引数据库》、《晚清期刊全文数据库(1933~1911)》、《民国时期期刊全文数据库(1911~1949)》,《大成老旧刊全文数据库》、《中国报纸资源全文数据库》等综合库及《中国财经报刊数据库》、《中国体育报刊数据库》等专业库; (2)《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参考消息》及香港《大公报》等新闻单位自主研发的自家报刊库; (3)港台及国外企业开发的《慧科报刊新闻数据库》、《中央日报数据库(1928~2006)》及《EBSCO-Newspaper Source》等数据库。 上述报刊库,若按收录内容可分为单一报刊库、多种报刊库、文摘库、专题库及综合库;按检索方式可分为标题检索、全文检索等;按年代可分为晚清库、民国库、当代库;按地理区域可分为大陆报刊库、港台报刊库及英美报刊库等。可见,将数字报刊库纳入教学已有可行性。而这一新元素的加入,对新闻史教学既有重大意义也有不少挑战。具体而言: 首先,报刊库弥补了新闻史文选不足的客观缺陷,②解决了不能将浩瀚史料搬到课堂的技术难题,为教师(学生)节省了一半以上的教研时间。据估计,在前报刊库时代研究者“查阅文献资料的时间约占其总研究时间的80%以上”。③其次,报刊库有助于改变教材为纲、教师主讲的线性模式,对构建基于网络多媒体技术平台的“四方(教师、学生、教材、历史)会谈”教学模式创设了现实可能。最后,报刊库解除了教师拥有报刊史料的特权,对教师的学术涵养提出了更高要求,对其教学观念、方法与技巧提出了新的挑战。 “四方会谈”教学模式的建构 “四方会谈”教学模式是指教师引领学生与无声教材及在教材指引下与“消失的历史”之间的多元的学术对话与心灵沟通。这是一种既平等又不平衡的四方沟通模式。“平等”在于四方在真理面前都不拥有特权;“不平衡”在于历史声音(以报刊库为代表,是历史真相的化身)被浩瀚、零碎、残缺的史料所淹没,永远处于被解读状态,教材声音(对历史声音的有限解读)虽以文字形式参与对话,却不能回答学生疑问,且又潜伏着对历史的诸多误解与偏见,故它们处于“会谈”被解读的弱势地位,教师因拥有超越教材的学术能力,故在“会谈”中是唯一拥有强势话语权者,但其职责是要引领尚未进入“会谈”的学生学会如何通过教材、报刊库与历史进行学术对话与心灵沟通,使之从中获取经验与智慧。这一教学模式如下图所示。 如图1所示,这一教学模式将传统的教师讲、学生听的线性教学结构改为基于网络多媒体课堂教学环境下的教师、学生与“沉默”的教材、数字报刊库“四方会谈”的教学结构。即拥有高阅读量与理论水平的教师虽处于引领学生学习、传授学生知识与技能的权威地位,但报刊库也使学生在某个方面阅读到教师尚未阅读,或教材尚未涉及的新史料,从而可以对教师、教材的权威性提出挑战与质疑。另一方面,即使有教材的无声指引,学生也会在史料海洋中迷失方向,所以急需教师给予恰当的学术引领,使之能尽快参与“会谈”。这就对教师的教研水平与能力提出了新的挑战,要求其除增强学术涵养,达到“学生要一滴水,教师给予一碗水”的学术水平外,还应调整教学理念、改革教学内容、优化教学手段与技巧。具体而言,除提高学术涵养外,教师应在以下四个方面做足功课。 首先,教学理念上视学生为知识的分享者、创造者,而非被动的接受者。 这要求教师以平等姿态对待学生,尊重、引导学生的各种想法与质疑,倡导学生向教师“开炮”,向教材提问题,并鼓励其将想法与质疑付诸实践,使之能借助数字报刊库做理性思辨的能力操练。如《邸报是古代报纸吗?――中国古代报纸发现线索再梳理》④一文,就是北京大学本科生廖基添在课堂听邓绍根老师讲解古代报纸起源问题时,因质疑教材观点并在教师指引下撰写的高质量论文。 其次,教学内容上设置好议程,巧妙地将学生对新闻史的学习与对当下新闻现实的思考有机结合起来,使其在有限课堂学习中,体会到“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体验到“以史为鉴”的历史功效。 这就要求在教学内容设定上向新闻史学观念与方法及新闻史学的本体、新闻对社会的互动等方面倾斜。如, (1)突破教材中的“革命史范式”解释模式,结合所讲内容选择恰当的诸如现代化范式、民族―国家范式、新史学、社会史、传播史等史学理论与方法重新解读史实,打开学生思考史实的新视野与维度,培养其学术质疑精神。(2)对王韬、梁启超、黄远生、张季鸾、范长江、邓拓等新闻人物的讲解注重于其职业精神与理念的弘扬,侧重于不同人物在相同或相似的职业理念与外在压力的内在张力之中的不同抉择,及由不同抉择导致了不同人生结局的讲解,使学生能借助新闻人物思考新闻人生的荣与乐,增强其新闻职业的高尚性及自觉性,为其甘做人类利益 “看门狗”的个人意识形态的成功塑造打下职业根基。(3)对苏报案、史量才遇刺案、《解放日报》改版等重要新闻事件的讲解,注重新闻事件与当时政治、经济、文化的内在关联,使学生能借助历史中的新闻事件思考当下的新闻事件等。 再次,课堂讲解的主要目的不再仅是教给学生“是什么”,而是通过故事化、问题化的课堂叙述勾起学生的学习兴趣,让其产生“为什么”的求解动力。 这要求教师能在课堂讲解中运用好叙事学理论,在有效地讲解“为什么”的同时巧妙地留下悬念,以激起学生的历史遐想。如在讲解苏报案时,笔者采用了历史解释学的范式,讲解了历史原貌、当时报纸呈现、后来历史记忆三个层面的苏报案形象,将学生对苏报案的思考从教材锁定的单一历史空间,引向了历史真实、历史媒介镜像及历史记忆景观的三维思维空间中来。 最后,采用多元化教学手段保证“会话”畅通。 主要有:(1)提前通过公共邮箱或班级QQ群将多媒体课件、阅读材料、讨论问题发给学生。(2)将数字报刊库及纸版新闻史料的馆藏情况告知学生。(3)列出经典性教材和代表性著作,让学生任选一本教材或著作做读书笔记,培养学生与教材“对话”的基本能力。(4)将学生分组,让其自选题目,做课程论文或课堂PPT演讲,训练其与史料对话的基本能力,等。如,笔者为研一新生开设的《新闻史专题课》即采用了以下教学手段:(1)课程第一堂课上与学生讨论学习新闻史的意义、价值及方法。通过梳理新闻史学史的方法,提出“问题意识+理论工具+史料收集与分析”的研究范式;将学生分组,布置课程作业,给出参考书目,介绍学生可资利用的报刊库:大成老旧报刊全文数据库、晚清民国期刊库、全国报刊索引网络版等。(2)每次上课前将课件和阅读材料上传至公共邮箱。(3)课堂讲授中侧重于问题化,并有意留下若干问题供学生思考。(4)课程进行到约1/3时,要求学生上报课程论文选题,并对选题一一点评:分析该选题的研究现状、意义及可行性,指明选题的史料分布情况。(5)课堂讨论借鉴“学术论坛”形式,即学生小组10~15分钟的PPT演讲,指明一名学生点评,其他学生提问与小组成员回应,教师总结性评论的讨论模式。(6)结课时要求学生上交一篇课程论文、一份读书笔记和学习心得(纸版和电子版,纸版用于存档,电子版便于将评语和修改意见反馈给学生)。 从学生事后反馈看,笔者的授课取得了良好的教学效果:如,改变了学生对新闻史的陈旧观念,拓宽了学生思考新闻史的维度,初步培养了学生的新闻史思维。个别学生将课程论文作为毕业论文选题是最好佐证。但因主客观因素的制约,笔者尚未完全达到预期的“四方会谈”模式。其原因在于:(1)因长期受应试教育的熏染,一些学生的问题意识比较淡薄。(2)36课时每次2节课90分钟的课时设计及部分学生不能有效阅读课前资料,影响了课堂讨论的效果。(3)数字报刊库与网络多媒体课堂的衔接方面存在着诸如学校购买的报刊库有限等问题;已购买的《晚清民国期刊》处于试用阶段,许多文档下载受限;《大成老旧报刊库》不能下载原文及下载速度过慢等问题,使课堂上直接展示原始报刊仍有较大不便。因此,“四方会谈”教学模式的有序展开须根据院校的教学设施、课程设置及购买报刊库等客观情况及学生新闻史素养的基本概况而定,才能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 (作者单位:南京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经济史论文:社会经济史论文 一、社会经济史的最初提出以及 《EconomyandSociety》,由其遗孀根据他1919—1920年在慕尼黑大学讲授“普通社会经济史概论”的讲稿整理汇编而成,这说明韦伯在1920年之前已经产生了社会经济史的理念。该书于1936年由郑太朴译成中文由商务印书馆出版,2011年由中国法制出版社重版。全书分为四章:第一章为“家计、氏族、村落、及庄园制度———农业状态”;第二章为“资本主义发展开始以前之工业及矿业”;第三章为“前资本主义时代的财货及货币之流通”;第四章为“近代资本主义之起源”。书中重点考察了欧洲资本主义经济诞生的历史,及其产生的独特社会条件。另一位在这一学科领域具有开创作用的学者是俄籍美国学者罗斯托夫采夫(1870—1952)。他于1926年出版了英文本《罗马帝国社会经济史》一书,1930年出版德文本,1932年出版意大利文本,1957年出版英文本第二版,影响广泛。他采用历史学、经济学和社会学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以碑铭、钱币、建筑遗址、器皿、苇纸卷等文物为依据,并利用古代罗马作家著述中的相关内容,阐述了罗马帝国时期意大利及外省的社会经济状况,对罗马帝国兴衰的原因提出了独到的看法。该书由马雍、厉以宁译成中文于1985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罗斯托夫采夫还著有《希腊化世界的社会经济史》、《民族国家与经济政策》等社会经济史的著作。第三位对社会经济史学科领域有重大影响的学者是美国的汤普逊(1869—1942)。他在1929年和1931年接连出版《中世纪经济社会史》、《中世纪晚期欧洲经济社会史》,此二书的主要内容为欧洲中世纪的政治制度与经济发展,特别是后者较多着力于政治与经济的互动关系,重点记述了在欧洲历史有重大影响的事件,如英法百年战争,德国城市同盟,意大利羊毛工业和教廷及其君主国的财经政策,行会、银行、商业、外贸,以及无产阶级的早期斗争。该二书的中译本由商务印书馆于1961年和1992年出版。1929年,法国著名历史学家吕西安·费佛尔和马克·布洛哈合作创办了《经济·社会史年鉴》,这意味着他们开始提倡经济和社会历史的研究。他们的这一提法是针对以往历史研究限于少数帝王将相的历史,只是研究政治、军事、外交的历史,其用意在于扩大历史研究的范围,要把经济史和社会史特别是经济史作为历史研究的主体。法国年鉴学派的这一倡议,日益引起欧洲和日本历史学家的重视,到1930年代出现了一批以社会经济史命名的著作,由此社会经济史学科及其研究开始在欧洲和日本兴起。由中国学者翻译成中文出版的外国学者的相关著作主要有:英国学者亨利·皮朗(1862—1935)的《中世纪欧洲经济社会史———封建社会中的资本主义》(原版1935年,中译本1964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贯串着商业发展农业和农村阶级变化城市和市民阶级变化发展工业产生和发展国家新经济政策的研究路径。同时,又有日本学者的一些相关著作传入中国。如森谷克乇《中国社会经济史》、猪谷善《美国社会经济史》、崛经夫《英国社会经济史》、加田哲二《德国社会经济史》、伍纯武《法国社会经济史》、山口正太郎《意大利社会经济史》、内田繁隆《日本社会经济史》、小林良正《俄国社会经济史》以及佛尼威尔《缅甸社会经济史》等。统观这一阶段欧日学者这些著作的内容结构,从中可以看出两个特点:一是大多属于经济和社会,或经济+社会的历史,即韦伯所谓的“EconomyandSocie-ty”,其他西方学者所谓的“EconomicandSocialHisto-ry”,是经济史和社会史的机械相加,且大多内容结构不太完善;尤其是日本学者的著作内容更显单薄,大多只有100页左右。二是在称谓上有所不同,或称社会经济史,或称经济社会史。欧洲学者对这两种称谓都有采用,早期的主要称社会经济史,法国年鉴学派之后主要称经济社会史;日本学者则几乎都称为社会经济史。这可能与翻译上的不同习惯有关,或将经济放在前面,或将社会放在前面。这两种称谓虽名称各异,但内涵类同,即均是经济+社会的历史。至今,国外学者的社会经济史研究一直在延续和深入之中,但大多仍属于专题性的研究,通史性和整体性的研究尚属少见,而在研究方法的运用上则显得更为广泛而多样。就他们对中国近代社会经济史的研究而言,其广泛性和多样性显而可见。如美国学者施坚雅《中国农村的市场和社会结构》一书,重点论述了20世纪前60年代中国农村集市、乡镇和中心城市三级市场的发展、变迁和现代化的过程;分析了市场与社会结构、市场与社会习俗、市场与交通、市场与地理状况的内在关系。美国学者黄宗智《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和《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农村发展》二书,在论述小农经济效益低下的原因中,既涉及了生产技术和规模的问题,也涉及了社会因素的问题;美国学者高家龙《中国的大企业》,在分析南洋兄弟烟草公司与英、美烟公司在中国的发展和竞争时,涉及了企业家精神、组织技巧、国际环境等问题;美国学者彭慕兰《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在对比英国产业革命时期与同期中国江南经济发展的差距及原因时,着重论述了技术因素和资源因素;日本学者滨下武志的《近代中国国际契机:朝贡贸易体系与近代亚洲经济圈》,涉及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周边环境、商业网络、传统社会因素等问题。由上可见,社会经济史这一学科在西方国家已经产生、流行一百多年,并取得了许多力作,其中所包含的思维逻辑、内容结构、研究方法无疑是社会经济史学科内涵的重要元素,有待我们去提炼、总结和整合。 二、中国学者的社会经济史研究状况 在中国,就笔者所见,社会经济史这一名称的最早采用是在1936年,比韦伯《社会经济史》采用这一名称晚十四年。是年,王亚南署名王渔邨的《中国社会经济史纲》一书由生活书店出版。王亚南于1928年赴日本留学,阅读了大量马克思著作及欧洲古典经济学,该书以马克思的经济学理论讨论了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据作者自述,自第二编以下大体根据日本学者森谷克乇所著《中国社会经济史》编译而成。继王亚南之后,汪洪法著《中国经济社会概论》一书于1940年由四川曲江新建设出版社出版。该书的主要内容包括国势概说、国人的观念与习性、国人的生活动态与劳动效率、历代货币、交通问题、商业组织、商业清算与度量衡等。汪洪法系民国晚期较为著名的经济学家,1930年前后留学日本,1937年曾出版《国民经济建设概要》一书。傅衣凌是新中国成立前后国内公认的社会经济史专家。他从1940年代开始从事社会经济史研究,1942年出版《福建省农村社会经济参考资料》,此后又相继出版《福建佃农经济史丛考》(1944年)、《明清时代商人及商业资本》(1956年)、《明代江南市民经济初探》(1957年)、《明清农村社会经济》(1961年)、《明清社会经济变迁论》(1989年)。他主要从经济结构、社会组织、经济变动等方面来研究明清社会经济,以经济结构阶级结构阶级斗争为研究路径。他还于1960年在厦门大学建立了中国首个“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室”。社会经济史研究虽在新中国成立前后即已出现,也取得了一定成就,但对其学科概念的认识并不清楚,研究所涉内容也主要限于生产关系、商帮、行会、阶级之类。汪洪法著作虽涉及面稍宽一点,但仍显单薄。1980年代以来,社会经济史开始受到重视,认同面逐渐扩大,有日益增多的学者开始从事这一学科的研究。自1990年以来,以社会经济史命名的著作陆续增加。除了傅衣凌这样承前启后的专家继续出版著作之外,一些新学者的著作相继出版。如陆仰渊、方庆秋《民国社会经济史》(1991年),显恩编《清代区域社会经济研究》(1992年),范金民等编《苏州地区社会经济史(明清卷)》(1993年),陈桦《清代区域社会经济研究》(1996年),段本洛主编《苏南近代社会经济史》(1997年),田培栋《明清时代陕西社会经济史》(2000年),张晓辉《民国时期广东社会经济史》(2005年),以及黄正林《陕甘宁边区社会经济史(1937—1945)》(2006年)等。这些著作显示了两个研究状态:一是以区域的明清时期的研究为多。即所涉及的空间范围大多是区域性的,涉及全国性范围的唯有《民国社会经济史》一种;所涉及的时间范围大多是明清时期,明确以近代为界的只有三种。二是在研究内容上,虽然仍以经济状况、生产力、生产关系、国家的经济制度和政策为主体,但有的亦兼及商帮、行会,还有涉及其他方面者,如人口、土地因素,这与此前的国内外已有研究成果相比,显然拥有较大的完整性。在普通经济史研究中,也有不少学者朝着社会经济史的方向迈进。如汪敬虞主编、由人民出版社于2000年出版的《中国近代经济史(1895—1927)》(三册),与以前严中平、吴承明主编的中国近代经济史著作相比,社会经济史的内容已有明显的增加和加强,其中能够体现这一特色的内容主要有:农业经济中租佃关系、雇佣状况、生产力及其改革,政府政策中的税收、财政、公债、工商政策和法规等,这反映了普通经济史学科内容体系向社会经济史扩展的新动向。此外,在专题研究中,具有社会经济史特色的内容和领域已有众多成果,主要集中在经济体制、经济政策和法规;企业制度、企业文化、生产技术;商会、农会、经济协会、同业公会等经济团体;农业、农村、农民的状况及其现代化改造等方面;还有一些论著着力于经济史与社会史的融合,或从经济史的角度考察社会,或从社会史的角度考察经济,等等。 三、国内外学者关于社会 经济史概念和研究体系的讨论迄今为止,国内外社会经济史研究虽然取得了很大成就,但对于社会经济史的学术范畴尚未形成明确的概念,尚处于混沌状态,有关的研究者只是界定了自己的研究内容,或因自己的研究内容超出纯经济的范围,故而称之为社会经济史,因此社会经济史的学科概念和研究方法尚待作进一步深入探讨。随着国内外社会经济史研究的进展,有的学者亦在探讨这一学科的概念含义和研究体系等问题。对此较早进行探讨的是西方学者,如成立于1956年的英国格拉斯哥大学经济社会史系于2001年提出了“什么是经济社会史”的命题,并认为经济社会史有三大特点:一是经济与社会互动的历史,即通过经济活动和社会关系的相互作用来理解历史过程在长时段如何发生变化;二是整体的历史,即经济史与社会史的结合;三是普通人生活的历史,即人民日常生活史,也可以说是由下至上的历史。在中国,有原本从事普通经济史研究和社会史研究的学者,对此提出了个人见解。最早对社会经济史学科含义和研究体系进行设计的是陆仰渊,他在《民国社会经济史·绪论》(中国经济出版社1991年版)中提出:“既要研究生产关系,又要研究生产力,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的发展,反映两者之间适合或不适合,以及两者之间关系,就是社会经济史的全部内容。”所研究的内容,则“必须兼顾重视”影响经济变化的“各种政治的、军事的、文化的因素”以及政府的决策、政策,民族资本与官僚、商人和买办的关系。2001年,著名经济史研究学者吴承明在谈论经济史研究方法时也涉及了社会经济史的学科含义和研究体系问题。他在《经济史:历史观与方法论》(《中国经济史研究》2001年第3期)一文中指出:“目前中国的经济史研究可以说有三大学派,一派偏重从历史本身探讨经济的发展,并重视典章制度的演变。一派重视从经济理论上阐释经济发展过程,乃至计量分析。一派重视社会和文化思想变迁,自成体系。”并明确表示“赞成社会经济史的提法”。吴承明所说的第一学派也可以与第三学派归纳在一起,统称为社会经济史。关于研究方法,他提出,“经济史研究要注意非经济因素”,“经济发展和制度革新必然引起社会结构、社会群体组织和行为的变迁。社会结构的变化也会影响经济发展”。言下之意,经济史研究不仅要考察经济发展的现象,更要考察现象背后的社会制约因素,以及考察经济与政治、文化、社会的互动关系。这一研究方法已不同于普通经济史的研究方法,而应该说是社会经济史的研究方法。除了经济史学家之外,社会史学家也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如行龙《经济史与社会史》(《山西大学学报》2003年第4期)一文即专门探讨了经济史与社会史的关系问题。他指出,经济史与社会史的结合是20世纪以来西方经济史研究的大趋势。经济与社会本不可分离,只有将经济因素置放于社会整体历史的变迁中进行考察,才能使经济史的研究走向全面深入。时隔四年,行龙又在其著作《走向田野与社会》(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版)中谈及这个问题,提出了一个更为全面的研究体系。他指出,各行各业的经济活动“与地理、环境、生态等因素本身就是难舍难分的统一体”;并强调“首先从区域史的角度开展社会经济史研究”,要采用田野调查的方法。此外,中国台湾地区的学者也对社会经济史学科有所采用。例如,刘翠溶《明清时期家族人口与社会经济变迁》(1992年)一书,虽为专题性研究,但视角颇为新颖。徐泓和邱澎生1998年编制的“明清社会经济史专题”课程,虽未成著作,但亦体现了他们对社会经济史构成体系的一种理解,不乏值得借鉴之处。其课程的内容构成包括:人口与耕地、田赋与徭役、政府的经济管制、农业生产力与土地经营制度、资本主义萌芽与传统工商业、市场扩展与商业制度、都市化的发展、人群的分野、家族制度与乡绅社会、民间社会的发展、政府政策与民间社会的互动等。体会和总结上述相关学者对社会经济史研究范畴的阐释,以及众多学者的各种专题研究,笔者觉得社会经济史的研究体系包含六个层面:一是思想观念层面,以能够影响国家经济决策的思想观念为主体,包括经济方针决策者的思想观念、资产阶级等社会群体的集体性经济主张;二是经济决策层面,以政府为主体,包括决策者的经济诉求、经济政策和经济法规制定;三是环境层面,以国外和国内的政治及经济影响为主体,包括国际关系与经济主权、外贸和投资状况,国内的制度变革和时局状况;四是经济活动承载层面,以资产阶级为主体,包括他们的参与国家商政活动、组织状况、经济外交活动以及与政府的互动渠道;五是技术层面,以生产技术和经营管理为主体,包括先进设备和技术的引进及创造、新产品的发明、科技人才的培养和使用;六是经济运行层面,即各部门经济的发展和变迁状态。 四、中国近代社会经济史研究的未来之路 通过前述可知,与以往普通经济史研究体系相比,社会经济史更多地关注经济运行状况背后的社会制约因素,并对此两者的互动关系作具体考察和深入分析。笔者认为,从这一研究体系出发,结合目前学术界已有的研究状况,就中国近代社会经济史研究而言,今后需要重点关注的问题主要有如下三个方面:其一,突出经济与社会互动关系的研究。大致说来,社会经济史研究既要考察纯经济史所研究的经济发展的状态、现象和运行规律,更要研究经济发展状态及现象背后的政治和社会制约因素,而且要研究这两者之间所存在的密切的互动关系。以往的有关研究虽已不同程度地涉及到这两方面的内容,但往往是两张皮,较少对互动关系的考察和分析,即使有所关注亦不全面。如在讲到经济政策和经济制度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时,往往是把两方面的情况各作论述,然后依据经济政策和制度的条文内容及同时期经济变化的统计数字,得出有没有作用和有何种作用的结论,缺少对这些经济政策和制度是如何发挥实际作用的考察及分析。其他方面的研究也存在类似的欠缺。其二,加强对薄弱问题的研究。在国内外已有研究中,经济外交、经济社团、社会动员、经济资源、国民所得、经济观念、管理体制、生产技术、经济教育等是没有或很少涉及的问题,而它们又是社会经济史的重要内容。对这些内容应加大研究力度,努力构建一个内容和体系相对完整的社会经济史。其三,全面整理和充分吸收前人研究成果。如上所述,中国近代社会经济史的整体性研究成果虽然较少,但专题性研究成果已经很多,应对此作全面、系统整理,以利更好地总结和提炼出社会经济史的学科含义及研究体系,推动近代社会经济史的专题研究更加丰富多彩,整体研究更具科学性、系统性和完整性。在上述应该重点关注的问题中,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的具体问题主要有以下四点:一是关于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问题。关于1937年之前商人团体的经济外交观念和活动虽已有所涉及,但尚需做进一步全面系统的研究,它不仅可以开创一个新的研究领域,还可在资产阶级问题、对外经济关系等方面开辟新的研究视角。这是社会经济史外部环境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必将有助于考察资产阶级在近代中国争取民族经济发展和平等互利国际经济关系中所发挥的作用。二是关于经济发展的国内环境和条件问题。应着重研究中国近代工业化的各种制约因素,包括政治和制度环境,各种经济条件和社会条件。其具体内容包括:由于帝国主义势力入侵而带来的国内政治环境变化;由于本国制度所造成的内在政治环境:包括资本的来源构成、融通渠道、数量状况的资本条件;包括燃料、动力、原材料等的能源条件;由交通运输、国内贸易、国际贸易、消费水平、人口状况所形成的市场条件;包括工业生产的工具设备、工艺技巧、产品开发的科技条件;包括劳动者的教育结构、来源结构、性别结构、年龄结构的劳动力状况;包括企业管理体制、工程技术人员素质、管理人员素质的企业管理状况,等等。三是关于资产阶级的问题。对此,不能只就资产阶级的数量,或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程度,或资产阶级参与政治活动的状况,从单方面作出论断,而应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有关阶级形成的理论,结合前述这些因素,以资产阶级的组织状况为优秀考察其形成过程和时间,并指出其特点和成因。对于资产阶级与近代历届政府的关系,不能笼统地一概论定其依附性,而是有一个从基本独立转向被迫依附的过程,即使在国民党政府统治时期的依附阶段中,也有依附合作与矛盾冲突两个方面,且不同类别的资产阶级有不同的现实表现。对于资产阶级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方面,要考察他们的经济发展思想和主张,如重商主义思想、实业救国思想、抵制洋货主张、提倡国货主张、经济体制改革主张、利用外资主张等;他们的经营管理理论和方法,如管理企业的各种理论和方法、发展工农业生产的各种方式和方法、推销产品的各种方式方法、与外资企业和外国商品竞争的各种方式方法等;他们的经济活动形式,如血缘关系、地缘关系、业缘关系、同僚关系、官商关系等。以此揭示资产阶级是如何推进近代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及其不同遭遇和作用。四是关于科技因素问题。研究的内容包括生产上的科学技术和经济理论两个方面,它们对于经济的发展变化有着决定性的作用,对于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来说亦是如此。生产技术作用于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和变化;经济理论作用于生产关系和经济制度、管理体制的发展变化。在生产上的科学技术方面,包括引进和自我发明先进技术,从生产设备、工艺流程、原材料到优秀人才、优良品种都有不同程度的引进和发明,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工农业生产。在经济理论方面,引进了不少外国的经济理论和学说,并结合中国的实际国情创造了新的经济理论,尤以孙中山民生主义学说和新民主主义经济理论最为重要,成为这一时期经济制度变革的两种主导理论,并产生及形成了国家资本主义和新民主主义两种经济制度。上述是笔者在学习已有社会经济史研究著作基础上提出的一个自认为较可操作的社会经济史体系,也是笔者即将完成的《中国近代社会经济史》课题的研究思路,仅为一己之见,恭请学术界同人指教。 作者:左玉河 经济史论文:佉卢文经济史论文 一、佉卢文简牍所见鄯善国之农业 《汉书·西域传》记载:“鄯善国,本名楼兰,王治扞泥城,去阳关千六百里,去长安六千一百里。户千五百七十,口万四千一百,胜兵二千九百十二人。辅国侯、却胡侯、鄯善都尉、击车师都尉、左右且渠、击车师君各一人,译长二人。西北去都护治所千七百八十五里,至墨山国千三百六十五里,西北至车师千八百九十里。地沙卤,少田,寄田仰谷旁国。国出玉,多葭苇、柽柳、胡桐、白草。民随率牧逐水草,有驴马,多橐它。能作兵,与婼羌同”。这是传统史籍对鄯善国总体经济状况的大致描述。其中的细节只能用佉卢文简牍提供的信息来补充。佉卢文文献中有很多关于土地耕作与农业生产方面的内容,兹略举数例于下:1.Kh.72是一份灌溉小麦次数的统计账目。绿洲农业赖以存在的基础就是河流灌溉,是否得到良好灌溉对于耕地上农作物产量的高低具有决定性的作用。由于塔里木河流域的河水流量是有限的,所以在鄯善国进行灌溉一般是有计划进行的。2.Kh.83中有这样的内容:“至于汝有关马之命令,詹贝耶(Campeya)随后将马带去。汝已吩咐将其移交此地,万万勿忘办理。橐驼之租金为八掌长之布匹,余已交欢吉(Namtasrrma)送去。该布匹系白色。至于农耕、大麦、小麦和ad’imi之事,请汝等精心关照。汝之黎弗罗摩(Lyivrasma)也须精心关照。余等奉上礼品一件。沙毗那(Sarpinae)之礼品系……羊一头。无论彼等在农耕地播种多少谷物,汝都应该让黎弗罗摩记账。”3.Kh.292是一份国王谕令,其中有这样的内容:“必须给那些难民以田地和房舍……和种子务必发给那些难民(palayanaga或palayamne),以便彼等能耕种更多的更多土地”。佉卢文简牍提到的难民是鄯善国社会中的一个身份特殊的社会群体。贝罗和印度学者阿格华尔(R.C.Agrawala)都认为这个词指的是英语中的“fugitive”。他们的具体身份不详,可能是被流放或充军而又逃跑的人。看来鄯善国政府对农业很重视,连难民的耕作问题都相当关心。这可能和当地缺乏劳动力的状况有关。4.Kh.655中的僧人和其儿子将一块播种量为1米里马(milima)5希(khi)的土地卖给了另一个僧人。他们在官方的主持下签订了买卖契约。值得注意的是,所买地产中有一所葡萄园。希和米里马是鄯善国的计量单位,1米里马等于20希。文书中经常出现的价值单位是穆立(muli)。1穆立相当于1米里马谷物之价值。由上可以看出,鄯善国种植的农作物有大麦、小麦、葡萄等。政府对农业的管理也相当重视,谷物的播种和灌溉的次数都要登记造册。鄯善国还设有司谷(Koyimam)、谷吏(Tsamgina)等专门负责粮食的播种与收获。王国还设有司账(Maravara)负责有关账目的管理,从而形成由王廷到地方的一套完整而严密的粮食管理体系。Kh.655显示鄯善国的耕地是以种子播种量的多少来计算的,而不是用面积计算。由此可以推测,鄯善国各类耕地单位面积的产量应该是比较稳定的。 二、佉卢文简牍所见鄯善国之畜牧业 鄯善国的畜牧业也得到了一定的发展,这在佉卢文简牍中也有所体现,其中频繁地提到牲畜。例如:1.Kh.4称:“威德宏大、伟大之国王陛下敕谕,致御牧(kori)卢达罗耶(Rutraya)谕令如下:本廷曾向汝颁发一道谕令,内具详情,命汝将十头橐驼送至且末。倘若橐驼尚未送出,汝务必速将这批橐驼交予黎贝耶(Lyipeya)送至且末”。2.Kh.39载:“威德宏大、伟大之国王陛下敕谕,致州长勤军(Samasena)和布伽(Pugo)谕令如下:今有黎贝耶(Lyipeya)上奏本廷,彼之女奴支弥伽(Cimika’e)擅自将女儿送与迦波格耶(Kapgeya)诸奴仆做养女。该养女由彼等抚养成人,抚养费用亦未支付。当汝接到此楔形泥封木牍时,务必亲自对此事详细审理。若其女奴确实擅自作主,给迦波格耶一养女而未付抚养费用,黎贝耶理应向迦波格耶诸奴仆索取三岁之牝骡一匹或三岁之牝马一匹,而养女则完全为彼等所有。”3.Kh.157提到“当这些人到汝处时,要在泉边将祭牛一头奉献给贤善天神。据贵人昆格耶(Kungeya)说:‘余曾得一梦,梦见天神未接受该泉边之祭牛。’贵人昆格耶还说,在尼壤之乌宾陀之牛栏中有一头两岁之牛。”4.上引Kh.83文书中还提到了作为礼物的羊。这些简牍告诉我们,鄯善国的牲畜种类有骆驼、骡马、羊、牛等,设有御牧等职官对畜牧业加以管理。《汉书·西域传》说鄯善国“民随率牧逐水草,有驴马,多橐它”。佉卢文简牍的内容可与之相互引证。从文书的内容来看,驴马和橐驼不但是交通工具,也是重要的交易物品。这些牲畜常常充当货币的角色。Kh.157所见之牛还是重要祭品。 三、佉卢文简牍所见鄯善国之手工业 佉卢文简牍则提供了不少鄯善国手工业方面的信息。冶铁业方面,Kh.107称:“汝曾从余等之庄园派一人来此干活。现彼等正让其在此干活。但是又传闻,诸差役又派其到彼处……干铁匠活”。葡萄酒酿造业比较发达,Kh.637提到potgonena酒。这种酒就是葡萄酒。据考,汉时“蒲桃(葡萄)”二字的发音直接源于希腊文“Botrytis”。汉学家劳费尔在《中国伊朗篇》里认为葡萄一词是波斯语“Budawa”的对音。Potgonena的发音与这两个词的前半语发音基本是相近的,没多大差别。上引的Kh.655还提到了葡萄种植园。佉卢文简牍中关于葡萄和酒的内容非常多,证明鄯善国饮酒之风盛行,连僧人也普遍饮酒。葡萄酒酿制业十分发达。鄯善佛僧饮酒习俗在西域的遗风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了吐蕃和敦煌的佛教界。此外,Kh.715还提到了制箭匠,文书记载,身为制箭匠的父子二人出卖土地,得到九岁骆驼一峰作为地价。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鄯善国的丝织业相当发达。如所周知,古代西域本不产丝,《史记》卷123《大宛列传》载:自大宛以西至安息,国虽颇异言,然大同俗,相知言……其地皆无丝漆,不知铸钱器。西域之丝是从中原传过去的。7世纪著名旅行家玄奘西天取经途次于阗,在当地听到一个有关蚕种西传的古老而动人的传说,大意是说于阗原来不知桑蚕,由于嫁于于阗的“东国”公主把桑蚕种子藏在帽子里带到了于阗,并在《大唐西域记》卷12中记下了这一生动的传说故事。从新疆出土的佉卢文简牍看,鄯善国不仅产丝,而且丝绸已成为当地非常流行的物产,丝织物是鄯善国考古出土文物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又以尼雅遗址出土的丝织物为大宗。当时常见的丝绸、丝绢、锦等织物及印染和刺绣等均有发现,品种丰富,应用广泛,而这些丝织品名在敦煌文书等各种文献中也可得到印证。斯坦因在鄯善国西境尼雅古城附近发现许多枯死的古桑树,故知3世纪鄯善国已经种植桑树,鄯善人植桑的目的显然是养蚕。敦煌出土有婆罗米文(Brāhmī)丝卷碎片,为公元1世纪之物,其中一片上写有贵霜婆罗米文,意为“短绸布(pata)46柞(gishti)。1928年,中瑞西北考察团之瑞方成员贝格曼在楼兰地区的一座汉墓中发现一片写有佉卢文的汉锦,经释读,这行佉卢文意思为“印度法师之绸缎(pata)40匹”。在尼雅出土佉卢文文献中,pata一词多有使用,如Kh.3记载:“国王陛下等等……顷据苏祗多向余等报告,彼已买妇女一名,名苏祗沙,买价为四十一匹绸缎(pata)。”类似记载又见于Kh.35:“待自汉地来的商贾抵达时,务必清查绸缎(pata)债。若发生纠纷,朕将于王廷亲自裁决。”Kh.225亦曰:“僧伽钵罗那之奴隶一名走近余家并(?)绸缎(pata)三匹。”最后,Kh.345还提到:“该僧人阿难陀犀那之奴,名菩达瞿沙又从余及鸠瞿钵之屋窃取绸缎(pata)12马身长……共计价100穆立。”鄯善国原本并不产丝,后由中原输入,并在鄯善国扎根、逐步发展,后来竟然成为当地向中原输出的主要物产之一。这一情况的出现,与鄯善国地处丝绸之路交通孔道及中原丝绸的西传息息相关。佉卢文简牍对鄯善国手工业的记载比较贫乏,其中可见的种类有冶铁、酿酒、兵器制造和丝织业等。这不但引证了史书中“能作兵”的记载,也为深入研究这一问题提供了新的线索和材料。 四、佉卢文简牍中的商品买卖和放贷 佉卢文简牍中有大量商品买卖和放贷方面情况的信息,毋庸置疑,文书的内容真实地反映了当时鄯善国内商业经济的繁荣。 (一)买卖契约。 斯坦因所获佉卢文文书中属于契约类的大约有47件。这些文书均属于简牍,有相当严格的矩形双简之形制,其中属于买卖类的契约大约有30件。这些契约既是法律文件,又是经济合同,内容翔实丰富,涉及土地、人口和牲畜等多种商品的买卖,是研究鄯善国经济问题的宝贵史料。例如,1.Kh.589是一份保存得非常完整的买卖奴隶契约。内容如下:“此一关于女孩色迷蹉(Smitsae)之字据,由书吏罗没索蹉(Ramsotsa)妥为保存。兹于伟大国王、上天之子阿没笈伐迦(Amguvaka)陛下在位之11年2月12日,有一妇女,名莱毕没蹉(Lyipim-tsaae)及其子名钵祇多(Pgita)。彼等于饥荒之时愿将名色迷蹉之女孩一名买给书吏罗没索蹉。给价为价值40穆立之一岁骆驼一峰。莱毕没蹉及钵祇多现已收到该骆驼。另又给绵羊四头,作为头(?)价。故现罗没索蹉对女孩色迷蹉有权为所欲为。双方在执政官元老毕特耶(Piteya)及太侯迦罗没蹉(Karamtsa)之面达成协议。证人为司土凯地耶(Cadhiya),督军僧凯(Samca),税监鸠罗吉耶(Kurageya),阿钵吉耶(Apgeya),凯布伽(Capuga),莫伽多(Mogata),蒙吉耶(Mangeya),莱钵多(Lyipta),沙门达马陀罗(Dhamadara)及司税凯托(Cato)。此字据系由余、书吏耽摩色钵(Tamaspa)之子、书吏莫伽多奉诸执政官之命所写。其权限如生命一样长达一百年。督军僧凯断绳。该女孩色迷蹉身长4distis。莱毕没蹉得售价之一半,摩信那的司税支祇托耶(Cigitoya)得一半。”2.Kh.677是一份交换土地的契约:“兹于上天之子大王安归迦(Amgoka)在位之……年7月6日,妇女科瑟那耶(Kosenaya)用以地换地(namanagamuliyena)之方式,向尸伽夷多(Sigayita)购地一块。赠送给科瑟那耶土地一块。全部土地[能播]3米里马jhuthi籽种。该地现已成为妇女科瑟那耶之财产。她在各方面对该地有一切使用权利。该地既不交seni税,也不纳niciri税(harga)……关于科瑟那耶,余等现已提出。其诸子完全不赞成该项计算。[……其]诸子无权占有该地。该科瑟那耶对该地有所有权,可以播种、农耕……作为礼物送人……证人为……苏德罗内耶(Sudarneya)。此字据系由余,皇家司书,僧人……奉……之命根据妇女科瑟那耶之请求所写。其权限为一百年。”3.上引Kh.715也是一份以骆驼买土地的契约。其格式和所列条款与Kh.677基本相同。这三份契约的内容包括立约时间(以国王在位的时间为纪年方式)、立约双方当事人姓名、交易方式、买卖或交换物品性质、价格、双方的权利义务说明、证人姓名、时效声明、和经手书吏等重要信息。鄯善国官员对契约进行当面公证,这说明政府对经济活动相当重视,其监管也很到位。Kh.589甚至还写明了违约处罚和公证人姓名。如此内容详尽的记载是研究鄯善国经济史的第一手资料。Kh.677更是一个历史记载的孤证。它说明在魏晋时期的鄯善国内存在着以地换地的经济现象。在上述的契约中,僧人扮演了证人和书吏的重要角色。上引Kh.655中的僧人还直接买卖土地。佉卢文简牍频繁地提到出家人的各种经济活动。他们蓄养奴隶、置办田产、饲养牲畜,甚至参与妇女买卖,和俗人生活几无差别,乃当时鄯善国佛教戒律尚未形成所致。值得注意的是,佉卢文简牍频繁地提到了鄯善国的奴隶,特别是在契约中有不少买卖奴隶的契约。这些近似实录的记载几乎是现今研究鄯善国奴隶问题的全部史料。塔里木盆地诸国的政治经济情况与鄯善完全类似,它们都处于同一社会发展阶段,所以,魏晋时期鄯善国奴隶制度的研究,并非只是涉及一个国家的问题,而是对天山以南的“城郭诸国”都有普遍的意义。 (二)放贷行为和货币的使用。 佉卢文简牍提到了谷物的借贷。例如,1.Kh.100是一份私人信件,其中有这样的内容:“汝处有余借贷出的谷物……但彼却说,汝处有两笔分期支付之利息,不得再拖延一年”。2.Kh.142是一道国王谕令,其中也提到了这种借贷行为:“黎贝耶(Lyipeya)曾借粮食一弥里码一硒。按惯例借一还二”。从以上的文书内容中,我们可以知道鄯善国内存在以谷物放贷收取利息的经济活动。这种借贷行为的利息与本金相等,而且似乎是以年为时间单位分期收取的。从“年利息100%”这点来看,这种放贷行为也称得上是高利贷了。鄯善国居民在买卖和借贷中通常使用的不是货币而实物。如前文所述,很多买卖和偿付行为都使用骡马和橐驼等牲畜作为等价交换物。它们似乎替代了货币的作用。看来货币的使用在这个绿洲国家并不是很发达。从佉卢文简牍中,我们可以知道鄯善国居民有时也使用希腊钱币金币(Sadera)、德玛克拉(Drakhma)、波斯钱币达尼(Dhane)和印度钱币玛莎(masa)、茹帕巴那(rupya-bhana)。但这种情况不是很常见。鄯善国的货币对后来新疆地区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例如,17世纪南疆所铸的“普尔(pul)”钱应该是肇源于鄯善国的穆立(muli)。 五、佉卢文简牍所反映的鄯善国土地制度 很多佉卢文简牍涉及到鄯善国土地制度,其内容相当复杂。史籍提到鄯善国“地沙卤,少田,寄田仰谷旁国”。可耕地在这个绿洲国家是相当宝贵的。因此,鄯善国形成了有自身特点的土地制度。 (一)国王所有的耕地。 鄯善国最大的土地所有者是国王。他有时会把属于王室的田地赐给属下的贵族和官员。例如:Kh.160是写给州长黎贝耶(Lyipeya)的一封信,其中有如下内容:“莎阇地方的一块田已给州长黎贝耶使用,但未提供水和种子。该田地系天子陛下所赐,为汝私人所有。汝处若有关于水和种子之事的任何亲笔信,或有内具详情之谕令书,应找出送来。若无此类文件,汝得先交纳水和种子费用,才可在此耕种。此外,据诸长者所云,当年沙尔比伽(Sarpinae)在此居住时,由彼提供土地,由莎阇人提供水和种子,合作耕种。汝等可商议依此办理。”可以看出,国王赏赐田地的同时也可能给种子和水,而赐给下属的耕地是可以再收回转赐别人的。鄯善国的自然条件较差,可开发为耕地的荒地很少。王室唯有如此行事才能保证其所直接掌握的田地不会越来越少。 (二)私人的田地。 佉卢文简牍中多次提到私人拥有的地产。例如:1.Kh.37是一道国王谕令:“今有税监黎贝耶(Lyipeya)上奏本廷,关于土地一事,彼等正向诸司土(vasu)呈明左迪(Cedhi)、布罗(Pulpa)和司税(yatma)僧卢韦耶(Samluveya)三人之地界划分。此时……伏伽(Pugo)和黎贝耶业已挖成一条沟界。现在有人已经在叶吠县划分出地域。”2.Kh.187:“……鸠伐耶(Kuvaya)、莫伽多(Mogata)、支莫啰(Cimola)及莱迷没那(Lyimimna)四人有彼祖父和父亲所传之农场一所、葡萄园一所及耕地若干。现彼等已将遗产平均分配,包括衣被等细软。相关问题已经解决……”3.上引的Kh.677是妇女科瑟那耶(Kosenaya)买田的契约。其中规定“该地现已成为妇女科瑟那耶之财产。她在各方面对该地有一切使用权利……该科瑟那耶对该地有所有权,可以播种、农耕……作为礼物送人”。我们从以上这些文书的内容中可以了解到:鄯善国私人所有的耕地是个人私有财产,可以任意转让和买卖,可以世代继承;这些私人地产之间有地界和界沟;私人地界方面的纠纷是由司土等政府官员来解决的。 (三)佃农和雇农。 佉卢文简牍没有明确提到从事农业生产的奴隶。可以推测,鄯善国王室、贵族和官员的土地主要是由佃农和雇农耕种的。贝罗认为文书中的kilme一词是指贵族的封邑和领地。而kilmechi指的是这些土地上的佃户。“所以这不仅仅是简单的土地所有权和租赁关系问题,而是涉及到了封建制度”。佉卢文文书中有两件提到了劳动者的一些活动。其一,Kh.450是一封地主写给佃户的书信:“汝务必知悉余之书信所述。春天,汝绝不可借机在此地耕种土地。现系汝停止向余交税之第四年。汝之房屋和土地,余现允许出售。汝及汝之母亲、妻子、儿子和女儿应一起来此。务必来此地耕作。关于余之税务,仅茜草及curama必须带来,尚无其它税欠余。”这位在地主土地上耕作的佃户丧失了人身自由和经济自主权,还欠了地租和税款。佉卢文文书生动而真实地记录了这些农民的悲惨处境。其二,Kh.532是一件国王谕令,其中提到:“叶吠县领地有一人,名伏斯弥伽(Vusmeka),靠其母之权利迁居叶吠县。其实彼系精绝人。彼自精绝逃出,受雇于叶吠县。但是,唯有叶吠县人才能受雇于叶吠县”。这个人因不是当地人而不能在该地被别人雇佣做工。这种将劳动力固定在出生地的经济制度与中原王朝的户籍制度有着某种相似之处,值得注意。据此,贝罗提出了一个观点:“劳工或农奴出现了,并被或多或少地束缚在土地上,不能随便从一个地方迁移到另一个地方”。阿格华尔认为:实行这种的规定的目的可能是为了增加当地农奴的数量;这样他们就会更忠诚,更能团结生产;这种与雇佣劳力相关的限制对这一地区平稳而又高效的生产劳动产生了较好的影响。总而言之,尼雅等地出土佉卢文简牍的内容是极其丰富的,绝大多数为传统文献所不载的第一手资料。汉文史籍对鄯善国经济问题的记载往往语焉不详。通过对这些佉卢文简牍的研究,可以重新构建魏晋时期鄯善国的经济史,对其中的很多细节问题也能进行比较深入的讨论。 作者:杨富学徐烨单位:敦煌研究院西北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经济史论文:近代乡村经济史和乡村金融史研究的一部力作 摘 要: 陈峥博士的专著《民间借贷与乡村经济社会研究――以近代广西民族地区为中心》,是目前国内学术界关于民间借贷研究的最新研究成果之一。该书的学术价值与贡献体现了近代乡村经济史和乡村金融史研究的新发展。 关键词: 近代 乡村经济 乡村金融 2016年1月,经济日报出版社出版了陈峥博士的专著《民间借贷与乡村经济社会研究――以近代广西民族地区为中心》,全书40多万字,是一本颇具新意的学术著作,是目前国内学术界关于民间借贷研究的最新研究成果之一。作者以其独具的眼光、宽阔的视野为我们描绘了一幅近代广西民族地区民间借贷的史实,论述了民间借贷对民族地区经济社会的影响,体现了近代乡村经济史和乡村金融史研究的新发展,其成就颇值肯定与赞赏。综览全书,笔者认为,该书的学术价值与贡献突出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全书结构合理,详略论述得当 全书分为八章,外加导言、结语,共十部分。该书在论述了研究缘起和近代广西的少数民族及分布地域的基础上,对广西民族地区乡村民间借贷总体状况、主要形式、盛行的原因、民间借贷与民族地区乡村经济、民间借贷与民族地区乡村阶层、民间借贷与民族地区乡村社会、社会功能等进行了系统而深入的全方位研究,最后在综合比较的基础上总结了广西民族地区民间借贷的特点。 在研究中,作者在第二章对近代广西民族地区民族的负债情况、借贷的期限、利率与利息、债主与债户等略加论述,该书的第三章民间借贷的主要形式,作者将其分为一般私人借贷和非政府借贷两方面,所占篇幅不多。而在第五、六、七章则泼墨如雨,用较大的篇幅深入剖析了民间借贷与民族地区乡村经济、阶层、社会之间的逻辑关系,重点论述了民间借贷与近代广西少数民族民众日常消费、小农生产、乡村商业、社会阶层变动、借贷中的其他人群、社会问题、社会关系、民教冲突等问题。主题明确,重点突出,内容安排有条有理,中心突出,详略处理得当,是该书的一大特色。 二、满足现实需要,弥补已有研究不足 乡村民间借贷是中国近代金融史和乡村经济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的课题,长期以来不仅受到史学界的高度重视,而且引起社会学家、经济学家、政治学家的密切关注。20世纪80年代后,随着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兴起和成为一门显学,学术界研究重心的下移和眼光向下,为学术研究的创新注入新的活力,学人对乡村民间借贷的研究取得一批成果。如李金铮的《借贷关系与乡村变动――民国时期华北乡村借贷之研究》(河北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民国乡村借贷关系研究――以长江中下游地区为中心》(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对民国时期华北地区和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借贷问题进行较深入的研究。但从研究时段说,学人选题的时间段大多是民国时期;从研究对象的地域看,学者主要以华北和长江流域为研究范围,而长时段连续地研究全国范围乡村民间借贷的著作较少,边疆地区和民族地区乡村借贷更是几近空白;从研究内容说,学者对乡村与乡村市场发展问题、民族之间的借贷问题、外国进入中国城乡资金放贷问题、民间借贷与乡村人口的流动问题、民间借贷与乡村陋习、民间借贷与乡村道德文化、民间借贷与乡村民众社会心理等研究不够,这不能不说是十分遗憾的。 三、思考未来研究方向,提出独到见解 该书在考察近代广西民族地区民间借贷问题的同时,还对民间借贷未来研究方向进行了思考,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看法。如从研究视角与理论方法而言,该书指出,有关乡村民间借贷的研究,应从新的视角出发,如民俗、民间信仰、宗法制度等。研究者还应在发扬过去长处的基础上,进一步思考如何结合中国乡村社会实际,既借鉴西方理论,又超越西方理论,在此基础上建立起适合中国特色的乡村民间借贷的研究理论框架和话语系统,这是研究能否取得突破的关键。作者指出,研究乡村民间借贷时,应面向整体史,立足专史,把乡村民间借贷放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多面联系之中进行考察,既要从经济史、社会史等角度进行研究,又要从生活史、民族史、文化史、政治史等角度切入,形成多层次、立体化的研究;既要从宏观上把握,又要从政治、社会经济、民族关系、思想文化等微观方面研究,进而了解民间借贷在社会变迁中扮演的角色及民间借贷与乡村社会生活的关系。实际运用时,应注意运用联系的、整体的眼光审视民间借贷与其他经济领域的联系与互动,关注外部因素对民间借贷的作用与影响。应超越时段分割而从近代延伸到现当代的“长时段”,使民间借贷变迁的过程不再被人为斩断,从而在历史与现实之间建立起延续性。只有这样才能做到“见微知著”,真正体现整体史范式的研究宗旨和精髓,从而使研究更具现实价值。 三十多年来,尽管学术界对乡村民间借贷研究取得的成绩有目共睹,但创新无极限,前沿无穷尽,学术研究是永远没有止境的。在现有成果的基础上,挖掘新资料,利用新理论,采用新手段,革新研究方法,从新的视角继续拓展和深入对乡村民间借贷的研究,仍然是摆在学人面前的一项重要任务。 经济史论文:在初中历史课中加强经济史教学初探 九年义务教育《历史课程标准》中指出:“历史的发展归根结底是受经济发展,主要是受生产力发展制约的。人们的物质生产,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在历史教学中,如何能自然地灌输这一历史发展规律,以培养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高素质的后备军――这是义务教育教学改革的紧迫任务之一。为此,我们在初中历史教学中加强了对经济史教学的探索,现就《三国鼎立》一课谈谈我们的一些教学做法。 义务教育教材把《三国鼎立》一课分为:“官渡之战”、“赤壁之战和三国的建立”、“曹魏重视农耕”、“诸葛亮治蜀”、“孙吴开发江南”五个子目。按过去传统的应试教学做法,一般把前两目作为教学重点,强调官渡一战为曹操统一北方奠定了基础,赤壁之战是三国鼎立形成的关键;而魏、蜀、吴各自经济发展的情况,往往只是轻描淡写,点到而已,好象是“三国鼎立”的赘述。这样做法,单就中考应试来说,无疑是没有错误的。但要培养具有历史思维能力、适应今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高素质人才,那就相距太远了。 我们认为“官渡之战”、“赤壁之战和三国的建立”当然应作为本课的教学重点,而魏、蜀、吴的经济部分,对初一学生来说却是本课的教学难点(虽然这一部分文字表面无深奥之处,一看就“懂”),原因有三个: 其一,义务教育初中《历史课程标准》在“处理教学内容的若干原则”第四条中要求:“历史教学应当重视社会经济发展的内容”。 其二,教材在把三国鼎立局面的形成讲完后,又单列了三个子耳讲三国各自经济的发展情况,前后有着内在的逻辑联系,这种蕴含在教材中的“看不见的结构”,恰是我们培养学生历史思维能力的切合点。 其三,以初一学生现有的历史知识层面及年龄心理等特点,对复杂的经济现象是较难理解的,更不容易理解经济与政治的关系。如果不辩证地对学生进行引导,学生势必把“三国鼎立史”学成“三国政治史”。 基于以上分析,我们在搞好三国政治史教学的前提下,加强了三国经济史的教学,着重抓了以下四个环节: 一、南北方经济实力的大体均衡,决定了三国鼎立局面的出现 军事斗争――赤壁之战固然是三国鼎立局面形成的关键,而战争所依靠的基础正是经济实力。在北方,从184年黄巾起义开始,长年战乱,中原地区给群雄“逐鹿”得“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曹操《蒿里行》)――北方经济几乎完全被毁了!而南方相对安定,并且经济有所发展。因为大批北方农民逃避战乱,流亡到蜀、浙、江淮一带,带去了先进的耕作技术,使南中国的山川土地得到开发,促成了南中国经济的稳步发展。因而,曹操在赤壁败于孙刘联军以后,暂时无力南顾,“不敢再轻易南下”,“鼎足”之势便趋于形成了。 二、三国各自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吴、蜀经济实力的增长.是三足鼎立局面得以维持数十年的基本原因 诸葛亮奖励耕织,设置堰官维护都江堰,西蜀的农业得到迅速发展;蜀锦驰名各地,成为蜀汉政府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之一(“今民困国虚,决敌之资,唯仰锦耳。”――诸葛亮)。 在东吴,江南地区得到开发,粮食产量增加了,青瓷制作和造船等手工业技术有很大进步;吴国还与南洋许多国家有着友好的贸易往来。 北方的曹操在赤壁之战后,更加重视农业,继续大兴屯田,“数年中,所在积粟,仑廪皆满。”(《晋书》卷26“食货志”) 这样,南北经济相互独立地发展起来,使三分天下的局面得以维持数十年。 三、三国经济实力的悬殊,最终导致了三国鼎立局面的结束 曹魏及后来取而代之的西晋,在中原经济恢复以后,国力强盛。作为生产力进步标志的生产工具――水排和翻车在中原的使用,无疑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到来(水排:水力鼓风机,比欧洲早1000多年;翻车: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灌溉工具)。作为农业发达标志的水利工程设施,当时仅在淮河南北兴修的就有芍陂、茄陂、太寿陂、郑陂、夏侯渠、淮阳渠、百尺渠、沁水堰等等。这些水利设施不仅使中原的经济飞速发展,而且也使漕运交通空前地发展起来。 而这时吴、蜀的经济虽然也有很大的发展,但决不意味着它们已有充足的力量能与经济恢复后的中原相抗衡。 吴国除太湖沿岸及钱塘江流域的三吴一隅之地稻米生产相对发达之外,有特色的便只有造船了。而大部分地区仍然是人烟稀少的经济落后地区。 至于蜀国,在北方大举兴修水利的时候,他们还只是维护老祖宗留下的产业――都江堰,经济上最有成就的当推蜀锦了,但丝织业在那时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成为主导产业,要振兴经济还得靠农业。 西蜀的经济基础落后悬殊,使得当时一流政治家诸葛亮的政治抱负(“兴复汉室,还于旧都”)难以实现。他五次兴兵主动出击曹魏,反倒把西蜀微弱的家底拼了个精光。灭亡的命运首先降临到蜀汉政权的头上了…… 西蜀灭亡以后,东吴与晋王朝的国力对比更加悬殊。一度在赤壁之战中所依赖的长江天险,此时也显得微不足道了,根本不能阻止晋军的攻势。最后,只落个“金陵王气黯然收”的结局――“三国鼎立”到此结束。 综上所述。经济是魏、蜀、吴各自的立国之本,它们经济发展得如何,最终决定着三国鼎立局面的存废。 四、从历史的角度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设 “读史使人明智”,“发展才是硬道理”。今天,我国正抓住机遇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加快发展社会生产力――这的确是集历史经验之大成的英明决策,是振兴中华之路的最佳选择。只有尽快缩小我国与发达国家的经济差距,中华民族才能巍然自立在世界民族之林。 今天的中学生,正是二十一世纪的建设者,只有今天学就一身高素质,明天才能担当起历史的重任,经得起新世纪的挑战。华夏腾飞的梦想,定能在我们几代人的奋斗中实现! 总之,我们这样注重三国经济史的教学,既让学生认识到经济的基础地位,理解了经济发展最终制约着历史发展的道理,又不失时机地渗透了国情教育,发展了学生的思维,顺利地突破了本课的教学难点,对学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意识的形成起了潜移默化的作用。 经济史论文:如何突破高中经济史教学难的囹圄 【摘 要】高中历史教学内容中,经济史占据了较重的份量,而经济史主要涉及西方资本主义发展概况、我国不同时期经济发展过程,以及经济在整个社会生活中所扮演的主要角色,所含内容跨度大,从古代经济体制、社会生活概况到现代经济构建过程,由于经济史内容与学生距离较远,多数学生在学习时较为吃力,加上教师教学方法有待改进,加大了高中经济史教学的难度,对此,本文将进行详细探究,以找到突破高中经济史教学难点的方法,从而提升经济史学习质量。 【关键词】高中经济史;教学难点;措施 经济与政治、文化、社会等联系紧密,对人们生活、学习与工作也产生关键性影响,鉴于此,高中经济史教学目的是培养学生的经济价值观,熟悉当今社会运行的经济体制、经济理念、经济方式在不同时期对社会发展各方面的影响,使其形成关注经济动态的良好习惯,在当今发展迅速的社会生活中,积累足够的经济知识,科学分析经济形式与个人成长、社会发展的之间的关系。然而,目前经济史教学效果不显著,学生对经济史内容掌握存在较大难度,高三由于时间短,任务重,更加大了学习难度,对此,下文将针对这一现状,提出相应的解决措施。 1.密切联系实际,优化教学内容 教师在设计高中经济史课程时,应当在初中历史学习的基础上进行合理补充,结合当今社会国家经济政策的变动与经济形势,为枯燥的经济史内容注入生活气息,以课堂模拟世界经济市场,实行分组角色扮演,引导学生主动参与教学活动。例如,在学习“大国崛起和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发展史”时,首先,教师可进行现场模拟,提问学生:当今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是哪国?你认为她在哪些方面较为强大?她现阶段强大的原因是什么?她是借助哪些方式实现自身强大目标的等,在学生回答时,教师应根据其回答内容,引出“资本主义发展过程、新航路开辟的历史价值、殖民侵略历史进程、工业技术在世界历史形成中的作用”这一教学任务,以调动学生的好奇心;其次,分组进行角色扮演,认命各个小组为当时资本主义国家,包括美国、英国、法国、德国等,将“资本积累方式”、“工业发展过程”等搬到课堂中,以英国代表组为例,引导学生从世界市场形成原因、方式等进行陈述,同时允许其他小组进行辩驳,提出各个国家在形成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其各种行为对其他国家与世界的影响;最后,教师对整个世界市场形成过程进行串讲,强调重点内容与标志性事件,并对各个“国家代表小组”进行点评;通过这种全民参与的教学方式,变教师主讲为学生主动探索经济史知识,既活跃了课堂气氛,提高了教学质量,又加深了学生对所学知识的记忆效果。 2.重视反馈,及时调整教学任务 教师应定期询问学生教学建议,包括教学方式,内容安排、互动活动效果、课后作业布置量等,从而获取第一手资料,并依据学生提出的建议,及时调整教学任务与课程安排,以提升教学效率,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例如,在复习古代社会经济内容时,例如,在系统复习中国不同时期的耕作方式时,教师可采用对比方法,对不同历史时期的经济、文化、生产力发展水平、人民基本素质等进行对比教学,以时间为纽带,将整个发展过程融合为一体,探究耕作方式随着时间的推进,其形成的基本原因、具体耕作方式以及对当时社会发展与技术进步的影响,讲解完毕后,应做好反馈信息调查,如果学生对某个知识点存在疑问,教师可实行“问题整理”,即设置答疑环节,在串讲时,号召学生指出不懂之处,在黑板框架上进行罗列,可先询问已经掌握的学生的看法,再结合教学内容,进行重点解释,争取让每位同学都能熟练掌握古代社会经济概况。 3.抓住关键,突破讲解难点 正所谓,打蛇打七寸,要想突破高中经济史讲解难点,也应抓住题目关键,能够透过现象分析事物本质,从而将题目进行及时消化与吸收。例如,在复习“鸦片战争后的中国社会经济”内容时,教师应突破常规“背诵复习法”,可事先向学生提问相关问题,了解学生的掌握程度,再结合复习计划,将重点、难点各个击破,然后找准切入点,带领学生进入历史学习状态,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教师:课文提到,鸦片战争后,较多的洋货涌入中国境内?这里的洋货都有哪些东西呢? 学生:西方国家所生产的产品。 教师:涌入中国,说明规模大、数量多,那么西方国家是怎么生产这么多产品的呢? 学生:运用机器生产。 教师:为什么洋货进入中国市场后,打击了我国原有的手工呢? 学生:洋货价格低,而且功能多…… 通过这样富有逻辑性的“雨点式提问”,使学生的思维跟随“鸦片战争后中国社会经济”形成的关键原因,抓住该知识的本质内容,从而突破了教学的难点。 4.结束语 高中经济史教学最重要的是掌握灵活的教学方法,依据学生的兴趣、知识掌握程度,并结合多角度的反馈信息,做好课程设计、教学内容、教学措施的优化工作,合理安排教学活动,借助对比、时间关系、影响等对经济史实行专题讲解,找到突破其难点的关键,在教学中,教师应结合高三学习的特点,对经济史知识综合探究、分析对比,以实现“低投入,高产出”,提升经济史教学质量,帮助高三学子顺利通过升学考试。 (作者单位:江苏省南京市江浦高级中学文昌校区) 经济史论文:中国古代经济史教学的实践与思考 【摘 要】经济史所涉及的内容,纷繁复杂不好掌握,纵横交错不易分析,中外经济跳跃性大且丰富繁多,加上地域跨度、数字累计、类别琐碎,都使中学的经济史教学极为困难。文章试图以《原始氏族公社》、《春秋战国社会经济》、《两汉社会经济发展》、《唐社会经济发展》、《明代社会经济发展和资本主义萌芽》等课的设计和实施过程,对中国古代经济史的教与学进行探讨。 【关键词】古代经济;教学;实践;研究 一、中国古代经济史中所贯穿的基本理论 (一)生产力发展是社会发展终极动力 如教材叙述原始社会发展时突出作为生产力的最活跃因素。即生产工具的变革,推动人类社会进步。北京人使用打制旧石器,山顶洞人开始使用磨制新石器,生产力有了提高,社会组织也就从原始人群转化为以血统关系组成的固定的集团。半坡时期是人类普遍使用磨制石器,石器种类不断增多。生产工具的进步,引起了社会结构的变革。原始农业、畜牧业使生活更为丰富。夏商时期铜器使用,使人类从无阶级社会进入文明时代。到春秋时期,铁农具的使用和牛耕的出现,促进井田制瓦解,中国进入封建社会。 (二)经济现象之间的纵横关系 经济现象之间的联系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横的联系,这是指同一时期中各种经济现象(如农业、手工业和商业)之间的联系;另一方面是纵的联系,指不同历史时期先后相承的经济现象之间的联系,讲经济现象之间的联系,是要让学生了解:社会经济是一个总体,彼此之间是密不可分的。只有让学生把握可经济发展规律,才能学好经济史。 在介绍经济现象横的联系时,要说明农业、手工业和商业之间的联系。由于农业生产力发展和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农业劳动者所生产的产品有剩余,使得部分人从农业中脱离出来,专门从事手工业、商业等。可见,农业是手工业、商业发展的基础。反过来,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又推动农业进步。铁制农具的使用就是最好的证明。战国时期农业生产中广泛使用铁制农具,促进手工冶铁业发展;冶铁业发展又为农业创造出大量更为先进的农具,为兴修水利、开坑种植提供便利条件,又推动农业生产;农业和手工业发展为商业繁荣打下基础。由此说明:在古代社会经济生活中,三种产业的发展相互促进、推动。 在介绍经济现象之间纵的联系时,要说明每一种经济现象先后相承、依次发展的演变过程。如井田制的瓦解、土地私有制、大地主田庄、屯田和均田、租庸调制、两税法、一条鞭法、地丁银等经济现象。 (三)经济、政治、文化三者是密不可分的 经济、政治、文化密不可分。教师要通过具体的史实和有关材料,深入浅出说明彼此之间联系。各国变法运动是在奴隶制经济崩溃、封建经济出现的情况下而发生的(商鞅变法);于此同时,各国封建政权的建立和变法运动又给封建经济发展开辟道路(战国经济的发展)。而当地主阶级掌有政权后,新旧势力斗争依然存在,各阶级思想家从不同阶级立场出发,提出了不同主张,于是在思想文化界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文化上的百家争鸣又影响和推动政治和经济的发展(韩非的主张对秦统一后的政治和经济产生的影响)。 二、中国古代经济史的教学方法 (一)讲清经济制度演变的来龙去脉 中学教材中,经济发展史往往涉及土地制度及赋税制度演变,涉及到农业、手工业、商业发展状况。涉及面较广、内容较多、头绪繁杂,学生不易掌握,容易造成概念上混淆。在讲述时,应注意帮助学生弄清来龙去脉。认清发展线索。 我国土地制度演变过程充分说明这个问题。我国奴隶制度社会盛行的是井田制为主的土地国有制,即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进入封建社会,土地所有制出现土地国有、土地私有、自耕农土地所有三种形式。三者围绕争夺土地和人口展开激烈斗争。我国封建社会土地制度的演变过程,实质上是封建大地主所有制不断发展和巩固的过程,封建大地主把国有土地和自耕农地变为大地主私有制的过程贯穿了整个社会历史之中。东汉大地主田庄出现,南朝大地主“封山占水”、唐朝后期贵族、官僚和大地主较普遍的建立庄园,明朝后期皇、庄园遍布全国,都是封建大地主私有制发展的具体表现。同时,同土地制度相联系的赋税制度也随着土地所有制的变化而变化。赋税制度也存在演变过程:从春秋时期鲁国“初亩税”、唐朝租庸调制和两税法,到明朝“一条鞭法”和清朝地丁银制,清晰看出封建社会赋税制度发展的线索。这一线索贯穿赋税征收的根据从以人丁为主逐步转向以土地财产为主。赋税形式逐渐以劳役、实物为主转向以银钱为主。它反映封建社会农民在封建生产关系中身份地位的提高和依附关系的削弱。 讲述经济史,应适当引用一些生动、形象的历史材料,让学生在阅读相关材料的历史背景,并能据此勾勒出当时的经济生活场景。例如:在初中讲述中国古代灌溉工具时,我们在课前出了一道题:在我国唐朝,劳动人民创造了一种新的灌溉工具筒车。这一提水工具安置在田边小河里,史书记载:“水激轮转,众筒兜水,次第下倾与岸上...以灌稻田,日夜不息,决胜人力。”请根据上面的文字叙述进行想象,并画出这种灌溉工具(男生成绩更为突出)。给学生提供再现经济生活形象的材料,教师可从考古发现、史书、相关文献中去搜集,然后向学生展示,这样会更易于学生对某一时代经济现象产生想象,从而获得正确的历史概念。 (二)对教材中琐碎、零散的经济史进行整合,有助于提高建构知识框架的能力 教学中,教师要把知识进行排列组合,形成知识系统。在讲述中国古代农耕技术的进一步发展的内容时,大家会感到内容庞杂、琐碎。教师可以从农具、耕作栽种、农作物、水里灌溉、对土壤的认识利用几方面发展线索,在宏观把握基础上,对有关内容进行恰当处理,使学生形成完整的知识结构。 作者简介:赵纯仁,副教授,白城师范学院历史学院教师,研究方向:中学历史教学法。 经济史论文:浅谈乡土历史资源在高中历史经济史模块中的应用 摘要:在新课程标准下,乡土资源有着其它历史资源不可替代的作用,近年来,各省新课程高考命题凸显乡土历史考查。从中归纳乡土历史资源在新课程教学使用的原则。 关键词:乡土历史资源 历史教学 红帮裁缝 宁波商人 一、乡土历史资源在新课程教学中的作用 《高中历史课程标准》指出:高中历史课程,“应密切与现实生活和社会发展的联系,关注学生生活,关注学生全面发展。”“凡是对实现课程目标有利的因素都是课程资源。” 在新课程标准下,注意挖掘和使用乡土资源,对于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帮助学生领悟历史,培养学生的人文素养,增进学生热爱家乡的情感,都有着其它历史资源不可替代的作用。近年来,各省新课程高考命题凸显乡土历史考查。鉴于此,如何在课堂教学中开发和应用乡土资源显得尤其重要。 二、乡土历史资源在新课程教学使用示例 宁波作为古代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起点,近代最早开放的通商口岸之一,改革开放后14个沿海开放城市之一,当代东方大港,乡土历史资源,特别是经济史乡土资源丰富。现以《物质生活和社会习俗的变迁》一课为例,谈谈乡土史资源在课堂教学中的利用。 教材引述: “西装在鸦片战争后传入中国,民国成立后流行开来。……西装的传入和流行对中国服饰的改革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中山装就是在广泛吸取欧美服饰的基础上形成的。辛亥革命后孙中山综合了西式服装与中式服装,设计出了一种直翻领有袋盖的四贴袋服饰,定名中山装……”――《普通高中历史必修第二册》 概括:服饰由长袍马褂向西装、中山装的变革是中国近代社会转型的重要标志,影响深远。并设问: 同学们知道是谁缝制出中国最早的西装和中山装吗? 出示材料: “乾隆六十年(1795),一场偶然的海难,把一位从鄞县茅山外出谋生的包袱裁缝张尚义送到了日本横滨。他在异国的港口帮助海员缝补救生衣和水手服中学到了西装的制作方法,在横滨开创了自己的成衣业……最早的红帮裁缝队伍就这样形成了。1905年,根据孙中山等人的意见,鄞县人张学诚设计出最早的一款中山装。” ――周时奋 《故土家国》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原来是宁波人缝制出中国最早的西装和中山装,学生赞叹不已,并为作一名宁波人而自豪! 教师追问,这批缝制出中国最早的西装和中山装的宁波裁缝为什么叫红帮裁缝呢?同学们热议起来,有的说是因为他们穿着红色服装吧?有的说大概与宁波的十里红妆有关吧?有的说他们是信奉共产党吧?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呢? “中国人认识西方文明从被称为红毛人的葡萄牙人开始,在宁波方言中,红毛一词是西洋的代称。” 三、乡土历史资源在新课程教学使用的原则 1、时代性原则。 历史教学讲求现实立意,从历史中探寻现实问题的答案,为什么宁波服装业发达,雅戈尔的渊源仅仅是改革开放初期的乡镇企业吗?这些带有鲜明时代感的问题,可以成为乡土史教学选取的内容。 2、典型性原则。 红帮裁缝――既是宁波现代服装业的重要源头,又代表了宁波商人思想开放,眼光敏锐,勇于开拓的特点,具有典型性。不仅可以帮助学生认识当代宁波经济,又有利于学生理解宁波商人的特点。 3、趣味性原则。 缝制出近代中国第一件西装、第一件中山装,红帮裁缝以鄞南茅山人为发端,而鄞南茅山与我校毗邻,这一切极大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活跃了课堂气氛,使历史变得不再遥远,它从未与我们那么近切;历史也不再空洞,它真实地在我们身边存在。 4、探究性原则。 从服饰由长袍马褂向西装、中山装的变革是中国近代社会转型的重要标志说起,联系红帮裁缝缝制出近代中国第一件西装、第一件中山装及原因,进一步总结宁波商人的特点,自然引申,步步深入。对于有些问题,既可以通过出示材料进行课堂探究,也可留给学生借助图书馆、网络等做课外探究,而这些正是新课程理念的应有之意。 经济史论文:财经院校中国经济史教学改革探讨 摘 要: 从课程的性质和内容来看,中国经济史本应在财经院校的本科教学中占有重要地位,但课程教学现状却不禁令人担忧,教学急需改革。要使中国经济史教学取得良好的效果,教师需明确定位经济史的学科性质,加强经济学理论在经济史教学中的应用,发挥教师情感因素对经济史教学的影响,注重研讨式教学在经济史教育中的应用。 关键词: 财经院校 中国经济史 教学改革 目前,中国经济史是财经院校普遍开设的理论经济学系列课程之一。开设中国经济史课程,既是经济发展与教学的需要,又是中国经济史学科发展的要求。经济史是理论经济学的二级学科,但与其他经济学学科相比,对于经济史尤其是中国经济史课程,不仅学生学习的兴趣普遍不够浓厚,教师教学的积极性亦逐渐减退,课程存在日益被边缘化的趋势,很多财经院校已将中国经济史调整为选修课。从课程的性质和内容来看,中国经济史本应在财经院校的本科教学中占有重要地位,但课程教学现状却不禁令人担忧,教学急需改革。如何有效组织教学,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经济史的积极性,培养学生学习兴趣,笔者主要结合教学经验在中国经济史的教学改革上作了一些探索总结,供同仁参考。 一、明确定位经济史的学科性质 只有明确经济史的学科性质,才能更好地进行经济史教学。当前经济史教学深陷困境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一些专业教师没有从根本上明确经济史的学科性质。综合来看,经济史既是一门历史科学,又是一门经济科学,是一门兼有历史学和经济学两大学科特征的交叉性学科。首先,经济史是历史学科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历史的经济部分,是历史学科下属的一个分支学科(专门史)。但是,经济史与历史学其他分支学科相比,还有明显的特征,这主要表现在经济史具有独特的研究方法,其使用的研究方法既有历史学的方法,又有经济学的方法,尤其是经济学为经济史提供了丰富多样的理论框架和研究方法,使经济史具有明显不同于历史学其他分支学科的最重要的方法论特征。其次,经济史是经济学科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经济的历史部分,是经济学科下属的一个分支学科(理论经济学)。必须强调指出的是,尽管划分学科或是确定学科性质的根本标准,是它所具有的不同于其他学科的特定的研究对象,而不是它所使用的研究方法。但是,历史分析和经验归纳方法的使用,仍是经济史区分于经济学其他分支学科的一个重要特征。经济史特定的学科交叉属性,决定了经济史教学方法的交叉性,即经济史教学需要历史学方法和经济学方法的结合。教师在讲授经济史时,单纯使用历史学方法或经济学方法教授,都会使经济史教学偏离应有轨道,导致课堂沦为单一的历史课堂或经济课堂,学生兴趣不浓厚在所难免。因此,明确经济史的学科性质是搞好经济史教学的前提和出发点。 二、加强经济学理论在经济史教学中的应用 经济史一般分为实证性经济史、分析性经济史和经济史学概论三部分。实证性经济史侧重于对经济史实的叙述,分析性经济史侧重于对经济规律的总结,经济史学概论侧重于对经济史学这门学科的探讨[1]。基于财经院校的学科特色,中国经济史的教学至少包括实证性经济史和分析性经济史两部分,尤其要加强分析性经济史的教学。如果教师在授课中仅限于讲授实证性经济史,而不注重分析性经济史,一些经济类专业的学生就会抱怨。经济学理论是把分析性经济史条理清晰地讲授的重要工具,因此,一些中国经济史教师呼吁加强经济学理论在经济史教学中的应用,实现经济史教学与经济学理论的对接,但现实是不少中国经济史教师在授课中仍倾向于使用历史学的教学方法,忽视经济学理论的应用。总体而言,目前国内的经济史教师在对历史学方法比对经济学方法知道得要多一些,运用得要好一些。只有把经济学理论与经济史教学有机结合,才能真正让学生体会经济史的学科魅力,提高他们学习的积极性。因此,注重经济学理论分析,尤其是加强统计方法、数学模型在中国经济史教学中的应用应成为今后努力改革的方向。 三、发挥教师情感因素对经济史教学的影响 影响课堂教学效果的因素很多,教师情感是其中一个极为重要的因素。“教师积极的情感投入是教学取得成功的先决条件,是激励学生学习进步的动力,是发挥德育陶冶感化作用的催化剂”[2]。因此,中国经济史教学要想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教师必须充分认识情感因素在教学中的作用,并学会适时调控情感。为此,一要陶冶情操,保持良好的心境;二要提高个人修养,提高人格魅力;三要提高情绪涵养,保持良好的心理势态和情感势能;四要提高业务水平,切实领会教材;五要控制不良情绪,保持适宜的情绪状态。 四、注重研讨式教学在经济史教学中的应用 研讨式教学是一种将教师研究性讲授与学生研究性学习、规定教材与广泛查阅、教师指导与学生自学、课内外相互讨论等有机结合的一种教学方式。研讨式教育既能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和学生的主体作用,又能使学生掌握系统扎实的学科知识,更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3]。财经院校注重研讨式教学在中国经济史教学中的应用,不仅有助于培养经济类专业学生的历史感,更有助于培养学生运用历史经验检验经济学理论的意识,这对经济史充分展现学科性质和更好地履行学科使命显然具有重要意义[4]。为在中国经济史教学中更好地开展研讨式教学,教师应积极处理好以下三个关键环节:首先,课前要选准问题,精心组织。在选择研讨的问题时,教师应做到“两要两不要”,即选题要紧扣教学内容,不要四处“海选”,选题要专、不要博。其次,课中要把握主题,做好“导演”。在研讨的过程中,教师应通过制定并执行研讨规则,提高“导演”能力等方式对研讨的进程进行调控,避免研讨偏离主题和出现冷场、偏激的尴尬局面。最后,课后要画龙点睛,精练得当。研讨会结束后,教师应以简练准确的语言对研讨会的情况进行点评,并以鼓励为主,提高学生后续研讨的兴趣和积极性。 经济史论文:关于世界经济史课程特性与开设现状的思考 摘要:世界经济史是经济学理论之源,在研究方法上注重时序性与规律性研究,而且是研究经济学的必备基础,但是世界经济史在高校经济学专业本科课程设置中并未得到应有重视。本文从高校经济学专业人才培养理念、世界经济史课程定位、师资队伍欠缺和教学方法单调等方面查找原因,并提出正确定位世界经济史课程,培育世界经济学教学队伍,开展专题教学,灵活运用多种教学方法等对策建议。 关键词:经济史 世界经济史 课程特性 世界经济史是一门反映人类有史以来最重要活动领域的一门科学,学习这门课程,不仅要了解人类经济活动的知识,更要培养深刻的历史理解力、洞察力和对历史发展趋势的预测力,进而对现实的经济问题有所指导和参考。经济学本科专业开设这门课程,将有助于学生将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与历史学的研究方法结合起来,通过考察经济发展演变的具体过程更好的理解经济学理论和探究经济发展规律,对构建经济学专业学生完整的知识结构有着重要意义。 一、世界经济史的课程特性 经济史是一门伴随经济学发展而发展起来的介于经济学、历史学、社会学之间的交叉学科。在课程设置上,经济史分为中国经济史与世界经济史两个分支,中国经济史主要以中国经济发展演变过程为研究对象,侧重于探求中国经济发展的规律,而世界经济史则以世界各国、各地区以及全球经济发展演变为研究对象,侧重于世界经济发展过程中不同国家与地区人们经济活动的联系与相互影响,从地理范围上看,世界经济史即包括对中国经济发展过程的研究也包括对中国以外其他国家与地区经济发展过程的研究。所以世界经济史具有和经济史一样的学科特性。 首先,世界经济史是经济学理论的源泉。世界经济史是研究人类社会各个历史时期不同国家和地区人们之间的经济活动和经济关系,研究经济组织、经济制度和经济部门的发展演变过程,研究经济发展的结构和历史过程,研究经济因素和非经济因素的相互关系。而经济学理论恰恰也是以人类各种经济活动和各种经济关系为研究对象,研究个人、组织和社会行为的学科。世界经济史为经济学理论提供了大量历史事实,经济学理论就是从这些历史事实中凝练和抽象出来的。世界经济史通过为经济理论提供大量证实与证伪素材,推动着经济理论不断完善和发展。正如希克思所言:“为了不致使逻辑进程与最明显的事实发生冲突,我们应当回过头来看看历史纪录”。 其次,世界经济史注重时序性与规律性研究。世界经济史与历史学的相似之处更多地体现在研究方法的趋同性,二者的考察对象都是以往经济、社会状况以经济发展轨迹,在叙述方法上都有用“史料说话”的特点,在研究过程中都重视对历史发展过程的描述,从而探索事物发展的规律性,指导当前的人类活动,并对未来发展趋势做出合理预测。但二者的研究任务却不相同,世界经济史的研究任务在于通过对史料的发掘,以证实和证伪的方法推动经济学理论的发展,而历史学的研究任务则在于客观反映人类社会发展过程,探求事物发展规律。 再次,世界经济史是一种分析方法。熊彼特说过:“经济学的内容,实质上是历史长河中的一个独特过程,如果一个人不掌握历史事实,不具备适当的历史感或所谓历史经验,他就不可能指望理解任何时代(包括当前)的经济现象。……我相信目前经济分析中多犯的根本性错误,大部分是由于缺乏历史的经验,而经济学家在其他条件方法的欠缺倒是次要的”。由此看来,“历史感”和“历史经验”是经济学者研究经济学必备的基础。而所谓的“历史感”和“历史经验”其实就是思考和分析经济问题的历史自觉性,具体而言就是在历史中求解现实经济问题时,做到“以史为鉴”,在运用经济理论工具分析经济问题时,做到“史论结合”,在归纳总结经济问题,探寻经济规律时,做到“论从史出”。 二、世界经济史课程的开设现状 世界经济史在我国高校课程设置中,长期作为历史学专业的必修课。20世纪八九十年代,新制度经济学传入中国,国内学者开始有意识地以新经济史学的理论、方法来研究中外历史中的制度(变迁)案例,并与中国当前的制度变革进行比较、印证,世界经济史开始成为经济学研究和教学中的一个重要领域。目前世界经济史课程的开设情况大致可归纳为三种情况:少数高校将其作为经济学本科专业必修课,部分高校将其纳入经济学专业选修课,还有部分高校并未开设该课程。 通过上述资料显示,在少数重点财经类高校经济学专业,基本都开设世界经济史课程,并多数作为必修课程。在综合类大学的经济学专业基地班,在教学方案设置中,也都开设世界经济史课程,并作为必修课。而在地方财经类院校,将世界经济史作为经济学专业本科必修课程开设的则寥寥无几,世界经济史作为经济史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在经济学本科专业设置中一度被边缘化了。当然,由于一些高校的专业设置及课程开设情况并未通过网络公开,为此只能通过不完全统计得出上述结论。 三、世界经济史课程未得到充分重视的原因 世界经济史作为经济史的一个重要分支,为何在课程设置中没有受到应有重视,国内多数高校的经济学本科专业为何没有将其列为必修课程,我们不妨从以下几个方面探求原因。 首先,经济学本科专业人才侧重于理论逻辑培养的理念导致世界经济史课程未得到应有重视。自亚当・斯密《国富论》的发表标志着经济学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以来,几百年间,经济学理论先后演化出古典学派、边际学派、新古典学派、数理经济学、制度学派、福利经济学、凯恩斯学派、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理论基础、芝加哥学派等多个经济学流派,各学派在分析经济问题的方法上各有所长,共同促进了经济学理论的繁荣与发展,与经济学理论的多样性相适应,形成了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计量经济学、制度经济学、福利经济学、创新经济学等许多经济学理论课程,而这些课程都是经济学本科专业必须开设的专业课,为此经济学专业本科教学则更侧重于对上述经济学理论课程的传授与学习,使学生掌握各种经济学理论及其研究方法,此外受到总学分和学时的限制,经济学专业课的门数也存在界限。总体而言,在本科生培养过程中各高校更加注重对学生逻辑思维及运用经济学理论方法的培养,世界经济史作为经济理论源泉的作用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所以大多数高校并未将世界经济史列入经济学本科专业的必修课程。 其次,对世界经济史的课程定位影响了其作为经济学本科专业必修课程的开设。如前所述世界经济史在我国长期以来作为历史学专业必修课,20世纪80年代以来才逐渐作为经济学专业课来开设,所以提到世界经济史,很多教师和学生并未认识到其在经济学理论学习过程中应发挥的证实与证伪功能,而仅将其列入历史学的一个分支。不仅如此很多财经类高校将世界经济史作为通识课程,意在扩展学生的知识面,所以仅作为选修课来开设。 再次,世界经济史课程师资培养不足,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世界经济史教学。从教师知识结构上,讲授世界经济史课程要求教师既具备经济学专业素养,同时又具备历史学人文素养,并将二者融会贯通,授课时既能用经济学理论分析经济问题,又能自如发掘经济史素材,让学生逻辑分析经济问题的同时又能以史为鉴,然而同时具备两种知识结构高素质教师队伍人数较少。 此外,世界经济史课程的教学方法也影响其对经济学功能的发挥。就目前来看,世界经济史课程教学多以课堂讲授为主,虽然在教学方法上采用了多媒体授课,但是课件内容以文字和授课大纲为主,视频和音乐运用较少,学生在学习过程中难免感觉枯燥、乏味,自然将世界经济史等同于高中时期的历史课程,重视程度也随之减弱。 四、加强世界经济史课程地位的建议 首先,正确定位世界经济史课程,加强对其重视程度。世界经济史不是一门历史课,而是经济学的一个分支,是将历史学的研究方法与经济学的研究方法结合起来,强调历史与经济学理论相统一,培养学生以史的方法和视角,运用经济理论去分析经济问题,通过世界经济史的教学,实现学生对历史与现实的“对话”,在头脑中衔接历史与未来,而不是单纯学习各种经济学理论。因此应该重视世界经济史课程在经济学本科专业课程设置中的地位,将对世界经济史的学习作为经济学专业人才知识结构中必备的基础知识和专业素养。 其次,培育世界经济史教学队伍,增强教学能力。世界经济史课程对教师专业素质的要求较高,需要教师同时具备经济学专业素养和历史学人文素养,因此要求本科高校重视该课程教师队伍培育,为教师提供多种形式的进修、访学、攻读学位、科研项目及精品课程申报等途径,促进教师队伍成长和成熟。 第三,开展专题教学,选择注重历史与理论和现实相结合的教学内容。目前大多数世界经济史教材均采用编年体例来设计内容,而这种设计与历史教材雷同,使学生感觉乏味,按这种方式编排教学内容,容易疏离世界经济史与经济理论和现实经济问题的联系。所以在教学过程中,如果以专题形式来讲授世界经济史的相关内容更符合经济学专业本科生的特点,容易吸引学生,引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能够更好地将经济理论与经济史相结构,对能适当对现实经济热点问题进行分析。 第四,采取灵活多样的教学方法,提高教学的趣味性。以课堂讲授为主的教学手段,如果偏重于史实的介绍,很容易变成史料堆砌,如果偏重于理论和方法讲授,又容易枯燥乏味,因此有机结合多种教学方法,对于世界经济史教学非常重要。其中全面调动学生视觉、听觉和思考的多媒体教学、对经济热点问题有针对性的研讨式教学以及让学生直接参与的研究型教学是世界经济史教学值得尝试和实践的几种好方法。 作者简介: 董君(1980- ),女,呼和浩特人,内蒙古财经大学经济学院讲师,研究方向:区域经济学、世界经济史。 经济史论文:新经济史学对于时间维度的认识和处理 内容摘要:较之正统的新古典经济学,新经济史学在对时间维度的认识和处理上取得了重大突破。福格尔创造性地使用反事实计量法来研究历史事件对于经济增长的作用。诺斯关于制度变迁的研究使新古典经济学获得了纵向的维度,格雷夫的历史制度分析则带来了动态的制度演化理论。 关键词:新经济史学 时间维度 福格尔 诺斯 格雷夫 传统的经济史学系属于史学研究的一个分支,其对于历史过程中的经济活动的解释都是史学式而非经济学式的。在传统的经济史学中,很少会使用定量分析,历史数据的作用主要是作为定性分析的佐证。 从20世纪五十年代开始,新经济史学蓬勃发展起来。新经济史学和传统的经济史学的研究对象基本上是一致的,那就是历史过程中曾经出现过的增长或者是衰退、增长或衰退与经济组织的相互关系(重点是制度)以及伴随着增长或衰退而发生的收入分配的变化。不同的是,在新经济史的研究中,定量研究占据了主导地位,统计学方法和计量经济学的方法得到了广泛的应用。从本质上来讲,新经济史学系经济学的一个分支而非史学的一个分支。 新经济史学对新古典经济学的突破 根据诺斯在1993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时的演讲,纯粹的新古典经济学运用数学方法构筑了一个静态的和谐的世界。这种做法至少包含两个根本性的错误,一是忽视了制度的重要性;二是忽视了时间的重要性。 先看诺斯所说的第一点,一般的新古典增长模型都将制度看作是外生的,到物质生产要素的变化中寻找经济增长的答案。而新经济史学却认为制度性因素在经济增长中起到了比技术性因素更为根本性的作用。因为制度能够带来秩序、增进协作并降低交易费用。再看第二点,新古典经济学是一种关于存在(being)的经济学。它将时间视为同质的、对称的、可逆的实体,外在于经济行为。既然经济行为游离于时间之外,时间就不可能成为经济行为的一个内生的变量。新经济史学在保留了新古典经济学有关稀缺性和理性人的假设的基础上,引入了时间维度,将时间视为经济的内在变量。向新古典模型中引入时间与向新古典模型中引入制度是密不可分的,时间作为内在变量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对于制度变迁的分析当中。从保留理性人假设和均衡分析这个角度看,新经济史学是对新古典经济学的修正和发展,但由于其优秀内容是以时间为自变量的制度的变迁和演进,因此,新经济史学又有演化分析的特征。 新经济史学一经诞生就取得了快速的发展。从开始时主要致力于对历史上的经济现象进行计量分析,迅速过渡到对于经济系统历史演变的理论构建,可以说,如今的新经济史学是一门以经济系统(及其置于其中的整个社会系统)在历史维度下的发展与演进的全部内容作为自身研究对象的经济学学科。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如今的新经济史学主要由三个部分的内容构成:以福格尔为代表的计量经济史学、以诺斯为代表的制度变迁理论以及以格雷夫为代表的历史制度分析。 福格尔的计量经济史学与假设:演绎分析法 福格尔是计量经济史学的代表人物,致力于运用计量经济学的方法对经济史进行定量分析。由于计量分析依赖于数据,福格尔的首要贡献就体现在对经济史数据库的构建上。福格尔毕生致力于更正和补正历史档案数据,重建美国经济中重要经济指标的时间系列。但是,历史数据往往由于种种原因残缺不全,有些数据从未被搜集过,有些数据已经遗失。针对这个问题,福格尔创造性地运用了假设―演绎分析法。假设―演绎分析法也被称为反事实计量法,是指先假设出一种违背史实的条件,然后将在此条件下得到的结果与史实进行比较,从而得到该历史事件在经济增长史上所起到的作用的方法。 在福格尔之前,铁路对十九世纪美国的经济增长起到了重大作用这一命题得到了广泛的承认。福格尔通过使用假设―演绎分析法,得出了与之不同的结论。在其所著《铁路与美国的经济增长》一书当中,福格尔提出如果当时不发展铁路而发展运河的假设(这个假设明显是反史实的),在该假设下,通过运用计量模型进行计算,福格尔计算的结果是铁路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不超过3%,并进而得出了“铁路并不是绝对必要的”这样的结论。 福格尔对于假设―演绎方法的另一次著名应用是在其与恩戈尔曼合著的《不光彩的时代:美国的奴隶制经济》一书中对黑奴经济的研究。他先做了这样一个假设,即如果没有南北战争,奴隶制维持到1890年会怎么样?通过复原历史资料,福格尔发现当时奴隶的生产率比自由农高70%左右,高效率源自以奴隶为劳动力的大农场的组织方式。该书驳斥了有关奴隶制是无效率且无盈利的制度的传统观点,认为是政治力量而非经济力量导致了奴隶制的终结。 诺斯的制度变迁理论与静态均衡分析 (一)诺斯的制度变迁理论 诺斯是新经济史学福格尔之外的又一代表人物,他们二人曾因为对于新经济史学的贡献而于1993年共同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与福格尔主要关注对历史进行计量研究不同,诺斯主要关注的是制度变迁。诺斯新经济史论的主线是制度、制度结构与制度变迁。制度是旨在约束理性人行为的一系列规则、程序和道德规范的统称,它规定了一种经济秩序以及这种秩序下人与人之间的竞争和合作关系。制度决定了受其约束的理性人能够得到的激励和收入。制度结构即制度框架,它静态地决定着经济系统的绩效,比如产量和分配情况。诺斯写道:“我把经济史的任务理解成为解释经济在整个时期的结构和绩效”。制度变迁是制度创立、变更及随着时间被打破的方式。在诺斯看来,制度变迁是经济能够实现长期增长的真正源泉。 在诺斯看来,制度和物质商品一样,其均衡同样取决于对它的供给和需求。制度(尤其是基本制度)的供给者是国家,国家同样具有理性人的特征;制度的需求者是具有理性的个人和团体,他们能够对所需要的制度进行理性的计算。如果在既定的制度结构下:首先各种资源所能带来的潜在收入全部实现;或者虽然不满足上述条件,但改变制度结构的预期成本超过预期收益,则可以认为制度结构处于均衡状态。当这种均衡状态无法继续保持时,就会发生制度变迁。 经济史论文:经济史研究的另一种视角 【摘要】安格斯・麦迪森的《中国经济的长期表现:公元960-2030年》是一部有关经济史方面的研究著作。其独特性在于从长时段的视角和经济学的背景中梳理了长达千年的中国经济史脉络。通过对该书内容及观点的初步考察,或许有益于为经济史研究的视角及方法提供新的启示。 【关键词】经济史研究;长时段;麦迪森风格 中图分类号:F09 一、作者及内容简介 安格斯・麦迪森的《中国经济的长期表现:公元960-2030年》(以下简称《长期表现》)一书是一部有关经济史方面的长时段的研究著作。其研究时段跨越了一千多年的历史,在当今的历史学研究中显为异类。而事实上,这或与作者所接受的学术训练和从事工作相关。其本人所接受的学术训练和从事工作均非历史学,而是经济学。而麦迪森最重要的工作或许就是曾担任了多国的经济政策顾问,这一点对其今后擅长宏观考察的学术风格有着很大的影响。他在导论中称:“本书研究的主要对象是20世纪后半期中国的经济政策和经济增长表现……今天的中国在世界经济中扮演着比以往远为重要的角色,而且它的重要性可能会进一步提高。在本书中,试图考察出现这种加速增长的原因和方式,从而理解中国未来增长的潜力。”①。 《长期表现》虽然年限跨度极长,却并非一本大部头的著作。全书除去导论,共有四章,每章述及一段时期的中国经济发展表现。在第一章中,作者考察了宋朝作为集约型经济增长的例证,以及宋朝以后五百年的历史作为支持粗放性发展观点的一些依据。包括“从本质上探讨官僚行政管理体系如何在推动农业发展的同时,却抑制了其他方面的发展,以及它的制度架构如何限制了资本主义式的企业的发展,减少了国际贸易和知识交流的机会。”②而到了第二章,作者论述了晚清及民国两个时期中国经济相较于以前的衰退。19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的内乱造成人口减少了5000万,而中国在1890-1933年间实现的人均GDP上升7%也由于八年的抗日战争和三年半的解放战争“使得1952年的人均GDP退回到1890年的水平。”③在第三章作者论述了新中国的宏观经济记录、农村部门的经济表现、工业的政策与表现、服务业的表现、对外关系的变化及其财政和货币政策。作者指出:“在1952-1978年间,GDP增长了两倍,人均实际产出增长了82%,劳动生产率增长了58%。经济结构出现了转变。”而从1978-2003年间,中国的经济更是取得了“GDP增长将近7倍,劳动生产率增长了4倍。”④第四章中作者根据中国近三十年来的经济发展情况,预测“中国可能在2015年前后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⑤然而中国仍面临着包括能源与环境的紧张、地区间收入不平等、城乡收入差距、法制及私人财产权利的缺失等严重问题。在这四章后的附录中,作者又分别列举了中国种植业、畜牧业、渔业、林业和农村副业的经济表现:1933-1995年;中国工业经济表现:1913-2003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与规模;中国的人口与就业;对外贸易五方面的大量经济数据和表格。 二、观点评价及启示 关于麦迪森和他的著作,《长期表现》的译者伍晓鹰曾经用“麦迪森风格”一词对其进行了评价,认为“麦迪森风格”最大的特点“在于强调个别经济事件之间在当时历史和国际背景下的因果关系和它们的微观经济学基础,以系统地揭示长期经济增长的内在逻辑,而不是逸闻趣事式地着重个别事件或人物的影响,更没有囿于任何有影响的学说或信仰。”⑥大体说来,麦迪森非常注重宏观的视角。这也就是为何其著作(如《世界经济千年史》)大多以相当长的时间跨度和广阔的空间跨度为研究对象。伍晓鹰还说到:“不知道是否有人思考过统计数字的饶有意味的性质:一方面,它可能被公认为是最枯燥的东西,但是另一方面,它又会使所有的说教黯然失色,苍白无力。历史可以被按照不同的需要编撰成绘声绘色的故事,只有可靠的数字可以使它恢复本来的面目。”⑦这里,伍晓鹰实际指出了麦迪森为何敢于进行如此宏观的研究的原因。因为相较于抽象模糊的文字,麦迪森是通过大量可靠具体的经济数据作为其研究的支撑,因此通过数据的比较和变化便得以获得相对客观的结论。 事实上,即使掌握大量严谨可靠的经济数据,也并不见得变能获得比文字更为客观公正的结论,这也正是麦迪森为何要费十分的心力在附录中重新检验和修正官方统计数据的原因。其实正如同历史学家即便掌握了反映历史真实的材料,但不同的解读和组合仍可能得出甚至全然相反的结论。《长期表现》更多仍然是借用了何炳棣、帕金斯、罗兹曼等人的研究,这似乎也从另一方面说明大量严谨可靠的经济数据本身就非常不易搜寻。 但从另一方面而言,麦迪森长期的视角一定程度上也弥补材料不足的问题。正因为麦迪森所涉时间跨度极长,因而总可以获得几个关键时间点的数据,从而勾勒出了一幅人口增长图表,甚至很形象的反映出了增长的总体趋势。其实,在经济史研究中运用这样的宏观视角,确实有助于从宏观层面上把握一些在具体时段上缺乏材料的问题,正如李伯重先生所说:“要认识中国今天的经济奇迹,就必须对19世纪中期西方到来以前中国经济的真实情况作全面深入的检讨……只有从历史的长期发展的角度出发,才能真正了解今天的中国经济奇迹。”⑧当我们从更长远的视角来观察时,或许更能获得一些平常无法获得的启发和认知。正如麦迪森的目标虽然是为了认知今日的中国经济和未来发展,但其研究却囊括了长远的过去。我想这正是麦迪森此书给予历史学最大的启发。 经济史论文:浅议高中经济史教学如何培养学生兴趣 高中历史新课改教科书加大了在经济史的方面的比重,使经济史成为独立的必修模块。应该说加强经济史的学习,有助于学生从广度和深度两方面更理解整个人类历史的发展脉络。但至新课改以来,把经济史独立编在一本教科书中又会使学生掌握起来颇感吃力,也使身在一线的高中历史老师感到经济史确实不好教,原因大致有如下三个: 其一,经济史的史实纷繁杂乱,学生学起来常常有"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困恼; 其二,经济史尤其是越是离我们现时代比较远的史实,初中了解得比较少,学生比较陌生,也难以跟自己的生活挂起钩来,因此学起来比较枯燥; 其三,经济史表面上看起来是一堆史实的堆砌,其实其中蕴含着深刻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由于许多文科生在读初中的时候,社会发展史掌握得也比较不好,因此要理解起来就比较吃力。 基于以上三个原因,高中生对经济史的学习往往感觉到繁、杂、难,一线老师们也感到经济史的教学枯燥无味,原理又过于抽象,因此也常常为此而苦恼。笔者从事高中历史教学十几年来,也时常思考如何在经济史教学中培养学生的兴趣,让课堂"活"起来。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如果老师能在历史课中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让学生乐于学习,就能够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经过课改以来这些年的实践和探索,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帮助学生学习经济史,培养学生对学习经济史的兴趣。 1 注意梳理史实之间的逻辑关系,挖掘课本中的隐性知识,理顺历史的发展脉络 如《中国古代土地制度》这一课,是经济史中的重难点,该课讲述了中国古代从周到明清的土地制度演变,史实很多,但要让学生理解起来却也不那么容易,尤其是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如何从井田制到封建土地私有制的演变,课本只是列了一些史料作为佐证,还牵涉到春秋战国时期的税制改革,如果我们的老师在课堂上没有讲透史料间的逻辑关系,学生读起课本的话还是感到一头雾水或者也是似懂非懂。为此笔者在课本表述的基础上,结合自己的理解,整理出一条历史发展的事件逻辑链条: 铁器牛耕的出现(生产力的发展)个体家庭耕作逐步取代千耦其耘、人们耕作完井田后还能开垦荒地公田被抛荒、私田出现(公田要交贡赋缺乏积极性、私田不用)各国税制改革(不管公田私田都要交税)承认土地私有、刺激人们劳动积极性井田制瓦解、封建土地私有制形成,生产关系改变(有地个体小农交税,无地农民交租,租佃关系产生)。 这个逻辑链列出来后,一目了然。学生按照这个事件链加上老师的适当讲解,当场就能掌握这么一个较难理解的历史事件发展脉络。有理解,也就能把课本堆砌起来的史料化繁为简,记忆得到深化。 2 拓展课本知识尽量使史实与身边时事、生活联系起来 例如,在《改变世界的工业革命》一课中有许多发明就跟我们现在的生活紧密相关。笔者在讲述引发英国工业革命的棉纺织业发展中,不仅梳理了人类服装布料的发展历程,从中国的麻布、丝绸到西方的呢绒、棉布和化纤布,而且还结合当代我们所穿各种衣服布料的优缺点,介绍了我们选择服装布料时应注意的事项,学生听起来才会感觉到历史就在他们身边。又如布雷顿森林体系这个子目,要理解起来其实不是那么容易。笔者在讲这个子目的时候,不仅讲述了人类货币发展的历史(贝壳、铜钱、白银、纸币),纸币赢得人们信任的价值依据,更主要是结合当前世界跟美元霸权和人民币汇改相关的时事,如煤炭和铁矿石谈判,我国是最大的煤炭出口国,又是最大的铁矿石进口国,为什么不管出口和进口,中国都不能掌握定价权?华尔街引发的次贷危机为什么美国金融家闯出来祸却要全世界来帮他买单?而这一切都归于华尔街主导的美元霸权。将历史与时事结合理解,不仅使历史变得不再陌生,同时在拉近历史与现实距离的时候,学生就自热而然对历史有亲近感,对历史学习的兴趣也随之增强了。 3 课堂上老师积极创设情境,让学生体验历史的味道 如《新潮冲击下的社会生活》一课,介绍了近代中国在西方工业文明的冲击下,中国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发生的变化。该课趣味性较足,也跟我们身边的生活联系比较密切,为了加深学生对该课的印象,激发他们的兴趣,笔者在该课中设计了一些近代生活的情景: 在1916年的某一天,某个商人要从北京到上海洽谈生意,首先他在北京打电话给上海的朋友预约好到达的时间,然后穿上棉布做的中山装,坐火车到上海后,乘电车到外滩。当他到达外滩的公司时,已近日暮,看到大街上灯火通明。当天晚上他与上海的生意人一起去吃牛排,饭后就住在这个生意人自家的一座三层高的洋房里。第二天,他便搭乘飞机匆匆赶回北京。到达机场时,你的家仆开着一辆汽车把他接到家中。吃过晚餐后,他的妻子孩子们又热情地邀请他去看电影。闲聊中,他告诉妻子这次去上海洽谈的是一笔农业化肥的生意。如果做成,对方就通过邮局马上给自己汇款过来。 通过以上材料,复原当时中国社会的衣食住行,然后让学生判断以上场景哪些可能是真的,哪些不可能是真的。通过这样的情景创设、角色体验,学生对历史知识的记忆得到提升,不仅调动课堂参与的积极性,还让他们感到历史不是冷冰冰的"事实刑场",而是活生生的生活,也就增强了他们学习历史的兴趣。 4 适当引导学生看一些历史课外书,也可以是一些专题纪录片 我们发现很多历史学习好的同学其实学得很轻松,他们真正花在历史单科学习的时间并不多,考出来的成绩却比经常在读、反复在读课本的同学好,这其中的原因难道仅仅是他们记忆力好吗?应该问题不在这,这种情况的发生绝大多数是因为这些同学从小阅读面宽,见识广博,理解力自然就强,理解力强也就记忆深刻。但对多数高中生而言,他们的学习时间节奏已经很紧凑,加上以前如果没有课外阅读的习惯,就很难啃大部头的名著和历史著作。因此我们老师在给学生推荐课外书目的时间是应该斟酌一下,既考虑知识性、 可读性,又应考虑有内涵有趣味。比如网络历史小说当年明月的《明朝那些事》等。电视纪录片可看《大国崛起》、《复兴之路》,还有老少皆宜的《百家讲坛》,这些都有助于学生理解历史,也培养他们对历史的兴趣。 5 开展研究性学习,让学生选择一些他们感兴趣的跟历史相关的课题 比如新课改以来,笔者曾经指导了一个研究性学习的课题是《中国古代一两白银相当于我们现在多少钱?》。这个课题名称原来是由一个对历史感兴趣的学生在课题讨论时当场提出的,笔者一时也不知该如何回答,可笔者发现当这位同学问起这个问题时,其他同学都竖起了耳朵,可能由于课题名很吸引人,所以笔者就因势利导,经过讨论当场就定下这个课题。过后课题组的同学都很想了解到问题的答案,因此他们也都很积极投入到这个课题研究中。通过这个课题的研究,笔者发现凡是参加这个课题的同学,历史成绩普遍都有较大的提高。尤其是有两个女生本来是被动来参加这个组的研究性学习小组,平时的历史成绩很不理想,但通过这次研究,成绩上升特别快,原因就在于他们找到了学习历史的方法,领悟了历史的乐趣,因此历史对他们来说不再是枯燥的,而是"找到感觉了"。 以上五个方面的建议和做法是笔者在经济史的教学中思考总结出来的,其优秀就是一条,提高学生学习历史的兴趣,加强历史教学的有效性。当然,老师给学生减负,老师自己反而是要加负,加负的目的就是让学生在学"繁、杂、难"的经济史的时候,不再有畏难情绪,让学生感觉到经济史不再枯燥,更主要是有助于扩宽他们的视野,加深他们看待问题的广度和深度,同时又能让我们的学生真正做一个乐于学习的人,从而实现新课改的价值理念。 经济史论文:传统史家笔下的中国经济史 钱穆作为历史学家,其作品涉及经学史、史学史、哲学史、政治史、历史地理等分支领域,“求思之深而无不在也”。不过,稍显遗憾的是,在此前出版的著作中,我们未能看到钱氏关于经济史的系统论述。 实际上,钱穆有一部系统的《中国经济史》,只不过它是以课堂讲稿为基础,后由学生根据笔记整理而成。 “经济”一词,在我国出现甚早,但多作“经世济民”之义。在古代,用来表达“经济”之义的词,是“食货”。故研究我国经济发展史,不得不读的,是各正史中的《食货志》与《通典・食货典》《通志・食货略》等文献。钱穆这本书的材料,亦多来源于此。 尽管《史记》中的《平准书》《河渠书》《货殖列传》已具备后世《食货志》之雏形,但真正将“食货”单撰一志,进行专题考察的,是班固的《汉书》。班固认为,“食”指的是生产范围内的事情,“货”则属于流通范围内的事情。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前者自以农业生产和田制为主,后者则以货币制度和手工业为主。 首创《食货志》,是班固的一大历史贡献,后世史书亦多遵循其例。自隋迄清,除欧阳修私修的《新五代史》外,历代正史都有《食货志》,这为后世考察中国历代经济带来了极大便利。 便利固然有了,但文献仍属浩瀚,而如何在众多资料中获得需要的史料,并从中筛选,最终成书,便是考验一位史家“史学”与“史识”的时候。钱穆在这本不到300页的书中,讲述了自上古至明清的经济及财政状况,既有通观全局的论述,又有微观细致的考证,大有“纵横古今”之气象。 所谓“纵”,即是他注重制度变化的传承性,将经济制度及财政政策的历史沿革梳理得非常清晰,如币制、田制、税制等,我们都可以从各个章节中轻松找到相关专题论述,进而单提出来,考察该项制度的发展史,甚至稍微扩展一下,即可成书;所谓“横”,则是他注重考察经济政策的制定与王朝之兴替、制度之行废、文化之盛衰、军力之强弱间的关系,能够在有限的篇幅内抓住要害,进行论述。 例如,在讲授三国时期的经济制度时,钱穆敏锐地发现这一时期最具时代特色的是屯田制度,将其分以曹魏前期、曹魏后期、孙吴、蜀汉四个专题加以评说。在这些专题中,钱穆细致考察了魏蜀吴三国屯田制度的缘起、发展,并与历史相结合,评价各国屯田之得失:曹魏屯田使得中原统一而稳定;东吴常将屯田赐与臣属,使屯田易于衰败;蜀汉自恃天府之国,屯田起步较晚,成效不著。读毕本节,读者自然会对魏国(西晋)能够统一全国在经济方面的因素,了然于胸。 值得一提的是,众所周知,《三国志》中并无《食货志》,故钱氏这一章节引用的材料,多散见于《三国志》《晋书》中。他对典籍的熟悉程度与“剪辑”史料的功力,可见一斑。 钱穆并非经济史专题研究者,而是具有“通史之才”的传统史家。故考察本书写作,与专题史学者相比,具有大视野、大气魄的长处,并且由于钱氏对材料的极大占有,故能做到旁征博引、信手拈来、融会四部、举重若轻,进而切中肯綮,形象地对结论加以说明,以史实而非所谓的“逻辑”支撑论点。例如:讲井田制,他引用《诗经》《周礼》《左传》《孟子》;讲汉代制糖业,他引用《方言》《楚辞》《四民月令》《齐民要术》;讲唐代经济,他更是直接引用到李白、杜甫的诗作……要言之,钱氏特别善于从各种看似与经济史相关性不大的文献中发掘材料,见微知著,而这也恰恰是“通史之才”与“专史之才”的最大区别。 诚然,正如一些人批评的那样,钱穆不谙西方经济学原理,个别论断往往流于迂阔、偏狭,其写作手法、关注重点亦大体承袭了历代《食货志》等典籍。但长远来看,观念终将陈旧,方法亦会过时,唯有基于扎实材料得出的结论,才能历久弥坚。从《中国经济史》的体例与写作上看,其价值即在于,钱穆不是站在经济学的角度讲经济史,而是站在整个历史的角度讲经济史。 经济史论文:从《新中国经济史》看改革开放的探索历程 【摘 要】 本文通过分析指出,《新中国经济史(修订本)》阐述了新中国成立到初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历程,具体分为三个阶段。即:艰难的探索与成长阶段、改革开放的序曲阶段、改革开放的新篇章阶段。这三个阶段,反映着历史的积淀。尽管改革开放的过程是一笔宝贵的财富,但也不能忽视改革开放之前的艰难探索历程。 【关键词】 《新中国经济史》;改革开放;艰难探索;新篇章 苏星先生作为老一辈经济学家,有着严谨的治学态度,经过四十年的漫长积累,秉承实事求是的宗旨,写成了首部全面反映新中国经济发展历程的巨著《新中国经济史》。《新中国经济史》首次于199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50年大庆之际出版,《新中国经济史(修订本)》于2007年出版。本书叙述了从新中国的诞生一直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的这段经济史。它具有经济研究的重要史料价值。熊彼特认为经济学分析的技术之一就是经济史,这是必备的经济学研究功底。有了经济史,有了翔实、丰富的史料,才能从中提炼出经济观点。《新中国经济史》的记述非常详细,很多资料来源于苏星先生从上世纪50年代起就开始收集保存的一手资料。苏星先生力求用丰富的史料,让广大读者切身感受新中国经济史。 一、艰难的探索与成长 《新中国经济史》在新中国的诞生篇里,描述了中国人寻求救国真理的救国历程,到新中国建立时,是一幅经济薄弱的画卷,经济基础决定了上层建筑,经济基础也决定了以后发展的艰难。从社会主义改造到改革开放,这条路充满了荆棘、曲折,其间有社会主义改造胜利的喜悦,也有的热情,更有十年的漩涡。每一步都走得很艰难。革命前辈的智慧在新中国的最初几十年中,都体现在他们对社会主义建设的艰难探索中。 中国的经济发展过程大致可以分为两个时期,从1978年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划分基线。在第一个时期,我国以单一的公有制形式和计划经济作为社会变革的目标,向苏联的社会主义过渡,在1956年提前完成社会主义的改造后,单一的经济形式和计划经济并没有在我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中发挥出它的优越性。在第二时期里,根据国家的大政方针,根据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我国开始了从单一经济形式向多种经济形式转化和市场经济多元化发展,实行新的改革创新管理机制。在经历了60多年的发展,我国在大力推进工业发展的同时对经济体制的改革也是起到了推动的作用,终于让我们找到了一条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建设的经济建设发展道路。 在新中国建立起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中,中国经济发展的速度和制度的完善程度是变化最快的一个时期。在短暂的几年时间里,平复中国大陆上动荡百年的战乱,又用三年的时间,从战后凌乱的废墟上逐渐建立新的国民经济体系,并在贫穷落后的基础上逐步恢复经济建设,并且取得了惊人的成就。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胜利完成,为中国大陆的工业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大大缩短了中国与发达国家工业发展水平的距离。另一方面,这七年又是中国历史上经济制度变化最剧烈的七年。 1958年是中国实施第二个五年计划的第一年,也是我国摆脱苏联经济建设模式、走中国自己经济建设道路的开始。而1978年,即在中国进入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体制的20年后,所经历的曲折、挫折、灾难、困惑,又开始孕育着一场新的探索。从1958年至1978年的20年间,是中国共产党带着社会主义改造胜利和一五计划成功的喜悦开始,最后带着“”后的痛苦反思、对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困惑而结束的。就经济建设来说,这20年我国取得了很大成就,在西方封锁、中苏交恶的国际环境中,基本建立起相对独立的工业体系,除了在国防工业、尖端科学方面取得了巨大进展外,还在改善基础设施、缩小沿海与内地差距方面取得很大成绩。总得来说,这个时期尽管国民经济增长速度不算慢,但是经济建设是付出大于所得,挫折的痛苦多于成功的欢乐,失败的教训多于成功的经验。 二、改革开放的序曲阶段 改革开放在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时,正式拉开了序幕。而在这之前,可以从1972至1978年这段历史中看出,改革开放的序曲已经开始奏响了。改革开放的序曲,是中国经济与世界接轨的前奏,反映了中国经济融入世界的内在驱动。1972年尼克松总统访华,已经为新中国走向世界开创了良好的国际环境。、等老一辈革命家,为中国走向世界开拓了先行环境。从1976年12月到1977年5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召开了一系列全国性的会议,目的是解决国民经济中存在的问题,使生产、生活秩序恢复正常。1977和1978年两年,我国国民经济恢复和发展比较快。1978年7月到9月,国务院研究加快我国四个现代化问题,提出要放手利用国外资金,大量引进国外先进设备。冶金和化工部门计划大规模引进国外设备,拟建大量项目。在当时的国内条件下,政策并未充分符合现实,强调加快建设速度,加剧了原有国民经济比例失调的问题。尽管如此,这样的思想还是反映了中国融入世界的迫切要求。当时很多政府官员出国考察其他国家的环境,也为后来的改革开放作了铺垫。历史是不断地成螺旋式发展的,是不断渐进的。这一转折时期的经济史也不容忽视。 三、改革开放的新篇章 在1979年之后,中国的发展速度就提升了很多,为新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打下了好的经济发展基础。改革开放30多年,书写了我国历史的新篇章。是整个中华民族历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30多年的经济改革,经历了农村家庭联产承包制的改革,国有企业从扩大经营自主权到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改革,实行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和全方位、多层次的对外开放,完成了从计划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变。 经过30多年的经济体制改革,把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与市场经济相结合。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确定什么样的目标模式,是关系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的重大问题。经过长期探索,我们党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成功指明了方向。我国经济改革坚持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从中国实际出发形成了实现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一系列体制机制,其中包括:在所有制结构的改革上,既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又发挥多种所有制经济的积极作用,既坚持国有企业的市场化,又坚持发挥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在收入分配改革上,既坚持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又坚持多种分配方式并存,既注重提高效率,又注重实现公平;在生产要素市场的发育上,既促进国有资本在市场上的自由流动,又保障国有资本的保值增值和发展壮大,既促进劳动力资源通过市场进行配置,又保障劳动者比较充分的就业和劳动关系的和谐;在对外经济关系上,既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又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既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又强调维护国家经济安全、走自主发展道路;在政府职能的改革上,既强调为发挥市场的基础作用创造条件,又强调加强和完善政府的宏观调控,既坚持中央政府在宏观调控中的权威性,又坚持发挥地方的积极性;在改革方式上,既坚持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鼓励一切从实际出发,大胆创新、大胆试验,又强调统筹兼顾、协调配套,有计划、有重点、有步骤地推进改革。 一切当前的现状,反映着历史的积淀。苏星先生书写的《新中国经济史》,体现着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人不断改革探索的历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来之不易,经历了几代人的艰难探索。新中国走过的改革开放及其以前的路程,都需要从经济分析的角度进行分析。无论是社会主义改造,还是社会主义经济体系的建立,都需要用历史的视角看待。改革开放的过程是一笔宝贵的财富,也不能忽视改革开放之前的艰难探索历程。 薛 睿(1984-)女,博士,长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研究方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经济史论文:中国经济史中的人口发展与社会组织 提要人口数量的多寡往往决定着不同的社会生产方式,进而也决定着不同社会组织形态和社会结构。人口既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也是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标志。为了维持强大的中央集权体制,中国古代就在广大农村建立了乡里基层组织,以加强国家对社会的控制,从而有效地组织生产和征收赋役。同时,受宗法观念以及社会分工与社会分配的影响,中国古代社会形成等级明晰的阶级与阶层结构。 关键词:人口;社会组织;阶级结构 当前中国处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建设中,越来越多的人,希望更多地了解和学习一些经济的发展历史,以企在通古今经济之变的过程中获得教益,增强自身对复杂经济问题和理论的理性认识能力。 一、人口数量的发展 (一)人口数量增长的历史轨迹。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历代统治者往往将户口的多寡作为国力盛衰、社会治乱的重要标志。更为重要的是,户口是政府征收赋税、征发徭役的重要依据之一,因此对户口的统计和调查极为重要。 (二)人口数量增长的阶段与特点。中国传统社会人口的增长过程可分为五个阶段: 第一阶段:自商、周、秦至公元初西汉末年,人口增加到约6,000万人。 第二阶段:自东汉至8世纪中叶的盛唐,人口增加到约8,000余万人。 第三阶段:从中唐经五代,至北宋期间的12世纪初,人口突破1亿人,在13世纪初达到近2亿人。 第四阶段:明末清初人口的下降在17世纪初得到恢复,至19世纪中叶达到4.3亿人的高峰。 特点:1、人口自然增长缓慢;2、人口数量增长呈现大起大落的阶段性特征;3、人口增长的不平衡性。 二、社会组织与阶级结构 (一)家庭、宗族与聚落。家庭是基于婚姻关系、血缘关系和收养关系而形成的社会生活共同体,是人口再生产的单位,是社会的基本细胞。在以小农经济为主体的中国传统社会中,家庭也是一种基本的经济生产单位。而宗族则是由若干个有父系血缘关系的家庭在宗法观念的规范下组成的社会群体或社会组织,由于中国传统社会属于宗法社会,宗族血缘关系就构成各种社会关系的基础和主体。宗族作为社会群体或社会组织,长期存在于中国古代社会。 (二)中国古代的宗族组织。殷商时宗族就已诞生,到周代宗法制度就相当完备和盛行,上至天子下至庶民无不建立自己的宗族组织。 周代宗法制度的特点是大小宗法制和分封制相结合,且大宗、小宗等级森严。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发生了重大变化,宗族制度也随之发生变化。 公元前221年,秦统一中国,废除了分封制,全面推行郡县制,建立起中央集权制,这使固有的宗子宗族制不复存在,但在官僚体制下,一批世代为宦的官僚家族又逐步发展起来,经两汉时期的发展,到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形成了士族宗族制。 东汉末年,豪族大姓已经空前膨胀,他们控制地方民众,左右中央政局。曹魏时代曾经推行强化政府对官员选拔的九品中正制,即郡置中正、州置大中正,中正由官吏兼任,其主要任务是评定人物,并以此作为政府用人的依据。 西晋政府还给予士族以一定的荫族、荫客以及免役等特权。士族以家庭为单位,拥有各种特权,中古时期尤受推崇。 东晋南朝时的谱牒之学极盛,其主要目的是为了分辨族属支派分化之殊,以明亲疏贵贱、保障士族自身的特权为主旨。 宋代是我国宗族制度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阶段,即由门第等级型宗法制度向庶民型宗法制度过渡。 宋元时期宗族制的实践者主要是官僚士大夫阶层,到了明清时期才真正出现宗法理论庶民化,祭祖活动普及于民间。 清康熙九年(1671)颁布“上谕十六条”,前二条即为“敦孝第以重人伦,笃宗族以昭雍睦”,以孝治天下的宗族政策十分明显。国家基层政权和族权渐趋合一,宗族逐步成为维系王朝统治的基层社会组织。 (三)聚落形态。一个血缘群体往往集中居住在一个点上,形成聚族而居的村落形态。这一现象自东汉以后已较为普遍。宋代以后,特别是明清时期,这种聚族而居的风气更为盛行,清代张海珊在《聚民论》中说“今者强宗大姓所在多有,山东、西江左右以及闽广之间,其俗尤重聚居,多或万余家,少亦数百家”。直到20世纪初,各地村落家族聚族的现象依然没有实质性的改观,可以说家族聚居是中国乡村居民的主要居住形式。 这种家族聚居的聚落形态是与特定的社会生产和生活方式相联系的。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坞堡以及后来的山水寨等一般与社会动荡不安有关,宗族聚居便于保障本族人的安全,而承平之时的聚居则是受农耕经济、宗法观念的影响,这种聚族而居的聚落形态使得血缘与地缘达到统一,在增进宗族凝聚力的同时,也强化了宗族组织对族众的管理和控制,从而使家族组织成为中国传统社会结构的基础。 (四)聚落与环境。聚落是人类聚居和生活的场所。聚落环境是人类有意识开发利用和改造自然而创造出来的生存环境。早期人类的聚居地一般都选择在地形、气候等自然条件比较优越、自然资源比较丰富的地点。例如,我国陕西蓝田猿人的遗址,就在一条河流最高的阶地上,当时那里的气候温暖湿润,有较多的动物可供捕猎(仅考古发现被捕猎的动物种类就有42种)。随着人类利用和改造自然的能力不断提高,人类活动的领域不断扩大,由热带、温带逐渐扩展至寒带,创造出各种形式的聚落环境。 综上所述,人的需要及其满足方式的社会历史性决定了人与社会都处于变化发展之中。因此,需要从人的发展和社会发展的总体历史进程中考察人和社会,探讨人与社会交互作用、演化发展的规律性。聚落的外部形态、组合类型无不深深打上了当地地理环境的烙印。同时,聚落又是重要的文化景观,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区域的经济发展水平和风土民情等。当然,聚落也对地理环境和人类的经济活动发生作用,城市聚落对经济的发展和分布有着巨大的影响。人口数量的变化,往往是与一定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相关联的,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类利用自然环境从事物质生产的能力。聚落作为人类适应、利用自然的产物,是人类文明的结晶。 (作者单位:北京工商大学) 经济史论文:关于经济史教学中的若干思考 [摘要]经济史是理论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经济史课程的学习能够给学生以思考、理解问题的新视角和新方法,有利于经济专业学生史学思维的培养和完整知识结构的构建。然而,目前经济史教学面临着诸多的问题和挑战,为此,应从经济史课程在经济学本科专业教学中的定位出发,从教材、教学方法等方面加以改革,以适应本科生的需要,提高教学的效果。 [关键词]经济史;教学;思考 [作者简介]侯燕,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经贸学院讲师,硕士,郑州450015 经济史是人类在一定时期经济活动的总称。作为经济学领域的一门基础学科,经济史研究的是以往的某个时期不同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历史。在教育部的规定中,将经济史课程作为经济学专业的基础课程。对经济学专业的本科生来说,通过对经济史的学习以及经济发展演变的具体过程的考察,可以为理解经济学理论和更好地探究经济发展规律提供历史学的方法,拓展其思路,也可以为其它应用学科的学习提供大量的经验和资料,对构建经济学学生的完整的知识结构有着重要的意义。 一、经济史的学科性质 经济史的研究是跨学科的综合研究,它不仅是经济学和历史学研究的交叉,还涉及到政治学、社会学等多个领域。目前,经济史学科的设置存在两种体系,经济院系与历史院系都可以设置和教授经济史课程。但由于经济学中的经济史与历史学中的经济史对问题的研究方法、视角等有所不同,两者研究的侧重点以及研究结果的表现也存在着差异。不可否认的是,经济史与经济学和历史学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然而对大多数经济学专业的本科生而言,对此并没有一个清晰的认识。实际上,经济史作为一种跨学科的研究,仅仅用经济理论、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与仅仅用历史学的研究方法都是不够的,而是需要两种研究方法的有效结合,缺一不可。 1.与经济学的关系 有学者提出,经济史是经济学的源,经济理论就是从历史的长河中凝练和抽象出来的,而任何的经济理论也离不开大量历史事实的验证。制度经济学家和经济史学家诺斯曾指出:被认为是约束演进理论的经济史,不仅能解释过去的经济绩效,而且为现代社会学家提供了一个可以用以解释现代政治经济制度绩效的日臻完备的框架…㈣”。 经济史研究的是以往某个时期的经济活动,探讨其社会经济结构、经济制度以及各种经济关系,并探索经济、社会变化和发展的规律。而被称为社会科学的皇后的经济学是以人类各种经济活动和各种经济关系为研究对象,研究个人、组织和社会经济行为的学科。从研究对象上来讲,经济史与经济学大致相同。经济学研究中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是其两种基本的分析方法,而经济史可以看作是实证经济学的基础。经济史为现实经济的实证研究提供了大量的经验、事实,同时我国的经济发展有着其区别于西方的特色,因而西方的经济学理论中国经验的证实与证伪的检验。而经济史区别于一般历史研究的特点也在于经济史是运用经济理论去阐明经济规律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所表现的具体作用。具体而言,是利用经济理论来考察历史上的经济活动,总结经验教训,供人们在解决现实经济问题时借鉴和利用。 2.与历史学的关系 经济史与历史学的关系也是既有联系也有区别的。联系主要体现在经济史属于历史学的范畴,两者的考察对象在一定程度上是重叠的,比如两者都是考察以往的经济、社会状况和经济的发展轨迹等;在叙述方法上,两者都重视时序性,“用史料说话”的分析方法也是一致的。当然,经济史与历史学的研究也存在较大的区别。主要体现在:两者的任务不同,经济史的重要任务之一是要通过对经济理论的不断证实和证伪来推动经济学的发展,但这在历史学的研究中却并非重点。再者,经济史需要在史学家的人性判断中,加入“经济人”的假设,因而两者研究的观念不同。此外,两者的研究方法也有差异,经济史在研究中一方面运用史学的方法和理论,另一方面则尽可能地借用经济理论如交易成本理论、创新理论等和经济分析工具如数学模型、经济图表等来展开分析。 二、经济史教学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熊彼特曾说过,经济学家应该掌握三门知识,一是经济理论,二是统计学知识,三是经济史。如果三门中只能学习一门的话,情愿选择经济史,而放弃前两门。然而今天经济史研究逐渐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但经济史教学却越来越沦为经济学教学中的边缘学科。究其原因,既与当前全社会对于应用技能的重视和对基础学科教育的忽视有关,也与经济史课程的特点以及经济史研究与现实经济的脱节关系密切。可以说,在经济专业日益受到社会的重视并作为中国高等教育的重心之一的今天,经济学专业的经济史教学面临更新的压力,也存在着很多亟待解决的问题。 首先,经济史教学很难受到高校以及经济院系师生的重视,存在日益被边缘化的趋势。经济史是一门非常重要的课程,是教育部规定的经济学专业必修的专业基础课程之一。经济史是理论经济学的重要内容,是经济学专业人才的培养中必备的基础知识和专业素养。然而目前在全国众多高校的经济院系的教学中,开设经济史课程的还较少,而即便开设了类似课程的经济院系,大多数师生也是敷衍了事。 其次,经济史课程的师资培养不够,不能较好地适应经济学专业教学的需要,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经济史教学的效果。在学科设置上,经济学和历史学专业都可以独自地培养经济史方向的硕士和博士研究生,当然,由于两者各自所设置的培养方案以及知识结构的差异,不同学科培养出的师资在知识结构、研究方法、教学思路等方面也有所不同。经济学专业的经济史教师更倾向于利用经济理论、经济方法研究问题和教授学生,而历史学专业的经济史教师更倾向于史学理论和史学方法的研究和教学。然而,无论是经济史的研究还是教学都需要两种方法的结合,而经济史课程的教学更需要同时具备两种知识结构的高素质的教师队伍,这些问题都给当前的经济史人才的培养提出了挑战。 再次,缺乏适应本科生学习的较好的经济史教材。在目前国内经济史类的教材中,编年体体例的教材占了大多数,以中国近代经济史为例,大多数教材都将自1840年鸦片战争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的100多年的时间划分为清末、北洋政府统治时期、国民政府统治时期、抗战、解放战争等几个时期进行阐述。编年体体例的教材在史实的叙述和衔接上有其不可替代的优势,但与现实经济的结合较少,也缺乏与本科生所学的经济学理论的联系,更未能很好地利用经济学理论来分析经济问题,达到“以史为鉴”的目的。加上教材中的许多内容与中学历史教材多有雷同,因而在内容上很难吸引学生,不仅影响了教学效果,更严重的是使学生忽略了经济史与经济理论、历史与现实的联系。 三、对经济史教学中存在问题的思考 本科教育是大学教育的根基,对经济学专业的本科生而言,理解经济学理论与掌握经济发展的历史同样重要,而且,经济史的学习能够给学生以思考、理解问题的新视角和新方法。比如熊彼特指出:我们知道历史的叙述不可能是纯经济的,因而在考察经济史的过程中,势必会将某些并非是纯经济的“制度方面”的原因体现出来,因此,它提供了最好的方法让我们了解经济与非经济的事实是怎样联系在一起的以及各种社会科学应该怎样联系在一起。而诺斯也曾指出:这些制度的――经济的和非经济的――建立和破坏,并不是发生在真空里,而是人民在历史上归结的机会和从价值准则中所引出的观念的结果。 具体而言,一是经济史教学的定位问题。在经济史教育教学方面,应当依据学生的不同层次采取不同的思路和教授的方法。对本科生教育而言,应以基础知识的学习为主,注重经济发展过程中基本史实的教授和经济发展历程的把握。而且对于经济学专业的本科生而言,经济史的学习不仅仅在于掌握了多少经济史的知识,还在于培养其看待经济问题的另一种思路和史学的思维的培养,因而在教学中应注意引导学生运用历史的视角分析经济问题,并更加注重对于学生的史学研究方法的培养和学生素质的提高。 二是在教授内容的选择上要注重与经济理论结合,注重与现实经济问题相联系,提高学生的兴趣。在课程内容的安排方面,以专题的形式来讲授经济史中的相关内容更符合经济学专业本科生的特点,容易吸引学生,也能够更好地将经济理论与经济史相结合,并能适当地将目前经济史研究的热点问题介绍给学生。以中国近现代经济史为例,完全可以将其分为工业、农业、国际贸易、金融等专题来讲解,这样做既能区别于中学时所学习的经济史知识,提升大学学习的专业性,也能引起学生的共鸣和对问题的深入思考。 当然,在教材的选择上,也要注意与专题讲授课程的配套。目前,已经有学者在教材的编撰方面作了一些有益的尝试,如赵津在近代经济史的编撰中就撇开时间顺序的束缚,将近代109年的经济发展史的内容划分为工业、农业、金融、外贸、资源与人口、市场化、城市化、产业结构、政府职能、国民收入分配等12个专题。这种对经济史教材内容的设计与现实经济问题的关系更加紧密,更适合经济学专业本科生的需要,一定程度上也更容易给学生以研究方法和思路的启迪,提高教学效果。 三是注重思维方式的培养。对本科教育而言,注重的不仅仅是知识和技能的学习,更是思维方式方法的培养。经济史是一门跨学科的课程,内容既涉及到如何运用经济理论研究经济史,也涉及到如何运用历史的方法和视角来看待现实问题。毕竟在一定程度上我们可以说当今社会中遇到的所有的问题都是历史累计而成的,而且任何经济问题的解释和解决都要受到政治的、社会的非经济因素的影响,而经济史的分析中势必会涉及到这些非经济的史实,因而在这方面,经济史可以为我们提供最好的方法去了解各种经济与非经济的因素是如何联系在一起的。可以说,比起具体的经济史知识的讲授,如何把史的方法和思维传授给学生更为重要。 四是采用教师讲授、课堂讨论等多种教学方法,提高教学的趣味性。教师讲授是经济史教学中最基本的手段,但是偏重于大量资料的讲授很容易变成史料的堆砌,深度不够;而偏重于理论和方法的讲授又枯燥乏味,因而如何将两者有机结合对教师来说是一个考验。而采用课堂讨论,甚至是实践教学的形式可以提高学生学习的兴趣和主动性。为学生选择适当的题目,要求学生查阅相关的历史资料,并运用经济理论分析问题,为今天提供借鉴。例如,当前中国经济正受到世界金融危机的冲击和影响,也是学生们关注的热点问题,因而可以以历史上的几次经济危机为题目,带领学生进行课堂讨论,既可以让学生更深刻地接触历史资料,加深学习的印象,也能促进学生多角度地来看待历史问题和当前所面临的经济问题。 五是采用多种方式相结合考核学生的成绩。不同的考核方式侧重点不同,考试尤其是闭卷考试能够较好地考量学生对于基础知识点的掌握情况,而论文的考查方式则更倾向于测试学生对问题的理解和分析能力,检查学生笔记则能够对学生的日常学习起到较好的督促和检查的作用等等。因而应采用多种方式结合的办法来考核学生的最终成绩。当然,这里有个比例的问题。鉴于本科教育阶段的特点和经济史课程的考察重点在于学生的研究和思维方法的学习,笔者认为,应将论文作为主要的考核形式,并辅助以笔记检查、课堂表现考核等形式。这样做既可以兼顾到学生的平时表现。又可以使其主动查阅相关资料,并逐渐了解如何运用历史的方法来看待和研究问题。
海洋经济论文:海洋生态经济论文 1天津市发展海洋生态经济的机遇和基础 经过多年的发展,我们发现只有遵循生态原则的经济才是可持续的,因而需要采取有效措施,探索建立符合可持续发展原则的生态经济模式。海洋生态系统是海洋经济发展的平台,与人类经济活动相叠加而耦合成海洋生态经济系统,而海洋生态经济则是在海洋生态系统承载能力范围内,通过挖掘海洋资源潜力来建设的海洋生态健康、可持续发展的海洋产业经济。 1.1天津市发展海洋生态经济拥有难得的发展机遇 发展海洋生态经济,拥有国家的政策支持,与环渤海区域发展战略相一致。一方面,党和国家高度重视海洋经济,为天津海洋生态经济发展创造了难得机遇。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指出,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发展海洋经济,保护海洋生态环境,建设海洋强国。国家海洋局指出要把海洋生态文明建设摆上更加突出的位置,坚持规划用海、集约用海、生态用海、科技用海和依法用海,推进海洋生态文明示范区建设,提高海洋生态承载力,把海洋生态文明建设贯穿到海洋工作的全过程。另一方面,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实施,为天津海洋生态经济发展提供了必要条件。随着京津冀一体化战略的加快实施,环渤海经济圈迅速崛起,对于天津来说,要充分发挥环渤海中心城市的作用,辐射和带动周边沿海地区的经济发展,全力构筑现代海上丝绸之路,这些都为天津海洋生态经济发展提供了空前的机遇。 1.2天津市发展海洋生态经济具有良好的发展基础 近年来,天津在探索生态循环经济发展的道路上取得了一些成绩,为全面发展海洋生态经济奠定了基础。例如,在汉沽建立了以北疆电厂为代表的国家循环经济试点,打造了集海水冷却、海水淡化、浓海水制盐、海水化学资源提取、废物再利用为一体的循环经济产业链条,实现“五位一体”的良性循环,真正将海水“吃干榨净”。其中,一期和二期工程分别采取摊晒制盐和工厂化真空制盐的方式进行,对浓海水进行综合利用,在有效避免浓海水直接排海而造成生态破坏的同时,并产生巨大的经济效益。另如,天津临港经济区作为部级循环经济示范区,规划建设按照远近结合、长短结合原则,集约节约利用岸线资源,形成了产业聚集,在发展特色产业的同时更加注重生态建设,目前已建成了具有生态修复和污水处理功能的临港生态湿地公园,据统计每天可对1.75×104t污水进行生态净化,并将其全部作为景观用水,实现了污水“零”排放。 2天津市发展海洋生态经济的主要路径 进入21世纪,随着海洋开发热潮的不断掀起,作为沿海超大型城市的天津,也在不断探寻海洋经济发展的捷径,坚持海洋开发与保护并重,协调海洋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平衡,由此可见,在天津海洋经济发展中引入生态模式,已是大势所趋。按照海岸带不同区域,有针对性地打造特色鲜明的海洋生态经济体系。 2.1在潮下带———浅海区域发展海洋生态经济 在潮下带———浅海区域发展的海洋产业,主要有海水增养殖业、海洋捕捞业、海洋交通运输业,其生态经济模式主要体现在这三个产业各自内部的节能减排方面。例如海水增养殖业的生态经济模式,其本质是遵循生态学原理,利用海洋生态系统的食物链和共生关系,形成鱼虾贝藻立体多元养殖体系,目的是增加有益成分,减少物质残留,减少海水污染,目前主要有贝藻套养、轮养、循环水养殖、立体化养殖等模式。同时,积极研究高效、低污染的规模化养殖模式,推广无公害养殖,包括养殖水域水质监测,养殖生物疫病测报防治,技术示范基地建设和技术服务网络建设等,降低养殖的技术风险。此外,以投资规模大、技术含量高为方向,适时建立沿海养殖基地、海水产品开发基地等平台,促进海水养殖业向基地化、规模化发展。 2.2在潮间带区域发展海洋生态经济 在潮间带区域发展的海洋产业,主要有海洋盐业、滨海旅游业、海水利用业,其中循环产业链主要有海水综合利用产业链条。一直以来,天津是我国水资源较为短缺的沿海城市之一,近年来随着沿海大开发战略的加快实施,临海工业用水量进一步加大,进而造成淡水紧缺的形势更加严峻。因此,应提高海水利用率,特别是在电力、钢铁、化工等行业增大海水利用量。近年来在电厂中,天津市广泛采用了热电联产方式,已经有了较大突破,首先利用海水作为直流冷却用水,尔后对海水进行淡化处理,并将淡化水用于供热,同时还可将淡化后的浓海水进行制盐,进而提取海水中的化学资源,延伸了产业链,由此构建了高效的海水综合利用产业循环链,与传统热电分产相比,此产业链提高了能源利用率,形成了一种高效的生产方式。 2.3在潮上带———陆地区域发展海洋生态经济 在潮上带———陆地区域发展的海洋产业,主要有海洋船舶工业、海洋化工业、海洋装备制造业等产业,它们均是对环境污染较大的产业,且地处沿海地区,致使废水、废气、废渣的产生严重威胁着海岸带生态系统。因此,对于此地区的产业,要发展生态经济模式,关键在于控制废弃物的产生量和排放量,主要包括以下两方面:一是,提高对废弃物的利用率,由于产业链条较长,可通过生态工业园区模式发展,重点建设废物代谢链条,在产业内部、产业之间建立有机联系;二是,要减少废弃物的排放,首先是从源头上降低废弃物的产生量,通过关键、优秀技术创新,大力开展清洁生产,同时要在生产过程中的每个环节进行严格控制,有效降低废弃物产生的可能性。总体看,要从企业内部的清洁生产到废弃物的循环利用等多方面入手,着力打造海洋生态经济产业链。 3结语 总之,天津应加快转变海洋经济发展方式,统筹海洋开发强度与利用时序,强化海洋资源集约节约利用,优化海洋产业结构和布局,推动海洋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相协调,探索绿色经济、低碳经济模式,推进海洋产业的节能减排和清洁生产,确保天津海洋经济发展实现经济效益、生态效益、社会效益相统一,真正打造基于生态理念的海洋经济发展体系,为促进滨海新区开发开放,全面提升城市发展优秀竞争力保驾护航。 作者:虞子婧张文亮单位:天津市联合环保工程设计有限公司天津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海洋经济论文:我国海洋经济论文 1海洋工程技术进展分析 对海洋工程技术进展的分析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分析: 1.1海底汽油资源开发的工程技术海底汽油资源的开发要借助FPSO系统、SP及TLP,它们分别是浮式生产储运系统、浮式独柱平台和张力腿平台。浮式生产储运系统早在很久以前就被应用在边际油田和油田的早期生产系统中,近年来它被应用的范围更加广泛。之所以被广泛应用是因为它的投资周期比较短,而且投资小,再加上它逐渐的成熟,所应用的范围不断增加。当前,这种系统已经可以用在台风的袭击地区,即使在台风的风浪中也可以不断的进行生产。另外,它也可以应用在冰冻海域,包括极其寒冷的极地地区。也有很多人为了减少投资的成本,将浮体利用旧船进行改造,也有显著的成效。浮式独柱平台是一个主体直径较大,吃水量高的高科技浮体,它的柱内可以储存很多的油,它的中部有缆绳锚固于海底,同时底部也瞄固于海底。浮式独柱可以被应用在深达3000米的海区,它的造价较低,而且安装便利,可以反复的使用,对边际油田来说比较适用。除此之外,它的主体内部可以储备油,并且可以有效的保护立管,自身运动不受水深的束缚,适用于海水比较深的海域。张力腿平台是除了浮式独柱平台以外的另一种适用于深水的油气田海洋平台,它可以有效的避免在海水中发生共振的现象,并且限制了自身的垂向运动。它的应用已经有较长的历史了,但是到现在应用的平台数量并不多,它还存在很多问题没有被解决,还正在被研究之中。 1.2水产资源的开发利用工程技术目前,由于人类的不断开采海底资源,造成海水资产的不断减退,为了保护海洋产业的可持续性发展以及保护保护海洋环境,海洋水产业应该适度的发展远洋捕捞,还要加大力度发展深水养殖,以平衡海底资源。当前,深水养殖主要利用深水养殖网箱进行养殖,我国当前主要依靠进口的深水养殖网箱,国外的深水养殖网箱主要有重力式的网箱、飞碟式的网箱以及锚拉式的网箱,它们其中有的可以控制深沉,当遇到特大风暴的时候,它们自身可以自动的下沉以避免风浪的袭击。除此以外,它们本身还具有抗风浪能力强的优点。由于国外产品的价格比较高,我国当前主要进口重力式网箱。 2我国海洋经济发展策略分析 我国不仅拥有广阔的路地面积,还拥有广阔的海域。据调查,我国的海域面积约为300万平方千米,约占我国国土的三分之一。我国沿海地区的经济相对比较发达,并且发展速度快。但是,我国的海洋经济发展目前还处于起步的阶段,到20世纪末我国海洋经济的总产值占全国国民经济总产值比重约为百分之五,这和全球的经济平均水平相比远远的低于全球经济的平均水平。为此,我国要想有效的发展海洋经济就要进行一定的整合与思考。 2.1以实施海洋经济强国战略为前提,推动海洋经济的发展海洋经济强国反映了时代经济的发展要求,符合我国的经济结构布局及需求,更加反映了我国正在逐渐适应世界经济全球化的客观要求。我国东部沿海地区的经济较发达,为东部沿海地区发展海上贸易奠定了经济基础,而且海洋经济贸易在东部沿海地区比较容开展起来,见效又快,一定程度上促进我国的经济发展。由于海洋经济的发展要坚持走可持续发展的路线,所以在对海洋进行开发利用的同时,需要注意: (1)要加强对其环境的保护和海洋防灾抗救能力; (2)为了迅速的发展海洋经济,要对近期发展和长期发展制定可行的规划,将人力资源和资金资源投入到近期的发展目标上来,使海洋经济得到更有效的发展。 2.2在发展海洋经济的同时要注意海洋资源利用技术的开发及高度重视海洋基础的研究海洋经济的不断发展是以海洋资源利用技术为前提的,如果海洋工程技术不完善且不科学,就会一定程度上影响海洋经济的发展。由于海洋自身的特殊性及复杂性,海洋工程技术的发展还要依靠对海洋基础研究,如对当地的风、水流、水质、水环境等的研究与了解。如果海洋资源利用技术的开发忽视对海洋基础的研究,很有可能造成难以弥补的损失。 2.3发展海洋经济的同时要突出重点当前,海洋经济的发展重点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发展。 (1)以开发利用海洋能源为重点; (2)以水产资源的开发利用为重点; (3)以海洋的交通及通讯通道作为开发利用的重点; (4)以海水为开发利用的重点; (5)以海洋空间为开发利用的重点。由于海洋的环境比较复杂,并且影响开发利用的因素有很多,风险性很高,所以要推动海洋工程技术的不断发展,以确保海洋经济的发展。 3结束语 近年来,由于科技的不断发展,各国的海洋工程技术也正在逐渐的发展完善。海洋作为人类生存发展的最后领域,具有相当多的资源。就我国的海洋资源来而言,我国东部沿海地区的海洋资源比较丰富,而且海洋面积大约占了陆地面积的三分之一。对海洋资源的开发利用主要从水资源的开发利用、海底碳氢水合物资源多的开发利用以及海洋作为交通、通讯通道的开发利用等。在对海洋资源的开发利用同时还要求相关人员注意对海洋工程的研究与发展,为海洋经济的发展提供科技保障,不断的推动海洋经济的发展。 作者:孙文康刘东阳童元正单位:浙江海洋学院 海洋经济论文:沿海地区海洋经济论文 1广西海洋经济存在的问题 海洋经济总产值低,海洋经济水平低下建国以来,广西的海洋经济总产值一直偏低,落后于其他大多数沿海省份。尽管我区海洋经济近年来出现了较快的发展势头和速度,但是必须清醒地看到,我区海洋经济尚处在起步阶段,我区海洋经济总量和产业规模还很弱小。2010年广西区海洋经济生产总值为570亿元,远远落后于广东省海洋经济的生产总值8291亿元;广西区海洋生产总值仅占广西区国民生产总值的6%,也远落后于广东省的18.2%。总体而言广西海洋经济仍处于低度发展,经济总产值较低,海洋经济水平低下。从经济发展模式上来看,广西沿海地区海洋经济仍处于粗放型开发阶段,海洋经济产业结构比例仍不合理,海洋产业门类仍不太齐全而且仍以低技术传统海洋产业为主,传统的海洋渔业占据了海洋经济总值超过一半的比重,海洋科技附加值偏低。因而,广西沿海地区要转变海洋经济增长方式,力推海洋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走一条可持续发展的海洋航路。 2广西海洋经济发展方向 要真正促进广西沿海地区经济社会和谐快速发展,充分利用我区的海洋资源优势,发展好海洋经济及其依托海洋资源优势的临港产业至关重要。不仅如此,我区海洋经济的发展对扩大我区的对外开放和促进整个广西的经济发展也可以起到很强的支撑和引领作用。 2.1加强港口基建,服务海洋经济发展 充分整合利用我区各港口资源,加强港口泊位建设,疏浚深水航道,拓展港口作业区。加快建设和完善港口保安、视频、通讯、雷达、船舶识别系统和基站,加快电子口岸海运物流平台向三个沿海港口的移植工作。完善港区铁路输运系统,完善从货物装船、离岸、航行、进港到装运送达物主的一条龙物流体系,加快把沿海三大港口建成功能齐全、分类明确、吞吐量大、班期航线多、集疏运快捷大中小泊位相匹配的现代化大港,发挥港口对海洋经济的引领作用。 2.2加强环境监测,重视海洋环境保护 强化重要海洋生态功能区保护与生态修复,做好海洋污染防治工作,严格控制近海环境污染,开展局部受污海域治理。加强海洋环境监测能力建设,建立健全海洋环境监测体系,积极开展海洋环境监测能力的标准化建设,加强对各种海洋开发活动的环境跟踪监测。加强对海洋产业规划一票否决机制建设。 2.3实施人才战略,坚持科技兴海战略 切实贯彻落实《国家“十二五”海洋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加快海洋技术创新和体制创新,加大海洋科技投入,引进和培养海洋产业发展所需的各类人才,注重海洋科技成果的转化和应用,重点培育造船业等附加值高、科技含量高的海洋产业。3.4做到统筹协调,提升海洋综合管理水平海洋经济管理涉及众多系统和部门,海洋经济管理工作面宽、量大。欲把海洋经济做大、做强,需要整合各部门资源,设立一专门管理机构,统筹海洋资源的管理职能,建成责权一致、分工合理、决策科学、执行顺畅、监督有力的海洋行政管理体制。强化国土资源、发改、环保、交通、海事(海监)、农业、水产畜牧兽医局、建设规划等部门对海洋经济工作落实的领导和指导,研究协调解决海洋经济发展中的重大问题,负责总体推进本地区、本部门海洋经济工作,积极贯彻落实各项政策措施任务。 作者:刁春凤 单位:防城港市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 海洋经济论文:浅谈海洋经济发展及环境保护 【 论文 关键词】:海洋; 经济 发展 ;环境保护 【论文摘要】:改革开放以来,沿海地区因为便利的水上 交通 和丰富的海洋资源,使得经济飞速发展。但在经济发展的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海洋正在遭受着前所未有的破坏,如何在促进海洋经济发展的同时,让海洋的生态环境得到应有的保护,已成为全世界共同关心的话题。文章就针对海洋经济和海洋环境的相互作用,谈一谈自己的看法。 随着沿海经济的迅猛发展,近海海域遭到越来越严重的污染,使海域环境质量明显下降,生态环境日趋恶化,并对生物资源和人体健康产生有害影响。近海水域的污染已成为世界各国,特别是象我国这样具有相当长的海岸线和众多海湾的国家所共同关心的环境问题。海洋经济的发展还面临严酷的海洋 自然 环境,海洋灾害直接影响着海洋经济的发展规模、速度和效益,精确预报海洋灾害的发生、发展和应该采取何种防灾、抗灾和减灾工程措施,也成为严重关注的环境问题。为了开发海洋中的空间、矿产、渔业、能源等物质资源,需要在海上进行各类工程建设,在目前科技日益发展的情况下,工程建设的规模日益巨大,这些大规模的工程建设和海洋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也将是开发海洋中的一个应引起特别关注的重要问题。为了适应我国海洋经济的快速发展,海洋环境的日益恶化,海洋灾害的频发和海洋工程向大型化发展,近海石油气田的开发,以及海岸带开发过程中的后效问题的研究需要,针对我国重大海洋环境与保护问题开展研究是十分必要和迫切的。 在这方面,重点需要开展的研究课题大体上有三类。第一类课题是海洋环境特征对各类污染物作用的机理和 规律 研究,第二类课题是海洋工程设施防灾、抗灾和减灾研究,第三类课题是海洋工程及海洋环境工程与海洋环境的相互作用吸防治措施与对策。 一、海洋环境特征 对各类污染物的作用机理和规律研究以海洋流体动力对各类污染物迁移、扩散、转化规律的研究为基础,考虑各种自然环境因素(浪、流、风、光、温度、湿度)、物理因素(扩散、挥发、沉降、吸附、释放)、化学因素、生物因素的作用,揭示污染物在海洋复杂条件下的运动及演变规律,并建立海洋水质预测预报模型。此外,近年来,在我国沿海海域,赤潮频发严重。因此,除了加强赤潮的监测和预报外,也应加强在建立赤潮生长机理和发展规律方面的研究工作。 此项研究应通过现场观测、物理模型实验和数学模拟研究相结合的方法来进行。由于现场观测工作耗资巨大,且受到许多客观条件的限制,所获得的数据往往有许多综合因素的共同作用,很难将其中的单因素影响分离出来,因此,往往只能用它来作为对某一水质预测预报模型进行检验其可行性和精度的一个实例。 用数学模拟方法来建立海洋水质预测预报模型是一个较为有效的方法。目前,在这方面国内外已有不少水质预测预报模型,这些水质预测预报模型大体上都基于以下几方面的模型:水流数学模型;波浪数学模型;液流相互作用模型;近海海域污染物迁移转化数学模型。 在水流数学模型研究方面,对于较大范围的海域,通常可采用深度平均的潮流教学模型,对于紊动影响不显著的海域,可不考虑湍流影响,而对于湍流效应显著的区域,如排污口近区,则应考虑湍流效应。此外,采用坐标变换,可建立一种能够考虑复杂地形和套流效应的三维潮流数学模型,这样才能够较好地重现实际海域的三维潮流特征。在较小范围的水域,水流数学模型可以以n-s方程和通用的k-单流体数学模型。也可以基于多流体模型的基本概念,分别对两相本身的湍流输运规律以及相间相互作用规律进行模拟,建立两相湍浮力分层流的双流体数学模型。 在波浪数学模型研究方面,可应用bi—cgstab法求解由椭圆型缓坡方程离散得到的代数方程组,以提高求解效率。从水波发展方程出发,可导出一种用于大区域波浪变形问题的数学模型。通过引入弱非线性波色散关系,可使双曲型缓坡方程能够有效地考虑波浪的非线性效应。对高阶boussinesq方程的进一步研究,可使方程的色激性从入水到深水都达到很高精度,并提高方程的非线性精度,可以更精确的 计算 较深水域波浪的非线性特征。 针对带自由表面的波浪场问题,通过把能有效模拟自由面形态的n— s方程和波能平衡方程的结合,可导出一个能考虑破波能量损失的抛物型缓坡疗程,用这个方程可模拟规则波和不规则波破碎引起的波高变化。建立沿岸流数学模型,可模拟海岸上波高变化和破碎波波高、波浪增减水和沿岸流。 在波流相互作用模型的研究方面,对于弱流情形,可采用一种考虑流影响的修正的合流缓坡模型;对于强流情形,可采用在botssinesq方程中考虑流影响的模型。可以将辐射应力的计算公式与抛物型缓坡方程中的待求变量联系起来,建立一种辐射应力计算的新方法,用该方法可对较大区域均匀斜坡地形上的波浪辐射应力进行数值模拟。 在近海海域污染物迁移转化数学模型研究方面,基于n一s方程所建立的深度平均的二维应力一通量代数全场模型,可对非对称潮流作用下的侧向岸边排放问题过分数值模拟。以研究近海海域污染物迁移转化的三维预报系统作为目标,在分析近海环境中各种物理、化学和生物现象的基础上,针对近海海域水污染的特点,从三维湍流模型出发,在动量方程中引入表面风应力、底部切应力以及柯氏力的作用;在输运方程中引入反映物理、化学、生物等作用的源、汇项,可建立一个统一考虑物理、化学和生物等过程综合作用的近海海域污染物迁移转化的三维预报模型,它可为环境评价、水质规划、污染控制以及水域排污工程设计等提供重要的 科学 依据;同时对确定水域环境容量,从而制定水域环境保护策略,也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应用前景。 应该指出,在海洋水质预测预报模型研究方面,数学模拟无疑是一种十分有效的手段,但不论是何种数学模型,其模型中所需的必要参数和边界条件的处理是研究水质模型的技术关键,直接影响到水质模型的科学性和预测能力。而这些必要的数据是无法从数学模型本身来取得的,有些可以通过现场观测来得到,但其中一些最基本的卷数是要通过基本机理的研究才能得到,在这方面物理模型实验研究将是一个有效的手段。 能模拟海洋动力因素的先进实验设备, 现代 化的量测仪器和测试系统是开展物理模型实验研究的必备条件。进一步完善piv和lif的浓度场、速度场同步测量系统,可研究非破碎波浪、破碎波浪及波流相互作用下水流的垂直结构,获得流场中水质点速度的空间分布和时间过程;并同步获得波浪及波流相互作用下浓度场的空间及时间变化过程,可用以分析定量污染物团在波浪及波流相互作用下扩散的基本特征和扩散系数。 二、海洋灾害的精确预报及海洋工程设施防灾、抗灾和减灾的研究 海洋灾害主要包括风暴潮、海浪、海冰、海啸、赤潮及海岸侵蚀等。 90年代以来,我国海洋灾害所造成的损失每年达上百亿元人民币,是世界上海洋灾害最严重的国家之一。海洋工程结构的投资费用很高,一旦发生破坏,将会造成重大的人员伤亡和巨额财产损失。当前我国海洋能源开发与海洋空间利用的绝大部分活动是在近海和极浅海海域。为了保证在这些海域所建造的工程设施能够安全服役免遭破坏,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弄清这一海域中严酷和复杂多变的环境因素。我国东临西北太平洋,每年出现的台风数目占全球的38%,其中对我国可能造成灾害的台风每年有7—8个。每当台风在我国登陆或接近我国沿海通过时,都会在沿岸局部地区产生风暴潮,形成风暴潮灾害。 在我国北方海域,冬季由于受寒潮影响,沿岸地区每年都有结冰现象,结冰严重的年份则出现冰害。若对这些海洋灾害估计不足将会带来巨大的损失。渤海重叠冰与堆积冰的形成,不但可给结构物以强大的冰压力,而且由于冰激引起的振动作用,也会给海洋平台的使用和安全带来巨大的损害。而冰区溢油的迁移规律及预防和清理技术,至今尚未进行过深入的研究。对近岸大面积冰排和海上浮冰,在波浪、潮汐作用下都会引起海冰的断裂,断裂后冰块的尺度直接影响其对结构物的作用。在渤海海域建造的海洋平台,为了抵抗冰害,往往建成正、倒锥体的结构型式,冰排对锥体结构的冰荷载及与其的动力相互作用,也是目前尚未解决的课题。在海冰力学的研究中,除进行理论分析和数值模拟外,实验研究也是一个重要的手段。在实验研究中,模型冰可采用冻结模型冰和非冻结模型冰来进行,它们各有其优缺点,发展这两种技术是海冰力学研究中的一个课题。 我国是一个多地震的国家,海域中时有地震发生。强烈的地震将有可能是海上工程设施的主要破坏荷载。如果一旦在地震中结构物发生破坏,除其直接经济损失极大外,其次生灾害——火灾、环境污染等的后果也不堪设想。 近年环太平洋地区地震的频度和强度都在上升,造成重大灾害。大型海上工程在地震作用下的安全性,特别是抗震防灾的基本原理和减震技术措施需要认真研究。海域中的大型海上水工建筑物在地震作用下的响应和振动破坏机理更有待深入研究。日本阪神地震记录资料表明,地震及由此引发的巨浪共同作用对水中和岸边建筑物造成的破坏十分严重。水工建筑物的这类破坏机理,至今国内外对此都很少研究,且由于试验条件的限制,国内外对此方面的试验研究工作开展极少。这是海上水工建筑物抗震研究中的一个新领域。 海上水工建筑物在长期运行过程中健康状况逐渐恶化,其损伤主要来自两个方面:其一是结构的老化、疲劳、超载、内部损伤(裂缝)、地基沉降变形以及环境的物理化学损伤(低温、冻融、大气侵蚀)等;其二是设计不周或设计标准偏低,施工质量差,原材料不合格,管理维护不善等。大型海上水工建筑物的损伤和事故都将对国民 经济 的 发展 造成重大的影响。 因此,发展以下的一些技术和方法将是十分重要的。如在考虑海洋环境荷载在幅值。时间及方向上的随机性所导致结构安全的不确定性情况下,对现役海洋工程结构进行健康诊断和评估剩余可靠度的理论;结构健康状态及损伤检测的新技术和新方法;结构病害治理用的新材料、新技术和新方法;海洋工程结构在多种复杂海洋环境条件下(风、浪、流、冰、地震等)的可靠度和优化理论研究,设计与建造新型抗灾工程结构;研究和设计使海洋工程结构物在设计使用期限内有足够的安全度,而在退役之后又便于拆除的各种工程措施。 为了及时掌握海洋环境的风云变幻和灾害的可能来临,发展海洋环境及灾害的预报技术是非常必要的。为此需要建立以下一些系统,如建立由近海到远海的海洋环境及灾害观测 网络 、预报与预警系统、沿岸防灾准备和各类应急处理系统;以主要海域和海岸带区域经济发展为背景,进行重点研究,建立数字化的海洋环境信息系统模型与结构;以及建立海岸和近海工程设施防灾减灾数字信息系统,将海岸和近海工程与网络技术人算机技术、遥感技术、地理信息系统、全球定位系统相结合,建立数学物理模型,通过多媒体技术,形象化地描述灾害成因、发生机理、传播 规律 、模拟灾害破坏的过程,建成智能化的防灾、抗灾和减灾决策支持系统。 三、海洋工程及海洋环境工程与海洋环境的相互作用及防治措施 为了充分利用海洋空间, 现代 海洋空间利用除传统的港口和海洋运输外,正在向海上人造城市、发电站、海洋公园、海上机场、海底隧道和海底仓储的方向发展。 人们现已在建造或设计海上生产、工作、生活用的各种大型人工岛、超大型浮式海洋结构和海底工程,估计到21世纪,可能出现能容纳10万人的海上人造城市。我国澳门和日本已经在海上建成了人工岛海上机场。为缓解紧张的陆地资源及减少城市噪音等,日本已经于99年8月在东京湾用6块380米长,60米宽的矩形漂浮钢板拼装海上漂浮机场。 由此可见,随着海洋资源与空间的开发利用,各类海上工程建筑物数量不断增多、规模日益复杂和庞大,保证这些海上工程设施的安全运行及采取海洋工程防灾减灾措施将越来越重要。海岸带和近岸海域是各种动力因素最复杂的地区,但同时又是经济活动最为发达的地区,海上工程建设如果考虑不当将会在一定程度上引发环境灾害。工程设施可能破坏原有海岸带的动态平衡,影响岸滩的冲淤变化。海上回填和疏浚会改变海岸的形态,破坏某些海洋生物赖以生存的栖息地,若对含有污染物的疏浚污泥倾抛处理不当则会造成二次污染。海上石油生产中的溢油事故将对海洋环境造成极其严重的污染。日益增多的海上退役工程设施如果不及时处理也将会逐渐成为海上障碍物以致引起公害。海洋工程抗灾减灾的任务是一方面要保证最大限度地减少 自然 界海洋灾害带来的报失,另一方面又要避免人为造成的海洋环境灾害。 随着人类对海洋资源的不断开发和利用,海洋环境保护与人类生产实践活动协调发展日显重要。如港口开发中的环境问题,主要内容包括:航道、港池开挖、疏浚引起的泥沙输运及其疏浚物抛放对海洋环境的影响,深水港口水工建筑物、大型人工岛、超大型浮式结构的环境和生态影响;破波带及其附近水域沿岸流对物质输运扩散规律研究;大型海岸工程、岸滩保护和整治工程引起的海域环境的变迁和海岸演变;海岸演变、防护及开发利用新概念的原则与理论,如由于工程措施所引起的海岸动力学、生态学、社会经济学及与环境关系的综合分析与协调。 随着沿海大、中型城市经济建设的快速发展,城平建设中的污水深海排放技术,感潮水域污水多点排放漂移扩散研究,天然海湾、人工湖及人工运河的水质交换能力,人工沙滩的保护措施,滩涂围垦对水域环境的影响等,都将是需要认真解决的问题。 鉴于黄河三角洲海岸线不断依退所带来的国土面积减少、陆上设施受到威胁甚至破坏、对黄河三角洲湿地自然条件的毁灭性破坏等一系列问题,也是非常迫切需要研究的课题。此外,长江三角洲、珠江口及珠江三角洲的海岸开发、滩涂围垦和岸滩保护及整治工程对水域影响所引起的环境问题及其对策,也是需要重点研究的课题。 以主要经济发达的河口和海岸带地区以及主要海域的经济发展为背景,建立一个数字化的区域经济发展模拟系统。与防灾、抗灾和减灾决策支持系统一样,将环境工程、水利工程、土木工程与网络技术、 计算 机技术、遥感技术、地理信息系统、全球定位系统相结合,建立模型,通过多媒体技术,形象化地针对经济发展规划,预测由于发展经济带来的海域环境水污染的恶化、海洋自然灾害(台风、巨浪、风暴潮、地震、冰害、地质灾害)频发的情况。人类活动特别是大规模工程建设所引起的海洋环境的变迁和海岸演变,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用数字手段统一地加以处理,建立智能化的决策支持系统,以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地发展,将会是决策部门进行宏观决策和具体规划时的一个十分有效的手段。 海洋经济论文:普陀区海洋与渔业经济发展现状 一、普陀区海洋与渔业工作基本概况 1、规范管理,服务海洋经济发展 我区规范管理,服务海洋经济发展。认真做好《普陀区海洋功能区划》中期评估与修编、无居民海岛甄别、海底管线普查等工作,为科学管海用海打好扎实基础。切实履行海域使用管理职责,成立了用海项目审核委员会,规范用海申请审批程序,及时办理围填海项目验收,做好海域使用证换发土地证,确保了全区经济建设用海需要。加强用海项目的监督检查,遏制非法占用海域的现象 2、实施工程,优化渔业产业结构 我区认真贯彻落实舟山市人民政府《关于实施“十百千万”工程推进渔业转型升级的意见》文件精神,制定实施方案和年度建设计划,设立十百千万工程专项补助资金,在三年内打造5个渔业强镇、50名渔业发展领头人、500艘捕捞示范船和5000亩生态高效养殖示范基地。积极做好渔业产业结构调整工作,加快建设现代渔业,做精做强国内捕捞,稳步拓展远洋渔业,优化提升海水养殖业,大力扶持休闲渔业。通过这些措施,在受伏季休渔政策调整和鱿钓生产不佳的影响下,全区渔业生产基本保持平稳发展。 3、落实精神,推进标准渔港建设 我区认真贯彻落实省、市标准渔港建设工作会议精神,大力推进标准渔港建设,沈家门中心渔港一期与二期、蚂蚁渔港前期、台门渔港前期、虾峙一级渔港前期、月岙渔港前期、桃花渔港和东极渔港等7个标准渔港建设项目已全面启动,有的已进入施工,有的在编制项目建议书。这些标准渔港的建设,极大地加强了我区的渔业基础,为渔业发展提供有力保障。 4、三大创新,建设社会主义新渔村 一是推进渔业经营体制创新。积极引导渔民走规模化发展道路,新建立民营渔业责任有限公司2家、渔民专业合作社14家。加快推进渔民专业合作社“五化”建设,提升渔民专业合作社运行质量。 二是推进渔业科技创新。大力开展“渔业科技入户”工作,组织科技下乡活动,培训养殖户。提高梭子蟹养殖成活率和配合饲料应用技术攻关,取得明显成效。全面完成渔船安全信息服务系统建设任务,全面启动渔港重点水域视频监控系统建设。 三是推进为渔服务机制创新。成立普陀区渔业行业协会渔船渔机分会和朱家尖分会,提高为渔服务能力。推进双转渔民及家属培训工作,顺利完成年度培训任务。调减渔业互保费率,全面提高渔业互保的覆盖面和入保率。做好渔业柴油补贴发放工作,确保柴油补贴资金准确、及时发放到应享受渔民手中。 二、普陀区海洋与渔业工作存在的问题 1海域资源开发利用与科学保护之间的矛盾比较突出。随着土地要素的制约,海洋开发进程加快,各涉海产业用海矛盾突出,违法用海现象时有发生,给海洋管理带来一定难度。 2、渔业产业结构调整和产业化进程缓慢,企业规模小,效益不理想,缺乏带动能力的龙头企业,渔业经济难以做强做大。 3、渔业安全生产事故时有发生,部分渔区渔民,包括部分渔区干部的安全生产意识还比较淡薄,基层安全管理力量仍然比较薄弱,安全管理手段、设备以及抢险救灾能力还有待于进一步提高。 4、初级水产品质量安全涉及面广、管理难度大。 三、解决存在问题的对策和建议 1、加强审批管理,提高海洋综合管理水平 一是优化用海审批程序,服务海洋经济又好又快发展。我区要按照“主动对接、优化程序、提高效率、全程服务”的要求,优化海域使用审批(审核)、海洋环境影响评价等工作程序,在依法依规前提下,加快工作进度,提高工作效率。重点做好六横小郭巨、朱家尖西南涂区域建设用海审批,保证重大建设项目用海需要。 二是加强海域使用管理,提高科学管海水平。我区要按照《海洋功能区划》和《无居民海岛保护与利用规划》,认真履行海域使用监管职能,提高海域海岸线的科学化集约化利用水平。科学管理海域使用,对涉海工程、围填海工程、养殖用海、排污口全程监管,把各类违法行为制止在萌芽状态,打击非法用海和损害海洋环境的违法行为。 三是加强海洋环境监测和预警能力,保护海洋资源生态环境。我区要切实加强海洋环境监视监测,及时赤潮信息和海洋生态环境通报,及早采取有效防范措施。严把环境影响评价报告审核(核准)关,继续强化涉海工程建设项目的“环评”、“三同时”、“竣工验收”管理,防止工程建设对海洋环境的污染损害。继续推进中街山列岛海洋特别保护区、白沙岛海洋牧场建设工作,积极开展资源增殖放流工作,严格执行伏季休渔管理制度,切实保护海洋生态环境和渔业资源 2、加强渔业建设,确保渔业增效渔民增收 一是大力组织实施渔业“十百千万”工程,优化渔业产业结构。我区要在2009年工作的基础上,按照《普陀区人民政府关于推进渔业“十百千万”工程的实施方案》的部署,继续推进5个渔业特色强镇和50名渔业发展领头人的培育创建工作,重点打造135艘捕捞示范船和2000亩的生态高效示范基地。继续推进渔业产业结构调整工作,在国内捕捞方面:在严格控制船只总量的前提下,加快捕捞渔船更新改造步伐,新增大型钢质渔船60艘,淘汰劣质木质渔船,控制小型渔船数量。严把渔船准入关,严厉打击未经批准擅自违规建造渔船行为。推广渔船节能产品安装,推进渔具渔法革新,发展低耗高效作业,增加渔民收入。在远洋渔业方面:要继续实施以大洋性渔业为重点的“走出去”战略,引导现有远洋渔业企业整合资源,培植起若干家规模化生产、集团化经营、社会化服务的现代化远洋渔业龙头企业。扶持远洋经济型标准渔船的建造和更新,新建远洋渔船10艘以上,确保远洋渔船总量在130艘以上。引导远洋公司实施海上“捕捞船+加工船”生产加配套的捕捞方式。在海水养殖方面:以梭子蟹、对虾养殖主导产业为主线,放大渔业科技入户示范效应,不断完善普陀精养高产和设施化养殖模式,完成1000亩标准养殖围塘的改造建设,努力提高资源利用率、单位产出率和劳动生产率。以鲍鱼新品种养殖为突破口,打响浅海海珍品养殖新品牌,积极拓展浅海养殖新领域,发展浅海贝藻类养殖产业。在休闲渔业方面:继续扶持休闲渔业基地建设,全面推进现有休闲渔业基地规范化运作,有计划有重点地支持和引导我区休闲渔业上档次、上规模,着力增强休闲渔业的吸引力和辐射能力。 二是大力组织实施基础保障设施工程,夯实渔业生产基础。我区要全力推进全区7个标准渔港建设项目,完成沈家门中心渔港一期和蚂蚁渔港建设任务,推进台门渔港、桃花渔港、虾峙一级渔港、月岙渔港、沈家门中心渔港二期工程建设,。同时加强群众性渔用码头、补网场地和避风锚地的维修,为渔业生产提供后勤保障服务。 三是大力组织实施渔业合作化工程,提升渔业产业化经营水平。我区要把发展渔民专业合作组织作为创新渔业经营体制的重要任务来抓,加强对渔民专业合作组织的分类指导,引导发展各类渔民专业合作社。进一步推进渔民专业合作社经营品牌化、生产安全化、管理规范化、社员知识化、产品绿色化“五化”建设。充分发挥各级渔业行业协会作用,提高渔民自我管理和自我服务能力。 四是大力组织实施渔业科技创新工程,提高渔业科技支撑能力。积极推进基层渔技推广体系建设,充分整合科技推广资源,完善首席渔技推广专家、渔技指导员、责任渔技员职位设置和考核制度。要继续推进水生动物疫病防治中心和农产品质量检测站建设,加强养殖水质、病害、水产品质量跟踪检测。要强化各种先进适用技术的推广和应用,抓好渔具渔法革新、生产交流研究、渔船节能保鲜、卫生设施改造等工作。要完善渔业船舶动态管理系统、渔船安全管理信息服务系统建设,继续推进海域使用动态监管系统建设,提高科学管理水平。 五是大力组织实施初级水产品质量安全工程,杜绝初级水产品质量安全事故。我区要进一步落实初级水产品质量安全监管责任,强化源头管理,完善“三项记录”制度,加大对育苗场、养殖场、捕捞渔船、渔业运销船的抽检,重点开展对海捕虾二氧化硫的超标检测和查处,努力提高全区初级水产品质量安全整体水平。 六是大力组织实施“平安渔业”工程,维护渔区社会和谐稳定。我区要牢固树立“以人为本”的安全发展理念,紧紧围绕“抓常态化管理,严整改落实”的总体工作目标,以强化基层组织建设、渔业安全台账建设、渔船动态数据库建设、信息系统建设和确保责任落实到位、签证检查到位、隐患整改到位、宣传教育到位为工作重点,确保全区渔业安全生产形势稳定。 3、加强自身建设,提高依法行政能力和水平 一是加强思想素质建设。我区要进一步推进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以科学发展观统领海洋与渔业各项工作。大兴学习研究之风,加强业务知识、法律知识、管理知识和现代科技知识的学习和培训,提高干部职工的业务素质和工作能力。 二是加强机关队伍建设。我区要加强海洋与渔业系统科技支撑、执法监察、行政管理三支队伍建设,扎实开展海洋与渔业执法实务培训,不断加强执法装备建设,提高执法管理的规范化水平,培养造就政治坚定、业务精湛、作风优良的干部队伍。 三加强依法行政建设。我区要切实加强海洋与渔业法制建设,依法管海、以法兴渔,依法解决海洋与渔业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用海矛盾、渔事纠纷等问题,维护好社会的公平正义。加大政务公开力度,全面落实行政执法责任制,不断提高依法行政能力和水平。 四是加强作风廉政建设。我区要进一步转变工作作风,组织机关干部深入基层、深入一线,从解决广大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入手,扎扎实实为基层、企业和渔民渔区办实事、做好事、解难事,推动渔区和谐发展。切实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把反腐倡廉工作融入到海洋与渔业工作的各个环节之中,确保海洋与渔业各项工作的健康、有序、顺利开展。 海洋经济论文:海洋经济工作思路 一、全面扎实推进海洋经济发展试点 一是抓规划体系完善。贯彻实施党的十八大关于建设海洋强国战略,启动全省海岸带综合利用规划思路和若干海洋经济发展重大问题课题研究;指导沿海六市和平潭综合实验区完善各地海洋经济发展规划和试点工作方案,强化规划引领作用。 二是抓政策措施落实。把落实《海峡蓝色经济试验区发展规划》、《海洋经济发展试点工作方案》和落实《关于加快海洋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关于支持和促进海洋经济发展九条措施》结合起来,协调推进海洋经济发展及试点各项工作和政策的落实,加强试点、示范,及时总结推广好经验、好做法。 三是抓载体平台建设。用好优惠政策,扶持壮大一批海洋产业示范园区、龙头企业和知名品牌。加强海洋新兴产业的产业链梳理、项目策划和境内外招商推介工作,认真组织开展一些海洋产业科技成果专场对接活动,推进一批海洋经济重大项目和研发平台建设,引领、带动海洋经济发展。 四是抓考核评价督查。抓紧制订考核评价办法和奖惩办法,将加快海洋经济发展、推进试点工作情况纳入各级政府、各有关部门的目标任务考核,并协同有关部门认真做好督促检查工作,确保责任落实到位。 二、加快重点区域开放开发 一是配合国家发改委组织编制《赣闽粤原中央苏区振兴发展规划》,认真做好配合起草和联系协调工作,细化实化各项工作任务和扶持政策。 二是推动国家层面尽快建立贯彻实施平潭综合实验区总体发展规划协调工作机制,争取各项优惠政策尽早落实到位。配合做好《平潭综合实验区产业准入目录》修改完善和促批工作。 三是加大对苏区老区等欠发达地区的扶持力度。推动国家扶持苏区老区等政策的落实,争取国家加大对我省以工代赈资金、扶持人口较少民族专项资金等资金支持,促进我省原中央苏区、革命老区、少数民族聚居区、库区、海岛等欠发达地区发展。继续做好扶持欠发达地区投资专项管理和挂钩帮扶省级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少数民族乡和扶贫开发重点村的具体联络、协调工作。 三、加强生态省建设和应对气候变化工作 一是积极推进生态文明示范区建设,研究起草请求国家支持加快建设生态文明示范区的报告。加强生态省建设的指导、协调和督查工作,推动建立评价考核机制。着力推进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积极争取中央预算内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专项资金支持和安排好省级预算内专项资金,推动节能环保、循环经济重大示范项目、重点流域水环境综合整治工程建设,加强项目实施的督查工作。 二是加强应对气候变化工作,编制2014年省级温室气体清单,基本完成应对气候变化专项规划编制,推动碳强度下降目标责任的落实,指导推进我省低碳城市、低碳园区等低碳发展试点工作和清洁发展机制项目的开发利用。 三是继续做好推进资源型城市和独立工矿区可持续发展工作;配合有关部门做好重点流域水环境综合整治、国土开发整治、矿产资源勘探开发、基础测绘、水资源利用等相关工作。 四、做好区域合作等相关工作 一是协调推动2014年区域合作行政首长联席会议议定事项的落实,认真做好我省参加第九届泛珠大会的组织协调工作,提升区域务实合作水平。继续深化海西区域兄弟省市交流合作水平。 二是加强综合规划实施的跟踪分析。做好对口支援宁夏、参与和支持西部大开发等有关协调工作。 海洋经济论文:海洋经济史的未来研究方向 作者:姜旭朝 张继华 单位:中国海洋大学经济学院 山东大学经济学院 一、中国海洋经济史理论 学界关于中国海洋经济史理论研究主要围绕海洋经济史概念范畴、历史观和方法论展开。其中,关于海洋经济史的研究对象,即海洋经济的概念,学界一直存有争议,国内最早的著述可以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中国海洋经济学科产生之初。但是海洋经济史作为一门学术史被纳入到海洋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的时间则相对较晚。 (一)海洋经济史研究对象———海洋经济的相关概念范畴界定 归纳研究中关于海洋经济概念表述,主要存在以下三种观点:1、经济学意义上的海洋经济范畴。海洋经济概念探索随我国海洋开发实践不断深入,其时代特征明显。由此形成如下各种观点:早期政治经济学视野下的海洋资源开发论、海洋经济产业论、海洋资源配置论、海洋开发综合论等。海洋经济概念范畴由狭义的海洋资源社会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活动,逐渐扩展到广义的海洋相关产业、与海洋经济难以分割的海岛陆域产业、海岸带陆域产业、内河经济等多个层次。在海洋经济归属上,相关研究或将其视作陆地经济的扩展和延伸而归为大农业经济一部分,或将其归为与陆域经济相平行的大区域经济。海洋经济体系的相对独立性特征在学界还未完全得到重视。2、史学视角下的海洋经济概念。杨国桢研究发现,早期西方史学研究认为海洋经济即为海洋航运和海洋商业,随着西方历史发展,尤其是十五、十六世纪以海洋为纽带的地理大发现,最终促成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形成以后,海洋经济在相当长时期内被史学界等同为“殖民掠夺型的资本主义经济”“以海洋为活动舞台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1][2]3、多元学科综合的海洋经济释义。海洋经济的学科交叉特征,以及海洋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概念磨合,形成了多学科综合视域下的海洋经济概念。杨国桢将其表述为“海洋经济是人类在海岸带、岛屿和海洋(近海和公海)中直接或间接地开发利用海洋资源和海洋空间的经济构成、经济利益、经济形态和经济运作模式”,其特征突出表现为历史发展的动态性、起源的多元性、发展模式的非固定性、多层次性,以及与不同经济形态的依附性。[2] (二)中国海洋经济史理论架构研究 海洋经济史在学理上属于海洋人文社会科学的范畴。顺应经济史研究注意非经济因素、经济史与社会史结合的传统史学向新史学的发展趋势,“海洋社会经济史”提法在中国海洋经济史理论研究中得到更多学术关注。无论是作为海洋人文历史研究的中国海洋社会经济史,还是更大范围的中国海洋史,其根本理论出发点都在于矫正中国史文本中海洋史“陆地化”的认知偏差,“让原本附属于陆地史的有关研究回归海洋性的本质”,即要树立站在海洋活动群体角度观察思考问题的“海洋本位”思维。[3][4]就其研究任务而言,学者认为,中国海洋社会经济史旨在“考察我国沿海区域、海岛和海洋国土及相关的外海海域、海外地区间的中国海洋经济活动,阐述这一经济运动变迁过程中的各种经济关系、社会组织的具体形态,揭示海洋社会区域经济运动的规律性”。[1]采用“科际整合”研究方法,“将中国海洋社会经济史当作一个子系统,并置于不同时空、内外推拉的海洋经济圈内,对中国海洋发展区域的经济变迁和社会变迁作有机的历史考察”;立足开阔、外向的“海洋视野”,兼顾大陆和海洋,跨地区、区域、国家、大洋,以至世界的“整体思维”,“跳出中国看中国的学术思维”,站在中国经济史立场和世界海洋社会经济史视域,整合各相关专门史研究。[1][5]郑杰文概述了海洋经济史研究的辅助史料文献支撑,包括海洋古典文献及佚文、海洋方志资料、海关物流文献、海洋科技文献情况。[6]另外,作为海洋经济规制层面的中国海洋经济制度和政策也属于中国海洋经济史研究内容。史学视野中的中国古代与当代海洋经济管理制度与政策研究属于海洋管理史的学术框架。关于历史研究中“海洋管理”的概念界定,学者认为,应“采用管理学中管理的最广义定义,管理的主体不仅是政府与国家,还有民间各种组织、机构,方式,即可以从严厉的控制一直到温和的协调服务;管理内容包括海洋权益管理和海洋经济管理,管理的外延包括海洋、海岛、海岸带和向海洋用力的政治、经济、外交、军事、教育等社会系统和关系,以及海洋政策、理论、战略、观念心理等人文素质,即海洋经济、社会、人文三个层面”。[7]中国海洋管理史研究最优秀问题在于要立足于海洋本位的思维方式,即“以海洋发展的特点和规律为研究的出发点,脱离农业文明的研究框架,以海洋的独立视野研究中国古代的海洋管理,从农业思维中解放出来,从传统农业文化话语的历史文本中发掘古代海洋管理的人文信息”;应采用科际整合的研究方法;其未来的研究取向在于“揭示当代中国海洋管理民间、各行业的相对有序发展与政府、国家的海洋综合统一管理的相对无序进行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7]关于中国海洋经济制度更替和政策变迁的研究主要关注以下问题:中国海洋管理体制变迁历程及演变动因;海洋管理与中国社会变迁关系;海洋管理体制变迁过程中民间、行业、国家政府三者在海洋开发利用上的互动与行为均衡等。这些研究表明,中国古代海洋管理主要是从陆地农业经济角度出发,以行业和部门管理为主,海洋管理中职能交叉,缺乏统一协调现象突出;海洋管理政策调整是中央朝廷与地方海洋社会之间、官方与民间之间几度达成均衡,又在新一轮的不均衡中重新调整的磨合过程,在这一动态历史过程中,既存在服务于海洋经济整体发展的制度与政策,又在不同时期分布着大量部门专项政策。 二、海洋渔业史研究 海洋渔业史的早期著作可追溯至清末沈同芳《中国渔业历史》,该著作虽对明清海洋渔业经济略有研究,但主要内容是大范畴的中国渔业历史。20世纪80年代以来,张震东和杨金森的《中国海洋渔业简史》在海洋渔业史的综合研究和长时段研究方面取得了重要进展。断代中国海洋渔业史中,欧阳宗书的《海上人家———海洋渔业经济与渔民社会》对明清时期整个中国海域的海洋渔业做了系统考察。区域海洋渔业史研究的地理单元集中在山东、江苏、福建、香港等东南沿海地区。近年来,伴随着海洋渔业统计数据不断完善,以及经济地理学分析手段发展,区域海洋渔业史研究开始由单纯的史况介绍转向遥感、GIS等地理信息系统分析技术辅助下的海洋渔业空间规律揭示。#p#分页标题#e# (一)中国海洋渔业历史沿革梳理 这方面研究成果既包括中国海洋渔业总体发展概况,也包括不同历史时期海洋渔业细分部门(海洋捕捞、海水养殖等)发展。部分学者对海洋渔业领域其他一些细节问题给予了关注,如韩兴勇和于洋、都樾和王卫平关于张骞发展海洋渔业思想和发展海洋渔业实业行为,对中国海洋渔业近代化进程推动的分析;[8][9]韩兴勇对新中国成立后上海地区渔业社会经济发展史的研究;[10](P1-220)伍员对解放前浙江海洋渔业金融发展的分时段考察等。[11] (二)海洋渔政管理与渔业技术研究 海洋渔政管理属于海洋渔业规制范畴,早期海洋渔业专门史著作中一般将其细分为渔业政策、渔业税捐和渔盐政策阐述。新世纪海洋渔业管理更突出海洋渔业可持续发展下的管理制度和政策。在管理手段上,由单一政策措施引导扩大到综合性措施制定和探索,包括海洋渔业信息系统、海洋渔业风险管理和渔业保险制度、海洋渔业资源养护激励和共同管理、跨界海洋渔业管理等。海洋渔业技术是海洋渔业经济发展的资本要素,这方面研究多见于自然科学领域,如郭仁达《现代海洋渔船》等。 (三)海洋渔民社会与渔业组织研究 海洋渔民是海洋渔业经济的实践主体。海洋渔民社会研究的代表性成果,如欧阳宗书的《海上人家:海洋渔业经济与渔民社会》,同时关注渔民生产空间系统(渔场系统)和生活居住空间系统(渔村系统)、静态的渔民在海洋社会中经济行为与动态的渔业经济与渔民社会演进,对明清以来中国海洋渔民社会和渔业经济进行综合系统研究。该领域的其他研究还包括:海洋渔业政策对沿海渔村和渔民生活的影响、渔农文化及渔民的海洋文化活动与海洋渔业经济发展关系研究等。渔业组织是沿海渔民生产过程中结成的经济组织。渔业组织问题多单独构成海洋渔业历史著作的一个重要专题。新中国成立之前,渔业组织的主要形式有渔帮、渔民会所、渔会、渔业合作社等;新中国成立之后,产生较大影响的是1954年成立的“中国渔业协会”。经历了近50年发展,近期相关文献多围绕中国渔业协会发展历程和职能演变、地方渔业协会在区域海洋渔业生产和产业结构调整中的作用和功能、渔业协会的制度性缺陷及发展方向等方面剖析。概括而言,以上众多有关中国海洋渔业历史的研究偏重于不同年代史况概述和史料整理,对具体历史问题的分析多将海洋渔业经济视为一种资源开发利用活动,缺乏将海洋渔业视为一个产业的相关分析。该领域研究的一大特点还在于对海洋渔业各部分往往侧重于单一条块研究,对不同部分间的联系及相互影响,及海洋渔业诸多历史事实背后的经济逻辑则较少挖掘。 三、海洋盐业史研究 目前以《中国盐业史》、《中国盐政史》,以及诸多断代盐业、盐政与盐务史研究为代表的盐业史研究,已积累了相当丰富的历史文献。这些研究中渗透着海盐研究内容,但这类史学研究往往关注广义的“盐”概念(包括井盐、池盐、岩盐、海盐等),缺乏关于海盐的独立研究。这主要囿于海盐在诸多方面,尤其是管理制度和政策方面,与其他盐种的一致性,难以将这些文献中海盐研究成分独立出来。下面针对海盐研究文献进行梳理。 (一)海盐业考古探索与文献考证 历史上海盐业是中国历代封建经济的重要支柱。历朝历代海盐生产、盐政管理文献浩如烟海,为海盐考古研究提供了丰富物证和史实。因此,考古、文献考证成为海盐史研究的一大特点。海盐业考古覆盖海盐产地、海盐生产技术、海盐管理等方面。其中实物考古关注的年代主要在时代久远的商周时期,集中于鲁北地区。这些实物考古研究在中国海盐业起源年代和发源地地址上基本达成一致,认为其起源年代早于晚商时期;并对《世本》所载“夙沙氏煮海为盐”的年代和地址给出了较为可信的结论:中国海盐业起源应是在距今5500—5000年前后的大汶口文化中期或略早,制盐地域应在现今山东北部寿光至广饶一带。关于海盐技术的实物考古显示,鲁北地区是我国用淋煎法生产海盐的最早地区,并且早在距今3000年前后就已发展出一套初具规模的技术流程,流程包括摊灰刮卤和煎卤成盐两个环节;在《管子》所载海盐生产资料中,“煮海为盐”实际上只是泛指当时山东北部沿海出产海盐,并非仅指用海水煮盐,也包括利用地下卤水(即“煮泲水为盐”的“泲水”)煎煮成盐,“煮海为盐”的煮盐器具应是山东北部沿海商周遗址常见的盔形陶器,煮盐设施是圆形或长方形盐灶。文献考证与考释上,海盐生产的考证内容广泛涵盖古籍和出土文字资料所载词句、古代海洋生产沿革,以及区域海盐业发展,跨越先秦、隋朝、汉朝等多个历史时期。海盐技术考证集中在海盐第一生产阶段的技术考究、区域海盐生产技术比较、海盐生产技术改革的起源时间、唐宋海盐制法、宋代莆人陈应功开创的“海盐天日晒制法”等。海盐业制度方面主要是对《管子》所载齐国盐业制度,尤其是齐桓公时期海盐管理制度的考证。 (二)海盐生产与技术变迁研究 海盐生产历史的断代时序研究,多关注海盐产地分布及其变化、海盐生产及影响因素、海盐产量等方面。其主要结论为:(1)唐代海盐产地的格局为南多北少,这一时期中国海盐生产重心已由渤海沿岸开始南移至东海沿岸;(2)北方海盐生产虽较之南方落后,但仍能满足本地需要;(3)海盐生产受气候变化明显。区域海盐生产史研究的地理范围主要集中在北方的山东地区、两淮地区,以及福建、宁波、海南等东南沿海区域,研究主题包括盐区围垦、海盐生产和运销等多个环节。从研究朝代看,北方海盐研究时期多集中在先秦商周;两淮地区研究主要在秦汉时期;东南沿海多数研究则推进至明清以及近现代。这基本符合中国海盐生产由北向南的迁移时间趋势。与海盐生产相比,海盐技术研究无论从史料记载还是学术层面的问题关注都略显不足,但不乏一些对海盐技术发展史的长时段系统研究。林树涵通过海盐生产技术沿革史研究,认为中国海盐生产史上存在过三次重大技术革新,分别起始于唐代的广东、江淮,宋代的福建、广东和明代的福建。这三次技术变革分别为:改直接煎煮海水成盐为晒沙土淋滤制卤,再煮卤成盐;改煮卤成盐为晒卤成盐;改晒沙土淋滤制卤为晒海水制卤,再晒卤成盐。[12]纪丽真关于山东海盐生产技术的考察则在某种程度上为上述观点提供了佐证,其研究表明,清代山东盐业生产技术在承接明代盐业基础上,已由淋卤晒盐法发展到了工艺成熟的滩晒法阶段。[13]此外,吉成名还对唐代海盐生产技术的材料及其被用于海盐生产问题作了论述。[14]#p#分页标题#e# (三)海盐制度与政策研究 海盐制度包括海盐管理体制和海盐运销体制,这两方面的制度建设与改革是政府盐务管理的重要内容,且这两种体制的演变往往与私盐问题密切相关,尤其是盐业运销体制。盐业运销体制不当,将形成不合理盐业运销体制与私盐泛滥相互作用下的恶性循环,这恰恰是推动海盐制度变迁的动力。此外,王日根和吕小琴还专门对清代海盐赈济制度进行了研究,认为海盐行业赈济是对海盐区自然灾害时期盐民的一种间接补偿;经清代规定盐商支盐需纳“赈济灶丁银米”,并开辟各种渠道,建预备仓储谷备赈,以及建盐义仓,逐渐走向制度化。[15]渔盐制度在清代不同地区表现为不同形式,这也是与治理渔盐走私问题密切相关的制度之一。现有研究中提及的海盐政策主要包括盐滩管理政策、盐业生产管理与盐业保护政策,但文献研究多为不同时期政策梳理,对这些海盐政策背后蕴含的经济学原理缺乏深刻挖掘。在这一点上,马俊亚的研究取得了一定进展,他从清朝和民国两淮地区海盐业集团博弈和利益分配的视角,对张骞盐务改革实践困境进行了经济学解析。[16]总体而言,中国海洋盐业历史研究文献浩繁,集中于海盐史考古、不同历史时期中国海盐生产、海盐技术及盐政等方面,且大量涉及地方性研究。这主要源于中国海盐资源和海盐生产材料时间空间分布的不平衡。该领域研究的突出特点在于,绝大多数海盐研究关注中国古代海盐资源开发和海盐发展的各层面问题,现代海盐业研究,则由于习惯被纳入到更大范围的海洋产业和产业结构研究领域,很少进入海盐史专门研究的学术视野。 四、海洋贸易历史发展与政策 (一)断代海洋贸易史综合研究① 近三十年来,有关中国海洋贸易史领域的著作主要是断代史。在国外学者中,日本松浦章著有《清代海外贸易史の研究》,国内研究则围绕不同朝代、跨代海外贸易史和区域海外贸易史展开,朝代海洋贸易史覆盖宋、元、明至清初。国内的代表性著作,如李金明和廖大珂的《中国古代海外贸易史》、黄纯艳的《宋代海外贸易》、喻常森的《元代海外贸易》、高荣盛的《元代海外贸易研究》、陈高华的《宋元时期的海外贸易》、李金明的《明代海外贸易史》、林仁川的《明末清初私人海上贸易》等。区域海外贸易史著作研究的地理单元主要集中在福建、广东等东南沿海地区,如《福建对外贸易与海关史》、《宋代广州的海外贸易》等。 (二)海洋贸易制度与政策研究 这方面的综合性研究著作有《中国市舶制度研究》、断代的《明代海外贸易制度》和《明代海禁与海外贸易》。海洋贸易制度研究主要关注中国海洋贸易管理管理制度与机构设置(如市舶司、近现代海关),以及海洋贸易立法和法律制度变迁。研究主要集中在两宋和明朝,研究内容多为各朝代海洋贸易立法或法律制度演变的考究。在海洋贸易政策研究中,尤为关注明清时期的海洋贸易政策,集中于对明清海洋贸易政策及对海洋与沿海经济兴衰的影响、明清“海禁”政策定性、关于海禁政策是“闭关”还是“非闭关”的争论、关于明清海禁政策与中国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关系的争论等问题的探讨。综合这些研究成果,可归纳得到该时期海洋贸易政策的总体特征,即受陆权思想、陆地威胁影响,海禁成为了明清海洋管理政策的基调,但该时期海洋贸易政策兼具外向性和内收性的双重特征。另外,与海外贸易相关议题研究还包括中国海外贸易网络研究、海外贸易思想研究、中国海运史研究,以及海商问题专题研究等。总体而言,国内外有关中国海洋贸易史研究跨越多个历史时期、不同区域,以及不同的贸易品种和贸易对象。就研究朝代看,绝大多数文献集中于唐代以后。唐宋早期研究主要是沿海贸易,以及建立在海上丝绸之路基础上的对外贸易,此后朝代的研究则以海外贸易为主流。总体来看,这是与中国海洋贸易发展的历史相吻合的。海外贸易在中国海洋贸易发展历史上占据主导地位,而中国海外贸易被纳入到国家管理轨道的起始点正是唐代市舶司的设立。中国大规模的海外贸易拓展以及贸易多元化时期主要是宋元和明清以来的时期,尤其是地理大发现以后,世界范围内的经贸联系的加强,进一步推动了中国海外贸易的发展。 五、中国历史上的海洋开发与沿海社会经济变迁研究 在历史文本中,海洋开发史多被纳入海疆史研究视野,但海疆史研究主题多包含海洋权益和地缘政治成分,更强调海防、军事等非经济要素。海洋经济史范畴上的海洋开发则关注经济层面的研究成果。另外,海疆的地理范畴由古代海岸带(包括沿海的陆地、滩涂、港湾、岛屿)到现代涵盖海岸线、海岛、海域的“管辖海域”的扩展,也决定了完整地理意义上的海洋开发,应同时包括沿海海岸带开发和海洋产业开发。本部分主要梳理古代海疆开发意义上的中国沿海海洋开发史文献成果。 (一)中国沿海海洋开发史研究 中国沿海海洋开发史研究多循时间和空间两条线索。时间上着眼于中国海洋资源开发利用总体状况及政策的历时性梳理;空间上针对海洋开发的地域差异,又分离出诸多沿海区域的专门研究;关于区域海洋开发的历史研究则在这两者研究综合基础上完成。中国海洋开发的时序研究,上自先秦两周时期,经秦汉、明清,一直关注至今。在研究范围上,既包含综合性的海洋资源利用和海洋国土开发,又强调海洋资源开发的环境生态因素,不乏专门针对海岛、荡地等海洋生态资源和陆海交汇地带的系统考察。各学者研究成果的综合,展现了中国海洋开发无论广度还是深度上均渐次递增的轨迹:(1)两周时期人们对海洋资源的认识利用,主要限于海洋渔业、海水制盐业、海产品的加工和利用。这一时期,海洋渔业捕捞处在起步阶段;海洋盐业资源被纳入到了国家专职管理的轨道;海产品加工的用途由单纯的食用扩展到社会经济发展的其他实用层面。(2)秦汉时代,海洋采集捕捞业和珍珠捕捞发达;以盐官为依托、遍布全国的海盐生产和食盐供给体系形成;船舶制造业的规模化和航海航路开辟,推动了中国进入大规模海疆开发的时期。(3)明朝郑和下西洋推动了海军参与海洋经济开发。(4)新中国成立以来,伴随着国家海洋开发政策的与时俱进,海洋开发逐渐由传统的资源开发向海洋强国战略和海洋可持续发展视角下的海洋开发和海洋产业发展转变。海洋生态资源开发研究主要围绕海岛和荡地展开。前者集中于明清海岛开发由传统单一模式,向以农业、渔业、海上走私贸易为主、多样并举开发模式转变的探讨,以及明清海岛开发形式的差异性分析;荡地研究主要关注明代荡地土地资源与海洋资源双向开发的综合效益、荡地开发在中国海洋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及现代中国海涂围垦的历史沿革和开发方式等问题。区域海洋开发史研究强调中国海洋开发历史进程中因时代、地域差异的特殊性。该类研究围绕地区特定的区位特征和特有的海洋类要素禀赋展开。研究区域集中在环渤海和东南沿海地区,研究内容主要是特定时期区域不同层面海洋资源和海岛开发、沿海区域海洋资源和海洋国土开发历史进程的梳理。相关研究表明,明清时期海洋开发在历史上具有一定转折意义,尤其是福建地区,由过去仅为谋生而进行的经济开发,逐渐转变为以牟利为目的的经济开发,这种开发在凸显其商业化色彩的同时,也显示出了因经济开发活动中的短期行为和嗜利倾向,导致自然生态环境失衡,引发或加剧自然灾害的弊端。此外,另一些学者还专门对历史上沿海区域经济开发中生态环境因素,以及江苏古今沿海滩涂的垦殖历史等给予了专门关注和梳理。#p#分页标题#e# (二)沿海区域海洋社会经济及海洋观变迁 这方面研究既包括实践层面沿海区域社会经济历史发展脉络的梳理,也包含根植于社会经济生活的意识领域的海洋观嬗变。 1、沿海区域海洋社会经济发展与变迁研究。相关研究在地理维度上覆盖中国北部的渤黄海地区、东南沿海地区,以及更大范围的南中国海区域。其中以东南沿海研究为最多,包括:(1)中国东南沿海经济发展路向演进及海洋经济发展模式演迁:东南沿海由内陆向海陆发展路向的转折始于唐代甚至更早,到南宋时期初步成形;明清时期伶仃洋区域海洋社会经济的变迁,展示了中国近代意义的海洋文明与传统时期的内陆文明,在伶仃洋区域相互斗争、交融过程。(2)福建、深圳和作为广西开放区历史渊源的桂东南沿海等更小地理单元海洋发展模式的形成探索。(3)中国海港城市及腹地、海湾、海岛历史变迁进程的考察:海港区和湾区的发展在传统与现代、国内与国际力量的磨合中经历了由传统走向现代、由陆地走向海洋的社会经济转型。中国北部海洋区域经济研究见于杨强的《北洋之利———古代渤黄海区域的海洋经济》。该著作旨在矫正中国海洋史研究中重南方、轻北方的研究偏好,致力于从人地相关系统视角,提出以环渤海为中心的古代北方海洋经济史的研究构想。关于更大区域范围的南中国海区域经济史研究,则主要强调海洋考古学对该领域研究的学术价值。 2、海洋要素对沿海区域社会经济发展影响及两者互动研究。这里所指的海洋要素涉及三个层次内容:(1)综合性的海洋经济活动,包括海洋开发、沿海与海外贸易、海洋运输;(2)海关、海防、海疆等经济管理制度与政策等;(3)海洋文化和海洋意识。海洋经济与沿海区域社会经济联动发展研究中,主要集中于海洋经济对广东区域经济历史影响、不同历史时期海洋经济对山东沿海地区向现代化转变过程影响的论述。单项海洋要素研究主要是各要素对沿海区域社会经济的单项或双向、积极或消极影响。所论及的沿海区域社会经济既有关于区域社会经济发展或经济结构变迁的综合研究,也有专门针对区域农业经济、商业经济,以及经济观念等社会意识形态的单项研究。鉴于海洋经济发展与区域海洋文化的附着,以及两者间共生共荣的融合关系,另外一些学者还对如下问题有所研究:(1)海洋信仰与区域经济发展;(2)海洋区域经济发展与民俗嬗变的互动;(3)中国历史时期海洋灾害与海洋社会经济发展的关系;(4)国家和社会在应对海洋灾害时扮演的不同角色;(5)海洋史学视野下的海洋灾害史等。关于沿海民众海洋意识与海洋观的研究,学者主要就中国海洋人文社会大系统中海洋观演变历程;新中国成立后广西人所体现出的由“近海不识海”到“扬帆向海”再到“全方位开发海洋”的海洋行为,以及由“冷却”到“复苏”再到“升华”的海洋意识嬗变;明代闽南乡绅积极参与海上贸易活动的海洋意识等问题进行研究。 (三)海洋移民问题研究 海洋移民是海洋经济活动的重要方面。杨国桢认为,海洋移民史研究包括在海洋社会经济史的研究范畴内。关于海外移民的界定,他们指出,中国海洋社会经济史意义上的海外移民活动,不同于“华人社会经济史”“华侨社会经济史”,但是这些概念间往往难以鉴别,在讨论晚清海外移民时,海外移民与华侨经常可以替代使用。海洋移民问题研究主要集中在明清时期,以杨国桢等的《明清中国沿海社会与海外移民》为代表。其从中国沿海社会变迁与海外移民史交互影响的双重视野出发,致力于对明清海外移民动因,海外移民社会特征及反馈等问题的系统研究。其他研究还包括台湾早期海洋移民研究、明清国内的海洋移民、明清海外贸易和南洋开发与海洋移民的互动、海外移民与海洋文化的关系研究、海洋移民政策研究、海洋移民的比较研究等。 综合以上研究,虽然在沿海海洋开发问题上积累了诸多成果,但在多数研究中海洋作为第一研究本体的特征不明显,尤其是区域研究层面,多将海洋开发等同于沿海地区的区域开发。而在沿海地区海洋开发与陆地开发的分异、沿海海洋经济活动与陆域社会经济间交融过程、当前中国沿海海洋经济区外向型经济的历史源流分析等问题研究上,则相对薄弱。事实上,也正是由于沿海地区海陆交界的地理特征以及荡地同时兼具海、陆和生态的三重属性,而中国的史学研究中又未有海岸带这一概念,决定了以往对这些区域海洋经济规律的历史研究,难以将海洋经济与沿海经济、沿海海洋开发与沿海区域开发明确区分,因此难以避免海洋经济史研究中海洋“陆地化”倾向。系统研究中国沿海海洋开发与区域海洋经济结构变迁历史,还需建立在对不同海洋区域,尤其是陆海交汇地海洋开发综合效益的量化评估基础上。 六、现代中国海洋经济史研究 在现代中国海洋经济史研究的专门著作中,拙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经济史》主要从新中国海洋经济管理体制演变、海洋经济政策、海洋产业、海洋经济中技术演变,以及海洋经济理论研究及方法论五个方面,对现代中国海洋经济历史发展进行断代研究。[17](P1-483)其他相关研究情况详述如下: (一)中国海洋经济理论演进与思想梳理 该领域研究主要集中在对中国现代,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的近二三十年,这与中国海洋经济理论研究,多是在1978年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会议提出建立“海洋经济”学科和专门,研究机构后发展起来的现实是相符的。研究内容包括中国海洋经济研究脉络的文献梳理、中国海洋经济理论和研究方法总结、中国古代海洋发展战略思想、中国海洋经济思想嬗变等。 (二)海洋空间经济与产业演化研究 现代中国海洋经济空间结构演化研究主要在经济地理学视角下,围绕中国海洋地域空间结构和产业空间集聚态势的演变展开;海洋产业演化研究内容则包括海洋三次产业结构演进,以及主要海洋产业独特的演化轨迹等。 (三)可持续发展视角下海洋产业演进规律 在海洋渔业研究中,重点关注海洋渔业资源核算、渔业资源保护、海洋渔业经济发展评价等问题。学者关于海洋渔业资源核算的研究包括最大持续渔获量估算、海水产品增养殖、海洋渔业生产潜力和效益测度、海水产品成本核算、海洋水产品捕捞回归分析等。海洋渔业资源保护研究主要包括海洋渔业资源衰退情况分析及经济学解释、中国海洋捕捞作业方式变化和海洋渔业生产的资源经济学分析等。海洋渔业经济评价则多强调海洋渔业资源可持续利用,相应地,其研究主要采用生态学方法,如生态足迹和人文发展指数、逻辑斯蒂增长模型等。另外,在海洋渔业转型问题上,由于海洋渔业转型是伴随20世纪80年代《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和专属经济区制度建立出现的一个新问题,就学术界现有成果看,多集中于理论层面海洋渔业转型具体问题探讨,如国外转型经验推介、转型运作机制及评估体系建立、推进区域海洋渔业转型和渔民转产的政策等,对具体转型实践现实的描述和评价较少论及。在海盐业方面,当代海盐经济研究多强调海盐产业布局优化基础上的可持续发展、海盐区产业结构调整等产业经济领域主题。与中国古代和近代海洋经济历史研究主题相比,现代海洋经济的这些特殊议题研究,一方面源于现代海洋经济领域诸多概念范畴的变化,这为学界依据不同海洋经济的概念范畴,形成不同的观点和思想提供了条件;另外,现代中国海洋经济核算体系和统计技术的发展,也使得对诸如海洋产业结构变迁、区域海洋经济的空间布局等方法的定量分析有了数据支撑。#p#分页标题#e# 七、研究评价与展望 纵观近三十年来国内外学者的研究成果,有关中国海洋经济历史研究积累了丰富的文献资料,多数著述为中国海洋专门史、海洋行业史、区域海洋地方史和各朝代海洋断代史。这些史料和学术研究成果对中国海洋经济变迁全历程的整体梳理颇具参考价值。但需看到,在贯通中国海洋经济历史发展全周期的综合系统研究领域,无论在研究视角、研究路线、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等诸多方面,还有待深入。兹述如下: 第一,研究视角上,对中国海洋经济历史源流、孕育和发展历程的解读,多从中国陆地经济主导的区域经济系统着眼,或将海洋经济视为沿海所特有的一种经济形态,或将其割裂为沿海经济系统中陆地经济“向外用力”的一种地理范围的延伸,海洋经济研究过程中的“陆上痕迹”颇多。由于史学研究对考古、古籍文本考证考释等技术的依赖,中国海洋经济发展史研究在相当长时期内集中在史学界。这种单一史学视野下的经济史往往囿于“注解式”研究———基于古籍史料的历史信息的整理,而对这一漫长历史进程的诸多问题缺乏一种经济学意识的观照。另外,“站在中国看中国”也是从事中国海洋经济问题研究的学者所普遍存在的视野局限,对数千年中国海洋经济的理论探索,长期停留在系统闭合式思维的狭隘层面,缺乏一种全球化视野。 第二,研究路线上,现有海洋经济史研究侧重于单体研究和以朝代形态为界点的时段研究。虽然无法排除海洋经济系统本身即为部门和区域组合的观点,但这种部门或区域孤立式研究思路,难以刻画经济部门间融通,容易造成海洋经济史研究的专业“条块分割”局面。多断点的朝代研究,因无法充分兼顾大历史时期内经济的连续性,也无法对中国数千年的海洋经济史源流进行长周期研究。 第三,研究内容上,以往的海洋经济史研究多零散地分布于沿海社会人文的史学考究中,中国海洋经济史研究缺乏一种经济学关怀。即便是单纯的历史学研究,海洋经济领域诸多文献的零散分布也在某种程度上割裂了史料本身的完整性和连续性。 第四,研究范围上,多集中在中国海洋经济实践时序发展脉络的梳理,中国海洋经济理论和经济思想史研究方面颇显匮乏。海洋经济史研究中“重古略今”和“重南轻北”的研究倾向依然未得到合理矫正。另外,中国海洋经济史诸多措词表达上也有待深究和统一,如中国海洋经济,尤其是古代海洋经济研究,自海洋经济活动出现伊始,有关称谓的表述就被冠之以“产业”(海洋渔业、海盐业等)称呼,其实这些活动远未成熟为一种产业。在诸如这些问题上,还需克服学术盲目的痼疾,真正立足于经济学意义上的产业范畴界定。 第五,研究方法上,以往海洋经济历史研究由于研究内容多偏重于专业史内容,所以在方法使用上,史学方法占绝对地位,而较少使用经济学方法,对中国海洋经济历史变迁规律给予经济学解读的“新经济史”著作阙如。同时我们注意到,在海洋经济历史研究中还有另外一种趋势,即强调多学科交叉方法的使用,如“科际整合”等观点,强调多学科交叉的重要性。这就面临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就是研究方法的范式问题,即方法论意义上的冲突。如何兼顾各学科方法,范式层面如何处理冲突,具体解析方法如何交叉使用,仍是需要认真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 基于以上各方面,在未来研究中,破除海洋经济研究附属于陆地的藩篱,秉持“立足于中国看中国,跳出中国看中国”的研究大视野,以海洋经济研究的独立视野和中国海洋经济史与沿海社会经济史研究范畴的厘清为基点,由单线研究向多线条的立体研究转变,对中国海洋经济发展进行全面性的全周期研究,总结中国海洋经济理论研究和实践发展规律,形成综合性、连续性、贯古通今的中国海洋经济通史,有待成为中国海洋经济史研究的一大方向。 海洋经济论文:海洋经济渔业补贴问题思索 本文作者:金普庆 张颖超 罗骞 单位:浙江工商大学金融学院 近年来,渔业的补贴问题始终困扰着各级政府,也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下文中,我们将在公共财政对区域经济发展必要性的理论基础上,结合海洋经济的发展,以浙江舟山为例,探讨中国现行渔业补贴政策的局限性以及补贴政策的完善方向。在深入分析中国渔业补贴政策之前,首先对当前中国渔业补贴的现状和基本框架有一定的认识是十分必要的。 一、中国渔业补贴的现状与基本框架 1.中国渔业补贴的现状。中国渔业补贴政策的目的在于通过政府的财政支持,增加渔民收入,改善渔民生活,更好地解决三农问题和促进渔业的健康、持续发展。21世纪以来,国家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进行补充修正,并已出台《渔业发展计划》、《优势出口水产品养殖区域发展规划》和《中国中长期渔业科技发展规划》等法案,旨在进一步推动中国渔业经济又好又快向前迈进。与此同时,中央和各级地方政府对渔业的扶持和投资力度不断加大,1999年中央政府对渔业的财政投入为2.06亿元,2000年为3.16亿元,2001年为4.44亿元,2002年增加到10.67亿元,2003年超过12亿元,2004年达到12.6亿元,2005年为10.8亿元。2002—2008年中央财政专项用于支持渔业的财政资金达273.15亿元,其中2008年131.8亿元,比2002年增加121.13亿元。2010年仅农业部渔业局归口管理的基建投资和财政资金就达15.52亿元,比上年增长26.7%,重点加强了水产良种繁育、病害防治、水产品质量管理、渔业资源养护、水产科研、渔港和渔业安全、渔业执法装备体系建设和渔业柴油补贴等行业发展瓶颈领域的支持力度,为行业后续发展奠定基础。 2.中国渔业补贴的基本框架。中国渔业补贴的主体分为中央和地方两级,中央一级以行业管理部门农业部(渔业局)为主,其他包括发改委、财政部等部委从各自的管辖领域出发作为补充,形成中央一级多层次、多领域的渔业补贴主体体系。与中央一级相同,地方各级也形成了以农业(海洋渔业)厅局为主,其他部门配合的渔业补贴主体体系。除了以上中央和地方政府各级行政部门外,中国渔业补贴的主体还包括诸如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中国渔业协会等具有政府背景的公共服务机构。 中国渔业补贴内容多、覆盖面广,根据调查,中国浙江、福建等省份渔业补贴内容大约有十八种:①(1)渔船燃油免税或差价补贴;(2)政府转移支付税收;(3)减收捕捞渔民各类渔业费;(4)渔业企业技改,新产品开发贷款贴息;(5)渔船或捕捞许可证的赎回补贴;(6)捕捞渔民转产专业补贴;(7)渔民的教育培训和渔业科技推广投资;(8)远洋渔业开发新渔场补贴;(9)渔业管理补贴;(10)用于养殖业的科研或品种改良的资金补贴;(11)检疫,防疫及质量控制补贴;(12)开拓国际市场或“走出去办企业”的前期补贴;(13)发展水产养殖业的补贴;(14)渔港建设补贴;(15)海洋渔业开发和科研补贴;(16)养殖贷款补贴;(17)水产品龙头企业贷款贴息;(18)远洋自捕鱼进口免税补贴。从全国范围来看,还有一些其他的补贴,如渔船折旧补贴,但总的来说,这十八种补贴已基本包含中国现存渔业补贴的主要内容。 二、公共财政补贴的理论阐述 1.公共财政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必要性。中国经济在高速增长的同时,已经积累起了不少矛盾和问题,其中区域经济增长差距日益扩大,已经成为了中国经济持续、协调发展的制约因素。在影响中国区域经济增长的诸多因素中,政府行为具有突出作用。财政支出作为政府行为的重要内容,体现着财政职能的基本内涵,全面直接地反映财政对宏观经济的调控能力。政府支出影响经济增长的理论研究从1990年开始,到目前为止基本形成了两大结论:一是政府支出活动的替代效应,即财政支出的挤出效应;二是财政支出的互补效应,即强调财政支出会促进经济增长。在中国当前的经济形势下,财政政策在宏观调控中的作用一方面体现在通过增加社会性支出来扩大国内需求,其中社会性支出主要是用于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另一方面只有解决好居民的医疗、教育、社会保障等方面的问题,让其没有后顾之忧,才能更加有效地增加消费需求。所以,公共财政对促进区域经济的发展无疑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2.公共财政与海洋经济发展。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海洋经济以两位数的年增长率快速发展,增长速度快于全国国民经济增长。同期,世界海洋经济发展步入了世界经济发展的快车道:在众多沿海国家和地区,海洋经济成为区域经济发展的新的增长点。现代海洋经济包括为开发海洋资源和依赖海洋空间而进行的生产活动,以及直接或间接为开发海洋资源及空间的相关服务性产业活动,主要包括海洋渔业、海洋船舶工业、港口物流业、滨海旅游业等。不难发现,要推动海洋经济的发展,无论是对基础设施的投资,还是对海洋性产业发展的政策倾斜支持,都需要政府公共财政发挥其作用。 3.海洋渔业补贴的理论阐述。当前,对“渔业补贴”下一个各方均能接受的定义是很难的。事实上,基于不同自身利益的考虑,包括世界粮农组织、经合组织、世界银行等在内的机构纷纷对渔业补贴的定义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在有关渔业补贴的研究中“,补贴”(subsidies)、“财政支持”(financialsup-port)、“经济援助”(economicassistance/aid)和“政府财政转移”(governmentfinancialtransfers)是四个最为常用的术语,均指政府向渔业行业提供支付。因此,在本文中笔者把渔业补贴定义为政府为维护渔业资源的可持续发展,支持渔业的生产、加工、科研以及保障渔民的切身利益而给予企业或个人直接或间接的财政支持。过渡的捕捞所导致的渔业资源日益枯竭以及无序竞争引起的渔业生产效益的下滑,使各国政府认识到渔业补贴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发展海洋经济,做好对渔业的公共财政支持不容忽视。 三、当前中国渔业补贴政策的局限性———以舟山市为例 为推动渔业健康持续发展,根据中国渔业补贴的基本框架,作为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的浙江省舟山市已推出了一系列渔业补贴政策。当前舟山市主要的渔业补贴政策包括渔船柴油涨价补贴、减船补助、渔民转产转业项目补贴、渔民失海补贴等。舟山市渔业补贴政策的实施,对稳定渔业生产,保障海产品正常供给,解决渔民生产生活出路问题,推广渔业新产品、新技术,发展远洋渔业等方面都已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是渔业补贴政策在实施过程中仍存在一些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p#分页标题#e# 1.补贴覆盖面不广,政策落实与预期有差距。舟山市渔业补贴政策的预期目的是为了促进渔业这个弱势行业的发展,特别是维护舟山广大渔民的利益,从而保障舟山海洋经济的长远健康发展。然而,政策出台后,却有很大一批渔民没有享受到福利。一方面是由于补贴政策覆盖面不够广泛,忽略了部分渔民的需求。比如柴油补贴《补助办法》第4条指出:本办法所称的补助对象,即渔业生产者,包括依法从事国内海洋捕捞、远洋渔业、内陆捕捞及水产养殖并使用机动渔船的渔民和渔业企业。该政策要求只有渔用柴油购买(消费)者才能享受补贴,大大缩小了政策辐射的范围,使得大量基层未拥有股份的渔民无法享受到优惠政策。另一方面是由于政府宣传力度不够,广大渔民对补贴政策了解不多。基层渔民大多不会主动去了解政策变动趋势,大多数渔民都是从亲戚朋友中听说补贴政策,但对具体的补助办法并没有足够的了解。 2.补贴结构不合理,弱势群体利益没有得到充分保障。渔业补贴政策是为了提供发展海洋经济的长足动力,而发展海洋经济的一大目的是提高舟山人民的生活水平,缩小贫富差距,然而补贴政策不尽合理的结构使得大量弱势渔民利益没有得到有效保障,反而是一些渔业中的“富人”拿到了大部分的补助。如,“油补政策”主要补助的是承担油钱不断上涨压力的船老大,使得这些“富人”享受到大部分国家补助,这与该政策“惠及最广大渔民的切身利益”的初衷有所偏差。渔业补助政策的出发点是好的,也的确维护了一些从事渔业工作的群体,但是仍没有实现利益的最优分配,补贴结构不合理的问题不容忽视。 3.部分补贴政策与环保要求相悖。补贴政策有助于推动海洋渔业的发展,不过这同时也造成了一定程度上的环境问题。舟山目前在海洋捕捞上实行了以渔船主机功率为基础,不同作业相对油耗作为标准的系数的设定依据,表面看上去公平合理,其实存在“功率大、用油多、多补贴”的政策弊病。导致对破坏渔业资源与生态环境的作业渔船多补贴,而资源杀伤力较小的作业渔船反而少补,渔业补贴政策作为一项公共财政政策,目的之一是促进海洋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要求建立海洋环境友好型舟山,可见部分补贴政策与此初衷相悖。 4.补贴管理不完善,存在骗取补贴金现象。作为公共财政政策,政府推出渔业贴补目的在于一定程度上提高渔民收入,增加当地消费需求,推动海洋经济发展。的确对一些渔民来说,补贴金已经成为一项不小的收入,比如一艘200马力的小型船舶一年就可得到20万元的柴油补助,而像一些马力更大的船舶一般可获得50万元~60万元的补助。然而恰是这不薄的利益诱惑导致违规套取国家补贴现象时有发生,如,一年不出海的渔船蒙混支取补贴,空证、无船的渔民套取补贴等等。舟山渔业补贴政策实施的时间不长,相应的补贴管理能力尚未达到政策的要求,这也是舟山所面临的一个严峻的问题。 四、渔业补贴政策完善的建议 1.扩大补助范围,加大宣传力度。当前中国的渔业补贴政策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渔民的利益,然而这种保障并没有普遍惠及渔民,因此扩大渔业补助的范围是当务之急。一方面,渔业补贴的对象不应只包括股东渔民,而是要兼顾雇工渔民的利益,让更多的补助金流向这些弱势的雇工群体。另一方面,为了切实使得更多符合要求的渔民拿到补助金,政府应该加大宣传力度,派出专门人员向渔民深入介绍补贴制度,并建立灵活有效的反馈机制,及时将渔民对补贴政策的建议反映给相关部门,以降低信息不对称,提高政策的有效性。只有扩大补助范围,才能提高渔民的整体消费水平,改善渔民生活并促进海洋经济的发展。 2.完善补助结构,实现利益的最优分配。在渔业发展过程中,海洋捕捞股份合作制的资金股逐步被少数人掌握,原来的全体船员股份合作制已变成少数船员股份合作制,这样的制度拉大了船员之间的差距。而如今的补助结构恰恰与这样的制度挂钩,补助金大部分流向了少数船员股份合作制中的富有成员,忽略了大量没有股份的弱势成员。因此要形成合理的补助结构,政府应该转变挂钩模式,或者为弱势渔民提供更多更全面的补助,使得资源合理流向需要人群,缩小渔民之间的差距,以符合公共财政政策的要求,推动当地海洋经济的协调、健康发展。 3.采取补贴限制,合理保护环境。政府的渔业补贴政策在促进海洋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应兼顾环境保护。针对当前渔业补贴中所存在的“对破坏渔业资源与生态环境的作业渔船多补贴,而资源杀伤力较小的作业渔船反而少补”的现象,政府应做出相应的限制,减少大排量的渔船,缓解环境压力。此外,出于保护生态环境的目的,政府应尽快建立伏休渔民生活补贴制度,深化伏季休渔制度,确定合理的伏休时间和补贴率,从而在兼顾环境的同时保障渔民的基本利益,使得当地的经济社会能够长远健康发展。 4.提高补贴管理能力,落实补贴规范发放。政府的补贴管理能力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要确保补贴资金落实到位,各级政府应该安排专门人员负责资金的分配问题,加强制度管理,严防任何单位和个人虚报冒领、滞留、挤占、截留和挪用资金。同时,政府应建立资金的追踪体系,由于补助金大多由基层乡镇企业所发放,为了保证资金最后全部流入渔民手中,政府应完善追踪体系,及时调查各级政府的资金发放情况。对于那些挪用、占用补助金的行为严厉查处,用法律手段维护广大渔民的利益。另一方面,补贴管理能力还体现在能够准确识别骗取保证金的行为,限制他人利用补贴政策钻空子。针对此种情况,政府应要求基层组织深入了解渔民的真实情况,力求将每一笔资金发放到真正需要的人手上,从而切实实现政策的预期效果,提高渔民的生活水平,积累发展海洋经济的消费基础,从而为海洋经济的长远可持续发展奠定良好基础。 海洋经济论文:越南海洋经济拓展的重要性 本文作者:梁薇 单位:中联部 越南国土面积小、人口众多,陆地自然资源消耗大、生存发展条件有限。但与此同时,越南三面环海,海岸线长达3260公里,海岸系数为世界平均水平的6倍。全国63个省、直辖市中,有28个省、直辖市临海,其面积约占越南国土总面积的42%,其人口约占全国总人口的45%。近些年来,越南高度重视发展海洋经济,不断加大对海洋经济的投入。海洋经济在越南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和地位不断上升。但与此同时,海洋经济发展也面临着一些问题和困难。1993年七届越共中央出台了“关于最近数年发展海上经济任务”的决议,首次提出把越南建设成为一个海洋经济强国。 2001年越共九大提出要“大力向海洋进军,做海洋的主人”。2006年越共十大重申,力争早日成为本地区的海洋强国。2007年越共十届四中全会进一步明确了把越南建设成为海洋强国的目标。越南认为要想成为海洋强国,就要优先发展海洋经济。因此早在1986年的越共六大就强调,海洋经济是最优先发展的经济行业。1993年七届越共中央对发展海上经济的任务作出了具体规划。1996年越共八大指出,海洋和沿海地区是经济建设的战略区域。2006年越共六大重申,制定和实施有重点的全面海洋经济发展战略,强调重点完善海洋和海运网络,推动油气开采加工、海产品加工和海洋服务业,加快发展造船工业和海产品加工工业。2011年越共十一大提出“沿海、海洋、海岛地区”发展新战略,强调重点建设海港、沿海工业区、经济区、都是系统,同时发展船舶修理工业,尤其勘探加工工业以及海洋运输、海洋旅游等。发展岛屿经济,加大远海水产资源发掘力度。越南同时也强调,发展海洋经济要统筹兼顾国防安全。 1986年越共六大明确提出海洋经济建设要与国防建设同步进行。1991年越共七大通过了“至2000年发展海洋经济和保卫海上国家主权”的指导路线。2006年越共十大强调发展海洋经济,保障国防安全。2007年十届四中全会强调要把经济社会发展与国防安全紧密结合。越南已明确提出海洋经济发展的目标,即“靠海致富”,到2020年,越南海洋和沿海经济展全国国内生产总值(GDP)的53-55%。“纯海洋经济”产值占全国GDP的20-22%,主要发展在油气开采、海产、航海和旅游。海洋经济出口将占全国出口总额的55-60%。目前,越南海洋经济发展已经初具规模,正步入加速发展时期。海洋渔业、海洋交通运输业、海洋船舶工业、海洋油气业和滨海旅游业等成为越南经济的主要支柱产业。 在海洋渔业方面,越南水产量居世界第六位。2010年越南水产捕捞量为245万吨,其中海洋渔获量为222万吨,水产养殖量为270万吨,水产品加工144万吨。水产品出口额为49亿美元。越南水产品远销欧洲、日本和美国等160多个国家和地区。越南有近130万只等级渔船,一般为木质船,马力小、捕捞设备落后、活动分散、抵抗风浪能力低。在海洋油气业方面,越南海上油气开发在其原油生产中占有重要地位。石油是该国第一大经济支柱,战国民经济总值30%。目前,越南海上石油产量为日产30多万桶,占其石油产量的一半。曾有报道称,越南已经对我南海已经进行了30年的开采,从中获利250多亿美元,将来“更要以国家利益为重”,继续在南海勘探石油和天然气。在海洋交通运输业方面,目前,越南沿海有近270个大小海港,大部分港口吞吐量有限、规模小,缺乏达到国际标准的深水港。 2010年港口货物吞吐量为2.59亿吨。越南海港货物装卸设备落后,而且没有与之配套的后勤服务区和公路网,因此当通过货物增多时,各港口常出现超负荷运转或货物积压现象。目前,越南有约630家海运企业,拥有船舶约1680艘,大部分船只载重量仅1000-2000吨,缺乏大型船和专用船,整体运输能力较弱。越南国内船队运力仅能满足全国进出口需求的20%,无法开展远洋运输,出口欧美等国的商品必须经新加坡和香港中转。在海洋船舶工业方面,越南目前有20家造船厂和14家相关企业,与世界30多家船业公司建立合作关系,大量采用国外先进技术和设备。越南已经能够制造5万吨级散货轮、10吨级油轮、1016个标准集装箱级货轮。越南正努力实现到2015年成为第五个造船大国的目标,至2020年将再投资建设3个造船中心、3个船舶维修中心。在滨海旅游业方面,越南沿海集中了全国三分之四的综合性旅游区,在越南现有的7个世界自然遗产中有6个在沿海地区。滨海旅游每年吸引70%夫人国际游客和50%的国内游客,为旅游业贡献70%的营业额。但滨海旅游资源开发程度有限,尚未形成突出特色;旅游基础设施较差,滨海旅游比重以及旅游收入长时间没有提高,滨海旅游项目宣传不到位。 在沿海工业区建设方面,2008年,越南出台了“到2020年越南沿海经济区发展规划”。据此,越南将建设15个沿海经济区。越南希望到2020年沿海经济区经济总量展全国经济总量的15-20%,并创造130-150万个就业机会。为发展海洋经济,越南已出台落实多项措施。在沿海经济方面,一是拓宽沿海经济投资、融资渠道,促进投资社会化和投资形式的多样化,以推动沿海各省海洋基础设施完善升级、临海工业区、经济区建设发展,推进沿海各省经济社会各项事业进步。二是发挥沿海各地区比较优势,有侧重地建设海洋经济只能更新,北方沿海省份以北部湾经济区建设为重点;中部沿海各省以云峰国际中转港建设为重点;南部以富国岛国际交通中心、国家及地区海岛生态旅游建设为重点。三是鼓励沿海农民从事渔业捕捞养殖等海上经营活动。四是提高海洋自然灾害预警、海洋救援救护能力,确保海洋经济各项活动的安全。 在海洋开发、利用和管理方面,一是制定海洋开发、利用与管理的总体战略。二是明确至2020年海洋经济的发展方向和任务,制定落实相关政策、措施三是加强中央及地方各级海洋行政管理机构建设,明确各级有关部门在海洋开发、利用和管理中的工作职责。四是提高海洋科研与应用水平,加强海洋科技和经营管理人力资源建设。但目前,越南海洋经济发展仍存在一些问题和困难。越南海洋与海岛总局局长阮文居曾指出,目前越南沿海、海上和海岛基础设施薄弱,港口体系弱小,设备十分落后。越南海洋经济发展与潜力极不相称,不仅落后于世界大国,而且远不如地区的其他国家。越南人均港口货物吞吐量仅为新加坡的1/140、马来西亚的1/7和泰国的1/5。#p#分页标题#e# 当前,越南海洋经济得发展目标虽然已经明确,但是海洋经济发展政策措施仍缺乏具体落实,海洋资源开发管理体制不完善;海洋经济基础设施和技术设备落后,国家投入不足或滞后;海洋科技总体水平低、新兴海洋产业尚未形成规模,海洋经济发展所需的人力资源素质不高;低于自然灾害的能力较弱。虽然越南海洋经济建设与发展尚存在一些问题和困难,越南将克服重重困难,大力发展海洋经济。海洋经济在越南未来的经济发展中将会占据越来越突出的位置。 海洋经济论文:谈论浙江发展海洋经济动机 本文作者:张志刚 杨卓凡 任淑华 单位:浙江海洋学院水产学院 在国家大力提倡和促进海洋经济发展的同时,浙江省被确立为“海洋经济示范区”,舟山市更是被设立为“舟山群岛新区”。浙江发展海洋经济,不但拥有丰富的资源禀赋,也得到了国家政策的大力支持,同时浙江省还拥有大量闲置的民营资本,这对于浙江省下一步的海洋经济的大力发展提供了充足的资金保障。然而,在浙江省大力发展海洋经济的同时,我们不能盲目地进行开发,一定要详细分析发展海洋经济的动因。 一、浙江省发展海洋经济“动因”研究的重要性 由于近年来国家加大对海洋经济开发的支持,研究者对于浙江省发展海洋经济动因逐渐开始关注。不过由于立场及角度不同,不同研究者对于浙江发展海洋经济的“动因”研究不一。刘键初(1999)认为浙江的资源禀赋和经济结构调整、接轨国际市场是浙江开发海洋的战略选择原因;俞树彪、阳立军(2006)从海域管理工作不断加强、可持续开发海洋理念不断深化、海陆联动与统筹三方面作为浙江海洋开发的基础来研究浙江海洋经济发展的必要性。实际上,无论是从哪个方面研究浙江发展海洋经济的动因,我们都需要了解的是如何能将发展海洋经济的动因分析与开发海洋的过程结合,达到全面科学合理开发海洋的目的。对发展海洋经济的动因进行合理归纳,首先有助于树立全面开发海洋的思路,能够从更广阔的视野着眼开发海洋,可以更全面地考虑问题,达到科学开发的目的;其次有助于加强对开发海洋中各个重要组成部分中的关键因素的把握,针对海洋开发的复杂性,对于关键因素的把握更容易保证海洋整体开发的完整与协调;再次更有助于把握对各种影响海洋开发的部分要素的科学论证与考核,在通过论证后设立制度化的法律法规来保持海洋开发的协调性,以免开发过程中出现“木桶短板效应”而影响整体开发进程。 二、发展海洋经济动因 针对浙江省的具体情况,将浙江发展海洋经济的动因分为以下四种: 1.资源禀赋决定论 浙江省地处长三角地区,拥有丰富的港口、渔业、旅游、油气、滩涂、海岛、海洋能等资源,具有十分明显的组合优势。同时,浙江省有全国最长的海岸线6,696km,约占全国30.7%的可规划建设的万吨级深水泊位岸线506km。另外,浙江有世界四大渔场之一的舟山渔场。渔业资源丰富,可捕捞量全国第一。浙江省地处亚热带季风气候区,气候温和湿润,地形多样化,滨海旅游资源丰富,同时还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海洋文化底蕴,开发海洋旅游潜力巨大。所谓资源指的是一切可被人类开发和利用的物质、能量和信息的总称,它广泛地存在于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中,是一种自然存在物或能够给人类带来财富的财富,如土地资源、矿产资源、森林资源、海洋资源、石油资源、人力资源、信息资源、区位资源等[1]。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能够保证社会具有持续发展的能力,实现资源在区域空间上的有效配置;实现社会财富在代际间的合理转移。一般而言,那些自然资源丰富的国家(地区)的产业结构或多或少地具有资源开发型的特性,其主导产业也与资源类型和分布有很大关联。由于自然条件和资源禀赋一般是人力因素难以改变的,同时资源禀赋又是一国(地区)经济发展的基础因素,因而对一国(地区)的主导产业及产业结构和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按照上述资源的新概念,浙江省实际上是一个资源大省,而且由于海域资源的丰富甚至可以使得浙江省的资源排名提高到全国前列。而浙江省陆地资源贫乏,因此,要促进浙江经济的第二次腾飞就必须从开发海洋做起,深度挖掘海洋资源,提高资源利用率,大力发展海洋产业,引导全省海洋经济的快速发展。 2.经济发展转型论 浙江作为一个陆地面积小省、陆地资源小省,在浙江经济的快速发展过程中,由于资源的缺乏,浙江存在过分依赖外省资源,资源消耗大,环境污染重等问题。浙江的工业经济中的重要部分是由传统制造业组成,新兴产业与高科技产业比例低,这造就了浙江省经济发展粗放型的增长方式。发展海洋经济,首先能够将浙江省对资源的需求从省外转移到海洋。开发海洋能够大力利用海洋资源,可以减轻对省外资源的依赖,也可以增加对海洋新能源的利用,在很大程度上能够摆脱资源消耗大、环境污染严重的格局。发展海洋经济,其次能够将浙江省对海洋旅游的重视程度提高。旅游业作为第三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已经成为了新世纪的朝阳产业。发展海洋旅游,可以充分利用浙江丰富的自然资源条件,同时浙江省也拥有浓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再加上紧邻长三角这个巨大的市场,交通便利,区位优势十分明显。海洋旅游也的发展必然能够提高第三产业在浙江产业结构中的比重,更能够促进浙江省生态建设步伐,使浙江省生态环境更趋于和谐。发展海洋经济,最后能够将浙江省对高新技术的开发利用水平提高。海洋作为一个巨大的空间,发展海洋经济,由于不同的海洋产业之间关联度很高,它们之间的联系十分紧密,同时开发海洋也因为海洋特殊的环境而要求高新技术的应用。开发海洋空间,浙江省必然加强对高新技术人才的引进,增强对高新技术的攻关,并提高新技术在经济发展中的技术贡献率,促使浙江工业结构从以传统工业转向新兴产业、高新技术产业。这对于构建浙江省科学合理的产业结构具有重要的意义。 3.充分就业论 就业乃民生之本,就业和收入分配是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两个重要的环节,它们互相影响、互为因果。只有达到充分就业的地步才可以提高居民收入来抑制收入差距的日益扩大,从根本上解决社会致贫的根源。主导产业对于关联产业具有扩散效应,它的选定和发展都决定这关联产业发展的走向,更决定了区域劳动力就业的结构。因此,在进行区域主导产业选择的时候,就应该对于那些能够大力拉动区域就业的产业进行扶持。海洋产业在吸纳劳动力方面对陆域产业的拉动效应使得海洋产业成为了我国新的劳动力吸引磁场。研究结果表明:海洋产业增加值每提高一个百分点,将创造直接就业机会3.7万人,可相应为陆域创造4.7万人的间接就业机会[2]。因此,大力发扬海洋产业是解决我国就业问题的有效途径之一。下表列出了近年来国家与浙江省陆域产业与海洋产业相关比例数据。虽然海洋经济在全国范围内还没有得到快速发展,但在浙江省海洋产业产值不断上升,其所吸纳的就业比例也在成倍上升,这就凸显了海洋产业对劳动力的吸纳力度。正因为如此,从充分就业层次来讲,在当今大力提倡发展海洋经济的时代,对于海洋产业的优先发展必须要考虑到其对就业的影响,优先发展海洋产业中对于劳动力吸纳能力高的产业,并形成规模化的海洋主导产业,同时其带动关联产业发展的能力也提高了整个海洋产业对劳动力的吸纳能力,这对缓解我国就业现状具有深远的意义。对于沿海地区来说,海洋产业的发展能够更好地依托区域区位的优势,这种区位优势加上沿海地区的经济优势对劳动力形成了一个强大的吸引磁场,促使劳动力涌向区域海洋产业。海洋产业的各个产业之间的相关程度十分密切,其产业带动能力较强。海洋产业之间、产业群之间都关系密切,发展海洋产业,可以促进和带动其他产业的发展。大批海洋产业的兴起和发展,势必会带来更多的就业机会,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劳动力就业的压力。#p#分页标题#e# 4.文化影响与政策引导论 浙江省作为公认的“经济大省”,却是实实在在的“资源小省”,因此多年来关于浙江经济现象的原因一直是经济学界的一个重要的研讨课题[3]。经济学界之后对于浙江经济发展的奇迹给予的解释是浙江人经济理论。那就是:浙江最大的资源就是浙江人,最大的财富是浙江精神,最大的优势是浙江文化(李强,2004)。因此,浙江省在过去的二十多年所创造的辉煌业绩,最大的动力可以说是来自于浙江人的文化精神的推动。高淑云在《浙江人的素质特点》一文中明确地提出了浙江人所具备的特点:首先是开放的心态;第二是敢闯的精神;第三是善变的头脑;第四是负重的品格;第五是务实的作风;第六是现代的理念[4]。把浙江的经济归结于浙江人经济,其实也就是在肯定浙江人文化精神对于浙江民营经济高速发展的决定作用。正是浙江人的文化才使得温州、义乌形成了独特的经济发展模式。不管是“温州模式”,还是“义乌模式”,其实都是“浙江模式”的一个缩影,“浙江模式”是指在市场化、信息化、工业化、城市化、国际化的改革和发展过程中,浙江所有的样式、方法、路径和特征。其本质是一种市场经济模式,是市场、市场体系、市场机制和市场体制形成过程所具有的浙江地方性特征。浙江模式”的特色主要是:具有根植性、内生性、群众性的创业文化与企业家精神;“民办、民营、民有、民享”的经济体系;服务型且有为的政府和公正、透明、可预期的体制框架[5]。从“浙江模式”的经验我们可以总结出:区域经济的发展不单单取决于资源禀赋,区域深厚的文化精神的驱动作用也是不容忽视的,在充分利用这些精神财富的前提下,政府部门大力建设有利于商业文化和经济发展的良好环境,做好政策引导和服务,就能够更好地带动区域内各个产业的快速发展,而在之后的发展过程中,政府需要做的是协调好各个产业间的发展速度和规模,对于本区域能够利用精神文化优势而加快发展的产业给予大力的支持和协助,在这个发展的过程中应优先确定那些能够通过精神文化的刺激和引导而获得快速有效发展的海洋产业作为海洋主导产业,以达到引领其他海洋相关产业发展的目的。最后,更应该在原有产业发展的基础之上做大做强,形成区域特色的海洋主导产业。 三、总结 在海洋经济时代来临之际,浙江省作为全国大力发展海洋经济的先驱,更应该在确立全面了解浙江省发展海洋经济的动因的前提下,通过利用本身独有的海洋产业发展优势,利用浙江省所具有的资源、政策、资本、科技等各种优势,为浙江省海洋经济的腾飞乃至全国海洋经济的长远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 海洋经济论文:海洋经济防洪御潮保障思索 本文作者:潘存鸿 倪勇强 韩海骞 胡国建 单位:浙江省水利河口研究院 1问题的提出 浙江省海域面积26万km2,大约是陆域面积的2•6倍;海岸线6696km,规划可建万吨级以上泊位的深水岸线506km,面积500m2以上海岛2878个,均为全国第一;舟山渔场是全球4大渔场之一,可捕捞量全国第一;潮汐能、波浪能、洋流能、温差能等可开发的海洋能居全国首位。2010年7月浙江省被确定为全国海洋经济发展试点省份。2011年2月国务院批复同意《浙江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规划》,同年6月批准设立舟山群岛新区。这标志着浙江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和舟山群岛建设正式上升为国家战略,成为国家海洋发展战略和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浙江省围绕防灾减灾、水资源、水生态3大保障体系建设开展了大量工作,极大地提高了全省防洪减灾、水资源配置、水环境保护能力。但是,近海地区由于其特殊的自然地理条件、经济社会的高速发展,在防洪安全保障、水土资源开发利用方面仍存在比较突出的问题:一是随着单位面积人口、财富的快速增加,对防洪安全保障提出了更高要求;二是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对水土资源的需求迅速增加,水土资源短缺,供需矛盾十分突出;三是人类活动频繁,开发建设活动与环境保护之间、各类开发建设活动之间矛盾日益突出,对管理协调提出了更高要求。本文主要从水利角度出发,探讨浙江省沿海及海岛地区防洪御潮和水资源、滩涂资源开发等关键问题,以保障浙江省海洋经济的发展。 2统筹兼顾,搞好相关规划 《浙江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规划》为浙江海洋经济发展勾画了美好的蓝图,根据该规划,舟山群岛新区、沿海几大河口海湾及近海地区将是海洋经济发展的重点地区,包括杭州、嘉兴、绍兴、宁波、台州、温州、舟山7市,为了保障这些区域的防洪御潮安全,科学开发与利用自然资源,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同时为协调好各地区、各部门、各行业之间的海洋资源保护开发利用,应根据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规划,编制或修编相关规划。内容包括社会经济和重大工程布局、防洪御潮、水资源配置、岸线利用、海洋环境保护、滩涂资源利用和湿地保护、港口航道布局、海洋能开发,借此推动浙江省海洋经济示范区的建设,保障区域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3提高防洪御潮能力[1] 洪涝灾害和台风暴潮灾害是浙江省最主要的自然灾害。特定的地理地形环境、气候和潮汐特性决定了浙江省沿海地区是水灾害多发的地区。(1)据1949—2009年统计,影响浙江台风共有203个,平均3•4个/a,其中登陆浙江省的台风共40个,平均0•66个/a。发生台风灾害的年份有44a,平均1•4a中就有1a发生台风灾害。(2)降雨集中是浙江省洪涝灾害的主要成因,浙江省洪涝灾害主要发生在每年的5—9月,大多数由梅雨暴雨、台风暴潮和短历时暴雨引发。(3)浙江省沿海地区大多数为海积平原,地势低,杭嘉湖平原、萧绍平原、温黄平原和温瑞平原地面高程分别为1•6~2•2,4•5~5•5,2•6~3•2,2•7~3•1m,杭嘉湖平原高程甚至低于平均高潮位。(4)浙江省沿海大部分水域属强潮区,潮强流急。在台风影响下,风暴潮流和台风浪联合作用下水动力很强,容易造成潮灾。浙江省防洪御潮工程体系主要由海塘及沿塘水闸、水库、堤防工程等组成。海塘是最重要的御潮工程,浙江省海塘建设历史悠久,特别是1997年遭遇11号强台风后,浙江省开始标准海塘建设,于2000年完成,并不断续建,建成20a一遇及以上海塘1723km,提高了沿海地区的防台御潮能力。为进一步巩固和提高海塘工程的安全,自2008年起,浙江省开始实施“强塘工程”,计划于2012年底完成海塘和沿塘水闸的配套加固工程,提高防潮能力。 目前浙江省海塘总长2248km,可分为钱塘江海塘(长415km)和浙东海塘(包括岛屿上的海塘,长1833km),其中100a一遇的海塘长254km,50a一遇的海塘长1050km,20a一遇的海塘长419km,20a一遇以下的海塘长525km。浙江省沿海及海岛地区县级以上河道堤防长7940km,其中设计防洪标准为100a一遇的堤长461km,50a一遇的堤长1926km,20a一遇的堤长4348km,10a一遇的堤长1206km。尽管近10余年来,浙江省在防洪御潮工程体系(包括工程措施和非工程措施)建设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在经济发展方式转型升级、大力发展海洋经济和城市化快速推进等新形势、新情况下,浙江沿海及海岛地区水灾害防御也面临着新的挑战:①沿海城市化加速使城市防洪排涝问题日益突出;②经济、人口等要素进一步集聚对现有工程防御标准提出更高要求;③海塘防御能力有待进一步巩固和提高:沿海地区大多数为软土地基,标准海塘沉降和变形大,降低了防潮能力;④超标准风暴潮防御问题。因此,依据新形势、新情况,需要进一步分析论证现有防洪、防潮工程的防洪、防潮及排涝能力,提高台风、降雨量、洪水、风暴潮位、台风浪等预报精度,从流域、区域角度建立与保护对象相适应的工程防御体系,完善非工程体系建设,提高应对超标准洪潮灾害的能力,保障浙江省海洋经济示范区建设。 4进一步开发利用水资源,优化水资源配置[1] 水是生命之源、生产之要、生态之基。浙江省沿海及海岛地区人多水少、水资源时空分布不均,水资源供需矛盾突出是可持续发展的主要瓶颈。浙江省沿海及海岛地区水资源量538亿m3,占浙江全省的56•3%。区域水资源主要特点有:(1)总量较丰,人均较少。平均单位面积水资源量为88万m3/km2,水资源总量较为丰富。但人口密集,人均水资源量仅为1388m3,约为全省平均的66%(见表1),全国平均的60%,世界平均的15%,人均量相对较少。(2)水资源时空分布不均。约有70%的水量集中在5—9月;年际水资源量差别较大,最枯年份的水资源量仅为正常年份的1/2;在空间分布上,山丘区水多,平原和海岛区水少,地区间单位面积水资源量差异可达2~3倍之多。(3)水资源可利用程度不高。区域内的河流多为源短流急的小河,独流入海,加上降雨在时间上分布不均,水资源可利用程度不高,约30%左右。至今,浙江省在沿海及海岛地区修建了各类供水工程达15万处,使得该区域现状供水能力达到176•3亿m3,约占多年平均水资源量538•1亿m3的26•3%。其中水资源开发利用率最高的是宁波,约34•0%;海岛地区因水资源开发难度较大,其开发利用率最低,如舟山仅15•1%左右。 已建供水工程基本满足了该区域在平水年、一般枯水年的水资源需求。但在连续干旱年或特殊干旱年,区域内特别是海岛地区水资源供需矛盾仍十分突出,主要问题有:①水资源调控能力不足;②水环境问题突出,限制了水资源利用;③海水和雨水等非常规水源未得到充分利用。据预测,到2030年90%保证率时,区域需水总量221•4亿m3,为现状用水量的1•4倍。现状供水工程状况下,7个市均不同程度存在缺水,缺水相对严重的市有台州、温州和舟山,缺水量分别为6•6亿,8•0亿,1•0亿m3,缺水率分别为20•7%,20•9%,29•9%。因此,为保障海洋经济发展,在沿海6市需优化水资源配置;增建或调整蓄水工程,以增加区域水资源调配能力;调整灌溉制度;沿海产业布局应考虑与当地水资源条件相适宜的产业。在舟山海岛地区,降雨相对较少,蓄水能力弱,内部可挖掘潜力不大,应根据具体情况采取不同的措施,如大陆引水、岛际引水、海水淡化,充分利用当地水资源包括雨水资源和海水资源。同时,积极探索平原生态湿地型水库建设,实施水库联网,翻、引河网水入库等新型雨水利用手段。#p#分页标题#e# 5加强滩涂资源开发利用和保护[2-3] 浙江省耕地面积仅208•17万hm2,人多地少的矛盾一直制约着浙江省社会经济的发展。通过滩涂开发,在寸土寸金的临海地带开拓发展空间,对浙江省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滩涂可分为河口区滩涂、平直海岸区滩涂、港湾内滩涂和岛屿周边滩涂4种类型。根据冲淤特性,滩涂也可分为淤涨型、稳定型和侵蚀型3类,浙江省滩涂绝大多数属前2类。浙江省滩涂的开发利用历史悠久,自古以来开发利用的滩涂面积已有约66•67万hm2(1000多万亩)。自建国(1949年)以来截止2010年浙江省沿海共围垦滩涂面积约23•74万hm2(356•10万亩),其中,杭州市约4•46万hm2(66•9万亩),宁波市约7•10万hm2(106•44万亩),温州市约1•85万hm2(27•77万亩),绍兴市约2•85万hm2(42•68万亩),嘉兴市约1•00万hm2(15•03万亩),台州市约4•78万hm2(71•71万亩),舟山市约1•70万hm2(25•57万亩)。目前,已围土地开发利用的方式已从单纯的农业利用转向高效立体养殖业、效益农业、工业、电力、交通、港口和城镇建设等。1950—2009年浙江省滩涂围垦面积中已开发利用约18•93万hm2(283•88万亩),占已围面积的80%。同时,滩涂围垦还衍生了大量的人工湿地,1950—2010年有约6•53万hm2(98万亩)转化成了水库、河道、养殖场等湿地水面,占围垦总面积的27%。 浙江省滩涂资源是动态变化的,在自然条件下绝大多数滩涂处于缓慢淤涨状态。据统计,杭州湾庵东附近岸线、瓯江口、飞云江口、鳌江口、椒江口及台州湾的岸线以平均10~70m/a的速度不断向外海推进。近20余年来,随着海岸人类活动的加剧,滩涂有加剧淤积的趋势。据实测资料分析,在围涂及促淤工程实施后,邻近滩涂的淤积速率可提高4~7倍。建国后浙江省曾在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70年代后期、90年代后期以及2004年进行过4次滩涂资源调查,根据历次调查数据,50余年来滩涂并未随围垦面积的增加而减少,而是稳定在约25•87万~28•87万hm2(388万~433万亩)的水平,变化幅度也在平均数的6%以内,说明滩涂资源在合适的围垦速率条件下是可以恢复的。根据2004年滩涂资源调查,理论深度基准面以上的滩涂资源面积约为26•07万hm2(391万亩),全省适宜造地滩涂区面积约为17•47万hm2(262万亩),扣除2005—2010年已围的面积约为4•95万hm2(74•3万亩),不考虑滩涂自然淤涨,2011年以后理论深度基准面以上可开发利用的滩涂面积仍有约12•51万hm2(187•7万亩)。近几年为保障全省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适度加大了滩涂围垦力度,“十一五”期间,全省匡围滩涂4•21万hm2(63•11万亩)。“十二五”期间,浙江省将继续适度加大滩涂围垦力度,保障海洋经济的发展。同时在技术上还需进一步研究:①滩涂围垦的供沙问题。长江口来沙和浙江省河流输沙减少对滩涂的影响;②滨海湿地保护与滩涂围垦及其环境影响研究;③滩涂淤泥资源化利用综合技术研究;④深水围涂综合技术研究。 6结语 滩涂资源和水资源是浙江省海洋经济发展的2大关键资源,防灾减灾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要保障条件,以规划为先导,科学合理开发滩涂资源和水资源,提高防灾减灾能力,对于促进浙江省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以及舟山群岛新区的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海洋经济论文:海洋经济航运业的重要性 本文作者:陈晓 陈昌锋 单位:镇海区财政局国资科科长 镇海区财政局 2011年国务院正式批复《浙江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规划》,批准设立舟山群岛新区,海洋经济已经成为浙江省又一轮大发展、争创经济新优势的战略重点。镇海区地处宁波—舟山海洋经济优秀示范区的优秀区域,加快海洋经济发展,占领未来经济的制高点已经刻不容缓。航运业是海洋经济的重要载体,能否实现航运业的跨越式发展,直接关系镇海区乃至宁波市海洋经济优秀示范区战略的成效。为此,进一步明确镇海区发展航运业的必要性和优势,进一步形成实现航运业跨越式发展的共识,为镇海区“十二五”时期海洋经济更好更快发展奠定基础,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镇海区航运业发展的现状 “十一五”时期,镇海区出台了一系列扶持航运业发展的经济政策,在促进航运业做强做大、实现跨越式发展上发挥了积极作用,航运业迅速崛起并成为全区七大专业市场之一,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中,不仅经受住考验,而且化危为机,进一步壮大了整体实力,在全省乃至全国航运业占有一席之地。 1、从纵向比较看,“十一五”时期镇海区航运业不论企业数量还是运力规模均上了一个新台阶。一是航运企业规模快速增长。航运企业数量从“十五”期末为5家,到“十一五”期末的2010年激增至25家,翻了两番多。二是船舶数量和总运力双双大幅增长。2010年末拥有船舶113艘,是“十一五”初期的2006年65艘的近两倍。年平均吨位增长率达到45.28%。总运力从2006年末的22.25万吨,到2010年末增长至98.94万吨,位居全省第二,全市第一,发展之快为全省首例。三是实现了航运业多元化发展。集装箱船、高速客轮、游船实现零的突破,目前拥有集装箱船8艘、高速客轮2艘、游船9艘。 2、从横向比较来看,镇海区航运业经过“十一五”时期快速发展,已经成为宁波航区举足轻重的重要组成部分。一方面,船舶数量从2006年仅占全市的10%,到2010年增长至17%。总运力从2006年占全市的10%,增长至2010年的21.6%,位居全市第一(见表1)。另一方面,在宁波航区,以镇海为代表的油品、化学品运输已成为宁波水运行业的三大特色区块之一,实现经济效益与规模的双双飞跃。 二、实现镇海区航运业跨越式发展的必要性分析 尽管镇海区航运业在“十一五”期间实现了快速发展,但在浙江已经成为国家海洋经济示范区,宁波作为浙江海洋经济的优秀示范区之后,镇海区航运业的发展现状与其在宁波优秀示范区中的地位不相称,与将大力发展海洋经济纳入全市“六个加快”发展战略的重要举措不相称,加快航运业发展已经刻不容缓。 1、从国际层面分析,发展航运业是海洋经济强国的必由之路。中外历史证明,传统的世界强国和经济发达的地区都是从海洋走向繁荣和强大的。近50年,世界经济年均增长3%,而海洋经济平均增长率高达11%,每10年翻一番。1990年之后的10年里,我国海洋产业总产值几乎增加了10倍,我国的沿海地区面积占全国的13%,却创造了60%的GDP,这在很大程度上倚重于海洋。航运业作为海洋经济的载体,对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等各方面具有不可低估的作用,各海运国家均将航运业作为发展海洋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国家层面制定一系列优惠措施扶持航运业发展。世界主要海运国家,特别是APEC各成员国一般都限制外商从事本国的沿海和内河运输,以保护本国航运业发展。韩国、墨西哥、菲律宾等国家规定货载优先或货载保留等措施,对本国船舶承运进出口货物给予一定的优先权或货载比例。 2、从国内层面分析,发展航运业是我国维护国家利益的战略选择。航运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之一,其兴衰荣辱与国内外总体的经济、贸易、社会和政策法规的发展态势关系密切。一方面,全球贸易迅速发展,经济一体化进程不断加速,世界各国、各地区经济贸易往来日趋频繁,资本、资源以及产品等在全球范围内的合理配置和流动,进一步促进世界产业结构调整和重新布局,推动了贸易的高速增长,为航运业带来巨大的运输需求,也为中国航运业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国际空间。航运业是实现国际贸易的重要保障,也是推进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全球化的重要基础,航运业为中国的对外贸易发展,巩固世界主要贸易大国的地位提供了便利的运输服务。另一方面,海洋经济已成为维护国家利益的新战略。我国拥有海洋国土面积300万平方公里,蕴藏着丰富的石油、天然气等战略资源。“十一五”时期我国海洋经济年均增长13.5%,预计2020年前平均增长率可达20%,占GDP比重将进一步提高。“十二五”规划纲要已经把海洋经济发展纳入国家战略。这些都充分说明,大力发展海洋经济,已成为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战略。而作为海洋经济重要组成部分和重要载体的航运业必将成为优先发展的战略行业。 3、从浙江省层面分析,发展航运业已经成为浙江海洋经济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2011年国务院批复的《浙江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规划》明确提出要构筑“一核两翼三圈九区多岛”的海洋经济发展总体格局,海洋经济已成为浙江提升区域竞争力、服务国家战略的新载体。在新一轮的区域竞争中,浙江省迫切需要一个服务国家战略、引领浙江发展、体现时代特征、再创浙江优势的发展战略,海洋与港口无疑是浙江最具优势、最具发展潜力的战略着力点,也是浙江战略与国家战略的最佳结合点。航运业在其中占有重要地位,是浙江建设海洋经济强省的重要组成部分。 4、从宁波大市层面分析,发展航运业是宁波建设国家海洋经济优秀示范区的战略举措。港航服务业在宁波建设国家海洋经济优秀示范区中具有战略优先地位。《浙江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规划》提出的“一核两翼三圈九区多岛”的海洋经济发展总体格局中,以宁波—舟山港海域、海岛及其依托城市为优秀区。按照这一规划要求,大力发展海洋经济,已被纳入宁波市“六个加快”重要战略。宁波市的海洋经济发展规划明确提出,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宁波海洋经济发展的总体要求是:坚持以港航服务业、临港先进制造业、海洋新兴产业和海岛资源开发为重点,以创新体制机制为动力,努力做到“三统筹”、“四着力”,即统筹陆域经济和海洋经济发展,统筹资源开发和环境保护,统筹经济建设和改善民生,着力构建现代海洋产业体系,着力完善海洋基础设施体系,着力提升海洋科教研发能力,着力加强海洋生态文明建设,努力实现“海洋经济大市”向“海洋经济强市”的战略性转变,把宁波建设成为海洋经济实力较强、辐射服务功能突出、空间资源配置合理、科教文化体系完善、海洋生态环境良好、体制机制灵活的我国海洋经济发展的优秀示范区。#p#分页标题#e# 5、从镇海自身发展层面分析,发展航运业是推进经济结构调整、建设海洋经济强区的需要。一是镇海建设“港航强区”的需要。港口发展具有产业集聚的作用,可带动相关产业和配套产业的发展,极易形成区域性的产业带,加快资源优化配置和产业合理布局。据有关数据显示,港口生产经营与其他相关产业及间接诱发的经济贡献为1︰5,提供就业比值为1︰9。航运业发展为镇海区构筑临港石化产业、先进制造业和三位一体的物流港航体系提供有力支撑。二是打造宁波海洋经济发展的引领示范区的需要。镇海地处我国黄金海岸、黄金水道“T”字形经济带优秀区,大宗生产资料交易配置功能日益突出。航运业是对外经济联系纽带,充分发挥区位优势和港口优势,加快发展航运海洋经济,有利于与相关区域合作共同打造亚太地区重要国际门户,提高我国对外开放和参与国际经济竞争与合作的水平。三是镇海建设现代海洋产业体系的需要。在《宁波市镇海区海洋经济发展规划》中,航运业的发展是现代海洋产业体系建设之一。镇海海洋经济的发展将依托宁波石化经济技术开发区、大宗货物物流枢纽港、镇海经济开发区、机电园区,发展三位一体的物流港航体系。作为重点发展环节之一的航运业,是镇海各大园区对外的纽带,计划至2015年,海运总运力将超过200万吨。提升发展港航服务业,充分挖掘现有航运企业潜力,改善运力结构,使水运运力向大吨位、远洋化发展,鼓励有实力的航运企业在保持国内市场竞争力的同时积极投身国际海运市场,是镇海区海洋经济发展的需要。四是镇海推进产业结构调整、发展现代服务业的需要。根据“十二五”规划纲要,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攻方向。而镇海区“十一五”期间三次产业结构演进速度较慢,2005年区属产业结构三次产业的关系为3.5︰57.7︰38.8,2010年为2.3︰60.4︰37.3,可见“十一五”时期三次产业结构几乎没有调整,二产比重高于宁波全市平均水平5.5个百分点,三产比重低于全市平均水平3.5个百分点。因此,“十二五”时期镇海区经济结构调整任务繁重,发展以航运业为代表的现代服务业,成为镇海区推进经济结构调整的重要举措。 三、实现镇海区航运业跨越式发展的可行性分析 实现镇海区航运业跨越式发展不仅有其必要性,而且镇海已具备航运业跨越式发展的基础和优势。 1、区位优势明显。镇海是我国东部沿海和长江流域走向世界的黄金结合点,具有承接世界临港产业向我国长江流域转移的区位优势,是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长江流域国际贸易运输的重要节点,区位优势突出。镇海港具有良好的港口条件,海域面积165平方公里,使用岸线3683米,开发潜力巨大。“二桥一路”的建成,全面改变了现有区位格局,使镇海的区位优势更加明显:杭州湾跨海大桥的建成,大大缩短了与上海的距离,使宁波迈入长三角地区同城时代;舟山连岛大桥的建成,为镇海提供了前方深水港资源,也使之由浙江省、长三角地区乃至全国交通运输网络中的末梢地位变为枢纽节点;宁波绕城高速的建设,使镇海纳入了宁波中心城区交通圈和浙江省1小时交通圈。 2、政策优势突出。一是国务院批复的《长江三角洲地区区域规划》中明确宁波定位为发挥产业和沿海港口资源优势,推动宁波—舟山港一体化发展,建设先进制造业基地、现代物流基地和国际港口城市,与上海、舟山等城市相关功能配套的沿海港口城市。《浙江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规划》明确要构筑“一核两翼三圈九区多岛”的海洋经济发展总体格局,以宁波—舟山港海域、海岛及其依托城市为优秀区。二是浙江目前与山东、广东被列为全国海洋经济发展试点地区,浙江海洋经济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海上浙江”战略将涵盖船舶与港航工程、传统海洋产业升级改造、新兴海洋产业培育、海岛开发科技示范等多个领域,镇海作为实施“海上浙江”战略的桥头堡和排头兵,具备大力发展港航经济的潜力。三是2006年以来镇海区单独出台了扶持航运业发展政策措施,对航运企业的扶持力度达到了110%;调整运力奖励结构,鼓励航运企业做大做强;建立航运业发展政策长效机制,保持政策的稳定性和连续性。 3、腹地经济优势。腹地经济是港口经济的重要源头。镇海地处我国经济最发达的长江三角洲优秀区,港口可立足宁波,辐射全国,拥有广阔的经济腹地。一是我国已经进入城市化快速发展时期。根据国际城市化的规律性,当城市化水平超过30%以后,城市化将进入加速发展时期,预计“十二五”期间,我国城镇人口将突破7亿,人口城镇化率超过50%。预计到2030年,我国城市化水平将超过70%,全国总人口将达到15亿,市镇总人口将超过10亿。城市规模的扩大和城市数量的增加将促进我国资源进口需求的大幅提高,给港口大宗散货吞吐提供了有力支撑。二是宁波市经济发展达到一个新台阶。2010年宁波市生产总值达到5125.8亿元,“十一五”时期港口货物吞吐量由2.7亿吨增加到4.1亿吨、集装箱吞吐量从520.8万标箱增加到1300.4万标箱,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由4891亿元增加到10867.5亿元,自营进出口总额由334.9亿美元增加到829亿美元,这些都为镇海港航经济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三是镇海临港产业全面发展为镇海航运业发展提供直接支撑。镇海港区形成了六大专业市场,发展态势良好。其中,镇海液体化工产品交易市场是国内最大的液体化工交易市场之一,2010年进场的交易企业有300余家,市场成交额达120亿元;镇海再生资源金属园区被国家环保总局命名为全国进口再生资源园区化管理试点园区,进园企业60余家,年进口拆解废旧金属100万吨以上,2010年销售额达91亿元;镇海煤炭交易市场集聚了近70家煤炭企业,2010年完成煤炭吞吐量超1500万吨,销售额达到100.9亿元。除专业市场外,区域内还形成了一批包括期货交割库在内的仓储型物流企业、配送加工型物流企业和运输企业,具备了发展包括航运业在内的现代物流业的基础。 4、基础设施优势。镇海港现有经营性泊位码头47个,其中,万吨级以上泊位10个,5万吨级泊位2个,拥有全国第一座万吨级液体化工专用泊位和全国最大的五万吨级液体化工专用泊位,形成了液化、煤炭、内贸集装箱、散杂货等四大物流亮点。2010年港口货物吞吐能力达到了3782.7万吨。“十二五”期间,将再建5个泊位,包括化工专用码头和散杂货码头,码头吞吐量将突破5000万吨,为整个“三位一体”的现代港航物流枢纽港发展奠定良好的港口基础。成立于2007年12月的宁波(镇海)大宗货物海铁联运物流枢纽港是宁波市“中提升”十大功能区块之一。枢纽港共分钢材、木材、煤炭等十大区块,总面积9.5平方公里,着力打造以海铁联运为支撑、面向浙江和华东、辐射全国的大宗货物物流、贸易和信息管理中心,目前已初步形成以镇海中国液体化工产品交易市场、镇海金属园、镇海煤炭交易市场、镇海钢材市场、木材市场以及货运市场等六大生产资料专业市场为主体的临港型特色物流产业,是构建大宗商品交易平台、海陆联动集疏运网络、信息和金融支撑系统“三位一体”的港航物流服务体系的一个缩影。#p#分页标题#e# 5、公共服务优势。近些年来,镇海港区服务功能迅速提升,政策服务不断完善。一是制定出台了物流枢纽港产业发展、招商引资等一系列政策文件,明确了产业发展导向。二是信息化课题研究已经启动。信息化建设旨在通过综合信息服务平台和电子交易平台的建设,逐步实现交易、物流、仓储与港口、铁路之间的信息对接和实时交换,全面提升交易手段和物流效率。目前该项目已委托宁波工程学院进行前期课题研究。三是期货交割库集聚工作有序推进。为实现物流枢纽港区域期货交割库功能的集聚,物流枢纽港支持国储浙江837处做大做强郑州商品交易所PTA及大连商品交易所塑料(LLDPE)指定交割仓库的商品交割量;支持宁波港九龙仓仓储公司申报黑色、有色金属期货交割库资质,并已获得上海期交所有色金属交割库资质。四是金融服务平台逐步搭建。物流枢纽港已与有关金融单位签署了合力推进物流枢纽港企业供应链融资服务的合作协议,并积极与保险、通信、海关、商检等相关部门建立合作制度,提升区域服务功能。 四、提升镇海航运业的对策 面对新形势,镇海作为海洋资源强区,必须把握机遇,增强紧迫感和责任感,从更高的层次和更宽的视野来审视海洋发展战略,谋划海洋经济,推进航运业跨越式发展,为“海上浙江”建设作出更大贡献。 1、强化航运基础设施建设和配套服务功能开发。航运基础设施建设和配套服务功能开发是实现航运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条件。要优化航运投资环境,加强港口、航道等基础设施建设,保证船舶运输的畅通无阻,以港促航进一步带动航运业发展。一是支持港口集疏运基础设施建设。加强航道整治,建设镇海港19#、20#液体化工泊位,21#、22#、23#通用散货泊位等5个深水泊位。调整和优化泊位功能布局,提升改造现有泊位,改造港口货物装卸、堆存、转运设备。启动七里屿港口建设前期研究,积极规划镇海港新增泊位建设。“十二五”时期,码头吞吐量将突破5000万吨,通过规划建设新码头,远期吞吐量将超过1亿吨。二是推进“三位一体”港航物流服务体系建设。发挥港口资源优势和区位交通优势,以构筑大宗商品交易平台、海陆联动集疏运网络、金融和信息支撑系统“三位一体”的港航物流服务体系建设为目标,高起点、高标准推进贸易港、物流港和智慧港建设,努力建设成为面向华东、辐射全国的大宗货物物流、贸易和信息管理中心,快速发展大宗商品交易市场和七大专业市场,实现市场交易额1000亿元以上。进一步提升金融、保险、会计等中介服务和海关、国检等行政审批服务功能。三是推进临港石化产业基地建设。以宁波石化经济技术开发区为平台,推进新一轮的炼油一体化项目建设,1500万吨炼油,120万吨乙烯,与此相配套的有宏远化工、中庆石化、荷兰的阿克苏诺贝尔,以及韩国SK,德国朗胜等等一批大型石化产业项目。进一步延伸石化产业链,发展石化精加工和生物化工产品以及石化资源性产品,促进石化产业向产品精深化、产业延伸化、价值高端化发展,努力打造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环境友好的石化产业体系,发展成为世界一流的临港石化产业基地。 2、鼓励总部型航运业。一是参照先进地区经验,建立航运企业集聚区,鼓励海运服务业集群发展,进一步增强全区航运企业凝聚力和竟争力,创造条件建设航运服务中心,从政府层面加大招商引资力度。二是鼓励现有航运企业做大做强,“十二五”期间至少有1家航运企业进入全国排名前10位。为此,首先要优化运力结构,争取万吨以上运力占70%以上;其次要进一步拓展业务范围,在现有煤炭集聚、辐散效应明显的前提下,发掘潜藏着的运输需求量,如金属园区废旧金属进口、后海塘钢材市场进出口量均较大,粮食市场有50%粮食靠东北调运过来等等,且随着仓储、加工基地建设投产,为航运带来更多商机;第三要发展国际航运业,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国际贸易的发展,航运企业跨国经营与投资正成为国际航运发展的新趋势,在立足国内航运市场的基础上,要积极参与国际航运市场竞争。三是鼓励国内外航运企业总部集聚,借鉴先进地区发展部部经济相关政策,适当降低航运企业总部认定标准,落实有关措施,吸引国际国内航运企业、国际国内航运机构、航运中介机构及大型航运企业地区总部到本区注册。 3、发展高端航运服务业。随着基本航运服务进化而产生了教育、信息、金融、保险和法律等高端航运服务业。基本航运服务业将跟随着船舶和货物走向全国之世界各地,而高端航运服务业则将随着城市航运经济、船舶金融、海运教育、航运信息的成熟和发展,在城市中心逐步生根发芽。因此,发展信息、金融、保险等高端航运服务业是下步政策引导的方向,为此须从单纯运力和税收奖励向鼓励信息、金融、保险等高端航运服务业发展转变。具体而言:一是调整运力结构。镇海区现有运力中万吨以上船舶只占25%,“十二五”规划海运总运力超过200万吨,调整运力结构要重点鼓励发展万吨级以上散货运输船舶,特别是油品、液化气(化学品)和集装箱船舶;对到期企业奖励政策在考虑总运力规模的同时,要考虑平均运力规模,同时调整对小规模企业奖励力度。二是支持本港货源运输本地化。依托港口优势,推进本港货源由本地企业承运相关工作,对镇海港口企业将水运业务由本区航运企业承运、运输量超过100万吨的,其超额部分给予一定奖励。三是加大对金融、信息和保险等高端航运服务业的支持力度。大力发展航运金融服务,积极发展船舶融资、航运租赁、金融仓储、航运结算、航运保险等金融服务;加强航运金融政策和业务创新,探索发展离岸金融业务;引进组建航运专业保险公司等金融机构及相关中介服务机构,形成航运金融特色品牌。推进航运物流企业信息示范工程建设,提升航运物流信息化整体水平。 海洋经济论文:海洋经济财税政策机制分析 本文作者:陈平 李静 吴迎新 杨海生 单位:中山大学 海洋经济研究中心 环南中国海研究院 随着经济全球化步伐加快,人们对资源、能源的需求急剧加大。自《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生效后,沿海国家纷纷调整国家海洋发展战略,我国也在“十二五”规划中提出了发展海洋经济的具体目标和要求,海洋经济的发展必将在我国整体经济发展中发挥积极的作用。财税政策作为一国经济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其促进海洋经济发展的实施机制,具有重要的政策参考意义。海洋经济的突出特点是资源依赖性强,环境约束程度高,开发利用及保护的难度大、风险高。目前相关的财税政策尚不完善,且多是采用行政手段,缺乏利用经济杠杆进行调整的政策。具体说来,已有的政策存在着以下几方面的问题: (1)我国目前还没有系统的海洋经济相关财税政策。以税收政策为例,现行税法中涉及海洋经济方面的相关规定散现于各类税收政策中,如农产品相关增值税税收政策,水生动物的疾病防治免营业税政策,海上特定地区石油、天然气开采作业等项目的规定设备、仪器等免征关税政策,石油、天然气的资源税征税方案,渔业生产用地、盐场的盐滩、盐矿的矿井用地、港口的码头用地等免征城镇土地使用税政策,港口、航道占用耕地减征耕地占用税政策,捕捞、养殖渔船免征车船税政策以及从事远洋捕捞以及渔业养殖业的企业减征企业所得税等相关政策。 (2)现有政策对海洋经济发展的支持范围不够全面。以海洋渔业发展为例,渔业生产面临的主要风险即是疾病和自然灾害。目前,财政已投入一定资金用于良种培育、疾病防治和防灾减灾工作,对于疾病和自然灾害损失的相关保障工作则较为有限。尽管对这些损失不可能完全通过国家财政来消化,我们仍可以通过引入巨灾保险机制,通过资本市场运作,对风暴潮等发生频率低、损失重大的灾害进行再保险,增强渔业生产的抗风险性,促进海洋渔业发展。鉴于我国目前资本市场仍有待完善,建立巨灾保险机制所需的灾害损失数据亦有待整理完善,这一市场的建立必然需要借助财政税收等政策的支持。 (3)现有政策对海洋经济发展的支持方式不够完善,除行政手段外,还应采用多种市场调节手段。以战略性新兴海洋产业发展为例,就企业融资角度来看,需要多种政策支持手段。在产业发展初期,将会有大量的研发投入,从而需要国家财政税收的相关扶持;在由研发成果的技术转化的过程中,则需要国家开发资金、企业研究开发资金或个人注资,从而需要国家财政税收以及金融资本市场的相关扶持;在科技成果商品化的环节,主要是以风险投融资方式为主,从而需要金融资本市场的扶持;在产业化中后期以及生产经营规模化阶段,企业多以商业信贷、有价证券买卖以及资本市场融资方式为主,此时同样需要金融资本市场的扶持。 (4)现有政策对海洋经济发展的支持效果不够显著。以深水网箱养殖的推广为例,我国于20世纪90年代末引入该项技术,以期提高海水养殖抗风浪能力,促进海水养殖业的大力发展。国家科技部也将深水抗风浪网箱技术的研究与开发先后列入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863计划)、国家科技攻关计划以及科技部新产品计划等予以重点支持,先后投入经费上千万。然而,尽管国内深水网箱的技术已经达到国际进口网箱标准,同时价格降低了数倍,但目前国内有深水网箱的生产企业仍只有10多家,深水网箱养殖业有待进一步发展,相应的财政税收等支持政策有待加强及优化。为促进海洋经济发展,提高政策效力,势必要对可行财税政策及其适用性进行研究。如林光纪(2006)[1]、郑奕等(2008)[2]、韩立民(2008)[3]研究了渔业生产及资源保护中的税费等相关制度,孙颖士(2008)[4]、徐小怡(2010)[5]、赵晓宏(2006)[6]讨论了渔业领域的财政补贴及政策性渔业保险问题,陈蓝荪(2006)[7]、苏昕(2006)[8]、闫杰等(2007)[9]讨论了渔业发展的财政投入机制,邝奕轩等(2011)[10]、王伟伟(2011)[11]则主要研究了渔业或海洋财政的国际经验。 尽管目前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至少存在着以下两方面问题:(1)多为定性研究或对国外实践经验的分析,缺乏对于各种财税政策工具实施机制的分析。(2)多集中于渔业、滨海旅游业等产业,缺乏对于海洋经济主要产业的全面分析;同时没有区分政策的行业差异性。首先,政策工具是具有多样性及差异性的,在建立健全海洋经济的财政宏观调控体系时,必须要“因材施教”。其次,在不同性质的行业中,如海洋战略性新兴产业和传统产业,其产业发展基础、发展程度、发展特征均存在较大的差异,对此的政策方式、力度等肯定是不同的,相应地政策也应有一定的针对性。忽略了这些差异,而采取“一锅端”的政策,必然导致政策效力的下降。有鉴于此,本文从通过财税政策工具对海洋经济发展进行指导及管理的角度出发,研究海洋经济优化发展的财税政策实施机制,并尝试结合产业特征及政策工具作用机理给出我国海洋经济发展的政策建议。 1财税政策工具的特征分析 财税政策作为主要经济政策之一,在经济发展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政府可通过预算、税收、补贴、政府采购等财税政策工具对经济行为进行调整,实现一定的宏观经济目标,其主要作用是对市场失灵的调节,如提供公共物品或其他外部性较强的产品、改善信息不对称情形等。财税政策对一国经济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通过财政投资的分配,对民间投资进行结构引导,优化资源配置;二是通过收入的再分配,调节收入不平衡问题;三是,通过国家财政来汇集资金,建立健全预算、税收、国债等财政宏观调控体系,发挥财政宏观调控作用,促进经济协调、健康发展。财税政策主要分为四类:一是收入,主要体现在税收政策;二是支出,主要体现在财政补贴(直接补贴或贴息贷款等)、财政投资以及政府采购等;三是财政预算;四是国债。此外,政策性的金融支持也发挥着重要作用,如政府专项扶持基金、信贷担保等。本文主要关注税收、补贴、财政投资以及金融支持这四种财税政策工具。 在实际作用过程中,税收、补贴、财政投资以及金融支持这四种财税政策工具在激励方式、激励对象、反应速度等特征方面存在较大差异。税收优惠作为目前来说应用最广的政策之一,具有以下几方面基本特征:一是税收优惠主要是通过市场来配置资源,即,企业的投资活动完全是自主决策的;二是税收优惠可以对符合条件的所有企业起到激励作用,覆盖面较广。从目前的实施情况来看,税收政策得到了世界范围的广泛应用。然而,就税收对经济的作用效果而言,其反应速度相对较慢,同时存在着“强者愈强”的作用结果,因为税收优惠只有纳税企业起作用,未纳税的企业则无法享受,而未纳税企业往往是中小企业或新进入产业的企业,正是最需要优惠政策的群体。此外,税收优惠的执行成本相对较高,这些成本包括税务机关的行政成本,纳税人的申报成本及其效率损失等。相反地,财政补贴尽管是通过政府来配置资源,政府而非企业对资助范围进行选择,覆盖面较窄,但财政补贴的反应速度较快,其执行成本也较低。更重要的,政府由于其信息方面的优势,对资助项目的选择往往更科学合理,更能体现政策导向,当然,一旦政府决策失误,其后果也是更为严重的。此外,财政补贴政策有可能会产生挤出效应,即没有获得补贴的企业会减少该项目的投资,从而导致产业的整体投资水平下降。然而,财政补贴与税收政策面临同样的困境,其往往也不能惠及中小企业或新进企业。就这一点来看,财政投资及金融支持政策很好的解决了这一问题。#p#分页标题#e# 首先,财政投资对中小企业和新进企业的优惠主要体现在公共品的投资方面。一方面,政府可投资于外部性较强的项目,如研发投入等,这一正的外部性是惠及产业内所有企业的,当然就不排除中小企业和新进企业。另一方面,财政投资于产业初始所需设施建设可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产业投资环境,对于中小企业,特别是新进企业而言可在一定程度上降低投资的沉没成本,刺激企业进入。其次,就金融政策而言,一方面,政府可为中小企业融资提供信贷担保等,降低其投资成本,而投资决策依然是由企业自主选择,风险由企业承担,这避免了政府选择资助项目的主观性。同时,正如我们前文所述,企业发展的不同阶段的资金需求是不同的,而金融支持政策可以较好的实现灵活调整。需要注意的是,税收、财政补贴都属于事后激励,即主要对企业进入该产业进行生产后的行为给予优惠,而财政投资属于事前激励,即无论企业是否进入该产业,财政投资都在进行,金融支持则属于全过程激励。这就意味着财政投资及金融支持与税收、补贴政策的作用机理存在着一定的差异,在第2部分我们将对此进行进一步的分析。 综上所述,税收政策覆盖面较广,且通过市场来配置资源,具有一定的市场化特征;财政补贴支持对象为政府重点发展和扶持的产业,政策作用反应快,但可能存在挤出效应;金融支持可以激励支持产业发展的全过程,且充分尊重了企业的市场选择行为,特别是对中小企业的投资行为起到主要的激励作用,应该是将来政策选择的重点。财政投资则对于基础设施建设及其他公共品投资而言具有重要的意义,在未来的政策制定中也应予以重视。 2财税政策作用机理分析 除了政策工具特征的差异外,财税政策工具的作用机理也是不尽相同的。特别地,税收政策由于其应用的广泛性,在财税政策中占据重要地位,而财政补贴由于作用迅速而直接,且执行成本较低,也得到了广泛的采用。鉴于二者同属于事后激励机制,本文尝试统一的建立静态局部最优化模型,对这两种工具的作用机制进行对比分析。考虑到随着市场化程度的提高,财政投资及金融支持政策应是政府财税政策的主要着力方向之一,且二者均具有事前激励的作用,本文也将在统一框架下对这两种政策的作用机制进行简要分析。 2.1税收政策 税收政策对经济的影响,特别是对产业结构的影响主要是通过基本的税收制度设计(如税种、税率、课税范围、计税依据等)以及税式支出手段(如税收豁免、税收抵免、优惠退税等)来设置差别税费,从而改变不同产业或经济行为的比较利益,引导资金、劳动、技术等资源优化配置,实现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增长。在基本税收制度设计中,税种设置以及课税范围都是从外延的角度设置差别税负,税率及计税依据则是从内涵角度设置差别税负。就税式支出手段而言,其主要是通过对特定行为给以背离基本税收制度规定的让渡来设置差别税负的,如税收豁免是通过直接减免应纳税额提供税收让渡的,而加速折旧、税收抵免等则是通过改变课税要素而间接提供税收让渡。 2.2财政补贴政策 从财政政策工具的性质来看,影响产业结构调整的财政支出中,财政补贴、财政投资及金融支持等投资性支出①(下文称之为财政投入)都属于供给调节型支出,政府采购则属于消费调节型支出。鉴于供给调节型支出对产业结构的影响更具激励性,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也更为持久,本文着重讨论这一政策的影响机制。 2.3财政投资及金融支持政策③ 对于财政投资而言,基于政策性的要求,其投资目标主要是基础产业、公共基础设施、技术研发等有利于改善产业投资环境的项目,因而其主要目的是提高企业投资回报率从而吸引更多的社会投资进入,由此达到支持产业发展的目标。对于金融支持而言,其主要目的与此一致,即提高产业内企业的投资回报率,吸引企业进入。不同之处在于支持方式,金融支持并不直接投资于项目建设,而是对企业投资行为进行支持,如贴息贷款等。二者的作用机理类似:假设产业原来的资本需求曲线和资本供给曲线分别为DD1和SS,均衡点为A,均衡投资数量为K1。在政府进行财政投入或优惠贷款之后,企业投资相同额度时其成本会降低,从而引致投资回报率升高,资本需求曲线变为DD2,均衡点为B,均衡投资量为K2,产业内总投资增加。由此可见,当政府财政投入和金融支持某产业以后,受其直接的拉动作用以及间接的外部性及政策引导作用的影响,产业内的总投资额增加;但随着投资支持幅度的增大,其对产业内总投资额的带动效应呈现递减趋势,即单位投资所引起的资金回报率的增加是递减的,这符合边际收益递减原则。从企业角度来讲,由于产业内各企业的融资等成本不同,要求的资金回报率也是不同的,当产业的实际资金回报率大于企业要求的资金回报率时,企业就会进入该产业,因而当政府投资和金融支持提高了产业的资金回报率时,就会吸引具有更高要求资金回报率的企业进入该产业,从而使得产业内的投资总量增加。 3海洋经济发展的财税政策选择 3.1基于海洋产业特征的政策选择 基于政策工具特征及政策实施效果的分析结论,结合海洋产业特征,本文认为:首先,对于新兴产业(包括海水利用业、海洋生物医药业、海洋电力业等)及其他投资经营风险较大的产业(包括海洋矿业、海洋油气业等),主要面临三大问题:一是目前产业内企业数目不多,需要鼓励企业进入该产业;二是考虑到这些产业未来的利润是较丰厚的,目前较少企业进入的主要原因在于初始沉没成本较高、经营中面临的不确定性较多、风险较大;三是这些产业(特别是新兴产业)的技术水平都亟待提高,而企业的研发力量往往不够。因而应综合采用税收优惠政策、财政补贴及金融支持政策,调动企业投资积极性,降低企业投资经营中面临的不确定性风险,同时采用财政投资及金融支持,直接投入研发活动或间接支持企业投入。结合政府期望的政策效果,若政府希望均衡要素价格不变,则应考虑利润税优惠,或财政补贴。若政府希望提高均衡要素价格不变,则应考虑采用从量税优惠。同时鉴于利润税的税收优惠政策作用力度更显著(变动幅度大于从量税),且达到同样效果所支付的直接成本④低于财政补贴,应主要考虑采用利润税政策。对于传统产业(主要指海洋渔业等)及其他需要技术改造升级的产业(如海洋船舶工业、海洋交通运输业、滨海旅游业、海洋化工业等),面临的主要问题是产业发展较成熟,但技术水平不高、发展结构不合理,亟待进行技术改造升级(如深水网箱养殖的推广、高端滨海旅游业发展、高端装备制造等),但技术升级的投资成本较高、风险较大,鉴于此时政策的对象是特定企业(进行技术改造升级的企业),因而应主要采取财政补贴及金融支持政策。注意到,尽管财政补贴见效快,但需要的资金量较大,可考虑主要运用金融支持政策,同时在专项扶持基金的设立中,可考虑发行海洋经济建设债券,募集公众资金支持海洋产业发展。对于公共基础设施及其他保障性机制建设,包括海洋工程建筑业、防灾减灾工程建设、渔业良种培育、病虫害防治以及海洋经济巨灾保险机制、危机管理机制的建立等,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利润率较低或外部性较强,企业投入生产建设及研发的积极性不高,难以运用市场化机制促使企业自主投资,因而应主要采取财政补贴政策、财政投资政策,敦促大企业投入建设,同时协调使用金融支持政策以通过多种途径募集资金,保证基础性及保障性设施的建设,保障海洋产业健康快速发展。#p#分页标题#e# 3.2基于海洋产业面临问题的政策选择 目前海洋产业普遍面临的两大问题是:(1)环境污染严重;(2)技术效率亟待提升,包括加快新技术研发、推动技术应用改造升级、提高产业集聚度等。基于政策工具特征及政策实施效果的分析结论,本文认为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协调政策以解决上述问题。 3.2.1针对环境污染的政策选择 针对环境污染这一问题,鉴于这是一项长期任务,且应发挥事前激励作用,避免企业采取高污染的生产工艺等,根据我们对四种政策工具特征的分析,应该使用税收政策进行调节。西方发达国家利用税收政策来加强环境保护始于20世纪70年代。许多国家的探索和实践证明,利用税收手段治理环境已经取得了明显的社会效果,环境污染得到有效控制,环境质量有了进一步的改善。美国在上世纪70年代就开始征收硫税,从征收方法上看,一般根据主要能源产品的含硫量或排放量计算征收。碳税最早由芬兰于1990年开征,碳税一般是对煤、石油、天然气等化石燃料按其含碳量设计定额税率来征收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成员国在环境政策中应用经济手段取得了可喜的成果。在这方面,丹麦堪称“楷模”,推行生态税收制度不仅有效地保护了丹麦的环境,而且为符合环保要求的企业发展积累了资金,产生了明显的经济效益,使丹麦在欧盟国家中成为经济增长率最高的国家。利用征收资源税也可以达到节约能源的使用,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限制高能耗产品的使用等目的,一定程度上抑制了资源的浪费和过渡消耗。开采税是美国对自然资源主要是石油的开采征收的一种税。开采税可以通过影响资源开采的速度和数量来影响环境,它会抑制处于边际上的资源的开采和经营活动,促使减少资源的开采。荷兰的土壤保护税是由省级部门对抽取地下水的单位和个人以及从土壤保护中直接获益的单位或个人征收的一种税。其目的是为保护土壤提供资金。瑞典的一般能源税是对石油、煤炭和天然气征收的一种税。综上分析,我国海洋经济发展中,应尝试开展污染税征收,同时对海洋矿业、海洋油气业等资源的开采征收资源税,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减低污染水平。 3.2.2提升技术效率的政策选择 在技术效率方面,我国海洋产业发展主要存在以下三方面问题:一是研发动力不足。这主要是指我国现有技术落后,亟待进行技术研发,如海洋生物医药业、海洋风电并网技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以及深海资源开发等所需的高新技术。这些技术一旦研发成功,其利润是客观的。目前较少企业进行研发的主要原因有两方面:一是投资成本高、风险较大,多数企业无力单独承担;二是研发的正外部性较强,信息溢出会使得企业研发成功后极易被模仿,从而利润降低,无法弥补成本。要解决这一问题,应综合采用税收、补贴以及金融支持三种政策。首先,鉴于财政补贴政策执行成本低、反应快、效果最为直接,财政直接投入一直是公共财政促进科技创新最主要的手段,通过财政预算安排的各项科技计划、服务平台的建设、以及对企业的直接补贴等对研发活动基础性的支撑作用、人才储备和培养的作用、实现科技创新战略的政策支撑作用。因而应首先积极对重点企业或重点项目的研发活动所采用的仪器设备等进行补贴,降低企业研发的投资成本。 在企业研发成功之后,则可对研发产品进行政府采购、销售补贴等,以避免出现企业将资金投入研发后无力生产的局面,促进企业进行大规模生产,满足社会消费需要。需要注意的是,财政投入资金在管理中存在着诸多难题,要有效解决总量与结构、财政支出资金使用效率问题。而在政府采购方面则应构建科学、合理的促进自主创新的政府采购制度体系,要完善其组织和规划,如建立政府首购和订购制度,优化自主创新产品评标方法,编制政府采购自主创新产品目录等,并加强部门协同全方位落实。其次,税收政策方式对研发促进作用的扭曲效应较直接财政支出小,因而可同时辅以税收优惠政策,以惠及所有企业的研发活动。税收政策在遵循科技自身发展规律的基础上,可在一定程度上加快研发活动的进程,但税收政策作用是有限的,应以最小的税收优惠成本取得最大的促进研发的效果。针对我国研发活动中所面临的突出困难,未来研发活动税收政策要在税收激励的原则、方向和方式上进行重大变革,实现我国税收激励政策设计总体考虑和各项政策的有效配合,如明确税收激励政策对接国家科技发展战略的定位,加强对科技人才培养的税收支持,税收激励的方式要突出税收中性,实现优惠税种以流转税优惠为主,对所得税的优惠实现企业和个人所得税优惠并重。 最后,金融支持政策主要体现在:一方面政府可为企业的研发行为提供信贷担保,或设立专项扶持基金,用于支持具有广泛使用性和正外部性的研发活动,已有的成功案例包括深水网箱养殖技术的研发等;另一方面政府可发行相关的债券或衍生品,募集公众资金投入研发活动,同时将研发风险分散到资本市场,由此可解决企业无力单独承担大规模研发活动的问题。最后,由于研发的外部性较强,对于企业的研发成果,政府除税收减免或补贴外,更重要的是完善知识产权保护,保障研发企业的利润,从而激励企业进行研发。二是技术升级困难。这主要是指我国已经具备某些先进技术,但由于新技术的采用所需初始投资大、经营风险高,企业采用新技术的积极性不高,如我国目前深水网箱养殖技术虽然已较成熟,但仍未得到广泛推广。究其原因,一方面是技术升级的初始投资一般较高,另一方面是由于海洋灾害频发,技术升级也并不能保证完全不受灾害影响,这就使得技术升级带来的利润不一定能弥补成本,即一旦灾害发生,带来的经济损失加上技术升级投入的成本将远超技术升级前的损失。 要解决这一问题,首先可对技术升级活动进行补贴,如对购买新设备进行补贴,降低企业技术升级的投资成本;其次可财政投入海洋经济危机管理机制及巨灾保险机制的建立,一方面完善海洋灾害预警机制,提高灾害预报技术,帮助企业防范风险,另一方面,当灾害发生后,根据所建立危机管理机制,及时对企业或渔民损失进行补贴以及保险理赔。三是产业集聚度不高、产业集群发展不成熟。当前我国海洋产业集群多属于劳动密集型企业,产品档次不高,技术含量较低,规模较小。以浙江省为例,全省产值亿元以上的产业集群达五百多个,诸如海洋渔业传统优势产业的提升和集群化建设项目47项,总投资123.81亿元,计划投资47.6亿元(王宁,2008)[12]。黄瑞芬、苗国伟(2010)[13]利用区位熵法⑤对环渤海和长三角经济区的海洋产业聚集度进行实证分析。结论表明,海洋第一产业(海洋渔业)存在明显的聚集性。但也说明了较多的资源聚集在低层次的初级生产上,海洋产业集群结构不合理。要解决这一问题,财税政策应着重改善产业发展的经济环境同时鼓励创新。创新这一问题我们在上文中已进行了讨论,在改善产业发展环境方面,相关财税政策一方面可投入于相关基础设施建设的完善,如在财政预算中设立园区发展专项基金,为园区基础设施建设和发展提供稳定可靠的财政支持和财力保障,另一方面可投入建设信息平台,提供企业和经济发展的信息和数据:有关市场、消费者、竞争对手和技术发展趋势的信息数据,以及有关对集群参与者的建议与咨询报告等等。#p#分页标题#e# 4结论 本文通过建立财税政策作用机制模型,对税收、财政补贴、财政投资以及金融支持四种财税政策工具的特征及其作用机制进行了分析,结论认为: 首先,从特征上来看,税收政策覆盖面较广,且通过市场来配置资源,具有一定的市场化特征;财政补贴支持对象为政府重点发展和扶持的产业,政策作用反应快,但可能存在挤出效应;金融支持可以激励支持产业发展的全过程,且充分尊重了企业的市场选择行为,特别是对中小企业的投资行为起到主要的激励作用,应该是将来政策选择的重点。财政投资则对于基础设施建设及其他公共品投资而言具有重要的意义,在未来的政策制定中也应予以重视。此外,税收、财政补贴都属于事后激励,即主要对企业进入该产业进行生产后的行为给予优惠,而财政投资属于事前激励,即无论企业是否进入该产业,财政投资都在进行,金融支持则属于全过程激励。 其次,从作用机制及其效果来看,从量税使均衡要素价格降低,同时最大化利润降低;对利润征税不会改变均衡要素价格,但最大化利润下降,下降幅度等于征税比例且大于从量税下降幅度;财政补贴不会改变均衡要素价格,最大化利润增加,增加的幅度等于补贴幅度;财政投资及金融支持的主要作用是通过改善产业投资环境来提高产业的投资回报率,从而吸引企业投资。因而,在我国海洋经济发展的财税政策制定过程中,有必要根据产业特征、产业需求以及面临问题的不同,针对性的选择政策工具组合,从而达到政策效力的最优化。特别地,随着市场化进程的推进,未来的研究中可对海洋经济发展中财税政策与金融保险政策的协调机制进行研究,从而为建立完整的海洋经济发展政策体系提供理论参考。 海洋经济论文:中外海洋经济理念启发 本文作者:林香红 陈刚 单位:国家海洋信息中心 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各主要沿海国家纷纷关注海洋经济研究,并着手研究海洋经济理论,在制定的相关法律或的报告中,对海洋经济的概念也进行了界定。各国对海洋经济的重要性虽然有共识,但对海洋经济的内涵和外延却存在较大差异,各国海洋经济的统计范围、统计口径和统计指标亦不尽一致。 1各国对海洋经济内涵与外延的界定 目前,有6个国家对海洋经济有明确定义。 (1)中国。海洋经济是指开发、利用和保护海洋的各类产业活动,以及与之相关联活动的总和[1]。海洋经济由海洋产业和海洋相关产业构成,包括20个门类、28个大类、107个中类和380个小类。其中包括海洋渔业、海洋油气业、海洋矿业、海洋盐业、海洋船舶工业、海洋化工业、海洋生物医药业、海洋工程建筑业、海洋电力业、海水利用业、海洋交通运输业和滨海旅游业等12个主要海洋产业,海洋科研教育管理服务业和海洋相关产业。 (2)美国。海洋经济是指来自海洋及其的资源为某种经济直接或间接地提供产品或服务的活动[2]。海洋活动主要包括海洋建筑业、海洋生物资源业、海洋矿业、海洋船舶修造业、旅游与休闲娱乐业、交通运输业、海洋研究与教育、海洋保险和海洋工程与设计等。 (3)加拿大。海洋产业是指在加拿大海洋区域及与此相连的沿海区域内的海洋娱乐、商业、贸易和开发活动及其依赖于这些产业活动所开展的各种产业经济活动,不包括内陆水域的产业活动。按照《北美行业分类体系》标准,加拿大海洋经济涉及加拿大国民经济的19个行业(门类),48个大类和85个小类。 (4)澳大利亚。海洋产业是利用海洋资源进行的生产活动,或是海洋资源作为主要投入的生产活动[3]。《澳大利亚海洋产业发展战略》将海洋经济活动划分为水产养殖、新兴产业、渔业、海洋油气、造船、海上运输服务业、支持产业与“高技术”产业及服务业、旅游与娱乐九大产业。 (5)新西兰。海洋经济由产业和地理共同界定,是指发生在海洋或利用海洋而开展的经济活动,或者为这些经济活动提供产品和服务的经济活动,并对国民经济具有直接贡献的经济活动的总和[4]。 (6)日本。海洋产业定义为“对海洋开发、利用和保护的活动”。日本海洋经济分为3类,即A类海洋产业、B类海洋产业和C类海洋产业。其中A类海洋产业的业务活动主要发生在海上。如,海洋渔业、航运业、拖船业、矿物、石油和天然气开发、污染防治和海洋工程建筑等。这些活动不只发生在水面,也可能发生在水中、海底和底土。B类海洋产业主要为A类海洋产业提供产品和服务。如,造船、钢铁和电子工业等。这些活动并非发生在海里,而是发生在陆上,沿海到内陆的区域。C类海洋产业的产品由A类海洋产业提供,并将其转化为自己的产品和服务。如,水产品加工业和海洋化工业等。这些产业购买并接受A类海洋产业的产品和服务,并将其转化为自己的产品[5]。 2我国与国外海洋经济范畴比较 世界主要沿海国家关于海洋经济内涵的界定,其来源有国家法律,如日本海洋产业的内涵;有国家标准,如我国海洋经济与海洋产业的内涵;有国家海洋发展战略,如美国、加拿大海洋经济和海洋产业内涵;也有研究成果,如新西兰、澳大利亚海洋经济和海洋产业内涵。对比分析我国与国外主要沿海国家海洋经济(海洋产业)内涵,可以总结出以下几项特点。 (1)我国与新西兰、日本对海洋经济(海洋产业)内涵的阐述最为相似。从海洋经济内涵来看,我国与新西兰对海洋经济的理解既包含开发利用海洋的经济活动,又包括与直接开发利用海洋经济活动相关的活动。从海洋产业内涵来看,我国与日本对海洋产业的理解都指开发、利用和保护海洋的活动。 (2)与澳大利亚相比,我国对海洋产业内涵的理解更为宽泛。除利用海洋资源的产业活动之外,我国海洋产业的范围还包括为海洋保护发生的生产和服务活动。而澳大利亚对海洋产业的阐述,仅指利用海洋资源和以海洋资源为投入的产业活动。 (3)中国、美国和加拿大都将“与海洋及其资源有投入产出关系的产业活动”纳入海洋经济或海洋产业范畴。但是,鉴于对海洋认识的不同,三国对海洋经济和海洋产业外延的扩展是不同的。美国将海洋经济的地域范围界定到海洋、海岸带和五大湖水域,而我国对海洋经济的认识主要集中在海洋和海岸带,但对海洋及其资源开发、利用和保护相关联的产业活动的认识较美国更为广泛;加拿大与我国从地理范围上对海洋产业的认识基本一致,但是从产业范围来看,加拿大对海洋产业的认识较我国广泛,基本和我国对海洋经济的理解相同。 3海洋经济概念的共性分析 涉海性原则是各国划分海洋经济与国民经济和其他经济体系的首要原则,各国对海洋经济的认识,均统筹考虑地域上的涉海性和产业上的涉海性。一是地域上涉海。各国都是以海岸线作为划分沿海地区的主要依据,拥有海岸线的地区都在沿海区域划分的范围内,基于地缘政治界定海洋经济活动的地域范围。例如,我国的海洋经济活动范围主要是指11个沿海地区,美国的海洋经济活动范围指沿海和五大湖沿岸的州,加拿大海洋经济活动范围指海洋区域以及与海洋相连的沿海区域。二是指经济活动原材料和产品的涉海性。各国都认为使用的原材料来自于海洋及其产品、提供涉海服务或为涉海活动提供服务的活动都属于海洋经济的范畴。例如,新西兰将为海洋经济活动提供产品和服务的活动也纳入海洋经济范畴,澳大利亚把利用海洋资源进行的生产活动、海洋资源作为主要投入的活动都列为海洋经济活动。 4海洋经济概念的差异性分析 虽然海洋经济的界定都涉及区域和产业划分,但由于不同国家间行政管理体制和管理理念的不同和文化差异,各国对海洋经济外延和海洋产业组成的理解差异较大。 4.1在沿海区域划分上,区域范围不同 各国公认的原则是以海岸带为基础进行划分,但对沿海区域的具体划分上仍存在显著差异,国外的划分比我国更加灵活和宽泛。例如,美国推行以生态系统为基础的区域管理政策,在生态系统为基础的管理理念的指导下,以海岸带及其流域作为划分沿海区域的基本依据,将海岸带以及对海洋与海岸带产生影响的五大湖流域均纳入海岸带管理范畴;相比较而言,我国对沿海区域的理解仅限于海岸带区域,在沿海区域的划分上严格以海岸线为标准进行划分,而与海洋具有密切联系的江河流域都未纳入沿海区域范畴。同时,美国的沿海州、流域县和海岸带县3层沿海区域层次都包括并不拥有海岸线的地区;而我国沿海地区、沿海城市和沿海地带3层沿海区域层面只包括拥有海岸线的区域。#p#分页标题#e# 4.2在海洋产业划分上,分类体系和依据不同 我国的海洋及相关产业分类是在《国民经济行业分类》的基础上,对涉海产业活动进行提取,按照海洋经济活动的特性及其内在联系重新组织与分类,并对国民经济行业原有分类进行了延伸和压缩等特殊处理而形成的,包括海洋产业和海洋相关产业两大类。美国涉海行业分类并未建立海洋行业分类的相关标准以及独立的海洋产业分类体系,只是按照《北美产业分类系统》(NAICS)对海洋经济相关活动进行归类,同时从产业和地理两个角度综合确定海洋经济的行业范畴。加拿大按照新执行的《北美行业分类体系》(2002NAICS)标准按三次产业划分海洋经济。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参考《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标准产业分类》对海洋经济的构成进行归类。日本将海洋经济分为3类,包括业务活动主要发生在海上的海洋产业,为发生在海上的海洋产业提供产品和服务的产业,以及由发生在海上的海洋产业提供、并将其转化为自己的产品和服务的海洋产业。 5启示与思考 海洋经济已经发展成为独立的经济体系,成为沿海国家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和国民经济的重要形态[6]。政府、学界和企业关于海洋经济的认识都在不断地深化和发展。海洋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本环境和重要资源,是世界各国进入全球经济体系的重要桥梁。随着陆域资源的紧张和能源的日益短缺,世界的触角不断向海洋延伸,海洋成为世界主要沿海国家拓展经济和社会发展空间的重要载体,海洋经济等于全球经济[7],海洋产业不受地域的限制,跨国性和流动性大,对海洋经济的研究和共识影响到全球海洋经济研究和海洋产业的发展。由于意识形态、行政管理理念和历史沿袭等原因,世界各国对海洋经济认识的不同,对海洋经济内涵与外延的界定存在争议,进而导致各国海洋经济和产业构成的差异。各国对海洋经济的认识存在差异是必然的,任何人也无法对各国的认识给予“对”或“错”的评判[8]。海洋经济是多个产业的综合体,是全球经济发展的新的增长点和国民经济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海洋产业不仅内部存在关联性,而且海洋产业与全球经济其他部门也是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更深入地认识海洋经济,理清海洋产业内外部的关联关系,还需要在借鉴各国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更多地探索与创新。 在海洋经济理论的国际研究上,应该充分发挥政府间的合作,联合高校和科研院所的研究力量,争取全球著名涉海企业和专家的积极参与和共同研究,努力做到4个“坚持”的原则:一是坚持求同存异的基本原则,尊重各国对海洋经济的差异性理解;二是坚持国际合作的大方向,充分发挥现有涉海国际组织的协调沟通能力;三是坚持保持与各国现执行的标准的有效衔接性,最大化地满足全球海洋经济和海洋产业发展对领导决策的支撑要求;四是坚持循序渐进,先易后难的研究方针,稳步推进全球海洋经济和海洋产业研究,对共性问题开展基础研究,对差异性和区域性个性问题进行深入剖析,逐步缩小差异,推动统一的海洋经济内涵的界定和海洋产业分类国际标准的建立,这是一个漫长的研究过程。 海洋经济论文:海洋经济产业科技发展战略 本文作者:珠海市海洋农渔和水务局 单位:珠海市海洋农渔和水务局 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海洋经济快速发展,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新的亮点。珠海作为海洋大市,如何以更广阔的视野积极制定发展战略,投身海洋竞争,是珠海市面临的一项重大战略选择。本文依据国家、广东省的宏观发展政策文件精神和规划要求,以及珠海市委、市政府对“十二五”规划的基本思路和要求,从构建现代产业体系、构筑“两带六区”空间格局、促进海洋资源可持续发展以及科技兴海等四个方面提出珠海市海洋经济发展战略。 一、实施产业支撑战略,构建五大现代海洋产业体系 海洋经济的发展需要产业支撑,珠海市海洋经济的发展将构建现代临港工业、现代物流、滨海旅游、现代海洋渔业、战略性海洋新兴产业五大现代海洋产业体系。 (一)重点发展现代临港工业集群 按照“以港引工、以工促港、港工互动”的发展思路,实施大港口带动大工业的发展战略,全面突出港口、园区与城市的相互融合,形成港口、临港工业、临港产业园区、港口物流一体化的“港口-园区-基地”开发构架。依托高栏港港口资源优势,以石化、能源、钢铁、装备制造业等重化工业为主导,以高栏港经济区为载体,构建大中小型企业配套、轻重工业并举、高新技术和实用技术相结合的临港工业集群,使之成为集聚效应强、生产规模大、产业链长、发展水平高的华南临港工业基地,以及广东重要的海洋工程装备制造基地和新兴的现代重化产业基地。推进三灶航空制造及航空服务基地建设,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集群。加快把斗门虫雷蛛作业区建设成为集休闲旅游、装备制造和现代物流三位一体的临港产业园区。大力建设平沙游艇技术创新专业镇,把珠海建成国内乃至世界上有影响的游艇产业中心和游艇消费兴盛的滨海城市。 (二)全力推进两大物流中心建设 整合港口资源,优化港口功能结构,着力构建以高栏港区和万山港区为龙头,以九洲、香洲、唐家、洪湾、斗门港区为有机组成部分的现代港口体系,逐步建设成为面向港澳、面向国际的全国沿海主枢纽港。按照深水化、大型化、专业化的要求,推进大型集装箱、油气化工和大宗干散货深水码头建设。规划建设疏港公路、铁路等完善的集疏运系统,拓展粤西、粤北乃至中南、西南经济腹地,开辟连接“泛珠三角”、“长三角”和“环渤海”等经济圈的国内航线和东南亚、东北亚、中东、欧洲、美洲以及港澳台地区的国际班轮航线和集装箱公共快线,力争到2015年全市港口货物年吞吐量超1亿吨。加快高栏港2个5万吨级和4个10万吨级集装箱码头、1个30万吨级原油码头、2个15万吨级矿石干散货码头以及1个10万吨级煤炭码头建设,打造区域“港口物流中心”。加快珠海综合保税区、珠海保税港区和自由贸易区的申报,建设区域“综合保税物流中心”,形成能够提供仓储、运输、配送、加工、海运、货运、订单、库存、分销覆盖、交叉作业、信息处理等全方位的物流服务体系。 (三)重点打造特色滨海旅游文化品牌 以海洋生态和历史文化特色为重点,打造三大滨海旅游产品,形成三大滨海旅游功能区。以生态观光为基础型产品,完善和塑造滨海旅游标识、解说系统,力求以最佳的景观背景烘托整个滨海旅游主题;以滨海休闲度假为提升型产品,大力开发休闲度假旅游产品,尤其是新兴高端滨海和海岛旅游产品,将珠海打造成为国内富有特色的海洋旅游度假胜地;开发参与性为主的海上运动、休闲渔业、海洋乐园等专项型产品,发掘新的滨海旅游消费时尚。形成以观光、休闲度假等基础型和提升型产品为主的中部滨海旅游区,以温泉等提升型产品为主的西部滨海旅游区,以海岛旅游、海上项目等提升型和专项型产品为主的东部海岛旅游区。在滨海地区发展一批大型、高端、综合性的文化产业项目,培育一批优秀文化企业和文化品牌。通过组织举办海洋发展论坛、游艇博览会、海洋文化节、海洋科技产品交易会、沙滩音乐派对等各种主题的海洋节庆活动,形成富有地域特色的海洋文化,建设海洋文化名城。 (四)加快发展具有新型“海洋牧场”特色 的现代海洋渔业坚持开发与保护并重的方针,按照“提升一产、主攻二产、发展三产”的思路调整渔业结构。以人工鱼礁建设为重要手段,走控制性海洋渔业之路,发展新型“海洋牧场”。以品牌渔业、高效渔业、生态渔业为优秀,构建养殖、捕捞、加工、物流、休闲渔业等产业链完整的现代渔业产业体系。扩大优势主导品种健康养殖规模,建设一批出口创汇养殖示范基地和无公害养殖示范基地。引进大型水产品加工企业,以水产品保鲜、保活和低值水产品精深加工为重点,建设水产品加工园区。促进水产品流通市场发育,加大对水产品流通环节的补贴力度,促使水产品流通向专业化、大市场、跨区域推进。鼓励支持渔民转产转业,积极发展海上游钓、滩涂旅游、观赏、品鱼等多种多样的休闲渔业。采取“政府主导、多方融资”的模式加快渔港经济建设,全面开发环渔港经济带,建设以渔业产业为基础、集渔船避风和补给、水产品集散和加工、休闲渔业为一体的现代渔港经济区。加强水产品质量安全监督检验能力建设,完善渔业养殖许可制度,深入实施“水产品放心工程”。 (五)加大战略性海洋新兴产业的扶持力度 海洋生物医药业、海水淡化和海水综合利用业、海洋可再生能源产业、海洋装备业、深海产业等战略性海洋新兴产业将加速海洋经济结构的深度调整和升级换代,是各国争相抢占的科技制高点。重点鼓励海洋生物制药和海洋生物食品产业发展,开发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海洋生物医药、化妆品、保健品和食品,培育一批具有竞争力的生物医药和生物食品企业。推进海水综合利用技术产业化,制定优惠政策,发展海水淡化和海水直接利用产业示范工程,扩大海水利用产业规模。支持海洋化学资源开发的技术革新,加强海洋化学资源、卤水资源以及钙盐、镁盐、溴等系列产品开发和精深加工技术研发,大力开发高附加值产品。适度发展风能等滨海能源利用项目,探索利用海洋能、潮汐能的新途径。海洋科技是战略性海洋新兴产业的助推器,战略新产业快速发展的背后,是科技的强大支撑力。加快海洋科技和高新技术发展,加快海洋信息服务业发展,实施“数字海洋”工程,逐步建设海洋信息体系,实现海洋信息资源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和可视化。#p#分页标题#e# 二、实施产业集聚战略,构筑“两带六区”空间格局 通过打造两大海洋产业集聚带实施产业集聚战略,将海岛根据区位、功能定位划分为六大经济区进行针对性开发,构筑“两带六区”空间格局。 (一)打造两大海洋产业集聚带 以磨刀门出海口为界,将珠海划分为除海岛群外的东西两大海洋岸带,构建海洋产业区域布局。打造东部沿海旅游、信息及高新技术产业、渔业产业集聚带和西部临港工业、物流业及旅游业集聚带。东部海洋产业集聚带通过中心城区“退二进三”,加快第二产业向西部园区转移和集聚,加快以信息、高新技术产业为主体的高科技经济资源开发和成果产业化示范基地建设,以及情侣路、高尔夫、国际赛车场等高品位休闲旅游项目开发,利用原有渔业基础发展观赏渔业和休闲渔业,集中力量推动服务业发展。西部海洋产业集聚带以高栏港经济区为依托,重点做强临海重化工业和港口物流业,以珠海航空产业园为载体建设先进航空制造业基地,辅之以适当的滨海旅游业和海洋高科技产业。 (二)建设六大海岛经济区 将海岛根据区位、功能定位划分为六大经济区进行针对性开发。城区沿岸岛群(横琴岛、淇澳岛等)主导发展生态旅游、高新产业和高端服务业;高栏岛群(高栏岛、荷包岛、大杧岛等)主导发展港口、临港工业、物流和生物资源养护;桂山岛群(桂山连岛、大蜘洲、三角岛等)主导发展港口、中转仓储、旅游和生态保护等;万山岛群(大小万山岛、东澳岛、黄茅岛等)主导发展综合旅游开发、现代渔业和能源中转仓储;外伶仃岛群主导发展旅游度假、渔业增养殖和岛陆生物资源养护等;担杆岛群(担杆列岛、佳蓬列岛)主导发展旅游度假和自然生态保护。充分发挥横琴岛区位优势,围绕建设“开放岛、活力岛、智能岛、生态岛”的目标,发展成为带动珠三角、服务港澳、率先发展的粤港澳合作示范区。鼓励万山海洋开发试验区先行先试,大胆探索和尝试新的发展思路与途径,全面提升海洋经济总量和质量。研究制定海岛开发管理条例,在确保国防安全和海岛环境的前提下,鼓励社会资本参与海岛建设。加强海岛特别是条件较差海岛交通、水、电等基础设施建设,改善海岛投资环境和海洋开发条件,努力建成一批各具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渔村。按照“保护为主,适度开发”的原则,试行无居民海岛使用权的招标或拍卖工作。 三、实施和谐海洋战略,促进海洋资源可持续发展 通过切实保护海洋资源、有效防治海洋污染以及着力完善海洋应急管理体系,实施和谐海洋战略,促进海洋资源可持续发展。 (一)切实保护海洋资源 加强海洋自然景观、历史人文和地质遗迹等海洋资源保护和海岛资源保护。加大对近海渔业资源的恢复与保护力度,严格执行禁渔区、禁渔期以及南海伏季休渔制度,通过封岛栽培、增殖放流、建设人工渔礁等措施,不断提高海洋生物资源多样性水平。加强红树林、珊瑚礁、水松林、滨海湿地等典型生态系统的保护、恢复和修复工作,建设一批海洋自然保护区和海洋生态特别保护区。科学、合理使用岸线和航道资源,强化对港口岸线资源开发利用和养殖业发展的监管。严格执行海岸保护与开发利用总体规划,确保滩涂资源得到科学合理有序开发。 (二)有效防治海洋污染 加快编制海洋环境保护规划,建立入海污染物总量与浓度控制制度、海洋与海岸工程管理制度,实施环保一票否决制。加强海洋环境监测体系建设,市、区两级建立海洋环境监测机构,提高海洋环境与资源监测监视和预警预报能力,定期全市海洋环境质量公报。加强江河流域综合治理,加快建设沿海城镇工业废水、生活污水集中处理工程。加强海水养殖业的科学规划,合理确定养殖规模与结构,控制养殖业污染。加强对海洋倾废、船舶排污和港口的环境管理,建设船舶污水处理工程,增强船舶污染处置能力。建立和完善生态补偿机制,促进海洋生态系统的良性发展。依法对海洋资源开发利用开展环境影响评价论证,推进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开发项目的建设。 (三)着力完善海洋应急管理体系 加快推进“和谐海洋”、“和谐渔业”建设,合理提高江海堤围标准,增强对海浪、海潮的防抗能力。完善海洋生产安全指挥系统和海洋灾害应急处理救助系统,抓好事故预防、灾时救援、灾后救济等环节。加强船舶安全管理,推广应用助航、救生设备,构建海洋与渔业安全应急通信网和渔船船位监控体系。利用“数字海洋”平台,加快建立健全台风、海啸、风暴潮、赤潮等海洋灾害预警预报和防御决策系统。建立政策性渔业保险制度,推进渔业保险全面实施。 四、实施科技兴海战略,提高自主创新能力 通过构建科技兴海平台、开展重大海洋专项、实施海洋人才战略等举措,实施科技兴海战略,提高自主创新能力。 (一)构建科技兴海平台,提高海洋科技创新能力 实施科技兴海战略,不断增加科技兴海投入力度,优化海洋科技创新平台和科技兴海平台,努力将万山区打造成为部级国际海洋科技合作示范区。 1.推进海洋科技自主创新体系建设。加强与中山大学、广东海洋大学、中科院等高校、院所合作,在珠海建设一批重点实验室、科技兴海基地和区域性水产试验中心。通过成立珠海海洋科学研究中心、珠海海洋科学岛、珠海海洋科技产业园等方式加强重点实验室、海洋科技中试基地等科技攻关、成果转化和技术交流平台建设,打造海洋自主创新生力军。强化涉海企业技术创新主体地位,建立自主创新激励机制,支持企业加大研发投入,设立珠海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海洋科技产业园,积极培育海洋生物制药、海洋能源利用等新兴海洋产业。鼓励企业与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形成产业技术联盟,深化与港、澳的交流与合作,鼓励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和其他组织在万山区创办研究开发机构,鼓励和支持社会力量创办中介机构,提供与科学研究、技术开发和科技成果转化直接相关的交易、经纪、咨询、评估、等服务。 2.推动海洋科技成果转化。大力推动海洋科技成果转化,充分利用国家、部门、地方的涉海科技基础条件平台,结合企业的科技开发基地和试验场,建设若干专项成果转化基地,形成技术集成度高、带动作用强、国家和地方结合、企业逐步为主体的科技兴海平台和示范区网络,加快海洋科技成果孵化和产业化。#p#分页标题#e# (二)开展重大海洋专项,带动科技园区全面发展 按照科技兴海的总体目标和海洋产业的发展需求,通过多种投资方式和强化投入,实施科技兴海专项示范工程,加强海洋科技的重点攻关,着力突破一批重大关键性和共性技术,形成一批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成果。加快海洋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带动科技园区全面发展。加快现代海洋渔业、海洋生物工程、海洋油气矿产勘探等技术集成攻关与产业化研究,推动海洋产业技术更新换代。加快海洋工程与装备制造、海洋可再生能源利用、海水综合利用等高新技术重大专项攻关,为培育海洋战略性新兴产业提供技术引领和支撑。加强海洋防灾减灾、海洋生态环境保护与修复等技术开发与应用,提高海洋科技对海洋综合管理的支撑能力。 1.海洋生物资源综合利用产业链开发示范工程。结合珠海生物医药科技产业园,珠海火炬计划生物医药特色产业基地建设,建立1-3个技术集成、装备配套、产业衔接的海洋生物资源综合利用产业链示范工程和发展模式。开发以大宗水产品为原料的海洋功能食品、生物材料、精细化工制品和海洋药物的综合利用技术,优化水产品精深加工及水产加工废弃物综合利用配套工艺和装备技术,构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海洋生物资源综合利用关键技术体系,提高水产品精深加工装备制造能力和海洋生物资源产业化能力,培育一批具有竞争力的生物医药和生物食品企业。 2.海洋装备制造业技术产业化示范工程。建立海洋油气开发工程装备、海底管线电缆铺设维修装置的产业化基地,开展海洋油气资源勘探、深海作业、通讯导航船用电子仪器、机电设备等技术的中试,建立产业化示范工程,推动产业化进程。按照《珠江三角洲产业布局一体化规划(2009-2020年)》的要求,发挥经济特区和科学发展示范市的优势,以珠海中船集团船舶及海洋工程装备制造基地、珠海中海油深水海洋工程装备等项目为依托,建设具有现代化技术水平的以海洋工程装备及游艇制造为主的世界级海洋工程装备基地,努力将珠海打造成为国际重大海洋装备制造业中心。 3.海洋可再生能源利用技术示范工程。建立海洋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技术的试验基地和示范工程,重点建设高栏岛风电场工程,开发风能、潮汐能发电和相关配套装备技术,提高能量转换效率及抗台风能力,建立高效多能互补发电示范系统,集成示范边远海岛和滨海地区通电保障系统。 4.“数字海洋”工程。加快海洋信息服务业发展,实施“数字海洋”工程,逐步建设海洋信息体系,实现海洋信息资源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和可视化。 (三)实施海洋人才战略,建立科技兴海智力保障 实施海洋人才战略,加大海洋科技人才培养与引进力度。充分发挥珠海大学园区的科研、教学优势,支持驻珠高校加强海洋科技研发和海洋科技推广,重点发展与横琴新区澳门大学的教育服务合作,促进教育服务与高技术产业良性互动发展,建设高层次人才教育培训基地,构建横琴新区珠江口西岸的区域性科教研发平台,加快培养创新型人才。加强与港澳合作,建设国际化的公共科技信息服务平台和中介服务体系。大力实施紧缺人才培训工程,选派优秀人才进行培训,打造一支高技能实用人才队伍。加快培养海洋工程应用型高级人才,积极开展海洋科技交流,鼓励高等学校、科研院所通过项目合作、学术交流、人才培养等方式开展海洋教育、海洋技术国际交流合作。以海洋关键技术和前沿领域为重点,引进一批具有国内领先水平的创新型学科带头人。优化海洋科技人才环境建设,建立健全海洋科技人才培养与引进机制。 海洋经济论文:宁波发展海洋经济举措抉择 本文作者:谢梦达 单位:宁波大学商学院 2011年3月1日,国务院正式批复了《浙江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规划》,浙江省发展海洋经济已经完全上升到国家战略层。而根据“十二五”规划,省委要求今后五年浙江科学发展水平走在全国前列,特别强调要推进宁波都市区建设和打造以宁波—舟山港临近区域为优秀区的“海上浙江”。建设以宁波与舟山为优秀的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已上升为国家战略。 一、SWOT分析法简介 SWOT分析是战略管理中常用分析工具,四个字母分别代表优势(Strength)、劣势(Weakness)、机会(Opportunity)和威胁(Threat)。这一方法通过较全面、系统分析与研究对象密切相关的各种主要内部优势与劣势、外部机会和威胁,得出一系列具有战略性的结论与决策(表)。本文主要就是运用SWOT法对宁波市发展海洋经济进行分析并提出宁波发展海洋经济有益的建议。 二、宁波市发展海洋经济的SWOT分析 1.优势分析(S) 综合来看,宁波在整个浙江海洋经济发展中的优势主要体现如下: (1)资源优势 宁波市的港口优势得天独厚,港口岸线总长1562公里,占全省的30%以上,万吨级以上深水泊位60多座。宁波港地处我国大陆海岸线中部,南北和长江“T”型结构的交汇点上,地理位置适中,是中国大陆著名的深水良港,内外辐射便捷。宁波港向外直接面向东亚及整个环太平洋地区;向内可连接天津、上海、深圳、厦门等沿海各港口,而且通过长江、京杭大运河、海运等覆盖华东地区及长江流域,是中国沿海向美洲、大洋洲和南美洲等港口远洋运输辐射的理想集散地。另外自然地理方面宁波港水深流顺风浪小,可开发的深水岸线达120km以上,具有广阔的开发建设前景。此外,海洋资源优势也十分明显。宁波地区拥有丰富的“岛、涂、渔、景、油”等海洋资源,组合优势明显,适宜规模化开发。500平方米以上海岛516个,约占全省1/5;岛屿面积524平方公里,岛屿岸线长758公里。宁波的岛主要集中在象山、宁海、北仑等地区。岛屿靠近东海和舟山渔场,周围海域渔业资源和贝类资源丰富。另外,我市拥有可围滩涂资源约140万亩,占全省滩涂总面积的34%,居全省之首。宁波滩涂资源围垦开发条件优良,目前在建围垦工程共有10处,共计19.6万亩。同时人文景观丰富,易于开展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一体的海岛旅游。而东海被誉为“东亚的波斯湾”,具有丰富的自然资源,仅在中国大陆架上的天然气储量就有5万亿立方米,原油储量约为1千亿桶,开发前景巨大。 (2)人文优势 主要指宁波帮人士及宁波所具有的创新的底蕴。宁波帮被誉为晚清四大商帮之一。在近代,以港、澳、台为优秀进行发展的“宁波帮”企业家们,更是名声显著。而不少宁波帮人士在发家致富后仍不忘故乡,大力支持宁波的建设与发展,如宁波大学的成立。此次发展海洋经济的新一轮建设可以充分发挥宁波帮这一优势进行大力建设。同时,宁波人的创新精神也是推动发展的有力武器。宁波创新精神的灵魂深藏在“敢为天下先”的文化心态之中,并成为宁波人勇往直前的内在驱动力。从当年的“五口通商”之一到如今的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宁波人敢走出去,敢尝试的性格为宁波及相关区域的发展增加了很多机会。如赵安中、世界船王包玉刚、邵逸夫等。当代宁波人“敢为天下先”的心理也十分强烈,如跨海大桥、鄞南商务区等的建设,宁波企业“雅戈尔”、“杉杉”、“奥克斯”、“贝发”等走出宁波,进军全国甚至国际市场,这也是宁波人的创新精神最有力的见证。 2.劣势分析(W) (1)资源利用率低,产业保护不够 虽然宁波市海洋产品产值较高,但其海洋资源利用水平较低、综合开发科技含量不高,并且以粗放型为主,多为附加值低的产品。同时,海洋产业从业人员整体素质不高。而在一些地方,海洋资源如渔业资源等存在使用过度的问题。例如象山海域前几年大量捕捞导致鱼类数量和质量均呈现下降趋势。这个问题很大一部分原因要归咎于一位地追求单一经济指标,片面走短期发展、粗放发展之路。当然,我们也发现在宁波沿海还存在油气资源开发不足、效率不高,各海岛尤其是象山部分海岛与大陆交通存在困难等问题。 (2)沿海海域污染,游客素质不高 在走访中,我们发现许多海域如北仑港、镇海港附近海域由于发达的运输业,船舶进出频繁、货物吞吐量大,从而形成了燃油污染,影响了鱼类的生存;部分近海海域漂浮的生活垃圾形成了一座座垃圾岛,影响了沿海地区的海洋景观,也破坏了海洋生态平衡。同时我们也发现部分游客在游玩过程中存在乱丢垃圾、破坏海洋景观等问题。这些问题,影响了沿海地区的海洋生态以及海洋旅游景区的和谐,最终会影响了海洋旅游资源的可持续开发利用。 (3)开发方式传统,科技含量不高 大多数海洋企业与渔民仍然采用的是传统的粗放型模式,捕捞方式、捕捞工具落后且公司化程度低。企业生产设备的科技含量不高,各个企业联系不强,同时科技人才匮乏,从而导致海洋科技对海洋经济发展的推力不够、后劲不强。海洋科研条件与基础设施平台建设力度不够,资源共建共享程度较低。 3.机会分析(O) (1)国家的高度关注 国务院于今年正式批复《浙江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规划》,浙江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建设上升为国家战略。批复认为,建设好浙江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关系到我国实施海洋发展战略和完善区域发展总体战略的全局。因此,宁波市发展海洋经济大力获得了国家的支持。宁波市可以在此基础上大力推进“一核两带十区十岛”的建设,建设以宁波--舟山港宁波港区及其依托的海域和城市的优秀区,完善以环杭州湾产业带及其近岸海域为主的北部海洋经济产业带,和以象山港、大目洋和三门湾及其附近区域为主的南部海洋经济产业带。同时,努力建设宁波杭州湾产业集聚区、梅山国际物流产业集聚区、梅山岛、大榭岛等十区十岛,努力成为我国海洋开发开放的先导地区。 (2)宁波的区位优势 宁波位于长三角南翼,是浙江省的经济中心,具有雄厚的经济基础和完整的制造业体系。宁波-舟山港经历了三十多年改革开放的发展,现已成为了中国第一大港。利用宁波-舟山港的远洋航线,充分引进其他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和资金,支持海洋经济的发展,走向世界。同时,宁波北接上海,可以充分利用上海的区位辐射优势和宁波雄厚的经济优势,与上海、杭州、舟山连接成为以宁波为优秀的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p#分页标题#e# 4.威胁分析(T) (1)激烈的区域竞争 随着我国对外开放进一步纵深推进,中部崛起和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中西部地区正在迅速崛起,经济迅速发展,工资水平也在提高。且沿海地区由于生活成本高、竞争压力大等因素使得对于外来人口不再具有前几年的吸引力。因此宁波市乃至整个浙江省的竞争压力非常巨大,这个从年初的民工荒就可以看出来,许多企业在生产的旺季招不到足够的员工最终导致订单难以完成,影响了企业的信誉。同时广东、上海、江苏等省份也非常重视海洋经济的发展,竞争空前激烈。 (2)国际竞争激烈 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步入第十个年头,各国对海洋经济的重视又在不断地提高,对资源、市场、技术、人才的竞争更加激烈,国际贸易摩擦不断加剧,贸易保护主义有新的表现,国际贸易的绿色壁垒成为了宁波市贸易出口的一大障碍。同时,东南亚各国的更加廉价的劳动力吸引了发达国家的资金,宁波必须要加快产业结构的转型,积极进行招商引资,发展新兴产业。 三、宁波市发展海洋经济的策略选择 1.加强港口建设,完善港航物流 对于区域经济发展来说,港口是腹地范围内的一个特殊区位点,它可通过运输功能加强中心城市与腹地之间的交通联系。要围绕“加快打造国际强港、建设海洋经济强市”的目标定位,大力发展“三位一体”港航物流服务体系,努力提高宁波海洋经济的影响力和辐射能力。充分利用港口优势,借助宁波的区位优势和交通优势,坚持海陆一体化开发,充分发挥海洋产业对区域经济,积极打造宁波大宗商品交易中心平台,形成以临港工业、港口物流为主导,以滨海旅游、海洋化工等海洋高技术产业为引领,以港口贸易、金融等为配套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同时,按照部级综合交通枢纽的定位,重点推进甬台温高速复线等公路网建设,加快梅山、大榭、穿山等港区码头开发,积极培育海铁联运市场建设,努力形成更加完善更为便捷的集疏运网络体系,增强面向长三角、中西部的辐射和服务功能,同时也要加强海岛和大陆之间的连接,使陆岛统筹发展。 2.科学开发海岛,创造生态效益 科学编制海岛开发规划,统筹推进海岛开发开放。根据海岛的地理分布、资源特点和开发现状,明确海岛分类及发展定位,统筹功能布局,选择发展海洋渔业、海岛旅游和中转仓储等产业,努力把宁波海岛群建设成为富饶的生态海洋渔业示范区、国际性的滨海旅游区和先进的港口经济区。按照高标准规划、分阶段开发、市场化运作的思路,重点推进南田岛、高塘岛、檀头山岛等一批重要海岛的综合开发,形成各具特色的主体功能岛。同时,还要加强海岛资源有效保护,颁布《海岛保护条例》及相关配套制度,强化海岛开发空间管制,建立海岛资源开发和保护长效机制,提高全民海岛保护意识。 3.扶持新兴产业,推动第三产业 借助宁波市的丰富海洋资源和宁波大学等高校的科研力量,加快扶持海洋装备制造、清洁能源、生物医药、生物育种产业、海水综合利用、海洋新材料产业六大新兴产业,并培育一批国际知名的企业和品牌。同时,以梅山保税港区、东部新城金融服务集聚区等为依托,培育内外对接的资本市场,打造区域性国际金融结算服务中心。另外要提高渔业的现代化水平,加快建设“海洋牧场”,进一步贯彻休渔制的落实,控制捕捞强度,积极发展远洋渔业和高效生态海水养殖和水产品加工业,建设高规格、高水平的水产品加工区,提高产品的附加值,主动参与国际竞争。 海洋经济论文:地方海洋经济拓展对策 本文作者:张金忠 宋欣茹 单位:辽宁师范大学 瓦房店市纪委 大连市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 辽宁省瓦房店市地处辽东半岛中西部,隶属大连市,位于大连市西北部。西临渤海,海岸线461km,占辽宁省海岸线总长的17%。近海水域总面积2105km2,占瓦房店市陆地面积60.6%,发展海洋经济的自然资源基础较好,辖区内有六大海湾,大小岛屿25个,自然港湾55个,滩涂总面积27.2万亩,盐田20余万亩,浅海水域面积22.4万亩,沿海乡镇11个,渔村30个。瓦房店经济发展迅速,2009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48874元,渔业社会经济总产值实现36.2亿元,渔民人均纯收入12252元,获得“辽宁地区规模最大的苗种生产基地”、“辽宁海参特产之乡”等称号。 1瓦房店市海洋经济发展现状 1.1海洋渔业 瓦房店市渔业资源丰富,开发潜力大。近年来,全市海洋经济发展以结构调整为中心,以科技兴海为动力,因地制宜,大胆创新,全面提高海洋渔业经济运行质量,促进了海洋渔业经济的持续发展。近海水域生产毛虾、海蜇、杂色蛤、牡蛎、蟹类等优质种类,海水养殖海参、车虾、文蛤、沙蚕等品种。已发展港圈养殖面积14万亩,浅海底播增养殖面积8万亩,滩涂贝类养殖面积8万亩,浅海贝类管护面积13万亩,已发展陆地工厂化育苗养殖车间规模达200万方水体,有大小育苗企业2000余家,2009年苗种产值实现3.8亿元。现已建成海参、车虾、杂色蛤、文蛤、沙蚕等五大品种养殖基地,十大现代渔业园区建设初见端倪,海参、车虾、扇贝的苗种生产是辽南地区规模最大的生产基地,海参养殖已成为该市渔业重要的支柱产业和环渤海地区规模最大的海参养殖基地。2009年全市完成增养殖产量9.4万t,产值达14.3亿元。 1.2滨海旅游业 滨海旅游是瓦房店市旅游业发展的主要方向。在滨海路沿线有李官景区、驼山海滨森林公园、仙浴湾国家AAA级旅游度假区、西杨将军石景区、炮台鲍鱼岛景点、红沿河景点、永宁景点等滨海旅游热线及许屯龙门汤、李官等多处温泉疗养胜地。这些丰富的旅游资源为全市滨海旅游业的快速健康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2009年全市接待游客380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13亿元。 1.3港址资源 瓦房店市10m等深线离岸1km以内的深水岸线资源有48km,占总岸线长度的10%。主要有长兴岛、松木岛、西中岛等港址。瓦房店市适宜建设港口之处较多,且不乏深水不冻之处,为港口发展提供了较大的空间。但是,瓦房店市港口建设一直处于空白,没有货运港口,461km的海岸线资源没有充分发挥其优势,也制约了瓦房店市海上运输业的发展。 1.4海盐及盐化工业 瓦房店复州湾盐场始建于1848年,现已发展成以海盐生产为主、集海盐深加工、盐化工生产、盐田资源综合利用、房地产开发于一体的国有盐业大型企业,是东北地区规模最大的两碱化工用盐及民食用盐的供应基地,是大连市唯一的国家食盐定点生产企业。2005年,生产原盐83万t,加工食用盐21万t,生产盐化工产品总量4.5万t,实现工业总产值14979万元(不变价),实现销售收入20006万元。 2瓦房店市海洋经济存在问题 2.1海洋经济发展总体水平较低 目前,瓦房店市海洋经济正处于快速发展阶段,发展观念不够先进,发展规模不够大,发展质量不够好,没有形成自己的特色,没有自己强势的品牌,整个海洋经济的发展水平与瓦房店具有的天然地理优势和全市已经步入工业化发展阶段不相适应,不能满足瓦房店市发展的要求。从图1可以看出,2006年—2009年在大连市海洋经济总产值中,瓦房店市占的份额比较小且增长缓慢,低于大连市的平均增长速度。从单位海域面积的经济产值来看,瓦房店是0.015亿元/km2,大连市是0.036亿元/km2,远远低于全市平均水平。 2.2海洋产业结构不平衡 瓦房店市传统产业在海洋经济中仍占主导地位,且对海洋经济整体关联和拉动力弱。瓦房店海洋产业结构非常不平衡,海洋第一产业比重过大,占海洋产业60%以上,海洋产业结构仍未摆脱传统的结构模式;海洋第二产业发展缓慢,在海洋产业总产值中的比重在18%~25%浮动,且水产品加工在海洋第二产业中占相当大的比重;海洋第三产业处于产业发展初期,稳定增长。全市海洋产业结构呈“一、二、三”的结构序列。瓦房店市的海洋产业结构比例远远低于大连市和全国海洋产业结构的平均水平,海洋产业在许多方面表现为粗放型和资源掠夺型,落后的海洋科技水平在一定程度上迟滞了海洋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发展,极大地影响了瓦房店市海洋经济的发展。因此,要实现全市海洋产业结构由“一、二、三”序列向“三、二、一”序列转化,必须提高海洋科技水平,在稳定提高海洋第一产业的基础上,大力发展海洋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 2.3海洋科技水平不高 瓦房店市海洋科技薄弱,海洋开发所需要的海洋生物、海洋工业、环境保护等方面的人才缺乏,海洋科技投入偏低,科技成果储备匮乏,科技示范滞后于生产的发展,重项目开发建设,轻科研基础试验研究,海洋科技的转化应用不多,海洋资源的利用深度不够,海洋经济优秀竞争力不强。在海洋渔业方面,近海过渡捕捞,资源日益衰退,“船多鱼少”矛盾突出。养殖业育种科技明显落后,“种子工程”建设滞后于生产的发展,渔业发展速度迟缓,单位投入效益没有增长。在海洋工业方面,目前对海水的利用主要是制盐,从海水中提取其他重大价值的产品很少,影响海洋经济向更高层次发展。由于海洋科技落后,海洋产业多以资源依赖型、劳动密集型和群众自发型为主,新兴海洋产业比重偏低,海水淡化利用、海洋电力、海洋生物制药、海洋化工、新能源等海洋资源深度开发利用的高附加值产业还没有形成,与其他先进地区存在明显差距。 3瓦房店市加强海洋经济发展的对策 3.1抓住机遇,做强做大海洋经济 着眼于大连市全域城市化发展战略,瓦房店将转身向海,做强做大海洋经济。瓦房店是大连市北大门,大连市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装备制造业向北转移、公共设施向北延伸、生产要素向北集聚的战略部署,这对瓦房店来说是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依托现有的沿岸海水养殖基础设施大力发展海水增养殖和设施渔业;依托长兴岛临港工业区的船舶制造基地优势,位于周边的谢屯镇、三台乡打造船舶制造配套产业集聚区、产业园;依托复州湾盐场资源优势打造松木岛海盐化工产业集聚区;依托仙浴湾、龙王庙、驼山、红沿河核电、复州古城扩大发展滨海旅游和休闲渔业;依托将军石渔港、松木岛港发展水产品加工业和建设水产品交易市场。政府部门要从战略高度来统筹安排,要进一步理顺海洋经济管理体制,高起点谋划沿海经济区建设,把海洋经济建设推向新的高度。#p#分页标题#e# 3.2依靠科技进步,加快海洋经济增长方式转变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依靠科技进步带动海洋经济发展,加快海洋经济增长方式转变。首先,加快海洋科技创新体系建设,优化配置科技资源,引导海洋科技力量形成合力。其次,大力推进新兴产业的发展,做到传统产业支持新兴产业,新兴产业带动传统产业,提高二、三产业比重。通过项目牵动、龙头带动、工程驱动,提高全市海洋经济的整体实力。三是加快海洋产、学、研一体化。鼓励科研、教学与生产单位建立各种形式的合作关系,加速科研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四是加强海洋资源综合利用和关键技术的研究与开发,培育海洋科研、开发和管理的各类人才,提高海洋科技贡献率。 3.3加大投入,完善海洋基础设施 基础设施是海洋经济发展的基本条件和保障。当前,要加大对交通、能源和港口等重大基础设施的投入和建设力度,以此带动沿海地区经济的发展,推动沿海地区投资兴业的热潮,加快沿海和临港地区中心城镇、节点城镇的建设、发展与壮大,推进城市化进程,充分发挥基础设施建设对沿海经济发展的拉动作用。 3.4加大招商引资力度,扩大渔业开放 积极吸收国内外资金,加大投入力度是渔业发展的重要措施。招商引资重点要围绕浅海水面开发利用、工厂化养殖和水产品精深加工3个方面来开展。充分利用好该市的资源优势,制定吸引外资的优惠政策。坚持走出去原则,积极参加各种渔业经贸洽谈会,招商会议,广泛与各业客商接触,宣传瓦房店市渔业优势和政策。进一步扩大加工贸易的规模和水平,大力发展水产品精深加工,根据WTO贸易自由化原则,大力发展水产品进出口贸易。与此同时,还要积极争取国家、省、市政府的渔业开发建设项目资金,通过大项目的建设,拉动渔业经济的增长。 3.5强化海洋与渔业管理,实现可持续发展 认真贯彻执行《渔业法》、《海域法》、《海洋环境保护法》及国家有关方针政策,加大海洋渔业执法力度,维护生产秩序,以法兴海,以法治海。坚持发展与管理并重原则,强化海洋与渔业管理工作,搞好海域使用和渔业生产的管理。海域使用要强化有偿使用和法规意识,通过规范化和法制化管理,防止海洋环境污染,解决资源超容量开发带来的环境恶化和病害的暴发、生产无序竞争造成某些品种养殖一哄而上或一哄而散、乱用药物造成水产品质量下降,出口受阻等问题。加强海洋渔业的法制化建设是实现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有利保证。 海洋经济论文:海洋经济区域特色拓展思路 本文作者:王双 单位:天津社会科学院城市经济研究所 海洋经济由于其特殊的地理属性,区域特征显著,不同区域之间海洋要素禀赋、发展战略选择、潜在优势及其增长特色存在着明显差异。2011年,国务院先后批复了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浙江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以及广东海洋经济综合试验区三个部级海洋经济区发展规划,一定程度上意味着从国家战略层面逐步肯定及确立了区域特征各异和发展模式不同的海洋经济增长方式。与此同时,沿海地区海洋经济发展基础较好的地区也相继出台地方海洋经济发展规划,根据自身区域特征制定海洋经济发展的方向和具体的路径选择,发展海洋经济已经成为我国沿海地区新的经济增长点。本文着重分析我国海洋经济发展的区域特征,并针对不同类型的区域提出相应的发展对策。 1我国海洋经济的区域分类 我国沿海地区具有明显特征的海洋经济发展区域,主要包括环渤海地区、长江三角洲地区和珠江三角洲地区,其中,环渤海地区海洋生产总值2010年达到13271亿元,占全国海洋生产总值的34.5%,是我国目前海洋经济发展规模最大的地区,长江三角洲地区次之,海洋生产总值占全国海洋生产总值的比重为31.4%,珠江三角洲地区海洋生产总值占全国比重最低[1-2]。上述海洋区域的划分仅依据地理范畴,不能体现不同地区海洋经济发展的具体特征,因此,宜以衡量海洋经济发展的具体经济指标来描述不同海洋经济区域的分类及其特征。这里,笔者选择了这三个区域的海洋经济发展重点地区,即环渤海地区的天津,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长江三角洲地区的上海、江苏,浙江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以及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广东海洋经济综合试验区、广西和福建进行分析(以上各省/直辖市/自治区的海洋经济区均以各省/市/区的名称来表示)。 1.1海洋资源丰裕度指数 资源丰裕度指数是反映海洋经济发展的基础性经济指标,体现经济增长的要素禀赋状况。这里,笔者利用张耀光等的方法计算了各地区主要海洋资源的丰裕度指数[3](表1),即各地区的各类海洋主要产品产量比重乘以各类海洋资源产业权重,包括海洋渔业资源、海洋油气资源、海洋盐业资源和海洋矿业资源。海洋资源丰裕度指数为:SRPIi=∑t1t2SRi/(t2-t1+1)×∑t1t2Pi/(t2-t1+1)式中:SRPI为各海洋经济区海洋资源丰裕度指数;SRi为各海洋产品产量比重;Pi为各海洋产业的权重①,t1为起始年份;t2为结束年份。表1显示,渔业资源丰裕度指数最高的是山东海洋经济区,与其海洋渔业产量长期居全国首位的现实相符,其后依次是浙江、福建和广西;海洋油气业资源主要集中分布在环渤海和珠三角地区,尤其是天津和广东海洋经济区,油气业资源优势明显,仅以天津为例,2009年天津市海洋油气业增加值占全国海洋油气业增加值比重为45.5%,位居全国第一;盐业资源最为丰富的依然是环渤海地区,即山东和天津;矿业资源则集中分布在长三角经济区,即浙江和福建较为丰富。 1.2海洋经济规模 以上述各地区海洋生产总值占地区生产总值(GDP)的比重来衡量海洋经济规模(表2),可以看到,天津和上海比重排位较高,从2006年开始,上海占据首位,说明上海和天津的海洋经济在整个经济发展中规模较其他地区大,一方面依托其雄厚的海洋经济基础,另一方面其重视发挥自身的海洋经济优势,集中发展科技含量高和增长潜力大的优势产业和项目,通过项目和产业带动海洋经济规模的提升。相比之下,江苏和广西的海洋经济发展基础较弱,没有发挥资源优势,海洋经济规模相对较小。其他地区的排位变化不大。 1.3海洋产业结构 海洋产业结构的高级化程度能够反映海洋产业发展状况,海洋主要产业③增加值占海洋生产总值比重可以衡量海洋产业结构的高级化程度[4]。由于海洋产业包括海洋主要产业和海洋教育科研管理等服务产业,若海洋主要产业增加值比重越高,说明海洋经济还是依靠传统的海洋产业拉动,产业发展的重点依然是传统的海洋产业,新兴海洋产业比重较小,从而海洋产业结构高级化程度较低,反之则说明海洋服务产业比重较大,产业高级化程度较好。从各地区的比重来看(表3),上海、广东以及浙江的产业结构高级化程度较高,其海洋主要产业增加值比重较低,海洋教育科研管理服务产业比重较大,海洋经济发展逐步从依靠传统产业拉动转向依靠新兴海洋产业。天津、广西以及山东海洋经济区等地海洋主要产业增加值比重较高,反映出其传统海洋产业依然是海洋经济增长的重要拉动力量。 1.4海洋产业就业 产业就业人员的比重也是反映海洋经济发展特征的重要指标,从各地区的涉海就业人员占地区就业人员比重看(表4),一方面,就业结构比重反映了产业结构发展状况,即产业结构高级化程度较好的上海、广东和浙江,就业比重也较高,而产业结构高级化程度较低的山东、广西和江苏,相应的就业比重也偏低,海洋产业吸纳就业的能力尚待提升;另一方面,就业结构的构成也反映出不同地区海洋经济发展的产业特征,即虽然天津和上海的比重较高,但是其两者吸纳就业的产业有所区别,天津的海洋就业更多的是来自海洋油气业和制造业,而上海则是以海洋服务业吸纳大量的就业劳动力。 1.5海洋基础设施 上述各海洋经济发展较好地区的货物吞吐量是衡量基础设施状况的有力指标。表5显示,2004—2009年,货物吞吐量增长最快的是浙江,其海洋基础设施建设步伐较快。紧随其后的是天津。相比之下,福建、山东和广东增长率较低,一方面体现出其本身良好的硬件条件,基础设施较为完善,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其大规模建设的空间有限,只能在已有基础设施基础上进行完善和整合。 1.6海洋科技水平 海洋科研机构专业技术人员数代表了海洋经济科技水平的基本情况,从各地区的科技人员存量看(表6),山东海洋经济区、天津、江苏和上海具有明显优势,其海洋科研人员数量较多,海洋科技人力资源储备基础较好;从科技人员增长率上看,广西、江苏表现突出,一方面体现出其对海洋经济人力要素的重视,另一方面也说明了海洋科技水平与海洋经济增长的结果高度相关,海洋科技储备较好的地区海洋经济规模也相应较大。根据以上具体的指标衡量结果,可以将上述地区进行如下分类:I类地区资源禀赋较好,海洋经济发展状况较好,包括浙江和广东;II类地区资源禀赋较好,但海洋经济发展状况相比较弱,包括山东和江苏;III类地区资源禀赋一般,但海洋经济发展状况较好,包括天津和上海;IV类地区资源禀赋一般,海洋经济发展状况较弱,包括福建和广西。#p#分页标题#e# 2我国海洋经济区域特征分析 I类地区:这类地区为产业优势型海洋经济发展模式,其依托较好的海洋资源禀赋,尤其是广东的油气资源和浙江的海洋渔业资源大力发展优势产业,产业结构高级化程度较高,加之海洋基础设施状况较好,海洋科技水平较高,因此海洋经济产值较高,较好地发挥了自身资源和产业优势,海洋经济规模较大。II类地区:这类地区为资源禀赋型海洋经济发展模式,即拥有较好的海洋资源禀赋,但是海洋经济规模却不占优势,主要的问题在于资源禀赋绝对优势并未发挥应有的作用,海洋产业高级化的程度也相应较低,究其原因,关键在于这类地区海洋科技水平不高,尚不能借助其海洋科技发展基础和已有的资源禀赋优势扩大海洋经济规模,因此发展受到一定的限制。III类地区:这类地区为科技优势型海洋经济发展模式,即虽然海洋资源禀赋一般,但海洋经济发展状况较好,其最显著的优势在于借助较高的海洋科技水平和充裕的科技人才储备,使得自身相对要素禀赋优势得以发挥,从而形成优势产业,产业发展高级化程度较好,产业结构较为合理,因此海洋经济规模较大,且能够保持未来强劲的增长势头。IV类地区:这类地区为后发增长型海洋经济发展模式,即资源禀赋一般,海洋经济规模也较小,属于海洋经济发展的后发地区,虽然与其他地区存在明显的差距,尤其是海洋科技水平及科技潜力方面差距较大,但是未来若能借助海洋基础设施建设和挖掘自身资源禀赋潜力的机遇,逐步克服制约海洋经济增长的因素,将有机会扩大海洋经济规模,提升海洋经济竞争实力。 3我国海洋经济区域发展对策建议 依据上述海洋经济区域的分类结果,针对不同地区海洋经济发展特征,提出如下对策建议。 I类地区:这类地区拥有良好的海洋资源禀赋,且海洋经济发展基础较好,海洋经济规模较大,产业高级化程度较好,但是依然面临着海洋经济转型和可持续发展的挑战。一方面海洋产业中传统产业应继续保持发展势头,并加快其配套的海洋服务业发展;另一方面,积极拓展海洋产业链,向更加高级化和精细化的方向发展,打造海洋经济新增长点。浙江的海洋经济增长应在继续保持灵活的海洋经济发展体制机制基础上,进一步增强海洋经济优秀竞争力,加强海洋产业空间资源的合理配置,在“海陆统筹”的前提下尽快实现海洋经济的转型升级[5]。广东则重点强调其综合发展特征,并突出其辐射带动周边地区海洋经济发展的先导作用,因此应促进海洋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发挥海洋产业集聚的空间效应,提升海洋经济的国际竞争力,推进海洋经济综合管理的示范和先行作用发挥。 II类地区:这类地区资源禀赋较好,由于海洋科技水平的制约,海洋经济规模不能较快提升,因此迫切需要通过提高海洋科技水平来进一步发挥海洋资源禀赋的相对优势,逐步壮大海洋经济规模。科技水平的提升关键在于人才,因此一方面应加快海洋科技人才培养和储备,以科技发展带动海洋经济增长;另一方面,重视提升海洋科技人才质量,不能仅仅局限于海洋经济目前发展的需求,更应着眼于更远的未来,有条件地培养和引进前瞻性和战略性人才,抢占海洋经济发展先机。需要注意的是,海洋资源禀赋绝对优势和相对优势的发挥需要相应的基础条件和配套政策措施,即海洋资源的相对优势转化为产业竞争力和经济增长动力需要完善的统一市场条件和良好的产业竞争环境,这就对这些地区海洋产业发展提出了软环境的要求,即在适应自身发展条件和增长环境的基础上,利用资源禀赋优势来提升资源利用效率,培育相应的市场条件,制定适宜于海洋要素发展的政策措施,推动海洋产业结构的进一步高级化,使资源优势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山东提出建设“蓝色经济”的设想,其海洋装备制造业产值比重较高,未来一段时期将继续带动该地区海洋经济增长,重点发展产业,关键问题要突破制约海洋装备制造业高端化发展的瓶颈,加大海洋装备制造人才培养支出,推动海洋装备制造业规模、质量和层次的进一步提升,实现该产业高附加值化、智能化和系统化,建设较高层次的产业体系,形成较强的竞争优势[6]。江苏规划海洋经济发展的重点在于“江海联动”,即通过海洋产业结构和空间布局的优化,成为地区经济增长的新动力,因此宜以海洋经济为纽带,促进沿海、沿江区域产业配套和联动发展,利用长江下游深水航道和深水岸线的独特优势,加快发展远洋运输及港口物流、海洋船舶及海洋工程装备等海洋产业,并进一步提高海洋经济对外开放水平,积极参与国际产业分工与合作,在更高层次上承接国际产业转移[7]。 III类地区:这类地区海洋经济发展水平较好,海洋产业正处于积极转型和升级的过程中,需要进一步挖掘海洋产业发展的潜力,并规划海洋高端产业发展的蓝图,培育海洋高新服务产业发展所需的市场条件和要素环境,在海洋经济优秀竞争力显著提升的基础上,实现海洋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天津海洋经济空间布局已初步形成,未来应以建设北方国际航运中心和国际物流中心为契机,大力发展高端海洋制造业,推进海洋石油化工业、海洋精细化工业等优势海洋制造业的快速发展,与此同时,以高端服务业和生产性服务业为重点,发展海洋服务产业,形成与海洋产业发展相适应的海洋业务支撑条件,进一步扩大海洋产业竞争优势[8]。上海海洋产业以海洋交通运输业和海洋船舶工业两大传统产业为主,目前海洋工程装备制造、海洋信息业、海洋生物工程、海洋咨询服务业等海洋高科技产业和新兴海洋产业更是迅猛发展,但是有关海洋高新产业发展的科研力量规模无法完全适应产业快速发展的需要,影响了海洋科技综合优势的发挥,应以市场和需求为导向形成科研决策与开发机制,加快促进科技成果产业化进展[9]。 IV类地区:首先要通过调查研究和横向对比,认清自身海洋经济发展现状,并根据自身所处经济发展阶段以及各种要素市场发育程度,准确定位海洋经济未来发展的方向,科学合理确定海洋经济未来发展的基本定位,积极培育可能的增长点。一方面,根据自身条件延伸海洋产业链条,提升传统产业科技含量,提高产业高级化程度;另一方面,在重视产业发展定位的基础上,有序地培育产业优势项目和优势产业,并为未来延伸产业链条进行必要的准备,以扩大产业高级化的可能发展空间。福建建设海洋经济强省的发展规划提出“以港兴工”,因此应充分利用福建沿海深水良港众多和海运成本低廉等优势,推动临港工业快速发展,并积极发挥市场机制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强化产业政策导向,着力发展高效益、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产业,形成技术先进、相互协调、相互促进的海洋产业体系[10]。广西海洋经济规模相比较小,且海洋经济发展层次较低,因此应进一步加快海洋产业集聚,重视海洋经济空间布局和海洋资源优势产业集聚市场条件的创造,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完善海洋经济产业发展的体制机制,为未来海洋经济增长奠定良好的基础[11]。#p#分页标题#e#
教育科学研究方法论文:试析教育科学研究方法中的量化研究 [论文摘要]教育科学研究方可归纳为量化研究方法、质化研究、文献研究方法和思辩方法等四走基本类别。量化研究的广泛使用是教育科学研究日趋成熟精细的标志,有其自身的特点和相应的运用区间,适用于教育宏观层面、教育现象、课程改革、教育评估和评价、学生发展等方面的评价、描述和预测性研究,并能够证实或证伪已形成的理论假设。 [论文关键词]教育科学 量化研究 文献研究 思辨研究 质化研究 教育学科理论和体系的建构,依然是今天教育研究者的一项重要使命。教育学学科界限的模糊性,决定了其研究方法的多样性和复杂性,研究方法的科学性则是教育科学理论建构的根本有效路径。 一、教育科学研究方法的多样性及其分类 如果将教育学科归为社会科学范畴的话,那么,社会科学研究中最基本的研究方法即量化研究、质化研究和文献研究方法,理应成为教育学科研究中的重要研究方法和手段。而思辨研究依然会是教育学科研究中一种不可或缺的研究方法,因为教育研究者面对的是一个有意义的、价值关涉的教育世界,教育学科所蕴含着的人文精神和人性特质,使它与人文科学有着天然的联系。 因此,教育科学研究方可归纳为四大基本类别:量化研究方法(实验法、定量调查法、数理分析和测验等)、质化研究(人类学方法、定性调查法、个案研究法)、文献研究方法(历史研究法、比较研究法)和思辨方法(注重纯粹的逻辑推理的一种哲学思辨)。虽然,量化研究与文献研究、定性调查法等一样,都具有一定的科学属性,具有可积累性、可修正性等特征;都强调对资料数据的科学收集和有效占有,通过严密可靠的数据资料为寻求事物间的规律性联系和科学性结论提供必要的事实和依据(当然,量化研究通过观察、调查和测量所得出的相关数据属于第一手资料,历史研究和比较研究中的数据则主要来自于文本,属于第二手资料),但由于研究技术、手段、方法的差异性,决定了它们属于不同的研究方法类型。 二、量化研究的广泛使用是教育科学研究日趋成熟精细的标志 广义上的实证研究包含量化研究和质化研究。学者张红霞认为,实证研究可以是定量的,也可以是定性的。比如,个案研究如果能把每一步操作都详细地记录下来,就可以认为具有一定程度的可重复性。而我们这里所指的量化研究属于狭义上的实证性研究,即主要以实验、调查、测验和数理分析等自然科学研究方法进行的实证性研究。实证性研究作为社会科学的一种研究范式,倡导将自然科学实证的精神贯彻于社会现象研究之中,主张从经验人手,采用程序化、操作化和定量分析的手段,使社会现象的研究达到精细化和准确化的水平。 20世纪初,德国学者梅依曼和拉伊力倡把教育研究从哲学思辨传统中脱离出来,走科学化、实验化的路径,要求通过科学的验证来发现和陈述事实,提出只有通过实验与观察,在有意识地简化要素条件下研究教育现象中各种复杂的因果关系,教育学才能成为一门科学。 一个多世纪以来,社会科学的各种理论、方法与技术蓬勃发展,研究方法日趋精细,并陆续引入教育研究领域,促使教育研究呈现出不同的取向和形态。从西方教育科学的发展历程看,教育科学对实证研究方法的借鉴、吸收是其发展和成熟的重要标志。教育研究者通过对教育实践中各种数据的调查、分析,通过对文献研究、质化研究、思辨研究等多种研究方法的综合运用,对教育实践中的众多实然问题给予问答,并进行了理论上的有益探索。 以教育管理学的发展为例,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伴随着教育管理理论的兴起,教育管理科学论成为美国教育管理研究的一个主流性理论学派。“教育管理科学论将自身奠基在逻辑实证主义的基础上,强调教育管理研究立场的价值无涉,强调教育科学理论的描述、解释和预测功能,强调教育科学理论的可应用性、可操作性,强调量化研究,重视测量、数据统计,强调观察、实验的重要性,偏爱用图标和模型说明问题”。尽管教育管理科学论在20世纪70年代后遭到了教育管理主观论和价值论的挑战,然而,纵观今天美国和欧洲的教育研究,量化研究方法依然占据着研究方法的重要地位。 马尔科姆·泰勒在分析了欧洲2000年出版的最具代表性和影响性的17种英文高等教育专业期刊上发表的文章后得出结论:在高等教育研究中,占主导的只有三类研究方法,分别是:文献分析(37%)、多变量分析(26%)以及访谈(17%),这三种研究方法占到文章数的80%之多,即文献研究方法、量化研究方法、质化研究分别占据了发表文章的37%、26%和17%。马尔科姆还认为,这种现象并不奇怪,因为在所有的社会科学研究中,像文献评论、问卷调查和访谈这些方法都非常普遍。 从我国教育研究的现状看,国内主要教育类期刊上发表的文章所采用的研究方法,大多是马尔科姆所指的诸如概念分析、批判和现象学等思辨类型的研究方法,而关于量化研究方面的文章内容比较单一,比如,调查问卷类文章主题主要集中在学生经验方面,诸如大学生就业、创业、学习等。有学者在分析《教育研究》所发表的文章后指出,它共登载的165篇研究论文中,主要以思辨、历史文献分析、比较研究等方法完成的论文为主,占86.7%,其中思辨类论文达115篇,又占有绝对优势(70%)。采用“定量方法”或自然科学方法完成的调查报告、实验报告和数理分析研究论文共计22篇,仅占13.3%。 三、量化研究的运用与效用范围 在教育领域中,量化研究要求研究者事先建立假设并确立各种关系变量,通过概率抽样的方式选择样本,使用经过检测的标准化工具和程序采集数据,同时将事物在某一时刻凝固起来,对数据进行分析、验证,建立不同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必要时使用实验干预手段对控制组和实验组进行对比,进而检验某种关于事物客观规律的理论假设。在研究过程中极力排除研究者本人对研究的影响,尽量做到价值中立。由于量化研究所具有的客观性,以及具有明确、具体的操作程序、可验证性和可重复性等特征,它在宏观研究、因果分析、规律性和趋势性问题的分析、描述、预测及验证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从马尔科姆对高等教育文章研究方法特点的总结看,采用量化研究的文章主要集中在系统政策、课程设计、高等教育评估和评价、学生经验等研究层面和主题方面,关于教学质量、院校管理等研究则较多采取了混合研究方法。由此可见,教育科学中的量化研究适用于下述研究。(1)适合于宏观研究。即比较适合于教育政策、教育规划和教育预测方面的研究,适合在宏观层面上对事物进行大规模的调查和趋势性的特征预测,通过教育现象的平均情况和抽样总体的代表性,以求发现问题或提出解决问题的新视角。(2)适合于对教育现象进行数量化的因果分析和相关分析,发现趋势性的因果规律和相关规律。例如,研究高等教育经费投入与GDP之间的数量关系、专业结构与经济结构的相关性分析等。(3)适合于课程改革、教育评估和评价、学生发展等方面的评价、描述和预测性研究。通过观察、实验、测量,将数据加以分析和归纳,发现和推断具有代表性的、可推广的特征和模型。(4)能够证实或证伪已形成的理论假设,并不断地修改或完善已有的理论假设。比如,学习心理领域的许多理论就是通过验证或证伪方法发展起来的。 信度和效度是关系到量化研究结论准确和普遍意义的关键性要素,而无论是观察、实验、测量、数据统计,还是用图标和模型说明问题,其设计和研究难度都比较大,对研究者有很高的技术要求。因此,研究者除了需要具有严谨规范的求实精神、较强的演绎归纳分析能力外,还需要对研究问题能够给予合理假设,需要具有一套完备的操作技术,包括抽样方法、资料收集方法(如问卷法、实验法)、数字统计方法(如描述性统计、推断性统计)等。研究者不仅要找到一个合适的样本或者选题值得进行大样本调查,同时在问卷设计、样本选择、信度和效度检验、分析工具、分析深度、合作沟通等诸多方面都应具备科学的态度和较高的专业水准。 四、基化研究的优缺点辨析 实际上,教育科学中的量化研究虽然强调事物的“量化”,即通过对观察、实验和调查,获取客观材料,从而归纳出事物的本质属性和发展规律的一种研究方法,但其根本意义依然在于寻求一种规律性认识对事物本质的认识。只是量化研究更追求和强调科学的程序、手段和步骤,依靠对事物可以量化的部分和相关关系进行调查、测量、计算和分析,以达到对事物“本质”的一定把握。一般来讲,在研究阶段上、对问题的认识程度上,定性是定量的基础,定量是定性的更高阶段。从这个意义上看,量化研究方法有以下优点。(1)量化研究方法符合教育研究的根本目的。“教育研究可以定义为对数据(用于分析和研究的各种数字、文字、图象或其他形式的资源)的系统收集和分析,其目的是对教育的方方面面进行有效的概括、预测、干预和说明。”(2)量化研究有利于数据资料的有效积累,有利于对研究问题的深度解决,有利于克服教育研究中的主观性和各种偏见。如果我们想对大学的教学改革评头论足,必须比较全面深入地了解研究型大学和普通大学的教学现状,否则难以令人信服,而这很难通过思辨或文献等方法来完成目的。大学教学的实际状况和学生对教学质量的真实想法,只有通过问卷调查等量化研究方法才能够真实地得以反映。以张红霞、曲铭峰的《研究型大学与普通高校本科教学的差异及启示——基于全国72所高校的问卷调查》为例,该文章通过对研究型大学与普通高校本科教学的差异性的问卷调查,通过大量调查数据的整理分析,客观真实地为我们揭示了不同类型高校的大学生对教学的满意度情况和影响满意度的相关因素。其得出的结论有些出乎我们的意料:研究型大学(北大、清华除外)的教学质量问题普遍严重;教学经费不足是质量问题的首要原因。由于研究者客观中立的研究立场和科学求实的科学态度,由于问卷内容的严谨规范和数据资料的真实可靠,尽管结论令人意外,但却很难否认该结论的真实性。(3)量化研究能够通过清晰易懂的图表、数字或简短的文字说明事实、实质和趋势。比如,马丁·特罗通过相关数字对高等教育精英阶段、大众化阶段(毛入学率15%以上)和普及化阶段(50%)作出了科学论段,形象说明了高等教育不同发展阶段的数字特征。 量化研究的局限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量化研究除了对研究者的技术性有较高要求外,还需要研究者秉持一种客观中立的立场,尽量坚持价值与事实的适度分离。但是,当研究者因某些原因想用自己的研究支持某种观点时,就有可能产生偏见,这势必会影响结论的真实性。虽然研究者应坚持价值无涉这一原则,但真正将价值与事实分离却很难做到。(2)作为量化研究中的一种重要研究手段——问卷调查法,其抽样误差总会客观存在,在一定程度上使研究的总体效度受到影响。问卷调查和结果往往会受到经费和人为因素的干扰,而且,大多数问卷往往比较浅显,不能深入到引出应答者真实意见和情感,也就不能揭示事物的内在规律。以《大学生自主创业现状调查与对策研究》一文为例,研究的主题是关于大学生自主创业现状的调查,但调查的人群却只有在校大学生,调查内容主要反映在校大学生的创业意向、创业意向与家庭背景关系、大学生赞成创业或不赞成创业原因、大学生创业知识等问题方面,而有些结论与问题内容不构成必然关系。比如,结论对策中的“政府应优化大学生创业的社会环境”与问卷内容无法呼应。(3)基于访谈法的量化研究结果的效度在很大程度上要取决于访谈者的观察能力、反应能力和人际交往能力。(4)发现趋势性的因果规律和相关规律具有相当大的难度。研究者在对复杂教育现象进行数量化的因果分析和相关分析时,不同变量的选择会对结论产生极大的影响,而且,如政策等变量因素在实证研究和数据预测中很难得以体现。预测与实际的不符使人们在很大程度上对宏观预测的科学性提出质疑。比如,关于高等教育发展规模的预测方面,20世纪90年代相关实证性预测文章对我国2010年的高等教育在校生规模的最大胆的预测也没有超出1000万人,而2008年我国各类高等教育总规模已经超过2 700万人。在对教育现象的相关分析中,有些相关分析显得比较牵强,令人难以认同。有时从一项相关研究的结果中获得有关原因和结果的推论是困难的。当变量A和B相关时,研究者不能明确地推断出是A引起B,还是A和B是由第三个变量C引起的。 要培育专业教育服务机构,完善教育中介组织的准入、资助、监管和行业自律制度,积极发挥行业协会、专业学会、基金会等各类社会组织在教育公共治理中的作用。这些方针和政策,为教育科学研究工作、为教育科研机构的转型和发展指明了方向和路径。 第三,《纲要》的制定过程本身就是教育科学研究工作发挥重要作用的典范。《纲要》从制定到出台征求意见稿,都有教育科研工作者的努力与贡献。从中央到地方,不少教育科研部门全力投身其中,既发挥了教育科研的独特功能,也极大地提升了教育科研工作的地位。吉林职业技术师范学院承担了《纲要》的部分制定工作,为我省增添了光彩;不少人以各种方式参与《纲要》的制定工作,发表自己的见解和意见;更多的人对《纲要》的制定过程给予了高度的关注和期待。根据国家部署,《纲要》在正式颁布之后,将在各地区、各部门制定相应的发展规划与计划,这是我省教育科研工作者发挥作用的重要时机。应当把握机遇,主动出击,努力展现教育科研工作的功能,体现教育科研工作的独特价值。 教育科学研究方法论文:从课题训练谈《教育科学研究方法》课程教学的实效性 摘 要:《教育科学研究方法》课程的开设应该以“教师成为研究者”的理念为指导,引领学生在课题的实际训练过程中获得发展。课题训练的模式可以采用“作业—课题—论文”一体化的训练模式,具体的实施策略可以采用课题分解、逐步实施;量化打分、层层推进;结题验收、强化考核等方式开展。 关键词:教育科学研究方法;课题训练;教学改革 《教育科学研究方法》课程(以下简称《科研方法》)在教师专业成长过程中有重要的地位,对提高教师的教育科学研究素养、增强教师实际从事教育科学研究的能力有着重要的作用。然而从《科研方法》课程的实际开设效果来看普遍存在问题,甚至被许多学生称为是教育类课程中最不受欢迎的课程之一。 一、《科研方法》课程课题训练的指导思想 (一)教师成为研究者 自英国课程论专家斯滕豪斯20世纪60年代提出“教师成为研究者”理念以来,迅速成为现代教师专业发展的指导思想。引领教师通过反思实践教学,并通过积极参与科研活动提升教学层次和水平,是现代教师实现专业发展的基本路径。《科研方法》作为教师专业成长的必修课程,其主要关注的是教师如何参与教育科学研究活动,因此其应该直接为教师在日后的教学实践中成为研究者做好理论和实践两方面的准备。 从实际的状况来看,中小学教师由于缺少教育科研的基本知识和技能而不会做科研,这成为阻碍中小学教师成为研究型教师的技术性难题。究其原因,一方面源自于教师从认识上对于这一理念的认可度还不够高,另一方面也折射出教师教育课程在培养教师的科研意识和能力方面的不足。现在教师教育中的《科研方法》课程的开设,多数限于科研方法一般性理论知识的传授,在教学的过程中对于学生参与科研活动的实际技能性的训练重视不够,使得课程的教学在脱离了实际的科研训练之后变成了抽象的理论讲演。学生在学完了《科研方法》课程之后,对于如何从事教育科研活动仍然无所适从。因此,《科研方法》课程的开设应该紧紧围绕“教师成为研究者”这一基本理念为中心,课程的目标应该定位于教会学生实际的掌握教育科研活动的基本理论和基本能力,从而最终成为一名研究型教师,以此更好的促进教师的专业成长。 (二)在训练中求发展 从性质上看,《科研方法》课程是兼具理论性与实践性特征的课程。其目标应该从总体上既需要服务于学生认知思维层次的提升,引领学生的认识达到理性的高度,同时也需要关注具体的教育实践问题,帮助学生提高具体的教育问题研究能力。《科研方法》这两方面的性质相互影响和作用,而在具体的教学过程中则需要结合具体教学对象的实际情况区别对待。 成人的学习往往更具有实用性和功利性,对于绝大多数参加继续教育的一线中小学教师而言,为了更好地服务于工作而学习是其基本的学习动因。实用主义、功利主义的学习思潮在学生的学习中影响深远,“有用的就学,没用的不学”也成了很多学生对学习内容进行取舍的主要标准。虽然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都存在着一定的缺陷,但是面对现实情况,与其否定这种思想的存在,不如在承认这种思想的基础上做出适当引领和改进。因此,立足于学生具体科研实践能力的训练和掌握,并逐步引导学生思维朝纵深化方向发展,应该是此课程开设的基本逻辑。 二、《科研方法》课程课题训练的实施策略 (一)“作业—课题—论文”一体化的课题训练模式 《科研方法》课程的开设一般需要先开设教育原理、教育心理学等基础学科,其课程的开设一般在继续教育活动的中后期。这与学生后期完成的毕业论文在时间上有衔接的可能性。因此,在《科研方法》课程的教学过程中,为了增强教学训练的针对性,可以考虑将学生的课堂训练作业与其以后的毕业论文的写作结合起来。一方面可以改变学生课程作业和毕业论文粗制滥造的现状,为毕业论文写作提前做好充分的准备。另一方面也可以增强学生参与《研究方法》课程课堂训练的积极性,以此提高科研训练的质量。从可行性角度来分析,毕业论文的写作从其性质来看就是在完整的参与某个特定的课题的研究。而《科研方法》课程在“教师成为研究者”这一理念的指导下,其主要目标之一就是帮助学生学会如何的独立的从事课题研究。以完整课题研究的形式作为《科研方法》课程的训练内容 以对学生的科研素养的提升能够起到一个全方位的训练。因此,采用“作业—课题—论文”一体化的课题训练模式,课题研究就成了联接《科研方法》课堂训练内容与学生毕业论文写作的一个桥梁和纽带,使学生在实际参与某项课题的实际训练过程中,既强化学生在《科研方法》课程学习的实效性,同时也为后续的毕业论文写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课题训练的具体实施策略 在具体课题训练的实施过程中,为了保证每一个学生参与教育科研训练的质量,可以从教学考核这一方面加大对学生课堂教学训练在学分考核中的比重。另一方面,各类高校都有鼓励学生参与科研活动的相关政策,课题训练可以利用学生参与学校学生科研立项的机会,鼓励学生将科研立项与课题训练联系起来,以此提高学生参与课题训练的积极性。在实际的课题训练过程中,以学生参与课题研究为中心,结合课程内容的教学进度,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实施: 1.课题分解、逐一实施 一项完整的课题研究至少包括以下三个基本过程,即课题的选择(选题)、课题的论证(开题)、课题的完成(结题),而其中又可以具体的分解为:课题的选择与界定、文献的检索与分析、研究计划的形成、研究方法的选择、研究成果的书写、研究结论的论证等阶段。这一过程与《科研方法》课程的教学内容的顺序基本一致。因此,在学生的课题训练过程中,可以将整个课题研究的过程分解成不同的阶段和任务让学生分阶段的完成,并结合《科研方法》课程教学的内容进度逐一的予以实施。这样可以让学生通过实际参与训练进一步强化《科研方法》课程内容的学习,对课堂所学内容做出及时的巩固与练习,同时将整个课题研究活动分阶段的逐一实施,有利于保证整个课题研究的质量和水平。 2.量化打分、层层推进 在将一个完整的课题分解成若干个步骤之后,为了保证各个阶段性任务完成的质量和水平,需要按照课题研究的进程在各个不同的任务之间形成一个环环相扣、层层推进的局面。学生在完成各阶段具体的任务时,只有上一个环节的任务完成了,并且顺利通过特定的考核,方可进入下一个环节的任务。在此过程中,强化考核对于整个课题完成的质量是至关重要的。在课题训练的实际过程中,为了保证每一个环节的训练质量,需要对训练的每一个环节做出单独考核,并予以打分。在打分的过程中可以采用百分制也可以采用等级制,但是无论如何需要建立一个考核的退出机制。以便让那些在训练的过程中不合格的作业重新接受练习,直到这个环节合格了方可进入下一个环节的研究。这样操作可能会使不同的学生在整个的课题研究过程中进度会出现个别化的差异,但是为了保证整个课题研究的质量却是十分必要的,这也是训练作业个性化的一种体现。 3.结题验收、强化考核 在课程结束之际,通过课题分解、层层推进的方式,学生的课题训练任务也基本接近尾声。此时所需要做的是对学生的课题研究成果进行结题验收,并对其整个的研究活动进行考核打分。结题的形式可以有多种,可以让学生写书面的结题报告和结题论证来完成其课题的结题工作,也可以利用课堂教学时间让学生模拟参加结题活动中的答辩工作。无论是何种形式的结题方式,严格考核在这里至关重要。对于考核结果优秀的课题研究成果,可以为学生在公开出版发行的刊物上进行推荐发表,或者推荐到学校相关的刊物或学报上发表,以此激励学生进一步从事科学研究的兴趣。而对于整个的课题研究活动考核不合格的同学,则需要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制定相应的帮助机制和惩戒机制,让其通过帮助获得提高并能够在后续的毕业论文写作的过程中获得较好的成绩。 教育科学研究方法论文:教育科学研究方法中的量化研究 摘要:教育科学研究方可归纳为量化研究方法、质化研究、文献研究方法和思辩方法等四走基本类别。量化研究的广泛使用是教育科学研究日趋成熟精细的标志,有其自身的特点和相应的运用区间,适用于教育宏观层面、教育现象、课程改革、教育评估和评价、学生发展等方面的评价、描述和预测性研究,并能够证实或证伪已形成的理论假设。 关键词:教育科学 量化研究 文献研究 思辨研究 质化研究 教育学科理论和体系的建构,依然是今天教育研究者的一项重要使命。教育学学科界限的模糊性,决定了其研究方法的多样性和复杂性,研究方法的科学性则是教育科学理论建构的根本有效路径。 一、教育科学研究方法的多样性及其分类 如果将教育学科归为社会科学范畴的话,那么,社会科学研究中最基本的研究方法即量化研究、质化研究和文献研究方法,理应成为教育学科研究中的重要研究方法和手段。而思辨研究依然会是教育学科研究中一种不可或缺的研究方法,因为教育研究者面对的是一个有意义的、价值关涉的教育世界,教育学科所蕴含着的人文精神和人性特质,使它与人文科学有着天然的联系。 因此,教育科学研究方可归纳为四大基本类别:量化研究方法(实验法、定量调查法、数理分析和测验等)、质化研究(人类学方法、定性调查法、个案研究法)、文献研究方法(历史研究法、比较研究法)和思辨方法(注重纯粹的逻辑推理的一种哲学思辨)。虽然,量化研究与文献研究、定性调查法等一样,都具有一定的科学属性,具有可积累性、可修正性等特征;都强调对资料数据的科学收集和有效占有,通过严密可靠的数据资料为寻求事物间的规律性联系和科学性结论提供必要的事实和依据(当然,量化研究通过观察、调查和测量所得出的相关数据属于第一手资料,历史研究和比较研究中的数据则主要来自于文本,属于第二手资料),但由于研究技术、手段、方法的差异性,决定了它们属于不同的研究方法类型。 二、量化研究的广泛使用是教育科学研究日趋成熟精细的标志 广义上的实证研究包含量化研究和质化研究。学者张红霞认为,实证研究可以是定量的,也可以是定性的。比如,个案研究如果能把每一步操作都详细地记录下来,就可以认为具有一定程度的可重复性。而我们这里所指的量化研究属于狭义上的实证性研究,即主要以实验、调查、测验和数理分析等自然科学研究方法进行的实证性研究。实证性研究作为社会科学的一种研究范式,倡导将自然科学实证的精神贯彻于社会现象研究之中,主张从经验人手,采用程序化、操作化和定量分析的手段,使社会现象的研究达到精细化和准确化的水平。 20世纪初,德国学者梅依曼和拉伊力倡把教育研究从哲学思辨传统中脱离出来,走科学化、实验化的路径,要求通过科学的验证来发现和陈述事实,提出只有通过实验与观察,在有意识地简化要素条件下研究教育现象中各种复杂的因果关系,教育学才能成为一门科学。 一个多世纪以来,社会科学的各种理论、方法与技术蓬勃发展,研究方法日趋精细,并陆续引入教育研究领域,促使教育研究呈现出不同的取向和形态。从西方教育科学的发展历程看,教育科学对实证研究方法的借鉴、吸收是其发展和成熟的重要标志。教育研究者通过对教育实践中各种数据的调查、分析,通过对文献研究、质化研究、思辨研究等多种研究方法的综合运用,对教育实践中的众多实然问题给予问答,并进行了理论上的有益探索。 以教育管理学的发展为例,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伴随着教育管理理论的兴起,教育管理科学论成为美国教育管理研究的一个主流性理论学派。“教育管理科学论将自身奠基在逻辑实证主义的基础上,强调教育管理研究立场的价值无涉,强调教育科学理论的描述、解释和预测功能,强调教育科学理论的可应用性、可操作性,强调量化研究,重视测量、数据统计,强调观察、实验的重要性,偏爱用图标和模型说明问题”。尽管教育管理科学论在20世纪70年代后遭到了教育管理主观论和价值论的挑战,然而,纵观今天美国和欧洲的教育研究,量化研究方法依然占据着研究方法的重要地位。 马尔科姆·泰勒在分析了欧洲2000年出版的最具代表性和影响性的17种英文高等教育专业期刊上发表的文章后得出结论:在高等教育研究中,占主导的只有三类研究方法,分别是:文献分析(37%)、多变量分析(26%)以及访谈(17%),这三种研究方法占到文章数的80%之多,即文献研究方法、量化研究方法、质化研究分别占据了发表文章的37%、26 %和17%。马尔科姆还认为,这种现象并不奇怪,因为在所有的社会科学研究中,像文献评论、问卷调查和访谈这些方法都非常普遍。 从我国教育研究的现状看,国内主要教育类期刊上发表的文章所采用的研究方法,大多是马尔科姆所指的诸如概念分析、批判和现象学等思辨类型的研究方法,而关于量化研究方面的文章内容比较单一,比如,调查问卷类文章主题主要集中在学生经验方面,诸如大学生就业、创业、学习等。有学者在分析《教育研究》所发表的文章后指出,它共登载的165篇研究论文中,主要以思辨、历史文献分析、比较研究等方法完成的论文为主,占86.7%,其中思辨类论文达115篇,又占有绝对优势(70%)。采用“定量方法”或自然科学方法完成的调查报告、实验报告和数理分析研究论文共计22篇,仅占13.3%。 三、量化研究的运用与效用范围 在教育领域中,量化研究要求研究者事先建立假设并确立各种关系变量,通过概率抽样的方式选择样本,使用经过检测的标准化工具和程序采集数据,同时将事物在某一时刻凝固起来,对数据进行分析、验证,建立不同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必要时使用实验干预手段对控制组和实验组进行对比,进而检验某种关于事物客观规律的理论假设。在研究过程中极力排除研究者本人对研究的影响,尽量做到价值中立。由于量化研究所具有的客观性,以及具有明确、具体的操作程序、可验证性和可重复性等特征,它在宏观研究、因果分析、规律性和趋势性问题的分析、描述、预测及验证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从马尔科姆对高等教育文章研究方法特点的总结看,采用量化研究的文章主要集中在系统政策、课程设计、高等教育评估和评价、学生经验等研究层面和主题方面,关于教学质量、院校管理等研究则较多采取了混合研究方法。由此可见,教育科学中的量化研究适用于下述研究。(1)适合于宏观研究。即比较适合于教育政策、教育规划和教育预测方面的研究,适合在宏观层面上对事物进行大规模的调查和趋势性的特征预测,通过教育现象的平均情况和抽样总体的代表性,以求发现问题或提出解决问题的新视角。(2)适合于对教育现象进行数量化的因果分析和相关分析,发现趋势性的因果规律和相关规律。例如,研究高等教育经费投入与gdp之间的数量关系、专业结构与经济结构的相关性分析等。(3)适合于课程改革、教育评估和评价、学生发展等方面的评价、描述和预测性研究。通过观察、实验、测量,将数据加以分析和归纳,发现和推断具有代表性的、可推广的特征和模型。(4)能够证实或证伪已形成的理论假设,并不断地修改或完善已有的理论假设。比如,学习心理领域的许多理论就是通过验证或证伪方法发展起来的。 信度和效度是关系到量化研究结论准确和普遍意义的关键性要素,而无论是观察、实验、测量、数据统计,还是用图标和模型说明问题,其设计和研究难度都比较大,对研究者有很高的技术要求。因此,研究者除了需要具有严谨规范的求实精神、较强的演绎归纳分析能力外,还需要对研究问题能够给予合理假设,需要具有一套完备的操作技术,包括抽样方法、资料收集方法(如问卷法、实验法)、数字统计方法(如描述性统计、推断性统计)等。研究者不仅要找到一个合适的样本或者选题值得进行大样本调查,同时在问卷设计、样本选择、信度和效度检验、分析工具、分析深度、合作沟通等诸多方面都应具备科学的态度和较高的专业水准。 四、基化研究的优缺点辨析 实际上,教育科学中的量化研究虽然强调事物的“量化”,即通过对观察、实验和调查,获取客观材料,从而归纳出事物的本质属性和发展规律的一种研究方法,但其根本意义依然在于寻求一种规律性认识对事物本质的认识。只是量化研究更追求和强调科学的程序、手段和步骤,依靠对事物可以量化的部分和相关关系进行调查、测量、计算和分析,以达到对事物“本质”的一定把握。一般来讲,在研究阶段上、对问题的认识程度上,定性是定量的基础,定量是定性的更高阶段。从这个意义上看,量化研究方法有以下优点。(1)量化研究方法符合教育研究的根本目的。“教育研究可以定义为对数据(用于分析和研究的各种数字、文字、图象或其他形式的资源)的系统收集和分析,其目的是对教育的方方面面进行有效的概括、预测、干预和说明。”(2)量化研究有利于数据资料的有效积累,有利于对研究问题的深度解决,有利于克服教育研究中的主观性和各种偏见。如果我们想对大学的教学改革评头论足,必须比较全面深入地了解研究型大学和普通大学的教学现状,否则难以令人信服,而这很难通过思辨或文献等方法来完成目的。大学教学的实际状况和学生对教学质量的真实想法,只有通过 问卷调查等量化研究方法才能够真实地得以反映。以张红霞、曲铭峰的《研究型大学与普通高校本科教学的差异及启示——基于全国72所高校的问卷调查》为例,该文章通过对研究型大学与普通高校本科教学的差异性的问卷调查,通过大量调查数据的整理分析,客观真实地为我们揭示了不同类型高校的大学生对教学的满意度情况和影响满意度的相关因素。其得出的结论有些出乎我们的意料:研究型大学(北大、清华除外)的教学质量问题普遍严重;教学经费不足是质量问题的首要原因。由于研究者客观中立的研究立场和科学求实的科学态度,由于问卷内容的严谨规范和数据资料的真实可靠,尽管结论令人意外,但却很难否认该结论的真实性。(3)量化研究能够通过清晰易懂的图表、数字或简短的文字说明事实、实质和趋势。比如,马丁·特罗通过相关数字对高等教育精英阶段、大众化阶段(毛入学率15%以上)和普及化阶段(50%)作出了科学论段,形象说明了高等教育不同发展阶段的数字特征。 量化研究的局限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量化研究除了对研究者的技术性有较高要求外,还需要研究者秉持一种客观中立的立场,尽量坚持价值与事实的适度分离。但是,当研究者因某些原因想用自己的研究支持某种观点时,就有可能产生偏见,这势必会影响结论的真实性。虽然研究者应坚持价值无涉这一原则,但真正将价值与事实分离却很难做到。(2)作为量化研究中的一种重要研究手段——问卷调查法,其抽样误差总会客观存在,在一定程度上使研究的总体效度受到影响。问卷调查和结果往往会受到经费和人为因素的干扰,而且,大多数问卷往往比较浅显,不能深入到引出应答者真实意见和情感,也就不能揭示事物的内在规律。以《大学生自主创业现状调查与对策研究》一文为例,研究的主题是关于大学生自主创业现状的调查,但调查的人群却只有在校大学生,调查内容主要反映在校大学生的创业意向、创业意向与家庭背景关系、大学生赞成创业或不赞成创业原因、大学生创业知识等问题方面,而有些结论与问题内容不构成必然关系。比如,结论对策中的“政府应优化大学生创业的社会环境”与问卷内容无法呼应。(3)基于访谈法的量化研究结果的效度在很大程度上要取决于访谈者的观察能力、反应能力和人际交往能力。(4)发现趋势性的因果规律和相关规律具有相当大的难度。研究者在对复杂教育现象进行数量化的因果分析和相关分析时,不同变量的选择会对结论产生极大的影响,而且,如政策等变量因素在实证研究和数据预测中很难得以体现。预测与实际的不符使人们在很大程度上对宏观预测的科学性提出质疑。比如,关于高等教育发展规模的预测方面,20世纪90年代相关实证性预测文章对我国2010年的高等教育在校生规模的最大胆的预测也没有超出1000万人,而2008年我国各类高等教育总规模已经超过2 700万人。在对教育现象的相关分析中,有些相关分析显得比较牵强,令人难以认同。有时从一项相关研究的结果中获得有关原因和结果的推论是困难的。当变量a和b相关时,研究者不能明确地推断出是a引起b,还是a和b是由第三个变量c引起的。 要培育专业教育服务机构,完善教育中介组织的准入、资助、监管和行业自律制度,积极发挥行业协会、专业学会、基金会等各类社会组织在教育公共治理中的作用。这些方针和政策,为教育科学研究工作、为教育科研机构的转型和发展指明了方向和路径。 第三,《纲要》的制定过程本身就是教育科学研究工作发挥重要作用的典范。《纲要》从制定到出台征求意见稿,都有教育科研工作者的努力与贡献。从中央到地方,不少教育科研部门全力投身其中,既发挥了教育科研的独特功能,也极大地提升了教育科研工作的地位。吉林职业技术师范学院承担了《纲要》的部分制定工作,为我省增添了光彩;不少人以各种方式参与《纲要》的制定工作,发表自己的见解和意见;更多的人对《纲要》的制定过程给予了高度的关注和期待。根据国家部署,《纲要》在正式颁布之后,将在各地区、各部门制定相应的发展规划与计划,这是我省教育科研工作者发挥作用的重要时机。应当把握机遇,主动出击,努力展现教育科研工作的功能,体现教育科研工作的独特价值。 论文网在线: 教育科学研究方法论文:教育科学研究方法教学思考 一、课程教学改革措施 (一)教师讲授与学生小组合作学习活动同步开展“教育科学研究方法”课程内容主要是讲授教育科学研究过程中的方法性、思想性、标准和规范性,如果完全放手,让学生小组单独去按照所学的方法完成一个课题研究会很困难。因此,在课程教学中采用小组合作学习模式并不是完全抛弃教师的课堂讲授,课程内容中的基本原理和方法必须由教师来进行细致的讲授。同时,在小组合作学习活动过程中,教师的指导和引领对学生的学习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在具体的教学实施过程中,采用教师课堂讲授和小组学习相结合的模式,使教师理论讲授与学生小组合作学习活动同步开展。学生通过教师的课堂讲授能够在单位时间内获得更多系统化的知识,同时通过展开小组合作学习活动实践理论知识,实现“做中学”,将理论与实践一体化。 (二)建立以“课题研究”为中心,解决问题为目标的小组合作学习模式教学实践中教师讲授与学生小组合作学习活动同步开展时,必须建立一个学习目标来将二者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在“教育科学研究方法”课程教学中,学生小组要模拟完成一项教育科学研究课题,完成这项课题成为学生课程学习的终极目标。为了完成这个目标,学生必须解决研究过程中的很多个问题,这些问题就成为学生小组活动的研究任务。教师把课程教学内容和学生小组科研课题研究结合起来,以“课题研究”为中心,解决具体问题为目标,将整个课程的学习内容贯穿为一条主线,使学生将课程学习的理论和实践有机地结合起来。从学生学习方面来看,在整个课程学习的过程中,学生小组只有一个任务,就是模拟完成小组课题研究,在完成这个终极目标的过程中就分解成了多个小任务,通过这些具体任务的实施,使学生形成一个研究团队进行探究学习,实践教育研究方法,体验课题研究过程。从教师教学方面来看,把课程教学内容和学生小组科研课题研究结合起来,坚持以“做中学”的理论与实践一体化的原则来设计教学方案,努力与教育专业其他课程呼应与对接,为学生专业成长服务。教学中无论采用案例、讨论等教学方法都可以与学生小组模拟的研究课题结合起来进行讲解,以学生关心的、有兴趣的重点热点问题为切入点,贴近学生、贴近生活、贴近实际的案例讲解更能引起学生学习的主动性。 (三)合理设计小组合作学习活动任务成立学生小组后,根据课程内容和学生的特点来设计学习活动任务。学生小组合作学习活动的任务不能过多,也不能过少,最好学生能够自主选择。因此,在“教育科学研究方法”课程教学中,学生小组活动任务分为共同项目和自选项目,见表1。在小组学习活动任务中,学生享有较高的自主选择权,小组成员都围绕着“课题研究”来展开,共同探讨解决策略,研究出最佳方案。围绕着小组的共同课题目标将每个成员的贡献有机地结合为一体,使学生之间的合作性贯穿于整个课程学习的始终,而不是仅仅局限于课堂上教师的讲授。 (四)建立小组合作学习档案袋评价体系教育科学研究是一个长期的研究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学生的研究能力的培养也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因此对学生的评价不能“一卷定终身”,应采用多样化的评价方式。教学实践中将平时成绩与期末考试成绩二者结合起来进行考核。期末笔试主要以课程内容中基本的、重要的原理、概念进行考核。平时成绩以小组为单位进行档案袋评价考核,同时提高平时成绩在总评成绩中的比重,提高学生小组合作学习的积极性。每个学生小组建立一个学习评价的档案袋,课程学习结束时根据档案袋中的资料作品及平时小组活动表现进行形成性评价。收录到档案袋中的资料作品可以是多种形式的,体现多样化。除了课程教学设计中必须完成的小组活动任务作品或表格外,还可以是每次小组活动或讨论结束之后小组进行的总结报告或研究阶段报告,也可以是成员成长的感想和小组活动的图片等,体现个性化,注重对学生小组在课程学习过程中的研究能力提升、合作能力、解决问题等综合能力的成长评价。 二、小组合作学习过程中应注意的问题 首先,学生分组及角色分配的问题。在小组合作学习法中,强调学生分组的异质性,强调混合编组,使具备不同的认知能力、学习风格、性格特征、文化背景等因素的小组成员要通过合作学习和相互帮助,以达到共同进步的目的。在小组角色分配上,设立负责人,在小组中负责人起了模范带头作用,还有发言人、记录员、计时员等。但通过教学实践发现,在分组问题上学生更喜欢自愿组合。因为有的学生小组是已经在其他实践、实验课程中组建的,成员之间合作默契。因此,为了控制良好的课堂教学效果,教学实践中小组建立以学生自愿组合为主,教师根据情况进行适当调配为辅,人数4~6人为宜。同时,不指定角色的无负责人小组的学习效果更好。无领导即意味着所有成员一律平等,一些平时没有机会发挥、但有能力的小组成员就有机会浮出水面,脱颖而出,这也是避免出现部分学生的“搭车”现象的方法之一。 其次,避免出现部分学生的“搭车”现象。小组合作学习中的“搭车”现象指的是小组中一个成员承担了所有的任务,而另外一个成员无所事事的现象。在教学实践中,也有部分学生反映个别小组成员参与活动不积极,“搭车”现象会严重影响小组合作学习的教学效果,削弱学生的创新能力、凝聚力、积极性。因此,教师要对“搭车”的学生进行积极的引导,同时采用多样的分组方法,小组角色分配轮换制,多样化的小组评价,丰富的活动内容等方面来避免“搭车”现象。 最后,提高教师自身专业能力和组织能力,加强师生之间的交流。在小组合作学习的过程中,学生是学习的主体,教师要成为学习过程的参与者、指导者和协调者,随时关注并调控合作学习,精心设计选择合作任务,才能有效地提高合作学习的效率。同时,合作学习过程中学生的思维得到发展,积极地研究思考,关于教育问题、教育现象的很多想法都被激发出来,急需与教师进行讨论交流。无论在课内还在课外,学生小组研究过程中会遇到很多问题,这需要教师的积极的专业的引领与指导,这对教师的教育科学研究的专业指导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教师要努力提高自身专业能力和组织能力,密切注意学生学习的反馈情况,及时调整教学进程,纠正一些错误,并对学生共同出现的一些问题组织讨论研究,并主动融入到学生中去,和学生进行平等的对话交流,建立教学相长、合作互助的新型师生关系。 三、小结 “教育科学研究方法”是一门理论性、方法性、实践性很强的课程,对高校学生毕业论文的撰写和未来的科学研究具有奠基作用,小组合作学习模式应用在课程教学中,符合教学实践规律,有效促进学生知识、能力、情感方面的发展,使学生把所学知识理论联系实际,培养学生合作精神,具有良好的教学效果,对不断深化高等教育课程改革具有重要意义。 作者:马锦单位:文山学院教务处 教育科学研究方法论文:教育科学研究方法丛书系列之比较 【摘 要】教育研究对于教育的改革和发展而言是非常重要的,迄今为止,国内外有关教育科学研究方法的专著和教材已为数不少,本文试图通过对两本教育研究方法著作的分析和比较,发现有关教育研究的基本概念和方法,并学习如何去做教育研究。 【关键词】教育研究 方法 比较 教育科学研究是有目的、有计划地采用科学的方法,按照一定的步骤去认识教育现象,探索教育规律的一种研究活动。当今社会发展迅速,教育的差异性变得越来越明显,对于教育变革的呼吁更加强烈,对于教育采用科学的研究方法进行研究从而为教育变革提供支持的迫切性也越来越强烈,因此对于教育科学研究方法这么学科的研究也越来越深入。 一、威廉・维尔斯马、斯蒂芬・G・于尔斯著:《教育研究方法导论》(第9版),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 (一)简介:维尔斯马先生的《教育研究方法导论》是本领域的一本经典著作,是国外许多大学的通用教材,写作初衷是主要服务于教育学专业研究生的需要,阐释了研究过程中从选题到研究工具的所有优秀问题,对于学生理解基本原理和各种研究类型都有很大帮助。 (二)内容:维尔斯马先生的《教育研究方法导论》在内容上主要分为三大部分。第一章到第五章主要讲述研究过程,第六章到第十三章主要讲具体的研究设计,第十四章到第十七章主要讲解不同研究设计中都用得到的研究工具。 这本书作为教育研究方法方面的导论型著作,内容十分翔实,可以说是基本涵盖了教育研究方法这门学科的方方面面。它不仅对教育研究方法的基本概念做了阐述,对教育研究的基本方法做了讲解,还引入了历史研究、人种学研究、混合法、建模法和德尔菲法这些非传统研究方法。其中我认为德尔菲法值得我们去深入研究,因为在有些教育研究情景中,缺乏足够的信息或数据,包括缺乏足够的理论(与政策有关的研究就是这样),对于这样的情况,就可以采用德尔菲法来进行研究。同时,本书第三部分研究工具中很大的篇幅用于介绍怎样去收集、统计和分析数据,并在介绍中引用了大量的实例,通过对这部分的阅读和思考,我相信我们都会对怎样去处理数据有所了解。 (三)特点 1. 维尔斯马先生的《教育研究方法导论》主要强调常用的研究程序的基本原理及其运用。在介绍中,各种研究方法通过大量的例子进行讲解,其中有些例子就来自真实的研究中。书中讲解了各种常用的具体研究类型,有定量也有定性的方法,同时作为一本导论型著作,为了尽量全面的覆盖,研究全过程中的重要话题(比如,如何查阅文献,如何做研究报告交流研究成果,如何对研究报告进行评价。)也都有涉及。本书中所覆盖到的研究程序都有广泛的实用性,所阐述的研究理念对于许多具体研究情景都有普遍的应用价值。 2. 本书在编排的体系上,每章结束时都有一个小结,小结后紧跟这章的优秀概念,又附有练习,对于学生自学有很大帮助。 3. 作为一本从国外直接引进的著作,许多的研究和实例都是以美国教育中所出现的情景和问题为例的,因此在我们实际做研究时,可以学习和参考书中的内容和方法,但是也需要结合中国国情。 二、杨小微主编:《教育研究的原理与方法》(第二版),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一)简介:杨小微主编的《教育研究的原理与方法》主要是作为教育类专业基础课教材。在这本教材中编者参考了目前出版发行的众多文献资料,在选编时试图有所突破、有所创新,尽可能地使教育研究方法区别于任何一种别的活动领域也适用的方法体系。同时,编者尽可能筛选出了一些适合读者的内容,努力给读者一个教育研究基本框架,以便每个人都有可能在此基础上去进行个性化的自我建构。 (二)内容:编者主要从教育研究的基本原理和基本方法两个层次上来展开本书的内容。前两章属于基本原理部分,探讨了教育研究的对象、方法、类型和特性,讨论了教育研究的准则与规范。第三章论述的是在教育研究中如何进行选题与设计,不管运用任何方法进行教育研究,都不可能跳过选题与设计这个环节。第四到十六章阐述的是教育研究的基本方法,分不同的章节系统地讨论了教育研究中的教育观察法、教育调查法、教育实验法、教育测量法、教育预测法、教育经验总结、教育文献研究、教育行动研究、教育叙事研究、教育人种志研究,以及教育研究资料的整理与分析、教育理论的构建、教育研究成果的表述与评价等等。 (三)特点 1. 本书作为高等师范院校的教育类专业基础课教材,具有很强的实用性和指导性。在编排的体系上也考虑到了学生学习的特点,在每一章的开头,增加了“学习目标”“内容提要”“重要概念和术语”,还采取了“案例导入”这种生动的形式;在每一章的末尾还增加了“拓展阅读材料”。 2. 本书作为选编型教材,在采各家所长的基础上也有自己的亮点,比如关于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的对比,教育研究的准则与规范等等。本书关于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从产生的背景、特性和优缺点进行对比和分析,阐述了两者之间的不同之处以及在实际的研究中应该采取哪种方法更合适。关于教育研究的准则与规范,无规矩不成方圆,本书中所提出的基本准则与规范是值得我们遵守的。 三、个人总结 教育研究也是一个不断发展、充实和完善的知识体系,所选取的五本书,每本都有它自己的特点和着重点,并不存在优劣之分。通过对所选取的两本书的阅读和思考,我对教育研究的基本原理和概念都有了一定的认识,对研究的方法也有所了解,只有针对研究的课题采用合理的研究方法,遵循一些研究中的准则,才能获得成功,在研究的过程中不仅要注重理论研究,同时也要重视实证研究。 特别需要强调的是,我觉得学习教育研究仅仅学习书本是不够的,学习教育研究方法的最好方式无疑是从做中学,从具体的教育研究中不断摸索。我们可以通过平时的观摩、见习、考察和专题研究等实践活动来学习书本知识,这样也才能真正做到知行合一。 教育科学研究方法论文:探析音乐教育科学研究方法 【摘 要】音乐是一门反映现实生活、表达人们思想情感的艺术,以它独特的魅力给人们的精神生活提供美的享受。音乐教育作为审美教育的重要途径和校园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学生完美人格的塑造起着重要作用。本文就音乐的教育教学方法加以阐述,谈谈个人的看法。 【关键词】音乐教育;科学研究;方法 研究音乐教学法必须了解音乐的特点,教师必须根据音乐的特点,选择适当的教材和教学方法,使学生掌握音乐知识和技能,培养他们的感受能力、鉴赏能力和表现能力,以启发其树立远大的理想,陶冶其优良品格、高尚情操和丰富的感情,使他们的身心得到健全的发展。 音乐教学主要应用的方法是练习法、演示法、欣赏法、讲述讲解法、问答法和复习法。主要的教学原则是:艺术性与思想性统一,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直观性,自觉性,积极性,循序渐进,巩固性,量力性以及统一要求与因材施教相结合等。在此之上,还有以下几种形式。 一、问题教学法 美国音乐教师协会在《关于行动的议程》中提出:“必须把问题解决作为学校音乐教学的优秀”。由此,“提高学生问题解决能力”就成为音乐及其他学科的主要教学目标之一,问题教学也成为课堂教学的有效方式之一。我国古代早有关于问题教学的论述,如孟子的“重思存疑”,朱熹的“读书无疑者,须教有疑,小疑则小进,大疑则大进”,陆九渊的“为学患无疑,疑则有进”等等。国外也早有问题教学的若干模式,如杜威的“疑难的情景――确定问题――提出假设――推理――验证”,当代美国的“选择问题――明确问题――寻找线索――解决问题”,巴班斯基的“创设问题情景――组织集体讨论――证实结论――提出问题作业”等等。这些都说明了问题教学是一种教学的理念,是一种教学的过程,是一种教学的方式。本人涉及的资料中,尚未找到定义性的答案。但从教学论专家马赫穆托夫在《现代的课》一文中的一段话中,可以见到答案的概貌:“从内部结构的观点来看,可以认为问题性的课是这样的:在这种课上,教师有意地创设问题情境,组织学生的探索活动,让学生提出学习问题和解决这些问题(这种作法的问题性水平较高),或由教师自己提出这些问题并解决它们,在此同时向学生说明在该探索情境下的思维逻辑(这种作法的问题性水平较低)。”马赫穆托夫的这段理论概括,与我们对问题教学法的运用,在客观上是相吻合的。因此,我们对问题教学法本身可以作这样的界定:问题教学法是这样的一种教学方法,即教材的知识点以问题的形式呈现在学生的面前,让学生在寻求和探索解决问题的思维活动中,掌握知识、发展智力、培养技能,进而培养学生自己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现代教学论认为:问题是科学研究的出发点,是开启任何一门科学的钥匙。问题意识是学生进行学习,特别是发现学习、探究学习、研究性学习的重要心理因素,没有问题意识,就不可能激发学生认知的冲动性和思维的活跃性,更不可能激发学生的求异思维和创造思维。问题教学,关键是培养问题意识。问题教学,是新课程课堂教学的有效武器,那么如何实施问题教学呢? (1)假设性 问题解决要依靠假设。从青少年开始是产生撇开具体事物运用概念进行抽象逻辑思维的时期。通过假设进行思维,使思维者按照提出问题、明确问题、提出假设、检验假设的途径,经过一系列的抽象逻辑过程以实现课程的目的。 (2)预计性 思维的假设性必然使主体在复杂活动前,事先有了诸如打算、计谋、计划、方案和策略等预计因素。古人说:“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这个预就是问题的预计性。从青少年开始,在思维活动中就表现出这种“预计性”。通过思维的预计性,在解决问题之前,已采取了一定的活动方式和手段。 (3)形式化 从青少年开始,在教育条件的影响下,学生思维的成分中,逐步的由具体运算思维占优势发展到由形式运算思维占优势,此乃思维的形式化。 (4)层次性 问题的设置要由浅入深,由11已知向未知进行迁移,切合学生的思维流程。又因为学生差异的层次性:学生的基础不同,理解能力不同,思维方法也不同。所以,问题应充分考虑让每个学生的思维都被触动,都体会到成功的喜悦,都参与思考的积极性。 问题是教学的心脏,是教学思维的动力,且是思维的方向;数学思维的过程也就是不断地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过程。因此,在数学课堂学习中,教师还要即兴的不断的向学生提出新的数学问题,为更深入的数学思维活动提供动力和方向,使数学思维活动持续不断的向前发展。 二、任务教学法 任务教学法的理念来源于外语教学实践。20世纪80年代各国的外语教学研究者经过大量实践,提出一个具有重要影响的语言教学模式──任务型教学。任务教学法是当代教育所推崇的以人为本、注重培养学生应用能力和创新能力的新型教学法。在音乐教学中实施任务教学法对培养学生的演唱、演奏能力、综合性艺术表现能力,使学生能用音乐的形式表达个人的情感并与他人沟通、融洽感情尤其具有时代意义。如果要对任务教学法有深入的认识,最好从任务教学法的理论基础入手,去思考和理解一系列相关的学术问题和教学问题,并在音乐教学实践中有意识地应用。一种新型的教学方法,值得大家探究,但也要科学地、辨证地看待“任务”教学法,任务教学不是万能的,很多东西也不适合用任务教学,所以,科学地理解任务教学,必须要认真地研究,只有从学习者角度出发,仔细推敲每个知识点,为学生设计、构造出一系列典型的“任务”,让学生在完成“任务”中体验自身的主体性,自主地去掌握知识、技能与方法,使学生有成就感、荣誉感,那么我们的教学才会事半功倍,让我们共同努力,不断探索,进一步推动音乐教学不断向前发展。 教育科学研究方法论文:从课题训练谈《教育科学研究方法》课程教学的实效性 摘 要:《教育科学研究方法》课程的开设应该以“教师成为研究者”的理念为指导,引领学生在课题的实际训练过程中获得发展。课题训练的模式可以采用“作业—课题—论文”一体化的训练模式,具体的实施策略可以采用课题分解、逐步实施;量化打分、层层推进;结题验收、强化考核等方式开展。 关键词:教育科学研究方法;课题训练;教学改革 《教育科学研究方法》课程(以下简称《科研方法》)在教师专业成长过程中有重要的地位,对提高教师的教育科学研究素养、增强教师实际从事教育科学研究的能力有着重要的作用。然而从《科研方法》课程的实际开设效果来看普遍存在问题,甚至被许多学生称为是教育类课程中最不受欢迎的课程之一。 一、《科研方法》课程课题训练的指导思想 (一)教师成为研究者 自英国课程论专家斯滕豪斯20世纪60年代提出“教师成为研究者”理念以来,迅速成为现代教师专业发展的指导思想。引领教师通过反思实践教学,并通过积极参与科研活动提升教学层次和水平,是现代教师实现专业发展的基本路径。《科研方法》作为教师专业成长的必修课程,其主要关注的是教师如何参与教育科学研究活动,因此其应该直接为教师在日后的教学实践中成为研究者做好理论和实践两方面的准备。 从实际的状况来看,中小学教师由于缺少教育科研的基本知识和技能而不会做科研,这成为阻碍中小学教师成为研究型教师的技术性难题。究其原因,一方面源自于教师从认识上对于这一理念的认可度还不够高,另一方面也折射出教师教育课程在培养教师的科研意识和能力方面的不足。现在教师教育中的《科研方法》课程的开设,多数限于科研方法一般性理论知识的传授,在教学的过程中对于学生参与科研活动的实际技能性的训练重视不够,使得课程的教学在脱离了实际的科研训练之后变成了抽象的理论讲演。学生在学完了《科研方法》课程之后,对于如何从事教育科研活动仍然无所适从。因此,《科研方法》课程的开设应该紧紧围绕“教师成为研究者”这一基本理念为中心,课程的目标应该定位于教会学生实际的掌握教育科研活动的基本理论和基本能力,从而最终成为一名研究型教师,以此更好的促进教师的专业成长。 (二)在训练中求发展 从性质上看,《科研方法》课程是兼具理论性与实践性特征的课程。其目标应该从总体上既需要服务于学生认知思维层次的提升,引领学生的认识达到理性的高度,同时也需要关注具体的教育实践问题,帮助学生提高具体的教育问题研究能力。《科研方法》这两方面的性质相互影响和作用,而在具体的教学过程中则需要结合具体教学对象的实际情况区别对待。 成人的学习往往更具有实用性和功利性,对于绝大多数参加继续教育的一线中小学教师而言,为了更好地服务于工作而学习是其基本的学习动因。实用主义、功利主义的学习思潮在学生的学习中影响深远,“有用的就学,没用的不学”也成了很多学生对学习内容进行取舍的主要标准。虽然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都存在着一定的缺陷,但是面对现实情况,与其否定这种思想的存在,不如在承认这种思想的基础上做出适当引领和改进。因此,立足于学生具体科研实践能力的训练和掌握,并逐步引导学生思维朝纵深化方向发展,应该是此课程开设的基本逻辑。 二、《科研方法》课程课题训练的实施策略 (一)“作业—课题—论文”一体化的课题训练模式 《科研方法》课程的开设一般需要先开设教育原理、教育心理学等基础学科,其课程的开设一般在继续教育活动的中后期。这与学生后期完成的毕业论文在时间上有衔接的可能性。因此,在《科研方法》课程的教学过程中,为了增强教学训练的针对性,可以考虑将学生的课堂训练作业与其以后的毕业论文的写作结合起来。一方面可以改变学生课程作业和毕业论文粗制滥造的现状,为毕业论文写作提前做好充分的准备。另一方面也可以增强学生参与《研究方法》课程课堂训练的积极性,以此提高科研训练的质量。从可行性角度来分析,毕业论文的写作从其性质来看就是在完整的参与某个特定的课题的研究。而《科研方法》课程在“教师成为研究者”这一理念的指导下,其主要目标之一就是帮助学生学会如何的独立的从事课题研究。以完整课题研究的形式作为《科研方法》课程的训练内容可以对学生的科研素养的提升能够起到一个全方位的训练。因此,采用“作业—课题—论文”一体化的课题训练模式,课题研究就成了联接《科研方法》课堂训练内容与学生毕业论文写作的一个桥梁和纽带,使学生在实际参与某项课题的实际训练过程中,既强化学生在《科研方法》课程学习的实效性,同时也为后续的毕业论文写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课题训练的具体实施策略 在具体课题训练的实施过程中,为了保证每一个学生参与教育科研训练的质量,可以从教学考核这一方面加大对学生课堂教学训练在学分考核中的比重。另一方面,各类高校都有鼓励学生参与科研活动的相关政策,课题训练可以利用学生参与学校学生科研立项的机会,鼓励学生将科研立项与课题训练联系起来,以此提高学生参与课题训练的积极性。在实际的课题训练过程中,以学生参与课题研究为中心,结合课程内容的教学进度,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实施: 1.课题分解、逐一实施 一项完整的课题研究至少包括以下三个基本过程,即课题的选择(选题)、课题的论证(开题)、课题的完成(结题),而其中又可以具体的分解为:课题的选择与界定、文献的检索与分析、研究计划的形成、研究方法的选择、研究成果的书写、研究结论的论证等阶段。这一过程与《科研方法》课程的教学内容的顺序基本一致。因此,在学生的课题训练过程中,可以将整个课题研究的过程分解成不同的阶段和任务让学生分阶段的完成,并结合《科研方法》课程教学的内容进度逐一的予以实施。这样可以让学生通过实际参与训练进一步强化《科研方法》课程内容的学习,对课堂所学内容做出及时的巩固与练习,同时将整个课题研究活动分阶段的逐一实施,有利于保证整个课题研究的质量和水平。 2.量化打分、层层推进 在将一个完整的课题分解成若干个步骤之后,为了保证各个阶段性任务完成的质量和水平,需要按照课题研究的进程在各个不同的任务之间形成一个环环相扣、层层推进的局面。学生在完成各阶段具体的任务时,只有上一个环节的任务完成了,并且顺利通过特定的考核,方可进入下一个环节的任务。在此过程中,强化考核对于整个课题完成的质量是至关重要的。在课题训练的实际过程中,为了保证每一个环节的训练质量,需要对训练的每一个环节做出单独考核,并予以打分。在打分的过程中可以采用百分制也可以采用等级制,但是无论如何需要建立一个考核的退出机制。以便让那些在训练的过程中不合格的作业重新接受练习,直到这个环节合格了方可进入下一个环节的研究。这样操作可能会使不同的学生在整个的课题研究过程中进度会出现个别化的差异,但是为了保证整个课题研究的质量却是十分必要的,这也是训练作业个性化的一种体现。 3.结题验收、强化考核 在课程结束之际,通过课题分解、层层推进的方式,学生的课题训练任务也基本接近尾声。此时所需要做的是对学生的课题研究成果进行结题验收,并对其整个的研究活动进行考核打分。结题的形式可以有多种,可以让学生写书面的结题报告和结题论证来完成其课题的结题工作,也可以利用课堂教学时间让学生模拟参加结题活动中的答辩工作。无论是何种形式的结题方式,严格考核在这里至关重要。对于考核结果优秀的课题研究成果,可以为学生在公开出版发行的刊物上进行推荐发表,或者推荐到学校相关的刊物或学报上发表,以此激励学生进一步从事科学研究的兴趣。而对于整个的课题研究活动考核不合格的同学,则需要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制定相应的帮助机制和惩戒机制,让其通过帮助获得提高并能够在后续的毕业论文写作的过程中获得较好的成绩。 教育科学研究方法论文:对不同版本的教育科学研究方法的比较分析 【摘 要】教育科学研究方法是教育学类学生必修的一门专业课程。该门课程是研究教育内部各要素之间与其他要素之间为规律为目的。通过选取四本相关的教育研究方法著作,从写作目的、章节安排与内容选择、研究方法、语言表达等方面进行比较分析,以便广大的教育工作者和学习者更好地掌握教育研究方法。 【关键词】研究方法;比较;分析 随着社会的发展,以及教育的需求、教育的实践、教育的规模等教育领域发生了深刻的变革,这就需要人们对教育科学研究方法进行研究,探索其中的规律,从而更好地为教育服务。目前国内公开出版的教育科学研究方法有40多个版本,本文选取的四本相关著作以出版顺序排列分别是:(1)裴娣娜:教育研究方法导论(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5);(2)袁振国:教育研究方法(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3)孙亚玲:教育科学研究方法(北京:科学出版社,2009);(4)韩延伦:教育研究方法(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下文以A、B、C、D分别代表这四本著作。 一、写作目的 四本著作出版时间先后不同,时间跨度较长,不同时期,不同背景以及个人的研究方向或侧重点不同。这些因素将会对他们的写作目的产生影响,笔者从他们的序或前言中认为: (一)A的这本著作是她在多年来为本科生、研究生讲授时的讲稿的基础上整理而成,她的目的是:“试图在总结我国丰富的教育研究实践经验和借鉴国内外有关研究成果基础上,建立符合中国实际的教育研究方法学科体系的一种尝试和探索。”她的写作目的可以理解为是教育科学研究方法的一种探索。 (二)B版这本著作是这四本著作中唯一没有序和前言,但是我们可以从内容提要中看书,本书写作的目的是为高等教育学校教育学科而撰写的教学用书,是面向21世纪的课程教材。 (三)C在前言中认为随着我国教育事业的蓬勃发展,教育研究队伍不断壮大,教育研究的价值取向和研究方法,有了长足的发展,旧的一些观点和内容已经不能满足这些需求,因此,需要提出新的观点和研究方法。所以说她的写作目的很明确。 (四)D著作为高等院校教师专业发展系列教材,可见,本书的写作目的是为教师的专业发展而量身订做的。当然也可作为本专科生教学用书。 二、章节、结构安排 (一)A在章节的安排上共分为四编十五章,第一编教育研究方法的一般原理,第二编教育研究的构思与设计,第三编教育研究的基本方法,第四编教育研究的结果与评价。从一般原理——构思设计——研究方法——成果表达,可见编与编之间逻辑性强。但章节内容较多,都比较详细,看不出侧重点,各种研究方法都有介绍。另外,成果表述及评价安排在了倒数第二章,笔者认为应该安排在倒数第一章更为妥当。 (二)B共十四章,前三章论述教育研究的意义,过程,一般性原理,第五章到最后具体论述了各个研究方法的具体步骤、运用。第十三章,两个案例单独成章,这则是本书的亮点之一,不足之处是本书的最后没有成果的表述与评价。应该把成果表达与评价这的内容加进去,样安排才使得整个教育研究更加完整,系统化。 (三)C共十一章,第一章是教育科学研究方法的概述,然后是一般步骤、选题,抽样,论证,建立假设、6种具体的教育科学研究方法、统计法与SPSS操作以及成果的表达。从孙版的章节看出该书思路清晰、循序渐进、一气呵成。 (四)D共十二章,前两章是概述、确定问题。第三章到第十一章具体论述了各个研究方法的含义、分类、步骤、案例。最后一章则是成果的表达。总体上说,思路清新,每一章的题目都是“如何……”,可见,本书的侧重点是怎么做,如何做,操作性很强。 三、研究方法的选取 教育科学研究方法根据研究性质、目的、范围、对象等的不同,可以把教育科学研究分成20多种,这四本著作都选取了5-9种研究方法进行论述,但各版本选取的侧重点不同。 (一)A选取了五种,分别是教育科学的历史研究法、教育科学的调查研究法、教育科学的比较研究法、教育科学的实验研究法、教育科学的理论研究。这五种研究方法比较传统,由于年代久远,以及时代的发展,这五种研究方法目前很少见了,近年新编的教材里较少选取这些研究方法。 (二)B选取了实验研究、调查研究、定性研究、文献研究、比较研究、行动研究等,包括了目前经典和一般的研究方法,各研究方法都有具体的操作步骤介绍。 (三)C选取了文献法、教育调查法、观察法、教育实验研究、行动研究、教育叙事研究、统计法及SPSS操作。涵盖了目前经典和流行的几种研究方法,其中统计法及SPSS操作,其他三版本中是没有,这也是本书的亮点。 (四)D选取了文献研究、定量研究、教育实验研究、调查研究、定性研究、比较研究、现场研究、历史研究、行动研究等共九种研究方法。每一种研究方法按照“含义、特点——分类、设计——运用”的顺序介绍。另外大多数的研究方法的最后都有案例分析。 按照质和量的构成,教育研究方法可分为定量研究和定性研究。问卷调查、统计法、实验研究等属于定量研究。行动研究、比较研究、教育叙事研究等属于定性研究。这四本著作根据自己的写作目的、知识背景、研究方向的不同选取了几种不同类型的教育研究方法。研究方法的种类不是越多越好,也不是越少越好。在选用的时候是选取其中的一种还是多种,要根据问题的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将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有机地结合起来是未来教育科学研究的发展趋势。 四、语言表达 (一)A是在上世纪90年代出版的,在语言表达上很严谨,语体很正式、详细、准确,更加倾向于学术性的著作特点。该著作专业性很强,里面有很多专业性的术语。如第19页:“熟知人的思维的历史发展过程,熟知各个不同的时代所出现的关于外在世界的普遍联系的见解,这对理论自然科学来说是必要的,因为这位理论自然科学本身所建议起来的理论提供了一个准则。”可以看出,直接运用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深思难于理解,更倾向于学术性。 (二)B在语言表达上也是更倾向于学术性,书中有很多专业名词的字体都加工成黑色粗体,在解释概念的时候较多地运用了图标、数据等方式加以阐释。有些词语专业性很强,比较难懂,应该需要进一步说明。 (三)C在语言的表达上出现了一种清新的特点,语言幽默诙谐、通俗易通。比如在导入的时候,作者这样写道:“自从有了人类,就有了教育现象,当教育经验有了一定的积累之后,人类开始了对教育这一社会现象的研究。我们不能确切地说出教育研究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因为有关这一问题的记载没有确凿的文献来佐证,所以,我们只能说教育研究很早以前就有了。”从这段文字中,我们可以看出,作者好像和读者对话,讲故事似的。从这里也可以看出作者做学问是很严谨的。语言令人亲切,通俗易懂。 (四)D的语言在表达上总的来说还是比较通俗易懂的,用词严谨、准确。有些词语的引导性很强。比如第65页:“对我国而言,校本课程开发毕竟是一个新手事物,有许多课题亟待研究,国内对校本课程的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探索大多停留在‘概念引人’阶段的新奇,并未走入实质化的研究。” 五、各自的特色 (一)A版最大的特点就是历史与现实结合、理论与实际结合以及中西结合。该书对教育科学研究的发展历程作了比较系统的回顾。注重从中国的实际出发以及吸收西方最新科研成果。该书又吸收了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思维科学等方面的成果。把数学方法也运用其中,这突出反映了教育研究时代的特点。 (二)B版的这一著作中,最显著的特点就是第十章,加人了统计法及SPSS的具体操作。这部分内容在其他版本中是没有的。正所谓“物以稀为贵”,这更说明了该著作的独特性,具有新颖性。全书思路清晰,前后编排连贯性强。在内容的安排上有似于人的思维、学习习惯。课后的思考题需与本章的内容结合回答。另外,每一章后面有文献链接,这一点很好,而且选取的案例都是比较经典的。这一做法可以让读者更加广泛地了解到相关知识及最新的学科动态。 (三)C版的亮点、最吸引读者的地方则是书中有很多图式、案例。这样会使读者一目了然。重要性的概念都会黑色加粗,这种则突出了该专业术语的重要性。 (四)D版的亮点则是各章的题目上,都有“如何”,这种句式在著作中并不多见,可作者的这一做法更加突出了本书的亮点。更加具有操作性,章前有内容提要、学习目标等是读者在阅读之前就可以浏览到相关的知识点,有助于理解,在文中有许多信息栏,这也有助于读者拓展课外知识。章后的资源连接,并有该资源连接的简单介绍,这一特点是其他版本所没有的。 六、结语 教育科学研究方法是一门内容丰富、结构复杂的学科,实践性强,以上四种不同版本的教育科学研究方法,作者根据自己的写作背景、研究方向等出发写作,侧重不同,但是都有自己的写作特色,可谓是各具特色、各有千秋。 作者简介:胡波(1990.01- ),男,重庆人,云南师范大学哲学与政法学院2012级课程与教学论专业,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思想政治课程与教学论。 教育科学研究方法论文:浅析五本《教育科学研究方法》的异同 摘要: 本文以孙亚玲主编的《教育科学研究方法》作为参照物,比较分析了其他四本同类著作在教育研究方法上的异同,认为这些著作中基础理论的有效利用将使教育实践活动更为完整高效。 关键词: 教育科学研究 研究方法 异同 笔者以孙亚玲主编的《教育科学研究方法》作为参照物,与其他四本书即裴娣娜主编的《教育科学研究方法》、温忠麟主编的《教育研究方法基础》、全主编的《教育研究方法》、陈时见主编的《教育研究方法》的研究方法进行比较。 1.教育研究方法概述 首先,什么是教育科学研究方法?裴娣娜主编的《教育科学研究方法》认为,教育科学研究方法是按照某种途径,有目的、有计划、系统地进行教育研究和构建教育理论的方式;孙亚玲主编的《教育科学研究方法》中认为教育科学研究方法是教育科学学科群中的一门学科,它主要就是探讨教育研究的一般原理、理论基础的方式和方法。在全主编的《教育研究方法》中的概念是:所谓教育研究方法,是指在研究教育问题和构建教育理论时,研究者采取的程序、策略、原则、工具、方式的总和。简单来说,教育研究方法就是去研究教育现象,探索新的未知规律的方式的总和。 2.教育研究的类型 孙亚玲主编的《教育科学研究方法》按不同的分类标准把教育研究分为20个类型。裴娣娜主编《教育科学研究方法》按研究的普遍适用程度,按研究目的,按研究方法将教育研究分为了10个类型。全主编的《教育研究方法》从教育研究的目的是为理论服务还是为实践服务的角度,从教育研究是为了探索、描述还是解释的角度,从教育研究的性质,从教育研究的内容为依据将教育研究分为10种类型。陈时见主编《教育研究方法》根据教育研究的范围或内容,根据教育研究的目的,根据教育研究的性质及使用的手段,根据教育研究工作场所或资料收集方式将教育研究分为9个类型。温忠麟主编《教育研究方法基础》未给出分类标准,只是说“根据不同的标准,教育研究可以划分为不同类型”将教育研究分为7个类型。至于哪个作者的分类更好,要看读者的需要了。 3.教育研究的一般步骤 孙亚玲主编的《教育科学研究方法》将教育研究的一般步骤分为确定研究课题,查阅文献、获取和积累科学事实,制订研究计划,收集并整理资料,分析研究、形成并验证科学抽象与假设,检验假设、撰写研究成果。温忠麟主编的《教育研究方法》简单地将教育研究过程分为计划、实施、总结三个阶段。裴娣娜主编的《教育科学研究方法》认为教育研究过程是“选题—研究—分析—成果表述与评价”。陈时见主编的《教育研究方法》将教育研究的实施过程分为课题选择、整理资料、文献综述、开题报告、研究方案、撰写成果。全主编的《教育研究方法》认为教育研究的开展过程主要包括选择课题,研究设计、研究实施、搜集资料、分析资料、成果表述。教育研究的一般步骤不外乎就是选题、研究、总结。相对来说,孙亚玲主编《教育科学研究方法》和陈时见主编《教育研究方法》给出的步骤比较完整,而且最后的成果正不正确也要有检验,在五本书中只有这两本书提到过研究需要经过检验。 4.教育研究方法 孙亚玲主编的《教育科学研究方法》中有文献法、教育调查法、观察法、教育实验法、行动研究法、教育叙述法、统计法等。裴娣娜教授主编的《教育科学研究方法》中有文献法、历史研究、观察研究、调查研究、实验研究、理论研究、定性定量分析法等。全主编的《教育研究方法》包括文献法、调查法、实验研究法、数据搜集与定量分析法等。温忠麟主编的《教育研究方法基础》有文献法、调查研究法、个案研究法、统计与教育测验法、实验研究法、行动研究法等。而陈时见主编的《教育研究方法》有实验研究、调查研究、个案研究、田野研究、行动研究、叙事研究、比较研究等,基本技术有文献检索、问卷编制、数据分析、个别访谈、抽样调查、教育观察、课题申请等。比较起来陈时见教授主编《教育研究方法》给出的教育研究方法是比较详细具体的。关于教育研究方法,由不同的类型可以得出不同的方法。简单来说,教育研究方法可以分为两类,即定性法和定量法。定性法包括教育叙事、行动研究、比较研究、个案研究等。定量法包括问卷调查、统计、数据分析、实验研究等。 5.结语 教育研究有法,但无定法。我们要在具体研究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而这些著作也为研究打下坚实的理论基础。 教育科学研究方法论文:不同版本教育科学研究方法目录之比较 摘 要:不同年代、不同作者关于教育科学研究都是不同的,不过这是在理论源泉相同的基础上。个人的存在环境,知识储备,研究重点和发展方向都是不一样的,所以,这四本书各有千秋。用A代替《教育科学研究方法》,用B代替《信息化教育科研方法》,用C代替《教育教学科研概论》,用D代替《教育科学研究方法与应用》。 关键词:教育;科学研究;方法 前言 A、B、C、D这四本书都有前言,而且基本内容都是一样的,主要就是介绍各自的编写背景;作者对于教育科学的研究历史;高度概括各自的主要内容;章节分布;对于在编写过程中给予了帮助的同僚们的真诚致谢。由此可见,前言部分是不可或缺的,在现代,基本上所有的专著都有这一项。因为,读者通过前言可以大概了解此书的研究水平,研究历程,研究内容从而确定是否能从书中吸收到对自身有用的东西,可以说,前言就是专著的一个“招牌”。 一、概述 1.总体情况: A、C、D三本书都有概述,B没有。A的概述介绍了什么是教育科学研究的方法,教育科学研究的重要性及结构分类,教育科学研究的历史发展和教育研究方法论;C的概述讲述了教育科学研究的重要性,指导思想,基本途径,意义与作用,要求,基本原则,内涵;D的概述则讲述了什么是教育科学研究,教育科学研究的产生和发展,教育科学研究的原则;B则用信息技术对教育研究方法的影响取代了该书这部分内容,因为,这本书主要是讲信息化了的教育科研,以信息技术为主,并非传统意义上的教育科学研究方法,注入了新的元素。 2.各自特点:(1)对于教育科学研究的内涵,三本书都有讲述,因为这是进行教育科学研究的理论前提,忽视了这方面便称不上是合格严谨的专著;(2)A和C的概述都有关于教育科学研究重要性的内容;(3)A和D都有关于教育科学研究的历史和发展;(4)C和D则都讲述了教育科学研究的原则;(5)A是比较前沿的,有结构分类和方法论这些操作性的理论;(6)C是最详细的。由此可见,不同的时代,不同的人,对于教育科学研究的理解是有很大差别的,我们暂且不论它们具体的定义,描述,单单从目录中就可以窥见它们的不同之处。首先,这三本书都很注重基础的地方,这是必须的,缺少了理论源泉,文不成文,即使是不同的人也明白这个道理。其次,不同的时代,大家的关注点不一样,D就是比较保守的代表,从书中内容也可以看出其遵循了老一辈研究者的成果,基本上那个时代的教育科学研究就是一个模板;C则在已有的研究上新加了一些理论性的东西,不过,我认为是可有可无的,没有什么创新,换汤不换药;A显然已经有了自己独特的研究模式,即使是概论也在倾向实践,具有更强的可操作性。 二、研究方法 1.方法种数:(1)A虽然含有行动研究和教育叙事研究这两种研究取向,但是也属于向我们提供了教育科学研究的一条有效途径,所以A共有文献法,教育调查法,观察法,教育实验研究,行动研究,教育叙事研究和统计法七种方法,把经典的和主要的研究方法都介绍给了读者。(2)B从目录中看不出什么具体的研究方法,计算方法种数也就比较困难了。包括资料的收集方法,资料的分析方法,观察法,S-T分析方法,弗兰德斯互动分析法,网络教学交互信息的研究方法,各种方法范围再细化就不是个位数可以表达的了。(3)C介绍了几种常用的研究方法,实验法,追因法,调查研究法,历史法和统计法等五种。(4)D几乎涵盖了教育科学研究的所有方法,有观察法,教育调查法,文献法,历史法,教育文件研究法,教育经验总结法,教育实验法,个案法,教育统计法等九种方法。虽然不同版本的著作介绍的研究方法种数不一,其学术效果也不一,但是从中可以作者自身的取舍。A在坚持历来大家津津乐道的研究方法以外还适时地呈现了在竞争不断激烈的现实中所需要的新的,有用的研究方法;B则因为著作定位的特殊性而随着改变,不过,也是坚持了传统精髓的东西;C则比较简明,另一方面,也稍欠系统性;D力图将所有的方法都呈现出来,十分全面,有时总会适得其反。 2.所占篇幅:(1)A从91~188页都在介绍教育科学研究方法,全书共212页,几乎占整本书的一半,足见研究方法的分量和重要性。(2)B从28~185页在案例中阐述其研究方法,全书共202页,几乎全盘在为方法服务。(3)C从59~89页告诉我们其研究方法,全书共304页,由此可见它的重点并不在研究方法上,反而显得有点弱不禁风。(4)D从49~143页介绍研究方法,全书共167页,比重也是相当大的。B的书名是教育教学科研概述,而其他三本书的书名中都包含有“方法”二字,所以,书名和内容是有很大的内在联系的,它们是相互说明的。B既然也是关于教育教学科研的,而方法又是与实践紧密联系的,这样的比例未免太过苍白。 3.介绍与应用:(1)A中的各种研究方法基本上都是按照概述—操作步骤—设计—应用的顺序来告诉读者研究方法的原理和基本情况,接着给出使用方法的借鉴模板,如何根据实践设计研究方法,让读者,学习者能比较轻松地学会各种研究方法。(2)B则是完完全全通过案例来介绍各种研究方法的,理论和实践无缝结合,每一节内容都对应一个案例,通过对案例的解剖和分析从中获取研究方法,比较生动和形象,读者很容易就钻进案例情景并积极思考。不过,由于B是以信息技术为主的,所以,不管有多生动还是有很多让人费解的地方。(3)C由于篇幅小,所以看不出再详细一些的信息,其实,这也是一个失败之处,没有结合实际地满足读者真正的需求。(4)D的完整性,详细性,系统性是值得学习的。它基本上按照研究方法的定义—特点—步骤—注意事项—优缺点—实际应用的顺序讲述呈现各种研究方法。从基本的定义到各种研究方法在教育科学研究中的应用一览无余,辩证法告诉我们,任何事物都具有两面性,D稍显烦琐,在有限的空间里面要做到很详细是不大可能的,D是一本比较小的书,单单目录便占据5页,这也是不大可取的。 教育科学研究方法论文:从默会知识的角度看教育科学研究方法的整合 【摘要】在教育科学研究中,究竟该使用定量还是质性的研究方法常常使研究者感到困惑。比较这两种方法可以发现纯粹的定量或质性的研究方法在运用中都有其优势与局限性。教育研究对象的复杂性决定了两种方法整合的必要性,而默会知识论也为其整合提供了新的视角。 【关系词】定量研究;质性研究;默会知识;整合 科学方法是科学活动的灵魂。在《国际教育百科全书》中,瑞典教育学家胡森将教育科学研究中常用的定量和质性两种研究范式作了清晰的界定:“一是模仿自然科学,强调适合于用教学工具来分析经验的、可定量化的观察。研究的任务在于确定因果关系,并作出解释。另一范式是从人文科学推演而来的,所注重的是整体和质性的信息,以及说明的方法。”〔1〕 应该说这两种方法各有所长,在研究中彼此无法完全替代。然而,在具体的教育研究中,由于存在着知识结构、教育、研究理念以及研究前见的差异,许多研究者不能深刻认识这两种研究方法的区别和联系,往往会在方法的选用上失之偏颇,要么追求纯客观化的研究取向,要么追求主观体验的研究取向,从而导致人文与科学的分裂、定量研究方法与质性研究方法的对立。这种方法论和科学观上的对立,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教育科学研究的深入。波兰尼提出的默会知识论为研究者提供了一个解决方法论冲突、整合两种研究方法的新视角。 一、两种研究方法的特点与整合的必要性 由于哲学基础不同,定量研究和质性研究在许多方面存在差异,在对教育现象的研究中有各自的优势和局限性。因此,研究者有必要从两者的区别中寻找冲突所在,同时从两者的联系中寻找沟通和整合的可能性。 1.定量取向的教育研究的特点 定量研究基于实证主义的决定论、还原论、普适论和经验论信念,具有确定的逻辑结构和严格而可操作的研究程序。对于一个定量研究者来说,他们信奉以下三个原则。 (1)客观性原则。这一原则强调认识过程中主体与客体的分离,主体应该绝对反映客观事物的特点,不搀杂个人的态度、情感、信念、价值等主观因素,否则主体的知识就不是科学的知识。教育研究只涉及事实,因此研究者在研究过程中必须保持“价值中立”,尊重客观教育事实。 (2)可重复性原则。研究者所获取的研究数据、资料必须有其合法性,在相同的条件下也能被其他研究者获取。这就要求教育科学研究者在进行具体研究时,应该像物理学家或化学家那样,以观察、实验的方法为手段,去收集可观察性的、可检验性的数据,否则整个研究也就无科学性可言。 (3)量化原则。定量研究的关键是通过测量将理论与实践、经验认识与数学表达联系起来。因此,在具体的研究中研究者必须从复杂的背景中抽取出可以研究的变量,把事物与它们的性质暂时分离。比如要研究某种教育模式的效果,就要从众多影响因素中抽出跟教育模式有关的因素为自变量,忽略其他因素,并确定一些可量化的指标(如考试成绩)作为因变量。 尽管遵循上述原则的定量研究方法具有客观性、精确性、可操作性等优点,但是它在教育研究中面临的困境和存在的局限性也是显而易见的。 首先,教育活动的实践性决定了教育理论不能仅仅走经验演绎之路。以可操作化及量化来建构研究对象并将无法量化的数据排除的定量研究方法,尽管能在一定程度上解决教育教学现象的表层问题,但很难解决意义与价值层面的问题。 第二,量化研究取消了研究者的前理解,并将复杂教育问题化约,从而忽视了教育教学中的意义与价值以及不断生成的、历时性的、不可逆的、过程性的存在,因此很难把握研究对象的整体性与脉络感,研究所得出的结论有时甚至是习以为常或滞后的。 第三,在教育研究中,传统的行为主义心理学是定量研究的理论基础之一。因此,在研究中往往会出现只关注研究对象的行为而忽视个体的个性、学习风格、学习体验的差异,关注教育教学效能的研究而忽视教育价值的研究等现象。 2.质性研究方法的特点 质性研究是在研究者与被研究者的互动关系中,通过深入、细致、长期的体验、调查和分析,获得对教育现象比较全面、深刻认识的一种方法。作为人文科学的重要研究方法,质性研究的兴起与19世纪末以来西方出现的强调人文学科的独特性,主张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研究应采用不同方法的哲学运动有关。〔2〕归结起来,质性研究方法主要遵循以下原则。 (1)寻找解释性理解原则。质性取向的研究者认为对教育现象的研究不能忽视行动者的主体性。也就是说,教育研究关注的焦点应该是人的“主体性”,关心主体性也就是关心意义的建构,因此教育研究过程是一个“理解”的历程。 (2)崇尚研究的自然性原则。质性研究者反对将具有联系的研究对象孤立地抽取出来,在研究过程中遵循不操纵(manipulate)被研究者的原则,在自然情境中对研究对象以及与之相联系的全部背景因素进行整体的、体验式的研究。因此,研究者不仅要考察被研究者真实的“生活世界”,而且要考察其所在的社会组织的特点;不仅要了解该事件本身,而且要把握事件发生和变化时的社会文化背景。在资料收集上,研究者可以在不违背研究伦理的前提下,在自然情境中灵活地采用任何有利于研究进行的方式。 (3)遵循不断“深描”原则。韦伯(Max Weber)曾指出,人是被悬挂在意义之网上的,这个意义网是主观构造的,“深描”就是将这个意义网呈现出来。因此,质性研究是在没有事先假设的情况下,收集大量第一手资料,经过分析归纳之后得出结论。 在教育研究中,质性研究方法的优点不言而喻。例如,关注教育过程中的意义,使构建的教育理论具有浓郁的人本色彩;通过自下而上研究形成的“有根据的理论”, 揭示研究对象的整体结构或深层结构,减少理论的预设色彩。此外,质性取向的教育研究对帮助人们在教育过程中理解和关注人性方面的问题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尽管近年来质性研究为越来越多的教育研究工作者所推崇,但它同样存在局限性。〔3〕首先,由于缺乏严格、精确的观察、测量、统计和表达,质性研究不能对特定事件作出严密的说明和解释,给出明确的解决问题方案。第二,由于质性研究不受严格的操作规则或实践规则约束,研究结构的任意性大,在主题、对象、时间、空间等各因素之间存在很大的跳跃性,因而强化了研究者的背景知识对分析结果的“污染”,导致研究结构松散,研究结果不具有定量研究那样的可重复性、可检验性,也进一步影响了研究结果的推广效度。第三,质性研究缺乏严格的逻辑推理系统的约束,往往导致前提和结论之间无逻辑的必然性,使结论具有或然性。此外,尽管研究样本不大,但研究者在收集资料时需耗费大量时间、精力进行文献分析、现场观察、个别访谈。 通过对两种研究方法的比较,我们不难发现,纯粹的定量或质性的研究方法都有其优势和局限性,但是前者的优势恰能弥补后者的不足,反之,后者的优势又能弥补前者的不足,因此就有将两种方法整合的必要性。更重要的是,教育研究对象――人的复杂性决定了孤立地采用定量或质性的方法是不够的,我们不仅要从量的角度把握教育规律和人的发展特点,从事实层面认识教育现象,更要从价值的维度去诠释教育活动中的深层次内涵和结构。 二、从默会知识的角度看两种研究方法整合的可能性 从哲学角度来看,定量研究与质性研究的争执实质源于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的分野。狄尔泰(Dilthey.W)等人把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本质差别归结为:前者试图解释,后者试图理解。而波兰尼(Polanyi)默会知识论的提出为两种方法的整合提供了哲学认识论的基础。〔4〕 1.默会知识与两种研究趋向整合的必要性 波兰尼在《个人知识》一书中指出,“人类的知识有两类。通常被描述为知识的,即以书面文字、图表和数学公式加以表述的,只是一种类型的知识。而未被表述的知识,像我们在做某事的行动中所拥有的知识,是另一种形式的知识。如果把第一类称作明确知识,把第二类称作默会知识,那么我们可以说,我们总是默会地知道,我们的明确知识是正确的。”〔5〕在日常生活和科学研究的各种情形中,“我们知道的要比我们能够言说的多”。这一事实,证明了默会知识的存在。 默会知识的存在为定量和质性研究方法的整合提供了哲学基础。从研究的目的看,定量研究从复杂的教育现象中抽取有限的变量,并对干扰变量进行控制,是为了获得“明确”的规范性知识――教育规律。然而,由于定量研究对研究对象的背景缺乏整体的认识,因此影响了对研究问题的解答。波兰尼认为,“如果我们接受实证主义的科学观,以一种超然的态度,用还原论的方法来研究人和人类事务,我们很难避免‘人的概念的败坏’,或者把人归结为一副无知觉的自动装置,或者把人还原为一束欲望,或者把人视为受现存的权利和利益支配的被动的存在等等。”〔6〕相反,质性研究则通过对自然状况下研究对象的整体状况进行展示,帮助人们更深刻地理解教育事件背后的原因。可见,质性研究所展示的是不能“明言”的知识。那么,将质性和定量研究方法联结起来,通过从理解部分到理解整体、再从整体到部分的“诠释循环”,我们将获得对研究对象更深刻的认识。 2.默会认知结构与研究者视角的主导性 在证明默会知识存在的同时,波兰尼还提出了默会认识结构的三个组合项:第一,辅助的各细节;第二,集中的目标;第三,把第一项和第二项联结起来的认识者。〔7〕默会认识就是建立在辅助意识和集中意识的动态关系之上,但它们之间的结构性关系并非自发形成和维系,而必须通过第三个项目,即认识者的整合作用来实现。 默会知识论有助于我们重新认识研究者视角的支配地位。在以往的教育研究中,有关定量和质性研究方法的一个重要差别就在于研究者在研究过程中是否要保持价值中立:定量研究方法为了保持研究结果的客观性,要求研究者尽可能与研究对象保持距离;而在质性研究中,研究者则以交往中的参与者的身份与研究对象形成互动。波兰尼认为默会认知能力在人类认识的各个层次上都起着主导性、决定性的作用,因此在科学研究过程中,研究者的参与是获得科学知识不可或缺的因素,定量研究所要求的完全客观主义的观察实际上是不可能存在的。正因为如此,科学哲学家汉森在《发现的模式》一书中提出了“观察渗透理论”〔8〕,证伪主义者波普尔也认为“一切观察都充满理论,绝没有纯粹的、不偏不倚的、脱离理论的观察”。〔9〕因此,定量研究与质性研究的差异不在于是客观观察还是主观介入,而在于研究者视角的差异,前者关注的是“集中的目标”,后者关注的是“辅助的各细节”。由于研究者在认识活动中具有能动性,能在“第一项”和“第二项”之间建立联结,因此研究者才是将两种研究方法进行整合的关键。 三、如何整合定量和质性研究方法 事实上,随着教育研究的深入,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已经意识到:尽管许多研究者都遵循定量研究的客观性、准确性和可检验性准则,但常常会出现不同的人对相同的教育现象得出不同甚至相反的研究结论。同样,大量的个案研究、叙事研究结果也面临着如何将研究结果运用于教育实践的问题。这就迫使研究者重新对教育现象的特殊性及其所采用的研究方法进行反思。因此,在教育研究中开始出现质性与定量方法相整合的趋势。 1.在定量研究中加入质性研究方法 在定量研究中,当研究假设没有得到证实或与其他研究结果不一致时,研究者可以运用质性研究方法对被研究对象进行研究,以揭示导致研究结果不一致的可能原因。例如,在延迟满足的研究中,研究者可以通过对研究对象进行非结构式的观察或访谈,了解研究对象选择延迟满足的原因,从而解释实验组和对照组之间的质性区别。在检验教育干预措施的有效性时,运用质性研究方法可以帮助我们更深入地了解干预成功或失败的原因。 2.在质性研究的基础上进行定量研究 Lafontana和Cillesen. J关于儿童对受欢迎度(popularity)的理解的研究中,首先让408名儿童量性地判断同伴的受欢迎程度,接着与其中92人进行深入会谈,让他们描述哪些行为是受欢迎的,哪些行为是不受欢迎的,从这些质性资料中分析出可能与受欢迎度相关的因素,最后通过量性的方法进行相关因素的验证,解释儿童对受欢迎度的理解及其相关因素,从而深入理解儿童对受欢迎度的看法。〔10〕 当然,在具体的研究中,两种研究方法可以有不同程度的结合。例如,研究者可以分别开展质性和定量的研究,直到解释和报告部分才合并两类资料和结果;也可以从发现研究问题一直到资料的收集、分析到结果的解释各个步骤都整合地运用两种研究方法。 教育现象是一个整体,它不仅作为客体而存在,也是价值的选择、实现等主体活动的过程与结果。因此,在研究过程中,研究主体的前见、研究客体与研究背景三者之间应建立相互渗透关系,不仅不能将主客二分、事实与价值进行彻底分离,更要立足于既定事实,从事实中抽象出一般特征,并洞察事实背后的意义和根源,从而超越既定的经验,获得对教育现象的整体认识。正是在这个意义上,Holmbeek等人认为,运用单一的资料收集方法和对单一来源的资料进行研究有一定的局限性,而多方法和多来源的资料则可以使研究者从不同角度解释结果。〔11〕 近年来,教育研究中质性与定量研究方法的整合似乎是一种研究趋势。一部分研究者尝试着对教育实验及其他经验性教育研究成果在量的方面进行反思和整合,如美国学者格拉斯(G. U. Class)提出了“元分析”(meta-analysis)①的概念和技术。另一部分研究者则意识到经典自然科学研究对象与教育研究对象在性质上的差异,不再像早期实证主义者那样要求对教育实验进行自然科学意义上的严格的变量控制。如坎贝尔(B. T. Campbell)和斯坦尼(T. C. Stanley)提出了准实验(quasi―experimentation)的概念和设计方法,在坚持用定量方法揭示教育现象间的因果联系的同时,兼顾教育现象不同于自然现象的特殊性质,不再要求严格地设控制组,强调研究的生态性,在真实的情境中对自然条件下的教育对象进行研究。此外,近几十年来在西方发展起来的适合复杂教育情境的一些多因素实验设计、因素分析、结构方程建模等新方法也反映了定量研究在方法上的改进和与质性方法结合的趋势。 其实,整个社会科学的研究本来就没有也不应该存在某一种单一和固定的方法,任何研究方法的选择都要视研究的目的、条件与研究者的构思、设计随时调整、整合。
科学技术史论文:洋务运动时期科学技术发展的历史作用 摘 要 洋务运动时期,开启了西学东渐的大门,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对巩固清政府的统治有一定的促进作用。本文就科学技术在中国的表现,洋务运动时期学习西方科学技术的方式,学习科学技术的进步意义等方面进行论述,进一步揭示科学技术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 关键词 洋务运动 发展 科学技术 洋务运动时期,西方科学技术的传入对当时清政府的社会、政治、经济发展起了重要作用。本文从科学技术与近代中国社会观念的进步、新式人才的培养、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近代物质文明的发展等方面进行一定的探讨,试图从科技角度对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进步关系的上分析与综合。 1“科学主义”在中国的最初表现 科学主义思想源自启蒙主义,成于实证主义。17世纪F.培根的名言“知识就是力量”成为后世科学主义者一个常用的口号,其中“知识”被理解为科学。牛顿理论使人看到了科学在阐释世界方面的理性力量,宗教对自然的阐释逐渐让位于科学,使得科学获得了宗教的部分神性。科学逐渐被认为反映了自然的本质规律,是绝对正确的客观真理,自然而然地成为最高的判断标准。 中国的科学技术是20世纪初随着现代科学的大规模进入而建立起来的。严复第一个把西方社会的先进性归因于“科学”和“民主”,把科学从“术”的地位升为“道”。科学意味着理性、文明、进步和效率,它不仅是一种外在的善,而且具有一种内在的美。因此,科学既是知识合理性的评判标准,又是知识合法性的衡量尺度,惟有进入科学领域,知识才具有合理性并获得存在的合法性。文学、艺术、宗教等人文知识因为不具备科学的特征而被排斥在外。实际上,科学主义要求科学具有话语霸权,这就意味着科学所体现出来的功利主义与人们对终极价值的追求产生了难以填补的隔阂。 中国文化素来有重形上而轻形下、重道轻器、重理论轻实用的传统。1840年以来,由于在只讲功利不讲道义的战争中失败,中国人感到有引进西方科技的必要,可是这种引进完全是出于“中体”层面的,仍然大谈伦理名教,甚至说出“外洋以富为富,中国以不贪得为富;外洋以强为强,中国以不好胜为强”的昏话;与之同时,在“西用”层面上,却大造枪炮,大办洋务,试图“师夷长技以制夷”。这种文化内双重取向之间的冲突越来越明显,而且互相挚肘,导致了严重的内耗。最终伦理名教只剩下了一个空壳,而师夷长技也只学了些皮毛。 2学习西方科学的主要方式 2.1开设学堂,培养外事人才 鸦片战争后,开放口岸成倍增加,外国公使允许驻京,各通商口岸设领事馆,外事事务增多,急需翻译人才。江南制造局、福州船政局和天津机器局等几个大型局厂,开设有学堂,聘请洋教习传授知识技能,培养了一批现代化业的管理人才和科技人才。1862 年设立同文馆培养了一批翻译人才。恭亲王奕 、李鸿章奏请成立语言文字关培养翻译人才。1862 年,京师同文馆设立。设有英文馆、俄文馆、法文馆、德文馆、日文馆,聘请外国人任教习。同时,又增设了天文、算学、物理、化学、医学、外国史地等课程。 2.2派遣留学生出国学习 在容闳的奔走下,1872-1875 年,选拔 120名留美幼童赴美学习,虽然这批留美幼童由于顽固派的阻挠提前回国,未完成预定的留学计划。但是,他们中涌现了一批现代著名人物,成为现代化的实用人才,如修筑京张铁路的詹天佑。 1877 年清政府又派出赴欧留学人员,1881 年派出第二批赴欧留学人员,1885 年派出第三批。19 世纪末培养了一批不同于封建士大夫知识结构的翻译人才、外交人才、科技人才达千人以上,成为现代化建设的骨干力量。 2.3建立各类新式学校二三十所 这些学校有专门的军事学校和工艺学校,如上海电报学堂、天津武备学堂、广东水师学堂、天津军工学堂等一批专门化的学校。洋务运动前传统士子以八股选拔人才,但在西学的冲击下,学习实用的技艺逐渐受到重视。 3洋务运动时科学技术的进步意义 (1)培养了现代化企业管理人才和科技人才。如经办福州船厂的丁日昌,经办汉阳铁厂的徐华封,原是江南制造局的局员。福州船政局、江南制造局及天津机器局等几个大型军工企业还附设各类学堂,聘请外籍教员讲授数学、物理、化学、英文、法文等课程,培养了一批科技、外交、工程人才。同洋匠跟班实习,培养一批掌握现代技术的工人。译书馆翻译出版的各类书籍史地、社科、军事工程、科技类推广西方的先进知识,开阔眼界极为重要。 (2)促进了现代民用工业形成与发展。一方面,军事企业所需的原料单靠进口成本过高,需要建立民用企业由本国生产满足需求。另一方面缓解政府资金的不足,这两点刺激了民用企业的产生。“1872 年设立的上海轮船招商局;1877年设于滦州的开平矿务局;1887年设立的漠河金矿;1882年设立的上海机器织布局;1889年设立的湖北织布官局。 (3)兴办中国第一批现代化军事企业和民用工业,为中国现代化奠定了物质基础,使中国跨出了现代化的第一步。如 1866年闽浙总督左宗棠创办福州船政局,开始聘请法国人为监督,引进国外技术,建造船只,后来自行设计制造,到甲午战前,完成自主设计制造轮船 19艘。1867年三江通商大臣重厚创办天津机器局,后由李鸿章接手,自主设计的机器占了很大的比例。此外,各省督抚自筹经费创办的中小型的军火工厂从模仿洋枪洋炮到自己生产制造。 科学技术史论文:机械传动科学技术的发展历史及其研究 摘要:机械系统中的传动有三种,分别是机械传动、流体传动和电传动,其中接卸传动具有精度高、响应快、传动效率高等优点,人们的生产生活中应用到的机械传动有很多,机械传动在生产生活中占有主导地位。本文对机械传动系统研究的重要性进行了简要分析,并概括总结了机械传动科学技术的发展历史和机械传动科学技术的研究。 关键词:机械传动;科学技术;发展历史。 一、机械传动系统研究的重要性 在机械系统中工作机、原动机和传动机是其三大基本组成部分,机械系统的原动机为机械系统的运动提供了基本的动力,工作机是机械的具体功能执行系统,机械功能的种类有很多,这就使得工作机的结构形式和运动方式存在一定的差异。原动机的运动具有单一性和简单性特征,工作机的运动具有多样性和复杂性特征,二者之间存在矛盾,因此,在机械系统工作的过程中需要使用传动机将原动机的运动和动力大小、方向进行转换,将其传递给工作机,使得工作机能够正常运转。在机械系统中的原动机运动和动力输出无法满足工作机的工作要求时,就必须将传动机应用到其中。随着科技的快速发展,机械系统开始朝着高速、高效、精密、多功能的方向发展,因此,人们的生产生活中对传动机的功能要求越来越高,机械系统的工作性能、能源消耗和振动噪声大多取决与机械传动系统的性能,因此对机械传动系统进行细致的研究是十分必要的。 二、机械传动科学技术的发展历史 机械传动是机械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机械诞生的同时就已经出现了机械传动。早在中国古代,指南车这种早期的机械就安装有累死齿轮传动的装置。14世纪,时钟的发明促进了齿轮传动的发展,人们开始研究金属齿轮传动,并在排水装置中采用大型机械传动系统,将风力机械传动装置用于工厂生产中,推动了制造业的迅速发展。18世纪初最早的蒸汽机诞生了,被运用到矿井排水、铁路机车和加工机械中,这就意味着机械传动的需求在极大程度上得到提升,此时,以水能为动力的机械传动系统在纺织和冶金工业中得到广泛应用。19世纪末,电动机和内燃机诞生,这些原动机的产生促进了机械传动的发展,并使机械传动在船舶、制造厂、发电站和铁路机车中得到广泛应用,但是交通和工业的发展对机械传动的需求也逐渐提升,实现机械传动的可靠性成为机械工业发展的主要目标。20世纪初期,摆线齿形和渐开线齿形的齿轮传动诞生了,这些齿轮传动在船舶、铁路机车中得到应用,且对齿形机械传动的精度要求越来越高,齿轮传动设计开始受到重视和关注。20世纪40年代,渐开线和非渐开线齿轮传动的齿形计算方法得以问世,多采用几何学分析方法对其进行计算。20世纪50年代,在大量机械传动试验研究的基础上,齿轮传动设计更加精细,齿轮传动设计要充分考虑齿轮表面的接触强度、弯曲强度和荷载,并将其应用到汽轮发电机传动系统的设计中,有效提高其承载能力。20世纪60年代,机械传动被应用到宇航技术发展中,火箭推注系统对机械传动装置的要求很高,要求其具有体积小但、承载能力大的有点,从宇航飞船安全性角度出发,对宇航机械装置的可靠性要求也更高,细致研究宇航飞船中的机械传动装置和传动装置材料性能,才能确保机械传动装置在宇航技术中应用良好。20世纪70年代,机械传动研究中的空间啮合理论研究成为研究的热点,这些研究成果被应用到新型传动装置的开发中,这在极大程度上推动了机械传动的科学发展步伐。在不同工作条件下,使用齿轮润滑油等添加剂能有效提高机械传动的使用性能,并延长其使用寿命。20世纪80年代,空间啮合理论的研究已经取得了相当可观的成果,空间啮合理论的研究已经达到了很高的水平,空间啮合齿轮受载接触分析方法诞生出来,在应力分析中得到广泛应用。此时,航空、船舶工业中的机械传动振动噪声问题成为人们关注的重点,在机械传动设计的过程中以减振降噪为主要目的,航空、船舶机械齿轮传动材料质量的控制更加严格,成本低、重量轻且润滑性能良好的非金属材料被运用到齿轮传动系统生产中。20世纪90年代,以齿轮传动和带传动为主的力学机械传动成为业界研究的热点,研究的主要目的是减振降噪,对多种类型的齿轮传动系统进行拓展研究。 三、机械传动科学技术的研究 21世纪时科技信息高速发展的时代,先进的信息技术、能源技术、环境保护技术、新材料技术和制造技术成为科技发展的重要技术手段,这些科学研究成果和先进的技术手段成为机械传动科学技术发展的基础。 1.机械传动具有信息化和智能化特征 目前,我国的机械传动呈现出信息化和智能化特征,机械传动研究中要将先进的计算机信息技术、控制技术和机械传动技术有效的结合起来,根据机械系统中原动机和工作机效率特征、功能要求的基本特征,使用计算机技术实现机械传动的智能控制,并对机械传动功率和速比进行实时控制,实现原动机和工作机的最佳匹配和有效协调,才能使得现代化机械装备呈现出自动化、信息化和智能化特征,例如,汽车生产中广泛应用到机械传动理论,并将机械传动的信息化和智能化应用在汽车自动变速传动中。 2.机械传动动力系统具有节能和环保作用 机械传动动力系统的节能和环保既包括传动系统本身的节能环保作用,还包括机械系统中原动机和工作机的节能和环保,在机械传动系统节能环保设计上,使用无污染的润滑剂能有效避免环境污染,并对以行星传动为代表的分流传动进行研究,使用功率流程设计方法实现机械传动系统的分流传动功率流的均载和协调。机械传动系统设计中,充分考虑原动机和工作机的节能和环保作用,根据原动机和工作机的功率和速度对传动系统进行合理设计,使原动机和工作机实现最佳匹配效果,确保原动机拥有最高效率的同时排放的污染物最少。例如在汽车生产中采用多档变速和无级变速实现汽车发动机工作的有效调节,将自动离合器和变速器构成的动力装置结合起来,确保汽车在行驶中达到节能减排的目的。混合动力汽车具有良好的节能环保功能,汽车的混合驱动系统使得汽车的使用性能更佳。 3.材料科学技术与机械传动的有效结合 21世纪的机械传动系统将材料科学应用到其中,促进科学技术的发展。随着新材料的研发,各种新材料在机械传动中的应用得到促进,在极大程度上实现了机械传动科学技术的发展和性能提高。梯度材料、高分子聚合物、智能材料等对机械传动的性能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由表至里呈梯度变化的材料就是梯度材料,由于该类材料由表至里的变化很有规律,因此特别适合用作机械传动零件。高分子聚合物具有良好的耐磨损和润滑性能,在机械传动中的应用较广,塑料齿轮被广泛应用到办公设备中,并且在使用的过程中无需任何润滑介质。随着高分子聚合物复合材料种类的增多,其性能也得到提升。智能材料是通过信息技术来控制的,能有效改变其服役性能,实现机械结构智能可控性的材料。采用智能材料制作机械传动装置,能通过智能材料适时控制实现机械传动系统减振降噪的目的。 总结 通过对机械传动科学技术的发展历史和研究的分析可知,机械传动是机械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机械传动科学技术的发展和人们的生产生活水平具有十分密切的关系。21世纪是科技信息高速发展的时代,各领域都应用到机械传动科学技术,将先进的新机技术、能源技术、环保技术和新材料技术应用到机械传动领域中,才能促进机械传动科学技术的可持续发展。 科学技术史论文:浅论科学技术史与历史科学之间的关系 摘要:本文首先简要分析了科学技术史与历史学的含义及学科特点,在此基础上重点、详细论述了科学技术史与历史科学之间的关系。 关键词:科学技术史;历史科学;关系 广义的历史是所有人的生活历程。科学探索和技术创造活动是人类生活的一个重要方面。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技术和科学的产生才使人类的生活和其它动物的生活产生了质的区别。技术的历史反映着人类生存和发展状况的变化轨迹;科学的历史同人类精神、思想和世界观的进步密切相关。因而,科学技术史是人类历史的一个重要部分。自然科学史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兴起较晚。但是,由于科学理性的巨大力量和科学技术发展对人类社会前进的深刻影响,科学技术史研究逐渐成为人类文化史、社会发展史中特别引人注目的内容。 一、科学技术史与历史科学内涵 1、科学技术史的含义 科学技术史是关于科学技术产生、发展及其规律的科学。科学技术史既要研究科学技术内在的逻辑联系及其发展规律,又要探讨科学技术与整个社会中各种因素的相互联系与相互制约的辩证关系。因此,科学技术史既不是一般的自然科学,也不同于一般的社会历史学。它是横跨于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之间的一门综合性学科。 2、历史科学的含义 关于历史学的定义可谓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但是国内更多专家学者倾向于作如下定义:历史学是一门整合型的社会科学,是历史研究主体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所提供的一般规律指导下,运用一定的思维认识方式和手段,在与历史客体发生互动作用的过程中,通过对历史客体的分析研究,以理解其特殊规律和特点的一种精神生产实践及其创造出来的产品――历史知识。 二、科学技术史与历史科学之间的关系 科学技术本质上是一种历史科学,它描述的科学和技术从生产到发展的史实,是自然科学与应用科学的历史。它是历史学领域中发展较晚、具有特殊性质的一个分支,是一门位于自然科学、技术科学与社会科学交叉接壤位置的边缘学科。美国著名科学史家萨顿曾经指出,历史学发展中最早的领域是政治史、军事史,以后才是经济史,最后才是文化史。在文化的历史研究中,宗教是最早出现的,然后是艺术史,出现最晚的则是对科学的历史研究。出现这样的研究顺序是很正常的。这是因为为系统的观察、实验与严密的逻辑体系相结合的近代科学产生于文艺复兴运动之后的17世纪。在这之前,历史的其他分支早已有人进行了认真地研究了。经过18世纪英国产业革命的技术机械化、19世纪欧美国家实现的技术科学化和科学理论化之后,从经济在市场竞争和科学技术的带动下获得飞速发展的史实中,人们逐渐认识到科学、技术对社会发展的深刻影响。马克思、恩格斯正是通过对资本主义和对科学技术历史的考察,才明确提出: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是最高意义上的革命力量。马克思、恩格斯的这一科学论断,又经历了20世纪社会实践的检验,人们进一步认识到科学技术作为生产力的构成要素日益发挥了关键能动的作用。正是这种日渐深化的认识,科学技术的历史研究在历史学中的重要地位才逐渐被置于它应有的位置。 任何科学的见解被人们所理解、认同都会有个过程。科学技术史地位的上述变迁也不是一下子就被众多人所接受的。美国科学史家、《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的作者库恩在1971年不无遗憾地说:“尽管历史学家一般口头上都承认,在过去400年中,科学在西方文化的发展中起了重要作用;但是对于多数历史学家来说,科学史依然是他们学科之外的领域。在许多场合,也许在大多数情况下,这种把科学史拒之门外的做法,看不出明显的害处,因为科学的发展对于西方近代史的许多主要问题似乎没有多大关系。但是一个历史学家,如果要深人考察历史发展的社会背景,或者要讨论价值观念、人生态度和思想意识的变迁的话,那他就必须涉足到科学史。 ”那种历史学家将科学史拒之于门外,造成科学史与历史科学相分离的现象,在中国也同样明显存在。在著作中,在课堂上,历史学学者和教师不自觉或有意地回避科学史的内容,至今仍是显而易见的。 历史学家之所以拒科学史于门外的原因很多,主要可以归纳为: 第一,研究对象不同。科学技术史的研究由于以科学技术和从事科学技术研究的人为主要对象,所以它不同一般的历史研究,它的许多特点都与科学技术研究的本身取向有直接联系。历史学家首先注意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科学史则是研究人与自然的关系,研究人类认识自然、适应自然、利用自然和改造自然的历史。其实,历史学研究的深人,要求历史学家的视野从战争、政治和帝王将相的范围内跳出去,向文学、艺术、宗教、经济等领域延伸,把文化和思想的发展也包括进去。这种新的历史观就必然会促进历史学的发展。当然,科学史的发展也是其中。科学史的发展不仅从内容上是对历史学的重要补充,而且它将人们的历史观从人与人的关系扩展到人与自然、人类在自然界的地位和能动作用等更广阔的领域。 第二,研究内容的差异。由于研究对象的不同,科学史家常需阅读的是一些科学著作,这些科学著作则往往专业语言很强,对于多数只是在中学阶段接触过自然科学的历史学家来说就很难看懂。不要说属 于近代科学的牛顿、欧拉、拉格朗日、道尔顿、麦克斯韦、玻耳兹曼、爱因斯坦、普朗克的著作,历史学家难看懂,就是中国二十四史中“天文志”和“律历志”等,一些历史学家也是望而生畏。这种知识结构上的差异,使一些历史学家有意或无意地回避科学史的课题。这样一代传一代,造成一些历史学家对科学史愈来愈生疏。应该看到,个别有远见卓识的历史学家已认识到这种缺陷,他们正在大力倡导 历史学的教学应加强科学史的内容,同时主张在历史教学 中开设科学史的课程,有的还身体力行地学习科学和开展有关科学史专题的研究。事实上,科学技术史,从它的内容来看,从事自然科学、技术研究的学者较熟悉;若从研究的对象和范畴来看,他更倾向于社会科学。但是无论是自然科学、技术科学的学者,还是社会科学的学者,研究科学技术史都有自己的某种局限,这正是科学技术史作为边缘学科的一个特点。科学技术史不是简单的科学和技术事件的罗列,它的研究应该深人到科学发展的过程,揭示其发展的源泉、动力和一般模式,还要从其发展的外部制约条件来探讨支配科学活动和科学研究行为的一般机制,即它不仅展现各门自然科学和技术本身的逻辑发展,揭示了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同时也还表述了科学技术的变革或革命对经济、政治、军事以及社会制度的重要影响,以及后者对前者的强大的反作用力。基于这种认识,上述前一部分内容通常被视为科学史的内史,后一部分内容则被称为科学史的外史。这两部分内容的研究和陈述,对于科学技术史的著述同样都是重要的。从科学技术史研究的动态来看,科学技术史研究的最初成果大都属于内史的范畴,而发展至今,似乎外史的课题日愈受到重视。 总之,科学技术史与历史科学都是一门综合性学科,都具有多学科交差等特点,两者之间既密切联系不可分割,又各具特点,不能混为一谈。(作者单位:中共湖南省委党校) 科学技术史论文:机械传动科学技术的发展历史与进展探讨 【摘要】在机械方面,主要包括三个部分,分别是原动力,传动和执行系统,三者是环环相扣紧密相连,原动力系统结构较为简单,主要负责给机械的运转提供相应的动力,相反执行系统种类就比较多。而我们通常所说的传动系统就是一种结合起来的系统,它既起到输出动力的作用,也起到执行的作用。传动系统在当今机械的发展中尤为重要,其优劣也是衡量一台机械好坏的重要指标,一个好的传动系统不仅意味着高效性,并且还具有多功能性和使用寿命长等优点,所以传动系统的优化和发展一直是当今机械领域的热点课题,本文针对机械传动系统的发展历程和前进方向作了相关的介绍和探讨。 【关键词】机械制造;传动系统;机械传动 1 机械传动的种类及起源1 当今机械的传动方式主要有以下几种,带传动、链传动、曲柄连杆传动、齿轮传动等。当然随着科技的不断发展,也有很多新兴技术应用在传动方面,使得传动系统的局限性变小,传动系统的发展所涉及的领域也会相应的扩宽,难度也就会相应的增加。但不管怎样,机械传动仍然是当今机械传动领域的主流,一个的传动系统的好坏直接决定了机器的优良与否。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进行,邓小平同志强调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使得我国各行业技术领域有了飞跃式的发展,尤其是最近这三十年,机械传动技术更是得到了日新月异的发展,当然机械传动技术的发展是与机械本身的发展离不开的,两者相辅相成,相互推进,传动技术的发展对于当今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能够帮助我们解决生产过程中的很多问题,使我们的生产力得到飞速的发展。在古代,我国是世界上生产力最强的国家,最主要的原因是我们的农业文明发达,能够运用很多的机械原理去服务人们的生产和生活,现在想想觉得祖先们的智慧真是令人叹服啊,他们所发明的齿轮结构,在指南车方面的应用极大的提高了当时人们的生产效率,指南车更是在20世纪中期在美国进行展览。早至战国时期,齿轮已然诞生,但将齿轮运用于实际生产却花费了几百年的时间,在此期间人们也在不断地探索,直至宋代人们才发明了指南车,不过对于这一说法目前尚有争议。 2 机械传动的发展历程 据史料记载,机械传动的产生大致可以追溯到三千年以前。很早以前在罗马时代,人们用水力驱动齿轮来碾磨稻谷,使得传动首先出现。最难得的是瑞典人率先发明了斜齿轮技术,虽然只是用石头做的一点斜齿轮的样子,但却是传动发展史的一个伟大的进步。 到了14世纪,时钟被人们发明了出来,始终是起到计时的作用,因此时钟的机械设计要求就需要更加精准,这就使得时钟内部的零部件必须很精细,而这些零部件很多都是齿轮或与齿轮相关的结构,而最开始出现的木齿轮显然已经不能满足人们的要求,于是即有人开始研究能否用金属来制作齿轮,使得齿轮既能够满足精度要求,又不至于体积过大。到了18世纪的初期,人们发明了蒸汽机,而这一发明使得英国的工业革命迅速展开,蒸汽机也被广泛运用于个各行各业,英国的生产力大大提高,经济更是迅猛发展,一跃成为世界第一大国,自称为日不落帝国,由此可见机械传动的进步对于推进一个国家发展的重要性。蒸汽机其实也是由机械传动系统构成的,由于蒸汽机的动能更大,所以机器内部零部件的冲击力也会变大,而齿轮这种结构在较大冲击力情况下会损坏,这就使得高精度和高强度的金属齿轮的诞生迫在眉睫。 到了19世纪末期,电动机开始出现,随之出现的还有内燃机,这又是机械传动发展史上的一个伟大进步。紧接着在20世纪初期,更加先进的摆线齿轮和渐开线齿轮也开始出现。1940年左右,齿轮形状的设计和计算也得到了飞跃的发展。到了20世纪60年代,航天技术也在飞速发展,人们不仅在争夺地球上的空间,对于宇宙的争夺也是如火如荼,航天技术对齿轮的精度要求更高,因此齿轮精度在你这一时期也得到了飞速的发展。到了20世纪90年代,齿轮被广泛运用于各行各业,基本上所有机器都依赖于齿轮的传动,因此齿轮的故障诊断和排查监控显得尤为重要,人们根据传动系统的力学原理,开发出了相应的排查故障的方法。 3 机械传动的发展新方向 在传统的机械传动发展史上,机械传动的优化往往只会在宏观上对齿轮的形状,大小,表面粗糙度,平面度等等参数进行设计和调整,而随着现代科技在围观领域的发展,高新技术材料如纳米材料、陶瓷材料等也在高精密的卫星中得到使用,材料其实对于机械的发展也是至关重要的,材料的性能好坏也直接能决定机械传动性能的好坏,由于不同的材料性能各异,因此机械传动也因为材料的突破而有了更加长远的发展,机械的发展离不开材料科学的发展,而材料的发展也依赖于机械的发展,未来机械传动的进步将不再依赖于系统的机械结构,更多的是取决于机械传动系统的材料,因此不断探寻能够优化传动系统的材料将会是机械传动未来发展的主题。 机械作业不一定是在那种常规的环境中,有时候被发送到真空的宇宙中,也可能作业在高重力的深海中,以及腐蚀性的环境中,也有可能会工作在很强的电磁场中,像这类特殊的环境,我们的机械传动要保证不受影响,必须有与之相适应的传动系统,如果机械的传动系统不能满足机械使用环境的要求,那么不论这个机器多么精密高效,都将毫无意义。除此之外,微机械的重点研究对象也就是微型传动系统,由于微型传动系统体型很小,难免会使得其性能与普通的机械传动系统有所差别,如何在缩小机械零件体积的同时,使得机械的传动性能不受影响甚至更加优越,这需要我们更加深入的研究,因为体积减小意味着接触面积的减小,在散热,齿轮啮合以及传动等方面都需要仔细的探讨,不断研究和探索,设计出最合理的方案。 4 结语 21世纪是个科技迅猛发展的时代,尤其是信息能源技术和机械制造技术更加是突飞猛进,在很多方面都得到了充分的发展,但这显然还是不够的,我们必须清醒的认识到我们还是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的首要任务还是要大力发展生产力,而生产力的发展离不开工业和农业,而工农都需要有先进的机械设备来促进生产力和生产效率的提高,所以机械传动技术的发展仍然会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主题,我们不能满足于已经取得的成就,要以更加饱满的热情投入到机械制造的洪流中,促进机械传动科学技术的发展,当然,机械传动科技的发展不是我们一两个人能够推动的,还有赖于广大研究人员的进一步探索。 科学技术史论文:浅析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发展历史概貌 摘 要: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在世界科技发展史上有其重要历史地位。 关键词:古代科学技术;科学思想的发展 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在世界科技发展史上有其重要历史地位。它的发展从远浅析古时代原始积累,春秋战国奠定基础,两汉、宋元两次高潮,中经魏晋南北朝的充实提高和随唐五代的持续发展,至明万历以后虽比诸同时期的西方已经大为落后,但仍有缓慢进展,也出现了一系列集大成的著作,传统科学思想从高峰走向总结。 一、我国古代科学技术的发展,特别是科学思想的发展,既有连续性,又显示出阶段的特点 春秋战国时期可以说是我国古代科学技术的全面奠基时期,也是第一次大发展时代,其成就不仅赶上而且超过了早期科学技术最发达的古希腊。 春秋末期出现了块炼铁渗碳钢,战国时期又出现了白口铁处理技术,这些冶铁技术的发明,大大促进了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在农业方面形成了以精耕细作为主要内容的中国传统农业以都江堰、郑国渠两个大型灌溉工程的兴建为标志,展现出为农服务水利工程设施的空前发展。《考工记》是我国古代第一部工程技术知识的总汇。《墨经》中包含有关于力学、光学、声学、逻辑学以及对物质结构的猜测等科学成就,它不仅是我国第一部几何光学著作,而且在世界上也是领先的,比欧几里德几何光学要早百余年。 在数学、天文学与历法方面都有了广泛的发展与进步。在地学方面,人们的地理知识已从地理资料的积累,上升到进行某种形式的综合论述与区域对比。医学方面,以《黄帝内经》等著作为代表,构成了我国特有的医学体系的最初基础。 两汉时期是我国古代科学技术发展的又一高峰期,数学算术化是其特征。今天,由于计算机的出现,算术化倾向于现代数学中的作用已日渐显著,中国古代算术的思想与方法和现代计算机科学与技术正相融合。 历法已确立了我国后代历法体系、规范和基本内容的原始框架。《汉书、地理志》的出现,开拓了沿革地理研究的新领域。《神农本草经》是我国秦汉以来药物知识的总结,它为后世本草学奠定了基础;《伤寒杂病论》不仅确立了辩证论治的医疗原则,而且大为充实了中医药体系的内容。《汜胜之书》可以说是对农业知识的总结。 我国的科学技术自两汉而后,经魏晋南北朝的充实和提高,到隋唐五代技术发展,并呈现一股继续高涨的趋势。前者对中国古代科技的贡献,以刘徽与祖冲之的数学、裴秀地学、贾思勰的农学、王叔和、皇甫谧与陶宏景等的医药学、葛洪的化学等为标志;后者主要有李淳风、一行等的天文学、李淳风与王孝通的数学,孙思邈的医药学以及柳宗元、刘禹锡等人的天人论与宇宙观等。这种趋势困宋元时期经济发展、文化昌盛、理学形成、战争和其他需要而得到强化。 作为世界古代文明标志的指南针、火药和印刷术三大发明的出现或大规模使用均始于北宋,正是诸多尊敬的科技前辈先后在各方面的努力,不断将宋元时期的科学技术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 以宋元秦九韶、李冶、杨辉、朱世杰数学四大家为代表,使宋元数学在中国古代以筹算为主要计算工具的传统数学的发展达到登峰造极的阶段。大规模的恒星观测,各种天文观测仪器的研制成功把我国古代天文学推向它的发展高峰。沈括在磁学方面的成就在当时是处于世界领先水平的。金元时期的四大医学学派和相应的医学流派使中国医药学得到全面发展。宋代动植物志、谱录的大量出现并形成出书高潮,和宋景《欧希范五脏图》、所显示的解剖学上的发展,应该说这时的生物学也是成就不小的。在这一时期,地学方面的成就也很突出。杜绾著《云林石谱》的出现,反映了矿物学在宋代已较前有了很大进展。 二、经验性、描述性、实用性与本土化是我国古代科学技术的一个突出特点 我国古代科学技术特点是在封建社会初创的秦汉时期形成的,从建立与巩固新的封建秩序出发,要求科学技术直接为发展生产服务就成为必然的事,因此它更多地具有实用性的色彩。 同时,由于在延续2000多年的中国封建社会中,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一直是社会生产的基础与主体,它对科学技术能提供的经验往往是片断而零星的,不可能有其系统性,这样,在这个基础上进行的科学抽象当然多数也就只能是经验性的;同时在这样的社会生产条件下,为科学实验与观测所提供的仪器设备,总的讲也必然是既有限又简陋的,这就使人们对自然现象的观测受到限制,对其本质的揭示只能停留在描述阶段,或者在理论上给予某些定性的说明,或者作出些天才的猜测。而这种情况,与着眼于实用要求,特别关注工艺技巧与可操作性是密切相关的。 三、与农业关系密切的学科更多地得到发展是我国古代科学技术的又一特征 由于我国古代的封建经济主要是农业经济,国家又采取重农抑商的政策,因此,与农业关系密切的学科都得到较大的发展。 据不完全统计,2000多年来,我国的古代农书,包括现存和业已散失的,总共有376种,内容十分丰富。 科学技术史论文:试论科学技术史教学在高职教育中的意义 摘要:在高等院校中大力推行素质教育,为社会舆论普遍认可,而科学技术史教育又是积极推进素质教育的重要途径,本文着重论述了科学技术史教学在高职教育中的意义。 关键词:科学技术史 高职教育 意义 近年来,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就,也引起了人们的很多议论。诸如对高校合并的利弊、对大学圈地的是非、对招生制度的改革、对贫困学生的窘境,等等,社会上有各种不同的看法,众说纷纭。而在各种见仁见智的说法中,在高等院校中大力推行素质教育,得到了社会舆论的普遍认可。可见,积极推进素质教育,既符合当代社会教育发展规律,又是教育界人心之所向。因此,必须对素质教育在高等教育中的作用给予充分肯定,认真探索办好素质教育的各种途径。 一、科学技术史是沟通科学与人文的桥梁 素质教育包括多个方面,比如提高受教育者的政治素质、专业素质、文化素质、身体素质,等等,其中很重要的内容在于提倡人文教育与科学教育的结合,培养学生具有科学的理性思维方式、深刻的历史意识和高度的人文关怀。要实现这一点,开设相应课程是必不可少的。而在这些课程中,科学技术史不可或缺。 素质教育的优秀之一是人文教育和科学教育的结合,而科学技术史是实现这种结合的最佳桥梁。科学技术史立足于过去与未来、自然与社会、科学与技术的交叉点,是沟通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理想工具,是现行文理分科教育体制下联结文理学科的一座桥梁。是文科学生学习科学知识、了解科学精神的理想途径,是理工科学生培育历史意识、学习人文精神的优选课程。对于培养具有健全人格的人才来讲,科学技术史的重要性更是不容忽视。 但是,就中国高校而言,科学技术史的教育现状并不理想。其原因一方面在于缺乏相应的人才,另一方面就教学过程来说,如何把握科学史的内容,使之适合素质教育的需要,学者们因为多关注于自己的专业研究,很少有人对之作深入探究,因而显得缺乏相应的思路和理念。 科学技术史是一门古老而又年轻的学科。所谓古老,从某种意义上说,早在古代社会就有了其萌芽。古代社会的学者也探讨自然现象,他们在探讨自然现象时,不可避免地要对前人已有的工作进行梳理,这就是科学技术史的萌芽。而到了十八世纪,就已经出现了一批以各门学科为对象的专门史著作,这更标志着科学技术史的发展。但科学技术史作为一门学科,树立了自己的价值判断标准和研究目的,实现了建制化的要求,并且得到了社会的承认,则是二十世纪上半叶的事情,是经由比利时学者乔治・萨顿坚韧不拔的努力而得以实现的。从这一时间节点来看,科学技术史仍然是一门相当年轻的学科。 科学技术史成为独立学科后。首先在欧美国家得到发展,后来逐渐扩展到其他国家。中国的科学技术史事业,在民国时期已有李俨、钱宝琮、钱临照等前辈从事过开创性的研究工作。共和国成立后,首先在中国科学院成立了专门的科学技术史研究机构――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室,该研究室后来升格为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成为中国科学史研究的大本营。除此之外,在高校中也存在着少数科技史研究机构,如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自然科学史研究室、内蒙古师范大学科学史研究所等。这些研究机构的设立,标志着科学技术史学科的建制化在我国得到了初步的实现。 1999年3月,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系隆重成立,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科学史系,它的建立是科学史学科在中国建制化进程中的里程碑式的事件。嗣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技史与科技考古系、内蒙古师范大学科技史与科技管理系,以及别的高校中的科技史系也相继成立。这些,标志着中国高校中的科学史学科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在高校中大力发展科学技术史学科,是这一学科发展的当然选择。因为科学技术史的一项重要功能是其教育功能。科学技术史以历史上的科学为自己的研究对象,涉及范围极其广泛。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李志超教授曾经动情地说:“科学史是纵览古今,兼治文理,横参中外,汇通天人的大学科。”此殆非虚言。正是由于科学技术史学科的这一功能,它在帮助人们正确理解科学本身和认识应该如何正确应用科学方面具有其他学科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同时在对于沟通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这两种不同的文化、全面提高受教育者的素质、为营造和谐社会作出贡献方面的作用也是不可或缺的。高校是现代社会教育的制高点,具有如此重要教育功能的科学技术史学科,当然应该在高校中得到应有的发展。 二、作为素质教育内容的科学史课程在授课过程中应该把握的方方面面 科学技术史联结中外,纵贯古今,横跨文理,包罗万象,内容十分丰富,这既为教师的授课提供了丰富的素材,为教师在七尺讲台上的思想驰骋提供了足够的空间。又为教师高屋建瓴纵览全局深入浅出的讲解制造了障碍。内容的博大精深与课时的有限及学生学业的繁重构成了一对矛盾,这一矛盾如果解决不好,不但不能实现在素质教育中开设科学史课程的初衷,反而会把学生吓跑。因此,教师在讲授科学技术史课程的过程中,就必须下决心将一些东西不列入教学内容之中。惟有如此,才能突出主线,简明扼要。 科学技术史属于历史学的范畴,在授课时要充分体现这一点,把科学技术发展的历程揭示出来,以此培养学生的历史意识。历史意识是一种高级思想体验,只有具备历史意识的人,其知识结构才是健全的,才会用发展的眼光看问题,才会对人更加宽容、对事更易理解,才会在面对各种问题时,持更符合社会实际的态度寻找相应的答案。在培养学生的历史意识方面,科学技术史大有用武之地。科学不是用一个个概念串起来的,也不是用一堆堆成果堆积起来的,而是从活生生实践的历史中走出来的,是一个有机的整体。把科学发展的前因后果讲述出来。有助于学生形成科学的历史观。可是我们现有的科学技术史著作,特别是中国科学史著作,大多注重对细枝末节的考证,忽视了对宏观发展过程的把握;注重对具体科学史事件的研究,忽视了对隐藏在各种具体科学史事实后面的原因的探讨。缺乏对因果关系的探讨的著作,极容易误导学生的思维方式,使那些缺乏历史感的学生产生一种错觉,认为他们在其他课程中接触到的那些科学概念是先天就有的。或者是科学家造出来的,从而不知不觉地形成先验论的思想方法。既然已有的供学生参考的科学技术史著作已经包含了这样的不足,教师在授课过程中就应该注意这一点,设法通过自己的教学活动弥补这一缺陷。任何科学知识体系都有其历史的发展形成过程,好的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应该用最精练的语言表述这个过程。 在当今的时代,高度发达的科学技术成为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任何人文社科类学子都不能以“科盲”自居。而要对人文社科类大学生进行现代科技教育,弥补其因过早实行文理分科而导致的知识缺陷,科学技术史就应该是一门优先考虑的学习课程。对于理工科学生来 说,他们所拥有的科技知识,大都局限于其专业领域之内,因此对他们也同样存在着进行科普教育的问题。面对这种现实,在对学生进行科学技术史教育时,必须重视对重大科学技术史事件中所蕴含的具体科学知识的讲解。例如,我们在学习“开普勒的历史作用”时,不可能不涉及对太阳系天体运动状况的介绍,以及对开普勒行星运动三定律的阐释,这种介绍和阐释本身就是对学生进行的科学知识教育。同样,在讲授“量子力学”时,如果对量子力学所涉原理讲述不够,未能使学生充分把握,那么,要让学生懂得量子力学史,就是不可能的。因此,教师在授课过程中。必须注意对相关知识的讲授,使学生在接受科学技术史教育的同时,学到相关的自然科学方面的知识。学习科学技术史有助于加深人们对科学本身的理解,这是科学技术史教育多年经验的总结,已经为教育界所公认。作为一个科学技术史教育者,我们的任务是充分发挥科学技术史学科的这一功能,让它为传播和普及科学知识作出应有的贡献。 三、注重弘扬科学与人文精神 在讲授作为素质教育课程的科学技术史课程时,还要重视对科学精神的宣扬。科学界在发展科学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一些共识,例如从自然本身出发来解释自然的信念,不迷信、不盲从的理性批判意识,注重实验、讲求实证的实践精神,等等。这些,就是我们所说的科学精神。科学精神是科学的灵魂。有些人在日常生活中常常上伪科学的当,究其原因,不在于他们缺乏科学知识。而在于他们没有掌握科学精神。正因为如此,我们党和国家才一直在提倡大力弘扬科学精神。科学之所以能够有今天的历史地位,正是它一次又一次超越伪科学、超越迷信的结果。讲授科学的发展历程,可以使人们更清醒地认识这一点。 进行科学技术史教育,在整个教育过程中应该充满人文精神。科学技术活动处理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活动的主体是人,因此,要发展科学技术,科技工作者首先就要处理好人的关系。这些关系,就包含人文因素在内。所谓人文精神,主要体现在人能否正确对待自我,对待他人、社会和自然。这些因素既是科学能否发展的前提。更是人类社会肌体是否健康的关键。科学正是在自己的发展过程中,逐渐认识到了它们的重要性。科学技术史所记录的,就是这一过程。一部科学技术发展史,实际上就是一部人类不断完善自己、发展自己、提升自己,使自己从“自在”状态过渡到“自为”状态的历史。这正是人文精神的体现。作为素质教育的一部分的科学技术史教育,对此应该有充分的反映,以期使学生通过学习,能够在正确对待自己和他人,学会与人合作共事,对群体、社会和国家有责任感等方面有所提高。 四、高职院校尤其应引进科学技术史教育 关于高职院校实施人文教育的情况,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教育研究》杂志社主编高宝立同志曾于2007年对北京、河北、浙江、广东、山东、重庆、河南、吉林、安徽、江苏、陕西等省市所属的不同类型、不同专业的26所高等职业院校的987名教师、4035名学生进行问卷调查,并对有关高职院校的校(院)长进行访谈。调查表明,由于大部分高等职业院校办学时间短,学术底蕴不厚,加之当前在职业技术教育领域存在着技术主义和功利主义的价值取向,一些高等职业院校单纯注重学生操作技能的训练。片面强调专业技能的培养,仅仅满足于让学生获得从事某个职业所需的实际知识和技能,而对于培养学生独立人格、健全心理,以及较强的创新精神和社会适应能力的人文教育则重视不够,对学生的人文知识教育、人文精神培养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人文教育处于边缘状态。具体表现在:(1)人文教育未列入学校整体规划;(2)学生的人文素质有待提高;(3)高等职业院校人文教育不能满足学生的需求;(4)高职院校人文教育缺少职业特点;(5)教师的人文教育能力不高。为解决这些方方面面的问题,作者作了诸多探索,其中一条是:树立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相融合的办学理念。虽然作者只谈原则,未能给出具体的操作手段,但却引起了笔者强烈的共鸣。 大力加强科学技术史的学习是一个再合适不过的操作手段,高职院校尤其应引进科学技术史教育。 但考虑到高职院校的实际情况,除注意以上所述基本原则之外,还应注意以下两个方面。 1 对课堂讲授内容要有合理的偏重和进行合理的取舍。 科学技术史可讲授的内容非常多,而本课的课时数又肯定非常少。所以我们必须遵循“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原则,精选精讲,凡涉及的内容一定要讲深讲透,确实做到让学生领会要点,并能举一反三。 避免只讲授抽象的理论,通过讲授具体案例生动地展现科学技术史的发展历程。使学生在具体的人和事中学习科学知识、了解科学方法、领悟科学精神。注重在教学中结合本校或本人的学科与专业特点。让学生在学习一般的科学史知识的同时,了解本专业的历史渊源及发展方向,或更进一步体会学术研究的要领和规范。 2 建设结构合理的高素质的师资队伍。 高等职业院校要加强职业人文教育,关键在于提升教师的人文素质。可以说。高职院校教师队伍的人文素质发展程度与水平直接影响学校的人文教育质量与水平。因此,如何提高教师队伍的整体素质,特别是他们的人文素养,构建稳定而又内涵丰富的人文精神,应成为高等职业院校师资队伍建设的一个重要课题。 “双师型”教师是高职院校实施职业人文教育的骨干力量。为了更好地实施职业人文教育,发挥“双师型”教师的作用,在今后的“双师型”教师的培养中,有必要把人文素养及人文教育能力作为必要条件。同时,要加强教师职业人文素质的培训,改进教师的评价体系和办法,要求教师不仅具有较高的专业技术和动手实践能力,而且具有丰富的人文社会科学知识和素养,从而促进高职院校人文教育的开展。 科学技术史论文:欲望下的实用技能\科学技术与艺术审美的历史演进 摘要:本文以人类根身欲望即美的“欲望论”为基点论艺术审美的历史演进,艺术是人类意识在进变中所产生的能动性于结晶品所达到的一种意义和水平。所以,从原始自然心理烁石选择是艺术的萌芽,石器的加工是艺术的开始;身饰、巫术是艺术的形成,阶级社会下的“社会结构”的创建是从简单心理到社会性审美意识的结果,而“社会结构”下的情于物、情于理的审美演化,又是人类艺术结果的必然。 关键词:社会物象;实用艺术;艺术技巧 人类从原始自然心理烁石选择是艺术的萌芽,石器的加工是艺术的开始;身饰、巫术是艺术的形成,阶级社会下的“社会结构”的创建是从简单心理到社会性审美意识的结果,而“社会结构”下的情于物、情于理的审美演化,又是人类艺术结果的必然。这一点上正如美国的杜威“艺术论”所说:“艺术也就是人能够有意识地去重建(restoring)这种能力的一个生动而具体的证明,把感觉、需求、冲动和生物的行为特征结合成整体并达到一种意义的水平”。[1]虽然杜威以“经验”角度论美学艺术,把艺术分为“审美艺术”和“实用艺术”。然而从他的意识欲动下的“意义”和“水平”的理路看艺术,艺术在历史演进中是于生活实用中的技能`技巧`科学技术,在逐步演化中而被具体的运用。在这一过程中,既有社会性物象于“艺术演进过程”;又有能动意识于“过程”彼此促变而随欲而进,既有源头又有发展,从而使艺术组合形式于社会结构而不断地彼此创变。 所谓的技巧是人类与自然、社会长期运作中逐渐积累起来,并反复地被运用于实际作工的经验。从被能动地创变为做工的程序、具体操作方式而形成于技巧。人类的技巧首先来源原始工具的使用。例如从砾石的选用的原始比较心理的技巧,到石器的一步步进化;从砍砸器、刮削器、尖状器,原始的无知心理也逐渐进变为感知心理。在工具制做过程的能动心理的“打制”到“压制”、“琢制”、“磨制”、“钻制”、“火制”等系列技巧的形成,技术也随之形成。所以技术是在技巧不断地作工而形成的一定的规范、规则、和程序。然而从技巧到技术中已蕴含着艺术组合的能动心理,其运作的指向首先是欲之驱动为自然性的实用满足,从而动力人的意识层的能动性。能动又促进技巧、技术的向前发展,使艺术由低向高逐渐形成。例如当一件工具被做工后给人以实用,那么将会促动新的做工技巧的探索,在探索过程又进行新的艺术思维组合,使之技术不断地向前发展。同时也创变人类意识,使技巧、技术在进变中逐渐走向科学。随着意识能动地艺术组合于人类的技巧与科学,科学也开始由单一的物之实用向意识层中进变向多项发展;在物与思互促过程,科学也由低级走向高级。 科学是人类与社会、自然关系运作中形成的具体分门别类的知识体系。它是由经验的技巧、技术的不断创变而形成的内领域的总体规范、规则,是意识体能动艺术组合的高级标志。它以规范、规则的理论系统,即所谓逻辑性形式表现意识体。而在运作中却是以“社会结构”不断创变而变化发展,以新视象的偶然、突出性所激发的冲动与情力交替一同运作于它的逻辑性的艺术组合。从砾石的选用到旧石器、新石器,在此过程的技巧、技术不断运作形成了雏形的科学程序,如陶器制成。因为偶然火的利用,发现泥土等物质改变了自已原有的性质,其实用性和外表光洁的新奇感,冲动着心理能动地再组合这一现象。使技巧编顺为技术再用于实践作工。经过这种不断的反创,使陶器制造形成了规范的作工体系,使陶器由简一使用到多色彩多形状的观赏审美。在这一过程中,已形成了雏形科学程序。如线条如何对称与比例,色彩如何鲜明、光洁,这就需要有一定的技巧、技术的理论系统来指导艺术组合。这一过程,即随心里到意识层发展,承习于物与思的技巧、技术的经验;再从独立的思规指向于实践作工。然而这一作工的具体性,正如乔治.卢卡契以“观念性”同理的词语解释的比较清楚:“这样的同质的、同质化的本质正是集中在赋予所有塑造的对象一种‘观念性’。这种‘观念性’表现为有关对象的感性可识别性,即把视觉丰满的印象简化为最节省的笔触,(技巧与技术过程)并由各种自然环境中抽取出来。”[2]从“视觉”到“笔触”,从“具体”到“自然”表现出艺术组合的逐渐发展过程,并蕴孕着科学的艺术形态。 虽然本文以以石器到陶器的技巧与技术的发展为例证,来简述科学的形成,但并不等于说科学就局限于某一领域。技巧、技术、科学同“情之力动”“艺术”一样随欲生成发展,随意识体的能动性的的不断创进而具体表现。所以意识体下的艺术同人类社会是同步发展的,例如在一个时代、同一个社会形态的个体拥有着相同的社会性意识体,一切行于它的指向。虽然人类在特殊历史时期,在不同的情之力动下有着不同的表达的领域,但艺术表现的内在显现,却是基于特殊历史时期社会性相同的意识体。例如文艺复兴时期的达•芬奇,他既是杰出的画家、学者,又是数学家、力学家和工程师。他不但创作出《蒙娜丽莎》《最后的晚餐》等著名绘画作品,并与其中显现出特殊历史时期社会性相同的意识体,即人文精神。但同时也表现出起个体还能精通工程科学技术,担任过建筑师、军事工程师和桥梁设计师。同样,文艺复兴时期另一位杰出的意大利画家拉斐尔也是如此,他不但创作出了《西斯廷圣母》等举世闻名的给画作品,还担任建筑师,完成了罗马彼得大教堂的建筑工程。还有阿尔勃莱希特•丢勒,他是画`钢板雕刻家、建筑师,此外还发明了一种筑城学体系。他们既是艺术家,并于艺术内中既能显现出“共同的意识体”;同时又是科学家,在他们两种不同表现中却能基于同一个意识体下的艺术组合,在“同一体”中,又以不同的方式展示出不同的特征。 不仅如此,从实用艺术到纯艺术,既有彼此的联系更是有着历史演化过程。审美价值的实用性与纯艺术审美性,是逐步由于审美来源于人类根身欲的创变结果。从生物性本能的需求,到原始心理实用与审美的满足。这一过程本身就是人类在承习中发展实用与审美。由原始的生物的需求促发人的心里发展,创变为实用;实用又 从低级向高的实用性的享受,在享受思维运作中,就是审美价值的形成。然而在发展过程中不能只承习实用没有审美,追求实用是为了享受,享受的心里本身就是审美后的感受。 人类的审美源于根身欲望进变过程,如从烁石、石器、陶器,乃至当今电脑,无不表现出审美的历史演进过程。正因为如此,人类经过反复进变于意识,实用与审美交织于人类新欲的驱动,去探索新的审美价值的感受。例如,工业艺术,农业艺术,自然艺术无不是艺术组合下的“现象”。当然这种艺术组合是所指于达到一定水准和意义即审美价值,而不是某一生产过程的原始土块。粪堆之类的物质材料的堆切。然而,这种审美价值,有区别于艺术作品的审美。如实用艺术是以实用、美观来满足人们的需求,二者是结为一体的。如果单纯实用不称其艺术,单纯为艺术观赏也不是实用艺术。既使是原古的艺术也不仅仅是实用,如从“身饰”“纹身”到工具的精细制做,本身就含有审美的价值。如“身饰”既可除妖避斜,又有审美作用。正如普列汉诺夫所说:“狩猎最初是为了吃肉,用来作为装饰的羽毛,野兽的皮肤,脊骨,牙齿和脚爪等等,是不能够吃的。或是不能够用来满足其他需要的,但是这部分可以作为他的力量,勇气或灵巧的证明和标记。”[3]男人“身饰”是为了向女性展示力量,女人身饰是为了吸引男性的审美。陶器的制做,不仅实用同样也有着观赏的价值。 如工业艺术也是如此,从低级工具制造到现代化电脑;从古代建筑到当代的奇形多样的高楼大厦。一件件“物象”呈现于我们的感观,无不具有审美价值,而不是单纯地原始实用。不仅如此,农业艺术、自然艺术也同样以感观于艺术与物的现象来满足人类审美价值。又如农业艺术,是指在能动意识的艺术组合下与大自然作工于作品。通常指对自然地形的改造和用植物建筑成自然环境。如“红旗渠”,环山的层层“梯田”,农业防护林,在沙海里“拦沙造田”,人造运河、水库等等。不仅用于农作物的实用性,而且在实用的同时,既可显示人类自身力量的伟大的审美又可成为可观赏的一道自然风景。然而,自然艺术的审美价值,虽然也是以艺术与物之现象的感观来满足人的需求,但审美的感受,却以人类与自然的生物链条形成而被表现。如江、河、湖、海、高山大川、飞禽走兽,在它们不危害人类生命时,不仅可观赏审美,同时是养育人类的生命之源。 当然,审美价值的实用性与纯艺术审美性,是源于人类根身欲望逐步演进创变的结果。从生物性本能的需求,到原始心理实用与审美的满足。这一过程本身就是人类在承习中发展实用与审美。由原始的生物的需求促发人的心里发展,创变为实用;实用又 从低级向高的实用性的享受,在享受思维运作中,同时也是人类审美价值的形成。然而在发展过程中不能只承习实用没有审美,追求实用是为了享受,享受的心里将会逐渐形成精神层面上的审美需求和审美感受。正因为如此,人类经过如此反复地进变于意识,实用与审美交织于人类新欲的驱动,从而去不断地探索新的审美价值的感受。 科学技术史论文: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历史观 一、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论断的发展历程 面对科技进步与社会发展的新形势,同志进一步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是先进生产力的集中体现和主要标志,是人类智慧的一座光芒四射的灯塔。从近代以来科学技术发展促进生产力发展的三次重大科技革命演变历程中,我们可以看出,先进生产力取代落后生产力,都是由科学技术的进步或突破引起的。因此,哪一个国家抓住了科技革命提供的历史机遇,哪一个国家的生产力就获得大发展;哪一个国家错过了科技革命提供的发展机遇,哪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就大大落后于时代。同志提出科学技术“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革命力量”等重要论断,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内容。 二、科技进步和创新是发展生产力的决定因素 当今科技发展呈现四个特点:一是新科技发明、发现的速度大大超过以前。二是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应用于社会的速度大大加快。这个周期,在18世纪约为100年,19世纪约为50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为30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为7年,而目前在一些发达国家,更新产品一般只需要3至5年,某些先进产品只需要1至2年。三是科学技术综合应用、集成发展的趋势日益明显。四是科学技术已经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当今世界,科技进步日新月异。以信息科技与生命科技为代表的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知识经济迅速兴起,以知识创新、技术创新,人才和高新技术产业为优秀的综合国力竞争日益激烈。要想在这场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处于主动地位,立于不败之地,就必须大力推动科技进步和创新。科学的本质是创新,创新的关键在人才,人才的成长靠教育,科技、教育、人才三位一体。科学技术实力和国民教育水平,始终是衡量综合国力和社会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也是每个国家走向繁荣昌盛的两个不可缺少的飞轮。据统计,在发达国家,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20世纪初为5%~20%,20世纪中叶为50%,而到20世纪末已经上升到75%以上;人才在综合国力竞争中越来越具有决定性意义。 三、用科教兴国、人才强国和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落实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思想 “国以才立,政以才治,业以才兴。”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人才的数量、质量及其高层次的创新能力,正在成为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因素。为此,党中央相继提出了科教兴国和人才强国的战略。全面落实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坚持教育为本,把科技和教育摆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位置,增强国家的科技实力及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能力,提高全民族的科技文化素质,把经济建设转移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加速实现国家的繁荣富强。要把人才作为推进事业发展的关键因素,建设规模宏大、结构合理、素质较高的人才队伍,开创人才辈出、人尽其才的新局面,把我国由人口大国转化为人才资源强国。 21世纪以来,世界新科技革命发展的势头更加迅猛,正孕育着新的重大突破。党的十八大提出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坚持科学技术是生产力,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动科技和经济紧密结合,加快建设国家创新体系,着力构建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完善知识创新体系,强化基础研究、前沿技术研究、社会公益技术研究,提高科学研究水平和成果转化能力,抢占科技发展战略制高点。 作者:姚爱琴姚爱娟单位:防空兵学院政治部 河北工业大学廊坊分院政治教研室 科学技术史论文:科学技术让历史知识传播方式改变 历史电视片是以掌握历史概念,探求历史发展动因和宣传历史为目的的。心理学研究表明,没有理解的记忆是不会长久停留在脑海中的,这样就会出现观众掌握得不够牢固,不久就会忘掉的现象。而历史电视片将历史知识化难为易,化繁为简,片中动态内容代替抽象的说教,使观众在轻松愉快的情境中很快地去欣赏、去鉴别、去认识历史。 如历史电视片《斯大林格勒保卫战》,我国观众对法西斯德国对苏联的进攻,以及苏联红军的战略反攻,因地理知识和历史知识所限,对敌对双方的实力对比、军事分布、战争激烈程度、战略进攻目标和进攻方向及战役进程往往难以理解。然而,在历史电视片中,电视工作者利用电视画面、利用现场音响、通过3D或AE技术将流动的箭头把敌我双方的攻防路线及战略态势进行演示,再配上战役中影像记录的素材,观众在鲜明生动的影像的刺激下,就能清楚了解战争进程,理解敌对双方作战方针和意图了。 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效果,最主要的原因是电视画面的直观效果,让观众一目了然;其次是历史电视片中的知识点,被电视片编导按照一定的编辑手法有规律、有层次了,这样一来观众就比较好理解;第三,历史电视片中间错综复杂的关系被条理化了,一个事件、一场战争它的前因后果被条理化后,让观众理解起来就清晰明了。这样一来,观众的抽象思维就变成了立体思维,理解起来就变得简单容易多了? 还有一点就是电视艺术是一门综合艺术,编导运用画面演示,运用解说词点拨,运用音乐烘托,使观众在愉悦的心境中轻松地获取知识、思考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这比单一的说教或是枯燥地“啃”历史书籍,对观众生理和心理来说,无疑会产生更深的刺激,这种刺激经过转换变成了记忆,深深刻录在观众的脑海中。 如:历史电视片《第二次世界大战》在反映19世纪末两大军事阵营形成时,用世界地图把两大军事阵营的国名在屏幕上呈现出来后,通过解说词用最简洁的语言概括它们间的关系,即: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的一个规律,到法国与德国、英国与德国、俄国与奥地利的三组矛盾,再由三组矛盾升级,形成同盟国、协约国两大集团斗争,最后导致世界大战。正是这些动态图像、图形,把抽象的内容转化为直观的,观众便于理解的,全面系统的认识,生动准确的演示,将错综复杂的关系化解了,让观众了解到这些互不关联国家为什么会形成两大阵营的一些历史。 影像技术的综合运用改变了传统的历史传播方式,传播中历史电视片成了观众接受历史,认识历史的引领者、指导者。历史电视片的内容和观众之间产生了互动,看起来观众的接受方式更随意了,但这种方式更方便、更直接、更灵活、更有针对性,促进了观众学习历史方式的改变,使观众变被动学习为主动学习和自主学习。 在历史电视片的传播中,通过运用影像技术手段和信息技术手段,以及影视艺术表现手段,将综合艺术形成的“场”信息,设置给观众,让观众不仅置身于某个历史阶段的一个特定的环境中,还会让历史上发生的事件、故事随着情节的展开入脑入心。使观众的观看不仅是在享受,而是在潜移默化中得到历史知识的启迪、精神的升华。 实质上利用影像技术手段和信息技术手段,以及影视艺术手段的传播,还会逐渐改变观众接受信息的方式。历史电视片生动有趣的历史情景,逐渐转化为养成教育的一种形式,以及一种特有的接受信息的素养,养成良好的观看习惯、学习习惯和学习方法。让观众由单一地观看转化为想要动脑思考、反复琢磨,让观众在学会学习的基础上对历史信息加以提取、整理、加工,得出正确结论。 影像技术手段和信息技术手段,以及影视艺术手段的应用,使影像艺术或者说历史电视片与观众之间,观众和观众之间能够实现交互,能够使观众由过去单纯的强灌式学习历史知识,变为观众自己主动参与的过程,充分领悟历史知识的内涵,在原有历史知识的基础上引申、积累,这样观众不仅了解了历史知识,更重要的是提高了各种能力,学会了学习。例如,一些80后学生观众在观看历史电视片《》时,由于该片对发起“”的动机没有定论,他们看了这部片子后就对“”的产生非常不解,他们就从网络上搜集有关“”的资料,并针对资料提出相应的问题,在网络上进行讨论,这样一来不仅形成了资源共享,而且通过他们搜集、思考、讨论,加深了对“”这一段历史的认识。由此可以看出影像技术手段和信息技术手段,以及影视艺术手段的多媒体环境下的接受,获得了充分展现自我的空间,激发了观众的主体意识,使观众积极、主动、全面地参与到某一历史过程之中,做到了享受与学习相结合,从而有效地提高了社会群体对历史知识的认识和提高。 科学技术史论文:面向高职制造专业的科学技术史教育初探 摘要:针对高职制造专业学生缺乏科学技术史了解,在工程实践中创新能力不足的现状,通过科学技术史教育宣讲增强科技意识、树立科学精神,专业课程教学与科学技术史相结合培养学生科学的认识论、方法论,科学技术史的专题研讨提升学生的科技创新能力,探索出了适合高职制造专业学生的科学技术史教学实践方法,提高了高职制造专业学生的创新活动能力,推进了我国高职素质教育的发展。 关键词:高职;制造专业;科学精神;创新能力 科学技术史是关于科学技术的产生、发展及其规律的历史学科。是以自然科学技术为对象的一门横跨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交叉学科,是学习《自然辩证法》、《科学思想史》、《发明学》、《创造学》等课程的基础,具有极强的应用性、导向性,是一门对学习、创造、成才的养成教育课程[1]。高职制造专业的学生主要面向生产现场的技术管理、工艺改革和新产品、新工艺实施,有必要养成认真的科学态度、严谨的工作作风,以及勇于探索和开拓创新的精神。因而对高制造专业的学生开展科学技术史教育,对培养高职制造专业学生实事求是的辩证自然观、科学观,掌握正确的科学思维、方法,增强技改、创新能力,树立“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观念具有重要作用。同时也是爱国主义教育和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2]。目前我国针对高职学生的科学技术史教育的实践经验还比较匮乏,笔者经过大量的研讨,在高职制造专业中开展了科学技术史的教学改革探索与实践活动,并经过三届学生的尝试,极大的增强了学生的科技意识,提高了学生的创新能力。 一、科学技术史教育教学计划 高职学生经过高中阶段的学习,已经掌握了一些比较系统的学科内容,初步具备基本的科学知识基础,可以接受科学技术史教学而不会存在知识障碍;其次,大多数高职学生不存在升学压力,有条件注重培养兴趣爱好;最后,科学技术史教育对未来职业发展、能力提升有重要作用。这就为高职学生开展科学技术史教育创造了有利的时机和条件。根据高职教育活动规律和高职制造专业学生的知识结构和理解能力,在制造专业经过连续三届学生的教学实践,制订了分阶段科学技术史教育的培养计划,分为3个阶段完成:第一阶段采用开科学技术史讲座的形式,达到科学技术史普及教育的目的。主要针对历史上一些有重大影响的科学事件进行分析、讲解,达到让学生了解科技史的发展,对社会进步的重大影响,激发学习兴趣。第二阶段是在专业课程内容教学中融入相关科学技术发明内容,帮助学生理解专业技术的形成、发展规律,逐步养成掌握科学的认识、方法论,增强专业理解和专业自豪感。第三阶段是开展科学技术史专题研讨,组建兴趣小组,与企业共同研讨新技术,养成学生的科学精神,培养创新意识,提高提高创造能力。 二、科学技术史讲座 在第一、二学期开设科学技术史讲座。这个阶段以典型、有趣的历史事件为主,通过教师讲授案例、参观学习、上网查阅资料等手段,组织学生讨论、总结、交流感受等形式完成。也可以组织学生参观科技展览和现代化企业,观看相关的电影、录像等影像资料,了解科技发展的规律和最新技术,感受科技对社会变革的影响;有条件的还可以邀请企业专家、学者作专题报告,介绍新学科、新思维、新理论、新技术,全方位的立体感受科学技术对社会活动的深刻作用。由于该部分案例通俗易懂,活动形式丰富多彩,并且趣味性较强,容易激发学生的好奇心,学生乐意接受。通过这个环节,开阔了学生的视野,在潜移默化中增强对专业的了解,激发了专业兴趣,感受了科技的力量和严谨的科学态度,提高了学生的科学文化素养,对今后成为一名科技工作者打下了扎实的基础。当然案例的选择应该紧紧结合专业,要根据学生情况和行业最新技术的发展及时的进行适当的更新。活动后要求学生写心得体会,并进行交流。通过这些活动,学生消除了科学技术史“无用、无关”、“无能无力”等错误观念。 三、专业课程内容与科学技术史融通学习 在第三、四学期的专业课程学习过程中,增加科学技术史内容,尤其是一些与制造专业相关的重大发明创造。如在高职制造专业中讲连杆机构时,可以引入卧轮水排、水击面罗、人力砻、脚打罗、脚踏纺车、脚踏车[3]等;在链传动中引入翻车,高转筒车,木斗水车和管链水车,天梯[4]等;在讲齿轮机构与轮系时讲轧蔗糖车的结构、指南车的构造原理[3]等;在讲加工与工艺时介绍古代的压力加工,拉拔加工,钻锯刨剪,车璇镗、陶轮和琢玉车等[3];在讲金属切削机床时介绍秦陵铜车马,水运仪象台[3],近代机械的引进与仿制[3]等。通过这些古代的发明创造的介绍,一方面可以帮助学生理解各概念、定理、定律的来龙去脉和技术的演变过程,培养正确的科学思维方法,让学习活动变得生动有趣;另一方面可以让学生感受专业对社会进步的巨大贡献,激发专业自豪感,提高学习兴趣,更加努力学好专业理论知识,最终养成创新思维,提高学生的创造能力。 四、科学技术史的专题研讨 在第五学期的科学技术史教育中,应该注重创新思维、能力、技巧的培养是一种兴趣爱好的养成,可以组织一个研讨班。通过一些先进技术应用的案例(如叶片加工技术的发展、核电转子的制造技术等);与专业相关的企业真实案例(如多轴加工与高速切削技术等)或者历史上还存在异议的科学技术发明(如水力天文仪器的驱动和传动机构等)展开专题研讨,采用教师重点介绍、自主查阅资料和共同研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在教学活动中,教师要切实改变单向传授知识为目的的注入式教学法,更加注重启发学生、引导学生、激励学生敢于打破常规,敢于挑战权威,敢于质疑、勇于创新。对以上类似问题,通过教师介绍相关知识,让学生在课后查阅资料并开展小组讨论,再专门组织了一堂探讨课,让学生充分发挥想象力和理解力,大胆表述自己的见解。 “以史为镜,可以知兴衰”。历史是社会发展的一面镜子,科学技术史教育的意义就在于让未来的科技工作者,工程师,技术人才体会到“创新是一个民族生存、发展与进步的灵魂,是民族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4]”针对高职制造专业学生的知识结构、就业岗位以及课程安排,通过科技史讲座、专业课与科技史融通、科技史专题研讨等形式,完成了面向高职制造专业的科学技术史教育目标。让学生深刻领会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著名论断,培养了学生的科学态度和科学精神,增强了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和爱国热情,有效的提高了学生在专业技术活动中的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实践证明,高职制造专业开设科学技术史教育是有益的、必要的、可行的。随着我国素质教育的不断推进,科学技术史的教育必将与素质教育的改革紧密结合,这对于以培养高素质的技能型应用人才为己任的高职院校将是一场挑战和机遇,只要在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过程中努力实践科学技术精神,就可以有效转变学生的创新观念,激发学生专业学习中的创新意识,培养出高技能的创新型应用人才。 作者简介:卢万强(1971-),男,四川眉山人,四川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副教授,大学本科,主要从事机械制造及数控技术应用研究与教学工作。 科学技术史论文:机械传动科学技术的发展历史与研究进展 摘要:机械领域是由原动力系统、传动系统和执行系统构成,三者息息相关:构造较为单一和固定的原动力系统为机械提供了动力,而执行系统呈现多样性,传动系统则将原动力系统与执行系统有机结合,具有枢纽作用。机械中的传动系统是必要的,依据传动系统的科学性和效率性对机械的优劣进行评价。因此,最近几年,传动系统成为机械制造领域的重点研究课题。 关键词:机械传动;传动系统;机械制造 1 机械传动技术的发展历史 1.1 机械的主要传动方式介绍 机械的主要传动方式包括:机械传动、流体传动、电传动。目前,电磁轴承、电磁传动等非接触式传动也逐渐出现,将传动技术的范畴拓宽。但具备了机械传动系统必须的要件的“机械传动”仍是最主要的传动形式,如恒功率输出、速度影响、效率等都很好。 1.2 机械传动技术的特性 高效、高速、多功能、精密是机械逐渐达到的范围,那么就必然要求传动机的功能和性能也达到一个高端和精准的层面。在某种程度上,传动技术对机械的工作性能、寿命、能源的消耗、振动的噪声等影响很大。机械传动的形式包括齿轮传动、带链传动、摩擦传动等。 1.3 机械传动科学技术的发展 在最近几年,机械传动技术得到了长足发展,其作为组成机械设备的重要部分之一,与机械诞生及其进步、更换有着紧密的联系,它有助于推动生产力的更新换代,有助于解决一系列的生产难题。在我国早期,指南车有着类似于齿轮传动的装置,美国在20世纪中期将指南车模型进行展览。战国到西汉期间,机械传动的重要标志就是齿轮已经诞生,指南车的发明早于宋代,中国古代科技史学家王振铎认为,三国时期的马钧发明了指南车。 据相关文字记载,表明了机械传动装置大约3000年的历史。在罗马时代,人类文明逐渐进步,谷物碾磨的木制齿轮是在水力驱动下运作的,传动随之出现在人们的视野。瑞典人在谷物磨中率先采用了传动技术史上称得上是突破斜齿轮传动,斜齿轮是由石头制成的,在材料上稍为原始。 14世纪,由于时钟较为精细,传动齿轮逐渐精密、小巧,人们开始研究金属齿轮,以减小尺寸。 18世纪初,蒸汽机进入使用,相续在矿井排水、铁路机车、加工制造等领域。蒸汽机本质上是机械的动力系统,它的发展对于传动系统提出更高的要求,高标准、高质量的金属齿轮传动在之后得到应用。 19世纪末期,电动机和内燃机出现。 20世纪初期,摆线、渐开线齿形的齿轮传动先后出现。40年代左右,渐开线和非渐开线齿轮传动的齿形计算方法、齿轮刀具、被加工齿轮、相互啮合的齿轮之间关系及齿形计算方法、空间三维齿形及其啮合计算方法,逐渐发展开来。20世纪50年代,初步形成了齿轮传动的表面接触和轮齿弯曲强度,以及动载荷的传动设计方法。20世纪60年代,宇航技术的发展要求机械传动更加精确。90年代,人们开发了被广泛用于冶金、船舶、电厂等关键设备及故障诊断的齿轮传动系统的状态监控。这一开发是基于传动系统动力学研究,并在故障诊断与失效预报两个方面也开发了相关的诊断系统。 2 机械传动技术的相关研究 2.1 机械传动的信息化与智能化 信息化和智能化作为现代社会科学发展的重要特征,涉及生产和生活的多方面,机械传动领域也如此。根据原动力系统的效率特征和执行系统的功能,结合了机械传动技术与计算机控制技术,实现了信息化和智能化,通过计算机控制技术,精确实现动力传动功率和速比的实时控制,使原动力系统、传动系统和执行系统趋于融合,这一研究也成为机械装备实现自动化和智能化的重要基础。 在科研人员的研究下,传动系统的信息化与智能化和机械装备的信息化与智能化,已获得了重大进步,在汽车、工程机械和军工机械生产领域被广泛使用。在结合了信息、计算机和控制技术与机械传动技术的基础下,出现机械传动的信息化与智能化,使动力传动功率和速比的实时控制出现,在车辆中广泛应用,包括机械自动变速传动、液力机械自动变速传动和无级自动变速传动三种形式。 2.1.1 液力机械自动变速传动。由液力变矩器和行星齿轮传动构成的液力机械自动变速传动(AT),液力变速器不仅仅可增加扭矩、吸收冲击振动,也可在较小的范围内将无级变速变为现实。机械自动变速传动采用液力变矩器,使得车辆起步换档平稳、舒适。 2.1.2 无级自动变速传动。实现“发动机一变速器一道路负载”的最佳匹配和汽车动力传动系统的最佳燃油经济性和动力性,就是无级自动变速传动(CVT),即带式无级自动变速传动和牵引式无级自动变速传动。 20世纪90年代末期,和日产汽车公司与日本山一润滑油有限公司合作,率先研究并成功开发了牵引式无级自动变速传动,将装车运行实现。由于无级自动变速传动的承载能力较大,被广泛用于大排量的汽车、工程机械和重型装甲车辆,作为未来日本和欧美等发达国家及部分地区的研究重点。 2.2 械传动装置的高性能、低成本、小型轻量化 从传动原理和结构出发,采用高强度的新材料,喷丸、冷挤压、表面涂层和表面复合处理,均可提高传动系统的承载能力和使用寿命,减小传动系统的体积和 重量。 显示在诱导传动部件微点蚀的表面微缺陷和裂纹扩展和热处理交变应力,微点蚀的影响下和裂纹扩展;啮合传动副分析负载条件下,负载分配和牙齿评价之间的关系压力,牙齿牙齿表面改性和负载分布和应力强度,传动部件,如每一个的实力,如寿命设计,是提高承载能力和使用寿命,减少了重量和所需要的传输容量研究的传输系统主题。 现代机械工程的发展对于机械传动系统的要求也越来越高,比如,宇宙空间的真空高、重力微、温差大,海洋环境下的海水腐蚀,强磁场或强强电场等特殊环境下的机械,就需要与该环境相适应的传动系统。 3 传动系统新材料的突破 20世纪50年代,在苏联成功发射人造地球卫星之后,先进材料对高科技的发展影响很大。在机械传动技术领域,性能特点鲜明且独特,如梯度、纳料、陶瓷、高分子聚合物、智能、表面涂层,以及自修复材料等,机械传动技术的发展和性能被这些独特的性能推进发展。作为多学科交叉与结合的结晶——材料科学,与工程技术是密不可分的,并且在全世界的排名中也位居前列。 4 提升机械传动的适应性 真空高,重力微,高温,腐蚀性海水的海洋环境,以及强磁场或强电场作用下的空间特机械环境,我们需要适应传输系统的环境。 此外,微型传动系统作为微机械中重要的研究方向。微型传动系统与普通机械传动的工作原理和性能特征受到尺度效应的影响,存在一定的差异,当传输系统的微米或纳米级的小尺寸,这将是一个很大的新的科学问题。表面积的传输副成分增大,表面力学,表面物理效应,摩擦学,传输和不同规模的常规热传导体积比,我们需要加大研究力度。 5 结语 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科学技术的发展,包括信息和控制、新材料、能源和环保以及先进的制造技术,已逐得到创新和发展,科学在这些领域的技术进步的一个重要领域,以促进科学和技术的发展的机械传动。在很大程度上机械传动技术的发展与突破影响着机械传动的发展与振兴,对机械传动的研究必将更加深入。 作者简介:黄光(1955—),男,南宁康乐股份有限公司工程师。 科学技术史论文:范例式教学法在科学技术史课程中的应用 摘要: 范例教学运用于科技史的教学,能使学生的思维能力受到全面训练,促进他们运用书本知识解决实际生活中遇到的问题,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通过实际例子,分析了范例教学法在科学史教学中的作用,范例的选取和搜集应遵循的原则,范例教学的实施过程和需要注意的问题,有助于提高科学技术史课程的教学效果。 0 引言 科学技术史是高校培养当代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的重要课程。大学生通过对本门课程的学习,了解科学技术发展的脉络和历史演变,掌握科学家的科学研究方法,树立辩证唯物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培养科学的理性精神和科学态度。科学史能打破文理隔阂,沟通“科学文化”和“人文文化”;能培养学生的历史使命感和批判精神;正因为如此,科技史教育在推进素质教育、培养创造性人才方面,有着其他课程不可替代的特殊的功能。[1]74 1 范例教学法在科学史教学中的作用 传统的科学史教学方法,大都是采用“满堂灌,填鸭式”的教学方式,使学生处在被动的教学地位。科学技术史的内容包罗万象,内容涵盖面广,如果采用以教师为主体的教学模式,学生只是被动的接受知识,主体地位得不到发挥,学生的创新精神难以发展,学生往往忽视科技史在实际中的应用,最终导致厌学和怕学。 学习方法是学好一本课程的关键。好的学习方法可以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范例式教学法是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互动式教学方式。它是通过模拟真实的事例,在特定的情景中进行体验,分析和解决。从而培养学生独立思考能力和解决具体问题能力的一种教学方式。[1]78范例式教学以典型范例为教学内容,学生通过学习典型的范例从而掌握一般,进而借助于一般原理和方法形成积极有效的学习。科技史由许多史料组成,许多史料就是典型的范例。范例教学法和科技史结合,教师在授课过程中把典型性、代表性的历史事例作为引导学生发现规律的突破点,利用这些突破点将科技史的知识串成一个整体,学生通过将学习过程中前后问题、模糊的知识有机联系,最终形成一个相对完整的知识体系,从而实现教学目的。在科技史的教学中应用范例教学法,有助于提高学生的积极性、主动性、探究性和创新性。 2 科学史教学中典型范例的选取和搜集 范例式教学中的范例是教学的关键点,教师应根据科技史教学的内容和教学对象,精心搜集筛选范例,这是范例教学法应用的关键。一般来说范例的选取和搜集应遵循以下原则: 2.1 范例要生动、有趣、具有代表性 选择生动有趣的案例能调动大学生积极主动性,让学生积极地参与到课堂中。积极思考,唤起学生原有知识结构,激发学生的学习欲望,积极分析思考问题,理解新知识。 2.2 范例的选取要难度适中、贴切 范例的选择要符合大学生认知特点,难度适中,给学生一定的思考的空间,让学生能够有效参与到课堂中。 2.3 范例要具有较大的迁移效应 范例的选择要能够让学生从特殊个案推演到一般,在讨论和分析范例时往往会引起学生的联想,类比,这就是知识迁移的过程。可以帮助大学生形成良好的认知结构,易于同化和顺应新的知识,建构一种有意义的教学过程。 2.4 范例要和科技史专业相联系 范例的选择和本学科相联系,一方面有利于本课程教学的开展,另一方面也更能够提高学生的积极性,使学生能更好地掌握所学的内容。例如在讲述古希腊的阿基米德对物理学的贡献时,浮力定律的发现是一个重点,可以采用范例教学法。教师首先讲述浮力定律发现的过程,提出问题:“中国曾经利用过浮力定律,你们是否知道?”通过这个问题引导学生展开联想,引出“曹冲称象”的故事。通过这个故事引导学生思考:第一,中国传统思维和西方科学思维的异同。第二,通过范例,教会学生两种思维“替代法”和“综合法”。阿基米德鉴定皇冠的真假使用了替代法;曹冲称象就是使用综合法的典型例子。教师通过引导,带领学生分析,培养学生的发散式思维模式,带领学生分析,帮助学生解决问题。 阿基米德鉴定皇冠的真假和曹冲称象这两个大学生耳濡目染的故事。把它们放在一起作为典型范例,这两个范例本身就比较生动有趣,能够激起大学生的兴趣。两个范例具有较大的知识迁移,其实就是中国传统思维方式和西方传统思维方式的典型代表。在进而引导学生掌握正确的科学方法。 3 范例教学的实施过程 范例教学过程中范例是教学的中心,教师应在课前首先选择,分析好范例。根据教学目标和任务,选择符合学生的认知特点的典型范例。再根据范例的基本特征进行教学分析,为范例的分析讨论和范例教学的实施作指导。在教学过程中,教师要适时、适度地提问引出范例,激发学生的学习动机,通过学生思考,相互讨论,各抒己见,鼓励学生提出不同的意见,教师在整个过程中发挥主导作用,调动学生积极发言,充分发挥学生自主思维能力。当学生的思维走向误区时,教师要正确加以引导,但是不要给学生过多的提示,给学生独立思考的时间,这样学生能更好地从范例学习中掌握知识和规律。通过学生之间相互讨论和教师与学生之间的相互讨论,进一步启发学生深入思考和分析问题,对范例做出总结,理解科学技术发展的普遍规律。 对范例进行充分讨论后,教师要对讨论及时作出总结、评论,指出优点和不足之处,对讨论中有代表性的观点,给予及时的表杨。教师还要引导学生学会理解其他学生的不同观点,懂得欣赏别人,注重对大学生人文精神的培养。帮助学生进行知识迁移,理解所学内容的重难点,达到教学目标。 4 范例教学过程中应注意的问题 4.1 正确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 范例教学法是以学生为主体的教学模式,由于教育对象是大学生,教师往往会把学生的主体地位绝对化,忽略了教师的主导作用。在整体教学过程中,教师要具有一定的掌控、调剂教学进度和课堂气氛的能力,通过适时、适度的提问,充分调动学生积极参与到教学中,使案例教学法在课堂上能得到充分发挥。 4.2 注意全面培养学生的科学素养 科技史的教学目的不仅仅局限于知识的积累,更为重要的是要让大学生掌握和运用科技发展的规律。科技史一方面讲述历史事件和历史事实,更为重要的是科技史后面还隐藏着在这些科学事件背后起支配和影响作用的方法论,科技史本身也是一门科学方法发展的历史。例如,欧几里得建立使用公理方法和严密的逻辑推演构成了逻辑演绎体系;亚里士多德全面系统地研究和总结了形式逻辑;伽利略建立了研究物理的数学方法,牛顿在经典力学研究中建立了微积分方法,现代物理学中形成和完善了对称方法等。教师在使用范例进行教学时,要让学生学会掌握、运用和更新科学方法,并能将这些科学方法学以致用。 在科学史的教学中还要培养学生尊重科学,勇于探索,不断创新的能力。科技史的讲授如果完全使用传统的公理化、逻辑化的讲授方式,就会忽视学生的探索和创新精神。合理使用范例教学,能加深学生对科学原理实质的理解,给学生以科学创造的启示。例如:在有关原子核物理学的内容时,涉及的内容凌乱复杂,可以以原子结构的探索发现过程作为范例,引导学生将电子的发现、汤姆孙模型、α散射实验、卢瑟福有核模型、玻尔量子化原子模型、薛定锷方程的建立等知识点连成一条线。最后提示学生:“直到今天,人们仍没有停止对于高激发态、高电离态的原子结构以及粒子与原子碰撞时的行为的探索,仍然存在有待解决的问题。”进一步激发学生对未知科学的探索欲望,尽量避免如爱因斯坦说的“几乎总是以完成的形式出现在读者面前。读者体验不到探索和发现的喜悦,感觉不到思想形成的生动过程,也很难达到清楚地理解全面的情况”。 4.3 教学中要注重培养学生的创造素养 爱因斯坦在《论教育》中说:发展独立思考和独立判断的一般能力,应当始终放在首位,而不应当把获得专业知识放在首位。适时使用范例教学法对培养学生的创新性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 5 案例 以下是“基本粒子物理学的进展”范例教学案例。 5.1 课程导入,引入“个”案 在章节的学习内容中,学生最难于理解并掌握的内容就是本章节的重难点。教师在课前要设计一个与范例相关联的个案,帮助学生理解并掌握学习的重难点,更为重要的是,对于大学生来说,通过对范例案的学习,让学生懂得敢于根据客观事实冲破传统观念,是科学发现的关键。对此在教学中,以“杨振宁和李政道对弱作用下宇称不守恒的发现”为例,首先简要介绍宇称不守恒的规律发现的简要过程。之后,教师向学生提问:从宇称不守恒的故事中,你学到了哪些有价值的学习的方法?这个故事对你有何启示?通过这些问题,激发学生思考。引出范例,通过教师从具体的个案范例中引导学生理解和掌握范例,也就是整个教学的重点。 5.2 引导学生进行“类”的探索 通过对“宇称不守恒”定律这个案例的研究讨论,学生理解了杨振宁和李政道二位科学家的科学发现冲破了传统观念。在这个认识的基础上,教师进一步引导学生在科学史中找出类似的科学发现的案例,这就是从“个”案阶段向“类”的阶段过渡。在科学史中类似的事例很多,哥白尼冲破“地心说”,爱因斯坦冲破牛顿的绝对时空观,创立了相对论等。 5.3 理解普遍规律 通过前两个阶段的基础上,学生成功地找出隐蔽在“类”后的内容,即冲破传统的思想束缚是科学发现的关键所在。把从个案到类的认识提高到对规律性的认识,从而理解科学发现的普遍特征和一般规律。 5.4 学与致用 经过前三个阶段的升华,学习重点转向对学生精神世界的开拓、把书本知识转化为学生自己的知识和经验的过程,教师让学生回答第一阶段提出的问题。引导学生认识和理解并掌握资料检索法和协作法。并学会运用这两种方法解决实际生活中遇到的问题。 最后是评价阶段。可以采用学生自评,小组对学生评价,最后老师评价。通过综合评价来确定学生的综合成绩。 总之,范例教学运用于科技史的教学,能使学生的思维能力受到全面训练,促进他们运用书本知识解决实际生活中遇到的问题,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 科学技术史论文:学习科学技术史的意义 [摘要]科学技术史不是单一学科的历史,它不仅是一部综合的历史,而且是科学历程的历史。科学技术史从哲学方面来说是做事的价值观和方法论;从人文方面来说则是科学精神对人生观的影响和科学家留给后人的学术成果。学习科学技术史可以使知识面增长,使眼界开拓,使文理结合,知识结构得到合理布置,使人才的培养更为全面。 [关键词]科学发展 哲学 意义 科学史研究是描述和记录各门学科产生和发展的历史;还揭示科学技术产生和发展的规律。在面临重任和挑战的今天,系统的研究科学技术发展史不但是学术研究的一项紧迫任务,也是现实赋予我们的重大课题。 一、科学技术史使人的世界观改变并让人们形成新的思维方式 哲学既是世界观又是方法论。科学在哲学方面的贡献就是对人们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影响。马克思很早就说过,科学进入人们的生活,它比宗教、政治、艺术等意识形态的形式更为有效影响和改变了人的精神世界和思维方式。 回望人类思想的每一次变革,科学的每一次重大的改变总是影响着人们世界观的改变和新的开拓性思维方式的形成。具体表现大致有如下几方面:(1)科学术语到处被运用;(2)科学方法被广泛使用;(3)科学理论到处被引证;(4)大科学家被人们爱戴。 从科学史与方法论的关系上来说,首先我们看到:每一部科学方法产生和发展的历史就是一部科学史;再者,科学的不断发展促使着科学方法与哲学方法逐渐融为一体。研究和学习科学技术史能很好地开拓世界观的改变和开拓性思维方法的形成,促进社会更好地发展。 二、学习科学技术史能使知识面增长,使眼界开拓,使文理结合,知识结构得到合理布置,使人才的培养更为全面 科学技术史为我们提供了一幅全景图,以全球的视角详述了西方、东方等文明的科学研究和技术发明传统。从人类进化到旧石器时代,从巴比伦到亚里士多德,从中国象形文字到地动仪,从玛雅文化到哥白尼的日心说,从笛卡儿到法拉第,从工业时代到工业污染,等等,向我们展示了整个人类的科学技术发展过程。 学习科技史不仅是对科学成就的崇敬和对科学精神的思考,更多的是对文化的深刻认识和对创新的深入理解。学习这样的一个历史的进程,使我们知识面增长,使眼界开拓,使文理结合,知识结构得到合理布置,使人才的培养更为全面。 三、学习科学技术史,能够更好地认识科学,从源头上透彻理解和掌握科学知识,还可以促进科学的创新 从人类的进化到最早的科学研究,一路走来领略了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巴比伦的文字体系,埃及的数制。从毕达哥拉斯定理,柏拉图立体,亚里士多德元素,到哥白尼的地心说,笛卡儿的世界体系,法拉第的力线,达尔文的燕雀,从人类旧石器时代的文明到中国的象形文字,玛雅文明,再到工业时代,科技史徐徐地向我们展开了一幅画卷。从这幅画卷里我们温故而知新,站在历史的肩膀上而创新。 四、学习科技史增强集体主义的责任感 科学的发展是一项集体的事业。“集体”二字很明显地告诉我们,科学需要我们和同时代人同心协力,需要我们像一个集体一样合作,而且需要我们世代相传的前赴后继的合作。在不同的条件下,科学的历史发展能够导致类似的行为。让我们回望科学几千年的发展史,不管是古老的东方还是西方世界,都曾创造出令人眩目的古代文明,不管世界各个国家,都曾在近代科学中一度占据中心位置而对之做出过巨大贡献。从希腊文明和中国古代科技对于近代科学的巨大影响,从开普勒在第谷的天文观测资料的基础上建立行星运动三定律,牛顿又在开普勒和伽利略工作的基础上建立牛顿力学,麦克斯韦电磁学立足于法拉第实验定律,现代遗传学重新发现孟德尔定律等一系列科学史事实,我们可以体察人类智力接力的承继性,牛顿因而感叹:他所以能看得更远,是因为站在了巨人的肩膀上。 所以,科学技术史是一门伟大的交叉学科。十八大明确指出我们必须加强科学的普及工作,科学的发展推动着社会的进步和发展。而学习科学技术史,不仅让人们全面了解了科学的发展历程,而且更重要的是使其树立了正确的人生观和世界观,从而实现科教兴国的战略,使我国的发展更快更好。 科学技术史论文:少数民族科学技术史研究方法探析 【内容摘要】基于民族学田野调查方法,对少数民族科技史研究做了一定的迁移性思考,本文分析了田野调查方法对于少数民族科技史研究的可行性和必要性,并从具体方法上阐述了民族学中的田野调查法和科技史中的田野调查法之异同,进一步说明了对传统工艺传承与保护的应持的态度。 【关 键 词】少数民族科技史 科技史 田野调查法 一、少数民族科学技术史研究的侧重点 1.少数民族科学技术史研究的目的 少数民族科学技术史(以下简称“少数民族科技史”)研究隶属于科技史研究的范畴,是科学技术史(以下简称“科技史”)研究的一个具体方面。我们知道,科技史是关于科学技术的产生、发展及其规律的科学,它既要研究科学技术内在的逻辑联系和发展规律,又要探讨科学技术与整个社会中各种因素的相互联系和相互制约的辩证关系。因此,科学技术史既不是一般的自然科学,也不同于一般的社会历史学,它是横跨于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之间的一门综合性学科。由此可见,我们研究科技史的内在规律和外在联系与制约因素,是为了认识规律,以指导我们的行为,促使科学技术更好地发展,更好地为人类服务。当然,少数民族科技史研究,其目的归根结底也是如此。 2.少数民族科技史研究的思路 基于科技史研究目的涉及两个方面的内容,我们对少数民族科技史的审视,也应包括这两个方面:一方面既要研究少数民族科技的产生、发展及其规律;另一方面又要研究从产生至今,少数民族科技在不同阶段的具体表现及其与社会相关因素的内在联系。而要研究这两个方面,必须获得一定的资料,并运用科学的思维方法(包括概况与猜想的方法,抽象与具体的方法,归纳与演绎的方法,逻辑与历史的方法,分类与比较的方法,分析与综合的方法,朔因与预见的方法,控制论思维方法,数学思维方法,模型思维方法,系统思维方法等等)加以整理分析,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揭示内隐其中的规律。因为只有有了资料,我们才能进行分析。而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获取资料,尤其是获取第一手资料,更显重要。 3.少数民族科技史研究的侧重点 不同门类的学科由于研究对象的不同,在研究方法上会有不同,但都必须符合科学方法论上的若干要求,否则其科学性就会受到质疑。我们知道,科学研究是实证性的研究,实证性的研究关键是获取第一手资料。各门学科获取第一手资料有不同的方式。自然科学多以实验为基础,社会科学多以调查为基础。科学技术史是一个交叉学科,是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之间的一门综合学科。所以其获得第一手资料的方式也应以实验和调查为基础,这不同于单纯的历史学主要从文献中获取方式。少数民族科技史是以少数民族地区的科技及其历史为研究对象,而问题恰恰就在此,正如万辅彬教授在《从少数民族科技史到科技人类学》一文中所说的那样:“以往人们主要通过手头现成的科技文献从事科技史研究,少数民族科技史则大都处于空白状态。”在这样的一个领域内,恐怕我们最应该做的就只有田野调查了。 二、民族学田野调查法对少数民族科技史的适用性 (这一部分主要说明田野调查对民族学与少数民族科技史的普适性) 1.民族学的田野调查法概述 田野调查又叫实地调查或现场研究,属于传播学范畴的概念。主要用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研究,如人类学、民俗学、考古学、生物学、生态学、环境科学、民族音乐学、地理学、地质学、地球物理学、语言学、古生物学、社会学等,其英文名为Field work。科学的人类学田野调查方法,是由英国功能学派的代表人物马林诺夫斯基(Bronis aw Kasper Malinowski)奠定的,在我国这方面卓有成绩的是著名社会学教授费孝通先生,其最重要的研究手段之一就是参与观察。它要求调查者要与被调查对象共同生活一段时间,从中观察、了解和认识他们的社会与文化。田野调查工作的理想状态是调查者在被调查地居住两年以上,并精通被调查者的语言,这样才有利于对被调查者文化的深入研究和解释。田野调查是民族学家获取第一手研究资料的基本途径,是民族志架构的源泉。民族学田野调查是指经过专门训练的民族学工作者亲自进入民族地区,通过直接观察、具体访问、居住体验等方式获取第一手研究资料的过程。 2.田野调查法对少数民族科技史研究的适用性 该过程用于少数民族科技史研究工作者身上同样有效,训练有素的科技史工作者进入民族地区,通过直接观察、具体访问、居住体验等方式可以弄清该科技或工艺在该地区该民族生活生产中的作用和具体的使用方法以及其祖辈们使用的具体情况等等。(先说明少数民族科技史研究的方法探索过程,再提出借鉴田野调查方法的必要性和可行性,补充)。 由于研究对象和目的不同,少数民族科技史田野调查法有其独特的特点,不能够把民族学的田野调查法硬生生地套在科技史的研究中。民族学理念下的田野调查法的使用,其结果是使得我们对科技的相关社会因素有了较透彻的认识。但工作仅做到这里远远不够,我们要反过来思考,从这些被看清的社会因素出发,再来审视少数民族的科技,社会因素哪些起了积极作用,哪些起了消极作用,便更清晰。被这些积极和消极因素影响后的科技又是怎样影响了社会,导致社会因素中的哪些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往返分析,则更适合少数民族科技史的研究。我们不像民族学的研究,注重文化。我们关注的是科技,或许文化和科技有时也在较量中共存共荣。 3.民族学与少数民族科技史运用田野调查法的异同 定量分析指分析一个被研究对象所包含成分的数量关系或所具备性质间的数量关系;也可以对几个对象的某些性质、特征、相互关系从数量上进行分析比较,研究的结果也用“数量”加以描述。定量分析的理论基石是实证主义。从研究的逻辑过程看,定量分析比较接近于假说-演绎方法的研究,既保留重视观察实验、收集经验资料的特点,又保留重视逻辑思维演绎推理的特点,应用假说使得观察实验方法和数学演绎形式结合起来。正因为这样,定量分析往往比较强调实物的客观性及可观察性,强调现象之间与各变量之间的相互关系和因果联系,同时要求研究者在研究中努力做到客观性和伦理中立。定量分析方法很多,但各种方法在应用时往往都有一定的程序化。如实验法、观察法、访谈法、社会测量法、问卷法、描述法、解释法、预测法等等。 因为科技史学科的特殊性决定了其研究方法的特殊性,它是一门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相交叉的学科,学科的交叉即思想的交融,必定会产生特定的研究方法,前文我们提到,自然科学注重实验的方法,社会科学注重调查的方法。既然科技史有自然科学的特质,就少不了要做实验,定量的进行分析。所以我们在做田野调查的时候,要为日后做定量的分析做足准备。在调查过程中,该测量的一定要测量,该取样的要想办法尽量取样,该记录的工序一个也不能少,目的就是为了进一步的做定量的研究,分析科技内在的产生、发展及其规律。 三、结语 在少数民族地区,科技的呈现形式往往是以工艺的形式存在着。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少数民族科技史的研究很大程度上都是在对传统工艺进行研究。笔者认为对传统工艺的研究也应遵循上面的阐述,也应从内外两个方面进行探讨。至于很多学者讨论的传承与保护问题,我们认为不应该纳入到科技史的研究范围内,我们发现,要传承和保护的往往是某种文化层面的内容,应该由文化学界的学者来探讨。科技史要探讨的是科技层面的问题,至于某种工艺要消失了,从科技的角度,或许它已经符合了我们发现的规律,某种工艺被传承了,或许它也符合了我们发现的规律。不是所有的传统工艺都要被保护,科技革新,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新旧科技的博弈,没有淘汰,也就没有科技的进步。所以,我对很多科技史方面的学术研究中看到的牵强的传承与保护感到不解。似乎这已成了传统工艺方面写作的模式了, 笔者觉得不可取。 科学技术史论文:“科学技术史”教学的思考 [摘要]科学技术史是展示人类社会发展轨迹的重要窗口。在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的今天,开展科学技术史教育,不仅可以影响国家现实的科学技术、教育和其他相关政策,而且特别有利于提高受教育者的综合素质。文章从科学技术史的教育功能分析入手,提出了高校科学技术史的教学原则和方法。 [关键词]科学技术史 教学 原则与方法 [作者简介]曲用心。广西民族大学政法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工学博士,广西南宁 科学技术史是展示人类社会发展轨迹的重要窗口。在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的今天,开展科学技术史教育。不仅可以影响国家现实的科学技术、教育和其他相关政策,而且特别有利于提高受教育者的综合素质。本文从科学技术史的教育功能分析人手,提出了高校科学技术史的教学原则和方法。 一、科学技术史教育的重要意义 科学技术史是关于科学技术产生、发展及一般规律的科学,它作为一门跨学科、跨专业的综合性学科,对于大学生有着特殊的意义。笔者认为,开展科学技术史教育的重要意义大致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有助于学生从历史的角度认识科学技术 科学技术史记述了科学技术发展的历程,通过学习科学技术史。可以使学生把科学技术了解为一个动态过程,而不是科学技术知识的现成结论。通过对科学技术发展的内在逻辑的历史分析,可以帮助学生认识科学技术的本质,更准确地理解科学概念、原理的演变过程,认识科学技术发展的批判、继承关系。分析科学技术产生、发展的脉络及历史演变;可以帮助学生较准确地把握科学技术的生长点、突破,预测科学技术的发展趋势。 2 有助于学生从社会的角度认识科学技术 科学是一种社会建制,它不是象牙塔中的知识,科学技术史不仅对科学技术发展本身进行逻辑分析,而且对影响科学技术发展的人文、社会因素进行分析。科学可以造福人类,也可以被法西斯用来杀人;人们在享受着科学技术带给人的丰富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同时,也面临着环境破坏和生态危机的种种威胁,这即是科学发展付出的代价,它的最终解决也必然依靠科学技术。了解科学技术的社会性、人文性以及科学与社会的互动关系,对于学生有着重要意义,它可以使学生对科学技术有更加全面的认识,对于未来的科学技术决策有重要的潜在意义。 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趋势是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的结合,面向21世纪的技术人才不仅需要有较高的专业水平,而且需要有丰富的人文、社会科学知识。即文理兼容的复合型人才。科学技术史作为自然科学、技术科学和社会科学相交错的综合性科学,可以起到沟通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桥梁作用,这是科学史特有的优势,因而科学史的教学对于文理渗透的复合型人才的培养具有积极的作用。 3 有助于培养学生的科学态度和科学精神 科学态度是科学教育的重要目标。简单地说,科学态度就是面对实际问题时能遵循事物本身的规律,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通过科学技术史教学,使学生认识科学技术发展的内在规律,进而认识社会发展的规律。人类历史上的任何一项重大科学技术发明创造都与社会需要有着内在的联系。而其本身又有自身的规律。任何脱离社会、违背规律的发明创造不可能存在。如造纸术的发明就是适应了汉朝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需要,发明后又推动了人类社会经济文化教育的发展,促进了人类社会的进步。 从一定意义上说,一部科学史就是科学精神形成、发展和传播的历史。科学技术不仅是人类物质文明的决定因素,而且科学活动中所体现的科学精神正成为人类精神文明的构建因素。科学精神具有十分丰富的内涵。至少可以包含如下几个方面:探索求知的理性精神,实事求是的严谨精神,批判创新的进取精神。互助共进的协作精神。而科学技术史正是科学精神的最集中的载体。通过科学史的教学,可以使学生了解这些科学精神。弘扬科学精神,对于人类文明的进步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科学家的科学精神和科学道德修养对正处于世界观的形成期的大学生的世界观形成会起到潜移默化的作用。 4 有助于学生树立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观点 纵观科学技术发展的历史,科学技术的每一次重大突破,都会带来生产力的巨大发展和人类社会的进步。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是从科学技术史研究中得出的必然结论。通过对科学技术史的学习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和把科学技术转化为生产力的信心,明确自己肩负的重担,努力掌握科学技术。为将来投身经济建设的主战场作好知识准备。 5 有助于激发学生的爱国热情 我国古代在农学、医学、水利、机械、建筑、桥梁、矿冶、陶瓷、纺织和造纸等各技术领域都有博大精深的技术成就,在大学各有关专业里开出各种技术史课程,不仅有益于各专业的学习,更可以。细雨润无声地对大学生们进行全面的素质教育。具体来说,船尾舵、指南针、水密舱壁和车轮舟,这是中国古代造船术的四大发明,推动了世界造船技术的进展。大学生们在学习和掌握中国造船史资料的同时,爱国主义的情怀持续不断地浸润他们的心田。对于学习理工科的大学生来说,这也是―个极好的人文科学素质的培养和锻炼,对于后续的毕业论文和毕业设计也是有益的。 二、科学技术史教学需要把握的三个原则 (一)内史与外史相结合的原则 科学技术史属于历史范畴。但又是介于科学技术与史学问的边缘学科,是联系科学与人文科学的桥梁。科学技术内史要求了解和研究自然科学与技术的原理、造就过程和内部规律性,科学技术外史又要求我们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对科学技术和社会作出统一的研究和表述。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的建立得益于它的创始人对近代科学技术史的研究。而今天科学技术史的教学也理应渗透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教育,渗透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对立统一的教育。 (二)中与西相结合的原则 中国的科学技术在世界科学技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英国的李约瑟博士说:“在人类了解自然和控制自然方面,中国人是有过贡献的。而且贡献是伟大的。”他的评价是实事求是的。许多西方学者,或由于对中国的无知,或出于种族偏见。或出自对科学技术定义想当然的解释,或采取了以已今日之长掩盖昔日之短的思想方法,始终无视、贬低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成就,甚至一些国内学者也自我贬低。因此,加强历史唯物主义和爱国主义的教育,展示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本来面貌,就成了科学技术史义不容辞的任务。中西结合就是要注意横向比较。在古代部分,既应弘扬中国科学技术的辉煌,指出西欧中世纪科学技术的落后,又应突出古希腊科学的开放和理性传统;在古代向近代的过渡部分,需明确指出,西欧中世纪少数科学。如物理 学与技术如水轮、钟表中长期积聚的潜能与对中国四大发明的研究和改造相结合,再辅以古希腊优秀科学传统的恢复和发扬,形成了西欧天文学、力学、机械学的优势。在此基础上。产生了近代的第一次科学革命和第一次技术革命。而同时期的中国却发生了相反方向的转化。循此前进,一方面是西方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几乎垄断了科学革命和技术革命源头的地位;另一方面是中国被远远地抛在后边,半殖民地中国的科学技术基本上已是西方的舶来品。 (三)古与今相结合的原则 这是因为,一方面,科学技术近现代史内容量的增加,科学技术的社会功能越来越大。以至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口号也只是到了当代才能提出;另一方面,距离当代愈近,科学技术与现实生活的贴近度愈高。对受教育者的启示更直接、更亲切。因此,要古今结合,既不厚古薄今,也不厚今薄古;既从古代科学技术发展汲取经验和教训。也从当代科学技术发展中汲取力量。 三、《科学技术史》教学方法 科学技术史是一个蕴含着科学思想、科学方法的巨大宝库,从科学技术的历史发展中。大学生不仅可以接触到大量自然科学知识,而且可以开阔大学生的视野,活跃学生的思想,对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和创新能力起到积极作用。但这种作用的发挥有赖于科学的教学方法。笔者通过几年来的教学实践总结出以下方法: (一)启发式教学方法 强调大学生是学习的主体,坚持教师主导和学生主体相结合。教学过程中注意启发和引导对科技史的理解和掌握,重视非智力因素在教学过程中的作用。把握传授知识和培养能力的关系,使学生在科技史学习中实现掌握知识和能力培养的有机统一。同时。重视教法和学法的结合及其转化,培养学生学会学习。 (二)计算机辅助教学方法 充分利用现代多媒体信息量的特点,实施计算机辅助教学,培养和开发学生的形象思维能力、综合思维能力和创造性思维能力。一是利用计算机辅助教学,优化课堂教学艺术。讲究教学艺术,教师不但要向学生倾注感情。要有激情,要注意语言的规范、简洁,并配合教学内容适时的声情并茂,还要注意板书的工整、扼要,同时还要利用多媒体计算机结合知识点巧妙地设计一些小故事和生动的画面,创造出美好的情境。二是利用计算机辅助教学。通过有效创设情境。突出重点,突破难点。科学技术史是一个静态的已经发生的历史,将其放在一个动感活泼的环境中,更容易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多媒体计算机系统有优美的图像、动听的音乐,有趣的动画,是创造这种情境的最佳工具。在多媒体计算机的辅助教学下,使静态变为动态,抽象变为形象,教学效果较好。三是运用计算机充分及时出示课堂练习,提高课堂教学效率。在课堂练习巩固中运用计算机辅助教学,可以省去板书和擦拭的时间,能在较短的时间内向学生提供大量的信息,提高学习效率。四是运用计算机辅助教学,让生活走进数学课堂,培养学生实际应用能力。现实的生活材料,不仅能够使学生体会到所学内容与自己接触到的问题息息相关,而且能够大大调动学生学习科技史的兴趣,使学生认识到现实生活中隐藏着丰富的科技问题。 (三)案例教学法 案例教学法是一种以案例为基础的教学法(came一hased teaching),案例本质上是提出一种教育的两难情境,没有特定的解决之道,而教师于教学中扮演着设计者和激励者的角色,鼓励学生积极参与讨论;不像传统的教学方法,教师是一位很有学问的人,扮演着传授知识者角色。案例教学的实质是开放、互动,强调大学生的高度参与。教师的重要职责是创造良好的教学环境。激发大学生的学习兴趣,保持大学生的学习动力,从而保证科技史教学的顺利进行。 案例教学法的过程大致可以归纳如下:(1)收集科学技术发生发展的情境资料;(2)将所收集资料形成教学案例;(3)进行班级团体讨论或班级小组讨论;(4)讨论中,成员轮流担任领导者角色;(5)归纳各组或团体意见。在案例讨论过程中,可以质疑他人的想法,学习如何发问,进而学习到独立思考、与人相处、解决冲突、尊重他人等能力。 (四)共同讨论教学方法 鼓励学生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途径给出解决问题的方法,有助于锻炼学生的思维灵活性。通过共同讨论,不但可以强化学习的效果,而且可以锻炼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和口头表达能力,同时方便教师检查学生的学习效果和能力水平。 科学技术史论文:关于科学技术史课程的研究 一、开设背景及目的意义 高职大学生与博士研究生或硕士研究生比较起来无论是文凭、学历亦或是知识结构、知识储备都不可同日而语,要把这门课程移植到高职教育当中,必须回答和解决两个具体问题:第一,是否有可能在高职院校中开设“科学技术史”这门课程,课程的难度对高职大学生来说是否可以适应、克服;第二,在高职院校开设这门课程有什么意义或者说这门课程对高职大学生素质的提升有何帮助。 我们认为任何事物或问题都是相对的,具体问题可以具体分析和解决。首先,经过我们这几年对课程的重新设计、改造和实践,内容的理论性和抽象性已大大降低,高职大学生学习起来变得相对轻松。第二,“科学技术史”这门课程对于大多数高职专业(包括理工科、文科)的学生都是有用的:一方面,学生们不仅可以在课堂上学习到许多自然科学发展的一般常识,还可以学习一些哲学社会科学的常识,在提高科学素养和人文素养两方面都能获益,避免自己毕业后成为“单腿巨人”];另一方面,在高职大学生的综合素质构成中,哲学素养的培养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方面。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学习和掌握对于高职大学生一生的学习、工作与生活将起到其他知识和技能无法撼动的决定作用。除了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这一主渠道和主阵地之外[3],辅渠道和辅阵地应该还有许多,“科学技术史”课程毫无疑问可以成为其中之一。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在不单在哲学社会科学发展过程中体现,自然科学领域各学科的发展进步同样也离不开它的指导。“科学技术史”课程能让高职大学生在掌握一定的科学技术发展史实的基础上,对科学技术发展的历史脉络有一个总体把握,并领会科学的思想方法,体会科学精神对自然科学自身的发展乃至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所具有的重要意义[4],更重要地让他们知晓科技发展背后的、一般的哲学原理和方法,使他们终生受益。 二、课程的设计 (一)教学安排 课程的安排大致是这样的,因为每个思政课教师每学期的教学任务相对来说比较繁重,几乎都要承担4、5个教学班的教学任务(每学期至少有200课时左右的教学任务),而且也不是每个教师的专业背景都一样。一般只有具备哲学或科技哲学专业背景的教师才能够胜任科学技术史的教学任务,所以,学院只有2-3名教师时断时续地开设“科学技术史”的选修课,并且都是负责一个小班(人数大概60人左右)的教学。开课的时间根据学校有关政策规定主要是放在周一至周四的晚上或周末全天,至于是一周的哪一天要视教师必修课教学的情况而定。一学期的课时数也不能太多,不会超过30课时,一般就是20-24课时。这样,每周上一次课,每次2个课时。为什么授课班级规模不宜太大、听课学生人数不能太多呢?那样不是可以让更多的学生有机会来选修这门课吗?面对这个问题,我们开课的教师这几年也一直在思考,最后还是认为不妥,因为小班教学的效果当然是比大班要好,另外考虑到教师的时间精力有限,若人多了会增加工作量,导致教学质量下降。教学的方式以教师讲授为主,学生倾听为辅,主要采用问题式、案例式教学法,教学手段则充分利用现代多媒体技术的优势。我们还是花了很多的时间和精力用于PPT课件的制作,考虑到高职大学生认知的特点,课件的形式适当减少理论性、文字性的东西,而在图片、影像视频上下足了功夫,尽量找出与所讲内容匹配的图文声像资料,以增加学生的听课兴趣和感性认识。我们还会在每次课的最后大约二十多分钟播放一个完整的视频故事,主要是CCTV10频道制作播放过的《走进科学》栏目。考核的方式也比较的宽松、灵活,不会采用像必修课那样那么严格,不必正儿八经地出一份试卷去为难学生。一般每个学期教师根据教学实施的具体情况,采取过程考核的方式,通常是布置一个小作业让学生去完成,撰写一篇诸如科技发明、科技人物的小论文,抑或谈一下课程学习的心得体会等等。除非学生考勤很差或没有完成作业,才不让学生获得该门课程的选修学分。 (二)教学内容 因为没有现成的适合高职大学生的教材,我们只能暂时以申漳编写的《简明科学技术史话》为蓝本,科学技术发展的时间逻辑顺序是不存在什么争议的,主要是内容的取舍需要下很大的功夫。 1.厚古薄今,大话历史 对待历史的态度,我们采取了“厚古薄今,大话历史”原则。薄古厚今是基于学生大多是“90”后,对历史知识尤其是科技史的知识了解有限,所以要多讲些。我们大致把课程分为十讲,分别为科技的起源、古埃及科技、古希腊古罗马科技、中国古代科技四讲(包括中国古代哲学思想与风水、 水利工程技术、丝绸瓷器、李约瑟问题)、近代西方科技的兴起、现代物理学革命、航空与航天等,这其中古代的内容占了主要的篇幅。在讲述历史的时候还要注意打破之前“科技史”课程内容过于突出学科体系和抽象复杂的局限,淡化过于严格按照时间年代人物,摊大饼式的内容讲述,而是采用大话历史的讲课形式,把科学严谨的理论变成一个个生动有趣、寓教于乐的小故事,这完全是出于让高职学生更容易接受方面的考虑。 2.哲学引领,科哲合一 哲学对高职学生来说是非常深奥难懂的,如何在课程内容中体现出哲学思想和韵味,发挥引领作用,这是一个很关键的问题。事实上,哲学与科学在古代是不分家的,不少哲学问题其实也是科学问题。我们可以用一条哲学的逻辑主线把整个课程的内容贯串起来。马克思主义认为,哲学的最高、最基本问题是人们对于世界观的看法,即物质与意识、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古代东西方人都殊途同归地在思考天、地、人三者的关系如何,这就是逻辑主线。西方人认为人是宇宙的中心,而东方人却把三者融为一体。当然,也不能生搬硬套在每一讲都谈论这个问题,只是在一些重要的章节去深入论证。例如,中国古代哲学思想与风水这一部分,要介绍风水必须首先说一下中国古人对天、地、人三者关系的看法,不能孤立地谈论风水思想,学生对此是非常感兴趣的,但只有讲清楚了前者,才能真正了解风水思想的来龙去脉。 3.突出亮点,以点带面 “科学技术史”课程教学把学生从现有的专业知识背景领域一下子引入一个相对陌生的世界,对他们来说无异于一次全新的学习,开始时总处于一种担忧和排斥的思想状态,如何消除师生之间的视域隔膜又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道难题。为此,我们在每一次课的内容里想尽办法找出一个学生感兴趣的亮点环节出来,详细地讲、深入地讲,使学生即使在课堂过后很长的一段时间都印象深刻、难以忘却。例如,在讲到古埃及科技的时候,突出金字塔和木乃伊的内容,还介绍和播放埃及艳后克里奥帕特拉的电影片段;又例如讲到中国古代科技这一小节时,对大家都熟悉的四大发明一笔带过,重点介绍对经济社会发展影响巨大的水利工程、丝绸、瓷器等,水利工程又着重介绍都江堰和京杭大运河。这些亮点讲下来,不但能够吸引学生眼球,还对整个章节起到了以点带面的作用。 三、存在的问题及解决思路 (一)完善课程内容 前面提到课程内容主要分为十讲,并且侧重于古代科技史,现代科技发展涉及不多,原因除了课时限制外,跟我们之前的思路及花的时间和精力有关系。现代科技的发展可以说是日新月异,特别是第二、第三次科技革命使科技的发展从纵向上和横向上都更深更广,不少高职学生对这方面的了解还是偏少的,我们开设这门课程应该有责任有义务让他们知道。下一步做到就是如何把现代科技部分划分为几个符合逻辑的章节,准备充分之后就适时与学生共同分享。 (二)拉近师生距离 参与选修“科学技术史”课程的学生虽然人数不多,但他们都是来自学校的几十个专业的学生,除了上课时间以外,大家在一起的机会是很少的,另外上课时又不能随意交流,所以,一个学期下来相互之间还是比较陌生。这是不少选修课的一个通病,课堂气氛的沉闷有可能会影响教学效果,必须适当拉近师生之间的距离。教师让学生多回答问题或课间多到学生中进行交流是目前常用的做法,还有就是在教学语言上教师尽量不要说一些学生难以理解的内容,通俗易懂、喜闻乐见是最好的但也是最不容易办到的。 (三)扩大影响范围 我们教师是非常希望全院的学生都来选修“科学技术史”这门课的,但不实际。粗略算了一下,每学期三位老师开设三个班,每班60人,一学年还不到四百人,三年也就是一千人多点,相当于学生总数的十分之一,以目前的状况也只能做到这一步了。扩大影响范围不一定要在学生数量上做文章,不是说选修的人越多该选修课的影响就绝对会越大的。我们这五年下来总体感觉,选修课程要扩大影响力关键还是要看教师个人的综合素质,特别是人格魅力,学生的感觉有时候是很直接的,一个他们欣赏的教师会很快在学生们中间传开,进而所教的课程也会逐渐让其他学生们知道。 科学技术史论文:关于科学技术史课程的研究 一、开设背景及目的意义 高职大学生与博士研究生或硕士研究生比较起来无论是文凭、学历亦或是知识结构、知识储备都不可同日而语,要把这门课程移植到高职教育当中,必须回答和解决两个具体问题:第一,是否有可能在高职院校中开设“科学技术史”这门课程,课程的难度对高职大学生来说是否可以适应、克服;第二,在高职院校开设这门课程有什么意义或者说这门课程对高职大学生素质的提升有何帮助。 我们认为任何事物或问题都是相对的,具体问题可以具体分析和解决。首先,经过我们这几年对课程的重新设计、改造和实践,内容的理论性和抽象性已大大降低,高职大学生学习起来变得相对轻松。第二,“科学技术史”这门课程对于大多数高职专业(包括理工科、文科)的学生都是有用的:一方面,学生们不仅可以在课堂上学习到许多自然科学发展的一般常识,还可以学习一些哲学社会科学的常识,在提高科学素养和人文素养两方面都能获益,避免自己毕业后成为“单腿巨人”];另一方面,在高职大学生的综合素质构成中,哲学素养的培养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方面。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学习和掌握对于高职大学生一生的学习、工作与生活将起到其他知识和技能无法撼动的决定作用。除了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这一主渠道和主阵地之外[3],辅渠道和辅阵地应该还有许多,“科学技术史”课程毫无疑问可以成为其中之一。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在不单在哲学社会科学发展过程中体现,自然科学领域各学科的发展进步同样也离不开它的指导。“科学技术史”课程能让高职大学生在掌握一定的科学技术发展史实的基础上,对科学技术发展的历史脉络有一个总体把握,并领会科学的思想方法,体会科学精神对自然科学自身的发展乃至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所具有的重要意义[4],更重要地让他们知晓科技发展背后的、一般的哲学原理和方法,使他们终生受益。 二、课程的设计 (一)教学安排 课程的安排大致是这样的,因为每个思政课教师每学期的教学任务相对来说比较繁重,几乎都要承担4、5个教学班的教学任务(每学期至少有200课时左右的教学任务),而且也不是每个教师的专业背景都一样。一般只有具备哲学或科技哲学专业背景的教师才能够胜任科学技术史的教学任务,所以,学院只有2-3名教师时断时续地开设“科学技术史”的选修课,并且都是负责一个小班(人数大概60人左右)的教学。开课的时间根据学校有关政策规定主要是放在周一至周四的晚上或周末全天,至于是一周的哪一天要视教师必修课教学的情况而定。一学期的课时数也不能太多,不会超过30课时,一般就是20-24课时。这样,每周上一次课,每次2个课时。为什么授课班级规模不宜太大、听课学生人数不能太多呢?那样不是可以让更多的学生有机会来选修这门课吗?面对这个问题,我们开课的教师这几年也一直在思考,最后还是认为不妥,因为小班教学的效果当然是比大班要好,另外考虑到教师的时间精力有限,若人多了会增加工作量,导致教学质量下降。教学的方式以教师讲授为主,学生倾听为辅,主要采用问题式、案例式教学法,教学手段则充分利用现代多媒体技术的优势。我们还是花了很多的时间和精力用于PPT课件的制作,考虑到高职大学生认知的特点,课件的形式适当减少理论性、文字性的东西,而在图片、影像视频上下足了功夫,尽量找出与所讲内容匹配的图文声像资料,以增加学生的听课兴趣和感性认识。我们还会在每次课的最后大约二十多分钟播放一个完整的视频故事,主要是CCTV10频道制作播放过的《走进科学》栏目。考核的方式也比较的宽松、灵活,不会采用像必修课那样那么严格,不必正儿八经地出一份试卷去为难学生。一般每个学期教师根据教学实施的具体情况,采取过程考核的方式,通常是布置一个小作业让学生去完成,撰写一篇诸如科技发明、科技人物的小论文,抑或谈一下课程学习的心得体会等等。除非学生考勤很差或没有完成作业,才不让学生获得该门课程的选修学分。 (二)教学内容 因为没有现成的适合高职大学生的教材,我们只能暂时以申漳编写的《简明科学技术史话》为蓝本,科学技术发展的时间逻辑顺序是不存在什么争议的,主要是内容的取舍需要下很大的功夫。 1.厚古薄今,大话历史 对待历史的态度,我们采取了“厚古薄今,大话历史”原则。薄古厚今是基于学生大多是“90”后,对历史知识尤其是科技史的知识了解有限,所以要多讲些。我们大致把课程分为十讲,分别为科技的起源、古埃及科技、古希腊古罗马科技、中国古代科技四讲(包括中国古代哲学思想与风水、水利工程技术、丝绸瓷器、李约瑟问题)、近代西方科技的兴起、现代物理学革命、航空与航天等,这其中古代的内容占了主要的篇幅。在讲述历史的时候还要注意打破之前“科技史”课程内容过于突出学科体系和抽象复杂的局限,淡化过于严格按照时间年代人物,摊大饼式的内容讲述,而是采用大话历史的讲课形式,把科学严谨的理论变成一个个生动有趣、寓教于乐的小故事,这完全是出于让高职学生更容易接受方面的考虑。 2.哲学引领,科哲合一 哲学对高职学生来说是非常深奥难懂的,如何在课程内容中体现出哲学思想和韵味,发挥引领作用,这是一个很关键的问题。事实上,哲学与科学在古代是不分家的,不少哲学问题其实也是科学问题。我们可以用一条哲学的逻辑主线把整个课程的内容贯串起来。马克思主义认为,哲学的最高、最基本问题是人们对于世界观的看法,即物质与意识、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古代东西方人都殊途同归地在思考天、地、人三者的关系如何,这就是逻辑主线。西方人认为人是宇宙的中心,而东方人却把三者融为一体。当然,也不能生搬硬套在每一讲都谈论这个问题,只是在一些重要的章节去深入论证。例如,中国古代哲学思想与风水这一部分,要介绍风水必须首先说一下中国古人对天、地、人三者关系的看法,不能孤立地谈论风水思想,学生对此是非常感兴趣的,但只有讲清楚了前者,才能真正了解风水思想的来龙去脉。 3.突出亮点,以点带面 “科学技术史”课程教学把学生从现有的专业知识背景领域一下子引入一个相对陌生的世界,对他们来说无异于一次全新的学习,开始时总处于一种担忧和排斥的思想状态,如何消除师生之间的视域隔膜又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道难题。为此,我们在每一次课的内容里想尽办法找出一个学生感兴趣的亮点环节出来,详细地讲、深入地讲,使学生即使在课堂过后很长的一段时间都印象深刻、难以忘却。例如,在讲到古埃及科技的时候,突出金字塔和木乃伊的内容,还介绍和播放埃及艳后克里奥帕特拉的电影片段;又例如讲到中国古代科技这一小节时,对大家都熟悉的四大发明一笔带过,重点介绍对经济社会发展影响巨大的水利工程、丝绸、瓷器等,水利工程又着重介绍都江堰和京杭大运河。这些亮点讲下来,不但能够吸引学生眼球,还对整个章节起到了以点带面的作用。 三、存在的问题及解决思路 (一)完善课程内容 前面提到课程内容主要分为十讲,并且侧重于古代科技史,现代科技发展涉及不多,原因除了课时限制外,跟我们之前的思路及花的时间和精力有关系。现代科技的发展可以说是日新月异,特别是第二、第三次科技革命使科技的发展从纵向上和横向上都更深更广,不少高职学生对这方面的了解还是偏少的,我们开设这门课程应该有责任有义务让他们知道。下一步做到就是如何把现代科技部分划分为几个符合逻辑的章节,准备充分之后就适时与学生共同分享。 (二)拉近师生距离 参与选修“科学技术史”课程的学生虽然人数不多,但他们都是来自学校的几十个专业的学生,除了上课时间以外,大家在一起的机会是很少的,另外上课时又不能随意交流,所以,一个学期下来相互之间还是比较陌生。这是不少选修课的一个通病,课堂气氛的沉闷有可能会影响教学效果,必须适当拉近师生之间的距离。教师让学生多回答问题或课间多到学生中进行交流是目前常用的做法,还有就是在教学语言上教师尽量不要说一些学生难以理解的内容,通俗易懂、喜闻乐见是最好的但也是最不容易办到的。 (三)扩大影响范围 我们教师是非常希望全院的学生都来选修“科学技术史”这门课的,但不实际。粗略算了一下,每学期三位老师开设三个班,每班60人,一学年还不到四百人,三年也就是一千人多点,相当于学生总数的十分之一,以目前的状况也只能做到这一步了。扩大影响范围不一定要在学生数量上做文章,不是说选修的人越多该选修课的影响就绝对会越大的。我们这五年下来总体感觉,选修课程要扩大影响力关键还是要看教师个人的综合素质,特别是人格魅力,学生的感觉有时候是很直接的,一个他们欣赏的教师会很快在学生们中间传开,进而所教的课程也会逐渐让其他学生们知道。 作者:胡慕贤 黄海峰 单位:柳州职业技术学院
历史小论文:走出历史小论文的答题误区 摘 要:历史小论文是近年来高考中出现的新题型,分值大,得分率却偏低。考生通过提高历史学科素养,利用材料准确地提炼出中心观点,并紧紧围绕中心观点展开论述,做到“观点鲜明,史论结合”,就能走出答题误区。 关键词:高考历史;答题方法;得分率 从2010年开始,高考文综全国卷出现了一个新的题型――历史小论文,并成为近年来高考命题的趋势。作为历史高考一道新的风景线,历史小论文为广大考生所瞩目,因其写作的优劣从某种程度上往往决定了考生这张试卷的命运。由此可见,写好历史小论文,不仅是备战高考的一项重大任务,也是提高高考成绩的一个重要途径。 该题型所属的高考文综卷第41题,共计12分,其分值在全卷分值中所占比例为4%,在历史科目总分中所占比例更高达12%。但是,这一题型却是考生的一大难题,得分率低,分差很大。以湖南省考生为例,2011年的历史小论文平均得分为5.02分。其中,2011年的考生中,只有6%的考生得分集中在9~12分,其余50%的考生得分集中在5~8分,44%的考生的得分集中在0~4分。 究其原因,学生在写历史小论文的过程中存在的常见误区,是导致失分的重要原因。 误区一:材料无用 因为历史小论文是独立成题,有的学生就会把它与材料题区别对待,认为该题中给出的材料没有作用,只是粗略地浏览一下材料,从而不能提炼出正确的观点。 误区二:写的越长越好 虽然历史小论文有一定的字数限制,仍然有学生认为字数越多越好,这样才能把观点论述得更加透彻。结果,叙述了过多与观点无关的文字,主次颠倒,反而没有对观点进行充分的论述。 误区三:语句通顺就行 有的学生只从“小论文”的字面意思去理解,认为和写语文作文差不多,只追求语句通顺、文字优美。由于忽略了历史学科的属性,写出的小论文论证无力,对于观点来说既无针对性更无说服力。 这些误区直接造成了学生在写历史小论文时的各种问题,失分过多。要减少这些失误,可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改进: 一、重视并充分发挥材料的作用 对于题目提供的材料,一定要高度重视,进行仔细、反复的阅读,通过材料中的信息句,才能准确地提炼出中心观点。观点是历史小论文的灵魂,是进行有效论证的前提,更是写出高质量的文章的第一步。常常有学生在写历史小论文时提炼了错误的观点,导致全盘皆输。此外,材料还具有提示、参考的作用,例如:2012年高考文综全国卷第41题考查“文明―冲击”模式,在题目给出的图表中就提供了大量史实可供考生作为论据使用,不仅降低了答题的难度,更提高了答案的准确性。 二、紧扣中心论点展开论证 历史小论文,实际上就是“小型的政论文”,学生要抓住“小”这一特点,用有限的文字进行有力地论述。要做到短小精悍,就要紧紧围绕中心观点展开论述,不要涉及无关的内容。例如:评析“科举制对中国历史发展的影响”,只需要论述科举制形成至今对中国社会产生积极影响和消极影响,而不必论及科举制形成的背景、时间、发展演变的问题;再如:评析“1949年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仅就“1949年新中国成立对中国产生的影响”展开论述就可以了,不需要再提及1956年三大改造的完成、1978年实施改革开放政策等内容。 三、提高历史学科素养 提高历史学科素养是提高历史小论文写作水平的根本保障。按照现行的高考要求,基础知识缺失是不可能取得好成绩的。如:评析“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在中国近代史上的重要地位”,有学生从“明清时期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为切入点来进行评析,显然是混淆了“民族资本主义”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这两个历史概念,其完成的历史小论文当然是离题千里了。可见,有了扎实的历史学科知识储备,才能进行正确的论证。 同时,扎实的历史学科知识储备还能帮助考生选取合理的论据。如果说观点是历史小论文的灵魂,那么史论结合才构成它的身躯。要做到有“史”有“论”、史实引用合理充分,就需要调集海量的知识储备,从中筛选与中心观点有密切关系的知识,避免出现引用的事实没有针对性、表述中出现知识性错误、简单的罗列史实、空谈理论等问题。特别是面对比较类的话题,更加要求对知识能熟练掌握、融会贯通。 尽管历史小论文这种形式,对广大考生来说是新的考验,但只要走出误区,重视学科知识与答题技巧的相互渗透,完全可以迅速有效地提高解题能力,获得较高的分数,在高考中交出一份满意的答卷。 (作者单位 陕西省安康市汉滨区恒口高级中学) 历史小论文:中学生撰写历史小论文的教学实践探索 【摘 要】文章拟在阐述历史小论文教学方法的基础上,重点分析撰写历史小论文应注意的问题及意义,建议把撰写历史小论文作为中学历史教学的一种补充手段,目的在于丰富中学生的学习生活,激发学生历史学习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培养学生实践分析能力,提高中学历史的教学质量。 【关键词】中学生;历史小论文;历史教学;实践与探索 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转型的今天,传统的教学方式应由过去关注知识传授转变为关注学生发展,由只关注学习结果转变为既关注学习过程又关注结果,以及更关注学生的情感、态度、价值观的培养和体验[1]。而对于中学的历史教学,培养学生的历史探究能力、分析能力,提高历史教学的质量是新课改标准下历史教学改革的新要求。笔者认为指导中学生撰写历史小论文便是一种有效的教学方式。历史小论文的写作集论述、论证和评议于一体,是思维训练由思考到理论总结的过程,它能强烈呼唤起学生的探究能力;其次,历史小论文写作过程中的搜寻资料、寻访历史古迹等社会实践活动,能有效地促进学生动手、动脑习惯的养成,进而便于学生探究性学习习惯的形成。下面就历史小论文有关教学方法、撰写历史小论文应注意的问题及撰写历史小论文的意义作粗浅的探讨。 一、撰写历史小论文的教学方法 1、设计一个情境。即设计出一个让学生产生疑问需要分析解决的问题情境。如学完了《鸦片战争》这一课程之后,让学生根据所学知识,结合现实生活,以鸦片战争对近代中国的影响为主题,从历史的角度写一篇小论文,请自拟标题试论自己的观点。 2、提供一些材料。考虑到初中学生知识积累的有限性,除了要求学生阅读教材、查阅课外资料外,教师还需要提供一些可靠的历史材料作为补充,可以选择历史原始资料,也可以选择后人对历史事件及历史过程的认识和评论。如学完了《太平天国运动》后,让学生查阅有关资料,从主观和客观两个层面来探讨和分析太平天国运动失败的原因,写一篇小论文。教师可作提示如主观因素有:先天不足、后天畸形;诞生和发展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太平天国领导集团骄傲自满及内部矛盾的激化;脱离了广大人民群众;客观因素有:封建势力的顽抗镇压;外国势力与国内封建势力的苟合介入等。另外,适当利用新教材,“史学争鸣”栏目,利用多元的观点来开阔学生的眼界。 3、给予一定的指导。由于初中学生的心智尚未成熟,抽象概括能力不强,再受以往应试教育的影响,形成了被动和机械的学习模式。因此,对于历史小论文这种新的教学方式,初中学生开始难以把握其写作方法,所以给予一定的指导非常有必要。首先要指导阅读,教会学生如何查阅资料、审视资料;其次要指导分析讨论,教会学生提取有效的历史信息,加以利用;再次要指导写作方法,教会学生如何做到论点明确、论据充分、论证严密。 4、给学生独立的思考时间与空间。对于教材中材料丰富、学生有一定知识储备的论题,可要求学生课堂内独立完成而对于涉及范围大且需要较强理解与分析能力的论题,就要给学生独立思考的时间与空间,让他们到图书馆去读书查阅资料。此次,还可以把学生分成若干研究小组,设一名组长负责分配任务和协调工作,组织小组内讨论,开阔组员眼界及思维,加强学生之间的团结协作,培养他们的团队精神。 5、给学生一个恰当的评价。历史小论文是学生研究性学习的成果,教师要认真负责地批阅每一篇文章,做出恰当合理的评价。可以画出其中表达准确而生动的语句,在旁边批语表扬,也可以在最后写上总批语,表扬肯定其突出之处;而对观点不明确、语句不通顺的句子则要婉言指出其不足之处。 6、给学生一个及时的反馈。对于学生写作的情况,要做好统计工作,及时反馈给学生。要及时分析总结,开设总结课课堂,通过课堂分析总结的方式来提高学生的认知水平。在总结的过程中,要表扬立意新颖的小论文,加以适当奖励;同时也指出并质疑观点、论据分析有误的文章,让学生自由展开讨论。而对于观点出现对立的情况,可以组织学生分组进行辩论,以使他们的思维更加活跃和开放,进而达到教学的目的。 二、撰写历史小论文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历史小论文的写作过程从形式上看就是一个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过程[2]。为此,历史教师有必要确立“引导型”为主的教学模式,切实把学习主体放在学习者这一边,耐心地引导学生在学习过程中不断提疑,激发学生的求知欲望。教师在指导学生撰写历史小论文时应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1、注意设疑。宋代教育家朱熹说:“学贵有疑,小疑则小进,大疑则大进。”历史的过去性决定了史论多是经间接的方式来获取,再加上时代的局限性和史家的主观性,给质疑提供了很大的空间。因此,教师在指导学生撰写历史小论文时要把提出问题,分析问题的思路展现给学生,为学生作示范,以便学生能顺着思路去思考问题、解决问题。 2、注意培养学生的论证能力。学生查阅资料,寻找论据首先要选定论文题目,确定一个中心及论文写作范围。然后,按照此中心和范围,组织5~8名学生为课题小组,分工合作,这既提高了工作的效率,也培养了学生团结协作精神。在搜集资料过程中,教师要加强对学生论证能力的指导,鼓励学生做必要的读书笔记,并开展寻访古迹,实地考察等社会实践活动,通过实践去检验、论证资料的科学性、有用性。 3、注意培养学生的写作技巧。小论文的写作离不开扎实的语文功底。作为历史教师要多向语文教师学习,讨教写作技巧和作文教法,并了解学生作文水平的高低,做到心中有底,有的放矢。在指导学生撰写历史小论文的时候,注意引导学生论文提纲的写作,力求做到立论明确、论据充分、结构可靠。 4、注意创设良好的外部环境。为学生撰写历史小论文创设良好的外部环境,硬件上学校要为学生提供一定的场所:如阅览室和图书馆等等。历史教师也要不断探索、勇于创新,把历史小论文的写作做为历史教学中不可缺少的一个重要环节,努力提高自己的教学水平。软件上,撰写历史小论文的组织形式也要力求灵活多样,避免枯燥乏味和单一的教学模式。 三、撰写历史小论文的意义 1、撰写历史小论文有利于学生学习方式的转变 传统的教学模式中,学生总是被动地接受知识,他们多采用“死记硬背、题海战术”来学习历史知识,结果是“背完就忘,考完就扔(书)”[3]。这种学习历史的方法,不仅所学的知识质量不高,而且记忆的牢固程度也很低,消磨了学生的兴趣,限制了思维的发展。而撰写小论文属于研究性的学习方式,能激发学生对历史知识的探究欲望,实现学生由被动式学习向主动性学习的转变。 2、撰写小论文有利于培养学生分析与认知能力 当学生对某个历史概念或历史事件不甚了解时,他们会主动去查阅有关资料,那些他感兴趣的、经分析而理解的内容记忆相对要牢固。学生在实践中发现和探究问题,体验知识发现的过程,有助于综合认识能力的提高与思维分析能力的培养。如在评价鸦片战争对中国近代史的影响小论文中,学生既能看到鸦片战争加快中国封建社会瓦解的一面,又能看到外国势力对中国侵略的这一面,锻炼了学生正确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方法来评价历史事件,综合培养了学生分析与认知能力。 3、撰写历史小论文有助于培养学生严谨求实的学风 “历史课的灵魂不在于形式,而在于培养学生形成正确定历史意识和历史观[4]。”历史论文必须以史实为基础,脱离史实泛泛而谈肯定行不通。对文章所使用的论据,必然要经过一番分析解剖,才能提取有效信息。历史论文的写作过程就是史论的研究过程,要求研究者必须实事求是。同时在这一过程中,学生能切实感受到“史由证来”和“论从史出”,这些对培养学生严谨求实的学风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4、撰写历史小论文有助于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 撰写小论文既要求学生应用综合知识,又要求运用自己的综合能力。学生在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其阅读能力、判断分析能力、提取有效信息能力、语言组织和表达能力均得到充分训练。长期以往,学生的自学能力与应用知识的能力就会显著增强。学习知识的根本目的在于应用,这种强调知识应用的教学方式,能够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符合现代素质教育的要求。 总之,撰写历史小论文有助于转变学生被动式的学习模式,培养学生历史学习的兴趣,拓展学生探究历史问题的能力,进而提高历史教学的质量。 作者简介: 宋海玲(1977―),女,广西桂林人,桂林市第十三中学,中学一级教师,主要从事历史教学与研究工作。 历史小论文:浅谈高考历史小论文写作 古人云:“法无定势、水无常形。”同样,文无定法。历史学科作为一门纯文科的课程,不仅仅是简单的史料学习,也涉及相关内容的写作。只有恰当的文字描述,才能有效表达个人的观点。在历史考试中,目前最常见的题型就是历史小论文的写作。正如语文作文的写作,写历史小论文也一样,没有固定的格式和方法。如果说有什么方法,也是因人而异,因文而异。笔者结合多年的教学实践,以及历年高考试卷中的历史小论文题,谈一些共通的写作方法,以供读者参考。 一、认清题型 议论文又叫说理文,它是一种剖析事物、论述事理、发表意见、提出主张的文体,作者通过摆事实、讲道理、辨是非等方法,来确定其观点正确或错误,树立或否定某种主张。议论文应该观点明确、论据充分、语言精练、论证合理、有严密的逻辑性。历史小论文正是议论文中的一种。 历史小论文题是近几年高考,特别是新课改之后出现频率很高的题型之一。高考中的历史小论文一般是通过对某段给定的材料谈谈个人的观点看法,从而考查学生论由史出、史论结合的批判、分析能力,体现了历史新课程改革后的教学导向。当然,它的命题特点也是以自主研究性学习为方向,以论由史出、史论结合为答题的原则,以开放性的答题形式,对学生的历史能力进行全方位、多角度、多层次的考查。历史小论文一般没有标准答案,言之成理即可,允许学生根据自己的知识水平自由作答。 自从2001年在上海高考历史试卷中首次出现小论文题型之后,其有效考查学生历史学科素养、“以考促教”、促进自主学习、引领教学改革、助推课程改革及其保持试题必要的区分度等考查功能的优势逐渐更多地被考试命题者所认同,并逐步成为越来越多省份历史高考试题的必选题型。然而,对于该题型,学生们的答题却总不尽如人意。究其原因,既有思想认识的不够重视,更有对该类题型缺乏应有的理性分析而导致针对性复习举措的无力、低效使然。为攻克这一复习难题,我认为历史教师必须客观审视小论文题型的考查意义及其命题特点与规律,积极探索行之有效的解题方法。 二、日常训练 在历年高考试卷中,历史小论文题主要有两种类型,一种是史论题,要求考生论证说明某一历史观点,另一种是史料题,要求考生从给出的史料中提炼文章的主题,自拟题目,撰写论文。正常来说,历史小论文的写作水平可以反映出学生历史基本素养和综合能力的水平,与大学历史专业课考试题型接近,对高中学生而言,具有较高的挑战度。 历史小论文写作既要符合写“论文”的正常要求,又要体现“历史”的固有特点。所谓“正常要求”,就是要具备小论文的三要素:论点、论据和论证。所谓“历史特点”,即要言必有据、论从史出、史论结合,做到观点与材料的统一。论点要尊重史实,它是对历史资料进行分析研究后得出的判断;论据要务实求真,要选择能证明论点的典型史料;论证就是运用论据来说明论点的过程。 在日常历史学习过程中,教师要有意识地引导学生学习小论文的写作,就像语文作文的写作一样,把它当成长期性的一个学习任务来完成,让学生熟悉这一题型,在规范化的训练之后,能够有效运用所学习的知识进行分析评价,中肯地表达个人的观点。 教学生写历史论文,要让学生能透过历史事物的现象看到历史人物或者事物的本质。比如评价秦始皇,我会首先让学生思考、讨论这几个问题:有人评价秦始皇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多民族的中央集权的国家,北筑长城,南凿灵渠,统一货币和度量衡,“书同文,车同轨”,所以,秦始皇对中国的历史发展功劳盖世,你赞同这种观点吗?同时,陕西西安出土的“秦始皇兵马俑”举世闻名,你怎么看待这一浩大工程?为什么秦王嬴政自称“始皇帝”?大秦帝国到了二世就亡国了,他的目的为什么没有实现……由上述问题,你怎样评价秦始皇这个人?通过一系列的问题分析使学生懂得这样的道理:历史发展自有其所属的客观规律,秦始皇灭六国是历史发展的大势所趋。这样,学生写起论文来就会观点明确,有理有据。 三、解题技巧 笔者将以江苏2011 年高考历史卷真题为例,来分析在实战过程中如何快速理清题意,做出答案。首先要仔细阅读材料,找出题目中的关键词,明确观点。很多学生,在紧张的考试氛围里,时间紧张,草草阅读题目但不能充分理解题意,导致跑题而失分,十分可惜。很多时候,因为题干中的论点也不是很充分,我们不能完全获悉,因此,就要求我们必须先阅读材料,找出关键词。哪些可以作为“关键词”呢?大体上材料中的主体或者是围绕的中心,反映了材料的意思和要旨的词语可以作为材料的“关键词”。其次要联系已经掌握的知识,堆砌论据,安排结构。正常来说,高考试题中小议论文的材料应该都是我们比较熟悉的内容,但切入的角度可能比较新颖。但对我们学生而言,都不会陌生到没有话写,否则也就失去了考查的意义。 总而言之,分析一个材料,要从内因和外因相互结合的角度进行分析,这有利于保证论文的全面性。当然在整个行文过程中要讲究论文格式,写论文也不例外,凤头猪肚豹尾,学生写历史小论文一定要写好开头,明确论点、开门见山。高考历史小论文的写作对学生而言具有一定的难度,但却是培养学生自主学习能力、训练独立思维能力的很好方式。作为高中历史教师,我们一定要帮助学生适应这种题型,在考试中取得更好的成绩。 历史小论文:浅析高考历史小论文题及教学策略 摘要:本文从高考近几年历史小论文分值入手,列出了学生在做历史小论文出现的一些问题,并详细说明其特点与今后应对的方法. 关键词:历史小论文;逻辑思维;命题 历史小论文题是最近几年出现,为一种新题型,它由上海高考题中的论述题逐渐演变而来。这种题型着重于考察学生的综合能力,要求学生将课本中的知识与相应的材料相结合,并应用历史语言(史学论观)描述自己的观点,这种题型没有固定的标答,也没有明显的套路。是属于开放性的试题。下表为2010年与2011年的小论文各得分段的情况进行一个实际展示: 自2010与2011年小论文题的得分段及百分比 从表中可以看出,学生在高分段得分较少,平均分没有超过一半,一个原因是学生在提炼观点时没有根据题意,导致跑题而失分;另一个原因则是因为此类的题型平时少见,做出来比较别扭,很难按题意答。 笔者在教学第一线,与学生接触较多,从平时的检测题和历年的高考题来看,学生多有失误,主要是由于知识、能力的缺陷,答题技巧、表达水平的不足以及审题、答题习惯的不良等因素造成的,属于答题的多项综合症。总括起来,存在如下问题: 第一、审题不慎。认真审题,明确题目要求,这是准确完整地回答好试题的关键。第二、知识应用不够。明确题目要求,正确地回答问题,首要条件在于全面地掌握历史知识,因为学生具备了全面系统而扎扎实实的历史知识,才能够将脑中所存的丰富知识解答。第三、表达不当。语言准确,条理清晰,这是对历史问答题的文字表述的基本要求。但学生在答题过程中思维有时比较混乱,并没有一个明确的分点,无纲无目,段落层次不清,这就导致学生得分不高。 第四、史论脱节,逻辑很不严密。这主要表现在用史实说明历史观点或结论的答题中,部分学生不善于用史实作论据来支持题目的论点或结论,或有史无论,或有论无史。再就是在论证或分析问题的时候,不注意所述内容之间的内在联系,把本应完整的知识框架变得肢离破碎、残缺不全。 下面笔者就将近几年高考的历史小论文题的命题的形式与评分要求作了个总结:一、命题方式:一般有三类1.直接提出评论的对象与内容。评论的对象有人物、事件、制度、著作及现象。评论的内容不外乎原因、性质、制度、地位、影响、作用等。2.提供一些材料进行命题论析。3.提出一种或几种观点,进行立论或驳论。二、评分的要求,大致有四条规则:1.字数限制,一般在400~500字以内。2.分层次划等第给分。评定标准为:基本观点正确、全面,基本史实准确,能说明其提出的观点。3.史论结合,论证逻辑严密。4.文字表达简洁流畅,条理清楚。 对于今后指导参加高考的学生解决小论文题,笔者有如下一些方法供同行们在教学中参考: 首先,指导学生审题,找到合理的答题角度。审题是判断本题的命题指向,看懂试题要求。成也审题,败也审题。成败关键在于审题。 其次,指导学生史论结合地论证观点。空谈得不到分数,再华美的文采,缺乏可靠的论证,也得不到认可。历史小论文的特点是用史实论证,有论点,有论据是小论文的基本思路。第三,教会学生提炼论点。用材料提出问题,用小论文的形式回答,是高考新课标卷已经使用的模式。审清这类题型最重要的是结合问题看清楚材料的观点。第四、夯实基础,注意新材料与课本的结合。历史小论文主要考查学生理论应用和分析论证的能力,虽高于教材,但仍源于教材,它一般都是针对教材中的重点知识设计命题。因此,在掌握教材重点知识的基础上,注意指导学生多向变换角度分析教材,升华认识,十分有助于学生解答好历史小论文题目。 回答好这类题目。 第一种:论述题\(史实+评论)\历史小论文第二种:论证题──(观点判断+论点+史实+理论分析)(论点+史实+结论)/第三种:材料评论题/(判断+史实+理论分析) 最后,针对目前学生在答题的方式上出现的问题,笔者认为学生在做题过程中应注意议论的方式,主要有立论与驳论之别: 1.立论,就是从正面论证某论点的正确性,或谈谈对某一正确观点的理解与认识。立论题,一般要求依据或者确定正确的观点、结论,运用正确的理论,选取有关的史实,从正面论证某论点的正确性,或谈谈对某一正确观点的理解与认识。论证的方法有归纳论证,对比论证,层递论证,因果论证等,根据需要采用一种或几种。答题格式是:指出观点正确。围绕观点或结论,按题目的具体要求和限定范围,进行评述或论证。 2.驳论,就是对错误的观点或立论进行反驳,否定对方的错误之处,以辩正是非,形成正确的认识。步骤是:先要认真思考对方的观点及支持观点的理由和根据,弄清其错误的实质。然后展开批驳,一要批驳对方的论点,以揭示其错误的性质;二要批驳对方的论据,以证明其虚假或证据的不足;三要批驳对方的论证,以揭露对方议论中所运用的论据与论点之间存在的矛盾或逻辑错误。这样,才能驳倒错误观点,阐明正确的思想与结论。 教师在指导学生做小论文时,不要给学生灌输题难思想,多给他们信心,从以上所给特点及方法入手,考生可按照历史答题口诀进行操作“先表态,得观点分;想论点,得分论点分;找史实,得历史史实分;作结论,得整体印象分;排好版,注意逻辑联系。”万变不离其宗,运用得当便可得到高分,虽说任重而道远,我相信本学科的同仁们会因此而收获自己的一份耕耘成果。 (作者单位:江西省鄱阳县私立饶州中学333100) 历史小论文:历史小论文写作指导 摘要:为了帮助学生克服初中毕业会考的一道难关----撰写历史小论文,教师在教学中首先要求学生思想上重视,树立信心,其次教给学生写作历史小论文的方法,如仔细审题、拟好标题、组织材料,掌握历史小论文写作的三要素,再给学生以范文示例,然后指导学生写作练习,教师做好习作批改与讲评,从而使大部分学生学会写作历史小论文。 为了考查学生的历史素养和学习能力,2013年初中历史毕业会考新增了一种题型:写历史小论文。这对于初中生来说有一定难度,因此教师很有必要正确指导学生学习撰写历史小论文。本人抛砖引玉,将自己的一些粗浅认识与同行分享,望各位同仁不吝赐教。 首先,要求学生思想上重视,帮助学生树立信心,克服畏难情绪。教师要在课堂上经常、反复地向学生灌输这样的思想,历史小论文一点也不用害怕,一是它字数不多,一般要求150---250字左右,二是初中历史小论文大多会给出相关的材料,只要具备一点阅读、理解和表达能力,知道合理运用材料就能写出历史小论文。这样学生消除了对历史小论文的恐惧感,敢于动笔,在中考中就不至于失分。 其次,教给学生写作历史小论文的方法。 写好一篇历史小论文,尽量做到论点新,角度新,文笔流畅,具有较强的可读性,具体注意以下几点: (1)仔细审题。教会学生先读懂题意,弄明白题目的具体要求,抓准题目中的关键词,做到下笔时胸有成竹,紧扣题意,而不是离题万里。 (2)拟好标题。好标题能画龙点睛。写作时视具体情况而定。标题过大,写作内容就会空洞不实在,标题过小则会让自己的思路打不开,无话可说。因此标题的内涵宜适中,让自己感觉有话可说,标题字数不能过多。如①“浅论科举制度”,②“浅谈隋唐科举制度的发展历程”,③“浅谈隋唐科举制度的积极影响”,④“科举制度与唐诗的繁荣”四个论文题,比较而言题①就显得文题过大,题④则显得文题过小,而且还需要一定的语文知识,写作起来会感觉有点难度,而题②教材介绍了科举制度从隋朝文帝、炀帝到唐朝太宗、武则天、玄宗的发展历程,题③关于隋唐科举制度的积极影响教材也有讲述,因而学生会觉得好写得多。 (3)组织材料。要围绕主题选材,要适当运用已经给出的材料,通过自己的思考把材料组织起来。材料不是越多越好。要让材料为自己去“作证”,就一定要选择那些说服力强的、容易让人信服的、容易打动别人的材料。 (4)正文写作。一般要求具备三要素:论点、论据和结论。论点要紧扣标题,是论文阐述的具体观点:论据是用来说明自己的观点的历史事实或经典名言;结论是对全文进行扼要概括或总结。可将其总结为三段式:亮明观点---证明观点---概括总结。 第三,给学生以范文指导。为了降低学生写作的难度,尤其是学困生,教师可以准备相关的一些范文,给学生做示例指导。现列举两篇加以说明。 范文一:秦始皇应该修长城。 秦始皇该不该修长城,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我个人认为秦始皇应该修长城。 首先,从秦始皇修长城的背景看,为了阻止强悍的马背上的民族匈奴族南下骚扰,给中原人民一个安定的生产生活环境,秦始皇除了修建长城之外,也没有更好的别的办法,修长城虽有些劳民伤财,加重了人民的负担,也确是无奈之举。长城的修建的确有效地阻止了匈奴族的南下,有利于边疆人民社会生产和生活的安定,有利于巩固国家的统一。 其次,从现在看,长城已经成了中华民族精神的象征,是广大劳动人民智慧和创造力的见证,是公认的“世界奇迹”,是中国人民的骄傲。 综上所述,我认为秦始皇修长城利大于弊。 范文二:秦始皇不该修长城。 我认为秦始皇不该修长城。 修长城要役使大量的劳动人民,给劳动人民带来巨大的劳役负担,打断了人民正常的生产和生活,给人民造成巨大灾难,因此至今仍有孟姜女哭长城之说。修长城是秦暴政的一个主要表现,正是由于秦的暴政最终导致了秦的灭亡。 秦朝修长城不能有效阻止匈奴族的南下,反而阻止了中原汉族人民与边疆少数民族人民的经济文化交流。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也可以尝试与匈奴族和平共处,可以通过联姻、和谈、互市、册封等方式说服匈奴贵州,放下武器,结为盟友,共同发展。这样既可以避免很多的伤亡,又可以续写一段汉匈友好往来的佳话,何乐而不为呢? 因此我不赞成秦始皇修长城。 两篇范文围绕“秦始皇该不该修长城”展开,一正一反,引导学生从不同角度去看待问题。从写作上看,都是开门见山亮明自己的观点,然后列举两个论据证明自己的观点,最后再下简短的结论。 第四,指导学生写作练习。对于历史小论文的写作,光有教师的“授之以鱼”和“授之以渔”还不够,必须要学生亲自去练习写作。教师可以给出学生一些议题,如“隋唐科举制度”“秦始皇修长城”“我眼中的武则天”“ 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近代百年沧桑”“上海的变迁”“家乡的变化与改革开放”“我看社会福利制度”“经济全球化”等,要求学生自拟标题,有的要求学生在规定时间内完成上交,有的要求学生课后完成,甚至可以是口头作文,相互交流和点评,以激发学生的兴趣,达到共同提高的目的。但不管何种形式的作文,都必须达到如下要求:字数要够,语句要通,要符合三段式要求即亮明观点---证明观点---概括总结。 第五,教师做好习作批改与讲评。对上交的习作,不管写作水平如何教师都必须仔细批改,包括标题、内容、格式、语句甚至错别字,对学生严格要求,写出评语,指出问题和亮点,给出恰当的分值,提出激励性的要求,并对每次作文批改进行讲评,使学生在每次作文后水平都有所提高。然后挑选出其中的典型文章,作为范文在班内宣讲在年级内展示,使学生获得成就感。 经过以上练习,大部分学生就会消除对历史小论文的畏难情绪,学会撰写历史小论文,能够从容面对中考了。 历史小论文:如何指导高中学生撰写历史小论文 [摘要]新课改下的中学教育,强调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历史小论文的写作集论述、论证和评析于一体,是思维训练由思考到理论总结的过程。它能强烈呼唤学生的主体精神和创新能力。其次历史小论文写作过程中的搜寻资料。寻访历史古迹等社会实践活动和撰写过程,能有力地促进学生实践能力的发展。本文结合笔者教学体会,浅析指导高中学生撰写历史小论文有效做法。 [关键词]课堂教学 历史小论文 指导方法 新课改要求中学历史教学应当活起来,应充分开发课程资源,教给学生有生命的历史,学生的探究能力已成为学科教学的主题。如何在历史教学中培养学生的探究能力呢?通过这几年的教学实践发现:小论文的写作已成为历史教学的一道风景线。日常教学中,学生历史小论文写作的优劣往往是既考察了学生对所学历史知识的记忆、理解和归纳能力,也反映了历史教师教育教学的水平高低。那么在实际教学过程中如何指导学生撰写出优秀的历史小论文呢? 1.引导学生充分认识撰写历史小论文的意义 在历史学习过程中,好多同学思想上存在误区,认为历史学习就是背背记记的事,致使好多同学对要求学生能主动参与,并有创造性思考的历史小论文写作表现出种种不适,这就需要我们教师能正确引导学生纠正认识误区,充分认识撰写历史小论文的意义。 1.1撰写小论文有利于学生掌握基本知识、提高思想认识和培养综合能力。当学习者对某个历史概念或历史事件不甚了解时,他会主动去查阅有关资料。那些他感兴趣的、经分析而理解的内容记忆相对要牢固。 1.2小论文教学有助于培养学生严谨求实的学风。历史论文必须以史实为基础,脱离史实泛泛而谈肯定行不通。对文章所使用的论据,必然要经过一番深入地分析加工,才能提取有效信息为己所用。这些活动是一种科学研究的行为,要求研究者必须实事求是。同时在这一过程中,学生能切实感受到“史由证来”和“论从史出”。这些对培养学生严谨求实的学风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1.3小论文教学有助于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小论文的写作既要求学生应用综合知识,又要求运用自己的综合能力。在他们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中,阅读能力、判断分析能力、提取有效信息能力、语言组织和表达能力都会得到充分地训练。 2.引导学生把握优秀历史小论文的标准 一篇好的历史小论文需要满足以下几个要求:1.主题明确符合要求,力争富有创意,能够引人入胜,题目宜小不宜大,切忌面面俱到,大而空。2.论据(即引用的材料)充实,引用的材料恰倒好处。3.论证过程科学准确,逻辑严密,详略得当。4.结论正确,首尾呼应。并能由感性知识上升到理性认识,能抓住本质,给人以深刻启示。5.语言要有史学之一般特点。要真实准确又颇具文采,要讲究理性又富感染力,切忌文学之朦胧浪漫和虚构夸张的散文化倾向。学生只有明确了优秀小论文的标准,做到心中有数,才会朝这个方向努力。 如高考例题:梁启超在民国初年曾发表过一篇《中国史叙论》,作为中国通史纲领。“第一,上世史。白黄帝以迄秦之统一是为中国之中国,即中国民族自发达、自竞争、自团结之时代也。……第二,中世史。其秦一统至清代乾隆之末年,是为亚洲之中心,即中国民族与亚洲各民族交涉繁颐、竞争最烈之时代也。……第三,近世史。自乾隆末年以至于今日,是为世界之中国,即中国民族合同全亚洲民族,与西人交涉、竞争之时代也,” 对梁启超的这一“纲领”,后人多有评论。有人认为,它揭示了“中国民族”发展的主线;有人认为,它只看到了“中国民族”发展的一个方面,有许多不足之处,你是怎样理解的?有何评论?请自拟论题,写一篇历史小论文。 3.对学生进行有针对的指导 3.1指导学生发现问题、确定切入点 中学阶段开展的研究性学习,受时间、资源和学生能力等因素的制约,不可能也不需要达到史学家的专业层次,因此在选题上宜小不宜大。教师可在学生掌握教材知识的基础上,针对教材中的重点问题,引导学生采取联系现实、创设情境、纵横比较、变换角度、综合归纳、因果联系等方法去发现问题、确立问题。 3.2指导选材 有了题目之后,指导选材就成了一项重要工作。教师在达一环节主要是教授学生检索素材和获取素材的方法。首先,收集素材。根据命题的需要,引导学生到图书馆、学生阅览室、网上查阅资料,查阅书籍、收集影视信息,或进行社会调查等多渠道去广泛收集、整理有关资料。其次,整理素材。引导学生通过归纳、整理、分类、组合,筛选出具有典型性、说服性的材料,使其成为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所用的论据。第三,研究素材。从多学科、多角度对资料进行比较研究,把握国内外研究动态,借鉴已有的研究成果和经验教训,找到新的生长点,为课题研究提供框架和方法论。 3.3指导写作 题目拟定,材料选定,学生往往感到无从下笔,这就需要教师对学生进行写作指导。 首先,进行写作方法指导,历史小论文具有“短小精悍”的特点,可分为“引论”、“正论”、和“结论”三部分,引文主要是说明选题的原因和目的,提出文章所要探讨、解决的问题;正论是分析、论证的过程;结论是整个命题总结性的表述。论文重点在正论部分,历史小论文必须选择与命题有关的历史事实作为论据,在分析论证的过程中必须做到“论从史出~史论结合”。指导学生列出写作提纲,树立全局观念,从整体出发,去考察局部,既能突出重点,又能照顾全局。 总之,撰写优秀历史小论文并不是一目之功,需要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使学生充分认识撰写历史小论文的作文,激发学生写作兴趣,对学生进行必要的方法指导,进行有针对性的联系,长期下来,我们的高中学生一定能写出优秀的历史小论文,用历史知识区分析、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会越来越强。 历史小论文:高考历史小论文的解题技法 历史小论文题是近些年高考尤其是新课标卷中非常受推崇的新题型,考查学生“论从史出,史论结合”的能力,体现了历史新课程的教学方向。其命题特点是:以研究性学习为命题目标,以论从史出、史论结合为作答原则,以开放性为答题形式,往往从前沿学术观点入手提供几个观点材料,对学生的历史能力进行全方位、多层次的考查。答案一般具有非唯一性和不确定性,注重对过程的评价,并且允许学生根据自己的知识水平自由作答,言之成理即可。 对于该题型诸多专家学者的解题论述多见于报刊,但从教学实践来说,总有些高屋建瓴,不好把握。如何从学生的视角,让该题型更好操作,笔者做如下尝试,不当之处,共同商榷。 一、试题类型: 历史小论文题按命题形式分为两类:提供观点型开放题;提炼观点型开放题。 提供观点型开放题即材料中提供现成观点,学生可针对任一观点加以评价,也可以根据自己认知水平,提出其他观点进行论证。只要言之成理,持之有据,照样可以得分。如“对洋务运动的评价,一种观点认为其积极作用是主要的;另一种观点认为其消极作用是主要的。你同意哪种观点,并阐明理由”。此题除了上述两种观点外,还可提出另外的观点,如积极作用和消极作用均半,没有主次之分。 提炼观点型开放题即材料中未提供现成观点,需要学生在理解材料的基础上,先加以提炼再作答,难度加大一步。如2012年石家庄二模文综41题: 宋朝租佃制的普遍实行、农业的精耕细作以及农商并重的政策,促进了宋朝经济的繁荣;虽与辽、西夏、金发生战争但内部没有发生席卷全国的农民暴动,且更多的是和平友好局面;“首用文吏而夺武臣之权”,“以儒立国,而儒道之振,独优于前代”;新兴的市民阶层诞生,市民的富裕闲暇的生活及审美趣味和生活情趣促成了宋朝的文化高度繁荣。 宋朝立国初期,发生了多次农民包括手工业者、兵士等起义,到真宗时,宋祁曾上书提出 “三冗”,-----宋朝向辽、金割地、纳贡,还向西夏输银、帛------宋朝削弱相权、兵权、行政权以及大搞另类思想专制等举措,强化了专制集权;宋最发达的学科是理学,但理学家研究的都是远离现实的“性理”,对抵御外敌丝毫无补……宋虽发明了火药,但军事上怎么都处劣势;经济实力强,养的多为“冗兵”,科举取士越多,越无才可用,甚至奸臣辈出,火药越多,宋的可偏安领地越少;指南针越多,越找不到可供流亡的生路——陆秀夫只好抱着南宋最后的小皇帝跳海。 ——孙景坛《关于宋代的历史定位及总体评估新探》 评材料中关于宋朝历史定位的观点。(12分) (要求:围绕材料中的一种或几种观点展开评论:观点明确,史论结合。) 该题可提炼出如下观点:观点一:宋代是中国历史上全面繁荣、全面超越的重要朝代。 观点二:宋代是积贫积弱的朝代。观点三:宋代在历史上是全面繁荣的朝代,但这种繁荣在现实中往往呈现负效应。 二、评分方式及解题技巧: 历史小论文题没有固定答案,只给评分标准。如: 一等(12~10分)①紧扣评论对象,观点明确;②引用史实正确;概括准确;③论证充分,逻辑严密,表述清楚。 二等(9~5分)①能够结合评论对象,观点较明确;②引用史实较正确,概括较准确;③论证较完整,表述清楚。 三等(4~0分)①偏离评论对象,观点不明确;②引用史实不正确;概括不准确;③论证欠缺说服力,表述不清楚。 针对历史小论文开放性的评分标准,我认为应从如下五方面加强解题技法指导。 1.简明扼要的亮明观点——前提。 学生尽量选择自己最擅长、有史实论证基础的观点,然后开始组织答案。亮明观点能起到画龙点睛的 效果。观点明确与否是论文质量档次高低的前提,也是能否吸引判题人第一注意的关键。学生要思考如何“明确”观点?观点是用来表明作者立场的,其评判原则是既要简练又要表明立场,缺一不可。 2.要多角度论证观点——优秀。 在论证过程中,要全方位、多角度的选择史实,力求证据充分。论证原则为“论从史出、史论结合”。有史无论太肤浅,平铺罗列没有深度;有论无史太空洞,无源之水力度不够。多角度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入手:⑴、依据社会史观包含的层面: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外交------⑵、依据历史的纵向线索:不同时段。⑶、从正反两方面进行论述。⑷、从同类事物对比角度论述(古今、中外)。⑸材料中提供的其他角度。论据的来源:材料加所学。即先把材料提供的论据充分用好。再用所学知识弥补。 3.回扣主题或理论提升——升华 论证完成后,用凝练的语言对观点进行回扣或理论升华,使整篇论文档次有个提升。 4.表述要成文,切忌要点式作答。不能像问答题一样,应以文章的形式来呈现。 5.语言精炼: 由于文科综合题量和时间的限制,历史小论文字数一般控制在200字左右,应抓住材料中的关键信息,在充分理解材料和命题意图的基础上,先打草稿或列腹稿再动笔,以保证语言精炼,切中要害。一定要使用历史学科语言,切忌口头语。单纯的史实堆砌,或者是空洞的论述,都是不能得高分的。 三、例文赏析: 2012年石家庄二模关于宋朝历史定位的范文 观点一:宋代是中国历史上全面繁荣、全面超越的重要朝代。 经济上:经济繁荣,纸币的使用,市民阶层的出现,更加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政治上:相对稳定局面为宋朝文明的发展提供了内部基础;实行重文轻武政策、进一步完善科举制,对欧美文官制形成有一定示范作用;思想文化上:理学出现、宋词兴起、话本的产生与发展等,铸就了文化的繁荣;领先世界的科技成就如:活字印刷术、火药和指南针的使用与外传,对推动欧洲由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迈进起到了重要作用。 总之,宋朝在历史上是发达繁盛的朝代,起程前启后的重要作用。 观点二:认为宋朝是积贫积弱的朝代。 政治上:宋初的农民起义、三冗″的提出是宋统治腐败的体现;割地求和的屈辱行径以及军事上的劣势,表明宋在中国当时的割据政权中最懦弱;强化集权的举措,给宋种下了积贫积弱的祸根,而宋的专制是宋代腐败、懦弱、卖国的总根源;经济上:遭受异族掠夺和每年缴纳“岁币”,破坏了经济正常发展,加重了人民负担;思想文化上:理学压抑、扼杀了人的自然欲求而文化的繁荣多为畸形发展,这些都不能促进综合国力的提高,且在现实中往往呈负效应。 综上所述,宋代在历史上是积贫积弱的朝代,在多民族政权并立中,多遭欺凌。 观点三:宋代在历史上是全面繁荣的朝代,但这种繁荣在现实中往往呈现负效应。 论据:二者结合 总而言之,开放性试题突出了“活”、“新”、“探(探究性)”的特点;它源于历史教材,却高于历史教材;它突破了传统试题的设问方式,将学生已掌握的认知结构运用于新的历史情境中,结合学生的生活实际,关注现实问题和社会热点、焦点问题,拉近了历史与现实的距离,使历史知识变得鲜活起来;所以,这种题型考查的力度有越来越大的趋势。 历史小论文:指导初中生撰写历史小论文的点滴探索 初中历史教材九年级下册第八单元活动课四安排了历史小论文的撰写——《科学技术与未来》。撰写历史小论文对于初中生来讲是一种比较新颖的学习形式。那么,如何指导初中学生写好历史小论文呢?笔者对此进行了一些探索,也指导过多名学生在市级以上历史小论文评比中获奖,现呈现自己教学实践中的一些浅见,以求教方家。 虽然初中历史教材一直到九年级下册才提出写历史小论文的要求,但我认为,对学生写历史小论文的要求,可以从八年级开始。其实,八年级下册的活动课一《社会调研——家乡的昨天和今天》,形成的调研报告便是一篇小论文。教师要让学生形成这样一个意识:专家学者理论水平较高,可以写学术论文,我们初中生对某一事件、人物有自己的观点,能言之有据、言之有理,一样可以写出历史小论文来,写论文并不是高不可攀的。教师在学生刚接触历史小论文写作时,可以展示部分上几届学生写的优秀小论文,展示的论文形式可以多样化,让学生知道原来调查报告、读史体会(对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的看法)、对身边社会现象的评述都是小论文的形式,它可望而可即,从而在心理上驱除畏难情绪。 为指导学生写好历史小论文,我在初二第一学期专门在课堂上开设了历史小论文写作讲座,让学生知道通常的写作格式(论点、论据、论证、结论),各部分的要求,如论据(佐证材料)必须真实可信,不能以电视连续剧中故事情节作为论据,每篇小论文都要有明确的结论等。要让学生知道要写好历史小论文应怎样搜集素材(参考书目、影像、网站)、整理素材。刚开始学写小论文时,我把学生分成若干研究小组,一般组织4名~6名学生为一组,分工合作,发挥集体智慧,提高了获取相关信息的效率,在完成目标过程中培养了合作、探究能力。 要写好一篇历史小论文,关键是要选材。我常指导学生从小处切入选材,如对历史事件、人物评论的质疑中选材。历史的过去性决定了史论大多是通过间接的方式获取的,再加上时代的局限和史家的主观性,给质疑提供了很大的空间。如学习《繁荣一时的隋朝》时,学生可以对隋炀帝的功过进行评论;在学习《中华民族的抗争》时,对日本右翼势力参拜靖国神社发表自己的观点;学习《社会生活的变化》时,就“广告可不可以夸张”发表自己的见解。可以说,这些都是历史小论文很好的选材。 《历史课程标准》强调,历史学习中要“充分开发利用乡土教材和社区课程资源”。因此,教师要善于引导学生挖掘乡土资源,从一个地区的变化看到整个社会的发展与变化。如教材八年级上册第六单元《中国近代民族工业的发展”一节中,内容很大一部分讲述了清末状元张謇在家乡兴办实业的事,这与我们三余的历史紧密相连——三余是“张謇垦牧地,江谦耕读处”,有着丰富的地域文化资源。于是我鼓励学生因地制宜,挖掘历史小论文的写作素材。有研究小组查阅了资料,知道在历史上三余地区常受海水冲击,后张謇邀请荷兰水利专家特莱克主持兴修水闸,这些水闸有的至今仍在使用(如恒兴的三门闸),有些地方虽然闸已经拆除,但在地名上仍对建闸历史给予保留(如九门闸、中三门闸等地名),有的闸则进行了改建(如遥望港闸)。学生们在经过查阅资料、询问长辈、实地考证后,写出了《三余因闸而宜居》的历史小论文,有理有据,丰富了对当地历史的了解。有学生根据通州西部地名多“灶”字(如袁灶、姜灶)现象及三余盐垦历史,查阅了资料后,写出了《通州盐业缘何衰退》的小论文。又如在学习九年级下《世界经济的“全球化”》一节中,有人反对经济全球化,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生活中的衣、食、住、行的变化及通州家纺业与国外商家的贸易,加之弗里德曼的《世界是平的》的引证,得出经济全球化是大势所趋,利大于弊的结论。 文章不厌百回改。学生的历史小论文写完以后,教师要让他们自己先审读、修改,教师在此基础上提出修改建议,让学生继续修改,努力臻于完美,修改的过程是对原先思维再整理、再深化的过程。对学生的劳动成果,教师要提供展示平台,如班级自编小报、黑板报、晨会朗读等,让学生在展示、互评中进行观点的碰撞,感受成功的喜悦。 学生写历史小论文的过程是将历史“读厚”和“读薄”的过程:“读”厚是为了写好小论文而通过各种形式查阅资料,大量占有素材,对历史事件、人物有个比较全面认识的过程;“读薄”则是在阅读后融进了自己的体悟,形成自己对历史事件、人物的看法,有一家之言。学生通过历史小论文的写作,增长了历史知识,提升了思辨能力,为高中阶段研究性学习打下了基础,这不是对历史小论文写作的最好肯定吗? (南通市通州区三余中学) 历史小论文:品味历史认识的主观性,探求历史小论文解题模式 2012年高考落下帷幕的时候,江苏历史高考第22题无疑给一线教师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该题秉承了江苏高考演变的趋势:“稳中求新”。其“稳”是良好地继承了去年江苏高考第22题小论文的题型;而重要的是在于其“新”,新在史学理论通过小论文的形式进行了论述式的考查。该题围绕的主题是萧公权对康有为思想认识的变化和修正。它不在于考查学生掌握了康有为的思想主张是什么,而在于考察萧公权对康有为思想认识为何变化,为何修正?这就涉及历史认识论问题,从中也感受到了历史认识的主观性。 一、品味历史认识的主观性 在历史哲学中,史学界提出了历史学的“月亮问题”,即“历史事实在哪里”的问题。张耕华先生认为历史学中“月亮问题”的真正含义:“认识客体的非直观性,认识活动中的主、客体的难以分离,主体因素对认识活动的影响,主体因素对认识结果的渗透等等”。[1]这实际上指出了历史研究、历史认识充满了浓厚的主观性。该题围绕的主题是萧公权先生对康有为思想认识的变化。同样做个比喻,如果把康有为的思想比做天上的月亮,而史家对康有为思想的认识比作心中的月亮,而史家的心是一面镜子呢,还是水面呢?显然,后者合理些。因为史家绝对完整地认识历史不可能的。在这个比喻下,更能直观合理地理解萧公权先生为什么修改其历史认识了。月亮映照在水面时,会不会有阻碍物呢?如云层,树木等,这会影响到历史认识。因为阻碍物,导致天上月亮的一部分不能呈现在史家的心中,也就是说史家没有完整掌握其所有史料,导致认识的偏差。再者,月亮本身就没有光,是借助太阳之光,那么这个光显然是月亮的表面,而不是其实质。正如康有为的思想主张,其表面呈现了儒家的思想,其背后是宣扬变法改良,实行君主立宪。还有,如果吹过一阵风呢,也会使水中的月亮晃动起来,甚至消失了,或者呈现虚假的现象,这阵风不妨说就是社会环境。史家同样容易遭受这个环境所影响。如康有为改良保皇的主张与孙中山革命倒皇的主张在辛亥革命时期是针锋相对的,当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结束君主专制从而建立“中华民国”、确立民主共和制时,那么在“中华民国”时期,对康有为思想研究就容易受革命史观的影响而发生认识上的偏颇甚至相反。该题材料二中含蓄地透露了这一信息,即“……直到后来看到大批有关康氏的原始材料,才摆脱……(某种)史观的阴影”,其中的“史观”主要是指革命史观。 可见,康有为研究折射出历史认识论问题。从历史认识活动过程看,历史认识呈现如下结构:认识主体(史家)——史料(认识中介)——认识客体(对象)。也就可以从这些要素中分析历史认识的主观性,正是时代、史家、史料辩证地作用于历史认识造成历史认识的主观性。但没有必要恐惧主观性,积极地发挥主观能动性,才能寻求与历史客观性的接近和统一。 这些分析可以为下面分析学生的主观个性答题思路提供史学理论依据。 二、在主观个性中探求解题模式 该题张扬学生主观个性,但很多学生对这种新题型却并不适应,在实际的表达中显现着思维和论述的混乱。笔者以为如果学生掌握了一定的解题步骤,形成一定的解题模式,可有序地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并呈现自己的主观个性。因而,笔者试图从学生的主观个性中探求一般的解题模式。 可形成这样的解题思路:主题——观点——论证——结论。主题是材料围绕的中心问题,脱离了主题也就跑题了。围绕主题,加工材料,形成鲜明的观点。如本题的主题是“时代、史家与历史认识的修正”,由题头“史家有时会修正自己对历史的认识”和三段材料大意可形成主题三个关键词的关系,有两种可能。一是以史家为主语,与“历史认识的修正”构成主干,而“时代”构成状语,可表达为由于时代的变化史家会对其历史认识进行修正。二是把中心词锁定在“历史认识的修正”,这是整个题目反映的优秀,而把“时代”、“史家”作为历史认识修正的原因。可表达为由于时代和史家的变化,历史认识会不断修正。两种分析的差异在于:第一种仅把时代作为历史认识修正的原因,第二种把时代和史家都作为历史认识的原因。显然,从衡量思维的广度看,第二种体现了思维的广度,并认识到时代的变化,史家也在变化;从命题人设问的表达看,用“时代、史家与历史认识的修正”,是把“时代”、“史家”与“历史认识的修正”进行并列,可理解两对关系,即“时代”与“历史认识的修正”,“史家”与“历史认识修正”。 论证。就是用史实论证提炼的观点。史实有两个来源,一是材料,二是教材所学知识或生活常识。本题在设问上进行了限制,即“运用上述材料,结合所学知识,以萧公权的康有为研究为例”,所有只能用萧公权的康有为研究为例。论据的调动只能采用上述材料和康有为的相关知识。从材料上可抓住关键词抽取出论据,如“我所看见康氏的著作不过是现在所看见中的一小半”,可抽出“史料”;“我既不能有全面的认识,也不曾作深入的剖析”,可抽出“史才”或“史学方法”;“康氏以保皇为立宪之手段,其所号召者为渐进之真民主。谓孔子为改制之圣人,其所企求者实为制度与思想之一体维新”,调动教材知识康有为思想特点是托古改制,可抽取出“认识对象的复杂性和策略性”;“遵行‘过则勿惮改’的古训”,抽取出史德;“摆脱……(某种)史观的阴影”,抽取出时代;“我们只能在我们时代的条件下进行认识”,抽取出时代;等等。抽出的这些因素可最终归宿为四个要素中,即时代、史家(认识主体)、史料、认识对象,这又回到了历史认识论上。 结论。就是在前面具体论述的基础上再次明确观点,升华观点,拓展观点。如前面具体论述了时代的变化、史家的变化、史料的增多、认识对象政治敏感度的减弱等影响着历史认识的变化,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升华,即历史认识的程度取决于这个时代提供条件的程度。 总之,本题让老师和学生耳目一新,让老师和学生深刻地体验了历史认识的主观性,定会让历史研究、历史高考、历史课堂形成更多的开放、探究、创造、鲜活的氛围,还历史课堂生命之美。 历史小论文:浅谈高考历史小论文的试题特点与解题技巧 摘要:高考历史小论文作为高考新题型已出现两年,它立意高、题型新,在高考中属于难度大得分低的试题,备受社会关注。在解答这种题时,首先要浏览材料,找到关键词,明确观点,然后联系知识,罗列论据,安排结构,最后再下笔成文。要讲究格式,注重史论结合。 关键词:历史小论文;试题特点;解题技巧 新课程改革以来,湖南省已经参加了2010、201 1年两次高考。在新课标文综历史卷中,我们不难发现,就是试卷中出现以材料中的一种或几种观点展开评论的新题型。它要求学生能够在紧张的考场环境中写出一篇观点明确、史论结合的小论文。这种题型设计极大地反映了新课程对学生学科思维和学科能力的考查,符合新课程改革方向,且在今年的试卷中很可能还会继续保持。因此,笔者认为,认真研究近两年的高考历史小论文真题,分析其试题特点和解题技巧,这对掌握解题技巧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试题特点分析 1.立意高,题型新 小论文这种新题型既要求考生具备阅读、理解、推理等方面能力,又要有一定史学理论基础和较丰富的历史知识,还要有在极短的时间内组织语言、形成文字表达的能力。这些完全符合高中历史课程标准和高考历史大纲的要求,是对课程标准中“三维目标”和高考考纲的充分体现和完美诠释。同时,这种特点有利于拉开不同层次考生的差距,体现高校选拔功能,也很好地实现了与大学学科内容的“无缝对接”。 2.难度大,得分低 从2010年和201 1年的高考中得知,2010年围绕“恩格斯所说历史前提认识”的13分题,难度系数0.26、全省平均分3.42分,其中,根据抽样调查显示,5分以下的考生占抽样考生数的78.98%,特别是得0分的考生占抽样考生的比例为14.0%;6~9分段的考生占抽样考生19.6%;10~13分段的考生占抽样考生1,4%。而2011年的有关“评材料中关于西方崛起的观点”的12分题,难度系数0.43、全省平均分5.02分,比上年提高了1.8分。 3.使用最新的评价方法 这种题放弃了高考历史阅卷中常用的要点给分法,采用现在SOLO分类评价法。该方法由香港大学约翰·比格斯(Biggs)教授创建,分为五个层次,:前结构层次、单点结构层次、多点结构层次、关联结构层次、拓展抽象结构层次。这种方法在计分上更加灵活,但不便于具体操作,因此,在201 1年很多省份就将SOLO分类评价法与采分点评分两者结合起来,即从论述与思维层次两个方面计分,具体分为四个部分计分:观点计分、史实计分、结构层次计分、整体计分等。 因此,这种题一出来就受到社会普遍关注,虽然有部分教师明确否定,但是更多的专家教师都对这种题型表示肯定,认为这种题既考查了考生的知识与能力,也体现了新课程改革的精神。因此,这种小议论文形式的题型也出现了在2012年文综历史卷中,并且得到巩固和发展。 二、解题技巧分析 笔者将以2010、2011年高考文综历史卷真题为例,试图分析。 1.浏览材料,找关键词,明确观点 很多学生,在提炼观点时没有理解题意,导致跑题而失分,十分可惜。由于题干中的观点并不全面,我们不能完全获悉,因此,就必须要阅读材料,找出关键词。何为“关键词”?就是材料中的主体或者是围绕的中心,它反映了材料的主要意思和要旨。 一般而言,要把题干的问题带到材料中去阅读,如,2010年的“历史前提”,其实就是讲资本主义由萌芽到发展的条件或者是原因;201 1年的“西方崛起”就是讲西方崛起到底是自身发展的结果还是受外部影响或者是内外相结合的产物。当然,如果材料太长,我们还要学会分层处理,关键词一般应该是出现频率比较高的词眼。找出关键词,明确观点,也就完成了该题的第一步。 2.联系知识,罗列论据,安排结构 一般来讲,高考试题中小议论文的材料不会是生僻冷门的,应该是我们比较熟悉的内容,换言之,是我们学生比较有话写之类题目。要不然,就失去了考查的意义,也不利于高考选拔。 如,2010年的“历史前提”,我们就要联系世界近代史的有关知识,运用我们分析原因的一般方法(唯物史观),从经济、政治、思想等角度去寻找史实。比如经济上,我们就可以想到新航路开辟以来,西欧各国的殖民扩张加速了资本原始积累;或者是英国的圈地运动提供了自由劳动力和资金等。而2011年的“西方崛起”原因,我们最好是从内外因结合的角度进行分析,这样既符合唯物史观,也利于保证论文的完整性和字数。 3.下笔成文,讲究格式,史论结合 所谓“万事开头难”,写论文也不例外,因此一定要下定决心,写好开头。有些学生写的开头很长,但观点始终没有明确,有点含含糊糊的味道,这是不行的。其实,开头不要写太多,要开门见山,观点是什么就写什么。如,2010年的“历史前提”,就这样写:“恩格斯所说的“历史前提”,主要是指欧美国家由“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发展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需要的条件。或者如,201 1年的“西方崛起”:“西方的崛起是西方自身发展和外来文明共同作用的结果”。 另外,史论结合要求学生史中有论,论从史出。一定要使用历史学科语言,切忌口头语。单纯的史实堆砌,或者是整篇的论述,都是不能得高分的。如,2010年的“历史前提”政治方面,就不能只说资产阶级革命,而应该表述为“资产阶级革命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扫清道路”等。 要想做到以上这些,考生必须进行有针对性的训练,一定不要只看看题目,简单构思下就完事,每篇论文都必须动笔写,要把平时的训练当成高考看待,深思熟虑,包括遣词造句,当然掌握必要的行文套路还是十分有用的。 综上所述,作为一道体现新高考理念的历史小论文,人人都得高分是不现实的,但是通过了解试题设计的特点,熟练掌握基本答题技巧,在高考中多得分应该是完全可能的。尤其是对于那些基础较好,有一定史学思维和素养的考生应该要多得分甚至是高分、满分。 (作者单位湖南省长沙市长沙县一中) 历史小论文:浅谈历史小论文题的解题方法 摘 要:本文从历史小论文的议论方式、命题形式和评分要求三方面对其特点作出分析,并以2011年江苏高考真题为例,总结归纳了历史小论文的答题步骤和注意事项。 关键词:历史小论文;小论文分析;解题方法 小论文题目在高考历史试卷中并非近年才出现,早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的高考中已连续出现几次,只是在本世纪初的几年高考中暂时销声匿迹。江苏高考自独立命题以来,在2011年首次出现小论文题目,后来被作为当年高考历史卷的一大亮点而广为称赞。其实,在2003、2004年两年的《考试说明》的参考试卷(江苏)上,均有小论文式样题出现,当时也引起了部分师生的注意。之后由于连续几年都没有在江苏高考中出现,它又被多数教师淡忘了。现在,既然2011年江苏高考历史已出现小论文题目,这没有理由不引起我们的重视。 一、历史小论文分析 所谓历史小论文,是集论述、论证和评析于一体的训练题型。它实际上是一种小型的政论文,篇幅不大,强调史论结合。 历史小论文是有其自身特点的,笔者从议论方式、命题形式、评分要求三个方面将其特点归纳如下: 1.议论方式——立论与驳论 (1)立论:从正面来论证某论点的正确性,或者谈论对某一正确观点的理解、认识。(如江苏省南京市2012届高三年级第二次模拟考试第23题第(4)问:运用材料一、二、三,结合所学知识,论证材料四的观点。(6分)(要求:观点理解准确;史论结合;逻辑严密;表述清楚;200字左右。(材料四 就社会规则的整体理性而言,任何时代的规则都是……运用于解决那个特定时代具体社会利益矛盾的结果。——魏成元《市场规则论》) (2)驳论:对错误的论点进行反驳,辩证是非,并形成正确认识。如赵尔巽在《清史稿》中说:“秀全以匹夫倡革命,……中国危亡,实兆于此。”这一观点对不对?请围绕阶级斗争的进步作用,结合太平天国革命作一小论文。 在具体考查中,驳论题目前尚未单独出现,也许是因为其难度上更大一些的缘故。 2.命题形式——直接型、材料论析型和观点评论型。 (1)直接型,就是直接提出评论的对象或内容。对象如:历史人物或事件、现象、制度、著作等;内容如:原因、性质、地位、意义、作用等。(如1997年全国高考卷第 47题“结合有关社会背景,简要说明民族资本主义工业在旧中国的历史地位(7分)”。) (2)材料论析型,就是依据试题提供的材料按照要求对某论点进行论析。(如2003—2007五年间的上海市高考历史卷最后一题均为此种形式。) (3)观点评论型,就是针对提出的一种或一种以上观点,进行立论或者驳论。(如江苏省盐城市2012届高三年级第二次模拟考试第23题第(3)问:当前欧债危机愈演愈烈,不少人认为欧洲一体化会出现重大倒退,也有人认为渡过危机后的欧洲,一体化将得到加强。请结合上述材料和所学知识,谈谈你的看法。(要求:观点明确;逻辑严密;表述清楚;200字左右。)(6分)) 3.评分要求,不外乎五条。 (1)字数合乎要求。即和规定字数相比既不能太多也不能太少,一般要求字数在200—300字,答案字数与规定字数相差不应超过50字。 (2)分层次划分等级给分。评定标准:基本观点正确、全面;基本史实准确,能将提出的观点说明。 (3)史论结合、逻辑严密。即论据要选择能证明论点的典型史实,做到言必有据,论从史出、史论结合。论证过程逻辑要清楚、严密,经得起推敲,做到证据与观点之间的无缝连接,不可空发议论。 (4)使用学科语言、术语规范。即论证过程应有“历史韵味”,切忌大白话。 (5)文字简洁流畅,条理清晰。应以文章的形式来呈现,抓住材料中的关键信息,以保证语言精炼,切中要害。 明白了什么是历史小论文,为什么必须重视它,下一步要做的就是如何应对的问题了。 二、历史小论文解题方法 (2011年江苏卷)22.(13分)传统经济社会结构的近代更生常常伴随着迷惘和阵痛。历史学家陈旭麓认为,在这一过程中,“除了旧生产方式逐步解体所产生的苦难之外,还应当有新生产方式破土而出的生机和朝气。如果忠于历史唯物主义,就不能不承认:历史的主题应当是后者而不是前者。”阅读下列材料: 材料一 我们村里有一个老太婆,年纪已经七十多了。她天天纺棉,每天纺成几两棉纱。她很少停手的时候。到了晚上,我们还听见她那纺车摇动的声音。有一回,她对我们说:“我年轻时候,纺纱织布,利息(收益)倒不少。到了现在,厂里出的纱和布,又细又好,价钱又便宜。还有外国运来的纱和布,大乡小镇都有得卖。我的利息就远不如从前了。”她一边说,一边仍旧摇动着她的纺车。 ——叶圣陶等《开明国语课本》(1932年初版) 材料二 我的家乡余姚离宁波不远。……老百姓现在已经能够适应新兴的行业,……任何变革都像分娩一样,总是有痛苦的,但是在分娩以后,产妇随即恢复正常,而且因为添了小宝宝而沾沾自喜。……女人已经不再纺纱织布,因为洋布又好又便宜。她们已经没有多少事可以做,因此有些就与邻居吵架消磨光阴,有些则去念经拜菩萨。……有些女孩则纺织发网和网线餐巾销售到美国去,出息不错。 ——蒋梦麟《现代世界中的中国?民国初年》 材料三 旧时妇女织布匹,经纬之纱,都出女手。自洋纱盛行,而扎花、弹花、纺纱等事,弃焉若忘。……此又今昔不同之一端,而生活中又少一技能矣。……女工本事纺织,今则洋纱、洋布盛行,土布因之减销,多有迁至沪地,入洋纱厂、洋布局为女工者。虽多一生机。而风俗不无堕落。 ——方洪凯等修,黄炎培等纂《川沙县志》(民国二十六年版) 请回答:(1)(2)略。 (3)运用上述材料,结合所学知识,论证陈旭麓先生提出的观点。(6分)(要求:观点理解准确;史论结合;逻辑严密;表述清楚;200字左右。) 历史小论文:简谈如何辅导学生撰写历史小论文 目前在新课改形势下,不少历史教师通过布置学生撰写历史小论文以改变传统布置作业的方式。但是笔者发现很多老师只布置了这项任务却疏于对学生进行必要的指导。有时这种活动甚至成为教师为顺应课改形势象征性地布置的任务,成为课堂的一种摆设,根本达不到活动应有的效果。据笔者调查了解,很多中学生对于怎样写论文、怎样的论文具有较高的价值等问题并不清楚。因此笔者认为教师如果布置学生撰写历史小论文就应进行细致科学的指导,让学生掌握撰写论文的具体方法,使其探究能力真正得到提高,让这项活动具有真正的意义、达到良好的效果。下面笔者就结合自己的教学经验谈谈如何教学生撰写历史小论文。 一、教学生如何选取论题 1.论题选择要新颖,不能重炒旧饭,做一些浪费时间的无用功 教师要告诉学生可以先通过上网、到图书馆等方式查阅了解一下相关的问题有没有被别人研究过并撰写过。当然目前历史学方面的很多问题前人都有所研究,并且很多专家学者著有相关论著,也进行了长篇论述。因此学生要想写出有新意的论题并非易事。但是教师可以提醒学生:如果自己想立的论题已经有别人对此发表过看法,那么自己就要尽量站在一个新的角度提出新的观点或不同的见解。另外有时权威的观点也未必都是正确无误的,学生完全可以大胆质疑问题、质疑书本、向权威挑战,而不能被别人的观点完全束缚。 2.论题不要列得太大 因为中学生尚未具备足够的时间、精力和能力进行资料的查找和撰写过长篇幅的论文,因此题目选取较小,比较容易阐释到位,自己的观点也容易站得住脚。太大的论题会因为自己论证不充分而导致空洞、无说服力。曾经有一位学生在跟我交流的时候表示自己对中国古代军事史很感兴趣,很想写关于这方面的文章,我说:“你的想法很好,但是你最好选取古代军事史当中的某一方面问题进行研究。如果一下子列出中国古代军事史研究的论题,就太大了,不容易一下阐述到位。”后来这位学生在我的指导下对我国古代一些重要军事家的某一方面军事思想进行了一定的研究和比较,写出了一篇具有一定思想深度的文章。 3.论题所用措词要力求精当、新颖 这样便于一下子吸引读者,令读者一看到题目即有一种想阅读文章的欲望。另外还要注意措词应略显谦虚之意,不能显得唯有自己的观点是正确的、无可厚非的。为此我搜集了一些典型的论文标题向学生进行了介绍,让学生关注其中一些常用措词,诸如:刍议、浅谈、初探、之我见等。通过这样的辅导,学生自然对如何选题和拟题有了一定的认识。 二、教学生如何树立观点 1.论点应观点鲜明 不要模糊不清、似是而非,或过于中立。比如在评价某一历史人物时,虽然应该用辩证唯物主义观点一分为二地去评价,但是不能既有大肆赞扬的观点、又有明显贬低的观点,这样会让别人看不出作者的主体观点。 2.论点应紧扣主题,充分为论题服务 论点应紧扣主题,否则会有偏题、走题之感。 3.论点应做到言简意赅 论点应尽量语言简洁、上下对仗、字数适当,个别引领观点的词语亦可相同或相似,这样让人阅读起来会觉得较顺畅、整齐。 三、教学生如何充实论据 在辅导学生树立好论点后,下一步就是辅导学生充实论据,论据好比文章的血肉,充足、有力的论据可以使文章非常生动且具有较强的说服力,从而使自己树立的论点站稳脚跟。为此笔者提醒教师辅导学生充实论据时应注意以下几方面的问题。 1.历史论文的论据要真实有价值 如果查阅书籍资料,就要查阅信度高的史书,一些野史和文学作品是不能作为历史论文的论据的。当然要想查找有价值的论据并不是一件容易之事。教师应提醒学生除了上网、去图书馆查找,有时自己还得亲自做一些考察和社会实践,这样才能获得真实可靠且价值较高的论据。教师也应借此机会让学生感受到:做学问不能一蹴而就,需要艰辛的、不懈的努力。 2.论据要具有较强的说服力,应充分为论点服务,以体现论点的正确性 3.论据要丰实,不能过于单薄 有时只举一个事例是不能说明问题的,要想使论点站得住脚必须运用大量的事实依据来充分论证,令读者无可挑剔。 四、教学生如何整体修饰 在论据充实好后,教师还应提醒学生,此时并非大功告成,自己还应对文章进行整体浏览、细节修改、润饰等。其过程中应关注以下几个问题。 1.语言方面 是否做到通顺、流畅、精炼,尤其是一些过渡语言是否自然婉转,全文是否让人有环环相扣、一气呵成之感。 2.格式规范方面 是否做到论点单列、每段首行空两格;标点是否正确、打印稿是否注意字体、字号、间距等问题。 3.引文和结尾方面 作为一篇完整的论文,开头应点明全文写作目的、文章所具有的价值、现实意义等;结尾亦可对全文进行适当的总结并表达作者的一些希望等。 目前与欧美国家相比,中国学生的探究能力和创新意识似乎还是欠缺的,为此中国正大力实施课改,但如果教者仅流于形式、表面应付,那么课改便会失去应有的效果。因此布置学生撰写历史小论文绝不能形同虚设,教者应让学生在有效的探究过程中、在论证历史问题的过程中充分锻炼自己的能力,充分体验研究的艰辛和成功的喜悦! (作者单位 江苏省淮阴中学初中部) 历史小论文:巧用历史小论文搞好中学历史教学 【摘 要】 本文主要阐述了尝试让中学生撰写历史小论文的教学方法、注意问题及其意义,并建议把撰写历史小论文作为中学历史教学的一种补充手段,目的在于丰富中学生的学习生活,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提高中学历史教学的质量。 【关键词】历史小论文中学生 历史教学 “改革传统教学方式和学习方式,由关注知识传授转变为关注学生发展,由只关注学习结果转变为既关注学习过程又关注结果,以提高初中历史教育的质量。”专家告诉我们,现代教育强调既重视获得知识的结果,也重视获得知识的过程,这说明重知识传授轻能力培养的传统教学方式已经不适应历史教育的要求,如何提高学生的历史思维能力和基本技能日益成为一个突出的问题。作为历史教师,寻找符合研究式学习模式的、并能使学生主动参与、乐于探究的教学方法是当务之急。在经过一段时间的实践,本人认为适当地让学生撰写历史小论文不失为一个有效的方法。通过历史小论文教学,对学生来讲既巩固了知识提高了认识,也锻炼了学习历史的基本技能和其他能力(如阅读能力、分析能力、综合能力、语言组织和表达能力、合作能力等);对教师来说既可以检查学生的知识水平和思想认识水平,也可以用来培养学生的各种能力,同时也有利于调动学生学习历史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使学生善学好学乐学。下面就谈一谈历史小论文教学的有关方法、注意问题和意义,以供各位同仁批评指正。 一、历史小论文的教学方法 1.设计一个情境。即设计出一个让学生产生疑问需要分析解决的问题情境。举例如下:有人认为秦始皇是有名的一代暴君,他罪恶滔天所作所为阻碍了历史的发展,对他应该全盘否定。你的看法如何?请自拟标题试论自己的观点。 2.提供一些材料。考虑到初中学生年龄和知识范围的限制,除了要求学生阅读教材、查阅课外资料外,教师还需要提供一些可信的历史材料作为补充,可以选择历史原始资料,也可以选择后人对历史事件、过程的认识和评论。另外,适当提供一些教材中未体现的观点来开阔学生的眼界,如翦伯赞评价“焚书坑儒”:“……在当时统一与分裂激烈斗争的年代里,秦始皇用这种手段来打击复活封建贵族政治的思想,又是具有积极意义的事。” 3.给予一定的指导。对于历史小论文这种形式,初中学生开始难于把握,所以给予一定的指导非常有必要。一要指导阅读,教会学生如何查阅资料;二要指导分析讨论,教会学生提取有效的历史信息;三要指导撰写小论文,教会学生如何做到论点明确、论据充实、论证严密。 4.给学生一点时间和空间。对于教材中材料丰富的、学生有一定知识储备的论题,可要求学生课堂内完成。而对于涉及范围大的、需要较高程度的理解和分析的论题,就要给学生一定的时间和空间,让他们到图书馆去读书查阅资料,思考分析,拓展思维空间。还可以把学生分成多个研究小组,设一名组长负责分配任务和协调工作,在小组内讨论、交流、研究论题和材料,开阔其眼界活跃其思维,同时加强同学之间的合作,培养他们的团队精神。 5.给学生一个恰当的评价。历史小论文是学生研究学习的成果,教师要认真负责地批阅每一篇文章,做出恰当合理的评价。可以划出表达准确而生动的语句,在旁边批语表扬;也可在最后写上总批语,表扬肯定其突出之处,婉言指出其不足之处。 6.给学生一个及时的反馈。对于学生写作的情况,要做好统计工作,以及时反馈给学生。建议最好是开一堂总结课,采取分析加总结的方式来提高学生的认知水平。在总结的过程中,要肯定表扬立意新颖的小论文;指出并质疑观点论据分析有误的文章,也可以再放给学生讨论辨析这些问题;对于观点出现对立的情况,教师还可以组织学生分组进行辩论,以使他们的思维更加活跃和开放。 以上是教学历史小论文的一般方法,在具体的教学中教师要具体问题具体对待,灵活把握教学方法,以最好的形式激发学生对撰写历史小论文的兴趣。 二、历史小论文教学中应该注意的几点问题 1.要注意历史小论文与专业论文的区别,不能把历史小论文等同于历史专业论文。历史专业论文的撰写者主要是历史研究者、史学专家、大学生等,他们具备广泛的知识储备,深厚的基本功底,对论文的专业性要求很强。而历史小论文所面对的是中学生,他们知识面狭窄,对历史材料和论题的分析解决能力较差,所以我们不能用专业论文的标准来要求中学生。“只要能以历史事实为依托,言之成理,持之有据,论述清楚即可”,我们不必求全责备,要求过高过严反而限制了学生的想象力和思维空间。 2.设计问题情境应注意几个原则。第一,设计的情境应有一定的复杂性,问题的复杂更具有挑战性,才能促使学生调动各种资源和能力、综合各种方法来分析解决问题。第二,问题应符合学生的实际,只有从学生的现有学习水平出发设计的问题,学生能通过自身的努力最终解决,才会有兴趣去研究解决这些问题。第三,问题的设计要有一定的现实性,注意联系现实生活,引导学生关注社会生活。如:在今天的台湾省内,有人高唱“两国论”、“一中一台论”的论调,对此你有何感想?现实的情境更有利于学生结合实际解决问题,也更能激发学生解决问题的欲望。再如通过伊拉克战争让学生谈谈对美国霸权思想的认识。这使学生不仅关注了历史也关注了现实,把他们的眼光从教科书引向更广阔的社会天地,达到了“开眼看世界”的目的。第四,要留给学生创新思维的空间,如:人类历史中你最敬佩的历史人物是谁?结合历史谈谈你对他的认识,标题自拟。此题能让学生自由选择心中的偶像,发挥想象力,充分表达自己的情感和思想认识,不同的学生会有不同的情感和思想认识,其实这也是创新学习的过程。 3.注意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和教师的指导作用。撰写小论文的过程就是学生搜集、整理与表达历史资料的过程,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就应该在撰写小论文的各个阶段,放手让学生自主设计相关活动,不能过分约束他们的行动。充分发挥教师的指导作用,既要适时组织学生的搜集、分析讨论、写作等学习活动,又要以参与者引导者的身份参加活动,不断鼓励学生,激发他们的兴趣和积极性。 4.对小论文的评价,教师不必面面俱到,应以肯定为主,及时鼓励学生的每一点进步,让学生体会成功的愉悦。不管采取什么评价方式,都应有助于学生实现更高学习层次的目标,激发学习热情,实现学习效果的增值。 5.注意保护学生的积极性。如分析指导时,教师不能完全替代学生的活动,更不能嫌麻烦减少学生的活动,否则就会打击学生的积极性。教师应该主动参与学生的学习活动,与学生平等地探讨问题,不失时机地鼓励学生,努力保持学生的学习热情,这也是教学中的一个重要策略。 三、学生撰写历史小论文的意义 撰写历史小论文对于学生对于中学历史教学都有着重要的意义,归纳起来有以下几点: (一)撰写历史小论文有利于学生学习方式的变革。传统的教学模式中,学生总是被动地接受知识,他们多采用“死记硬背、题海战术”来学习历史知识,结果是“背完就忘,考完就扔(书)”。用这种方法学习历史,不仅所学的知识质量不高,而且记忆的牢固程度也很低,消磨了学生的兴趣,限制了思维的发展。这与时代的要求、素质教育的目标也是背道而驰的。而撰写小论文属于研究性的学习方式:第一,它是主动学习的方式,论题的挑战性激发了学生不断地探索研究的欲望,促使学生自觉地安排学习活动。第二,它是体验的方式,撰写小论文也是体验历史的过程,在体验中有所感、有所思、有所悟,就会取得更多的收获。第三,它是综合学习的方式,小论文的撰写要求学生调动自己的各学科知识,而不局限于历史学科,这也体现了知识的联系性和综合性。第四,它是合作学习的方式,学习者在学习活动中,相互交流,相互切磋,论争答辩,有助于培养学生与人合作的能力和团队精神。可以说,撰写小论文是研究式学习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式。它的优势在于让学生主动接受学习,在满足好奇心的探究过程中,潜移默化地记忆知识、提高认识和锻炼能力。这是学习的革命,现代中学生理应掌握这种学习方式,掌握一定的学习方法是学生终身学习的需要。 (二)撰写小论文有利于学生掌握基本知识、提高思想认识和培养综合能力。当学习者对某个历史概念或历史事件不甚了解时,他会主动去查阅有关资料,那些他感兴趣的、经分析而理解的内容记忆相对要牢固。在体验历史的过程中,学习者不断地进行情感意志的体验,并不断地提高自己的情感认识水平和修正人生目标。学习者在实践中发现和探究问题,体验知识发现的过程,有助于综合认识能力的提高与思想方法的形成。如在评价秦始皇的小论文中,学生既能看到秦始皇暴政的一面,又能肯定他统一中国的伟大功绩,这使学生感受“秦王扫六合,虎视何雄哉”的英雄气概的同时,也锻炼了学生正确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辨证唯物主义的思想方法,让学生学会了用历史的眼光一分为二地评价人物。撰写历史小论文还有利于提高自学能力。“自学能力是学生搞好学习的必要因素。”“学生一旦具备了自学能力,就增强了学习的独立性,在任何情况下都能独立地获取新知识,扩大和加深原有的知识和经验的广度和深度,并为探索新知识创造了条件。” (三)小论文教学有助于培养学生严谨求实的学风。“历史课的灵魂不在于形式,而在于培养学生形成正确定历史意识和历史观。”历史论文必须以史实为基础,脱离史实泛泛而谈肯定行不通。对文章所使用的论据,必然要经过一番深入地分析加工,才能提取有效信息为己所用。这些活动是一种科学研究的行为,要求研究者必须实事求是。同时在这一过程中,学生能切实感受到“史由证来”和“论从史出”。这些对培养学生严谨求实的学风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四) 小论文教学有助于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小论文的写作既要求学生应用综合知识,又要求运用自己的综合能力。在他们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中,阅读能力、判断分析能力、提取有效信息能力、语言组织和表达能力都会得到充分地训练。长期以往,学生的自学能力与应用知识的能力就会得到明显的提高。学习知识的根本目的在于应用,这种强调知识应用的教学方式,能够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符合现代素质教育的要求。 总之,撰写历史小论文的教学设计在于激发、鼓励、支持学生养成独立观察、判断和解决历史问题的能力,尤其有助于培养创新意识、创新观念和创新能力。 四、教学实践中遇到的困难 撰写历史小论文在教学实践中也存在着许多困难。其中,最突出的问题是时间和空间的矛盾问题。学生搜集资料、分析讨论及撰写论文等阶段都需要有一定的时间保证,而课堂时间是有限制的,往往满足不了需要,这是时间的矛盾。搜集资料仅仅在教室是完成不了的,学生必须走出教室接触更多的信息形式,才能获得较充足的信息资料,而现实的课程安排限制了学生的活动空间,学校的图书资料也不能很好地满足教学的需求,这是空间的矛盾。面对这些矛盾,教师必须精心地设计活动内容和巧妙地安排时间,尽量不和课程发生冲突。 “人无完人,金无足赤”。同样,撰写历史小论文的教学设计也不尽完美,但在教学实践中,应该让它占有一席之地,也衷心希望各位同仁实践研究,不断发展完善这种教学方法,从而推动整个中学历史教学的发展和进步。 历史小论文:刍议历史小论文的教学方法 “改革传统教学方式和学习方式,由关注知识传授转变为关注学生发展,由只关注学习结果转变为既关注学习过程又关注结果,以提高初中历史教育的质量。”专家告诉我们,现代教育强调既重视获得知识的结果,也重视获得知识的过程,这说明重知识传授轻能力培养的传统教学方式已经不适应历史教育的要求,如何提高学生的历史思维能力和基本技能日益成为一个突出的问题。作为历史教师,寻找符合研究式学习模式的、并能使学生主动参与、乐于探究的教学方法是当务之急。经过一段时间的实践,本人认为适当地让学生撰写历史小论文不失为一个有效的方法。通过历史小论文教学,对学生来说,既巩固了知识,提高了认识,也锻炼了学习历史的基本技能和其他能力(如阅读能力、分析能力、综合能力、语言组织和表达能力、合作能力等);对教师来说,既可以检查学生的知识水平和思想认识水平,也可以用来培养学生的各种能力,同时也有利于调动学生学习历史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使学生善学、好学、乐学。下面就谈一谈历史小论文教学的有关教学方法,以供各位同仁批评指正。 一、设计一个情境 即设计出一个让学生产生疑问需要分析解决的问题情境。举例如下:有人认为秦始皇是有名的一代暴君,他罪恶滔天所作所为阻碍了历史的发展,对他应该全盘否定。你的看法如何?请自拟标题试论自己的观点。 二、提供一些材料 考虑到初中学生年龄和知识范围的限制,除了要求学生阅读教材、查阅课外资料外,教师还需要提供一些可信的历史材料作为补充,可以选择历史原始资料,也可以选择后人对历史事件、过程的认识和评论。另外,适当提供一些教材中未体现的观点来开阔学生的眼界,如翦伯赞评价“焚书坑儒”:“……在当时统一与分裂激烈斗争的年代里,秦始皇用这种手段来打击复活封建贵族政治的思想,是具有积极意义的事。” 三、给予一定的指导 对于历史小论文这种形式,初中学生开始难于把握,所以给予一定的指导非常有必要。一要指导阅读,教会学生如何查阅资料;二要指导分析讨论,教会学生提取有效的历史信息;三要指导撰写小论文,教会学生如何做到论点明确、论据充实、论证严密。 四、给学生一点时间和空间 对于教材中材料丰富的、学生有一定知识储备的论题,可要求学生课堂内完成。而对于涉及范围大的、需要较高程度的理解和分析的论题,就要给学生一定的时间和空间,让他们到图书馆去读书查阅资料,思考分析,拓展思维空间。还可以把学生分成多个研究小组,设一名组长负责分配任务和协调工作,在小组内讨论、交流、研究论题和材料,开阔其眼界,活跃其思维,同时加强同学之间的合作,培养他们的团队精神。 五、给学生一个恰当的评价 历史小论文是学生研究学习的成果,教师要认真负责地批阅每一篇文章,做出恰当合理的评价。可以划出表达准确而生动的语句,在旁边批语表扬;也可在最后写上总批语,表扬肯定其突出之处,婉言指出其不足之处。 六、给学生一个及时的反馈 对于学生写作的情况,要做好统计工作,以及时反馈给学生。建议最好是上一堂总结课,采取分析加总结的方式来提高学生的认知水平。在总结的过程中,要肯定表扬立意新颖的小论文;指出并质疑观点论据分析有误的文章,也可以再放给学生讨论辨析这些问题;对于观点出现对立的情况,教师还可以组织学生分组进行辩论,以使他们的思维更加活跃和开放。 以上是教学历史小论文的一般方法,在具体的教学中教师要具体问题具体对待,灵活把握教学方法。总之,撰写历史小论文的教学设计在于激发、鼓励、支持学生养成独立观察、判断和解决历史问题的习惯,尤其有助于培养其创新意识、创新观念和创新能力。 (作者单位 河北省唐山市友谊中学) 历史小论文:历史小论文的基本特点及备考对策 自从2010年新课标全国卷第40题第3问出现高考历史小论文新题型开始,在2011年新课标全国卷第41题以一道独立的小论文试题呈现,在2011年江苏历史卷第22题第3问也以小论文形式命题,它现在已经成为新高考的一大亮点,并且受到高考一线老师和教育专家的认同,现在成为新高考命题的一大趋势,同学们应该在备考中给予一定重视。这类题型主要呈现四大基本特点,同学们可以相应采取四大对策,具体如下: 一、 小论文试题的基本特点 1. 能力要求专业化 历史学可以分为史实的考证、史事的理解、理论概括、史学评价四大能力层次,《考试说明》也规定了获取和解读信息、调动和运用知识、描述和阐释事物、论证和探讨问题四大能力要求,而历史小论文的写作就是属于史学评价层次范畴,要求同学们具有阅读理解能力和文字表达能力,要有运用判断、比较、归纳的方法论证历史问题,使用批判、借鉴、引用的方式评论历史观点,独立地对历史问题和历史观点提出不同看法的学科能力,这种最高层次的能力要求,要求同学们具有一定的历史学科能力和思想素养,历史试题对能力的要求显然具有专业化倾向。 2. 考查内容固定化 2010年新课标全国卷第40题第3问是“对材料三中的恩格斯的历史认识的评价”,2011年新课标全国卷第41题是“根据这段材料选择观点进行历史评论”,2011年江苏历史卷第22题第3问是“根据材料中历史学家陈旭麓关于生产方式变化的历史认识进行评价”,显然小论文考查内容都是以固定的、有范围的、具体的史家和史著的历史理论作为依托材料,创设新情境,让同学们对固定的材料所涉及的重大史学理论和认识观点进行概括、提炼,形成逻辑严谨、阐释有序、主旨明确的历史小论文,所以试题考查内容呈现固定化特点。 3. 考查形式多样化 虽然2010年新课标全国卷第40题、2011年新课标全国卷第41题、2011年江苏历史卷第22题考查内容的呈现都不拘泥于不同版本教科书的具体表述、重视“新材料”、“新情景”的创设与运用、鼓励考生独立思考和创造性地解决问题的这样共同特点,但考查内容呈现的具体形式各有特色:2010年新课标全国卷第40题其实是传统的材料问答题,是“老树开新花”,嫁接新高考命题意图;2011年新课标全国卷第41题是一种创新题型,具有开放性特点,能够考查同学们从不同视角发现、解决问题能力和逻辑思维能力,对同学们的能力要求最高;2011年江苏历史卷第22题是史学探究题型,考查同学们探究能力和史证意识,也是一种创新题型,2011年新课标全国卷第41题和2011年江苏历史卷第22题这两种呈现形式将是历史小论文命题呈现的主导题型,因此试题考查形式具有多样化的特征。 二、 小论文试题的备考对策 1. 做题方法科学化 做任何题型都要讲究科学的方法,掌握做题技巧,才能事半功倍,提高做题效果,做历史小论文题型也不例外,小论文通常由主题观点、论点、论据三部分组成,有提出观点――证明观点――得出结论的逻辑顺序,所以做题第一步要从史家和史著的历史理论材料中阅读、提炼要评析的观点,确立小论文要阐述的主题;第二步根据主题内涵具体分解为若干具体小论点,选择以全球史观、文明史观、现代化史观等其中某一史学范式作为评论视角,论证主题内容的合理性,初步形成全文的思维框架;第三步联系自己所储备的史实来支撑每一具体论点,做到论从史出,史实与论点之间有严谨的逻辑顺序,构成严密的因果关系;最终以清晰的思路来进行全文阐释,思维要有层次性、逻辑性、整体性。 2. 新史学范式运用常态化 历史学就是历史理论学,不仅新高考教材编写渗透着新的史学范式,而且新高考命题者也越来越关注史学前沿理论,而历史小论文题型是这些新理论的最好呈现形式,如全球史观、文明史观、现代化史观、社会史观、整体史观等新史学范式,它们是认知历史和诠释历史的不同视角和方式,帮助我们重新审视和阐释历史,有助于我们更为真切、全面、辩证地认识客观史实,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客观历史本体的不同面,即“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可以体现评论者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不同个性,所以在备考复习中要领悟新史学范式理论内涵,运用不同新史学范式理论对重大历史事实进行分析,理解其在世界历史发展进程中的地位和影响,同时运用不同新史学范式理论构建、整合新的知识体系,串联构建中外历史发展的清晰主线与整体框架,为将来历史小论文的撰写提供史识、论点、论据。 3. 历史思维和史证意识培养化 撰写历史小论文通常需要具备很强的历史思维能力,即依据历史事实,分析历史思维、挖掘历史智慧的能力,既包括分析、概括、比较、评价、归纳、论证等历史学科学习的思维能力,也包括历史的眼光、观念和方法,是史学素养的重要体现,反映了历史学的本质要求。但较强的历史思维能力的形成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一个渐进的积累过程。同学们在备考过程中可以通过对历史概念内涵外延的理解、以新史观范式为指导、以主题专题通史形式构建纵横交错的宏观知识体系、以学术前沿、热点焦点问题来联系历史,着力培养自己的历史思维能力,同时强化自己的历史实证意识,有几分史料说几分话,使自己的每一个历史认识和判断都有坚实的史实作为支撑,形成史实越确凿、丰富、充分,由之得出的历史认识就越全面、辩证、有说服力,真正做到论从史出,做到史实与论点之间符合严谨的归纳逻辑,构成严密的因果关系。 4. 实践训练典型化 仅仅掌握历史小论文的做题方法和技巧,并不能说明做题效果一定就好,要想提高做题效果,关键是加大平时的实践训练,要有目的性的、有针对性地精心挑选有新意、有价值、典型的符合高考命题趋势的小论文试题,难度要尽量接近高考,最好把近阶段各市模拟试题中涉及的小论文题型作为专题进行定时、定量训练,力争起到举一反三的效果。 历史小论文:浅析小论文在中学历史教学中的运用 【摘 要】本文主要阐述了让中学生撰写历史小论文的意义、要注意的问题,并建议把撰写历史小论 文作为中学历史教学的一种补充手段,丰富中学生的学习生活。 【关键词】历史小论文 中学历史教学 小论文撰写曾是高考的一个重要题型。随着文科综合考试的推广,历史小论文撰写也淡出了中学老师的视线。本人认为在强调教育创新的今天,适当地让学生撰写历史小论文是一个有效的方法。通过历史小论文教学,既巩固了学生的基础知识,也有利于调动学生学习历史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使学生善学乐学。下面就谈一谈历史小论文教学的意义和要注意的问题,以供各位同仁斧正。 一、学生撰写历史小论文的意义 (一)撰写历史小论文有利于学生学习方式的变革。传统的教学模式中,学生总是被动地接受知识,他们多采用死记硬背来学习历史知识,结果是“背完就忘,考完就扔。用这种方法学习历史,消磨了学生的兴趣,限制了思维的发展。这与时代的要求、素质教育的目标也是背道而驰的。撰写小论文是研究性的学习方式:第一,它是主动学习的方式,论题的挑战性激发了学生不断地探索研究的欲望,促使学生自觉地安排学习活动。第二,它是体验的方式,撰写小论文也是体验历史的过程,在体验中有所感、有所思、有所悟,能取得更多的收获。第三,它是综合学习的方式,小论文的撰写要求学生调动自己的各学科知识,而不局限于历史学科,这也体现了知识的联系性和综合性。第四,它是合作学习的方式,学习者在学习活动中,相互交流,相互切磋,论争答辩,有助于培养学生与人合作的能力和团队精神。可以说,撰写小论文是研究式学习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式。它的优势在于让学生主动接受学习,在满足好奇心的探究过程中,潜移默化地记忆知识、提高认识和锻炼能力。现代中学生理应掌握这种学习方式。 (二)撰写小论文有利于学生掌握基本知识、提高思想认识和培养综合能力。当学习者对某个历史概念或历史事件不甚了解时,他会主动去查阅有关资料,那些他感兴趣的、经分析而理解的内容记忆相对要牢固。在体验历史的过程中,学习者不断地进行情感意志的体验,并不断地提高自己的情感认识水平。学习者在实践中发现和探究问题,体验知识发现的过程,有助于综合认识能力的提高与思想方法的形成。撰写历史小论文还有利于提高自学能力。“自学能力是学生搞好学习的必要因素。”“学生一旦具备了自学能力,就增强了学习的独立性,在任何情况下都能独立地获取新知识,扩大和加深原有的知识和经验的广度和深度,并为探索新知识创造了条件。” (三)小论文教学有助于培养学生严谨求实的学风。“历史课的灵魂不在于形式,而在于培养学生形成正确定历史意识和历史观。”历史论文必须以史实为基础,脱离史实泛泛而谈肯定行不通。对文章所使用的论据,必然要经过一番深入地分析加工,才能提取有效信息为己所用。这些活动是一种科学研究的行为,要求研究者必须实事求是。同时在这一过程中,学生能切实感受到“史由证来”和“论从史出”。这些对培养学生严谨求实的学风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四) 小论文教学有助于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小论文的写作既要求学生应用综合知识,又要求运用自己的综合能力。在他们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中,阅读能力、判断分析能力、提取有效信息能力、语言组织和表达能力都会得到充分地训练。长期以往,学生的自学能力与应用知识的能力就会得到明显的提高。学习知识的根本目的在于应用,这种强调知识应用的教学方式,能够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符合现代素质教育的要求。 二、历史小论文教学中应该注意的几点问题 1、要注意历史小论文与专业论文的区别,不能把历史小论文等同于历史专业论文。历史专业论文的撰写者主要是历史研究者、史学专家、大学生等,他们具备广泛的知识储备,深厚的基本功底,对论文的专业性要求很强。而历史小论文所面对的是中学生,他们知识面狭窄,对历史材料和论题的分析解决能力较差,所以我们不能用专业论文的标准来要求中学生。“只要能以历史事实为依托,言之成理,持之有据,论述清楚即可”,我们不必求全责备,要求过高过严反而限制了学生的想象力和思维空间。 2、注意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和教师的指导作用。撰写小论文的过程就是学生搜集、整理与表达历史资料的过程,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就应该在撰写小论文的各个阶段,放手让学生自主设计相关活动,不能过分约束他们的行动。给予一定的指导。对于历史小论文这种形式,中学生开始难于把握,所以给予一定的指导非常有必要。一要指导阅读,教会学生如何查阅资料;二要指导分析讨论,教会学生提取有效的历史信息;三要指导撰写小论文,教会学生如何做到论点明确、论据充实、论证严密。充分发挥教师的指导作用,既要适时组织学生的搜集、分析讨论、写作等学习活动,又要以参与者引导者的身份参加活动,不断鼓励学生,激发他们的兴趣和积极性。 3、对小论文的评价,教师不必面面俱到,应以肯定为主,及时鼓励学生的每一点进步,让学生体会成功的愉悦。不管采取什么评价方式,都应有助于学生实现更高学习层次的目标,激发学习热情,实现学习效果的增值。 4、注意保护学生的积极性。在总结的过程中,要肯定表扬立意新颖的小论文;指出并质疑观点论据分析有误的文章,也可以再放给学生讨论辨析这些问题;对于观点出现对立的情况,教师还可以组织学生分组进行辩论,以使他们的思维更加活跃和开放。如分析指导时,教师不能完全替代学生的活动,更不能嫌麻烦减少学生的活动,否则就会打击学生的积极性。 总之,撰写历史小论文在于激发、鼓励学生,支持学生养成独立观察、判断和解决历史问题的能力,尤其有助于培养创新意识、创新观念和创新能力。 历史小论文:高考历史小论文题的命题思路及复习建议 [关键词]小论文,命题思路,历史素养,整体认知 2010年全国高考新课程历史第40题第3问,必须以小论文的形式回答。2011年,全国高考历史第41题,是一道独立的小论文试题,没再与材料分析题“混搭”。这样纯粹的开放性小论文题很值得研究。按常理,头一年高考中出现的新题型,第二年再次出现,教师和考生都应该有所准备,平均得分应该有明显的提升,但这种小论文式的题目,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这从考生答题情况可以得到证明。请看下面三组数据(注:以下均为湖南考生数据): 根据表1和表2的原始抽样数据,综合成表3,制成柱状图后,可以清晰地得出如下结论:相比2010年,2011年得0分的比例减少7.3%,在1~5分区间的比例减少9.4%,但5分以下的低分考生(含0分)仍达到了61.8%。6~9分段得分的考生比例增加了16.7%,但是优秀考生比例的增幅较小,仅增加0.3%。柱状图呈现低分段集中,高分段很小的“畸形分布”。从整体分析,该题的抽样平均得分为5.02分,比2010年仅仅提高了1.6分。这说明考生解答小论文试题的能力,只在“量”上略有提高,而在“质”的方面没有明显变化。 小论文题究竟难在何处?通过对中学的调研,湖南师大高考历史研究中心的成员发现,教师虽然对提高考生小论文的答题质量非常关注,但对如何进行小论文的训练倍感困惑,甚至束手无策。要解决这些问题,还得先从高考命题思路的分析入手。 (一)小论文命题的依据是《考试说明》 《考试说明》开宗明义指出:“根据普通高等学校对新生文化素质的要求,在初中历史课程基础上,依据教育部考试中心《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文科综合考试大纲说明》确定历史学科考试内容。”[1] (p.26) 命题者“运用新材料,创设新情境”,给考生提供历史素材,要求他们从材料中提取观点,再根据论点进行史实论证,用小论文的方式答题。这样的题型一出现,中学反对声一片:普遍反映题目超纲,高考复习没法搞;部分高校教师也持批评态度,以至在判卷环节违背教育部考试中心提供的评分参考标准,重新制定评分细则,并不以考生答题的思维计分。 《考试说明》对考试的内容作了概括性的描述,它特别强调要“考查学科素养和学习潜力,注重考查在科学历史观指导下运用学科思维和学科方法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1] (p.26)。其实,这就是对小论文题型所作的提示。这种新题型能较好地拉开优秀水平考生与一般水平考生的差距,使考生逐步与高等院校接轨,真正实现为高校选拔人才的目的。可以说,全国新课程试卷出现的开放性的小论文题,不但没有“超纲”,而且正是践行了《考试说明》强调的思想。 (二)小论文命题的指导思想是《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标准》 《普通高中课程方案》对高中教育提出了具体的培养目标,目标要求“学生要掌握适应时展需要的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学会收集、判断和处理信息,具有初步的科学与人文素养”[2] (p.1)。历史课程设计思路则进一步明确,要求学生“学会从不同角度认识历史发展中全局与局部的关系,辩证地认识历史与现实、中国与世界的内在联系;培养从不同视角发现、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3] (p.3)。运用史料创设情境的小论文题,既与高中课程方案相吻合,又符合高中历史课程设计的基本思路。 依据课程标准,高中历史教科书出现岳麓版、人民版、人教版等三种主要版本。高考因为涉及全国多个省、市、区,命题不可能只根据某个版本,因此,《考试说明》特别指出“命题不拘泥于教科书”[1] (p.26)。这样,教师在指导学生复习时,就不能只依赖于所使用的教材版本,只能以使用的教材为依托;不能只“教教材”,而是要“用教材教”。要在课程标准的指导下,把学生使用的教材转化为学习材料,不拘泥于教材的表述,抓住典型,训练学生多角度的看问题,对学生进行有针对性的基础训练,培养学生论从史出,史论结合,及其文字表达能力。高考之前的“临阵磨枪”应对不了小论文题型。 (三)小论文命题的基本方向是“把握历史发展的基本脉络” 过去高考依据按照通史体例编写的统一教材,主要从纵向考查学生对某个问题的掌握程度,如2001年考查非洲殖民化的过程、2002年考查东北大连旅顺租借恢复过程、2009年考查中国的税收政策等。为了使传统高考向新高考顺利过渡,2008年出现了中西方比较题:唐代科举制与英国近代文官考试制度。 新课程的教材按照专题体例编写,专题内容基本是中西比较,世界史并不完整。各个专题涉及的角度也不相同。大体以文明史观为主,全球史观、革命史观、现代化史观也都有。因此,在高考新课程试题中出现中西比较的小论文题,完全符合课程内容和课程理念。2010年第40题是最好的证明。 第40题所列中国古代资本主义萌芽的材料,是教材表述的基本依据。然后给出英国由“原工业化”到“工业革命”的变化材料,第三个材料是恩格斯的观点,要求论证的问题是对恩格斯所说“历史前提”的理解。第3问小论文题目的主要观点是,欧美国家具备了这些前提条件,因此雇佣关系发展成资本主义制度。隐晦的观点是,中国不具备这些前提条件,因此不可能出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2011年第41题的材料中说:“1500年前后的经济、科学技术、航海、贸易以及探索开拓方面,亚洲与中东国家都是全世界的引领者,而那时欧洲刚走出中世纪进入文艺复兴时期。”这就意味着西方崛起主要原因是由于亚洲与中东国家的引领,而不是其内部原因。1500年前后的亚洲,中国是典型代表。明朝中后期,中国的农业经济、航海技术、贸易等无疑是最令世人瞩目的。命题者的命题思路是探究近代西方崛起的原因,但也隐含着另一个重要命题:中国为什么沉沦?专题体例的教材背景,对小论文命题的基本原则应该是“古今贯通,中外关联,把握历史发展的基本脉络”[1] (p.26)。 从课程内容看小论文题命题的大体思路,给备考提供了一个大致的方向。那么,就小论文题的复习,我们提出如下三条建议。 建议之一:要重视历史知识的整体性。 现在一线青年教师大多是应试教育模式下的精英。这些老师对基础知识的落实非常到位。他们指导出来的学生,应对高考选择题可能比较有优势,但考生缺乏整体上把握教材的能力。面对考查历史素养、跨度大的小论文题,基本上不知从何下手,能够答题,但是跳跃式地作答,只答一点,不及其余,很难形成有逻辑的、完整的论述;有的考生思维角度不准确,不能列出准确的框架,呈现一堆杂乱无章的知识,甚至列举一些与小论文的要求风马牛不相及的史实。2010年的小论文题目的第3问提到明清时期出现资本主义萌芽,居然有不少考生答商鞅变法的内容。 出现这种情况,主要是教师在教学过程中没有“抓纲理线”。文科班复习应该引导学生找到历史发展的脉络,用历史线索把学生获得的散落知识串联起来。如高中历史必修(一),其历史发展脉络就是:“要求学生理解政治变革是社会历史发展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并能对其进行科学的评价和解释;理解从专制到民主,从人治到法治是人类社会一个漫长而艰难的历史过程,树立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而奋斗的人生理想。”[3] (p.9) 复习中国近现代史的内容时,教师都会遵循历史发展线索,运用现代化史观,突出强调中国经济、政治、思想文化近代化。但是很少有教师能指导学生,让学生结合自身的知识背景,对中国近代化的系列知识形成整体认知。其实,在中日甲午战争中,北洋舰队的全军覆没,洋务运动受到了挫折。其后,人们进行反思,开始考虑政治改革。是政治近代化的启动,清末新政则是政治理论转化为实践,企图完成未竟事业的一种尝试。辛亥革命是政治近代化的高潮。辛亥革命失败后,中国政治近代化又遇到挫折。先进的中国人意识到,要改变中国的现状,关键在人。于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始了中国思想文化近代化的探索。既是新文化运动的结果,又是新文化运动的深入展开。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全面展开了近代化的进程。 正如美国著名教育家布鲁纳所说,学科结构既是学科的课程中心,又是教学中心。学生懂得了学科结构,就容易理解掌握整个学科的内容;学生懂得了学科结构,就能够促进知识和技能的迁移[4] (p.20)。理解掌握了中国近代化的整体知识,学生答这方面的小论文题目,或者进行知识迁移,才能游刃有余。 建议之二:教师要在备考环节要发挥主导作用。 在湖南省各地讲座、调研中,我们发现,在各地、州中学,过分依靠名校资料这个问题很严重。湖南的一些文化公司与长沙名校合作,学校每月给文化公司提供一套测试题,文化公司再向全省高三推广,同步使用名校试卷。教师和学生虔诚地使用这些试卷,教师和学生的思维,甚至学习进度,都被名校“绑架”。学生考完后,教师拿着公司提供的答案去给学生讲解。教师自己没有理解,直接向学生塞答案。学生抱怨说:“老师总是给我们念答案,要我们从材料中提炼观点,但我们就是不知道,怎样去提炼有效观点。” 教师的主观能动性没有充分调动起来,因此他们永远被动地使用着资料,低层次地重复着这些试卷,把学生拖得精疲力竭。由于试卷应接不暇,学生出现的问题也没有得到及时纠正,长此以往,学生养成了囫囵吞枣,不求甚解的坏习惯。小论文的题目虽然也有,也做了一道又一道,但老师随意给分数,试卷随之束之高阁。一批较好的小论文试题,实际上还是被当作了传统的材料解析题使用,没有起到锻炼学生思维的作用。学生下次面对小论文,仍然不能深入作答,复习永远在低水平徘徊,无法达到较高的层次。 建议之三:教师要精心设计小论文试题。 首先,指导学生审题,找到合理的答题角度。审题是判断本题的命题指向,看懂试题要求。题目还没看懂就草草回答,肯定失败。审题虽然占用时间,但对于理清思路至关重要。成也审题,败也审题。成败关键在于审题。 其次,教会学生提炼论点。用材料提出问题,用小论文的形式回答,是高考全国卷已经使用两次的模式,因此,在审题过程中最重要的是结合问题看清楚材料的观点。观点搞错了,回答就没有立意。 第三,指导学生史论结合地论证观点。空谈得不到分数,再华美的文采,缺乏可靠的论证,也得不到认可。历史小论文的特点是用史实论证,有论点,有论据是小论文的基本思路。复习适应训练学生确定主题,然后围绕主题展开论证。展开论证一定要史论结合,为论点提供充分的历史事实。在平时课堂提问时就应提示学生,讲历史问题要有根据,有证据才能下结论。没有证据意识,小论文是写不好的。 第四,要注意学生的思维训练。毫无根据地乱发议论是很多学生的毛病。而历史思维既要有证据,又讲究逻辑。没有逻辑的思维必然是混乱的。要把根据逻辑化地表达出来,需要平时有目的的训练。因此,教师要注意学生的思路,注意思维的层次性、逻辑性和整体性。 历史是以史实为基础的学科,无论怎样课改,强调基本功永远不会过时。按照现在高考的要求,基础知识缺失,不可能取得好成绩。“恶补”基础知识,也不见得一定能取得好成绩。在基础知识夯实的前提下,训练考生规范答题是大有裨益的。 2010年,《历史教学》杂志曾组织了高考第40题的讨论,各省之间的差异很大。在南方的一些省份,现在对这种题型的评分形成了一定的共识,即按照教育部考试中心提供的评分参考进行重新的排列组合,将评分参考分观点、论述内容、整体评价等三部分,采取SOLO评分与采分点评分两者结合的办法,从论述与思维层次两个方面计分[5] (p.23)。做小论文时,考生还是要按照历史答题的基本规范进行操作,如“先表态,得观点分;想论点,得分论点分;找史实,得历史史实分;作结论,得整体印象分;排好版,注意逻辑联系。” 【作者简介】余柏青,男,1972年生,湖南平江人,湖南师大历史系副教授,主要从事历史教育学研究。 曹英,女,湖南株洲人,湖南师大历史系副教授,主要从事世界史与高考历史研究。
历史学论文:林则徐禁烟运动新评历史学研究的论文 一百六十年前林则徐在中国发动了一场"禁烟运动",不仅在当时轰动世界,成为中国近代史的开始,林则徐也从此成为中国的"民族英雄"而名扬中华,流芳百世。今天,一百多年后,我们重新审视历史,再度就林则徐当时的"禁烟运动"进行分析,就会发现有许多问题需要人们进行新的认识,特别把林则徐的行为完全称之为"爱国行为"有许多值得怀疑和商榷的地方。本文就此做分析,以引起人们争论。 一、林则徐"禁烟运动"前的中国 从十四世纪开始发展起来的西方现代文明,随着人们思想的解放,新航线的开通,现代工业的兴起,缩小了世界不同地区之间的相互的距离。古老的东方,特别是充满神迷感的中国,西方各国早就意欲打开闭关锁国的古老中国的大门。最早来华的是十六世纪葡萄牙和西班牙这些当时海上的强国,葡萄牙是自西而东,绕过非洲南端的好望角到印度,明朝正德九年到十一年间(公元一五一四至一五一六年)间到达广州沿海,在广州附近的一些小岛做一些中介商人,正德十二年(一五一七年)有八条葡萄牙船来到广州珠江口岸。明朝嘉靖二十五年(一五四八年),在宁波,明朝官兵还与葡萄牙人发生武装冲突,据西方人记载,葡萄牙死于此役的有五百多人。一五六一年左右来华的葡萄牙人因船上货物湿水,需要"借地晾晒",重金贿赂广东地方官,租下了澳门,每年完纳地租银一千两,一七四0年减少为五百两,历来均向山县缴缴纳。 西班牙来华的方向则是自东而西,由南美洲到达菲律宾,一五七一年在菲律宾的西班牙人曾帮助当时的明朝政府夹攻以林凤为首的中国海盗,这样便开始了与中国最初的关系,但是当时的交往只限于在福建海口进行通商,一五七五年西班牙首次到达了中国大陆,要求与中国通商,得到了明朝政府的允许。 继葡萄牙和西班牙之后,荷兰也开始寻找与中国发生关系,荷兰是一个后起的西方强国,明朝万历二十九年(一六0一年),荷兰的商船首次来到了广州,要求与中国通商。但是未得到明朝政府的允许,以后荷兰人曾两次占领澎湖列岛,明天启四年,明朝官兵夺回澎湖列岛,接着荷兰人又占领了中国台湾,到了清朝顺治十八年(一六六一年)中国民族英雄郑成功从台湾赶走了荷兰人,荷兰人的"武力通商"的办法才告结束。 英国是从十六世纪开始,英国女王伊利莎白曾两次致书中国皇帝,要求建立关系,但都没有成功。一六三七年英国派了四只军舰来华,驶入珠江和广州,要求与中国建立关系,结果与中国发生了最初的冲突。一七九二年,英国又以补贺干隆皇帝八十寿辰为名,派遣马嘎尔尼为首的使团启程来华,九月在热河觐见了皇帝,提出开放宁波、舟山、天津通商口岸,设立商馆等建议,均被干隆皇帝向英王颁发"敕谕"拒绝,马嘎尔尼被迫扫兴而去。一八一六年,英国又派遣阿美士德为首的使团来华,主要目的是谋求驻使北京,开放北方通商口岸及争取广州的的英商有更大的自由。但是,因阿美士德等人坚持不行跪叩之礼,同清延争执不下被逐回。一八三二年,英国东印度公司派遣一个名叫礼士的船主,带领广东商馆职员林塞,化名胡夏,及传教士郭士立,化名甲利,一行七十多人,对中国进行实地贸易考察。 法国一六六0年,成立了中国公司,一六八八年法王路路易十四派遣第诚、白普、洪若翰、李明、刘应等五名传教士到北京。一六九八年,第一只法国商船开来中国,从路易十四,路易十六,一直到拿破伦,法国曾多次派传教士商船到中国。 美国则是一个后起的经济强国,一七六八年英国承认美国独立,次年,美国商船"中国皇后号"到达了广州,商船在广州出售西洋人参,赚了三万七千多元,从而吸引了大批美国商人到中国经商。而美国则是后来者居上,在以后的发展中美国以自己技术,资源,资金等雄厚的力量,逐步取代一些"老牌"的西方强国。 历史学论文:高考历史学论文 一、要有正确的态度看待历史学科 历史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社会文化记载,是培养人的民族自尊心、自豪感的重要手段,对人形成正确的价值观和世界观有重要意义。培根说“读史可以明智”。唐太宗也说“以人为鉴,可以知得失,以铜为鉴,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鉴,要以知兴替。”可见,学习历史可以加强个人的修养。除此之外,历史上高考中还占有很重要的地位,说白了,它直接关系着你的高考成绩,在当前情况下,你没有选择的余地,不管你对历史有无兴趣,但在主观上你必须重视它。 二、要认真听讲听课 在学习过程中的地位是非常重要的。老师一般都会把所学内容的精华在课堂上讲解,并集中解答同学们比较难理解的重点和难点,并形成体系和线索。这在高三尤为重要,因为高三课堂的特点就是容量大,速度快,而且极切近高考。老师往往会联系高考考点,考纲,和往届考题,所以在课堂上必须全神贯注,力求听懂老师讲的每一个字,每一句话,跟上老师的思路,积极思考,争取在课堂上留下知识的深刻印象,减轻课后复习的负担。 三、要善于把握 历史线索历史是一门线索性极强的科目,上条脉络清晰的线索可以使你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例如:中国近代史的学习,我们可以把它分类,归纳成三条大线,即:资本主义列强对中国的侵略;中国人民的反抗和斗争;中国的近代经济的发展。而在列强的侵略的这条线索下,可以归纳到鸦片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国边疆地区的新危机,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狂潮,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以及日本侵华战争等,这样就把分散的历史通过列强侵华这条线联系起来了,省下了我们很多工夫。还有,课本有些东西看似零碎,只要我们注意整理,还可以找出其历史线索,无论是时间线还是空间线。 四、要重视基础知识的落实 历史的高考题型,一般注重历史基础知识的灵活运用,所以要切实地注重课本上的基础知识,凡是书上的文字都应认真去看,还有书上的小字部分,每页的注释,也要做到一一过目。不要侥幸的认为这不会考,那不会考。要抓住考试重点的同时,全面地铺开战线。还要反复不断地看书,持之以恒,特别对重要的章节有强烈的印象,这样才能打好基础。“万丈高楼平地起”。只有基础好了,才能完成从“自由王国”的飞跃。最后做起题来,才能得心应手、游刃有余。同时就有了心理优势,不至于在高考时过于紧张。 五、要重视对做题的训练 做题是很重要的一个环节,它是我们在平时的一种能力的试卷上的反映。所以要特别仔细,对题要一字一句的读,扣住关键字词,并把它放到历史背景下分析,研究其具体的历史意义。不要审漏,审错漏了题,即使似曾相识,也要从角度、要求的不同来考查,一定要在审准题的前提下产生第一感觉,不要犹豫不决反复涂改。做问答题或材料题时,还要注意答题范围尽可能宽,但应注意条理清楚,层次分明,有所侧重,切忌含糊其辞,模棱两可。 作者:李梅兰单位:山西省运城市运城三中 历史学论文:胡服骑射历史学论文 1赵武灵王“胡服骑射”时代背景 赵武灵王改革的内部压力所谓胡服,就是北方游牧和半游牧民族的服饰,胡服较之当时的中原服饰,要轻便的多,而且更适于骑兵战法。赵武灵王胡服骑射的想法尽管得到了大臣楼缓的明确支持,但在群臣中却招来了普遍的非议。主因是中原人身着胡服,首先就触犯了华夷之别的礼仪规范和传统,而采用骑射战术又有悖于通行中原诸国的军事战法和军队建制。这样,胡服骑射就不简单是个服饰着装的问题了。面对群臣的非议,武灵王并没有退缩。他又召见了心腹大臣肥义进宫商议,武灵王说“:作为一个贤明的国君,平时要教导百姓,要制定好的政令,打仗要超越古代,建立功业。我要开拓疆土,灭中山,并胡狄,要想用力小而收获大,就需要建立一支骑兵,学习胡服骑射,这必然要遭到流俗的议论和庸人的反对,怎么办呢?”肥义说“:疑事无功,疑行无名。今王即定负遗俗之虑,殆毋顾天下之议矣。夫论至德者不合于俗,成大功者,不谋与众。昔舜舞有苗,而禹袒入裸国,非以养欲而乐志也,欲以论德而要功也。愚者暗于成事,智者见于未萌。王其遂行之!”经过此次商议,武灵王又得到了肥义等大臣的支持,这就更加坚定了实施胡服骑射的决心。但当武灵王率先身穿胡服上朝之后,他的叔父公子成借口生病,不去上朝,为了争取这位朝廷重臣的支持,武灵王派使者前去游说,公子成却说:“臣闻中国者,盖聪明徇智之所居也,万物财用之所聚也,圣贤之所教也,仁义之所施也,诗、书、礼、乐之所用也,异敏技能之所试也,远方之所观赴也,蛮夷之所义行也。今王舍此而袭远方之服,变古之教,易古之道,逆人之心,而怫学者,离中国,故臣愿王图之也”。对此责备,武灵王并没有生气,而是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夫服者,所以便用也;礼者,所以便事也。圣人观乡而顺宜,因事而制礼,所以利其民而厚其国也。”并结合赵国的实际,说明了实行“胡服骑射”的重要性,使得公子成“不敢不听”。其他宗室贵族赵文、赵造、赵燕以及大臣周袑也都表示反对。赵文进谏:“当世辅俗,古之道也。衣服有常,礼之制也。修法无愆,民之职也。三者,先圣之所以教。今君释此,而袭远方之服,变古之教,易古之道,故臣愿王之图之。”武灵王反驳说:“常民溺于习俗,学者沉于所闻,此两者,所以成官而顺政也,非所以观远而论始也。”并认为:时势在变化,所以,世俗也得跟着改变,这是圣人之道。在强邻压境,胡人猖獗的形势下,长袍重甲已经严重地影响了军队的战斗力,已关系到赵国的存亡,在此种情况下,还死守陈法旧俗,无疑不是自寻死路。所以赵武灵王果断的说:“知学之人,能与闻迁,达礼之变,能与时化。故为己者不待人,制今者不法古。”针对以上观点,大臣赵造则曰“:臣闻之,圣人不易民而教,知者不变俗而动。因民而教者,不劳而成功;据俗而动者,虑径而易见也。今王易初不循俗,胡服不顾世,非所以教民而成礼也。且服骑者志淫,俗僻者乱民。是以莅国者不袭奇僻之服,中国不进蛮夷之行,非所以教民而成礼者也。且循法无过,修礼无邪,臣愿王之图之。”面对这样陈旧落后保守的传统观念,武灵王反驳“:古今不同俗,何古之法?帝王不相袭,何礼之循?”最后坚定地断言:“循法之功,不足以高也;法古之学,不足以制今。”赵武灵王就是在此高压之下推行了“胡服骑射”,前后共经历了11年,卓有成效,不仅使赵国摆脱了过去长期被动挨打的局面,而且在军事斗争中取得了一系列重大胜利。从公元前306年至前296年,先后击败了胡人,兼并了中山,开辟了广袤的土地。从公元前288年到前266年的22年中,虽遭秦五次攻击,但每次都能化险为夷,相反在前270年的阏与之战中大败秦军,使秦国在其称霸战争中受到了重创。 2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剖析 2.1胡服骑射的分析 “胡服骑射”是一场以军事改革为优秀的封建化运动,主要包括“胡服”、“骑射”两个方面,“胡服”和“骑射”彼此联系,不可分割。“胡服”是出于“骑射”的需要,为实现“骑射”目的所必须采用的手段。王国维亦云“:赵武灵王之易胡服,本为习骑射计”。赵武灵王把大力推行易胡服作为他实行改革方案的第一步。第一是“胡服”。赵武灵王首先是要求朝中官员改装,此后“邯郸命吏大夫迁奴于九原,又命将军、大夫、适子、戍吏皆貂服”。在赵武灵王下达的命令中,只强调了这些人要穿胡服,是否其他百姓就不改装了呢?其实,上行下效,自古皆然。上层统治者崇尚胡服,百姓自然会加以效仿,更何况胡服确实便利。强制反而会产生逆反心理,赵武灵王就是利用百姓的心理作用很自然地把“胡服令”推行下去的。然后是官兵,“胡服骑射”前的赵军,官兵的衣服都是宽衣博带、长裙长袍、拖拖沓沓、行动不便,影响了军队战斗力的发挥。相反,胡人都是身穿短衣、长裤,作战骑在马上,行动灵活方便。赵武灵王十九年(前307年),赵武灵王正式下达“胡服令”,让男人改穿北方游牧民族的窄袖短衣。赵武灵王此举的目的有,一为组建大规模的骑兵部队作准备,因为身着传统的裘裳根本无法打仗;二为革除贵族大臣们的保守意识,强化改革精神;三为改良整个国家的社会风气,培养民众的尚武之风。第二是“骑射”。几乎与服饰改革同时,赵武灵王又开始“招骑射”,模仿“三胡”骑兵的装备和训练方法,大规模组建骑兵部队。赵武灵王二十年(前306年),赵国攻占原阳(今内蒙古自治区萨拉齐县境)变其为骑邑,主因是这里北部是群峰起伏的阴山,南部是水草丰茂的草原。这里的马,长得剽悍、善跑、机灵而有耐力,是战马的最佳选择。赵国骑兵的来源有三部分:一是从赵国本土招募及变车为骑。赵国原来的兵制是“国有固籍,兵有常经”,人民按固定不变的户籍,到一定的年龄就被征去服兵役,军队按地区编制。这是征车兵和步兵的方法。当时的骑兵需要具有难度很大的骑马射箭技术,从头训练很不容易,按原来的兵制就无法在短时间内建成一支足以抗胡的骑兵。但是在靠近胡人的地方,人民为了自身的利益,自发地“习骑兵”“、便其用”,有了骑马射箭的本领。因而国家就采用了打破“固籍”、不分地区的策略,以优厚的待遇招募会骑马射箭的人充当骑兵。二是“三胡”的骑兵,据《赵世家》载:武灵王二十年,命“代相赵固主胡,致其兵”。惠文王二年“,主父行新地,遂出代,西遇楼烦王于西河而致其兵”。“致其兵”就是招引、收编胡人补充骑兵。赵国用胡兵补充自己的骑兵,实行以胡制胡,不但扩大了自己的骑兵部队,也提高了战斗力。三是赵国代地的骑兵。代地边胡,近于游牧民族,其民尚气力,多习骑射,因此有组建骑兵的基础。 2.2北方游牧民族与汉民族对比分析 2.2.1骑射文化对比我国北方游牧民族,从匈奴以前的熏育、厥允、东胡、林胡、楼烦,到匈奴之后兴起的鲜卑、乌桓、敕勒、柔然、回纥、契丹、女真、蒙古等族,都是惯于马上生活,精于骑射的民族。在加上他们生活在一个自然环境恶劣,资源贫乏,周边政治、军事形势变迁频繁,弱肉强食,此起彼伏的大环境中,个体部落的独立强盛,往往取决于军事实力的强弱,这就导致了游牧部落无一不重视在部落中进行军事教育。如大约在公元前三世纪的匈奴族,是河西走廊最早活动的游牧民族。《史记》中记载“:儿能骑羊,引弓射鸟鼠。少长则射狐兔,用为食。力士能贯弓,尽为甲骑。其俗宽则随畜因射禽兽为生业,急则人习战功以侵伐,高气力,好射猎”。草原特有的地理环境决定了古代的匈奴人游牧、涉猎的经济生活方式。从幼年便开始练习骑射,学射鸟鼠、狐兔,到成年时皆能开弓作战,骑射技艺超群,做到其马“日常驰数百里,有致千里者”,其人能达到“人不驰马、马不懈勒”的状态。匈奴族在冒顿单于时拥有控弦之士达三十至四十万人。之所以拥有如此强大的骑兵队伍,说明当时匈奴对骑射文化的重视和教育程度。而当时汉民族的骑射文化却不及北方游牧民族,汉民族多生活在中原地区,以渔猎农耕文化为主,生活环境相对平稳富足,他们的作战方式主要以笨重的战车和步兵为主。在此将中原骑兵与匈奴骑兵进行对比,可得上下山阪,出入溪涧,中原之马不如也;险道倾,且驰且射,中原骑兵不如也;风雨疲劳,饥渴不困,中原之人不如也。从一定程度上看,中原地区难免会受到北方游牧民族的侵袭。 2.2.2服饰文化小析民族服饰作为民族文化外在化特征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民族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和制度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长期以来,不同民族的服饰综合反映了不同民族生产和生活方式、生存环境、生活水平、价值观念、审美意识、宗教信仰以及民族之间的联系交往程度,是民族社会生活经验的积累,是民族历史的沉淀,也是民族文化的创造,还是民族智慧的结晶。汉民族是以“服章之美”著称的,同时,与汉民族共存的还有其他许多民族,他们也有自己独特的服饰,这是不同民族的智慧创造,也是不同民族适应其生产和生活环境的结果。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社会大变革时期,也是不同民族文化大交流时期。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出现了汉民族的“服饰创新”,这是汉民族在对其他民族文化认同的基础上实现的。赵武灵王在总结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实行了军服改革,采用了北方游牧民族“胡服”的样式,即短衣、窄裤、革带和长靴等,其特征是“衣长仅齐膝,腰束郭洛带,用带钩,穿靴,便于骑射活动”。改变了汉民族传统的上衣下裳的服饰格局,史称“胡服骑射”。这种改革,使赵国由弱国成为强国的重要原因之一。“胡服骑射”被学者称为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服饰飞跃”。因此,可以说是当时其他民族的服饰文化丰富了当时汉民族的服饰文化。同时,这种“服饰飞跃”充分反映了不同民族的文化认同与文化共享。 2.3胡服骑射的历史学价值 自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对军事实行改革后,推动了整个中原骑射的发展。数千年来,他一直是我国古代练兵习武的重要项目。同时,这次改革以其独特的方式和价值给后世以深远的影响。第一,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改革,并不是以外部来刺激、强化军事力量,而是把着眼点放在改革军队内部的结构机制,改革传统的作战方法上。实施胡服骑射后,军队摆脱了笨重不便而又耗费巨大的甲衣战车,变得更加灵活机动而富有战斗力。国家民众由此而减轻了沉重浩繁的军费开支和赋税徭役,一则强兵,二则利国利民,这正是胡服骑射得以成功的基本因素。由赵武灵王所倡导的胡服骑射的战法,一扫以往中原车战的陈旧战法的束缚,开创了新的军事活动的场面。从此以后,以步兵、骑兵为基本力量的作战方式逐渐得以推行。这在中国古代军事战史上,也有不可低估的历史价值。第二,胡服骑射改革的推行,使人们的心理和思维方式发生了明显变化,打击了“先王之道不可变”的保守思想,勇于革新的思想得到了确立,同时减弱了华夏民族鄙视胡人的心理,增强了胡人对华夏民族的归依心理,缩短了二者之间的心理距离,促进了二者之间的经济和文化交流,为民族大融合和国家统一奠定了心理基础。第三,改变了经济和社会结构。实行胡服骑射改革后对赵国的经济结构造成了很大的影响,使之更趋近于游牧经济,对游牧经济、骑兵生活熟悉的大量胡人精英通过选拔,进入到赵国的军政领导层,改变了赵国的权力结构。第四“,胡服骑射”是中国历史上服饰方面的一次巨大革命,对后世服饰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胡服骑射以前,统治者以严格的等级服饰来显示自己的尊贵和威严,也是区分夷夏不同民族身份的标志。“胡服骑射”之“胡服”首先是为便“骑射”,也便利了人们的生产劳动与其他社会活动,这就强化了服饰的实用功能,同时,因其打破了服饰的民族界限,弱化了身份界限,使君臣、官民的服饰差别大大减小,自然弱化了服饰的身份标示功能。除当时楚、齐两国已有人效法外,汉代即以成为官定武服;北朝以后,文武官员皆为胡服,后来一般百姓,甚至妇女、儿童也逐渐穿上胡服。胡服的优越性日益被中原人民所接收“,习胡服,求便利”成为我国服饰发展的总体倾向。 3结语 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在历史上的影响,似乎不及吴起、商鞅、韩非子、王安石、张居正等人倡导的变法改革,但它提倡给历史的借鉴同样发人深省。这次改革是战国时期较为成功的封建化改革之一,由于时代的局限性,赵武灵王的改革没有能够继续深入,赵国的发展主要体现在军事领域,综合国力的欠缺使得其无法改变在统一战争中被消灭的命运。但是作为中国历史上的改革典型,“胡服骑射”在民族融合,服饰变化,军事改革等方面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改革的成功与得失对以后历朝历代的改革实践也是有着现实的借鉴意义。 作者:郭文兵单位:长治一中 历史学论文:民族史教学历史学论文 1民族史研究、教学的优秀内容 民族史是指民族发展的历史和对这一历史的记述与认识,是民族这一主体在客观世界的历史过程中形成、发展与变化的轨迹,也是民族发展过程这一客体在人们对全部历史认识中的反映和记述。民族史研究的内容应包括古今各民族的生产、生活、政治、文化以及民族间相互关系的形成史、变迁史、发展史,包括各民族的起源史、社会史、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军事史、人口史等等,既有纵向演变过程,又有横向发展联系。从目前中国民族史研究的对象来看,主要有各民族形成与发展史;各民族文化及其对中华文化的贡献;历史上的民族关系;各民族专史研究,如经济史、文化史、军事史、宗教史等;中华民族形成研究;疆域史与边政史研究;民族语言文字和历史文献的整理与研究;民族史和史学理论研究等。从20世纪初,民族史作为一个专门的学科体系建立至今,已经取得了丰硕成果,为民族史的研究和教学提供了知识体系和理论支撑。以目前民族史教学的参考书,陈连开的《中国民族史纲要》、罗贤佑的《中国民族史纲要》为例,简要说明。陈连开的《中国民族史纲要》以汉文文献记述的材料与考古学、民族学、民族语言学等多方面的材料和研究成果相结合,同时尽可能挖掘少数民族文字的文献记载与之相互印证,简明扼要地叙述、印证各民族历史发展和各民族的历史如何构成中国历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以及各民族对中国历史所作的贡献,内容丰富而分量适中,既能较好反映民族史研究的优秀内容和重要成果,又能指导将民族史优秀内容在教学中实施、贯彻。罗贤佑的《中国民族史纲要》在借鉴有关教材的基础上,综合前人的研究成果,博采众家之长,比较全面、系统、简要地阐述了自远古至民国时期中国各民族形成、发展的历史进程,体现中国民族发展时序感,体现中国多民族国家的发展历程,值得在民族史教学中借鉴。从目前指导民族史教学的理论观念来看,唯物主义历史观仍然是民族史教学必须坚持的根本理论观念。唯物史观对分析中国历史上各民族社会发展的宏观规律有着不可替代的科学性和合理性,是把握民族社会发展趋势的一把基本理论尺度。在具体民族研究中,又有多学科理论,如社会学、民族学、人类学、语言学、考古学、经济学等理论与方法运用到民族史的研究中,也就决定着在民族史教学的理论观念要在中观、微观层面进一步丰富,开阔眼界,将多学科视角引入到民族史教学中来。 当然,无论运用何种理论和方式对民族史进行研究,无论学科如何交叉,只能是理论和方法的创新,并不能改变民族史的历史学范畴,因此,一些学者提出,在“在民族史教学中灌注‘通史精神’”,值得肯定。从具体教学实践来看,将民族史同区域史、地方史有机结合的方式,展开民族史的教学,既符合民族历史、现实活动的区域、地方实际,又利用了当地的民族文化遗存资源,是一个非常有益的教学途径,值得借鉴。如西北师范大学田澍教授《以西北区域史教学为突破口,推动历史学特色专业建设—西北师范大学生历史学本科教学改革的实践》、罗彩娟《 中国少数民族史 课程教学方法探讨》等,是将区域史同民族史结合,运用到民族史教学中的范例。钱放《谈地方史、民族史与中学历史教学的关系—中学 新疆地方史 教学中的几个基本问题》,是20世纪90年表的文章,谈中学历史教学问题,但对大学民族史教学仍有观念和方法上的启示。因此,民族史研究的内容、方法、理论都已经达到较高水平,又有了大量的具体的民族史教学实践经验,为在历史学本科生中,普遍开展民族史教学准备了充足的条件。 2民族史教学对历史学本科生基本专业素质的培养 民族史教学是历史学本科课程教学体系中的一个部分环节,但如何更加清楚看待民族史教学的价值与作用,仍然要放在历史学本科生专业培养与职业选择的这一整体过程中来考察。历史学科是一个传统学科,受这一学科体系特征影响,专业与职业问题,必然会受到目前“‘市场导向’所引发的‘史学危机’,已经深刻体现在高校历史学科的人才培教改教法养上”,这一大背景的影响。下面举两个地方高校历史学专业近年来毕业生就业流向情况案例作进一步分析探讨。从吉林师范大学2001至2010年历史专业毕业生就业总体流向来看,在中初等教育部门就业的学生占十年毕业生总人数的67.9%,攻读研究生人数占十年毕业生总人数的18.5%,非教育部门就业人数占十年毕业生总人数2.8%。宁夏大学2011年至2013年历史专业毕业生在初等教育部门就业的学生占三年毕业生总人数的30.7%,攻读研究生人数占三年毕业生总人数的19.3%,行政部门就业人数占三年毕业生总人数的12.3%,其他部门就业的人数占13.2%。这两个学校分别为地方师范院校和综合大学,数据统计时间上有所差异,但仍能反映一些总体趋势。两校历史学毕业生职业流向中,在中初等教育部门就业的占有最大的比重;其次是考取研究生人数占比较大;在非教育部门就业人数也占有一定的比例,尤其是宁夏大学历史学本科毕业生在行政和其他部门就业人数占有相当的比重。从两校的当年毕业生待就业人数来看,仍然需要引起足够的重视。教育部门是历史学本科生就业的主要渠道,但每年补充因退休的中初等历史教师的缺口,在数量上,总体呈现一个稳定趋势,同时还有大量的历史学研究生来竞争这一岗位。因此,拓宽历史学本科生就业途径成为教育工作者探讨的主要问题。一些学者以全球视野进行综合考察,如姚霏《公共历史学与高校史学人才的培养》、张倩红《世界著名大学历史学本科生培养模式及其导向》等文颇具启发性。姚文列举美国以社会需求为导向,将史学人才分为具有学院历史学者和公共历史学者两种职业特征的培养模式:综合国内设有历史学本科专业的高校情况来看,将专业人才培养目标定为:为有关的教学、科研、编辑出版、图书情报、行政、外事、媒体以及文化建设等社会各领域,培养所需的历史文化专业人才。各院校在具体培养目标设定上,师范院校,尤其是地方师范院校,将“为中小学培养从事历史和历史综合类课程教学的专业教师”作为主要目标;综合类的大学则将培养目标设定的较为宽泛。如果按照美国历史学人才培养模式来划分,国内各院校培养的历史学本科生大多属于公共历史学人才范畴。因此,本科历史学人才从总体就业分布上看,同社会的接触面更为贴近和广泛,其历史学科素质及其所形成的历史价值观对社会影响也更为直接。所以,培养历史学本科生具有较系统的史学思维、综合分析能力、认同感、爱国主义精神,促进民族间的理解与尊重等学科素质和正确的价值观,就显得非常重要。具体来说,民族史教学对历史学本科生专业素质培养和提升,有着非常现实和长远的意义。 目前,各民族在自己的发展历史中留下丰富、多样的历史文化遗址、遗存,大多已被保护和开发,成为历史博物馆、纪念馆、爱国主义教学基地、影视商业基地等,并创造了相当数量的就业岗位。因此,加强历史学本科生的民族历史文化素养,既可以满足社会需求,又可以拓宽就业口径,可谓一举两得。其二,具有较高民族史素养的历史学人才,具有宣传民族团结的专业岗位优势。无论是历史教师、历史遗址、博物馆等工作人员,在同公众“亲密接触”的具体工作中,从专业视角,运用正确的民族观,对人们进行国家认同、爱国主义精神、民族间的理解和尊重教育,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其三,政府、服务管理部门中,具有较高民族史素养的历史学专业背景的工作者,因其具有较好分析民族历史信息的能力,可以帮助正确处理民族问题,减少工作偏差。 3总结 总之,民族史是中国历史的有机组成部分,目前的研究内容、成果、方法、理论已经达到较高水平。在历史学本科课程体系中,开设民族史选修或必修课,对提高学生的专业素养,培养公共历史教育人才发挥着一定的作用。 作者:杨学跃单位:宁夏大学人文学院 历史学论文:大学资料室历史学论文 一辽宁大学资料室分馆化面临的主要问题 辽宁大学前期借助“文献保障数字平台工程”完成了全校资料室书目数据库建设,整合了全校的文献资源。同时,图书馆的自动化管理系统中相应增设了各个分馆的设置,并针对资料室进行业务培训和指导。这些工作的实施对各资料室的分馆化发展起到了良好的推动作用。但辽宁大学目前所实行的分馆化体制仍停留在形式阶段,面临着诸多问题。①传统的管理体制暂时难以突破,经费和人员的隶属关系短期内无法改变,导致总分馆间难以统一规划、密切配合、发挥各自的优势。②分馆是由资料室“改造”而来,数量过多,设置上缺乏统一标准,发展不均衡。③分馆的馆舍设置有困难。多数高校暂时不具备建设新馆舍的条件,而且分散的资料室也很难集中安置。④各分馆在馆藏规模、经费投入和业务水平等方面差距明显,部分资料室的合并意愿并不强烈。⑤各分馆在业务上难以与总馆保持同步,严重缺乏基于学科内容的专业化知识服务能力。 二辽宁大学历史学分馆的建设举措 1业务管理实行分馆化 辽宁大学历史学院资料室以“辽宁大学文献保障体系数字平台工程”项目为契机,与图书馆达成了战略合作关系,力求改变历史学院资料室以往独立、封闭的运行状态。①在业务工作上接受图书馆的培训和指导,安排资料员参与到图书馆的业务工作中,培养其业务能力。②利用近一年时间回溯建库。在图书馆数字化小组的帮助下,实现文献著录的标准化和规范化。③部署与图书馆统一的自动化管理系统,设立历史学院分馆,完成馆藏地点、资料类型、编目模板、流通规则、读者信息等一系列参数设定。④日常的图书采访、编目、典藏、流通等业务工作应充分与图书馆合作,统一布局,在分馆的自动化管理系统中进行。在图书馆的大力协助下,历史学院资料室的业务工作实现了自动化管理,完整地揭示了文献资源,提高了工作效率,进而成为图书馆系统中真正意义上的一个“分馆”。 2文献资源建设 坚持专业化、特色化、系统化历史学院资料室以往的藏书准则就是专业化、特色化,是区别于图书馆的重要特征。为了迎合本专业读者群的需求,使文献更具专业性和特色性,在执行既有的采购、订阅方式外还应注重以下几个方面。①与其他图书馆或档案馆建立合作关系,以交换形式获得文献。②专门收集、整理教师因出访或参加会议带回的文献资料。③接受相关专业的学者或著者的赠书。④定期举办选书会,让教师和研究生根据书单挑选图书。⑤重视收藏本院师生的学术成果,主要包括学位论文、专著、科研项目或课题报告等。 3拓展阅览空间 改善阅览环境历史学院资料室原有的典藏形式是将图书和现刊存放在一间阅览室,过刊、学位论文和其他资料存放在另一间阅览室,分类布局不尽合理,总体空间略显狭小,读者的满意度较低。宁静、优美、舒适的阅览环境,科学、合理、人性化的馆藏布局,容易激发读者的阅读兴趣,方便读者利用文献。历史学院资料室在原有基础上新开辟了一间阅览室,并对其进行了统筹安排和重新布局。①把所有图书放置于一间阅览室内,按照“中图法”分类排架,以方便读者查找。②把现刊放置于一间阅览室内,按专业排列,并标示出期刊的学术层次,供读者查阅。③把过刊、学位论文及其他资料放置于一间阅览室内,按照出版时间顺序摆放。④每个阅览室均开辟出较大的阅览空间实行开架借阅,最大限度地为读者提供自由舒适的阅读空间。 4创新服务功能 提升服务价值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为创新资料室的服务功能提供了便利条件,针对资料室资源以纸质文献为主、更新速度较慢,技术服务手段缺乏等现实情况,历史学院资料室从计算机网络建设、数字资源开发、参考咨询服务等方面入手,进行了许多尝试。①每个阅览室内都开通了计算机网络并配有打印机、扫描仪、复印机等设备,为读者提供完备的科研辅助功能。②建立分馆网站,搭建网络服务平台。通过整理、归纳学校所购买的相关学科的数字资源,建立本学科的数字资源导航,填补了资料室缺乏数字化资源的不足。③定期开展各类文献资源的宣传活动,依据不同的服务对象和不同的信息需求,采取不同的服务策略。主要为教师推送了专题资料和相关学科发展的前沿动态,助力教师的教学科研活动;为学生提供了最新图书期刊目录、各类专题综述、书评等文献资源,使他们及时掌握相关专业的资源检索途径和最新研究进展。 三辽宁大学资料室分馆化建设展望 1资料室发展趋势 笔者认为应开阔思路,以学科大类为划分基准,构建“虚拟的总分馆”模式。资料室与图书馆各自的管理体制、组织形式保持不变;业务工作、资源建设、学科服务等方面统一规划、协调发展,按学科大类合并资料室,使之成为学科分馆,与图书馆一起以总、分馆形式存在,逐步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学科分馆制。 2服务共建创新进行分馆化 建设中的资料室必须转变服务范围狭窄,服务手段单一的现状,努力提供高效、准确、人性化的信息服务。①创新服务理念。②创新服务手段。营造良好的服务环境,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手段拓展服务功能。③追求服务共建。依托自身的服务优势,联合图书馆及相关学科资料室共同融入服务对象的教学、科研和学习过程中,建立良好的互相协作关系,为建设真正的学科分馆做好准备。 3业务和资源的共建 共享既然资料室的发展趋势是建设成为学科分馆,那么实现共建和共享将是非常必要的。①将资料室纳入全校的文献保障体系当中,逐步部署统一的自动化业务管理系统。②业务上分工明确,设立统一标准,贯彻“总分馆”制。③做好各资料室文献资源的回溯建库工作,实现校内文献资源的统一检索,并制定合理的文献资源建设策略,减少重复建设,便于图书馆与各资料室形成各自的收藏特色。④转变资料室原有的封闭状态,探索可行的资源共享制度,推行校内资源的“大流通”。 作者:田瑞雪单位:辽宁大学历史学院 历史学论文:人才培养民族史教学历史学论文 1民族史在中国古代史中的地位问题 中国历史是一部多民族的共同史。从殷墟甲骨文研究来看,夏商周时期,就有夏、蛮、夷、戎、狄等民族集团。到秦汉时期,以华夏族为主体,融合了部分少数民族而形成汉族。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匈奴、羌、鲜卑、西域诸族,都对中国历史产生重要影响。隋唐与宋辽金时期,突厥、回纥、契丹、党项、蒙古等民族的兴起,对古代中国产生了更为深远影响。元朝是由蒙古族建立的全国统一性政权。明朝时,北方的鞑靼、瓦剌与明王朝长期处于或对立、或交往的互动关系中。清朝则是由崛起于东北的满族人建立的全国统一性政权。因此,中国历史是一部多民族的共同史,是在历史的长河中,汉族同其他少数民族相互碰撞、融合、推进的一部发展史。因此,历史学本科生的中国古代史教材,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为指导,按照中国历史是一部多民族共同史的历史实际编写而成。 以翦伯赞主编的《中国史纲要》的古代史部分为例,总体上按照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发展进程编写。从内容编写主线来看,按照中国历史上,以时间为基本序列,在中原建立的王朝的形成、发展、更替为叙写主体,内容包括政治制度、经济、文化、阶层与农民运动、科学艺术、中外交流等。同时,《中国史纲要》对汉族建立的诸王朝史的叙述中,“边境各民族”的历史及汉族王朝同少数民族的关系史都占有一定分量。十六国、北朝和辽、金、西夏是在中国历史不同时期,北方少数民族建立的民族政权,《纲要》中也有相当的书写分量。元、清分别是蒙古族和满族建立的两个大一统的全国性王朝,其历史不仅是蒙古族和满族的历史,也包括在人口上占绝大多数的汉族在内的各民族的共同历史,其书写分量、地位同周秦汉唐史一致。从现在各高校使用的《中国古代史》教材来看,以在古代亚洲东部的黄河、长江流域为优秀地域,形成控制辐射周边广大地域的大一统或者局部统一的王朝为书写主体,同时兼顾周边少数民族历史的叙写方式,是符合中国历史发展演进规律,符合马克思主义史观,体现了中国历史是一部多民族共同史的历史实际。 在中国古代史教学实际中,有学者认为,“由于受各种教材的局限,教学过程中涉及的民族问题总是意犹未尽,加之教材编纂过程中太过强调汉民族的中央政权,故涉及民族史部分的内容总会让学生产生一些错误的认识与判断”,因此,在中国古代史教学中应适当增加补充各民族友好交往、各少数民族文化介绍以及少数民族政权等内容。那么,我们如何来看待这样的观点呢?中国历史源远流长,要想在中国古代史的教学中,将一部多民族史面面俱到,恐怕难以完成任务。同时,汉民族及其所建立的中央政权,在历史发展过程中,起到优秀凝聚作用,在多元一体格局中起到网络骨架作用,所形成的文明史不但具有象征性,也是记述历史发展的标杆,离开了这些,就连最基本的历史时序问题都难以厘清。因此,现行的中国古代史教材既尊重了历史实事,也是马克思主义史观指导下得出的正确结论。如果不坚持历史主义,不坚持中国历史实事来讲民族问题,反而“会让学生产生一些错误的认识与判断”。但这一问题的提出并非没有其讨论价值。中国古代史教学价值目标是:通过中国古代史教学,使学生掌握中国历史发展时序,掌握中国历史发展规律,培养历史学科基本思维方式,实现对传统文化的正确认识,培养国家认同感和爱国主义精神。正因此,中国古代史在书写时,“各民族友好交往”、“各少数民族文化介绍”、“少数民族政权”等都有相应分量涉及,但要达到深入探讨下去,仅靠中国古代史的教学难以胜任,必然会产生“意犹未尽”之感。同时,随着历史教学课程体系的改革,历史学本科教学中,已经将中国古代史的教学课时进行了缩减。一些重点院校将中国古代史教学“开设于大学一年级,分上下两学期讲授自史前时期至隋唐、五代至清前期的历史,共计144学时”,已经成为一种合理趋势。因此,在原有中国古代史整体编纂结构中,已经将少数民族史纳入到整体史内容中的现状下,再加大“各民族友好交往”、“各少数民族文化介绍”、“少数民族政权”等内容分量,从中国古代史的整体结构及教学实际等方面来看,都是难以完成的教学任务。因此,民族史在中国古代史编写和教学中占有相应的分量,并体现在教学过程中,是一个不争的事实。那么民族史是中国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又如何进一步充分体现呢?本文认为,民族史除在中国古代史教学中,按照教材编写规划进行充分讲授外,还应在历史教学过程中,设立专门的民族史课程,供本科生选修或者必修。唯此,中国古代史内容和教学所谓的“民族问题”也就不存在了,还可以深入对“各民族友好交往”、“各少数民族文化介绍”、“少数民族政权”等内容进行深入探讨,可谓一举两得。 2民族史研究、教学的优秀内容 民族史是指民族发展的历史和对这一历史的记述与认识,是民族这一主体在客观世界的历史过程中形成、发展与变化的轨迹,也是民族发展过程这一客体在人们对全部历史认识中的反映和记述。民族史研究的内容应包括古今各民族的生产、生活、政治、文化以及民族间相互关系的形成史、变迁史、发展史,包括各民族的起源史、社会史、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军事史、人口史等等,既有纵向演变过程,又有横向发展联系。从目前中国民族史研究的对象来看,主要有各民族形成与发展史;各民族文化及其对中华文化的贡献;历史上的民族关系;各民族专史研究,如经济史、文化史、军事史、宗教史等;中华民族形成研究;疆域史与边政史研究;民族语言文字和历史文献的整理与研究;民族史和史学理论研究等。从20世纪初,民族史作为一个专门的学科体系建立至今,已经取得了丰硕成果,为民族史的研究和教学提供了知识体系和理论支撑。以目前民族史教学的参考书,陈连开的《中国民族史纲要》、罗贤佑的《中国民族史纲要》为例,简要说明。陈连开的《中国民族史纲要》以汉文文献记述的材料与考古学、民族学、民族语言学等多方面的材料和研究成果相结合,同时尽可能挖掘少数民族文字的文献记载与之相互印证,简明扼要地叙述、印证各民族历史发展和各民族的历史如何构成中国历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以及各民族对中国历史所作的贡献,内容丰富而分量适中,既能较好反映民族史研究的优秀内容和重要成果,又能指导将民族史优秀内容在教学中实施、贯彻。罗贤佑的《中国民族史纲要》在借鉴有关教材的基础上,综合前人的研究成果,博采众家之长,比较全面、系统、简要地阐述了自远古至民国时期中国各民族形成、发展的历史进程,体现中国民族发展时序感,体现中国多民族国家的发展历程,值得在民族史教学中借鉴。 从目前指导民族史教学的理论观念来看,唯物主义历史观仍然是民族史教学必须坚持的根本理论观念。唯物史观对分析中国历史上各民族社会发展的宏观规律有着不可替代的科学性和合理性,是把握民族社会发展趋势的一把基本理论尺度。在具体民族研究中,又有多学科理论,如社会学、民族学、人类学、语言学、考古学、经济学等理论与方法运用到民族史的研究中,也就决定着在民族史教学的理论观念要在中观、微观层面进一步丰富,开阔眼界,将多学科视角引入到民族史教学中来。当然,无论运用何种理论和方式对民族史进行研究,无论学科如何交叉,只能是理论和方法的创新,并不能改变民族史的历史学范畴,因此,一些学者提出,在“在民族史教学中灌注‘通史精神’”,值得肯定。从具体教学实践来看,将民族史同区域史、地方史有机结合的方式,展开民族史的教学,既符合民族历史、现实活动的区域、地方实际,又利用了当地的民族文化遗存资源,是一个非常有益的教学途径,值得借鉴。如西北师范大学田澍教授《以西北区域史教学为突破口,推动历史学特色专业建设—西北师范大学生历史学本科教学改革的实践》、罗彩娟《 中国少数民族史 课程教学方法探讨》等,是将区域史同民族史结合,运用到民族史教学中的范例。钱放《谈地方史、民族史与中学历史教学的关系—中学 新疆地方史 教学中的几个基本问题》,是20世纪90年表的文章,谈中学历史教学问题,但对大学民族史教学仍有观念和方法上的启示。因此,民族史研究的内容、方法、理论都已经达到较高水平,又有了大量的具体的民族史教学实践经验,为在历史学本科生中,普遍开展民族史教学准备了充足的条件。 3民族史教学对历史学本科生基本专业素质的培养 民族史教学是历史学本科课程教学体系中的一个部分环节,但如何更加清楚看待民族史教学的价值与作用,仍然要放在历史学本科生专业培养与职业选择的这一整体过程中来考察。历史学科是一个传统学科,受这一学科体系特征影响,专业与职业问题,必然会受到目前“‘市场导向’所引发的‘史学危机’,已经深刻体现在高校历史学科的人才培养上”,这一大背景的影响。下面举两个地方高校历史学专业近年来毕业生就业流向情况案例作进一步分析探讨。综合国内设有历史学本科专业的高校情况来看,将专业人才培养目标定为:为有关的教学、科研、编辑出版、图书情报、行政、外事、媒体以及文化建设等社会各领域,培养所需的历史文化专业人才。各院校在具体培养目标设定上,师范院校,尤其是地方师范院校,将“为中小学培养从事历史和历史综合类课程教学的专业教师”作为主要目标;综合类的大学则将培养目标设定的较为宽泛。如果按照美国历史学人才培养模式来划分,国内各院校培养的历史学本科生大多属于公共历史学人才范畴。因此,本科历史学人才从总体就业分布上看,同社会的接触面更为贴近和广泛,其历史学科素质及其所形成的历史价值观对社会影响也更为直接。所以,培养历史学本科生具有较系统的史学思维、综合分析能力、认同感、爱国主义精神,促进民族间的理解与尊重等学科素质和正确的价值观,就显得非常重要。具体来说,民族史教学对历史学本科生专业素质培养和提升,有着非常现实和长远的意义。 目前,各民族在自己的发展历史中留下丰富、多样的历史文化遗址、遗存,大多已被保护和开发,成为历史博物馆、纪念馆、爱国主义教学基地、影视商业基地等,并创造了相当数量的就业岗位。因此,加强历史学本科生的民族历史文化素养,既可以满足社会需求,又可以拓宽就业口径,可谓一举两得。其二,具有较高民族史素养的历史学人才,具有宣传民族团结的专业岗位优势。无论是历史教师、历史遗址、博物馆等工作人员,在同公众“亲密接触”的具体工作中,从专业视角,运用正确的民族观,对人们进行国家认同、爱国主义精神、民族间的理解和尊重教育,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其三,政府、服务管理部门中,具有较高民族史素养的历史学专业背景的工作者,因其具有较好分析民族历史信息的能力,可以帮助正确处理民族问题,减少工作偏差。 总之,民族史是中国历史的有机组成部分,目前的研究内容、成果、方法、理论已经达到较高水平。在历史学本科课程体系中,开设民族史选修或必修课,对提高学生的专业素养,培养公共历史教育人才发挥着一定的作用。 作者:杨学跃单位:宁夏大学人文学院 历史学论文:民族传统体育历史学论文 随着后现代主义史学的兴起,“小写历史”蔚然而成风尚,对于历史的表述也从以往的着重于大历史观的表述而转向于对特定问题的表述,从专注于精英人物的活动的历史研究转向研究发生在自己身边的事情,于是社会史、公众史和新文化史应运而生,并渐次成为史学的主流,这对民族传统体育的研究无疑有着重要的影响。民族传统体育传播作为一个文化现象,其在中国的传播并不是孤立的,而是与中国社会的历史进程同步并互动,由此,考察民族传统体育与中国社会文化之间的互动就成为民族传统体育研究的一个重要方向,也成为民族传统体育研究的新视野,如何在历史学视野中把握民族传统体育研究的走向就成为我们必须给予关注的课题。 民族传统体育首先是一个历史的范畴,所以,对于民族传统体育的有效研究能否进行,关键在于能否准确把握民族传统体育的基本历史走向。民族传统体育是一种文化形态,也是一个文化系统,在其长时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与其它的文化形态形成了紧密的联系。这就要求我们将古代民族传统体育放在整个社会形态中进行研究,从而更清晰地表现出民族传统体育发展的真正面貌。并且,研究民族传统体育与其它文化形态及社会的关系,可以为我们准确把握民族传统体育发展的真正历史动力提供有益的思考。故此,我们对民族传统体育研究在更大视野下的展开,首先要自觉地将武术作为中华文明发展中的重要一环,将其作为中华文化的有机组成。只有真正将其置于全新的视野之下,才有可能对其展开全面研究。再者,民族传统体育的研究应与其它文化形态的历史进程联系起来。我们在进行民族传统体育研究的过程中,应当对其特定社会阶段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背景进行厘清,从而对民族传统体育在当时条件下的发展进行整体性研究,对民族传统体育在整个社会发展中的作用进行分析。事实上,这也才是目前民族传统体育研究亟待解决的问题。 在以往的研究中,已经产生了许多值得我们尊敬的研究成果,这一方面为我们提供了研究的基点,另一方面也使得我们的研究选择越来越难。研究的创新性是研究的基本要求之一,创新研究对历史研究而言,首先体现在材料的“新”上,拥有一些前人没有使用过的材料显然会使自己的研究站在一个较高的起点上,使自己的创新性研究结果更具说服力;其次,在发掘新的史料很难的情况下,就需要我们在新的视野下,用新视角对这些材料进行分析,从而得出一个令人信服的研究结果。总之,无论是“新”材料还是材料的“新”用,都体现了我们对旧有研究的创新,都是我们不断创新的结果。随着历史研究和考古学发掘的深入开展,越来越多的研究成果展现在我们面前,所以,我们对民族传统体育进行研究的过程中要着重于对“新”材料的使用。 民族传统体育研究与史料的运用息息相关。长期处于社会文化结构的底层,导致许多民族传统体育料都不够真实,需要我们去甄别使用。但由于这样的史料太多,在许多的研究中还是难免将错误的史料运用进去。再加之,传统的宗法思想也给民族传统体育史料的搜集和甄别带来了困难,由于为尊者讳,在师徒传承方式为主的传授过程中,后学者往往会将许多真实的情况隐藏起来,而代之以虚假的史料,使我们一些耳熟能详的名字成为几近于神的人,并且使他们的行动变得只能隐藏在厚厚的帷幕后面,无法搞清。我们在研究中不得不经常使用的地方史志材料当中,由于历代修纂者对所修志地方的偏爱,也常常会有意无意地为我们制造一些不准确的史料。同时,由于近代以来,风云变幻,许多武林人士的个人行为很难被人称道,其后世及后学为了掩盖事实的真相,有意地为我们制造了层层迷雾。因此,要提高民族传统体育的研究水平,只能先从民族传统体育的材料的甄别和考证功夫做起。 在民族传统体育研究过程中,要注意理论研究和研究方法的使用。民族传统体育研究与历史研究相同的地方,首先是材料的研究和梳理,但没有理论支撑的研究显然难以站得稳脚。因此,在民族传统体育研究过程中,我们要加强历史理论学习,掌握中西方前沿的史学研究理论,使自己的研究能够建立在前沿理论的基础上。我们知道,方法是研究过程中必须予以关注的内容,尤其是随着跨学科研究的进行,我们对于历史学的研究方法也必须予以相应的借鉴。事实上,在民族传统体育研究中,许多研究者也大量使用历史学、社会学、文化学的研究方法,新方法的使用可以使我们的创新研究成为可能,也为新成果的出现提供了支持。因此,我们在研究过程中要着重于对跨学科的研究,使自己掌握更多学科的研究方法,从而使自己更好地对材料在分析手段上实现突破。 作者:田文波单位:上海大学 历史学论文:个人情感历史学论文 一、历史叙述的定义及相关研究成果述评 历史叙述不同于叙述历史,叙述历史可以包括文学、美术、影视等多种手法,历史叙述只是叙述历史时的一种手法。历史叙述专指历史学家如实记录历史的过程。历史学家一般都称自己著述时秉承“实录”“秉笔直书”“求真”等写作原则,这是历史学严格按照历史记录的学科属性决定的。然而,历史叙述是对客观历史进行著述的主观实践活动。历史是客观发生的事实,历史学家在叙述历史时,则是一种主观活动,并且还带有爱憎等个人情感。历史学家在进行历史叙述时,是以史料为研究对象,以著作为最终产物的一个主体实践过程。历史叙述包括“历史学家主观选择史料”和“历史学家写作历史著作”2个步骤,是一个自始至终的主动性实践过程。在这个模型中,中国古代的私家修史,以及西方史学叙事传统都能够较好地解释“历史学家个人感情主导主观选择”这个理论。而对于唐以后的史馆修史、集体修史,以及近代以来西方的计量史学等则不太适合。因此,本文将主要考察个人撰写的叙事性历史著作。自海登•怀特的《元史学》发表以来,学者们开始重视历史叙述的主观性研究。一是对历史叙事手法的研究,一般都在考察历史叙事的虚构性。如《中国历史叙事中的间接虚构叙事及其效果》《怎样看待历史叙述中的“虚构”》等。二是关于历史叙事和文学叙述比较研究,主要是谈区别。如《真与用:关于历史叙事与文学叙事的问答》《历史真实与文学虚构》等。三是有关历史叙述意义的研究,主要是从哲学角度进行考察。如《叙述、解释与历史编纂》《历史叙述的客观与主观》等。从以上成果来看,对历史叙述中历史学家的主观性进行分析的较少,仅有陈新的《论历史叙述中的主观性与历史评价》一文,着重考察了历史叙述中的历史评价问题。对于历史叙述过程中历史学家的主观性和个人情感论述较少,对这种现象产生原因的分析较欠缺。总体缺乏对于历史学家在历史叙述过程前后的情感分析,以及由此构建的理论系统。历史叙述这种主体性的实践活动中,主体思想会不会影响历史的记述?历史学家的个人情感又会对历史叙述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历史学家在历史叙述中为何会有不同的情感?这些问题都值得探讨。 二、历史叙述中历史学家的主观性 历史叙述这项实践活动的最终产物为历史著作。通过研读各种不同历史著作,我们可以看到,这项主体性活动隐藏着不同历史学家的个人情感。故从历史著作出发,溯源探讨历史学家的主观性和个人情感最为科学。 (一)历史学家的个人情感激发写作历史著作在历史著作中,历史学家以客观历史为叙述内容,以读者为叙述对象。虽然历史学家一再强调“良史”,不“隐晦”,但是历史学家在写作历史著作之前,都有着写作的动因,而这种动因与个人情感密切相关。如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陈述自己作《史记》的原因时说:“仆窃不逊,近自托于无能之辞,网罗天下放矢旧闻,略考其行事,综其终始,稽其成败兴坏之纪,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此外,他还在《太史公自序》中谈到:“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这种强烈的“意在斯乎”的个人责任意识激发了他写作的意志。希罗多德称自己撰写《历史》的目的是:“为了保存人类所达成的那些伟大成就,使之不致因年代久远而湮没不彰,为了使希腊人和波斯人那些可歌可泣的丰功伟绩不至失去其应有的光彩,特别是为了要把他们之间发生战争的原因记载下来,以永垂后世。”在史学最初发展的过程中,中西方都是从个人著史开始的,而历史学家对自己所述历史的个人强烈情感激发了其写作的动力。无论是记载历史的光辉,还是记载历史的阴暗,都是历史学家努力展现给读者的内容,都表达了历史学家个人对这段历史的个人情感。 (二)历史叙述中的主观性历史写作虽然是以事实为基础的,但是在对事实的记叙中,作者到底将史料加工整理成什么样子,与作者自身的史学积淀及个人情感关系密切。史料浩如烟海,任何一个历史学家都不能将其全部纳入到自己的著作中,这就必然会有所取舍。威廉•德雷在《历史哲学》中提出:“任何历史学家都不可能把他所知道的一切研究对象统统塞入他的叙述。无论他试图通观罗马失陷后的西欧,还是简述鲁比肯河渡口的变迁,情况都是如此。确实,在需要选择时,一般历史学家告诉我们的是他认为有意义或重要的东西,其中就蕴含着某种价值标准。”历史学家所要告诉读者的“有意义或重要的东西”,正是他个人情感中最为强烈的部分。如吉本在《罗马帝国衰亡史•序言》中写道:“伟哉罗马,举世所誉,经此变革,虽毁犹荣。”吉本想将罗马帝国曾经的辉煌展现给读者,他说:“我选择了一个光彩的题目。罗马对于学童和政治家都很熟悉;而我的叙事文章,又是从最近时期古典著作的阅读中推演出来的。”推演的目标就是展现罗马帝国曾经的辉煌。作者曾游历罗马,看到历史遗址后,难以抑制写作的冲动,最终完成了这一巨著。历史学家选取一定的史料进行加工,如果严格按照科学的方法进行叙述,那么这些史料所推演的结论将是固定的答案。伯克霍福曾说:“如果我们可以询问谁为伟大故事的讲述者讲话,或者作为伟大故事的讲述者而说话,我们也就可以询问伟大故事是从哪种或谁的视角出发而被讲述的。历史学家必须同小说家一样,也选取一种与声音相伴随的视角。”历史学家选取哪些史料,是自由的。从这个角度来看,历史学家的叙述也是存在主观性的,即便所述符合客观史实,在叙述哪些内容时,历史学家仍然有着一定的主动性。 (三)历史叙述的主观性表现为对同一史实的不同态度面对同样的史实,不同的作者在运用中可能表达不同,甚至出现相反的评价与态度以对韩信的评价为例,《史记•淮阴侯列传》末尾对韩信的评价为:“君臣一体,自古所难。相国深荐,策拜登坛。沈沙决水,拔帜传餐。与汉汉重,归楚楚安。三分不议,伪游可叹。”《汉书•韩彭英卢吴传》末尾则强调韩信没有忠于刘邦:“张耳、吴芮、彭越、黥布、臧荼、卢绾与两韩信,皆徼一时之权变,以诈力成功,咸得裂土,南面称孤。见疑强大,怀不自安,事穷势迫,卒谋叛逆,终于灭亡。”两书中对韩信的不同评价,表现出了历史学家的主体性。司马迁感叹韩信作为英雄的悲情结局,班固则指责韩信作为谋反之臣,应当受到惩罚。司马迁对韩信的态度是同情与惋惜,而班固则是对西汉帝国有着强烈的崇敬之心。历史学的求真原则,要求历史学家如实地记录历史。但在记录过程中,历史学家也有个人情感,历史学家的主观性和个人情感会通过历史叙述来表述。金圣叹曾感叹司马迁的《史记》是司马迁个人情感的表达:“夫修史者,国家之事也;下笔者,文人之事也。国家之事,止于叙事而止,文非其所务也。若文人之事,固当不止叙事而已,必且心以为经,手以为纬,踌躇变化,务撰而成绝世奇文焉。……马迁之书,是马迁之文也,马迁书中所叙之事,则马迁之文之料也。”在情感表达上,历史著作也是情感表达的一种,这与文学著作有着一致性。历史著作中,史料承载着作者的情感,承载着作者要向世人展现的历史。 三、历史学家在历史叙述中表达个人情感 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中将历史分为客观和主观2个层面:“在我们德国语言文字里,历史这一名词联合了客观的和主观的两方面,而且意思是指拉丁文所谓‘发生的事情’本身,又指那‘发生那个的事情的历史’;同时,这一名词固然包括发生的事情,也并没有不包括历史的叙述。”个人情感归属于历史学家的主观层面,历史叙述中充满了历史学家的主观性和个人情感。 (一)历史学家的个人情感来源于现实生活除了官修史学之外,一直都有大量的历史学家个人写作的史学著作。历史学家个人著史是一种顺应时代的现象。如抗战爆发前后,国内存在投降与抗战2种声音。范文澜感觉到现实缺乏抗战英雄,为了激励民众,写就了《大丈夫》一书,专门选取了从西汉到明代的25位古代“大丈夫”的英雄形象,“希望每个读者也都学做大丈夫。”历史学家生活在现实生活中,不可能完全与现实隔绝。历史学是以过去为研究中心的学科,又只能如实记录,不能随意编造与杜撰。历史学家的个人情感来源于亲情、友情、爱情等现实情感与体悟。写作历史著作是个体参与的主体性实践活动,编史必然会与现实社会产生联系。陈新曾提出:“历史叙述是历史学家实践的途径,主观性参与其中的运作,自然而然,在历史叙述的产物即历史文本中,就会映照出一行行主观性的足迹。”这种主观性的足迹,尤其是在现实社会出现大变革时,表现得更为明显。如《明史》的修撰、《清史稿》的编纂,都是在前朝灭亡后,一批文人(遗老)通过修史来寄托哀思、表达对前朝的依恋。如有外敌入侵时,历史学家往往通过历史上抗击外敌的史实来鼓舞抗战斗志,如《大丈夫》的编纂。如政治清平时期,大臣往往通过编修史书来警示执政者。如吴兢的《贞观政要》、司马光等人编纂的《资治通鉴》、张居正的《帝鉴图说》。 (二)历史学家的个人情感反映了其价值观念历史学家的个人情感是其价值观的生动表现,无论是喜爱、憎恨,还是惋惜、崇拜之情。历史学家在进行历史叙述时必然有属于自己的价值评判标准。海登•怀特在《元史学》中提出,历史学家在叙述历史前,已经有了“模式”:“史学家通过确认支配着一组事件的规律‘说明’历史领域发生了什么。这些事件作为一种基本上是悲剧含义的戏剧被情节化了。或者,反之亦然,在他找到支配着情节关联次序的‘规律’时,他也可以发现自己加以情节化的故事的悲剧含义。不论哪一种情形,都必定会得到一种特定历史论证的道德蕴含,它出自史学家假定的关系。”因此,在面对历史记载的空白处时,历史学家大胆地按照自己的价值观来推测历史的空白,直接将历史人物的对话生动地写了出来。历史学家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彰显了其价值取向与情感认定。毛曦认为,历史认识活动受“生理条件和认识环境的影响”,以及“情感主体的思想、观念、价值判断等的影响。”应该说,在历史叙述中也存在客观和主观2个方面的要素,尤其是历史叙述更倾向于将个人情感传递给读者,使读者获得历史学家所要告诉读者的那些内容。历史学家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叙述的立场、对历史事件的感慨都属于主观层面的价值取向问题。历史事实是固定的,历史学家则存在个体差异。在历史事实向历史著作的转变过程中,历史学家起着优秀作用,其个人情感认定往往让读者受到教育,读者与历史学家在传播历史知识的过程中形成共鸣。历史学家通过自己的价值观来选取史料,进而通过史料来教育读者。如刘知几在《史通•史官建制》中曾谈到历史的作用:“见贤而思齐,见不贤而内自省。若乃《春秋》成而逆子惧,南史至而贼臣书,其记事载言也则如彼,其劝善惩恶也又如此。由斯而言,则史之为用,其利甚博,乃生人之急务,为国家之要道。”无论是“自省”,还是“劝善惩恶”,都是历史学家价值观的体现。记叙“乱臣贼子”警示后人,必然记载其惨痛下场。记叙忠臣的光辉,无一例外地记载忠臣死后受到后人的敬重。记述朝代的更迭,都在有意识地对比前后朝代之间的差异;记述某朝代的强盛,无一例外地强调君主励精图治。 (三)历史是无情的,历史学家面对历史时却是有情的时间、空间的一维性决定了历史事实的唯一性。后人在面对历史时,因为不是当事人,常常不断地追求真相,却只能越来越接近真相。历史都是远离现实的,人在回顾历史时,难以置身其中,只能靠着情感去接近真相。人们无法改变历史事实,却又常常心存历史的假设,这就是对历史事实无奈之情的明显表现。历史事实的客观性、一维性,让历史学家留下了无尽的叹息。于是在处理史料时,就有了文学与历史2种表达情感的方式。对客观史实的不同表达方式造成了文学和历史2种学科不同的叙述原则。在此,本文不探讨2者之间的差异,而是着重强调历史著作也存在主观性。曾提出在情感方面历史和文学的作用有着相同之处:“从情感方面说,史与诗(文学)有相同之用处,如读史读到古人当危机存亡之秋,能够激昂慷慨,不论他自己是文人武人,慨然出来,拯民救国,我们的感情都被他激发激动了,不由自主地感奋兴起,把这种扶持国家民族的免于危亡的大任放在自己的肩头。这是关于感情的。”面对相同的历史,在文学叙述和历史叙述的过程中,人们都是对客观历史表达无奈,发出叹息。如司马迁在《史记•项羽本纪》末尾感叹道:“然羽非有尺寸,乘执起陇亩之中,三年,遂将五诸侯灭秦,分裂天下,而封王侯,政由羽出,号为‘霸王’,位虽不终,近古以来未尝有也。”司马迁对“霸王”的功绩由衷地赞叹,也对“霸王”的悲剧有着无限的感慨:“自矜功伐,奋其私智而不师古,谓霸王之业,欲以力征经营天下,五年卒亡其国,身死东城,尚不觉寤而不自责,过矣。”司马迁认为项羽败于“以力征经营天下”,且“尚不觉寤而不自责”,这个总结可谓客观。后代文人在叙述项羽失败时,则不再受史实的约束,大胆地创作。如杜牧的《题乌江亭》:“胜败兵家事不期,包羞忍耻是男儿。江东子弟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以及王安石的《乌江亭》:“百战疲劳壮士哀,中原一败势难回。江东子弟今虽在,肯与君王卷土来?”者截然相反的个人情感表达,均不再受史实的约束,主观大胆地假设结局。总之,无论哪种叙述手法,都是表达了对历史的无奈之情。 四、历史叙述中历史学家的个人情感的作用 历史学家通过记述客观史实,而将思想与情感融入其中,最终传递给读者。读者在阅读历史著作过程中受到教育,这就是历史学服务于现实的基本过程。因此,有必要从历史学家的个人情感出发,逐步推演到读者接受,看看历史叙述是如何影响历史学家的个人情感的。 (一)会影响主体对史料的选择历史学家在写作历史著作时往往都是在内心先有想法,然后才开始搜集资料。历史学家不可能随意选题,选题往往有现实意义,并且还需要有写作的现实基础(资料丰富、时间宽裕、经济基础)。选题的现实意义,往往受到政治环境的影响,也就是时代背景。如范文澜曾在1944年撰写《汉奸刽子手曾国藩的一生》。他曾回忆说:“《汉奸刽子手曾国藩的一生》是1944年我在延安时写的。曾国藩是近百年来反动派的开山祖师,而他的伪善乔装却在社会上有很大的影响。他的继承者人民公敌则把他推崇为‘圣人’,以为麻醉青年、欺蔽群众的偶像。为了澄清当时一些人的混乱思想,所以有揭穿曾国藩这个汉奸刽子手本来面目的必要。”为了更好地说明曾国藩的刽子手面目,作者大量地运用了曾国藩剿杀太平天国运动的史实,范文澜撰写这部书时的史料明显有所选择,侧重于其勾结洋人剿杀农民起义的内容。历史学家对历史人物的爱憎,主要通过史实来表达。为了表达某种情感,历史学家会有意地精心选择史料,让读者看到的是史实,接受的却是历史学家的情感。米塞斯曾认为价值是主观的、不断变化的、不同的:“价值之一切判断系个人的及主观的。价值判断不外宣称我偏好、我较欢喜、我心愿。任何人亦无法否认,各人的感情、趣味,及偏好都大有差别,而甚至本人在不同的时刻,对同一的事物,亦有不同的评价方式。”基于史实进行的价值判断,自然也随着主体、时间、角度的不同而迥异。如建国后对“洋务运动”的评价,就存在着前后2种不同评价的现象,评价的不同正与改革开放政策出台的政治背景有关。因此,不同的价值判断正是受到时代主题的影响,历史学家置身于现实时代之中,自然会受到现实环境的影响。 (二)进一步影响主体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历史学从出现至今一直保持着实证的传统,即要求历史叙述严格遵循客观史实。通过寻找真相和真相之下的历史规律是历史学家公认的工作追求、价值取向。然而,仅靠部分史料推断的真相和真相之下的历史规律,能否经历时间的考验?在此,笔者不论述真相的真伪度,主要是要分析历史学家所发现的“真相”已经影响了对历史人物的评判。陈新提出:“历史叙述者不可能在他的叙述中避免做出历史评价,因为,即使他想拒绝自己的主观性与历史评价进入文本,这种拒绝本身也需要理由,它是建立在某个立场的基础之上的。”这种主观性是历史学家无法回避的,因为历史学家所述对象往往距离自己较为久远,基于一部分资料之上的历史结论总会受到各种其他资料的冲击与质疑。即使是亲历事件的当事人,也仅是从个体出发,并不能将事件参与者(他人)的状况完全说清楚,这就制造了大量的历史疑案、历史反思与历史再现。历史叙述是如何影响主体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呢?托波尔斯基曾分析道:“历史的(历史编纂学中的)事实是建立在历史学家进行科学地再现过去时对资料源和非资料源材料的运用的基础之上的。但那种再现在所有历史学家那儿肯定不可能是一样的,因为历史学家即使仅仅就其非资料源知识而言也都是各不相同的。……因此,历史学家是通过构筑历史事实来再现过去的,但从某一种观点来看,他又是历史事实的‘创造者’。”历史学家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在面对多种声音时必须要选择其一。如历史上关于曹操和魏延的评价一直没有结论。这主要是围绕着曹操是奸雄还是英雄、魏延是否谋反展开的。吕思勉的《三国史话》有“替魏武帝辩诬”和“替魏延辩诬”2章。但自《三国志》以来,历史学家大多沿用曹操是奸雄、魏延曾谋反的结论。因为历史学家不可能在历史叙述中将疑问留给读者,只能是采取其中一种说法,并按照此说法填充史料。由此,许多历史学家沿用成说,最终进一步强化前人的结论,就出现了人云亦云的情形。 (三)最终影响读者对史实的接受读者接受的史实大多来源于历史叙述。广大的读者在接受史实前,一般都有自己的价值观与判断能力。利科曾说:“我们从历史学家那里期待某种主观性,不是一种任意的主观性,而是一种正好适合历史的客观性的主观性。”读者与历史学家的交流是依靠历史叙述作为媒介的。情感在交流中属于传递的内容,也就是信息。历史学家依靠历史叙述与读者交流思想。历史叙述中历史学家隐藏的情感凝聚到历史著作之中,间接地传递给读者,这是一个主体参与的传播过程。读者在阅读历史著作后,逐渐分辨美丑、善恶,以反省自我、辨别是非。如《史记•太史公自序》所言:“七年而太史公遭李陵之祸,幽于缧绁。……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遭李陵之祸,使得司马迁将情感凝聚于《史记》之中,“思来者”正是为了将情感传递给后来人(读者)。再如裴松之在《上三国志注表》中对宋文帝说:“臣闻智周则万理自宾,鉴远则物无遗照。……将以总括前踪,贻诲来世。”“鉴远”“贻诲来世”都是裴松之作注时个人情感的写照。综上所述,历史学家生活在现实社会之中,受到现实生活的影响而产生各种个人情感。历史学家在进行历史叙述时,必然是主观行为。历史叙述是历史学家个人情感的载体,各种不同的历史叙述代表着历史学家不同的个人情感。读者通过阅读历史著作,最终领悟历史学家所要传达的个人情感。 作者:盛亚军单位:中共平顶山市委党校 历史学论文:专业选修课历史学论文 一、历史学专业选修课的设置情况 199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了《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要求高等教育“加快课程改革和教学改革”,在这一文件精神的指导下,各高校重建课程体系,选修课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2007年,教育部《关于进一步深化本科教学改革全面提高教学质量的若干意见》指出:“要采取各种措施,加大选修课比例,增加学生自主学习的时间和空间,拓宽学生的知识面,完善学生的知识结构。”选修课的地位进一步凸显。随着学分制的推行,专业选修课设置成为高等教育改革的必然选择,有学者说:“学分制与选课制紧密相连,学分制的优秀是选课制,离开了选课制学分制就失去了意义。”为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各高校历史学系推出了一系列专业选修课。北京大学历史学本科毕业要求总学分不低于141分,选修课不低于54学分,其中专业选修课不低于29学分,约占学分比例的21%,提供了71门备选课程,平均每门课程为2学分。也就是说,学生至少要修15门专业选修课程方能达到毕业要求。复旦大学历史学本科毕业要求总学分为146分,其中专业选修课须达到26学分,约占学分比例的18%,共提供了11组总计99门备选课程,平均每门课程为2学分,即学生至少要修完13门专业选修课才能达到毕业要求。地方本科院校历史学专业选修课的开设虽然达不到复旦大学近百门的规模,但是也都有数十门之多。河北大学历史学本科毕业总学分要求为159分,其中“学科基础选修”和“学术研究选修”须达到24学分,约占学分比例的15%,累计设置了26门备选课程。安徽大学历史学专业毕业最低学分要求为160分,其中专业必修课程为63学分,专业选修课程不低于32学分,约占学分比例的20%,备选课程33门。淮北师范大学历史学专业学生毕业最低学分要求为159分,其中专业必修课程为79.5学分,专业选修课程学分不低于15学分,约占学分比例的9%,所设置的备选课程有36门。历史学专业选修课的重要功能之一就是在专业必修课的基础上继续延伸,使学生进一步学习本专业更高层次的理论基础、更新的研究方法,了解掌握本学科、本专业较前沿的知识及动态,为以后的学习、研究和工作做准备。依据高等教育教学规律和专业选修课的性质特征,一年级基本不设专业选修课程,二年级开始少量设置,更多的专业选修课程集中在三年级及四年级上学期,学者王乐忠在论及专业选修课的特点时说:“一般是在大学高年级开设,亦出现在低年级开设的尝试。”现将河北大学、安徽大学、淮北师范大学历史学专业选修课设置的时间情况列表如表1,从中可见,历史学专业选修课的确主要集中于第五、六、七学期。 二、历史学专业选修课的授课困境 经过几十年的摸索与实践,中国高校的选修课设置与教学取得显著成绩,就历史学而言,专业选修课程的设置蔚为壮观,上述北京大学和复旦大学,分别达到71种和99种之多,即使像淮北师范大学这样的地方本科院校,也能达到36门。各高校历史学专业选修课程内容涉及考古学、中国史、世界史等诸多领域,既充分体现了不同高校历史学专业的特点,也满足了不同学生的兴趣和爱好。但是,与此同时,历史专业选修课也表现出一些不尽人意的地方。学校、教师和学生对专业选修课的重要性普遍认识不足,这一点得到一线教师、教学管理者以及高教研究者的普遍认同。早在上个世纪90年代,就有学者指出:“教师与学生一个共同心理是对选修课的重视程度不如必修课。”21世纪以来,这一问题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一线教师张秀琴等说:“一些教师、学生对开设选修课的意义不够明确,或者说立足点太低。”教师李丽说:“学生普遍把它们看作是不重要的‘辅课’;又因为选修课属于考查科目,学生普遍不予重视。”教学管理人员曹树国指出:各高校学生对“选修课缺乏足够的认识和重视,选修只是为了应付学校对学生更有甚者,部分高校对专业选修课与必修课给予了不同定位,选修课在教师的工作量计算、职称评定、精品课程申报等方面的地位远不如必修课,甚至课时津贴也有所区别。对专业选修课重要性的认识不足和定位欠妥必然导致一系列教学问题的出现,出勤率低是最直接的表现。近年来,随着高校招生规模的扩大,毕业生就业难的局面凸显,而对于历史学这样的所谓冷门专业来说,其表现要比热门专业更为直接。考村官、考编、考研、考公务员成为大部分历史学专业学生学习的中心任务,而历史学专业选修课不具备应对上述各种考试的直接功利性功能。学生在时间分配(尤其是在考前冲刺期间)难以协调的情况下,往往选择缺席备考。部分高校个别专业选修课程的出勤率甚至仅有40%;一线教师乔梅英、杨胜凯说:“大学生选修课逃课现象严重,令人担忧,部分选修课缺勤人数甚至超过了半数。”笔者所讲授的《徽商与儒学》曾获校级课堂竞赛三等奖,尽管如此,学生的平均出勤率也只有70%左右。专业选修课出勤率低的责任不能完全推到学生身上。专业选修课的性质决定了其对教师的教学要求比必修课教师更加严格,有学者客观地指出:“专业选修课作为专业必修课的补充,其内容涉及面更加广泛,这更需要专业知识扎实及丰富的专家来承担课程教学任务。”然而,在实际教学安排中,此类课程常由年轻教师承担。年轻教师虽然具有较高的学历背景,但是其专业知识体系尚未完善,缺乏教学经验,中国地质大学教师李胜利就曾论及这一问题:“一些教师(尤其是新教师)可能受到院系委托主讲一些自己并不擅长甚至并不熟悉的课程。”甚至还出现教师为了完成工作量指标,勉强任课的局面,有学者指出:“高校中某些专业出现了教师无课可上,特别是对于新进高校的年轻教师这种现象较突出,但又不得不完成学校规定的每年教学工作量,因此,一些老师抱着完成学校任务的需要而开设选修课。”草率任课无疑会影响到教学效果。历史学专业选修课教材建设严重滞后。教材是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的知识载体,体现着教育的基本思路和培养目标。长期以来,教材建设集中于必修课程上,产生了一系列精品教材,如国家十五、十一五规划系列教材,面向二十一世纪系列教材等,历史学必修课代表性的教材有朱绍侯主编的《中国古代史》、李侃的《中国近代史》、张岂之主编的《中国历史》等。而对于专业选修课来说,虽然学界在相关领域已经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但尚未转化为教材,如徽学、方志学、敦煌学等。目前,更多历史学专业选修课是教师自拟大纲和讲义,甚至还有部分教师不得已而借用学术专著作教材的情况。教材建设的滞后无疑制约着教学质量和效果。 三、建设历史学专业选修课教学团队 对于高校选修课普遍存在的问题,高教专家、一线教师和高校教育管理人员都曾从不同的角度探索过应对措施,取得不少成果。偶有学者探讨历史学专业选修课的教学问题,20世纪80年代初期,叶书宗曾阐述其讲授《苏联史》的体会;90年代,杨德华交流过大学《元史》的教学经验;近年来,一线教师姜朝晖和张立胜从教学内容、教学方法两方面讨论了历史学专业选修课的研究性教学步骤;但是,很少有人言及建立历史学专业选修课教学团队的问题。无论是从所开设的年级(中、高年级),还是从课程内容以及所承担的人才培养功能而言,专业选修课对教师知识及能力的要求不是更低,而是更高。2007年,教育部、财政部《关于实施高等学校本科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的意见》明确提出:“加强本科教学团队建设,重点遴选和建设一批教学质量高、结构合理的教学团队,建立有效的团队合作机制,促进教学研讨和教学经验交流。”就目前各高校的实际情况而言,必修课“形成团队,打造精品”的理念已经得到普遍认同和实施,校、省及部级教学团队层出不穷,而专业选修课教学团队建设尚未受到足够重视,有教师指出:“从师资力量来看,专业选修课没有专门的教师,每门课程也没有组建教学团队,专业选修课只好由专业必修课教师兼任。”选修课与必修课不仅仅是名称不同,其课程设置、教育目的、教学特点和所承载的人才培养功能与必修课都存在着明显区别,在历史学专业人才培养中,专业选修课是一个相对独立的课程体系,教学实践中,如果单纯地把教授必修课的一系列理论与方法挪用到选修课的课堂上,势必达不到预期的效果。选修课的课程建设、课堂组织、教材建设、教学方法改进、制度建设等归根到底要由教师来完成,而各项与专业选修课相关的改革并非个别教师凭借自己的理解所能胜任,教学团队的优势因此而凸显。另一方面,过去的教学改革在课程方面多强调单门课程的建设,但是单靠一门课程的系统性、完整性和科学性根本无法达到教学目标进而提高教学质量。为此,有学者提出“课程群”建设,对于历史学专业选修课来说,其本身就是一个课程群,而课程群建设必须依靠教学团队才能完成。前苏联教育家马卡连柯曾说过:“在一个紧密联结在一起的集体内,即使是一个最年轻的,最没经验的教师也会比任何一个有经验和有才干的,但与教育集体背道而驰的教师能做出更多的工作。”教师是提高教学质量,优化教学环境的最主要角色;教学团队建设是大学的主体工程,也是固本强基工程。在高校的必修课体系中,教学团队所发挥的优势已经充分显现出来。目前,专业选修课在课程体系、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等方面都存在很大的创新空间。为此,已有学者呼吁建设专业选修课教学团队,闫怀义等就建议建立化学专业选修课教学团队,他说:“建立一支选修课教学团队,以多人授课代替一人承包,是确保专业选修课教学质量的必要条件。”同样,探讨与历史学专业选修课相适应的教学理论与实践,亦离不开强有力的教学团队的打造。综上可见,组建历史学专业选修课教学团队既是课程性质与教学目标的需要,也是提高教学质量的需要,更是培养高水平专业人才的需要。历史学专业选修课教学团队可以借鉴必修课教学团队建设的经验,遴选优秀的专家作为团队带头人,成员以中青年骨干教师为主,由教授、副教授、讲师、助教及教辅人员组成,并充分考虑年龄、个性、职称、学历及研究方向的互补性。团队建成以后,开展多种模式的教学改革实践与理论研究,转变教育管理者、教师、学生对专业选修课的态度;鼓励学科带头人、骨干教师、教授担任选修课教学,整体提升团队的教学水平;力争以团队的力量打造一批专业选修课的精品课程与精品教材,从多角度改变历史学专业选修课的教学现状,推进教学改革。 作者:熊帝兵单位:淮北师范大学历 历史学论文:课程建设历史学论文 一、课程建设的标准 1.教学条件。教学条件包括教学文件、教学大纲、教材以及教学仪器设备等。教学文件,如教学日志、教案、教学检查记录、成绩分析等,要完备、配套;教学大纲要能明确本课程的性质及其在专业教学计划中的地位和作用,阐明本课程的教学目的、基本内容、教学重点和难点,合理分配教学学时,反映本学科的最新成果等;选用教材要符合教学大纲的要求,学生使用效果好,同时要有辅助教材,如教学参考书、习题集、音像教材等。教学仪器设备能满足教学需要,利用率高,实验开出率达100%。 2.师资队伍。师资队伍是特色专业建设的重要保障。教育部关于加强“质量工程”本科特色专业建设的指导性意见(教高司函〔2008〕208号)文件指出:要优化师资队伍结构,围绕特色专业建设需要,建设一支以学术带头人为骨干,教学和科研综合水平高、结构合理的教师队伍。要将优质教学与研究资源用于本科教学,鼓励教师根据教育目标积极开展有针对性的教学研究。教师是课程教学的组织者与实施者,教师的素质直接决定课程的教学质量,因此,切实提高师资队伍的整体质量,是课程建设能。否取得成功的关键因素。师资队伍从数量上必须达到一定的要求,即一门课程至少有两位以上的教师讲授。师资队伍在职称结构、年龄结构、学缘结构等方面比较合理,具有较高的学术水平。这样,才能形成一支高质量的教学梯队,相互促进,有利于教学质量的提高,开展教学改革等。 3.教学组织管理。教学活动的组织管理包括教学环节、教学手段、教研活动等。要合理安排各教学环节,采用启发式、引导式教学,注重学生能力的培养;要采用多种教学手段,如现场演示、投影、电化教学等;教研活动要有计划、有内容、有记录;以教研室为单位,坚持听、评课制度,每位教师要认真听取同行意见,及时总结、改进教学,有完整的听、评课记录;遵守教学纪律、教学法规,无教学事故,如上课迟到、提前下课、随意调课等,无违纪现象,如随意停课、考试漏题等。 4.课程考核。每门课程都要有试题库,且试题质量较高;试题内容体现教学大纲的要求,既要考查学生基础知识的掌握情况,又要考查学生的应用能力,试卷难易分布要合理。统一评分标准,由教师实行流水判卷,考试结束后要有总结与试卷分析。 5.教学改革。课程建设要有明确的教学改革计划,计划切实可行;在教学改革某一方面,如教学内容、课程体系、教学方法、教学手段、考试方法、能力培养等,效果明显,并有与教学改革相关的教学论文、阶段性成果报告等在国内外公开出版的学术期刊上发表。 二、科学构建课程体系 赤峰学院历史学特色专业的课程体系建设围绕构筑四大课程模块、优化课程结构、完善课程体系展开。随着历史学的发展,新理论、新方法犹如老树新枝,蓬勃兴旺,与多学科的关联性日益密切,因此历史学的课程体系必须涵盖多学科门类。基于这一基本原则,对原有课程通过增、删、并、减、压等方式,实现“强干减枝”,增设实践性、跨学科课程。通过“学科基础课”、“主干理论课”、“科学研究课”、“实践教学课”这四大课程模块的建设,构筑基础性、专业性、研究性、实践性为一体的课程体系。 1.基础性。要突破以往在该专业课程设置上偏重于传统的历史学基础知识课程的狭窄局面,拓宽专业课程的支撑面,以“宽口径、厚基础”为重点,以历史学、民族学、考古学等多个学科领域的课程为支撑,构成学科基础课课程模块。 2.专业性。以掌握专业基础理论方法为优秀,突出专业理论课教学,以史学理论与史学方法、中国历史地理等课程构成专业主干理论课程模块。 3.研究性。以掌握专业基本研究方法为原则,强调科学研究的重要性,以中西文明比较研究、红山文化研究、契丹辽文化研究等课程构成科学研究课程模块。4.实践性。以理论和实践相结合为导向,突出运用专业知识分析解决问题的本领,抓好实践性教学环节,继续坚持并不断改革“中学历史教学法”课程教学,以课程考察、历史专题调查、社会调查、学年实习、毕业实习、学年论文、毕业论文等多个环节构成实践教学课程模块。 三、建立课程建设评价体系 建立科学的课程评价指标体系,不仅是课程建设客观评价的依据,同时也是课程建设要努力实现的目]。把课程评价作为实施课程建设的措施与途径,使课程评价寓于课程建设之中。经过长时期的摸索总结,赤峰学院历史学特色专业课程建设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课程建设评价体系。课程评价体系由两级指标构成:一级指标有5项,二级指标是一级指标的细化,有17项。一级指标包括师资队伍、教学条件、教学内容、教学方法与教学手段、教学改革与教学效果等五项。二级指标具体包括学术水平、教学水平、职称结构、年龄结构、学历结构、梯队规模、师资培养、教学文件、教学大纲、教材、教学设备、理论教学、实践教学、教学方法、教学手段、教学改革、教学效果等。每一项二级指标都对应相应的评价标准,同时,划分相应的评价等级。评价等级分A级(优)、B级(良)、C级(中)、D(一般)、E(差)五等,不同等级对应不同的分值,各项得分之和为评价总分。评价总分≥85分的课程为优秀课程;评价总分≥60分且<85分的课程为合格课程;评价总分<60分的课程为不合格课程。四、课程建设的成效在课程建设标准的指导下,在课程建设评价体系的监督下,赤峰学院历史学特色专业的课程建设取得了显著效果。 1.促进了师资队伍建设。历史学专业通过引进具有博士学位且具有学术潜力的青年人才以充实师资队伍,并通过进修、访学、攻读学位等形式来提高•82•吕富华/论部级特色专业下的历史学课程建设———以赤峰学院为例现有教师的整体素质,做好教师的培养工作:(1)培育名师,鼓励科研水平高的教授为本科生授课,使科研和教学相融合。目前,本专业已有自治区级教学名师1名、校级教学名师1名。(2)注重教学、科研能力比较突出的青年骨干教师的培养。青年骨干教师在承担专业课程教学的同时,积极申报国家和省部级科研项目。近年来,本专业的青年教师2人获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人获教育部项目,12人获自治区级科研项目。专业建设点还有计划、有重点地优先派遣青年教师外出访学和交流。目前,4位青年教师已先后到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内蒙古博物院等单位访学,其中2人顺利完成访学任务,并在教学和科研岗位上发挥着重要作用。鼓励青年教师攻读博士学位,先后有7名教师考取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师范大学、中央民族大学、东北师范大学等知名学府的博士研究生。不久的将来,这些学成归来的青年教师必定在教学和科研岗位上发挥重要作用。(3)是探索学校与社会联合培养教师的新途径。鼓励校内专任教师到历史学相关产业领域开展产学研合作,同时聘请相关产业领域的优秀专家、资深人员到学校兼职授课,形成交流培训、合作讲学、兼职任教等形式多样的教师成长机制,建设一支熟悉社会需求、教学经验丰富、专兼职结合的高水平教师队伍。同时,结合特色专业建设的目标和要求,通过引进、培养、调整等方式,有意识构建具有专业特长的师资团队,逐步形成年龄结构合理、专业基础稳固、研究方向明确、具有专业特长和影响力的师资梯队,为今后专业的发展和凸显特色奠定基础。目前,以红山文化研究为优秀的红山文化研究创新团队被评为内蒙古自治区级科研创新团队;以契丹辽文化研究为优秀的契丹辽文化研究创新团队被评为内蒙古自治区级科研创新团队,契丹辽文化教学团队被评为赤峰学院2013年校级教学团队。 2.促进了精品课程和优秀课程建设。历史学专业已有两门课程建设成为自治区级精品课程,即中国古代史与中国考古学通论,有多门课程被评为校级精品课程与优秀课程。同时,为突出地域特色,建设两门特色课程,即红山文化研究专题与契丹辽文化研究专题。 3.促进了图书资料建设。按照课程建设的总体规划,历史文化学院有计划、分步骤地进行资料室、实验室及校内外实习基地建设。依托内蒙古哲学社会科学基地图书文献、期刊等现有资料基础,建立起一个与课程教学相配套的图书影像资料库,为课程建设提供资料支持。 4.促进了教学研究和教学改革。针对教学研究项目少,教学改革不够深入的问题,特色专业的课程建设专门深入地开展教学研究、深化教学改革,要求教研室有计划地组织教学研究,建立了教学研究与改革课题立项制度,并制定相应的政策措施,鼓励教师开展教学研究和教学改革。在此政策支持下,先后有《运用多种教学手段上好文献学课》、《依据特色专业优势,丰富开放型实践教学内容》等六项课题予以资助立项,有效地推动了教学研究和教学改革。 5.促进了教学管理的规范化。历史文化学院加强了教学管理的规范化,认真做好教学文件、教学档案的整理归档工作;制定了教研室工作制度,明确了教研室一级的管理职责,要求教研室认真做好听评课的组织工作,每位教师认真做好教师听课记录,教研室认真做好教研室活动记录,并定期进行抽查,随时对课程教学质量进行有效监管,有力地提高了教学管理水平。总之,通过课程建设,历史学特色专业下的课程建设在教学水平的提高、教学方法的改进、教学手段的更新、教学效果的增强、教学特色的彰显等方面取得了明显成效,并以点带面,对其他专业课程建设起到了示范和带动作用,推动了赤峰学院各门课程教学质量的全面提高。 作者:吕富华单位:赤峰学院历史文化学院 历史学论文:研究型教学历史学论文 1历史学本科专业实践教学在研究型教学中的地位 历史学是典型文科专业,在其教学活动中存在诸多文科共性问题,如:课程体系设置不够合理,知识性课程较多,方法论的课程很少;教学手段单一,以课堂教学为主;教师多重科研而轻教学,教学内容陈旧等。这些包括历史学在内的文科专业所具有的通病,近些年来常常为学界所攻诘。毋庸置疑,在这种僵化陈旧的教学模式下,人才培养质量很难保证,专业培养目标能否实现也极为堪忧。许多高校早已意识到了这一点,不断通过推动教学改革来扭转这种局面,力图将研究型教学落到实处。总体看来,业已形成的规范性认识将“研究型教学”定位为三个主要特点:一是要有课题(专题、问题),师生共同研究、共同讨论;二是强调学生的自主性,教师引导而学生自主钻研;三是实现知识的“内化”,通过体验,提升素质和能力。基于上述特点,很多高校围绕课堂教学和课外实践两个层面展开了探索和改革,其中课堂教学改革是主要发力点。从教学氛围的培育到学习兴趣的培养;从教学主体的互动到课堂效果的评价;从教学过程的优化到教学手段的更新,探讨不可谓不全面,不可谓不细致。各高校管理者和相关研究学者,考古鉴今、兼收中西,形成了大量的极具智慧的研究和探索成果。 相较而言,对于课外实践这一环节却长期疏于关照。古语有“纸上得来终须浅,绝知此事要躬行”之说,特别是对于历史这门偏于理论和知识的学科,更是需要注重实践,否则所谓研究型教学只能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研究型教学强调学生的主体精神,自主钻研、自主创新,这种能力的培养只通过课堂是很难实现的,实践环节不可或缺。人的能力总是在解决各种实际问题中逐渐发展起来的,只有在实践中不断运用所学知识,方能实现“知行合一”。有研究表明,一个人对于听到的信息能记住25%,对于听且看到的信息能记住45%,而对于听到、看到且做过的事情则能记住70%。也就是说,虽然课堂有内外之分,但却不应割裂开来,唯有将两者紧密结合起来,通过教学与实践的良性互动,方能全面提升学生综合素质。对于学生来讲,课外实践活动的实现形式是多元化的,比如参加甚至主持课题研究,或者自发参与一些社会活动,即便是做一些兼职也可视为实践活动的一种。但上述方式均有局限性,课题研究从目前来看对于本科生而言机会还是比较有限,而自发参与社会活动或者兼职目的性不强且随意性很大,这都难以收到实效。在这种情况下,体现在专业培养方案中的实践教学,包括课程见习、综合实习、毕业论文等就显得尤为重要。 2历史学本科专业实践教学存在的主要问题 事实上,历史学专业的管理者和教师对于实践教学的重要性是有清晰而明确的认知的。但是限于各种主、客观因素,这种认知大都停留在理念上,以致实践教学活动的开展并没有落到实处,存在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按照培养大纲要求,历史学本科专业在课堂教学之余,还设置有固定时间安排的实习活动,包括课程见习和综合实习两个方面。课程见习,顾名思义是针对于特定课程所安排的实习,如中国古代史、中国近代史、考古学通论、史学论文写作等课程,一般要安排至少两天的单科实习。综合实习,又称为综合认识实习,即提供给学生一个较长时间(一般为7天)去校外开展实践活动。无论是课程见习还是综合实习,其目的是相同的,就是通过重返历史现场、开展田野调查,将文本知识与现场实况互为映证,使枯燥乏味的文字变为立体形象的鲜活材料,从情感上和学理上更为深刻地感受历史背景、认知历史事件,进而将所学知识与身处的社会、自然有机联系起来,形成一种内化的体验。这样一种设置和安排,无疑是具有重要价值和意义的,能够为学生提供一个具有开放性、创造性的一个平台。 这样一个平台如若搭建规范完备,就能够将合作性、问题性、实践性三个维度有机结合起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培养学生的主体意识和主动精神,有助于其综合素质的提升。然而目前许多高校的实习环节操作往往是流于形式,几无效果。析其原因大概有三:一是传统教学理念的惯性作用,“重理论而轻实践”,高校管理层面没有予以足够重视和支持,比如实习经费安排比较低难以有效开展活动;二是教师重科研而轻教学,“课题、论文”至上的倾向依然比较严重,不愿意投入精力于实践教学;三是院系在运作中对于师生安全顾虑过重,往往简化甚至改变实习形式,当下一种常见的做法就是将实习活动完全交由旅游公司打理,从而规避责任,但实践活动却变成了旅游观光。实践教学的另外一个重要环节就是毕业论文写作,其设置的目的在于检验大学生的学习能力、学科知识、思维能力等各种综合素质,促进大学生将所接受的教育和所学习的知识与具体实践相结合,提高实践能力和水平。但是近年来关于本科毕业论文的声讨之声不绝于耳,有部分学者甚至提出废止这一规定,其原因就在于东拼西凑、粗制滥造的论文严重浪费了教育资源,伤害了本科教育的形象。教育部曾多次下达通知,要求各高校加强本科毕业论文工作,加大改革力度,提高毕业论文质量。各高校也纷纷采取举措,力图改变这一现状,如进一步规范论文写作流程和制作要求,严格论文的考核和评估,加强对毕业论文指导教师的管理等。 但从效果来看,似乎难尽如人意。就历史专业而言,本科毕业论文质量较低是有客观原因存在的。一方面专业课程设置偏重于知识体系掌握和理论观点介绍,而方法论课程设置较少,加之大学期间又鲜有机会参与科研活动、接触乃至写作科研论文,以致到大四阶段毕业论文写作时有手足无措之感,逻辑思维能力、创新意识严重不足,也就很难形成高水平的研究论文;另一方面,大四阶段正是学生面临择业的关键时刻,考研、找工作成为优秀内容,在目前的就业环境下,很多学生在重重压力下没有心思、也没有精力投入过多时间在毕业论文写作上,往往只是抽出几天时间就草草完成,其质量也就可见一斑了。 3研究型教学导向下历史学本科专业实践教学的思考与展望 研究型教学的宗旨是通过教学与研究、实践的结合,激发学生的主动精神和创造精神,勇于发现问题、研究问题和解决问题。这就要求在课内教学活动和课外实践活动搭建一座桥梁,以问题为导向,在师生平等而又积极互动的基础上,给予学生充分而又自由的探索空间。正如前文所述,课外实践的全面开展和落实,主体环境尚不成熟和完善,目前有效的着力点就是抓好培养方案中的实践教学活动。若要做好这一方面,需要来自三个方面的合力。其一,高校层面。高等院校要自上而下重视实践教学活动,并采取切实有效的扶持和激励机制。在目前实习补贴水平较低的情况下,高校可以加大资金支持力度,免除师生后顾之忧;面对指导教师主动性不强的现状,高校可以将实践教学纳入绩效考核体系,或者可以通过课题等方式给予指导教师一定的物质奖励。针对于历史学的专业特点,高校应该积极引导具有丰富考古经验或者田野调查经验的高水平教师充实到指导教师队伍中来,以优化师资结构。 在毕业论文工作方面,高校要采取有效举措严把质量关,还可以结合实际进行适当变通,如将时间安排至学生在校的大四第一学期全部完成。其二,教师层面。无论是校外实习活动还是毕业论文写作,都需要指导教师与学生在平等的基础上进行积极的互动,可以说实践教学成效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指导教师的宏观调控和微观指导。这就要求指导教师要具有高度的责任心和严谨负责的敬业精神。以田野调查为例,一次大规模的田野调查活动往往需要极为耐心和周全的准备工作。事先要有具体的运作方案,包括确定调查主题、遴选合适田野点、制定详细调查计划、准备充足经费、培训人员等方面都要面面俱到。调查期间,要结合实际情况把握好计划进展的节奏,耐心细致地进行指导,保护好师生的安全,随时应对可能出现的突发事件。 调查结束后,要及时组织人员进行资料的汇总和整理,完成调查报告的撰写及后续的收尾工作。所以作为指导教师而言,既然承担了这样的角色,就要认真履行职责,不辱使命。其三,学生层面。实践教学环节的设置归根结底还是要由学生自主来完成,即使是方案和计划制定得非常完美,如果学生不积极参与进来,一切都只能是零。作为学生来说,应该珍惜每一次实践教学活动,积极走向田野与社会,确保教学“情境化”的生成。在经费相对有限、实习环境相对艰苦的条件下,学生要“吃得苦、耐得烦”,配合实习方案组织实施,积极参与互动,更要在这其中树立主体意识,善于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在实践中培养才干,增长见识,提升综合素质。 作者:邵侃单位:吉首大学历史与文化学院 历史学论文:高校教学历史学论文 一、历史学专业省级大学生校外实践基地建设的主要活动 通过长期摸索,我院已经认识到上述单一的实践教学方式和内容难以满足社会需求,不利于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为此,以省级大学生校外实践基地建设为契机,我院以“多样性”和“循序渐进”为原则,合理安排形式多样、丰富多彩的实践活动。首先,在教学方面,我院充分利用校外实践基地的各种活动,促进学生相关专业知识的学习和理解。日本帝国主义者发动的侵华战争是中国现代史的重要内容。侵略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而日军第七三一部队就是制造灾难的凶手之一。近年来,学院每年都统一组织历史学专业学生前往七三一部队罪证陈列馆参观,让学生近距离地、真切地感知日寇发动侵华战争的罪恶,深化理解理论知识。为了避免学生走马观花,学院采取集中与分散相结合的方式,组织了各种形式的课外活动小组,鼓励各小组自行安排各种专题性的活动,包括参观展览、走访专家、担任志愿者、听取学术报告等。2012级同学就组织了多个课外活动小组,并充分利用省级大学生校外实践基地的资源自主地进行有效活动:他们自行组织了更为细致的参观活动,在参观过程中注意有针对性地记录相关资料、史实,为自己撰写论文收集材料;他们走访了展馆周围平房区的老居民,倾听这些老人们讲述七三一部队的累累罪行;他们还与陈列馆内的专家学者交流,了解相关研究现状和前沿问题。学院还将结合新修订的人才培养方案,延长历史学专业学生的专业实习时间。届时,学生可以在更长的时段内、较为集中地在实践基地学习、工作。其次,组织多种形式的活动,提高学生专业兴趣和技能。学院结合不同年级学生的特点,分别组织不同形式的活动,循序渐进地推进学生的知识与能力的增长。针对大一学生知识储备相对较少的特点,学院主要组织他们参观考察活动,增强感性认识;对大二学生,学院推荐优秀学生定期到展馆从事讲解工作的学习,陈列馆根据学生表现选拔胜任者出任讲解员;对大三、大四学生,学院鼓励他们争取在更高的层次上发挥特长、锻炼能力、提高素质。比如,进行田野考察,跟随专家收集、整理文献资料,参与各种学术会议等。在“2013年世界犹太研究与大屠杀教育国际研讨会”七三一分会场的活动中,我院历史学专业的部分学生陪同参观,表现出了良好的专业素养和综合素质。再次,依托校外实践基地,积极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我院历史学专业学生结合陈列馆的展品资源,运用网络、展板、征文、报告会等多种形式,积极进行爱国主义宣传和教育。近年来,我们先后邀请了多位省内外专家到我校讲学,内容包括侵华日军化学战研究、战后七三一遗址保护情况等。 二、实践教学活动取得的成果 通过历史学专业省级大学生校外实践基地的建设及其他各种形式的实践教学活动,我院在历史学专业实践教学改革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学生的专业素养和综合素质得到了很大提高。通过组织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实践教学活动,促进了史实与实物、书本知识与实践活动、理性认识与感性认识的结合,提升了学生对本专业的热爱,极大地提高了学生的学习兴趣。以往,很多同学对历史学专业有成见,认为它不如其他实用性强的专业,只能纸上谈兵,将来找工作也受局限。通过一系列的实践活动,很多同学们认识到,历史是人类知识宝库中的重要财富,是人类共同的记忆。在课外实践活动中,他们理解了什么是历史、什么是“以史为鉴”,懂得了“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很多同学摒弃了过去的偏见,学习兴趣提高了。一些同学还选择了考取历史学专业的研究生。近年来,我院历史学专业的考研率始终居于全校前列。更多的同学毕业后选择了从事历史教学工作。一些同学在学习世界史或考研的过程中,外语水平也有了很大提高。实践教学活动还引导一些学生选择了自己的科研方向。在学习兴趣提高的同时,通过多层次的活动,一些同学对中国现代史、东北地方史的学习、研究兴趣渐浓。他们认识到东北地区在中国近现代史上的重要地位,看到了身处东北从事地方史研究的优越条件。在老师的引导下,一些学生在本科阶段就把学习、研究的重心向中国现代史、地方史领域靠拢。目前我院已有多名同学围绕这些领域成功申报了大学生创新项目。 每年学士学位论文的选题中,这两个方向的选题总是占有比较大的比例。还有一些同学在此基础上报考、攻读这些方向的研究生,继续深造。在实践教学活动中,爱国主义教育作为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之一,达到了双重效果:其一,避免了枯燥、单调的说教,让学生潜移默化地增强了爱国主义情感。他们主动地向他人宣传,同时把自身的爱国主义情感转化为学习知识、报效祖国的实际行动,努力践行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其二,很多爱国主义教育活动都一反以往老师组织的自上而下方式,而是以学生为主体、由学生自主安排各项活动。这不仅充分发挥了学生的主动性,更体现了学生“以史为鉴”的人文情怀,用他们的行动彰显了史学研究的现实价值。在历次参观七三一罪证陈列馆的总结会、报告会、征文稿中,我们都能感觉到一届一届学生思想受到的触动。除了专业方面的成果外,实践教学活动还锻炼了学生沟通、语言表达等方面的能力,提高了综合素质。在担任讲解员、会议志愿者以及跟随专家从事文献资料的收集整理、田野考察等活动中,同学们不仅提高了专业技能,而且在待人接物方面也得到了很大的锻炼。很多同学认识到,要做好工作,不仅需要过硬的专业知识和技能,还需要良好的综合素质,否则就会事倍功半。因此,他们在实践基地的活动中,向指导教师、专家学者、管理人员学习,在各方面努力提高自身素质。目前已有多名优秀毕业生被七三一部队罪证陈列馆选拔留馆就业。以上成果仅就本科教学而言。相信通过与校外实践基地长期、持续的合作,未来在教学、科研、研究生培养等方面的成果将会与日俱增。 三、存在的问题与对策 第一,应以“可持续发展”为原则,进一步提高实践教学活动的层次、扩大教学对象的范围。目前实践教学活动主要限于本科学生。本科学生的年龄、知识储备、阅历都限制了他们参与的实践活动的内容、方式、层次。这必然影响实践教学活动的效果。本着实践教学活动和校外实践基地建设“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将来应从大一学生开始到研究生阶段一条龙式地指导学生参加实践教学活动,从而保证参加实践活动的人员相对稳定、学生的研究范围相对固定、研究成果不断深化、层次不断提高。此外,还应积极推进合作培养研究生等方面的工作。 第二,应保证实践活动时间的连续性。目前我院历史学专业学生校外实践活动时间比较短且分散,导致学生的锻炼机会少。这主要是由于在目前教学培养模式下,课堂授课时间比例大、学生自主学习时间相对较少。在新一轮教学改革中,应适当延长学生自主学习特别是课外实习实践活动的时间,保证学生实习实践活动在时间上的连续性,增加学生轮岗的机会,促进能力培养。 第三,建立追踪与反馈的长效机制,保证校外实践教学活动的效果。校内、外指导教师应积极加强合作,有效指导学生的实习实践活动。对各批次参与校外实践活动的学生,都应设立专门档案,加强管理和引导,储备资料。学生毕业后,还应定期与其沟通,了解学生发展情况,更好地改进实践教学工作。 作者:杨超于琳琦赵景光单位:哈尔滨师范大学 历史学论文:历史学科多媒体课件论文 一、多媒体课件的合理使用,能有效地激发学生的情感 知识很容易被学生遗忘,但是,学生在课堂上的情感体验则会对其产生持久稳定的影响。在授课伊始,如果教师能够合理地使用多媒体课件的话,能够有效地激发学生的情感来。例如,我们在探究《甲午中日战争》这节课中的战争背景以及中国战败的具体原因时,其中《马关条约》的内容和影响是要学习的重点知识,这就需要学生能够在切实地感受带这段屈辱历史给中国带来的伤痛的基础上,才能更深刻地去理解其中相关的知识。为了促使学生形成这种情感体验,我结合了《走向共和》中李鸿章与伊藤博文谈判的一段视频播放给学生们看,视频中的李鸿章痛苦的表情、步步退让的无奈和日方咄咄逼人的姿态形成鲜明的对比,这极大地刺激了学生的爱国情感。紧接着,在这个基础上,我抛出问题:“中国为什么会战败?《马关条约》给中国带来了哪些危害和影响?”有了之前的情绪做铺垫,学生在思考问题的时候,也更加的积极、主动,课堂学习的氛围也异常的热烈,这样的教学效果也是极佳的。 二、多媒体课件的展示,能够生动地再现历史事实,提高学生的认识能力 历史学科是过去式的,学生在学习中,不可能对历史学科中的一些现象进行直接的观察,这在一定程度上给历史学科的教学带来了困难,运用多媒体进行辅助教学,能有效地帮助学生建立起对历史知识的感性认识,并且还有利于提高学生的认识能力。例如,我们在学习《红军长征》这一课的内容时,由于学生对红军万里长征知之甚少,如果单纯地让学生通过文本的阅读或者教师的简单复述的话,比较难理解红军长征的艰难,也很难真正地立即遵义会议的历史作用。于是,我在教学伊始,制作了一个课件,在上课前播放了一段电视剧《长征》里的歌曲《十送红军》来渲染课堂的教学氛围,在讲解新课之时,又播放了一个战斗片段:“湘江战役”惨烈的战斗场面。学生在观看视频后,也能够迅速地进入到了那个特定的历史环境当中,再结合课本内容,边学习边讨论,最后的水到渠成的地得出了一个结论:左倾冒险主义让红军面临着生死攸关的紧急关头,以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在关键时刻挽救了红军,挽救了党和中国革命,进而学生也能够很轻松的就理解了遵义会议的历史意义,有效地突破了教学中的重难点内容。 三、多媒体课件的弊端 1.教育素材的整合不是很合理。在使用多媒体课件进行教学的时候,如何将来自不同途径的多种信息有机地结合在一起,这是教师在使用多媒体课件中的一个常见的难题,特别是历史这种学科,要让各种素材有效地整合在一起是一个难题。很多教师在教学中,认为信息资料越多越好,这就导致了在制作课件的过程中没有从学生的实际出发,学生在学习知识的过程中,接受的信息量过多,没有突出重点,这也是不利于构建高效的历史课堂教学的。 2.在使用多媒体课件的过程中个,片面地追求表象,忽视了历史教育教学的效果。比如,有些课件热闹花哨,有图像、文字和声音以及动画等各种效果,过分地追求了课件的形象性和直观性,这就容易让学生分散自己的注意力,这就让教师在传授知识以及培养学生学习能力等方面的教学目标淡化了。多媒体课件的使用本身就具有两面性,多媒体课件在给教学带来优势的同时,也对教学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因此,在教学过程中,教师要能够清楚地认识到多媒体辅助教学的双面性,科学合理地进行使用,让其成为自己的得力助手,有效地促进学生素养与教学质量的双重提高。将多媒体课件的优势发挥到极致,让多媒体教学成为初中历史课堂教学中的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作者:吾甫尔 艾买提 单位: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库车县阿拉哈格镇中学 历史学论文:艺体生的历史学习现况简析 作者:宋继超 单位:西北师范大学 美术特长生历史学习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目前,美术特长生对历史知识了解、学习、掌握的程度并未达到教育大纲的要求.通过笔者自身的调查了解来看,美术特长生历史学习成绩不理想,历史知识素养偏低,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学生的因素多出现在学习目的不明确,学习习惯与方法不正确以及学习的动机不强烈;同时,也有来自于学校与教师等外在因素,如学校与教师对历史学习的重视不足,忽视对学生历史学习过程中监督与管理,导致历史学习与美术专业课程的学习出现矛盾,并不能妥善给予解决等等.以上的诸多现状,都是引起美术特长生对历史学习存有不同程度的忽视、厌学的主要因素.而存在的问题则有以下几方面.学习目标不明确、后劲不足每个学生都必须具有自己的学习目标.只有为自己树立一个明确的学习目标后,才可以更加自觉地、努力地进行学习;同时良好的学习目标还具有导向、激励、制约等心理作用,利于全面提高学生的学习成绩.经过笔者的认真观察、了解与分析,在美术特长生中,大多数学生对历史学科的学习目标不明确,甚至没有学习目标,只是随波逐流应对考试.他们没有认识到历史学习对其未来发展的重要意义,从而放弃了对历史学习或是减少了对已学历史知识的整理与巩固.学习兴趣不浓郁、学习意志比较薄弱由于美术特长生大多数把其爱好、兴趣及学习时间放在了专业课程上,再加之历史学科需要大量的记忆,学习内容枯燥、乏味等等,这都是导致学生们对历史学习不感兴趣的因素.由于对历史课程没有足够的学习兴趣,导致学生们在历史课堂学习时注意力不集中,学习气氛不浓郁,甚至出现了历史课旷课的学生日益增多.当问及学生们为什么会对历史学科不重视甚至出现旷课的问题时,学生多表现出一种无奈,或是表示可以原谅的想法———我们对历史课学习没有兴趣,同时它对我们的未来发展没有太多影响等等.这些现象,完全可体现出美术特长生对历史学习的兴趣不浓,自身的学习意志薄弱,没有产生自主约束力.学生缺乏自主性学习能力及良好的学习方法学生的自主性学习,对其整个学习过程与学习效果的影响都非常巨大.学生自主学习的意识越强烈,也就能越加坚持学习,对学习成绩的提高也帮助极大.而美术特长生的历史学习的主动性与专业课程相比之下,其自主性学习能力就差很多.由于美术特长生基本都存在历史知识的底子较薄,以往的学习方法也多以死记硬背为主,加之缺乏对已经学习过的知识整理、巩固,没有系统地将所学知识进行全面理顺、贯通,只能死记硬背这些零散的历史知识,这就引发许多学生对历史学习产生一种畏惧心理.由于学习方法的不正确,导致对历史学习没有自信、学习态度消极、兴趣不高等. 提高美术特长生历史学习有效对策 明确历史学习目标,增强学习动力历史教师应让美术特长生明确自己的学习目标并树立目标,这样才可以使学生产生学习的动力,才会具有面对并战胜困难的勇气.历史教师要使学生充分认知、理解历史学习对其自身素质的提高与未来的发展重要意义.同时,侧重于学生们不同的个性、不同的爱好,引导、帮助学生们树立不同的、适宜的学习目标,要让学生们感觉不到学习目标的压力过大,经自己努力过,可以完成这个目标.这样一样,才可以增强学生们的学习动力.当学生们达到目标之后,历史教师则可以再适宜、适时的进行下一个学习目标的制定,以循序渐进的方式逐步提高目标的标准.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调动其学习积极性历史教师应该做好自己教学内容安排,最大程度地加强对历史知识的融合性、趣味性,以增加历史课堂的感情色彩与趣味性,提高课堂教学的吸引力.同时,还要侧重于发掘与美术相关的历史人物、历史事件以及相关的历史知识,让学生们在课堂学习中可以从中更多地了解一些相关历史知识,提高其对历史的学习兴趣.再加上历史教师在课堂上充分将历史知识结合生动、幽默的教学方法,也可以大大提高学生们注意力,进而逐步达到使其产生学习兴趣的目的.与此同时,历史教师还要充分体现出自身的高尚情操、丰富的知识素养以及乐观、积极向上的精神面貌,将自身的活力与素养全面的展现给学习,让历史课堂充满快乐的因子,闪烁着智慧的火花与幽默及快乐的笑声.这样的历史课堂才是学生最需要的课堂,才会使更多的学生对历史学习产生浓郁的兴趣来,也才会使美术特长生对历史学习产生自主性的学习,以配合课堂上历史教师授课的生动、有兴趣的教学内容.培养学生们的正确学习方法,提高其自主学习能力学习方法是最重要的,是一个人能够主动获取更多知识的基础.良好的学习方法,可以令学生获得更大的成功,无论是现在抑或是将来的学习与工作之中.因此,我们历史教师有责任引导、帮助学生们掌握一种或是更多种的正确、良好的学习方法.首先,及时的对历史知识进行预习与复习.这也是实践证明后的成功学习方法之一,这也需要我们历史教师在学生们掌握此方法之前要进行督促、监督的重点,并使其形成一种习惯.其次,培养学生养成良好的、对知识的自主探究式的学习习惯.任何知识在我们刚刚学习的时候,都会有一定的难度,这就需要培养学生们进行自主的、积极的去对未知知识的探究性学习,从多方面去了解、理解该方面的知识,同样,这种方法也适用于历史学科的学习.历史教师可以抓住教学内容的重点,以此给学生一个自主探究的题目,让学生们自主学习与之相关的知识.这样不但可以提高学生对此类相关知识的理解、记忆程度,还有助于让学生们产生更加浓郁的学习兴趣,从而丰富其历史知识.提高历史教师的自身综合素质历史教师的自身综合素质,对美术特长生的历史学习的影响极其重要.如果历史教师都没有继续学习、继续深造的兴趣与态度,没有一个良好、有效的教学方法与模式,也很难全面提高美术特长生的历史学习效果.因此,我们历史教师更要注重自身的综合素质的提升.首先要做到提高对新时期历史教学的方法与教学观念的转变.其次,丰富、完善自身的知识结构.这样才可以真正发挥出教师的职责,提高教学质量. 历史学论文:在历史学科研究性课程中提高学生的毕业论文写作能力 高校历史学科研究性课程的设置体现了对学生创新、实践能力的注重和培养,是提高本科生专业素质的有效途径,尤其是对本科生毕业论文写作的指导意义十分突出。通过开设研究性课程可以培养学生对史学研究和史学论文写作的兴趣,提高学生毕业论文的写作能力,避免学生写作毕业论文出现盲目选题、写作不规范甚至全文抄袭的现象,能够做到选题有所依据、写作有适当的指导、答辩有一定的提高,从总体上提升本科生毕业论文的质量。 一、高校历史学科研究性教学模式的构建 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高等学校本科教学工作的若干意见》中指出:“要积极推动研究性教学,提高大学生的创新能力。”在高校积极推广研究性教学是培养创新型人才的重要途径。研究性教学模式通过研究性课程的设置得以实施和体现。 研究性课程是在教师的指导下,学生自主地运用研究性学习方式,获得和应用知识、发现和提出问题、探究和解决问题的学习活动。是在基础型课程和拓展型课程的基础上,体现知识的综合和能力的发展,注重体现专题性和综合性、开放性,加强实践性。课程理念表现为:关注学生兴趣,培养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优化学习方式,丰富学生学习经历;注重过程评价,促进学生不断发展;加强课程整合,充分发挥课程整体效益。着重在专题性和综合性的研究或探究过程中培养学生的创造性学力,以及实现知识迁移和相应的创新精神与实践能力。学习主体应具备以创新精神进行探究、求真、求实的科学精神,能用批判的眼光进行学习与理解,具有创造性思维和创造性行为的能力。 高校历史学科研究性课程的设置可以搭建一个让学生充分发挥创造性能力的平台。结合历史学科的特点,通过研究性教学模式的实施,给学生提供思考历史和探究历史的空间,有利于学生积极、主动地进行学习,提高学生正确表述历史、对历史知识的综合理解能力,掌握初步的科学研究历史的方法,加强师生间的合作与交流,提升课堂教学的有效性。 研究性教学模式是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下,围绕特定的历史课题,利用图书馆、互联网等多种途径获取材料,以科研的方式获取历史知识、解决特定历史问题的教学方式。它以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和培养其创新能力为宗旨和目标,其特点是教学过程中更加注重学生思维的展开、方法的运用和经验的积累,而不是对现成知识的死记硬背。提倡学生对教学的主动参与,强调以学生的自主性、探究性学习为基础,充分调动学生的主观积极性,使他们的自主学习、积极探究具有内在动力。 首先,课堂教学中注重培养学生的探究能力。教师充分利用课堂教学授课时间,既兼顾教材的系统性、全面性,还要适当介绍或探讨学科中比较深层次的或前沿性的问题。这种授课方式是学生比较欢迎的,能激发学生产生浓厚的兴趣。教师的教学要围绕问题的提出和解决来组织学生的学习活动。更加注重引导学生对历史问题进行共同探究,注重学生历史思维的培养和在教学中对史料的运用,加深学生对历史的理解,使学生掌握正确的学习历史和认识历史的方法。教师抛出问题,学生带着问题积极思考、热烈地讨论,在讨论过程中开阔思路、集思广益,观点逐渐明晰,并进一步提出自己的疑问,实现课堂上教材内容的拓展延伸。 其次,教师要布置与本门课程相关的参考文献让学生课下阅读,并给予一定的指导。在阅读文献资料的过程中对学到的知识有更深切的体验和感受,使之真正成为自己的东西,综合已有的知识来解决正在研究的课题。学生在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过程中,能从多种渠道去寻找自己所需要的信息资料,能对各种资料进行分析、归纳、整理、提炼并从中发现有价值的信息,能熟练地使用信息工具和各种相关软件,能了解科研的一般流程和方法,能规范地撰写科研小报告,能准确地表达自己的见解和观点。 总之,研究性教学模式更加注重学习过程以及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感受和体验。其优秀是改变学生的学习方式,通过主动探究式的学习,力求激发学生的主体创造意识,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 二、在研究性课程中提高学生毕业论文写作能力的方法及意义 《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加强普通高等学校毕业设计(论文)工作的通知》指出:“毕业设计(论文)是实现培养目标的重要教学环节。毕业设计(论文)在培养大学生探求真理、强化社会意识、进行科学研究基本训练、提高综合实践能力与素质等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是教育与生产劳动和社会实践相结合的重要体现,是培养大学生的创新能力、实践能力和创业精神的重要实践环节。同时,毕业设计(论文)的质量也是衡量教学水平、学生毕业与学位资格认证的重要依据。” 研究性课程有利于学生阅读、分析史料和探究历史问题能力的培养,使学生的基础知识和基本功扎实、牢固,并形成初步的研究、写作的能力,为毕业论文写作奠定了良好的科研基础。强化研究方法及写作基本功的训练,应贯穿大学教学的每一个阶段。一、二年级指导学生撰写读书笔记、读书报告,写前沿性问题的学术研究综述、小论文;三年级,指导写学年论文;四年级,指导写毕业论文。 可以在毕业年级开设专题讲座课指导学生毕业论文的写作。专题课以中国史、世界史两大通史为选修课程,选择和通史课内容相关的史学问题展开研究和讨论。由各教研室集体研究确定题目,汇总后按照历史发展线索授课,要求所讲题目能够反映本学科领域的研究现状及发展趋势,提供给学生一定量的学术信息、参考书目及相关因特网址等。学生通过查阅相关的文献资料,掌握比较丰富的资料,使研究课题具有扎实的研究基础,为顺利地开展后续研究工作提供保障。通过学生的讨论和教师的分析论证,使学生拓展视野、开阔思路,使学生初步了解史学论文选题的原则,掌握查阅史学信息与文献资料的方法,熟悉史学论文的基本格式和写作规范,培养对史学研究和史学论文写作的兴趣。在此基础上引导学生做好毕业论文的选题工作,写出初步的选题或开题报告,为该课程结束后进行的毕业论文写作做好准备。 完成一篇高质量的论文需要扎实、完善的知识积累和科研素养积累。通过平时量的积累最终达到质的飞跃,从总体上提高毕业论文写作的能力和质量。研究性课程对毕业论文写作的指导意义体现在论文写作的三个程序上: (一)开题。确定选题,制定提纲,理清思路,撰写开题报告。选题是专业论文写作的突破口,要求论题明确、立意新颖。研究性课程结合专业基础课的学习,在学生学会对专业基本问题的把握、分析和理解的基础上,介绍本学科的研究动向、最新的研究方法、观点和成果,使学生对某些研究领域有较为深入的了解,并对某些史学问题有所思考,具备了相关的理论、资料储备,做论文时能够从容面对。避免出现盲目选题、全文抄袭等不良现象。 (二)撰写。史学论文写作需要作者具备一定的科研能力、创新精神和严谨的治学态度。写作过程中应注意以下方面: 1.论证有力。论据充分,资料翔实。研究性课程指导学生进行课外文献的查找和阅读,既培养、锻炼学生查找、整理文献资料的能力,同时又能够开拓学生视野、拓宽知识面。学生利用网络查找资料,为论文写作提供较为丰富的资料引证。史学论文写作重在驾驭史料,对史料的消化与处理应做到去伪存真、去粗取精,将史料转化为自己的语言,由此及彼、由表及里,杜绝史料的杜撰。 毕业论文写作所需要的研究方法以及基本写作技巧等内容的掌握需要经过较长时间的训练。专业课老师注意在教学活动中让学生勤思考、多动笔,通过读书笔记、文献综述、学年论文等方式培养学生的写作能力。通过循序渐进的写作实践,使学生写作水平逐步得到提高。既巩固了专业基础知识,又极大地调动了论文写作的积极心理因素,从而提升学生的科研能力,最终完成高质量的毕业论文。 2.格式规范。史学论文的格式应符合学术规范。论文的基本格式包括题目、摘要(中英文摘要)、关键词、正文、参考文献。毕业论文要求由学生独立按照学术论文规范进行排版打印。明确规范化的注释包含的要素:(1)作者;(2)论著名;(3)出版地;(4)出版社(或刊物);(5)出版时间(或发表期次和日期);(6)页码(或版次)。 3.修改定稿。学术论文修改的内容包括对观点、论据、结构、语言、注文的修正。指导学生在充分利用前人研究成果及资料的前提下,表达对某个历史问题的看法。并参照学术信息,考虑是否写出了新意;是否发掘新的材料或对材料进行新的解读。指导教师统稿时对课题研究的方法、论文的结构安排、逻辑层次,遣词用语的准确与规范给出修改建议、重点在于力求写出新意、提高质量。 (三)答辩。规范答辩程序,力求在规范中求进步、促发展。毕业论文答辩的功能在于考核论文质量与评定成绩、修补论文漏洞与完善论文、师生互相启发与学术切磋。在学生毕业论文答辩全面结束后要及时召开研讨会,总结经验和不足,并对以后的毕业论文工作提出建议。 本科生的毕业论文写作,是检验学生学习效果和培养学生科学研究、创新能力、自学能力的重要环节,可以反映出学生的学业情况和本科教学质量状况。通过研究性课程设置,教师对于学生科学研究和撰写论文都给予具体的方法论指导。在师生共同研讨过程中,培养大学生的科学研究能力,使他们初步掌握进行科学研究的基本程序和方法。在学生写作毕业论文的过程中,教师启发引导学生独立进行工作,注意发挥学生的主动创造精神,帮助学生最后确定题目,指定参考文献和调查线索,审定论文提纲,解答疑难问题,指导学生修改论文,使毕业论文的开题、写作、答辩各个环节都体现出开放性、探究性,从总体上提高本科毕业论文的质量,这对全面提高教学质量也具有重要的意义。
大学历史论文:大学生眼中的中学历史学业评价 【摘 要】学业评价在中学历史教育中起重要作用,维持教育系统平稳、有效的运转。但实际层面上的学业评价与新课程改革、素质化教育的主流要求脱节,没有摆脱传统评价体系的固化与单一,忽视多维评价形式的综合运用;忽视对评价结果的综合性、阶段性分析比较。本文以大学生的视角,分析当前中学历史学业评价的现状,指出存在问题,揭示产生问题的原因,据此提出有针对性的建议,为中学历史教育学业评价提供理论和实践依据。 【关键词】大学生;历史;学业评价;新课程 教育是一个系统,学生学业评价好比是系统运行中的齿轮,维持教育系统平稳、有效的运转。每一阶段教学任务的完成都需参照教育目标和计划,对教育效果予以测量评估、价值评判,并将评价信息如实反馈给教育者、学习者以及有关教育决策者,发挥测量评价导向性、激励性、考察性、反省性的实践功能,以保障学生的基础学习,指导教师教学策略的调整与完善。中学生正处思维活跃,健全人格发展,主观能动性提升的关键阶段,所以适时、适量、适法的测量评价发挥重要的价值。 虽然新课程改革与素质化教育办法已实施多年,以培养综合能力全面发展的“四有”型人才和关注学生价值观与世界观为目标,将学生从“被教育者”转变为“受教育者”,教师为教书育人的点拨者与引导者,将学生置于主体地位。但是,就实际操作层面而言,一方面是社会保障改革的机制与条件不完善,没有量化;其次,大多数中学特别是县镇级中学,鉴于高考模式与生源压力,在传统教育理念与模式上改良不明显。单单就学生学业评价办法而言,笔者认为并没有摆脱传统评价体系的固化与单一,达到以学生为基准的内在性评价和以多元为手段的发展性评价。这样的学业评价更多成为束缚学校教学工作的樊篱,以评价为评价,评价方法单一,过于注重量化和传统的纸笔测验,忽视多维评价形式的综合运用;忽视对评价结果的综合性、阶段性分析比较。 就中学历史教学为例,随堂默写的方式加以贯穿奖惩措施,成为许多中学历史教师惯用的阶段性评价方式,根据其知识点掌握的多少以此来判断学生某个专题的学习成效。不难否认,学生可能对“诸子百家的代表人物及思想”、“美国三权分立政治模式中总统、议会、法官的权利”这类问题对答如流,甚至接近标准答案。但是,抛开这种机械性的评价方式会给学生带来压迫感,成为“被评价者”的现实漏洞,历史的学习也应该是体现纵深感与思考力,注重与现实的结合,关注学生历史思维能力的培养和史料探究素质的提升,在学习阶段中的考察并非单纯拘泥在书本教材中零散的知识点,学生学业评价的内容和形式并非是局限在知识性的问答式考察。笔者认为初高中历史教学夯实基础知识固然重要,人曰“读史使人明智”,史学的宏观性把控与反思对于处于思辨能力、身心健康发展的关键性时期中学生“三观”的形成尤为重要。在现行条件中,可以开展历史课本剧角色扮演、活动结果报告、学生学习效果自评、历史专题沙龙等多样化形式展开,立体化呈现,使定量评价与质性评价相结合,单项评价与综合评价相得益彰,以帮助学生不断地调整、梳理学习内容,培养历史的眼光和分析问题的能力,贯彻情感、态度、价值观的教学目标,促进了学习与教学方法的创新。 或许有些读者会反问,就历史考卷而言,题型的确定、提干的编排更多会考察学生在知识应用、分析史料、对比研究方面的能力,那为什么会说中学历史学生学业评价的滞后呢?笔者认为忽视评价结果的综合性、阶段性分析构成一大因素。中学课程安排注重“语数外”,对历史这一科目的关注度不高,故而历史教学常常存在“任务紧,时间急”的窘境,一味的赶进度,对测量评价结果的分析讲解只是一带而过,教师忽视对学生整体在能力应用方面的评价,而学生更是忽略将自身的阶段性评价结果作阶段性比较。这样的学业评价,在内容方面关注学生的素质发展,尤其是学生潜能的开发和个性的张扬,包括学生在道德品质、文化与情感、合作与交流、以及创新意识和实践能力等诸多方面的发展,但是缺少最后分析环节,对学生能力的提升和潜能的挖掘无法巩固,事倍功半。 新课标下的教育评价既是素质教育“目标――实施――评价”这个循环节上的终结,又为下一个循环提供反馈信息,注入新的活力。学生学业评价应遵循“以学生为本”的原则,推崇多元智能评价法,开发多向,多层次的评价方向与手段,关注评价评价结果的综合性、阶段性分析比较,启发学生自我监控和反省意识,建立有利于实施素质教育,发挥教师创造的、多元的、新型的中小学教师评价体系。 作者简介: 曹阳,就读于南京师范大学教师教育学院,在校本科生。 大学历史论文:关于大学历史教学改革的探索与实践 作者简介:余林(1983―),男,苗族,贵州雷山人,黔南民族师范学院讲师,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近现代地方史,西部少数民族文化。 摘 要:高校教学改革已成为高等学校的立校之本,也是发展之基。只有办出有特色、高水平的教学,培养出真正符合社会发展需求的高质量人才,学校才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名校。为了促进大学历史教学中教与学的高效性,大学历史教学方式改革势在必行。 关键词:大学;历史教学;改革 引言 在新一轮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中,不仅要求教师要更新教育观念,而且要求教师转变角色,《新课程标准》指出:“学生是学习的主人,教师是学习的组织者和引导者”。为了适应当前的教育改革,更好地引导学生自主学习、自主发展,教师要更新教育观念,改进教学方法,注重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培养学生善于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因此,在新一轮历史教学课程改革中,教师角色必须转变,才能适应新形势下教育的发展与要求。 一、大学历史课程教学改革的背景、指导思想和基本目标 (一)改革背景 大学历史课程是高等文科院校各专业培养计划中重要的课程,其目的在于文科人才所必备的历史素质,为培养我国现代化建设需要的高素质人才服务。在高等文科院校,大学历史的学习,不仅使学生的知识结构扩充,更重要的是,对培养学生的创造性思维能力、抽象概括能力、逻辑推理能力、自学能力、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能力,对开阔学生思路,提高学生综合素质等都有很大地帮助。因此,大学历史教学一直深受重视并且不断提出高要求。 (二)指导思想 大学历史教学改革的指导思想是遵循高等教育的基本规律,全面贯彻落实教育部于2002年启动的“质量工程”计划的精神,以传统大学历史教学内容为主线,辅之以历史训练、历史讨论、历史考察和历史素质培养四条支线,启蒙学生的创新意识,全面推进素质教育,逐步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应用历史理论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三)基本方向 其基本方向是以精品课程建设为目标,以教学内容改革为动力,以师资队伍建设为根本,以建设教材优质为优秀,以现代信息技术的应用为突破口,以教学理论研究为保障,以教师为主导,以学生为主体,不断深化大学历史教学改革,构建并逐步完善符合高校高素质应用性人才培养目标的大学历史创新教学体系。 二、大学历史课程教学改革成果主要内容 (一)积极开展教学研究,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大学历史教学团队紧跟教学要求的新形势,积极开展不同形式的各类教学研究活动。特别是实行了新的分级教学模式以来,不断完善适用于不同层次的历史班的教学大纲、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并把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的建设作为教学改革的重点。 (二)实施并不断完善具有特色的探讨教学模式 大学教学团队在教学思路上的改革体现在对新形势下的教学新模式的不断探索,这种教学模式在内容上不仅重视基本知识的讲授,更侧重科学精神和科学思想的启迪,培养学生对学术的旨趣,注重在教学中体现研究方法和科学精神的引导。 1、修订教学大纲 修订的教学大纲应当更加注重基础理论、方法的教学,突出重点内容的理解,注重学生应用能力的提高,使其更能适应高等教育在新形势下向“大众化教育”转变的需要。 2、制定教学计划,调整教学内容 根据新的教学大纲,依照不同分级层次,制定新的教学计划,适当调整教学内容。对历史综合知识底子好的学生,教学内容适当加深加宽,教学进度适当加快,以保证学生有扎实的历史功底、较宽的知识面和较强的分析能力,特别是着重增加有关历史讨论和历史考察的教学内容,为学生后续专业课学习打下良好的历史学基础。 3、制定并实施后续精英培养计划 针对提高班和部分基础较好的学生,从第四学期开始,增开历史训练课程,连续四个学期,不间断对学生的历史素质进行专项训练。 4、教学方法改革 教学方法的改革与使用的前提是首先要让学生意识到自己是学习的主动参与者与积极探索者,在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的同时,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为学生的积极参与创造条件,引导学生去思考、去发现、去创新。为此,在教学过程中始终坚持多样化的教学方法,采取课堂讲授、课堂练习、启发式提问、讨论、介绍有关学科的科研动态或实际应用等多种教学形式,吸引学生参加教学,实现师生互动,活跃课堂气氛。 三、大学历史教学改革的主要方法 (一)更新教育观念,改进教学方法 过去传统教学方法,是重视对知识的传授,而忽视了对学生的全面发展。我们要更新教育观念,新课程改革要求教师以人为本,以学生为主体,要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积极性,不能把学生当作灌输“知识容器”。在历史教学过程中,既要指导和帮助学生掌握知识,又要培养学生获得情操的陶冶、智力的开发和能力的提高,同时还要培养学生形成良好的个性和健全的人格。 要改进教学方法,在历史教学过程中,既是培养学生掌握知识的过程,又是培养学生身心发展、潜能开发的过程。通过教学活动,不仅让学生掌握历史知识,更重要的是让学生从心灵深处激发出对优秀历史人物的崇敬,从而受到历史人物的优良品质的熏陶和感染,以提高学生的思想素质修养,培养学生的个性和健全人格。历史教育不仅是让学生学会记住历史时间、地点、人物、事件的发生、发展情况,而且是为了使学生的思维能力得到更充分的发挥,不断地提高学生的思想素质,发展学生的智力潜能。因此,把过去重视传授知识为主,转为重视发展学生能力为重点的教育方向。 (二)倡导教师的“教”是为了学生的“学”。 在传统的教学中,总是由教师牵着学生鼻子走,学生要围绕教师的指挥棒转,实行以“教”定“学”的模式,让学生配合或适应教师的教,使学生被动学习,造成学生的主动学习性丧失了。因此,这种以教师的“讲”为中心的教学方式,使学生处于被动状态,不利于学生潜能开发和身心的发展。例如,在分析历史事件的产生原因和影响时,如教师过多地讲解、分析,让学生被动地听说,这样就是以教师为中心的教学方法,不能培养学生思维能力和实践能力。 新课程的倡导教师的“教”,是为了学生的“学”,就是要求教师在上课时,注意学生的反应,关注学生的学习情况,而不能只顾自己滔滔不绝地“讲”,不管学生是否接受,在课后还要对不同层次的学生进行辅导,与学生进行交流,要把学生适应教师,转变为教师要关注每个学生的发展。认真研究如何引导和启发学生学习,接受教师传授给学生的知识,以提高学习效果。 (三)由重教学结果,转向重教学过程的转变 传统的教学方式,是“重结果,轻过程”,这是一个十分明显的教学弊端。它是让学生走向死记硬背的科学知识,把学生推向应试教育的死胡同角落里,不能培养和提高学生的思维能力。因此,我们要重视教学过程,让学生明确学习历史的目的和意义,注重培养发展学生的思维能力,提高学生学习历史的兴趣。要让学生通过学习历史,能亲身经历或体验历史发展的过程,培养学生的思维方法,是历史教学的重要目标。如果强调重学习历史的结果,只会把学生的思维引向一个共同的标准答案的方向,不能发展学生的思维能力。而重视教学过程,则要求教师在教学设计中,揭示历史知识的发生过程,也就是历史的思维过程,让学生在思维中得到训练,既长知识,又能增进才干。 我们学习历史科学知识,是经历“(具体)感知――(抽象)概括――(实际)应用”的认识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则有两次飞跃。第一次飞跃,“感知――概括”,让学生的认识活动,在具体感知的基础上,通过抽象概括,才能得到历史的结论。第二次飞跃,“概括――应用”,就是把掌握的历史知识的结论,应用于实际的过程。教学实践证明,学生只有在学习历史过程中,真正实现了这两次飞跃,才能实现历史教学目标,更好地完成历史教学任务。 (四)改进教学方法,提高教学效果 学校开展素质教育的目标,是培养学生全面发展,而不是要让学生在每一个方面都按照同一规格平均发展,要以学生为主体,充分发展学生的个性和特长,调动学生的积极性。不能按照统一模式进行教育,既不利于人才的培养,也不符合时展对教育的要求。因此,要求教师在教学形式上,可以综合运用集体授课与活动、分组讨论或互相交流、自学与辅导,搜集历史资料与独立研究等多种学习形式,实行不拘一格的学习方法。 在教学过程中,要采取灵活多变的教学方法,在每堂历史课都应按照实际的需要,设计教学内容与方法,以满足各层次学生的需要,要认真了解分析学生的差异性,针对不同层次的学生,采取不同的教学措施和方法,做到因材施教,有的放矢,才能更好地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充分发展学生的各种各样的潜能,以提高历史教学效果。 四、大学历史教学改革具体推进策略 (一)制订强有力的政策,营造有利于创新人才培养的制度环境。从制度上,针对历史学科的特点和学术发展的需要,进行专业建设,建立科学的学术评价体系和教师考核评估制度。学校要营造重视本科教学、培养创新人才的氛围。一方面,通过宣传使教职工能够切实转变观念,树立精英教育的理念,对学校人才培养的目标有充分的认识。另一方面,学校需要制定政策营造有利于创新人才培养的制度环境。如教师晋升中的考核指标体系应充分体现对本科教学的重视,设立优秀课程教学岗位,对教师进行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改革探索的鼓励措施等。在制度环境的营造上,学校、职能部门应做好创新人才培养体系的设计、实施保障工作。 (二)建设一支具有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的教师队伍。培养创新人才,关键在教师。如果教师没有创新意识,不了解学术前沿,没有创新的科研成果,就不可能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在师资队伍建设上,一方面要使教师树立起本科教学中心地位的意识,鼓励教师进行科学研究和教学研究,把学生带到学科的前沿,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另一方面,对教师要进行教学方面的系统培训,使教师能够了解教育理论的新成果,并运用到教学中。学校、学院应建立本科教学的激励机制,在政策上、资金和资源配置上对教学适当倾斜,鼓励教师教学投入,开设新课,改进历史教学方法。 (三)先试点,后推广。鉴于历史教学改革内容复杂,具体情况各有不同,应当首先进行小范围试点,“精耕细作”,找出具体改革途径和方法,再进行大面积推广。试点中首先应当针对学生培养的全过程提出总体培养目标,包括知识结构、综合能力、思想品德、体质状况、艺术修养等方面。对于各方面的培养进行分解,通过不同手段和途径实现培养目标。分解之后应对每一门课程、每一个环节进行具体设计,主要是要对照总体目标进行设计,形成综合总体效果。课程目的的实现手段应当多样化,除了课堂讲授,应当更加注重学生的自我学习和实践环节,对于社会科学类的课程,应当把社会实践作为课程设计中必备的内容。课程设计应当有助于综合利用知识解决问题的训练,最终考核也应当采用更加灵活的方式,主要考核学生是否达到了培养目标中规定的目标,也应考核学生是否增强了各种综合能力。在试点过程中应当不断总结经验,不断检验具体课程和培养环节的效果,不断进行修正和改进,以期达到总体最佳效果。 (四)充分发挥基层学术组织在教学改革中的积极作用。在历史教学模式的改革方面,学校应积极探索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在这方面,学校是主体。学校在培养方案的制定与实施上要发挥主要作用。在课程内容的改革上,系是主要的力量。在政策方面,学校有进行教学改革的主动权,根据每个学校的具体情况,每个学校都可以做改革的试验田,如在理顺研究所、系、教研室之间的关系,课程内容、教学方法、考试方法的改进方面,学校层面可以做很多工作,给予政策上的支持。教师是人才培养的决定性因素,教师的职责是积极进行历史教学研究,在历史教学模式上进行探索和尝试。学校的职责是负责历史教学改革的思路和总体设计,制定制度和政策来规范教学工作,建立健全教学激励机制,做好历史教学的组织协调与服务工作,负责营造重视历史教学、积极倡导历史教学改革的整体氛围。 五、大学历史教学改革与建设的效果 (一)学生学习评价 结合各学期教学检查的结果、听课情况、学生的反映情况和其他教师的评议,从教学态度、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效果、教学环境等多个方面对担任高等历史课程的教师授课情况进行评教。 (二)教学督导评价 教学督导对学校所有担任大学历史系列课程的教师授课水平的提高起到了很好的监督和促进作用。 (三) 后续课程的学习效果 大学历史是重要的课程,对学生后续专业课程的学习具有重要作用。从学校和各个学院反馈的信息看,由于学生历史素质的不断提高,使得各学院专业理论和讨论课的教学质量得到了保障,学生的专业素质和技能不断提高,一批品学兼优的学生脱颖而出,他们凭借扎实的历史基础在各种历史竞赛胜出。 总结: 总而言之,大学历史教师要在新一轮的历史教学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中,使自己的教学观念与教学方法,发生根本性的改变,要求教师要随着新课程下的课堂教学方式的改变,重新形成自己的教学方式,顺应时展的要求,做到“随机应变”,才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才能不断地创造佳绩,提高教学效果。(作者单位:黔南民族师范学院历史与社会文化系) 大学历史论文:大学历史多媒体教学的现状调查与反思 摘 要:随着世界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多媒体技术已在社会、生活、教育等诸多方面占据了十分重要的地位。尤其是教学领域,已经发展成为一种非常实用的教学手段。多媒体教学以其特有的直观性与趣味性,在大学历史教学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但是,在多媒体历史教学取得巨大成绩的背后,也存在着一些不能忽视的问题与不足。本文通过对大学历史多媒体教学的现状调查,对存在的问题,进行一些反思,提出一些措施,促使历史多媒体教学能够有良好的发展。 关键词:大学历史 多媒体教学 现状调查 反思 1 历史多媒体教学的现状调查 1.1 历史多媒体教学环境下学生学习情况的调查 对于大学历史多媒体教学的现状调查,是通过发放问卷的形式进行的。这种方法相对于一些网上调查虽然繁琐一些,但通过对调查结果的分析,表明结果的真实性与代表性还是可以参考的。由于调查人手与时间的有限,所以笔者只在自己所在城市及周边城市进行了调查,选取了一些大学发放了适当数量的问卷,虽然范围没有特别大,但也能代表一定空间的水平。 1.1.1 学生对历史多媒体教学的整体评价 在对历史多媒体教学的看法上,有81%的大学生表示适应这种教学方式,而对这种方式表示不适应或者有些不喜欢的占到7%。其他学生保持中立观点,既不支持也不反对。这说明了大部分的大学生对于多媒体教学还是持支持与喜欢的态度的,这也充分体现出了多媒体教学的优势是很大的,而且很受大学生喜爱。而少数大学生的不赞成态度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在现今的历史多媒体教学中还存在需要改善的问题。 在历史多媒体教学的利弊评价上,有57%的大学生认为利大于弊,有27%的大学生认为利弊平衡,有16%的大学生认为弊大于利。由此可以看出,超出半数的大学生对历史多媒体教学是持肯定意见的,在历史多媒体教学中应该发挥其优势来辅助教学的完成。 在历史多媒体教学的重要性上,有20%的学生认为非常重要,38%的学生认为比较重要,两者百分比已达到半数以上,充分说明大学生对历史多媒体教学的认可与接受程度是比较高的。 在历史多媒体的满意程度上,非常满意和比较满意的占据了55%,24%的学生表示一般满意,剩下的学生持保留意见。这表明大学生在认可历史多媒体教学的同时,对其还有一定的期待。 1.1.2 大学生对历史多媒体教学的效果评价 此次研究将多媒体教学与传统教学的关系作为一个重点。传统教学的重要特点就是将教师的讲解与板书相结合,在这种情况下,学生便于记笔记。同时在教师的系统讲解下,学生能形成较为清晰的思路,但学生学习的主体地位就无法体现。而在多媒体教学下,学生的主体地位虽然显示出来,但大部分学生反映难以记笔记,从而理解起来有困难,认为更好的方式是将多媒体与板书相结合。这样既可以发挥学生的主体地位,又能够将知识形象直观地表现出来。 多媒体辅助教学的效率也是一大研究重点。多媒体教学固然有其不可替代的优势,但超过半数的学生表示多媒体课件的信息量太大,课上根本不能完全接收。由于信息量大导致教学速度快,以至于学生思维跟不上,这就使学生在上课时缺少必要的思考时间,更没有多余的记笔记时间。这是多媒体教学的一大问题。 1.2 历史多媒体教学环境下教师教学情况的调查 对于历史多媒体教学教师情况的调查,是通过访谈的形式进行的。虽然数量不多,但从调查结果来看,具有一定的普遍性与可信度。访谈内容主要是针对历史多媒体教学下教师的感受。笔者通过面对面交谈、电话访谈、网上交流等方式,对20多位教师进行了访谈,大致了解了他们对历史多媒体教学的体会与思考。以下是对访谈结果的分析与思考。 1.2.1 历史多媒体教学基本情况 在接受访谈的教师中,有87%的教师经常使用多媒体,而在这些经常使用多媒体的教师中,又有75%的教师每节课都会使用多媒体。只有极少数教师不习惯使用多媒体,而年轻教师使用多媒体的频率相对高一些,甚至有一部分年轻教师表现出对多媒体教学的依赖,没有多媒体就会有一种无所适从的感觉。这种情况一方面体现了年轻教师对多媒体技术的熟练运用和学校多媒体设备的完善,但同时也体现了年轻教师传统教学能力的退化。从整体来看,单纯地依赖多媒体并不好,因为并非所有的教学内容都适合用多媒体来完成,有些教学内容需要传统教学方式的介入才可以达到完善。而且,多媒体只是教学过程中的一种辅助工具,并不能在教学中占据主导地位,不能忽视师生、生生之间的交流以及学生的主体地位。 1.2.2 历史多媒体教学中教师的备课情况 在多媒体的备课情况上,教师的差别很大。备课时间包括教师熟悉教材、分析教材的时间,通过各种途径搜索资源的时间,多媒体课件制作时间等。访谈结果表明,教龄越长的教师,一般备课时间越长,他们对教材更加熟悉,但备课却更加用心踏实。因此,他们在教学目标的完成上,更容易达到知识与能力、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与价值观三者的完美结合。而一些较年轻的教师的备课时间与准备程度就差一些。他们在备课中遇到最多也是最大的问题,就是搜集了大量的相关资料,但利用课上的50分钟时间根本不可能全部讲完,因此材料的取舍很困难。这也是多媒体教学中很多教师面对的一大问题。 2 对历史多媒体教学的思考 通过以上对历史多媒体教学现状的一些陈述,表明在历史多媒体教学中还存在着很多问题,如对多媒体辅助教学的功能认识不足,现代教育技术理论与水平有限,多媒体课件制作水平有待提高,教师角色定位不够准确等,这些都是当前历史多媒体教学中不可忽视的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需要教师与学生的共同努力,更需要相关教育部门的重视,而且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潍坊科技学院,山东 寿光 262700) 大学历史论文:大学历史多媒体教学的利弊及对策研究 摘 要:我国传统的课堂主要是使用一本书、一本教案、一块黑板、一盒粉笔等工具进行教学,教师通过使用这些工具向学生传授知识。然而在现代社会,网络技术的不断应用和多媒体技术的出现给教育带来了巨大的变化。随着科技水平的不断提高和时代的不断进步,人类教育的水平也在不断提高,目前大学使用最多的就是多媒体教学。本文主要讲述大学历史多媒体教学带来的利与弊并分析其弊端的修正对策。 关键词:大学历史 多媒体教学 教学策略 1 大学历史多媒体教学带来的益处 1.1 促进学生思维的发展 在以往传统的教学过程中,教师比较重视历史知识的逻辑性,而对历史的形象性有所欠缺,这样容易使学生只学习了知识,思维方面却处于休眠状态,这样只会让学生觉得课堂枯燥无味。多媒体教学可以从各个方面开发学生的感觉器官,促进大学生在思维能力方面的发展,使学生的整个大脑都可以活跃地运动起来,通过这种思维的促进和感性的理解,学生在课堂上的思维状态将会变得更加积极,很好地培养和提高了学生的思维能力。 1.2 节省教学时间,扩大课堂容量 大学历史课的课本信息容量非常大,主要提纲也是繁多,如果采用原始的口述教学只会让师生之间厌倦疲惫,课堂效率较低,而采用多媒体教学模式则不会出现这种情况。例如,教师在讲述中国近代史不平等条约时,如果是原始的口述教学,那么教师则是按照每个条约在课本上出现的先后顺序开始讲述,当要拿来比较时,还需要又重新返回查看,如果采用多媒体教学,那么可以在屏幕上直接列出各个不平等条约,学生可以清楚地看出每个条约的主要内容和差别,对知识的印象也更加深刻,同时也节省了教师的教学时间。 1.3 营造历史氛围,提高学生兴趣 在历史课堂上,营造历史氛围,激发学生兴趣是提高教学质量的有效方式。多媒体可以播放许多形象生动的画面,感人肺腑的配乐,恰当的解说,鲜艳的色彩,可以直接刺激学生的大脑皮层,引起兴奋,学生对知识点的记忆更加深刻。学生要想掌握好知识,就必须在课堂上集中注意力,并对知识点产生浓厚的兴趣。原始的教学模式就是教师讲述,学生听课,虽说这种教学模式已有很悠久的历史了,但是它毕竟也是有弊端的。历史本身是十分漫长且复杂的,仅靠教师的讲述与学生的想象,很难引起学生的学习兴趣。而通过多媒体这个教学工具,将书本上静态的知识转为屏幕上的动态画面,使学生有种身临其境的感觉,从而也提高了学生的学习兴趣。 1.4 提高记忆效率 多媒体可以刺激学生的视觉和听觉,学习历史知识,需要对知识记忆进行巩固,不能学了前面忘了后面,所以巩固知识和掌握知识非常关键。经心理学家分析,多个感觉器官一起工作会提高记忆的效率。在历史教学课堂中,利用多媒体播放多姿多彩的历史视频画面,直接在学生的大脑中留下深刻的印象,加上一些视觉和听觉的刺激,更是加强了记忆效果,提高了学生的学习效率。 2 大学历史多媒体教学给大学生带来的负面影响 2.1 不利于师生间直接交流 在科技社会,人与人之间的沟通非常重要。原始的教学方式就是教师面对面地跟学生教学,互相交流和沟通知识,学生在学习的时候,通过教师的阐述,也知道自己在学习的过程中需要做些什么,明白自己要如何让去学习历史这门课,学生只有知道了学习这门课的主要目的,才能将其恰当地运用到社会生活中去,大学的历史教师必须跟学生清楚地解释这些内容,并给予指导。如果通过多媒体历史教学方式,让学生与计算机打交道,缺少沟通,师生间面对面交流的时间也少了,师生关系越来越疏远。 2.2 教师的教学主导地位被削弱 在传统的教学模式中,教师是占主导地位的,而在多媒体教学课堂上,网络已取代了教师的地位,成为了教育界的主角。有部分大学历史教师,直接就将自己放在次要地位,而将播放多媒体视频作为整个课堂的优秀,这就完全颠倒了主次,毕竟多媒体只是教学的一个辅助工具,根本不可能取代教师的工作。历史教师不仅要交学生学习历史知识,还要教会学生学习的手段和方法,教学生如何正确地思考和观察问题,规范学生的价值观,而多媒体不可能教会学生这些课本以外的知识。 3 完善大学历史多媒体教学的对策分析 大学历史教师应该把传统的教学和多媒体教学结合在一起,多媒体教学生动形象地吸引学生的注意力和学习兴趣,再结合历史教师的口头讲述,中间还可以参杂小组讨论等教学环节,有利于师生之间沟通交流,提高大学历史课堂教学效率。另外在制作多媒体课件时必须精细,内容简单明了,有针对性,学生一眼就可以看懂,对于不同的历史知识点,应该采取不一样的多媒体模式,不能古板不变,应该因课而变,像逻辑不强的知识点可以通过一些讲述一句带过,而对于逻辑性比较强的知识点,就可以加入一些视屏播放,增强记忆。例如,当讲到《北京条约》这种逻辑不强的,就可以直接将条约内容列出,像《重庆谈判》就可以加入相关视频,为学生播放视频,使学生能够更加全面地了解整个历史内容,同时也加强了学生的记忆力,学生的眼界得到了开阔,激发了学生对历史这门课的积极性,提高了学生的学习兴趣。 4 结语 大学历史多媒体具有形象生动的特点,学生能够直观地看出历史的画面,通俗易懂,它打破了原有的黑板粉笔式的教学模式,使用多媒体可以使历史场景更加生动,通过一些图片更是渲染和营造历史氛围,大大地提高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同时通过直观的观看图片可以节约教学时间,从而扩大了教学课堂的内容。与此同时,多媒体虽然给教育界带来了飞快的进步,也出现了一些弊端,毕竟任何新事物的出现都会带来利与弊,我们也必须认识到多媒体教学的弊端,不能过于盲目地追求多媒体教学,要做到扬长避短,只有这样才能使大学的历史教学质量不断提高。 (潍坊科技学院,山东 寿光 262700) 大学历史论文:从大学历史发展演变过程反思中国大学之魂 摘要:纵观我国大学历史发展演变过程,大学之魂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大学之魂,即大学精神,是大学自身存在和发展中形成的具有独特气质的精神形式的文明成果,是科学精神的时代标志和具体凝聚,是整个人类社会文明的高级形式。在我国教育改革不断推行却不见明显成效的今天,从大学历史发展演变过程中反思中国大学之魂,对于端正当代大学生的学术态度、净化学术氛围具有实用意义,同时能为高等教育改革深化提供思考方向。 关键词:大学之魂 学术自由独立 兼容并包 德育 大学人 高等教育改革近年来一直是一个热点话题,人们也一直在思考钱学森老前辈留下的问题:“为什么中国的大学培养不出杰出的人才?”众所周知,大学精神是大学之魂,是一所大学得以立足并持续发展的源泉。为适应当代中国经济与社会的转型,对大学转型及其精神重建问题的合理优化以及创新的解决就显得极其重要。本文将从中国大学历史发展演变过程及其主要精神,大学精神的重建两个方面来反思中国大学之魂。 一、中国大学历史发展演变过程及其主要精神 (一)古代 古代中国虽无大学之名却有大学之实。古代大学一直是以儒家思想为主导,提倡“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格物致知强调的是实干精神,即对待学术问题不能有丝毫的马虎。无论是学者名人,还是文人骚客,他们无不认同实干对于获得真知的重要性。诚意,正心,修身,译为现代文即提升自我思想道德修养。因此,高等教育教学在重视专业知识训练的同时应强调德育的作用。在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当代中国,德育的教化功能以及对人们的德育评估就显得尤为重要。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三者注重的是做大事,而非做大官。我国近代民主革命领袖孙中山先生在视察山东时也指出“要立志做大事,不要做大官”。 (二)近代 近代中国大学数量少,但质量高。鸦片战争后,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指导下,我国高等教育开始了向西方全面学习,逐渐建立了中国现代意义上的大学制度。1898年,创办的京师大学堂是我国现代意义大学的开端。前北大校长蔡元培的教育主张是兼容并包。网罗百家,大学独立,学术自由,教授治校,学生自治,到现在还是我们的愿景。西南联大时期,冯友兰曾代表西南联大校方致教育部陈立夫部长一封信。在信中,他指出:“夫大学为最高学府,包罗万象,要当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岂可刻板文章,勒令从同?”这些伟大的教育家都不约而同地强调教育之道在于让受教育者自由思考,鼓励创新。 (三)现代 新中国成立之初,百业待兴,国家把精力主要集中在经济建设上,但大学教育仍未中断。“”时期,大学教育被迫中断了。直到1978年恢复高考,我国大学教育才出现了中兴。当时的学生,追求真理,崇尚创新,关注现实,勇于批判,学校的社团特别活跃。整个八十年代,中国的学术努力向世界前沿接轨,老的学科出现了新的观点,被取消的学科迅速恢复,涌现了新的学派。这样,大学站在了社会进步的前沿。然而,到了九十年代,中国大学精神再度进入误区。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高等教育受教育者的目的性越来越强。很多高校亦顺应时代的潮流,在招生、教师评估、大学发展目标等方面越来越经济利益化。虽然国家极力推进高等教育改革,推出“211”“985”等高校人才培养计划,但收效甚微。 二、大学精神的重建 面对经济全球化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浪潮,大学精神该如何在保持独立自主的前提下,更好地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呢?这个问题可从以下三个视角来分析。 (一)大学精神重建应重视德育工作 自古以来我国就强调以德治国,以礼兴邦。大学作为社会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大学精神重建时重视德育是毋庸置疑的。要想建设大学精神,践行德育使命,我们必须认识到德育的四大功能,即规范导向功能、凝聚感召功能、驱动激励功能、熏陶营造功能。规范向导功能即大学精神能为大学人行为思想是否合理提供标准。凝聚感召功能即大学人能在大学精神的号召下聚集在一起从事一些对社会发展有意义的活动。驱动激励功能即大学人会被大学精神所鼓励,奋发图强。熏陶营造功能即大学精神在无形之中对大学人的思想道德行为有影响。这种影响如流水般无痕,却深远持久。另外,践行德育使命,我们必须重视校风、教风和学风,同时还要注意文化育人、环境育人、精神育人。校风是一所大学的名片, 良好的校风既是教育和管理的成果之一,又在教育和管理上具有特殊的作用。它有一股巨大的同化力、促进力和约束力,是一种精神力量和优良传统。而良好的教风是一个学校基本特征的体现,浓厚的学风则是学校精神的体现。因此,重建大学精神理应高度重视精神文化这些软实力的作用。 (二)大学精神重建,政府应该放权,尊重大学教育的独立性 这里所说的大学独立性提倡大学人的理性批判。在文化多元化的今天,外来文化对我国文化的冲击越来越明显,大学人唯有始终秉持理性批判精神,方能弘扬与发展我国先进文化。1998年,在巴黎总部举行的世界高等教育大会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不仅要求大学用创新的教育方法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能力,而且强调大学师生应当完全独立和充分负责地就伦理、文化和社会问题坦率地发表意见,通过不断分析社会、经济、文化和政治趋势,增强批判功能和前瞻功能并成为预测、警报和预防的中心[1]。大学只有远离行政化,尊重学术独立性,让自由之风在大学里盛行,大学精神的重塑才有意义。也只要这样,大学精神才能持久,影响一代又一代莘莘学子。 (三)大学精神重建,大学人应主动承担大学责任 大学精神的重建,说到底还得大学人自己来建设。大学人主要包括三类人,第一类是大学领导者,他们是大学精神构建的倡导者与创造者。如蔡元培于北大“学术自由,兼容并包”;梅贻琦于清华“与时俱进,重视做人”;竺可桢于浙大“实事求是”。第二类是大学教职员工,他们是大学精神构建中的传播者与实践者。第三类是大学生,他们是大学精神构建的继承者与辐射者。他们在大学中修养的大学精神精髓在他们步入社会后会在不知不觉中影响他们的生活与工作,同时还会感染身边的人。因此,增强大学人对大学精神重建的责任意识,对于大学精神重建有着决定性的影响。 大学历史论文:论大学历史专业课堂教学与爱国主义教育 【摘要】爱国主义教育是当代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之一,大学历史专业课堂教学是对大学生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培养良好思想品德的重要阵地。文章探讨了在历史专业课堂教学的同时,如何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试图开创出一条高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新的有效的途径。 【关键词】大学历史专业 课堂教学 爱国主义教育 德国著名的教育家赫尔巴特说:“教学如果没有进行道德教育,只是一种没有目的的手段,道德教育如果没有教学,就是一种失去了手段的目的[1]”。这就揭示了教学与德育之间的密切关系。一方面,教学不是单纯的传授科学文化知识;另一方面,思想道德教育也不能脱离科学文化知识而进行空洞的教育。只有把二者结合起来,才能真正地完成教学任务,达到教书育人的目的。 在历史专业课堂教学,特别是中国古代史的课堂教学中,传授历史科学文化知识的同时,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是非常必要和有效的。只有这样,才符合教育家赫尔巴特的教育目的,真正做到既教书又育人。 列宁指出:“爱国主义就是千百年来巩固下来的对自己的祖国的一种最深厚的感情[2]”。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是培养其良好思想品德的重要途径,中国古代史的爱国主义教育资源非常丰富。在长期的课堂教学实践中,把爱国主义教育寓于历史科学文化知识的传授中,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了尝试: 一、讲述中国古代悠久灿烂的文明史,以培养大学生的民族自豪感 中国是世界上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从旧石器时代的元谋人算起,我国已有一百七十万年以上的历史。距今7000到5000年,在黄河流域,半坡的先民们,就开始种植粟,中国是世界上最早种植粟的国家。在距今7000到6000年,在长江流域,河姆渡的先民们,开始种植水稻,我国是世界上最早栽培水稻的国家之一。可见,我国的农业文明已经超过七千年的历史。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的先民们种的植粟和稻,至今,依然是人类的主要粮食品种。先民们还发明了原始的畜牧业和手工业,尤其是他们发明的蚕丝织布,使中华民族被誉为“丝的国度”和“丝的民族”。四五千年前的尧、舜、禹时期,是我国原始社会向奴隶社会过渡的时期,这时我国已开始迈向人类文明的时代。 中国文明历史源远流长,从来没有间断。我们是世界上唯一古老而历史又从未中断过的国家和民族。正如冯天瑜先生所说,曾经辉煌一时的古埃及文化、巴比伦文化于两千年前趋于黯淡;印度河流域的哈拉巴文化被来自中亚的亚利安人扫灭;创建过太阳金字塔的玛雅文化,也衰败于中美洲丛林;光焰万丈的希腊文化,则被罗马所取代;罗马文化又因日耳曼蛮族入侵,而毁灭殆尽,……唯有中国文化,却于坎坷跌宕中延绵发展,始终未曾中绝,成为世界史上“连续性文化”的典范[3]。从旧石器时代到新石器时代,从夏商周三代,中经春秋战国、秦汉隋唐,到宋元明清,上溯几千年甚至百万年都可以找到历史的依据和根源。我国是世界上最早具有文字的国家之一。至今,中国的古文字并没有变成死文字,它一直绵延流传下来,演变成现今通行的汉字。 中华文化在无数个世纪当中连续辉煌,显示出旺盛的生命力,具有无与伦比的延续性。世界其他文明古国的文化,都出现过大幅度“断层”,甚至盛极而亡,唯有中国文化,历尽沧桑,饱受磨难,于起伏跌右中传承不辍。这是一种“自强不息”的文化,值得我们为之骄傲,为之自豪。我们应当珍惜这份文化遗产,并让她发扬光大。通过讲述,激发大学生的民族自豪感,帮助他们树立起“爱我中华”的坚定信念。 二、讲述中国古代的辉煌成就,以增强大学生的民族自信心 中华民族是对世界文明发展产生过极为深远影响的民族。中国的文明在世界遥遥领先,我国长期以来是对世界文明作出贡献最多的国家之一。中华民族在创造灿烂文明的过程中,形成了具有强大生命力的传统文化,其内容包括了社会科学、文学艺术、科学技术等方面的成就。古代中国不仅孕育了无数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学艺术家、科学家、史学家、军事家等等,而且留下了丰富的文物古迹、经典著作,这份丰富的文化遗产是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宝贵财富。 指出:“在很早的时候,中国就有了指南针的发明。还在一千八百年前,已经发明了造纸法。在一千三百年前,已经发明了刻版印刷。在八百年前,更发明了活字印刷。火药的应用,也在欧洲人之前[4]”。上述四项,世界上称之为中国的“四大发明”。充分说明中国古代曾经是世界上科学技术最发达的国家。其实,中国古代的发明创造浩如烟海,占据世界领先地位的远不止四大发明。例如,我国古代以计算为主的数学成就,被马克思称为“最妙的发明之一”。《九章算术》已被证明在当今现实生活中仍然具有巨大的科学推动作用。它的计算方法,不仅能证实世界上许多新的科学成就,而且还是一些新的学科的促进力量。科学家们正在重新认识我国古代人民建筑长城和修筑大运河的建筑技术,得出它们的许多方面是“世界建筑史上的奇迹”的结论。其他方面,如中国古代的天文历法、医药学、交通、冶炼铸造、酿酒、制漆等等,都取得了世界领先的成就。 中国古代的辉煌成就还体现在发达的农业和手工业方面,中国是一个传统的农业大国。我们的祖先在世界上最早培育了水稻、粟等农作物,并于春秋战国时形成农家学派。公元前256年,李冰修筑了举世闻名的水利工程都江堰。此后,出现了郑国渠、六辅渠、白渠、芍陂等许许多多的水利灌溉工程。古代的农具多种多样,并且不断得到改进。农业从粗放向精耕细作转化,产量不断提高。古代史上,还出现了贾思勰等著名的农学家和《齐民要术》等不少的农学专著。 中国古代的手工业一直领先世界。三千七百多年前,中华民族已经进入青铜时代。商代司母戊大方鼎的铸造,表明我国古代的青铜制造技术达到了很高的水平。至迟在春秋中期开始采用的冶铁技术,比欧洲要早一千五百年。商朝时,我国就出现了原始瓷器。随着原料和烧制技术的不断改进,到汉代时,瓷器生产已进入成熟阶段。以后,出现了柴、钧、汝、哥、定等五大名窑,以及瓷都景德镇。中国瓷器大量外销,我国因之被誉为“瓷器之国”。 中国古代的精神文明,同样辉煌灿烂。劳动人民和无数的哲人先贤,以其丰富的精神文明成就,不断充实着世界思想文化宝库。例如,中国古代哲学思想、伦理道德博大精深,春秋战国时期即出现百家争鸣,儒学在与佛学、道家思想的对立与融合中,历经二千多年不衰。中国古代教育事业兴旺发达;中国古代文学创作、精粹宏篇不胜枚举,先秦散文、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异彩纷呈;中国古代艺术美不胜收,绘画、雕塑、音乐、舞蹈、书法等优秀作品,在世界上享有盛名。 三、讲述中华民族的优秀品质、光荣的革命传统,以激发大学生的爱国主义思想感情 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传统力量来源于人民群众的生活和斗争,先进人物总是起着重要作用。在封建社会,人民处于无权地位,他们的爱国愿望和要求,往往通过包括统治阶级在内的先进人物的活动反映出来。马克思主义历史教育观,历来重视把先进人物史迹的记述与爱国主义教育结含起来,从而激发人们的爱国热忱,特别是国家面临存亡废兴的历史时刻,不同阶级和社会势力的代表人物,总要在爱国与卖国、革命与反动,进步与落后等重大原则问题上发生严重的分歧和斗争,而这种分歧和斗争,则往往关系到国家的前途和命运,通过正反两方面历史人物思想与活动的对比及其荣辱褒贬,是非功过的评述,不仅可使学生别善恶,明爱憎,烘托爱国主义者的高风亮节,并在思想上引起共鸣,而且可以从历史的启示中悟出做人的道理,激发他们继承前辈的爱国主义传统,为民族兴旺,国家富强,社会进步而献身的精神。为了更具体、有效地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课堂讲授必须适当充实史料,丰富内容,增强说服力。这样才能以增强教学的感染力和说服力。 中国古代有崇尚气节的优良传统。所谓“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无不流露出令人敬仰的气节。苏武、张骞、岳飞、文天祥,一个个正气凛然的英雄,他们是中华民族的千秋功臣。 中华民族酷爱自由,富于革命传统。我国历史上有大小数百次农民起义,那些不怕死的农民起义的英雄,敢于同封建统治势力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推动了我国社会的进步。 中华民族历来不能忍受外来侵略者对我国领土的侵犯。明清时期,我国人民进行了反抗沙俄侵略黑龙江流域、反抗倭寇侵略我国东南沿海、反抗荷兰殖民者侵占台湾等斗争,充分显示了中华民族同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和意志,使中国古代的爱国主义传统得到进一步发扬。 上述中华民族崇高的民族气节、富于革命的传统和同敌人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都是激发大学生爱国主义思想感情的宝贵资源。 大学历史论文:美国大学历史系用什么教材 历史是人文学科中最为重要的基础学科之一。我在美国大学历史系学习的几年,体会到人们教授历史的理念和角度却各不相同。有些老师倾向于选择大部头汇编的全史作为必读教材,把历史当成一幅由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组成的全景图,以帝王的更替作为索引,带领学生“观图评述”,以图使学生对宏大的历史进程拥有比较全面的认识。而有的则对第一手资料极为看重,近乎偏执地追求接近所谓的真相,并通过对“历史真相”的了解,认识历史的发展规律,寻找避免人类悲剧重演的可能性。 从文学著作看历史 文理学院是美国高校中以通识、小规模、高质量著称的本科教育。老师在教授历史的同时,将其与文学和哲学联系在一起,当成所有本科学生的基础教育。文理学院的学生在选择科系之前,都要经历大学一年级的摸索和通识教育。专供大一学生选修的讨论课有许多不同专题,但无论你选择的是“印度女性”、“经济走势”还是“新能源”等等这些看似风马牛不相及的题目,老师都会采用同一种教学模式。学生要学会:如何在讨论中表达意见;如何规范地论证自己的观点;如何架构一篇论文;如何做一个合格的幻灯报告;如何区分各个科系的脚注格式(由于我是历史系的学生,所以很快就被迫学会了熟练地使用历史系标准的“芝加哥式”脚注);甚至还有如何适应机械性的大量阅读……如果学生不能以合格成绩完成专题讨论课,就无法正式进入自己选择的专业学习。于是,专题讨论课常常会成为文理学院淘汰学生的第一个“鬼门关”。当时,身为大一新生的我并不知道,大三那年会有急剧攀升的海量阅读等着我。我自然也不会想到大四那年写毕业论文的过程中,从大一一路积累的基础训练和阅读能力会成为一切研究的基石。毕业时,我才懂得和那些学术训练相比,大一讨论课所学习的具体专题内容其实微不足道。 大一选定历史专业后,我有整整三年的时间通选学校开设的几乎所有历史课。而无论是哪一国、那一段的历史,我们总会被老师要求阅读一些看似与历史本身并无直接关联的文学甚至哲学作品。他们坚信追寻同时代人身临其境的“生活体验”会让学生对大时代有着更为直观立体的感受。 大二的时候,对俄罗斯历史几乎一无所知的我选修了俄罗斯文明史。出乎意料,拿到手中的第一本教材竟然是普希金的《欧根・奥涅金》――一部诗体爱情小说。由于语言的隔阂,我只能囫囵吞枣地咽下书中的诗意。然而随着阅读的深入,19世纪初俄国农奴社会的现状却跃然纸上。我从字里行间看到了当时俄国的乡村和莫斯科,认识了平民与贵族,了解到源自西欧的传统在19世纪初已经成为俄国贵族争相追逐的时尚。正如著名的文艺评论家别林斯基所说,《欧根・奥涅金》足以称得上是 “俄国生活的百科全书”。 通过勾勒一位标准上流社会青年的形象,普希金细致地描写了奥涅金的所有细节:英伦范儿着装、流利的法文、优雅的谈吐和“玛茄卡”的舞蹈。这些都是19世纪初俄国年轻贵族身上特有的标签。普希金把奥涅金形容成“外国的古怪思想新的化身”, 却说奥涅金拒绝的女孩达吉亚娜“有着俄国人的心灵”。这固然是他们的爱情关系,但谁又能说普希金不是想通过他们的爱情和男主人公对女主人公的抛弃影射大时代呢?奥涅金对上流社会浮华生活的从容和厌烦,一如其他深受启蒙思想影响的年轻贵族一样。如果联想到当时著名的“十二月党人起义”,就会发现,这来自上流社会的起义并不是空穴来风,而是一群受过启蒙教育,在思想上与世界同步的俄国人,在面对落后祖国时的深深无奈和抗争。 也许当时老师并不曾期待作为学生的我们能从这本文学著作中了解多少历史史实,但是文学著作能够给人带来的全局立体感却是历史读物不能代替的。 经典读物《了不起的盖茨比》 随着历史学习的深入,高年级的历史课程越来越倾向于从笼统的历史学习转向对某一个特定时期甚至是某一个特定事件的学习。大三的时候,我选修了20世纪美国史。这是美国史里我最钟爱的时期,因为这里面有让人热血沸腾的20年代――繁华的爵士时代,也有奠定现代国际关系的两次世界大战。《了不起的盖茨比》作为美国几乎家喻户晓的文学名著,一直被美国的高中及大学奉为历史教学和英语教学的双重经典,它自然也成了历史专业老师给我们定下的必选读物。 对于不了解“美国梦”实质的人来说,《了不起的盖茨比》只是一个落了俗套的爱情悲剧:一个怀揣美国梦的贫苦少年盖茨比,在自身的努力和好运的眷顾下终于得偿所愿,过上挥金如土、纸醉金迷的生活。而当他试图用金钱重温旧梦,迎娶曾经因为贫穷而失去的“女神”黛茜时,等待他的却是死亡和梦想的幻灭。他每晚从自己居住的纽约长岛“西卵”望向对面“东卵”黛茜豪宅旁的灯塔绿光。他不断举办最奢华的派对只为以此吸引黛茜的注意。最终,他奢靡的生活俘虏黛茜成为他的情妇,却仍然无法得到他心底所希图的认可与尊重。 作者巧妙地将看似完美的女主角赋予美国梦的意义之后,原本平常的爱情悲剧忽然显得意味深长。在小说的最后,盖茨比替黛茜顶罪,并因此命丧黄泉,而黛茜却和她丈夫一起重新躲回他们的上流社会。当读者和书中的人物一起参加完盖茨比冷清的葬礼时,或许才能领悟到盖茨比这个名字所隐含的嘲讽意味――Gatsby,“门边”。金钱最终没能为他买到通往上流社会的门票。尽管拥有巨额财富,但他与上流社会之间的距离,却如他和那道绿光一样,时时相见却遥不可及。百年前靠传统行业致富的老贵族――也就是所谓的“老钱”,与新兴致富的一代――即所谓的“新钱”中间巨大的鸿沟,不是任何后天努力可以填补的。而当读者把盖茨比与情敌的对决联想到美国的老钱与新钱之间的互相倾轧时,这部小说自然而然便具有了厚重的时代意义。 一个作家最好的作品,往往带有一定的自传性质。对于《了不起的盖茨比》的作者菲茨杰拉德来说更是如此。几乎他所有的优秀作品(如《天堂的那一端》 (The Side of Paradise)、《了不起的盖茨比》(The Great Gatsby)、《夜色温柔》(Tender is the night)以及《最后的大亨》 (The Last Tycoon))都是他各个时期的自传。将这些小说按照创作的时间顺序一字排开,就是菲茨杰拉德的整个人生。而如果横向罗列它们的共性,便是美国爵士时代迷惘而炫丽的绝唱。他作品中反映出来的对于美国梦的失望和对于“老钱”的怨恨并不是刻意强加于作品的“立意”,而只是他悲剧人生的亲身体验。然而作为学习历史的学生却可以通过他的个人悲剧,体会一个时代的无奈。当学生合上《了不起的盖茨比》,老师无需再赘述上世纪20年代的美国是何等繁华,学生似乎也能从书中感到贯穿始终的幻灭感,隐约站在历史的角度“预感”到大萧条的到来。 教学重在启发学生 美国文理学院甄选的历史教材所专注的不仅仅是生动还原和解析历史本身。像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一样,美国的历史教育和教材拣选,同样承载了价值观传承的重任。作为另一本堪称美国历史教材宠儿的著作,《旧制度与大革命》在这方面显然比《了不起的盖茨比》要更加严谨和厚重。 在选修了许多难度适中,教材以文学作品为主的课程之后,大四的我鼓起勇气选修了学校以阅读量大和难度高著称的“法国大革命”。这也是第一次有机会从头至尾,仔细研读托克维尔的大作。 几乎在所有提及法国大革命的历史课上,老师都会把《旧制度与大革命》当成不可替代的经典教材。他关于革命起因的论述,是对喜欢想当然的学生的一记当头棒喝。托克维尔提出“公共繁荣在大革命后任何一个时期都没有大革命前20年中那样发达迅速”。也就是说,所谓的经济并不是大革命爆发的始作俑者。这句话所代表的普遍规律不仅仅针对法国大革命,事实上,历史上所有的重大革命对于广大民众来说首先是一场浩劫,而非新生。革命之所以爆发,有时也并不完全归因于底层民众的生活窘境。爆发时更不是社会最贫瘠的时刻,相反,正是波旁王朝革命前的一系列改革和经济的复苏刺激了民众的期望。尽管物质生活正在缓步提升,但民众的幸福感却日渐低迷。几乎所有的阶层都对自己的现状不满。“30年前对同样的痛苦逆来顺受的人,现在对此却忍无可忍了”。托克维尔认为人们心中的不平衡才是大革命发生的内在基础。他对旧的政府既不同情,也不厌恶,在他看来革命无非归于两方共同的推动。“一方面是一个民族,其中发财欲望每日每时都在膨胀;另一方面是一个政府,它不断刺激这种新热情,又不断从中作梗,点燃了它又把它扑灭,就这样从两方面推促自己的毁灭。” 在通篇论述中,托克维尔几乎不对任何集团和阶级做道德审判。这也代表了现今美国大学历史专业的一种普遍的客观态度。在历史教学中,老师很少对某一个人或某一类人的好坏善恶进行评论,而是着重分析导致这一结果的内在逻辑。比如,托克维尔将法国大革命前贵族对农民的剥削归咎于心灵上的“不在地主制”。托克维尔注意到,中央集权政府必然导致贵族的大范围聚拢。像巴黎这样的大城市势必会吸引越来越多的有钱人。这个问题早在亨利四世当政时就已经被人察觉却始终找不到解决之法。因为这是集权国家的无法避免的副产品。等到路易十六当政时,“农村里几乎只剩下家道小康、无力脱身的贵族……他们也不像昔日那样有心照顾、帮助和领导农民;另一方面,既然不像农民一样承担捐税,他们就不会对农民的凄楚抱有满腔同情,因为他们没有这种经历。他们也不会分担农民的苦衷,因为无切肤之痛。这些农民不再是他们的臣民,而他们也未成为农民的同胞”。正因为这种心理和客观上的高度分离,使得贵族对农民的压榨毫无节制。“农民”作为社会的根基,同时成为人们竞相撇清关系的孤立群体。这是专制体制造成的无奈,如果历史课本仅仅站在道德的高度批判贵族,那么这段历史的借鉴价值将荡然无存。 也许是因为托克维尔尚未完成他的著作,《旧制度与大革命》通篇找不到他对于法国革命的直接评价。托克维尔仅仅提供一个平台给人们思考,罗列关于同一事件来自各个角度的观点,却从不直接把抒发自己的判断放在首位。例如《旧制度与大革命》曾大段引用了保守主义奠基人埃德蒙・伯克的著名观点却并不对此做任何实质性评述。但对如此强烈的措辞不加以抨击,却也证明托克维尔下定义似的观点已经藏在伯克的总结里:“从这座被谋杀的君主制的坟墓中,却走出来一个丑陋、庞大、超出人类全部想象力的可怕怪物。这个丑陋的怪物径直向目的地奔去,不为危险所惧,不因悔恨却步;它无视一切固有的准则,无视一切常规的手段,谁要是对它的存在不理解,便被它击倒。” 通读《旧制度与大革命》后,学生会从心底对于混乱的、盲目的暴力产生一种警惕和厌恶。曾有人戏称这本19世纪的著名史学著作是经典“维稳”读物。的确,这种客观的、唯物的、引导式的观点论述比不由分说的填鸭更容易在心中生根发芽。正如托克维尔所说“大革命在摧毁了政治机构以后,又废除了民事机构,在变革法律以后,又改变风尚、习俗,直至语言;摧毁了政府结构之后,又动摇了社会基础,似乎最终要清算上帝本身”。读到这里,学生自然不禁要问:难道我们真的要清算上帝吗? 如果说,提供多方位的思考角度、启发学生是教育的最终目的。那么当学生问出这样的问题,这本教材的拣选就已经成功了。 托克维尔的理念和美国文理学院的历史教育不谋而合。所有的老师都有着相对独立却基本认同的价值判断,他们的观点就隐藏在为学生尽心选择的“教材”里,对下一代的潜移默化的影响,甚至洗脑也在不知不觉中进行。从大一开始让学生慢慢了解、适应、认同老师们的价值观,等到离开学校时,才恍然大悟。学校在培养我们独立思考习惯的同时,我们也已对学校、或者说对美国的价值观产生了认同感。 大学历史论文:开放式教学理念在大学历史教学中的运用 传统的历史教学方法已不适应当前形势的需要,必须打破这种课堂教学模式,变学生单纯地接受知识为学生主动探求知识;变学生单纯从教师或书本上获取信息为从各方面获取有效信息;变学生单纯在学校、阶段性学习为向社会学习、终身学习,这才是新形势下的教学要求。 大学历史; 开放式教学; 教学策略 开放式教学提倡学生主动学习,合作学习,探究式学习,它是新课标所倡导的课堂教学的一种发展趋势,下面结合自己的课堂教学实践,对开放式历史课堂教学谈几点认识。 1“开放式教学” 的特征 1.1它是以学生为主体的教学。学生是教学的主体,但传统教学往往以“教师的教”为立足点。“教师的教”是在备课中设计的,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因而教学实施过程基本上是不变的、 封闭的,很容易忽视学生实际的发展需要;开放式教学以“学生的学”为中心,真正关心学生的实际需要,关注每个个体的发展。我们强调以人为本,在学校就是以学生为本。大学生朝气蓬勃,敢想敢说,求知欲强,勇于探索。尤其是大学阶段,是学生独立认知、独立思考、独立践行的关键时期。如果在教学工作中忽视学生的主体性,仍以“教师的教”为主,那么,这些学生就不可能拥有创新能力,他们也就不可能适应社会的需要。 1.2它是一种开放性的自主学习。在开放式教学中, 教师给学生提供了许多自主学习的机会, 有助于把学生培养成为一个发现者、研究者和探索者。大学期间, 学生自主支配的时间很多,开放式教学可以使学生充分利用这些时间。历史学科的学生,除专业知识学习外,还可以广泛涉猎文学、哲学、社会学、民俗学、教育学、心理学、考古学、人类学等各个领域, 充分利用图书馆、资料室、档案馆、博物馆等资源。这样一种课堂之外的自主学习,才能对历史、对社会得出更真、更新的认识,才能对历史问题的认识更全面、更深刻。 1.3它是一种创新性的存疑求索。学起于思, 思起于疑。质疑是思维的“启发剂”,也是开启创新之门的钥匙。“创新的教育价值观也提到,教学的根本目的不是教会解答、 掌握结论, 而是在探究和解决问题的过程中锻炼思维、发展能力、激发冲动,从而主动寻求和发现新的问题。”传统式教学只是知识的灌输,教师设疑,教师解答,对所有问题都给出定论。其实, 随着史学理论的发展和新材料的发掘以及人们观念的更新,对某些历史现象、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等的诠释和评价也在相应变化,因此,要有一个开放的认识环境,不束缚于前人的定论,才有助于锻炼学生的思维能力。开放式教学就是要从学生好奇、好问、求知欲强等特点出发,鼓励学生大胆质疑,标新立异,学会带着问题进行学习,学会通过主动的尝试和探索解决问题的方法。 1.4它是一种着眼于应用的实践性探索。历史学科研究的对象是过去人类社会生产、生活、交往等活动,目的在于揭示人类社会发展演进的客观规律。其最终目的是对现实的关怀, 是对构建未来社会的种种设想,在过去、现在与未来之间建立起紧密的联系。从这个意义上说,历史学本身就是一门综合性、现实性与实践性很强的学科,它所关注的问题既是历史的,也是现实的。因此,应该是让学生的学习活动同生活实践紧密结合起来,而这正是开放式教学的一个重要特征。开放式教学注重培养学生主动地运用所学的知识去解决一些实际问题, 并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获得一次次良好的体验,进而爱学习,善于学习。 2 实现历史学科开放式教学的途径 2.1确定开放的教学目标。在前文所讨论的开放式学习方法中可以看出,学生所获得的认知,是由学生体会、归纳出来的,学生所掌握的知识不是灌输的死知识,而是能力性知识。这种知识不但适应了学生求知的基本需要,而且也有助于他们形成理性的探索精神和拓展思维的品性。所以能力性知识的培养,就要作为开放性教学的重要目标。如学习“德国宗教改革和伟大的农民战争”,按教材要求,以基督教在欧洲中世纪的地位、影响为背景,介绍马丁·德宗教改革的内容;介绍“人民的宗教改革”与农民战争的性质、意义。教师把基本知识在课堂上介绍给学生后,就可以根据学生个人能力以及个人兴趣、爱好、着眼点的不同,有针对性、有启发性地设定不同的能力目标,培养学生各方面能力以及掌握解决问题的方法。通过学习这部分内容,有的学生主动去查阅资料,了解了欧洲民众的信仰,认清了宗教在欧洲中世纪民众生活中的作用,从而拓展了知识面;有的学生则对教材中说路德是农民的叛徒、“抛弃运动中的下层人民,倒向市民、贵族和诸侯一边去了”的说法提出异议,发展了辩证思维……学生通过查找相关资料和国内外学者的最新研究成果,互抒己见,激烈辩论。这个问题就充分调动了学生的积极性,又培养了查寻、组织、分析资料,独立思考,形成思辩并系统阐发观点的能力。 2.2采用开放的教学形式。教学实施由教和学两部分组成,其优秀应该是学生的学,在教学实施的过程中,教师应该根据实际情况采用恰当的教学形式以利于学生大胆的学习和探究。近年来在教学改革中涌现出的许多新的教学形式,不仅打破了以往定式,而且这些形式各具特色,教师可根据不同的教学实际在教学实施中加以选择和利用。比如:分组讨论式是强调学生合作、共同解决问题;情境复现式是由教师运用现代多媒体手段复现历史情境; 自主学习式是以学生带着教师展示的问题自主学习。此外,组织历史辩论会、故事会、举办历史讲座、编演历史短剧、观看历史题材的影视作品等,也都是非常受欢迎的形式。与传统封闭的形式相比,这些形式灵活多样、自由开放,无论是给教师还是给学生都留有很广阔的发挥余地。它们都已远远超出了课堂教学的限制,是历史知识学习与学生综合能力培养的桥梁, 为每个学生的发展创造了良好机会。 2.3采用开放的教学评价。评价的目的是要全面考察学生的学习状况,激励学生的学习热情,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同时评价也是教师反思和改进教学方法的有力手段。而传统的评价方式形式十分单一,且一直以教师为中心,不仅不能发挥学生的主动性和积极性,而且也不能准确、客观、全面地将学生的学习情况反映出来。所以要想改变这种状况,优化评价机制、实现全面开放的目标,目前最有效、最可行的是改革考试形式。考试形式应采用“闭卷 +开卷”的组合评价方式。闭卷部分在减轻负担的前提下,力求以反映学生价值态度、学习技能和基础知识相统一的学科教育内容为评价指标,通过笔试完成;开卷部分让学生在较长的时间跨度上根据个性特点自主定题、选择完成方式来完成相关任务。此外,对于考试题目的设置宜采用开放式试题,留给学生更多的发挥余地。比如,分析明清时期资本主义萌芽发展缓慢的原因。学生可以有各种各样的解答思路:可从当时政治体制入手,可从中国传统经济管理体制入手,还可从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入手;可从家庭伦理包括婚姻、继承方面的因素入手,可从古代法律生活入手,还可综合各种因素……对于这一问题的解答,没有标准答案。它锻炼的是学生的开放性思维能力,这种考核方式,才能积极有效地激发学生主动思考,真正促进学生学习方式的改变。 总之,实行开放式教学,只要应用得当,是行之有效的。首先,它调动了师生两方教与学的积极性,在指导学生写作的过程中,充分显示了教师的主导作用,学生的写作过程也是学生自主学习、主动探求知识主体性的体现。第二,它激发了学生学习历史的兴趣。我们通过教师评点论文,举办小型论文会,优秀论文装订成册在年级组内交流等形式,树立典型。被作为讲评、交流的文章作者深受鼓舞。第三,这种教学方法变学生被动学习为自主学习,主动探求知识,学会学习的方法,这对学生以后终身学习是有帮助的。 大学历史论文:开放式教学理念在大学历史教学中的运用 传统的历史教学方法已不适应当前形势的需要,必须打破这种课堂教学模式,变学生单纯地接受知识为学生主动探求知识;变学生单纯从教师或书本上获取信息为从各方面获取有效信息;变学生单纯在学校、阶段性学习为向社会学习、终身学习,这才是新形势下的教学要求。 大学历史; 开放式教学; 教学策略 开放式教学提倡学生主动学习,合作学习,探究式学习,它是新课标所倡导的课堂教学的一种发展趋势,下面结合自己的课堂教学实践,对开放式历史课堂教学谈几点认识。 1“开放式教学” 的特征 1.1它是以学生为主体的教学。学生是教学的主体,但传统教学往往以“教师的教”为立足点。“教师的教”是在备课中设计的,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因而教学实施过程基本上是不变的、 封闭的,很容易忽视学生实际的发展需要;开放式教学以“学生的学”为中心,真正关心学生的实际需要,关注每个个体的发展。我们强调以人为本,在学校就是以学生为本。大学生朝气蓬勃,敢想敢说,求知欲强,勇于探索。尤其是大学阶段,是学生独立认知、独立思考、独立践行的关键时期。如果在教学工作中忽视学生的主体性,仍以“教师的教”为主,那么,这些学生就不可能拥有创新能力,他们也就不可能适应社会的需要。 1.2它是一种开放性的自主学习。在开放式教学中, 教师给学生提供了许多自主学习的机会, 有助于把学生培养成为一个发现者、研究者和探索者。大学期间, 学生自主支配的时间很多,开放式教学可以使学生充分利用这些时间。历史学科的学生,除专业知识学习外,还可以广泛涉猎文学、哲学、社会学、民俗学、教育学、心理学、考古学、人类学等各个领域, 充分利用图书馆、资料室、档案馆、博物馆等资源。这样一种课堂之外的自主学习,才能对历史、对社会得出更真、更新的认识,才能对历史问题的认识更全面、更深刻。 1.3它是一种创新性的存疑求索。学起于思, 思起于疑。质疑是思维的“启发剂”,也是开启创新之门的钥匙。“创新的教育价值观也提到,教学的根本目的不是教会解答、 掌握结论, 而是在探究和解决问题的过程中锻炼思维、发展能力、激发冲动,从而主动寻求和发现新的问题。”传统式教学只是知识的灌输,教师设疑,教师解答,对所有问题都给出定论。其实, 随着史学理论的发展和新材料的发掘以及人们观念的更新,对某些历史现象、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等的诠释和评价也在相应变化,因此,要有一个开放的认识环境,不束缚于前人的定论,才有助于锻炼学生的思维能力。开放式教学就是要从学生好奇、好问、求知欲强等特点出发,鼓励学生大胆质疑,标新立异,学会带着问题进行学习,学会通过主动的尝试和探索解决问题的方法。 1.4它是一种着眼于应用的实践性探索。历史学科研究的对象是过去人类社会生产、生活、交往等活动,目的在于揭示人类社会发展演进的客观规律。其最终目的是对现实的关怀, 是对构建未来社会的种种设想,在过去、现在与未来之间建立起紧密的联系。从这个意义上说,历史学本身就是一门综合性、现实性与实践性很强的学科,它所关注的问题既是历史的,也是现实的。因此,应该是让学生的学习活动同生活实践紧密结合起来,而这正是开放式教学的一个重要特征。开放式教学注重培养学生主动地运用所学的知识去解决一些实际问题, 并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获得一次次良好的体验,进而爱学习,善于学习。 2 实现历史学科开放式教学的途径 2.1确定开放的教学目标。在前文所讨论的开放式学习方法中可以看出,学生所获得的认知,是由学生体会、归纳出来的,学生所掌握的知识不是灌输的死知识,而是能力性知识。这种知识不但适应了学生求知的基本需要,而且也有助于他们形成理性的探索精神和拓展思维的品性。所以能力性知识的培养,就要作为开放性教学的重要目标。如学习“德国宗教改革和伟大的农民战争”,按教材要求,以基督教在欧洲中世纪的地位、影响为背景,介绍马丁·德宗教改革的内容;介绍“人民的宗教改革”与农民战争的性质、意义。教师把基本知识在课堂上介绍给学生后,就可以根据学生个人能力以及个人兴趣、爱好、着眼点的不同,有针对性、有启发性地设定不同的能力目标,培养学生各方面能力以及掌握解决问题的方法。通过学习这部分内容,有的学生主动去查阅资料,了解了欧洲民众的信仰,认清了宗教在欧洲中世纪民众生活中的作用,从而拓展了知识面;有的学生则对教材中说路德是农民的叛徒、“抛弃运动中的下层人民,倒向市民、贵族和诸侯一边去了”的说法提出异议,发展了辩证思维……学生通过查找相关资料和国内外学者的最新研究成果,互抒己见,激烈辩论。这个问题就充分调动了学生的积极性,又培养了查寻、组织、分析资料,独立思考,形成思辩并系统阐发观点的能力。 2.2采用开放的教学形式。教学实施由教和学两部分组成,其优秀应该是学生的学,在教学实施的过程中,教师应该根据实际情况采用恰当的教学形式以利于学生大胆的学习和探究。近年来在教学改革中涌现出的许多新的教学形式,不仅打破了以往定式,而且这些形式各具特色,教师可根据不同的教学实际在教学实施中加以选择和利用。比如:分组讨论式是强调学生合作、共同解决问题;情境复现式是由教师运用现代多媒体手段复现历史情境; 自主学习式是以学生带着教师展示的问题自主学习。此外,组织历史辩论会、故事会、举办历史讲座、编演历史短剧、观看历史题材的影视作品等,也都是非常受欢迎的形式。与传统封闭的形式相比,这些形式灵活多样、自由开放,无论是给教师还是给学生都留有很广阔的发挥余地。它们都已远远超出了课堂教学的限制,是历史知识学习与学生综合能力培养的桥梁, 为每个学生的发展创造了良好机会。 2.3采用开放的教学评价。评价的目的是要全面考察学生的学习状况,激励学生的学习热情,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同时评价也是教师反思和改进教学方法的有力手段。而传统的评价方式形式十分单一,且一直以教师为中心,不仅不能发挥学生的主动性和积极性,而且也不能准确、客观、全面地将学生的学习情况反映出来。所以要想改变这种状况,优化评价机制、实现全面开放的目标,目前最有效、最可行的是改革考试形式。考试形式应采用“闭卷 +开卷”的组合评价方式。闭卷部分在减轻负担的前提下,力求以反映学生价值态度、学习技能和基础知识相统一的学科教育内容为评价指标,通过笔试完成;开卷部分让学生在较长的时间跨度上根据个性特点自主定题、选择完成方式来完成相关任务。此外,对于考试题目的设置宜采用开放式试题,留给学生更多的发挥余地。比如,分析明清时期资本主义萌芽发展缓慢的原因。学生可以有各种各样的解答思路:可从当时政治体制入手,可从中国传统经济管理体制入手,还可从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入手;可从家庭伦理包括婚姻、继承方面的因素入手,可从古代法律生活入手,还可综合各种因素……对于这一问题的解答,没有标准答案。它锻炼的是学生的开放性思维能力,这种考核方式,才能积极有效地激发学生主动思考,真正促进学生学习方式的改变。 总之,实行开放式教学,只要应用得当,是行之有效的。首先,它调动了师生两方教与学的积极性,在指导学生写作的过程中,充分显示了教师的主导作用,学生的写作过程也是学生自主学习、主动探求知识主体性的体现。第二,它激发了学生学习历史的兴趣。我们通过教师评点论文,举办小型论文会,优秀论文装订成册在年级组内交流等形式,树立典型。被作为讲评、交流的文章作者深受鼓舞。第三,这种教学方法变学生被动学习为自主学习,主动探求知识,学会学习的方法,这对学生以后终身学习是有帮助的。 大学历史论文:浅析剑桥大学历史系美国史博士研究生培养模式 摘 要 剑桥大学历史系美国历史研究中心是全世界最负盛名的美国史研究机构。该中心有着广泛的课程供博士生选择,博士生以三年为期,主要任务是研究一个崭新的课题,并撰写学术论文。博士研究生以自学为主,导师的任务只是帮助学生澄清某些思想,而不是包办一切。 关键词 剑桥大学,美国史,博士生培养模式 剑桥大学的美国历史研究中心是全欧洲最著名的国别研究机构,在全世界享有很高的声誉。近十年来,它培养了为数众多的青年学者。据统计,全英大约有一半以上的美国研究学者(Americanist)毕业于剑桥大学。①除此之外,它还吸引了大批美国学生。2009年10月至2010年10月,笔者在剑桥大学历史系美国研究中心(以下简称“中心”)学习。结合在此期间的学习,本文将介绍英国剑桥大学美国历史博士生的一般培养模式及其启发意义。 1.培养目标:在未来成为一名历史学家 按照剑桥大学的规定,博士生的培养主要是造就各专业领域的专家。为了将博士生们培养成未来的美国研究领域的专家学者,中心为所有的博士提供了一整套严格的学术训练。从课程的设置到论文的写作,从学术交流到实践能力的培养,无不体现了这个总的培养目标。总之,打造专业的学术水平,为美国历史研究的薪火相传培育“下一代”,是中心的目标。 2.课程设置:课程多样化,以自学为主 美国历史的基础知识教学主要集中在本科阶段。有志于攻读美国历史研究的博士申请者必须在本科阶段选修与美国历史相关的课程。 本科美国历史课程包括两部分,分别是PART I和PART II。PART I以时间为轴,对美国的历史做一个全面的、综合的概括。美国通史、美国史学史、美国断代史等都属于这一类。PART II则以专题为线索,突出课题研究特点,内容涉及美国黑人史、美国经济史、美国政治制度、美国外交史、美国性别史、罗斯福新政研究、冷战研究等等。所有课程皆由美国研究中心的老师负责讲授。 然而,课程讲授只占学习过程的一小部分。由于每次授课时间只有一个小时,教师往往根据课程需要,只概括主题与线索,或者针对某一问题,概括研究现状,而不会详细的讲解每一个问题。因此,学生必须在课后阅读大量相关书目,才能真正理解整个课程优秀内容。针对每一门课程,负责讲授的教师在学期初会开列出一个参考书目,学生们会根据课程安排和自己的兴趣,选择若干书目精读。阅读相关参考书也与期末测评相关联。每一门课程结束后,教师会列举十几个题目,由学生自选其一,撰写学年论文。教师根据论文质量给出成绩。这个成绩既是对该学生学习效果的评定,也是该学生在申请攻读博士时的重要依据与参考。 对于中心的博士研究生来说,课程安排则主要以讨论课为主。博士生的讨论课包括两类。一类是专题讲座讨论会(seminar),一类是研究生论文讨论会(workshop)。专题讲座讨论会由中心负责人主持,聘请世界著名美国史研究学者为博士生做专题报告。这些学者大多来自美国的知名大学,也有来自英国本土、澳大利亚、加拿大等高校的知名专家。讲座的题目是精心设计好的,与博士生所研究的课题有很强的关联性。在笔者学习期间,专题讲座讨论会一共进行了20次(每周一次)。题目涉及跨国美国史研究、美国选举与人权、美国宗教思想、美国经济与社会正义研究、美国南方研究等等(具体题目参见表1)。在每位专家做完演讲之后,博士生们要针对其演讲内容进行讨论,提出问题或者给予评价。通过这种训练,学生们的知识广度得到了扩展,与世界各地知名学者的联系也得到了加强。这些都为美国史研究的后备力量进入国际学术圈做了准备。 相对于专题讲座讨论会,研究生论文讨论会则相对灵活,没有固定的题目。研究生论文讨论会完全由博士生组织,由中心指定专门的教师负责主持。按照要求,这类讨论课也是每周一次。每次由一位博士生向其他学生宣读一篇论文,论文基本上是他们博士论文的一部分。针对宣读的文章,其他学生可以在论文结构、资料和选题方面提出建议或者批评。通过这种交流,学生们在不仅可以尽早发现自己论文中的不足与问题,并及时予以纠正,而且还可以提高自身发现问题的能力,锻炼自己口头表达的能力,为以后的论文答辩打好基础。 3.博士论文:博士生的主要任务,考核制度严格 按照剑桥大学研究生院的要求,博士学位是一个研究型的学位,需要学位申请者在规定的时间内从事一个有价值的、原创性的课题研究。因此,博士研究生从一开始就需要将主要精力放在撰写博士论文上。 之所以把论文放在一个重要的位置,是因为以论文为主的学术训练有助于培养研究生独立从事研究的能力。通过这种培养,博士生们才能够构建一个持久的学习和研究,并获得必要的技能,才能在自己的科研领域不断地发现新思想、新方法和新知识,为未来的学术工作提供必要的基础,以承担更为复杂的研究。 在论文题目的选择上,导师从来不包办,题目完全由学生自己提出,与导师商量后决定是否可行。确定好题目之后,学生们会主动地搜集各类资料。为了帮助学生搜集相关的资料,导师们通常将学生介绍到美国某些档案馆、资料室和研究中心。这极大减轻了学生们搜集资料的艰辛,为博士生们更好从事研究提供了莫大的帮助。因此,对于中心的学生来说,资料不是制约他们学术研究的难题。近年来,中心的教师强调学生要尽量从事小切口、大思想的个案研究(case study)。因此,选题大有越做越小的趋势。2005—2009年美国史专业博士生论文题目参见表2。 中心对每一位博士生论文的要求非常高。一篇合格的博士论文必须达到三个要求: 第一,创新是中心对博士生的最高要求。博士生所提交的论文必须“对知识界有重要的贡献,比如揭示一部分新的知识,将过去无关的事实联系起来,创建一种新的理论或者修正过去旧的理论”。 大学历史论文:内蒙古师范大学历史学毕业论文写作质量改进途径的探索 摘要:为了提高大学生的毕业论文水平,内蒙古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出台了《本科生毕业论文写作过程化管理细则》,实行论文指导导师制——本科论文写作四年的论文指导模式。这一模式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但仍存在一些问题,如学生论文选题不当、论文抄袭等,因此,学院需要进一步地改进,如,在论文选题、论文写作标准上加强规范,完善对毕业论文写作的监督等。 关键词:毕业论文;质量改进;规范 大学生毕业论文写作是高校教育工作的重要环节。它既是大学生大学阶段学业的总结,又是大学生社会实践和思维活动的成果展示。因此,提高大学生毕业论文写作质量,无论是对大学生个人的成长,还是对整个高等教育的发展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长期以来,内蒙古师范大学学生的毕业论文写作存在着很大问题,一般在大学一年级到三年级期间,学生的学习时间基本被课堂教育所占满,到了四年级期间,许多学生又忙于求职、报考研究生,对于本科生重要学习阶段的毕业论文写作难以重视,再加上学校只将毕业论文写作安排在四年级期间,无论精力和时间,大学生们都难以做好毕业论文。于是,许多学生往往采用网站上下载、书本上摘抄等方式来拼凑论文,再加上论文写作时间短促,毕业论文的格式规范不受重视,使得毕业论文的质量往往难以保证。这些行为谈不上对大学生科研能力的培养,相反,还会严重败坏学风。这些问题不仅存在于内蒙古师范大学,而且,在其他高校也是一种普遍现象。 一、内蒙古师范大学毕业论文写作指导方案 针对大学生论文写作中存在的问题,各高校也采取了不少措施,来解决这个问题。有些高校从本科一年级起,就要求学生练习写作专业理论知识方面的论文,每学期一篇,完成七篇后,始得申请撰写毕业论文,实为提高毕业论文写作水平,培养学生科研能力的一项有力措施[1]。作为内蒙古地区一所培养师范学生的本科院校,内蒙古师范大学对于如何提高学生的毕业论文写作质量问题,也摸索出了不少有效途径。以该校历史文化学院为例,要培养一名合格的中学历史教师,除了要求学生掌握扎实丰富的专业基础知识和系统的专业理论外,还要求学生具备初步的学术研究能力,即能够完成一篇高水平的毕业论文。2006年,内蒙古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出台了《本科生毕业论文写作过程化管理细则》,对历史学专业大学生的毕业论文写作实施过程化训练,具体做法就是实行论文指导导师制——本科论文写作四年的论文指导模式。这一模式的含义是指学生从入学后的第一篇学年论文到毕业时的学士学位论文都由同一位指导教师相对稳定地进行指导,实行四年不间断的指导模式。具体做法是:第一年学年论文:论文索引。导师根据学生的兴趣与学生共同选定研究方向,确定论文题目,并指导学生做好论文资料搜集工作,写好索引。第二年学年论文:撰写研究综述。在做好索引的前提下,通过阅读材料撰写研究综述。内容包括该论文的研究现状、不足、研究思路和基本内容。第三年学年论文:选定题目撰写专题论文。在研究综述的基础上,选定学年论文题目,撰写论文。第四年专业毕业论文:把三年级的专题论文深化成专业毕业论文。通过进一步地搜集资料充实内容,反复修改,深化成专业毕业论文。以2010届历史学汉班一名学生的论文写作为例,该生于一年级写了题目为《内蒙古呼伦贝尔地区的雪灾对经济的影响》文献索引;二年级写了题目为《近二十年内蒙古呼伦贝尔地区雪灾研究综述》;三年级写了《1947—1987年内蒙古呼伦贝尔盟雪灾及其对畜牧业经济的影响》;四年级的毕业论文为《浅析1947—2008年内蒙古呼伦贝尔盟雪灾对畜牧业经济的影响》。从论文的题目可以看出该生四年的论文基本围绕着同一课题撰写,很有连贯性。这些规定的出台目的就在于培养学生严谨的学术作风。因为,要做好一篇论文,学生们必须要有高深的专门知识。这就促使他们从大学一年级开始,专心地学好本专业的知识,根据论文研究的方向,有意识地搜集资料、分析资料。在导师的指导下,通过阅读大量相关文献,运用自己所学的本学科的知识进行创造性的思维活动,这样能够使学生受到系统的完整的科学研究训练,同时,也达到教学与科研的结合。对于这一改革及其效果,历史文化学院教师的认识是肯定的。据调查问卷统计结果显示,55.5%的教师认为这项改革很有必要,效果很好。另外45.5%的教师认为这项改革是必要的,效果良好。[2]经过几年的实践,“本科生论文写作四年的论文指导模式”得到了良好的效果。这一方案也相继被该校其他院系所采用。实践证明,论文写作过程化比学生在四年级一年仓促撰写毕业论文要好得多,既减轻了学生做毕业论文的困难,也降低了教师的指导难度,是循序渐进的模式。 二、历史学专业毕业论文写作中存在的问题 虽然,这一模式效果明显,但也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摸索改进。由于时间较短,许多问题并不会得到彻底的解决。不少学生在写作论文时仍旧存在不少问题。这些问题主要是: 1.论文题目选择不当,造成论文写作的困难。内蒙古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在每学年第二学期时,就要求一年级各班级学生报送自己的论文选题方向,不少学生由于专业知识不够充实,选题仓促,所选题目要么过大,要么空泛,在实际写作过程中,困难重重,不得不中途改换题目,浪费了大量时间和精力,影响了毕业论文的质量,甚至无法完成论文写作,只得延期答辩。 2.导师对论文指导不够精细,一些论文仍存在抄袭现象。一般情况下,历史文化学院教师每人指导各年级学生的学年论文总共6~10篇(还不包括毕业班学生的毕业论文),负担比较重。而且,每个教师的研究方向各不相同,无法同学生选择的论文研究方向完全一致,教师本人还有课业、科研负担,甚至,一些正高和副高职称的教师还有研究生的论文需要辅导,由于精力有限,不少老师无法精心辅导本科学生的论文,对一些学生的论文写作采取放任自流的态度。不少学生论文出现问题时,教师却往往没有发现。 3.不少学生学习态度不够严谨,对毕业论文写作采取应付措施,论文粗制滥造。目前,由于高校毕业生就业竞争非常激烈,不少大学生在入校之初,就开始谋划自己未来的就业方向,对于大学的课程学习采取实用主义态度,往往对计算机、英语,甚至驾驶等技能方面的学习投入了很大精力,本专业的学习只是为了应付考试。这样的结果使得学生专业知识浅薄,对于反映本专业素质和科研能力的毕业论文,采取东拼西凑甚至抄袭的方式来完成。学校为了毕业生就业率考虑,没有对学生严格要求,往往对于这些行为睁只眼闭只眼,使得一些粗制滥造的论文顺利过关。 三、毕业论文指导方案的改进措施 对于本科生毕业论文写作中出现的这些问题,历史文化学院也不断采取一些新举措,试图纠正这些不良倾向。为此,2011年11月,历史文化学院召开教师工作会议,商讨历史学专业论文写作的改革问题。不少教师提出了新的建议。笔者就此提出了一些对策。 首先,毕业论文选题所具有的可行性原则,要求学生所选题目要专业对口、可控性要大。因此,对于一些学生在大学一年级期间选择毕业论文题目有一些盲目性的问题,学院可以提供给学生一些选题方向,就如同科研工作者在申报国家或省部级课题时,都有一定的选题方向一样。这样做的好处是,可以为一些没有确定研究方向的学生提供一个参考,同时也不限制学生自由选题,可以避免学生选择毕业论文题目时陷入误区,增加了写作的难度。其次,在学生初步确定论文方向后,根据学生的选题,结合教师的教学研究方向,给每个老师分配与其教学研究方向大概一致的学生毕业论文,做到教授中国史的教师能指导有关中国史的论文,世界史教师指导有关世界史的论文,近现代史教师能指导近现代史的论文。在此基础上,再根据每个教师负担的论文数量多寡进行调剂,做到平均分配。教师在指导学生的论文时,在学生的论文方向与自己的研究课题一致的情况下,也可将学生纳入自己的课题组中,教师根据研究需要,可分派学生一些任务,如查阅搜集资料等。这样,通过课题研究实践,既培养了学生的独立从事科研的能力,又可高质量地完成学生的毕业论文。再次,学年论文与学生的各项荣誉以及就业、升学挂钩。作为毕业论文一部分的学年论文,学校可考虑提高学年论文的学分值,计入学生每学年的学习成绩之中。在评选各项奖学金中,也应将学年论文成绩作为参考标准,促使学生重视论文的写作。同样,学校也应考虑到学生的现实需求,毕业论文成绩与学生的就业和深造结合起来,毕业论文成绩可在评选优秀毕业生等各项荣誉中作为参考标准,成绩优秀者在报考本校研究生时可免试推荐。最后,学校需要完善对毕业论文的规范管理。主要是规范有关论文的写作标准,杜绝论文写作中的弄虚作假现象。在此方面,不少高校采取了措施。“北京化工大学探索构建了大学生论文写作‘三位一体’措施性保障机制,包括构建论文写作学术委员会、论文写作指导中心和论文写作标准化参照体系对学生进行论文写作诚信教育”[3]。这一措施关键在于使学生们端正论文写作的态度,这也可作为其他高校参考的一种管理方式。就内蒙古师范大学而言,各学院也应建立论文写作委员会,委员会的工作除了加强对学生的诚信教育之外,主要是监督检查学生的论文,凡是发现有抄袭现象的,要有相关的纪律处分,做到及早预防。 总之,毕业论文是培养大学生科研能力最主要的环节。通过学校各种有效的改革,不仅提升大学生毕业论文的写作质量,更重要的是能改变学生只重视考试,敷衍论文写作的态度,使他们认识到论文写作也是认识问题、参与实践、培养能力的一个有效途径,更能在高校大学生中创造一个良好的科研氛围。 作者简介:王利中(1971-),男,祖籍天津,内蒙古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讲师,博士,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经济史研究。 大学历史论文:台北市社区大学历史及现状概览 摘 要:为满足社会需求,台北市政府制定了一系列政策法规,支持创建社区大学。台北市社区大学的发展经过萌芽期、试点期、创设期和发展期4个阶段,在课程开设、经费来源、课程规划以及参与社区活动等方面具有举足轻重的示范作用,其发展与运行对我国大陆城市社区学院的创办、建设和发展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台北市;社区大学;历史;现状 1998年3月,由台北市民间人士组成的社区大学筹备委员会在我国台湾地区大力推动社区大学的创设。台湾地区第一所社区大学——文山社区大学于1998年7月在台北市设立。目前,台湾地区已有81所社区大学,其中,台北市已成立12所社区大学。台北市作为台湾地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其社区大学的发展具有一定示范意义。 一、台北市社区大学的发展历史 台北市社区大学发展过程分为萌芽期、试点期、创设期及发展期4个阶段。[1] (一)萌芽期(1998~1999年) 为响应社会对社区大学的需求,台北市教育局在1998年7月启动了设置社区大学计划,以委托研究并合作试点的方式,委托财团法人人本教育基金会进行台北市设置社区大学规划研究暨试点文山社区大学计划委托研究。台北市教育局于1998年9月在木栅国中开始试点台湾地区第一所社区大学——文山社区大学。 (二)试点期(1999~2002年) 1999年3月,台北市成立社区大学推动委员会,着手进行行政法规、创办计划等与开设社区大学相关的议题的研讨。 台北市教育局最初只计划在市内南区与北区各设置一所社区大学,分别是文山社区大学和士林社区大学。2000年,又增设了南港社区大学和万华社区大学,完成东、西、南、北4区均衡设置的目标。但是,社区大学的数量仍不能满足社会需求。因此,教育局又于2001年9月增设大同社区大学和信义社区大学,达到每两个行政区就有一所社区大学的目标。截至2002年,台北市已创设6所社区大学。 (三)创设期(2003~2005年) 为了让市民能方便入读,台北市教育局采取小幅度增加经费、降低主管机关委托办理事务经费和课时费以及提高学费等财政手段,到2003年将原来的6所社区大学增加至12所,达到每个行政区设置一所社区大学的目标。2003年2月,台北市政府原住民事务委员会根据《原住民政策白皮书》成立台北市原住民部落社区大学推动小组,并于2004年4月19日正式成立台北市原住民部落社区大学。 (四)发展期(2006年起至今) 目前,台北市每所社区大学都具备至少4年的实际办学经验,在行政管理、师资建设、课堂教学、课程开发、学生服务以及社区参与、社区经营等方面,都在向制度化及规模化的方向发展。 二、台北市社区大学的创办基础 (一)社区大学设置的制度基础 根据台北市政府于1999年7月制定的《台北市政府试办社区大学实施要点》,社区大学在台北市以试点计划的方式于1999年9月正式开始试点实施,具有实验性质,并无法律依据。2002年6月,台湾地区《终身学习法》实施,其中第9条规定,台湾地区的直辖市、县(市)主管机关为推展终身学习,提供国民生活知能及人文素养,培育现代社会公民,得依规定设置社区大学或委托办理之;其设置、组织、师资、课程、招生及其他相关事项,由各级政府自定之。社区大学的设置具有了法律依据。之后,台北市社区大学设置计划依据经历了几次修订(见表1),目前实施的是2007年8月公布的《台北巿社区大学设置及管理办法》。[2] (二)公开评选须知及合同书范本相关规定 台北市社区大学以公办民营方式运行,由台北市政府采用公开评选方式委托公(私)立学校、依法登记的财团法人或公益社团法人运作。目前受委托经营机构为一个社团、三个学校法人和八个基金会,为了引导社区大学朝正常与专业的方向发展,公开招标及与承办单位签订合同的相关规定及合同范本非常详细,便于承办机构严格遵守(见表2)。 台北市社区大学的公开评选须知以及合同书范本主要按《台北市政府试点社区大学实施要点》的修订而修改,并伴随相关主管机关委托办理事务经费与约定事项的调整而进行修订。 (三)课程开设及其他规定 社区大学提供的课程主要分为学术性课程、生活艺能课程以及社团活动课程3大类。其中,生活艺能课程开设比例较高。在社区大学试点初期,台北市教育局在相关文件中规定了社区大学的开课原则、课程申报及审核要求。2001年3月,台北市教育局首先公布《台北市社区大学开课课程规范及注意事项》,目前课程开设依据是2008年10月最新修订的《台北市社区大学课程开设要点》。与开办社区大学相关的其他规定如社区大学收退费标准、社区大学教学点等也分别有详细的规定(见表3)。 三、台北市社区大学的经费来源 目前,台北市社区大学较为稳定的经费来源主要有3个:学费、台北市教育局预算内补助和台湾地区教育部门的补助。[3][4] (一)学费收入 根据《台北市社区大学收退费标准》,社区大学按照授课时数收费,每期18周,每周3节(每节50分钟),每门课学费为新台币3000元(注:本文提及的“元”均指新台币)。这项收入是目前社区大学维持运行的主要来源。 (二)台北市教育局提供的补助 台北市教育局每年提供一定的预算来支持社区大学运行,每年预算经费稳定、充足。台北市教育局1998年至2008年资助社区大学经费见表4。 (三)台湾地区教育部门的补助 从2003年起,台湾地区教育主管部门公布《教育部门补助及奖励社区大学及其相关团体要点》,在原本补助要点的规定中加入了奖励要点,并重新界定了补助与奖励对象及标准,其要点如下。[6] 1.补助及奖励对象 (1)补助对象:①台湾地区直辖市、县(市)政府(以下简称各县市政府)自行设立的社区大学,但不包括乡(镇、市)政府设立者;②各县市政府委托依法登记的财团法人、公益社团法人或大专校院设立的社区大学;③以推动社区大学相关业务为设置目的,并依法登记的财团法人或公益社团法人,且未设立社区大学者。 大学历史论文:大学历史教学改革刍议 摘要:本文通过介绍历史的重要作用,指明了进行历史教学改革的必要性,提出将历史与文学相联系、将讲历史变为说历史、进行启发性学习三种历史教学的重要形式,最后呼吁新时期历史教学的改革,实现历史教学的新发展。 关键词:大学历史;影视教学;学习方式 自1977年国家恢复高考以来,历史课就一直是大学生的必修课程之一。《旧唐书?魏徵传》中曾说:“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史为鉴,是我们中华民族历来十分重视的传统之一,由此,中华民族形成了历朝历代重视修史的惯例。目前国内的大学也非常重视历史的教学,一些大学还专门设置了历史系或者历史学院,历史的教学工作也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着。 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历史教学也逐渐出现了一些问题。首先对于一些学生来说,历史是史书上那些干巴巴的名字,距离他们很遥远,听上一节课还可以,一直听下去便会觉得索然无味;其次,虽然高校的历史专业教材在不断地推陈出新,但是也只是版本不同、时间早晚而已,在其内容设置、体系编排等方面都没有什么明显变化,教师也不容易提起激情。最后,历史教学的方法基本上维持在满堂灌的形式,老师在上面讲,学生在下面听,老师在上面写,学生在下面记,等到下课老师走了,学生也合上笔记不再翻看。这样必然导致大学历史课堂学习效率的低下,学生历史综合能力的降低,不能适应社会的要求。 然而,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多媒体进入教学,大大丰富了大学课堂的形式。对于历史学科的教学来说,多媒体引入教学,可以改变以往死气沉沉的教学模式,实现教学模式与教学方法的突破,最终促进历史教学效果的提高。 一、 历史与文学相联系,活跃课堂,掌握多种知识 在教学工作中,教师们一直就有一个共识“文史不分家”。然而,在实际的教学工作中,往往是语文老师将文学的教学与历史联系起来,通过历史背景来讲授文学,使学生们更好地理解文学,而历史老师则很少在讲历史时提到文学,就是提到也是在讲该历史时期所取得的文化成就。笔者认为,在历史的教授过程中,适当加进一些文学作品的熏陶,可以增强历史课程的效果。例如在讲授世界历史时,提到欧洲,教师就可以适当介绍一些当时的文学作品,文学与历史是相映发展的。在介绍中世纪时,由于中世纪是一个黑暗的时代,中世纪的政治特点就表现为,政教合一、神学取得万流归宗的地位、在社会生活中进行禁欲主义,与之相应,此时的文学就表现出四种类型,即教会文学、骑士文学、城市文学、民间英雄史诗,中世纪的文学除了但丁的《神曲》之外,就没有其他可圈可点的了,由此可见中世纪的黑暗。再如讲到轰轰烈烈的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教师就可以将启蒙运动、浪漫主义文学、批判现实主义文学中的相关文学作品进行介绍,将雨果、司汤达以及他们的文学作品进行相关介绍,使同学们在欣赏影视作品的同时,可以在视觉上对此有一个更为宏观的把握。这样相互借鉴,既可以使历史的把握更准确,也可以使同学们欣赏一些世界名著,拓宽视野,同时,也可一改过去历史课堂死气沉沉的场面,使历史课堂变得生动有趣。 二、 讲历史变为说历史,历史人物走下来 历史人物在大多数同学的心目中一直是躺在历史书中的名字,毫无生气,让历史人物从冷冰冰的书本上走下来,走到学生们中间,这样就可以激发同学们学习历史的兴趣,这样历史也就成为了活着的事物。采取这种办法教学可以减轻老师的负担,同时可以使学生在学习时轻松很多,现在就有许多这方面的例子。《百家讲坛》最初就是由厦门大学历史教授易中天的《品三国》而被观众迅速熟知的。《品三国》的出现,使得一些普通人也对于三国时期的故事日渐熟知。再如被誉为“史上最牛历史老师”的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历史老师袁腾飞,通过他之口,两宋风云被缓缓讲述了出来,学生们不用埋在故纸堆里读《宋史》,就可以得知宋代的风云风貌。由此可见《百家讲坛》在普及历史知识方面的强大魅力。通过这种方式,历史人物从死气沉沉的书本上走了下来,带着历史的厚重感走到了普通人的身边,这也使历史走向了大众,不再呆在厚重的书本里。又如,借助博客讲明史的当年明月,洋洋洒洒七本书,将明朝的历史通过一种通俗易懂的方式讲了出来,在他的笔下,历史人物一个个向我们走来,向我们讲述着他们经历的一些事情,在这种情况下,一直不被普通人了解的大明王朝逐渐向我们揭开了他神秘的面纱。在这种方式之下,学生们的学习兴趣就会随之而来,他们在闲时娱乐的时候就可以掌握自己本该掌握的知识,既放松了心情,又学到了知识,可谓一举两得。 三、 启发性学习,以专题进行演练,进行研发性教学 在通常情况下,人们对于历史课的习惯认识是历史就是死记硬背,并且要背过这些大量的、无聊的东西。其实,在世界上,许多国外的大学,背诵几乎就从来不是历史系学生们的一个基本功课。学生们更多的时间是围绕一些历史专题在图书馆里查资料、写论文。在他们看来,历史学实际上并不是一个学习的过程,而是一个逐渐探索和进行实践的过程。历史系的学生们所要做的,实际上就是围绕一个个专题,去寻找相关的信息资料,进行梳理,然后再写成一个个可以给读者看的东西。这就是说历史的事实虽然很重要,但是毫无疑问历史的方法更重要。笔者十分赞同国外同行的观点。在将以上两部分内容落实好后,学生们会对于历史学有一个宏观而全面的把握,这时就需要教师根据学生们的总体状况来设立一些专题进行训练。比如将全班同学分成几个小组,再让小组决定要研究的主要内容,接下来时间就可以交给同学们自己来支配了,由于大学生们的空闲时间相对更多,他们就可以利用课外时间去图书馆查资料,制作课题。等到教师约定的时间,学生们就可以拿着自己的研究成果,走上讲台,将自己小组的研究状况向同学们进行展示与讲解,运用这种教学方法既可以锻炼学生们自己的讲演能力、组织能力,也可以促进老师和同学们之间进行学术交流,同时还可能会让老师学到不少,所谓教学相长应该就是这个道理。 同时,为了进一步拓展历史学学生们的知识面,历史系的教师们还应当充分利用自身的科研优势,来为学生们开设一些相关历史选修课程,如《四大家族专题》《中国婚姻家庭与社会》《中国文化专题》《世界文化史》等课程,使得学生在学遍必修之后,利用选修来调节学习状态。 总之,大学的历史学习是一个更为放松、更为开放的课程,可以利用各种合适的方法来探索历史学科的教学方式方法,将历史与文学相联系、将讲历史变为说历史、进行启发性学习都是探索新时期历史教学的重要形式。我们呼唤新的历史教学方式,我们期待着高校历史教学的改革,由此来培养出既具有深远的历史眼光同时又具有宽广的世界眼光的历史学本科毕业生,使他们能够经受住市场经济的挑战。 大学历史论文:提高师范大学历史教育实习效果的探索 [摘要]教育实习在师范大学未来教师的培养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根据实施半年制教育实习的经验,各个实习基地的情况差别很大,实习生的历史课堂教学效果差别也很大。为提高教育实习质量,师范大学应该加强教师教育类实践教学课程建设,强化学生教育教学能力培养,同时应加强师范大学学院层面对教育实习的指导。 [关键词]教育实习,实习生,教学效果 教育实习是高等师范院校的一门必修课程,是实现高等师范院校培养目标、体现师范特点的一个重要实践教学环节。以往师范大学教育实习的时间一般为六周。2007年,国务院决定在教育部直属师范大学实行师范生免费教育,“要通过部属师范大学的试点,积累经验,建立制度,为培养造就大批优秀教师和教育家奠定基础”。根据免费师范生培养方案,教育实习为半年。2009年起,教育部决定扩大招收以应届本科毕业生为主的全日制硕士专业学位范围,逐渐将硕士研究生教育从以培养学术型人才为主向以培养应用型人才为主转变。专业学位研究生的教育实习也是半年。延长教育实习时间是为了强化学生的教育教学实践能力培养,尽快实现他们由学生向教师角色的转换。然而,仅仅增加教育实习时间并不必然提高实习的效果。本文分析了当前教育实习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并对解决问题的途径作了一些探索。 一、教育实习的现状与问题 根据最近几年指导历史教育实习的经验,我们发现各个实习学校的情况差别很大,实习中也存在一些问题。在一些实习学校,特别是名校,学生授课的机会很少,有些甚至只上过一节新课。而教学实践能力要经过反复操练才能获得。把教育实习时间增加到半年,就是要给学生反复实践的机会。如果只上一两节新课,尽管学生作了充分的准备,老师进行了细致的指导,也很难在教学上有大的长进。还有一些实习学校安排的课则太多,有些学校把课全部交给实习生上,实习生没有充分的备课时间,有时候来不及备课就上讲台,无法得到有效的指导。在这类学校,学生实践的机会非常多,但是缺乏充分的准备,缺乏有效的指导,即便上再多的课,也未必能够提高教学水平。 实习生的教学本身也有一些问题。根据我们现场听课观察和对指导老师的访谈,归纳了实习生教学中的主要问题: 第一,对教学内容不熟悉,也不会组织教学内容。一些实习生对所教的历史史实、历史概念理解不透,把握不准确,给学生的讲解也不清楚。教学内容的组织缺乏内在联系,知识与知识之间没有逻辑关系。 第二,大部分初上讲台的实习生对重点和难点把握不准,不会根据一节课的重点和难点取舍教材内容。有些实习生虽然补充了很多材料,但只是文字的堆砌,像流水账,主线不突出。 第三,在授课过程中,很多实习生过分依赖多媒体,离开多媒体设备,就不会讲课。讲课用书面语言,缺乏生动性,不能吸引学生。 当然,每年的教育实习,也会有不少教学效果非常好的实习生,有些实习生比指导老师上同一节课的效果都要好,但这毕竟是少数。 二、问题原因分析 上述教育实习中存在的问题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实习学校的问题,另一类是实习生的问题。对这两类问题出现的原因分析如下: (一)实习学校 有些学校给实习生安排的上课机会少,有些学校给实习生安排的上课机会太多。不管是哪种情况,都是由实习学校的客观条件造成的。在实施半年制教育实习之前,我们曾经在北京的各个实习基地做过调查。67%的教师认为,一个学期的教育实习,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影响中学教学质量,学生和家长会反对。另有28%认为会影响中学正常的教学秩序,学校领导不同意。在与中学校长的访谈中发现,重点中学的校长多不愿意接受半年教育实习,如果一定要安排,就要对每个月上课的数量有限制。而在对欠发达地区中学的调查中,校长却希望一学期的课都能让实习生上。据了解,凡是师资力量薄弱的学校,会希望实习生顶岗实习,发挥支教的作用。半年制教育实习开始实施以后,实际情况与事先调查的结果相似。有一部分实习生在中学的两个月中,只讲了一节课。而另有一部分实习生一进校就开始上课,基本上是顶岗实习,没有机会听实习学校老师的课。实习生上课的机会少,有个别是因为指导老师的课少,无法给实习生安排。大部分是因为实习生教学效果不好,指导老师不敢让他们多上课。特别是一些名校,学生、家长对教学的要求很高,学校不可能以牺牲教学质量为代价,给实习生提供充分的上课机会。而有些学校让实习生顶岗实习,确实是因为学校师资力量薄弱,需要实习生分担教学任务。 (二)实习生 实习生在历史课堂教学中表现出来的很多问题,如对中学历史教材内容不熟悉,对一些历史知识把握不准确,语言表述能力欠佳等等,这些与学生的备课情况、综合素质有关,也与师范大学的课程设置和教学方式有一定关系。历史教学的原则、要求,历史教学方法、技能,以及如何备课等等,大学教学论类课程里面已经有过比较系统的学习,也做过一些实践练习。通过在中学的教育实习,学生可以把大学所学理论和方法用于教学实践,通过实践加深对知识的理解,提高教育教学实践能力。但是从教育实习效果来看,似乎没有达到预期目的。例如对教学内容的组织,语言表述等等,尽管中学指导老师也反复指导,但是实习生上讲台讲课后,还是有很多问题。这说明教学能力的培养,需要长时段的训练,不是通过在中学上几次课就能够培养出来。而要延长训练时间,除了增加在中学上课的次数外,还应该加强大学的实践教学类课程。前面提到中学由于各种因素制约不可能完全保证实习的数量或者质量。对于师范大学来讲,要解决问题,关键是完善大学教师教育类课程,加强实践环节,提高实践教学的质量。如果学生在大学学习期间通过适当训练获得基本的教育教学能力,到中学实习的时候,能够把一节课的内容准确、清楚地表达出来,基本完成教学任务,中学指导老师就有可能让实习生多上课,使他们得到更多的锻炼。一节成功的课,优秀是对教学内容的处理。如果讲课的时候内容重点突出、条理清晰,表述正确清楚,基本上就成功了。如果语言再生动一些、形式再活泼一些,就是一节好课。而对于教学内容的处理,以及语言、教态等等,完全可以在大学的课程中进行训练。总之,教育实习中与历史教学相关的很多内容,都可以在大学课程中提前做好准备,在中学实习的时候可作进一步提高。 三、解决问题的探索 根据对教育实习现状与问题的分析,笔者认为对于师范大学来说,解决问题的关键是实习生。如果实习生能够在进人中学实习之前做好相关的知识、技能准备,进入中学后能把第一节课上好,实习学校方面的问题就比较容易解决了。即便在名校,只要指导老师发现实习生上课效果还不错,也会放手让他们上课,锻炼越多,效果越好,形成良性循环。在普通学校或师资缺乏的学校,实习生如果本身能力强,则可以独挡一面,真正发挥顶岗实习的作用。而要解决实习生的问题,关键在于完善师范大学教师教育类课程,特别是要提高实践教学环节的质量。为此,我们做了如下探索: (一)加强教师教育类课程的实践教学 目前北师大历史学院与实践教学相关的课程主要有师范生的《历史教材分析》《历史教学技能训练》,全日制专业学位研究生的《历史课程与教材分析》和《历史教学设计与案例分析》。 《历史教材分析》课有48学时,课程内容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是教材分析的理论与方法,约16学时,主要向学生介绍如何做历史教材分析,以及教材分析须具备的相关理论知识;第二部分为教材分析示范,约9学时,请中学老师给学生做教材分析,让学生对教材分析的方法有直观深入的认识;第三部分为教材分析练习,约23学时,老师确定课题,让学生自己做一节课的教材分析。通过这门课程的学习,使学生了解教材分析的相关理论和方法,熟悉中学历史教材的内容,为学生独立完成一节课教学设计,写出教案打下基础。《历史教学技能训练》有16学时。在学习过《历史教材分析》之后,与《历史教学概论》同时开设。“概论”主要由老师讲历史教学的理论、教学方法和技能、如何备课、如何做教学设计等等,“技能训练”则主要让学生进行试讲,实际操作《历史教学概论》中介绍的教学方法、备课方法等等。 专业学位研究生的课程比师范生的要求有所提高。《历史课程与教材分析》有48学时,分为知识讲授和实践练习两大部分,每部分大约各占24学时。知识讲授向学生介绍历史课程的沿革、历史课程改革的理念、历史课程的目标、课程内容体系、教材体例结构,各种版本教材的特点,历史教材分析的方法等,实践练习让学生选择中学历史教材中的一节课做教材分析,老师进行点评。通过这门课程的教学,让学生对于中学历史课程和教材有比较全面的认识,熟悉中学历史教材中的内容,掌握分析处理教材内容的方法。《历史教学设计与案例分析》分为知识讲授、案例分析和实践练习三大部分。知识讲授约8学时,向学生介绍历史教学设计的基本概念、理论依据、教学设计的主要模式等。案例分析约20学时,精选中学历史教师的课堂教学录像,先观摩,然后分析研讨,学习中学历史教师教学设计的经验。实践练习约20学时,由学生自己选择一节中学历史课做教学设计,到讲台上试讲,然后师生共同点评。通过这门课程的学习,让学生初步掌握历史教学设计的理论与方法,进一步熟悉中学历史教材的内容,并能自己独立进行教学设计,完成一节课的教学任务。 (二)创新历史教育见习模式 历史教育见习分为中学现场观摩、校内远程视频观摩和录像观摩三种形式。现场观摩一般是先听课,然后再和授课教师以及该校历史教研组的教师一起研讨。校内远程视频观摩是利用网络技术将中学历史课堂教学即时传送到大学的教室,学生在大学教室同步观摩中学历史老师的课程。还可以通过网络互动,进行讨论。录像观摩主要是选择一些中学历史课堂教学录像进行观摩,研讨。目前我们采用较多的是后两种形式。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我们设计出“优秀中学历史课观摩研讨”的基本模式:同学课前预习,写出教学目标和讲课思路一观看优秀课录像——授课教师说课一中学特级教师或历史教研员评课——大学历史专业课教师评课一回答同学提问。同学们的预习和听课记录是教育见习成绩评定的主要依据。这种观摩课师范生和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都可以参加。经过几轮尝试,同学们反响热烈,认为这种形式的观摩研讨非常有效,收获很大。当然,这种观摩研讨要动用大量人力,组织起来有一定难度,不可能每次见习都采用这种形式,一般是和其他见习形式穿插进行。 (三)实习的集中指导 由于各个实习学校情况不同,对实习生的指导力度也有差别。为了保证教育实习的基本要求,有必要加强学院层面对教育实习的集中指导。根据我们指导本科生教育实习的经验,实习期间,可以每一周或两周召集实习的同学开一次交流会,介绍自己在实习学校学习的经验和遇到的问题。每组可以选一节课进行试讲,各组同学之间互相点评。中学实习结束后,进行教育实结时,也可以安排各组同学汇报交流实习期间的收获,播放实习期间的教学录像互相观摩,请中学老师和大学教学法老师点评。 (四)对实习学校选择的一些思考 由于各个学校的学生学习态度、已有知识基础等情况差别很大,所以教师针对本校学生实际所采用的教育教学方法、教学内容也会各有特色。普通中学能够锻炼实习生的教育能力,因为普通中学的教师有一个重要工作就是把一些不爱学习的学生转变为爱学习的学生。重点中学则对教师的历史专业素养提出更高的要求,这类学校的学生往往不满足于教科书中的内容,教师要补充大量课外知识才能满足学生的求知欲。实习生应该对这两类学校都有体验。可以让实习生分段在两个中学实习,一段在示范校,一段在普通校。以四个月的实习时间为例。第一个月在师范大学校内进行教育实习的各项准备工作,第二个月在示范校实习,第三个月在普通校实习,第四个月返校做教育实习成果汇报,交流实习经验。这样能够让实习生更好地了解不同中学的学情,体验和实践因材施教的原则。 [作者简介]郑林,男,1966年生,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历史课程与教学论。 大学历史论文:基于GIS的武汉大学历史校园景观研究前瞻 摘 要:目前基于GIS的景观研究主要集中在宏观领域,对于GIS应用于中微观的景观研究探讨的研究成果仍然少见。本研究通过把GIS分析技术应用于武汉大学校园景观分析,在GIS技术应用于中微观景观分析层面做出贡献。本文主要内容为前期准备工作与相关成果。 关键词:GIS;武汉大学;景观分析 1 引言 武汉大学校园景观环境有着独特的魅力,尤其是围绕着珞珈山与狮子山为主体的校园景观环境代表着武汉大学悠久的校园历史与独特的人文环境。两座山周围有着武汉大学的早期建筑群,如老图书馆、老文法学院、樱花古堡、理学院、行政楼等。这些建筑之间形成了独特的景观与交往空间。珞珈山与狮子山所围绕的武汉大学历史校园景观环境,有其可分析与利用的价值。 传统的景观分析是一种基于人的主观认识的分析,是一种对环境的感性认识。而GIS强大的空间及属性数据管理与空间分析功能为实现数字景观规划、量化分析、三维场景下的可视化景观分析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支持。通过建立GIS的景观要素库、三维景观模型库等,结合遥感影像,景观规划工作者可以在较真实的、较直观的三维景观环境下进行景观规划与量化分析。 以往的基于GIS景观分析多为宏观层次的如景观斑块分析、景观指数分析、景观指数分析、景观生态分析等。张林艳等(2008)对景观格局分析指数的选取进行了研究,“在简要阐明构建景观格局指数中颇具代表性的理论基点(如岛屿生物地理学理论、景观镶嵌模型)的基础之上,针对普遍存在的混淆和误用景观指数的事实,叙述了合理选用景观指数的基本原则。最后,引介国外Ritters和O’Neill等人所推荐的具有广泛应用价值的5个景观指数:平均斑块边缘一面积比、蔓延度、相对斑块面积、分维数及斑块类型/景观类型/土地覆盖类型”①, 为广大景观研究工作者提供了参考。张永达等(2004)进行的以GIS为优秀的昌平区景观生态分析与规划信息系统研究,采用COM 组件技术建立一个通用的GIS 平台,并在此平台基础上开发景观指数分析与景观规划等模块,主要为景观指数的分析与景观规划研究提供参考;②蔡明玉等(2008)进行了基于3S 技术的城市辐射效应景观分析,采用了3S 技术进行缓冲区分析,并以蓬莱市为例从景观与斑块两个层次对城市辐射效应与景观结构关系进行了研究;③贾维花等(2011)进行了基于TM 影像的曲阜市农村居民点空间景观分析;严登华(2004)进行了东辽河流域景观格局及其动态变化研究;刘国海等(2011)进行了基于GIS 技术的森林景观空间格局分析(以贵州省安顺市西秀区为例);王彬等(2007)进行了基于GIS 的广东地名景观分析;郝彩莲等(2011)进行了滦河流域景观格局变化及其驱动因子分析;Ruedisser,J等(2011)利用GIS 技术在澳地利进行了生物多样性研究;Carver,S 等(2011)利用GIS技术提出了一套可反复利用、可借鉴的方法支持测绘以保护自然景观,并在苏格兰的两个国家公园:Cairngorms 公园与Trossachs 公园进行验证,支持景观特征的评估、发展与控制……由此可以看出,以GIS技术为平台进行宏观层面的景观分析论述十分常见,但是对于中微观层面的景观分析的论述却比较少,因此,在这一领域急需做出理论与实践性的探讨,为中微观层面的景观分析与规划提供参考。本研究试图在GIS环境下对武汉大学校园景观进行分析,探索中观层次的景观分析方法。 2 研究目标 研究从三个方面展开,具体目标如下: 1)校园景观GIS建库 根据对珞珈山与狮子山的调研,结合武汉大学地形图,构建景观分析原始数据库。建库的主要内容包括:地形、现状建筑、现状交通、现状绿化、现状水域,形成数据库,全面反映校园景观的真实情况。 2) GIS环境下的景观分析方法探索 根据建立的GIS校园景观库,对现状景观要素进行分析,得出现状结论与问题,以及对以后的景观规划设计提出一些建议。如,地形分析(坡度、坡向)、建筑物分析、绿植分析、水域分析、道路分析、日照分析、天际线分析、节点分析、视域分析、视线分析、视点分析、高程分析、轴线分析等等。 3 )三维景观可视化研究 结合三维建模软件,通过建立景观要素三维模型,实现校园景观的三维可视化浏览与动画等功能,将武汉大学历史校园景观展现出来,让规划师、公众与决策者能够对武汉大学历史校园景观有一个详尽的理解,为以后的校园景观规划提供参考。 3 研究内容 3.1校园景观GIS建库 关于校园景观GIS建库,研究需要实现的目标如下: 1)真实再现现状。通过对地形、属性的描述、照片及简介链接等多样化的手段,还原一个丰富、真实的现状环境(如图1、图2、图3、图4所示)。 2)能够支持空间、景观分析,数据结构和数据内容要能够支持后续的空间、景观分析。进行的空间与景观分析能够为后期的景观规划提供所需求的数据与信息,能以量化的方式为后续规划与管理做出指导,形成关于武汉大学校园历史景观的珍贵资料。具体而言,研究需要完成以下建库内容: ①地形数据库:对所选片区进行地形TIN模型建立,形成高程数据库。 ②现状建筑数据库:对片区内约千栋建筑的普调数据,进行信息入库,包括建筑名称、建筑结构、建筑层数、使用单位、建筑风貌、建筑质量、建筑功能及年代等,同时建立武汉大学具有代表性的建筑模型,纳入到GIS数据库中。 ③现状绿植数据库:对现状绿植进行两个层级分类,一类是沿道路的行道树划分为带状要素,二是片区的绿植划分为点状要素,点状要素可以分为大型点状与小型点状要素。 ④现状交通数据库:对现状道路的调研数据进行GIS建库,建库内容包括:道路名称、道路类型、道路宽度、服务对象、人车流量、畅通情况、路面质量、铺装类型、历史价值、照片链接、道路断面、校门、交通标志等。 ⑤现状水域数据库:对现状的水域进行数据统计并进行GIS建库,建库内容包括:水面面积、形状、水面周长等等。 3.2 GIS环境下的景观分析 地形坡度与坡向分析:数字高程模型(DEM)是GIS技术的关键数据库之一,通过建立武汉大学珞珈山与狮子山的数字高程模型,进行三维地理空间模拟,产生出坡度、坡向、平面曲率、汇水面积等等,通过这些因子在地貌形态模拟与生态环境研究上的应用,可以为后期景观分析(景观视线分析与天际线分析)与规划提供依据。 建筑分析:对于建筑的分析主要是对武汉大学现存的老建筑进行建设年代、建筑层数、建筑风格与使用情况等进行分析。对于老建筑的分析有利于形成历史建筑保护与后期景观保护规划,例如根据GIS分析的建筑年代在校区的分布情况进行建筑分类保护,根据分析的建筑层数控制后期规划与建设。 绿植分析:对于绿植的分析可以深入到绿植的面积、绿植的种类、绿植的生长规律,乔木的生长年龄、冠径大小。根据绿植的生长规律预测武汉大学历史校区绿植未来变化情况,指导未来绿植规划与建设。 交通分析:对于交通的分析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交通的可达性、交通与景观空间的联系性、交通对于景观视线的引导性等等。景观分析中的交通分析是关键点,交通分析可以为后期的景观分析中的交通规划提供量化的依据。 水域景观分析:武汉大学历史校区中的水域只有未名湖与月亮湖,武汉大学历史校区外围有着东湖良好的水域景观,对于水域景观可服务的范围与可视性进行分析,指导后期水域景观规划。 轴线分析:轴线是景观规划设计中重要的元素,武汉大学老校区在进行规划时严格考查了轴线关系,合并校区后也存在着明显的轴线关系,对老图馆—工学部一号楼轴线、理学楼—行政楼轴线、人文馆—卿体育馆轴线三条轴线进行分析,研究景观轴线规划景观丰富度与景观缺失,为未来的景观规划与建设提供建设性方案。 4 关键技术与技术路线 本次研究的关键在于对现状景观环境的分析,因此关键技术在于如何使现状的环境在GIS环境下再现,并对各类景观要素进行定量性的分析。 本研究首先从国内外已有的基于GIS的景观分析入手,收集武汉大学历史校区的景观要素数据,把相关数据输入到GIS研究平台,形成GIS基础数据库,以此为基础完成坡度/坡向、现状容积率、绿化率、水体面积、道路可达性、现状天际线、现状轴线、景观节点、景观视域、景观视线、景观视点的分析,形成现状景观图纸;完成前期分析后,根据景观规划要点:地形、建筑物、绿植、水域、道路、天际线、节点、轴线等进行GIS景观规划数据库的建立;最后形成GIS景观规划总数据库,实现景观规划设计数据查询与景观规划管理(技术路线详见图5)。 5 总结 基于GIS的景观规划研究是对传统景观规划研究的批判性提升,既吸取传统景观规划研究中的相关要素,又利用GIS分析的先进技术实现传统景观规划研究中不容易的量化分析,是景观规划研究质的升华。本研究目前已完成武汉大学历史校区相关景观要素的前期数据调查与收集,并进行了GIS基础数据库建立,初步进行基于GIS的景观分析。当然,在研究中有着许多技术难题需要解决,希望得到更多专家与学者的指导。 大学历史论文:浅议大学历史教学中如何贯彻德育思想 摘要:古今中外史学思想都渗透着道德史观。本文结合教学实践,提出了大学历史教学中贯彻德育思想的思路:历史学科的的德育思想要结合现实,并与大学生的人格修养、人生观与职业观的培育密切结合。 关键词:德育思想;大学历史;教学过程;人格修养;人生观;职业观 大学历史课程承担着向大学生传授历史知识的重任。史实是客观的,历史课程往往意味着对史实的传输与复述。但是,大学历史课程不能简单地满足于知识的传授,也应该成为大学德育思想的重要载体,使大学生在了解历史的基础上,放眼世界,鉴古知今,从而更加珍惜现实,热爱生活。古今中外的史学思想也都体现了这种既尊重史实、又不拘泥于史实的现实主义思想。 中国古代的史学思想达到了相当高的境界。《说文解字》日:“历,过也。”“史,记事也。从右持中,中,正也。”大意为历史就是记录过去的事件,记录历史要保持中正。但中国古代哲学文化的特殊性却使先人的历史观很早就突破了客观记事的意识。 首先,古代学科体系尚不健全,造成文史界限不清,文史著作一起承担着记载当时几乎所有文明成果的重任。中国古代历史著作和史学论述就不局限于对史实的记载和考证,还承担着今天地理等自然科学、时政等社会科学的重任。所以中国古代的史学意识能轻易地突破纪实性的藩篱,以开阔的眼界、博大的胸怀服务现实。 其次,中国古代哲学思想体系中“德性”意识根深蒂固。与西方传统中崇尚智慧的“智性”文化相比,中国古代文化是不折不扣的“伦理道德型”文化。儒家思想曾充当中国几千年封建社会的统治思想,其根基也在于对史学的阐释。孔子曾任鲁国司寇,其记载鲁国史实的《春秋》一书体现了褒善惩恶的春秋笔法,这为后世史学思想作了奠基,并使儒家道德伦理型文化深入人心。“《春秋》之称,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污,惩恶而劝善,非圣人谁能修之?” 西方史学界的道德意识同样源远流长,古希腊、罗马时期就奠定了道德史观的基础。“史学目的论上,中国古典史学从惩恶扬善、鉴诫资治到经世,与西方古典史学的垂训目的相同。”古希腊的伊索克拉底很早就提出了“历史是道德范例”的观点。吉罗马三大史学家之一的李维著有《建城以来史》,体现了史学教育功用的倾向,“把罗马史家的垂训思想发展到他那个时代的水平。李维对罗马人的精神风貌的称颂是多具深意的,这就涉及他的道德史观。在他看来,罗马的兴衰存亡,可以从道德的演变来作出解释:罗马先人崇尚清贫节俭、英勇奋斗而使国家日益强大,后来因奢侈贪婪、不思进取而使国家日益衰退。总之,国家随道德的力量而日益发达,又随道德的沦丧而腐朽衰亡。道德似一把无形的尺子,可以衡量出罗马国家历史演变的状况,史学的鉴诫作用及道德的教育力量于此可见一斑。” 历史教育本有的德性意识却在新时期受到严峻挑战。新世纪的中国处于转型期,曾被视为象牙塔的大学校园也不再单纯。大学生面临着更多的诱惑,日益功利化的大学排名也使得教育管理者和工作者不再把育人放在重要的地位,以教书育人为第一使命的大学校园就这样把自己的使命有意无意地忽略了。面对这种岌岌可危的形势,教育工作者亟须改变思路。在大学自然科学专业的课程设置上,要摆脱“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惯性思维,重视人文素质和德育的培养。无论从事什么专业,大学生都要在加强专业知识学习的同时,注重自身的德育修养,以过硬的人格魅力提升竞争力。大学历史教师在教学实践中更应以历史责任感,把专业知识的讲授与德育结合起来。基于此,笔者结合自身的教学实践略述一管之见。 首先,历史学科的德育思想要与大学生的人格修养密切结合。中外历史上的道德楷模层出不穷,教师应充分利用课堂实例,向学生加强正确的思想引导。如儒家思想的创始者孔子极为重视君子的道德修养,他在《论语・公冶长》有这样一句话:“道不行,乘桴浮于海。”意思是,决不能为了现实的功利放弃道德原则,从而形成了超凡的人格魅力,影响后世。在《论语・季氏》中孔子又谈到:“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立”,意思是高雅的追求可以培养出君子彬彬有礼的气质和举止。同样道理,不学历史也无从找到定位人格魅力的坐标。历史是一面镜子,以史为鉴,可以更透彻地映照出自身的不足。 其次,历史学科的德育应该与大学生的人生观密切结合。人生的追求到底是什么?现实的功业很重要,但成就功业的主体――人本身必须首先有正确的人生追求,否则,再大的理想都会成空。古今中外不乏这样的实例。如唐太宗善于纳谏,重视听取反面意见,即便名臣魏徵再激烈的诤言他都能接受,最后终于创造了“贞观之治”的盛世。他本人也以一代明君的正面形象彪炳史册。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秦始皇与隋炀帝二人的暴政,他们在国家一统、繁荣富强的背景下迷失了人生的方向,把放纵欲望视为人生追求的目标,最终都因穷奢极欲、忽视民生,使国家走向衰落,其自身也留下了暴君的千古骂名。 教师在讲述这些历史事实的时候,决不能只满足于史实的灌输,更要把道德教育的目标体现出来,提醒大学生在走向社会之前就要有正确的人生观。在正当的人生追求下才能有光明的前途;否则,如果一味地通过不择手段来达到成功,即使一时得志,但在下一步的高层次竞争中最终还会遭到失败。大学历史课程如果没有德育的熏陶,学生就会只重视专业知识的学习,不会举一反三,不会从历史事实中真正汲取经验教训。如果大学历史教师一味地把渲染血腥的史实和花边传说视为吸引学生的手段,最终也会使学生迷失人生的方向。 再次,大学历史教学中的德育教育还要与正确的职业观培养密切结合。在大学不断扩招的背景下,大学生的择业问题日益成为社会难题。在这种背景下,很多学生心灰意冷,不但在最终择业的时候无从下手,就是在平时的学习中也不知道如何作准备。他们往往盲目从众,见别人考各种资格证自己也考,见大家涌向竞争公务员的千军万马中,自己也毫不犹豫地追随,完全不考虑自身的实际。面对这种难题,德育主导的职业观教育就显得尤为重要。职业观教育看似与历史教学毫无关联,实则不然,历史教学完全可以承担一部分正确的职业观的教育。当今社会竞争激烈,人们面临各种压力,尚未立业的大学生精神压力更大,往往感到迷茫,在各种负面新闻的影响下,更容易形成消极心态,放松道德追求。其实,负面新闻频出并不能代表社会更加不公,只是从侧面说明现在信息更加透明;微博等代表社会舆论的先进网络手段加强了对尚不完善的社会制度的监督,这样公众的良知会有更多的表达手段。所以,大学生在择业中也不妨把网络监督等手段与职业选择结合起来,在以德立身的基础上再以德立业。 另外,现在传统文化复兴满足了很多人的求知欲,尤其是很多因各种原因错过高层次教育的大众更加渴求补上传统文化这一课。大学历史系学生完全可以以自己的专业知识优势,结合现在先进的网络手段,开设各种知识讲座,以平易近人的手法向大众传播历史知识,引导人们的道德观。在这个变化越来越快的现实社会中,没有绝对的冷门学科。大学历史教师应该以自己的专业优势,高屋建瓴地认识到这个问题,引导学生形成这种德育主导的职业观。 总之,历史教学关注史实,史实应客观,但认识历史、评价历史的动机和心态不能冰冷无情,应多以道德的血液净化之,这也是古今中外历史研究者的共识。基于这个理念,大学历史教学就应贯彻德育理念,以期对受教育者的人格修养、人生观、职业观都能产生健康向上的影响。 大学历史论文:大学历史“糊涂”教学法探讨 摘要:“授――受”教学模式在历史教学中一直占据着垄断地位,这种历史教学模式的主要缺陷在于“去问题化”。教师通过“糊涂”教学可以变“去问题化”的灌输式教学为探究式教学,其优秀在于拓展学生的知识视野、激活学生的思维,引导他们自己去探索问题并解决问题,从而把历史学习从“接受式”学习转变为主动探究和积极建构式学习。 关键词:历史教学;去问题化;探究式学习 历史教学中的灌输式教学模式一直受广大师生的诟病,被认为是“去问题化”的“授――受”式教学,扼杀了学生的质疑精神和探索热情。但无论是在中学还是在大学,这种教学模式在历史教学中都一直占据着垄断地位,课堂教学的基本方式是单向的“刺激――反应”。以大学历史教学为例,大学历史教师喜欢以渊博的学识和深厚的学养使课堂教学成为教师的“独舞”。有研究表明:知识不是通过教师讲授获得的,而是学习者在一定社会文化背景下借助他人(包括教师和学习伙伴)的帮助并利用必要的学习资料通过意义建构的方式来获得的。大学历史教学如何体现这种理念,超越传统教学的困境,突破灌输式的教学模式,激发学生内在的学习潜能,是一个值得思考和探索的问题。 作为一位大学历史理论课教师,笔者深刻理解问题意识、独立思考、意义建构等对于学生成长的意义。在大学历史理论课教学中,笔者试图尝试一种与“授――受”式教学不同的教学方式,即变“去问题化”的灌输式教学为探索研究性的“糊涂”教学。 一、大学历史教学与中学历史教学的差异 传统的历史教学模式是典型的“去问题化”的“明白”教学,即教师通过教学让学生弄清历史发展,解答学生的疑问。学生的历史学习越“明白”,教师的历史教学越“成功”。在中学阶段,历史教学的目的是为学生打下历史知识基础,对学生进行历史教育启蒙,所以基础性和确定性是中学历史知识的基本特点。历史知识的基础性决定了其确定性,对学生来说,知识的范围是确定的,知识的性质也是确定的,因为具有争议的历史问题是难以进入中学历史课本的。这种确定性对学生来说就是一种权威,留给他们思考与选择的空间很有限,所以学生只能被动地接受与记忆。 在中学历史学习中,跨越知识的边界去探索新知被认为是多余的,挖掘知识背后的问题被视为“钻牛角尖”。很多中学历史教师在教学中经常问学生的是“知识都掌握了吗”“内容都理解了吗”等问题。学生带着问题进教室,带着知识出教室,“问题”在这一过程中以转化为知识而结束。在这样的教学中,激发学生的问题意识、探求解决问题的方法、促进学生形成对问题的独立见解成为“副产品”。尽管中学历史新课程对内容的编排与教学要求有了很大改变,但由于教学目标的艰巨性和学生历史知识基础的薄弱、学习时间有限等,教师在教学中很难真正解放学生的思想,仍然是以“授――受”式教学方式把历史知识灌输给学生。这样,学生的接受能力与思维空间都被限制了。 大学的历史教学与中学的不同。中学历史教学以打基础为主要目的,以边界明确、内容确定的知识为教学内容,重在让学生受到历史启蒙教育。大学历史教学以学生独立思考为主要目的,重在帮助学生拓展历史视野,开拓自我发展空间。因此,突破中学历史教学局限性,改革“授――受”教学模式,激活学生的思维,引导学生积极思考、主动探索、独立解决问题,成为大学历史教学的重要方面。 二、“糊涂”教学法在大学历史教学中的运用 “糊涂”教学法是指教师在教学中让学生从“明白”到“糊涂”,再从“糊涂”到“明白”的一种教学方法。首先让学生认识到在“已掌握的”“没有问题的”知识背后存在着巨大的“没掌握的”空间,存着无限“有问题的”视角,变“我明白了”到“我糊涂了”。其次要让学生从“糊涂”中明白过来,积极探索通向“明白”的途径与方法。学生在质疑状态下积极探索学习,独立思考,用心论证,形成自己的见解。 “糊涂”教学法的第一步是帮助学生突破中学历史知识的界限,把学生大脑中封闭的历史知识“外壳”击碎,变封闭的知识体系为开放的结构优秀,即变“明白”为“糊涂”,变“已知”为“未知”。大学历史教学已突破了基础性的局限,所以教师在教学中具有了巨大的发挥空间。一方面,教师通过扩大知识量突破学生大脑中历史知识的边界,让学生认识到历史的无限丰富性和无限复杂性,引导他们理解历史世界对每一个人来说永远都是无限的,因此在历史学习与探索中永远不存在“我已经掌握了”,只存在“我又进步了”。大学历史教学要帮助学生突破原有知识的界限,引导他们积极探索无限的历史空间。另一方面,教师在教学中要把阐释不同的学术争议作为重要内容,把相互冲突的观点与认识展示给学生,让他们认识到历史知识不存在绝对的确定,只有相对的确定。在探索历史过程中,无论是深度的拓展还是角度的变换,都可能影响学生对历史知识的确定性认识,因此,培养学生多层次、多角度思考历史问题以及独立思考的能力是大学历史教学的基本要求。 “糊涂”教学法的第二步是教师在教学中要“授人以渔”,即引导学生在“糊涂”中去追寻“明白”,这是“糊涂”教学法的关键环节。当学生固有的知识结构和体系被打破后,必然会出现一定的“糊涂”时期。在这一时期,学生会产生各种各样的问题,这些问题可能是相互矛盾的。这些问题对于有一定知识基础和强烈求知欲的大学生来说是求知与探索的诱因。面对这种情况,有些大学教师习惯于在学生面前展示其较高的知识水平和良好的口才,把学生的疑问置于其“权威”论断之下,在“解决”学生疑问的同时也击垮了学生的质疑精神。这样的教学仍然是中学“明白”教学的延伸,学生依然是被动地接受知识,在能力上难有大的提升。 “糊涂”教学采取的策略是:当学生“糊涂”时,教师对学生的问题也采取“糊涂”策略,即不直接以知识传授的方式解答问题,而引导学生自己去发现和寻找答案。教师在教学中有意识地帮助学生寻找解决问题的切入口,教给学生怎样形成假设、怎样查找资料,然后尝试论证,形成自己的观点。在这一过程中,学生必然会接触到其他人的思想与观点,教师则引导学生学会吸收但不盲从、尊重但不迷信,坚持独立思考,形成自己的见解。 敢于承认“糊涂”,勇于面对“糊涂”,是科学探索的前提。大学教师常会把自己的探索成果拿出来与学生分享,这样学生不仅能从中获取丰富的知识,也能受到学科前沿研究的启发。教师正在探索的问题往往是学术前沿问题,与学生一起分享可以把学生的研究触角带进学科前沿。教师提出问题后,可以与学生共同探索,而学生在与教师共同探索中也可以学到研究问题的方法和步骤,学会查阅资料、收集有用信息,学会提炼观点和论证方法等。 三、“糊涂”教学法在教学实践中的运用 下面笔者介绍一个运用“糊涂”教学法的案例――“亚细亚生产方式”教学。 在大学历史教学中,教师讲授唯物史观历史规律理论,“亚细亚生产方式”是难以回避的教学内容。从考茨基和普列汉诺夫算起,围绕“亚细亚生产方式”含义的争论已逾百年。在20世纪,中国学者也曾对此展开过三次大规模争论。一大批著名的学者都曾参与争论,提出的观点非常丰富,涉及的理论基础与政治现实也极为复杂。教师在教学中很难通过讲授把问题讲透,而学生仅听教师的讲授也很难真正理解问题。对师生来说,最困难的还在于有关争论最终没有一个统一结论。面对这样一个理论问题,笔者在教学中采用了“糊涂”教学法。 在上课之前,笔者首先引导学生回顾他们在过去的历史学习中了解的“亚细亚生产方式”以及他们对“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理解。然后,笔者按时间顺序分三个阶段分别讲述了中国学者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观点。随后,笔者打破时间顺序,把各种观点进行归类。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主要有三种观点:一是阶段论,即把它定位为五种生产方式的一个阶段,或是原始社会,或是奴隶社会,或是封建社会等;二是特殊论,即把它视为特殊的东方社会形态;三是放弃论,即把它视为马克思后来放弃了的一个不确切的概念。讲述完之后,笔者开始接受学生提问。不出所料,学生对于如此众多的有关“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解释与论述感觉“糊涂”,于是疑问也就随之产生。 当笔者停止讲授时,学生立即踊跃提问。他们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是: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含义到底是什么?可以看出,学生们是想从笔者这里直接获得一个确定的答案,这显然是他们常用的解决问题的方式。于是,笔者告诉他们笔者自己也还在探索与思考之中,没有形成最后的看法。对于笔者的“糊涂”,学生们显得很诧异。 也许是笔者的“糊涂”让学生失去了“说错”的压力,也许是这样的确刺激了他们的思维。笔者期待的情景出现了:学生们开始踊跃地提出各种解决问题的方案。令笔者感到兴奋的是,有学生提出解决这个问题必须追寻马克思的本义;还有学生提出,理解各位学者的观点不仅要看他们立论的理论依据,还要看他们提出这一观点的时代因素……为了不使问题过于宽泛,笔者引导学生们集中精力探究马克思“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本义。这样,笔者和学生们一起思考进一步探究的方案。 笔者告诉学生,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争论起于《〈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里的一段话:“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做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五个时代。”学者们对这句话的不同理解就成了“亚细亚生产方式”之争的理论源头。有学生立即提出,序言是对正文的说明,要理解序言的内容,首先要看正文,即查阅《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草稿)》。笔者和学生们都认为这是个正确思路,于是就确定了探究的第一步。在探究过程中,学生们很快发现,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草稿)》写作前后,还发表了关于东方社会(主要是印度和中国历史与社会)的多篇文章,他们认为这些文章也是理解“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关键。 在共同探究过程中,笔者提醒学生:《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草稿)》是《资本论》第一卷的底稿,应把《资本论》也联系起来看。19世纪70年代后,马克思对社会所有制进行了大量研究,晚年他还写了大量“人类学笔论”和“历史学笔记”,其中关于公社的论述也是理解马克思晚年“亚细亚生产方式”思想的重要参考。 学生们的探究热情超乎预料。大部分学生都认真查阅了马克思的有关论述,形成了自己的认识。最后,笔者组织了一次课堂讨论,让学生积极提出自己的看法和认识。在学生讨论过程中,笔者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一些持不同意见的学生还与笔者一起讨论。当然,这正是笔者所希望看到的结果。 “糊涂”教学法作为大学历史探究式教学的一种尝试,在学生中的反响是超出预期的。从学生们的课后感想中,笔者发现他们对历史学习的认识发生了变化。一是他们不再把记忆视为学习历史的唯一目的;二是他们开始认识到历史学习是需要探究与思考的,真正的收获来源于探究与思考;三是他们不再迷信权威的观点和结论,开始学会独立探究、自我论证,从而形成自己独立的见解;四是他们对研究性学习有了深刻体悟,逐渐学会了研究问题,学会了分析与鉴别问题。 综上所述,“糊涂”教学法的优秀在于拓展学生的知识视野,激活学生的思维,引导他们自己去探索问题并解决问题。这样,学生把历史学习从“接受式”学习转变为主动探索、积极建构的学习。 大学历史论文:中学历史教育改革下的大学历史教育 自上世纪末,国家开始在中学进行历史科课程改革后,中学历史教学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在教学观念变化的指导和带动下,国家教育部也放宽了在教材方面的束缚,先后出现了几个版本的教材,如人教版、北师大版、华师大版等,还有一些地方性教材,使教材变得越来越丰富。教材的内容也因此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由以前大学历史教材的缩写,变成了适应当代形势发展变化和中学生心理发展阶段的新版教材。与大学历史系教材有了较大的差异。因此,大学历史教师,必须深刻认识这种变化,并思考在教学中如何适应这种变化。 新形势下的 大学历史教师必备的思想素质 传统的大学对历史教师一般的素质要求是:对于所担负的某一段历史的教学,只要熟悉此段历史的体系结构,和基本的历史史实,给学生讲清楚也就可以了。较为负责任的教师再深入地分析历史现象和历史问题,增加一些教材以外的知识也就足够了。无论是中学教学适应大学教学,还是大学教学适应中学教学,都没有考虑学生发展的因素。实际上,这种大学历史教育是脱离中学历史教育培养精英的一种教育模式。 如今,中学历史教育改革的发展趋势,是以育人为主。新形势下的大学历史教师所具备的素质应作重大的调整。 首先,以较高的教师德性从事教学。实际上,高校教师德性是培养中学教师德性的关键一环,虽然不能说高校教师的德性决定了中学育人的水平及效果,却可以对将来中学历史教学的主体产生相当大的影响。大学教师的德性越突出,那么这种影响力也就越强大。 大学教师德性的构成可以包括以下两个方面: 一、教师心理上高度的责任感。这种责任感包括对国家、对社会、对学生个人的高度负责精神。中学时期正是一个人内心世界形成的关键期,他(她)们所受到的影响主要来源于社会、家庭、学校和教师。社会的复杂性造成了对中学生影响的不确定性,面对正处于心理发育叛逆期(或逆反心理期)的孩子,家长对孩子的影响也主要以社会性影响为主,思想与品德的教育为辅,容易使中学生的心理产生偏差。学生一天大部分的时间是在学校渡过,与教师接触最多,教师也最了解学生,能够有针对性地对学生实施正面的、正确的国家观、社会观、人生观及道德观的教育。在这种教育过程中,除了历史学科有其自身优势外,历史教师的德性就成为了关键因素。在现今,大学教师除了要拥有敬业精神及高度的责任认同外,还应具有平等精神、关爱精神、人格尊重等德性,把内在的善良动机和情感付诸教育活动之中,通过这种活动使学生感受到什么是教师之德,潜移默化,培养出德性较高的中学教师。 二、教师的公正德性。教师针对学生所体现出来的公正自古就有,孔子在教育实践中对不同的学生所实施的教育方法,实际上就是教师公正德性的完美表现。首先,孔子倡导举办私学,使不同层次的人都能够接受教育,打破学在官府的垄断局面,实现了一种社会性的公正,它是教师公正德性的最高层次。现今在许多大学里,许多贫困学生面临的辍学、欠费退学或不能正常学习的情况,无疑是教育公正德性的严重危机。折射在教师身上是对物欲、金钱的狂热追逐,从而多方面丧失了教师的道德和良心。虽然是少数现象,但是所造成的恶劣影响是广泛的。其次,是孔子在具体的教育实际中,因材施教,使每个受教育者得到合理的需要和合理的评价。这种教育可谓尽善尽美。所以,当代教师应该像孔子那样,用心去体验教育的公正性而不仅仅是停留在遵守教师的公正德性,把公正真正落实到不同材质的学生身上,正大光明、质朴、公道,把无私、关爱的“仁”的品德在教学中展现给学生,才能发挥教师德性的效力和作用。 其次,以职业为美点燃自己教书育人的生命之火。人类文化在很大程度上是靠教师来传承的,特别是历史教育,在知识传承、文明传承和精神传承中居于主导地位。历史教师职业不是热门专业,但是它在社会精神文明及价值观教育方面又是其他专业所无法取代的。因此,对于选择了历史教师这一职业的人来说,要建立以职业为美的心境,超越纯粹物质欲望的追求,把自己所做的平凡工作与新一代的成长、人类生命的延续联系在一起,与个人收获的快乐、自我价值的实现联系在一起,从而获得心理上美的体验与意识,形成以职业为美的内心情感。当达到这种境界时,就不再把历史教师这一职业当作对社会的一种牺牲或付出,而是对社会的一种创造,它创造了年轻一代的灵魂,创造了社会发展的价值观念,是人类美的最高境界。具备了这种情感,历史教师职业就不再是枯燥的、贫穷的、冷门的职业,而是愉悦的、高尚的职业,是能够体现自己生命价值的职业。 新形势下 大学历史教师专业结构必须发展 以往,大学历史教师的专业性非常强,排斥了其他相关学科在历史教育中的作用,对社会的解释与理解是单线条的,无法发挥历史学在认识社会时的优势。自八十年代以来,大学历史教师虽然在历史研究方面拓宽了渠道,但在教学上变更较少。自上世纪末中学教学以面向生活为主,以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为主,以智力开发为主,使中学教材的内容失去了系统性,知识结构不再具有体系性,而趋向于知识以历史为优秀的综合性。它基本涵盖地理学科、政治学科、法律学科、心理学科、经济学科、社会学科等多种学科的内容。虽然学生在校学习时接触过某一单一学科,距离中学历史教学内容的要求仍较遥远。为培养合格的中学历史教师,高校历史教师在坚持本专业知识体系的同时,必须扩展单一的历史知识结构为复合的知识结构,以便于运用综合知识为学生做出认识社会、解决问题的榜样,使学生逐渐地学会一种新的教学方式。实际上,在历史教材内容中就已经包含了多种学科的知识,若想成为一个优秀的历史教师,必然要对这些学科的知识有所了解,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学习其中几种知识的体系,并将其融入到教学之中即可。这样既可以增强教学的艺术性的吸引力,又可以使学生形成知识的综合意识,而且为将来驾驭变化了的中学历史教材奠定了坚实的意识基础。 在知识结构之外,专业结构还包括能力结构、专业服务精神两个方面。能力结构可以包括教师的审美能力、语言能力、心理承受能力、组织能力、与学生的沟通能力等等。教育与教学过程并非仅是用语言传授知识的过程,而是需要达到多种目标的过程,并且每一种目标则需要一种或几种能力来完成。专业服务精神是历史教师对历史专业的执著,包括上面所谈及的思想素质和对社会价值取向的抵抗能力。 大学历史教育教学方式的变革 中学历史教育方式的变革开始极大地促进大学历史教育方式的改革。在中学历史教材变革的同时,其教学观念、教学方法、教学手段等也相应地发生了变化。大学历史教学也不得不适应国家教育理念的发展和中学教师的需要而进行必要的改革。 教学观念的改革。以往大学历史教育和教学培养的目标是历史精英型的人才,在历史学科方面拥有完整无缺的知识体系和较深的历史理论水平,也就是说是培养历史研究型的人才。中学历史教学的培养目标是具有民主、平等精神、创造精神和遵守法律的现代社会的公民,中学历史教学实际上是大学历史教学的缩影。大学历史教育承担着培养实现这一目标的教师队伍,就要首先使这支教师队伍具备民主平等精神、创造精神和遵守法律的现代社会公民的素质、意识和能力。改变单一的研究型人才的培养模式势在必行,其培养方向首选复合型人才,其次为能力型人才,再次为观念开放型人才。 教学方法的变革。为适应多种人才的培养,也必须改革过去那种完全的教师讲授的教学方法,以教师讲授为主,根据学生参差不一的情况,采用分组讨论、师生主题对话、不同层次的作业、指导问题的研究、撰写论文、社会调查、资料收集、专题讲座等多种方式方法,培养学生多方面的兴趣、能力,达到综合发展的目的。 教学手段的改进。利用现代化的声音资料、影像资料、图片资料以及多媒体教学、网络教学、实地情景教学等多种多样的手段,加强教学效果。 教育教学综合环境的改革。历史教育主要以思想教育、精神教育、价值观教育为主,单凭几个教师或单个的历史系来努力是无法取得较好的效果的。应该创设良好的校园环境,实现教师在教学中所描绘的那种环境和理想,使学生受教于其中,乐在其中,树立牢固的信念于其中。 大学历史论文:大学历史课堂教学的减法与加法 摘要:传统课堂教学模式存在多种弊端,知识在讲授与接受过程中总处于不断减损的状态,是大学历史课堂教学中亟待解决的问题,各种弊端的症结集中体现在教师的教法与学生的学法方面,为使知识能够在被学生获得与掌握的环节中取得一种增量,需要教师在教法上与学生在学法上都同时作出改进。 关键词:课堂教学;讲授与接受;减法与加法 我国大学教学与科研关系失衡。这与特定历史时期国家对大学科研的侧重有关。如职称和薪级标准制定上偏重科研量化而轻视教学过程,重科研轻教学也成为大学历史教师普遍的思维方式,又有观点认为“学问大了,教学自然会好”。在这样的观念下,大学历史课堂教学存在众多弊端,如历史学科本身重独立与完整,忽视相关学科之间必要的联系,在课堂教学过程中教师、学生知识狭窄,思想单一。又如教师偏重教法轻视学法,重结果轻过程,重知识传授轻思维、轻能力发展的传统教学模式仍然占据统治地位,学生积极思考,发问、质疑的自由时间与空间小。学生学习通常只停留在背诵知识的层面。理论思维、创新能力的训练相对缺乏等。 多种弊端的产生有历史的原因。长期以来应试教育向来以传授知识为主,而缺少关于创新能力的锻炼,这在高校历史课堂教学上有突出反映,“在教与学关系上只重视教师灌输而忽视大学生独立学习活动”,教学方法多为灌输式,缺乏启发式。但是,素质教育这种以提高学生基本素质为目标的教学活动,旨在提高学生素质,大学历史教师之间也曾多方研讨,力求改进。但是各种弊端仍未能有大的改进。一个原因是缺乏好的教材。教材编写仍然沿用应试教育的思维模式,各类教材大同小异,千人一面。其次是课堂教学仍以讲授为主。有时老师提出问题要求学生回答,启发学生讨论,可是无法形成热烈的讨论。 要想解决大学历史课堂教学的弊端,需要同时从教师的教法与学生的学法两方面分析。从教师“教”的方面说,教师通过日常积累获得的创新与理论思维,有时并不能达到自觉的运用,很难拿来启发学生。自己理解的东西未必能让学生理解,想和说是两回事。从学生“学”的方面说,高校的考试体系大多偏重对知识内容的考核而轻视学生多种能力的检验,学生进入大学后学习仍然以记诵知识为主,未能有效地自主学习。 其实,教师的教与学生的学的关系,从知识传播学的意义上看,是一个有关减法与加法的问题。一般而言,教学活动从教师课前对教材的熟悉时已经展开了,而教师对教材的理解不可能完全复原教材的全部内容,受限于教师的知识水平与理解能力,设计教案的过程又经过教师有意的剪裁,教师理解所得的知识做的是在对教材全部内容做减法;而教师在课堂讲述中,同样受限于主体意识与客观条件,讲述的知识又是自己理解所得知识的减法。学生在听教师讲授的同时又是对知识进行理解与消化吸收的过程,则是在做着对教师讲述部分知识的一个减法;最后,学生在课堂教学活动结束后。真正记忆到的知识更是自己在课堂当中掌握部分的减法。至此我们看到,从教材所含知识到学生最终的获得知识,一直处在不断减损的状态当中。知识减损直接产生的结果是,学生获得的知识不全面;老师在知识掌握程度上无法逾越前人的教材。直接一些说,学问到最后,便是“一代不如一代”了。 俗语说,“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作为历史专业的大学生如何超越自己的老师?这个问题的解决,要求我们在课堂教学中做好加法,目的是使学生对知识信息的获得形成某种增量,这也是根本解决课堂教学各种弊端的关键所在。无论是时下的多媒体教学、情景教学、兴趣教学、情感教学以及对学生主动学习意识的提倡方面等等,都是希望学生在课堂教学中尽可能多地获得知识增量,这样做一方面弥补了知识在传授过程中产生的减损。另一方面,创造出更多额外部分的增加。 课堂教学中做加法,需要在教师的教法与学生的学法方面做出改进。历史课堂教学应当强调个性化教学风格。突出“教学相长”的教学理念。教师的教学,应具有自己特殊的风格,尽可能多地学习掌握与教学相关的知识信息,努力提升自己的理解能力与语言表达能力,减少各类知识信息在讲授过程当中的减损,由以教师为中心向教师主导、学生主体相结合转变,着力培养学生的问题意识,使学生能够根据课堂教学内容能“举一反三”的获取知识。学生的学习,也应有自己的特点,培养自己的自主学习能力,重视课前的准备和课后的复习,学生要成为真正课堂的主人,能够根据提出的问题,开展深入的细致思考,并寻求分析与解决问题的实际能力。除此之外,大学应该有一些规范,保证教学的进行符合自己的特点,但更应该有相当自由的空间,使教师和学生发挥自己的教和学的主动性。
科学与管理论文:科学理论与企业管理论文 1行为科学对企业管理的影响 在组织行为科学中比较经典的激励理论是美国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美国学者赫茨伯格等人提出的双因素理论以及决策模型理论。首先,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认为人类的需求分为生理的需要、安全的需要、友好与归属的需要、尊重的需要和自我实现的需要等5个等级。这五种需求的依次上升,呈金字塔式的结构。根据马斯洛的需求理论,企业可以建立灵活的激励政策,充分发掘员工的潜能。双因素理论是指“激励——保健”理论。该理论认为在一定条件下,影响人的工作积极性的因素有两类:一类是避免不良情绪的需要,一类是激励因素。前者与工作环境、人际关系、工作待遇等有关。如果没有这些因素,那么员工的工作积极性会很低,但如果有这些因素,并不一定能够调动员工的积极性。后者是指员工才能得到赏识、拥有较好的发展机会等因素,这些因素能够激励员工产生强烈的工作欲望。在决策模型中,目标函数采用效用函数形式,可以有多种表现形式,如非物质因素等。另外,在决策方式上,采用满意准则。这比传统的最优化准则更具有人性化。企业的决策者从“以人为本”的角度出发,寻求满意解,而不是“最优解”,这样的决策更具有实用性。 2行为科学在现代管理中应用的误区 2.1企业不够重视行为科学理论的应用 我国的企业,尤其是国企和中小企业,进行现代化管理的起步比较晚,不够重视行为科学在企业管理中的应用。很多企业依然采用传统的管理方式。例如,很多国企采用终生制的人事管理方式,员工一旦进入相应的单位编制,就不会因为工作绩效差而被辞退。这种终生制的方式对于员工没有激励作用,员工的工作积极性差,因此企业的效益很差。传统的管理方式不能充分考虑到人的不同方面的需求,出现了企业提供条件与员工需求不平衡的现象。如岗位与员工能力不适应、晋升机制不完善等。长期以来,这些问题导致员工的工作积极性下降,企业员工士气低落,严重的甚至出现了整个管理团队辞职的事情。不科学的管理方式为企业的管理带来严重的隐患,成为企业前进道路上的障碍。 2.2对行为科学理论认识不够深刻 行为科学理论引入我国已经有一段的时间,很多企业已经逐渐在利用这种理论来进行员工的管理,但是效果却一直不好。究其原因就是我国的企业对行为科学理论认识不够深刻、不够全面。行为科学与心理研究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在企业应用中需要咨询相关的心理咨询师。在中国,由于文化的特殊性,公众普遍对心理咨询师具有一定的偏见。很多人将心理问题与精神问题划等号。因此,很多企业没有借助相关心理咨询师的帮助,直接进行行为科学理论的使用。然而,要想获得员工的性格特质、倾向等方面的信息和结论就必须进行相关心理方面的调研。通过调研了解员工的性格、潜能等,然后企业可以实现岗位与员工能力相匹配。 3在现代化管理中应用行为科学理论的具体途径 3.1企业要重视行为科学理论的应用 行为科学理论的应用是企业做好人力资源管理的基础。通过行为科学理论的学习,企业的领导和相关的人力资源管理人员可以洞察到企业员工内心的真实需求,然后根据不同情况予以相应的满足。这样可以充分地发掘员工的潜能,进而提高企业组织绩效。因此,企业应该十分重视相关理论的应用。首先,领导层需要学习相关的行为科学理论。企业领导可以通过咨询、自学、参加EMBA班进行行为科学理论的学习。然后,针对企业员工,尤其是人力资源管理部门的员工,企业需要进行相关行为科学理论的培训。企业可以聘请相关的专家、学者对该种理论进行深入透彻的剖析。然后结合本企业的现状进行讲解、分析,使得行为科学理论由抽象变为具体。例如怎样在本企业内部具体应用的马斯洛需求理论,本企业的各种因素与双因素理论是怎样对应的等。 3.2企业要全面认识行为科学理论 由于对行为科学理论的片面认识,企业不能很好地应用行为科学理论。要想全面、深刻地认识行为科学理论,企业的相关管理人员需要进行踏实、认真的学习。然后,企业需要克服文化的偏见,正确地认识与行为科学相关的心理学以及心理咨询师。通过心理咨询师的分析,企业可以获得企业员工性格倾向,从而更好地进行岗位的分配。企业可以进一步建立员工的心理档案。由于现代生活压力很大,员工由于工作压力、生活压力等,有可能出现一定的心理问题。这样心理咨询师通过员工的心理档案可以全面系统的了解员工的心理状况,然后进行及时地疏导,使员工摆脱压力的困扰,全身心的投入到工作中来。全面地认识行为科学理论可以帮助企业更好地做好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工作。全面的认识行为科学理论使企业可以更准确地了解员工的真实诉求,主动进行人力资源管理,提高了人力资源管理水平。例如,人力资源管理人员发现某员工最近一段时间总是请假,并且闷闷不乐。针对这些问题,人力资源管理人员可以通过合理的手段了解员工最近的生活状况。然后在企业内部尽全力帮助员工解决问题。 3.3以人为本 二十一世纪企业的竞争最终是人才的竞争。因此,企业需要想尽千万百计吸引优秀的人才,然后创造良好的条件留住优秀的人才。要做到这些企业需要以人为本。首先,根据相关行为科学理论的应用,企业需要制定合理的薪酬福利制度。使之能够满足员工不同层次的需求又能激励员工以主人翁的态度对待企业和工作。然后,企业需要与员工之间进行良好的沟通,认真考虑员工提出来的工作中问题。这样长期以来员工就会与领导层建立信任。员工与领导层之间信任能够使员工对企业产生依赖感和归属感。这样有助于企业推行新的政策和管理模式,加快企业的发展步伐。例如,丰田生产方式(精益生产)这一模式的推进在一开始就需要员工与企业领导之间很强的信任感。这样,员工才能将基层存在的问题真实地、完整地反映给企业领导,然后通过企业整体力量来解决这些问题,进而提高企业的现代化科学管理水平。 4结束语 行为科学理论为企业进行人力资源管理提供了科学的理论依据。根据行为科学的相关理论,企业决策者能够更加清晰地看到员工的真正需求,然后采取相应的激励措施,最大程度上鼓舞员工士气,创造优秀的企业文化。另外,组织行为学理论在管理中的应用使得企业更加人性化,更加关注企业员工的需求,并且尽可能满足员工的需求。这些作用使得企业现代 化管理受益。虽然,在实际应用还存在一定误区,但是为了能够进一步提高企业的管理水平,增大企业经济收益,企业领导应该充分重视行为科学理论的应用,应该踏实地学习这种理论,使之在管理中被很好地利用。 科学与管理论文:科学管理与公共管理论文 1.科学管理与公共管理 在浩瀚的管理思想史上弗雷德里克•温斯洛•泰罗的效率革命推动了“以追求效率和系统化”的时代到来,科学管理被管理学界盛赞为一个时代的繁荣,同时效率革命也为整个管理史唱响了赞歌。泰罗提出的科学管理思想包括经济人的前提假设,“胡萝卜加大棒”的管理方式与职能工长制的监督方式,为管理思想注入新鲜血液的参谋制,任务管理与劳资共同利益说。这些震撼管理思想界的新提法奠定了泰罗在管理学界“科学管理之父”的地位。而后“以泰罗为中心,在美国进一步传播效能主义的还有卡尔•巴思、H•L•甘特、弗兰克•吉尔布雷斯和莉莲•吉尔布雷斯、莫里斯•库克、哈林顿•埃默森等。”泰罗的追随者们一起缔造了管理思想界的科学管理时代。他的追随者对科学管理思想进一步扩充发展,卡尔•巴思作为泰罗最正统的追随者严格执行了泰罗的方法;H•L•甘特的任务加奖金制度和甘特图发展了科学管理思想;吉尔布雷斯夫妇试图为科学管理正名,“科学管理是培养工人,而不是扼杀工人”;哈林顿•埃默森将伦理运用到管理咨询中,积极传播效率主义;莫里斯•库克把效率主义扩大到教育部门和市政组织。正是他们的共同努力与探索成就了科学管理思想的金字塔,同时也为管理学理论和实践奠定了发展基础,而公共管理也有幸承袭科学管理的雨露。公共管理从西欧中世纪的城市自治到中国古代的基层自治,走过了人类发展历史的春夏秋冬。经过实践与理论的充实和发展,公共管理的现代趋势是社会自治和政府公共行政的良性互动。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公共行政是公共管理的主体,大范围的公共事务依靠政府提供,社会自治则是补充,二者的良性互动成为现代公共管理的趋势。美国科学管理对公共管理的贡献王婷(西北大学,陕西西安710122)现代公共管理解决公共生活中涉及关乎公众公共利益的公共问题,从而实现公共利益,不仅对社会提供高效优质的服务,而且关注社会的公平正义,而公共管理的主体除了政府之外还有包括公共事业单位,非营利组织,社会团体,企业,第三部门等多元主体在内的非政府组织。管理活动自古就与人类生存发展息息相关,科学管理时代的出现为管理实践提供了发展的基石。公共管理作为管理实践的一种,与科学管理有着不解的渊源,科学管理与公共管理在理论与实践的碰撞中擦出了火花。 2.科学管理对公共管理实践与理论的贡献 2.1科学管理对公共管理实践的贡献 在科学管理兴起之后,一些行政学家开始通过科学管理来寻求政府行政效率的问题所在,而这一探索对公共管理中政府公共行政也同样适用。泰罗系统阐述的科学管理理论虽然来源于对美国私营部门的研究,但却为公共行政提供了方法,即使泰罗没有着力关注公共部门,却也在这一领域具有广泛地影响。一套完整的理论少不了一种契合的运行方式,泰罗的科学管理中的最佳工作方式使公共行政模式的运作成为可能。科学管理中的最佳工作方式和政治行政二分法、正式官僚制一起构成了传统行政模式的基础,这一模式为公共管理提供了政府公共行政运作的实践“路标”。泰罗通过对时间与动作研究、任务管理制、职能工长制的探索发掘了现代管理中的效率原则。著名学者欧文•休斯说,“工厂装配线是体现泰罗思想的主要社会领域,但政府运用科学管理的时间并不比它晚多少。”也正因为如此,泰罗的科学管理在公共行政领域一直占据着重要地位,为管理实践提供了专业化的管理知识,而这种管理知识恰巧也是公共行政管理所需要的。科学管理为政府公共行政实践提供了一种有效的参考,这种方式与传统公共行政模式中的官僚制模式配合形成了传统公共行政的运作模式。科学管理中任务管理制以工时研究为基础,制定精心的计划,管理部门以明确的责任来制定工作制度。泰罗的“工时研究”被移植到政府管理中来,深刻地影响了政府的职位分类,在政府管理中推广职位分类,奠定了公务员管理的基础和依据,建立了人事管理的统一体系,为公共管理提供了一种整体运行模式;职能工长制则作为一种监督方式配合任务管理的顺利实施;标准化工作和任务管理制为公共管理中政府公共行政提供了运行方式,使政府公共行政有了高效运作的可能。科学管理中时间与动作的研究提倡一种最佳的工作方式,任何工作都应该遵循一种标准化的工作方式,使用标准化的工具、机器和材料,并使作业环境标准化,强调效率与工作绩效。虽然传统的行政模式随着政府改革的深入遭到许多质疑,但是科学管理为公共管理领域政府公共行政提供了运行“标尺”。公共管理领域的改革从未休止,人类一直在探寻最佳的政府公共行政运作模式,从传统行政时期到新公共管理时期,科学管理理论并没有随着科学管理时代的逝去而淡化,而是依然在为后来不断发展的管理理论提供借鉴和做出贡献。 2.2科学管理对公共管理理论的贡献 随着20世纪80年代以来政府规模的扩大,财政经济危机,官僚主义和社会问题的不断凸显,西方主要发达国家开始了声势浩大的政府再造运动。“政府管理的运作亦发生了相应变化,即由传统的、官僚的、层级节制的、缺乏弹性的公共行政,向市场导向的、因应变化的、深具弹性的公共管理转变。”欧文•休斯认为,一种完整的理论必须要有一种工作方式与组织方式。然而随着政府改革,政府再造的深入,“新公共管理运动”如火如荼地展开,传统行政模式渐渐淡出政府改革的蓝图,被新公共管理所取代。但这并不意味着科学管理理论的淡出,作为20世纪20年代声名大振的科学管理时代的理论支柱,即使在新公共管理时代,甚至后新公共管理时代都难以掩盖它的光芒。科学管理理论不仅仅能为传统公共行政模式所用,同样也可以为新公共管理理论作出贡献,而新公共管理运动发展的实践也证明了这一点。新公共管理打破了传统公共行政管理的相对封闭系统,将私营部门管理方法和市场竞争机制,广泛地用于公共部门管理之中,强调公共管理行政主体多元化。公共管理领域中这一全新的的价值取向表明:新公共管理不仅是政府行政管理形式上的变革,而且是在意识形态领域关于国家角色的突破,是对国家、社会、公民关系所作的全新思考与实践。科学管理理论在这一全新视角下同样为新公共管理理论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新公共管理中对工作绩效的重视使绩效工资得到重视,而新公共管理关于人事管理的部分却与绩效工资有着水与鱼的密切关系。绩效工资的管理方式与泰罗的追随者H•L•甘特提出的任务加奖金制如出一辙,H•L•甘特的思想主要受泰罗影响,“在高工资地开支的过程中,甘特看到了激励制度的一些不同的可能性”他发明的任务加奖金制度可以说是绩效工资的前身,正是有了科学管理时代任务加奖金制的提出才有了后来绩效工资制的发展。而这种理论基奠为现代管理中绩效工资制奠定了应用基础。虽然在新公共管理运动的大背景下科学管理的最佳工作方式在实践运用过程中受到质疑,但是新公共管理依然是在最佳工作方式的基础之上进行改革的,泰罗的科学管理是基础性的奠基,有了这一奠基才有了新公共管理运动的发展,新公共管理并不是对科学管理最佳工作方式的全盘否定,而是在肯定其基础性作用的同时指出其引发的问题,进一步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法,是对最佳工作方式的完善和发展。新公共管理强调“顾客导向”认为公民应该被看做顾客,而政府则是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的提供者,是为顾客服务的,应该奉行“顾客即上帝”的遵旨。即使在新公共管理时代政府的角色发生了转变,但是政府的运行依然需要最佳的工作方式,科学管理最佳工作方式的理念对新公共管理运动而言并没有过时。新公共管理也强调结果导向,注重产出,认为效率和效力缺一不可,强调政府的“掌舵”角色,注重授权、目标使命、产出、分权模式,在政府公共管理领域中引入市场竞争机制,调动各方面的力量,降低公共产品和服务的供给成本,提高公共经济效率。而这与泰罗科学管理的效率革命殊途同归,都是寻求最有效率的结果导向,唯一的不同就是所应用的对象,泰罗的效率革命完全可以被看做新公共管理的奠基。传统公共行政模式无疑是一去不返,而新公共管理运动及其所引发的公共管理模式的变革,也将成为一股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但是深究这盛世华章的背后,是科学管理的理论奠基为这一时代的繁荣提供了生长的土壤。 3.结语 美国科学管理作为现代管理学的发端和起源,为管理思想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一百年过去了,现代管理实践与思想中不断涌现着各种流派,但泰罗的科学管理可以被盛赞为这些流派的基石,是管理实践与理论的路标。虽然科学管理也曾遭受质疑,但是作为管理实践变革的指挥棒,它的价值意涵并不褪色。公共管理是人类政治生活必不可少的管理实践,作为公共管理改革的现代风向标“新公共管理”运动更是在政府公共行政改革中掀起了一阵狂潮。新公共管理理论是对新的环境背景下对政府公共行政改革所作的努力,科学管理为公共管理提供了运行的最佳方式。在新公共管理运动热潮中,虽然“泰罗主义”同“官僚制”一起遭受到批判,但是新公共管理理论并不是对科学管理的全盘否决,而是在科学管理的基础上所作的进一步的理论探究,是改进和创新。科学管理的价值对于现代管理而言是巨大的,同时对于公共管理的贡献也是不可否认的,其实践与理论价值更值得学界的进一步挖掘,科学管理对公共管理的贡献不仅仅是影响其发展,更重要的是其基奠作用,为公共管理乃至新公共管理的发展提供了生长肥料,因此科学管理之于公共管理,是土壤,是基奠,更是跳板。 作者:王婷 单位:西北大学 科学与管理论文:基于科学性与合理性的医院管理论文 1管理与制度脱节,脱离了管理的本质 在管理学中管理与制度是相生相辅的关系,管理的执行依托于制度的制定,制度制定的成效又依托于管理中的实践成果和反馈情况。医院作为企业中特殊的行业当然也要紧随改革的潮流,大力倡导宣扬医院管理在医院工作中的突出地位。但是在看似正确的理念下,却呈现出人文主义与科学制度在实践中严重背离。一些三甲医院为了迎合时代的发展,过分地强调制度之上的理念引导与个人素质,完全忽略制度的约束与制度的规范。评判一个医院的整体绩效水平不仅要关注医院的技术水平,还要关注优质的服务态度[3]。医院的管理固然重要,但是仅靠刚性的管理来提升员工的行为准则,提倡医德医风是远远不够的。优质的管理还要依附强有力的、切实可行的规章制度来保障医疗水平和服务态度的执行。缺失了制度的支撑,医院的医疗活动便失去了对员工的凝聚力和领导力,所追捧的医院文化和标榜的精神文明便会失去其吸引力,同时也缺少了从自觉到不自觉意识转化的动力。最终使隐形层面做得不伦不类而显性内容无法得到真正落实,难免使医院的管理流于形式主义弊端。由此可见,只有医院管理与医院制度相互配套,才能确保医院的和谐发展。 2管理与医务活动脱节,使医院管理建设出现偏差 精神文明建设从提出到至今一直被各类企业所推崇,不论企业家或是管理者,从精神文明建设的推广中看到了管理中的一种新型力量,这种抽象的新型力量与“霍桑试验”所提倡的人的行为和态度是紧密相连的,金钱对于工作的产出并不能起到决定性的作用,群体规范、群体行为才是个体工作的主要因素,在管理理念上都是如出一辙,都更加以人的情感为本。医院工作管理也不例外,那么如何在工作当中体现群体的情感走向?如何加强该群体的精神文化?如何提升群体的凝聚力?很多企业通过开展各种各样的活动来体现。这无疑是一种最直接、最简单,同时又能让员工一目了然、第一时间感知的有效方法。但是在实践中,随着环境的改变,实行对象素质的参差不齐,领导者想要获得的效果不同等,这些因素使得医院的管理与医院活动脱节的情况愈演愈烈。形成这样的问题所在,归纳下来主要是因为:1)箩筐化的现状。伴随着新医改的推行和传统管理理念的转变,近几年医院在管理方面上更多的趋于人性化,将管理视为竞争力的优秀力量,尤其是在以中医药为主的医院里,“以人为本”的工作理念尤其重要。但是在医院推行活动时,由于定位不准、目标模糊、跟风造势等因素,将活动视为一个大箩筐、大熔炉,不论是否适合于本院的定位,不论是否与管理建设相关联,通通将其扔进活动的箩筐内,致使医院活动不但不能很好地配合医院管理建设,反而使两者之间“差之毫厘,失之千里”[4]。2)简单化现状。这里所说的简单化是指概念上的混淆,很多一级三甲医院错把医院活动当做医院管理的方法之一。这种简单的相等,使医院管理建设流于一项必须完成的任务,不但使其形式主义化,难以调动员工积极性,并且使医院活动难以发挥对管理的积极作用,形成上文所提到的隐性不明确,显现不到位的误区管理。3)表面化现状。医院的管理是一个长期形成并不断创新的过程,不是一蹴而就,也不是短期内拼凑而成的。很多医院为了给员工和患者留有一个良好文化环境的视觉形象,将活动停留在表面上追求多少的层面上,忽视了内涵本质的建设,难以形成一套系统的体系,结果是“丢了西瓜找芝麻”,使医院管理建设出现了偏差与盲从。 3加强医院管理建设的途径 3.1构建优秀价值观,确保医院管理顺利实施医院优秀价值观的确立从广义上来说是医院文化的确立,在医院文化中想要构建坚实有力、被员工和患者共同认可的优秀价值观就必须层层做起。我们先要明确文化的建成不是一蹴而就,而是要经历漫长的过程才会形成的抽象物质,它分为表层即医院的物质符号,中层即医院的行为准则与制度文化,深层即医院的优秀层,主要指医院的精神与优秀价值观[4]。只有经过这一漫长复杂的过程,医院优秀价值观的确立才能沿着初始愿望进行,才能时时与医院的管理方法相结合,才能解决上一章节所提到的医院管理与管理理念脱节的现象。那么在现实的医院管理中如何构建优秀价值观,解决理念与管理的脱节?概括来说需要完成以下几步:1)统一员工优秀价值的认同感。人的情感是医院发展中最优秀的财富,是医院文化形成的重要因素。在市场进程的多元化与人力资源管理方法的不断升级的今天,使员工的素质和对医院工作的认知感有不同层次的差异,这样的差异性无疑给管理工作带来了很大的风险与难度。而统一化则是管理中最基本的要求,员工只有做到目标统一、情感认同度一致才能谈及之后的管理内容。2)规范团队优秀价值观。团队优秀价值观是指这一有效组织内的所有成员对团队目标、道德标准、行为规范、管理制度都是持有认同的态度。通过树立团队优秀价值观,增强科室凝聚力,确保医院价值观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同时还要注重培养主人翁的意识,强调忧患意识。3)确立医院优秀价值观。在以1),2)为基础的前提下,医院优秀价值观的形成就是一个顺其自然演化的结果。医院优秀价值观一旦被认可,对于医院未来的发展、医德医风的呈现、医疗技术水平的提升、人员科室层次的提高等方面都起着中流砥柱的作用。4)创立品牌文化。在医院优秀价值观统领医院文化与管理的同时,我们还应重点打造医院的品牌化管理,尤其在中医药的管理中更要突出中医特色,创新中医科的服务项目,利用各种载体宣传品牌文化,紧扣民生,为医院的管理奠定精神基础。从而摆脱将管理视为一种摆设、一句空洞口号的管理困境,使医院管理在执行中能够降低难度顺利进行。 3.2建立目标管理(MBO),明确管理思路目标管理也称“成果管理”“责任制管理”,是以目标为导向、以人为中心、以成果为标准的现代流行的管理方法之一。通过自上而下确定工作目标,在工作中实行“自我管理”“自我控制”,再以自下而上保障目标实现的流程来确保管理的科学性、实效性。在医院管理中依旧离不开目标管理的制定,同时它对于制度的强化也有着不容忽视的作用。在市场激烈的竞争环境中,如何确立目标管理,如何使目标管理更好地服务于医院管理,是现代医院管理者必须思考的问题。我们可以通过以下几点来梳理总结:1)明确医院的战略愿景、战略管理思路,这一思路的确定是一个比较宽泛的定义,依据医院的宏观定位和微观分析进行确立,同时还要借鉴成功的医院管理经验,扬长避短;2)依据战略思想合理制定目标管理,使短期目标与长期目标相互配套,在工作中及时反馈,避免长、短期目标脱节,定期检查目标管理制定的科学合理性,检测与工作进程是否匹配,尽力避免目标制定的不实用性;3)将目标管理的任务合理分配到各个科室及各个人员身上,实行责任制管理,以每月绩效的评比、任务的完成情况与晋升制度相联系,以此来调动科室成员工作的积极性;4)鼓励并提倡医护工作者参与到医院制定相关管理政策的讨论中,将实际工作中遇到的困难难题及时提出,以便员工在熟悉自身目标并认同管理的基础上刷新业绩;5)完善人性化管理服务,以患者舒适度、满意度为中心,将管理的规范性渗透到每个工作细节中。 3.3对内开展员工帮助计划(EAP)、对外实行患者帮助计划(PAP)EAP与PAP是目前在国外比较流行的一种提高组织绩效、管理模式,关心、尊重员工在工作中的情感心理因素等企业管理中先进的管理技术的新型模式。在世界500强中有90%都建立了EAP管理模式,并且美国已有1/4的人享受着EAP的管理服务,在未来10年内EAP计划将会作为组织中重要的管理方法之一运行在各行各业的管理工作中。EAP概念的提出是因为一方面随着中国经济的急速发展要求所有参与者都必须具备健康的生理与心理投入到经济建设当中,另一方面由于市场化的进程使人们的生活节奏加快,对物质需求越来越大,人际关系的处理变成当代人面临的最大挑战,人的发展与社会适应力和竞争力的联系越来越密切,因此使组织机构的高层管理者将员工的心理健康放在了更高层面上来研究[1]。同时EAP随着近几年的成熟发展,在服务内容上已包含了很多方面,比如职业生涯困扰、婚姻生活问题、法律纠纷、生活工作压力、理财误区等方面,全面为人的需求而服务。医院作为“治病救人”的特殊企业,常常在工作中遇到不可测事件,比如我们常说的医疗事件,使“白衣天使”变成了“罪魁祸首”等医疗事故使医护人员在心理上承受了巨大的社会舆论压力,导致在以后的工作中医患关系日益紧张。因此在医院管理中有步骤地实施EAP计划管理是非常有必要的。具体来说我们可以从以下几点考虑:1)通过专业管理人员进行专业指导、培训与咨询,了解医护工作者的心理动态,及时解决心理疾病,缓解心理压力,提高绩效,改善组织中的工作氛围;2)帮助员工了解外部环境压力源,减少外部环境中不和谐的因素;3)及时处理压力因素的反应,包括生理、心理、行为等负面情绪的疏导;4)改变个体的不足之处,树立正确的行为模式;5)丰富医院的文体活动内容,使医护人员在紧张的工作之余缓解心理压力,提高工作积极性。PAP(患者帮助计划)是在EAP的前提下开发出来的,2种计划的目的和方法是相似的,都是利用人文管理的方法达到人心理的健康。而PAP与EAP相比较而言,主要是指对就诊患者及对流动人口的帮助,主要突出在对外的心理辅导和心理帮助上[1]。我们知道医院管理的压力一方面来源于医护人员本身对管理模式的认同度,另一方面来源于患者对医院的整体评价。在很多就诊情况下,许多患者因对疾病不了解,特别是以中医药为主的医院,由于患者因恐惧感而产生的心理压力,使症状发生改变,从而影响医生的就诊。再加上前来就诊的患者都是高危人群,即使是一些资源条件比较好的三甲医院,也大都忽视了患者的心理状况,缺乏对于患者心理疾病的诊断能力。由此可见心理疾病在整个疾病过程和病理变化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医护人员在与患者沟通交流时一定要注意患者心理的解压,调节患者焦虑、恐惧等情绪。因此在医院管理中开展PAP管理计划显得非常重要而且非常必要。医院工作者只有从制度上、认识上、能力上、方法上重视患者的心理问题才能对症下药。为此医院管理中既要重视技术创新和医技医德的提升,又要建立心理学意义上的患者帮助计划,减少“看病贵”“看病难”的现状,使EAP和PAP2种计划在实际工作中发挥现实意义。 3.4规范制度管理,提升医院管理建设管理建设方向的对与否离不开制度的指引,管理模式运营情况的顺利与否离不开制度的保障。“无规矩不成方圆”,医院的建设离不开一套行之有效的规章制度,它是全体成员共同遵守的行为指南和评价标准,它的建立不仅仅是用来约束员工的行为准则、言谈举止,更是以制度的规范来体现管理,体现医院管理部门的水准和能力,充分展示医院的精神面貌和规范整齐[5]。但是就目前医院管理来看,很多三甲医院在管理与制度的规范和制定上存在相当大的脱节。比如,医院的挂号问题一直是困扰患者的一大难题,“挂号难”的情况在医院中屡见不鲜。出现这样的情况虽有很多因素造成,例如医院的人力资源不够、管理混乱等,但是最根本的还是缺乏制度的规范化。再比如员工缺乏对本院优秀文化的认同感,对管理制度采取抵制心态,管理理念和标榜的精神力量对员工失去吸引力等,致使员工不重视制度的规范,导致隐性和显性层面的工作无法真正落实。那么如何才能避免管理与制度的脱节现象,使二者相互配套、相辅相成呢?通过总结有以下几点:1)依据本院办院宗旨、办院理念,把握制度制定的方向;2)依照本院的组织结构,调整制度当中不合理之处;3)每月开展医院听议会,从各科室中选取员工代表,依据对患者提出的意见和不满之处的整理,及时提出解决方案并参与到制度修改当中;4)管理人员加强监督,不定时抽查科室、员工的在岗情况,在形成人本主义的管理方式下也要提倡铁的纪律;5)依据本院患者流量,合理计划医生人数和就诊时间,可设立“三线相通”的医师团队,其中一线以值班医师为主,二线以主治医师为主,三线以该科室的学科带头人为主,三线相互独立,相互联系,严防患者找不到医师的情况,保障患者24h可以畅通找到医师就诊;6)严格遵守制度的要求,合理制定奖惩制度,畅通反馈渠道,真正做到公平、公正、透明。 4结语 医院管理是今后医院的发展趋势,是医院管理理念确立的重要环节,为未来医院自身管理体系的建立奠定了重要基础。完善医院的管理工作,提升医院的管理水平,调整医院管理的方法一方面对于医院的发展起到推动作用,另一方面还可以为医院获得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双赢局面。因此只有加强制度的建立,规范制度的合理性,重视制度在管理中的作用,医院的管理才能发挥作用,才能使医院管理建设日趋成熟,逐渐步入正轨。 作者:王冠男窦红莉单位:宁夏医科大学 科学与管理论文: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经济管理论文 1、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在经济管理中所体现的作用 在进行经济管理工作的时候,需要从工作中出现的庞大的信息进行分析和处理,这些数据是重要的资源公司和机构需要这些资源做了分析、决策。然而,经济管理人员如何处理这些信息,从而使这些资源能够得到更好的决策服务,是经济管理人员需要不断探索的问题,在很多的研究过程中相关的许多研究人员已经取得了较为合适的方法去处理数据,但这些方法往往并不适用于人们获得大量正确的感官使自己不足以判定自己的决定或感觉。不过由于计算机技术的发展,让人们在处理这些数据的过程中,获得了很大的方便,因为电脑可以有效地对大量的数据进行处理,分析,因此,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经济管理提供了在工作过程中带来极大的方便。 2、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在经济管理过程中的应用形式 2.1运用人工神经网络的形式来对信息进行分析 在动物界的神经传递过程,以及两者之间的神经元有突触,发挥信息的一对神经元之间传递的作用。在传送过程中会被用来传播若干神经递质,这些不同类型的神经递质的那些神经元接收时的轴突,会有许多分支。神经递质中的信息传送的神经元再传递到受体细胞,然后。这种形式的信息传递有很多好处,研究人员受到这些启示后,他们发明了一种自组织特征映射算法,以实现有效的传递信息。因此对计算机技术,其在外界的时间表达的发展以及当前正在使用的方式为数值向量,并且对于神经系统,这也是在该信号中的信息的传播的移位。因此,使用计算机技术进行的信息的神经之间的信息发送处理,具有非常相似的地方。 2.2这种人工神经网络的信息处理方式具备的功能 有关信息处理这个人工神经网络,它是基于神经网络的生物的形式来学习了,那里的人工神经网络的这个系统,也就是现在的一些智能计算机功能与神经系统的生物学特性有很大一部分是类似的,。第一,它具有如下特性反映在存储器中,因为它是基于生物神经模型来设计,因此,其在信息存储和分析,将在第一保留该信息,并且还具有关联存储器的功能。其次,它具有的功能,可以是非线性映射。因为在许多实现该操作,不能够建立的输入信息与输出的数量之间的线性关系,因此设计了许多熟悉的模型不能在其他信息处理系统来执行。然而,使用人工神经网络的设计方法,使得它可以满足非线性映射信息处理的过程中,也可以设置在设计过程中大量的非线性数学模型,并且每个字段可以是得到了应用。另外,该人工神经网络的信息处理模式中,还可以输入的信息来确定和实现有效的分类,原本存在于该信息的信息处理是不容易的分离和鉴定的问题,以便有效的解决方案。最后一个是,它可以具有的信息和输入,并输出将是一种有效的处理数据知识的内容的功能,因为该人工神经网络模型具有神经传递在生物学的特性,所以它可以在信息到达时,它的分析和信息处理为那些谁满足要利用的条件,并存储。这使信息的处理时,数据可根据它们的特性进行分类和分析。 3、人工神经网络的信息处理技术在经济管理中的应用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带来的这个神经网络的信息处理模式的发展过程中,因为它的一些特性和功能,已有效地用于许多领域,解决了传统的信息处理那些不能够解决谁的问题,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因此,目前的做法是,不仅能够使用在经济管理过程信息,还是在医药,工程和其他经济领域已被广泛使用。由于计算机模拟人类思维与人类思考有着极大的相似度,因此在经济管理和其他需要人类思维仔细工作的领域中计算机就可以代替人类进行大量的思考,从而减少人脑处理数据的时间提升效率的同时也降低了人们的劳动脑力,提升了工作品质。 3.1在信贷分析过程中需要对这种信息处理技术加以利用 对于信贷分析,信贷评估机构是有自己的特点,所以在信息化的过程,因为这些公司带来不同形式的信息,制作过程,以判断其可信度,大的问题,这是很难判断出来,使很多时候会带来大量的经济损失。然而,采用这种判断方法的人工神经网络的信息技术,将上有效地解决这些问题完成的。在这些贷款时,信用评级公司,只需要输入信息编码到它,你可以分析数据,由于数额较大的信息输入,使评价过程更加准确地完成更多的工作。利用这种技术,不仅可以做到的准确度,而且还避免了主观的思维操作者的形式。这是这些优点的存在,使得其被非常广泛地应用于在企业风险分析的过程。 3.2使用这种方法可以对市场做到更准确的预测 在经济管理过程中,需要对一些看起来似乎是有效的市场进行分析,并做相关的未来发展趋势的预测,在决策过程,这些预测结果能够起到参考作用,使得投资的风险可以减小。利用人工神经网络预测市场上的信息处理技术,使得市场价格走势和走势进行了考虑和分析,让一个可靠的市场模型可以被创建。例如,在期货市场上使用这种技术,可以预测其未来的价格。而这项技术也已经在股市应用。随着科学技术和计算机技术的发展日趋成熟,使得在其工作过程中已经能够针对非常复杂的工作得到了良好的解决方案。在经济管理过程,从而产生大量的数据,使用传统方法是难以解决的,但是利用计算机科学和技术,我们可以模仿人在神经传递中的处理信息的方式来进行处理,利用它们工作为人类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4、结束语 综上所述,我国经济管理随着电子计算机科技的不断发展和科技电子计算机智能化的不断进步,以往很多经济管理类的工作也逐渐有了更方便的工作方式,既减轻了工作人员的负担又提升了相关产业的发展,电子计算机技术和软件工程的开发在经济学领域的帮助不言而喻,因此在推广及普及电子计算机技术上相关的部门要下足功夫,为了使我国经济市场电子化进程早日实现一定要不断开发新型的电子计算机技术和相关软件,做到与时俱进。 作者:徐世宇单位:黑龙江省机场管理集团有限公司信息管理部 科学与管理论文:环境科学与实验室管理论文 1开放实验室发展模式现状 在以往的时间里,高校对于实验室的管理往往是封闭的,只有在课程需要的时候才予以开放。这样一来,学生不仅无法获取仪器使用的条件和机会,而且也无法将仪器的作用充分发挥出来。意识到该问题之后,高校开展实施开放实验室,从教学目标的角度出发,尽可能为学生提供仪器的使用条件,为学生创造了自主实验和个性化学习的机会和平台。这种开放式管理模式,不仅大大提高了仪器的利用率,而且对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和创新能力也具有重要意义。为了更好地将实验室的作用在教学中充分发挥出来,高校在对实验室进行建设的时候,除了对硬件设施进行完善之外,还在学术氛围、学术理念以及科研体系等软件环境方法形成了自己的特色,以此来构建全方位、多层次的开放服务体系,使实验室的作用得以最大程度的发挥,从而更好地服务与教学和科研活动。 2综合性、设计性实验现状 在综合性、设计性实验模式下,学生不仅要从多学科角度出发,对实验方案进行科学合理的构建,而且还要运用已掌握的知识在实验中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由此可见,相对于一些普通的验证性实验来说,综合性、设计性实验更加能够培养学生的综合能力。伴随着素质教育改革的不断深入,综合性、设计性实验的有效开展也逐渐被各学科教师所重视起来。为了能够使综合性、设计性实验的开展达到预期的目的,教师首先应该对实验开展的目标进行充分明确,并结合教学内容,对实验方案进行合理设计,一般来说,实验的难度不宜过大,且要具有较强的操作性,这样才能够激发学生对实验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其次,实验的内容应该尽可能全面,使学生通过实验操作,能够达到扩展知识,提高认知水平的目的,以此来推动教学目标的顺利实现。 3开放实验室与开展综合设计性实验相结合的发展模式 为了进一步对开放实验室管理的创新进行研究,本文主要以某高校为例,采取开放实验室与开展综合设计性实验相结合的发展模式对实验室进行管理,并在研究过程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以此来更好地对管理方式进行完善。 3.1研究内容和方法 3.1.1开放环境科学基础实验室 为了便于对实验室进行管理,在不浪费资源的前提下,实现仪器的充分利用,高校对实验室的开放时间设定为每年的下半学期,以此来避免毕业论文实验和研究生论文实验的高峰期。开放对象则主要是环境科学与工程专业大三、大四的学生。但大四学生并不是作为学生参与实验,而是以实验室管理人的身份对实验操作进行指导。因此,大四学生选择的人数不宜过多,8-10人即可,同时,必须确保这些学生具备综合性、设计性实验的经验。 3.1.2开展综合性、设计性实验 综合性、设计性实验的开展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作为实验管理人员的大四学生,需要大量阅读与专业相关的文献资料,并结合环境科学基础实验的内容来对综合性、设计性实验方案进行制定并进行实验前期活动的准备工作;第二阶段,参与实验的大三学生,需要根据具体人数分为若干小组,并在已经设计好的几个实验方案中选择一个,在大四学生的指导下,利用课余时间完成实验操作,并结合实验开展的具体情况,撰写实验报告。第三阶段,大四学生将每组的实验撰写报告进行收集整理,并组织相关教师和实验员对此次综合性、设计性实验的开展效果进行分析,对实验开展中存在的问题进行总结,并在此基础上提出针对性的解决措施,以此来提高实验教学的整体质量。 3.2开放实验室创新的效果与问题将开放实验室与开展综合设计性实验相结合,由高年级学生作为管理人员对低年级学生进行指导,教师和实验员则作为监督员对实验开展的整体过程进行有效监督。这样的管理模式具有诸多优势,归纳起来,大致可以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①增进师生之间的交流,由于实验室开放的时间并不是在课堂上,因此,学生和教师之间有更多的时间交流、沟通,共同营造一个轻松和谐的交流氛围。在这种氛围下,学生能够畅所欲言,将自己的想法大胆地表达出来,对实验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也会积极主动地去思考,这样一来,无论是专业知识,学习方法,还是人际交往,学生都能够有所收获。 ②强化学生的自主创新意识,处于大三阶段的学生,在经过两年多的学习之后,对于一些专业知识也已经有了一个略微全面的了解,这个时候,学生往往希望参与一些实验,从而将理论与实践有效结合起来,做到对知识的深入掌握与了解。此阶段正是培养学生自主创新的最佳时期,实验过程中,对于实验选题、材料准备、实验方法的选择以及实验操作等,都可以安排学生来自主完成,以此来进一步强化学生的自主创新意识。 ③加强常规实验技能和动手能力,上文中提到,环境科学与工程专业的综合性、设计性实验的开展,都是以基础实验为依据开展的,这样一来,不仅能够强化和巩固课堂中所学习的内容,而且也可以让学生有机会掌握一些仪器的使用方法和应用原理,拓宽学生的知识面,为日后的学习奠定坚实的基础。 ④文献检索和综合知识能力的提升,由于综合性、设计性实验的开展需要学生自主选题,这就要求学生要阅读大量的文献和资料,并从中提取有用的信息。久而久之,学生的文献检索能力和综合知识能力必然会得到大幅度提升。但这种管理模式也存在一些有待完善的地方,比如说,高年级学生的专业知识水平不高,在对实验方案进行设计的时候,内容较单一,且操作性不强;实验时间大多安排在学生的课余时间,使本该1天完成的实验,需要花费2-3天才能完成,导致实验缺乏连贯性,甚至还会影响到实验的准确性。以上这些问题都是在未来时间里,需要重点解决的问题,应该引起相关部门的高度重视。 4结语 综上所述,在环境科学与工程专业课程的开展中,开放实验室所起到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做好实验室的科学管理是确保各项教学活动顺利开展的前提。因此,在未来的时间里,管理部门必须对实验室管理工作给予高度重视。本文所介绍的综合性、设计性实验相结合实验室管理模式,不仅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能够激发学生获取知识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而且还能够从根本上提高教学质量,提升实验室的利用率。由此可见,该管理模式符合高等教育深化改革的目标。 作者:周振明陈朝述蒙冕武单位:广西师范大学环境与资源学院 科学与管理论文:科学理论与企业管理论文 1行为科学对企业管理的影响 在组织行为科学中比较经典的激励理论是美国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美国学者赫茨伯格等人提出的双因素理论以及决策模型理论。首先,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认为人类的需求分为生理的需要、安全的需要、友好与归属的需要、尊重的需要和自我实现的需要等5个等级。这五种需求的依次上升,呈金字塔式的结构。根据马斯洛的需求理论,企业可以建立灵活的激励政策,充分发掘员工的潜能。双因素理论是指“激励——保健”理论。该理论认为在一定条件下,影响人的工作积极性的因素有两类:一类是避免不良情绪的需要,一类是激励因素。前者与工作环境、人际关系、工作待遇等有关。如果没有这些因素,那么员工的工作积极性会很低,但如果有这些因素,并不一定能够调动员工的积极性。后者是指员工才能得到赏识、拥有较好的发展机会等因素,这些因素能够激励员工产生强烈的工作欲望。在决策模型中,目标函数采用效用函数形式,可以有多种表现形式,如非物质因素等。另外,在决策方式上,采用满意准则。这比传统的最优化准则更具有人性化。企业的决策者从“以人为本”的角度出发,寻求满意解,而不是“最优解”,这样的决策更具有实用性。 2行为科学在现代管理中应用的误区 2.1企业不够重视行为科学理论的应用 我国的企业,尤其是国企和中小企业,进行现代化管理的起步比较晚,不够重视行为科学在企业管理中的应用。很多企业依然采用传统的管理方式。例如,很多国企采用终生制的人事管理方式,员工一旦进入相应的单位编制,就不会因为工作绩效差而被辞退。这种终生制的方式对于员工没有激励作用,员工的工作积极性差,因此企业的效益很差。传统的管理方式不能充分考虑到人的不同方面的需求,出现了企业提供条件与员工需求不平衡的现象。如岗位与员工能力不适应、晋升机制不完善等。长期以来,这些问题导致员工的工作积极性下降,企业员工士气低落,严重的甚至出现了整个管理团队辞职的事情。不科学的管理方式为企业的管理带来严重的隐患,成为企业前进道路上的障碍。 2.2对行为科学理论认识不够深刻 行为科学理论引入我国已经有一段的时间,很多企业已经逐渐在利用这种理论来进行员工的管理,但是效果却一直不好。究其原因就是我国的企业对行为科学理论认识不够深刻、不够全面。行为科学与心理研究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在企业应用中需要咨询相关的心理咨询师。在中国,由于文化的特殊性,公众普遍对心理咨询师具有一定的偏见。很多人将心理问题与精神问题划等号。因此,很多企业没有借助相关心理咨询师的帮助,直接进行行为科学理论的使用。然而,要想获得员工的性格特质、倾向等方面的信息和结论就必须进行相关心理方面的调研。通过调研了解员工的性格、潜能等,然后企业可以实现岗位与员工能力相匹配。 3在现代化管理中应用行为科学理论的具体途径 3.1企业要重视行为科学理论的应用 行为科学理论的应用是企业做好人力资源管理的基础。通过行为科学理论的学习,企业的领导和相关的人力资源管理人员可以洞察到企业员工内心的真实需求,然后根据不同情况予以相应的满足。这样可以充分地发掘员工的潜能,进而提高企业组织绩效。因此,企业应该十分重视相关理论的应用。首先,领导层需要学习相关的行为科学理论。企业领导可以通过咨询、自学、参加EMBA班进行行为科学理论的学习。然后,针对企业员工,尤其是人力资源管理部门的员工,企业需要进行相关行为科学理论的培训。企业可以聘请相关的专家、学者对该种理论进行深入透彻的剖析。然后结合本企业的现状进行讲解、分析,使得行为科学理论由抽象变为具体。例如怎样在本企业内部具体应用的马斯洛需求理论,本企业的各种因素与双因素理论是怎样对应的等。 3.2企业要全面认识行为科学理论 由于对行为科学理论的片面认识,企业不能很好地应用行为科学理论。要想全面、深刻地认识行为科学理论,企业的相关管理人员需要进行踏实、认真的学习。然后,企业需要克服文化的偏见,正确地认识与行为科学相关的心理学以及心理咨询师。通过心理咨询师的分析,企业可以获得企业员工性格倾向,从而更好地进行岗位的分配。企业可以进一步建立员工的心理档案。由于现代生活压力很大,员工由于工作压力、生活压力等,有可能出现一定的心理问题。这样心理咨询师通过员工的心理档案可以全面系统的了解员工的心理状况,然后进行及时地疏导,使员工摆脱压力的困扰,全身心的投入到工作中来。全面地认识行为科学理论可以帮助企业更好地做好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工作。全面的认识行为科学理论使企业可以更准确地了解员工的真实诉求,主动进行人力资源管理,提高了人力资源管理水平。例如,人力资源管理人员发现某员工最近一段时间总是请假,并且闷闷不乐。针对这些问题,人力资源管理人员可以通过合理的手段了解员工最近的生活状况。然后在企业内部尽全力帮助员工解决问题。 3.3以人为本 二十一世纪企业的竞争最终是人才的竞争。因此,企业需要想尽千万百计吸引优秀的人才,然后创造良好的条件留住优秀的人才。要做到这些企业需要以人为本。首先,根据相关行为科学理论的应用,企业需要制定合理的薪酬福利制度。使之能够满足员工不同层次的需求又能激励员工以主人翁的态度对待企业和工作。然后,企业需要与员工之间进行良好的沟通,认真考虑员工提出来的工作中问题。这样长期以来员工就会与领导层建立信任。员工与领导层之间信任能够使员工对企业产生依赖感和归属感。这样有助于企业推行新的政策和管理模式,加快企业的发展步伐。例如,丰田生产方式(精益生产)这一模式的推进在一开始就需要员工与企业领导之间很强的信任感。这样,员工才能将基层存在的问题真实地、完整地反映给企业领导,然后通过企业整体力量来解决这些问题,进而提高企业的现代化科学管理水平。 4结束语 行为科学理论为企业进行人力资源管理提供了科学的理论依据。根据行为科学的相关理论,企业决策者能够更加清晰地看到员工的真正需求,然后采取相应的激励措施,最大程度上鼓舞员工士气,创造优秀的企业文化。另外,组织行为学理论在管理中的应用使得企业更加人性化,更加关注企业员工的需求,并且尽可能满足员工的需求。这些作用使得企业现代化管理受益。虽然,在实际应用还存在一定误区,但是为了能够进一步提高企业的管理水平,增大企业经济收益,企业领导应该充分重视行为科学理论的应用,应该踏实地学习这种理论,使之在管理中被很好地利用。 作者:王曰飞单位:光大金控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科学与管理论文:科学发展观成本控制与管理论文 内容摘要:“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是从国家发展全局出发提出的一种全新的科学发展观。本文以这一科学发展观为基点,界定社会成本控制和管理的涵义,分析了目前社会成本增大的现实原因,并提出其相应的控制和管理的对策。 关键词:科学发展观社会成本社会成本控制和管理 坚持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要深化对科学发展观基本内涵和精神实质的认识,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这是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从新世纪新阶段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出发提出的一种全新的科学发展观。强调更快、更好的发展是科学发展观的出发点;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重要规定;实现统筹兼顾是科学发展观的根本要求(孙向军,2005)。传统观念认为发展就是单纯的追求经济增长,科学发展观改变了这一认识。从科学发展观的角度看,单纯的经济增长不等于社会发展,社会的发展是多方位的。这就要求我们用科学发展观的理论和方法指导各个领域和环节的健康发展。科学发展观的这一思路也适用于社会成本的控制与管理。 社会成本控制与管理的涵义和实质 成本是经济学中一个普遍的经济范畴,美国会计协会与标准委员会对成本做了如下定义:“成本是为了一定目的而付出的(或可能付出的)用货币测定的价值牺牲。”经济学最优秀的问题是资源有效配置的问题,而这一问题产生的前提是这样一个基本经济事实:资源是稀缺的。这就构成了机会成本概念的基础。不管是国家、厂商还是个人,拥有的资源都是有限的。而任何资源都可能有多种不同的用途。一般在使用资源的时候,总试图在不同的用途中去选择能够带来最大收益的用途。另一方面,当我们选定了某种资源的用途,就放弃了资源用于各种用途的“机会”,放弃这些机会也就意味着放弃了在这些用途中可能得到的收益。在这个意义上,被放弃的收益也就成为一种“成本”。严格地说,机会成本是指由于将资源用于某种特定的用途而放弃的其他各种用途所能带来的最高收益,通常并不是实际发生的成本,而是在选择资源用途时所产生的观念上的成本。机会成本的概念对经济分析非常重要,它是用经济学的眼光对资源进行估计的成本。虽然精确计算机会成本常常带有一定的主观随意性,但它的大小的估计对于资源的使用方向来说具有决定性的影响。 以上考虑的是每一种单项资源的机会成本,而一个国家的经营需要使用许多种资源,那么,从经济分析的观点出发,国家经营的总成本就应该将所使用的所有资源的机会成本都考虑在内,这就是国家经营的总的机会成本。我们把如此计算出来的总成本称为国家经营的经济成本,也就是说,经济成本等于国家所有投入要素的机会成本之和。故成本控制与管理必须在效率的基础上谋求各种利益相关者之间的价值公平。政府必须从社会公众角度出发,全面衡量各经济组织产品或服务寿命周期内的成本与效益,以社会成本最小化,而不是以制造成本或顾客成本最小化作为成本决策的依据,此即社会成本控制。它通过运用影子价格法和机会成本法,综合考虑经济组织行为对有关各方环境的影响来实施宏观的成本控制,此时成本控制管理战略演进为一个由全体经济组织构成的整体国家与环境融为一体的开放性系统。 社会成本增大的原因 社会成本是一国的政府、经济组织及个人发生的一切成本的总和。目前我国社会成本增大也就由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导致: 政府社会成本过大。其一是政府机构和官员有预算规模最大化的偏好。原因有二:政府机构规模越大,则可以获得的预算越大(傅光明,2002);政府支出的大小与官员权力大小成正向关系。其二是政府的管理效率低下。其三是政府决策失误导致的社会损失。其四是政府官员“失节”,即贪污腐败造成的损失。其五是政府效率失常引起的损失。 人力资源成本增长过快。其增长趋势主要来源于人力资源的激烈竞争;工资的比较差异和劳动力价值的自我认识也是诱发人力成本过快增长的主要因素;我国的一些宏观经济政策也导致劳动时间的减少,在劳动效率变化不大的状况下,致使人力资源成本升高;教育费用增长过快,合格劳动力培训成本急剧上涨,未来人力成本普遍增长。 资源价格不断攀升。这里指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自然资源是人类社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本来源,一国的自然资源状况决定了社会劳动生产率的高低,对产业结构和生产力布局有着决定性影响。2000年我国石油及成品油价格与国际接轨,加之自身能源结构不合理,导致自然资源价格飙升。日益严重的环境污染和生态平衡的破坏,对经济发展的制约越来越明显,因而治理环境的成本日益增大。 融资成本和科技创新成本的升高。从理论上看我国企业的融资渠道较多,但渠道大多不畅通。如商业银行的利率已降至历史最低水平;股票筹资市场不规范等。科技创新是一国发展和保持竞争力的重要条件,但目前我国普遍不具备科技创新的能力和条件,主要在于缺乏巨大的资金投入和风险分担模式。 社会成本控制与管理的具体对策 面对社会成本逐步增长的不利形势,我们应采取切实措施对其加以控制和管理。具体对策如下: 控制和管理政府社会成本的对策。其整体思路:使最广大的社会公众积极参与改革实践和改革政策的制定与选择过程,这是经济改革公正性的基本保证;继续深化政治体制改革,使其与经济体制的巨大变化相适应,是使改革过程中的利益再分配符合社会偏好的基本保障;改进政府的工作制度和工作程序,如政府的纵向层次和横向幅度以及该结构基础上的管理规则;建立起完善的社会福利保障体系,对改革的受损者予以补偿;处理好社会公平与社会效率之间的关系。 其具体举措为:努力提高各级政府决策者及全体成员的成本控制意识;用市场机制推进区域发展;加快组织体制改革;大力推进人事制度改革,开发人力资源强化干部效能的管理与考核;加快财政体制改革;创新公共物品提供方式;创新政务服务;加快职务消费制度改革;大力推进电子商务;政府要重视基本生产和生活资料的生产和储备,保持物价稳定;进一步加大整顿和规范市场秩序的力度,促使企业规模经营。 控制和管理企业成本的对策。企业自身要加强管理,提高管理效率,提高企业资源的利用效率,减少闲置和无效消耗,以降低成本,同时加强对各种创新风险的评估,避免风险损失。具体举措有:企业应树立成本控制观念,树立战略成本委员会,把成本控制应用于价值链管理;企业应实行差异化战略,掌握好知识资本成本,为此需要有很强的研究与开发能力,以及有能够确保激励知识型员工创新型的激励机制和管理机制;在成本控制方法上需推行作业成本法,全面控制成本;公司产品价值是不断积累的动态过程,包括采购、制造、销售等服务流程,在此过程中需减少非增值作业流程,实现企业价值和成本配比的最优化。 科学与管理论文:科学发展观与建筑企业管理论文 摘要:企业文化是企业的灵魂,企业文化建设得好,就能实现优化管理,提高管理效率。本文从中国企业500强之一的湖南建工集团存在的传统文化入手,分析传统文化对建筑企业文化的双重影响,论证建筑企业如何通过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融合实现管理的效率、效果和效益,以期达到指导建筑企业构建企业文化以及让企业文化在建筑企业中发挥其应有作用的目的。 关键词:建筑企业管理;传统文化;现代文化融合 1前言 建筑企业文化是在其长期发展过程中形成的维持自身生存乃至繁荣昌盛的精神财富,其主要内容是企业价值观、企业精神、企业经营之道、企业风尚、企业员工共同遵守的道德规范。在企业管理中,只有实现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融合,才能用文化激励员工的积极性与创造力,凝炼企业的优秀竞争能力,实现优化管理,提高管理效率。 2企业管理中的传统文化探源- 2.1企业管理中的儒家文化 儒家文化主要包括仁、义、礼、智、信、恕、庸、忠、孝、悌等范畴,湖南建工集团经营思想的发展传承了儒家文化的诚信、人治和以人为本的精髓,坚持以人为本和改革、发展、稳定的方针,突出重点,统筹兼顾,使“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母公司、子公司、分公司”,“企业、社会、员工“之间的利益日趋统一,实现了“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的协调发展。 2.2企业管理中的法家文化 法家文化主张法治,而且提出了一整套的理论和方法。市场经济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就是法制经济,法家文化中的“法治”思想,为湖南建工集团建立相对集权的总公司和制定、完善整套的公司管理制度提供了有效的理论依据。 2.3企业管理中的道家文化 道家文化以“道”为优秀范畴、以“自然”和“无为”为基本观念、追求人性朴真和精神自由。21世纪的前六年,是我国人世后与国际接轨、市场经济逐步走向成熟的关键时期,湖南建工集团实现了自身的跳跃式发展,道家文化中“无为而治”的思想在其发展过程中得到了较好的彰显。湖南建工集团坚持以生产经营为中心,提出“全员入市”的经营理念,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开展经营活动,在本世纪的头几年迅速崛起,并跻身于中国企业5∞强行列。 3传统文化对建筑企业管理的双重影响 3.1传统文化对企业管理的积极影响 3.1.1儒家文化对企业管理的积极影响儒家文化特别是它饱含的以人为中心的人本主义思想,为现代企业管理提供了源头活水。 3.1.1.1有利于形成义利并举义以生利的价值观念 儒家将价值观的问题论述为义与利的关系问题。孔子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儒家非常强调义,甚至要求“合利取义”,但这并不是说儒家就不重视利,孔子又说:“礼以行义,义以生利,利以平民,政之大节也”(《春秋左传·成公二年》)义可以产生利,且只要符合义的要求,就可以追求利。湖南建工集团在经营管理中所确立起来的“一流、超越、精作、奉献”的企业精神,就是对“义”与“利”关系的最好诠释,即要用一流的精品建筑回报社会和业主,“义”在前,“利”在后,以义(公利)为先,可能会使集团暂时损失一定的利益,但其公益行为必能为集团营造一个良好的舆论环境和经济环境,从而开辟广阔的发展前景,这于企业实有百利而无一害。反之,若局限于短期利益,搞豆腐渣工程,可能使企业获取暴利,但必将背上不义之名,声誉扫地,到头来只能为业主冷落,被市场淘汰,甚至受到法律的严惩,最终失去应得之利。 3.1.1.2有利于形成群体至上克己奉公的工作作风 儒家文化以维护稳定和群体协调为宗旨,认为人从道德修养到社会价值实现的过程,要经过格、致、诚、正、修、齐、治、平这八目。其中“修身”是根本,它是个人自我塑造和自我完善的问题,而齐家治国平天下则将个人价值置于群体之中进行衡量和评定。湖南建工集团非常重视团队建设,培养员工和集团荣辱与共的感情和高度的敬业精神,增强集团的凝聚力和稳定性。同时,尊重员工个性的张扬,充分发挥员工个人的创造性和主动性,为其自我实现提供良好的环境和机会,从而产生对集团的满意感,增强其归属感。组织与个人相辅相成,使集团成为实现个人价值与奉献群体相结合、充满活力和战斗力的团队,使集团的维系和发展具有更坚实的基础。 3.1.1.3有利于形成以人为本以和为贵的人际关系 儒家文化主张“和”,即以和为贵,孟子提出“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的思想,把人心向背看作是管理者是否具备“人和”的基本条件。湖南建工集团坚持以人为本的管理观念,以和谐为最高原则来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为集团的跨越式发展谋求优良的内外环境。何况,该集团是一个拥有近20个分公司(子公司)的大型建筑企业集团,如果片面追求一团和气,忽视各单位的个性而扼杀差异性,必然使思想僵化,不利于资源的优化整合,甚至会出现决策危机。所以,他们力求通过各单位和各种不同因素的差异互补来寻求集团各要素的最佳组合。 3.1.2法家文化对企业管理的积极影响 3.1.2.1有利于形成论功行赏的劳资分配观 法家文化“法治”思想的实践意义之一是“定分止争”,也就是明确物的所有权;之二是“兴功惧暴”,即鼓励人们立战功,而使那些不法之徒感到恐惧。“法治”思想在现代企业管理中的运用就是促使企业建立奖罚分明的管理制度,湖南建工集团在这一点上与绝大多数现代企业同出一辙,现行公司制度都是论功行赏,而不是论血缘关系行赏。赏罚分明不仅是传统文化所阐述的最基本的管理原则,而且是现代企业管理中都要坚持的出发点和归宿点。 3.1.2.2有利于形成好利恶害的激励观 法家认为人有“好利恶害”或“就利避害”的本性,商鞅得出结论:“人生有好恶,故民可治也。”现代企业不仅要尊重员工的需要,而且要主动研究员工的需要,制定有效的措施满足员工的需要。湖南建工集团并不否认员工正当的利益追求,而且把这种利益公开化,鼓励集团员工通过自己的努力拥有小车、豪宅,这不仅使员工找回了自我,而且使集团在严格的制度管理下多了一份人性化的关怀,从而增强了凝聚力,焕发了创造力。 3.1.2.3有利于形成改革图新的发展观 法家文化提出“不法古,不循今”的历史观,反对保守的复古思想,主张锐意改革。现代企业管理要依据变化的市场经济所提出的新问题,不断修订、完善管理制度。湖南建工集团站在时代改革的前列,与时俱进地出台新政策,修改、完善各项管理制度,从普通企业到集团公司再到董事会制的大型企业集团,没有哪项制度停留在过往的环境中。 3.1.3道家文化对企业管理的积极影响3.1.3.1有利于形成软性管理的领导策略 在道家文化中,包含着一系列软性管理的理念和智慧,已被世界上一些著名的管理学家所吸收并运用于管理实践。“无为而治”给管理者提倡的是一种“抓大放小”的领导策略,也是一种人性化的管理之道,要求遵循自然规律,为当为之事,不为不当为之事。将这一思想运用于现代企业管理中,就要求管理者因势利导,顺其自然,严格按事物本身规律办事。湖南建工集团在管理中,高层领导主要着眼于关乎全局的战略性决策的出台,而将日常事务的决策权下放到子公司、分公司,以充分调动下属的工作积极性,各级管理者各司其职、协力奋进。 3.1.3.2有利于推进员工个性的修炼 道家文化主张师法自然、宁静尚柔,这一传统文化的精髓在现代企业管理中的应用体现在:强调修养人生,修炼个性。建筑行业竞争激烈,但竞争规则有待进一步规范,在这种现实状态下,建筑从业人员在与人打交道的过程中,尤其要加强修养,平衡心态,正确对待接揽业务中的成与败,以一种积极争取而顺乎自然的心境处理已经发生或将要发生的各类问题。自然,这对于在经营上处于优势的湖南建工集团的员工也不例外。 3.2传统文化对企业管理的消极影响 3.2.1可能繁衍保守的管理思想 儒家“中庸之道”主张用正确的“大道”来治理民众,这是孔孟政治思想体系的方法论原则。遵循着这一文化取向,人们言行举止重不温不火而轻奋发有为,重墨守成规而轻与时俱进。这一文化观念与现代企业管理坚持和倡导的解放思想、开拓进取、与时俱进的新理念大相径庭。 3.2.2可能助长企业管理中的家长制作风 传统文化礼教范畴中的“三纲五常”礼制滋生出的长官为尊的“家长制”文化观念,成为在现代企业管理中弘扬先进文化的严重障碍。这一文化取向在企业发展中,无疑也助长官僚主义的家长制作风,严重影响和谐企业的建设。 3.2.3可能滋生企业管理中唯心观念的颓废文化 传统文化中根植的封建迷信的谶纬之学的消极思想演化出的唯心观念颓废文化,与现代企业中需要引进的先进文化格格不入。建筑企业中一些管理者放弃高远的理想和斗志而笃信神仙菩萨,或拆除某些建筑,以避让“凶险之兆”,或大兴土木,修建豪华祖坟,以期占尽风水、永享高官厚禄之福。 4建筑企业管理中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融合之路 4.1突出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继承并发扬传统文化中的积极因素 不言而喻,现代企业文化的建设要把弘扬传统文化、发挥传统文化的积极作用和努力体现时代特征和时代要求有机结合起来,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古为今用、推陈出新。 4.1.1把建立仁德的企业形象内化为品牌形象 未来企业竞争主要是品牌竞争,品牌是一种内化的文化,我国博大精深的儒家文化是现代企业品牌塑造的原动力。“仁德”等传统文化中积极的价值取向通过品牌塑造最终-将渗透在企业的发展模式和员工的行为方式中。湖南建工集团以体现仁德之义的“一流、超越、精作、奉献”的企业精神为优秀理念,以塑造“湖南建工”品牌、打造建筑航母为目标,在经营规模上连续几年跨越“百亿元”大关,连续几年跻身中国企业500强,中国承包商和工程设计企业双60强,名列湖南百强企业,荣获21项中国建筑工程鲁班奖,加上资质准人的广泛提升,以及建工新城的落成,极大地提升了集团自身的品牌形象。当然,现代文化追求更自由、更个性、充满想象力和创造力的生活,只有将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相融合,才能为品牌注入新的内涵。 4.1.2将“和”升华为现代企业间的和谐竞争 传统文化中的“以和为贵”为和谐企业的建设找到了很好的注脚。实现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融合,必然要求人们普遍追求立足于竞争的和谐或以和谐为目标的竞争。现代建筑企业需要以超前的眼光,从更高的基点看待竞争,必须真正意识到发展是需要和谐社会环境的,而且必须为和谐的社会环境付出相应成本——包括纳税和资助社会公益事业。把竞争上升到和谐的竞争,客观上要求企业实现竞争观念的创新,即要形成平等、互利、合作、双赢、互补的竞争观念。湖南建工集团确立了“全员入市,健康提速,以人为本,品牌领先”的发展理念和“壮大母体,全员负责,资源共享,内外联动”的发展思路,从而赢得了“母子同步腾飞,航母得以启航”的良好局面。 4.1.3创设管理制度与企业文化紧密结合的管理环境 法家文化主张“法治”,反对“人治”。将法家精神贯彻于现代企业管理制度建设,要求企业把持续经营的基础建立在一套廉明公正的组织规范和平等客观的标准之上,这也可以说是一种企业的法制文化,而且传统的法制观念要与宪法、法律的要求一致,规章制度要与时代的要求适应。湖南建工集团的管理制度与企业文化紧密结合的管理环境,充分体现了湖南建工独特的价值观——一流、超越、精作、奉献,即追求一流、超越、精作的建筑与服务,以奉献与回报社会。 4.1.4创新顺其自然的、授权的和宽松的管理方式 道家文化主张的是一种顺其自然的、授权的和宽松的管理方式,这也是一种哲学理念,与中国文化“天人合一”的传统价值观一脉相承,也会对企业文化建设起到借鉴作用。在现代企业文化中,应更加注重企业精神、企业价值观的人格化和“人企合一”的境界。湖南建工集团放开各子公司的手脚,为他们创造宽松的发展环境,鼓励它们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求生存、求发展,极大地推进了母子同步前行。 4.2积极推进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融合,抵制并改造传统文化的消极因素 面对新世纪以创新为优秀的知识经济的严峻挑战,必须以科学的态度将传统文化整合成与技术创新为驱动相适应的新的文化形态。当前,尤其以以下工作最为重要:培养公平竞争意识,建立创新激励机制,完善市场经济制度;培育法治精神,建立公正的竞争环境;追求科学精神,提供创新的永恒动力。惟其如此,才能使建筑企业由大变强,立于不败之地。 4.3沿着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改进企业管理,提高企业管理的效率、效果、效益 科学的管理能优化整合资源,提高管理效率,取得良好的管理效果、创造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沿着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通过建立并用优秀的企业文化来促进企业管理,已成为众多企业管理者的共识。建筑企业必须具有世界眼光,继承和发扬优秀文化,充分体现时代精神和创新精神,才能改进管理,提高“三效”。 4.3.1追求和谐崇尚和美,提高管理效率 改进企业管理,就要谋求和谐的内外部环境,只有这样,才能有效整合各种资源,增强凝聚力,充分调动方方面面的积极性,达到提高管理效率的目的。在儒、法、道为代表的传统文化中,和谐问题是优秀和要义,体现了中华民族热爱和平、追求和谐的精神。当前,建筑企业正处于图强奋进的关键期,如何以“和”求效是值得重视的问题。 4.3.2见利思义推己及人,提高管理效果 员工在市场经济中增强自立意识、竞争意识、效率意识的同时,市场经济的负面效应和消极因素,又孕育了拜金主义、享乐主义、见利忘义、损人利己、不讲信用、坑蒙欺诈等现象。沿着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就要在企业倡导见利思义的精神,以取得优良的管理效果。湖南建工集团把培育质量文化作为企业的一项重要工作来抓,严格质量目标管理,每搞完一项工程,通过不断总结、概括、宣传和推广,逐渐形成富有自己特色的质量文化,从而使整个集团出现了“大局稳定,效益回升,上下同步,共同发展”的新局面。 4.3.3兼容并蓄有容乃大,提高管理效益 企业效益应该是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结合,这是引导每一个企业沿着先进文化方向建设现代企业文化的航标。在企业文化建设中,要汲取传统文化的精神营养,既要实现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融合,又要实现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的融合,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才能最大限度地整合资源,提高管理效益。值得引起关注的是,我国建筑企业在国外的项目不断增多,面对世界范围内各种文化的相互激荡,企业管理者要引导得力、措施得当、运用得法,这样才能有效实现文化的融合,才能在企业管理中通过建立优秀的企业文化推动企业管理的创新,从而达到提高企业管理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共同提高的目的。 科学与管理论文:科学发展观与市场经济管理论文 党的十七大报告阐述了科学发展观的科学内涵、精神实质和根本要求,揭示了科学发展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互相依存的辩证关系。深刻领会和把握科学发展观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内在有机联系,对于在更深层次上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并用以指导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实践,具有重要意义。 科学发展观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和完善的过程中形成 实现科学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都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的重要战略指针。一个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方向、原则、方式和要求,一个是经济运行的体制和机制,实质是发展与改革的关系。前者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后者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动力,二者互相依存、缺一不可。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是发展,科学发展要求实现以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发展为中心的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则主要属于生产关系范畴,并涉及上层建筑的某些环节。对于社会主义社会来说,要靠生产力的提升带动社会全面发展,推动基本经济制度完善,实现共同富裕和人的全面发展;而生产关系的完善,则为生产力的发展提供制度保障和强大动力。 科学发展观是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和完善的过程中形成的。邓小平同志指出,“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之间不存在根本矛盾。问题是用什么方法才能更有力地发展社会生产力。”他强调,“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党的十四大报告指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的在于“进一步发展生产力”。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完整地提出“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把“五个统筹”作为“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和任务”的重要任务和重要途径。党的十七大报告在把握我国发展阶段性特征的基础上,进一步揭示了二者之间的辩证关系。这表明,科学发展观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和实践的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的。 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科学发展提供保障 同志指出,深入贯彻科学发展观,要求我们继续深化改革开放,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着力构建充满活力、富有效率、更加开放、有利于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强大动力和体制保障。这表明,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科学发展的重要平台和体制保障。 社会生产力发展既是市场经济发育的基础,又以后者的发育程度为动力。一方面,社会分工和供求关系通过市场相联接;另一方面,市场竞争形成优胜劣汰机制,价格信号引导资源优化配置,价值规律、供求规律和竞争规律形成巨大合力,推动社会生产力向前发展。而市场经济一旦与社会主义制度相结合,便会走上新的轨道,使两种优势在更高层次上耦合,迸发出更大的活力。我国近30年改革开放的实践证明了这种体制的优越性,证明了只有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取向的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中国要实现科学发展,必须全面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更好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 科学发展观引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 市场经济也存在缺陷和“失灵”,因而政府引导和市场手段的有机统一和综合运用是现代市场经济的一个重要特征。科学发展观是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认识的升华,对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具有重要指导作用。 科学发展观规定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根本宗旨,回答了为什么发展、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的问题。科学发展观强调坚持以人为本,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强调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四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全面推进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强调转变发展方式,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实现又好又快发展。 科学发展观坚持在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基础性作用的同时,不断完善宏观调控。“统筹城乡发展、区域发展、经济社会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统筹中央和地方关系,统筹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充分调动各方面积极性”,就是要协调发挥政府和市场“两只手”的作用,把握发展规律、创新发展理念、转变发展方式、破解发展难题,实现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科学发展观扩展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外延,赋予其可持续发展的新内涵。科学发展观要求我们不仅利用市场经济加快发展,而且努力使市场经济发展服从、服务于可持续发展;把遵循经济规律和遵循自然规律结合起来,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推进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 科学发展观坚持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为我们提高对外开放水平指明了方向。当代市场经济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国际性、开放性。科学发展观指引我们实施独立自主、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把“引进来”与“走出去”更好地结合起来,利用好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 科学与管理论文:生产力与科学管理论文 [摘要]科学管理通过有效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建设先进的制度文明,推动科学技术向生产力的转化。因此,应该重视科学管理对生产力的积极作用。 [关键词]科学管理;生产力;社会发展 一 从哲学的视角看管理,其本质是处在一定社会关系体系中的人,通过经济、行政、法律、教育等方式,运用数学模型、计算机技术、系统科学等方法和手段,对自然资源、人、财、物、时间、空间、信息、社会关系等,进行规划、控制、协调等活动,使之从无序到有序,产生良好效益,实现人类活动目标的过程。 管理既然是这样一种活动过程,就不可避免会有科学合理的管理和不恰当的错误的管理之分,因此,笼统地说“管理是生产力”是不科学的,应该说科学管理是生产力。 科学管理理论是基于泰罗科学管理基础之上更为深刻的认识,即按照客观世界内在规律和人性发展的客观需要进行管理活动,重视定量分析和战略规划,强调哲学思维和方法对管理的指导作用,把管理的外部环境和内在发展需要统一起来,按照人类共同的道德价值观,坚持自然、社会、人本身和谐、可持续发展的原则,把管理看成是一个不断和周围环境相适应的复杂的过程。 第一,管理是主体按照客观事物本身的内在规律,通过自主性活动实现管理目标的过程。社会越发达,事物之间联系的多样性、复杂性呈现给我们的也越多,孤立地、静止地、片面地认识和处理问题难以发现隐藏在事物内部的本质和规律。因此,成功的管理必然是在变化中寻找本质和规律并适应其发展。 第二,管理必须适合和满足人性发展的需要,管理的终极目标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管理思想发展史表明:在从一种管理方式演变成另一种管理方式的过程中,生产力发展导致经济组织形式变化是根本原因,人性发展的新需要是重要条件。高等教育的普及提高了人的科学文化水平,网络空间构成的虚拟世界改变了人们的工作方式、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以往群体劳动、集中生产基础上形成的管理方式,已经不适应知识经济社会的发展的要求,自然以人为本、科学管理的时代开始了。 第三,整体性思维、复杂性思维、过程哲学思想是现代科学管理的哲学方法论基础。管理活动作为一项综合性活动,涉及许多方面内容,自然科学方法、社会科学理论、技术科学成果以及关于人的科学的新认识是科学管理赖以存在和进一步发展的基础。没有这些学科的进步就没有管理学的发展。 第四,坚持自然、社会、人类可持续发展是科学管理的显著特征。自然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由于过多人口形成的物质需求压力,人类粗放式的生产经营方式,以及不合理的分配方式,使自然资源受到严重破坏,出现了土壤沙化、资源短缺、森林面积减少、气候异常、各种污染加剧等一系列后果。这些结果的出现进一步加大了不同国家和地区以及种族之间的利益纷争,导致国家、地区间矛盾冲突不断,影响人类和平发展。 第五,科学管理要以人类共同利益和价值观为最高准则。世界是一个普遍联系的整体,许多问题的解决仅靠一个地区、一个国家是不行的,需要全球各国通力合作,从人类的共同利益出发加以解决。任何个人、组织、国家都不应该为了自己的利益牺牲人类共同的幸福。 二 科学管理是生产力,但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生产力。传统的生产力概念是建立在牛顿力学机械观线性思维基础上的,认为“生产力是人们征服自然、改造自然,创造物质财富的能力”。其不足之处在于:一是把人放在和自然界完全对立的基础上,忘记了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依赖自然,应当与自然界共繁荣,而不是征服自然。二是只看到了物质生产力,忽视了精神生产力和人自身的生产力。固然,物质生产是人类社会赖以存在的基础,是决定政治生活和其他生活的前提。但是,自从有人类以来,人们从来没有停止过精神生产和人自身的生产;而且,随着物质财富的增长,精神生产和人自身的生产成为社会越来越重要的内容,成为推动物质生产进步,实现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优秀。 用系统论观点和复杂性思维方式及过程哲学思想认识生产力。生产力是一个开放的动态系统,是系统与要素,结构与功能的统一体,是处在不同生产关系体系中的人,能动地从自然界获取物质生产资料,创造精神财富,促进人自身自由全面发展的一种能力。这种能力是自然生产力和社会生产力的统一体。其中社会生产力包含物质生产力、精神生产力、人自身生产的能力。 自然生产力,“就是客观存在于生态自然界同时又与人类的生产活动密切相关,并直接、间接影响生产活动的各种自然力量的总和,是自然界的自然力和生产力的统称”。自然力就是自然界天然形成的与人的劳动无关,影响和作用于人们生活的力量。在人类早期,自然力对人们的生活和劳动起了根本性作用,决定了国家民族的富足程度。正如马克思所说:“由于自然条件的生产率不同,同量劳动会体现为较多或较少的产品或使用价值。”由于人类活动能力的提高,部分自然界成了打上人类烙印的“人化的自然”或称人的思想“物化的世界”,从而形成一种非天然的自然界的劳动生产力。这种非天然的自然界的生产力已经成为制约人们生存和发展的一种外在力量。 社会生产力是以实践着的人为主体和终极目标的物质生产力、精神生产力、人本身生产力的复合体。马克思、恩格斯指出,社会生产是物质生产、精神生产和生命的生产的有机统一,社会生产力因此有物质生产力、精神生产力和人的生产力三个方面。“不应把社会活动的这三个方面看作是三个不同的阶段,而只应看作是三个方面……从历史的最初时期起,从第一批人出现时,三者就同时存在着,就是现在也还在历史上起着作用”。 第一,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是人们为了满足生活需要必须进行物质生产。物质生产力是人们利用工具,把自己的劳动作用于劳动对象,从自然界获取物质生活资料的能力。包括生产工具、劳动对象、劳动资料和具有实践能力的人。马克思曾经说,各种经济时代的区分,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用什么劳动工具进行生产。生产工具的制造和使用、劳动对象的扩大,都离不开生产中人的力量。物质生产力提供的物质财富数量和质量决定社会人口的数量和质量,也直接影响人类精神生产的能力。因此,在人类发展相当长的历史时期,追求物质生产力发展成为人们活动的最高目标,经济增长是实践活动的中心内容。 第二,当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社会积累了大量财富,精神劳动从物质劳动中分离出来,真正的精神生产便出现了。精神生产力是人们在物质生产基础上,发展自己思维、情感、意志、审美、创造性等精神品质的能力,包括思想及其物化的技术形态和制度产品。弗里德里希·李斯特认为,“思想与意识的自由对生产力影响很大”;还说,艺术家通过他的作品,对人类精神意志,对社会生产力发生作用,但是要享受艺术事先必须具有购得它的物质手段,因此,艺术家对于物质生产,对于节约行为也具有提供诱因的作用。李斯特提出,生产力主要在于个人的智力和社会条件,一个国家通过改进其社会和智力条件,就能够运用现有的物质资本,使生产力提高十倍。精神生产力的成果表现为文学、艺术、政治、法律思想、科学、宗教,也表现为制度产品,如:经济制度、政治制度、法律制度、公共制度以及社会的公序良俗。精神生产力不仅是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而且还是促进物质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条件。进入知识经济社会后,知识和信息成为生产力的重要因素,机器代替人的劳动,生产效率大大提高,产业结构发生变化,直接从事物质生产的人将越来越少,从事精神生产的人会越来越多,精神生产力的提高以及由此推动人的发展,成为人类活动的价值追求。第三,人自身的生产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根本动力和终极目标。人是社会生活和实践的主体,人的物质需要和精神需要以及种的繁衍是人活动的内在原动力。人类的终极目标是实现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人自身生产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人口的生产。“生命的生产,无论是通过劳动而达到的自己生命的生产,或是通过生育而达到的他人生命的生产,就立即表现为双重关系:一方面是自然关系,另一方面是社会关系。”人口的生产既是一种自然行为,也是一种社会行为。作为自然人繁衍后代,受自然生产力和社会生产力制约,每一个社会的生产力水平,只能提供一定数量人口所必须的生活资料,只能提供一定社会条件下人最大的发展空间。第二,人的社会化。只有经过社会化的人才是社会实践和认识的主体,社会化的过程是人的另一种生产过程。这种生产过程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现实的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活动形成人的社会化需要和适应社会的各种劳动技能,以及作为有尊严的人的交往能力、认识能力、审美能力;另一方面是具有普遍意义的教育活动,通过教育传授生产和生活知识、经验,培养适合特定社会要求的道德品质、价值观、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通过教育,人类优秀的文化遗产得以继承,新社会发展需要的知识体系获得广泛传播,新社会的实践主体经过社会化和良好的教育,实现人力资源向人力资本的转化。第三,自由而全面发展的人。迄今为止的一切社会,由于生产本身不发达、分配制度不合理,导致人总是处在片面发展和异化中。表现为劳动者为社会生产出财富的同时,却为自己生产出贫困。劳动者的各种需求、劳动能力的提高、体力和脑力的恢复、甚至生育和抚养子女,都被看成资本再生产过程中的一个环节。人被异化成机器的一部分,资本的奴隶,失去了人的尊严、自由和全面性。只有在社会物质生产、精神生产充分发展的基础上,实现社会关系的根本性变革,真正自由而全面发展的人才能产生。 三 生产力是由各种自然要素和社会要素联接起来的有机整体。各种要素的结合方式、结合程度、结合效果反映了人的能动性力量,体现了科学管理的发展水平。如果把生产力的自然要素和社会要素比作鱼网的经纬线,那么科学管理就是使其成为具有捕鱼功能的鱼网的纽结。科学管理不是生产力的硬件——机器、厂房、设备,也不是生产力的软件——先进的科学思想、良好的职业道德,而是把生产力硬件、软件结合起来的组织件。科学管理是根据生产力总体变化规律,从整体出发协调生产力系统诸要素之间关系,使之达到优化状态的过程。科学管理是生产力主要体现在三大方面,即科学技术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人作为生产力主体能动性的实现;有利于人全面发展的制度文明建设。 马克思指出:不论生产的社会形式如何,劳动者和生产资料始终是生产的因素。但是两者在彼此分离的情况下,只在可能性上是生产要素。凡是进行生产就必须使它们结合起来。只有在科学管理条件下,各种要素有效地结合,才能形成现实生产力。同样的道理,就像单个人不在自己头脑支配下使自己的肌肉活动起来,就不能对自然界发生作用一样,没有生产的组织指挥,生产运动就不能有秩序地运作和运转。 人们常说科技是第_生产力,但科学、技术本身是人类精神劳动的成果,并不是现实生产力。因此,在诺斯看来,科学技术本身是制度创新和组织变迁的结果。科学技术是把“双刃剑”,决定其正确发挥作用和效能的是科学管理。 科学管理是生产力主要是通过人的因素实现的。亚当·斯密在历史上第一次确定了人在财富创造中的主体地位,他指出:每个人改善自身境况的一致的、经常的、不断的努力是社会财富、国民财富以及私人财富所赖以产生的重大因素。李斯特则更加重视人的主体性地位,他说:不论何处,不论何时,国家的福利同人民的智力、道德与勤奋总是成正比例的,财富就随着这些因素而增进或减退。人的自由、智力与教化在国家力量上的影响,因此也就是在国家生产力与财富上的影响……国家每年的最大开支,是应该用于后一代的教育,应该用于国家未来生产力的促进和培养上的。李斯特还特别强调人的精神生产力的重要,他说,财富的生产力比财富本身更重要,那些养猪和制丸药的是生产者,教师也是生产者,前者生产的是物质产品。后者生产的是生产力。有些人能够使下一代成为生产者,有些人能促进这一代人的道德和宗教品质,有些人能够提高人的精神力量,有些人能使病人继续保持他的生产力,有些人能使人权和公道得到保障,有些人则由于他们的艺术给人们精神上的愉快享受,能够有助于人们生产情绪高涨。国家要发展生产力必须高度重视精神生产者的劳动,重视对以往文化历史遗产的继承和发展。 科学与管理论文:浅析全球化视域的管理科学与工程硕士培养模式探讨 论文关键词:全球化 管理科学与工程 培养模式 论文摘要:“全球化”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世界范围日益西现的新现象,是当今时代的基本特征。经济的全球化直接推动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的全球化,用全球化的视角分析教育领域是全球化研究在方法论上的一个重要贡献,也是高教研究的一种新兴学术研究范式。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旨在通过研究人类管理活动规律为经济组织运行达到最佳状态提供科学的理论、方法和方案,必须也必然确立“全球化”教育理念。 当前经济全球化的浪潮正席卷整个信息社会,经济全球化必将导致人才国际化。人才国际化不仅表现在人才定义与观念、使用与流动、竞争与评价、环境与待遇的国际化,更突出地表现在人才素质与培养的国际化。本文着重探究全球化理念在管理学高层次人才培养模式改革上的理论与实践。 一、管理科学与工程人才培养模式改革是有效适应经济社会全球化的必然选择 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人才战略是第一战略。我国现代化建设迫切需要大批高素质、高层次的具有扎实专业基础知识、较强管理能力与国际视野的新型管理人才。人类社会需要管理,管理需要科学,管理科学业已成为信息社会促进经济优化发展的重要手段。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作为管理学门类下的一级学科,定量研究组织的决策、运营与管理模式规律,其研究内容具有普遍性和工具性两个特点,其学科性质决定了其人才培养目标的“国际标准”,培养具有创新能力和符合国际发展趋势的高素质管理人才是有效适应经济社会全球化的必然要求。人才培养模式是院校为学生构建的知识、能力、素质结构,以及实现这种结构的方式,包括人才的培养目标、培养规格和基本培养方式,它从根本上规定了人才特征,集中体现了教育思想和观念。经济全球化亚需革新管理科学与工程研究生培养模式、确立全球化教育理念:其一人才国际化既是经济全球化的客观要求和必然趋势,也是经济全球化必不可缺少的基础和条件;其二树立全球化教育理念是高教领域积极应对经济全球化挑战的现实选择;其三全球化管理理念是适应管理革命和管理科学学科发展的内在要求;其四人才培养模式改革是适应研究生教育发展模式和培养价值由均衡、渐进、学术型向复合、应用、创新型转变的客观需要。 人才队伍靠教育事业培养,人才素质由培养模式决定。研究生教育是培养高层次人才的主渠道,培塑全球化战略理念、革新管理科学与工程硕士培养模式、探索全球化条件下我国高级管理人才队伍建设方略是时代和教育发展的必然要求,对加强我国现代化建设、推进经济社会转型意义重大。 二、全球化视域的管理科学与工程硕士培养的特征与面临实际 专业的人才培养模式,是给该专业的受教育者制定一个培养结构,以及实现这一结构的培养方案。这一培养模式集中体现了该专业的教育思想和教育观念,并且规定了这一专业的人才培养特征,其实质就是培养什么样的人才。 (一)全球化背景下管理科学与工程人才特征 一是人才培养目标为管理型人才。具有综合素质结构和能力结构,更强调自主学习能力和岗位适应性。相比专业型人才,要求具有更“宽”、“专”、“交”的知识结构、具有更强的实践技能和管理能力,具有更高的管理、组织、执行的综合素质和岗位拓展能力。 二是人才素质要求与国际社会趋同。应该具备以下的基本条件:全球视野、创新能力、复合型知识结构、高信息敏感度、良好的人际关系协调能力、较强的组织能力与学习能力、良好的跨文化沟通能力以及国际化的运作水平与能力等,这业已成为国际通行的高素质管理型人才的衡量标准。 三是人才培养方式要求走向国际化。具体体现在:目标认同国际化,能否适应国际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已成为管理型人才培养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教育体制的多样化,例如方兴未艾的国内外联合办学模式正成为拔尖人才的成才渠道;课程设置综合化,更着眼于复合型人才的培养;教育手段现代化。另外,还有学生来源的国际化、师资队伍的国际化、人才培训的国际化等。 (二)管理型人才培养中出现的问题及根源 当前,在管理型人才培养中,存在着一些有待解决的矛盾问题。总体而言,一是专业设置与分类不规范,二是培养目标定位不明确,三是培养模式“社会化”程度有待提高。具体而言:一是以学术标准设置的课程模式应对培养复合型管理人才的矛盾。教学计划中课程设置不够合理。目前,教学计划中的课程多是“以系统知识传授为优秀”的传统模式。片面强调专业知识传授,对学生毕业后的多元社会工作环境和角色重视不够,一定程度上忽略了学生的管理能力的培养。课程设置应坚持以下原则和方向:注重综合素质培养、体现学科发展前沿和优化课程体系结构。 二是工科主导的培养取向与管理型研究生实用价值要求的矛盾。管理科学与工程是一门横跨经济、管理、数学、系统、信息、计算机、工程技术等多学科门类的交叉学科专业。但诸多院校把它截然列为工科专业或文科专业,而不是回归管理学这一社会科学的学科本质,单方面强调专业基础知识的学习与科研创新能力培养,一定程度上忽视了管理能力的培养。 三是缺乏健全的管理实践平台和浓厚的管理实践环境氛围。管理实践、实习环节少,实施困难.管理型人才对研究生能力素质要求较高,要求有较多的管理实践活动,但由于受到传统观念、课时、经费、场所等因素的限制,造成管理人才以课程式的学习和考试型的评价为主,造成与管理实践相脱离、理论学习多、管理实践少甚至缺乏的局面,管理学硕士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本科化,忽视管理能力的培养,与本科教育某种程度上只是时间上的延续和理论层次的简单提升。 四是管理型人才培养的师资要求高与院校符合要求的导师少的矛盾。管理型人才需要理论水平与实践能力双重优秀素质,其培养对导师的理论水平和管理能力都有较高的要求,不仅要求导师有较高的教学和科研水平,而且也要求导师具有丰富的社会管理经历和经验,但现实中这种学、管兼修的“双师型”导师十分匾乏。 三、全球化视野中的管理科学与工程硕士培养的战略实施 (一)目标定位 人才培养目标内涵清晰与否,直接影响到人才培养的质量与水平。针对国际化视野下现代化建设对高级管理人才的需求,把培养目标定位为专业管理型应用人才。具体要求是;一是要具有坚定的政治素养;二是要具备完善的知识结构。在本领域内有较坚实的经济学、管理学和系统工程学理论基础的复合型高级管理人才;三是要具有综合的能力结构.具有较强的沟通协调和组织能力,可从事专门管理工作,胜任本专业或相邻专业的教学、科研工作,或从事生产、经营和服务等管理系统的规划、设计、运作、评价和咨询等工作;四是具有扎实的创新能力.管理科学与工程专业是管理理论与管理实践紧密结合的学科,不仅要求具有严谨求实的科学态度和作风,更需要具有创新求实精神和良好的科研道德. (二)模式选择 一是确立“高层次应用型”人才培养规格.“以人为本,注重能力,创新教学”的应用型人才培养理念构成当前管理科学与工程硕士人才培养模式的基本思想体系。“以人为本”主要体现了一种教育思想和教育理念,就是以学生为本,把社会所要求的、具有全面综合素质的人才放在一切教育活动的中心。“注重能力”主要体现了培养人才的内容和重点。在培养对象上,主要面向在职人员;在培养目标上,侧重于应用型人才的培养,注重知识、能力和素质的协调发展,尤其注重能力和素质的培养;在课程结构和教学内容上,以应用性为主,加强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注重实践性教学环节的训练。“创新教学”主要体现在教学活动和教学模式上。通过积极探索,形成了与现代远程开放教育相适应的开放的、灵活多样的“两主三多”教学模式:以学生为主体、以教师为主导,利用多种教学资源、多种互动方式、多种导学模式进行教学。 二是构建“综合性、学习型、开放式、国际化”的人才培养平台.注重人才培养方案整体优化.专业、专业大类以“知识、能力、素质协调发展”为主线,构建“平台-模块”式的培养方案。专业培养方案的结构:在公共基础课平台、专业基础课平台上,设置若干个课程模块,课程体系坚持学术标准和应用标准的统一。“综合性”是指知识结构的综合性、能力与素质构成的综合性,具有较强的综合能力与分析能力,掌握系统思维与分析能力。“学习型”指确立终身学习理念,构建学习型组织的意识与技能.综合性、学习型、开放式、国际化的是辨证统一的,倡导革新人才培养模式与变化中的管理实践的进行互动。 三是实施“学习+管理+研究”人才培养方案。在教学方式,进行创新。借鉴“双元制”模式,即以德国为代表的人才培养模式,由社会和院校共同担负培养人才的任务,按照社会对人才的要求组织教学和岗位培训。这样,学生能较熟练地掌握岗位所需的技术,毕业就能很快地顶岗工作,普遍受到企业的欢迎,这种模式曾被誉为德国经济振兴的“秘密武器”。亦可借鉴CBE模式,即以加拿大、美国为代表的人才培养模式。这种人才培养模式以能力为基础,它的优秀是从管理岗位的需要出发,确定能力目标。通过有代表性的企业专家组成的课程开发委员会,制定能力分解表(课程开发表),以这些能力为目标,设置课程,组织教学内容,最后考核是否达到这些能力要求。 四是推进教学体系改革优化。首先是教学内容改革。教学内容改革是必须以培养高素质管理人才为优秀,重点突出信息社会管理特色。要用全新的观点重新审视课堂理论、具体实践与人员素质的关系,对培训教材按照社会实际需要进行结构和内容上的调整。其次是教学方法改革。对教学方法进行新的探索,采取导师指导与专业指导组集体培养相结合的方式,坚持研究生培养统一标准与因材施教相结合的原则,贯彻系统理论学习与科研并重的原则,采取课堂讲授与自学、讨论相结合,校内学习与校外实践相结合等教学方法,实现从“以系统知识传授为优秀”的传统教学方法向“以学生为中心、导师为主导”的互动教学方法的转变。再次是学习方式改革。学员在学习过程中,应改变被动式接受的教学方式,积极探索“建构主义”的学习理念,建立以发现和探究为优秀的学习模式,同时积极参与到各种部队管理实践中,实现学与用的互动。 五是注重“三大实践”的有机结合。实践训练体系包括科技竞赛、社会调查、学术活动、组织管理、科学研究等。一是社会实践。深人企业、社会,进行同本专业方向有关的调查、分析与实践活动;二是教学实践。在教学活动中,要求研究生担任1 ~2门课程的助教或主讲任务,并规定一定的学时数。这是培养研究生、提高业务能力和表达能力的重要环节;三是科学研究实践。培养和提高科学研究能力,是研究生阶段的重要内容。包括参加学术报告、文献检索、撰写学术论文和参加导师课题或项目等。尤其要实施以学位论文为中心的质量监控。学位论文工作是培养硕士研究生综合运用所学知识,掌握科学研究的基本方法,提高科研能力解决管理实际间题能力的重要环节。要着力把握四个阶段:一是开题报告,二是实证研究或现场实习,三是论文撰写,四是组织答辩。 六是打造高素质的“学管型”师资队伍。要培养高素质的管理型人才,必须建立起一支高素质的管理型导师队伍。要求导师既有比较丰富的理论知识,又有丰富的管理实践经验。换言之,既能做导师教授,又能做高层次的管理者,避免“理论型人才培养管理型人才”的现象。为构建高素质的师资队伍,在方式上可以采取“送、下、带、引”的方式:“送”就是选拔部分导师出国或到兄弟院校进行深造,重点是针对管理实践能力强而理论相对薄弱的导师;“下”就是让部分导师下到社会单位进行挂职锻炼,重点是有理论基础而社会管理经验相对缺乏的导师;“带”就是以老带新,以强带弱;“引”就是从其它实力较强的院校、社会机构引进优秀人才,或直接从社会行政管理部门、社会实践领域聘请既有丰富管理经验又有较高文化素养的专家担任兼职导师。 科学与管理论文:浅析论科学技术在现代社会管理科学与工程中的功能 论文关键词:科学技术;管理科学与工程;社会功能 论文摘要:本文从认知、生产力、社会变革、生态调节和经济五个不同的方面描述了科学技术在现代社会管理科学与工程中的功能,对科学技术在现代社会管理科学与工程中发挥的有利作用加以阐述,说明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对丰富人们的精神生活,更新人们的思想观念等具有重要意义。 随着科技的进步,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这种变化的动因之——科学技术,己成为世人关注的焦点。科学是人类在长期认识和改造世界的历史过程中所积累起来的认识世界事物的知识体系;技术是指人类根据生产实践经验和应用科学原理而发展成的各种工艺操作方法和技能以及物化的各种生产手段和物质装备。科学技术,包含着科学和技术两个概念,它们虽属于不同的范畴,但两者之间相互渗透,相辅相成,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科学是技术的理论指导,结合生产实际进行开发研究,得出新的方法;技术是科学的理论基础,是科学的实际运用,是科学和生产的中介,没有技术,科学对生产就没有实际意义。然而技术对科学也有巨大的反作用,在技术开发过程中所出现的新的现象和提出新问题,可以扩展科学研究的领域,技术能为科学研究提供必要的仪器设备。 近代科学技术的进步,有力地促进了资本主义的机器工业和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马克思明确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观点,科学技术就其生产和发展过程而言,是一种社会活动,是由生产决定的;就其内容属性而言,科学技术是一种生产实践经验和社会意识的结晶,就其实际的功能而言,科学技术是以知识形态为特征的“一般社会生产力”和“直接生产力”。科学技术在现代社会管理科学与工程中的功能,主要表现在提高人类的认知能力、推动经济发展、促进社会变革和协调人与自然界的关系等方面。其主要功能包括: (一)认知功能 科学技术对人类战胜迷信、愚昧,对文化教育的发展,对改变人的精神和道德面貌,都能起到促进作用,这些就是科学技术在现代社会管理科学与工程中认知功能的体现。 首先,科学是自然界本来面目的反映,它揭示了自然界的客观现律。成为了人们批判宗教迷信和旧的习惯势力,宏扬理性、解放思想的有力武器;其次,科学技术的发展改变着文化教育的内容,并且往往决定着教育改革的方向,为全面提高人类智能状况,开发人类的智力资源创造条件;再次,在科学研究的历史过程中形成了尊重实践、实事求是、追求真理、勇于创新的科学精神,大大推进了人类社会精神文明的发展进程。 (二)生产力功能 近代资本主义制度确立后,资产阶级依靠科学技术进步,使社会生产力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进入20世纪后,科学技术逐步成为了生产力诸要素的主导要素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科学技术已成为现代经济发展中最主要的驱动力。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邓小平继承马克思的思想,在现代社会管理科学与工程中极其深刻地指出了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的地位和作用,进一步阐明了科学技术在现代社会管理科学与工程中的生产力功能。 (三)社会变革功能 马克思“把科学首先看成是历史的有力杠杆,看成是最高意义上的革命力量”,在历史上首次揭示了科学技术的社会变革功能。科学技术变革社会的作用首先表现在对生产力的促进。生产力的大发展本身就是社会变革表现的一个方面,而且它还是其他社会变革的前提和基础;其次,科学技术促进生产力发展的结果,或迟或早会引起生产关系和社会制度的变革。当然,社会制度的变革不可能仅仅依靠科学技术的力量,在这里,科学技术的作用就在于给新的社会制度的产生奠定物质技术基础;再次,在我国的社会主义社会,科学技术的社会变革功能进一步得到发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科学技术在现代社会管理科学与工程中创造了空前巨大的社会生产力,经济得以高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改善,社会主义政治和经济制度日益巩固。 (四)生态调节功能 科学技术的发展大大提高了人类改造自然界的能力,但同时也出现了盲目使用这些能力,造成生态环境迅速恶化的趋势。科学技术在现代社会管理科学与工程中的生态调节功能,就是在掌握自然规律、正确认识人类对自然过程干预不当所引起后果的基础上,有计划、有目的地调节和控制人类改造自然的活动,创造一个适合人类生存和可持续发展的自然环境。当然,生态环境问题必须在充分发挥科学技术在现代社会管理科学与工程中的生态调节功能的同时,加强社会的改造和管理、严格立法、执法,实行综合治理,才可能有效地解决。 (五)经济功能 在当代,科学技术作为复杂社会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以自身的功能为社会服务并影响社会,最主要的就是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科学技术带来了经济结构的深刻调整,科技进步不仅导致了生产力的发展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且改变了整个经济生产的产品结构、劳动力结构及资源和资金的配置,从而导致经济结构中最主要部分—产业结构的不断变革和日益高级化。人类历史上无论是由农业经济到工业经济再到知识经济,还是由劳动力密集型到资本密集型、技术和知识密集型,或者由粗放式到集约式经济形态及其结构的转变,都是由科技的巨大推动作用所促成的。 基于上述问题,科学技术与社会逐渐成为一个新兴的、独立的研究方向,通常简称为STS。科学(Science)、技术(Technology),社会((Society)的研究简称为STS研究,它探讨和揭示科学、技术和社会三者之间的复杂关系,研究科学、技术对社会产生的正负效应。其目的是要改变科学和技术分离,防止科学、技术和社会脱节的状态,使科学、技术更好地造福于人类。 可以说,科学技术在现代管理科学与工程中的功能具有广泛性,现代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会受科学技术发展的影响、制约和促进。不同的历史时期,虽然科学技术带来的影响深度和广度上有所不同,但是勿庸置疑,每个时代的科学技术都深刻的影响到了那个时代的生活。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放眼古今中外,人类社会的每一项进步,都伴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尤其是现代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为社会生产力发展和人类的文明开辟了更为广阔的空间,为人类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科学技术永无止境的发展及其无限的创造力,必定还会继续为人类文明作出更加巨大的贡献。 科学与管理论文:教师评价与学校的科学管理 内容摘要: 本文从教师评价的概念入手,研究了教师评价原则和功能,并在此基础上探讨了教师评价与学校科学管理的关系。 关键词:教师评价 教育评价 教育科研 教育管理 教育评价是教育科学研究的重要领域之一。教师评价是整个教育评价中的一个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 当前,很多学校都进行了学校内部管理体制改革,其主要内容是学校内部实行校长负责制、教职工聘任制、校内结构工资制和工资总额 包干。再加上教师专业技术职务的评审工作已制度化,这些新问题的出现,促使了教师评价的工作必须走上科学化的轨道。如果没有对教师的比较客观、比较科学的评价,那么对教师专业技术职务的评定及对教师的奖惩就会成为问题。 为了进一步提高学校的教育教学质量,学校的管理必须科学化。在学校诸多的管理工作中,对教师的管理是最为重要的环节。能够科学地、客观地评价教师的工作,应该是实现对教师管理科学化的最重要的标志。因此,随着学校科学管理水平的提高,学校管理者就愈加感到教师评价工作的重要。 一、教师评价的概念 教师评价属于教育评价的大范畴,所以我们首先要弄清教育评价的概念。教育评价是在一定的教育价值观的指导下,根据一定的教育目 标,遵循一定的程序,运用科学的方法,借助现代技术广泛收集评价信息,全面地对教育现象进行价值判断,从而为教育决策提供依据,改进教育服务的过程。 从教育评价的概念就可以界定教师评价的概念。我们认为,教师的评价应是在正确的教育价值的指导下,根据学校的教育目标和教师所应承担的任务,按照规定的程序,运用科学的方法,借助现代技术广泛收集评价信息,对教师个体的工作质量进行价值的判断,从而为教师改进工作,为学校领导加强和改进教师队伍的管理与建设及进行决策提供依据的过程。基于上述的认识,实施对教师的评价必须明确以下几点: 1、教师评价的根本目的在于:确立衡量一个教师的标准,充分发挥教育评价的导向、激励、改进的功能。通过评价过程的反馈、调控的作用,促进每个教师不断总结、不断改进自己的工作,调动广大教师的工作积极性和创造性,同时也促进学校的领导不断加强对教师队伍的管理和建设,最终达到全面提高学校的教育教学质量的目的。 2、对于教师评价的依据应是:正确的教育价值观、学校的教育目标、教师的根本任务及国家教委颁布的有关教师职业道德规范要求。 3、教师的工作具有与其他行业的工作不同的复杂性。如教师工作对象的复杂多变性;教育教学过程的多因素、多变化,可比因素不易确定;教育周期长,教育效果滞后;教育成果的集体性等等。因此,对教师工作质量的评价只凭学校领导的主观印象,或只凭学生成绩及只凭群众的选票都是不全面、不科学的,因而也是不准确和不公正的。运用现代教育评价的手段和方法,就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克服上述的弊端。鉴于教师工作的复杂性,在评价方法上务必采用定量和定性相结合的办法,同时要对教师的全部工作进行多指标、多方位的综合分析和判断,这样才能使教师工作质量的评价更科学、更准确,更能反映每个教师工作的真实情况。 二、教师评价的原则 评价的基本原则是评价的理论依据、指导思想的具体体现,也是对评价工作的基本要求。正确的评价原则不仅是统一人们的思想和行动的规范,而且是指导、控制、协调评价过程的保证。在评价过程中,正确贯彻各项原则,不仅利于端正主评、被评人员的态度,克服主观性、片面性、随意性,提高评价的信度和效度,而且有利于加强评价的规范化、科学化、有序化的程度,增强评价的客观性、准确性。教师评价属于教育评价的范畴之内,因此,教育评价所应遵循的原则也就是教师评价所应遵循的原则。 1、方向性原则,指对于教师的评价一定要有利于学校实现教育目标,有利于端正办学 方向,有利于树立正确的教育质量观、人才观。如果方向不明确,教师评价就会走上歧途,同时会对学校贯彻教育方针带来消极影响。因此,确定正确的方向是教师评价工作的重要前提。在评价中,必须对每个教师的思想品德、工作态度、业务水平、教书育人和教学的能力、工作效绩作出公正、准确而又全面的价值判断,充分发挥评价的导向作用。 2、客观性原则,即科学性原则。就是在教师评价时,必须采取客观的、实事求是的态度,从客观实际出发,获取真实信息,抓住本质的 东西进行分析。 教师所从事的是以脑力劳动为主的,既劳心又劳力的特殊的复杂劳动。这种劳动的复杂性表现为劳动对象的复杂性、劳动过程的复杂性、 劳动成果的复杂性。另外,教师的劳动又富有创造性,教育工作又有周期长,教育效果滞后的特点。这些在评价教师时均应给予充分考虑,这样才能使评价更符合客观实际。 3、全面性原则,是指在确定和运用评价标准时要全面、不可片面。贯彻全面性原则,一方面要抓住评价标准的全面性,另一方面还要抓 住评价过程,广泛全面收集评价信息。 教育本身就是一个多层次、多因素、多变量的动态系统,教师的工作也是多层次、多变量构成的一个有机的整体结构。因此,在对教师 评价时,要进行多指标、多方位、多层次的分析和判断,力求真实准确的反映教师工作的全貌。作为评价的信息和资料,要尽可能全面、准确、真实,不能凭片面的材料,少数人的反映进行评价。 全面性原则并不是把各评价要素不分主次、不区分重点与非重点,也决不是把各指标数量简单相加,而是应配以不同的数量进行综合的 评价。 4、主体性原则,是指明确被评价者在评价中的地位和作用。 长期以来,人们一提评价,就是上级对下级、领导对教师或是教师对学生的评价、考核,因而视被评价者为客体。这种认识是不全面的,从实践的效果及发展的趋势来看,强调自我评价,强调被评价者的主体性,使其处于主动的地位,产生积极参与的意识,这既使评价产生更加积极的效果,也是主体性原则的具体体现.在对教师的评价中,教师既是评价的客体,又是评价的主体。因此,要尊重教师在评价中的主体地位,充分调动每个教师的主动性、积极 性、自觉性。这样才能使评价的过程真正成为教师的自我认识,自我分析,自我改进,自我完善和自我教育的过程,使教师的评价工作达到预期的目的。 5、可行性原则,是指评价的指标、标准可行;评价的方法及运用的技术手段可行;工作安排可行。指标和标准要切实注意从实际出发, 防止要求过高或过低。方法和技术手段既要注意科学性,又要注意简便易行。工作安排要求与学校的日常工作相结合,不要增加很多额外负担。 在当前,开展对教师工作评价时,科学性原则尤为重要。因为这项工作目前还是处于刚刚起步阶段,所以应该允许它要经历一个过程, 由不完善到逐渐完善,由不够科学到逐渐科学化。这也是教师逐渐适应的过程,同时也是广大教师逐渐学习教育评价的过程。评价的指标和标准不可生搬硬套,一定要结合本学校的实际,同时一定要取得教师的认同。不要形成对教师的评价是领导强加给教师们的,这不利于发挥教师在评价中的主体作用。采用的评价方法和技术手段也要让教师心中清楚,懂得为什么要采用这种方法和技术手段。即让教师在参与评价的过程中学习一些有关教育评价的理论和知识。学校领导切忌用自己的愿望,主观的设想强加给教师们,否则再科学,再完善的评价方案也是不可行的。 6、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原则,在对教师工作进行评价时,这条原则尤为重要。有些评价要素的标准可以量化,就可采用定量分析。这种 分析能比较准确的反映客观实际,防止主观性。但是在评价教育活动的质量和效益时,采用定量的方法就很困难了,特别是关系到人的思想、情感、意志等都具有模糊性。若这时强求用精确的数字去表示本身是模糊性质的事物,这不仅不客观,而且也是不科学的。因此,在进行教师评价时,必须遵从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原则。这也正是教师工作的复杂性所决定的,切不可片面认为只有定量评价才是科学的,在实际工作中也应防止这种倾向。 三、评价的功能 1、导向功能 对教师评价的指标体系和评价标准是给教师的成长和发展指明了方向 ,因而对教师的评价过程自然会具有导向的功能。 2、 激励功能 评价可以使被评价者看到自己的成就和不足,能够激起干部,教师,职工,学生发扬优点,促进人们工作的主动性与热情,激励人们将全部精力投入工作,学习。这是评价的一种心理功能,驱动被评价者的内部活力。因而评价在客观上也对学校、干部、教师、职工、学生起着督促作用,激励其内部潜藏的积极因素的发挥。 3、反馈矫正功能 通过评价的反馈作用,及时获得教育过程,教育效果的信息,可以使我们客观,准确的把握学校工作或教师工作的状况,也可以使我们清楚的看到学校工作或教师工作中的长处与短处。这样便于学校和教师经常调节工作的目标与进程,及时调节、及时强化、及时矫正,使学校和教师的工作不断地得到完善,得到改进,从而达到提高教育教学工作质量的目的。 4、 鉴定功能 对一所学校,一位教师进行评价,必然会有评价的结果,这评价的结果会对学校,教师具有鉴定的功能。只要评价的指标体系,评价标准,评价办法是科学的、全面的、客观的,那么评价的结论也必然是科学的、全面的、客观的。因此,通过评价来对学校、教师的工作进行鉴定也必然是科学的、全面的、客观的。 但是,如果在评价中只是着眼于评价的鉴定功能,那么我们的评价工作就会偏离轨道而走上弯路。所以,在评价工作中要特别注意发挥前三个功能的作用。现代管理学派是以决策为着眼点的。评价学生的主要目的不是为了把学生分等,目的应该使学生明确的知道自己的长处和短处,同时也为了便于教师了解学生,能够面对学生不断改进自己的教育教学工作。评价教师的主要目的也不是在于评级和奖惩,而是在于使教师更加了解自己的工作状况,从而去不断改进自己的工作。同时,也便于使学校的领导通过对教师的评价,看到在学校管理中存在的不足,从而去改进学校的管理工作。对教师的评价一般是形成性评价,而不是终结性评价,因而在对教师的评价中应充分发挥评价的导向、激励和反馈、矫正的功能。总之,应强调评价的主要目的是为了便于改进工作,是对被评价者达到预期目标的保证和鞭策。 四、教育评价与学校的科学管理 学校管理科学化的重要标志之一就是实现对教师队伍管理的科学化,因为对教师的管理无疑是学校诸多管理中最重要的内容。对于教师的 评价就是加强对教师队伍管理和建设的一个有力措施,是实现教师队伍管理科学化的正确途径。因此,教师的评价是实现学校管理化科学化有效措施。 1、教师评价的指标体系和评价标准为教师队伍的科学管理提供了可靠的依据和客观的标准。 管理的主要职能是组织、协调和控制,领导的主要职能是引导和带领。学校的领导既是管理者又是领导者,只有抓好对教师队伍的科学管 理,才能率领全体教师齐心协力去实现学校的目标。对学校教师队伍管理的优秀问题就是实施教师的目标管理。我们所制定的教师评价的指标体系和评价标准,就是根据学校的教育目标、教师的任务而制定的,而且这套指标体系和评价标准、评价办法均应符合现代化教育评价的科学的指导思想、原则、方法、程序。这样才能为学校领导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实施目标管理提供可靠的依据和客观的标准。过去我们对教师的评价往往是经验型的,因而容易出现主观、片面和评价标准随意性强,评价依据不一致、不系统等问题。由于评价本身不够科学,所以也将导致对教师队伍的管理缺乏科学性,势必对教育科学带来不利的影响。与此相反,科学的教师评价的指标体系和评价标准是可靠的和客观的,这必将促使教师队伍的管理科学化。 2、 教师评价工作有利于完善教师队伍科学管理的过程。 所谓的科学管理过程是各个管理环节相互联系的有目的、有秩序的系统控制过程。学管理的科学系统过程包含计划、实施、检查、总结等 基本环节。学校对教师队伍的科学管理就应不断完善这些基本管理环节。多年以来,由于没有系统的教师评价制度,使对教师管理的基本环节或者相互脱节不能形成有序的系统,或者环节残缺失去应有的管理效果。例如:只有制定计划、组织实施的环节,而没有评价的制度,因而使检查、总结等环节落了空。实施了科学的教师评价工作,就为落实这些环节提供了有效途径。我们不但要重视评价的本身,更要重视对评价结果的分析,这样就可以完善对教师队伍科学管理的环节,逐步健全了教师队伍管理科学化的过程。 3、教师评价为学校强化教师队伍的科学管理提供丰富可靠的信息,为教育决策提供依据。 反馈渠道畅通,才能获得可靠而又丰富的信息,才能在此基础上进行正确的决策。学校领导加强教师队伍管理和建设的根本任务是知人善任,合理使用教师,有计划有目的的培养和提高教师的素质。这就需要学校领导要全面、准确、深入的了解每个教师,不仅要了解教师的整体情况,还要了解每个教师的具体情况。过去没有系统的教师管理评价制度,学校领导很难对全校教师的情况了解得很全面、很准确、很客观,这就给学校领导在任用、培养、提高教师的素质等方面的决策带来很大的困难。实施教师的评价,学校领导就可以及时获得关于教师工作的大量可靠的反馈信息,使学校领导对每个教师的情况形成全面准确的认识,为正确的决策提供了可靠的依据。 科学与管理论文:现代项目管理与落实科学发展观 [内容摘要] 项目管理模式有着悠久的历史和广泛的应用基础,是一种科学的、先进的组织管理方式,它蕴含着先进的生产管理思想与高科技的现代化管理内容。项目管理伴随着科技革命的进步而不断发展,体现了系统工程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思想与精神,为我们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的全面发展与和谐共建,提供了坚实的理论与实践基础。 [关 键 词] 项目管理;科技革命;科学发展观 一、引言 2003年2月1日,美国“哥伦比亚号”航天飞机在返回地面时失事,罪魁祸首是由于一块很小的耐热材料受到了外部物体的撞击而脱落,导致航天飞机在返回地面时耐不住与大气层的摩擦所产生的高热而空中解体。构成航天飞机的全部零件约有260万个,而每一个零件出现瑕疵或纰漏都可能会造成致命的后果。这个惨剧又一次证明了系统理论的一个结论:随着现代人造系统的规模越来越大,要想保证系统运转的高质高效、准确无误则变得越来越困难。现实生活中,社会经济系统就是一个非常复杂多变的人造大系统,其中又包括大大小小的许多子系统,而每一个子系统的每一个环节出现问题,都可能会导致整个系统的运行出现障碍。如何组织、管理这些复杂系统的有效运行且能不断适应可持续发展的要求,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战略性问题。 项目是一个特殊的将被完成的有限任务,它是在一定时间内,满足一系列特定目标的多项相关工作的总称。而项目管理是组织管理的一个分支,是以项目为对象的系统管理方法,它通过一个临时性的专门柔性组织,对项目进行高效率的计划、组织、指导和控制,以实现项目全过程的动态管理和项目目标的综合协调与优化。项目管理的全过程都贯穿着系统工程的思想,比如项目管理注重整体管理,实际上这是哲学思想的整体宇宙观、归纳和演绎、分析与综合的科学思维方法的具体应用。项目管理理论与系统论、管理学、计算机技术等学科相互渗透,使得项目管理理论发展成为一门完整的交叉学科。 二、项目管理的发展历程及其应用 项目管理(MBP,Management By Project)最初形成于20世纪30年代,二战前夕Gantt图被用于计划和控制军事工程与建设项目,比较典型的案例是美国军方研制原子弹的曼哈顿计划。50年代项目管理理论进入了推广发展阶段,70年代以后,项目管理理论进入了成熟与完善阶段,各类项目日益复杂、建设规模日趋庞大,项目外部环境变化频繁。项目管理的应用范围也在不断扩大。 1.古代项目管理思想的应用。古代项目管理的实践活动,可以追溯到古埃及金字塔、欧洲古教堂以及一些古运河、大桥、城堡等的建设之中。比如我国古代有一个“丁谓施工”的故事,就蕴含着项目管理的思想与方法。 据说宋真宗在位时皇宫起火,一夜之间大片的宫室楼台、殿阁亭榭变成了废墟,于是,宋真宗派当时的晋国公丁谓主持修复这些工程。当时,要完成这项重大的建筑工程,面临三大问题:第一,需要把大量的废墟垃圾清理掉;第二,要运来大批木材和石料;第三,要运来大量新土。无论是运走垃圾还是运来建筑材料和新土,都涉及到大量的运输问题。如果安排不当,施工现场会杂乱无章,正常的交通和生活秩序都会受到严重影响。丁谓认真研究了该工程之后,制定了这样的施工方案。首先,从施工现场向外挖了若干条大深沟,把挖出来的土作为施工需要的新土备用,解决了新土问题。其次,从城外把汴水引入所挖的大沟中,可以利用木排及船只运送木材石料,解决了木材石料的运输问题。最后,等到材料运输任务完成之后,再把沟中的水排掉,把工地上的垃圾填入沟内,使大沟重新变为平地。归纳起来,“丁谓施工”就是这样一个过程:挖沟(取土)引水入沟(水道运输)填沟(处理垃圾)。按照这个施工方案,不仅节约了许多时间和经费,而且使工地秩序井然,使城内的交通和生活秩序不受施工太大的影响。因此可以说,“丁谓施工”的确是一套非常科学的施工方案,其中蕴含着丰富的项目管理原则与方法。 2.现代项目管理的发展历程。对于现代项目管理的出现,比较有说服力的事件主要有:(1)1917年,亨利·甘特(Gantt)发明了著名的甘特图,使项目经理按日历制作任务图表,用于日常工作安排;(2)40年代,美国军方研制原子弹的曼哈顿计划;(3)1957年,杜邦公司将关键路径法(CPM)应用于设备维修,使维修停工时间由125小时锐减为7小时;(4)1958年,在北极星导弹设计中,应用计划评审技术(PERT),将项目任务之间的关系模型化,将设计完成时间缩短了两年;(5)60年代著名的阿波罗登月计划,采用了网络计划技术使此耗资300亿美元、2万家企业参加、40万人参与、700万个零部件的项目顺利完成。 3.项目管理在社会经济活动中的应用。在国外,项目管理软件已拥有一个非常成熟的市场。在美国,DEO(能源部)、DOT(交通部)等政府部门,在项目建设时不但自己使用项目管理软件,并规定参与方也得用项目管理软件对项目进行管理。摩托罗拉是世界著名的通信设备和服务供应商,在20世纪90年代就启动了一个旨在改善其项目管理能力的计划。总部设在瑞士的国际ABB工程公司在90多个国家运营,要求公司的大部分工作实行良好的项目管理。英国、德国、加拿大、法国等国家的政府机构,其投资项目都要求使用项目管理软件进行管理。 我国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就投资建设了156个重点建设项目,到2002年在各种项目上的投资以万亿计,其中大型项目投资达到2000个,几乎涵盖了经济、文化、科教、国防等所有重要领域,诸如银行贷款项目,能源、交通、水利等基础设施项目,以及房地产、农业发展、工业企业技改、环保、扶贫、科研教育、文化体育、体制改革等项目。另一方面,随着我国经济活动日益融入全球经济体系,涉外经济项目的比例也将越来越高,国内外形势的发展要求项目管理采用国际通用方式,这就使得我们对项目管理的需求更为迫切。 在全球化大背景下,国内大中型项目的数量、投资额度、资金来源和货币种类的多元化以及管理上的复杂性都大大超过以前,现代化、国际化的项目建设必须用科学的方法进行管理。现在我国已经开始实行政府采购制度、招投标制度、项目监理制度、政府审批制度等等,都是国家加大监管力度、杜绝暗箱操作、确保项目建设质量的具体措施。当前,传统大型企业、高新技术企业、政府机关、社会团体等,都开始把项目管理模式作为解决组织管理问题的一个重要工具和方法。 项目管理是一种适用于任何责任重大、关系复杂、时间紧迫、资源有限的一次任务的管理方法。近年来,随着经济全球化和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这类任务越来越多。为了适应并推动科学技术革命的发展,当今世界上许多发达国家都把目光投向项目管理。美国学者David Cleland认为:在应付全球化的市场变动中,项目管理和战略管理将起到关键性作用,美国著名杂志《Fortune》预测项目经理将成为21世纪年轻人首选的职业。由此看来,项目管理正成为社会管理和企业管理的重要内容。 三、现代项目管理模式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战略选择 现代科学技术的发生和发展,为人类认识与改造这个世界提供了必要的知识和方法,使人们的思想观念和思维方式产生了革命性变革。具体来说,现代科技革命使生产力诸要素发生了质的变化,进而导致组织结构和经济效益的进一步优化。因此,它即是生产组织方式的革命,同时也是生产力运行方式的革命。 1.科学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科技观的具体应用。价值是客体满足主体需要的功能和作用,价值观是价值意识的最高形式,它是建立在一定价值评价基础上的价值信念。科技价值观是对科技地位、作用和社会功能的根本观点,是对科技功能作用的概括和总结,是对科学技术同人类社会的价值关系的反映。马克思主义的科技价值观是对科技地位作用和社会功能的根本观点,是对科技功能作用的概括和总结,是科技同人类社会价值关系的反映。 科学是一种特殊的生产力,与其他形式的生产力相比,它具有一般性、馈赠性、条件性三个特点。一般性是指科学具有一般生产力的非物质特性,即精神性和意识性;馈赠性是指科学只要偿还了它所耗费的代价,便会像自然生产力一样一劳永逸的向社会馈赠;条件性是指科学巨大的馈赠性是有条件性的,那就是科学向直接生产力转化的经济费用。而且,马克思主义关于科学技术的观点还认为:科学理论物化为产品是一个相当复杂的过程,而这一过程的实现需要投入巨大的资金,否则科学的社会生产力的特性就难以发挥出来。 科学发展观是以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站在历史和时代的高度,总结国内外发展的经验教训,吸收人类文明进步新成果基础上提出来的。它是我们党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规律性认识的升华,是我们党执政理念的飞跃,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理论的重大创新,是指导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是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必须长期坚持的重要指导思想。 2.现代项目管理模式是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战略选择。科学发展观突出了一个发展的主题,坚持了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生产力发展的首要地位和社会全面进步的统一;强调了以人为本,坚持了历史唯物主义人民群众是社会发展主体与利益主体的统一;强调解决好城乡发展不平衡实现社会有机体的统一;强调可持续发展解决经济发展与环境资源的矛盾,达到自然观与社会发展观的统一;把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作为人的发展的终极目标,坚持了历史尺度和价值尺度的统一。科学发展观的目标是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实现经济发展和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坚持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保证一代接一代地永续发展。 科技进步日新月异,科技发明到实际应用的时间越来越短,新科技革命方兴未艾。新一代的数字技术、网络技术等新技术的突破极有可能引发某些产业的革命性变革,经济全球化和竞争国际化的趋势,客户化、小批量、多品种、快速交货的不断增加的要求,各种新技术的涌现和应用,都加剧了市场的快速变化。为了适应科学技术和经营环境的急剧变化,降低经营风险及满足个性化要求,企业不断推出新产品、新技术、新工艺和各种改革措施,而这些仅用常规的运行管理是难以应付的,必须组成专门的项目班子,采用现代的企业项目管理方法,实现项目管理的现代化。 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是我们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更是我们建设新型工业化国家所必须长期遵循的基本原则。而现代项目管理模式作为社会经济组织管理的先进方式,则是我们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战略选择与必由之路。概而言之,当前我们要想实现发展观的根本转变,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宏伟目标,就必须用科学先进的管理思想与方法替代传统落后的管理思想与方法,把现代项目管理模式应用到科学发展观的每一个环节和内容,推进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 科学与管理论文:高校学生社团的规范管理与科学引导 【论文关键词】学生社团 管理 引导 【论文摘要】学生社团是高校学生自发、自主开展活动的主要形式。当前学生社团的发展存在着短期、无序、零散现象,因此,规范管理是学生社团存在的前提条件,科学引导是促进学生社团有序发展的必要保证。 一 随着素质教育、创新教育的不断深入,大学校园内学生社团越来越多。学生社团对丰富学生业余生活,提高学生自身素质,活跃校园文化氛围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大学校园,学生社团是一道不可缺少的独特风景。但是,热闹纷繁的社团活动中也时有不谐之音传出,应当引起学生工作者的注意。 1.学生社团的无序现象 学生社团多是学生自发建立的,有时一夜之间,会出现几个社团,一张海报的张贴之时,就是某个社团成立之日。有的高校对学生社团管理严格,制订社团管理办法,社团的成立、变更、注销都需要登记。有的高校由于扩招,已无力顾及学生社团的管理,究竟有多少学生社团,社团属何种性质,社团内部管理如何,既无统计,也无指导,完全是一种自生自灭的无序状态。 2.学生社团的短期现象 究其形成原因,主要有三点:一是应时性社团,因一时流行或一时兴起建立了社团,结果时过境迁,社团也就不存在了;二是社团负责人的时限性,负责人毕业了,社团也“毕业”了;三是社团建立的随机性,本来建团就无基础,一旦话不投机,互不欣赏,大家便会各奔东西,社团也随之消失。 3.学生社团的功利现象 由于社会功利主义思潮的影响,高校学生社团的组建也会带有功利色彩。有的学生没有当上班级、学生会干部,就通过其他途径为自己寻求一个表现的机会,认为组建社团一样可以表现自己。有的学生认为,组建社团可以满足自己的某些欲望,做好了可以入党、受到表彰等。给自己找一条表现途径,这本无可厚非,但人为地加入功利色彩,则会形成一种不良风气,是一种过分的表现欲。 4.学生社团的小团体现象 三人五人一个社团,几十人一个社团,文化、艺术、科研、体育分类不明,无章程可循。尽管多数社团的组织是规范的,但也的确出现了非正式组织的小团体社团,有些社团成员全是同乡,是实质上的“同乡会”。有的社团成员间重私人感情、讲朋友义气,这些小团体会直接影响班级和系科的正常工作,在评先、评优活动中产生负面影响。 二 新的形势迫切要求对学生社团进行规范管理和科学引导。要做好这项工作,首先要对社团特征有清醒的认识。 1.学生社团具有自育性 学校一切工作都具有教育性,大学教育是灵魂教育,“是一个让你成为一个更完善的人的地方。”大学生的培育方式分为他育和自育。学生社团是自我教育的一种形式,具有很强的自育性。一是社团有集体主义培养功能。由于现在高校上课普遍使用流动教室,班集体已失去了某种固定基础,按时入教室,准时离课堂,互相之间缺少交流的机会。同学几年,叫不出名字的现象每每存在。而学生社团联系紧密,团结较好,形成了一个新的整体,大家为这个集体的建立和发展付出努力,集体的整合力和凝聚力也因社团而生。二是培养了协作精神。一个社团是一个“团队”,无私的协作、帮助是社团精神的表现,“一切为了我们的社团”,是社团成员的共同心声,他们团结协作、共同进步,以求得本社团以最佳形象立于校园。通过社团活动的组织和开展,社团成员的思想素质、文化素质、业务素质都有不同程度的提高,他们的管理能力和协调能力,在社团的基础活动中也有所加强。社团成员之间,社团与社团之间,社团与班级、学生会组织之间的正常交往和有益联系,既锻炼了社团成员能力,又完善了他们的人格。 2.学生社团的自主性 学生社团的初建,完全源于学生的自发行为。部分学生有着共同的兴趣、爱好或对某一学科的共同偏爱,都会直接促成一个社团的建立,他们之间的约定也都是出于自发、自愿。从学生社团建立的实质来看,学生社团是学生自信、自立的直接产物,是独立于班级、学生会之外的自发组织,具有较强的自主性。诸如社团章程的建立、社团的发展规划、内部管理、经费来源、活动内容的确定、社团负责人的选拔以及社团成员的吸收原则等,几乎都是自主完成的。此外,学生社团成员大多来源于学生,活动又是在学生之中,所以,社团活动在一定程度上是学生志趣、愿望和“喜怒哀乐”的最直接“展板”,社团成员也因其学生身份可以和周围同学进行有效的沟通,以便迅速、生动地反映学生自己的心声。院系对学生社团的管理仅仅体现在引导上,而不是在领导方面。 3.学生社团的专业性 学生社团多建在院系、年级或班级中。一方面,各成员之间专业相通,彼此熟悉,联系便利,有利于活动的开展;另一方面,有些社团依据现实条件成立,有的仅限于本班级、本系科中组建,这就决定了学生社团的专业性特点。另外,学生的主要任务是学习,这使学生社团带有“从师”的印迹。在成立社团之初,他们会征求许多老师的意见,社团建立后,他们又会聘请德高望重或学有专长的老师做社团的顾问和指导教师,学生社团的发展与老师的关注和指导密不可分。 4.学生社团具有创新性 “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高等教育的优秀是技术和人才培养,应“具有思想上的创造性”。学生社团已在形式和内容上不断创新。现在的学生社团活动已包含了对文化发展方向的展望,对艺术活动形式的进一步探索以及对科研活动形式的最新尝试,这些较以前的社团活动都有一定的提高。一些老社团,也时时注意以崭新的活动内容和形式出现在师生面前,使老社团长存常新。这些,靠的就是创新精神,而这种创新精神又往往会直接推动院系校园文化活动的进一步发展。 5.学生社团的科研性 学生社团的科研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学校的科研氛围,科研氛围浓郁的高校,学生社团的科研色彩随之而浓厚。各种类型的科研讲座、课题立项、学生协助教师共同完成科研项目以及“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活动中的科普宣传等,都是学生社团体现出的科研性特点。当然,并不是所有的学生社团都具有科研性质。 6.学生社团的服务性 立足校园、服务社会,是众多社团的组建原则和办团宗旨。义务宣传、义务咨询、义务传递信息、义务搬运服务等是完全意义上的服务,而文艺社团、表演社团、科研社团所进行的各类活动,更多地表现出服务的间接性,是一种以表演或传播为形式的精神文化辐射,是更高意义上的服务。 三 针对以上学生社团的客观特性,加强对学生社团的科学引导和规范管理已不容忽视。如何使学生社团健康发展,如何使众多社团渐入佳境,需要学生工作者共同探讨。 1.建立章程、定期检查,注意学生社团管理的规范化 任何社团,都需要用一定的章程进行约束和管理,避免随意性,增强规范性。所有社团必需在以学习为主的基础上开展活动,要建立社团管理的章程,要规范学生社团的各项活动,做到有章可依。二是要注意对学生社团的科学引导。社团虽为学生组建,但不能听之任之,要注意及时加以引导,使组织措施具体落实。思想工作一定要跟上,尤其是一些表演性很强的社团,更要注意纪律要求。三是要注意对社团工作的检查、总结和评比。按照一定的时限要求,定期对学生社团的活动情况进行评估、检查,使社团各项活动上“道”上“轨”,成为真正意义上的“规范社团”、“明星社团”。四是注意社团的更新与淘汰。学生办团的积极性要予以保护,但也不能任其发展,对于一些时限性很强、管理不规范、活动不正常的散乱社团,要及时清理。 2.健全制度、强化管理,注意学生社团管理的制度化 规范化与制度化有区别又有联系。这里的制度化主要指两点:一是社团的组织制度,包括对社团章程的认定、组建原则、活动形式的认可、时间场地的安排、经费来源的确定等,都必须按制度进行规范管理,讲求实效,实事求是,切实把好组建关。二是社团内部的管理制度,要帮助社团建立一套有序的、民主的内部管理制度,从社团负责人的选拔、确定到各社团成员的发展以及活动经费的管理等都要有章可循,违章必究。 3.活动公开、群众参评,注意学生社团的公开化 社团面对的是广大同学,社团的对外形象也是社团全体成员集体行为的直接结果。因此,社团的活动要公开,要做到广而告之。社团的自治和发展要通过活动公开实现,让大家参评,切实达到约束和提高的目的。 4.纵向发展、横向联系,注意学生社团的联通化 由于社团的建立多在院系或班级基础上,所以社团的活动不可避免地会有一定的局限性。作为学生工作者,应有针对性地鼓励和支持一些优秀社团走出院系,走出校门,加强对外联系,在自身纵向发展的同时实现横向联系。这种横向联系也将打破专业和学校界限,达到互相学习、取长补短的目的。各社团在加强联系的过程中,也要切实从本社团的实际出发,向更高、更强的方向努力。请进来,走出去,学习别人,促进自己。 5.求存求精、树立形象,注意学生社团活动的经常化 任何一个社团的成立,都有其现实的基础。组建后如何继续发展,如何将本社团推向周围的小环境或大环境,这是摆在社团面前的一个现实问题。大多数学生社团的成果是通过定期活动表现出来的。应注意引导社团定期以活动的形式,给本社团的成员提供发挥特长和总结成果的机会,让非社团成员也有了解和学习的机会,从而树立起本社团在周围环境中的良好形象,促进社团工作的开展。开展活动是社团的生存点,是社团得以被大众认可和继续存活的基础,应注意用活动来宣传和提高社团,用活动来丰富和发展社团,从根本上说,是用社团的活动保存社团。当然,社团的活动要定期、定质、定量,要有“精品”意识,还要注意由精英型、活动型向普及型、科研型发展,让更多的学生参与进来,这也是新时期社团的发展趋势,这些都还需要我们学生工作者因势施导,不断实践。 科学与管理论文:俄罗斯社会科学研究的组织与管理 管理结构 俄罗斯社会科学管理结构也发生了变化。按其职能和隶属关系分为以下5组。 第一组,由联邦、部和主管部门以及基层科研机构组成的自上而下的科学管理体系。联邦一级的管理结构包括:总统和总统行政事务管理局;政府和中央机关管理机构。总统行政事务管理局下设科学技术政策委员会,并由总统助理专门负责科研问题。政府和中央一级的科学管理机构包括:俄罗斯联邦会议及其下属科学、文化、教育、保健与生态委员会和科学分委员会;国家杜马及其下属教育和科学委员会与科学分委员会;中央机关中的科学和教育部;跨主管部门科技政策协调委员会。部和主管部门一级的管理机构包括:俄罗斯科学和技术政策部;科学、高等教育和技术部;科学院等。基层科研管理机构包括:科学中心;研究所;地方研究机构以及仍处于萌芽状态的独立研究机构。 第二组,随着改革不断深入和社会对科学需求的变化,俄罗斯境内最大的社会科学研究中心——俄罗斯科学院社会科学研究的组织结构发生了某些变化,新增设了一些市场需要的科研机构,那些过时的、脱离市场需求的机构被撤销了。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俄罗斯科学院除保留了原苏联科学院时期设置的4个社会科学学部(即历史学部,经济学部,哲学、社会学、心理学和法学学部,文学和语言学部)以外,新增设了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学部,原社会科学总部被撤销了。目前各学部的科研组织结构具体变化如下: 历史学部除保留原有的考古学研究所、通史研究所、俄罗斯史研究所(原苏联史研究所)、斯拉夫和巴尔干学研究所、米克卢霍一马克来民族学和人类学研究所、东方学研究所、俄罗斯科学院档案馆(原苏联科学院档案馆)以外,新增设了物质文明史研究所、彼得大帝民族学和人类学博物馆。学部设以下学术委员会:历史研究理论和方法论问题委员会,俄罗斯革命史问题学术委员会,社会改革与革命史问题学术委员会,俄罗斯国际关系与对外政策史学术委员会,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民族一般发展史和特殊发展史学术委员会,宗教在历史中的作用学术委员会,世界历史过程中的俄罗斯学术委员会,俄罗斯与世界经济史问题学术委员会,历史编纂学和历史科学学术委员会,历史人口学和历史地理学学术委员会,古文献学、档案学和历史-语文邻近学科委员会,历史研究中的数学方法和电子计算机应用委员会,纹章学委员会,俄罗斯历史学家全国委员会(原苏联历史学家全国委员会),斯拉夫文化研究与普及学术委员会。撤销了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史学术委员会,社会学问题学术委员会,东方学学术委员会,斯拉夫学学术委员会,苏联外交学术委员会,科学史学术委员会,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史学术委员会,历史地理学和制图学学术委员会,考古学学术委员会,国民经济历史科学数据委员会,苏联历史学家全国委员会,俄罗斯巴勒斯坦协会。对以下学术机构实行科学方法论领导:俄罗斯国家历史公共图书馆,西伯利亚分院历史、语文和哲学研究所,俄罗斯国防部军事史研究所,布良斯克社会科学研究所,雅库茨克科学中心语言、文学和历史研究所,远东分院远东民族史、考古学和人类学研究所,乌拉尔分院历史和考古学研究所,乌法科学中心历史、语言和文学研究所,达吉斯坦科学中心历史研究所,鞑靼斯坦科学院伊勃拉吉莫夫语言、文学和历史研究所,乌拉尔分院卡累利阿科学中心和科米科学中心语言、文学和历史研究所,卡尔梅克社会科学研究所。 哲学、社会学、心理学和法学学部保留了原有的国家与法研究所、哲学研究所、心理学研究所和社会学研究所,新增设了社会、政治研究所和人学研究所。撤销了自然科学和工程学史研究所。设以下学术委员会和协会:哲学教研室圣彼得堡哲学教研室、俄罗斯国际法协会(原全苏国际法协会),俄罗斯政治科学协会(原全苏政治科学协会),俄罗斯美学协会,俄罗斯心理学家协会,俄罗斯社会学家协会(原苏联社会学协会),全俄社会学家和人口学家协会,俄罗斯哲学协会(原苏联哲学协会),科技史和科技哲学全国委员会,人的活力问题科教中心,科技哲学和社会学问题学术委员会,俄罗斯生物伦理学全国委员会。撤销了国家、政府和法的发展学术委员会,无神论和宗教批判综合研究学术委员会,宇宙空间法律问题委员会。 经济学部除保留了原有的中央经济数学研究所,圣彼得堡经济和数学研究所,农工联合企业社会、经济发展问题研究所,远东研究所,索契科学研究中心,生产力和自然资源研究委员会(原生产力委员会),经济理论和企业经营教研室,经济研究所,社会、经济问题研究所,人口社会经济问题研究所,沃洛格达科学协作中心。新增设了国民经济预测研究所,市场问题研究所,国际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就业问题研究所,对外经济研究所,国民经济研究院与俄罗斯科学院过渡时期经济问题研究所。撤销了计划和标准科学研究所,全苏控制论科学研究所,国际社会主义体系经济研究所,国际工人运动研究所。设以下学术委员会:市场经济及其职能机制形成问题学术委员会,经济最佳职能系统理论基础学术委员会,农业改革问题学术委员会,地区经济与国际关系问题学术委员会,社会和文化发展综合问题学术委员会,俄罗斯经济部和俄罗斯科学院人口和劳动资源问题学术委员会,中国综合研究学术委员会,经济科研机构协会。撤销了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经济学术委员会,“两个体系和不发达国家经济竞赛”学术委员会,苏联国民经济概况学术委员会,价格形成的基础学术委员会,国民经济最佳计划与管理学术委员会,人口的社会和经济问题学术委员会,苏联生产力配置学术委员会,基金、基本投资和新设备学术委员会,生产的经济核算和物质刺激学术委员会,生产力委员会,发展中国家问题学术委员会。对以下机构实行科学方法论领导:俄罗斯经济部和俄罗斯科学院过渡时期经济政策研究所,西伯利亚分院工业生产的经济与组织研究所,雅库特科学中心北部自然资源的综合开发经济研究所,布里雅特科学中心社会经济研究所,远东分院经济研究所,阿穆尔斯克综合科学研究所,乌拉尔分院经济研究所,科米科学中心北部经济与社会问题研究所,乌菲姆科学中心经济研究所,科拉科学中心经济问题研究所,卡累利阿科学中心经济部和俄罗斯科学院达吉斯坦科学中心社会经济研究所。 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学部下设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研究所,美国和加拿大研究所,欧洲研究所,非洲研究所,拉丁美洲研究所,比较政治学与工人运动研究所,世界研究所。成立了美国问题综合研究学术委员会,非洲国家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发展问题学术委员会。 文学和语言学部保留了原有的高尔基世界文学研究所,俄罗斯文学研究所(普希金之家),俄罗斯语言研究所,语言学研究所,卡尔梅克社会科学研究所,外语教研室,圣彼得堡外语教研室,伊勃拉吉莫夫语言、文学和历史研究所。设有“俄罗斯和世界精神文化(语言、文学、民俗学和艺术)基础研究规划”学术委员会,世界文化史学术委员会,民俗学学术委员会,俄罗斯斯拉夫学全国委员会,俄罗斯联邦突厥学家全国委员会,俄罗斯芬兰—乌戈尔语系语言学家全国委员会,语文科学史委员会,普希金委员会。撤销了当代世界文学发展学术委员会,苏联民族语言发展学术委员会,“马列主义文艺理论、诗学和小说风格学问题”学术委员会,俄罗斯古典小说史学术委员会,苏联语言学理论学术委员会,词汇学和词典学学术委员会,民间创作学术委员会,方言学和语言史学术委员会,苏联斯拉夫语文学家委员会。 第三组,支持科学发展的基金会。对于俄罗斯社会科学来讲,基金会的成立是俄罗斯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组织与管理系统中出现的一种全新的科研管理形式,是俄罗斯改革的直接结果。目前,俄罗斯有三个较大的基金会——俄罗斯基础研究基金会、俄罗斯人文科学基金会和俄罗斯技术发展基金会。此外还有一些小型的基金会,其中包括地区的、地方的和城市的基金会。上述三大基金会属国家独立机构,同俄罗斯科学院、科学和技术政策部有密切联系,但其工作性质有原则区别。它们的成立为俄罗斯人文社会科学家的科研课题和论著的出版提供了物质保障,活跃了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引进了竞争机制和初步创建了专家鉴定体系。除此之外,在这一组中还应该包括外国在俄罗斯设立的基金会,它们之所以能在俄罗斯科学舞台上出现也完全是同俄罗斯的改革分不开的。因此,它们的出现也可算作俄罗斯科学结构发生变化的一个新特点。尽管它们不涉及俄罗斯科学研究管理结构,但它们给予了俄罗斯科学组织或机构以及部分学者非常现实的财政支持。 第四组,“社会组织”的成立,包括各种学术团体、职业学者联合会、研究院或协会、各种国际研究院或协会。它们在规模上、结构上、权威性和其他参数上都各不相同。这些社会组织的成立,说明俄罗斯科研人员积极性的高涨和科学结构化的进程远远没有结束。另外,随着改革不断深入,我们还可以发现在俄罗斯科学管理系统中由部级单位和科研机构联手成立的两个机构:一是由科学和技术政策部与俄罗斯科学院主席团联合成立的地区科技合作中心,该中心的出现说明国家科技政策发展的新方向;二是由科学和技术政策部与国家科学、高等教育和技术部联合成立的共和国专家鉴定委员会科研咨询中心。该中心是独立机构,负责对科研规划和草案的鉴定与评估,落实国家科技政策。共和国专家鉴定委员会科学咨询中心的成立标志着过去时期在数量上占统治地位的主管部门鉴定委员会评定的质的变化,即中心采用非意识形态化的、客观的、独立的和正确的现代方法对研究规划与草案作出恰如其份的鉴定结论,真正发挥专家鉴定应尽的职能作用。 第五组,“科学和科学服务”部门所有制的新形式。最近几年,随着经济改革和大规模私有化的深入发展,在俄罗斯科学组织中出现了独立的科研机构或部门。这些机构和部门的建立或是靠原先属于国家的科研组织和企业的私有化,或是靠有关“科学和科学服务”部门的各种私人企业而建立起来的。但由于俄罗斯今天仍处于“混乱时代”(俄罗斯人用这个本来专指俄国16世纪末17世纪初变乱迭起的那个时期的术语来表征和指称当今的俄罗斯),加之有关数据不全,甚至在一部著作中前后说法都不一致,所以对于目前俄罗斯的国有与私人独立科研机构或部门在数量上的对比关系很难作出评价。再者,这里所讲的俄罗斯改革时期出现的独立科研机构又往往集中在部门科学系统和工厂科学系统内,也有一部分是设在科学院科学系统和高等院校科学系统的“科学和科学服务”部门以及科学中心内,其研究对象多为自然科学或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交叉学科,所以在此不做过多描述。 三、科研经费 俄罗斯在改革年代已形成自己一套新的科研资金筹措系统。科研经费除主要依靠国家预算拨款外,还依靠部分预算外资金,以及大企业家、高等院校、私人非盈利组织、国外和学术组织的资助和捐赠。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科研经费(包括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经费)的国家预算拨款分为5个方面:(1)部和主管部门;(2)专项预算基金;(3)优先发展规划;(4)支持学科带头人和主要学派的竞争资金;(5)基础科学和基础教育计算机联网和数据库的建设资金。资金管理由俄罗斯科学和技术政策部负责。 1.部和主管部门的科研经费 该项预算内科研经费包括科学院系统、部门科学系统和高教科学系统的拨款。由于俄罗斯社会科学机构主要集中在科学院系统的俄罗斯科学院内,所以在部和主管部门的预算拨款中着重介绍俄罗斯科学院的科研经费。 俄罗斯科学院预算内科研经费分为两大部分:一是日常经费;二是科研机关、其他科学设施和工程项目的建设投资。日常经费主要包括“基础研究”预算经费。俄罗斯科学院的“基础研究”预算经费分属于俄罗斯科学院院部、西伯利亚分院、乌拉尔分院和远东分院,其结构共分四大项:地质考察;住房补贴;科研机构经费;专项计划开支。后者又分为科学文献出版费、购买图书文献费、优秀学者和青年学者的国家奖学金、研究所科研设备费、房屋修缮费、国际学术交流活动经费、俄罗斯科学院博物馆开支、俄罗斯科学院主席团经费、俄罗斯科学院管理的储备金等19项支出。科研机构经费包括科研费用和工资。俄罗斯科学院院部的“基础研究”预算经费,由俄罗斯科学院主席团决定和直接拨给下属18个学部(其中包括5个社会科学方面的学部),科学中心,圣彼得堡科学中心主席团,俄罗斯科学院机关。最后,各学部和科学中心等根据下属科研机构具体预算申请情况再进行分配。 2.专项预算基金 该项预算拨款包括对俄罗斯基础研究基金会、俄罗斯人文科学基金会、科技领域小企业发展基金会的拨款。因后者主要资助的是具体企业经营方面的应用研究,所以在此不作介绍,而主要介绍前两个基金会的经费与管理。 根据1992年4月27日俄罗斯总统第426号《成立俄罗斯基础研究基金会》的命令,俄罗斯政府每年向俄罗斯基础研究基金会拨款3%的联邦科学预算资金。1992年11月3日俄罗斯政府通过第845号《关于俄罗斯基础研究基金会》的决议,正式批准基金会章程。一个月以后基金会课题招标工作启动。1993~1994年共认真审查了3.6万份申请,(包括人文社会科学方面的2000份申请),其中6000份获得资助,资助率只占16.6%。资助率不高的原因并非完全由于内容偏差和质量不高所致,而是由于资金有限。为此,俄罗斯政府于1994年将俄罗斯基础研究基金会3%的联邦科学预算拨款提高到4%,从而缓解了基金会1995和1996年的科研计划招标活动。 俄罗斯基础研究基金会绝大部分资金主要用于研究报告和出版基金。1993年,这两项费用占基金会预算拨款总额的60%,1994占75%。除此之外,基金会对举办学术会议、科研集体的物质基础设施和信息化系统及数据库的建设也给予资助。俄罗斯基础研究基金会的活动经费(包括场地租赁费、人员待遇、技术装备费、专家鉴定费等)只占费用总额的1.2%。 俄罗斯人文科学基金会是于1994年11月在俄罗斯基础研究基金会的基础上成立起来的。因此,1994年头10个月,俄罗斯人文科学基金会的经费是从俄罗斯基础研究基金会那里分得的,1994年最后几个月的经费则由俄罗斯政府通过国家科学和技术政策部拨给的,这笔联邦预算经费共计53亿卢布。也就是说,俄罗斯人文科学基金会1994年的经费来自两个渠道,共计142亿卢布。据俄罗斯科学研究与统计中心的统计资料证实,1995年国家从“基础研究和科技进步”联邦预算中共拨给俄罗斯人文科学基金会236.656亿卢布,1996年——481.511亿卢布,1997年——1361亿卢布。俄罗斯人文科学基金会的预算拨款主要用于资助人文社会科学方面个人或小集体的课题研究、出版、考察、会议、国际交流等活动。 以上数据表明,近年来俄罗斯政府通过俄罗斯人文科学基金会为课题研究和著作出版等提供的经费呈逐年上升趋势。这在某种程度上不仅解决了人文社会科学成果出版难的问题,同时也使人文社会科学家间接地获得了国家拨款的资助,缓解了人文科学家工资收入偏低的局面,稳定了科研队伍。 3.优先发展规划经费 该项预算内拨款包括以下7项规划用费:(1)国家科学中心发展规划研制经费;(2)国家科技规划研制经费;(3)地区科学中心和地区科研规划研制经费;(4)国际性草案和规划研制经费;(5)重点国民经济规划和草案研制经费;(6)科学创新基础设施发展规划研制经费;(7)急需购置仪器和设备规划以及其他经费。其中,国家科技规划、重点国民经济规划和草案以及国际性草案和规划从苏联解体后就开始列入了俄罗斯联邦预算拨款项目,其余各项从1993年和1994年才开始立项并同时列入国家预算拨款。近年来,俄罗斯政府根据俄罗斯科学改革发展战略和俄罗斯社会需要,对科研优先发展方向作了适当调整:撤销了俄罗斯大学发展规划;增加了科学创新基础设施发展规划、急需购置仪器和设备规划以及其他规划的拨款项目;把国家科学中心发展规划放到了科学发展的重中之重的位置;地区科学中心和地区科研规划也从原来的第七位升至第三位。 在规划的管理上,每项规划都设有各自的学术委员会,其成员主要是从事相应问题研究的科研机构的代表。基础科学研究方面的一些规划,除每项规划设有学术委员会外,还设有科学政策委员会。科学政策委员会不仅有俄罗斯科研机构代表参加,而且有国际组织的代表参加。此外,还有一些规划是按学科划分的,每一学科都设有自己的学术委员会。这些委员会主要负责专家鉴定,具体草案的筛选、审核和成果评估工作。从总体上看,在学术委员会中都设有一个由主席、副主席、学术秘书和学科委员会主席组成的领导优秀小组。优秀小组每年举行1-2次会议,主要解决向各个学科规划拨款和与资金划拨有关的资金分配问题。
中国建筑史论文:世纪末的中国建筑史研究 摘要: 自70 年代末国门打开以来,战后西方已流行2O一3O年乃至晚近的10、2O年的各种哲学方法论和思潮流派蜂拥而人。其中以二元分立的方法论模式首当其中,如结构主义的“表层结构一深层结构”模式,符号学的“能指——所指”模式,现象学的“科学客观的物理世界一纯粹意识的生活世界”模式,及其衍生的各种建筑历史与理论学说。还有格式塔心理学、环境心理学、新史学、贡布里希的艺术史理论、甚至自然科学方法等等,不一而足,使入耳目一新,视野大开。 关键词: 中国建筑史 现状 对我们这些青年学者群来说,整个80年代可以说是一个方法论的年代,建筑历史与理论研究亦不例外。自70年代末国门打开以来,战后西方已流行2O一3O年乃至晚近的10、2O年的各种哲学方法论和思潮流派蜂拥而人。其中以二元分立的方法论模式首当其中,如结构主义的“表层结构一深层结构”模式,符号学的“能指——所指”模式,现象学的“科学客观的物理世界一纯粹意识的生活世界”模式,及其衍生的各种建筑历史与理论学说。还有格式塔心理学、环境心理学、新史学、贡布里希的艺术史理论、甚至自然科学方法等等,不一而足,使入耳目一新,视野大开。在这些方法论的影响下,青年学术导向着眼于对建筑历史的宏观概括,抽象思辨,及大胆的诠释和推论,希冀启迪现实,预见未来,而不甘于传统的考据与实证式的“做学问”。一批才华横溢,西学中用,推古论今的佳作就此涌现出来。 但是在正统的历史科学看来,正如任何历史理论研究一样,建筑史研究无论采用什么方法,其目的都应是解决某种问题,引发某种思考,或提供某种借鉴。而如果没有较深厚的实证基础和学术素养,各种有关建筑的“历史哲学”、“理论框架”、“模式”等终不过是昙花一现,多雷电而少雨露。因为推论仓促,于史无补;思辩高寒,于世无缘。这些看法对青年学子未免苛刻了些,也未必就能言中,但却反映了一个事实,即对建筑哲理的“论”偏多,尽管其中层次高下悬殊,而对建筑史的探究则少人问津,至于对建筑现实的评论更是少的可怜。这里先撇开“论”,从“史”的一方面来说,应该承认,哲学方法论层次上对逻辑实证的批判与具体问题研究上对实证方法的否定从来不是一回事,建筑历史研究上的“先锋派”是很难担当的。确实,10余年来以这些“新方法论”、“新角度”来研究中国建筑史的高水平成果并不多。这是否说明,方法论本身虽自有其生命力,但建筑史研究上片面对待方法论的时代却应该结束了。然而中国建筑史研究的真正危机还不在于此。以中国古代建筑史研究为例即可说明。首先,这方面研究的任何实质性进展,都倚重于扎实的实物及文献资料功底,有时甚至还会借助于音韵、训诂等旧国学考证方法。但实际情况则往往是“大胆假设”有余,“小心求证”不足,尤其对于不少青年学者来说,由于主客观原因而在这方面显得薄弱。其次,“全国一盘棋”的协作奉献式研究局面已难维持。而造就信息共享的当代研究条件却为期尚远。再加上社会乃至有关机构对建筑史研究的实用主义态度,以及经费来源的枯竭等。使这门学问愈来愈显冷僻、萎缩,且后继乏人。 尽管如此,近些年来中国建筑史研究方面依然成绩裴然,令人振奋。如傅熹年先生对元、明清皇家建筑型制、构图与象征的研究。杨鸿勋先生对古代著名建筑的复原研究,潘谷西先生、郭湖生先生及其学术梯队分别进行的建筑文化和中外建筑关系系列研究,汪宁生先生对古代明堂的文化人类学分析,龙庆忠先生及其学术梯队的古建筑防灾系列研究,陆元鼎先生、黄汉民先生、路秉杰先生等各自对华南一些典型传统民居的调查研究、曹汛先生对古建命题的缜密考证,张良皋先生对华夏建筑亚文化圈的推论,萧默先生的敦煌建筑研究,王其亨先生等对风水内涵的发掘诠释,以及各地民居和古建筑的研究拓展等,当然还应特别提到汪坦先生主持的中国近代建筑史研究,陈志华先生等所进行的乡土建筑调查研究等。凡此种种,举不一一,都对中国建筑史的领域拓展和深化研究产生了很大影响。即将付梓的五卷集《中国建筑史》和《中国建筑艺术史》将全面反映近年来的中国古代建筑研究水平和成果。 前景 建筑史研究的对象是历史上建筑所包含的思想和技巧(或曰意匠),其时空发展序列,其历史价值以及对后世、对现实以至对未来的影响。太史公的“究天入之际、通古今之变”至今也依然是治建筑史的要旨。当然还可以加上“辨中外之异同”等。跨世纪的中国建筑史研究仍存在两大方面。一是史的方面,以中国古代建筑史为例,近 l0余年来随着新的考古资料的不断增加,如大汉口原始社会建筑群遗址和广汉上古三星堆遗址的性质,郑州邙山早期城市遗址对版筑技术的上移。歧山周原遗址对造砖技术的推前,始皇陵遗址对陵寝制度的佐证,唐九成宫建筑布局和型制的发现,以及各地民居的深入研究等,都为补充和部分改写中国古代建筑史提供了新的资料基础。应该指出的是,未来的中国建筑史或应更多地渗入和吸收考古学、文化人类学、文化史、艺术史、科技史等相关学科的知识、方法和研究经验。另一个方面的研究涉及建筑历史与现实的关系。面向社会,接触实践,是使建筑历史研究走出困境的契机。如乡土建筑的研究,不仅是对民居资料的调查,也不仅是对人文景观的记录,而且应该是在乡村迅速的城市化中,对一些曾与自然生态相适应的中国传统聚居方式进行保护性改造的对策研究。这一任务可能部分地要由中国建筑史研究来担当。当然这些工作需要社会学、文化人类学、乡村规划等方面的知识准备。再如文物建筑的保护及其技术研究,国外许多建筑院系都设有建筑保护专业 (preservation),笔者曾在科伦坡参加“国际纪念遗址理事会”(ICOMOS)第十届大会,亲眼看到一些第三世界国家对其历史建筑具有很强的保护意识,保护措施中技术含量很高,研究相当深入。这些研究主要由考古学家和建筑史专家来完成。而且不仅是保护文物建筑本身,随着城乡改造的大规模开展,历史地段人文景观的保护性改造与开发利用课题亦会愈来愈多,是改造项目一揽子研究计划的组成部分。因而想到我国的一流建筑院系亦应设置历史建筑保护专业,以便深入进行这方面研究,和培养高层次的专门人才提供基地。这一领域应引入电脑辅助研究,建立历史建筑数据、图像库等,以配合维修、复原及保护性设计。 此外,还有对建筑文化和现实建筑创作关系的讨论,这也是未来中国建筑历史与理论研究的一大领域。一些建筑文化理论常用“三段式”,先释何为“文化”,再论何为“建筑文化”。最后再谈及一点建筑。其实建筑自古就是文化的载体,是文化史留下烙印最集中、最深刻的东西。建筑文化的讨论应从建筑本身谈开去,然后向其他相关文化领域延展与交织,并且形成关于社会、文化,与空间、建筑间相互关系的评论及批评氛围。应该指出,建筑历史和建筑文化研究与现实创作脱节的最明显表征之一,就是近几年来北京高层建筑上泛滥的“小亭子”。建筑学界由于对大半个世纪的传统与创新之争没有一个理论与实践层面的总结与升华,缺乏城市空间及其历史理论的多元批评和价值判断;城市设计控制作用的滞后,对使传统建筑语言转译为现代建筑语言的迷茫,从而导致修辞手法上的平庸与退化;以及决策方面在城市景观历史意识与现代观念上的误解和误导,从而提出对古今生硬“嫁接”的强制性要求等。都使现在的“高层十小亭子”形体中相当大的一部分,犹如旧“民族形式”概念的回光返照,但又远不及中国现代建筑史上几次复古思潮及其作品来的明亮。这显然也涉及今后一个重要的历史理论研究课题——城市景观脉络的“可持续发展”而不仅是一个“古都风貌”如何保留的问题。中国建筑史研究如能从一个角度对此有所贡献将是颇有现实意义的。 跨世纪的中国建筑史研究需要顾后而瞻前,领会整体而又深谙一隅,在总结古今建筑意匠的同时,并对形成新的城乡景观脉络关系进行探索。笔者认为,这是未来中国建筑史研究的两个主要方向。 中国建筑史论文:浅谈中国建筑史 摘要:文章主要是从中华文化的角度来谈谈中国的建筑史,既横向地同西方建筑史作比较,突显中国建筑史在世界建筑史中的独特性,再纵向地剖析中国建筑史一路走来的历史演变及其过程中演变出来的辉煌;并结合自身对中国历史的一些浅薄的见识,从而借以表达自己的见解。 关键词:中华文化;中国建筑史;故宫;中国风。 中华文化悠悠五千年,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不仅体现在文化、政治、思想和艺术上的深刻影响,更是深根在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其中不得不提的是中华文化在世界建筑史上的辉煌成就。中国传统建筑为东方最显著的独立系统,渊源深远,而演变程序却简纯,历代继承,线索不紊,而基本结构上又未因受外来影响以致激起复杂变化者。即在世界东西方各大建筑派系中,相比较起来,亦是一个极为特殊的直贯系统。 纵观世界建筑中的各大流派,大凡一例建筑,经过悠长的历史演变,或多或少都会掺杂外来文化的影响,而在其结构,布置乃至外观上,经常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或是循地理推广迁移,因致渐改旧制,顿易材料外观,待达到全盛时期,则多已脱离原始胎形,另具格式。放眼中国建筑历史的长河,其经历极长久之时间,流传分布及其广阔的地面,而在其最盛期中或在其后代繁衍期中,诸多重要的中国建筑物,均始终不脱其原始的面目,保存其固有主要结构部分及布置规模,虽则同时在艺术工程方面,又皆无可置议的进化致极高的程度。尤为令人惊奇的是产生这种建筑的民族的历史却并非简单,且并不缺乏种种宗教上、思想上、政治组织上的叠出变化;更是曾经多次强盛的外族或是在思想上和平的接触,或在实际利害关系上发生冲突战斗;可中国在建筑方面的纯粹却能如此泰然,却是令人叹为惊奇! 尽管中国建筑已达到结构和艺术上极复杂精美的程度,外表上却仍呈现出一种单纯简朴的气象,这即是中国风体现在建筑上的一大特征,且无不体现着中华民族内敛谦逊的特有品质。就结构上而言,中国独有的“架构制”与别种的制度(如高矗式之“砌拱制”,或西欧最最普通之古典派“垒石”建筑)之最大分别:(一)在支重部分之完全依赖立柱,使墙的部分不负结构上重责,只同门窗隔屏等,尽相似的义务――间隔房间,分划内外而已。(二)立柱始终保守木质不似古希腊之迅速代之以垒石柱,且增加负重墙致脱离“架构”而成“垒石”制。 这种构制的特征,影响至其外表式样的,有以下最明显的几点:(一)高度无形的受限制,绝不出木材可能的范围。(二)即极庄严的建筑,也是呈现绝对玲珑的外表。结构上既绝不需要坚厚的负重墙,除非故意为表现雄伟的时候,酌量增用外,任何大建均不需墙壁堵塞部分。(三)门窗部分可以不受限制,柱与柱之间可以完全安装透光线的细木作――门屏窗扉之类。实际方面,即在玻璃未发明之前,室内已有极充分的光线。北方因气候关系,墙体多于窗,南方则反是,可伸缩自如。 说到中国建筑的特征,绝避免不了的是中国建筑中所独有的一门“学问”――风水。风水之于中华文化,无愧于最大特色之一,也是独于世界上其他文化,中国所特有的一种文化特色,中国建筑尤与风水息息相关。 中国建筑文化在几千年的形成过程中,没有离开过建筑风水的字眼,从皇宫、皇陵的规划建设,到普通村落、民宅的建筑无不留着风水学的痕迹;中华民族有五千年的悠久的文化和历史,建筑风水是中国古代建筑的三大支柱之一,是中国古代建筑领域的灵魂,随着文明的进步,社会的发展,风水学依然在中国建筑领域占据着重要的地位,不仅在相对落后的农村盛行,在大城市里也屡屡备受关注;几乎每个房地产商的产业都与风水息息相关,无处不体现着风水对建筑的重要影响,这一切也足以有力证明了风水在中国建筑文化中占有的重要地位。 建筑上的中国风的另一大方面更体现在其屋顶部分;其中不得不提到的是“斗拱”部分。斗拱作为柱与屋顶间的过渡部分,使支出的房檐的重量渐次集中下来直到柱的上面,使得屋顶上的重量集中承载在柱子上,使得建筑稳固的同时;精益求精的古代工匠们更是在其结构充分发挥作用的前提下,赋予了它新的“使命”――装饰作用。至宋以来,斗拱便变化得越趋复杂,较以前简单的结构更赋予了外观装饰的作用,雕龙画凤、色彩斑斓的斗拱相应出现在了皇宫贵族的宫殿上,将宫殿的房檐装饰的美轮美奂,使得简洁大气的中国建筑更增添了几分鲜艳的色彩,在中国建筑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而屋顶作为建筑上最实际必需的部分,中国自古以来,不殚烦难的使之尽善尽美。使其切合于实际需求之外,又特具一种美术风格;且因解决雨水与日光的切要问题,在屋顶的基础上更扩张出了屋檐的部分。使檐突出却并非难事,但是檐深则低,低则导致阻碍阳光,且雨水顺势急流,檐下溅水的问题也因之发生。智慧的中华人民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发明了飞檐,且用双层瓦檐,使檐稍翻上去,微成曲线,便巧妙的解决了问题。又因美观关系,使屋角之檐加大其仰翻曲度。这种前边成曲线,四角翘起的“飞檐”,在结构上有着极其自然而又合理的布置,几乎可以说他便是结构法所促成的。 谈及中国建筑史,不得不提及的便是代表着中国古代建筑最高成就的故宫,作为古代最高统治者的“宅邸”,自它开始修建开始,便注定了它将成为中国建筑史上最璀璨的明珠。 作为故宫最主体的建筑,是巍然崛起的三座金碧辉煌的大宫殿,它们是整个故宫的重心,同时也是故宫建筑群的优秀。作为序幕的布局,在三大殿前面还有两段铺垫。第一段,由天安门,经端门到午门,两旁长列的“千步廊”是个严肃的开端。第二段在午门与太和门之间的小广场,更是一个美丽的前奏。这里一道弧形的金水河,和河上五道汉白玉桥,在黄瓦红墙的气氛中,北望太和门的雄劲,这个环境适当地给三殿做了心理准备。 三殿中,太和殿最大,也是全国最大的一个木构大殿。横阔十一间,进深五间,外有廊柱一列,全个殿内外立着八十四根大柱。殿顶是重檐的“庑殿式”,瓦顶,全部用金黄色的琉璃瓦,光泽灿烂,同蓝色天空相辉映。底下彩画的横额和斗拱,朱漆柱,金锁窗,同白石阶基也作了强烈的对比。这个殿建于康熙三十六年(公元一六九七年),已有三百五十五岁,然而它的结构却依然整严完好如初。内部渗金盘龙柱和上部梁枋藻井上的彩画虽然有所剥落,却依然可以从上面看出岁月流过曾经留下的美丽,愈显的其华美动人。 中和殿在工字基台的中心,平面为正方形,宋元工字殿当中的“柱廊”竟蜕变而成了今天的亭子形的方殿。屋顶是单檐“攒尖顶”,上端用渗金圆顶为结束。此殿是清初顺治三年的原物,比太和殿再早五十余年。 保和殿立于工字型殿基的北端,东西阔九间,每间尺度又都小于太和殿,上面是“歇山顶”殿顶,它是明万历的“建极殿”原物,未经破坏或重修的。至今上面柱上还留有“建极殿”的标识。它是三殿中年寿最长的。已经有三百三十七年的历史了。 三大殿中的两殿。一前一后,中间夹着略为低小的单位所造成的格局,是中国传统建筑美的特点。欲领略故宫的金碧辉煌与雄伟壮观,单单依据文字去想象和再现它的雄姿是远远不够的,唯有亲身去感受,用双手去抚摸,才能真切的感受中国建筑史上的史诗巨作所带来的感动与震撼! 上述的微薄见解甚是不及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国建筑历史中的一粟,且希望能在此与读者们分享我个人对中国建筑历史的一些自我的了解与理解。 中国建筑史论文:中国建筑史课程教学新探索 摘要: 针对目前中国建筑学专业本科中国建筑史课程教学存在的问题,评述东北大学建筑系在该课程教学改革过程中进行的、激发课程教学“活力”的初步探索。通过对该课程在教学资料“活化”、教学方法优化、课群关系“联动”、考核机制开放等方面的改革分析,总结东北大学建筑系中国建筑史课程教学改革的初步经验,以期抛砖引玉,探讨切实提高教育实效的途径。 关键词: 中国建筑史;课程改革;教学研究 一、课程教学现状 建筑历史是人们了解建筑与建筑学最有效的途径。中国建筑历史是建筑学的一门主干理论课[1],其目的在于提高学生建筑历史知识与理论修养,使学生在掌握建筑历史知识的同时潜移默化地提高设计和分析研究能力,为进一步的理论学习和建筑创作打下坚实基础。作为专业基础理论课程,中国建筑史在建筑学专业整个教学体系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和作用。 从目前多数院校普遍教学情况看,中国建筑史课程仍以传统的“听课、讲课”教学模式为主。这样的教学收效不佳,学生的主动性难以充分调动, 难以 从真正意义上激发求知欲望和兴趣,教学效果也必然受到影响。学生上课做方案、背单词、睡觉,“开小差”,的现象屡见不解。一方面表明学生对建筑历史课主观认识偏颇、重视不足;另一方面更为深刻地显示出课程本身在教学组织和授课方式上客观地存在需要完善之处。 二、 激发“活力”的教改尝试 东北大学自恢复开办5年制建筑学专业以来,始终以在实际教学中提高学 生学习积极性和主动性,在传授知识的同时培养、锻炼学生获取知识和运用知识的能力为出发点,积极构建创新型人才培养模式,切实提升教育实效。中国建筑史课程自开设以来,更是针对目前本科建筑史教学普遍存在的“沉闷”现状,不断探索激发课程“活力”的有效方法,从教学资料、教学方式、课群关系、考核机制等方面进行了改革尝试。 (一)“活化”教学资料 中国建筑史的教学内容具有时代跨度大,建筑类型丰富,知识内容繁杂等特点。传统的通史化教育尽管逻辑清晰,结构谨严,有明确的导向性,但是其鸿篇巨制的诠释性架构体系过于机械、僵硬、形式化。正因如此,统编的建筑历史教材往往使建筑系学生错觉地认为,掌握不同时期的重要历史建筑物代表、建筑师及其设计思想是课程的主要学习内容。针对上述情况,东北大学建筑系在课程教学中灵活运用教学资料,取消了固定单一的教科书,教学以专业教师教案为纲,在统编教材基础上结合不同授课阶段为学生提供参考书目。参考书内容除建筑史范畴,还涉及历史、文学、思想、艺术等相关综合领域,以鼓励学生拓展思路、广采博收,学生则可根据自身的兴趣和时间安排阅读。 其次,充分利用数字时代丰富的媒体信息,多渠道搜集电视、网络等有益的教育资源。如CCTV纪录频道播出的《故宫》《颐和园》等纪录片,《探索与发现》栏目涉及的历史建筑等内容。多种媒介的信息补充,使学生能够“生动直观”地感悟专业知识,系统地了解建筑发展的历史。另外,校外教学资源的利用也是教学资源扩展的一个直接、有效的补充手段。授课过程中,结合当地实际,充分利用沈阳及周边地区的历史建筑资源, 结合课程进度采取参观考察的方式,实地体验、近距离接触宫殿、寺庙、陵墓等古建筑,教师结合实物进行现场讲解(图1)。这种形象、直观的教学方式,增强了学生对建筑实体的感性认识,也使得中国建筑史课程教学充满活力。 (二)优化教学方法 针对中国建筑史本科教学内容多而课时相对少的问题,学校采取厘清内容主次,把握难点重点,讲“点”串“线”地灵活教学安排,同时部分教学内容采取以问题为主导的“讨论式”教学方式。 中国建筑史基础理论部分,教师在授课时作整体性介绍分析,在课程讲授前把相关章节必须掌握和了解的问题提出,让学生带着问题听课,激发学生对课程知识的主动思考。建筑类型评述部分,改变传统的“听讲课”教学方式,采取“讨论会”形式,根据教学内容,选取部分内容为专题,以问题为主导,安排学生课下研习、课上汇报,让学生真正成为课堂的“主角”。例如:在中国传统民居部分,根据知识点及内容特征分若干专题,教师提前将相关书籍、网站向学生推介,布置学生在课下做功课,课上进行分组汇报(图2)。在汇报过程中,可随机提问,互评讨论,教师也可现场指导,最后进行总结点评。这种以讨论为主的学习方式,让学生真切体会到了“教”与“学”的乐趣,更能激发学习热情,活跃课堂气氛,学生在合作与竞争中不知不觉提升了学习表现,对于知识内容的理解也更深刻、充分。 (三)“联动”相关课程群 为有效实现课程价值,学校还非常重视中国建筑史课程同其他主干课之间的目标一致性和系统性,在教学过程中形成相关课程群的有效联动。 建筑史的教学除了为学生建立完整的建筑发展认知之外,还能为其他课程,特别是建筑设计的学习提供辅助和引导性作用[3]。学校中国建筑史教学特别注重与中、高年级建筑设计课程的历史建筑保护改造设计专题结合。例如:三年级的建筑设计课程设置《沈阳老北站建筑保护及改造设计》题目(图3),引导学生将对历史建筑的研究分析与设计实践相结合,通过资料查阅、现场踏勘、实地测绘,实现建筑历史学习与建筑设计无缝对接,把学生对设计课的兴趣直接嫁接到建筑历史的学习中来,使中国建筑史与建筑设计课程有效联动,使设计专题成为建筑历史学习的有机延伸。从而引导学生探索各种建筑现象发生、发展的规律,进而培养全面、系统分析问题的能力,建构科学的建筑观。 同时,学校中国建筑史课程还着力推动与实践教学之间的配合与互动,将课程教学有机融合于建筑调研实习、建筑测绘实习、素描与色彩实习等实践环节。学生能够借助相关课程的学习机会,以体验、考察的方式加深对建筑历史知识的理解(图4)。 (四)开放考核机制 建立开放、合理的课程信息评价体系,并结合教改实施过程中的实践效果和反馈意见不断优化调整,是学校中国建筑史课程教学改革的重要内容。 采用综合的考核评定方式,即学生课程成绩由期末考试卷面成绩与平时成绩两部分按比例综合构成。平时成绩的考核除了包括学生个人作业、分组作业完成情况,还包括学生课堂表现 。期末试题中加大分析和论述题目分值,注重学生分析能力和建筑史观的考查,而不仅仅是对统编教材中知识点的机械掌握。同时,尽量均衡两部分考核内容的分值比例,以期鼓励学生重视学习过程,注重知识运用能力、创新能力的提升。 除了教师对学生进行成绩考核,课程在教学过程中也贯穿学生对教师授课情况的评价反馈。在课程开始前、教学过程中和课程结束后都设置问卷调查。问卷内容设计采用客观选项与主观建议相结合的模式,为消除学生不必要的心理顾虑,采取匿名方式收集学生对课程实施的反馈意见,鼓励学生讲真话,保证信息收集的原真性和学生参与的积极性。 三、 正在提升的教育实效 东北大学建筑系中国建筑史课程开课几年来,以灵活性、主动性、参与性、实践性为主要特征的课程教学设置,调动了学生对建筑史学习强烈的兴趣,也激发出了课程应有的活力。课程教学在尝试与探索中取得了初步成效,2012年学院对首届建筑学本科毕业班课程教学效果调查评价,中国建筑史课程获得了第一名;同时毕业班的24名学生中,2名学生考取了哈尔滨工业大学建筑历史与理论专业研究生。学生在课程调查问卷中表示:“这门课程的学习过程很累、也很轻松,课堂上轻松的学习氛围和课下有趣的动手、动眼、动脑一系列实践活动令人愉快”“上课后知道自己欠缺的东西很多,这无形中的压力让我知道,想把这门课学好要付出更多的努力”。借学生所言,东北大学建筑系中国建筑史课程教学刚刚起步,为切实提高教育实效还需要不断地探索、尝试和调整,需要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付出更多努力。 中国建筑史论文:浅析中国建筑史的理论研究 摘要:中国悠久的历史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而古建筑便是其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古代涌现出许多建筑大师和建筑杰作,营造了许许多多传世的宫殿、陵墓、庙宇、园林、年、民宅等。在中国现代建筑史上,梁思成是最为杰出的先驱。他影响中国建筑史的开拓性研究。 关键词:中国 建筑史 研究 一、前言 《中国建筑史》是中国建筑历史的宗师梁思成于战火纷飞的1944年在四川宜宾的李庄完成的扛鼎之作。当时对中国建筑的研究尚处于起步的阶段,对古建筑的实地调查也仅仅限于l932--1937年这短短的5年时间。在这样短的时间里,要弄清中国建筑两千年来发展的历史源流,梳理清楚其发展脉络,自然只能先从主流建筑人手。而对中国建筑中极富特色的园林,丰富多彩的民居基本没有论及。之后,先生深感建筑史尚需深入的课题还很多。但当时正是抗战胜利,军兴以还,各地城市摧毁已甚,失地收复之后,立即有复兴焦土的艰巨工作随之而至,所需人才当以万计,当务之急是为国家造就建设人才,首先是建筑师。今后数十年,国家建设实有待于此辈人才之养成。因此他到清华大学创办了建筑系,建筑史的研究只得暂缓进行。 二、中国建筑史的研究 由于梁思成和林徽因受到母校宾夕法尼亚大学以历史风格为主导的建筑教育,所以他们对于中国建筑的研究注重形式和与之相应的结构体系并不令人感到意外。但是,中国地域广袤,各地文化传统也不尽相同,建筑在形式和结构类型上的多样性十分显著,因而他们选择何种结构体系的建筑作为中国建筑的代表就是一个颇令人关注的问题。当他们将《营造法式》和《工部工程作法》这两部官式建筑规则以及与之最为相关的宫殿和寺庙建筑当作研究对象时,实际上已把北方官式建筑当作中国建筑的正统代表,他们的工作因此也就是阐明官式中国建筑的结构原理,并揭示它的演变过程。正因为梁、林把中国的地方性建筑放在研究和写作的次要位置,著名的台湾建筑家汉宝德在80年代批评他们忽略了中国建筑的地区性差异。汉说,中国古代,尤其是在宋代以后,文化传统的多样性非常显著,南方地区,特别是在明清时期,在经济上占有突出重要的位置。这一地区的地理条件和独特的人文传统促成了南方建筑在环境、功能、空间和材料等方面所取得的突出成就。“因此,要研究中国建筑史,即使简而化之,亦必须分为南北两系”。汉宝德的批评非常正确地指出梁、林的中国建筑史研究在研究对象上的局限。但是,笔者以为,他的讨论没能联系到梁、林所处的历史现实,因此他没能认识到在二十世纪20和30年代中国民族主义知识份子探索现代化的中国文化的过程中,梁、林的中国建筑研究以官式建筑为对象所具有的必然性。这一历史现实就是,起源于西方的建筑学和建筑史研究在中国的确立是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特别是后中国民族主义的兴起同时的,所以中国学者对中国建筑的研究从一开始就是这一时期中国新文化建设的一个组成部分,并在实践上服务于当时社会对于中国风格新建筑的需要。 在二十世纪10年代末,面对着第一次世界大战带给全球的巨大灾难,许多曾经热情颂扬西方的现代文明,并极力主张仿效西方的模式改革中国社会、文化和政治的知识份子在思想上发生了很大转变。梁思成的父亲梁启超就是一个代表人物。梁启超曾经相信西方社会达尔文主义社会进化论的普遍性,积极宣传以变革和“新学”拯救中国。可是,当他在1918到1920年间访问欧洲,亲眼目睹了大战之后深重的社会危机和弥漫的悲观主义之后,他否认了自己曾经深信不疑的技术进步导致社会进步的幻想,转而肯定东方文明对于救济西方的“精神饥荒”所具有的价值。他提出将东西文化的优点结合起来,以创造一种“综合主义”的现代文化。他在1923年草拟的中国文化史目录可以说就是这一“综合主义”的体现。目录表明,梁启超在当时已经注意到中国建筑作为一个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统一体在中国文化体系中的位置。目录有单独的“宅居篇”,准备讨论中国的宅居、宫室、室内陈设、城垒井渠等内容。他还另辟“美术篇”,包括绘画、书法、雕塑、建筑和刺绣五个门类。值得注意的是,传统中国并无“美术”(fine arts)这一概念,一般文人仅把书法和绘画视作与诗文同等的艺术,而把雕塑、建筑和刺绣当作低级的匠作。梁启超在他的目录中引入西方的“美术”概念及其相应的建筑、雕塑和绘画的内涵,同时加入书法和刺绣这两项中国固有的视觉文化门类,构成了一个中西综合的“中国美术”的新体系。1925年,梁启超得到一部新刊印的《营造法式》,他称此书为“吾族文化之光宠”,并把书寄给正在美国学习建筑的儿子梁思成和他的未婚妻林徽因,嘱附他们“永宝之”。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梁思成的事业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梁启超建构中国文化史,特别是中国美术框架体系的理想:不仅他后来撰写中国建筑史、雕塑史、注释《营造法式》的工作与梁启超的构想有关,他曾经准备在哈佛大学从事的研究方向和完成的博士论文的题目也都如此,它们分别是《中国美术史》和《中国宫室史》。 与梁启超构想中国文化史目录同年,三位毕业于日本的中国建筑师在江苏省立苏州工业专门学校创办了中国第一个建筑系。和现代主义之前西方大多数学校一样,日本的建筑教育也把建筑史放在重要位置,开设了西方建筑史和日本建筑史课程。三位中国建筑师模仿日本学校的教程,制订了苏州工专建筑科的教学体系,但将日本教程中的“日本建筑史”一课替换为“中国建筑史”。梁思成也是如此,他参考宾夕法尼亚大学的教程,设计了东北大学建筑系的科目表,并开设“中国宫室史”一课。 中国建筑史课程的开设表明这样一个事实,即中国现代建筑家在获得关于外国建筑的知识后,开始思考中国建筑自身在世界建筑体系中的位置,并试图打破建筑学中以西方的建筑师、建筑思想和建筑作品为主导的话语体系。正是因为在这一时期“中国建筑”是相对于外国建筑的集合名词和独立体系,所以这一概念所强调的就是体系内部的同一性而不是多样性和差异性。在这一体系中,宫室、庙宇以及其他官式建筑在类型上更丰富,在设计和施工水平上更成熟,在地域分布上更广,在文献记录上更为系统,因而必然会被早期的中国建筑研究视为最重要的研究对象和中国建筑体系的代表。 对于中国建筑体系内部的同一性的强调,在实际的创作领域里就是对于新建筑的所谓“中国风格”的探寻。如果说梁、林和他们在中国营造学社的同事以官式建筑为对象的中国建筑研究在学术上确立了这一风格的一种代表建筑类型,那么对于实践,他们的研究则为这一风格确立了一种古典的规范。 中国建筑史论文:高校外国建筑史课程教学改革探究 摘 要:目前,外国建筑史作为高校建筑系的一门基础理论课程,其课程设置和教学方法正不断发生改变,以适应市场的需求和社会的发展。因此,完善高校该理论课程的教学体系和教学方式就显得尤为重要。本文通过分析当下外国建筑史理论课程体系和教学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并以多元化、平衡性和实践性为主要的指导方向,对外国建筑史课程教学改革进行了思考和探索。 关键词:外国建筑史;课程教学体系;教学改革 外国建筑史作为高校相关建筑类课程的理论基石,主要由外国建筑史和外国近现代建筑史两部分组成。它有助于学生全面了解外国建筑设计的基本脉络其中包括西方社会不同时期的建筑风格特点、建筑典例、材料、技法等,同时有助于培养学生的人文素养以及把握建筑发展演变规律。由于社会的发展,尤其是在信息社会快速发展的今天,建筑史学仍不同程度地收受到了影响,面对新技术、新型建筑形式、新型材料和新思潮的冲击,外国建筑史课程只有不断与时俱进,改革课程体系与教学方式,才能使学生牢固掌握建筑发展的本质与内容,正真做到理论与实践的有机结合。 1 高校外国建筑史课程教学现状与改革必要性分析 1.1 教学现状 首先,外国建筑史课程内容与现代建筑的发展存在脱节现象。课程的讲授目的是培养适应社会发展的人才,由于学生所接受的内容主要是关于西方过去建筑历史方面的相关内容,因此缺少对21世纪现代建筑发展的介绍,这一缺失领域具有浓厚的人文内涵和时代建筑艺术气息,应作为外国建筑史的一部分加以教学。其次,教学方式落后。目前高校中,学生、教师、教材是以线性结构为主要构成方式的教学模式,在此过程中学生始终是被动的知识接受者,学生以教材为参考获得知识,而作为施教者的老师通常是以图示或视频的方式延伸教学,导致学生缺少对西方建筑的感性认识。第三,学时安排与教学目标不符。西方建筑史所包含的内容十分宽泛,涉及美术、哲学、宗教、社会、美学等各个方面,然而一般高校72学时的课程设置只能使学生掌握建筑史的基本框架结构和规律性特点,对其中的实践性应用无法安排时间讲解。 1.2 改革必要性 由于外国建筑史主要研究和讲述国外的建筑历史发展规律以及艺术性等特征。而建筑是随着时代的进步不断发展的,因此新技术和新领域不断出现与拓展。而传统的外国建筑史的内容讲述停留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因此,教师需要将建筑发展的前沿知识适时地增加到课堂教学当中。顺应时代的发展,改进和调整外国建筑史的课程内容已是亟待思考的问题。其次,外国建筑史的课堂教学也面临着发展的瓶颈,而各大高校也在积极探索该理论课程的改革教学。例如,数字技术的应用,将外国建筑史利用三维动画加以真实再现。这种教学方式将原本晦涩难懂的理论知识栩栩如生地展现出来,契合了学生学习的兴趣点。总的来说,是建筑发展的需求与课堂教学的改革的需求,促使着高校不断认识到外国建筑史课程改革的必要性。 2 外国建筑史课程教学改革探索 2.1 完善学科脉络,改进教学模式 教学脉络的完善需要授课教师有一个清晰的脉。由于外国建筑史的内容涵盖范围广泛,因此教学难度相对较大。在教学过程中,要以注意纵向史与横向史的交叉结合并重的教学方式,并以时间为主线建立规律化的教学脉络,同时,教师要加强自身素质建设,在完善教学脉络的同时,对其中的建筑史进行多角度分析。教学模式的改革要遵循多元化的原则。对于外国建筑史这门理论性较强的课程来说,教师在讲解时要广泛地将政治、哲学、艺术等相关知识融入学科理论中,以帮助学生对外国建筑史有一个全面而广泛的了解。具体来说,教学模式的多元化可以借助PPT、网络平台、多媒体数字化技术等进行动态展示,并结合声光影等元素之间的组合,使学生对内容有一个感性的认识,激发学习兴趣,进而掌握和消化知识点。除此之外,通过开设讲座进行有目的的教学提升对外国建筑史的认知性理解,并促进对理论研究水平的提升以及建筑设计的实践应用能力。因此,在对外国建筑史课程的及教学与课程创新方面,教师要做好领路人的作用,在学科教学中善于运用各种资源推动寓教于乐的教学方式的实现。同时,教师对相关建筑理论的教导要秉持启发式教学的原则。例如,对建筑材料或艺术风格理论的讲授可以联系相关事物加以比较,启发学生积极思考,进而掌握相关建筑理论。 2.2 互动式教学与实践相结合的方式 当下高校课堂教学存在着普遍的F象是教师和学生之间缺乏主动的互动性。在对外国建筑史教学时要秉持“学习是获得知识的过程”。在此之前,教师可以预先通过表格调查的方式对学生关于本课程的基本想法,并加以总结找出共性,依次为切入点进行针对性教学。例如,在对哥特式建筑史的相关内容的教学时,可以利用学生普遍喜欢的形式来丰满学生对这一段建筑史的理解。另外,多样化的小组学习可大大激发小组的学习兴趣,这一方式也是实践的重要方式。例如,对14世纪到16世纪相关建筑类型的学习时,小组之间除了完善思维掌握相关理论知识之外,在成果展示环节则需要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通过对这一时期的相关社会、政治、宗教、艺术等方面知识的拓展,结合图片或模型将相关建筑设计理论知识融合其中,从而掌握相关的建筑史理论。掌握理论最好的方式是与实践相结合,除了上述方式之外,教师可以让学生以调研的方式了解外国建筑实例,或者选择受此建筑理论影响下流变的建筑形式,通过这种实地调研,最后以实践报告会手绘等形式展示成果。这种方式比传统的课堂教学更能有效和生动地掌握外国建筑史的相关理论知识。 3 结语 外国建筑史的课程教学要顺应时代的发展,与时俱进,不断吸纳和讲授建筑的新理论。同时要注重创新,不断开创出有效的教学课程方式。面对建筑技术的大量涌现,要立足于课程教学现状,将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善于运用新方法。这样,高校外国建筑史课程教学才能达到所期待的目的和要求。 中国建筑史论文:“青琐”及“青琐窗”的建筑史解析 汉画像石中有一种被称为“十字穿璧”的图案,以十字线条在圆环内交叉穿过为特征,艺术史学者多在墓葬美术研究的语境下将其解读为“升仙”。而在建筑史的视角下,检索汉代建筑历史文献并与画像石对照,可发现此纹即古之“琐”纹。汉代天子居所之门被称为“青琐门”,便是由于门框刻镂此纹并涂青。以后南北朝时期的诗词歌赋中出现“青琐窗”一词并在文学中被广泛使用,其特征与“青琐”纹样无关,而在双层门窗格对合之做法样式。对“青琐”历史的追溯揭示出中国建筑、美术、文学等领域中古词汇的“同名异意”现象。 “琐”纹;青琐门;青琐窗 TU80A008808 一、 问题的提出 东汉画像石中有一种被称为“十字穿璧纹”的图案①,以十字相交的线条在圆环内交叉穿过为特征。(图1)墓葬美术的研究者普遍认为:十字“穿璧”纹样是具象的交龙“穿璧”图案转化而来[1],代表亡者“升天”的含义[25]。这一解释在墓葬的语境中颇为合理,但是追溯其更早的历史,却发现它在秦代与西汉时期便在地面建筑中出现,这使它的“升天”之解失去了墓葬情境的支撑。 具体而言,秦代的咸阳一号宫殿出土空心砖上发现有二龙相交于玉璧之图案[6];在西汉长乐宫四号建筑遗址发现的顶部壁画残块中,有一残块上明显可见十字“穿璧”纹样,且在“璧”后露出一条龙的头部[7]。这些早期在世俗性的宫殿装饰中出现的“穿璧”纹,很难说与魂魄“升天”有什么关系。 此外,这一在汉代几乎已经程式化的图案,在秦汉时期对建筑装饰进行细致描写的文字中却从未出现过,未免使人疑惑。最为可能的原因 是,当时人们对这一主题图案并不叫“穿璧”,因而无法以对“穿璧”一词的检索找到历史文献中对这一纹样的描述。目前的“穿璧”纹之名,是当代艺术史学者根据图样特征的归纳赋予汉画像石的,并且基本上都是从墓葬美术的角度出发、以生死观等为依据进行的解读,并未建立与汉代地面建筑的联系。 从建筑史的角度来看,汉画像石的构图大都是对地面建筑物立面的模拟。具体而言,图像的上部边框模拟建筑的额枋位置,边框模拟建筑的门柱,竖向分隔线则模拟支撑额枋的立柱。关于这一点,除了视觉上的直观证据外,学者们对此已有精当的认识,比如巫鸿认为“在研究墓室的时候,建筑必然成为首要着眼点和解释框架。阐释者必须解释壁画、石刻、俑以及随葬器物是如何协助构建一个地下象征空间的”[8]。目前对于“十字穿璧”纹的解读,忽略了与实际建筑物之间的关系,也没有注意到其在画像石中所处位置的规律。 二、 历史文献中的汉代“青琐”门 对于高等级汉代建筑门窗的样貌,在历史文献中有诸多细致的描写。在张衡的《西京赋》中有:“饰华榱与璧,流景曜之|晔。雕楹玉,绣樵崎埂S移阶x,青琐丹墀。”[9]《后汉书・梁冀传》中有:“冀乃大起第宅……柱壁雕镂,加以铜漆;窗牖皆有绮E青琐,图以云气仙灵。”[10]庚信《小园赋》中有:“赤墀青琐,西汉王根之宅”之句。曹魏何晏的《景福殿赋》中的:“青琐银铺,是为闺闼。双枚既,重桴乃饰。io缘边,周流四极”[11]等等描述。不难发现,在这些细致的描述中,“青琐”一词的出现频率极高。不过虽然“青琐”在古代文人的词库中是一常用词,如何解读却似乎一直没有统一看法,以至于到南宋朝时,学者程大昌在其《雍录・青琐》中还专门以一节阐释“青琐”之义: 汉给事中夕入青琐门,拜。青琐者,孟康曰:以青画醣唢沃校天子制也。师古曰:青琐者为连环文而青涂也,故给事所拜在此门也。曲阳侯王根骄奢僭上,赤墀青琐。如淳曰:门楣格再重,如人衣领再重,里青,名曰青琐,天子门制也。如淳之谓门格,今世名为格子者是也。亦宋玉之谓网户朱缀、刻方连者也。以朱饰之而红,即为朱缀。以青涂之而青,则为青琐。其意制相通也。门格再重者,两板相合,对镂成文。使皆中空,乃以纱帛漫幕其内是为夹格也。如淳之言,揆之今世,犹可验也。梁冀贾充第中,皆有青琐,即是物矣。此时习僭已久,虽用青琐人不以为非也。[12] 程文中所引对于“青琐”的解释有四种,各有不同。曹魏时人孟康认为“青琐”即是用青色涂在门扇边框的雕镂图案上;唐代颜师古认为“青琐”为青色涂之的连环纹;另一位曹魏时人如淳则认为“青琐”是“门楣格再重”的一种作法,“格”意为窗,即门楣上方的窗以两片格板重叠相合。程大昌同意如淳的看法,并联系宋代的窗作法加以发挥,指出在重叠的两窗之间夹以纱帛、刻方连纹之样式者为“青琐”。不过四者都认为“青琐”在汉代本是天子专用,但到曹魏之时由于僭越的现象太多,才不以为非。 程大昌挑拣出“青琐”一词对其专门进行考订,不但说明此词为沿用已久的古语,也说明到宋代时人们其实已经不知其确切的样貌。有趣的是,在初级的启蒙教育层面,“青琐”象征“天子之门”的含义一直是它的专属语义。几乎家喻户晓的明代儿童启蒙读物《幼学琼林》中便有这样的教导:“朝廷曰紫宸,禁门曰青琐。”[13]显而易见,普及性的教科书对“青琐”的解释并不涉及它的样式,优秀含义是它所代表的天子之身份。 “青琐门”在汉代历史文献中提到时均有确切所指,与具体历史事件相关。《后汉书・王允传》: (董)卓部曲将李唷⒐汜等先将兵在关东,因不自安,遂合谋为乱,攻围长安。城陷,吕布奔走。布驻马青琐门外,招允曰:“公可以去乎?”允曰:“若蒙社稷之灵,上安国家,吾之愿也。如其不获,则奉身以死之。朝廷幼少,恃我而已,临难苟免,吾不忍也.努力谢关东诸公,勤以国家为念。”[14] 《三国志・魏书・袁绍传》中有这样的记载: (何进)又令绍弟虎贲、中郎将术选温厚虎贲二百人,当入禁中,代持兵黄门陛守门户。中常侍段等矫太后命,召进入议,遂杀之,宫中乱。术将虎贲烧南宫嘉德殿青琐门,欲以迫出等。[15] 这两处的“青琐门”均指汉长安皇宫之禁门。到南北朝时,则与每天传达皇帝诏令的官职发生联系。《宋书・百官志下》“给事黄门侍郎”条: 汉东京曰给事黄门侍郎,亦无员,掌侍从左右,关通中外,诸王朝见,则引王就坐。应劭曰:“每日莫向青琐门拜,谓之夕郎。”[16] “给事黄门侍郎”是汉代官名,行使侍从皇帝左右、传达皇帝诏令的职责,由于宫门也称黄门(黄闼)而得名。这一职位的官员每天日落时要向皇宫的青琐门(黄门)拜别,所以南北朝的文献中提到拜“青琐”时,常以喻指这一官职检北魏时期墓志如《魏故使持节散骑常侍安南将军都官尚书冀州刺史元公墓志铭》:“非公焉寄。仍转中书侍郎。复以貂冕清闰,切问俟才,往谢紫泥,来事青琐。迁通直常侍。”《魏故假节辅国将军东豫州刺史元公墓志铭》:“始为散骑侍郎,在员外;寻除给事中,加伏波将军.旦夕仓龙,岁时青琐,列侍推高,侪僚久敬。”《魏故使持节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都督秦雍二州诸军事雍州刺史恭惠元公之墓志铭》:“初以王子知名,召为散骑侍郎,在通直.朝拜青琐,暮践丹墀,事等丝纶,理兼献替”。此处青琐即为”通直散骑侍郎“之别称。”赵超:《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年。。这一寓意至唐代更形成典故。《唐文拾遗》卷三十三《南龛题名记》云: 圣上西巡之辰,余自金门飞骑,追扈大驾,中途隔烟尘遁迹,及中秋方达行在,由青琐判吏,视事未浃旬,复归内署。[17] 显而易见,“青琐门”在汉代以及南北朝为皇宫宫门的专称。这一语义在大众知识的层面上相当稳定,直到明代仍然在普及读物中与“紫宸”并称代指天子居所。另一方面,自曹魏时期起,文人便对“青琐门”的视觉样式和作法发生了浓厚兴趣,试图将“名”还原为“物”像,只是说法各异。 从字面上看,“青”是一种装饰色彩,而“琐”则是一种类似“连环”的纹样。上文所引孟康与师古之解释便是如此。实际上,“琐”字用于描述宫殿式建筑之门户并非汉代才开始,而是更加久远,至少可追溯到先秦。《楚辞・离骚》:“欲少留此灵琐兮,日忽忽其将暮”便表现出这一含义。[18] 三、 汉代“琐”的视觉样式与含义 “琐”字本有连环、链索之意,《后汉书・仲长统传》中有“古来绕绕,委曲如琐”。[18]由此还引申出拘系之意,比如《资治通鉴・后晋高祖天福元年》中句“(契丹主)遂琐德钧、延寿,送归其国”[18]即为此意。后世的“锁”,即加在门上使人不能随便开启、用以保卫门户安全的器具,也是由“琐”字而来。“锁,铁锁门键也。”――《说文新附》。郑珍新附考:“锁,本作琐。”见郑珍:《说文新附考》,清光绪刻本。 “门”,即“门户”,关系到建筑内的人身与财产安全,需要有强有力的防护。最早见于文献的门户守卫者见于汉代王充《论衡・订鬼》所引的《山海经》:“沧海之中,有度朔之山。上有大桃木,其曲蟠三千里,其枝间东北曰鬼门,万鬼所出入也。上有二神人,一曰神荼,一曰郁垒,主阅领万鬼,恶害之鬼,执以苇索而以食虎。于是黄帝乃作礼以时驱之,立大桃人,门户画神荼、郁垒与虎,悬苇索以御凶魅。”[19]这里说门户的守卫者神荼、郁垒捉拿鬼魅的工具是“苇索”,捉鬼后以虎吞食之。 东汉应劭的《风俗通义・祀典》卷中讲述了几乎同样的故事,并说明汉代延续了在门上画虎、悬苇索以震慑恶鬼的风俗。“谨按黄帝书,上古之时,有荼与郁垒昆弟二人性能执鬼。度朔山上,立桃树下,简阅百鬼;无道理妄为人祸害,荼与郁垒缚以苇索,执以食虎。于是县官常以腊除夕,饰桃人,垂苇茭,画虎于门,皆追效于前事,冀以卫凶也。”[20]同时代的蔡邕《独断》一书中也说:“十二月岁竟,常以先腊之夜逐除之,乃画荼、垒并悬苇索于门户,以御凶也。”[21]二者所述用以捉拿恶鬼的工具,都是以苇草编织而成的绳索,即“苇索”。苇索绕为圆形,形成一绳结,有“琐”(锁)鬼的功能。汉画像石中门上的“铺首衔环”之铺首多为虎头,而衔环则形似苇索,与此说应有密切关联。[22] 有捉鬼功能的圆形苇索演化为将大门上的衔环,从而使临时性的设置变为永久性的配置,从大门的功能意义来看十分自然。大门关系到建筑物及其主人的安危并执行对凶煞之气的辨别与拦截的任务。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汉画像石的门扇上出现的图案大都是防卫功能的象征,无论是武士、瑞兽(通常为朱雀、青龙、白虎)、还是衔环(苇索)。朱雀、青龙、白虎等瑞兽或许还有其他的象征意义,此处不拟展开,但其基本功能是防护门户无疑。 汉画像石中“铺首衔环”图案,常脱离大门的背景,单独出现象征“门户”界面的存在。值得注意的是,圆环作为抽象图案识别性不强,有表现上的诸多局限,亦容易与其他圆环形器物的使用意图相混淆而带来歧义,所以在其出现时常常搭配绶带、兽头等具象要素以增强其识别性,或者赋予社会身份的意义。不过,除了门扇,还有一个重要的部位不能忽视,就是建筑物除了门户之外的另一类开口――窗。在拦截凶煞之气、抵御恶鬼侵袭的意义上,窗的重要性一点也不亚于门户,但又与门户的界面作法不同。由于窗的基本结构为单元性重复的几何形窗格,窗格便自然成为视觉表现的背景。一幅四川高县出土的画像石中可以看到这样的图像:圆环被十字交叉的直线穿过,形成窗格的背景,窗格之后有一猛虎游走(图1)。同样的窗格单元有时以自身复制的方式沿长度方向或长宽两个方向展开,形成一张圆环与直线交叉的网,窗格之间同样出现龙、虎等形象[23](见表1)。王充在《论衡》中说“宅中主神 有十二焉,青白虎列十二位,虎猛神,天之正鬼也”。[24]强调龙与虎是护卫住宅的“正鬼”。这里在窗格之间游走的龙虎与大门之上的兽头衔环是一样的道理,而展开的窗格图样更加接近现实窗格的真实样貌(图2)。 问题是,画像石中这一窗格图案自身是否有特定的含义?这一图案在画像石中颇为普遍,除了用做窗格,还用作其他位置之装饰。简要将其在汉画像石中出现的位置做一归纳,可以发现它们基本上出现于两个位置,即大门的门框处与大门上方的横披窗处(表1)。而这两处恰恰是前文程大昌《雍录》所指出的“青琐”纹出现的位置:“青琐者,孟康曰:以青画醣唢沃小保“如淳曰:门楣格再重,如人衣领再重,里青,名曰青琐”。“户边镂”即大门门框两侧处的雕镂,“门楣格”则是门框上方之窗格抱框是大门左右竖立的固定外框,横披窗是门扇之上的固定窗(今天俗称门亮子)。若建筑物矮小,便不会有抱框与横披窗。见梁思成著:《清式营造则例》,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55页。(见图3)。 那么,汉画像石中有没有其他的图案同时用在“户边镂”和“门楣格”中呢?只有几何菱形图案。考虑到“琐”本身所包含的“环形锁结”之视觉含义,几何菱形显然不具备这一特点。于是汉画像石中出现于大门门框两侧以及上方窗格处的、以相交直线(包括十字或非垂直相交)穿过圆环为特征的图案,便成为唯一且完美吻合历史文献对“青琐”纹描述的视觉图案。也就是说:墓葬美术所讨论的汉画像石中的“十字穿璧”之纹样,在建筑史的视角下是用在建筑门户边框四周、文献中古已有之的“琐”之纹。 总之,“琐”纹与建筑门户装饰的紧密关联,来源于其所具有的“苇索”之象征意义。其表现形式有二:作为单独圆环与虎头相搭配,用于门扇;或者在加入相交直线封锁圆心后形成装饰纹样和窗格样式,在两向或四向复制展开,用于门框装饰或者门楣上横窗窗格。很难说“琐”纹单元与展开的“琐”纹之间有先此后彼的衍化关系,也尤其不能以“琐”纹的解读涵盖所有相似的窗格图案。[25]事实上,“琐”纹在图像中的使用与门窗界面的防守诉求具有直接关系,而“青琐门”在历史上则是特殊指称,是这一图案用于最高等级建筑门户装饰的实例。 南北朝时期,“琐”字突然与“窗”合用,大量出现在文学中。在视觉形式的装饰图案之外,有了表达另外一个场景的含义。 四、 诗词歌赋中的“青琐窗” 在南北朝以降的诗词歌赋中,“琐窗”一词使用极其平常,却与宫殿关系不大,成为闺阁之窗的代称。南朝鲍照《玩月城西门廨中》诗:“蛾眉蔽珠栊,玉钩隔琐窗。”唐朝李商隐《房人不遇留别馆》:“卿卿不惜琐窗春,支作长楸走马身。”宋朝辛弃疾《贺新郎・赋琵琶》词:“琐窗寒,轻拢慢捻,泪珠盈睫。”元代周巽《玉堂梅》诗:“归到琐窗清不寐,花边呵冻写鸾笺。”李致远《新水令・离别》曲:“青琐畔,绣帏前,少个婵娟,酬不了少年愿”等等。但这一语境下的“青琐窗”,显然已与等级身份无关,仅表示通用于闺阁的某种华丽之窗。 在上文《雍录》的注释里,曹魏时的注者如淳认为“青琐”意为“门楣格再重”,如同衣服的领口一般。程大昌则更进一步解释:“(青琐)今世名为格子者是也。亦宋玉之谓网户朱缀、刻方连者也。……门格再重者,两板相合,对镂成文。”程大昌所说是否有根据呢?对照北宋末年李诫编撰的《营造法式》,里面果有这样的记载: 两明格子门:其腰华、障水版、格眼皆用两重。H厚更加二分一厘。子H及条J之厚各减二厘。额、颊、地笾厚,各加二分四厘。其格眼两重,外面者安定;其内者,上开池槽深五分,下深二分。[26]48 《营造法式》中所示的格子门有“挛母裱邸庇搿胺礁裱邸绷街治蒲(图4)。“两明格子门”之作法为:“格眼两重”,即两片门格重叠;“外面者安定;其内者,上开池槽……”即外面一片门格固定,里面一片门格上方刻沟槽。沟槽之开,通常为拆卸之用。不难看出,此处“两明格子门”与“门格再重”的描述相对照,吻合度极高。虽然《营造法式》中的“两明格子门”词条中并未提到两片门之间夹纱帛之作法,但这种作法在许多明清建筑实物中可见。今天在颐和园佛香阁下的游廊上,便可见到这种两面格子窗中间夹以窗纸的作法实例。 同时,以“两明格子门”为代表的门格对合作法,是较单层格子门更加精细之作法,《营造法式》中说:“四斜挛母褡用牛一间,四扇,双腰串造;高一丈,广一丈二尺。造作功“功”(工)为传统时代的劳动量单位,即一个匠人一天的工作量。……如两明造者,每一功加七分功……安卓“安卓”即安装之意。,二功五分。若两明造者,每一功加四分功。”[26]139很清楚,“两明格子门”的制作用工量是普通格子门的1.7倍,安装的用工量则是普通格子门的1.4倍。多花如此之功夫,无疑这是至为讲究的一种作法。两层之门格最大的优越性便是当打开外面的一层门窗时,里面的一层还能够遮挡外面的视线,保护室内的隐私。如果这一作法是为特定目的而制作,其使用情境非闺阁之处莫属。闺阁之窗有特殊的要求,即在开窗时也需要隔绝外人的视线。在清代民居中可见一种用于卧室的“遮羞窗”,于半窗之内,再加窗一层。 “琐”纹在《营造法式》中还出现在彩画作中,这些彩画一般应用在柱头的联系枋或额枋之上,涂以青绿,名为“碾玉琐文”(图5)。应该指出的是,在中国古代任何一个朝代,能够在额枋之上绘以这些规整的彩画,一定都是居有较高等级和地位的建筑。“琐文”彩画在这个意义上,正是延续了其在汉代便已承载的高贵身份。 由于缺乏实物,不能贸然认为南北朝便已有《营造法式》中同样的窗格和彩画纹样。但是能够肯定,曹魏时期已出现了“门楣格再重”这一作法。合理的推断是,南北朝时期,文人取“琐”之华丽高贵且严密之意将一种双层门窗格作法的闺阁之窗称为“琐窗”,而汉代“青琐门”之“青琐”纹,则留在额枋的彩画上,继续作为与建筑等级相关联的高贵装饰。 综上所述,从建筑史的视角看,汉画像石中的“十字穿璧”纹模拟的乃是实际建筑物中门框周边之装饰,古文献中称之为“琐”纹。汉代用于宫城禁门之装饰,并涂以青色,“青琐门”遂成为天子之门的指称。由此中国历史上亦有以“青琐”代指以门下省官职之典故。 南北朝以来,“青琐窗”大量出现在文学作品中,意指闺阁之窗及相关的文学情境。这一称谓并非完全虚指,其实物在宋代《营造法式》中可见痕迹,为双层门窗格对合样式,不但华丽、高贵又能满足闺阁对私密性的特殊要求。这一作法延续下来,于现存古建筑中仍可见到许多实例。 “青琐”这样的词汇本身具有视觉性,且其在建筑、美术、文学、历史等领域的文献中都有出现,并显示出不同领域中的“同名异意”现象。在更宽广的视野下解读这一词汇,其涵义也就超越了单纯建筑装饰、美术图案,有了深入理解文学现象、再现历史情境的意义。 中国建筑史论文:城市历史建筑案例研究引入建筑史教学的研究 【内容摘要】长期以来,我国建筑史教学在建筑发展与社会生活的联系方面存在欠缺。文章认为,将城市历史建筑案例研究引入建筑史教学可以促进理论与实践的结合。通过对城市历史建筑的调研、分析和论证,有助于学生增强建筑策划能力;通过研究式、讨论式和开放式案例教学方法的运用,有助于提高学生的对建筑史的自主学习能力并激发其创造性。 【关键词】城市历史建筑 案例研究 建筑保护 建筑策划 随着我国城镇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很多历史建筑被拆除、历史街巷被拆迁。当人们幡然醒悟的时候,历史建筑已经所剩无几。历史建筑是一部生动的建筑史教科书,然而面对真实而丰富的现实案例,传统的建筑史教学却视而不见,仍专注于抽象的建筑历史知识的讲解。某一历史时期的社会生活、重要事件、风土民情、经济活动、技术革新被抽象成几幅图片和几段文字,建筑与生活之间生动的联系被人为割裂。某种建筑形式的产生与消亡似乎只是一个逻辑推演,而不是社会生活与文化形态的体现。这样的建筑史教学很难帮助学生理解社会、经济、文化与建筑之间的内在联系,很难帮助学生建立处理复杂建筑问题的历史观与真实感。 城市的历史建筑不仅包括列入各级文物保护单位的建筑,还有大量的一般性历史建筑,它们具有过去某一时代的典型特征。这些一般性历史建筑虽然接近或者超过使用年限,但建筑质量良好、结构坚固、形式美观,改造后仍然能够满足继续使用的要求。将城市的历史建筑作为案例引入建筑史教学,通过挖掘过去、分析现状、思考未来,帮助学生进入建筑历史的语境,建立社会生活与建筑型制之间的联系,从而培养科学的建筑历史观。 一、全球化与城市化背景下的历史建筑与建筑历史 全球化城市化是当代中国发展最鲜明的主题。当2011年我国城市人口首次超过农村人口时,当国家大剧院和奥运场馆出自国外建筑师之手时,我国建筑师该如何面对全球化与城市化对国内建筑市场的影响?建筑学高等教育该如何应对全球化的教育市场冲击以及如何实现与全球化的建筑教育的接轨?当深入思考这些问题时,发现我们真正亟需理解和面对的并不是技术给人们生活带来的改变,而是不同文化之间的沟通。在建筑学的教学体系中,建筑史最符合这样的知识架构和研究视角,能够帮助学生从历史和从文化交流的角度理解建筑设计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常规的建筑史教学着重于世界几大文明体系中建筑范例的讲解,并已经形成对该建筑同时期的社会背景知识的理论梳理。然而仅从理论上阐述建筑设计思想从何而来、为何而来、如何实现,难以使缺少历史知识积累、缺乏社会生活经验的学生将授课内容转化成自身的经验,难以使他们理解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不同建筑语言。为使学生更容易理解建筑史的教学内容,需要将现实案例研究引入理论教学,通过现实案例与历史案例之间的对比学习,产生历史与现实对话的效果,使学生能够以历史案例的研究方法分析现实案例,并带着现实案例的问题到历史案例中寻求经验。我国有着丰富的历史建筑资源,唐宋时期有少量遗存,明清时期留有的建筑数量很大且保存较好,清末到民国时期的建筑和早期的现代建筑分布于上海、南京、天津等城市。一般省会及大型城市都有历史建筑遗存,而这些城市也是建筑学院集中分布的地方,因此借助周边的历史建筑资源进行建筑史教学是现实可行的。同时,在房地产经济的刺激下,拆除城市历史建筑让地于新的房地产项目的事件层出不穷,城市特色也因为历史建筑的消亡而日益丧失。出于保护历史建筑的目的,将其作为研究对象,记录其产生与消亡,和围绕其发生的人情世故,这有助于学生鲜活地理解建筑、理解建筑师的社会责任。 二、历史建筑案例教学的程序 历史建筑案例教学首先需要选择易于开展研究活动的案例,然后制定研究计划,组织学生进行调研活动,经过讨论和反复论证的过程,最后得出研究结论。 (一)确定研究对象 教师需要指导学生从所在城市的历史建筑中选择便于开展研究活动的案例,这些案例可能包含文物保护建筑和一般性历史建筑。这些建筑类型不同、残破程度不同,教师可以指导学生根据保护的紧迫性、社会影响力、相关项目的支撑情况确定研究对象。为便于学生了解案例研究的基本方法,教师需讲解相似案例的研究方法,通过讲解范例帮助学生建立案例研究的框架体系。 (二)文献搜集与现场测绘 历史建筑的过去隐迹于历史文献中,这些文献包罗广泛且内容繁杂,既包括地方志和建筑档案,也包括记录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史书、民间传说、小说、戏剧、报纸杂志等。在文献搜集阶段需要进行仔细的甄别与梳理,带着问题搜集文献资料会产生事半功倍的效果。与文献搜集同步进行的是现场测绘,现场测绘过程中需要秉持怀疑和追问的态度,多思考问题产生的原因。现场测绘还需要分辨历史建筑哪些部分做了改变,以及这些改变对原来的形式、功能、结构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三)利益相关者调查 “利益相关者”的概念来自经济学,指的是“能影响组织行为、决策、政策、活动和目标的人或者团体,或是受组织行为、决策、政策、活动或目标影响的人或团体”。用利益相关者分析方法便于明确历史建筑与其相关群体的关系,以及这些群体的利益诉求。历史建筑的利益相关者群体包括居民、公众、学者、房地产商、政府、媒体,他们各有不同的利益诉求。一般而言,大多数居民关注的是改善自身的居住条件,他们愿意离开老旧而狭小的老房子搬进宽敞明亮的新居;公众对历史建筑更多地是投射了怀旧的情感,因为这些老房子承载了他们的记忆;学者关注历史建筑的艺术价值和社会价值,认为遗存至今的老房子大多设计精美,并维系着稳固的社会网络;房地产商追逐商业利益,希望简单地以拆旧建新换得高额的经济回报;政府既负有管理城市的责任,又有追求经济利益的现实需求;历史建筑的保护需要借助媒体引起公众的关注,媒体肩负着引导社会舆论的作用。虽然利益相关者具有上述基本态度,但每一个历史建筑的案例中,利益诉求会有变化,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力量对比也会发生改变。学生通过对利益相关者的调查,能深入理解与建筑设计密切相关的各方群体的利益取向,调查工作也为今后从事建筑设计工作积累了经验。 (四)案例比较研究 对于历史建筑的活化利用,国内外已经有许多成功案例。将这些成功案例与所研究案例进行对比分析,有助于帮助学生全面地认识所研究案例的限制性要素,将抽象的经济、社会、文化影响转化成具体的经济测量指标、社会影响因子和文化表征。案例比较研究有助于开阔学生的视野,通过借鉴和实际运用成功案例经验,进一步体会历史建筑与其利益相关者的关系。 (五)改造利用的方案设计 在以上对历史建筑的调研和分析的基础上,提出历史建筑改造利用的方案。这些方案需要有科学严谨的论证过程,包括历史建筑的文脉、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取向、方案对各方的回应、方案的可行性论证、方案成果的评价方法等。改造利用方案的论证过程就是建筑设计的前期工作。历史建筑改造利用涉及复杂的社会环境因素,这种训练对学生今后解决建筑项目面临的实际社会问题有很大的帮助。 三、历史建筑案例教学的方法 将案例研究理念引入建筑史教学,改变了以往的以授课为主的教学方法,转变为“发现问题――界定问题――分析研究问题――寻找解决方案――多方案比较――设计成果”的研究型教育模式。通过研究型教学能够提高学生学习的主动性,主动发现问题,主动寻求解决方法,进而提高了学生独立获取知识,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 (一)研究与授课相结合 在传统的建筑史教学中,学生缺乏独立进行案例研究的经验,因此在历史建筑案例教学中需要教师讲述案例研究的方法、示范案例研究的过程、监控研究的进展。同时案例研究的目的是帮助学生理解建筑史教学中各时期和各种文化语境中的建筑范例,使抽象的理论知识与生动的社会现实产生联系。用历史建筑案例研究的方法和过程学习建筑史知识,可以将学生搜集与组织的相关学科知识融入建筑史教学中,帮助学生建立个性化的建筑史知识体系。 (二)讨论式教学 讨论式教学模式打破了信息的单面传递方式,促成教师和学生,学生和学生之间设计思想的多向交流。讨论式教学不再以教师为教学中心,而是以研究问题为中心。学生和教师作为平等的研究主体,通过陈述、怀疑、提问、争辩等交流促成对研究问题的深度解析和对解决方法的多向思考,进而实现共同探索、共同发现、共同创造的教学结果。历史建筑案例研究的过程中经常需要开展多层次的讨论,包括研究组内讨论、组间讨论、利益相关者讨论等。讨论教学的目的是各抒己见,拓展思路,求同存异,解决问题。 (三)开放式教学 历史建筑案例研究本身需要建立一个开放的知识体系,涵盖历史学、地理学、社会学、经济学、艺术学等多个相关学科的内容,这些学科知识为案例研究搭建了跨学科研究的平台。学生走出校园,进行历史建筑的社会调查,生动而丰富的社会现象构成了另一个开放的课堂。社会的感性体验与课堂的理性体验相结合,有助于提升学生的实践能力。开放式教学需要教师具有开阔的眼界,通过点拨思路、提供建议的方法形成师生合作的开放式教学氛围,从而激发学生的探索热情和创造性。 结语 把历史建筑案例研究引入建筑史教学与研究,既丰富了课堂教学的内容,又促进学生社会实践能力的提高。建筑学的教学一向注重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现在通行的假期实习和毕业实习的目的也是强化教学与社会实践的联系。然而建筑设计院的工作以实用性为导向,并不能帮助学生建立职业价值观和社会责任感。纵观建筑学的课程体系,建筑史能够很好地担当起将以史为鉴,承前启后,兼济天下的职业道德传继的重任。在当前建筑史教学缺少思想性、缺乏与现实社会联系的情况下,在讲述建筑史的同时研究现存在历史建筑,能够很好地弥补上述不足,校正建筑史教学纸上谈兵的倾向。 作者单位:李娜、王罡,南京财经大学艺术设计学院 曹珊珊,西班牙巴塞罗那大学 中国建筑史论文:第一部中国建筑史 费慰梅(Wilma Fairbank),美国著名汉学家费正清(John Fairbank),(1907年至1991年)的夫人,也是一位研究中国古代艺术的学者。中国抗战期间,曾任重庆美国大使馆文化参赞。1932年,费氏夫妇在中国学习期间,结识了梁思成、林徽因夫妇,四个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在以后半个多世纪的动荡中,两对夫妇始终保持着密切的交往和联系。 1943年春,徽因写信给费正清:“思成有个想法,把一些关于中国建筑的图版做成黑白片子,加上中英文解说,完成后送到你那里制成缩影胶卷,寄到美国出版或另找出版补助。英文文字部分随后付印,中文文字则在中国印制。这样,我们的一两套著作就可以在战争结束之前或战争刚结束时上市。如此一来,这里的同仁就有了新的希望,或者当作下一年度的工作目标。最近有不少单位写信来,问我们有没有出版新的中国建筑刊物。看来,以前我们没把印刷的问题解决,真是可惜。” 也许不知道徽因已经写了信,思成自己另外也致函给费正清:“我刚刚完成了约80幅的一套图稿,可否麻烦你把它们用缩影机照下来,这样我们起码在出版前有一套复制品?” 他们如此渴望着,把80幅图稿做成缩影胶片,对此刻在重庆的费正清来说并不难。他是美国大使馆所属的美国新闻处处长,负责搜集中国和日本出版物,向华盛顿各部门报告,并协助国务院执行文化交流计划。当然,飞越“驼峰”的物品有重量限制,这些出版品必须做成缩影胶卷运送。费正清还特地雇了一位美籍摄影助理,负责制作缩影胶卷。费正清回梁氏夫妇一封信,答应在他们的计划中予以全力协助。然而,由于二战时四川的种种不便,这件事拖了好几个月才完成。 这段时期,思成为了完成他的绘图,不得不彻夜工作。晚上,他的光亮来自那盏菜籽油灯。当时,思成的颈椎灰质化病变常常折磨得他抬不起头来,他身穿马甲,下巴支在一个花瓶上,伏案作图,为的是利用花瓶这一支点,承受头部的重量,减轻背脊的重负,画图时不断调节花瓶的位置,其艰难可以想象。而卧病的徽因,身体较好时半坐在床上,翻阅《二十四史》和各种资料典籍,为书稿作种种补充、修改、润色。这种坚毅的精神深深感动了前来探望的费正清。他说:“倘若是美国人,我相信他们早已丢开书本,把精力放在改善生活境遇上去了。然而,这些受过高等教育的中国人却能完全安于过这种农民的原始生活,坚持从事他们的工作。” 思成正在写《中国建筑史》,他说:“这本书的格局和范围,比刚开始时大多了。但如果精简其内容,而又要涵盖所有的时期,恐怕要费更多的时间。但若为了节省篇幅而省略了重要资料,那更是不行。” “而且,这是第一部中国建筑史。为了出版这本书,我已经等了许多年。绝大部分资料都是当时中国营造学社的研究人员和工作同仁的实地调查、测绘的结果。在编写的过程中,林徽因、莫宗江、卢绳三位都给了我很大的帮助,内子林徽因除了对辽、宋的文献部分负责搜集资料并执笔外,全稿都经过她校阅补充。精美的插图出自莫宗江先生的妙笔,卢绳则在元、明、清的文献资料搜集和初步整理上费了不少工夫。” 11月底思成抵达重庆。费正清写道:“思成昨晚第一次来,看到他的《中国建筑史》图稿的缩影胶卷,当场很兴奋。小伙子们特别喜欢拍它,因为效果极佳。思成的体重只有47公斤,每天和徽因工作到半夜,写完11万字的《中国建筑史》,他已透支过度。但他和往常一样精力充沛和雄心勃勃,并维持着在任何情况下都像贵族那样的高贵和斯文。” 这些大幅漂亮的建筑图片,对中国建筑史至为重要,制作成缩影胶卷,是美国政府机构促进文化交流的一个小小的、但必不可少的贡献。这些图画复制成一式两份,其中一份思成要我带回华盛顿保存,另一份他留在中国。 思成的中文版《中国建筑史》,如他所说,“试图把我和中国营造学社其他成员过去12年中搜集到的材料系统化”。他把过去3500年划分成六个建筑时期,参考历史和文学典籍来界定每一个时期,对每一时期的建筑遗存做了描述,最后从艰苦的文献研究及实地考察中,加以分析各个时代的建筑物。 除了这部《中国建筑史》外,思成还用英文撰写了一个摘要本,以他的画作插图,图说以中英对照,再加上营造学社的照片。他承认两本书都只能等到战争结束才能出版,但他宁愿先把文字和图片准备好。 另外,多年来,思成一直在研究宋代建筑文献《营造法式》,又实地考察现存的宋代建筑,把书中的各项建筑做法,一一用现代工程法绘制出来,并将晦涩难懂的宋代建筑术语加以注释,还有大量的辽、宋建筑实物的照片当作图解。到目前为止,他已经绘好100幅以上的草图,完成部分的文字说明。这部书也是理解中国建筑史前所未有的贡献,暂定名为《营造法式注释》,他也打算在战后出版。 (摘自《中国建筑之魂――一个外国学者眼中的梁思成林徽因夫妇》,上海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 中国建筑史论文:对建筑史课程中国古建筑选址内容的教学思索 摘 要:中国建筑史是建筑设计技术专业的重要课程。其中古建筑选址问题非常深奥。涉及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风水内容。风水理论中有科学道理,包涵有非常丰富的哲理,对现代人的生活、居住乃至城市的规划发展有着很大的指导意义。 关键词:古建筑选址;风水理论;建筑设计 中国建筑史是建筑设计技术专业的重要课程。其中古建筑选址问题非常深奥。涉及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风水内容。风水理论中有科学道理,包涵有非常丰富的哲理,对现代人的生活、居住乃至城市的规划发展有着很大的指导意义。建筑设计技术专业的学生应当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风水理论有一定的理解。 1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风水内容 古代人所说的风水,就是泛指地球中的所有物质,风水学就是研究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的微观物质(空气、水和土)和宏观环境(天地)的学说。根据古人的感知,在大地上除了地和水之外,余下的就是空间了,空间里只有风了。古人认为,风和空间和天是联在一体的,风水学中所说的风,既是空气,也代表空间,同时也包含天。风水一词最早出于伏羲时代,太昊伏羲根据自己研创的简易图,推理出地球有过一段是风与水的时期。《简易经》里记载:“研地说:一雾水,二风水,三山水,四丘水,五泽水,六地水,七少水,八缺水,九无水。”这里所指的风水应是风水的原义。 风水之学说自古称之为“堪舆”,是中华民族祖先独创的一门文化景观,在中国数千年的文明历程中,风水是中国人追求美好环境一个化名词,现在已远播西方各国,影响遍及全球。因其所具有普遍的实用性,又具有预测性、神奇性,被西方人称之为神秘文化。在海外居住的华裔,无论在经商、建房、修造、卜葬等都很重视风水,不可思议的是这些人常常通过风水师的指点都大发财源,为此,西方人都羡慕不已,他们都想了解华裔发财致富的根由何在,得到的回答几乎都是因为得到了好风水的结果。因此引起西方人对中国风水的重视,他们也请中国的风水术士看风水。 2 中国古代建筑的选址问题 众多考古资料证明,重视人的居住环境,这是中国本土文化中一项重要的内容。早在六、七千年前的中华先民们对自身居住环境的选择与认识已达相当高的水平。仰韶文化时期聚落的选址已有了很明显的"环境选择"的倾向,主要表现在靠近水源,不仅便于生活取水,而且有利于农业生产的发展;位于河流交汇处,交通便利;处于河流阶地上,不仅有肥沃的耕作土壤,而且能避免受洪水侵袭;如在山坡时,一般处向阳坡。如半坡遗址即为依山傍水、两水交汇环抱的典型的上吉风水格局。中国古代建筑大多讲究中轴线,突出中心,两边有序地排列建筑。大型建筑群的北端最好有东西向山脉,南边宽敞的平原最好有河流弯曲地淌过。居中适中还有另外一层意思,那就是恰到好处,不偏不倚,不大不小,不高不低,疏密合适。 方位问题是古代建筑中的一个重要文化要素。但中国古代的方位概念却需要从两个谱系中加以探析,其一是见之于儒家经典,并获得官方认可的方位体系,这是一个以正交方向为基础,也包括斜交方向的方位体系,其中包涵了中国古代的方位、季节、色彩、音乐、五行等多种文化要素的统一,同时,内蕴有宾主、长幼、君臣、男女、尊卑、礼敬等多种仪式性要素,成为中国古代文化的优秀内容之一。其二,则主要隐藏于中国古代民间流传的与住宅方位相关联的阴阳术数与风水理念中。而即使是风水术中的方位概念,在唐代或更早时期的观念,与明清晚近风水观念之间仍有很多的差别。本文从可能成书于唐代的《宅经》中有关住宅方位的分析,对古代基于阴阳术数与风水理念基础上的住宅建筑群中的方位问题做了一个梳理,其中既有浓厚的风水巫法术,也透露出古代中国人透过风水禁忌而力求在住宅布局中所希望保持的一些方位观念。中国古建筑布局讲究方位,十分注重方向,这是在建筑设计、施工建造时的一个重要问题。中国有句古话:“向阳门第春先到”,由此可知住宅宅院以及主要房屋都 应当面向正南,采取向阳的方向。阳光可以从上午9时到下午4时照射入室,居住在房屋之中舒服温暖。若建造西向的 房屋,则西晒,房里受热难当。若盖南房时,南房即房屋面北,北京人管这种房屋叫“倒座”,常年不见太阳。要造房子,其方向只有向南,中国的礼制制度对住宅建筑影响很大,都是要求以向南的方位为原则。各种房屋,在选取方向时,都遵循这一条原则,自古以来一直不变。在一所住宅中,主要的房屋如客厅、明间、卧室、餐厅等等基本上都是向南的。例如:大理白族四合院都面向正南。 3 建筑设计与风水理论 将人性重新奉为设计的出发点为许多建筑师所共识。十几年来新兴的心理学、行为科学、社会学的研究,将人们向往自然、追求安全感和温情的理想渗透到建筑理论中,从而推动设计向人性的回归。 某些建筑设计思想以及进行的研究,在以中国的传统哲学思想为基础的,在中国风行近千年的风水理论中早有系统的论述,如:建筑择址的风水――地理学角度的思考;天人合一,注重自然,建筑、人的关系――现代的环境理论;封闭围合性的空间布局――场所观念;形势学――外空间设计理论。以上列举的几项对应关系可谓是风水理论和现代建筑思想殊途同归的证明。“风水”学关于建筑的选址,布局及营造的学说。是我国传统建筑文化发展中不可缺少的指导性理论,它具有当代也适用的科学性。因此,用到建筑设计的方案设计中去,会获得了好的效果。如坐南朝北的设计格局,凸显了以人为本的设计理念,保障居住者冬暖夏凉,有效的调合人的生物磁场与地球磁场之间的和谐,促进居住者身体的健康和心灵的愉悦。 生态建筑学是研究人类建筑环境与自然界生物共生关系的生态学,是探索地球上生命活动能够均衡持续发展的生态学延伸于建筑学领域的一个分支。生态建筑学一方面把人类聚居场所视为整个大自然生态系统平衡共生的规律;一方面把自然生态视为一个具体建筑结构和对人类产生影响力的有仉系统,因而要求人类在建筑规划选址时,应考虑其自然生态环境的结构功能和对人类的各种影响,从而合理利用、调整改造和顺应其建筑生态环境。我们会发现:延绵发展了几千年的中国传统风水学理论,其环境观、自然观与建筑观,竟与当代生态建筑学的新思潮理论如此相似。将传统风水学的合理内涵与当代生态建筑学相融合,即研究建筑的方位、形态、材料色彩等等对于不同人的身心健康与事业发展的正负效应,也研究建筑的种种要素组合格局面对于大自然生态的正反影响,掌握对建筑要素及其格局的调整、优化,使之与人体生命信息和整个自然生态更协调、更同步,以更有利的科学方法探索人、建筑物、自然生态三位一体和谐共生的客观规律。 结语 选择适合于人们居住的外环境是十分必要的,我们应当利用风水的理论为当代建筑设计服务。风水学宝贵的哲学思想,有强大的魅力。风水学历来都是有争议的,我们要让学生用科学的态度去对待它,就上而提到古代建筑方位问题,积极成分占主导地位,特别是一些与自然环境要素的关系方面,它为我们提供了全新的理论方法,值得我们借鉴。当年的祖先就是凭借掌握了这样的自然科学,很好的结合当时的社会,才有了几乎超自然的神奇,我们应当重视这份遗产。风水学是初步的唯物论,辩证法,是人们对大自然法则的逐步认识,具有一定的科学性。用风水理论对现代建筑进行指导,有利于建筑设计人性化,自然化,为人类提供更好的生活和生存环境。 中国建筑史论文:对建筑史课程中国古建筑选址内容的教学思索 【摘要】中国建筑史是建筑设计技术专业的重要课程。其中古建筑选址问题非常深奥。涉及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风水内容。风水理论中有科学道理,包涵有非常丰富的哲理,对现代人的生活、居住乃至城市的规划发展有着很大的指导意义。 【关键词】古建筑选址;风水理论;建筑设计 中国建筑史是建筑设计技术专业的重要课程。其中古建筑选址问题非常深奥。涉及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风水内容。风水理论中有科学道理,包涵有非常丰富的哲理,对现代人的生活、居住乃至城市的规划发展有着很大的指导意义。建筑设计技术专业的学生应当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风水理论有一定的理解。 1、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风水内容 古代人所说的风水,就是泛指地球中的所有物质,风水学就是研究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的微观物质(空气、水和土)和宏观环境(天地)的学说。 根据古人的感知,在大地上除了地和水之外,余下的就是空间了,空间里只有风了。古人认为,风和空间和天是联在一体的,风水学中所说的风,既是空气,也代表空间,同时也包含天。 风水一词最早出于伏羲时代,太昊伏羲根据自己研创的简易图,推理出地球有过一段是风与水的时期。《简易经》里记载:“研地说:一雾水,二风水,三山水,四丘水,五泽水,六地水,七少水,八缺水,九无水。”这里所指的风水应是风水的原义。 风水之学说自古称之为“堪舆”,是中华民族祖先独创的一门文化景观,在中国数千年的文明历程中,风水是中国人追求美好环境一个化名词,现在已远播西方各国,影响遍及全球。因其所具有普遍的实用性,又具有预测性、神奇性,被西方人称之为神秘文化。在海外居住的华裔,无论在经商、建房、修造、卜葬等都很重视风水,不可思议的是这些人常常通过风水师的指点都大发财源,为此,西方人都羡慕不已,他们都想了解华裔发财致富的根由何在,得到的回答几乎都是因为得到了好风水的结果。因此引起西方人对中国风水的重视,他们也请中国的风水术士看风水。 2、中国古代建筑的选址问题 众多考古资料证明,重视人的居住环境,这是中国本土文化中一项重要的内容。早在六、七千年前的中华先民们对自身居住环境的选择与认识已达相当高的水平。仰韶文化时期聚落的选址已有了很明显的"环境选择"的倾向,主要表现在靠近水源,不仅便于生活取水,而且有利于农业生产的发展;位于河流交汇处,交通便利;处于河流阶地上,不仅有肥沃的耕作土壤,而且能避免受洪水侵袭;如在山坡时,一般处向阳坡。如半坡遗址即为依山傍水、两水交汇环抱的典型的上吉风水格局。中国古代建筑大多讲究中轴线,突出中心,两边有序地排列建筑。大型建筑群的北端最好有东西向山脉,南边宽敞的平原最好有河流弯曲地淌过。居中适中还有另外一层意思,那就是恰到好处,不偏不倚,不大不小,不高不低,疏密合适。 方位问题是古代建筑中的一个重要文化要素。但中国古代的方位概念却需要从两个谱系中加以探析,其一是见之于儒家经典,并获得官方认可的方位体系,这是一个以正交方向为基础,也包括斜交方向的方位体系,其中包涵了中国古代的方位、季节、色彩、音乐、五行等多种文化要素的统一,同时,内蕴有宾主、长幼、君臣、男女、尊卑、礼敬等多种仪式性要素,成为中国古代文化的优秀内容之一。其二,则主要隐藏于中国古代民间流传的与住宅方位相关联的阴阳术数与风水理念中。而即使是风水术中的方位概念,在唐代或更早时期的观念,与明清晚近风水观念之间仍有很多的差别。本文从可能成书于唐代的《宅经》中有关住宅方位的分析,对古代基于阴阳术数与风水理念基础上的住宅建筑群中的方位问题做了一个梳理,其中既有浓厚的风水巫法术,也透露出古代中国人透过风水禁忌而力求在住宅布局中所希望保持的一些方位观念。中国古建筑布局讲究方位,十分注重方向,这是在建筑设计、施工建造时的一个重要问题。中国有句古话:“向阳门第春先到”,由此可知住宅宅院以及主要房屋都 应当面向正南,采取向阳的方向。阳光可以从上午9时到下午4时照射入室,居住在房屋之中舒服温暖。若建造西向的 房屋,则西晒,房里受热难当。若盖南房时,南房即房屋面北,北京人管这种房屋叫“倒座”,常年不见太阳。要造房子,其方向只有向南,中国的礼制制度对住宅建筑影响很大,都是要求以向南的方位为原则。 各种房屋,在选取方向时,都遵循这一条原则,自古以来一直不变。在一所住宅中,主要的房屋如客厅、明间、卧室、餐厅等等基本上都是向南的。例如:大理白族四合院都面向正南。 3、建筑设计与风水理论 将人性重新奉为设计的出发点为许多建筑师所共识。十几年来新兴的心理学、行为科学、社会学的研究,将人们向往自然、追求安全感和温情的理想渗透到建筑理论中,从而推动设计向人性的回归。 某些建筑设计思想以及进行的研究,在以中国的传统哲学思想为基础的,在中国风行近千年的风水理论中早有系统的论述,如:建筑择址的风水――地理学角度的思考;天人合一,注重自然,建筑、人的关系――现代的环境理论;封闭围合性的空间布局――场所观念;形势学――外空间设计理论。以上列举的几项对应关系可谓是风水理论和现代建筑思想殊途同归的证明。“风水”学关于建筑的选址,布局及营造的学说。是我国传统建筑文化发展中不可缺少的指导性理论,它具有当代也适用的科学性。因此,用到建筑设计的方案设计中去,会获得了好的效果。如坐南朝北的设计格局,凸显了以人为本的设计理念,保障居住者冬暖夏凉,有效的调合人的生物磁场与地球磁场之间的和谐,促进居住者身体的健康和心灵的愉悦。 生态建筑学是研究人类建筑环境与自然界生物共生关系的生态学,是探索地球上生命活动能够均衡持续发展的生态学延伸于建筑学领域的一个分支。生态建筑学一方面把人类聚居场所视为整个大自然生态系统平衡共生的规律;一方面把自然生态视为一个具体建筑结构和对人类产生影响力的有仉系统,因而要求人类在建筑规划选址时,应考虑其自然生态环境的结构功能和对人类的各种影响,从而合理利用、调整改造和顺应其建筑生态环境。 我们会发现:延绵发展了几千年的中国传统风水学理论,其环境观、自然观与建筑观,竟与当代生态建筑学的新思潮理论如此相似。 将传统风水学的合理内涵与当代生态建筑学相融合,即研究建筑的方位、形态、材料色彩等等对于不同人的身心健康与事业发展的正负效应,也研究建筑的种种要素组合格局面对于大自然生态的正反影响,掌握对建筑要素及其格局的调整、优化,使之与人体生命信息和整个自然生态更协调、更同步,以更有利的科学方法探索人、建筑物、自然生态三位一体和谐共生的客观规律。 结 语 选择适合于人们居住的外环境是十分必要的,我们应当利用风水的理论为当代建筑设计服务。风水学宝贵的哲学思想,有强大的魅力。风水学历来都是有争议的,我们要让学生用科学的态度去对待它,就上而提到古代建筑方位问题,积极成分占主导地位,特别是一些与自然环境要素的关系方面,它为我们提供了全新的理论方法,值得我们借鉴。当年的祖先就是凭借掌握了这样的自然科学,很好的结合当时的社会,才有了几乎超自然的神奇,我们应当重视这份遗产。风水学是初步的唯物论,辩证法,是人们对大自然法则的逐步认识,具有一定的科学性。用风水理论对现代建筑进行指导,有利于建筑设计人性化,自然化,为人类提供更好的生活和生存环境。 中国建筑史论文:室内设计专业建筑史课程内容改革的探讨 当前,对于室内设计专业来说,建筑史教学面临着学时少而知识点庞杂的问题,如何使学生达到预期的教学目标成为教学中必须考虑的重点。本文通过结合九江学院的实际情况及笔者近年来的教学,针对专业特点提出一些改革的思路和见解,为建筑史课程建设提供有益的参考。 我院为帮助室内设计专业学生了解建筑成就的丰富性,使其在开阔眼界的基础上进行有效的创造性探索,开设了《建筑史》这门素质教育限选课程。考虑到教学改革的深化、素质教育的推进,从进一步提高学生的文化修养、分析能力及设计能力出发,需要对《建筑史》的课程内容和教学方法进行改革。 课程内容改革的调整方案 1.原有的教学内容结构 《建筑史》课程在知识体系上沿用与建筑学专业基本相同的框架,按授课内容分为“外国古代建筑史”、“外国近现代建筑史"和“中国建筑史”三个部分。共32学时,教学方法为32学时的课堂理论课。 2.《建筑史》改革方案的实施 (1)依据教学目标理性定位,合理分配课时 室内设计专业的主要学习对象不同于建筑学专业,即使是同样内容的建筑史课程,教学目标也有所变化,对它在室内设计专业中的地位进行理性定位是当前的首要任务。 建筑史在整个专业课程体系中的定位体现于教学课时的多少。在我校,建筑史仅仅是室内设计专业的一门限选课,课时十分有限。其教学目标是发挥大学素质教育中艺术学科启迪形象思维、提高审美情趣和文化修养的特点,真正把握设计创作中的文化内涵。然而,建筑史有着宽广的知识体系和知识结构,若将教材内容全部讲解,势必导致学生没有时间消化所学知识;若过分简略,又难以反映知识结构的系统性。因此,在课时分配上,依据教学目标确定主要的学习内容,其余部分简化或要求学生自学,对一些具体建筑的细部处理点到为止,以保证必要的深入程度。 (2)删减合并不适用的内容,突出建筑发展的主体脉络 对室内设计专业来说,由于学时的限制,外建史教学必须紧紧抓住西方国家的建筑发展这条主线。既可避免授课时的面面俱到,又能紧扣主线上的各个环节,展现建筑发展的承接关系。 比如古埃及和两河流域建筑,因为相互之间以及与古代爱琴建筑、古希腊建筑之间存在着明显的相互影响关系,而成为了主线上不可忽略的一环。又因为这两部分内容离现今生活过于遥远,所以授课时进行了适当调整。其中古埃及建筑保留了柱式的应用,使学生正确认识早期柱式系统是如何通过古希腊建筑被继承下来的。两河流域建筑则删减了新巴比伦城、萨艮王宫、帕赛波利斯等知识点。最终通过两部分内容的合并,减少学时数。 再如,近代史部分,既是一个过渡部分,同时也是建筑史上的重大转折,教学中在确保历史发展完整性的基础上,适当缩减了拓展的面宽和深度。 (3)注意专业特点,加强与专业课程的相关性 教改后的课程设置适当扩充和突出了具有专业特殊性的内容,删减与本专业关系不大的内容,以保证学生对该课程和后续课程的顺利衔接。 如古埃及建筑以金字塔、石窟墓为切入点,着重展示建筑装饰中的独立雕像和鲜艳图案。又如,雅典卫城、比萨建筑群、圣马可广场、圣彼得广场等都是建筑群体组合艺术的典型实例,除分别讲授单体建筑成就和群体空间布局特色外,还引申建筑群中新旧建筑如何取得协调。而中建史部分是按建筑类型来授课,中国古建筑的特征、城市建设、坛庙和宗教建筑与室内设计专业的联系并不紧密,则不再占用有限的学时,只做学生课外的兴趣之选。此外,考虑到学生在其它课程中会应用的中式、新中式风格,未来工作中可能遇到旧建筑改造工程,分别增加了中国传统建筑室内设计的基本特征和旧建筑改造与再利用精品实例。 综合以上三点,调整后的《建筑史》的理论课时小幅度减少,增加讲练课时数。通过对课程内容的合并、删减、保留、增加,教改后重新设置了课程的教学内容(见下表),设置后该课程理论课时在30学时,讲练课时在2学时。 教学方法的改革 1.使用多媒体教学手段,注意与传统教学方法的结合 建筑史是一门隐藏了大量历史人文信息的理论课,仅仅通过语言描述和教材中有限的静态图片无法准确传达其中所蕴含的文化内涵,抽象的知识也难以被学生按照理论形成过程还原出感性的东西。最终结果只能是浇灭他们学习建筑史的欲望,浪费他们的时间和生命,所以授课借助了多媒体教学,以弥补语言不能形象化的缺陷。 教学中利用相关的权威图片和影像素材,进行赏析式体验,更形象、直观地展示教学内容,使枯燥的理论教学变得栩栩如生,提高了教学效率。当然,也要注意到多媒体教学所具有的节奏快、信息量大等缺陷,容易使学生思维停滞。因此,只有将现代多媒体教学手段和传统教学方法相结合,控制多媒体教学速度和节奏,才能使多媒体在教学中真正起到帮助学生理解,促进学生学习兴趣的 功能。 2.运用参与式教学,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促使学生从“受体”向“主体”转变,是构建建筑史教学模式的前提。不可否认,多媒体影像引入建筑史教学,打破了照本宣科的传统教学模式,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促使学生角色转换的作用。然而,若要利用影像资料全方位展示一座建筑物,必然会过多地占用课堂教学时间,这与紧张的教学课时产生了巨大矛盾。除此以外,对影像资料的选择必须慎之又慎,既要与授课内容相吻合,又要具有代表性。其结果只能是限制了影像资料的播放数量和内容,导致学生观察建筑历史的视角受限。 为了拓展学生的发散思维,激发学生对课程的学习兴趣,在多媒体教学的基础上尝试参与式教学方法,积极调动学生进行课程参与。具体做法是在外建史授课内容即将结束之前,要求学生利用课余时间从任意一部外国电影中寻找建筑物,综合所学知识对影片中的建筑物从专业角度进行分析,最后以多媒体演示的方式在讲练课上完成学习结果汇报。闲暇时光观看电影本身即是一种身心放松的娱乐活动,潜移默化地培养着美学欣赏能力。课堂上的多媒体演练则扩大了课堂教学的信息量,有助于多视角地深入理解建筑的发展演变,还可以锻炼学生的表达能力、综合分析能力。在一定的激励措施下,学生积极踊跃,活跃了课堂气氛,取得了事半功倍的教学效果。 结语 笔者结合本校的实际,在与建筑学专业建筑史知识框架基本一致的情况下,针对室内设计专业建筑史教学的特殊性,制定出相应的教学目标。对原有课程内容加以调整的同时,还注重教材建设、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的改革,积极调动学生学习的主观能动性,在培养学生恰当的历史观、建筑解读能力和评析能力方面起到了一定 效果。 当然,笔者所做的仅是一种尝试性的研究,所叙及的内容也许还不够完善,建筑史课程内容改革是一项长期的工作,相信在学校师生的共同努力下,建筑史课程建设的水平将会得到逐步提升。 (作者单位:九江学院土建学院) 作者简介:王玲(1982-),女,江西人,讲师,工程硕士,研究方向:室内设计。 中国建筑史论文:高校艺术设计专业建筑史教学模式探讨 摘 要 文章对高校艺术设计专业建筑史教学中出现的问题进行了反思。指出建筑史教育是一种通识教育,其教学应采取体验式的模式,并探讨了体验式教学的几种具体方法。 关键词 艺术设计 建筑史 教学模式 体验式教学 高校设计艺术学一级学科体系内的建筑史课程,目前正面临着一种尴尬的境遇:一方面,它在环境艺术设计专业培养计划中的重要性似乎在不断提升,越来越多的大学将建筑史列入艺术设计相关专业研究生入学考试的必考科目。另一方面,在实际教学中,这门课程的实施却正遭遇着“滑铁卢”:不但教师感到教学乏术,学生也觉得兴味索然。造成这种困境的主要责任在于教师与学校。因此,有必要对当前高校艺术设计专业的建筑史教学模式进行反思,摸清其中规律,使这门课真正体现出其对于环境艺术设计学科教育的基础性、指导性意义。 1 对教学实践中问题的反思 当前艺术设计专业的建筑史教学之所以出现上述问题,是因为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对建筑历史知识的解读遭遇了障碍。教学方法的改良应从扫除这些障碍着手。 1.1 文本符号的障碍 根据符号学的观点,一切人类文化都是以符号的形式保留下来的,建筑史当然也不例外。传统的建筑史教学更多地关注建筑风格的演变。这种风格主要体现为历史上各个时期的图案、纹样、色彩、造型等的组合。但在初学者眼中,这些风格远离了他们熟悉的当代的鲜活生活,更像是一系列复杂难懂的编码符号――以西方古典建筑为例,对于从古希腊、古罗马到文艺复兴、法国古典主义、欧洲新古典主义的风格流变,初学者往往会觉得是均质而平淡的,很难找出其中明显的差异;而中国古代建筑中斗拱之类的复杂结构,同样也会构成学生解读过程中的符号障碍。 1.2 教学媒介的障碍 沃尔夫林发明的幻灯片配合语言精讲的方法,迄今已成为艺术史及建筑史课堂教学的一种标准范式。在这种教学法中,静态的图片是最主要的教学媒介。图片的使用的确大大提高了教师教学传达的效率,但运用于建筑史的教学中仍然具有很多局限――建筑艺术实际上是三维甚至是四维的时空艺术,二维图像很难表达出人们进入空间时那种多维的复杂感受:空气、温度、湿度、明暗,每一个方向转换带来的心情的微妙变化……人们不会因为看到了金字塔的平面、剖面图,几张不同角度的照片,就觉得自己已经理解了金字塔。同样,如果不是亲临其境,光凭图片,我们对萨伏伊别墅的空间印象也只能是支离破碎的。 2 对教学目标及内容的思考 在艺术设计专业当前的建筑史教学模式中,掌握并记住各历史时期的建筑风格、经典建筑形制等内容往往成为教学的指向性目标。然而在学习实践中,囿于文本符号及教学媒介的障碍,学生其实很难真正理解这些内容,记忆也就成为一件异常痛苦的事情。 文化史学者布克哈特认为,历史研究属于教化,而不是科学。杜威也指出,教育可以无目的,教育是生长,除了谋生的工具价值外,还有内在价值――使学生了解到事实、观念、原则和意义。①这些观念提示我们,建筑史教学不应以过分严谨、科学化、概念化的面目出现,它除了提供建筑现象的知识,更应该关注建筑现象、人及社会文化之间的关系――例如,宏大的社会、文化背景与个人命运的戏剧性交汇,如何导致了建筑现象的发生、发展、延续和灭亡。如果这是建筑史讲述的重点,那么这样的建筑史一定会消灭历史与当代之间、作者与读者之间的隔阂,激发共鸣,因为它与人性的基本情感相通。因此,艺术设计专业的建筑史教育首先应定位于一种通识教育:不急于提供节点式的知识概念,而要关注学习者成长面上的价值熏陶、思维培养、情感的健康化。这样,建筑史教学才能发挥其基础的塑造设计者良好品性的作用,同时,将艺术类学生从其不擅长的记忆模式中解放出来,发挥其情感丰富,领悟力强的优势,正确释放其学习能量。 3 教学方法的思考 作为通识教育的建筑史,其教学应采用“体验式”方法。皮亚杰的建构主义理论认为,知识的获得不是被动灌输而来,而应通过学习者的主动建构,即将被传输的知识重新加以解释,建立新的理解。学习因而成为一种体验的过程,即通过主动思考和探索,产生切身的感悟,知识从而被内化为亲历过的情感和经验。心理学研究表明,对于大脑而言,体验比认知更真实。概念的认知比起情感的体验,后者更有力量。②这也意味着传统的教师主导的单向教学模式转变为既强调教师主导,又充分发挥学生认知主体作用的双向型教学模式。在具体的建筑史教学中,师生共同参与建构、尽可能接近真实地还原建筑所处的文化情境,在此过程中,文本符号及教学媒介的障碍被超越,建筑的意义及价值得以凸显。 3.1 结构主义 霍克斯认为,“任何情境中,某种因素的本质就其本身而言是没有意义的,它的意义事实上由它和既定情境中的其他因素之间的关系决定。”③根据结构主义理论,任何事物都存在于由一系列元素构成的网络结构中。对元素的理解不能将其与整体割裂,而应将其置于整体网络中,并与其它元素联系起来。 建筑的演变是体系中各元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孤立的建筑现象是不存在的。在建筑史教学中,用结构主义方法对建筑史要讲述的内容进行梳理,呈现各内容要素之间的脉络关联,将有助于学生形成关于建筑史的清晰整体概念,更好地理解建筑现象。如图1。 图1 建筑史的内容体系 3.2 意义赋予 生态心理学家认为,被赋予意义的刺激,才容易为人理解,形成记忆。同样,作为符号体系的建筑史,只有被赋予意义才能作为有效的信息刺激,被学生所接受。建筑是为满足人类的生活需求而建造的,历史建筑的意义,只能到其所在的曾经具体而生动的历史生活中去寻找。正如布鲁诺・赛维所言,“含义最完满的建筑历史,几乎囊括了人类所关注的事物全部,若要确切描述其发展过程,就等于是书写整个文化本身的历史”。布克哈特也认为,只有文化史而没有专门的艺术史。建筑现象就是其所在的历史横断面――由政治、经济、宗教、制度、艺术、军事、自然等事件缠绕交织在一起的真实生活中的一方碎片。理论上说,只有尽可能真实地还原建筑所处的历史情境,我们才可能接近历史上的建筑事实。 但是,作为一种由符号体系所承载的建筑史,其讲述的内容不可能事无巨细,建筑史的讲授首先要建立起一种文化史的宏观视角,在经过梳理的历史结构中选取具有共同意义的典型素材。以古埃及建筑的教学内容为例:如何解释古埃及建筑所具有的永恒、巨大的特征。原因在于:单调的规律性的自然景观――太阳运行的循环不休、尼罗河泛滥的周而复始;由沙漠及海洋封闭的地理版图;较为安定的社会制度――这一切典型现象的组合促成了埃及文化中关于永恒、生死、轮回的二元哲学观和具体情境中的建筑现象。在这里,建筑形制和符号被赋予了丰富的意义,激发了学生的兴趣。 3.3 比较 比较的目的是凸显建筑现象之间的区别与联系。在建筑史教学中,可以在纵横两个方向上运用对比。前者是历时的,对某一建筑现象在不同历史阶段的发展状况进行对比;后者是共时的,对同一时期同类建筑现象在不同地域的发展状态进行对比。对比如同为建筑现象在建筑史中找出纵横坐标,对其意义进行精确定位。对比本身又是一种思维概括的过程,是体验式教学的重要手段。例如,将西方古代希腊、罗马的民居建筑与中国古代民居进行比较,可以发现它们都具有庭院式或天井式的共性,而在布局及围合形式上又有不同。这种发现必然引发学生的思考,并到人、自然、社会之间的关系中去寻找答案。 3.4 影像资料 心理学研究表明,动态影像较之静态图像更能吸引人的注意力。同时,电影艺术中所展现的虚拟时空,较之二维图像更能提供现场感。在建筑史教学中适当运用影像资料,能够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例如,日本吉卜力出品的动画片《侧耳倾听》中有一段女主人公追随一只猫咪,奔跑穿越各种不同空间场景的片段,在笔者看来,则是一段可用来阐述建筑史中空间序列原理的绝佳素材。电影《启示录》中在神庙上举行活人祭祀的片段可用于增进学生对美洲血祭文化及美洲金字塔的理解。而《安藤忠雄的建筑诗》则可以配合现代建筑的讲解。教学实践显示,在课堂教学中运用影像资料必须紧扣主题,进行周密的规划。最有效的方式则是运用视频录制软件,将影片中的素材剪辑成小段,与教学课件整合在一起。 3.5 专题研讨、实地考察、空间重构 专题研讨使学生在彼此思想的碰撞中追寻意义,主动获取知识,分享成果。例如,为了让学生深入理解建筑史中的形式美学。可以设定以下命题:文艺复兴建筑与哥特建筑的美感有何不同,你更喜欢哪一种?文艺复兴建筑与现代主义建筑的共性是什么?等等。鼓励学生依据心理学美学规律对现象作出分析,得出自己的判断。 实地考察是指鼓励学生到空间现场亲历体验。例如,利用艺术采风的机会考察体验中国古代建筑空间;讲到欧洲中世纪哥特式教堂这一章节,可组织学生参观学校所在当地的基督教堂,体会教堂建筑中功能与形式的关系。 空间重构是指对建筑经典作品进行多层次解析,在此基础上手工制作建筑模型,或是利用SKETCHUP草图大师等软件对空间进行虚拟再现。这种方式能使学生深刻地体验到一个经典建筑从场地分析到功能规划再到空间(下转第112页)(上接第107页)构成的全过程,今后必将成为建筑史体验式教学中最重要的手段之一。 4 结语 一种体验式教学模式的引入,将使得高校艺术设计专业建筑史教学的课堂变成一个百花盛开的乐园,没有了枯燥的符号、概念,有的只是师生共同发现、探寻的乐趣。这种理想要变成现实,需要教学者艰辛的努力――竭其所能地提高自身的素养,耐心搜集、遴选教学素材,精心预设或编排各种可能的情境。而对于一个教育工作者来说,这样的付出是值得的。 中国建筑史论文:启发互动模式的外国建筑史教学 摘 要:改变传统外国建筑史教学以灌输为主的教学模式,采用启发互动模式的教学,使教师成为教学的引导者,学生成为教学的主体。在教学中做到师生互动、教学相长,促进学生的主动、探索、发现性学习,提高教学质量和学习效果。 关键词:启发;互动;教学 外国建筑史是建筑学及相关专业的一门重要理论课程,它包含的内容庞杂、涵盖古今、跨越东西。它的传统教学模式是以教师课堂讲授为主,知识以定论的形式直接呈现出来。随着时代的发展,高校学生对于传统、僵化的被动式教学的接受度越来越低。因此,笔者近几年在教学中采取启发互动模式,运用一系列方法使外国建筑史教学做到了师生互动、教学相长。 1 教学理念 现代教学理念强调“以人为本”,以培养学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为主要目的。这要求教师关注学生的反应,鼓励学生的自主学习,让学生成为课堂的主体,启发他们的发现、探究、研究等思维。笔者将传统与现代的教学理念相结合,使教学成为在教师把握方向下的、以学生为主体的、具有启发性的活动。精心设计教学的各个环节,课前引导、课堂教学、课后辅导都与学生形成积极互动。随时掌握学生学习理解知识的情况,及时做出反应,调整教学形式与内容,引导学生发现问题、提出问题、解决问题、总结规律,让学生成为知识的发现者。 2 教学方法 如何将上述理念贯彻于具体的教学行为当中?针对《外国建筑史》课程,笔者使用了以下方法: 图示法。在黑板上手绘建筑简图或利用PPT、投影仪、幻灯机等现代化工具向学生展示建筑图片和照片,加深学生对建筑的直观感受。外国建筑史教学中有大量实例是学生未曾亲身经历的,图片和照片是最为直观的介绍,以此为基础进行讲解比枯燥的文字描述更生动。精美的照片也常常给学生带来视觉震撼,第一时间吸引学生注意,提高学习兴趣。 演绎法。对于建筑的讲解犹如导游的描述,力求让学生有身临其境之感,加深学生对建筑空间、环境的体会。建筑实例的解释如果脱离了趣味性,学生的注意力就很难集中,所以专业知识的教授还要结合有吸引力的语言表达。将每一个经典建筑的特征融入导游式的解说中,学生能从想象中去领悟建筑的魅力。以古希腊雅典卫城为例,讲解按古希腊时期祭祀队伍游行的路线进行,从身体经历中依次经过卫城台地台阶、卫城山门、雅典娜女神塑像、帕提农神庙、伊瑞克提翁神庙,以此顺序讲解建筑和周边环境特征,结合图示照片让学生犹如置身古希腊游行队伍,感受卫城建筑特色和环境氛围,弥补课堂教学不能实地考察的不足。 比较法。将前后知识点、建筑实例进行联系比较,启发学生找出异同点,从而加深理解,并塑造思考问题的宏观眼光。外国建筑史中有许多相关联的建筑现象,将它们梳理串联可以帮助学生建立建筑史观。例如,西方古典建筑的发展线索贯穿了整个西欧建筑历史,其中可以联系、比较的建筑非常多。将古希腊与古罗马建筑相比较,发现两者的精神气质截然不同。将古典主义与新古典主义相比较,则能深刻领会时代变迁和哲学发展对建筑思想的影响,更清晰认识新古典之“新”为何解。这些比较都会帮助学生深入理解建筑现象和形成原因,避免学习中的片面认识。 联想法。当学生对所讲内容有陌生感时,将不熟悉的事物与熟悉的事物进行联系,让学生产生联想,从而认识陌生事物。例如,当讲到古埃及建筑的巨大尺度时,书本上的数据是空洞的,这时可以采取联想的方式,以生活中常见的建筑物作为参照。例如,教学楼的高度和宽度、操场的长度都正好与金字塔的高度、宽度仿佛,而古埃及神庙内巨柱的直径也可以和教室课桌的长度联系,其他如建筑的色彩、质感等特点都可以同生活中的事物相联系,由此使学生获得更丰富的感官认识。 讨论法。对教学中各个环节均可提出问题,让学生思考答案,也可以学生之间、师生之间互问互答、讨论分析,使接受式学习变为主动、启发、发现式学习。例如,在外国建筑史授课中讲到穆斯林建筑,先从日常生活中遇到的一些事件着手,向学生提问:生活中见过哪些穆斯林?哪些穆斯林建筑?如果有学生来自于穆斯林家庭,就请他讲讲穆斯林的历史、习俗、传统等等。在这个过程中全体学生参与到问题的讨论中,表现出极大的热情。随后,笔者提出一些穆斯林建筑的问题,这些问题往往是讲课的优秀或是关键问题。另外,在每次讲课时也可以留几个问题作为思考题,待下一次课讨论解答,起到衔接课程、承前启后的作用。 实践法。布置课外实践任务,让学生联系课堂理论,加强感性认识,形成理论到实践、实践再到理论的升华。课堂教学前后,笔者会布置调研任务,要求学生总结,成果为PPT文件或图文并茂的JPG文件。调研任务与实地调查结合,选择本省本市或家乡的历史建筑,让学生走出校园,在实践中检验课堂理论的正确与否,在实践中体会建筑,并通过PPT或JPG文件制作培养一些建筑表达和评论的能力。然后,在课堂教学中演示PPT或展示JPG,让学生走上讲台讲解心得体会,笔者会提问或评价,形成师生间的讨论和启发,如此教学相长。 3 教学过程 整个外国建筑史的教学过程贯彻启发互动的原则,分为课前引导、课堂教学、课后辅导三部分,按时间顺序分为以下步骤: 3.1 课前引导 将全体学生分成几个小组,在课前会布置相关的简单思考题或调研、资料收集任务,上课时再由每个小组分别讲解、展示自己的答案或成果。调研任务往往与授课内容是承前启后的关系,这样学生会自主、自发探索,变被动学习为主动学习。 3.2 课堂教学 启发:将一部分时间交给学生,首先让他们讲解自己的调研成果,表达自己对建筑的看法、观点。笔者再提问,引发思考和讨论。通过这种形式,笔者了解了学生的学习情况和能力,便于做出教学内容和形式的调整,为后面教学活动的顺利开展打下基础。而学生也在讨论中了解了自己优势和不足,在后面的学习中会更有主动性和针对性。 导入:教学内容的导入主要运用图示、比较、联想、讨论几种方法,将学生的兴趣集中到要讲的课题上来。例如,讲古典复兴,首先展示几张大家熟悉的租界时期的历史建筑照片,提出一些问题,如这些建筑属于什么风格?它们带有哪些过去讲过的建筑特征?与之前的古典主义建筑是否有相似?又是否与古典建筑有明显不同?让学生讨论、联想,最后引导到要讲解的内容上来。 正文:正文的讲述要将前面的几种教学方法融入讲课过程。演绎法重点讲述建筑实例的特征,讲述中运用比较与联想法加深学生对重、难点的理解,并且横向、纵向联系其他建筑史内容。充分运用多种方式吸引学生注意力,随时关注他们的反应,讲课过程中多提问、讨论、启发,实现师生双向互动。 小结:课堂教学小结帮助学生回顾、梳理、概括讲课内容,加深学习印象。这一环节尽量简短,可以进行比较、提出问题。最后布置课后调研任务,使课堂学习延续至课外。 3.3 课后辅导 针对调研任务,对学生实践进行指导。可以利用课余时间与学生一起实地调研,或者利用网络、通讯工具对学生在调研中遇到的问题做出解释和帮助,注意关注学生调研进展,并适当指导学生的PPT和JPG成果制作。 4 结语 通过以上教学模式的开展和教学方法的运用,通过启发互动式教学,学生较好地完成了教学内容与目标。学生的独立性和自主性增强了,调查、研究和实践的能力也提高了。同时,笔者在与学生的交流当中也不断地获得新鲜的思想、灵感的火花,真正体会到教学相长的乐趣。 中国建筑史论文:网络环境下的中外建筑史教学 [摘要]在网络极其发达的今日,如何有效利用网络及网络带来的大量信息与我们的学习、工作的效率、效益息息相关,在中外建筑史教学中网络资源作为辅助教学内容有着重要的作用。应当合理的利用网络资源,让它成为一个没有界限的课堂、取之不尽的资源库,有效地为我们的教学服务。 [关键词]网络环境 中外建筑史 教学 21世纪是一个信息化、网络化的时代,传播知识的渠道不仅仅来自于课堂,来自于教师的传授。应当合理的利用网络资源,让它成为一个没有界限的课堂、取之不尽的资源库,有效地为我们的教学服务。以往,教师告诉学生世界是什么样子的,应该怎样做;今天,要求教师启发学生,世界是什么样子的,应该怎样想,可以从什么地方获得知识。在网络极其发达的今日,如何有效利用网络及网络带来的大量信息与我们的学习、工作的效率、效益息息相关,尤其是对于中外建筑史教学来说,网络更是不可缺少的,应用得当,可使教学效果及学生学习效果大大提高。对教师而言,开放、丰富的网络环境为中外建筑史设计教学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这既是一个优势,更是一种挑战。教师要认识在中外建筑史教学中网络资源作为辅助教学内容的可行性及优越性,对网络资源在中外建筑史教学中的应用深入思考,引导学生正确的利用网络获取所需的知识,探讨教学改革的措施。 一、把网站资源和信息资源作为课堂教学的有效补充 《中外建筑史》是我校建筑设计技术专业的一门专业基础课,是一门关于中外建筑起源、各阶段演变发展过程及其基本规律的学科。教学的目的旨在提高学生对中外建筑文化的认识,使学生了解各个时期中外建筑的产生、变化和衰亡的历史过程,培养其建筑历史的理论修养和素质。《中外建筑史》课程的教学时数为48学时,就课程涉及的教学内容并参照我校建筑设计技术专业同类课程的教学时数,该课程的教学时数显然偏少,但是内容多,因此,网站资源和信息资源作为课堂教学有效的补充,是必不可少的。 由于建筑反映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气候、地理、地质、社会、艺术、历史、政治、哲学、技术等等,其众多因素与建筑的发展都是有关联的,并且错综复杂的和建筑结合在一起。于是在讲古希腊建筑的时候,学生必须课前预习,让他们在网络资源上了解古希腊的地理环境,气候、地理、地质、社会、艺术、历史、政治、哲学、技术-----。学生有了一定的相关知识背景后,教师上课时就可以引导学生思考在这样一个土地贫瘠、陆路交通不便、物产希少的地区怎么会出现那么多伟大的人物,创造那么多辉煌灿烂的文明;引导学生思考地中海气候与古希腊建筑注重室内外空间设计的联系;然后是地质,古希腊建筑从木建筑发展到石建筑和当地盛产白色大理石是密不可分的;再通过古希腊故事让学生感悟古希腊人的精神模子是何等自由快乐-------,建筑史课堂应是包罗万象、济济一堂的大家之言。教师将网络信息资源有效的应用于教学中,让学生做好课前准备,不仅可以使课堂时间有效利用,还可使教学内容变得丰富多彩、形象生动,学生在老师的引导下非智力因素得以开发,能大大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 在网络中我们可以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搜索自己想了解的建筑史相关知识,访问世界著名的古建筑并了解它的历史及社会背景,欣赏中外优秀建筑作品并了解建筑师的生平,对自己感兴趣的话题提出讨论。网络提供给我们的信息资源即丰富又具有时效性,内容与时俱进,形式丰富多彩,既有文字方式,也有声频兼顾的电视播放形式,对于充分理解内容更加有效,同时又能拓展知识面,开阔视野,更详细的了解世界各国的民间习俗,既丰富了教学又提高了学生的自身素质,在中外建筑史教学中网络资源作为辅助教学有着重要的作用。 二、教师认真挑选网站资源和信息资源;并教会学生鉴别、评价网络信息资源的方法 如今的网络资源相当发达,各种各样的信息铺天盖地,网络的开放性使网络资源具有丰富性、多样性、结构复杂性等特点,但由于缺乏必要的过滤和质量控制与管理机制,网络信息资源在质量上良莠不齐,目的各异,并且网络中大多数网站并非专门用于教育目的;因而,如何选取有价值的网络信息资源成为教师面临的课题。由于在传统教学模式中很少遇到这种情况,教师与学生缺少相关的经验与知识,所以面对浩如烟海的网络资源,广大师生往往束手无策。如何从众多网络资源中挑选出高质量的信息?优秀的网站应该具备那些品质?哪些网络资源更适合应用于教学和学生学习?成为教师研究的重要课题。 对于中外建筑史课程中,如何搜索所需的中外建筑史网站,也就是主题与覆盖性内容是否与教学目标相匹配;信息的准确性如何;信息的权威性如何等,是一个不小的难题,这种情况在我的同事和学生当中不乏其人。学生经验少、缺乏判断力,为帮助学生解决这一难题,为辅助教学提供便利,教师紧紧围绕课程的教学目的,深入研究教学过程的各个环节,教师要结合教学目标与教学对象的特点,认真挑选网站资源和信息资源,使所选网站的内容、表现形式符合学生心理发展水平、认知水平和阅读水平,然后把自己收集到的中外建筑史有价值的网站提供学生共享,向学生介绍可利用的网站及如何利用这些网络资源信息,根据学生的学习程度有针对性的介绍几个栏目让学生坚持收看,让网络资源发挥作用,让信息资源得到充分利用,让网络信息资源的价值得到真正体现。此外,更重要的是教师在教学中教会学生鉴别、评价网络信息资源的方法,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能力和鉴别能力。 另外,教师可分门别类从不同角度搜索和整理这些网络信息资源;使各时代建筑的脉搏更加清晰,让学生搜索更加便捷。如中国建筑史根据教学内容按照各个时期的顺序分为:中国古代建筑史、中国近代建筑史、中国现代建筑史;外国建筑史分为:古埃及建筑、古代两河流域建筑、古希腊建筑、古罗马建筑中世纪的建筑、文艺复兴建筑-------。通过进行分类可让教、学双方摆脱了教材知识的局限性,提高学习效率。 三、学习论坛是一种高效的、科学的学习方法 教师应懂得运用即时通信技术开展在线和离线的教学支持服务,教学平台集成视频会议系统、聊天工具、BSS讨论系统、内部电子邮件系统给学生提供学习导航、在线离线课程、答疑辅导、讨论、在线自测等服务,提高师生之间的互动水平以及学生的学习效果。其主要特点是以学生为中心,加强教学平台的交互功能,强调为学生提供及时有效的服务。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与教育教学理念的改变,学习论坛成为一种新型学习形式。在网络上交流,可以发表一个主题,让大家一起来探讨,也可以提出一个问题,大家一起来解决等,是一个人与人语言文化共享的平台,具有实时性、互动性的优点。学习论坛为自主学习和协作学习的模式提供了丰富多彩的环境,如竞争、辩论、合作、问题解决、伙伴、设计、角色扮演等等。从学习论坛中我们可以检测到学生学习的动向和参与课程学习的程度,为教学提供有效的学生学习过程评价依据之一。利用网络使学生虽然可以感受到建筑语言的丰富多彩,领略建筑语言的卓越多姿与博大精深。但是利用网络论坛与学生交流的对于教学还是非常重要的,师生在网络论坛中进行课程交流和课程答疑,通过论坛学生积极主动和教师讨论并及时反馈课程教学中出现的问题,各种学习互动话题、老师的答疑解惑为学生们开辟了一个互助学习的另类课堂。同时论坛中师生间的交流,让学生的思维向纵深发展,感受古今中外建筑设计者在作品中蕴含的情感。从学习的内容到问题的讨论,学生都可以自主选择。网络论坛是教学的精华所在,学生在这儿进行师生和生生间的交流,有助于集聚智慧,思想的碰撞激起创新的火花,增强师生间的感情。从网页制作素材的收集开始,然后是素材的挑选,再是内容层次的设计、知识点主次的安排、最后是论坛的主持,无一不是对教师自身素质的一个考验,教学可以促使师生互养,光有专业知识还不行,还要求教师有比较宽的知识面,学生提问老师总是一问三不知的话,又如何能引导学生思考呢?但学习论坛仍然是一种高效的、科学的学习方法,利用这种新的学习方式会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以学习者为中心的自由式学习。 总而言之,信息时代带给我们浩如烟海的信息,网络给我们提供了极大方便的条件,丰富的信息资源为我们的教学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帮助,对辅助教学发挥着不可估量的作用。合理的利用网络资源,让它成为一个没有界限的课堂、取之不尽的资源库,有效地为我们的教学服务。 (作者单位:义乌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建筑与艺术分院 浙江义乌) 中国建筑史论文:关于外国建筑史教学及其发展方向的学习与探讨 摘要 外国建筑史课程在建筑学人才的培养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而一直以来课本灌输知识与考试相结合的教学方式已经难以满足建筑行业的发展对于建筑人才知识架构的需求,外国建筑史课程教学方法的改善势在必行。而相比于诸多即有的创新型教学方法,三维数字模拟是一种较为全面,满足时展并且具有延续性的教学方法,在计算机软件技术迅速发展的今天,它将进入我们的视线并逐步发展。 关键词 外国建筑史 综合性 教学方法 1 外国建筑史的教学现状 建筑学是一门融合技术与艺术的综合性的,具有广泛交叉性的学科。在建筑学学习的过程中建筑史的学习是必不可少的一部分,而其中外国建筑史作为建筑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培养建筑学专业学生的过程中起到相当重要的作用。这门学科指导学生追本溯源,了解建筑的起源与发展,建筑的技术与艺术,开拓性的创新与遗留性的问题,启发学生的思考与创造。然而关于现在的外国建筑史的教学存在一些我们应该关注并采取措施的问题。 1.1外国建筑史课程的“教” 由于网络时代的开启与发展,现如今是知识爆炸的时代,大量的资料与数据涌入到各个学科里,为了适应更新,课本不断改版,越来越厚重。外国建筑史的课本也是如此,编者的初衷是希望学生能更深入更全面地了解与掌握知识,然而实际上能将厚书读薄再把薄书读厚的过程不仅对老师的教学水平和学生的专研程度有着较高的要求,随之对于客观时间也有着同样的要求。然而加厚了的书本和快节奏的学习生活之间的关系该如何协调呢?老师们也很难处理,学科有限制的学时,所以课堂上讲授不可避免地趋于照本宣科,而在这样的教学模式下,学生对学科学习的兴趣开始下降,老师对教授学科知识的热情也会随之减少。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诸多课程里。《中国青年报》的一篇文章《教师迫于高考压力照本宣科,感叹政治课不受重视》里就反映了政治课出现的同样问题。外国建筑史的情形与文中揭示的内容是相类似的,但是此学科并没有高考的压力却也发展的如此艰难,根本问题还是在教学模式上,学生的知识体系和信息技术都在创新,教学模式却停留在旧的或者不完备的基础上,就好比木桶的缺口,这个问题不解决我们就无法让木桶装满水。 1.2外国建筑史课程的“学” 学习是件很奇妙的事情,它能让你掌握原本不会的东西,并把它永久性的变成你的工具和能力。我们经常感叹学习辛苦,掌握知识困难,却少有人不愿意去学习。当然我们会因为个人爱好逃避部分知识的学习,但是对于我们热爱的东西我们都会充满足够的热情来面对它们,想去更深入的了解它们。因此对于外国建筑史的学习现有的最大问题在于学生对它的感兴趣的程度,以及它的知识难度。感兴趣的问题相对比较好解决,中心的思想就是课程要有节奏和趣味性,这是对心理活动的掌握;那么对于知识的难度来说,把一个内容分开来讲都是简单易懂的,难就难在知识的杂糅,又因为学习和实践是离不开的,但是外国建筑史的实践却是很难达到的,我们难以到实地去查看建筑,感受它们的魅力,更不可能回到过去去观察它们的建造施工过程。我们需要一种更为直观的理解方式来学习。这也是现在可视化越来越被提倡的原因。 2 外国建筑史的教学模式及改进方法 随着高校教学改革的不断推进,对各学科教学模式的讨论也在如火如荼地进行中,其中对于建筑学专业中外国建筑史的教学模式的改进无疑吸引了众多关注的目光。因此现在各个地区的各大高校都提出了除开典型的常规课堂授课模式外,不同的外国建筑史的教学模式。 2.1 讲座式教学模式 这是如今在较多高校中教受欢迎的新型教学模式之一。即教师采用专题讲座的形式,将课堂授课与学生讨论相结合,由教师选择1-2个专题,提前让学生进行分组并选题,课下收集资料,课上进行集体讨论。这样的教学模式一改以往灌输式教育的沉闷气氛,将封闭的外建史教学调整成为一个开放的课堂,加强了师生之间的教学交流,也培养了学生对建筑史的兴趣。 但此教学模式也存在其弊端,即用时较长,效率不高。在仅一学期的教学期限内,能否将外建史中的知识点全部涉及到这一点值得商榷。 2.2 课外实践教学模式 由于外国建筑史是一门理论性较强的课程,因此大多数教学模式仅依靠文字授课的方式,但是对于书本中一些涉及到的结构等方面的内容,有时仅凭教师在课堂上的讲解和书本上的平面图无法让学生在短时间内完全理解,因此安徽建筑工业学院近年来发展出了这种课外实践式的教学模式。此教学模式即采用教研结合的方式,以讨论、参观、绘图、学习报告为辅,通过建筑测绘、设计训练、科研项目等实践环节深化理论教学。 这样的教学模式在满足了教学大纲基本教学要求的基础上,给学生们更多的选择,大大加强了课程的实践性,开阔了学生们的眼界,让学生们更容易对课堂知识进行理解。但其弊端即在于,用于实践教学的实际环境资源较为难寻,且测量、科研等耗时长,不利于此教学模式的推广、 2.3 体验式教学模式 这是由重庆大学提出的一种新型教学模式。将建筑设计创作融入了外国建筑史的教学之中,即在课堂上播放与课程相关的影片,及由授课教师准备,模拟外国古建筑的任务书,课堂采用建筑工作室制度,组织学生分组研讨、进行创作和方案投标,借此总结和归纳章节重难点。 这种教学模式无疑大大增加了课堂的趣味性,并能让学生养成独立思考的习惯。但也依然存在着耗时较长,针对性过强的问题,是否能大面积推广有待商榷。 2.4 利用三维建模的教学模式 由上述三个新型的教学模式来看,虽然教学效率都有所提高,但都存在一个问题,即耗时较长,针对性强,不宜大范围推广。对于外国建筑史这样一个理论性强的课程来说,课时长度有其局限性,因此现在需要的是一种能在较短的教学时间中将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的教学模式,此时计算机建模及模拟的教学模式表现出了极大的优势。 利用三维模型,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对于仅用文字和图片难以描述的知识要点,不必要在课堂上让学生亲手实践,而只需要展示出虚拟的模型便能让学生对精密复杂的外国古建筑有深刻的认识。且相比于二维图片,三维模型能大大提高学生们的学习兴趣。将三维建模与外国建筑史教学的结合,无疑是外建史教学的一个改进方向。 3 三维数字模拟及其优势 3.1三维模拟是立体的全方位的模拟 三维数字模拟可以直观地反应出建筑的平面、立面、剖面,并且可以模拟出建筑的建造过程,带来身临其境的感受。三维数字模拟不拘泥于时间和空间,可以从任意角度展示出建筑的任意部位及其细节。 3.2实现多学科的交叉教学 三维模拟可以实现多学科交叉教学,培养学生活学活用的能力。 实现建筑学专业多门课程的耦合,让学生在大三至大四的学习阶段将建筑史、建筑构造、建筑结构、建筑设计、计算机辅助设计等课程融合在一起,不但巩固了各科的知识,还能将它们交织与贯通,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传统的大学教学,单纯的以考试的方法去考核学生,每门学科很容易被学生孤立开来,这样学到的知识将是很呆板的,不能很好地被应用到实际中,不利于学生的发展。三维数字模拟能实现多门学科同步应用,真正让学生把在课堂上学到的知识运用到社会实践中,既巩固了知识,同时也获得了课堂上学不到了经验。 3.3提升建筑学整体的教学质量 一系列古代经典建筑3D建模、结构受力方式与建筑节点构造方式的模拟等,改变以往二维图像模式,实现多角度、多方位的视觉感受,在对教学质量的提高方面有着不容小觑的效果与前景,为学生毕业进入社会打好基础。如果局限于书本和简单的辅助教学资料,学生学习的知识面是很狭隘的。在大多数即有教学模式下,学生在课堂上感受不到建筑的的细腻或者宏伟。三维模拟能够解决这一问题,3D数字模拟、二维图像模拟将很真实地展现出建筑的宏伟与其它感受。这样,学生的学习效率将会有极大程度的提高,教学成果的提高也将指日可待了。 3.4建筑学的普及教育 对于非建筑专业的人来说,一个相对专业而又普及化的平台是很有需求性的,尤其是在古代或近代的经典建筑中,建筑师对于人类文明的展现,是文化的根本之一。全民教育有助于提高国民的基本素养,所以基本建筑史知识自然也在其范畴之内,建筑与历史文化底蕴的培养对国民的生活质量的提高也会有所帮助。建筑历史和建筑理念的学习和掌握最重要的是对于思想素质方面的提高,因此三维数字模型的展示将是对建筑美学和历史的展出。 4 三维数字模拟的实施步骤及效果分析 三维数字模拟是从建筑外部至建筑内部全方位的模拟,学习者仿佛置身于实际场景中,多角度地了解建筑。三维模拟分为模型制作和模型展示。模型制作需要全团队的人员协力合作,完成一个建筑模型。现以万神庙的建筑模型为例,阐述完成三维数字模拟的步骤: 一、通过书籍、网络,查阅该建筑的内外部尺寸、参数,收集大量实际图片,对建筑形态有一个初步的把握; 二、根据平立剖及相关细部图构建工作模型(即过程模型,有助于分析建筑设计); 三、与建筑学、建筑力学、建筑史老师联合讨论,该建筑的结构选型,结构受力特点,推测和总结出当时的建造过程; 四、资料汇总,任务分工,开始进行三维数字模拟建造; 五、配合使用Auto CAD,Sketch up,Photoshop,Revit等软件,以Revit为优秀,开始进行建模,此过程中需不断调整建筑构造,与各专业老师进行不间断的沟通与讨论; 六、建模过程中,以建筑基础为先,其次为柱、梁、楼板、墙体,次之为上部穹顶,最后为围边场地,整体模拟完成后,进行内外立面贴图,达到逼真效果; 七、结构受力检测,将模拟出来的建筑,与力学和结构老师交流检测,完善模型细部; 八、动画漫游,以人视或鸟瞰的角度,环绕建筑模型,可进行多方位的动画模拟,走遍建筑得以实现。 三维模拟展示是基于三维数字模型的多媒体课件,其中包括建筑的动画漫游视频和建筑的力学分析动画。本质上是一种把对知识的灌输替换成一种兼具趣味性与生动性的知识的传递。三维模拟展示是一种改革性的创新。学生参与制作外国经典建筑,可以让他们对这些建筑的理解更为深刻和全面。 此外,此类学习创新活动,跳出了课本的条条框框,让学生与老师在创新的领域进行智慧的碰撞,实属难能可贵。并且三维模拟也具有其持续性,高年级的学生与低年级的学生讨论经验、分享成果,将三维数字模拟的技术传承下去,体现了创新点的可持续性,建筑学不止,三维模拟不息。 5 结论 在建筑行业大跨步发展的今天,外国建筑史并不是一个行将腐朽的学科,相反,对于新一代建筑人才来是,其关键性与不可替代性愈将凸显。积累了前人的经验与底蕴,踩着前人坚实的肩膀,建筑学的发展才能脚踏实地,才能拥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 大学教育从来都是承上启下,衔接社会的关键阶段,面对建筑学行业的迅速发展,大学教育的发展也箭在弦上。未来定将是一个数字化时代,是一个知识更加丰富文化更加开放的时代。在文中探讨的诸多教学模式中,三维数字模拟无疑能够适应时代的发展,跟上时代的脚步,开拓大学教育的眼界,三维数字模拟所带来的教学体验与所传递的丰富知识,是单纯的课本灌输所不能相比的,其创新性和可持续性也是保证其长期支持教学的重要因素。 相信三维数字模拟的方法与其所展示的平台将会逐步走上课程教育的平台。 中国建筑史论文:服务社会应是建筑史教育的优秀目标 摘要:本文总结了当前建筑学专业所选建筑史课程通用教材的特点及常用教学方法。提出了建筑史教育应该不仅教会学生欣赏各时代、各地区的建筑精华,提高他们的审美能力和艺术鉴赏力,更要让学生拥有以史为鉴的能力。在此基础上,指明了建筑创新应该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建筑的创新应该是建立在科学技术突破与社会需求两者的结合上。 关键字:教学方法 可持续发展 社会需求 科学技术 一.建筑史的教材特点和常用教学方法 (一)外国建筑史的教材特点 当前我国建筑学科开设的建筑史课程主要是《中国建筑史》和《外国建筑史》。中国建筑史一直沿用梁思成先生著的《中国建筑史》;这本书系统的按历史发展顺序详细讲述了中国各种建筑(包括宫殿、坛庙、陵墓、宗教、民居、园林乃至城市规划等等)的技术、结构、审美等等方面,系统明了。外国建筑史教材最权威的版本是由陈志华先生所著的《外国建筑史》与罗小未先生主编的《外国近现代建筑史》,这两本教材主要收录和讲解了代表较高水平的欧洲建筑史。 从广义上来讲,外国建筑史应该是包括除中国以外各个国家的建筑历史,但狭义到单纯为我们的建筑学科教学服务,就涉及到篇幅与相应的学时数所限,所以由陈志华先生所著的《外国建筑史》与罗小未先生主编的《外国近现代建筑史》的内容主要是收录了代表较高水平的欧洲建筑史。而欧洲历史悠久,地域广阔,各地的气候差异也较大,所以不同的国家由于受各自的经济、政治、历史、宗教、习俗等原因的影响,又表现出了各自的特色,所以作为教材内容也只能是选取具有代表性的各个国家不同时期的建筑成就片段,而不象中国建筑史那样完整和系统。 在外国建筑史里,除了欧洲建筑以外,简单介绍了亚洲印度的宗教建筑与伊斯兰国家建筑和日本建筑;非洲主要讲了古埃及;美洲也是简单的介绍了一下玛雅文明与印加文明。所以,外国建筑史教材的特点决定了我们教学内容的先天缺陷,这就对我们任课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二)外国建筑史教学常用方法 外国建筑史基于上述特点,所采用的教学方法也大多是片段性的介绍不同时期不同地区的建筑技术与艺术成就。比如古埃及的陵墓、两河流域的王宫、古希腊的圣地建筑群、古罗马的拱券技术与公共建筑、中世纪的拜占庭建筑与哥特建筑,还有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建筑、古典主义的法国宫廷建筑以及欧洲资本主义萌芽与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各个国家的代表性建筑。对于近现代部分,也是主要介绍了不同时期的现代建筑理论探求及其代表性的建筑实例,包括各个时期的各种建筑思潮与代表人物。 这样的教学只是给学生罗列了一些片段,而没有更高层次的系统性的激励学生去思考“将来的建筑应该是什么样的”这样的问题,所以学生就缺少更多的更深入的创新思路和方向。针对这样的教材和教学方法,笔者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和探索,以期更好的提高教学水平,最主要的是探求更好的教学方法,让学生更好的为社会服务。 二.建筑史的教育目的应该是教会学生以史为鉴 (一)建筑史学科的教学目的 外国建筑史的教育对于非建筑学专业学生的教学目的往往可以认为是提高学生的文化修养,开拓学生的视野,但对于建筑学专业的学生来说,是远远不够的。古人云:“以铜为鉴,可以正衣冠;以人为鉴,可以明得失;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 论语》里也讲到了历史的作用,比如“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告诸往而知来者”等等。所以讲述并明晓历史的目的是要知未来,而不仅仅是知过去。所以对于建筑史的教育方法和目的主要是要探索并进一步知道将来的建筑发展方向,而不仅仅限于了解或熟悉一大堆的历史性建筑。 (二)建筑史的教学方法和重点创新 所以,在外国建筑史的教与学中对于古代部分,主要是通过对有代表性的具有很高技术与艺术成就建筑的介绍,培养并提高学生的审美能力和文化素养,让学生明白经典的建筑经典在哪儿,为什么能历久弥新、永不过时,成为历史的见证,从而让学生在设计实践中把握正确方向。对于近现代部分应该教会学生有鉴别的去学师的作品,教会他们解读隐藏在大师作品表象下的深层内涵,要一分为二的看待大师的作品,而不是迷信大师,而且要籍此指明建筑发展与革新的方向。 比如讲到戈地的塑性建筑,要讲明那些作品只代表戈地的个人风格,只适用于部分建筑类型,而不是适用于所有的建筑类型;对于密斯的贵金属与玻璃幕墙结合的建筑形象,只是代表了密斯对于新材料、新技术应用的理论探索与实践,那些建筑都是用来印证他的新建筑理论论点的论据,而不见得就是完美的、适用的建筑。对于柯布西埃的城市规划与马赛公寓等等,也都是投石问路的探索,而不是尽善尽美的结果。 其次,还应该让学生知道现代建筑大师之所以成为了大师,是因为他们在结合新技术、新材料、新社会需求方面作的不懈探求,而不仅仅是因为他们所设计的某些单体建筑形式。而学生在认识大师时,往往是从他们的作品入手,认为大师的作品就是尽善尽美的,因而盲目的崇拜大师,并模仿其作品。动不动就在无论什么性质的建筑上加大片的玻璃幕墙,不管其适宜否,这样往往会使学生的创作思想走上斜路还不自知。 再次,建筑设计应该遵循“经济、适用、美观”的原则,这在古罗马的《建筑十书》中就提出来了并一直沿用至今。但在当前的建筑实例中由于开发商、政府官员或建筑师自身的原因往往忽视前两点,而过于强调形式上的美观,所以给学生的影响也不容小觑。要知道建筑毕竟是一种供人使用的适用品,而不是单纯的雕塑、壁画等纯艺术品。过分强调形式的后果就是浪费人力、物力和财力。这是与当前所提倡的可持续发展原则、低碳原则背道而驰的。 三.建筑设计的创新应建立在科学技术突破与社会需求两者的结合上 现代建筑大师格罗庇乌斯、密斯、柯布西耶、阿尔托等之所以在建筑领域作出了超人的成就,是因为他们恰如其分的利用了新结构、新材料、新技术解决了当时的一大社会需求――批量化的建筑生产,提出了解决当时社会矛盾的办法,并付诸实践。而他们之所以取得了这样的成绩,也是与他们的扎实的建筑理论与实践经验分不开的。要知道,这些大师们都曾先后到过希腊、罗马实地考察与测绘古代建筑遗迹,并且进行了详细的研究。这足以证明他们主观上对建筑问题的重视与深入钻研的敬业精神,还有他们胸怀天下的大志向和社会责任感。 而现在我们的学生却往往是急功近利的,理论、技术、文化基础不牢,却过分的要强调自己的风格和形式,这与大师们相比是何等的浅陋!当然对于这样的现状,究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对于我们这些为师者也是一大考验。如何引导学生,也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道难题。如何解这道难题,是我们应该好好思考的。对此,笔者以为应该从以下几方面加强引导: 3.1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社会责任感 毕竟不管在什么行业,一炮打响的人只是少数的幸运儿,而且这些幸运儿的成功往往都是建立在他们平时兢兢业业的勤勉之上的,这些人的成功也是永恒的。否则,一夜走红后也是昙花一现。所以,不管是在学校还是将来走上各自的工作岗位,学生都应该踏踏实实、勤勤勉勉的刻苦钻研,要有十年磨一剑的钻研精神。 对于社会责任感问题,我们作为生活在这个星球上的一员,有义务有责任爱护保护我们的环境。我们人类只是地球这个大家庭中的一个成员,我们没有任何权利去伤害和践踏其他成员,更不能破坏他们所生活的环境。建筑师充其量只是开发商或者某个机构雇佣来为其服务的,你没有权利浪费任何资源,而是有义务为国家建设服务,为人民服务,为全人类服务,为保护家园服务。只有把自己的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捆绑到一起,甚至为了国家为了社会不惜牺牲自己的个人利益,才能最大限度的发挥自己的才干,才能最好的发挥自己的专长,成为历史的中坚。 3.2进行全方位的文化教育 要知道,建筑除了具有技术性和艺术性外,还具有独特的社会性、文化性和环境生态性。建筑创作是一项社会性系统工程,不仅需要工程技术知识和艺术修养,还需要了解社会发展与人类文明进步与建筑的关系,了解建筑心理学、建筑行为学及城市社会学,甚至历史学、民族学、哲学等。也就是说,建筑不仅仅是单纯的技术加艺术,而是一门综合性的学科,任何只重视功能或只重视形式的建筑都是简单的,没有深层社会根基的,是不成功的。就象梁思成先生所说“建筑师应当是一位有文化修养的综合艺术家、哲学家的头脑,社会学家的眼光,工程师的精确,心理学家的敏感,文学家的洞察力……” 所以,在学生阶段或者工作后的初期阶段,应该脚踏实地的从方方面面充实自己,丰富自己,武装自己。坚持下去,成功就会离你越来越近! 3.3进行生态与可持续发展教育 21世纪定义的世界建筑范例将集中在生态和可持续发展方面。1972年罗马俱乐部麦道斯(D.L.meadows)的《增长的极限》从全球和长远的角度,把经济、技术、社会和环境问题结合起来考虑,以系统动力学的方法,建立了一个世界模型,通过采用定量分析的方法,指出人口增长、工业发展、粮食生产、资源耗费和环境污染的指数增长,最终全世界将面临物尽财绝的境况。而且目前全球的能源短缺、温室效应导致的全球变暖问题也日益突出,人类的生存正在遭受越来越严重的威胁,而这种威胁恰恰来自于人类自身! 这些问题也促使业内人士对地球上的大型人工建筑物对自然环境所造成的影响进行研究和评估,结果显示引起全球变暖的有害物质中有50%是在建筑的建造和使用过程中产生的,在建筑设计、建造和使用过程中所耗费的能源也占能耗总量的1/3。对此,建筑师们不得不将人类自身的活动纳入到生态系统中,重新评价人、建筑与环境的关系。 鉴于当前存在的普遍问题,对于未来建筑人们提出了功能建筑、智能化建筑、绿色建筑等等。作为建筑史教育工作者,作为未来建筑师的学生们,我们应作何感想?这时候你还单单考虑建筑的形式和风格吗?只有将当前的“无所不能”的建筑技术应用到生态的、低碳的、可持续发展的绿色建筑上,才是建筑设计创新的突破口。建筑与环境、建筑与生态、建筑与地貌等等都是共生、共荣、共存、共乐、共雅的,我们只有将建筑创作纳入到地球这个全人类的家园中,并考虑这个大家庭中各成员的各自特点与喜好,才能跟上时代的步伐,给城市规划和建筑设计领域注入新的活力。
文学研究论文:乡土民俗文学研究论文 一、“风”与“俗”对人的精神意识具有强大塑造力 风俗是指一个民族在长期的共同生活中形成的风尚、礼节、习惯等。《汉书》中记载:“凡民禀五常之性,而有刚柔缓急音声不同,系水土之风气,故谓之‘风’;好恶取舍动静无常,随君上之情欲,故谓之‘俗’。”也就是说,因自然条件不同而形成的风气叫“风”,因社会环境不同而形成的习惯叫“俗”。美国学者露丝•本尼迪克特认为,“特定的习俗、风俗和思想方式”,就是一种“文化模式”,它对人的生活惯性与精神意识的“塑造力”极其巨大和令人无法逃脱。民俗文化在人的俗常生活中,以其集体性、传承性、制度化、仪式化潜移默化地规约、影响着人的精神世界。正因民俗文化对人的精神意识具有如此大的塑造力,古今中外的文学家们在创作中都无法忽视它,而且会着力表现它。透过它展示人类生存的模式化、多样化,展示人适应社会中的妥协与抗争。正如托尔斯泰所说,优秀的文学作品最富于魅力的艺术因素之一,就是民族生活之“基于历史事件写成的风俗画面”。中外文学史上,有很多文学大师的创作堪称“风俗史”,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被称为19世纪法国社会“风俗史”,通过私人生活场景、外省生活场景、巴黎生活场景、政治生活场景、军事生活场景、乡村生活场景等的描写,全景式地展现了19世纪法国社会的“风尚时俗”;曹雪芹的《红楼梦》被誉为18世纪中叶中国封建社会的“风俗画卷”,它忠实地记录了时代的语词典故、服饰、器用、建筑、园林、饮食、医药、称谓、职官、典制、礼俗、岁时、哲理宗教、诗歌韵文、戏曲、音乐、美术、游艺、地理等等风俗事象,为后人认识和了解这一时代风俗民情的全貌,提供了一面珍贵的“风俗宝鉴”。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认为,历史往往只对轰轰烈烈的场面和突发事件感兴趣,而真正记录了风俗史的常常不是历史学家,而是文学家。 二、现代乡土文学与现代民俗学的结缘 审视20世纪20年代中国现代乡土小说,与民俗文化的结缘是作家的必然选择,也是中国现代民俗学发展的必然选择。近代以来,屈辱的民族历史深深印刻在中华民族的记忆中,西风东渐也逐渐唤醒了民族的自觉意识。当以科学和民主为主体精神的“五四”时代思潮风起云涌般席卷中国大地时,中国现代乡土小说的理论倡导者和创作者在关注乡土社会和人生的同时,不约而同地将目光投射到色彩斑斓的民俗文化上。乡土作家们将不同地域的民俗文化作为独特的审美对象和表现中心,展现了“古老中国”广大民众的生存状态及命运变迁。在这个前提下,中国现代乡土小说作家们走出了两条路径,一是由鲁迅开拓的“启蒙主义”路径:站在启蒙文化的思想高度,以现性重新反思中国传统文化,注重表现“人”和人的精神面貌,透视民俗背后历史积淀的滞重和国民精神的愚弱,以期改良人性,重铸国人灵魂;另一路径是以沈从文为代表的“文化认同”路径:站在比较宽泛的意义上审视民族传统文化,既肯定原始文化的价值,又对本民族不无缺憾的历史文化积淀有所偏爱,希图在“固有之血脉”和并存的“历史惰性”之间找到一条重建民族文化之路。两条路径虽然使作品的审美风格迥异,但精神内涵是相通的:均指向国民性的改造与重构。 三、现代乡土文学与现代民俗学的密切关系 1.中国现代乡土文学与中国现代民俗学具有共通的审美品性民俗文化中的民俗事象是人类社会普遍存在的文化现象,是历史和文化的重要构成。民俗文化中的神话传说、民间故事等本身就极富审美性。民俗文化中的“民”与“俗”往往成为很多人文学科的研究对象,而唯其文学对民俗的描写最为传神。因为文学是人学,文学描写中的风土人情正体现“民”与“俗”的辩证关系,并将“民”嵌入“俗”中,成为风俗的重要组成部分。基于共通的审美性,世界各国的民俗学研究,几乎都是从民间文学研究起步的。在相同的历史文化语境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现代民俗学与中国现代乡土文学,基于现代乡土小说作家自觉的民俗审美意识和共通的审美品性,现代民俗学的发展呈现了鲜明的“文学化”倾向。 2.现代民俗学研究者的作家身份在现代文学与现代民俗学共同起步的阶段,很多作家一开始就成为民俗学的传播者和研究者。民俗学家钟敬文在《民俗周刊》创刊号上发表的《数年来民俗工作的小结帐》中谈道:“……赵景深、郑振铎、傅彦长、张若尔诸君,对民俗学,都颇有相当的注意,虽然只限于民间文学和艺术方面。”一些现代作家以浓厚的兴趣开展了对民俗广泛、深入的研究,像周作人的《自己的园地》、赵景深的《民间故事丛话》、《民间故事研究》、胡适的《狸猫换太子故事的演变》、郑振铎的《孟姜女》、《敦煌的俗文学》、台静农的《淮南民歌》等。对民俗学的深入研究,又有力促进了现代作家们对文学语言形式的变革及文学表现内容的拓展。鲁迅前期的一些著名小说,如《孔乙己》、《药》、《风波》、《阿Q正传》、《社戏》、《祝福》等,涉及众多民俗事象,是现代作家对民俗的清理与文学创作紧密联系的最佳体现。 3.文学期刊对现代民俗学的介绍文学期刊参与对现代民俗学的介绍与传播,也为现代作家民俗文化视野的形成、创作视界的拓展提供了积极帮助。例如,《青年杂志》曾与《民俗》杂志合作开展风俗调查,并开辟“社会调查”专栏;《小说林》、《新小说》、《月月小说》、《小说月报》等都辟出一定的版面介绍民俗学;《野草》杂志推出了叶德均的“风俗专号”;《语丝》刊发了大量的民俗学文章。《现代评论》也十分关注民俗学发展的动向,胡适的《狸猫换太子故事的演变》就发表在他主持的《现代评论》上。 四、结语 现代民俗学与现代乡土文学在20世纪20年代的良性互动,为从民俗文化视角研究中国现代乡土小说提供了充分的理论依据。从创作主体来讲,作为民俗个体,作家生活在一个相对稳定的民俗文化环境中。民俗潜移默化的影响不仅制约作家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而且能够激发主体的创作灵感和审美激情。其次,对民俗文化的观照,也折射出现代作家多元的审美取向。从创作客体来讲,现代乡土小说的民俗描写大都与作家本人的民俗生活有关,民俗又成为制约和影响作家艺术构思及审美活动的重要因素。再看文本,现代乡土小说中描写的民俗事象会引导读者对文本进行深入的文化解读,例如展开叙事模式、叙事形态、叙述视角、叙事语言、原型意象等多层面的解读。民俗在参与提炼情节、塑造形象、刻画性格、营造氛围中成为独特审美创造的重要因素。 作者:刘晓华单位:贵阳学院 文学研究论文:民俗文学研究回望与前瞻 本文作者:吴新锋作者单位:石河子大学中文系 新疆世居各族内涵丰富、形式多样的民间文学作品凝固了各个时代新疆多样化文化交流的历史文化记忆,体现着新疆“多样化复合”的边疆文化特征,是中华文化和新疆世居民族交流融合的最好见证;最重要的是,我们应该可能从这“多样化复合”的边疆文化特征中,发现和谐一体的“中国性”认同。在此语境下,“新疆世居民族民间文学研究”应在未来的研究中关注研究视角、研究方法等方面的创新,尤其在田野作业问题上更值得研究者反思,特别是对新疆本地学者而言,更应关注以下四个方面的问题: (一)研究视角方面,研究者应从多样化文化交流、多民族文化交流中对新疆世居民族民间文学进行深入研究。新疆地处东西方文明的交流地带,同时又是伊斯兰文化、佛教文化与中原文明交流碰撞融合之地;从多样化文化交流融合的角度考察新疆世居民间文学更能揭示其本质特征。以“阿凡提故事”为例,我们应从历史地理学派的角度考辨其源流和流布范围,在此基础上考察某类故事类型、母题的功能是如何在多样化文化交流视野中变化和形成的,并进一步考察这种变异背后隐藏的深层原因。这一视角和方法同样适用于新疆移民民间文学的研究,特别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移民民间文学,从那些老军垦人的传说、故事文本中,文化和精神的内在张力更能体现新疆多样化文化交流和文明碰撞的特征。新疆是多民族聚居区,我们对新疆世居民族民间文学的研究更应该从多民族交流融合的角度来理解、阐释这些文本。以《乌古斯可汗的传说》为例,乌古斯是维吾尔族的神话英雄,我们能从这一神话文本中局部复原维吾尔族先民某些政治、社会、文化、习俗的历史,为我们理解当代维吾尔族社会历史文化提供了很好的视角。但这还远远不够,在哈萨克族、柯尔克孜族中也有乌古斯神话传说的流传,厘清乌古斯神话传说在几个民族中流传、演变、融合的情况,对我们重新认识多民族历史融合的情状具有重要意义。此类文本在新疆地区比较普遍。因此,我们从多样化文化生态背景中、在多民族交流融合视野下考察新疆世居民族民间文学应是新疆民间文学工作者的重要学术课题。 (二)研究方法方面,应运用历史学、宗教学、民俗学等学科的方法和理论深入阐释新疆世居民族民间文学,并综合运用比较研究的方法、宏观论述与微观分析相结合的方法来阐释新疆世居民族民间文学的诸方面问题。以新疆天池西王母传说故事研究为例,应该充分利用新近的历史考古学的报告,结合丰富的民俗学材料,在多样化文化交流的背景下,从宗教文化交流与移民信仰变迁等多学科的方法和角度来进行综合的考量,并运用比较研究的方法,联系青海湟源、甘肃泾川等地西王母传说故事的流传情况进行综合比较研究。 (三)新疆本地学者更应该以全球的理论视野关注新疆多民族民间文学内部诸问题,吸收学界在散居族裔理论、伦理批评、生态批评、创伤批评等方面的最新方法对个案进行深入阐释。我们可以在散居族裔理论的视阈下研究兵团民间文学,用伦理批评的方式研究各民族民间文学文本中的伦理问题,以生态批评的视角关注各民族神话、史诗中的生态意识,在创伤批评的背景下讨论锡伯族西迁之歌等文本。 (四)运用人类学、民间文学田野作业的基本方法,对新疆世居各民族民间文学进行新的、科学的田野作业调查,实现历史文献文本与田野资料的结合。过去,新疆民间文学在田野作业方面取得了重要的成果,培养了一批民间文学田野作业工作者和民族民间文学作品的翻译工作者。在当前形势下,学界应当对过去的田野作业方法进行理论反思与总结,如忠实记录问题、文本与文化生态的综合记录问题、异文的取舍与比较问题等,开展客观的、有效的、深入的田野作业,等等。 综上所述,把新疆世居民族民间文学置于多样化文化交流、多民族交流融合的视野下进行考察,通过基础研究和跨学科的综合考量,能够进一步厘清新疆世居民族民间文学内部诸多问题和历史情势,能够从多样化文化交流视角考察新疆世居民间文学、观照新疆世居民族社会历史变迁,能够为新疆世居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提供更多的参考和支持,能够通过深入的人类学、民间文学田野作业呈现客观、丰富的人文社会现实情状,能够为传承弘扬各民族优良文化传统、构建和谐新疆提供更多支持,最重要的是,这对当下和谐新疆的构建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能够为认清新疆作为一个各族人民共同开拓、和谐共处的繁荣家园提供最直接的文本证明。 文学研究论文:二十世纪文学研究论文 一、《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论》研究的整体观 (一)接续传统以“现代性”为线索 首先,《史论》中文学研究的整体意识体现在其编撰以现代性为线索,对晚清文学的接续、对五四文学传统的重新叙述、对与政治意识形态关系密切的文学的重新阐释以及对地下文学、潜在写作、民间文学的挖掘,它非但没有否定左翼文学、十七年文学以及“”文学对五四文学传统的割裂,反而以现代性为线索,重新发掘其内质使其回到五四文学传统的文学叙述历程上,这向全面的整体观大大地迈进了一步,对黄、陈、钱三人的整体观是一种回应、补充和批评实践。林基成的《天演=进化?=进步?重读〈天演论〉》和王德威的《被压抑的现代性———晚清小说的重新评价》两篇文章将中国文学的现代性萌发定于晚清这个“移动时间坐标”上,若以此为中国文学现代性起点,那么五四文学就是中国文学现代性的制高点。之所以说它是制高点,其一是一种“策略性”选择,它基本上是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一致,文学史叙述有了一层保护色彩;其二它是现代文学传统,中国现代文学的现代性的发展或者变异都可以从这里找到脉络和影子,五四文学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现代性发展的资源自不必说,王晓明的《一份杂志和一个“社团”———重评五四传统》中通过对《新青年》杂志和文学研究会的分析,我们认识到了左翼文学等现代性的变异也是有历史原因的。我们也要反思下这个“整体”真的全面吗?陈、黄、钱三人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是通过选择、筛选,重视五四文学传统和新时期文学,力求达到的一种“整体”;《史论》也是通过对五四文学传统的重新解读而使得“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成为一个“整体”,两者都是为了证明自己的整体意识的合理性而努力着,但那些被论者有意无意排斥在外的,例如“反共文学”“禁忌文学”的位置,这是不是值得我们深思下“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整体意识是否全面呢? (二)文学理论文学史文学批评求新互促 《史论》是在文学理论的更新的前提下、以新的视角和评价标准来与“重写文学史”相呼应,意在使“文学理论”“文学史”“文学批评”三者之间相互联系和支撑,从而达成一种整体意识。在文学理论方面,论者不是全盘以西方的理论为背景,更不是具有浓厚说教意味的意识形态话语,而是结合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历程,把眼光向内发掘中国传统理论资源、向外吸收西方适应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理论来进行阐发的。一个文学意象、一份杂志和一个“社团”便可引发论者的议论,譬如刘呐的《望星空———一个文学意象的历史考察》,这是中国传统的“一中生多”“以小见大”“以微知著”;通过对作者的个人经历的介绍引发叙述。建构在这些文学理论之上的文学批评自然是论者充分发挥批评主体性,以新的视角和评判标准来重写而不是重复,“换剧本”而不是只换“演员和布景”,对传统文学的重新挖掘、对左翼文学的重新审视、对经典的确立和解构等都是在以新的思想呈现在我们面前,譬如王德威的《荒谬的喜剧?———〈骆驼祥子〉的颠覆性》叙述。作者认为,“老舍在描写祥子的堕落时,运用了一种很传统的喜剧模式,即经由某种机械力量的作弄,使得原本有活力的人或事物变成僵化的‘东西’”,王德威的这种见解是不是让我们大跌眼镜,是不是冲击着我们的传统思维,是不是启发我们转换视角产生新的想法呢?恐怕文学史中老掉牙的文字都被惊醒了……主编王晓明正是以修订版的《史论》对80年代提出的“重写文学史”做出回应,使得文学理论、文学史、文学批评三个部类相互连接,促进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整体观思想的发展。 (三)研究视域中世界视角的缺位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概念的提出充满了理想主义、精英主义、乐观主义,文学现代性在20世纪80年代话语被打破的情况下成为知识分子急于阐释和追求的目标,尤其是在20世纪80年代启蒙精神讨论中愈演愈烈。于是,用全新的眼光对传统文学加以重构,努力发掘其现代性因素成为文学界的自觉任务,从而来解构意识形态范式下的文学史研究,这适应了新的学术氛围、表现出追求现代性的努力,但在某种程度上步入了新的政治意识形态追求中国现代化的语境之中,那么这怎么能算上是一种“纯审美”的研究呢,这里或多或少都带点功利主义的意味,以至于编者在一副求新求异的眼光下而未能很好地用世界眼光去审视中国现代文学在世界文学格局中的地位、作用及其相互关系。所以《史论》的“整体观”还不能算全面的“整体观”,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应当以全面全新的眼光深入研究,在中国传统/世界两大背景下进行文学批评和文学史叙述。 二、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整体观内涵外延 1985年“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这个概念正式以文字形式出现,1985年正值“文化热”,“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作为整体观的研究范式从一开始似乎就注定要与文化联姻,不仅要进行文学的内部研究,而且还要从更广泛的外部———文化来进行研究,也就是说不仅仅研究文学文本,还要更大范围地研究社会这个大文本。文化研究作为文学的一种外部研究是与文学的内部研究相互补充的,这也是一种“整体意识”,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整体观内涵的外延。文化研究作为外部研究不是简单的政治比附,它源于20世纪60年代的英国,是跨学科活动,从语言学、历史学、心理学、社会学、经济学等学科都可以找到研究对象的切入点,大大拓宽了文学的研究视野。 (一)文化研究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的可能性和必要性 首先,文化研究成为学者的一种共识,“重写文学史”专栏的发起者、中国文化研究的中坚———王晓明在2008年的一个访谈中说道:“1985年提出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是一种新的研究范式,但是这个研究范式今天成为主流的研究范式,可以说大多数现代文学研究基本上是在这个框架里面展开的。如果说有什么新的研究范式可以冲破这种研究范式,我个人觉得就是文学研究和文化研究相结合的范式”。钱理群也曾说过,“‘二十世纪中国文学’里的好些问题,从‘世界文化’的角度看可能比单纯从文学角度看更清楚些”。除此之外,王德威在接受访问时也说过这样一句话:“除了文学,跟文学相关的一些艺术媒介,我也希望都带到,比如中国书法的问题”[5]73,他的想法被采访他的李凤亮概括为“文化书写”。看来,文化研究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为学术界的一种共鸣,成为寻求新的批评视角的一个窗口。其次,从学科角度来看也有必要引入文化研究,曾经的文学尚未从“文化”这个混沌的状态中剥离出来,随着各学科的分工以及人们对文学“审美”“文学独立性”的自觉要求,文学渐渐从文化中独立出来了,人们愈来愈重视文学的“内部研究”,而如今科学应用技术的发展又带动了各学科的沟通使得研究视域不仅仅局限于本学科,文化研究又顺理成章地引入到文学研究领域之中,历史在这里又会心地一笑。再者,社交网络的发展、公共空间领域的扩大使得公民参与社会生活的热情愈来愈大,文学在20世纪80年代承担批判功能的主体地位受到动摇以及知识分子的精英意识也与日俱减,这就需要从更广泛意义的文化领域来探讨文学与愈发复杂的时代关系。最后,文化研究作为新的研究视角是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范式的内在精神是一致的:都是论者适应时代语境形成新的批评领域,是论者“主体性”介入的完美呼应,与“五四”文学开创性精神一脉相承。 (二)文化研究在《史论》中的初探及其发展 在中国大陆,文化研究作为一种学术运动晚于港台10年,开始于20世纪末21世纪初,王晓明的《一份杂志和一个“社团”———重评五四文学传统》正是从文本以外的文学机制角度来重评五四文学传统;李今的《新感觉派和二三十年代好莱坞电影》是从电影角度来分析新感觉派的描写对象、主题内容及写作技巧;郑先的《未完成的篇章———为纪念〈今天〉创刊十五周年而作》也是围绕着《今天》这个刊物的发展过程来探讨我国新时期诗歌的发展历程。由此,王晓明通过《史论》来向读者和批评者展示了文化研究的批评视角,给予我们一定启发。《史论》毕竟不是一部文化研究的专集,不可能对文化研究做那么细致地描述,但却昭示出新的研究范式出现的可能,它仅仅是个“引子”,以学院文化研究为例便可以清楚地看到文化研究在中国的发展:1999年上海部分学校开设了文化研究选修课,2001年,上海大学成立了中国大陆第一个文化研究机构———中国当代文化研究中心;2004年,文化研究热扩展到了全国许多大学,这股热一直延续至今,文化研究———这个从西方引入的理论术语在中国学术界掀起了一股热潮,在这股热潮之后我们也要冷静地反思一下:如何衡量文化研究与文本细读之间的关系;怎样把握文化研究这个跨界研究活动的边界所在;怎样合理地利用文化研究这个“舶来品”,如何使其在中国文化语境中确认自己合理性存在等。 作者:邓菁菁 单位:安徽大学 文学研究论文:唐声诗音乐文学研究论文 一、《唐声诗》研究理念 (一)“歌辞”总体观念 任半塘在《唐声诗•弁言》中,用“歌辞”这一总体概念,作为历史上音乐文学的统称,因此,就包括《诗经》、《九歌》、乐府、声诗、词、曲等音乐文学形态。“歌辞”总体观念的提出,意在梳理历史,探寻“歌辞”间的共性与联系。主要针对历史上“歌辞”各体研究不均衡的现象,造成千百年来,“唐声诗”概念无人问津,相关的认识更是误解诸多,甚至影响到后人对“词的起源”问题的理解和判断,如学术界曾流行着“诗体多病”、“词为诗馀”、“填实泛声”等观点,该认识在文学史界至今仍占据着支配地位,其影响之深远,可想而知。基于此,任半塘在《唐声诗•弁言》中,特别强调了建立“歌辞”总体观念的重要性,并将“依调填词”视为“歌辞”概念的总体特征,因此,在理解上就排除了较多的误会和矛盾。进而,对“唐声诗”体的确立,就成为历史的必然。 (二)对“唐声诗”概念的理解 基于“歌辞”总体观念,任半塘对唐代“声诗”概念,亦有独到的认识,即以配合着燕乐的齐言歌辞为研究对象,具体特点为,联系着辞、乐、歌、舞四事。[3]强调音乐对唐声诗构成的优秀作用,是任半塘《唐声诗》研究的重要特征。《唐声诗》著作的编撰,正是围绕着燕乐曲调名,对各方面材料展开的排比沟通。该认识将“唐声诗”概念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即关联着辞、乐、歌、舞四事,打破了唐诗研究,重文不重声的现状。任半塘对音乐文学的理解,无疑扩大了唐诗研究的范围,无论是对唐“声诗”概念的理解,还是对史料的搜集考证,都较以往的纯文学观察更为丰富、科学,也更接近历史原貌。 (三)对音乐文学的总体构想 《唐声诗》是任半塘唐代“音乐文艺”研究计划的一部分,在《唐代音乐文艺研究发凡》中,任半塘将唐代“音乐文艺”定义为,“结合音乐之词章与伎艺”,因此,相关的研究就包括,对声诗、长短句、大曲、变文、著词、戏弄之歌辞、舞蹈、表演等的分别研究和综合观察;该定义说明,“音乐文艺”这一大概念,包含着“音乐文学”这一分概念;唐代“音乐文学”的研究对象,乃是唐、五代结合着燕乐的歌辞,根据歌辞体式上的差别,任半塘将唐代“音乐文学”分为齐、杂言两大类,齐言指声诗,杂言指曲子,且二者同时并存发展,无所先后。因此,在《唐声诗》之外,任半塘还计划对唐代结合燕乐的杂言歌辞进行研究,即后来由其学生王小盾撰笔的《隋唐五代燕乐杂言歌辞研究》。齐言歌辞与杂言歌辞,是任半塘对唐代“音乐文学”的基本划分,因此,对《唐声诗》进行研究,应结合着《隋唐五代燕乐杂言歌辞研究》,这样将齐、杂言联系起来,互相关照,便能很好地理解唐代“音乐文学”整体。 二、《唐声诗》研究方法 (一)“竭泽而渔”的史料搜集方法 《唐声诗》著作最大的特点,乃是对唐代歌辞及相关史料的广泛占有和运用。据统计,《唐声诗》中引用的国内古今文献资料,主要包括以下几种类型:一是诗、词、文、曲集;二是历代诗话、词话、文论类;三是各种笔记;四是各种类书;五是各种史书;六是小学类。另外,还广泛引用了近人有关音乐文艺方面的诸多研究成果。除了对国内古今文献资料的广泛涉猎,任半塘还特别关注和引用到国外的一些文献。《唐声诗》是基于问题意识下的专题研究,它要回答,唐声诗是什么、唐声诗的构成特点、唐声诗与同时期存在着的杂言歌辞及大曲之间的关系等问题,对这些问题的思考,使他在史料的搜选上,能够避开传统的“雅正”观,进而能够从一个开放的学术视野,关注到与唐声诗问题相关的一切可得史料,即“竭泽而渔”的史料搜集方法。该方法的运用,使《唐声诗》在史料数量上,较以往零星可见、不成体系的现状,有了很大的提升,扩增数倍;在史料类别上,也较以往更为丰富多样。 (二)“以唐证唐”的史料考据法 《唐声诗》考据工作的最大特点,是以唐代的原始资料来研究唐代的歌辞面貌,即“以唐证唐”的考据方法,这里是取其狭义解释,实际上,“以唐证唐”应理解为,以当代原始资料治当代史。唐代诗乐的具体情况如何?唐诗歌唱时声、辞曾如何结合?词体的成因何在?宋以来文人“以宋喻唐”,臆断“唐人歌诗一字一声,因字少声多,余声难遣,惟有填字,变成杂言,以守一字一声不替”之说,该说有何充分依据?针对传统上习惯从成说中注目立说,从简册推实演的研究法,任半塘提出质疑,认为他们是典型的“唐头宋帽”逻辑,即引用宋及宋以来的资料,并用宋代的现象来逆推唐代的现象。该方法显然不科学,任半塘从正反两面证明了“唐代声辞结合一字一声”说是站不住脚的,进而,任半塘根据自己搜集所见的唐代乐谱的实际情况,来排解宋以来文人“以宋喻唐”,臆造出的“唐代声辞结合一字一声”之说。任半塘曾制作一表,将声诗《格调》后附见的各类声谱信息排比罗列,各谱分别指出其谱字数,及原举唐辞的字数,然后相互比较,得出结论,一字一声,实不可能。以此为基础,任半塘又进一步质疑建立在唐代歌诗声辞配合一字一声基础上,因字少音多,余声难遣,故而变齐言为杂言,即诗余词变的理论,拆穿宋人所谓,长短句皆由诗体填字而来的谬说,破和声、泛声、虚声之臆想及明清以来亲字、亲句之说,实在是一举多得,为唐声诗、宋词研究扫除了关键性障碍!任半塘“以唐证唐”的考据方法,为学术界提供了,以当代原始资料治当代史的研究模式的杰出范例,也为唐声诗、宋词的深入研究提供了方便。 (三)统计学方法的应用 由于各种历史原因,唐代的歌谱,我们今日已经很难求解,这无疑是对唐代音乐史研究、音乐文学史研究最大的限制和挑战。基于这一现实认识,任半塘决定决定暂时撇开传谱,转从传辞形式,对唐代歌辞声、辞结合关系进行试探性研究。具体为,借用统计学的方法,比较同调名声诗与词,句法变化的痕迹,即增字增句的规律,来探求诗调与词调之间的关系,欲探明,词调是由诗调转变而来,还是自发而生,独立循乐创新而来?进而杂言词是由齐言声诗填实虚声而来,还是有其自身产生的一条路径?任半塘统计了目前可见的,唐五代所有的长短句调,确定有传辞的,共131调;同时见于《教坊记》的,共75调;其中同调名或有关的调名原为声诗的,共21调;加上《教坊记》曲名之外的其他同调名的6调,共计唐人同调名声诗与长短句27调;任半塘用表格将同调名的声诗与长短句词相互对照,可以看出同调名的声诗与长短句词,字句上的变化规律,主要为,增字、增句、因亲字成定型、于和声上加亲字;但这类于声诗与长短句间确有关系的曲调,毕竟只占长短句词总数(131调)的十分之一,数量相较于通过其他途径而来的长短句词来说,只是小部分,不能算作长短句词产生的主流,因此,一举推翻长短句调多由唐人诗句变来的说法。进而确认,“齐言与杂言两种歌辞,实为兄弟关系。除小部分外,都难言父子关系。”因此,凡主张“词由诗生”者,必不能通。这是统计分析的方法应用到词源研究领域的一个极精彩的示范,它使得词的起源问题,从此寻得一个有客观、严谨的证据可凭的认知模式,摆脱了宋以来文人,对唐代歌辞实际不加考辨,凭空臆断捏造事实的认知模式,可以说是研究方法上一次质的飞跃。此外,《唐声诗》研究中还特别强调了民间文学、民间文艺的重要价值,以及唐代乐谱、舞谱对唐代“声”、“辞”结合规律解译的重要性,遗憾的是,终因专业所限,任半塘未能深入该领域,因此先生在书中,诚邀相关领域专家前来共同解决这一问题关键,并在书后附有自己搜集所得的唐代乐谱、舞谱资料,实为珍贵!在充分占有资料的基础上,任半塘也还尝试“多重证据法”,多学科相结合等诸多方法的灵活运用,使得《唐声诗》著作,一方面,拥有较为丰富、全面的史料基础;一方面,在对唐声诗的理解认识上,也较为科学、客观,更接近于历史真实。 三、结语 对唐代“歌辞”概念的科学认识,使得任半塘开创了一个别具风格的唐代“音乐文学”研究领域,即对唐代结合着音乐的歌辞的全面考察和综合分析。对唐代歌辞新的观察思考,使得任半塘构建出一套基于新问题体系下的,有别于传统研究模式的行之有效的研究方法,且在任半塘学术研究的中晚年阶段,得以向世人呈现出一系列影响深远的学术成果,进而还吸引了一批研究者参与到该领域的研究中来,如王小盾的《隋唐五代燕乐杂言歌辞研究》、杨晓霭的《宋代声诗研究》等,他们自觉学习并发展着任半塘先生开创的唐代“音乐文艺”研究体系,为中国音乐文学史理论体系的发展,奉献出自己的力量。根据“科学学”的标准,即强调某一学科是否能够成立,要看它是否有自己特定的研究对象、研究领域;是否产生了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是否产生了建筑在有特性的研究方法体系上的一整套“科学范式”;是否形成了运用这一“范式”,且遵守共同学术规则的由研究者所组成的“学术共同体”,我们可以认为,任半塘建立了一套唐代“音乐文学”研究的“科学范式”,《唐声诗》中所集中体现的科学的研究理念与研究方法,值得音乐文学史、文学史、音乐史学界,不断地学习和借鉴。 作者:吕晓燕 单位: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生院 文学研究论文:帝王文学研究论文 一、视角独特,视野开阔 以康熙为中心,并由此放眼清初文坛,就仿佛置身于宝塔尖,占领制高点,去俯视一切。就像康熙帝在战场上指挥千军万马一般,他在文坛上也有雄视一切之气势。这就是本书给读者的第一感觉。全书起点高,气势足,视角独特,视野开阔。研究清初文学发展,无论是以多么崇高的文坛泰斗为中心,或者是以某个重要的文学流派为中心来研究,与之相比都会显得相形见绌。因为在清代任何个人的、集团的、流派的、地域的文学,相对于康熙帝来讲都是支派的。康熙帝站在制高点俯视着文坛,通过微妙的无形的方式影响着文人的心态,推动着文坛向着“合理”的方向发展。作者在文中即如此感叹:“帝王的观念、政策直接影响到他们所统治时代的文化和文学的发展,这几乎是几千年封建文化发展和文学嬗变的一个规律:周天子为‘观风俗,知得失’,而有十五国风;汉高祖创建帝业,故有《大风》之歌;汉武为润色鸿业、黼黻廊庙,而汉代辞赋昌;‘魏武以相王之尊,雅爱诗章;文帝以副君之重,妙善辞赋;陈思以公子之豪,下笔琳琅’,建安文学因之勃兴;‘梁武尚文,简文、元帝为之羽翼,四声抑扬,新体是启’;唐宗好诗,故唐诗繁荣……”康熙如历代重视文治的帝王一样,以自己的权力话语左右着当时的文坛生态。可见,作者选择以康熙为中心来研究清初文学并辐射整个清代文学,确是高屋建瓴,匠心独运。 二、由源导流,纲举目张 作者研究康熙,不仅全方位地研究了康熙本人的诗、词、文、赋、曲等的文学特征,同时,特别注重康熙与当时文坛的内在联系。因为作者意识到:“这种系统性的探讨,有利于寻绎康熙与清初文学发展的有机联系,进而尝试归纳康熙与整个清代文学生态之关系。”笔者以为,这种内在联系的深入研究正是文中最有价值的地方。从文学的角度来说,康熙帝绝对不是当时一流的文人,但是,他的特殊身份对文坛所产生的影响却是任何一个文学泰斗都无法比拟的。因为康熙帝是至尊,处于制高点,所以,作者在分析研究的时候,方式也显得与众不同,他是自上而下的,是俯视的。康熙本人勤于学习汉文化,在吸收汉文化精华的同时,融会贯通,然后有意识地把自己的观点转而影响身边的文学重臣,文学重臣进而引导周边的文人并且由此而影响整个文坛。作者在研究康熙时,很好地把握住了这一方向。具体地讲,康熙通过各种文艺政策及文学活动左右文人心态,规范文学生态,使文学朝着统治者设定的轨迹运行。这样,康熙通过自己的诗文交往以垂范士人,真正实现了其心中的“文治”,规划了清初文坛的纲领。比如王士禛,之所以位列六部九卿,主持风雅近五十年,这与康熙的幕后支持是分不开的。康熙通过与王士禛的交往,用自己的文学思想观念无形中影响着王士禛,而王士禛“与康熙的诗文交往不仅影响了王士禛本人的诗歌宗尚,更主要的是因为二人的特殊身份而决定了当时文坛的走向”。王士禛很好地诠释了康熙的文学观念,进而影响文坛。朱彝尊、査慎行、陈廷敬等无不这样。这种研究高屋建瓴,既直指源头,又由源导流,使整个清初文坛的发展脉络,让读者一目了然,从而显示出作者深厚的学力。 三、考论结合,史实精当 康熙对文坛的影响,是通过与文人的交往来实现的,所以,作者花了大量的篇幅来考证康熙与其身边文人交往的情形,这些文人主要有王士禛、朱彝尊、査慎行、陈廷敬等清初大家。众所周知,考证是一项很实在的研究,必须拥有大量的史料,没有足够的史料,就有如“无米之炊”。康熙的相关史料,不是不足,恰恰相反,而是浩如烟海,无怪乎作者感慨地说:“《南书房记注》、《康熙起居注》、《庭训格言》、《清实录》、《圣祖皇帝御制文集》等史乘、文集中,康熙有关文艺的谈话录比比皆是,但大多散布各处,金掩沙中。”由于学界对康熙的文学研究相对较少,书中相当一部分此类资料都是作者第一次挖掘整合的。要在茫茫史海中寻找相关的资料,爬罗剔抉,谈何容易,其中的艰辛,可想而知。但也正是因为这种细致而繁琐的考证,却为康熙与文人之间的文学互动勾勒出了一条清晰的线索,自然也为康熙影响清初文坛走向提供了最原始也是最有力的佐证。总之,《康熙与清初文坛》一书,不仅对康熙文学的特征有了全面的研究,同时,也基本上理清了康熙对清初文坛乃至整个清代文坛的影响。尤其重要的是,作者对康熙文学的研究,更是当代学者对古代帝王文学的一次最为深入的研究,揭开了帝王文学研究的新篇章,同时对历代文学发展的研究,也是一种有益的启迪。 作者:黄彦弘 单位:邵阳学院 文学研究论文:文学作品文学研究论文 一、文学研究之审美观 陈先生对文学作品的艺术性最为集中探讨来自于其《论再生缘》一文,他认为“再生缘实弹词体中空前之作”。陈先生主要从思想、结构、文词三个方面对此进行论证。首先就文章的思想层面而言,陈先生断言:“无自由之思想,则无优美之文学。”陈先生在这里所言及的“自由之思想”,大致包括两个层面的意思,首先站在新时代立场上反对旧礼教、旧伦理等五四以来的基本理念。陈先生在详细考证了陈端生家世、社会背景、创作历程之后,便被这位女作者自由之思想深深折服,认为陈端生是“当日无数女性中思想最超越之人也”。此种思想最超越的表现在陈先生看来即是对当时被奉为金科玉律的纲常伦理进行了猛烈的批判。这是陈先生一再激赏、折节喟叹陈端生个人的重要原因,同时也是促使陈先生效韩退之“发潜德之幽光”、使再生缘再生的最主要动机。“自由之思想”的第二个层面的内涵表现在文学创作上便是运用一系列的手法把自己诚挚的情感准确地表达出来,给人以最大的艺术感染力。以陈先生最为称道的庾信的《哀江南赋》与汪藻的《代皇太后告天下手书》这两篇文章为例,他认为这两篇文章“词藻固甚优美”,但其最优秀之处便在于“家国兴亡哀痛之情感,于一篇之中,能融化贯彻”。由此不难看出,在陈先生的文学观之中,优美文学的表现首先须是感情真挚,如《哀江南赋》一文,“古今读哀江南赋者众矣,莫不为其所感”。而陈端生本人对于自己所处的时代及本人的际遇所发出的的呼号,更是给作品增添了极强的艺术感染力,如陈先生提到《再生缘》一书,“哀怨缠绵,令人感动,殊足表现女性阴柔之美”。此外,陈端生于《再生缘》第一七卷第六五回中,“岂是早为今日谶”一语,陈先生在行文之中,结合自己的人生经历更是屡屡提及,对陈端生所言可谓是感同身受。此外,陈先生在论及元稹诗作中的“悼亡诗”之所以能够哀感动人的原因时,认为“直以韦氏不好虚荣,微之之尚未富贵。贫贱夫妻,关系纯洁。因能措意遣词,悉为真实之故”。正是因为是真感情、真性情的流露,“遂造诣独绝”。 此外,在陈先生看来除了感情真挚以外,还须把此种真挚的情感“融化贯通”灵活应用方能称之为大家手笔。从陈先生的相关著述中不难看出他所言及的“融化贯通”,大致就是“古典”与“今典”灵活运用。陈先生通过考察古人诗文中有关古典、今典的运用情况,不但使我们对古诗文进行深层次的了解,同时在他看来也是创作者创作能力的一种体现。在《柳如是别传》一书中,陈先生对著作者能够娴熟运用古典、今典更是屡表赞赏,如对时人宋徵舆所作《秋塘曲并序》中的“湘帘此夕亲闻唤,香奁此日重教看。乘槎拟入碧霞宫,因梦向愁红锦段”解读时,他认为,“则让木亦取卧子所梦之意入诗。此梦必为卧子平日或当日舟中与宋氏并其他友朋谈及者。古典今事融会为一,甚为精妙。”在论及柳如是在过访钱谦益半野堂有赠钱诗“江左风流物论雄”及“东山葱岭莫辞从”之语,陈先生认为这两句诗“以牧斋似谢安石,而自比于东山伎。盖牧斋此时以枚卜失意家居,正是候补宰相之资格,与谢太傅居东山时之身份切合也。由此言之,河东君不仅能混合古典今事,融洽无间,且拟人必于其伦,胸中忖度毫厘不爽,上官婉儿玉尺之誉可以当之无愧”。就诗文的结构而言,陈先生对我国古代文学作品持两种态度。“综观吾国之文学作品,一篇之文,一首之诗,其间结构组织,出于名家之手者,则甚精密,且有系统。然若为集合多篇之文多首之诗而成之巨制,即使出自名家之手,亦不过取多数无系统或各自独立之单篇诗文,汇为一书耳。”由此可见,他对出自名家之手之短篇精制作品的结构非常满意,而对于长篇巨制的结构则不无非议,因其无系统、较枝蔓、无中心之缘故,如陈先生对我国古代小说的结构评价不高,认为其结构与西方小说想相比不如后者周密。当然在我国长篇巨制之中在结构上亦不乏优秀之作,如刘勰的《文心雕龙》、白居易的“新乐府”组诗等。我们以陈先生论述白居易的“新乐府”为例对其结构进行扼要探析。陈先生在其文学研究巨著《元白诗笺证稿》中对白居易的“新乐府”组诗给予相当高的评价,称新乐府为“文学巨制”,陈先生评价的着眼点就在于新乐府组诗的结构。“五十首之中,以七德舞以下四篇为一组冠其首者,此四篇皆所以陈述祖宗垂戒子孙之意……。其以鵶九剑采诗官二篇居末者,鵶九剑乃总括前四十八篇之作。……其全部组织如是之严,用意如是之密,求之于古今文学中,洵不多见。” 二、文学之文体观 陈先生对文学文体的探讨主要集中于新文体产生的社会原因及与其他文体之间的内在关联,而尤重视不同文体之间内在影响。对此他有具体阐释:“人事有初中后三际(借用摩尼教语)、犹物状有线面体诸形。其演变先后之间,即不为确定之因果,亦必生相互之关系”。对于唐代小说与古文运动之关系陈先生有着精辟论述:“今日所谓唐代小说者,亦起于贞元元和之世,与古文运动实同一时,而其实最佳小说之作者,实亦即古文运动之中坚人物是也”。如韩愈创作的《毛颖传》、元稹创作的《莺莺传》,“毛颖传者,昌黎摹拟史记之文,盖以古文试作小说,而未能甚成功者也。微之莺莺传,则似摹拟左传,亦以古文试作小说,而真能成功者也”。两篇文章皆是当时文章大家模拟古文文体进行小说创作的尝试,此类新文体的的优点在于便于创造,而其特征则尤在文备众体。陈先生在其治学早期曾对佛典深有研究,对佛典与中国文学文体演变之间的关系多有独到的见解。他认为,佛教典籍的文体与后世的小说文学的演变有着直接的联系。明清时期盛行的章回体小说,其最明显的特征便是以散文为主要形式,杂以诗歌,而弹词则纯然是诗歌与散文相结合。陈先生由于精通佛典,通过详加考察,他认为上述两种文体是由佛经的“长行”与“偈颂”相间的体例演变而来。“后世衍变既久,其散文体中偶杂以诗歌者,遂成今日章回体小说。其保存原式,仍用散文诗歌合体者,则为今日之弹词”。陈先生的论述对我们研究传统小说、弹词等通俗文学作品有着重要的启示。在对佛经传播时所用句式前后变化的分析后,他认为,“其偈颂在六朝时,大抵用五言之体,唐以后则多改用七言。盖吾国语言文字逐渐由短简而趋于长烦,宗教宣传,自以符合当时情状为便,此不待详论者也。”白居易的新乐府诗在句式上亦明显受到佛经句式的影响。除此之外,为便于普及,白居易创作新乐府力求能够适应民众的阅读兴趣及取向,所以与佛曲的句式在传播中之所以由简及繁的演变是由受众的需要一样,白居易新乐府在句式上的变化亦是深受当时民歌之影响自不待言。四、文学研究之比较观比较研究历来是文学研究领域的一个重要的观念和方法。近代以降,一流的学者纷纷借此方法对文学领域的诸问题进行探讨。中西比较在陈先生的文学研究中也不乏其例,但是在中西比较的对象上,陈先生有着较为清醒的认知。“即以今日中国文学系之中外文学比较一类之课程言,亦只能就白乐天等在中国及日本之文学上,或佛敎故事在印度及中国文学上之影响及演变等问题,互相比较研究,方符合比较研究之真谛。”陈先生进一步指出,所有涉及到中西文化比较文体必须具有历史演变及系统异同之概念。我们以陈先生用力较多的佛教故事及文学体裁对中国文学的影响及演变为例,来探讨他在中外比较文学中获得的认识。 维摩诘经本及其故事在印度及中土广为流传,陈先生详细阐释了维摩诘经本在印度及中国传播之情况后认为,“原无眷属之维摩诘,为之造作其祖父及父母妻子女之名字,而与今日通行小说如杨家将之于杨氏,征东征西之于薛氏,所纪内容虽有武事哲理之不同,而其原始流别及变迁孳乳之程序颇复相似。……尝谓吾国小说,大抵为佛教化。六朝维摩经故事之佛典,实皆哲理小说之变相。”陈先生还根据诸佛典及相关作品的记载为我们详细勾勒了孙悟空大闹天宫,猪八戒高老庄娶妻、流沙河沙和尚等故事演变历程。这为我们了解西游记人物、故事的生成有着重要的启示作用。此外在中外文学对比中,陈先生突出重视中国文学的独特性,对于在盲目的对比中丧失了自己的特色并由此产生的本末倒置、“认贼作父”的怪诞现象他更是痛斥不已。在陈先生看来中国文学与西方文学相较,前者最大特点“则为骈词俪语与音韵平仄之配合”,因为这是中国语文的特性所决定,故他一再强调中国语文及文学的独特性及魅力。1932年陈先生受刘文典所托,为清华大学国文科目入学考试出题。借此机会他将自己对中国语文及文学的认知,以一种形式相对简单且又能体现汉民族语言文学特点的“对对子”这一独特的方式来考察学生的国文程度。因为在陈先生看来,我国语言学未能充分建立之前,“对对子”最能体现中国语言的独特性。此举在当时引起不少争议,因为在当时中国的语言学界,以《马氏文通》所展现出的运用西方语言学规律来研究中国语文是主流趋势。陈先生对被时人奉为圭臬的西方语言学中所谓普遍之规律的适应性保持高度警惕,因为在他看来,根据一国语言所总结的规律,并不能完全体现另外一种文字的特征。故陈先生对当日中国语文界以印欧语系之文法来解读汉语之文法这一取向深恶痛绝,认为这是“认贼作父、自乱宗统”,属于盲目对比的“格义”之作。而对偶恰是中国语文特性之所在,由此我们就不难领会陈先生通过“对对子”的形式考察学生的国文程度之良苦用心了。作为史学家的陈寅恪,其文学史研究亦有着鲜明的史学特色,从对文学作品内容的解读到对作者生平思想的介绍,从对文学作品的品读到不同文学体裁之间的比较,贯穿于其中一点便是深具历史的观念,正是在此观念的指引之下,陈先生为我们廓清了文学研究领域的诸多迷雾和障碍。不但对古代文学这一学科的长远发展大有裨益,同时也加深了我们对陈先生深邃而又丰富的人文世界的认知。 作者:郭士礼 单位:四川大学 成都理工大学 文学研究论文:范式话语文学研究论文 一、“范式”话语充斥文学研究的原因 由“范式”所形成的各种理论表述或理论语词,使得“范式”成为目前文学研究中的一种重要的话语资源。在当今文学研究多元化的时代里,原来所坚守的宏大叙事、本质论等话语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定势思维及理论表述的局限,找寻新的但又不会造成束缚的文学研究视野和方法成为学者标举“范式”而较少使用“模式”的原因所在。程光炜在《文化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多样观察》一文中认为,传统的现代文学已没有空白,唯有文化研究、媒介等是文本意义新的增长点。欧阳友权也认为,新的电子媒介是文学研究新的增生点。两位学者都认为文学研究的方法或模式必须进行转换,强调从新的研究范式来研究文学。虽然在具体的应用中,范式与模式两个词在意义使用上的差异并不大,但我们还是预设了两者之间的差异:模式更在于模式的已然生成性,使用者处于不自觉的状态;而范式则强调自觉性,或者说使用者具有自觉的“范式意识”,且还具有革命性的内涵———托马斯•库恩在谈及范式转换时说:“当每次科学革命改变了经历革命的共同体的历史视角,那么,视角的改变将影响革命之后的教科书和研究著作的结构。”受思维习惯等因素所致,某种具有革命性的“模式”或方法我们会称其为“范式”。因此,我们在提到某种范式时多强调其“未生成性”,也即某种范式本身具有较大的可塑性和较强的生命力。这是“范式”成为学者语词新宠的一个原因。“范式”一词之所以能成为文学研究中重要的理论话语,还与知识资源的更新方式有关。知识资源之所以需要更新,是因为原有的理论方法、思维方式、话语模式不能适应相应研究领域的发展需求。知识资源的更新最明显地体现在话语模式或者理论语词的更新方面。然而,知识资源需要得到一定“共同体”的认可,体现新知识的语词同时也要具有一定的普适性。因此,这些语词的内涵就需要从它最先使用的学科领域中延伸出来,成为诸多学科领域可以共享的语词,这就是语词的迁移现象。语词的迁移是当今文学理论跨学科研究中最重要的语言现象,当某一语词由某一领域迁移到另一个领域来使用时,该词的主要内涵不变,且与新领域的知识资源相结合,为新领域研究中的理论增生提供话语表述模板。比如,原本是心理学范畴的“精神分析”一词,被广泛运用到其他学科,形成了诸如精神分析社会学、精神分析文学理论、精神分析哲学、精神分析伦理学等学科或研究方法。范式也是这样的语词,与各种文学研究视角相结合形成了各种范式,具有一定的理论建构价值和方法论意义,尽管“范式”一词在使用中呈现出一定的随意性。 文学研究表述中“范式”话语的充斥,使得我们在文学研究过程中面临着一种范式语境的压力,即只要所强调的语词内涵类似于模式的话语都用“范式”来代替,无形中就形成了一种用“范式”话语表述的行文范式。这一范式的形成,体现并强化了这样三个意义:一是“范式”话语是我们现在标举研究文学新角度或新方法的语词表征,或者学术创新的语词表征。童庆炳主编的《文学理论教程》中指出了两种现代文学批评模式:语言学批评模式和心理学批评模式。但随着“范式”话语的流行,这两种文学批评模式被称作是语言学范式和心理学范式。诚如我们前面所说,范式与模式的内涵是有差异的,但在具体的使用过程中,两者之间的界限消弭了。因而,在文学研究范式的相关论述中,就可能缺乏真正的理论建树意义,而仅仅停留在语词的堆砌上,最终使得文学研究变成一些具有家族相似性的论文或著作:到处都是“范式”。二是由范式所衍生的“范式转换”成为当前文学研究理论、问题、对象以及方法自我调节机制的明显表征。库恩认为,“范式”是“指那些公认的科学成就,它们在一段时间里为实践共同体提供典型的问题和解答”。这就强调“范式”本身的时效性,“范式”及“范式转换”为文学研究提供了开放性的视野。范式转换是针对旧的文学研究模式不能适应新的文学现象的一种能动调节机制,在这种机制下,文学研究可以突破原有的模式,为文学研究继续进行的可行性提供理论基础,同时也能让人们从历时性与共时性的层面对文学研究的现象、方法有动态的全面的把握。三是由“范式”话语所形成的文学研究范式,在当前具有哲学意义和方法论的意义。文学研究范式所具有的哲学性内涵是指范式可以是一种整体的把握方式,可以从形而上的层面对文学研究有一个宏观的认知;所谓方法论的意义是指文学研究范式具有形而下的层面,即范式可以作为一种具体的研究手段或方法来解读具体的文学作品。所以,文学研究范式本身就具有了形而上和形而下的双重意义,或者说文学研究范式可以既是微观的也可以是宏观的,可以既是理论的也是实践的,这是文学范式现在可以畅行的重要原因。上述的三个意义,其实都具有当下性,正如不同时期的文学研究中会出现新的理论语词一样,“范式”只不过是当今学术话语的新宠。当“范式”的革命性内涵渐渐趋于程式化,丧失了其陌生化效果的时候,有关“范式”的论文论著所形成的研究范式也就失去了真正的范式功能。此时的范式只是理论言说者的一种无意识表达,其所具有的理论增生功能也将趋于消亡,“范式”话语可能会失去其自身存在的理由。当有关范式话语的理论表述处于自动化状态时,“范式”一词是否会真的消亡?“新近流行上帝死了,上帝死了的神学也被发掘出来,可是上帝死了之后更多的神再生出来,替代一神教的不是无神论,而是多神教。同理,小说死了以后,它留下来的不是一片空白,而是你争我夺,不断增生的一大群次生文类,每一个都在大喊大叫,要求获得承认。”这应该也是当前文艺学学科的生存状态:一种研究思路或者范式所造成的局限性日益明显时便会受到种种质疑,从而会有新的研究思路或方法出现,但先前的研究思路和方法并不会消失。因而“范式”一词在文学研究中被新的语词所取代,但范式所指的模式、思路或方法并不会消亡。我们知道,一种话语的使用代表着一种价值。“范式”这一话语也不能例外。那么“范式”究竟具有怎样的表征功能?张旭东指出:“文本总是会产生行话套话和新奇的流行说法来代替旧的说法。在我看来这些都是值得重视的症候,借以窥探某一历史时刻的集体性是什么,它的需求是什么,它的矛盾性何在,它的问题何在等问题———这些突然变得时髦的意识形态似乎总是会以某种方式对上述问题给出解答。”“范式”的行话套话性的意义表征了文学研究过程中所形成的“术语”压迫性,即每个观点的言说者都需要在一定的话语框架中表达自身的想法,这当然与我们的学术体制有密切的关系。而学术体制又是我们这个时代整个社会体制的一个组成部分,也反映着我们这个时代的意识形态。因此,一系列“范式”话语所形成的范式是我们这个时代意识形态的表征,借用范式话语而形成的文学研究范式也是我们这个时代意识形态的表征,这就需要对由“范式”话语所形成的表述的范式重新进行审视。 二、有关“范式”的反思 在我们强调差异性的时代里,追求多元化、非中心化也是文学研究努力的方向。在“范式”语词充斥的语境压力中,人们都试图依托“范式”这一话语共同体来争先表述自己的理论观点。诚然,理论观点不同,所形成的范式也就不同。因而,所强调的每一种范式并不必然是所有人的共同体,“艺术家永远不会停止互相反对,互相否定”,因此,文学研究的不同学者会立足于自身学科范式的基础之上,有可能造成对整体语境的忽略,这样也就形成了文学研究视野的局限性。叶舒宪《本土文化自觉与“文学”、“文学史”观反思》与雷世文《现代报纸文艺副刊的原生态文学史图景》两篇文章,尽管分别是从人类学和传播学的角度来对文学进行诠释,探讨文学自身的特征以及文学史的构成方式,但他们都认为,对于文学的解读、对于文学史的重写都应该放在某一个视野之下来观照,从而建构既能还原文学现实又能探讨文学真正本质的文学研究范式。叶舒宪认为应该放在“文学人类学”的视野之下,因为“文学人类学的文学观是一种宏观的整合性的文学视野”。同样,雷世文则从文学传播学的角度认为“以单行本构筑的文学史至少掩盖了某些东西。作家选集作品所做的淘汰工作,使我们再也无法从单行本中看到其作品的原貌”。因而,文学研究必须考虑整个“复调的文化氛围”。其实,每个学者都认为自己站立在一个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视野,但终究只是停留在一种理论的建构与言说上,即便对文学的研究有一些本质的解释,但只能算是一种解释,是对文学现象诸多解释中的一种解释,这种解释形成了一种立场。但这种立场并非完全不同于其他的立场。目前文学研究的诸种立场都是以范式为学术话语来涵盖其表述角度和表述方法的,这就导致表面上不同的范式表述最终却不过是一群家族相似的语词而已。也就是说,这些看起来多元性、互不相同的范式论,实质却是相通乃至相同的:这些貌似不同的范式都有共同的原型,都试图通过对自身的强调以便与以往的研究方法和学术立场相背离。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所谈论的范式与传统的是完全“隔”的,毕竟对于范式的过分强调可能会忽略新旧理论之间的承袭关系。我们现在所谈的范式多被认为是文学研究方法或者对文学解释的不同角度,那么传统的文学研究模式,比如作者论、作品论乃至读者论等等概念虽然是从文学的本质为根本切入点的,但这些角度也是解释文学的角度。 从这一点来看,文学研究范式转型的提法本身就忽视了转型前后两种范式之间的承继关系。并且,我们现在所谈的范式是作为文学研究逃离“文学本质论”的一种尝试,也使得“文学”这一至今仍在不断绵延的话语继续延展内涵。每一种范式也都是对文学涵义的丰富和继续阐释,每一种阐释都是对文学本质的一种预设,尽管那种本质中心论的文学研究模式已经受到了冲击,但对文学本质问题解答的雄心却从没有中断过。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认为各种范式论根本上可以被认定为是一种文学本质论的研究模式。以往的文学研究总是拘囿在对“文学本质论”的抽象解读中,强调文学理论对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的指导性、规约性,缺乏具体的实践模式,一旦将抽象的理论与具体的文学批评关联在一起的时候,文学就成为任抽象理论随意宰割的对象。以“范式”为话语中心的文学研究,虽避免空谈文学的本质,却也会在“本质论”的无意识影响下,一方面试图找寻规制文学活动的本质理论,另一方面也试图对具体文学现象的研究提供方法。这是当今文学研究范式论极具意义的方面。也就是说,当文学理论向文学批评转向的时候,文学研究范式就负载了传统文学研究的宏观规约和价值关怀。目前文学研究的范式比较注重把对文学现象的分析要与社会现实充分联系在一起,强调文学、文学批评对社会生活的干预功能,把文学作为研究对象来对生活中的各种象征物进行喻体化的展示,将不言自明的东西变得失去惯性,使得日常生活陌生化起来,使得文学研究能起到“熏”、“浸”、“刺”、“提”的功能。在多元化的社会里,价值观必然也是多元的,多元的价值观也会给人造成价值失范的印象。而目前的文学研究中普遍存在的范式话语及其形成的表述范式,可以认为是学者重建价值观的努力。阎嘉认为,“我们必须明确理论自身的使命,那就是它将以自己的方式来建构一种价值体系,而不是‘直接指导’什么创作实际,或者更糟的是给作家和创作以‘教训’”,并认为这是当今文学理论的“唯一出路”。当前,学者们不仅是在重建文学研究中的范式,也是在重建当今社会具有引领作用的价值观。而这也正是文学研究者的幸事和艰巨任务。 作者:毛郭平 单位:长治学院 文学研究论文:历史文学研究论文 一、历史文学理论形态的体系化建构 在历史文学基本规律与规范的探索方面,吴秀明的研究显示出一种理论体系建构的特色,具体成果主要表现在《文学中的历史世界》《历史的诗学》和《真实的构造》三部专著之中。《文学中的历史世界》属于文学本位立场的理论体系建构。作者将历史文学界定为“以一定历史事实为基础加工创造的”“与一定史实具有异质同构联系的文学”,以题材的自然属性与审美超越这种双重性为出发点,展开了对历史文学本体的探索。作者首先以六章的篇幅,从真实性的内外在层次及其结合方式、历史感与现实感的关系及作家的自主调节功能、作家对历史题材进行艺术转化的特征与条件、创作方法的差异性和艺术表现的多元取向必然性等方面,论述了存在于历史文学创作中的基本理论问题,并对其读者接受和语言媒介层面的独特性进行了分析。然后,作者又深入探讨了历史文学当代实践中所表现出的各种重大理论问题,对于社会主义新型历史文学的独特内涵、历史文学的“翻案”与“影射”问题、历史文学的“现代化”问题等,都进行了史论结合的理论阐释与实践引导。最后,作者扼要地论述了“深入历史”这一历史文学作家独特的创作功力,并从历史文学产生与发展的高度,揭示了历史文学作为文学大家族一员的认识论基础和实践依据。通观全书,作者所展示的实际上就是一部逻辑周密、规范初具的“历史文学原理”或“历史文学概论”。《历史的诗学》实为《文学中的历史世界》的逻辑呼应和内容补充之作。该书分为“理论篇”“发展篇”和“实践篇”三个部分。其中“理论篇”从哲学的高度,阐述了“历史”转化为“历史文学”的诗学基础与诗化路径,“本体论”“创造论”“形式论”则是其中具体展开的三个侧面。这一部分实际上是以“历史”为本位,与《文学中的历史世界》第一至六章从文学本位角度论述历史文学的基本理论问题,形成了一种思维逻辑上的映衬与呼应。《历史的诗学》的“发展篇”与“实践篇”则分别从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表现出一种将自我理论建构贯彻到阐释中外历史文学实践之中、并从得到验证与丰富的学术意图。这些内容又与《文学中的历史世界》中有关创作现实中的理论问题的探讨,形成了一种内容上的相互联系与补充。这样纵横交通的相互呼应,使得吴秀明的历史文学理论体系显示出视角多维、层次丰富、逻辑贯通的学术特征。在《文学中的历史世界》和《历史的诗学》搭建起历史文学理论体系基本框架的基础上,吴秀明又以《真实的构造》一书着力探讨了“真实性”这一历史文学的优秀问题与“斯克芬司之谜”。在上编“对历史文学真实论的系统考察”中,作者运用在1980年代后期处于中国知识界学术前沿的系统论原理,从历史事实转化为艺术内容、作家主观能动性的发挥、古为今用的需要和读者的认同接受这样四个方面,将“真实性”的系统构成分化为“映象性真实”“主体性真实”“当代性真实”和“认同性真实”四个要素。对每一个真实性要素,则先用一章的篇幅以学术界惯有的理论术语和思维逻辑进行阐述,紧接着再用一章的内容以学界前沿的理论知识和作者本人独特的思辨逻辑进行论辩。全书共分成八章,交叉运用经典理论思维和前沿知识思维,将历史文学的“真实性”作为一个立体多维的系统进行了逐层剖析。下编“对历史文学真实论的专题研究”,则分别探讨了艺术类型、虚构手段、审美关系、现代意识和形式规范对历史真实的艺术转化所可能起到的影响和制约作用,实际上是以“历史真实”为意义基点和逻辑枢纽,重构了历史文学的理论体系。上、下编之间,共同形成一种“整体系统分析和静态专题分析相结合”的逻辑结构。可以说,《文学中的历史世界》和《历史的诗学》是从不同侧面建构起了历史文学理论的基本框架,成功地勾勒出了历史文学作为一个领域或学科的“学术地图”;《真实的构造》则是耸立于这块学术地盘优秀位置的“地标性建筑”,属于对历史文学最基本、最优秀问题的系统化阐述。这三部著作合起来,就以点面结合的研究成果,层次丰富而体系相对完整地体现了吴秀明“将历史文学当作一种独特的学科形态”来对待的宏大学术构想。 二、当代历史文学审美格局的学理化考辨 在当代中国的文化环境中阐释历史文学创作,存在两个基本问题,一是从当代文学的全局出发,应该如何判断和阐述历史文学在整个文学格局中的独特价值,二是在当代历史文学内部,应该如何理解不同审美和观念形态的作品。对前一方面的问题,吴秀明的专著《中国当代长篇历史小说的文化阐释》建构起了一条有理有据的阐释思路,对后一方面的问题,吴秀明则在他主编的《当代历史文学生产体制与历史观问题研究》和《中国当代历史文学的创造与重构》两部著作中,显示了一个能形成学术新空间、生发研究新论题的视野与框架。《中国当代长篇历史小说的文化阐释》主要以采用传统现实主义方法创作的、古代历史题材的长篇小说为研究对象,其学术思路的基本特征,是将历史文学的意蕴探究与文化溯源融为一体。作者走出纯粹的“审美场”,借鉴文化批评的理念,将历史小说置于一定的“文化场”中来解读,通过揭示文本的意识形态及其所隐藏的文化权力关系,视点高远地展现出了当代历史文学的生态特征与意义格局。作者首先勾勒了历史文学在文化转型语境中的演变轨迹与创作群体,并从文化立场、现代意识、题材热点、主体精神、文体形态和另类写作现象六个方面,系统地分析了历史文学的审美生态;然后,作者以姚雪垠、凌力、唐浩明、刘斯奋、二月河、杨书案等历史文学名家的创作为代表,分别对思想立场层面的历史主义典型化、女性现实主义、历史守成主义倾向和审美境界层面的文化意味、大众化、散文化倾向等方面,探讨了历史文学审美境界建构的文化路径及其价值底蕴。贯穿于全书的基本线索,则是对当代历史文学现代性内涵的丰富发掘与充分肯定。这种从思想文化高度、以现代性为线索审视历史文学创作的逻辑思路,既隐含着对当代历史文学内涵特征的深刻认知,也是对历史文学在整个当代文学格局中的意义和分量予以学术强化的具体表现,其中鲜明地体现出一种以当代文学为本位来探讨和判断历史文学价值的学术逻辑。《当代历史文学生产体制与历史观研究》和《中国当代历史文学的创造与重构》最为重要的主编思路,则是从当代文化整体格局的高度着眼,来体察各类历史题材创作的合理性、建构学术考察的视野与框架。“在中国当代文学中,客观上存在古代历史题材和现代革命历史题材两类社会背景、价值基础都截然不同的创作。而且不管是古代还是现代历史题材,在史实‘演义’的基础上,都带有思潮性质地出现了纯虚构形态的‘新历史文学’。而影像和网络的出现,更给文学创作提供了包含着审美与文化新质的新型内容载体。”于是,这两部学术著作也就将其全部纳入学术考察的范围,并以“历史题材创作”名之,以期“在更大的视野范围内对当代文学尤其是近30年来客观存在的多元复杂的历史题材创作作出回应”。在《当代历史文学生产体制与历史观研究》一书中,研究者致力于“对当代历史文学的生产体制、在该体制下派生的创作实践及表现形态,存在于创作实践中的历史观问题进行全面考察”。《中国当代历史文学的创造与重构》一书可分为两个部分,前半部分首先从文艺论争中探讨当代“历史题材写作规范的确立”,然后勾勒了传统形态历史小说、新历史小说和革命历史小说发展概况,剖析了其中的认知境界特征与世俗化、史诗化等审美文化倾向;后半部分则通过对历史文学经典作品的文本解读,具体阐述了当代历史文学的审美建构与文学成就。相对于仅仅着眼于传统形态创作的历史文学研究,这两部著作的学术视野既有对历史文学研究框架与学术外延的拓展,又体现出一种排除历史与文学观念高下之分、以“历史”为本位的思想逻辑与文化气概,对于在相互比较中理解各类历史题材的复杂情形与审美得失,也具有不可低估的意义。吴秀明对当代历史文学从两个基本方面所展开的学术考辨,实际上是从学理化的层面,既为将历史文学纳入当代文学意义格局“开辟了一条道”,又为全方位地审视当代文化格局中历史文学的复杂情形“打开了一扇门”,其中所体现的,确实是一片“将文化研究和文学研究有机融合起来”的“学术研究的新天地”。 三、学术思维与学理境界的探求 总体看来,吴秀明历史文学研究的学术思维与学理境界,体现出以下几个方面的重要特征。首先,在思想视野和学术重心的选择方面,吴秀明的研究表现出一种全局性视野与问题意识相结合的特征。吴秀明将“历史文学”界定为与历史具有“异质同构”关系的一种文学艺术形态,并以此作为全部研究的逻辑起点,这本身就是建立在对历史世界与文学世界全面而透彻地理解的基础之上。他建构历史文学理论体系的基本框架、探讨历史文学理论范畴的优秀问题,研究课题的选择也是基于对历史文学创作与研究状况的全局性把握。在选择和分析各种具体论题的过程中,吴秀明同样表现出一种以谙熟现实状况为基础的问题意识。论述社会主义新型历史文学时,吴秀明着重分析了人民群众描写与历史记载中民众生活内容匮乏之间的矛盾;分析历史文学的语言时,他又对“非常态历史文学”的语言媒介特征进行了专门考察,这些都是发现和剖析历史文学“真问题”所获得的独特学术内容。吴秀明还特别注意到“找到了‘根据地’之后如何防止它所带来的负面效应、实现理性的超越”,这实际上也是一个在深入探讨具体论题的过程中如何继续保持全局性视野的问题。正是立足于全局性视野的问题意识,为吴秀明研究的学术分量与学科意义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其次,在学术资源和理论依据的寻找方面,吴秀明的研究表现出一种知识体系前沿性与人文意识真切性相结合的特征。吴秀明的历史文学研究,存在着1980年代后期的理论新思潮与1990年代后的文化多元化两个重要的时代背景。吴秀明进行历史文学理论研究正值20世纪1980年代中后期那“观念论”“方法论”风起云涌的年代,他“在操持传统的社会学、美学、哲学、史学批评方法的同时,也广泛地借鉴了心理学、文化学、符号学、结构主义、发生认识论、阐释学、接受美学、系统论等文艺学方面的研究成果”輯訛輥,来作为论证的逻辑和体系的基础,从而充分表现出跨学科的知识视野和多角度的思维逻辑。但饶有意味的是,吴秀明也高度重视文学作为人类精神生命形态的人文性、创造性特征。当代历史文学研究本就以审美创造为研究对象,关注文本的人文内涵和作家的创造性特征自在情理之中。在历史文学理论研究的过程中,吴秀明也时时表现出对于文学作为人类生命形式的高度敏感。在《历史的诗学》一书中,吴秀明对历史文学审美创造的逻辑归结点,就是“艺术创造与作家的人格理想”;而对历史文学审美形式的辨析,作者也将“文体形式与生命形式的构造”联系起来进行思考。真切地揭示出学术问题中所包含的人文意味,并以之为阐释规律和指导实践的本源性依据,使得吴秀明的研究增添了哲学层面本体论的思想维度。再次,在学术内涵与意义指向的探求方面,吴秀明的研究表现出规律论与方法论、理论体系建构与实践指导诉求的统一。建构历史文学理论体系、探究历史文学规律与规范的学术意图,在吴秀明的相关论著中显而易见。他同时又认为:“学术研究当然不能太功利,对‘有用’作片面狭隘的理解,但它确实也有个价值论和当代性的问题”,因而注重“所提出的问题,来自实践而又反作用于实践”“对中国文学文化建设是有现实意义的”輰訛輥。因此,他既坚持用前沿学术理论来推演历史文学个性、探究历史文学规律,又注重将研究思路切入历史文学的内在肌理与操作规程之中,甚至注重为创作与批评提供切实可行的运作套路。《真实的构造》一书的前四章,分别存在以“超历史性的深层规约”“文艺创作对历史事实的正确取向”“主体自我显现的方式与途径”“前在经验对创造心理的影响”为标题的小节,实践指导意义在其中就显得一目了然。 阅读吴秀明的历史文学理论论著,我们甚至会产生历史文学可以当作一门“技艺”来看待的感受,作者仿佛是通过各种角度的“讲道理”告诉我们,在历史文学这门“手艺”中,为什么要使用这样的工具、采用这样的方法,而反对和拒绝另外的工具、技艺与方法。这种以人文感悟和规律掌握为基础的实践操作规范意识,使得吴秀明的研究有力地避免了人文学术常有的空泛、大而化之的思维倾向。第四,在学理境界与学术价值基点的自我确立方面,吴秀明的研究则表现出多元合理性吸纳与“公认定说”追求相统一的特征。吴秀明在具体问题的研究上,特别注重以跨学科的理论与知识来建构意义逻辑,在学术上“自成一说”;在学术框架的建构和论述重点的选择方面,他往往以既在历史文学研究领域显得优秀和重要、又在他自己的学术思路中自成体系为原则;在基本判断和最终结论层面,吴秀明则以不管“时宜”而遵循“规律”、深刻性与稳健性兼而有之为主要特征。这些特征归结为一句话就是:以处于学术前沿的新理论和新思维,来阐释本质、精确的历史文学审美规律与创作规范。一种建构“公认定说”的学术价值倾向,就从中鲜明地体现出来。所谓“公认定说”,是吴秀明借用老一辈学者王瑶先生的话对自我学术理想所作的表达。在《文学中的历史世界》一书的《后记》中,吴秀明谈道:“王瑶先生曾有言:学术研究有三个层次、三种境界:一曰‘公认定说’,这是应当奋斗的方向;二曰‘自成一说’,这是努力实现的目标;三曰‘自圆其说’,这是必须达到的标准。至于‘人云亦云’,则是应该极力避免的不好的作法。”輱訛輥吴秀明所追求的,正是力争使学术研究中的“自成一说”成为相关研究领域的“公认定说”。在当今中国文化多元化的时代语境中,表面上看往往是“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寻求和持守“公认定说”并非容易之事。但吴秀明又坚持将“公认定说”境界的追求与吸纳多元价值取向的合理性紧密地结合起来,这样,他的“公认定说”境界就建立在了视野通达、意义兼容的基础之上。在《真实的构造》“对历史文学真实论的专题研究”部分,吴秀明分析“《故事新编》在真实类型上的拓新意义”、思考“如何看待艺术虚构中的非现实因素”、探讨“中西不同真实观之间的民族性渊源”,都是为了视野更开阔地揭示“四维一体”的历史文学真实系统与各种艺术表现形态之间的复杂关系,思路更通达地阐述历史文学真实与历史真实之间“异质同构”特征的辩证性与内涵丰富性。实际上,吴秀明30余年间建立历史文学研究的学术“根据地”、而又超越这一“根据地”从事其他领域研究的事实本身,又何尝不是在更大范围内的探讨、持守与反思、超越呢?这种将多元合理性吸纳与“公认定说”追求相统一的学理境界,显示出一种既实事求是、坚持真理而又不断探索新的事实、发现新的真理的思想道路,是相对真理与绝对真理相统一的哲学原则在学术研究中的具体体现。吴秀明历史文学研究理论基础的深刻性与合理性,即由此充分体现出来。 作者:刘起林 文学研究论文:文化研究文学研究论文 一、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 “文学研究”一经戴上科学的桂冠,就意味着将永远陷入科学本质与文学本质之间的纠结与困惑之中。一方面,科学本质要求通过严密的逻辑推理和严格的实证方法来无限地接近真相。另一方面,作为研究对象的文学,文学作品丰富的表现形式,复杂的内心情感,千差万别的经验和常识,理性和科学在进行简单的归纳时都常常显得无能为力,更何况要接近真相,达到真理!这是感性确定性的种类与个体的问题,种和类为第二实体,个体是第一实体。用第二实体把握第一实体是徒劳的、无力的。很多学者用《否定辩证法》来指导文化批评。任何一个概念中都蕴涵着概念性与非概念性的矛盾,也就是永恒的、普遍性的领域与流变的现象世界之间的矛盾。形而上学内部也存在着这样的矛盾。文学研究如何处理好这样的矛盾?处理不好就会出现这样的尴尬——与它的本质越走越远。文学与科学最容易沟通的恐怕是古典文献学,把中国古典文献学研究放在世界范围内考察,她也一直是优等生。 在传统文献学里,目录、版本、校勘、注疏、辨伪、辑佚等,被视为传统经史之学的门径和基石,历代先贤大儒在这方面下了苦功,我们所熟悉的民国大师,绝大多数在方面都是世界顶级高手。那么现在的文献学可能对古代文学典籍的重新整理、编纂、考辨、译注包括现代化传播等都有新的要求,其动态和流变也并不容易把握。既然处理科学本质与文学的鲜活生命之间的矛盾成为一种高难度的艺术,那么时至今日,又有多少人真正吃透了这门艺术?在严格的学术制度管制下的文学研究,难免生产出大量与文学实践严重脱节的“产品”,文学真正需要的理论问题并没有得到有效地解决。在研究方法上采取拿来主义,忽略文学的本质属性,与其他社会科学等同,正是前文提到的照搬西方理论模式,才会出现僵化的学报体、新八股文现象。文学研究模式化的后果是,把鲜活复杂的文学框定在刻板的教条里,这种简单粗暴的方式与强调精细的科学精神也是背道而驰的。为了冲破这种令人窒息的牢笼,文学研究者中的一些活跃分子兵分两路,一路专事文化批评。文化批评不关注文本的文学性,倾心于文学作品以外的社会问题,作家的文本只是一个借口或者道具,六经注我,在诸如女性主义、生态批评、殖民主义、文化霸权、历史主义、意识形态以及国家机器等等方面大做文章。近年来文化批评的“酷评”风潮逐渐流行,其中不乏投机分子,为了快速吸引眼球,来不及细读文本,不注重学理,懒得做功课,只要是文坛大腕的作品,不问青红皂白,先拉出来打他五十大板。批评家长期坐冷板凳,求关注、求疼爱,此乃人之常情。另一路则杀入“文化研究”这个广阔的荒原。广义的文化研究并不局限于文学这一特定的对象,而是涉及到社会的方方面面,与文学研究的“抱残守缺”相比,文化研究是一个全新的新生事物,它被高校文科院系和社会科学研究机构看作一个新的学科增长点。文化研究与文学研究相比,有更美妙的前景,方法上也有诸多“野路子”。在格局上它打破了狭隘的学科化了的文学研究,在视野上也从文学转向了诸多边缘文化现象。随着中国经济持续稳定地增长,国际声誉日隆,只要有一点常识的中国人都感觉到了增强文化自信、提升文化软实力的必要性。无论是中国目前在国际上所处的位置还自身发展的需要,文化研究被高度重视,政府机构的文化决策需要各大“智库”提供有力的研究成果。从事文史哲类基础理论研究的研究者纷纷转战文化研究阵地,各种文化研究所、文化研究中心如雨后春笋。 与文化研究生意兴隆、人声鼎沸的场面相比,文学研究显得日益萧条冷落。基础理论研究投入大、回报低,其影响力无法预见,与之形成强烈对比的是,应用研究收效快,几乎立竿见影。不排除科研人员有立刻套现的功利心理,因此文学研究转向文化研究成为上下共谋的结果。实际上,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两者常常是难分彼此,互相包含,它们在分离与撕扯当中既互相拆台,也彼此成就。然而,被热捧的文化研究也并非一帆风顺,首先它要面临学科归属的尴尬,加上由于缺乏形而上的理论指导,其实践性与理论性严重脱节,真正有价值的研究成果寥寥无几。研究人员一窝蜂赶潮流,知识储备不够,即使在实践性研究这一块也无法有效地给党政决策部门提供急需的应用对策研究成果。“文化”是一个包罗万象的概念,“文化研究”一开始就不打算把自己规定为对文化的研究,它带有一定的学理性和学科性质。正式的文化研究机构可追溯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英国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所,其代表人物有理查德•霍加特(R.Hoggart)与雷蒙德•威廉斯(R.Williams),被称之为“伯明翰学派”。由于文化研究在各学科之间处于摇摆不定的位置,一直缺乏理论支撑,西方比较早进入这一领域。马克斯•霍克海默(M.MaxHorkheimer)和西方奥多•阿多诺(TheodorWiesengrundAdorno)的《否定辩证法》,以及瓦尔特•本雅明(WalterBenjamin)的《机器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这两部作品常被作为文化研究的理论骨架。广义的文化研究把社会学、媒体研究、文学理论以及文化人类学等搅拌在一起,对社会中的各种文化现象进行研究,关注非主流意识形态之外的亚文化。直到今天,文化研究的学科性质、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还处于模糊状态。目前国内的文化研究出于现实的需要,侧重于实践性研究,其文化立场、批判姿态都还没有来得及进入到义理层面。通常情况下,社会总是尽量维护既定的文化机制,这是保障社会结构稳定的基本前提。对于文学研究这门学科说来,一个多世纪以来大学教育体制使文学研究专业化,这门学科在社会关系架构中已经处于相对稳定的位置之中。高校的文学院(中文系)、外国语学院(外语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三大文学研究机构(文学研究所、外国文学研究所、民族文学研究所),以及全国地方社会科学院的文学研究所,有一支长期稳定的教学和科研队伍。这几年文化研究来势凶猛,它所带来冲击使得地方社科院的文学所研究方向和功能上发生了变化。地方社会科学院一般被定位为“思想库”、“智囊团”,由于文化研究与文学研究某种内在的联系,从事文学研究的科研团队和科研人员的纷纷转行文化研究,并有愈演愈烈的趋势。一项统计表明,2014年全国31家地方社科院,有8个文学研究所改为文化研究所,三个文学研究所与历史研究所合并,两个所改为民族研究所(属于社会学)。北京、山东、浙江、河南这样的文学资源丰富的省份都改为文化研究所。 全国社科院很多文学研究所被撤销或者合并,合并后名称改为文史研究所。像湖北省,拥有屈原、孟浩然、公安派、竟陵派、闻一多等这样好的文学资源的省份都被合并,只保留一至两名文学研究人员。名称的更改决定学科定位和研究方向。有些文化研究所和文史研究所已经不再设置文学学科,如广东、重庆等。社会科学的学科发展一面方越来越精细化,但另一方面,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科学的属性又需要团队作战和跨学科合作研究,呈现高度综合化趋势。地方社会科学院的定位主要是为地方党委和政府的决策服务,在注重基础性研究与应用性研究相结合的同时突出应用性研究。后者是获得人才、资金和政策的支持的有力保障。基础学科在地方社科院一直很处于弱势地位,改行、合并常常并非出于研究人员的本意。文化研究可谓资源丰富、天地广阔,研究者大可信马由缰。排斥在主流之外的边缘文化,日益兴隆的影视文化,高度被关注的民间文化,亟待保护整理的传统文化等等。当年的伯明翰学派就直言不讳的宣称他们是以文化实践和社会关系变迁为主要研究任务,内容也主要是大众文化和日常生活,包括影视、各种文化媒介、休闲方式甚至房屋装修,后来才转向媒介的意识形态功能研究。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无论是伯明翰学派,还是法兰克福学派,他们的研究人员学科背景大都是社会学、哲学、法学、历史学和心理学,鲜见有文学学科背景的成员。广义的文化研究与文学几乎没有什么交叉点,它本质上应该属于社会学。通常采用抽样调查、统计分析以及社区研究、个案研究等方法,试图通过精确数据和各种社会文化动态作为理论支撑。那么,狭义文化研究境况如何呢?文化皮书、文化发展战略一类的调研报告与文学基础理论也是毫不相干。出现这种现象与当今时代分工过细,行业壁垒有关。文学研究也是一门职业陷阱很深的行业,而文化研究处于草创阶段,有文学学科背景的人最容易入手。再者,社会科学未来发展趋势更加注重应用学科和局部研究,文学抢先占领文化研究阵地也是一个不错的策略。然而,真正的文化研究其难度要远远高于其他纯粹单一的学科,文化研究的跨学科性、政治性、实践性、批判性,不仅需要极大的知识储备,还需要文史哲与自然科学融会贯通,最好是学贯中西,博古通今。除此之外,还要有应用对策研究与基础理论研究两相兼顾的能力。 二、学术体制下文化研究的困境 文学研究纷纷转向文化研究,这里涉及到一个根本性问题,即学术体制下的人才培养问题。学术职业化和学术体制化的恶果是僵死的教条主义大行其道。国家现行的学术体制与人才培养是紧密相关的,由于前面提到的文化研究的跨学科性、边界模糊性,国家一级学科没有、也无法设置文化这一门学科。年轻学者的晋升常常遇到“技术性”障碍。如果一位年轻学者在他的学术规划中打算专事文化研究,那么,他的职称评定将严重受阻。在课题这一块,文学研究在国家一级学科里有中国文学、外国文学、语言学、新闻传播学、艺术学。课题申报严格按学科分类,除了重大课题有跨学科研究,部级、省级重点课题、一般课题、青年课题都只能一一对应。在重大课题的申报方面,青年学者在申报人资格这一栏就被拒之门外。文化研究要申报纵向课题,打个比方,就算某项文化研究比较靠近伦理学或美学,就意味着要跟思辨哲学或纯粹的伦理学、美学竞争哲学课题。又如,以神话传说为背景的江山胜景、历史遗存被纳入重点保护范围,那么在申请文化保护方面的纵向课题时,可能同时涉及到文学人类学、历史学、考古学、民族学、地理学等,但它不好往其中任何一个专门的学科上靠,也无力与其中任何一个纯粹的学科竞争,因此,这类课题一是被地方政府作为横向课题招标,一是作为国家重大课题,年青学者既没有资格也不具备这种综合能力。方面更是重重受阻,国内目前没有顶级文化期刊,有一些知名度很高的文化期刊,在考核机制中被排除在“权威”或“重大”刊物之外。各级职称评审成果量化标准具有稳定性和滞后性,很多评审机构还在沿用20年前制定的评审标准。职称评审规则的制定与国家学术体制下的学科分类严格挂钩。按照西方的学科分类将中国传统学术和知识文化逐个对号入座,学科的实用性得到彰显。中国传统学术文史哲不分,事实上,这种讲求博通的“通人之学”的学科分类与西方讲求实用的“专门之学”的学科分类根本无法实现对接,古代典籍尤其是先秦两汉的经、史、子、集常常无法归类,中国图书馆分类法的古代部分在这种分类法面前无可奈何,仍然沿袭传统的“四部学”。人文社会科学的粗暴分类法可能不知不觉地改变着人的思维方式和学术方向,那么在振兴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复兴国学的重要历史使命面前,各学术机构、研究人员始终处于纠结之中。青年学者在职称评定时,拿不出高分值的成果,制度不会对单个的人进行变通。这又回到关系论的问题,大的关于学科的关系论。某种事物之所以成其为某种事物,是在相对应的关系中成立。文化研究被人通俗地称之为“万金油”,其实对专业要求更高。文化研究一方面凌驾于各学科之上,另一方面又委身于各学科之内,在自己编织的蛛网式的错综复杂的关系中迷失了自我。高调的文化研究者不在乎学科上的归属问题,文化研究的跨学科属性众所周知。从人才培养的角度考虑,文化研究的发展还需要有配套的学术体制。当然,无论文学研究还是文化研究,只有不受制于体制后才会有真正的自由。科学研究到了无为的境界才有真东西。 三、结语 文史哲短暂的分家之后,信息化之后又进入“大学科”时代,学科的疆界再一次被打破,跨学科跨文体成为趋势。文化研究比文学研究更敏锐的观察到了这一点,它作为一个有旺盛生命力的新生事物反衬了文学研究的衰落,它的反制度化、反学院化正是对包括文学研究在内的刻板学术制度的刺激,它密切关注风起云涌的社会文化运动,以实践的姿态干预社会文化。当然,文学研究处在一种稳定的学科关系中,结构牢固,分工明晰,不可能轻易地被遮蔽、被分散。虽然说文学的本质属性和它的永恒性是它存在的理由,但是面对当前危机,需要学界认真思考,重建自己的理论体系。 作者:卓今 单位:湖南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文学研究论文:英美文学研究论文 一、 英美文学研究的现代化发展 英美文学研究现代化的另一个表现形式是,在评估过程中,进一步淡化其艺术性及故事性的重要性,而是更侧重于作者的思想深度,以及作品所反映的社会现实、社会发展中的问题,可以说,一个作品是否具有社会前瞻性在一定程度上标榜了其文学价值。比如《飞蛾:象征的创造性力量——论佛吉尼亚伍尔夫的(海浪)中飞蛾的象征意义》和《大众的反叛》两本书,虽然一个是对社会现象的剖析和对现论进行补充,一个是对西方现代化历史的反思,但都是通过对一件小事或一段时期的分析,来对社会发展提出值得借鉴的建议,故而受到了专家的充分肯定与褒扬,在社会舆论上也引起了广泛关注,就连各种奖项也对其抛出了橄榄枝。 二、英美文学研究现代化对我国文学的启示 1.研究英美文学现代化的原因 从五四时期开始,我国现代文学就涌现了大量的新作品,这些作品符合大众口味,不再像过去那样生涩难懂,同时,出现了职业作家、明星作家、业余等各种身份,这促进了我国文学和文学研究的现代化,文学的发展孕育了新的体裁和思想方式,以及文学研究的变化,而知识分子的身份地位转变又反过来衍生出更新颖多样的文学形式。而中国文学研究的现代化又是与这一系列的变化相辅相成的,文学的现代化为文学的现代化研究提供新的材料,促进着后者的发展,而文学研究的现代化成果则可以给新文学更多的思想、手段,纠正文学发展中的错误,促进文学更好的发展。从胡适提出以白话文代替文言文开始,我国社会变革的步伐就一再体现在文学作品上,改良社会、教育人心的作品成了主流,又加之文学创作人一般也身兼这研究者的身份,对于文学研究现代化的要求就更高。分析借鉴英美文化研究现代化的方法和成果,是加快我国文学研究发展的重要途径之一、也是我国文学发展的重要任务。 2.英美文学现代化的启示 自John教授因图书馆管理使用繁琐,而提出了以网络远距科技来解决始,文字的计算机化就开始深远的影响着英美文学的发展。让图书馆走进网络,不但使图书馆的存储空间无限扩增,也解决了它的取放问题。由此衍生的是,整个学术研究中的数据取放问题都得以解决,新形式的出现,也改变着文学研究的方法和习惯,可以说,以网络分析类化为主的科学思想主导了文学研究的现代化发展。这一时期的文学作品无一不反映出人们的理性思考和科技发展对世界的巨大影响力。这表明作者更多的注意到了一种人文关怀,并且充分认识到了科技对文学研究的重要作用,进而更是将计算机和网络及其相关技术全面运用到文学研究中,这些发展和对科技的敏感反映都是值得我国借鉴的,文字从文言文变为白话文,再变成数字化的文字,这才是应有的变革。我国学者一则对计算机网络运用到文学研究中这一点的反映不够敏感,二则对运用方法也处于摸索之中,故而,发展空间还很大,一方面要培养懂技术的相关人才,另一方面就是要借鉴学习英美文学研究的成果,利用网络加强文学和科学的关系。同时最重要的是从根本上认识到文学与科学相联系对社会发展和进步的重要性,只有将这个思想深植脑中,才能令我国的文学研究获得长足的发展。 三、结语 综上所述,文学是一种重要的社会表达,而灵活的运用计算机和网络去进行文学研究则是对这种表达的检测、管理和促进,同时文学的国际化也是重要的发展趋势。 作者:陈萌 单位:河南教育学院物理与电子工程学院 文学研究论文:后殖民时代文学研究论文 一、后殖民时代概述 所谓“后殖民时代”目前包括了两种相对立的内涵,其一是指西方以英美为首的发达国家纷纷开始以各种无形的手段侵略他国,并借此控制他国人民的思想,从而达到他们在精神上殖民的目的;其二是指不少开明的西方民主人士,纷纷反对本国的殖民主义者的新殖民主义,并且以一种反思和批判的观点来痛斥殖民时代的血腥性。这二者都是相对于“殖民时代”来说的,他并不是意味着“殖民时代”的总结,因为新形势的“殖民主义”依然被许多发达国家的政客们所鼓吹。目前典型的西方新“殖民主义”的表现形式有发达国家对落后国家输出文化产品,并且将这种文化不断渗透到落后国家人民的生活中去,并且将落后国家的文化逐渐改造成发达国家所希望的文化。 二、后殖民时代英国文学研究困境的成因 后殖民时代英国文学研究困境的形成不是一蹴而就的,其发展的形势是由多种原因推动而构成的。 (一)殖民时代的血腥 工业时代,由于资本积累的需要,殖民主义随之成为西方世界普遍认同的一种积累财富的手段。在这样的时代大背景下,不少文学作品都对殖民主 义的行为进行粉饰,甚至于为殖民主义摇旗呐喊。然而在今天,以世界的眼光来看,殖民主义是一种对落后国家人民的血腥压榨,但是从某些“精英”们的眼光来看,这种行为却是合理合法的。因此,在后殖民主义时代,不少“精英”仍然坚信,只有“殖民主义”才能推动国家迅速发展,因此,这些“精英”选择了各种方法为新时代的“殖民主义”摇旗呐喊,而英国文学就成为了他们最喜欢的一种方法。因为通过文学将自己的思想进行传播,不仅具有隐蔽性的特征,而且能够使读者在不知不觉中接受他们的观点,从而实现“殖民主义”思想传播的目的。因此,这些“精英”往往不希望重提“殖民时代”的英国文学去唤醒人们的警惕,更遑论对英国文学的研究了。 (二)左派文人的批判 由于在后殖民主义时代,英国都以隐蔽的方式对落后国家进行新型的“殖民主义”。为迎合这种政治上的需要,不少英国的御用文人们也将开始为“殖民时代”的行为作出各种冠冕堂皇的解释。例如,著名的文学研究学者雷蒙•威廉斯就仔细研究过英国文学研究传统的形成史,论证了这一传统紧抓不放的文化与资本主义现代文明嬗变之间的鸿沟。尽管不少反对者争相驳斥此类观点,但是依旧有不少英国学者对该类英国文学出现困境的缘由深信不疑。这就使得不少英国学者认为对殖民时代的英国文学研究已经可以画上句号,从而在思想上禁锢了其研究英国文学的动力。 (三)语境的巨大变化 每一代人都会产生每一代人的文化,而大学生活和市井社会更是容易催生出新的文化,这就使得英国文学的研究陷入了一个尴尬的状态。因为即使是土生土长的英国人,他们接受的语境文化也与许多经典的英国文学中的语境是完全不同的。这就使得英国文学研究学者在研究英国文学时不可能完完全全地切实领悟英国文学的真实内涵,甚至于可能出现理解上的偏差,最终导致英国文学研究的发展受到阻碍。要知道“,殖民时代”的英国作为一个庞大的帝国,其公民的心理与思想与当今的英国人民相比远远不同,这就使得英国文学的研究陷入了一种断层的阶段。 (四)殖民地的觉醒 在“殖民时代”,英国以其先进的技术和强悍的武力为其推动其文学向世界传播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但是,这种文学的传播其本质上是将英国本土适用的方法、理念甚至机构都原封不动地搬到殖民地推广实行。不难看出,这种行为其本质上是一种霸权主义,是对殖民地人民思想和政治的禁锢。然而,在后殖民时代,许多原本的殖民地纷纷脱离了英国的控制,其逐渐开始希望恢复本国家的文化研究。在这样的背景下,摒弃英国文学研究,改而研究本国家的文学,也使得英国文学的研究陷入了困境。比较典型的例子就是1968年10月肯尼亚作家、学者恩古吉•瓦•蒂文哥在内罗毕大学做题为《论废除英文系》的演说,旗帜鲜明地提倡用非洲文学取代英国文学研究,将非洲文学和语言中心化,英国文学边缘化。 (五)后殖民的文本政治 后殖民文本政治由于其强调文本作为优秀的作用,因此其希望用文学文本和文本解读介入到文化政治中去。这就使得后殖民文学研究成为了一种具有独特范式的文学研究,他的出现对于英国文学研究传统形式造成了巨大的冲击,并且揭露了殖民时代权利与文学之间的共生关系。而传统的英国文学大多是以斯皮瓦克为代表的“话语暴力”,通过强调殖民地的从属关系,从而推断出殖民地对宗主国的干涉行为不具有话语权。然而在今天,这种“话语暴力”早已经成为“后殖民时代”所广泛抵制的文学行文,而英国文学研究也因此受到牵连,其文学研究也陷入了困境。 三、后殖民时代英国文学研究的困境 随着“后殖民时代”的到来,不少国家的有志之士纷纷开始反思“殖民时代”的血腥与混乱。在这样的背景下,作为老牌西方发达国家的英国,其文学的研究也随之陷入了一种困境,比较典型的情况有以下几种: (一)印度:并立与继承 在印度摆脱殖民地的身份后,其国内的学者不得不开始面对这样一个问题,如何处理好本土文学理论和英国文学理论之间的关系?经历长期的探讨与摸索,以罗伯特•弗雷德为代表的一批文学家提出了并立和继承的观点。在保持印度传统文化不变的基础上,也对英国文学进行有选择性地吸收继承。这样做不仅能够保留印度文学的传统性,而且能为后来者诠释印度今天的语言中为何掺杂着英语的原因。其遵循着“混沌”的原则,将印度的文学与英国的文学相互并立地进行研究,使得其国内的文学研究具有明显的“后殖民时代”的语言风格,即在其文学作品中往往容易看到印度梵语与英语同时出现的情况。例如,《帝国的反写》与《后殖民小说:类型问题》等书中都与传统的文学风格不同,呈现出一种在后殖民时代用处的新语境、新词汇和新美学等特征。参考皮埃尔•杜里克斯的归纳总结,我们可以得出“后殖民时代”的英国文学主要有这样两点共同点:(1)其包含了浓郁的“后殖民时代”的政治特征,而这种特征又被巧妙地融入到了文学写作的精妙语句中。(2)其必然存在着由“殖民时代”到“后殖民时代”转变的历史印记。 (二)澳大利亚:批判 作为英国的殖民地,今天的英联邦成员之一,澳大利亚对于英国文学的研究有着更为深入的探索。由于其有着与英国文化近乎相同的文化,其关注点也不同于印度的本土文学与英国文学关系处理的问题,而更多的是对于“殖民时代”存在的错误行为进行批判。其主要批判的对象有:强调民族文化的优越性或地区文化的优越性,例如西方国家的文化总是优于东方的;强调种族的优越性或种族模式的优越性,例如白人的基因天生优于黄种人和黑人;强调殖民文学和后殖民文学之间的比较;关注混杂、混合等现象更为复杂的比较模式。例如,比较典型的有阿尼亚•伦巴和马丁•奥尔金共同编撰的《后殖民莎士比亚》就将后殖民时代的英国文学进行评点,并联系莎士比亚的文学作品在后殖民时代的新认识,分析后殖民时代英国文学的困境。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在“后殖民时代”,更多的澳大利亚学者开始讲英国文学列入到他们的批判名单中。 (三)世界:独立的文学体系 我们可以看到,在当今的世界上,英国文学不再是“殖民时代”一家独大的地位了,许多曾经的英国文学研究学者也都纷纷选择对其他国家的文学进行研究,而英国文学因其“殖民时代”所贯彻的“殖民主义”存在,往往受到了不少国家学者的抵制。而曾经的殖民地国家,在经济与政治独立后,也纷纷迎来了文化上的独立,那些曾经被英国文学光辉遮盖下的本国文学纷纷浮出水面,对本国文学的研究也逐渐兴盛起来。这就使得原本对英国文学的研究体系逐渐打破,而世界各国纷纷建立起了独立的文学研究体系。这些文学体系不仅有着对“殖民时代”罪恶性的讨论,也有着对本国语言、语境、词汇的深入研究。 四、结语 在今天,英国文学的研究陷入困境其实质上是各国人民对于英国在“殖民时代”的行为作出的回应,也是对英国在今天依旧灌输在文学中的新“殖民主义”和“霸权主义”的有利回应。我们不能说英国文学的研究是没有价值的,但是往往文学的价值总是与政治思想的表达联系在了一起,因此文学的研究也离不开政治环境的支持,或许,这就是英国文学的研究为什么会陷入困境的根本原因吧。 作者:刘敏 单位:山东青年政治学院 文学研究论文:城市水文学研究论文 1城市水文学研究现状 1.1城市化的水文效应研究 综合已有研究,将城市化过程中对区域水循环和水文过程产生的影响以及由此引发的水文现象称为城市化水文效应.从水文过程的本身来看,城市化带来的水文过程效应主要包括:城市降雨过程特征突变、城市耗散强度增大以及城市产汇流过程畸变等.对于城市降雨过程,众多研究表明,城市市区内的降水量显著高于郊区降水量,城市周围降水时空趋势性分布十分明显.其主要原因是城市化对水分和能量收支的影响,这些影响被称之为城市“热岛效应”、“雨岛效应”、城市“干/湿岛效应”等.其中,城市“雨岛效益”和“干/湿岛效应”与城市“热岛效应”密切相关.在城市“热岛效应”方面,Gedzelman等人、Champollion等人、Bottyan和Unger、Nadir基于城区和郊区的气温观测数据分别研究了美国纽约、法国巴黎、匈牙利塞巨(Szged)、苏丹喀土穆等城市的热岛效应,发现纽约城市热岛效应最强,城区和郊区的气温差最高可达8℃.张景哲等人、周淑贞对北京、上海的“热岛效应”做了系统研究.在“热岛效应”定量模拟方面,日本学者Kimura和Takahashi,Toshiaki和Kazuhiro建立了人工热排放(包括汽车尾气、工业废热、人工取暖等)的精细模拟模型,绘制了较为详细的逐日和年际人工热排放变化图.香港城市大学Chan教授建立了考虑热岛效应的城区温度变化修正曲线.在“雨岛效应”方面,黄国如和何泓杰,王栋成等人在济南的研究表明:“雨岛效应”导致城市增雨率约为10%;曹琨等人选取1959~2007年上海市龙华站降水、气温资料及青浦、嘉定降水资料,运用累积曲线、距平统计和相对偏差对比等方法对上海地区降水量进行统计分析,发现“雨岛效应”主要集中于汛期5~10月,市区降水平均年增长率为郊区的1.6倍;目前,在国际上关于“雨岛效应”具有2个基本观点:一是城市化导致城区高强度降水增加;二是城市化及其工业污染产生的气溶胶导致城区降水减少.第一种观点的代表性研究在墨西哥城,Jauregui和Romales通过1941~1985年的数据分析,发现夏季城区“ 20mm/h”的高强度降水明显增加,而同时期郊区雨量站的降水没有显著变化.第二种观点的代表性人物是Daniel,他基于NOAAAVHRR数据和历史降水数据分析得出“城市化和工业污染导致区域降水量减少”.这两派观点看似矛盾,实际具有科学上的内在一致性,城区点上极端(高强度)降水增加,是以面上其他区域降水的减少为代价的,因为区域水汽通量条件并没有发生大的变化,“点”上多必然导致“面”上少.在“干/湿岛效应”方面,目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长时期、大范围气象观测资料的对比分析上,Katharine等人基于全球1973~2003年系列5°5°分辨率的逐月地表湿度分布数据分析发现,城市化及其他人类活动导致地表水汽含量(绝对湿度)明显增加.Brown和Degaetano基于美国145个气象站的逐小时湿度数据分析了美国1930~2010年的地表湿度演变趋势,发现绝对湿度普遍增加,相对湿度在城市和郊区表现不一样,东部、中部和西部表现也不一样,大体是东部城市呈现“干岛”,西部城市呈现“湿岛”.顾丽华等人利用4个气象站1961~2005年水汽压、相对湿度的资料,对南京市的城市干岛和湿岛效应进行了全面、细致的研究,发现南京在平均相对湿度和水汽压上表现为明显的干岛效应,随着城市规模的发展,南京城市干岛效应总体为增强的趋势;在浙江丽水和福建厦门,潘娅英等人和张少丽等人的研究也得到了“城市干岛”的结论.在城市蒸散发研究方面,已有研究认为,由于城市化进程使植被、土壤等下垫面条件被不透水硬地面替代,持水下垫面的减少会导致蒸发量的减少.倪广恒和敬书珍基于遥感技术研究了城市蒸散发过程与土地利用/覆盖的响应关系;吴炳方和邵建华基于遥感影响建立了区域蒸腾蒸发量的时空推演方法,该方法在流域大尺度范围内应用较好,但其空间分辨率较低,对城市区的模拟精度受到限制,而且也没有考虑城市人工取用水的蒸发耗散.Qin等人将下垫面分为5类(耕地、城乡居工地、陆生植被区、水生植被区、未利用土地),分别提出了各项ET的理论与计算方法,在城市耗水计算中综合运用了用水定额、耗水系数和水量平衡法.在耗水率计算方面,李彦东认为“工业和生活用水的蒸发耗水率不超过10%”.孟凡贵在博文“制度性干旱”的附文中()测算北京市区工业和生活蒸发耗水仅为133mm,由此推断城市单位面积水耗远比农田小,对水源的贡献远比农田大,这一计算忽略了城市中水回用及复杂的循环转化消耗过程,结果偏小.“制度性干旱”的观点一度引起学术界的争论.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研究所张佳宝研究员()在接受《科学时报》采访时说:“(孟凡贵)之所以能得出一些令人触目惊心的结论,是因为该文在计算各项水资源消耗量时有一些问题”.以上争论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学术界和社会公众对蒸发耗水的关注.总体来看,目前城市蒸散发对自然侧、大尺度的研究较多,对考虑城市耗用水过程的综合蒸散发过程的研究还比较少. 1.2城市化伴生的水环境及水生态效应 从历史的发展来看,城市化和工业化往往导致城市环境恶化,生态受到较大破坏.中国目前处于工业化中后期和快速城市化时期,城市环境和生态质量逐渐成为制约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其中,水环境和水生态是城市生态环境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2007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中国环境报告”指出,中国在经济迅速发展的同时,环境质量水平大幅度下滑,“与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近似”.根据中国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部《2013中国环境状况公报》,中国已有超过30%的主要河流、70%的湖泊和20%的沿海水域遭到严重污染,尤其是河流流经城市段的污染最为严重.同时,城市区域地下水污染问题不容忽视,地下水水质优良的比例仅占37.3%.水环境和水生态恶化不仅对居民饮用水安全构成威胁,也是城市实现可持续发展,经济稳定增长的绊脚石.因此,近些年来,城市化、工业化伴生的水环境与水生态效应相关研究成为城市水文学领域的热点之一.在城市水环境方面,以水环境承载力研究为着眼点,Zacharof等人,Schütze等人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水环境纳污能力计算、水环境过程演变模拟等模型和污水处理系统的实施监控方案.水环境纳污计算模型可以定量求解水环境承载力,对城市建设决策,可持续发展提供有力依据.郭怀成和唐剑武以山东临淄为例,建立了该区水环境系统动态预测与决策模型,由模型获得定量化水环境承载力,以研究城市水环境与社会、经济综合协调发展战略及对各协调策略进行评价.崔凤军采用系统研究方法,利用城市水环境承载力指数分析城市水环境,对策略变量做出预测、优化,并利用系统动力学模拟手段进行了实证研究.左其亭等人提出了计算城市水环境承载能力的“控制目标反推模型”(COIM模型),同时以郑州市为应用范例,介绍城市水环境承载能力计算模型应用及水环境调控对策制定.水环境和水质过程演变研究主要从污染物性质,污染事件的过程与方式等方面认识环境恶化与水质劣变过程的演化机理,同时提出相关防治对策.张学勤和曹光杰就城市水质问题提出了节约用水、控制点源和面源污染、加强城市绿地建设、生态修复城市水体等改善城市水环境质量的具体措施.任玉芬等人通过对不同城市下垫面的分析,研究了屋面和路面等不透水面以及绿地3类城市主要下垫面形式的降雨径流污染.Zheng等人通过动态建模方法,研究城市雨水径流多环芳香烃(PAH)的污染评估.Gnecco等人研究了在城市表面的降雨污染,分别调查了屋顶和路面污染情况.结果显示在路面径流中最显著的污染物为溶解形式的Cu,Pb和Zn的重金属;关于屋顶径流,锌浓度是非常高的.Vizintin等人使用结合过程的模型,测定考虑城市水循环的城市冲积含水层地下水污染.在城市水生态方面,相关研究结合城市生态建设管理实践,通过水与其他生态要素的统一分析,为城市生态可持续发展提供决策依据与科学建议.早期的城市生态建设规划主要考虑城市结构、形态设计等,忽视了能源的节约和环境的保护,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城市水问题、水环境和水生态的研究才逐渐受到重视.Kattel等人认为,城市生态是一个联合的整体,是建筑、土地利用、城市绿地、道路、湿地、栖息地及岛屿等不同的组合聚集在一起形成的,维持城市生态,保障城市可持续发展十分重要.Gbel等人提出了拟自然的城市水文生态管理方法,并评估了这种管理模式下城市地下水的响应规律.王沛芳等人提出了水安全、水环境、水景观、水文化和水经济五位一体的城市水生态系统建设模式.Wang等人研究了青岛崂山区水资源和生态环境的综合管理,对于城市居民区的废水排放,为预防水体富营养化和藻类的营养物质汇集,人工湿地和沿岸水生植物形成了缓冲地带.周文华等人以北京市为例,探讨了城市水生态足迹的内涵和4种典型城市水生态足迹的发展轨迹,提出了基于城市生态需水量的水生态足迹的核算方法.刘武艺等人定义了基于城市水生态系统健康的生态承载力,提出了“基于城市水生态系统健康的生态承载力-压力量化模型”,并根据理论模型设计了计算模型.综上所述,城市水环境与水生态效应研究不单单局限于水资源本身,需要结合城市整体建设规划,考虑经济和社会因素.在水环境治理方面,水环境承载力具备了一定的研究基础,今后主要的研究方向应该侧重于污染物的运移转化,以及污染事件和水质劣变过程机理的认识和模拟等方面.水生态研究作为城市生态建设的重要部分,则紧密结合了经济、社会等各类因素.城市生态需水量、城市生态承载力等研究都已开展.在城市生态建设日益得到重视的情况下,水生态学的研究将以可持续发展为目标,为统筹规划、综合管理提供理论依据. 1.3城市化水文过程机理研究 城市化水文过程机理研究是城市水文研究的另一重要分支,这部分研究可划分为“自然”和“社会”2个方面.“自然”方面重点研究天然降水在城市复杂下垫面上的运动转化和消耗过程;“社会”方面则集中于城市供用水方式和排水过程特征等领域.“自然”方面早期主要关注城市暴雨洪水及市政排水设计等工程问题,中国部分高校为此开设了“城市水利工程”专业.近期关注城市水文内在机理与模拟预测等基础科学问题,包括不同城市下垫面的降雨-径流关系、城市产汇流集成模拟、城市暴雨洪水的源头控制(Perrine等人),代表性成果包括Smith等人,Ragab等人,Amaguchi等人,Naftaly等人,Thomas等人,Yang等人,Ramier等人.研究结果表明,城市化对天然水循环的影响作用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1)城市化进程改变了天然的下垫面条件,隔断了地表、土壤与地下的水文联系,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区域的产汇流特性; (2)城市化进程破坏了已有的水文格局,改变了原有的水生态系统平衡,对城市生态环境造成一定程度的影响; (3)城市化进程从整体上改变了城市水文系统的调节能力,增大了城市洪水内涝的发生风险.“社会”方面,已有研究重点关注城市供水安全,研究不同城市单元的用水量及其影响因素以及城市水体水质劣变与驱动机制研究等.Mercedes等人对巴塞罗那居住区游泳池的用水量进行了分析,发现城市游泳池的用水约占了总用水量的10%,富人区游泳池相对较多,人均用水量也更高一些.Rachelle等人通过澳大利亚金海岸城132个家庭的用水观测和行为分析,研究了有无节水意识对最终生活用水量的影响.Peter和Denny对澳大利亚布里斯班城市资源消耗(水资源、能源、住房)的决定因素的半定量分析表明,用水量的决定因素主要取决于收入水平,个人节水意识对片区用水量的影响较小.Angela和Thomas研究了西班牙马洛卡旅游度假区的用水量,指出高端旅游度假区人均用水量最高,其原因之一就是其私家花园的用水量占到了夏天总用水量的70%,大众旅游度假区的花园用水量占30%,城市居住区约占20%.刘家宏等人、左其亭剖析了中国城市生活用水指标的演变机理,建立了考虑气候、经济发展水平等因素的城市生活用水指标计算模型.城市水质劣变和污染负荷驱动机制是“社会”侧的新的研究热点.Chebbo和Gromaire通过法国巴黎一个名叫“LeMarais”的城市试验小区的综合观测,定量分析了下水道系统的污染负荷,分别估计了径流,废污水和下水道的沉积物对总污染负荷的贡献.Campisano等人利用数学建模和实验观测,研究了下水道的冲洗脉冲波对管道沉积物的冲刷效应.李家科等人从机理模型、统计模型和概念模型3个方面进行了归类整理,梳理总结了城市面源污染估算的主要方法和模型,系统地阐述了城市地表径流污染的过程机理与描述方案. 1.4城市水文过程模拟模型 城市水文过程模拟模型研究主要集中在城市产汇流与暴雨内涝过程方面,已有研究认为城市化导致城市产汇流机制和产汇流特性均发生改变.Urbonas等人绘制了城市暴雨径流系数与城市不透水面积比例的相关关系图,表明随着城市下垫面不透水特性的增强城市产流系数迅速增大.Brun和Band研究表明,城市不透水面增加0.1~1倍,产生的地表径流将增加2~5倍.Seth等人在美国对高度城市化流域和自然流域进行对比研究后发现,城市化区域降雨径流峰值要比自然流域高出30%以上,同时,城市化区域径流衰退系数要比自然流域低40%左右.Mark等人和Schmitt等人解析了暴雨洪水时城市表面流和下水管道流量之间的相互作用.我国学者在城市产汇流和洪涝研究领域主要集中在对城市降雨和径流的预报上.许有鹏等人以我国南方城市地区为例,借助“3S”技术平台,对区域径流过程进行了模拟,结论表明快速城市化导致区域不透水率增加,河网滞蓄能力下降,区域径流深度和径流系数增大.由于水文过程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原型观测的难度较大.随着计算机技术和数学模拟技术的发展,借助区域或者流域水文模型对城市化过程中的水文过程进行模拟越来越受到研究者的重视.Lhomme等人建立了基于GIS的城市地表产汇流模型.Vieux和Bedient用数值方法分析了人口稠密的城市化地区洪水预报的不确定性.Valeo和Ho分析了目前融雪模型的一些问题,建立了以野外实验得到的城市融雪参数为基础的融雪模型,解决了城市地区的融雪问题.Berthier等人用二维数值模型来确定土壤在城市集水区径流的形成中的作用,发现土壤出流的贡献可以占到径流总量的14%.城市水文过程模拟模型基本上可以分为以下几类: (1)概念性水文模型; (2)物理性水文模型; (3)水动力模型.其中,水文模型将城市水循环系统看做一个“黑箱”或者“灰箱”系统,借助输入-输出响应关系或者具有一定物理机理关系的方程来描述系统的水文过程和水循环行为.此类模型结构简单,对输入数据和参数的要求不高,便于普及应用,缺点在于模拟精度受到一定的限制,模拟过程的时空尺度不宜太小.水动力学模型对城市水文过程进行了显式刻画,利用地表水动力学方程,管道流体运动方程等对城市水循环过程进行模拟计算,大大地提高了模拟精度,并且可以显著降低模拟的时间尺度.但是由于建模过程需要大量复杂的输入数据和参数,限制了模型的广泛应用.当前,城市水文和水动力模型层出不穷,但每一种模型都具有其独特的适用范围.这些模型在特定区域和特定工况条件下取得了较好的研究成果.总结来看,SWMM模型、InfoWorks模型和MIKE模型是应用成功的典型.SWMM模型的全称是城市暴雨雨水管理模型(StormWaterManagementModel),是由美国环保局于20世纪70年代初开发的.该模型可以模拟城市区域次降雨径流过程,包括城市地面暴雨径流的过程响应以及在城市排水系统的水力运动过程等.模型问世以来,被广泛地应用于世界各地的城市规划和管理中,在城市暴雨径流预报模拟、污水排放的环境效应分析以及城市雨水污水排水设计等领域均有应用.我国学者针对SWMM模型开展了广泛的应用研究,刘俊和徐向阳利用SWMM模型对天津主城区外环河以内的主要河道进行了建模计算,得到了研究区重要河道断面的流量过程.陈鑫等人对郑州市主城区的暴雨径流过程进行了模拟,并对研究区设计排涝标准和排水重现期进行了分析.InfoWorks模型由英国Wallingford集团负责研发.该模型的最大特点是可以仿真模拟城市水循环过程,对城市管网的水流过程模拟能力比较强大.我国学者近些年来也积极引进该模型.姚宇建立了城市工业园区排水网络模拟模型,仿真模拟城市排水管网的运行性能.张伟分析了城市排水管网的水力特性,并模拟管网水流的沉积规律,为城市管网防淤塞管理提供有力工具.MIKE模型是丹麦水资源及水环境研究所(DHI)的产品.DHI是非政府的国际化组织,基金会组织结构形式,主要致力于水资源及水环境方面的研究,拥有世界上最完善的软件、领先的技术.MIKE模型家族中有一款专为城市水系统量身定做的模拟工具-MIKEURBAN模型,其前身为MIKEMOUSE模().MIKEURBAN是模拟城市排水,污水系统的水文,水力学和水质等集成工程软件,它集成了城市下水系统中的地表流,明渠流,管道流,水质以及泥沙传输等计算模型,具有强大的城市水循环及伴生过程模拟能力.文献检索显示,MIKE系列模型目前在国内已有广泛的应用,但是MIKEURBAN模型的应用还不是很多.随着我国城市化的迅速推进,基于城市水循环调控与城市水生态系统保护修复的需要,MIKE-URBAN模型会有更广阔的应用前景和提升空间. 2城市水文学发展趋势 城市水文研究是通过分析城市化对于降水、城市下垫面产汇流规律、城市暴雨洪水以及供需水、水资源保障、水环境、水生态等方面的影响机制,来实现对城市气候成因分析、洪水预测计算、污染事件防控、景观生态系统建设、雨洪资源化利用等目的.通过以上国内外文献检索可以发现,城市水文学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主要开展城市化的水文效应、城市水文机理与模拟等方面的研究.目前学术界对城市热岛效应的研究结论基本一致,对产生“热岛效应”的机理认识也比较清楚.研究手段已从数据对比法(包括城/郊观测数据对比、城区长系列历史数据对比)上升到模型模拟和实验室模拟阶段,建立了一系列能够反演城市“热岛效应”的统计模型、能量平衡模型、数值模型、解析模型和物理模型.目前对城市夏季“雨岛效应”的研究结论基本一致,对“雨岛效应”的产生机理认识也比较统一.但对城市干/湿岛效应的研究结论在不同地区并不一致,这与城市水循环的复杂性、城市所在区域气候背景的差异性,以及水分相变过程与能量平衡(显热/潜热转化)过程的高度契合性密切相关.城市干/湿岛效应与城市蒸散发密切相关,欲从机理上阐释干/湿岛形成的原因,必先弄清城市蒸散发的机制及其各项水分来源.城市水文机理与模拟方面,“自然侧”的降水-产汇流研究比较系统,已建立了包括城市屋面、硬化地面、城市绿地等复杂城市下垫面的降水-蒸发-径流定量模拟模型.“社会侧”的用水规律和需求预测研究也比较多,剖析了收入水平、节水意识、生活习惯等因素对城市用水量的影响,建立了考虑气候、经济发展水平等因素的城市生活用水指标计算模型.对城市人工取用水的耗水机理研究较少,在城市综合耗水强度“是高还是低”的定性认识上还存在激烈争论.目前对工业、生活及城市景观生态用水消耗的定量计算做了一些探索,定量方法主要是经验性的耗水系数法,尚没有建立具有物理机制的城市用水蒸发耗散模型.从城市化的发展趋势、水资源消耗的空间分布,以及城市化对水分收支影响等关键科学问题来看,城市综合耗水的内在机理研究将是现代城市水文学研究的前沿和热点,该方面研究获得的城市蒸发耗水的定量计算成果,可以建立水分相变过程(蒸发)的能量吸收(潜热)与气温(显热)的关系模型,从而架起城市蒸发耗水与能量收支之间的桥梁,为解释不同地区、不同季节、不同湿度条件下城市热岛效应的强弱奠定科学基础.理论上,蒸发耗散强度大(相对于郊区)的城市,其热岛效应弱,反之则强,因为蒸发吸收显热,对温度升高具有抑制作用.在应用方面,随着城市内涝问题的日益凸显,城市建成区短历时暴雨洪水的精细模拟预测、城市水文极值事件的定量描述、“海绵型”社区建设(低影响社区)模式及其水文响应规律等也是城市水文研究重要方向.城市水文学理论的发展过程中还存在很多问题需要解决,目前国内在机理和模型上的研究还要朝以下几个方面努力:首先,要重视水文效应机理研究.之前诸多研究结果表明:城市水文效应存在明显的区域性,不同地区存在不同的水文现象.把握城市水文效应的规律性并开发定量模拟模型是今后工作的重点.如城市暴雨产流过程的时空精细化模拟,重点要探究城市“雨岛效应”、“干湿岛效应”对城市局部气候的定量化影响,提高降雨预报精度和预见期.其次,要发展多学科交叉及应用研究.做好城市水文学研究必须涉及多个领域、学科的交叉合作,城市水文研究不仅与大气科学密切相关,还与环境科学、生态学及社会科学、城市规划等学科领域相互关联,只有协调好学科间的相互关系,领域之间互相合作,才能更好地认识和理解城市水文效应机制.最后,要把握好气候变化对城市水文过程的响应.全球变暖已经成为科学界不争的事实,诸多学者认为全球变暖现象对于城市水文过程及水生态系统存在一定的影响,相对于其他系统而言,城市系统对于气候变化的影响更加脆弱,因此分析气候变化对于城市水文过程的影响十分必要. 3结论与展望 城市水文学是水文学的一个重要分支,20世纪80年代正式独立成为一门学科,早期重点关注城市排水工程设计等水文计算问题.21世纪以来,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城市水文学面临的问题更趋复杂,学科研究领域逐渐拓宽,囊括了城市化伴生的水环境与水生态效应、城市水文过程机理解析和过程模拟等内容.近30年来,城市水文学在城市水文与伴生过程模拟、城市水资源配置与高效利用、城市防洪减灾等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基本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机理、模型和实验观测方法.但是,目前城市水文学还有诸多问题存在争议.随着气候变化和城市化进程的推进,这些问题逐渐受到广泛关注. (1)城市区域局部气候变化与极端天气事件频发问题.目前,城市区域的“热岛效应”、“干岛效应”和“湿岛效应”受到学界广泛认可,但上述效应的产生机理以及定量表征方法研究还很不充分. (2)受到气候变化和强人类活动干扰影响,城市水文要素和自然流域相比发生了深刻变化.其中,城市区域的综合耗水强度和蒸散发量显著升高.认识城市高耗水过程机理,实施ET耗水管理,控制城市高耗水对促进区域真实节水具有重要作用. (3)和天然水循环过程相比,城市区域人工取用水强度很大,成为城市水循环运动的主要过程.合理预测和控制城市社会取用水量,促进城市水循环、水生态和水环境可持续健康发展,是城市水文学的又一个重要任务.总的来看,随着城市极端天气事件和内涝问题的日益凸显,城市水文和天气极值事件的模拟、预测与应用是城市水文研究的重要方向.城市区域高耗水过程机理与城市水循环需要加强对城市人工取用水过程的机理认识,对耗水过程中的水分相变带来的能量转换进行深入研究.此外,城市发展已逐渐由点状分布演变为集群分布,未来城市群叠加水文效应的定量评估和预测将是城市水文新的发展方向. 作者:单位:刘家宏 邵薇薇 王建华 陈似蓝 高学睿 王浩 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流域水循环模拟与调控国家重点实验室 水利部水资源与水生态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文学研究论文:空间转向文学研究论文 一、空间转向 空间转向在颠覆传统的空间理论方面,并不是对其进行全面的否定,却是对传统观念的一种改造,在空间的转向理念中,空间和时间在世界中融为一体,共同存在,将时间、空间和存在连成一个整体,而在这一个整体中,空间和时间都并非是静止的,它们是不断在变化的。导致我们无法看见事物的是空间,而不是时间,并且对于当今时代的剖析,无论是从理论、政治或者是实践的角度,揭示空间的神秘的力量都是其关键所在。空间转向趋势理念中,经济、政治、阶级、文化、民族等各种力量集中在空间这种异质性的场所进行较量,而将这种存在于异质性空间中的各种力量的较量发掘出来则是当代的西方的空间理论的最终目的,进而批判资本主义,因此,在当代,空间成为了批判得以实现的新型的平台。 二、空间转向与文学研究范式转型 第一,文学与外部世界在传统的理论中的关系在空间转向理论中得到了全新的定义,在传统理论中文学是作为关照世界的一面镜子出现的,无论是哪一种叙述,都或多或少跟别的叙述空间产生联系,另外在传统理论中文学空间就是对某一固定空间中的时间进行相应的演绎,给人们的观念就是文学文本除了投身到空间没有其它选择,虽然在文学空间实际上就是从现实空间出来的,但是就文学本身来说,它就是构成社会现实空间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前资本主义社会实质上就是消费者的社会,就像有些专家所说的那样,它跟传统的消费根本区别在于,传统的消费主要是以“物”为中心而进行的,而在资本主义的消费主要是一种“符号体系”或“影像”的消费,因此詹姆逊就将这种消费社会当成信息饱和的社会,也就是在该消费社会中虽然没有存在着真正的大自然,但是无论是什么样的信息都已经达到了非常饱和的状态,因此他就把这种复杂的商品网络当做成一个非常具有代表性的符号系统,在这个系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就是文学。由此可以看出,现实空间跟文学空间经常会出现混杂的现象,这就使得某一种符号空间在该种信息化环境下还能不能以一种文学审美文本来对待,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看”者的眼光和态度来决定的,另一方面现实空间和文学空间之间的混杂现象,也使得人们将传统的文学研究不断朝着文化研究的方向拓展。 第二,就拿文学文本空间以及文学空间的生产这两者来说,在传统理论中,它更重视对文学作品是怎样产生主导力量这方面的内容,然后在对文学文本空间内部的是否和谐进行重视。然而,当前的空间理论确实这样认为的,皮埃尔布尔迪厄(PelrreBoudrelu’又译为皮埃尔布迪厄)所谓的“文学场”(hteraryfield)就是文学本身,而文学空间的生产本身也会构成相应的多元异质性的空间(场)。跟传统理论上的“环境”、“背景”相比,现代空间(场)有着很大的却别,当前的空间(场)主要是政治与文学、管理与被管理、先锋与保守等各种各样权力之间相互作用而形成的一个非常复杂的网络体系,从而就会直接导致文学的文本空间不能以一个有机整体出现。由此可以看出现代文学在阅读、解释以及研究方面的转变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文学文本空间由于自身原因所形成的一些异质性所导致的;而文学文本空间本身的异质性在另一方面,也使文学阅读和解释具有更多的重复性,所以现代的文学生产、文学文本、文学研究这三者都已经成为了一种互文性的空间结构。 第三,那些文本游戏中非常纯粹的解构主义式,他们的文本互文性空间结构是怎样将批判性使命以文学形式呈现呢?总的来说,“空间转向”形成的全新的文学研究理念主要表现在文学空间一方面反映的就是现实空间,另一方面它本身就是组成现实空间的重要部分,而现实空间跟文学空间之间的距离呈现出弥合态势,进而导致现代的文学研究对象不断向着所有的文化空间拓展,因此,无论是文学空间自身、文学空间的阐释还是文学空间的生产,这三者都能够将多元性、异质性、互文性很好地体现出来,所以文学常常会借助于文本的多次、多重阐释来呈现出对现实社会的批判力量。 作者:王增 单位:辽宁建筑职业学院 文学研究论文:苏格兰史蒂文森民族文学研究论文 一、《巴伦特雷的少爷》中的苏格兰民俗 《巴伦特雷的少爷》是史蒂文森所有作品中最出众的一部,被评为史蒂文森最优美、最成熟小说。詹姆斯•杜里,巴伦特雷的少爷,在1745年詹姆斯二世党人叛乱之后被宣称死亡,但实际上则隐匿于印度。后来因为一个女人———弟弟亨利的妻子以及一些遗产纠纷,詹姆斯跟亨利反目成仇。他们之间展开了多次争斗,但詹姆斯总是能凭借阴险狡诈的手段而占得上风,以至于最后亨利甚至以为詹姆斯是专门来迫害自己的“超人类”———归来者。两兄弟在印度时,他们之间的矛盾达到了极点,亨利雇佣杀手企图暗杀詹姆斯。得到消息的詹姆斯便想到用假死的方法来躲避杀手,然后再让他的印度仆人塞贡德拉将他“救活”。小说的最后,当詹姆斯在坟墓里躺了一个星期之后被挖出来时,他死而复生的“奇异”现象却直接导致早已精神涣散的亨利被“吓”死了。小说里,詹姆斯能够屡次战胜亨利的关键,在于他对苏格兰民俗故事中迷信思想的熟练掌握和灵活运用。詹姆斯曾经给亨利讲过一个发生在詹姆斯的一位“伯爵朋友”身上的故事。詹姆斯说,这位德国男爵曾做过一个预感性的梦,在梦中看到伯爵朋友死了。之后德国男爵就跟这位疑心很重的伯爵朋友描述了这件事,随即按照梦中的景象,精心制造了一个与之极为相似的情景,最后果然不费力气地让伯爵朋友丧了命。亨利是一个疑心很重的人,故事中的“伯爵朋友”显然就是暗指亨利。而那位“德国男爵”毫无疑问就是詹姆斯自己。詹姆斯深谙亨利相信迷信的特点,才编造出这么一个故事来吓唬他。而这个故事很可能也是詹姆斯的“暗杀”计划中的重要环节之一。詹姆斯作恶多端,又加上他神秘复活的灵异事件,使他毫无疑问地成为吸血鬼式的可怕的归来者。而仆人塞贡德拉的角色更是有意地加重了詹姆斯的超自然的神秘形象。有人认为塞贡德拉也是小说中的一个重要角色,理由是他指出并除掉了企图暗杀詹姆斯的雇凶,最终解救了詹姆斯。 但是,如果我们回头思考一下为什么塞贡德拉能够做到这些,就不难发现其实这些事件无不是在詹姆斯的精心策划之下进行的,而塞贡德拉只是詹姆斯意志的执行者而已,是詹姆斯吸血鬼形象的延伸。詹姆斯这个诡计多端的角色,给这部小说蒙上了一层帝国哥特式色彩。詹姆斯愤世嫉俗,并非常善于运用苏格兰民俗故事中的迷信思想,但在弟弟亨利眼里,他却与苏格兰文化格格不入。亨利与詹姆斯截然不同的世界观在他们各自的语言上有清晰的体现。亨利是一个深深地扎根于苏格兰传统的人,因而他讲话时带有浓重的苏格兰方言。而詹姆斯对一切传统文化持怀疑态度,与此对应,他说得一口标准的英格兰英语。尽管詹姆斯十分擅于运用苏格兰传统迷信来调动亨利等人的恐惧心理,但他却从来不相信任何迷信。小说里还有这样一个情节非常值得注意:詹姆斯的朋友麦凯乐听不懂詹姆斯跟仆人之间的对话,因为他们的谈话从来都用印度语。学者彭妮•菲尔丁认为,类似的情节也出现在詹姆斯跟他的妻子之间,“他妻子的无理取闹往往破坏了男人之间的暧昧关系。”至于为什么史蒂文森如此注重表达男人之间的关系,有人认为,史蒂文森将国家认同与男人之间的爱与恨放在了一起,旨在表达他自己“既不可能又必须要”对苏格兰进行描写的内心矛盾。我们知道,史蒂文森是苏格兰人,他对苏格兰的感情自然不言而喻。而此时苏格兰正处于大英帝国的统治之下,民族认同感与国家认同感存着巨大分歧。“男人之间的暧昧”表达的正是史蒂文森深沉的民族认同感,但在当时的社会情境下却又不得不将之深藏在心底。一本正经的威廉姆的形象正是英格兰理性主义的象征,而相信迷信、害怕迷信的亨利,则代表了苏格兰的超自然主义世界观。在史蒂文森笔下,苏格兰和印度的超自然主义信仰与英格兰理性主义的鲜明对比,已然将具有异国风情的思想文化推到了大英帝国的中心位置,而不是再像以往那样,在边缘位置徘徊。小说里大英帝国统治之下的苏格兰和印度的民俗信仰的并列出现,也揭示了为什么表面上统一的庞大帝国文明已濒临崩塌:这个帝国的人民都根深蒂固地生活在本民族的信仰和文化当中。隐藏在这部跨文化背景的哥特式小说情节背后的,则是摇摇欲坠的大英帝国的最后挣扎。在《巴伦特雷的少爷》中,史蒂文森成功地将苏格兰传统的超自然主义世界观与英格兰理性主义世界观映射到了亨利与詹姆斯两兄弟身上,并通过两兄弟之间尔虞我诈的斗争,将苏格兰与英格兰之间的文化冲突展现得淋漓尽致。史蒂文森的民俗小说打破了国界,在给读者带来异国他乡的文化和风光的同时,也在检验着一直以来“英国文化统治世界”的观念的正确性。史蒂文森在太平洋旅行时所写的一些文章中也突出强调了大英帝国政府在殖民地与本土之间形成的内忧外患的不稳定格局。史蒂文森的文字透露出了一种迷信色彩,通过否定英国与其殖民地之间表面上的团结一致性,侵蚀了英国坚实的统治秩序。 二、《金银岛》与苏格兰民族的“海盗情结” 苏格兰是曾经令人闻风丧胆的“维京海盗”的故乡。苏格兰民族也因深厚的“海盗情结”而自然形成了以冒险精神为优秀的独具特色的“海盗文化”。直到今天,海盗生活依然是每个苏格兰人心目中向往的充满自由和奇幻色彩的生活。《金银岛》是史蒂文森的成名作。在这部作品中,史蒂文森借一个名叫比尔•彭斯的孩子之口,讲述了吉姆等一群人在前往金银岛寻宝的途中发生的一系列险象环生的故事,对航海生活与海盗文化进行生动、细致地描写,彰显了鲜明的冒险主义精神。小说的开端是少年吉姆发现了海盗比尔遗物中的一份藏宝图,并因此知道了海盗首领弗林特在一个孤岛上埋藏了大量珍宝。吉姆将此事告知乡绅特里劳尼和医生里弗西。两人决定带上吉姆等人一起出海前往孤岛寻宝。不幸的是,船行驶到中途,才发现船员中一大半人都是海盗首领弗林特为了夺取宝藏而招募的海盗。于是,船上分别形成了以医生里弗西为领导的善的一方和以海盗首领弗林特为领导的恶的一方,双方展开了激烈的角逐。最终善的一方取得了胜利,并顺利探得宝藏,满载而归。《金银岛》开创了寻宝题材小说的先河。小说中字里行间都透露着苏格兰人民对航海的热爱。老海盗比尔刚刚住进吉姆家开设的“本鲍”旅馆时,不仅要人们称他“船长”,而且每天早上起床一定要用他那沙哑的声音唱那首航海老歌:“暗礁上有十五个人,唷呵呵!来瓶甜酒吧!”平日里他也确实常常喝着甜酒给大家讲他年轻时的航海故事。而主人公吉姆则更是早在出海之前就多次幻想着自己出海时的情景。在乡绅特里劳尼的家里,吉姆虽然“在花匠雷鲁斯的监视之下,好像犯人一般”,但却“满心怀着航海的梦想,享受着神秘、奇幻的金银岛给他带来的种种快感”。不仅如此,吉姆还已经在梦中“神游”金银岛好几次了。“岛上到处是野蛮人,我们跟他们打仗;岛上还布满了野兽,它们经常追赶我们。”对老海盗比尔的描写和对主人公吉姆溢于言表的激动与兴奋的心情的刻画,无不在展现着苏格兰民族对航海的热爱。当然,除了置身于碧海蓝天的浪漫,“航海”特别是“做海盗”更是危险的代名词。与此相应的是苏格兰民族的冒险精神。在《金银岛》中,史蒂文森十分注重对海盗形象的刻画,以此来表现海盗们临危不惧的精神。老海盗比尔“灰头土脸上横着一道明显的刀疤”,主角弗林特则“左边小腿断了一半,左胳膊下面撑着一个拐棍,以辅助行走。”可以看到,几乎没有一个“海盗”的身体是完好无损的,这足以表明海盗这一行当之危险性。 但是,就算有这么大的危险性,仍然难以阻挡苏格兰人民的冒险热情。冒险精神在小说的主人公吉姆身上有充分的表现。在“西斯博尼奥拉号”航船抵达金银岛之后,吉姆混在了海盗头子弗林特一行人中,跟着他们上了岸,随后又机智地摆脱了他们,孤身一人进入树林中探险。后来他又成功地从被困的木寨中逃脱出来,自己开着小船返回了“西斯博尼奥拉号”,杀死看守,将船成功抢了回来;整个过程都是机智勇敢的吉姆独自一人完成的,其中暗含的对冒险精神的褒扬是不言而喻的。不过,虽然小说叙述的是发生在主人公吉姆与凶恶的海盗之间的“博弈”,但文中却并不含有任何贬低海盗的意思,甚至从某种意义上说,就连吉姆自己也是人们心目中的海盗形象的化身。在《金银岛》中,故事的起因、经过和结果都来自于对财富的追求。纵观整部小说,我们发现,无论是医生里弗西代表的善的一方,还是以海盗首领弗林特代表的恶的一方,他们唯利是图、视财如命的心理却都是完全一样的。但在叙事过程中,作者有意模糊了善与恶之间的对立关系,而重点强调了追寻宝藏过程中的紧张与刺激。从最后的结局来看,海盗们虽然穷凶极恶,作恶多端,但史蒂文森却并没有让他们“不得好死”,而是给了他们一个非常具有戏剧性的下场:让弗林特的手下留在了金银岛上,而弗林特本人也获得了一包金币。虽然《金银岛》并不十分“贴近现实”,但我们不可否认的是其中折射着现实的光芒。苏格兰民族历来有着深厚的“海盗情结”。在小说结尾,史蒂文森借吉姆之口发出了这样的感慨:“这就是我们不远千里来寻找的宝藏啊,‘西斯博尼奥拉号’上已经有17人因此而丧生。可想而知,这些财富的背后隐藏着多少血与泪的故事,多少船沉入海底,多少人随之丢了性命,多少残忍、龌龊的行为在背后发生,恐怕任何一个活着的人都讲不出。”这就是血淋淋的历史。 三、结语 史蒂文森非常擅于从苏格兰传统民俗故事中取材来进行创作,他的作品充满奇幻色彩。但史蒂文森并不是一个不谙世事的、只会写恐怖和冒险故事的所谓“童话故事家”,相反,他是一位十分严肃的、有着强烈民族感的作家。生活在大英帝国和苏格兰双重文化下的他,或许也只能选择以“童话”的方式来表达对残酷现实的声讨了。史蒂文森诗人般的气质和传奇的经历,已经并将继续感染着读者。 作者:徐小雁 单位:中国石油大学(华东)文学院 文学研究论文:唐代御史制度与文人文学研究论文 一、内容及结构安排 基于以上诸多方面的考虑及对研究内容的把握,《唐代御史制度与文人》一书除“绪论”外共设八章二十五节,其中“绪论”部分主要讨论了选题的基本依据和研究的基本思路。接下来的八章是全书的主体,也是本项研究的优秀,其在结构安排上大体可以分为三大部分:[1]4第一部分是对唐代御史制度及御史选任情况的研究,该部分研究在书中主要是通过第一章“唐代御史制度概述”和第二章“唐代御史的选任”来展开探讨的;第二部分主要对唐代御史台的文化氛围、唐代御史的政治、法律思维及心态进行研究,旨在全面、深入地把握唐代御史群体相对其他社会群体的特殊性,该部分研究在书中主要是通过第三章、四章来展开探讨的;第三部分是对唐代御史群体文学活动及其对中国文学贡献的研究,该部分研究在书中涉及到第五章“御史活动对唐代文学的影响”、第六章“唐代御史的几种代表性著述”、第七章“唐代御史的文学创作”以及第八章“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等相关的章节。毋庸讳言,不论是在结构的安排上还是在研究内容的设置上,《唐代御史制度与文人》一书无疑在很大程度上都弥补了当前唐代文学研究中所出现的结构性缺失,因而使得全书取得了整体创新的原创性成就。 二、优点及特色 古语云:“入山唯恐不深,入林唯恐不密。”通读《唐代御史制度与文人》全书,我们不难发现,作为一部学术著作该书确有不少优点和特色,就起荦荦大者言之,约有如下数端:第一,立论坚实,论证有理有据,取得了不俗的成绩。南宋大思想家、大教育家朱熹说:“如人要起屋,须是先筑教基址坚牢,上面方可架屋。”这里朱子虽然谈的是为学与读书的道理,但用于学术研究同样有效。我们认为无论是从事自然科学的研究,还是从事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研究者都应该努力做到立论坚实,论证有理有据,这是做研究最起码的要求。从《唐代御史制度与文人》一书的研究情况来看,作者始终以“文学是人学,文学研究无论出发点还是落脚点,都是对人的呵护与关怀。文学创作是建立在作家的精神生活、生命意识之上的,而其精神生活、生命意识又不能不受某一时期特定的文学生态环境的影响和制约”为理论基点,在此基础上深入考察了唐代御史的监察、谏诤活动作为国家整个政治生活的组成部分,其是如何影响有唐一代的文学生态,进而触及唐代作家的心灵建构,从而对作家的创作产生深远影响的。其立论可谓客观公允、坚实有力,论证也是条理分明、有理有据,因而取得了不俗的成绩。通读全书,想必大家一定会有同感,并对此有更为深入的理解和把握,兹不赘述。第二,视野开阔,能够始终把研究置于唐代特定的文学生态环境的影响和制约下,从文、史、法等多学科交叉的角度展开,并力求做到会通。诚如作者所云:“目前的唐代文学研究中,由于学界相互间研究方法和认知标准的差异,研究中各自为政、融通不足的问题依然存在,这使得若干文学思潮、文学现象的发生、演进的本质处于被遮蔽的状态,不利于对唐代文学的正确认识。”有感于此,作者在自己的研究中努力从文、史、法等多学科交叉的角度来展开,力图通过传统法律文化与文学相结合的方法解读唐代文学。 以此为基础,《唐代御史制度与文人》一书特别阐述了唐代弹文的审美价值及其生成机制,阐述了唐代御史法律思维与唐代公案传奇生成之间的内在联系。显然,这种研究视野是开阔的,方法是会通的。随着研究的深入展开,其无疑能引导更多的学者将关注的焦点从文学文本外移至相关学科的视野中,努力寻求相邻学科与文学之间的关系,这样就可以解决诸多在文本研究中难以说明的问题。《唐代御史制度与文人》可以说在多学科交叉研究方面做了一次有益的尝试,提供了一个可资借鉴的范本,其会通的特色为本领域研究的深入和进一步拓展提供了很好的思路。第三,治学态度严谨,能够从纷繁复杂的文献资料中细心爬梳收集材料,使结论更加可靠。征引广博,资料丰赡,是《唐代御史制度与文人》非常显著的特色。众所周知,从事古代文学研究必须得有良好的文献功底,因为大多数的研究都得通过详实的文献材料来立论。从《唐代御史制度与文人》全书来看,不论是书稿的正文还是注释,几乎所有的文献材料都来自于研究者第一手的资料。据笔者粗略统计,该书援引古籍文献多达100多种,除常见的一些历史文献典籍比如:《旧唐书》、《新唐书》、《资治通鉴》等之外,其中还包括了《唐代墓志汇编》、《全唐文》、《全唐诗》等一些大部头的典籍。正因为作者掌握了大量的材料,故常常能烛隐发微,条分缕析。从其研究来看,《唐代御史制度与文人》能主要通过文献材料本身来说话,并且往往“在隐约不明之处有可贵的发现”就是这方面最好的明证。作者从纷繁复杂的文献资料中细心爬梳收集材料,这不仅可以使其结论更加可靠,而且也足以反映出其严谨的学风。当然,作者在写作该书时,辛勤收集并且认真分析材料,其中的甘苦也是可想而知的。第四,锐意创新,能够将唐代御史制度与文人作为一种相对独立的文学现象进行全方位、多层次、系统性地研究,填补了该领域研究的空白。19世纪西方著名的哲学家约翰•斯图亚特•穆勒说:“人间一切美好的事物都源于创新。”学术研究的生命力也正在于能创新。正如当代著名的语言学家鲁国尧先生所云:“学术,唯有创新方有自家的灵魂。创新之中,最难的,也是最高的,是自主创新,亦即原始原创。”《唐代御史制度与文人》一书虽然不能说处处都是原创,但作者在研究中确实力图做到锐意创新。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我们甚至可以说创新的理念是作者在一开始进行该项研究时就已经萌生并且贯穿始终的。在研究中,有感于当前唐代文学研究中所出现的一些缺失,作者努力将唐代御史制度与文人作为一种相对独立的文学现象进行全方位、多层次、系统性地研究,这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该领域研究的空白,因而取得了整体创新的原创性学术成就。总之,《唐代御史制度与文人》也可能还存在着些许还可以再讨论的问题,但其无疑是近年来唐代文学研究方面一部很有分量的力作,为深入进行古代文学研究尤其是唐代文学研究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作者:付乔 单位:天水师范学院文学与文化传播学院 文学研究论文:传播媒介和文学研究论文 摘要:世纪之交国际文学理论学会主席、西方当代杰出的文学理论批评家希利斯·米勒在《黑洞》、《全球化时代文学研究还会继续存在吗?》、《论文学》等一系列论著中对传播媒介与文化文学的关系问题以及文学符号和文学符号研究的历史、现状和未来走向问题作了专题性的论述,在国内外理论批评界引起了巨大反响。文章以上述论著为根据全面阐发了米勒关于传播媒介与文学关系,关于人类文学符号及文学符号研究的发展变化过程和未来走向,关于西方现代和当代的文学符号及文学符号研究的具体形态、性质特点等问题的理论学说,为我们了解当代西方理论批评界关于这些问题的基本看法提供了一幅明晰而透彻的剖面图。 关键词:媒介决定论纸质媒介文学电子媒介后文学 一、媒介决定论 拿破仑说过:“三张敌对的报纸比一千把刺刀更可怕。”20世纪30年代希特勒曾利用广播煽动起了德国人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60年代肯尼迪曾利用电视赢得了美国选民的好感,在大选中获胜。人类的传播媒介,无论是纸质媒介如报纸、书刊等还是电子媒介如广播、电视、电脑等,都对社会文化有巨大的影响力,这是不言而喻的。 为其如此,西方的传媒理论家们便不约而同地指出:传播媒介在人类社会文化活动中扮演着主导性的角色。如20世纪20、30年代一些学者提出,媒介犹如枪弹,对接触到它的人会产生直接、迅速、有力的效果,发挥巨大的影响力。后来人们将此种观念称作是“枪弹理论”(bullettheory)。70年代西方著名传媒理论家诺利一纽曼(ElisabethNoelleNeumann)认为,媒介对社会观念的形成有强大的影响力:某一时期某一媒介宣扬某种观点,一些持不同观点的人由于害怕被孤立而不愿表达他们的看法,这样在大众媒介的压力下支持异常意见的人越来越少,而媒介所宣扬的东西越来越有影响力,以至便变成了主导性的观点。纽曼将她的这种大众媒介强力影响公共舆论的理论称作是“沉默的螺旋”(spiralofsilence)理论。 与“枪弹”论者和“沉默的螺旋”论者一样,西方最负盛名的传媒理论家麦克卢汉也认为媒介具有巨大的社会影响力,不过在他看来媒介的巨大效力不是由媒介所传输的内容引发的,而是由媒介的传输方式本身引发的。他在名作《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中明确指出:过去人们只注意到了媒介的内容的作用,而没有注意到媒介形式的效力,事实上“媒介的塑造力正是媒介自身”,“技术的影响不是发生在意见和观念的层面上,而是要坚定不移、不可抗拒地改变人的感觉比率和感知模式”。换句话说,媒介的效力主要发生在形式的层面上,主要源自它的运作方式本身对人们的“感知模式”或者说思想方式的“坚定不移、不可抗拒”的深刻影响力。历时地看,人类的传媒方式主要经历了口头语、书面语和电子媒介三大阶段。口头语发生得最早,是人类早期的基本传媒形式。口头语是一种用声音传达人的感知经验的形式,是一种不经过任何中间环节可以直接通达到人的内在生命经验中去的传输形式。正是这种直接的通感式的传输形式赋予了早期的人类以特殊的思想方式即“整体直觉”式的思想方式,赋予了他们以特殊的思想意识即将全身心完全融会到大自然中和社会集体中的神秘意识和社会集体意识,从而促成了一种特殊的社会机制即“永恒的集体和谐与太平”社会。麦克卢汉将之称作是“部落社会”。书面语发生在口头语之后,是对口头语的超越。西方最典型的书面语是拼音文字。拼音文字虽产生得很早,但在上古和中古它只是作为一种储存文献的手段而存在,直到文艺复兴后期印刷术出现以后,它才被人们当作一种传输感觉和思想观念的传媒方式运用,才变成了一种主导性的传播媒介。“拼音文字是形声分裂的特殊文字。”它人为地将文字与声音割裂开来,用视觉压制听觉,是一种分割肢解性的传媒形式。“拼音文字在使人脱离封闭的部落回音室而转入线形组织的视觉世界中的转换作用,是无与伦比的。”拼音文字从根本上改变了西方人早期整体的立体的有机的直觉的即兴的思想方式,而赋予了他们以分析的线形的机械的逻辑理性的统一的思想方式。“西方的价值观念建立在书面语的基础之上。”正是基于这种分解性的线形的机械的统一的思想方式之上,西方人建立起了他们的线形的连续的机械的现代文化,麦克卢汉将之称作是“文明”状态。20世纪以来随着电子技术的发展,广播、电视、电脑、因特网等电子传媒形式得到了广泛应用,逐步取代了书本、报刊等纸质媒介的主导地位。“过去的技术是不完整的、支离破碎的,而电力技术是完整的、无所不包的。”电子媒介是一种既有声音又有文字和图像的集合性的传媒形式,在它那里听觉、视觉、触觉等相互融会,混为一体,不可分离。正是这种浑一的多维的整体性的新媒介培育了人们浑一的多维的整体性的思想方式从而拓制出了一种全新的文化景观——即丰富、多元、整体、和谐的新社会机制,西方人又返回到了前书面语时期通感式的、整体化的、人的心理能得到全面释放的、部落式的文化状态中,麦克卢汉将之称作是重新“部落化”状态。 麦克卢汉的《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一面世就引起了人们的高度重视。正像该著麻省理工学院版序言的作者拉潘姆所言:“只几个月工夫,该书就获得《圣经》那样的崇高地位,其作者就成为时代的先知。”它从出版之日(1965年)起一直到今天,曾不断被人们传阅、引述、讨论,在西方学界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在传播媒介与人类社会文化形态的关系问题上希利斯·米勒完全沿承了麦克卢汉的这种媒介决定论观念。米勒在一篇讨论传媒方式与文学关系的专论《全球化时代文学研究还会继续吗?》中指出,世界是在人的意识中呈现出来的,表现为意识形态。关于意识形态,过去人们是从二元论的角度理解的,即把现实世界分为精神意识和物质存在两个层面,将意识形态置于第一个层面中。事实上精神意识是空灵的无形的,它们离开物质形态根本无法显现出来,根本无法存身,所以现实中精神意识一刻也离不开物质形态,而物质形态在它呈现出来的那一刻就已不可避免地包含了人的眼光,就已包含了精神意识,精神意识和物质存在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浑然一体,二者谁也离不开谁。意识形态说到底即是那空灵的不可见的精神意识性的东西和那实在的可见的物质性的东西的混合体,说得具体些就是人们关于现实和自然的感觉、观念等精神性的东西和语言符号等物质性的东西的混合体,借用德曼的话说是:“语言与自然的现实以及相关的现象的混合体。”而在这种集精神意识和语言符号为一体的“意识形态”内部,精神意识是所指内容,语言符号是能指形式,精神意识被塑造成什么形态、它以什么样的面貌呈现出来,完全取决于它的表现方式语言符号,而语言符号则以什么样的形态去表现精神意识最终则取决 于传播它的物质媒介。所以米勒说:“创造和强化意识形态的,不仅是语言自身,而且是被这种或那种技术平台所生产、储存、检索、传送、接受的语言或其他符号。”“并非语言本身有那么大的力量可以形成意识形态错觉,而是受这种或者那种媒介影响的语言,例如嗓音、书写、印刷、电视或者因特网的电脑。所有这些技术都会利用那种奇怪的倾向以栖居于人人都拥有的想象或幻想空间。我们把身体委托给没有生命的媒介,然后,再凭那种虚构的化身的力量在现实的世界里行事。”意识形态是由语言符号塑造成的,而语言符号则受制于传播技术和媒介,所以传播媒介才是意识形态以至人类文化的最后的根据。 历史地看,西方的传播媒介主要经历了两次重大变革。第一次变革发生在文艺复兴后期,是印刷术和随之而至的书面语对手抄本和口语的更替,第二次发生在20世纪中后期,是广播、电视、电脑等电子媒介对书本和报刊等纸质媒介的更替。西方从16、17世纪到20世纪前期期间的传播技术和媒介主要是印刷术和书面语,“印刷文化的特色都依赖于相对严格的壁垒、边界和高墙”,印刷术和书面语是一种肢解切割性的机械的传媒方式,它培育了人们线形的肢解切割性的思想方式,从而打造了分离的分门别类的连续的一体化的现代文化。所谓分离,即是各种存在相互隔离,如人与人相互隔离(从而促成了“自我”和“作者”概念),民族国家与民族国家相互隔离(从而促成了民族国家意识)。所谓分门别类即是各个知识领域相互隔离(从而促成了哲学、心理学、政治学等学科)。所谓连续即是将不同的事物用时间序列、空间位置或因果关系连接起来,使之井然有序。所谓一体化就是把所有的东西都置于某一个统一的框架中,使之连成一体。“印刷术使文学、情书、哲学、精神分析,以及民族独立国家成为可能。”西方20世纪中后期的传播技术和媒介主要是电子技术和电子媒介。电子媒介是整合融会性的有机的传媒方式,在它那里“所有那些曾经比较稳固的界限日渐模糊起来。”它培育了人们的立体的复合型的思想方式。正是基于此复合型的思想方式之上,过去片面机械的现代文化形态自行消亡了,代之而起的是丰富复杂的后现代文化形态:如独立整一的自我被消解了,“自我裂变为多元的自我”;“民族独立国家之间的界限也正在被因特网这样的产业所打破”,整个地球连成了一体,变成了一个小村庄;哲学、心理学、文学等不同学科之间的界限也被打破了,不同学科相互交叉交融,进入学科整合状态。人类文化从过去分离的分门别类的线形的统一的现代形态转向了现在杂糅的整合的立体的矛盾差异的后现代形态。 二、纸质媒介与文学和文学研究 人类的传播技术和媒介决定和制约着人类社会文化形态,自然也决定制约着作为人类社会文化形态之一的文学。从16、17世纪开始到20世纪前期这三四百年间人类的传播媒介发生了重大的转形,即从口头语转向了书面语。书面语或者说纸质媒介,如前所述,是一种肢解分割性的媒介。它在无形中促成了人们分析型的思想方式。而正是后者在无意识中给事物划界、分类、命名,将之抓捏成一个个界限分明、逻辑有序的、明晰可见的统一体。我们通常所说的现实存在如自我、国家、哲学、心理学等等都是被这样打造成的。文学也一样。 从所指内容的角度看,西方现代人首先用二元对立的方法将他们眼前的世界分成精神和物质、主观和客观两个层面,然后用排他法排除其中的一个方面即物质、客观的方面,将“我思”、“先天综合形式”、“理性”、“意志”等精神、主观的方面视作是世界之根本。接着对人的主观精神世界作了进一步的分割,将之区划为认知、行为、情感等领域,认为文学属于最后一个领域,关涉的是人的主观情感,是用来表现思想情感的。 从能指形式的角度看,西方现代人首先将人类符号形式分为非语言的(如声音、图像、动作等)和语言的两类;然后再将语言符号分为感性形象的和逻辑抽象的两大类,认为文学语言是感性形象性的语言符号;最后进一步将感性形象性的语言符号分为抒情的、叙事的和戏剧的三种不同的表现方式,由之引出了诗歌、小说、剧本三种具体的文学类型。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米勒说:“词语文学(literature)出自拉丁语,与罗马一基督教一欧洲词根不可分。现代意义上的文学最早出现在17世纪后期的西欧。严格意义上的文学,仅指诗歌、剧本和小说,出现得很晚,……到了18世纪中期。” 从外部条件看,文学的发生则与民族国家的形成、自我概念的产生、作者和版权观念的出现等直接联系在一起,这些因素用米勒的话说是“文学存在的前提和共生因素(concomitants)”,而民族国家、自我、作者等文化形态如前所述无不基于西方现代人的分解性的思想方式之上,无不是印刷术和书面语的产物,所以没有印刷术和纸质媒介就不可能有现代意义上的文学。 西方现代意义上的文学,无论是从所指内容的角度看、能指形式的角度看,还是从外部条件看,都基于西方现代人的分析型的思想方式之上,而后者则完全是由西方现代的传媒技术印刷术和传媒方式纸质媒介塑造成的,因而米勒说:“西方的文学总体上属于印刷书本以及其他的印刷品如报纸、杂志、定期刊物的时代。” 西方的现代印刷术和纸质媒介不仅决定着现代文学的形态,也决定着现代文学研究的形态。由于现代意义上的文学从内容到形式都是人们在对现实世界进行细密的切割分离、摒除异质的东西、保留同质的东西的基础上打造成的,因而无不是单一的连贯的有机统一的。这就决定了西方现代的文学研究必然是求同式的研究。而从另一个方面看,现代人的思想方式是肢解分割性的,是二元对立的,是非此即彼式的,基于这种思想方式之上,西方现代人的文学研究理路自然非求同式研究莫属。 西方从文艺复兴到20世纪的形形色色的文学研究虽然研究观念和方法上大相径庭,但研究理路和倾向都完全一致,都以探求文学作品的某种内在统一性或中心点为出发点,都是求同式的。加世纪前西方的文学研究主要有社会历史研究、人物形象研究、传记研究等几种类型。社会历史研究主要探讨的是作品所反映的某个时期的社会生活的内在统一性或者说社会生活本质,参照物是当时的社会历史状态。人物形象研究主要探讨的是作品中的某一个或某几个人物的性格的内在统一性或者说人物个性,参照物是生活中的真人。传记研究主要探讨的是作品中所表现的作家的思想、情感或心理状态的内在统一性,主要根据是作家的生活经历、思想观点和情感状态。20世纪以后西方的文学研究主要有新批评、结构主义、文化研究等几种类型。新批评主要探讨的是作品的内在蕴含的矛盾统一性,参照系是文学语言的“歧义”、“反讽”、“悖论”等属性——具体指文学语言的集外在的字面义与内在的隐含义于一体的属性。结构主义主要探讨的是文学作品的结构法则或者说写作模式的普遍统一性,参照系是人类语言以及它的运行法则即语法规则。文化研究主要探讨的是作品中所反映的人们的文化身份的内在统一性(如种族性、区域性、男女性别等),参照物是某种社会集团的文化属性。 从批评视野看,这些求同式的文学研究各自只注意到了文学作品之内容或形式的某一个层面,而完全忽略了其他的层面,是瞎子摸大象式的,是狭隘的片面的。从批评思路看,这些求同式的文学研究将注意力主要放在了探求作品某种统一性或某个中心点上,而完全忽略了文学作品的本质属性即它的形象大于思想的属性,完全忽略了它的矛盾性异质性和丰富多元性,因而它们只注意到了作品的明晰性和有序性的一面而摒弃了它的模糊性和丰富复杂性的一面,是肢解性的排他性的残缺不全的研究。从批评效果看,这些求同式的文学研究都基于某种理论假定之上,都以某种非文学的东西为参照,都先有某种预设,然后再到作品中去寻找它、印证它,都是结论在先分析阐述在后,因而是同语重复性的,都在已知的东西中绕圈子,很少涉足于未知的领域,很难给人们提供新知新见。正因此,在米勒看来,这些形形色色的求同式的文学研究在根本上都是揭示性的而不是开发性的,都是证明性的而不是发明性的,都是陈述性的而不是施为性的,是指向已知的东西的而不是指向未知的东西的,是不可取的。 三、电子媒介与后文学和后文学研究 西方的文学和文学研究完全基于现代传媒技术印刷术和传媒形式书面语之上,而现在“新的电信时代正在产生新的形式取代这一切”。现代的传媒技术和传媒形式印刷术和书面语正在被新型的传媒技术和传媒形式电子技术和电子传媒形式如广播、电话、电影、收音机、录音机、电视机、激光唱片、VCD、DVD、移动电话、电脑、通讯卫星和国际互联网等替代。与肢解切割性的纸质媒介相反,电子媒介的本质特征是整合融会性。它“打破了过去在印刷文化时代占统治地位的内在与外在二分法(inside/outside)”,突破了现代人的二元对立思想,拆解了基于此二元对立思想之上的各种二元对立概念如所指与能指、现实与虚构、文学与非文学等等,瓦解了作者、自我、民族国家等意识形态,消解了文学和文学研究得以存在的所有的前提条件。这样,随着电信时代的到来文学和文学研究的消亡自然无法避免。所以米勒说:“新的电信时代正在通过改变文学存在的前提和共生因素(concomitants)而把它引向终结”,“文学的终结就在眼前”,“文学研究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不过需要特别说明的是:这里米勒所说的“文学”不是指那种作为人类语言符号之一种形式的、超越时空界限的文学,而是指那种基于现代传播技术和传播方式之上、作为现代文化形态之一种形式的文学。米勒在后期的理论力作《论文学》中明确指出:文学有两种含义,“第一种意义上的文学,作为一种西方文化机制,是特殊的,它是第二种意义上的文学的历史性的特定的形式。在第二种意义上,文学是一种使词语或其他符号成为文学性的东西的一般倾向。”换句话说,“文学”概念有两种不同的所指:一种是指那作为现代人的文化建构物的现代文学话语,一种是指那超历史的普遍的作为人类语言符号大家族中的一分子的人类文学符号。米勒指出:“如果一方面文学的时代几近结束,那么另一方面文学或文学性则是普遍的永恒的。”“文学研究的时代已经过去,但是,它会继续存在。”米勒认为,虽然作为现代人的文化建构物的文学话语以及与之联系在一起的文学话语研究将随着现代传媒技术和方式的消亡而终结,但是作为人类语言符号大家族中的一员的超历史的普遍的文学符号以及与之联系在一起的文学符号研究将永远留存。米勒指出:“我认为这种数字化的东西将会多方面和以人们无法预测的方式改变文学和文学研究。我甚至要说它将会转变和已经在转变文学或文学性的概念,它正在逼杀文学,给它以一种新的存在形态。”这即是说数字化的传媒方式将会从根本上改变人类文学符号以及人们的研究方式,赋予它们以“新的存在形态”、新的品格。那么数字化的传媒方式到底有什么独特之处?它给文学符号以及文学符号研究带来什么样的变化?赋予它们以什么样的新品格? 为了论述方便,下面我们暂且将基于新媒介之上的超越现代文学话语的文学符号称作“后文学”,将基于新时代新思想方式之上的超越现代文学研究方式的文学符号研究称作“后文学研究”。 在西方传媒研究史上最早对数字媒介或言电子媒介做出全面深刻的阐述的理论家是被人们誉为“时代的先知”的加拿大学者麦克卢汉。他在巨著《理解媒介:人的延伸》中明确指出:“任何发明或技术都是人体的延伸或自我截除”,从文艺复兴后期到20世纪前期期间的各种传播媒介是人的肢体的延伸,20世纪中后期兴起的新媒介是人的神经系统的延伸;前者是肢解的分割性的,后者是整一的混合性的;具体而言,前者是再现性的、重复的、线条的、连续的、统一的,而后者是构造性的、虚拟的、“非连续的、歪斜的、非线形的”。麦克卢汉之后西方科幻小说作家吉伯森(w.Gibson)推出了“赛博空间”(cyberspace)术语,传媒理论家尼尔森(T.H.Nelson)发明了“超文本”(hypertext)概念,哈拉兹(F.G.Halasz)阐发了“超媒介”(hypermedia)话语,他们从不同的方面进一步深化了麦氏关于电子媒介是一种构造性的、虚拟的、非线性的、非连续性的、立体化的传媒方式的理论,建立了一套完备的电子媒介理论系统。现在“赛博空间”、“超文本”、“超媒介”已经被公认为是电子媒介(特别是因特网)的本质特征,它们差不多变成了电子世界的代名词。在电子媒介的性质特点问题上希利斯·米勒完全沿承了麦克卢汉等人关于电子传媒是一种整合融会性的传媒方式,具有构造性、虚拟性、非线形性、非连续性、立体性、歪斜性等本质特征的理论观念,并将之巧妙而机敏地贯彻到了对后文学性质特点的分析中。 在米勒看来,电子媒介与纸质媒介的本质差别在于:后者将文字和声音、图像、动作人为地隔离开来,抹去了后面三种因素,仅留下唯一的一种因素文字,是地地道道的切割分离性的传媒方式,而前者正相反,它将纸质媒介所抹去的声音、图像、动作等因素重新招揽回来,在文字中引入了声音、图像以至动作,在视觉中加进了听觉、触觉以至味觉等,是整体的混合的浑一性的传媒方式;后者培育了人们切割分离性的思想方式即二元对立思想方式,从而打造了现代明晰的机械平整的审美话语形式文学,前者在无形中塑造了新的思想方式即整合性的多维的思想方式,从而打造了新的混杂的能动多变的审美话语形式后文学。后文学的混杂性和能动多变性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它突破了外在与内在、实在与非实在之间的界限,不再致力于再现或表现某种外部存在,不是再现性或表现性的,而将外在与内在融为一体,是构造性的,虚拟性的。在米勒眼里电子媒介本身就是一种集外在与内在为一体的构造性的媒介。他在专著《黑洞》中指出:“印刷品也是技术再生产性的一种形式——对这一点我们差不多快遗忘了,但也许再生产性的效力在照相机瞬间的一闪中表现得更为明显:它生产出了底片,将那刹那间已逝去的东西保留下来,赋予了它以幽灵般的无尽的生命。……那熔化了形象与文本之区分的数字化生产出了形象/文本,它们比照片更为短促多变和无所不在。它们彰显了本雅明意义上的作为瞬间性产品的照片的另一面:即它赋予那被人们拍过照的已死去的瞬间以鬼影般和幽灵式的永久存在、赋予它以无所不在的生命的方式。”这即是说照相机或摄像机等电子媒介是一种将事物从川流不息的现实时间进程中抽离出来、赋予它们以特殊的形态(即某种图像)的形式。在照相机或摄像机将外在现实事物转化成照相机中的底片或摄像机中的数字图像的过程中,被拍摄的现实事物已经随着时问的流逝而逝去了,留下来的只是它的仿像或者说它的影子,此“仿像”或“影子”完全有别于它的底本外在现实事物,它们是由照相机或摄像机等媒介制作出来的,是外在事物和照相机或摄像机等转换形式的结合体,是构造性的。这种由照相机或摄像机等电子媒介打造出来的电子世界是由数字或信息构成的,它虽源于外在现实,但已不是纯现实,而是被数字化了的现实,或者说是形式化了的现实,是一种介于实在与非实在之间的现实,是虚拟的现实,用米勒的话说,是“非现在的现在”,是一种“仿像”:“所有那些电视、电影和因特网产生的大批的形象,以及机器变戏法一样产生出来的那么多的幽灵,打破了虚幻与现实之间的区别,正如它打破了现在、过去和未来的分野。人们常常难以分辨电视节目里的新闻和广告。电视或者电影形象属于比较奇怪的一类——非现在的现在,要想说清楚它到底是不是‘目击新闻’,即是不是所说的现在正在发生的事情,还是如他们所说的一种‘仿像’(simulation),也常常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与电子媒介的这种构造性、虚拟性性质特征相应,后文学也完全是构造性的虚拟的。总体而言,西方20世纪以后伴随着电子媒介而出现的新型的文学或者说后文学主要有两大类:一类是直接由电子媒介承载的文学如影视文学、光碟文学、网络文学等,另一类是借鉴电子媒介文学的手法写成的纸质媒介文学。由电子媒介承载的文学完全是构造性的、虚拟的,这不言而喻。以西方当代的“第一部CD-ROM的轰动之作”《米斯特》(Myst)为例,它是由“2500多个实物照似的意象”构成的。它的作者兰德·米勒(RandMiller)和罗宾·米勒(RobynMiller)两兄弟先将现实事物转换成一连串的数码图像和声音,然后再将它们按某种方式集结到一起,最后组建成了这样一个似真而又非真的数字化的艺术世界。此世界完全是由数码打造成的,是虚拟性的。那些借鉴新媒介的方式方法而写成的新型的纸质媒介文学本质上也是构造性的虚拟的。以这种新型的纸质媒介文学的开山之作《追忆逝水年华》为例,它是由“记忆的巨大的数据库”构成的。作者普鲁斯特仿照电影、电视、照相机、摄相机的蒙太奇手法,首先将他记忆中的现实事物转换成无尽的意象或词语形象,就像照相机或摄相机将现实事物转换成一个个零散的镜头一样,然后再将这些意象或词语形象按一定的序列组合起来,从而组建成了一个虚幻的艺术世界。此世界,用米勒的话说,完全是由语言词语打造成的,是施为的(performative),它源于现实又不同于现实,是虚拟性的。 (2)它打破了语言、图像、声音、动作等不同的传达手段和叙事、抒情、议论等不同的表述方式之间的界限,是超媒介、超文体的。米勒说:在数字化的电子世界里,“不同媒体之间的界限也日渐消逝。视觉形象、听觉形象(比如音乐),以及文字都不同地受到0到1这一序列的数码化改变。像电视和电影、连接或配有音箱的电脑监视器不可避免地混合了视觉、听觉形象,还兼有文字解读能力。新的电信时代无可挽回地成了多媒体的综合应用。男人、女人、孩子个人的、排他的‘一书在手,浑然忘忧’的读书行为,让位于‘环视’和‘环绕音响’这些现代化视听设备。”在米勒看来,电子媒介本身就是语言、图像、声响、动作等不同的信息传达手段的混合体,它集视觉、听觉、触觉等于一体,是综合性的通感式的,是超媒介的。与之相应,以电子媒介为载体的电子媒介文学也是超媒介的。以《米斯特》为例,“它有‘2500多个实物照似的意象’,外加‘声音轨道’和‘快速牌(苹果牌电脑的一个商标)电脑的图像和电子动画图片’。”“它是‘一个迷乱的盒子,盒子里头是小说,小说里头是绘画——并配有音乐,或其他东西。”’∞它是由语言文字、图像、声音等各种不同的传达手段共同打造成的,或者说是小说、绘画、音乐等各种不同的艺术形式的混合体。电子文学文本是这样,那些以电子文学文本为模板的新型的纸质文学文本也不例外。再以《追忆逝水年华》为例,正像米勒所言:“小说充满了信件和电报。”其中既有叙事、描写,又有抒情、议论、说明、解释,是小说、书信、散文、议论文、说明文等各种不同文体的杂糅体。另外“普鲁斯特用很多重要的篇章借小说内部人物的状态刻划了《追忆逝水年华》的读者的状态。”小说将文学阅读和文学批评巧妙地引入文学叙事中,是批评和创作两种完全不同的话语形式的混合体。(3)它突破了话语文本与话语文本的界限,是不同的话语文本的杂糅体,是开裂的、非线形的、非连续的、零散的。米勒说:“在电脑上写作与普通方式或打字机写作大不相同。由于能够很容易进行修改,所以文学研究的文本似乎永无止境或永远不能完成。它可以非常容易地扩展,重新安排,剪裁,进一步加注,等等。”电子文本不像文字文本那样一旦定稿、排版、付印就不便再压缩或扩展,它可以随时增删、修订,“永远不能完成”。正是电子书写的这种便于插入、删除、增补、缩减、编辑、修订的性能使各种不同的话语文本间的链接成为可能,从而使电子文本具备了文字文本所无法具备的独特性能即集各种各类不同的文本于一体的超文本性能。一种电子文本可以将同一个主题的所有的话语文本链接到一起,如可以将描述某种现象的元话语文本、评论这些元话语文本的文本以及对这些元话语文本和评论进行哲学思考的话语文本等等编组到同一个窗口中,也可以将不同主题的话语文本随意地陈列到一起,如“在电子空间中小说《艾亚拉的天使》与天象图、卫星形象、可以想得到的任何一种主题的简报、有关人类基因工程的最新的消息、从哈勃天文望远镜上得到的最新的图片、免费软件、各种游戏、农业信息、你来我往的千百万邮件短信,等等,以惊人的丰富性和无序状态堆在一起”。所以电子文本空间中,“任何东西都可以跟另外的东西,以乱糟糟的混合的方式重叠在一起”。 一般的电子文本是由各种各样不同的话语文本集结成的,是超文本性的,特殊形态的电子文本即电子文学文本不例外也是由多种多样的话语组合成的,是超文本性的。如《米斯特》就是由“5个有待拓展的完整的世界”构成的,由2500多个实物照似的零散的意象组构起来的,它是各种不同的数码或者说景象相互链接的结果。“此怪异的游戏或小说的目的是借打开呈现在电脑屏幕上的各种目标物以重新组建一个故事。此游戏是‘被设计出来让那些第一次玩游戏的一般水平的游戏者在40个小时之内完成的。’当40个小时用完时,小说的故事就会呈现出好几个不同的结局。《米斯特》是一个自由的国度。你可以选择你最喜欢的结局。”这即是说《米斯特》不仅是由各种不同的数据或景象组构成的,是立体的复杂多元的,而且还是动态开放的,它最终被建构成何种形态完全取决于欣赏者或游戏者如何处理它。 超文本不仅是电子媒介文学文本的本质特征之一,也是以电子媒介文本为模板的新型的纸质媒介文学文本的本质特征之一。譬如《追忆逝水年华》就是“一个巨大的碎片集合体或不计其数的碎片的聚集地。”其中既有叙事又有议论,既有陈述又有说明、注释,它是由各种不同的话语文本集结而成的。它是“一个布满了无数小多边形的多边形”,是立体的。“马塞尔将他的记忆当作是他可以在其内部不停地穿行的超文本程序。在那记忆的巨大的存储器中,他可以在任何地方开始,而借一系列链接,最终可以被引向其他任何地方。”它既无确切的入口,亦无确切的出口,不是线形的连贯的而是非线形的不连贯的。普鲁斯特在创作它的过程中,不断地改变写作计划,不断地增添新的材料,不断地扩展它,“它是无尽的”,是一个开放的体系。 电子媒介不仅赋予了新时期的文学符号以新的特性,而且也赋予了新时期的文学符号研究以新的品格。由电子媒介承载或仿照电子文本模式写成的后文学,如上所论,不再是被动再现或表现已有的精神或物质存在的形式而是主动构造未知的事物或境界的形式,不是记述性的而是施为性的,不是单一平面的、线形的、连贯的、透明的而是混杂立体的、非线形的、非连贯的、隐秘的,其中永远隐含着某种深不可测的迷乱怪异的东西或言“黑洞”(blackholes),压根就是“不可读的”,没有人能够完全穿透它。这样,人们在研究它时便不再将重心放在探求其中的某种统一性或中心点、以完全把握它上,而是把重心放在发掘其中的某种无法预见的怪异的东西、以深刻开发它的无限多样性上。这就决定了后文学研究从一开始就走上了一条与文学研究完全相反的道路:即不是求同式的而是以求异式的。米勒将这种基于由新媒介引发的新文学之上的新研究称作是“修辞学”。另外从研究主体的角度看,在新的整合融会性的电子传媒方式深刻影响下新时期人们的思想方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即从分割转向了整合、从单向转向了多向、从一维转向了多维、从集中转向了发散。人们用整体的目光,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层面去审视无限丰富的文学文本,自然会更容易体察到它的复杂多元性以至不可穷尽性,更能意识到那种企图捕捉到文学文本的某种优秀、本质或言统一性以完全把握它的设想的空幻性。这样他们便自然而然地将批评重心从过去探求文学作品的某种统一性或中心点转移到了开发它的某种悖论、异质性或言“黑洞”或“他者”上了,便自然而然地走上了求异性的后文学研究之途。 20世纪60、70年代法国哲学家德里达从其解构主义思想出发深刻发掘了西方现代哲学的基础性的话语“自我”之中不透明的层面或者说它的“黑洞”或“他者”,如无法为自我意识所掌控的无意识、为自我的精神心理所涵盖的物质形态如语言符号、文字等,为这种求异性研究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树立了成功的范式。法国的另外一位哲学家福柯从其后结构主义思想出发进一步开发了西方现代文明的基石“理性”之中的不在场的一面——“疯癫”,以期将西方的社会文化引向一个新的境界,进一步发展了这种求异性研究。美国批评家萨伊德敏锐地揭示了貌似公允客观的西方的“东方学”中不为人知的隐秘的一面即深厚的种族主义或言西方中心主义倾向,将这种求异性研究扩展到了社会文化领域。俄国批评家巴赫金深刻揭示了陀斯妥也夫斯基等人小说中的某种统一的意识和声音后面的不一致的意识和声音或者说杂音,揭示了文学作品统一性之中的差异性,不知不觉中走上了求异性文学研究之途。美国“耶鲁派”的批评家德曼开发了各种文学文本之逻辑统一性之中的乖张差异性或者说语法层面背后的修辞层面,全面发展了求异性文学研究,将之推向了高峰。这种求异性研究所关注、探究和开发的是事物中的那种为既有的已知的在场的东西所无法涵盖和包容的未知的不在场的怪异的东西或言“他者”:如为我的民族所无法理解的思想或行为怪异的其他民族,为我所无法穿透的他人,为我的意识所把握不了的梦幻和无意识,为人类语言符号的语法逻辑的层面所无法涵盖的修辞悖谬的层面……等等。此种研究不像多元主义或对话理论那样认为千差万别的事物背后有某种普遍统一的公理、因而在强调这些怪异的东西的同时却有意无意地将它们归并到某种普遍性中,而是认为千差万别的事物背后仍然是千差万别的事物、因而始终十分看重和尊重这些怪异的东西,它以全面开发“他者”以开辟新的视野和新的人生境界为出发点,它不是兼并、同化、征服性的,而是发散、异化、开拓性的。它是将人类社会引向多元化、引向真正的民主自由和平的唯一正确有效的方法。 随着电子技术的迅猛发展、电子媒介的广泛运用和人们的思想方式向整合性多维性的急剧转变,这种力求把握事物中某种未知的不可预测的怪异的东西、尊重“他者”、开发新异的事物和新异的境界的求异性的研究日益变成了文化和文学研究中的主导性的方法理路。它正在蓬勃展开,代表着人类文学研究的光辉未来。 四、余论 西方的文学符号和文学符号研究不是静态的一成不变的,而是动态的流变不居的。从总体上看,主要经历了以下三个显著的阶段:(1)古希腊至文艺复兴。此阶段人们心目中的理想境界不在现实中,而在超现实的神灵的王国中(如在奥林匹斯山上空的神祗之乡中或伊甸园里)。此阶段文学符号的形式主要有神话、史诗、传奇、戏剧表演等,它们所创造的艺术境界大多是超现实的天外奇境,它们所塑造的形象主要是神、英雄、骑士等超凡脱俗的角色,此阶段的作品主要以神奇性和故事性取胜,文学符号研究主要关注的是作品的情节结构问题(如亚里斯多德的《诗学》、贺拉斯的《诗艺》、布瓦洛的《诗的艺术》等都是围绕着此问题展开的),人们将这一阶段的文学符号称作是“诗”,将文学符号研究称作是“诗学”。(2)16、17世纪至20世纪前期。此阶段人们将注意力从天外奇境转向了现实中活生生的人生境况。此阶段文学符号的形式主要有小说、诗歌、剧本,它们所描写的是现实中的实实在在的人和事,表现的是人们的真情实感,作品主要以真实性、思想启迪性和情感震撼力取胜,文学符号研究主要关注的是文学反映现实人生的广度和力度以及表现人们的思想感情的真实和深刻程度,或者说它的社会人生启迪作用,人们将此阶段的文学符号称作是“文学”,将文学符号研究称作是“文学研究”。(3)20世纪中后期。此阶段人们不再认为世界是自然而然形成的,而是由人构造成的,由于过去人们是用分析型的理性的机械的方式建构社会文化机制的,所以所构造的世界是单一化的平面的片面的不合理的,为此人类亟需改变思想形态、用新的方式即复合性的非理性的复杂多样的方式打造新的社会文化机制即无限丰富多样的文化机制、以从根本上改变既有的不合理的世界面貌。他们将文学符号当作是打造新世界的新方式的先锋实验性形式。正因此这阶段的文学符号不是以充分有力地表现某种外在所指为目标而是以革新和变异自己本身的艺术方式或者说内在能指、用非逻辑非理性的方式打造奇异多变的艺术世界为目标,它不是再现或表现性的而是构造性的,主要以虚构性、能指形式的变异性、艺术境界的迷离多样性取胜,此时期的文学研究把重心放在了细读文本、充分开发文学文本的异质多样性上。人们将此阶段的文学符号称作是“文学性”或“可写性”文学文本,将文学符号研究称作是“文学性研究”或“修辞学”。 由于深深囿限于本质主义(essentialism)和普遍主义(universalism)的思想模式中,传统中人们一贯认为文学符号是一种一成不变的普遍永恒的东西,文学符号研究是一种探讨文学的普遍性或本质的普适性的学科,因而只注意到了文学符号和文学符号研究的共时性和亘古不变的一面,而完全忽略了它们的历时性和流变不居的一面。在世纪之交,当代杰出的理论批评家希利斯·米勒从其反本质主义的后结构主义思想出发,不仅深刻意识到了文学符号和文学符号研究的动态变异性,而且参照人类传媒方式的历史发展过程特别是文艺复兴以后传媒方式的历史发展过程、以之为根据深刻揭示了文学符号和文学符号研究的历史变化过程,展现了不同的历史阶段特别是16、17世纪至20世纪前期和20世纪中后期两个不同的历史阶段的文学符号和文学符号研究的不同的形态和性质特点,并得出了随着印刷时代的消逝、电信时代的来临,旧的文学符号和文学符号研究即文学和文学研究正在消亡、新的文学符号和文学符号研究即后文学和后文学研究日益兴盛的惊世骇俗的结论,这不能不说是空前独到深刻的,不能不说是西方文学理论批评史上的一次重大创举。这也正是他近期的理论学说为什么会在国内外引起巨大反响、会受到人们高度的重视的根本原因。 不过正像美国当代的批评大师德曼所言,任何洞见中都有盲点。米勒关于传媒方式与文化文学关系的理论学说的局限性也是显而易见的。首先,米勒虽然在理论上一贯反对本质主义和逻格斯中心主义,但在论述传媒方式与文化文学关系时却不知不觉地落入了传媒方式决定文化文学形态的一元主义、决定论或言本质主义的思想圈套,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重大的理论误区。事实上社会文化机制和文学符号形态的形成和发展并不是由某一种唯一的因素促发的,而是多种因素的互动促成的,除了传媒技术和传媒方式外,生产力水平、生产方式、人的主观意识、人的综合素质、文化符号形式等都是决定和制约文化机制和文学符号的发生和发展的基本因素。希利斯·米勒在论及文化和文学符号发生发展时只注意到了传媒技术和传媒方式的巨大影响力,而忽略了其他各种因素的深刻的制约作用,无疑是狭隘的片面的。其次,他在传播媒介的发展过程问题上,一贯认同麦克卢汉的高级形态取代低级形态的线形发展模式论——即书面语取代口头语、电子媒介取代书面语的发展模式论,具有明显的形而上学色彩。从历史史实看,传播媒介的高级形态与低级形态之间的关系不是前者取代后者的关系,而是前者丰富和扩展后者、与后者构成多元互补局面的关系,如16、17世纪以后兴盛起来的书面语极大地丰富和扩展了传统的口头语传媒方式,与后者构成了二元互补的关系,20世纪中后期发展起来的电子媒介进一步丰富和扩展了口头语和书面语等传播媒介,与后二者构成了三元互补关系。再次,基于媒介决定论和传媒方式单线发展模式论之上,米勒提出,与旧的书面语传媒方式日益为新的电子传媒方式所取代的历史趋势相应,基于旧的传媒方式之上的文学符号和文学符号研究即文学和文学研究日益消亡,基于新的传媒方式之上的新的文学符号和文学符号研究即后文学和后文学研究日益蓬勃兴盛、正在全面取代旧的文学和文学研究。这很明显不符合事实,是站不住脚的。因为当前在世界范围内用传统的方式进行创作和研究的作家和文学家不仅在数量上占绝对的优势,而且他们的作品和成果的质量也是后文学和后文学研究无法望其项背的。跟书面语有巨大的潜力、没有也不可能消亡一样,文学和文学研究也有巨大的潜力,它们现在没有消亡,将来也不可能消亡。 总之,米勒关于传播媒介和文学关系的理论学说以及基于它之上的关于西方现代和当代的文学符号和文学符号研究的历史形态、性质特点、未来走向的分析论述等既有深刻独到之处亦有片面悖谬的地方。认真研究和总结它们,对于我们深刻理解和把握传媒方式的历史过程和走向、深刻理解和把握文学符号和文学符号研究的变化过程和历史形态、科学预见和策划它们的未来,无疑具有重要的启发和镜鉴作用。
摘要: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在五千年的历史中形成的宝贵结晶,蕴含着中华民族绵延不绝的生存密码,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和中华民族的精神血脉。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发挥育人功能,要贯穿古为今用、中西互补、推陈出新、去伪存真的原则。通过教师引领、融入实践教学、课程思政、学校宣传工作、校园文化、家庭教育,发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育人价值,有利于增强少数民族大学生的理想信念,有利于增强对中华文化的认同。 关键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 针对新疆高校的具体实际,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造性发展,融入新疆高校少数民族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增强少数民族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共建实现中国梦的精神家园,成为新疆高校迫切需要深入思考和着力解决的重要时代课题。 一、新疆高校少数民族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价值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由中国人民创造的,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民在这种文化的哺育和滋养下,拥有过辉煌的汉唐盛世,创造了四大发明,大大推动了世界文明的发展进程。陈先达先生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最显著的优点或者特点就是中国传统文化有传有统,传是一代一代传下去,统是一以贯之。”[1]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在于它是源头活水,如何深入挖掘它的价值内涵,不是削足适履,而在于从中汲取智慧,生发出与时代相适应的新的诠释。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印发的《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指出,迫切需要深化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重要性的认识,进一步增强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迫切需要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价值内涵,进一步激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机与活力。地处西北边陲,以多民族、多宗教、多元文化为特征的新疆地区,在少数民族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中融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利于增强大学生对中华文化的认同,有利于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使各民族大学生人心归聚、精神相依,形成团结奋进的强大合力。 (一)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利于坚定共产主义理想信念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国际性思想成果,在新时代依然焕发时代的光辉,推动中国社会不断向前发展,取得一个又一个重大的成就。原因在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与中国具体实际的结合,与中国文化的结合。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能很好地结合,是因为在以下三个方面有契合之处:一是二者都重视实践;二是二者都取理想主义态度;三是二者都强调和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大同”“和合”思想极其有利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这是因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这些思想精华中获得了与时俱进的成就。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关于共产主义理想的描绘,如“生产力随着每个人的全面发展而增长”“一切社会财富的资源都充分地涌现出来”“社会才能把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写在自己的旗帜上”等。马克思关于共产主义的理想和中国传统文化“大同”思想的指归,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是人的权利得到充分保障,这也是二者契合的原因之一。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培育时代新人,坚定共产主义理想信念,这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根本,更是新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所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并在解决国内国际问题上为世界各国提供了中国智慧、中国方案,这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在中国大地生根发芽的结果。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我们要“谱写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加绚丽的华章”。边疆地区的青少年应该将自己的理想和国家的复兴紧紧结合在一起,让自己人生有更多出彩的机会。新疆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应该讲清楚共产主义理想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契合之处,根本原因是马克思主义“行”。新疆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更应该引导少数民族大学生自觉把爱国主义的情怀、复兴中华民族的志气和自己的青春梦想紧密结合在一起。 (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利于巩固新疆高校意识形态安全在信息时代的今天,爱国主义与维护意识形态领域的安全是浑然一体的。邓小平指出:“要特别教育我们的下一代下两代,一定要树立共产主义远大理想。一定不能让我们的青少年作资本主义腐朽思想的俘虏,那绝对不行。”[2]我们党历来重视意识形态领域的安全工作,尤其是新疆高校意识形态领域的安全,关系到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关系到为谁培养人的问题。在“一带一路”背景下,有效巩固和发展新疆高校意识形态领域的安全,确保党的教育方针落地生根,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培育一代又一代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边疆地区青年,汇聚起56个民族的磅礴力量,共担民族复兴大任。新疆高校要进行意识形态安全堡垒的构建,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坚持立德树人,培养可堪重用、能担重任的社会主义事业接班人。当今中国正处在经济发展的关键时期,2020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关于新时代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的指导意见》,要进一步支持新疆加快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新时代的西部大开发,对新疆高校意识形态领域的安全,无疑是一个新的时代课题。新疆高校作为青年思想交流碰撞的聚集地,也是新疆社会意识形态的前沿阵地,如果没有争得、赢得少数民族大学生,新疆高校的中心工作就会偏离轨道,与党的教育方针南辕北辙。 (三)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利于熔铸国家认同“文化认同是文化群体中基本的价值取向,在长期的生存及各种因素作用下所形成的文化认同,是具有稳定性”[3]。可见,文化认同的力量是不可忽视的。56个民族拥有共同的价值观,才能形成稳定的文化认同感、可靠的文化心理基础。中华文化是的发展形成始终伴随着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进程,56个民族共同造就了中华文化,中华文化是56个民族共有的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蕴含的爱国主义精神、人文精神、道德伦理等价值取向,为56个民族生生不息提供了稳定的价值观。新疆高校要通过中华文化史的发展脉络,梳理清楚中华民族亲如一家的史实,增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自觉。只有通过教学实践加强少数民族大学生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并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结合在一起,对国家认同的价值观基础、心理基础才会坚不可摧。 二、新疆高校少数民族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原则 如何在少数民族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需要贯彻一定的原则,否则会事倍功半,收效甚微。随着中国跃升至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创新理念深刻改变着我们的社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如何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是新疆高校需要破解的时代课题。新疆高校的教育实践得以焕发生机活力,要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少数民族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发挥育人功能,要贯穿古为今用、中西互补、推陈出新、去伪存真的原则。 (一)坚持古为今用原则,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精华和养分历史已经证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绝对不能抛弃传统文化,也不能全盘否定传统文化,而是要从中汲取精华和养分。在新疆高校少数民族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我们需明确要传承什么发展什么,大大提高传统文化的利用率和转化率,这样才能做到有的放矢。为了讲清楚新疆地区历来就是多民族共同生活、多种宗教并存、多种文化共存的地区,从中国历史的宏大叙事中选取一些案例、故事来感染学生,通过史实来印证。例如,汉朝时西域各城郭通过设立“译长”,加强了中原文化与西域文化的交流传播。唐朝,中原地区曾盛行的书法《兰亭序》已传播到了西域,并有确凿的考古资料得以印证。另外,儒家经典在新疆地区的大量出土,都印证了新疆地区和中原地区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存在广泛而深刻的交流。中华文化中有待于我们挖掘的育人元素、育人价值数不胜数,这些内容都可以用来帮助大学生增强“五个认同”。 (二)坚持中西互补原则,吸取优秀外来文化扬长避短中国传统文化的优势在哪里?中华民族独特的文化传统和价值体系来源于绵延五千多年的中华文明,经过岁月的洗礼和历史的沉淀,至今依然能推动人类社会不断向前发展的理念和价值观,如人与自然和谐相处,需要我们一以贯之地传承下去。人类社会进入21世纪,西方现代化的弊端已越来越明显:人与自然关系的紧张,生态环境的恶化等问题让越来越多的人陷入沉思,人类应该秉持什么样的发展理念?正如汤因比所担心的:“原来崇拜西方工业的人越来越多地开始怀疑,为了从西方物质财富中分沾微不足道的份额,却要付出同样痛苦的代价,这种做法是否明智。”[5]总之,西方文化的思维方式、价值结构、心理模式显然和中华文化有巨大差异。差异既是机遇也是财富,马克思主义起源于西方,它却能解决近代中国的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问题,这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和马克思主义相结合的优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就是要传播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仁爱”理念促进社会和谐,以“民本”理念促进人人共享时代发展的成果,以“和合”理念促进世界和平,以“大同”理念促进共同富裕。 (三)坚持推陈出新原则,寻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新的生长基因毛泽东说:“中国的面貌,无论是政治、经济、文化,都不应该是旧的,都应该改变,但中国的特点要保存。”[6]文化不是停滞不前的,中国文化应该不断发展。如果一个民族的文化得以保存和发展,就必须遵循继承、创造、发展的规律。正因为文化的交流、对话促进了不同的国家之间、民族之间、文化之间的融合和吸收,才有了文化的推陈出新。汤一介先生认为,中国有长达四五千年的文化根基,它的哲学不会因为受到当前的西方强势挤压而失去自我,它的生命力应该正是在大力地吸收和融化其他民族和国家的文化中来壮大自己的文化[7]。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符号和价值加以改造,变成对新时代大学生有益的符号与价值体系,进而增强对中华文化的认同,这是激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时代价值的前提。历史是一位智者,如何鉴古知今呢?我们不仅要继承还要发展,五千多年的文明史告诉我们,推陈出新是文化焕发强大生命力的源泉,没有创新就不可能进步。在继承中发展,在发展中继承,这是正确对待中华文化的马克思主义的态度。 (四)坚持去伪存真原则,展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永久魅力正确的认识才能更好地指导实践,正确认识中国传统文化,是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政治教育价值得以实现的前提。深刻认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维系中华文明绵延不断、维持多元一体的伟大格局、维持国家民族的独立富强、维持各民族相互团结平等中的巨大作用,肯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独特的人文精神和道德价值,在这个基础上才可能得到正确的认识。也就是说,我们不能用西方的理论来套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应该用中国鲜活生动的事实来对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精华还没有被完全挖掘出来,有些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占重要地位的内容还没有被大学生完全重视。只有经过去伪存真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来教育新时代的大学生,才能帮助大学生树立文化自信、理解中国文化的实质。 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新疆高校少数民族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路径探索 (一)抓住关键因素,坚持教师引领思想政治教育是新疆高校的主阵地,关系到党的教育方针,关系到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的问题。打造政治素质强、理想信念坚定、情怀较深的教师队伍,坚持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理念,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少数民族大学生的思政教育中,形成弘扬典型、正面引导的良好教学氛围,这也是“四有”好老师的要求之一。事实证明,现阶段教师在高校课堂中仍然起主导作用,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升大学生的思想道德素质和基本素养,坚定文化自信,激励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永远保持激情昂扬的斗志,为缔造中华民族的新辉煌接力奋斗。此外,教师通过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可以提高大学生的价值判断力,帮助他们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形成良好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二)融入课程思政,确保“三全育人”近几年,高校将坚持显性教育和隐性教育相统一,挖掘其他课程和教学方式中蕴含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实现全员、全过程、全方位育人作为课程改革的重点工作来抓,“三全育人”工作取得了实质性的成效。课程思政作为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隐性教学实践,需进一步探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专业课的契合点,实现“思政元素+专业课知识体系”的育人实践,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奠定坚实基础。在理工科专业知识的课堂教学中,如讲到冲量和冲力的内容,可以引用中国古人是如何安全运输瓷器的;如讲到地质、地壳内容,可以引入中国古代非常有名的虎丘斜塔和绥中塔。既增加了学生对专业知识的兴趣,也让学生更加深入地了解了中国古代文化。总而言之,在专业课程体系中,融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育人因素,是新时代培养全面发展人才的应有之义。 (三)融入学校宣传工作,强化传统教育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高校宣传思想工作,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是构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推动文化传承创新的重要途径,是新疆高校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重要基础。高校宣传思想政治工作充分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和理念,通过学校公众号、官微、短视频等智慧平台,对于引导大学校园形成正确的价值导向,完善高校思想宣传工作体系,引导大学生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具有重要意义。 (四)融入校园文化,保障环境育人校园文化是高校的灵魂和“软实力”,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新疆高校要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人文精神,力求形成有形、有感、有效的独特校园文化。一是加强精神文化引领。深入挖掘校史校训中蕴含的精神文化内核,大力培育优秀的校风、教风、学风,打造底蕴厚重、特色鲜明的大学校园文化,增强校园文化的凝聚力、影响力,使其内化为师生的价值追求。二是加强物质文化建设。独特鲜明校园文化的彰显离不开总体的规划和精心的布局,围绕校史校训加强校园文化景观的规划建设,形成校园品牌形象,完善学校视觉形象,推广集影像视频、微视频于一体文化产品。三是要开展行为文化培育。注重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人文精神来培育时代新人,形成以文育人、以文化人的育人格局,广泛开展文明校园创建,举办如古诗词大赛、经典诵读比赛等校园活动。 (五)融入家庭教育,打造教育合力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家庭美德对于个体价值观、道德素质的形成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的“尊老爱幼”“孝老爱亲”等传统美德,已嵌入中国人深层文化结构中,融入中华文化基因中,通过传承家庭美德、家风家训来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有时代意义的资源,注重家庭美德与学校教育同向同行,发挥不同的教育主体的优势和功能,形成家校合力育人的格局。儒家思想强调“仁爱”思想,将爱亲人、爱兄弟姐妹的小爱推及全社会变成大爱,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所倡导的和谐。总之,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新疆高校少数民族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具有重要意义。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引导大学生弘扬和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增强少数民族大学生对中华文化的认同,提高大学生文化素质,不断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服务。 参考文献: [1]陈先达.文化自信中的传统与当代[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50. [2]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111. [3]郑晓云.文化认同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15. [5]阿诺德·汤因比.历史研究[M].刘北成,郭小凌,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7:380. [6]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751-752. [7]汤一介.瞩望新轴心时代———在新世纪的哲学思考[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4:252. 作者:杨会萍 骆新华 单位:新疆工程学院
西方经济论文:结合西方经济学发展本国经济论文 论文关键词:中国经济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西方经济学;目标;发展趋势 论文摘要:中国的经济改革是前无古人的波澜壮阔的社会经济实践,于是中国经济学向何处去就成为经济学界关心的重要课题。通过梳理中国经济学在内容、体系、方法论上的研究成果,明确中国经济学的目标,分析中国经济学面临的主要困境,并结合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耦合研究成果构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学,探讨中国经济学的发展趋势。 1中国经济学的目标 中国虽然已经初步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但还存在两个方面的缺陷:一方面,计划经济体制的优秀部分尚未彻底触动,深层问题没有完全解决;另一方面,一些新建立的重大制度仍是框架性的,尚不稳固,在具体实施中还有不少漏洞。因此,建设一门能反映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特点和中国经济发展道路特色的中国经济学是有必要的。这也是中国经济学的根本目标所在,而中国经济学的具体目标可分为体制结构、经济运行和经济发展三个部分。 体制结构目标主要从中国的渐进式改革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上来分析,所有制结构和个人收入分配制度及其保障体系较为完善。经济运行目标主要包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微观经济运行目标和宏观经济运行目标。微观经济运行目标主要包括企业和企业制度的完善及国企改革的推进、社会主义市场机制、市场体系、社会主义市场秩序和规则较为完善。宏观经济运行目标是实现总供给与总需求及其相互关系的平衡、宏观经济调控目标顺利实现、政府职能得到完善等。经济发展的目标就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经济增长目标(包括经济增长的目标和经济增长方式等)和经济发展目标(包括经济发展方式、经济发展与经济结构、中国二元经济结构、对外开放和经济全球化的关系、科学发展观及经济与社会的和谐发展等)。 2中国经济学面临的困境 2.1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被边缘化,研究成果和研究团队萎缩 在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被边缘化,甚至已无立身之地。目前,高校马思主义经济理论课程已被严重压缩,中国经济学界研究成果,主要是有关西方经济学的内容,有关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内容的不到十分之一;有的虽然打着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招牌如《劳动价值论》,却在宣扬资产阶级要素价值论的观点。 其次,经济学专业的研究生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学习不感兴趣,更谈不上研究。在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十七年招收的330名博士生中,他们在学期间发表的经济学论文一千多篇,其中真正研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不到10篇。经济学专业的教学队伍中从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教学与研究者也日益缩小。 2.2中国经济学传统教学体系与教学方式严重滞后于国际化要求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学教学体系与教学方式改革有了长足的发展。但教学体系与教学方式仍严重滞后于国际上经济学专业的新发展。首先,教学内容重复。以经济学专业学生为例,大学本科阶段学习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内容在高中就曾经完整的学习过,研究生阶段则开设专题性课程,但在体系性、知识抽象性程度上基本没有差异。其次,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被人为割裂。一是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从马克思主义体系中分割出来。二是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和社会主义部分在范畴与原理上没有科学衔接,尚未建立整体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再就是,教学方式的“封闭性”。当前中国经济学教学缺少足够的教学参观或社会调查等课外活动。 2.3经济理论脱离经济现实,教学方式扼杀学生的创新精神 首先,理论脱离经济现实,难以满足本土化的要求。经济学是一门社会科学,理论来源于实践,目前,中国经济学的教学方法基本上都是教师选定一本教材,以教材为中心开展教学活动。国内经济学教材出版周期一般较长,教材内容与现实经济问题极易产生距离与脱节;再者,由于国内教材大多直接照搬西方理论,西方理论与中国经济现实本身也有距离。其次,“满堂灌式”教学,忽视教学过程,扼杀了学生的创新精神。在课堂教学中,老师不可能讲清楚全部的经济学理论,这就要求老师主要传授学生科学合理的学习方法,提高学生自学能力和解决分析问题的能力;而偏重于死记硬背和机械化训练,则缺乏课堂交流和学习能力的培养。 2.4理论研究缺乏规范性,对两个范式关系的认识上存在偏差 在过去几十年间经济学研究取得了很大成就,但相当数量的重大基础理论问题还认识模糊。这一点在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认识问题上表现得尤为突出。例如:以什么作为切入点开始经济学分析?用什么作为主线将这种理论体系贯穿起来?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特征究竟有哪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存在的原因是什么?市场经济怎样才能真正与社会主义、与公有制有机结合起来?对这些根本问题的认识尚缺乏基本规范,认识相当混乱。 在研究过程中,明显地存在着对两个范式关系的认识上的偏差问题。学术界存在两种片面倾向:一是排斥和轻视西方经济学理论,对于现代西方的经济学理论采取一种简单否定的态度;一是把西方经济学特别是主流经济学当作唯一科学的经济学理论,忽视它所具有的意识形态的成分,否定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科学意义和对社会主义建设的指导作用。总起来看,后一种倾向在当前呼声甚高。此外,中国经济学研究中也存在诸如选题过于宽泛、研究结论草率等其它问题。 3中国经济学的构建 在这种背景下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将西方经济学中意识形态理论与市场经济理论相分离,将市场经济理论的科学成份嵌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之中,实现两种经济学说的整合不仅必要而且可行。 3.1整合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和西方经济学均衡分析理论 劳动价值论更多关注的是市场经济运行的本源性问题,为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及其运动规律提供了理论依据。均衡分析理论更多描述的是市场经济运行的外在表现,为揭示价格与供求的内在关系及其资源优化配置规律提供了分析工具。中国经济学研究对象和任务已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资源优化配置,将均衡分析工具嵌入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可以克服马克思经济学说价格变动分析的不足,赋予劳动价值论以新的时代内涵。 3.2整合马克思关于未来社会劳动者行为动机假设和西方经济学经济人假设 马克思关于未来社会劳动者行为动机假设注重全社会成员根本利益的一致性并认为劳动仅仅是谋生手段,这种分析框架揭示了社会主义劳动者之间生产关系及其行为动机的本质特征,但难免带有计划经济的局限。西方经济学中关于经济人“追求个人效用最大化”假设,反映了市场经济主体行为动机的某些重要特征,但却“往往具有非社会性和非历史性的倾向”。将两种行为动机理论整合为在全社会各阶级各阶层根本利益一致基础上,经济人“追求个人效用最大化”假设。 3.3整合马克思广义政治经济学思想和西方发展经济学 马克思晚年时期未能构建起以发展中国家为研究对象的广义政治经济学。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西方兴起发展经济学,先后经历了从结构主义到新古典学派,再到以人为本的发展经济理论;从宏观模式的经济增长理论到微观分析的人类发展理论。这些理论均从不同程度上揭示了经济落后国家摆脱贫穷落后、实现工业化、经济市场化、社会化、现代化的发展规律。将西方发展经济学的科学因素嵌入马克思广义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建立中国特色的发展经济理论,是中国选择适合国情的科学发展战略的需要。 3.4整合马克思阶级分析理论和西方新制度经济学 在马克思的分析模型中,包括了新古典分析框架所遗漏的所有因素:制度、产权、国家和意识形态。然而他未能深入分析未来生产方式技术持久进步、经济充满活力的动力源及各劳动者阶级之间以及阶级成员内部潜在的利益矛盾对其的影响。而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新制度经济学则从供求关系、均衡价格的技术分析转向了产权关系、交易费用的制度分析,从而揭示了在现代市场经济中,在私人成本和收益与社会成本和收益不一致条件下,产权界定、国家干预以及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制度创新和制度安排对技术持久进步、经济充满活力的重要作用。尽管新制度经济学自身尚未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但不妨碍我们将该学说中的科学因素嵌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阶级分析理论框架中。 4中国经济学的发展趋势 4.1走向规范和实际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学的研究视野不断开阔,方法不断创新,比较成功地实现了传统经济学研究范式向现代经济学研究范式的转型,越来越走向规范化。但是,中国经济学从总体上看还是不成熟的。基础理论还比较薄弱,研究方法还比较落后,学科规范还不够严格,中国经济学作为一种科学体系还在形成,中国经济学必须坚持走向规范。建立学术规范,发展学术评价,是中国经济学进一步发展和提高的重要条件和必由之路。 多年来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中国经济学理论仍然落后于实践,中国经济学理论的发展仍受着传统思维方式的束缚。为此,中国经济学必须坚持走向实际。对于中国经济学来说,当务之急是要从实际出发,搞清楚中国所面临的究竟是什么样的经济问题,仔细分析问题背后的原因,找出解决问题的具体方法和途径并且揭示出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规律。 4.2走向开放和世界 经济学的开放是不可避免的。既勇于肯定,又勇于否定,一切取决于是否经得住实践的检验,而不论源于何时,出于何人,来自何方。经济学走向开放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坚持引进来,将外来的理论综合到中国经济学理论和中国实践中去;二是坚持走出去,要加强交流和不同学科间的联系,进行多学科理论、多元研究方法与手段的综合运用。 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学也正在逐步走向世界。但中国经济学走向世界,必须首先立足本土,其次必须立足经济,关注技术,立足当代,面向未来,使中国经济学的研究始终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 西方经济论文:产业结构西方经济论文 一、供求-价格理论(模型)基本模型 1、供求模型中的要素(1)需求曲线:需求是消费者在一定价格基础对商品和劳务所选择购买的数量。有两个层面,一个层面是对商品和劳务的需要和愿望;另一个层面是购买力。需求通常与价格成反向变化。一般来讲,商品的价格升高对导致消费者对商品需求的下降。从图形上看是下行的曲线。(2)需求曲线的移动:当价格不变的时候,随着时间的推移,有些因素的出现也会导致需求量的变化,即价格稳定但是需求曲线会向左会向右移动。例如相同市场条件下,随着养生观念宣传力度的增加,人们对保健品的需求会提高,此时,价格不变,而需求曲线发生了向右平移。需求变化等于市场买家的边际效用改变。(3)供给曲线:供给:指厂商或家庭在一定价格下愿意并能够提供的商品和劳务的数量。通常将,价格的升高会导致该种商品或劳务的供给量增加。从图形上看是上行曲线。首先供给指有意愿出售商品;其次是指供应商有供应能力。供给量既包括生产出来进入市场的商品也包括生产出来的库存和待销的商品。(4)供给曲线的移动:假设市场供给曲线中的其他条件不变,随着时间的推移,该曲线不一定是稳定的,如果某种因素改变了任何一种既定价格水平下的供给量,供给曲线就会移动。例如同种市场条件和相同价格下,随着人们对养生问题的重视,养生产品的供给会增加。(5)供求规律是指商品的供求变化引起价格的变化,供求规律是商品经济的客观规律。包括以下内容:供不应求,价格上涨。有三种情况导致供不应求。第一种是需求量不变,供给量减少;第二种是供给量不变,需求量增加;第三种是需求量的增加超过了供给量的增加。这些情况都会导致商品价格的上涨。供过于求,价格下降。同样有三种情况造成供过于求。第一种是需求不变,供给增加;第二种是供给不变,需求减少;第三种是供应量的增加超过了需求的增加量。 2、价格变动引起供求的变动首先价格与需求成反方向变动。价格上涨,导致消费者对商品的需求减少;价格下跌,需求增加。同理,价格与供给成同方向运动,即价格上涨,供应商会增加供给量;价格下跌,供应商会减少商品供给。最终价格的涨落会调节供求的平衡。 二、基于供求模型的人力资源需求分析 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讲,人力资本是一种特殊的商品,具备商品的基本属性,从这一角度来分析区域经济产业结构调整与高职院校人才培养的适应性,也就是研究人力资源供给和需求的关系问题。探讨产业结构与人力资源需求的关系,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分析,可以分两个阶段来分析:第一阶段,由于我国人力资源成本低廉,在这一区间,对低端操作工人的需求将持续增加,大量农业劳动者进入城市补充了这部分用工需求,反应在需求曲线上,体现为需求曲线右移且趋于平缓。 我国人力资源产业需求结构的演变规律:一次产业的社会劳动者总数的比重呈下降趋势。1952:83.5%;1992:58.5%;2008:39.6%二次产业绝对增加与相对增加并行1952:7.4%;1992:21.7%;2008:37.2%三次产业绝对增加与相对缓慢增加并行1952:9.1%;1992:19.8%;2008:33.2%第二阶段,大量的持续性的用工需求将推高人力资源成本,比产业继续转移,而原有产业将面临产业升级的需求,产业升级将导致二次产业低端人才需求逐渐降低,高端人才需求增加,人力资源向三次产业转移,三次产业崛起。反应在供求模型上表现为需求曲线上为高端人才需求右移。 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三大产业比重:一次产业:1.8%左右二次产业:22%左右三次产业:76%左右何文章等2012《经济发展对高技能人才需求规律及趋势研究》高技能人才获资格证书人数随自然年时间的变化规律,即高技能人才获资格证书人数随着自然年时间的变化呈增长的发展趋势。进一步研究了经济发展对高技能人才的需求规律与趋势,结果表明,国民经济的发展和劳动力市场的增加,对高技能人才的需求明显增强。假如GDP每增长1%可为我国创造100万个就业岗位,其中需要高技能人才9-10万人。 综上所述,产业结构的升级导致高技术人才需求曲线右移,需求量增加引起劳动力价格的上升,由于需求量增而引导了高职教育的人才培养方向,造成市场劳动力供给的上升,中长期看,劳动力供给的增加又导致了人力资源价格的下降。因此,高职教育在人才培养中要具有前瞻性和规划性,同时增加人才培养的边际附加值,从而决胜于劳动力供给市场。 作者:王辉单位:吉林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西方经济论文:欧盟西方经济论文 一、美国模式的困境 1.政府运用财政和货币政策对市场间接调控,对资本和劳动相互作用方面政府作用极其有限:政府行为局限在创造良币,防止垄断扭曲市场和自由贸易,提供公共产品等,都以服务市场为中心,对消费品制造的产业政策自由主义观念较重。2.收入分配上差距悬殊,社会矛盾尖锐。在金融、电子、医疗等高薪行业与其它行业收入差距大,并且低福利的社会保障体系下,退休职工等没有很好的福利补贴,对初等和中等教育的发展没有足够的政府政策支持;3.美国失业率降低幅度有限。高技术产业给美国创造的很多就业机会,但失业率的下降幅度有限,因为生产管理电子化,非熟练劳动力和不能适应该方式人会失业,并且失业率受通货膨胀率制约。 二、欧洲模式 (一)欧洲经济模式特征欧洲共同体经济模式是内部成员国合作和妥协后实现的多个子模式的结合,形成如下特点:(1)欧盟形成严格法律体系规范经济活动。欧盟现行法规关联统一货币政策、市场结构和社会保障体制,成员国必须遵行欧洲法院判决;(2)竞争政策在经济秩序政策中占首位。竞争政策是欧共体施行的第一个共同的经济政策,至今仍是欧盟一体化的程度最高的经济政策之一,其反垄断规则是欧洲很难形成垄断性企业的重要原因;(3)经济政策导向是稳定。稳定货币是共同货币政策的唯一、首要的目标,其市场结构和劳动力的相关政策也以稳定为前提;(4)市场自由和社会平衡有机结合。欧盟社会政策还没有达到经济政策高度一体化,但由于成员国中很多推行高福利政策,良好的社会政策为良好经济环境创造条件达成共识。 (二)欧盟经济发展模式的困境1.分散财政政策和统一的货币政策间的矛盾。货币统一背景下,成员国有扩大内在财政赤字的激励,从而促进经济增长,就业增加,本国政府也可以获得国民支持,由欧洲央行承担通货膨胀责任。2.欧盟经济结构失衡。欧盟成员国各自经济的结构、周期和发展水平有差异。中欧和东欧国家的财政赤字和外债过高以,其中德国过度依赖出口;南欧国家经济过度依靠消费,储蓄低,公共财政相对弱,需要外来资本来弥补。3.部分成员国对周期性产业过度依赖。如冰岛主主要依赖金融服务业,希腊高度依赖海运、旅游和农业。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海啸重创这些国家的支柱产业,导致经济持续衰退,失业率攀升。4.西欧和东欧经济发展水平失衡。东欧国家、南欧部分国家劳动力成本较低、资本相对匮乏,多为债务国;德国、法国、荷兰等西欧国家劳动力成本较高、资本相对充足,但金融危机背景下,西欧银行资产严重缩水,东欧获得信贷额大幅下降。5.社会保障制度福利过高,但降低福利会激化国内矛盾。金融危机后,欧洲高福利国家面临政府财政收入远低于福利支出的困境,而国内失业人数增加,简单削减福利支出将激化国民和政府矛盾。6.失业率高。首先,高福利社会保障给企业解雇职工的激励,其次欧洲产业结构中传统工业占的比重大,发展空间有限,高技术产业相对美国、日本落后,提供新就业机会相对少。 三、日本模式 (一)日本模式特征日本模式的特征包括:(1)市场性与非市场性并存。日本政府通过经济计划和政策进行资源分配,通过法律和行政指令落实对重点扶持产业的倾斜性经济;(2)产业结构以重工业为主。二战后日本政府选定汽车、家电等战略产业进行重点扶持,形成以制造业和重工业为主的产业结构;(3)以技术引进为主的科技发展策略。日本确立了积极引进外国实用性强的先进科技成果并学习、吸收的科技发展战略;(4)企业布局和治理。日本企业是金字塔式布局,大企业处在塔尖,其子公司处于中部,其它中型企业和众多小企业在底部。其股东力量相对欧美弱。大部分日本本土企业实行雇佣终身制;(5)出口型国家。由于受国土面积和人口限制,日本国内消费市场的潜力有限,政府鼓励出口贸易。 (二)日本模式困境1.政府行政指导和市场机制并存矛盾凸显。政府过多干预市场制约了经济进一步发展,比如产业政策方面向金融、财政、外贸倾斜,破坏了市场价格机制形成的投资规律,损害其它产业利益和也剥夺了消费者部分利益,也引起和国际同行业摩擦。2.产业结构失衡。制造业和重工业为主的第二产业比重过大,农产品自给率较低。更重要的是,知识经济要求产业结构、经济管理模式随技术、经济环境变化而调整,产业结构比重失衡使日本在知识经济时代难以及时进行经济转型。3.基础科研的创新力低。吸收型科技发展策略过于依赖技术引进,自主科技创新能力不足,在基础科学研发上较为薄弱,受到来自欧美基础技术研发能力强的国家的科技方面制约。4.市场封闭性的弊端。日本商品流通领域规制繁琐,交易习惯较为复杂,给市场公平竞争设置障碍,使外国许多企业难以适应和接受,形成日本封闭的流通市场。5.雇佣终身制的弊端凸显。终身雇佣制度要求企业应避免解雇工人,一方面工人劳动强度相对大,另一方面企业在经营恶化时工资负担重而不利于企业转型,特别在信息技术为中心的产业革命时期,工人被束缚在夕阳产业,阻碍新产业发展。 四、结束语 综上所述,西方发达国家三大经济模式在国家和市场的关系、企业格局和公司治理结构、公正和效率的关系、自由贸易和保护主义关系、经济和军事实力关系上均有差异,这和一国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有重要关系。中国应结合自身特点,将充分发挥市场作用和政府调控有机结合,发展多元化企业格局、建立现代公司治理结构,积极发挥工会作用,建立合理的社会福利保障机制,坚持对外开放的同时保持均衡的国际贸易收支,同时发展巩固军事国防建设。 作者:肖瑶孙彤单位:河北金融学院国际教育学院 西方经济论文:论西方经济学教改的实施措施 一、应用型本科院校在西方经济学教学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1.教学内容不合理。《西方经济学》教学主要偏重于西方经济理论的讲述,这些理论不仅抽象,而且多包含大量的图形分析和数学演算推理,加之当前经济学和管理学科研越来越注重实证分析,考研试题愈加偏向更多的数理推导,也使得在该课程的教学上数学化倾向越来越严重,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理论的定性分析。这就使学生普遍感到《西方经济学》内容繁杂,理论深奥,从而产生了极大的畏难情绪,该现象在文科背景下的学生尤其突出,大大影响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2.教学手段和教学方法陈旧。《西方经济学》作为经济管理类学科的专业基础课,各高校基本在大学一、二年级开设,即使应用型本科院校在教学上仍多沿用传统的教学模式,即围绕经济理论进行填鸭式的数理推导,图形分析,从而忽视了应用型本科的办学实际和学生特点。这种模式下,学生缺乏主动性,只是被动的接受理论知识,尤其是本科生自身没有太多的经济社会经验的储备,只能死记硬背理论、囫囵吞枣,很难理解经济学经典理论的内涵,随着课程的推进,所学经济学理论的增多,往往出现前后章节知识无法很好融会贯通,甚至“一锅粥”的现象。 3.考核方式单一,缺乏激励性。以我校为例,对《西方经济学》学习效果的考核是通过总评成绩反映的,总评成绩有两部分构成,即平时成绩和期末成绩。其中平时成绩包括作业和考勤,占总成绩的20%,期末成绩占总成绩的80%,通过闭卷考试方法考查。由于期末成绩占得比重大,很多学生平时课前不预习,课后也不及时复习,做不到查缺补漏,作业也是互相抄袭,应付了事,寄希望与期末“临阵磨枪”式的突击复习,因此教学效果不理想。 二、《西方经济学》教改的具体实施措施 1.明确教学目的,调整教学内容。经济学是一门以“经世济民”为己任的应用性和实践性都很强的学科,应用型本科院校的《西方经济学》教学,应在灌输给学生系统的经济学理论的同时,着重培养学生“学以致用”的能力,培养学生用经济学的思维方式去思考、分析和解决现实经济社会问题的能力,要避免将经济学学成是“黑板上的经济学”。因此,该课程在讲授经济学基本原理的同时,要提示学生制度的差异,国情的不同,甚至社会文化的不同,都会带来经济理论的适用性问题。启发学生比较研究的兴趣,强化对中国经济社会面临的问题与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共性和特殊性的认识,增强对经济学理论的把握,提高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例如,在讲述供求定理时,鼓励学生观察某种商品价格的变动情况,并根据所学知识分析其原因;讲到市场论时,可以引导学生结合价格弹性理论,分析不同商品,不同商家的市场营销战略存在差异的原因;又如在讲到恩格尔定律时,启发学生思考恩格尔系数能否作为我国不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黄金指标,如果不能,与学生探讨恩格尔系数在我国出现“水土不服”的原因。通过对该问题的思考,一方面使学生准确掌握经常被人们忽视的恩格尔定律成立的前提条件和准确含义;另一方面使学生明白任何经济学理论,都是有适用条件的,经济学定理不是经济学公理,这就更突出了分析经济问题时“中国国情”的重要性。在教学目标明确的基础上,应根据不同专业的培养目标和学生特点,采取“重点各异”的理论教学。如经济学专业的学生,需要系统、全面的掌握经济学理论;而财务管理、市场营销、工商管理专业在微观经济学部分侧重供求理论、消费者理论、生产者行为理论和市场理论的相关内容,宏观经济学部分重点讲授国民收入核算理论、简单凯恩斯模型、IS-LM模型、通货膨胀理论以及简单的经济周期和经济增长理论。对于西方经济学教学中遇到的数学工具问题,应根据学生的专业特点和自身情况来定。如管理学学科下的很多专业,文科背景的学生较多,在讲课过程中,尽量只使用图表等简单的数学工具,着重对经济理论的定性分析,避免繁杂的数学推导;而金融学、经济学等专业,其后续专业课以及职业特点对数学工具要求较高,要求学生能熟练的运用数理推导和图表分析问题,因而应在教学中适当增加数学工具的分量。 2.丰富教学方法,充分利用多媒体教学。目前,大多数高校采用多媒体教学。《西方经济学》的教学过程中大量使用图表和公式,相对于传统的黑板教学,多媒体教学能够增大课堂信息量,提高教与学的效率。但如果只是单纯的利用多媒体进行课堂讲授,往往忽视了教与学的互动,学生学习的主动性不足,体会不到《西方经济学》的实用价值,对该课程的学习产生惰性。因此,应在传统课堂讲授的基础上,进一步丰富教学方法,提高学生获取知识的效率,满足应用型本科院校人才的培养目标。 2.1引入模拟实验教学。可以借鉴管理学、市场营销学,国际贸易学等实践性较强的课程的经验和方法,将课堂模拟实验引入教学过程中。课堂模拟实验是使用计算机软件模拟现实经济社会的某些经济活动,通过收集数据、归纳整理、观察趋势、进而结合理论进行分析,最后总结规律。课堂模拟实验对师资、设备和学生的要求比较高,在本科阶段的教学上,可以由浅入深,从简单的场景入手,随着学生理论知识和实践经验的丰富 ,慢慢增加难度,从而帮助学生理解经济学原理,训练学生在复杂的经济环境中的分析能力和应变能力。 2.2加强案例教学。多媒体的使用为案例教学和学生分组讨论带来了便利,因此应加强案例教学。但应当明确的是,案例教学不是简单的举例说明。案例教学是从案例的讨论中得出概念、原理、理论等。而我们以往在概念、原理、理论讲解完毕后,通过某些例子来说明这些理论知识的应用的做法,只是举例,而非案例。案例教学法是1870年在美国哈佛大学法学院兴起并逐步发展起来的,在英文中,“案例”与“例子”是有明显区别的。“案例”为“CASE”,其重要的理解在于“SITUATION”,是情形,是一种情形的例;而“例子”为“EXAMPLE”,是指代表同类的另一种样式的例,强调了同类和不同样式,所以举个例子说明之。案例教学要求教师做到精心选择案例,积极、有效的组织学生分组讨论并指导学生制作ppt在课上进行展示、辩论,最后认真客观的总结评述。首先教师要对大量的案例进行不断地筛选、更新与精炼,使选取的案例具有典型性、时效性和综合性。根据教学需要,案例可以是现实经济社会的热点问题,也可以是学生普遍关注的经济问题。这就要求教师要先“吃透”案例,以便在案例讨论时可以引导和启发学生的思维,使学生的学习处于“问题——思考——探索——再思考——解惑”的积极状态中。其次,案例教学与传统课堂讲授的一个很大的区别是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很强。案例讨论是案例教学的中心环节,为保证学生较好地发挥在案例教学中的主动性,应在课前将案例素材教给学生阅读,准备。最后,要注意把握案例教学中教师和学生的关系。在以往的传统课堂讲授中,“满堂灌”式的讲述使教师处于主动,学生因机械地接受而显得较为被动。而在案例教学中,教师扮演的是指导者和推动者的角色,主要是引导学生思考问题、分析问题、辨别问题、并最终解决问题;学生是案例课的积极参与者,从最初的案例阅读、对问题的思考、分析,PPT的制作,到课堂陈述自己的结论、辩论,以及最终对案例的再思考、观点结论的再修正,均要求个人或小组各成员参与其中,共同努力达成。因此,案例教学对教师、学生以及西方经济学教学体系的要求较传统教学模式要高,能够更有助于实现“教师为主导,学生为主体”的教学思想。通过案例教学,有助于学生将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加强了学生对经济学概念、原理和研究方法的把握,并达到融会贯通的目的。同时,锻炼了学生的实践能力、书面和口头表达能力及其团队合作意识。 2.3采取“走出去,引进来”的实践教学。目前,绝大多数高校年轻教师是毕业后直接进入高校教学,“出高校,入高校”就造成这些教师理论知识扎实,但实践经验不足,无法完全胜任全部的实践教学工作。而且,很多教学性的实践活动在课堂和实验室中无法完成,这就要求教学要“接地气”,必须要“走出去”,也就是要与企业开展定期的多层面的交流。企业可以为学生提供实践场所和实践指导,学校也能利用自身的人才优势和智力资源,为企业提供专业的理论指导和咨询服务,达到“双赢”的效果。此外,在教学中还可采取“引进来”的方法,聘请高级管理人员,为学生讲解实践工作,以开拓学生视野,激发学生学习动力,使学生尽早接触实战,参与实践,为将来毕业走上社会尽快成为一名应用型人才打下基础。 3.完善考核内容和考核方法。对一门课程学习效果的考核不应是“一张试卷定输赢”,要综合评价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表现和成绩,尤其是在平时课堂发言、讨论、案例分析、实践中所表现出的思维能力、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这就需要进一步细化考核指标,建立以经济学基本知识和理论为基础,以综合能力为重点,以学习态度为参照的综合评价体系。在考核指标的设计上,降低期末考试的权重,将目前普遍占总成绩80%的期末闭卷考试成绩的权重降低到50%,其余的50%由出勤率、平时作业成绩、课堂发言情况和案例讨论课成绩组成。为保证期末试题的科学性、出题的稳定性,应加强对西方经济学试题库的建设,并根据不同专业的特点确定不同的主客观题比重和难易度;为保证成绩的公平、公正和客观,对课堂发言和案例讨论的分数应建立量化评分标准。 总之,通过《西方经济学》课程的教学改革,使学生能够比较系统地掌握现代西方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方法,能够联系实际分析当前经济社会出现的经济问题,提高学生的理性思维能力和创新能力。 西方经济论文:当代西方经济伦理思想的矛盾冲突与特点分析 一 可以说,在关于经济人的理论中,功利主义思想包括了,自由、平等、效率和自由放任的思想,这是近代西方经济伦理思想的主要遗产。而当代西方的经济伦理思想又主要是在上述思想的社会实际运用过程的矛盾冲突中发展和衍变的。具体地说,在当代西方经济伦理思想中,表现出以下突出的矛盾。 (一)经济人假设的立论基础——“利己”与“利他”、“个人主义”和“整体主义”的矛盾 经济人假设的历史背景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文明的出现。这一假设首先肯定了两个伦理前提:一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合理性、正义性,因而肯定人们遵守这一制度是所谓理性的表现。二是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合理性、正义性,因而肯定人们在道义上追求自身满足的天性。 在古典经济学那里,“经济人”假设下的“利己”准则与“利他”,个体效用最大化与社会整体效用最大化是统一的。到了二十世纪,人们开始对经济人出于自私的利益最大化追求问题提出质疑。反对者认为,追求最大利润这一假定既不符合实际,也不可能实现。1947年,西蒙在《管理行为》中对经济人的假设提出更强烈的批评,他认为,与其说经济人的自私出发点和理性规定是人们真实行为的写照,还不如说它只是“具有很大的智慧和美学魅力”(注:[美]赫伯特·西蒙:《管理行为》,杨砾等译,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8年版,第18页。)的形而上玄想。 自从七十年代琼·罗宾逊宣布“第二次经济学危机”以来,在重建经济学基础的争论中,经济人的立论问题又引起人们的关注。保罗·斯诺维克(Paul Slovic)和萨拉·利切坦斯泰因(Sarah Lichtenstenion),通过“偏好颠倒”(perference reversals)企图证明即使在最简单的人类行为中,也不存在任何最优原则。尼尔森和温特提出了有限理性的概念,阿马蒂亚·森则在八十年代指出,如果重新考察亚当·斯密讲述的屠夫和面包师的故事,就发现古典经济学从未单独把自利作为经济人的立论假设,他说:“亚当·斯密恰恰明确地站到了另外一边,他并没有满足于把经济拯救建立在某种单一的动机之上。”(注:[印度]阿马蒂亚·森:《伦理学与经济学》,王宇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28页。) 由经济人的争论还衍生了制度经济学关于人们接受经济伦理规范的个人主义或整体主义的方法论基础的争论。所谓方法论个人主义,是指人类个体行为是社会行为的前提和出发点,所有社会或集体现象,诸如制度,都有待内生制度和制度变迁。与此相对照,整体主义关注对个人行为发生的社会影响。个人被看成社会化的人,已经将自己身处其中的社会规范和价值内生化。整体主义者集中考察社会“力量”(制度、社会惯例)如何制约个人行为。方法论个人主义与整体主义的主要区别在于,前者将个人行为摆在第一位,而后者认为社会或制度整体高于一切。 尽管波普尔通常被看作是个人主义者,尽管他对整体主义的其他方面也有批评,但他仍指出,“社会群体大于其成员的单纯加总,也大于其任何成员任何时刻存在的诸多个人关系的简单总和……成员的个性可能对群体的历史和结构产生很大的影响,但这并不妨碍群体有它自己的历史和结构。也不妨碍该群体对其成员的个性产生强烈影响。”(注:[美]马尔科姆·卢瑟福:《经济学中的制度》,陈建波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4-35页。)这种方法论个人主义与整体主义的争论是十分激烈的,塔尔科特·帕森斯声称:“个人主义者”“要么根本不承认,要么从未公正对待过”下列事实,即经济行为发生“在一整套规则框架之内,不依赖于签约各方直接的个人动机。”(注:[美]马尔科姆·卢瑟福:《经济学中的制度》,陈建波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5页。)而海萨尼则反驳道,帕森斯的立场意味着“放弃根据个人目标和社会个体成员的利益来解释这些社会规范自身存在的任何可能。”(注:[美]马尔科姆·卢瑟福:《经济学中的制度》,陈建波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5页。)当然,这种方法论的个体主义与整体主义的区别也不是绝对的,布坎南曾说:“在作为一种推导出社会组织原则的方法的个体主义与作为这种组织的一个描述性特征的集体主义之间,不存在任何逻辑上的不一致。……给定一些有关人类行为模式的基础性假设,以及一种特定的道德伦理立场,即可以根据个人选择的计算而将集体主义的政治经济秩序理性化。”(注:[美]詹姆斯·M·布坎南、戈登·塔洛克《同意的计算——立宪民主的逻辑基础》,陈光金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48页。) (二)功利主义与非功利主义的诸正义形式伦理的矛盾 功利主义是经济学说史中最重要的伦理基础。熊彼特曾指出:“首先,它是一种人生哲学,展示了有关‘最终价值’的图式。……功利主义,特别是边沁的功利主义,是某种新东西,与旧体系是根本对立的。……其次,功利主义是一种具有强烈法律倾向的体系。……在这一原则中,平均主义要素与幸福要素同样重要。”(注:[美]约瑟夫·熊彼特:《经济分析史》第1卷,朱泱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版,第204-205页。)在熊彼特那里,功利主义受到了批判。他说,“第一,功利主义的假设对于解释经济史,对于解释经济的推动力毫无价值。第二,功利主义的假设对于解释所有涉及实际动机的问题,例如对于解释遗产的经济影响问题,要比没有价值更糟糕。第三,功利主义的假设实际上只对经济理论的一部分即通常所谓的‘福利经济学’具有根本性的意义,……第四,在最狭义的经济理论领域内,功利主义的假设不仅是多余的,而且是有害的。”(注:[美]约瑟夫·熊彼特:《经济分析史》第1卷,朱泱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版,第206-207页。)熊彼特对功利主义的批评并非是全盘否定福利主义的经济伦理观念,而是认为这种功利主义过于工具理性化,并没有明确指明一种社会形态的合理的经济伦理理想。 功利主义最显著的特征之一表现为集合理论。为了使总体行为正确,不同的个人利益必须以产生全体人员的最大幸福或满意为目标而叠加到一起。功利主义者时常指出这一点作为其理论优越性的一方面。它所运用的是一种实践合理性的简单模式,由于这种模式是我们在个人层次上自然而然地接受的,所以可以恰当地转换到社会层次上来使用。 但是,批评者认为这种推论是荒谬的。罗伯特·诺齐克指出,“因为并不存在为它自己的利益而愿承担某种牺牲的有自身利益的社会实体。只有个别的人存在,只有各不同的有他们自己的个人生命的个人存在。”(注:[美]诺齐克:《无政府、国家和乌托邦》,何怀宏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41页。)如果一个人决定牺牲某些自己的利益,那是因为他能够从中受益,因此这种牺牲可以被证明是合理的。然而,在功利计算中被弃之不顾的个人的利益只是一种牺牲,牺牲者往往得不到任何补偿。“人类”或“社会”并不是做这种决定的单一行为者,不是牺牲或受益的承受者。这样决定的结果只是一些人受损而另一些人受益。用罗尔斯的话来说,“功利主义观点的突出特征是:它直接地涉及一个人怎样在不同的时间里分配他的满足,但除此之外,就不再关心(除了间接的)满足的总量怎样在个人之间进行分配。”(注:[美]罗尔斯:《正义论》,何怀宏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23页。)以罗尔斯一贯的观点,他认为功利主义无法最大限度地弥补社会个人由正义原则导致的差别,功利主义的最大幸福论既损害了社会正义的本质,又损害了个人的利益。 从功利主义与非功利主义的矛盾冲突中,还衍生了对福利经济伦理观点的批判。福利主义经济学并非没有确立伦理的基本出发点,问题在于福利目的的伦理出发点,反而损害了与经济学的结合,并由此忽略了伦理学,影响了自身的发展(注:[印度]阿马蒂亚·森:《伦理学与经济学》,王宇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89页。)。 尽管福利主义思想受到抑制和批评,但它却还在顽强地发展和发生影响。其中帕累托学派的福利经济伦理思想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取得了重要的地位(注:[荷]汉斯·范登·德尔、本·范·韦尔瑟芬《民主与福利经济学》,陈刚 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3-34页。)。然而,即便是在适合帕累托最优实现的条件下,这一支撑福利经济学的重要概念,也忽视了公平。因为这里不考虑收益在社会成员间的分配状态,更不涉及公平与效率间的相互作用。正是这种传统与公平目标之间发生着深刻的冲撞。 (三)自由放任与国家干预的矛盾 1926年,凯恩斯发表《自由放任主义的终结》一文,批判了古典经济学自由放任主义的哲学基础——“看不见的手”的理论。他在批评自由放任的经济伦理原则的同时,又提出了国家干预的新主张。他说,“在我看来,资本主义在高度有效的管理下,与我们目前为止所看到的任何别一制度比较,的确能够更加有效地实现经济目的;不过就这一制度本身看来,有许多方面是极端要不得的,是应当反对的。我们的问题是,如何努力设计出一个社会组织,与我们所满意的生活方式的观念既不致发生抵触,而效能则可以尽可能地提高。”(注:[英]凯恩斯:《劝说集》,谢受百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第242页。)除了凯恩斯之外,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社会主义经济学家也津津乐道着这样的一种理性假设:即“由于私人市场经济呈现不完善的特性,所以从效率的意义上说,中央计划经济能够对资本主义做出改进。”(注:[英]J.R.沙克尔顿、G.洛克斯利编著:《当代十二位经济学家》,陶海粟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101页。) 尽管自凯恩斯以来,国家干预的思想已经深入人心,但是它却受到哈耶克、斯蒂格勒等人的强烈反驳。哈耶克提出,“中央计划者没有得到必不可少的信息。为有效地配置各种资源所需要的价格和成本信息,只有通过市场过程本身的运转才能获得。实际上,在奥地利学派‘市场过程’模型中,‘成本’是主观的东西:它不是用来生产某种商品的看得见的货币支出,而是被放弃的从同样的资源的其他可选择的使用中生产出的价值。但是很明显,在经济过程中,只有行为者才知道这种选择。竞争市场的具有决定意义的优点在于,在这样的市场上,每个人仅须意识到影响他个人的事情;而从个人行为中产生出来的‘制度’不带有任何个人的意图,这种市场制度是未经设计而产生的社会制度的典范。”(注:[英]J.R.沙克尔顿、G.洛克斯利编著:《当代十二位经济学家》,陶海粟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102页。) 信奉国家干预者的理由是,一切完美的经济秩序必定是设计的产物,是理性合理化的过程。哈耶克则反驳说:“如果我们想取得进步,我们就必须为不断改进我们的观念和理想留出空间。”(注:[英]迈克尔·H.莱斯诺夫:《二十世纪政治哲学家》,冯克利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200页。)进步是不能事先进行计划的(能够进行计划的信念,正是理性主义狂妄态度的极端事例),一个不断进步的社会,肯定也是一个建立在自发秩序上的自由社会。 (四)经济公正与政治公正的矛盾 人类社会是一个由各种各样的规范、制度和原则构成的契约组织。这些规范、制度和原则中包含了法律的、经济的、文化的和道德的要求,并以此为基础形成人类的传统、历史和发展。所谓公正,是指等利(害)交换的行为,公正一开始就是与人类的经济活动相关联的,是人们经济利益分配的基本要求,罗尔斯反复强调:“社会正义原则的主要问题是社会的基本结构,是一种合作体系中的主要社会制度安排。我们知道,这些原则要在这些制度中掌管权利与义务的分派,决定社会生活中利益和负担的恰当分配。”(注:[美]罗尔斯:《正义论》,何怀宏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50页。) 经济学家往往就事论事,他们所言公正和平等,可以是一次经济活动中的交易价格和交易机会,或者是由此在统计上归纳出来的制度和规则。但是哲学家往往反驳道,把公正定义为等利(害)交换,岂不将公正局限于经济领域,因而定义过窄?公正作为人与人平等的一个原则,只有当他得到他应得的、或别人欠他的,或他有权利索要的东西时,才算公正。 关于经济公正与政治公正的矛盾冲突,可以从罗尔斯和诺齐克的理论中窥见一斑。根据罗尔斯的看法,“社会是一种对于相互利益的合作的冒险形式,它却不仅具有一种利益一致的典型特征,而且也具有一种利益冲突的典型特征。”(注:[美]罗尔斯:《正义论》,何怀宏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2页。)“不平等在任何社会的基本结构中都不可避免”(注:[美]罗尔斯:《正义论》,何怀宏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5页。),问题在于明确这些不平等怎样才算是公正的,或是否能够做到公正。罗尔斯认为绝对的平均是对效率的极大损害。但是他苦心积虑建立的公正原则,是想在一般经济公正的基础上设定一些特殊的或优先的或称之为差别原则的前提;罗尔斯认为虽然经济不平等不可避免,但是公正的不平等则可以做到。因此,只有当更有能力的人也让更不幸的人获益时,他们从这种能力中获益才是公正的。 诺齐克则对罗尔斯公正的不平等提出质疑,他认为:“任何国家制定的外在的规范必然侵犯人们的道德权利,因此,本质上说是不道德的。”(注:[美]罗尔斯:《正义论》,何怀宏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3页。)他反对那怕是最小国家(minimal state)实行富人对穷人的再分配,认为那样侵犯了个人的权利。他的论证可以称之为经济公正论(the theoy of economic justice),也称之为“资格理论”(entitlement theory)(注:[英]迈克尔·H.莱斯诺夫:《二十世纪政治哲学家》,冯克利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339页。)。诺齐克从维护自由的伦理原则出发,强烈反对罗尔斯的正义补偿的预设性伦理原则。与罗尔斯相比,诺齐克的观点,表现了对资本权利和效率的更多的维护。 二 如果说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作为学科形式的经济伦理学在欧美诞生,它的研究范围基本界定在经济学意识到在经济行为的伦理、文化的观点消失之后,因市场失灵而带来的道德限度问题,那么,二十世纪末和本世纪初,企业伦理的社会契约论的问题,经济主体的超规范和道德自由限度,全球化和普世伦理的可能性、现实性,生态伦理和经济可持续发展等问题,扩展了当代西方经济伦理思想的理论研究范围,使西方经济伦理思想的固有矛盾冲突得以在更宽泛的社会现实背景下展开。 总体来说,当代西方经济伦理思想在上述矛盾与冲突中体现了如下突出的特点: 首先,上述矛盾冲突更明显地体现在企业这个经济主体层次上。在经济主体问题上,西方经济学作了拓展研究,由对狭窄的人、集团、阶级的研究发展到企业的研究。就企业而言,经济伦理学指的是为商品和服务的生产、交换过程中的适当行为确立界线的原则。作为经济主体,企业的伦理特性可以从两个方面表现,一是在社会契约中显示的独立性和主体性;二是企业的道德自由空间的限度。这一经济主体的拓展不仅仅带来固有矛盾范围的变化,同时也带来相应的道德冲突问题。许多经济学家发现,要想出一种能够明确地解决企业的伦理两难问题的办法十分不易。 其次,当代西方经济伦理思想的矛盾冲突在更宽泛的背景下展开,常 常与法律、政治、文化的冲突交织一处。最近几十年,西方探讨经济伦理思想的矛盾冲突往往在综合的背景下展开,如贝克尔对家庭、婚姻、性别歧视等问题的经济学分析,布坎南的立宪民主的经济学研究,制度经济学对经济学中的伦理规则的研究和方法论基础的研究,伦理学家对伦理法的研究,罗尔斯、诺齐克等人的政治伦理思想在经济活动中的拓展研究,西蒙、福山等人对文化因素、管理因素在经济伦理思想冲突中作用的研究等等。尤其是文化沟通与文化信任问题,日益成为跨国公司的经济伦理战略组成。企业家和学者们都认识到文化差别造成经济主体遵守信用以及其展示道德自由空间的方式上的差别,例如弗朗西斯·福山看出,一个社会中的信任水平与积聚资本和有效地发展技术之间存在一种关系。他论证说:“由于不信任而造成分裂的社会,以阶级、种族、亲属或其他因素为基础,在采取新的组织形式时会遇到额外的障碍。”(注:[美]托马斯·唐纳森、托马斯·邓菲:《有约束力的关系》,赵月瑟译,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64页。)值得一提的还有经济伦理思想与法律的相关影响的研究,正如法律对伦理行为和道德准则的进化有明显的影响一样,有关道德的态度也可能经常间接地、有时甚至直接地影响法律准则的进化。 第三,虽然当代西方经济伦理思想存在着这样那样的矛盾冲突,但仍运行着社会普遍遵循的经济伦理规范。值得关注的是,在这些普遍经济伦理规范之上,在经济政治全球化的视野之下,西方社会有一种强要发展中国家认同的超规范理论倾向。而这些超规范说白了,就是所谓跨越主权的人权思想以及可持续发展的思想等。比如说关于剥削,西方经济学家仍然回避或淡化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的结论,他们对于贫困线和贫困度量的研究,只是用人的生命权、自由权等抽象概念做一些超规范的警示。再比如效率超规范,它被用来指导现代企业面对的诸如环境问题、知识产权问题以及贿赂问题等,其中最明显适用的一个是环境问题。历史上对环境关怀感觉迟钝的企业,被保罗·斯泰德尔迈耶称为“前生态经济主义”,其特征在于相信技术,以及认为在生态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无法解决的冲突。这种态度把生态放在第二位考虑,显然与效率超规范的含义不符。前生态经济主义认定的正是效率超规范正式驳斥的东西,即效率仅仅根据国内生产总值的高度来衡量。相反,效率超规范意味着,在我们把供不应求的自然资源的价值计入经济大方程之前,我们对社会效率的衡量都是不充分的(注:[美]托马斯·唐纳森、托马斯·邓菲:《有约束力的关系》,赵月瑟译,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71页。)。换言之,效率不仅仅要置于公正及一定社会的经济发展和伦理规范的权衡之下,而且要在更宽范的超规范的普世伦理及可持续发展的视野之下。 三 从马克思经济伦理思想的角度来分析,首先,西方当代经济伦理思想依然具有为资本主义制度和资产阶级经济利益辩护的基本特性,马克思对庸俗经济学的批判依然适用于当代西方经济学,马克思说:“庸俗经济学所做的事情,实际上不过是对于局限在资产阶级生产关系中的生产当事人的观念,教条式地加以解释、系统化和辩护。”(注: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923页。)资产阶级企图用一种超越性的同一关系解释经济伦理关系,似乎已有的伦理关系已经天然合理了。马克思批判道,“堕落的最新经济学,……它企图证明,经济关系到处都表示同一些简单规定,因而到处都表示交换价值相交换的简单规定中的平等和自由。……这种归结法是把包含着发展的差别抛掉,使一切都归结为一种现实的经济关系,单从这点来说,它至少在形式上也是不科学的;何况它是时而抛掉这一方面,时而抛掉那一方面,以便时而从这一方面,时而从那一方面来制造同一性。”(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202-203页。) 其次,当代西方经济伦理思想的方法论有着明显的形而上学倾向。马克思虽然认为,在商品经济中,买卖双方只顾自己,使他们连在一起并发生关系的唯一力量,是他们的利己心,是他们的私人科益;但是马克思反对经济人的假设。在他设想的未来社会所有制形式下,人们之间的经济生产活动根本不受这种利欲之心的驱使。无论是方法论的个人主义还是整体主义,制度经济学的一个理论基本点是,由约束、规范社会成员的行为活动和交往关系等组成的制度是社会变迁的根本原因,这与韦伯将资本主义宗教伦理精神看作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根本动力一样,都有马克思经济伦理思想中反复批判的“头脚倒置”的嫌疑,与马克思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唯物史观有着根本不同。当代西方经济伦理思想往往认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不过是体现一种“历史主义”或“经济决定论”;但是,正如恩格斯所说:“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马克思或我都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那么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但是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是决定着这一斗争的形式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阶级斗争的各种政治形式和这个斗争的成果——由胜利了的阶级在获胜以后建立的宪法等等,各种法权形式以及所有这些实际斗争在参加者头脑中的反映,政治的、法律和哲学的理论,宗教的观点以及它们向教义体系的进一步发展。”(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77页。)恩格斯的话告诉我们,任何一种新的经济形态和经济制度的产生及形成,不仅有经济发展本身的因素,政治的、法律的和哲学的理论、宗教观念以及道德文化传统等也是促成其变化的重要原因。 第三,当代西方经济伦理的终级关怀和理想,是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李普森曾说:“这两个理想是我们的基本观念,其重要性凌驾于其他任何理想之上。将生气勃勃的精神注入我们的民主政制,使它具有独一无二的特征以及使它与其他制度不同的,主要就是这两种价值观。如果要将民主制度的特征以最简单的话来概括,可以这样说:民主制度就是尽可能使其人民同时获最多的自由和最多的平等的政治制度。”(注:[美]李普森:《民主的基本原理》,引自张文显《二十世纪西方法哲学思潮研究》,[北京]法律出版社1996年版,第522页。)马克思经济伦理理想并未排斥自由、平等,但与资产阶级相比,前提是不同的。马克思的经济伦理理想是建立在“重建个人所有制”基础之上的人的全面发展,这是自由、平等的新的社会经济制度基础。不揭示自由、平等的阶级立场,其图景必然是迥异的。 西方经济论文:西方经济学的教学方法 一、通俗式教学 从专业知识的角度来接触西方经济学,对大多数学生都是第一次,因此,“术语陌生症”时有发生,学生不能在第一时间理解术语的经济含义,由此,老师可能已经讲到下一知识点,而学生还在理解前一句话的含义,信息的传递和接收不同步。 解决这个问题的最好办法就是采用通俗的、非专业化的语言为学生打开经济学的大门,使初学者能克服生涩的术语工具,顺利进入经济学的宫殿。 例如,在讲解弹性的概念时,除了强调弹性是自变量变动1%时,因变量变动的百分比,笔者还特别总结为弹性是百分比与百分比之比,只要找准自变量和因变量,所有经济学中的弹性概念都迎刃而解。分析需求的价格弹性和厂商的销售收入之间的关系时,笔者针对农历新年刚过去这一特点,先设问“过年前,为什么超市中的年货如瓜子、糖果不降价促销,而衣服皮具等却会较大幅度降价?”,然后再讲明各种商品弹性值不同的道理。瓜子、糖果作为年货,为应景和待客,一般家庭都必备,而衣物任何时间点都可购买,不必局限于某一时点。也就是说,在新春前,年货的购买是弹性值较小的,而衣物类商品的弹性值却较大。为达到销售收入的最大化,对于弹性值小商品,提价(至少不降价、不打折)会增加销售收入,而弹性大的商品降价会增加销售收入,提价会减少销售收入。如此一来,弹性对价格策略选择及销售收入的影响之间关系就不再是生硬的纸上谈兵。 二、案例式教学 与传统教学法相比,案例教学法更注重事实,学生在掌握理论知识的基础上,结合具体案例进行讨论分析,使知识在案例分析的基础上得到激发和升华。案例教学以学生为主体,迫使他们不能只带眼睛和耳朵来听课,必须开动脑筋,必须在课下充实自己,课上积极参与,否则只能停留在记住知识的层次上,而达不到学以致用的目的。西方经济学的教学中,案例是不可或缺的。实际上,各类西方经济学教材或专着中也不乏非常经典的案例。有些原理通过这些案例的分析,变得简单明了,通俗易懂。例如,着名的科斯定理,可以通过一个简单的“牛群到毗邻的谷地里吃谷”的故事来阐述;公共物品则可以通过“灯塔”的故事来阐述。这些例子已成为西方经济学中经典的例子,具有了不可替代性,给经济学留下一个永恒的传统,使西方经济学诗意盎然。但是,仅仅分析这些经典案例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把西方经济学与中国本土经济相融合,适当地引进一些现实中的案例以及贴近现实生活的经济现象进行分析解释,这是因为学习西方经济学的最重要目的之一,就是要学会运用所学的原理来分析解释实际生活中的经济现象,并帮助解决现实中的经济问题,或者提出一些前瞻性的政策建议。这样可以使学生在感性上更容易接受这些抽象的概念和理论。 三、提问式教学 提问式教学就是由教师根据教学计划和教学内容的要求,事先设计出要学生理解的问题,由学生解答,教师做点评,以了解学生对所学知识的掌握程度,促进学生运用所学知识分析和解决问题能力的提高。例如,在讲授消费者行为理论这一章时,老师提出“钻石对人的用途很有限而价格昂贵,生命必不可少的水却很便宜。请运用所学西方经济学原理解释这一价值悖论。”显然要回答这一问题必然要了解前一章供求理论与本章消费者行为理论。 采用提问式教学方法,要求教师在设计问题时,要有针对性和启发性,且难易适中,回答量适当,既要有让学生口头回答的问题,又要有让学生书面回答的问题,以增加这种方式的教学量,保证教学内容的完成。对学生口头回答的问题要当堂予以点评,分析学生出错的原因,提出更好的解决办法。对学生书面回答的问题,要在课后阅评,对阅评中发现的问题要在下堂课进行分析讲解。这种方式有利于调动学生学习的自觉性和主动性,也有利于教师了解学生的学习情况,做到因材施教,同时教师也可有针对性地安排教学内容,改进教学方法,提高教学效果。 四、讨论式教学 讨论式教学是教师指导学生以班级或小组形式,围绕某一课题各抒己见、相互启发并进行争论、磋商,以提高认识或弄清解决问题的方法。讨论式教学法有助于发挥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在讨论式教学中,学生不只是被动地接受教师讲授的教科书内容,而是带着问题进行思考、辨析,每个学生都可以主动行动,发表自己的看法,提出自己的疑问,即时地成为主导者。例如在讲解了西方经济学的某一理论后,可以结合我国当前经济改革中的一些热点问题以及价格的作用、规模经济、垄断的利弊、寡头之间的依存性、失业与下岗、宏观经济政策等现实经济问题,收集信息、数据、案例,组织学生围绕老师给定的思考题进行课堂或课外讨论。西方经济学这门课程运用讨论式教学法必须解决好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1.教师角色的定位。首先,教师在整个讨论中,始终起到一个“暗线引领”的作用。课堂讨论的内容一般是通过教师命题来引发的。教师论题出得好,才能激发学生研究问题的兴趣,达到举一反三的效果。其次,教师在讨论中必须当好讨论的引导者,要向学生提出讨论的具体要求,讨论中要以适当的方式参与其中,并适时给发言的学生以启发、引导;对学生在讨论中可能出现的离题现象和理解上的偏差等,要及时加以纠正,而不是提出问题后就袖手旁观、放任自流。最后,教师对讨论要做必要的归纳、总结、评价,使问题的结论更加明确,更有条理。还可结合学生的讨论,对所讨论的问题作必要的扩展和延伸,以加深学生对问题的理解。 2.问题情境的设置。教师在确定讨论问题时应注意:学生应紧密围绕某一问题,从多侧面、多方位进行思考。把那些容易产生模糊认识的问题让学生来讨论,可以使他们在讨论中相互启发,得出正确的结论。 3.讨论的时间。讨论有它特有的功能,但只有在足够的时间里,讨论的意义才能得以体现,功能才能得以发挥。既然组织讨论,教师就应该保证学生主动参与的时间,否则,就成了为“ 讨论”而“讨论”的形式主义。 在多年的教学实践中,笔者运用以上的教学方法很好地调动了学生课堂学习和参与的积极性,增强了学生理论联系实际以及口头表达的能力,提高了学生学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同时也使教师自身的能力与素质得到了进一步提高,达到了较好的教学效果。 西方经济论文:综述和借鉴西方经济学就业理论解决我国就业矛盾 摘要:在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上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明确指出了我国当前所面临就业矛盾突出的问题,进而强调了要把扩大就业放在经济社会发展更加突出的位置。这两个“突出”表明现阶段对我国就业矛盾要高度重视,它关系到进一步深化改革的顺利进行以及保持改革、发展、稳定之间的协调发展,需要全体社会的共同努力。本文将从理论上回顾西方经济学对就业问题的论述,再结合中国实际情况加以深化认识和借鉴,进而寻求解决我国就业矛盾的有效途径。 关键词:非自愿失业 摩擦性失业 结构性失业 隐性失业 一、西方经济学中的就业理论 萨伊(J·B·Say) 最早提出了“充分就业论”。萨伊在《政治经济学概述》(1803年出版)中提出了“供给会自行创造需求”的论断,被后人概括为“萨伊定律”。该定律认为一种商品的生产、销售必然为其他商品的生产、销售创造条件,商品的供给与需求总是趋于均衡,不会出现生产过剩。而且每一个商品生产者都是理性的,都会尽力扩大生产、销售,这样社会的生产、销售就能达到最高水平,就能实现充分就业。 继萨伊之后,马歇尔的学生庇古(C·A·Pigou)在《论失业问题》(1914年出版)提出了“自愿失业”和“摩擦失业”的就业理论。庇古认为有劳动能力的人口,要不要劳动,能不能就业,取决于对劳动者的需求方和劳动者的供给方。从劳动者的需求方说,只有当劳动者在生产中能给企业家带来利益或者他带来的利益至少等于他的实际工资时,企业家才雇佣劳动;从劳动者的供给方说,只有当劳动者得到的实际工资能够补偿劳动者劳动的负效应时,他才肯从事劳动。按照庇古的就业理论,在资本主义经济中能够实现充分就业,不存在“非自愿失业”;如果在完全自由竞争的条件下存在失业的话,那么只会存在所谓的“自愿失业”和“摩擦性失业”。庇古所谓的“自愿失业”是指工人不愿意接受现行的工资率而宁愿不工作;“摩擦性失业”是指因季节性或技术性原因而引起的失业,即由于经济在调整过程中,或者由于资源配置比例失调等原因,使一些人需要在不同的工作中转移,使一些人等待转业而产生失业即“摩擦失业”。人们从一种工作到另一种工作,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从学校或家庭到工作的正常流动将造成失业;工人寻找工作不可避免地需要时间,同时,企业也在进行着同样的寻找过程,如寻找“适当人选”。 萨尔·D·霍夫曼在《劳动力市场经济学》(上海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369页。)中把这种摩擦性失业的基本原因归结为:“工人同工作的不适应”,“信息不充分(或换言之,获取信息的成本太高)”,“无论是企业还是工人都不能迅速流动”。 凯恩斯 (J·M·Keynes)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1936年出版)中,在评析庇古的“自愿失业”和“摩擦失业”的基础上,提出了“非自愿失业”论。首先,他说庇古的就业理论奠基于两个基本假设前提之上:“1.工资等于劳动的边际产品,2.当数量为既定时,工资的效用等于该就业数量时的边际负效用”。他进而分析到第一个假设会由于竞争和市场具有不完全性,二者的相等会受到破坏;第二个假设不仅会由于竞争和市场具有不完全性而受到限制,而且还会由于劳动者联合成为工会组织而遭受破坏。所以“非自愿失业”是存在的。其次,凯恩斯还从总量分析的角度论述了非自愿失业存在的必然性,即由于投资需求不足,就不能使得由于消费需求不足而产生的储蓄全部转化为投资,这样就会产生“非自愿失业”。“非自愿失业”就是劳动者愿意接受现有的工资水平,都找不到工作,其根本原因在于有效需求不足,即缺乏足够的需求来吸收全部劳动力就业。当总需求价格小于总供给价格时,资本家不仅不能按照预期的最低利润出售商品,而且会有大量的商品卖不出去。资本家因得不到利润而减少产量,解雇工人,从而带来失业人数的增加。凯恩斯认为有效需求是决定社会总就业量的关键性因素,“有效需求”就是指商品的总供给价格和总需求价格达到均衡状态的社会总需求,就是总供给等于总需求时的社会总需求,也就是预期能为资本家带来最大利润的社会总需求。因此,凯恩斯得出两个结论:一是有效需求决定就业量与总产量,而不是像萨伊所说的“供给会创造它自身的需求”;二是充分就业只是资本主义经济的一种“特例”,“是各种可能的均衡位置的极限点”,而小于充分就业的均衡是资本主义经济的常态,从而否定了传统经济学所说的宏观经济只有在充分就业上才达到均衡的观点。凯恩斯关于减少“非自愿失业”的主要政策建议是:刺激消费,扩大有效需求,鼓励投资(包括提高人们的投资信心和降低利率等),增加就业等。 托宾、杜生贝提出了结构性失业理论,“结构性失业”是指因经济结构变化而发生的失业,一种情况是,“某些具有劳动能力的工人,由于他们工作的产业进入萧条,而失去工作机会”(路易斯·所罗门:《经济学入门》,北京出版社,1983年版,第97-98页。),但是从旧工业部门被排挤出来的工人,不一定适应新工业部门的技术要求,因而一部分人找不到工作。另一种情况是,“由于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有的地区发展迅速,有的地区发展缓慢。落后地区的剩余劳动力因地理位置的限制,不能迅速流动到发展迅速的地区,因而也有一部分劳动者失业。”(《现代西方宏观经济学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253页。)简言之,结构性失业产生的一种形式是某些产业部门的产品因市场需求的日益减少而进入萧条期或衰退期,而劳动力素质不适应新的就业标准所形成的失业,另一种形式则表现为地区之间的供求结构不平衡。 美国经济学家萨缪尔森对“隐蔽失业”问题作了以下论述:“在穷国,特别在农业国,人力资源的很大部分往往几乎什么也不干,因为无活可干。”“同样的隐蔽的失业也可以在先进国家看到,不但存在于人们仅能维持最低生活的农业地区,而且也存在于城市街道上。”(萨缪尔森:《经济学》下册,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35、189页。)这里,他所说的农业国和先进国都是指实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国家,这些国家由于人口迅速增长而存在隐蔽失业。他特别强调落后的农业国和先进国的落后的农业地区,是因为经济越落后,人口增长越快,因而造成隐蔽失业。在经济发达的国家和地区,人口增长缓慢,甚至出现负增长;相反,在经济不发达的国家和地区,人口增长迅速,并且经济越是落后,人口增长越快。他认为人口增长过快的原因,从根本上讲,是因为经济不发达。 与“隐蔽失业”相类似的一个概念“隐性失业”(Disguised unemployment)最早是由英国经济学家琼·罗宾逊于1936年提出的,原意指城市工人在危机期间为避免失业而被迫接受一些知识、技能和经验都得不到充分利用的工作。1954年,美国经济学家刘易斯在他的《劳动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一文中,用隐性失业来描述发展中国家传统农业部门那些边际生产率为零的过剩劳动力,探讨了二元结构发展模式下的失业问题。“二元结构”,是指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由两个不同的经济部门组成:一是传统农业部门,二是现代工业部门。刘易斯等人认为,传统农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很低,边际劳动生产率甚至为零或负数,这里有大量的非公开性失业,而现代工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相对较高,但从业人数较少,其相对较高的工资水平可以吸引传统农业部门劳动力的转移。刘易斯等人强调现代工业部门资本积累对吸纳传统农业部门劳动力和最终解决二元结构失业问题发挥重要作用。纳克斯对农业剩余劳动力做出的解释是指那些可以从农业部门抽走而不致于影响农业总产量的多余劳动人口。(R·纳克斯:《不发达国家的资本形成问题》,商务印书馆,1966年译本,第36页。)另外,托达罗在刘易斯等人二元结构发展模式的基础上,探讨了劳动力转换下的失业问题,他强调了收入预期在农村人口转移中的重要作用。托达罗还看到了解决发展中国家失业的艰巨性和困难性。他断定,发展中国家城市中的失业和乡村中的过剩劳动力或非公开性失业会长期存在。 新西兰经济学家菲利普斯(A·W·phillips)把就业与通胀联系起来研究,提出了著名的“菲利普斯曲线”。菲利普斯根据90多年的资料分析(1861年~1957年),提出了货币工资变动率与失业率之间呈负相关关系的理论。他指出失业与通胀是可以并存的,而且是能够被替代的,即通货膨胀率上升,失业率下降;相反,失业率上升,通货膨胀率下降。这一理论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基本上符合西方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的实际,但是到了70年代,西方发达国家发生了“滞胀”现象,即一方面经济停滞,失业增加;另一方面通货膨胀,物价上升。因此难以再用“菲利普斯曲线”去解释。 货币主义的代表人物弗里德曼(M·Friedman) 提出了“自然失业率”假说。他认为在考察通胀与失业的关系时,要把“自愿失业”与“非自愿失业”区别开来,在考察是否充分就业时要把“自然失业率”排开,也就是说,只要在总劳动人口中一切愿意接受现有的工资水平而都找到了工作机会,就算充分就业了。“自然失业率”是指在没有货币因素干扰的情况下劳工市场和商品市场自发供求力量发挥作用时应有的处于均衡状态的失业率。(厉以宁、吴世泰:《西方就业理论的演变》,华夏出版社,1988年版,第68-69页,第72页。)正如弗里德曼所言:“在任何时候,都存在着与实际工资率结构相适应的某种均衡失业水平。” 这种均衡失业水平就是“自然失业率”。(弗里德曼:《货币政策的作用》,《现代国外经济学论文选》第1集,商务印书馆,1979年)弗里德曼还把“心理预期”纳入了就业与通胀的研究中,认为实际生活中之所以存在失业,是由于人们对通货膨胀的预期有“偏差”。他认为在资本主义自由竞争的状态下,实现充分就业是一种长期的趋势,通货膨胀与失业的替代关系只有在短期内存在,长期不存在。弗里德曼关于失业的政策建议是:主张发挥市场自发调节作用以解决失业问题;反对最低工资率的规定和工会对工资率的干预。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梅多斯提出了“技术失业论”。他认为,生产自动化的发展必然减少对劳动的需求,因为随着新技术、新设备的投入使用,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资本的技术构成不断提高,必然要减少对劳动力的需求。这说明了生产自动化是局部失业产生的原因。他还在1972年出版的、与他人合写的《增长的极限》一书中提出了“零度增长”的概念,意思是说要解决失业问题,有必要放弃经济增长。与此相对的是,许多西方经济学家得出了技术进步不会导致工人大量失业的结论。如美国经济学家多马就指出,只要保持投资的稳定增长就能减少失业,“因为对于个别企业来说,投资意味着较多的资本和较少的工人,但对于整个经济(作为一般情况)来说,投资则意味着较多的资本而工人并不较少。”(多马:《经济增长理论》,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84页。)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布鲁克斯作出的具体分析是:技术进步不仅可以节约活劳动,而且也节约了能源和原材料。与劳动力价格相比,能源和原材料的价格更高。如果把节约的物质资料用于其他方面,就会创造更多的产值和就业岗位。(H·布鲁克斯:《技术、竞争和就业》,《经济学译丛》,1985年第6期。)如果说技术进步还是会产生排斥活劳动的现象,那也只是一种结构性失业。正如英国经济学家罗伯逊所分析的那样,技术进步减少的主要是非熟练工人和半熟练工人,但熟练工人和职员的人数则会增加。(R·纳克斯:《不发达国家的资本形成问题》,商务印书馆,1966年译本,第36页。) 二、西方经济学就业理论的重要启示 首先,根据西方经济学把失业分为自愿失业和非自愿失业两大类来看,只有非自愿失业才是任何一个国家对失业现象所真正关心的。因为自愿失业是作为理性经济人的自我选择,它意味着就业的机会成本更高,例如闲暇对某些人而言更珍贵。自愿失业往往是建立在个人拥有一定的财富积累的基础上,因此还可以促进消费的增加和缓解劳动力市场不断膨胀的供给量。从弗里德曼的“自然失业率”假说可知,充分就业并不意味着全部就业,适度的失业也有利于经济的发展,例如它可以提高就业者的劳动积极性和生产效率。综合西方学者的论述,非自愿失业包括了摩擦性失业、结构性失业和需求不足的失业(周期性失业)三种情况。在某种意义上看,结构性失业就是长期的摩擦性失业。经济结构的变化伴随着劳动力的重新配置,如果劳动力的配置进行得很快,如劳动者离开原来工作后立即可找到同样类型的工作,这种情况下发生的失业就是摩擦性失业;如果劳动力的配置进行得很慢,如劳动者需要重新训练以适应新工作的要求,这种情况下的失业就是结构性失业。因此解决这类失业的关键在于:一是加速劳动就业信息的传递和流通,二是加速劳动力在不同地域、产业和行业之间的就业转移,三是相应地实现劳动力的知识、技能、素质等的快速更新、培育和提高。而需求不足的失业即周期性失业与其他种类的失业之间的区别则是判断整个劳动市场状况的关键。因为“即使整个劳动市场是平衡的,高水平摩擦失业或结构失业也可能发生。周期失业则是在整个劳动市场趋于过剩时出现的。”(保罗·A·萨缪尔森,威廉·D·诺德豪斯:《经济学》,中国发展出版社,1992年版,第350页。)而解决周期性失业的关键就在于增加有效需求,也就是要加快经济的发展。 作为市场经济中劳动力市场的共性问题,我国也并存着摩擦性失业、结构性失业和周期性失业。一是在双向选择的就业制度下,必然有一部分劳动者在正常的流动中,滞留于劳动力市场一段时间,造成摩擦性失业;二是由于产业结构的演进和地区发展不平衡的状况,必然会出现某些产业(如纺织工业)和某些地区吸纳劳动力的能力减弱或相对不足,出现结构性失业;三是社会主义经济也是呈周期波动的,生产投资的扩张或收缩必然伴随就业量的扩大或减少,扩张时期就业量大,收缩时期就业量少,从而存在周期性失业。所不同的是我国的周期性失业一直属于隐性失业,而没有外露。(张烈军:《西方失业理论及其借鉴意义》,《劳动经济与人力资源管理》,1997.8。)从西方学者关于隐性失业的论述,可以明显看出隐性失业意味着人均产出率的低水平,经济效率的低下和产品成本的增加,因此它是与劳动生产率的停滞或下降紧密相关的,呈现出一种两者相互排斥的关系。而要减少隐性失业人员,就意味着显性失业率上升;而显性失业率上升,则有利于减少多余的劳动成本,提高劳动生产率。可见,失业率的高低与劳动生产率的高低之间又存在着一种内在的替代关系即劳动生产率的高低与显性失业率的高低成正向替代关系,而与隐性失业率成反向替代关系。隐性失业正是我国失业的独特实现形式,它是传统就业体制、社会保障制度不完善和劳动力供过于求的必然结果,制约我国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降低劳动者的素质,阻碍企业经营从粗放型到集约型的转变,削弱企业的市场竞争力。因此我国要稳步实现隐性失业的显性化。另外,西方经济学家还揭示了人口、就业及劳动生产率之间的关系,人口增长过快会使劳动总供给超过总需求,形成隐形失业,降低劳动生产率。因此我国要继续有效控制人口总量的增长速度。 其次,对技术进步及其运用对失业的影响看,新技术的应用只是造成局部失业的技术原因,局部失业的根源应当是市场经济本身。而且,只有当产品因生产自动化等新技术的应用所引起的大大增加了的产量,超过了扩大后的市场需求仍有富余人员时,才有必要减少工人,进而造成失业。长期看,技术进步不仅不会减少工作,而且还会创造很多新的工作岗位,因为技术更新换代可以引导新的消费需求出现。因此,根据技术进步在长期和短期带来的不同影响,可以由政府进行政策协调,减少其短期内的负效应,如通过引导消费观念的改变,进行劳动力培训,缩短劳动时间以便使劳动者有更充裕的时间来消费新产品和新服务等方式,最终实现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就业机会的增加以及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再次,对失业和通货膨胀之间是否存在交替关系的认识上,可以说在一个静态的市场中通货膨胀能够减轻失业,但在动态市场中这一关系就未必存在,因为企业的理性预期对通货膨胀已经有了经验,单纯理论分析并不能回答通货膨胀、经济增长和失业之间的作用关系。在实践上依靠这一理论来治理失业和通货膨胀也只能起到应急的作用,而从较长时期看,以增加失业率来抑制通货膨胀或者以提高通货膨胀率来降低失业率都会使问题更加复杂。而且,失业更容易引发社会动荡;失业率的上升对宏观经济运行的干扰大于通货膨胀率增大的干扰;失业和通货膨胀都是全局性问题,“两害相衡取其轻”;就业优先就是发展优先。(厉以宁:《经济学的伦理问题》,三联书店,1995年5月版。)西方经济学也不再用通货膨胀政策来医治衰退和失业,解决中国国有企业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落实各项改革措施。(吴敬琏:《论通货膨胀政策之不可行和根本出路在于落实各项改革措施》,《改革》,1994年第2期。) 最后,对解决失业问题,西方经济学总的来说可分为两派:萨伊、马歇尔、庇古、弗里德曼等崇尚市场行为,主张让市场去调节劳动者的供求,实现充分就业;而凯恩斯、汉森、菲利普斯则推崇政府行为,主张靠政策去调节劳动者的供求,实现充分就业。事实上,这两者不能割裂开来,尤其是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不仅要“在更大程度上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而且同时又要“健全国家宏观调控,完善政府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职能”。 三、解决我国就业矛盾的政策建议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体制的深化,市场竞争的加剧和产业结构的转变带来的企业亏损破产和行业萎缩衰败,都不可避免地产生了大量失业工人;我国国有企业结构调整,职工下岗分流;乡镇企业资本深化,吸纳劳动力的能力下降;农业不断产生剩余劳动力;机关事业单位、军队人员精简等等,这些都进一步加大了我国的就业压力。而失业不仅是一个严重的经济问题,它造成人力资源的浪费,生产设备的闲置和当事人收入的损失;失业而且是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它既使个人与家庭生活水平下降,又使家庭关系与其它人际关系受到损害,并给社会带来不稳定因素。现阶段就业矛盾突出的问题还关系到我国进一步深化改革的顺利进行以及保持改革、发展、稳定之间的协调发展。因此我们要加强重视,努力缓解我国的就业矛盾。借鉴西方经济学的理论,我们要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第一,要充分发挥市场经济对资源配置的优化作用,必须保证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而劳动力要素更是首当其冲。坚持市场化改革就要保证劳动者自由流动和平等就业的权利。我国长期以来实行户籍管理制,带来的一个消极后果就是造成农民在进城谋生时遭遇普遍性的就业歧视,而且使已经在城市有固定工作和稳定收入的农村人口也面临许多城市人口所没有遇到的困难,如子女的上学问题等。与廉价劳动力相结合是资本的天然特性,许多用人单位为降低成本而有着使用外来劳动力的强劲动力。外来人口进城工作是对城市建设和发展的有效补充,而不是竞争伤害。因此当务之急就是要尽快建立和全面落实劳动力的自由流动。首先是改革户籍制度,放开城乡户籍迁移限制,允许农民进城务工、经商以至定居,建立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大市场,取消城市对雇用农民工的限制性规定,保证城市居民和农民拥有公平竞争就业岗位的平等合法权利,保证城乡之间劳动力的自由流动。与此同时,还要保证和鼓励劳动力在不同区域间的自由流动,包括不同省份之间、东中西部之间、沿海和内陆城市之间等等,减少和消除行政、制度和观念上的壁垒,加快人才顺畅流动,这样有利于及时满足不同区域在不同时期对各种劳动力的特定需求,进而解决劳动力供求失衡的结构性矛盾,实现其在全国范围内的最优配置,不断丰富就业机会和拓宽劳动者的选择范围。 第二,我国农村存在着大规模的隐形失业,有学者曾指出这是中国潜在的最大危机。研究表明虽然城市自身就业形势趋于严峻,但并未直接导致农村劳动力外出就业减少,其原因之一就在于农村蓄积的劳动力总量过大。因此首先要继续严格贯彻计划生育政策,控制农村人口的自然增长速度和规模。同时,继续加快农村乡镇企业的发展和加快小城镇建设,提高其对劳动力的吸纳能力。另外,为有效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问题,现阶段要特别重视加速农业产业化进程,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地转移。我国农业长期以来一直采用粗放性的经济增长方式,一味地通过资源数量上的增加投入获取收益,并且只重视农产品的生产过程,而忽视农产品的深加工以及市场营销环节,进而造成农业生产的盲目性和农民收入的不确定性。我国加入WTO后,传统农业又进一步受到外国质优价廉产品和新型品种的强烈冲击,因此要调整农业内部生产结构,延伸农业产业链,加快形成科研、生产、加工、销售一体化,加强农产品供需之间的紧密联系使之形成相互促进的循环机制,最终提高我国农业劳动生产率,加快农业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同时创造出更多的农村就业机会,减少农村隐形失业。这就要求广大农民要尽快改变只顾农业生产环节的传统观念,要主动地、及时地发现和捕捉农产品的市场需求变化以及新的市场需求,如绿色食品,健康作物和各种新品种等,进而及时调整种植结构和产品结构,并加大对高新技术和先进设备的投资,加快农产品创新和实现市场细分以满足特定的市场需求,从而迅速提升经济效益。同时,鼓励工商企业投资发展农产品的加工和营销,产生一批专门性的、专业化的加工和销售企业,进一步推广公司加农户的生产经营模式,从而开辟农业、农村新的经济增长点,促进农村经济发展。 第三,不仅要在数量上控制人口增长,更要在质量上改善我国劳动力供给状况。我国劳动力素质一直很低,初中以下文化程度占84.27%以上,与技术要求日渐提高的就业岗位不相适应,因此要加强基础教育和职业技术培训,提高劳动者素质,以增强其就业能力,减少结构性失业和摩擦性失业,同时提高在职职工和后备劳动力的素质。首先,我国要进一步深化教育体制改革,要构建起现代国民教育体系,培养终身教育体系,建设学习性社会,全面推进素质教育。国家要加大对基础教育的投入,确保义务教育的全面实现,特别是要普及农村学龄人口的九年制义务教育,同时要控制教育收费水平与人们的收入水平相适应,始终坚持平民教育和精英教育的并重。其次,我国要加强职业教育和技术培训。在此可以借鉴国外的做法:在日本,它主要通过函授形式提高工人的技术水平,合格者发给“技能工”证书;德国把职业培训看作是经济发展的柱石和民族生存的基础,采取企业为主、学校为辅的培训方式;东南亚国家则普遍重视高能技术培训。我国可实行以中、初级职业技术培训为主、高等职业培训为辅的方式;对新生劳动力和后备劳动力要做到“先培训后上岗,不培训不上岗”;对在岗职工采取分期分批培训、函授培训和联合培训等多种方式;同时要抓好管理人员、工程技术人员等的继续教育工作。总之,要努力把我国人口压力转变为人力资源优势,提高劳动者的就业能力和创业能力。 第四,为加快就业信息的流转,减少摩擦性失业,我国要进一步完善就业服务体系。我国现有的就业服务组织数量不多,而且普遍存在规模偏小、功能不全、服务手段落后、信息容量不大、相互封闭的问题。借鉴威廉·哈伯、丹尼尔·H·克鲁格在《美国就业服务在变化经济中的作用》(1964年,第31-40页。)中谈到的公共就业服务理论,“公共就业服务”是充当劳动力和雇主相互联系的媒介,具体的方法包括找职业服务,就业咨询,对特殊劳动力提供就业帮助,收集、研究和劳动力市场信息,为劳动需求方、雇主服务等。因此,我国政府要建立更多公益性的就业服务机构,同时加强劳动力市场中介组织的建设和管理,通过举办经常性的招聘会以及在报纸、电视和网络等各种媒体上的信息公布,及时、全面、便捷地向劳动者提供各种就业信息,增加其就业机会,还要注意使信息获取的费用控制在广大劳动者的心理和经济承受范围之内。另外,还可以加快建立区域性和全国性的就业服务体系,不断完善服务功能、改进服务手段,保持信息更新,给劳动力的供求双方提供高效率的服务和帮助。 第五,从许多西方经济学家对预期的重视(如弗里德曼的“心理预期”,托达罗的“收入预期”等)看来,我国要加快建立和完善多层次的失业保障制度,以避免人们对一旦失业所面临的经济状况的恶化做出过分消极的心理预期,同时消除不必要的心理恐慌而造成对消费和社会有效需求的抑制作用。因此,我国要建立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保障体系,健全失业保险制度,一是要进一步完善城市居民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同时鼓励有条件的企业为员工提供更高水平更加全面的补充保险,并将其作为对企业综合评价的重要指标。二是要建立、健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积极探索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农村的养老保险要以家庭为主,并加强与社区保障、国家救济的结合。总之,要扩大社会保障、社会救济、社会福利的覆盖面与社会化程度,提高人们对经济发展和个人收入的心理预期,进而有利于经济的健康发展和社会的稳定,促进充分就业的实现。 另外,还要通过结构调整培育长期的就业增长点,开拓新的就业空间,使非农产业的就业增长能够维持较快的速度。一是要调整我国所有制结构,发展多种经济成分,在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的同时,鼓励、支持和引导各种非公有制发展,注重扶持中小企业的发展。二是要加快我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充分发挥其大量吸纳劳动力的重要作用。 综上所述,我国必须进一步深化改革,在发展中求稳定,以发展保稳定,建立起“就业市场化、失业公开化、劳动有保护、失业有保障”的新型就业制度,推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顺利进行,实现人口、经济、社会等一系列可持续发展。 西方经济论文:为什么说西方经济学是庸俗的经济学 在西方经济学日益流行的时代,说它是庸俗的经济学似乎有些不合潮流。我所说的西方经济学,指的是西方的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它既指新古典综合派,也指新制度经济学。(当然,有人认为西方经济学的范围很宽,见高鸿业主编的西方经济学第一页,中国经济出版社出版)。 西方经济学由于可以解释一些现象,它具有很大的欺骗性。因为如果你不做进一步的思考,你会认同西方经济学对一些经济现象所做的解释。比如消费、投资、出口、政府支出可以拉动经济增长,因为国内生产总值(GDP)等于消费加投资加净出口加政府支出。再比如消费者为什么会受欺骗,是因为信息不对称,如果信息对称,消费者是不会受欺骗的。 经济学可以分成三个层次,它们分别是经济现象、操作、理论。经济现象是我们天天能够看得见和体会得到的,比如鸡蛋多少钱一斤,上海股票多少点,某公司雇佣多少员工。操作则是我们需要思考才能够感觉得到的,比如企业是怎样组织起来的,它们为什么大多数采用有限责任公司的方式。理论则是看不见感觉不到的,比如什么是货币,货币是怎样产生的。 经济现象、操作、理论在经济学中的角色是不一样的。经济理论是基础,经济现象则是丰富多彩的,经济操作是根据经济理论而形成的。经济操作赖以存在的理论,既包括书面的理论,也包括实际中应用,但没有在书面上出现的理论。由于有一部分经济理论是在书本上找不到的,这就会使经济现象和经济操作在一些时候被认为没有理论依据。经济理论是以经济现象和经济操作为原料的一种逻辑思辩,它既包括书本上的经济理论,也包括非书本上的经济理论,如散落在普通人观念里的经济理论。 1、经济现象。 在经济现象这个层次,西方经济学是很有欺骗性的,因为西方经济学就是停留在这个层面。以西方微观经济学为例,它是以市场的存在为前提的,在这个前提下,西方微观经济学开始分析构成市场的两个方面:供给和需求。以供给为优秀的理论是生产、成本、利润理论,以需求为优秀的理论是效用理论、预算理论及收入理论,最后对市场的类型及供给与需求之间的关系做了一个一般性的分析,从而得出局部均衡、一般均衡的结论。这些理论,表面上都有道理,因为人们观察到的经济现象,是单个的、割裂的、片面的经济现象,这和西方经济学对经济现象的解释正好一致。 我们都熟悉需求曲线,它描述的是商品(或产品,下同)与价格水平之间的关系。我们可以观察到的是,同样的钱,如果价格越低,买到的东西越多。而需求曲线告诉我们的是:在一般情况下,价格越高,对该商品的需求量越小;价格越低,对该商品的需求量越大。至于需求量为什么会随价格的高低发生变化,西方经济学有一个解释,说是边际效用递减,比如吃一个苹果觉得很过瘾,吃10个苹果就难受,因为第10个苹果的效用是负效用。由于每个苹果的效用不一样,自然它们的价格也不一样,由此,消费者可以得到好处,这个好处叫做消费者剩余。 我现在要问的是:消费者买商品的钱是那里来的?是赚来的?借来的还是其他人给的?我假定钱是赚来的,消费者赚钱的过程,就是商品形成的过程,钱和商品有一种天然的对应关系。这种对应关系存在在简单的数字里,比如8=2*4,8=2*2*2等等。我设商品是M,钱是N,如果要让商品和货币相等,我只要在商品的前面加些系数就可以了。我要加的这个系数,在微观经济学里叫价格。至于价格的涨跌,是拥有商品的人和拥有货币的人斗争的结果。西方经济学在这一点上,利用逻辑分析方法的缺陷及人们熟视无睹的数字之间的关系,片面地把需求仅仅看成是需求,而无视经济学的最基本问题,生产与分配的层次问题,更无视生产与分配存在的制度基础。在货币制度的基础上,生产的过程也是分配的过程,消费者赚钱的过程,同时也是产品形成的过程。钱不能吃也不能穿,它只是一种工具,一种分配产品的工具。 货币作为分配工具,它是通过一系列的交换来完成的。如果我们把交换的过程断章取义,那有什么意义呢?需求和价格的关系,在人们购买之前已经存在,因为你赚钱的时候,你已经为给你钱的人生产出了产品,你去买产品的时候,只是你凭“钱”这个凭证去把你的东西取回来而已,至于你取回多少,就要看产品的价格了。 我们再来看看局部均衡和一般均衡的问题。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可以从数学和经济学两个方面来看。从数学方面来看,一个平面上的两条直线有三种关系,它们是平行、重合、相交。在一个坐标系里的供给曲线(直线,下同)和需求曲线,它们相交、重合或者平行都是很自然的。因为,你想要它相交,你就可以把它画成相交。从数字的角度来看,任何数字都可以分解为一组数字的加、减、乘、除。西方经济学就是用这些数字和图形来证明均衡的。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由于西方经济学没有把货币和以货币表现的产品分开处理,所以才会有萨依“供给创造需求”、才会有重农、重商主义关于财富的不同认识的争论。其实,产品和货币之间的关系,只要你系数给得对,就可以相等。它们的实质是产品的循环运动和货币的循环运动。至于市场均不均衡,已经变成了经济学家的一个游戏。 我们再来看看生产、成本和利润。日常生活中,生产、成本、利润是普遍使用的概念,比如养鸡的成本、养牛的成本、做假奶粉的成本,与之相对应的是养鸡的收入和利润、养牛的收入和利润。生产的过程就是分配的过程,它既包括生产要素之间的分配也包括生产者之间的分配。就生产者之间的分配而言,在使用货币的情况下,分配的一端是产品,另一端是货币,付出货币的一方是成本,得到货币的一方是收入。收入和成本是一样的,它们之所以叫收入、成本,仅仅是因为分配的主体的差别而已。利润是收入减去成本,它反映的是两次分配对分配主体的影响。 从经济学的现象来看,由于西方经济学所要解释的就是经济现象,按道理它在这个层面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但由于经济现象不是自然现象,用分析自然现象的方法来分析经济现象,就有可能出问题。比如,某个自然现象受N个因素的影响,为了分析每个因素的影响,我们可以假定其他因素不变。在分析经济现象时,这样做就有问题。比如,我们分析价格的变动的时候,我们假定其他影响价格的因素不变,而只考虑需求的变化,最后的结论自然是需求与价格之间的关系。由于在产品生产出来的时候,需求已经以货币的方式存在,而西方经济学将这个“二次分配”的闭路循环切割成一个个小片段,它怎么可能正确呢?它怎么可能不庸俗呢? 2、经济操作。 经济现象是在一定的经济操作的基础上产生的,我们说的生产、成本、利润一般来讲,指的是企业的生产、成本与利润。那么企业是怎样产生的呢?是专业分工的结果?是节约“交易成本”的结果?还是一系列契约的结果? 按照交易成本的理论,企业之所以存在,是因为使用市场机制是要付成本的,而企业由于内部没有交易,所以企业的组织形式可以节约交易成本。按照这样的逻辑,如果取消市场机制,消灭资本主义,交易成本不就不存在了吗? 其实,企业的存在可以从三个方面考虑。从产品循环运动来看,环境要素转化为产品为企业的存在提供了基础,没有产品的循环运动,你怎么也不会有企业。当然,有产品的循环运动也不一定会有企业。从货币的循环运动来看,货币的循环运动是企业存在的条件,因为货币可以把不同的环境要素“粘合”在一起,另外企业要生存下去,它吸收的货币必须大于或等于它释放的货币。最后,任何组织都是由人设立的,人设立企业是因为有限责任公司有“期权”的特点,风险有限,收益可以无限。 在宏观经济方面,西方经济学有所谓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这些政策现在在我国也开始使用.当经济不景气的时候,政府可以通过松的财政政策,如减税、扩大政府支出等,以此来刺激经济的增长,进而扭转经济衰退的局面。就减税而言,由于它是属于分配的问题,因此我们要判断的是经济的衰退是不是分配的问题引起的,如果是分配的问题引起的,我们还要搞清楚是那个层面的分配问题引起的。在现实生活中,减税是不能刺激经济发展的,因为减税对穷人没有什么帮助,能够帮助的只是富人,而富人是不会购买力不足的。如果政府通过扩大支出来刺激经济发展,这样的发展也难与维持,因为政府支出的扩大,从产品的循环运动来看,是企业的存货转移到政府手中的过程,从货币的循环运动来看,政府要么增加债务,要么减少自己的货币结余,政府的债务最终成了企业的利润,富人手中增加的财富。为什么没有什么用的财政政策会被各个国家的政府采用呢?因为政府需要这么做。 财政政策没有用,那么货币政策呢?同样没有用。比如提高贴现率,货币的使用者完全可以通过价格的方式,将提高了的利率转移出去。 3、经济理论。 如果说西方经济学在现象层面还可以解释一些经济现象的话,在理论层面,西方经济学就没有什么解释可言了。比如西方经济学的市场理论,由于它们没有把市场看成是供、需对接的一种可能选择方式,从而美化和神秘化市场。我们知道,供、需的对接方式可以是价格,也可以是非价格因素。供、需的对接方式既有所有制的因素,也有技术的因素,所有制的因素是基本的因素,而具体的对接手段则是技术的因素。 再比如价格的作用问题,西方经济学认为,价格可以用来配置资源。价格为什么可以用来配置资源?理由是,价格高的产品,由于利润丰厚,可以让更多的资源流入到这种产品,相反,价格底的产品,由于没有利润,资源会逐渐流出这种产品。资源流入或流出某种产品,是价格的分配作用的结果,它是以当时的技术和所有制为基础的。配置资源的直接手段是技术,间接手段是技术发展的所有制。 对于价值理论,西方经济学有效用价值论、生产费用价值论,这些理论,马克思已经作了很深刻的批判,这里就不再重复。那么,我们应该怎样来分析商品的价值呢?我们首先要区分产品和产品的载体。产品是一种功能,一种能够满足人需要的功能,这种功能是需要载体的,随着技术的进步,单位产品的载体会越来越少。产品的功能有的存在在自然界,有的则是通过人的生产活动而获得,劳动是产品价值的主要来源,但不是唯一来源。产品价值存在的基础是所有制,所有制通过集合人的要求权是产品有价值,随着所有制的灭亡,产品的价值也将随之灭亡。 西方经济论文:非理性的西方经济学 众所周知,西方经济学中有一个理性人假定,而且是作为所研究对象的重要的基础性质的假定。但是,认真分析起来,以具体的人为对象的西方微观经济学中重要的理论几乎都是反理性的,并没有遵循这个所谓的基本前提而展开。 一、非理性的需求理论 1.非理性的需求量概念 之所以说西方经济学需求理论违反理性人假定,是基于两个方面:其一是需求种类的决定;其二是需求量的决定。 这个问题在其它贴在里已经多次提到了。人的需求是自古一来就有的,最基本的需求都是天生的本能,然而经济行为是人类存在历史上很久很久以后的事儿。以心理学的理论来解释,理性人的一切行为都应该是有动机的,反过来说,有动机的行为的人才能算作理性人。从2+2的理论分析,经济是交换的集合,交换不过是满足人的需求的可选方法之一,尽管现在人们选择了这种方法为主,但是丝毫不表示经济行为是人类行为的全部。 既然如此,我们就知道,需求是基于经济之外的东西决定的。价格是交换的比例是经济行为的表述,故而价格不可能是决定需求的一个原因。我们吃饭,是因为我们饥饿而不是因为食物便宜;我们穿衣是因为我们寒冷或者爱美,而不是因为衣服昂贵或者低廉;我们乘车而不是徒步是因为我们要以较快的速度到达目的地;我们住房是因为我们在其中可以感到安全,所以我们不愿意谁在露天野地…… 因此,我们需求的量也不可能是由价格这种玩意儿决定的。2+2的经济学理论从心理学的层次需求理论出发导出“需求量”是一个基于需要而事先确定的、稳定的量,在数学表述上视为常数。“一个人只能同时开一辆汽车;不会有人一天到晚坐在餐桌边暴食面包;游泳池或公共厕所不收费也没人整天蹲在里面;一个客人也不会同时租住两个房间;你不会因为向西边去的汽车坐着舒适而不去东边办事;乘飞机比坐火车过瘾,你也不会呆在天上不下来……”(《西方经济学的终结》,中国经济出版社,2005,P48) 正因为我们理性,我们才可以基于我们的需要而确定我们需求什么需求多少;正因为我们理性,我们才会在需求被满足即解欲之后停止行为,而之所以需求可以被满足即解欲首先就要有一个有限的需求量。我们不会把一个不知道自己要什么要多少的人看作是理性人,如果一个人是因为价格来决定自己的需求,我们恐怕只能将之视为傻瓜或者神经病人了。 而西方经济学的需求理论恰恰是以价格决定需求量的理论,以坐标轴为渐近线的需求曲线告诉我们,当价格水平足够低的时候,需求量可以为无穷大。 同样,西方经济学的供给理论也是反理性人假定的,和需求者的需求量对于的供给者的供给量或者说产量也被认为是可以无穷大的。现实中并没有供给存在,供给不过是自我需求的一种表现形式,供给是由需求决定的,任何厂商的产量都来源于对市场需求的预测或者清楚的订单,没有一个厂商会从事一个没有订单计划的生产,没有一家厂商在没有客户需求的情况下可以维持生产下去。同样,因为需求不是由价格决定的,所以基于需求的生产也不可能由价格所决定,价格高低和接到的订单数量没有什么逻辑关系。如果厂商像供给曲线所描述的那样产量随着价格升高而增加,他就是十足的傻瓜,何谈理性?惟有依据订单和市场需求生产才称得上是理性的厂商。 2.非理性的价格概念 如果没有交换就不会有价格这回事儿,因此价格由交换者决定是显而易见的。西方经济学价格概念的非理性表现在价格不是由交换的参与者决定的,而是由市场之外的东西决定的。瓦尔拉斯将这个交换双方之外的第三方的东西即价格确定机制叫做“拍卖师”。 西方经济学价格理论的非理性的另一点表现是,价格并不是我明确界定的“交换的比例”的概念。从古典到现在,价格都被看作是商品自身的某种属性,即和价值是同一范畴的概念。这样一来,价格概念并不涉及到第二种商品和第二个人,自然就和交换割裂开来了。我们也可以找到价格和交换比例不是一个概念的论述,比如马歇尔的论述。如此一来,经济学就变成了对交换者最为关心的“交换的比例”漠不关心的自言自语。而如果经济学的对象(经济人)作为交换者连交换比例都不关心,自己手中的东西随便什么比例都可以交换出去,他就太不正常了。 二、非理性的效用理论 1、荒谬的效用无差异分析 效用是满足需求的消费行为实施之后消费者需求得到的满足的结果。既然西方经济学需求理论是违反理性假定,以需求定律为基础的效用理论也同样就是非理性的理论。在效用学派看来,经济人不是以自身需求决定自己行为的,而是以无差异作为行为原则。 人的一生当中有许多需求,一项需求满足了,他就会追求下一个需求,这就是心理学的需求层次发展理论。人的不同需求之间,必须需求是不可替代的,而非必要需求除了因为偏好不同导致在需求序列中的排序不同之外,并没有什么消费量上的相互影响和关系。比如,人不会因为效用的原因改变穿一件上衣、一条裤子和一双鞋这样的消费量比例,更不存在彼此之间的一个无差异效用关系。效用是消费后的一个结果,是满足,是需求量达到时的解欲,而不是决定需求量的一个前提条件。是因为达到了那个需求量才解欲才有效用,而不是因为解欲了有了效用才需要这个量。 效用学派通常认为不同需求的效用不是相加关系而是连自己都说不出的某种函数关系。因此,消费两种物品的效用函数被表述为五花八门令人匪夷所思的函数关系(参见//.cn/news_detail.jsp?keyno=6257)。但是,通常趋向于认同是某种和量正相关的乘积(包括乘方)关系。若果真如此,这类函数就是单调递增的函数,总效用的值一定会在需求被满足时达到最大,即最大值在函数图形的右边界上,根本无须考虑相互的影响问题,即每一种商品都达到各自的需求量时,多种商品的总效用自然会最大。 其实,如果边际效用递减成立或者说无论是否递减只要具有最大效用点,就应该导出需求量是有限的这个结论,否则就意味着有一直需求下去的可能即效用曲线没有最大点。理性人的特征就是行为截至于效用最低点,如果效用达到最大后继续需求,就是非理性的了。这一点显示出了效用理论和需求理论之间的、在理性人意义上的严重内部矛盾。 所谓的边际替代率递减规律,不仅仅将各自独立的需求项目拉扯在一起,还试图给出有规律的限制,即增加一种商品的消费量需要减少的另一种商品的消费量会递减。这就让人百思不得其解:如果原来的总效用是最大,说明消费者的每一种需求都得到了满足,为何他要增加已经满足的需求量呢?已经满足的需求如果再增加,岂不是要获取负效用?自愿获取负效用的人还是理性人吗? 西方经济学中的无差异曲线是向两端无限延伸的。无限延伸就表示商品X、Y的量可以是无限的,这显然是因为忽略了需求量是有限的这个事实的结果。 “一个跟帖达15页之多的经济学故事”一贴中(链接阅读//.cn/news_detail.jsp?keyno=6014)用“无法退货”来嘲讽效用学派的这个人为捏造的所谓规律。这个故事的主角就是一个非理性的、如同神经质般的怪人。 2、艾奇沃兹的非理性box 无差异分析方法中被广泛采用的一个被誉为“巧妙”的工具就是艾奇沃兹盒式图。但是,这个分析工具完全沿用了需求理论中需求量是无限的思路,因此承袭了效用理论和需求理论之间的矛盾。 效用学派压根没有想到,即便是假定存在的无差异曲线,它也应该是有边界的,边界以外的区域是没有行为的因而也是无定义的,用数学语言讲就是自变量定义域是有界的,而且效用函数的值域也是有界了。 但是,艾奇沃兹继承了错误的无差异理论,在构建方块盒的时候,用物品的自然存量作为盒子的边长,这样一来,两个需求者的需求量就不是由需求本身决定的,而是由自然存量决定的,自然存量大,它就需求得多,自然存量小它就需求得少,不要说理性连简单的主动意识都没有了。盒子有大小,乍一看似乎一个需求有限论者,但以对角点作为最大点实则是因为自然总量的缘故,而非需求量有限。 奇怪的一点就是,艾奇沃兹盒中的两个需求者的需求总是完完全全一模一样的,偏好没有任何差异。这就是说两个人如果面对水和面包的时候,是要渴一起渴要饿一样饿。这种需求者的理性表现在何处实在是想象不到。 《西方经济学的终结》中指出,艾奇沃兹所研究的对象从理论上不能说不存在,但是这种情况是极其少见微乎其微的特例,用它作为一种经济学理论就太过勉强了。更一般的要素分配已经在《西方经济学的终结》中列举出来了。 三、非理性的生产理论 西方经济学生产论中的非理性观点,除了上面所说的关于产量的观点之外,就是由生产函数引出的要素决定问题。当然,归根结底还是需求量无限论的问题。生产论不过是错误的需求理论和效用无差异理论在生产领域的套用而已,既然根子上出错了,也就不可能有什么正确的应用。 这个问题在//.cn/news_detail.jsp?keyno=6047“调整什么?谈技术水平和生产函数”一帖中已经提及。在生产论中,西方经济学不是依据技术水平和市场需求量(即订单)确定一组要素需求量,而是反过来根据不知从何而来的要素量决定产量,考虑劳动量时不考虑已经由技术水平限定的资本品对劳动的容纳能力,似乎可以使用任意量的劳动。在西方经济学的生产论中,总是包含着一个生产能力无穷大的企业这个潜在假定,因为只有这种企业才会考虑产量如何调整的问题。但是,厂商为何要建立过剩的生产能力?仅仅为了产量调整吗?这种厂商很难说他是理性人。 厂商对要素的需求就是一个消费者对消费品的需求,同样当一项需求被满足之后会将多余的资金用在其它地方,而不是一直购买某一种要素。采购经理手中的采购单都是有数量的,不会因为某一项材料的价格便宜而增加购买,因为生产就需要那么多,多买回来也没有用而且无端占用资金。如果采购经理因为某种材料便宜而将资金都用在其上却忘记采购其它材料,等待他的就只有炒鱿鱼了。 四、有限理性论的偏差 现在有一种苗头就是针对现有理论的百无一用,将之归罪到理性人假定之上,于是一种有限理性的论调便产生了。其实,所谓的有限理性无非是说行为人并不精于计算利润最大化或者效用最大化,而是凭感觉行事,而感觉被默认为是非理性的。 其实,利润是相对成本费用而言的,利润最大化就意味着费用最小化。精确的计算和感性的感悟,只是追求利润或效用最大化的手段之差。计算和计划,是要有费用产生的,是要消费时间的,比如数据采集、计算方法合理性及计算原则设计等等。而凭经营和直觉的判断往往节约计划工作的费用,因此,有时以经验直觉判断替代精确的数学计算恰恰也是一种追求利润最大化的方法,因为它减少了许多费用并赢得了宝贵的时间。 假如完全不考虑计算的费用和时间成本,本身就是一种片面的理性,而理性应该是通盘运筹的全面理性,而全面的理性由于处理的因素太多,往往是片面的计算所无能为力的,往往要依赖更有效的思维方法即直觉和经验。一味追求精确计算、只知道用数据说话的人,只能被看作是“书呆子”。因此,现实中的以经验判断替代数学计算,并不违反理性人假定,没有必要多此一举地引入一个“有限理性”的概念。 理性人就是正常人,正常人不是书呆子,正常人往往会无意识地符合趋利避害的理性原则。 西方经济论文: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 ——兼评现代西方经济学研究对象的定义 【内容提要】政治经济学涉及的对象是物质生产。在马克思已经严格区分了物质生产一般和物质生产所采取的特殊社会形式的今天,重新混淆二者,把生产关系淹没在生产力合理组织中,认为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今天应主要放在生产一般和社会市场经济一般上,那在理论上就是一种倒退了。要讲“选择”,必须包括两个方面的选择,即资源在不同人们之间的分配和资源在各类不同生产之间的配置,二者缺一不可。 【关 键 词】物质生产/生产力/生产关系/选择 【 正 文 】 在我国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就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实现这一目标,在坚持社会主义根本制度的前提下,发展社会生产力被提到了工作的首位,与此相联系的,掌握市场经济运行规律对生产力发展起着关键性作用。 但发展生产力和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并不是单纯的技术问题,也不是单纯的运行问题。因为物质生产包括两个不可分割的方面:生产力和社会生产关系。生产力和一般市场经济都只能是在一定的社会生产关系下发展和运行,离开一定的生产关系,物质生产就不会发生,生产力只有在适应它的性质的生产关系下才能发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强调实行经济体制改革,提出改革是发展的动力,就是希望通过生产关系的调整以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推动经济的发展。 党的十五大报告中阐述的许多重大经济理论,都属于社会生产关系的调整和改革方面的问题。譬如,国有经济、公有制经济和其他非公有制经济的关系,公有制的实现形式和国有企业改革中涉及的政府与企业、企业与企业、企业内部管理者、科学技术人员与直接生产者的关系,还有部门、行业之间,三种产业之间的关系以及分配关系,等等,都是重要的生产关系。 显然,必须有一门独立的学科来研究这些社会生产关系及其发展规律,以更自觉地推动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这门学科就是政治经济学。 一、政治经济学是研究什么的 经济学作为一门社会科学,与其他学科相区别的,首先就在于它研究的对象是物质生产。但是在研究物质生产的内容和目的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就发生了分歧。马克思认为生产总是社会的生产,离开社会的单个人的生产是不可能存在的。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却把单个孤立的猎人和渔夫作为出发点,这是不符合真实的历史实际的,只能是一种虚构,是鲁滨逊一类的故事。 因此,说到生产,总是一定社会发展阶段上的生产。人类社会是经历了极不相同的发展阶段的,有奴隶社会生产、封建社会生产、资本主义生产。所以,我们所要研究的物质生产只能是某一特定社会发展阶段的生产。不处在一定社会发展阶段的抽象的生产一般,在现实中是不存在的。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序言中写道:“我要在本书研究的, 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本书的最终目的就是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8、1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这里明确表明他不是研究物质生产一般的自然规律,而是研究资本主义生产的特殊规律。资产阶级经济学的特点恰恰是把生产看作是与历史无关的永恒的自然规律,混淆生产一般同资本主义生产的特殊,实际上他们是在生产一般的掩盖下,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乘机作为一般自然规律偷偷地塞进来,引导人们把资本主义看作是绝对合理的、永恒的。在这里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根本界限。 二、政治经济学怎样研究物质生产 正确理解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必须对物质生产有正确的认识。物质生产必须包含两个方面: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生产力是指生产过程中的生产者、劳动资料诸要素的总体,以及这些要素的结合方式,后者马克思把它称作生产方式或生产技术方式,这里包括劳动者之间的联合方式,对生产过程的组织和管理方式,以及科学和技术在生产中的应用。在当前的发展阶段上,科学技术已成为第一生产力,它对生产的发展往往起着决定性的作用,生产力的扩大现在都是从 科学技术的创新开始的。生产力反映着人与自然的关系。 生产关系是指生产过程中人与人的相互关系,它包括三个方面: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形式、生产过程中人与人的关系、生产成果的交换关系和分配关系。生产关系反映着人与人的社会关系。 马克思指出:“人们在生产中不仅仅影响自然界,而且也互相影响。他们只有以一定的方式共同活动和互相交换其活动,才能进行生产。为了进行生产,人们相互之间便发生一定的联系和关系;只有在这些社会联系和社会关系的范围内,才会有他们对自然界的影响,才会有生产。”(《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1卷,34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讲物质生产必然包含着物质生产力和社会生产关系两个方面。 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辩证关系来看,生产力一般表现为起主要的决定作用,生产力的发展决定着生产关系的发展,生产关系必须适合生产力的性质;同时,在不变更生产关系生产力就不能发展的时候,生产关系的变更起了主要的决定的作用。当我们说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时候,其深层的意思就是说没有生产关系与之相适应的变革,生产力已经不可能向前发展。这说明生产力的发展是丝毫也离不开生产关系的作用的。 在物质生产中,社会生产关系是生产力和生产技术方式变革和发展的前提条件,没有新的生产关系的产生,也不会有新的生产方式的变革。例如,在15世纪到16世纪期间,出现了协作、工场手工业,以后发展为机器大工业等这些新生产技术方式,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些新的生产方式只有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才能产生和发展。事情是很明显的,如果不扫除封建制度的障碍,不使广大农民摆脱对封建地主的人身依附关系,不使广大小农和小手工业者破产,成为无产者,不把货币和生产资料集中在少数资产者手里,也就是说如果没有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形式,大规模的社会化的劳动方式是建立不起来的。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只有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当作一个统一体来把握,探索二者的相互推动关系,才能科学地揭示物质生产和整个经济的运动和发展规律。 马克思极为重视生产力特别是生产工具和自然科学的发展,把它看成是“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可是在讲到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时,马克思反对把政治经济学变为研究物质生产一般的学问,他一再强调政治经济学不是技术学、工艺学,而是研究生产所采取的社会形式,即社会生产关系的科学。他对生产力、生产(技术)方式的研究,只限于在说明它怎样影响着生产关系的变化和生产关系的变革对它发生怎样的影响时,才引入考察的范围。 马克思极端厌烦那些脱离特殊的社会形式而只对物质生产一般作抽象论述的庸俗经济学者们。马克思为此批判一位俄国经济学家说:“因为施托尔希不是历史地考察物质生产本身,他把物质生产当作一般的物质财富的生产来考察,而不是当作这种生产的一定的、历史地发展的和特殊的形式来考察,所以他就失去了理解的基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Ⅰ,29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事情正是这样。如果不能在思维中把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生产技术方式区分开来,不能从物质生产中剥离出生产的特殊社会形式作为独立的研究对象,就不能真正理解一定的社会经济形态(包括社会主义经济形态),就不可能真正懂得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当然更谈不到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在马克思已经极严格地区分了物质生产一般和物质生产所采取的特殊社会形式的今天,重新混淆二者,把生产关系淹没在生产力合理组织中,认为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今天应主要放在生产一般和社会市场经济一般上,那在理论上就是一种倒退了。 马克思把社会生产关系作为独立的研究对象,开辟了揭示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的新天地,使人们有可能自觉地按照客观规律创造自己的历史。只有在与生产力的紧密联系中对社会生产关系的深刻研究,才能揭示一定社会发展阶段的特殊性和它的经济运动规律,这当然有助于人类自觉地推动社会历史的发展。如果更多的人掌握了这一科学思想,必将大大加快社会的进步,使全人类受益。恩格斯曾说过,马克思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伟大的思想家,人类历史因他的存在而缩短了。这一评价得到历史的印证,也得到了全世界无偏见的学术界的认可。在本世纪末的1999年,英国广播公司(BBC)于9月举行了一次网上选举“千年”最伟大思想家的投票活动,马克思列在爱因斯坦、牛顿、达尔文等之前,高居榜首,被选为千年最伟大的思想家。 三、资产阶级经济学是研究什么的 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是由英国资产阶级古典学派的杰出代表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奠定基础的。他们把政治经济学看作是研究如何增进国民财富和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凡是影响和破坏国民财富增长和生产发展的,他们都反对,凡是有利于资本主义生产力增长的,他们都勇敢地加以维护。他们确信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是最能推动财富增长的。 由于他们生活的时期还属于阶级斗争尚不发展的时期,这时还允许这些资产阶级的代表无顾忌地科学地涉及资本主义社会各方面经济关系并进行客观研究。他们创立了劳动价值理论,并在此基础上揭示出各个阶级之间利益上的矛盾和冲突。马克思指出:“它的最后的伟大的代表李嘉图,终于有意识地把阶级利益的对立、工资和利润的对立、利润和地租的对立当作他的研究的出发点,因为他天真地把这种对立看作社会的自然规律。这样,资产阶级的经济科学也就达到了它的不可逾越的界限。”(《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16页。) 随后一个时期,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夺得统治地位,阶级斗争也采取日益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存在具有威胁的性质。这时要求资产阶级客观地研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运动和发展已不可能了,科学的资产阶级经济学的丧钟就敲响了。问题已不再是这个或那个原理是否正确,而是它对资本有利还是有害,方便还是不方便,一直发展到只偏重于在不危及和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的前提下,探索如何促进物质生产的发展、效率的提高以获得最大的利润。 这样,政治经济学从斯密、李嘉图以来向着两个不同的方向发展着,一是马克思恩格斯,他们批判地继承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古典学派的科学方面,即劳动价值理论和在此基础上展开的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体系的内部结构的深入研究,揭示出资本主义社会经济运动规律,指出了它的发展趋势和历史局限性。二是由英国经济学家约翰·穆勒开始,经过马歇尔、凯恩斯到当代的萨缪尔森,是研究财富生产一般的自然规律和现代市场经济一般规律的。穆勒1848年发表的《政治经济学原理》是科学的资产阶级经济学走向庸俗化和教科书化的时期的标志。因为这个时期资产阶级与工人队级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资本主义经济虽尚未爆发重大危机,但社会问题已相当严重,批判资本主义弊病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也相当流行了。穆勒为维护资本主义的利益,企图把这两种对立的利益加以调和。 穆勒首次按照生产、分配、交换这样的顺序安排政治经济学的体系。它的根本缺陷就在于把斯密和李嘉图开创的研究社会生产关系的政治经济学转为研究物质生产一般,把生产关系撇开了,把生产看作是决定于一般的自然规律,与社会形式无关。他把生产与分配割裂开来,认为生产决定于一般自然规律,与社会经济关系无关,分配不是由生产决定的,而是由社会法律和习惯决定的。从穆勒开始的对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规定,一直支配着以后的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 当代美国经济学家萨缪尔森和诺德豪斯合著的《经济学》(第12版)中对经济学是研究什么的是这样表述的:“经济学是研究人和社会如何进行选择,来使用可以有其他用途的稀缺的资源以便生产各种商品,并在现在或将来把商品分配给社会的各个成员或集团以供消费之用。”这是现代西方经济学主流派的具有代表性的教科书的观点。从他们对经济学是研究什么的规定来看,与19世纪的约翰·穆勒的表述基本是一致的,从内容上看,基本上属于生产一般或市场经济一般,都是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特殊性隐蔽起来。 我们看一看西方经济学所规定的研究对象“如何选择”问题。这种说法的缺陷的根本方面,仍然在于它只局限于属于物质生产一般的资源配置的如何选择上,而回避了资源在人们之间分配的“选择”,即生产资料的归属问题;而这个方面同样是物质生产得以发生的根本前提,没有这个方面,物质生产就像一只缺腿的蚂蚱,是跳不起来的。没有生产要素在人们之间一定的分配这个前提,资源在各类生产间的配置是不能实现的,也就不会有物质生产。 例如,美国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在他的《经济学》中提出的选择:“为什么曾经被用来种庄稼的土地又用来造工厂?为什么在仅仅几十年间,用来造马车的资源又用来生产汽车?为什么自动机床代替了铁匠?”(斯蒂格利茨:《经济学》上,11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这些问题在作者看来只是一个成千上万个消费者、工人、发明家、管理人员和政府官员的决定是如何交织在一起决定着稀缺资源的使用,这里涉及的只是市场机制是如何实现这种选择的,政府在这种选择中又起哪些作用。这些都是属于市场经济一般的问题,重要的是作者完全回避分析这些“选择”在什么样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中才能够发生。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告诉我们,种庄稼的土地改变为在土地上建立起大规模生产的工厂,必须以这种资源在不同人们之间一定的分配为前提,即剥夺小生产者的一切生产资料,一边是少数人手中集中了大量的货币,一边是失去所有生产资料的只能靠出卖劳动力为生的劳动者。而他们对此都讳莫如深。 因此,要讲“选择”,必须包括两个方面的选择,即资源在不同人们之间的分配和资源在各类不同生产之间的配置,二者缺一不可。前者属于人们之间的社会生产关系,或者称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后者属于生产一般的自然规律,或市场经济一般运行规律。 从二者的关系来说,一般地是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 决定资源配置的实现形式和运行方式。例如,资本主义所有制关系决定了生产的根本目的是追求平均利润和超额利润,这就决定了价值转化为生产价格,资源配置就是通过价格围绕生产价格上下波动来实现的,以服从于资本主义生产根本目的的实现。正是资本主义所有制关系造成了与小私有制商品经济不同的运行状态。资本主义所有制关系决定了它从事积累和扩大再生产的欲望大大增强,同时社会化的大规模生产又使这种积累的加速增长成为可能。正是这种关系一方面使得生产无政府状态造成的破坏加剧,另一方面使得广大工人群众收入的增长受到严重遏制,从而造成国民经济不良的运行状态:失业、生产过剩危机、劳资对立、通货膨胀、贫富悬殊,等等。撇开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关系的研究,导致其不良运行状态的根本原因就难以得到科学说明,这样的经济学也就不可能提出根治这些弊病的良策。 四、明确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现实意义 社会生产关系是一个复杂的大系统,在这个系统中包括深层的、中间层次的和表层的关系。例如,就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来说,剩余价值生产是深层的优秀关系,利润和平均利润属于中间层次的关系,它是深层本质关系的外部表现,商品关系则是整个生产关系体系的表层关系,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一切关系都表现为一种商品关系,一切联系都借助市场联系起来。 社会生产关系还表现在再生产过程中的各个环节中,有直接生产过程中的关系、分配关系、交换关系、消费关系等。社会生产关系还包括生产部门、商业部门、金融部门、农业部门等等之间的关系。社会生产关系的所有这些方面的总体形成生产关系的总和,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 社会生产关系既然在生产和社会发展中有着这样重要的地位,因此,今天的政治经济学仍然应当遵循《资本论》指出的研究方向。这不仅对深入理解当代资本主义的一切事物是必要的,对我国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也具有指导意义。把握住研究对象将会引导我们努力深入探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深层本质关系,揭示本质关系又是怎样地采取了外部表现形式,并和最表层的市场经济如何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的。弄清这些关系,将使我们能够更自觉地依据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互相推动的辩证关系,按照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不断调整人们之间的生产关系,调动他们的积极性,推动社会生产力更迅速地发展,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而奋斗。 一些人可能没有很好地研读《资本论》,从它出版的年代上来否定它的意义,说它是一百多年前写的著作,因而已经过时了。实际上这样说的人正是暴露了自己的无知。年代不能说明任何问题,因为《资本论》并不是要提出解决现实问题的现成答案。马克思恩格斯一再反对用教条主义的态度对待他们的理论,强调他们只是提供解决问题的方法。斯密是18世纪的英国经济学家,他的《国富论》是在1776年发表的,但是他提出的“看不见的手”的原理仍然为今天的现代西方经济学主流派奉为圭臬,坚持它,完善它,新制度学派还在继续探讨它发挥作用的新领域。可见,问题并不在于年代,而在于是否是科学真理。简单地用这种“年代法”来否定《资本论》基本理论的指导作用,是在误导青年人,懂得科学的人是不会认可这种说法的。 有人说马克思只是抽象地研究生产关系,而忽视了资源配置问题,因而缺乏现实意义,这是极大的误解,认真读过马克思的著作的人是不会有这种看法的。资源在各种生产之间的配置是生产的要素,是它的前提和条件,把物质生产作为研究对象的政治经济学当然要重视资源配置。但是马克思把它看成一个普通常识,他曾说每一个小孩都知道,“要想得到和各种不同的需要量相适应的产品量,就要付出各种不同的和一定量的社会总劳动”。但与现代西方经济学不同的是,马克思紧密地结合资源配置这一物质内容揭示其得以实现的资本主义形式,而西方经济学却抛开它的资本主义形式,只把它作为自然规律和一般市场规律来研究,这等于阉割了政治经济学这门科学的灵魂。这也就决定了现代西方经济学除了提出一些资本运行的理想模式和改善运行状态的方法及其对策外,在理论上不可能有新的建树。 西方经济论文:有关劳动价值理论的三个通约——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比较研究 论文关键词:劳动价值论;价值尺度;资本;时间;技术 论文摘要:我们从劳动、自然、资本生产三要素之间通约的角度,沿着经济思想史的脉络,将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价值理论进行比较,分析两大经济学范式之间的区别与联系。排除自然对价值体系的影响,集中分析了劳动与资本的关系。我们认为不同程度的复杂劳动是劳动的一般形态,复杂劳动之间的通约系数应该考虑它在再生产中的地位,按照它在下一生产周期生产的产量来进行近似折算。人力资本和复杂劳动之间有互相通融的地方,它们都含有时间和技术的因素。衡量价值的量纲应是时间与技术的复合单位。在技术变化的条件下,不能单纯用劳动时间计量价值。 一、自然之物与劳动、资本的通约——寻找不变的价值尺度 分工和交换是人类社会进步的起点,是经济学最基础的分析层面。马克思经济学和以正统自居的新古典经济学都是从这里着手开始经济理论体系的搭建。两者都遇到了同样的技术性间题:为使交换成为现实,必须构造出相互交换商品之间的相对价格体系。除去两者所被赋予的不同意识形态,其实他们是从不同的角度和层次对同一问题的回答。其根本的区别在于,新古典经济学认为决定财富的生产要素是土地、劳动、资本的三位一体;马克思经济学认为资本从逻辑上讲只能是自然和劳动的产物,所以在这些要素中,只有土地和劳动才是有关财富形成的终极要素。 认为价值是由土地和劳动共同创造的第一人是配第。配第在考虑价值量的决定时企图把土地和劳动通约,他用土地的面积、自然年生产力和劳动者的谷物工资及劳动时间来进行劳动和土地之间的换算。川但是他受到了重农学派的影响,没有解释作为土地之外的自然之物与劳动之间的通约。为克服这一间题,斯拉法也作了解答。假定商品是用商品生产出来的,即A商品的价格由生产A的劳动以及为生产A所耗用的B,C,D……Z商品来决定,这样就得到一个方程;同理B商品的价格又由生产B的劳动以及为生产B所耗用的A,C,D……Z商品来决定。依次推理,C,D……Z商品都可以作出如上分解,从而构成一个庞大的物质生产的投人一产出方程组。加上劳动变量,消去一元,求解该方程,就得到了一种相对价格体系,川也就是李嘉图苦苦追求的“不变的价值尺度”。这个理论完美地实现了劳动与物质的通约。斯拉法通过“标准生产体系”,用数学证明了利润与工资分割经济剩余的比例不会对价格体系产生影响。也就是说,通约后的价格体系可以换算成以劳动时间计量的单位,并且不再受资本构成的干扰。这就提高了劳动价值理论的纯洁度,解决了李嘉图面临的难题。但是斯拉法的生产体系是线性的,意味着这种价格体系只是在固定不变的技术条件下才能够成立。在一个动态的技术可以变化的社会里,价值尺度将会受到影响。 斯密面对这一难题,干脆抛弃了自然之物。而马克思非常重视自然之物与价值之间的关系。他批驳了财富是由人类劳动唯一生产出来的观点,认为自然之物构成使用价值,是价值的物质承担者。马克思通过定义明确区分了财富与价值,排除了自然之物的原始价格对劳动形成的价值量的影响。但是这样就产生了一些问题,财富归根到底都可以分解为自然与劳动,而不可能分解为单一的劳动。那么这个“终极之物”是如何定价的呢? 人类社会之初,假设自然资源是充沛并可自由支取的,如阳光与空气,必定没有价值和价格,因为它们不是交换的对象。一旦出现了稀缺,就会有先占权或暴力创制的种种产权。马克思写道:“只有一个人事先就以所有者的身份来对待自然界这个一切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的第一源泉,把自然界看作隶属他的东西来处置,他的劳动才成为使用价值的源泉,因而也成为财富的源泉。这些产权的取得,显然是来自于先于生产和交换的非生产的制度因素,它赋予自然资源以垄断价格,使“不具价格的东西也获得了价格”。简化掉开采成本的影响,它是权力对劳动所创造的价值的再分配,它的量的决定是权力斗争的结果,即维持资源产权的资本化费用参与剩余价值分配从而获得地租的过程。所以诺思称赞马克思所强调的所有权在经济组织中的重要作用是重大贡献。 自然资源的资本定价理论是由当代新古典经济学的代表人物索罗较早提出的。他试图深究三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他把资源视为资本,扣除开采成本和供求的影响后,当预期的资源市场价格上涨幅度高于利率时,业主就倾向于较早开采,反之亦然。这样根据利润最大化的假设所达到的均衡,按照现实的开采量和利率,就可以倒求出现存资源的价值,完成自然资源与资本的通约。然而资源存量的勘察开采和转换替代取决于不确定的技术条件。一般来说,资源存量是未知量,而存量的多寡将直接影响价格体系和对未来价格的预期,使得情况更加错综复杂。 用现金流资本化的方法把资源与资本通约存在同样的问题,不仅要假设利率不变,还必须假定现金流是永续和稳定的。自然资源所带来的垄断利润和租金在长期中不可能保持稳定。不确定的技术和自然资源存量的变化将对现金流产生直接的影响。 两大经济学范式都试图把自然之物通约掉,使用的方法不同,是为了服务于不同的目的。新古典经济学把一切能够带来稳定的现金流的东西统统资本化,是为了论证给这种现金流带来保障的制度的合理性;而马克思要揭示剩余价值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不断增殖的社会过程中的矛盾,所以必须把规模报酬递增内生化。报酬递增的规律只有在价值的世界里才能找到,自然世界受物质和能量守恒原理制约,不可能产生报酬递增,所以马克思要抽象掉使用价值对价值的影响。无论如何,把自然之物通约掉,可以使我们集中讨论劳动和资本这个更为优秀的问题。 二、不同劳动之间的通约—实践尺度与理论尺度的背离 劳动价值论必须解决不同种类的具体劳动之间的计量及可加性的通约问题。马克思用劳动时间来计量同质的抽象劳动,但对不同的具体劳动之间的换算通约却没有过多涉及。 马克思排除了劳动者的察赋差异,认为人类抽象的劳动是同质的。斯密也是这样。他认为:“人们天赋资质的差异实际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大。人们到了壮年,分别选择不同的职业,好象是由于不同的天资,但在多数场合,天资的差异与其说是分工的原因倒不如说是分工的结果。然而在现实中,“由于总体工人的各种职能有的比较简单,有的比较复杂,有的比较低级,有的比较高级,因此他们的器官,即各个劳动力需要极不同的教育程度,从而具有不同的价值。因此工厂手工业发展了劳动力的等级制度。与此相适应的是工资制度”。 马克思用复杂劳动与简单劳动的换算来说明不同等级的具体劳动之间的通约,“生产力特别高的劳动起了自乘的劳动的作用,或者说,在同样的时间内,它所创造的价值比同种社会平均劳动要多”。至于这种换算所必须的自乘系数又是什么决定的,马克思认为,“各种劳动化为当作它们的计量单位的简单劳动的不同比例,是在生产者背后由社会过程决定的”。但是马克思没有详细论证这种“生产者背后的社会过程”,从而留下了广阔的探讨空间。 庞巴维克对此进行质疑:“依照什么比例复杂劳动产品的价值可以转化为简单劳动,这是不确定的,不可能预先根据复杂劳动所固有的任何性质加以确定。它只是实际交换关系所决定的实际结果。”这个批评可以说是切中要害。要把现实中不断生成变化的“生产者背后的社会过程”在理论上用简单倍乘系数固定地表达出来,无疑是极其困难的。对此,希法亭辩护说,庞巴维克把揭示价值规律的“固有性质”的“理论尺度”同作为“实际结果”的“实践尺度”混同起来了。在希法亭看来,理论尺度似乎没有必要和实践尺度相吻合。希法亭为马克思的辩护,如同麦克库洛赫为李嘉图的辩护,并没有为劳动价值理论增添有分量的理论价值。这种价值尺度的两分法实际上等于承认了两种尺度之间的背离。要想取得理论上的进步,我们必须找到新的理论尺度,使之与实践尺度相符合。 对于不同劳动之间的通约,新古典经济学用供求理论来解释,认为劳动力等级和工资体系,都是在劳动力市场上讨价还价的均衡的结果。但是结构上的均衡无法解释总体上的非均衡—失业。虽然凯恩斯极力反对劳动价值论,他却站在西方经济学立场上第一个从总量的角度上思考劳动就业量的决定的问题,用失业的现实反对新古典经济学关于劳动力的供求理论,从而与马克思有了相通的地方。 凯恩斯写道:“所以在讨论就业理论时,我只想用两种数量即币值量及就业量。前者是绝对齐次性,后者可变为齐次性。因为只要各种劳工以及助理员之间之相对报酬相当稳定,则为计算就业量起见,我们可以取一小时普通劳工就业为单位,而一小时特种劳工之就业,则依其报酬之大小加权。在凯恩斯看来,构成总量的不同劳动之间是可以通约的,这个通约有两层含义:一是用具有代表性的“普通劳工”的劳动时间来作为劳动就业的基本计量单位;二是利用市场上形成的报酬体系作为加权来换算不同种类的劳动。以“新剑桥左派”为代表的西方经济学家发展了凯恩斯的第一层含义,认为“工资率决定物价水平”,市场上的讨价还价只是使得工资率围绕一个基准上下波动,而工资率的决定力量只能在“生产者背后的社会过程”中寻找,从而把目光转向习俗、历史、法律等长期社会因素,以及劳资双方阶级力量的对比。他们不自觉地涉及了价值的“绝对尺度”,猛烈抨击了新古典经济学的研究方法。虽然他们并不赞成劳动价值论,但是沿着这些观点可以找到两大经济学范式之间关于价值理论的融通的线索。 而大多数西方经济学家囿于市场理念和均衡思想,把目光集中在第二层含义上,就连以研究劳动价值论著称的米克也写道:“(各种不同的劳动)在理论上必须换算,在实际上换算不是根据准确的尺度,而是根据在市场上的讨价还价。米克认识到了不同劳动之间通约的理论困难,却又试图用理论和实践两种尺度进行调和。这个做法不过是对希法亭的回应。 三、劳动与资本的通约—价值尺度的两维刻度 资本与劳动是两大经济学范式的基本概念,而越是基本的概念越是深奥复杂。资本在不同语义里歧义颇多,没有统一的解释。本文认为,资本定义要满足下列条件:第一,完全抽象掉具体物质的内容,我们已讨论过对“终极之物”的通约问题。第二,包含有时间因素,否则就无法解释利息的时间性质。第三,包含有生产力的技术性因素。这是资本的传统语义里的基本内容。 最传统的观点就是认为资本是实物资本,是机器设备、原材料、生产工具或是过去积累的物化的劳动。这显然不满足上述条件一。认为资本是生产条件和环境的总和等观点,虽侧重历史的演化,但是内涵过于宽泛,无法做时间上的分析,不能说明利息的产生,不满足条件二。西尼耳的“节欲论”是纯心理的概念,节欲一年与一个月显然是不一样的,它包含了时间因素,并且排除了物质因素。但是单纯的“节欲”什么也创造不出来,储蓄不能够自动地转化为投资。所以,他的观点不满足条件三。庞巴维克的“迁回生产”是最接近满意程度的资本概念。他的迁回生产过程又是和时差利息论密切相关,迁回生产在经历一个较长的时间后能够带来更大的生产力,所以满足上述三个条件。按照他的定义,资本是一种迁回的生产手段,所有资本在生产过程中可以按照等级排序,处于迁回生产顶端的是高级资本。 虽然庞巴维克极力反对劳动价值理论,但是“迁回生产”与马克思的资本定义也有相通的地方。马克思认为资本是“能够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是“处于运动过程中的价值,从自身出发并以加大的量回到自身”。资本在形式上表现为可变与不变资本,其实质功能却是通过不断的再生产的循环来实现自身不断增殖的终极目的。马克思和庞巴维克都继承了欧陆哲学的思维传统,在资本定义中彻底排除了实物概念,重视时间和技术的因素,强调再生产循环的社会过程,认为资本是流量而不是存量,是面向未来的不确定的更大产量或价值,而不是对已知的过去的盘点。 于是,迁回生产和复杂劳动也就有了融通的地方。劳动过程不是简单的物质能量的转换,最鳖脚的建筑师也比最灵巧的蜜蜂高明。人类使用实物资本的生产过程是有意识的能动的复杂劳动,也是迁回生产的开始。复杂劳动与经验、技能、知识、资本等因素密切相关。掌握的知识越多,操纵的资本越高级,劳动的复杂程度越高。斯密最早对此有所认识,他把“社会上一切人民学到的有用才能”也算做与实物等同的资本;而舒而茨发展的人力资本理论更加贴近了复杂劳动的概念。它们的形成都需要“教育培训”和经验积累;其目的都是为了递增的报酬或增殖的剩余价值。 随着时间推移和社会进步,生产过程越来越“迁回”,社会的人力资本存量越来越大,“整体工人”的劳动程度也越来越趋于复杂,社会生产力也越来越大。马克思认为在劳动中劳动者和生产资料是紧密结合的,“自然物本身就成为他的活动器官……延长了他的自然的肢体”。这种延长了的肢体,或者说,由人类所掌握的经验、技能和知识外在地转化的能够操纵的实物资本,就成为社会平均的复杂劳动程度的标志。不仅如此,个别劳动越是复杂,所能够操纵的实物资本也越高级。这里的操纵不是直接的操作,它指的是复杂程度较高的劳动处于迁回生产过程中的较高地位,掌控着所有下游的低级实物资本,代表着先进的生产力。它在再生产中发挥着更为重要的作用,一方面生产出更多的产量和使用价值,另一方面还担负着进一步技术创新的任务,使得迁回生产的链条继续延伸。因此,复杂劳动通约为简单劳动,应该按照它们在迁回生产过程中所处的地位进行系数折算。 至于系数折算的具体方法,本文只能作出粗浅的尝试。如果按照复杂劳动所掌控的实物资本量进行折算,存在着上文讨论过的实物资本的加总悖论,使得这个方法并不可行。我们可以尝试按照复杂劳动在下一个生产周期所带来的产量和使用价值进行折算。产量和使用价值可以用货币量加总,同时在技术上也可以预期。通过技术上的统计,就能为实际折算提供现实资料。当然这只是近似地换算,是价值决定因素中的实践尺度。这并不意味着使用价值量决定价值量,归根到底,这个系数是在迁回生产的过程中复杂劳动的特性所决定的。诚然,产量和使用价值并不是再生产的唯一目标,理论尺度与实践尺度仍然有偏离;但是通过再生产过程中形成的价值实践尺度,比在市场中形成的尺度较少地受到偶然因素的干扰,能够最大程度地接近理论尺度。 有人用复杂劳动所耗费的时间和培训、教育等费用为基数来进行系数折算。这些时间和物质耗费是一种沉没成本,只能说明过去而不能面向未来。只有通过对复杂劳动在再生产过程中的作用和地位的衡量,才能够揭示动态的“生产者背后的社会过程”。因为人类的学习、技术的进步是加速度的变迁过程,复杂劳动的折算不仅仅是简单的倍乘,而是非线性累积的指数乘积。也只有在扩大再生产的循环中,依据未来的产量和使用价值,才能够反映这种系数的指数特征。 复杂劳动是一个内涵极其丰富的概念,在劳动价值论中占据关键地位。在迁回的扩大再生产过程中形成的不同等级的复杂劳动,是劳动的一般形态,反映了资本(生产资料)和劳动者相结合的特性和劳动对资本(生产资料)的利用程度,是劳动与资本通约的桥梁。所以,价值量是对复杂劳动的计量。对于同等程度的复杂劳动,可以用劳动时间计量;对于不同程度的复杂劳动,必须先折算它们的换算系数。从以上论述可知,这个系数必然也包含了技术的因素。所以说,时间与技术是价值尺度的两维刻度。 四、通约的量纲——一种新的理论尺度 由此可见,复杂劳动与简单劳动的通约矛盾不能依靠单纯的时间标准来解决。如果以劳动时间为单位,则人寿期百年,所有人创造的价值就大致等同,这与现实显然不一致。马克思认为价值量是由劳动时间决定,并且不受技术变动的影响,但是这样就不能进行不同复杂程度的劳动之间的通约。如果要进行不同复杂程度的劳动之间的通约,就要折算它们之间的技术含量,承认技术对价值的影响。为了解决这个两难问题,利用综合时间和技术的复合单位来定义价值是惟一的出路。正如牛顿在自然哲学里对质量的定义表述为每单位加速度的力,价值的量纲应该表述为时间与技术的复合单位。 让我们再次回顾一下庞巴维克的话:“马克思从古代的亚里士多德那里发现了一种思想,即没有等同性就不能交换,没有可通约性就不能等同..…在交换的场合,事情是以商品所有权的变化为结束。这宁可表明存在某种导致变化的不均等和优势。当某些复合体彼此密切接触时,就会产生某种新的化学组合..…事实上,在现代政治经济学家看来,古代经院学者关于被交换商品中存在某种等同的理论是不能成立的。庞巴维克的原义是批评马克思逻辑“三大步”的第一步,即相互交换的商品中包含有等量的质。他的意思是说,商品的交换,就像是能量的流转,总是由“不均等和优势”肇始,并且终结于这种“不均等和优势”的消洱。这个说法是有启发的。不同的分工造成了不同的技术和察赋差异,从而具有了李嘉图式的“相对比较优势”。这种比较优势,不仅可以解释国际贸易,同样可以解释国内的一般性的商品交换。价值的流通,正是基于这种相对优势,从而使得买卖双方有利可图。 这样,价值的复合单位在现实生活中就能够找到根据。在交换中,出于对相对优势的衡量和比较,人们一方面需要计算由劳动时间来计量的实际成本,另一方面也需要对相互之间的生产技术条件和机会成本进行估算对比。马克思写道:“不同部门的生产力水平不能直接比较。我们不能因为生产一盎司金与生产一吨铁需要同量劳动时间,就说金的生产力低于铁。可见,时间与技术因素必须综合地考虑在一起才能在交换中进行相对优势的比较。当金与铁交换时,生产铁的工人会计算在自己现有掌握的技术下生产一盎司金所需要的劳动时间;同样生产金的工人也会计算由自己来生产一吨铁所需要的劳动时间。当各自都估算出自己的比较优势时,交换就发生了。估算中依据的时间和技术,就产生了新的“价值的理论尺度”。 新的“价值的理论尺度”会受到各种偶然因素的影响,比如供求的数量、讨价还价的势力等等。但是它的决定性的因素,是能够保证再生产的顺利进行。所以恩格斯说:“价值是生产费用对效用的关系。价值首先是用来解决某种物品是否应该生产的问题,即这种物的效用是否能抵偿生产费用的问题。只有这个问题解决之后,才谈得上运用价值来进行交换的问题。而生产费用,在不同的技术条件下显然是不同的。只有把劳动时间和技术条件结合考虑,才能判断出一宗交换“值不值得”,判断出该商品的价值能否保证它的再生产。 马克思定义了“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来构造一种标准的社会平均技术条件。对于生产同一种商品的不同生产者来说,这是合理的,而对于资本构成不同的众多品种商品的生产者来说,就不太现实了。“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与斯拉法的“标准生产体系”一样,排除了技术变动的可能性,不能够反映动态的社会过程。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新的“价值的理论尺度”也需要综合考虑时间和技术。 时间不仅是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也是哲学家思考的对象。伯格森区分了“真正的时间”和“科学的时间”,认为人类生命延绵的真正时间是不可衡量的。至少,这句话启示了单纯用钟表的劳动时间来衡量价值的困难性和复杂性。过去一小时的劳动与现在一小时的劳动即使在生理上是无差别的,在社会意义上也会有极大的差别。时间并不是均衡的流程,因为社会进步和技术发展总是加速度的。如果说价值量是单纯由劳动时间决定的,那么这个时间是过去生产该商品的时间还是现在再生产同种商品的时间呢?可见,时间和技术关系的理解是本文的关键所在。等量劳动时间创造等量价值,是在不变的技术条件下起作用的规律。当社会呈现整体的技术进步,或者个别劳动中所包含的技术因素起了变化,价值的衡量就要考虑重新计算。 从两大经济学范式相互通融的角度来理解价值理论,不仅解决了复杂劳动的通约问题,而且长期困扰劳动价值论的其他难题也都迎刃而解。同时,可以更为清楚地看到两大范式之间的区别与联系,它们各自坚持了价值尺度的时间维度和技术维度,“新的理论尺度”为它们的通融搭建了桥梁。 西方经济论文:中西方经济法产生发展的比较研究——兼谈双重缺陷理论在我国的可适用性 摘 要:本文基于历史的视角,以分析中西方经济法产生发展的历程为切入点,揭示了中国经济法生存及成长土壤的一系列特性。但缘于中西方经济体制的共性及经济法本身显著的科学精神等因素,双重缺陷及其弥补理论于我国亦有可适用性。 关键字:经济法,产生发展,适用性 法律的产生根源于社会的客观需求,经济法的产生亦有其深厚的社会基础及其历史必然性。法的本原是经济关系,因而,要考察经济法的产生,必得从分析其经济基础入手。 一、西方经济法产生发展的历史回顾 (一)从自由竞争到自由竞争之扼杀:市场失灵需要国家干预 18世纪到19世纪末的西方处于自由资本主义时期,刚从封建专制和教权中摆脱出来的资产阶级,出于对封建主义的恐惧和痛恨,强烈要求宽松的经济发展环境。以英国政治经济学家亚当斯密为代表的自由放任经济学理论,适时地反映了当时社会的要求,而广为资本主义社会所接受。“亚当斯密代表着一个还在同封建社会的残余进行斗争、力图清洗经济关系上的封建残污、扩大生产力、使工商业具有新的规模的资产阶级,” [1]“他的最伟大的贡献在于在经济学的领域中抓住了牛顿在物质世界中所观察到的东西——即自行调节的自然秩序”。[2]应当说,其“看不见的手”的理论与当时生产力还不甚发达的社会经济条件是相适应的,其为市场调节功能的充分发挥创造了条件,最大限度的释放了个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从而极大的推进了经济增长和社会的繁荣。市场万能也一度成为坚不可摧的神话,被各国奉为神明。 然而,这只“看不见的手”并非总是神奇美妙的,事实上,亚当斯密的理论是以没有垄断、没有外部经济效果、没有信息失灵、没有公共物品短缺等为理论预设的,而现实中,这种完美的市场模式并不存在。随着社会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高,资本不断集中并最终走向了垄断。垄断组织的竞相出现扼杀了自由竞争,扭曲了价值规律,市场调节遭遇到了严重障碍而不能发挥作用,社会矛盾也随之激化。垄断——这个自由竞争的孪生兄弟给社会带来的严重危害使自由放任经济倡导者们所梦想的最大多数人获得最大幸福的天堂,被绝大多数人日益贫困化的现实所代替。而1929年使国民经济面临崩溃的全球性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爆发,则更进一步显性地暴露了市场机制所固有的唯利性、盲目性、滞后性等隐性弊端。市场失灵使自由放任主义陷入了理论困境。 (二)从乐观主义国家职能说到怀疑主义国家职能说:政府失灵需要法律规制 为解决不断加剧的社会矛盾,各国纷纷抛弃了夜警国家信条,一改零调控的传统做法,向市场伸出了干预之手。凯恩斯主义也应运而生了。1936年英国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出版了其传世杰著《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在此书中,凯恩斯对传统的经济理论进行了全面的批判,提出要建立一个以国家干预为中心的医治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和解决就业问题的较为完整的理论体系,从而给西方经济学带来了一场革命。凯恩斯对国家干预职能持乐观主义态度,他坚信:“只要资本主义采用干预经济生活的政策来解决失业问题,资本主义依然是传统经济学所颂扬的理想社会。”[3] 当时各国或急于保证战争胜利或困于经济危机或急于加速战后经济恢复,凯氏理论无疑雪中送炭,为各国开出了一剂良药。故在其诞生后不久就一举取代了自由放任主义而占据了经济学界的主流地位,并迅速转化为各国的经济政策,大量国家干预经济的立法纷纷出笼。具现代意义的经济法由此产生了,凯恩斯也被奉为“战后繁荣之父”。 然而,凯恩斯理论也同样的并非尽善尽美。首先,其理论具有明显的危机对策性色彩,这决定了其意义的历史时限性。其次,其虽认识到了国家干预的必要性,但却忽视了国家权力具有天然的膨胀欲望,其亦存在天然缺陷,亦有失灵的危险。“当社会寄希望于政府时,它实质上放弃或削弱了对政府谋私行为的监督。”[4]事实上,其理论也存在一预设前提:即政府是完全理性的,其是由“完全道德人”所组成的。但这种完美政府同样不具现实性。对政府的过于信任,使凯恩斯理论滑向了另一个极端,这也为其失败埋下了隐患。 历史也证明了这一点。政府干预的恶性膨胀,给西方经济造成了严重后果。20世纪70年代的经济滞胀和随后的经济危机,使凯恩斯学术神话走向了幻灭。国家干预论失宠,新经济自由主义卷土重来。值得注意的一点是,新经济自由主义并非是亚当斯密理论的重新回归,而是在吸纳亚当斯密理论及凯恩斯理论合理因素基础上一种扬弃。其推翻了政府道德人的假定,主张对国家干预职能应持怀疑态度。其对国家更为理性客观的认识使其进一步认为应对政府权力的行使、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保持有足够的警觉,社会经济的运行需要政府干预,但政府对经济的调节必须具有自身的限度,过多的干预会异化、背离干预的初衷,不仅在经济上会导致浪费与低效,同样也可能造成专制的政治后果。 新经济自由主义突破了用市场的缺陷性来求证政府干预的必要性这种两者必居其一的思维模式,将自由放任主义与政府干预主义有机地科学地结为一体。受此思潮的影响,各国经济立法逐渐注重发挥市场机制的基础性调节功能,在尊重客观经济规律的基础上进行国家干预,且其具体手段也日益市场化和多元化。至此,经济法在经历了浅表层次的初级经济法(战争经济法)、消极被动的危机应付经济法之后,最终完成了向自觉主动维护经济协调发展的现代经济法的转型,人们对经济法的认识渐趋其本质。 二、我国经济法的产生发展概述 新中国成立后,基于政治、经济、历史等诸多方面的因素,我国基本上跨越了资本主义阶段,在经济上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其否认商品经济的存在。在法制方面,1949年中共中央的《关于废除国民党六法全书与确立解放区司法原则的指示》开始了新中国法制建设以零为起点的历程。而对旧法制的全面否定和对新法制的重视不足及理解偏颇,再加上我国传统文化中的人治因子及苏联“革命的法”(具片面强调阶级意志的法本质观、纯粹工具论的法功能观及国家主义倾向等特点)的影响,一时间法律虚无主义、法律工具论主义盛行。在这样的经济及法制背景下,关于经济方面的法律不仅在法律体系中处于低位阶状态,且呈现出强烈的计划性、行政性、临时性,带有浓厚的的行政法色彩。市场经济是经济法生存的根本和背景基础,在完全依靠国家之手单一进行调节的计划经济体制之下,是不需要经济法也不可能产生经济法的。即使有,也是有名无实,而为行政法而已。 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对建国初期的经济恢复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被强化的国家和被国家集中控制的社会曾经达到高度的社会动员与社会整合。然而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其弊端也日益显露:对商品经济的断然否定,使中国横向经济关系极度萎缩;而对客观经济规律的忽视和对国家机器的过于强调,使决策权高度集中,以行政指令代替市场的做法风行,这些不仅剥夺了微观经济主体的自主权致使激励机制严重不足,约束机制的乏力也使政府自身缺陷被无度放大最终致使产业结构扭曲、经济效率低下。既有的经济体制严重制约了经济的发展,经济体制的改革势在必行。 历史转折发生于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为全局性的拨乱反正和将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上来拉开了序幕。同年,党内著名的理论家胡乔木同志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按照经济规律办事,加快实现四个现代化》一文,明确提出发展经济立法和经济司法。之后,邓小平、、彭真等党和国家的领导同志也陆续指出要制定各种经济法和其他法律。体制的改革为经济法的产生创造了经济基础。在对经济体制改革手段的认识仍处朦胧阶段、社会公众对法制社会和经济建设的强烈期盼及国家领导人的大力推动的社会背景下,经济法开始成为法学研究和教育的热点,迅速成为显学。随着人们对计划和市场两种调节手段认识的不断深化,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也一步步实现了从“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到“计划经济和商品经济相结合”再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变。相应地,我国的经济法制建设及学科建设也开始走上正常发展的轨道,经济法也稚嫩渐退,成熟渐显。但毕竟其在我国仅有20多年的经历,较之西方一百多年的发展,其理论空白多、权威观点少,还不尽成熟完善。 三、比较之下的几点启示 由上观之,可知,与西方经济法的产生发展相比,我国经济法历经的完全是一道逆向行程: 首先就经济背景及启动因素而言,我国经济法并非脱胎于自由竟争的经济环境,其并非“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水到渠成的产物,而是政府在推行体制改革与改革开放过程中作为‘法制工程’的一部分,同时亦是国家作为主体在应对外部挑战与时代要求时的一种积极回应。”[5]所以其启动因素并非社会内部自发产生,而是政府这一外部力量的直接推动,我国经济法的产生实际上是政府自身自觉地从漫无边际的管理不断放权的过程,属于政府推进型。而西方经济法则是在自由市场经济向垄断市场经济转变的过程中,在社会生活领域中经济条件不断成熟的背景下产生的。至于其具体途径,则为市场失灵——民商法无以弥补——为限制自由主义国家进行干预——经济法产生,其为市场经济内部不断完善的产物,属于自然演进型。 其次,法制环境也大相径庭。中国历史上过于漫长的封建专制统治及相应的自给自足封闭的经济形式再加上新中国成立初期对市场经济的扼杀以及受苏联否认私法存在观念的影响,我国市场经济基础薄弱,横向经济关系萎缩,反映在法律上,即为民商法缺位,相关立法几近空白。随着我国经济体制的转轨,微观经济日渐放活,政府职能也不断转变。民商法、经济法等几乎同时上马,这也是导致后来各部门法之间脉络不清及地盘之争的原因所在。而西方的市场经济由于是不断发展逐渐自然成熟的过程,故与此相对应,各种调控经济行为的法律制度也不断孕育、分离、独立、成熟。在继刑法、民商法及行政法充分发展之后,经济法也自然分娩了。 再次,理论渊源不同。由于中国经济法历史遗产及学术传承的缺失和建国初期对西方经济法理论的有色眼镜之下的盲目排斥,以及中苏两国社会制度(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经济制度、无产阶级专政的国体及人民代表大会制的政体)、意识形态(均信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质性及当时国际环境的压力等等因素,中国经济法曾对苏联经济法予以了未分良莠的全盘继受吸收,甚至连分歧都如出一辙。可以说,苏联经济法对中国经济法有着渊源性的影响,纵横统一论在中国的盛行即为典型一例。而在西方,经济学理论则为经济法学的发展提供了理论支持,国别之间的学说继受也多因学术力即学说的卓越性和实用性所致。 另外,文化底蕴差异明显。我国历史上长期是一个自然经济、宗法专制和人治传统比较发达的国家,历史缺乏法治的传统及相应的法律文化氛围,以至近代公民法律意识仍很淡薄,控权观念薄弱,仍处培育时期的权利观念更是无法对抗国家本位观念。这些都注定了我国经济法的产生、发展之途充满了坎坷。而西方则有一个良好的经济法成长的法律文化基础和生存环境,其不仅有着良好的法律传统、完备的法律制度框架,几百年法律浸淫培养的公民良好自觉的法律意识、权利观念、法律信仰等习惯,也为经济法的正确定位、顺利实施及监督政府提供了必不可少的软件基础。 四、双重缺陷及其弥补理论在我国的可适用性分析 正是基于以上相异处,有学者对市场和政府双重缺陷及其弥补理论对我国经济体制和经济法的现实适用性提出了质疑,认为“按照这种模式建立的所谓包治百病的法制,极可能导致立法的低效或失效,甚至压制在中国正在或将要出现的一些新的并行之有效的市场经济模式和理论构建”。[6] 这些担忧虽不无道理,但法律是一定社会生产力发展基础之上的社会经济关系的提炼和抽象,有什么样的经济关系,就必有什么样的法律。这决定了“法律在反映一定的统治阶级意志的同时,还具有一些超越时间和空间,超越种族、宗教信仰和文化差异背景的共同的价值”,[7]法律是具有超越国界、超越意识形态、可以为全人类所共同享用的共性的。 具体分析到经济法,首先,随着市场化体制的跨国建立,市场机制成了统合世界经济的最主要机制。尽管在不同的社会制度下市场经济会流露出一些不同的特点,但其运行的基本规律由于其内在固有和客观性,而无疑会冲破这些地域和国别的限制:只要存在市场机制,其固有缺陷就必会显露从而产生导入国家干预以图弥补的需求;而只要存在国家干预,其自身理性局限和扩张倾向也必会招致法律的规制。这些是无国别之分的。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的确立,构筑了与西方发达国家市场经济相同或相似的桥梁,“这种市场经济与其他国家的市场经济,或者说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市场经济在经济运行与调节方面是相同的……”。[8]因而,作为对经济学理论法律化的形式——经济法,有关其本质方面的理论也是同样适用于我国的。毕竟“凡属于同一性质的经济基础之上的经济法,其法的社会本质大体上是相同的,”[9]尽管由于国家制度、历史传统、民族特点等,其具体渊源和形式,可能存在差异。并且,由于双重缺陷及其弥补理论是成熟的市场经济的产物,而我国的市场经济尚未完善,这恰使该理论于我国现实具有了一定的超前性和前瞻性,从而也更具生命力。关于这一点,马克思曾指出,“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10]市场经济发达国家先行具有的那种社会基础或迟或早或多或少地会为其他后进国家所具有,既然其今天的经济、政治制度可以是正在确立或试图确立市场经济国家明天的经济、政治制度,则取法于外也是自然之举,其有助于缩短博弈过程减少试错次数,降低社会运行成本,这不失为法律后进国家法律发展进步的捷径之一。 其次,正如前所述,经济法与经济学理论之间存在紧密的勾连性,在某种程度上,经济法只不过是把关于实现一种良好经济活动的整体秩序所需条件的翻译和法律化。而经济学是一门高度理性化的科学,与数学、物理学最为接近,故较之其他易受文化差异左右的社会科学,其极少涉及文化因素。作为一种科学叙事,其更强调科学精神。不可避免地,经济法中也必然会有此种精神的自然彰显,[11]此亦为经济法可于不同国别之间相互借鉴的原因之一。 综上,“中国经济法的现代化主要应以西方现代经济法作为自身发展的目标视域”,[12]双重缺陷及其弥补理论也同样适用于我国,西方经济法产生发展的历程所昭示的经济法本质亦可作为我国经济法的衡量标尺。 西方经济论文:吸收与互动:西方经济社会史学与中国社会经济史学派 20世纪世界与中国的经济史学界,在打破研究官经济的桎梏之后,都出现了许多不同的流派。西方世界以法国费弗尔和布洛赫在1929年创办《经济、社会史年鉴》为标志,把经济社会史写在年鉴学派的大旗上,中国则在三十年代“中国社会史论战”和“农村社会性质论战”之后,创办《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集刊》(1938),萌生了社会经济史学。两者使用的经济、社会两词易位,但其本质特征都是社会史和经济史的结合,学术渊源上都受过马克思主义的影响,研究方法和手段都是借助其他人文学科,关注下层群众的社会生活和“私经济”,挑战当时流行的事件史、政治史的叙事模式,其发展都构成“新史学”的动力。六七十年间,它们在不同的文化土壤、政治社会环境中生长,走着不同的发展道路。但是学术文化的沟通和传播是不分国界的,这两个存在于不同文化世界的社会经济史学派也经历了从不自觉到自觉的吸收与互动的历程。这里,我从中国社会经济史学科的发展谈谈我的认识。 一 中国社会经济史学,是继承传统学术,接受西方经济学、社会学和马克思主义的启蒙为起点的。它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以梁方仲(1908—1970)和傅衣凌(1911—1988)为杰出代表,都以明清社会经济史为园地,探讨建立本土的学术意识。1996年11月,我在台湾中央大学历史研究所硕士班上课时,在介绍他们的学术经历和学术成就之后,曾说: 梁方仲和傅衣凌的学术成就和学术经历,具有一些共同点,即 (一)都有很深的国学造诣,学术功底深厚,掌握史料丰富,常能发人所未言,起发凡起例的效应。 (二)和传统史学的治史者不同,都受过经济学和社会学的训练,思路比较开阔,故能注意相关学科的移植和整合。 梁方仲的研究特色,是把典章制度和社会经济发展变化联系起来考察,他对田赋制度的研究,注意名物术语、史料考订,又做到本末兼备,源流兼探,既继承了传统制度史的成果,又具社会经济史的特色。 傅衣凌的研究特色,是注重私经济的研究,发掘大量前人所不重视的契约、族谱、墓志铭、乡规民约等资料,以民间文献证史,以民俗乡例证史,以实物碑刻证史。 这两种研究路径不同,由殊途同归。现在看起来,傅衣凌先生的研究方法更接近于法国年鉴学派的经济社会史。傅先生在成名作《福建佃农经济史论丛》(邵武,协和大学,1944)的题记中说: 我常想十数年来中国社会经济史的研究,至今尚未有使人满意的述作,其中的道理,有一大部分当是由于史料的贫困。……因此,大家尽管在总的轮廓方面,颇能建立一些新的体系,惟多以偏概全,对于某特定范畴内的问题,每不能掩蔽其许多的破绽,终而影响到总的体系的建立。所以近来一般的社会经济史家颇积极地提倡经济社区的局部研究,以为总的体系的鲜明的基础。本书即是站在历史学的立场上,考察福建农村的经济社区的一个尝试。这一块园地,目前虽尚在试作期间,不过我相信当不会使大家感到完全失望的。 本书的内容,虽侧重于福建农村经济社区的研究,然亦不放弃其对于中国社会经济形态之总的轮廓的说明,尤其是对于中国型封建主义特点的指明的责任。譬如中国封建社会史的分期和氏族制残余物在中国封建社会史所发生的作用这一些问题,从来论者都缺少具体的说明,故本书特搜集此项有关资料颇多……其中所论,虽不敢说有什么创见,但为提醒国人的研究,亦不无些微意义。…… 谁都知道社会经济史的研究,应注重于民间记录的?燃?K?越??芳叶杂谒匚?怂?坏赖纳痰暾什尽⒚窦淦踉嫉榷颊渲氐乇4妗⒗?茫?┪?芯康乃夭摹T谕夤?矣行矶嗟淖?叛д撸?袷子诖讼钭柿系乃鸭?驼?恚?瓿善涿?蟮闹?鳎??谖夜?蚍秸??济妊俊1臼槎杂诖说阋蔡丶幼⒁狻??庖桓鍪妨纤鸭?ǎ??平?泄?缁峋?檬返难芯克坪跎兄堤岢? 他所指的“近来一般的社会经济史家”,其意应包涵年鉴学派及受其影响的史家,但傅先生并非直接取法于年鉴学派,而是根植于中国社会史论战和农村性质论战后的中国学术文化土壤,学习和吸收苏联和日本学术界不同流派的研究方法而作出的反思。本土的学术渊源,则有章学诚的六经皆史论、梁启超的历史研究法、胡适的历史考证文章、顾颉刚的《古史辨•序言》、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等。他在《治史琐谈》中提到从中得到的启示和影响。他把重视历史的共性和特殊性相结合,关注自下而上的群众史和区域研究,利用草根社会的史料,用中国的历史语境来表述,具有浓郁的乡土特色,成为本土一学术动源,因而具有顽强的生命力。 正因为如此,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即中国抗日战争中所作的论著,在战后成为日本、美国重建中国学方法论的一个来源。这一时期研究成果后来修订为《明清时代商人及商业资本》(1957)、《明清农村社会经济》(1961),成了五六十年代日、美汉学家和研究生的案头必备之书。记得有一次,傅先生和我谈及,五十年代郭沫若率领中国科学代表团访问日本时,一些日本历史学家和他谈到傅衣凌的研究贡献,打听傅先生的研究近况。八十年代,我在日美英等 国访问时,认为学者都提到他。由此可见他在国际上学术威望之隆。 二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梁方仲在中山大学历史系、傅衣凌在厦门大学历史系任教,建立中国社会史研究基地,培养了一批人才。明清社会经济史研究以资本主义萌芽大讨论为契机,出现繁荣的学术局面。傅先生是主张十六七世纪前后为中国资本主义萌芽时期的一个代表。 关于这个时期中国历史学的发展,存在许多议论和评价。我无意对此说三道四,只想对社会经济史的研究作点说明。 近来有一种说法称中国社会史是1986年前后重建的。林甘泉先生有一个中肯的批评: 有的人批评说,解放以后把社会史的研究砍掉了,这种说法是不够准确的。什么是社会史?应包括社会结构、社会组织、社会生活以及社会心理等等。这里面如社会生活(包括风俗习惯)、社会心理等解放后确实注意不够,但是在社会组织和社会结构方面,如阶级结构、宗法势力等就不能说都被砍掉了。傅衣凌先生在解放后一直很注意农村宗法势力和乡规民约的研究,而且作了不少成绩,他和他的学生可以说就是社会史的学派,怎么能说解放后没有社会史的研究呢?[1] 大家都知道,傅先生的研究既是经济史的,又是社会史的。从社会史方面看,他研究乡族势力——地缘与血缘联系为纽带的社会组织,江南市民运动——即今所谓“第三领域”,村社制和奴隶制残余在中国封建社会结构及其运作的地位和作用,领主制在秦汉以后地主制封建社会中的复兴和余绪,从社会结构探讨社会变革的动乱,从李贽、郑成功、顾炎武的思想看十?世纪的中国社会,从《红楼梦》看清代社会的性质,等等,都是在这一时期完成的。从各个角度反复论证、探讨中国封建社会并长期迟滞问题,是他一贯的研究中心。他提出的中国传统社会“弹性论”、“早熟又不成熟论”、“公私体系论”,都是从研究新旧两种因素的矛盾变化来把握社会经济的实质,把社会经济构成和阶级构成、阶级斗争联系起来考察,关注经济的变迁、社会制度的变迁、群众运动的变迁、社会生活和习俗的变迁、思想文化的变迁所作出决定的理论升华。他和年鉴学派一样,都是“社会学化的历史学家”(),拷问的是“全体部分构成的历史”()。他们研究的具体领域完全不同,研究方法由是相似的。杰克里•巴勒克拉夫()在《当代史学主要趋势》(1978)一书中介绍说: 费弗尔坚持认为,新历史学必须从文字档案和由文字档案造成的限制中解放出来。他必须利用人类的一切创造物——语言、符号、农村的证据、土地制度、项圈、手镯——以及任何其他可利用的资料。简言之,他必须广泛吸收其他学科——地理学、经济学、社会学和心理学——的发现和方法。[2] 傅先生则多次申明: 历史是一种综合的知识,任何文字记载、口碑传说、实物资料、正面记载和反面记载,包括一些破铜烂铁的东西,都是有用的。……记起梁任公先生早就指出方志、族谱、帐簿、契约都是研究历史的很好史料,我们为什么不可从中利用呢?古代史家掌握的史料,有不少是从个人的耳闻目见,实地调查得出的,这就教导我必须深入社会,处处留心,广收博采,到处皆是学问。 我一向以为史学研究是各种知识的总和,章学诚的“六经皆史”论,是有一定道理的。循此推之,我们从事社会经济史研究的人,对于现存实物的调查,也是一个不可缺少的项目……此外,我每于下乡时,在和本地人的访问谈话中,也常常得到文字上所无法得到的材料,足以引人思考,从中得到启发,我也认为这是我们史学研究者应该注意的事。 我总觉得我们研究历史的人不能单纯的从历史谈历史,必须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掌握大量史料,广泛的应用史学以外的其他科学知识,参考外国的历史进行比较的研究。[3] 借助其他人文科学的知识,扩大历史学的视野,傅先生在这一时期进行总体性研究的成果,是对中国社会史的一大贡献。吴承明先生指出: 这个总体性研究是自梁启超提出“近世”这个概念以来对近世(16世纪以来)史最精辟的观点,这种博大精深的历史观是前无古人的。[4] 因此,尽管和年鉴学派在欧洲史学取得主导地位的发展相比,这一时期的中国社会史研究显得沉寂,和外国人也缺少交流,但上述事实是不应该被抹杀的。 三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后,中国社会经济史进入了最好的发展时期,似乎可以这样说,以1982年《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创刊为标志,中国社会经济史学派在中国历史学界和经济史界占有了应有的位置,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和厦门大学历史研究所被公认为中国经济史研究的两大中心。 林有能先生说: 80年代,活跃的经济史研究曾孕育出一个“闽粤学派”(有此一说),指的就是福建和广东两地的经济史研究者,他们所以会被冠以“学派”的雅名,主要原因就是前辈学者——福建的傅衣凌先生和广东的梁方仲先生分别在两地培养了一批学有所成的弟子,从而使他们的研究方向和学术风范得以传承和弘扬。[5] 更确切地说,梁方仲先生逝世以后,以福建广东学者为主体的中国社会经济史学派,是在傅衣凌的旗帜下集结的。林甘泉先生把它称为傅衣凌学派: 傅衣凌学派是解放以后形成的少有的几个学派之一,学术风格独特,有成果,有传人,其弟子是沿着先生的足迹走的。……傅衣凌先生的学术思想和成果是学术界的共同财富,不管是不是他的亲传弟子,不管是否属于他的学派,都会从他留下的珍贵学术遗产中得到教益。[6] 傅衣凌先生作为中国社会经济史学派带头人的作用,集中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创建全国第一个中国社会经济史博士点,作为该学派高级人才的培养基地。1988年厦门大学专门史(中国社会经济史)学科被评为首批部级重点学科。 二、创办新中国第一家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杂志,迄今已连续出版了77期。 三、改革开放后,最先走出国门,把中国社会经济史学派介绍给世界,抢运中外同行的交流和互动。 四、组织和完成一批重大科研项目,取得创新性成果。 关于傅先生晚年主持科研项目的成果,外国人所知不详。我协助傅先生主持工作,故有些稍作介绍: 《明清福建社会经济史研究》(国家“六五”、“七五”社科规划的重点项目),从1983年起,课题?成员和研究生在闽南、闽西、闽北展开大量的社会调查,获取了许多民间资料。在史料整理方面出版了《明清福建社会经济史料杂抄》(傅衣凌、陈支平,《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6年第1期至1988年第3期连载),《闽南土地文书综录》(杨国桢,《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9年增刊》);在在论著方面,出版了《明清福建社会与乡村经济》(傅衣凌、杨国桢主编,厦门大学出版社,1987)、《近五百年来福建的家族社会和文化》(陈支平,上海三联书店,1991)、《明清时代福建的土堡》(杨国桢、陈支平,台北,国学文献馆,1993)、《明清福建家族组织与社会变迁》(郑振满,湖南教育出版社,1992)、《福建手工业发展史》(曾玲,厦门大学出版社,1995)则是作者参加调查研究后撰写的博士学位论文。 《明清社会经济史研究》(国家教委“六五” 社科规划博士点项目),成果有《明清社会经济变迁论》(傅衣凌,人民出版社,1989)、《明清土地契约文书研究》(杨国桢,人民出版社,1988)。 《明清东南区域山区与沿海经济的比较研究》(国家教委“七五” 社科规划博士点项目),成果有《明清东南区域的平原与山区经济专辑》(《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5年第2期)。 这些科研项目凝聚和锻炼了厦门大学的学术群体,也是傅先生学术思想和学术风格得以传承和宏扬的重要原因。 傅先生逝世后,分散各地的学生继承他的遗志,光大他的学术,并有新的发现和跨越。近十余年来,他们走在社会经济史学科发展的前沿,出现如下可喜的新动向: 思维方式的转换和研究方向的多样化。在学术史回顾和对自身学派的反思中,发挥傅先生的学术勇气,改变固有的研究模式,实现从陆地史观到陆海互动史观的转换,从中国视角到世界视角的转换。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知识的借助和应用更加熟练和深化,由于“科际整合”的方式不同,形成向经济史、社会史、文化史的分支发展与向海洋人文社会科学、历史人类学综合发展并存的多元化局面。 参预国际学术合作和学术思想的对话和互动。一批傅先生的学生和再传弟子走出国门,传播傅先生的学术思想和研究方法,也把国外的学术思想和研究方法带回中国,应用在学术实践中。其中有李伯重借鉴国际中国史研究的成果,反思资本主义萌芽,对江南早期工业化的出色研究;在我和博士生们借鉴国际海洋史观对中国海洋社会经济史的开拓;有?支平、郑振满的福建社会文化史研究,等等。最引人注目的是中国的社会经济史学与人类学的合作与互动。1989年起,经国家教委批准,以武雅士(Arthur P. Wolf)、庄英章和我为主持人,美国斯坦福大学、台湾中研院民族研究所和厦门大学的历史和人类学者联手开展闽台社会文化研究。我们用三年时间在福建省的12个县做田野调查,搜集了32个村的民族志资料,并在台北举行了3次“闽台社会文化研究工作研讨会”,出版了3本《台湾与福建社会文化研究论文集》(庄英章、潘英海编,台北,中研院民族研究所,1994—1996)。1994年起,又增加了上海社会科学院和复旦大学的历史和社会学者参预,开展华南农村社会文化研究,在上海、福建、江苏、浙江四省市调查了14县16个村的民族志材料,举办了了一次工作研讨会,出版了《华南农村社会文化研究论文集》(庄英章、潘英海编,台北,中研院民族研究所,1998)。郑振满又与加拿大麦吉尔大学合作,开展“仪式、地方文化和中国近代化”研究在莆田建立了“莆仙文化研究中心”,对莆田地域社会与文化作深入的调查与研究,出版了《福建宗教碑铭汇编(兴化府分册)》(郑振满、[美]丁荷生编,福建人民出版社,1995)。九十年代初开始,中山大学与英国、美国、香港的历史与人类学者联手开展华南地域社会研究计划,在福建、江西学者的参与下,结合文献资料和田野调查,从闽粤赣地域研究入手,探讨宏观的文化中国创造过程。建立华南研究资料中心,1996年起,在香港科技大学出版《华南研究资料中心通讯》,至今已出版24期。在学术实践过程中,开始从区域社会史向历史人类学的转变,并于今年成立“中山大学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主任是傅先生和我指导的陈春声博士。 在国际学术界,“科际整合”已成为不可阻挡的潮流,历史学与其他人文科学的边界更加模糊,在互相渗透和融合中产生了许多新兴学科生长点。中国社会经济史学派的这一变化,受到人类学的影响,也可以说受到年鉴学派从经济社会史向历史人类学转向的影响;而人类学、特别是美、加和港台的一些人类学家,也受到中国社会经济史学派的影响,注重民间文献的解读和阐释。 中国社会经济史学派的新动向,反映了分化与重组的新格局。这一趋势还将继续下去。我以为,无论偏重于经济史或社会史、文化史,还是历史人类学,只要坚持经济史与社会史相结合的方法,就是对中国社会经济史的发展。这“似乎是对经济史的背离,窿对经济史的发展是有好处的”[7] 。 在中国学术界,参与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学者已远远超出历史学界和经济史学界的范围,扩大为社会学、人类学、文化学、法学、地理学、心理学等众多学科专家参与的领域,他们都从不同的方向做出了杰出的贡献。我对他们抱有深深的敬意和钦佩。因论题所限,恕不一一介绍。 21世纪,中国社会经济史学派面临诸多的发展机遇和严峻挑战。我相信,当新一代学者接过接力棒后,一定有一个更广阔、光明的未来! 西方经济论文:中西方经济法产生发展的比较研究——兼谈双重缺陷理论在我国的可适用性 摘 要:本文基于历史的视角,以分析中西方经济法产生发展的历程为切入点,揭示了中国经济法生存及成长土壤的一系列特性。但缘于中西方经济体制的共性及经济法本身显著的科学精神等因素,双重缺陷及其弥补理论于我国亦有可适用性。 关键字:经济法,产生发展,适用性 法律的产生根源于社会的客观需求,经济法的产生亦有其深厚的社会基础及其历史必然性。法的本原是经济关系,因而,要考察经济法的产生,必得从分析其经济基础入手。 一、西方经济法产生发展的历史回顾 (一)从自由竞争到自由竞争之扼杀:市场失灵需要国家干预 18世纪到19世纪末的西方处于自由资本主义时期,刚从封建专制和教权中摆脱出来的资产阶级,出于对封建主义的恐惧和痛恨,强烈要求宽松的经济发展环境。以英国政治经济学家亚当斯密为代表的自由放任经济学理论,适时地反映了当时社会的要求,而广为资本主义社会所接受。“亚当斯密代表着一个还在同封建社会的残余进行斗争、力图清洗经济关系上的封建残污、扩大生产力、使工商业具有新的规模的资产阶级,” [1]“他的最伟大的贡献在于在经济学的领域中抓住了牛顿在物质世界中所观察到的东西——即自行调节的自然秩序”。[2]应当说,其“看不见的手”的理论与当时生产力还不甚发达的社会经济条件是相适应的,其为市场调节功能的充分发挥创造了条件,最大限度的释放了个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从而极大的推进了经济增长和社会的繁荣。市场万能也一度成为坚不可摧的神话,被各国奉为神明。 然而,这只“看不见的手”并非总是神奇美妙的,事实上,亚当斯密的理论是以没有垄断、没有外部经济效果、没有信息失灵、没有公共物品短缺等为理论预设的,而现实中,这种完美的市场模式并不存在。随着社会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高,资本不断集中并最终走向了垄断。垄断组织的竞相出现扼杀了自由竞争,扭曲了价值规律,市场调节遭遇到了严重障碍而不能发挥作用,社会矛盾也随之激化。垄断——这个自由竞争的孪生兄弟给社会带来的严重危害使自由放任经济倡导者们所梦想的最大多数人获得最大幸福的天堂,被绝大多数人日益贫困化的现实所代替。而1929年使国民经济面临崩溃的全球性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爆发,则更进一步显性地暴露了市场机制所固有的唯利性、盲目性、滞后性等隐性弊端。市场失灵使自由放任主义陷入了理论困境。 (二)从乐观主义国家职能说到怀疑主义国家职能说:政府失灵需要法律规制 为解决不断加剧的社会矛盾,各国纷纷抛弃了夜警国家信条,一改零调控的传统做法,向市场伸出了干预之手。凯恩斯主义也应运而生了。1936年英国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出版了其传世杰著《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在此书中,凯恩斯对传统的经济理论进行了全面的批判,提出要建立一个以国家干预为中心的医治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和解决就业问题的较为完整的理论体系,从而给西方经济学带来了一场革命。凯恩斯对国家干预职能持乐观主义态度,他坚信:“只要资本主义采用干预经济生活的政策来解决失业问题,资本主义依然是传统经济学所颂扬的理想社会。”[3] 当时各国或急于保证战争胜利或困于经济危机或急于加速战后经济恢复,凯氏理论无疑雪中送炭,为各国开出了一剂良药。故在其诞生后不久就一举取代了自由放任主义而占据了经济学界的主流地位,并迅速转化为各国的经济政策,大量国家干预经济的立法纷纷出笼。具现代意义的经济法由此产生了,凯恩斯也被奉为“战后繁荣之父”。 然而,凯恩斯理论也同样的并非尽善尽美。首先,其理论具有明显的危机对策性色彩,这决定了其意义的历史时限性。其次,其虽认识到了国家干预的必要性,但却忽视了国家权力具有天然的膨胀欲望,其亦存在天然缺陷,亦有失灵的危险。“当社会寄希望于政府时,它实质上放弃或削弱了对政府谋私行为的监督。”[4]事实上,其理论也存在一预设前提:即政府是完全理性的,其是由“完全道德人”所组成的。但这种完美政府同样不具现实性。对政府的过于信任,使凯恩斯理论滑向了另一个极端,这也为其失败埋下了隐患。 历史也证明了这一点。政府干预的恶性膨胀,给西方经济造成了严重后果。20世纪70年代的经济滞胀和随后的经济危机,使凯恩斯学术神话走向了幻灭。国家干预论失宠,新经济自由主义卷土重来。值得注意的一点是,新经济自由主义并非是亚当斯密理论的重新回归,而是在吸纳亚当斯密理论及凯恩斯理论合理因素基础上一种扬弃。其推翻了政府道德人的假定,主张对国家干预职能应持怀疑态度。其对国家更为理性客观的认识使其进一步认为应对政府权力的行使、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保持有足够的警觉,社会经济的运行需要政府干预,但政府对经济的调节必须具有自身的限度,过多的干预会异化、背离干预的初衷,不仅在经济上会导致浪费与低效,同样也可能造成专制的政治后果。 新经济自由主义突破了用市场的缺陷性来求证政府干预的必要性这种两者必居其一的思维模式,将自由放任主义与政府干预主义有机地科学地结为一体。受此思潮的影响,各国经济立法逐渐注重发挥市场机制的基础性调节功能,在尊重客观经济规律的基础上进行国家干预,且其具体手段也日益市场化和多元化。至此,经济法在经历了浅表层次的初级经济法(战争经济法)、消极被动的危机应付经济法之后,最终完成了向自觉主动维护经济协调发展的现代经济法的转型,人们对经济法的认识渐趋其本质。 二、我国经济法的产生发展概述 新中国成立后,基于政治、经济、历史等诸多方面的因素,我国基本上跨越了资本主义阶段,在经济上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其否认商品经济的存在。在法制方面,1949年中共中央的《关于废除国民党六法全书与确立解放区司法原则的指示》开始了新中国法制建设以零为起点的历程。而对旧法制的全面否定和对新法制的重视不足及理解偏颇,再加上我国传统文化中的人治因子及苏联“革命的法”(具片面强调阶级意志的法本质观、纯粹工具论的法功能观及国家主义倾向等特点)的影响,一时间法律虚无主义、法律工具论主义盛行。在这样的经济及法制背景下,关于经济方面的法律不仅在法律体系中处于低位阶状态,且呈现出强烈的计划性、行政性、临时性,带有浓厚的的行政法色彩。市场经济是经济法生存的根本和背景基础,在完全依靠国家之手单一进行调节的计划经济体制之下,是不需要经济法也不可能产生经济法的。即使有,也是有名无实,而为行政法而已。 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对建国初期的经济恢复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被强化的国家和被国家集中控制的社会曾经达到高度的社会动员与社会整合。然而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其弊端也日益显露:对商品经济的断然否定,使中国横向经济关系极度萎缩;而对客观经济规律的忽视和对国家机器的过于强调,使决策权高度集中,以行政指令代替市场的做法风行,这些不仅剥夺了微观经济主体的自主权致使激励机制严重不足,约束机制的乏力也使政府自身缺陷被无度放大最终致使产业结构扭曲、经济效率低下。既有的经济体制严重制约了经济的发展,经济体制的改革势在必行。 历史转折发生于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为全局性的拨乱反正和将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上来拉开了序幕。同年,党内著名的理论家胡乔木同志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按照经济规律办事,加快实现四个现代化》一文,明确提出发展经济立法和经济司法。之后,邓小平、、彭真等党和国家的领导同志也陆续指出要制定各种经济法和其他法律。体制的改革为经济法的产生创造了经济基础。在对经济体制改革手段的认识仍处朦胧阶段、社会公众对法制社会和经济建设的强烈期盼及国家领导人的大力推动的社会背景下,经济法开始成为法学研究和教育的热点,迅速成为显学。随着人们对计划和市场两种调节手段认识的不断深化,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也一步步实现了从“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到“计划经济和商品经济相结合”再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变。相应地,我国的经济法制建设及学科建设也开始走上正常发展的轨道,经济法也稚嫩渐退,成熟渐显。但毕竟其在我国仅有20多年的经历,较之西方一百多年的发展,其理论空白多、权威观点少,还不尽成熟完善。 三、比较之下的几点启示 由上观之,可知,与西方经济法的产生发展相比,我国经济法历经的完全是一道逆向行程: 首先就经济背景及启动因素而言,我国经济法并非脱胎于自由竟争的经济环境,其并非“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水到渠成的产物,而是政府在推行体制改革与改革开放过程中作为‘法制工程’的一部分,同时亦是国家作为主体在应对外部挑战与时代要求时的一种积极回应。”[5]所以其启动因素并非社会内部自发产生,而是政府这一外部力量的直接推动,我国经济法的产生实际上是政府自身自觉地从漫无边际的管理不断放权的过程,属于政府推进型。而西方经济法则是在自由市场经济向垄断市场经济转变的过程中,在社会生活领域中经济条件不断成熟的背景下产生的。至于其具体途径,则为市场失灵——民商法无以弥补——为限制自由主义国家进行干预——经济法产生,其为市场经济内部不断完善的产物,属于自然演进型。 其次,法制环境也大相径庭。中国历史上过于漫长的封建专制统治及相应的自给自足封闭的经济形式再加上新中国成立初期对市场经济的扼杀以及受苏联否认私法存在观念的影响,我国市场经济基础薄弱,横向经济关系萎缩,反映在法律上,即为民商法缺位,相关立法几近空白。随着我国经济体制的转轨,微观经济日渐放活,政府职能也不断转变。民商法、经济法等几乎同时上马,这也是导致后来各部门法之间脉络不清及地盘之争的原因所在。而西方的市场经济由于是不断发展逐渐自然成熟的过程,故与此相对应,各种调控经济行为的法律制度也不断孕育、分离、独立、成熟。在继刑法、民商法及行政法充分发展之后,经济法也自然分娩了。 再次,理论渊源不同。由于中国经济法历史遗产及学术传承的缺失和建国初期对西方经济法理论的有色眼镜之下的盲目排斥,以及中苏两国社会制度(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经济制度、无产阶级专政的国体及人民代表大会制的政体)、意识形态(均信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质性及当时国际环境的压力等等因素,中国经济法曾对苏联经济法予以了未分良莠的全盘继受吸收,甚至连分歧都如出一辙。可以说,苏联经济法对中国经济法有着渊源性的影响,纵横统一论在中国的盛行即为典型一例。而在西方,经济学理论则为经济法学的发展提供了理论支持,国别之间的学说继受也多因学术力即学说的卓越性和实用性所致。 另外,文化底蕴差异明显。我国历史上长期是一个自然经济、宗法专制和人治传统比较发达的国家,历史缺乏法治的传统及相应的法律文化氛围,以至近代公民法律意识仍很淡薄,控权观念薄弱,仍处培育时期的权利观念更是无法对抗国家本位观念。这些都注定了我国经济法的产生、发展之途充满了坎坷。而西方则有一个良好的经济法成长的法律文化基础和生存环境,其不仅有着良好的法律传统、完备的法律制度框架,几百年法律浸淫培养的公民良好自觉的法律意识、权利观念、法律信仰等习惯,也为经济法的正确定位、顺利实施及监督政府提供了必不可少的软件基础。 四、双重缺陷及其弥补理论在我国的可适用性分析 正是基于以上相异处,有学者对市场和政府双重缺陷及其弥补理论对我国经济体制和经济法的现实适用性提出了质疑,认为“按照这种模式建立的所谓包治百病的法制,极可能导致立法的低效或失效,甚至压制在中国正在或将要出现的一些新的并行之有效的市场经济模式和理论构建”。[6] 这些担忧虽不无道理,但法律是一定社会生产力发展基础之上的社会经济关系的提炼和抽象,有什么样的经济关系,就必有什么样的法律。这决定了“法律在反映一定的统治阶级意志的同时,还具有一些超越时间和空间,超越种族、宗教信仰和文化差异背景的共同的价值”,[7]法律是具有超越国界、超越意识形态、可以为全人类所共同享用的共性的。 具体分析到经济法,首先,随着市场化体制的跨国建立,市场机制成了统合世界经济的最主要机制。尽管在不同的社会制度下市场经济会流露出一些不同的特点,但其运行的基本规律由于其内在固有和客观性,而无疑会冲破这些地域和国别的限制:只要存在市场机制,其固有缺陷就必会显露从而产生导入国家干预以图弥补的需求;而只要存在国家干预,其自身理性局限和扩张倾向也必会招致法律的规制。这些是无国别之分的。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的确立,构筑了与西方发达国家市场经济相同或相似的桥梁,“这种市场经济与其他国家的市场经济,或者说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市场经济在经济运行与调节方面是相同的……”。[8]因而,作为对经济学理论法律化的形式——经济法,有关其本质方面的理论也是同样适用于我国的。毕竟“凡属于同一性质的经济基础之上的经济法,其法的社会本质大体上是相同的,”[9]尽管由于国家制度、历史传统、民族特点等,其具体渊源和形式,可能存在差异。并且,由于双重缺陷及其弥补理论是成熟的市场经济的产物,而我国的市场经济尚未完善,这恰使该理论于我国现实具有了一定的超前性和前瞻性,从而也更具生命力。关于这一点,马克思曾指出,“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10]市场经济发达国家先行具有的那种社会基础或迟或早或多或少地会为其他后进国家所具有,既然其今天的经济、政治制度可以是正在确立或试图确立市场经济国家明天的经济、政治制度,则取法于外也是自然之举,其有助于缩短博弈过程减少试错次数,降低社会运行成本,这不失为法律后进国家法律发展进步的捷径之一。 其次,正如前所述,经济法与经济学理论之间存在紧密的勾连性,在某种程度上,经济法只不过是把关于实现一种良好经济活动的整体秩序所需条件的翻译和法律化。而经济学是一门高度理性化的科学,与数学、物理学最为接近,故较之其他易受文化差异左右的社会科学,其极少涉及文化因素。作为一种科学叙事,其更强调科学精神。不可避免地,经济法中也必然会有此种精神的自然彰显,[11]此亦为经济法可于不同国别之间相互借鉴的原因之一。 综上,“中国经济法的现代化主要应以西方现代经济法作为自身发展的目标视域”,[12]双重缺陷及其弥补理论也同样适用于我国,西方经济法产生发展的历程所昭示的经济法本质亦可作为我国经济法的衡量标尺。 西方经济论文:有关劳动价值理论的三个通约——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比较研究 论文关键词:劳动价值论;价值尺度;资本;时间;技术 论文摘要:我们从劳动、自然、资本生产三要素之间通约的角度,沿着经济思想史的脉络,将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价值理论进行比较,分析两大经济学范式之间的区别与联系。排除自然对价值体系的影响,集中分析了劳动与资本的关系。我们认为不同程度的复杂劳动是劳动的一般形态,复杂劳动之间的通约系数应该考虑它在再生产中的地位,按照它在下一生产周期生产的产量来进行近似折算。人力资本和复杂劳动之间有互相通融的地方,它们都含有时间和技术的因素。衡量价值的量纲应是时间与技术的复合单位。在技术变化的条件下,不能单纯用劳动时间计量价值。 一、自然之物与劳动、资本的通约——寻找不变的价值尺度 分工和交换是人类社会进步的起点,是经济学最基础的分析层面。马克思经济学和以正统自居的新古典经济学都是从这里着手开始经济理论体系的搭建。两者都遇到了同样的技术性间题:为使交换成为现实,必须构造出相互交换商品之间的相对价格体系。除去两者所被赋予的不同意识形态,其实他们是从不同的角度和层次对同一问题的回答。其根本的区别在于,新古典经济学认为决定财富的生产要素是土地、劳动、资本的三位一体;马克思经济学认为资本从逻辑上讲只能是自然和劳动的产物,所以在这些要素中,只有土地和劳动才是有关财富形成的终极要素。 认为价值是由土地和劳动共同创造的第一人是配第。配第在考虑价值量的决定时企图把土地和劳动通约,他用土地的面积、自然年生产力和劳动者的谷物工资及劳动时间来进行劳动和土地之间的换算。川但是他受到了重农学派的影响,没有解释作为土地之外的自然之物与劳动之间的通约。为克服这一间题,斯拉法也作了解答。假定商品是用商品生产出来的,即A商品的价格由生产A的劳动以及为生产A所耗用的B,C,D……Z商品来决定,这样就得到一个方程;同理B商品的价格又由生产B的劳动以及为生产B所耗用的A,C,D……Z商品来决定。依次推理,C,D……Z商品都可以作出如上分解,从而构成一个庞大的物质生产的投人一产出方程组。加上劳动变量,消去一元,求解该方程,就得到了一种相对价格体系,川也就是李嘉图苦苦追求的“不变的价值尺度”。这个理论完美地实现了劳动与物质的通约。斯拉法通过“标准生产体系”,用数学证明了利润与工资分割经济剩余的比例不会对价格体系产生影响。也就是说,通约后的价格体系可以换算成以劳动时间计量的单位,并且不再受资本构成的干扰。这就提高了劳动价值理论的纯洁度,解决了李嘉图面临的难题。但是斯拉法的生产体系是线性的,意味着这种价格体系只是在固定不变的技术条件下才能够成立。在一个动态的技术可以变化的社会里,价值尺度将会受到影响。 斯密面对这一难题,干脆抛弃了自然之物。而马克思非常重视自然之物与价值之间的关系。他批驳了财富是由人类劳动唯一生产出来的观点,认为自然之物构成使用价值,是价值的物质承担者。马克思通过定义明确区分了财富与价值,排除了自然之物的原始价格对劳动形成的价值量的影响。但是这样就产生了一些问题,财富归根到底都可以分解为自然与劳动,而不可能分解为单一的劳动。那么这个“终极之物”是如何定价的呢? 人类社会之初,假设自然资源是充沛并可自由支取的,如阳光与空气,必定没有价值和价格,因为它们不是交换的对象。一旦出现了稀缺,就会有先占权或暴力创制的种种产权。马克思写道:“只有一个人事先就以所有者的身份来对待自然界这个一切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的第一源泉,把自然界看作隶属他的东西来处置,他的劳动才成为使用价值的源泉,因而也成为财富的源泉。这些产权的取得,显然是来自于先于生产和交换的非生产的制度因素,它赋予自然资源以垄断价格,使“不具价格的东西也获得了价格”。简化掉开采成本的影响,它是权力对劳动所创造的价值的再分配,它的量的决定是权力斗争的结果,即维持资源产权的资本化费用参与剩余价值分配从而获得地租的过程。所以诺思称赞马克思所强调的所有权在经济组织中的重要作用是重大贡献。 自然资源的资本定价理论是由当代新古典经济学的代表人物索罗较早提出的。他试图深究三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他把资源视为资本,扣除开采成本和供求的影响后,当预期的资源市场价格上涨幅度高于利率时,业主就倾向于较早开采,反之亦然。这样根据利润最大化的假设所达到的均衡,按照现实的开采量和利率,就可以倒求出现存资源的价值,完成自然资源与资本的通约。然而资源存量的勘察开采和转换替代取决于不确定的技术条件。一般来说,资源存量是未知量,而存量的多寡将直接影响价格体系和对未来价格的预期,使得情况更加错综复杂。 用现金流资本化的方法把资源与资本通约存在同样的问题,不仅要假设利率不变,还必须假定现金流是永续和稳定的。自然资源所带来的垄断利润和租金在长期中不可能保持稳定。不确定的技术和自然资源存量的变化将对现金流产生直接的影响。 两大经济学范式都试图把自然之物通约掉,使用的方法不同,是为了服务于不同的目的。新古典经济学把一切能够带来稳定的现金流的东西统统资本化,是为了论证给这种现金流带来保障的制度的合理性;而马克思要揭示剩余价值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不断增殖的社会过程中的矛盾,所以必须把规模报酬递增内生化。报酬递增的规律只有在价值的世界里才能找到,自然世界受物质和能量守恒原理制约,不可能产生报酬递增,所以马克思要抽象掉使用价值对价值的影响。无论如何,把自然之物通约掉,可以使我们集中讨论劳动和资本这个更为优秀的问题。 二、不同劳动之间的通约—实践尺度与理论尺度的背离 劳动价值论必须解决不同种类的具体劳动之间的计量及可加性的通约问题。马克思用劳动时间来计量同质的抽象劳动,但对不同的具体劳动之间的换算通约却没有过多涉及。 马克思排除了劳动者的察赋差异,认为人类抽象的劳动是同质的。斯密也是这样。他认为:“人们天赋资质的差异实际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大。人们到了壮年,分别选择不同的职业,好象是由于不同的天资,但在多数场合,天资的差异与其说是分工的原因倒不如说是分工的结果。然而在现实中,“由于总体工人的各种职能有的比较简单,有的比较复杂,有的比较低级,有的比较高级,因此他们的器官,即各个劳动力需要极不同的教育程度,从而具有不同的价值。因此工厂手工业发展了劳动力的等级制度。与此相适应的是工资制度”。 马克思用复杂劳动与简单劳动的换算来说明不同等级的具体劳动之间的通约,“生产力特别高的劳动起了自乘的劳动的作用,或者说,在同样的时间内,它所创造的价值比同种社会平均劳动要多”。至于这种换算所必须的自乘系数又是什么决定的,马克思认为,“各种劳动化为当作它们的计量单位的简单劳动的不同比例,是在生产者背后由社会过程决定的”。但是马克思没有详细论证这种“生产者背后的社会过程”,从而留下了广阔的探讨空间。 庞巴维克对此进行质疑:“依照什么比例复杂劳动产品的价值可以转化为简单劳动,这是不确定的,不可能预先根据复杂劳动所固有的任何性质加以确定。它只是实际交换关系所决定的实际结果。”这个批评可以说是切中要害。要把现实中不断生成变化的“生产者背后的社会过程”在理论上用简单倍乘系数固定地表达出来,无疑是极其困难的。对此,希法亭辩护说,庞巴维克把揭示价值规律的“固有性质”的“理论尺度”同作为“实际结果”的“实践尺度”混同起来了。在希法亭看来,理论尺度似乎没有必要和实践尺度相吻合。希法亭为马克思的辩护,如同麦克库洛赫为李嘉图的辩护,并没有为劳动价值理论增添有分量的理论价值。这种价值尺度的两分法实际上等于承认了两种尺度之间的背离。要想取得理论上的进步,我们必须找到新的理论尺度,使之与实践尺度相符合。 对于不同劳动之间的通约,新古典经济学用供求理论来解释,认为劳动力等级和工资体系,都是在劳动力市场上讨价还价的均衡的结果。但是结构上的均衡无法解释总体上的非均衡—失业。虽然凯恩斯极力反对劳动价值论,他却站在西方经济学立场上第一个从总量的角度上思考劳动就业量的决定的问题,用失业的现实反对新古典经济学关于劳动力的供求理论,从而与马克思有了相通的地方。 凯恩斯写道:“所以在讨论就业理论时,我只想用两种数量即币值量及就业量。前者是绝对齐次性,后者可变为齐次性。因为只要各种劳工以及助理员之间之相对报酬相当稳定,则为计算就业量起见,我们可以取一小时普通劳工就业为单位,而一小时特种劳工之就业,则依其报酬之大小加权。在凯恩斯看来,构成总量的不同劳动之间是可以通约的,这个通约有两层含义:一是用具有代表性的“普通劳工”的劳动时间来作为劳动就业的基本计量单位;二是利用市场上形成的报酬体系作为加权来换算不同种类的劳动。以“新剑桥左派”为代表的西方经济学家发展了凯恩斯的第一层含义,认为“工资率决定物价水平”,市场上的讨价还价只是使得工资率围绕一个基准上下波动,而工资率的决定力量只能在“生产者背后的社会过程”中寻找,从而把目光转向习俗、历史、法律等长期社会因素,以及劳资双方阶级力量的对比。他们不自觉地涉及了价值的“绝对尺度”,猛烈抨击了新古典经济学的研究方法。虽然他们并不赞成劳动价值论,但是沿着这些观点可以找到两大经济学范式之间关于价值理论的融通的线索。 而大多数西方经济学家囿于市场理念和均衡思想,把目光集中在第二层含义上,就连以研究劳动价值论著称的米克也写道:“(各种不同的劳动)在理论上必须换算,在实际上换算不是根据准确的尺度,而是根据在市场上的讨价还价。米克认识到了不同劳动之间通约的理论困难,却又试图用理论和实践两种尺度进行调和。这个做法不过是对希法亭的回应。 三、劳动与资本的通约—价值尺度的两维刻度 资本与劳动是两大经济学范式的基本概念,而越是基本的概念越是深奥复杂。资本在不同语义里歧义颇多,没有统一的解释。本文认为,资本定义要满足下列条件:第一,完全抽象掉具体物质的内容,我们已讨论过对“终极之物”的通约问题。第二,包含有时间因素,否则就无法解释利息的时间性质。第三,包含有生产力的技术性因素。这是资本的传统语义里的基本内容。 最传统的观点就是认为资本是实物资本,是机器设备、原材料、生产工具或是过去积累的物化的劳动。这显然不满足上述条件一。认为资本是生产条件和环境的总和等观点,虽侧重历史的演化,但是内涵过于宽泛,无法做时间上的分析,不能说明利息的产生,不满足条件二。西尼耳的“节欲论”是纯心理的概念,节欲一年与一个月显然是不一样的,它包含了时间因素,并且排除了物质因素。但是单纯的“节欲”什么也创造不出来,储蓄不能够自动地转化为投资。所以,他的观点不满足条件三。庞巴维克的“迁回生产”是最接近满意程度的资本概念。他的迁回生产过程又是和时差利息论密切相关,迁回生产在经历一个较长的时间后能够带来更大的生产力,所以满足上述三个条件。按照他的定义,资本是一种迁回的生产手段,所有资本在生产过程中可以按照等级排序,处于迁回生产顶端的是高级资本。 虽然庞巴维克极力反对劳动价值理论,但是“迁回生产”与马克思的资本定义也有相通的地方。马克思认为资本是“能够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是“处于运动过程中的价值,从自身出发并以加大的量回到自身”。资本在形式上表现为可变与不变资本,其实质功能却是通过不断的再生产的循环来实现自身不断增殖的终极目的。马克思和庞巴维克都继承了欧陆哲学的思维传统,在资本定义中彻底排除了实物概念,重视时间和技术的因素,强调再生产循环的社会过程,认为资本是流量而不是存量,是面向未来的不确定的更大产量或价值,而不是对已知的过去的盘点。 于是,迁回生产和复杂劳动也就有了融通的地方。劳动过程不是简单的物质能量的转换,最鳖脚的建筑师也比最灵巧的蜜蜂高明。人类使用实物资本的生产过程是有意识的能动的复杂劳动,也是迁回生产的开始。复杂劳动与经验、技能、知识、资本等因素密切相关。掌握的知识越多,操纵的资本越高级,劳动的复杂程度越高。斯密最早对此有所认识,他把“社会上一切人民学到的有用才能”也算做与实物等同的资本;而舒而茨发展的人力资本理论更加贴近了复杂劳动的概念。它们的形成都需要“教育培训”和经验积累;其目的都是为了递增的报酬或增殖的剩余价值。 随着时间推移和社会进步,生产过程越来越“迁回”,社会的人力资本存量越来越大,“整体工人”的劳动程度也越来越趋于复杂,社会生产力也越来越大。马克思认为在劳动中劳动者和生产资料是紧密结合的,“自然物本身就成为他的活动器官……延长了他的自然的肢体”。这种延长了的肢体,或者说,由人类所掌握的经验、技能和知识外在地转化的能够操纵的实物资本,就成为社会平均的复杂劳动程度的标志。不仅如此,个别劳动越是复杂,所能够操纵的实物资本也越高级。这里的操纵不是直接的操作,它指的是复杂程度较高的劳动处于迁回生产过程中的较高地位,掌控着所有下游的低级实物资本,代表着先进的生产力。它在再生产中发挥着更为重要的作用,一方面生产出更多的产量和使用价值,另一方面还担负着进一步技术创新的任务,使得迁回生产的链条继续延伸。因此,复杂劳动通约为简单劳动,应该按照它们在迁回生产过程中所处的地位进行系数折算。 至于系数折算的具体方法,本文只能作出粗浅的尝试。如果按照复杂劳动所掌控的实物资本量进行折算,存在着上文讨论过的实物资本的加总悖论,使得这个方法并不可行。我们可以尝试按照复杂劳动在下一个生产周期所带来的产量和使用价值进行折算。产量和使用价值可以用货币量加总,同时在技术上也可以预期。通过技术上的统计,就能为实际折算提供现实资料。当然这只是近似地换算,是价值决定因素中的实践尺度。这并不意味着使用价值量决定价值量,归根到底,这个系数是在迁回生产的过程中复杂劳动的特性所决定的。诚然,产量和使用价值并不是再生产的唯一目标,理论尺度与实践尺度仍然有偏离;但是通过再生产过程中形成的价值实践尺度,比在市场中形成的尺度较少地受到偶然因素的干扰,能够最大程度地接近理论尺度。 有人用复杂劳动所耗费的时间和培训、教育等费用为基数来进行系数折算。这些时间和物质耗费是一种沉没成本,只能说明过去而不能面向未来。只有通过对复杂劳动在再生产过程中的作用和地位的衡量,才能够揭示动态的“生产者背后的社会过程”。因为人类的学习、技术的进步是加速度的变迁过程,复杂劳动的折算不仅仅是简单的倍乘,而是非线性累积的指数乘积。也只有在扩大再生产的循环中,依据未来的产量和使用价值,才能够反映这种系数的指数特征。 复杂劳动是一个内涵极其丰富的概念,在劳动价值论中占据关键地位。在迁回的扩大再生产过程中形成的不同等级的复杂劳动,是劳动的一般形态,反映了资本(生产资料)和劳动者相结合的特性和劳动对资本(生产资料)的利用程度,是劳动与资本通约的桥梁。所以,价值量是对复杂劳动的计量。对于同等程度的复杂劳动,可以用劳动时间计量;对于不同程度的复杂劳动,必须先折算它们的换算系数。从以上论述可知,这个系数必然也包含了技术的因素。所以说,时间与技术是价值尺度的两维刻度。 四、通约的量纲——一种新的理论尺度 由此可见,复杂劳动与简单劳动的通约矛盾不能依靠单纯的时间标准来解决。如果以劳动时间为单位,则人寿期百年,所有人创造的价值就大致等同,这与现实显然不一致。马克思认为价值量是由劳动时间决定,并且不受技术变动的影响,但是这样就不能进行不同复杂程度的劳动之间的通约。如果要进行不同复杂程度的劳动之间的通约,就要折算它们之间的技术含量,承认技术对价值的影响。为了解决这个两难问题,利用综合时间和技术的复合单位来定义价值是惟一的出路。正如牛顿在自然哲学里对质量的定义表述为每单位加速度的力,价值的量纲应该表述为时间与技术的复合单位。 让我们再次回顾一下庞巴维克的话:“马克思从古代的亚里士多德那里发现了一种思想,即没有等同性就不能交换,没有可通约性就不能等同..…在交换的场合,事情是以商品所有权的变化为结束。这宁可表明存在某种导致变化的不均等和优势。当某些复合体彼此密切接触时,就会产生某种新的化学组合..…事实上,在现代政治经济学家看来,古代经院学者关于被交换商品中存在某种等同的理论是不能成立的。庞巴维克的原义是批评马克思逻辑“三大步”的第一步,即相互交换的商品中包含有等量的质。他的意思是说,商品的交换,就像是能量的流转,总是由“不均等和优势”肇始,并且终结于这种“不均等和优势”的消洱。这个说法是有启发的。不同的分工造成了不同的技术和察赋差异,从而具有了李嘉图式的“相对比较优势”。这种比较优势,不仅可以解释国际贸易,同样可以解释国内的一般性的商品交换。价值的流通,正是基于这种相对优势,从而使得买卖双方有利可图。 这样,价值的复合单位在现实生活中就能够找到根据。在交换中,出于对相对优势的衡量和比较,人们一方面需要计算由劳动时间来计量的实际成本,另一方面也需要对相互之间的生产技术条件和机会成本进行估算对比。马克思写道:“不同部门的生产力水平不能直接比较。我们不能因为生产一盎司金与生产一吨铁需要同量劳动时间,就说金的生产力低于铁。可见,时间与技术因素必须综合地考虑在一起才能在交换中进行相对优势的比较。当金与铁交换时,生产铁的工人会计算在自己现有掌握的技术下生产一盎司金所需要的劳动时间;同样生产金的工人也会计算由自己来生产一吨铁所需要的劳动时间。当各自都估算出自己的比较优势时,交换就发生了。估算中依据的时间和技术,就产生了新的“价值的理论尺度”。 新的“价值的理论尺度”会受到各种偶然因素的影响,比如供求的数量、讨价还价的势力等等。但是它的决定性的因素,是能够保证再生产的顺利进行。所以恩格斯说:“价值是生产费用对效用的关系。价值首先是用来解决某种物品是否应该生产的问题,即这种物的效用是否能抵偿生产费用的问题。只有这个问题解决之后,才谈得上运用价值来进行交换的问题。而生产费用,在不同的技术条件下显然是不同的。只有把劳动时间和技术条件结合考虑,才能判断出一宗交换“值不值得”,判断出该商品的价值能否保证它的再生产。 马克思定义了“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来构造一种标准的社会平均技术条件。对于生产同一种商品的不同生产者来说,这是合理的,而对于资本构成不同的众多品种商品的生产者来说,就不太现实了。“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与斯拉法的“标准生产体系”一样,排除了技术变动的可能性,不能够反映动态的社会过程。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新的“价值的理论尺度”也需要综合考虑时间和技术。 时间不仅是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也是哲学家思考的对象。伯格森区分了“真正的时间”和“科学的时间”,认为人类生命延绵的真正时间是不可衡量的。至少,这句话启示了单纯用钟表的劳动时间来衡量价值的困难性和复杂性。过去一小时的劳动与现在一小时的劳动即使在生理上是无差别的,在社会意义上也会有极大的差别。时间并不是均衡的流程,因为社会进步和技术发展总是加速度的。如果说价值量是单纯由劳动时间决定的,那么这个时间是过去生产该商品的时间还是现在再生产同种商品的时间呢?可见,时间和技术关系的理解是本文的关键所在。等量劳动时间创造等量价值,是在不变的技术条件下起作用的规律。当社会呈现整体的技术进步,或者个别劳动中所包含的技术因素起了变化,价值的衡量就要考虑重新计算。 从两大经济学范式相互通融的角度来理解价值理论,不仅解决了复杂劳动的通约问题,而且长期困扰劳动价值论的其他难题也都迎刃而解。同时,可以更为清楚地看到两大范式之间的区别与联系,它们各自坚持了价值尺度的时间维度和技术维度,“新的理论尺度”为它们的通融搭建了桥梁。 西方经济论文:为什么说西方经济学是庸俗的经济学 在西方经济学日益流行的时代,说它是庸俗的经济学似乎有些不合潮流。我所说的西方经济学,指的是西方的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它既指新古典综合派,也指新制度经济学。(当然,有人认为西方经济学的范围很宽,见高鸿业主编的西方经济学第一页,中国经济出版社出版)。 西方经济学由于可以解释一些现象,它具有很大的欺骗性。因为如果你不做进一步的思考,你会认同西方经济学对一些经济现象所做的解释。比如消费、投资、出口、政府支出可以拉动经济增长,因为国内生产总值(GDP)等于消费加投资加净出口加政府支出。再比如消费者为什么会受欺骗,是因为信息不对称,如果信息对称,消费者是不会受欺骗的。 经济学可以分成三个层次,它们分别是经济现象、操作、理论。经济现象是我们天天能够看得见和体会得到的,比如鸡蛋多少钱一斤,上海股票多少点,某公司雇佣多少员工。操作则是我们需要思考才能够感觉得到的,比如企业是怎样组织起来的,它们为什么大多数采用有限责任公司的方式。理论则是看不见感觉不到的,比如什么是货币,货币是怎样产生的。 经济现象、操作、理论在经济学中的角色是不一样的。经济理论是基础,经济现象则是丰富多彩的,经济操作是根据经济理论而形成的。经济操作赖以存在的理论,既包括书面的理论,也包括实际中应用,但没有在书面上出现的理论。由于有一部分经济理论是在书本上找不到的,这就会使经济现象和经济操作在一些时候被认为没有理论依据。经济理论是以经济现象和经济操作为原料的一种逻辑思辩,它既包括书本上的经济理论,也包括非书本上的经济理论,如散落在普通人观念里的经济理论。 1、经济现象。 在经济现象这个层次,西方经济学是很有欺骗性的,因为西方经济学就是停留在这个层面。以西方微观经济学为例,它是以市场的存在为前提的,在这个前提下,西方微观经济学开始分析构成市场的两个方面:供给和需求。以供给为优秀的理论是生产、成本、利润理论,以需求为优秀的理论是效用理论、预算理论及收入理论,最后对市场的类型及供给与需求之间的关系做了一个一般性的分析,从而得出局部均衡、一般均衡的结论。这些理论,表面上都有道理,因为人们观察到的经济现象,是单个的、割裂的、片面的经济现象,这和西方经济学对经济现象的解释正好一致。 我们都熟悉需求曲线,它描述的是商品(或产品,下同)与价格水平之间的关系。我们可以观察到的是,同样的钱,如果价格越低,买到的东西越多。而需求曲线告诉我们的是:在一般情况下,价格越高,对该商品的需求量越小;价格越低,对该商品的需求量越大。至于需求量为什么会随价格的高低发生变化,西方经济学有一个解释,说是边际效用递减,比如吃一个苹果觉得很过瘾,吃10个苹果就难受,因为第10个苹果的效用是负效用。由于每个苹果的效用不一样,自然它们的价格也不一样,由此,消费者可以得到好处,这个好处叫做消费者剩余。 我现在要问的是:消费者买商品的钱是那里来的?是赚来的?借来的还是其他人给的?我假定钱是赚来的,消费者赚钱的过程,就是商品形成的过程,钱和商品有一种天然的对应关系。这种对应关系存在在简单的数字里,比如8=2*4,8=2*2*2等等。我设商品是M,钱是N,如果要让商品和货币相等,我只要在商品的前面加些系数就可以了。我要加的这个系数,在微观经济学里叫价格。至于价格的涨跌,是拥有商品的人和拥有货币的人斗争的结果。西方经济学在这一点上,利用逻辑分析方法的缺陷及人们熟视无睹的数字之间的关系,片面地把需求仅仅看成是需求,而无视经济学的最基本问题,生产与分配的层次问题,更无视生产与分配存在的制度基础。在货币制度的基础上,生产的过程也是分配的过程,消费者赚钱的过程,同时也是产品形成的过程。钱不能吃也不能穿,它只是一种工具,一种分配产品的工具。 货币作为分配工具,它是通过一系列的交换来完成的。如果我们把交换的过程断章取义,那有什么意义呢?需求和价格的关系,在人们购买之前已经存在,因为你赚钱的时候,你已经为给你钱的人生产出了产品,你去买产品的时候,只是你凭“钱”这个凭证去把你的东西取回来而已,至于你取回多少,就要看产品的价格了。 我们再来看看局部均衡和一般均衡的问题。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可以从数学和经济学两个方面来看。从数学方面来看,一个平面上的两条直线有三种关系,它们是平行、重合、相交。在一个坐标系里的供给曲线(直线,下同)和需求曲线,它们相交、重合或者平行都是很自然的。因为,你想要它相交,你就可以把它画成相交。从数字的角度来看,任何数字都可以分解为一组数字的加、减、乘、除。西方经济学就是用这些数字和图形来证明均衡的。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由于西方经济学没有把货币和以货币表现的产品分开处理,所以才会有萨依“供给创造需求”、才会有重农、重商主义关于财富的不同认识的争论。其实,产品和货币之间的关系,只要你系数给得对,就可以相等。它们的实质是产品的循环运动和货币的循环运动。至于市场均不均衡,已经变成了经济学家的一个游戏。 我们再来看看生产、成本和利润。日常生活中,生产、成本、利润是普遍使用的概念,比如养鸡的成本、养牛的成本、做假奶粉的成本,与之相对应的是养鸡的收入和利润、养牛的收入和利润。生产的过程就是分配的过程,它既包括生产要素之间的分配也包括生产者之间的分配。就生产者之间的分配而言,在使用货币的情况下,分配的一端是产品,另一端是货币,付出货币的一方是成本,得到货币的一方是收入。收入和成本是一样的,它们之所以叫收入、成本,仅仅是因为分配的主体的差别而已。利润是收入减去成本,它反映的是两次分配对分配主体的影响。 从经济学的现象来看,由于西方经济学所要解释的就是经济现象,按道理它在这个层面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但由于经济现象不是自然现象,用分析自然现象的方法来分析经济现象,就有可能出问题。比如,某个自然现象受N个因素的影响,为了分析每个因素的影响,我们可以假定其他因素不变。在分析经济现象时,这样做就有问题。比如,我们分析价格的变动的时候,我们假定其他影响价格的因素不变,而只考虑需求的变化,最后的结论自然是需求与价格之间的关系。由于在产品生产出来的时候,需求已经以货币的方式存在,而西方经济学将这个“二次分配”的闭路循环切割成一个个小片段,它怎么可能正确呢?它怎么可能不庸俗呢? 2、经济操作。 经济现象是在一定的经济操作的基础上产生的,我们说的生产、成本、利润一般来讲,指的是企业的生产、成本与利润。那么企业是怎样产生的呢?是专业分工的结果?是节约“交易成本”的结果?还是一系列契约的结果? 按照交易成本的理论,企业之所以存在,是因为使用市场机制是要付成本的,而企业由于内部没有交易,所以企业的组织形式可以节约交易成本。按照这样的逻辑,如果取消市场机制,消灭资本主义,交易成本不就不存在了吗? 其实,企业的存在可以从三个方面考虑。从产品循环运动来看,环境要素转化为产品为企业的存在提供了基础,没有产品的循环运动,你怎么也不会有企业。当然,有产品的循环运动也不一定会有企业。从货币的循环运动来看,货币的循环运动是企业存在的条件,因为货币可以把不同的环境要素“粘合”在一起,另外企业要生存下去,它吸收的货币必须大于或等于它释放的货币。最后,任何组织都是由人设立的,人设立企业是因为有限责任公司有“期权”的特点,风险有限,收益可以无限。 在宏观经济方面,西方经济学有所谓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这些政策现在在我国也开始使用.当经济不景气的时候,政府可以通过松的财政政策,如减税、扩大政府支出等,以此来刺激经济的增长,进而扭转经济衰退的局面。就减税而言,由于它是属于分配的问题,因此我们要判断的是经济的衰退是不是分配的问题引起的,如果是分配的问题引起的,我们还要搞清楚是那个层面的分配问题引起的。在现实生活中,减税是不能刺激经济发展的,因为减税对穷人没有什么帮助,能够帮助的只是富人,而富人是不会购买力不足的。如果政府通过扩大支出来刺激经济发展,这样的发展也难与维持,因为政府支出的扩大,从产品的循环运动来看,是企业的存货转移到政府手中的过程,从货币的循环运动来看,政府要么增加债务,要么减少自己的货币结余,政府的债务最终成了企业的利润,富人手中增加的财富。为什么没有什么用的财政政策会被各个国家的政府采用呢?因为政府需要这么做。 财政政策没有用,那么货币政策呢?同样没有用。比如提高贴现率,货币的使用者完全可以通过价格的方式,将提高了的利率转移出去。 3、经济理论。 如果说西方经济学在现象层面还可以解释一些经济现象的话,在理论层面,西方经济学就没有什么解释可言了。比如西方经济学的市场理论,由于它们没有把市场看成是供、需对接的一种可能选择方式,从而美化和神秘化市场。我们知道,供、需的对接方式可以是价格,也可以是非价格因素。供、需的对接方式既有所有制的因素,也有技术的因素,所有制的因素是基本的因素,而具体的对接手段则是技术的因素。 再比如价格的作用问题,西方经济学认为,价格可以用来配置资源。价格为什么可以用来配置资源?理由是,价格高的产品,由于利润丰厚,可以让更多的资源流入到这种产品,相反,价格底的产品,由于没有利润,资源会逐渐流出这种产品。资源流入或流出某种产品,是价格的分配作用的结果,它是以当时的技术和所有制为基础的。配置资源的直接手段是技术,间接手段是技术发展的所有制。 对于价值理论,西方经济学有效用价值论、生产费用价值论,这些理论,马克思已经作了很深刻的批判,这里就不再重复。那么,我们应该怎样来分析商品的价值呢?我们首先要区分产品和产品的载体。产品是一种功能,一种能够满足人需要的功能,这种功能是需要载体的,随着技术的进步,单位产品的载体会越来越少。产品的功能有的存在在自然界,有的则是通过人的生产活动而获得,劳动是产品价值的主要来源,但不是唯一来源。产品价值存在的基础是所有制,所有制通过集合人的要求权是产品有价值,随着所有制的灭亡,产品的价值也将随之灭亡。 西方经济论文:综述和借鉴西方经济学就业理论解决我国就业矛盾 摘要:在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上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明确指出了我国当前所面临就业矛盾突出的问题,进而强调了要把扩大就业放在经济社会发展更加突出的位置。这两个“突出”表明现阶段对我国就业矛盾要高度重视,它关系到进一步深化改革的顺利进行以及保持改革、发展、稳定之间的协调发展,需要全体社会的共同努力。本文将从理论上回顾西方经济学对就业问题的论述,再结合中国实际情况加以深化认识和借鉴,进而寻求解决我国就业矛盾的有效途径。 关键词:非自愿失业 摩擦性失业 结构性失业 隐性失业 一、西方经济学中的就业理论 萨伊(J·B·Say) 最早提出了“充分就业论”。萨伊在《政治经济学概述》(1803年出版)中提出了“供给会自行创造需求”的论断,被后人概括为“萨伊定律”。该定律认为一种商品的生产、销售必然为其他商品的生产、销售创造条件,商品的供给与需求总是趋于均衡,不会出现生产过剩。而且每一个商品生产者都是理性的,都会尽力扩大生产、销售,这样社会的生产、销售就能达到最高水平,就能实现充分就业。 继萨伊之后,马歇尔的学生庇古(C·A·Pigou)在《论失业问题》(1914年出版)提出了“自愿失业”和“摩擦失业”的就业理论。庇古认为有劳动能力的人口,要不要劳动,能不能就业,取决于对劳动者的需求方和劳动者的供给方。从劳动者的需求方说,只有当劳动者在生产中能给企业家带来利益或者他带来的利益至少等于他的实际工资时,企业家才雇佣劳动;从劳动者的供给方说,只有当劳动者得到的实际工资能够补偿劳动者劳动的负效应时,他才肯从事劳动。按照庇古的就业理论,在资本主义经济中能够实现充分就业,不存在“非自愿失业”;如果在完全自由竞争的条件下存在失业的话,那么只会存在所谓的“自愿失业”和“摩擦性失业”。庇古所谓的“自愿失业”是指工人不愿意接受现行的工资率而宁愿不工作;“摩擦性失业”是指因季节性或技术性原因而引起的失业,即由于经济在调整过程中,或者由于资源配置比例失调等原因,使一些人需要在不同的工作中转移,使一些人等待转业而产生失业即“摩擦失业”。人们从一种工作到另一种工作,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从学校或家庭到工作的正常流动将造成失业;工人寻找工作不可避免地需要时间,同时,企业也在进行着同样的寻找过程,如寻找“适当人选”。 萨尔·D·霍夫曼在《劳动力市场经济学》(上海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369页。)中把这种摩擦性失业的基本原因归结为:“工人同工作的不适应”,“信息不充分(或换言之,获取信息的成本太高)”,“无论是企业还是工人都不能迅速流动”。 凯恩斯 (J·M·Keynes)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1936年出版)中,在评析庇古的“自愿失业”和“摩擦失业”的基础上,提出了“非自愿失业”论。首先,他说庇古的就业理论奠基于两个基本假设前提之上:“1.工资等于劳动的边际产品,2.当数量为既定时,工资的效用等于该就业数量时的边际负效用”。他进而分析到第一个假设会由于竞争和市场具有不完全性,二者的相等会受到破坏;第二个假设不仅会由于竞争和市场具有不完全性而受到限制,而且还会由于劳动者联合成为工会组织而遭受破坏。所以“非自愿失业”是存在的。其次,凯恩斯还从总量分析的角度论述了非自愿失业存在的必然性,即由于投资需求不足,就不能使得由于消费需求不足而产生的储蓄全部转化为投资,这样就会产生“非自愿失业”。“非自愿失业”就是劳动者愿意接受现有的工资水平,都找不到工作,其根本原因在于有效需求不足,即缺乏足够的需求来吸收全部劳动力就业。当总需求价格小于总供给价格时,资本家不仅不能按照预期的最低利润出售商品,而且会有大量的商品卖不出去。资本家因得不到利润而减少产量,解雇工人,从而带来失业人数的增加。凯恩斯认为有效需求是决定社会总就业量的关键性因素,“有效需求”就是指商品的总供给价格和总需求价格达到均衡状态的社会总需求,就是总供给等于总需求时的社会总需求,也就是预期能为资本家带来最大利润的社会总需求。因此,凯恩斯得出两个结论:一是有效需求决定就业量与总产量,而不是像萨伊所说的“供给会创造它自身的需求”;二是充分就业只是资本主义经济的一种“特例”,“是各种可能的均衡位置的极限点”,而小于充分就业的均衡是资本主义经济的常态,从而否定了传统经济学所说的宏观经济只有在充分就业上才达到均衡的观点。凯恩斯关于减少“非自愿失业”的主要政策建议是:刺激消费,扩大有效需求,鼓励投资(包括提高人们的投资信心和降低利率等),增加就业等。 托宾、杜生贝提出了结构性失业理论,“结构性失业”是指因经济结构变化而发生的失业,一种情况是,“某些具有劳动能力的工人,由于他们工作的产业进入萧条,而失去工作机会”(路易斯·所罗门:《经济学入门》,北京出版社,1983年版,第97-98页。),但是从旧工业部门被排挤出来的工人,不一定适应新工业部门的技术要求,因而一部分人找不到工作。另一种情况是,“由于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有的地区发展迅速,有的地区发展缓慢。落后地区的剩余劳动力因地理位置的限制,不能迅速流动到发展迅速的地区,因而也有一部分劳动者失业。”(《现代西方宏观经济学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253页。)简言之,结构性失业产生的一种形式是某些产业部门的产品因市场需求的日益减少而进入萧条期或衰退期,而劳动力素质不适应新的就业标准所形成的失业,另一种形式则表现为地区之间的供求结构不平衡。 美国经济学家萨缪尔森对“隐蔽失业”问题作了以下论述:“在穷国,特别在农业国,人力资源的很大部分往往几乎什么也不干,因为无活可干。”“同样的隐蔽的失业也可以在先进国家看到,不但存在于人们仅能维持最低生活的农业地区,而且也存在于城市街道上。”(萨缪尔森:《经济学》下册,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35、189页。)这里,他所说的农业国和先进国都是指实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国家,这些国家由于人口迅速增长而存在隐蔽失业。他特别强调落后的农业国和先进国的落后的农业地区,是因为经济越落后,人口增长越快,因而造成隐蔽失业。在经济发达的国家和地区,人口增长缓慢,甚至出现负增长;相反,在经济不发达的国家和地区,人口增长迅速,并且经济越是落后,人口增长越快。他认为人口增长过快的原因,从根本上讲,是因为经济不发达。 与“隐蔽失业”相类似的一个概念“隐性失业”(Disguised unemployment)最早是由英国经济学家琼·罗宾逊于1936年提出的,原意指城市工人在危机期间为避免失业而被迫接受一些知识、技能和经验都得不到充分利用的工作。1954年,美国经济学家刘易斯在他的《劳动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一文中,用隐性失业来描述发展中国家传统农业部门那些边际生产率为零的过剩劳动力,探讨了二元结构发展模式下的失业问题。“二元结构”,是指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由两个不同的经济部门组成:一是传统农业部门,二是现代工业部门。刘易斯等人认为,传统农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很低,边际劳动生产率甚至为零或负数,这里有大量的非公开性失业,而现代工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相对较高,但从业人数较少,其相对较高的工资水平可以吸引传统农业部门劳动力的转移。刘易斯等人强调现代工业部门资本积累对吸纳传统农业部门劳动力和最终解决二元结构失业问题发挥重要作用。纳克斯对农业剩余劳动力做出的解释是指那些可以从农业部门抽走而不致于影响农业总产量的多余劳动人口。(R·纳克斯:《不发达国家的资本形成问题》,商务印书馆,1966年译本,第36页。)另外,托达罗在刘易斯等人二元结构发展模式的基础上,探讨了劳动力转换下的失业问题,他强调了收入预期在农村人口转移中的重要作用。托达罗还看到了解决发展中国家失业的艰巨性和困难性。他断定,发展中国家城市中的失业和乡村中的过剩劳动力或非公开性失业会长期存在。 新西兰经济学家菲利普斯(A·W·phillips)把就业与通胀联系起来研究,提出了著名的“菲利普斯曲线”。菲利普斯根据90多年的资料分析(1861年~1957年),提出了货币工资变动率与失业率之间呈负相关关系的理论。他指出失业与通胀是可以并存的,而且是能够被替代的,即通货膨胀率上升,失业率下降;相反,失业率上升,通货膨胀率下降。这一理论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基本上符合西方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的实际,但是到了70年代,西方发达国家发生了“滞胀”现象,即一方面经济停滞,失业增加;另一方面通货膨胀,物价上升。因此难以再用“菲利普斯曲线”去解释。 货币主义的代表人物弗里德曼(M·Friedman) 提出了“自然失业率”假说。他认为在考察通胀与失业的关系时,要把“自愿失业”与“非自愿失业”区别开来,在考察是否充分就业时要把“自然失业率”排开,也就是说,只要在总劳动人口中一切愿意接受现有的工资水平而都找到了工作机会,就算充分就业了。“自然失业率”是指在没有货币因素干扰的情况下劳工市场和商品市场自发供求力量发挥作用时应有的处于均衡状态的失业率。(厉以宁、吴世泰:《西方就业理论的演变》,华夏出版社,1988年版,第68-69页,第72页。)正如弗里德曼所言:“在任何时候,都存在着与实际工资率结构相适应的某种均衡失业水平。” 这种均衡失业水平就是“自然失业率”。(弗里德曼:《货币政策的作用》,《现代国外经济学论文选》第1集,商务印书馆,1979年)弗里德曼还把“心理预期”纳入了就业与通胀的研究中,认为实际生活中之所以存在失业,是由于人们对通货膨胀的预期有“偏差”。他认为在资本主义自由竞争的状态下,实现充分就业是一种长期的趋势,通货膨胀与失业的替代关系只有在短期内存在,长期不存在。弗里德曼关于失业的政策建议是:主张发挥市场自发调节作用以解决失业问题;反对最低工资率的规定和工会对工资率的干预。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梅多斯提出了“技术失业论”。他认为,生产自动化的发展必然减少对劳动的需求,因为随着新技术、新设备的投入使用,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资本的技术构成不断提高,必然要减少对劳动力的需求。这说明了生产自动化是局部失业产生的原因。他还在1972年出版的、与他人合写的《增长的极限》一书中提出了“零度增长”的概念,意思是说要解决失业问题,有必要放弃经济增长。与此相对的是,许多西方经济学家得出了技术进步不会导致工人大量失业的结论。如美国经济学家多马就指出,只要保持投资的稳定增长就能减少失业,“因为对于个别企业来说,投资意味着较多的资本和较少的工人,但对于整个经济(作为一般情况)来说,投资则意味着较多的资本而工人并不较少。”(多马:《经济增长理论》,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84页。)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布鲁克斯作出的具体分析是:技术进步不仅可以节约活劳动,而且也节约了能源和原材料。与劳动力价格相比,能源和原材料的价格更高。如果把节约的物质资料用于其他方面,就会创造更多的产值和就业岗位。(H·布鲁克斯:《技术、竞争和就业》,《经济学译丛》,1985年第6期。)如果说技术进步还是会产生排斥活劳动的现象,那也只是一种结构性失业。正如英国经济学家罗伯逊所分析的那样,技术进步减少的主要是非熟练工人和半熟练工人,但熟练工人和职员的人数则会增加。(R·纳克斯:《不发达国家的资本形成问题》,商务印书馆,1966年译本,第36页。) 二、西方经济学就业理论的重要启示 首先,根据西方经济学把失业分为自愿失业和非自愿失业两大类来看,只有非自愿失业才是任何一个国家对失业现象所真正关心的。因为自愿失业是作为理性经济人的自我选择,它意味着就业的机会成本更高,例如闲暇对某些人而言更珍贵。自愿失业往往是建立在个人拥有一定的财富积累的基础上,因此还可以促进消费的增加和缓解劳动力市场不断膨胀的供给量。从弗里德曼的“自然失业率”假说可知,充分就业并不意味着全部就业,适度的失业也有利于经济的发展,例如它可以提高就业者的劳动积极性和生产效率。综合西方学者的论述,非自愿失业包括了摩擦性失业、结构性失业和需求不足的失业(周期性失业)三种情况。在某种意义上看,结构性失业就是长期的摩擦性失业。经济结构的变化伴随着劳动力的重新配置,如果劳动力的配置进行得很快,如劳动者离开原来工作后立即可找到同样类型的工作,这种情况下发生的失业就是摩擦性失业;如果劳动力的配置进行得很慢,如劳动者需要重新训练以适应新工作的要求,这种情况下的失业就是结构性失业。因此解决这类失业的关键在于:一是加速劳动就业信息的传递和流通,二是加速劳动力在不同地域、产业和行业之间的就业转移,三是相应地实现劳动力的知识、技能、素质等的快速更新、培育和提高。而需求不足的失业即周期性失业与其他种类的失业之间的区别则是判断整个劳动市场状况的关键。因为“即使整个劳动市场是平衡的,高水平摩擦失业或结构失业也可能发生。周期失业则是在整个劳动市场趋于过剩时出现的。”(保罗·A·萨缪尔森,威廉·D·诺德豪斯:《经济学》,中国发展出版社,1992年版,第350页。)而解决周期性失业的关键就在于增加有效需求,也就是要加快经济的发展。 作为市场经济中劳动力市场的共性问题,我国也并存着摩擦性失业、结构性失业和周期性失业。一是在双向选择的就业制度下,必然有一部分劳动者在正常的流动中,滞留于劳动力市场一段时间,造成摩擦性失业;二是由于产业结构的演进和地区发展不平衡的状况,必然会出现某些产业(如纺织工业)和某些地区吸纳劳动力的能力减弱或相对不足,出现结构性失业;三是社会主义经济也是呈周期波动的,生产投资的扩张或收缩必然伴随就业量的扩大或减少,扩张时期就业量大,收缩时期就业量少,从而存在周期性失业。所不同的是我国的周期性失业一直属于隐性失业,而没有外露。(张烈军:《西方失业理论及其借鉴意义》,《劳动经济与人力资源管理》,1997.8。)从西方学者关于隐性失业的论述,可以明显看出隐性失业意味着人均产出率的低水平,经济效率的低下和产品成本的增加,因此它是与劳动生产率的停滞或下降紧密相关的,呈现出一种两者相互排斥的关系。而要减少隐性失业人员,就意味着显性失业率上升;而显性失业率上升,则有利于减少多余的劳动成本,提高劳动生产率。可见,失业率的高低与劳动生产率的高低之间又存在着一种内在的替代关系即劳动生产率的高低与显性失业率的高低成正向替代关系,而与隐性失业率成反向替代关系。隐性失业正是我国失业的独特实现形式,它是传统就业体制、社会保障制度不完善和劳动力供过于求的必然结果,制约我国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降低劳动者的素质,阻碍企业经营从粗放型到集约型的转变,削弱企业的市场竞争力。因此我国要稳步实现隐性失业的显性化。另外,西方经济学家还揭示了人口、就业及劳动生产率之间的关系,人口增长过快会使劳动总供给超过总需求,形成隐形失业,降低劳动生产率。因此我国要继续有效控制人口总量的增长速度。 其次,对技术进步及其运用对失业的影响看,新技术的应用只是造成局部失业的技术原因,局部失业的根源应当是市场经济本身。而且,只有当产品因生产自动化等新技术的应用所引起的大大增加了的产量,超过了扩大后的市场需求仍有富余人员时,才有必要减少工人,进而造成失业。长期看,技术进步不仅不会减少工作,而且还会创造很多新的工作岗位,因为技术更新换代可以引导新的消费需求出现。因此,根据技术进步在长期和短期带来的不同影响,可以由政府进行政策协调,减少其短期内的负效应,如通过引导消费观念的改变,进行劳动力培训,缩短劳动时间以便使劳动者有更充裕的时间来消费新产品和新服务等方式,最终实现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就业机会的增加以及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再次,对失业和通货膨胀之间是否存在交替关系的认识上,可以说在一个静态的市场中通货膨胀能够减轻失业,但在动态市场中这一关系就未必存在,因为企业的理性预期对通货膨胀已经有了经验,单纯理论分析并不能回答通货膨胀、经济增长和失业之间的作用关系。在实践上依靠这一理论来治理失业和通货膨胀也只能起到应急的作用,而从较长时期看,以增加失业率来抑制通货膨胀或者以提高通货膨胀率来降低失业率都会使问题更加复杂。而且,失业更容易引发社会动荡;失业率的上升对宏观经济运行的干扰大于通货膨胀率增大的干扰;失业和通货膨胀都是全局性问题,“两害相衡取其轻”;就业优先就是发展优先。(厉以宁:《经济学的伦理问题》,三联书店,1995年5月版。)西方经济学也不再用通货膨胀政策来医治衰退和失业,解决中国国有企业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落实各项改革措施。(吴敬琏:《论通货膨胀政策之不可行和根本出路在于落实各项改革措施》,《改革》,1994年第2期。) 最后,对解决失业问题,西方经济学总的来说可分为两派:萨伊、马歇尔、庇古、弗里德曼等崇尚市场行为,主张让市场去调节劳动者的供求,实现充分就业;而凯恩斯、汉森、菲利普斯则推崇政府行为,主张靠政策去调节劳动者的供求,实现充分就业。事实上,这两者不能割裂开来,尤其是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不仅要“在更大程度上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而且同时又要“健全国家宏观调控,完善政府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职能”。 三、解决我国就业矛盾的政策建议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体制的深化,市场竞争的加剧和产业结构的转变带来的企业亏损破产和行业萎缩衰败,都不可避免地产生了大量失业工人;我国国有企业结构调整,职工下岗分流;乡镇企业资本深化,吸纳劳动力的能力下降;农业不断产生剩余劳动力;机关事业单位、军队人员精简等等,这些都进一步加大了我国的就业压力。而失业不仅是一个严重的经济问题,它造成人力资源的浪费,生产设备的闲置和当事人收入的损失;失业而且是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它既使个人与家庭生活水平下降,又使家庭关系与其它人际关系受到损害,并给社会带来不稳定因素。现阶段就业矛盾突出的问题还关系到我国进一步深化改革的顺利进行以及保持改革、发展、稳定之间的协调发展。因此我们要加强重视,努力缓解我国的就业矛盾。借鉴西方经济学的理论,我们要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第一,要充分发挥市场经济对资源配置的优化作用,必须保证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而劳动力要素更是首当其冲。坚持市场化改革就要保证劳动者自由流动和平等就业的权利。我国长期以来实行户籍管理制,带来的一个消极后果就是造成农民在进城谋生时遭遇普遍性的就业歧视,而且使已经在城市有固定工作和稳定收入的农村人口也面临许多城市人口所没有遇到的困难,如子女的上学问题等。与廉价劳动力相结合是资本的天然特性,许多用人单位为降低成本而有着使用外来劳动力的强劲动力。外来人口进城工作是对城市建设和发展的有效补充,而不是竞争伤害。因此当务之急就是要尽快建立和全面落实劳动力的自由流动。首先是改革户籍制度,放开城乡户籍迁移限制,允许农民进城务工、经商以至定居,建立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大市场,取消城市对雇用农民工的限制性规定,保证城市居民和农民拥有公平竞争就业岗位的平等合法权利,保证城乡之间劳动力的自由流动。与此同时,还要保证和鼓励劳动力在不同区域间的自由流动,包括不同省份之间、东中西部之间、沿海和内陆城市之间等等,减少和消除行政、制度和观念上的壁垒,加快人才顺畅流动,这样有利于及时满足不同区域在不同时期对各种劳动力的特定需求,进而解决劳动力供求失衡的结构性矛盾,实现其在全国范围内的最优配置,不断丰富就业机会和拓宽劳动者的选择范围。 第二,我国农村存在着大规模的隐形失业,有学者曾指出这是中国潜在的最大危机。研究表明虽然城市自身就业形势趋于严峻,但并未直接导致农村劳动力外出就业减少,其原因之一就在于农村蓄积的劳动力总量过大。因此首先要继续严格贯彻计划生育政策,控制农村人口的自然增长速度和规模。同时,继续加快农村乡镇企业的发展和加快小城镇建设,提高其对劳动力的吸纳能力。另外,为有效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问题,现阶段要特别重视加速农业产业化进程,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地转移。我国农业长期以来一直采用粗放性的经济增长方式,一味地通过资源数量上的增加投入获取收益,并且只重视农产品的生产过程,而忽视农产品的深加工以及市场营销环节,进而造成农业生产的盲目性和农民收入的不确定性。我国加入WTO后,传统农业又进一步受到外国质优价廉产品和新型品种的强烈冲击,因此要调整农业内部生产结构,延伸农业产业链,加快形成科研、生产、加工、销售一体化,加强农产品供需之间的紧密联系使之形成相互促进的循环机制,最终提高我国农业劳动生产率,加快农业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同时创造出更多的农村就业机会,减少农村隐形失业。这就要求广大农民要尽快改变只顾农业生产环节的传统观念,要主动地、及时地发现和捕捉农产品的市场需求变化以及新的市场需求,如绿色食品,健康作物和各种新品种等,进而及时调整种植结构和产品结构,并加大对高新技术和先进设备的投资,加快农产品创新和实现市场细分以满足特定的市场需求,从而迅速提升经济效益。同时,鼓励工商企业投资发展农产品的加工和营销,产生一批专门性的、专业化的加工和销售企业,进一步推广公司加农户的生产经营模式,从而开辟农业、农村新的经济增长点,促进农村经济发展。 第三,不仅要在数量上控制人口增长,更要在质量上改善我国劳动力供给状况。我国劳动力素质一直很低,初中以下文化程度占84.27%以上,与技术要求日渐提高的就业岗位不相适应,因此要加强基础教育和职业技术培训,提高劳动者素质,以增强其就业能力,减少结构性失业和摩擦性失业,同时提高在职职工和后备劳动力的素质。首先,我国要进一步深化教育体制改革,要构建起现代国民教育体系,培养终身教育体系,建设学习性社会,全面推进素质教育。国家要加大对基础教育的投入,确保义务教育的全面实现,特别是要普及农村学龄人口的九年制义务教育,同时要控制教育收费水平与人们的收入水平相适应,始终坚持平民教育和精英教育的并重。其次,我国要加强职业教育和技术培训。在此可以借鉴国外的做法:在日本,它主要通过函授形式提高工人的技术水平,合格者发给“技能工”证书;德国把职业培训看作是经济发展的柱石和民族生存的基础,采取企业为主、学校为辅的培训方式;东南亚国家则普遍重视高能技术培训。我国可实行以中、初级职业技术培训为主、高等职业培训为辅的方式;对新生劳动力和后备劳动力要做到“先培训后上岗,不培训不上岗”;对在岗职工采取分期分批培训、函授培训和联合培训等多种方式;同时要抓好管理人员、工程技术人员等的继续教育工作。总之,要努力把我国人口压力转变为人力资源优势,提高劳动者的就业能力和创业能力。 第四,为加快就业信息的流转,减少摩擦性失业,我国要进一步完善就业服务体系。我国现有的就业服务组织数量不多,而且普遍存在规模偏小、功能不全、服务手段落后、信息容量不大、相互封闭的问题。借鉴威廉·哈伯、丹尼尔·H·克鲁格在《美国就业服务在变化经济中的作用》(1964年,第31-40页。)中谈到的公共就业服务理论,“公共就业服务”是充当劳动力和雇主相互联系的媒介,具体的方法包括找职业服务,就业咨询,对特殊劳动力提供就业帮助,收集、研究和劳动力市场信息,为劳动需求方、雇主服务等。因此,我国政府要建立更多公益性的就业服务机构,同时加强劳动力市场中介组织的建设和管理,通过举办经常性的招聘会以及在报纸、电视和网络等各种媒体上的信息公布,及时、全面、便捷地向劳动者提供各种就业信息,增加其就业机会,还要注意使信息获取的费用控制在广大劳动者的心理和经济承受范围之内。另外,还可以加快建立区域性和全国性的就业服务体系,不断完善服务功能、改进服务手段,保持信息更新,给劳动力的供求双方提供高效率的服务和帮助。 第五,从许多西方经济学家对预期的重视(如弗里德曼的“心理预期”,托达罗的“收入预期”等)看来,我国要加快建立和完善多层次的失业保障制度,以避免人们对一旦失业所面临的经济状况的恶化做出过分消极的心理预期,同时消除不必要的心理恐慌而造成对消费和社会有效需求的抑制作用。因此,我国要建立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保障体系,健全失业保险制度,一是要进一步完善城市居民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同时鼓励有条件的企业为员工提供更高水平更加全面的补充保险,并将其作为对企业综合评价的重要指标。二是要建立、健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积极探索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农村的养老保险要以家庭为主,并加强与社区保障、国家救济的结合。总之,要扩大社会保障、社会救济、社会福利的覆盖面与社会化程度,提高人们对经济发展和个人收入的心理预期,进而有利于经济的健康发展和社会的稳定,促进充分就业的实现。 另外,还要通过结构调整培育长期的就业增长点,开拓新的就业空间,使非农产业的就业增长能够维持较快的速度。一是要调整我国所有制结构,发展多种经济成分,在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的同时,鼓励、支持和引导各种非公有制发展,注重扶持中小企业的发展。二是要加快我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充分发挥其大量吸纳劳动力的重要作用。 综上所述,我国必须进一步深化改革,在发展中求稳定,以发展保稳定,建立起“就业市场化、失业公开化、劳动有保护、失业有保障”的新型就业制度,推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顺利进行,实现人口、经济、社会等一系列可持续发展。 西方经济论文: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 ——兼评现代西方经济学研究对象的定义 【内容提要】政治经济学涉及的对象是物质生产。在马克思已经严格区分了物质生产一般和物质生产所采取的特殊社会形式的今天,重新混淆二者,把生产关系淹没在生产力合理组织中,认为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今天应主要放在生产一般和社会市场经济一般上,那在理论上就是一种倒退了。要讲“选择”,必须包括两个方面的选择,即资源在不同人们之间的分配和资源在各类不同生产之间的配置,二者缺一不可。 【关 键 词】物质生产/生产力/生产关系/选择 【 正 文 】 在我国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就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实现这一目标,在坚持社会主义根本制度的前提下,发展社会生产力被提到了工作的首位,与此相联系的,掌握市场经济运行规律对生产力发展起着关键性作用。 但发展生产力和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并不是单纯的技术问题,也不是单纯的运行问题。因为物质生产包括两个不可分割的方面:生产力和社会生产关系。生产力和一般市场经济都只能是在一定的社会生产关系下发展和运行,离开一定的生产关系,物质生产就不会发生,生产力只有在适应它的性质的生产关系下才能发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强调实行经济体制改革,提出改革是发展的动力,就是希望通过生产关系的调整以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推动经济的发展。 党的十五大报告中阐述的许多重大经济理论,都属于社会生产关系的调整和改革方面的问题。譬如,国有经济、公有制经济和其他非公有制经济的关系,公有制的实现形式和国有企业改革中涉及的政府与企业、企业与企业、企业内部管理者、科学技术人员与直接生产者的关系,还有部门、行业之间,三种产业之间的关系以及分配关系,等等,都是重要的生产关系。 显然,必须有一门独立的学科来研究这些社会生产关系及其发展规律,以更自觉地推动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这门学科就是政治经济学。 一、政治经济学是研究什么的 经济学作为一门社会科学,与其他学科相区别的,首先就在于它研究的对象是物质生产。但是在研究物质生产的内容和目的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就发生了分歧。马克思认为生产总是社会的生产,离开社会的单个人的生产是不可能存在的。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却把单个孤立的猎人和渔夫作为出发点,这是不符合真实的历史实际的,只能是一种虚构,是鲁滨逊一类的故事。 因此,说到生产,总是一定社会发展阶段上的生产。人类社会是经历了极不相同的发展阶段的,有奴隶社会生产、封建社会生产、资本主义生产。所以,我们所要研究的物质生产只能是某一特定社会发展阶段的生产。不处在一定社会发展阶段的抽象的生产一般,在现实中是不存在的。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序言中写道:“我要在本书研究的, 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本书的最终目的就是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8、1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这里明确表明他不是研究物质生产一般的自然规律,而是研究资本主义生产的特殊规律。资产阶级经济学的特点恰恰是把生产看作是与历史无关的永恒的自然规律,混淆生产一般同资本主义生产的特殊,实际上他们是在生产一般的掩盖下,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乘机作为一般自然规律偷偷地塞进来,引导人们把资本主义看作是绝对合理的、永恒的。在这里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根本界限。 二、政治经济学怎样研究物质生产 正确理解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必须对物质生产有正确的认识。物质生产必须包含两个方面: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生产力是指生产过程中的生产者、劳动资料诸要素的总体,以及这些要素的结合方式,后者马克思把它称作生产方式或生产技术方式,这里包括劳动者之间的联合方式,对生产过程的组织和管理方式,以及科学和技术在生产中的应用。在当前的发展阶段上,科学技术已成为第一生产力,它对生产的发展往往起着决定性的作用,生产力的扩大现在都是从 科学技术的创新开始的。生产力反映着人与自然的关系。 生产关系是指生产过程中人与人的相互关系,它包括三个方面: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形式、生产过程中人与人的关系、生产成果的交换关系和分配关系。生产关系反映着人与人的社会关系。 马克思指出:“人们在生产中不仅仅影响自然界,而且也互相影响。他们只有以一定的方式共同活动和互相交换其活动,才能进行生产。为了进行生产,人们相互之间便发生一定的联系和关系;只有在这些社会联系和社会关系的范围内,才会有他们对自然界的影响,才会有生产。”(《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1卷,34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讲物质生产必然包含着物质生产力和社会生产关系两个方面。 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辩证关系来看,生产力一般表现为起主要的决定作用,生产力的发展决定着生产关系的发展,生产关系必须适合生产力的性质;同时,在不变更生产关系生产力就不能发展的时候,生产关系的变更起了主要的决定的作用。当我们说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时候,其深层的意思就是说没有生产关系与之相适应的变革,生产力已经不可能向前发展。这说明生产力的发展是丝毫也离不开生产关系的作用的。 在物质生产中,社会生产关系是生产力和生产技术方式变革和发展的前提条件,没有新的生产关系的产生,也不会有新的生产方式的变革。例如,在15世纪到16世纪期间,出现了协作、工场手工业,以后发展为机器大工业等这些新生产技术方式,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些新的生产方式只有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才能产生和发展。事情是很明显的,如果不扫除封建制度的障碍,不使广大农民摆脱对封建地主的人身依附关系,不使广大小农和小手工业者破产,成为无产者,不把货币和生产资料集中在少数资产者手里,也就是说如果没有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形式,大规模的社会化的劳动方式是建立不起来的。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只有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当作一个统一体来把握,探索二者的相互推动关系,才能科学地揭示物质生产和整个经济的运动和发展规律。 马克思极为重视生产力特别是生产工具和自然科学的发展,把它看成是“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可是在讲到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时,马克思反对把政治经济学变为研究物质生产一般的学问,他一再强调政治经济学不是技术学、工艺学,而是研究生产所采取的社会形式,即社会生产关系的科学。他对生产力、生产(技术)方式的研究,只限于在说明它怎样影响着生产关系的变化和生产关系的变革对它发生怎样的影响时,才引入考察的范围。 马克思极端厌烦那些脱离特殊的社会形式而只对物质生产一般作抽象论述的庸俗经济学者们。马克思为此批判一位俄国经济学家说:“因为施托尔希不是历史地考察物质生产本身,他把物质生产当作一般的物质财富的生产来考察,而不是当作这种生产的一定的、历史地发展的和特殊的形式来考察,所以他就失去了理解的基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Ⅰ,29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事情正是这样。如果不能在思维中把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生产技术方式区分开来,不能从物质生产中剥离出生产的特殊社会形式作为独立的研究对象,就不能真正理解一定的社会经济形态(包括社会主义经济形态),就不可能真正懂得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当然更谈不到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在马克思已经极严格地区分了物质生产一般和物质生产所采取的特殊社会形式的今天,重新混淆二者,把生产关系淹没在生产力合理组织中,认为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今天应主要放在生产一般和社会市场经济一般上,那在理论上就是一种倒退了。 马克思把社会生产关系作为独立的研究对象,开辟了揭示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的新天地,使人们有可能自觉地按照客观规律创造自己的历史。只有在与生产力的紧密联系中对社会生产关系的深刻研究,才能揭示一定社会发展阶段的特殊性和它的经济运动规律,这当然有助于人类自觉地推动社会历史的发展。如果更多的人掌握了这一科学思想,必将大大加快社会的进步,使全人类受益。恩格斯曾说过,马克思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伟大的思想家,人类历史因他的存在而缩短了。这一评价得到历史的印证,也得到了全世界无偏见的学术界的认可。在本世纪末的1999年,英国广播公司(BBC)于9月举行了一次网上选举“千年”最伟大思想家的投票活动,马克思列在爱因斯坦、牛顿、达尔文等之前,高居榜首,被选为千年最伟大的思想家。 三、资产阶级经济学是研究什么的 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是由英国资产阶级古典学派的杰出代表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奠定基础的。他们把政治经济学看作是研究如何增进国民财富和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凡是影响和破坏国民财富增长和生产发展的,他们都反对,凡是有利于资本主义生产力增长的,他们都勇敢地加以维护。他们确信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是最能推动财富增长的。 由于他们生活的时期还属于阶级斗争尚不发展的时期,这时还允许这些资产阶级的代表无顾忌地科学地涉及资本主义社会各方面经济关系并进行客观研究。他们创立了劳动价值理论,并在此基础上揭示出各个阶级之间利益上的矛盾和冲突。马克思指出:“它的最后的伟大的代表李嘉图,终于有意识地把阶级利益的对立、工资和利润的对立、利润和地租的对立当作他的研究的出发点,因为他天真地把这种对立看作社会的自然规律。这样,资产阶级的经济科学也就达到了它的不可逾越的界限。”(《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16页。) 随后一个时期,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夺得统治地位,阶级斗争也采取日益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存在具有威胁的性质。这时要求资产阶级客观地研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运动和发展已不可能了,科学的资产阶级经济学的丧钟就敲响了。问题已不再是这个或那个原理是否正确,而是它对资本有利还是有害,方便还是不方便,一直发展到只偏重于在不危及和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的前提下,探索如何促进物质生产的发展、效率的提高以获得最大的利润。 这样,政治经济学从斯密、李嘉图以来向着两个不同的方向发展着,一是马克思恩格斯,他们批判地继承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古典学派的科学方面,即劳动价值理论和在此基础上展开的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体系的内部结构的深入研究,揭示出资本主义社会经济运动规律,指出了它的发展趋势和历史局限性。二是由英国经济学家约翰·穆勒开始,经过马歇尔、凯恩斯到当代的萨缪尔森,是研究财富生产一般的自然规律和现代市场经济一般规律的。穆勒1848年发表的《政治经济学原理》是科学的资产阶级经济学走向庸俗化和教科书化的时期的标志。因为这个时期资产阶级与工人队级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资本主义经济虽尚未爆发重大危机,但社会问题已相当严重,批判资本主义弊病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也相当流行了。穆勒为维护资本主义的利益,企图把这两种对立的利益加以调和。 穆勒首次按照生产、分配、交换这样的顺序安排政治经济学的体系。它的根本缺陷就在于把斯密和李嘉图开创的研究社会生产关系的政治经济学转为研究物质生产一般,把生产关系撇开了,把生产看作是决定于一般的自然规律,与社会形式无关。他把生产与分配割裂开来,认为生产决定于一般自然规律,与社会经济关系无关,分配不是由生产决定的,而是由社会法律和习惯决定的。从穆勒开始的对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规定,一直支配着以后的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 当代美国经济学家萨缪尔森和诺德豪斯合著的《经济学》(第12版)中对经济学是研究什么的是这样表述的:“经济学是研究人和社会如何进行选择,来使用可以有其他用途的稀缺的资源以便生产各种商品,并在现在或将来把商品分配给社会的各个成员或集团以供消费之用。”这是现代西方经济学主流派的具有代表性的教科书的观点。从他们对经济学是研究什么的规定来看,与19世纪的约翰·穆勒的表述基本是一致的,从内容上看,基本上属于生产一般或市场经济一般,都是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特殊性隐蔽起来。 我们看一看西方经济学所规定的研究对象“如何选择”问题。这种说法的缺陷的根本方面,仍然在于它只局限于属于物质生产一般的资源配置的如何选择上,而回避了资源在人们之间分配的“选择”,即生产资料的归属问题;而这个方面同样是物质生产得以发生的根本前提,没有这个方面,物质生产就像一只缺腿的蚂蚱,是跳不起来的。没有生产要素在人们之间一定的分配这个前提,资源在各类生产间的配置是不能实现的,也就不会有物质生产。 例如,美国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在他的《经济学》中提出的选择:“为什么曾经被用来种庄稼的土地又用来造工厂?为什么在仅仅几十年间,用来造马车的资源又用来生产汽车?为什么自动机床代替了铁匠?”(斯蒂格利茨:《经济学》上,11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这些问题在作者看来只是一个成千上万个消费者、工人、发明家、管理人员和政府官员的决定是如何交织在一起决定着稀缺资源的使用,这里涉及的只是市场机制是如何实现这种选择的,政府在这种选择中又起哪些作用。这些都是属于市场经济一般的问题,重要的是作者完全回避分析这些“选择”在什么样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中才能够发生。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告诉我们,种庄稼的土地改变为在土地上建立起大规模生产的工厂,必须以这种资源在不同人们之间一定的分配为前提,即剥夺小生产者的一切生产资料,一边是少数人手中集中了大量的货币,一边是失去所有生产资料的只能靠出卖劳动力为生的劳动者。而他们对此都讳莫如深。 因此,要讲“选择”,必须包括两个方面的选择,即资源在不同人们之间的分配和资源在各类不同生产之间的配置,二者缺一不可。前者属于人们之间的社会生产关系,或者称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后者属于生产一般的自然规律,或市场经济一般运行规律。 从二者的关系来说,一般地是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 决定资源配置的实现形式和运行方式。例如,资本主义所有制关系决定了生产的根本目的是追求平均利润和超额利润,这就决定了价值转化为生产价格,资源配置就是通过价格围绕生产价格上下波动来实现的,以服从于资本主义生产根本目的的实现。正是资本主义所有制关系造成了与小私有制商品经济不同的运行状态。资本主义所有制关系决定了它从事积累和扩大再生产的欲望大大增强,同时社会化的大规模生产又使这种积累的加速增长成为可能。正是这种关系一方面使得生产无政府状态造成的破坏加剧,另一方面使得广大工人群众收入的增长受到严重遏制,从而造成国民经济不良的运行状态:失业、生产过剩危机、劳资对立、通货膨胀、贫富悬殊,等等。撇开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关系的研究,导致其不良运行状态的根本原因就难以得到科学说明,这样的经济学也就不可能提出根治这些弊病的良策。 四、明确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现实意义 社会生产关系是一个复杂的大系统,在这个系统中包括深层的、中间层次的和表层的关系。例如,就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来说,剩余价值生产是深层的优秀关系,利润和平均利润属于中间层次的关系,它是深层本质关系的外部表现,商品关系则是整个生产关系体系的表层关系,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一切关系都表现为一种商品关系,一切联系都借助市场联系起来。 社会生产关系还表现在再生产过程中的各个环节中,有直接生产过程中的关系、分配关系、交换关系、消费关系等。社会生产关系还包括生产部门、商业部门、金融部门、农业部门等等之间的关系。社会生产关系的所有这些方面的总体形成生产关系的总和,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 社会生产关系既然在生产和社会发展中有着这样重要的地位,因此,今天的政治经济学仍然应当遵循《资本论》指出的研究方向。这不仅对深入理解当代资本主义的一切事物是必要的,对我国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也具有指导意义。把握住研究对象将会引导我们努力深入探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深层本质关系,揭示本质关系又是怎样地采取了外部表现形式,并和最表层的市场经济如何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的。弄清这些关系,将使我们能够更自觉地依据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互相推动的辩证关系,按照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不断调整人们之间的生产关系,调动他们的积极性,推动社会生产力更迅速地发展,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而奋斗。 一些人可能没有很好地研读《资本论》,从它出版的年代上来否定它的意义,说它是一百多年前写的著作,因而已经过时了。实际上这样说的人正是暴露了自己的无知。年代不能说明任何问题,因为《资本论》并不是要提出解决现实问题的现成答案。马克思恩格斯一再反对用教条主义的态度对待他们的理论,强调他们只是提供解决问题的方法。斯密是18世纪的英国经济学家,他的《国富论》是在1776年发表的,但是他提出的“看不见的手”的原理仍然为今天的现代西方经济学主流派奉为圭臬,坚持它,完善它,新制度学派还在继续探讨它发挥作用的新领域。可见,问题并不在于年代,而在于是否是科学真理。简单地用这种“年代法”来否定《资本论》基本理论的指导作用,是在误导青年人,懂得科学的人是不会认可这种说法的。 有人说马克思只是抽象地研究生产关系,而忽视了资源配置问题,因而缺乏现实意义,这是极大的误解,认真读过马克思的著作的人是不会有这种看法的。资源在各种生产之间的配置是生产的要素,是它的前提和条件,把物质生产作为研究对象的政治经济学当然要重视资源配置。但是马克思把它看成一个普通常识,他曾说每一个小孩都知道,“要想得到和各种不同的需要量相适应的产品量,就要付出各种不同的和一定量的社会总劳动”。但与现代西方经济学不同的是,马克思紧密地结合资源配置这一物质内容揭示其得以实现的资本主义形式,而西方经济学却抛开它的资本主义形式,只把它作为自然规律和一般市场规律来研究,这等于阉割了政治经济学这门科学的灵魂。这也就决定了现代西方经济学除了提出一些资本运行的理想模式和改善运行状态的方法及其对策外,在理论上不可能有新的建树。
历史与社会小论文:探讨初中《历史与社会》资源的有效使用 摘要:《历史与社会》课程涉及到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课程资源包括文本资源、音像资源、实物资源、人力资源等,也包括校内外一切可以利用的资源,它们是教师开展教学活动的基本凭借和依据。但我们绝对不能把它理解为我们教学活动中的权威,要提高课堂教学资源的实效性,我们必须走资源使用的多元化。 关键词:课程开发;有效使用;教材;教学资源 《历史与社会》教学资源丰富多彩,形式多样,教师如果围绕课程标准大胆、有效地开发利用课程资源,创造性地使用教材,那么,在教学活动中就可以用最少的时间,花最小的精力,获取最大的教学效果,这是新课程背景下广大教师苦苦追寻的“目标”。基于这种思考,本文结合自身的教学实践,针对初中《历史与社会》资源的有效使用问题,谈谈自己的几点体会: 一、灵活运用教材资源,走课程资源利用的多元化 1.研究学生心理,有针对性地选择教学资源 学生是一切教育的主体,要让学生自觉、主动、积极地参与学习过程,教师必须从学生的认知特点和规律出发,结合中学生的心理、生理特点,对不同层次的学生采用不同的教学模式,避免教学资源选择上的盲目性。如“贪玩”是初中生的天性,游戏具有启真、启美、启善的功能,如果在课堂上适当设计一个学生喜爱的游戏,无疑会唤起学生的主体意识,激发学生的思维积极性,进而引导学生对历史的自主探索,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 2.合理整合教学资源,科学利用教材资源 教材是专家学者根据课程标准编写而成的,必然存在着时展与教材相对稳定。教师的教学活动应坚持以课程为中心来处理教材和设计教学结构、教学内容,根据学生需要对教材进行加工、组合,并不断地吸收新鲜富有感染力的教学资源,使自己的课堂教学富有个性化和时代感。如现代教学媒体极为先进,我们所见到的展示课,有文字、地图、动画、视频等,学生看得眼花缭乱,应接不暇。从表面上看都用了大量资源,但学生听课效果很差,抓不住重点和难点,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教学效果。一堂好课,不是资料的堆积,而是教师如何科学利用教学资源,发挥资源的最大作用,学生是否理解知识,能否灵活运用。 二、培养学生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开发利用社会资源 理论联系实际是社会课教学的基本方法,是学生学好知识的基本前提。社会是一个大课堂,社会中存在丰富的教学资源,开发和利用好社会资源能有效地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能自觉地解决实际生活中的许多问题。开发和利用社会资源的形式多种多样,如引导学生关注国内外热点问题,利用电视、报纸、网络等发动学生收集富有意义的材料,教师把这些材料与所学知识结合起来,设计相应的问题,让学生分析、讨论,从而解决热点问题。这种活动有利于增强学生主体参与意识,启发学生的创新精神,发展学生的个性思维。 古人云:实践出真知。《历史与社会课程标准》强调从学生的实际出发,要求学生自主探究与实践,倡导合作学习。学生经验是一种资源,是我们教学的起点,知识只有与学生的经验结合起来并最终转化为自己的经验才有价值。在教学中,如果教师将学生熟悉的、贴近学生生活实际的素材引入课堂,那就使学生感到课堂充满了生活的气息,提高学生解决实际生活问题的能力。如七年级社会中“如何选择使用地图?”这一课,教师不妨从学生兴趣出发,设计一条从杭州到乌鲁木齐旅游线路,要求从中国的交通、地形、气候、民族风俗等角度来设计,选择地图,以小组讨论确定最佳方案。虽说是旅游,学生在讨论中感受到浓浓的生活情趣,了解到地图与人们生活密不可分。 三、充分发挥学生资源的优势 学生是学校教育的对象,更是教育教学中必须开发和利用的资源。在历史教学中,学生就是一种重要的资源,教师常常忽略对学生资源的开发与利用。同时,学生资源与学生同在,只要面对学生,教师就拥有这些资源,无论是课堂教学、小组活动,还是个别辅导,随时随地可以加以利用。新课程改革倡导学生积极主动的参与教学过程,学生是学习的主体,理应成为课堂教学的中心,教师在课堂教学中的任务是为学生的学习提供各种指导和帮助。 历史知识形象生动,但学生一时难以理解,教师必须通过教学的各个环节来把关,教导学生,找出学习规律,理清学习线索,分清重点和难点,加以巩固落实。同时,学生来自不同的家庭背景,有着各自不同的经历和知识储备,教师应合理地开发和利用好这一得天独厚的教学资源。如笔者在讲八年级的《世界三大宗教》一课时,课前让学生分组收集一种宗教内容,要求从教义、风俗习惯、重大节日活动、禁忌内容以及对人们生产生活的影响等角度考虑,将材料在课堂上汇总,讨论和比较不同宗教,再分析青少年能否信仰宗教等问题。 整节课学生表现得非常出色,课堂气氛活跃,学生的合作意识很强,展示了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合逻辑思维能力,学生真正成为课堂的主体,课堂也充满生机和活力。 四、突破教材的编写体系,帮助学生重组学科知识的逻辑新体系 许多教师都在怀念旧教材的严密知识体系,批评新教材逻辑性不强。我们知道,新教材编写打破了原有传统教材的知识体系,如果教师只是按照教材常规教学,许多问题是很难帮助学生从整体上掌握知识,落实基础的,这就要求教师不能“迷信教材”,要大胆创新,突破教材的框架束缚,大胆地处理教材,重建学科知识的逻辑新体系。 如九年级《历史与社会》第二单元的教学,我们可以把人口、资源、环境等问题作为一条线索,从分析世界人口现状中国人口现状解决对策为线索,大胆地整合材料,让学生在直面中国的人口、资源、环境问题时,自行构建起“问题是什么为什么怎么办”的逻辑框架,提高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五、利用有特色的资源优势,对教材进行创造性的延伸 目前,学校的教育教学设施日益完善,图书馆、阅览室、多媒体、校园网络等资源已在不断发挥优势,同时,根据不同地区的文化特点,还可以采用以下教学资源: 1.利用活动课开发历史资源 活动课是收集和展示资源的好机会,教师确定活动课的历史主题,发动和组织学生自主寻找身边的与课堂内容相关的人或物,如家史、家谱、古老的家具建筑等都是学生身边的历史课程资源,要充分利用。如在讲八年级唐宋历史时,笔者利用双休日让姓李和姓赵的学生去收集与自己有关的家史、家谱,探究祖先的历史,其他学生自愿相助,然后在课堂上互相交流,结合唐宋知识分析,学生的好奇心得到充分的体现。 2.利用好乡土和区域资源 不同的区域蕴藏着不同的人文景观和自然景观,因地制宜地开发利用本地特色资源,让学生了解家乡的历史,培养热爱家乡的情感。东阳是“教育之乡”,文化名人层出不穷,教师可以首先确定本学期重点,收集近现代东阳的历史文化名人资料,学生可以采用多种形式收集资料,也可以请专家或专业历史博物馆人员介绍,也可以上网查询等,这样,学生可以学到课堂上学不到的知识,同时也培养了学生的社交能力。当然,对乡土资源的挖掘要注意其历史的思想性和科学性,突出学生的主体性与教师的指导性相结合,以便更好地利用和开发乡土历史课程资源。 总之,《历史与社会》要走高效轻负之路,教师就必须用好教材,用活教材,不做教材被动的执行者,而要做教材的开发者,这是新课改对教师教学能力的考验,也是教师素质不断提高的过程。我们每位教师都要增强课程资源意识,合理使用教材,发挥课程资源的价值优势,提高我们的教学效果。 历史与社会小论文:搭建学生主体平台 提高历史与社会教学有效性 摘要:新课程改革的一个重要指标是课堂教学的有效性。教师搭建学生主体平台,是提高教学有效性的一个重要途径。笔者通过多年教学实践,总结出:教师在课前应引导学生收集准备课堂材料;在课中应引导学生积极思维,主动参与课堂;在课后应引导学生整理、展示课堂成果。这是发挥学生主体的三条不同途径,既可以提高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又可以提高历史与社会教学的有效性。 关键词:历史与社会;主体;有效性 一、问题的提出和现状分析 新课程改革如火如荼地快速进行,很多教师也为提高历史与社会课堂教学的有效性进行了许多探索。但当前初中历史与社会学科课堂教学中还是普遍存在着这么一些与新课程改革理念相违背的现象:有的教师在课堂中仍旧采用“填鸭式”教学,没有转变教师的主导地位;有的教师在教学手段上确实采用了讨论法、探究法等教学模式,课堂中也确实热闹非凡,但整堂课给人的感觉就像一盘散沙,没主题、没中心可言,学生课后收获也甚少。面对这些低效的课堂教学现实,对照新课程改革的发展要求,我们迫切希望提高课堂教学实效,使整个社会的教育教学能得到全面、持续、和谐的发展。 二、原因分析 1.教师教学理念模糊 虽在实施新课改之前,绝大多数的历史与社会学科的教师都参加了专门的上岗培训,但很多教师还是不能把课堂还给学生,让学生成为课堂的主体,教师成为课堂的主导,仍旧是“穿新鞋走老路”,采用“一言堂”的灌输方式进行教学。有的教师虽在课堂中采用了较新颖的教学模式,但仍旧是“作秀”一般,无主题、无中心可言,导致历史与社会学科课堂教学低效。 2.教师教学方式陈旧 21世纪是一个信息高速发展的社会。在信息社会中,知识与资料,人们可以通过在互联网以及其他途径快捷地获得。因此,教学过程中只有结合多媒体等先进的教学设施,课堂教学的效益才有可能提高。但纵观现实课堂,很多教师的教学方式还是“四一”模式,即(一本教科书、一本备课笔记、一支粉笔、一张嘴巴)走进课堂,教师假如仅凭借“四一”就想提高学习效率是根本不可能的,其课堂的枯燥、乏味也可想而知了。 3.教师教学方法落后 “一言灌”的教学模式不能调动广大学生学习的积极性,那么,教师就得转变角色,采用小组合作学习法、探究学习法等教学手段,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和热情,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 三、提高课堂教学有效性的措施 针对现状和原因的分析,结合笔者多年教学的实践经验和新课程改革的要求,笔者认为,可以通过搭建学生主体平台的手段,实现历史与社会课堂教学有效性的提高。 1.课堂前 在课堂前,教师应引导学生收集、准备课堂材料,这是提高历史与社会教学有效性的前提。 在讲授新课时,可以先布置学生围绕即将学习的课本知识,利用课余时间,通过查阅报刊、图书、互联网、实地调查等方式,搜索、掌握一定的相关事例、数据、图文等材料,核实整理成文字材料,为学生在课堂上熟悉、理解教学内容做好准备。如:七年级历史与社会中《辽阔的疆域与行政区划》这一章节的内容,课本当中只有简单的中国的面积、人口、民族以及34个省级行政区划的简称、行政中心等内容的介绍,要求同学们掌握的是一些常识性的知识点。对于这块内容,教师就可以在课前布置同学们通过不同途径自行去收集一些有关34个省级行政区划的资料,如:谜语、风景图片、汽车牌照的数字等,并将这些课前经过同学们精心准备的材料,在课堂中以猜谜语、快速抢答等形式给示出来。这样,经过学生的参与和精心准备后,未学课文前已使学生对这节课的内容了如指掌,激发了浓厚的学习热情和兴趣,也让学生认识到自己的主动学习是学习进步成功的前提。 2.课堂中 在课堂中,教师应引导学生积极思维,主动参与,这是提高历史与社会教学有效性的关键。 要让学生积极思维,主动参与,教师可以做以下几个工作:首先,教师课堂中教学的内容要面向学生、面向生活、面向社会。 五彩缤纷的生活和生活经历,多种多样的生活现象和问题,会引起他们的好奇感和探究心理,从而激发他们学习历史与社会知识的兴趣。如:俄罗斯森林大火是今年发生的一次世界性灾难事件。学生当然会对这件事情高度关注。我们不妨可以设计这么几个问题让同学们去思考: (1)日常生活当中,我们每天要与森林资源发生哪些亲密的接触? (2)我们每天可以为节约森林资源做哪些有益的行动? (3)俄罗斯在这次灭火事件中采用了哪些先进的武器? (4)你认为中国甘肃舟曲的泥石流灾难性天气和人类的开发利用发展经济有关系吗? 学生通过积极讨论和思考,深刻认识到资源的重要性,也提高了学生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同时,课堂中,把先进的科技成就和现实生活、现实社会紧密联系在一起,增强了课堂教学内容的趣味性,激发同学们探索探究的欲望,激活了学生的思维,提高了课堂参与度和课堂教学的有效性。其次,教师可以采用多种教学手段进行教学,提高课堂教学的有效性。如:“角色扮演”活动是一种以学生发展为本,把创新精神的培养置于最重要地位的学习方式,有助于增强学生的历史与社会的学习能力,形成正确的态度、情感和价值观,有助于培养学生的探究精神和创新能力,培养学生的协作精神和合作能力,有助于调动学生学习思考的积极性,提高课堂教学的有效性,是新课标积极倡导的历史与社会教学方式之一。除“角色扮演”外,还可以采用讨论法、探究法等其他教学方式,都可以为学生和教师角色的转变,让学生成为课堂的主体,引导学生积极思维,主动参与,提高历史与社会教学有效性发挥积极有效的作用。 3.课堂后 在课堂后,教师应引导学生整理、展示课堂成果,这是提高历史与社会教学有效性的保证。 很多教师都认为,课堂教学过程中能最大限度地吸引学生,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就代表着课堂教学有效性的完成,而从未注重课堂之后对学生主体性的培养,注重延伸课堂教学的有效性。如:当我们在课堂中学习了九年级的《资源问题》后,我们不妨可以布置这样的作业——对有关的资源问题,请同学们用小报的形式进行整理,然后在下一节课进行展示。通过这种形式,不仅把同学们摆在了主体的位置,而且进一步丰富了学生的课堂体验,巩固了课堂教学实效。 新课程改革充满挑战性,需要我们广大一线教师肩负起教育改革和发展的使命,把新课改的理论和课堂的实践结合起来,用心血、用汗水、用智慧,通过搭建学习主体平台这一途径,切实提高课堂教学的有效性。 历史与社会小论文:英美社会工作“实务模式”的历史演变轨迹与结构性特征 摘要: 社工实务模式是观察社会福利制度建设与社工专业发展的最佳视角。英美社工实务模式历史发展过程清晰、特征明显。人文关怀和以人为本色彩浓厚,追求社会公平和旨在恢复服务对象社会功能的目标明确,微观取向的个案工作、个案管理与家庭治疗方法盛行,社会福利性质与福利制度建设背景突出。英美社工实务模式发展现状清晰预示了社工专业发展与社工实务模式的发展方向与发展趋势,对中国社会工作专业发展与社工实务模式建构具有重要启示。 关键词: 社会工作;社工专业发展;社工实务模式;历史经验 社会工作实务、社会工作实务框架与社会工作实务模式是衡量社会工作专业发展与社会工作实务发展状况的主要标准,既体现社会福利制度结构性特征,又反映社工专业发展状况。社会工作实务泛指社会工作者从事的所有社会服务活动的总称,包括直接或间接服务。社会工作实务发展到一定阶段和一定程度,形成综合性社会历史产物就是“社会工作实务模式”。社会工作实务模式是个界定不清和充满歧义的优秀概念,是理解社工专业与社工实务的基础。有些学者认为,社工实务模式等同社工实务框架,似乎介于社工实务与社工实务模式之间。美国学者skidmore等人认为,目的、价值观、社会授权认可、知识和方法等五部分是个人、家庭社工实务的优秀组成部分,而且每部分都有重要的功能,构成社会工作“实务框架”[1]。与此同时,美国学者hepworth等人则使用“社工实务模式”的概念,认为每类专业服务在世界观、干预目标、特定技术、评估方法、干预时间的长度和其他方面,都存在明显不同。[2]笔者认为社工实务模式泛指社会工作服务中形成的相对固定的、结构性和系统性的服务活动。社会工作实务框架似乎是处于社会工作实务与社会工作实务模式之间的一种形态。鉴于西方学者较少使用社会工作实务框架概念,更多的是使用社会工作实务模式概念,在本文中主要使用“社会工作实务模式”概念。由于社会工作实务模式是观察社会福利制度安排、社工实务与社工专业发展状况的最佳视角,而中国社会福利制度改革发展、社工实务与社工专业发展处于早期阶段,西方国家尤其是英美社工实务与社工实务模式的历史发展经验具有重要的参考和借鉴意义。本文全面、系统介绍西方国家社会工作实务与社会工作实务模式历史演变过程与类型,总结其历史经验,为中国特色社会福利制度建设、社工专业发展和社工实务模式发展、完善奠定国际经验基础。 西方社会工作实务、社工实务模式、社工教育与社会工作者培养、社工专业发展和总体性社会工作制度建设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普遍经历由孕育萌芽、诞生起步、改革发展、调整与完善、成熟与转型的历史变迁过程,历史发展阶段明显,反映西方社会工作变迁轨迹。1750-1900年百多年间,是社会工作孕育萌芽时期,主要方式是会社性组织(societies organized)和帮助、救助、改造穷人,主要服务人员是在师徒制中获得技能和知识的志愿者。这意味着社会工作服务起源时间上是与城市化、工业化、工业革命和社会现代化相吻合的。按照社会工作实务的共同框架,西方国家社会工作实务大体可以划分六个明显的阶段。1750-1900年是宗教慈善公益、志愿服务与普通社区服务阶段,1901-1920年代是社会工作职业培训和半专业阶段,1930-1945年是初步专业化与提供专业服务阶段,1946-1960年代是专业化和各服务领域实务模式大量涌现的黄金时期,1970-2000年是高度专业化与社工实务模式成熟、结构转型时期,2001-2011年是全球化和国际社工专业化与实务模式发展阶段。 需要指出的是,本文的西方主要是指欧洲国家与北美国家,其中尤以英国和美国最为重要。而且,除第一个历史发展阶段主要是以英国社会工作历史发展状况为主要依据和标准之外,其他几个历史阶段的划分依据和参照标准主要是根据美国的情况,反映西方世界重心转移。社会工作起源于英国,发展于欧洲大陆各国,但只有在美国达到世界范围内最高的发展水平。因此,英美社会工作实务与社工实务模式的发展状况典型反映、代表了西方国家的发展状况。北欧国家社会工作实务与社工实务模式虽具有鲜明的北欧特色,但与英美并无实质性差异。[3]简言之,本文主要以英、美两国社会工作实务状况为基础描绘社工实务模式的历史演变过程。 一、 慈善公益阶段 1750-1900年是英国与欧美国家宗教型慈善公益、志愿服务与普通社区服务萌芽孕育和初步发展阶段,反映英美国家工业化、城市化与社会现代化初期社会工作实务的发展状况。当时宏观历史背景是,17-18世纪英国开始率先实现工业化、城市化与社会现代化历史进程,这种工业化、城市化与社会现代化发展阶段主要以系统性与全面性的“工业革命”表现出来。当时主流和主导价值观念是“谴责穷人”,认为贫困主要成因是个人懒惰,而非结构性成因。济贫法规定,地方政府承担照顾穷人的责任,将流浪乞讨的穷人遣返出生地并予以救济,那些不值得同情、而身体健康的流浪乞讨者应工作,济贫所是为穷人提供帮助的地方。[4]这意味当时执政者眼中的主要社会问题是“贫困和流浪乞讨”,并无“社会公民权利”理念。在工业化、城市化与社会现代化过程中,“现代性民族—主权国家”的概念与制度正在形成,但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职责范围、角色地位尚不明确,贫困救济主要是地方政府的有限责任。当时服务性质主体上是具有浓厚基督教色彩的慈善和公益事业,基督教中的同情、博爱、给予、帮助陌生人、人的尊严、人道主义等观念决定宗教型慈善和贫困救济事业服务性质。[5]当时英美慈善救济工作遵循的基本原则多种多样,反映济贫法时代贫困救济和慈善工作准则。一是1834年英国济贫法修正案确立的“更低的标准”(less eligibility)原则,即给穷人提供的贫困救济服务标准不能超过最低工资的标准,以确保不打击和不伤害就业者群体的积极性。二是分类救济原则,即穷人分为两大类,“值得帮助”的人和“不值得帮助”的人。三是以家庭和地理社区为基础的院外救济(outdoor relief),以防止慈善欺诈和集中救济。[6]当时社会服务人员的主体是有钱、有闲和富有同情心的中产阶级妇女,她们以“友善访问员”(friendly visitor)的服务身份访问贫困家庭,并开展社区服务和帮助所有的穷人与群体。当时服务范围和服务内容主要是“经济保障”和“服务保障”两大类,前者如现金补助费,后者如庇护所和济贫院等,以确保穷人、贫困家庭、贫困社区和贫困人群最基本的生活条件。当时服务的主要方式有四:一是“友善访问员”的家访,二是济贫所服务,三是以家庭为基础的服务,四是以院外救济为主的社区服务,总体特征是“直接服务和微观个案服务”[7]。 1750-1900年间尚无现代的社会工作教育,服务人员主体是志愿性质的“友善访问员”。专业社会工作与社会工作专业发展问题尚未成为社会政策议题,志愿和慈善公益服务盛行。1840年起源的“慈善组织会社”(charity organization societies),以伦敦慈善组织会社为榜样,1892年数量达到历史的最高水平,总数为92个,主要作用是实施慈善救济和提供帮助服务。19世纪末期,由于重复救济、慈善欺诈、慈善信息管理和慈善组织会社间沟通协调等问题,“科学慈善”(scientist charity)等问题应运而生,如何运用社会调查、登记注册、合作、协调等方法,弘扬工作伦理,强调道德规范和诚实,降低慈善成本,准确区分不同的服务对象,尽快改变以师徒制为基础的“友善访问员”培养体系,发展专业社会工作者教育和培训体系,如何用“全日制和领工资”的专业社工,取代“临时性和志愿服务”性质的“友善访问员”,实施分类救济,提供以就业、法律性帮助和家庭服务为基础的准确和足够的贫困救济服务,成为推动宗教慈善、志愿服务向专业社会工作服务转变的首要动力源泉和主要历史事件。[8]换言之,19世纪末期蓬勃发展和欣欣向荣的慈善组织会社,尤其是方兴未艾和兴旺发达的慈善服务、志愿服务、公益服务和“科学慈善运动”有力地推动了社会工作专业和专业发展。这意味着19世纪末期刚刚萌芽的新型社会工作专业和席卷英美大陆的“科学慈善运动”,为1900年以来社会工作专业、专业社会工作者和社工专业迅猛发展奠定了社会基础。总体来说,1750-1900年间尚无社会工作实务和专业社会工作者,自然无社会工作实务模式。 二、职业教育培训与半专业阶段 1901-1920年代是英美社工专业教育、社会工作职业培训起步和“半专业”发展早期阶段。1900年是人类社会和世界历史的重要分水岭,标志人类社会迈进具有历史性意义的20世纪。1900年以来,西方国家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中心由英国和欧洲国家转为以美国和北美为中心,西方国家社会工作教育、社会工作专业发展、社会 工作实务和社会工作者队伍建设同样如此。总体来说,19世纪末期英国和欧洲基本完成工业化,以美国为代表的城市化运动方兴未艾,1914-1918年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影响深远,彻底改变了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和国际政治秩序。同时,英国自由放任的自由主义思潮在布思等人贫困调查报告公布后发生重大变化,国家承担一定的福利责任成为社会各国广泛的“社会共识”,为福利国家奠定了思想基础。[9]同时,美国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和实用主义蓬勃发展,为社会工作专业发展奠定了思想基础。1900年以来,贫困、疾病、愚昧无知、失业、犯罪等现代城市“社会问题”形成,[10]其中贫困、疾病、愚昧无知和文盲问题最为突出,朗特里和布思贫困调查震惊英美世界。[11] 19世纪末期和20世纪初期,英美和欧洲国家的国家角色发生重大结构变化,英法等国率先在全民健康、义务性基础教育、家庭福利、社会保险、城市建设与住房等领域承担社会责任,英国式“福利国家”和全民性社会福利制度萌芽,社会服务性质由慈善转为“社会福利”[12]。1900年以来,英美上流社会开始普遍意识到社会结构与社会环境状况是贫困和疾病的成因,谴责受害者和单纯帮助弱势人群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社会问题,社会干预与社会改良主义日趋流行,以地理社区为基础的“安置所运动”(settlement house movement)是一种“社群主义”或社群主义原则,是济贫法时代个人责任原则向福利国家时代全民原则转型的“过渡形态”。同时,“选择性原则”是社会服务的基本原则,即向“值得帮助”的人群提供社区社会服务。美国社会服务人员构成发生重大结构性变迁,年轻的、满怀理想主义和接受人文主义教育的“本科大学生”成为社会服务“主体”,他们接受适当的津贴、住房和膳食,并在老师督导下工作,尽管志愿者还是重要组成部分。美国芝加哥的霍尔馆是典型例证。[13]1900年以来,社会服务对象由狭义的贫困者、贫困户扩大到“贫困地区”和破旧地理社区,英国起源、美国发展的社区睦邻运动将地理社区和社区中各类弱势人群作为服务对象。[14] ymca与ywca是将社会福音、社会服务、社会改造、社区睦邻运动与社区服务有机结合的典范。1900年以来,美国睦邻运动和城市社区服务的革命性变化是,除帮助个人之外,更加强调解决环境卫生、住房、公共健康和雇员被企业主剥削等社会问题,社会服务性范围显著扩大。 1900年以来,除以个人和家庭为基础的微观个案工作方法外,小组工作和群体性工作、社会服务组织行政、社区组织动员和社区宣传教育等方法都已出现,间接和中观类方法增多。需要强调的是,1923年召开的milford会议和milford报告确立了“单一的社工个案模式”,以个案工作方法为基础的通才教育模式,为教育者和实务者提供专业教育的概念基础。[15]英美慈善组织会社和社区睦邻运动为社会工作实务奠定坚实基础,全面评估、交代问责、专业个案工作方法,对有关服务对象及其生存环境关系真正第一手知识的高度重视,为社区居民增权的社区成人教育,角色模式和服务工作手册等推动社工专业教育发展。[16]在1897年全美慈善和矫正会议上,巴尔第摩慈善组织会社的mary richmond呼吁建立培训学校,1898年纽约慈善学院(现为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工作学院)成立并提供六周的暑期学校。该校很快提供一学年课程,并在1910年采取两年制培养方案,m. richmond是“兼职教师”。到1917年,美国已有17所社会工作学院。到1923年,有13所社会工作学院隶属于大学。当时,绝大多数学生是“兼职学习”而非全日制。但是,不同的实务领域具有不同的课程。1920年代,由于对在职训练和兼职学习效果不满意,社会工作学院建立新型的要求全日制学习一年的硕士学位课程,标志着美国社会工作专业教育与正式方法由此进入崭新历史时代。1900年m. richmond成为费城慈善组织会社理事长,1917年她出版的《社会诊断》(social diagnosis)一书,标志着社工专业理论、专业知识、专业教育和社会个案方法的正式诞生,[17]标志着社会工作由“志愿服务”走向“专业服务”,“半专业化”服务是专业化初期的显著特点。需要强调的是,社会工作专业服务重要特征是“长期的”服务模式,而非短期的“友善访问”。英国社会工作服务模式更加倾向于“社会改良和社会服务”,1929年英国颁布《地方政府法》,宣布取消济贫委员会,将其职能移交给地方政府,实际上等于废除 实施了300多年的《济贫法》,同时,美国社工服务的“社会诊断”和“社会治疗”色彩日浓,主要实务领域是典型例证。[18]1900年以来,美国医务社会工作、精神治疗社会工作和儿童福利社会工作,既是三个主要实务领域,又是最先开设正规课程的三个实务领域,社工专业实务与实务模式议题应运而生。此外,起源于纽约睦邻运动的家访教师(visiting teachers)是“学校社会工作实务的先驱者”。1910年以来,美国精神卫生运动开始直接关注精神疾病预防与治疗过程中环境性因素的作用。第一个精神治疗的正规课程是1908年由芝加哥“民事与慈善学院”w. healy博士提供的。一战前,精神治疗训练课程主要是波士顿精神病院,纽约、费城和smith社会工作学院提供。一战后,精神治疗被广泛接受,精神治疗社工开始面对普遍性的精神健康和情绪调整问题。1912年波士顿社会工作学院提供一年的医务社工课程,纽约和费城社会工作学院也随之提供一年的医务社工课程。社工专业教育和实务领域课程有力地促进了社工实务与实务模式。[19] 三、初步专业化与专业实务阶段 1930-1945年是人类社会与西方世界,尤其是英美、欧洲国家和亚非拉国家革命性时代。1930年代蔓延整个西方的“大萧条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尤其是席卷全球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彻底改变了人类社会发展与世界政治经济格局,西方和发展中国家社会发生结构性革命。[20]这种宏观社会处境与历史背景是理解1930-1945年英美社工实务和专业发展的社会性基础。1930年代大萧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主流价值观是凯恩斯理论和政府干预、责任理论,1880-1920年代美国“进步时代”的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让位于罗斯福世界著名的“新政”、美国社会保障制度和政府对经济社会生活的广泛干预,经济危机和战争状态是两大动因。[21]1930年代大萧条时期和二战时期的主要问题是失业、就业不足、就业贫困和生活贫困问题,大萧条和经济危机使人们首次认识到,结构性失业和社会贫困并非个人而是社会问题。[22]1930年代大萧条、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凯恩斯理论导致国家功能角色发生重大的结构性变迁。美国和西方国家政府新职能有三:一是配置和提供公共产品,二是对收入和财富分配、调整,三是稳定经济的所有举措,资源配置、财富分配和稳定经济,为社工专业发展奠定了基础。[23]1930年代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全民性、范围广泛、内容繁多的社会服务成为鲜明特征。 因大量兴办公共工程、军工企业、国防外交和公共服务扩张,公共与社会服务并存。[24]1930-1945年间,美国的《社会保障法案》和英国的《贝弗里奇报告》确立了崭新的服务原则:政府责任与公民权利原则,最低生活保障与政府必须保证每个国民最低生活标准的原则,全民性与普及型服务原则,社会服务范围内容综合性、连续性、系统性和全人性原则等。[25] 1930-1945年间,社会服务人员主体已是专业社会工作者,而且社会工作硕士占相当的规模。社会服务对象首次“超越”属于弱势群体的贫困家庭和贫困人群,“普通人和需要帮助的陌生人”成为服务对象,尤其是社会变迁、经济危机和战争的“牺牲品”[26]。这一阶段,除公共服务和公共工程之外,社会服务范围主要是社会保险与就业服务、基础教育、住房和医疗卫生服务,英国版社会政策框架与社会服务体系的轮廓清晰可见。[27]1935年全国社工会议首次设置“群体工作”,1936年全美社工协会设置“群体工作研究组”,1937年,美国社会工作者协会(旧)(1921年成立)承认社会群体工作(social group work)方法。1937年,美国共有13个机构,其中包括10个社会工作学院提供“群体工作”专门课程。此外,慈善组织会社、睦邻运动与安置所、ywca与ymca青年服务、社区公益金(community chest)、美国各州社会机构地方理事会(local council)、大萧条时期劳工运动和公共工程等,成为社区工作或社区组织工作的历史渊源,中观取向的社区工作或社区组织方法呼之欲出。1927年,美国社会工作学院协会(aassw)成立,1932年协会对某些专门内容规定一年课程。1934年协会制定社工教育政策标准,如足够的项目预算、全职教师、图书馆资源和实习标准。1937年,美国社会工作学院协会将成员资格限定为美国大学协会批准的“高等教育机构”。1939年,美国社会工作学院协会要求两年的硕士学位课程是成为协会成员资格的前提条件。这意味着1930-1945年间,美国社 教育制度以两年硕士为主,本科生为辅,专业教育发达。[28]大萧条和经济危机,尤其是新政、社会保障法案和各类公共援助服务项目、第二次世界大战为社工专业发展创造了难得机遇和适宜环境,社工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29]1930-1945年间,由于弗洛伊?跃?穹治龊腿吮局饕逍睦硌А⒊鞘猩缁嵫Ш投?垦芯康扔跋欤?⒚勒嬲?绻だ砺垩芯俊⑹滴裱芯亢驼?哐芯靠?计鸩剑?缁岜淝ㄓ肷缁岱?窆叵担?缟缁嵛侍獬梢虻囊蚬?叵涤肷缁岱?竦墓δ茏饔?cause and function)是milford会议的主题[30]。如社会服务机构运行环境或服务质量改善,社会服务对象分类研究和大样本抽样,像1934-1936年第二次匹茨堡抽样调查是对社会服务机构的评估研究,主要聚焦儿童福利、家庭个案工作、筹资、健康、人力资源、公共救济和矫正七个方面,奠定了社工研究基础。[31]1930-1945年间,由于社工服务对象不再局限于穷人,医务社会工作、精神治疗社会工作、儿童、家庭社会工作和学校社会工作是四个最早起源和密切相关的服务领域,msw课程为主,导致社工专业实务形成,为日后各式各样的社会工作专业实务模式形成奠定了专业实务基础。 四、专业化与实务模式大量涌现阶段 1946-1960年既是社会工作专业教育和专业社会服务领域全面拓展的黄金时期,又是社会工作实务模式孕育萌芽和大量涌现的奠基时期,还是全国性社会工作专业组织成熟期。二战后欧美国家面临的主要问题是战后重建与经济发展,美国1946年通过《充分就业法案》和《精神健康法案》,1948年英国工党政府宣布建成世界首个“福利国家”,标志着欧美战后长期经济繁荣、建设福利国家“社会共识”形成、民权运动和教育平等法、1960年代重新发现贫困、美国1962年《公共福利修正案》等为社工专业、实务和组织发展创造了适宜环境,尤其是1961年建立地区再发展署和1962年肯尼迪政府通过的《人力资源发展和培训法案》,标志着美国由强调实现“经济保障”的传统福利向强调“机会和发展”的新福利模式转变。[32]1951年英国学者马歇尔在剑桥大学的演讲,首次系统提出“公民权利和社会公民权利理论”,加之美国风起云涌的民权运动和教育平等法,政府的责任和公民社会权利成为主流价值观。[33]二战后,欧美国家面临的最主要问题是就业、教育、机会均等、经济保障和精神健康服务,1960年代欧美“重新发现”贫困,综合性、系统性和社区服务为基础反贫困成主要问题。[34]1946-1960年代,欧美国家角色和政府职能再度发生重大结构变化,各国政府普遍提供“由摇篮到墓地”的全民性、综合性和连续性社会福利服务,“福利国家”角色成为时代特征。如1966年7月实施的美国老年医疗保健制度(medicare),以及医疗救助制度(medicaid)。[35]这一时期,欧美社会服务中福利性质色彩浓厚,“社会福利服务”是最主要的类型。[36]美国社会工作者队伍中1/4是硕士和博士,3/4是社会工作的本科生。与此相关,贝弗里奇报告、马歇尔公民权利和美国民权运动,确立公民社会权利的服务原则。同时,多种因素促使社工重新聚焦个人服务、个案方法和心理咨询、精神治疗,1949年建立国家精神健康研究所(nimh),1950年代社工学院85%的学生选择个案工作为主修,相当规模上层人士和50%的中产阶段具有精神健康问题,退伍军人、普通人和穷人成服务对象。与此密切相关,社区为基础的精神健康社工服务成为当时发展最快和最主要、最重要的服务。20世纪60年代,一方面个案工作者开始将个案与群体工作“结合”起来; 另一方面,社区服务、社区规划、反贫困运动和发展中国家发展实践,不约而同共同推动社区工作方法的形成。[37]1951年,hollis?taylor报告建议:社会工作教育应局限于研究生层次。1952年美国社工教育理事会(cswe)成立,职责是认证全国社工学院研究生课程。msw的主导地位确立。[38]1955年,美国7个专门性全国协会组成新型的全美社会工作者协会(nasw),社工专业发展、社工专业教育与专业权威达到空前高度(见表1),是美国社工专业发展历史中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 年,欧美“科学”慈善,个案工作实务、督导、管理和“临床治疗”取向,richmond“社会诊断”,20世纪初期盛行的弗洛伊?跃?穹治觯?约笆抵ぱ芯亢屠砺勰J剑?又??狡诩湫似鸬摹靶形?蒲а芯俊保?偈谷嗣枪刈⒌恪坝筛鎏迦毕葑?蛳低承曰ザ?叵怠薄8??匾?氖牵?950年以来,以个案工作和精神 分析为基础的社会工作知识基础转变为以“社会科学”知识为基础和更加多样化,更加注重社会工作服务“干预过程和干预效果”,严格的、实证的、实务的和试验性社会工作研究设计、方法出现,实证主义和定量研究为主。当时,各类研究模式出现,主要是干预研究(intervention)、经验研究性实务运动(empirical practice)、定量研究(quantitative)、机构为基础的研究(agency-based)等类的实务研究激增。[39]1945-1960年间,时间顺序上最后出现的社区工作实务,却最早形成举世瞩目的“社区发展、社区规划和社会行动”三个经典实务模式,揭开美欧社工实务模式创建运动的历史序幕。[40]表1美国全国性社工专业协会与全美社会 工作者协会(新)历史变迁状况成立年份社会工作专业组织名称组织缩写1918美国医务社会工作者协会(aamsw)1919全美学校社会工作者协会(nassw)1921美国社会工作者协会(旧)(aasw)1926美国精神治疗社会工作者协会(aapsw)1927美国社会工作学院协会(aassw)与硕士生1936美国群体工作者协会(aagw)1942美国社会行政学院协会(nassa)与本科生1946社区组织研究协会(全美)(asco)1949全国各协会间结构委员会(cias)1949社会工作研究组(全美)(swrg)1952全美社会工作教育理事会(cswe)1955全美社会工作者协会(新)(nasw)注:根据美国社会工作历史的资料自行编制。带号的机构为组建全美社会工作者协会(新)的7个全国性社会工作专业组织。五、社工高度专业化与实务模式成熟转型期 1970-2000年既是美欧社工高度专业化与西方社工专业权威、专业地位稳固期,又是美欧社会福利制度、政策模式与社工专业发展“第四波”结构性转型时期,还是社会工作实务模式大量涌现、迅猛发展和逐步完善成熟时期,社工专业发展首次具有“全球性意义”[41]。东西方“冷战”结束和“后工业时代”的来临,海湾石油危机引发的西方世界经济危机,福利国家“财政危机”、英美新右派上台和全球性福利制度改革,是该时代最突出的结构特征。1970年代,哈耶克的新自由主义和主张社会、国家、企业、社区、家庭、个人“共担”责任的福利多元主义盛行,福利改革、社会保护流行、重新发现ngo和社区角色是例证。[42]美欧国家面临的主要问题似乎已非传统社会问题,而是“社会福利制度本身”,社会福利制度改革,尤其是福利依赖、工作动机、个人责任,工作与福利关系成主要问题。[43]在福利国家财政危机和新右派占主导地位的背景下,美欧国家角色再次全方位结构性调整,国家承担有限责任,强调个人责任、工作福利(workfare)和内部市场等新右派观念盛行。[44]这一时期,尽管美欧国家“社会服务”性质并未发生实质变化,但是社会服务范围内容却发生重大变化,地方政府提供的多样化社会服务中,生产性和就业援助性服务是主体。[45]将个人工作作为国家福利提供前提的“工作福利”成为社工服务主要原则。同时,美国msw与社会工作本科生首次成为“专业人员”, msw是主体部分。1994年,全美社会工作者协会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社会工作专业组织,会员达15万之多。1970年代,nasw将成员分成六类或六个等级,一是社会工作研究员(社会工作博士),二是证书社会工作者(msw和证书社会工作者学会会员:acsw),三是社会工作研究生,四是社会工作本科生,五是社会服务技术员(副艺术学位的社会服务或其他领域本科学位),六是社会服务助理(高中文凭),社会工作者队伍专业分化、专业分层和专业等级制清晰可见。1993年,美国两位学者对nasw成员构成状况的研究,清晰揭示nasw成员当时的构成状况(见表2)。[46] 表21993年全美社会工作协会(nasw)会员基本构成状况分析层面构成状况性别构成男:18.6%女:81.4%种族构成白人:90.9%非洲裔美国人:4.2%拉丁裔美国人:3.1%亚裔美国人:1.3%印地安人:0.5%教育水平硕士:86.9%博士:8.8%本科:4.3%服务年限不足10年:92.8%服务形式直接:71.6%管理与督导:19.1%教育:4.5%政策与研究:1.2%注:根据全美社会工作协会(nasw)历史资料自行编制。这一时期,美欧社会工作者的服务对象空前多样化,越战老兵、犯罪青少年、健康与精神健康、国际移民、职业社会工作(occupational)、家庭与儿童、老年人等成主要对象。更重要的是,美国社工实务领域和服务范围内容发生重大结构性转变,形成鲜明的“社会工作实务范围内容健康化和社会工作实务主题健康化”趋势 ,健康与精神健康社会工作成为社工实务的主要范围和服务主题,绝大多数社工在健康类社工领域工作。1991年,全美社会工作者协会(nasw)成员中,32?7%的会员在精神健康领域工作,12?5%的会员在医疗照顾领域工作,4?7%的会员在学校社会工作领域工作,4?6%的会员在物质滥用领域工作,4?5%的会员在老龄服务领域工作,3?2%的会员在残疾人服务领域工作,10?2%等的会员在其他实务领域工作,即整合型实务领域、矫正、群体服务、职业社会工作、公共援助和其他服务。[47]同时,除个案、群体和微观社工方法外,发展最快的是“宏观取向”的社会工作,1993年三位美国学者撰写《宏观社会工作实务》一书首版并迅速修订三版是典型例证。[16]1970年全美社工协会,1974年美国社工教育理事会先后批准“专业性社工本科课程(bsw)”,引发社会工作通才教育与专才教育的争论,社工专业“继续教育和国际教育”体系日趋成熟。 年代是全美社会工作者协会复兴期,80年代是美社会工作者协会发展和提高期,90年代是全美社会工作者协会战略规划与改革调整期,社会工作专业发展达到新的水平。美欧社会工作研究进入崭新历史发展阶段,社会工作研究领域、研究议题、研究项目、研究资金、研究队伍、研究方法、研究成果空前繁荣多样,而且社会工作研究与证据为本的决策、社会服务机构全面质量管理运动密切联系在一起,研究质量显著提高。[48]此外,美欧社会工作教育与研究的兴旺发达状况可以从其兴办专业期刊杂志窥见一斑(见表3)。[49] 表3美英社会工作专业期刊基本状况年份期刊名称主办者或单位1927social service review university of chicago 1934social work today -1956social worknasw1970the british journal of social workbasw1973journal of sociology social welfarewest michigan u1976health and social work aamsw1977social work research abstractsnasw1978practice digest;social work education; social development issuescswe注:根据英美社会工作协会(nasw)历史资料自行编制。1970年代,美欧社会工作专业实务进入成熟时期,社工专业实务领域广泛多样,以通才为基础的专业化程度日益提高(specialization on a generalist base),社工理论与实务理论研究发达,各类社工专业实务模式大量涌现,基本奠定了美欧社会工作专业实务模式的体系框架。1958年,全美社会工作者协会专门委员会首次正式界定“社会工作实务”概念框架内涵,[50]试图为美欧日趋多元化和日趋专业化的社会工作专业服务提供共同性社会工作实务框架(practice framework)和通才性专业实务模式(generalist practice),发展“通才为基础的专业化”。1970年,美国学者bartlett的著作,首次建构“社会工作实务的共同性基础”理论模式,[51]标志社会工作研究、社会工作实务理论、社会工作实务模式理论和社会工作一般性理论诞生。美国学者turner研究发现,1986年,美欧已有20多种理论体系解释社会工作实务。[52] 例如精神心理分析、人类行为、人文与社会科学、生态学观点、女性主义实务、增权实务与模式、生物学和各类治疗模式、多元文化实务、种族敏感的社会工作实务、国际社工实务等。更为重要的是,1970年代,美欧学者开始出版大量学术专著,系统总结社工实务模式,如从个案工作、群体工作和社区工作角度,全面总结三大方法中的理论模式与实务模式。[53-55]美学者johnson 1983年首版、1989年第三版《社会工作实务:通才视角》列举了27种实务模式,如沟通—互动型模式(communicative?interactive)、危机干预模式(crisis intervention)、两种发展型模式(developmental)(boston tropp)、现存模式(existential)、女性主义实务模式(feminist practice)、功能模式(functional)、格式塔治疗模式(gestalt therapy)、整合性模式(integrative或integrating practice models)、生态学的系统工程模式(ecological systems model)、生活模式(life model)、地方发展模式(locality development)、协调模式(mediating)、解决问题模式(problem solving)、社会心理模式(psychosocial)、理性模式(rational)、现实治疗模式(reality therapy)、治疗性或补救性模式(remedial)、处境化模式(situational)、社会行动模式(social action)、社会目标模式(social goals)、社会化模式(socialization )、社会规划模式(social planning)、社会行为模式(social behavioral)、结构性家庭治疗模式(structure family treatment)、交易行为分析模式(transactional analysis)、任务模式(task)、价值观澄清模式(value clarification)等。说明1970年以来,美欧社会工作实务、研究、教育和专业发展达到新高度,社工一般理论、实务理论、社工教育和实务研究,尤其是实务模式是专业发展最佳例证。[56] 六、全球化社会工作实务模式发展阶段 2001-2011年是全球化或国际社会工作专业化与全球性社会工作实务模式发展阶段。2000年以来,人类社会进入充满希望的21世纪,全球化和中国和平崛起成为显著时代特征。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清晰阐明,和平、发展和增进全人类健康福祉成为普世性价值观。[57]美欧国家面临的最主要问题是“社会融合与社会团结、社会平等与社会公平”,这种社会融合与社会团结、社会平等与社会公平,不仅是国内层面的,而且是全球层面的,社会质量理论、人类发展指数、普世价值理论和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等是典型理论关怀。[58]在全球化背景下,现代民族主权国家和政府传统角色面临空前挑战,如何科学界定政府职能,按照新公共服务模式改革政府,建立现代服务型政府,成为世界各国政府面临的首要任务。[59]2000年以来,公共服务、社会服务、福利服务、社会保险、社会救助服务和个性服务流行,美欧流行最高层次的“灵性”(spiritual)社会工作,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发展公共服务。[60]世界金融危机、美欧主权债务危机、占领华尔街、欧盟和欧元危机、欧洲各国反对削减福利的全国性罢工和抗议活动,说明新右派和传统“福利国家”的路线均告失败。依据什么原则提供社会服务成为社工界反思和讨论议题,如预防、丰富和均衡性发展。[16]2000年以来,美欧社会工作已成为成熟的专业,社会工作者队伍由不同层次的专业人员构成。美欧社工服务对象中传统的“弱势和劣势群体”已非主流,相反,普通公众和儿童、青少年、老年人,尤其是广大中产阶级、白领阶层和行政管理人员成为服务对象。这个时期,美欧人群的社会需要、生活环境和生活质量发生重大变化,身心灵社四方面,尤其是经济保障、服务保障、机会均等、就业援助服务、人力资源培训等成为主要服务内容。社会工作专业服务更加注重服务效果,证据为基础的研究和宏观的政策倡导、社工专业教育和继续教育、专业能力建设与社会治理动员等宏观性社工方法日益增多。[61]美欧社工专业教育呈现越来越强调行动和反思教育理念,强调课程基本标准、文化特色以及国际发展相互融合,强调教育者集教育、研究以及社会服务为一体的趋势。[62]这一时期,美欧社会工作专业发展进入崭新阶段,在日趋成熟过程中不断追求完善。证据为本研究、行动研究、理论研究和实务研究使社工专业成为研究型服务。美欧社工教育、社工研究、社工专业发展和高度专业化社工实务,使社工实务模式日趋社区化、专业化、精致化、种族化、文化化和理论化(见表4),灵性社工实务模式就是例证。 社会工作专业发展与实务模式历史变迁基本状况分析层面1750-19001901-1920s1930-19451946-1960s1970-20002001-2011宏观背景工业革命重心移美危机战争福利国家福利改革全球中国主流观念谴责穷人实用主义政府责任公民权利自由多元发展福祉主要问题贫困乞讨贫困疾病就业贫困发展就业工作福利社会融合国家角色有限责任社会责任配置分配福利国家经济国家服务型政府服务性质慈善救济公益服务共社服务福利服务就业服务身心灵服务基本原则更低标准选择社群全民性公民权利工作福利预防与优质服务人员中产妇女大学生为主专业社工msw和本科生博硕与本科生博硕与本科服务对象家庭穷人人群社区需要人群富人与中产阶层老弱病残公众服务内容经济服务社会服务教育健康精神健康精神医务身心灵社服务方法直接微观间接中观个案群体群体与社区微观宏观整合宏观社工教育尚属空白兼职与mswmsw本科生msw本科生形成体系专业能力专业发展萌芽孕育半专业化奠基时期nasw创立专业成熟追求完美社工研究社会调查经验总结社工研究研究发展繁荣质量研究专业实务模式无实务模式社工实务专业实务社区实务实务模式精细模式 历史与社会小论文:历史的感悟,现实的关怀——简评《农民工与近代社会变迁》 农民工是社会变迁的伴生物,同时也是社会变迁和转型的重要推动力。当代中国民工潮波澜壮阔,影响深远,目前已成为至关重大的政治问题、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也自然成为学者们探讨和研究的焦点。池子华教授的新著《农民工与近代社会变迁》(以下简称《农民工》)就是以农民工的近代“经历”为考察对象,揭示中国社会演进、变迁历史轨迹的学术专著。 可以说,当代农民工的研究可谓硕果累累,但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有关近代农民工的考究却门庭冷落,少有问津,这是农民工问题研究的一大缺憾。《农民工》以苏南为中心对近代时空下的农民工群体的产生和流变做了全方位、立体式的阐释和考察,无疑弥补了这一缺憾并在这一研究领域树立了新的界碑。“历史是逝去的现实,现实是历史的自然延续。”(该书第 2页)农民工问题不仅仅是一个现实问题,也是一个历史问题,只有将当代农民工问题置于近代中国历史进程中审视,才能厘清其形成、演变的趋向及时代特征。该书是第一部系统地以近代农民工为专门研究对象的史学专著,实现了中国民工潮历史与现实研究的对接,填补了近代农民工历史研究的空白,这是该书的学术价值所在。 《农民工》一书共 13章,36万言,由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该书内容翔实,剪裁精当,在占有丰富翔实的历史资料的基础上全方位、多角度地展示了近代农民工的源流、生存状态及农民工与近代城乡的互动,探究了近代农民工调控模式的成败得失,并以史为鉴,昭示了农民工的历史走向。该书是一部严谨的史学研究专著,但通读全书不难看出字里行间浸润着深切的人文关怀,作者立足近代时空,在文字和情感上深入农民工群体的生活空间和精神世界,用实证的手法、严肃却不失人性化的笔调,展现了近代农民工群体的期盼与失望,抗争与无奈,弱小与强大,卑微与崇高,理智客观地分析了近代社会中的农民工群体和农民工群体作用下的近代社会。读罢此书,既有学理上的启迪,又有思想上的震撼。 该书作者池子华教授是著名的流民史研究专家,是近代流民史研究的开拓者。“农民工属于流民的范畴”,(第 20页)所以在一定程度上,《农民工》一书可以看成是作者在原有基础上的深入和细化,也可以说此书的完成是作者厚积薄发的心力结晶。此书开拓了近代农民工研究的新领域,也标志着著者在流民史研究方面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农民工》一书延承了《中国近代流民》、《中国流民史 ·近代卷》和《流民问题与社会控制》等专著的主体思想与一贯的风格和优点,同时该书有以下几个特点尤其值得称道。 其一,史料翔实,考订精确 本书资料的来源涉及以无锡为中心的苏南地区近代时期的报刊、档案、官修正史和稗官野史等搜罗广博,丰富翔实。特别是一大批民国时期社会调查资料的运用,在恢复历史原貌方面多有贡献增强了论述内容和论证的临场性、客观性和可信度,引领读者深入旧时的历史时空,获得身临其境的体验和感受作者笔下的社会节奏和历史脉动,平易而真实,直观而深刻。资料丰富、翔实、新鲜,使本书显得厚重、扎实。而对资料的剪裁、鉴别和分析作者更是不遗余力。如作者对“拾熟煤工”的界定,足见作者在引用资料方面进行了充分的鉴别与分析。李钟瑞的《无锡劳工状况》想当然地把“拾熟煤工”归为“小工”行列,看似合理但作者认为“拾熟煤工”属于“拾荒”群体,不能归类于近代意义的“工种”,自无所谓工人。(第 84页)又如在人力车的起源和传人中国的时间考证上,作者斟酌了多种著作的多种说法,最后在起源问题上考虑到其他说法的不确定性,“暂从”1870年说;而在传人中国的时间上,作者否定了《民国三教九流》书中的1874年 3月24日说,因为《申报》上早在 1874年月29日已有《记新式小车》的明证。小问题,却显真功力,作者精益求精的精神和态度跃然纸上。 其二。视野开阔。论证深刻 该书以社会史为基本切入视角,综合运用历史学、社会学、人口学、经济学、统计学等学科理论进行系统分析,力求多层次、多角度、“跨学科”对这一问题进行深度透视。同时把整体性研究与区域(苏南)性研究,宏观研究与微观、个案研究有机结合起来,把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有机结合起来,使研究既有深度又有广度,提高了学术水平。该书视角独特,视野开阔,显示出作者深厚的治学功力。在谈到农民的分化与流动时,利用了信息经济学中的“搜寻理论”,对农村富余劳动力的“向心流动作了恰如其分的深刻阐释(第 35页)。在对农民离土的非经济因素的阐述中,文中多处运用社会心理学的方法剖析了面对乡村的衰落和城市的诱惑,农民如何做出自己的取舍,最终顺理成章地投入斑驳陆离的城市生活。读后让人感觉作者的分析合情人理。多学科的交叉与对话也擦出许多智慧的火花。在历史学和社会学的碰撞和交流之下产生的“城市适应”理论就是一个例子,也是该书的闪光点之一。 其三。技巧娴熟。独具匠心 农民工问题是一个错综复杂社会问题,与各种社会表象和社会事件牵绊缠绕,如何在云雾遮罩的社会运行中理清这一问题的脉络,必须借助一定的手段,利用一定的技巧。这一点在该书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在对农民工考“量”过程中,作者在“统计资料缺乏的情况下”,在“很难用精确的数学语言表达出来”的情况下,巧妙地作出了自己的一些基本估计。作者以农民的“离村”资料为基础,粘结其他相关资料片段,利用统计学方法层层推演,步步深入,最终把农民工的考“量”数据从“离村”农民中剥离出来。富有思辨性,极具技巧性。 在史料运用上,该书亦匠心独具。书中引用了一张 1919年刊印的沪宁路列车时刻表,看似平淡无奇,作者却独具慧眼地将其缀入文中,使论文增色不少,直观而又极具说服力的表达了作者的观点:交通便捷是苏南民工群集上海的重要因素。看来一些琐屑破碎的片段资料如果处置得当,在特定场合下往往会取得意想不到的效果。 其四,语言清新。引人入胜 语言是思想的载体,是论者表达观点的工具。一些学术著作往往被视为“不食人间烟火”或“拒人于千里之外”,这除了与学术著作本身的特点密切相关外,还与学术语言和广大受众的疏离不无关系。该书用一种清新别致的语言不仅完成了农民 工问题的理论诉求,而且向人们展示了一个生动而 又多彩的农民工世界,读后感触颇深,令人难以忘怀。特别引人注目的是,该书大量引用了在民间广泛流传的农谚、顺口溜、市井小调和民间歌谣,这些口口相传的通俗史料生动再现出一幅幅历史场景,为该书的论述增添了生机与活力。一定程度上可以说,该书的语言风格可以看作是史学著作语言的一 种新的尝试,值得推介。 其五。强烈的现实关怀 农民工问题是一个现实性很强的问题,特别是在当今社会,“三农”问题已经成为制约中国农村进一步发展的“瓶颈”,与“三农”问题密切相关的“农民工”问题顺理成章地进入人们的视野。该书贯彻了从现实中来到现实中去的理念,体现了强烈的现实关怀。作者论证的是农民工与近代社会的互动关系,但却从来不是孤立地就近代谈近代,而是以近代为凭借,最终归宿于现实。如作者所言,“只有站在历史与现实的交汇点上,把历史与现实连接起来 ,才能更好地理解现实,把握未来”。该 书是作者对历史的解读和感悟,但却体现出强烈的 现实关怀。这一点在“农民工的调节与控制”一章 中表现得尤为突出。作者在充分分析和总结近代农民工调控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认为“尽管这些调节控制模式在近代中国成为泡沫,但仍具有深沉 的时代价值”,并“为从根本上解决包括农民工在 内的农民离村问题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教训”,这正体现了对现实的回归。当代中国处于社会转型加速期,社会组织方式、社会驱动方式、社会控制方式的转换,社会结构的调整,社会阶层的分化,特别是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大量农村富余劳动力开始向城市流动。如何充分发挥民工潮的积极作用,又能将其负面影响降至最低,已成为困扰中国的一大难题。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今天,那些逝去的现实确实可以提供很多有益的启示。该书的时代价值不言而喻。 该书的闪光点还有很多,这里不一一赘述。应该承认,由于该研究课题的开创性和研究对象的复杂性,该书尚有一些需要完善的地方。首先,农民工的研究领域需要进一步拓展,如农民工多边关系的研究,苏南农民工向海外的劳务输出研究等都有待于开拓。其次,比较研究尚显不足,这应是作者进一步努力的方向。再有,如果能进一步积淀和提高不同学科间的理论知识,内容会更臻完善。尽管《农民工》一书仍有不尽如人意之处,但瑕不掩瑜。作为第一部系统的近代农民工研究专著,它的出版架构起农民工群体的史学研究体系,拓宽了中国近代史及历史社会学研究的领域。同时该书为解决当今社会中的农民工问题提供了颇多可资借鉴的宝贵经验,值得研读。 历史与社会小论文:浅析陈寅恪与历史社会文学研究法 论文关键词:陈寅恪 研究法 明代小说 论文摘 要:陈寅恪先生是中国近代著名的学术大师,他在文化的研究上打通了文史哲,从根本上分析历史现象,阐释历史原因,从而解释文学上的现象。这种历史社会文学研究法对古代文学研究,尤其是小说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 在中国近代的学术大师中陈寅恪是其中非常有特点的一位。正如学界所说的,胡适是哲学家,俞平伯是文学家,王国维的优势在政治和理论,而陈寅恪却是历史学家。与胡适在学术研究上主要采用考证的方法不同,陈寅恪是在文化的研究上打通了文史哲,从根本上分析历史现象,阐释历史原因,从而解释文学上的现象。他将考证的方法与与文化研究相结合,打通了文学的内部与外部。陈先生正是以这样的研究开辟了古代文学一种新的研究方法。 陈寅恪用这种历史社会与文学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最著名的例子就是对唐传奇的研究。对唐传奇兴起原因的探讨一般认为“温卷”起了很大的作用。陈先生亦引用赵彦卫《云麓漫钞》中的记载说明这一点。但认为对唐传奇影响更大的是古文运动。早期写传奇小说的人,如元稹等人都是古文运动的主将。所谓的古文与小说是二者一也。而古文运动的兴起与安史之乱有很大的关系,由安史之乱上推到了唐代前期河朔文化的兴起,河朔文化与唐代的种族分布又有很大的关系。通过这样的研究方式,就说明了唐传奇的兴起不仅仅是一种单纯的文学现象,而是深入地指出了其兴起与唐代社会种族之间的关系。具有文化研究的意味,同时加深了研究的深度。陈先生的学生刘开荣在《唐代小说研究》一书中继承了他的这一研究方法。目前学界,陈寅恪关于唐传奇的研究仍然具有很大的影响。 其实,陈寅恪先生对学界的影响不仅仅体现在唐传奇的研究上,而是他的这种社会历史与文学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成为了后世文学研究的一种基本方式。在明代的小说研究中,这种社会历史与文学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得到了广泛地运用。 在《金瓶梅》成书时间与作者的考证上这种方法运用得最为充分。著名的明史研究专家吴晗在20世纪30年代先后写了三篇文章论述了《金瓶梅》的成书时间是在万历年间。他的依据主要是,《金瓶梅》中有皇帝向太仆寺借马价银的细节。历史上只有在万历十年以后,皇帝借用马价银的次数和数量越来越多,吴晗先生据此推测《金瓶梅》成书时间的上限是万历十年。其次,根据小说中戏曲的演出情况,《金瓶梅》中的戏曲唱的都是海盐腔,而此唱腔在万历时期很盛行。再次,根据历史上万历时期佛教的兴衰情况。确定了《金瓶梅》成书于万历年间,吴晗先生以他深厚的历史功底与史实的证据使得万历说压倒了嘉靖说。 黄霖先生的《金瓶梅作者屠隆考》认为《金瓶梅》的成书时间在万历17年到万历24年之间。黄先生认为《金瓶梅》的成书时间与两个壬辰年有关系。一作者选择小说的开场时间是在壬辰年即政和三年。二由于作者仓促成书,全书年月干支甚是混乱,独人物生肖从其壬辰年为立足点推算往往不误。说明作者可能是从这一年开始创作的,因为用生活中同一干支来构思历史故事的发生和借用现实生活中人物的生肖年龄都比较方便。黄先生更进一步由此推测《金瓶梅》的作者不可能是这时已故的李开先、薛应旗、冯为敏、和将死的王世贞、徐渭,尚年幼的沈德符、未出世的李渔。并且认为笑笑生在抄《水浒传》时所作的改动,暴露了他习惯用吴语和对山东地理十分模糊情况,而且如果是山东人的话也没有必要在描写山东发生的事情时加入吴语。并且在小说中存在着不符合山东口气的地描写。所以作者应该是一个南方人,懂得北方的官话、方言和习俗,但又不是十分的熟悉。黄先生发现了屠隆曾经用过笑笑先生的化名。所以,推测《金瓶梅》的作者试屠隆。 黄霖先生对《金瓶梅》成书时间与作者的推测也是建立在社会与历史的基础上进行的,亦是一种文化的阐释方式。 这种历史社会与文学研究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在明代小说史中也是常见的研究方法。陈大康的《明代小说史》应该是典型的例子。陈先生主张,当涉及某一作家作品或事件现象时,一般都应将它置于“竖”与“横”的交叉点上现实价值与意义。所谓“竖”是指考察它所受先前小说创作的影响,以及它对后来小说创作的推动作用;而所谓的“横”则是把握它与当时的小说创作以及时代、环境之间的关系。这种横向考察时,小说与时代环境之间关系的考察也就是一种历史社会与文学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只有将小说与它所产生的时代环境结合起来才能真正的揭示它所具有的不同于前代小说的特点以及这些特点产生的原因。在《明代小说史》中陈先生提出了自宣德以下的7朝是通俗小说创作的萧条期,通俗小说在这一阶段中的创作竟是一片空白。对这一特殊的小说史现象进行解释时论述了明初文学创作的概况与氛围,通过对明初诗文、戏曲与说书等文学样式发展状况的考察,说明在当时阴冷肃杀的环境与氛围中,整个文学的创作都步入了低谷,在这样的环境下,作为文学样式的之一的小说自然也不能例外。从文学创作的大背景上为小说创作的萧条进行了解释。随后,从政治的角度解释了小说发展停滞的原因。考察统治者对小说的具体态度。明初统治者一方面对意识形态领域进行高压控制,同时又在全国大力推行儒学。文化思想界这种环境与气氛,正是《三国演义》《水浒传》等已问世的作品在很长的时期内无法广泛流传的重要原因之一。最后从传播的角度上,阐释了小说创作空白的根本原因是明代初期印刷业的落后。这就将通俗小说的流行与明初的经济技术的发展情况联系起来了。陈先生的这种观点,在明代小说史的研究上是眼光非常独到的。陈先生在对明代小说的研究上运用的亦是历史社会与文学相结合的研究方法。这种将明代初期社会政治经济情况与通俗小说联系起来的考察方式填补了明代小说史研究上的空白。 陈寅恪先生这种社会历史与文学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是目前学界广泛运用的一种研究方法。它有利于揭示文学现象背后社会历史经济上的深层原因,加深研究的深度。但是在运用的时候,要注意以文本的研究为根本,不能本末倒置,把文学作为某种社会历史经济现象的注脚。 历史与社会小论文:浅谈五代十国收养假子风气的社会环境与历史根源 摘要:五代十国时期流行着广泛收养假子的社会风气,上至皇帝、国王,下止将相大臣,无不如此。五代时期的这种社会风气是受唐代宦官大肆收养假子的风气影响而形成的,其目的在于建立一种超乎君臣或上下级的更加亲密的关系,增强内部凝聚力,从而结成一种紧密的政治军事集团,为夺取或巩固政权服务,或者维护已经取得的政治利益。这种社会风气的形成与泛滥也与儒家伦理的缺失有着很大关系。 关键词:五代十国;收养关系;假子 作者简介:杜文玉,男,陕西渭南市人,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马维斌,男,甘肃张家川人,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 五代十国时期曾经广泛地流行过收养假子(义子)的社会风气,其影响之大,波及之广,超过了我国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关于唐五代假子问题已有一些学者从不同的角度进行过初步的研究,如谷霁光的《泛论唐末五代的私兵和亲军、义儿》、戴显群的《唐五代假子制度的历史根源》和《唐五代假子制度的类型及相关问题》、田玉英的《论王建的假子在前蜀建立中的军事作用》和《关于王建假子的情况及王建与假子的关系蠡测》等文章。谷霁光的文章主要从军制的角度研究了这一时期私兵、义儿与亲军的关系,对收养假子的社会风气没有更多涉及。戴显群的文章把这一时期的假子分成了三种类型,并认为唐五代收养假子的风气根源于胡族的收养假子的风俗,这种观点能否成立还值得商榷,且其侧重点主要在唐代,并非专门研究五代这种风气的专论。田玉英的研究仅涉及了前蜀一国的情况,其局限性也是显而易见的。鉴于以上这些情况,故对五代十国时期的这种社会风气有重新深入研究的必要。 一 针对五代十国时期广泛收养假子的社会风气,宋代大文豪欧阳修在其撰写的《新五代史》中专门写了《义儿传》1卷,共收入了晋王李克用的8位假子的生平事迹。按照欧阳修的说法是:“其可纪者九人,其一是为明宗,其次曰嗣昭、嗣本、嗣恩、存信、存孝、存进、存璋、存贤。”之所以说收入了8人的事迹,是因为李嗣源后来当了皇帝,即后唐明宗,其事迹自然要收入本纪,于是便只能缺少一人。按照欧阳修的本义《义儿传》应收入10人,因为李克用的另一假子李存审的孙女为宋太宗的皇后,欧阳修作为宋臣,心存忌惮,于是便恢复其原姓,以符存审之名将其传编入其书卷25《唐臣传》中。 李克用的这10名假子都是战功卓著,可以独当一面的大将,其中李嗣昭、李嗣本、李存进3人战死于沙场,李存孝因反叛被李克用诛杀,李嗣恩、李存信、李存璋等人壮年病卒,只有李存贤与符存审两人老病而死,算是得了善终。在10人中以李嗣源活得最久,他是沙陀族人,本名邈佶烈,因其跟随李克用作战勇猛,遂被收为养子。李克用之子李存?怨ッ鸷罅海??⒑筇仆醭??畲?约春筇谱?凇@钏迷蠢?梦褐荼?涠崛〉畚唬?烦铺泼髯冢?谱?谒烙诮???洹F涫道羁擞盟?盏募僮硬⒉唤龃?0人,欧阳修说:“唐自号沙陀,起代北,其所与俱皆一时雄杰虢武之士,往往养以为儿,号‘义儿军’”能够编成一军,可见人数不少。这支义儿军战斗力极强,属于李克用的牙兵部队之一。《旧五代史·李建及传》说:“李建及,许州人。本姓王,父质。建及少事李罕之为纪纲,光启中,罕之谒武皇于晋阳,因选部下骁勇者百人以献,建及在籍中。后以功署牙职,典义儿军,及赐姓名。”李建及以牙职统率义儿军,证明义儿军就是牙兵。李克用赐其姓李,又命其典义儿军,说明李建及也是其假子之一,因为义儿军通常都由其假子掌典。如李嗣本,本姓张,因功升任义儿军使。符存审,也是以假子的身份掌典义儿军的。李存进、李存璋、李存贤等,无不是以假子而任义儿军使的。未收入《义儿传》而史书有所记载的李克用假子还有李存颢、李存实等人。 在五代十国时期大量收养假子的并不仅限于李克用一人,而是一种普遍的社会风气,凡割据者无不如此,大体上可以分为以下几种情况: 1、皇帝收养的假子。如建立五代第一个王朝后梁的朱全忠,就收有不少假子,如朱友文、朱友谦、朱友恭、朱汉宾等,或为禁军大将,或为节度使,其中有的还封了王,如朱友文封博王,朱友谦封冀王。在十国中,以前蜀皇帝王建收养假子最多,据《十国春秋》一书的记载共有45人之多,这些都是地位较高,立有专传者。另据记载,王建收养的假子总人数达120人之多,这些人在建立前蜀的过程中多立有大功,且多具有很高的地位,如王宗佶、任太师,总六军,封晋国公;王宗侃任太保、中书令,封魏王;王宗滁任东川节度使、同平章事;王宗翰任同平章事,封集王;王宗弼任太师、中书令、判六军,封齐王。《前蜀列传》其他诸假子皆分任各种要职,掌握着前蜀的各种军政大权,是维护其统治的骨干力量。就连建立较晚的北汉,其皇帝也收养有假子,如刘继业,本姓杨,作战勇敢,人称“杨无敌”,任建雄军节度使,被汉睿宗刘钧赐姓刘,收为假子。这位刘继业入宋以后,恢复了杨姓,原名业,有子6人,皆勇猛善战,社会影响甚大的杨家将的故事即以此为原型。再如刘继忠,也是刘钧的假子之一。刘继颐,本为幽州节度使刘守光之子,刘守光败死后,他人五台山削发为僧,由于善于经商,获利多用于资助北汉财政,被刘钧列入宗姓,收为假子。 2、大将、节帅收养的假子。如凤翔节度使、岐王李茂贞,在唐末五代割据于关中西部,势力最大时占据数十州,其部下大将中有不少人为其假子,如杨崇本,“幼为李茂贞之假子,因冒姓李氏,名继徽”,其在李茂贞手下任??州节度使。李彦韬,原名温韬,被李茂贞收为假子后改名李彦韬,任义胜军节度使,曾将其境内唐朝诸帝陵盗掘,包括唐太宗的昭陵,是一个臭名昭著的人物。李继远,原名符道昭,为秦宗权部将,秦宗权失败后,投奔李茂贞,被收为假子并改名,后来官居秦州节度使。此外,李茂贞假子还有李继臻、李继诲、李继密、李继鹏、李继忠、李继筠、李彦弼、李彦琦、李彦询等人,他们或为节度使,或为禁军将帅,结成了一个颇具实力的政治军事集团。后梁大将霍存,收霍彦威为假子,在后梁历任??宁、义成、天平等镇节度使,在后唐历任武宁、平卢等镇节度使。再比如河中节度王重盈有假子蒋殷,曾任武宁节度使。类似情况还很多,不——列举了。 3、富人、豪强收养的假子。如王晏球,少年时被汴州富豪杜氏收为假子,后投靠朱全忠,历任右千牛卫将军、龙骧四军指挥使、行营马步军都指挥使,在后唐历任归德、天平、平卢等镇节度使,并改名李绍虔。再如孔循,被汴州富商李让收为假子,于是改姓李。李让又被朱全忠收为养子,他又改姓朱。朱全忠之子的乳母喜爱他,遂收养于室中,这个乳母的丈夫姓赵,于是他又改姓赵。荆南 国王高季兴早年也被李让收为假子,李让被朱全忠收为假子后,他又改姓朱氏,其后地位渐高,才恢复了高姓。这些假子都是身居高位才被史书记载的,没有显达而疏于记载还不知有多少。 4、假子收养的义子。在五代十国时期,被人收养为假子者,也纷纷仿效其养父行为,大肆收养他人为假子。如李茂贞曾为唐末大宦官田令孜的假子,一度改名田彦宾,而李茂贞养子杨崇本又收??州留后李保衡为假子。唐明宗为李克用的假子,他也收有一些假子,如张彦超,历任蔚州刺史、晋昌军节度使;李从珂,本姓王,被明宗收为养子,后来还当了皇帝,即后唐末帝。前蜀皇帝王建也是一个假子,他早年在神策军任职时,被大宦官田令孜收为假子,其创建前蜀政权的过程中又收养了大量的假子,以供其驱使。 在这一历史时期就连许多帝王本人也是假子身份,除了唐明宗、唐末帝以外,还有一个就是大名鼎鼎的周世宗。周世宗本姓柴,为周太祖郭威的皇后柴氏之侄,郭威无子,遂将其收为养子,郭威死后,继位为皇帝。欧阳修在《义儿传序》中说:“开平、显德五十年间,天下五代而实八姓,其三出于丐养。”指的就是这3位皇帝。其实,五代皇帝中为人假子者并不仅此,晋高祖石敬瑭应该也是其中一位。石敬瑭是沙陀人,唐明宗的女婿,后唐末年任太原节度使,勾结契丹举兵反叛,认契丹皇帝耶律德光为义父,推翻了后唐统治,建立了后晋政权。在十国的皇帝或国王中,除了前蜀王建、荆南高季兴为假子身份外,南唐的开国皇帝李异也是一个假子,其幼年为孤儿,被吴国杨行密收养,因为杨氏诸子不容,于是又被吴国大臣徐温收养,取名徐知诰,称帝后才恢复了李姓。北汉少主刘继恩,本姓薛,其父娶北汉世祖刘崇女为妻,其父死后,刘崇因为其子刘钧无子,遂命其收刘继恩为养子。刘钧死后,刘继恩继位当了皇帝。北汉的最后一位皇帝刘继元也是一个养子,他是刘继恩的同母异父兄弟。刘继恩之父死后,其母改嫁何氏,生刘继元,不久刘继元父母双亡,刘钧遂收其为养子。刘继恩被供奉官侯霸所杀,于是群臣拥立刘继元为帝。 以上这些还不是这一历史时期收养假子的全部情况,充其量只是一些比较典型的事例而已,即使如此,也能充分地反映出这一时期收养假子社会风气的普遍性。 二 关于唐五代时期收养假子社会风气形成的历史根源,有人认为是受胡人收养假子风俗的影响,但是却没有举出哪一个胡族具有这种风俗,那怕是一条直接的史料也没有。又说“胡人强调部落观念,而父系家庭观念淡薄。”其实我国古代收养假子的现象出现很早,具体在什么时代虽不好确定,但可以肯定的是,早在先秦时期就已存在,《诗经·小雅》云:“螟蛉有子,蜾赢负之”。后遂以螟蛉为假子、养子、义子的代称,说明早在上古时代社会中就已经有收养现象存在。尤其在儒家取得独尊的地位后,其学说影响进一步扩大,“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观念深入人心,因为无后,就会导致其先祖无以承,后世无以为继,故没有生育能力的家庭,往往都会通过收养的办法解决家族的延续问题,遂使得社会上的收养现象进一步增加。唐五代时期的这种风气实际上就是上古这种社会现象的延续,与胡人风俗根本无涉,更何况胡人“父系家庭观念淡薄”,既如此,如何能产生收养假子以继承家族香火的观念呢?在唐代内迁到中原的胡人收养假子的行为,不是本民族习俗的体现,恰恰相反,却是受汉民族影响而出现的一种行为。 五代十国时期收养假子的社会风气与其他历史时期收养假子的社会现象从表面上看,似乎并无两样,然而仔细分析后,便会发现其所具有的独特历史特点。这些特点是: 第一,收养的人数不同。历代收养假子主要是为了传宗接代,因此收养的人数极为有限,通常为一至数人,一些王朝的法律也对收养人数进行限制。像五代十国时期这样大规模地建立收养关系,收养人数之多显然已经远远超出了传宗接代之需,且绝大多数收养者都有亲生之子,故这种收养关系显然不是为了满足这方面的需要。 第二,收养的对象不同。我国历代法律对收养大都有许多限制,并不能随心所欲地建立收养关系。如《唐律》规定:“诸养子,所养父母无子而舍去者,徒二年。若自生子及本生无子,欲还者,听之。(疏议)日:依户令:‘无子者,听养同宗于昭穆相当者。’既蒙收养,而辄舍去,徒二年。若所养父母自生子及本生父母无子,欲还本生者,并听。即两家并皆无子,去住亦任其情。若养处自生子及虽无子,不愿留养,欲遣还本生者,任其所养父母。即养异姓男者,徒一年;与者,笞五十。其遗弃小儿年三岁以下,虽异姓,听收养,即从其姓。”可见无子之家只允许在同宗中选择小儿收养,禁止擅自收养异姓为养子,如收养异姓之人,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被亲生父母遗弃的,二是指3岁以下的小儿。之所以这样规定,是因为遗弃的幼儿如没有人收养,将会冻饿而死。然在五代时期完全打破了这种法律规定,被收养者多为骁勇善战之士,且多是具有一定地位的将校,并不存在生存之虞。 第三,收养者不同。从五代前后的历朝情况看,建立收养关系的情况多发生在民间,虽然社会上层也不乏有收养关系的存在,与民间相比毕竟不占多数。五代时期就不同了,大规模地建立收养关系不是发生在民间,而是发生在社会上层,上至皇帝、国王,下止将相大臣,无不投身于其中。即使有类似李让这样的富商参与其中,但也与政治发生了密切的关系,从其被梁太祖朱全忠收为假子可知。 第四,被收养者的年龄不同。历代收养的假子多为幼儿,长期与养父母生活在一起,有利于家族观念的培养。五代时期虽然不排除有幼儿收养的例子,如南唐皇帝李异,但大多数却是成年男子。如唐明宗李嗣源比其养父李克用小10岁,因善于骑射得到李克用的赏识,遂收为养子,建立收养关系时,李嗣源显然已是成年男子。甚至还有养子比养父年长的事发生,如晋高祖石敬瑭认契丹皇帝耶律德光为养父时,年已44岁,而耶律德光年仅41岁。 从以上这些特点可以清楚地看出,这一历史时期广泛存在的收养假子的目的,不在于传宗接代,延续家族烟火,而是另有原因。这个原因就是收养者通过建立收养关系,与被收养者形成超过君臣关系或上下级关系的一种更加亲密的关系,增强内部凝聚力,从而结成一种紧密的政治军事集团,为夺取或巩固政权服务,或者维护已经取得的政治利益。关于这一点,欧阳修已经明确地指出过了,他说:“盖其大者取天下,其次立功名、位将相,岂非因时之隙,以利合而相资者邪!”正因为这个缘故,所以在这一历史时期被收养的对象,或为勇猛善战之将,或为智谋权诈之士,不少人还具有较高的地位,或握有较大的兵权。 问题是夺取天下,致位将相的方法很多,为什么在其他历史时期没有这种情况存在,而偏偏在五代十国时期出现,这就需要认真探讨了。 五代十国时期处在唐宋交替之际,不仅其制度直接沿袭了唐制,在社会风气方面也深受唐代的影响。众所周知,在唐代宦官断朝政,自唐玄宗朝高力士弄权以来,直到唐末一百数十年间,宦官专权的局面始终没有得到改变,关于唐代宦官权势之所以能够长期延续的原因,日本学者矢野主税认为宦官诸职制与假子制是宦官获得权势并能够长久持续的原因。这个观点直到现在看来,仍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所谓宦官诸职制, 藩镇割据,军阀混战,是五代十国时期一个突出的社会特征。在长期的混战中,原来的社会秩序与社会上层结构被彻底打破了,旧贵族、旧官僚或死或逃,有的甚至穷途潦倒,一大批出身于社会下层的人登上了政治舞台,藩镇做天子几乎成了通例;其将相大臣或出身行伍,或出身于胥吏,受儒家思想观念影响较小。即使有少数科举出身的人,也是投靠藩镇,屈居幕僚,随着藩帅升为天子,他们也就攀龙而跻身于高位。即使如此,也要看武夫脸色行事,才能保其禄位。社会上层结构的这种变化,必然导致对儒家思想理论的忽略,重武轻文成为这一时期普遍的意识。后汉重臣侍卫亲军都指挥使史弘肇不喜文人。曾说:“文人难耐,轻我辈,谓我辈为卒,可恨,可恨!”他还有一句很有名的话,即“安朝廷,定祸乱,直须长枪大剑,若毛锥子安足用哉!”“毛锥子”是指毛笔,这里指掌握儒家思想的文人学士。后汉宰相王章也说:“此辈与一把算子,未知颠倒,何益于国邪!”“算子”指算盘,讽刺儒士不懂吏务,是一种轻视排斥文士的表现。正是由于统治阶层中存在着这种轻视文士儒生的意识,所以他们对儒家所提倡的礼乐制度深恶痛绝,后汉枢密使杨??曾说:“为国家者,帑廪实,甲兵完而已,礼乐文物皆虚器也”。这是轻视儒家“名教”观念的一种反映,与历代莫不重视礼乐制度的 健全形成了鲜明对照。 在这种思想观念的影响下,这一时期的儒学研究不仅毫无成就可言,就连文化素质也严重地下降了。以科举考试为例,在唐代以进士科最为社会所重视,录取人数在诸科中最多;然在五代时期却以明经科录取人数为多,此科主要考“帖经墨义”,能死记硬背就有可能考取,相比进士科要容易得多,故人们趋之若鹜。周世宗时加强对科举的管理,对已录取的新科进士进行复试,时有及第者被淘汰,有时竟出现被淘汰者占到录取名额一半的奇怪现象。考生如此,考官的素质也好不了多少,有的主考官出不了考题,竟然要自己的门生来帮忙。可见这时的文化教育已经衰退到何种程度,而古代教育的主要内容就是儒家经典。 由于教育事业的衰退,统治阶层文化素质的急剧下降,使得儒家思想的影响大打折扣,伦理纲常观念对人们行为的约束也就大大松弛了,于是才出现了欧阳修所说的“人伦坏”的结果。为什么儒家思想的缺失会导致这种社会现象的出现呢?因为儒家的重要思想之一,就是“三纲五常”思想,所谓“三纲”,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所谓“五常”,即“仁、义、礼、智、信”。前者是用于调整和确立古代社会中君臣、父子、夫妇之间的一种特殊的道德关系,后者则是用以调整、规范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等人伦关系的行为准则。可见“三纲五常”具有维护社会秩序,规范人际关系的重要作用;此外,“三纲五常”观念体现的也是一种个人修养,这一点在“五常”方面体现得更加突出。两千多年来 历史与社会小论文:浅谈初中历史与社会学科教学设计 浅谈初中历史与社会学科教学设计 所谓教学设计,是指教师以正确的教育思想和教学原理为指导,按照一定的教学目的和要求,针对具体的教学对象和教材,依据现有的条件和自身的实际,对教学的整个过程及其具体的环节作出的一种预期的设计。一份成功的教学设计,笔者认为应关注以下两大方面: 1关注设计的对象——学生和教材 1.1教学设计应基于对学情的科学分析: 课堂教学的设计首先要从学生入手。学生是课堂教学的主体,一堂成功的课,应该是学生进行分析、思考、探究的过程。我们知道,每个学生都是不同的生命个体,他的知识经验、认知水平不同,课前预习的程度也不同,这就要求我们在设计教学方案时充分地将这些因素考虑进去。比如:对于一段材料,学生可能知道了什么,知道了多少,又有哪些是有可能不知道的,教师应“心中有数”;对于一个问题,学生可能会怎么答,自己又该怎么引,教师应多做假设,多估计些情况,使设计更有深度和广度。这样,教师才能从容不迫地面对学生,才能胸有成竹的进行对话,也才有可能收获许多意想不到的精彩。 1.2教学设计应基于对教材的正确处理: 教材是落实课程标准,实现教学目标的重要载体,也是教师进行课堂教学的主要依据。《历史与社会》课程力求把各学科领域彼此孤立、相互隔离的内容体系,改造成为各学科领域有机联系的课程体系。这就要求教师在处理教材时创造性地联系相关学科知识,实现知识的融会贯通,开阔学生的视野。例如在讲到林则徐“虎门销烟”时,学生本能地认为,“销烟”,就是用火把鸦片给烧毁。实则不然,“销烟”其实是利用氧化钙遇水后会散热并形成有侵蚀性的氢氧化钙这一原理来销毁鸦片的,这就将科学学科的知识融进了历史与社会学科的教学。 当然,在处理教材时,教师还应根据教学设计的需要而有所选择,或适当增减,以期更好地提高课堂效率。例如在学习 “京杭大运河”这一内容时,总会延伸到历代对京杭大运河的评价,此时本人补充了历代诗人描写京杭大运河的诗句,如皮日休的《汴河怀古》、宗元鼎《炀帝冢》、胡曾《汴水》、李敬方《汴河直进船》,在诗句中让学生自己筛选、归纳、整理出有用的资料,再结合课本内容,来叙述京杭大运河的利弊。这种设计能使学生参与其中,充分发挥学生的主动性,避免了教师一讲到底的现象,使教师真正成为了学生学习的引导者,符合了新课程的理念。 2关注设计的内容——教学过程 新课程非常注重和提倡课堂的动态生成,因为教学过程本来就是一个师生互动、生生互动的“动态建构”的过程。动态生成的课堂必定是一个尊重学生主体地位的课堂,是一个学生“思维开放”的课堂,更是“闪动着学生的灵动性的、活的”课堂。要想达到这种课堂氛围,笔者认为: 2.1设计精彩的导入: 良好的开端是成功的一半,课堂氛 围的创设往往取决于一堂课的起始和导入环节,好的开头是让课堂气氛活跃起来的前奏,它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一堂课的成败。教师应注意新课导入的艺术性和科学性,要针对学生实际和教学内容,创设各种教学情景,渲染气氛,引起学生情感共鸣,把学生的心紧紧吸引住,使学生想听下去,急于听下去,这样,才能充分调动学生的主观能整理动性,使学生进入最佳求知亢奋状态。教师一般可用音乐、故事、图片、情景、诗歌、俗语,也可用国内外发生的一些重大时事,作为导语,使它们成为引发学生注意的焦点,增强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自觉性。 2.2创设具体的情境: 初中《历史与社会》新教材从版面设计、内容体系和语言风格等方面,一改往昔那种古板的条文式内容,取而代之的是活泼有趣的画面,优美动听的语言和与实际生活紧密联系的教学内容。每一单元都图文并茂,图像资料占有很大比重,不再处于附属地位,而是与文字资料相辅相成。一些知识也不再是靠演绎、推理或归纳、总结等方式“给”出,而是通过情境或案例的描述,使学生逐步领悟出有关的知识。此时,教师就可以运用教材中现成的资源创设具体的情境进行教学。比如在讲七年级下册《不同角色的相互理解》时,利用课本中现有的材料(腰鼓队清晨在小区公园里排练影响居民休息),给学生创设出具体情境,假如你是腰鼓队的成员或假如你是小区居民,你会怎么解决这一问题,请学生谈谈自己的想法。在这一过程中,学生各抒己见,纷纷表达自己的见解,最终得出不同角色之间需要相互沟通、协调,才能促进社会的和谐。 2.3预设恰当的提问: 提问与回答是师生互动的主要形式。教师在课堂中往往通过问答的方式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引导学生解决问题,考察学生的学习情况,评价学生的学习效果。对问题的精心预设,能引发学生探究与思考问题的兴趣和积极性,能使学生从被动的接受知识走向主动地探究学习,因此教师在设计教学内容时,应该依据《课程标准》,结合教材,联系学生的学情,精心设计提问,做到有梯度有层次,把握问题难易度,使问题具有启发性。 2.4运用适当的留白: 所谓“留白”,是指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对某些问题,某些内容故意不讲或少讲,留出空白,为学生提供想象的空间和思考的余地,可谓是“言已尽而意无穷”、“此时无声胜有声”。留白的运用可体现在诸多方面,比如时间留白、空间留白、情感留白、评价留白等等。例如在讲到《文化多样性》时,围绕“理解文化的多样性及保持、珍重民族文化传统的意义”这个目标,本人设计了这样一个活动:播放了张艺谋的《北京奥运会开幕式》有关片段,让学生自主地去观察,去发现民族文化的多样,说出自己的感想、体会,领会其意义,在同学间进行交流,老师则适时点评,引导,使学生的认知思维,情感得以升华,从而较好的达成了目标。老师在此处给学生巧留思维的空白点,能使学生的思维始终处于积极的状态,引发学生思考探究,使课堂教学出现了较理想的状态,从而达成教学目标的完成。 总之,一份成功的教学设计,不仅能提高课堂效率,还能使学生获得全面的发展。作为新课程的教育承担者,我们在进行教学设计时应倾注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努力为《历史与社会》课增辉添色。 历史与社会小论文:中国社会学研究的历史与现状分析 中国社会学研究的历史与现状分析 一、社会学研究的对象及内容 无疑,社会学的研究对象至今依旧还没有一个统一的说法,社会学的学科性质至今也没出现一个定论。“有多少社会学家,就会有多少种社会学”,这种说法似乎反映着社会学在现今时代所处的境况。然而在笔者看来,它不免还是具有过于夸大之嫌。因为不管特定研究者的主观看法如何,他的逻辑思维、研究理路还是要受到社会学学术传统的影响,不可能割断传统而凭空得出一个个新奇的“对象”来,尽管“作为进行讨论和交流的某种观念系统,社会学研究的规范对象在不同时期(尤其在不同流派或主流理论中)会有不同的含义变化或差异”。 这样看来,如要检讨社会学研究的对象,把目光回溯到经典思想家那里,看看他们是如何思考那个时代有关人的事情的,对问题的澄清或许有所助益。 “社会学”概念的命名人孔德,突破了中世纪神学的禁锢和形而上学的迷茫,承接孔多塞、圣西门的观念,把整个社会看作某种“超有机体”,以之作为此学科的研究对象,倡导探讨人类社会的秩序与进步两大主题。他认为人类社会进化的“三个阶段”只是人类三种“理智”或“精神”状态相应外化的结果,不同的“理智”主导着各阶段人们的社会组织形式。实证(现代)阶段,知性的发展引起了人们劳动的分工与协作,社会学的任务就是探讨分工协作行为现象背后的法则或规律。后继者涂尔干则第一个明确阐述了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即“社会事实”,“社会事实”指的就是人们的“行为方式、思维方式和感觉方式”, 实际上就是“社会行为”。涂尔干先后通过对“劳动分工”、“自杀”以及职业群体或宗教群体的“集体欢腾”等经典研究,向后人展示了他所开创的社会学研究“社会事实”的“行动”属性的本质。 德国社会学的开创者们更是强调人们的“互动”作为该学科研究对象的独特性。西美尔就反对把社会整体作为统一体来把握,也不主张社会学成为包罗万象的思维和行为科学,而把社会学的研究对象限定为“社会化的各种形式”。他认为,孤立存在于并存着的个人的“作为本能欲望、利益、目的、喜好、心理状态和运动”这些材料尚不具有社会的性质,而由某些特定内容材料推动而引起的若干个人有着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地方才构成“社会化”,“因此,社会化就是以无数不同的方式实现的形式,……”。 这里,形式和内容的区分只是对社会事实(现象)在概念上所作的整理归纳和抽象化分析,两要素其实是不可分割的,共同构成统一的现实。显然,西美尔强调对社会化形式的研究,只是提醒人们要避免空谈、泛化社会现象,其实人际互动过程原本就蕴含在他的研究对象之内。之后的 m•韦伯,则在不同的场合一再强调,社会学的研究对象或基本的分析单位,绝不是抽象的社会,而只能是人们的社会行动。根据他给出的定义,社会行动(包括不为或容忍)是一种指向他人行为的有意行为,它以对他人行为的期待为取向。进而,当“若干人的举止,依行为的意义内容而言,每个人的行动都考虑到了他人的行动,并以此为指向”,某种所谓的“社会关系”就得以出现。 可以说,在社会学的研究对象问题上,西美尔和m•韦伯均取向于人与人之间行动的关系,本质上是一致的。 一般认为,法、德古典社会学家奠定了社会学研究上的两个不同的传统,在该学科的研究对象的界定上存在一个转变:前者强调社会现象的“实体”属性,主张“要把社会事实作为物来考察”;后者则强调社会现象的“关系”属性,承认它的“存在”性。尽管如此,从1890年到1920年30年间,上述大师们都有一共同点,即都在努力把人的社会行为(行动)的研究置于这一学科的立足点上,后来的帕森斯更是以《社会行动的结构》(1937)这一扛鼎之作成为这一时期社会学研究的集大成者,就连今天的社会学家吉登斯也极力承认行动概念在社会科学中的实质的重要性。 统观他们所作的社会学研究似可得到如下结论,所谓社会(学)研究,就是通过对人们行动(互动)状况的考察来发现起支配作用的模式和规则,揭示人群组合(群体、社会)的结构、过程及其规律性。显然,社会学研究的基本单位既不是笼统宽泛的社会,也不是孤立性的个人,而是特定形式的社会行动或互动现象。 那么对行动的社会学研究又要关注哪些内容呢?正如俗话说的“人们之间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那样,特定数量的人们通过相互参与、相互支持、相互作用的关系状态而变为“社会”,也源于他们各自的“利益”。西美尔指出,促使人们通过某种形式结合为统一体的是“由于那些——感官的或者理想的、瞬间的或者长久的、自觉的或者不自觉的、受因果关系推动的或者目的所吸引的——利益”,利益的表现多种多样,均需要人们在相互作用的社会统一体中得以实现。m•韦伯也说,“利益(物质的与理念的),而不是理念,直接控制着人的行动。但是,‘理念’创造的‘世界观’常常以扳道工的身份规定着轨道,在这些轨道上,利益的动力驱动着行动。” 显然,激发人们互动的所谓“利益”不单单指物质的、金钱的经济利益,同时也包含观念的、精神的理念利益。“仅仅归结为经济原因,这在文化现象的任何领域,即便是在‘经济’事件的领域里,无论如何也都是不完善的。……特别是就‘精神动机’的影响而言,它在任何情况下都不排除提出理性行为的规则”。 理性的资产阶级的经济行动除了源于最大限度的追逐金钱以外,其中还有更为重要的“精神”利益深藏于内,即“增添上帝的荣耀”,追求上帝的“拣选”而得救。即使在涂尔干那里,“法团”生活的道理也是同样,一方面是维护这些人的工作机会,保证他们的经济利益,另一方面也有满足人们过有意义的群体生活的需要的精神利益贯穿其中。当然,物质与精神两方面的利益不是彼此孤立、对立的,而是处于一种相互关联、相互渗透或融合的状态,统一在个人的社会行动中,不同的只是二者在不同的情况下各自有所偏盛。 在韦伯的社会行动类型中,由利益而促动的行动即为合理性行动,而上述两个层面利益的实现又相应的涉及到两种理性,即工具合理性和价值合理性,二者处于紧张对立而又统一的状态。实现物质利益的行动是工具理性行动,指行动者以能够计算和预测后果为条件来达成目的。像廉价而合理的科学技术、合理计算成本和利润的复式薄计方法、合理而可精确估计的法律、经济商业化等都体现着行动的工具理性的特征。而实现观念利益的行动则是价值理性行动,指行动者通过有意识的对一个特定行动的无条件的固有价值的纯粹信仰(如伦理的、宗教的)而采取的行动,如新教徒追求自己的灵魂得救,职业群体的成员追求道德的集体生活。价值理性涉及行动的信仰、主观欲求或终极关怀等要素,具有“激情性”、“革命性”的特点。由于工具理性对行动目的所针对的终极价值是否符合个人的心愿在所不论,而价值理性却对行动所可能导致的后果在所不计,所以可以说工具理性是排除价值判断的或价值中立的,而价值理性则是引入价值判断的。“在韦伯学说中,这两种行动都是作者便于对社会行动意义的思考和理解所设定的范畴,它们都属于“理想类型”。这就是说,它们从未以纯碎的形态在现实中实现过,任何实际行动既包含工具合理性成份,又有价值合理性因素在内。” 可见,特定数量的源于“利益”推动的行动在一定时空下发生相互作用的联系状态,就构成了某种社会(行动)现象或事实,从而成为前文所述的社会学的研究对象。鉴于社会行动在物质利益与观念利益、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上的区分,以社会互动秩序为研究对象的社会学研究就必须在宏观制度和文化意义两大维度展开自己的分析。一方面,由于现实的社会行动(互动)发生于特定的外在于个人的制度环境之下,呈现为一定的结构模式、过程及后果,因而制度论维度上的分析内容包括找寻社会行动展开的具体的结构、制度、法律等条件,因果性地说明社会行动的过程及后果,并指出促进或限制实现利益的行动产生的那些因素、条件。另一方面,社会行动还有一个来自文化体系的动机激发过程,正是文化体系形成的价值、信念、理想等给了个人行动以无穷的动力,成为行动驱使不竭的源泉。所以,社会行动研究仅仅分析其条件、过程及结果还不够,还要在文化的维度上探讨对人们社会行动背后的动机起着促成作用的价值体系,这个文化价值体系尽管看不到、摸不着,却对人们的社会行动发挥特定的功能和作用。 二、社会学研究方法的特点:实证方法与人文方法的有机结合 不同于培根、笛卡尔和康德等人用形而上学的抽象思辨的方法研究人类社会的做法,孔德,作为实证哲学的创始人,一开始就主张运用类似于自然科学的实证方法来进行社会学的研究。而第一个真正使用实证方法研究社会现象的人物是法国社会学的奠基者涂尔干。在《社会学方法的准则》(1895)中,涂尔干概要地论述了实证主义研究方法的准则,在《自杀论》(1897)中,他系统运用统计技术,发现了自杀行为在不同人群中分布的规律性,至今这项研究仍然是社会实证研究值得效仿的典范之作。就连方法论个体主义的m•韦伯也主张,由于社会行动中所具有的“手段--目的”这一工具理性成分的存在,使得人的行动选择不会完全呈现为一种杂乱无章的自然过程,而是具有一定的模式可循,使得社会学家能够对其进行因果性分析,找到有利于或者不利于某种社会行动发生的结构性、制度性条件。当然,韦伯认为这种因果性只能从“或然性”的角度来确定,社会研究的因果性说明表现为确定两个对象之间的规律性关系,它不采取“甲决定乙”的线性、单义的因果关系固定框架,而是采取“甲或多或少有利于乙”的形式。 那么,对社会行动的因果性说明到底如何可能呢?科学哲学家hempel和oppenheim(1948)主张,科学解释的标准模型是“常规演绎模型”(n-d model),在这个模型中,“被解释项”是一般规律的逻辑结论和经验条件。当一个事实性或规律般的陈述从更为一般化的律则中推演出来时,它就以一种形成良好的(well-developed)理论语言得到了解释。 科学实证主义比较“青睐”精确的量化资料,且经常使用实验法、问卷调查法及统计分析法。这种所谓的“定量”或“量化”研究方式的逻辑是,首先,从公理或公设出发形成一个理论体系,该理论由多个相关的命题系统组成,每一个命题由概念(变量)和概念(变量)的关系构成。其次,通过某种界定,把头脑里的想法明确化,形成自己的研究问题,即一组变量与变量之间关系的陈述,重要的是问题陈述必须是可检验的。然后,对自己的问题提出假设,即可能存在的关系。一旦提出假设,就意味着进入了操作化过程,到了经验现实层面。最后在定量层次上,凭借相应的统计模型,证实或者证伪假设,进而达到开创、重整、扭转、和廓清原来理论体系的目的。 社会学实证方法是结合了演绎逻辑和对个人行动做精确经验观察的一种系统化、组织化的方法,该方法与经验主义具有一致性:能够用自然科学的方法发现和确证用来预测人们行动(互动)一般模式的概率因果规律或不变法则。作为专门学科的社会学的一个基本思想是认为,社会中的个人或群体之所以有不同行为,是因为他们在社会结构中占据着不同的地位,客观的社会属性对个体施加强制性的力量,使得个体层次上人们在信念、期望、态度和行动机会方面产生系统性差异。也即,一种社会互动秩序,不会是这些人想行动就发生,而是存在有某种因果关联法则。正因为社会学主张人的行动有稳定的模式,是受外在“社会事实”的支配和约制,所以在研究规则上我们就要通过实证方法的观察、测量以及统计技术来检定这一现象,进而找出影响该行动现象的外在结构条件,从而像自然科学研究“物”一样的去探究人们的社会行为。定量社会学中的方法论个人主义虽主张把社会行动的起点放在个人层面上,但其声称的不是一个具体个人在一个特定情景中做什么,而是一类典型化行动者在一种典型化情景中做什么。 这就有助于分析社会学的一个优秀问题:社会结构如何限制或促动了基于个体行动者的社会行动现象,从而使得宏观群体层次上的特定行为模式并且可为我们所预测,实现研究从个体到群体的跃迁。 其实,这种科学主义的实证方法仅是帮助我们达到了“对社会行动的过程及结果予以因果性说明”之目的,回答了经验现象“是什么”或“怎么样”的问题。不能忘记,人类社会与自然界的根本不同之处在于,人们的社会行动都是有主观意向和动机的,除了受社会结构属性的约制外还受着价值理性的支配。不解释行动背后的文化意义,“为什么如此行动”的问题仍旧还是一个谜。德国哲学家狄尔泰就主张,除“自然科学”外,还有另一完全不同的科学,即“人文科学”,其研究旨趣指向人们行动背后的信仰、道德、情感或精神等内容。这些要素既然存在于人类经验范围之内,所以也就可以通过科学研究被我们所认识和把握。从某种意义上说,社会行动的人文主义研究需要研究者凭借自己的想象力提出概念解释,但文化事实是否如此同样必须依靠实证分析来证实,否则就是把概念本身当做对象,空对空玩弄概念。但是,与结构条件的概念相比,文化价值层面的概念往往不易或不能被量化,这就造成这些概念本身可能是非科学的,因此“人文科学”提法本身可能就是一个悖论。量化困难、数据不足和因果关系判断的极端复杂性是人文科学实证研究的主要问题所在,理论上讲,只要文化意义层面的要素能够被量化,那么实证方法就可以对之加以科学的研究。至少就目前看来,社会学研究的这一人文学属性似乎使得定量的科学方法力不从心,欲求了解行动者所赋行动的意义则只能通过人文主义的主观理解的办法。 m•韦伯就明确主张社会科学首要的任务是设法去理解有意义的社会行动。理解有两种类型:直观理解和解释性理解,相对于前者,后者更进一步也更有价值。当然,要使理解成为“合理”的,就必须与理智上、逻辑上的解释结合起来。“理解”或“了悟”也好,“诠释”也罢,凭借这些途径我们有望知道指导个人选择某种模式行动的内在理由与动机,了解人们如何创造日常生活的意义、塑造个人内心情感,如何共处互动、创造并维持他们的“社会关系”。不同于实证方法考察人们外在的、可观察的行动面相,理解方法和过程可使我们由行动者的外在表现走进其基本的内在生活。“在社会科学中涉及到精神的事件的共同作用,以重新体验的方式‘理解’这些事件,自然是与自然认识的公式能够或者想要解决的任务迥然不同的任务”。韦伯借助“理解”,揭示了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之间的亲合关系,诠释了理性的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的终极意义关怀。就连开实证社会学研究先河的涂尔干,也并非始终一概反对主观理解在社会研究中的意义,通过对节日仪式或集体生活的体验,他解释了人们之间的微观互动过程在塑造道德个人主义、强化集体意识以及赋予个人生活的意义或价值等方面的作用。 人文主义方法经常会使用参与观察和田野调查。这些方法要求研究者进入到被研究的“社会”中去,有针对性地考察正在发生着的自然状态下的社会行动现象,通过“深度访谈”、被访者对生活史的叙述,收集大量的定性资料,并通过整理分析这些质化资料,获得对这些人如何创造社会生活的意义的理解,进而建构起相应的理论。相对于实证方法关注行动的结构与过程的因果说明,人文方法则取向于诠释社会互动和社会构成的意义体系。对此,需要回答的关键问题是:人们如何经验这个世界?他们创造、共享某种文化价值吗?该文化价值的构成状况又是怎样?一个文化必然影响一个民族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进而影响其发展的状况与路向。文化价值体系的结构由三个层次的价值构成:理念价值——规范价值——实用价值,三者相互关系且有着各自的特性。正常情况下,三者之间既相互适应,又保持着一定的刚性,价值体系的和谐保证社会生活的秩序和稳定。而在社会急剧变迁时期,三者间会出现差距或落差过大,从而导致社会活动的所谓“失范”现象。 人文主义定性方法结合了归纳逻辑和对个人行动意义、价值的理解,能够用有别于自然科学的方法——理解和诠释,来预测人们行动(互动)一般模式的文化价值体系。科学主义定量方法可以找出产生该行动现象的外在力量,而人文方法通过参与观察、实地访谈和主观理解则可发现人们对他们所作的行动持有何种意义,行动内在的理由和动机因素是什么,那怕这些动机相对于工具理性而表现为非理性的、充满情感的也必须列入考虑。因为从另一个角度看,社会行动的结构、模式和规律(如果承认存在的话)不是脱离个人、凭空存在的东西,“这些模式是在不断演进的意义体系之中,或是在社会互动所产生出来的社会惯例之中,被创造出来的”。 现实的社会秩序除了由“外力”给个人造成的“他律”作用外,还有一个个人经由社会化过程而实现的“自律”问题,行动还是个人“内化”了的文化的“外化”,是个人价值经验基础上的主动创造。正由于人文方法看到了行动的信念、价值基础,主张对意义的主观理解,要求“深入事实的内部”, 在社会研究中反省、分析属于行动研究内容的这一部分要素,明确地把“价值”标示出来。 社会研究的目标是建构理论,以上两类看上去不一致的研究范式——定量研究方式与定性研究方式不过是对一个经验现象两个维度的内容进行研究的路径或手段而已,在社会研究中它们本来就是应当完整结合在一起的。由此可知,进行一项社会研究的整体思维框架可图示如下: 对社会研究者来说,研究对象(图中①)是做任何社会研究首先要明确的东西:某种经验现象——社会行动(互动),进入到研究者视野中,引起了研究者的兴趣、关注,研究者欲对其过程和结果做出解释和说明。现实人们的行动源于背后物质的和观念的两方面的利益,宏观的社会制度、法律等事实构成促动或限制行动的结构条件,而深层的规范、价值等意义体系则构成行动激发的直接动机,所谓社会行动的解释说明,在内容上(图中②)主要包括这些方面。社会研究必须有一定的途径和方法(图中③),科学主义视角下的定量研究方法有助于对社会行动的结构条件做出因果性说明,而人文主义视角下的主观理解法则长于对激发行动的动机意义进行理解或诠释,两种研究方式各有所长,互为补充,从而结合起来共同达 成社会行动研究的目的。 三、对中国社会学研究历史、现状的反思 为适应中国社会变革的需要,20世纪初西方社会学经由严复等的努力开始传入中国。当时,学者尽管倡导运用观察和思考的科学方法客观地研究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和人们的社会生活,但还仅仅是停留在启蒙和教育阶段,还没有摆脱它们的母体哲学,并未与社会研究实践相结合。而到了30年代,面对国内各种矛盾的尖锐化,尤其是农村经济社会崩溃的现实,调查研究之风空前高涨,一大批社会学者如陶孟和、李景汉 等将实地调查与统计学技术相结合,重视了解当时中国工农阶级的生活,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方法上也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在费孝通看来,社会学不能抽象地来研究全盘的社会结构的格式,而必须研究某一个具体的单位,即社区,《江村经济》、《禄村农田》就是其社区分析法的代表性成果。这种方法论的特点认为,社会只是抽象的人与人之间各种关系的总和,而以之为对象的社会学研究只能把发生在特定社区中的人们的社会行为作为自己真正的研究对象,“换句话说,社区研究的对象就是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在研究内容上,社区研究关注特定社区内的社会关系及社会观念,在研究方法上强调调查和研究相结合,主张社会学者应当自己直接去实地观察一个社区的活动,在实地里检讨原有的概念、发现新的问题,进而来验证一套社会学理论或“试用的假设”。 在社会学引入中国并蓬勃发展的这一时期,一大批学者迎头学去且躬行实践,无论是在学理上还是在应用上都做出了重大的贡献。综合起来看这一阶段的社会学研究呈现为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1)研究对象上的分歧。这一时期中国社会学研究者在这个问题上彼此不一、各说其是。社会学研究“人类社会历史演化规律”,“种种社会现象及其联系之总和”,“社会问题”或人口问题,“社群之现象及其与个人和社会的相互关系者也”,“社会意识”及“社区”,等等,学者们各自采用了自己认为是正确的社会学观点,提出了各自的研究主张,但显而易见它们都与规范的研究对象或多或少有所偏离。(2)调查内容的表面性。规范的社会学研究本应当在宏观制度和文化意义两大维度展开对社会行动的分析,但这一时期由于学科发展的不成熟及认识上的局限,学者们的调查研究往往只是就事论事,对社会行为发生的宏观结构条件揭示的不足够多,更没有进一步去理解产生该现象的文化意义的根源。如陶孟和的《北平生活费之分析》和李景汉的《北平郊外之乡村家庭》(1929)、《定县社会概况调查》(1933),只是把农村社会与经济状况客观地反映了出来,达到了描述社会的目的,而离解释和说明社会还有相当的差距。(3)研究目的上的实用性。限于当时社会剧烈变迁下各种社会矛盾、问题厄待解决的需要,各种社会调查的宗旨就是用所谓的科学的方法搜集社会资料,尤其是注意收集关系到国民生计方面的事实,并对其加以检讨,然后将调查研究结果提供给经济社会建设者参考。所以这一时期的社会调查研究就不再是以规范方法的验证或建构某种理论为指向,而更多的是为了要解决实际的社会问题,将目标指向了社会的改造和服务。(4)研究方法的局限性。这一阶段,绝大多数学者采用的是实地调查的方式,并使用了西方流行的调查表格,采取了个案调查、普遍调查、随机抽样、特殊选样、间隔选样等方法,也引进了现代统计学技术。这些调查的实用目的得到一定程度的体现, 但由于当时较弱的社会学学科意识和种种条件的限制,这种调查方法造成了“用了死的表格来说明活的事实”的后果。1994年费孝通先生也坦言自己研究的最大缺点是在“只见社区不见人”,“过于满足研究社会的生态而忽略了社会的心态”。(5)意识形态的关联性。后来的一批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如李达、许德珩等,以历史唯物论作指导来研究当时的中国社会,对西方的各个社会学流派进行了批判,将社会学研究与社会革命紧密联系起来,论证革命的必然性。当时也有人把社会学研究与社会主义相混淆,视社会学为一种唯物史观、一种主观的见解。 80年代社会学在中国恢复和重建以来,中国社会结构的巨大变革促使社会学调查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里程。在走过的20多年的发展历程中,学者们也在不断地对中国社会学调查和研究方法进行着总结和反思,一路走来可以看到,中国社会学调查研究实践在规范研究方法方面较前(1993年)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比如实地研究总的来看有了一些发展和进步, 建立在概率论基础上的定量研究方法成为新一代学者们感兴趣的主要内容,对以“抽样”、“问卷”、“统计分析”为主要特征的西方社会调查方法进行大胆实践和普遍运用。 进入21世纪,在《社会学研究》等专业杂志上发表的定量社会研究,总体上研究质量较之以前更有了很大改善。风笑天等不少学者对于近些年来中国社会学研究状况、存在问题进行了总结和反思, 可以说对今后的社会研究具有指导作用。从社会学规范的研究方法来看,目前研究主要存在的问题是: 首先,社会学规范的研究对象是人们的社会性行动,任何一项社会研究都应当对自己所关注的那一类社会行动现象有一个明确的认识和界定,这是开展社会研究的基本出发点,无论怎样强调都不为过。然而现实的研究实践却使我们发现,并不是每一个研究都能做到了这一点,不少研究对自己所探讨的人们的特定社会行动现象并未进行明确化,造成主题太过宽泛且不统一,或宽或窄因人而易、彼此对话艰难。当前的社会学研究将越来越多的主题纳入到了自己的研究视野,研究主题广泛了,但由于个人研究的旨趣,造成对同一现象的经验研究浅尝辄止,意义体系的主观理解和结构条件的客观说明难以在同一个研究对象上相互补充。同时具体问题研究与已有研究成果相互脱节,不清楚知识积累的脉络线索,不明白自己的研究在整个知识脉络、上下文关系中所处的位置,不知道自己是在哪一条知识积累的脉络上探究前行。 其次,综观现实的社会学经验研究实践,经常出现的态度倾向常常不利于帮助人们完整的认识某一社会现象,如一些人赞同参与观察式的社会人类学研究,另外一些人则比较赞赏统计模型式的结构条件分析,他们各自“画地为牢”,相互指责对方研究方式的缺陷,却不能坐下来心平气和的相互沟通、彼此借鉴。那些说“把这两种方式结合起来”的观点尽管貌似有理,但是在实际研究中此观点并不能起到实质性的指导作用。此外,对处于纯粹描述、讲故事与普遍性社会规律之间的“中介”分析应引起关注。所谓社会机制分析“就是系统地寻求说明造成事件之间经验关联的生成性机制” ,分析一个事情或现象究竟通过一种什么样的逻辑转化到了另一种逻辑那里去。由于这方面分析的欠缺,所以我们难以找到转型期某种现象产生的连带机制和根本症结。 第三,在因果结构研究与文化意义理解难以统合的情况下,社会学研究者们在定性和定量两种研究方式的各自运用上情况又如何呢?大多定性(质化)研究的具体操作逻辑不明确,如经验资料与理论的关系、资料收集的方法等,对经验资料背后隐含着的行动价值意义理解不够深入,概括(即扎根方法中的编码)的层级较低,以致研究报告呈现为调查资料的堆砌,内容不能有机的整合在一个理论模式之下,多个概念前后无关、相互割裂,难以共同形成一张意义之网和概括成系统的理论体系。研究者面对原始材料,主观理解深入不下去,理论概括提升不上来。在定量研究方式上,许多具体研究在其逻辑过程遵循上也漏洞重重:如研究者难以严谨的演绎逻辑将因果法则与所研究的社会事实加以连接,出现西方学者早就指出的经验研究与社会学理论的发展相脱节现象。社会测量指标或量表也是各行其是,未能达到“以史为鉴”、逐步完善;定量研究难以反映当前方法研究的最新进展,特别是新一代社会学研究者大多缺乏理科的背景知识,大大限制了他们利用高级统计知识建构定量模型、检验理论假设的兴趣和机会,且这一局面短时期内无法得到改善。 最后,科学应该是没有国家属性的,尽管各国学者都是立足于本国社会的现实进行着社会学研究,但由此而不能说存在着英国社会学、美国社会学或中国社会学,就像不存在英国数学、印度数学也样。社会学在各国的研究实践有助于形成各国的经验,它们共同对社会学的发展做着贡献。然而国内目前存在的两种倾向却不利于社会学学科的进一步发展:一是把西方学者的研究路数机械照搬拿过来中国使用,与中国社会结构的特点相脱节,造成结论与人们的常识相悖。比如,社会分层研究混淆中西方社会结构“家族本位”与“个体本位”的本质差异,有意无意地预设二者的同质性,所得结论很难令人信服,也无甚意义。当然相反的做法也是不好的,像片面地强调中国社会的特殊性,刻意要在中国传统社会思想的基础上建立起一种所谓的中国社会学,这种倾向将会使得中国社会学研究走向自己设定的死胡同,研究结果只能自说自话,难以与西方社会学形成对话。这就是说,不管是哪个国家的社会学研究都应当沿着规范化的研究理路前行,都要从社会学的学科视角出发去观照和研究问题,只有这样,社会学研究才有自己独立存在的价值,各国的社会学研究在比较中才能表明自身的特殊价值。 历史与社会小论文:普列汉诺夫的社会结构“五层次论”的理论蕴涵及历史与现实意义 论文关键词 :普列汉诺夫 社会结构 “五层次论” 论文摘要:普列汉诺夫在坚持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一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的前提下,创造性地将社会心理引入社会历史研究领域,提出了社会结构“五层次论”,阐明了社会心理在社会结构中的重要地位和作 用,揭示了社会意识的内在构成和发生、发展规律,并特别强调了社会心理和文学艺术之间的关系,丰富和发展 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结构理论,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社会结构理论是}土会学和历史观的重要内容。普列汉诺夫的社会结构“五层次论”,创造性地将社会心理引进社会历史研究领域,阐明了社会心理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揭示了社会意识的内在构成和发生、发展规律,并特别强调了社会心理和文学艺术之间的辩证关系,丰富、充实和具体化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结构理论。有力地批驳了伯恩施坦修正主义思潮对唯物史观的责难和歪曲,为捍卫、传播和发展唯物主义一元论的历史观作出了重要贡献,对于我们今天的理论研究、改革实践和文化建设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一、 普列汉诺夫的社会结构“五层次论”的理论源流和时代背景 普列汉诺夫的社会结构“五层次论”直接建立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社会结构理论的基础之上。马克思在《 政治经济学批判 序言’中对人类社会的基本结构作了经典的表述“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在这里,马克思从总体上对社会形态的内部结构作了科学的解剖,即把社会结构概括为四个层次:生产力一生产关系一法律、政治的上层建筑一社会意识形式,并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思想。但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马克思对于社会意识的内在构成和发生、发展的内在规律没有进一步展开。恩格斯在晚年提出了著名的“中间因素”理论,论述了政治、法律、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社会意识形式的“互相影响”,并对经济基础发生影响的关系,指出了社会经济因素多半是通过上层建筑中的政治、法律、道德等“中介”决定远离经济基础的社会意识领域如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的发展的,从而揭示了社会意识受社会经济因素制约的客观过程和途径,极大地补充、丰富和发展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恩格斯虽已隐约地意识到了哲学等社会意识形式与政治之间似乎还应该有个“中间环节”,但遗憾的是他并没有来得及作更多的论述和发挥。马克思、恩格斯逝世以后,继承他们的是第二国际的一些理论家。普列汉诺夫是其中的重要代表。普列汉诺夫在继承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结构理论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把社会心理引入社会历史研究领域,提出了著名的社会结构“五层次论”(亦称“五项论”),将马克思的经典公式具体化了,并对恩格斯提出的“中间因素”的构成以及这些因素之间的相互关系作了开拓性的探索和研究。 除了理论上的渊源,普列汉诺夫的社会结构“五层次论”的提出和当时特定的时代背景也有密切的关联。19世纪末20世纪初,马克思主义在经历其产生之后的第一个世纪之交时,恰逢资本主义历史发展的转折时期。以电力的广泛应用为特征的第二次产业革命的发生,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巨大发展,推动了欧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生产的高速增长及资本积聚和集中的迅速发展,造成了资本主义由自由竞争向垄断阶段过渡。这时西方资产阶级革命已经结束,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机还不成熟,在这种情况下,工人运动只能在和平条件中并利用和平条件来发展自己。随着各国工人政党的形成和第二国际的建立,进一步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而随着资本主义新变化的出现,反映这些变化的各种理论流派和思潮纷至沓来,其中不乏对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及现实意义的怀疑、责难和攻击,一些唯心主义和机会主义者直接向历史唯物主义发起了进攻。恩格斯去世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也出现了以伯恩施坦为代表的修正主义思潮。 在第二国际理论家那里,历史唯物主义面临的最根本的危险是被曲解为机械的经济决定论。当时新康德主义用折衷主义的因素论来反对唯物主义一元论历史观,他们认为,在历史过程中发生作用的诸如经济的、思想的、法律的、政治的、道德的等多种因素都是等价的,各自是独立的本原。它们之间只有相互作用,而不存在决定与被决定的关系。德国唯心主义社会学家、莱比锡大学教授保尔·巴尔特说“经济史观”是马克思历史理论的最恰当的名词。伯恩施坦则指责马克思过分强调历史上技术和经济的决定作用,因而忽视了思想的作用,这样人便成了客观经济法则的盲目崇拜者和消极的旁观者。按照俄国民粹派的说法,马克思主义者是所谓“依靠经济弦线为生”的“经济唯物主义者”,而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理论则是为了“经济因素”而牺牲其他社会因素,并从根本上否认个人在历史上起作用的学说。伯恩施坦修正主义思潮的出现,激起了国际上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强烈反对,特别是第二国际内部展开了批判伯恩施坦修正主义、捍卫马克思主义的斗争。在这场斗争中,以普列汉诺夫为代表的第二国际理论家们,不仅注重对伯恩施坦的理论观点和策略主张进行深入的批判,而且注重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本身作进一步的思考、探索和新的阐发。普列汉诺夫的社会结构“五层次论”就是在这一理论批判过程中逐步形成的。 二 、普列汉诺夫的社会结构“五层次论”的理论蕴涵 普列汉诺夫先后发表了 《论一元论历史观的发展》、《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问题》等著作,深人系统地探讨了在他看来作为一般社会学理论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各种基本问题,社会结构“五层次论”是他在这—探索过程提出的—个最著名的新命题。社会结构“五层次论”可以谠是他的社会学思想的优秀,是他研究唯物史观的总纲。具体而言,普列汉诺夫的社会结构“五层次论”主要包括以下几层蕴涵。 首先,普列汉诺夫在马克思的社会结构学说中明确地增添了“社会心理”这一环节,强调了社会心理在社会结构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普列汉诺夫指出:“如果我们想简短地说明一下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于现在很有名的‘基础’对同样有名的‘上层建筑’的关系的见解,那末我们就可以得到下面一些东西:(一)生产力的状况;(二)被生产力所制约的经济关系;(三)在一定的经济 ‘基础’上生长起来的社会政治制度;(四)一部分由经济直接所决定,一部分由生长在经济上的全部社会政治制度所决定的社会中人的心理;(五)反映这种心理特性的各种思想体系。”哳㈣在这里,普列汉诺夫把影响人类历史发展的各种社会因素概括为五个层次:生产力一生产关系一社会政治制度一社会心理一思想体系。比较一下马克思的经典论述,我们不难看出,普列汉诺夫称马克思说的“法律、政治的上层建筑”为“社会政治制度”,而把“社会意识”分成了两种基本的形式——“社会心理”和“各种思想体系”。在普列汉诺夫看来,在社会存在和理论形态的社会意识即思想体系之间,有一中介环节,即社会心理,其中一部分由社会的经济基础所决定,一部分由社会的政治制度所决定。在社会心理的基础上,才产生着理论形态的社会意识。他认为,社会经济、政治关系对思想体系的决定作用,必须以社会心理为“中介”,而思想体系也只有通过社会心理这个中间环节才能反映社会经济关系和政治关系。作为中介的社会心理的作用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人们要达到对各种社会关系的理性认识,必须通过对大量“日常意识”的总结。亦即是说任何形式的思想体系反映社会存在时都是这样那样地依据 “社会心理”并概括“社会心理”的。是社会人的心理的集中反映;二是思想体系要反作用于社会存在,首先必须 “普及”、“扩展”“凝冻积淀”为社会心理,变成人们行动的信念。“迟慢的心理进化先于经济革命”。总之,社会心理是联系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形式之间的必不可少的桥梁和纽带。 其次,普列汉诺夫通过对社会心理和思想体系的比较分析,进一步揭示了社会意识的内在构成和发生、发展的规律强调社会心理是一切思想体系的共同根源。按照普列汉诺夫的解释,社会心理是社会意识的感性阶段,指的是特定时期特定民族或特定阶级、阶层广大群众中普遍流行的,在日常生活中自发地形成的,没有经过系统整理的精神状态,包括各种感觉、情绪、观念、要求、愿望、理想、习惯、风尚、道德情操、审美趣味等等,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一种“日常意识”;思想体系是社会意识的理性阶段,是经过思想家、学者、文艺家概括化了的、系统化了的社会意识,包括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哲学的、艺术的等思想观念。在普列汉诺夫看来,社会心理和思想体系虽然都根源于社会存在,但他们有高级低级之别,直接间接之分。正如一切高级的运动形态包含并依赖于低级的运动形态一样,一定的思想体系作为高级形态的社会意识,也不能脱离它的低级形态——社会心理。因此,普列汉诺夫强调社会心理是思想体系的直接来源。普列汉诺夫指出:“一切思想体系都有一个共同的根源,即某一时代的心理。”“‘社会人’具有一定的心理,而这种心理的特性决定他们建立的一切意识形态。”普列汉诺夫明确地把思想体系与社会心理的关系概括为社会心理对思想体系的“根源关系”和“决定关系”。当然,这种“根源关系”和“决定关系”,不是指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之间何者第一性、何者第二性意义上的基础关系和本原关系,而是指社会意识范围内思想体系对社会心理的依赖关系。 第三,普列汉诺夫尤其重视社会心理和文学艺术的关系,明确地将社会心理引进了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领域,为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中的社会心理分析法的确立提供了理论依据。普列汉诺夫把深人研究社会心理及其中介作用,看作是探究艺术和各种思想体系发展史的一个重要关键。他指出:“要了解某一国家的科学思想史或艺术史,只知道它的经济是不够的。必须知道如何从经济进而研究社会心理,对于社会心理若没有精细的研究与了解,思想体系的历史唯物主义解释根本就不可能。因此,社会心理学异常重要。甚至在法律和政治制度的历史中都必须估计到它,而在文学、艺术、哲学等学科的历史中,如果没有它,就一步也动不得。” 在思想体系和社会心理的关系中,普列汉诺夫尤其重视文学艺术与社会心理的关系。在他看来,文学艺术作为思想体系的一种特殊形态,是以具体的感性形象来反映人们的思想、情感、爱好、习惯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各种复杂关系的;文艺的这个特点,决定了它与社会心理有着更为密切、更为直接、更为明显的联系。他指出,文学艺术是社会心理的反映,社会心理是文学艺术的直接来源。普列汉诺夫认为,文学艺术的直接来源是社会心理,而社会心理的性质又是由社会经济状况和人们所处的那些相互关系的特性所决定的。但这只是一个方面,普列汉诺夫同时还看到另一方面:来源于社会心理和社会存在的文学艺术,也能对社会心理、社会存在起反作用。这种反作用主要表现在 :文学艺术一旦产生,必然要向社会、向读者发出一定的信息,以此去影响人们的思想情绪 ;一定时代的文艺作品,对形成人们的意向和情趣具有深远的影响。为此,他对欧洲各国各个历史时期的不同阶级、阶层、职业的人们的社会心理作了许多概括,进行了生动的和极有价值的说明,指出这些心理如何反映当时的社会现实,又如何反映在当时的哲学思想、文艺作品和历史著作中,以及发生过怎样的社会影响。普列汉诺夫的这些研究和阐述对于将文学艺术同政治、经济简单、粗暴地联系起来的庸俗社会学文论是一个具体的有力的批驳,为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中的社会心理分析方法的确立奠定了思想基础。 三 、普列汉诺夫的社会结构“五层次论”的历史及现实意义 综上所述,普列汉诺夫的社会结构“五层次论”贯穿着三个方面的基本思想:其一是始终强调社会结构的客观性,坚持用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社会物质生活决定社会精神生活的唯物主义原则解释社会生活的一切方面。其二是始终强调社会结构是一个由多种层次和多种因素构成的活生生的有机体。社会结构的各个层次和各种因素相互作用、相互制约形成了社会的运动。其三是始终强调社会心理在社会结构中的中介作用,尤其注重文学艺术和社会心理的重要关系。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普列汉诺夫的社会结构“五层次论”的提出,不仅有力地批驳了伯恩施坦修正主义思潮对唯物史观的责难和歪曲,而且极大地丰富、充实和具体化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结构理论,为捍卫、传播和发展唯物主义一元论的历史观作出了重要的历史贡献。 普列汉诺夫是在坚持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一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的前提下,提出并阐述社会结构“五层次论”的。难能可贵的是,普列汉诺夫既没有将经济理解为考察社会意识形式的唯一的“弦线”,也没有将社会心理解释为独立的精神王国和精神实体。普列汉诺夫的这一理论成果,对于我们今天的理论研究、改革实践和文化建设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从理论研究上看,普列汉诺夫的社会结构“五层次论”, 对于我们进一步深化唯物史观和社会意识的研究,推动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具有指导意义。长期以来,我们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中,对于理论形态的社会意识比较重视,而对于社会意识的低级形式——社会心理一直重视不够,甚至将其长期排斥在历史唯物主义之外。由于忽视了社会心理的作用,把社会意识仅仅看作是对社会存在的直接反映,因而对社会存在和杜会意识关系的理解存在片面化、绝对化的倾向。近些年来,不少学者运用普列汉诺夫的社会心理学说解释和分析当前的一些社会现象,使唯物史观和社会意识的研究获得了新的进展。但是,这些阐释和发挥还远远不够深入。对于我国学界来说,社会心理学仍是唯物史观尚未系统开发的领域。对于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对于上层建筑理论,“社会心理”是一个极为重要的范畴,它填补了由经济关系、政治制度到思想体系之间的空白地带,完善了唯物史观的理论体系,使人们对历史的解释和说明更加科学和合理。因此,深入研究社会心理意识的内在构成及其发生、发展规律,全面把握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矛盾运动过程,仍是当前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任务。 从改革实践上看,普列汉诺夫的社会结构“五层次论”,对于我们进一步深化改革、建设和谐社会具有指导意义。社会心理和改革实践是互相制约、互相促进的。当前我国正处于改革的攻坚期、发展的关键期、社会的转型期,也是各种社会矛盾的凸现期和社会心理的敏感期。政治、经济体制和社会结构的变迁必然会深刻地影响着社会心理的走向,但与此同时,社会心理也以同样激烈的反作用力,超前或者滞后地影响着政治、经济体制与社会结构的变革。在谋求构建和谐社会的今天,面临着改革攻坚阶段的挑战,我们应该更加关注社会各阶层的心理变化,不仅要准确地把握不同阶层的社会心理对于制度变迁的承受能力,更要从和谐发展的角度来有针对性地引导和发挥这种社会心理对于制度安排的积极影响。 从文化建设上看,普列汉诺夫的社会结构“五层次论”,对于我们准确把握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推动文化创新具有指导意义。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呈现出多层次、多方面、多样性的特点,审美情趣、欣赏习惯、评价标准等与过去相比有了很大不同。为此,我们的文艺工作者必须准确把握社会文化生活的新特点和人民群众的新期待。在内容上、形式上进行积极探索和大胆创造。要深入改革开放第一线,深入经济建设的最前沿,深人人民群众的日常生产生活,真实表现人民群众的喜怒哀乐,热情讴歌普通群众的精神风貌,使精神文化产品更好地反映人民主体地位和现实生活,为广大人民群众喜闻乐见。 历史与社会小论文:关于中国社会意识形态的历史考辨与现实传导 论文关键词:社会意识形态 历史考辨 现实思考 论文摘要:意识形态作为思想上层建筑,不仅依赖于现实社会的经济基础,而且离不开一个社会的文化传统。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文化现象融入 中国儒家思想,成为中国主导的意识形态。改革开放以来,虽然中国出现了社会阶层结构的分化。整个意识形态领域呈现出一种多元状态,但是,文化与传统的结合仍然是 "-3代中国社会主导意识形态发展的客观规律。只有将文化与传统融为一体,主导意识形态才能在文化的深层次上发挥指导作用。高校是思想教育的阵地,对青年学生的意识形态教育要坚持理论与现实的结合,确保意识形态教育的正确导向,使之为社会的发展服务。 一、引言 概念的界定是研究的逻辑起点,由于意识形态一词承载着过于丰富的内涵和意义,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下过很多定义。英国著名文艺理论家特里 ·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对 目前西方理论学术著作中通用的意识形态概念进行了统计,发现对意识形态所下的定义至少有十多种,诸如意识形态是社会生活的意义、符号和价值的生产过程,意识形态是显现某一特定社会群体或阶级特征的一套理念体系,意识形态是权力与话语的结合,等等。阿尔都塞指出:意识形态是人类社会存在并发展的一个不可或缺的方面,它是一个严格的表象体系,规约甚至支配着每个人的思想。著名的新制度经济学家诺斯从制度变迁的角度对意识形态进行了极有说服力的研究。在诺斯看来,意识形态可以被定义为关于世界的一套信念,它们倾向于从道德上判定劳动分工、收入分配和社会现行制度结构。无论是在个人相互关系的微观层面上,还是在有组织的意识形态的意识层面上,意识形态提供了对过去和现在的整体性解释,它促使了交易双方决策过程的简化,从而节省交易费用 。当代学者莱蒙德 ·格斯fraymondguess)在他的《批判理论的理念》( e ideal of a criticaltheory)中区分了三种不同的意识形态概念:一是“描述意义上的意识形态”(ideology in the description sense)即在分析某一社会总体结构时,只限于指出意识形态是这一总体结构的一部分,不引人某种价值批评或赞扬这种意识形态,即只作客观描述,不作带有主观意象的评论;二是“贬义的意识形态”(ideology in the m orafive sense),也称为“否定性的意识形态”,即承认意识形态的存在,但对它的内容和价值采取否定的态度,认定它不可能正确地反映社会存在,而只能曲解社会存在掩盖社会存在的本质,凡是从这一角度去理解意识形态的人,必然对意识形态持批判的态度;三是“肯定意义的意识形态”(ideology in the positive sense),即不光承认意识形态的存在,而且对它的内容和价值采取肯定的态度,认定它能客观地反映社会存在的本质。吉登斯说:“过去二百年间,哲学、政治学和社会学内外一直在辩论着意识形态这个概念。如果说存在着有争议的概念,并且给最有争议的概念颁奖的话,意识形态概念会当之无愧地名列第一。”于此,本文并不奢望对意识形态的概念作学理上的争论与梳理,而只是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对意识形态的概念进行简单的说明,以保证论文对意识形态这一概念的用法能 “择善而从”并“从一而终”。 二、唯物史观视角下的意识形态的概念界定 黑格尔认为:一个特定时代的思想都是相对于变化着的历史情境而言的。如果历史有理性、有意义的话 ,那么它也必定存在于整个历史过程中,而不能从特定的个人或时代的部分性意图中去寻找。‘ 正是黑格尔的这些思想深深影响了马克思,马克思在结合法国和德国两种意识形态思潮的基础上,根据历史上人们的生产劳动所引起的社会划分来解释社会和政治思想上的变化,首次将意识形态概念置于政治讨论的前沿,并使“意识形态”成为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重要概念之一。 马克思首先对黑格尔的哲学著作进行了研究,建立了一种新的认识论,即认知主体理论,它是关于劳动和交往等社会活动的理论 并将主体个体与社会形式联系在一起,使其变成具体的物质的关系。“马克思把实践作为一个基本范畴和优秀理念引入其哲学体系。 马克思不仅坚持从人的生存的整体维度去探讨人的本质,更从社会实践出发去把握人的本质。”团虽然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理论博大精深,他们也从未对意识形态这一概念有过明确界定,但如果我们从历史唯物主义角度来考察,马克思、恩格斯把意识形态作为和经济形态相对应的一个历史唯物主义重要范畴就会清晰呈现。1859年,在著名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对历史唯物主义有一段经典表述:“人们在 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这段话清楚地表明了马克思的社会结构思想,即任何社会结构主要由四大因素构成:社会生产、经济基础、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社会意识形式或意识形态。而后,马克思紧接着写道:“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在这里,马克思把社会生活、政治生活与精神生活明确区别开来,把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明确区别开来。马克思认为,意识形态只能属于精神生活和社会意识的范围,它是社会存在在观念上表现并被社会存在所决定的。 根据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意识形态的论述,我们认为,一定社会形态的总体社会结构应该是与一定生产力发展阶段相适应的经济基础、政治上层建筑和社会意识形态这样三个相互依存、相互独立的基本因素组成。当然,从结构上看意识形态大致可划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次,以最直接的方式反映经济基础并以最密切的关系相互发生影响的政治思想、法律思想和经济思想,是意识形态总体的基础部分;第二层次,对人们的行为方式和性格形成起着举足轻重作用的社会思想、道德和文学艺术,是意识形态总体的中间部分;第三层次,以终极关怀为研究对象,影响人们的信仰和行为的宗教与哲学 ,是整个意识形态的灵魂。 在意识形态总体中,这三个层次的各种意识形式从不同角度和方面阐明了某个群体 (阶级或社会集团)的价值观念、利益要求、政治信念和目标理想,它们共同与经济基础发生交互作用 ,形成了某个利益集团的意识形态。因此,我们认为,意识形态就是在特定历史时期以特定社会阶级或集团的利益和要求为出发点,以一定哲学或宗教为基础,以特定的价值观为优秀,来确定特定的政治 目标或社会理想的系统的思想理论体系。经济基础、政治上层建筑和社会意识形态三者构成了社会形态的总体结构,共同制约着社会发展。 三、中国传统社会意识形态的历史考辨 根据意识形态对社会影响的深度、广度和强度的差异,所谓主导意识形态一是指对社会公众无论在深度上还是广度上具有非同寻常的影响力 ,二是指它常常依靠政治权威维持自己的影响力。主导意识形态的形成既可能是各种意识形态 自由竞争,形成社会共识的结果,也可能是利益团体刻意维护的结果。中国传统社会主导意识形态则是两者共同作用的结果。 儒家学说本是先秦时代流行的“百家”政治学说之一,它以“仁”为价值观、以“礼”为社会观、以“天”为哲学观,构成了一套意识形态模式。到汉武帝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儒家思想为基础和正统,并适当吸收改造其他学派思想精华的系统封建意识形态确立起来。儒家经典被尊为经,而且儒学被正式确立为官学。历代的朝纲礼仪、典章制度、礼乐刑政、政治教化等,都以儒家思想为指导。儒学的三纲五常学说,是历代统治者治理国家、调整社会关系的基本纲领;儒学的经典是历代帝王和政治家标准的教科书和政治手册;儒学也是官方教育的法定内容,一般读书人多是儒家弟子。儒学是中国文化的主轴,是中国维持政治统治和政治管理的主导社会意识形态。 儒学之所以能成为中国主导意识形态,统治者的提倡只是一个外部的条件 ,根本的是儒家思想深深扎根于中国的历史传统、社会结构和人们的心理结构之中。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是以周礼为代表的臻于成熟的宗法政治结构和体现于这种政治结构的宗法政治观念的理论总结。春秋战国时代的社会变革,使宗法政治的表层结构遭受冲击并被摧毁,但传统的深层结构却有顽强的生命力。在儒家创建之初,就自觉地从传统的深层结构中承担起重建和继承传统的使命 ,通过孔子、孟子、苟子的理论总结 ,儒学使传统的礼乐文化从制度文化层面提升到精神文化的高度,再生出秦汉时代适合宗法政治结构的博大精深的理论体系。 儒学具有深厚的民族性和民间性。中国民众重视现世生活和理性,儒学教化容易被民众接受。周公改制所确立的以井田制这一土地制度为基础的封建制,通过宗法制将分封各国联结为一个整体。由于不成熟的初民宗教无法完成对于一个统一大国所需的主流意识形态的维系作用,周公用“礼”这种纯道德性质的规范来软化实际生活中的尊卑关系。周公运用“礼”完成了国家精神生活主流意识形态的功能,也完成了中国意识形态的第一次世俗化。在血缘关系的联系下,对王的效忠,实际上就是对自己地位的肯定 ,国家被联结成了一个整体。儒学集中反映了中华民族重礼尚德、仁爱忠恕、中和博厚、积极人世的品格,为知识分子提供了一种“内圣外王”之道,一种在现实中超越的人生哲学。儒学在历史上既担负教化万民的神圣使命,劝说民众接受诸如“礼、义、廉、耻”,“孝、悌、忠、信”等伦理道德意识 ,同时也扮演了协调统治双方利益磨合的“媒介”,由此而成为中国传统社会的主导意识形态。 从我国意识形态的演进看,总的来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处于一种混合多元状态。其主流是以儒家学说为内容的封建文化,同时新民主主义意识形态也已经占有很大比重,此外还有帝国主义文化和自由主义、人文主义意识形态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社会进入了全面转型时期:政治、经济、思想观念、生活方式、人们的价值观念都不断变化、发展和创新。建国初期这种急剧的社会转型对意识形态领域产生了相当的冲击。当时,党和国家依靠强大的政权力量,通过各种措施和战略,逐渐消解了其它的各种异质意识形态,使马克思意识形态领域实现了高度的一体化、齐整化。然而,20世纪 50、60年代,主流意识形态日趋封闭、僵化、教条化,也为以后的“左”倾病变和意识形态领域的混乱和危机埋下了隐患。“十年浩劫”后,邓小平全面恢复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纠正了意识形态领域的错误倾向,重塑了中国主流的意识形态。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转型和市场经济的建立,出现了社会阶层结构、利益集团的分化。反映在意识形态领域就是出现了分化和多样化,主流意识形态一元排他性主宰社会的局面开始结束。在当今中国的意识形态领域中,儒家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的主流意识形态仍然占有重要的地位,而且由于有整个政权作保障,在形式上它仍然占据主导和统治地位。但是’由于大量的异质意识形态的存在,整个的意识形态领域已经呈现出一种混合多元的状态。意识形态领域的多样化是社会转型期不可避免的现象。 四、当代中国社会意识形态的构建与传导 马克思主义与儒家思想相结合并逐步成为中国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的发展表明:一种社会意识形态要运用于另一种社会存在 ,并在文化的深层次上发挥指导作用,必须要与该社会的传统文化融为一体。“邓小平曾一再强调:马克思主义要“在思想界真正发挥主导作用”,它“是中国革命胜利的一种精神动力。”圈马克思主义理论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作用,关键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何种性质和程度上被广大民众所接受和传播。以往我们的学术研究和学科建设都注重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的科学性与在功能上的革命性,却很少谈论人们所实际接受、传播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能在多大程度上成为中国文化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作为意识形态是有阶级性的,但离开深厚的民族土壤,片面强调其阶级性,必然会丧失其文化根基,致使意识形态只有政策内涵而缺少文化底蕴;只有“官方”的灌输,而无“民间”的自觉。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说过:“任何思想 ,如果不和客观实际的事物相结合 ,如果没有客观存在的需要,如果不为群众所掌握,即使是最好的东西,即使是马克思主义,也是不起作用的。”问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观念性现实存在,不仅仅是官方支持的一种意识形态,也不仅仅是学术研究的理论体系,更重要的应是内化积淀于民众心理状态中,渗透附着于民众生存状态中,影响着人们的日常生活方式的一种文化现象。当代中国主导意识形态能在多大程度上作为一种文化现象融人中国文化,成为中国文化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也就能在多大程度上真正发挥主导作用。 社会实践表明,意识形态作为思想上层建筑,归根到底是受经济基础决定的。而经济基础中起决定作用的是生产力,经济发展制约着意识形态功能的发挥,意识形态必须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实践相适应,并为之服务。马克思曾说,实践是一个不断进行的革命进程,离开实践的维度建立一种对未来社会状况的预见和遐想,不是沦落为难以在实践中得到实现的乌托邦,就是在一定时期指导实践但最终蜕化为落后于实践发展的意识形态。其次,理论是发展的,与时俱进永远是理论发展的动力源泉。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质,也是增强马克思主义的说服力、吸引力、凝聚力、战斗力和整合力的关键。在十六大报告中明确指出,“世界在变化,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在前进,人民群众的伟大实践在发展,迫切要求我们党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勇气,总结实践的新经验,借鉴当代人类文明的有益成果,在理论上不断扩展新视野,做出新概括。”与时俱进的前提和基础是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一元主导地位。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是我们一切工作的行动指南,是激励全国各族人民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团结奋斗的思想基础和精神动力,也是我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再次,“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取决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需要的程度”。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向何处去”成为许多中国人思考的中心问题,随着西方文化的大量涌入,许多有志、有识之士开始向西方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从直觉思维角度,人们最初认为中国的失败在于“技不如人”,所以在器物层面进行“洋务运动”;继而又反思制度问题,于是有了维新变法之举;再而意识到观念落后 ,因此,对中国来说,“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圈,中国知识分子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始 ,自觉认同西方现代文化观念。但是“帝国主义的侵略打破了中国人学西方的迷梦……中国人向西方学得很不少但是行不同,理想总是不能实现。”嘬后 ,意识形态的形成和发展既依赖于现实社会的客观需要,又离不开一个社会的文化传统。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社会主导意识形态 ,虽然有其产生和发展的物质经济条件,但最为关键的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融合存在诸多有利因素,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成为社会主导意识形态形成和发展的前提和条件。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以儒家为主流的文化思想之间存在着这样一些相通之处。 从 内容上说 ,儒家“躬行”与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学说、中国哲学的相生相克与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传统文化中的“大同社会”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理想之间,都有某种契合和相通之处;从形式上说,将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确立为指导思想,满足了中国社会客观存在着的需要一个统一的主流思想的文化愿望,以此来维系社会关系,稳定社会秩序 ,符合中国的历史文化特点。从某种意义上说,传统文化也是意识形态,以儒家思想为中心形成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稳定结构和文化模式作为一种动态的现实,其所蕴涵的价值理念和思维方法,成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与发展,并为人们选择和接受的思想文化基础。 高校是思想教育的阵地,对青年学生的意识形态教育要坚持理论与现实相结合,讲清现实,说透理论。 在高校教育中,理论工作者和教育工作者应该很好地解释社会主义的相关理论,解释社会主义国家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将中国的传统文化与现实现象相结合,引导学生正确地看待问题和分析问题。新时期的意识形态教育特别要强调对青年学生的教育,要组织一大批业务知识好、能很好理解党的方针政策的人员投身到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去,旗帜鲜明地坚持意识形态的主导方向。对实践中出现的新问题和学生思想中存在的热点、难点问题不回避,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进行分析和研究,做出令人信服的解答。对社会主义发展中存在的困难和矛盾不回避,讲清问题的原因和解决的办法。对我国取得的成绩予以充分肯定,对社会主义发展前景进行合理地想象和展望。切忌照本宣科、搞形式主义,要让学生发挥积极性和主动性,为解决我国社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出谋划策。 历史与社会小论文:浅析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过程与现实选择 【论文关键词】 现代化 落后国家 外源性现代化 社会主义 中国特色 【论文摘要】 现代化作为一个世界性的历史过程,是全世界发展的必然趋势。中国的现代化属于后发外源性现代化,新中国建立后中国走上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道路。如今我国的改革开放进入新的阶段,现代化建设面临许多复杂的问题,深入研究我国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遇到的挫折和教训,实事求是的总结一些历史经验作为借鉴,对于创造性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模式,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实现现代化不仅是我国从近代以来就追求的主体 目标 ,而且是全世界发展的必然趋势。马克思很早就曾根据生产力的普遍发展与民族普遍交往的事实,从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宏大视角,科学地分析、预见了人类现代化的世界历史进程。他在《资本论》第一版序言中说过一句名言:“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 罗荣渠在其《现代化新论》中指出,现代化作为一个世界性的历史过程,是指人类社会从工业革命以来所经历的一场急剧变革,这一变革以工业化为推动力,导致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全球性的大转变过程,它使工业主义渗透到经济、政治、文化、思想各个领域,引起深刻的相应变化。中国的现代化属于后发外源性现代化。新中国建立后中国走上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道路。如今我国的改革开放进入新的阶段,现代化建设面临许多复杂的问题,深入研究我国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遇到的挫折和教训,实事求是的总结一些历史经验,对于创造性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模式,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 马克思恩格斯的现代社会理论及关于落后国家发展道路设想 在马克思的著作中,马克思早已形成关于“现代”的科学概念。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把当时 19世纪的资本主义社会称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现代”一词并非是对当时时代的泛称,而是指一个特定的新的历史时代。马克思划分新时代的根据是生产方式的变化。他认为,从 16世纪以来欧洲发生的社会巨变,导致了大工业的兴起,产生了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种新的生产方式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②“产生了以往人类历史上任何一个时代都不能想象的工业和科学的力量”。它开创了世界历史,“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从此,“新的工业的建立已经成为一切文明民族的生命攸关的问题”。(而这个不同于中世纪的“现代生产方式”所引起的一系列革命性变革的新时代,就是马克思著作中“现代”的含义。马克思虽然没有使用过“现代化”一词,但他关于现代化的思想是非常明确的。在马克思看来,所谓现代化过程,实质上是指 16世纪以来尤其是西方工业革命以来,在世界范围内出现的以现代工业和科学技术为动力所引起的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巨大转变,进而引起社会生活全面变革的过程,是新的文明出现的过程。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的中心部分就是关于现代社会的发展问题。 在马克思的三大社会形态理论中,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相当于“第二阶段”,对应的是商品经济形态。马克思认为,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既有历史必然性,又有历史暂时性。马克思在指出 19世纪创造了人类历史上任何一个时代都不能想象的工业与科学的力量的同时,看到了现代社会的对抗性矛盾,即“现代工业、科学与现代贫困、衰颓之间的这种对抗,我们时代的生产力与社会关系之间的这种对抗”。指出,只有用共产主义代替资本主义,实行生产资料全社会占有和有计划的组织社会生产,才能真正实现社会整合,形成自由人联合体。② 东西方社会所处的社会发展阶段不同,东方社会还处在前资本主义社会即前现代社会。l9世纪 50年代中期,马克思开始关注东方落后国家的发展问题,提出了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著名论断。按照马克思的看法,这些以“亚细亚生产方式”为基础的社会,凭其自身的力量,是没有进行变革和现代化的手段,或制度上的推动力的。在l9世纪的历史条件下,亚洲摆脱闭关 自守的国家建立现代工业的道路,只能是“西方化”或“欧洲化”的道路。 70年代到 80年代,马克思恩格斯从东方社会的历史特点和现实环境出发随着对俄国公社发展道路的深入探索,提出了东方落后国家在特定历史条件下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设想,即东方落后国家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生产的一切可怕的波折而吸收它的一切肯定的成就”,走向社会主义。这个特定历史条件包括内外两个方面的条件:外部条件即恩格斯后来强调指出的是“外部的推动,即西欧经济制度的变革,资本主义在最先产生它的那些国家中被消灭”。③内部条件应同时具备两个必要条件。一是农村公社土地公有制的存在;二是资本主义现代化大生产的存在。⑤同时,恩格斯在《(论俄国社会问题)跋》中还表达了不要盲 目搞社会主义的思想,指出“较低的经济发展阶段解决只有高得多的发展阶段才产生了的和才能产生的问题和冲突,这在历史上是不可能的”。⑥ 可见,在马克思恩格斯的现代社会理论中,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就是现代社会,社会主义社会是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基础上即实现了现代化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未来社会。东方前现代社会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也可以走向社会主义。但无论是东方的社会主义还是西方的社会主义其根本点是必须是实现了现代化的社会。而实际的进程是,20世纪的社会主义产生于经济文化落后的东方国家,都是前现代社会。这与马克思恩格斯所论述的社会主义社会是有质的区别的。由此决定,这些国家进入“社会主义”后首要的任务就是实现现代化,把社会主义建立在现代文明基础之上。在这个问题上的偏差和失误正是社会主义发生曲折乃至苏东剧变的根本原因。 二、中国第一代领导集体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的探索及失误 中国的现代化开始于洋务运动,其起始动力来源于西方的冲击。西方的入侵把中国卷入世界现代化的浪潮之中,从此实现现代化成为了不可逆转和迫在眉睫的任务。在 20世纪前半期,中国通向现代化的道路是异常曲 折和复杂的,正如罗荣渠在《现代化新论》中指出的,中国“走向现代化的过程是与中国走向衰败、沦为半殖民地以及各种革命运动连绵不断的过程重叠在一起的”。在这个历史背景下,中国不存在实现现代化所必须的两个条件,即主权独立和治权集中,一直面临着现代化的危机。由此决定了中国现代化变革的过程沿着从保守主义到激进主义的上升路线发展,而且愈演愈烈,以至于在 20世纪初期,革命成为中国现代化的唯一路径。通过革命化走向现代化成为中国现代化的独特道路。这是有它的必然性的。然而,这不得不对中国的现代化产生了重大影响,从 1912年的辛亥革命推翻帝制一直到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中国始终没有走上迅速发展的富强之路,反而,中国的现代化走上了异常曲折的进程。这是为什么呢?罗荣渠指出:“自下而上的革命本来是推动现代化的最激进方式。但一场革命变革社会的实际成效与变革的方向,并不取决于革命家的主观愿望,而取决于各种主客观条件。革命对旧制度的打击和瓦解的程度,既取决于原有制度结构已经腐朽的程度,又取决于革命所代表的新兴社会经济力量已经成熟的程度。”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出现了一些有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新趋势,但是却推动了治权的进一步分裂,权力分散仍然是中国现代化的主要障碍。1928年的国民党政府虽然初步完成了国家的统一,但由于外国帝国主义势力的直接或间接插手的地方割据势力的存在,它的统一是有限的,仍然处于现代化的困境之中,没有促进中国农业商品经济化的成功。日本的入侵又使国民政府再次陷入主权危机和治权分裂的两难境地,严重阻碍了中国现代化的发展进程,中国现代化成为“被延误了的现代化”。⑨ 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的革命和现代化走上社会主义道路。革命、社会主义、现代化从此主导着中国政治和历史的进程。革命、社会主义与现代化的关系既紧密相连又关系紧张,这也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取得胜利及社会主义革命后现代化受挫的同一原因。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坚持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纲领,同时又成功处理了革命两步走的关系问题,提出了新民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纲领,正确解决了反帝反封建及发展资本主义的关系问题。肯定了中国革命的首要任务是为资本主义开辟道路。因为当时条件下,资本主义是中国这种落后的小农社会走向现代化的唯一进步的道路。中共也由此有效地争取和联合了广大中间势力和中间阶层,以至最后取得了新民主主革命的胜利。建国后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中国共产党正确实行了新民主主义的建设道路,即在坚持人民民主专政的前提下,根据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原则,保持多种经济成份并存的局面,使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以促进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①为生产力和工业化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之所以取得成功的关键在于正确处理了革命和现代化的关系。认识到 “要想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废墟上建立起社会主义社会来,那只是完全的空想”。应该说,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中国取得了进行现代化建设的基本条件。 然而,正当人们为中国的现代化欢欣鼓舞时,现代化的危机爆发,并进一步引发政治危机。1957年“反右”运动以后,左倾思想开始占上风,阶级斗争愈演愈烈,一直到发生“”。反思革命后社会主义现代化受挫的原因,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偏差。对社会主义与现代化二者的关系没有弄清楚,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没有真正认识。其中一条就是没有认识到社会主义必须是建立在现代文明基础之上,对于我们这样的不够格的“社会主义”首要的根本任务是实现现代化,而不是从教条主义出发,按照马克思设想的资本主义充分发展基础之上的社会主义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同时,又混淆了现代化与资本主义化两个不同的概念,在社会主义者看来,现代化与资本主义有不可分割的联系,西方的现代化就是通过资本主义方式实现的,而社会主义是批判资本主义的产物,因此 ,往往把市场经济、财产权、法治、权能分立、民营经济等看作是资本主义的内核而彻底地抛弃。殊不知,这些也是现代化转型所必需的。以为代表的第一代领导集体,虽然 1953年就提出了工业化的目标,三届人大第一次会议正式提出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任务,还确定了“二步走”的发展战略,但由于教条式地对待马克思主义,基本上建立的还是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政治上,党政不分,政企不分;在经济体制方面,建立了大一统的公有制和计划经济,而且愈来愈僵化,完全排斥市场机制,忽视价值规律的作用,特别是把经济问题政治化,以革命促生产,大搞阶级斗争和政治动员,以至于根本无法组织大规模有序的经济建设,使中国的现代化事业在有一个良好的开端后便遭到了严重的挫折。 三、借鉴世界现代化建设规律,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 十一届三中全会,标志着中国现代化建设进入新的时期。以邓小平为代表的第二代领导集体首先把党和国家的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明确提出我们的社会主义正处于初级阶段,是不够格的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任务就是逐步摆脱不发达状态,基本实现现代化。提出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从而把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与现代化建设的关系置于了正确的轨道之上。同时提出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的目标是富强、民主、文明三位一体,特别是明确阐述了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的思想,指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区分不在于是计划还是市场这样的问题,为十四大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奠定了极为重要的思想基础和理论基础,由此,中国的改革开放进入一个新的时期,现代化建设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在此基础上以为代表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把富强、民主、文明这三大目标拓展为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明确提出三大文明即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的的现代化建设的目标。标志中共对国情的认识更加深刻,对现代化的理解更加全面了。以为代表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根据现阶段社会发展的新特点,提出了树立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新思路,在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上明确提出要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至此,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目标最终形成。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与现代化理论与实践的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现代化的关系逐步明确起来,现代化已经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初始阶段的主题。回顾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现代化建设的过程及取得的成就,我们可以明确认识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其在经济上的根本性突破在于打破传统观念的束缚,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相结合。按照马克思经典作家的设想,社会主义是建立在资本主义充分发展的基础上的。基于这样的一个前提,未来社会主义社会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的社会经济按比例发展,不存在商品和货币,当然不可能有市场和市场经济。但中国社会主义却是在经济文化落后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生产力极为落后,与发达国家存在着极大的差距,历史上没有过发达的市场经济。而世界发展的历史表明,不搞市场经济就不能真正发展生产力,实现现代化。但是,由于传统观念的束缚,人们把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看作是水火不相容,在这个问题上不敢越雷池一步,因而对我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探索始终没有能取得根本性的突破。邓小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打破了传统观念的束缚,将现代化的一般规律与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我国特殊国情相结合,开辟了通过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相结合实现我国现代化的新道路,这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理论中重大的理论成果,也是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国家综合经济实力和工业化水平大幅度提高的根本原因。 但是,我们应该清醒认识到,现代化作为一个反映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发展的综合指标,它的实现是一个全面且复杂的过程。经济上或工业上的现代化未必会使政治、文化和整个社会的现代化水平得到提升。就世界发达国家现代化进程来看,政治民主化和国民参与国家政治生活的制度化,往往都是基于保护经济自由化的需要而形成的。而相对于我们先经济自由化而后政治民主化的国家而言,政治民主化的实现往往与生产力的提高及工业化的实现是脱节的。而经济上的巨人,政治上的侏儒不仅不能保持政治上的长久稳定,也难以使经济保持持续的增长。中国的现代化需要完成这一政治演化的进程。 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表明,只有紧紧抓住现代化建设的主题,借鉴世界现代化建设的规律,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道路,中国社会主义才能从“不够格”到“够格”。中国的现代化如今面临许多艰巨复杂的难题。如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增强国家自主创新能力、转变政府职能等。而这些问题的解决无疑需要我们从现代化的角度,用现代化的理论框架来进行分析和解决。同时,必须借鉴世界现代化的发展规律,把中国的现代化过程中遇到的问题放在世界现代化大潮中来考察,从而不断提升我们认识这些问题的层次和境界。历史经验表明,工业化、市场化、城市化、民主化、知识化、信息化等一系列“化”都是现代化的必然趋势。学习和研究世界现代化建设的理论,了解和吸收现代化早发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的经验教训作为借鉴,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就能够少走弯路,减少付出的成本和代价,实现又好又快发展。 历史与社会小论文:小学品德与社会课程中历史题材有效教学探析 《品德与社会》课程中的历史题材是对学生进行人文精神和人文素养教育的重要内容,是对学生进行品德教育的重要载体。教学实践中,由于历史题材的内容综合性强、年代久远、与现实生活差距大,加上小学生认知水平有限,缺乏相关的体验,所以教学效果往往不甚理想。《品德与社会》课标指出,儿童的生活是课程的基础。因此,历史题材的教学必须立足学生的生活经验和认知水平,设法拉近历史与现实的距离,加强学生的知识积累和情感体验,才能提高教学实效,较好地落实课程目标。 一、指导调查,让学生走近历史 历史题材的内容远离现实生活,小学生缺乏相关的生活体验和知识积累。所以,教师要指导学生在课前开展调查活动,收集相关资料,让学生走近历史,对相关历史有初步的了解,为课堂学习做好铺垫。这一环节要注意以下三个方面: 1.明确要求。 教师可采用发放预习指导提纲等形式,指导学生重点调查、收集两方面资料:一是与教学内容相关的历史背景、人物、事件等;二是学生周边与教学内容相关的信息资料。 2.指导方法。 一要指明调查活动的途径与方式,指导学生通过图书查阅、网络搜索、人物访谈、参观考察、观看影视等途径开展调查;二要指导信息的整理与展示,让学生对收集到的信息资料进行梳理、筛选、整理,并制作成资料卡片、PPT、视频短片等以便在课堂上展示、交流。 3.培养兴趣。 在指导学生开展调查,了解相关历史知识的同时,还要注重培养学生对历史的兴趣。要引导学生在生活中关注历史,积淀知识,为今后学习历史,提高人文素养奠定基础。 二、链接社会,让历史走近生活 在学生印象中,历史题材中所出现的著名历史人物、历史事件都是“高、大、远”,遥不可及,无法激起学生的情感认同。因此,教师要依据教材内容,适时链接社会,引导学生发掘现实社会中的历史资源,让历史走近学生的生活,从而拉近学生与历史的情感距离,激起学生学习历史的兴趣。 1.引今及古,用好时政信息。 引用学生周边发生的或近期国家发生的有关热点时事来学习历史,更能拉近历史与现实生活的距离,激发学生进一步探究历史的兴趣。例如,在教学人教版六年级上册《抗日烽火》一课时,可以把2015年9月3日在北京举行的中国抗战大阅兵这一世界瞩目的热点时事引入课堂学习。从探讨交流举行阅兵活动的目的和意义入手,引导学生了解日本军国主义侵华的滔天罪行和中国人民在反法西斯战争中做出的巨大牺牲与贡献,进而激发学生热爱祖国、珍爱和平的感情。 2.化远为近,发掘本土资源。 合理发掘、利用本土相关的历史资源来学习历史,是让历史走近生活、贴近学生的有效手段。例如在教学人教版六年级上册《历史的丰碑》一课时,教师可以在课前指导学生收集闽西及家乡漳平的革命人物和英雄事迹等历史资料。在了解了课文中的革命英烈事迹后,老师因地制宜地组织学生在课堂上举办家乡革命英烈故事会,让学生交流分享课前收集到的相关信息资料,如漳平英雄人物陈开路、闽西南最早的共产党员郑超麟,等等。通过交流,让学生对自己家乡的革命历史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当学生知道许多重大的革命历史事件就发生在自己的家乡,许多革命人物就是自己的乡亲甚至是自己的亲人时,就会觉得历史与自己并不遥远,油然而生一种亲切感和自豪感。 3.以古鉴今,认识社会生活。 历史的内容是学生理解今天生活的一个参照,是学生对现代生活认知的凭借。因此,在学生了解相关的历史知识之后,教师还要引导学生借助历史知识加深对现实社会生活的认知。例如在教学《抗日烽火》一课时,在学生了解了日本军国主义的侵华罪行和中国人民的抗战贡献后,教师可以引导学生联系当今钓鱼岛归属等热点事件进行思考讨论,让学生认清日本右翼势力否认侵略历史、否认二战结论、否认战后秩序的本质,激励学生要努力学习、振兴中华、捍卫和平。 三、演绎教材,让学生走进历史 历史题材所反映的内容距离学生的现实生活有的跨越几千年、上万里,因此对于大多数小学生来说,历史是遥远、抽象、无味的。因此,在历史题材教学中,教师应避免枯燥的说教和讲解。要立足小学生的生活经验和认知特点,创设情境、演绎教材、激活历史,从而化静为动、化远为近,引导学生走进历史、深入体验。 1.借助媒体,再现历史。 利用图片、声音、视频等媒介激活静态的历史,跨越时空,呈现给学生鲜活的生命、精彩的故事、感人的画面,努力使静态的历史“动”起来、“活”起来,让学生在鲜活的历史情境中受到感染,得到教育。例如在教学人教版六年级上册《二万五千里长征》一课时,教师先播放红军爬雪山、过草地、飞夺泸淀桥等视频,生动再现了红军长征这一波澜壮阔的历史场景,让学生融入媒体创设的历史情境中。观看视频后,学生已经被红军战士大无畏的精神所震撼。接着再组织学生交流、讨论红军在长征中经历的艰难困苦和体现的革命精神,就能达到水到渠成、事半功倍的效果。 2.模拟情境,直观体验。 设置与教材内容相适应的情境,让学生亲身体验,真实感受,激起学生的情感共鸣。例如在教学《二万五千里长征》中红军爬雪山这一内容时,教师设计这样一个环节:初冬时节,老师拿出一盆半融化的冰块,学生每组派两位代表把手伸入水中,说说自己的感觉。生1:“冰冷,感觉好像被针扎了一下。”生2:“我放在水中时间长了点,现在手都冻红了。”生3:“刺骨的冰冷,我赶紧把手伸回来,如果时间太久了手会麻木的。”接着再组织学生观看红军战士穿着背心、草鞋爬雪山的视频,让学生结合刚才的实验说说自己的感受。生1:“四川西北寒冷的冬天,红军缺衣少食,能翻过雪山,真的难以想像。”生2:“刚才我手在冷水里浸了一下就已经无法忍受了。红军穿着单衣、草鞋爬雪山,这种痛苦一般人是受不了的。这一环节通过体验、对比,让学生深刻感受红军战士爬雪山时经历的痛苦,激发起学生对红军战士的无比热爱和崇敬之情。” 四、引导实践,让历史走进心灵 历史题材的课程目标是让学生对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有一定的了解,从而培养学生的爱国精神、国际意识,并形成良好的道德品质。因此,在教学中教师不能仅满足于学生掌握多少历史知识,而是要将历史内容的学习作为一个桥梁,发挥历史特有的道德教育价值,最终让历史走进学生的心灵——让学生形成基本的爱国精神、国际意识和正确的道德观、价值观以及初步的道德判断能力。要实现这一目标,仅凭对课本教材的学习是远远不够的。必须引导学生走出教材、走出课堂,走向社会,让学生在课外拓展学习和社会实践中深化体验、内化历史、提升认知。主要方式有: 1.读书活动: 指导学生开展读书活动,阅读相关的文学作品,发挥文学作品的艺术感染力,拓展、深化学生的历史认知。例如,在《艰苦卓绝的二十八年》(下同)一文课堂教学结束后,推荐学生阅读《红岩》《少年》《长征》等有关中国革命的文学作品。 2.观看影视: 引导学生借助现代媒体观看相关的影视作品,发挥影视作品独特的魅力,强化和丰富学生的历史知识和情感体验。例如观看《闪闪的红星》《红日》等影视。 3.参观走访: 引导学生参观相关的历史景点或参加相关的旅游活动,充分利用旅游景点的内涵进一步感受历史,深化认知。如参观漳平象湖杨美村红军留言墙、瞿秋白烈士纪念馆、古田会议纪念馆等红色旅游景点。 4.实践活动: 组织学生参加实践活动,在活动中内化、践行正确的道德观、价值观和人生观。如到历史博物馆或历史景点当义务讲解员、导游,到老红军、军烈属家里开展慰问、义务劳动,等等。教学实践证明,拉近历史与现实的距离,加强学生相关的知识积累和情感体验是提高历史题材教学有效性的根本途径。只有引导学生主动走进历史,同时设法让历史贴近学生的生活,才能最大限度地拉近历史与现实的距离,丰富学生的历史知识和情感体验,从而提高历史题材教学的有效性,最终实现课程目标——让历史走进学生的心灵。 作者:郑桂春 单位:福建省漳平市桂林逸夫小学 历史与社会小论文:中学历史教学与社会美教育 历史是人类生活和斗争的记录。中华民族历史悠久,有着几千年的文明史。历史教材本身就是一部美育的教科书。在历史教学中实施美育教育的原则,既是从学科特点出发,贯彻党的教育方针的需要,也是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培养跨世纪人才的客观要求。 人的社会活动领域无限广阔,社会生活方式多种多样,到处充满着可供审美的对象。美,从形态上看,通常可以分为自然美、社会美和艺术美三大类型。本文着重就历史教学与社会美的教育问题,谈点看法。 社会美是指社会生活中的美,经常表现为各种积极肯定的生活现象。马克思说过:“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社会美不仅根源于实践,而且本身就是实践的最直接的表现。历史学科的社会美往往是以历史人物为中心,并且通过历史人物的言行举止所显示出来的美。历史教学中的社会美教育常常和德育结合在一起,表现为美德教育。古往今来的风流人物,多如繁星的民族精英,他们身上所体现出来的璀灿思想和精神风貌,是我们进行社会美教育的极好教材。结合多年的教学实践,笔者认为,历史教科书中所包含的社会美教育的内容,应着重从以下几个方面去挖掘。 一、挖掘爱国主义教育的内容,培养学生爱国主义的情感 人的美包括人体美和心灵美,而起决定作用的则是心灵美。爱国,这是心灵美的最重要的表现,也是社会美教育最基本的内容。列宁说:“爱国主义就是千百年来巩固起来的对自己的祖国的一种最深厚的感情。”中华民族不但以刻苦耐劳著称于世,同时又是酷爱自由、富于革命传统的民族。千百年来,为了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和国家的繁荣、昌盛,多少志士仁人前仆后继,谱写了一曲曲可歌可泣的正气歌。从驱逐倭寇的戚继光、收复台湾的郑成功,到虎门销烟的林则徐、血洒疆场的关天培,他们的民族气节是何等的忠贞;从与舰共存亡的邓世昌、以身殉国的丁汝昌,到甘愿为变法而捐躯的谭嗣同、“为天下人谋永福”而献身的林觉民,他们的爱国义举是何等的豪壮;朱自清宁死不吃美国救济粮,京剧表演艺术大师梅兰芳抗战期间毅然留起了胡须,拒绝为侵略者和汉奸演出,表现了崇高的民族气节;在狱中怀着满腔热血写下的《可爱的中国》,成为后人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最好教材。 这些爱国者和革命者,尽管他们所处的时代和所代表的阶级利益不同,但在他们身上所体现的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精神是一致的。正是因为有了他们这种不甘屈服、百折不挠的爱国主义精神,中国才没有在历次面临的严重危机中亡国;正是因为有了他们的前仆后继、抛头颅洒热血的精神,才有了我们的今天;也正是这种爱国主义情感,成为我们今天实现腾飞,跻身于世界强国之列的精神支柱。 二、挖掘理想教育的内容,引导学生树立远大理想 人本身的美是社会美的重要表现。人的美和理想是紧密相联的。理想是人生的奋斗目标,或者说是对未来的憧憬、向往和追求。陶铸同志在《崇高的理想》一文中指出:“理想是有社会性、阶级性的。……一个人的理想,是为多数人的利益,为社会的进步,对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起促进作用,也就是说,合乎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就是伟大的理想。” 青少年时期正是世界观形成时期。对青少年进行革命人生观教育,帮助他们逐步树立起远大的革命理想,特别重要。毋庸置疑,历史教学同其他学科教学一样,都担负着这一任务。 中学历史教科书中无数史实雄辩地说明,古往今来,一切有作为的人都是具有远大理想的人。马克思在中学毕业论文《青年选择职业时的考虑》中写道:“我们选择职业时所应遵循的主要指针,是人类的幸福……。”在青年时代就立志以“改造中国与世界”为己任。在学生时代就决心“为中华的崛起”而学习。大发明家爱迪生说过:“我的人生哲学是工作,我要揭示大自然的奥秘,并以此为人类造福。”他们理想的共同点都是为民族、为人类谋幸福,这是多么崇高的理想。 理想是人类最崇高最伟大的理想。为了实现这一理想,无数先烈进行了可歌可泣的斗争,他们的光辉业绩,永远载入史册,激励后人。 三、挖掘道德教育的内容,培养学生良好的品质 道德,是指在一定社会条件下调整人们之间行为的规范和准则。康德说:“美是道德的象征。”俄国著名文艺批评家别林斯基说:“美和道德是亲姊妹。”由此可知,美和道德密切相关。 中学历史教科书告诉我们,中华民族素有注重道德修养的传统,历来强调要“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把自己培养成一个具有良好道德的人。儒家思想作为中国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其优秀的思想成果是我们需要继承和发扬的。 平凡小事,如赡养父母、尊师敬友、乐于助人、大公无私等等,一旦表现出高尚的情感和情操来,就极为感人。正是雷锋、朱伯儒、孔繁森等这样平凡而伟大的人物,他们的行为所表现出的高尚情感和情操,汇成了时代的新风尚。 从历史的角度审视,我们可知,社会主义道德,是中华民族的传统道德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发展的必然结果,是迄今为止人类历史上最进步、最高尚、最美好的道德。社会主义道德提倡的集体主义,它与封建社会的道德规范“三纲五常”、“忠孝节义”,与资本主义的道德规范“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有着本质的区别。在我国,集体主义的原则要求是:集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个人利益必须服从集体利益。历史教科书中道德教育内容的深入挖掘,必定有利于青少年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的优秀道德传统,以社会主义的道德规范为自己的行为准则,做一个具有良好道德品质的人。 四、挖掘科学品格教育的内容,培养学生为科学献身的精神 科学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一般认为,在自然科学研究领域要尊重规律,实事求是,坚持真理。实际上,社会科学领域也同样如此。 古今中外,无数思想家、科学家追求真理,献身科学,促进了人类事业的进步与发展,历来受到人们的尊敬,是我们学习的楷模。历史教学中努力挖掘科学品格教育的内容,从而培养学生献身科学的精神,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热爱科学、刻苦求知的敬业精神。马克思将自己的毕生精力献给了人类的解放事业,他从研究商品入手,解剖资本主义社会,写下了《资本论》这部巨著,为无产阶级提供了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思想武器;司马迁踏遍祖国各地,历尽艰辛,虽受腐刑之辱却矢志不渝,写成了史学巨著《史记》。许许多多的史实告诉我们,在探索科学的道路上,只有像他们那样一丝不苟、孜孜以求,乃至献出宝贵的生命,才能有所建树。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在科学技术发展日新月异的当今世界,我们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需要科学,需要人才,青少年一代,从小就应该立志献身科学,献身祖国的四个现代化。 第二,敢于坚持真理、捍卫真理的无畏精神。坚持真理、捍卫真理,需要勇气,有时甚至要付出生命的代价。历史上许多思想家、科学家为了坚持真理而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革命烈士夏明翰面对刽子手的屠刀英勇就义:“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著名思想家和科学家布鲁诺坚守“日心说”,虽被宗教裁判所监禁7年而毫不动摇,最后被教会处以火刑,临刑前他在火堆上高呼:“火不能征服我,未来的世纪会知道我的价值。”这是何等刚烈!在探求科学奥秘、寻找真理的道路上,需要这种大无畏的精神。 历史与社会小论文:论历史与社会课堂教学内容的选择 (浙江省绍兴市元培中学,浙江 绍兴 312000) 摘 要:在新课改的要求下,教师在更新教学理念、变革教学方式的同时,也要注重教学内容的选择。而建构一个符合学生需要、促进学生发展的教学内容是提高教学有效性的根本。文章从落实课标教材、尊重学生学情、优化教材内容几方面,研究历史与社会课堂教学内容的选择。 关键词:历史与社会;课堂教学;内容选择;策略 历史与社会是一门进行公民教育的综合文科课程。实际教学中,部分教师在合理选择教学内容、提高教学有效性方面还存在很多误区。本文就如何选择历史与社会教学内容进行论述。 一、落实课标教材,减少信息繁杂,打造低碳教学 课程标准是教学的出发点和归宿,它制约着教学内容的选择。因此,紧扣课程标准,落实教学目标,合理运用教材内容,深入解读文本资源,是提高课堂实效之本。然而,在现实教学中,忽视课程标准、脱离教材内容的教学时有出现。例如,在七年级“发掘美好情感”这一课的备课中,教师在没有深入解读教学目标和理解教材内容的前提下,选择在网上下载了各种关于本课的课件,整合了一系列关于本课的教学资源,从音乐、绘画、雕塑、文学、舞蹈五个方面,通过展示大量的绘画、雕塑、舞蹈、文学作品以及播放了六段有关的音乐和视频,让学生感受其中的美。整堂课学生忙着用眼睛看、用耳朵听,却没有时间真正用心去感受。教师只想着让学生欣赏到各种美的作品,却忽略了本课让学生用心去发掘感悟生活中的美的教学目标。所以,在最后教师设置的环节“谈谈你的收获”时,学生只能讲:“我们今天欣赏了很多音乐、绘画等作品,音乐很好听,画也很漂亮。”因此,这堂课所选的教学内容既不经济“环保”,也没有达到应有的教学目标。针对这种情况,教师认为在教学内容的选择上应回归教材内容、落实教学目标,打造低碳教学势在必行。 二、尊重学生学情,避免照本宣科,回归真实课堂 新一轮的课程改革,要求教师在教学中尤其是教学内容的选择上以学生为中心,尊重学生的学情。然而,部分教师高喊着“把课堂还给学生”的口号,用多媒体教学作为掩护,美其名曰“信息化教学”,实则换汤不换药,依然走着照本宣科的传统教学模式老路。例如,教师在第二次教授“发掘美好情感”这一课时,照搬课本教材,在感受绘画之美时展示课本中的《格尔尼卡》这幅画,并提问:同学们在欣赏这幅画时是怎样的情感?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感?接着教师又展示课本中的《背影》一例,问学生:作者是怎样介绍父亲的,父亲的美体现在哪里?整堂课下来学生们还是毫无兴趣。究其原因,教材内容如抽象画《格尔尼卡》,学生难以理解,而《背影》又是八年级语文中才有的文章,七年级学生根本不熟悉,就更谈不上体验其中的情感了。可见,教师在教学内容的选择上要从学生的学情出发,合理选择教材内容和课外资源。因此,教师在第三次教授“发掘美好情感”时,摒弃了前两次所选的教学内容,着眼于学生的生活实际,抓住了学校举行艺术节和社团展示的契机展开教学。首先,教师用幻灯片播放了社团展示中展出的书法、篆刻、音乐、绘画、摄影等的照片和视频,让学生体会到艺术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紧接着,教师让学生欣赏了艺术节演出的《乐在书中学》的舞蹈,请观众和参加舞蹈的表演者谈感受,让大家感受到美是需要用眼、用心去发现的。另外,还出示了“最美班级”获得者,让学生谈谈班级环境的变化,引出“美就在身边”。最后,教师还展示了艺术节后学生的感言,让学生感受到技术对个人和社会生活的影响。由于教学内容源于学生生活实际,有些学生甚至是教学内容的亲身经历者,所以整堂课气氛活跃,学生兴趣浓厚,收获了意想不到的教学效果。 三、优化教材内容,打破权威思维,力求思辨学习 教材当然是教学内容的首选,但并不是唯一的选择。教师要尊重教材,但不必死守教材。教师可以从学生的实际出发,从具体的情境出发,依据课程标准,对教材内容大胆取舍,重新组合、调整、优化教学内容。例如,教师仔细分析了初二学生认知心理的发展水平后,在教授八年级上册第四单元时,并没有直接按照教材顺序教授,而是以时间为主线,穿插所涉及到的有关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等内容,力图使各时期的历史教学内容更饱满,同时列出图表加以比较。这样,学生学习热情饱满,使这节课获得了非常好的教W效果。 四、结束语 总之,教师在进行教学内容的选择时,不仅要深入研读课标、教材,而且要从学生的学情出发。同时,教师要学会对教学内容优化整合,加以创造性处理。当然,要提高课堂的有效性,教师在历史与社会课程的教学内容选择上还要考虑很多因素,如教学目标的确定、教学活动的开展、教学方法和教学媒体的选择等。教师必须从学生的需要出发,因材施教,才能获得更好的教学效果,促进学生成长成才。 历史与社会小论文:简述提高初中历史与社会学科作业的有效性 摘要:开展初中历史与社会学科主要是让学生了解更多的人文历史知识,促进学生发展成为全面型人才。并且基于新课程改革的背景,这样的学科为教学发展注入了新的动力。然而,在实际教学中,该学科的课后作业似乎没有发挥良好的教学作用。于是,教师要针对初中历史与社会的教学进行突出的设计,让学生全面提升人文素养与综合能力。本文主要从当前的实际教学情况出发,结合初中生的学习特点,从多方面论述提高初中历史与社会学科作业的有效性。 关键词:初中历史与社会;作业;有效性 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一代代青年人将担起国家建设的大梁,而作为发展的主力军必须要具有良好的人文素养,了解国家及社会的历史与发展。因此,在初中教学阶段开展历史与社会教学是很有必要的,而为了巩固学生知识水平与综合能力的提升,教师往往都会为学生设计针对性的课后作业。但是在实际操作中,由于多方面原因的限制,使教师在教法选择上存在一些纰漏,需要教师加强作业的有效性,以获取更好的教学效果。那么,笔者将针对初中历史与社会的教学,浅谈提升作业有效性的策略。 一、优化作业结构,丰富作业形式 教师只有优化作业结构,丰富作业形式,有效地吸引学生做作业,才能发挥作业的效果。在作业结构的优化过程中,不仅需要针对不同层次的学生设计不同的作业内容,同时还需要根据不同的功能进行组合,形成科学有效的作业。教师可以根据学生的学习能力以及认知水平,对作业进行分层设计。然后,分别针对优等生、普通学生、基础差的学生进行因材施教。这样优化的作业结构才更具有针对性,并且因为作业层次的区别,成绩差的学生不会抄袭优等生的作用,这样就会激发学生的上进心。作业设计的过程中,需要做到书面和非书面作业相结合,要符合新课标激发学生求知创新的导向。优化作业结构是一项系统的工作,需要学校结合自身的实际情况进行作业结构的优化设计,以达到丰富作业形式的目的。 二、优化对于学科本身的正确认知 初中历史与社会学科有重要的意义,内容有鲜明的先进性,作业的优化设计是基于教学内容本身开展的,而教学内容的接受程度与学生对学科本身的认知程度密切相关。因此,作业优化设计的前提是优化学生对于学科本身的正确认识。历史与社会学科对于每一个学生的发展都要重要意义,这门学科能够使学生更加清晰历史的来龙去脉,对于社会的发展规律有一定的认知和了解,更好地适应社会的发展,对于自身而言,学习历史与社会学科也是塑造自身人文素养的重要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逐渐形成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逐渐成为符合社会要求的优秀人才。 三、注重作业设计的多样性、趣味性和实践性 1. 多样性,即教师应尊重兴趣爱好、个性特长迥异的学生的需要,设计形式多样的作业,鼓励学生以其擅长的方式个性化地展现其学习、思考的结果,挖掘学生可持续发展的潜力,达到既培养兴趣又增强能力的目的。2. 趣味性。教育心理学表明,单调乏味的学习活动容易产生疲劳,使学生对学习产生厌倦心理,扼杀学生探索真理的欲望。因此,作业的设计要充分考虑学生的认知规律和心理特点,讲究趣味性,寓知识的学习和技能的训练于趣味性的练习之中。3. 实践性。新课程改革要全面推进素质教育,而素质教育的重点是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我们应设计一些实践性作业,将学生内化的知识与能力在实践活动中进行运用,进一步提高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例如:七年级可让学生手工制作国旗,并介绍一些国家国旗的特征和由来;以小组为单位,课后搜集有关中地名的谜语,组织猜谜语比赛并把地名落实到政区图中;八年级可让学生当小小评论家,试评秦皇汉武唐宗宋祖的功过,讨论新航路开辟的影响等;举办历史故事会或编演历史剧等;九年级可让学生撰写调查报告或政治小论文,如在学习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可让学生调查改革开放30年来,家乡或家庭各方面的变化,撰写调查报告或政治小论文;选取某一世界性问题,收集相关图片、漫画、数据等资料,设计手抄报,进行手抄报展览与评比。这样的作业既使课堂上所学的知识与能力得到了很好的运用,同时也发挥了学生所长,培养了学生合作精神和实践能力。 四、设置反思型作业 每个单元作业完成后,要求学生完成一份“自我诊断和反思评价表”,包括项目应得分与实得分、错题对应知识点、失误原因。失误原因主要有两大类:一类原因是知识、能力上的问题,主要反映在基础知识不扎实,概念不清、原理不明;读图析图技能差等。另一类原因是非智力因素造成的失分,包括审题不清、条理不清、答案过于简单等,学生根据错误原因以书面的形式确定应采取的措施,总结规律,提高学习效率。我们在作业管理上进行一些实践,让学生的作业精彩起来,使每一次作业都能成为学生成长的生长点,让学生在作业的过程中体验幸福与快乐、成功与喜悦、苦恼与辛劳等。 五、作业评价的多元化 在以往的历史与社会作业批改中,教师对学生作业的评价往往要么是打钩,要么是打叉,给人感觉是冷冰冰的。通过研究,我们除了继续保持传统的评价方式外,还可以采用“等级符号+评语”制,即对于作业的总体情况以A、B、C、D等不同等级或一颗星到五颗星不等的情况进行评定,并对其中部分有创意或者需要指出其错误的作业以评语的形式处理。《历史与社会》教学是一门艺术,而课后作业更是艺术中的艺术之一。在新课改下,只要我们能根据学生的不同特点,巧妙地设计社会作业,我们的学科、我们的学生、我们的历史与社会教师都会随着新课程一起茁壮成长,从而提高学科教学质量。 总而言之,不管在哪个学科教学中,作业都是保障教学效果的重要环节,为学生提供课后的学习平台。基于这样的情况,在初中历史与社会的教学中,教师更要注重作业有效性的设计,引导学生通过完成作业提升人文素养与综合能力,实现全面的发展。 (作者单位: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区双屿中学 325000) 历史与社会小论文:谈提高历史与社会课堂教学的有效性 摘 要:从喜欢华丽的课堂展示到追求简约的教学风格,充分发挥板书的优势,重视对插图的内涵的挖掘,注重搜集乡土材料进行交流,合理有效地利用计算机教学。学生上课交流更多,对课本的了解更深入,作业的质量也较以前有提高,学习这门功课的兴致更浓厚。虽然在教学中遇到各种困惑,但力求提高课堂的有效性,历史与社会课堂因质朴而精彩是我今后的追求。 关键词:计算机教学;板书;插图;乡土历史;质朴 分析心理学家荣格认为:情结起源于个体的童年经历,一个人成年以后在性格行为上的种种表现,大都可以在童年找到原因。记得我幼小求学时,老师的主要教学工具就是黑板和白粉笔,如果一节课中老师夹杂使用了彩色粉笔来板书,我们顿时眼前一亮;如果一节课中老师运用了一幅彩色挂图,我们顿时觉得无限精彩。或许是因为记忆中的课堂色彩过于单调,当我成为一个历史与社会老师后,很喜欢色彩鲜艳的课件,尤其是当我掌握了视频下载和剪辑的方法后,我几乎在每节课都会播放一段甚至几段视频,大部分学生很喜欢看视频,而老师也不需要过多的讲解。于是,渐渐地我越来越离不开计算机的使用。直到教学工作中遇到两件颇有感触的事情,让我开始反思自己的教学行为。 其一是:当我在教学九年级上册《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时,其中的一个教学重点是关于中共一大的召开,为了增加课堂的生动性,也为了增强W生对这个知识点的记忆,我特意选取了电影《建党伟业》中在南湖游船上开会的片段:优美流畅的音乐伴随着如诗如画、如梦如幻的湖光山色一出现,学生的注意力立刻被吸引,他们专注地看着视频,我心中不禁感叹多媒体的力量,能完美地在课堂中把教学情境生动地展现出来,使学生如身临其境,身在其中。这时,镜头切换到游船上的十三个党员,党员们正激动宣布会议的相关讨论结果:确定党的名称是“中国共产党”,党的奋斗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与此同时,教室里的学生也兴奋地叫:“这是演《家有儿女》里的“刘星”“他叫张一山。”“那个是明星刘烨!”“还有那个好眼熟,哦,是跑男李晨!”教室里顿时炸开了锅……事后,当我让他们回顾一大的相关内容时,他们印象最深刻的就只是那些明星,而关于一大的知识点,他们几乎不知所云。 还有一次让我耿耿于怀的教学经历是:有一次上《丝绸之路》课前,我花了一番心思制作了PPT,为了突出丝路风光,特意选取了古琴曲《阳关三叠》作为背景,当苍茫、恢宏而又深藏着凄然、悲壮;清峻、刚毅而又饱含着沉郁、顿挫的旋律响起,眼前是一片广漠无垠的沙漠,音乐以它特有的魅力把人带入遥远的汉唐时代。为了说明丝绸之路是经济和文化的交流纽带,我特意选取了各式物品的图片,如苜蓿、核桃、胡琴等,要求学生选择。带着精心制作的课件,我信心满满地开始上课,没想到才上了不到五分钟,学校突然停电。顿时,我慌了神,教学设计因课件无法展示而打乱,于是不到半小时就结束教学内容,多出来的时间让学生写作业,总算把一节课撑到最后。 以上的教学经历使我反思自己的教学行为:多媒体教学确实给我们的课堂带来了新的活力,有效改善了沉闷的课堂学习气氛,但随着使用的深入,发现多媒体教学中有时场面虽然热闹,貌似教学效果非常好。但在课后的学生作业及练习中,发现学生解题速度慢,动手做题能力差,学生对课堂上知识的掌握并不是很好。经观察分析,发现学生在课堂中对学习内容重难点理解不够,对知识要点掌握不好,课后容易忘记。学生在课堂上没有足够的时间理解知识和记录课堂笔记,学习思路不连贯。对教师而言,计算机教学只是辅助教学工具,但很多时候教师竟然被多媒体课件控制着。过多地使用多媒体,会阻碍师生的交流,教师的主导地位和学生的主体地位没有得到体现。 于是,我决定逐渐改变教学设计,追求一种质朴的教学风格。 1.发挥板书优势,突出教学要点 板书是教学中所应用的一种主要的教学媒体,板书艺术则是教学艺术的有机组成部分。苏联著名教育家加里宁有一句话“教育事业不仅是科学事业,而且是艺术事业。”课堂教学的艺术离不开具体生动、富有表达力的语言,离不开扎实的专业知识和不断锤炼出来的教学组织能力,也离不开直观、形象的优秀板书。 精心设计的板书,不需要华丽的画面,利用简洁的文字、简单的结构、合理的色彩运用,就能使学生对知识加深理解,加深记忆。例如,在讲授“东晋南朝政局与江南地区的开发”的时候,我提问:这堂课我们大体上要掌握几个方面的内容?通过思考,学生回答:两个政局和一个经济开发。然后再问:政局里面讲了哪些内容,经济中又包括哪些方面?学生通过阅读教材分析,本课的结构就整理出来了,在分析整理过程中,师生共同完成了板书如图: 现代教学媒体的大量涌现,更加彰显出板书不可替代的特点与优势。传统教学中的板书,恰恰弥补了多媒体教学中的短处,传统教学中的书写板书,细化突出教学的重难点,有利于培养学生严谨的逻辑思维能力,有利于学生详细记录课堂笔记和理解,消化所学的知识。朱绍禹先生指出:“板书能点睛指要,给人以联想;形式多样,给人以丰富感;结构新颖,给人以美的享受。”适当的板书,利于学生理解、记忆关键词、关键句,从而利于理解教学的内容。 2.借助课本插图,引导学生观察 新的课程标准注重学生的能力培养,倡导培养学生搜集和处理信息的能力,获取新知识的能力,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在历史与社会的课本中,有很多内容都配有插图,这些插图鲜活、直观,易于学生观察理解,与课文相配合,具有形象性、直观性的特点,是初中历史与社会教材的有机组成部分。如《连通世界的新航路》中有一幅插图是《借贷者和他的妻子》,画中的主角是一个银行家正在清点钱币。画中借贷者的妻子正在翻看《圣经》,但眼神却不自主地飘向丈夫手中的金币。我提示学生思考:课本在此加入插图说明了什么?你是如何理解的?大部分学生刚开始对这幅油画没有过多关注,但经过提示思考讨论,得出结论:在那个时代,虽然宗教在人们的生活中仍然占据重要的地位,但追求财富的愿望在滋长,对贵金属的渴求,是西欧探险家去海外冒险的直接动机。 虽然我现在在教学中遇到各种困惑,但力求提高课堂的有效性,历史与社会课堂因质朴而精彩是我今后的追求。 历史与社会小论文:初中历史与社会教学中国学经典的传承 新课程标准指出:历史和社会相关课程可以培养学生良好的人文素养,使他们有一定的社会责任感。为了使它们的作用发挥到最大,那么初中教师在历史教学中,就要实施有效的教学,从而全面地提升学生的人文素养。历史对于每一个国家来说都是一笔财富,所以教师在教授历史的过程中可以让学生去传承一些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从而帮助教师达到教学目的。 一、运用角色扮演,提高历史与社会课堂参与 教师可以用角色扮演教学法提升历史教学的有效性,所谓角色扮演,就是指在历史教学中,可以把书中的一些经典故事编排成课本剧,学生可以扮演不同的角色,并且根据情境进行适当的发挥,加深他们对历史文化知识的理解。相比于传统的教学角色扮演,这种教学方法更有益于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如,执教“人权的历程”一课的时候,教师可以找学生进行角色扮演,让学生分别扮演被拍卖的黑奴、庄园主以及人贩子,还有抗议者,让学生通过真正的抗议行为去还原历史场景。 教师在让学生进行角色扮演的过程中,应该适当地给他们一些提示,参加表演的学生能够更好地去诠释自己扮演的人物。在表演结束后,教师可以让学生说说自己的感受,就本课来说,学生可能会对侵犯人权的行为表示愤慨,那么接下来教师就可以结合黑人是如何到达美洲这一历史情况进行说明,学生肯定很感兴趣,他们听课的效率也一定会很高。此外,还可以借此机会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让他们有更高的人文素养。分别让参加表演的同学和观看表演的同学说出自己的感受。当然,角色扮演的素材可以从多个方面选取,如结合教材中的历史故事进行创编,或者是结合真实的社会事件进行编排。无论是哪一种,在角色扮演的过程中,都可以加深学生对相关知识的理解,使他们能够成为符合社会要求的高素质人才。 二、融合体验方法,促进历史与社会课堂理解 学生在课堂学习中,受到空间的限制,无法进行实地考察,所以教学中,教师就只能通过想象去根据一些历史思维来思考一个政权兴衰更替的规律,体验式教学可以彻底改变这种境况。体验式教学,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包括创设情境,协作学习以及联系生活。首先是创设情境,只有让学生进入情境里面,他们才能去想象当时的场景,去接受相关的历史信息,进而学习历史知识。其次着是协作学习,他们可以在情景中重新审视历史事件,再通过与同学的交流,加深对知识的理解。学习是为了更好地应用,所以最后一步应该是联系实际,将学到的知识应用到生活中的为人处世上,从而提升学生的人文素养。 如,在北宋相关知识的教学过程中,教师可以结合教材内容去让学生扮演《清明上河图》的旅游者,或者是导游,并且让他们想象,如果自己去参观,那么他们会有怎样的感想,教师可以让他们将自己的所思所想记录下来,并与同学分享。这种方法可以培养学生的写作能力、创造性思维能力。再如:讲解《》时,可以先让学生预习,让学生对课本知识有初步的了解,在此基础上,让学生去扮演光绪皇帝、梁启超等人物,让他们能在体验的过程中加深对知识的理解。除此之外,教师还可以组织学生对历史人物、历史事件进行评析,例如:讲解“成吉思汗西征”时,教师就可以组织学生进行分组辩论,让学生能在彼此否定的过程中加深对知识点的理解。 三、立足发现教学,加强历史与社会课堂探究 发现教学法就是探究教学法,即教师在教学的过程中并不是直接告诉学生结论,而是让学生在探究过程中,不断地接近最终的结论。让学生能够在合作探究,或者是自主探究过程中进行相关的实践,以此来提升学生的人文素养。 执教“生活在社区里”一课的时候,在第一课时课堂教学的收尾阶段,便可以提出这样的问题:“城市,在农村之后才兴起,那为什么农村的发展远远落后于城市呢?”就是要让学生自己去查阅资料,去寻找最终的答案。他们在探究的过程中就可能会发现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农村人口大量迁移到城市,为城市注入了新的活力,而农村人口却逐渐减少,这也是城市发展快于农村的一个重要因素。 新课标要求,历史必须去培养学生的人文素质和民族精神,让他们能够在学习的过程中去感悟人生,学习到课本之外的理念与知识。这就要求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要将历史与社会联系在一起,并且要重视学生的感受,体现以人为本的教学理念。通过多种教学方式,去培养学生的人文素养,陶冶学生的情操。 (作者单位:浙江湖州市安吉县天略外国语学校)
美术史小论文:“学科互涉”视域下美术史学与考古学的关系研究 【摘 要】在“学科互涉”视域下,美术史和考古学都受到古物学的影响,二者在认知方向和认知体系、研究内容、研究对象、研究工具和方法以及结构等方面都有交叉和渗透,并逐渐形成了一门较为新颖的学科,即美术考古学,对美术学和考古学的发展来说都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学科互涉 美术史学 考古学 关系 近年来,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人们对于历史文化的研究越来越深入。在信息化的时代,现代知识体系中的学科交叉和交流是不可避免的发展趋势,美术史学和考古学在很多方面都表现出“学科互涉”的性质,形成了美术考古学。与其他学科相比,此学科兼具美术学和考古学两方面的特点,对美术史和古代文化的研究都具有重要意义。因此,研究美术史学与考古学的方法论和结构,探讨二者之间的渗透和交叉关系,对各学科的研究边界进行讨论具有重要意义。 一、古物学对美术史学和考古学的影响 美术史学和考古学在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研究对象等多个方面都有很大的相似性,较为明显的是,二者在发展过程中都受到了古物学的重要影响。无论是在中国古代还是在西方国家的发展历史上都有收藏古物的习惯,中国古代存在着“玉府”等收藏古物的专有机构;外国的皇族对于古物的喜好也成了当时古物学发展的动力。 美术史学和考古学真正开始交叉渗透的时间是在18世纪中期,温克尔曼是当时著名的学者,其著作《古代美术史》的研究内容主要是针对美术的发展历史。该学者在编写的过程中,从美术史的角度出发,对促进民族发展的古物和记载美术史的古物文献展开了研究。正是因为该学者将古物学和美术史学、考古学结合起来,才发现总结出美术的发展历程,促使了美术史学和考古学的成熟,温克尔曼也因此被称为“美术史学之父”和“考古学之父”。无论是温克尔曼的称谓还是其著作的特点,都向我们反映了一个信息:美术史学与考古学之间都受到古物学的影响,二者之间具有很大的联系。 二、美术史学和考古学的相互渗透和了解 不同学科之间跨越了边界之后就会产生互相渗透,即产生我们所认为的“学科互涉”。许多学者认为这种渗透是必然的,不同学科之间的渗透和交叉主要体现在学科的认知方向和知识体系等方面;学科的指导思想、理论和研究方法;与学科相关的社会和技术问题;与其他学科产生的渗透和交叉性;学科内外的定义等。美术史和考古学学科互涉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学科的认知方向和知识体系 无论是考古学还是美术史学,在对相关的方法和对象进行论述和解释时,都涉及大量的说明和阐释,此特点表明了人文学科的鲜明特点。若根据研究对象来进行划分,美术史学属于美术学的范畴;若根据研究体系来看,美术史学又属于历史学。在美术史学的发展中,人类的审美情感占据着重要的地位,感性色彩较为浓烈,理性认识的实现也需要通过感官来进行。我们可以将美术史学的研究实质归结为:通过分析作品的形式和风格来认识美术家或者是史学家的思想感情,从而探索其中蕴含的发展规律[1]。 与美术史学的不同之处在于,考古学直接强调理性在研究和发展中的作用,考古学的研究对象主要是古代人类的发展,通过分类描述遗留的物品来对古代社会的存在形式进行研究,并研究遗留物品之间的关系,从而确定相关的功能,此外,对遗留物品的发展和改变进行研究和分析,能够了解古代社会发展的文化特色并得到相关发展的具体意义。无论是探索背后的规律还是直接将理性思想运用于分析和调查中,考古学和美术史学的发展和研究都是将探索和研究物质世界作为主要的研究途径和方向来实现目的的。 (二)研究方法和工具产生的交叉 考古学中涉及的主要研究方法为研究地层和器物的类型。20世纪中期的考古学主要局限于单纯的研究和记录,优秀的研究思想和内容就是对地层以及器物的类型进行研究和总结。直到1960年之后,丹麦的著名学者克里斯丁在对古典的器物进行研究时,融入了情境,并对器物的装饰进行了详细的研究,这不仅对考古学的发展有促进作用,对美术史学的发展也有重要的参考作用。之后苏秉琦也利用了美术的图案分类将美术的写实与写意等方法融入了考古学中。 在美术史学中也有考古学的渗透,例如,广泛应用于年代和类型的研究方法同样能够为美术史学的研究提供便利。在对美术的风格进行研究时,法国的夏皮罗采用了层析法进行研究,其中的第一和第二层析分别是对形式的要素和形式之间的关联进行的研究,与考古学的研究方式非常相似。在世界范围内,这种学科互涉的现象都非常普遍,外国学者温克尔曼的作品是最典型的学科互涉。在我国的古代,学科互涉的例子也有很多,常任侠和段文杰等大家都为美术史学与考古学的交叉和融合做出了重要贡献[2]。 (三)研究对象的渗透和交叉 从研究对象来看,美术史学和考古学之间也有一定的交叉和渗透。美术史学的研究主要是针对美术的作品以及美术作品的创作者,尤其是在对古代的美术作品进行研究时,涉及的研究对象往往都属于考古学中的古代文物,也是考古学的研究对象。由此可见,考古学和美术史学在研究对象和研究资料上都具有一致性,例如壁画、雕刻、神殿、石窟以及工艺品等等。对人类古代遗迹进行研究和保存是美术史学和考古学共同面临的重要问题。 (四)学科结构的交叉和衍生 除了在研究对象、研究内容、研究工具等方面具有一致性之外,美术史学与考古学在自身的学科结构等方面也有相似之处。 若根据美术史学的学科性质来进行分类,可以分成历史和艺术等方面的课程,主要包含以下几个大类:美术基础实践,主要是指对美术的基本技能进行的练习和创作等,目的是加强素描、绘画等基本的美术技能;美术史论,是指对美术的历史和评论等方面的学习,目前出现的课程分类主要包含文物的保护以及鉴定、艺术作品评论、艺术作品鉴赏、文艺理论等方面,其中的文艺理论课程和文物相关的课程都与考古学有着密切的联系。相关数据表明,美国早在20世纪中期就开设了多种美术和艺术史课程,涉及的范围也较广,初步统计已经达到了800种。这些新设立的课程中,有相当一部分课程是从考古学的角度出发并设立的,为学生学习文物的维护和修复提供了一定的美学基础[3]。 从考古学的结构出发,除了对基本的文物展开研究之外,对考古的材料分析也涉及一些美术知识。此外,考古学涉及社会、文学、美学等多个方面,所用的研究方法需要借助于多种其他学科,例如地质学、建筑史学、体质人类学、医学等,对多个学科的发展都有着相互促进的作用,其中的建筑史学就包含在美术史学中。因此,二者在结构上也有很多的相似之处[4]。 三、美术考古学的形成 在当今信息化时代的发展背景下,学科互涉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就目前而言,考古学家在进行考古研究和分析时,已经涉及了大量的美术史学的资料和方法。同样的,美术史学家在对美术历史进行研究的同时,也使用了考古学中的大量资料,各专家的研究视角越来越广,概念也越来越宽泛。经过长时间的发展和实践,美术史学和考古学的交叉渗透已经促使一个新的学科形成,即美术考古学。该学科是美术史学和考古学的有效融合,具有更加广泛全面的研究内容、对象以及方法论。 四、结语 随着社会的逐步发展,各个学科之间的渗透和交流会越来越频繁,信息化的发展为学科互涉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当今的学者必须利用好各种有利的条件,加深对各个学科边界的研究和理解,才能促进各学科的共同进步和发展。 美术史小论文:从范例复制到自由表达:对我国幼儿园美术教育观的历史演变考察与现实反思 【摘要】本文对我国幼儿园美术教育观的历史演变作了较全面、深入的梳理,并分析了幼儿园美术教育崇尚范例复制的现实危害,探讨了幼儿园美术教育观从范例复制到自由表达范式转变的必要性与可行性,强调应确立以儿童为本的美术教育观。 【关键词】幼儿园美术教育观;范例复制;自由表达;历史演变;现实反思 在传统的儿童美术教育观影响下,在相当长一段时期的幼儿园美术教育实践中,幼儿园教师主要开展以“照着画”为典型特征的范例教学活动,且通常辅之以“像不像”为唯一评价标准。这在很大程度上导致美术活动不是一种儿童自我表达的方式,而是一种教师达成某一教育目标的工具。《3~6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以下简称《指南》)为纠正儿童艺术教育的误区,将儿童的审美体验置于艺术教育的中心,强调要从“成人为中心”转向“幼儿为中心”。2015年9月国务院颁布的《关于全面加强和改进学校美育工作的意见》也突出强调了“幼儿园美育要遵循幼儿身心发展规律”“培养幼儿拥有美好、善良的心灵”,这为幼儿园美术教育进一步指明了方向。 范例复制的幼儿园美术教育观是如何在我国得以形成和发展的?如何避免重蹈“技能为上”的范例教学老路?打破范例教学模式后我们应当如何开展幼儿园美术教育?本文拟通过对我国幼儿园美术教育观历史演变过程的考察,深入探讨幼儿园美术教育的新方向。 一、幼儿园美术教育观的历史演变 传统幼儿园美术教育中的范例通常是指教师将线条、形状从事实形象中抽象出来,加以概念化、符号化而成的外形简单的简笔画。〔1〕教师使用范例开展美术教育活动,往往会忽视儿童对具体对象的感知体验,以技能技巧的传授与达成为优秀目标。我们将重视范例复制的美术教育称为“以技能为优秀”的美术教育,而将关注儿童个体的内在感受、鼓励多元自主表达、不以形似为衡量标准的美术教育称为“以艺术为优秀”的美术教育。这两种不同的价值取向均有其特定的文化渊源。应当说,中国传统文化注重个体内心的精神修炼,注重以陶冶情操为主的“艺的教育”,〔2〕但这一价值取向在清朝末年发生了重大转变。从那时至今,我国幼儿园美术教育观不断变化,详述如下。 1.清朝末年:从注重精神塑造转向注重技能培养 在19世纪末的西学东渐思潮中,经世致用的实用科学开始受到重视,美学正是这时作为一种实用学科从西方传入中国的,并被列为1904年“癸卯学制”中的24门“工科建筑学门”主课之一。由此可见,美学在中国最初是被列为工科的。〔3〕近代首部学前教育法规《奏定蒙养院章程及家庭教育法章程》也将美术定位为实用技术――“手技”。“手技盛长短大小各木片之匣,使儿童将此木片作房屋门户等各种形状;又授以小竹签数茎及豆若干,使儿童将作各种形状;又使纸作各种物体之形状;更进则使黏土作碗壶等形。”当时的美术教育更多强调的是通过材料造型等活动,锻炼幼儿的手眼协调能力,并教导幼儿学习相应技能。 客观地说,“癸卯学制”规定学堂的立学宗旨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主张在继承中国传统优秀文化的基础上结合教授西方经世致用的技能。然而,当时中国并没有正规的学前教育师资,保教人员是由育婴堂的乳媪和敬节堂的节妇经过简单培训而来的,并不具备“就儿童最易通晓之事情,最所喜好之事物,渐次启发涵养之”的专业素养。相对而言,训练幼儿的相关技能是比较容易达到的。因此,此时的儿童美术教育重技轻艺也是不足为奇的。 2.民国时期:以技能为重的同时,关注审美人格的培养 1912年,时任中华民国教育总长的蔡元培明确提出,“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观教育、美感教育”五育并举,认为美育“以陶养感情为目的”“与智育相辅而行,以图德育之完成者也”,不再将美育等同于单纯的技能训练。王国维在现代艺术教育体系中首倡美育,主张将西方艺术的科学因素与中国美育的伦理成分相结合。1928年,丰子恺在其著作《废止艺术学科》中批判了不合理、机械、有害的艺术教育现象,倡导真善和真美的艺术观。〔4〕这股美育思潮促使1932年国民政府在其颁布的《幼稚园课程标准》中将艺术教育的目标定为:“(甲)满足对于工作的自然需要;(乙)培养操作习惯,增进工作技能,并锻炼感觉能力;(丙)训练关于群体的活动力,如自信、自重、坚忍、专心、勤奋、互助、热心、服务等精神;(丁)发展智力,包括锻炼思想,培养发表、创造、建设的能力,发展欣赏能力。”具体内容包括:“画图――自由单色画或彩色画,彩色画可用各种现成图物,使儿童自己设色,或用自己所制的图物,施以彩色;纸工――用剪刀剪各种图形,或以纸折各种物体(如桌椅之类),或将剪的、折的、撕的图形用浆粘在纸上,或用纸条织成各种花纹;泥工及纸浆工――用泥或纸浆做成模型,如鸡、狗、桃、李、杯、盘、糕、饼、舟、车等类,并研究泥的性质等。”《幼稚园课程标准》的规定虽然有明显的技能训练痕迹,但并非把技能培养当作艺术教育的最终目的,而是开始重视并鼓励儿童的自由创作。 可见,民国时期的儿童艺术教育开始回归艺术的本质和美育的优秀,将美育与智育、德育结合起来,以促进儿童的全面发展。然而,由于当时战乱频仍,以学者为主要推动力的教育改革影响很有限,且囿于教师素养不高等条件的制约,美术教育仍然以较容易实现的技能技巧训练为主。 3.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前:重新推崇技能训练 新中国成立后,当时各方面学习苏联经验。反映在学前教育领域,1949年12月第一次全国教育会议就明确指出,“以老解放区新教育经验为基础,吸收旧教育某些有用的经验,特别要借助苏联教育建设的先进经验,建设新民主主义幼教”。此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学前教育改革不再以民国时期的学习美国模式为主,开始全面学习苏联模式,美术教育也不例外。 19世纪初苏俄时期的美学研究特别强调为政治服务的实用目的。受苏联模式影响, 1951年7月我国教育部制定的《幼儿园暂行教学纲要(草案)》将美术教育目标定为:“(1)培养幼儿初步的艺术兴趣和爱美观念;(2)培养幼儿学习描制简单的日常生活中的事物的轮廓,以发展其想象力和创造力;(3)培养幼儿运用双手的能力,使其懂得劳动是最崇高的道德,以养成爱劳动、爱护公共财物的习惯。”幼儿园美术教育在价值取向上重新偏重功利与实用,在教育方法上以灌输练习为主,重视技能技巧训练。 应当说,以“作业课”为主要特点的苏联教育模式本质上是建立在对儿童最近发展区认识的基础上的,旨在为儿童提供满足其发展需要的教育。但受当时我国“”风气的影响,我国对苏联模式的学习更多停留在表面,只复制了其“整齐划一、任务达成”的形式要求,如美术教育中注重临摹和结果评价等。这一倾向至今仍然影响着我国幼儿园的美术教育,范例复制即是典型表现之一。 4.改革开放至20世纪末:重新关注审美价值,但理念与实践相距甚远 在邓小平“面向世界、面向现代化、面向未来”科教兴国战略方针指引下,学前教育开始广泛吸取国际先进经验。1992年我国第一套美术教育译丛出版,包括里德《通过艺术的教育》、罗恩菲尔德《创造与心智的成长》、艾斯纳《儿童的知觉与视觉的发展》等 6 部译著,将工具论与本质论这一美术教育取向之争引入中国。工具论强调以儿童为中心,重视创作过程,认为应“通过美术的教育”实现个体全面发展。本质论强调以教师为中心,注重创作结果,认为应开展“为了美术的教育”,以实现自身的审美价值。这两种价值观对我国幼儿园美术教育观的重新定位有重大影响。 这一时期代表性的政策法规是1981年教育部颁布的《幼儿园教育纲要(试行草案)》。其中,美术教育的目标为:“(1)在幼儿观察事物的形状、颜色、结构等的基础上,培养他们用绘画和手工泥工、纸工、自制玩具等充分表现自己对周围生活的认识和情感;(2)逐步培养幼儿对美术的兴趣以及对大自然、社会生活、美术作品中美的欣赏力;(3)发展幼儿的观察力、创造力,发展手部肌肉动作的协调性、灵活性,初步掌握使用美术工具及其材料。”由此,美术教育虽然仍注重技能技巧,但逐渐体现出技能技巧要为欣赏力、观察力、创造力等美术基本素养能力提高服务的倾向,初步尝试将本质论与工具论相结合。 可以说,改革开放至20世纪末是一个重新调整、兼容并蓄的时期。幼儿美术教育工作者们在吸收国外先进经验的同时,立足本国,重新思考了幼儿美术教育的价值,做了一些很好的尝试。然而,总体来看,由于此时学前教育受重视的程度尚不高,具有较高艺术素养的教师严重缺乏,到了20世纪90年代末,学前教育事业又遭遇了较大的滑坡,以致于对美术教育审美价值的提倡没有得到全面的落实。 5.21世纪以来:在强调儿童本位的基础上整合审美与技能培养 进入21世纪以来,学前教育事业发展的重心逐步从数量的增加转到质量的提升上来,尊重儿童、以儿童为本的教育理念成为学前教育改革的指导思想,对以往“成人中心、教材中心、知识技能中心”的教育观产生了巨大冲击。幼儿园美术教育也不例外。2002年,滕守尧指出,“仅有知识和技能的艺术教育是不完整的艺术教育,没有艺术素养的儿童是不完整的儿童”,由此引发了新一轮的儿童艺术教育观反思运动。艺术生态教育、艺术综合教育、艺术生命教育等教育理念及其课程模式逐步生根发芽。〔5〕 2001年,《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试行)》(以下简称《纲要》)颁布,确定艺术领域的优秀目标为:“(1)能初步感受并喜爱环境、生活和艺术中的美;(2)喜欢参加艺术活动,并能大胆地表现自己的情感和体验;(3)能用自己喜欢的方式进行艺术表现活动。”〔6〕2012年《指南》颁布,将“感受与欣赏”“表达与创造”作为艺术领域两大优秀目标,“感受”“体验”“喜爱”等词高频出现,凸显艺术教育对儿童审美情感和审美能力发展的作用,淡化技能技巧培养,“范例教学”被明令禁止。当然,淡化技能技巧并不等于完全否定技能技巧,而是强调教师要为儿童提供充足的机会促使其自主发展,并在儿童有需要时给予及时而恰当的知识和技能支持。 应该说,随着《纲要》《指南》的深入人心,幼儿园开始在反思的基础上探索新的美术教育道路,并取得了许多可喜的成绩。不过我们也应清醒地认识到,从范例复制到自由表达的范式转型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重要的是不但形式上要取消“范例教学”,而且教师心中要消除“范例”思维。行动上的不以“像不像”为评价标准,不等于教师在内心就认同了儿童自由表达的价值。与此同时,怎样争取家长的认同度,怎样改革美术教育评价机制等问题,仍是当前幼儿园美术教育改革需要面对的巨大挑战。 二、幼儿园美术教育崇尚范例复制的现实危害 在幼儿园美术教育中,以传授技能技巧为单一目标的范例复制教学方式存在诸多现实危害。 1.影响儿童的身心发展 美术从本质上讲是个体自我表达的一种符号,反映的是个体对自我、他人和世界的认识,是个体情绪情感宣泄与疏解的通道。被成人简单化、概括化了的范例形象并不符合儿童对世界的认知和体验,因此,范例教学很难帮助儿童实现真实的情感表达。众所周知,艺术最鼓励和倡导个体发挥想象力与创造力,艺术对自由和自主的追求最为强烈。范例复制恰恰将自由与自主限制在极小的空间内,压制了儿童的想象力和创造力。现实中,受“范例教学”束缚的儿童,一脱离教师提供的范例,往往就会出现“不会画”的情况。曾有国际评估组织对21个国家进行调查,发现中国学生计算能力世界排名第一,但想象力却倒数第一,创造力倒数第五。这将极大地影响中国未来国家和民族的创新能力与国际竞争力。〔7〕 2.影响教师的专业发展 范例教学强调技能技巧,因此在教师职前培养时更注重的是美术技能技巧的掌握,而不是艺术素养的熏陶,由此导致教师在实际教学中追求自己画出“完美的范画”、儿童临摹出“一样的作品”,鲜有对儿童艺术过程与创作特点的观照。教师付出大量心血培养出的可能是“匠人”,而不是充满灵性的艺术自由表现者。所以,范例与儿童的天性相悖,也导致教师无法体验到美术教育的职业成就感和职业幸福感。 三、打破范例:确立以儿童为本的幼儿园美术教育价值观 1.“尊重并还原个体对美的多样化感受”是审美教育的本质及其必然要求 范例复制背后隐含的逻辑假设是“美是单一而确定的”。这里关涉如何看待美的本质的问题。“美”这个词在希腊语中被表述为“aisthetikos”,意即“使感官享受到愉悦和爱慕的物质与精神的所在”。对于什么是美、美是否存在标准等问题,目前主要有三种观点:一是客观说,认为美是事物客观存在的均衡、对称、和谐等物质属性,即美的衡量标准是客观、确定、可达成共识的。二是主观说,认为美是人们纯主观的感受、体验,如获得生理或心理的快感,获得情感释放等都是美。三是主客观契合说,认为美是心物同构、内外相应的,事物的性质、形状等为美提供了条件,但只有符合个体主观意愿时,个体才认为这是美的,因为“对象世界形象地显示了人所特有的真与善的本质力量,确证了人的思想、情感、智慧、愿望,所以它是美的”。〔8〕 美术史小论文:应用舞台美术理论开展自然历史博物馆景观设计的研究 摘 要:该文结合相关的工作经验,在自然历史博物馆景观设计中,创造性的运用了舞台美术理论。研究显示,自然景观设计与美术理论结合后,能够使平面化的陈列标准更加立体化、仿真化,从而给参观者带来了强烈的视觉冲击力。除此之外,营造出了一种干净、纯美的自然意境。可以看出,将舞台美术理论应用到自然历史博物馆景观设计中,给自然博物馆的发展注入了新鲜的血液。 关键词:舞台美术理论 自然历史博物馆 景观设计 分析 博物馆是文化、知识的承载者和传播者,在社会、经济的发展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与此同时,随着科技的快速发展,博物馆与其他学科之间的联系也越来越紧密。基于此,必须打破现有的结构框架,积极拓展在声学、美学、光学、建筑学等领域的发展。当前,舞台美术理论已经被广泛应用于自然博物馆景观设计当中,并且创造出了逼真、唯美的自然意向,从而受到了广大参观者的欢迎。那么,如何在自然历史博物馆景观设计中应用舞台美术理论呢?下面进行详细分析。 1 舞台美术理论在自然历史博物馆景观设计中的应用 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人们在审美方面的要求也不断提高。与此同时,将舞台美术理论应用到自然历史博物馆景观设计中,给人们带来了更加仿真的自然感受,也体现了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 1.1 在自然博物馆景观空间中的应用 景观陈列在发展的同时,不仅要直观地表现出自然画面,还要关注到结构的变化与空间的构建。在此基础上,给人们带来独特的艺术享受。自然博物馆在景观设计的过程中,要求利用有效的物理空间创造深远的自然意境,所以在空间塑造方面有着很高的要求。由于陈列设计本身是开放的、自由的,这与舞台艺术理论的多元化艺术方式也是不谋而合的。比如,在实景背后增加几棵仿真的树木,就会起到延伸空间的效果。这样,当参观者在观看陈列景观时,往往会感受到远处的茫茫林海。同时,放置在林中的鸟类,也会增加美的气息,让观看者感受到人与自然的和谐与美好,从而产生心灵上的共鸣。除此之外,在景观空间设计中,可以利用舞台美术理论来对空间进行分割、重组。这样,在有限的空间中,就可以展示不同的画面。比如,在同一片草原上,老虎悠闲地晒太阳,兔子快乐的吃草,狮子朝着远方眺望。从生物链上来讲,这三种动物就是天敌。这里,通过空间割裂、重组的方式,就可以使其在各自的领域中独立存在。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舞台艺术主要通过演员的动作来表现空间,并与观众进行精神交流,该空间具有动态化的特点。然而,自然历史博物馆景观空间设计中,是以陈列景观为对象来营造艺术美感的,该空间具有静态化的特点。所以,在景观空间设计中应用舞台美术理论时,应该以写实为主,写意为辅。 1.2 舞台布景在陈列展览中的应用 景观中的布景是通过空间、背景的塑造,从而仿真出立体景观。在景观布景中,要求通过精炼的艺术形式体现出悠远的意境。同样,在舞台布景中,也讲究景观的简练性、审美性。当人们看到一面“帅”旗后,就会联想到过去的峥嵘岁月、金戈铁马。因此,在自然历史博物馆陈列景观设计中,也可以根据舞台布景方面的理论,选择有代表性的、能反映季节、种群关系的景观,以此来创造出回归自然的感觉。比如,在水边渔家景观设计中,就遵循了以上原则。该景观中,包括一叶孤舟,几朵莲花,几枝芦苇。船头上有几只形态各异的鸬鹚。可以看出,整个景观布景非常简单。另外,在布景中,利用剥离与灯光的效应,营造出了涟漪的感觉。景观中没有出现披蓑戴笠的渔人,但是透过孤舟就可以看出人的足迹。除此之外,还鸬鹚的周围,还布置了其他禽鸟,这些禽鸟形态各异,或水中嬉戏,或闲庭信步。虽然整个布景非常简单,但是却展示出了一幅青山绿水、鸟语花香、烟水迷离的人间仙境。同时,体现出了人与自然、环境之间和谐相处的关系。 1.3 舞台灯光在陈列展览中的应用 色彩、灯光在景观设计中起着重要的作用。研究表明,合理搭配色彩、变换灯光后,可以表现出环境、季节的差异,从而营造出不同的效果和意境。在舞台上,灯光除了可以照明外,还能表现出时间、人物心理等要素。另外,从不同的角度来设置灯光,调配亮度,也会产生不同的效果。在自然历史博物馆景观陈列中,运用舞台灯光后,可以创造出独特的舞台氛围与意境,从而凸显景观的艺术魅力。在此基础上,给静止标本带来鲜活的生命力。比如,在南极企鹅景观布景中,就会利用蓝色的灯光来营造出极地酷寒的意境。整个场景中,仅仅设置了几只企鹅的标本,提示人们这是南极。蓝色不仅让人感受到微寒的气息,而且营造了一种神秘感。参观者看到以上陈列后,就会联想到严寒、冰冷的南极。在以上景观布景中,没有影响到企鹅本身的黑、白色。所以,在灯光布景中,必须遵循自然规律,不能破坏生物本身的色彩。除此之外,利用舞台灯光,还能产生图特殊的艺术效果。比如,在毛脚\景观中,就是利用了灯光的效果,从而将静态的标本动态化。整个景观被漆黑笼罩,在三个不同的方位上,设置了三只动作不同的毛脚\。其中,右上角的展翅飞翔,中间的俯身冲下,最下面的在捕捉田鼠。灯光分别照在不同的毛脚\上,并将它们联系在一起,从而使人感受到了景观的节奏感、跳跃感。然后,在大脑中出现了毛脚\寻找食物、锁定猎物,抓住田鼠的这样一幅动态画面。可以看出,该景观产生的效果非常神奇。 1.4 将舞台区位融入到景观陈列中 在戏剧舞台中,其区位是从中心区域向外延伸的。同时,为了突出人物表演,要求控制好背景色彩。如果背景色彩过于华丽,则会使人物在景观中淹没。自然景观的对象是静态标本,要达到色彩与布景的和谐,不仅需要控制好背景色彩,而且还要凸显出标本自身的魅力。从人的生理特点上来讲,不同空间区位的强弱也是有差异的。一般情况下,上边比下边强,右边比左边强,前边比后边强。比如,在白唇鹿景观中,放置了两只白唇鹿。其中,一只处于站立状态,位于景观的中间。另一只卧在景观右边,神态安详。两只鹿都位于景观前方,很容易吸引观众的眼球。同时,在景观后面有连绵起伏的山脉,以及皑皑白雪,地势较高。与下面的景观相比,形成了高低错落、对比分明的效果,从而体现出了白唇鹿生存环境的辽阔、苍茫、静谧,最终获得了心灵上的安慰。 2 景观设计中应用舞台美术理论产生的效果 可以看出,在自然历史博物馆景观设计中,应用舞台美术理论后,产生了良好的效果。首先,营造了深远、惬意的艺术氛围,增强了静态标本的生命感染力。其次,通过空间、区位、灯光、色彩的搭配,让参观者置身于青山碧水、蓝天白云、鸟语花香之中,从而产生了身临其境的感觉,获得了心灵上的安宁。最后,加强了学术与审美的融合,提高了陈列展览的品质,促进了自然历史博物馆的长远、稳定发展。 3 结语 该文结合实际的工作经验,分析了舞台美术理论在自然历史博物馆景观设计中的应用。在具体分析的过程中,从空间布景、陈列布景、灯光布景等方面出发,阐述了设计的具体方法,以及产生的效果。可以看出,将舞台美术理论应用到景观设计当中,使静态的标本更加鲜活、灵动,从而增强了视觉效果。与此同时,还能营造出优美、深远的艺术氛围,从而使人们感受到内心的安宁。因此,在自然景观设计中应用舞台美术理论非常有必要。 美术史小论文:研究美术与设计史论教学中的非课堂教学 【摘要】本文重点分析了非课堂教学的意义和优势,从教学设计的融入,教学氛围的营造等方面突出非课堂教学在美术与设计史论教学的具体应用环节,实现其教学的质量提升。 【关键词】美术与设计史论;非课堂教学;氛围;设计 一、引言 美术与设计史论在教学过程中具有一定的枯燥性,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不是很高,他们参与教学的主动意识不能有效激发,在教学过程中只处在被动的学习和接受状态,这种教学模式下的美术与设计史论教学质量不是很高,急需有激起这一片寂静湖面的小石子。近年来出现了一种非课堂教学模式,是将传统的教学课堂延伸到课堂实体之外,拓展学生实践环节的有效性,将教学时间更多的应用到课外。这种教学模式不是对传统的教学课堂的否定,而是对其进行的进一步延伸和拓展,这样可以进一步丰富相关的教学模式,多元化的实现教学目标,做那颗激起美术与设计史论教学涟漪的小石子。 二、非课堂教学在美术与设计史论应用的优势 (一)实现学生自主性的激发 美术与设计史论的教学需要融入更多的学生参与元素。只有不断拓展相关的教学范围,实现更多的形式融入其教学过程之中,才能更好地满足学生对这一课程的学习兴趣。非课堂教学可以进一步激发学生自主学习的意识,学生可以通过同学之间的交流、通过网络与其他专业人士的聊天,拓展自己的知识点,提升自己对于美术和设计理论的认识,学会相关的学习方法,这是十分关键的,尤其是对大学生来说,以后需要面对的就是职场,那里需要的是自主创新的能力展示,需要的是不畏困难的勇气,这种非课堂教学过程实现了学生自主性的激发,也对今后他们的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实现创新发展提供内动力。 (二)转变了师生之间的主体地位 非课堂教学更深层的目的在于实现学生对美术与设计史论教学主体的转变。基于这种深层次目的需求,可以进一步实现学生参与性的课程教学,这样也可以激发学生进一步实现相关知识点理解和掌握,具体来说,就是给学生留一点时间思考一下,以自己的理解为主线,构建学生对相关教学内容的知识网络,这是现代教学过程中“转型发展”的关键一步,即学生教学主体的实现。教师只需要在这一过程中,实现不断的引导作用,更多的体现出对问题纠正。不再是整个课堂教学的主体。 (三)实现教学的多元化 非课堂教学的主要目的就是实现学生对相关知识的理解和掌握,而不是教师对本节课自己教学内容的自言自语,这两者是存在本质区别的,前者需要进一步想尽更多的方法,使得学生进一步加深相关知识的理解和掌握,还会使用一些教学方法和手段,激发学生理解和认识的积极性和有效性。而后者则只是对教学内容的设计,教学的积极性已经不存在了,教师的教学激情基本消失,只是机械地设计相关知识点。在教学过程中需要进一步破除这种机械化的教学过程,将教学时间运用到学生实现相关知识理解的积极性和有效性激发上。另外还有可以实现相关实际案例的教学,通过生活中案例,对相关知识点进行应用,最终达到学生掌握的目的。 三、实现非课堂教学在美术与设计史论课程应用的具体措施 (一)将非课堂教学理念融入其教学设计 非课堂教学模式的融入首先是在课程教学设计中不断融入这种思想,将教师在教学过程中有效贯彻相关教学理念,即实践环节更多的融入美术与设计史论的教学之中,分出更多的课时来实现学生在非传统课堂教学活动,在实践教学的环境选择上需要贴合教学内容,例如有教学意义的艺术馆等都是可以进行非课堂教学的重要实践地。同时这种非课堂教学理念更多的融入现代教学的互动式教学模式,实现学生虽在传统课堂上,但是实现学生教学主体的转变,设计更多的教学任务需要学生上网、到图书馆找寻相关的答案,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就被进一步激发。 (二)实现非课堂教学氛围营造 根据课程设计方案,教师不断创新教学模式,实现教学形式的多元化,构建积极向上的美术与设计史论的学习氛围。在一堂室外课上,教师可以选择一个环境安静、优美、具有人文气息的地方,开始自己的教学过程,这种环境的选择更加符合美术与设计史论教学的展开。教师也不需要有拿着厚厚的讲稿,学生也不必拿着笔记本记录,教学实现师生之间平等和谐的交流和沟通,强调的不是相关知识的掌握和理解,构建的更多是一种美术与设计史论的教学氛围,只有氛围营造出来,学生在课下才能发挥其主管能动性,实现自主学习。 四、结语 美术与设计史论的传统教学具有一定的抽象性、枯燥性。学生参与度不是很高,非课堂教学模式的引入可以进一步激发学生参与教学的积极性,更好的满足现代教学的需要,这种非课堂教学模式和传统教学相结合,实现系统化、形象化的教学过程。 美术史小论文:中国美术批评的价值自觉与历史担当 自“五四”“美术革命”以来,中国现代美术以鲜明的社会关怀、为人生而艺术的精神价值追求,区别于传统美术文化。这一特征在具体的历史情境中,又集中表现为美术批评中的二元对立话语实践特征,如:现代/传统、为人生/为艺术、服务大众/感性自由、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资本主义形式主义、主题先行/艺术唯美、写实主义/现代派……围绕这些二元对立,美术批评在时代语境中迸发出批评的活力与论辩的激情,以自己的方式参与了20世纪20-40年代的变革传统、抗敌保国的民族自强、自立的绝境之战;承载了1950-70年代新中国“反帝、反修”的国家形象建构与文化革命实践;跟上了1980年代“反思”“思想解放”的社会变革步伐…… 自1990年代以来,在艺术市场化、审美娱乐化“告别崇高”的熏风中,整体看中国美术文化的最大变化,是首先弱化了自身现代形象的基本特征:社会性价值关怀。这一显然非美术学科自身原因的变化在学科内部的突出表现,是1990年代以来美术批评话语资源、文化价值功能的边缘化。前面,不管是鲁迅开辟的新美术批评揭传统文化病灶、倡现实美术斗争的犀利锋芒;还是以王朝闻为代表的美术服务工农兵、创造源自世界观改造的新中国美术批评原则。以及1980年代改革开放语境中各种艺术观念、批评观点间的激情对话……均以鲜明的社会关怀热度、人文价值定位,与当时具有独创性的美术作品一起,标示了中国美术文化在社会变革中的排头兵形象。当下,今昔相比可谓寸木岑楼。 重建中国美术批评的话语资源、价值关怀与文化功能,是新世纪中国美术文化建设的优秀课题,“醒醒!”是对自愿参与当下中国美术批评者的历史性呼唤。 一、美术批评的人文特点与 当下中国美术批评面临的问题 1. 美术批评的自身特点,决定了它在现代传媒中的不可替代作用。 比较于美术理论和美术史,美术批评以其鲜活性、在场性为突出特点。所谓鲜活性,是指优秀的美术批评总以其即兴的感悟、生动的表达和观点陈述的锋芒,体现出艺术批评态度与观点的吸引力。这种吸引力的鲜活性,表明那些已知的批评理论或艺术史理解模式只是批评家工具箱中的量尺与裁刀,批评的现场感悟、语言生成更是批评家艺术敏感、理论修养和表达才华的显露,19世纪唯美主义作家奥斯卡・王尔德把批评比喻为是“另一种艺术创作”。①就此,艺术史家托马斯・麦克艾维利认为:“艺术批评自身就是一种文学形式,不完全遵循其它任何规则。它存在于艺术、哲学、文献学、社会学之间,是一个多才多艺的地带,不同的作者可以用各种不同的方式显出自己的个性。”②在这一方面,从用极端化的比喻可以说:美术批评与自己年长的兄弟“美术史”和“美术理论”相比,具有活泼、淘气而童言无忌的学术性格。 在场性,是指美术批评总是从当下的生活情境、艺术话题、价值讨论起步,具有鲜明的当下议论性。美术批评的对象可以是当代的、古代的;可以是本地的、外国的;可以是时尚的、经典的……但立论、言说的“在场性”,却是批评活动最突出的特点。批评家、批评文本,既是沟通审美与生存、现实与历史、作品与作者关系的桥梁,又是从一个特定的视角、立场、态度出发,对艺术作品或通过艺术作品而对艺术家、艺术世界、审美文化……进行直言评判的活动,因而它的话题就总是与当下人们关心的新问题相关、与人们审美生活的新兴趣、新时尚相关。如此,美术批评作为一种“在场行为”,直面现象、言之有物的敏感性、批评性,正是其区别于其它艺术文本写作的重要特点。正如法国诗人、现代美术批评的开拓者波德莱尔所言:“最佳批评就是妙趣横生诗意盎然的那一类,而非冷漠的、数学一般的批评,假借一切有所交代,既无爱又无憎,甘于把性情一扫而空……换言之,证明其合理的存在,批评就应该有所侧重、充满激情、表明政治态度,即从某个单一的视角落墨,而不是从一个展示无比开阔的地平线的视角。”③ 当代消费文化中的大众传媒产业和艺术市场运作,往往利用美术批评媒介而有意推销趣味消费,以致成为某种趣味、某位作者的市场宣传行为,一定意义上消解了批评家个性的独特性与敏锐性,也消解了批评的学术价值关怀,沦为广告制作的智慧。在这一背景下,更加呼唤在批评家共同体中强化批评的理论自觉与人文理性自觉,鼓励批评的“独立性”与人文关怀,呼唤有立场、有观点的批评对“习惯成自然”的艺术观念、视觉经验和文化常识的批评性质询,以彰显美术批评对生活世界中艺术的人文意义与价值的揭示。 2.作为美术文化传播重要组成部分的美术批评,是衡量美术文化与时代生活联系的直观尺度。 现代形态的美术文化建设,深深植根于社会审美文化生活情境之中,依托这现代传媒的技术媒介平台。从传播的意义上看,艺术的历史,也是一部艺术传播媒介演变的历史。在宏观的传播学层面,一般把人类社会的媒体形态划分为三大阶段:口传文化时期,印刷文化时期,电子媒体时期。对美术来说,显然前两个时期中人类传播文明的基本技术形态,决定了美术传播主要依赖对“原作”的审美经验。历史地看,20世纪中期之前的美术传播,主要是以公共纪念建筑、教堂、博物馆、美术展览、美术沙龙和画廊中观众与作品的直接交流为基本传播方式。在今天看来,当时那些通过复制技术水平相当有限的印刷品、影像媒介进行的美术传播,只不过是围绕“原作”的辅助传播形式。自20世纪后期人类社会进入电子媒体时代,尤其是数字影像技术和互联网的产生及影像复制技术的高速发展,使通过影像技术媒介进行美术传播的质量、手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概括地看有三大方面:一是现代数字复制技术、显示技术使“原作”的多媒体传播效果日益完美、便捷,原作独一无二的神秘“光晕”被先进的复制技术消解;二是新技术、新媒体极大拓展了美术创作表达的新形式、新手段,多媒体艺术成为当代美术重要的创作表达方式;三是互联网在日常生活中生产出一个与现实物质世界相平行的所谓“赛博空间”(cyber),网络中日日翻新、繁殖的大量图像、符号所构成的虚拟世界,其突出的图像化特征和图像之间不可限量的拼接、衍生、变异,使我们在新的图像文化生存情境中不得不重新审视那些传统的美术创作与批评命题:艺术与现实、形象与真实、艺术创作、接受活动中的主体性等等。正如对现代文化传媒理论有着深刻影响的德国美学家瓦尔特・本雅明所指出的:“复制技术把所复制的东西从传统领域中解脱出来。由于它制作了许许多多的复制品,因而它就用众多的复制物取代了独一无二的存在;由于它使复制品能为接受者在其自身的环境中加以欣赏,因而它就赋予了所复制的对象以现实的活力。这两方面的进程导致了传统的大动荡――作为人性的现代危机和革新对立面的传统的大动荡。”④ 如果说现代传播技术从外部造成了美术传播载体的“硬件”变化,那么20世纪中期以来的哲学解释学、接受美学、社会学、文化研究、视觉文化研究等思想成果和社会科学的新研究视角、理论方法,则从美术研究的理论资源、方法的学术层面,极大地拓展了知识理论空间。以往专注于单纯的“作者”“作品”的美术研究,在这些新思想的推动下延伸到了美术创作、传播、接受得以发生的社会体制、消费文化,观众身份和性别差异等诸多新领域;延伸到了作为视觉文化重要部分的围绕美术作品所发生的看与被看、看与视觉机器、看与视觉场景的视觉文化体制与权力配置关系的研究……这些跨学科的理论视域拓展给现代美术学科知识系统所带来的改变,全面而深刻。 将美术作为社会文化实践而展开的“传播”“接受”研究,构成了现代美术研究新的、重要的问题域。其特点可以这样表述:传统的美术理论、美术史研究是以哲学的、史学的观念、方法来研究美术现象,阐明其基本规律与演进线索,而美术传播研究则使用传播学的原理与方法研究美术现象,侧重揭示其在具体的社会人文、经济、政治环境下的文化活动机制特点与传播效应;传统美术研究以对作者、作品、流派的研究为主,美术传播研究以对作为整体的美术文化与社会体制之间关系的动态“过程研究”为主。显而易见,相对美术理论和美术史,美术批评与美术传播的联系更加直接。或者说,美术批评本身就是美术传播、美术接受的一个重要形式、其侧重“过程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而,当代美术批评在与当代社会学、传播学、视觉文化研究、比较文化学等相邻人文学科的交融、对话中,生成了全新的文化想象空间和批评话语能量。 尽管作为精神文化现象的美术与现实生活的关系是多元与多维的,但其根本的文化精神动力与批评思想活力,却必是源自与时代风尚、趣味、流俗相互动的丰富关系中,或者说,美术批评正是体现这种互动活力的最直观的温度计。今天,美术批评话语资源的匮乏,批评参与趣味价值评说效力的旁落,正标示了中国美术批评自动放弃直面时代生活的勇气。 3.美术批评是文化价值表征的视窗,是国际文化交流的实践。 多元因素构成的社会文化生态,必以精英文化作为基本支撑。批评,作为精英文化的集中体现,它的话语实践与社会生活间的互动与意识形态生产关系,是观察一段时期中文化生态质量的主要视窗。文化的精神质量不会表现为数字化、口号式的定义,却总会以围绕具体文化产品、审美思潮、艺术现象的批评交流,而动态地、对话式地彰显出来。今天,美术批评的价值担当边缘化,标示的不仅是当下美术界思想活力与现实关注能力的羸弱,更是美术作为精神文化拜倒在金钱、利益的脚下而在无力承担时代文化价值表述的深疾症候。 作为国家文化形象的表征,美术批评以通俗直观、即时生动的形式和与生活、展示传媒的密切关联,成为全球交流中特定美术文化的价值理想、实践诉求的载体。它既是思想逻辑深邃的艺术理论、需要长时段的知识积累所不能取代的。它又是现实敏悟、批评激情宣泄的实践平台,需要一批“直言者”为生活的趣味立言。在信息化时代,一种美术文化内在的文化创新能量,往往体现为这一美术文化能否在无处不达的日常信息之流中,建立起有效的美术批评的知识话语权力,以对审美趣味的批评与臧否,参与全球性跨文化对话。 在全球跨文化交流语境中,所谓的“价值自觉”与“历史担当”,又必须化为一种具体的批评话语实践,形成自己的思想范式与方法论模态,才能将文化建设的使命付诸实践。 二、重新认识中国美术批评的文化传统 中国美术文化传统的一个基本特质,是美术品评活动中鲜明的人文价值关怀。这种关怀在批评思维和语言实践的层面的特点,一方面表现为对作者、作品的人格、审美的整体意象化批评把握;一方面表现为对具有不同精神格调、美感经验作品的综合分品等级批评。如传统画论的“逸、神、妙、能”四品批评范式。20世纪,中国美术变革在西方学科思维逻辑的比照、逼迫下,传统批评文化几乎成为一个主要是用来做学术研究的古典学问而在知识谱系中存在,至今没有完成在现代学科范式中的学理定位。例如,中国画论思想并没有内在地进入作为基础课程的《美术概论》《艺术概论》的学理逻辑中;而西方现代、后现代批评理论也是以外来知识镜像的形态存在,仅是少数人的个人化批评方法选择。这些现象表征的是:美术批评在中国美术现行学科知识系统、批评实践中的边缘化现象,正是表征中国美术学科知识范式“非现代性”状态的一个形象。 这里,提出对中国传统批评的“分品批评”的关注,其实践策略方面的思考是:从以儒道人格、学养、出世超逸为特点的古典审美理想主义,到现代艺术“社会的人”“历史的人”的生存局限与审美抵抗、超越体验,构成了美术现代性变革的基本人文路向。与此同时,以拜金主义、犬儒哲学为标志的当代艺术的价值理想迷失,对待西方、传统的“国族/全球”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思维,也持续影响着中国美术的现代性进程。从这一观察入思,当下中国美术批评的思想范式变革,亟待将“中国美术传统”“现代浪漫艺术”两部分,在学理研究、创作、批评实践中重点深化。而“分品批评”在批评思维与语言实践方面提供的价值关怀至上、分类把握、整体阐释的特点,正利于将广义的当代艺术的社会关怀、文化自觉等精神价值追求,通过分品的批评逻辑建构而引入美术批评实践。用以改变当下美术批评要么“大师”“神话”满天飞,要么拗口的新词、概念扰人晕的无学理资源、无价值关怀的局面。在这方面,朱青生博士多年来对现代艺术的解读及对如何把握中国当代艺术现实“四个问题”的梳理,即部分体现了这种“分品批评”所蕴含的价值关怀与批评实践意义。⑤经历百年现代变革的中国美术,对西方的形式批评、接受批评、女性批评、后殖民批评等“片面深刻”的方法已基本熟悉,在此基础上展开的“分品批评”侧重综合、整体审美意象入思的实践,正可开启中国美术文化与西方现代批评理论的融合性探索。其也构成了超越传统批评逻辑空疏、语言生僻的转换机遇。 要言之,现代形态的中国美术批评话语、思想范式的建构,有必要通过批评思想资源、批评实践功能、批评语言活力唤醒这一具体路径,在全球化语境中建构中国美术的文化形象。再强调:一方面,美术批评的发展必然需要依赖美术史研究、艺术理论研究的学术积累;一方面,它也是中国美术发展现实最薄弱、最需要突破的问题域。对这一关节的把握,是推动中国美术文化自身建设与面向全球对话而“走出去”的一个重要节点。 (作者单位:山东师范大学艺术学研究所) 美术史小论文:一部彰显美的力量与活的历史的现代湖南美术画卷 众所周知,艺术来源于生活,然而,我一直在思考,艺术史来源于什么? 思考的结果是,我认为,艺术史同样来源于生活。一部好的艺术史绝不应当只是一些客观史实的梳理与叙述,秉笔直书固然是写史的一大原则,但真正能给后人留下深刻记忆的历史,即便是官修的史书,如司马迁《史记》,都是带着明显个人气息与个性温度的叙述。艺术史尤其应当如此,那些依赖于“非个人气息”的文献和撇清了生活的叙述而书写的艺术史,固然有其珍贵的一面,但源于生活,充满浓厚生活气息与个性叙述的艺术史,所产生的价值或许更多更大。这或许就是口述史学在近些年来兴起的一个重要背景。马建成的《口述湖南美术史(1949-2009)》就是这样一部充分彰显了美的力量与活的历史的现代湖南美术画卷。称它是填补湖南口述美术史的一个空白,只是这部口述美术史的一个很基本层次的价值;它更大的价值恐怕还在于它是一部活的艺术生活史,不仅活在当下,还将活在将来。 正是基于艺术来源于生活这一基本共识,我认为艺术史无疑就是反映全面、真实的社会生活史。《口述湖南美术史》的诞生更加坚定了我这一认识。 美术史的撰写经历了从一般的美术通史到地域性美术史这样一个过程,然而,不管是哪一种,从已有的情况来看,“一系列的美术史撰述从鉴赏与收藏出发,主要强调美术家传记和美术作品著录,重记载而轻论述”,都难以称得上是反映全面、真实的社会生活史。 《口述湖南美术史》将口述史学作为一种方法引入美术史的书写,并不是研究者的发明,但将其用于地域性美术史的研究书写,应该说突破了一般性的人物口述历史范式。换句话说,《口述湖南美术史》中的“口述”不只是一个人,而是一群人,是一段较长历史时期的一群人。它有亲历者、参与者,还有旁观者。如果说前者是单口相声,那么,后者则是群口相声。因而,它的生活性、真实性更为显著,读起来也更为意味。 说到真实性,大家也都理解艺术的生命在于真实,那么什么是真实?我以为,社会生活才是真实,并且应当是全面的社会生活才更切近真实。《口述湖南美术史》呈现的正是这种真实。这或许也是编著者一开始就想通过这本书建立起“1949-2009”这一个时期的“湖南美术史资料库”的初衷所在。 一、集体记忆与个性抒写 历史上,湖南美术在中国美术史上有着独特的地位。特别是现代,可以说是大师云集。但是,现代湖南美术到底呈现出一个什么样的特征,一般读者是不甚明了的。相对于近现代湖湘文化的灿烂辉煌早为人们所熟悉,现代湖南美术却缺乏一个清晰的面貌。人们也许可以数出哪些杰出人物,但对于他们作品尤其是整体情况却了解不深。《口述湖南美术史》恰恰在这方面做出了贡献。它将美术这种高雅艺术以最切合普通人的方式呈现在读者面前。给读者的感觉是现代湖南美术史的集体记忆呈现与研究者的个性抒写做到了完美的结合。 首先是编著者的视角选择比较到位。一是选择了这一时期湖南美术史上的重要事件,二是选择了湖南美术史上的6大主要美术门类。这两个不同的视角建构起不同于过去以美术家为主线的美术史,使读者对湖南美术都有一个全面的了解,进而会产生一种亲切感。因而,随着研究者视角所及,读者从头至尾能够感受到一种美的张力。这种美的张力正是通过研究者切入的审美视角与历史情怀而沁入人心的。尤其是这200来位口述者在叙述发生在湖湘大地上的一些美术事件时所流露出来的那种湖湘情结,以及不同美术门类的美术家们在追忆他们的美术事业时所表现出来的对艺术美的追求,牵动着读者的心,感染着读者的心,让人振奋。 其次,呈现的方式则是以口述的方式展现出一种集体记忆。所谓集体记忆,是指这些事件并不是研究者个人对史实的书写,而是来自多个口述者的个体经验的交集。形成交集的子集越多,“事件”的历史意义就越得以彰显。同时,研究者还结合来自媒体等公共咨询平台的记录,以及与“大事件”有上下文关系的“事件”,这些公共资讯平台既有个体经验认知的引导作用,也有集体意识反映的功能。 其三,对集体记忆的处理上,编著者虽然忠实于口述史这一方式并自觉地做了一次身份蜕变,由历史的书写者变为“历史声音”的记录者或编辑者,这主要是为了降低由主观“价值判断”所带来的虚拟性、假设性的风险。但是并未局限于一个记录者身份,通过对历史分期和研究对象选定的把握,依然表达了自己的个性立场。同时,在保证口述者自身也拥有了话语权的基础上,也保证自己的个性书写权利。比如,《口述湖南美术史》在对每一个事件的口述前后都有自己的引导或总结性的段落,并用黑体字标出,这有点类似于司马迁的“太史公曰”。这样既保证了口述者的口述话语直接呈现,又可以看到编著者参与了对口述事件的研究。 二、活的史料与冷的文献 口述史其实就是要激活潜藏在亲历者或见证者心中的记忆,这种记忆通过他们的叙述构成一种不同于摆在档案馆或图书馆文献的新史料。当然相比较而言,二者不存在谁更重要,但是这种史料由于是活的,读者就能感知到它的温度与生动。换句话说,这种带有情感性的史料比起那种冷的文献,让读者读起来更能引起思考与回味。《口述湖南美术史》就是采用以口述资料为主,文献资料为辅的方式书写的。也就是说,文献资料在功能上是对口述资料起辅助与佐证的作用。 编著者先后采访了 130余位湖南美术家,最高受访者年龄为96岁,收集了他们的现场录音、现场影像。文献资料的收集,以年表形式,按档案馆、报纸报刊、私人日记、照片图片、画册(美术作品)等分类形式进行图片采集或实物收集。 在这里,受访者与研究者双方的话语都以叙事的形式存在,在档案文献中是极少的。我们从《口述湖南美术史》中可以看到,口述者就是一个个美术学家,他们在某种程度上,则是史料的一部分,是活的史料。 《口述湖南美术史》还有一个独特之处,就是将美术作品与口述资料对接起来。这些美术作品作为一个见证,使口述资料更为具体形象;口述资料作为对历史事件、美术作品的来龙去脉的“过程”进行回放,帮助读者更容易理解作品内容、艺术思想与创作过程。 口述史研究的初衷是想和正史保持距离,让人们知道还有另外一种历史叙事,让历史的听众和受众感受一种面对面的亲近和共鸣。 和正史保持距离,就意味着很自然地与生活史拉近了距离。口述史表达的是个人和社会对事件表述,表述的是特定场景下的时空,表述的是亲身经历和肺腑心声。 三、旁观者与亲历者 美术史创作与文学史创作的一个最大区别在于,读者更关注艺术史中的作品故事,文学史读者则更关注作品的意义。因此,美术史以历史还原为目的,文学史以思想揭示为目的。而口述美术史恰恰就能满足读者对于“作品”即“事件”的关注。《口述湖南美术史》的研究者对读者这一心理把握是十分贴切的,因而,“事件”的“实际经过”始终是全书关注的重点。从这一角度来说,口述美术史其实就是一种还原性研究。 《口述湖南美术史》在还原性研究上做得很成功,主要归结于他们对史实价值的把握。一方面,通过对“亲历者”的口述进行价值追问;另一方面,通过对“局外人”的口述进行经验审视,既充分挖掘出了艺术家追求的内在逻辑和艺术思潮的流变,又透视了艺术家所在的时代与社会生活的丰富性与真实性。 “亲历者”一般是作为这一时期湖南美术史事件的当事人、直接推动者,对事件、作品“过程”的叙述,不可避免带有“预设价值”。这种预设价值的背后还有经过时间的沉淀与反思之后所传达出来的“反观自身”。如在《湖南工笔画》一章中,陈白一、徐芝麟、郑小娟、彭本人等亲历者对当年参与敦煌壁画的临摹一事的口述,都不约而同地提到了“敦煌壁画”的临摹活动对促进湖南工笔画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同时,也让读者看到了湖南工笔画的发展,特别是湖南工笔画的影响与成就。再如在《湖南油画》一章中,通过张月明、陈和西、曲湘建等多位亲历者的口述,让我们看到湖南油画艺术这个一直没有走入过市场的美术门类。湖南美术家的胸怀梦想、刻苦磨练、寻求突破,让人感动不己,从中看到了他们的精神特质和为艺术献身的境界。可以说,不仅研究者们会得到许多意想不到的收获,而且也让读者能够深入研究艺术家追求的内在逻辑和艺术思潮的流变特征。 “知情者”在更大程度上是作为“局外人”身份来看待整个事件的。他没有亲历者预先存在的价值判断,标准的不确定和缺少对事件的全面了解与把握,以及他们的洒脱,更容易让他从当下的立场做出分析和判断。在“局外人”那里,历史不是过去的历史,就是当下的历史。在这种“叙述内容“中更多的是“审视”。这种“审视”带了很浓的个人经验的味道,与来自艺术家的个人价值判断相比较,使整个口述史更加丰富、透明。如在《工农兵美术群体与红卫兵美术运动》一节中,研究者采用亲历者、知情者交错的方式来叙述当年湖南美术的遭遇,使读者对美术有了一个新的认识,改变了我们对这一特定历史时期湖南美术的刻板印象。 四、重现历史与解释历史 历史有很多种写法,从来就是见仁见智。或主张重现历史,或主张解释历史,各有偏颇。《口述湖南美术史》在这里却作到了重现历史与解释历史相结合。 作为还原性研究的《口述湖南美术史》,无疑主要通过口述历史来重现历史,这一点不用多说,但研究者们并没有止于重现历史。相反,在重现历史之中,融入了对历史的解释,使读者对“历史事件”的认识更为明晰,感受也更为亲近。 如何做到重现历史与解释历史相结合呢,《口述湖南美术史》采取了几种主要方式。 一是口述者的自觉意识。在重现历史的过程中,编著者并没有切割或者限制口述者对历史的解释。口述者在回忆过程中自觉地加入了他们的思考,使得每一位口述者的历史叙述融入了主观性的“意义”内容,譬如在《大集结》中对事件的口述。黄铁山口述:“当时一切政府机构都被打乱了,很多机关的人也都下放的,长沙市商业局也没有人了,就空出来做画室了。”张月明口述:“在九如斋楼上我们一人一间房,在里面画画。”谢鹏程口述:“当时,革命纪念地是相当于‘核保护伞’,我们说我们是被‘核保护伞’保护下来的,不用下放。的事情最大,什么事情都要让路放行。期间正常的美术活动都停顿了,纪念地的活动就成了最主要的。借此种方式勾勒出湖南美术家在时期参与革命纪念地活动的生活的轮廊。 二是编著者的自觉意识。他们认为:“口述”在于一个人或者一群的个人体验的呈现,是相对“文字”而言,一旦与“历史”链接,就是“回忆”;“历史”,意味着需要将个人体验限制在某种框架之内,比如何时、何地、何人、如何发生发展、产生何种影响、及对其所持有的观点等。事实上,口述历史的研究者需要将研究理念与受访者个人体验融合为一个整体。因此,口述历史,还是有研究者参与重建受访者人生的历史,并通过重建起来的过去了的历史事件,来了解那个时代,以及那个时代所发生的事情。① 也就是说,《口述湖南美术史》不仅仅是要重现这60年的湖南美术史,更希望重构这段历史,并且对这段历史进行剖析。如《湖南工笔画》的开头,作者有一段话对湖南工笔画的发展作了这样的剖析: “湖南工笔画的历史源远流长,出土于长沙的《人物龙凤图》《御龙人物图》《马王堆T型帛画》等,都是中国工笔画史中早期的重要作品。……在湖南工笔画的发展过程中,提出过两句至关重要的口号:‘一手伸向生活,一手伸向传统。’其中,对于传统的钻研一直是湖南工笔画家集体的认知。”② 这显然就是在解释历史。这种解释是专业的,也让读者对湖南工笔画有一个基本的印象。但更为专业的剖析方式则是通过口述者更为理性的口述。如陈白一的口述几乎就是一篇关于湖南工笔画的学术论文: “湖南工笔画表现力强,入木三分,群众喜爱。工笔画是由中华民族在中国土地上千锤百炼,经几千年形成的国粹。湖南又有一批工笔画队伍,为师大美院、湘绣厂、瓷厂及民间剪纸、年画、连环画作者……” 陈白一是我国著名的工笔画家,他的口述有史有论,通过他的口述,读者对湖南工笔画的特质就有了更深入的理解。要做到这一点,恐怕不一定是研究者所能胜任的。这远比简单的重现历史更有价值。 五、抢救历史与美术教育 《口述湖南美术史》的研究者曾经提到他们写作的初衷之一,便是要给老一辈湖南美术家留下一部历史,尤其是他们在研究过程中一些美术名家相继辞世,给了他们很大的触动和紧迫感,希望在他们有生之年,从他们口中抢救出一些宝贵的湖南美术史料。他们也确实是抱着抢救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负责态度来做这项工作的。 必须肯定,《口述湖南美术史》确实是一项非常及时的工程,不管时人或后人如何评说,这都为湖南的文化特别是湖南的美术贡献出一笔财富。尤其难能可贵的是,这部口述史在抢救历史与美术教育方面结合得很好,对于湖南的美术教育也将发挥积极的作用。 史学的贡献就是对历史规律进行揭示,对历史经验进行总结,从而给人以启迪。口述史料由于带着口述者的温度与研究者的热情,更能让后人感受到一种不同于一般史料的情感。特别是现代科技的发展,口述史研究更能为后人提供重要的价值与线索。有时纵使千言万语的文字记录,也抵不上简短的一刻钟录音,短短的一小段录像。在国外,有些政府非常重视口述史的教育功能,其采集的目的就是为了传播,不仅给研究者提供资料,而且也是对国民、特别是对青少年进行教育的一种重要手段。 我们从《口述湖南美术史》一书中看到,1949年前湖南的美术教育对于培育美术人才,推动美术运动、提高国民美育素质发挥了重要作用。作者一开篇就将美术教育列为“1949年前几项重要的事”,也足见他们对美术教育的格外重视。倒是1949年以后,湖南的美术教育比北、上、广等城市相比,差距越来越明显。这一方面与我们的高考制度有着重要关系,另一方面也与我们缺乏好的美术教材不无关系。《口述湖南美术史》无疑就是一部弥足珍贵的美术教材。它的可读性、专业性和地域性等特色都足以使之成为湖南美术学习者、爱好者的福音。 与一般的历史研究不同,口述史学的研究对象其实是活生生的人。更值得指出的是,这些人的活动和心理很少见诸文献,因而,研究的难度可想而知。很多人都把口述史学研究视为畏途。口述史学不是轻而易举的工作,不是人人能为的。只有那些接受过历史专业训练,在某一领域有研究素养的学人,才有可能胜任口述史学的工作,并且做出自己的成绩。③ 《隋书・经籍志》云:“夫史官者,必求博闻强识,疏通知远之士,使居其位。”值得幸运的是,《口述湖南美术史》的组织者、策划者、主要编著者马建成先生本身就是一位知名画家、“中国画坛百杰”之一。他的美术修养与造诣使其完成了这一历史性的工程。尤其可贵的是,他本是辽宁人,出生于长沙,他用湖南的情怀来感受这60多年来的湖南美术,用中国的眼光来审视现代湖南美术史。因而,这部《口述湖南美术史》就愈发有了别样的意义。 (作者单位:长沙税务干部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 美术史小论文:外国美术史教学与美术创作关系思考 【内容摘要】教授外国美术史这门课程的教师大多认为,外国美术史在美术教育中的实际功能与价值是很不相称的。对此,文章主要论述外国美术史教学对于美术创作的意义,探讨教学理念的转变和建构,真正使理论与实践相统一,东方与西方相补充,视觉思维与艺术创造相联系,使外国美术史教学实现其功用。 【关键词】外国美术史教学 美术创作 教学理念 为什么要有美术史?为什么要把美术史列为美术教育的主干课程?E.H.贡布里希在《艺术的故事》(第十五版)前言中做了精彩的回答:“假如你去看电影,发现影片已经开演,往往就难以理解银幕上的人为什么如此激动,为什么……你可能会找一位友善的邻座,让他说明前面发生了什么,你所看到的情景表示什么。任何一位历史学家都想成为这样的友善邻座……倘若你有兴趣,这就会对你有所助益……仅仅局限于时下的生活,难免会丧失生命的维度,即时间的维度。”多么生动精彩的解释。 外国美术史课较中国美术史论来说起步比较晚,师资力量相对薄弱,尽管国内各美术院校在教学模式、教学方法以及教材建设上做出了很多努力,但在现行的美术教育体制中,存在着重视美术创作、美术技法而轻美术理论的现象。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强调,“文艺工作者要自觉坚守艺术理想,不断提高学养、涵养、修养,加强思想积累、知识储备、文化修养、艺术训练,认真严肃地考虑作品的社会效果……” 作为外国美术史这门课程的教师,都能达成一个共识:外国美术史在美术教育中实际功能与价值是很不相称的。笔者思考的问题是,如何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推动外国美术史教学改革,努力使这门课程充分发挥其功用,实现有效教学。 一、外国美术史为美术创作者提供参考坐标 美国现代美术教育家艾斯纳和格内尔倡导“以学科为基础的美术教育”的教育理念,认为现代美术教育的基本特征是美术创作、美术批评、美术史和美学,这四个方面相互关联,构成全面、相联系的整体。教学秩序循序渐进,最终达到扩展学生视野的目的,让其尽可能多地了解与美术相关的文化内涵,从而提升学生的审美素养,培养将审美素养转化为美术创作的能力。外国美术史教学应该借鉴这一教育理念,为学生将来的艺术创作提供理论支撑,才是外国美术史教学的终极目的。 靳尚谊是当代中国最有影响的油画家之一,他用半个多世纪的努力深入欧洲艺术传统的内核,冷静而科学地思考中国油画民族化的命题,将中国写实油画推向了新的高度,在肖像画领域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中国油画已经走过了100余年的漫漫征途,当我们站在这样的一个历史高度回望靳尚谊的艺术实践时,他的意义与价值也就自然地凸显了出来。这是我们向国外学习实现民族化最好的例证。华东师范大学艺术研究所教授顾平说:“没有美术史,美术创作的方法、技巧凭何借鉴?如何实现美术与不同时间文化的链接?没有美术史,美术创作家一味创新,没有参照对象而少了根基,必然走向‘标新立异’;同样,没有美术史,我们也无法真正去欣赏艺术品,或仅仅停留在感受层面,无法体味通过参照而获取的文化意味。”如果不认真学好外国美术史,就无法理解国外美术作品所承载的文化信息。 外国美术史为美术创作者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参考坐标,使其不断汲取传统的养分,坚持洋为中用、开拓创新。在现代社会寻求“创意”的契机,择善从新,有鉴别地吸收国外新的艺术形式,汲取传统精髓,做到中西合璧、融会贯通,定位自己的努力方向。 二、以史为鉴把握美术发展规律 学习美术史,仿佛使学生走在阶梯上,走的越高视野越开阔,在毕业以后能够进行独立的美术创作,学会如何“阅读”视觉文化,从而建立起冷静的历史态度。“20世纪以来的艺术历史已经表明,当代文艺思潮的两大派别包括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它们相互对立,又相互补充。符合规律性的法则无论是对现实主义艺术还是对现代主义艺术来说都是不可抗拒的:艺术既要有个性,又要有共性;既要创新,又不能完全背弃传统;艺术创造即使是曲高和寡的,最终也应为世人所认知;再神秘和隐蔽的本质,应该诉诸可视、可触摸亦即可感知的形式;再好的观念也应该通过艺术的创造传达给他人。”这段话是外国美术史教材中的一段论述,总结了美术发展规律,是指导实践的重要途径。 靳尚谊较早认识到中国写实油画与西方的巨大差距,并立足西方艺术史的内在逻辑,艰苦地深入到西方造型传统的内部世界,努力从根本上解决写实绘画的基本问题。靳尚谊在饱览经典大师原作的基础上,他强烈意识到自己在体积环节上的薄弱,并找到了边线处理的具体方法。他清醒地看到西方古典传统与现代绘画的内在渊源与线索,更加坚定了回溯西方本源的决心。如《塔吉克新娘》《蓝衣少女》《青年歌手》等一系列优秀作品,正是有了靳尚谊等艺术家的担当意识与实践,对西方古典传统的研究也从感性、零碎走向了理性和系统。 信息的快速传递使大量“舶来品”来不及过滤,就出现在公众视野,但毕竟形成了众多的参照系,致使外国美术史教学理念不断面临挑战,也提出了许多亟待解决的课题。即如何全面把握外国美术的发展动态,以及如何更好地做到取人之长补己之短;如何辩证地评价东方美术与西方美术;如何有选择地将纷至沓来的道德批评、社会批评、形式主义等西方批评理论纳入美术史课程。外国美术史教学应抓住这种机遇,在广收博取的同时,甄别良莠,引导学生创造性地理解外国美术,并掌握其真谛,进而以新的审视角度和分析方法去接近真理,走进更多模糊或未知的领域。 三、开发外国美术史研究空间,拓宽美术创作思维 外国美术史是以探求美术的起源、风格的演变和审美的创造等为主要特征的审美教育方式,既具有世界文明史的系统框架,又包括美术创造的一般规律,同时又吸收其他有关学科的基础知识,通过潜移默化的作用来影响人的情感,提升美术创作。 20世纪90年代以来,外国美术史学科发展迅速。现代社会的深刻变化开拓了人们的思维空间,呈现出一种全方位、多元化的趋向。有些学者在该领域取得了较大的成绩,但外国美术史学科的研究空间依然广阔,对美术历史、美术现象的观察,已逐步打破以往的单纯从哲学的认识论或政治的阶级论以及“西方中心主义”出发的惯性视野,开始在广阔的世界文化背景中选取美学、心理学、伦理学、历史学、人类学、考古学等多种角度,将美术历史和美术现象视为复杂的、丰富的整体展示。随着时代的发展,在外国美术史的研究领域尚有很多未开发的研究空间。例如随着考古新发现,要求我们考证过去已有的定论,不断刷新旧的理论体系,由传统的孤立地就某一国家、某一作者、某一作品、某一风格或某一命题进行思考、分析,转变为从联系的、整体的观点做出系统的宏观综合,从而以有机整体观念取代机械整体观念。 外国美术史教学必须跟上时展的步伐,建立起自我教学风格和学术风格;借助快速传递的信息,随时调整、充实、更新自己的知识结构,新的历史条件为外国美术史教学注入活力,这些研究都可以成为美术创作的思维基础。 四、外国美术史研究与美术创作内在联系的基本途径 在美术专业本科四年教学中,学生往往不会把美术史和美术表现技能联系起来。学习美术史,可以树立学生的历史观念,因为任何创作都处在某个特定的历史文化语境之中,并从中获得参照的意义。有些学生整天抱怨学艺术史枯燥,想多学绘画的技能。可是他们没有意识到让作品发生飞跃的,往往不是技术,而是美术史带给我们的眼光和思路。所以,作为美术史教师建立起自我教学风格和学术风格,不断更新自己的知识结构是必要的。 具体到课堂教学,笔者学习借鉴广西艺术学院教授龙圣明老师的美术史课教学方法,应用到教学实践中,即“史――论――实践”教学法,根据当下学生的具体状况有创造性地设计教学,龙圣明提出的部分学生“上课时涣散、复习时认真、考试时‘冒险’的情况”。这在外国美术史教学中很常见。对照相机、电脑的依赖,使学生平时基本不画速写,速写功夫被弱化。根据实际状况,教学中要求学生完成“绘图笔记作业”。课堂上必须完成的作业是在讲课和投影图片映像时,有选择地要求学生用简洁的勾勒笔法,描摹出某幅作品的构图或局部,学生作画时,教师同时讲解这幅画。每幅小构图旁边,要求他们注明画题、作者、国别、流派。课下逐一检查,也省去了每堂课的点名。下周上课时选出最好的作业进行点评表扬,对作业普遍存在的问题进行讲评。这种教学方法强化了学生的记忆,把作业保留下来,装订成册,随时翻看,复习时过目不忘。绘图笔记作业还有一个目的是防止学生在课堂上注意力分散,因为要及时做作业、交作业,这样也确保了良好的课堂秩序。在讲课与作业中突出画家的艺术特色和语言创造,在史与论中,同实践联系起来,点睛式地启发学生的创作思维。学习外国美术史的目的是要提升受业者的艺术实践、创作水平和创作观念,学好它必将对艺术创作有所启发。 结语 总结多年的教学体验,根据当代学生的特点,如果不探讨教学理念的转变和建构,在大数据的背景下,很难与时展的节拍和美术创作者的期望值相吻合,尤其在当下强调文艺创作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努力创作生产传播当代中国价值观念、反映中国人审美追求,思想性、艺术性有机统一的优秀作品。所以,外国美术史教学更具有独特的功效和重要的现实意义。 作者单位:佳木斯大学美术学院 美术史小论文:“翻转课堂”在高校美术史教学中的初步尝试与构想 【内容摘要】“翻转课堂”教学模式随着慕课的兴起而在国内得到大力推广。文章以美术史课程为例,尝试探索“翻转课堂”教学模式的有效方案,提出以问题为导向,以小组为单位,搭建以讨论为中心的课堂架构,从而对高校美术史教学模式进行创新,更好的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 【关键词】翻转课堂 高校 美术史 导学 形成于2000年左右的“翻转课堂”(Flipped Classroom或Inverted Classroom)概念,逐步演进为一种教学模式,伴随着2012年“慕课”及“微课”在国内的兴起而迅速升温,大有“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势头。恰逢国内基础教育改革在新修订的课程标准颁布之后进入深化调整阶段,“翻转课堂”或类似的教学新模式探索已成为当前新课程改革的热点。可以说,在这种特殊的背景之下,源自美国的“翻转课堂”进入中国时首先在中小学找到突破口,进而成为教育界的研究课题――在此过程中,高校(尤其是师范类高校)的研究力量和资源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一、对“翻转课堂”的理解 提到“翻转课堂”,通常会联想到“视频”,尤其是“微课”的开发、网络系统管理等。诚然,借助网络平台的“翻转课堂”在信息传递的清晰直观和教学管理的人性化、个性化方面的确有明显优势,而这也是当前“翻转课堂”与慕课、微课齐头并进的重要原因。笔者认为,“翻转课堂”的本质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教学流程的“翻转”,即改变传统先教后学的顺序,让学生先自学,在信息反馈的基础上,教师再有针对性地答疑并对知识体系进行梳理和引导深化;二是教学活动中主体角色的“翻转”,即从教师主导的课堂变为学生唱主角的课堂,教师从知识的传授者转变为学习的引导者和合作者。如果达到这两个标准,那么,是否借助视频或网络,并非必要条件。“翻转课堂”的精髓其实是回归“Educate”的本义,以“引导”代替“灌输”,以主动的内化取代被动的接受。 新世纪教育改革伊始,目标之一即培养学生的主动探究精神,激发学生的创造力。在现有教育体制下如何真正去实践,教育工作者也一直处于个体化的摸索中。“翻转课堂”的出现,似乎第一次在全国范围内明确地提供了一种具有普遍参照意义的教学模式,当然,其影响力是基于网络化的信息资源。目前,国内已经建立起数家颇具影响力的慕课网站,也实现了与国际资源的接轨,涉及基础教育、高等教育及职业教育。这无疑对传统的教育理念和模式都将造成巨大的冲击。对于高校教师来说,有必要面对新形势做出及时的调整和应对。 二、美术史教学中的导学尝试 在我国高等教育中,以学生自主学习和研究为模式的教学并不鲜见,但多集中于研究生阶段。在普通本科阶段的教学中,“翻转课堂”的实施仍然具有探索性的意义。笔者以高校美术专业的史论课程为例,做了初步的尝试和构想。 美术史是高校美术专业的基础理论,也是必修课程。对于学生来说,具备一定的美术史基础有助于其提高专业素养从而提升创作能力,并为更高层次的深造或开拓专业发展领域打好基础。但学生中普遍存在重专业实践而轻史论学习的现象。究其原因,除了学生对其重要性的认识不够,关键还与两类课程的不同思维方式有关。以形象思维为主的美术实践更契合美术专业学生的特长,而理论学习的抽象思维往往是他们的短板。传统教学方式的讲授法恰恰正是以理论阐述、逻辑推理为主,尽管也配合了图片或视频,但学生的积极性仍然难以调动。那么,如何激发学生对美术史的兴趣,提高其理论学习的能力,从而达到教学目标?笔者在“翻转课堂”基本理念的启发下,针对美术专业学生的特点,做了如下尝试: (一)建立以问题为导向的导学方案 实施翻转课堂的第一步,即要让学生自己先学。学什么?怎样学?笔者根据教学计划,尝试了以教材为基础,以问题为导向,以网络资源为辅助的基本导学方案。 大学生与中小学生相比较,对信息的整理和把握能力更强,也有更持久的注意力。笔者认为,短小精炼的“微课”对于大学生来说不是必需的,而引导性的问题设置更合适理论思维的训练。尤其是对于大多数不擅长抽象思维的美术专业学生来说,需要在知识点的提炼和逻辑推理上提供指引,那么,问题的设置便是关键的一步。从问题类型来看可分为三大类,一种是对应于教材的基本知识框架,比如“古埃及雕塑的程式是什么?”“达・芬奇 的代表作有哪些?”等,这些内容可以通过教材或相关资料的阅读直接找到答案。不妨以选择、填空或简答题的方式呈现。学生自学之后,教师可以略过讲解或选择性抽查。二是以归纳、演绎或比较等形式进行逻辑思维的训练,比如“印象主义的特点是什么?后印象主义的特点是什么?二者区别何在?后印象主义的代表人物有哪些?他们对现代主义各有何影响……”此类问题可以根据信息量的不同,分别以名词解释、简答或论述的形式呈现。第三类,也是最具挑战性的,即专题研究的初步尝试。教师指定或学生自报研究选题,学生在课外完成资料整理,在课堂上进行汇报交流。后两类问题可作为课堂上解决的主要任务。 问题提出之后,利用哪些学习资源呢?笔者在初步尝试阶段主要是以教材为基础,鼓励学生利用其他书籍或网络资源,同时给学生提供视频信息作为参考。新的科技手段和信息资源为教学提供了极大的方便,但视频资料的挑选仍需严格把关。既要讲究影片本身的艺术质量,又要能与教学内容相关联,最好具备能引发讨论的焦点问题。例如,BBC和DISCOVERY相关系列专题是不错的选择,通过“网易公开课”等平台也能搜索到国内外一些精彩的课程视频资源。 (二)实施以小组为单位的学研模式 普通本科教学与研究生教学的区别之一是师生比的差异。教师在课堂上一般要面对五六十甚至更多的学生,如果要完全实现当节课的个体指导是不可能的。因此以小组为单位是比较可行的,尤其在专题研究方面。 比如笔者从主要教学内容中挑选近十多个专题,每6人左右为一小组,负责一个专题,而组内成员可再细化为三小组,分别负责此专题下的子课题。例如,在选定“丢勒研究”这一专题之后,可将研究内容进一步细化:丢勒的生平与艺术成就概述、丢勒自画像研究、丢勒版画(甚至可以具体到一幅代表作)研究等。这些子课题的设定实际上就是教师对学习内容与研究方向的一种引导,每个学生又有了相对集中的具体任务,在起步阶段不会觉得手足无措,同时也鼓励学生自己提出感兴趣的课题或子课题。当然,出现这种情况是好事,至少说明学生已经主动走出了第一步。 实践证明,任务的细化和具体到人,有助于促进学生的责任感和自觉性。在小组合作的过程中,学生往往也会自觉地进行资源共享和交流。 (三)搭建以讨论为中心的课堂架构 这是“翻转课堂”的关键环节,对师生来说都存在一定程度的挑战。以专题讨论为例,通常的步骤是,根据教学计划由专题负责人轮流对本人或本小组研究成果进行阐述,要求结合PPT展示,然后教师和学生都可提出问题或看法。对学生而言,讨论这一关至少存在三个障碍:思路的整理、语言的表达、提问的应对。与单纯的书面作业不同,口头汇报要求学生独立面对五六十名听众的境况,不可能“滥竽充数”,必须切实准备资料。而且语言表达存在一个文字信息输入和语言信息输出的转换过程,对学生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种思维训练和心理训练。而最困难的是,可能面临始料不及的提问或质疑,所以不得不在课前尽量做足充分的准备。从实际情况来看,相当一部分美术专业的学生亟需这样的练习。 对教师而言,不再有事先固定的教案,必须针对学生在课堂的表现做出实时回应,包括答疑、组织讨论、引导交流以及总结。教师不必在讲台上滔滔不绝,看似轻松不少,但教学重心的转移其实对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首先,以往一劳永逸的教案不再适用,教师备课的信息容量必然要超出教材,达到一定的拓展空间,而且要敏感地捕捉课堂上的各种问题,才有可能掌控课堂,避免混乱和松散。其次,无论是答题还是课题汇报,每个学生提供的信息都是比较个人化的、碎片化的,教师的另一重要任务就是知识体系的整合。每堂课存在的变量越多,对教师的要求也越高,这其实是一种外松内紧的状态。 所以说,课堂讨论环节是高校“翻转课堂”最大的挑战,师生都需要一个适应和摸索的过程。但这也是检验“翻转课堂”效果的重要途径。 三、美术史教学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和解决方案的构想 (一)课前预习自觉性的问题 如何让原本不重视美术史课程的学生主动去学,这个跨度似乎有点大。也的确存在部分学生动力不足,反应迟钝,甚至不愿去完成自学任务的现状。笔者尝试的方案是内外兼修、逐步过渡。所谓“内外”有两层含义: 一是课内与课外。从课堂内的预习开始,以课前思考题的方式督促学生先看书,在问题的牵引下让眼睛和头脑都动起来。如果发现个别学习能力较弱或缺乏主动性的学生,可以有针对性地提问,层层引导,即便是被动地尝试,至少也会让他感受到教师的关注,不会完全游离于课堂之外。对于一些有难度的课题,可以放到课外去准备。当然,应视情况提前布置任务,并给予学习资源指导。内外结合,由内而外,这需要一个过渡。 二是内力与外力。外力即外部的评价动力,一定的约束和奖惩机制是必需的。如果因学校规章限制,不能取消传统考试形式,那么也可以将自学效果和课堂表现作为平时成绩的主体参考因素,并尽量加大比重。而最重要的是激发学生内心的动力,这主要源自学生的自尊心和成就感。当看到同班同学有出色表现,当自己的努力得到认可,感受到自己的进步,这对于大多数学生来说都是有激励作用的。所以,如何制定一个切实可行的导学方案,如何多角度发现学生的进步,并给予及时而恰当的鼓励,都是相当重要的。 (二)课堂讨论有效性的问题 如前所述,课堂讨论环节是实施“翻转课堂”的重点和难点。如果在课堂上学生不愿开口,或是不知所云,将无法完成正常的教学任务,更不用说实施“翻转课堂”。作为课堂的组织者,怎样克服师生两方面的困难,主动权都掌握在教师手中。笔者构想的方案是以点带面,循序渐进,师生共勉。 对教师来说,充分备课是前提,灵活应变是保障,适时引导是关键。充分备课既要备教材,也要备学生,尽量对学生可能提出的问题、出现的状况做好准备。当然,也不可能强求有问必答,遇到不能当时解决的疑难,可以坦然面对,不妨直接告诉学生:“这个问题需要在课后进一步去研究,下节课我们再来交流。”这本身也向学生展示了一种学习和研究的态度。 而在学生方面,需要教师在不同阶段针对不同对象加以引导。以课题研究为例,首先要督促课题负责人按时保质地完成任务,进行有效的课题陈述,为展开讨论奠定基础。其次,教师要用心捕捉学生发言过程中各方面的信息,及时做出反应,与学生有效互动;再次,可以充分发挥少数活跃分子的榜样作用,以点带面,促进学生的全面参与;最后,教师的梳理与总结也是教学信息明确化、体系化的保证。实践证明,只要有可行的导学方案,大部分学生在课堂上都能有不错的表现,至少在态度上是端正的。而学生的学习能力和水平能否达到理想效果,需待以时日。 (三)成果展示与应用问题 “翻转课堂”以培养学生的学习习惯和能力为目标,效果不是立竿见影的。笔者希望将此教学模式演变为一种长效机制,贯穿于整个人才培养方案,而不仅仅限定于某一两门课程。其实,学生在美术史学习中所体现出来的素质也影响到在其他相关专业学习中的表现。初步的尝试可以从理论课体系开始,把史论基础、专业写作和毕业论文等课程联系起来。比如,把美术史课程中的讨论和研究成果转化为论文,或者将专业创作感想与专业写作相结合,这些都可为毕业论文奠定基础。 当然,翻转课堂不是要彻底抛弃传统,也不是照搬外国模式,而是要考虑怎样有效解决实际问题。不同学科、不同学情,可以选择不同的途径。以上只是笔者根据美术史教学实践和初步尝试得出的个人看法,所谓尝试还是阶段性的,仍然面临诸多实际困难,所谓构想尚存许多有待论证的细节,亟待继续在探索中构建趋于完善的方案。 作者单位:广东第二师范学院美术系 美术史小论文:浅谈美术史论对美术学科的影响 【内容摘要】美术史论在美术学科中的地位毋庸置疑。美术史论对美术工作者的创作影响,可以用宏观指导思想理论和微观技法指导理论进行分析。文章探讨了美术史论的重要性,认为美术工作者必须对美术史论有深入的研究,才能创作出优秀的美术作品。 【关键词】美术史论 美术学科 美术创作 艺术史学进行真正意义上的研究,迄今已有近两百年的历史。自艺术史论形成之日起,就以强大的生命力彰显于画界和史界对美术家的创作思想和创作技法,对美术思潮和艺术流派的导向,以及对美术教育都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一、美术史论对美术实践工作者创作思想和创作技巧的影响 当前,许多美术创作者认为创作思想来源于自身对技法和绘画风格表现语言的探索,对美术史论相关知识并没有过多的涉及。笔者认为,这种观点存在一定的认识方式和认识形态上的误区。美术史论的学科使命在于丰富和进一步拓展美术实践工作者的人文知识内涵,陶冶人文艺术情操。美术史论对美术工作者的创作思想影响深远。西方的拉菲尔前派、现实主义(图1)、立体主义绘画、达达主义等,中国明代书画上的复古魏晋风流、董其昌的论文人画以及南北二宗论等,事实上都是美术工作者在业界先倡导美术史论方面的美术理论指导思想,而后发动地区乃至全国美术实践工作者对该时期美术创作思想,特别是创作题材、创作视觉表现方式进行主流形式上的探讨、判断和统一,引导美术工作者的创作思路契合时代主流艺术创作风格,让美术工作者在先期的艺术创作构思和素材收集时清楚艺术创作思路的正确性。 关于美术创作技法的来源,众说纷纭,有人说是师徒传承的;有人说通过传移模写,从古人处得来的。笔者认为,我国美术工作者的创作技法在经过师徒传承的同时,更多源于在书本上的技法理论。而技法理论书籍基本是由从事美术史论研究的工作者和爱好者进行编撰和整理而出的。比如西方文艺复兴时期达・芬奇的《绘画论》、中国古代荆浩的《笔法记》、郭熙的《林泉高致集》等。美术史论研究的工作目的在于将经典创作技法理论汇编成书,以供艺术实践者提高自身创作技法。 二、美术史论对中国美术思潮和流派的影响 美术史论对美术思潮和流派的发展影响,从本质上说,更多起到的是导向和鞭策作用。自我国改革开放以来,这种情况愈加明显。美术史论在美术学科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担当着不可或缺的责任。比如,受美术史论的影响,我国上世纪80年代出现美术“八五思潮”;90年代以后出现的装置艺术、前卫艺术、观念艺术;近几年盛行的艺术策展、艺术拍卖、试验水墨等。如今,美术实践创作工作者、美术流派、美术思潮同美术史论之间的关系越来愈密切,往往美术史论者首先对美术创作者的作品布展、思潮和流派的命名加以理论支持,并提供可行性方案,然后由美术创作者按方案去完成整个宣传计划。 在中国,引导中国美术学术主流发展的中国美术家协会业已先后成立具有该类性质的相关美术理论委员会、策展委员会、美术教育委员会等,这说明了美术史论在社会和学界内对美术学科的影响日益突出。美术史论的地位正在被美术学界广为认同,美术史论所产生的影响使其成为一门真正意义上的显学。美术史论指导着美术实践的方向,发挥出其应有的重要作用。 三、美术史论对美术教育的影响 谈到美术史论对院校美术教育的影响,很多人往往都会指向大学美术教育。实际上,这种影响也存在于其他年龄阶段。美术史论对中国高等院校教育影响而言,体现在提高美术专业学生的专业技能中。比如,学习美术史论的学生通过专业课程的学习,了解同美术史论专业紧密相关的美术鉴赏、艺术策展等知识;学习中国画专业的学生了解中国画史、中国画论、艺术概论;油画专业的学生了解西方画史等。对于民间美术教育而言,剪纸、皮影戏、糖人等视觉元素需要记录于美术史论当中。民间艺人技艺的传播,也需要美术史论相关知识的辅助和指导。 当今,美术史论在学科发展的道路上扮演的角色愈加重要,对相关交叉学科当中的影响逐步深入、日益突出,最终随着学科的发展而完善。随着美术史论得到社会和业界的认同,将更好地指导美术创作的发展。美术史论在发展过程中,被忽视过很长一段时间,这种局面直到上个世纪80年代才被纠正。正是因为美术史论的不断发展,才形成当今美术界百家争鸣的盛事。理论与实践始终是相互统一、相互联系的,没有美术理论的新突破和新发展,就不会存在美术实践中高潮迭起的创新。美术史论是美术学发展的基础,没有史论基础作为保障,美术实践创作的内涵和底蕴将会缺失,没有继承也就无从创新。如今,强调美术史论的重要性,在于强调其在美术学科中的基础地位和重要影响,美术创作者只有积淀了丰富的美术史论功底,才能够更扎实地推进美术学科的发展,创作出更多、更优秀的艺术作品。 作者单位:哈尔滨商业大学设计艺术学院 美术史小论文:图像学及其在中国美术史研究中的应用 摘 要 艺术家对于中国美术史的研究进入了一个很热的阶段,我们很多人都对此有很大的兴趣。然而作为一种研究手段的图像学的发展也是不容忽视的。图像学主要是研究我们传统画的韵味的意义以及手法之间的关系,让我们对图像有很好的了解。而将图像学应用到中国美术史的研究中,也使得我们有了一种新的手法进行详细的探索。让我们更好地对中国美术做一个详细的报告和发展进程的探究。图像学的引入是中国美术史的一个进步,让我们能快速地、有效地对其进行真正的探讨和了解。 关键词 图像学 中国美术史 研究 应用 0 引言 图像学作为一种对美术史的研究方式成为我国美术界的一大新兴技术,让我们都对其好奇。然而将图像学引入中国美术史的研究中也存在一定的问题和不足,我们必须要对其进行预防和思考,从根本上解决图像学应用的不足。图像学的应用使得美术界对中国美术史的研究有了很大的进步,在一些地方有很好的成绩,但是人们对图像学的盲目应用,也使得对美术史的研究有一些误解,对人们造成了一定的影响,也让一些人对图像学有了一定的偏见和对中国美术史的了解有了一些偏颇。 1 图像学的发展现状 图像学即对图像进行研究产生的一门学科,我们自古就有图像的绘画和应用,因而产生了图像的意义。而现在的图像学与传统的图像学有所不同,传统的图像学是对图像的象征性意义进行详尽的描述,是一种单纯的对图像意义进行抽象描写的手法。而现在的图像学是在原有图像学的基础上对图像创作的特定环境进行研究。现在的图像学主张对图像的历史背景进行推敲,从中获取一些历史背景下的深刻内涵。 而我们对图像的研究不仅限于对图像意义的研究,还是对图像内容、意境、手法的了解。我们需要根据其实际情况和所处的历史背景对图像进行详细的分析,得出我们需要的东西。对图像中所含的深刻意义我们可以通过对图像的研究从而推断出一些内容。我们对图像的研究需要逐步的深入了解,从表层的东西入手。用我们的手法经过深入的了解得到一些深层面的内容,让我们更好地了解图像的意义和内涵。图像学的发展让美术史有了更好的支持,能让我们在艺术领域有更深入的研究。而对于图像本身的研究,在历史上就有很多人为之付出了很大的心血,也有很好的成果。 图像学对于中国美术史的研究有很大的作用,我们不能忽略其中的原因和作用。图像学在现今的发展是很快的,也是我们每个人都予以关注的。这得益于我国对文化研究的重视,也是我们教育的成果,我们对绘画人才的培养使得美术有更好的发展。也使得图像学在美术的基础上有了更好的发展,我们对于图像学有了更完善的研究。我们对图像的研究重点不断地深入,从一开始的形到之后的意,再到现在的情感的研究,这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我们每一位艺术家都对其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图像学的发展为我们研究中国美术史提供了很好的平台和方法。 2 图像学对中国美术史的作用 图像学对中国美术史的研究有很好的促进作用,可以使得对美术史的研究有很快的发展。图像学是对绘画所表现出来的意义和意境进行深入的研究和探索,发掘出作品内在的东西。对于中国美术史的研究来说,图像学的引进有很大的帮助。让艺术家对美术历史的研究有了详细的方法和措施,能够更好地研究美术的发展。也可以让现代艺术家能够深入地了解美术艺术,能够在原有基础上进行创新。使中国的美术能够进入一个新的阶段,达到更高的层次,出现新的艺术展现方式。 中国绘画史上有许多题材的作品,其中有很多内容多次并且以各种形式出现在作品上。给我们现代人留下了很多历史杰作,也使得我们对于其艺术手段有很多的不解。我们对于美术史的了解能够解释中国历史上出现的各种艺术风格和艺术展现形式。我们要反思图像学在研究中国美术史中的运用方式,让其能够在其中有更好的效果。失败的运用图像学将会使对美术史的研究进入误区,从而影响我们对美术的印象和理解。这会造成艺术史上一个很大的错误,使得人们对艺术有很大的误解,从而影响其以后的发展。图像学的正确应用能使中国美术史的研究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也能影响人们对艺术的深刻理解。而目前我们对美术史的研究主要还是通过对绘画的表现形式和传达的意境进行分析。从而了解艺术创作产生的灵感之源,也让人对美术有更深刻的体会,让美术更好的发展。 图像学的应用使得考古和宗教题材的绘画为我们所了解。对于宗教题材的绘画作品,其主要的意识形态和表现形式都比较相似,这也让我们能更好地进行研究。图像学的引入让中国美术史的研究有了很多的成果,但是它也带来了一些麻烦。我们需要正确运用图像学来处理美术史的问题,让我们更好的了解美术和它的发展。对一些图像进行分析时,我们不仅要从它的表现形态和历史环境中分析,还要紧紧结合作品产生的实际情况,才能让我们更好地对一幅作品进行研究和深入的理解。 3 图像学在中国美术史研究中的应用 图像学在中国美术史研究中有很好的作用,我们在许多方面都依赖于图像学所能给出的结果。对于中国美术史,我们不禁想到许多具有人的气节的一些景物,它们让我们更好地了解美术。如梅的傲骨、竹的坚韧、荷的高贵清纯等,都无不展现着作者对自己的认可和对整个社会环境的不满。这些都能从作品中展现出来,利用图像学我们还可以从中感知到一些以前没有注意到的细节。根据图像学的方法,我们可以先从画中物品的自然意义来进行分析,然后对物品所处特定的情节进行了解,再根据当时的历史背景进行剖析,我们可以由浅入深理解整个美术作品。 对中国美术史的研究,我们有很多人都在进行,并且他们所用的方法和模式也都有所不同。但是所有的共同点是大家都会把图像学应用到研究中,以确保我们的研究是有意义的。应用图像学研究中国美术史我们都是认可的,也是全力支持的,但是我们需要注意的是如何正确使用美术学来进行研究,这是我们目前需要关注的。我们在对中国的美术史进行研究时,也可以借鉴国外一些资深专家的方式,合理运用图像学。 图像学对于中国美术史的研究很有意义,也是我们目前常用的方法。但是我们不能忽略图像学所存在的不足,我们应该以科学的方法去完善它,让它能够更好地为我们所用,让我们能更好地利用图像学来研究中国美术史。图像学的引入和发展,影响了我们对中国美术史研究的思维模式,让我们以新的眼光来看待它。图像学的应用让我们在研究中国美术史时有更好的方式,让我们更好地分析中国美术史。图像学的引入不能让我们忘却原本的方式。我们要将其进行结合,更好地应用,以便让我们能更好地研究中国美术史。 4 总结 图像学及其在中国美术史研究中的应用对我国艺术的发展有很大的帮助,也让我们能更贴切地了解美术。图像学的发展和引入使得中国对美术史的研究有了一种鲜明的方法来实现。让我们能更快更有效地解决我们目前所存在的问题,能更深入地对美术史进行了解。但是,图像学的盲目应用也会是我国美术界的一个隐患。它可能引发人们对艺术的一些不正确的理解,从而影响我国对中国美术史的研究以及对美术事业的发展热情。图像学在美术史研究中有自己的地位,但我们必须以严谨的态度对其进行约束,要让图像学能正确地并且高效地应用于研究。而对于图像学本身,我们要从科学的角度对其进行完善,让其能够在各个领域都做出贡献。对于中国美术史的研究,我们需要结合图像学以及我们自身的经验和知识对其进行合理的解释和推演。 美术史小论文:综观中国近现代美术教育史 【摘要】教育,作为社会经济、文化生活发展的综合产物,是人类对社会发展的一种反应方式,也是人们适应和推动社会发展的一种主要手段。它是培养新生一代准备从事社会生活的整个过程,也是人类社会生产经验得以继承发扬的关键环节。美术教育,通常被称为“造型艺术教育",、“视觉艺术教育"等,是学术界多年来一直没有明确统一认识的一个学科名词,他们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状况都对教育提出了不同的要求,也为教育提供了不同的发展环境和条件,但各个历史时期的教育之间有着其共有的内在规律性。 【关键词】美术教育;教育史;美术理论;美术鉴赏 1.美术教育的概念 美术教育,又被称为“造型艺术教育"、“视觉艺术教育",近几年来又出现了“视觉文化教育”的提法,不同的名称体现了对美术教育涵义的不同理解。总体来讲,美术教育的范畴包括一切与视觉有关的艺术作品、艺术现象和日常生活中各种视觉影像,既包含传统的绘画、雕塑、工艺和建筑的知识和技法,也包括新兴的与在未来不断兴起的视觉艺术作品和现象,它主张通过美术学习,引导学习者学会对其生活中各种视觉艺术进行思考与解读。 2.中国近现代美术教育史的历史背景 沧桑百年,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一直处于深重的内忧和外患中,随着国家的坎坷起伏,中华民族美术与国家一同蒙难,中国在打开了国门之后,西方文化艺术的传播同西方的政治、经济制度一起冲击了中国。西方的规范教育思想模式影响了中国近现代教育的发展,当然,美术教育也不例外。这时,西方美术便连同西方文明一起,像一股巨浪狂潮汹涌而进,中国美术领域中数千年来民族独尊的形势被动摇了。 3.中国近现代美术的发展阶段 3.1民国时期 民国时期,涌现了不少著名的美术教育家,他们中的绝大部分都曾赴世界先进国家学习,学成归国后,皆成为中国近现代美术教育的先驱。他们从自己创作的观点出发进行美术教学,民国中期十年,美育逐渐普及,继续深化民初以来“美术救国”肩负的历史使命,促进了东方艺术的复兴。 3.2 20世纪30年代中期至40年代中期 这段时期,正是文艺思想和中国共产党文艺政策形成的历史时期,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美术教育模式形成的历史时期。不难发现,这段时期的美术教育呈现出“美术救国、革命化、大众化、写实化"的时代特征。 3.3 改革开放 1976年“"结束,春回大地,。1983年,邓小平提出了“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使中国教育进入了教育现代化的国际潮流。面对这样的形式,饱受摧残的美术教育逐渐复苏,各地的小学、中学和大学的美术教学逐渐恢复。中国的大学美术教育与中国社会一样,面临着历史的重大转折,形成了以“多元综合、陶冶情操、培养审美能力”为己任的时代特征。 3.4 当前发展现状 目前我国美术教育发展的现状,经济发达的东部沿海地区美术教育的总体规模和发展水平一直处于全国的领先地位,而经济最发达的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地区则是全国高等美术教育院校最多、发展水平最高的,普通学校美术教育的总体发展水平也是全国最强的。 4.中国近现代美术教育史的表现形式 4.1美术理论 美术教育作为现代大众化教育的一支生力军,其最合理的专业课程设置应该包括:美学、美术批评、美术史和美术创作。通过这些课程的设置可以使学生在对美的本质、形态、类型等问题的了解的同时,增强对美的感悟、认识、鉴赏和判断能力,根据一定的美术理论标准对美术作品与美术现象所作的理论分析和价值判断,可以培养学生敏锐的艺术感受能力,清晰的思维能力和高层次的审美判断能力。 4.2 美术鉴赏 古今中外浩若烟海的美术作品无不承载着历史、文化的积淀;人类思想发展和智慧创造的结晶。对美术作品的鉴赏,就是在以直观的形式实现着与先人跨时代的思想沟通与交流、弘扬民族文化、对传承历史文明、保持传统都具有重要意义; 它能够是美术教育中最直观、最生动的教材。 4.3 多媒体 当今的中国教育正经历着由传统教育向现代教育的转型,现代化教育成为将这种转变引向深入的重要前提。信息化教学在美术教育中起步较早,且新媒体艺术在中国日趋发展成熟,从平面的架上绘画创作扩展到视频、声音等加入时间元素的四维空间的艺术创作,它成为架上绘画以外的另一种艺术表达形式。新的艺术形式要求教育方法和新教育体制的变革,多媒体教学在美术教育中表现出了它的的直观性、灵活性、生动性。 5. 中国美术教育的意义 中国美术教育史,为美术教育工作者思考研究美术教育的改革、研究美术教育规律以及研究美术教育与社会的关系,不但可以提高其理论的水平,为其提供思考的平台和创新的依据,还可以使其在前人的基础上大胆探索,勇于实践,使美术教育能不断地推陈出新,形成不同的教育方法和理论,促进美术教育的良性发展。 6.中国现代美术教育的发展方向 时代的变革与发展使美术的范畴不断扩大,使中国目前的美术教育现状同以前相比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美术教育摆脱过去纯意识形态范畴的桎梏,开始重新认识世界多元文化中自身传统美术的文化价值。作为人文教育中美术教育,必然要重新定位和依据客观构建起新的具有实效的积极的教育模式,这是现实要求,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要求。 结语 综观中国近现代美术史,是由单一的封闭体系走向东西交融、推陈出新的历程,是由封建文化禁锢走向自由、民主、开放的历程,同时也为中国美术教育开辟了新纪元。历史经验和启示将激励与推动中国美术教育的进一步发展。鉴古知今,温故知新,时代赋予了中国美术教育以重大历史使命,实践将证明我们不但是历史的保存者和延续者,也是未来的开拓者和建设者。 美术史小论文:如何实现历史中的美术教学的突破 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使得美术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随处可见,也使得审美情趣和审美能力日益成为个体成长的必备素质。正因为如此,新课程方案明确写道:“……艺术是新增设的科目,艺术与音乐、美术并行设置,供学校选择。”显然,美术被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在旧课程方案向新课程方案的过渡阶段,正确认识和切实搞好历史课中的美术教学,是立足于旧课程方案,展望和呼应新课程方案的必要之举。 一、历史课中的美术教学的特点与现状 历史课程中的美术教学内容,由图文两部分构成。文分布于教科书各个时期的文化部分。与文相匹配的再现美术作品的插图,在教科书中的分布则要复杂一些,有的放在美术史的介绍中,有的置于封皮后的插页中,有的见于教科书一些章节中。这两部分加起来,相当于极其简略的美术史。 从这些插图在教科书的功用来看,有的单纯地反映了美术史的内容,有的既反映了美术史的内容,又反映了美术史以外的人类历史的内容。广义地说,美术史既是历史的一个组成部分,又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反映着人类历史。所有美术作品都是用线条、色彩、比例和形象等“语素”的图像语言记录着人类历史。他们与文字记载的历史一样,丰富地反映了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从作品所反映的精神层面看,地域不同,时代不同,人们的思想观念、审美观念、生活观念和宗教信仰等也有差别,甚至大相径庭。狭义地说,有些美术作品,不仅是介绍美术史的重要材料,也是认识教科书中的重要历史事件和历史现象的重要材料。他们形象直观地补充、阐释或印证着文字记述的历史。 不同功用的插图,在教学中的侧重点不同。美术史,属于文化的范畴。教学的重点是,让学生通过美术作品,了解和掌握各种美术流派的风格特点及其演变过程和规律。广义的美术作品中的历史,在中学历史教学中涉及不多,是专门史,如建筑史、民俗史的珍贵资料。狭义的美术作品中的历史,教学的重点是挖掘美术作品的历史内涵,得出或印证相关的历史结论。不过,它们也有共同之处,即都是在解读美术作品的过程中,使学生获得审美享受,并提高审美情趣和审美能力。都是在读懂作品之后,方有望达到教学目标。 美术史中,对美术大师的创作风格和美术流派风格的概括,来自于对一幅幅美术作品的比较、提炼。而文字对美术作品的构图、色彩、意境、风格等诸多方面的描述,总是与作品本身的真实状况存在着距离。在有文无图的情况下,单纯地凭借文字描述,来解读美术作品,进而把握美术大师的创作风格和美术流派风格,是行不通的。至于审美体验和审美感受,在有文无图的情况下,更是无从谈起。因此,历史课程中的美术教学必须以一定数量的再现美术作品的插图,作为审美体验和审美感受的中介,作为认识美术大师的创作风格和美术流派风格的中介。 目前,受考试、课时、重视程度等因素的影响,历史课中的美术教学明显存在着不足。主要表现在:(1)忽视美术作品,偏重语言文字。历史教科书本身在美术史的编写上,由于篇幅的限制,有些美术流派和美术大师的介绍仅限于文字,并未提供相应的美术作品。(2)教学手段落后,教学资源有限。历史中的美术教学,或与考试联系不大,或与考试无关,难以引起人们的重视。教师往往仅限于教材所提供的资源,进行讲一讲,读一读的教学,不去挖掘、整合教学资源,谋求最佳的教学手段和最优的教学效果。 二、历史中的美术教学如何突破 历史学科可以通过美术作品对学生进行视觉审美教育。试设想,一旦历史学科中的美术教学形同虚设,那么学生欣赏美术作品的情趣和能力将何从生发?以此为前提的美术教学的其他目标又如何实现?所以,历史教师增强美术教学的意识,改进美术教学的手段,已刻不容缓。 历史课中的美术教学的目标,不外乎三个方面:提高审美情趣和审美能力;了解美术流派的演变及其规律;把握美术作品的历史内涵,为历史所用。这一切离开了美术作品,就等于空谈。空谈不如不谈。 如前所述,现行历史教科书受篇幅的限制,没有,也不可能彻底避免“罗列名单”的现象。这就给教师出了一道难题:要讲,讲不清;不讲,不甘心。对此,补救的办法只能是由教师去克服困难,搜集和增补这些教学所需的美术作品,并运用于教学。教师在搜集美术作品时,要在紧扣大纲和教科书的前提下,尽可能地忠于原作。 这些增加的插图用之于教学,又向教师提出了两大难题。一是如何向学生展示这些图片?做到面对全体学生,效果不减。一是如何提高教学效率?做到教学内容增加,课时不加。解决这两大难题的最好办法是,把现代教育技术的手段搬进美术教学的课堂。也就是,教师利用现代教育技术,把这些搜集来的高质量的插图编制到课件中,并配备必要的文字说明,通过多媒体展示给学生。 教学的整体安排中,考虑到统摄各时期美术作品的美术史有其自身的相对独立性,我们往往把美术史的教学放在学期之初。目的是为此后讲解时,学生再睹图片,唤起犹存的记忆,拿来即用,不必再去费时讲解相关的美术史知识,冲淡历史教学。 教学的具体过程中,美术史的每一部分,教师只需重点引导学生去解读某一流派最具代表性的一位画家的一幅作品,教师可结合教科书的文字内容,按教学进度适时讲解,让学生在艺术氛围中学习历史,在历史氛围中感受艺术。 概括地说,充分利用现代教育技术的手段,增加教学所需插图的数量,或填补教学所需插图的空白,在图文并重中,实现美术教学的三大目标,是扭转历史课中美术教学现状,实现历史课中美术教学突破的关键之举,也是呼应正在启动的课程改革的权宜之策。 (作者单位:甘肃省临潭县古战乡九年制学校) 美术史小论文:浅谈中外美术史教学 中外美术史是各大高等院校美术专业的必修课程,目的在于让艺术类学生在了解美术历史发展的前提下,更好地了解世界美术的发展与变化趋势,了解各类画派的风格,拓展学生的视野,增加审美情趣,以及对于美术作品的鉴赏分析能力,更好地促进艺术教育的顺利进行 美术史教学 当前我国大多数的高等院校,对于中外美术史的教授,都是分开进行的。多数高等院校的美术专业,太过于强调学科教学体系的严谨与完整,每个科目之间过分的孤立,相互之间缺少了联系。而美术史纵向思维联系紧密,中国美术史与外国美术史之间的交叉联系太少,学生缺失了对于美术历史时间与地点上的概念,不利于学生对于同时期国内外美术发展状况的了解与分析。 一、学习中外美术史的误区 学习美术史论的时候,很多学生死记硬背,仍然达不到理想的效果。导致这些问题的出现主要是由于中外美术史的教授内容与教授方式有关。对于美术史课程的开设,我们必须充分认识到,美术史的课程进修的必要性,只有意识到美术史的功能意义,才能够激发学生学习美术理论的动力。学生的全面发展,个人的文化修养与素质是必备的条件,然而美术专业的学习加强其文化艺术修养的主要途径就是对于美术史理论的研究,充分的了解历史上遗留下来的优秀美术作品,从中感悟到人生哲理,加深对人文哲学,传统艺术的理解,增强欣赏鉴别画作的能力,提升个人的审美修养。 二、对于中外美术史课程的整合 美术史依据历史的纵向发展为主要脉络,教师按照历史纵向发展的主线,将各个历史时期的画家、艺术作品、风格、审美特征、表达方式,集合历史背景,让学生了解各个历史时期的时代艺术、绘画特征、美术领域的发展与变化,时代变迁对于绘画艺术的影响。另外,要考虑到美术史课程的自身特征,以及学生的实际状况,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展开对美术史教学体系的整改。 1、高等院校中外美术史的教学要在学科之间整合。中、外美术史要实现比较教学。中、外美术史的学科整合,要以主题相关的两个单元,重组进行教学,使相关的学习内容串联起来,使前后学习的知识相互联系。任何事物只有在相互比较中,才能凸显出特点,用比较教学的方法,省时、效果显着、知识面广、学生的思维跨度也大,在学习过程中对所学知识印象深刻。 2、充分利用现代科技。美术史是一项理论性的学科,相对来说是枯燥的,运用多媒体技术,制作ppt或者是动画模式,将理论性的知识转变为图片格式,图文并茂展示给学生,引起学生的兴趣,生动的媒体技术演示,能使学生更加方便快捷的了解到美术史的理论知识,生动的画面容易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使美术史的教学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3、美术史的教学要注重寻找史论依据。美术史的课程是在大一的时候就有设置,此时学生对于绘画的学习阶段还是处在素描、色彩等系统的绘画训练,对于美术史的认识基本上没有一个准确的概念,多数的学生只是知道少数的知名艺术家以及零散的一些名作的名称。因此,在美术史教学过程中,要由浅入深,循序渐进。美术史课程理论性强,严谨、科学,少不了枯燥的感觉,在授课过程中,要避免生搬硬套,或者按照课本宣读,会在开始就导致学生减少对美术史的兴趣,反感美术史课程,这样这门课程的设置就失去了它的意义。 4、教学中要主次分明、有侧重点地进行教学。中国美术史与外国美术史都是属于记载世界艺术文化遗产的隶书,不管是美术通史还是断代史,都具有值得汲取的文化艺术价值,但是在具体的课程教学中,需要有重点的进行教与学,并不是每个知识点都必须了然于心。 5、美术史的教学不仅在课堂上进行,在课外也要进行考察。课堂上的美术史学习,仅仅是局限在教师讲解,学生听看,老师要带着学生走出去,到本地的各大艺术馆,文化馆参观考察,欣赏更多的历史名家名作,增加美术史知识,扩展视野。 6、提高学生的主动性。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热情,实现教与学的互动,理论与实践结合,积极引导学生参与相应的实践活动,多参与各个领域优秀艺术家的专题讲座,从中学习更多的课外知识。 三、中外美术史课程的价值功能 1、对于绘画创作的思想产生影响。在20世纪,社会处于动乱时期,此时对于美术史理论的探索,其研究内容随着社会潮流的变化而变化,在满足社会需求的同时,凸显了其社会功能,在一定程度上偏于文化功能。在“五四”时期,从康有为、陈独秀,再到鲁迅的美术批评,影响到了当时青年一代对于传统美术的认识,激发了改革中国画的思想潮流。 2、促使绘画创作风格的转变。自西方文化流入中国以来,受到西式美术的影响,包括徐悲鸿在内的许多人都认为,中西融合是必然趋势,成为国画融合西方绘画方式的思想基础。中国的绘画风格出现了很大的转变,中国的人物画中出现了面部阴影,山水画中借鉴了西方的审美方式,中国画开始出现新的局面。 3、中外美术史的理论研究服务于美术创作。中外美术史是一门独立的理论课程,它的理论讲述离不开美术作品的阐述,理论的建立是在美术创作之后。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美术创作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主要是服务与社会,而对于史论的研究反应的也是当时的社会需求。 四、中外美术史课程对于学生的教育意义 第一,有利于学生把握中外设计发展与绘画发展的脉络,培养学生独立思考能力,把握历史的发展规律。在汲取前人经验的基础上,新生代能够从中受到启发,对未来绘画与设计艺术的发展起到预测与引导作用。 第二,有利于学生了解世界艺术文化,提升审美与鉴赏能力。中外美术史课程的开设,利于学生了解世界各国在不同的历史阶段,美术领域的发展趋势,并汲取各种流派的优点,应用于日后的绘画创作中。 第三,加强民族文化学习,增强民族自豪感。当前高校教育,应当提倡民族传统,对于中国古代文化的教育是对古代经典进行鉴赏的主要途径。中国传统艺术文化博大精深,具有很深的精神内涵和学术价值,通过对中国美术史的研究,增强对本民族的了解,增加民族自豪感与荣誉感。 总之,中外美术史的教学,要注重对学生自身能力与素质的培养,教学过程中要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热情,充分发挥美术史课程的价值与魅力,服务于学生,服务于教育,服务于绘画艺术。 美术史小论文:中国美术史中的新兴力量 摘 要:中国文化讲求的是一种真、善、美,艺术作为一种特殊传播方式,更应该遵循这一标准,艺术应该是来源于生活而又高于生活,因此艺术应该具有审美的性质,尽管“笔墨当随时代”,但唯有求真、求善、求美的艺术才能走得更为长久,真正意义上发挥“美育”的作用。 关键词:中国当代艺术;求真;求美;艺术界限 中国当代艺术的发展,从 1979年的“星星美展”为开端,之后经历了多种艺术的表现形式,从人们普遍认可的、早期的“架上”绘画,已经逐步发展成“架上”“架下”并重的形式,艺术向着多元化发展。随着艺术的多种表现形式的产生,艺术的审美性质也被人们不断地挖掘开发,人们面对某些艺术形式不禁会发问,这样的艺术形式是艺术吗?对于目前前卫、激进的中国当代艺术,人们徘徊在艺术的界限上,下面就此具体探讨艺术的界限问题。 首先对于中国当代艺术这个概念的界定,黄河清先生认为“无论在国外还是国内,‘当代艺术’都约定俗成地有了一种‘特指’意义:‘当代艺术’仅仅是指一部分‘当今之时’(或最近三五十年)发生的艺术,而另一部分则不属于‘当代艺术’,尽管它们也完全是在‘当代’发生。”这充分阐释了当代艺术的定义并不如字面的含义;另一位学者李小山先生认为当代艺术的概念,“简单地说,凡是传统艺术中不曾有过的东西,例如装置艺术、行为艺术、VIDEO ART等等(包括架上绘画中许多与传统不同的新因素),统称为当代艺术它和当代文学、当代哲学不一样,后者不过是时间上的断代,而前者则是类型上的划分,它也包含断代,但更多的是类型问题。”这无疑表明了当代艺术的独特性、创新性、实验性以及随之而来的各种争议性与茫然性,因此中国当代艺术无论从艺术家的创作角度,还是大众的审美角度,都面临这诸多的不确定因素,面临着如何建构、如何体现当代艺术价值,这种新型艺术形式也促使着艺术在观念、样式、表达方式上的一系列创新,因此中国当代艺术的发展方向显得尤为重要。 在中国当代艺术的不断创新发展的洪流中,当然也不乏受到国外艺术的影响,当时的国外艺术,它就像一株外来的物种,在很多人尚不知情的状况下便造成了“生物入侵”,使中国原有的“生物链”受到了破坏,在社会的传统、文化和思想等诸多方面显示出严重的不适应性。例如在中国上演了以虐待和自虐为主题的“艺术”,这种新的艺术形式,极大地挑战了艺术受众们的审美习性,因此人们为当代艺术打上了“血腥”、“肮脏”等印象,那么,这种艺术形式是一种美吗?柏拉图认为,美的事物之所以美,不在于事物本身的线条、色彩和结构等,而在于“美的理式”,即“美本身”。能够让人产生精神愉悦的,都可以称之为“美”。而目前“中国当代艺术”缺乏基本的艺术美感和中国广大民众所能接受的审美价值取向,因此也争议颇多。这一行为艺术照搬国外的艺术形式和内容,并不能赢得中国大众的欢迎,西方的艺术家较为青睐,因为西方画家不了解中国的文化底蕴,所以他们对于中国人所进行的以带有中国历史文化为符号的中国当代艺术尤为感兴趣,而中国当代艺术的艺术家们,又极度想向国际艺术靠拢,于是两者之间有了互需的共通。 作为艺术,被称之为艺术,首先要有一种审美性。作为艺术家要有一种审美性,那么作为艺术的东西要按照审美的规律来制造,所以我们一般称之为艺术的应该首先要有审美性,我们称之为行为艺术的,已经背离了审美性。美感欣赏活动是主体对美的现象进行感受体验、观照鉴赏和评价。 中国文化讲求的是一种真、善、美,艺术作为一种传播方式,更应该遵循这一标准,中国的当代艺术打破了传统艺术的单一,改变了人们以往的视觉习惯,解放了艺术家的创作空间,并把艺术推向了大众,但同时也出现了相应的弊端,其暗藏的隐患不能不让我们感到担忧。如若长期处于这种泡沫下的虚假繁荣,只能算做把当代艺术束之于是空中楼阁上面。 艺术应该是来源于生活而又高于生活,这样的艺术才能走得更为长久。卡瓦拉罗认为:“对某些批评家而言,审美完全独立于社会道德标准,对另一些批评家而言,审美则与政治和意识形态紧密相连。”由此可以得出,我们所处的社会环境,对于第二种审美标准是大加赞赏,然而不管是何种审美背景,追求艺术之真、善、美的标准不会变,这是艺术的根本出发点及最终归宿。 著名批评家高明潞认为,中国当代艺术始终处于变异当中,尽管受到西方的影响,在变异中积极寻找自己的特点,看到他对未来,对整个社会有什么推动作用,这个是最重要的。因此秉着这一出发点而创作艺术,中国当代艺术将向着一条光明,且被审美受众更易接受与理解的方向发展而去,求真、求善、求美是当代艺术创作在不断探索、不断创新过程中不变的法则。
中国历史论文:清水江文书对中国历史的意义 摘要:不同的文献系统代表着不同的历史叙述,官修正史必然是国家意志的体现,民间文献则体现了普通民众的行为逻辑。民间文书的意义,有助于我们理解特定时间下人的行为及其异同。利用清水江文书重建西南乃至中国的历史叙述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放到一个更长时段、更大范围的历史进程中去解读。 关键词:清水江文书;历史叙述;民间文献 2002年,我随张应强教授等一行10余人前来锦屏,去文斗及隆里诸处考察,在百姓的家里见识厂令人惊叹不已的大量契约文书;在寨子里、崖壁上看到的碑刻,一直是我多年来上课时提及的内容;在偶然的情况下发现的民国《隆里所志》,则是难得的对明代卫所系统的基层社会遗存的记录。时隔10年,2011年夏,我再次随张应强教授———确切地说,是随张应强教授的学生们来清水江流域考察,发现对这—地区的研究已有极大拓展和深化。到今天,无论是学者们的论文、专著,还是学生们的学位论文,都已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关于这些研究,也有不少学者进行了综述和评说,对未来的研究走向提出了许多有益的建议,①*令我这个完全未曾涉足这一领域研究的人目不暇接。诚如一些学者所概括的,目前利用清水江文书所进行的研究和相关成果,大体集中在文书、文献学、社会经济史、法制史以及人类学等方面,对于改变和深化各自领域内的某些传统认识起了积极的作用。作为历史学者,我更愿意强调这些文书以及通过这些文书对清水江流域社会历史的了解,对重建整个中国历史叙述的意义。以下我即就此略陈管见,以就教于方家。 为什么要重建中国历史叙述?其实,这正是职业的历史学者的本职工作。100多年前梁启超写《新史学》,批判旧史学的“四弊”“二病”,就是要重建中国的历史叙述。从社会史大论战到20世纪50年代以后马克思土义史学的确立,也是要重建中国的历史叙述。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一直致力于此项工作,就是因为传统的中国历史叙述中存在许多令人不满的问题,并且一直影响到具体的历史研究。问题之一是“宏大叙事”或“主导性叙事”的影响。在对清水江流域的山林土地所有权甚至所有制问题的讨论中,明显具有20世纪50年代“五朵命花”中关于土地所有制讨论的余绪。这并不是说这类问题不需要讨论,而是说需要反思讨论这类问题的起点,即不是从既有概念出发,将讨论限制在从公有制到私有制或领主制到地主制的框架内,或者根据契约所反映的情况判断这里是自耕农所有制或农民所有制,而非地主所有制,等等。相反,应该从特定时空中的人的具体动机出发,去理解他们的行为———这些人为什么这样做,他们面临怎样的问题,他们最后形成了怎样的社会制度。其实,在讨论中,不少学者也已发现具体的个案与试图论证的“道理”之间存在极大张力[1]。其实,通过田野调查以及发掘和利用民间文献所做区域社会历史研究的目的,就是为了打破这种先入为主的宏大叙事,如果利用民间文献所做研究不是挑战、而是回到宏大叙事的窠臼中,无疑就会成为新瓶装旧酒。贵州的文化研究和展示经常喜欢用“原生态”这个概念,包括清水江文书在内的民间文献也属于“原生态”,所以我们的研究也应该是“原生态”的。这个“原生态”就是从本土经验出发的研究。问题之二是以国家为历史主体或出发点的历史叙述的影响。最近,刘志伟教授在—本颇具思想性的小册子中着力区分以国家为主体的历史和以人为主体的历史之间的区别,认为这就是我们的历史学与传统的历史学的分野所在[2]。他认为,由于历史学在中国从一开始就是从属于国家的,因此一切历史必然成为国家行为的叙事,现代史学也没有完全走出历史以国家为主体的套路。 实际上,无论是梁启超开启的中国现代史学还是年鉴学派所代表的世界现代史学,都在现代社会科学的意义上倡导摆脱“国家”的历史,帝王将相也好,知识精英也好,都是“国家”的代表。梁启超批评旧史学“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这当然是切中时弊的,是朝向“人的历史”逼近了一步。但我们认为,无论以朝廷还是以现代国家为主体,都同是国家历史;梁启超与“群体”相对立的所谓“个人”,是指帝王将相的个人,而我们强调的“人”是包括仟何人在内的、有血有肉的能动者,这种强调是人文学研究的本质要求,是对梁启超时代的超越。利用清水江文书所做研究,显然不能做成国家历史的地方版,即不以国家的行为逻辑作为历史的逻辑,代之以特定时空中的人的行为逻辑作为历史逻辑,或者“从人的行为及其交往关系出发去建立历史解释的逻辑”。比如说,在这里,我们都不会忽略“改土归流”的历史背景,但我们所看到的这些变化,是不是—定是“改土归流”的结果?还是由于商品化、市场以及这里的人们因应这一情势而做出的生计模式的改变,导致了国家的“改土归流”?我们也都知道,明清时期国家的“改土归流”在不同地区或早或迟,但这究竟是国家战略的安排措置的结果,还是不同区域内人的能动行为导致与国家关系的差异所致?当然这些都需要研究,但提出问题的不同方式可能导致倒因为果或倒果为因,导致历史叙述的重心变化。如何估计包括清水江文书在内的地方民间文献在重建中国历史叙述上的意义呢?这个问题—方面说很简单,否则就没有这么多人趋之若鹜,花大气力去搜集和整理这些文献,国家也不会为此设立重大研究项目,也不会迅速将其列入“记忆遗产”的部级名录。但另一方面也不那么简单,因为如果我们只是将其视为“新史料”的“发现”去理解其意义,如同以前对待敦煌文书、秦汉简牍那样,就有失偏颇了。我们知道,不同的文献系统其实代表着不同的历史叙述,官修正史必然是国家意志的体现,是国家历史;文人的私修史书往往表现了知识精英的立场,与国家历史多有重合。但即便如此,它们的历史叙述也多有差异。比如地方志,虽然亦属官修,但多反映地方文人的看法,在不同程度上采取了从地方出发、而非完全从国家出发叙述历史的态度。民间契约文书的意义,就在于有助于我们理解特定时空下人的行为及其异同。很多研究者已经发现,清水江文书中的山林契约多为白契,红契很少,与徽州文书中的契约有所不同。我在清代山西契约中见到的红白契之比大概是—半对一半,这或许说明官府权威在不同地方民众心目中的重要程度、契约在不同地方处理私人事务中的不同角色等等差异。但也许这些都不太重要。我以为重要的是重现这些契约缔结的情境:张三和李四之间为什么要缔结契约?缔结契约的张三李四和作为中人的王五体现了怎样的社会关系?通过缔结契约他们是否造成了原有社会关系的改变?等等。在重现这一情境之后,许多制度的、社会的变化就比较容易得到理解。进而,基于各地不同民间文献的情境再现,显示出来的是为何制造出这些文献的人的动机、行为和后果,最后呈现出的是不同区域或同或异的历史过程。由此,中国的历史叙述得以重建。当然地方民间文献绝不止契约文书一类,族谱、碑刻、账本、书信、日记、科仪书、会簿、日用杂书等等,类别繁杂,可以说有多少生活侧面,就有多少民间文献的类别,它们都反映了人们的生活实态。问题是,它们不像史书、档案或者文集、笔记那样,本身往往就是比较完整、成系统、有逻辑的历史叙事,而是零散的,呈碎片状的。如果不能找到这些文献的内在逻辑,不能重现其产生的情境,据之所写历史就很容易被讥为“碎片化”的历史,据之重建中国的历史叙述就会成为一句空谈。不久前我和刘志伟教授在川南与云贵交界的山区跑了几天,发现那里没有“村”的概念,无论是汉、彝还是苗,都呈散居状态,与华南、华北都有很大不同。那么人们是如何形成相互的联系、并结成一个社会的呢?施坚雅当年关注的“场”便是一个重要因素。在一个已经衰落多年的、当年的山间商路的场上,我们听到这样的歌谣传留至今:“尖山子,波浪滚滚;谢连山,杀气腾腾。新房子的场合喝得呛人,陈树清是提刀血盆。河坝头矮矮小小,伪保长穿的衣服长短不巧。”从这短短的歌谣中,我们已经可以朦胧地感到一个处在特定地理空间的场,具有着怎样的社会关系结构。由此呈现出的人的生计模式、社会组织等等都与这种散居形态有关,而这又使我们对清末民国时期本地普遍编纂的族谱有所理解。总之,要理解这些看似散碎的民间文献,一力面要将它们视为构成整体的民众生活的不同组成部分,另一方面要与理解特定时空下人们的生活逻辑互为表里。 清水江文书将首先在重建中国西南地区的历史叙述上起重要的作用,而要想重建元代以后、特别是明清时期的中国历史叙述,重建西南地区的历史叙述是至关重要的,就像要理解宋代的中国,不重新认识长江中游地区的历史就会出现偏颇一样。我们现在很重视历史上“文字下乡”的过程,这不仅是因为由此中国社会的各个层级之间有了勾连起来、也就是所谓“文化大一统”实现的可能,而且也使我们这些人得以认识中国的乡村社会。但是,与中国其它地区相比,西南是“文字下乡”程度最低、或比例最小的地区之—,因为这里许多族群是没有自身的文字传统的。所以,这里既有“文字下乡”的问题,也有“汉字入边”即“以夏变夷”(此处并无贬义或汉人中心论的意思)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清水江文书就更有意义了。目前这—地区所发现的最早的同类文书是明代成化初年的,到清中叶就很普遍了,为什么下乡的文字最初是这些,而不是族谱等等别的?但在西南某些地区,最早下乡的文字可能是经书一类东西,而在云南大理这样的政治文化中心,碑刻也很早就下乡了。沿着清水江向下游走,到湘西的苗族、土家族地区,这类契约好像就不是发现很多。说到这里,我想到最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中国历史上的3个土司所在地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我的许多同行和朋友为之欢欣鼓舞。我就像鲁迅先生说的那个说孩子以后会死的、很讨厌的人一样,当时就兜头泼去一盆冷水。我说这3个地方我都比较了解,基础性研究做得很不够。—旦被批准列入名录,热情和动力都会用在商业开发上,更不会做基础性研究了,因此这未必是件好事。这3个地方差不多都是讲西南官话的,也差不多都与苗族、土家族有关。但无论是对这些土司还是这些地区的土司社会,至今还没有出色的研究。在我看来,除了研究视野、方法等等之外,最重要的就是对这些地区的地方民间文献缺乏有系统的搜集、整理工作。明代继承元朝制度,在设立土司的地区往往都兼以卫所进行管理,形成了二元的边疆管理体制。在清水江流域同样是这样。隆里是个守御千户所,按民国所志的记载,这里65%的人口是土著,30%是来自江苏、安徽、福建的卫所军户,还有5%是后来从湖南来的客籍。在明代,土著的比例应该更高,所以所城经常被攻破,一被攻破,所城里的人便逃出去,事态平息了再跑回来。这个所是洪武十六年(1383年)设的,是明朝打进这个地区较早的一个楔子,但它到底起了什么作用,这里的地方社会到底是什么样子,不同的人群之间的关系如何,怎么变化的,我们还是不太清楚。土司也同样,清水江支流新化江沿线的亮寨司、欧阳司、新化司等等蛮夷长官司都是怎么回事,比如隆里所与隆里土司的关系如何,我们也不清楚。据说亮寨龙氏土司留有同治《龙氏族谱》,留有《长官司图册式》,这些都没见过。所以,对清水江文书的研究,利用它重建西南乃至中国的历史叙述是一个系统工程,不能简单地把它理解为一项卖木头的研究,也不能简单地把它作为理解中国所有权关系或者民间纠纷与诉讼的地方例证。我们需要以这批文书为基础,形成一个更丰富的区域性地方文献的系统,需要把这批资料放到一个更长时段、更大范围的历史进程当中去,才能更好地发挥它在重建中国历史叙述中的作用。 作者:赵世瑜 单位:北京大学历史系 中国历史论文:重典之中国历史论文 在《尚书》的《吕刑》中最早出现“刑罚世轻世重”。《吕刑》规定道“刑罚世轻世重,惟齐非齐,有伦有要”。其大意是说,对于刑罚的适用,在各个不同的历史时期,其轻重程度是各不相同的。也就是说在不同时期刑罚也是有所区别的,应当依照社会现实的客观需要,制定出不同轻重的刑罚,使其符合于各个不同时期打击犯罪的目标;有区分的去使用刑罚,正确的执行刑罚,才能保证社会安定和谐的需求。战国时法家代表商鞅也有着与《吕刑》相通的思想,他明确提出:“各当时而立法,因事而制礼;礼法以时而定,制令各顺其宜”,“治世不一道,便国不必法古。汤、武之王也,不修古而兴;殷、夏之灭也,不易礼而亡。”这一刑法思想也被法家集大成者韩非更全面的阐发:“圣人之治民,度于本,不从其欲,期于利民而已。故其与之刑,非所以恶民,爱之本也。” 韩非的思想是指统治者制定刑法的根本是为了爱护百姓,是为了保护百姓的利益,所以不可以随心所欲的使用刑罚,要考虑到治理社会的根本。也就是说制定刑法是为了治理好社会,所以法律的制定要随着时代的需要而发生变化。假如时代转变但是国家的法律不变,那必定会有法律无法涵盖到的社会问题,即使善于治理众人的人,如果不能随着形势的变化而设禁惩罪,那也是会使法治受到削弱的。故而明智的统治者一定会随时代的需要而制定法律,刑罚的轻重应当适时采用,这样才可以实现把国家治理好的目标。由此可见韩非把“刑罚世轻世重”的思想从两方面进行了阐述:一方面立法要适应形势,做到“法与时转则治”;另一方面司法也要适应形势,达到“治与世宜则有功”。汉代在初始之时由于经历了太多战争的摧残,国家已经是十分脆弱,统治者奉行黄老的休养生息的哲学,同时又根据汉初百姓久苦秦时严刑苛法的客观现实,遂即实行简法轻罚和“省约烦苛”的刑政策略,也获得了载诸史册的“文景之治”。可见在汉朝的治理中,刑罚适时无疑是他们巩固政权的法宝之一。 宋朝王安石在主张变法时曾明确指出:“夏之法至商而更之,商之法至周而更之,皆因世就民而为之节,然其所以法,意不相师乎?”并且强调说“徒法不足以自行”,“得其人而行之,则为大利;非其人而行之,则为大害。”意思就是,国家的治理有赖适应时代要求的法律;法律的执行,又有赖于善于审时度势的执法人。这两个条件相辅相成缺一不可,是实现社会稳定治理有效的必然要求。历代统治者鉴于历史上这些经验教训,在司法和审判活动中大都不同程度地坚持了“刑罚世轻世重”的刑法原则,并结合客观的社会形势,推行了一套相应的刑事政策,建立了反映“刑罚世轻世重”思想的刑罚制度。这也就说明,乱世用重典的传统并非是一味正确和有道理的,只有建立理性客观的刑法制度,才能够起到社会治理的作用。而在一开始提到太祖皇帝奉行重典,在他之后的万历年间,海瑞在起复任用,升任南京右都御史之际,曾向万历提出了一个条陈,条陈中提到要恢复太祖皇帝当年的严刑峻法,并指出要杜绝官吏的贪污,除了采用重典以外别无他法。这一大干众怒的提议在朝中引起了轩然大波,并招惹了许多是非。按照洪武的祖制,一位御史在家中找一班伶人排戏是应受到杖责的,但是在当时的社会环境里,这类事情已属司空见惯,海瑞一味要求要重典来惩治,结果只能被大众看成胶柱鼓瑟,不合乎时代的潮流。又如唐代律令的制定,从《武德律》到《贞观律》,正是因为唐高祖李渊制定的法令太过于严苛,旧律用刑太重,所以唐太宗即位后,便令大臣修律,《贞观律》从此成为唐律定本。其中,主要大量减死,流刑,《旧唐书刑法志》对此做出概括性的总结:“凡削烦去蠹,变重为轻者,不可胜纪。”所以,我们看到“乱世用重典”也并非绝对的良方能解决问题。 重典可以在一个朝代失去秩序,民心混乱之际起到一种警示或是约束的作用,但其本身是不适合于社会的长足发展的。就如同明朝太祖朱元璋在一开始就提出以重典治世,但其后一代代君王都是在不断的改革重典,在这个过程中,轻刑慎罚的态度越来越明朗。一个文明的国家能够长久的存在,不是靠武力镇压,也不是靠暴力的威慑,应该是依靠和谐稳定的社会秩序,依靠严明有力但却张弛有度的法制。重典的存在有其合理性,我们看到它所产生积极的作用,但是一个又一个朝代的改弦更张都告诉人们,只有从本质上建立起完善的法制制度,才是一个王朝能稳定存在的根基。 作者:袁昕仪 单位:华东政法大学国际金融法律学院 中国历史论文:和谐之美中国历史建筑论文 建筑是文化的记录者,它如实地记录着人类文明发展的步伐。在人类文明的历史长河中,建筑将不同时期的时代特点和民族特色一一写照,并悄然地陈述着人类文明演进的故事。当人们开始步入新的生态文明时代之时,具有中国特色的哲学、生态学、环境美学于一身的中国传统建筑之绿色生态观,不难成为建筑生态艺术的典范。人们在美的世界中所追求的最高理想是和谐,建筑艺术也体现出以和谐为主要内涵的审美特征。从中国文化史中的哲学范畴来看,“和谐”一词标志着中国哲学的智慧理念。和谐一词在我国各个学派中的含义有所不同:在儒家学派中,“和谐”一词多指“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或者“以和为贵”的以人的本身个体与其他外在客观事物的和谐发展,包括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道家将“和谐”一词理解为人与自然规律、宇宙万物的和谐,弱化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强调人与自然的关系;佛家则强调只有人融入自然才能达到和谐统一的本质。尽管“和谐”一词在不同学派中意义有别,但和谐的思想作为我国传统理论精髓的优秀价值是恒久不变的。在中国传统建筑范式中,建筑的和谐性深受传统文化哲学的濡染,具有诗意的本真性、审美的直观性、哲理的深远性与生态的持续性。这种“美”将人导向自然生态以及精神文化生态无比丰饶的理想境界,从而帮助受非自然化和精神异化侵害的人们实现双重“补益”和“修复”,是一种最佳意义上的人性复归和人文关怀。 一、中国历史建筑哲学———和谐之美 “天人合一”的哲学定理是中国建筑哲学中最基本的定律之一,对我国建筑营造观念的各个方面具有深远的影响。“和”这一观念一直指导着建筑的选址、规划、布局和形制。传统的古代师徒制度将建筑工匠们的经验以及技术口口相传,加之灵活使用和思维的拓展,古代设计、规划与施工等营造活动则显得更为丰富多变,表现出古代劳动人民卓越的才能和伟大的智慧形态。如战国时代的《考工记》记载:“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市朝一夫”,叙述了有关城市建设的完整规划思想;在建筑规划的选址、布局、规划等方面要充分考虑当地的气候特征、地形地貌、水土质量等因素的影响,如“辨方正位”、“相土尝水”等理论的流传,达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在独立建筑中,我国特有木架结构将建筑本身的结构相互“锁住”。使整个框架形成一个牢固的整体,并利用三角形具有稳定性的独有结构特性,达到“墙倒屋不塌”的建筑水平,可谓独树一帜。在整体的建筑中,中国建筑多以组合而有序的排列为多数,讲究各个独立建筑之间的关系,以廊柱等结构联系起来;而在建筑色彩、建筑方位以及建筑形式及空间等结构方式中,也常常杂糅“天干”、“地支”、“八卦”、“五行”、“阴阳”等中国传统哲学观念,充分显示出华夏子民对整体构思的重视,而并不是注重条分缕析的思维特点,将人与自然、建筑等构成有机的和谐整体。难怪李约瑟在游览和研究清代皇陵后由衷地赞叹道:“皇陵在中国建筑形制上是一个重大的成就,它整个图案的内容也许就是整个建筑部分与风景相结合的最伟大的例子。在门楼上可以欣赏到整个山谷的景色。在有机的平面上深思其庄严的景象,其间所有的建筑都和风景融会在一起,一种人民的智慧由建筑师和建筑者的技巧很好地表达出来。” 二、儒家思想与中国传统历史建筑美学之和谐 中国建筑的和谐美,同时体现在建筑形制的和谐上。儒家学派的思维特征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具有深远的影响,浸透于生活中的每个领域,也必然成为中国传统建筑文化发展与精神面貌的重要体现,尤其体现在宫殿、坛庙、陵寝等皇室建筑形态之中,这也变相地表明中国古代建筑用自己的“身躯”与“血液”写下了当时帝王社会的“政治伦理学”,并通过建筑形式的尺度、均衡、对称等形式美学原则以及色彩、线条、体块等手段将本是抽象的伦理道德符号的演绎,变为具象化的“礼乐和鸣”。 (一)“中正无邪”的布局构造 中国古代园林建筑对称形体的构成体现了尊严和重要的特性。从结构与功能上区分,大致分为正堂区、休寝区、苑囿区三个功能区域。根据传统儒家哲学“中庸之道”的价值观,在建筑领域里也能看到强烈的“尚中”情结,表现了我国建筑领域的设计者们清醒的世界理性精神,是中国古代建筑文化的传统理念之一。集中体现在中轴对称的运用和强化以及中心对称的以攒尖式屋顶来强调的建筑形式。正如《乐记•乐论篇》所言:“中正无邪礼之质也”[4]。在周代时期,中国院落空间布局已经呈现出对称的建筑形态,重要的建筑空间处于中轴线或中心点上。这种以方正的院落空间为基础,于其中营造各式对称秩序园林建筑形态的方法,已然成为城市、宫殿、坛庙、庭院建筑布局的主要模式。中轴线南北贯穿,建筑物左右对称,秩序井然,设计以前后中轴线为主干,而左右交轴线则往往被忽略。西方著名美学家乔治•桑塔耶那曾从人的视觉角度说明对称对人的心理机制所造成的影响,认为“对称所以投合我们的心意,是由于认识和节奏的吸引力。当眼睛浏览一个建筑物的正面,每隔相等的距离就发现引人注目的东西之时,一种期望,像预料一个难免的音符或者一个必需的字眼那样,便油然涌上心头”[5]。 (二)“高大为贵”的审美态势 中国传统建筑中,功用不同的建筑具有不同的体量。在王权建筑中,常常通过巨大的体量感来突出王权的尊贵和震慑力。所以建筑物本身的体量感便成为华夏传统建筑艺术的又一个和谐美的重要品质。只有通过强大的体量感,才能彰显王权的秩序性和人与当时社会的礼制的“和”。作为古建筑中重要类型的宫殿、都城、陵寝等建筑形式多是通过“高大为贵”的艺术手法来体现建筑本身的恢弘气势。《周易•彖传》说:“大壮,大者壮也,刚以动,故壮。”大壮者,阳刚、威壮、雄大、壮美之谓也。就是传统建筑“高大为贵”之观念的深刻反映。建筑的尚“大”之风,在建筑史上一直保持着一脉相承态势。如秦始皇时期的阿房宫,据司马迁《史记•秦始皇本纪》中记载,“前殿阿房,东西四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坐万人,下可建五丈旗。”这一描述将阿房宫的体量之大、气势之恢弘、面积之广泛淋漓尽致地体现了出来。再如唐都长安,据考古工作者的初步实测,唐长安都城的外郭城东西宽9 500米,南北长8 470米,周长35.5公里,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垣之一。其总面积达到84平方公里,相当于现在西安城的10倍。至盛唐,长安为当时规模最大、最为繁华的国际都市。万里长城的建造无疑是中国建筑的卓越表现,它蜿蜒盘旋的身姿如同飞舞磅礴的巨龙,盘卧在中华大地上,在沙漠戈壁的广袤无垠和千古岁月的时空交错中舞动着,向人们传颂着中华民族古老的历史故事。 (三)打破绝对对称的“均衡之美”与“礼乐韵律”之美的呈现 传统建筑中的均衡之美是与中轴线或中心点建筑形式相关的建筑艺术形式,是中国古代建筑形式的又一基本美学特征。“中国艺术最大的一个特质是均齐,而这个特质在其建筑与诗中尤为显著。中国的这两种艺术的美可说是均齐底美———即中国式的美”[2]12。均衡感从建筑形象上来讲,具有安慰、灵境、坦然、持重之感。但是,建筑布局的整体效益还受制于很多自然因素、社会因素、人文因素等等,如具体的场地、交通、地形、山势等因素。在这些问题的处理上,我国劳动人民具有卓越的艺术成就,他们往往通过多变的艺术处理形式,将建筑在绝对对称形式被打破的情况下使设计依旧保持良好的均衡性,使建筑仍然具有良好的均衡审美效果。如我国著名传统帝王建筑十三陵,其中长陵是整个陵区的中心,本在神道的设计中用纵深笔直的道路铺设才能合于中轴观念,但由于神道两侧远山布局体量变化所致,便将神道走向做了偏东北方向的艺术处理,使神道在略有弯曲的基础上靠近东部形态较小的山峦,远离西部形态较大的山峦,这样便在视觉上使人感到更符合均衡之美的建筑构图。“礼乐韵律”之美是中国建筑美学中的重要语汇,是塑造意境美的重要条件之一。在大自然中,韵律美随处可见,起伏的山峦、荡漾的波纹、绵绵的细雨都是韵律美的体现。而建筑艺术中的韵律美则是通过相同或相似的构件装饰等按照一定规律规则排列成的。整齐的韵律美将建筑的外在或内部在布局或形态上获得完美统一,进而达到和谐的境界。“韵律是使任何一系列大体上并不相连贯的感受获得规律化的最可靠的方法之一。比方说,一些散乱的点,我们要想记住它,虽说不是不可能,那也是相当困难的,因为这些点所仅有的效果,是混乱或单调,别无其他。如果把同样数量的点分成组,这样一来,整体效果就是可以认识的一种重复了,这些系列马上就变得有了连贯性,我们说它已经图案化了。眼睛常常会本能地把自己的感受归类成为一个有韵律的系统,所以在看星星时,人们常常趋向于把那些距离大致相等、光辉大致相当的星星看成一体,从而建立起一种星座图案,一种美学上的满足就会应运而生。”[6]在传统建筑布局中,中国建筑韵律是通过建筑群落以横向铺排布局而在平面上展开的。如故宫的部分房屋设计,用统一的柱子等距离排放,柱后窗门样式相同或相近,每隔一段距离便是一间屋室。屋室多为左右对称,或是在柱边放置大小齐一、数量齐一的台基。有序不乱的固定模式定期重复,宛如音乐的不同声符的和谐交织,既显示出了王权的壮观景象,又不失庄严中的韵律感与节拍感,在心理上使人得到统一排序的震撼效果。 三、道家思想与中国园林的和谐之美 中国儒家思想是中国哲学意境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哲学的发展,也必然对中国建筑哲学具有重要的美学意义,其所表现的美学意义依附于“礼”的特点十分明显。而中国哲学中的另一个重要学派———道家思想,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在建筑美学中为儒家思想提供了重要的补充,对中国建筑艺术也具有深远的美学意义。在哲学范式中,儒家与道家学派都讲求“天人合一”。但究其侧重点,却各有不同。如果说儒家思想的伦理道德思想与情理统一的审美理想被宫殿、陵寝、庙宇所呈现,那么道家的心物相通、追求自然和谐的审美之道便在我国古典园林景观中淋漓地体现了出来,更在文人士大夫中获得了自由的升华。在古典园林中,建筑是被赋予其中的,构成园林所必要的条件就是建筑。山水中的亭台楼阁,小河边的拱桥轻跨,百花中庭院点饰的美学意境随处可见,它们都是园林构成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元素,园林的每个角落都闪烁着建筑美的光辉。道家将“无为”作为“天人合一”的道法,人只要以“无为”的态度回归自然,便能达到“天人合一”的审美境界,强调自然与返朴归真的情怀,也正是这种情怀奠定了中国建筑美学的深厚的哲学基础。园林是人们亲近自然,从“内”向“外”的重要媒介,是建筑与自然环境的融合之所。它把建筑变相地运用于现实的自然环境,是建筑向室外空间的有机延伸和拓展。中国园林美学讲求意境之美,意境之美是中国园林建筑的灵魂。古代文人士大夫追求和谐为美的审美意境,意境为中国园林美学之灵魂,是中国园林追求的对美的事物的审美的创造,其和谐是由多元化和不同差异杂糅而成的优美。在园中,只要角度稍作变化,就能将庭院的景色以一种全新的视角呈现在人们面前,使人进入“人动景变”的情景中去,产生一种虚实相生、回味无穷的艺术境界。这种艺术境界也是中国园林艺术追求的审美意境,在有限的空间之内,将无限的景致囊收其中。在传统园林作品中,可以清晰地感受到造园者通过虚实结合的艺术手法将空间组织调整,圆满地解决了“无限于有限之中”的矛盾,将美的感受不断丰富完善,创造出园林艺术的意境之美。在传统园林中,造园者以景观为物质基础,以“天人之际”为表现形式,以“心与境契”为理想境界,从有限到无限,创造出了无穷的以“和”为美的审美意境。 四、历史传统建筑中“和谐之美”的精神传承 建筑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如实地记载了人类文明发展的脚步,深邃而丰富的中国传统文化,孕育出中国传统建筑艺术的美丽丰姿。在古代,和谐是人类的最高理想和审美追求。崇“和”、尚“和”、重“和”、求“和”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本精神,几乎涵盖一切、贯穿一切。可以说,在中国各种传统艺术形态中,建筑最具象化地体现了中国人“和”的意识,成为中国传统文化最好的物化表现形式。以和谐为美的精神品格,正是在这种审美理想中体现的。宫殿建筑,包含着中华民族几千年的文化积淀和智慧结晶。传统建筑美学中,对建筑形式中的对称、均衡、尺度、韵律等的追求一直延续不绝。大至故宫、天坛、十三陵、颐和园,小至一处园林、一座小亭,无论是惊叹其伟大巍峨,还是流连其清丽婉约,都使我们感悟到美。建筑和谐美的取得,也主要是依靠这些外在的形式美的原则体现出来的。关于儒家、道家思想对中国传统建筑的影响,著名作家安德鲁•博伊德也曾评论:“中国的思想受到儒家和道家的双重影响,这种相反的二重性清楚地表现在中国的建筑和中国花园上。……房屋和城市由儒家的意念所形成:规则、对称、直线条的、等级森严、条理分明、重视传统的一种人为的形制。花园和风景则由典型的道家观念所构成:不规则、非对称、曲线的起伏和曲折,表现了对自然本源一种神秘、深远和持续的感受。”儒家伦理的物化手段和物化模式,成为人与社会之“和”的最好表征,将人的情感与理想消融满足在以亲子关系为优秀的人与人的世间关系之中。在道家思想作为重要补充之后,又揉合了释家文化的中国园林建筑,更体现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人文感性因子。中国建筑美学的“天人合一”,在儒、道、释诸家的哲学理论的阐释与深远影响下,诠释出中国传统建筑美学与浪漫互相交织的和谐美的旋律。希望这种美学原则能在中国现代建筑中呈现光彩,延续传统的和谐生态原则,让“和谐之美”的美学原则融入建筑之中,从而使华夏子孙寻找到精神复归的家园,而不是被遗忘和淡化。 作者:姜欢笑 王铁军 单位:东北师范大学 中国历史论文:戏剧的振兴中国历史论文 新中国成立以来,但就说河南的戏曲舞台,也涌现出了不少的优秀作品,如20世纪5O年代后期的《朝阳沟》、八九十年代的《倒霉大叔的婚事》、《老子•儿子•弦子》、《香魂女》,还有近几年的《新版白蛇传》、《程婴救孤》、《常香玉》等。虽说近些年来出的精品戏也不少,也曾获大奖,但整个戏剧市场仍不景气。与其说观众冷漠了戏剧,不如说戏剧疏远了观众。改革的大潮在席卷着人们的生活和人们精神世界的各个领域,改变着人们的思维方式和审美观念。艺术家们必须紧紧追随生活前进的步伐,努力地为广大观众去开拓艺术的新天地。所谓“戏剧危机”,只是旧的艺术观念的危机,是戏剧繁荣的胎动和阵痛。这些年来,我目睹着艺术家们带着汗水、辛酸和兴奋的泪,踏着荆棘的路朝前走。他们的体会非常简单:遵循艺术的质朴原则,大胆探索和创新。 众所周知。戏剧艺术应充分体现通过美的形象.唤起人们美学深思的基本屑性。任何艺术作品,特别是与观众直接交流的戏剧.都是“他人参与”的艺术。舞台上的艺术形象,只是通过观众的体验和想象,借助演员同观众的交流,引起观众的共鸣,才能真正为人接受。产生永久的艺术魅力。艺术家应该也只能向观众提供审美趋向和范围,引导人们在规定的艺术情景中对人生的思索,得到美的享受和启迪,如果无视艺术审美的心理过程。把剧作家的主观意念硬塞给观众。填满其美学深思的时空,这样就令观众倒胃口。为了避免重现过去一个时期的弊病,我们在进行创作的审美把握时,自觉或不自觉地注意了两个原则:一是戏剧的表层俏丽与深层的哲理内涵和谐统一,做到雅俗共赏。不同层次的观众进入剧场,首先需要的是感兴趣。这就要求戏剧在剧情、表演、氛围、情趣等诸多方面有一定的通俗性和世俗性,以增强戏剧的普遍感应性,产生扣人心弦的魅力。同时,还要引导那些审美层次较高的观众,触摸戏剧的深层内涵,唤起美学深思,产生对世界和人生的哲理认识。二是使现实题材具有历史的纵深感,使历史题材体现对现实的关照。现实是历史的发展和延续,现实矛盾关系越是复杂激烈,它打下的历史印记也就越深刻。对于现实题材深广内涵的开拓,往往有赖于对历史深层积淀的挖掘。现代豫剧《香魂女》和新编历史剧《程婴救孤》的创作过程,初步尝试了这样的审美把握和美学思考。通过对“戏剧危机”状况的反思,我们越来越感受到,随着观众思想文化和艺术欣赏水平的提高,他们已不至于从戏剧欣赏中得到喜怒哀乐的情感满足,并且越来越增强对于戏剧说教的逆反心理。他们要求艺术家给予应有的想象空间,对戏剧所提供的丰富生活和多义主题独立进行思考,而不需要别人做出现成的结论。戏曲是综合艺术,一部好的戏曲作品,离不开编剧、导演、音乐、演员、舞美、灯光等主创人员的努力,而剧本显得首为重要,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剧本是一剧之本,是一出戏的灵瑰,剧作家及其作品的思想艺术品格和内涵,往往决定了一个剧团的艺术方向和水准。然而,正如很多业内专家指出的,目前戏剧的文学性和思想性正在削弱,不少作品虽然辞藻华丽,但剧本的艺术品位、思想含量及人文意识缺失,作品缺少对人生、生存、欲望、理念和信念这些本质东西的思考和关注,很难表现时代的诉求和传达人民的心声。当然。这并非说只要描写了当下的生活就会具有时代感。比如,豫剧《朝阳沟》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这部作品虽然反映的是2O世纪50年代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作品,149具有鲜明的时代印记,但现在看来仍不觉得过时。原因在于,它不是对某个时期某个政策的简单图解,而是融入了剧作家对历史、对生命、对人生的独特感悟。剧本的思想性、文学性,尤其是及其生活化的语言、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赋予了作品长久的生命力。戏剧艺术应充分反映审美思想的民族性,做到时代性、民族性和地方性的统一。几年来,我们非常强调艺术创作要反映时代精神、民族风格和地方特色。作为审美意识集中体现的艺术,其审美理想的民族性,决定其艺术的生命力。抛弃了对文艺民族性的追求,一味去拥抱所谓时代新潮,就不会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文艺。 今天,在对外开放的历史条件下,既要加强对外文化交流,又要坚持文艺的民族化方向,并以它作为振兴戏剧的基本美学原则之一。由于各民族在审美思想上有一定的共同性,因而各个民族艺术的发展,往往表现为相互影响、彼此促进的历史特征。为了振兴和繁荣我们的戏剧艺术。完全应该加强对外文化的交流,吸收一些外来的艺术形式和表现手法,以增强我们戏剧的艺术表现力。这对满足观众多层次的审美需要,发展多种戏剧风格和流派是必要的、有益的。不过在接受当代文艺新潮大胆进行艺术创新的时候,不能离开社会主义现实生活的土壤,要充分体现社会主义的美学理想,反映民族之声。只有个性鲜明的民族艺术,才是最有国际性和开放性的艺术。 戏剧艺术的民族性审美品格。往往是同民族的地域性紧密相连的。特别是我国幅员辽阔,民族众多,各种带着浓郁乡土气息的地域性文化支流汇成了中华民族文化的巨流。因此,振兴和繁荣戏剧艺术,还必须保护和发展其地方特色。 作者:黄敬 单位:河南省驻马店市文化新闻出版局戏研所 中国历史论文:太武帝灭佛运动中国历史论文 一、北魏太武帝灭佛的原因 北魏太武帝灭佛是中国历史上最暴力最严酷的一次灭佛,太武帝即位后,灭佛前对佛教有个崇信、亲近、疏远、限制、打击、彻底消灭的过程。其灭佛的原因应该是一个综合体,并不是简单从反佛思想,经济土地的争夺,佛道冲突或者是政治事件就可以一言以蔽之的。(汤用彤先生的《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倾向归因于佛道之争和崔浩、寇谦之的掩掇;王仲荤先生的《魏晋南北朝史 认为,因拓跋魏王朝对佛教不了解,同时又掺人了佛道斗争的因素,于是发生了灭佛教事件;郭朋先生的《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认为是因地主阶级内部世俗地主与与僧侣地主的矛盾和冲突;任继愈等先生的《中国佛教史》论述得相对最为详细。它又强调其原因一是争夺控制人口劳力、二是佛道之争、三是怀疑沙门与盖吴通谋反魏;四是儒佛之争)经济因素并不是太武帝灭佛的主要原因,太武帝灭佛毁佛最直接最主要的原因,引发血光之灾的导火线。《魏书•释老志》记得较清楚,是他亲征镇压卢水胡盖吴起义时,途中在长安一家大寺院发现了所藏匿的大量兵器,地方官和富人藏在寺中的大量财物,以及所藏的许多酿酒具,还有僧人与贵族妇女淫乐的密室。太武帝疑僧人与盖吴通谋造反,憎恶沙门敛财、贪酒、好色,遂在崔浩的支持下颁布了严厉残酷的灭佛诏,在全国范围内消灭佛教。而以前只是抑佛、限佛、排佛。在发现的四大类违禁品中,兵器是最大的罪证,通谋造反是最重的罪行最令太武帝仇视,是刺激太武帝决心立即灭佛的最强烈的刺激物。此外,佛教和本土道教的矛盾,佛教和儒教的矛盾都从一定程度上促使了灭佛事件的发生(下文有论述)。 二、北魏太武帝时期的偶像崇拜与破坏 武帝初期。对于佛像还是很推崇和敬重的,这可能是出于对太祖的尊重和继承,造像活动也得到了延续和发展。世祖初即位,亦尊太祖太宗之业,每引高德沙门,与共谈论。于四月八日,举诸佛像,行于广衙。帝亲御门楼,临观散花,以致礼敬(《魏书•释老志》)。可以看出,太武帝对佛教的态度并不是刘乐(深圳市关山月美术馆,广东深圳518026)一开始就反对的,而是一个从信佛,尊重佛教到怀疑佛教,反感佛教,再到彻底否定佛教,灭佛的过程的。在这个过程中道教对佛教偶像的压制作用也渐渐体现出来,太武对佛教的抑制是伴随着对道教的倚重而发生的。世祖即位虽归宗佛法,敬重沙门,而未存览经教,深求缘报之意,及得寇谦之道。帝以清静无为,有仙化之证,遂信其术。(《魏书•释老志》)北魏进入中原后,受到汉族文化和儒家思想的很大影响,并逐渐以此为正统文化和思想,魏、齐大臣魏收著的《魏书》就列有《儒林》、《文苑》、《孝感》、《节义》、《烈女》、《礼志》等篇章记载和弘扬儒家文化。人世的儒家文化和佛教教义存在着不可协调的冲突。在太武帝灭佛的过程中,其亲信崔浩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作为官僚士大夫,三朝元老、世家大族,大学者的崔浩灭佛的动因,很明显是崇儒抑佛。崔浩对佛像进行了曲解和诋毁来达到偶像破坏的目的。浩既不信佛、道,模深所归向,每虽粪土之中,礼拜形像。浩大笑之。云:“持此头颅不净处跪是胡神也”。(《魏书•释老志》)这里崔浩所说的胡神显然指的就佛,崔浩觉得佛教信徒对佛像顶礼膜拜的行为很可笑,将佛教称为“胡神”,这是以中原儒家为中心的眼光来看作为他者的佛教,是一种排斥和否定的眼光,佛儒的冲突在这里表现得淋漓尽致。严厉打击佛教诏、最后灭佛诏都是经崔浩润色修改的,甚至是他起草的。太武帝下诏灭佛,采取了一系列的政策,包括强迫僧人还俗,捣毁寺庙,破坏佛像等等。非常严厉,诏诛长安沙门,焚破佛像,敕留台下四方令,一依长安行事。(《魏书•释老志》)有司宣告征镇诸军、刺史,诸有佛图形像及胡经,尽皆击破焚烧,沙门无少长悉坑之。(同上)恭宗言虽无用,然犹缓宣诏书,远近皆预闻知,得各为计.四方沙门,多亡匿获免,在京邑者,亦蒙全济。金银宝像及诸经论大得秘藏。而土木宫塔,声教所及,莫不毕毁矣”。(《魏书•释老志》)欲除伪定真,复羲、农之治。其一切荡除胡神,灭其踪迹,庶无谢于风氏矣。自今以后,敢有事胡神及造形像泥人、铜人者,门诛。虽言胡神、问今胡人,共云无有.皆是前世汉人无赖子弟刘元真,吕伯强之徒。接乞胡之诞言,用老庄之虚假,附而益之,皆非真实。致使王法废而不行,盖大奸之魁也。有非常之人,然后能行非常之事。非肤孰能去此历代之伪物!(《魏书•释老志》) 从文献记载中可以看出太武帝灭佛的对象不仅包括僧人,寺院集团,佛教的经义和思想,佛教典籍,对佛教造像和图像也采取了破坏毁灭的政策,这和八九世纪的拜占廷破坏圣像运动是有几分相像的。灭佛导致了大量的佛像被毁灭,同时也抑制了佛教美术的发展。在此时期,石窟造型和壁画的创作都处于了停滞的状态。在灭佛结束之后几大石窟都迎来了各自的营造高潮。虽然诏书严厉彻底,但是在具体的执行中,灭佛活动还是受到了很多的阻力,这些阻力往往来自对佛教笃信或者抱有同情心理的贵族和官僚。太子恭宗就是其中之一。《魏书》上记载了太子恭宗是如何将灭佛和捣毁佛像的概念分开,从而保护佛像的。时恭宗为太子监国,索敬佛道。频上表,陈刑杀沙门之滥,又非图像之罪。今罢其道,杜诸寺门,世不修奉,土木丹青,自然毁灭。如是再三。(《魏书•释老志》)太子的意思是缓禁、少杀、不烧、不破。让它自然消亡。而且太子说的很清楚,他将太武帝为沙门定下的罪过痛图像分开,“又非图像之罪”,图像的存在和意义只是对佛教教义的阐释或者是作为膜拜的对象,而并没有参与谋反之事,所以太子主张不去主动破坏图像和寺院,而是让其自然毁灭。在灭佛期间,太子恭宗保护了大量的沙门、佛教经典以及寺院,佛像。《魏书•世祖纪下》还记录了一件同情佛教的人士巧妙地利用佛像为佛教求情开脱的事件:邺城毁五层佛图,于泥像中得玉玺二。其文皆日“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其一刻其旁日:“魏所受汉传国玺”。(《魏书•世祖纪下》)太平真君九年(448年),寇谦之死。真君十一年(450年)六月,力主严厉镇压消灭佛教的崔浩因文字狱等原因被诛杀。两年后的三月,太武帝被太监杀死。同年六月,太子恭宗病死。至此,太武帝太平真君年灭佛的几位最重要、最关键、最优秀的人物都想继去世。太子恭宗拓跋晃之子,文成帝拓跋浚继位。兴安元年(452年)冬十有--Yl乙卯,“初复佛法”。(佛教)助王政之禁律,益仁智之善性,排斥群邪,开演正觉。有司失旨,一切禁断(太武帝灭佛)(《魏书•释老志》)。天下承风,朝不及夕。往时所毁图寺,仍还修矣。佛像经论,皆复得显(《魏书•高宗纪》) 至此,太武帝灭佛事件算是告一段落,佛教又重新在北魏流行起来,被毁坏的佛像得到的修复。主持复兴工作的主要有师贤和昙耀。昙暇主持在平城武州塞开凿石窟五年,雕造佛像各一,高者七十尺,次六十尺。此为大同云岗石窟营造之始。从太武帝灭佛到北周武帝灭佛这段时间,佛教在北朝迎来了他传人中原以来的第一个高峰,造型活动也极为兴盛,为后世留下许多珍贵的佛教美术作品。 作者:刘乐 单位:深圳市关山月美术馆 中国历史论文:凤纹演变下的中国历史论文 1凤纹的演变过程 商朝的青铜器上凤纹的形象不尽相同,在冠上就有多齿冠、长冠、花冠,分别代表了凤纹在商朝的不同发展时期的特征。西周玉器上的凤鸟纹,既继承了商代青铜器上的鸟形,又改掉了商朝凤纹的质拙写实,朝着装饰化,图案化,艺术化,程式化的方向完成了根本性的转变。西周人在思想得到空前解放的基础上,对于艺术的追求也更加的别致。西周的雕刻着鸟纹的玉器,不仅起了美化生活,陶冶情操的作用,更加是西周人民思想,精神的一种寄托。春秋战国时期,随着阴阳五行思想的盛行,龙凤这两种分别代表阴阳的鸟兽大量地出现工艺美术作品中。凤纹常常成对地出现在楚系青铜器中,有时两种纹饰有机的融合在一起。到战国中期,楚系青铜器上的凤鸟纹进一步线性化、图案化。纵观商代至战国时期这一千多年青铜器凤鸟纹饰的发展与变化,展现出一些阶段风格与演变特征。这段时期的凤纹由繁缛变简洁,由具体变抽象,由静止变跃动。秦汉时期凤鸟纹饰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出现的形态越来越多,并且在材料的运用、艺术的表现、技术的提高等各个方面都有了创新之处。秦瓦当凤纹具有以下几个特点:具象写实、现实直观、灵活创新、整体平衡。秦凤纹巧妙地与龙、虎、龟、蛇组合,造型上从过去的以线为主的造型手段逐渐发展成了形象的具体刻画。所有的这些艺术特点使之成为开创具象凤纹的始祖,其艺术创新与价值是后世无法比拟与超越的。汉代的凤纹艺术较之前朝都有了跨越性的发展,他的形象更加丰富,线条越发流畅。汉代凤纹的形象不再试静止不动,不再是呆板烦人,而是运动着的,跳跃着的,给人的感觉积极向上,身心愉悦。汉代凤纹被运用到了瓦当,画像砖,石刻等多种地方,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魏、晋南北朝时期,凤纹的造型上除了继续沿袭汉代以来的风格外,线条的设计趋于粗犷,给人一种壮实之感。这个时期的凤纹不仅仅是追求某一个局部的优美,而是从大局出发,关注的是整个图案,装饰性的图案被广泛地使用在了凤纹的表现中。唐朝凤纹的造型更加的具象化,与鸟的形象越发的接近,唐朝的凤纹常常是成双成对的出现,有着美好的寓意。唐朝的凤纹可谓是集大成于一体,吸取了前几个朝代凤纹的发展,广泛的使用了花卉的图案,使得唐朝的凤纹样式显得更加的雍容华贵。出土于西安大明宫的唐代金银凤纹图,风鸟的造型精巧、细密,头、冠、颈、躯、翅、尾、爪等精雕细琢。晚唐时期的纹样更为精巧美观。这种造型和富裕的物质文化生活密切相关,凤形象已经被赋予了女性象征。宋元时期的凤纹开始进入了一个规范化使用的时代,这是一个凤纹流行的时期,凤纹被广泛运用在了妇女的头饰,建筑物的装饰,各类瓷器家具中。宋代装饰艺术在观念形态上偏重寓意,在其表现上都注重艺术性,赋予了吉庆如意的民俗思想愿望和气息。例如,政和年间的“凤穿牡丹”纹,就赋予了富贵吉祥的寓意。明清时期,是凤纹的鼎盛发展时期,这一时期凤纹的使用更加的丰富,各类建筑装饰、家具、瓷器上都有凤纹的身影出现,并且独具特色。这一时期的凤纹被人们看作是吉祥如意的象征,整体纹样的表现上也更加的富丽堂皇。 2凤纹象征意义的演变 凤凰作为神鸟存在于古代的神话传说中,最开始是东夷部落的图腾。同时期黄河一带的文明图腾是龙,合并统一后龙凤都成为中国的图腾,被称为“龙凤呈祥”。在春秋战国时期,人们就把凤凰看作是吉祥的象征。孔子临死时,曾哀叹“:凤鸟不至,河图不出,吾已矣夫!”[4]秦汉时期凤纹被赋予祥瑞、兆庆的象征意义,出现了“鸾鸟”“、朱雀”“、朱鸟”等多种命名。秦朝时期的凤纹退去了神秘的主题,开始转向对于现实美好生活的向往。魏晋南北朝的时代,因这一时期佛教的盛行,凤纹也被带上了宗教的意味。隋唐以后,凤纹逐渐摆脱了宗教的背景,而开始成了皇室的专用图案,代表了权利的象征。唐朝时期,武则天率先使用凤纹作为了自己的象征,从此以后各个朝代,凤纹都被作为皇权的象征保留使用了下来。 3结论 凤凰身上既有丰富且美好的吉祥含义,又有许会让人感到崇拜的虚无和皇权的沉重,但是它的美好寓意却让人为之迷恋。而凤纹,作为中华民族的象征性传统纹样,极具东方韵味,向世人展示了中华民族传统图案的艺术魅力。凤纹作为装饰纹样,其艺术的装饰生命力也将长存不衰。 作者:章慧凰 王芝湘 单位:天津工业大学 艺术与服装学院 中国历史论文:多元叙述视角的中国历史论文 一、“叙述视角”及其选择 在历史文化题材纪录片中,对历史真实理解、发现、叙述及展示角度的差异,可能会呈现出完全不同的“媒介真实”,继而给受众建构出不同的“想象真实”。从视界结构上讲,可追溯到不同的叙述视角。所以叙述视角是探究纪录片深层创作理念的重要考量对象之一。叙述视角,也称为叙述聚焦,是叙述语言观察和讲述故事的特定角度。按照结构主义批评家兹韦坦·托多洛夫的观点,叙述视角可分为三种形态:(1)全知视角———叙述者>人物;(2)内视角———叙述者=人物;(3)外视角———叙述者<人物。它们体现了叙述主体对事件或故事观察角度的差异以及与事件和故事关系的差异,从而呈现出事物不同的面貌和意义。这三种视角在表达时各有侧重,如全知视角体现出俯视的全知性、权威性,视野开合度大;内视角的叙述者身处故事之中,以普通人的感观“得知”和讲述,可信性和亲切性超越前者;外视角比内视角知道更有限,对内情毫无所知,即跟在人物后面告知受众其言行,但其“不知性”反而让人觉得神秘莫测,引人入胜,尽可能地调动追问和想象的参与。不同视角既代表了纪录片叙述风格的选择,也体现了创作者之于受众的姿态以及希望受众采取何种姿态进行“阅读”和解读作品信息,从而引起不同的认知和判断。而无论选择哪一种视角,都无法克服该视角自身的局限性。“没有一种超越的实证权威对故事信息及材料可靠性负责,任何一个视界都有其独立的代言个性”。叙述视角的选择得当与否,也会直接导致观众采取不同的立场解读和评价作品信息。霍尔认为,在假定读者具备发现传播者“制码”能力的前提下,根据读者解码立场与传播者的编码立场是否一致,读者的解读方式可分为主导―霸权立场(dominant-hegemonicposition)、协商代码或协商立场(negotiatedcodeorposition)与对抗立场(oppositionalposition)。这三种立场体现着读者对编码者权威和主导地位不同的认同程度。持主导―霸权立场的受众类型随着信息和文化产品买方市场的形成必将逐渐减少,而更多的是会经过自己的经验部分接纳甚至颠覆性解读作品的协商立场和对抗立场的解码者,尤其是在后现代的语境下。在网络传播时代,面对媒介经验日趋丰富、自我意识日趋强热的传播对象,历史文化纪录片的叙述视角选择就更需谨慎,如全知视角就极易使已形成自我观点的受众产生对抗立场。但若纪录片完全陷于纯客观表象之中,没有合适的主观意见和意义解读的自信,又易囿于“当局者迷”的局限而难以使受众信服,从而降低纪录片的认知水平与格调,同样容易引起对抗立场甚至轻视态度。于是,当代历史文化纪录片均衡比较了多种叙述视角的长短利弊,向“多元化”视角的方向探索,以协调上述矛盾。 二、中国当代历史文化纪录片作品中的多元叙述视角分析 梳理21世纪以来中国历史文化纪录片的创作,从表现元素上看,作品中的多元视角主要包括:代表创作主体的叙述———解说、口述者(专家、见证人、相关事件的当事人等)和再现的历史人物。 (一)解说视角 语言是思维的工具,尤其长于传达抽象信息。解说作为纪录片抽象符号系统的重要主体之一,与被访者口述和表演者对白(及独白)共同表现视觉信息难于传达的概念、观点和意义。在力图输出一定意义的纪录片作品中,解说历来是贯穿作品的最常见的主线和链条,在其节点上再安放影像、采访等其他信息板块。它赋予作品逻辑性,同时,其理性思维和抽象思维特点符合该类纪录片主要目标受众群的书写文化传统和思维习惯,能更有效地构建出深层意义体系。解说作为诉诸听觉和视觉的符号,以索绪尔的理论分析,其“能指”包括解说员的声音符号和相应的字幕文字符号,其“所指”则直接代言创作主体的价值判断,承担了描述事实、抒发感情、表明态度等多种功能,声音符号中的副语言及字幕的字体、大小、位置都承载了特定的涵义。受众借助影像本体形成对事物感性的认知,可以说画面在一定程度上“翻译”解说着文本,同时观众又能借解说避免画面解读的多义性和表面化,语言的逻辑特性更易于构建出结构、脉络、意义和情感。解说还是纪录片的重要美学元素。首先,渗透于解说的字、词、句和整体结构的文学美能营造出令人陶醉和回味的丰富意境,受众能借助文学语言联想出超出“画框”的宏阔而绮丽的时空并心驰神往。这种审美感受通过时间的积累使受众逐渐形成对表现主体较稳定的认知态度与情感共鸣。其次,解说蕴含思想、哲理的思辨美。语言能表现出远大于影像具象世界的思维领域,展示历史智慧和思维成果,揭示表象背后的价值与规律,发人深省。如《大国崛起》不仅有对具体国家的兴衰、具体历史事件的总结分析,而且其对葡萄牙、英、美等九个世界级大国的选择、排序以及作品的整体结构也都体现出创作者的历史观点,展现了创作者包容的胸襟和气魄。最后,听觉美。该类优秀作品体现出对人声之美的重视与挑剔,解说员圆浑有力、充满色彩和韵律的声音,与影像和音乐一起,营造出纪录片或深沉庄严或欢欣雀跃的意境美,给观众一种流连忘返的听觉审美享受。与以往作品相比,这一纪录片群落中的优秀作品在解说方面体现出一些变化或趋势,这些变化从深层反映了创作主体话语姿态的改变。其一,淡化的“脂粉气”———抒情性文字的减少与改进。主旋律的作品曾给人留下这样的印象:慷慨激昂、直接而厚实的情感渲染表达和词藻的铺陈让人应接不睱,但却难以溶入。纪录片的纪实本性和客观信息量一度被主观化的抒情文字所包裹,甚至让位于后者,历史叙述带着浓厚的“脂粉气”。例如《话说长江》中有许多类似的表达:“古往今来,有多少著名的诗人,为您的魅力,寻访名胜、昂首歌唱啊!数千年间,有多少杰出的文豪,为您的风姿,写出了优美的篇章!”这种抒情化的表达方式曾受到一个时代的推崇。抒情,《现代汉语词典》将其释为“表达情思,抒发情感”,即用形式化的话语组织象征性地表现个人内心情感的文学活动。据此,笔者对比了《话说长江》、《故宫》、《敦煌》、《舌尖上的中国》等多部代表性作品的解说文本,据情感表达和修辞特点统计了其中的典型抒情性文字,选择其中几例,作如下比较(表1)。由表1数据可见,同性质媒体创作的同类题材纪录片作品中,抒情性文字比例在新时期表现出明显下降趋势,且这种下降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并不是某部作品的偶然表现。创作者对解说文字的美学追求发生了理性、平实性、客观化的转变,这与国际纪录片故事化的风潮不无联系,但更重要的是体现出创作者居高临下的精英教化心态向与受众对话心态的转化趋向,使该类纪录片表现出真诚、质朴的态度。其二,纳“他者”之见———注重引用他人观点与一手资料。解说更加注意引用他者话语,多方引证,以求更加全面、立体地构成与评述事件,减弱主观性,从而提升受众对作品的接纳和信任程度。例如《敦煌》第一集中便以探险者斯担因的个性化独白简洁而真实地描述了探险历程,暂时脱离了对“解说员视角”的依赖。这比解说员极描述之能事传达的效果可能更直接而动人。此外,解说中也更多地引用研究者、亲历者的观点,有时甚至借助对创作者亲身体验的原始纪录———考察笔记、拍摄、走访手记等,削弱雕琢感,丰富审视角度,更显真实。其三,“不知为不知”———全知语气的和缓。在人们的印象里,大型历史文化纪录片如卷轶浩繁的史册一般谈古论今,无所不知,拥有与受众的巨大信息位差和文化优越感。但在当代作品中,解说中出现了“我们无从考察”、“我们不知道”、“或许”等词句,这些非但不是创作者的不自信,反而证明了创作者正在以一种平易而朴实的面孔与观众交流,表现出严谨的治学态度。 (二)口述者视角 说到口述者,不得不提史学研究中搜集历史的途径之一———口述历史,它源于史学研究的田野调查方法。其历史资料源自于人的记忆,通过访问和记录(文字笔录、录音、录像等)曾经身处历史现场的见证人获得原始资料,从中抽取有用史料,获取历史真实。20世纪40年代,口述史学的术语(OralHistory或称HistorybyWordofmouth)正式产生。后被美国现代口述史学的奠基人、哥伦比亚大学的阿兰·内文斯教授推广运用[5]。相对于书面正史资料,口述史更能够深入到民间,在社会生活史、风俗史、灾难史等方面有更大的发挥空间。该史学方法也集中地体现在纪录片家族的特定类型———口述体纪录片中。中国也产生了大量代表作,如《20世纪中国女性史》、《神鹿啊,神鹿》、《百年小平》。历史文化纪录片中的口述者,多为相关领域的研究者、亲历者和各类知情者,把其讲述与评论的视听觉信息作为纪录片的直接构成部分,其特殊身份、特定经历以及本人影像增强了确认作用和大于语言本身的感染力。口述者视角主要具有以下传播优势。其一,权威性。历史信息久远的历时性意味着对普通人的门槛和“知沟”,于是,对其进行讲述及价值评判,学术研究者往往能凭其在特定领域的专业经验和文化地位引发“意见领袖”效应,提升作品的学术高度和说服效果。其二,多元性。当代作品中的口述者并不局限于专家学者,其来历既有“庙堂”也有“乡野”,创作者观念的包容带来口述者选取标准的多元。非正统的、私人的、群体性的观点以及不同的社会角色、态度立场能折射出多面的历史,为靠近真实提供参考。“历史影像叙事结构的逻辑性及其现场,建立在这种多元的、个体的和局限性视角共同组成的口述见证基础之上”[6]。例如表现陕西风土人情和历史文化的作品《望长安》中的口述者涵盖各级科研院所科研人员、高校教授、文化学者、作家等30余位,他们的讲述针对自己对陕西文化最熟悉、最热衷、最津津乐道的方方面面,将宏观的地方文化风貌与个性化的体验认知相结合,在口语化表达的同时又不乏对政治、经济、历史文化背景与规律独立的深层思考。这种口述相对于解说词一元讲述或专家群体口述者的一元讲述,更能显示深层创作理念中的包容性、差异性和客观性,也更容易实现传播意图。其三,感染力。口述者借大众媒介实现了类似人际传播的效果———面对面交流下的直视与“靠近”,把影像背后上帝一般的讲述者“他”转化成了一个促膝而谈、有生动表情、有肢体动作、有丰富情感的表达意愿强烈的“你”;而大众媒介借口述者成功地把久远的历史事件拉近为受众“在场”的当代事件;“教化”变为“交谈。”《望长安》第八集《鼓舞风神》中,陕西籍作家高建群以极具特色的方言、质朴的外表、憨直的神态,一下就拉近了与观众的心理距离,厚重的文化表达顿时变得亲和与轻松,他动情地讲述着自己理解的陕北民歌信天游,“陕北民歌就是它的那种赤裸裸的表达感情的方式,那种热烈那种真诚”,然后,语言也不足以表达这种“热烈”与“真诚”,情到深处他便自然而然地吟唱了起来:“(唱)六月里日头,腊月里个风,老祖先留下个人爱人……”口述者兴至而歌、手舞足蹈,奔放豁达的人性释放真正充分利用了影视媒体的多通道和“零距离”,实现了信息与情感的双重交流,并且彰显了纪录片创作者回归人文本性的决心。值得注意的是,作品中对口述内容选择及节奏把握的探索。口述视角虽然有以上优势,但也不能不分主题、风格的滥用,在当前历史文化纪录片中,形成的大致规律是:口述信息多用来表达事件和史实的细节性信息、未成定论的各家之言、个人化的身心体验等。且口述部分的剪辑节奏要与作品整体风格统一,避免节奏拖沓和视觉疲劳。由此,有的创作者会借音乐及转场设计等元素进行多位口述者的快速剪辑,形成片断信息拼合和递进的紧凑感和“疾风暴雨”式的信息流。 (三)“情景再现”中的历史人物视角 情景再现,是目前历史题材纪录片中广泛使用且争议渐小的表现手法,又称“搬演”或“重演”,是由他人扮演时过境迁的特定重要情节,或者运用光影声效造型再现某种历史环境氛围[7]。这种手法可以追溯到美国纪录片先驱弗拉哈迪1916年的经典作品《北方的纳努克》。导演通过真人表演的方式再现了爱斯基摩人行将消失的生活场景。当代很多题材的纪录片中,情景再现都逐渐成为作品重要的组成部分和创作理念。笔者在此先搁置学界对其合理性的长期争议,仅讨论其叙述视角问题。虽然“再现”的控制者仍然是创作主体,历史人物不可能真的穿越时空,但“再现”的历史人物的行为、动作、语言(内容与风格)均基于文献资料和专家考证,有史可查,力求客观真实。而且,其表现力不局限于历史人物的言行本身,服装、礼仪、建筑、环境等形成的信息“场”,都在参与表达,其直观效果是解说和口述都无法企及的。历史人物的生命通过史书、传说、遗迹的初次复制,而后又在后世的现代影像媒介里再次实现了巴赞所说的“人类延续生命的幻想”和“木乃伊情结”,这本身就是历史人物视角下的一种“发言”,对他同时空同命运的人们具有使命般的代言性。值得注意的是,在当代作品中,史书上的主体———帝王将相等强势阶层不再是唯一的主角,对普通人尤其是平凡甚至苦难的个体的关注上升,比如《敦煌》中对社会地位并不高的塑匠、舞女等的大篇幅再现。这些历史人物通过特殊的方式,获得了表达的一席之地,穿越古今的时空巨壑,诉说或无言重演着自己的命运,触动着当代人的情感神经和现世困惑。创作者不仅为古人“失语”作了改善,通过历史人物的视角实现了民族历史情感化的古今对话与中外对话,同时借用新历史主义“history———his-stories”的观念[8],体现出将抽象化思维向具象世界和真实人物生活还原的创作趋向。 三、多元视角的“合力” 上述三种视角构建了一个包容的体系,共同构建历史叙述的完整性与多面性,多点、多层面思维形成较全面的历史“拟态环境”的立体感,通过传者一方的多元(涵盖创作主体自身、学界、艺术界精英阶层、大众阶层,甚至历史人物)满足不同文化背景的受众。这三种视角借助不同的表现方式可以使纪录片作品集可视性、情节性和思辨性、抽象性为一体,根据不同的侧重而在创作中分工与合作,创作者也通过向其他媒介的借鉴使之优化,例如新闻写作华尔街体(DEE)的理念便常被应用于纪录片创作中[9],由个人故事、细节、事件或口述者引入(Description),由解说语言概括、梳理、深入剖析,结合专家及口述者的多元阐释(Explana-tion),最后实现价值揭示、理性升华(Evaluation),这种剥笋式地层层深入地由历史局部向全貌延展的创作方法在《大国崛起》等偏政论型作品中均能找出痕迹。可以说,历史文化纪录片中的多元视角的探索体现出当代独特的历史解读方式,它能够在“小人物—大历史”、“小事件—大背景”以及“理性阅读—视觉商品”间寻求一种平衡。借助历史话语表达了对不同社会成员的人文关怀,凸显了创作者的人文精神,也体现出对视听语言规律认识的深入。但同时要警惕创作中模式化以及因追求戏剧性、传奇性对真实性、深刻性的消解等潜在危机。 作者:王月 单位:陕西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伊犁师范学院人文学院 中国历史论文:传统文化视域下的中国历史论文 一、中国传统的休闲观 对休闲的认识,中国学者们对其有独特的理解,今天被我们理解为“休息”的“休”字从词源学上看是指“人倚木而休”的意思,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而“闲”字,则有娴静方面的意思,通常被理解为思想的纯洁与安宁。休闲就是过一种符合儒、道、佛三家共同认可的“中道”原则的生活,它本质上是一种人生哲学的概念,因此休闲与哲学密不可分,谈休闲就是谈人生哲学。中国人的休闲强调的是人与自然的融合,体现为一种自足的宇宙空间。中国人有自己独特的宇宙观照方式,他不会像西方人那样只站在一个固点企图穷极宇宙之尽处,而是仰观俯察作左右流动之观照。中国人认为,自然界包括一切,只有当人意识到自身与大自然的骨肉之亲,再重回到大自然之中时,才真正观照到人的本质力量,实现自己的价值,从而才有真正意义的休闲。但是,在中国古代,很多隐士们由于无法实现自我,没有表达的自由,往往选择那种带有逃避性的以“清静超然”为优秀的休闲观,他们远离社会,回归大自然,在大自然中寻找属于自己的那片领空。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休闲不仅仅是一种精神世界和逍遥境界,而它更多的意味着为获取自由作出的对社会有推进作用的创造性行为。它不是老子的“小国寡民”式的知足,或者陶渊明的“世外桃源”式的自封,而是一种更强的进取行为。要想达到休闲的真正目的,就只有回顾往昔和面对自然,这样人类的心智才能结出温馨之花。从本质上说,休闲即为一种人生哲学的概念,它是过一种符合“中道”原则的生活。这种“中道“原则是中国古代儒道佛三家都共同认可的关于道德的基本义,其追求的是一种个体生命与社会整体的协调发展。谈休闲,就是谈人生哲学,在中国,对休闲的理解,无论是儒家、道家还是释家,都有一个传统,即休闲既是一种生活方式,同时是一种人生境界。具体来说,作为一种哲学理念,休闲具有如下几个方面的特征: 其一,超越性。生活在一个当下的世界里的我们往往会对部分现状产生不满,在这种情绪的促使下,往往会有更高的追求。当下的世界是指我们的行为、思考、兴趣等,由于休闲具有超越性,也就是说对当下世界的超越,它要求我们在确立人生的目标时不要只看到眼前的事物,要勇于创新,勇于追求,超越固有的显示,达到更高的水平。只有当一个人的生活内容愈具有精神性时,他才愈具有超越现实生活的能力。 其二,主体性。休闲强调追求人的内心世界的充实,而并不是从外部世界获得的一种满足。在人的日常行为中,无不体现出这种主体性,这些都充分显示休闲活动不是人们受外界环境的支配,而是被人们自身的内在意愿所控制的。有无主体性,正是人区别于动物之所在。在生活目标的设定上,以及人的行为方式的选择上,休闲哲学强调的正是这种主体性。 其三,日常性。因为休闲哲学将种种的人生理想、追求,以及价值体现于日常生活世界,所以它不同于一般的人生哲学。休闲哲学是透过人的具体生活的一门学问,而不是空谈哲理,它往往是通过一些行为模式、生活内容来展示人格理想、生活价值。它追求的是合一性,无论是知还是行,理想还是现实。它的价值目标是立足于当下,超越现实。 其四,体验性。休闲哲学强调人生是一种体验。正是由生命的内在体验才决定了我们的生活质量。正是由于体验的丰富性,我们才能超越平庸无奇的日常生活表面,挖掘生活的内涵。正是人的这种独特的感受性与体验性的结合,才有了更多有意义的发现和感悟。我们的日常生活世界可以是丰富多彩的,但这种丰富多彩性未必就是休闲。只有通过自己的亲身体会,才能感知哪种休闲方式更加适合自己。 二、中国现代的休闲观 进入现代社会,尽管中国人感受并经历着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等方面带来的翻天覆地的变革,但是传统的休闲观念仍然根深蒂固,不管其中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它都以各种方式演变和生存着。与以往的休闲活动的目的相比,现代社会中人们参与休闲运动是为了获得情感、生理、生活等效益。人们为了实现自我价值,提高生活品质,往往会通过对休闲活动的选择,最终实现休闲在人生活中的真正作用。现代都市人之所以忙忙碌碌,无非是为了寻找财富,寻找快乐,寻找幸福,但很多人却忽视了幸福来源于内心,只有当自己内心情感得到满足,才会自然而然的在生活中感到快乐和知足。现代社会,人类的生存尽管在物质上可以得到保证,但因环境污染、工作快节奏对身心的损害及不良生活方式带来的影响,却又在威胁着人类的生存环境。为了改变这种状况,现代都市人极力主张开展“回归自然”的运动。因此,现代人的生活方式发生了很大变化,工作时间缩短,余暇时间的活动内容更加丰富多彩,有效地调节人的生理状态和心理状态,是人类回归大自然,适应大自然,促进自我健康与长寿的最好手段,可以说余暇时间的休闲娱乐,是人类生活的重要内容,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基本途径。为了使人从繁重的体力劳动中解脱出来,获得更多的余暇时间,我国政府也实行了每周五天工作制以及元旦、五一、国庆节等假日制度,普遍开展各种社区娱乐活动,组织各种单位娱乐活动的竞技比赛。随着人们对假日休闲的重视,家庭舞会、家庭茶座等以家庭为优秀的娱乐形式渐渐普及。而对于年轻人,在节假日或周末,有的人痴迷于减肥塑身、锻炼肌肉的有氧健身项目,有的人则流连于各种游乐场大玩、冒险游戏等等。这些都极大的丰富着我们的空闲生活。但是,现在人们的生活尽管已经达到了吃饱穿暖玩好的境界,可国内多数学者发现,现在的中国的休闲方式还存一些问题,有待人们的进一步改进: 其一、中国农民闲暇生活存在的困境。农民闲暇时间增多,闲暇观念的转变以及闲暇消费能力的提高,越来越多农民开始追求更加丰富更加多样化的生活方式,特别是精力旺盛、有一定文化知识的年轻一代农民,他们向往丰富多彩的娱乐性活动以填补空闲的无聊。然而目前在中国广大农村地区,农民休闲还极端滞后。农村公共休闲设施匮乏、闲暇活动单一,无法满足不同性别、不同年龄、不同文化程度的各类农民群体对闲暇的需求,传统闲聊、打牌仍然是农村居民休闲活动的主流,多样化的适合不同农民群体的闲暇生活模式严重缺乏。 其二、休闲旅游对社会产生的负面影响。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越来越多的人们选择旅游来作为自己度过休闲时间的方式,旅游给社会带来巨大经济效益的同时,也给社会带来了很多负面影响。环境方面,乱扔垃圾、破坏景点、污染环境等现象屡见不鲜,绿色旅游业的发展还有待进一步的推进。健康方面,存在很多不可预知的自然灾害和意外事故,很多传染性疾病的传播也是由旅行者和当地人口之间的相互传染而发生的。社会方面,为了促进旅游产业的发展,现在很多单位强制员工旅游、购买旅游商品,这种行为严重违背了休闲旅游的本意。 作者:闫石 单位:中共浙江省委党校 中国历史论文:中国历史文献学的教学思考 一、教学内容的设计 “中国历史文献学”作为历史学的基础课程,我校在课程设计时,定为36学时,因此要想在这有限的学时内把文献学的定义、范围,文献的载体,文献的形成与流布,文献的收藏与散佚,文献的版本、校勘、目录、辑佚、辨伪、类书、丛书、方志、家谱、出土文献等一一详细介绍,显然是不可能的。有的《文献学》教材把“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也作为文献学的教学内容,虽然这些内容作为文献学的基本组成部分,是不能回避的,但是由于《文献学概要》这本书没有列入,且这三门学科对于学生们来讲又确实太难了,所以在实际的教学中只能割舍掉了。虽然不再把“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作为单独的讲解内容,但我会在讲解其它内容时,凡是涉及到相关的内容,均予以简单的讲解(我校中文系开设了“文字”、“音韵”、“训诂”学等课程,建议学生们去中文系选修相应课程)。即便如此安排,也不可能详细地介绍上述内容的每一个章节。因此要根据本课程的内容和难易程度来合理安排课程的讲授:相对容易的章节,除了必讲的内容外,安排学生课后自学,而相对难的章节,则进行重点讲述。如在讲述“文献的载体”的时候,讲解“甲骨”、“金”、“石”、“竹木”、“帛”、“草纸”、“羊皮纸”、“贝叶”、“纸”的时候,可以利用相关图片,简单讲解。而在讲到“文献的辑佚与辨伪”的时候,则会重点讲解文献辑佚的方法、作伪的主要手段和辨伪的方法等内容。合理组织教学内容,必须对教学内容的难易程度有一个总体把握,同时让学生积极地参与到教学活动之中,不仅可以节省课堂教学时间,同时可以锻炼学生的自学能力,促进学生的自主学习。 二、教学方法的选择 不同课程,不同的教师,有不同的教学方法。而历史文献学又是一门讲求运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因此在实际的教学过程中,应当充分重视历史文献学的学科特性。笔者在长期的历史文献学的教学过程中,认为“中国历史文献学”除了传统的课堂讲授的方式,更应当注重以下一些教学方式的使用: 1.改变传统的满堂灌的课堂讲授方式,进行启发式教学。 有关启发式教学,专家学者们都进行了较为精辟的阐述,笔者在此不予赘述。学习中国历史文献学知识,要注重理论和实践的结合。而如何才能让学生们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呢?如在讲“出土文献”里敦煌、黑水城文献的时候,我会拿出一篇黑水城文献,让大家去释读、断句、文献断代。在释读文书的时候,我会提醒同学们注意“证圣元年”、“则天大圣皇帝”等一些关键词。然后提示他们根据“证圣元年”这个年号,在《中国历代纪元表》中,查找这是谁的年号。经过查找,发现这是武则天的年号,这正好和“则天大圣皇帝”相吻合。然后我又提示同学们再根据“则天大圣皇帝”这个封号,在《新唐书》、《旧唐书》、《唐会要》、《全唐文》等唐代史料查找武则天什么时候得到“则天大圣皇帝”封号的,如果这个时间能确定,那么基本上就能断定这件文书的写作时间。经过不断的启发提示,同学们不仅完成了对文书的释读,同时也完成了对文书的研究,最重要的是锻炼了学生阅读文献和利用文献的能力。通过这种实践教学的方式,启发引导学生在学习中遇到问题时思考如何解决问题,并不断地解决问题,增强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成就感,使他们感觉到所阅读的再也不是枯燥无味的古文,而是有血有肉的历史记载。同时也有利于增强他们学习“中国历史文献学”的兴趣。 2.要注意多媒体课件的使用,但不能过多地依靠多媒体。 由于我校以前特别重视和鼓励教师使用多媒体进行教学,因此大多数教师都采用多媒体教学。毋庸置疑,多媒体教学有多媒体教学的优点,这一点在中国历史文献学的教学过程中也是较为突出的,特别是在讲述文献载体、版式等问题的时候更是需要借助多媒体课件。如在讲文献的载体的时候,很多教具我们是没有办法准备的。这时候多媒体教学就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我可以把文献的各种载体,用图片的形式予以显示,并对每种载体的形式进行讲解,这样同学们不仅见到了类似于实物的图片,同时对文献的载体也有了进一步深入的了解,而不再仅仅局限于教材所写的那些枯燥的名词了。但是多媒体教学也有其不足的地方:大多数教师,课件做的都非常精致,内容也非常翔实,安排也较为合理。但是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完全是依靠课件进行教学,缺少师生之间的互动交流。比如我在教学过程中,引用的古文,我会直接就把加上标点符号的古文打到屏幕上去。其实这完全可以成为一个很好的师生互动环节。我可以把白文打到屏幕上,然后让学生来加标点;或者是把白文写到黑板上,让学生到黑板前来加标点,这既增强了师生之间的学习互动,又调动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正是因为没有师生之间的互动,在教学过程中往往会出现教师在课堂上慷慨激昂地讲课,学生在下面昏昏欲睡地听课,基本上达不到多媒体教学的效果。因此,在教学的过程中要注意多媒体课件的使用,但不要过多地依靠多媒体课件。 3.教具的使用。 由于中国历史文献学是实践性很强的学科。因此在教学的过程中还要注意教具的使用。比如在讲述文献装帧形式,如“卷轴装”、“经折装”、“蝴蝶装”、“梵夹装”、“包背装”、“线装”等形式的时候,这些图书装帧形式,学生基本没有接触过,也没有见过,有的同学甚至都没有听说过。所以在讲解的时候,可以利用自制的教学道具来演示讲解。在自制教学道具的同时,我还充分利用图书馆的资源和我自己搜集的一些资料。如我在讲述地方志的时候,就把图书馆里的《天一阁地方志》借出来,让学生传览。在讲出土文书“玺印”、“砖瓦”的时候,把自己的“印章”和收藏的一些有关古印的图片、以及瓦当等的拓片拿出来,让大家观看。通过这些教学道具的使用,也可以使学生更加深入地了解文献。 4.实践教学。 实践教学是中国历史文献学教学过程中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以前我在讲课的时候,往往忽视这一个重要的环节。由于学生们不断地反馈课程内容较为抽象、难懂,因此我不得不改变以前的那种满堂灌的教学模式,在教学过程中开始注意学生们的实践教学。在讲“版本”的时候,我把同学们带到了图书馆的古籍书库。虽然我校图书馆古籍书库藏书数量无法同重点高校相比,但是亦藏有一定数量的古籍。然后依据古籍,讲解古籍的版式等相关问题。在讲到版本的鉴定的时候,让学生自己找书的牌记、字体、版式、收藏章、序跋、刻工、装帧等内容。同时在讲解古籍装帧形式的时候,可以让同学们自己动手制作卷轴装、旋风装、蝴蝶装等模型。而这种实践教学的尝试,竟然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效果,学生纷纷反映,他们喜欢这种教学方式,既增长见识,又对古籍版式有了较深的了解。总之,历史文献学作为历史学的基础学科,在教学的过程中,要结合学生的实际情况,制定切实可行的教学目标和教学内容,不要死搬硬套。在教学方法上,要采用灵活多变的教学方法,采用启发式教学,实践教学,让学生充分地加入到教学过程中来,激发学生们学习历史文献学的兴趣。 作者:吴超 单位:包头师范学院 历史文化学院 中国历史论文:辽西地域在中国历史的地位 一、辽西地域与中国古代文明起源 从考古学文化看,辽西地区史前古文化源远流长,不仅不落后于中原,有时甚至更先进。辽西地域发出照亮中华大地的第一道文明曙光,成为中国古代文化的重要源头之一。[4]下面主要从文明起源的精神层面略述辽西地域古代文明起源及在中华文明史中的地位。(一)社会组织形态方面辽西考古学文化系列从兴隆洼文化开始,经历了数千年的演变,由氏族到部落,再到“古国”,率先迈入文明的门槛。从查海、兴隆洼遗址揭露的村落房址看,当时人按照血缘关系聚族而居,同一血缘聚居一处,为一个基本单位,社会以这些平等的村落组织联系起来。到赵宝沟和红山文化时期,在彼此分散的平等村落基础上,出现了中心聚落,并进一步形成聚落群。人们的关系不再纯粹以血缘来维系,而是突出了政治、经济和地域的关系,说明社会组织向更高阶段发展。红山文化晚期出现由“环壕聚落”向“环壕石城”演变,这是早期城邑的雏形。至红山文化晚期,辽西地区进入到“古国”阶段。辽西地域在中国古代文明起源上具有“早熟性”和“先导性”,率先在中华大地上放射出第一道文明曙光。(二)崇龙与尚玉辽西考古学文化系列很早就形成崇龙、尚玉观念。在查海遗址中,就出现了用石块摆塑的龙形堆石,被称为“中华第一龙”。红山文化遗址中,出土有玉龙、石龙。在牛河梁遗址女神庙,还出土有泥塑的猪龙,这都说明红山文化居民的龙崇拜。夏家店下层文化,崇龙由自然崇拜向政治礼仪过渡,从而礼制化。辽西地域古文化崇龙观念对中原文化产生巨大影响,红山文化崇龙观念渗透到中国传统文化之中,成为中华文明的源头之一。辽西古文化的尚玉传统也是中国玉文化的源头。在兴隆洼文化遗址中,普遍出土有玉器,制作精细。这些玉器主要用于表达某种观念,服务于宗教或政治目的,说明兴隆洼文化已经出现礼制的萌芽。人们通过“礼”这种形式向神灵献玉。玉具有“神性”,专门用于宗教礼仪活动,所谓“玉亦神物也”“,行礼以玉”。玉成为社会等级地位高低的标识。红山文化“惟玉为葬”,牛河梁遗址中心大墓的主人兼有巫———王的身份。辽西古文化形成以玉为神、以玉礼神、以玉别人的“巫———玉———神”的直接联系,[5]说明“辽西一带的社会分化早于中原”,红山文化在精神领域已经进入文明社会。(三)祭天祀地与崇祖尊王礼制的形成是文明起源的一个主要标志,在辽西古文化序列中,红山文化的礼仪性建筑坛、冢、庙最具有典型意义。从坛、冢、庙结合看,牛河梁遗址是辽西地域规格最高的祭祀整体,是一个更大的文化共同体崇拜共同祖先的圣地。[6]东山嘴和牛河梁遗址祭祀各有侧重,东山嘴遗址侧重祭天祀地,牛河梁遗址重点在于崇祖尊王。牛河梁积石冢体现了“一人独尊”的等级制,女神庙已具有“宗庙”性质,说明此时“王”已经产生。红山文化的坛、庙、冢,“这种反映中国传统礼制的大型礼仪性建筑,与文明起源的其他要素,如金属的发明,文字的出现,城市的形成相比,更具中华文化的传统特色。所以,以红山文化坛庙冢作为中华五千年文明曙光的象征,是当之无愧的。”[7]从兴隆洼文化到夏家店下层文化,辽西地区与全国其它同一时期文化相比,在很多方面处于领先和超前的地位。在红山文化晚期,辽西地区社会发展进入“古国”阶段,率先出现文明社会的曙光。作为一个独立的文化区域,辽西地区与周边文化不断进行着碰撞与交流,创造了远古辽西地区辉煌灿烂的文明,成为中国古代文明起源地之一。 二、多民族起源与汇聚之域———民族主体流变与民族融合 辽西地域是诸多民族(部族)的起源地之一,也是中原汉族与北方东胡族系、东北肃慎族系、秽貊族系等民族迁徙、聚居的重要场域和民族融合的大熔炉。历史上起源于辽西地域的民族主要有先商、孤竹、屠何、山戎、俞人、东胡、肃慎、库莫奚、契丹等,在辽西地域流转迁徙过的部族、民族众多,主要有匈奴、乌桓、鲜卑、吐谷浑、高句丽、渤海、女真、蒙古、满族、锡伯族和汉族等。有学者认为,辽西地域的红山文化属于黄帝文化区,其时空框架与黄帝部族相吻合,红山文化即黄帝时代的遗迹。当以“龙”为标志的红山文化先民们和以“花”为标志的仰韶文化先民们在辽西地域相遇时,作为一种文化融合的结果,产生了以龙纹与玫瑰花纹相结合的新的文化。苏秉琦先生把花(华)与龙的结合过程形象地概括为“华山玫瑰燕山龙”,认为“龙与花的结合会使人自然联想到我们今天的自称‘华人’和‘龙的传人’”。可以说,红山文化先民就是华夏族的直系之一。商人也是从辽西大地走向中原的远古民族。有学者认为,商人祖先起源于辽西,并从辽西走向中原建立商王朝。从文献记载看,辽西地域分布着众多的商子姓方国,如孤竹。孤竹的疆域很广,一般认为包括河北省东北部和辽宁省西部。“营州柳城县,古孤竹国也。”在喀左北洞曾出土刻有铭文“孤竹”的商代铜罍,说明辽西的大、小凌河流域是其主要活动区域。商周至春秋战国时期,活动在辽西地域的少数民族(部族)有“山戎”“令支“”屠何”“孤竹”“肃慎”“俞人”“东胡”等。史载齐桓公曾“禽狄王,败胡貉,破屠何……北伐山戎,制令支,斩孤竹,而九夷始听。海滨诸侯,莫不来服。”[8]山戎活动在河北北部和辽宁西部一带,其强盛时多次侵燕。“令支”也在辽西,是“山戎之与也”。“肃慎”与先商相邻而居,据傅斯年、陈梦家、邹衡等学者考证,肃慎原居地在燕山南北地区,居于辽河、山海关之间。“屠何”亦作“徒河”,西周至春秋时期活动于小凌河下游锦州一带。“俞人”生活在大、小凌河流域,有人认为“俞人”就是后来023建立“扶余国”的扶余人的先祖。战国时期,东胡活跃于辽西地域,与燕和匈奴经常发生战争。战国末至秦汉,中原汉族大量进入辽西地域,改变了这一地域的民族主体。东汉魏晋时期,乌桓、鲜卑南迁至辽西地域,慕容鲜卑建立三燕政权。隋唐时期,奚和契丹族崛起于老哈河和西辽河地区。奚亦称库莫奚,与契丹“异种同类”,属于东胡族系。奚和契丹最早游牧于松漠之间,过着“善射猎”、“随逐水草”的游牧生活。辽亡后,奚人曾一度立国,但很快灭亡。契丹于916年建国,称契丹国,后改称大辽。契丹政权占据北部中国,对中国历史发展产生重大影响。自春秋战国以来,不同民族在辽西地域流转迁徙,碰撞融合。山戎、东胡吸收、融合其他部族,建立部落联盟。燕秦汉时期,匈奴、乌桓、鲜卑在辽西往来迁徙。魏晋南北朝时期,辽西地域周边许多少数民族如鲜卑、高丽、夫余、契丹等迁入辽西并从辽西古廊道进入中原。隋唐时期,营州汇聚了汉、高丽、突厥、奚、契丹、靺鞨、渤海、杂胡等诸多民族,营州同西北的敦煌一样,乃“华戎所交一都会”,呈现“胡化”趋势。辽金元时期民族迁徙频繁,辽西地域奚、契丹、女真、汉人、渤海、高丽、蒙古等杂居,出现空前的民族大融合。明、清时期辽西地区主要聚集着汉族、蒙古、满洲和朝鲜等民族,汉人与蒙古、满族等杂居通婚,文化上相互吸收,最终形成满、蒙、汉一家的民族大融合。辽西地域是一个最活跃的民族大熔炉,不同民族通过辽西走廊迁徙往来、聚居融合,对于中华民族的形成起到重要作用。正是民族之间的迁徙、交流和融合,使东北民族不断融入汉族,成为中华民族的一员,逐渐形成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辽西地域的诸多少数民族在历史上亦颇有建树,其中有的民族不仅实现了本民族的统一,还征服了许多其它民族,在辽西、东北乃至北中国建立了辖域广阔的多民族地方政权。“这些政权对开拓东北边疆,沟通中原王朝,推动东北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民族融合做出了重大贡献,进而为多民族国家的形成与疆域的奠定起着先导作用。”[9] 三、“诗书之路”:辽西走廊与文化交流传播 走廊具有地理和文化两层含义,是民族迁徙、文化传播的重要途径。中国自古就有西北河西走廊、西南藏彝走廊和东北辽西走廊,这些走廊通道在人类文明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成为沟通东西方、农耕与游牧和中原与边地的重要民族-文化廊道。在各走廊通道的连接下,不同民族通过走廊而迁徙往来,不同文化得以传播交流,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正是在这种持续不断的民族和文化的交流融合中得以形成和壮大。“辽西走廊”指的是分布于辽西地域的连接中原和东北的交通廊道。辽西古廊道在历史时期形成,并不是单指傍海通道,而是包括傍海通道在内的几条古代交通孔道,总称为“辽西走廊”。辽西古廊道早在红山文化时期已见雏形。从辽西新石器时代聚落遗址分布看,辽西优秀区大凌河、老哈河流域已经发现的红山文化遗址基本连成一线,[10]形成交通廊道。这些廊道也是后来山戎、东胡、乌桓、鲜卑、契丹等部族多次迁徙和南进的最主要的孔道。汉魏以后,经辽西地域由中原通往东北的古廊道主要有四条,即古北口———平刚———柳城道;卢龙———平刚———柳城道;无终———平刚———柳城道;临渝关———锦州傍海道。前三条古廊道的枢纽是平刚(今凌源市)和柳城(今朝阳市)。从中原出发前往东北,一般都是穿过燕山关隘,沿瀑河、青龙河河谷北上,进入辽西大凌河流域的重镇平刚。由平刚北上,沿老哈河可直达赤峰以北;由平刚顺大凌河东北行,经柳城越医巫闾山抵达辽东,北上便进入东北腹地。辽金以前,这三条道路发挥着重要作用。辽、金时期,傍海道(碣石-锦州段)得到进一步开发,地位逐渐提升。明清时期,傍海辽西走廊“扼山海之冲要,为京师之樊篱”,成为中原通往东北的咽喉要道。[11]历史上,沿着辽西古廊道,中原汉族与东北诸民族进行着持续不断的物质与文化交流。但与西北丝绸之路、西南茶马古道相比,辽西古廊道更突出的是文化交流。辽西地域在青铜时代到来之前,属于玉器崇拜和玉石信仰时代。玉作为礼器而传播,形成了具有精神信仰的玉石之路。“玉文化传播不仅是物质文化的传播,同时也有史前信仰观念的传播。”[12]夏家店上层文化南山根等石椁墓中都出土有中原地区的青铜礼器,说明夏家店上层文化所代表的部落首领或贵族仿效中原诸侯国的礼俗,辽西地域与中原通过辽西古廊道保持密切的文化交流。[13]商周之际,箕子从辽西去朝鲜,“教其民以礼义,田蚕织作。……是以其民终不相盗,无门户之闭,妇人贞信不淫辟。”[14]即“诗书达于礼教”。辽西是商周时期中原人主要迁徙地,也是从陆路到东北的第一站。在喀左发现的商周青铜器看,一部分从中原传来,属于礼器,说明商周的礼乐文明沿辽西古廊道传播。汉晋时期,中原汉文化通过辽西古廊道不断向东北传播扩散。慕容鲜卑建立三燕政权,“渐慕华风”,而佛教也传入辽西朝阳,慕容皝在龙山建龙翔佛寺,[15]这也是东北第一座佛寺。后佛教传向高句丽,前秦苻坚“遣使及浮屠顺道,送佛像经文。”佛教通过辽西走廊传入东北腹地并传至朝鲜半岛。辽西走廊不仅是地理交通廊道,更是一条承载文化的“诗书之路”。辽西古廊道的文化符号更具有特殊意义。“诗书之路”侧重于强调和突出文化与精神层面,包括信仰观念。玉器、青铜礼器、典籍和佛教等都表现为文明与文化,属于精神层面,要高于物质层面。辽西古廊道这条“诗书之路”对于汉文化圈的拓展起到重要作用。不同民族文化认同越多,文化的冲突就越小,矛盾就越少,最终由民族心理上“非吾族类,其心必异”而实现“车书一家”。这种超越地理意义上的文化认同,正是“诗书之路”精神文化传播的结果。 四、辽西地域农耕与游牧的转换 辽西地域处于农耕、游牧和渔猎交汇区,自然生态、气候宜农宜牧,不论农耕还是游牧,都有着悠久的历史。自古以来,由于气候变迁、民族分布和经济方式等自然环境和人文因素的影响,这里的经济类型并不是单一的农耕或游牧,而是农耕与游牧等经济类型并存,且农耕与游牧相互转换。从考古学文化看,从兴隆洼文化到夏家店下层文化,辽西地域农耕、畜牧、与渔猎等经济类型并存,属于混合经济,但原始农业占有较大比重,说明辽西地域农业起源较早并达到一定水平。西周以后,整个北方气候趋向干旱寒冷,森林减少,草原扩大,畜牧业逐渐发展起来。大约到西周晚期,北方进入以骑马为标志的半游牧-游牧经济阶段。[16]在老哈河流域的宁城南山根夏家店上层遗存三号墓出土的铜环上有骑马射猎立雕,说明当地人已懂得骑马,在新的生态环境下做出“专化游牧业”的抉择,由农耕定居逐渐向游牧转变。到战国晚期燕文化全面到达辽西之前,这里已经转变为游牧业。战国秦汉时期,以长城为标志的南北民族、经济和生态分界线最终形成。长城以南,为汉文化区,长城以北,属于游牧世界,农耕与游牧两大世界长期并存与对立,生产方式和文化差异所导致的大规模的军事冲突也不可避免,辽西地域成为农耕与游牧民族冲突、碰撞的前沿地带。影响辽西地域经济类型和特点的原因很多,主要有气候变迁、民族分布、人口流动和国家政策等。大体说来,辽西地域经过几次农牧转变。西周春秋时期由农耕转变为游牧业。燕秦西汉时期,设置燕北五郡,由游牧转向农耕。东汉魏晋时期,乌桓、鲜卑南下长城塞内外,此地由农耕转为游牧。慕容氏迁居辽西后,“教以农桑”,又由游牧转向农耕。隋唐时期,营州农业经济集中分布在柳城及其附近汉人、高丽人聚居区,其余地区主要是游牧业。辽金时期,由于不同民族和人口迁移等因素的影响,辽代辽西地域的农牧业北、南有别,北部以游牧业为主,南部以农业为重。金代辽西地域的原契丹等诸群牧多得以保存,但牧业所占比重恐不如辽代那么大,当地农业生产有所发展,垦田增加。元、明时期,辽西地域再一次由农耕转变为游牧为主。蒙古南下,大片良田沦为牧场。明朝时,辽西地域成为蒙古人的驻牧地,如赤峰地区有蒙古乌梁海部,承德地区有喀喇沁部,朝阳、阜新地区有东土默特部。清朝初期,柳条边以西辽西地域仍主要是游牧区。清朝中期,对东北封禁政策有所弛懈,大量流民进入蒙地垦田种地,“借地养民”使这里由半农半牧区逐渐变成农耕区。到清朝康熙、乾隆年间,承德平泉地区景观大变,“井庐相望,禾黍盈畴与内地无异矣。”乾隆皇帝曾感叹曰:“昔原蒙古游牧地,今作齐民耕凿场。”清末以来,大量汉人涌入辽西地域,基本形成现代以农耕为主、农牧交错的文化景观。辽西地域是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的起源地,从一定意义上讲,二者同根同源。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在辽西地域成长、发展、冲突、融合。辽西地域农耕与游牧转换意味着民族主体、经济类型、生产方式和文化认同的变化,农耕与游牧交替转换体现了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裂变-聚合这一形成、发展的辩证法。“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的一连串问题,似乎最集中地反映在这里,不仅秦以前如此,就是以后,从‘五胡乱华’到辽、金、元、明、清,许多‘重头戏’都是在这个舞台上演出的。”[17]辽西地域农耕与游牧相互转换对于理解中国北方民族关系和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等意义重大。 五、以汉文化为底色的多元一体文化特质 辽西地域多民族杂居,民族文化相互影响。一方面,随着汉文化圈的形成与扩展,为辽西地域文化奠定了基调与底色;另一方面,不同时期不同民族反复交叉构建着辽西地域文化,形成辽西地域以汉文化为底色的多元一体的文化特质。辽西地域文化以汉文化为底色。从考古学文化看,红山文化、夏家店下层文化的一些文化因子是中华文化根系之一,如尚玉崇龙、聚落形态、祭天祀地、丧葬礼仪等直接成为汉文化的观念与制度源头,而由此演生的诸多文化层面构成了汉文化的组成部分。从这个意义上讲,辽西地域的汉文化不是外传的,而是扎根于辽西本土的。从文化传播看,汉文化对辽西地域文化的影响是持续不断的,汉族人口的不断迁入和在当地人口中的比例决定着汉文化的比重。从文献记载看,辽西地域与中原的文化交流在夏商时期就已出现。箕子率商民携诗、书、礼、乐、百工去朝鲜,这是华夏系汉文化在辽西、辽东地域大传播时期。战国后期,燕国袭破东胡,筑长城确定农牧分界线。这不仅是一次大规模的军事扩张,更是一次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文化整合,汉文化在辽西占据主导地位。秦、西汉进一步巩固这一成果,奠定了辽西地域汉文化基础。魏晋南北朝时期,乌桓、鲜卑以其独特的民族文化丰富着辽西地域文化内涵,但受汉文化影响,他们“渐慕华风”,被汉文化所同化。辽金时期,在“胡”、汉文化的相互影响中,汉文化占主导地位,契丹人制度“大略采用唐制”,“参酌国俗,与汉仪杂就之”。随着中原汉族的大量迁入,辽西地域的奚、契丹人也转向农耕。辽朝皇帝还尊奉孔子,儒家伦理道德对其产生影响。[18]清中期以后,汉人不断涌入辽西,辽西蒙地得到开发“,内地民人渐集,汉文风气一开。”汉文化占据主导地位。辽西地域文化充分体现多民族文化色彩,有时甚至色彩浓重,局部湮没汉文化底色。燕国占领辽西地域后,燕文化亦深受当地少数民族文化影响。从燕山南北地区出土的燕国青铜器看,表现出强烈的北方民族文化特色。隋唐时期,辽西地域为多元民族文化交融之地,胡文化对汉文化产生全面而持久的影响,各个领域各个阶层都有胡化倾向,体现出强烈的胡风和多元文化因素特点。契丹、女真和蒙古等民族文化也影响汉族文化。辽时,北方还呈现出汉民族的契丹化,很多汉族人从事农耕兼畜牧,在居住、饮食、风俗、服饰、婚丧嫁娶和性格、精神生活等方面都呈现更多的北族因素。[19]蒙元时期,辽西地域成为游牧之地,蒙古族文化成为主流,在某些方面,汉文化底色被遮盖。明、清时期,蒙古、满洲文化亦影响着汉文化。汉人因久居蒙地,亦“习蒙语、行蒙俗、垦蒙荒、为蒙奴、入蒙籍、娶蒙妇、为蒙僧等等不齐。”[20]所谓“人杂牛羊气,山多虎豹声。家家番字帜,寺寺梵文旌。”[21]辽西地域在不同时期因民族主体的不断变化而呈现文化的“汉化”或“胡化”,但随着汉族不断迁入,汉族文化的底色一次次被凸显出来,形成多元一体的新的地域文化。经过漫长的历史积淀,辽西地域形成独特的文化特征:一是文化悠久连续,底蕴丰厚。辽西古文化具有悠久性与连续性,从兴隆洼文化中经红山文化至夏家店下层文化,呈现文化传承关系,具有很强的文化连续性。漫长的农耕与游牧文化积累,底蕴丰厚。二是文化内涵丰富而复杂。各民族文化碰撞、冲突和互补、融合,形成了极具地域特色的三燕文化、契丹文化、避暑山庄文化、佛教文化、蒙族文化和移民文化等,构成了辽西地域文化的丰富内涵,创造了复杂的文化景观。三是开放与兼容并蓄。辽西地域多种民族杂居,多种文化因素荟萃,辽西古廊道沟通南北,草原丝绸之路贯通东西,从而形成开放与兼容的特质。四是剽悍与创新。剽悍尚勇是东北各民族的基本特征,辽西地域是多民族汇聚之地,更强化了这种性格特征。“广宁,古幽州地。迨元置广宁路,其地广袤,汉胡杂处,人性犷悍,冠裳异制,习俗尚武”。与此同时,多元民族文化也使辽西地域文化富含创新精神,穷则思变,勇于进取。五、先进与落后杂陈。由于辽西地域民族成份复杂,发展水平不同,在辽西“这一特定文化场相遇的文化,不仅存在着形态上的差异,而且存在着领先与落后的发展进程上的‘文化差’,因此,从相遇之初的碰撞,走向最终的融合或同化的艰难历程中,必然存在着一个先进和落后杂陈的过渡阶段。”但经过痛苦的冲突、选择,最终向先进的文化融合,共同创作新的富含多民族因子的文化。 六、人类活动与生态环境变迁的活标本 人类活动于特定的地理与生态环境中,人类活动受地理与生态环境的影响和制约,又影响和改变生态环境。从人地关系的演变过程看,人类与自然环境的关系经历了由对自然环境的被动性适应到对自然环境的选择性适应和对自然环境的全面改造三个阶段。人类对自然环境的改造体现了人对自然支配能力的提高,但也造成人与自然关系的失调。气候和人类经济方式选择是影响、改变生态环境的两大因素。辽西生态环境变迁受到气候变迁的影响,但人为的过度开发、破坏是造成辽西生态环境恶化的根本原因。辽西生态环境经历了巨大变迁。据研究,全新世气候和环境经历了多次变化,在全新世大暖期,辽西地域气候温和,雨水丰沛,生态环境良好,表现为森林、草原和原始农业景观。从兴隆洼文化到夏家店下层文化,大凌河流域和西辽河流域成为人们从事农牧业的重要场所,黄土台地成为人们居住的最佳选择,因此逐渐发展为农耕定居。进入历史时期,辽西地域的生态环境并不像现代这样恶化。隋唐以前,辽西地域森林密布,水草丰茂,野生动物种类繁多,山戎、东胡、匈奴、乌桓、鲜卑、奚、契丹等民族游牧其间。唐朝时松漠西部称为“千里松林”或“平地松林”,原生植被覆盖率极高,野生动植物种类很多。《新唐书·地理志》载营州柳城土贡有人参、麝香、豹尾等。辽金元明时期,由于气候变得干旱,森林减少,同时由于移民垦荒,出现土地沙化现象。但整体来说,生态环境保持良好,如西辽河冲积平原上“高原多榆柳,下湿饶蒲草”。明朝时“锦州各边,山险陡峻,树木稠密”。朝阳山深林密,“水草肥美,游牧无边”。清代中期以前,敖汉一带尚“沙柳浩瀚,柠条遍野,山深鹿鸣,黑林生风。”大凌河在辽金时期可以行船,明末清初仍可泛舟,蒙古人在大凌河上游砍伐木材,顺大凌河漂流而下,直到义州。清中期以后,随着关内大量移民迁入,辽西地域生态环境破坏日趋严重,木本植物速减,草本植物增多,气候进一步干旱化,河流水量减少,沙地扩展。如朝阳地区到处是“垦遍山田不见林”,加之官民乱砍乱伐,造成辽西森林资源枯竭,水土流失严重,昔日绿色山野变成荒山秃岭,奔涌的河流变成了干河套,土地严重沙化、自然灾害频发,生态环境呈现残破之相。“在不改变发展模式的情况下,辽西地域人类活动与生态环境形成恶性循环,辽西地域由原来的先进变得落后,这是造成辽西地域落后的根本原因。”①在此以东北虎在辽西地域的退却来说明辽西地域生态环境变迁。从远古到清代,辽西地域属于东北虎分布区。在喀左鸽子洞遗址、凌海市沈家台遗址、黑山县姜家屯遗址等都有虎化石发现。西汉时,右北平郡有老虎出没,郡守李广“及居右北平射虎,虎腾伤广,广亦竟射杀之。”东汉时,辽西乌桓“献奴婢牛马及弓虎豹貂皮。”[24]说明有虎存在。辽金元时期,史籍中多有在辽西地域猎虎的记载。“这一时期,狩猎的地域从辽西地区的医巫闾山到西辽河流域的炭山、黑山,再到金上京会宁府(今黑龙江阿城)附近地区,范围相当大。”[25]明代及清代中期前,虎在辽西地域“诸山皆有之”,凌源东南窟窿山“树木阴翳,狼虎成群,居民常见有数大虎率小虎往来于洞中”。[26]喀左大城子一带“树木成林,虎狼群聚”。清代史料中多有皇帝在辽西一带打虎的记载。清中期后,由于移民大量迁入,开山垦荒、砍伐山林,给东北虎的生活环境造成了很大破坏,东北虎的活动区域日益向北退却。自1912年后,辽西再未见虎的踪迹。至20世纪50年代,东北虎分布区的西南缘已退到吉林省辉发河流域和集安、浑江一带。[27]人类在特定的地理与自然环境中创造历史,这种创造不是随心所欲的,人们必须尊重生态环境,处理好人与生态环境的关系。辽西地域生态环境变迁是一个典型案例,研究辽西地域生态环境变迁,总结经验教训,重新协调人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对于辽西地域生态文明建设和可持续性发展有着不可低估的作用。 作者:崔向东 单位:渤海大学 政治与历史学院 中国历史论文:中国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历程 摘 要:文章分析了中国历史文化遗产体现的主要特点,全面回顾了中国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历程状况及特征,并指出中国历史文化遗产面临新的严峻挑战,特别是在思想认识和保护理论方面亟待改变。 关键词:遗产;文化;保护 中国是一个有着五千年文明历史的古老国家。据考古发掘和史料记载,古代文明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史前社会。大约公元前21世纪中国出现了第一个王朝国家――夏朝。在这之前的新石器晚期,随着第一次社会大分工,农业已经成为主要的生产方式,青铜器铸造业、陶器与玉器业以及文字符号相继出现,居民点也渐渐固定下来,形成了规模不等的中心聚落和城市雏形,并且开始建造大型祭祀场所与礼制建筑。这些以冶炼、器皿制作、文字、城市、大型礼仪性建筑为标志的早期文明发展要素和带有古代国家组织及其权力集中的特征,表明我们的祖先已经摆脱了自然的野蛮状态,迈进了古代文明社会。在上下五千年漫长的历史岁月里,一代又一代华夏子孙按照自己特有的国情创造历史,积淀了极其丰富的文化遗产,凸现了中华文明根深蒂固,枝繁叶茂,从而在世界文明史上独树一帜,别具风采,为人类进步作出了巨大贡献。 一、中国历史文化遗产的主要特点 中国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荟萃了中华文明,主要特点集中体现在两个方面。 其一,中华文明源远流长,绵延五千年持续发展,从来没有中断。这种状况与其他文明古国迥然不同。虽然世界上有如中国这样的文明古国并不是孤例,除了中国黄河中下游是华夏文明的发祥地以外,北非的尼罗河下游、西亚的幼发拉底河与底格里斯河的两河流域,以及地中海的古希腊半岛和南亚的印度河流域,也都孕育了古代文明。位于这些地域的埃及、巴比伦、希腊、印度等文明古国的历史比中国更早,但是都曾出现过中断,形成古代文明的断裂。唯独只有华夏文明的发展历史从古至今一脉传承。关键在于文化传承的同一性。中国的语言、文字、历法、人生哲学、伦理道德、宗教信仰乃至政治理念等,很早就实现了大一统,具有强大的凝聚力和生命力,是中华民族生生息息、代代相传的立身治国之本。正是华夏文明绵延不断,才造就了中国历史文化遗产积淀异常丰厚深邃。 其二,中华文明博大精深,具有多元一体的鲜明特征。一方面在世界上像中国这样56个民族并存、和睦相处、共同生活的国度绝无仅有。几千年来中国多民族互动的过程始终没有停止,民族关系相当密切。伴随着民族融合,汉文化与各民族文化在吸纳、放射和更新中持续融入了新鲜血液,升华成为灿烂绚丽的中华文明。另一方面中国史前文明呈现多元萌芽演进和以黄河流域中原文化为主体发展的轨迹,也颇为罕见。古代文明起源的多元演进与中原文化发展互为补充,丰富了中华民族的文化形态、文化内容和文化内涵。由于不同民族、不同地域的文化在历史发展嬗递的进程中不断融合,兼收并蓄,共同走过了五千年,使文化遗产异彩纷呈,辉煌璀璨,在世界上无与伦比。 二、党和国家向来重视历史文化遗产保护 早在北平解放前夕,为了保护这座古都,中央军委决定同北平守敌谈判,争取和平接管。1949年1月16日发出关于保护北平文化古城电报,指示前委 “必须作出精密计划,力求避免破坏故宫、大学及其他著名而有重大价值的文化古迹。”要求前线部队“对于城区各部分要有精密的调查,要使每一部队的首长完全明了,哪些地方可以攻击,哪些地方不能攻击,绘图立说,人手一份,当作一项纪律去执行。”同时为避免一旦被迫攻城造成文物古迹破坏,解放军特地登门拜访梁思成先生,请他在北平军用地图上标出城内重要古建筑的位置。北平解放后,又将梁思成先生主持编写的《全国重要文物建筑简目》印发给南下部队,用于各地作战和接管时保护古建筑,表明对中国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高度重视。 1950年建国伊始,中央人民政府很快政令,作出了《关于保护古建筑的批示》,并颁布了《古文化遗址及古墓葬之调查发掘暂行办法》、《关于地方文物名胜古迹保护管理办法》和《关于征集革命文物的命令》。1956年国务院着手组织第一次全国文物普查,1981年和2004年先后进行了第二次、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登记不可移动文物近40万处,为发展中国文物事业奠定了基础。紧接着1958年将“国家保护名胜古迹、珍贵文物和其他重要历史文化遗产”的法律规定正式写进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1961年国务院依据宪法颁布了《文物保护管理暂行条例》,从此为建立中国文物保护法规体系奠定了基础。同年国务院公布了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开始实行以核定公布“文物保护单位”来保护历史文化遗产的制度。 但是随着中国经济建设发展,城市规模一再扩大,在城市规划和建设过程中因为缺乏文化遗产保护意识,不注意保护历史文化古迹,致使一些古建筑、遗址、墓葬、碑碣、名胜遭到了不同程度的破坏。进入改革开放时期,在基本建设和发展旅游事业中,又出现了一些新情况和新问题,使城市和文物古迹的环境风貌进一步受到损害。为了采取有效措施,遏制文物古迹继续遭受破坏,以免断送长期积累起来的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1982年2月,国务院批转了国家基本建设委员会、国家文物事业管理局、国家城市建设总局关于保护中国历史文化名城的请示,公布了第一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同年11月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五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成为中国第一部关于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法律。 鉴于文物保护与城市规划建设关系十分密切,必须依法规范各类建设活动,确保文物免遭破坏,国务院于1984年1月颁布了《城市规划条例》,规定城市规划应当切实保护文物古迹,保护和发扬民族风格和地方特色。1985年1月中国政府正式加入《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使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与国际接轨,按国际标准在进一步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同时,启动了申报世界遗产的工作。1986年国务院确定将文物古迹比较集中,或较完整地保存某一历史时期的传统风貌与民族地方特色的街区、建筑群、小镇、村落,划定为历史文化保护区。在履行国际公约和实践中国法律法规的基础上,全国人大于1989年12月审议通过了中国城市规划建设的第一部法律,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规划法》,法律明确规定编制城市规划应当保护历史文化遗产、城市传统风貌和地方特色。城市新区开发应当避开地下文物古迹。 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国经济建设开始步入快车道,呈现出快速增长的发展势头。新一轮更大规模的城市建设蓬勃兴起。长期因资金紧缺而起步艰难的旧城改造,由于推行了城市土地有偿使用和房屋商品化的体制改革,出现了生机,许多历史文化名城也因此开始了大面积的旧城改造,导致出现了大量“建设性”破坏。鉴于此,经国务院批准,1993年10月建设部和国家文物局在襄樊市召开了全国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工作会议。1994年1月国务院批转了建设部和国家文物局《关于审批第三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和加强保护管理的请示》。通知要求抓紧编制、修订和审批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建设部、国家文物局根据国务院通知精神,印发了《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编制要求》,作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重要依据。经过在十年实践中积累经验,建设部于2005年7月了《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规范》,进而为编制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制定了国家标准。 21世纪以来,党和国家把提高文化遗产保护意识,加强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保持民族文化的传承,摆在了更加突出的位置。继2002年10月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次会议修订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以后,2007年10月党的十七大更将弘扬中华文化,“重视文物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列为中国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一项重要任务。同年10月28日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以下简称《城乡规划法》),接着又于12月29日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再次决定修改并重新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以下简称《文物保护法》),从而为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精神,切实保护好中国历史文化遗产,建立起法律构架,使保护方针和原则更加清晰明确,保护内容和措施日臻完善。在此短暂期间,国务院于2003年5月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实施条例》(以下简称《文物保护条例》),2005年12月22日还专门下发了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国发[2005]42号),并首次决定在中国设立文化遗产日,开始了每年一度的文化遗产保护宣传普及活动。2006年11月,文化部公布了《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管理办法》。不久依据《文物保护法》规定,2008年4月2日国务院第3次常务会议又通过了《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以下简称《名城保护条例》)。至此《文物保护条例》和《名城保护条例》两部行政法规相继公布施行,以及地方性法规与行政规章配套制定,使中国文化遗产保护走上了健全的法制轨道。 三、中国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状况及特征 中国对文化遗产的保护集中体现在保护文物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两个方面。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半个多世纪里,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始终没有停止,经历了长期艰苦的开拓过程。回顾中国历史文化遗产保护走过的道路,大致可以概括为三个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为1950年至1981年。这一阶段中国在经济建设上实行计划配置资源的经济体制,致力于推进工业化发展,对于文化遗产保护采取完全由国家财政负责的体制和政策。一方面由于中国经济基础比较脆弱,不可能安排更多的资金和经费用于保护文化遗产;另一方面中国保护文化遗产的社会意识尚处于初始阶段,认为保存历史文物和革命文物的目的仅仅在于体现中华民族的悠久历史,进行光荣的革命传统教育。三十多年里,中国对文化遗产的保护一直局限在文物古迹个体保护的范畴,同时由于长期受意识形态的影响,在相当多的人们心目中,甚至将文物古迹、老建筑和历史遗存的古城街道当作旧社会与旧制度的产物,采取了漠视和排斥的态度。尤其“”十年动乱带来的灾难,在破旧立新中彻底割断历史,否定文化遗产,使中国大量文物古迹遭受严重破坏,非物质文化遗产几乎消失殆尽。 第二阶段为改革开放后的1982年至2000年。这一阶段以198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颁布为里程碑,标志着中国以文物保护为中心的文化遗产保护制度形成,并公布了第一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的名单,首次提出要保护历史文化名城。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体现了两大特征:一是把保护的对象从文物本体拓展到了文物赖以存在的历史环境;二是把保护的内容从单个的文物古迹扩大到了成片的历史地段和更大范围的古城,包括古城的整体格局和传统风貌。 第三阶段为21世纪以来的若干年。这一阶段以2002年党的十六大为标志,站在历史和时代的高度,提出新世纪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发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奋斗目标,并把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摆在了增强综合国力竞争的突出地位。党和国家强调“文化的力量深深熔铸在民族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之中”,通过大力加强文化遗产保护,培育和弘扬民族精神。在短短五年时间里,两次修订《文物保护法》,设立文化遗产日,颁布《文物保护条例》与《名城保护条例》,促成一批文物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列入了《世界遗产目录》和《世界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目录》。2007年在党的十七大上,进而把加强文化遗产保护作为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一项重要使命,极大地唤起了社会意识和民族意识,开创了中国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新局面。 目前中国登记在册的地上地下不可移动文物多达40多万处。先后公布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351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约9300处、地县级文物保护单位58000多处。经国务院批准,公布了110座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截至2008年底,建设部和国家文物局已经公布了143个历史文化名镇和108个历史文化名村。 在中国文化和自然遗产中,有37项入选为联合国《世界遗产目录》,数量仅次于西班牙和意大利,居世界第三位,也是拥有世界遗产类别最齐全的国家。 如今在全社会的共同努力下,中国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体现了两大特点:一是保护对象和保护范围由早期保护文物古迹个体,逐步扩大到了保护文物的历史环境、历史文化名城、历史文化街区、历史文化名镇、名村和历史建 筑;二是保护文化遗产的途径更加清晰,方法更加科学合理,措施也在不断完善,取得了显著成效。 四、中国历史文化遗产面临新的严峻挑战 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从根本上彻底改变了闭关锁国和沉闷僵化的状况,打破了束缚人们的思想和体制桎梏,调动了亿万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有力地推动了经济社会的大发展。这一时期,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和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不断加快,中国的经济总量连续三十年保持着高速增长,国内生产总值占全球的比重由1978年的1%上升到2007年的5%以上,对外贸易总额占全球的比重由不足1%上升到8%左右。社会生产力强劲发展的势头和日益丰富的物质条件,为保护历史文化遗产提供了越来越多的资金保障和技术支持,极大地促进了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给中国的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创造了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大好机遇。不过,中国的文化生态也在这一时期发生着巨大的变化,历史文化遗产及其生存环境受到了严重威胁。 过去几十年,受计划经济体制禁锢,中国城市维护建设资金长期紧缺,始终困扰着各级城市政府。城市基础设施欠账过多,居民住房、道路交通、生活环境迟迟得不到改善,尤其旧城区改建起步尤其艰难。改革开放以后,由于推行了土地有偿使用制度、房屋商品化制度以及多元化投资和财政、税收、金融体制等项改革,市场经济体制和市场主导资源配置的机制逐步形成,从而为城市政府增加财政收入,筹措建设资金,开辟了广阔渠道。城市建设因此注入了新的生机和活力,万马奔腾,出现了蓬勃发展的新局面。 但是与此同时,在一浪高过一浪的改善投资环境,加快经济发展,提高人民群众居住水平的汹涌大潮中,人们已经来不及思考历史文化遗产的特殊价值,意识不到保护历史文化名城,继承和弘扬祖国优秀历史文化对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意味着什么。在这样一种大的历史环境下,许多历史文化名城也纷纷破城开路,拆除古老的城墙,开始进行大面积的旧城改造,从而带来了“建设性”的破坏。一些地方在引进资金开发建设中,违反城市规划,任意选址定点;随意改变规划确定的建筑密度、容积率、建筑高度等控制指标;肆意开发历史文化名城的黄金地段,大拆大建历史街巷和传统民居、商铺;甚至擅自拆除文物建筑以及已经明确保护的古代建筑和近代建筑。正是因为对于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意义认识不足,加之利益驱动,所以有些历史文化名城过度开发,造成不少古建筑、古遗址岌岌可危,传统格局和整体风貌遭到了严重毁坏。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大规模的房地产开发热和资源掠夺式的文化旅游开发,使中国历史文化名城、街区和村镇面临着新的更加严峻的挑战。这些历史文化遗产遭受“建设性”破坏和“旅游性”破坏的状况,在地域分布上具有显著特点:越是中国东南沿海地区,越是经济发展较快的城市,越是文化旅游火热的名城名镇,破坏的程度也就越是严重。 不仅如此,在中国一些地区,进行文物非法交易、盗窃和盗掘古遗址古墓葬,以及走私文物的违法犯罪活动相当猖獗,导致大量珍贵文物流失境外,许多重要文化遗产消亡或失传。在历史文化遗存相对丰富的少数民族聚居地区,人们生活环境和条件的变迁,使得民族或区域文化特色消失加快。形势严峻,不容乐观。 由此可见,在经济快速增长和加快推进工业化、城镇化进程的新形势下,面对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和不断出现的严峻挑战,加强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具有更加现实的紧迫性,已经变得刻不容缓。这就需要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和有关部门从对国家和历史负责的高度,从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的高度,充分认识保护历史文化遗产的重要性,进一步增强责任感和紧迫感,切实做好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工作。 五、思想认识和保护理论的缺失亟待改变 目前,中国在历史文化遗产保护方面虽然初步建立了比较完备的法律法规体系,但是实施这些法律法规却存在着很大困难。有法不依,执法不严和以言代法、以权代法的现象仍然相当普遍。在很多情况下,只要没有直接伤害自身利益,人们对于发生在身边的破坏文化遗产的违法行为和违法案件往往熟视无睹,表现得麻木不仁。这些现象反映了现阶段中国保护文化遗产的社会意识和国民素质还不能适应时代要求,与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相去甚远。 出现这种状况并非偶然,而是与中国特殊国情下长期形成的认识和理论上的严重缺失,有着深刻的历史根源。中国历史上经历了漫长的封建社会,生产力发展十分缓慢。新中国的诞生,建立在贫穷落后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废墟上。建国后,经过短暂的经济恢复,很快开始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并且在一段很长时期内实行计划经济体制来解决资源配置和亿万人口的温饱问题。由于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比较低,国民经济还不富裕,人民群众尚未摆脱衣食之虞,自然不会产生保护历史文化遗产的动机和需要。恰恰相反,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里,所有的事物和言行都毫无例外地被打上了“阶级烙印”。历史文化遗产也被当作旧社会和旧制度的产物,遭到排斥与否定。以梁思成先生为代表的一代建筑宗师和大家对于保护古城、保护文物的大声疾呼,就被淹没在了“复古主义”的批判浪潮中。这种极左思想曾经影响了中国两代人的观念。改革开放后,中国转入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新时代,把发展社会生产力摆在一切工作的首位,极大地调动了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基本解决了13亿人口的温饱问题。但是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必须经过一个渐进的过程,由于发展阶段的限制,人们的思想认识顾此失彼,关注点和着力点出现了偏差,因此不惜以牺牲资源、环境、文化遗产和自然遗产为代价,拼经济,上项目,引资金,追求经济高速增长和经济总量达标,造成了大量历史文化遗产损毁,使历史文化遗产及其生存环境受到了严重威胁。直到党的十六大以来,提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并将科学发展观确定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和贯彻的重大战略思想,整个社会和国民对于文化遗产保护的认识才产生了质的飞跃,发生了根本性转变。2005年至2008年,在短短四年里,中国先后下发了《国务院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公布了《城乡规划法》、《文物保护法》(第二次修正)和《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保护文化遗产还被写进了党的十七大报告。所有这些重大举措,都标志着对保护文化遗产的认识开始迈向一个新的阶段。当然,要想真正变成人民群众的自觉行动,还需要相当长的过程。 中国特殊的国情,也使保护文化名城的理论研究中断了几十年。迄今中国公布了上百座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工作依靠名城所在地有限的专业技术力量,各自为战,进行实践探索,创造了丰富的经验。尽管经验层出不穷,学术交流不断,但是很大一部分内容停留在政策、资金、方式等具体操作层面,很少涉及理论上的探讨研究。况且自从1993年在襄樊市召开了全国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工作会议后,时隔十五年,中国再也没有就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成就、问题、基本经验进行回顾总结,特别是对于那些已经被实践证明行之有效的途径和方法加以概括提炼,对于历史文化名城固有的特性、规律以及新时期面临的机遇和挑战也缺乏分析判断。进入20世纪90年代末以后,涉足于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研究的专家学者、研究机构和规划设计单位渐渐多了起来,即使这样,在专业技术队伍总量上也还只是凤毛麟角,影响极其有限。而且研究比较多的是对物质文化遗产个案的评价分析,侧重在形态保护的方法及规划设计的成果,而对其文脉传承和具有普遍意义的理论问题探索明显不够。如今,在国内尚未形成一整套比较系统成熟的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理论。这也是目前对保护工作缺乏指导性和不足以唤起社会保护意识,提高国民素质的重要原因。 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时期的产物,承载着不同历史阶段的信息。它们的产生与演化势必受到当时政治经济和文化背景的深刻影响。因此保护好这些名城名镇名村,必须大力加强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理论研究,要把历史、考古、规划、建筑融为一体,从当地历史文脉切入,综合运用政治、经济、社会、历史、地理、哲学、文化、艺术、建筑、规划、法律、行政等多学科知识,深入发掘它们的属性特征、演变过程、历史价值、科学价值、艺术价值和文化特色,以及如何服务当代社会,创造现代文明。 中国几十年的实践经验表明,只有通过认识的不断提高和对理论的积淀创新,才能端正思想,科学指导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工作,应对在新的历史阶段所面临着的严峻挑战;才能抓住机遇,在传承优秀历史文化的同时,使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始终保持旺盛的生机和活力,得到永续发展。 中国历史论文:论中国历史文化对法律监督的影响 【摘 要】从近年腐败现象和职务犯罪滋长的势头来看,综合治理职权,加强法律监督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已经是不言而喻的。而且从建立法治国家的长远目标来看,法律监督更是一个必须加强的法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我国的法律监督机制还存在着许多问题等待着人们去探讨和解决。 【关键词】监督;御史;礼;王权至上 一、中国古代监督制度的产生、发展 早在西周时期,中国的官制上就已经有了御史之称。御史当时是在皇帝左右掌管文书档案和记事的工作,同时还兼有监督官吏执法的职责。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各国均设置并赋予其监察职责,如《史记・滑稽列传》中记载:“执法在旁, 御史在后。”虽然那个时期的御史监察制度不具备现代监督的基本特征,但在当时封建社会“诸法合体”、审判权和公诉权不分的情况下,却已经包含了现代法律监督制度的因素。 在秦始皇统一中国后,立御史大夫为副丞相,其主要职责是“典正法度”,即负责监察百官和司法工作,同时,还掌管图书文件。这时,御史大夫地位列于“三公”之中,处于国家中枢地位。但是,此时的御史大夫还不是完全的监察官,而是对内实行监察权,对外实行行政管理权的兼任官,即行政官兼任最高监察官。 到了两汉时期,国家逐步制定了一些有关监督的法规,最主要的有《监御史九条》、《刺史诏六条》。由这两个法规来看,两汉的监察法规主要是监督官吏在司法审判中违法渎职的行为。而此时,国家的言谏制度也得以发展,这就初步形成了御史制度和言谏制度相互配合的封建监察制度格局。 隋唐时期,尤其是唐代,中国已经形成组织完善、分工清楚、职责明确的监察机构和谏官组织。其监察机构格局为,中央设御史台为最高监察机关,下设台院、殿院和查院分别掌管弹劾中央百官、纠察违礼之事及监察地方官吏等监察事宜。其谏官组织在唐代称为御史台,专职监察弹劾行为。 到了宋朝时期,监察制度较之唐代有了新的发展,一是其言谏机关由过去的对君主的过失行为进行劝谏扩大到对大臣的违法失职行为进行谏正,使封建言谏制度发展到了高峰期;二是御史台的权力进一步扩大,对违法失职的官吏不仅可以监察纠举,而且有权侦训,增加了司法职能。同时还实现了“台谏合一”制度,强化监察机关对权力的监控职能。明清两代改御史台为监察院,其基本监察制度相对前朝并没有什么大的区别,只是在组织设置及实施方面更加严密。 二、监督制度存在的意义 儒家学者认为,社会各阶层人等,按照礼的要求各守其位、各安其分,天下之治即可实现。因此,对于作为社会和谐安定的一种辅助机制的监察必然会以“礼”为标准来实施监督。故我国古代御史监察的主要对象有:无礼失敬行为;侵害百姓行为;恃强霸朝行为;贪污行为;泄密枉法行为;违法司法行为。正是从监察的主要对象――人们的行为是否合乎“礼”的要求――出发,我国古代监察制度逐步形成了以“王权至上”为优秀,并以“礼”为约束的监督理论。而纵观我国古代监察制度,无论是对哪一个阶级群体进行监察,还是对哪一种行为进行监察,它的最终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维护封建专制统治,缓和阶级之间以及阶级内部之间的矛盾,从而确保封建王朝的统治屹立不动。 首先,封建社会都是实行专制统治,那时的君主把握着立法、司法、行政等国家的最高权力。在这种统治制度中,皇帝一人处于最高层,其下是层层官僚机构及其官吏,最下层才是广大劳动群众,皇帝是万万人之上的最高统治者。皇帝在治理国家时,需要各级官僚机构及其官吏忠实地贯彻自己的意图,尽力为自己效劳,这就决定了御史监察的必要性。因为上文提及的六种监察对象都会有损于统治者的形象,以至于最终危机封建专制统治。然而,由皇帝一人对数量庞大的官吏进行监督是很难的,因此就需要一个专门的国家机构代替皇帝来行使监督权,而御史台及其相关部门就是这样的一个国家机构。特别是在一个朝代的特殊时刻,御史通过肃清贪官污吏、惩戒违法行为、追究侵害百姓权益的行为等等来确立封建统治阶级的良好形象,稳固社会秩序,最终维护封建统治阶级的专制统治。 其次,在任何一个阶级社会都必然存在着不可调和的阶级矛盾。在阶级矛盾比较尖锐时,皇帝为了缓和这种矛盾必然会要求御史采取一定的行动,对官吏进行监察以削弱官吏对百姓的剥削和压迫。早在我国封建社会时期,我国的统治者就已经意识到了百姓与统治阶级之间的关系。因此,他们认为要安抚百姓,必定要从统治者自身抓起,也就是说,必须约束统治阶级的一些“非法”行为。这就必然导致皇帝建立御史监察机制来实现这一目的。同时,在统治阶级内部也同样存在着一定的矛盾,他们相互之间为了争权夺利而相互对立。当一方的权力极度膨胀时,就必然会产生恃强霸朝等违反礼法的行为。为了维护自己的权利,皇帝必然需要御史对官吏进行监察,并根据监察结果随时对权力分配的格局进行调整。 三、监督制度存在的弊端 当然,从我国的御史监察制度来看,由于它受到王权与礼的约束,它也就当然的会 存在一定的弊端。第一,御史为了在朝廷中生存并获得权力,他们必然要依附于权贵(或是皇帝,或是当朝重臣)。因此,他们的监察行为也必然要受制于他所依附的权贵。皇帝讨厌的官吏如稍有犯规则深究其则,甚至株连九族,而皇帝欣赏的官吏即使犯下弥天大罪也得“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监督者们对直接侵害最高统治者利益的职务犯罪从严追究,而对于侵害百姓利益的职务犯罪则听之任之或者从轻发落。第二,御史在行使监察权时,为了不得罪权贵,必然会明哲保身,从而导致其监察行为的不彻底性。他们的监察行为只针对阶级地位低、官职小的官吏,与他们利益及关系疏远的官吏,而很少甚至从不会针对阶级地位高、官职大的官吏,与他们利益及关系密切的官吏。 四、历史文化对我国现今监督制度的影响 随着新中国的成立与改革开放的发展,我国逐步引入了西方国家那种以权力制约权力的监督模式。在这一过程中,许多人认为我们已经把“礼”约束权力的监督模式所抛弃,但是它或多或少的影响着我国的法律监督制度。 (一)历史文化对我国现今监督制度的消极影响 1.行使法律监督权的机构的设置受到“王权至上”的影响。法律监督权是为了保证国家权力在合法的轨道上正常运行,是为了保障法律在正常的范围内统一正确地被实施。这是一种超然的、完全独立的国家权力。因此,作为行使这种国家权力的国家机关也就必须出于一种超然的、完全独立的地位。 1982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对我国检察机关的性质给予了明确的定位。该法第129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检察院是国家法律监督机关。”此后,虽然我国宪法又多次修订,但对于检察机关的这一清楚明确的定性和定位却没有再作任何改变。但是在实际中,行政机关对于检察院干预甚至侵犯却是显而易见的。正如司法界人们早已认识到的,行政机关掌握着监察机关人、财、物的配备、调拨权,没有物质保障的法律监督是难以对立行使的。 从历史上考虑,出现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我国几千年的封建专制统治一直强调“王权至上”。御史的权力来源于王权、服务于王权、受制于王权。并且他们的升迁、奖励、俸禄,甚至生死完全取决于王权所有者的决定。因此,他们没有独立的监督权,也就不能更好的发挥法律监督在社会中的作用。 2.对于“政治权威”的监督受到“王权至上”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影响。从理论上说,现代政治学已经论证,监督指向实际上与权力指向相一致,任何一个健全的民主社会,其监督指向都应当是自上而下、平行制约和自下而上的有机统一、平行配置,不能轻畸重或强弱过分悬殊。但是,从我国现阶段的法律监督的实践来看,我国的法律监督只有上级对下级的监督,而没有下级对上级的监督以及平级之间的相互制约。而这种状况形成监督在失衡的条件下运行,从而加大了“政治权威”的权力(当然,这里的“政治权威”也包括法律监督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例如:人大对于司法机关有监督权,但是,我国《监督法》却没有规定司法机关对人大的监督权。这样就会导致对人大监督的空白,从而使得人大及其成员的行为违法成为可能。 而造成这样的一种形式的原因有两种:第一,我国自古以来的“王权至上”对其的影响。在我国漫长的封建社会里,“尊君”是儒家为了维护统治者的封建专制统治,而对人民的一种思想控制手段。他们强调:人民必须忠君报国。在这种长期的思想控制下,人民在内心中逐渐形成了一种服从于“政治权威”的思想,他们在一般情况下,不会作出违背“政治权威”命令的行为或侵害“政治权威”利益的行为。而在现代社会中,人民内心仍然存在着这种服从的思想。第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对其的影响。自古以来,儒家认为人心本善,“既然人心本善,则庶民可教化,明君贤相亦可返身自求,故修身便成为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逻辑起点。”而古代的官吏除世袭外,一般均采用举荐贤能的制度来选拔。通过这种程序而成为官吏之人也均被认为是“德行道艺”全面合格的人。因此,在百姓眼中,他们不会有违法行为之可能。既然没有违法行为,就更谈不上对其进行监督。 3.法律监督在立法上的规定受到“性善论”的影响。我国现阶段的法律在规定监督权限时,出现条文不明确、操作性差、任意扩大或缩小权限范围等缺陷。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1)规定过于笼统。例如,行政诉讼法全篇共有75个条文,但关于法律监督的规定只有2条,且都只是“有权对……实行法律监督”、“有权按……提出诉讼”等极为原则性、概括性的表述,至于这些权的具体内容、操作程序、效力如何,难以从字面上获得明确的解释,又没有立法解释对此进行明确的规定,导致在理论上和实践中都只能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无统一协调。(2)监督出现空白。例如对劳动教养的监督方面,依法律规定,目前劳动教养委员会是政府的下设机构,以政府名义对劳教案件进行审批,检察机关无权直接实施监督。而在实践中,劳动教养委员会与公安机关的劳教承办部门是“一套人马,两个牌子”。检察机关无权劳动教养委员会的审批行为,实际上也使劳动教养案件成为了监督的“空白带”。 出现这种现象,主要还是受到我国传统中“人心本善”的思想影响。正因为人心本善,官吏则不需要外在的约束条件,只需要内在自律就可以正确且正当地行使监督权,特别是那些通过“德行道艺”全面考核地官吏,更能在行使监督权时自动受到“礼”的约束。因此,对于这些监督者在行使监督权时就没有必要设置外在条件的约束。 (二)历史文化对我国现今监督制度的积极影响 1.在国家工作人员的道德修养方面,儒学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儒家强调的人伦道德,自人类摆脱野蛮、迈向未来以来,它在人类社会的生活中就一直发挥着巨大的精神、行为制约,这集中表现在儒家推崇的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八个方面。在这个“八字方方针”的指导下,在人们内心中逐渐形成一种观点:不管是何人,谁在思想及行为上被判了这些道德规范,不仅其本人会感到内心谴责,更会受到社会舆论的强烈谴责,就会受到社会的唾弃,就会生无立足之处,死无葬身之地。这种观点经历了几千年,仍然影响着我国现今的人民群众及领导干部,促使他们不断的用“八字方针”提醒自己、约束自己,使自己的道德修养在这一过程中不断提升,并且尽可能的不去做任何违法行为。相对地,对违法行为地法律监督也就相应地减少。 2.在政令贯彻实施方面,“王权至上”与“礼”发挥着它地积极作用。由于上文提及的,在人们心中的一种服从于“政治权威”的思想。当国家决策者们制定了一个政策、命令时,人们必然会绝对的对其进行贯彻实施,使政令畅通无阻,并且能够彻底发挥政令的作用。 作者简介:刘宇,女,硕士,重庆人文科技学院政治与法律学院讲师,研究方向:诉讼法、刑法学。 中国历史论文:中国历史语境下关于契约自由的几点思考 【摘要】英国法学家梅因曾做过著名论断:“我们可以说,所有进步社会的运动,到此处为止,是一个从身份到契约的运动。”1这堪称揭示社会发展动因的经典论断。在人类社会诞生以来的几千年历史长河中,契约一直扮演着一个无处不在,有时却又无影无踪的神秘角色。有学者说:“中国是世界历史上出现契约关系和契约制度最早的国家”。契约关系和契约制度本身是两个不同的问题,契约关系出现最早并不意味着就形成了世界上最早的契约制度。在中国特殊历史语境下,契约自由和契约制度才初见端倪。 一、契约要旨 在中国古代,契,本意为刻;②约,本意为绳索,亦有缠束之义。@契、约两字相连,在古代人生活之中,就是指事先约定好一些事项,然后用刀等工具,将这些约定的事项刻在树木或者金属之上,以此作为约束双方信守承诺的凭证。在历史文献中,记载契约的称谓有很多,比如:判书、质剂、书契、约契等等。这些最早在《周礼 《易经》《战国策》里而都有零星记载。 在西方法文化中,历来有“公法”和“私法”之分。受此影响,法律意义上的契约也有“公法之上的契约”和“私法之上的契约”两大类。公法之上的契约意指个人与国家之间的契约,是将契约观念引入政治领域的结果。公法之上的契约当以卢梭的《社会契约论》为代表。而私法之上的契约是指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契约,不涉及国家公权力,是处分和行使私权的结果。 笔者认为,白人类社会产生时起,就会因人与人之间生活交往的频繁化,以及身份关系的复杂化而出现契约关系,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契约关系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产物。是故,要断定哪个国家最早出现契约关系是很难考证的,学者们不能妄下定论。正如前述,契约制度有别于契约关系,契约制度必须是契约关系发展到一定阶段,由国家制定或者虽未制定,人们在生活中普遍实践并认可的惯例所形成的一种规则。 二、中国历史语境下的契约自由 中国现代契约自由从1978年的改革开放才刚刚开端。为何刚刚初见端倪,笔者以为,在改革开放之前,中国社会中虽不乏契约关系的存在,但现代意义的契约自由在中国的产生才刚刚开始。 (一)几千年的封建统治形成了根深蒂固的身份等级制度和宗法制 身份等级制度和宗法制的基本内涵就是人与人之间是有身份差别的,比如父父子子、君君臣臣。这种架构在人与人之间的身份关系使人们不能自由平等的进行商品交换,随意的“讨价还价”。封建时期的身份关系到现在就演变成学者所称的“熟人社会”,尽管两者之间有所不同。比如,现在人与人之间的身份等级差别已经不复存在,但是身份关系依然存续。在熟人社会里,同样缺乏讨价还价的空间,也没有国家法律全方位的“侵入”。 (二)封建社会“天下为公”的意识形态是中国社会出现契约自由和契约文明的最大障碍 在封建集权统治之下,皇帝居高临下,社会结构分成三六九等,人与人之间并不是平等和自由的。“天下为公”的社会意识形态同样是磨灭个人意识,忽视私权的。为什么千百年来,在中国的社会意识形态里,国家利益高于一切,公共利益和集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这是因为,历来中国就处于一个“大政府,小社会”的形态,政府主导型社会磨灭了个人私的意识。④整个社会对私权保护不够,而又过于偏袒公权。在国家和集体高于个人的压制之下,做为个人哪里还有充分的白由进行商品交换,平等的进行民事活动。 (三)几千年落后的小农经济和重农抑商政策严重压制了资本社会的萌芽,人与人之间进行契约交易的空间严重受限 虽然,中国古代曾出现过“贞观之治”、“康乾盛世”等极盛时期,但是这样的极盛时期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社会性质,改变的结果不过是人们生活变得丰衣足食,安居乐业,但束缚白由和平等的制度和观念依然存在。即使人们生活丰衣足食,有更多的剩余商品可以进行交易,但盛世在历史长河中往往昙花一现,屈指可数。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终究成为了束缚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和商品经济出现的罪魁祸首。 当西方国家的坚船利炮打开了封建帝国的大门,清政府为挽救危在旦夕的统治政权,在国家立法和制度建设等方而做出了“垂死挣扎”。其中,就包括《大清民律草案》,但由于完成时间已是1911年,因清王朝的迅速崩溃而夭折。民国时期,也有一些民法典的颁布和施行,但都由于历史传统和历史局限,现代意义上的契约自由并未形成。 从新中国成立后到改革开放前,全国性的立法工作开始进入国家政治生活。但民法方而的立法仍相当有限,民事基本法只有一部《婚姻法 ,除此之外就是一些零星的法规和条例。有法律并不意味着有法治,即使制定再多的法律条文,如果没有切实得到实施,权利没有得到法律的切实保障,法律将形同虚设。所以,即便是改革开放以前,国家制订了再多的法律法规,但在计划经济体制之下,民法所倡导的自由、平等、公平、诚信等价值仍受到制度的严重阻碍。 改革开放之后,民事方而的法律法规开始大量制定和实施,国家权力的触角逐步从社会的各个层而逐渐退出,私营企业和乡镇企业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在中华大地。人与人之间才开始有了较为白由的经济交往,现代意义上的契约自由初见端倪。为何是“较为白由”呢?笔者认为,虽然社会开放了,人们可以走向国际社会,商品可以进入国际市场,但阻碍人们自由交往和制度并没有被完全废止,比如城乡身份差别制度、严禁农民进城、收容制度等等。广大农民不能白由进入经济高速发展的城市,结果只能是城乡差距日益拉大。 三、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国家背景下契约自由的再思考 根据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原理,社会上的每个人让渡出自己的一部分权利共同组成一个强大的国家,以此保卫自己的权利。换言之,国家是全社会的人民通过订立契约让渡白己的一部分权利而组建的。这在西方法文化中,叫做“公法意义上的契约”。通过社会契约建立的国家就是民主社会的雏形,人民可以根据白己的喜好选择白己的国王,罢免白己的讨厌的君主。其实,此时的国王和君主并不是国王和君主,而用人民财产权和人身权的“守卫者”更为贴切。无论在古代还是现代,无论是中国还是国外,常见的情形却是:政府由人组成,他们在保护人的同时,也在“吃人”。在中国的城市化、现代化进程中,“赶农民上楼”“强拆队”“唐福珍”屡见不鲜。这样的称呼已不仅仅代表着其原本的意义,它己成为一种符号,成为历史的脚注。当这样残酷的命运降临在每一个中国人的头上时,我们能做的就是改革。 在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作出全而推进依法治国重大决议的背景下,所谓的改革不仅仅是经济层而的,更为重要的是政治体制和法律制度层而的。不管是经济体制改革还是政治体制、法律制度改革,优秀都可以理解为契约自由。在经济体制方而,要改变计划经济体制残存的缺陷,放宽市场准入的门槛,让更多的民事主体有权利白由进出国内和国际市场,让人们享受改革开放带来的福利。在政治体制和法律制度改革方而,就是要大力推进民主法制建设,让人民在政治生活中有发言权,让国家和政府能够听到他们的声音,同时政府要简政放权,“重新发现社会”的力量。因此,这既包括公法的契约也包括私法的契约。尽管改革开放为全社会的经济交往扫清了诸多障碍,契约自由开始初见端倪。但历史和现实的诸多因素,依然对契约自由的产生和发展形成威胁。如何做出进一步改革,笔者认为有以下几个方而: (一)加快政治体制改革,从“大政府小社Aj’过渡到“小政府大社会” 目前,最能概括中国发展状况的一句话就是“中国处于转型期”,确实,我们正在从计划经济向全方位的现代意义的市场经济转型,政府正在从权力主导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型。而最为关键的就是政府职能转型,这是从上而下的改变,只有体制转型了,人民才有途径救济权利,为自己谋幸福,才不会出现诸如以死相抗的唐福珍的悲壮惨剧。从“大政府小社会”向“小政府大社会”的过渡意味着,国家权力触角的收敛,人民能有更多白由和平等的空间。 (二)完善立法,清退国家干预私法自治的权力触角 《行政许可法》可以说是一部限制行政权力的法律,其颁布和实施对于市场经济的建设和发展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但是立法上的不足,依然为数不少。比如,《合同法》规定一些合同必须经过国家有关机关审批或者登记后方能生效、法院有对原告撤诉的请求予以驳回的自由裁量权等等。这都是国家权力干预私权,干预契约自由的法律规定,对于那些可有可无的审批程序,应当通过立法予以废除。法律不仅仅要减少国家权力对契约自由的干预,与此同时还要积极倡导和保护契约自由,让社会成为一个自由有序,诚实守信的公民社会。倡导和保护契约自自,何尝不是改变当前社会诚信体系崩溃,人人白危的一剂良方? (三)彻底消解传统身份文化对人们心灵的禁锢,彻底打破传统身份体制对社会资源的不合理配置,营造自主平等、生动活泼、宽松和谐的社会经济生活环境,这是契约社会形成的必要前提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契约仍然是民事主体参与社会经济交往活动和进行物质利益交换的最普遍、最基本的形式。契约社会是充分体现自由和平等精神的自治社会,它要求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允许包括劳动力资源在内的社会资源的自由流动,实现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目前,我国已经放宽“农转非”的政策,但是城乡有别的户籍制度依然存续,有差别的对待就意味着歧视,“同命不同价”便是明证。排除这样的障碍,需要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拆除经济生活中种种身份体制的樊篱,使进入市场的民事主体享有平等的地位和机会参与市场竞争,真正实现通过市场机制而不是通过权力身份关系来配置社会资源,切实给各种民事主体创造自由选择、公平竞争的社会环境。缺乏这一重要前提,契约自由就不可能生成。而且,社会主体自由平等地参与社会经济生活,成为社会经济生活的主人,是社会主体自由平等地参与国家政治生活,成为国家政治生活主人的前提和基础。 在中国语境下,为建立契约自由所做的努力必须是全方位的,既从上而下,又从下而上,更多的则是从上而下。契约自由的精髓就是自由和平等,只有自由和平等得到实现和保障,才谈得上契约自由。市场经济的要旨也是自由、平等竞争,所以市场经济和契约自由是相通的,没有契约自由的社会不可能建立起真正意义上的市场经济,而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反过来又促进着契约自由的深化和契约文明的新纪元。 眼下的中国,社会生机初现。一切正如罗曼-罗兰眼里当年的法国:“我明白了我的力量,明白了我的民族的力量。我们只要等洪水退下去。法兰西的质地细致的花岗石决不会因之剥落的。在洪水带来的污泥之下,我可以教你摸到它。眼前,东一处西一处,有些岩石的峰尖已经露出水而了。” 中国历史论文:中国历史传统文化中的休闲观念 [摘 要]休闲既是一种生活方式,更是人类文化。从人类发展之初,中国的休闲就已经产生,逐渐地发展演变开来。文章通过中国古代、现代对休闲的认识,研究了中国人的休闲观念,并对中国休闲的一些特征和存在的问题进行了阐述。 [关键词]休闲;中国;观念 休闲生活是与每个人的生存息息相关的领域,当今,休闲已成为我们这个时代重要的特征之一,每个人都在以各种方式从事着休闲活动,来娱乐身心。对于中国传统思想来说,休闲不仅仅是指人们在解决温饱问题以后的娱乐与放松,它其实是一种积极有为的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强调的是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作为个体的生命与其心灵的和谐。在人类发展之初,中国休闲就已经伴随着人类文明进步的漫长历史进程而逐渐发展演变开来[1]。从最初以采集野果和捕鱼打猎为生的原始生活到后来的农业社会,人们逐渐从繁重的劳动生活中解放出来,于是,人们便拥有更多的时间去参与其他活动,古中国休闲活动的原初形式(即“礼、乐、射、御、书、数”)也就逐渐形成了。后来,随着工业社会突飞猛进地发展,工业化为人类的传统生活带来了彻底的变革的同时,也最终实现了休闲产业化的发展。在这个时期,休闲的商业化使得休闲愈加贴近大众,人们在追求物质生活的同时,也在不断的丰富自身的休闲娱乐生活,随着社会大众对休闲运动的关注加深,多数社会大众都希望休闲运动能变得更加良好、更有建设性,于是,休闲活动在人们的生活中占据着越来越重要的地位。 一、中国传统的休闲观 对休闲的认识,中国学者们对其有独特的理解,今天被我们理解为“休息”的“休”字从词源学上看是指“人倚木而休”的意思,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而“闲”字,则有娴静方面的意思,通常被理解为思想的纯洁与安宁。休闲就是过一种符合儒、道、佛三家共同认可的“中道”原则的生活,它本质上是一种人生哲学的概念,因此休闲与哲学密不可分,谈休闲就是谈人生哲学。中国人的休闲强调的是人与自然的融合,体现为一种自足的宇宙空间。中国人有自己独特的宇宙观照方式,他不会像西方人那样只站在一个固点企图穷极宇宙之尽处,而是仰观俯察作左右流动之观照[2]。中国人认为,自然界包括一切,只有当人意识到自身与大自然的骨肉之亲,再重回到大自然之中时,才真正观照到人的本质力量,实现自己的价值,从而才有真正意义的休闲。但是,在中国古代,很多隐士们由于无法实现自我,没有表达的自由,往往选择那种带有逃避性的以“清静超然”为优秀的休闲观,他们远离社会,回归大自然,在大自然中寻找属于自己的那片领空。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休闲不仅仅是一种精神世界和逍遥境界,而它更多的意味着为获取自由作出的对社会有推进作用的创造性行为。它不是老子的“小国寡民”式的知足,或者陶渊明的“世外桃源”式的自封,而是一种更强的进取行为[3]。要想达到休闲的真正目的,就只有回顾往昔和面对自然,这样人类的心智才能结出温馨之花。 从本质上说,休闲即为一种人生哲学的概念,它是过一种符合“中道”原则的生活。这种“中道“原则是中国古代儒道佛三家都共同认可的关于道德的基本义,其追求的是一种个体生命与社会整体的协调发展。谈休闲,就是谈人生哲学,在中国,对休闲的理解,无论是儒家、道家还是释家,都有一个传统,即休闲既是一种生活方式,同时是一种人生境界。具体来说,作为一种哲学理念,休闲具有如下几个方面的特征: 其一,超越性。生活在一个当下的世界里的我们往往会对部分现状产生不满,在这种情绪的促使下,往往会有更高的追求。当下的世界是指我们的行为、思考、兴趣等,由于休闲具有超越性,也就是说对当下世界的超越,它要求我们在确立人生的目标时不要只看到眼前的事物,要勇于创新,勇于追求,超越固有的显示,达到更高的水平。只有当一个人的生活内容愈具有精神性时,他才愈具有超越现实生活的能力。 其二,主体性。休闲强调追求人的内心世界的充实,而并不是从外部世界获得的一种满足。在人的日常行为中,无不体现出这种主体性,这些都充分显示休闲活动不是人们受外界环境的支配,而是被人们自身的内在意愿所控制的。有无主体性,正是人区别于动物之所在。在生活目标的设定上,以及人的行为方式的选择上,休闲哲学强调的正是这种主体性。 其三,日常性。因为休闲哲学将种种的人生理想、追求,以及价值体现于日常生活世界,所以它不同于一般的人生哲学。休闲哲学是透过人的具体生活的一门学问,而不是空谈哲理,它往往是通过一些行为模式、生活内容来展示人格理想、生活价值。它追求的是合一性,无论是知还是行,理想还是现实。它的价值目标是立足于当下,超越现实[4]。 其四,体验性。休闲哲学强调人生是一种体验。正是由生命的内在体验才决定了我们的生活质量。正是由于体验的丰富性,我们才能超越平庸无奇的日常生活表面,挖掘生活的内涵。正是人的这种独特的感受性与体验性的结合,才有了更多有意义的发现和感悟。我们的日常生活世界可以是丰富多彩的,但这种丰富多彩性未必就是休闲。只有通过自己的亲身体会,才能感知哪种休闲方式更加适合自己。 二、中国现代的休闲观 进入现代社会,尽管中国人感受并经历着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等方面带来的翻天覆地的变革,但是传统的休闲观念仍然根深蒂固,不管其中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它都以各种方式演变和生存着。与以往的休闲活动的目的相比,现代社会中人们参与休闲运动是为了获得情感、生理、生活等效益。人们为了实现自我价值,提高生活品质,往往会通过对休闲活动的选择,最终实现休闲在人生活中的真正作用。现代都市人之所以忙忙碌碌,无非是为了寻找财富,寻找快乐,寻找幸福,但很多人却忽视了幸福来源于内心,只有当自己内心情感得到满足,才会自然而然的在生活中感到快乐和知足。 现代社会,人类的生存尽管在物质上可以得到保证,但因环境污染、工作快节奏对身心的损害及不良生活方式带来的影响,却又在威胁着人类的生存环境[5]。为了改变这种状况,现代都市人极力主张开展“回归自然”的运动。因此,现代人的生活方式发生了很大变化,工作时间缩短,余暇时间的活动内容更加丰富多彩,有效地调节人的生理状态和心理状态,是人类回归大自然,适应大自然,促进自我健康与长寿的最好手段,可以说余暇时间的休闲娱乐,是人类生活的重要内容,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基本途径。为了使人从繁重的体力劳动中解脱出来,获得更多的余暇时间,我国政府也实行了每周五天工作制以及元旦、五一、国庆节等假日制度,普遍开展各种社区娱乐活动,组织各种单位娱乐活动的竞技比赛。随着人们对假日休闲的重视,家庭舞会、家庭茶座等以家庭为优秀的娱乐形式渐渐普及。而对于年轻人,在节假日或周末,有的人痴迷于减肥塑身、锻炼肌肉的有氧健身项目,有的人则流连于各种游乐场大玩、冒险游戏等等。这些都极大的丰富着我们的空闲生活。但是,现在人们的生活尽管已经达到了吃饱穿暖玩好的境界,可国内多数学者发现,现在的中国的休闲方式还存一些问题,有待人们的进一步改进: 其一、中国农民闲暇生活存在的困境。农民闲暇时间增多,闲暇观念的转变以及闲暇消费能力的提高,越来越多农民开始追求更加丰富更加多样化的生活方式,特别是精力旺盛、有一定文化知识的年轻一代农民,他们向往丰富多彩的娱乐性活动以填补空闲的无聊。然而目前在中国广大农村地区,农民休闲还极端滞后。农村公共休闲设施匮乏、闲暇活动单一,无法满足不同性别、不同年龄、不同文化程度的各类农民群体对闲暇的需求,传统闲聊、打牌仍然是农村居民休闲活动的主流,多样化的适合不同农民群体的闲暇生活模式严重缺乏。 其二、休闲旅游对社会产生的负面影响。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越来越多的人们选择旅游来作为自己度过休闲时间的方式,旅游给社会带来巨大经济效益的同时,也给社会带来了很多负面影响。环境方面,乱扔垃圾、破坏景点、污染环境等现象屡见不鲜,绿色旅游业的发展还有待进一步的推进。健康方面,存在很多不可预知的自然灾害和意外事故,很多传染性疾病的传播也是由旅行者和当地人口之间的相互传染而发生的。社会方面,为了促进旅游产业的发展,现在很多单位强制员工旅游、购买旅游商品,这种行为严重违背了休闲旅游的本意。 中国历史论文:谈对外汉语中的中国历史文化教学 作者简介:管悦,中南大学12级汉语国际教育硕士研究生 摘要:对外汉语教学虽为语言教学,但与其国家文化密不可分。来华留学生学习汉语会与中国历史文化产生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也是他们学习汉语的重要突破口。因此,把中国古代历史文化导入和运用到对外汉语教学体系中,必将对提升对外汉语教学水平起到推动作用。 关键词:中国古代历史文化;对外汉语;教学; 近年来,随着全球汉语热的持续升温,越来越多的外国留学生赴华深造。其中多数学生选择以汉语言作为专业。对于这些学生,我们不能仅停留在简单的字词句学习和会话练习上,还应使其进一步了解汉语的发展历史、文化内涵其内在规律特点。中国的历史源远流长,对汉语的表达方式和言语构成有着深远影响,所以要学习好汉语,深入理解汉语,对中国历史文化的学习是至关重要的。 一、中国古代历史文化教学在现代汉语教学中的重要性 20世纪90年代始,来华留学的外国学生规模明显增加,目前已经成为国外学生的一种对外求学潮流。其中中国古代历史对于绝大多数留学生而言,既博大精深又蕴含着丰富的人生智慧及哲理。近年来中国在国际上军事力量,科技力量,金融力量上的不断强大,这也吸引了一批又一批的留学生和科研人员来到中国进行学习的现象。只有当了解了一个国家过去的经历、兴衰胜败,一个国家的历史,才能更好地一个国家真实面貌,故此,中国古代历史文化教学对外汉语教学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一) 国际影响方面 何以中国古代历史文化如此吸引人眼球,以下简单归结为三点。第一,文学影响。众所周知四大名著是世界范围内广为人知的中国古典文学作品,即《三国演义》、《红楼梦》、《水浒传》、《西游记》。这四本书浓缩了中国古代人民的智慧与生活中的种种领悟,其中一些著名的典故和场景甚至连很多外国人都能脱口而出,其魅力可见一斑。第二,科技影响。中国的四大发明――指南针、造纸术、活字印刷、火药可以说是中国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这些发明的出现,不仅为中国社会的进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更加促进了世界科技水平的发展。第三,军事影响。欧洲学者们曾把孙膑所著的《孙子兵法》列为三大奇书之一,此书对于战法的总结概括是令整个世界为之惊叹的,其书主旨“攻心”一词更是一语道破了战争当中最为有效、最为重要的胜之玄机。总结来看,中国古代历史文化的地位不容小觑。换言之,中国古代历史文化教学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二)语言教学方面 中国的语言,最为精髓的要数其意义的复杂多变性,而其复杂多变性源于其语境的多变性,所以只有了解其特殊的历史文化背景及相关历史故事,才能更准确地理解汉语所要表达的意思。例如古乐府《子夜歌》中“见娘喜容媚,愿得结金兰”中“娘”这一字便指的是对秀外慧中的女子的爱称,这一含义始于晋代。以此同时,乐府诗集《木兰诗》中“旦辞爷娘去中“娘”一词却意指母亲。同样处于魏晋南北朝时期,“娘”字却有着完全不一样的意义,究其原因,就在于这个字所处在的历史文化背景的不同。如某留学生只明白“娘”字释义为母亲,那么“天要下雨娘要嫁人”这句中国俗语对其而言就会造成严重的误解,误以为是母亲要嫁人,但只有了解其“姑娘”这层含义,才会将此句话进行通顺的理解。可见汉语的含义其根本是多变的,而要准确了解其不同意义,就必须掌握相关的历史文化。 二、对外汉语教学中历史文化元素的选取原则 首先要说明的是,在对外汉语教学的过程中融入中国古代历史文化教学,这对留学生自身的汉语知识水平是有所要求的。历史文化因素教学要求学习者具备一定的汉语知识,掌握了一些基本的汉字会话知识,对中国文学作品有一定的了解,否则在字词句不熟悉不通顺的情况下,对所学的内容完全无法吸收领会,这样不仅耽误学习进程,还会减弱学习兴趣,所以对外汉语中历史因素教学应把起点放在中高级水平的汉语学习者上。其次,在教材的选取上也应有所讲究,概括为三个原则,渐进性原则、实用性选择和系统性原则。 (一) 渐进性原则 教学素材的安排要由易到难,这是共识,所以决定教材的难易程度的各种因素,诸如教材的长短,冷僻字词的多少,背景故事的深浅,“构词频度”高的字的出现先后,以及教材思想内容理解的难易,都是在安排篇目的顺序时必须认真考虑,周密设计的。此外,在教材的选择上,还要考虑兼顾各类形式,以及在语言结构上的追源溯流。 在教材选取的共识大前提之下,渐进性原则对于历史文化元素的选择则有其独特的涵义:教学最初选取的历史文化内容应优先选择在世界范围内熟知度高的题材或典故,其次题材和典故中也应尽量避免生僻词汇的过多出现。这样就会具备学习效率高,进度快,接受人群范围广的优点。如“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这一典故出自三国时期,而三国时期的历史背景及其内容故事在世界领域内的认知程度是非常高的,这就为对这则典故及其中文字的完整理解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并且在以上例举的成语中也没有出现太过生僻的字词,如按照现代中文的理解方式去解读也并不困难,同时解读出的含义也不至于和其本意大相径庭。与此相反,若是教材中历史故事一开始就选取一些不为国际领域所熟知的内容,如“西北望射天狼”取自苏轼的《江城子密州出猎》。其中“狼”一词就极具民族文化特色,由于国外留学生缺乏这种知识背景就极容易将其表象的理解为天狼星座,而不是外族入侵,这样一来他们对其内在含义以及诗中的真正所指将难以获悉,这在对外汉语教学上可说是大忌。 (二) 实用性原则 语言是用来交流沟通的,是一种与生活密切相关的文化载体,所以学习语言的最终目的便是能够使用这种语言去表达,去交际,这是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因此在对外汉语教学过程中要秉持实用性的原则。在渐进性原则中我们已经提到,教材的选取,教学的过程应当由易及难,由浅入深,那么难要多难,深要多深,而这个标准又该如何界定呢?这里可以将实用性原则作为参考标准。如在学习成语时,若选取的是一些晦涩难懂又已经不用了或者甚少使用的词语,这不仅给教学过程增加了难度,更会导致学无所用的坏结果。举个例子韩愈的《进学解》中有一句话“周诰殷盘,佶屈聱牙”,其意思是句子读起来不顺口。首先不要说外国留学生,许多中国学生都不很了解韩愈的《进学解》一文,在内容的理解方面就会产生相当大的困难,其次“佶屈聱牙”这一成语中“佶屈”“聱牙”在字形和语音上都存在难度,这些都给学生的学习识记造成困难,而最关键的一点是学生学习了这类生僻的字词之后,却很少能在生活中应用到,这本身就违背了对外汉语教学的意义所在。 (三) 系统性原则 即学生可以仅通过一篇完整的历史故事了解并学习到其中所包含的多个词汇、成语,从而将这些看似毫无关联的词汇一次性系统的进行记忆、掌握。例如在介绍到了三国时期的历史故事时,对于曹操的众多儿子必会有相关叙述,而这之中不但有曹冲那广为人知的“曹冲称象”,同时也有源自曹植而流传开来的“才高八斗”。这两个词语虽然意义不同,但其都出现于曹操儿子们的历史故事之中,那么教师就可以一并进行讲解,学生也可以一并进行记忆理解,不单节约了教学时间,同时还深化了学生对于词汇的记忆理解。除此之外,教师也可以参照英语单词的词根记忆法,通过近音近形,同义反义的整合,扩大学习者的汉语词汇量,形成有效的记忆链。 三、对外汉语中历史文化元素教学的具体策略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中,历史文化元素在对外汉语教学中不但不能回避,而且要引起高度的重视,要在对外汉语教学实践中有计划有选择地实施历史元素教学。依据上述原则,我们将历史元素教学分为以下几个步骤: (一) 适当选取教材 历史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国外的汉语课程并不要求中国历史课,但其重要性广泛地体现在教材,观念中,比如在讲解诗词,成语故事,历史事件中,如何诠释才能达到预期的教学目的就成为了重中之重。而首当其冲的就是教材的选取,之前已经谈到选材应遵守的原则,此处不再赘述。其次,教材选取过程还要注意一个问题,就是要对学生们普遍接受过的中国历史文化要有所了解,学生有可能在没上过课之前就已从书本,互联网等渠道了解过中国的文化,而那些材料多数来源于中英翻译,或者外国人所撰写,出现误差的可能性极大。因此在选材的时候,应当以中国本土的正史为依附,从根源上预防学生可能出现的错误观念和理解偏差。 (二) 场景模拟 此步骤首先要求教师先以留学生可以理解的语言和方式将所要叙述的历史故事进行一下大致情节描述。然后以此为前提让学生们扮演其中的人物角色,以学生们自己的亲身感受去理解故事内容。接着在此基础上教师再进一步对故事当中所要重点记忆、理解的词语进行明确地解释,最后通过将这些词语应用到或者转换到外国留学生所熟知的历史事件、常遇场景当中,以达到巩固深化学生对于这些词汇理解的教学目标。例如:本次教学的主要目标是使学生理解“负荆请罪”是表达一种诚挚的歉意,并使学生学会应用到中文学习生活当中。那么依照上文所述,首先教师以台下留学生们便于理解的方式大致介绍“负荆请罪”所取自的《将相和》这一历史故事的主要内容,紧接着教师要求两名学生分别扮演其中的蔺相如和廉颇,让他们以自己对这个故事的理解来进行现场演绎,结束之后教师对其中主要需要表达的“负荆请罪”一词的含义着重讲解,最后教师举出一个国际熟知的使用范例――1970年12月7日联邦德国总理维利勃兰特下跪向二战中无辜被纳粹党杀害的犹太人表示沉痛哀悼,并虔诚地为纳粹时代的德国认罪、赎罪,这一行为就可以被称作负荆请罪。 (三) 强化巩固 由于之前提过,本教学策略适用范围为中高级汉语水平学习者,所以在基本字词的发音和书写的问题上,这些学生并不会出现太过明显的错误。故此步骤主要通过教师在讲解某一词语时运用丰富的表情和肢体语言,加之模拟场景所带的渲染力,以及不断地重复训练来实现使学生对于这一文字、词汇的发音和书写有更为准确识记的教学目标。例如教师在讲解“掩耳盗铃”一词时,一只手捂着耳朵,另一只手去模仿拿东西的样子,并且带着暗自窃喜,不被人知的表情。这样一来学生不仅仅只是理性的去生硬记忆它的读法,而更是感性的对其有了较为深刻的记忆。不过要学会准确熟练的对汉语进行发音,还是需要学生本人大量重复性的练习,毕竟语言的学习就是对音形系统的识记与运用。文字的书写没有捷径可取,尤其是中国的文字是音形分离的符号体系,很难做到知其音而晓其形,所以书写的重复训练是必不可少的。 综上所述,在中高年级的留学生中开展中国古代历史文化教学是非常必要的,中国古代历史文化的学习可以加深他们对现代汉语的了解和掌握,使他们充分感受到汉语的美感,领会汉文化的博大精深。在对外汉语教学中,我们应进一步加强中国历史文化知识的构建,培养出更多的汉语人才,把汉文化在海外的传播提升到一个更高的层次。 中国历史论文:论固原在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中的地位 [摘要]宁夏地区为关中之屏蔽,河陇之咽喉,同时也是匈奴南下的重要通道。固原地处宁夏南部,在中国历史上地位更为突出,它不仅是历代中央王朝防御少数民族入侵的军事堡垒,而且是少数民族入侵中原的分水岭,同时也是中西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通道。 [关键词]固原;军事重镇;丝路要道 固原地处黄河中上游,地理位置十分重要,是关中四镇之北险。古人云:“据八郡之肩背,绾三镇之要膂。”自古以来就是边陲要冲、塞上咽喉,为历代兵家必争之地,同时也是历朝历代的交通要塞。周秦以来,固原地名不绝史书。 一、军事重镇 宁夏地区为关中之屏蔽,河陇之咽喉,同时也是匈奴南下的重要通道之一。秦穆公三十七年(前623),固原大部分地区纳入了秦的版图。“秦穆公得由余,西戎八国服于秦,故自陇以西有绵诸、绲戎、翟、■之戎,歧、梁山、泾、漆之北有义渠、大荔、乌氏、朐衍之戎。”①秦昭王时,宣太后灭义渠,至此秦有陇西、北地、上郡三郡。为维护统治,“筑长城以拒胡” 。秦长城从宁夏西吉入,经将台、马莲入固原城,越清水河,进彭阳县,去甘肃镇原县。在固原境内绵延200多公里。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为了“示疆威,服海内”,开始巡游全国。公元前220年,秦始皇开始第一次巡视,从咸阳出发“巡陇西、北地,出鸡头山,过回中” 。秦始皇三十二年(前215),派大将蒙恬率30万大军北击匈奴,收取河南地,利用黄河天险,筑起西起临洮、东到辽东的万里长城。在此期间,秦兵对固原境内的战国长城加以修缮,作为抗击北方少数民族的重要屏障,东西横贯西吉、固原、彭阳三县。并利用黄河天堑向西向北沿河设障,关障处派兵把守,其中在固原地区筑有瓦亭关和萧关,屯兵驻守。秦汉之际,匈奴已经拥有强大的军事力量,趁着楚汉之争,连年混战,控制了我国西北和东北地区。西汉时期,固原是汉王朝的边关要塞,同时也是匈奴侵扰中原的根据地。汉初,经济凋敝,政局不稳,无力北伐,统治者多采取和亲政策以缓和民族矛盾。汉文帝时期,和亲政策已经满足不了匈奴的欲望。公元前166年,匈奴单于率领14万骑兵攻入朝那、萧关,杀死了北地都尉孙,劫掠百姓和牲畜甚多,随后到达彭阳,“使奇兵入烧回中宫,侯骑至雍甘泉”,威逼长安。汉文帝大惊,“发车千乘,骑十万,军长安城以备胡寇”,同时又“拜昌侯卢卿为上郡将军,宁侯魏为北地将军,隆虑侯周灶为陇西将军……大发车骑往击胡”。两军相持不下,月余之后,匈奴退去,汉兵追其到塞外未敢逗留便立刻返回。之后,匈奴日益骄纵,“岁入边,杀掠人民畜产甚多”,②固原地区也多受匈奴侵扰。为此,汉王朝加大兵力,加强固原地区的防范。武帝即位后,“明和亲约束,厚遇,通关市,饶给之,匈奴自单于以下皆亲汉,往来长城下”。③自马邑之谋后,汉、匈失和,匈奴再度南下“入盗汉边,不可胜数”。汉武帝自忖国力恢复,经济殷实,开始着手以军事手段代替具有屈辱性质的和亲政策。派名将卫青、霍去病三次大规模出击匈奴。元狩二年(前121),汉武帝派骠骑将军霍去病率领1万骑兵走出陇西,攻打匈奴,“得胡首虏万八千余级”。同年夏天,霍去病率数万骑兵出陇西、北地进行第二次西征,河西匈奴损失惨重,故“陇西、北地、河西益少胡寇”。继而,汉武帝“徙关东贫民处所夺匈奴河南、新秦中以实之,而减北地以西戍卒半”。④元鼎五年(前112),天子巡边,北出萧关,随从万骑,狩猎新秦中。西汉时期,宁夏地区(包括固原在内)是汉王朝防止匈奴南下的边防要塞,因此,在瓦亭关和萧关驻军严加防守。东汉末年,社会动荡,汉王朝对宁夏的控制力减弱,宁夏北部成了北方少数民族的迁居区。因此,固原具有重要的军事地位,是汉王朝抵御少数民族入迁的一道重要防线。 三国时期,固原属曹魏统治,设高平、朝那、乌氏三县,均属雍州安定郡所辖。从曹魏开始,北方政局一直动荡不安,固原成了兵家必争之地。先有羌族起义,再有诸葛亮攻魏,后有匈奴起义。十六国时期,前赵、后赵、前秦、后秦、西秦、大夏六个政权先后在此角逐。 隋初,突厥沙钵略可汗打着替北周复仇的旗号,率领40万大军兵分两路,从木峡(今固原西南)和石门(今固原西北)南下攻隋。“武威、天水、安定、金城、上郡、弘化、延安六畜咸尽”,整个西北地区受到骚扰,严重威胁隋王朝的统治。当时宁夏是隋朝政府重点防御突厥的地方,尤其是灵州和原州的军事地位更为重要,在此设了边防重镇。自薛举起兵后,灵、原二州经常受到突厥的侵扰。到了唐中叶后,皇权衰微,党项羌豪酋拓跋氏逐渐成为西北地区一支很强的武装力量,后因“勤王”有功,被唐朝赐予李姓,逐渐掌握了夏、绥、银、宥四州的大权,成为西北地区的藩镇。⑤安史之乱后,吐蕃乘机内侵,原州、安乐州、秦州、渭州等地被侵占,宁夏大部分地区落入吐蕃之手。之后,吐蕃“修原州城,屯据之”,原州成了吐蕃的军事要地。对此,唐朝也制定了一些防御策略。大历八年(773),吐蕃入侵宁,元载出策说:“今国家西境极于潘源,吐蕃防戍在摧沙堡,而原州界其间。原州当西塞之口,接陇山之固,草肥水甘,旧垒存焉……请移京西军戍原州,乘间筑之,贮粟一年。”并附上地图,派人秘密实施筑城的前期工作。 赵宋王朝建立以后,固原便处于宋王朝与西夏国的接交处,也是两国战争中的必争之地。宋将李继隆“先是,受诏送军粮赴灵州,必由旱海路,自冬至春,而刍粟始集。继隆请由古原州蔚茹河路便” ,“太宗许焉” 。至道三年(997),李继隆“遂率师以进, 壁古原州,令如京使胡守登城之,是为镇戎军”。⑥ 元朝建立之初,宁夏地区遭受战争破坏,民不聊生,继而又爆发了浑都海、阿兰答叛乱。元世祖开始意识到宁夏的重要性,尤其是对宁夏南部地处西陲军事要塞的重视。至元九年(1272),封忙哥剌为安西王,出镇长安,赐京兆为封地,驻兵六盘山。次年,加封忙哥剌为秦王,在开成建府――安西王府,为其行都。⑦ 明朝时,鞑靼势力强大,明王朝无力据守,所以将宁夏北部人民迁往西安一带,在宁夏北部形成防御带,以抵御其入侵。“终明之世,边防甚重。东起鸭绿,西抵嘉峪,绵亘万里,分地守御。”明朝在北方地区先后置有辽东、宜府、大同、延绥、宁夏、甘肃、蓟州、偏关及固原九个边镇,史称“九边重镇”。固原为关中门户,地处延绥、宁夏、甘肃三镇中间,军事地理位置十分重要。成化十年(1474)置延绥(榆林) 、甘肃、宁夏三边总制府于固原,“总陕西三边军务”,使固原成为一个在北方防务中举足轻重的军事要镇。⑧清代,固原的军事地位继如明代,陕西三边总督仍驻固原。 二、 丝路要道 固原为关陇要塞,是古代丝绸之路由长安到河西走廊最短线路的必经之地,同时也是陇右丝路的重要枢纽,在中西交通史上也发挥着重要作用,宁夏境内的其他两条线路也都由此分出。 自汉代开启以来,丝绸之路在中西交通史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魏晋时期,尽管社会处于纷争和战乱之中,但没有完全阻断中西交往。东段固原段,从北朝开始,在丝绸之路上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中国的茶叶、丝绸以及先进生产技术通过这里带到中、西亚,同时西方的先进文化和珍奇异宝通过这里带到中国。固原南郊北魏墓出土的萨珊波斯银币,币面中央有萨珊王卑路斯(459~484)的图像,两侧有孔,是墓主人生前佩戴之物。北周李贤夫妇合葬墓出土的鎏金银壶、凸钉玻璃碗和金戒指都是丝绸之路上的遗珍。其中,鎏金银壶壶柄铸两个兽头与壶身连接,把上方铸一深目高鼻带盔帽的人头像,面向壶口,壶身腹部一周装饰有三组男女相对人物图像。壶身形状、人物外貌着装均反映了波斯的风俗习惯。凸钉玻璃碗,内壁光洁,外壁饰以凸起的圆形装饰两周,上下错位排列,使用烧吹技术制造,是我国现存最完整的玻璃器。金戒指,环形,界面正中镶嵌一块圆形平面的蓝色青金石,石面上雕刻一人,双手持一弧形花环。这些珍品充分印证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宁夏在中西文化交流过程的重要性。 隋唐时期,经济快速发展,推动了中西交往。宁夏南部在丝绸之路上的作用也越来越重要。少数民族开始与唐王朝抢夺丝绸之路的控制权。经过多次战争,丝绸之路上的障碍被扫除,长期控制丝绸之路的突厥人退至西域,吐谷浑也归顺了唐朝。盛唐时期,丝绸之路极度繁荣。杜佑在《通典》谈及开元年间长安到平凉的交通时说,“皆有店肆以供商旅,远适数千里不持寸刃”。固原南郊小马庄隋代史射勿墓出土萨珊波斯银币,以及唐代史道洛墓出土的罗马金币,就是粟特人从西亚带来的珍品。 经过战乱纷繁的五代十国,到了宋元时期,丝绸之路东段分出一条新线:行至瓦亭关后,经隆德县及甘肃会宁县、定西县至兰州市,这条线路的出现,使原来路线不再使用。至此,固原在丝绸之路上的地位也开始下降。 从历代王朝的军事建置看,固原在中国历史上军事地位十分显赫,是中央王朝防御少数民族入侵的军事重镇。从丝绸之路的发展历程看,中原汉族不仅通过固原向西北少数民族传入了丰富的物产和先进制度文化,而且还向中西亚国家传递了华夏文明。 中国历史论文:中国历史文献学教学的新探索 [摘 要]目前中国历史文献学课程教学存在教学课时较少、教材信息量大、教学方法单一等缺陷。针对这些问题,笔者在教学实践中有针对性地进行了一些教学探索,比如科学选择教材、课下辅导交流、多种教学方法合理运用等等,在实践教学中取得了较好的成效。 [关键词]历史文献学;教学;探索 中国历史文献学是一门既古老而又年轻的学科,它是对历史文献的形成发展、整理利用进行研究、探索其规律从而加以理论说明的一门学问,它能为历史科学研究建立坚实可靠的资料基础。近三十年来,历史文献学的学科建设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历史文献学也成为了高校历史系本科学生必修的一门专业课与基础课。 中国历史文献学在新疆大学历史系被确立为专业基础课,多给大一新生设置,在多年的教学过程中总结了教学的不足和缺陷,同时也在教学实践中有针对性地进行了一些教学探索,在这里,和大家一起做简要的探讨。 一、把握教学进度,做好课下交流辅导。 随着很多大学公共课如英语和政治课的不断增多,很多学校的专业课的课时相对被压缩,在新疆大学,英语和政治课挤压各学院专业课的现象比较突出。中国历史文献学作为一门专业基础课,每周的课时仅为2课时,一门课的总课时数是36课时。就课堂教学时间而言,师生一年内接触的时间不到40小时,十分短暂有限。然而,中国历史文献学实际上是一门包罗万象的课程,它包括中国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训诂学、辨伪学、史源学等多方面的学科知识,是一门带领学生走入历史的入门基础课,掌握了它,就等于有了做历史研究的工具,但学生要想真正学好这门课程,所需要解决的疑难和问题是很多的,需要教师对课程的讲解细致有序,可是课时的严重不足使得教师无法对教学中任何一个学科知识系统详细地讲述,这当然会影响到学生对这门课程的学习。 为应对课时不足,笔者在每学期开课之初,就给所带班级学生布置了整学期的学习任务,包括对课程涉及到的各学科如目录学的产生时代、发展过程、研究内容、对历史研究的作用和贡献等等,每次上课抽出一定时间请学生来介绍他所预习得到的知识,然后再由教师进行有针对性地对教学难点和重点的阐述讲解。通过这种方式使得学生利用课余课下时间来有计划地学习,同时课堂上也能与教师有较好的互动。 二、教材选择科学化 教材是教师进行教学的主要依据,也是学生学习、获得知识的主要读物。20世纪80年代后,国内先后出现了20多部以“文献学”命名的著作。有吴枫的《中国古典文献学》,张舜徽《中国文献学》,王余光《中国历史文献学》,罗孟贞《古典文献学》、洪湛侯《中国文献学新编》等,每一本著作都各有其优缺点及内容的侧重性。但有的著作对课时与课量要求较多,不太适应教学的要求,因此选择合适的教材对教学是至关重要的。杨燕起、高国抗主编的《中国历史文献学》定为我系历史文献学教材。该书结构安排周密合理。全书分为三编,每编各有侧重点,上编是概论,从历史文献学的定义讲起,直至历史科学与历史文献学的关系等诸多理论问题,均一一扼要阐发。中编为历史文献学的发展史,从先秦两汉到20世纪,抓住重要人物、重要典籍和重大事项,将基本线索梳理地非常清楚。下编为历史文献学的基本方法和基本知识,系统介绍目录、版本、校勘、辨伪、辑佚等若干方面的原理和内容。全书文字深入浅出,对刚刚入校的大一学生来说较为适合。 三、教学内容设计合理化 由于课时有限,课程中所有的教学内容都深入、全面、透彻地讲授是不现实的。这需要我们对教学内容进行合理安排,哪些内容必须讲,哪些内容简单提及、哪些内容学生自己可以课后学习,做到学生每课都有所得,对教学内容的重点熟记于心。比如,讲解“时代治乱与历史文献的聚散”一节时,重点是文献聚散的特点和历史上文献散亡的原因。在课程教学中要能深谙历史文献学全局,做到各章节内容安排合理,重点、难点突出,能很好的提高历史文献学教学的效果。 四、教学方法多元化 历史文献学课程教学方法基本上沿用传统的板书教法,采用“填鸭式”、“满堂灌”的方式,即以教师注入式讲述为主,师生之间的交流和互动很少,多局限于对简单问题的一问一答,课堂气氛单调乏味,这种将知识强行授予学生的方式无法发挥学生学习的积极主动性。同时教学的场所过分局限于课堂之内,教师只在教室完成教学过程,极少有创新的形式,这种单调的教学方式又使前面所说教学内容单调的矛盾更加突出。学生的视角受到限制,难以接触到课堂外的内容,在教学过程中,学生只是机械被动地学习教材内容,学习的方法只有死记硬背,这样的教学方法是达不到课程的要求和目的的。 对于这种教学方法单一,笔者认为需要利用各种生动活泼的教学手段引发学生学习的兴趣,将以教师为中心的知识性传授教学,转变为以学生为中心的知识探索性教学,让学生参与教学过程,而不是做被动的听众。 1、互动式学习 这也是激发学生兴趣的有效手段。每次课前预留思考题。每次课上,围绕思考题,师生互动,展开讨论,启迪并开拓思路,并找出新的问题,从中引出新问题的讲解。这种情况下的课堂气氛都及其热烈,学生们各抒己见、各有立场,就好像在辩论场,学生充分享受到辩手的乐趣。如进行“辨伪学”一节的讲解,前提是学生带着“什么是伪书”、“辨伪学和我们有多大关系”这样问题的思考进入课堂,上课时,就以学生为主体,充分发挥学生的积极性就这些问题进行讨论,教师则从中将讨论引导深入,将伪书伪文出现的原因和带来的危害做细致深入的分析,让学生能更好的理解辨伪学的必要性和学术地位,从而达到学生和教师共同完成教学任务。 2、设计试讲 全面测试学生学习水平。学期中会给学生一次试讲的任务。试讲题目由学生自己从教材中寻找。讲授前,给学生3-4周的准备时间,要求学生尝试转换角色,指导学生备课时所应留意的教学内容和教学环节。学生通常接到任务都很兴奋,也很紧张,每位学生试讲后,及时点评,点评包括教学内容的点评,还有学生的教态、板书。语速等方面。试讲锻炼了学生的业务技能,更融洽了师生关系,通过亲身体验学生能了解教师的职责,也能体谅到教师的辛苦。 3、多媒体课件及相关材料的使用 全国各高校为适应教学改革的需要,强调采用多媒体教学手段。多媒体教学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传统的教学方式,在中国历史文献学教学过程中,将多媒体课件作为教学辅助手段是很有必要的。制作图文并茂,知识与趣味性合一的课件用来辅助教学目前看来效果较好。 除了用多媒体课件辅助教学外,在教学中还向学生提供给大量与学习内容相关的视频、动画、图像、文字、声音等。如在古籍装帧形制讲解时,提供相关形制古籍图片,讲解经折装、蝴蝶桩、旋风装时,除了展示相关图片,还采取了手工展示的方法,现场在教室给学生表演蝴蝶装、旋风装的装帧办法,学生对此很感兴趣,同时鼓励他们和教师一起动手做经折装、卷轴装、包背装等书籍模型。这些使教学充满了感官上的强烈刺激,也可使教师借助多媒体工作平台和丰富的资源库,整合教学素材,丰富教学内容,使教学手段更加灵活便利。 4、培养学生利用网络学习能力 在教学中要向学生介绍与教学相关的网站,供学生课后学习研究使用。如历史专业网站等。还告知学生充分利用校园网上的学术期刊网以及超星图书馆、国家图书馆电子网站来查阅文史资料。网络还给师生之间搭起了一个沟通和交流的平台。由于大学师生关系松散,,为改变这种状况,笔者在历史文献开课之初,就将自己的QQ号,电子信箱告知学生,和学生开展课下的相互交流。师生之间就专业问题、学习方法、考研就业等各方面的问题相互交流,在交流中即调动了学生对课程的兴趣,也锻炼了学生为人处事的能力,教师也从中体会到了为人师者的快乐。 在中国历史文献学课程教学的过程中,对教师的素质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和挑战,为此,教师必须与时俱进,提高自身的道德素质和业务能力。总之,只要师生协作努力,中国历史文献学的教学面貌定然会焕然一新。
民族文化论文:民族文化精神下大学语文论文 1民族文化精神的内涵 放眼世界,每一个民族不论大小、强弱,都有自己的民族文化精神。这种民族文化精神,决定了这个民族的价值理念和生活方式,也决定了他们在多元文化碰撞和融合的过程中会选择怎样的道路。中华文化博大精深,中华民族在长期的发展进程中形成了崇高的民族精神,优秀的民族性格,高尚的民族情感,良好的民族礼仪。在中国古代史上,中华民族文化中的许多精神理念如儒家仁义道德、法家法制精神等都在国家建设和社会秩序维护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同样,这些民族文化精神在民众民族精神教育方面也发挥了重要作用。民族文化精神具有一定的教育价值,它与语文、政治、哲学、艺术等学科结合起来,可以为个体民族心理培养、民族品格养成提供丰富的养料。这也是我国教育界一直提倡在大学语文教育中加强民族文化精神培养的根本原因。 2在大学语文教育培养民族文化精神的必要性 2.1培养学生民族文化精神的需要 我国大学语文教育至今已经走过了三十多年的发展历程,它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但是在发展中却始终存在课程目标模糊、教学定位失准等问题。近年来,我国大学语文教学大纲明确提出“发挥大学语文在民族文化精神培养中的积极作用,以培养大学生文化素养和个人品质”的要求。这就要求我国高校在语文教学中要改变过去那种过多的强调语文学科工具性和基础性的做法,进一步强化语文教学的开放性、语文知识的时代性和人文价值,发挥语文教育在在学生人文精神培养、民族文化精神传承中的作用,将民族文化精神根植于学生心中。 2.2时展的需要 在全球化背景下,我国经济、文化实现了快速发展。与此同时,外来文化的侵入,网络文化的兴起,使社会文化导向和思想意识愈加混乱,这些都给大学生带来了一定的影响。越来越多的大学生视享乐、炫富、叛逆为时尚,更多的人在物欲思想和现实主义理念的影响下,养成了行为不检点、自私自利、眼高手低的坏毛病,有关大学生炫富、傍大款、情杀的负面新闻也是层出不穷。面对这种让人痛心的现象,我国教育界一致提出“以语文、思想政治课堂为阵地,开展大学生爱国主义教育、人文精神教育”的口号。大学语文教育作为培养学生士人精神、塑造学生完美人格的重要手段,而受到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 3如何在大学语文教育中培养学生的民族文化精神 3.1明确语文的学科地位,推进语文教学改革 在大学语文教学日趋边缘化的情况下,高校首先要确定语文的基础学科地位,并大力推进大学语文教学改革。具体来说,高校首先要更新语文教学内容,创编大学语文新教材,力求大学语文教材内容与学生兴趣、民族文化精神培养需求结合起来,使大学语文教材兼具人文性和时代性。其次,重新设置教学大纲,严格明确语文教学目标和教学宗旨,摈弃过去那种以学生语文基础知识培养、语文能力训练为主的教学模式,以学生人文精神、文化素养培养为目标,以爱国主义为优秀,使学生从更高的层次上去认识英勇无畏、舍生忘死、百折不挠、前赴后继的民族斗争精神,去学习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民族时代精神。其次,高校要适当增加语文课时,加强语文教学设施建设,在语文教学中国文学精华为主开展民族文化精神教育,让学生领略祖国灿烂的文化,吸收更多的民族文化精神养分。 3.2提高教师语文素养,丰富语文教学手段 教师是教学的主导者和参与者,语文教师的素质和能力,直接关系到语文教学质量。严格来说,一个合格大学语文教师不但要具有高尚的人文素养和道德情操,还要具有渊博的知识和较高的信息素养。为了实现大学语文民族文化精神培养目标,大学语文教师有必要加强语文知识学习,以提高自身语文素养和语文教学能力。这就要求大学语文教师通过教学实践、自主学习、各类图书涉猎以不断充实民族文化知识,加强专业理论修养,满足大学语文教学需求。其次,大学语文教师要在优化原有知识结构的同时,还要学习网络、多媒体新知识,完善自身信息素养,以学习更多的传统文化知识,更好地运用多媒体教学、互联网资料加大民族文化精神教学的魅力。 3.3完善语文教学考核机制 完善的考核机制是教学可以为教学提供有益补充,也是课程目标实现的根本保障。大学语文民族文化精神培养,必须依据考试、考核的激励引导作用才能收到良好的教学效果。就目前来说,许多学校在语文教学考试中采用的仍旧是闭关考试,对学生人文素养发展情况不甚关注,这对学生成长和语文教育来说,都是极其不利的。要想实现大学语文教学目标,学校及教师必须完善开放化、动态化的教学考核机制,将学生听课笔记、文化典籍读书心得、写作实践、志愿活动等民族文化精神培养活动纳入到教学考核范围中去,并将相关考核内容量化、细化,用积分考核法、师生互评、生生互评等方式,对语文民族文化精神教学进行考量,切实发挥教学评价和考核在民族文化精神培养中的作用。 作者:张中旭 于飞 单位:赤峰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赤峰市住房保障管理中心 民族文化论文:成长小说民族文化论文 一、成长小说的内涵 成长教学将关注的焦点集中在青少年的教育上,但是又不同于儿童文学和青少年文学。成长小说是青少年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青少年时期,一个人的生理和心理都发生着重大改变,成长并不单单代表着生理走向成熟的,更多的会涉及到一个人对生活、对社会、对自我和对人生展开的思考。美国众多的成长小说情节各异,但是其创作模式大体都是相同的:成长小说中的主人公一般会在经历过一些特殊的时间之后,性格、心理产生极大的变化,这种变化会使得主人公摆脱曾经的稚嫩和童真,内心受到极大的震撼,最后重拾信心,真正地面对复杂的社会生活。主人公的这种巨大改变实则是主人公在复杂世界里的再生,是他们迈向成熟的必经阶段。与具有五千年悠远文化的中国相比,美国算的上一个年轻的国家。青年一代渴望早日脱胎换骨,尽快地成长起来,能够独立地面对这个现实的复杂的社会。因此,美国的成长小说的主流偏好于塑造各种形式的流浪汉的形象,所探讨的就是由天真无邪蜕变到经验丰富,由年轻走向成熟的历程,这其实是美利坚民族文化在美国文学中的自然折射。以下部分将选取美国具有代表性的几部成长小说来探讨其反映出的民族文化。 二、诱惑 在美国成长小说的创作模式下的主人公最初的心理状态大都处于童年期,他们对周遭的世界认知比较模糊,外界的一切对他们有着巨大的诱惑。主人公的童真和主人公对于世界的好奇促使主人公展开自主地求知。其实成长小说中的这种求知是有文化渊源的。追求真理是西方文明的惊喜。美国人总是热衷于不断地追求真理以获得更高地满足。美国人将极具开拓精神和冒险精神的鲁滨逊视为祖先,他们抵制“教化的企图”,主张主动去开拓学习以求得生存和发展。其实,对周边世界感觉陌生、模糊,因为对世界有着强有力地认知欲望,想要更好地与周遭的世界融入,恰恰就是青少年的心理。用成长小说反应美国人渴望更好地认知世界、更积极地探索世界的民族文化是十分恰当的。诱惑是美国成长小说重要的初始因素,是促进青少年成长和成熟的直接导火索。比如,早期的美国成长小说《白鲸》中的魁魁格就是受到了陌生世界的诱惑,义无反顾踏上了捕鲸船,开始了他漫长的探索和成长;《哈克•贝利芬恩历险记》中,哈克出于对自由生活的憧憬,最终展开其探索过程;《我的亲戚,长官莫里琉克斯》中罗宾极度地渴望成为继承人,所以鼓足勇气独自踏上了寻找叔叔的道路……众多的美国成人小说似乎都可以寻找到主人公所受到的形形色色的诱惑,这与美利坚民族的文化息息相关,美式文化里认为人就应该在不断的开荒和探险中获得新的认知最终开辟属于自己的一片天空,这种文化理念在绝大多数的美国成长小说中富有冒险精神和开拓精神的主人公身上都有所体现。 三、顿悟 顿悟是成长小说的灵魂,每个青少年在经过一些特殊的事件的洗礼之后,总会对人对社会产生一种全新的洗礼式的认识,这也是成长小说的典型特征之一。例如在《红色英勇勋章》中成功塑造了主人公亨利•弗莱明的形象。最初的他是一个毫无实战经验的士兵,但是他认为战争是神秘而伟大的,这种神秘吸引他一步一步迈向战场,他渴望通过战场的洗礼成长为一名真正的勇士。但是当他真正踏入站长,他开始得到顿悟:原来战场并非想象的样子,甚至认为战场上并不存在真正的英雄主义,所以参与战斗的士兵只是出于本能的自我保护。他通过实践感悟到战场并非想象中的浪漫和神秘,而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屠宰场。美国的文学其实是十分重视美利坚民族的集中体验和国名性的,这一点在大多数的美国成人小说中都可以看得到。美利坚民族其实是一个充满浪漫与感伤梦想的民族,他们渴望能够在成长过程中寻求到一个美好的精神花园,从而逃离文化,永远的年轻和激情下去,但是他们又不得不在一次次碰壁和现实面前建立起新的认知重新地认识世界。由此可见,成长小说可谓是我们认识美利坚民族、美国文化和美国文学的有力切入点,透过美国成长小说,我们能感受到整个民族的信仰、激情和梦想。 四、幻灭 美利坚民族文化强调的是个人主义,强调是自我意识,强调依靠自己去获得想要的一切,这是美国文化的优秀,也是美国的国民性格。这种文化价值理念来源于犹太—基督教的传统,相信万能的造物主创造了人,而为了满足人的需要又创造了世界。同时,这种文化的形式与美式教育也是分不开的,美国的家庭多是孤立的优秀家庭,他们为孩子提供的支持和帮助与中国人民相比可谓少之又少,美国的孩子从小接受的教育就是“我能行,我要靠自己,我是很重要的,我通过努力可以改变世界”。但是理想很丰满,现实却很骨感,现实总是会一次次击碎人们自满自足的梦想。随着科学的进步和发展,人的地位实则在不断降低,人类文明越是进步,人类就越能感受到世界的奇妙和自身的卑微渺小。在人类从自满自足发展到终于认清自身的渺小时,往往会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例如,小说《白鲸》中的埃哈伯虽然在现实面前一次次碰壁,一次次变得伤痕累累,但是他依然不愿意受制于这个世界,依然不愿意接受现实,他依然认为人的意志是可以胜过自然的,只要信念坚定,再渺小的人类也能向自然发起极限挑战。这一人物形象其实非常符合美国的国民性格,但是遗憾的是,埃哈伯由于莽撞最终丧生大海,这其中暗暗表达了极端个性注意恶性膨胀下去就会自食恶果。人类是个矛盾体,既渴望超越自我,探索神秘的未知世界,但是在现实面前却难免遭遇坎坷,这是文化与现实的碰撞,是真实与理想的纠结。 五、觉醒的困惑 文学作品与文化价值之间关系匪浅,任何一部优秀的文化作品之说以会流传下来,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它抓住了这个民族的灵魂。因此,透过一部成功的文学作用,我们可以寻找到深刻的民族形象。透过美国的成长小说,我们可以捕捉到其中折算的美国文化和美利坚的民族精神。例如,《哈克哈克贝里•费恩历险记》通过写一个少年的历险和成长,展示了美利坚民族以逃避追求自由的梦想;《白鲸》则深刻反映了19世纪美国人对探险求得真知的渴望。在美国的成长销售存在着这样一个文化的悖论:觉醒与困惑。最初是青少年,因为懵懂无知而快乐,但是当他们走向启蒙,也昭示着他们灵魂的觉醒,与此相伴而来的就是无尽的痛苦。随着知识和经验的丰富,原先的梦想可能被现实击得粉碎。人们相信自我力量,追求冒险,追求真知,但是在一次次碰壁之后,梦想不得不幻灭,深刻觉醒过后是无尽的困惑。美利坚民族文化的优秀价值观之一就是通过不断的努力追求更高的理想境界。而美国成长小说所描述的也是一个个怀揣梦想的主人公想理想挺进的过程。但是在向梦想挺进过程中,会伴随着诱惑—顿悟—幻灭—觉醒和困惑,这其实是传统的理想化的价值观念与无情现实社会碰撞的结果。“天真”的少年,收拾行囊,怀揣梦想,踏上探险和求知的道路,觉醒固然美好,但是却伴随无尽的痛苦,梦醒时分,难免会产生一种因无法实现梦想而出现的幻灭感。觉醒和困惑这一文化悖论集中体现了美国民族个性的两重性。正如著名的哲学家乔治•桑塔亚所指出的那样:美国是个矛盾的国家,这种矛盾的根源就在于它既是一个年轻的国家,又在骨子里流淌着陈旧的精神观念的血液,美利坚民族的青年一代既信奉祖先传下来的信念和标准,又有着自己本能的开拓和实践。 作者:李佳宏 李宁 单位:张家口学院 民族文化论文:意象油画民族文化论文 1意象油画的民族文化内涵 1.1利用写意方法来彰显意象之美。 中国的意象油画倡导的是神韵以及意境,早期的美学理论认为,在优化中融入写实元素无法达到油画真正的创作高度,有些是神韵以及意境的高度,实际上,创作者完全可以通过形的创作来传达神韵。意象油画与写实油画不同之处在于,意象油画创作的目的并不是真实的展现出客观事物,而是利用情感来传达意象。中国用神来之笔来表达油画中的神韵。某意象油画创作者认为,油画创作不能完全地倡导干净利索,有些时候“拖泥带水”反而会更有意境。其理论观点应用在意象油画的创作中非常合适,以中国意象油画独特的“泼墨”手法为例,这种创作手法借鉴了我国书法作品,创作者在创作时,不会刻意强调干净利索,而是自然随意的进行创作,使之形成一种浑然天成的意象之美。 1.2意象油画的造型来自于中国画。 当代的意象油画造型主要是以主观的方式表现出来,与此同时又追求更加客观实际。我国著名的绘画大家齐白石曾经概述过意象油画的造型即:似与不似之间。意象油画的造型创作并不是毫无根据,其以客观事实为前提,在此基础上融入创作者的情感,之后对客观景物进行合理的想象创作,但是在想象的过程中,创作者可以完全按照自身的情感来想象而不受客观景物自身特点的限制,无论选择使用哪种造型,只要将创作者全部的感情体现出来即可。我国某些一项画的创作者,在创作时,借鉴了我国传统的中国画,比如留白的处理,大量留白给观赏者以无限的遐想。中国水墨画中就有将留白看作墨来使用,虽然有些意象油画借鉴了西方色彩等元素,但是骨子里依然能够体现出中国传统的民族文化内涵。 1.3色彩是意象油画的灵魂。 色彩作为油画的“特定”媒介,可以唤起人们各种情绪,从而表达主观的情感。在色彩的使用上,只有主观地积极地创造,才能表达出特定的精神内涵。画家要想运用好色彩,就必须对色彩有个人的形象的独特的感受,有个人的艺术创造,这样才能够形象地表达自我感情。西方传统的油画是运用光色原理再现物象的真实色彩感觉,强调追求“真实美”。如中国绘画中的竹,一般用墨来画,有时可以用朱砂来画。中国绘画意在强调表达心中的意志和情感,而实际事物的色彩并不重要,要的是事物色彩所能表达的内涵。 2意象油画的诗意魅力 2.1气韵之美。 我国是诗歌的国度,诗歌作为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自身的魅力不言而喻,我国的意象油画无论是处于哪个阶段都能够体现出诗歌的魅力,其中典型的就是气韵之美,这是我国意象油画创作的标准,也是我国意象油画所具有的独特的价值。我国的艺术创作一追求气韵之美,很多古代大家都以以形写神来当作创作标准,此外,还有些绘画大家,将以形写神的理念延伸为气韵生动,由此我国的意象油画的创作也逐渐将这一理念看作是最高的标准。随着时代的发展,绘画大师对此进行了不断的解读,融入了当时年代的人们不同的审美观,但是无论如何变化,意象油画的绘画理念始终都是将心与物的有效结合,即实现主观与客观的融合。油画这一绘画形式,早在20世纪初就已传入我国,在这一个多世纪的发展中,起早已于我国的传统文化想融合,逐渐发展成为我国绘画艺术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作为油画中重要的一种,意象油画一直以来都是以气韵之美作为创作追求的目标,利用多种创作手法将客观物象的神韵充分的体现出来,这种神韵即包括外在的相似,也可以通过外在形象体现出精神风貌。意象油画的创作虽然来自于现实物象,但是在形体上却不受具体物象的限制,创作者可以按照自身的创作方法来创作,打破原有物象的创作模式,可以融入创作者的感情,进而体现出意象油画的气韵之美。中国意象油画创作大家中赵无极的油画作品完全能够体现出气韵之美,他所创作的油画作品,大部分都是利用形来传达神,给予一种浑然天成之感。 2.2意境之美。 这是意象油画所具有的另一诗意魅力,意境之美是意象油画的内在之美,任何一位意象油画的创作者要想使自己的作品具有美感,就必须在作品的意境上花费精力。我国传统的绘画大部分都是看作意境,创作者利用客观物象,来表达内心的情感,也就是各种常用的移情手法,中国意象油画所追求的意境之美,体现的是大自然真实的状态。在营造意境上,中国与西方完全不同,西方强调的是理性,其意境的营造上重点都放在对对象细致入微的表达上,这种表达具有一定的科学根据,而中国意象油画创作者追求的意境与诗意相连,创作者在作画时就好似在写一首诗歌,强调的是情感的释放,而不是理性的传达。 2.3意象油画的诗境之美。 在中国传统美学观念里,诗境之美与意境之美同等重要,追求诗的灵性是其开展创作的真谛。北宋郭熙说:“诗是无形画,画是有形诗。”诗之所以可以当作画,是因为其意境中蕴含了画意;画之所以称之为诗,是因为画中洋溢着诗意。美学理论认为,审美活动就是在物理的世界外构建一个意象世界。意象油画创作者的创作充满了意象油画的含蓄性、自在性,以此来挖掘万物之源的诗境,在实现真实外象被转换为寄托心灵的形象之后,进而促成超越真实的自我跨越,让观赏者心灵激荡。 3结束语 综上所述,可知意象油画虽然是以具体的物象为基础,但是却不受其束缚,尤其是在形体的创作方面,主要是依据自身的情感来创作,创作者所追求的也是情感的发表,而不是物象的细致刻画,在这方面,中国与西方国家有一定的差别。 作者:王楠楠 单位:哈尔滨师范大学 民族文化论文:营销策略下民族文化论文 一、民族文化与营销策略 在企业不断经营发展中,不管是企业内部还是外部,都讲究的是一种策略。在实际经营过程中,民族文化特色会显得尤为重要。文化是一个社会中意识形态和物质相适应产生的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制度或者组织,是各个民族或是国家由于历史因素、地理环境、风俗习惯等的差异,所形成的各自独有的特色文化。民族特色文化不仅仅是包括在语言交流方面,还有宗教信仰、美学、各民族风俗习惯和信念等。比如中国人认为红色代表喜庆、热烈、庄严,但是法国人认为红色是危险的象征,是警告;龙是中国的意义,代表尊贵,是王者的象征,而在西方文明中,龙是恶魔的象征;这些差异都体现各民族、各区域的文化特征由于历史和环境的影响表现出的显著差异性。在激烈的市场竞争环境中,企业努力争取消费者,扩大市场份额,从而使得企业得到长久发展。要想实现这一目标,企业就应该把产品营销策略与民族文化相结合,在产品策略文化塑造方面更为注重,赋予产品策略一定的文化价值,追求产品文化价值的实现。市场是企业营销策略开始的地方,也是营销策略工作的终点。企业应该以市场为中心,依据对市场的研究和调查,针对市场的变化,及时调整并改变原有的营销策略和经营方式。企业的营销策略的做出是依据特定的环境下进行的,然而市场环境是千变万化的,企业只有主动积极地研究所处的环境,及时采取适当的决策,才能采用最有效的营销策略。 二、企业营销策略的选择 市场营销策略是企业把消费者的需求作为出发点,根据企业以往获得的消费者的需求量和购买力等的信息,有计划对企业各项经营活动进行安排管理。企业经常采用的营销策略是4Ps营销策略、4Cs营销策略、4Rs营销策略以及4Vs营销策略。 1.4Ps营销策略 营销组合理论是在1953年尼尔•博登美国市场营销学会的就职演讲中提出的,这一理论提出后,4Ps营销策略随之出现。4Ps营销策略理论在企业市场营销策略理论界被广为接受,它是由美国密西根大学教授杰罗姆•麦卡锡在他的《基础营销》一书中提出,将营销过程各要素概括为产品(Product)、价格(Price)、渠道(Place)、促销(Promotion)四类,就是著名的4Ps。4Ps营销策略理论构建了市场营销基础理论的框架,4Ps理论是分析的单个企业,认为影响企业营销结果的因素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不可控制的因素,也是企业面临的外部环境,比如国家政治、法律法规、经济水平、种族文化特征等环境因素;另一种是企业可控因素,企业可以采取各种方法进行控制,比如产品价格、销售渠道、促销方式等因素。企业市场营销策略选择的实质就是利用企业内部可以控制的因素来适应企业面临的外部不可控制的过程,即通过事前对产品价格、销售渠道、促销方式的计划和选择,针对变化的外部因素积极做出反应,采取动态的策略,从而促成产品交易的完成和实现企业的目标。 2.4Cs营销策略 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和社会文化方面对营销策略提出了新的要求和挑战,使得企业产品的生产周期变短,技术创新使得生产工艺水平更加现代化。人们消费观念的转变使得消费行为变得更加感性化和个性化,市场中产品的供给状态由短缺逐渐转向饱和,在这种环境条件下,营销策略的主导权由企业转向消费者,这就需要企业必须站在客户的角度来思考问题,选择最佳的营销策略。4Cs理论就在这种情况下由美国学者罗伯特•劳特明提出,即消费者的需求和欲望水平(ConsumerNeedsandWants)、消费者的成本及费用(Cost)、消费者购买的便利性(Convenience)、企业与消费者的沟通(Communication)。4Cs营销理论主要包括四个方面内容,一是企业在产品生产之前要进行深入的市场调查和研究,依据消费者的需求来确定生产计划和措施;二是企业在制定价格策略之前要先了解消费者为满足欲望愿意支付的成本和费用,并考虑消费者的价格敏感度,从而确定符合消费者收入水平的价格策略;三是在考虑消费者购买产品便利性基础上,合理建立产品销售渠道;四是企业要加强与顾客的交流沟通,从各种促销方式中寻找到顾客更愿意接受的促销方式,积极建立与消费者之间的信任纽带,增加现有消费者和潜在消费者购买产品的情愿系数。在4Cs营销策略中,更注重以市场为导向,同4Ps营销策略相比,更适合市场经济条件下以消费者的需求为关注焦点的理念。 3.4Rs营销策略 在营销理论发展过程中,营销策略先是关注产业营销,之后是偏重于服务营销,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偏重于关系营销。关系营销就是指在营销过程中,要注重维持和巩固消费者和其他参与者的关系,只有这样,营销中各方面目标才能全面实现。美国学者根据关系营销理论提出了4Rs营销策略理论,主要阐述了四方面的全新营销要素,分别是关联度(Relevancy)、反应速度(Re-spond)、关系(Relation)、回报(Return)。在多变的市场中,消费者流动具有动态性。消费者对企业产品的忠诚度是变化的,消费者会寻求使自身效用最大化的产品。建立并保持与消费者之间的长期关系是企业经营的优秀理念和最重要的内容,这就体现了4Rs中的企业与消费者之间的关联;企业与顾客建立长期而稳定的关系已经成为企业抢占市场的关键手段,企业必须与企业经营相关的成员建立稳定的合作伙伴关系,为实现企业目标建立前提条件。4Rs中的回报要素是营销策略的源泉,任何产品交易与合作关系对经营参与方都是一个经济利益问题,合理的回报是营销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营销策略的目标必须注重产出水平,注重企业在产品营销策略中的回报。与4Cs营销策略相比,4Rs营销策略是以竞争为导向,体现并落实与经营参与各方建立良好关系的重要性。 4.4Vs营销策略 20世纪90年代末提出的4Vs营销策略目的是为了培养和构建企业优秀竞争力,4Vs营销策略是现代企业市场营销的新的出发点,主要涉及的策略有差异化策略、功能化策略、附加值策略和共鸣策略。差异化策略指的是企业开发设计不同特色的产品,提供独具特色的、周到的服务,从而树立良好的企业形象;功能化策略是要求企业提供不同功能的产品和服务,更好的满足需求不同的消费者;附加值策略是结合消费者不同的需求,增加符合消费者欲望、消费习惯的产品和服务,从而提高企业产品和服务的附加值;共鸣策略是指采取符合消费者效用最大化和企业利润最大化目标的营销策略,使得企业和消费者达到一个共赢的局面。4Vs营销策略补充了4Cs策略中差异化的问题,同时兼顾了企业和消费者的利益,企业和经营参与各方的利益。每种营销策略都是对前一种策略进行补充和完善,都有在营销理论上的创新点。各种策略都有各自的特点,企业根据所处的市场环境,并根据企业自身特点和消费者群体的特点,适当选择营销策略。 三、企业营销与民族文化相结合的优势 虽然传统的营销也具有一些价值观念,但是其本质并不能与消费者的价值观念产生共鸣。在结合各民族、各区域的特点基础上,现代的营销对消费者的满意度尤为关注,现代营销中融入了民族文化元素,通过顺应和创造某种价值观念更好地满足具有不同特点的消费需求。一方面,企业产品的设计和制造融入了地区特色。美国市场是一个成熟完善的市场,但同时也是世界上最难进入的市场,很多亚洲企业都很难在市场中占据一定的市场份额,但是海尔公司采取了良好的营销策略成功进入美国市场。海尔采用当地化策略,结合美国消费者特征,开发了许多针对美国市场的产品,比如出口美国的“大统帅”BCD-275海尔冰箱,就是根据当地美国居民对冰箱外观、制冷能力、使用习惯等区域性特征进行了专门的设计和制造。结合各种促销手段和实用手段引起媒体关注,使媒体为产品做了免费的宣传。另一方面,企业对市场进行定位之后,根据区域化差异,在对产品进行推广营销过程中,会根据消费者对产品的价格的敏感程度进行定价和促销。将文化观念融入到企业推广促销的全过程中,可从微观与宏观两个方面入手。从微观层面,企业产品中融入文化元素,可以改变营销的外部条件。对于一些落后地区的独特文化,营销过程中对文化的传播有利于这些地方的发展,提高知名度,最终会改善企业营销的外部环境。从宏观方面来看,营销中加入的文化观念会影响企业文化,促进文化的传播和传承。 四、结语 一个地区甚至是一个国家在悠远历史中积累的地区或者是民族文化,以及当地人们的生活习惯、意识、价值观念等都会对企业的营销活动产生影响。将各民族、各地区的文化融入到营销策略中,将是未来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抢占一定市场份额的关键。企业针对各民族和区域市场进行调查和研究,对消费者市场进行细分,根据不同特点的消费者提供独具特色的产品。针对不同类型的消费者,企业采取适当的营销策略从而实现消费者效用最大化和企业利润最大化的目标。 作者:殷志琛 孙瑞瑞 单位:浙江万里学院 民族文化论文:森林民族文化研究论文 一、森林民族文化研究综述 1.西南地区 解鲁云在年已经对云南地区少数民族生态观等问题做了较为详细的梳理和综述,其成果可资借鉴。许再富等撰著的《热带雨林漫游与民族森林文化趣谈》一书是进入世纪前我国森林民族文化研究的重要著作,该书从地质学、地理学、生物学、生态学等诸多方面阐述了西双版纳热带雨林形成与演变的过程,并分析了自然环境对生活在这里的森林民族的衣食住行、婚丧嫁娶、宗教信仰等方方面面的深刻影响,认为这里民族的种种文化皆与热带雨林有密切的联系。罗苹阐述了西双版纳地区少数民族的森林风俗和情趣。周鸿等将云南山地民族的森林文化称为神山森林文化,认为这种森林文化体现一种敬畏生命的生态伦理学,有着深刻的自然保护意义。这足以看出这种独特的森林民族文化对于一个民族发展的意义。吴兆录等研究发现,在数千年的历史演变中,西双版纳的各族人民形成了以“神灵为万能,人只有依附地位,人必须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传统生态观。同时认为这一传统生态观固化在以利用、管理、保护森林为中心的生产活动中,具体表现为多样的森林管理传统,实现了人与自然双方的和谐相处和持续发展。 尹绍亭通过研究云南少数民族利用森林的传统方式———刀耕火种,认为当代的刀耕火种是亚热带、热带山地民族对于其所处生态环境的适应利用方式,是一笔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许再富以西双版纳为案例,探讨了民族森林文化与生物多样性有效管理之间的关系,指出民族森林文化是维持生物多样性的最重要因素,现代的生物多样性管理也离不开民族森林文化。周鸿等将云南山地民族的森林文化称为神山森林文化,认为这种森林文化体现一种敬畏生命的生态伦理学,有着深刻的自然保护意义。杨玉、赵德光则以西南边疆民族为中心探讨了神山森林文化对生态资源保护的作用。西南边疆各民族在与当地环境的不断适应过程中创造了以神山崇拜为优秀的森林文化,神山森林文化是一种人与自然和谐共进的传统生态文化模式,它维系了山地农业的生态平衡系统,又保护了大片原始森林,保存了大量的原生物种,对西南边疆的生态资源有重要的保护意义。这足以看出这种独特的民族森林文化对于一个民族发展的意义。蔡磊以贵州省都匀市两个少数民族村为例,研究了少数民族地区以村规民约为基础的社区森林资源保护问题。邱寅莹通过梳理云南少数民族地区的森林资源保护法律体系,通过个案再现守法、执法、法律监督等各个法律实施的具体环节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出现问题的原因和改进策略。刘冬梅等从铁刀木文化、贝叶文化、龙山文化和稻作文化这四个方面综述了西双版纳傣族森林文化对当地植物多样性的积极影响。吴思震总结了西南少数民族的生态观,他指出西南地区少数民族认为“万物有灵”,把自然和树林当作一种神秘力量而无限崇敬;对其居住地区的山林都倍加珍惜,并形成了许多保护森林、爱护自然生态的习俗文化;形成积极植树造林的文化习俗;在森林管理统筹方面以哈尼族“分区育林”与“种子孙树”文化为典型代表。 关传友从物质、精神文化两方面,对西双版纳地区的森林文化进行了初步分析,总结了西双版纳地区的森林文化现象。作者认为物质方面的民族森林文化涵盖食用、衣饰、居住、书写载体、生产生活工具、乐器等六个方面,精神方面则表现为神林崇拜、神树崇拜、佛教圣树崇拜等森林崇拜以及由此而形成的民风民俗。雷启义、周江菊研究了黔东南植物多样性的原生态文化表现形式,进一步证明了原生态民族文化对植物多样性保护与利用的积极作用,提出了利用原生态民族文化保护植物多样性的重要建议。李莉、梁明武以黔东南苗、侗族自治州为案例,从建筑工艺、鼓楼、风雨桥、吊脚楼以及生活、娱乐工具入手考察了这一地区少数民族的物质文化,以及以林业契约、碑刻、林谚为代表的制度文化和树神崇拜、民俗民风等精神文化的内容。与贵州、广西接壤的湘西、湘西南地区也是森林茂密、民族众多的地区之一,森林民族文化绚烂夺目。由于这一地区从大的地理环境上看可归入大西南的范围,故而将其附于西南地区进行讨论。学术界对这一地区的森林民族文化也有一些研究成果面世。陈瑛等探讨了湘西森林文化的建设问题,阐述了湘西森林文化建设的有利条件,并从建设软环境、搞好规划引导、探索规模经营和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四个角度提出了建设策略。刘俊宇、邹巅阐述了湘西少数民族森林文化中生态观多样化的表现形式,并在此基础上挖掘了其蕴含的生态伦理思想,探讨了其生态伦理思想的当代价值,特别是在旅游可持续发展中的作用。胡萍、吴萍从物质文化、制度文化、行为文化、精神文化四个层次论述了湘西南地区森林民族鲜明的民族性,并分析了这些民族性的理论研究价值和应用价值。 2.东北地区 世纪年代,张碧波先生主持了国家哲学社会科学“七五”重点项目———“中国古代北方民族文化史”课题,课题组历经十年的艰苦奋斗,取得了一系列令人瞩目的研究成果。年和年相继推出《北方文化研究》第一集和第二集,-收入论文七十余篇。年出版了《中国古代北方民族文化史•民族文化卷》,全书一百二十余万字,以中国北方古代民族为纲,将文化学的内容分别归入各个古代民族,是以民族划分来研究文化的重要实践,更是民族文化研究史上的一部不可多得的好书。书中涉及了肃慎、挹娄、勿吉、室韦等东北古代民族的森林文化。年又出版了一百三十余万字的《中国古代北方民族文化史•专题文化卷》,该书打破了考古学、民族学、历史地理学、历史学等诸多学科的学科界限,将民族学与文化史相结合,并融合文化人类学、历史文献学、考古学等诸多学科知识,试图以更加宏观和立体的视角建立北方民族文化史学科,对北方区域文化及民族文化进行研究,具有文化史学的开拓意义。该书内容丰富,涉及了中国古代北方各个民族的原始文化、哲学思想、宗教、神话、习俗、文学、史学、音乐、舞蹈、美术,乃至岩画、石窟、医术、科技、军事、体育等,其中也涵盖了东北古代森林民族的狩猎、渔捞、采集等与森林息息相关的文化。这部著作填补了我国古代北方民族文化综合研究的空白,也标志着“中国古代北方民族文化史”课题的最终完成。 上述著作虽然包罗万象,其中不乏对东北古代森林民族文化的系统论述,但首次明确提出关乎东北地区森林民族文化这一概念的是历史学家米文平。米文平在年提出了“东亚森林民族文化”的概念。他认为:“大兴安岭深处为无边无际的原始森林所覆盖,自古以来就有游猎民族生活在这片原始森林深处,至今这里仍保留着一些刚刚定居不久的游猎民族,如鄂伦春、鄂温克等。在这个森林生态环境中生存至今的森林游猎民族,他们的生产生活方式、文化习俗及其心理素质方面积淀下来的历史文化基因为我们研究森林民族文化乃至人类早期文化史,都提供了不可多得的社会化石。”他的论述可谓深刻。他随后出版的《鲜卑史研究》更是研究东北古代森林民族的一部力作。高凤超回顾了呼伦贝尔地区森林文化的历史,指出呼伦贝尔原始林区是北方少数民族繁衍生息的摇篮,从古到今,这里生活着鲜卑、女真、蒙古、鄂伦春、鄂温克、达斡尔等众多少数民族,创造了灿烂的森林文化,并提出今人应继承森林文化遗产,为呼盟特色经济服务。为此他提出了四点建议:第一,树立绿色文化观念,恢复自然生态;第二,合理开发森林资源,大力生产绿色食品;第三,增加文化含量,开发森林旅游资源;第四,建立新型的林业产业结构。-南文渊指出:东北古今民族森林生态文化的基本特征是各民族对其森林生态环境的保护和适应,形成了与森林生态系统相协调的生计方式、社会规范、信仰体系和价值观念。提出传承森林生态文化,促进城市化发展与建立区域广大的森林自然保护区相结合,是东北各民族建设生态文明的制度途径。对东北地区世居民族的研究也取得了不少可喜的成果。黑龙江省民族研究所于年推出了《黑龙江流域民族历史与文化丛书》,其中包括张嘉宾的《黑龙江赫哲族》、韩有峰的《黑龙江鄂伦春族》、波•少步的《黑龙江鄂温克族》,-又于年推出了《黑水世居民族文化丛书》,其中包括了都永浩等的《黑龙江赫哲族文化》、吴天喜的《黑龙江鄂温克族文化》、韩有峰的《黑龙江鄂伦春族文化》。 这些著作全面介绍了黑龙江流域世居森林民族的历史文化,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张慧平在广泛搜集资料和专项田野调查的基础上,运用阐释学方法及现代多学科知识和理论,对鄂伦春族的民族文化进行了梳理、挖掘和阐释。作者从鄂伦春族传统自然知识、人对自然的情感、民族信仰、哲学观念、民俗行为等几个层面对该民族森林文化的生态意识进行了系统研究,并运用唯物主义原理,分析了鄂伦春族生态意识对现代生态意识和生态实践的支持作用及对林业实践的现实意义。于佳从音乐的角度对鄂伦春族的森林文化进行了研究,她通过对鄂伦春人、鄂伦春音乐盛事、鄂伦春代表音乐的大量实地调查,解析了鄂伦春民族的森林观与自然观,揭示了鄂伦春民族在森林中所形成的音乐语言特征。通过分析鄂伦春音乐的旋律、节拍、节奏、结构特征来解读其中蕴含的森林文化。 二、森林文化史研究综述 历史与文化水乳交融,文化是在历史的发展中不断形成发展的,历史又是广义上文化的组成部分。森林文化与森林文化史的关系也同样如此。森林文化古已有之,与人类的起源、发展相生相伴,对森林文化历史的梳理也是森林文化研究学者们重要的课题之一。王韩民便较早地从人类历史发展的角度概括了森林文化史的演进,并指出森林文化是我国传统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重新认识和发展森林文化对于继承和挖掘我国灿烂历史文化具有重要意义。但新球在森林文化史领域的研究十分显著,是目前国内森林文化史研究领域成就较高的学者。他依据森林文化的构建主体———人类对森林利用的方式将森林文化的发展时期划分为六个阶段,分别是狩猎与采集文化时期、原始农耕文化时期、封建农耕文化时期、现代农业文化时期、工业与知识文化时期、生态与信息文化时期,并将不同森林文化时期的森林所有制、森林利用特征、利用形式、人与森林的关系、历史时期、经济特征、社会文明、森林艺术形式等八大特征进行了系统归纳,清晰简洁,一目了然。但新球继而又分别撰写专文集中探讨了原始社会和农耕时期的森林文化。 他依据考古学研究成果,将原始社会的森林文化划分为原始木器,木石,石木,金属、石、木混合四个阶段;分析了原始社会不同阶段的森林文化艺术品形式及特征,如原始树木崇拜,朴素的森林生态观等森林文化特征,基本展示了原始社会森林文化的概貌。在对农耕时期森林文化的阐述中,他首先对农业的起源和农业生产工具的发展做了回顾,进而按生产工具与生产方式将农耕时期森林文化的发展阶段划分为刀耕火种阶段、原始木耜阶段、畜牧金属耜锄阶段和机器耕种阶段;按社会形态划分为原始农耕、奴隶氏族农耕、封建农耕、资本集团农耕和社会合作农耕;按农耕组织形式又可划分为原始公共合作农耕,氏族公共农耕与氏族集团农耕,奴隶国家农耕,封建地主集团农耕,企业、农庄农耕,合作、股份、个体农耕和工业化农耕。在此基础上又系统总结并全面分析了农耕时期森林文化的十一大特征,从文化层次上全面反思了农耕时期的森林资源遭到持续破坏的社会、经济和文化背景。阚耀平认为森林文化在人类的史前时期、农业化时期、工业化时期体现为材料文化、摄取文化、寻根文化,也对森林文化发展阶段作了归纳。 苏祖荣认为文化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总是同一定的生产实践和生产方式相联系。同农耕社会相联系的是农耕文化,同工业社会相联系的是工业文化。而在农耕社会之前,同原始渔猎社会(石器、木器时代)相联系的则是森林文化,人类在史前曾经历了一个森林文化阶段,森林文化孕育并催生了农耕文化。森林文化的发生发展历经渊源(渔猎社会)、萌芽、形成、成熟(农耕社会)和拓展(工业社会)等五个阶段。苏祖荣又提出农耕文化之前应有一个森林文化阶段。农耕文化的形成需要一个过渡期,而这个过渡期就是森林文化阶段,中华文化是从森林文化中不断孕育发展而来的,这是因为:中国植被的基本格局决定森林文化的存在;使用木器标志着森林文化的存在,即在人类进入石器时代之前,还存在着一个漫长的木器时代;利用林火确证森林文化的存在;构筑木巢也证明了森林文化的存在。李飞、严耕探讨了古代术数活动中的森林利用情况,如以森林树木的生长情况比附人事的瑞祥灾异,一些术数工具为竹木材质,在驱凶避邪的活动中利用林木,重视风水林等。这一系列的对森林的利用形式,包含着丰富的森林文化内涵,这既是原始森林树木崇拜的遗留,树种文化中的人文精神和朴素的生态和谐观也反映了生态文明视野下传统文化的别样价值。李明根据考古发掘材料指出中国的森林文化基因不仅包括东北地区,对东南地区竹林文化也不可忽视。在距今五千年的良渚文化遗址中便发现了丰富的竹编器物,如竹篓、竹篮、竹席、竹簸箕等。在论证中国森林文化基因的同时,还探讨了中国森林文化对日本森林文化的影响,指出作为日本森林文化优秀的神道思想和佛教思想,深受中国道家和佛教思想的影响。在中国古代文献典籍中,蕴含着许多与森林文化有关的生态环境思想。 林震、仲亚东认为林业包括森林生态、林业产业、林业思想三个层面的内容,其中林业思想包括林业产业思想和林业生态思想两部分。根据中国古代典籍的记载,林业生态思想可分设天人和谐、森林功效两方面,林业产业思想又分设林业科技和林务管理两方面。作者通过对上述四部分进行考察后认为,中国古人很早就认识到了森林的重要价值,并在实践中形成了一套天人和谐、适时而作、樽节爱养的思想。李飞、严耕梳理了《左传》中典型反映中国古代社会朴素的自然资源利用和生态环境变化及应对的文献,阐释了古代生态思想的萌芽,包括阴阳调和、天人合一的生态整体观,道法自然、顺天则时的生态发展观,取之有度、用之有节的生态实践观。周景勇、李飞分别从动物、植物图腾崇拜为对象入手,论述了各自图腾崇拜的特点。动物崇拜许多是以森林中的动物形象为图腾,先秦时期的人们在崇拜动物图腾的同时,也带有浓厚的动物保护意识。植物图腾崇拜中以山林崇拜为较为典型的形式之一,先秦时期的人们已模糊地认识到了森林植被与风调雨顺之间的特殊关系,山林便被赋予了神灵的色彩,产生了原始的植物图腾崇拜和植物保护意识。罗美云阐释了《诗经》中生态和谐思想的几个方面,即自然本身的和谐、人和自然万物的和谐、人和社会的和谐。她又提出了《周易》所体现的生态伦理思想主要是一种“和合”思想,具体说来就是天人合一的万物一体观、人与自然的和谐、协调不同利益集团的关系以及实现可持续发展。这为当今时代的主题提供了有益的启示和借鉴。周景勇、严耕的《试论汉代帝王诏书中的生态意识》首先回顾了学界对于这一问题的研究概况,继而通过对史料中所载之汉代帝王诏书内容的研析,认为其反映出的生态意识包括了如下三个方面:承天顺地、调序四时的生态和谐意识,劝农顺时、减刑育物的生态保护意识,假民山泽、鼓励树艺的生态经营意识。 作者还进一步对上述生态意识存在的原因予以分析:其一,思维方式上,受天人合一观念的作用;其二,社会思潮上,受天人感应理论的影响;其三,思想源泉上,受先秦重农思想和生态意识的影响。冯尕才以清代至民国的甘肃为例,通过研读地方志等文献,首先论述了对甘肃森林生态问题的认识,包括了对甘肃恶劣生态环境状况的认识;对甘肃生态问题形成原因的探讨;将近代甘肃灾荒频繁的原因与森林生态环境的恶化联系起来;把甘肃森林生态问题与黄河、长江中下游历年水灾联系起来,进而有了通盘考虑的思想;提出了森林收归国有,林业应该由政府支持的思想。其次总结出了近代甘肃森林生态认识的现实意义:其一,提高了人们的生态意识,有助于遏制日益剧烈的滥采滥伐活动;其二,促进了植树造林、水土保持、防风固沙等活动的展开;其三,甘肃的森林生态问题在西北地区具有普遍性。森林作为重要的资源,在中国古代很受统治者的重视,进而形成了一套对林业的管理机构和制度。夏瑜等从宏观上系统梳理了中国自先秦至明清历朝历代中央生态管理机构的变迁,总结出中国古代中央生态管理机构的特点,即管理工作以利用为主,兼顾保护;生态管理机构持续发挥作用,不断演进;六部系统生态管理机构不断成长,最终承担最主要的管理工作;为皇室服务与管理一般性事务的生态机构长期并存;皇帝近侍的政治优势和管理一般公共事务的重要性共同发挥作用。 余明撰写了一系列论文,分别研究了夏商、西周、春秋战国、秦汉各个历史时期的林政状况。-李飞、袁婵研究了魏晋南北朝时期林政的管理设置及政策法令。刘锡涛考察了唐代林政和当时植树造林的绿化活动。胡勇、丁伟对民国初年的林政状况予以细致考察,就其兴起与衰落的原因进行了分析总结。关于明清时期的皇木采办问题,也是学术界十分关注的林政问题之一。韩国金宏吉的《明末四川皇木采办的变化》、李志坚的《论明代商人对皇木的采办》《明代皇木采办的形式》、云研的《紫禁城营建采木述略》、陈季军的《明清时期黔北皇木采运初探》、冯祖祥等的《明代采木之役及其弊端》、李良品等的《明清时期四川官办皇木研究》、袁婵等的《明清皇木采办及其影响》-等文从皇木采办的背景、原产地采伐及运输流程、储藏、机构设置与官员管理、影响及弊端等诸多领域进行了全面系统的研讨和阐释。长期以来,森林文化也是中国古代文人墨客吟咏赞叹的对象之一,森林文化的诸多元素,主要是植物元素融入了文人的笔墨之中,形成了文人独特的山林情趣。阎景娟考察了作为森林文化一支的植物文化在文人墨客眼中的人文形象,被人为地赋予了意义和品格。 植物文化保留着民族文化的集体记忆,是中华民族的文化语法,帮助我们塑造和评判个人价值和社会价值。李元从文化史的视角梳理了中国古代植物文化的的发展史,进而将其与中国古代士人联系起来,认为士人阶层是推动我国古代植物文化演变的重要力量,植物文化又在其演变过程中完成对士人阶层的反塑造。刘雪梅总结了中国古代文士山林游憩审美情趣的内容,即游具古朴而超凡脱俗的情趣、游憩方式悠然闲雅的情趣、游赏品味山林景象的诗意神韵情趣,并分析了这些山林情趣对当今森林文化建设及森林旅游业发展的价值。她又通过研析中国古代文献典籍,阐述了古代隐士文人的生活形态,即学术研究,文化传承;稼穑伐樵,乐在田园;纵情山水,逍遥闲适;清静寡欲,修道养生。 三、关于森林民族文化和森林文化史研究的几点体会 作为一门新兴学科,纵观近三十年来学界对森林文化的研究成果,不仅涉及了森林文化理论问题,还有森林民族文化、森林文化史、城市森林文化、乡村森林文化、地域森林文化、国外森林文化、森林文化学的学科建设、森林文化产业发展等诸多领域,已呈现出多维度、多视野的研究态势,其中森林民族文化和森林文化史所占的地位无疑是举足轻重的。学者们对森林民族文化的研究无论是从宏观上还是从微观上都有不少建树,特别是微观上,学者们以我国两大森林民族聚居区———西南和东北地区森林民族为案例,对其民族性、生态伦理观、民风民俗、森林宗教信仰和原始崇拜等诸多方面的内容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和有益的探索,特别是对其时代价值和如何呼应时代诉求的研究更是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对森林民族文化的研究已经初步实现了多学科合作、多维度分析,林学、生态学、生物学、环境学、历史学、经济学、哲学、民族学、人类学等学科都不同程度地参与其中,视角多样。对森林文化史的研究同样令人瞩目,学者们将森林文化与人类的进化与发展紧密相扣,让我们看到了一幅森林文化发展史的壮观画面,尤其是有学者提出在石器时代前还有一个漫长的木器时代,农耕文化产生之前是森林文化时代,这些论断可谓振聋发聩。一些学者还通过研读中国古代典籍,梳理出中国古人与森林有关的生态环境思想,这无疑大大丰富了中国思想史的内涵。也正是因为这些生态环境思想的存在,上至统治者,下至文人墨客,都对森林十分重视,于是便孕育了林政和森林文学,学者们对这些问题也给予了必要的关注,值得肯定。 目前学界对森林民族文化的研究仍存在着一些问题。首先,对森林民族文化还缺乏整体性的研究,学者们的着眼点主要集中在某个地区、某一个或某几个民族身上,缺乏从大的地域范围乃至全国进行宏观视域下的研究。其二,对森林民族文化的研究亟需理论建设,特别是森林民族文化如何与民族学理论有机结合起来也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学者们的研究多半集中于各民族文化中与森林有关的内容,缺乏从民族学的角度给予更加理论化的论述。其三,缺乏对东北与西南森林民族文化的比对研究。森林民族在我国主要聚居于东北和西南地区,两个地区的森林民族依托不同的气候环境,创造了各有千秋的森林民族文化,但学者们多是将两个地区的森林民族文化作为两个独立的个体进行研究,缺乏将其进行横向的对比。如若能够从宏观和微观上分别对比两大地区的森林民族文化,必将有新的发现,创造出新的成果。其四,对于东北地区森林民族文化的研究要逊色于西南地区。作为同处于森林覆盖率较高的东北地区,古往今来也生活着诸多森林民族,他们所创造的灿烂的森林文化也值得更多的学者给予关注。 虽然先有张碧波主持的“中哈尔滨学院学报年国古代北方民族文化史”课题,产生了一批有价值的著作,后有黑龙江省民族研究所推出的《黑龙江流域民族历史与文化丛书》和《黑水世居民族文化丛书》,但对该地区森林民族文化的研究多是将其作为部分章节进行了论述的,尚缺乏专门系统的阐释,关于这方面的论文数量也远少于西南地区的研究成果。最后,对古代森林民族文化的关注不够。学者们多是以现代民族为案例进行研究,对于古代文献及考古发掘资料中所反映出的古代森林民族文化还缺乏足够的关注,也缺少富于深度的挖掘。另外,在跨学科、多视角的研究方法上以及与现实的联系方面也还有巨大的深化空间,这是学者们今后需要努力的方向。对森林民族文化的研究具有十分积极的现实意义,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有利于今人树立保护生态环境的观念。森林民族文化的母体是广袤的原始森林,他们生于斯长于斯,对森林生态环境充满敬畏,许多森林民族的文化中都有保护森林生态环境的内容。随着人类对自然界的开发,特别是进入工业时代后,时代经济在飞速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严峻的环境问题,如水污染、大气污染、土壤污染、生态失衡、水土流失、野生动物濒危甚至灭绝等,人类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生态环境危机。因此,对森林民族文化的研究有利于我们对森林的重要性有更加深刻的认识,树立保护植被、保护环境的观念,让绿水青山重回我们的家园,实现生态文明建设和可持续发展。 其次,有利于丰富民族学理论,完善民族政策。通过对森林民族文化的研究,使我们更加细致地了解了森林民族的物质和精神文化,更加深入地了解了这些与森林相伴相生的民族内心世界,这些内容大大丰富了民族学的理论和内容,为我国继续推行民族区域自治等一系列民族政策提供了极有价值的参考。最后,有利于当地的经济发展和文化建设,促进社会进步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森林不仅孕育和催生了农耕文明,并长期与其相融共生,与工业文明也同样相互渗透。在新的历史时期,森林民族文化为适应时代的发展和诉求,也被赋予了时展的意义,成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森林民族文化资源的利用价值也在不断提高。通过深入挖掘森林民族文化的内涵和价值,能够将其转化为生产力提高当地人民的生活水平,造福当地。同时,对森林民族文化的弘扬也顺应了我国当前文化建设这一时代课题。许多森林民族文化在现代化浪潮的冲击下已经濒临消失,为了保存这些民族文化的记忆,丰富新时代文化的内涵,我们应该采取措施努力保留并延续这些珍贵的森林民族文化根脉,这对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作者:王禹浪 王俊铮 陈志刚 单位:大连大学 萝北县林业局 民族文化论文:民族地区开发民族文化论文 一、凤凰县三拱桥乡文化传承现状 (一)生活习惯的改变 民族特色生活习惯是民族文化的载体,特色习惯的保留对民族文化的传承有着积极的作用,反之则不然。在调查中我们发现,虽然被采访的对象都是身处少数民族地区的人们,他们都有着能代表自身身份的民族服饰,但让人遗憾的是,这些色彩鲜明、风格迥异的服饰除盛大节日外是不会出现在人们平时的生活中。据2012年数据统计,凤凰县三拱桥乡全乡总人口15186人,全乡在外打工者达4600多人,占全乡总人口的30%,这些外出的打工者们大多会选择经济发达的沿海城市打工,这里的信息传播快速,不同层次的物质的、精神的“舶来品”冲击着远道而来的苗家打工者们的生活,他们效仿城里人,穿起了西装、连衣裙,他们卷发、染发,回到家乡后,这些自身显现出来的时尚元素影响了当地的居民,久而久之本民族的“传统服饰”逐渐被“时代潮流”取代了! (二)民族认同感弱化 对本民族的文化认同是凝聚一个民族、团结一个民族的强大动力,是族群保持自身特色的关键,苗族的歌舞是文化传承的重要形式之一。通过调查,得知三拱桥乡懂本民族歌舞的人主要是老年人,为进一步了解该地区民族文化传承现状,我们带着强烈的好奇心拜访了某校校长,校长叹惜地说:“苗歌对老一辈来说就像我们现在的必修课,几乎人人都懂。之所以今天的年轻人知之甚少,一是父母辈无空闲时间教他们,二是他们对此兴趣不大。在这个呼吁竞争的年代,大家都在忙于为生计而奔波,无暇兼顾这些琐碎的事情,久而久之,所谓的传统就这样在人们的意识里逐渐被淡化”。 二、三拱桥乡民族文化校本课程开发现状 少数民族文化校本课程是学校传承民族文化的重要途径之一。“基于民族文化和传统的少数民族文化校本课程,是以多元文化教育理论为基础,以满足民族地区学生的实际需求为目标,以传承少数民族文化为旨归,充分挖掘少数民族的文化内涵及各种表现,在少数民族地区学校中形成和开发出来的课程。”凤凰县三拱桥中心完小自2008年开始,加大力度开展民族民间文化进校园活动,活动的开展是为更好的保护与传承三拱桥乡的民族文化,该校民族文化校本课程开发现状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课程内容 从课程内容来看,三拱桥中心完小民族文化的校本课程开发,主要集中在歌舞方面(如“苗家花鼓操”在全校已全面铺开,学校规定每周一、三、五做花鼓操,二、四做广播体操,使少儿广播体操和花鼓操交替进行),其次是苗族体育和苗族美术(如美术课上以剪纸和刺绣代替传统课堂里的水彩和颜料,体育课上以苗拳作为课前十分钟的热身训练)。可见,课程内容的选择是让孩子们更多的去了解自己的民族文化,体会民族文化的博大精深,但从另一方面可以看出,课程内容的选择比较单一,未把本民族的语言、历史、地理、科学等作为校本课程开发的内容。 (二)课程类型 三拱桥中心完小民族文化课程类型的设置同课程内容的选择一样,都较为单一,主要以活动课的形式为主。具体原因在调查中得知,授课教师们平时没有太多的时间来开展这方面的课程教学,学校教学的重点依旧是孩子的学习成绩和升学考试。一般情况下,此类型课程的课时一周只有一至两次,如果遇到湘西州两年一次的“民族文化节”等活动,此类校本课程的课时才会有所增加。在孩子们看来,此类课程和必修课有很大的区别,与自己的考试并无多大关系。 (三)教师态度 起初该校对于“乡土民族文化”的校本课程开发的兴趣很大,从广搜资料到小组讨论再到试图进行教材编写,但进展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容易。缺少专家指导、缺少学生参与、更缺少经费的支持,渐渐地,教师们的积极性减弱,据调查得知,首先教师们认为此类民族文化课与学生的考试分数没有多大关系,上级教育行政部门对学校的考核主要还是学校的升学率或期末考试的平均分,其次家长们依旧认为教育的目的是为了让学生考上大学,而校本课程对于提高学生的成绩并无太大帮助,促使教师们不得不将自己的视角转移到与升学考试息息相关的考分上。 三、三拱桥乡民族文化校本课程开发存在的问题 (一)缺少理论或专家指导,教师开发能力不强 校本课程的开发给教师主观能动性的发展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它要求教师不仅会“教”书,还要学会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及特长去“编”书。通过调查发现,三拱桥乡尽管有绝大多数老师都具有较强的开发意识,但他们表现出对自己的开发能力缺乏自信。由于地域上的限制、经费的不足,湖南凤凰县三拱桥完小去聘请资深专家指导校本课程的开发是不现实的。有的老师认为通过参观、观摩别校的几节校本课程公开课,甚至认为可以模仿、照搬别校的校本课程,就能够获得校本课程开发的全部真义,这些不切实际的想法都不利于校本课程的开发。试想若没有理论与技术的支持,仅靠经验型摸索,必然影响到校本课程开发的质量和水平。 (二)缺少足够的经费 三拱桥乡位于凤凰县东北部,是一个偏远落后的贫困地区,对于校本课程开发,学校没有足够的经费支持,主要依靠美国“蒲公英行动”教育基金的支持,但是,单纯依靠这种经费的支持毕竟是有限的。经费的不足,导致民族文化课程门类的设置不得不缩减,而且一旦失去此类经费的支持,课程的开展也就不能顺利的进行。 (三)缺乏学生及家长的积极参与 校本课程开发不是由校长和教师们共同编制就可以完成的,它还需要课程专家、学生、家长和社会人士的共同参与研究、审议和探索。当前,凤凰县三拱桥中心完小的大部分学生对于校本课程开发的参与度不够,许多学生还没有跨出“上学就是为了考大学”这道门槛,他们关注的重点在与学习相关的考分上,因而对校本课程的开发不敢兴趣。作为教育伙伴的学生家长,是能够成为校本课程开发的参与者,他们可根据自己的阅历和储备的知识向学校及教师提供更多利于课程开发的信息和素材。但是,凤凰县三拱桥乡许多学生家长文化水平不高,他们大多只是监督孩子学习,扮演着陪读的角色,对学校的建设与发展较少过问且难有时间参与其中,他们大多为了生计而奔波,在他们的潜意识里认为课程问题应是政府和学校的事,因而对学校开设促进学生个性健康发展的校本特色课程并不感兴趣。 (四)认识不足,片面追求升学率,影响校本课程开发的进程 当下,升学率的高低成为衡量学校的重要指标,老师们根本无暇顾及校本课程开发,民族文化的传承及校本课程的开发势必会受到影响,凤凰县三拱桥中心完小也不例外。该校虽是一所民族学校,但学校的科目设置与民族文化相关的课程较少,占据课时最多的依旧是国家课程语文和数学。正如老师们所言:“我们是民族地区,贫穷落后,山大沟深,像我们这种三流小学,若没有一定的升学率和可观的排名,有哪位家长愿意把自己孩子送到这里来学习?校本课程开发,我们也想过,但立足当前的情况来说,我们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啊”!可见,校本课程的开发在该校教师的观念里是有的,但因条件的限制不得不将其搁置一旁,因为它与学校的升学率毫无关系。 四、三拱桥乡文化校本课程开发的对策及建议 (一)重视课程专家引领,提升教师课程开发能力 课程专家的理论指导是校本课程开发的关键。教育主管部门可定期派课程专家到学校进行指导,并在指导中为学校培养一两名带头人,然后,由他们带领其他教师开展课程研讨和开发活动。从调查中得知,缺少带头人,教师开发能力有限阻碍了该校民族文化校本课程的开发,如果有课程专家的引领,教师们就可将自己的特长和自身所学的知识结合起来,提出新颖且利于民族文化校本课程开发的观点,在课程专家们的从旁协助下,有助于教师们拓展思维,互相增进交流,取长补短,这些都利于校本课程的开发。 (二)提升教师素质,组建校本课程开发的行动队伍 民族地区制约校本课程资源开发的关键性因素在于教师素质普遍偏低,对校本课程开发理解存在多种误区,笔者认为,提高民族地区教师的综合素质、转变教师的“校本观念”,需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1、学校应鼓励教师开展“校本研究”活动,以“研究”促“发展”。校本研究是教师在学校工作中展开的教改探究活动,是教师通过对自己在教育教学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不断地反思、修改及总结。学校中的教师都处在相同的教育环境下、面对着同样的受教育者、需要完成相同的教育任务,尽管教师个体间教育观念、教学方法不同,但在教学过程中势必会遇到相似的问题,教师可通过校本研究将遇到的问题作为一个案例与同事分享,这对于提高教师的专业发展有很大的帮助,特别是对民族地区教师综合素质的提高具有重要意义。 2、学校应加强教师的专业培训,提高教师的校本理念。针对凤凰县三拱桥乡各学校的实际情况,教师的专业培训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是一个亟待发展的薄弱环节。长此以往,不但会影响教学质量,搞不好会影响该地区校本课程的开发。若该地区学校能采取多种形式,加大对教师培训的力度,组织多种形式的培训活动,使教师对自身的职业角色有新的认识,对校本课程的开发有新的理解,从而更好的更新自己的校本理念。 (三)加大资金投入 三拱桥乡民族文化校本课程开发中,面临的最大阻力就是资金不足的问题。就三拱桥完小来说,公用经费捉襟见附,能保证正常的运转已是不易,而对于校本课程的开发,学校难以拿出专项资金予以支持,资金匮乏,学校的校本课程开发就难乎为继。学校自身不能解决资金紧缺的问题,唯有向外寻求帮助,但学校因繁重的教学任务难有时间和精力去吸引“外资”,因此,作为支持学校发展的“领头军”教育行政部门,应成立专项管理小组,匹配专门的校本课程开发基金,专款专用,为保证校本课程开发的顺利进行提供必要的物质保障。 (四)大力开发丰富的课程资源,为校本课程开发服务 课程资源的开发与利用是支撑校本课程开发顺利进行的前提条件。凤凰县三拱桥乡具有独特的资源,宽广的河流清澈见底,巍峨的山川美轮美奂,多彩的民族民间文化熠熠生辉,为校本课程的开发提供了丰富的素材。 1、注意开发民族文化资源。凤凰县三拱桥乡是一个以苗族人口为主的少数民族聚居地。这里的苗家人民勤劳朴实,他们用灵巧的双手诠释了对本民族的爱,创造了独具特色的民族文化——有风格独特,富有情感的苗族语言;有雕龙画凤、鸟语花香的苗装刺绣;有情感细腻、优美动听的苗族民歌;有步法稳健、气势刚烈的苗族武术;有寓意丰富、欢快灵动的苗族鼓舞等等,这些都可以成为课程资源开发的素材。另外,民族博物馆、苗家节日庆典、等都是校本课程开发可以利用的重要资源。 2、注意开发独特的自然景观资源。凤凰县三拱桥乡有优美的生态环境,巧夺天工的奇山怪石,郁郁葱葱的原始森林,清澈透明的大川小溪等构成了别具一格的自然景观,试想,若将这些景观用精美的语言汇编成文,编进书本,成为校本课程开发可利用的重要课程资源,让孩子们更全面了解自己的家乡,这样的校本课程开发才有意义。 作者:杨婷 单位:西南民族大学 民族文化论文:外语教学与民族文化论文 一、提高自我文化意识,增强民族文化认同 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首先应该是跨文化意识即态度层面的问题。壮族是我国人口最多的少数民族。壮族文化是中国多元文化的一部分。桂西地区处于中国东盟贸易区和泛北部湾开发区的特殊边疆地理和经济位置,承担着在跨文化交流中对外树立中国形象的重任。然而,身处民族地区的壮族学生不清楚壮族文化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及其发展方向,对壮族文化缺乏整体的有历史纵深度的感知。壮族祖先来自何处?壮族文化的根在哪里?许多壮族学生对此没有认知,甚是茫然。除了一年一度的壮族“三月三”歌节及壮族祖先“布洛陀”,大部分壮族学生对壮族灿烂的文化,如花山崖壁画、壮族铜鼓等知之甚少或一知半解,对本民族的文化缺乏认同,更谈不上在跨文化交际活动中向外宣传瑰丽丰富的壮族文化了。因此,作为壮族地区新建本科院校的外语教学,应该自觉承担起教育在文化传承创新中的基础性作用,将语言教学与文化教学有机结合,民族文化的认同、传承与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有机结合,从意识出发,培养跨文化交际能力。 二、加强民族本土文化的积累,培养文化传承能力 跨文化交际能力构建的知识层面的首要内容是,在积累本民族文化与外国文化知识的基础上进行比较分析,了解异同。因此,文化全球化语境下的跨文化交际应该秉承“和而不同”的理念。“和”意味着全球化,而“不同”指民族/本土文化的个性和独特性,指文化的差异性和多样性。在此语境下的“对话”预设着平等和差异。平等“对话”应该是以“倾听”导引的“对话”。不是放弃自我而是立足于自身文化,开阔视野、扩大共识,是在不失去自己群体文化取向基础上的个人、性别、地区、宗教、民族、国家、区域以及国际等不同文化层面上的互动互惠、超越异同、扩大共识、延伸自我、扩大文化认同。正如费孝通先生所说的,不同文化要做到“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而“生于斯,长于斯”的壮族文化,是由不同区域的本土文化所构成的我国多元文化的一部分,历史悠久、瑰丽多姿。针对外语教材涉及壮族文化的信息太少,教师在课堂教学中极少涉及壮族文化的现实,有必要充分利用本土丰富的民族文化资源贯穿于日常的英语教学,将壮英文化进行对比分析,帮助学生了解并领会本土文化和本民族精神的内涵和价值,让学生的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自豪感在潜移默化、润物细无声中得以培育,对民族自我文化有认同,而非妄自菲薄。从而对优秀的民族本土文化进行自觉而积极地积累,对自己的民族文化深入认识了解,传承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在跨文化交流活动中始终保持着自己的文化身份并以此而自豪。最终实现真正的“input”和“output”的平等对话与交流。 三、结合地区经济文化发展,创设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途径 态度和知识上的目标只有转换成行为技能才具有实际意义,只停留在认知和情感层面上的目标顶多只达到了扩大知识面和转变了态度的目的,对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全面提高毫无意义可言。但是,长期以来,我国的外语教学受应试教育的影响,培养出来的学生往往语言知识比较丰富但用语失误和文化性问题严重。而由于地域问题,民族地区相对落后地区较为封闭,对外交流的窗口比较有限,所以民族地区英语师生实现有效的跨文化交际体验的机会相对而言少之又少,他们的跨文化交际敏感性和交际能力相对较弱。虽然外语教学不是培养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唯一途径,但外语教学对跨文化意识和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有着巨大潜力和优势。可以尝试在原有的课程体系基础上增加民族文化选修课程的设置。教学上充分利用本地区历史悠久的、灿烂的民族文化资源,并整合原有的课程教学内容,采用情景式、渗透式等方法,在教学中加强民族文化的渗透。在外语课堂中建构“外语语言基础教学—中西文化教学—本土文化教学”的教学内容,实现课堂教学的三向文化教育。在教学实践中,应充分利用桂西地区处于中国东盟贸易区和泛北部湾开发区的特殊边疆地理和经济位置的优势,结合地区实际,通过社会实践活动让学生走出虚拟的专业学习环境,在真实的实践情境中习得民族特色文化及经验知识,培养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及在跨文化交流活动中习得、传承并弘扬民族文化的能力。从而实现“在实践中锻炼人,在锻炼中培养人”的应用性人才培养目标。 四、结语 随着文化全球化、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推进,崭新的中国形象开始重新树立在新世纪的国际化平台上。文化传承是文化自觉的重要内容。跨文化意识和跨文化交际能力是外语教育界近几年提出来的教学目标,而文化传承是跨文化教学所追求的重要价值目标。因此,培养学生的“文化传承”意识是新时期对外语教学提出的新要求,与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密切相关;外语教学视域下的民族地区大学生的文化传承能力培养也应遵循此方向。从跨文化交际出发,以民族地区新建本科院校英语教学中的“中国文化失语症”为切入点,深入探讨民族地区大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建构的特征及其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的规律,对拓宽民族地区跨文化交际研究的新视域,丰富民族地区新建本科院校英语教学改革的内容,创新民族地区新建本科院校英语教学模式,提供可行性依据及改革思路,具有不可忽视的现实意义。 作者:言红兰 单位:广西百色学院 民族文化论文:初中生民族文化论文 1“民族文化进校园”的现实表现———形式与实质脱节 不仅因为民族文化是民族精神之基,同时面对逐日增加的世界一体化程度,人们愈加需要形成正确的文化批判意识,正如哈佛大学亨廷顿教授曾指出:“在后冷战的世界中,人民之间最重要的区别不是意识形态的、政治的或经济的,而是文化的区别。”因此,民族文化教育具有重要现实意义。以往学校进行民族文化教育主要是依托于国家课程,凭借课本知识传授,由于升学压力,教师偏重升学所需技巧知识,忽视民族文化价值精髓,结果导致学生中难免出现盲目相信课本权威或是缺乏兴趣者。为加强民族文化教育,丰富民族文化教育形式,吸引学生学习民族文化的兴趣,特引进“民族文化进校园”的教育活动形式。但是“民族文化进校园”活动多侧重传承民族文化的外在形式,诸如舞蹈、手工等,而个体文化心理结构的塑造关键在于形成合理的情感认知,民族文化的外在形式只能作为感悟民族文化价值精髓途径之一。正如著名文化学者殷海光指出:“一个壶并非文化———所谓文化者乃在器物背后的观念。而祈祷和礼仪只不过是一个文化观念之可见及的表现方式而已。”因此,要真正促进初中生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的塑造,需要民族文化进校园活动达到形式与实质的深度统一。 目前在部分地区,由于初中学校教育倾向单一追求升学率、课程设置单一化、基础设施仅为升学服务,更加由于教师欠缺相关基本知识等诸多现实困难,“民族文化进校园”教育也多是应付上级检查,偶尔请当地居民进行教授,于是活动多流于形式。即便是相对重视民族文化教育的一些学校,却限于自身的认识能力以及客观能力不足,无法改进自身教育不足。形式多样的“民族文化进校园”活动未能带给学生深度的文化反思,这一点不仅得到学界的承认,也在笔者实地调研中得到证实。塑造民族文化心理结构需要个体形成对民族文化的价值认同,活动流于形式便导致学生无法进行理性思考及价值认同。 2流于形式的“民族文化进校园”活动所产生的消极作用 “民族文化进校园”活动旨在通过学生参与认同民族文化价值精髓,然而流于形式的活动无法使学生明白其中价值精髓,导致中学生在其关键期难以形成正确的文化心理结构,对于民族而言则无助于民族文化的传承创新。 2.1个体难以形成正确的民族文化心理结构 民族文化传承即各种文化要素的传承,包涵行为传承、语言传承、器物传承及心理传承等,其中心理传承是民族文化传承中最稳定、最持久、最优秀的传承要素。究其原因:首先,在一个民族共同体中心理传承往往表现为民族意识的深层次积累,构成民族认同感的优秀部分。其次,心理传承限制其他各种文化要素的传承。对初中生个体而言,文化心理结构的塑造是终生持续的过程,但又有其不同的发展阶段,尤其以中学阶段的影响最为重要,个体能否形成普遍的民族文化心理,是个体民族文化适应成败的关键。“正如傅玄在《正心篇》中所说:‘立德之本,莫尚乎正心,心正而后身正———心者,神明之主,万物之统也。’傅玄所说的‘心’,即指人的文化心理结构,只有具有健全的文化心理结构,才能‘立德’、正身,才能使个体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人。”而学校教育中的民族文化教育活动流于形式,不仅展现出学校培养目标失衡,更带给学生错误的引导———民族文化毫无价值,使得学生对民族文化形成抵制情绪,最终难以使学生形成正确的民族文化心理结构。 2.2阻碍民族文化建设 德国哲学家卡尔•雅斯贝斯在《历史的起源和目标》一书中提出“轴心”理论,“在公元前500年左右,世界范围内尤其是中国等地区,发生了‘哲学的突破’。他将这一时期称为历史的‘轴心’,同时指出,轴心时代所产生的改变成为人类思考与创造的依靠,为人类的发展提供精神动力。”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中,不仅要认识到中华民族文化的历史价值,还要认识到中华民族文化中也存在糟粕。正如同志所说:“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对于中华民族,民族文化既是文化传承和创新的根基源泉,也是理解当今世界文化差异的“钥匙”。文化建设要实现文化的传承与创新,必须不间断地“温故而知新”。民族中的个体若缺乏对民族文化的深刻自觉,当代文化建设也会成为无根之浮萍,还会对本民族的文化情感、文化记忆和文化习惯产生排斥情绪,最终阻碍民族文化顺利健康地发展。 3“民族文化进校园”活动流于形式的原因探析 “民族文化进校园”活动流于形式根本原因在于学校教育的培养目标出现失衡,以及家庭教育和社区教育的缺失。 3.1学校教育培养目标失衡 首先,学校教育片面追求升学率的倾向依旧非常明显,初中阶段的课程设置局限于追求升学率,对民族文化的传承仅仅依托于国家课程,难以有效激发学生的民族文化价值认同。同时民族文化教育途径单一,导致学生、教师成为被动的接受者,容易形成对教材的盲目迷信。而且由于培养目标的失衡,教师偏重要求应试能力提升,至于学生的民族文化认知处于何种程度,则无暇顾及。正是学校培养目标失衡,学校中的基础设置、师资力量难以符合民族文化教育需要,以及导致缺乏有效的监督评价制度,“民族文化进校园”活动流于应付检查。其次,中考侧重考查初中生对主流文化的理解,导致学校教育相对忽视对非主流文化的传承。民族文化出现区域差别。当前一些学者在民族教育的发展上过分强调单一民族文化的传承,忽视教育与其他社会因素的制约关系以及多民族初中生群体之间的民族文化交流。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的塑造应建立在对中华民族多元民族文化的认知基础之上。否则,初中生对非主流文化的了解难免道听途说,形成错误认知和刻板印象,最终难以塑造正确的民族文化心理结构。而且,对于少数民族地区的学生,被动式的接受与自身对现状改变的预期一旦达不到最起码的维持,便转化为对主流文化的敌视与抗争,这也无助于初中生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的正确塑造。 3.2家庭教育、社区教育的缺失 家庭教育和社区教育对民族文化传承的成分相对于学校教育则更重要。“祭司、长者、家长及周围居民等通过寺庙、市场、村寨、文化站、民间艺人文化室和社区学习中心等场所,通过诞礼、成年礼、婚礼、丧葬仪礼、宗教仪式等以‘濡化’的方式对年轻一代进行民族文化教育。在濡化过程中,祭司、长者等利用仪式和宗教等方式将民族文化的价值规范、思想观念有意识无意识地传递给年轻一代,使其形成本民族文化心理结构。”但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大众传媒的影响、社会组织结构的改变,社区和家庭的民族文化教育逐渐弱化。尤其是“撤点并校”政策的实施导致子女过早离开家庭,缺少“濡化”方式的影响。家庭和社区民族文化教育的缺失无助于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的塑造。 4措施与对策 面对“民族文化进校园”活动的种种困境,笔者提出以下改善建议,希望能有助于初中生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的正确塑造。 4.1学校教育明确培养目标定位 学校教育只有明确目标定位,才能促进教育工作者更新理念,关注少数民族文化教育,改进教育教学方法。第一,更新教育理念,关注少数民族文化教育。初中生由于亚文化影响有碍民族文化心理结构塑造。主流文化目前在学校教育中得到重点关注,初中学校教育应明确目标定位,担负起民族文化传承的重任,对于优秀少数民族文化,也应适当将其引进。对于优秀少数民族文化的引进,应调动学生主观能动性,鼓励学生自我发现。尤其对于少数民族地区,引导学生了解民族文化,增加民族文化教育的有效性。第二,调整课程设置,转变教师教育方法。民族文化的传承不仅依托国家课程,也要依靠地方课程与校本课程,初中应该加强三级课程的合理设置,同时鼓励教师转变教育方法。增加教师与学生的对话交流可谓方法层面的转变,这一点弗莱雷的批判教学理论对教师的文化教育方法转变会有积极的启示。 4.2引导家庭、社区开展民族文化教育 社区应该担负起文化教育的重任,当地政府拨取适量经费支持当地在家民众利用休闲时间开展民族文化娱乐活动。尽管文化娱乐活动只是文化的外在形式表现,但日复一日的文化活动有助于学生形成对本民族文化的认知。同时,进行教育引导学生家长的价值观念转换,加强民族文化教育。 作者:王盼盼 贺晓亮 单位:西南大学 民族文化论文:民族文化城镇化发展论文 1.生态变迁与逻辑变更:“场域”视角下的分析 布迪厄的场域理论在社会学、民族学、人类学等学科领域内具有较高的实践价值。布迪厄认为,场域是“在各种客观位置之间存在的客观关系的一个网络,或一个构型”,它是独特的,它不是对社会单纯的空间分割,也不是被一定边界物包围的领地,而是指有一定文化特征因素在其中作用的相对独立的具有社会性的场域。在这个场域内,其运行规律和方式等均遵循其特定的逻辑,有其必然性,而且这种特定逻辑和必然性在“他者”场域内并不通行。民族地区尤其是民族地区农村,其构成的也是一个特定的“场”,其自身逻辑为特定的行动表现做出归因。当工业化打破原有农业生态,并城镇化改变着其生活逻贵州城镇化发展中民族文化适应研究——以“工业强省”战略为背景刘勇(贵州民族大学,贵州贵阳550025)辑,一种变迁的姿态自然出现。于是,不同场域因素在作用与反馈间用博弈的姿态进行磨合,构成一个调适的弹性空间。贵州是一个少数民族成分十分多元的省份,民族地区农村比例较高,在城镇化过程中,一种崭新的顶层设计开始介入到这些农村社区,并用迁移合并或就地改造的过程完成一个城镇化过程,将原有的场域性打破,构建一个新的场域,其中作为一定场域性惯习的承载者,就无可回避地面临适应与否的调适。每个民族或一个地区都有自己特定的文化系统,面对外来文化的冲击,都会做出一些反应,以求对外来文化达到适应状态。贵州民族地区多为一个个具有独特性的场域,他们形成了一种基于地域共性和民族共性的文化场域,面对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发展,其文化调适行为必然发生,首先体现在文化持有者身上。 2.被动观望与主动逢迎:基于现实的矛盾表征 长期以来,民族地区各民族之间围绕社会生活,以经济生活为主要纽带,相互往来,各种交往密切,多元的民族文化逐渐形成了区域性特征明显的文化结合体。相对外部而言,这种结构体系较稳定,而其内部的多元因素实际上不断互动着,但体现出来的是一种有序互动。随着工业化推动下的城镇化发展,新的文化因素不断介入,民族地区的文化生态将发生变迁,各种平衡不同程度地受到冲击和影响,面对文化生态的种种变迁,作为具有一定结构形式的当地文化必然会做出相应的反馈,而这种反馈具有主动适应的一面,也有被动不适的一面。从对贵州毕节试验区的调研情况看,面对城镇化的发展,民族地区往往开始以一种不自觉的被动行为做出“神经性反应”,跟随城镇化步伐而律动。这是一种有限时空下的调适现象,并未构成一种可能基于自觉行为的结果。毕节七星关区的建设牵涉到诸多城边民族地区的城镇化问题,其中以苗族、彝族农村的反应更为明显一些,不同民族之间对于城镇化过程的敏感度也不一致,但共性反应具有一定的类同性,不少受访对象表现出来的是一种矛盾的表征,有的是被动观望,有的则是主动逢迎,而这种矛盾的归结点在于利益信息的波动,尤其是经济利益信息对于其思想观念的影响较大,但文化根基的焦虑也无法尽释。比如祖业的固守观念、宅居风水的留恋,以及展现在现代城市生活节奏和行为的困惑等。这种不适应的受访对象中,根据不同年龄层次的差异,展现出来的结果并不相同,但其中适应度基本遵循“从老到小”的递增规律,即老人对于变更传统的行为相对较为保守一些,表现出来的不适应程度深一些,而新时代更为适应这种变迁。工业的发展,城镇化的推进,各种外部的文化力量就会不断介入民族地区,对民族地区的影响较大。面对这些不断进入的因子和作用,当地的文化就会或以地域性或以民族性的方式对之做出反馈。在这个过程中,生活在其中的各民族人民的生活状态也将出现新的现象。一般来说,以经济力开道的城镇化往往带给当地人的是愉悦与困惑同在。一方面他们感受到各种新鲜事物,满足了审美新奇,感受到现代化带来的物质满足,也确实带来了某种意义上的文明进步,因而愉悦;而另一方面,在现代化因子不断接触传统或民族性或区域性的文化形构时,就会使他们感受到不适,甚至会出现短期困惑:是该抛弃传统,还是固守传统?当各种新潮文化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兴起之时,引起了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剧烈冲突,使得当地民众处于一种观望和迷茫的状态。面对令人眼花缭乱的新生文化事像,他们所做出的文化反馈行为往往是不自觉的。总之,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进入民族地区的各种外来文化,最初给当地民众造成的是直接的感官刺激,满足了其新奇感,带来暂时性的愉悦和欣喜,而当新鲜热度消退之后,部分民众表现出的是一种潜层的矛盾与困惑,有一种传统割离感。当然,这与各民族的文化传统是相关的,不同的民族群体反馈出来的信息是不完全一样的。传统文化生态的变迁给人们带来的是多重感受,文化的发展进步是令人欣喜的,然而文化的传统变更与断层却难免出现阵痛。 3.生活秩序的重构:时间性概念下的持守与超越 民族地区的发展,尤其是城镇化力量的迅速加入,当地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体系必然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变化,有些变化是各少数民族所喜见的,而有的变化却给他们带去暂时的不适甚至是困惑。种种不适与困惑,多为文化上的反应,在工业化和城镇化过程中,各民族如何实现文化适应,值得我们认真关注。面对各种文化现象相互介入,相互影响,由此而引出的一系列不适应的现象都会面临新的适应的问题。只要外来文化对被介入的文化体系没有构成解构的后果,那么相互之间都会出现双向的适应。文化适应的日常表现往往是一种自在的行为,是一种相互运动最后达成协调的过程,而这个过程中生活秩序的有序性是关键。民族地区的文化形式多样,适应的内容就会具有特殊性。民族地区内部本身就具有一套多元文化互动体系,尽管经过了历史的磨合,各多元主体之间互涵互化,形成了比较稳定和谐的结构体,但从社会发展的动态性看,其民族群体关系也就具有了动态性,这种动态性就是一种调适的状态。在这种内部调适持续的情况下,外部文化的介入,改变了原本的状态,打乱了原有的动态平衡,甚至在外力过大的情况下会导致内部结构暂时的失衡,但原有体系仍在发挥作用,主体性的文化根基较深。文化本身具有自我适应、自我修复、自我完善的能力。作为一种自成系统的民族文化,在面对异质文化挑战、冲击、剌激,面对已经变化了的文化环境时,会或被动或能动地进行调整和适应,这称为文化调适。文化的适应是在整合过程中实现的,在这过程中,对于异文化既有吸纳,又有抗拒,对原有文化有所保留,也有所废弃或发展。在多元文化的互动过程中,每个民族和某一区域对于异文化的态度,多少都会有保持各自文化边界的心理,表现为民族认同与区域认同。在多元文化相互介入之后,它们之间在作用与反馈过程中,先是无序的反馈,再到有序的适应过程,只是时间性元素的多寡影响不一。具体讲,在文化的互动中,作用与反馈总表现为无序与有序的纠缠状态,不断地将无序的作用与反馈导入到有序的系统中来。通常,某一文化体系对外来文化的介入并不是简单地做出线性反应,而是透过文化自身的调整做出有利于本民族延续和发展的反作用。任何一种文化,其内部结构都是有序的,但两种或两种以上的文化在界面上发生作用及引起的文化反馈却不一定是有序的,因为其中既有个人随机性的因素,又有文化适应初期无序的作用与反馈,以及由此还可能形成新的作用。尽管连续呈现无序状态是常有的事,但文化的适应最终总要达成。文化适应并不是说彼此之间再无界限,而是多种力量关系作用下达成的相对平衡状态。如林耀华先生在《金翼》中表达的生活的常态:徘徊在平衡与非平衡之间。在林老看来,变化不一定导致框架坍塌和社会无序,平衡是生活中的变态,而不断地寻求平衡才是生活的常态。所以,文化适应是相对的,是一种动态平衡。但从总体上看,这种文化适应是必然的,文化不适应的现象只是一个暂时表现。从现实过程表现看,文化调适主要围绕生产方式以及审美变迁这两条线索展开,其结果是对发展着的现状的适应。文化的适应总是在文化互动中得到结果。经过互动,相互进行接触、碰撞和磨合,达成一种有序的适应状态。当然,在这种互动适应的过程中,往往会出现新的文化现象,或者促成原有体系的变迁。这种变迁的过程,其实质也是适应的过程。文化互动是一个连续的过程,无时不在,是一个从无序到有序的状态,是不同文化符号相互吸收相互借鉴的过程,也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张力博弈的过程。另外,不得不注意,文化适应又往往是以文化重构为依托的。在文化重构的过程中,我们还可以看到,当几种文化互动作用之后,会出现一个“次生文化”的问题,即面对文化的变迁,文化互动的双方会以一个“第三者”的形式来协调互动不适的问题。文化适应的过程,尽管存在作用力悬殊,但其过程是双向的。在工业化、城镇化不断改变传统社区格局的同时,民族地区元素也在对这种新兴的城镇产生影响,并在某种范围内形成自身的形塑力量。但是,面对这种具有政府力量主导的城镇化大潮中,民族文化在其过程多半处于被适应的地位,只是这种被动面的背后是民族文化的一种自我革新和自我突破以及自我坚守。所以,这是一种时间性概念下的自我持守与超越。 4结语 事实上,民族文化根植于现实生活之中,面对变迁,其适应与否的话题皆与其生活秩序息息相关。工业化、城镇化必然打乱民族社区原有生活的格局与常态,不适的反应必然出现,但只要时间性概念的介入,并进一步把新的生活秩序建构起来,那么基于新的场域性构建,一种适应的逻辑和必须性就无可避免地形成并发挥作用。所以,“工业强省”背景下的城镇化发展,如果坚持生态主导型发展模式,兼顾文化多样性生态保护,那么民族文化适应的问题将迎刃而解。 作者:刘勇 单位:贵州民族大学 民族文化论文:民族地区学校视野下民族文化论文 1民族地区学校教育基本现状 民族地区的大部分学校都有地方性教材,其主要内容包括当地的一些民族历史文化、民风民俗和一些劳动技艺等。但是,这些教材很少真正进入学校的课堂。也有一些民族地区的学校结合本民族的文化特点,开设了一些富有地方特色的课程,如侗族大歌、芦笙等。但是,这样的教学活动在民族地区很少见,地方性课程在整个课程体系中所占的比例和学校对这些课程的重视程度都显不足。民族地区学校的教学内容和全国其他地区基本一致。 2学校视野下的民族文化传承现状 少数民族学校在传授主流文化的同时,还要担负起传承本民族历史文化和培养本土人才的重要责任。随着我国社会现代化的发展,少数民族地区学校教育存在传承民族传统文化功能缺失的事实。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2.1传统文化流失 我国一些少数民族至今没有自己的文字,文化传承主要靠口传心授,这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学校文化传承的难度,导致了传统文化的流失。其次,在现有教育体制下,学校教育的内容主要是以普世性知识为主,忽略了少数民族传统文化。此外,少数民族文化传承离不开国家的支持,在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国家重视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建设,但是对民族文化建设的重视程度不够,这也是导致少数民族传统文化流失的一个重要原因。 2.2民族文化传承流于形式 有的学校实行双语教学,但仅停留在翻译教材,根本没有涉及本民族的文化内容,仅仅流于形式。国家要求少数民族文化进学校、进教材、进课堂,但是由于缺少相应的评价体系和考核机制,导致学校教育中的民族文化传承流于形式。 2.3学校教育与家庭和社区教育分离 我国的民族文化能够发展到今天,是家庭、社区和学校一起发挥文化载体的教育功能的结果。然而,现今大部分民族地区实行的是全国统一的教学计划和教学大纲,忽视了日常生活中劳动技术的培养,脱离了当地实际生活环境。 3民族地区学校民族文化传承存在的问题透视 3.1对少数民族文化内容的误解 由于课程知识作为国家法定知识过多地体现了国家利益,结果使得乡村社区人民的文化和利益被严重地忽视了,并且由于“传统”与“现代”、“野蛮”与“文明”、“落后”与“先进”、“城市”与“乡村”、“西部”与“东部”、“汉族”与“少数民族”、“地方大民族”与“地方小民族”等等一系列过于僵化的“二元对立”的意识形态及其在国家发动的过于强制的“政治运动”或“经济改革”实践,使得西部的、乡村的、少数民族的、小民族的文化被污名化了,被标定为“传统的”、“落后的”、“待开发的”、“待发展的”。虽然强调民族文化传承的使命意义,但是却没能从学生角度出发思考问题,没能消除学生对本族文化的疑惑和误解。 3.2少数民族本土课程流于形式 我国各少数民族地区学校教育内容在进行跨文化教育时,大多数是效仿汉族。要改变这一点,第一个难关就是要突破目前教材的一统性,只有做到这一点,少数民族的文化才能得以保存,文化传承才得以进行。比如本民族的语言,少数民族学生天天在用,但在统编教材中却无这方面相应的内容。即使在民族教育中排上了民族语文这一内容,但主管教育工作的领导者,从来不把这样的课文列为正式课程。用当地教育主管部门负责人的话来说就是:“民族语文是一根拐杖,学习民族语文是为了更好地学习汉语。”按照这样的理解,民族语文永远是辅助品。归根到底,民族语文还不算一门独立的课程。形成急需用的进不了教学内容,不急用的却塞进了教学内容。 4对策和建议 4.1强化民族认同,重视民族教育 少数民族文化的传承取决群众对本民族文化的认可程度。政府可以采取措施提高民族文化在学校教育体系中的地位,包括日常教学以及考核机制等。将民族文化传承与学生发展结合起来,展现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文化,增强民族自觉意识。 4.2注重本土教材和校本课程的开发,重视教师作用 民族地区学校具有独特的环境资源、课程资源、师资队伍和普及传播优势,完全有条件开发民族文化校本课程,以传承、发展民族文化。建议编写适合少数民族学生智力发展地方和学校课程材料,适当增加具有民族特点的教育内容,使学校有特色、教师有特点、学生有特长。教育实施的主体是教师,应特别注重教师作用。在少数民族地区,应为教师提供语言适宜、文化适应的素质培训。有学者认为,教师的价值观改变是最重要的,其次是教学能力提升,最后是文化反思。教师各方面的发展,为文化传承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4.3开展多样的民族文化教育教学活动 民族地区学校在校园文化建设上必须立足民族主体文化本质,才能真正起到传承民族文化、培养学生文化认同的意义。民族地区学校可以在校园环境、主题文化活动、学生课余活动等方面加入民族文化元素。以学生为主,让其在耳熟目染中接纳本民族文化。 作者:杨志琴 单位:云南民族大学教育学院 民族文化论文:对外话语体系下少数民族文化论文 一、中国少数民族文化对外话语体系的概念和主流文化价值观的定义 (一)关于中国少数民族文化对外话语体系 所谓“话语”本是指一定社会语境中人与人之间进行交流的具体言语行为,亦是表达一定思想观念的字词、句式。而当人们把说出或写出的语文以体系化的形态表现其属性时,便成为人类认知系统外在的表达方式,话语体系即产生。在此,作者认为以中国少数民族文化为对象,在其对外交流、传播过程中所形成的话语体系自然就是中国少数民族文化对外话语体系,其具体表现为通过传媒、文教、人文交流、产品流通等形式实现文化成果及价值观的外溢。“话语体系不仅是话语权的展现载体,也是国家软实力的外化象征。还是文明传承、文化积淀的集合与总汇,更是国家形象、实力和发展道路的折射与缩影。”由此,作为中华文化基元的少数民族文化,其对外话语体系建设应在国家文化发展大战略中占重要地位。 (二)关于主流文化价值观 在定义主流文化价值观前,首先得明确主流文化价值的理论定义。据中国社会学学者艾君的解释:“主流文化就是在一定范围时间内受到民众的广泛认可,代表着社会和时代的发展方向,能起到教育人、启迪人、鞭策人的作用,主宰并传承着社会进步、发展的文明的文化形态。”因此,该文化形态在形成过程中所产生的观念集合与观念评判即是主流文化价值观,它更多关注的是人类文明的血脉———文化,而不是在民主、自由、法制、人权等范畴内寻求人性的共融。同时,就人类社会成员对自身文化价值评判的普遍性而言,主流文化价值观并非某一时代或某一社会形态或某一利益集团独有,它所包含的价值观构成与被认知体系始终处在动态变化之中,随动于时代的变迁。所以,我们希望建立的强势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化对外话语体系,也应当随动于少数民族主流文化价值观的构建。 二、主流文化价值观是全社会成员共同价值取向的认知结果 从哲学意义讲文化价值就是客体对于主体在文化范畴内表现出来的积极意义和有用性。而要评判文化价值的大小首先需要一个具有代表性的主流价值观认知系统,并以此为共识设立趋同的主体评判标准,否则作为主体认识和实践的对象———客体对于主体表现出来的积极意义和有用性只能是功利的。二者的关系是:主体是实践、认识活动的承担者,客体则是主体实践、认识活动指向的对象,两者相互联系又互相制约形成对立统一关系。在理论运用上,我们把“客体”定义为中国少数民族文化,“主体”则是指主流文化价值观指导下的全社会成员。作为客体,我们的诸多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之所以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确定为“遗产”,说明其具有文化价值属性。要把具有文化价值属性的少数民族文化传播出去,使之成为中华文化的国际“符号”,被欣赏,被流行并加以持久的价值推崇,必然要经历一个从文化认同到文化自觉的价值评判过程。这一过程的完成只能建立在主流文化价值观的认知系统内,由全社会成员进行价值取向。这就需要我们转换视角,确立主体意识,在人类文明的大背景下使中国少数民族文化走出去并有所作为。同时摈弃绝对以我为主的文化价值观,遵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文化价值观演变规律。 三、少数民族主流文化价值观在中国历史上的呈现与现实要求 以史为鉴,大凡中华文化在人类文明发展进程中成为原动力,被全世界认同的时候,多是国家处于民族大融合之后的盛世。如:春秋、战国后的秦汉时期,其中以“文景之治”、“武帝极盛”、“昭宣中兴”为代表;魏、晋、南北朝经隋朝短暂过度后进入的大唐时期,其中以“贞观之治”、“开元全盛”为代表;五代十国、辽、宋、金、元之后的明、清(前)时期,其中以“洪武盛世”、“仁宣之治”、“康雍乾盛世”为代表。该三个时期无一例外均处于中国历史上的民族大融合之后,各族源文化相互嵌合,众多民族文化基元构成了当时的华夏文化总体。其最显著的文化表征为文化成果及价值观的外溢,而它多元且日臻成熟的文化价值观内核对周边乃至全世界文化价值取向之影响力巨大。结果是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华夏文化成果源源不断地向外输出,形成四方来朝,竞相仿效的国际文化氛围。如今中华文明正当中兴之时,民族团结空前巩固,少数民族文化正处于一个大发展、大繁荣时期。这一历史机遇既为本文命题的实际应用提供了基础,又是历史发展的现实要求。十八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2013)指出:要提高文化开放水平,扩大对外文化交流,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为此,我们需要利用好对外话语体系既有平台,加强新的对外话语体系建设,充分发挥其媒介功能,并以此为突破口,将中国少数民族文化融入文化价值观的主体意识框架内,主动去适应全球化浪潮。 四、基于中国少数民族文化对外话语体系之上的主流文化价值观建设路径 (一)进一步明确少数民族文化为国家文化发展大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2013)中有关文化建设的决定,实际上已将对外文化发展战略视为国家战略。为此,中国少数民族文化在对外交流、传播过程中的定位问题显得尤为重要,需要顶层设计,进一步明确少数民族文化在国家文化发展大战略中的重要性,建立和理顺相适应的政策法规、行政等支持体系,制度上保障少数民族文化对外话语体系等系统建设。笔者认为,这一实践过程中,特别是“两委”(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民族委员会)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国家民委”的工作职责就规定了其有关民族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的起草职能,并负责拟订少数民族事业专项规划等。而“全国人大民委”在参与和协助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依法行使职权过程中,享有议案权、议案初审权、调查建议权和部分监督权。据此,两委在民族文化建设等民族事务方面被赋予了极其重要的职能与职权,建立和完善国家层面的有关政策法规、行政等支持体系,两委责任重大。 (二)设立少数民族文化对外发展专项基金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实行的是民族自治地方财政管理体制,主要的特殊财政支持有三项:一是补助费;二是机动金;三是财政预备费高于其他地区。国家相应地建立了诸多民族专项资金,如:“民族地区补助费”、“民族工作经费”、“民族自治地方预备费”等等。而各民族专项资金中少数民族文化对外发展资金为打包使用,分散于各项目中,国家预算中未设立专项基金,资金不足及资金分散问题严重。所以,应设立少数民族文化对外发展专项基金,专款专用,以解决对外文化发展资金不足及资金使用各自为政、相互挤占文化传播空间的问题。 (三)加大国家行为的对外媒体宣传力度 文化传播能力的大小与媒体宣传力度成正比,媒体宣传力度越大相应的文化传播能力也越大,能掌握的话语权必然更多,我们所推崇的文化理念的认同度就愈高。因此,作为主流媒体,部级的传统三大媒体(报纸、电视、广播)应一如既往地成为中国少数民族文化对外交流、传播的主阵地。同时,随着我综合国力的逐步提高,还应改变原固有模式,从注重对内宣传向对内对外宣传并重方向发展、延伸。特别是,当今新媒体(网络,数字化视频、音频媒介系统,手机信息服务,桌面视窗、触摸媒介等)的发展可谓日新月异,其网络化、数字化、个性化、模拟化及互动性、即时性、海量性、共享性等特征突出。由此决定了传统媒体与新媒体一体化融合发展的必然趋势,通过整合媒体资源,既可提升传统媒体运用大数据、云计算等先进技术增强自身信息生产和服务的能力,又能推动新媒体利用传统媒体的既有平台,实现跨越式发展的目的。这就为加大国家行为的对外媒体宣传力度提供了新的契机,从而打破中国少数民族文化在对外交流、传播过程中因地域封闭、技术手段落后等原因造成的内循环发展模式,使之由过去的小众传播向大众传播转化:即由单向传播向双向传播改变,由山地、牧场意识向市场意识改变,由乡村传播向国际传播改变。 (四)探索民汉双语教育新模式 民汉双语教育是指采用少数民族语文和汉族语文两种语文教学的教育系统。虽然中国各民族的交往在语言上“民汉兼通”已有数千年历史,但双语教育政策的正式形成是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初。1950年政务院批准的《培养少数民族干部试行方案》中就要求:“培养相当数量兼通本民族语文和汉民族语文的干部。”1984年我国开始在内地设立“西藏班”,后又设立“新疆班”,民汉双语教育受益面明显扩大。但在国家改革开放进程中,少数民族文化对外交流日益增多,承接这一发展趋势的人才缺口仍然较大。同时,民汉双语教育只重视语言文字技能的培养不重视素质教育的问题突显出来,提高学生对民汉双语的听、说、读、写能力依然是长期延续的、最主要的教学行为;而对学生的国家认同感、民族自豪感及民族文化自觉、民族文化自信等方面的教育不够。所以,民汉双语教育作为民族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要培养能熟练使用民汉双语的民族学生,还要注重培养能娴熟运用处于主流地位的族际语———汉语,将本民族优秀文化及其文化价值观对外传播的复合型民族人才。 (五)增强对外汉语教学中中华文化构成多样性意识宣传 对外汉语教学是指对外国人的汉语教学。它的主要任务是训练、培养学生正确使用汉语文的能力。作为对外文化交流的平台,对外汉语教学系统有责任主动去适应我国少数民族文化对外交流日益增多的现实,有力地配合和支持国家文化对外发展大战略的需要。为此,在训练、培养外国学生正确使用汉语文能力的过程中,嵌入式进行中华文化构成多样性意识宣传,不仅要让外国学生正确认识和理解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基本特点,还要明白除汉文化以外,还有55个民族所创造、传承的少数民族文化,从而在潜移默化中领悟中华文化的多元性、包容性和先进性,使其在获得正确使用汉语文技能的同时,完成一个对中国少数民族文化的———文化认同到文化自觉的价值评判过程。同时,还应加强中国的多元文化政策宣传,了解中国这个多民族社会用以管理文化多元性的公共政策,即中国政府推行的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尊重和相互宽容政策。进而改变外国学生对中国少数民族文化的猎奇心态,使之更多地理解汉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相辅相成的历史发展进程及互为依存、彼此包容的现实状况。还值得一提的是,我国对外汉语教学体系中创立孔子学院(ConfuciusInstitute)的成功实践。截至2013年底,作为“国家汉办”(中国国家汉语国际推广领导小组办公室)在世界各地设立的推广汉语和传播中国文化与国学的教育和文化交流机构,全球已建立了440所孔子学院和646个孔子课堂,分布于120个国家(地区)。如此庞大的孔子学院(课堂)布点优势,对强化中华文化构成多样性意识宣传,提高中国少数民族文化及其文化价值观输出能力可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六)加强少数民族文化产品和服务的对外出口 根据商务部官网数据:2013年我国文化产品出口额为251.3亿美元,文化服务出口额为51.3亿美元。而同年,中国的货物出口总额就为2.21万亿美元。由此可见,我国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对外出口的潜力巨大,其中少数民族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的对外出口潜力尤甚。为此,国务院在2014年3月印发了商务部等有关单位起草的《关于加快发展对外文化贸易的意见》,对推动文化产品和服务出口做出全面部署。要使少数民族对外文化贸易与我国在世界整体贸易中的地位相匹配,还需通过经贸活动中少数民族文化产品质量的提升、经济的宣传、个性化的展示、交易和物流平台的搭建、现代网络的商业利用等手段,打造出一大批优秀品牌,发挥文化品牌对大众审美的影响作用,从而适应乃至引导文化消费的国际潮流。文化服务则需根据中国少数民族文化具有“形态多样性、分布立体性、环境适应性、传承神秘性、认同全民性的特征”,深化服务内容,拓展服务方式(注:目前广告宣传服务比例过大),充分发挥每个民族符号化的个体文化优势,更多地关注其文化价值的对外输出。为此,多举办各种国际性的涵盖中国少数民族文化及民族产品的,带有展示、交易性质的博览会是有效途径之一。以丰富的少数民族文化及民族产品为依托,充分利用市场化功能,促进中国少数民族文化产品及服务与文化消费的国际潮流对接。目前,已有成功的范例,如:1992年开始在新疆乌鲁木齐举行的“中国—亚欧博览会”,2004年开始在广西南宁举办“中国———东盟博览会”,2013年开始在宁夏银川举办的“中国———阿拉伯国家博览会”,三者都取得了良好的社会经济效益。 (七)建立更多的少数民族文化对外中心 该“中心”是一集合概念,应属于多种所有制形式的少数民族文化机构。体制上可官方也可非官方还可官民合一,经济效益上可非盈利也可盈利。按其功能划分,可细化为中国少数民族文化对外研究中心、翻译中心、咨询中心、培育中心、展演中心、贸易中心以及产业园区、旅游园区、博物馆、图书馆、数据库等等。上述“中心”等机构的建立实际上是中国少数民族文化对外话语体系建设的基础工作之一,对加强其国际传播能力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我国现已建立有“国家民委民族问题研究中心”等官方机构,主要从事宏观研究,涵盖民族理论、民族政策、民族工作重大问题等方方面面,且多注重于民族问题的内延研究,较少涉及现今中国少数民族文化的对外传播及其文化价值观的输出研究,更少就构建少数民族文化对外话语体系之现实平台进行研究。如今我国还没有一家专司少数民族文化对外传播工作的部级研究机构,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在各种少数民族文化对外中心建设的实践上,虽有2002年开建的以展示、弘扬回族、伊斯兰先进文化为主题的银川“中华回乡文化园”等成功案例,但无论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满足不了现今中国少数民族文化外延发展的需要。 (八)鼓励成立少数民族文化对外传播学术团 体和交流协会、促进会、基金会等社会团体目前,经国家有关部门注册、批准的,着重于少数民族文化研究、文化交流、文化保护、文化促进的学术及社会团体已初具规模,如有:“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研究会”、“中国少数民族对外交流协会”、“中国少数民族文化艺术促进会”、“中国少数民族文化艺术基金会”等等。但上述学术及社会团体多为主旨宽泛,业务范围大而全者,仍然缺少富集少数民族文化基元的、服务对象相对单一的对外传播学术团体和交流协会、促进会、基金会等社会团体,尤其是缺少单个民族符号化文化的输出与拓展社团。因此,加强对各个少数民族文化的输出与拓展意识,降低准入门槛,广泛利用多方面(官方、民间、国际)、多层级(中央、地方、集团、个人)的力量,成立更多指向性更明确的少数民族文化对外传播的学术及社会团体。既有利于国家发掘和整合55个少数民族的优势文化,又有利于广泛开展国际合作,促进各国学术界、文化界、商贸界乃至政界对我国少数民族文化全面而正确的认识。 作者:曾路 单位:西南民族大学外国语学院 民族文化论文:文化旅游背景下民族文化论文 一、民族文化遗产旅游利用与保护的主要模式类型 随着民族文化遗产旅游的发展和后现代空间生产特征的凸显,民族文化遗产保护利用的类型和模式逐渐多样化、复合化。以往关注的几种类型与模式,已远不能涵盖民族文化遗产旅游利用与保护的主要类型和发展特点。同事,相关研究主要分属旅游管理学与旅游人类学(民族学)两大领域,学科泾渭分明,鲜有交合。基于此,笔者尝试从空间生产视角,根据民族文化遗产作为旅游资源存在及被旅游利用的地理空间形式,将民族文化遗产旅游利用与保护的主要模式确定为旅游空间原地生产、旅游空间本地生产、旅游空间异地生产3类,每一类空间生产模式亦可涵盖诸多类型,几乎所有的民族旅游类型都可包罗其中。Page认为,研究者理解旅游现象本质的方法是系统论方法。这种方法的主要目的是将现实世界复杂的旅游活动合理化和简单化,并用很多强调旅游内在联系的要素来表示。③本文通过建立文化遗产旅游利用与保护统一体系统进行研究。该系统由主体(利益相关者)系统、民族文化旅游空间系统、民族文化遗产保护利用过程系统、影响因子系统4个子系统构成。主体、空间、过程、影响因子既是统一体系统构成与运作的优秀要素,又是统一体系统分析的4个基本维度。其中主体(利益相关者)系统包括文化保护传承主体(民族文化持有者、旅游社区、文化保护社团)、经营主体(旅游开发企业、旅游从业人员)、观赏主体(旅游观光者)、政府主体;影响因子系统包括政策、制度、环境、人才、资源、市场、媒介等因素;民族文化旅游空间系统即民族文化遗产旅游利用的空间生产系统,包括旅游物理空间、旅游景观符号空间、旅游参与体验空间;民族文化遗产保护利用过程系统指文化旅游背景下民族文化遗产保护的具体状况和过程。模式类型的比较研究,可以帮助我们从民族文化遗产保护利用多元化的具体实践中,探寻一般规律和最有可能实现民族文化遗产可持续保护利用的创新模式。云南作为民族文化大省和旅游大省,具有丰富的民族文化遗产资源与民族文化遗产旅游类型。笔者选取了5个涵盖原地、本地、异地3类旅游空间生产模式,以及国内民族旅游主要类型的代表性民族文化遗产旅游景区作为研究个案。① 二、民族文化遗产旅游利用与保护主要模式类型的特点及比较研究结论 (一)不同模式类型的特点及其创新性 西双版纳傣族园,属于民族旅游特色村与新农村建设一体化、旅游空间原地生产模式—少数民族旅游村寨类型。剧场化旅游空间与生活化旅游空间的并存是其特色。竹楼民居建筑环境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抢救性展演、特别是“傣家乐”旅游特色经营户的涌现,使游客与村民全面接触,村民的部分私人生活空间转换为旅游公共空间,为游客提供了原真性的文化体验,与旅游公司主导的剧场符号空间形成互补。少数民族文化遗产通过以民族文化持有者自身为主、包括基层政府、旅游公司多主体参与的生活化旅游空间的生产而得以保护利用,则是少数民族旅游村寨类型的创新性所在。丽江大研古城,属于世界文化遗产与区域性中心城市一体化、旅游空间原地生产模式—世界文化遗产城市类型。丽江大研古城的民族文化遗产旅游利用与保护系统可分为两个层级:一个是政府主导的历史文化空间保护利用层级,囊括自然风物、历史文物古迹、纳西传统民居、广场民族歌舞打跳等景观与民俗文化氛围;另一个是旅游企业、民间文化社团主导生产的旅游空间节点层级,它以东巴纸坊、纳西古乐厅、纳西喜院、雪山书院等景观符号与参与体验空间为标志。强大的政府支撑和政府与民间相辅相成的层级结构,是城市型世界文化遗产在民族文化遗产保护利用方面的突出优势。楚雄彝人古镇,属于民族文化主题公园与旅游地产社区一体化、旅游空间本地生产模式—后现代旅游地产社区类型。彝族文化作为楚雄彝族自治州的少数民族文化资本和公民权的标识,通过彝人古镇旅游空间生产方式进入社会公共空间,后现代古镇强大的包容性和吸附力,催生了广泛多元的民族文化保护传承主体,从政府到民间文化社团、彝族群众,乃至城镇各民族,都以此为民族自治地方文化标示和文化保护传承场,自觉参与到文化旅游与文化保护之中,凸显了民族自治地方少数民族的主体地位。少数民族自治地方的旅游地产社区类型,在借助后现代的城市景观建设进行民族文化遗产旅游利用与保护方面具有创新意义。丽江玉水寨,属于民族地区民族文化主题公园与民族文化传承基地一体化、旅游空间本地生产模式—民族文化传承基地类型。玉水寨东巴文化旅游景观生产的特点,一是对以前仅局限于东巴经书的主要神灵和祖先形象通过壁画、雕塑等形式进行了开创性的符号化生产,使其走向世俗社会,对东巴文化精髓起到弘扬和传承的作用,同时极大丰富了文化旅游的内容和形式;二是该景点作为东巴文化民间传承保护基地,利用景区与传统民族村寨邻近的地理优势,创造性地开展“景区+东巴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确保真实民间民俗活动成为文化旅游展示主要内容。以民族文化传承的主体性与旅游展演的真实性为前提,谋求民族文化遗产保护与文化旅游的良性互动,是民族地区民族文化传承基地类型的突出特点和优势。云南民族村,属于都市民族文化主题公园与民族文化传承基地一体化、旅游空间异地生产模—都市民族文化主题公园类型。民族村积极引进和培育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其主管部门滇池旅游度假区管委会向政府部门申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目。这种由景区及其主管单位共同培育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及传承人的机制,云南省独此一家。“博物馆+民族村寨”的展陈形式与“主题公园+地州民族地区”的合作运行模式,是都市民族文化主题公园成功进行较大规模民族文化遗产异地集中保护利用的创新。 (二)通过旅游空间系统比较得出的结果 原地旅游空间生产模式类型(均值4.03)所具有的文化旅游资源本真性强,在整体、动态的保护利用方面具有无法比拟的优越性。处于民族自治地方的本地旅游空间生产模式类型(均值4.31),因“景区+民族传统文化保护区”的空间格局,而具有吸纳民族文化持有者及多元保护主体的强大包容性,这是其突出的优势。异地旅游空间生产模式类型(均值4.27)在集中展示民族文化遗产资源及旅游景观、旅游产品生产方面体现出较强的文化旅游产业水平。就旅游空间系统整体而言,3种空间生产模式类型都具有“优秀景观(区域)+民族传统文化区域”这一共同的空间结构特点;注重以文化持有者主体为中心的“旅游—生活空间”的营造和建设,是所有空间生产模式类型发展的共同趋向。不同的是,不同空间生产模式类型的民族传统文化区域的文化真实性、空间范围及其与优秀景观(区域)的结合度不同。 (三)通过保护利用过程系统比较得出的结果 3种模式5种类型的过程系统,都表现出文化遗产保护与文化旅游产业发展之间良性互动的时代特点。本地旅游空间生产模式类型(均值4.51)对文化遗产保护、创新发展与宣传弘扬的效果较为突出,文化遗产旅游利用与保护的互动效果表现优异。原地旅游空间生产模式类型(均值4.04)的保护主体以文化持有者主体与开发企业、基层政府部门为主,较为单一;而本地旅游空间生产模式类型和异地旅游空间生产模式类型(均值4.34)的保护主体则较为多元化。 (四)通过主体(利益相关者)系统与影响 因子系统比较得出的结果原地旅游空间生产模式类型(均值4.09)由于在民族文化原生地进行景区建设,涉及管理开发单位与社区居民(原住民)之间、地方政府社会管理与景区规划建设之间的利益协调,所以利益相关者较为复杂。本地旅游空间生产模式类型(均值4.39)和异地旅游空间生产模式类型(均值4.24)均属于旅游企业主导开发的自主新建实体,它主要受到市场、旅游企业自身规划与管理运作模式、文化持有者参与因素等影响,其利益相关者较原地旅游空间生产模式类型的简单,社会效应表现较好。 (五)通过创新性比较得出的结果 原地旅游空间生产模式类型的创新性和发展优势(均值3.92),较其余两种模式差。本地旅游空间生产模式类型在创新性和发展优势方面表现突出(均值4.39),异地旅游空间生产模式类型次之(均值4.37)。 (六)通过旅游利用与保护统一体系统整体效应比较得出的结果 一是旅游利用与保护统一体系统的评价值与系统综合社会效应成正比,评价值越高,系统的综合正效应越强;反之亦然。二是各子系统评价值的差距大小与各子系统之间的力量强弱成正比,各子系统评价值的差距越大,其相互之间越不均衡;评价值越高的,其积极作用越大,反之亦然。基本结论是:本地旅游空间生产模式类型在空间系统、过程系统、影响因子、创新性等方面均具有较为突出的优势,其总的文化遗产保护利用正效应非常突出(均值4.40)。异地旅游空间生产模式类型与其差距不大,各子系统及总的文化遗产保护利用效应均较理想(均值4.31)。原地旅游空间生产模式类型虽然总的社会效益尚好,但与前两种模式类型形成较大差距(均值4.02)。由此推断,本地旅游空间生产模式应该是民族文化遗产可持续保护利用创新模式的理想类型。保证景区内民族民俗动态展演的真实、保持景区与原生民族村寨稳定而合理的空间结构与文化展示合作关系,是创新模式的突出特点和关键所在。 (七)文化旅游背景下民族文化遗产保护利用的共性问题及特点 比较研究揭示出文化旅游背景下民族文化遗产保护存在一些共性问题。如因民族文化遗产持有者主体与文化保护主体分离而导致文化失真、主位与客位的价值认知差异等。有学者提出,“保护主体”与“遗产主体”分离悖论的形成,是由于遗产化过程中的“权利失衡”导致的。①此外,还与景区规划设计与呈现民族文化遗产的方式手段、游客的文化背景及文化需求等因素也有着直接的关系。在不少民族文化旅游景区,内部东方主义②往往成为旅游策划者与部分游客不自觉的视角,少数民族文化的传统性被视作“落后”,成了卖点。多点民族志研究揭示,文化旅游产业背景下民族文化遗产的保护利用具有景观符号化特点及发展趋向。文化遗产的符号化生产,是由文化遗产本身文化与经济(资源)的二重属性决定的。民族文化遗产的符号化生产,是旅游规划设计、少数民族族性展演与游客文化体验三者互动的结果,是在文化旅游产业背景下再现文化遗产当代价值的文化再生产,是利用历史古迹、表演艺术,社会风俗礼仪、传统手工技能等文化资本,制造旅游产品、实现经济价值的商品化生产与社会化生产。它意味着文化意义、价值观念等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对固定地附着于模式化的物质实体,并生产出旅游消费社会广泛认可的遗产“符号”。因此,它使文化遗产不可避免地遭遇模式化、碎片化、空壳化、庸俗化及脆弱性之危机。①伴随文化遗产旅游的发展,民族文化遗产保护利用的景观符号化特点及发展趋向越发明显。 三、文化旅游背景下民族文化遗产的可持续保护利用 (一)民族文化遗产的性质及保护利用效果的评价标准 文化是人类适应环境的方式与产物。人与环境是文化产生的两个优秀要素。就民族传统文化而言,民族文化持有者是传统文化生产的主体;民族传统生活是民族传统文化生长的原生境。对于景区内以旅游景观形式呈现的民族文化而言,其已脱离了文化本来生长的原生境。按列斐弗尔有关空间生产的理论,②少数民族文化持有者从民族传统村落空间到旅游消费空间的转变,其实是从表征的空间(representationalspace)或生活的空间(thelivedspace)到空间的表征(repre⁃sentationofspace)和构想的空间(theconceivedspace)的过渡。前者是少数民族生活的真实完整的空间;而后者体现旅游景观符号系统的制造与呈现、旅游产品舞台化再现与产业化开发,是游客参与体验的主要空间。笔者认为,在文化旅游背景下,只要有民族文化持有者的参与,民族文化旅游景观就并非是无根的移植文化、模拟文化和纯粹的人造景观。这种真实文化主体与旅游景区环境共同构成的新的文化生态,可称作民族文化的次生境。作为旅游景观形式呈现的民族文化,可以理解为是在文化次生境中被不断再生产的民族文化。以民族歌舞表演为例,民族歌手在传统民歌曲调的基础上将不少歌曲翻译成汉语演唱,或嫁接了现代生活内容。以少数民族传统手工技艺的生产性保护为例,各种景区手工作坊所生产的旅游商品,虽传承体现了民族传统工艺技法,但在商品内容及形制上却融合了当下旅游市场的需要与游客现代审美需求。对文化旅游背景下民族文化遗产保护利用效果的评价,应与文化原生地有所不同:因为其被卷入了旅游市场经济的浪潮中,无法避免地被打上了文化商品化、景观符号化与产业模式化的印记,文化遗产的经济价值在相当程度上成为文化遗产实现文化价值的前提条件。文化旅游背景下的民族文化遗产,由于受大众传媒、市场经济、文化旅游产业、旅游开发企业的规划与管理运作模式等诸多因素影响,其文化本真性③及价值的判定、文化诠释的权力还在于少数民族文化持有者自身。即便旅游场景下的民族文化成为一种舞台化的真实,成为一种“产品”,但只要原住民群体珍视它们,并按他们认为合适的方法来制定合适的商业规则,那么就可以认为这种产品具有真实的文化内涵。也就是说,旅游导致的商业化并不必然导致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真实性的破坏,关键在于规则的建立。④那么,文化旅游背景下评判民族文化遗产保护利用效果的唯一标准只能是“激活民族文化遗产的生命力”。事实上,文化遗产旅游为民族文化遗产的传承保护提供了传统生活与现代经济密切结合的、文化再生产的机会。民族文化遗产充当了旅游资源与资本,通过旅游市场实现了经济价值与文化价值。旅游消费空间所展现的民族文化保护利用主体不再单纯,除民族文化遗产的持有者(文化主体)外,还包括景区企业精英(专业规划人员与文化专家),甚至还包括各类官方与民间的文化保护机构和个人。多元主体共同参与了民族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与再生产。当民族文化遗产被旅游产业制造成一种社会化的景观而进入社会公共空间时,民族传统文化的精髓会被社会认知和接受,那么,一种少数民族主位保护与客位(社会大环境)保护相结合的社会氛围就会逐渐形成。虽然文化持有者作为优秀主体,有被旅游制度与旅游企业安排的被动一面,但也有参与文化再生产的能动性、创新性的一面。从文化遗产保护效应看,遗产旅游体现了民族文化遗产的现实价值、文化遗产活态保护与发展中保护的理念。 (二)民族文化遗产可持续保护利用的基本原则 民族文化遗产的可持续旅游利用与保护,包括民族文化遗产旅游的可持续发展及文化遗产在旅游利用背景下的可持续保护两方面。基于多点民族志的初步研究,笔者认为,实现文化旅游背景下民族文化遗产可持续保护利用的基本原则有二:一是须遵循文化旅游产业与文化遗产自身的发展规律。民族文化遗产具有经济和文化的双重属性与价值,其经济价值只有通过旅游商品化与产业化才能实现,旅游产业的发展需要市场调节;文化遗产的保护需要确立文化持有者的主体地位,需要政府扶持以形成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社会网络。二是民族文化遗产只有通过利用重新诠释其文化本真性、体现遗产价值,才能获致持久的生命力;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产性方式保护与活态旅游景观建设,应是民族文化遗产旅游利用与保护良性互动的优秀内容。按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的解释,非物质文化遗产不但存在于民众的生活当中,而且还要随着新的时代得到传承、发展与创新。JamesClifford指出:“不能将本真性定义为一个被抢救的过去。相反,本真性应被重新建构为一种立足当地、存在于当下、面向未来的创造性活动。”①少数民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民族旅游的优秀内容,其本真性是民族文化遗产旅游生命力的基本保障。方李莉提出,对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还应该在其基础上进行创新,将其变成新的文化的一部分,创新是一种更深刻的保护。②民族文化遗产旅游利用与保护的意义,就在于借助文化旅游这一平台让民族文化遗产通过价值和功能的体现而获得持久的生命力。 (三)民族文化遗产可持续保护利用的主要途径 重建“旅游—生活空间”的文化生态系统,推广“景区+民族传统文化保护区”的本地旅游空间生产创新模式,是实现文化旅游背景下民族文化遗产可持续保护利用的主要途径。基于5个代表性个案的比较研究,笔者提出“旅游—生活空间”概念。空间是主体性存在与策略实践的场所。“旅游—生活空间”是探讨文化旅游背景下民族文化遗产可持续保护利用的优秀概念。其包含符号化、剧场化的旅游景观空间与生活化的旅游空间(向游客开放的少数民族真实的民俗生活空间)两个层次,亦指以游客为优秀主体的旅游空间,以及以少数民族文化持有者为优秀主体的生活空间的交融并置。符号化、剧场化的旅游空间以符号生产、舞台展演、模拟再现为标志;生活化旅游空间以民族文化持有者及其真实的民俗生活为标志。③研究表明,不论哪一种旅游空间生产模式类型,其民族文化遗产的旅游利用与保护,往往表现出剧场化旅游空间与生活化旅游空间相互交融的结构特点与发展趋势。民族文化遗产旅游利用与保护的效果,与“旅游—生活空间”的强弱有直接的对应关系。“旅游—生活空间”的强弱,意味着民族文化持有者主体能动性、参与性的强弱和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真实性、生命力、价值感的强弱,还与以非物质文化遗产为主要内容的活态保护传承有着直接关联。这些直接关乎民族文化遗产旅游利用与保护的基础与效果。要实现文化旅游背景下民族文化遗产的可持续保护利用,就要进行“旅游—生活空间”强大文化生态系统的培育与建设。“旅游—生活空间”的文化生态系统重建,实质是对旅游利用—保护统一体系统进行民族文化遗产可持续保护利用原则的重构,必须对不同子系统、特别是不同层级的旅游空间施行不同的建设策略。关键在于,通过广泛吸纳少数民族文化持有者、民间文化社团及社会民众的参与,保证景区内民族民俗动态展演的真实,保持景区与原生民族村寨稳定而合理的空间结构与文化展示合作关系,体现文化持有者的能动性与民族文化保护主体的多元性,同时兼顾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态保护传承与旅游市场化利用。由于文化旅游产业背景下民族文化遗产的保护利用具有景观符号化特点及发展趋向,“旅游—生活空间”的文化生态系统重建的意义,还在于抑制过度的符号消费,发展体验经济,保持一定程度或范围的民族文化生态旅游。比较研究表明,“景区+民族传统文化保护区”的本地旅游空间生产模式,是民族文化遗产可持续保护利用创新模式的理想类型,应得到大力推广。 (四)民族文化遗产可持续保护利用的保障机制建设 民族文化遗产可持续保护利用的运作保障机制,应包括主体系统协作机制与风险防范机制。主体系统协作机制的建设,应从利益相关者角度进行,关键在于两个度的把握。一是文化保护传承主体(民族文化持有者、民族旅游社区、民间文化保护社团等)的参与度。由于民族文化旅游开发和文化商品化过程常常由来自当地社区之外的文化掮客和旅游企业家发起,所以可能引起“外部公众”主导,外来人对当地人和当地文化资源的掠夺。①外部公众主导意味着内部文化主体的缺失。这种情况在多数民族文化遗产旅游空间生产模式类型中都存在。所以,重视民族文化生境的培植,培养和提高少数民族群众参与旅游业发展的综合素质和各项技能,保障少数民族群众在旅游开发中的应有权利,是主体系统协作机制与旅游资源风险防范机制建设的优秀内容。可以采取如下渠道和方式:如培养提升旅游地社区主体、文化持有者的能力及思想观念;开展文化传习馆、博物馆、民间艺人等实体性保护工作;建设民族文化数据库信息系统;筹集民族文化保护与旅游发展基金;建设民族文化培训教育传承机制等等。二是地方政府的扶持力度。一方面,地方政府扶持的重要性与民族文化遗产旅游的空间生产模式类型密切相关。尤其是旅游空间原地生产模式类型的民族文化旅游景区,其景区建设与文化遗产保护利用往往与当地政府的社区管理职能交叉,对地方政府的依赖性最大。另一方面,国家行政机构的优秀管理职能是指导、协调、监督和提供公共信息,但在不同的发展阶段,职能重心是不同的。经合组织(OECD)旅游委员会认为政府参与旅游也可分为4个阶段。尤其是对于人文资源型旅游目的地,在旅游开发初期,政府的强力介入通常是必需的。②政府的规划指导与管理协调,应坚持4个基本准则:将民族文化遗产的保护利用与地方社会经济文化的综合发展有机结合;坚持可持续发展原则,保护民族文化生态环境,避免文化遗产资源的失真与过度利用;加强民族文化旅游开发利用相关政策法规的制定与宣传,建构民族文化保护多元主体网络与体系,营造全社会参与保护的氛围;引导建立利益相关者的合理利益分配机制,对民族文化遗产旅游地所在传统民族社区进行经济补偿,培养和提高少数民族群众参与旅游业发展的各项技能,保障当地民族文化持有者在旅游就业方面享有优先权。风险防范机制的建设,应侧重从旅游系统角度进行,要综合考虑资源评估与规划、开发与营销等不同阶段。资源评估与规划阶段,首先要对民族旅游地文化遗产旅游资源的现状、特征、类别、规模、潜力等方面进行全面系统的考察与评估。民族文化遗产旅游属于以保护民族文化遗产为出发点的限定性旅游。旅游规划应强调民族旅游地(景区)文化生态与自然生态的和谐统一。理想的民族旅游规划,可参考文化旅游背景下民族文化遗产保护利用多元模式类型比较分析的结论,尽可能选用本地旅游空间生产模式,在民族传统文化资源丰富的地区(最好是民族自治地方),选择在民族传统文化生态保护区(民族村寨)附近进行景区、景点建设,兼顾民族传统文化生态保护区原生境的维护和标志性旅游符号公园景区的建设,使两者在地理空间上既有区隔,又有连通,保持稳定而合理的空间结构与文化旅游开发合作关系。传统的民族村寨可通过适量农家乐形式为游客提供食宿基本服务,开展民族文化生态旅游,满足游客的深度文化体验。公园景区内则可考虑“一个景区,多种场景”的尝试。爱德华•布鲁纳(Bruner)通过对肯尼亚玛赛人的同一族群、三种场景的案例研究,认为在发展旅游产业中,可利用差异化营销方式,针对不同的游客,发展不同的旅游场景。③以此满足一般性旅游观光或后现代旅游等多种需求。对于民族文化遗产旅游的开发营销而言,“政府+企业+社区”的股份合作制模式较为理想。这一模式的特点是能充分发挥旅游产业链中各环节的优势,保护本土民族文化,从而避免过度商业化,增强当地居民的自豪感,为民族遗产的可持续保护利用奠定基础。此模式各级职责分明,资源管理中的责、权和利明确,有利于激发各自的潜能。股份合作制形式,利于把资本与劳动力联合。这种合作方式尤为适合民族文化旅游资源丰富的少数民族贫困地区的旅游开发。④在合作初期,地方政府的参与可为民族旅游社区获得公平权益保驾护航;但当民族旅游社区发展到具有自主参与旅游经济活动的能力时,地方政府的主要职能应转向文化遗产可持续保护利用的引导与管理。营销方面,可实施一定程度或范围的民族文化生态旅游,同时推进以高科技为支点、民族文化遗产保护与旅游展示密切结合的文化遗产的产业化、模型化、数字化运用。还可结合当地资源开发探险、科普、农业观光、花卉、水景、森林等新型民族旅游辅助产品,寻求产业集群、区域联合、复合多元的发展之路。 作者:桂榕 单位:云南大学民族研究院 民族文化论文:获奖动画短片民族文化论文 一、加拿大获奖动画短片中的文化融合 如今,人们经常说“民族的就是世界的”,然而实际上“民族的”有许多时候并非完全是“世界的”,而有许多代表民族特色的文化特征。针对拿加拿大而言,由于加拿大特殊的历史背景和地理位置影响,促使其国家文化当中含有其他国家并不具备的独特的多元文化结构。加拿大曾经是英国的殖民地,因此曾经受到英国教科书式培养模式的影响,加之其与北美大陆相邻,因此又受到美国文化的影响较大,长此以往,导致加拿大形成了“英国家长姿态以及美国平等主义思想”双重影响下的文化融合,并表现出选择吸取两国中有利于加拿大自身发展的特点———有英国的温文尔雅却没有刻板严谨,有美国的包容大度却没有放荡不羁。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加拿大的移民逐渐增加,其迅速接纳和融合了各国的文化特点,并逐步实现了多元化的文化发展状况。分析历届奥斯卡获奖动画短片,1985年获奖作品《猜谜游戏》(Charade)是加拿大的一部典型代表作品,其导演约翰•明尼斯通过动画短片呈现出的就是加拿大的文化融合精神,通过《猜谜游戏》(Charade)这一作品,作品里包含有多部脍炙人口的电影内容,营造出丰富多样的镜头画面,并巧妙地搭建出适宜的戏剧表演舞台,其中的三位猜谜者如同普通观众一般,好似观看舞台表演的观众一样坐于台下,而站在舞台上表演的出题者,其行为动作均表现出“卓别林”式极度夸张、幽默以及无厘头的表演风格特点。而弗莱克•罗夫茨的动画短片作品风格则与约翰•明尼斯完全不同,其作品里更多是灰色基调,体现的主题也大都悲观晦涩,其原因与导演自身的经历密切相关,因为在弗莱克•罗夫茨移民加拿大前曾经在早期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匈牙利过着充满危机和无奈的生活。其作品《苍蝇》(The Fly)以一只苍蝇的独特主观视角观察世界,作品影射暗示的就是匈牙利人民的无奈生活状态,即使人们再低调做事安分守己,也不会自己掌握自己的人生命运,自发生匈牙利事件后,俄罗斯对其给予“高度重视”,然而正因这种“高度重视”,使得匈牙利更加无法主宰国家的命运和发展道路。弗莱克•罗夫茨以一只苍蝇的命运侧面反映了匈牙利人民乃至世界人民的共同命运———那就是危机四伏,面对现实无法改变而只能哀叹无奈。 二、美国获奖动画短片中的幽默风格 动画短片中如果提出“幽默”这一词汇,人们自然会联想到美国,马克•吐温(Mark Twain)作为美国著名作家和演说家,就是世界文学史上典型的美式幽默代表人物之一。美式幽默风格相对直白夸张,对比里透露着讽刺意味,苦闷里渗透有乐观精神,其与美国开放式的文化思想具有密切关联。陈清在《影视动画艺术》一书中提出:美国动画作品喜欢通过幽默的形式承载美国开放式、自由化的文化精神,且作品的结局大都是大团圆式圆满收场,极少有悲剧性动画作品。美国动画作品中的幽默风格更多以对视觉、听觉等感官娱乐的直接刺激加以实现完成。1984年,在第56届奥斯卡获奖动画短片评选中,美国的《纽约圣代》(Sundae in New York)获奖,其也是美国式幽默的典型代表作品之一。该作品在塑造人物形象时大胆使用时任美国纽约市长之形象,动画作品的内容则直接表达了大都市社会里贫富差距较大的社会现实,和人们宁可“头破血流”也想在大都市里奋斗开创一番业绩的实际情况。该现实在让人感到绝望的同时也带给人们以希望和憧憬,虽然失败的可能性极大,然而人们仍从未丧失前进的信心和勇气。《纽约圣代》(Sundae in New York)以美国式幽默风格营造出别样的氛围形态,让观众的内心深处挣扎在矛盾之中。我们每个人心里都有对未来的美好梦想,然而在实现梦想过程中却会荆棘丛生。该动画作品里的粘土人物呈现给观众的就是极其强烈的共鸣与感受,好像奔走于美国纽约街道巷尾的人就是我们自己,眼前所面临的磨难与坎坷,也会让我们感到彷徨无助。然而该动画作品里却充满了美国式幽默所蕴含的乐观情绪,使人们在追求成功时充满了动力,在实现理想过程中满怀信心与勇气。可以说这种建立在忧郁氛围里的美国式幽默更能引人入胜,动画短片在让观赏者感到无助和无力的同时,又以幽默的方式实现了自我调侃以及缓解的作用。 三、欧洲获奖动画短片中的古典传承 十五世纪文艺复兴的发源地就在欧洲,可以说欧洲拥有得天独厚的艺术氛围。在欧洲动画领域,专家学者们试图更深层次地挖掘出动画所能蕴含的文化性以及艺术性,从而通过多种方法达到动画艺术和现实的间离效果,从而让动画作品能够代表人类生活之哲理寓言存在。欧洲艺术自古以来都是古典与优雅并存,凄美与浪漫同在。第59届奥斯卡获奖动画短片《希腊悲剧》(Een Griekse tragedie/A Greek Tragedy),是一部充满欧洲悲剧色彩的典型代表作品。尼克尔•凡•歌德姆(Nicole Van Goethem)导演以“希腊悲剧”直观地表现作品主题,使该动画短片的悲剧情怀显而易见地加以体现。该动画作品表面上看画面比较随意,并且夸张搞笑,然而实际上所有画面都渗透着悲凉的意味,这部看上去荒诞幽默的动画短片,却有着深远而沉重的主体思想,从而形成了反差强烈的经典之作。这部作品一句对话没有,只是通过三位女神的行为向人们讲述酿成的悲剧,正如亚里士多德《诗学》里的观点:悲剧的摹仿方式主要借助人物之行动,而并非借助叙述。作品中的女神初始阶段能够坚守责任,随后却放弃了历史去追求自由,通过这些行为淋漓尽致地展现了作品里蕴含的悲剧色彩。此外,《希腊悲剧》里展示的宿命论还完善传承了古希腊的悲剧特点,作品里的主人公在面对袭来的斧头这一外界不可抗力时,选择无奈地顺应命运安排,观众在宿命面前通常会同情三位女神应该放弃遗迹而去追求自由,无论三位女神是否选择抗争,观众都能体验到历史终将消失的遗憾和悲凉。 四、东方获奖动画短片中的含蓄表达 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相比,其根本区别就是保守与开放的区别。东方文明典型而含蓄,而西方文明直白而狂热。在动画领域中,日本动画文化低调而含蓄,是东方文化的代表之一。受日本文化影响,在日本动画作品中往往拥有浓郁的唯美情结,民族悲剧意识以及人文精神,其和日本文化息息相关。在2009年的第81届奥斯卡评选中,获奖动画短片《回忆积木小屋》(The House of Small Cubes)就是一部日本风格的典型代表作品,该部作品从内容到画面无不彰显着日本特点,整个故事也能给人以日本低调而含蓄的感受。关于作品里出现的环境问题,虽然短片给予了展示然而却并未开展讨论,仅作为大环境加以展示。然而许多观众对此却留下了想象和议论空间。导演加藤久仁生(Kunio Kato)通过隐晦方式提出的这一问题,又不进行探讨,由此也可看出导演身上所体现的忍者精神。日本最为有名的武士精神,世人皆知,而在武士道精神里,最重要的当属“忍”字,忍者也成为日本的一个代名词,忍者既有身体和精神上创伤的隐忍,也有对现实世界的艰忍,该部作品里的老人身上即体现了忍者精神,当其面对海水上涨威胁自身生存时,并未反抗或者治理,而是逆来顺受的隐忍,采取不断架高房屋的方法,其代表了日本民众的缩影形象,艰难地生存在环境的反噬里。 五、结束语 奥斯卡获奖动画短片都是各国各民族的特色作品,动画短片又以其丰富的艺术形式及其内容体现着各国各民族的文化特点。相信,通过各民族艺术特点的碰撞融合,定会产生良性的化学反应,为奥斯卡动画短片发展增添更多活力和内容,其代表着艺术的探寻与探索,也代表着人类共同的理想和美好愿望。 作者:王余烈 赵晓艳 单位:沈阳航空航天大学 民族文化论文:音频资料信息管理系统中民族文化论文 一、系统描述 本系统由音频信息编目录入、音频编目信息管理、音频修复操作等组成。系统管理人员负责维护系统内部用户账号的信息的管理、数据字典信息的管理,系统内数据检查与清理工作。其中音频信息编目录入人员使用音频资料编目子系统对数字化的音频文件以及文件相关信息进行采集、录入,建立编目信息数据库,为日后修复与应用提供数据信息资源。音频编目信息管理人员使用音频资料编目子系统对采集的音频文件以及其数据信息进行采集、录入。完成后编目信息使用导出功能将数据信息与文件导出到修复子系统进行修复操作,完成修复的文件与数据使用导入功能将其导入到编目系统中,将完成编目操作与修复操作的音频资料以及文件以数据导出的形式导出到应用子系统中为音频分析人员提供分析的资料。音频修复操作人员由修复系统获取原始音频文件,使用音频修复功能对需要进行修复的音频文件进行编辑、修复、降噪处理,使用多种不同的降噪算法,通过调节参数的方式对音频信号进行处理分离其中的噪声信号。最终输出修复完成的音频文件以及相关的格式转换文件,修复以及转换格式由独立运行的音频修复工具完成。音频修复信息管理人员使用音频修复子系统来掌握音频修复的进展情况,使用数据导入功能将编目系统中导出的数据以及文件导入到修复子系统中供音频修复操作人员使用,利用数据导出功能将修复完成的音频修复信息与修复文件导出到编目系统中。音频分析使用人员和音乐历史研究人员使用音频应用子系统对系统内丰富的音频资源进行查阅,按照所分配的不同权限开放片段试听、完整试听、文件下载等多种功能。音乐爱好者访问音频应用子系统对自己所感兴趣的音频文件资料进行查阅,并根据不同的权限开放片段试听或完整试听。 二、系统功能模块简介 本系统包括编目子系统、修复子系统、应用子系统、系统管理等4个子系统。 (一)音频编目子系统 提供珍贵音频资料的编目信息的维护和管理功能,主要功能包括: 1.编目信息管理 编目信息管理分为专辑信息管理、曲目信息管理、责任者信息管理。专辑信息管理主要对音频资料中的与专辑相关的信息进行录入与管理。专辑信息包括名称、分类、出版号等专辑基本信息、专辑封面、封底、盘芯等专辑图片信息、专辑内曲目记录信息。曲目信息管理主要对音频资料中与曲目相关的信息进行录入与管理,曲目信息包括曲目名称、交替名、长度等曲目基本信息、曲目作曲者、演唱者、指挥等曲目责任方式信息、原始音频资料以WAV文件格式进行保存曲目原始音频文件、由修复系统导入到编目系统中的修复信息曲目的修复信息。责任者信息管理主要对音频资料中的责任人信息进行录入与管理,责任人是指在曲目的创作或演绎过程中对曲目发生影响的人员与组织,责任方式包括作曲、作词、演唱、伴奏等。责任者信息包括:分类、生平介绍等责任人基本信息。 2.编目信息查询 对编目信息的专辑名称、曲目名称、责任者名称等信息字段进行查询,以查询了解信息的编目情况。查询结果包括专辑编号、专辑名称、专辑类型、专辑中所属曲目数量、唱片采集时间。查询字段分为按专辑名称,显示专辑数据表中专辑名称符合关键字的专辑记录;按专辑编号,显示专辑数据表中专辑编号符合关键字的专辑记录;按专辑分类,显示专辑数据表中专辑分类符合关键字的专辑记录;按源载体分类,显示专辑数据表中专辑源载体分类符合关键字的专辑记录;按专辑出版年代,显示专辑数据表中专辑出版年代符合关键字的专辑记录;按专辑关键字,显示专辑数据表中专辑关键字符合关键字的专辑记录;按出版编号,显示专辑数据表中出版编号符合关键字的专辑记录。查询曲目,查询结果包括曲目所属专辑、曲目编号、曲目名称、曲目音频播放长度、乐句。按曲目名称,显示曲目数据表中曲目名称符合关键字的曲目记录。按曲目编号,显示曲目数据表中曲目编号符合关键字的曲目记录。按乐句,显示曲目数据表中乐句符合关键字的曲目记录。按曲目录制年代,显示曲目数据表中曲目录制年代符合关键字的曲目记录。按曲目关键字,显示曲目数据表中曲目主题符合关键字的曲目记录。按曲目所属专辑名称,显示专辑数据表中专辑名称符合关键字条件的所属曲目记录。按曲目所属专辑编号,显示专辑数据表中专辑名称符合关键字条件的所属曲目记录。按曲目所属专辑分类,显示专辑数据表中专辑分类符合关键字条件的所属曲目记录。按曲目的责任方式,显示责任方式数据表中责任方式分类符合关键字条件的所有曲目记录。查询责任者,查询结果集包括责任者名称、责任者编号、责任者类型、责任者责任曲目数量。按责任者名称,显示责任者数据表中责任者名称符合关键字的责任者记录;按责任者编号,显示责任者数据表中责任者编号符合关键字的责任者记录;按责任者类型,显示责任者数据表中责任者类型符合关键字的责任者记录;按责任者责任方式,显示责任方式数据表中责任方式类型符合关键字的责任者记录。 3.数据导入与导出 编目数据导出:将编目系统中完成编目录入的音频资料信息通过自定义的数据文件与文件复制的方式由编目系统导出到修复子系统中。编目导出的信息数据包括专辑资料信息;专辑图片资料信息;曲目资料信息;曲目音频文件信息;责任方式资料信息;责任者资料信息;数据字典信息。其中专辑记录通过专辑编号与专辑图片资料、专辑曲目资料相关联;曲目记录通过曲目编号与曲目音频文件信息、责任方式信息相关联;责任者信息包括所有导出曲目中责任方式关联的责任者记录;数据字典信息的所有记录。编目相关导出文件包括:原始音频文件;专辑图片文件;责任者照片文件编目数据文件导出的人工处理过程:编目系统中导出文件将生成一个文件复制脚本,编目管理人员登陆到编目系统文件服务器中,手动运行这个文件复制脚本将需要导出的文件复制到指定移动存储设备中,再复制到修复系统的文件服务器中。修复数据导入:将修复系统中完成修复的音频文件导入到编目系统中进行管理。修复系统导出文件包括修复完成音频文件、转换后各种格式文件、试听用音频文件等。数据导入时首先备份数据库数据,当导入出现问题中断时恢复所备份的数据库,当导入操作全部结束后清空备份数据库。修复系统中导出文件存储在移动存储设备中,编目系统管理人员登陆到编目系统的文件服务器中,手动将导出的文件复制到编目系统的文件目录结构中。应用数据导出:将在编目、修复系统中完成的编目信息与修复后的音频文件通过自定义的数据文件与文件复制的方式由编目系统导出到音频应用子系统中,供用户查询、试听、下载使用。应用数据文件导出的人工处理过程:编目系统中导出文件将生成一个文件复制脚本,编目管理人员登陆到编目系统文件服务器中,手动运行这个文件复制脚本将需要导出的文件复制到指定移动存储设备中,再复制到应用系统的文件服务器中。 (二)音频修复子系统 提供待修复音频资料的音频文件下载、音频修复信息的维护和管理功能,主要功能包括: 1.获取待修复音频文件 选择由编目系统导入的编目信息中的曲目文件,下载到音频修复模块中进行修复。 2.音频修复 解析音频文件,得到WAV文件的编码格式、采样率、采样位数、播放时间长度、采样数据等信息。根据解析的WAV文件信息将文件中的采样数据信息转化为波形图进行显示,可以对波形进行放大、缩小等操作以便能更好地观察波形的变化。对选择的音频段进行播放,试听音频处理的效果,包括播放、暂停、停止、循环播放等。允许用户对音频文件进行剪辑、复制、删除操作,以达到修复音频文件的目的。设置修复过程中所需要的参数,包括修复音频段的范围、时间长度、噪声信号消除的程度、所使用的比对噪声样本等。对音频信号进行自动噪音扫描以标示音频信号中已知的噪声种类与具体位置,并提供相应的降噪方法与参数配置,并且可以自动完成对噪声的消除。音频降噪修复操作,使用系统提供的修复算法通过人工选择或自动执行两种不同形式的处理将原始音频文件中的噪声信息最大幅度的降低甚至完全消除,需要消除的噪声类型包括爆点噪声clicks噪声、低频长脉冲信号、宽频hiss噪声等结合修复的过程将修复中所选择的修复方法与参数信息保存到修复专家模版中。在对参数进行调整时可以随时试听使用当前参数所能达到的降噪效果,以便进一步对参数进行调整。同时也可以试听消除的噪音信号,以确保在消除噪音的同时对乐音信号的影响降低到最小程度。对于一批有相同噪音问题的音频文件使用一种专家模版,批量的对音频信号进行处理以消除降低噪声信号。修复多个版本音轨之间的比较操作,自动生成音频信号性能数据信息如信噪比、音频信息等信息数据项。修复完成后对修复的音频文件输出,可以输出多种不同的格式,结合应用的需要输出试听使用的音频片断文件。 3.保存修复完成文件 上传音频修复相关文件包括修复后的音频文件、转换的各种格式文件、试听用的音频文件,并记录修复的过程信息,如修复人员、修复方式、修复起止时间、修复完成后鉴定意见等信息。 4.修复信息查询 对修复系统中的编目信息进行查询确定修复的原始信息与文件,对修复信息如修复曲目名称、修复时间等进行查询,以确定音频修复进展情况。 5.数据导入与导出 编目数据导入:将编目完成的数据信息与原始音频文件导入到修复子系统中为修复系统的修复操作提供修复对象。数据导入时首先备份数据库数据,当导入出现问题中断时恢复所备份的数据库,当导入操作全部结束后清空备份数据库。修复完成数据导出:将修复完成的音频文件与修复记录导出到编目系统中进行管理,最终进入应用子系统中,修复系统导出文件包括修复完成音频文件、转换后各种格式文件、试听用音频文件等。修复数据通过自定义格式的数据文件导出后再由编目系统的数据导入功能解析导入到编目系统的数据库中。修复导出的信息数据包括:曲目修复资料信息;修复曲目音频文件信息。修复完成数据导出中人工处理过程:修复系统中导出文件将生成一个文件复制脚本,修复系统管理人员登陆到编目系统文件服务器中,手动运行这个文件复制脚本将需要导出的文件复制到指定移动存储设备中,再复制到编目系统的文件服务器中。 (三)音频应用子系统 主要是利用编目子系统和修复子系统中的信息,为音频分析使用人员与音频历史研究人员等人员提供通过查询的方式访问编目信息或者修复信息的功能,并根据所赋予的权限对修复后的音频文件进行片段试听、完整试听、下载等。 1.信息查询 对系统提供的音频资料信息进行查询,使用可在结果中进行查询的方式不断逼近所需查找的目标。查询分类包括:按专辑进行查询、按曲目进行查询、按年代进行查询、按责任者进行查询、按乐句进行查询等。当查询结果为曲目记录列表时,显示的列表中根据用户的权限显示下载与试听操作按钮,点击“下载”按钮,由用户选择希望下载的音频格式,下载用户所选择的曲目音频文件;点击“试听”按钮,通过在线音频播放器播放由用户选择的音频文件,使用格式为WMA的音频文件进行播放。 2.音频文件下载与试听 对查询得出的结果,系统提供片断试听、完整试听、与曲目下载多种形式,对于一般访问用户只提供片断试听,经过权限认证的高级用户可以提供曲目的完整在线试听并可以提供曲目音频资料下载功能,系统根据实际应用的需要可选择提供多种音频格式文件进行下载。 3.数据导入 导入应用数据包括编目信息、专辑图片文件、修复完成的音频文件、转换后各种格式文件、试听用音频文件等。在进行数据库导入前首先备份数据库信息,等数据库导入操作全部完成后,清空备份的数据库,如果在导入过程中发生意外中断,使用备份的数据库记录恢复应用子系统中的数据。应用数据导入中的人工处理过程:编目系统中导出文件存储在移动存储设备中,应用系统管理人员登陆到应用系统的文件服务器中,手动将导出的文件复制到应用系统的文件目录结构中。 4.系统管理 对系统内的用户信息、数据字典信息进行集中管理;并对系统在数据导入导出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垃圾数据进行清理操作。 5.数据检查 在各个子系统之间进行数据交换的过程中可能会出现一些垃圾进行,即文件与数据库记录没有关联的,长期存在占用系统资源,所以需要进行数据检查对其中的垃圾数据与垃圾文件进行清除释放系统资源。检查时主要检查一下数据记录与文件系统中的文件之间的关联是否正常,专辑所属图片信息中的图片所在路径中该图片文件是否存在,曲目所属的音频文件信息中音频文件所在路径的音频文件是否存在,责任者信息中的责任者照片文件所在路径的图片文件是否存在。检查后的操作:当数据信息中记录的文件在文件系统中不存在时,提示用户文件缺失,显示缺少的文件列表,由用户通过文件复制的方式手动完成文件的恢复;当文件系统中存在的文件在数据信息记录中没有相应的关联,提示用户是否转移这些文件,转移用户选择的文件,删除其他文件。 6.用户管理 对系统的用户信息进行管理,包括新增、修改、禁用等操作,为不同等级的用户分配不同的用户权限,限定特定用户所能操作的系统功能。 7.数据字典管理 对系统中所使用到的数据字典信息进行集中管理,包括新增、修改、删除等操作,通过编目系统中的数据导出功能进入到修复系统与应用系统中使用。 三、结语 目前,“云南民族文化珍贵历史音频资料修复与数字化保存关键技术研究与示范”课题研究组借鉴国外先进的唱片管理模式,专门采购了无酸纸唱片保护封套,替换原来的塑料薄膜套牛皮纸封套,有效防止唱片不被酸性物质侵腐和虫蛀,对原盘进行了科学化的保护。云南作为少数民族的聚集地,历经沧桑,积淀下了丰厚的历史文化遗产,其中音响遗产尤其丰富。我们在解决了技术难关后,制定出云南珍贵历史音频文献处理与保护技术标准草案,计划建成一个服务云南乃至全国的珍贵历史音频资料修复与数字化保存产业基地。今后,除了不断维护该信息系统的数据更新外,并据系统运行的情况,对系统进行适当修改,以适应新的要求,以及纠正运行中发现的错误,使系统能正常工作,而且还可以使它扩展功能,提高性能。从技术角度将继续对云南民族特有音乐定向研究与应用方面的最新技术进行研发,在音频资料物理清洗修复,以及音响档案数字化长期存储与传输技术方面展开研究。通过对云南民族文化濒危珍贵历史音频资料的修复与数字化保存操作实践,研究出切实可行的物理修复工艺流程与相关硬件设备配套建议,建立起一套符合音乐艺术特有心理、审美心理学的云南特有少数民族音乐的科学评价体系。 作者:刘洪健 李小明 单位:云南艺术学院 民族文化论文:孔雀舞中的民族文化论文 一、孔雀舞的起源 傣族人对孔雀的崇尚与喜爱由来已久,视孔雀为吉祥幸福、美丽善良和智慧的化身,孔雀舞历史悠久,在傣族甚至全国都深具广泛的群众性。关于孔雀舞的美丽传说,一千多年前的傣族民间就流传着很多种不同的版本了。传说中,孔雀并没有一身华丽的羽毛,尾羽上也没有漂亮的圆眼,但因其温顺驯良,深得人们的喜爱。在“摆帕拉”这个小乘教的宗教节日庆典上,佛祖为普渡众生而下凡说法,被信徒纷纷围住。在遥远的天柱山上,栖息着一只雄孔雀,得知佛祖下凡后匆忙赶往寺庙,但因人多而不能靠近,在外围急得打转。佛祖觉察到孔雀的虔诚,投出佛光一束,去照耀孔雀,因孔雀正打转奔跑,这束佛光只照到孔雀的尾部,霎时间,雄孔雀的尾部变得五光十色,缀满了美丽的圆眼图案。自傣族民族文化在孔雀舞中的艺术体现此后,每当“摆帕拉”节来临,雄孔雀都会从天柱山赶来,以其美丽的翎羽和优美的舞姿,为佛祖献上一支孔雀舞,也向人们展示佛祖恩赐的异彩。此后,为了祈福吉祥和赕佛,人们都会在年节及庆典的日子跳起孔雀舞,来表达美好的愿望。这就是傣族宗教节日一定有传统孔雀舞表演的由来。另据相传,一千多年前,召麻栗杰曾做为傣族人的首领,颇好舞蹈,尤爱模仿孔雀而舞,其舞姿优雅清逸、含蓄灵动,深得傣族人民的喜爱,并纷纷跟从,经数代傣族民间艺人的不断改进成型,流传中经发展和演变,形成今日的孔雀舞。据记载,孔雀舞最早出现在明朝,《南诏野史》曾以“婚取长幼跳蹈,吹芦笙为孔雀舞”为记载。傣族民间俗称传统的孔雀舞为“嘎楠洛”,曾经都是男性来表演,他们带上假面具和金盔,穿着有孔雀羽翼的架子,在鋩、镲以及象脚鼓的伴奏下载歌载舞。男性的舞姿虽显挺拔和刚健,但仍丰富多变、形象生动。深具寓意的手部造型及转动和跳跃的舞姿,同优美的躯体造型“三道弯”配合起来,传神地演绎孔雀漫步森林、追逐嬉戏、饮泉戏水等情景。观者沉醉其造型和舞姿的优美流畅当中,往往忽略了舞者的性别,但传统孔雀舞缺少的阴柔美仍是存在的。 二、孔雀舞的动律之美 极具东方韵味的傣族舞蹈,民族风格浓厚而神秘,民族文化色彩深厚,文化品位极高。舞蹈风格平和含蓄、隽永而恬静,演绎中透出傣族钟灵毓秀、自然朴拙、山水秀美的人文风貌。孔雀舞表演时,舞者使身体各部位关节尽可能弯曲,使体态呈现多曲线的“S”造型,婀娜多姿,十分秀美。而孔雀舞造型中膝部柔韧起伏的丰富动感,也体现着孔雀舞鲜明的个性和丰富的造型之美,也是傣族民间舞蹈的共同特征。无论动作如何变化,膝部一直保持着起伏状态,并随着角色情感变化而发生改变,充满韧性。孔雀舞在这种优美的动律之中显得优美自在。令观者感知到傣族人自然朴实、祥和宁静的生活,体味傣族山河秀美的自然风貌,感受到傣族人民追求美、追求幸福祥和的生活态度。孔雀舞表演中,头部及手部、脚部都极具表现力,半蹲的下身配合膝部动感柔美的动作起伏,手臂和身体形成三道弯的丰富造型。基本舞步是双手叉与腰间,半蹲双腿,上半身倾向一旁,跃动时讲究轻和稳。在表演时,小腿运用灵活、步伐丰富,而上身及手部的舞姿也极为独特,尤其是手式的变化,在姿态和动作一样的舞姿中,手式变化就会产生不同的舞蹈含义和形象。动态舞姿中,表演者多以半蹲的姿态,在均匀有致的节奏变化中,以膝盖部位的伸屈,来带动身体左右轻摇摆动和上下的颠动,跺或踏的舞步看似有力,却是重抬轻放,使全脚平稳落地,这都是孔雀舞动律最基本的特征。在这均匀柔美的动律之中,孔雀的舞姿柔美轻盈、飘逸灵动,表达了傣族人民对生活的创造与感悟。在镲、鋩及象脚鼓等乐器击打出的和谐伴奏中,这些以优美舞姿展现的动态形象,仿佛溪泉淙淙,令人赏心悦目。象脚鼓鼓点紧凑有致,鼓声配合着舞者的动作变化,节拍鲜明,动律优美。在绵延平稳的鼓乐声中,配以孔雀舞均匀优美的动律,展现出傣族人古老祥和的生活状态和热烈浓郁的风情。韵律十足的动态舞蹈刚柔相济,加之静态舞蹈的雕塑感,使孔雀舞拥有了动静相宜的优美造型和悦动感。可以说,孔雀舞的艺术表现形式及内涵,深刻地反映了傣族的民族文化、人文环境及宗教信仰,在中国的民族舞蹈中,具有极高的艺术地位和审美价值。 三、个性鲜明的舞姿意境美 1孔雀舞舞姿造型意境美 孔雀舞中的“三道弯”和“一边顺”舞姿造型是孔雀舞最具代表性的舞蹈造型。傣族曾做为古时百越人分支滇越的后裔,而“三道弯”源自古时百越人对水和蛇、鸟等图腾的崇拜。以蛇的行动为实例:当蛇在前行中左右蠕动时,形成独特的“S”造型的曲线,不由得使人联想到傣族传统民间舞蹈中独特的“三道弯”基本造型,因其独特的舞姿造型和动作而保持至今。在如今的软舞(嘎温)的舞蹈中,仍可见传统舞蹈的一丝踪迹。与传统孔雀舞相比较,经过现代改编创新的孔雀舞,表演时演员卸掉了面具,在手、眼、身法上加强了配合。这种鲜明独特的曲线特征模仿,也同灵动的小乘佛教的教义产生吻合,更进一步发展和完善了傣族舞蹈鲜明独特的风格特点。“一边顺”的优美则是源自高原的生活劳作,融合两者体态的舞蹈造型是傣族舞蹈独有的特色。在傣族秋收后的扬场中,是没有风车使用的,人们手持两把宽大的竹篾扇子,以扇风的方式来筛选稻谷,此种筛稻谷法就成了后来别致独特的“一顺边”舞蹈动态。当人们将右手的篾扇高高举起,同时,高高抬起右脚并弯曲,随之,脚和手同时朝下猛力去扇风,此时身体调整方向,由右侧至左转动。而以左手来扇风的时侯,转动和姿态和右手是一致的,皆是手脚由一侧同出。作为孔雀舞中的“一边顺”造型,和傣族人民在生活劳动中产生的审美情趣息息相关。该舞蹈造型作为高原舞蹈的特有形态和动律,与高原民族的文化是分不开的。但“三道弯”和“一顺边”在傣族民间舞蹈中融和后,它的独特风格,也在傣族本就具备的形态与安详的动律中得以淋漓尽致地体现出来,其独特舞蹈的动态和审美情趣,成为傣族民族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2孔雀舞的传统民俗意境美 孔雀舞、大象舞、鱼舞等都是傣族民间舞蹈中广为流传的传统舞蹈,反映了傣族人民崇尚自然,与动物和谐共处的生活状态。在傣族人心目中,孔雀是神鸟,大象为圣象,在传统舞蹈表演中,将这些飞禽走兽升华至舞蹈造型的艺术境界上来,成为傣族民族文化的一大特征。因为自然条件和气候的关系,傣族地区的孔雀非常多,傣族人民在家园饲养孔雀自古有之,在傣族人民的心目中,孔雀是善良温和、美丽吉祥以及智慧的象征,对孔雀深怀崇敬之情,人们认为孔雀代表了傣族的民族精神,在表达美好的祝愿和理想,歌颂生活的美好之时,常常会跳孔雀舞来抒发内心的感受。傣族人民在和孔雀的长期和睦共处中,对孔雀的崇拜和敬仰渗透到生活的方方面面,使傣族文化具有了幸福吉祥的内涵。 3孔雀舞中的水韵之美 傣族民间舞蹈的普遍特点是温和恬静,正是由于傣族人对水的深切感情有关。傣族人的水文化表现最淋漓尽致的就属泼水节了,人们认为水是幸福的象征,因此泼水节做为傣族新年,其热烈隆重程度可想而知。傣族人也自称“鲁傣鲁喃”,是“傣家的儿子、水的儿子”之意。傣族人临水而居,对水的感情非常深。他们善良、勤劳、勇敢,人们常以水来描述这个民族。傣族人的民族性格如水一般丰富多彩,富于感情。这一民族个性在舞蹈中也得以充分体现,在傣族的舞蹈动作中,大多姿态婀娜,节奏平缓,但充满着刚柔相济的内在力量。孔雀舞在表演中,节奏时而缓慢,动作含蓄内敛;时而多变快速,动作跳跃灵动,情感豪爽狂放,也是极符合傣族水文化的韵律之美的。另外,孔雀舞的屈伸动律中,三道弯的动作特点,动静相宜,刚柔相济的表演,同样是傣族水文化中恬静温和的表现。近代孔雀舞创始人毛相的弟子———傣族舞蹈家刀美兰,在表演傣族舞蹈《水》时,带着她对本民族水文化的深刻理解,以舞蹈动态造型的水韵之美,将傣族的水文化特征演绎得淋漓尽致。 四、结语 孔雀舞做为中华民族舞蹈中的一颗耀眼的明珠,体现了傣族人民创造的智慧,在漫长的发展和演变过程中,融合着傣族悠久灿烂的民族文化。孔雀舞表演艺术家的舞台实践和艺术创造,也使傣族舞蹈独有的民族文化内涵在孔雀舞的表演中获得了艺术的升华。总之,通过本文对孔雀舞中的傣族民族文化的体现及其内涵进行了解读,通过本文的深入探讨,不仅为进一步了解孔雀舞的文化内涵提供一些重要的帮助,也为推动傣族民俗文化、传承中国少数民族文化因子等方面具有很好的推动作用。 作者:邹琳玲 单位:武汉城市职业学院
生态方面论文:商业银行金融生态环境论文 一、国有商业银行贷款风险成因的金融生态环境分析 贷款资产作为银行的一项主要资产业务,其运动是一种以“两权分离、按期偿还”为本质特征的特殊价值运动。在现实经济活动中,银行的信贷活动,会受各种事先无法预料的不确定性因素影响,使银行贷款资金有遭受损失事件发生的可能性。主要表现为贷款到期不能按时收回和贷款的贬值等,这样就产生了贷款风险。从目前国有商业银行贷款资产质量的现状看,形势较为严峻。 国有商业银行信贷风险除了自身经营管理原因外,从外部环境来看,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所处的金融生态优劣。金融生态是借用生态学上的提法对金融环境的描述,通常指金融运行的一系列环境要素,主要包括宏观经济环境、法制环境、信用环境、市场环境和制度环境等方面。 (一)政府行政干预银行贷款,扩大了银行贷款风险 按照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银行应该是资金配置的主体,政府职能应只限于宏观调控。然而实际情况是,政府作为资金配置的主体和中心地位并未淡化,往往造成部份项目投资效益不高,形成贷款沉淀。另外,一些地方政府的短期行为,也激化了银行的信贷风险。 (二)微观经济不景气,企业经济效益下降,直接影响到银行贷款资产的安全 据统计,去年某省国有、乡镇集体企业中困难企业面达到55%,国有企业亏损面达到50.8%,其结果必然会相应地影响到银行的贷款资产质量。近年来企业经济效益的下降也是银行不良贷款不断增加的一个直接原因。 (三)金融体系的滞后性制约了银行的信贷风险防控,扩张了银行的信贷风险 首先,市场融资机制发展缓慢。其次,金融市场不发达,金融工具缺乏。我国现阶段实行比较严格的金融管制,束缚了银行业务分散化的能力,金融创新动力不足。第三,金融监管有待加强,银行同业间无序竞争,造成企业多头开户、多头贷款,银行无法真正了解企业的财务状况,信贷风险不断提高。 (四)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滞后,是银行贷款风险扩大的又一重要因素 尤其是企业的保障制度方面存在,企业破产失业救济制度没有完善起来,因而银行贷款风险无法直接分散和转移。企业与社会的问题没有解决,直接导致企业把生产所需资金缺口留给银行贷款解决,形成贷款风险压力;企业保险制度不健全,使银行无法保全贷款资产的安全性,增加了损失的概率。 (五)法律制度约束不力,同样是银行贷款风险形成的一个重要原因 从某种程度上说,市场经济就是法治经济。由于我国市场经济和法制建设的时间尚短,不论是公民或企业的法律意识,还是国家的立法、执法,都还不尽如人意,银行常常在运用法律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时受到挫折。此外,我国加入WTO后,相关的法律法规修改力度正在加大。 (六)社会信用监督机制不健全,企业逃废债现象严重,加大了银行的信贷风险 由于我国目前还缺乏一套完善的社会信用监督机制,逃债者得不到法律和社会的制裁,廉价的逃债成本成为企业逃债的直接原因。造假、欺诈、逃债、赖债等现象层出不穷,使得我国金融市场的诚信资源遭到了非道德主义的侵袭,社会信用出现了严重的滑坡和流失,信用已成为最稀缺的资源。 二、国有商业银行信贷风险的金融生态环境治理对策 为有效防止和化解国有商业银行信贷风险,避免由此带来的金融震荡和经济风险,除了提高国有商业银行自身经营管理能力外,必须加强举措对银行所处的包括宏观经济环境、信用环境、法制环境、金融市场环境和制度环境等方面在内的金融生态环境进行大力整治。 (一)信用环境治理 目前,我国经济运行信用环境日趋恶化,银行债权得不到有效保护,加大了银行风险。在发达市场经济中,企业间的与其应收账款发生额约占贸易总额的0.25%~0.5%,而我国这一比率高达5%以上,且呈逐年增长势头。涉及信用的经济纠纷、债权债务案件以及各种诈骗案件大量增加。 1.加强社会信用环境的综合治理,尽快建立社会和个人信用体系。政府部门要把经济工作重点转到建设投资环境、维护市场秩序、规范市场经济主体的行为上来,支持和配合银行防范和制止企业逃废债,确保金融资产的安全运行。加大相关政府部门的执法力度,工商、税务机构不得为列入“黑名单”的逃债、赖债者办理工商、税务登记,树立“有信则立,无信则亡”的市场经营理念。依法规范政府、企业、银行和个人的信用行为,为建立一个诚实、守法、可信的社会和个人的信用环境而努力。 2.建立和完善适合中国国情的信用评估体系。近几年国内商业银行借鉴外资银行做法,建立了风险评级制度,但信用评级一般只在新客户申请授信业务时和每年年初进行,不能及时反映风险。评级系统的可操作性、全面性还存在较大差距,以至于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信贷资产在实施剥离和不断的清收处置后,新生的不良资产尚未得到根治。因此信用评估系统应该是建立在工商、税务、金融等多部门提供的有关公司信用数据基础之上,综合考虑公司的以前贷款记录、经济实力和还款意愿评估信用等级。因而建立跨行业、跨部门的全国性信用系统是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3.在全社会要树立起一个良好的信用文化。政府要发挥带头作用,率先规范,转变职能,依法行政,带头守信;加大全民信用教育力度,提升企业和个人的商业道德素质,树立讲诚信的公德意识;推行信用公示制度,以恶意逃废债的行为公开曝光和实行银行同业联手制裁;建立种类经济失信和恶意逃废债事件的举报制度,加大对缺失社会信用行为的查处力度,让失信者付出惨重代价。 (二)金融体系中的企业贷款融资依赖治理 建立社会化市场融资制度,解决从“单一”到多元的融资渠道。随着我国金融改革的深化,传统的国家垄断过度的金融制度将被放弃,新建立的将是一种政府调控的市场化融资制度。 1.优化国有企业资本结构,强化激励约束机制 目前,我国相当部分国企资本结构不合理,国有股占的比重很高,没有建立起企业治理结构,过于依赖银行贷款维持正常生产经营,造成较大的银行风险。这种由于体制原因造成的国有企业资本结构问题,应以存量调整为主,采用特殊方式解决,这种方式是阶段性的、过渡性的,在存量调整基础上,辅以增量控制,最终实现国有资本结构的优化。这样,改造后的国有企业建立了有效激励约束机制,确保了银行的信贷关系是建立在市场原则基础之上,从而消除了由于国有企业负债软约束问题造成的银行信贷风险。 2.大力发展直接融资,完善金融市场体系 大力发展直接融资有利于企业改善融资结构,减轻银行贷款压力,并可以从根本上降低银行风险,降低企业资产负债率,同时能够促进优势企业对劣势企业的兼并,化解已形成的信贷风险。 目前应大力发展资本市场,根据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核准一切符合条件的公司上市,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非国有企业。企业的债券市场是资本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债券融资是企业融资首先要考虑的,因为债权融资能起到抵税作用,降低融资成本。近几年,市场虽有发展,企业债券总规模每年增长,但企业债券占融资比重仍然很低。这影响了企业融资效率,也不利于企业改善资本结构。因此,要大力发展资本市场,特别是发展债券市场,是优化企业资本结构,消除企业对贷款融资依赖的重要条件。 3.推进企业融资结构的改革,建立多元化融资渠道 企业是市场经济中重要的经济主体,全社会资金融通以企业为优秀进行。另外,企业也是金融市场上的最重要参与者,企业融资结构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一国的金融结构,进而影响着金融风险。 近年来我国企业通过股票债券市场使外部融资发展速度加快,但历史形成的以银行为主的企业外部融资格局没有发生大的改变。为此,可采取以下对策:第一,改变目前上市公司股票定价制度,使金融资源得到优化配置;第二,强化股票债券市场的法律制度建设;第三,加大金融创新力度,大力推进银行住房贷款证券化,防范银行信贷风险;第四,加大企业债券市场的创新力度,实现发行企业债券品种多样化,活跃企业债券的流通市场。 (三)银行业监管和行业协会自律治理 随着银行市场化改革的深入和信用风险管理的不断强化,我国银行业的监管模式和监管机构职能也需要发生转变。必须进一步明确和细化银监会和人民银行的监管职能,并充分发挥行业协会的作用,全社会共同创建金融安全区。 1.发挥人民银行的监管职责,加强对商业银行不良资产管理的监督工作。利用信息电子化管理手段,通过非现场监管手段,加大对国有银行的不良资产监管力度,从宏观上控制不良资产的恶性膨胀。 2.加强金融债权的管理,加大依法制裁力度。由人民银行牵头,将逃废债企业及其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列入“黑名单”,并采取相应的信贷制裁措施。对严重的逃废债企业、行业和地区宣布为不守信用或无信誉企业、行业或地区,对这些地区的企业联合执行不开立新账户、不发放新贷款、不办理结算的“三不”金融制裁措施。 3.加强同业协作,建立不良贷款公示制度。同业之间应建立畅通的信息沟通渠道,做到客户信用等级等资源共享。各大商业银行应团结协作,通过银行行业协会等组织,定期对无正当理由不偿还各家银行债务的企业及法人代表名单、金额等信息予以通报公示,使各家银行及时了解到逃债者有关信息,使逃债企业无法再次获得银行的信用支持,避免银行间因信息错位而再次与逃债企业发生信用关系。 4.加强监管部门对商业银行的服务和信息沟通。要充分利用人民银行建设中的资信系统,尤其是信贷登记咨询系统,尽可能消减银行信贷市场中的非对称信息,做到贷款风险的事前防范,改进信贷市场效率。 (四)法律环境治理 1.尽快充实修订有关法律法规,提高法律对银行信贷资产的保护 我国目前立法上虽有了《中国人民银行法》《商业银行法》《票据法》《担保法》《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等基础法律,但《破产法》《反垄断法》等修订、细则落实工作需要尽快出台。而且由于我国现有的法律对商业银行的经营范围有严格限制,如不能进入证券市场、不能进入产权交易市场、不能收购企业股份等,直接影响了不良债权的流动和变现。因此,如何完善现有法律法规,为银行处置不良资产创造良好的外部法制环境将是一项长期而又重要的任务。 2.要加大信用立法和执法力度 首先,建立信用管理体系,需要以法律的新式规范公共信息、征信数据的取得和使用程序。当务之急是制定公平使用信息法,并修改补充《商业银行法》和《反不正当竞争法》。在《刑法》等相关法律中,补充增加对不讲信用、恶意逃债、赖帐等给国家或个人造成损失行为的定罪量刑条款,对逃废债、恶意拖欠贷款本息的行为加大打击力度,增加企业的逃废债成本。欧、美等发达国家在这方面有相当多的立法可资借鉴。立法的目的是创造一个信用开放和公平享有使用信息的环境。 其次,加大对违反信用法规的执法力度。针对当前金融案件“胜诉容易执行难”的现状,要依法打击各种破坏金融秩序的违法犯罪活动,维护金融企业的合法权益,为维护社会正常债权债务的经济属性、消除社会资金流动搬“梗塞”,创建良好外部司法环境。 再次,要确保司法独立,为银行依法办贷、依法管贷提供强有力的法律保障。建议各级人大采取措施强化司法独立,支持法院独立审判,切实提高金融诉讼案件的执行率,促使全社会信用观念的强化,为商业银行的合法经营提供一个良好的社会信用基础。 生态方面论文:优化金融生态环境论文 内容提要:金融生态环境不仅关系到一个国家或区域的软环境和文明程度,而且也直接影响到该经济体的经济金融发展水平。本文对金融生态环境的内涵、优化金融生态环境对区域经济发展的现实意义、东北地区金融生态环境现状及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分析。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当前优化东北地区金融生态环境的有效途径。 关键词:东北地区金融生态环境优化途径 一、优化金融生态环境对区域经济发展的现实意义 “金融生态环境”这一全新概念是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于2004年首次提出并产生广泛影响的。将“自然生态”的概念引入金融领域,是对金融理论的一次创新,是对金融业尤其是银行业生存和发展环境的高度概括。什么是金融生态环境呢?概括地说,金融生态环境是指金融业生存发展的外部环境。金融是现代经济的优秀,良好的金融生态环境在一定意义上就意味着和谐、统一的社会经济生活。打造和建设良好的金融生态环境,将有助于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降低金融风险,推进社会经济全面健康持续发展。 良好的金融生态环境对区域经济的发展有着很强的现实意义,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金融生态环境直接影响到区域经济的竞争力。经验表明,一个好的金融生态环境是一笔巨大的无形资产,会给当地经济带来巨大的商机和融资便利;在全国统一政策指导和调控下,不同地区经济增长水平和经济运行质量之所以存在明显差异,除了自然禀赋因素外,与区域金融生态环境的差异也有很大关系。而造成地区金融生态环境差异的主要原因就是一个地区政策环境、经济环境、法律环境、信用环境和金融服务水平。 2、金融生态环境是影响资金流向的重要因素。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区域间资金流动性、效益性、安全性更多地取决于地区信用环境和金融环境,即金融生态。如果一个地区具有透明的政策法律环境,社会信用状况良好,当地企业有良好的信用等级和信用记录,银企关系融洽,中介机构健全,金融债权能得到切实保护,那么,这个地区就能很好地引来资金,经济金融就会步入良性互动快速发展的轨道。 3、金融生态环境是影响商业银行内部评级的重要因素,进而也直接关系到商业银行对该地区授权授信的程度。随着金融改革的不断深入,目前各商业银行开始建立自己的内部评级体系,各地方行政干预程度、不良资产比率、信用环境、在处置不良资产时能否在保证处置效率的同时保护债权人利益,地方在司法、执法方面的力度以及对债权人的实际保护情况,各地区处理企业和金融机构共同破产过程中的具体做法,对再贷款偿还进度表等成为商业银行内部评级所考虑的主要因素。商业银行根据评级给出信用等级,并按等级确定对一个地区投放授信大小,最终形成信贷资源在全国地区间的分布。可见,加强金融生态环境建设,提高区域性信用等级,是争取更多信贷资源的有效途径。 二、东北地区金融生态环境的主要问题 东北地区拥有丰富的资源、辽阔的土地,还有丰富的石油、煤炭、天然气、森林储量;此外,东北地区重工业有相当的基础,还拥有大量的科技人才、管理人才,近年来,东北地区的经济实现了持续、平稳、健康的发展。但是,同时我们也看到,东北地区的金融生态环境也存在一些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和制约了经济的发展。 1、现行的法制环境有待进一步改善。东北地区的法律制度环境一般,体现为保证或促进当地金融业稳健运行的具体办法少,甚至一定程度上存在着当金融机构与企业之间发生利益冲突时,司法机关不能客观公正地做出判决或者存在着一些模糊认识。现有的法律、法规不够完善,促进金融业稳健运行的具体措施办法较少。 2、政府信用环境欠佳影响金融债权落实。近年来,东北地区的信用环境虽有所改善,但存在的一些问题不容忽视。金融债务落实情况一般、金融债权落实不好,而且,金融债权落实与政府有一定的关联度,金融业要想更好的履行为经济保驾护航的使命,以上的问题亟待解决。 3、经济发展对银行信贷的依赖程度较高。近两年来东北地区的财政收入状况有了根本好转,城镇居民收入有了较快增长,招商引资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围绕生态经济建设的发展潜力较好,但由于相当一部分金融机构不良贷款比例较高,加之商业银行经营机制调整、信贷授权授信上收,削弱了银行的放贷能力,不利于对经济的信贷投入,加剧了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资金供求矛盾。 4、企业法人治理结构不健全。由于历史等多方面的原因,东北地区的企业能做到政企分开、产权明晰,但企业的法人治理结构不是很完善,企业财务管理不够规范,企业以破产、改制名义逃废银行债务的现象较多,与当地金融机构存在一定的金融纠纷。 5、金融服务水平不能满足区域经济发展的需要。虽然目前一些部门金融服务水平较好,但当地的担保、服务水平不能很好满足经济发展的需要,因此迫切需要建立多元的、竞争性的银行金融服务体系更好地满足区域经济发展的需要。 三、优化东北地区金融生态环境的有效途径 首先,从政府角度讲,地方政府要关心金融业的发展,要为金融业的发展创造良好的生态环境。包括金融机构依法自主经营权,保证金融业发展的法制环境以及社会信用环境等等;还包括金融机构不良资产的化解和处置等内容。地方政府要采取措施,在营造良好的法律制度环境方面应采取更多的具体措施和办法。首先应在立法方面保护金融机构的合法权益,适当修正完善现行法律法规中不利于保护金融机构合法权益的条款,进一步建立健全保护金融机构合法权益的各项法律法规,使金融机构和借款人处于平等地位;其次在执法方面,执法部门应从优化区域金融生态环境的大局出发,强化司法公正,加大对失信行为的打击力度,特别是要千方百计提高案件的执结率,以增强法律法规的震慑作用。 其次,从金融系统的角度看,需要做好几件工作: 一是对金融机构要加强监管和自律。监管机构应转变监管方式,提高监管效率,建立健全更多适用的法律、法规来保证当地金融业良好稳健地运行。商业性金融机构也应加强行业自律,以确保金融业稳定运行。 二是央行的职能和作用要得到有效发挥。新时期央行职能重在货币政策的制定和贯彻实施,当前应充分利用政策工具发挥宏观调控职能,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加强对区域金融生态环境的调研和评估,对房地产、钢铁、电解铝等重点行业建立预警监测机制,加强与政府相关部门的沟通,积极反映区域金融生态环境建设中存在的问题,与相关部门形成维护区域金融稳定的合力,保证国民经济平稳发展,防止经济大起大落。 三是商业银行应认真执行央行确定的货币政策,使货币政策在振兴区域经济的过程中得以贯彻、落实,进一步树立服务意识,不断提高金融服务水平。金融业只有在为社会服务、为区域经济发展服务的过程中,才能不断地发展壮大。商业银行应密切关注当地经济金融发展动态,主动寻找新的业务增长点;对社会信用程度高、金融环境好的地区加大授信力度、扩大服务范围,建立改善金融生态环境的正向激励机制;积极探索建立完善的贷款定价机制,以准确的贷款定价反映和覆盖不同程度的信用风险;同时,应结合当地实际,积极推进金融产品和服务的创新,针对企业的不同规模、性质、行业以及发展阶段等提供有特色的、有针对性的业务或服务。 再次,从企业角度看,一方面要不断完善企业法人治理结构,使企业产权更加清晰。另一方面,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是企业要在经营中自觉遵守市场经济规则,做到以诚信为本。这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企业以为用户奉献优质产品为本,在始终保持技术上领先优势的基础上,通过构筑守信这一生命线,使企业具备了打造名牌产品的能力,才能进一步培养与区域外强手在优秀技术、产品质量和品牌效益等方面全面抗衡的能力;另一方面,企业在与金融机构打交道、向金融机构借款时,要严格守信,按照贷款合同的规定用途使用贷款,按照贷款合同的规定期限归还贷款,形成自己良好的信用记录,才能在再融资或急需资金时继续得到金融机构的配合和支持。 最后,要进一步加强部门之间、省份之间的联动,加快构建社会信用体系。东北地区的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处于起步阶段,政府应积极协调各职能部门加快企业及个人信用数据库建设,使各金融机构实现信息共享,将恶意逃废银行债务的企业和个人记录在案,让他们将来难以获得再融资的便利。目前人民银行正在积极完善的企业及个人征信系统的建设必将为社会信用体系的建设做出积极的贡献。改善东北地区金融生态环境,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政府有关部门、金融系统与企业应加强沟通与合作,由有关部门牵头,定期召开以改善金融生态环境和构建社会信用体系为议题的会议,研究和解决工作中遇到的各种问题。各省份有关部门之间、有关单位之间应加强联系与沟通,就各省的相关经验与做法等进行实质性地交流与合作,以此促进东北地区金融生态环境的整体优化,继而推动整个东北区域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 生态方面论文:证券市场生态治理论文 摘要:运用生态学的概念,分析了证券市场生态现状,指出中国股市生态危机是一种复合危机,有深刻的制度、文化和社会背景等原因,生态失衡的主要原因在于缺乏和谐的资本文化、有效的监管和科学的公司治理机制。提出股市生态治理的关键在于调整股市结构、改善公司盈利状况以及强化政府监管。 关键词:证券市场;生态失衡;治理 中国证券市场已走过十五年的历程。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证券市场也取得了较大的发展。截至2005年年底,我国境内上市公司达1381家,证券市场境内外累计筹资总额达18156。8亿元①。但是,我国股市在大发展的同时,股票市场的功能发挥严重不足,市场长期处于低效率的状态,十五年多的发展过程中出现了许多违法违规行为,和落后的股市文化相互作用,相互影响,使中国股市陷人了低效率的状态中。 现实表明,中国证券市场的许多层次和环节都出现了问题和偏离。本文借用生态学的概念,把中国证券市场比作一个生态系统——股市生态。现在出现的问题,说明中国股市已经发生了严重的生态失衡,证券市场生态的治理fgovernanceofecol0gYforsecuritymarket)已到了非进行不可的关键时刻。下面对中国证券市场生态及其治理进行分析。 一、股市生态现状 周小川(2004)等采用“金融生态”的概念,论文来比喻金融运行的外部环境,它主要包括经济环境、法制环境、信用环境、市场环境和制度环境等。金融生态囊括了企业诚信、会计准则、法律制度、征信体系、地方政府按市场规律办事等内容。尽管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我国的金融生态已发生了很大变化。但一些制约金融健康发展的外部因素尚未得到根本改善,当前的金融生态还存在四方面的主要缺陷:金融市场体系的不完善、法律环境不完善、社会信用体系滞后、直接或间接的执法不力。 证券市场是整个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股市生态也是“金融生态”的一个重要分系统。股市生态本身又包括许多分生态系统和“食物链”。这好比是一个大海,有浮游生物,有水草,有小鱼、大鱼等,它们共同构成了一个生态环境。在股市生态系统里,有上市公司的“公司治理生态”,散户 和机构投资者之间关系的“投资者生态”等。比如,股市中机构投资者与散户之间的关系就是自然界中大鱼和小鱼之间的关系,“食物链”非常简单。要使“大鱼”能够维持正常生存,就应该使“小鱼”保持足够多的数量,否则,“小鱼”被吃光,“大鱼”也无法生存。 美国股市生态和我国股市生态最大的不同在于它们有丰富的“水草”——E市公司红利,“大鱼”不一定要靠吃“小鱼”来维持生命,而且可以直接吃丰富的“水草”。而我国上市公司的分红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即使分红多数也是圈钱的陷阱,股票分红对投资者没有吸引力。也就是说,美国的股市生态的食物链比中国长而复杂,而我国股市生态是一个非常脆弱的系统。 我国股市生态系统的脆弱性、带来问题的严重性凸显在各个方面。 多年来,与证券市场深度下调如影随形的是,层出不穷的“股市黑幕”和花样翻新的“金融诡计”时时冲击着投资者孱弱的信心,证券市场生态环境已被逼向“严重失衡”的境地。 上市公司高管频繁出事是近年来资本市场上一道令人尴尬的风景。硕士论文而作为金融生态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又严重地影响着整个金融环境。不完善的金融生态孕育了高管们违规的土壤,于是一个恶性循环的金融生态出现在众人的视野。 银广夏等案件又表明,在上市公司“造假流水线”的各个环节上,提供信息的金融中介——证券分析师、会计师、律师们都发生了道德风险行为。不光是公司治理出了问题,“公司治理的生态”(ecologyofcorporategovernance)也出了问题(李曙光.2002)。 股市低迷、道德滑坡、信用危机等现象的出现,与经济快速发展也极其不协调,并已成为阻碍经济发展的强大因素。市场交易中因信用缺失、经济秩序问题造成的无效成本已占到我国GDP的10%~20%,直接和间接经济损失每年高达数千亿元。 如同自然界的生态平衡遭到破坏会导致自然灾害一样,股市生态破坏以后,股灾的频率必然增加。现在,由于生物多样性的被破坏,我国股市已经出现生态环境恶化的后果。我国股市在2000年以前的10年间,发生过一次“危机”时刻和两次“紧张”时刻。但我国股市在2000年以后的几年间,已发生过两次“危机”时刻和两次“紧张”时刻。比较而言,我国股市危机的发生频率有了明显提高,股市危机的发生激烈程度也有了明显提高。 我国股市的运行安全主要受到两个方面的严重威胁:一是粗放式、掠夺式股市发展模式造成股市生态环境的全面恶化,正严重威胁我国股市的运行安全;二是我国股市的流动力提供机制正遭致不断破坏与削弱,同样已严重威胁我国股市的运行安全。 二、股市生态失衡成因 中国股市生态出现严重失衡,原因是多方面的,有制度原因,有文化原因,也有社会背景等方面原因。 首先,中国股市的生存危机是一种复合危机,是由多种因素组合并且具有多重影响的深层制度危机。正可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中国股市的基本制度缺陷在长时期中被忽视、被容忍、被放纵,使得市场中的消极因素日益累积、相互交织,积极因素不断削弱、相互掣肘,以至于最终演化为危及股市根基的全面生存危机。中国股市已经成了没有自身供求关系、没有价格决定基础、没有内在选择空间的混乱与无序的市场。 其次,我国信用制度十分薄弱。当前,中国人均受教育的程度、职业道德、社会公德、信誉和风气方面都存在着诸多缺陷。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也是信用经济。信用危机将不可避免地导致市场经济秩序的混乱,影响社会的稳定。 信用制度为股市制度之本,一个没有任何信用的股市就正如吴敬链先生所说的连赌场都不如。但是,虚假报表、黑幕交易、价格陷阱、伪装上市、合同欺诈、假冒伪劣、地方保护等恶劣行为不时动摇着信用的基石。中国证券管理层在一系列基本制度创新上,错失机遇,在套牢了整个市场的同时也套牢了自己;上市公司的造假、银行的连环担保、政府官员的寻租、证券公司挥霍挪用保证金等等的全行业危机交织在一起,使市场的信用基础已经丧失殆尽。这些负面因素对中国股市产生了前所未有的负面影响,导致中国股市所赖以生存与发展的生态环境——社会环境、舆论环境与心态环境——都出现了自股市产生以来从未有过的严峻局面。信用的缺失,破坏了市场经济的基础,动摇了市场存在与发展的信心,挫伤了投资者的积极性,侵蚀着社会的公平正义。 再次,我国证券市场连年走低,固然与股权分置等深层次问题和结构性矛盾迟迟未能妥善解决息息相关,但市场违法违规盛行而投资者保护公信力孱弱显然也是重要原因。大量事实表明,在公司治理失灵、法律失灵、监管失灵等现象仍在一定范围内普遍存在的情况下,优质上市资源和资金资源的外流,更加重了这层隐陇。在此情况下,如果相关惩戒措施未能对弱势群体予以特别保护,以使其能够“与强共舞”,强势主体也因未受到足够的约束而拒绝与弱势群体和平共处,则中小投资者这些“小物种”将因受不到保护而黯然离场,其“生态灭绝”也会使基金、券商等机构这些“大物种”因缺乏“游戏玩伴”而孤独致死。 此外,我国股市的生态危机也有深刻的社会背景。一是中国社会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情方面的某些固有矛盾,在民主法治尚不健全的情况下,在社会转型、利益调整中被放大、激化;二是中国正处在经济社会转型时期,根据后发国家的发展经验,处于这一时期的国家普遍都会遇到因为转型而带来的各种经济社会矛盾。2003年,我国人均GDP首次突破1000美元,达到1090美元,2004年人均GDP达到1269美元,2005年达1703美元①。根据国际经验,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处于1000—3000美元这一时期,也是社会矛盾尖锐化时期、社会问题多发期、社会最不稳定期;从收入差距来看,基尼系数上升到O.4,就超过了国际警戒线标准,虽然这只是一种可能,但确有不少国家基尼系数超过0.4 ①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网站:http://www.stats.gov.cn/以后就进入了一个社会不稳定期,甚至发生大的社会动荡。 许小年有关中国股市制度建设“金字塔”的观点,与股市生态概念有异曲同工之妙。他认为,中国股市缺乏资本文化、法律、监管、公司治理机制——四层制度体系的支持,这个体系应当是一个“正金字塔”;中国的现状恰是一个“倒金字塔”型制度结构,这样的资本市场无法发挥应有功能,而且其发展不具备可持续性。位于“金字塔”最底层的是资本文化,包括股权文化和债权文化,具体表现为社会意识、社会道德和社会风气等对资本市场的支持,这是资本市场赖以存在和发展的社会基础;在全社会都接受的和谐的资本文化基础上,需要一套完善、有效、独立的法律体系;“金字塔”自下而上的第三个层次,是完善、有效、独立的监管体系;监管体系之上,位于制度体系最上端的,是公司治理机制。 公司治理机制是保护投资者利益最直接的制度安排,它的有效性依赖于其他三项制度基础的坚实程度。在现实经济中,如果资本文化的意识薄弱,法律体系和监管体系也不完善,因此,也就很难形成有效的公司治理机制。 在许小年看来,这是一个倒置“金字塔”型的制度结构,而中国资本市场正是在这样一个制度环境中运行。结果是上面的市场规模越大、公司越多,倒塌的可能性就越大。这样的资本市场不仅无法发挥应有的功能,而且其发展不具备可持续性。 三、股市生态治理 由于中国股市的生态危机是一种复合危机,股市生态的治理也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远见、需要决心、需要措施、需要执行。 一个重要的前提,是必须牢固树立和认真落实科学发展观,建立一个和谐的证券市场,改变过去政府及上市公司对投资者只讲索取,不讲回报的常态,建立起一种彼此共生共荣的环境,追求共同的利益,即以法制为依归,构建各个利益主体都能得到均衡、和谐保护和发展的证券市场生态环境。 对证券市场的功能也要有正确认识。职称论文《国务院关于推进资本市场改革开放和稳定发展的若干意见》(即国九条,2004年2月2日颁布)提出,证券市场要“促进资本形成、优化资源配置、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完善公司治理机制”,所有这些功能都在实体经济中。一句话,股市要为实体经济服务,股市不能自我循环、自成体系。股市发展得怎么样,光看指数、交易量、开户数是不行的,最终要看多大程度上促进了实体经济中长期资本的形成,要看在多大的程度上促进了实体经济中的资源优化配置,要看在多大的程度上促进了实体经济中的结构调整,要看在多大的程度上完善了公司治理机制。只有大家形成这样一个共识,资本市场才可能健康地成长。 同时,要使股市的生态环境得到根本改观,必须做好以下几点工作: 第一,必须推进股权分置改革,巩固股权分置改革的成果。虽然解决股权分置不是万能的,但不解决股权分置是万万不能的; 第二,切实促进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改善公司盈利状况。这是证券市场健康稳定发展的根本所在; 第三,积极推进证券公司的综合治理; 第四,科学发展机构投资者; 第五,完善证券市场的法制建设,加强政府监管力度。 其中,调整股市结构、改善公司盈利状况、强化政府监管,是所有工作的重中之重,也是健全中 国股市的必由之路,只有三管齐下,才能够使中国股市走上良性发展之路。 生态方面论文:证券市场金融生态平衡论文 内容摘要:本文研究了证券市场生态平衡的三个方面:证券市场与其系统外部的环境资源之间的生态平衡;证券市场系统内部的各主体之间的数量平衡,及其相互关系的协调所形成的证券市场内部结构平衡;证券市场生态平衡的自我完善机制,并针对三个方面不平衡的表现及相应的平衡措施进行了研究。 关键词:证券市场生态平衡平衡措施 德国生物学家海克尔1869年提出“生态学”一词。海克尔认为,生态学是指动物与其有机及无机环境之间相互关系的科学,研究在一定时间和空间范围内,生物与非生物环境能量流动和物质循环所形成的彼此关联、相互作用且有自动调节机制的系统。在我国,周小川(2004)最早把生态学的概念与金融学结合起来提出了金融生态的概念。徐诺金(2005)在考察了金融系统和生态系统的相似之处后,认为金融生态是各种金融组织为了生存和发展,与其生存环境之间及内部金融组织相互之间在长期的密切联系和相互作用过程中,通过分工、合作所形成的具有一定结构的特征,执行一定功能作用的动态平衡系统。谢太峰(2006)对金融生态做如下界定:所谓金融生态是指各类金融活动主体之间、金融活动主体与其外部生存环境之间通过相互作用、相互影响而形成的相互依赖的动态平衡系统。金融生态强调金融活动主体之间的数量平衡及其相互关系的协调、金融活动主体与其外部生存环境之间的相互适应状态,即金融生态平衡。 证券市场金融生态是从金融生态环境衍生而来的,必须遵照生态学的观点加以合理地开发和利用,保持证券市场生态平衡。证券市场金融生态平衡包括三个方面:证券市场与其系统外部的环境资源之间的相互影响、相互作用所形成的证券市场与环境之间的生态平衡;证券市场系统内部的各主体之间的数量平衡及其相互关系的协调所形成的证券市场内部结构平衡,即证券市场中股票市场、债券市场、基金市场等各市场之间以及市场内部诸要素之间既存在恰当的比例关系,同时又相互依存、协调发展;证券市场生态平衡的自我完善机制。在证券市场复杂的系统中,当市场内部诸要素之间、市场与外部环境之间协调发展、融于一体时,证券市场整体功能达到最大,否则证券市场的功能和作用将受到抑制。 我国证券市场的生态不平衡现状 (一)证券市场与外部环境资源之间的生态不平衡 由于我国证券市场是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阶段产生的,难免受到具有我国特色的法律体制、经济条件、社会特性、文化传统等影响,形成了自身特点,这一方面反映了证券市场生态环境的适应性,但是另一方面,正是这些特色与发达的证券市场相比存在了许多不协调的表现,阻碍了证券市场达到平衡的生态状况,这些不协调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1.思想认识上存在较大误区。对证券市场功能的认识上,较重视证券市场的筹资功能,常把它作为“圈钱”的场所,从而导致:重募集资金的多少,而轻募集资金的使用管理;重改制、轻转制,改制时,企业及政府部门较积极,而一旦有关的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建立好后,很少去真正按法人治理结构的要求运行;行政干预多、市场机制少,企业改制后,政府部门以控股股东或大股东的身份,仍从人事任免等方面干预企业的运转,企业经营自主权仍较少。 2.证券市场体系区域布局不合理。目前,我国仅有两家证券交易所,且分布在东部沿海经济发达的上海市和南部沿海发达的深圳特区。这种不合理的区域布局结构给我国经济的发展带来了不利影响:造成了我国上市公司分布结构严重失衡,在沪深两个交易所上海和深圳的上市公司几乎垄断了两个股市,两地合计的上市公司,占了全国总数的70%;这种不合理的证券交易所布局,不利于资金的合理配置,全国数百亿的资金流入上海、深圳,不仅给急需资金的中西部地区带来了釜底抽薪的后果,而且也造成了沿海地区资金的闲置和浪费,不利于我国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 3.证券市场中企业主体缺位。我国企业主体地位脆弱,部分政企不分、产权不清、权责不明、约束无力、活力不足仍然是我国企业的主要特征。由于企业的主体地位残缺,企业很难保证其通过证券市场融资,能够被有效地用于生产经营领域创造社会价值。因此,导致我国证券市场的融资功能有限,即使融到的资金也很难被企业有效用于生产经营,使优化资本配置的作用大大降低。 (二)证券市场系统内部的各主体之间生态失衡 证券市场内部各主体之间的结构是一个复杂而动态的体系,其动态平衡的标准是结构应与一国的证券市场发展程度相适应,与一国经济发展程度相适应。目前我国的证券市场各主体结构之间的比例关系与发达的证券市场相比较存在着差距,造成了两种不平衡。 1.融资方式失调造成风险相对集中。目前我国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的比例大体是1:9,且近几年两者比例还在继续扩大,这同市场经济条件下发达国家的情况恰恰相反。比较我国与发达国家的经济证券化率,可以看出我国的直接融资份额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在发达国家经济证券化率(股票市价总值与GDP的比率)比较高,早在1994年,美国经济证券化率为70%,而在我国,2000年我国经济证券化率为53.7%。近年来,我国逐年下跌,到2004年己经滑至27.1%,但是发展极其缓慢。间接融资占比过大,使企业和个人过分依赖于银行,导致信贷资产风险相对集中,股票和债券市场严重萎缩,居民投资工具稀少,金融生态严重失衡。 2.股票、债券和基金市场发展失衡。在国外证券市场上,债券市场和股票市场是完善证券市场的两大支柱,而债券市场始终以其流动性高、风险低和收益稳定的特点备受青睐,其规模和重要性远远超过股票市场。我国恰恰相反,企业债券融资额远不及股票融资额,债券市场不仅规模小,而且还有进一步萎缩的趋势。从基金市场可以看到,2000年底,美国基金资产总规模近7万亿美元,占整个股票市场流通市值的50.2%,可供投资者选择的投资基金有7343只。而我国现有基金71只,总资产规模约1200多亿元,仅占深沪两市流通市值的8%左右,基金品种主要以股票基金为主,债券基金刚刚开始出现,投资基金中80%以上是封闭式基金。 3.股票市场内部结构失衡。与成熟的证券市场相比,我国证券市场最突出的问题之一就是股票市场内部结构失衡,具体表现为市场分割,结构扭曲。人为地将普通股划分为可流通股和不可流通股,同时又将不可流通股划分为国家股、法人股、内部职工股等,这部分股份比重较大,占到总股本的70%左右;在可流通股当中,又划分为A股、B股、H股,这种独具中国特色的股票市场结构直接导致了股票市场的同股不同权、同股不同利问题,妨碍了证券市场效率。 4.投资者构成比例失衡。统计显示,截至2005年6月,我国有7273.9万左右的投资者(按开户数计算),而其中机构投资者还不到1%,所以说我国股票市场属于散兵式的“游击战”。 (三)证券市场生态平衡的自我完善和抗拒风险机制失衡 在一个完善的证券市场中,应该有一系列投资品种,但其中某些品种投资发生风险时,可以找到合适的对冲产品进行风险对冲,减小投资风险才能使投资者具有长久的投资能力,促进证券市场持续、稳定发展。一般来讲,证券市场的投资品种通常包括两方面,即基础产品和衍生产品。前者包括股票、债券、基金等,后者是基于现有的基础产品进行的创新,如期货、期权、远期、互换等。我国证券市场目前投资品种仅有基础产品即股票、债券和基金。国债期货虽然在20世纪90年代初兴起,但由于当时证券市场规模太小且不规范、市场投机过度而夭折。当前对期货、期权等衍生产品进行严格管制,虽然能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市场投机、防范金融风险,但是随着我国证券市场规模的不断扩大,特别是加入WTO后证券市场的进一步对外开放,衍生产品的缺乏使国内投资者因缺少风险对冲工具而加大了投资风险。我国股票市场因缺少股指期货、期权和做空机制,在股市进入阶段性熊市的时候无法对冲风险,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注重安全性的机构投资者如养老基金、社保基金入市的动机。另外在我国证券市场开放后,如果境外证券市场率先推出我国证券市场的期货或期权产品,并形成交易中心,将会对我国证券市场的发展和国际化产生不利的影响。 完善证券市场金融生态平衡的策略 (一)完善法律制度 新制度经济学通常认为,法律体系的好坏直接决定着社会交易活动,并对成本结构产生影响。从证券市场来看,完善的法律制度,可以有效发挥制度的激励作用,增强证券市场生态的自我调节功能,有利于降低证券活动的交易费用,提高交易效率。如果法律制度存在漏洞,生态中的一些特殊主体就会利用漏洞谋取不正当利益,破坏证券市场生态系统的平衡。可见,法律制度是证券市场生态环境的优秀基础,在加强和改进证券市场生态环境的建设中,法制建设处于优秀地位。 (二)进行政府干预 政府干预经济,是现代市场经济的重要特征。任何国家政府都不会对股市坐视不管,政府根据本国具体情况,在某一阶段,采取干预股市的措施,确保股市安全高效运行。政府更多的是要致力于为股票市场提供良好公平透明的市场环境,而非直接介入。在发达市场经济中的成熟股票市场里,政府对股市干预的频率和程度都会逐渐降低,同时也会不断创造出更有效可行的适应市场规律的干预手段。政府的干预手段和方式会更成熟、更规范、更具法律化。 现阶段,可选择的干预手段主要有:法律、法规、制度、规则,通过法律化、规范化的手段促进股市的稳定发展;政策干预,通过有关政策的调整达到干预之目的,如QFII的推出,增发、配股条件的适时调整;政府引导,如召开各种形式的座谈会、负责人发表谈话等等;舆论干预,就是通过舆论引导股市健康发展,如在重要媒体上发表评论文章等;强制入市干预。在股市过度低迷或过热,严重影响经济发展时,或出现突发事件等意外情况引起股市暴涨暴跌时,政府组织资金直接入市进行干预。 (三)促进自身演进 证券市场生态的演进也应和自然生态一样,遵循从简单到复杂、从低级到高级的演进规律,当外界环境发生了变化,证券市场生态的结构及相关功能也应发生一定的变异(证券市场上表现为创新)以适应环境,只有在创新中推进市场化进程,证券市场生态才能保持生存、延续和可持续发展。证券市场生态的主要演进内容包括以下方面: 1.上市公司改革与新政。股权分置是困扰我国证券市场发展的重大制度问题,股权分置改革的启动表明历史遗留的制度性缺陷所导致的被扭曲的证券市场定价机制、公司治理、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的推进等问题正在开始逐步得到解决,从而推进我国资本市场国际化,这将对我国证券市场产生深刻影响。 股改需要政府主导与推动。国有股不流通是早期的妥协性制度安排,由此形成的规则与机制多年来已左右人们的意识,主导人们的行为。要对此加以根本性的改革,会影响人们的预期与对前景的担心。因此,股权分置改革不是一件容易接受的事。在此过程中政府的主导性贯彻始终,要充分调动各级政府的主动性与积极性。只有这样,才能保证股改顺利、快速地推进。 提高对价的规范性。股权分置改革过程中,各公司依据自身的情况出台各有特色的对价方案,缺乏基本原则与统一方法,目前,上市公司应采用合理市盈率法、合理市净率法、市值不变法以及超额市盈率倍数法等作为确定对价的依据才是合理的,能被市场接受的。 2.业务与产品创新。产品创新向纵深拓展的目标是建立证券市场更完整的基础产品和衍生产品体系,包括期权、指数期货和个股期货等,建立卖空机制和信用交易机制,完善市场功能尤其是对冲风险的功能,拓宽市场的广度和深度,使证券市场真正成为一个有容量、有效率、有价值的投融资场所,促进证券市场生态系统持续发展。我国现阶段的证券市场交易品种的创新应从以权证为优秀的衍生性商品业务、资产证券化方面着手。 以权证为优秀的衍生性商品业务。权证作为证券市场上最基础的衍生产品,在中国市场已久违多年。沪、深交易所借助股改的契机推出权证产品,利用权证这一创新的金融工具,企业在满足了控股要求的同时,给非流通股东提供了合理的对价,从而使股改顺利完成。 加快资产证券化的发展。资产证券化包括一级证券化和二级证券化。在证券化的初始阶段,借款者通过一级市场直接融资,如发行企业债券、股票和商业票据等,这种资产证券化属于一级证券化。如将已经存在的贷款和应收帐款等转化为可流通的转让工具,这类资产证券化属于二级证券化。目前,资产证券化在西方发达市场上已普及到企业的租金、版权专利费、信用卡、汽车贷款应收帐、住房抵押等领域,地方政府和企业应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共同推动当地资产证券化进程。 3.发行制度创新。二板市场保荐人制度的推行。保荐人制度是二板市场运行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在二板提出上市申请,为防范和化解风险,发行人必须委任至少一名保荐人。保荐人制度在中国证券市场上是一个全新的事物,主板在朝着保荐人制度的方向发展,但目前仍然实施主承销商制度和上市推荐人制度,中国证券市场的保荐人制度将始自于二板市场。 发行制度应逐渐向注册制方向演进。注册制能强化市场准入标准的权威性、强化中介机构的权利与责任、强化信息披露的公开性、真实性和及时性。这是发行体制摆脱非市场因素干扰,全面实现市场化的重要表现。 4.交易制度创新。以美国NASDAQ市场为代表的做市商制度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获得了长足发展,但在我国由于采取自动报价系统的客观条件尚不成熟、证券机构规模普遍较小,实力不强,融资融券受到较多的限制等原因,目前我国推行该制度尚存在困难。因此,应根据我国证券市场发展现状,借鉴国外经验,分步骤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做市商制度。首先,根据我国当前债券市场的现状和发展需要,大力发展债券柜台交易;在此基础上,在联网的各证券交易中心试点柜台做市商制度,进而发展全国联网的柜台市场,建立类似NASDAQ的交易体系,从而实施完备的做市商制度。 生态方面论文:自然和谐发展生态论文 内容摘要: 生态文明以一种全新的视角来审视人与自然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必由之路。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把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作为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深刻认识到了人与自然和谐对人与社会全面发展的重大意义。 关键词:生态文明人与自然和谐发展 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了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把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作为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深刻认识到了人与自然和谐对人与社会全面发展的重大意义。落实科学发展观,就必须了解人与自然关系的发展变化,并深入理解人与自然相互作用的规律,从而充分认识统筹我国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必要性与紧迫性,为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建立一个具有时代意义的生态文明新构架。应当说,生态文明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必由之路,完全符合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潮流。 一、生态文明中人与自然的基本关系 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理念是:肯定人是自然界的相对主体,人类的社会经济必须继续向前发展。同时,要清醒认识自然界的客观规律和自然资源的有限性,努力做到在与自然和谐共处中,实现自身的可持续发展。这就是人类社会的新的文明——生态文明。 1、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理论内涵 人与自然关系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基础关系,一部人类社会的发展史,也是人与自然关系史。人与自然共处在地球生物圈之中,人类的繁衍与社会的发展离不开大自然,必须以大自然为依托,利用自然;同时又必须改造自然,让大自然造福于人类,服务于人类。人与自然的关系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人类对自然的影响与作用,包括从自然界索取资源与空间,享受生态系统提供的服务功能,向环境排放废弃物;二是自然对人类的影响与反作用,包括资源环境对人类生存发展的制约,自然灾害、环境污染与生态退化对人类的负面影响。 随着人类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和人类对客观自然规律认识的不断深化,在人 类社会不同的发展阶段,人类对人与自然的认识有显著的不同。在原始社会,人类以狩猎和采集方式从事生产活动,人对自然的依赖性强,主要体现为依赖和适应,人类生产和生活受自然环境和自然资源的制约明显,人对自然曾保持了一种原始的和谐关系。在农业社会,从事农业劳动是人类主要生产方式,由于生产规模小、强度低、其负面影响较小,人类与自然保持一种融合的非对立关系,但是在一些局部区域也出现了过度开垦与砍伐等现象,特别是为了争夺水土资源而频繁发动战争,使得人与自然关系在整体促使相对和谐的同时出现了阶段性或区域性的不和谐现象。在工业社会,科技进步和生产力显著提高,人类活动范围已扩张到全球的各个角落,并且不再局限于地球表层,已拓展到地球深部及外层空间,人类控制自然的能力越来越强,并极大地提高了认识自然和改变自然的能力,但是,全球性的人口急剧膨胀,自然资源短缺,生态环境日益恶化,使人与自然的关系变得越来越不和谐。当前大规模的、无序的人类活动已打破了自然界的生态平衡和生态结构,正深刻地影响和改变地球生态系统的演变路径和方向,对人类生存安全构成了极其严峻的挑战[杨多贵,2005]。 20世纪60年代以来,可持续发展理念的广泛兴起与蓬勃发展,可以说是人类发展观的一次质的飞跃,它既是划时代的发展观、又是崭新的世界观、文明观和自然观,它深刻地揭示了经济社会繁荣背后的人与自然冲突,对传统的“征服自然”等不可持续发展观提出了挑战。1992年在巴西的里约热内卢召开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183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102位国家首脑出席了这次“地球高峰会议”,会议通过了《里约热内卢宣言》和《21世纪议程》两个纲领性文件,它标志可持续发展观被全球持不同发展理念的各类规矩所普遍认同,走可持续发展之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成为全世界的共识,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成为人类的共同使命。 人与自然和谐,从理论层面上看,它应是人与自然互相适应的辨证统一、互动和谐;从实践层面上讲,它应有人与自然双方均处于既被改造又应保护的关系之中。历史经验表明,当人类与自然处于平等、互利、和谐关系的时候,自然也能为人类提供良好的生存和发展环境。正如恩格斯指出:“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起初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往后和再往后却发生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最初的结果又消除了。”总之,人类社会是在认识、利用、改造和适应自然的过程中不断发展的,人与自然和谐的历史演变是一个从和谐到失衡,再到新的和谐的螺旋式上升过程。 2、生态文明的内涵及其主要内容 文明是反映人类社会发展程度的概念,它表征着一个国家或民族的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发展水平与整体面貌。从历史上看,人类文明的发展大致经历了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三个阶段。目前,人类文明正处于从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过渡的阶段。如果说以工业生产为优秀的文明是工业文明,那么,生态文明就是以生态产业(或产业生态化)为主要特征的文明形态。从广义上讲,生态文明是人类文明发展的一个新的阶段,即工业文明之后的人类文明形态。从狭义上讲,生态文明则是指文明的一个方面,即人类在处理与自然的关系时间所达到的文明程度,它是相对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而言的。当生态文明因子逐渐发展壮大并最终成为人类文明的主导因素时,人类文明也就实现了从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的过渡[李景源等,2004]。 西方的工业文明从其产生的时候起就因其诸多弊端的存在而成为许多思想家反思和批评的对象。卢梭曾对使工业文明过分膨胀的工具理性侵蚀人的道德理性、破坏人与自然和谐的可能性和危险性发出警告。马克思、恩格斯更是对资本主义工业文明所导致的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异化进行过深刻的反思。20世纪60年代以来,随着全球环境污染的进一步恶化,人们开始了有意识地寻求新的发展模式的过程。对生态文明的选择,可以说是人类对灰色文明泛滥和恶果的积极反思以及在推崇绿色感召下的积极实践。它大大拓展了人类文明的含义和内容。这一大功绩也是其自身发展的必然结果。 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天成的。人不能选择脱离自然的道路,只能选择某种有利于自身发展的与自然的关系。在人的能力空前提高的今天,人与自然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还要依赖人的价值观、生活方式、社会关系等诸多因素的协调和谐。生态文明发展到今天,不能不说是人类开始了为有效遏制生态危机,为自己重建一个可以使儿孙万代永续发展的绿色家园做了一次有益的伟大尝试。 具体来说,生态文明的基本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 (1)人类要尊重自身首先要尊重自然。生态文明所提供的基本观念是全球生态环境系统整体观念和系统中诸因素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观念。人类与自然是一个相互依存的整体。以损害自然界的生物种群来满足人类无节制的需求,只能导致整个生态环境资源的破坏和枯竭,最终危害人类自身。因此,生态文明要求人类重新认识自身与自然的关系。从自然的角度说,人与自然是平等关系,而不是主从关系,更不是征服与被征服的关系。在评价自然物种的非经济价值时,要承认物种有其自身天然生存的权利。人类要尊重自身,首先要尊重自然,否则必然会遭到自然的报复。 (2)价值观的革命。生态文明的提出,是人类开始意识到自己并不是自然的主宰,而是自然的一部分,人类的价值观并不能仅仅以人本身为最终目标,人类的功利和幸福不能逾越自然所允许的范围。人类只有在与自然协调和谐相处的前提下,才能获得真正持续、健康的功利与幸福。但是,功利与幸福及其程度的界定又是由人的价值观所决定的。生态文明是人类价值观必然的选择。 (3)保护生态环境是伦理道德的首要准则。生态文明的伦理道理是以维护地球生态环境系统正常运转,保护自然生态的良好状态为伦理道德的首要准则,人类其他的一切行为,首先必须以服从这一道德准则为前提。重新学习在地球上生活的艺术,生态先于一切,告别传统的“物质主义”,这是生态文明条件下,生态伦理道德的主题。 (4)生态文明是社会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生态文明发展结构理论把生态环境资源作为社会结构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经济、政治、文化“三领域”框架中加上“生态环境”,建立起“四领域”的总体框架,因为优美的地球生态环境是人类文明繁荣发展的基础和前提,人类文明必须把保持自然生态环境系统的正常运转作为其重要标志之一。 二、构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伦理 工业文明时代人与自然的关系中,人类已处于主动地位。当人的行为违背自然规律、资源消耗超过自然承载能力、污染排放超过环境容量时,就将导致人与自然关系的失衡,造成人与自然的不和谐。因此,人类为了持续发展,不断提高自己的生活质量,必须充分认识自然规律。人类发展到今天,应该而且已有能力主动调整自身行为,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正如恩格斯所说:“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存在于自然界的;我们对自然界的整个统治,是在于我们比其他一切动物强,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① 从深层次分析人与自然的关系,可以看到,虽然现代人类已处于主动地位,但人始终是自然环境的产物,人的生存、繁衍、发展,要从自然界中获取物质与能量。人与自然应始终保持共存共荣关系。因此,建立生态文明,必须着力培养人们正确的资源观、环境意识和可持续发展观点,教育人们保护好人类生存的自然生态环境,形成新的生态伦理。 但是,新的生态不可能一蹴而就。尽管我们对生态问题呼吁了多年,但人类为了满足自己日趋膨胀的欲望,仍然在许多方面以主人的态度“粗暴”地干预自然,生态在一定程度上已失去了内在平稳,出现了诸多不利于人类生存和发展的生态危机。面对生态环境遭受的巨大破坏,人们不得不深刻反思自身的非理性行为,重新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人们逐渐认识到,必须以热爱自然、保护生态、节约资源、改善环境的生态道德观为优秀,构建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 事实上,人与自然的关系应当是一种“生命维系”的关系。人是生命的存在体,自然生态也是作为“生命存在体”而存在的。一方面,自然生态具有自身不断进化的生命过程;另一方面,人作为客观现实世界的一员,其生命状态与自然生态的生命状态具有不可分割的联系,自然生态的死亡必然导致人类生命的衰竭。因此,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首先应当是一种生命维系的关系。基于这种认识,著名学者施韦兹和莱昂波特创立了“生态伦理学”,他们认为生命是自然界的伟大创造,对人类和自然的生命都要给予极大尊重,那种“将生命分为价值高的(人的生命价值)和价值低的(自然生物的生命价值)的做法”是片面的。因此,应该将“善”的观念加以扩展,应当从自然界而不是局限于人类来认知人们行为的正误,把善的观念扩充到自然界中去,“凡是有助于维护生物群落的完整性、稳定性的行为,就应是正当的、善良的、美好的”。一种伦理理伦如果不包括人影响自然的行为规范,不确认人和生态是一种特别亲密、生死攸关的关系,就不能算是完善的的伦理理论。因此,应当用生命的纽带把人与自然有机联系起来,把生命的完善和正常运转视做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内在要求。人类不是大自然的“主宰者”或“统治者”,而是大自然家庭中的一员;人类应该成为这个大家庭中的善良公民。大自然中的生物,并不是人类的奴隶,不是为人类而诞生的,它们理应是大自然大家庭中平等的一员。只注意人类自然利益而关心生态平衡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确立一种新型的伦理体系,建立一种新型的人与自然的平等关系,坚持反对“人类沙文主义”。不仅承认人的价值,而且要承认生物的和一切自然物的价值;不仅承认人类的权利,而且要承认生物的,以至一切自然物的权利。看似没有感觉的树木、花草、河流、海洋,都有自己的需要和生存权利。它们的价值和权利不是根据对人类有用无用确定的,而是作为一种自然界的平衡链所固有的。自然生物同人的基本需要乃是相类似的,都需要水分、氧气和营养,因此,人类决不应凌驾于自然平等地位的基础上,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互为依存。如果一味只想“主宰”、“统治”自然,势必人为破坏人与自然的“平等”关系,瓦解人与自然的和谐环境,人类与生态都将遭受灭顶之灾。 自然是人类之本、人类之根,是人类的起点与归宿。人的发展、社会的发展必须与自然的发展相和谐的思想,表达了对人与自然的本原性和谐的向往和追求。正如《生态伦理——精神资源与哲学基础》一书导言中所说[P15]: 整个自然界、整个地球上的生态系统,在某种意义上数十亿年来都在无意识地、自然而然的“寻求”优秀和卓越,并确实通过它的无数尝试和进化,而终于产生了人,产生了人的意识和灵性这一地球上最美丽的花朵,在这个意义上人们确实可以说,“人是万物之灵”,但正像罗尔斯顿所言,我们正要因此而感谢整个生态系统,就像花儿和果实感谢整棵树、感谢整个大地。人是“万物之灵”,但不是“万物之主”。人今天恰恰是要运用自己的“灵性”来摆正自己在自然的位置,处理好自己与自然界的关系,善待自然,善待非人类存在物,这样,他才真正配得上“万物之灵”的称号,而在人类的“灵性”和“知性”的历史和现实的构成中,也确实蕴藏着能够使人恰当地认识和处理自己与自然的关系的丰富资源,有待于我们去深入挖掘。 从表面上看,生态伦理所涉及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但实质上仍然是指人与人的关系,行为者与他人的关系,以及现代人与后代人的关系。在今天,人类再也不能为了自身的眼前利益,破坏生态系统的平衡,而损害子孙后代的利益,这是生态伦理学的重要内容和道德规范。这种人与人的关系是通过人与自然的关系来实现的,就是说,它是以自然为中介而表现出来的。生态伦理把人与自然的关系涵盖到了人与人的关系中去,比传统伦理学的内容更丰富了[陈敏豪,2002,P132]。 三、确立生态文明的新理念,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 针对工业文明所带来的人口、环境与发展悖论,应该确立一种新的文明即生态文明,也就是人与自然相互协调共同发展的文明。从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是一种文明范式的根本性转变。生态文明继承和发扬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的长处,以人类与自然相互作用为中心,强调自然界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基础,人类社会是在这个基础上与自然界发生相互作用、共同发展的。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正处于现代化过程之中,我们必须总结人类在处理与自然关系过程中的经验得失,避免传统工业文明发展中出现的弊病,积极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努力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 1、转变传统观念,树立科学的自然观与社会发展观 首先,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是一种真正的平等、和谐的统一,即提倡把人类的利益和自然的利益统一起来的自然观。人类中心主义倡导一切以人为中心,一切以人为尺度,一切从人的利益出发。在工业文明中,长期居主导地位的传统价值观认为,自然财富是无限的,人的物质需求也是无止境的,人类只要不断地征服自然、扩大消费,就能促进经济发展,满足人们不断增长的物质需要。在这种旧的价值观支配下,人们片面追求经济数量上的增长,提倡无节制的消费和肆意开发自然资源。正是这种扭曲的价值观导致了生态危机和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发达工业社会的一个显著表征,就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处于异化状态。自然不是被当作与人亲和、协调的对象,而是被当作征服、统治的对象。人借助现代技术手段,并以功利主义、不计后果的态度掠夺自然,加剧了人与自然的冲突。一方面是人控制自然能力的增强,人化自然的扩大;另一方面则是自然界对人的报复,人的生存环境的恶化和缩小。这样,不仅人有自然的关系异化了,而且人本身也异化了。 其次,在社会发展观方面,我们必须确立可持续发展观念,把对自然的合理开发和积极保护统一起来。我们不能离开对自然的开发、利用,单纯强调对自然的保护,使保护变成被动的适应,那样就无法满足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需要,就会使社会进步缓慢乃至倒退。特别是对发展中国家而言,许多环境问题正是由于科技和经济不发达所造成的,只有积极致力于科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才有可能更好地解决环境问题。同时,我们也不能离开对自然的保护来单纯强调对自然的开发,使开发变成对自然的粗暴掠夺和破坏,必须吸取某些发达国家在工业化过程中忽视环境保护的历史教训,使发展经济和保护环境相互协调,把促进当前的经济、社会发展和保证未来的持续发展统一起来,实行可持续发展的方针,实现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以便全面长远地为人类创造良好的生存条件和提高生活质量。实践已充分表明,过去那种“先污染后治理”的道路,是典型的吃祖宗饭,断子孙路的不负责任的愚蠢行为,教训极其惨痛,代价极其昂贵。在今天中国现代化建设的道路上,我们不能在再走过去的老路,要坚持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与生态效益的统一,在综合发展的基础上,搞好胜生态经济建设,努力实现生态文明。 2、全民动员,培养人们的生态文明意识 生态文明是在工业文明和科学技术发展的基础上产生的,同时又是对工业文明的超越。伴随着工业文明的向前发展,生态文明将会成为未来社会的主要文明形态。那么,如何来培养人们的生态文明意识呢?我们认为,以下几个方面值得关注。 其一,加强生态文明观念的教育。生态文明观念的优秀是对人与自然关系的重塑,即必须认识到:人既是自然的主人,又是自然的存在物;人既利用自然,又必须尊重自然,与自然和谐相处。当前最重要的是转变环境教育观念。要从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高度树立正确的自然观、环境价值观。深入开展环境保护教育,利用各种媒体和舆论工具,大力宣传环境保护知识和环境法规,提高公民环保意识,大幅度提高社会公众参与可持续发展的力度。同时环境教育要求人们依据环境法则,逐步树立起“一个地球”的意识,树立起人与自然平等、国际间和代际间公平的思想。因此,提高生态意识,进行环境教育应当成为全体公民的共同任务。 其二,加强生态道德教育。生态道德是生态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只有大力培育全民族的生态道德意识,使人们对生态环境的保护转化为自觉的行动,才能解决生态保护的根本问题,才能为生态文明的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因此,面对生态环境的渐趋恶化,需要把生态道德教育提上议事日程。通过这种教育,增强人们对于生态环境的道德意识,使之认识到,生态道德是人类道德的重要方面,保护自然环境、维护生态平衡是人类为了自身的生存所应履行的道德义务与责任。生态道德既包括人对自然的道德,也包括人对人的道德。从“人是自然”的观念出发,人对人的道德亦是人对自然的道德的表现。合理调节与控制人类自身的生产与再生产,不断改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使全人类真正和平相处,这是维护生态平衡的基本要求。 其三,加强生态法制教育。保护自然环境,建设生态文明,不仅需要人类的道德自觉,同时更需要社会法制的保障。目前,为了保护生态环境,人类开始制订了世界性的环境保护公约。如联合国于1993年成立了可持续发展委员会,审议《21世纪议程》在全球的执行情况,目前有80多个国家向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委员会提交了执行《21世纪议程》的国家报告。与此同时,不同国家也根据各自的自然环境和社会发展状况,制订了各种独具特色的环境保护纲要和法规。目前环境法学已成为人们研究的一个新视域。生态法制教育的根本宗旨是,让人们了解各种保护自然、保护环境的法规与条例,从而能更加自觉地遵循自然生态法则。 3、尊重自然,按照自然规律谋发展 建立生态文明,就必须在发展经济过程中尊重自然,按照自然规律来办事,改变生活方式,倡导绿色消费,走可持续发展之路、可持续消费之路;就必须在全社会培养环境伦理和道德,建立和完善生态保护制度,形成善待自然,爱护自然,保护自然的社会风尚。只有人与自然相和谐,才能给人类带来福祉,否则,就只能给人类带来灾难与贫穷。我们要把生态文明观贯穿到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建设中,推进社会走上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民用工业道路。 建立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生态文明,是一种崇高的社会理想,实现这种理想需要我们在生产方式、生活习惯、思想观念等方面进行变革、创新,这是一项艰巨、持久的挑战性工作。在新世纪,我们要把这种理想作为指引经济社会发展的灯塔,积极探索,大胆实践,不断推陈出新,实现人类社会文明发展的新飞跃。 当代生态文明理念的产生,不仅引起人们自然观的新变化,也延伸到社会政治经济方面。许多人都意识到,生态不仅存在于自然界,也存在于社会政治经济方面,甚至还存在于精神心理方面。许多人除了研究自然生态之外,还研究社会生态、政治生态、经济生态,而且提出了精神生态的概念。还有人提出,生态文明在当代,应该成为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制度(或政治)文明并列的四大文明。因此,生态文明将成为越来越多人的共识,并正在从理论形态向实践形态迅速转化。 生态方面论文:区域经济生态发展论文 [摘要]经济与生态和谐发展是当今世界不懈追求的永恒主题,是一个由一系列经济链与生态链以及经济与生态链环所构成的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相互联动的庞大系统。构造区域经济与生态发展和谐度的综合评判体系,应当以区域经济发展度、区域生态保护与修复度、区域经济与生态关联度、周边区域生态污染扩散度四个层面的有机整合作为切入点和推进路径。区域经济与生态发展和谐度并非一成不变,而是随时随地都在运动变化着的。 [关键词]区域经济;生态发展;和谐度;综合指数 人类社会的生存与发展离不开生产经营活动,而生产经营是在一定的地域空间和经济社会背景的环境下进行的。经济与生态和谐发展程度的高低,在很大程度上直接影响并决定着区域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因而经济与生态和谐发展是当今世界不懈追求的永恒主题。区域经济与生态和谐发展既是一个迫切需要深化研究的重大理论课题,更是一个急需深入探索的重要实践范畴。在现实经济生活中,区域经济与生态发展是否和谐?区域经济与生态发展和谐程度怎样?区域经济与生态和谐发展运行性态如何?以往人们大多只是根据生态环境的质量水平来进行单方面判断,既缺乏科学性、整体性和系统性,又缺乏判断操作上的准确性和可行性,其判断结果的可信度和说服力不高。本文试图以区域经济发展度、区域生态保护与修复度、区域经济与生态关联度、周边区域生态污染扩散度四个层面的有机整合为切入点和推进路径,就区域经济与生态发展和谐度的综合评价体系进行初步探讨。 1.区域经济与生态和谐发展的涵义和特征 1.1300多年来的“工业文明”,特别是20世纪以来的迅猛发展,固然带来了高度的物质文明,但也导致了目前全球环境的严重污染和全球资源的严重锐减。当今人类,一方面享受着前所未有的高度物质文明,另一方面又不能不忍受着前所未有的恶劣生态环境。自从联合国于20世纪80年代末提出“可持续发展”问题以来,世界各国都迅速作出积极的反应,一致表示要实施“可持续发展”模式。可持续发展实质上是要求经济与生态和谐发展,趋于和谐,才能可持续发展;背离和谐,便不可持续发展。 1.2所谓区域经济与生态和谐发展,是指在一定时空范围内影响经济与生态发展各种因素的总和,它包括自然环境、经济发展、法治环境等诸多方面,通过经济链、生态链以及经济与生态联动所构成的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相互联动的庞大系统。 1.3经济与生态和谐发展作为一个经济范畴,其运动变化具有5个特性。 1.3.1综合性。经济与生态和谐发展是一个综合性概念,它是区域经济与生态发展中所面临的自然环境、经济发展、法治环境等诸多方面的综合反映。 1.3.2整体性。它是人类社会生产和生活所面临的与其生存和发展高度相关的经济发展、生态保护与修复等诸多方面优劣程度的多层面、多角度、全方位的总体评价。 1.3.3层次性。它是由多层次构成的,既包括区域经济发展的规模和效率水平,也包括生态保护与修复的规模和效率水平,还包括区域经济与生态互动发展的规模和效率水平。 1.3.4过程性。它贯穿于经济与生态发展的全过程,即这一运动过程中的每一个时点都存在着经济与生态和谐发展程度问题。 1.3.5运动性。它是运动变化的,即随着经济与生态发展运动时空的位移变化,与之相并行交替的经济与生态发展及其质量优劣水平的也随之发生变化,既有可能变强,也有可能变弱。 2.区域经济与生态发展和谐度及其评价指标体系 2.1区域经济与生态和谐发展水平可以区域经济与生态发展和谐度来表示。所谓区域经济与生态发展和谐度,是指一个特定区域范围内报告期经济发展与生态发展之间所结成的和衷共济、相互适应、协调运行的良好状态关系的程度。区域经济与生态发展和谐度越大,表示区域经济与生态发展越和谐;区域经济与生态发展和谐度越小,则表示区域经济与生态发展越不和谐。 2.2区域经济与生态发展和谐度通过统计指标来反映,而统计指标的设置又必须服从于经济与生态和谐发展运动变化的特殊规律性。在现实经济生活中,究竟应该选取哪些指标,建立什么样的统计监测指标体系,才能既有利于计量评价,又有助于严密监测和科学决策,是一个值得深入研讨的现实课题。我以为,综合评价经济与生态和谐发展水平的指标体系,应当遵循以下6项原则: 2.2.1客观性。设置的评价指标能够真实地反映出经济与生态和谐发展水平运动变化状况的现实特征。 2.2.2完备性。从整体出发,多角度、全方位地反映经济与生态和谐发展水平,包括空间完备性和时间完备性,空间完备性是指评价指标体系要成系统,应包括经济与生态和谐发展的主要方面;时间完备性是指评价指标体系作为一个有机整体,不仅要从各个不同角度反映出经济与生态和谐发展运行现状,更要反映出经济与生态和谐发展水平运行态势。 2.2.3科学性。指标体系中的每一个指标都应具有确定的、科学的深刻内涵。应该根据区域经济与生态和谐发展的内在联系,选择含义准确、便于理解、易于合成计算及分析的具体、可靠和实用的指标,以客观、公正、全面、科学地反映区域经济与生态和谐发展的本质和规律性。应当具有清晰的层次结构,由局部到整体,由复杂到简明,在科学分析和定量计算的基础上,最终形成对区域经济与生态和谐发展水平的直观结论。 2.2.4系统性。区域经济与生态发展和谐度是一个由具有一定结构和功能的要素构成的有机整体。指标和指标系统并不是一个静止和绝对概念,而是一个相对的、不断动态发展变化的概念。因此,在选择和确定具体指标来构建指标系统时,要综合考虑区域经济与生态发展和谐程度的整体性、动态性和系统性,既要选择反映和衡量系统内部各个子系统发展状况的指标,又要包含反映各个系统相互协调指标;既要有反映和描述区域经济与生态发展和谐系统状况的静态指标,又要有反映和衡量系统质量改善和提升的动态指标。 2.2.5可比性。评价指标既便于进行纵向比较,也要便于进行横向比较;既要可用以进行时序比较分析,也可用来进行不同区域之间的比较分析。这就要求在选择指标时,必须考虑到指标的延续性、综合性和关联性,同时考虑支撑分析和预测的可能性、可行性和有效性;准确地分析和研究统计资料及其含义,参考统计年鉴和其他相关年鉴及文献,选用范围和口径相对一致的相对指标和平均指标。 2.2.6实用性。经济与生态和谐发展指标体系应该简单明了,所要求的数据资料能够及时、正确、完整地取得,计量评价上要简便易行。指标数据的选择、获得、计算或换算,必须立足于现有统计年鉴或文献资料,至少容易获得、计算或换算,并采取国际认可或国内通行的统计口径,指标的含义必须十分明确,便于有效地进行定量的分析和评估。 2.3根据区域经济与生态发展和谐度的特殊规律性及综合评价指标的设置原则,综合评价和反映区域经济与生态发展和谐度的指标体系,应包括经济与生态两大领域的四个层面(生态保护与修复角度、经济发展度、经济与生态关联度、周边区域生态污染扩散度)及其若干分支项目的和谐指数系统(见表1)。 4.区域经济与生态发展和谐度运行性态的综合评判方法 所谓区域经济与生态发展和谐度运行性态,是指区域经济与生态发展和谐度在运动变化过程中所呈现出来的量变状态之特征。区域经济与生态和谐发展作为一种社会经济现象,具有运动变化之特征。区域经济与生态发展和谐度并非一成不变,而是随时随地都在运动变化着的。那么,一个区域经济与生态发展的和谐程度究竟是向好的或更好的方向运动变化,还是向差的或更差的方向运动变化,应该用什么方法来判断?我认为,应该建立判断区域经济与生态发展和谐度运行性态的数学模型,据此来进行定量评判。 公式的经济意义是:当P=1时,表明区域经济与生态发展和谐度在运行中其程度没有变化;当P>1时,表明区域经济与生态发展和谐度在运行中其性态从差的(或较好的)向着好的(或更好的)方向运动变化;当P<1时,表明在运行中其性态从好的(或较差的)向着差的(或更差的)方向运动变化。 本文研究所完成和揭示的是关于区域经济与生态发展和谐度及其综合评判的基本理论与方法,而更重要的是将基本理论与方法应用于具体的实证研究分析并据以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基于刊物所允许容纳的篇幅所限,笔者将另文就本文所提出的基本理论与方法在综合评判中国及其各区域经济与生态发展和谐度中的具体应用以及需要注意的若干问题进行专题研讨。 生态方面论文:循环经济城市生态构建论文 【摘要】我国的城市,已经历了从“自然本体论”向“人类本体论”城市的转变。在“人类本体论”思想主宰下,人们只关注社会经济指标,而将生态指标排除在视野之外,也就是说生态环境因素迷失在城市发展进程之外。与传统城市相比,生态城市具有以下特点:一是和谐性。生态城市的和谐性,不仅体现人和自然的和谐相处,更是体现人与人关系的和谐。 一、生态缺失是传统城市不可持续发展的主要根源 (一)城市的加速发展产生了生态环境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城市发展速度加快。城市化率由1979年的8.5%提高到2004年的41%。据预测,到2020年中国的城市化水平将提高到50%左右(国际经验30%至70%为加速城市化时期)。这标志着我国已进入以聚集为主要趋势的城市化加速发展时期。 城市的加速发展,促进了社会经济效益的提升:城市经济对我国GDP的贡献率已超过70%,城市化水平每提高一个百分点,新增加的城市人口大约为1500万,促进了城市非农就业岗位增加;城市产业结构由低级向高级演变,科学技术成为第一生产力;城市功能逐步健全和优化;居民生活质量不断提高,生存环境得到改善;城市文明不断渗透传播,推动了城乡协调发展和城乡一体化进程;人的素质不断提高……。 城市的加速发展也产生了一系列的生态环境负效应。据联合国环境署统计,全球一半以上的人口居住在城市,城市人口消费全球75%的自然资源,并产生全球75%的垃圾。 传统城市的生态环境负效应主要表现为:一是空气污染。城市工业生产、交通运输和居民生活排放出大量的二氧化碳、二氧化硫等有害气体和烟尘,笼罩在城市上空,给城市环境和经济发展造成巨大的危害,也是造成城市热岛效应的主要原因之一。2004年全国环境状况公报显示,在监测的342个城市中,只有132个城市达到国家环境空气质量二级标准,仅占38.6%;空气质量为三级的城市有141个,占41.2%;而劣于三级的城市达69个,占20.2%。二是固体废弃物污染。我国城市垃圾年清运量约1.49亿吨,并且还在以每年8~10%的速度增加,无害化处理却不到20%;工业固体废弃物每年大约产生6亿吨,其中,危险废弃物占5~6%,工业固体废弃物综合利用率不到46%,2/3的城市处于垃圾包围圈之中。三是水环境污染。全国城市污水排放量大约为414×108m3/a,城市污水处理率和二级处理率分别仅达30%和15%,污水回用率则更低。由于大量工业和城市生活水未经有效处理直接排入江河造成90%左右城市河段受到严重污染。四是资源短缺加剧。我国约有420多座城市缺水,其中114座严重缺水,全国城市日缺水量达1600万立方米,年缺水量60亿立方米。能源供需每年都有缺口并呈扩大的趋势,以天津为例,2004年可供全市消费的能源量年末库存量为-348.03万吨标准煤,缺口比2000年增加了115.66万吨,年均增长10.63%。五是资源利用效率较低。2004年,我国的GDP只占全世界的4%,但消耗的原煤占世界的38%,钢材占27.4%,氧化铝占21.4%,水泥占45.8%。按现行汇率计算,我国资源生产率只相当于美国的1/10,日本的1/20,德国的1/6,能源利用率为33%,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为55%,矿产资源总回收率为30%,分别比国外先进水平低10个、25个、20个百分点。每辆汽车年油耗为2.3吨,比美国高27.8%,比欧盟高53.3%,比日本高109.1%。单位GDP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的排放量是经济合作组织国家平均水平的8倍左右。资源的回收利用率也较低。在发达国家,废钢铁、废铜、废橡胶的回收利用率都达到了90%,而我国废钢铁回收利用率仅为45%、废铜回收利用率为30%,废橡胶的回收利用率为40%。 上述种种生态环境负效应使得城市可持续发展受到严峻挑战。 (二)生态缺失是传统城市不可持续发展的主要根源 从人与自然的关系看,城市发展有三个阶段:一是“自然本体论”城市。这种城市是人类社会发展早期形成的,在自然因素完全决定和支配人类定居区域演变的特定情况下的城市表现形态,反映了人类社会生产水平在自然面前处于劣势时体现的顺应自然的城市发展思想。二是“人类本体论”城市。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人的因素在城市的发展过程中变得越来越重要,以人类为中心的城市发展思想兴盛一时,对城市的存在和演化产生了重大影响。三是“生态本体论”城市。即人、生物和非生物环境和谐、均衡的城市生态系统,这才会带来城市的持续兴旺和繁荣,即所谓生态型城市。 人们不仅忽略了自然生态系统的存在,仅仅把自然生态系统看作是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的外部环境,看作是人类任意索取资源和排放废弃物的场所,是人类征服和改造的对象;而且还忽略了城市这个人工系统自身也应该具备像自然生态系统那样的自我平衡机制。我们把城市发展中这种缺少对生态因素关注的现象,称为生态缺失。城市发展理论和指导思想上的生态缺失,导致了城市系统的生态缺失,使得城市成为经济上的明星,生态上的黑洞。城市的生态破坏、环境污染和资源短缺矛盾的加剧等种种生态环境负效应,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源自城市发展理论和城市系统的生态缺失,源自不适当的城市发展模式和经济发展模式。因此,生态缺失成为我国传统城市不可持续发展的主要根源。 二、生态回归是实现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 (一)生态回归是实现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 城市是一个人工系统。它作为人们改造自然最彻底的一种人居环境,是人类在不同历史阶段,改造自然的价值观和意志的真实体现。随着人类文明的不断发展,对人与自然关系认识的不断升华,对城市发展中的主要问题和制约瓶颈的逐渐认知,生态因素渐渐走入人们的视野。人们开始意识到,城市发展不仅要关注经济社会因素,也要关注生态因素。只有三者的全面协调发展才会有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应包括城市经济、社会和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它是实现人类可持续发展目标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集中体现。城市的可持续发展要解决的问题是:使城市生态系统的调节机能能维护生态系统的良性循环,在保证城市和城市体系经济效率及生活质量的前提下,使能源和其他自然资源的消费和污染最小化。人与自然的协调和谐是城市可持续发展的优秀。因此,实现生态回归,实现“人类本体论”城市向“生态本体论”城市的转变,是逆转城市发展中的生态环境负效应的必然选择,也是传统城市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 城市发展中的生态回归,就是要使城市系统能够具备生态调节机能,能够维护城市系统与生态系统的良性循环,在保证经济效率及生活质量的前提下,使能源和其他自然资源的消费和污染最小化,实现人类的经济、社会活动与生态环境关系的协调,实现生态规律与经济规律的统一。 城市发展中的生态回归,实质上是一场生态环境革命。它是以人与生态环境相互协调为宗旨,以城市发展中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生态环境保护的高度和谐为目标,调整城市产业结构与工业布局为手段,加强生态环境建设与治理,改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提升城市功能和价值,从而最大限度地发挥人类的创造力、生产力,促使城市文明程度不断提高,技术和自然达到充分融合,城市稳定、协调和永续发展的环境复合工程。 城市发展中的生态回归,就是要彻底改变城市生态环境建设中单纯的“环卫”、“环保”和“污染治理”等传统观念,打破“生态环境建设就是投资”、“要工业就不能要环境”、“先污染后治理”等的传统认识,建立全新的生态环境理念和可持续发展的新理论、新思路和新模式。把生态环境与经济建设有机结合起来,以生态环境革命整合城市发展诸要素,提升城市价值,以城市增值盘活资产存量,从而高效聚集城市财富,并以城市丰厚的经济实力投入环境和城市综合建设的良性增长循环中。 (二)生态回归所追求的城市发展目标是建设可持续发展的生态城市 生态城市英文为ecopolis或ecocity或ecoville或ecologicalcity,这一概念是在70年代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起的“人与生物圈(MBA)”计划研究过程中提出的。前苏联生态学家O·Yanitsky(1987)认为生态城市是一种理想城模式,其中技术与自然充分融合,人为创造力和生产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而居民的身心健康和环境质量得到最大限度的保护,物质、能量、信息高效利用,生态良性循环的人类住区。美国生态学家RichardRegister(1987)则认为生态城市即生态健全的城市,是低污、节能、紧凑、充满活力并与自然和谐共存的聚居地。美国世界观察研究所(1999)在《自然生态化:为人类和地球彻底改造城市》中指出:无论是工业化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必须将规划本国城市放在长期协调发展的地位,而其大方向只能选择走生态化的道路。城市生态化也就是“生态城市”,简单地说就是社会和谐、经济高效、生态良性循环的人类居住区形式;是一个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生态保护三者保持高度和谐,技术和自然达到充分融合,社会生态化、经济生态化、城乡环境清洁、优美、舒适,从而能最大限度地发挥人类(生态城市系统模型)的创造力、生产力,并促使文明程度不断提高的稳定、协调与永续发展的自然和人工环境复合系统。 由以上论述我们可以概括出生态城市包含的主要内容是:社会生态化、经济生态化和自然生态化,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化。自然生态化是基础,经济生态化是条件,社会生态化是目的,复合生态化是前提。从涉及领域来看,生态城市是一个以人的行为为主导、以自然环境系统为依托、以资源和能源流动为命脉、以社会体制为经络的“社会——经济——自然”的复合系统,是社会、经济和环境的统一体。从城市生态环境方面来看,生态城市的自然资源得到合理利用和保护,具有良好的环境质量和充足的环境容量,空间结构布局合理,基础设施完善,生态建筑广泛应用,人工环境和自然环境融合。从城市经济方面来看,生态城市既要保证经济的持续增长,更要保证增长的质量,形成良性循环,实现城市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效益的统一。从社会方面来看,人们的价值取向已不再是单纯追求经济利益,而是以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为目的。科技、教育、道德、法律等都将“生态化”。 要营造满足人们自身需求、文化气息浓郁、富有生机和活力的城市居住地。二是整体性。生态城市不是单以追求环境优美或自身的经济繁荣,而是兼顾社会、经济和环境三者的整体效益,在整体协调的新秩序下寻求发展。生态城市建设不仅重视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协调,更要坚持以人为本,关注人们生活质量的提高。三是持续性。生态城市是以可持续发展思想为指导的,兼顾不同时间、空间,合理配置资源,公平地满足现代与后代在发展和环境方面的需要,不因眼前的利益而以“掠夺”的方式促进城市短时的“繁荣”,保证城市发展的健康、持续和协调。四是高效性。与传统城市“高能耗”、“非循环”相比,生态城市的运行机制是提高一切资源的利用效率,物尽其用,地尽其利、人尽其才,物质、能量得到多层次分级利用,废弃物循环再生,各行业、各部门之间共生协调。五是区域性。生态城市建设的优秀是城市,但是生态系统具有开放性,因此生态城市的建设必须考虑城乡之间的相互联系和相互制约,必须建立在城乡的区域平衡基础上,并表现为明显的区域特征。 21世纪是城市的世纪和生态文明时代。面对城市化、人口、环境资源的巨大压力和严峻的挑战,未来城市发展也必将体现生态文明这一时代特征,只能走城市生态化发展道路。建设生态城市是生态回归所追求的城市发展目标,是城市发展变革的系统工程,也是走出“人类困境”,实现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 三、实现城市生态回归的最佳途径是发展循环经济 循环经济是将经济与社会、生态系统联结起来的全新的经济范畴。它本质上是一种生态经济,是回归人类社会经济系统与自然生态系统之间物质循环运动的本质属性,运用生态学规律改造传统经济系统的线型物质流动模式,以物质的高效利用和充分循环利用为优秀,以“3R”即“减量化(Reduce)、再循环(Recycle)、再利用(Reuse)”为原则,以低消耗、低排放、高效率为基本特征,重新构造经济系统,实现“资源——产品——消费——再生资源”的物质和能量梯次、闭环流动型经济。 1.循环经济是实现城市生态回归的切入点 实现城市生态回归,建设生态城市,首先必须选准切入点。在自然生态化、经济生态化和社会生态化的平衡发展与良性循环这个生态城市建设和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原则中,经济生态化是前提,没有经济的生态化,就不可能有城市的生态化。因此,实现城市的生态回归、建设生态城市必须以经济生态化为切入点,从“改变传统经济发展模式”入手。循环经济正是对传统经济发展模式的生态回归,它突破了传统经济对建设生态城市的最大壁垒。 城市化是以工业化为基础的,传统城市资源环境问题的日益严重与工业化运动以来以高开采、低利用、高排放为特征的传统线性经济模式密切相关,与传统的人类社会经济系统的非循环性密切相关,这种非循环性是传统经济发展模式的致命缺陷。而且目前末端控制和治理,没有从“生态—经济—社会”巨系统的整体着眼,不能从根本上遏制环境恶化危机。因此,实现城市生态回归,建设生态城市,就必须对传统的人类社会经济体系进行创新,而循环经济代表了这种创新方向,是对传统线性经济的革命。 循环经济倡导的是一种建立在物质不断循环利用基础上的经济发展模式,是一种善待地球的发展观和价值观。它与传统经济的根本区别在于,后者内部是一些相互不发生关系的线性物质流的叠加,由此造成出入系统的物质流远远大于内部相互交流的物质流,形成“高开采、低利用、高排放”的经济特征;而前者则要求通过“资源—产品—再生资源”的反馈式流程,在系统内部以互联的方式进行物质交换,使进入系统的所有的物质和能源都在不断进行的经济循环中,得到最大限度的合理和持久的利用,以达到“低开采、高利用、低排放”的结果。一个理想的循环经济系统通常包括四类主要行为者:资源开采者、处理者(制造商)、消费者和废物处理者。由于存在反馈式、网络状的相互联系,系统内不同行为者之间的物质流远远大于出入系统的物质流。循环经济可以为优化城市经济系统各个组成部分之间的关系提供整体性的思路,为传统城市经济转向可持续发展的城市经济提供战略性的理论范式,从而从根本上消解长期以来资源环境与城市发展和经济发展之间的尖锐冲突。 2.循环经济能够体现城市生态回归的优秀思想 实现城市生态回归、建设生态城市就是要用生态学原理和生态经济理论来规划、设计和建设城市,解决城市建设和发展中的生态缺失对环境的污染、生态的破坏、资源的浪费问题,维护城市生态系统的平衡,使人们在优美的生态环境中工作和生活,走上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 而循环经济正是运用生态学原理来指导人类社会经济活动,其本质上是一种生态经济,其主要目标是:第一,减少物质投入量。针对产业链的输入端,强调最大限度的减少对不可再生资源的耗竭性开采与利用,以替代性的可再生资源为经济活动的投入主体,以物质投入量最小化(低开发)为目标,达到既定社会经济目标。第二,减少废弃物排放量。针对产业链的输出端,强调以废弃物排放最小化为目标(低排放),实现社会再生产各环节以及社会生活各领域产生的废弃物的多次回收再造。第三,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以资源利用效率最大化为目标,要求通过发展减物质化和再资源化技术,提高物质、产品之间的转化效率,提高资源利用效率,降低输入和输出经济系统的物质流。第四,提高物质循环利用率。以物质循环利用率最大化为目标,强调构筑从废弃物到再生资源的反馈式流程,形成共享资源和互换副产品的产业(企业)共生组合,建立“经济食物链”和循环链,通过系统内部相互关联、彼此叠加的物质流转换和能量流循环,最大限度利用进入系统的物质和能量,尽可能降低对自然资源和环境的影响。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节约资源、保护环境是循环经济的主要特征和基本思想。作为一种发展模式,通过发展循环经济可以达到减少资源(特别是不可再生资源)的消耗,降低人类生活、经济活动及社会发展对资源的过度依赖,减少环境污染和破坏,维护城市生态平衡等目的。因此,可以说循环经济集中体现了城市生态回归和生态城市建设的优秀思想。实现城市生态回归、建设生态城市为发展循环经济创造了空间、舞台、机遇和条件,而发展循环经济为实现城市生态回归、建设生态城市找到了有效的实现途径、形式和抓手。 四、构建循环经济体系是实现城市生态回归的基础 城市的循环经济体系不同于传统的经济运行体系,发展循环经济必须首先构建循环经济体系。而构建循环经济体系是一个相当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花费很长的时间、消耗大量的人、财、物力,并且对旧体系的改造比新体系的建设更加复杂,因此,从长远发展来看,循环经济体系的构建应该在城市化进程当中,结合新城市(城区)的建设和老城市(城区)的扩建和改造,用超前性理念和系统工程思想,制定城市总体发展规划,制定科学的城市建设和布局标准,以避免新建设的城市和城区的经济社会运行系统不符合循环经济系统的要求,刚刚建成就要改造、重建,造成各种资源的巨大浪费。 未来几十年,城市循环经济体系的构建重点至少应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构建城市产业循环体系 构建城市产业循环体系的目的是要解决城市生产活动中的资源循环利用问题。 我国目前的城市产业体系存在的共同缺陷:一是布局分散,缺少按照产业特色和同类产业要素集聚的原则构建的特色产业园区,现有的园区也多是综合性的产业园区,园区内多种产业并存,缺乏产业关联,各园区间的产业结构趋同,不利于建立产业间和园区之间的物质循环关系。二是缺少按生态学原理构造的产业物质流循环链,即上游产品、企业、产业的废料,成为下游产品、企业、产业的原料……,现行产业链主要是按照产品流向构造的,即具有前向、后向关联的产品之间构成产业链和产品链。 在城市化进程中构建城市产业循环体系。首先,要制定科学的城市经济发展规划,必须要充分考虑城市产业循环链条和网络的建设内容,按照生态学原理和产业集聚原则,搞好新建城市(城区)的产业结构和布局规划,搞好老城市(城区)的产业结构和布局调整规划。其次,按照产业布局规划和各产业园区的功能定位,结合新项目招商引资和老企业搬迁改造,集中打造两类产业园区。一类是特色产业园区,将同类产业项目集中摆放,这样,即有利于同类企业共享资源、联合开发清洁生产技术,交流企业内部物料循环利用的经验,提高产业、园区内部企业的资源利用效率,减少物料和能源使用量和排放量;又有利于将同类企业产生的成份大体相同的废弃物集中起来,寻找并供给产业“食物链”、“循环链”的下端企业或园区,形成互换副产品的产业共生组合。另一类是生态产业园区,将具有废弃物代谢关系、属于产业“食物链”上、下游关系的企业集中到同一园区,形成纵向闭合的产业循环链,以达到零排放的目的。第三,对于城市建成区已有的、暂时无法向相关的特色园区、生态园区集中的企业,也要积极推行清洁生产,提高企业内部物料循环利用的水平。并且还要在生态工业园区试点基础上,由各城市工业主管部门和工商管理部门等牵头组织对所辖企业进行废物代谢网络调研,按工业生态学原理进行相关分析,对具备输出、输入潜能而未形成输出、输入关系的企业,组织洽谈,促成其建立链接关系;对在本辖区范围内无法找到链接对象的企业,可跨产业和地区寻找链接伙伴。第四,对于找不到链接伙伴的企业、产业或园区,要积极地组织引进和研发相关的补链项目,建立产业生态系统的“食物链”,力争在本市、本部门不存在产业循环链的断点。第五,要大力发展静脉产业和环境产业。静脉产业是指将废弃物转换为再生资源的产业。它是传统的动脉产业(资源——产品——废弃物)的反馈式流程,是构成完整的产业循环链条的不可缺少的半环。而环境产业本身即是城市产业循环链的必不可少的补链环节,又是为构建城市产业循环链提供必要的技术、设备和手段支持的产业,还是形成整个城市完整的循环经济环路的重要环节。 总之,构建城市循环经济产业链条和网络,就是要把各个产业环节和子系统中的断点或缺损的半环接续起来,形成反馈流程;就是要使企业之间、产业之间、特色工业园区之间发展横向耦合和纵向闭合关系,形成共享资源和互换副产品的产业共生组合,以达到资源消耗和废弃物排放的最小化。 (二)构建城市生活垃圾循环利用体系 构建城市生活垃圾循环利用体系的目的是要解决城市生活垃圾的再循环利用问题。 目前城市生活垃圾处理大体有以下几种方法:一是填埋,我国绝大多数城市垃圾都采用占地填埋的处理方式。其弊端是:费用高昂,处理一吨垃圾的费用约为200元至300元人民币;占用大量的土地资源,仅北京市日产垃圾就有12000吨,目前达到一定规模的垃圾堆在北京五环路以内有700多处,占地500多万平方米,每年仍以3—5%的速度增加;沼气泄露,污染空气;垃圾爆炸、垃圾场崩塌造成瞬间的悲剧;剧毒的垃圾液体泄露,污染土壤和地下水,威胁人类及其他生物的安全等。二是焚烧,经过高温焚化后的垃圾虽然不会占用大量的土地,但它不仅投资惊人,并且会增加二次污染的风险。剧毒致癌物质二恶英就是垃圾焚烧后产生的主要气体成分之一。而且无论填埋还是焚烧,都是对资源无谓的浪费。第三种垃圾处理方式是焚烧发电,与前两种方式相比,其最大的优点是实现了垃圾资源化,将垃圾转化成了电能。但是它的投资更加惊人,对垃圾的质量(可燃性)要求较高,而且无法从根本上消除垃圾液和二恶英污染。所以,这也不是解决城市垃圾问题的最佳途径。 “垃圾是放错了地方的资源”。在许多国家,再生资源的回收利用已经成为一个十分重要的产业。据不完全统计,目前世界上主要发达国家的再生资源回收总值已达到2500亿美元/年,并且以每年15~20%的速度增长。全世界钢产量的45%、铜产量的62%、铝产量的22%、铅产量的40%、锌产量的30%、纸制品的35%来自于再生资源的回收利用。并且利用再生资源进行生产,不仅可以节约自然资源,遏制垃圾泛滥,而且要比利用天然原料进行生产能耗低,污染物排放少。例如,利用1吨废纸,可造纸800公斤,节约木材3立方米、烧碱300公斤、电300度,还可以少排大量造纸污水。因此,实现垃圾的再资源化和再循环利用是解决城市垃圾问题的根本途径。 垃圾分为有机类,无机类和弃土类垃圾,只有将它们混在一起的时候才是垃圾,一旦分类回收就都是资源:有机类垃圾可以转换成家畜饲料、有机肥料等;无机类垃圾可以分为各种金属、纸、玻璃、塑料等大类,重新成为生产原料;而弃土类垃圾则可以用作道路垫土。那么,构建城市生活垃圾循环利用体系,解决城市生活垃圾的再循环利用问题,其关键就是实现城市垃圾的分类,即从源头开始分类收集、清运和回收,使之重新变成资源。垃圾分类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垃圾分类后被送到工厂而不是填埋场,既省下了土地,又避免了填埋或焚烧所产生的污染,还可以变废为宝,缓解城市资源瓶颈,就处理的成本与效益而言,应该是最佳选择。 在城市化进程中构建城市垃圾循环利用体系。首先,应该制定城市垃圾分类收集的分步骤推进办法,明确城市新建住宅或住宅小区必须安装有机垃圾处理设施;明确垃圾的管理标准,明确城市环卫系统对城市垃圾进行分类收集和清运的责任和义务。其次,要大力宣传垃圾分类的重要意义以及每个居民在垃圾分类中应履行的义务,使垃圾分类逐渐深入市民的思想和生活,并主动对垃圾分类给予支持配合,就像为能饮用到洁净自来水付费一样天经地义。第三,政府应增加相关方面的投入,保证垃圾分类的物质设施建设,为垃圾分类提供各种便利的条件,如在街道两旁和居民区内设立分类垃圾桶等。第四,由政府与环保企业、房地产开发商联手,在新建住宅区安装有机垃圾(生物垃圾)处理机并建立处理生物垃圾的工作房,通过加热干燥和微生物分解等方式,将有机垃圾转换成家畜饲料、有机肥料等。也可以推广安装专供家庭使用的厨余垃圾处理器,将厨余垃圾搅碎后,直接进入下水道。第五,结合文明社区建设,开展小区生活垃圾分类收集试点,由小区保洁员负责指导、监督居民将不同类垃圾正确投放到不同的垃圾箱内,由环卫部门或相关的产业化公司将垃圾分别送往相关企业。第六,在试点基础上,向整个城市推广。第七,大力发展废旧物资回收产业。逐步形成废旧物资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分类处置的产业化和社会化服务体系,尽快建立和完善多渠道的可利用物资回收系统。第八,培育再生资源集散交易市场,把过去的分散回收集中到规范的市场中来,为资源调控和优化配置提供更多选择。 (三)构建城市水资源循环利用体系 目前,我国城市水资源综合利用方面存在着许多问题:一是缺少雨水收集系统。由于地面硬化,又缺乏相应的雨水收集管线和设施,导致天然雨水直接流入污水管线,被排放掉了。二是缺乏城市污水再生利用规划。在城市建设总体规划中,虽然进行了城市的供水及排水规划,但在水资源的综合利用方面缺乏统一的规划,尤其是城市污水再生利用规划,这势必会造成重复建设和决策失误。三是城市污水管网设施严重滞后于城市发展。一般是城市居民生活污水、工厂企业生产废水、机关单位生活污水、公共服务设施污水混在一起,大部分通过城市综合污水排放管网直接排放河流,小部分经过城市污水处理厂处理排入河流,二级生物处理率不到15%,污水回用率很低。绝大多数城市污水处理厂的规划、设计与建设目标是达标排放,往往没有考虑污水的大规模再生利用等。四是城市人类排泄物从卫生间(厕所),经过下水管道,进入化粪池沉淀,一部分进入城市综合下水管网,被排放或处理;一部分长时间积淀于化粪池,最后被当作废物倒掉。这种排放、处理形式,一方面容易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特别是海洋湖泊富营养化问题;另一方面又造成大量肥源流失。同时,由于厕所下水的直接排放,浪费了大量的淡水资源等。 生态方面论文:生态环境政治保护论文 引论、国际政治学家眼中的生态环境问题依国际政治学家眼光看,生态环境问题是可以从不同角度切入、依不同兴趣研究的,哪怕从国际问题研究(而非国内问题研究)这样一个大范围来看亦是如此。 第一个主要的角度,主要从经济出发,更多反映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的兴趣,叫作“可持续发展研究”。所谓可持续发展,是指既能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损害子孙后代满足其需要能力的发展;它要求在考虑经济增长的同时,注重经济系统与环境系统的相互作用,力求实现一种比较协调、均衡、有连续性的发展。这方面的研究和认识,可以追溯到英国经济学家马尔萨斯在两个世纪以前写下的《人口原理》,简单说,作者的预测是,如果听其自然,人口增长会呈现几何图式(2、4、8、16……),而人类所需的食物的增长最多是算术方式(1、2、3、4……),最后的结局当然十分悲惨。到本世纪50至60年代,欧美一些科学家和经济学家开始研究人类的生产活动、科学技术改进和资源消费方式之短期和长期的不同后果,其中最有名的是60年代末提出的名为“增长的极限”的《罗马俱乐部报告》,这份报告及其他类似的文章、专著的一个共识是:如果人类继续现有的科技开发方式、人口增长速度和资源消耗结构不变,那么,地球的生态环境将遭到严重破坏,资源有可能耗尽,世界人口和工业生产也将最终发生非常突然、无法控制的崩溃。80年代,美国著名学者莱斯特·布朗出版的名著《建设一个可持续发展的社会》,对可持续发展观首次做了系统阐述,它分析了经济发展遇到的一系列问题,如土地沙化、资源耗竭、石油短缺、食品不足等,具体提出了控制人口增长、保护资源基础、开发再生资源等途径。最近二十多年,可持续发展研究也逐渐从学术界的议论变成了国际社会的关注焦点和一些国家政府的议事日程。1972年联合国在斯德哥尔摩首次召开了《人类与环境会议》,提出了“只有一个地球”的口号;1987年世界环境与发展会议,并首次向国际社会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呼吁;1992年联合国再次召开世界各国首脑会议,最后通过的《环境与发展宣言》(又称《里约宣言》),正式确立可持续发展是当代人类发展的主题。最近,在1997年年末,为了使21世纪的地球免受气候变暖的威胁,1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聚集在日本京都,召开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第三次会议(又名“防止变暖京都会议”),并最后通过了《京都协议书》,达成了各国削减温室气体排放的新尺度。[注1]在这里,归根到底,“发展”是优秀的概念,“非持续性”是它的旧有特点,而“可持续”乃一新的属性。从国际政治视角分析,这种发展观使国际关系具有了一种动态的面目,一种在外延上、规模上不断扩大的形态,但它并没有告诉我们,在这种过程里各种行为体以什么样的方式存在和发生作用,为什么会有这样而不是那样的行为。因此,可以说,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学分析,是国际政治学观察国际关系的一个重要基础,但它还没有解决国际政治学家们关心的问题。 第二个重要的角度,是由所谓“古典的国际政治分析”确定的,它的通用说法是“生态环境问题引出的安全考虑”。在传统国际政治学家关心的这一领域,主要的研究兴趣在于地理及范围更大的环境要素对国家利益、国家安全和国家主权等方面的影响和作用上面,这些研究兴趣不象“可持续发展观”那样只是最近几十年才明确形成的概念,甚至不是随着民族国家的生成一道出现的东西,而是从很久远的从前便具有的思想线索。对于很多国际政治学家来讲,要透彻了解国际政治事务,必须参考“一系列环境要素,不论它们是否属于人类的范畴,也不管它们有形还是无形”。[注2]因此,亚历士多德就曾经讨论过海洋和气候对民族特征和人的才智的影响,到了近代西欧更出现了让·博丁和孟德斯鸠等人的“地理决定论”,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前期欧美国家出现了以麦金德、马汉、斯皮克曼、拉采尔、豪斯浩佛等人为重要代表的不同地理政治学派,到了二战以后、尤其是6-70年代以来,人口及资源、技术要素等全球性课题的显现,促使越来越多的国际政治学家去分析人口、资源、地理、气候及广义的生态环境对国家实力、战争冲突、国家间关系、相互依赖程度、一体化过程、国际法和国际组织的强化等“高级政治”的影响。这中间又分许多学派、分支,有各种方法、工具和解释,比如,有的侧重纯粹自然条件(气候、地理、自然资源等)的国际后果,有的注意所谓人造问题及环境(污染、人口、城市化、过度工业开发等)的世界性含义;有人看重国家间博奕等“战略性分析”,有学者纯粹关心(国际背景下)个人与自然的联系;有“地缘政治学派”,也有生态学意义上的“人-境关系学派”;等等。与前面提到过的经济学家的视角不同,国际政治学的“经典关注”不在于“发展问题”,而在于“生存”或“权力”等概念(这里面又略有区分:传统现实主义比较强调“权力”,新现实主义更重视“生存”)。总之,国际政治学家们为人们开辟的完全是另一幅国际社会景观,一幅长久以来便存在的人类以群体方式竞争斗争、“优胜劣汰”的政治画面。 还有一个大的角度,也是由国际关系理论家们推导出来的,由于没有定论,这里姑且称之为“全球主义的世界政治观”。它与前两个角度都有一些关系,但同时存在着重要的区别。与“可持续发展观”的相似之处在于,全球主义的世界政治观也极其重视国际关系中由于生态问题的严峻化所带来的相互依存过程及其深远后果,不同的地方是,后者比前者更加看重各种非国家行为体(如环保组织、绿色和平运动、动物保护机构以及跨国公司等集团力量)在世界事务中的作用(不论消极或积极的作用),对国家扮演的传统角色则有所批评、有所否定;而且,全球主义的世界政治观不只同意“发展”的经济学观念,更强调国际社会的“进步”、“演化”和“质变”等术语包含的可能性及意义。与传统国际政治学家的“国家生态安全”考虑相比,全球主义的世界政治观更多地把关注焦点放在“族际安全”、“人类安全”、“物种安全”甚至“地球安全”等层面,这种安全范畴当然远远超出了狭隘的军事安全或政治安全或国家安全的范围;不过,与国际政治学思想传统一致而有别于经济学思路的一点是,全球主义的世界政治观依然保持了对“安全”问题本身的执着思索。在这一相对较新的角度上,人们研究的主要问题,多半与旧的国际关系分析单元和分析途径(如国家能力、政府治理、主权现象、国内国外的严格区分、政治经济的泾渭分明等)的失效和困境有关,或者与新的世界政治分析单元和途径(如世界多元主义群体的崛起、各种国际NGO的出现和活跃、“政治”与“权力”等概念的重新界定、国际合作与国际制度的新形态等)的受重视联系在一块。在欧美国际政治学界,前面那种观点多被纳入“传统现实主义”或者“权力政治学派”的范畴内,后面这种观点则基本上属于“全球主义”或者“新理想主义”等学派见解的名下。对于后面这些学派见解的倡导者,生态危机与其说是是一种自然现象,不如讲是一种人为结果,是人类以国家形式和传统国际政治结构管理和开发地球环境的不当所致,所以,解决或缓和生态危机的根本途径,是改进原有的政治结构和思维方式,逐渐把立足点从“主权国家”放到“国际社会”,建立与旧时代有别的全球主义世界政治文明(包括开发资源方式、生活消费方式、群际交往方式、学习及适应方式等等)。[注3]与传统现实主义不大一样,全球主义的世界政治观建立在一种进化论哲学基础之上,它把人类社会的成长,看成一个由单一性和冲突性朝整体性和协作性过渡、由主权民族国家为中心的无政府世界状态朝更有向心力的国际社会乃至全球一体化转变的长期历史过程。 显然,角度的各异常能够使人得到重要的启发。避免独断性和简单化,是国际问题研究者应有的分析尺度。在简单的介绍之后,下面,我们就“生态环境政治与国际关系”这一主题,分别从主权国家的角度和国际共同体的不同角度,进一步探讨国家安全与主权面临的威胁、全球政治的观念及分析视角等问题。 上篇、生态环境政治——主权国家的视角 “生态环境”属于合成概念,它既可区分开来讨论(英文分别是“ecology”和“environment”)[注4],也可作为一个术语使用(ecologicalenvironment)。鉴于本文主要聚焦于国际关系所受到的影响和冲击,从方便计,我们主要使用后一个概念。就是说,这里讲的“生态环境”,是一个广义概念,它包括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理条件、矿物资源、大气和地表等自然环境,以及人类力量对它造成改变以后形成的次生环境(如工业、农业、建筑、交通、通讯等工程造成的人为环境),总之,指以地理条件为基础、人类周围的物理世界。 大体上,我们可以依国际政治学的分析途径,从主权国家的利害关系出发,将它们对生态环境问题的关注,分为地理政治关注、生态威胁关注和国家主权关注。 1.地理政治关注 地理政治关注以纯粹的自然环境为分析前提。如前所述,它已存在了很长时期,甚至发展出了一门学科——地理政治学(也经常被称为“政治地理学”),这种关注在今天仍然保持了鲜活的生命力。[注5] 地理政治分析的本质,在于揭示国家的政治权力和利益得失与地理、气候、自然资源等外部天然环境之间的关系,象法国当代著名国际政治理论家雷蒙德·阿隆指出的,它“把外交-战略关系与对资源作出的地理-经济分析以及由于生活方式和环境(定居、游牧、农业和航行)而引起的对外态度的解释,从地理角度加以系统化”。[注6]英国当代政治地理学家杰弗里·帕克指出,地理政治学是“关于国家的地理空间现象的研究,旨在探寻对国家实力之地理基础的认识。对国家行为的观察检验是以领土、区位、资源、人口分布、经济活动及政治结构这样一些特征为背景的。各个国家被当作世界政治空间的一个组成部分,也是地理政治学研究的主要内容。因此地理政治学具有整体性,其目标是把形形色色的现象综合起来,总体地加以表述和解释。”[注7]总之,它是一门以地理分析为基础、专门研究国际政治力量与地球自然性质之内在联系的学问;这门学问把领土国家视为国际政治力量的主要单元(非主要单元有诸如国际组织、跨国公司和各种超国家集团等等),而气候、植被、土壤、位置、矿物资源、海拔高度、陆块分布等因素则构成“地球自然性质”的内涵。地理政治理论提供了观察国际问题的重要视角。它相信,国家的权力和利益,牢固地根植于地球的天然物性之中;假使人类居住的这个星球象玻璃球一样光滑,对权力的地理研究就失去了意义。现代国家的力量恰恰来源于其安身立命的领土,国土是国家实力的必要条件。国家领土系指隶属于国家主权的地球表面的特定部分。一个国家是不可能没有领土的,虽然必要的领土可以很小。一个流浪的部落或种族,尽管可能有一个政府,或在其他方面是有组织的,但在没有定居自己的领土以前,它不会被国际社会认定为一个国家。正由于地表及相关因素在不同国家的差异,使地球成为人类上演一出出历史剧的舞台。 地理政治研究的实质在于把人及人的关系放到地球的环境中去看待。纯粹地理分析的对象基本上是固定不变的,地理学者们对特定的地理现象可以有不同的解释,但它们多半属于认识深浅的不同;地理政治观点则必须随着人类的改造自然的能力的变化而变化,并且随着不同的学者对这种变化之性质的解释的不同而表现出理论的差异。比如,飞机的出现以及人类对外层空间的不断开发,给地理政治学增加了一个全新的方面。正象“海权论”的创始人马汉和“陆权论”的奠基者麦金德教授分析技术在便利海洋和陆地交通上所产生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起各自的地理政治理论一样,本世纪前半叶西方一些地理政治学家通过对飞行器技术改善造成的后果(如机动性的大大增加,地形障碍重要性的下降,前方后方观念区别的模糊,等等)的考察,创立了崭新的“空权论”。与此同时,人们常常自觉不自觉地运用地理政治学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确定或校准国家当局的对外政策、尤其是涉及国家安全与发展的政策;在这种场合,“地理政治”被用于指称处在世界体系中的各国筹划国家安全政策时的某种地理基准。在决策者和决策智囊层那里,专门的地理政治区域并不是由恒定不变的地形所规定的地理区域,而是一方面由自然地理所决定、另一方面由实力中心的动态转移所决定的战略区域。就是说,争夺权力的斗争本身会把一些地区提到显著地位,把另一些地区暂时降到被人遗忘的地位,以致被审视的那些特殊区域有的扩大、有的缩小。地理政治分析与纯粹的地理分析不同,其主要的特点就在于它所研究的是动的而非静的形势。政治世界中条件的改变,会改变某一时期给某些特殊因素所赋予的重要性、因而影响到最终的结局。技术条件的变化也会使形势改变,特别是在行使武力方面,因为交通速度和工业技术的进步,必然会使一定国家的实力地位发生变化。地理因素不会改变,但它们对外交政策的意义却会改变。 总之,地理政治观的根本,在于教会各国如何根据既定的自然地理条件使自己在获得权力与和平的国际斗争中处于比较有利的地位。一百多年以前,现代地理政治学说的主要奠基者之一、英国牛津大学地理教授麦金德曾经提醒人们:“政治的进程是驱动和导航两种力量的产物。这种驱动的动力源于过去,它植根于一个民族的特质和传统的历史之中。而今天则是通过经济的欲求和地理的机遇来引导政治的动向。政治家与外交家的成败很大程度上在于他们是否认识到了这些不可抗拒的力量。”[注8]在人类即将迈进21世纪的当口,这种地理政治观仍有很重要的实际意义。 2.生态威胁关注 与地理政治的关注不同,国际政治学家对所谓“生态威胁”的关注,只是近四分之一世纪的事情,但后者所获重视程度相对前者而言有明显上升趋势。从罗马俱乐部在60年代末、70年代初发表著名的《增长的极限》和《人类处在转折点》两份报告之后,尤其在1972年联合国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召开“人类环境大会”以后,世界范围内的人口增长、技术进步、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开始成为国际社会、尤其是欧美发达国家关注的中心问题之一。这方面的具体研究涉及许多“技术性”领域,主要是科学进步、技术改进和经济高速增长所造成的一系列始料不及的负面后果,如人口大量增长、现代化、城市化和工业化造成的各种废物对大自然的污染,交通拥挤、食物短缺、药品短缺和资源匮乏,森林过度砍伐、河流改道、饮用水源被污染及大片区域沙漠化,油轮泄漏、电子噪音、化学废物和核威胁的迅速扩散,地球自然物种(植物、动物和其它生物等)的急剧减少和人造“怪物”(城市和工业排放的“三废”造成的“畸形儿”,某些可怕的、类似“克隆人”的试管产品的出现等)的增加,气候变暖、各种人为的灾害越来越频繁;简言之,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的关系失调,地球生态开始以各种灾害的形式惩罚“人的罪孽”。新的形势,迫使国际政治学家从生态危机的角度研究国际关系和权力斗争,而国际政治理论对于生态环境遭破坏的所谓“传统关注”,建立在这样一个信念之上:国家(state)是世界政治中最重要的行为体;国际关系是政治活动的一个领域;国际政治学者探讨的中心内容,应当是在国际无政府的政治体系下、处于相互竞争的各国如何争取各自权力与利益的问题,是对国家之间冲突与合作的分析及说明。从这个立场看,生态威胁的出现,给国际政治分析家提出了许多有重大压力、但并不陌生的研究课题。 这里面有两类课题: 一类课题是,生态问题以何种方式作用到国际权力结构的分配,又如何影响联盟与对抗的新组合模式?在这方面,所谓“南北关系”问题,显得尤其突出。典型的事例之一,是有关气候改变原因的争论。基本上,有倾向于北方国家(发达国家)和南方国家(发展中国家)的两种基本意见。[注17]前者认为,气候的人为改变主要来自于落后、愚昧地区民众对森林的乱砍乱伐和对植被的各种破坏(包括不恰当的农业耕种方式、食物摄取方式、燃料原料结构等等),所谓“沙漠化过程”完全是某些发展中国家错误的发展政策所致。后者提出相反的意见,认为发达国家的大众消费结构(大量使用家用电器、大量弃置城市垃圾等等)、工业高能耗结构和对发展中地区的不计后果的掠夺性开发(如石油的大量开采和其它矿物燃料的过量汲取),才是气候变暖的主要原因;他们以城市化和汽车工业造成的严重生态污染为例,强调工业发达地区各国要对当前生态失衡负主要责任。依照前一种意见,某些发展中国家目前的经济发展方式和由此带来的生态环境破坏速度,已经超出了国际社会的道德容忍度,是完全不负责任的、不顾他人的方式;“不仅对自己的子孙后代缺少责任意识,而且对国际共同体缺少责任意识”。因此,必须采取各种形态——不论是外界鼓励采用合理的、“可持续的发展方式”,或者是提供各种技术、资金等环保援助,或者是使用强制的、国际法的和国际干涉的方式——制止发展中地区的这一势头;对于这种论点的人来讲,所谓“可持续发展”,首要的目标是针对“野蛮的、不能持续的发展”,即制止竭泽而渔、杀鸡取蛋的开发方式。他们批评说,有些发展中国家甚至以破坏环境为要挟,强迫发达国家和国际社会提供他们所需的各种援助。这一派意见体现在国际政治观念中就是,要加强现有的国际制度和国际法的实施力度,加强国际干涉及其哲学基础的研究,加强对不合理开发方式的监督和控制。相反的意见批评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指责是一种虚伪且傲慢的态度,认为发达国家目前实际消耗着地球每日消费的绝大部分燃料、原料,却拒绝让后发展地区的人有享受(或有可能享受)同样的消费模式及舒适生活机会;真正的不道德是“了解事情的利害关系,在自己不肯做出任何让步的同时却让别人做出牺牲”。批评者质疑,这能否算作公正、平等,能否称作道义的选择?!在他们看来,假如发达国家真的愿意与发展国家一道解决生态危机,首先必须从自身着手,比如增加对不发展地区的援助、放弃掠夺性贸易、减少过于奢侈的消费、改造旧的生活观念等等。对于世界共同体而言,这一过程的含义在于改造既有的不合理的国际经济和政治秩序,放弃西方旧式的支配性模式,建立机会更加均等、权利更加平等、规则更加公正的国际民主机制(国际政治格局)。这才是真正的“可持续发展”。[注9] 另一类课题是,生态环境因素如何构成了国家间暴力冲突的新来源,情况有多严重?西方有国际冲突研究专家指出,生态环境的改变会改变国家间的力量平衡,在某个区域或全球范围内导致新的不稳定,并诱发各种冲突乃至战争。[注10]例如可能会导致这样一些问题:气候的变暧,导致北冰洋不冻航线的紧张并引起对南级资源的争夺;膨胀的人口和土地压力造成移民潮,给接受国的国内秩序和周边地区的稳定带来消极后果;水资源的紧张(尤其是水供应的下降)和上游的污染,导致相关国家的矛盾与冲突;在一些发展中国家,食品的缺乏造成城乡之间、定居者与流动人口之间的紧张关系;如果生态环境进一步恶化,粮食出口国用食品作为要挟或施压的武器;联合国海洋法的生效,加剧沿海国之间的“蓝色圈地运动”、以及沿海国和内陆国之间的生存权利之争。有人认为,发展中国家比发达国家更易受到环境遭破坏的影响,并导致彼此间的麻烦,因为发展中世界仍然没有充分意识到环境退化的恶果,仍然在使用旧的开发方式加剧生态环境威胁(如滥伐森林、农田退化、水资源过度汲取、渔业资源枯竭等);也有人认为,发达国家比欠发达国家在环境之战中显得更脆弱和易遭攻击,例如生态问题导致的移民潮肯定向欧美方向移动,核污染主要出现在工业化区域,汽车和电器等现代消费品的大规模使用严重加剧了工业化国家对石油等矿物原料的依赖程度,“生态恐怖主义”势力打击的主要目标当然是以美、日、欧为中心的西方国家。不论我们赞成哪一派观点,有一个现象是毋庸置疑的:生态环境在当代所受到的破坏,给国际战争和国家间冲突增加了许多新的变量,使国际社会和主权国家同时变成某种新形式的“人质”——生态环境可怕退化的“人质”。[注11] 论述到目前为止,生态环境威胁对主权国家和国际社会的挑战,仍然限于“传统的安全关注”的层面,就是说,它只是给国家提出了新的任务或压力(包括设置新的功能与目标),并没有要求限制甚至改变国家本身;国际格局仍然被视为某种“无政府主义的”的竞争和冲突环境,全球一体化与合作还没有提上议事日程;生态环境之被破坏给国际政治研究带来的各种问题,与其说是一种挑战,不如讲是一种激励;在国家角色的塑造上,这些问题被当成是“建设性的”,而不具有“破坏性的”后果。 生态方面论文:鹿类动物与生态环境论文 提要:本文对三至九世纪华北地区的鹿类种群及其分布情况略作考察,指出:此一时期,该地区仍分布有数量众多的梅花鹿、麝和獐,并尚有少量的麋栖息。与春秋以前的情况相比,鹿类的种群数量与分布区域明显减缩,特别是麋的减少最为显著;但与晚近时代相比,则仍称可观。鹿类种群数量与分布区域的变化,是当地生态环境及其变迁情况的综合反映,与人口密度、生产类型和活动强度密切相关。中古华北仍广泛分布有较大鹿类种群的事实,表明当时该地区的生态环境从总体上说仍属良好。 关键词:中古、华北、鹿、生态环境 近半个世纪以来,华北[1]生态环境的变迁逐渐引起了学术界的重视,一些学者从历史地理的角度,对本地区森林的分布与破坏、河流上中游的水土流失、下游河道变化以及平原地区湖泊淤废等一系列重要问题,展开了卓有成效的探讨,为这一地区的生态变迁史提供了良好的基础。迄止,关于先秦时代这一地区的野生动物种群及其分布的历史变化,考古学和动物学界已有一些学者作过甚有成绩的探讨,而对此后的情形虽有若干片断论说,但专门系统的研究则仍然缺乏[2]。 华北野生动物种类、种群数量与地理分布的历史变化过程,很有必要作为一个专门课题加陨钊胩教郑夥浅S兄谖颐侨嫒鲜兜钡氐纳淝ㄊ贰U馐且蛭谝桓鋈范ǖ牡乩砬蛑校吧镏掷嗉捌渲秩菏康谋浠唤鍪粲谏淝ǖ囊桓鲋匾矫妫乙彩嵌陨淝ǖ淖芴宸从场2还匀唤缰卸锏闹掷嗉倍啵颐俏薹?也无必要)一一加以考述,比较可取的做法是选择那些具有生态标志性的动物、特别是与人类关系曾较密切的大型经济动物作重点考察。恰好,关于这些动物历代记载较多,考古资料也较为丰富,这使我们有可能对它们进行较为具体的历史研究。 鹿类动物[3],是大型陆地野生食草动物的典型种类,也是重要的经济动物。在历史上,鹿类曾对华北居民的经济生活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反过来说,华北地区鹿类种群数量与分布区域的历史变化,乃是当地人类活动改变生态环境的直接后果之一,是这一地区生态环境变迁的重要历史表征。本文尽量汇集各类文献中的零碎记载,对中古即公元3—9世纪华北地区的鹿类动物及其分布情况作较为详细的考述,并对其所反映的若干生态史问题稍作推论,为开展对华北生态史的综合研究整理一点基础资料[4]。 一、中古以前华北的鹿类 为更好地说明鹿类动物与生态变迁的关系,我们先来追述一下中古以前的情况。 在农耕和畜牧出现之前,由于人口十分稀少,技术能力极其低下,采集、捕猎经济活动对环境的干扰还十分微弱,华北生态系统基本处于原始状态,各种野生动物的栖息环境尚未受到破坏。因此,远古时代这一地区分布着种类众多、数量巨大的大型野生动物,甚至还有犀、象等后来只分布于热带地区的动物活动[5]。其中,鹿类动物是一个最为庞大的家族,也是当地原始居民的主要捕猎对象和食物来源之一。新石器时代的华北虽然已有了原始的农业和畜牧业,但捕猎野生动物仍为当地居民谋取食物的主要方式之一,而鹿类动物仍是他们最重要的肉食来源。这一情况,已为大量考古实物资料所充分证明。 袁靖曾“比较全面地收集了目前所知的我国各个地区新石器时代的54个遗址或文化层中出土的动物骨骼资料,并对它们按家养动物和野生动物分别进行了统计和”。根据他的研究,这些遗址(年代约在距今10000年至4000年之间)中所出土的野生动物骨骼,主要集中在梅花鹿、麋鹿、獐等鹿科动物[6]。笔者据其文附表资料统计,属本文讨论范围内(袁文分列为黄河中上游地区和黄淮地区)的35个遗址或文化层所出土的野生动物骨骼中,鹿类骨骼的数量居于绝对多数[7],一些遗址所出土的鹿类骨骼数量很大,比如陕西临潼姜寨遗址一、二、四、五期文化层共出土有167具,白家遗址出土有218具;安徽濉溪石山子遗址出土数量更多达353具;山东泗水县尹家城遗址也出土有125具之多。这些事实说明,新石器时代鹿类动物在华北的分布十分普遍,并且种群数量之大应居于陆地大型野生动物之首。 到了商周时期,黄河中下游的农牧业已取得一定,但人口仍然稀少,土地开垦尚不甚广,包括鹿类在内的各种野生动物,仍有广袤的蒿莱丛林和辽阔的湖沼草泽可供栖息繁衍,因之彼时华北地区的各种鹿类种群数量众多,其中麋(即俗称的四不象)的数量最为庞大。 商代的情形,甲骨卜辞的记载可以说明。根据这些记载我们看到:在当时,捕猎野兽仍为重要的经济活动,卜辞中关于“麋擒”、“逐鹿”、“射鹿”、“获鹿”、“画鹿”、“获獐”之类的文字相当之多,可知鹿类仍是最重要的捕猎对象。据研究者统计,见于现有甲骨卜辞中的鹿类猎获数量,仅武丁时期就达2000头之多[8],每次捕猎常常所获甚丰,猎获的鹿类常在百头以上,其中有一次“获麋”的数量竟多达451头[9]!殷墟动物骨骸出土情况证实了甲骨卜辞记载的真实性。根据古生物学家的鉴定和统计,殷墟出土的野生哺乳动物骨骸,千数以上者有肿面猪、圣水牛和麋,獐和梅花鹿的数量也在百数以上[10]。这些无疑反映:当时安阳及其附近地区的鹿类种群数量众多,分布密度相当高。否则,以当时的狩猎技术条件,捕获如此众多的鹿类是不可想象的。 至西周初期,这种情况似乎仍无太大变化,《逸周书·世俘解》中有一条材料记载说: 武王狩(发生在武王伐纣之后不久,在殷都附近进行),禽虎二十有二,猫二,麋五千二百三十五,犀十有二,氂七百二十有一,熊百五十有一,罴百一十有八,豕三百五十有二,貉十有八,麈十有六,麝五十,麇三十,鹿三千五百有八[11]。 这可能是一次动用大批军队而进行的大规模围猎活动,一共猎获13种野兽计10235头,其中包括麋、麈(鹿群中之雄性头鹿)、麝、麇(即獐)和鹿(应主要为梅花鹿)等在内的鹿类动物8839头,占全部猎物数量的76.5%;而麋又占鹿类之中的大多数(超过59%)。尽管《逸周书》是否为信史,历来史家均有怀疑,这段文字所载是否确实也不得而知;但其所反映的情况,在相当程度上是合乎情理的[12]。 自西周至春秋时代,华北平川草泽地区仍有大量的麋鹿栖息繁衍,山丘林地中也是獐、鹿成群。《诗经》的记颂反映:当时许多地区仍有广阔的“町疃鹿场”[13],到处有“呦呦鹿鸣”,成群的鹿觅食徜徉于苹、蒿草丛之中[14];行人在林野发现死獐、鹿的现象时有发生[15]。其它文献也有相似的记载,如《史记》卷4《周本纪》有云:“麋鹿在牧,蜚鸿满野。”虽是一种比喻,但也反映了当时郊外多麋鹿的事实;在春秋时期,有些地方甚至仍然麋多成灾[16]。因此之故,在当时鹿类的遇见率仍相当高。据《春秋左传》“鲁宣公十二年”记载,在晋、楚邲之战(战场约在今河南郑州、荥阳一带)期间的某一日,参战士兵曾两次遇见了麋(一次有麋六头),且有捕获。这些事实说明,在当时,鹿类特别是麋鹿,仍是常见的动物。 但是,自战国以后,华北地区人口有了很大的增加,同时由于铁器和牛耕的逐步推广,耕垦技术能力大大提高,广袤的丛林草莱不断被垦辟为农田,这使得野生动物的栖息地不断缩小,鹿类的种群数量也不断减少。因此,虽然战国秦汉文献中仍不时有关于鹿类的记载,但鹿群的数量已远不能与以前相比。从文献所反映的情况来看,习惯于沼泽湿地的麋,在秦汉时代已少见踪迹;其它梅花鹿、獐等等,也逐渐由平原向山区退避。所以战国秦汉文献所显示的鹿类遇见与捕获概率已远低于春秋以前,东部平原地区则基本不见有捕猎鹿类的记载。这些正是战国以来华北地区的生态环境,由于农业的高度发展而发生了显著变化的反映。 不过,直到中古时代,华北地区的人口密度毕竟不象晚近时代那样高,生态环境破坏也不似近数个世纪这样严重。根据各类文献的记载,我们可以看到:当时本区域的许多地方,特别是在西部山区,仍有大面积的树木丛林;东部平原地区还有一些水面广阔的湖沼泽地[17]。这些都给大型野生动物保留了一定的栖息场所。因此,在中古时期,华北各地山岭丛林之中仍有成群的獐、梅花鹿、麝等鹿类动物活动;麋也并未绝迹,在河流和沼泽附近,偶尔还可见其踪迹。在历次战乱和人口锐减时期,比如魏晋北朝时期,由于土地荒芜,草莽复生,包括鹿类在内的各种野生动物,虽不及春秋以前那样数量众多,但较之两汉时期似乎有所增加。二、中古华北的主要鹿种及其分布 关于中古华北鹿类的直接记载虽然不少,但资料极为零碎,并且对于鹿类的种属时常记载模糊,叙述起来相当困难,更无法从统计学上作出数量说明。在此,我们仅根据有关资料,就主要鹿类种群及其分布情况作些描述。 根据现有资料,我们大体可以分辨出,当时这一地区的主要鹿类有梅花鹿、麝、獐和少量的麋。至于其它属种,则无法断定。 1、梅花鹿梅花鹿(学名C.Nippon),古文献中或作斑鹿,可能是中古华北分布最广的鹿种,大抵各地丘陵山区多树木丛林之处,都有梅花鹿的出没。它的分布区域,可以根据当时文献中关于白鹿的记载来加以推断。 动物学表明,所谓白鹿,不过是梅花鹿隐性白花基因的表现型,是一种罕见的变异现象,发生机率极小。因此,有白鹿出现的地区,必定有梅花鹿的生息,而且其种群数量还极有可能是相当大的[18]。 从很早的开始,古人就以白鹿出现为“祥瑞”,因帝王圣明仁德所感而至。《宋书》卷28《符瑞》中说:“白鹿,王者明惠及下则至。”因之,地方一旦发现有白鹿出现,必定要报知朝廷,捕捉到了以后都要上献皇帝,至晚从汉代开始,这已形成了一种惯例[19]。以白鹿出现为“祥瑞”的观念,是虚妄的;但史书关于白鹿出现的记载,一般来说是真实可信的。因为在大多数情况下,地方官员已将捕获的白鹿上献给了朝廷,所以史书才记载了下来。当然,也不能完全排除有谗谀之臣谎报的情况。因此,我们可以根据有关记载,推知当时梅花鹿的种群分布情况。 魏晋南北朝文献关于白鹿出现的记载,主要见于《宋书》和《魏书》。《宋书》卷28《符瑞》中所载,可确认属于本区者共11次,时间起于曹魏文帝黄初元年(公元220年)、终于刘宋后废帝元徽三年(公元475年)。其中言“献”者6次、言“见”者2次、言“闻”者3次。至于出现地点,该书称黄初元年有19个郡国上言白鹿出现,令人怀疑,(很可能是因其年曹丕废汉建魏、即位称帝,地方州县为了献媚,故而编造此种“祥瑞”上报,表示曹氏篡汉是“上应天命”。)其余10次,分别见于扶风雍县、天水西县、东莞莒县岣峨山、文乡县、谯郡蕲县、彭城县、徐州济阴县、雍州武建县、梁州和郁州;《魏书》卷112下《灵徵志》下所载,可确认在本区范围内者有22次,时间起自北魏道武帝天兴四年(公元401年),终于东魏孝静帝武定元年(公元543年),其称“献”、“获”或“送”者,共17次,称“见”者5次。除一次出现地点不详者,其余分别见于魏郡斥丘县、建兴郡、定州、乐陵、代郡倒刺山、相州、洛州、京师(平城)西苑、秦州(2次)、青州、司州(4次)、荆州[20]、平州、齐州、济州、徐州和兖州。 关于隋唐时期白鹿出现,《隋书》和两《唐书》没有集中的记载,《册府元龟》则记载有13次,其地点分别在华池之万寿原、骊山、麟州、沂州、九成宫之冷泉谷、济州、潞州、皇家禁苑(2次)、华山大罗东南峰驾鹤岭、皇家闲厩试马殿、亳州、同州沙苑监,以关中居多[21]。 根据上述记载可知:在中古华北,许多州郡都曾有白鹿出现,而以多丘陵山地的州郡较为频繁;处于黄淮海平原的诸州郡也时见报道。由于京畿附近常禁民间私猎,而皇家苑囿往往养有数量不小的鹿群,因此,白鹿较多出现于这些地方。这些事实说明,梅花鹿在当时这一地区曾有相当广泛的分布,在丘陵山地较多的地方和京畿附近,梅花鹿的种群数量较大,分布密度较高;东部平原地带也有不少分布。 2、麝中古华北的另一重要鹿种是麝(学名Moschusspp.)。在我国,麝有两种,即马麝(学名Moschuschrysogaster)和原麝(学名Moschusmoschiferus)。著名的香料——麝香,系麝的包皮腺分泌物,是一种具有强烈芳香气味的外激素,为世界三大动物香料之一(其它两种分别来自灵猫和河狸)。在中药学里,麝香是一种非常重要的药材。据现代药学研究,麝香对人的中枢神经有兴奋作用,能兴奋呼吸中枢和血管舒缩中枢,中医用于急热性病人的虚脱,中风昏迷和小儿惊厥等症,疗效显著。 因《大唐六典》、《通典》、《新唐书》和《元和郡县图志》等保存有较详备的唐代各地土贡麝和麝香的资料[22],故不需太费力气,我们就可以比较清楚地确定当时麝的主要分布区域。据《通典》记载,在唐代,麝香被制成颗粒,诸州上贡数量自10颗至30颗不等[23]。当时除华北州郡贡麝香外,南方各地特别是山南、剑南也大量土贡麝香,说明麝香在当时是一种大量需用的药用香料,颇疑与唐代上层、特别是皇室多患“风疾”有关(“风疾”将另文讨论)。至于直接贡麝,大约是供皇家苑囿豢养并取麝香之用。 根据《新唐书·地理志》的记载,唐代贡麝和麝香的州郡,属于本区(或部分属本区范围内)的有共有22郡,其中贡麝的有同州冯翊郡、庆州顺化郡、丹州咸宁郡、延州延安郡、灵州灵武郡、虢州弘农郡,贡麝香的有商州上洛郡、岚州楼烦郡、忻州定襄郡、代州雁门郡、妫州妫川郡、檀州密云郡、营州柳城郡、河州安昌郡、渭州陇西郡、兰州金城郡、阶州武都郡、洮州临洮郡、廓州宁塞郡、叠州合州郡、宕州怀道郡、甘州张掖郡。 一般说来,能上贡麝或麝香的地区,即有麝的栖息。由以上记载可知,唐代在燕山——太行山一线以西以北、青藏高原以东的许多州郡土贡麝香或者麝,甚至距长安不远的同州亦以麝香称贡,说明这些地区均有麝的活动栖息。但黄河下游州郡,则不见有贡麝香的记载,说明唐代麝在那些地方很少分布或没有分布。考虑到麝的生活习性特别是食性,东部地区可能一向不曾有过大群的麝。 3、獐獐,古文献亦称麇(学名Hydropotesinermis),也是中古华北的重要鹿种。相比较而言,獐不象梅花鹿具有较高的观赏价值并能够提供珍贵的鹿茸,亦不似麝是麝香的主要来源,因此它在古代的声望不及于后二者。不过,獐乃为当时重要的捕猎对象和重要的野味肉食来源,分布区域也相当广泛。在古代,獐的隐白基因表现型——白獐,也被视作一种吉祥物,史家谓:“白獐,王者刑罚理则至。”[24]即白獐的出现,是帝王施行刑罚平正公允、合乎法度的一种自然感应。因此,地方发现白獐出现都要报知朝廷;如果捕获白獐,也必定上献。我们从《宋书》、《魏书》及《册府元龟》中找到与本区有关的记载共27次。具体情况如下: 《宋书》卷28《符瑞》中载有17次,其中言“献”者12次、“见”4次、“闻”1次,时间起自曹魏文帝黄初元年(220年),终于刘宋明帝泰始五年(469年);除1处记载称19个郡国上言白獐出现不可靠(理由见上文)外,其余记载所涉及的地区有:琅邪、魏郡、义阳、汲郡、梁郡、汝阳武津、东莱黄县、马头(属豫州)、济阴、东莱曲城县、济北、南阳(3次)、北海都昌、汝阴楼烦; 《魏书》卷112下《灵徵志》记载有7次,6次言“献”、1次称“见”,时间起自北魏明帝永兴四年(412年),止于东魏孝静帝武定七年(549年),出现的地区分别是章安、怀州、豫州、华州、徐州(2次)和瀛州; 《册府元龟》卷24《帝王部·符瑞》三记有3次,2次言“见”、1次称“献”,分别为唐玄宗开元十二年(724年,豫州)、十五年(海州)和德宗贞元十二年(796年,许州)。 据以上记载可知,当时白獐基本出现于本地区的东部,太行山脉以西则很少见,这似乎表明当时獐主要分布在本区东部。这是由于史料记载缺失,抑或实际情况即如此,尚须进一步考证。从我们所搜集到的资料看,至少关中地区还栖息有一定数量的獐,例如唐文宗开成四年四月,“有獐出于太庙,获之。”[25]这或可认为是从禁苑中逃逸出来的,不能算作自然分布。但孙思勰也曾提到:岐州有上等的獐骨和獐髓,可以入贡[26]。不过,喜于溪河水际活动是獐的生活习性,只要其它条件具备,东部湿润多水区域更适合它的栖息。这样看来,当时本区东部獐的分布较多,故白獐出现亦以东部居多,似也合乎情理。 4、麋比较麻烦的是麋(学名Elaphurusdavidianus)。如前所言,在远古至于春秋时代,麋鹿曾是东部湖沼草泽地区的优势鹿种,种群数量十分庞大。但是,随着土地不断被垦辟,自战国秦汉以后,这一地区的麋鹿日益稀见,在诸鹿之中,其种群数量和分布区域减缩最为明显,以至一些学者曾认为:西汉以后麋已在这一地区绝迹。[27]虽然事实并非如此,但至晚近时代,麋不但在华北、甚至在整个中国都逐渐完全绝迹,清代晚期仅北京南郊皇家苑囿中尚有少数豢养,八国联国攻进北京后,竟被洗劫一空,致使中国麋种断绝。直到20世纪80年代,始由英国乌邦寺公园引返其种,现于江苏沿海地区辟有麋鹿饲养场。在中古时代,麋在华北地区的分布已经很少,不过并未绝迹,北魏道武帝天兴五年(402年)曾发生过一场天灾,史称“是岁天下牛死者十七八,麋、鹿亦多死。”[28]可见当时华北地区还有麋分布。因此,我们从一些零碎的资料中,尚可约略寻觅到麋在本区活动的踪迹。 首先,在华北北部边缘草原地带水源丰富之处,似乎还有些麋群活动。例如《魏书》卷28《古弼传》载:公元444年,魏帝复畋于山北,“大获麋鹿数千头,诏尚书发车牛五百乘以运之”。如文中“麋鹿”乃指麋一种,则那里的麋鹿种群仍甚不小;若是“麋、鹿”两种的合记,则当地至少也还有麋的活动。无独有偶,唐·张读《宣室志》卷8记载说:侨居雁门的林景玄“以骑射畋猎为己任”,“尝与其从数十辈驰健马,执弓矢兵杖,臂隼牵犬,俱猎于田野间,得麋、鹿、狐、兔甚多”,表明今山西北部地区尚有麋的存在。此外,位于陇右道廓州化城县东北七十里的扶延山中,也“多麋鹿”[29]。 内地亦见有麋的记载。如虢州、邓州、济源等地在唐代还有麋栖息。《新唐书》卷215《突厥》上云:“虢州负山多麇麋,有射猎之娱。”[30]同书卷162《吕元膺传》也说:“东畿西南通邓、虢,川谷旷深,多麋鹿……。”至于济源地区,初唐人王绩称其居住河、济之间时,“亲党之际,皆以山麋野鹿相畜。”[31]今山东高密、江苏洪泽湖一带,在唐代也有麋群栖息。前者见于《元和郡县图志》的明确记载[32],后者则在《千金翼方》有所反映[33]。 由此可见,直到唐代,华北一些地方尚有麋活动,只是其种群数量远不能与先秦以前相比,活动区域也极为有限,与同时代的梅花鹿、麝和獐相比,数量也要少得多。这自然是因为原先最适于麋生息的东部平原沼泽地带,此时已变为农耕的中心区域,各地湖沼草泽虽未至全部淤废,但可供麋栖身之处已经不甚广;虽然山区川谷溪涧也适于麋鹿生息,但毕竟不能容纳很大的种群。三、中古华北的猎鹿和鹿产品利用 以上根据各类的记载,对中古华北主要的鹿类种群及其分布情况进行了梳理,试图说明当时这一地区尚有种群数量相当可观的鹿类资源。为了进一步证实上述意见,以下再对中华北的猎鹿和鹿产品利用情况略作叙述。 中古文献关于华北地区猎鹿的记载甚为不少,不过主要集中在太行山——豫西山地以西地区。为方便起见,我们最好分区述说。 1、北部沿边地带华北北部沿边是草原地带或者毗邻草原,那里的野生动物资源较之内地远为丰富,故射猎活动亦比内地频繁。 文献反映,在北魏前期,都城平城以北地区、特别是今阴山一带,是鹿类及其它野兽栖息的渊薮,为获得充足的生活资源,当地居民经常性地进行大小规模的围猎活动,狩猎业甚至是北魏前期不可缺少的重要部分,大规模狩猎活动经常性地进行,魏王也常亲自出马。黎虎根据《魏书》统计:北魏前期5帝在位的85年间,共计出猎67次,平均每1年零3个月即出猎1次[34],每次围猎都是收获甚丰。如公元413年,北魏明帝拓拔嗣“西幸五原,较猎于骨罗山,获兽十万。”[35]鹿类动物乃是最重要的围捕对象;《魏书》卷4上《世祖太武帝纪》更称:“神麚四年(公元431年)冬十一月丙辰,北部敕勒莫弗库若于帅所部数万骑,驱鹿数百万,诣行在所,帝因而大狩以赐从者……。”虽然这一记载可能有较大夸张成分,但即使没有数百万而只有数十万,其场面也是极为壮观的;同书卷28《古弼传》又载:公元444年,魏帝复畋于山北,“大获麋鹿数千头,诏尚书发车牛五百乘以运之。”一次围猎活动能有如此大的鹿类捕获量,对于今人来说,是无法想象的,说明狩猎地区的鹿类种群数量十分庞大惊人。鄂尔多斯沙漠南部地区,也有大量鹿群活动,猎鹿活动也是经常性的。北周时期,宇文宪之子宇文贵年方十一年,“从宪猎于盐州(今陕西定边一带),一围中手射野马及鹿一十有五。”[36]也许这段记载有夸张成分,但如非当地有很大的野生动物种群,以一持弓小儿,在一次围猎中即能射得野马及鹿十余头,无异于天方夜谭,史书中也不能出现这样的记载。在幽州地区,鹿类动物也是重要的捕猎对象,当地甚至有人以驴子驮运鹿脯南下至沧州贩卖[37]。直到唐代,文献之中仍多记载北边地区的弋猎之事,比如张读《宣室志》卷8即记载有数事。其一云:振武军都将王含之母金氏“常驰健马,臂弓腰矢,入深山,取熊、鹿、狐、兔,杀获甚多。”又云:侨居雁门的林景玄“以骑射畋猎为己任”,“尝与其从数十辈驰健马,执弓矢兵杖,臂隼牵犬,俱猎于田野间,得麋、鹿、狐、兔甚多。”如此之类,不能俱引。正因为这些地区鹿类资源丰富,当地人们猎鹿活动频繁,唐代所在地区的诸州郡有多种鹿产品上贡朝廷,除上文所列麝香之外,灵州、蓟州贡有鹿角胶,胜州、麟州贡鹿角,会州贡有鹿舌、鹿尾等等。 2、关中地区关中地区的鹿类资源一向较为丰富,由于一些王朝曾在关中设置禁苑豢养鹿类,所以当地的鹿类有不少实际上处于半驯化状态。在唐代,关中地区的鹿类资源仍然相当丰富,卢纶《早春归周至旧居却寄耿拾遗湋李校书端》诗就曾提到周至一带“野日初晴麦垅分,竹园相接鹿成群”的景象[38];当时文献中甚至不时出现关于鹿类进入京城街市、太庙乃至直入皇宫殿门的记载,说明在隋唐时期的关中甚至长安城附近,鹿类的遇见率还相当高[39]。这可能因为当时国家对畿内百姓的捕猎颇多禁令,故鹿群可以相当自由地活动。尽管在当时民间猎鹿受到禁止,但皇帝和王公贵族则时常纵猎于荒郊旷野、射鹿娱乐,这些在当时的诗文中多有记颂,毋须具引。 3、秦岭东部—豫西山地隋唐,在秦岭东部——豫西熊耳山、伏牛山和崤山地区,即自洛阳往西南的邓、虢、商等州,都有很多鹿群分布,猎鹿活动亦相当频繁,史书记载颇多。例如唐初突厥可汗颉利归降后,常郁郁不乐,太宗为顺其物性,打算任命他做虢州刺史,因为“虢州负山多麇麋,有射猎之娱”[40];有时皇帝也带着大批人马前往这一地区狩猎射鹿,如《册府元龟》卷115《帝王部·搜狩》载:“(唐高宗)龙朔元年(661年)冬十月,狩于陆浑县;戊辰,较猎于韭山,上自射禽兽,获鹿及雉兔数十,令代官厨应烹之羊,尽放令长生焉。”直至中晚唐时期,邓、虢一带仍是鹿类众多,许多山民不事耕种,专以射猎为生,号称“山棚”,“山棚”常将猎获的鹿负载入市鬻卖[41]。商州地区的射麝活动,在唐诗中有不少咏颂,如张祜《寄题商洛王隐居》曾提到当地逸人野老“随风收野蜜,寻麝采生香”的隐居生活[42];有些村落乃因居民多事猎麝而被称为“采麝村”[43];由于朝廷土贡所迫,商州一带不少百姓直至垂白之年仍不能结束猎麝生涯,曹松在《商山》一诗中说:“垂白商于原下住,儿孙共死一身忙,木弓未得长离手,犹与官家射麝香”[44]。 4、太行山区南部太行山南部东西两侧在中古时期也曾是猎鹿的好去处。东侧的邺郡一带鹿类甚多,猎鹿之事时见记载。魏文帝曹丕与其族兄之子曹丹出猎,“终日获獐、鹿九,雉、兔三十(它书皆引作二十)。”[45]在当时的工具条件下,如果没有较大鹿群存在,以数人出猎一天即能猎获九头獐、鹿,是不可能的。实际上,曹魏时期,国家曾在这一地区设置了大型苑囿,禁止民间猎鹿,致使荥阳周围鹿群成灾,对农业生产造成了严重破坏,因此大臣高柔极力主张取消禁令,听民捕猎[46]。直到唐代中期,温县(今河南温县)人捕猎还可猎获到獐和鹿[47]。济源一带在唐代亦为猎鹿之所,637年唐太宗曾率队前往济源之山狩猎,所获之鹿被送往有司造脯醢以充荐享[48];裴休兄弟在济源时,曾有猎人以所获之鹿相赠[49]。至于其西侧诸州,也颇有猎鹿的记载,比如隋代皇帝就曾在汾阳宫附近(位于今阳曲)举行围猎,随猎的杨暕“大获麋鹿以献。”[50]再往南的潞州林虑山区,也是鹿类甚多,708年8月,唐中宗曾亲自“逐鹿于潞河”[51]。 在中古文献中,我们尚未找到关于黄河下游地区猎鹿的记载,虽然不能因此认为当地完全没有捕猎鹿类的活动,但与前述地区相比要少得多大概是可以肯定的。 猎鹿的目的是为了获得所需鹿类产品。鹿类动物遍身是宝,比如鹿茸、麝香、鹿角胶、鹿骨、鹿尾、鹿筋、鹿胎、鹿肾等等都是十分名贵的中药材,鹿皮可以加工制成各种服饰,而鹿肉则具有很高的滋补营养价值。在中古时代,鹿类产品已被广泛地开发利用,比较显著的是它们的药用,孙思邈的《千金方》、《千金翼方》,孟诜的《食疗本草》和苏恭等的《新修本草》,都十分强调鹿产品的医药价值,尤其是麝香非常广泛。不过,作为药材的鹿产品,流通区域较广,华北居民所用的未必即产自当地,故对此我们不作详述。但当地人所食用的鹿肉,则应为本地区所出产,文献中关于加工食用鹿肉的记载为数不少,从一个方面反映了当地鹿类资源的丰富程度。 北魏贾思勰在《齐民要术》卷8、卷9中记载有多种鹿肉加工,如以獐、鹿肉加工“五味脯”、“度夏白脯”、“甜脆脯”和“苞牃(以鹿头为原料)”等等。此外,在当时,獐、鹿肉还可以加工酿制成肉酱,该书卷8就对采用獐、鹿肉加工“肉酱”和“卒成肉酱”的方法进行了专门讨论。在《齐民要术》有关加工烹饪方法的记载中,獐、鹿肉出现的次数远超过除鱼之外的所有其它野生动物,如兔、野猪、熊、雁、鸧、凫、雉、鹌鹑等等,这说明在各种野味肉食中,贾思勰显然最为重视獐肉和鹿肉,也说明獐、鹿肉在当时是比较常见而易得的野味食料。直到晚唐五代时期,韩鄂在《四时纂要》中仍记载有用獐、鹿肉加工的“淡脯”、白脯和干腊肉的方法[52]。这两部关于农事和日常家庭生活的著作一再谈论鹿肉的加工食用,并与牛、羊、猪肉相提并论,表明鹿肉在当时并非太难得的野味。 关于唐代上层加工食用鹿肉之事,史书记载甚为不少。唐制规定:宫廷所需肉酱的加工事务,由光禄寺掌醢署负责,肉酱种类则是鹿、兔、羊、鱼等四醢[53]。在祭祀供品中,则有鹿脯、菁菹鹿醢、葵菹鹿醢等等鹿肉加工食品[54]。除了鹿肉酱之外,当时甚至还专用鹿尾作酱,安禄山就曾向唐玄宗进献过鹿尾酱[55]。在唐代,皇帝常以赐食表示对大臣的褒宠,其中鹿肉是常赐的肉食口味之一[56]。唐玄宗天宝时期,哥舒翰与安禄山、安思顺之间发生了矛盾,唐明皇想作和事佬,趁其三人来朝之机设宴招待他们,“诏尚食生击鹿,取血瀹肠为‘热洛何’以赐之。”[57]这些事例说明,在唐代上层社会的饮食中,鹿肉食品是相当常见之物。 百姓食用鹿肉的实例文献记载虽然不太多,但还是可以找到一些。比如《颜氏家训》载:北齐时,有人用数块獐肉招待女婿,而女婿竟认为岳父真是悭吝至极,因此非常愤恨以至举止失态[58],这说明獐肉在当时并不算是珍贵难得的美馔。隋唐之际的王梵志曾在《草屋足风尘》一诗中谈到:贫困人家食具不完,有客相过,仅能以“鹿脯三四条,石盐五六课(颗?)”相招待,也说明当时在某些地方鹿肉并非难得的珍味,所以贫穷人家也能存些鹿脯即干鹿肉[59]。颜真卿在生活穷困、妻子生病时,曾向李太保某乞讨过新好的鹿肉脯[60]。如此之类,不一一具引。 要之,在中古时期,华北不少地方捕猎鹿类的活动仍相当频繁,猎鹿活动发生的地域,以本区西北部为主,这也与当时西北部地区鹿类资源较丰富的情况基本相合。但东南部也有一些鹿类栖息,特别是在丘陵山地鹿类也还比较常见,何以这些地区不见有猎鹿的记载,尚待查证。同时,尽管中古华北鹿肉不如家养畜肉那样易得常食,但也远不象晚近时代这样稀罕,故当时文献之中还颇有一些关于鹿肉加工食用的记载,特别是指导日常生计的《齐民要术》和《四时纂要》等,都专门提到鹿肉加工方法,这从另一侧面证实当时华北地区尚存在较为丰富的鹿类资源。四、从鹿类推测中古华北生态状况 通过以上的叙述,我们对中古华北地区的鹿类种群及其分布情况,已经取得了一个大致的了解,只是我们对于不同鹿种的分布密度,尚无法作出具体判断。这一方面是由于鹿是移徙活动的,即使在当代,也很难就某个地区野生鹿类的分布密度获得一个精确的数据,通常只能采用标志重捕法,或者统计捕获率、遇见率等等,取得一些相对数值;另一方面更由于现存中古可供利用的相关数据实不足以作这方面的尝试。因此,我们只能就总体情况概略地说,当时华北仍有不少地方存在数量相当可观的鹿类。之所以作出这样的估计,一方面是由于当时文献有不少关于白鹿、白獐和贡麝、麝香及其它鹿产品的记载;另一方面,也因为在关于猎鹿活动的记载中,时而出现相当不小的捕获数字,而文献关于食用鹿肉的记载亦可为此提供佐证。隋唐文献不时记载有獐鹿进入长安城中、甚至闯到皇宫附近,我们可据以推测:当时长安附近、关中地区的鹿类种群数量甚为可观。 在界中,任何一种野生动物的生存和繁衍,都是与一定的生态环境,包括无机环境和生物环境相适应的。就生物环境而言,各种动物的分布范围、种群大小和密度高低,既取决于食物资源的分布及其丰富程度,同时在一定程度上也受到不同动物之间复杂的竞争、共生与捕食关系的;而所谓动物,则与人口密度、经济生产方式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因此,动物种群数量的增长与减少,分布区域的扩大与缩小,绝对不是一种孤立的现象,而是对生态环境及其变化的综合反映。相应地,特定区域中动物、特别是某些典型动物的种群大小及其分布情况,也就成为判断该区域整体生态状况的重要指标。这就容许我们根据鹿类的情况,对中古华北的生态环境状况稍作推测。 首先,鹿类作为典型的食植(食草)动物和重要的经济动物,其分布范围与种群大小,既与森林、草地特别是其中可食林、草种类的分布与丰俭程度直接相关,更与人口密度、生产类型和经济活动强度(在农业主要是土地开发强度)有很大关系,人口增加、土地开发,以及相应发生的森林、草地的减少,必定会导致鹿类种群数量的下降和分布区域的缩小。从较长的时段来看,这种关系是比较清楚的。以《诗经》时代与中古相比较,前一时期人口尚少,华北还存在着广袤的森林和草场未遭砍伐开垦,鹿类喜食的植物如苹、蒿、芩之类仍很丰富,“畋猎”虽是一项重要的经济活动,但民俗与国法对野生动物的季节性保护还是相当严格的,所以其时华北地区还到处是“呦呦鹿鸣”的景象。但到了中古时期,森林植被状况已大不如《诗经》时代,与远古更无法相比,故鹿类的栖息范围及种群数量相应地也就小得多,曾经是鹿类优势种的麋鹿,种群数量更是明显减少。只是与晚近时代的情况相比,中古华北的鹿类资源仍可谓丰富。 仅就中古时期本区鹿类的种群数量与分布情况而言,其与自然生态和经济变化之间的相关性也有一定的显现。我们注意到:这一时期华北地区的鹿类资源,从分布区域来说,以西北山地高原区较为丰富,北部边缘地带因属草原或毗邻草原,其种群数量更是相当庞大;而文献关于其东南部鹿类的记载相对较少,且现有的记载亦大抵多在拥有山地丘陵的州郡。这些情况,毫无疑问与有关地区的农业开发强度较弱、林草地较多有关,可与森林、草原变迁的成果互相映证[61]。 进一步检核各类史书的相关记载还可发现:它们主要出自唐以前的文献,出自唐代文献的则较少。这似乎表明,中古时期华北地区的鹿类资源,存在着前丰后俭的情况。我们知道,魏晋北朝时期,北方地区长期处于战争动乱状态,人口密度一度下降到了相当低的水平,土地荒芜的情况十分严重,农业经济曾经相当低落。但这种令人慨叹的社会经济衰退,也带来了一个从生态的角度看来具有一定积极意义的后果:即自然生态环境的恢复,特别是草场和次生林的扩展。由于这种恢复和扩展,鹿类等野生动物获得了扩大其种群数量和栖息范围的机会。故此,魏晋北朝文献关于鹿类的记载、特别是关于白鹿与白獐出现的报告较多,涉及的地区也较广,连在汉、唐时期均曾是农业繁盛、人烟稠密的东南部地区,也分布有相当多的梅花鹿和獐。但是,随着这些地区的农业经济逐渐恢复并取得进一步,人口密度逐步提高,一度荒闲的林草地又被复垦为农田,丘陵山地的林木亦由于各种需求的扩大而大片地遭到砍伐,可供鹿类活动的空间再度渐趋减缩,其种群数量亦渐减少。如此一来,唐代文献关于鹿类的记载不如前一阶段多,乃在情理之中。反过来看,中古华北鹿类的种群数量、地理分布及其变化,亦正是对当时森林、草地盈缩变化的间接说明。 其次,野生动物资源的丰富性与多样性,是判断一个地区自然生态环境好坏的重要标准。鹿类作为动物界中的一个族类,虽不能完整地反映某个区域野生动物资源的丰富性与多样性,但仍可据之对动物种类多样性与资源丰富性作出某种推断。这是因为:其一、鹿类曾是华北最为重要的野生经济动物,自远古以来即是当地人们捕猎的首选目标,仍有较多鹿类可供捕猎,即意味着尚有众多其它可供捕猎的野生动物;其二、在各种高等食草动物中,鹿类是对生境、特别是林草地的要求比较严格的一类,鹿类的种群数量和地理分布对生态环境的改变反应比较灵敏,有较多鹿类存在,即意味着整个生态环境尚称良好,其它野生食草动物亦应较为丰富,至少在华北这样的自然环境下是如此;其三、鹿类动物是生态“食物链”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在“食物链”中,鹿及其它食草动物属于“一级消费者”,是大型食肉动物的捕食对象,数量众多的鹿类及其它食草动物存在,为食肉猛兽提供了食物条件,相应地,后者亦必定存在着一定的种群数量。 也许对当时文献关于猛兽的记载略加征引,有助于进一步阐明以上观点,并增进我们对中古华北野生动物资源的多样性、丰富性和整个生态环境状况的认识。 曹魏时期一位名叫高柔的大臣,针对朝廷禁止百姓在禁苑中捕鹿发表了一段非常耐人寻味的议论。据高柔称:由于国家禁止在苑囿一带捕猎,致使方圆千里之地,鹿群恣意繁衍,附近以耕稼为生的百姓深受其害。他非常忧虑地指出:当时“群鹿犯暴,残食生苗,处处为害,所伤不赀。民虽障防,力不能御。至如荥阳左右,周数百里,岁略不收,元元之命,实可矜伤。方今天下生财者甚少,而麋鹿之损者甚多。”[62]因此他主张放宽捕禁,允许百姓猎鹿。为了陈明利弊,他还特地作了如下的估算,称: ……今禁地广轮且千余里,臣下计无虑其中有虎大小六百头,狼有五百头,狐万头。使大虎一头三日食一鹿,一虎一岁百二十鹿,是为六百头虎一岁食七万二千头鹿也。使十狼日共食一鹿,是为五百头狼一岁共食万八千头鹿。鹿子始生,未能善走,使十狐一日共食一子,比至健走一月之间,是为万狐一月共食鹿子三万头也。大凡一岁所食十二万头。其雕鹗所害,臣置不计。以此推之,终无从得多,不如早取之为便也。 在这一估算中,他提到了鹿和以鹿为食的虎、狼、狐、雕鹗,其中鹿的数字特别大,一年中要被猛兽捕食掉的即可达十二万头;其它动物的数目也甚为不小:虎有600头,狼有500头,狐则多达10,000头。我们无法知晓这些数字是否是经调查所得,但可以肯定的是,即使其数字有很大的夸张,也并非完全是信口开河。高柔并不具备生态学知识,但他所举陈的捕食者与被捕食者的数量比例却是符合生态金字塔的。无论如何,至少,当时该地区栖息有数量可观的虎、狼和狐等食肉野兽这一点,是完全可信的。 中古其它文献的记载也证实高柔所言并非完全出于凭空捏造。例如,前秦苻生统治时期,“潼关以西,至于长安,虎狼为暴,昼则继道,夜则发屋,不食六畜,专务食人,凡杀七百余人……。”由于虎狼食人,造成当地“行路断绝”[63];北魏时期,要捕捉几只虎、豹,在离京城洛阳不远的郡县就可办到,例如魏庄帝为试验老虎是否在狮子面前伏首低头,曾“诏近山郡县捕虎以送”,距离洛阳以东和东北不远的“巩县、山阳并送二虎一豹”[64];《齐民要术》也反映,在北魏后期,虎、狼常对羊群造成威胁[65]。在唐代,华北地区仍常见猛虎出没。例如唐代宗时,关中的华州曾出现过“虎暴”[66];猛虎甚至还曾进入位于长安城内长寿坊的元载家庙![67]行者过客在旅途中遇见老虎的事情,在许州、沧州这些并不算特别僻远的地区也时有发生[68];定州的北平一带多猛虎亦载于正史[69]。除虎、狼之外,豹、熊在中古华北也时见踪迹,《新唐书·地理志》、《元和郡县志》等均记载岚州、蔚州、平州等地贡熊、豹皮及豹尾;盛唐时期在关中的户县一带仍可以捕猎到熊[70]。另一种大型食肉动物——狐,即使在京兆、汲郡这些号称人烟繁盛的地区亦有不少,时常有人大行捕猎,国家有时还向当地郡县征调狐皮[71]。 所有这些事实充分说明:中古时期的华北地区仍有不少大型食肉猛兽栖息活动。同鹿类动物一样,它们的栖息繁衍,也需以大面积的山林草地为前提。与鹿类动物所不同的是,它们处于更高的营养级,特别是虎、豹,乃处于食物链的顶端,它们的生存,必须有数以十、百倍的鹿类及其它食草动物的存在为基础,这是能量传递和转化的热力学第二定律所决定的。如果没有相当广袤的山林草地,没有包括鹿类在内的各种野生食草动物大量存在,这些大型食肉猛兽的栖息活动,是不能想象的。这一切,为今天认识中古华北的生态环境状况,包括野生动物资源和森林植被状况,提供了非常有价值的历史信息,也十分令人深思! 生态方面论文:清代生态环境变迁史论文 [摘要]本文主要是在系统搜集陕南的基础上,充分利用的相关成果,考察清代陕南生态环境变迁的具体体现。本文除了考察动植物资源的变迁外,还以水灾为统计指标,该时期陕南自然灾害的时空分布与发生。 [关键词]生态环境;陕西南部;清代 陕南,位于川、鄂、豫、陕、甘五省交界地带,是长江、黄河两大河流的重要水源补给区,北跨秦岭,南依巴山,汉水自西向东横穿而过,西部有嘉陵江由北而南流入四川,东部有丹江等支流汇入汉水,在江河谷地依次分布着汉中、安康与商洛盆地,素有“八山一水一分田”之称。清代隶属汉中、兴安与商州,并以其、的典型性而为学界所注目,特别是乾嘉以降,该地区的生态环境发生明显逆转,森林植被大量被毁,水土流失严重,自然灾害频发,社会经济受到深刻。因此,探讨这一地区的经济与社会必须充分认识生态环境这一重要因素的变化。学界对此已有相关成果问世,但是相关研究多拘于文献的资料性描述,往往把生态环境作为长期不变的因素,作为经济开发的背景条件加以简单罗列,对自然科学的相关成果及更是缺乏借鉴和吸收。[1]鉴于此,本文将在系统搜集陕南历史文献的基础上,充分利用自然科学量化统计分析的方法,从动植物资源的变迁和自然灾害的统计分析两方面着手,以期深入考察清代陕南的生态环境变迁。 一、动植物资源的变迁 清初,陕南仍分布着相当规模的远古森林,被称为“南山老林”和“巴山老林”,有“陆海”之美誉。乾隆二十五年卓秉恬奏报朝廷说:“由陕西之略阳、凤县迤俪而东经宝鸡、眉县、盩厔、洋县、宁陕、孝义、镇安、山阳、洵阳至湖北之郧西,中间高山深谷,千枝万派,统谓之南山老林;由陕西之宁羌、褒城迤俪而东经四川之南江……陕西之紫阳、安康、平利至湖北之竹山……中间高山深谷,千峦万壑,统谓之巴山老林。”[2]清中叶大规模的流民涌入垦殖。兴安州的平利、洵阳、白河、紫阳、石泉、汉阴六县,“从前俱系荒山僻壤,土著无多”,自乾隆三十七八年以后,“因川、楚间有歉收处所,穷民就食前来,旋即栖谷依岩,开垦度日,而河南、江西、安徽等处贫民,亦多携带家室,来此认地开荒,络绎不绝”,所以“户口骤增,至数十余万”。[3]据萧正洪研究,河谷盆地区的褒城、南郑、沔县、城固、西乡、石泉、汉阴、商州及安康等10县,人口由康熙中的41.6万增加到道光初的211.7万,而同时期其它山地各县(除宁陕、孝义、留坝、定远外)人口由原来的8.1万增加为146.1万,人口增长率分别为408.9%和1703.7%,迁移增长率分别为141.3%和1436.1%。[4]可见,山区的人口增长迅速。至道光初年,外来移民人数可以说已占据绝对的主体地位,《三省边防备览》载:“川陕边徼土著之民十无一二,湖广客籍约有五分,广东、安徽、江西各省约有三、四分。”[5]具体到各个山区州、县、厅更是如此,所占的比重更大。定远厅,“近来烟户渐多,川人过半,楚人次之,土著甚少。”[6]凤县,“新民甚多,土著稀少,多系川湖无业游民,佃地开垦,杂处五方。”[7]留坝厅,“土著民人甚少,大半川楚、安徽客民。”[8]白河县,“境内四面皆山,外来佃种者,十居六七。”[9]镇安县,“土著不过十之一二,客民十之八九。”[10]平利县,“民多系楚蜀迁居之户。”[11] 更有甚者的是,这些移民的开发、谋生方式又极为原始。“山中开荒之法,大树巅缚长絙,下缒千钧巨石,就根斧锯并施。树既放倒,本干听其霉坏,砍旁干作薪,叶枝晒干,纵火焚之成灰,故其地肥美,不需加粪,往往种一收百。间有就树干中挖一大孔,置火其中,树油内注,火燃不息,久之烟出树顶,而大树成灰矣。”[12]移民在山区四处迁移,“流民之入山者……扶老携幼,千百为群,到处络绎不绝。不由大路,不下客寓,夜在沿途之祠庙、岩屋或者密林之中住宿,取石支锅,拾柴作饭,遇有乡贯便寄住,写地开垦,伐木支橼,上覆茅草,仅蔽风雨。借杂粮数石作种,数年有收,典当山地,方渐次筑土屋数板,否则仍徙他处”。[13]一处垦种几年,地力下降后,便又迁一地,“山民伐林开荒,阴翳肥沃,一二年内杂粮必倍。至四五年后,土既挖松,山又陡峻,夏秋骤雨冲洗,水痕条条,只寸石骨,又须寻地垦种。”[14]因此,“今年在此,明岁在彼,甚至一岁之中迁移数处”[15]的现象甚为普遍,许多地区植被由于这种盲目无定的开发消失殆尽。上世纪30年代何庆云在考察秦巴山地的森林后说:“南郑秦巴山中各森林,向称最富,只以佃户居住不定,无久远经营心,只知砍伐,不愿培植,故林木茂密之庄。多系自耕农,反之,童山濯濯者,一望而知其为佃农区减。现在南郑森林,荒弃之地,殆过半矣。”[16] 大量的手更全是资源消耗性产业。纸厂,“定远、西乡巴山林甚多,厂择有树林、青石、近水处方可开设。有树则有柴,有石方可烧灰,有水方能浸料。如树少水远,即难做纸厂,只可就竹箐开笋厂。”[17]炭厂,“有树木之处皆有之,其木不必大,山民于砍伐老林后,蓄禁六七年,树木长至八九寸围,即可作炭,有白炭、黑炭、粟炭”。[18]木耳厂,“择山内八九年、五六年花粟、青棡、梓树用之,不必过大。每年十月内,将树放倒,纵横山坡上,雨霖日晒。至次年二三月间,将木立起,二三十根攒一架,再经淋晒,四五月内,即结木耳”。[19]香菌厂,“于秋冬砍伐花粟、青棡、梓树、桫椤等木,山树必则大者,小不堪用,将木放倒,不去傍枝,即就山头坡上,任其堆积,雨淋日晒。至次年,树身上点花,三年后,即结菌”。[20]这种竭泽而渔的开发方式,最直接的后果就是大片森林被毁。如紫阳县,乾隆中叶尚未开垦,到了乾隆末年则“尽已开垦,群兽远迹,石骨岐增,向之蔚然森秀者,今已见其濯濯矣”。[21]至嘉道时期,陕南许多地方的森林都已经消失殆尽。汉阴厅,“南北两山老林,皆垦伐殆尽。”[22]商南县,“跬步皆山,久经开垦,并无老林。”[23]凤县,“境内跬步皆山,数十年前,尽是老林,近已开空。”[24]洋县宋军山,“县北百三十里,旧有从林。今废,止存大殿五楹前,有古松二株,偃盖盘郁荫约数亩”。[25]略阳县寒蓬山,“乾隆间,此山林木茂盛,虎豹麋鹿,络绎不绝,惜乎土人喜招客民,开垦取材。以迄于今,非复牛山之美矣。”[26]留坝厅紫关岭,“往时岭旁尚为老林”,嘉庆时期,“开垦人众,见其濯濯矣。”[27]叶世倬《重修连亭记》说到自己目睹紫关岭一带森林变迁的情况,“紫关岭……予自乾隆丙午入蜀,道经此岭时,则槎桠俊茂,阴翳蔽天,此树杂错众木中,前有亭立碣以表之。今嘉庆戊辰,自关中之兴安复经此岭,二十三年间,地无不辟,树无不砍……”[28]紫柏山,道光九年,有人经过时,“览庙后山冈,古柏翳天,无间杂树”,“其树皆千数百年物”,十年之后,“复过此地,见山谷依旧,林木全非”,“古木荡然”。[29]留坝厅至褒城县的北栈道附近,地势险峻,同样未免被毁的厄运,“数十年前,古木丛篁,遮蔽天日,异花奇木,芬馥泉岩。近为川楚棚民开垦,路增崎岖,而风景不复葱苍矣。”[30]“惟柴关一处,尚有古木数千丈。”[31]面对此番情景,时人也只能慷慨万千,有诗石: “山中有客民,乃与造物争。利之所在何轻生,悬崖峭壁事耘耕。有土即可施犁锄,人力所至天无功。我闻故老言,思之令人羡。在昔山田未开时,处处烟峦皆奇幻。伐木焚林数十年,山川顿使失真面。山灵笑我来何迟,我笑山灵较我痴神力不如人力好,对景徘徊空叹息。”[32] 随着大片的植被被毁,森林系统的生态平衡逐渐打破。与森林资源密切相关的其它生物资源亦受到严重影响,生存环境逐渐萎缩,一些动物群落不断减少、减退,甚至灭绝。比如,老虎,长期以来一直生活在陕南秦巴山区,历史上有许多关于该地区虎患的记载。[33]直至清初,这里仍有虎患的记载。西乡县山深林密,经常有老虎出没,清溪、桑园铺、白沔峡等地均有虎食人。每至薄暮,虎游于市。惊怖街衢,伤及人畜。康熙五十一年(1712),知县王穆悬赏重金,募虎匠数十人,人山林扑杀,三年之间,即杀虎六十四只,虎患才息。[34]这说明当时陕南仍然维持着较好的生态环境。但是好景不长,尽管我们没有找到西乡县的直接记载,从其它地区却可略知一二,乾嘉以来,老虎的数量锐减。乾隆《旬阳县志》记载,“近各乡山已尽童,亦鲜虎暴矣。”[35]到光绪时期纂修的《旬阳县志》已经完全没有老虎的记载。[36]紫阳县三台山旧多虎豹,乾隆末年以后,由于山林被开垦殆尽,“群兽远迹”。[37]石泉县,嘉庆时还有“虎豹为害”的记载。[38]至道光时期,不仅虎、豹,其它物种也未免生态失衡而导致灭绝的厄运,“鸥、鹭、鸳鸯、虎、豹、麋、鹿、熊、罴,旧志有之,近开垦既遍,亦不尽有。”[39]凤县,早在开垦初期,“其僻处山林者,垦地种作,暇则猎兽从禽利,其皮、角、毛、羽入市货卖”,而且“时有虎患,樵采者恒苦之”。[40]可是,到了光绪时,獐、狐、麋鹿、豺豹、虎、野羊、野猪、鼠、兔之属,“非山薮深邃,林薄丛郁殊不多。”[41]镇安县,康乾时期,虎患问题是地方政府极为头疼的事情,各级政府都极为重视。乾隆年间镇安县宰聂寿曾记:“乾隆十五年(1750年)秦岭多虎,奉文拔宜君营兵捕杀,卒以无所获。时在省晋遏制台尹公,蒙示以防范之法,即于省城制备短枪火药,捐散四乡,一时打获数虎。”[42]但是,到光绪朝,老虎在这里已是极为罕见。光绪《镇安县乡土志》云:“昔年地广人稀,山深林密,时有虎患。乾嘉以后客民日多,随地垦种,虎难藏身,不过偶一见之。”[43]随着老虎等动物的大量消失,这一地区的食物链遭到严重破坏。例如野猪,由于自己天敌老虎的锐减,则大量繁殖,成为祸患,“近年以来殊无大异,惟南山一带野豸妨农,民多徙去。”[44]凤县,光绪十一、二等年,“秋雨太多,野猪戕害,贫民远徙。”[45] 可见,整个清代,陕南动植物资源变迁较为明显。随着大规模移民的盲目涌入以及不当开发,大片的森林植被和大量动物群落在这一带也逐渐消失。在此,需要指出的是,一个地方的植物和动物种类的变动受气候等自然因素变化的影响也十分明显。[46]清代陕南地区动植物资源的大规模衰退,人为的不当开发固然是最直接最根本的因素之一,但是气候变化也不可忽视。大规模移民入迁的乾嘉时期是明清寒冷期的极冷时期,这势必会影响该地区动植物群落的分布和恢复。[47]由于气候条件更为不利,本来应该加大对动植物资源保护,更不用说反其道而行之。总之,在人为和自然因素共同作用下,陕南生态环境变迁作为一个有机的生态统一体,所表现出的是一种动态连锁反应,动植物资源并不是简单的你消我长关系。由于自然和社会因素的变化导致该地区的动植物生活环境发生急遽变化,大片的植被大规模消失,随之大量的动物资源也不断减少,甚至消失。 二、生态环境变迁的统计——以水灾为中心 清代陕南生态环境变迁的另一集中表现就是水、旱等多种灾害频发。本部分冀通过对灾害时空分布的量化统计,增强对陕南有清以来生态环境变迁的认识。诚然,利用资料进行量化分析具有一定的难度,但也不是不可能。美国学者赵冈认为可以从两个方面着手进行:一是利用自然灾害发生的频率来推断生态环境变迁;另一是通过对粮食亩产量升降的考察来分析环境变化。[48]考虑到陕南区域特点以及资料情况,这里采用第一种,即通过对自然灾害频率的量化分析来更为深入的考察该地区的生态环境变迁。 (一)相关资料说明 清代陕南自然灾害记载主要是以各府、州、县、厅方志为主,私人文集、笔记、档案奏折也有相关记载。涉及到的灾害种类包括水灾、旱灾、雹灾、冻灾、风灾、震灾等。关于这些自然灾害资料前人已作了较为系统地整理,包括气象局气象院主编《中国近五百年旱涝分布图集》[49]、陕西气象台编《陕西省自然灾害史料》[50]以及水利电力部水管司、司和水利水电科学院编《清代长江流域西南国际河流洪涝档案史料》[51],从而为利用分析提供了方便。 但是,上述三种资料也存在优劣详略之别,《陕西省自然灾害史料》较其它两种资料更具有可信度和可操作性。首先,资料来源丰富。据统计现存清代陕南各地府、州、县、厅以及乡土志书总共94部,[52]《陕西省自然灾害史料》一书收录其统计的达到39部,占到二分之一多,考虑到相当一部分志书并没有灾异部分记载,因而资料的覆盖幅度已相当广泛。此外,还包括各种实录、故宫档案等文献以及调查资料。其次,统计以县一级的行政区划为单位,记载更为具体。因此,该资料的史料来源广泛,灾害记录相对详细具体,可以弥补因多种原因所造成的阙失,纵有不足与遗漏之处,也不致在总体上统计的结果。基于此,以下的量化统计分析即选取《陕西省自然灾害史料》作为基本的史料来源。 (二)自然灾害统计分析——以水灾为中心 自然灾害主要包括水灾、旱灾、雹灾、冻灾、风灾、震灾等。其中水灾和旱灾与生态环境变迁的关系最为密切,而水灾又是陕南最主要的灾害类型。因此,以下选取水灾作为统计指标,通过对其时空分布特征的研究,深化对清代陕南山地生态环境变迁的认识。[53] 1.空间布局 为了更清楚地反映,有关水灾的时空分布状况均予以列表说明。在统计过程中,我们对相关资料作了如下技术处理: (1)资料中的灾情记载,明确注明某县,则视为该县发生水灾一次;所谓的“陕西”灾害,除非见到各地所属州县的具体记载,否则不在内,例如,“康熙三年,陕西,被水”,我们将不作为一次记载;而“陕南”灾害,则陕南所属州县分别按一次计算在内,例如,“嘉庆十八年,陕南,兴、汉、商各属秋涝(多雨),稻苗半槁,年岁大荒”;另诸如“南山一带,七月间,阴雨过多”、“汉水,七月十四日大水”等这样模糊记载,由于很难确定具体所属各县,我们在统计中将不计算在内。 (2)留坝、定远、佛坪三地是清代才设置的,原隶属其它州县。留坝厅,乾隆三十年,分凤县南、褒城北而设;定远厅,嘉庆七年,分西乡县南而设;佛坪,道光五年,分洋县北、周至县南而设。所以,我们以黑体字表示,在具体统计分析时并没有计算在内。 (3)资料中的灾情记载,明确说明某月某日大雨或者连续大雨几日者则按一次记载;否则则按大雨的具体次数计入,例如,“宁陕、镇安,六(7)月初十并二十一(8月9日)、二十二日(8月10日)等被雨”,则按二次计入。 根据以上原则,陕南各地水灾情况统计列表如下: 从表1中我们可以看出清代陕南水灾空间分布的大致情况。安康、旬阳、白河、镇安、商县、商南、定远、略阳等高海拔山地是水灾的多发区,每年水灾暴发的次数要高于其它平坝地区。问题还远不止于此。据尹国康对汉江上游安康地区地表坡度结构分析,16°~25°占19.85%,26°~35°占27.70%,大于35°则占43.90%。[54]而崩塌滑坡的发生与山地斜坡地形形态和坡度大小密切相关,坡度愈大径流速度愈大,同时土体的稳定性愈差,冲刷量也愈大,坡度在20°~30°最易发生滑坡,坡度大于35°典型滑坡减少而崩塌增多。[55]山体则主要由火成岩和变质岩系组成,以花岗岩、花岗片麻岩、片岩、石英岩、大理岩和灰岩分布最广,[56]多极易风化,属于易滑地层。[57]“山中石多而性浮,非独杂在土山者,雨多必至砰裂,即一望悬崖,本自石骨峥嵘,而久雨之后,亦自时时崩坠”,[58]“间有山质为石者似为可靠,不知土内石质是沙土凝结而成,非真石也,与煤矿无异,每岁必增长数分,数年积长一二寸,山既长,砖石之砌其上者,渐次进开,海漫裂缝,雨水浸入,无不坍塌”。[59]“石杂土中,不相连属”,因此,“夏秋之际。霖雨经旬,土石浮泥,力不能以缀石,巨石则由山巅径流而下”。[60]一些志书对此亦有较详细的记述。洵阳县,同治八年秋,“大水山崩”;光绪二十一年,“雨多山崩”;二十三年,“雨多山崩”。[61]定远厅,道光四年大水,“五块石山崩,坏市廛民屋”;十五年淫雨,“鱼渡坝、母猪硐沟山崩”;咸丰八年大水,“坏民田庐,大池堡、袁家沟山崩”。[62]因此,水灾与山崩、泥石流等山地灾害常常并发,山崩伴随泥石流是这些地区久雨、暴雨成灾时的常见现象。 总之,汉水流域盆地、丘陵和低山区、高山区的环境变化程度存在很大差别,其中高海拔区是清代陕南地区环境变迁最明显的区域。实际上,这些灾害高发区基本上又是清代陕南新开发山区,其地质地貌、气候条件更为复杂恶劣,两者之间的重合显然不是巧合,这说明水灾暴发频次与清代陕南各地的生态环境特点密切相关。 2.时间布局 本部分主要包括水灾的四季分布、水灾在清代不同时期中的分布以及水灾在各地各 个时期的暴发频次。在统计中仍以县一级的行政区划为单位。 (1)四季分布 在统计中,根据农历历法,一、二、三月为春季,四、五、六月为夏季,七、八、九月为秋季,十、十一、十二月为冬季,凡没有具体月份或者季节的归入不详。若出现连续几月的记载,每月分别各按一次计,例如,“康熙元年,商县、洛南,二月中旬至九月中,无数日霁,禾稼无成,麦沾泞,十不中一”。统计结果见表2: 由表2可以明显看出,清代陕南地区的水灾主要发生在夏秋两季,分别占52.76%和42.82%,其中又多集中在农历五、六、七月之中。洪涨期最早是在夏季四月,最迟在仲秋九月,冬季则为低水位时期,几无洪水发生。这一统计与自然科学工作者根据水文仪器对1934—1940年汉中盆地汉江洪涨季节的测量统计分析基本上是吻合的。据统计1934—1940年汉中盆地汉江的洪涨期起于五月,终于十月,以七、八两月次数最多;就季节而言,夏季最多,达到十次,秋季五次,春季一次,最少。[63]因此可以说,根据文献记载的统计分析,其可信度是很强的。 历史时期分布是指水灾在清代不同朝代的分布状况。根据整个清代帝王统治年号分为十一个不同时期,各个时期水灾的分布情况见表3: 根据表3水灾发生最多的时期是嘉庆和光绪年间,均占22.04%。其次是道光时期,达到15.55%,以下依次是康熙、乾隆、同治、顺治、宣统、咸丰和雍正时期。不过,由于这几个时期是根据各个帝王统治时期划分,所包含的时间段不一,分别为18年、61年、13年、60年、25年、30年、11年、13年、34年、3年,其可比性较低。因此计算出各个时期平均每年水灾次数分别为2、1.07、0.39、0.68、4.48、2.63、0.64、3.07、3.29、3.67总平均为1.89次。从中可以明显看出,整个清代陕南地区水灾的年均暴发趋势,呈波浪状分布,但总体有增多之态势,嘉道和同光时期灾害暴发频繁,较其它时期更为集中,而嘉庆朝最多,平均每年达到4.48次,道光朝平均每年2.63次,同治平均每年3.07次,光绪平均每年3.29次。据研究乾嘉与同光时期皆为清代陕南地区两次移民人迁高潮时期,[64]这一时期自然环境因素,如气候变化又处于“小冰期”的强冷期。很显然,这一统计再次说明水灾的暴发频次与陕南地区的(如移民入迁)和自然(如气候因素)的变迁有很强的相关性。 (3)各县水灾频次分析 上面已经计算出整个陕南地区不同时期水灾的年平均暴发次数,这对于说明清代该区域水灾的历时性与环境变迁趋势是十分有益的。但是,正如前文所言,陕南的小区域特征明显,汉水流域盆地、丘陵和低山区、高山区无论是气候因素,还是地质地貌以及移民开发程度都有很大的差异性。因此,在考察灾害的历时性时同时又要兼顾其共时性,即区域分布特征,进行综合分析。不过考虑到资料的记载多以县为单位,同时与前面的统计统一,这里仍以县为单位,统计分析清代各个时期陕南各县平均每十年水灾暴发频次,见表4: 由表4可知,发生灾害频率较高的地区为安康、旬阳、略阳、沔县、白河、紫阳、商县、镇安,这些州县的海拔也相对较高,而城固、洋县等海拔较低的河谷盆地则频次较低。就时段看,各个县在嘉庆和光绪这两个时期变化最为明显,水灾暴发的频次提高较快,是历年平均频次的几倍,相对其它时期更为集中。这既与气候波动一致,又与移民入迁的高潮吻合。 总之,通过对整个清代陕南自然灾害的统计分析可知: 其一,就空间分布而言,陕南生态环境变化的地域性明显,小区域环境变迁有很大的 差异性,与气候、地质地貌等自然条件的特质相一致,高海拔山地是陕南生态环境的严重变迁区域; 其二,就时间分布而言,与乾嘉和同光时期的两次移民入迁高潮一致,这两个时期亦是环境的集中恶化期,爆发的频次明显多于其它时期。这进一步证明陕南生态环境变迁是自然和社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综上所述,清代陕南生态环境发生显著变迁是不争的事实,但是不能仅仅停留于发生变迁这一表面认识。长期以来,人们往往笼统认为其发生严重恶化,虽有道理,但失之偏颇。事实上,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域,其变化或大或小、或主或从,不能不加区分地给予简单概括。陕南生态环境变迁是一个复杂的生态统一体,受气候、地质、地貌、人口等自然和社会因素影响,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域表现出更多的多样性与复杂性,充分地认识这一点不仅可以全面深刻地理解陕南生态环境变迁的特殊性,而且对于我们今天合理地利用自然和改造自然亦具有较强的启示意义。 生态方面论文:古时期生态环境史论文 【摘要题】魏晋南北朝时期,气候的基本特征是寒冷干旱;动植物资源虽不及先秦秦汉丰富,但较之今日,还是远远胜出;黄河、淮河、海河、长江的流路与河性,颇有不同于今日者,湖泊的变迁则尤为巨大,海岸线也与现今多有不同。又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灾害,频繁而且严重,并与人类之间存在着复杂的互动关系 。 【关键词】魏晋南北朝/气候/动植物资源/河流/湖泊/海岸线/自然灾害 【正文】 1944年,李长傅先生在《淮域形势与》一文中指出:“离地无人,离人无史,人类活动于地面之上,演出可歌可泣的历史。我们固然不是机械的唯物论者,说一切历史,都受地理环境的支配,但要是彻底明了人类历史的因果,不能不对于人类与其活动的空间在历史上的相互关系有深切的认识。”[1] 就魏晋南北朝史而言,当然也不例外。无论自然地理还是人文地理,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状况与现今的状况都存在种种的不同,如此,便不能以现今的地理状况阐释魏晋南北朝的历史;又魏晋南北朝之自然地理状况与人文地理状况,本身就是魏晋南北朝史的题中应有之义,也是“狭义”的历史研究的必要前提与基础。 有鉴于此,本篇略述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生态环境与自然资源,以供治魏晋南北朝史者。 一、气候形势 魏晋南北朝时期气候的基本特征是寒冷。寒冷的气候既反映在农业物候上,也反映在气候事件的极端情况上。[2] 以农业物候来说,约成书于公533—544年的北朝贾思勰所撰《齐民要术》颇能说明。作为一部农业专著,《齐民要术》大体反映了黄河中下游地区的农业经验。据该书《种谷》记载:“三月上旬及清明节桃始花为中时,四月上旬及枣叶生、桑花落为下时。”与现在相比较,当时春季物候推迟了十天至半个月,即春季温度比低,这显然是寒冷期的现象。又《齐民要术·安石榴》:“十月中,以藁裹而缠之(不裹则冻死也),二月初解放。”现在河南、山东等地石榴树可在露地过冬,无需包裹,这表明当时冬季气温冷于现代。 类似的物候记载在《齐民要术》中还有一些。如《黍穄》:“常记十月、十一月、十二月冻树日种之,万不失一”,自注云:“冻树者,凝霜封著木条也。”此种冻树现象即现代的雾淞。当时雾淞现象应该相当普遍,否则贾氏不会以此作为第二年黍子播种宜日的指示现象,而出现雾淞的季节,一般气温较低。 以上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极端霜雪现象,具有气候指示意义。一般来说,霜雪初日提早,则秋季气温下降提前,秋季平均气温较常年偏低;又霜雪终日的推迟,表明春季气温的偏低。以此衡量,上面所列霜雪日期,大部分是接近或超过现代的极端,这说明当时气温较现代低。如吴嘉禾四年七月南京一带陨霜,初霜日至少提前70天,由此推算,该年秋季平均气温要比现代低2.8℃;其它年的资料也可作类似的推算。 当时一些年份霜雪期的延续时间,也反映了严寒冬季的存在。如太元二十一年(396)十二月,南京一带“雨雪二十三日”;元嘉二十九年(452)“自十一月霖雨连雪,太阳罕曜”,次年“正月,大风飞霰且雷”;又建元三年(481)十一月“雨雪,或阴或晦,八十余日,至四年二月乃止”。[4]现代南京一带年雪日数的平均值仅8.4天,以上雨雪日大大超过现代极值,其为严寒冬季无疑。有学者还据此推测,以上东晋南朝时的这三个严寒冬季,苏北沿海或钱塘江等江河可能出现冻结现象,其严寒极端情况,均超过现代气候所见极端现象,而仿佛于明清小冰期时的极端情况。[5](P25) 值得注意的是,在基本特征呈现为寒冷的该时期,寒冷程度也有着一定的波动。据《晋书》、《宋书》、《南齐书》之《五行志》、《魏书·灵征志》及相关正史本纪所见资料,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第一个寒冷低值过程,出现在三世纪八十年代至四世纪四十年代,时间长约60年;在这60年中,寒冷事件的出现频率很高。[6](P26)又第二个寒冷低值过程至迟在北魏初年已有迹象,如神瑞元年(414)后,北魏平城(今山西大同市东北)一带“比岁霜旱,五谷不登”,云、代等郡人民死亡甚多。[7]此后一直到北魏迁都洛阳间,这一带霜雪极端事件屡见记载。据《魏书·灵征志》,太延元年(435)七月,平城一带“大陨霜,杀草木”;太平真君八年(447)五月,“北镇寒雪,人畜冻死”;又465、479、483、485等年,情况也都类似。直到太和十七年(493),“魏主以平城地寒,六月雨雪,风沙常起”[8],将都城由平城迁往洛阳。当时平城一带六月雨雪,而现代大同一带平均在阳历4月上旬已经断雪,7月正是一年中温度最高的月份,平均温度达20℃左右。又当时长江流域也不例外,如刘宋大明六年(462),设置凌室于首都建康(今江苏南京市),修藏冰之礼。[9]现代南京一带1月平均气温2℃,河湖结冰时间不长,冰块很薄,不能储藏;当时南京一带既有冰可供收藏,可见当时冬季气温比现在大约冷2℃左右。然则综合有关寒冷事件的各种记载,这第二个寒冷低值过程大约延续到了六世纪的二十年代。 以上两个寒冷低值过程,累计170年左右。这170年左右,是时间跨度长达360余年的寒冷的魏晋南北朝时期相对更为寒冷的时期。 魏晋南北朝时期气候的另一大要素即湿度,呈现出相对于干旱的特征。统计正史五行志、正史本纪有关大水年与大旱年的记载,大旱年出现的次数稍多于大水年;[10](P408-409)换言之,魏晋南北朝总体上可以被认作是一个寒冷干燥的时期。 二、动植物资源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动植物资源,受自然条件(特别是其中的气候因素)与人为活动的,已不及先秦秦汉丰富,但是较之今日,还是远远胜出。又各地区动植物资源及其影响因素,也每有不同。 大兴安岭北段的寒温带林、小兴安岭和长白山的温带林,植被发育良好,以森林为主,三江平原则广布沼泽植被。该地区拥有多量的鹿、貂等野生动物资源。 华北暖温带落叶阔叶林地带,由于强烈的人类活动影响,森林迅速减少,许多平原森林采伐殆尽,不少地方因缺乏木材,不得不远途去外地伐木。另一方面,长期而大规模的战乱,引起大片土地抛荒,变成次生的草地和灌木丛。据《三国志·魏志·高柔传》,魏明帝时(227—239),荥阳附近千余里因人口耗散,土地荒芜,林木获得,野生动物如狼、虎、狐、麋、鹿又在此栖息。 华北地带的少数山区,出现了“上无草木”的荒凉现象,但大部分山区及一些相对僻远的平原,仍分布着茂密的森林。依赖森林环境的动物,如猕猴、鹦鹉、虎等等,在华北广为分布。据《魏书·灵征志》,直到东魏时,淮北仍可见到从南方来的并不过冬的野象。 相对于华北,华东华中西南的亚热带常绿阔叶林地带,动植物资源更为丰富。以华东言,北部沿长江淮河一带,次生林成为主要的林相,而东部宁绍地区,虽经人类的大肆采伐,原始林木仍多有留存,如直到刘宋时,当地还有先秦的古樟。华中之汉水上游陕鄂边境,“秀林茂木,隆冬不凋”;[11]西南方面,秦岭巴山一带山地仍是茂密的北亚热带森林和竹林,三峡地区“林高木茂”[12],云贵高原植被良好。 今日一些珍稀动物,如犀、象、虎、孔雀、鹦鹉、麋鹿、长臂猿、大熊猫、竹鼠、扬子鳄等,在当时的华东华中西南地区广泛分布。如野象,上至四川盆地,下达淮北江南,南及江西、广西,都曾经见于记载;三峡、湘西、浙西、闽中,处处可见长臂猿的活动;江淮长江中下游活动着扬子鳄;孔雀当时在四川盆地相当常见。动植物资源尤为丰富多彩的地区,是包括今闽南、岭南和滇南的热带林地带。以岭南为例,热带雨林、季雨林发育良好,热带海洋林也有留存。椰子、荔枝、龙眼、榕桂、紫荆、铁力木、八角茴香、沉香等植物品种,犀、象、虎、孔雀、猩猩、马来鳄等动物品种,生长、栖息于热带林中。比如孔雀,在岭南是常见的飞禽,由于容易猎获,大都作为食物,其羽毛则作为装饰品,大量使用。 区别于以上各地区的,是北部温带草原。据《魏书·序纪》,拓跋推寅从大兴安岭以北南迁,经过呼伦贝尔时,这里还是大片沼泽,湖面也比以后大得多,这表明了汉晋呼伦贝尔草原优越的植被状况与湿润条件。今内蒙高原的草原景观,北齐的《敕勒歌》“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是形象精到的概括。在黄土高原西北部的森林草原地带,直到南北朝时期,森林资源仍十分丰富,《魏书·世祖本纪》载北魏时曾“就阴山伐木,大造攻具”,可知阴山一带森林的茂密。又河西的植被状况,较之两汉有了若干变化,又仅屯田大多废弃,而且由于从事游牧生活的部族大量进入河西地区,退耕还牧,使畜牧业生产比重大为提高。如北魏平北凉,获“牛马畜产二十余万”[13],这说明了当地畜牧业已占到了主导地位,由此又可见河西一带次生草原在东晋以后逐渐恢复的事实。在陇右、湟中和祁连山等山区,森林资源比中原丰富得多,《水经·河水注》即称黄河上游“河湟之间多禽兽,以射猎为事”。 三、河流湖泊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河流湖泊,颇有不同于今日之面貌者;与先秦秦汉时期相比较,也有众多的河流湖泊发生了频繁而复杂的变迁。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黄河,仍沿袭着东汉王景公元69—70年治理后所固定的河道。这一河道是从长寿津(今河南濮阳县西旺宾一带)自西汉大河故道别出,循古漯水河道,经今范县南,在今阳谷县西与古漯水分流,经今黄河和马颊河之间,至今利津入海。这条河道比较顺直,距海里程比西汉大河短,所以在形成以后的大约800年时间里,河道比较稳定。魏晋南北朝时期,正处于河道的最稳定阶段,一共只发生了6次河溢,即黄魏时两次,西晋时两次,北魏时两次,平均每60年一次,远远低于王景治河后至东汉灭亡的平均37.5年一次河溢及唐代平均18年一次的河患。 该时期黄河下游河道相对稳定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东汉以后大批游牧民族入居泥沙来源最多的黄河中游的黄土高原地区,原来的农耕民族内迁,中游许多土地退耕还牧,次生植被开始恢复,水土流失相对减轻,下游河道的淤积速度减缓,决溢次数就必然减少了。其次,黄河下游两岸存在着许多分流和湖泊,洪水来时起着调节水沙的作用,减轻了干流的负担。再次,十六国时期下游河道两岸土地荒弃颇多,灌木杂草丛生,对固堤有一定作用。还有下游河道入海比较顺直,水流迅急,可将泥沙大量输送入海,有一段时间可能冲刷超过堆积。还可能有海平面下降等因素,也在其中起着一定的作用。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淮河,干流相对稳定,独流入海。依据《水经·淮水注》的记述,淮水干流源出桐柏胎簪山,上中游流路与今淮河基本一致,下游自今盱胎以下,与今流路完全不同,它穿过今洪泽湖,东北至今淮阴市,沿废黄河流路至今涟水县东境入海。 淮河是一条多支流的河流,这与黄河不同。魏晋南北朝时期,黄河下游的分流和汊道逐渐淤浅和减少,南岸分流除了漯水外,主要分流是鸿沟水系,内岸则基本上已无分流和汊道。淮河支流却相当密集。《水经·淮水注》记载的淮北平原,有大小19条支流,自西北向东南流注淮河,如汝、颍、沙、濄、涣、睢、泗、汳、沂、沭、游等水,都属重要的淮北支流;相对而言,淮河以南由于山地丘陵逼近淮河干流,平原狭窄,支流相对较少且多数为短小河流。又淮河支流的历史演变,南岸支流除中渎水外,大体稳定少变,北岸支流则变迁较为频繁。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海河水系,演变情况复杂。当西汉时,今海河的五大干流即北运河(汉时的沽水)、永定河(汉时的治水)、大清河(汉时的泒水及滱水)、子牙河(汉时的虖池水)、南运河(汉时的清水),从北、西、南三面分别由天津附近的洼淀分流入勃海,还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水系。成书于东汉至三国时期的《水经》沽河云:“又东南至泉州县,与清河合,东入于海。清河者,泒河尾也”。这是海河诸水同归于海的最早记录。东汉末曹操在统一北方的战争中,为了漕运的需要,于建安九年(204)“遏淇水东入白沟”[14],使东北进入清河,成为日后的卫河,后又凿利漕渠引漳水以增加白沟的水源,为以后南运河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建安十一年(206),开凿了一条使虖池水改流向北入泒水的平虏渠,其故道大致相当于今青县北至静海独流镇间的一段南运河,把现在的南运河、子牙河、大清河等三大海河干流沟通起来。同年,又凿泉州渠,从今宝坻县西的泃河口入潞河,与南来的清河会合,为以后北运河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以上平虏、泉州等渠的兴建,使得河北平原上几条大的支流相互连通起来;而这时的渤海西岸陆地又向海有所伸展,合流以后的河道,得以转而向东并流入海,即形成了自今天津市的三岔口向东入海的海河尾闾部分(当时称“泒河尾”,是泒河与其它各河汇流后的下游),至此,海河水系得以初步形成。 海河水系初步形成时,南部的淇水虽经曹操导入白沟与清河合,但在淇水以西今卫河上游的清河,仍由朝歌独流入黄河,到东晋十六国时,始导清合淇入白沟,并入海河水系。又北部的鲍丘水(潮河前身)因未与沽河会合,也不属海河水系。及北魏时,漯水(汉时的治水)、沽水在武清相汇,转而东流,与潮流一起循今蓟运河入海。雍丘县以下的潞河,虽有水道存在,但只是一个枯渎,海河水系被分割为南、北两系。据此,北魏时期海河南北两大水系,尚未正式进入合流局面。海河南北水系连成一体、海河水系各大河在天津附近汇流入海局面的固定,要晚到隋炀帝大业四年(608)开凿永济渠以后。 黄、淮、海以外,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又一重要河流是长江。据《水经·江水注》,当时仍把岷江作为长江的上源;长江变迁较为复杂者是长江中游的上段即荆江河段。荆江上起枝江,下迄城陵矶,其江陵以西的荆江河段,最突出的问题是江、沱易位;江陵以东的荆江河段,统一河床的塑造。 所谓江、沱易位,缘于荆江分汊河道的南为江、北为沱。先秦两汉时,江、沱约在今松滋涴市合流,然后沿今江道东流至江陵,当时沮水下游在今江陵西南附近折向东流至江陵城南,又东纳入阳水,即江陵县南的北江尚未形成。及魏晋时,江、沱的分流量逐渐趋于平衡,故东晋南朝之际,江又称为外江,沱又称为内江。内江流量增大的结果,沮水下游东折流路被江水劫夺,江水以此紧逼江陵城南,威胁江陵城的安全。东晋时开始沿江北岸创筑金堤,以策安全,同时逼沮南下,形成《水经注》所记载的江陵西南的北江分汊河道。原来江、沮之间的滩地则被水流冲断,形成一系列沙洲,而沮水也改在今江陵西南附近入江。 魏晋南北朝时期,又是江陵以下的荆江统一河床塑造的重要阶段。魏晋时,今石首境内的荆江河段,开始摆脱湖沼区的漫流状态,塑造自身的河床;这时监利境内的荆江河段,仍旧通过云梦湖沼区,尚无独立河床可言,仅有东南方向的大体流路。至南北朝时,荆江河床仍然如此。据《水经·江水注》记载,石首境内的荆江河床形态极为清晰,两岸不但有众多的穴口分流,还有较高爽的自然提供人类定居,江中并有不少沙洲分布;但监利境内的荆江河段,几乎不见任何记载,不但没有城邑,连穴口分流和沙洲也不见记载,这反映了当时监利境内荆江河段横穿云梦泽、尚处于漫流为主要形态的情况。荆江统一河床最后塑造完成,是监利境内云梦泽消失的结果,而这要晚到唐宋时期。 由以上黄、淮、海、江的简单叙述,可以大致明了古今河流的变迁概况,然而与河流比较起来,古今湖泊的变迁尤为巨大,竟至每每有面目全非之处。 魏晋南北朝时,反映湖泊状况最为全面的资料,当推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水经注》共记有湖泊500余个,其名称各有不同,据统计,有湖114,泽100,陂160,池117,淀12,薮11,海7,其它38。实际上,当时许多湖泊还未计入。还由当时比较大的湖泊的古今情况对照,则湖泊变迁之巨大可见一斑。现已堙没或基本堙没的湖泊如:屠申泽(内蒙古磴口县)、芍陂(安徽寿县)、孟诸泽(河南虞城县)、圃田泽(河南中牟县)、黄泽(河南汤阴、内黄一带)、白洋陂(河南杞县)、九泽(山西祁县、介休一带)、王泽(山西新绛县 )、董泽(山西闻喜县)、大陆泽(河北隆尧、巨鹿、任县间)、林台泽(河北魏县、临漳一带)、鸡泽(河北永年县)、天井泽(河北安国市)、夏泽(河北大厂县)、雍奴泽(河北霸州市、天津静海间)、大野泽(山东巨野县)、菏泽(山东定陶县)、雷泽(山东菏泽县)、夷安潭(山东高密布)、都野泽(甘肃民勒县)、泑泽(罗布泊)、居延海(内蒙古额济纳旗)等,现已大为缩小或缩小的湖泊如:洞庭(洞庭湖)、镜湖(浙江绍兴县)、巨淀(清水泊)、震泽(太湖)、参合陂(岱海)、青海(青海湖)、郭薨薮(博斯腾湖)等,彭蠡(鄱阳湖)则现已大为扩大。四、海岸推移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基岩岸线变化不大,而一些沙质海岸,受河流、波浪、潮汐等动力作用的,岸线较此前此后有所不同。 有关辽东湾顶部海岸线的资料较少。根据今辽宁黑山以南、台安以西、北镇以东的近海地区汉魏时空无城邑的情况,以及晋末到唐初辽东辽西间往返的相关记载,可以推测这一带还是沼泽化滩地。长期的沼泽化,延缓了三角洲的形成和海岸的伸展。辽东湾滨海平原的主要入水道为辽河及大、小凌河,其上源在汉魏时期居住着乌桓族和鲜卑族,他们以游牧为生,原始植被未遭破坏,水土保持良好,河流来沙很少,海岸线因此长期处于较稳定的状态。据,辽东湾顶部的古岸线,在今右屯卫、闾阳驿、杜家台、盘山、沙岭、牛庄、大石桥至盖平一线,这一岸线直到十一世纪,仍无多大变动。[15] 滦河三角洲平原海岸汉末三国时在今河北省昌黎北碣石山南附近,曹操曾登临碣石观海。由于滦河入海尾闾在三角洲上游荡不定,根据《水经注》的有关记载,可知当时的海岸线已在今乐亭县治以南。 渤海湾西部岸线魏晋南北朝时期较为稳定,这缘于黄河入海口的南撤。公元11年以后,黄河在渤海湾南部的山东入海,渤海湾西部岩线接受黄河来沙显著减少。在供沙不足的条件下所形成的贝壳堤,北起天津东郊白沙岭、军粮城,向南经泥沽、邓岭子、上沽村、马棚口、歧口、张百河、贾家铺、狼蛇子一线。该道贝壳堤的主体,代表着1500—2000年前的古岸线。[16](P208-210)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黄河尾闾长期稳定在今黄河口附近,今冀鲁交接处海岸线因此向前伸展较快。《水经注》载五世纪时黄河在今山东博兴、利津间以下分汊,一股东南出,是支津,与济水汇合入海,一股是主流,出东北径直入海。当时黄河口是一个扇形三角洲,三角洲南沿的海岸线与相近,三角洲北沿则远在今海岸以内。 苏北海岸线魏晋南北朝时期较为稳定。较为稳定的原因,仍是由于黄河安流于山东半岛北部,及在苏北入海的河流含沙量较少。南北朝时,苏北海岸线的大致走向为今赣榆、连云港市、板浦镇、响水西、云梯关、阜宁、建湖东、盐城、东台、富安、李堡、如东;当时云台山及其周围以及南通市,都仍在海中,为海岛。 长江口南岸沙嘴,从四世纪起,开始向东推进。自孙吴征服山越和晋室东渡以后,由于大量山地得到开发,森林植被遭到破坏,水土流失,加大了固体径流,泥沙逐渐在河水沉积。东晋时期,上海地区的海岸线大致北起娄塘,经嘉定城、南翔、诸翟、莘庄、闵行、南桥、柘林,然后进入杭州湾中的王盘山,再往西则至海盐的澉浦。至于杭州湾的南沿今浙江宁绍地区的海岸,则在现代岸线以南。 五、灾害 自然灾害是指自然界的异常现象给人类带来的灾难。魏晋南北朝时期,自然灾害相当频繁,对此,邓云特有较为全面的说明:“终魏晋之世,黄河长江两流域间,连岁凶灾,几无一年或断。总计二百年中,遇灾凡三百零四次。其频度之密,远逾前代。举凡地震、水、旱、风、雹、蝗螟、霜雪、疾疫之灾,无不纷至沓来,一时俱见。以言旱灾,则二百年间,见于史书者,凡六十次;以言水灾,亦达五十六次。至于风灾,共达五十四次;次为地震,计五十三次,频度亦密;再次为雨雹之灾,计亦五十三次。此外疫灾十七次;蝗灾十四次;歉饥十三次。他如霜雪、‘地沸’,各仅两次,不足述矣。”[17](P13)又南北朝时期,“所见之灾更多。计水、旱、蝗螟、地震、霜雹、疫疠诸灾,总共达三百十五次。以与一百六十九年之数目相较,所超者及一倍以上。如再加以详细之,则此一百六十九年中,频数最高者为水旱之灾,计各七十七次;其次为地震,凡四十次;再次为风灾,共三十三次。此外霜雪为灾二十七;雨雹为灾十八次;蝗灾十七次;疫灾亦如之,歉饥十六次。”[18](P15) 以上有关魏晋南北朝灾害次数的统计,是比较粗略的。以地震为例,据地图出版社1990年版《中国地震图集(远古至元时期)》,有感地震震级等于或超过4又3/4级者,三国时期14次,西晋时期37次,东晋十六国时期50次,南北朝时期95次,合计196次,这远远超过了邓云特统计的93次。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自然灾害,不仅次数频繁,而且受灾程度往往非常严重。此频繁而严重的自然灾害,加上频繁而严重的人为战争,又往往引起歉饱之灾与疾疫之灾。[19]要之,这是一个天灾人祸并作的时期。而天灾与人祸之间,又往往存在着种种复杂的联系,兹举两例如下。 例一,西晋末年,匈奴刘渊立国于今山西,开五胡十六国局面。刘渊的顺利立国,与山西民户的流失、并进而使当地胡汉力量的对比发生了根本变化有关。山西民户的大规模迁离本土,始自西晋末年,引发原因既有“人祸”,也有“天灾”。“天灾”如元康五年(295),新兴、雁门、太原、上党大风,伤禾稼;永宁元年(301)自夏及秋,并州等地大旱,并引起大蝗。此后至于永嘉,疾疫兼以饥馑,灾害不断。永兴元年(304),刘渊遂反于山西,自号大单于。[20] 例二,梁天监十三年(514),梁武帝萧衍接受北魏降将王足堰淮水以灌寿阳之计,征发役人及战士合二十万,筑浮山堰(今安徽嘉山县北淮河上)。天监十五年夏四月堰成,长9里,下广140丈,上广45丈,高20丈。九月,淮水暴涨,浮山堰倒塌,其声如雷,闻三百里,缘淮城戍村落十余万口皆漂入海。若无浮山堰之筑,此次水患不致于如此猛烈。 其实不仅自然灾害与人类社会之间有着复杂的互动关系,人类社会的历史过程,与前述之气候形势、动植物资源,河流湖泊、海岸变迁等等,也都息息相关。比如魏晋南北朝时期相对寒冷干燥的气候与五胡的长期入主中原,就不能认为只是一种偶然的巧合,因为类似的历史大格局的变化,如女真的南下与宋室的仓皇南渡、满洲的入关与明帝国的土崩瓦解,都分别对应着寒冷的气候;或者说,当时气候的日趋寒冷,是促使本来就地处高纬度地区的北方游牧民族南下的一个重要动因。 生态方面论文:西部城市化生态环境保护论文 近年来,随着我国北方地区沙尘暴现象的增多和南方地区泥雨现象的出现,不少人开始将山羊视为我国生态环境恶化的罪魁祸首。据说:山羊不仅吃草,而且还会用蹄子将草根从土中刨出来吃掉,这就造成了西部地区植被的破坏和草原沙化现象的产生,最终结局必然是形成沙尘暴和泥雨等环境恶化。因此,要想阻止草原沙漠化,就应该尽快将山羊“斩尽杀绝”!例如,内蒙古伊克昭盟的8个旗市,大多数旗市都制定了针对山羊的“禁牧令”,一些旗甚至下定决心,要在三年内把山羊消灭干净。而且据有关媒体报道,至2000年10月份为止,伊克昭盟至少有60万只山羊被消灭掉了。本文将证明我国西部地区草原沙化以及沙尘暴的出现,深层原因在于人类受利益趋使而对草原这一“公共资源”实施了过度放牧与使用。在现行的制度框架下,特别是在保持我国土地制度不变的前提下,解决我国西部地区生态环境问题迫切需要减少或转移牧区人口,而非简单地减少山羊的放牧数量。 一、草原沙化的深层原因是人类在利益的趋使下对草原资源实施了过度的利用 早在1983年,世界粮农组织就出版了《山羊》一书,该书针对委内瑞拉部分地区所存在的类似于我们今天的草原植被破坏问题,用了整整两章的篇幅为山羊“澄清了事实”,并反复强调指出,山羊作为地球上的最优秀的和最有益的家畜之一,并不是草原生态恶化的元凶。我国宁夏自治区畜牧工作站副站长、高级畜牧师龚伟宏同志也从生物学的角度较全面地透视了山羊和绵羊的生活习性,指出“山羊嘴部不像绵羊那样有较深的二裂唇,不能紧靠地面采食牧草。而且,山羊喜食草尖嫩叶,在草原放牧中的一次采食率仅为14.6%,而绵羊则高达25.19%。此外,山羊喜攀崖、善游走、耐旱耐粗饲,适应性和生活力比绵羊及牛群更强,它可以采食到其他动物不能利用的高山悬崖上的牧草,可以限制危害草原的荆棘蔓延,并且往往能在人为砍伐的林区、挖垦过的草原和其他动物掠食过的退化草地上,继续生存并为人类提供优质产品”。实际上正是山羊具有上述众多可贵的特点,加之人类的趋利行为和不合理的利用,才使人们忽视了山羊背后的砍伐者、开垦者和破坏者,进而产生了“凡是草原退化的地方,都有大群的山羊”、“山羊破坏草原生态”等片面看法。 诚然,山羊确有喜食幼树嫩枝的特点,对幼树林有一定的破坏作用。但是应该看到的是,在人类管理不当或管理失控的条件下,任何家畜的放牧,都会破坏幼树的生长、妨碍草地的恢复。长期以来,我国西部地区所存在的人为开荒种地、挖甘草、挖黄鼠、抓发菜和铲草皮以及对绿洲周边天然植被的人为破坏,无不“有效地推动了”这一地区生态环境的恶化。我们认为,将山羊视为我国草原沙化的根源,实在是一种“歪理邪说”;而对山羊实施“制裁”或者说将解决问题的思路局限在消灭山羊的数量方面,无疑是让没有思维能力、没有环保意识、不懂政策的山羊充当了人类趋利行为的“替罪羊”。 我国西部地区的广大草原虽然从上讲属于国家所有,但是在使用过程中,这些草原实际上已成为该地区每一个牧民都可以自由地免费利用的“公共资源”。在学上,所谓“公共资源”是指满足以下两个条件的资源:一是这些资源不为哪一个个人或组织所拥有;二是成员可以自由地利用这些资源。这两个条件决定了共有资源具备了“竞争性”的特点但同时却不具备“排他性”的特征。所谓“竞争性”是指在提供给羊群生长的草原面积为既定时,当一个牧民所放养的羊群数量增加时,那么留给其他牧民使用的草原面积就自然减少。“竞争性”特征“迫使”每个牧民不得不增加自己的养羊只数。所谓不具备“排他性”(或简称为“非排他性”)是指几乎不可能对在草原上放牧的牧民征收费用,或者说很难用收费的办法来阻止人们过度放牧。 早在18世纪初,英国古典经济学家、家和学家大卫•休谟(1711-1776)便认识到在人们完全从“私人动机”出发而自由地利用公共资源时,公共资源将倾向于被过度利用、低效率使用甚至浪费;并且过度利用还会达到使任何利用它的人都无法得到多少实际好处的程度。公共资源的利用之所以存在“悲剧”,直接原因在于,每个可以利用公共资源的人都面临着一道类似于“囚犯难题”那样的困境:当总体上大家都有增加利用公共资源的可能性时,自己加大对公共资源的利用而其他人不加大利用时,则自己的利益将增加;至于在其他人也加大对公共资源的利用时,自己若不加大对公共资源的利用则自己显然“吃亏”,而自己也不失时机地加大利用公共资源就会“避免损失”。最终后果是每一个能够利用公共资源的人都将会毫不留情地加大利用公共资源,直至草地上不能再养羊时为止,即出现“纳什均衡”。 第一,政府干预或者说政府向牧民征收牛羊税。例如,在2000年上海举行的一次名为“走经济全球化道路:在新世纪的机遇和挑战”国际学术会议上,华裔加拿大经济学家徐滇庆教授便呼吁,中国政府应征收牛羊消费税。据他认为,把从牛羊肉消费中征集来的税收的一部分用于帮助农牧民退耕还林、退耕还草;另一部分则可用于解决政府帮助农牧民转向其它产业所需要的财政经费来源。不过在我认为,对牛羊征税虽有或依据(即便国家是向牧民征税,也有依据。因为在我国的法律中,草原资源的产权被界定为属于国家所有,作为产权主体,国家显然有权力向牧民征收牧羊税),但是,在我国真正实施征税政策还是存在很大的。对牛羊课税的经济学含义即移动牛羊产品的供给曲线,税收的增加将促使供给曲线向左上方移动,这一过程必然带来均衡点的移动以及牛羊产品价格的上升和均衡产量的减少。即使是对牛羊征收消费税,最终后果也可能会加重牧区人民的经济负担,严重的是将可能导致牧民失去生活的来源。特别是在牧民没有其它就业渠道的前提下,税负的加重无疑会使牧区人民的脱贫致富速度减慢,甚至还会使牧区人民陷入生存危机的困境之中。 具体说,如果消费牛羊产品的消费者是不受宗教和习俗制约的非少数民族人口,那么,牛羊消费税的征收以及客观存在的替代效应将可能改变其对牛羊肉产品的需求,即需求曲线的斜率会发生改变,需求曲线将可能变得较为平缓一些或更富有价格弹性这一结果将是:因供给减少所导致的价格上升不仅不能增加牛羊产品提供者的收入,反而会导致牛羊产品提供者(西部地区人民)的收入下降。 另一方面,如果消费牛羊肉的消费者是那些主要分布在西部地区的少数民族人口,那么,受消费习俗或宗教因素,他们对牛羊征税的反应将是不会明显改变其需求曲线斜率,这时,西部少数民族消费者所面临的问题将是不得不分担更多的税收。至于西部地区牛羊产品的生产者则会因均衡产量的减少而使实际总收益下降。尽管政府税收的增加可以用于退耕还林、退牧还草等方面,但是“双退双还”措施在近期所造成的农牧民直接收入的减少却是不争的事实。总之,征税不仅会通过加大牛羊生产者的成本、削弱牧民的市场竞争能力而降低牧民的收入;而且会增加西部少数民族地区消费者的生活费支出;此外,还会导致“消费者剩余”的无谓损失。因此,在不能给牧民提供其它有效的生活来源渠道之前,加征牛羊税对原来就贫困的广大西部地区来说是不可取的(至于以行政手段禁止牧民养羊更没有道理可言)。 第二,重新界定草原的产权。即明确草原的产权主体,或者允许土地(草原)自由贸易。著名经济学家杨小凯在2000年参观江苏改制时,曾建议通过“进一步明确土地的产权”来推动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主张改革土地(或草原)资源产权的经济学家依据产权理论,认为产权制度作为一种安排,具有节约费用的作用,它能以低费用的方式解决人们在使用稀缺资源(如草地)中的冲突。换言之,按照产权学派的观点,将草地分给牧民私人所有,将会促使牧民充分关注土地资源的使用效率,过度放牧现象也就可以得到彻底的解决。然而我们认为,在我国现有的制度框架下,无论是对土地资源进行“私有化”改革还是实行“自由贸易”改革均存在着难以逾越的重大障碍。 既然“禁止牧民养羊”的行政干预办法、“征收牛羊税”办法以及“进行土地产权制度改革”办法,在解决西部草原地区的生态环境恶化问题上或不可取,或在近期内不具备可行性,因此,我们提出“人口迁移或减少牧区人口数量”的对策主张。 实际上,我国西部地区生态环境的恶化,根本原因乃在于人口过多。按联合国沙漠会议规定,干旱区每平方公里土地负荷人口的临界指标为7人,半干旱区为20人,然而我国西部地区诸省区的情况如何呢?大多数地区的人口都超过了此临界指标。以宁夏为例,,其山区人口较1950年代初期增长了250万,人口超过临界指标2.3—2.4倍。必须看到的是,在化与现代化没有完成的传统社会或落后地区,过多的人口数量或过快的人口增长必然导致资源的过度利用和草地的过度放牧,因为,在工业化不发达的前提下,草原地区的人民只有依靠增加牛羊放牧数量才能维持其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如目前宁夏山区的牛羊数量较1950年代初便增长了274%,牲畜超载2.3倍。(9)可见,草原牲畜放牧的超载,首要原因是草原上人口数量的超载。因此,要想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首先考虑的对策就应该是设法减少西部牧区的人口总量,而不能象现在一些地区那样简单地“消灭山羊或不允许牧民养羊”。而且从理论上讲,西部地区牧民的减少或牧区人口的转移其实是伴随着我国社会经济发展与工业化、现代化进一步推进的必然,人口的转移不仅是西部生态环境保护的客观需要;而且是西部地区工业化的必然要求。三、牧区人口转移或城市化应主要依靠市场机制来推进 人口迁移可以在两个完全不同的机制下进行:一是在政府的计划安排下进行“移民”。二是依靠市场机制的作用引导落后地区的农牧民向发达地区或城市流动。 从我国实践来看,政府组织的“移民”具体包括两种移法,(1)政府象转移三峡库区移民那样转移西部牧区的牧民;(2)政府出面(或组织农牧民)建立小城镇来实现农牧业人口向小城镇的转移。很显然,由政府出面组织象三峡移民那样的西部人口大转移是不切实际的或难以进行的;至于政府通过行政规划的方式来“小城镇”进而实现人口的转移,虽然愿望非常美好,但实际执行效果却不是十分理想。由于城镇建设与繁荣的前提是化的发展,没有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发展,小城镇建设必然会陷入“有城无市”或城镇“人气不足”窘境之中。一段时期以来,我国一些地方所出现的已进入小城镇的农民又返回的现象明显表明,进入“人为造就出来的小城镇”的农民若不能享受到工业化所带来的较为稳定的就业、收入、保障、舒适的生活方式等等方面的“实际收益或好处”,那么,他们是不可能安心于小城镇生活的。鉴于此,我们认为,实现我国西部地区农牧民的“空间转移”应主要市场机制来进行,而不能主要依靠政府的行政力量。当然,让市场机制在人口迁移过程中发挥积极作用,并不表示政府在人口迁移上的完全“不作为”,以市场的力量来转移人口要求政府在推进城市化和人口流动等上应该贯彻执行“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方针。具体说来,政府的主要精力是不应该放在动员或组织农牧民“建造小城镇”上,而应该放在改革农牧民进“城”所客观存在的“门槛”限制问题上(如消除户籍管制等)。 不过,消除过高的进城门槛、让农牧民自主选择迁移方向或目标,会使一些人产生不安与顾虑,其中,最大的担忧是农牧民将因此大量涌向城市,从而造成城市的拥挤、就业的紧张、社会治安的混乱、城市环境的恶化等一系列所谓的“城市病”问题。诚然,农牧民进城是会在一定程度上引发上述诸多“城市病”,但是我们认为,不允许农牧民进城所导致的我国工业化与城市化不均衡发展(或城市化滞后)所引起的种种“农村病”问题则更为严重。笔者在“慎对广义小城镇”和“不允许农民进城的负效应不容忽视”等文中,将只允许农民进入“小城镇”而不允许农民进入“现代城市”所带来的“农村病”问题归纳为五大方面,这五个方面是,(1)在行政手段推动下加速进行的小城镇(尤其是乡村集镇)建设,使我国的土地资源出现了严重的粗放式利用;(2)小城镇建设所带来的环境污染甚至生态破坏问题极为严重;(3)从我国产业结构调整来说,仅依赖小城镇的发展而没有现代城市供给的增加和城市规模的扩张,既不可能促进第三产业发展,也不可能使城市的规模效应或聚集效应得到充分发挥与体现;(4)小城镇建设在扩大国内最终需求、拉动我国经济增长上没有明显的效果;(5)小城镇为主的城市化模式,对于农民改变其传统的行为方式、实现其个人角色转换乃至个人现代化等是极其不利的。 其实,农民进城后所可能造成的“城市病”问题,从根本上讲只是一个管理上的问题、技术上的问题和发展中的问题。只要我们的城市政府:第一,切实通过深化自身机构改革和体制改革来提高政府的运营效率;第二,将工作重心由现在的“管理国有”转移到“管理城市”方面来,那么,所谓的“城市病”问题是完全可以解决的。从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众多人口超百万的现代化大都市在政府和市场的双重有效管理下,不是都没有出现灾难性后果吗?甚至连规模不经济现象也没有出现;而我国的一些特大城市不是也没有出现规模负效应问题吗?王小鲁、夏小林对城市的规模收益与外部成本的计量模型表明,城市的经济效益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大而明显上升,在150万-200万人之间,城市的净收益规模达到最大。因此,以为降低农牧民进入中小城市的门槛后就必然会造成灾难性的“城市病”和规模不经济等问题是没有依据的。(至于一些发展家在城市化过程中所出现的城市病问题,我们认为,关键原因在于这些国家的城市政府管理不力或者说官僚主义严重与城市管理效率低下等方面,而不在于放松人口进城限制本身上。) 总之,减少西部牧区人口的重要途径在于加速我国西部地区的城市化进程,而推进城市化,迫切需要政府深化我国的户籍制度、行政体制、土地制度以及城市社会保障制度等方面的改革。我们应该降低农民进城的门槛,允许落后地区的人口在市场机制的引导下向发达地区或大中小各类城市转移,毕竟人口迁移是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和要求;是缩小我国地区经济发展差距、维护广大西部地区生态平衡的有效途径。 由西部草原沙化和人口迁移问题我们不由得联想到我国的西部大开发问题。目前,西部地区对“西部大开发”有着极大的热情,然而我们发现,相当多的地方将“开发重点”放在资金和项目的引进上或放在中央政府的优惠投资政策上。实际上,西部地区恶劣的环境本身决定了西部地区的投资成本将是非常高昂的,其效益也将比东部地区差得多。按投资的经济效益以及人类社会与大自然的和谐协调发展等方面来考虑,我们认为,西部大开发的重点绝不能简单地放在加大对西部地区的“投资”力度上,而应该放在加大“制度创新”力度上。具体说,西部地区应该通过实施“一增一减”的政策措施来加快本地区的经济发展。所谓“增”是指要增加西部地区的各项制度变革和观念创新。实证分析表明,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固然受该地区的自然环境状况所制约,但从根本上讲,制度安排与观念意识方面的差异才是关键与根本。从西部地区的发展现状来看,加快私营经济的发展应成为西部地区经济大开发的重点,政府应通过加大自身体制改革、推动市场化进程等方面来努力降低私营企业主从事经济活动的交易费用;通过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来推进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所谓“减”是指要减少西部一些地区的人口数量,特别要减少牧区的人口数量。可以预料,在维持现有土地制度和不减少(或不转移)西部草原地区人口的情况下,基于生存、发展以及东西部地区竞争等方面的压力,西部地区自然资源的大规模开发甚至粗放式利用必然难以彻底避免。而一旦西部经济发展的重点仍放在自然资源的开发与利用上,那么我国的生态环境恶化问题必将会有进一步的“发展与深化”。 生态方面论文:生态环境经济史研究论文 面临着日趋严重的人口,粮食、能源、资源,环境等全球性,生态环境与的关系开始受到人们的高度重视。和社会科学工作者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展开了有益的探讨,取得了可喜的成果。在我国,生态经济学的建立便是一例。本文则欲从的立场出发,对社会经济史研究和生态环境问題的联系,以及生态经济学向社会经济史研究领域的引入问題,进行初步探讨,意在抛砖引玉。 众所周知,社会经济史是以已往的人类社会经济活动,亦即物质资料的生产、再生产过程(包括社会生产、流通、分配、消费各环节)为研究对象,探索社会经济的阶段特点及性的学科。而物质资料的生产,实质上是人们通过劳动生产进行的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过程。马克思曾经对生产劳动作过如下解释:“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引起、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①在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人们通过各种形式的生产活动作用:于自然环境,改造、利用白然条件,以此取得对自己有用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从而求得人类生存、社会发展。因此,可以说自然界或者生态环境是人们经济活动的基础。也可以说,不仅是生产劳动,自然界也是社会物质財富的源泉。假如没有水、土、光、热等自然.资源,包括众多的动物,植物、微生物资 源,人们耍进行生产是不叮能的。从原始的集体采集、渔猎,古代的传统农业、手到近的社会化大机器生产,或直接、或间接,无不如此。从某种意义上讲,劳动对于人类来说是生产过程,是人类生存的条件,对于自然生态环境来说,则是一种消费过程。因为劳动消费它自己的物质要素,即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 概而言之,社会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演变是相伴、共生的,社会生产过程中可同时产生经济、生态两种效益。无论效益是高是低,是好是坏。甚至有不少社会经济发展的动力,往往成为生态平衡的破坏因素。从这个意义上讲,社会经济发展的历史,同时是生态环境演变的过程。对于社会经济来说.生态环境并不是纯被动地接受人类的改造和利用,它具有某种不自觉的能动性。生态效益如何,或早或迟、直接、间接地关系着经济效益的好坏。良好的生态环境,为经济效益的提高创造了基础条件,无论这个生态环境是原始自然的还是人们劳动生产改造过的。例如,我国古代南方劳动人民创造的桑蔗基鱼塘,北方的枣粮兼作等等.相反,如果有意无意地不惜以破坏生态环境的平衡来换取社会经济的发展,即使能够获得成功,也只能是暂时的,最终必将受到惩罚,或得不偿失,甚至导致整个地区文明的衰亡。马克思以自然与社会客观法则的认识为依据,指出过人类对自然采取掠夺式、敌对的、糟踏的态度,就等于损害了自身生命进程的自然源泉。恩格斯曾经督促人们注意,自然界并非处于被征服状态被人类控制,人类对待自然不能象对待被征服民族那样随心所欲。恩格斯指出:“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每一次胜利,在第一步都确实取到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在第二步和第三步却有了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它常常把第一个结果又取消了。”②自然界对人类违背生态平衡的客观要求而盲目行事的惩罚,不止表现为自然现象的剧变,而是一个社会经济问题,它将不同程度地给社会经济造成损失。这就是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的辩证关系。 综上所述,社会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演变約紧密关系已甚明了。它们是同一个过程的两个方面。作为人类社会生产活动基础的生态环境既受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又反馈干社会经济活动,制约经济效益。人们正在进行生产活动的生态环境乃是已往生产活动的结果之一,此次生产活动作用后的生态环境,将成为下次生产活动的基础。很明显,研究社会经济史,如果只看到经济发展而看不到生产活动对生态环境演变的作用以及生态环境演变对于社会经济的反作用是很不够的,它无法圆满解释社会经济成长过程中出现的诸如增长与停滯甚至倒退的复杂现象,一时的生产力发展或生产关系进步而社会经济反而呈萎缩状况的现象等等。田此,和现实中制订经济发展规划要同时考察经济效益生态效益一样,我们研究社会经济史,也不能忽视经济开发与自然生态环境的关系,必须把生产活动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和和生态环境演变对经济效益的制约作为考察的重要。 毫无疑问,生态系统中无生命和人类以外的成分在数量上占着绝对的多数,这种情况决定了在、解决生态环境问題领域中的重要地位。但是,随着人类的或者的、作用日益增强,人类进行改造和创造的生态环境代替自然的生态环境的现象已经基本普及,而这些生态环境都深深受着社会制度、条件以及人们科学文化水平的影响。当今世界上暴露的诸多生态环境,多与经济盲目开发有关。这种状况,又决定了社会科学对于研究、解决生态环境问题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决定了生态环境问题的解决、必须依靠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协同作战。 社会科学在研究生态环境问题领域中最重要的作用和突出优势是考察生态环境演变的过程和引起演变的社会力量,对此,社会经济史研究当是无可替代的学科。研究社会经济史,有助于掌握生态环境是如何演变的,人的力量如何作用于生态环境。从而了解问题的来龙去脉,为解决问题、预防问题提供相应的依据。在社会经济史研究领域中,不仅仅是生产力的和人们的生产活动本身的研究与生态环境问题有着紧密的联系,对生产关系的研究也同样具有重大的意义。在私有制社会,严重的土地兼并迫使大量农民流移转徙,进入当时相对不宜耕作的深山老林,进行粗放的、甚至不顾后果的刀耕火种,(属临时谋生性质),造成了森林过早地被毁灭,导致上游水土流失,下游河湖淤积的恶果。在上,特别到了晚近以来,这样的现象是不乏其例的。 生态环境问题本身的另一重要特点也决定了它的解决离不开历史的考察。生产活动过程中产生的生态环境后果与经济效益相比较具有下述特点:这就是说由于经济效益与生产者、生产单位有更为直接、切身的关系,成为首先被关心的对象,并且较为迅速具体地体现出来。在科学不发达,人们的认识受到局限的历史阶段,与此相反的生态坏境后果便往往被眼前的经济效益所掩盖而不易披人们注意。如毁林开荒活动,垦殖者首先关心和得到的是粮食生产效益,多为维持生计所为。至于森林过度砍伐后造成植被破坏,将会引起水土流失等恶果则不易引起重视。正如恩格斯指出的19世纪的情况,在当今的生产方式中,对自然界和社会,主要只注意到最初的、最显著的结果,而很少顾及到比较远的影响。③这前者即指经济效益,后者则是指生态环境变化的后果。生态环境系统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其各个因素都处于不断地演变之中。局限在某一时间点上的考察难以完整把握。只有联系已往的情况进行系统考察,才能对变化加以说明。一般说来,生态环境系统的演变是缓慢的,即使出现某些突然的变化,亦多属长期过程中积累的结果。有时候,变化被自身的持续反馈过程所遏止,或者被相关的其他因素所掩盖、补充,直到无数次产生相同性质的生态效益的生产活动反复进行,其累积量达到相应的临界状态,或者有了适当的契机或某种关键性的力量出现时才得以发生。仍以毁林开荒为例:始初零星的或个別的小面积砍伐垦殖。影响甚微,尤其在实际感觉上体现不出来.当垦殖者不断增多,规模扩大、时间持续久远,森林被毁面积达到了足以影响本区生态环境时,或因暴雨等因素导致剧烈水土流失现象出现,山地因此流为石田,湖河因此淤塞,所谓的生态环境问題至此才真正显露出来.而事实上,变化早巳开始了。 更有甚者,在强烈的经济欲望或者生存动力的驱使之下,有时即使在某种程度上认识到生态环境问题已经产生,也不能及时措置、妥善解决之,以至于继续“饮鸩止渴”,致使问題愈益严重。例如,我国宋代东南地区以及清代湖广地区发生的盲目围湖造田活动,到后期都曾有不少人认识到了过度围垦湖河水面,造成了“洪涝无蓄水之地,干旱无灌溉之水”,从而导致了频繁遭受水旱灾害的恶果,提出了严禁围湖造田,实行退耕还湖的建议,亦曾有过掘废围田的行动。但是,在强大的人口压力和土地集中等社会经济因素推动下,却不能善始善终。④一直到解放以后,盲目围湖造田的问題尚仍存在。 生态环境问題的暴露,有一个量变到质变的漫长过程,上甚至发生过一定范围内文明急剧衰落,尚不知祸源就在于生态环境恶化的。近代或显现出来的生态环境问題,其发生可能早在古代就已经开始,导致其变化的力量或因素则存在更早。要清楚、准确地把握生态环境问題,就必须从历史、特别是史人手,从历史的角度考察人们的经济、社会活动所施予它的种种,包括正面的、反面的,考察这种影响下生态环境量变的范围和质变的程度。过去世界上生态环境,存在的普遍不足是缺乏社会的有力配合,而社会科学中最能考察、说明以往情况的包括社会经济史在内的历史学、历史地理等学科参与研究的更是少得可怜。结果造成了研究途径狭窄,论证不够充分、全面的局面,更有不少问题无法得到解释。试想以这样的研究成果如何能够给现实决策提供可靠依据呢?所以说,研究、解决生态环境问题虽然是一个新的学科领域,但要取得令人满意的成果,尚离不开最古老的之一——研究历史。 结合生态环境演变研究社会经济史,势必引入现代生态经济学。生态经济学以社会人类同生态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为研究对象。其基本和原则有:社会经济效益和生态环境效益的协调一致,短期效益和长期效益、局部效益和总体效益的协调一致。生态经济学认为,生态效益既是经济效益的物质基础,又是整体的、长期的经济效益。在生态平衡与经济平衡之间,生态平衡处于主导的一面。因此,要想获得好的经济效益,必须首先有良好的生态效益。 以经济、生态综合的眼光观察历史上一些重大问题,诸如经济重心转移、大规模的流民等等,恐怕皆非仅以吏治黑暗、战争破坏就能够加以圓满解释的。以经济重心转移为例,为什么封建社会后期战乱之后,原来的开发程度较高地区仍然不能恢复其旧有经济地位,反而一步步落在正在开发地区的后面.如何解释这样的历史结局?如果将经济,社会因素及其影响下的生态环境因素综合考察,可知当时条件下对土地,森林等资源开发利用达到基本饱和却不能负载继续增长着的人口压力,严重的灾荒和土地生产能力减退等生态环境有关的因素,在这其中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有人曾将生态危机称作危机中的危机不无道理,由于生态环境恶化,致使当时的水平无法继续维持相应的生产经营,从而导致了社会经济危机,又由此爆发危机,诸危机相互激荡,交替发生,严重影响着社会的进程。 运用生态经济学理论进行社会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演变的综合研究,绝不等同于简单地探讨地理环境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尽管不排除其某些共同因素。前者要求从动态的,系统的观点出发,通过对社会经济和生态环境两者的影响、披影响,发展与制约的过程、因素、结果的考察,把握二者间的双向动态效应,不仅仅是探讨生态环境对社会经济的影响,而且要首先研究社会经济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在后一个环节的前提下探讨前一个环节,兼有对历史上的经济开发活动进行综合。评价的意义。同时,这样的研究对于生态经济学理论的发展和逐步完善也具有重要的意义。为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有许多同时具有重大经济效益和生态环境问题的课题需要研究.论证,诸如国土整治与开发、区域发展规划、农业发展战略、乡镇发展,南水北调等等,这些课题综合性强,涉及面广,需要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工作者的共同努力。可以说历史研究、.尤其社会经济史研究在其中的重要作用是无可取代的。毫无疑问,这为历史研究与现实的结合开拓了广阔的前景。
高校文书档案管理探讨:广西民办高校文书档案管理存在的问题和建议 摘要 广西民办高校应当对文书档案实行集中统一管理,确保档案完整、准确、安全和有效利用,本文通过分析广西民办高校文书档案管理工作存在的问题,提出了提升广西民办高校文书档案管理工作的几点建议,最终使民办高校文书档案管理实现法制化、制度化、规范化。 关键词 广西 民办 高校 文书档案 我国“档案”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公元前的殷商时期,距今已有三千多年,国之精华,国之荟萃,国之痕迹都体现在了档案里面。自古以来我国就非常重视文书档案的保管,使中华民族数千年的历史得以延绵不断的记载。而民办高校的文书档案是学校发展的原始记录,是学校成长中的种种记载,也要受到重视和集中统一管理。 民办高校大都是自筹资金办学,没有公办学校强大的政府财政补贴做后盾,所以在广西,很多民办高校对档案工作都不重视,出现了责任不明确,档案管理制度不健全,档案基础设施不达标,档案工作人员素质不高等现象,造成了各种珍贵文书档案散落于各科室,甚至掌握在部分教职员工个人手中。2016年,中共南宁市委员会办公厅、南宁市人民政府办公厅于2016年1月25日印发了《南宁市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档案工作的实施意见》(南办发((2016)号)。《实施意见》是南宁市首次以市委、市政府两办文件联合印发的加强档案工作的重要指导性文件是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档案及档案工作的具体体现。政府的硬性条件使得广西民办高校的档案工作得到了高度重视,2016年,广西民办高校的档案事业迈出了艰难的第一步,不久的将来,将会是一派兴兴向荣的景象。 1民办高校文书档案管理的内容 (1)高校文书档案记录著高校发展的各种信息,反映学校主要职能活动和基本历史面貌,主要包括学校的教学管理、科研、社会服务、改革创新、重大会议、重要举措、下发文件等多方面内容,对学校教学、科研、管理、社会发展、历史研究等具有利用价值的文件材料;(2)学校在各项活动中形成的对维护国家、学校和教职工权益具有凭证价值的文件材料;(3)学校需要贯彻执行的上级机关、主管部门下发的指示、规定、办法、批复等;同级机关的文件材料;下级机关报送的重要文件材料;非隶属关系单位发来的需要执行或查考的文件材料;(4)其他对学校工作具有查考价值的文件材料。 2广西民办高校文书档案管理存在的问题 (1)对档案工作不够重视。很多民办高校的主要领导对文书档案的地位、作用及其重要性认识不足,领导干部主要注重教学的管理和学生的管理,对于学校的档案管理工作无暇顾及。对文书档案管理重视、支持不够,档案工作没有列入年度工作计划,未成立档案工作领导小组;同时分管校领导对档案工作日常检查督促少,没有认真解决档案工作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对档案法律法规的学习宣传重视不够。 (2)没有严格依法管理文书档案。广西很多民办都没有按法律要求集中统一保管学校的文书档案,档案仍散存在有关科室或经办人手中;档案安全意识淡薄,全年未开展档案保管安全检查工作;未做到整理、阅览、库房三分开,有的甚至在档案室中堆放杂物;部分民办高校档案管理制度没有健全,有的制度没有上墙。 (3)文件内容多而杂,分类管理难度大。由于归档文书涉及教学管理、科学研究、党建、后勤、财务等多个方面,还包括上级和学校内部印发的各类红头文件、会议纪要、协议等重要文件,资料的形式(如:照片、光盘、硬盘、网盘)越来越多元化,对于各种各样的文件,不能够做到详细分类,仅仅做了一些大致分类,在查找某个文件时,需要把整个相关大类的文件翻一遍,浪费了大量的工作时间。 (4)档案室不符合规范。广西民办高校档案室设施设备普遍比较简陋,如没有配备除湿机、防磁柜、温湿度记录仪等档案管理必需的设施设备;温湿度无法达到规定要求,档案的安全保管和保护存在严重隐患。 (5)档案工作机制落实不到位。主要体现在民办高校对档案工作认识不到位,没有按要求建立健全档案领导机构及档案管理网络,监督和指导力度不够,造成学校档案工作滞后;档案人员和档案实体交接时未能履行好交接手续,造成档案积压,管理混乱,直接影响了学校档案工作的开展。 (6)档案队伍稳定性和综合素质不够。广西很多民办高校文书档案工作人员身兼数职、变动频繁,直接影响了档案管理工作的持续性和稳定性;甚至有些学校根本就没有专业的文书档案管理人才,再加上档案传阅制度的不健全,一些重要的文书档案在借阅后不能如期归还,导致文书档案流散在个人的手里,甚至出现丢失现象。 部分民办高校文书档案工作人员培训不足、业务不精,工作主动性不强,导致归档文件的整理、分类和保管期限划分等问题上不够准确,档案不按时立卷归档和未及时移交等情况时有发生;个别档案工作人员责任心不强,存在随意应付了事思想。不督促借阅人填写文书借阅登记表,时间一长,文书档案就容易遗失。就会造成档案室的文书档案资料不齐全。 3提升广西民办高校文书档案管理水平的建议 (1)学校领导要重视文书档案工作。主要领导和分管档案工作的领导要充分认识文书档案工作的重要性,切实重视、支持和关心档案工作,把档案工作纳入学校年度工作计划和目标考核,建立健全学校档案管理制度,完善人员选配、设施设备配备、资金保障,确保档案工作正常开展,完善档案管理网络;同时,民办学校要加大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档案工作的实施意见》以及《档案管理违法违纪行为处分规定》(第30号令)的学习和宣传力度,可以通过学校微平台推送专题、开展主题学习会、印发宣传资料、宣传海报以及播放相关视频等形式,深入开展档案法律法规的学习和宣传,切实增强学校教职工特别是领导干部依法治档、依法管档意识,提高执行档案法律法规的自觉性,提升民办学校档案管理的法制化、制度化、规范化水平。 (2)加大投入,保管条件不断改善。广西民办高校要加大资金投入,成立综合档案室,对学校的文书档案实行统一管理;设立独立的档案库房,实现库房、查阅和整理室“三分开”;库房设施配备齐全,管理规范,档案整理用具符合国家标准要求,保证档案集中统一安全保管,为档案工作创造良好的环境。 (3)加强档案管理网络信息化建设。随着科技化、现代化、自动化、信息化的到来,高校应当做好电子文件的归档与接收、存储与备份工作。如文本文件、图像文件、音视频文件等采用数据库存储目录存储、光盘存储等。可以建立一个从系统备份、数据库备份、网络备份到电子原件备份的有效备份,保证档案管理的完整性。 借助于校园管理平台搭建一个档案信息管理系统,对各级访问权限进行权限设置,不仅可以实现档案管理网络信息化,还可以提高文件归档和查阅的方便快捷性。方便、高效、快捷的信息化文书管理系统,可以更好地解决归类难的问题。 (4)加强档案工作队伍建设。民办高校要加强文书档案工作人员的选配和稳定性,确保专(兼)职档案管理人员必要的工作时间和工作条件;注重培养文书档案管理人员的职业道德修养,因为文书档案有部分文件属于机密文件,必须确保文件的机密性,要守得住纪律。又要确保文书档案管理的准确性、时效性、应用性。 完善档案工作组织架构,成立档案工作领导小组,加强学校档案工作的业务监督和指导;并积极组织专兼职档案工作人员参加档案业务知识培训,丰富文书档案管理人员的专业知识。到区内外同类高校参观学习,借鉴先进科学规范的管理方法,座谈研讨适合符合现代化档案管理要求的档案管理模式,同时可邀请专业人员来校开展档案工作管理培训,提高学校档案工作队伍的业务素质和工作能力,确保档案工作有序开展。 (5)切实开展整改提升工作。广西民办高校要认真履行文书档案管理的各项职责,针对年检中存在的问题,要认真组织档案管理人员进行全面自查,查缺补漏,整改提升,尤其是学校领导要高度重视,制定整改方案,强化工作措施。 (6)建立完善的档案收集与管理制度。为了保证档案的整体质量,根据档案的保存价值与意义进行分类,明确文书档案收集的范围、时间及保管期限,严格按照公文的行文标准,进行装订、收集存档。 4总结 文书档案管理在高校中是一项重要的行政办公工作,要做好文档的收集、鉴定、统计等工作。随着时代的发展,办公自动化、网络信息化是未来的发展趋势,档案管理工作人员要与时俱进,开拓思路,学习先进的档案管理设备,探索适应时展的管理方法与模式,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归档文件整理规则》、《高等学校档案管理办法》等制度,Y合学校特点,完善健全档案管理的管理体制,加强文书档案的管理,积极解决文书档案管理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更好地服务高校教学管理、科学研究、行政管理等部门,促进高校更好地发展。 高校文书档案管理探讨:高校文书档案管理工作的现状分析及对策研究 摘 要:在当今经济迅速发展的时代,人们对管理文书档案的工作颇为重视。本文集中分析了现阶段我国高校文书管理工作,讨论了怎样才能更好的完善高校文书档案管理工作,并提出了最终解决方法。 关键词:高校;文书档案管理;现状;对策 引言 文书档案是非常必要的,它是最原始的信息记录原件。即便我们已经拥有大容量储存的智能化计算机来作为存储单位,但是由于文书档案具有安全性、隐私性和不易管理等诸多因素,使得文书档案不能够被计算机所完全替代,例如在高校的行政管理事务活动中通常是采用文书管理来实现的。文书档案也就是对通用文书所转化的一部分档案的习惯性称谓,档案中最重要的一部分便是文书档案,它即反映了一个事物过去的发展历程,又是对现代社会发展的记录,因此在整个行政管理工作中的影响不容小觑。 文书档案的质量对文书档案价值的衡量发挥着重要作用,尤其是在行政管理工作中离不开文书档案的。目前高校的文书档案管理仍然是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小问题,不能使文书档案管理工作在学校中充分发挥作用,下文便是对现阶段的一些高校文书档案管理的问题进行讨论。 一、高校文书档案管理现状与问题 1.1 文书档案管理存在的主要问题 1.1.1 不能全面收集所需的文件材料,学校的各项工作和活动所产生的许多有价值的文件材料都将被文书档案所保存,方便后人查看借鉴。高校对文书档案管理工作一般是比较严格的,而且比较齐全的档案资料保存也是非常不易的,文书档案通常都是不够完整的,也不能够将高校的全部信息有效的体现出来的。对于那些不完整的档案后续的编史修志更是难上加难。倘若能更好的完善文书档案,这样就能使学校的发展历程更加系统和准确得到展现,同时作为重要的依据方便学校下一时期的发展。以下是目前高校文书材料不完整收集几个重要方面:①较小的文件储存;②短时间内的材料详细,时间久远的非常缺乏;③较全的大部门文件,但缺乏小部门的文件;④红头文件较全,一般资料不全;⑤归档的档案文件载体较小;⑥保存详细的行政办公室材料,但缺少图书馆收集资料;⑦材料的变化记录不准确。 1.1.2 公文格式不规范 文书档案都需要有一定的格式,与企业公文不同,需要具备相关的学校管理工作专业知识。参照《国家行政机关公文格式》撰写公文才具备相关的格式规范,而高校公文格式不规范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①公文撰写标题不规范;②文件用纸不规范;③撰写字体不规范;④公文撰写复制粘贴严重;⑤公文公章不规范。 1.2 造成高校文书档案问题的主要原因 1.2.1 一方面是较弱的管理意识和较落后的管理手段,不合理的设置了各部门管理员,从而不能完美进行文书管理工作,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档案的收集率。 1.2.2 另一方面,学校没有固定的管理队伍,而且文书管理人员经常变动,因此不能连续的进行文书管理,更无法使学校的历史全貌得到完整的展现。 1.2.3 由于近年来科技的迅猛发展,使得学校办学水平得到提升,加上计算机技术在各个领域的不断发展的应用,现在的高校档案部门大都采用软件来对档案进行管理,从而形成了微机化的管理模式。当前在对材料进行入档时大都采用两种方式:①只存软盘,不进行留底保存,但是当前的档案室时很难将其进行长期保存的,这也就是多媒体资料存储的缺陷。②将文件资料存入软盘时,这仅仅由计算机实行打印工作,但是没有档案室的盖章和编号,以至于档案室不能够准确了解资料出入,这样就造成档案的入档毫无秩序。而且,偶尔出现的计算机系统问题也会导致的资料丢失。 1.2.4 文书档案管理人员素质不高 文书档案管理是衡量单位档案管理水平的一个重要标准,档案工作质量如何完全取决于档案管理人员自身的素质。部分档案管理人员不注重提高职业道德修养,缺乏知识更新的主动性与自觉性,严重影响了档案管理水平的持续提升。 二、提高高校文书档案管理工作效率对策 2.1 档案管理也要不断的学习向前看 千万不要被传统管理方法所束缚,导致高校的档案管理工作变得简单而死板。想要突破固有的低效率档案管理现状就必须寻求突破创新。首先就应该从普通的管理人员开始,只有创新才可以使得档案管理方法来适应时代的需求。因此,在新时代的形势下,高等院校的领导者和文书档案管理工作人员就必须突破旧观念。只有这样,才能够发挥其在整个管理工作中应有的作用。 2.2 走创新之路,做好内部改革 文书档案管理的工作人员不能循规蹈矩,坚持走创新之路就是打破循规蹈矩找到解决问题的新方法。想要做到档案管理工作的创新就必须基于内部的改革,通过绩效考评给予工作人员一定的物质奖励有利于档案管理人员更好地为高校内部档案管理服务。 管理制度是另一大创新内容,通过管理制度的创新推动档案管理工作的质量和效率。西南民族大学便是采取加强档案规范化管理地方法从而提高管理工作的效率和质量。在2004年建立了集“文书、教学、学生”等档案管理为一体的综合档案馆,巨额的资金投入为其准备了更好的条件,学校还成立了专门的档案管理工作小组,由此可见管理制度的创新对提高档案管理效率和质量是非常有帮助的。 三、结语 文书档案管理工作在高校管理工作中是非常重要的。高校文书档案管理要加强对制度的更新完善,要使档案管理在有效的制度下进行,以便能在新时期能够更好迎接新挑战,取得更大的进步。此外针对档案管理人员,不要被旧观念所束缚,要积极探索新的文书档案管理方法,同时要加强对自身技能的练习,以此来使档案充分发挥其作用,更好的完善学校的教学、科研和管理等。 高校文书档案管理探讨:高校文书档案管理工作的现状分析及对策研究 摘要: 随着社会的发展,文书档案管理工作越来越具有挑战性。本文对高校文书管理工作的现状和问题进行分析,探讨了如何才能做好高校文书档案管理工作,最终提出解决对策。 0 引言 文书档案作为信息的最原始记录,具有重要作用,虽然现代化计算机具有同样存储的功能,由于文书档案本身具有安全性、隐私性和不易管理等因素,因此目前来讲计算机存储不可能完全替代文书管理,尤其是在高校的行政管理事务活动中文书管理是必不可少的。所谓的文书档案即由通用文书转化而来的那一部分档案的习惯称谓,文书档案是档案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既是对一个单位过去发展历程的缩影,又是现在建设状况的记录,因此在整个行政管理工作中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另外,衡量文书档案价值的关键因素是文书档案的质量,文书档案在行政管理中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在高校机关的文书档案管理工作中,或多或少地也存在一些问题,影响着文书档案管理工作的正常进行,接下来将讨论高校文书档案管理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 1 高校文书档案管理现状与问题 1.1 文书档案管理存在的主要问题 1.1.1 文件材料收集不太齐全 文书档案是为了保存学校在各项工作与活动中所形成的有价值的文件材料的原始记录,供后人查阅借鉴。高校对文书档案管理较为苛刻,但是想保存齐全的档案资料非常困难,一般的文书档案都缺乏完整性,很难真实有效的反映出高校的全部信息。一些档案支离破碎会影响后续的编史修志工作。如果文书档案得到了修复,就能系统而准确地反映学校的发展历史和过程,为学校下一时期的发展提供依据。而目前高校文书材料收集不齐全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①文件存储量小、不完整;②短时间内的材料全,距离久远的少;③大部门文件比较全,小部门的文件较少;④红头文件较全,一般资料不全;⑤归档的档案文件载体较小;⑥行政办公室材料保存齐全,图书馆收集资料样本少;⑦缺乏有效的变化记录。 1.1.2 公文格式不规范 文书档案都需要有一定的格式,与企业公文不同,需要具备相关的学校管理工作专业知识。参照《国家行政机关公文格式》撰写公文才具备相关的格式规范,而高校公文格式不规范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①公文撰写标题不规范;②文件用纸不规范;③撰写字体不规范;④公文撰写复制粘贴严重;⑤公文公章不规范。 1.2 造成高校文书档案问题的主要原因 1.2.1 一方面是管理意识薄弱、管理手段落后,部门的管理员岗位设置不合理,使得文书管理并不规范,档案收集效率也大大降低。 1.2.2 另一方面,高校档案管理队伍不稳定,文书管理人员流动性较大,使得文书管理并不连续,长此以往会使得文件材料的缺失和不完整,不能系统完整地反映单位的历史全貌。 1.2.3 随着高校办学条件的改善和计算机技术在学校各项工作中的广泛推广和应用,高校档案部门都配置了现代化管理设备,购置了档案管理软件,实现了微机化管理。目前,在文件材料的归档上往往有两种倾向:①只存软盘,不打印文字材料进行留底保存,就某些档案室目前的保管情况来看,恐怕很难达到长久保存的目的,这就是多媒体资料存储的缺陷。②有些文件资料存入软盘,但只是通过计算机打印出来,却未经档案室登记、盖章和编号等,因此档案室就无法掌握资料的进出,使得整个档案入档过程变得很不规范。除此之外,计算机的系统问题也会导致资料的丢失以及无法补回,资料的齐全度也会受到影响。 1.2.4 文书档案管理人员素质不高 文书档案管理是衡量单位档案管理水平的一个重要标准,档案工作质量如何完全取决于档案管理人员自身的素质和对工作的责任感。缺乏档案管理的知识会使得档案管理不符合原则性,案卷保管期限划分混乱或者全宗档案收集不齐全导致文书档案管理工作不能顺利进行。部分档案管理人员不注重提高职业道德修养,业务上不精益求精,缺乏知识更新的主动性与自觉性,严重影响了档案管理水平的持续提升。 2 提高高校文书档案管理工作效率对策 2.1 档案管理应重视突破 一直以来,传统管理方法一直束缚着管理,导致高校的档案管理工作变得简单而死板。管理人员总是以旧有的意识来看待文书档案管理工作觉得档案管理工作即是收发档案和存档保管,只要资料不泄密就算是做好了档案管理工作。想要突破固有的低效率档案管理现状就必须寻求突破创新。首先就应该从普通的管理人员开始,采取科学的管理方法来克服管理中的缺陷,克服传统的思维。创新才可以使得档案管理方法来适应时代的需求。只有足够重视档案管理以及制度的创新,才能使高校文书档案管理工作质量得到提高。因此,在新时代的形势下,高等院校的领导者和文书档案管理工作人员就必须突破旧观念,创新对文书档案管理工作的认识。只有这样,才能提高文书档案管理工作的质量和效率,也才能够发挥其在整个管理工作中应有的作用。 2.2 走创新之路,做好内部改革 文书档案管理的工作人员不能循规蹈矩,坚持走创新之路就是打破循规蹈矩找到解决问题的新方法。想要做到档案管理工作的创新就必须基于内部的改革,通过绩效考评给予工作人员一定的物质奖励有利于档案管理人员更好地为高校内部档案管理服务。 管理方法的创新,使我国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都得到了长期有效的发展,在这新形式下,高校各学院的领导更需要趁着这股东风在文书档案工作管理的方式方法上谋求创新,科学的管理方法和创新的管理方式才能提高工作效率,促进文书档案管理工作的有序进行。比如档案管理加入现代信息化设备,提高效率的同时降低档案管理工作的难度。打造一个“文档一体化”信息化管理系统,通过资料备案和系统管理的方法,把文件资料自动录入到档案库中,从而实现公文处理和档案归档的全程管理。这在保证工作质量的前提下有效地提高了工作人员的工作效率,节约人力资源的同时,文书档案管理工作人员的素质也可以通过培训得到提高。 管理制度是另一大创新内容,通过管理制度的创新推动档案管理工作的质量和效率两不误。高等院校要想做好文书档案工作必须采取科学合理的管理制度,就要严格实行部门立卷的归档制度。西南民族大学就采取了加强档案规范化管理来提高管理工作的效率和质量。在2004年建立了集“文书、教学、学生”等档案管理为一体的综合档案馆,加大经费的投入给办公条件巨大的支持,学校还成立了专门的档案管理工作小组,大大提高了工作人员的积极性和管理效率,这证明了管理制度的创新是提高档案管理效率和质量的保证。 3 结语 文书档案管理工作是各个高等院校管理工作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新时期面临新的挑战和发展机遇,高校文书档案管理工作应继续完善管理制度,为文书档案管理提供制度保障。档案管理人员也应突破旧观念的束缚,寻求文书档案管理方法的创新,并不断提高自身的专业技能水平,这样才能更好地发挥档案的作用,为学校的教学、科研和管理服务。 高校文书档案管理探讨:做好高校文书档案管理工作的几点思考 【摘要】当前,高校文书档案管理中存在认识、重视不够和立卷质量不高等问题。针对高校文书档案管理工作中存在的问题,通过分析,本文对高校文书档案管理提出了制定高校文书档案管理办法,建立覆盖学校的档案网络系统,加强高校文书工作与档案管理工作规范的衔接。 【关键词】高校;文书档案;问题;对策 高校文书档案真实地反映了学校的教学管理、教学实践、教学研究、学生管理等全过程,是高校教育管理工作的真实记录,高校档案的管理最终是将其再利用于教育管理本身,为高校运行管理与各项改革服务。文书档案管理是高校管理向制度化、规范化、科学化方向发展的重要标志,是不断提高校管理水平的需要,因此,做好高校文书档案管理工作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将从以下几个方面就高校文书档案管理工作谈点看法。 1 高校文书档案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1.1 对高校文书档案管理的作用认识不够:高校档案整理的目的就是为了保存学校在各种工作与活动中所形成的有保存价值文件材料中的原始记录,可以为后人提供借鉴的经验、查考凭证,也为编写校志等提供宝贵资料,所以档案是否真实、齐全、完整极为重要。绝大多数人没有把立卷归档工作当回事,对其重要性认识不够。 1.2 对高校文书档案管理工作重视不够:文书档案管理工作是高校管理中很重要的工作之一,受历史条件的限制,现行高校文书档案管理主要针对的是校级档案管理,对校二级档案的管理没有做出明确规定,致使教学管理和教学评估中所必须的教学计划、教学日历、教案试卷、学生平时成绩、毕业实习设计等一系列基本文件和材料,未全纳入档案管理中,或者有些虽然具备,但不完整或不规范,给后续工作造成一定的困难。 1.3 文书档案立卷质量不高:凡是反映本单位或者部门,工作活动具有查考利用价值的文件材料、图片、照片、录音、录像带等均应立卷归档,档案立卷要与时俱进,档案收集得齐全,就能准确、系统地反映出学校工作的历史原貌;反之,档案残缺不齐,就不能很好地反映一所学校的工作原貌,如严重不齐全的,反映的将是支离破碎的情况,直接影响将来的编史修志等工作。 1.4 档案材料归档措施不到位:近年来,高校办公自动化程度不断提高,电脑、复印机、扫描仪等科技产品迅速普及,极大地提高了文书档案材料的收集与处理效率。但利用现代化办公设备形成的一些文书档案资料,则与传统的档案立卷方式产生了冲突。目前,高校文书档案资料归档存在着两种倾向:一种是只存于软盘、硬盘和光盘之中,不打印文字资料进行留底保存,很难达到长久保存的目的;另一种是只存文字性资料而不存软盘、硬盘等电子版材料,也不利于重要文件档案的保存。 1.5 管理工作人员积极性不高:有些高校档案管理工作人员由于缺乏档案意识和责任心,或者缺乏相关方面的知识,致使文书在立卷过程中不符合原则、要求和方法,出现案卷保管期限划分混乱或者造成全宗档案收集不齐全等。例如有些管理工作人员认为一件工作做完了就算过去了,而工作中的资料在工作完成后便随手一扔,认为没有保存的必要,认为档案收集工作是档案室工作人员的事情,与自己无关。 2 解决高校文书档案管理问题的措施 针对高校文书档案管理工作中存在的问题,笔者谈一下自己对高校文书档案管理对策的一些看法。 2.1 制定高校文书档案管理办法:单位或者部门要根据实际情况实际需要出台相应的高校文书档案管理制度,由专人、专岗、专室管理文书档案,使文书档案管理日常化、制度化。 2.2 建立覆盖学校的档案网络系统:随着计算机的应用,电子档案发展迅速,高校作为科教兴国战略的主阵地,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我国先进的生产力,理应充分发挥自身优势,成为我国档案系统中新技术和新规则应用的先导,与纸质档案管理相比,电子档案的管理需要信息、计算机、网络等多方面知识、技术和相应的硬件做支撑。根据高校档案管理实际现有条件,档案管理的电子化是一个系统、艰难的长期工程,不能一蹴而就。所以,首要任务是规划、确定学校电子档案管理的不同阶段的发展目标,制定切实可行的计划。档案网络系统健全后也便于大家交纳电子档案材料。 2.3 文书人员要有非常强的档案意识,做好文书资料的立卷归档。在文件处理中,要时刻想到档案工作,实现文书、档案工作一体化。这就要求文书人员要把好文件资料的质量关。小、文体格式要做到规范化、标准化,不能五花八门;严禁用圆珠笔、红墨水、铅笔、复写纸等起草、修改、批阅文件资料等等。此外,强化“文书部门立卷”工作也是文书档案管理中的一个重要环节,“文书部门立卷”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中早有明确的一项基本制度,它不仅是文书工作的最后环节,也是档案工作的开始环节,并成为真正意义上的衔接点。因此公文办理完毕之后,文书部门或业务部门必须及时整理立卷及归档。只有这样,才能实现高校文书工作与档案管理的最佳衔接。 2.4 与时俱进,转变观念:文书工作人员必须努力提高自身的认识,更新陈旧的观念,不断研究和探索在新形势新条件下文书档案管理的新路子、新模式,文书档案管理工作不仅要继承传统的优秀做法,而且做到开拓进取,与时俱进,转变传统的档案观念,借助现代化手段,使得高校文书档案管理顺利的进入到全盘信息管理工作中。 2.5 提高高校文书档案管理人员的专业技能:高校文书档案管理工作人员要不断加强学习,充实和提高自己的档案管理业务和计算机应用能力水平,要积极参加档案业务各种培训。要自觉学习新知识、新业务,提高应用计算机、外语、网络技术的能力和水平,努力打造成为管理型、技术型和复合型的专业人才。 2.6 提高文书档案管理工作人员的积极性:学校要从战略高度重视档案管理工作,建立健全相关激励机制,提高档案工作人员的积极性,搞好宣传,让职工提高认识,促进文件材料的收集工作;其次要增强文书档案管理工作人员的责任感,把好人员变动关、调入关。要培育文书档案工作人员的工作热情,提高脚踏实地、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和工作态度,把好业务技能关。 总之,文书档案管理工作是高等学校管理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既是提高管理工作效率和质量的必要条件,也是维护高校历史真实面貌的一项重要工作,作为担负着承上启下职责的学校各职能部门,尤其要处理好文书和档案的关系。 高校文书档案管理探讨:新形势下高校文书档案管理探讨 [摘要] 阐述了高校文书档案的基本内容,探讨了当前高校文书档案管理面临的新的形势,存在的问题与挑战,提出了提升高校文书档案管理效益对策措施,以期推动高校教学科研工作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 新形势 高校 文书档案 管理 对策 高等学校是知识、人才和科技高度密集的教学与科研基地,高校文书档案管理工作是高校教学、科研、管理活动的基础和客观、真实记载,是提高高校教学、科研、管理质量,促进高校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支撑。加强对新形势下高校文书档案管理工作研究,不断提升高校文书档案管理效益,推进高校可持续发展意义十分重大。 一、高校文书档案的内容与作用 高校文书档案是高等院校在行政、教学、科研等管理事务活动中产生的,由通用文书转化而来的那一部分档案的习惯称谓。高校文书档案来源丰富,对教学、科研、管理等活动具有记录、重现、备查等多种功能,因此,加强新形势下文书档案管理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高校文书档案管理的主要内容 高校文书档案是高校教学、科研、管理工作的真实记录和反映。国家档案局第8号令《机关文件材料归档范围和文书档案保管期限规定》,对文书档案的归档范围、文书档案的保管期限作出了明确的规定,为做好高校文书档案管理提供了依据,也使高校文书档案管理工作更加规范和科学。文书档案包含有单位及上级部门印发的各类正式“红头文件”,单位签订的各种合同、协议、责任书、照片、录音、录像以及各种电子档案等等。文书档案管理的重点在于收集、保存资料,记载“历史”、“管理”、“编目编册”、“保存”、“借阅”等工作上;同时,非常强调资料的完整性、安全性。 (二)文书档案的主要作用 高校作为教学、科研中心,文书档案对教学、科研工作的延续与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一是起着凭证作用。《机关文件材料归档范围和文书档案保管期限规定》规定:凡属机关归档范围的文件材料,必须按有关规定向本机关负责档案工作的部门移交,实行集中统一管理,任何个人不得据为己有或拒绝归档。这一规定提高了高校文书档案归档管理的硬性规定,也为高校文书档案凭证作用的发挥奠定了基础。高校文书档案之所以有凭证作用,是由于它的形成规律和档案本身的特点所决定的。因为它客观地记录了高校历史发展情况,具有最可靠的凭证性,其次,从档案本身的物质形态看,它保留真切的高校历史痕迹,如有些档案是当事人的亲笔手稿,有的是机关领导人的亲笔签署或批示,许多文件盖有制发机关或个人的印信,事关高校的发展,因此高校文书档案具有凭证作用。二是起着工作查考依据的作用。档案因为是学校各项工作的原始记录,所以它真实记录和反映了学校的历史发展和教学、科研、管理活动的整个过程,对高校各项工作等都具有参考、借鉴和依据作用。三是起着推动教学、科研工作的可持续发展的作用。文书档案记载着高校教学、科研已经取得的成果,达到的教学、科研水平,它的高效率的运用,可以使人“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不断推动高校教学、科研活动的发展,创造出更多、更好的成果。随着我国高等教育的飞速发展,文书档案资料十分庞杂,数量十分惊人,传统的纸质档案已经远远不能适应时代的要求,高校文书档案的电子化是必须和必要的,纸质和电子档案应同时进行。 (三)高校文书转化成档案的条件 第一个转化条件:必须是处理完毕的文件,才能转化为档案。因为文件具有现实执行效用,因此,还在承办中的文件不是档案,而档案则是已经完成了现行的效用,留作查考的文件。所谓办理完毕的文件,是指文书处理程序、承办告一段落的文件。第二个转化条件:必须是对今后工作有查考利用价值的文件,才能归档保存。这一点,在8号令中得到特别强调。第三个转化条件:必须是按照一定归档制度保存起来的文件才能作为档案。档案是文件材料归档后的有机组合,它是按文件材料的自然形成规律,针对某一件事情、某一内容有机地进行排列,而不是杂乱无章的“文件包”、或是单份零散的“文件堆”。 二、当前高校文书档案管理存在的问题与挑战 由于各种历史原因,高校普遍存在重学生档案、人事档案管理,而对其他文书档案管理工作重视不够,归档不及时,档案不全,导致高校文书档案管理工作整体滞后。 (一)文书档案意识不强 高校一些教职员工对文书档案的重要性认识不足,有的教职员工习惯于做实际工作,但不注意在工作过程中对文件材料进行收集与积累。特别是对于一些科研工作人员,他们重视科研成果的发表与获奖,却不太注意对文件材料的归档与整理,没有把文件归档工作当作科研活动的一个组成部分,认为与己无关;一些科研人员在课题研究过程中,把收集、整理、归档工作当作研究工作之外的事,致使归档工作不能正常进行;一些科研人员对文件材料的归档范围不了解,造成相关档案缺失。诸如此类教职员工文书档案意识不强,导致文书档案重要性认识上的偏差,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档案管理工作的有效开展,使文书档案管理流于形式,不能真正发挥应有的作用。 (二)文书档案管理人员素质不高 网络信息时代对文书档案管理人员的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但由于有的高校领导者不重视档案管理,一般由兼职人员管理文书档案,比较由办公室人员管理上下级的文件,人事部门管理相关人事档案,而涉及学生的文书档案则由学生管理部门归口管理。有的由于没有经过正规档案管理教育与培训,因而专业性不强,业务素质偏低。他们对档案管理的程序和要求了解较少,对文书档案归档的内容不明确,归档范围把握不准,再加上他们是兼职管理人员,投入到档案管理的时间有限,因而很难确保档案管理工作的规范性。而且,随着时展与技术的进步,档案管理的手段与方法需要做出相应的变革才能适应形势的需要,但由于档案管理人员的继续教育与培训跟不上,制约了文书档案人员素质的提升和管理水平的提高。 (三)文书档案效益发挥有限 现行的文书档案保管利用制度与科技创新形势发展不相适应,高校文书档案应有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尚未得到充分发挥。主要原因是:高校的馆藏科技资源不丰富。以高校科研文书档案为例,高校科研档案是科学研究的必要条件,能为高校科研人员提供参考与借鉴,避免一些重复研究,使科研工作较快地出成果、出精品。目前社会对档案的意识尚显薄弱,社会上大多数人并不了解高校档案部门有大量的学术论文、科技成果及专利技术等等,不了解通过查阅高校科研档案可以获得最新的科技信息,可以产生出经济效益。同时,高校文书档案管理还存在着服务创新有限,服务方式不利于新形势下对文书档案的要求。当前高校文书档案工作处于被边缘化的境地,与高速发展的高等教育事业不相适应。高校文书档案管理部门提供利用的文书档案还停留在封闭、半封闭状态,服务方式非常单一,一定程度上没有发挥文书档案服务教学、科研、社会的重要职能。 三、提升高校文书档案管理效益对策 高校文书档案是高校重要战略资源,是高校抢占发展制高点的重要保障。因此,必须要大胆探索适应形势需要的新型高校文书档案管理模式,促进高校文书档案管理工作跨越式发展,推动高校各项事业可持续发展。 (一)统筹协调,完善高校文书档案 高校文书管理部门要加强对文书档案的综合协调与管理,要进一步明确责任和目标,协调、指导各业务部门建立、健全文书管理档案。相关文书档案可分为系部、校(院)进行二级管理。系部着重基础资料的收集,校(院)文书部门进行文书档案的汇集、统计,审核、建挡。根据各类文书资料各自的特点、规律,针对文书拟定、签发、制发、发放、传阅、归档过程的各个环节,追踪记录,对文书的运行建立相关管理档案。对相关文书的管理、统计,既注重前期管理,也重视中文书后期管理,防止出现年终为了整理档案而整理档案的盲目归档。高校相关文书档案的收集时间,可调整为每年收2―3次,定期检录。同时,要大力表彰文书档案归档先进人员,通过有效的激励机制,激发高校教职员工积极参与文书管理工作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二)开拓创新,发挥文书档案效益 高校文书档案管理部门要主动为高校教师、员工、学生的工作、学习、科研搞好服务,积极主动加强与社会研究单位、与企业等的联系与合作,建立起互惠互利、共同发展的产学研合作机制。要把各类文书档案及时进行梳理,建立相关的教学、科研成果信息库,便于生产企业、社会各界及时了解掌握最新科研成果,搞好校企对接。同时,要及时搜集社会相关需求信息,为高校师生提供相关资讯,引导高校相关人员主动捕捉信息,使高校的教学、科研等活动更贴近社会的需求和人民的期盼。 (三)多策并举,提升管理人员素质 文书档案工作既是一项枯燥无味的工作,又是一项专业技术性很强的工作,文书档案工作人员不仅要具备良好的思想政治素质,而且还要有较强的业务能力,才能胜任高校文书管理工作。提高文书档案管理专、兼职工作人员的综合素质,是关系到文书档案管理工作成败的重要因素,因此加强文书档案人员的综合素质,是当前高校提高文书档案质量的根本保证。要利用每周集中学习时间,加强对文书档案管理人员的集中培训,强化对信息知识的培训,使大家能够熟练掌握网络信息化条件下文书管理的方法和手段。同时,要大力开展拓展训练、业务比武等活动,进一步增强文书档案人员热爱本职,奉献档案事业的自觉性,提高文书档案管理技能,促进档案管理质量的不断提升。
社会经济论文:高速公路社会经济论文 1高速公路建设推动了区域经济发展 1.1高速公路建设带来了道口经济 高速公路的建设对国民经济的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尤其是在加速物资生产的流通以及有效地促进其他运输方式的联运方面具有非常重大的经济价值。高速公路的建设促进了道口经济的发展。高速公路建设为道口经济提供了商业机会与专业人员及设备。道口经济的主要表现为依托高速公路、水路运输、铁路运输等交叉路口的优越交通条件和地理条件。随着交通工具的日趋先进,道口地区便日渐成为生活资料、生产资料的快速聚集地,较为典型的就是专业市场和物流企业入驻道口地区,从而引发人们的投资热情,提供更多的商机。这就是“物流+道口”的道口经济。高速公路道口经济逐渐得到发展,为城市创造了良好的发展空间。道口经济发展区其实对城市整体经济造成很大的影响,高速公路道口快速发展能够向全国各地引进高素质人才、资金投入以及先进的技术等发展经济的重要条件,并且将其进行整合,促使城市的产业链得到扩展。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的不断加强,在严峻的市场经济背景下,城市经济需要进行产业转型迎合市场经济的发展,当然原先的城市地区规划制约着城市人口以及城市空地的使用,道口经济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促使城市产业升级,从而为城市创造良好的发展空间,同时影响道口附近地区经济的发展。道口经济作为区域经济新中心,加大了区域经济在社会经济的影响力。道口地区原本荒凉,但随着高速公路的建成使用,道口地区在高速公路所带来的商业机遇的作用下,从原来的荒凉的区域迅速成为了商业口岸,从小城镇发展成了具有经济活力的城市。 1.2高速公路建设推动了现代物流的发展 一般来看,道口经济可以严格按照国际物流、区域物流、城市物流三个层次上的物流功能要求,有效地发挥好本地区各方面的优势,同时利用道口地区的特点,切实以物流园建设为载体,从而有效地加快产业转型升级。城市附近的道口地区,比方说高速公路的出口以及海港的出入口,可以依据物流园区的明确分工和其自身的发展状况等,充分建设和第二产业发展成熟的城市,从而更好地进行配送和储存,提升城市中心区域的影响力。高速公路的建设与使用减少了地区与地区之间的运营时间,有效地减少了沿线地区企业物流成本,提高了经济运营的效率,加强了经济的全面流通。高速公路的建设加速了各种运输方式的衔接,优化了运输通道资源利用;促进了现代综合运输枢纽的形成;加快了推进多式联运,促进了交通一体化发展运输信息的资源共享。高速公路在增长运输半径、降低运输成本的同时促进了运输结果的优化,从而推动现代物流的发展。而现代物流的迅速使得其他企业的所需要的原材料与商业信息能够更加及时到位,从而快速推动经济发展。 2高速公路建设缩小了城乡差距 高速公路建设推动了农业的稳定发展。高速公路的建设大大减少了农业产品向城市流动的运输时间,保证了农用物资和农村医药物资能够准时进入农村,促进了农业信息的流通,促进城镇农业结构的调整与优化,有利地促进了城镇农业现代化和城镇农业产品商业化经营。同时,高速公路沿线集中了区域主要的产业布局,使高速公路成为区域经济主要的产业布局,高速公路的建设强化了城市与乡镇的联系,推动了城镇乡村旅游业的发展,使农村的农产品能够更好地销售出去,而城市的先进文化也可以进入农村,进而更好地推动农村经济的发展。高速公路的建成使用使得一些偏远地区的农业与矿产资源能够得到全面有效的开发利用,同时为沿线城市的人才与技术学习交流提供了便利条件,使高速公路的沿线地区整体科技水平得到全面的提高。同时拓展了人们的空间,使人们的人生观和世界观更加正确,拓展人们的视野,激发人们的开拓精神,最终达到城乡一体化的目标。 3高速公路的建设增加了就业机会 在当前的高速公路建设过程中,可以有效地增加就业机会。高速公路建设使公路沿岸的商业机遇增加,缩小了城镇差距,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使得原来原本荒凉、交通不便且劳动力大量剩余的地区有一个可靠的就业机会,让原本是“靠天吃饭”的农民有了生活的保障。这些就业职位也使得该地区的青壮年有了能追求梦想的平台,从根本上减少了犯罪率,促进了社会的和谐稳定发展。 4结语 高速公路建设对我国经济的贡献巨大,在其建设前后提供了劳动职位;投入使用后,能带动周边地区经济发展,实现合理安排和优化资源利用,加快高速公路沿线地区的经济契合度,间接地提高生产力,改善沿线人民的精神世界和物质资源。高速公路的建设对社会经济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不仅推动了经济的发展,更缩小了城镇差距,推动了社会的进步。高速公路的建设使得运输所需要的费用得以减少,道路交通阻塞的情况得以减少,改善了人们出行的条件,加快了沿线经济发展,使高速公路沿线地区的商机明显增多。我国西部大开发的决策以修建高速公路建设为首要,这将会为中西部经济带来巨大利益,同时也可以将中西部的资源更快地运往东部,而东部的高新技术与人才来到中西部,这些技术与人才将为国家的可持续发展做出贡献。 作者:章志强 单位:浙江沪杭甬高速公路绍兴管理处 社会经济论文:社会经济背景下高速公路经济论文 1高速公路经济网典型特征 1.1长期性高速公路网建设和现代化通信系统的结合 使得时空概念大幅度缩短,高速公路逐渐成为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高速公路经济带不同于传统经济学上由点到片,由片到面的发展规律,而是由点到线,由线到网。高速公路的存在导致生产要素有着更大的选择空间和可选择余地,要素在几条高速公路形成经济带,逐渐交错发展,形成网络状空间结构。高速公路经济网的形成是一个复杂缓慢的过程,并非一日之功。 1.2和工业化进程息息相关 高速公路经济网的形成是工业社会结构演进的必然结果。后工业社会,产业结构调整使得运输产品逐渐转向轻薄短小,工业农业都向着集约和高效的方向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逐渐衰落,知识密集型和高附加值产业逐渐崛起,这种工业化进程改变了产业和运输体系的互动方式,是高速公路经济网发展的主要推动力。 1.3高速公路经济带能够实现区域内部资源的高度整合 高速公路实现了“门对门”的运输,有效减少了换装环节,根据各国实践情况,高速公路在交通运输量中占有优势,尤其是在300km-600km中距离运输中。高速公路的这种特性使得内部资源的整合阻力更小,有益于形成区域内部产业之间的协作和资源优化配置,提高区域经济发展的契合度。 2高速公路经济网对社会的影响 2.1高速公路经济网对社会经济的影响 高速公路具有运送便利以及运输快捷的特点,因此,其在地区进行建设,可以有效的加快各地区经济的循环,使得该地区的相关经济产业和经济部门得到极大的发展。而且高速公路的使用性能随着社会的发展还在不断的改善之中,在改善的过程中,高速公路的交通运输质量也得到了提升,同时高速公路运输的成本也相应的下降,这样就使得区域内的货物运送量得到增加,从而使得该地区的经济贸易值不断的提升,从而极大的推动了地区经济的发展,而地区经济的发展,也带动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就我国的高速公路建设项目来说,高速公路在建设的过程中,能够充分的利用沿线的自然资源和地域资源,加大了旅游资源的开发力度,从而使得高速公路沿线的产业经济效益得到了明显的提升,这对社会经济的发展也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2.2高速公路经济网对环境的影响 相较于其他的道路工程来说,高速公路能够有效的实现对资源和能源的节约,其属于节能环保型的交通运输管道,高速公路处于全封闭的状态,路面较宽,能够容纳多部车辆的运行,使得交通状况比较理想,车辆可以顺利的进行通行,而且高速公路上具有明确的车速标识,这一系列的要求,有效的降低了车辆在百公里内部的耗油量,从而实现了能源和资源的有效节约。而且高速公路路面相对平稳,可以有效保障汽车的平稳运行,这样可以使得车辆发动机的尾气排放量相应的减少,从而减少环境的污染。另外,高速公路的建设能够充分的对土地资源进行利用,使得土地资源的利用率得以有效的提升,从而保证了土地利用可以实现集约化,这样可以使得道路运输的压力得到有效的缓解,可以说,高速公路经济网的建设对高速公路周围的环境具有明显的良好影响。 2.3高速公路经济网对社会发展的影响 就我国目前的高速公路建设情况来说,我国已经充分的认识到高速公路建设的重要性,并且开始不断的对高速公路路网建设进行优化,从而使得高速公路的运输情况以及高速公路的使用性能得到极大的提升,从而也在一定程度上使得高速公路的运输方式得以转变,实现了各个运输方式的有效结合,通过高速公路路网等级的提升,使得高速公路中各运输方式的优越性最大限度的表现出来,从而使得交通网络的布局更加的协调。而高速公路在建成之后,也能够有效的改善公路沿线区域的生活水平和企业生产水平,从而使得区域经济出现新的增长点。同时高速公路的建设使得区域之间的联系性有效的加强,各区域能够全面的吸引外资的投入,区域间形成了有效的合作和交流,从而对社会发展形成良好的影响。 2.4高速公路经济网对开发的影响 开发影响是高速公路经济网对资源开发产生的社会和经济影响,有土地增值、自然资源开发、旅游资源开发、自然景观、历史遗迹的破坏等。 2.5波及影响 高速公路经济网导致的交通条件的变化,对地区区位优势、竞争优势的增加和产生的社会经济影响。高速公路经济网会显著改善区域内交通条件,减少了运输成本和时间,提高了区域的可达性,经济优势提高,产生波及效应。 2.6高速公路对传递的影响 一些和高速公路经济网并不直接相关,但是在交通形式改变影响下产生的新需求,而和高速公路经济网之间没有很强的直接联系,主要集中在第三产业,包括商业、服务业等呈现典型的传递效应。 3结束语 综上所述,高速公路经济网的出现和建设对于经济、社会以及环境的发展都有着一定的影响,高速公路经济网的建设能够有效加强区域之间的合作和交流,使得区域之间的经济能够形成互通,从而更好的推动区域经济的发展。但是应该注意到高速公路经济网的逐渐形成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改善环境的作用,但是经济发展本身对区域环境产生的不良影响也应该得到重视。 作者:张熙娜单位:辽宁省高速公路管理局铁岭管理处 社会经济论文:民商法变化下的社会经济论文 一、社会经济发展使得民商法一些内涵出现变化 就目前来说,安全和效益是民商法的基础价值,而过去民商法中,安全一直处于派生地位,如过去民商法对安全的定义仅仅是简单的信息、信用及交付方式等方面,而就目前来说信息安全对交易安全影响变得更小,并且过去交货方式也发现了一些根本性的变化。当前经济的高速发展及信息科技发展,使得民商法主体有了更加广阔的空间,互联网的发展使得各个行事主体能够以自己的意志并通过网络工具和不同地域的任何人进行信息传递,进而完成民商活动。并且市场的高度开放性,使得人们获取的信息的方式更多,并且人们可更加方便的进行信息,这无疑使得民商主体自由度得到了全新的提高。对于民商法价值体系来说,自由仍然是其根基,但是平等、安全等内涵均因为信息时代的特殊性而发生了一些改变。 二、当今社会经济发展背景下的民商法其原则方面出现的一些变化 (一)中立平等原则变化当今的民商法的中立平等其是指民商法对交易中的各个主体中要求的相关条件、技术及交易平台等方面应该保持中立平等,不能存在维护或偏爱,而是当今经济高速发展而形成一种全球性的特点。就电子商务来说,平等中立必须要做到如下几点: (1)技术平等,其对各类加密方法及密钥都应该建立在平等的基础上,不能出现一些歧视。 (2)媒介的平等,对于这一点来说,主要体现在无线、有限通讯及广播通讯等方面的一视同仁。 (3)具体实施平等,其不但应该对国内当事人保护,而且要对国内外消费者等均予以保护。 (二)安全原则变化在当前的经济发展背景下,安全原则有了更加深刻的内涵,其主要指所有民商事活动均要以安全作为前提和基础,并且对应的立法也必须体现安全这一基础。就电子商务来看,安全原则不但是其制定的一个本质原则,而且是其实施最重要目的。对于当前经济背景来看,民商事活动集中体现了快捷和高效特点,但是对于这种快捷和高效必须要以安全为基础,特别是信息网络的虚拟性这对安全就有了更高的要求,并且这一安全内涵与过去的安全有了一些变化, (三)效益原则变化对于法律来说,效益与公平的关系一直是一个难题,对于法律来说其为公正诞生,但是其又是一种基于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因此在进行立法过程中,必须要对这两个基本原则的内涵做充分理解,对于如今的经济高速发展大背景下,民商法的效益原则具体表现要求立法及相关活动均应该在经济效益提高,推进效益目标发展,实现在当前信息时代下的民商法价值展现和效益提高。 三、当今经济发展背景下的民商法制度及范畴的一些发展变化 (一)民商法应用范围得到了很大拓展对于民商法律体系来说,其构建时在一定是其内的完善,因此必然存在时间上的局限性,因此随着社会的发展,过去的民商事体系范围必然要求不断拓展。而这样的拓展发展主要表现为如下几点: (1)信息库专用。信息时代的民商事发展中信息作为所有民商事发展中的一个关键因素,信息的挖掘是所有民商事活动的重要方向,并且信息利用直接影响着民商事活动是否成功,所以必须要对信息库开发有贡献的人给予一定的民商事权利,以保护其劳动成果。但是当前在信息库专用这一方面仍然存在一定的不足。 (2)域名专用。对于域名来说,当前的民商法仍然没有一个清晰的定义,是作为一个虚拟地址,可以通过它利用计算机进行信息联络,并且还能够使其他计算机访问自己的信息。而随着网络进一步发展,各个行业对域名的应用不断加深,其已经成为了一个商业符号,并几乎与过去企业商标及知识产权等有了一直的作用,因此,当今的域名已经成为了一个集使用功能和商业价值的商业竞争筹码,因此民商法应该要对该方面加强重视,并对其进行合理的整合。 (二)民商法调整对象得到了拓展互联网一个本质特性就是开放性,这使得信息发放及收集更加丰富,并且其开放的特性为信息交流创建了一个足够广泛的空间,由于信息有着较好经济利益、财产利益及一些隐私方面的人格性利益,因此此时的信息已经成为了一个相对较为现实的主体。因此民商法应该加强对其的重视。另外,无可置疑,信息的更加广泛交流,必然增加更多的信息交流对象,并且这些信息交流对象和过去民商法调整的对象有着一些区别,因此民商法的发展必须要充分重视这些新增对象的权利及责任强调。 (三)民商法不断发展可能实现一定的全球统一过去各个国家及单个经济市场相对较为独立,但是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网络使得各个国家民商活动有机联系,并且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发展及网络融合等趋势,这使得全球网络民商事活动的普遍性及共同性不断被挖掘,并不断得到总结,必然会使得全球范围内价值观、法律观念及一些标准不断趋于统一,最终导致民商法趋于统一。但是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各个国家社会习惯、风俗等的不同,虽然民商法的发展有趋于统一的趋向,但是各国的民商法绝不是任意而为的结果,因此在这统一的过程中,一定要重视方式方法,以实现一定的大同小 总而言之,经济的高速腾飞及信息化的不断发展,作为与人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民商法,其地位日益突出,并且基于发展需求我国立法部门进行很多民商法立法完善工作,但是应对时代的不断变化,民商法具体应该从哪方面重构完善,依然要求相关学者加强研究,以真正解决一些民商法相关问题。 作者:于婷婷单位:长春理工大学法学院民商法专业 社会经济论文:交通运输社会经济论文 1交通运输发展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保障 交通运输业,是运输劳动力借助运输工具对运输对象改变位移的产业。交通运输普遍存在人类各种经济活动中,能够为经济活动提供空间联系的环境,是经济空间形态形成和演变的主要条件,如交通运输在城市化和工业化过程中的作用以及产业区域的形成。交通运输技术的进步使得自然资源的开发有了可靠并且廉价的运输保证,促进了经济的集中,也自然使得交通便利之地成为运输成本较大的工业的集聚地,如港口,铁路附近等。人口、劳动力都向经济带集聚,能增加就业岗位,进而刺激国民经济的增长。交通运输不仅能带动经济增长,对不同地区、国家的政治、文化、风俗习惯等方面也会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例如,我国交通运输增加值由1997年4148.57亿元直线增加到2013年27282.93亿元;我国城市公共交通就业人数从2003年888518人增加到2011年1169084人。 2社会经济与交通运输两者相关关系的数量分析 2.1运输弹性系数国民经济发展,运输需求量增大,运输量也会随之增加,它们之间成正比。因此把运输量增长速度与国民经济增长速度的这种关系叫运输弹性系数。弹性系数是一种比例关系,反映出社会经济发展对运输的需求,以及运输业是否适应社会经济发展以及适应程度。设运输量(客/货运周转量)年增长率和国民生产总值年增长率分别为,,则运输弹性系数表示为:E=(注:这里E取其绝对值),以我国1979-2013年运输增长率和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相关数据计算运输弹性系数(取小数点后三位)。数据来源:统计网(1)1980年前E>1,说明我国1980年之前交通运输发展速度要高于国民生产总值增长速度,运输对于社会经济发展较为敏感,国民生产总值的一点变动都能引起交通运输较大变动。(2)1980年到2012年E基本稳定在0<E<1范围,说明1980年到现在我国国民生产总值变动所引起的运输量变动较小即交通运输发展速度慢于社会经济发展速度。这时期受社会经济影响程度较改革开放前期有减小趋势,但2009年客货运弹性系数相对前后几年来说较高,特别是货运弹性系数>1,原因是2008年受世界经济危机影响,运输业表现出对社会经济发展较高敏感性。随着经济危机缓和,运输发展开始趋于平稳,最终恢复到稳定水平。2013年我国客货运输年增长率出现负增长,表明我国运输业发展遇到瓶颈,需要制定科学产业发展政策。 2.2运输强度运输强度指在一定时期内完成的客、货运周转量与同一时期国民生产总值的比值。采集1978年-2013年我国国民生产总值和客货运周转量相关数据计算客货运强度,结果如下:客运强度为0.4782、0.5019、0.3007、0.1217、0.1023、0.0951、0.0810、0.0730、0.0661和0.0487;货运强度为2.7236、2.5584、1.4001、0.3990、0.4371、0.3807、0.3589、0.3400和0.2970。(1)1978-1980年运输强度明显较大,说明这一时期运输发展速度高于社会经济发展速度,原因是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工作中心在经济建设上,客货运周转量较大,运输发展速度快于社会经济发展速,是工业化带来的结果。(2)1980-2001年运输强度呈下降趋势,说明运输发展速度相对滞后于社会经济发展速度。随着运输工具不断改进,运输技术不断更新,运价不断降低,运输业对国民经济的贡献率也不断降低。(3)从2001年到现在,运输强度呈现慢慢下滑趋势最终处于基本平稳态势,货运强度基本保持在0.5以下,客运强度基本保持在0.1左右。说明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和交通运输发展都处于一个稳步发展状态,只是运输发展速度落后于社会经济发展速度。 作者:宋薇单位:长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白马藏族社会经济论文 有研究者将白马藏族的社会经济发展大致分为三个阶段,解放前(确切说是民国之前)的白马藏族地区处于传统的农牧经济时代;此后到80年代初期的集体经济时期,生产关系发生了巨大变革,但生产方式和经济模式并未发生根本性变革;90年代以来随着西部大开发和商业、旅游业的兴起,白马藏族的经济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传统的农牧经济虽然仍在延续,但商业、旅游业得到较大发展[5]。而百褶衣形式的演变,也基本应和着白马藏族社会经济的这三个发展阶段。解放前,白马藏族社会基本维系着具有原始氏族公社特征的社会形态,社会经济发展缓慢,《魏略•西戎传》记载的氐人“俗能织布,善种田,畜养琢、牛、马、驴、骡”以及清代《龙安府志》记载“氐人刀耕火种,畜养牛羊,衣麻布、羊毛毡、衫”的生产生活习俗与解放前白马藏人的生产生活状况几乎没有太大差异。这一阶段,白马藏族的经济以农耕为主,兼事牧猎,是一种自给自足的复合型原始经济模式。除极少数富裕人家外,绝大多数白马藏人民族服饰的面料基本为土产麻布和羊毛布,也即所谓的“褐”。现代白马藏族妇女平时也穿右开襟棉布长衫,但从白马藏族村寨中保留的传统服饰遗物的类型、数量来考察,长衫可能出现较晚,应与临近民族服饰文化的影响有关,笔者考察中,在传统服饰遗物中并未发现一件妇女的右开襟长衫,可见百褶衣就是此阶段白马藏族妇女最主要的服饰类型。笔者在系列论文以及《陇南白马人民俗文化研究•服饰卷》中,将此阶段的百褶衣暂且称为第一阶段百褶衣。第一阶段百褶衣是现存白马藏族服饰的最古老形态(图2),在各个白马村寨都有不同程度的遗存,出产年代一般在清代晚期到解放初期之间,这时期的百褶衣一般用羊毛布(褐子)或麻布制作,袖口宽大(宽约30厘米),显得厚重保暖。 以羊毛布制作的百褶衣较为精致,不仅布料要进行精细的染色加工,而且装饰手法也较为细腻。主体部分色彩以青蓝色系和红褐色系的搭配为主体色,两种色系的不同色块之间形成平面构成的形式感,整体而富有变化。装饰图案的工艺也很有特色,是白马藏族最古老、最独特的一种贴绣工艺,即用白色或其它浅色的布条拼出图案,白色布条不仅形成了单纯古朴而富有深意的图案,也巧妙地调和了两种基本色块的关系。这种百褶衣的装饰图案主要以“米”字形、“车轮”形和圆形团花图案为主,前一种主要位于衣领、袖子或背部,后两种则位于后背左右的肩胛部位。据白马藏人讲,“米”字形图案象征太阳,是描绘太阳的光芒四射,“车轮”形不仅描绘了太阳的光芒,而且描绘了太阳的形体。圆形团花图案则代表月亮,是用美丽的团花图案象征月亮的柔美。“米”字纹中又穿插小圆点,据白马藏人说是代表星星。图案的制作工艺古朴,用单纯的语言描绘天体图像符号,如史前岩画一样,虽然造型稚朴,但具有深厚的文化寓意和浓郁的精神意味,日月星辰星罗棋布,一件百褶衣仿佛就是一幅灿烂生动的天象图。裙褶的装饰也简洁而富有特色,用两种基本色彩的布条穿插拼成,裙褶处又贴白布线条,不仅调和了色块,也突出了裙褶的结构,加强了韵律感、节奏感和立体感。为了保持裙褶的结构和立体感,这种传统型百褶衣在存放时也要将裙褶仔细折叠,并用针线缝合、绑扎固定,以免变形而失去美感。此阶段百褶衣的裙褶数量也是约定俗成的,一般为24折,白马藏人认为代表了一年的24节气。除此以外,在肩部左右还贴其它颜色的布条,一般左右各六条,共12条,白马藏人认为代表一年12个月。以麻布制作的百褶衣工艺相对简易,一般不进行染色处理,突出灰白的麻布本色,装饰图案简洁,虽然装饰部位与羊毛布百褶衣基本相同,但图案形式十分简单,较常见的是背部装饰四个用交叉线连接起来的三角形,白马藏人认为这种三角形也代表星星。多数麻布百褶衣则素面无装饰,由此可知麻布百褶衣应为白马妇女日常劳动服饰。第一阶段百褶衣不仅制作材料具有原生态特征,而且装饰工艺古朴简洁,图案纯真自然而富有文化深意。羊毛布和麻布分别是游牧经济和农耕经济的产物,也间接反映出白马藏族社会经济的基本特征。白马藏人崇拜自然神,以天、地、日、月、山、水、树木、火等为崇拜对象,体现了原始崇拜的性质和基本特征,因为这些自然现象与他们这种相对原始的复合型的生产生活方式息息相关,白马藏人认为他们耕作、畜牧、狩猎以及其它日常生活都离不开这些自然神灵的护佑。他们将天体图像装饰在百褶衣上,传达出鲜明的农牧文化含义,因为日月天象、时令节气对白马藏人从事农业生产以及牧猎活动都具有重要意义。此阶段百褶衣朴素自然的材质,古朴简洁的工艺,天真烂漫的装饰,是白马藏族传统农牧经济时代的图像形式和文化符号。 解放后至80年代初期,随着中国社会政治、经济以及文化生态的巨变,白马藏族也进入社会主义集体经济时代,虽然生产力发展水平依然以农牧经济为主,并保持传统模式,但生产关系发生了巨大变化,白马村寨也进入了合作社、农业社,村寨变为生产队,共同从事农牧业生产,个体的经商、狩猎活动受到限制,土地、生产资料归集体所有。经济基础和意识形态领域的巨变,使白马藏族的传统文化也受到较大的冲击,他们的一些传统民俗活动作为封建迷信被禁止和废除。民族服饰方面,随着解放后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文化生态的变迁,种麻、纺线、织布、绣花这种传统的服饰文化已不适应时展的趋势,因此穿羊毛布、麻布衣服的白马藏人逐渐减少,许多人改穿汉装。特别需要注意的是,此阶段白马藏人也开始用现代棉布料制作民族服装,从而形成了鲜明的时代特征。此阶段用棉布制作的百褶衣为第二阶段百褶衣(图3),在基本结构方面虽然仍保留了传统样式,但也发生了许多新的变化。面料方面逐渐用棉布代替了羊毛布和麻布;色彩方面,服装主体色多以黑色和深蓝色为主;结构方面也有一定的变化,袖口变窄(约20厘米),腰围变细,裙褶打破了传统百褶衣24折的严格形式,显得随意自由,立体感已不突出;图案变化最大,此阶段百褶衣已没有了传统绣花图案,多数百褶衣减少甚至去掉了太阳花、月亮花,多以红、黄、蓝、绿等各种色彩艳丽的棉布小块进行拼贴而成,基本延续了传统百褶衣图案的装饰部位和结构特征,但拼贴图案的内容趋于简化,突出了抽象的几何形体组合,具有现代平面构成的特色。 同时也巧妙运用花棉布本身的花型和肌理,代替了人工刺绣,尤其百褶衣后面的裙褶,以正方形套三角形为基本格式,进行各种色彩布块的拼贴组合,形成一种自然朴素、轻快活泼的装饰效果,体现出鲜明的时代特色。此阶段的百褶衣还有一种形式是将过去的麻布、羊毛布百褶衣进行翻新处理,即在原来的麻布、羊毛布底子上,用各色现代新棉布块重新拼贴图案,为传统百褶衣打上鲜明的时代烙印,并体现出过渡性特征。在社会主义建设的运动和浪潮中,白马藏人也顺应历史潮流,他们没有充足的时间和条件从事精雕细琢的传统女红活动,所以使百褶衣的制作也具有了鲜明的时代特征,这种彩色棉布块拼贴的图案,既是生产生活的实际需要,一方面要讲求节约,对边角料进行巧妙利用,另一方面也要节省时间,以提高服装制作速度,从而更有利于集体生产和建设事业。第二阶段百褶衣的造型结构和装饰虽然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装饰图案虽然简化了,但依然保持了纯手工制作的工艺特征,所以仍然体现出朴素自然、轻松活泼的审美特色。这也正体现了这一阶段白马村寨的生产关系虽发生了根本变化,但依然以传统农牧经济为主的社会经济形态,是白马藏族传统农牧文化与社会主义新文化融合的结果。 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白马村寨的推行,白马藏族社会的生产关系又发生了巨大变化,由社会主义集体经济向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私有化经济模式转变,由于受白马村寨自然环境等因素的影响,其生产力发展水平总体上延续了传统农耕经济特征,但随着国家政策、交通、通讯、白马藏人观念等一系列变化因素的影响,白马藏族农、牧、猎结合的社会经济受到较大冲击,经济类型和性质发生了较大变化,白马藏人的生活方式、民俗文化也随之发生了显著变化。国家政策层面,由于实行封山育林、退耕还林以及野生动物保护等政策,白马藏人过去的牧猎经济受到极大限制,所以他们过去进山放牧、打猎所穿戴的番鞋、配饰的牛皮火药袋以及猎枪等服饰及生活用品,都已成为历史文物,牧猎文化符号已淡出了白马文化范围。尤其90年代以来,随着国民经济、商业、旅游业、交通、通讯技术的快速发展,白马村寨与外界的交流开始变得频繁而广泛,白马藏人的观念也开始发生巨大变化,尤其年轻一代的白马藏人,更多地接受了现代汉文化。除了传统农耕经济以外,商业、旅游业在白马村寨得到较大发展,外出务工、求学的白马藏人和来白马村寨考察旅游的社会各界人士将更多的现代文化传播到白马村寨。另一方面,为了突出民族文化特色以促进白马村寨旅游业经济的发展,结合地方政府打造民族文化品牌、加强民族文化产业开发的政策扶持,白马藏人又重新开始重视本民族的传统文化(当然在此过程中,也不乏一些特意的臆造和包装行为),过去相对自闭的民族文化逐渐变得开放。第三阶段的百褶衣就是在这种经济文化背景下产生的。第三阶段的百褶衣(图4),在白马藏族社会多元经济以及现代文化的影响下,呈现出多样化发展的势头。在面料方面已大大突破了传统百褶衣的范围,开始利用现代丝绸、麻纱、毛料、呢子等面料进行制作,材质由原来的粗犷、朴素、单纯变得细致、华丽、丰富,款式方面也变得自由多变。 一种新型的百褶衣在白马村寨普遍流行(图4,左),这种百褶衣有意识地注重形式感与时代感,衣领由传统的圆领变为翻折领,袖口更加窄小,下摆加长且不再套衣襟而成为整体,多数百褶衣的裙褶则舍弃了传统的24折形式,采用更为细密的现代“百褶裙”形式,现代面料裙褶的垂感强,具有强烈的时代气息。腰部变得更窄,有利于突出女性的形体节奏。色彩搭配更为自由,上衣底色以红色、蓝色、紫色较为常见,裙褶多为黑色,装饰图案的色彩则更为华丽多变。图案的装饰部位依然延续了传统形式,但内容却有较大的变化,突破了传统的格式规范,衣领、背部图案不仅有传统的“米”字格式,也出现了圆形、三角形、正方形等拼贴或刺绣图案,形式更加活泼。为了传承和突出本民族的传统文化,此阶段还流行另一种以传统样式制作的百褶衣(图4,右),主体面料多为红色毛料或呢子,后摆为传统样式裙褶,前摆仍为衣襟,并基本按传统样式搭配了绣花图案,但装饰图案的线材是购买的成品,腰间系用各色棉线编织的有抽象图案的新式花腰带,体现出华丽、喜庆、活泼的现代特色。现代商业文化对百褶衣的制作也产生了巨大影响,过去那种纯手工的制作程序已不能满足时展的需求,为了加快生产速度,提高经济效率,百褶衣制作已由原来以家庭为单位的白马妇女的个体行为向产业化方向转变,采用现代化的缝纫机等设备进行大批量生产。装饰材料的来源也发生了变化,一部分传统绣花图案由村寨中的中老年妇女以构件的形式专门绣制,成批转卖给个体户,一部分花边图案则从成都、绵阳等大城市购买,初步具备了流水线型的生产模式,加快了制作速度,也使百褶衣体现出更加鲜明的现代气息。 按照经济文化理论,各民族的经济发展方向和所处的自然地理环境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各民族物质文化的特点,其中就包括服饰,反过来讲,服饰反映了一个民族的生活环境、经济从业和生活方式。白马藏族服饰文化的形成,既有其历史上逐渐形成并不断发展的民族传统文化的影响,更与其独特的居住环境所决定的经济类型及特征有内在联系,他们在长期的民族压迫和辗转迁徙中,最终在川甘交接的山区居住,这一地区沟壑纵横、森林茂密、气候湿润,既具备了较为优越的农耕基础,也有较为良好的牧猎经济条件,这里独特的自然环境形成了他们的生产生活方式,也逐渐塑造了他们的服饰文化。而白马藏族的服饰文化也正反映了他们农、牧、猎结合的复合型经济类型特征,既有以皮革、羽毛为基本材料的游牧民族服饰文化的历史传承性,又有以桑麻为主体材料的农耕民族服饰文化的特征。传统百褶衣在面料方面以游牧民族的羊毛布和农耕民族的麻布、土棉布为主,在结构方面融合了南方农耕民族裙子和北方游牧民族长袍的特点,在装饰方面将少数民族的宗教文化与农耕文化有机融合,从而形成了这种独具特色的民族服饰。并且随着白马村寨经济文化的发展,其造型、色彩、结构、装饰又在传承传统样式的基础上,不断发生着变化,彰显着每一个阶段的时代色彩。透过白马藏族百褶衣的形式演变,我们也能更深入地认识和了解白马藏族社会经济发展的历史脉络。 作者:余永红单位:陇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美术系 社会经济论文:丝绸之路支持能力社会经济论文 1研究方法 1.1熵值法和耦合协调模型耦合是复杂系统通过各子系统或要素相互作用与影响,促进系统由无序走向有序的过程,并且决定着系统相变的特征与规律[2]。耦合度反映区域各子系统或要素协调程度,它刻画了某一时点区域系统之间、系统各要素之间交互胁迫、交互依存关系的演进趋势[9]。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人类对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的利用和改造也更加积极和迫切;而由于生态系统支持能力的有限,反过来制约社会经济超速发展。生态经济协调论指出,一定区域发展的实质就是区域生态支持系统与区域社会经济系统相互胁迫、相互作用、由低级协调共生向高级协调演进的过程。耦合协调模型指标权重的计算方法主要有熵值法、层次分析法和主成分分析法等,而熵值法能够深刻地反映出指标信息熵值的效用价值,其给出的指标权重值比层次分析法和专家经验评估法更具可信度,适合对多元指标进行综合评价[10]。因此,选用熵值法确定丝绸之路东段生态支持能力与社会经济耦合协调模型的各指标权重。 1.2指标体系和评判标准根据丝绸之路东段生态经济区域特色,参考由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委员会、中国学者提出的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以及国内学者的相关研究[2-11],确定生态支持能力和社会经济发展的评价指标(表1)。评判标准是衡量区域自然生态支持能力与社会经济协调发展状况的尺度参考。社会经济发展必然会消耗自然资源,给生态环境带来一定的压力,但这并不代表社会经济的发展必须以破坏自然生态支持能力为代价。高水平社会经济可以通过发展新技术,开发新能源等,减轻对生态环境的依赖,更可以对自然生态进行一定程度的保护和修复。因此在两大系统耦合发展评判标准的划分中,既要充分考虑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也要考虑经济发展水平。为了更准确地反映两大系统的耦合关系和发展水平,以生态支持能力综合指数(F)、社会经济发展综合指数(G)和耦合发展度(D)为基础,提出丝绸之路东段生态支持能力与社会经济系统耦合发展评判标准(表2) 2结果分析 2.1丝绸之路东段生态支持能力和社会经济发展水平2000—2012年丝绸之路东段生态支持能力整体呈波动减弱趋势(图1),生态支持能力指数平均每年降低0.02,其中R2=0.78,通过了α=0.0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近13a,研究区生态支持能力指数平均值为0.494,2000年生态指数最大,为0.655,最小值出现在2009年,仅为0.290,极差0.365,进一步表明处于干旱区的丝绸之路东段生态环境脆弱,稳定性低。分析2000—2012年研究区生态支持能力变化,大致可划分为3个阶段。第1阶段:2000—2004年生态支持能力缓慢减弱,主要原因为研究区降水量下降和工业废水废气排放量增加;第2阶段:2005—2009年生态支持能力快速减弱,生态支持指数平均每年减小0.07,远高于近13a的平均减少速率,且R2=0.92,通过了α=0.0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2009年生态支持能力指数出现极低值的原因主要是该年研究区的废气排放量剧增,由2008年的1.17×1011m3激增到2009年的1.61×1011m3,尤其是温室气体的大量排放,加速了局地小气候的变暖趋势,影响区域降水,增加极端天气发生的概率,进一步扩大该段生态环境的脆弱性;第3阶段:2009—2012年先增强后缓慢减弱。2000—2012年丝绸之路东段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整体不断提高(图1),由2000年的0.049上升到2012年的0.362,平均每年增加0.02(R2=0.85,通过了α=0.0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分析2000—2012年研究区社会经济发展变化,大致可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2000—2007年社会经济相对低速发展,研究区该时间段人均GDP、全社会固定投资资产和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分别由3240元、66亿元和72亿元上升到9077元、304亿元和193亿元;第二阶段:2008—2012年社会经济相对快速发展,年增长速率(0.05)较上阶段的0.01增加了4倍。该时段人均GDP则突破了万元大关,增长至31199元,全社会固定投资资产也达到了1105万亿元。 2.2生态支持能力和社会经济发展耦合度 2.2.1丝绸之路东段生态支持能力和社会经济发展耦合度演变由图2可以看出,2000—2012年丝绸之路东段生态支持能力和社会经济发展耦合度整体不断提高,由2000年的0.15上升到2012年的0.61,平均每年增加0.04(R2=0.97,通过了α=0.0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尽管该区域的生态支持能力和社会经济发展耦合度不断增加,但最大值(2012年)0.61仅达到低水平协调发展标准。按表2的评判标准,研究区2000—2012年生态支持能力和社会经济发展耦合经历了3个阶段。第1阶段:2000—2007年严重失调发展阶段,且其g(y)/f(x)均小于0.8,因此属于经济损益型,即经济发展滞后,勉强保持在生态承载力阈值内;第2阶段:2008—2009年轻度失调发展阶段,g(y)/f(x)小于0.8,属于经济滞后型;第3阶段:2010—2012年低水平协调发展阶段,仅2012年的g(y)/f(x)大于0.8,属于经济发展与生态同步低水平协调发展型,其他年份仍属于经济滞后型。 2.2.2丝绸之路东段生态支持能力和社会经济发展耦合度空间分布对f(x),g(y)和D,g(y)/f(x)值进行分析,可将丝绸之路东段生态经济耦合发展类型划分为4类:轻度失调发展生态损益型、轻度失调发展磨合型、低水平协调发展同步型、低水平协调发展经济滞后型(图3)。其中,甘肃省兰州、武威和定西地区属于轻度失调发展生态损益型,耦合度D分别为0.56,0.56和0.58。这些地区人口较多,经济发展超过了自然生态的最大支持能力,有限的生态支持能力无法满足相对快速的社会经济发展。生态支持能力和社会经济发展不调和,系统落后,如果长此发展,该地区经济和生态必将走上恶性循环的道路;甘肃省酒泉和平凉地区属于轻度失调发展磨合型,虽然整体发展缓慢,但是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的支持能力处于相互适应磨合的调整阶段,短时间内可以促进二者共同发展;甘肃省张掖和陕西省的咸阳、西安地区属于低水平协调发展同步型,这些地市g(y)/f(x)值在1附近,生态压力不大,社会经济发展尚在生态支持能力范围内,二者处于低水平协调状态;而天水市和宝鸡市则属于低水平协调发展经济滞后型,其F值大于G值,生态环境对经济发展的约束作用低。经济发展滞后,基本保持在生态支持能力范围内,生态环境压力小,社会经济发展仍有较大空间。总体来看,丝绸之路东段生态支持能力不断下降,且耦合协调类型多数为生态损益或滞后型,表明该段生态支持能力无法满足目前高能耗、高污染的传统快速工业发展模式,给该段经济发展提出了严峻的挑战。 3讨论 生态文明建设不只是生态、环境领域一项重大研究课题,而是人与自然、发展与环境、经济与社会、人与人之间关系协调、发展平衡、步入良性循环的理论与实践,是人类社会跨入一个新时代的标志。对于生态环境脆弱的西北干旱区,尤其是承担复兴西部经济发展,解决东中西部经济发展不平衡问题的“丝绸之路经济带”,生态文明建设更是重中之重。从丝绸之路东段现实情况出发,当前最紧要的是调整优化产业结构,强化第一产业,加快发展第三产业,适当调控第二产业;实现由主要靠物质(资金、资源、环境)投入向主要靠知识和技术进步加快发展的转变;调整优化经济区域布局,按照不同生态功能区确立发展方向、重点;坚持经济、社会、环境、资源、民生统筹兼顾,全面协调发展。本研究采用耦合协调模型对丝绸之路东段的生态支持能力与社会经济发展关系进行了表征。但是,本研究以值域标准来进行刚性划分耦合基本模式评判标准的方法,势必会带来一定误差[12]。另一方面,由于个别数据为插值以及数据标准化的原因,计算结果具有一定的相对性[13],因而在反映生态支持能力与社会经济的协调耦合方面尚有不足,有待今后进一步研究和深入分析。 4结论 (1)2000—2012年近丝绸之路东段生态支持能力以0.02/a的速率减小,多年平均值0.494,极差0.365,表明该段生态环境脆弱,稳定性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整体则不断提高,由2000年的0.049上升到2012年的0.362,平均每年增加0.04。(2)2000—2012年丝绸之路东段生态支持能力和社会经济发展耦合度整体呈不断提高趋势,经历了3个变化阶段。第1阶段:2000—2007年严重失调发展经济损益型阶段;第2阶段:2008—2009年轻度失调发展经济滞后型阶段;第3阶段:2010—2012年低水平协调发展阶段,仅2012年属于经济发展与生态低水平协调发展同步型,其他年份仍属经济滞后型。(3)丝绸之路东段生态支持能力与经济耦合发展总体水平较低,10个地市生态经济耦合发展模式可划分为4类:轻度失调发展生态损益型、轻度失调发展磨合型、低水平协调发展同步型、低水平协调发展经济滞后型。(4)丝绸之路东段生态支持能力不断下降,耦合协调类型多为生态损益或滞后型,表明该段生态支持能力无法满足目前高能耗、高污染的传统快速工业发展模式。因此,该段必须从产业结构的角度对社会经济发展作出优化调整,改善生态环境,促进区域生态经济可持续发展。 作者:吴梦初延军平单位:陕西师范大学旅游与环境学院 社会经济论文:方向玫瑰图社会经济论文 1轨迹语义方向玫瑰图 1.1可视化效果图1中分别给出了利用三种不同的分析工具对相同的社会经济重心轨迹进行分析的结果。其中图1(a)为原始轨迹的显示结果;图1(b)为传统方向玫瑰图方法的可视化结果;图1(c)为本文中的语义方向玫瑰图。语义方向玫瑰图将社会经济重心轨迹各自对应的经济属性作为语义信息与全局轨迹方向玫瑰图的方法相结合,以可视化的形式表达。在语义方向玫瑰图中每个词的位置代表了该经济属性对应的重心轨迹在该方向区间内移动的距离大小即移动模式的显著性。同时,词汇的字体大小与该经济重心移动的显著性也成正比。因此,在图中词的位置离中心越远,字体越大,代表该经济属性所代表的经济重心轨迹在该方向上移动的模式越显著。对比图1中三种不同方法的实验结果可知:1)语义方向玫瑰图可从语义的角度对社会经济重心轨迹进行统计分析,最终直接以语义信息代表经济重心在图上表达。因此,语义方向玫瑰图给使用者提供了一种更直观更易理解的分析方法。2)语义方向玫瑰图从整体角度上看可反映经济重心轨迹的全局移动特性。同时,图中单个词汇又能反映其所代表的单条重心轨迹的显著移动模式,从而能更直接更全面的传递出经济重心轨迹的显著移动模式的信息。 1.2形式化定义语义方向玫瑰图是基于带有语义信息的重心轨迹Pj进行统计分析的,语义重心轨迹以式(1)的形式表达。式中n是轨迹上的采样点数,(xi,yi,ti,wj)表示的是在ti时刻移动物体状态;xi,yi为重心轨迹的空间位置信息;wj为语义信息,即轨迹所代表重心的经济属性名,如“国内生产总值”、“工业产量”等。 2生成方法 根据带有语义信息的社会经济重心轨迹数据,按照上式(3)即可计算出八个方向区间内每个语义词汇的词频,得到每个词在图中显示的极坐标位置。一般情况下,由于轨迹数量较多,为了保证语义方向玫瑰图分析的有效性和可行性,可根据轨迹语义词汇的重要性即其所代表轨迹移动模式的显著性大小进行排序和筛选,仅对移动模式最为显著语义词汇进行分析和表达。此外,由于词汇之间难免会出现许多重叠部分,影响可视化效果。因此,最后还可图中的词汇位置进行微调,以减少词与词的重叠碰撞。由此可知,语义方向图的生成过程可分为以下几个步骤:统计各个方向区间的词频;根据显著性对词汇排序和筛选;文字位置微调。接下来,本文将详细阐述语义方向图的生成过程。表1为实现语义方向玫瑰图的伪代码。 2.1统计各个方向区间词频先将[0°,360°]划分成8个等间隔的方向区间。根据式(5)确定轨迹Pj上的矢量kkkj,x,y,w所处的方向区间km。中[]代表取整数。2.2计算tf-idf并排序过滤在信息检索领域中,有研究人员提出了tf-idf的概念来衡量某一个词在整篇文档中的重要性[15]。在本文中,同样可以用tf-idf来词汇在语义方向图中的重要性。其中tf反映词代表轨迹移动模式在全局中的显著性,而idf则反映的是该词是否常见。由于各个方向的重要性实际上相同的,因此只考虑词频的距离值。其中,N和num分别代表所有方向区间的个数与所计算词出现的方向区间的个数。在取对数之后,idf的值能更好的表达一个词出现的区间越少,则这个词越重要的特点。此外,在idf的基础上加1是为了处理idf等于0的情况。从上式(6)中可看出,tf-idf值越大,表示这个词越有意义越重要,其代表的轨迹移动模式显著性越强。计算出各区间内各个词的tf-idf后,即可根据tf-idf值的大小在每个方向区间中选择出tf-idf最大的若干个词汇进行显示。此外,若数据在纵轴上出现小指聚集或有异常值的情况下,可以对纵向的R轴进行了一个如下式(7)的指数变换,以保证语义方向图的效果更好。式中R和R’分别为变换前后的纵轴距离值。下图2(a)即经过指数变换之后的可视化结果。 2.3文字位置微调为了提高空间利用率以及可视化显示效果,很多研究词云的人提出了各种不同的方法来避免词汇重叠。例如,FernandaB.Viégas使用了一种随机贪婪算法,即每次给与其他词重叠的词移动一个新位置,直至不再重叠,实现逐步逼近最优解的过程[16]。本文即通过这种类似的贪婪算法解决词与词之间相互重叠的问题。以下为实现文字位置微调的贪婪算法的基本流程:(1)碰撞检测首先依次对一个词与其他所有词进行碰撞检测。若检测得该词与另一个词有重叠时,则进行下一步;若与其他所有词都无重叠,则对下一个词进行判断。检测碰撞的一个比较简单的方法就是检测两个词的外接矩形是否相交。(2)位置随机微调若某两个词有碰撞,则随机选择其中一个,并对这个词的位置在一定的限制条件下进行随机的调整,包括角度和距离两个方面。其中限制条件有两个。第一,在进行调整时,其距离和角度的移动步长应该是在某一个范围内的随机值,不能太大。此外,对于字体较大即较移动模式较显著的词,其移动幅度应较小,尽量保持其原有的分布;第二,在微调的过程中,不能移出词汇所在区间范围。(3)循环至无碰撞或终止在完成对一个词的移动后,返回第一步检测碰撞,直至所有的词都不发生重叠的现象。在实际过程中,多数情况下很难找到最优解,即所有词都不重叠,特别是当显示的词数量较多时。因此,此处可以限制一个合理的循环次数。当循环了足够多的次数或者所有词都不重叠时,终止循环。 3应用研究 3.1数据来源与实验工具本文以1985年到2004年间我国大陆地区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客运量、医疗机构数、就业人口等40项经济指标的重心轨迹数据为例,利用语义方向玫瑰图的方法对其进行统计分析。根据得到的语义方向玫瑰图,发现隐含于经济重心轨迹数据中的显著移动模式,反映出在所研究时间段内研究区域内部各项经济指标重心的整体移动特征以及模式显著的单项经济指标重心移动特征。该实例应用数据来自统计局经济年鉴。本文中实现的分析工具和探索性分析方法都是由Python编程语言实现。其中主要用到python中专门用于绘图的matplotlib库。 3.2实验结果如图2(a)与2(b)为该实例应用进行文字位置微调前后的语义方向玫瑰图。结果表明:1)从整体模式上看,移动角度在[0°,90°]以及[180°,270°]之间的轨迹多,频率高,由此计算所得这两个区间内语义词汇的词频矢量中的r值较大,所以区间内词汇字体较大,颜色较深,即轨迹移动模式较显著。图上大部分语义词汇集中于东北与西南两方向上,即1985年到2004年间我国各项经济指标主要在东北、西南方向上移动。这主要与改革开放和西部大开发政策颁布初期我国整体社会经济活动主要向西南和东部聚集,但之后该趋势明显减弱,开始向东北方向扩散有关[17]。2)从单项经济指标移动模式来看,轨迹在某一方向区间移动的距离越长,即词频矢量中的r值越大,在图中就表现为词汇所处位置离中心越远,字体越大,颜色也越深,说明其往该方向上移动的模式越显著。由此可见,图中反映的重心轨迹移动模式最为显著的经济属性为客运量、卫生机构数、集体企业以及油料产量。在1985年至2004年间全国客运量重心显著往北方移动,这是由于北京是我国的经济政治文化重心,交通便利,与全国各地的经济文化等方面交流紧密,流动人口多,且改革开放以来,北京和天津的旅游业发展迅速[18];随着改革开放之后,上海、江浙及广东等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地位的快速提升和发展,特别是外向型经济[19],引起集体企业重心向东聚集;而且,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地位提升后,人口也随之增多,必然导致东部地区卫生机构数的增加;而反映了农业发展的油料产量重心主要向西南方向移动,与该时间段内西部大开发政策带动很大程度上带动了西部地区的发展的情况一致,且在全国范围内,西部地区经济地位仍然较低,因此农业在其经济产业中占主导地位[20]。 4结束语 本文详细描述了语义方向玫瑰图的生成过程与方法,并以实例数据为例,通过语义方向玫瑰图分析工具对社会经济重心轨迹移动模式进行挖掘。结果表明语义方向玫瑰图结合了轨迹语义信息与方向玫瑰图,从语义的角度进行统计分析,以一种更全面直观的可视化形式,有效的同时反映出显著的单条或多条相关社会经济重心轨迹的移动模式以及各经济重心移动的整体分布格局。下一步的研究工作主要有三点:1)在语义方向玫瑰图中添加时间维度,反映出重心移动在所研究时间段内的历史变化过程,以表达出经济重心轨迹移动的时空模式特征。2)增强用户交互,实现图中的语义词汇与实际地理空间内的原始轨迹的对应和链接。3)合理控制词汇位置微调的程度。在满足研究对词汇位置精度需求的情况下,尽量减少词与词之间的重叠碰撞,优化可视化效果。 作者:刘汝倩佘冰朱欣焰呙维单位:武汉大学测绘遥感信息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 社会经济论文:服装设计社会经济论文 一、服装设计的创新与社会经济发展 我国是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大国,自有人类文献记载开始,我国祖先就已经有了对服装的认识,在原始社会中,祖先就已经不仅仅满足于服饰的功能性,而是在社会的发展中,将服饰品作为身份的象征。古代历朝历代的服装的演变,除了风格的变化、功能的完善,服装的身份表达意味仍然是主导。 社会经济兴盛,则服饰奢华;社会经济衰败,则布衣草履。如《洛神赋》中:奇服旷世,骨象应图。披罗衣之璀粲兮,珥瑶碧之华琚。戴金翠之首饰,缀明珠以耀躯。践远游之文履,曳雾绡之轻裾。仅看赋中辞藻的奢华,就能想到当时高层社会风气的奢靡。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经济的飞速发展,人们的生活方式发生了很大的改变。这一点在服装上就有很明显的变化,不论是在款式,面料还是色彩方面,现代的中国人已经成为了时尚的推崇者。随之而来的就是人们对服装个性化的要求急速发展。人们为了满足自身的情感诉求,不满足于大众化的服装款式,追求个性化,品牌化,生态化。这就推动着服装行业的设计师们在各种服装材料,色彩,服装工艺,款式设计等方面做到更符合人们需求的创新,并根据市场的发展变化运用到服装产品中。 目前,服装业已进入了一个以材质取胜的时代,服装的流行变化将以服装材料的创新而发展变化,它是提高服装档次的重要途径,也是追求服装高附加值的重要因素。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人们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的提高,使服装的消费水平发生了根本的改变,人们更加崇尚与追求舒适、健康、安全以及自我体现,在这种形势下,服装材料已突破了保暖、遮羞、装饰的原始功能,进而指向了功能化与智能化,追求触觉风格、视觉风格与功能化设计。它们的出现,既可增加纺织服装企业的效益,又满足了消费者的需求,因此有强大的发展潜力。 二、我国社会经济飞速发展中服装设计创新的不足 我国服装历史悠远流长,古时魏晋南北朝,唐宋元明清的服饰都有着鲜明的国家色彩及风格。但是近年来,中国服装的设计却没有了更加鲜明的国家色彩。随着信息化社会的发展,中国服装被西方同化愈发严重。国内鲜有具有中国特色的服装品牌及服装设计师可以在国际的舞台上大展身手。传统观念抑制了人才培养方式的创新,淡漠服装品牌意识造成与市场的脱节,落后的科技水平导致了设计潜力的局限等问题。我国的服装设计师在对服装及面辅料产品进行设计时,很少有人去真正地体味生活、熟识历史,而仅仅是天马行空的寻求虚无缥缈的设计灵感。很少有人静下心来去进行长时间的生活体验和调查,设计构思来源只能是对普通百姓日常生活的揣摩。现在国内的服装品牌也很多,虽然有一些设计师能把握市场的脉搏,设计出既能体现自己的理念,同时又能符合广大消费者意识需求的产品,但不可忽视的是他的产品缺乏认真思考、缺乏仔细的调查、缺乏自己的个性,更多的是对国内外优秀设计作品的借鉴甚至是照搬照抄,并不具备和国外其他优秀服装设计产品竞争的实力。 我国服装行业的现状仅仅是在满足普通消费市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大批量的、大众化的产品行业特点。如今我国虽已有不少自主服装品牌。但我国服装产品仍然缺乏品牌文化、缺少设计内涵,设计能力和设计水平整体较低。境外知名品牌服饰专卖店在国内各个城市不断出现,并通过技术合作、管理支持等手段与中国企业进行合营,逐步将中国服饰市场的份额进行刮分。人们的消费观念日渐成熟,对国外品牌的推崇已经达到空前的壮大,国内部分自主品牌生存现状堪忧。 三、总结语 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发展,历经了原始设计、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到达现在的信息化社会,社会经济持续良好的态势继续发展着。新技术、新能源、新观念等不断地影响着人们的生活及自身意识形态的进步。在这样的社会经济持续发展的大环境下,生活产品的创新设计也在不断地发展更新,人们对新事物新产品的要求也越来越高,越来越急迫。服装作为人类社会生活的必需品,在其功能性,审美性等方面时时刻刻等待着人们更高的要求及期待。作为这个时代的服装工作者,我们有义务将我国服装设计行业推向更高更广阔的国际舞台,在我们最平凡的设计工作中,将更新的更符合现代时念的设计带到实践中,不断创新设计,创新材料,创新理念让国内服装设计行业迈上一个新的高度。 作者:张彬单位:山东英才学院 社会经济论文:青少年身高发展社会经济论文 1统计学分析 采用SPSS11.5以及Excel2003软件分析数据。身高的描述采用均数与标准差;组间身高的比较采用t检验;不同经济指标与身高之间的关系采用Pearson相关分析,相关系数r表示相关的密切程度。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结果 2.1山西省经济变化趋势山西省生产总值从1978年的87.99亿元到2009年的7358.31亿元,增长幅度为8362.7%;在经济快速增长的基础上,城乡居民年人均收入和人均消费均持续增长。见表1。 2.2身高及其变化趋势 2.2.1身高水平的变化山西省城乡青少年2010年与1979年身高的差值(增幅)分别为城男(2.9~9.4)cm、乡男(5.2~14.6)cm、城女(1.6~10)cm、乡女(1.7~10.1)cm,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值均<0.01)。总增幅分别为6.73,8.99,5.32,6.74cm,每10a平均增幅分别达到2.24,3.00,1.77和2.25cm,乡男>乡女>城男>城女。见表2。 2.2.2身高最大增长年龄变化城男、乡男、城女、乡女MIA均表现为1979年>1995年>2010年,逐渐提前。见表3。 2.2.3身高性别差变化山西省城乡男女学生成年时身高性别差的变化表现出一定的波动,1985年以后基本维持在(11~13)cm之间。2.3身高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2.3.1身高水平与经济增长的关系1979—2010年期间山西省7~18岁城乡男女身高与经济指标均呈正相关,绝大多数年龄组身高受到生产总值、人均收入、人均消费的影响,相关均有统计学意义(P值均<0.05)。 2.3.2身高最大增长年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1979—2010年期间山西省青少年身高最大增长年龄与经济增长呈负相关。相关系数在-0.717~1.00之间。 2.3.3成年身高性别差变化与经济增长的关系1979—2010年期间乡村青少年成年时身高性别差的变化与经济增长的相关程度较高,影响程度较大,相关系数在0.702~0.787之间;城市青少年成年时身高性别差的变化与经济增长呈正相关,相关系数在0.266~0.284之间,影响程度低于乡村学生。 3讨论 1979—2010年山西省青少年身高生长水平与社会经济指标的正相关程度较高,客观地反映了山西省国内生产总值、年人均收入和消费等经济指标的变化对青少年身高生长水平的影响;7~17岁身高增幅分别为男生8.04cm、女生6.2cm。同为亚洲国家的日本在1960—1990年的30a间,由于经济高速发展和生活水平的大幅度提高,7~17岁男生身高平均增长了7.4cm,女生增长6.1cm[8]。山西省青少年身高发展最快的阶段1985—1995年正是经济环比发展最快的时期,10a增长幅度7~17岁城男4.31cm、城女3.4cm、乡男3.85cm、乡女3.44cm[9],其中1964—1979年15a间7~17岁男、女生分别为4.96cm和3.81cm的增长幅度[3]。表明1979—2010年期间山西省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保障和促进了青少年身高生长水平不断提高。同时山西省18岁城男、城女身高增长值达到0.97cm/10a和0.53cm/10a。欧美国家18岁成年身高每10a增长值男为0.6~1.1cm、女为0.4~0.8cm[10]。结合生产总值、人均收入和消费对于城男18岁身高影响最小化,表明在身高生长水平达到一定程度时,社会经济因素的促进作用降低。 在1979—2010年期间,山西省生产总值、人均年收入和消费指标与同一时期青少年身高最大增长年龄均呈现高度负相关。在经济环比发展最快的1979—1995年间,乡村男生、城乡女生的提前幅度明显高于1995—2010年间。1979—2010年间山西省青少年身高最大增长年龄逐渐提前,尤其城市男生的身高最大增长年龄逐渐接近女生。表明社会经济的快速增长,居民生活条件、营养状况的逐渐改善,促进了青少年青春期发育提前。因此,对于城市儿童的青春期方面的教育应该考虑男女一致并且提前。西欧、北美的研究均证实,长期趋势增速越大,持续时间越长,男、女间的身高性别差越大。身高的性别差可作为反映生活环境良好与否的生物学指征。山西省1979—2010年经济指标变化与青少年成年时性别差的变化存在正相关。乡村青少年成年时身高性差的变化与经济增长的相关程度较高,影响程度较大,逐年呈递增趋势,随着经济的发展身高依然具有进一步提高潜力。城市青少年成年时身高性差的变化与经济增长相关性较低,影响程度较小,表现为社会经济发展对于身高生长潜力达到一定程度可能出现逐渐饱和,直至成年身高停止增长。但是近年来山西省青少年成年时身高性差变化,与成年身高已停止增长的荷兰等国(14cm)[12]依然存在差距。表明山西省青少年身高生长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依然保持生长长期趋势的潜力。 作者:陈斌单位:太原理工大学体育学院 社会经济论文:海河流域社会经济论文 1材料与方法(MaterialsandMethods) 1.1数据类型和来源社会经济统计数据(废污水排放量)来自海河流域涉及的张家口、廊坊、保定等25个地级市以及北京、天津两个直辖市1985-2009年统计年鉴,其中人口数据包括总人口、非农业人口,宏观经济数据包括GDP、三次产业产值,废污水排放量包括生活污水、工业废水排放量。土地利用类型数据由海河流域1985年、2005年遥感影像解译获得,土地利用分类参照《土地利用现状分类》(GB/T21010-2007),并根据实际需要进行必要调整,将流域土地类型划分为林地、草地、农田等11类。水文、水质数据由海河水利委员会提供,包含88个站点2005年逐月监测的CODMn、NH3-N、TN、TP、Pb、Hg等水质指标。监测站点分布于海河流九大水系,覆盖了海河流域主要河流,具体位置见图1。 1.2数据处理方法 1.2.1经济和人口变化表征将流域范围内所有县级行政单位统计数据加和得到流域人口和经济,分析人口及经济变化趋势。将各区县工业产值及城市用地比例导入ARCGIS9.3,结合区县面积,计算工业产值密度和城市用地密度,分析流域范围工业生产强度及城市用地空间分布特征和演变过程。 1.2.2土地利用动态度计算在ARCGIS9.3支持下,对流域土地利用矢量文件进行分析。通过土地类型所占比例确定流域土地类型结构,采用单一土地利用类型动态度模型(王秀兰等,1999)分析1980年至2005年土地类型数量变化。模型计算如式。式中,K为研究时段内某一土地利用类型动态度;Ua、Ub研究初期和研究末期某一种土地利用类型的数量。 1.2.3水资源利用强度计算水资源利用强度表征土地类型变化对流域水环境影响。水资源利用强度计算如式。式中,P为某一土地利用类型水资源利用强度,∑Qi为该土地类型所有水资源利用量之和,S为土地类型面积。 1.2.4统计分析方法对流域主要城市废污水排放量变化和经济人口增长进行相关分析,明确经济和人口增长流域水环境影响;基于主成分及多元回归统计方法,综合分析经济社会指标对河流水体污染物影响程度。由于河流监测断面水质状况是上游范围内社会经济活动累计作用结果(Shoemaker,1994),水质数据需要同累计社会经济指标对应。同时,上游不同区域对监测断面影响因监测点距离扩大而减弱,采用(Kingetal.,2005)距离权重求和方法计算监测断面对应的累计社会经济指标。 2结果与讨论(ResultsandDiscussion) 2.1人口和经济产值与废污水排放规模海河流域经济产值和人口数量都有明显增长,二、三产业增长速度明显高于第一产业,非农业人口增长明显快于农业人口增长(图2)。1985~2007年,第一产业产值由204亿元增长到2565亿元,第二产业产值由478亿元增长到1.55万亿元,第三产产值由246亿元增长到1.51万亿元。流域三次产业结构显著变化,二、三产业年均增长率明显高于第一产业,第一产业在国民经济中比例逐渐缩小。1994年到2007年,第一产业所占比例由21%下降到9%,第二产业维持在46%左右,第三产业由32%增长到45%。流域非农业人口由1985年的1890万增长到2007年的4620万,非农业人口由1985年的6270万增长到2007年的8400万。从变化趋势上看,农业人口在20世纪80年代末出现大规模增长,但90年代中期农业人口进入平台期;非农业人口一直呈现增长趋势,增长速度明显高于农业人口。流域工业产值密度发生了很大变化,近二十年来工业生产强度大幅提高,工业生产聚集区明显增加(图3)。1988年流域工业生产活动主要集中在京津地区,其中北京工业产值密度最高,最高6万元km-2左右,其它地区处于相对较低水平。2005年流域主要工业区域已经由京津地区扩大到京津唐地区,该区域工业产值最高达到14万元km-2,且北京、天津及唐山形成大规模工业聚集区。另外,河北石家庄和山东聊城-德州区域出现小规模工业聚集区,其中石家庄地区工业产值密度最高超过10万元km-2,聊城-德州最高达到7万元km-2。总体上,流域工业生产强度呈现出明显增强趋势。水排放量由1985年的3.3亿t增加到2007年的23.9亿t,城市生活污水排放量由1985年的8.3亿t增加到2007年的25.9亿t。流域工业产值及人口数量与废污水排放规模具有明显关联性(图4C,D)。北京、天津、石家庄和唐山工业产值较高,其工业废水排放量也显著高于其它城市,工业废水排放量与工业产值之间相关性显著(p 0.01),复相关系数超过50%(R2=0.51)。生活污水排放量与非农业人口数量之间相关性更加显著(p 0.001),复相关系数高达97%。流域工业发展和人口扩张造成废污水排放量增加,已经成为河流水质恶化的直接驱动力。 2.2土地利用变化与河流水资源利用随着人口快速扩张和经济的高速发展,流域城市用地明显扩张。流域土地利用动态度(表1)显示,1980年至2005年,林地、草地和农田变化不大,荒漠面积有一定比例减少;城市用地和农村聚落分别增长85%和19%;湿地面积变化不大,但不同类型湿地变化明显,其中沼泽和河湖滩地减少12%,近海湿地和内陆水体分别增加121%和12%。主要水系土地利用变化程度存在较大差异,城市用地在北三河水系增长比例最高,其次为永定河水系及大清河水系;农村聚落增长主要分布在子牙河和黑龙港运东水系,增长比例超过30%;近海湿地大清河水系增长7倍,黑龙港运东水系增长79%,而滦河及徒骇马颊河水系均呈现出减少态势;黑龙港运东、海河干流及大清河水系河湖滩地较大比例减少,其它水系变化幅度不大;盐田在大清河水系增加10倍以上,而其它水系变化相对较小。城市扩张是流域土地利用变化最显著特征,近几十年来流域城市用地规模扩大,城市群数量显著增加(图5)。1980年,城市用地主要集中在北京、天津和唐山地区,且城市优秀相对孤立,其它地区城市用地仅零星分布,不成规模。2005年城市用地面积比例明显提高,以北京、天津和唐山为优秀的城市群逐步形成,其中北京主城区城市用地比例50%以上,天津和唐山主城区城市用地比例在20%~50%;保定-石家庄、邯郸-安阳-焦作以及聊城-德州等地区都形成了小规模城市聚集区,城市用地扩张趋势明显。土地利用变化改变水资源利用方式,尤其是城市用地扩张造成流域水资源开发利强度加剧。2005年流域农村聚落总面积1.3万km2,用水量24.6亿m3,农田面积16万km2,城市用地面积7687km2。结合用水总量,流域农村聚落和农田水资源利用强度在17万m3km-2左右,城市用地水资源利用强度为116万m3km-2,是农田和农村聚落的6倍以上。农业用水代表第一产业用水情况,工业用水和城镇生活用水分别代表第二和第三产业用水情况。根据海河流域三次产业发展趋势,用水强度大的二、三产业规模不断扩张,流域水资源开发利用结构发生显著变化。尤其在城市用地高度集中的京津地区,城市用水的集聚效应非常显著。高强度水资源利用一方面造成河流径流量减少,同时形成大量废污水排放,造成河流污径比过高。流域平原河流平均污径比由1980年的0.25上升到2007年0.37,北京地区河流污径比甚至超过2。流域自然径流匮乏改变河流水文节律和水化学过程,降低河流自净缓冲能力,对河流水环境造成极大冲击。 2.3经济社会发展与河流水质统计关联流域影响河流水质因素分解为农村、城市和自然三个方面。表3为社会经济指标因子分析结果,提取有效因子3个,原始变量比例合计81.3%。根据因子荷载矩阵,因子1载荷主要分布在农业人口、第一产业产值、农业总产值、化肥施用量、农村聚落面积等指标,表征农村社会经济发展;因子变量2载荷组要分布在非农业人口、第二产业产值、第三产业产值、城市用地面积等指标上,表征流域城市化发展过程;因子变量3在林地面积、草地面积、河湖滩地面积等指标上载荷系数较高,表征自然属性强弱程度。城市化过程和农村社会经济发展对河流水体污染物有显著影响。以三个因子变量因子得分(SPSS计算)作为自变量,水质数据作为因变量进行回归分析,结果如表4。复相关系数显示,水质指标回归结果均在p 0.01水平显著。从因子变量标准化回归系数看,CODMn与因子1显著正相关(p 0.01),氨氮、总氮与因子1和因子2均显著正相关(氨氮p 0.05,总氮p 0.01),总磷、汞和铅仅与因子2显著相关,铅显著水平(p 0.01)高于总磷和汞(p 0.01)。总体而言,因子1和因子2与污染物都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说明流域农村社会经济发展、城市化过程使得河流水体污染物浓度水平提高,是流域水环境质量恶化的主要驱动因素。 3结论(Conclusions) 本文基于海河流域人口规模、经济产值和土地利用变化过程,从废污水排放和水资源利用角度分析了其对水环境影响过程机制。结论如下:1)流域人口规模大幅增长,工业生产强度大幅提高,工业聚集区由北京-天津地区扩展到北京-天津-唐山、石家庄、聊城-德州等地区。人口和经济产值大幅增长直接导致流域工业废水和生活污水排放规模迅速上升,成为河流水质恶化直接驱动力。2)城市扩张是流域土地利用变化最显著特征。近30年来城市用地面积增加85%,北京-天津-唐山城市群规模扩大,造成流域水资源开发利强度加剧,降低河流自净缓冲能力。3)流域影响河流水质因素可以分解为农村、城市和自然等方面,多元回归结果显示,城市化过程和农村社会经济发展对流域河流水体污染物浓度水平的影响非常显著。 作者:王超单保庆秦晶张洪单位: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环境水质学国家重点实验室 社会经济论文:传媒业与社会经济论文 传媒业推动经济发展的例子有很多。就拿已经进行到第三季的《中国好声音》这个节目来说吧!它已经成为了包含无限商机的一种为化产业了。这是浙江卫视创办“中国蓝”之后首个大红大紫的节目,也让浙江卫视创收不少。暂且不说它捧红了很大一批歌手主持人,光是节目的赞助商就收获了很大的经济效益。一档节目虽小,由它引发的大众效益是难以想象的。《中国好声音》广告爆棚,15秒就达到20万,单个选手的歌曲,彩铃下载量就达到了1千万,当时发短信与电视台互动也使移动、联通等通讯公司创收不少。发达的经济离不开传媒的推动,光靠传统媒体是难以完成预期目标的,在国内有很多值得借鉴的商业模式,稳定及更高的创收很大程度上依赖互联网的推动。 如果说《中国好声音》获利最多的是赞助商,那么湖南电视台的《爸爸去哪儿》带动的则是旅游经济的发展。《爸爸去哪儿》中五爸萌娃,去了不少名山胜水,也去了一些没有被开发的风景区,只要是他们待过的地方,统统都火了一把,激发了观众强大的旅游欲望。有很多《爸爸去哪儿》的忠实观众和明星萌娃的粉丝会去节目里出现的景点、房子等亲自体验,对当地的旅游业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近期的《花儿与少年》也起到了同样的经济效果,不少旅游团纷纷制定了“爸爸去哪儿亲子团”“花儿与少年自助游”“欧洲穷游”等系列。这无疑极大地促进了第三产业的发展。虽然不知道这种风靡会持续多久,但是它不仅证明了它们本身所代表的文化潮流,还体现了其背后所隐藏的经济价值。传媒业所产生的市场效应将会带来更深层次的影响。 在传媒业极大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不可忽略的是经济的增长也促进传媒业的节节高升。经济的增长使传媒的途径越来越广,覆盖的面积越来越大,受众也越来越多。经济的丰满,推动了设备的更新,使传播效果更上一层楼。经济的发展激发了传媒业的创新能力,这是传媒业的优秀,有创意才会使这个行业不断提高创收。有句话说,传媒不是一门技术,而是一门艺术;中国媒体的竞争不是赛跑,而是舞蹈。有了经济的支持,传媒界才能把这只舞跳好,经济实力才能更好地显示出来。 湖南卫视是传媒行业仅次于中央电视台的领头羊,算是各大卫视的领军企业,收视率每年都有所攀升,有许多品牌栏目、品牌主持人。《快乐大本营》《天天向上》《我是歌手》等几个品牌栏目,还有湖南卫视的自制大戏,每周都吸引着无数观众的眼球。而湖南卫视之所以有突出的成就,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有强大的经济支持。为了提高节目质量,花大价钱设计包装舞台、更新设备,高价邀请演员明星,许多创收的节目是从韩国引进,力保为观众提供强大的视觉盛宴。如此,经济的增长提高了节目质量,而节目质量的大跨越同时又推动了经济的增长与发展。这仅仅是传媒界一个小小的成功案例,就揭示出了调整好传媒业与经济的发展会带来巨大的收益与回报。 然而,国民经济收入的提高,也会支持传媒行业,并推动传媒业的发展。传媒行业有今天的发展,也多亏我国经济实力在有条不紊的提升。国民生活有了保障就有心情,想去丰富工作之余的生活,也希望通过传媒了解更多的讯息来适应这个迅速更新的时代,这也一定程度上巩固和壮大了传媒的受众。经济的发展仍是传媒业发展不可估量的因素。这是一个循环效应,传媒业在推动经济的同时,经济又是传媒业不可缺少的精神支柱。传媒业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也是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相互作用,想要让任意一方发展,都要把握好它们之间微妙的关系。通过传媒业创收,提高民众生活水平。 民众生活水平提高,又有能力去支持传媒业,在这个循环中是GDP的不断上涨。在这个信息飞速发展的时代,把握好经济与传媒的循环,把握好经济与传媒业的发展方向,就会更加适应社会。传媒业熠熠生辉,在未来有更广阔的发展,只要在遵循规则的前提下,一定会创造更多的经济奇迹。韩国、美国、包括泰国在内这几年纷纷加速发展传媒业,通过传媒业进行文化渗透,成为一种新型的战略。伴随着各国传媒行业的迅速发展,传媒行业逐渐成为国民经济增长最富有潜力的增长点,所以在我国发展传媒业就显得尤为重要了。传媒行业发展的道路很光明,传媒业在我国的发展尚有许多需要改进的地方。随着传媒技术的不断更新发展和大范围的应用,传媒行业正在面临一次全新的挑战,也在迎接巨大的机遇。只要不断创新,大胆推陈出新,一定可以实现经济的大发展、大跨越。 作者:张向华单位:山西省大同市大同日报社 社会经济论文:公路建设项目社会经济论文 一、对我国公路建设项目的社会经济效益评价指标所出现的问题进行分析 (一)在划分标准等级和选取指标时对外部环境具有的影响采取轻视的态度调整和修改评价指标必须满足时展的需要。但是在评价社会经济效益指标是所选择的指标变化较小,影响着评价指标的适应性和准确性。因为公路建设需要跨越很长时间,很多指标也具有较大变动,所以选择稳定性差的指标会出现评价结果和实际情况具有差异的现象。在确立项目阶段过分依赖标准会造成评价社会经济效益的结果低于制定标准的情况。 (二)效益指标之间没有具体、科学的对比分析公路建设项目后评价是对其社会经济效益进行评价,包括评价项目决策环节、施工设计环节、运营环节等方面的具体工作情况。预测数据作为评价的前提,将各个环节和预测进行比较和分析,对其中差别以及成因进行研究。但现在后评价公路建设效益的过程中,通常只根据现实产生的数据和对后评价进行重新预测后的数据再次对各种指标予以计算,没有深入的实施对比和分析效益指标的工作。究其原因,主要因为公路建设项目经济效益后评价并没有按照结构层次来分析指标体系,忽视对比和分析经济效益指标,对影响指标的数据出现变化的具体原因没有进行细致深入的研究。 (三)在选取指标时重视直接效益指标,轻视间接效益直接效益评价指标包括评价筹措资金方式、评价财务效益、评价经济效益等指标。在评价过程中通常以财务效益指标和经济效益指标为评价主体,例如降低运输成本、减少运行时间、缩短公路里程等指标。以沈阳环城高速为例,在进行后评价的工作中,选择的指标多为直接效益指标,例如区域建设布局、影响交通运输指标、财务效益指标等。而选择的间接指标很少,只有增加就业机会、提高国防力量、土地增值等几项指标。在整体效益中,间接效益也是其组成部分,忽视间接效益会让实际效益和评定结果之间出现差异,让效益后评价指标不能真实、全面、客观的对公路周边经济情况予以反映。 (四)细分社会经济效益指标缺少必要的深度对社会经济效益实施后评价的公路一般都具有社会影响力大、投资规模大的特点,这种公路在运营后,会影响到周边地区的经济发展格局和空间发展结构。评价公路建设项目所具有的社会经济效益,要研究公路对周边的自然环境、文化、社会和经济等在经验和学术方面带来的影响。因此要分析公路项目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但是现在分析指标将两种效益结合起来分析,没有深入细致的对各种指标进行深入解读,难以客观准确的体现出公路项目对社会和经济所产生的作用和影响。 二、构建我国公路建设项目获得社会经济效益所具有的后评价指标 (一)构建公路建设项目得到社会经济效益所具有的后评价指标的方法现在构建后评价体系的方式比较多,一般采用问卷调查法、整合法和分析法来。第一、问卷调查法。问卷调查法就是运用问卷调查的方式,得到专业学者和广大群众的意见和建议,然后整理分析并形成完整的指标体系的一种方式。第二、整合法。整合法就的以从前实践中认为恰当的指标当做是基准定位指标,根据要制定的新方式和目标对其进行改进和重新分类,让它更具完善性。在重新建立效益指标过程中,要运用使用率高的评价指标为前提,按照实际情况,完善和修改指标,并建立起全新的指标系统。第三、整体分析法。整体分析法是将具有多元化评价整体根据各个环节内在的联系拆分为很多子模块,接着将子模块继续细分,并描述、分析、评价各个指标。在分析社会经济整体时,要把社会经济效益分为环境效益、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再细分各个效益,根据评价内容的差异制定评价指标。 (二)构建完善的公路建设项目获得社会经济效益后所具有的评价体系现在我国对很多公路实施了后评价,但是公路后评价作为新生事物,其概念、内容、特点、作用等环节在认识上还比较模糊,需要加深了解。社会经济效益后评价在项目评价中的地位很重要。以下就从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三个方面对后指标进行分析。第一、经济效益指标经济效益指标是指公路建设项目根据本身财务状况、对公路周边经济发展的影响情况进行评价的一种工具,是评价其对国民经济做出贡献的根据,有直接效益以及间接效益之分。在传统划分的直接效益与间接效益的前提下,按照整体分析法细分层次探索评价因素,评价针对性强的指标。直接指标包括减少运营成本、评价经济效益、评价财务效益三个方面组成。其中评价财务效益有财务效益费用、投资回收期、财务净现值、内部收益率等方面构成,项目主要按照交通部颁发的规章制度和财务制度共同选取。间接指标由评价对外交流、评价资源开发、评价经济环境等指标构成,主要从对经济环境有影响的环节对公路推动周边区域经济进行科学评价,其中包括优化产业结构、提高地区投资率、影响就业等指标。新建立的经济效益指标系统,在提高国民经济和财务受益指标的前提下,细分间接经济效益指标。第二、社会效益指标公路对周边社会生活具有很强的影响,建设公路的目标是改善交通运输条件,具有明显的社会效益。从保护社会稳定和推动社会进步两个方面对公路实行社会效益后评价,社会效益指标以提高人们生活水平、提高GDP增长率、转变思想等部分构成。对社会效益指标进行分析的前提下细分指标。在充分考虑截取数据的困难后,将该项目的社会适应性指标予以删除,最终形成公路社会效益的后评价指标系统。对评价体系进行指标简化,选择的指标要可以体现出社会发展和进步的不同层面,并客观、公正、科学的评价各种指标对社会进步具有的影响,增强公路项目社会效益。第三、环境效益指标公路环境效益评价是评价和分析公路环境,要以发展为前提,是评价公路效益的重要指标,也是公路运营和建设部门掌握公路发展方向、管理公里建设环节的重要依据。环境效益主要包括公路环境保护能否达到标准,环境指标能够实现等方面。具体分为保护文物古迹指标、开发景观效益指标、保护生态环境指标、土地占有率指标和环境持续发展指标等,从生态环境、景观开发、古迹保护等多角度评价环境效益,提高评价指标的广度和深度。 三、结束语 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交通建设出现供给不足的现象,推动我国公路的建设向着高速度、高质量的方向发展。公路在发展前期阶段,公路系统的技术方方案是研究的重点,现在我们更加强调公路建设项目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环境效益的后评体系。后评体系能够促进公路建设和管理的程序化和规范化,在项目管理中占据着更加重要地位。本文对公路建设经济社会效益的评价指标体系的具体表现进行研究,对评价指标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并提出适用、合理、科学的项目后经济社会评价体系,为分析和定性项目后评价体系提供重要依据,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作者:宗小宾单位:河北盛通公路建设有限公司 社会经济论文:生态环境与社会经济论文 1指标体系构建与数据获取 1.1目前,由于各学者学科背景的差异性,针对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度评价的侧重点不同,给出的相应指标体系并未达成一致看法.因而,在对不同区域环境与经济协调度评价时,应避免盲目效仿,而应从研究区域实情出发,合理选取评价指标.为此,本文以协调发展理论内涵为依据,从区域环境与经济发展特征出发,遵循指标科学性、系统性、可获取性的原则,参考了近些年发表的关于环境与经济协调度评价的具有代表性的指标体系,并对使用频率较高的指标进行主成分分析和独立性分析处理后[23],最终选取了27个评价指标构成山东省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评价指标体系﹙见表1﹚. 1.2数据来源文章所采用的原始数据及相关计算主要来自《山东统计年鉴2013》[24],部分数据来自相关年份《中国统计年鉴》. 2研究方法 2.1数据处理与指标权重赋值 2.1.1数据处理由于评价指标体系选取的指标较多,为了消除指标间量纲的差异,使数据之间具有可比性,需先对原始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数据无量纲化通常采用极差标准化处理,用于计算山东省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中不同指标的功效系数。 2.1.2指标权重的赋值不同指标在评价系统中的重要性不同,当前学术界对指标权重赋值采用的方法众多,主要分为主观赋权法和客观赋权法.由于每种方法有不同程度的缺陷和片面性[26],本文采用熵值法和主成分分析法分别求出指标权重后,再将两种方法所得权重进行综合处理,结果即为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各指标权重。 2.2协调发展度模型 根据山东省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发展状况,借鉴相关协调发展研究[3]的基础上,从耦合协调发展定义出发,建立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发展模型。协调度只是反映f﹙x﹚与g﹙y﹚两个子系统有序发展关联性和互动耦合作用,并未体现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整体“功效”和“协同”效应.为此,在协调度的基础上引入协调发展模型,以进一步反映区域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整体协调综合发展程度。通过﹙4﹚、﹙5﹚两式,测算了山东省2003年以来10a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综合效益、综合评价指数、协调度及协调发展度,协调发展度类型划分标准见文献[28]. 2.3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度预测 预测是进行决策与调控的基础,现有的预测方法主要有回归分析法、时间序列法等,这些方法难以适应系统复杂、数据量少的问题.灰色系统GM﹙1,1﹚模型不仅预测精度高,也能在数据有限、系统复杂的情况下有很好的预测效果[29].为了深入探究山东省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度在未来发展趋势及演变情况,在协调发展度结果的基础上,通过GM﹙1,1﹚模型对其未来协调发展度进行预测. 2.3.1协调发展度预测根据GM﹙1,1﹚预测模型,得出社会经济预测模型为。 2.3.2预测精度检验为了检验模型预测精度是否符合要求,根据式﹙6﹚、﹙7﹚得到2003−2012山东省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预测值﹙见表4﹚,并将预测值进行残差检验和后验差检验[30],结果均满足预测模型精度要求.根据表4预测值,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的误差都较小,平均相对误差分别为0.96%、2.19%.故在未来经济波动幅度不大的情况下,本文所建GM﹙1,1﹚预测模型可以用来进行预测. 3结果与分析 3.1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效益时序变化分析从图1可以看出,社会经济效益与生态环境效益总体上呈现出明显的上升的趋势.从时序发展速度来看,社会经济效益指数发展变化快,除2008−2009年稍有放缓之外,其他时间段均为均匀快速上升增长.与社会经济相比,生态环境则呈波浪形缓慢曲折发展.生态环境效益除在2006−2008年发展较快外,其他时间段平缓发展,且慢于社会经济.从效益指数值来看,生态环境效益初始值较高,但发展缓慢,且在2003−2006年为负增长,因而10a内变化量不大,社会经济效益初始值虽较低,但发展速度快,效益指数与生态环境差距不断缩小,自2010年超过环境效益后一直处于快速增长状态.从效益指数变化幅度来看,社会经济效益变化幅度大,平均年变化率为8.89%,生态环境变化幅度小,年均变化率仅为0.75%.这一方面说明经济发展在生态经济系统中占主导地位,另一方面也体现出环境对生态经济系统发展的制约作用.山东省是环渤海地区的经济大户,也是受渤海跨海通道建设影响最明显的地区之一.因此,在快速发展经济的同时,山东省要积极做好环境保护工作,努力实现社会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的双向促进和良性循环协调发展. 3.2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分析图2为协调发展时序动态,从协调发展类型来看,山东省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度处于0.660~0.852之间,即从初级协调发展阶段向良好协调发展阶段转变,说明山东省当前生态经济协调发展状况良好.根据协调发展度类型划标准,协调发展度可以明显分为3个阶段:2003−2004年为初级协调发展阶段,2005−2009年为中等协调发展阶段,2010年后开始转入良好协调发展阶段.在初级协调发展阶段中,经济发展一直滞后于生态环境,属于初级协调发展类经济滞后型,说明此阶段山东省生态环境发展状况较好.在中等协调发展阶段,虽然经济发展仍一直滞后于生态环境,但由于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二者之间的距离不断缩小,到2009年时,生态经济转变为经济环境同步发展型,反映了此阶段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相互协调,比例配合得当.在良好协调发展阶段,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的距离继续缩小,协调度不断提高,并在2010达到协调度最高点之后由于社会经济继续快速发展,生态环境开始滞后,生态经济在2012年开始转变为良好协调发展环境滞后型协调发展类型.在图2中,生态经济系统协调度、综合评价指数和协调发展均呈平稳发展态势,反映了各指数内在的互动关系和相互约束作用.生态经济协调度一直处于较高水平,而综合评价指数则相对较低,表征了在测度时间段内,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两个子系统虽是协调有序、相互影响,但由于各子系统低水平效益,未能使系统整体功能增强,因而协调发展度未能达到较高水平.在此阶段,协调发展的制约因素主要是综合评价指数,反映了在一定时期内,生态经济系统协调发展的主导方向是不断加强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相互影响、协同共生、促进物质交换频度的同时,努力提高二者的功效水平,增强系统整体功能. 3.3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预测结果根据山东省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预测模型,通过式﹙4﹚、﹙5﹚计算得到2013−2030年生态经济系统协调度和协调发展度发展状况,其发展趋势见图3.按照现状预测,生态经济系统协调度和协调发展度发展趋势将总体上处于先上升后下降状态.在协调度中,协调度曲线自2010年达到最高点之后逐渐持续快速下降,并于2030年低于0.4.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是:由于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和生态环境保护的滞后,使得原本处于协调一致状态的两个子系统数量上比例失调,结构上缺乏有效的相互促进和协同一致的交换匹配,导致二者之间的演化趋势背离系统整体的良性互动,从而引发对生态经济系统的负反馈调节和约束作用,促使其协调度不断下降.协调发展度曲线初期由于系统综合评价指数的提高而在发展初期不断攀升,并于2024年左右达到其最大值,但由于受生态系统协调度不断下降的制约和瓶颈作用,使得协调发展度在达到最大值之后开始下降,并呈加速衰退下降趋势.这种现象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促进生态经济系统的协调发展不仅要体现系统总体功效的协调,也要达到系统内部结构的和谐有序.2013−2030年是按照山东省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自2003年10a以来协调发展变化作出的预测,是在渤海跨海通道“零替代方案”下得到的结果.然而,渤海跨海通道的建设势必会在不同程度上影响山东省生态经济的协调性,特别是对生态环境的负向影响.因而,这种只重视经济的高速发展而以环境保护发展滞后为代价的发展模式,是难以维持区域的生态环境协调可持续,必须在当前及未来的发展中引起高度重视. 4结论与讨论 ﹙1﹚生态经济系统是由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2个动态变化的子系统构成的复杂综合体,构建合理可行的评价指标体系是其评价结果准确的关键.本文选取的指标是在参照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通过统计方法处理并根据山东省实情得到的,具有一定的理论参考意义.在指标权重确定的方法上,运用熵值法和主成分分析法综合确定权值,不仅能够克服主观赋权法的主观性和臆断性影响,也能避免方法本身所具有的缺陷而造成结果可信度的下降,具有较强的实用性.﹙2﹚2003−2012年社会经济效益与生态环境效益总体上呈现出明显的上升趋势.在发展过程中,无论是速度还是效益指数发展幅度上,社会经济效益指数发展均快于生态环境效益指数.这一方面说明经济发展在生态经济系统中占主导地位,另一方面也体现出环境对生态经济系统发展的制约作用.因此,在快速发展经济的同时,要积极做好环境保护工作,努力实现社会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的双向促进和良性循环协调发展.﹙3﹚2003−2012年山东省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度处于0.660~0.852之间,生态经济协调发展状况良好.通过GM﹙1,1﹚模型对山东省生态经济系统协调发展进行了预测,预测结果显示,生态经济系统协调度和协调发展度发展趋势将总体上处于先上升后下降状态,且下降趋势明显.学术界关于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的研究虽早已开始,但由于研究方法的差异性和评价指标体系未能形成统一观点,目前仍处在进一步探索中.本文基于渤海海峡跨海通道的“零替代方案”的研究视角,以山东省为例对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进行了初步的有益尝试,其所构建的指标体系、综合评价方法是否适合中国其他区域乃至整个中国的生态经济协调发展评价,还有待进一步验证和充实完善. 作者:李赫龙王玉梅苏玉萍单位:福建师范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鲁东大学地理与规划学院 社会经济论文:陶希圣之社会经济论文 一、学术界对社会史论战反思的特征 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要继续发展不可能始终与社会史论战保持交织的状态,到了一定阶段上,它必然要转向对论战的重新审视。当时学术界对论战进行总结和反思的过程中呈现出以下几项重要特征。其一,对简单化、公式化运用唯物史观倾向的反思。唯物史观对历史研究具有指导意义,就论战的主流而言,往往表现于运用马克思的社会形态理论研究中国社会史的发展阶段时,否认中国历史与欧洲历史的差别和不同,存在严重的“简单化”、“公式化”倾向。王礼锡指出:“非封建社会即资本主义社会,非资本主义社会即封建社会,中间不容有其他过渡形式的存在。这是何等机械的观点!”人们在运用唯物辩证法论证中国历史的“普遍性”时,缺乏对唯物史观与中国历史相结合的深入探讨,很少留意乃至根本抹杀中国社会历史的特殊性。由于过于强调历史发展的一般性,忽视中国历史特殊性,在解释中国社会史的发展阶段时难免不陷入简单化和公式化运用唯物史观。郭沫若坦言:“我初期的研究方法,毫无讳言,是犯了公式主义的毛病的。我是差不多死死地把唯物主义的公式,往古代的资料上套,而我所据的资料,又是那么有问题的东西”。 中国社会经济史本是十分复杂的现象,中国社会史分期能不能简单地套用欧洲的历史分期,这是人们必须首要正视的问题。在社会史论战中,人们吸纳唯物史观理论养料时,不可能总是机械的盲从,它有赖于人们对固有理论方法的能动整合。人们对此的自觉,经历了一个识见的增进与反思的过程。其二,对社会史论战陷入“谩骂式”政论的不满。在中国社会史的讨论和剧烈的辩论中,因为“大部分只是革命的宣传家,而缺少真正的学者”。所以学术上的分歧与政治斗争互相交错纠缠在一起。争论者“你来一拳,我来一脚”。[3]167社会史论战一度陷入谩骂式的政论之中。陶希圣认为当时的风气是:“证据不足之处,以谩骂补足。”“大家都这样想:‘你说的便不对,因为是你说的。我说的一定对,因为是我说的。’大家也都这样争;‘我骂你是应当的,这是无产者的憎恨。你骂我是不应该的,那是小市民的成见。’这样的论战,大家(我也是一个)同是在中国史的大门外呐喊。”[12]因为论战的文章多囿于门户之见而一时谩骂,因私见偏见而流于意气之争,甚少有学术研究的价值,被认为是“无结果而散”。陈啸江深刻地指出当时之所辩论者,实为名词之争,皆未经精密研究之价值。其中的原因:1.失去学术合作的精神;2.为辩护自己的短处,不惜曲解事实,迁就成见;3.为驳斥敌人的论点,不惜将其长处,一笔抹杀。这种因参与讨论者的政治立场、背景及现实政治斗争的关系而使中国社会史论战陷入“谩骂式”政论的局面,是不利于任何一方的,对学术更是无补。代之而起的是大家要求暂时停止争论,等把中国历史材料研究透了,再来一场更有学术性意义的大讨论。其三,在理论与材料关系上,人们开始理直气壮地倡言史料,重视史料。人们怀着极大的热情参加中国社会史的讨论,这场争论虽然非常激烈,深度却远远不够。社会史论战是一场探本溯源式的社会史辩论,本应依据丰富的史料,以细致深入的论析为基础,但论战的文章不肯在史料上下功夫,只对史实作简单勾勒,用历史材料附会唯物史观的理论。人们逐渐意识到中国古代社会内部,特别是复杂性的经济层面,应对各地各民族历史发展进行全面系统的实证研究,而不是盲目的套用现有理论。1933年《读书杂志》停刊之后,犹如急流迥回,人们纷纷从史料本身来探寻中国社会发展的道路。“无论杂志报纸,大学历史系以及专门研究机关,多在这方面用功夫了。”[14]例如1933年5月国立中山大学史学研究会主编的《现代史学》第1卷第3期出版的“中国经济史研究专号”,刊载的论文多注意到史料的运用。1934年中山大学法学院还成立了中国经济史研究室,主要工作是搜集史料及对材料本身之研究,并不断缩小研究的对象,进行专题的研究。1934年南京《中国经济》第2卷第9、10期出版的中国经济史研究专号上下两册所集的文章,“关于史料的整理和考证者居多,而泛论社会史公式者极少。”此外,《“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清华学报》等刊物发表的社会经济史论文也渐渐注意到史料的搜集。而北平的《食货》半月刊杂志尤其专以“搜集史料”相号召。嵇文甫认为社会经济史研究进入了“搜讨时期”。以上表明,中国社会史论战之后人们不约而同地把注意力转向史料的搜集整理。当时一些研究机构和大学的学报及其他史学刊物和经济学刊物普遍重视史料,是人们要求回到冷静的学术探讨中来的有力征候,成为推动史学继续向前发展的动力。学术界对史料的高度重视既反映了人们对中国社会经济史的深邃识见,又展现了史学研究向多元选择的迈越。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随即迎来了更为开阔的局面。其中有三支力量最值得重视:一是以郭沫若、吕振羽等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学者。他们仍然坚持以马克思唯物主义理论为指导,但主张从史料方面充实建构理论,逐步发展完善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二是社会调查所(即后来的“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的汤象龙、梁方仲等以及和他们有密切联系的一批学者。他们非常强调史料的收集,大力开展中国近代经济史料的收集整编工作。三是以陶希圣为优秀的食货派。应当说,社会史论战之后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中偏向史料的转向最突出的一个重要表征,便是食货派的崛起。 二、陶希圣的学术转向 陶希圣是食货派的领袖,他是由研究法学而转治中国社会经济史的。陶希圣早年在北京大学学习法律,毕业后在各地高校讲授亲属继承法,旁及民族学,从民族学而理解中国古代社会组织,进而讲述中国社会史。这一研究旨趣的转向主要是受时代的革命形势激发。陶希圣说:“北伐完成后,文化界有一时期对中国社会的本质与形态,发生争端。我是研究民法的,因家族与婚姻制度的历史探讨,自然涉及中国社会史的研究。‘民国’十七至十九年,参加中国社会史论战。”[18]陶序1927—1928年他在《新生命》月刊上发表《中国社会到底是什么社会》等系列论文,引起诸多学者的响应和论战。1929年1月,陶希圣将刊于《新生命》月刊上的论文收集成册,冠以《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书名出版,提出要“把中国社会史作一决算”。该书出版后反响甚大,颇为畅销(后三年间销了八版、数万册),有所谓陶希圣打响中国社会史“论战第一炮”的说法。随后又出版《中国社会与中国革命》进一步阐述他关于中国社会史的看法。二书以其“斗争之文字”,“皆尚能流行于社会”。[编辑者小引为促进讨论走向深入,1930年,陶希圣还收集了当时学者讨论中国社会史较有代表性的论著,编成《中国问题之回顾与展望》一书在新生命书局出版。1931年4月,王礼锡、陆晶清主编的《读书杂志》第一期上刊登了1931年1月23日朱其华写给陶希圣的一封《关于中国的封建制度》的信和1931年1月31日陶希圣的回信。这两封信的刊登标志着以《读书杂志》为主要阵地的社会史论战的开始。“日本学人关心或参加中国社会史辩论者,称为‘陶希圣时代’”。“在数年以来的中国社会史论战中,陶希圣先生算是一位有名的大将了”,被学界认为是“最有希望的一位中国社会史的研究者”。1928—1934年间陶希圣还陆续出版了《法律学之基础知识》、《革命论之基础知识》、《中国封建社会史》、《中国社会现象拾零》、《辩士与游侠》、《婚姻与家族》、《西汉经济史》、《中国政治思想史》等著作。陶希圣的翻译作品以德国学者奥本海末(FranzOppenheimer)的《国家论》为重,以及与人合译了《各国经济史》、《马克思经济学说的发展》、《刑法读本》等。在社会史论战中,批判式的文章大为流行,因陶希圣敢于立论,每为人所攻击。王礼锡将陶希圣列为“论战”的五个权威之一,公开号召论战者对于陶希圣的观点提出“挑战”,一时间向陶希圣挑战和批评的文章着实不少,陶希圣所受到的指责、批评乃至谩骂,可谓惨烈。陶希圣言:“在这文人积习的各张门户的论争里,我是最先受骂的一人。每一中国社会史家的开场白,每一中国社会史刊物的发刊文,首先攻击的大抵就是我。”学术界对陶希圣的批判主要集中在以下几方面。 (一)唯物史观之不纯与治学的因袭与论战者一样,陶希圣在运用唯物史观时为外来解释框架所支配,研究上流于比附,引起学术界广泛关注。人们指出陶希圣的每一种主张并不是自己细心研究的结果,只是随时随地抄袭别人学说的结果。刘光宇认为:“陶希圣一向就好利用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论来掩护他自己的说教,他自以为是懂得历史的唯物主义的,其实则只是曲解和利用,并不知道历史的唯物主义是甚什。”[24]王宜昌指出:“陶希圣自己在《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一书的开始就说着他应用什么归纳法、统计法、抽象分析法。这只是从波格达诺夫《经济科学概论》和《社会主义社会学》(萨孟武译的书名是这样,陈望道等译名《社会意识学大纲》)上抄来的所谓经验一元论(即经济批判论)的玄学方法论。”“《中国封建社会史》和《中国社会与中国革命》两书中,不少应用奥本海末尔的‘海国’‘陆国’‘土地私有权’和‘商业资本主义’之点。”周予同后来深刻地指出,陶希圣在中国社会史论战中“产量相当丰富”,“但因为陶氏并不是单纯的客观研究的理论家,所以时被不同派系的人所指责”。 (二)逻辑的混乱与观点的豹变在社会史论战中陶希圣史书最多,差不多在每本书中,都有一个主张,各书中的见解前后每不一致,甚至在同一本书内,也有冲突。傅筑夫指出陶希圣《中国封建社会史》的前后观点冲突,“起初还以为是偶尔如此,可以放过不提,那知道逐章细看下去,都是扑朔迷离!”“关于封建制度的发生时期,在这一本为‘中国封建社会史’的奇书上,有时虽也偶尔提到,但不是前后冲突,便是笼统万分。”[27]马乘风对陶希圣的观点豹变进行了更为深刻的指责,“春秋时代封建社会已崩溃、春秋时代封建制度趋于崩溃、春秋时代是封建社会时代、春秋时代是资本主义时代、封建制度崩溃后,中国没有资本主义社会之可能。”“这五项根本不同的见解,若是分之于五个根本不同的作家或著作,犹有可说,事实上,竟出之于陶先生一人之口,真不知陶先生何以自圆其说?”[17]427对于自己各书中的见解前后每不一致的现象,陶希圣在出版《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时也承认,“本书各论文依执笔时期的先后,内容时常有冲突矛盾的处所”。 (三)史料审视之不严陶希圣的社会经济史研究在史料的处理方面犯有不少错误。杜荃的《读〈中国封建社会史〉》一文主要针对陶希圣的史料问题进行了“不甚客气”的批评。他说:“我仅仅读了那么一小段,便觉得差不多句句都有问题。以下我便不敢再读下去了。一来以下我还没有甚深的研究不敢多谈,二来我怕的是错误的观念先进了我的脑中,所以我也不敢多读。”“我希望陶君对于历史更要有详细的精密的认识,然后再下论断。”[28]傅筑夫对陶希圣《中国封建社会史》一书批评的要点之一也是认为陶希圣处理史料时有诸多的错误。[27]马乘风认为,陶希圣“对于旧有的历史资料又舍不得出一番苦力,作一番苦力,作一番整理融贯的功夫。”关于史料审视之不严的问题,陶希圣自己也坦言道:“各篇的论题非常广泛,所用的材料也不过疏略的大体的,没有经过多少考证的工夫。” (四)中国社会史观点的“歪曲”因为陶希圣在探讨中国社会史时,强调中国的特殊性,敢立新说,他的观点遂成为学术界不同学派论争和笔伐的对象。陶希圣曾总结人们对自己的学术观点批评之所在:批评的第一集中点,是士大夫阶级的论议。士大夫阶级这名词,有好些个党派、好些个刊物书籍乃至决议案都正在使用,然而批评却集中于我。———甚至有人以为这是我的“发明”,或是我的“罪恶”,好像只有一个人使用这个名词,又好像使用这个名词便是反革命。批评的第二集中点,是封建制度的论议。我觉得农奴制度自战国时代已经分解。如果农奴制度才是封建制度的基础,则中国从此时以后没有完整的封建制度。如果佃租制度才是封建制度,则中国自战国到今日才是封建制度。我的意见于此外更着重于商业资本与农村经济的有机关系。中国商业资本发达自战国时期,确曾有分解旧生产方法及孕育旧生产方法使日益进于商品生产的效用。批评的第三集中点,是游民无产者问题的提出。我读过《德意志农民战争》等书之后,深觉游民无产者的问题,在中国应当及时充分讨论,打开中国历史上朝代更换的锁。[29]自序陶希圣既是挑战者,又是凶猛的应战者。面对来自各方面的非难,陶希圣在1930—1931年初期写了一些涉及多方面倾向的短篇随笔,后辑成《中国社会现象拾零》一书进行应战。“这书中各论文有些是在著者紧张的情绪里写出来的。著者自感孤独,对于纷至沓来的评论,感谢或接受或驳覆的工夫都不够。所以紧张的情绪之中饱含着无上的悲苦。在政治斗争尖锐的现代,孤独的个人是不应当多说话以紊乱各方的论争战线的。我明知事情是这样,也曾屡次起停笔的决意,但一方面有各杂志主编的刺取,他方面又感觉到理论斗争的参加,或者有贡献于理论的进步。于是我终于拿笔,终于大胆去受各方的批评。”在中国社会史论战浪潮中,陶希圣一直处于论战的中心位置,对论战的感受实较许多人更为痛切。1932年,陶希圣深刻地意识到自己对于中国社会经济史的解说失之于空泛笼统,认为丰富的材料才是犀利的战具,打算少写文章,多搜集材料。他说:“近来我不想批评,我想多少添一些材料来建立。公式主义者大有反对材料而重视公式的毛病。有人批评我说我是经验主义,因为我重视历史的记载。又有人批评我说我材料愈多愈弄糊涂了。其实我的糊涂,正是由于材料太少,即理论所依据的经验太少。如果材料多了,便不至于乱争盲斗了。用公式来收纳材料,这一方法最怕材料多,材料一多则公式主义便会崩溃。历史上两个不同的社会形式,供给我们不同的材料。但因公式主义不许我们指出两者的异点,我们是弃材料而留公式呢?还是弃公式而取材料,重新估定社会进化的途径?公式主义是前者,我的办法是后者。这是我四年来见解屡有变动的原因。” 陶希圣主张抛弃公式主义,下苦功读书,从材料出发对中国社会发达过程进行新的估定。他在通读中国历史,对中国史逐朝逐代都细看它一下的过程中,便感觉立论极难了。于是,他提出两个希望:一、唯物史观固然和经验一元论不同,但决不抹杀历史的事实。我希望论中国社会史的人不要为公式而牺牲材料。二、论战已有四年之久,现在应当是逐时代详加考察的时期。我希望有志于此者多多从事于详细的研究。我四年来犯了冒失的毛病,现已自悔。但我四年前冒失下手,是因为那是很少人注意这种研究。现在见解已多,如再以冒失的精神多提意见,反把理论战线混乱。以上表明,陶希圣对社会史论战中从事空泛理论争论的现象已日益不满,感觉解决问题应该多从材料入手。在修正自己观点的同时也对论战中普遍存在的不重材料分析的公式主义提出了一些批评,表现了陶希圣思想转向的迹象。陶希圣所作的回应是希望得到学术界的认同,也是对自己在社会史论战中遭受指责、批评的深刻反思。然而,陶希圣的申论并没有因此而改变论战的风气,减少对自己的批判,反而愈演愈烈。论战中对陶希圣批判的客观现实令其感到触目惊心。这给陶希圣心理产生了微妙的影响,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陶希圣保持着沉默。“陶希圣的沉默是当然的,左派说他是xx派不彻底,右派又说他是左派,在左在右为难之中他只有沉默为最合适,所以他沉默了!”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何以前行?这是萦绕在陶希圣脑际最发人深思的问题。自己的缺点和不足,是回护、斗争,还是坦然面对,重整待发?陶希圣选择了后者。1933年上海新生命书局出版《中国社会史丛书》的《刊行缘起》一文成为陶希圣学术转向的誓词:“我们的誓愿是:宁可用十倍的劳力在中国史料里去找出一点一滴的木材,不愿用半分的工夫去翻译欧洲史学家的半句字来,在沙上建堂皇的楼阁。我们的誓愿是:多找具体的现象少谈抽象的名词。” 《附言》这段话明确地表明陶希圣已决意和当时一般的社会史论战者划清界限,开始逐渐把研究的重心转向史料收集和专题研究上来。这一丛书计划准备收罗以下的编著:通论中国社会全部或一时代的变化过程的;对中国一时代或一问题作特殊研究的史料的收集。[32]卷首《附言》陶希圣先后编校组织出版《中国社会史丛书》六部:刘道元《两宋田赋制度》、《中国中古时期的田赋制度》、全汉昇《中国行会制度史》、鞠清远《唐宋官私工业》、曾謇《中国古代社会》(上)、陈啸江《两汉经济史》。这些著作一改以前只作空洞论列的情形,注意材料的搜集,着重通过经济要素和社会组织的深入考察来探讨中国社会史的发展。如果说论战中的著作对中国社会史的叙述限于史料的不丰富而显得薄弱,在这套丛书中得到很大的加强,史料更加丰富,内容更为充实,更具学术价值。这套丛书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中国社会史研究已经渐渐跨过粗略笼统的“概说”阶段,力求较为精确地描述中国社会史的发展全貌。为了迅速摆脱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陷入政论的状况,扩大史料的搜集,改变学术界忽视史料的局面,陶希圣拟创办一种“中国社会史专攻刊物”———《食货》半月刊。1934年11月14日,陶希圣在北平《晨报•社会研究周刊》《〈食货半月刊〉宣言》,阐述了《食货》半月刊的研究旨趣与筹建食货学会,开展学术活动的方法:“一、凡是中国经济社会史料,足够提出一个问题或足够解答一个问题,整理成文不论字数,都可在这里发表。二、多举事实,少发空论,不谩骂,更绝对不做政论。三、凡是愿意或正在做一个时代的社会经济状况的研究,或特定问题的研究,都可任意做食货学会的会员。四、食货学会的会员对中国经济史料的收集及研究如能分工进行,使工作不致重复,那是最希望的事情。如此,会员应当随时分配工作交换成绩。”[33]至此,陶希圣决定全身心投入到《食货》半月刊的创办和食货学会的筹建当中去,倡导搜集史料,倡言学术的合作,培植学界新人,学术界的一场“食货运动”便由此浸浸而起。 作者:苏永明单位:江西科技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社会经济论文:灰色关联分析的社会经济论文 1填海社会经济驱动因素指标选取 填海规模是指在一定的年期内,逐年通过审批实施的填海面积的累积总和。填海是一种引致需求,受多种社会经济因素的影响。(1)海岸带人口增长。填海的原因在于人类对土地资源的需求,人口增长是土地资源需求增加的主要因素。由于优越的地理环境,海岸带一直是社会经济发展的黄金地带,2005年,包括大连在内的由24个城市组成的沿海城市带吸纳了全国约37%的流动人口;2010年末,沿海城市总人口约2.43亿人,占全国总人口的18.1%[15]。同时,人口的过度集中往往带来快速的城市化,有研究表明,1929-1954年的美国每增加1个城市人口,城市用地增加0.105hm2[16]。本文选取年末户籍人口和市区人口比例表征区域人口水平,并预期这两个因素对填海规模有正向影响。(2)海岸带区域经济发展。城市经济活动的增长带来了对工业、商业等各种经济活动的建筑空间需求。我国填海以建设用为主,建设用围填海计划指标被认为是海上建设用地指标,是陆地新增建设用地指标的重要补充,主要用于港口码头建设、临港工业园区建设、城镇建设等方面。与此同时,填海等固定资产投资增长又是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因此,以地区生产总值(GDP)、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及固定资产投资额表征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并预期这3个因素对填海规模有正向影响。(3)海洋经济发展。对于沿海地区来说,海洋经济逐步成为经济发展新的增长点,海洋产业发展本身亦有一定的填海需求,以大连市为例,在辽宁沿海经济带加速开放开发的大形势下,其港口建设、临港工业发展等每年都会产生大量的填海需求,同时,作为一个旅游城市,随着大连滨海旅游业的发展,游艇码头建设、海岸景观建设等也会产生较大的填海需求。因此,以港口货物吞吐量表征海上交通运输业发展水平,以旅游总收入表征滨海旅游业发展水平,并预期这两个因素对填海规模有正向影响。(4)填海获取土地成本低廉。我国实行土地用途管制制度,耕地转为建设用地需要实现土地占补平衡,而填海造地不涉及耕地保护,获取建设用地比较宽松,且填海成本和形成的土地价值间存在巨大的价格差,Davis指出填海造地工程对工业化后期的日本仍然具有吸引力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大陆地产价格昂贵[13]。填海获取土地成本相对低廉,面对填海造地后的巨大收益,填海方必然存在填海造地的逐利心理。因此,选取综合地价增长率来表征沿海城市的地价水平,并预期该因素对填海规模有正向影响。 2大连市填海概况 大连市是我国海洋大市之一,横跨黄海和渤海,大陆海岸线全长1371km,拥有广袤的海域资源。截至2009年,大连市20m以浅海域开发利用总面积达到466059hm2,其中滩涂占31.6%,0~5m海域占31.8%,5~10m海域占20.7%,10~20m海域占15.7%。1990—2009年,大连市累计填海面积达6328hm2,大连市2009年累积填海区域空间分布显示填海区域主要分布在大连市区的小窑湾、大窑湾、大连湾,以及位于渤海的长兴岛。根据大连市通过审批的填海情况来看,大连市填海用途主要为城镇建设、港口及配套设施、船舶工业、核电等临港工业、滨海旅游基础设施以及渔业基础设施等。其中,港口及工业填海一直占据绝对高的比例,尤其是2008年,几乎全部新增填海活动都是为了港口建设或临港工业的发展;渔业基础设施填海所占比例非常少,仅2006年超过了20%。2005年,辽宁省提出沿海“五点一线”开发战略,“大连长兴岛临港工业区”和“庄河花园口工业园区”成为“五点一线”战略中的两点,大连市沿海重点发展区域陆续实施填海工程来缓解工业及城镇建设用地供需紧张的矛盾。截至2012年6月,大连市两个区域建设用海规划获得国家海洋局批准,围填海面积合计近5000hm2,同时,5个区域建设用海规划正在报批过程中,规划类型主要为港口航运、临港工业、城镇建设、工业区等单项或多项复合型用海。 3大连市填海社会经济驱动因素灰色关联分析 3.1灰色关联分析法由于填海社会经济驱动因素之间以及因素与主行为的关系十分复杂、不够明确,呈现为典型的灰色系统特点,所以用主成分分析法、因子分析法等一般方法分析比较困难。同时,由于每年新增填海规模统计相关数据有限,样本量较少,加之采用遥感手段提取的数据没有统一的评定标准,使得样本不尽符合一般定量分析所要求的规律条件。灰色关联分析可以克服一般统计方法追求大样本、典型分布、计算工作量大、有时与定性分析大相径庭的弱点,同时,它还可以对一个系统发展变化趋势提供量化的度量,非常适合动态的历程分析。因此,采用基于灰色理论的灰色关联分析法来分析不同社会经济驱动因素对填海规模的影响程度。灰色关联分析法是一种用灰色关联度顺序来描述因素间关系的强弱、大小、次序等的方法,步骤如下:(1)确定反映系统行为特征的参考序列狔0和影响系统行为的比较序列狓犻。(2)对参考序列和比较序列进行无量纲化处理。常用的数据处理方法有初值化处理、均值化处理、极差化处理、极值化处理等,本研究对原始数据采用均值化处理。 3.2数据来源本研究中,参考序列狔0为大连市填海规模,比较序列狓1至狓8为衡量人口水平、经济发展水平、海洋经济发展水平及地价水平的指标。大连市填海规模为每年新增填海造地面积累加结果,从国家海域使用动态监视监测管理系统中提取大连市2006—2011年的填海数据,该指标统计的是大连市每年通过审批的填海面积总数。同时,采用大连市1990年、2000年和2005年3个年度的高精遥感影像提取1990—2000年和2000—2005年两个时间段的填海数据,1990—2000年,2000—2005年两个阶段中每年新增填海面积取遥感影像分析数据的平均值。2000年、2005—2011年大连市的年末户籍人口、市区人口比例、地区生产总值、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固定资产投资额、港口货物吞吐量、旅游总收入、综合地价增长率等8个指标数据可根据历年《大连市统计年鉴》及中国地价网直接观察到,各指标值具体见表1。 3.3结果分析采用均值化处理原始数据,按上述步骤求取灰色关联系数及关联度(表2),关联度由大到小依次为。大连市填海社会经济驱动因素的灰色关联分析结果显示:(1)经济发展水平和海洋经济发展水平的指标与大连市填海规模的关联度均超过0.8,说明大连市经济发展水平和海洋经济发展水平对填海活动有较强的驱动作用。(2)指示经济发展水平的指标地区生产总值和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与大连市填海规模的关联度均超过0.9,说明大连市经济增长尤其是快速的工业化产生了大量的填海需求,工业化不仅加速城镇建设用地的扩张,也膨胀了沿海地区的填海速度。虽然固定资产投资额与大连市围填海规模的关联度相对略低,但也达到了0.882,说明大连市固定资产投资额的增长对填海造地面积的增加也有较强的带动作用。(3)指示海洋经济发展水平的指标中,旅游总收入与大连市填海规模的关联度略高于港口货运吞吐量,说明大连市通过大量的填海式的滨海景观或旅游设施建设来发展滨海旅游业,反之,滨海旅游业的快速发展又进一步催生了填海需求。(4)人口水平的指标与大连市填海规模的关联度基本相等,约为0.731,说明大连市人口数量和人口城乡结构的发展基本一致,人口水平对大连市填海活动的驱动作用一般。(5)指示地价水平的综合地价增长率与大连市填海规模的关联度仅为0.669,说明地价水平并非是大连市填海活动的主导因素。大连市2005—2011年的综合地价增长率与围填海规模的关联系数在0.335~0.969之间,波动幅度较大,显然和大连市2005—2011年综合地价增长率本身变化幅度大直接相关,同时说明地价的增长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填海活动,但填海行为主体通常并非只是为了获得填海造地的增值收益。 4结论与建议 (1)2000-2011年,大连市填海规模不断扩大,其中2010年新增填海面积高达1807hm2,经济发展过程中产生的大量填海行为主要基于两点:一是我国实行严格的土地管理制度,新增建设用地年度计划管理从总量上控制了建设用地的供应量,填海造地成为解决建设用地缺口的必然途径;二是某些临港工业(如装备制造业、船舶修造业等)本身有一定的填海需求。围填海计划管理办法出台后,国家海洋局2012年向大连市下达的建设用围填海计划指标1000hm2,大连市应按照节约集约用海的要求,合理安排每年有限的围填海计划指标,优先保障国家重点基础设施、产业政策鼓励发展项目和民生领域项目的围填海活动,同时规范及严格执行海域使用论证制度,最大限度地减少围填海活动造成的生态破坏。(2)海洋经济是大连市经济发展的关键,大连物流中心和东北亚航运中心建设、临海临港装备制造业基地建设、滨海旅游资源开发、海洋文化建设等方面必然带来填海规模的扩张。但海洋产业不能盲目扩张,必须根据产业规划及海洋资源条件合理布局,减少不同产业间的用海矛盾。渔业是最基础的海洋产业,填海活动不可避免地破坏着渔业资源,近年来,大连市填海规模的扩张使得金州湾南岸的养殖区域,普兰店湾南岸的养殖区域,谢屯沿海近海养殖区,登沙河口近海养殖区以及长兴岛沿岸围海养殖区域逐步取消。在遵循海洋功能区划的前提下,大连市制定了“辽宁沿海经济带大连区域用海规划(2008—2020年)”,大连市各海洋产业用海应以此为依据,再结合每年的围填海计划指标做好空间布局。(3)大连市是一个人口低增长的城市,2000—2011年平均人口自然增长率仅为0.6%,远远低于填海规模的扩张速度,因此,人口自然增长对大连市填海活动的影响相对较小。然而人口和生产要素具有趋向沿海地区移动的特征,大连市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结果显示常住人口为669万人,比同期户籍人口多出83万人,相比于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结果而言,年均增长率为1.28%,超过人口自然增长率的2倍。在人口向海岸带地区集中的形势下,大连市应该按照政府引导与市场调控相结合的原则控制填海进度,强化海洋生态环境保护,推动海岸带资源可持续利用的管理目标。(4)市场经济条件下,土地价格和填海成本之间的价格差会促使有限理性经济人产生填海造地的逐利心理,但追求填海造地形成的级差收益并不是大连市填海规模扩张的主导因素。在现有制度下,经济主体趋向填海造地更多是因为填海造地不涉及耕地保护问题,每年转化为建设用地的指标会比较宽松,从而大大降低了土地使用成本。因此,从制度方面来说,对于具有公共产品性质的海域,政府应该严格执行建设用围填海计划指标,同时要考虑填海造地的生态补偿,调整填海造地的收益分配关系,降低填海行为主体比较收益的预期,从而抑制为获取建设用地而产生的填海造地。 作者:蔡悦荫王伟伟赵建华单位:国家海洋环境监测中心国家海洋局海域管理技术重点实验室 社会经济论文:基于CGE的碳税政策社会经济论文 1CGE模型 本文构建的CGE模型主要包括6个模块:生产模块、贸易模块、机构模块、社会福利模块、碳排放和碳税模块,以及均衡和闭合模块。 1.1生产模块生产模块中,生产函数描述各部门所使用的资本、劳动力、能源和中间投入以获得产出的方式。生产函数由5层套嵌常替代弹性函数(CES)构成,如图1。底层为煤炭、石油与焦碳、天然气与燃气的合成,以及火电与清洁电力的合成。第二层为化石能源与电力能源的合成;第三层为能源与资本的合成;第四层为资本-能源与劳动投入的合成;第五层为资本-能源-劳动与中间投入的合成。生产函数要素投入的合成采用CES函数形式。 1.2贸易模块贸易模块主要涉及北京地区消费者需求产品的来源与北京地区生产供给产品的分配。北京地区消费者所消费的商品由北京本地生产、外省调入和国外进口三部分构成。假设三者之间存在不完全替代关系,消费者会在这三者之间选择一个最优的消费比例,以z最小化其成本。第一层是消费者需求是在北京本地生产供给与外省调入供给之间合成;第二层是国内供给与国外进口产品之间的合成。需求函数采用CES函数形式,消费者在不同供给产品之间进行最优组合以实现成本最小化。北京地区生产的产品分配有三个流向,即供应北京市场、调出外省、出口国外。假设三者之间存在不完全替代关系,生产者会在这三者之间选择一个最优的销售比例以最大化其收入。第一层是北京地区生产的产品供应国内市场与出口之间分配,第二层是供应国内市场的产品在北京市场与调出外省之间分配。产品分配采用常转换弹性(CET),假设生产者在一定生产技术约束下在不同需求市场之间分配的最优策略,以实现收入最大化。 1.3机构模块模型中机构主要包括居民、企业、政府。居民模块包含居民收入与支出函数,居民的收入主要来自劳动收入、资本收入、政府的转移支付;居民支出主要包括居民消费,居民支付的所得税,居民收入扣除消费后为居民储蓄,居民消费采用斯通—盖利(Stone-Geary)效用函数形式。企业模块包含企业的收入与支出函数,企业的收入主要是企业的资本收入;企业支出包括企业对居民的转移支付、企业支付的所得税、企业的储蓄等。政府模块包含政府的收入与支出函数、政府收入主要是政府的间接税、关税、所得税等;支出包括政府对居民的转移支付,政府消费,政府储蓄等。 1.4社会福利模块在CGE模型中衡量社会福利变化,运用比较普遍的是希克斯等价变动(Hichsianequivalentvariation)。本文也通过希克斯等价变动来衡量实施碳税政策冲击后对居民社会福利的影响。希克斯等价变动以政策实施前的商品价格为基础,测算居民在政策实施后的效用水平的变化情况(以支出的函数表示)。希克斯等价变动为正时,说明居民福利在政策实施后得到了改善。反之,如果变动为负,则说明政策的实施将损害居民福利。 1.5碳排放与碳税模块-假设碳排放主要来自于化石能源(煤炭、石油、天然气)的最终消费,且能源消费技术经济水平不变。不同类型能源排放因子来自IPCC(The2006IPCCGuidelinesforNationalGreenhouseGasInventories),化石能源的CO2排放量是由各种化石能源的需求量乘以它们各自相应的碳排放系数。根据化石能源需求排放的CO2量征收碳税,并且将每种化石能源征收的碳税转化为该种化石能源的从价税税率,即对某种化石能源征收的碳税税额与该化石能源的国内需求的价值量之比。 1.6均衡与闭合模块模型的均衡模块包括各种要素市场、商品市场的供需均衡。(1)劳动力市场均衡,本文假设工资为内生变量,受到政策冲击后,经过工资的充分调整,实现劳动力市场的出清。(2)资本市场均衡,本文假设资本相对价格为内生变量,受经济政策冲击,经过资本价格改变,资本自由流动,企业充分调整资本存量,最终实现资本的充分利用。(3)商品市场均衡,每个部门产品的需求(居民需求、政府需求、投资、存货,中间需求)等于总供给。模型的宏观闭合通过三个主要的宏观恒等关系反映,即储蓄—投资平衡、政府收支平衡、贸易收支平衡。(1)储蓄—投资平衡,本文采用新古典的闭合规则,即投资由储蓄决定,经济中所有的储蓄都将转化为投资。(2)政府收支平衡,在这里政府的收入与其总支出的差额为政府储蓄,政府储蓄内生于政府账户的收支平衡。(3)外省调入调出平衡,外省调入与调出之间的差额为外省净储蓄。(4)国际收支平衡,本文选择汇率为内生变量,国外储蓄为外生变量的闭合规则。政策冲击影响汇率的变化,进而影响进出口的变化,以至影响整个经济。 2数据来源和部门划分 本文根据研究需要以及北京市投入产出表产业部门的实际情况,将北京市2010年投入产出表中的42个部门调整为18个部门。并尽可能地细分能源部门,本文将能源部分细分为5类:煤炭开采和洗选业、石油与炼焦业、天然气与燃气、火电生产和供应、清洁电力生产。根据北京市2010年投入产出表以及《北京市统计年鉴2011》编制北京2010年社会核算矩阵表(SAM)。 3模拟结果 本文设定五种情景下分析征收碳税对北京社会经济系统的影响,即二氧化碳排放量在2010年的基础上分别减少5%、10%、15%、20%、30%。 3.1碳税税率及对能源消费的影响表1显示了不同情境下碳税水平、化石能源从价税率、化石能源对减排量的贡献,以及碳税对能源消费的影响。随着减排幅度的增加,从量碳税会更显著地增加。由于不同能源的碳排放系数各异,由此对不同能源所征收的从价税税率也不一致。在同一情境下,化石能源中,煤炭的二氧化碳的排放系数最高(单位价值量的碳排放量),煤炭的税率最高,石油从价税税率居中,天然气与燃气的从价税税率比较低。与此同时,在北京市能源消费结构中,煤炭与石油占主导地位,因此,煤炭对于减排的贡献也是最大的,在各情景中,煤炭对于减排的额贡献都达到60%以上;石油对于减排的贡献也是比较显著的,因此严格控制煤炭和是石油的使用时减少碳排放的主要措施。征收碳税对于高碳能源需求的影响也是十分显著地,尤其大幅度的降低了煤炭与石油能源的需求量。征收碳税对天然气与燃气、火电能源需求的影响相对比较温和,同时提高了清能源的使用量。 3.2碳税对部门产出的影响由于征收碳税会导致化石能源价格的上升,从而使生产成本上升。由于不同部门化石能源投入占总投入比例差别很大,因此对不同部门产出有不同的影响。表2分析了征收碳税对不同部门产出的影响。由于征收碳税,13个部门产出都有不同程度的下降。其中煤炭开采和洗选业、石油与炼焦业、其他开采业的产出显著下降,尤其是减排目标提高后(如情境3和4),这些部分的产出大幅度地减少。天然气与燃气业、化学工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交通运输与邮政业等部门产出下降也比较明显。究其原因一方面由于这些高耗能的部门能源需求量大,能源投入在总投入中占的比例高,征收碳税导致其生产成本提高明显,供给下降;另一方面这些部门由于产品价格上升幅度高,部门产品需求下降程度也比较大,供给与需求的下降导致产品的产出下降幅度大。农林牧渔业、木材加工与造纸印刷业等行业产出收到的负面影响比较温和。但碳税对5个部分的产出具有积极的影响:纺织及其制品业、通讯仪表及其他设备制造业、机械设备制造业、服务业和清洁电力部门。因此征收碳税对非能源密集型产业具有积极的影响作用。 3.3碳税政策宏观社会经济变量的影响表3分析了碳税政策对宏观社会经济变量的影响。对居民来说,居民的总收入主要由劳动收入、资本收入及政府对居民的转移支付构成,由于劳动价格作为基准价格并假设劳动市场充分就业,因此居民的劳动收入不变。征收碳税导致产出和资本需求量下降,资本价格随之下降,从而导致居民的资本收入下降。征收碳税一方面增加了政府收入,另一方面由于政府收入增加而对居民的转移支付也增加,整体实现了居民的总收入的增加,但增加幅度有限。在居民需求方面,由于居民收入提高导致居民的需求增加,但由于碳税导致企业成本增加,产品价格提高,因此导致居民消费需求(实物量)下降,但由于价格上升,用价值量表示的居民消费略微上升。由于价格水平的上升和消费需求(实物量)的下降,居民的社会福利业也有所下降,但影响有限。对企业来说,企业的收入主要来自资本收入,而资本价格下降导致企业的收入下降,企业储蓄也随之下降。对政府来说,征收碳税在增加政府税收的同时也降低了间接税和居民所得税,而企业所得税有所增加,碳税与企业所得税增加幅度大于其它税收的减少幅度,导致政府收入随着碳税的增加也逐渐增加。相应的政府的消费(价值量)和政府消费(实物量)逐渐增加,政府储蓄企业储蓄随之下降。企业储蓄与政府储蓄下降导致总储蓄下降,总投资(价值量)和总投资(实物量)也均下降。名义GDP等于资本收入、劳动收入与间接税收入之和,总资本收入降低,劳动收入保持不变,间接税随着产出量降低而减少,因此名义GDP是不断下降的。实际GDP等于消费、投资加净出口,消费方面居民消费下降,政府消费上升,但是政府消费占消费的比例比较小,整体消费下降;由于假设投资等于储蓄,总储蓄下降,投资也随之下降。征收碳税导致国内产品价格相对提高,国外产品价格不变,净出口也有一定程度的降低,因而整体导致实际GDP下降。总体来说,征收碳税对宏观经济变量有负面影响,但这种负面影响比较有限。因此碳税政策对节能减排具有显著的积极作用,而对整体宏观经济的负面影响是比较温和的。 3.4结果对比文献[17-23]从国家角度探讨了碳税对社会经济的影响,由于不同文献在构建CGE模型时,基础数据的选取、基础数据部门划分、模型方程结构的构建、模型参数选择、碳税征收环节与征收方式都有所不同,因而研究结论存在差异。尽管差异较大,但也存在一些共同点:这些文献指出碳税是一种有效的减排工具,同时征收碳税会使实际GDP下降,但下降的比率大多在1%以内。文献[22]指出,虽然GDP下降的比率不大,但是由于我国GDP总量大,因此GDP下降的绝对值非常大。在碳税水平为5美元和10美元时,每减少一吨CO2,短期内GDP将损失87.10元和94.91元,远超过当时国际市场碳交易价格。本文从区域经济的角度,分析了碳税对北京市经济的影响,从整体上看,基本结论和这些文献基本类似:碳税对北京市减排具有显著的影响,实际GDP的下降比例有限,即使在减排30%的情景下,实际GDP将下降0.54%。采用与文献[22]相同的计算方法,北京地区每减少一吨CO2排放,实际GDP损耗达到191.37元至246.15元,远高于文献[22]的结论。同时,对部门的影响也与从全国角度的分析有显著的差异,比如与王灿的研究结果相比,当碳减排目标为30%时,王灿[23]的研究结果指出煤炭和天然气的产出分别减少37.4%和18.7%,而本文煤炭和天然气的产出分别减少33.73%和8.94%;石油与电力部门的产出将分别提高5.7%和16.7%,但本文结果说明石油和电力部门产出将分别减少31.03%和30%。这种差异除了来自于前述模型构建、数据、参数等因素外,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由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等的不同。因此,由于我国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等存在显著的差异,在制定碳税税率时要充分考虑到这种区域的差异。 4结论 本文在北京市2010年投入产出表的基础上编制北京市的社会核算矩阵,并在此基础上构建CGE模型模拟了碳税政策对北京市能源、碳排放,以及社会经济的影响。模拟结果显示:(1)对化石能源征收碳税,具有显著的节能减排效果。高碳能源的从价税率很高(比如煤炭和石油),低碳能源从价税税率很低(比如天然气)。同时煤炭和石油能源对碳减排具有显著的效果,因而北京市要严格限制煤炭和石油的使用是减排的重要措施。(2)征收碳税对北京大部分产业部门带来了负面影响,尤其是能源密集型部门,如煤炭开采和洗选业、石油与炼焦业、其它开采业的产出下降程度最为显著。但征收碳税对纺织及其制品业、通讯仪表及其他设备制造业、机械设备制造业、服务业和清洁电力5个部门产出具有正面影响。同时,碳税对北京部门产出的影响与全国相比有着较大的差异,因此在实施碳税的过程中,要充分考虑地区之间的经济水平、产业结构以及资源禀赋的差异,实施有针对性的碳税政策。(3)碳税政策将对大多数宏观经济变量产生了一些负面影响,从相对量来看,影响效果并不明显。但是由于经济总量较大,因此减排的绝对成本相对比较高,因此在碳税税率设计时,应避免较高的碳税税率。 作者:张兴平朱锦晨徐岸柳郭正权刘珊珊单位:华北电力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中国信息产业发展中心 社会经济论文:地区中小学教师社会经济论文 1结果与分析 1.1南疆地区中小学教师身体健康状况表4结果显示,在涉及健康状况的18项条目中,被调查教师身体健康状况的平均值在6.00~6.44之间,汉族教师最低6.00,维吾尔族教师略高6.44,依次为塔吉克族6.42,柯尔克孜族6.27.结果显示,不同民族中小学教师的身体健康状况均处在亚健康状态,主要表现在视力减弱、食欲差、睡眠不好、易感疲劳、日常生活能力下降、身体活动能力下降等方面. 1.2南疆四地州中小学教师的心理健康状况调查问卷中心理健康状况有16项条目,教师根据自身状况评价,统计结果发现(见表4),被调查教师心理健康状况的平均值在6.11~6.84之间,柯尔克孜族教师最低6.11,汉族教师最高6.84,依次为维吾尔族6.68,塔吉克族6.35.根据心理健康评估的综合判断,不同民族中小学教师的心里健康状况均处在向负向情绪发展的趋势.主要表现在精神紧张、精力不集中、记忆力减弱、心情、情绪不高、自信心差、安全感、幸福感不足、思考或处理问题的能力下降等. 1.3南疆四地州中小学教师的社会适应状况调查问卷中社会适应状况有13项条目,教师根据自身状况评价,统计结果发现(见表4),被调查教师社会适应状况的平均值在6.31~6.86之间,柯尔克孜族教师最低6.31,汉族教师最高6.86,依次为维吾尔族6.83,塔吉克族6.71.根据健康评估社会适应综合判断,不同民族中小学教师均有社会适应困难的趋势.主要表现在适应新形势、新环境、新问题的能力减弱,与亲戚、好友联系减少,参加社会、集体活动减少,妥善地处理事情的能力下降等. 1.4南疆四地州中小学教师的总体健康状况调查问卷中总体健康状况有4项条目,教师根据自身状况评价,统计结果发现(见表4),被调查教师总体健康状况的平均值在6.48~6.88之间,维吾尔族教师最低6.48,塔吉克族教师最高6.88,依次为汉族6.59,柯尔克孜族6.52.不同民族中小学教师的总体健康状况也均处在亚健康状态.四个民族中小学教师总体健康状况平均值之间的差异与不同民族教师的工作、生活地域、环境,民族生活习惯、饮食结构,学校教师的民族构成及学校所在地经济社会发展的程度等都有着直接的关系. 1.5南疆四地州中小学男、女教师的健康状况从表5明显反映出不同民族男、女教师的身体健康,心理健康,社会适应及总体健康状况的平均值存在着差异,各民族男教师的各项平均值都大于女教师.男教师总体健康状况平均最高值是6.98,最低值是6.71,女教师最高值是6.51,最低值是6.02.说明各民族男教师的健康状都略好于女教师.这与女教师在社会、学校和家庭所处的地位、角色和承担的工作(劳动)有着直接的关系. 1.6南疆四地州中、小学教师的健康状况从表6可以看出,不同民族中、小学教师的身体健康、心理健康、社会适应及总体健康状况的平均值也存在着差异,小学教师的各项平均值都大于中学教师.小学教师总体健康状况平均最高值是7.49,最低值是6.53,中学教师最高值是7.06,最低值是6.17.说明小学教师的健康状况均好于中学教师.这与中、小学对教师的总体工作要求、工作压力不同有着直接的关系. 1.7南疆四地州中、小学教师的工作情况我们从教师在学校的正常工作时间、周课时量、课外用于备课批改作业等加班时间三个方面调查了南疆四地州中、小学教师的工作情况. 1.7.1中、小学教师工作时间长从表7中可以看出,教师在学校的工作时间较长(除中午休息时间外),8小时以下的仅占5.7%,8~9小时占43.6%,9~10小时的占45.9%,10小时的占4.8%.在学校工作时间10小时以上教师比例最高的是中学教师,占20.1%.这与中考、高考和中学工作量大尤其是高中部的教师工作量大有直接的关系. 1.7.2中、小学教师周课时量大教师的周课时量普遍较大,10节课以下的占10.1%,10~15节课的占63%,16节课以上的占26.8%.在统计调查数据中发现,中学教师10~15节课的比例最高,占77.9%,小学教师16节课的比例最高,占38%.这与我们教师座谈会、访谈了解的情况基本相符.这些与师生比差较大、学生人数多、教室容量有限、教师严重缺编等因素有直接关系. 1.7.3中、小学教师课外加班时间多中、小学教师除了正常的上课、辅导以外,还要备课、批改作业、制作课件、教研组活动、指导学生课外活动、学生思想工作、家访、在职进修、职称论文、优质课评选、基本功大赛等,这些工作基本上需要利用业余时间来完成.加班时间在0.5小时的教师比例占5%,0.5~1小时的占26.5%,1~1.5小时的占30.8%,1.5~2小时的是占37.8%.中学教师1.5~2小时的比例最高,占47%,小学教师占31.6%. 2影响南疆四地州中小学教师健康的主要原因 2.1中小学教师的工作压力大、强度高、心理负担重从社会对中小学教师的期望来看,教育的地位越来越突出,尤其是基础教育受到各民族家长的高度关注.面对着社会竞争、人才培养需要而赋予中小学教育工作者的要求越来越高,要求教师有渊博的学术知识,精深的专业修养,高超的教学技艺,高尚的道德情操和高质量的教学水平,教师们承受着来自于社会方方面面的压力越来越大.从中小学内部管理来看,每年的“中考”、“高考”已成为学校和社会关注的热点,许多学校将学生的升学率与教师的考评挂钩,直接关系到教师的职务晋升、职称评审及经济收入等切身利益,学生的成绩排名、班级排名、年级排名,都是变相的对教师施压.迫使教师陪着学生起早贪黑,有53.7%的中学教师、38.6%的小学教师每天要工作9~10小时以上,工作的时间远远超过其它行业.教师们除了正常的上课、辅导、学生思想工作以外,业余时间要按时完成批改作业、备课等多项工作,还要应付各种培训、考试.从教师的工作强度来讲,一是南疆四地州经济发展滞后,造成中小学教师严重缺编.二是按教育部对教师工作量(师生比)的规定,普通中学为1:13.5,小学为1:19.我们调查的城市中小学的师生比均在1:20以上,县乡中小学师生比均在1:25以上,这无疑就加大了教师的工作量和工作强度.从心理学角度说,有的教师抗焦虑程度低,不能忍受困难与挫折的考验,有的教师人际关系不和谐,适应环境能力不强,不能接受新事物等,使自己长时间处于紧张状态,身心健康受到影响,长期积压的心理压力,正吞噬着教师们的健康. 2.2南疆中小学教师的工作、生活、地域环境特殊改革开放30多年来,新疆的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随着天山北坡经济带的高速发展,地区之间、城乡之间发展差距拉大,尤其是新疆南、北部的发展差距也开始拉大,区域性的不平衡在新疆境内加速显现.占新疆面积1/3、人口42%以上的新疆南疆四地州,其经济、社会发展仍处于相对落后的状态.南疆四地州地处天山以南,呈“C”字型环绕在塔克拉玛干大沙漠的西部、北部和南部,跨越了天山山脉、帕米尔高原和昆仑山脉三大山系,绵延数千公里,属典型的大陆干旱气候,水份蒸发量大于降水量,天然植物稀少,并处在严酷的干早环境中,生态系统十分脆弱,风、沙(沙尘暴)等自然灾害频繁.因此,在经济相对落后、工资待遇滞后、自然环境恶劣、工作、生活条件较差的影响下,使南疆四地州中小学各族教师的身心健康受到极大的损害. 2.3中小学教师的饮食时间、质量得不到保证新疆少数民族人口占总人口的60%以上,南疆少数民族人口占80%以上,本次调研少数民族中小学教师占调查教师的77%.民以食为天,营养是确保身体健康的基础和重要因素.维吾尔族、塔吉克族、柯尔克孜族等少数民族的饮食习惯、饮食结构基本相似,多年生活在南疆地区的汉族教师也基本习惯了少数民族的饮食.以面食为主,喜食牛羊肉、鸡蛋,饮茯茶(砖茶),蔬菜品种较少,水果(干果)丰富.以上所述少数民族中小学教师的饮食习惯、饮食结构,从营养学来说,各种营养素都不缺乏.但是,被调查的中小学教师因工作时间、性质、压力和家务负担等因素的影响,根本保证不了一日做三餐的时间,饮食结构和质量就无从谈起.在座谈和访谈中多数教师反映,为了完成学校安排和要求的各项工作任务,几乎没有时间在家做饭,多数情况下是在饭店或学校食堂吃快餐.根据南疆四地州中小学教师工作情况调查显示,教师在学校的工作时间较长(出中午休息时间外),8小时以下的仅占5.7%,8~9小时占43.6%,9~10小时的占45.9%,10小时的占4.8%.在学校工作时间10小时以上教师比例最高的是中学教师,占20.1%.加班时间在0.5~1小时的占教师比例的26.5%,1~1.5小时的占30.8%,1.5~2小时的是占37.8%.中学教师每天加班1.5~2小时的比例最高,占47%,小学教师占31.6%. 2.4中小学教师的保健意识不强,缺乏有效的健身运动南疆四地州中小学教师们都有很强的上进心和责任心,希望自己有所作为,常常是勤勤恳恳,忘我地工作,使教师们要比别人付出的更多.一是自身缺乏保健意识和基本的保健措施,膳食不合理,生活没有规律,经常加班熬夜,过度工作,过度透支,缺乏(睡眠)休息,缺乏运动和体力活动,不善于调节心理压力和紧张情绪.二是缺乏锻炼意识和有效的健身运动,多因忙于工作、家务没时间运动,由于工作累而不想锻炼,部分教师不知道如何运动,也不知道如何选择运动项目、运动时间和运动强度,尤其是少数民族女教师基本没有锻炼的意识和行为,致使机体免疫力下降,身心健康受到损害. 3提高南疆四地州中小学教师健康状况的对策与建议 3.1政府、教育主管部门及学校要关注教师身心健康政府各有关部门及教育主管部门,要从讲政治的高度,充分认识目前南疆四地州中小学教师健康问题的重要性和教师健康状况的严重性,把关心中小学教师身心健康作为一项重要工作来抓,采取切合实际的措施,尽可能地为教师创造舒适、宽松、愉快的工作和生活环境,在南疆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逐步提高中小学教师的待遇,不断提高教师的社会地位.要进一步加大素质教育力度,采取有效措施减轻中小学教师负担,调整中小学教师评价体系,更有效地引导教师注重提高教学效率.要把教师健康教育纳入中小学教师考核项目和继续教育的内容,在中小学校开辟教师心理咨询室,开通教师健康保健咨询热线,为中小学教师提供相关的服务和指导.坚持以人为本,要严格按照《教师法》的有关规定,坚持1~2年定期为教师进行一次健康检查,并联合社会有关机构开展中小学教师心理咨询和心理辅导活动,营造有利于确保教师健康的内部、外部环境.要千方百计增加投入,加强教职工体育、娱乐场地与设施建设.不断改进领导方式和方法,积极推行人性化“弹性”管理,保证中小学教师自由支配时间,努力为教师营造一个相对宽松的氛围. 3.2中小学校领导应以教师为本,进行民主管理中小学校领导应树立“人本主义”的现代教育管理理念,要发扬民主作风,尊重、信任教师,确立教师在学校教育中的主体地位,为教师创造展现才能、实现自我价值的机会和条件.要加强与教师的情感交流,建立起民主和谐的人际关系,使教师心情舒畅地投入工作.要科学地制定和不断完善学校内部的竞争激励机制,营造良好的学校竞争环境,公平公正地对待每一个教师.同时,要创设和谐宽松的校园心理氛围,帮助教师将心理压力转化为激励性动力,增强教师的心理承受能力和适应社会的能力. 3.3重视教师身体健康,强化健身意识,提供健身条件学校应采取有效措施提高教师的工作效率,缩短教师在校工作时间,尽可能不占用教师的下班时间,切实减轻教师工作负担.对教师进行身体锻炼和保健类知识的讲座及培训,不断强化教师的自我保健和锻炼意识.学校要为教师创造和提供身体锻炼、健身娱乐场所和必要的运动器材,方便教师随时健身,以供教师在课余时间进行锻炼、娱乐.要逐步健全教师健身的机制,明确固定的健身时间,开展健身竞赛活动,为教师展示健身成果和特长搭建平台,增加教师健身的成就感和荣誉感,逐步形成教师自觉健身的良好习惯.要有计划、经常性地组织教师开展健康有益的体育活动,为教师提供锻炼身体的机会和条件. 3.4重视教师心理健康,为教师营造和谐的工作环境教师心理健康是从事教育工作的必要条件,也是教师自身发展的需要,更是学生心理健康发展的需要.中小学校领导要高度重教师心理健康问题,要深入了解教师,积极创造条件满足教师在政治、学习、职称、体现自我价值、生活等的需要.学校要以人为本,促进教师身心健康.作为教育的直接管理者,各中小学校要努力为教师营造和谐的内在环境,主动为教师排忧解难.学校任何制度的制定、任何改革措施的出台,都必须考虑到“教师健康”这一问题,考虑到教师也会出现“心理危机”这一现实,并且把大部分中小学教师的心理承受能力作为底线. 3.5教师自身应注重生活质量,保持身心健康首先,教师自身要牢固树立“健康第一”的思想,注重物质生活、精神生活质量,建立和选择健康的生活方式、有规律的生活节奏和科学的饮食习惯.其次,教师要学会妥善安排时间,合理分配精力,提高工作效率,避免身心经常处于疲惫状态.要努力增强自我保健和锻炼意识,关心自己的身心健康,积极参加身体锻炼,提高自我保健能力.第三,教师要学习心理保健和预防心理疾病的知识,采取适当手段进行自我调节和控制,保持良好的心境,形成良好的心理素质.教师应该主动扩展自己的生活空间,广泛接触社会,参与社会活动,创造与他人交往的机会,提高人际交往和适应社会的能力. 3.6建立、健全中小学教师身体检查的福利制度建立教师健康体检制度是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以人为本的具体表现,也是一项有利于基础教育长远发展的民心工程,必将成为南疆四地州尊师重教的又一大亮点.体检是中小学校领导关注、关心教师身心健康的最好方式.希望南疆四地州中小学校领导本着对教师负责的态度,对基础教育重视的精神,根据本地、本校的实际情况,尽快研究制定和落实教师一年一次体检制度,把这一民心工程做好做实,促进教师身心健康,使每位教师都能感受到来自党和政府的关爱,更加精力充沛地献身于新疆南疆的基础教育事业。 作者:丁亚军丁晓伟王新陈志强单位:喀什师范学院体育系 社会经济论文:用水结构变化与社会经济论文 1邢台市各行业用水量变化趋势 1.1农业用水量变化通过对邢台市2001-2012年农业用水量资料和粮食产量对比分析,用水量呈递减趋势,而粮食产量呈增加趋势。农业用水效率明显提高,2001年农业用水量为16.6103×108m3,到2012年减少到13.2860×108m3,平均每年减少用水量0.2662×104m3。粮食产量2001年为300×104t,2012年粮食总产为453.2×104t,平均每年增产13.93×104t。图2为邢台市农业用水量和粮食产量变化过程线。农业产业结构调整是指根据市场对农产品需求结构的变化改变农产品的生产结构,从而使农业生产和市场需求相协调的过程[3]。农业生产通过调整农业种植结构,开展农业节水等措施,使农业用水成逐年减少的趋势,而粮食产量逐年增长。灌区灌溉节水,结合农业结构调整,因地制宜推广渠道衬砌、低压管道、喷灌、滴灌、渗灌、沟灌、畦灌等田间灌溉,输水新技术,提高灌区水利用效率和效益。根据2011年资料统计,邢台市农业节水灌溉面积272×104hm2,其中低压管道输水灌溉面积268×104hm2,喷灌灌溉面积2×104hm2,微灌灌溉面积2×104hm2。农业种植结构调整,稳定粮食种植面积,提高单产[4]。结合邢台市地域特点,以市场调控为主,种植耗水量少,产品附加值高的产品;加大蔬菜基地设施建设,扩大蔬菜种植规模,增加农民收入。 1.2工业用水量变化工业用水包括火力发电、规模以上企业和规模以下企业等。火力发电用水占工业用水量的10.29%,规模以上企业占工业用水量的45.49%,规模以下企业占工业用水量的44.22%。邢台市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占工业主导地位,采用2001-2012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年用水量以及对应的工业增加值进行对比分析,在用水量相对稳定的情况下,工业增加值成倍增长,由2001年的90.94亿元,到2012年增加到600.6亿元,平均年增长46.3亿元。图3为邢台市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用水量和工业增加值过程线。工业用水重复利用:①减少废水外排,污染环境;②可以节省大量处理费用[5]。邢台市工业节水从淘汰落后用水工艺设备产品,加强重点行业定额管理,积极推广水资源循环利用和工业废水处理等措施。加快淘汰落后高用水工艺、设备和产品。依据《重点工业行业取水指导指标》,对现有企业达不到取水指标要求的落后产能,加大淘汰力度。组织研究工业节水器具、设备认证评价制度和实施方案,工业节水器具和设备目录,加快推进工业节水器具和设备认证评价工作,适时推进市场准入制度[6]。切实加强重点行业取水定额管理。严格执行取水定额国家标准,对钢铁、染整、造纸、啤酒、酒精、合成氨、味精和医药等行业,加大已取水定额国家标准实施监查力度,对不符合标准要求的企业,限期整改。加快完善取水定额标准体系建设,尽快出台氧化铝、乙烯和棉纺织等其他高用水行业的取水定额标准。强化高用水行业企业生产过程和工序用水管理,制定和实施钢铁行业焦化、烧结球团、炼铁、炼钢、热轧、冷轧等主要工序用水定额和节水标准。积极推进企业水资源循环利用和工业废水处理回用。采用高效、安全、可靠的水处理技术工艺,大力提高水循环利用率,降低单位产品取水量。加强废水综合处理,实现废水资源化,减少水循环系统的废水排放量。加快培育节水和废水处理回用专业技术服务支撑体系。 1.3林牧渔业用水量变化林牧渔业用水量包括林果灌溉用水、草场灌溉用水、鱼塘补水和农村牲畜用水等。根据邢台市2001-2012年统计资料,邢台市林牧渔业用水量总体呈递减趋势,减少幅度不大。而林牧渔业总产值成上升趋势,特别是2006年以后,上升幅度较大。图4为邢台市林牧渔业用水量和总产值变化过程线。在林牧渔业用水中,林果灌溉用水占总用水量的67.42%,农村牲畜用水占总用水量的32.55%,鱼塘补水和草场灌溉两项总和仅占总用水量的0.03%。根据邢台市自然条件和资源优势,近几年发展名特优新经济林、速生丰产林、森林生态旅游和绿化苗木花卉。农村养殖业对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发挥了重要作用,由于成本低,适应性强,深受农民喜欢。 1.4生活用水量生活用水包括城镇生活用水和农村生活用水。农村生活用水变化呈两个阶段,2001-2006年,用水量增长;2007-2012年相对稳定,略有增长趋势。随着城镇化发展,农村居住人口呈递减趋势,相应用水量减少。城镇生活用水量变化也分为两个阶段,在2001-2008年期间,变化幅度较大,变化因素较多,如人口变化、用水方式,节水措施普及程度等。2008-2012年呈稳定上升趋势:①城镇居住人口增加;②居民生活质量提高。城镇生活采用先进的节水设施,对节约用水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结果,使城镇生活用水呈增加趋势。随着社会经济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伴随着用水结构的变化,对用水保证率的要求也越来越高[7]。图5为邢台市生活用水量变化过程线。 1.5城市公共用水城市公共用水包括建筑业用水和服务业用水。城市公共用水随着行业发展的变化而变化,特别是建筑业用水,变化幅度较大,与房地产开发热度有直接关系。服务业保持相对稳定状态。根据邢台市2001-2012年城市公共用水量分析,2002-2004年用水量偏大,主要是建筑业用水量增加所致。其他年份相对比较稳定。图6为邢台市城市公共用水量过程线。 1.6生态环境用水生态环境用水是指为维持生态与环境功能和进行生态环境建设所需要的水量。根据天然生态和人工生态的区别,可以根据不同覆盖类型,把生态环境用水分为植被生态用水、湖泊水库及重要河道生态用水、城市生态用水。目前,邢台市统计的生态环境用水包括城镇环境用水和农村生态用水量部分。城市生态用水是指为了改善城市环境而人为补充的水量。主要包括公园湖泊用水、风景观赏河道用水、城市绿化用水和园林建设用水以及污水稀释用水。邢台市城镇环境用水从2002年开始由统计资料,用水量变化幅度较大,2012年城镇环境用水达0.4946×108m3。农村生态用水从2004年开始有统计资料,用水量逐步增长,变化幅度不大。图7为邢台市生态环境用水量过程线。 2结论 通过对邢台市2001-2012年不同行业用水量分析,邢台市用水总量总体呈递减趋势。农业灌溉用水占总用水量的76.4%,工业用水占10.9%,生活用水占8.0%,林牧渔业用水占3.6%,城市公共用水占0.6%,生态环境用水占0.4%。农业灌溉用水量呈下降趋势,而粮食产量呈递增趋势;工业用水变化幅度平稳,略有递增趋势。由于开展工业节水和采用先进技术,使工业增加值变化幅度较大;林牧渔业用水呈递减趋势,产值呈递增趋势;生活用水受社会环境影响,分阶段性变化。随着人们生活水平质量的提高,用水量呈递增趋势;城市公共用水在特殊年份用水量较大,其他年份变化平稳;生态环境用水从2002年开始统计,呈递增趋势。随着对环境的重视和人们对环境质量要求的提高,生态环境用水将大幅度提高。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用水结构也发生了相应变化,不同行业用水量变化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也会发生相应的变化。如农业用水逐渐减少,生活用水和生态用水会逐渐增加,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 作者:王红彦单位:河北省邢台市水务局 社会经济论文:社会经济带动下的物流经济论文 一、物流经济的管理模式和意义 1.自营模式自营模式是我国综合性企业广泛使用的一种物流模式。作为发展到一定程度的较大型的企业,选择自营模式也是一种必然。自营模式下,企业自备仓库,自备物流车队等。在此基础之上企业建立一个完善的自我服务流程。一种是企业各个部门可以单独的完成物流中的任务,另一种是在企业中又设置了专门针对物流运作的综合管理部门,对企业物流部或者物流企业进行统一的物流管理。目前我国使用最多的还是第一种,因第二种需要较多的投入人力、物力、财力,比较适合规模比较大实力比较强的企业,所以第二种的选择比较少。自营模式的意义主要体现在实现原材料和零配件的采购、生产一体化,有效提高采购效率,库存的管理更加便利,有效减少企业资金的投入。因为可以对供应链进行较强的控制,较容易的将生产和其他环节紧密配合,更好的合理规划物流管理,针对提高物流工作效率方面具有一定优势。 2.第三方物流使用第三方物流最广泛的是电子商务物流。电子商务物流将一部分甚至全部物流作业交予第三方物流。第三方物流的出现是基于信息技术的发展。信息技术能够较好的处理数据,为第三方物流提供技术支持。第三方物流不拥有产品,不参与商品的买卖,只是为客户提供以合同为约束、以结盟为基础的,具有专业化、系列化、个性化、信息化特点物流服务。第三方物流的意义在与能够根据条款需要提供全方位、多样化的物流服务,比起单一功能的公司更具有社会发展潜力。第三方物流是十分具有个性化的,一般以合同条款为基础,在此基础上按照客户要求提供物流服务,有效将货物装卸运输、仓储、订单处理、保管、配送一体化,提高物流工作效率。 3.电子商务模式随着电子商务在人们日常生活当中的普及,越来越多人选择在网络中进行购物。由于支付方式的便捷,许多比较年轻的消费者越来越习惯在网络购物平台中解决日常生活问题,礼物在网络中买衣服、买家电等等。这种虚拟的支付方式因其具有的便利性使用程度变得越来越广泛。电子商务的普及对于我国经济的发展也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随着电子商务的不断发展,其巨大的市场潜能让我国物流经济的管理模式也逐渐向这方面倾斜,随着越来越多电子网络购物平台的建立,也更加的促进了国民的消费,推动了物流经济的增长。电子商务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将推动了物流经济的发展,比较具有突出性的是在淘宝网中近两年的“双11”的出现,去年的“双11”在这一天淘宝网中的交易额达到350亿。这个数字的出现表明电子商务模式的发展不仅大大增加物流行业配送人员的就业机会,对促进我国物流经济甚至是整个社会的经济都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电子商务模式的出现为我国物流行业翻开了一个新篇章,也带来了一定的机遇与挑战。针对形成一个信息化的物流行业,也具有一定的推动作用。越来越多人看到电子商务模式带来的商机,纷纷投入到这个行业中,但是想要在日益激烈的电子商务行业里抢的市场,提高竞争力,就需要对信息进行一个系统的处理,所以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物流行业的信息化。 二、结语 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对于物流行业的要求也在进一步提高,而物流行业的不断发展又促进我国经济的发展。目前我国物流行业主要面临的问题仍然是针对物流的服务和水平方面。但是只要顺应社会发展趋势,及时做出调整,始终保持服务质量,物流企业的发展才能更加稳定。 作者:李璇单位:琼州学院
数学文化在数学教学中的渗透:在数学教学过程中渗透数学文化 数学教育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作为工具和技术提供给学生,以适应今后工作和生活的需要;二是训练学生的思维能力和文化意识,提高学生的素养,这也是更为重要的。这就要求数学教育除了实现科学教育的目的外,更应该是一种人文素质的教育,在传授数学理论知识技能的同时,在教学中渗透数学文化内涵也是必不可少的。 从本质上讲,数学本身就是一种文化。数学文化以及在课堂教学中体现数学文化一直是近年来数学教育研究中的热点问题。如何在课堂教学中渗透数学文化,使学生在学习数学过程中体验数学文化,受到文化感染,产生文化共鸣,从而实现数学的文化教育功能,是新一轮课程改革提出的新问题。 如果从文化的视角来看,小学数学就不仅仅只是一种静态的知识结果,它更应该是人类在生存与发展中不断探索与创造出来的一种文化。在小学数学教学中,狭义上的数学文化是指数学的思想、精神、方法、观点、语言以及它们的形成和发展;广义上的数学文化除这些之外,还包含数学史、数学美、数学与人文的交叉、数学与各种文化的关系以及它们所包含的各个因素之间的交互作用,从而构成一个庞大的数学文化系统。 由于“数学是研究模式的科学”,数学所研究的对象并非是物质世界中的真实存在,而是人类、抽象思维的产物.美国著名文化学者怀特指出:“数学真理既是人所发现的,又是人所创造的,它们是人类头脑的产物,但它们是被每个在数学文化内成长起来的个人所遇到或发现的。” 在《标准》的“基本理念”中指出:“数学是人们生活、劳动和学习必不可少的工具,能够帮助人们处理数据,进行计算、推理和证明,数学模型可以有效地描述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数学为其他科学提供了语言、思想和方法,是一切重大技术发展的基础;数学在提高人的推理能力、抽象能力、想象力和创造力等方面有着独特的作用;数学是人类的一种文化,它的内容、思想、方法和语言是现代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数学教学的课堂上,不应该只是充斥着“定理、公式、习题……”,而应像语文课那样,通过“作者介绍、背景分析”,使学生了解数学知识的来龙去脉以及赖以生长的“土壤”,以丰富学生对数学知识的感性体验;应像历史课那样,讲一段“数学故事、数学家逸事”,使数学知识折射出人的意志和智慧而富有“人性化”,使学生在感动、开心之中更好地理解掌握数学知识;应像音乐、美术课那样,通过“数学作品”的解读,让学生感知数学的和谐、欣赏数学的美。总之,数学课堂上应该有一些“非数学”的内容,应该充满诗情画意! 一、数学课堂教学要充分利用数学家的故事,渗透数学文化的人文教育价值。 在漫长的数学发展史中涌现出许许多多的重要事件、重要人物与重要成果,许多教师都会认为这些和我们的数学教学没有很大的关系,就算是一些教材中编列的数学家的故事也容易被一些教师多忽略。其实就我看来,这些数学家的故事或是数学发展史上的一些故事都是体现数学文化价值的一种非常有效的途径。因为通过生动、丰富的事例,学生们可以初步了解数学产生与发展的过程,体会数学对人类文明发展的作用,提高学习数学的兴趣,加深对数学的理解,感受数学家的严谨态度和锲而不舍的探索精神等。所以我认为我们在数学课堂教学中应注意搜集与数学内容有关的数学故事,在讲到相关内容时,随时插入课堂教学中和学生进行交流,对学生进行数学文化的人文价值教育。 二、数学课堂教学要注意展现知识的发生发展过程,渗透数学文化的科学教育价值。 我们的课堂教学不仅要让学生获得知识,而且更重要的是通过知识获得的过程来发展学生的能力。数学思想、数学思维、数学精神等一些数学文化的精髓都依附在知识发生发展的过程中,课堂教学可以通过创设知识产生的历史背景、数学的思想方法、数学家追求真理的科学精神,尽力向学生展现数学知识的产生、发展的过程,使学生在追寻数学发展的历史足迹的过程中,能够看到数学知识形成的过程和发展的趋势,也就是能够触摸到数学知识的来龙去脉,使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能够真正体会到数学本身的需求和社会发展的需要,是数学发展的原动力,逐步形成正确的数学观。这也正是在教学中渗透数学文化所要达到的目的之一。如:在教学“三角形面积计算公式”时,我们可以先引导学生回顾求平行四边形面积的学习过程,一方面为学生学习新知搭桥铺路降低新知的学习难度,增强学习兴趣,另一方面让学生学会新旧知识间的联系及其学法的迁移,引起学生的沉思:可不可以把三角形转化成已经学过的图形来分析呢?而在把三角形转化成平行四边形时,可用小组合作探究及多媒体演示多种切拼方法,让学生在探讨、切拼的时侯学生发现:无论哪种方法都是把三角形转化成已学过的图形并根据它们之间的联系推导出三角形的计算公式。在这一过程中,向学生渗透了转化、比较、推导等数学思想方法。这个展现过程可能在学生以后的人生中是比三角形的面积公式更有用、更有生命价值的知识。特别是在教学数学概念时,重要的不是对于概念内涵、外延的正确呈现与讲解,而是应通过呈现适量符合概念特征的正反例证,组织学生进行观察、比较、分析、综合、抽象、概括,逐步在学生头脑中摆脱相关数学对象的非本质属性,进而建立相应的数学概念,获得对概念本质属性的把握与理解。 三、数学课堂教学要尽量引导参与自主实践,体验富有生命力的数学文化知识。 现代社会的发展已经使教育观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真正的教育不是“告诉”,有意义的知识并非是教师手把手地教给学生的,而是学生在具体的情境中通过活动体验而自主建构的。如:在综合实践活动中,可以组织学生玩24点和七巧板等游戏,向学生介绍九连环、华容道等中国传统智力玩具,引导学生探究九连环的规律和不同阵式华容道的解法。还可以利用历史上经典的名题,将知识点的训练与文化的传承很好地结合起来。通过这些活动,使学生进一步感受数学的文化价值。 有人称“数学是看不见的文化”。 数学教育应该是作为一种文化来传播,让数学教育在每一个学生身上能够有更多的沉淀和积累,成为他个人文化修养和综合素质不可缺少的一块基石,使他更会理性地去思考和解决问题。如果说过去我们只是随意地、不知不觉地感悟数学文化的话,那么现在,在信息时代,应让更多的人、更深刻地感受到数学对于人一生的影响。数学教育所要传授的不仅仅是一套概念体系,也不仅仅是一种方法、技术和结论,而应当是作为一种文化来传播,将科学素养与人文素养很好地整合起来,使得数学教育也成为人文素质的教育,并使其内化为人的人格、气质、修养,成为人的相对稳定的、也是终身的内在的品质,只有这样的数学学习对于学生而言,才正是一趟美妙、丰硕的精神之旅。 数学文化在数学教学中的渗透:如何在数学教学中渗透数学文化 数学教学中蕴藏着丰富的“文化”资源,能完善人的心智、净化人的灵魂。数学老师只有在日常的教学中充分渗透数学文化,才能使学生了解数学教学与人类社会发展之间的相互作用这种关系,体会数学的科学价值、应用价值、人文价值,寻求数学进步的历史轨迹,开阔视野,激发数学创新的动力,从而领会数学的美学价值,提高文化素养和创新意识。那么在教学中如何渗透数学文化呢? 一、采取多样化的教学方式 教师可以在教授数学知识时介绍有关的背景文化;可以作专题演讲;也可以鼓励和指导学生就某个专题查找、阅读、收集资料文献,在此基础上,编写一些形式丰富的数学小作文、科普报告、并组织学生进行交流。 在此基础上,要灵活采取各种方法,充分调动学生参与热情和积极性,动口动脑,积极思维。传统的数学教学更多的倾向于“系统学习”,不可否认这是一种高效接受式学习方式。但面对日益纷繁复杂的知识经济社会,仅有这种学习方式已远远不够,我们把学生从大量机械重复练习中解救出来,让学生在动手、动口、动脑中进行创造性地学习已成为必然。如在教学“圆的认识”中,可先用现实生活中圆形的物体举例,使学生认识到圆与其他平面图形的不同之处。至于怎样画圆,教师不作示范,而让学生自己想方设法大胆尝试。“你们会画出标准的圆形吗?看谁的方法最好最多?”学生相互协作,人人动手、动脑,很快都学会借用圆形(如硬币、墨水瓶盖等)或圆规画圆;然后,教师进一步激励学生进行探索:“如果要建设一个圆形大花坛能用圆规画出来吗?”进而再探索“汽车的车轮为什么是圆的,而不是长方形或正方形的?”这样启发给学生提供了较大的想象空间,鼓励学生求异创新,大胆探索。在这种方式下,学生的实践能力、思维能力、探索精神及学习兴趣得以最大限度的提高。 二、大力挖掘数学的科学价值、文化价值和美学价值 如在讲授“黄金分割”中,可适当讲述黄金分割在现实生活中的无穷魅力:漂亮的五角星图案;地球的平均密度为5.5克/厘米3,月球的平均密度为3.4克/厘米3,月球与地球平均密度的比值恰为0.618;每昼夜24小时中需保持睡眠9小时,而9与15之比为0.618的近似值;人的正常体温是37℃, 37℃×0.618≈22.9℃,在此温度中,肌体的新陈代谢、生理节奏、生理机能都处于最佳状态,人们感觉最舒适;报幕员站在舞台的一个黄金分割点,最能给人一种美的感受……一件件实在的事例、一幕幕精美的画面,有力地印证了黄金分割的科学价值、文化价值、美学价值,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和探索热情。 再如在探讨了圆的直径、半径、圆心的一些特征后,可引出这个故事:早在2400多年前,我国古代学者墨子对圆就有了精辟的描述。电脑出示墨子的头像和墨子对圆的描述:圆:一中同长也。意思是:圆有而且仅有一个中心,从圆心到圆周上任何一点距离相等。将圆的历史研究成果呈现出来,能让学生的视野在时空上有了更广阔的延伸,对圆的认识也更加具体丰富起来。 三、借用现代化手段,展示数学文化的美 教师可以借助图片、幻灯、录像以及多媒体等多种手段,展示数学文化的奇异和美,积极传播数学文化。 比如在讲述圆时,可通过电脑展示一系列生活中典型而非常漂亮的有关圆的图片:自行车轮胎、景德镇出产的圆形瓷器、月球上的环形山、向日葵、光环、电磁波等;还可动画演示一颗石子丢在平静的水面上,水面荡漾出的美丽的圆形波纹,真正地让学生体会到生活中圆的无处不在,世界上因为有了圆才变得有此美妙。让学生带着高涨的热情进入新课的学习。 四、开展学科之间的文化交融与渗透 如在讲授有关溶液配制的应用题前,我先认真地钻研了初三化学中有关溶质、溶剂、溶液等概念及其相互间的关系,并将糖水、盐水这两个大家都很熟悉的例子作对照,再将红墨水滴入清水中演示溶质、溶剂和浓度间的关系,学生就能直观地把握好各个概念的实质及其相互间的关系,并能准确地解答相关的问题。 作为一名新形势下的数学教师,对数学文化的研究应该更加深入。在平时的教育教学中,要合适而巧妙地让数学文化走进课堂,渗入数学教学,努力使学生在学习数学过程中真正受到文化感染,产生文化共鸣,体会数学的文化品位,体察社会文化和数学文化之间的互动。当数学文化的魅力真正渗入教材到达课堂融入教学时,数学就会更加平易近人又生动有趣,数学教学就会通过文化这个层面让学生进一步理解数学、喜欢数学、热爱数学。 数学文化在数学教学中的渗透:数学文化在数学教学中的渗透研究 [摘 要]数学文化具有比数学知识体系更为丰富和深邃的文化内涵,是对数学知识、技能、能力和素质等概念的高度概括。因此,教师在数学教学中要渗透数学文化教育,引导学生更深刻地理解数学知识、从宏观的角度看待数学知识、从生活实践中创造数学知识。 [关键词]小学数学 数学教学 数学文化 理解 感受 创造 王梓坤先生在《今日数学与应用》一文中指出:“数学文化具有比数学知识体系更为丰富和深邃的文化内涵,是对数学知识、技能、能力和素质等概念的高度概括。”学习数学,不仅仅是为了获取知识,而是通过数学学习接受数学精神、数学思想和数学方法的熏陶,提高思维能力,锻炼思维品质。因此,教师如果要让学生从本质上理解数学知识,就要在数学教学中渗透数学文化教育。 一、结合生活实际让学生理解数学文化 一些学生学习数学时,会认为学习数学就是要学会做数学题、掌握计算的技巧,这种认知会让学生不能正确理解数学知识,不会自主观察生活中的数学现象。因此,在数学课堂中,教师应结合学生的生活实际开展教学,让学生真正理解数学文化。 例如,教学“统计(合理存款)”一课时,教师可先给学生讲生活中的事例:“张妈和李妈一起去买菜,张妈决定将工资存到银行去,李妈说‘现在在银行存钱,会把钱越存越少,我们一起投资黄金吧’。”然后教师引导学生思考:“为什么李妈说现在在银行存钱,会把钱越存越少?”经过思考后,一名学生回答:“因为现在银行的利息下调了,所以存款没有收益。”……通过生活中的事例,让学生理解统计(合理存款)知识来源于生活,学习这节课就是为了解决生活中存款利率的问题。所以,教师在教学时,应结合生活实际引导学生理解数学文化,使学生体会到学习数学的意义和价值,以后就会从数学的角度探索生活中的问题。 二、结合规律的变化让学生感受数学文化 从古代到现代,人们找到了很多解决问题的规律,所以学生需要掌握基本的数学知识。因此,教师要从抽象数学问题规律的角度,引导学生了解、学习数学知识,从中让学生理解数学文化。 如上述教学中,教师可引导学生看某银行存汇款的利率表。如下: 教师可引导学生思考:“现在张妈的儿子六年以后要考大学,为了给儿子存上大学的钱,张妈想得到收益最大的存款方式并拟出了三种存款方案:先整存三年,再整存三年;先整存一年,再整存五年;先整存两年,再整存两年,最后整存两年。请你帮张妈参考一下,这三种方案中采用哪种方案可取得最大的收益?”同时,教师引导学生认识到数学问题就是一个万花筒,一个数学问题可以由不同的信息产生不同的变化,数学家之所以热衷于研究数学问题,就是感受到了寻找数学规律的乐趣。教师在教学中如果能让学生感受到数学问题规律的演变,使学生理解数学文化积累的过程,学生就能从各种数学规律的角度看待数学知识的变化,他们在探索数学知识时就能感受到学习数学的乐趣,便学生愿意主动学习数学知识。 三、结合数学知识系统让学生创造数学文化 在学生了解数学规律后,教师可引导学生尝试寻找生活中的数学问题,并运用数学规律解决生活中的数学问题,使学生可以在实践中创造数学文化。 如教学中,教师问学生:“父母每个月给你们多少零花钱?”“怎样将自己的零花钱存起来,才能既方便自己的生活,又能取得最大的收益?”教师可让学生去调查邮政储蓄银行、建行、农行等几大银行的存汇款利率,然后根据实际情况找到一个最佳的存钱方式。学生在存钱过程中,将接触到四则混合运算、百分比、统计等知识,通过整合所学知识,找到最佳的数学知识应用方法,继而可能创造出新的数学文化。因此,教师可引导学生在实践中整合学习过的数学知识,让学生不拘泥于课本中的数学知识,而是尝试创造出新的数学知识。当学生发现数学文化是可以在自己手中创造时,他们就能用更开阔的视野看待数学问题。 总之,要想提高数学教学的效率,教师就要在教学中渗透数学文化教育,这样才能让学生更深入地理解数学知识、从宏观的角度看待数学知识、从生活实践中创造数学知识。 数学文化在数学教学中的渗透:数学文化在数学教学中的现状分析及思考 一、现状分析 近年来,在数学教学中重视数学的文化价值已经形成广泛共识. 在教学实践中,不少教师还不能认识到数学文化在数学教学中的重要性.与数学教育界呼吁将数学文化理念渗入数学教学实践的热切态度不同,中小学数学一线教师对于数学文化的反应更多的是茫然.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教学目标形式化――缺乏对数学文化目标的准确定位 教学目标是师生通过教学活动预期达到的结果或标准,是对学习者通过教学以后将能做什么的一种明确的、具体的表述,主要描述学习者通过学习后预期产生的行为变化.当前不少教师在教学中,缺少目标意识与目标定位,不重视理论上的学习,对教学目标的功能知之甚少,因而,对教学目标的重要性缺乏应有的认识,重视程度不够,更不会结合数学文化来科学地处理教材.通常是例行公事,敷衍检查,或照搬课标中的条条框框,或照抄教学参考书中的教学目标内容,而对其文化内涵、实质都缺乏认真的研究.由于教学目标的设计流于形式,导致了教学的无方向性,不知道应在数学文化方面达到什么样的预期结果,当然就更不知道教学结束后学生行为所发生的变化,造成数学无效或低效教学. 2. 教学内容表面化――缺乏对数学本质的揭示 数学不仅是数学知识的汇总,更重要的是它包含着十分丰富而深刻的文化内涵. 一线教师往往只注重“知识点”,却不注意对数学思想和本质的揭示,不注意促进学生的发展,这样,学生学到了数学的表面形式,而没有体会到数学内在的美;学到了一大堆解题套路,而抛弃了数学的灵魂;学到了好多公式、定理,却丢掉了产生这些公式、定理的创新过程;做了大量习题,却不知数学的价值.也就是说,学生学到了数学的壳,却丢掉了数学的核;学到了数学的形式,却丢掉了数学的美;学到了数学的方法,却丢掉了数学的灵魂.因此,学习的主动性、探索性被抑制了,数学的魅力被扼杀了,对数学的情感淡漠了,数学精神被忽视了.这种教学加重了学生的负担,忽视了学生全面发展,造成教学中数学文化的缺失. 3. 教学过程机械化――缺乏数学文化与教学的有机结合 一线教师在教学设计中存在着对数学文化的片面理解与片面、盲目地追求的现象,采取机械化、复制化的教学方法进行数学文化的教育.有些教师以为数学文化就是数学史,数学文化教育就是讲讲数学历史上的人和事,讲讲数学家的生平,以及数学成就诞生的背景.有些教师以为数学文化就是介绍一些数学趣题,做一些数学智力游戏.更多的教师以为数学文化就是数学本身,把数学学好,会做题,思维得到训练,文化也就在其中了.其实,数学文化不等于“数学+文化”,数学文化应表现为用文化的视角观察数学,用数学的眼光来审视文化,数学与文化的水乳交融、合二为一.唯有认识到了这些,才能跳出“数学+文化”的误区,才能从更为开阔、全面、辩证的视角理解并构建数学文化课堂. 4. 教学评价简单化――缺乏对数学文化的考量 评价在教学中的功能是多方面的,既有甄别、导向功能,也有反馈、调节、激励功能.因而评价对教学的实践与发展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一些教师在目前的数学教学中,较为注重对学生在掌握知识、技能方面的情况进行评价,教学评价方法简单化,呈现出重甄别,轻发展;重数学知识,轻文化素养;重显性知识,轻隐性知识;重结果,轻过程等弊病.至于学生的创新意识、实践能力、数学素养以及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目标,在数学教学实践中常沦为外在目标的一种附庸,而在具体的课堂教学中常常被架空.因此,要把这些长期形成的评价观念、方式、方法彻底扭转过来,确实需要一个长期、艰苦的过程. 二、思 考 1. 数学文化的特征 数学文化不同于艺术、技术一类的文化,数学文化属于科学文化,一种理性文化. 数学作为一种文化,除具有文化的某些普遍特征外,还有其他一些独有的特征,这是其区别于其他文化形态的主要方面,也是对其本质的进一步揭示:它是传播人类思想的一种基本方式;它是人类所创造语言的高级形式;它是自然与社会相互联系的一种工具;它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和延续性;它具有高度的渗透性和无限的发展可能性. 数学文化是传播人类思想的一种基本方式,包含人类语言的高级形态. 数学文化是自然、社会、人与人之间相互联系的工具. 在人类对自然采取行动时,需要衡量这些行动对人类自身发展所产生的影响,而数学文化就是衡量这些行为正确与否所要使用的重要工具之一. 数学文化具有相对稳定性和延续性. 从数学的历史发展来看,数学文化是一种延续的、积累的、不断进步的整体,其基本成分在某一特定时期被视为确定性知识的典范. 虽然现代数学不再支持形而上学的数学观,但数学仍然是各门知识中最具有确定性和真理性的科学. 虽然数学文化的进程中也有革命性的突变,各种新理论和新思想层出不穷,但这些都不足以否定数学基本体系的协调性. 我们应该看到数学文化与人类文化在总体上的一致性与和谐性,数学文化是人类文化的子系统. 数学文化具有高度的渗透性与无限的可发展性. 数学文化的渗透性具有内在和外显两种方式. 其内在方式表现在数学的理性精神对人类思维的深刻渗透力,凭借着这种精神,人类试图回答有关人类自身存在的有关问题. 数学的每一次重大发现丰富了人类的思想,其外显方式表现为数学应用范围的日益扩大,特别是计算机和信息科学给数学的概念和方法注入了新的活力以来,开辟了很多新的应用研究领域. 数学文化是一门具有独特美学特征、功能与结构的美学分支. 数学文化的美学观是构成数学文化的重要内容. 2. 数学文化的教育价值 数学不仅是一种精确的语言和有力的工具,一门博大精深并应用广泛的科学,而且更是一种先进的文化.它在人类文明的进程中一直起着积极的推动作用,是人类文化发展的关键力量,现代文化的发展更表明了数学文化的地位和作用.数学作为一种看不见的文化,具有极其重要的教育价值:首先体现在数学是科学的语言,数学是理性的思维,数学是普适的思想方法等方面;其次,数学具有智力价值.数学是人类智力的创造物,因而成为训练人的智力,提高人的智力水平的最有效的途径;再次,数学具有精神价值;最后,数学还具有独特而崇高的美学意义和美学价值.黄秦安先生认为数学文化具有如下教育意义:数学文化是人类智慧与创造的结晶,数学文化的历史以其独特的思想体系,保留并记录了人类在特定社会形态和特定历史阶段文化发展的状态.数学作为传播人类思想的一种基本方式,本身就具有鲜明的传承人类数学思想和知识的功能. 3. 对 策 (1)科学合理准确地定位教学目标 新的课程标准把数学文化作为一个独立的要求放入课程内容中,要求把数学的文化价值渗透到课程内容中.也就是通过教育来影响学生的观念(特别是价值观)、思维方式和行为,以达到提高素质的目的.为此,在确定教学目标时,应注意以下3点:首先,要注意科学性.要立足于数学学科,不能“穿靴戴帽”地把数学课上成文学课等其他课程,也不能过分强调太多的形式,太多的喧闹,忽视数学学科自身的基本特点.其次,要注意合理性.数学文化的传播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而是要在潜移默化中让学生慢慢加以接受.最后,要注意准确性.确定教学目标要具体的、可观察的、可测量的,以学生为指向的预期达到的学习结果和标准.因此,教学目标的确定除了要依据课程标准,认真钻研教材,还应对学生的学习需要进行评估和分析,寻找教学起始点与终末点之间的差距大小,以便准确地确定教学目标. (2)深刻理解教学内容的文化内涵 “数学文化”的价值并未直接出现在教材中,而是蕴涵于数学知识之中,是从数学内容反映出来的.它包括数学教材带给学生的显性知识,即那些呈现于数学课程中的概念化了的数学知识与数学思想,也包括隐含在教材中的难以用概念来描述的对数学的情感、态度等观念性的东西,特别是数学课堂教学中理性思维的培养.因此,在教学中根据实际情况从数学文化的视角对教材进行适当的加工、改编和再设计,可以将与教学内容相关的数学史料,尤其是对某一数学理论的形成曾起到启发转折和关键作用的人物、事件和思想,进行重新组织,使其具有让学生更容易理解和接受的时空连续性,体会到数学家的创新精神.也可以创造性地使用教材,充分挖掘教材资源,优化教学内容.帮助学生弄清知识的来龙去脉,掌握事物的主要特征,揭示知识之间的内在联系,发现知识之间的可比因素,提炼、总结数学思想方法,对命题作适当的引申,提供提出问题、思考问题、解决问题的机会,等等.这些体现出人类思维发展的逻辑性、系统性、完整性和连续性,以及数学知识、思想、方法和思维对于人类的作用等文化内涵.既有利于学生对于知识的理解和掌握,又能提高学生的数学观念,让学生在数学学习中获取融入社会、生活的深刻体验. (3)通过多种途径采取灵活多样的教学方式 与数学知识和技能的教学不同,数学文化在数学课程中的体现形式应更为多样化和灵活化.如可以结合具体的数学内容穿插进行,可以是一句话、一个片段、一个故事、一个漂亮的结论等.也可以布置一个专题,让学生通过多种途径去查找资料,撰写数学小论文.还可以使用录像、网络等手段,对有关内容作形象化处理,提高教学效果.由于数学教材中能够体现文化内涵的素材相对偏少,因而要尽可能去收集丰富、广泛的数学文化素材,并对所收集到的素材作出恰当选择,以使这些素材既能适合学生的实际情况,又能很好地实现数学文化的教学要求.可以通过以人物为线索、以数学题材为线索、以史料书籍为线索、以数学符号为线索、以现实生活为线索等多种途径挖掘数学文化资源.要注重数学和其他学科的联系,特别是数学和生活的联系.注重从生活实际和学生知识背景中寻找数学知识、思想方法和观念的胚芽,让学生感到数学与自然和社会生活有密切联系,真正领悟到数学的价值. (4)建立多元化的评价目标营造良好的数学文化氛围 教学评价是数学教学中不可缺少的环节.在教学中要充分发挥教学评价的导向、激励作用,建立多元化的评价目标,使教学评价有利于营造良好的育人环境和数学文化氛围,这有利于数学教与学活动过程的调控,有利于学生和教师的共同成长.为此,在建立评价目标时应考虑近期效果与远期效果的统一、质量与数量的统一、显性效果与隐性效果的统一、体现在数学领域中的效果与体现在其他领域中的效果的统一,体现出人的复杂性,更体现了人的“发展”的观点.以发展的观点来认识数学教学并进行教学评价,就要利用数学科学的特点,注意考查学生在感悟数学的思考方式、欣赏数学的美学价值、体会数学家的创新精神以及数学文明的深刻内涵、理性思维和理性精神、应用意识和创新精神以及克服困难的顽强意志和锲而不舍的精神等方面的情况. 总之,数学文化具有认识价值、智力价值、精神价值和美学价值,表现为在数学的起源、发展、完善和应用的过程中体现出来的对于人类发展具有重大影响的方面.它既包括对于人的观念、思想和思维方式的一种潜移默化的作用,对于人的思维的训练功能和发展人的创造性思维的功能,也包括在人类认识和发展数学的过程中体现出来的探索和进取的精神和所能达到的崇高境界等.正是因为数学作为文化对人的发展乃至社会文明进程的影响,才使得数学教育对于个人的发展,乃至国家的发展、民族的进步体现出重要的作用.所以,数学教学也越来越多地考虑到将数学文化的成分有计划、有目的和自然地引入到数学教学中,让数学文化帮助学生学习数学、理解数学、深刻地认识数学和真正地去应用数学,让数学真正发挥它应有的作用. 数学文化在数学教学中的渗透:数学文化在数学教学中的渗透 在数学教学中,数学文化有助于加深学生对教学活动本质的认识,真正把数学教育融入文化素质教育中。然而由于当下的数学教学,对知识、技巧等工具性价值的过度追逐,不重视甚至忽视数学教学渗透数学文化的重要性,使得数学文化逐渐丧失在数学教学中的作用。如何在数学教学中进行数学文化的渗透呢? 一、介绍数学家的故事 通过介绍数学家的故事激发学生学习数学的积极性,比如介绍伽利略年轻时为了推翻亚里士多德的“不同重量的物体从高空下落的速度与其重量成正比”的错误论断,除了非常巧妙地运用反证法证明外,还在著名的比萨斜塔当众抛物体做物体自由落体运动(近似)实验来说明。让学生感受数学家巧妙而又严谨的思维方式,尊重数学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纠正观念中数学“工具论”的思想。同时学习数学伟人的思维方式,培养学生正确的思维方式,领悟数学思想方法,激发学生的求知欲望和创造精神,化被动学习为主动学习。 通过介绍数学家的故事能够培养学生勤于观察、思考的良好习惯,同时还能培养他们勇于批判、敢于追求真理的科学态度。譬如,讲解无理数时,不妨介绍希帕索斯利用毕达哥拉斯定理发现边长均为1的正方形的对角线不能用整数或整数之比来表示,而引发了著名的“第一次数学危机”,直接动摇了毕达哥拉斯学派的数学信仰,最后被投身于大海。向学生讲解为科学而献身的先驱,让学生认识到看似简单的数学理论却包含心酸与残酷,进而弘扬追求真理的精神。 教师还应鼓励学生利用课余时间查找数学家们的名人轶事,了解数学家们为了数学而废寝忘食、孜孜不倦的态度,感受屡遭失败却永不放弃的钻研精神。这些都将极大地激励学生、鼓舞学生攀登数学的高峰。 二、了解数学发展的轨迹 苏联数学教育家斯托利亚尔认为,“数学发展史给我们提供了关于数学概念、方法、语言发展的历史道路的重要信息,在教学中,它常常指示我们形成和发展这些概念、方法、语言的途径”。通过让学生了解知识的产生背景、发展过程和概念定理的提出过程,让学生在学习、探索的过程中潜移默化地得到熏陶,激发学生对数学学习的兴趣和求知欲。 1.展示理论、公式形成的过程,感受数学精神的熏陶 如在三角形面积计算的教学中,教师可以为学生准备纸尺、剪刀等学具,要求学生独立研究面积计算的方法,并采用团队的探讨得出小组答案。有的学生通过在图形上画方格、数格数的方法求出面积,有的通过将两个三角形转化成长方形求出面积。最后展示学生的发现成果,指出两种方法的本质是相同的,自然而然得出计算公式:三角形面积=(底×高)/2。 2.探索数字、符号的起源,体会科学发明的过程 数字:学习数学都是从基本的阿拉伯数字学起,但大多数学生并不了解简单的1,2,3,4,……,教师可以通过讲解告诉学生阿拉伯数字起源于印度,但却是经由阿拉伯人传向四方的,这就是它们后来被称为阿拉伯数字的原因。 3.预示知识发展的前景,培养发散性的数学思维 除了介绍相关数学史的发展外,教师还应当重视介绍数学知识发展的现状和概况,预示知识发展的前景,如陈景润的哥德巴赫猜想,如二维平面到三维立体空间再到四维空间的概念。鼓励学生勇于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让学生在经历知识形成与发展的过程中加深对知识的理解,对于充实他们的数学素养有着非常积极的意义。 这些数学材料不一定都只由教师介绍,也可以在课前安排学生搜集和整理相关信息,或者让学生在讲台上做演讲。长期有效地使学生了解数学发展的过程,感受数学知识的研究方法和具体运用,可以培养学生积极主动的学习习惯,让数学文化更加“光彩照人”,让数学更加“平易近人”。 三、加强数学与其他学科的联系 数学文化作为人类文明的一种文化,与其他各领域文化的人文价值都有着水乳交融的联系,教师在课堂中渗透数学文化除了数学家和数学史的介绍外,还应充分挖掘和揭示渗透在其他学科中的数学文化,将枯燥的数学知识与其他学科进行有机整合,消除数学知识的抽象意识和孤立感。 1.数学与文学的关系 文学中的诗歌、骈体文和词讲究“对仗”美,如同数学中的“对偶法”和几何图形的“近似”“全等”;“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一个“直、圆”就把塞外风光雄奇瑰丽的画面生动地展现在我们面前;“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更是用简单的两个数字反应了一个深刻的哲学道理等等。可见文理之间的本质都是对自然事物本质的探索与运用,而非相互独立的体系。 2.数学与理化的关系 每一次物理学中的发现,都要以数学原理为理论支持,可以说物理学的发展与数学的发展密切相关。物理中的力对应数学中的向量,位移对应长度,串并联电路与逻辑联结词“且”和“或”等等;而研究物理问题和数学问题的思想方法,从特殊到一般,再从一般回归到特殊、转化、逆向思考、误差检验等思想方法都可以相互渗透。历代数学家如阿基米德见澡盆内水溢而出思考出浮力原理,如牛顿在诸多实验的基础上推导出物理量之间关系的函数形式,而创造出微积分。 3.数学与哲学的关系 哲学是人类认知世界的先导,为学科的诞生准备条件;而数学能为一切学科提供丰富准确的科学数据,是学科成熟的必要条件。 教师可以通过介绍1900~1930年左右爆发的第三次数学危机,让学生利用课余时间查找这场大辩论的资料,了解因此产生的三大数学哲学流派,以罗素为代表的逻辑主义,以布劳威尔为代表的直觉主义,以希尔伯特为代表的形式主义三大学派。还有美国杰出数学家哥德尔提出的“不完全性定理”直接孕育的计算机和人工智能。同时,还应告诉学生时至今日,辩论仍在继续。 4.数学与美学的关系 教师在教学中要善于挖掘数学中的美学本质,引导学生的审美意识,培养他们良好的美学感,在不断感受数学美的同时,提高数学的创造能力。让学生在充分的空间内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去创造属于自己的数学美。 四、注重课堂作业的布置 练习作业是数学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形成技能技巧,复习和巩固数学知识的重要途径。教师可以在作业的布置中加入一些具体的操作类作业,如设计模型、制作学具、绘制平面图等等;加入一些文科类作业,如数学报,数学周记等等,这些作业需要学生综合应用所学知识,创造性地加以完成。可以留给学生更大的探索余地和思考空间,对渗透数学文化、拓宽数学视野、培养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起到积极的推进作用。 数学不仅是人类认知世界的一种重要工具,数学文化更是人类文化中不可缺少的一门综合性文化。目前,我们可以看到加强数学文化在数学教学的渗透势在必行,因此,教师、学校应该加强对数学文化的认知,提高学生学习数学文化的兴趣,把提高学生的数学文化素质与创新精神作为教学任务的目标之一,为提高数学教学质量和推动数学文化发展做出积极的贡献。
教育研究方法论文:浅谈教育研究中坚持人文主义方法论的必要性 【论文关键词】人文主义 方法论 教育研究 【论文摘要】科学主义方法论虽然促进了教育研究的科学化,但同时也暴露了许多弊端。通过分析人文主义方法论的内涵,分析教育活动的人文特点,我们得出在教育研究中坚持人文主义方法论的必要性。 进入20世纪以来,由于科学技术给世界带来的巨大变化,人们倾向于以自然科学技术的方法来进行科学研究,教育研究自然也受到影响。“当今严肃对待教育理论学者的主要职责是养成归纳研究的习惯和学习统计学的逻辑”。但同时,许多思想家看到自然科学方法阻碍了教育研究的发展,因为这种方法:只处理与教育有关的技术性问题,听命于现实或经验的统计趋势而无法在符合价值与理想的方向上提出真知灼见,触及不到教育活动的本质性问题及教育中的灵魂和实质。而教育中的智慧、人格、情感、精神这些才是研究的焦点。 对此,我们提出在教育研究中坚持人文主义研究方法论的主张。 首先,人文主义方法论是与人文科学或精神科学的发展联系在一起的。 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差别在于前者试图解释,后者试图理解。伽达默尔的哲学解释学是当代西方人文科学方法论中最具人文精神,最有影响的派别。社会现象研究和纯科学的区别在于社会现象涉及有意识的行为主体,他们自己赋予行为以意义,所以社会科学家为了描述和说明社会现象就要有理解的概念与实践,即理解、移情作用和直觉,所以人文主义传统坚决反对要求社会科学把人的行为客观化,把行为主体物质化的观点。 其次,人文主义方法论关注的焦点为三方面: 1.关于经验的客观性问题。人文主义者强调社会事实中人的主观性方面,如人的信念、动机、需要和希望等并不完全表达于客观的外表行为中。单纯的外表行为研究,不足以深透主观动机和意向领域,因此,人的行为仅仅部分的由它同外界对象或未来结果的关系构成,它的意义相当大部分在于它表达了某种主观的心理状态。没有同生活于一定社会中的具体个人的直接接触,是不可能完整理解有关的事实的。选择哪些资料作为有意义的事实,在何种深度或层次上挖掘事实本身的意义都与理论的解释有关。 2.关于因果律的有效性。在社会研究中人们往往把各种社会现象的产生归结为原因——结果模式,而人文主义者却不这么认为。他们认为,在自然世界中,事件之间的因果联系对于不同的社会或文化都是中立的,对于支配任何一个社会或一种文化的意义都是无关的,但人的行为却由它们对行为主体或对象参与者所具有的意义来辨认,而这些意义的内涵与阐释都是由一种给定文化与行为者本身的意义感受来决定的。众所周知,每一种文化有相应的意义库,不同的人对意义的感受、辨认与理解不一样,即使在同一文化背景里不同人的行为之间,要作出正确的因果概括也是不可能的。因此,当然不能把因果规律固定下来解释人的具体行为,要了解这种渗透着社会意义的范畴之间的联系,只能靠对那个意义系统的深刻体会,而不是外部的机械概括。 3.关于理论或解释的性质问题。人文主义者强调社会科学理论或解释的目的,并不是要推导出经验概括或统计定律,而是要对人的行为和语言的意图和意义的深刻理解。人文科学以人的行为和语言为研究对象,以相互交流和相互影响的人而不是事物为研究对象,理论解释的目的不是要回答“为什么”的问题,而是要回答行为的内在依据,包括个人的、社会的、文化的问题。因此,一个好的理论要能提供合理的行为主体有关的规范标准,要理解他的行为规范的标准,并不是提供当作客观事件的行为的演绎说明。以人的行为和语言为研究对象的社会科学的价值观念不可能是中立的,不能免除意识形态的影响,总是要受到一定文化的规范、预设和偏见的支配。 教育作为使人性完善的最佳方式,其本身所具有的特点与人文主义的观点有不谋而合之处。所以说,不管现代科学技术发展到如何无所不能的程度,自然科学方法论被推到如何高的地位,只要教育还是以人为对象的活动,那么它的人文性就一天也改变不了,人文主义方法论也一天不能被抛弃。 再次,教育活动本性特点与教育实践的内在构成决定了方法论的取向。 一般来说,教育活动的特性表现为:教育活动在对象与目的维度上的特殊性;教育活动进行过程的点双边、共时、交互作用性和要素关系的复合性;教育活动具有预测性与活动过程中的动态生成性;教育活动的本质是在特殊的交往活动中有目的的使社会对学习者的发展要求,向学习者的现实发展转化。教育活动是人的科学精神的活动,表现在求真;教育活动是美感经验活动,表现为求美;教育活动是人伦道德活动,表现为求善;教育活动是实在主体探求生命意义的心灵历程,是一种纯粹的精神或灵魂的洗礼,关怀人生或命运问题,不依赖哪一门学科。教育活动是一种人文活动,而且是人文活动的最高境地,虽然达到这种境地的人是凤毛麟角。 说到底,教育活动的生命力在于其精神的、价值的、人文的、意义的一面。完整的理解教育,就是要清晰的认识教育活动的精神性、人文性。科学技术的发展,教育设备的更新并不代表教育的先进,可能传播的是非科学、伪科学的知识,训导如野兽般争斗的人生哲学,展示一个紧张、无人性的社会,培养出毫无生趣,面孔呆滞的“接班人”。这样的教育显然是失败的。因此,教育活动形式的完美并不代表价值的实现,教育活动表达的是宇宙的真理,人生的真谛,生命的觉悟,包含了对真、善、美等价值的追求及对终极意义的关怀和寻觅。况且,科学精神本身也是从人文主义传统发展而来的,所以,唯有从人文角度理解科学,才算把握了科学精神的本质。 人类无法将全部教育的意蕴客观化,无法从纯粹客观的角度理解教育活动和教育实践,教育过程无法还原为一个实体或得到严格控制的操作过程,不论历史上的以自然科学方法论研究教育取得多么辉煌的成就,教育活动中较高层面的内涵并非在归纳推理或统计规律的意义上层面的内涵推演而来的。教育中的人文性是历史的生成的,是传统的,同时也依据个人的觉悟和感觉而存在。教育活动搀杂了历史的内省因素,这些因素与文化价值、目的意义等这些人文性经验的范畴联系在一起,教育活动客观上有很强的独特性,因此,教育科学必须对教育活动达成普遍性的因果规律是不可能的。我们不能用以一种意义标准,一种思想框架或解释尺度来说明全部教育问题,我们能对某一特殊时间、地点、情境的教育发表评论,一旦离开具体场合则可能失效。我们对教育问题的说明或解释常常是暂时的、相对的、主观的。教育中与意义、价值相关的优秀问题本质上是约定的,不是外在规定的,教育的历史是一种互为主体性的过程,任何关于教育的思想如果未经主体心灵深处的认同,也是毫无意义的。 教育研究方法论文:浅析语言教育研究中的定量与定性的研究方法 论文关键词: 语言教育研究 定量研究 定性研究 论文摘要: 目前,关于语言教育的实证研究越来越多。定量研究和定性研究是两种主要方法。本文在比较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的基础上,介绍和讨论了几种常见的定量和定性研究方法,包括实验研究、相关研究、调查研究、个案研究和观察研究,并对这两种研究方法进行了评价。说明在教育研究中应将两种方法结合使用,对提高教育研究效益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当前,语言教育研究已经得到了广大专家学者的重视,并被深入推广到各个层次层面。教育研究通过对教育过程的各项实证研究来尝试解决现有教育活动中所存在的一些问题,以求提高教育质量。教育研究有其独有的特性,以实证研究为主,具有系统性、有效性和可靠性。教育研究也可采用多种形式和方法,其中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就是两种主要研究方法。 1.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对比 1.1内涵 定量研究就是对事物的量的方面的分析和研究,而定性研究是主要针对事物的质的方面。事物的质是它区别于其他事物的内部所固有的规定性,也就是说定量研究是通过解决“有多少”的数量问题,定性研究是通过解决“是什么”、“有没有”的性质问题,从而分别对复杂的教育问题作出数字的描述和语言的描述,来反映研究对象的特征和倾向的方法。 定量研究的基本过程是:提出假设,确定具有因果关系的各种变量、抽样、选择测量工具、控制无关变量、实施测量、检验效度、数据运算与分析、验证假设。定量研究是一个具有标准化程序的、自上而下的演绎过程,是从一般的原理推广到特殊情境中去的。 1.2适用范围 从哲学上讲,任何事物都存在量的方面,但每种事物的量的“显易”程度不同,能够量化的程度也不同,一般来说,物质现象的量比较“外显”,而精神现象的量“外显”不明显。在教育领域中,属于是物质现象的,如教材与教学质量、教育结构与教育投资、学生的身体状况等,一般可以尝试采用定量研究法。而属于精神现象的,如学生的焦虑心理、教师的师德状况、教学方法的改革等,则可以尝试定性研究法。 从方法特点上讲,由于定量研究不考虑研究者对研究过程和结果的影响,只对操作工具的科学性和规范性十分重视,适合对研究者不熟悉的和较大样本的对象进行研究。定性研究则相反,它适合对研究者熟悉的及小样本的对象进行研究,这种方法运用于教育研究中的典型例子就是个案研究法。 2.几种常见定量与定性研究方法 2.1定量研究方法 2.1.1相关研究 相关研究在心理学、教育学、社会学等领域有广泛的应用。相关研究包括简单相关研究和复杂相关研究两种,它主要是研究两个(或多个)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例如焦虑与二语写作之间的相关关系。相关研究没有自变量,研究者不对变量进行操纵,不能做出因果判断,只能得到两个变量(或多个变量)之间是否有关系的判断。例如,相关研究回答“学习策略与学习成绩之间是否有关系”,不能回答“学习策略是不是导致学习成绩好的一个原因”。 相关研究最大的好处是能帮助我们理解重要变量间的关系,缺点是它的研究对象是群体而不是个人,所以很难对某个实体作出深刻的认识研究。 2.1.2实验研究 实验研究是语言教育研究中的主要方法之一,被广泛应用于二语习得和应用语言学中。实验研究的目的是在两种现象之间建立因果关系,即探讨一个变量(自变量)的变化是否引起另一个变量(因变量)的变化。实验研究的一个独有特征是,研究者直接对自变量进行操纵,也就是说由研究者自己设立实验组和对照组。例如,如果研究不同教学方法孰优孰劣,教学方法就是自变量,那么研究者就要将学生随机分成两组,并设法给不同组的学生提供不同的教学方法。 由于实验研究是建立变量之间因果关系的最好途径,因此它常被认为是最有说服力的研究方法之一。 2.1.3调查研究 调查是通过对样本的直接研究来了解总体特点的研究方法,它是采用标准化的资料收集方式研究大量被试的某些变量,通过研究一个样本而推广到整个群体的研究方法。调查的目的不是深入了解每个个案的详细信息,而是探讨大量个体的一个或多个变量,调查是一个标准化的观察程序,所有的被试都面临相同的调查问卷,有相同的指导语,在相同的条件下进行。 进行一个调查研究常常包括几个阶段:首先要确定研究的目的,并根据研究目的确定研究范围;第二个阶段是进行取样调查;第三个阶段是对资料的收集、分析和解释。选择了一个样本之后,就可以运用编制好的调查工具进行实际的调查,收集资料,然后对资料进行统计分析和解释。资料收集有很多方法,最常见的有问卷调查、面谈、直接观察法等。 一个成功的调查研究具有很多优点,最主要的优点是能够快速地收集大量被试的许多变量的信息,可以研究一个大样本。 2.2定性研究方法 2.2.1个案研究 个案研究是从分析的单位来定义的,对一个对象的研究就是个案研究。它主要研究一个个体,通常研究处于自然环境中的个体。 个案研究探讨的问题完全不同于相关研究。相关研究探讨群体的两个或多个变量之间的关系,个案研究则可以为研究者提供有关个体的丰富信息,例如学习者个体学习的过程、策略,学习者个体的个性、态度、动机等特征是如何与学习环境相互作用的。个案也可以是一位教师、一个课堂、一所学校、一个团体。研究者可以研究一个个体,也可以研究几个个体并对他们进行比较。但是,个案研究所采用的个案数量常常是很少的,因为个案法最重要的是详细、全面地了解某个个体的特征。 2.2.2自然观察法 观察法没有要操纵的自然变量,研究者在研究开始时并没有任何假设,主要是探索和记录自然出现的现象,并不对环境中的变量进行控制。自然观察法的资料收集方法主要是对现场进行观察记录,然后进行总结分类。 自然观察法的最大优点是有很强的现实性,它在自然环境中研究人的行为,力图不干扰被试的行为,不改变情景,因此自然观察法研究常常被看成是产生假设的研究。但是自然观察法也有很大的局限:首先,资料收集存在观察者偏向。研究者进行观察之前对所要观察的行为类型了解很少或根本不了解,很难建立一个标准的测量方法,因此在对行为进行分类时,研究者很容易受预期和已有观察的影响,很难认识到预期之外的新行为。其次,进行自然观察所需的时间很长。自然观察研究不能操纵自变量,不能控制额外变量,因此不能进行因果推论。 3.定量与定性研究法的评价 前面我们已经较详细讨论过了定量与定性研究,这两种方法本身无所谓正确错误,关键是它的运用范围恰当与否,因为每种方法都有自己的优越性和局限性。只有在全面深刻地认识各种方法特点的基础上,研究者才能在教育研究中,根据研究目标和研究课题的性质,恰当地选择和使用某一具体的研究方法。 定量研究的优越性主要表现为:(1)客观性。用数字描述事物比用语言描述的主观程度要小,更符合客观事实。(2)严密性。事物质变总是从量变开始的,量变积累到一定程度必将引起质变,定量研究能观测到事物的微小变化,防止事物的质变。(3)普遍性。定量研究是建立在大量抽样统计基础上的,研究对象的范围较大,更具有说服力。其局限性主要表现为:定量研究首先要建立一套可以量化的指标体系,影响制约教育的变量很多。但是,在现有教育研究发展水平上,不是所有的影响因素都能量化,定量研究只能考虑有限的变量,而相应地放弃一些事实,研究结果的真实性、可靠性必受到质疑。 定性研究的优越性是:(1)真实性和全面性。(2)灵活性。定性研究强调研究者放下自己的主观臆测,尊重事实,允许并鼓励研究对象根据自己的认知框架,而不是根据预先安排好的问题结构来做出回答。(3)准确性。在定性研究中,研究者本人是主要的研究工具,而不是问卷或调查表,定性研究是一种基于经验和直觉之上的研究方法,由于经验是生动的、深刻的、可信的,定性研究的结果往往是正确的。定性研究的最大缺点是不精确,对研究问题的认识带有明显的个人倾向,有的描述具有伸缩性和模糊性。 总之,定量与定性研究方法都是教育研究中非常必要和不可缺少的重要方法,两种方法各有利弊,语言教育是一种极其复杂的社会现象,单用定量或定性方法去研究教育现象都只能获得部分信息,不可能穷尽,很难得出全面、准确的结论。在教育科研中,必须把定量与定性研究方法结合适用,才能使教育研究更加科学、可靠与有效,这样,既可以在两种方法之间取长补短,又可以对两种方法所得的结果进行比较和验证,从而提高研究结果的可靠性和科学性。 教育研究方法论文:浅析教育学院硕士学位论文研究方法现状 论文关键词:高等教育 研究方法 定量研究 定性研究 论文摘要:本文对兰州大学教育学院71篇硕士学位论文进行了研究,对其采用的研究方法及论文的性质进行了统计分析,发现研究方法应用方面存在研究方法表述缺乏规范性、思辨研究当道、实证研究匮乏、研究方法单一落后等问题。针对这些问题,本文提出了加强对研究方法的理论认识、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并举、多元化、综合化研究方法等建议,以使兰州大学及其他教育学院能够更好地发展,培养更多的高质量人才。 一、研究缘起及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1.研究缘起 兰州大学教育学院(以下简称“我院”)自2002年成立以来,目前已建有高等教育学硕士学位授权点1个,几年来,学院的教学和科研基础良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作为尚在发展的初级学院,我院在课题研究方法的选取和运用上和其他院校尚有一定的差距,为了进一步巩固在校研究生相关知识的学习,培养更高质量的人才,我们有必要引导学生科学地选取和应用研究方法,更好地为科研打好基础,有针对性地指出并及时纠正学生在该方面现存的问题,以便更好地指导实践。另外,从理论层面来看:方法是深入了解一门学科必不可少的工具。有学者曾经指出,一部科学发展的历史就是一部科学方法不断更新和使用的历史,理论的探索,归根到底是方法的探索。高等教育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自1984年诞生以来,在20多年的时间里有了很大发展,学科体系逐步建立完善,理论探索水平不断提高,但纵观其研究方法,从“无独特的研究方法”到“多学科的研究方法”,一直颇受争议,其发展的不成熟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高等教育学科的不成熟。教育学者周川曾撰文指出,我国高等教育学理论发展相对滞后的表现之一,即“研究方法尚未成型,研究规范尚待建立。既缺乏严格的科学实证研究,也缺乏严肃的理论思辨研究。” 高等教育中方法本身不成熟的发展状态又极大地影响了高等教育研究方法的应用。高校学生,尤其是高等教育学研究生,他们初涉研究领域,对方法的应用还不能得心应手。本文以兰州大学高等教育学为基点,通过对我院高等教育学专业硕士学位论文中研究方法运用的状况研究,揭示其存在的问题,并试图探寻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 2.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本研究的主要目的是厘清我院硕士研究生进行毕业设计时所采用的研究方法及他们应用研究方法的规范性程度,分析教育学院硕士研究生对研究方法的掌握情况,以及存在什么样的不足,而后针对不足,探寻出路,同时也力图为今后教育研究方法的教学提供指导与帮助,为我院硕士学位论文研究方法的应用提供一些合理的建议。 本研究的意义,一方面,它有一定的理论价值:把方法作为研究对象,对方法进行探究与思考,有利于方法自身理论的不断完善;对方法的深入探究,有助于促进高等教育学学科建设的发展和理论的完善;另一方面,它也具有一定的实际价值:对研究方法的进一步探索,有助于指导学生对方法的掌握和应用,在教学中为课程设置提供参考依据,为学院研究方法整体水平的提高提供借鉴。 二、研究设计 1.研究方法 本研究是以文献为样本,在对所选文献进行梳理、分析的基础上了解当前我院研究生使用研究方法过程中存在的不足。为实现这一研究目的,本研究拟采用文献计量法。文献计量法(又称文献调查法)是情报学与数学、统计学等相互交叉和结合而产生的研究方法。文献计量法产生以后,首先被大量地运用于科技文献中,但近年来,它的理论和方法也逐步运用到教育研究领域,如《论教育研究方法更新与现代教育家的培养》、《我国教育科学发展状况的文献计量学研究》、《通过引文分析看我国教育理论发展的现状》、《教育理论与实践》等,都试图用文献计量法对教育科学的学科发展及研究状况加以统计分析,并探讨了其中的某些规律,为教育科学的理论研究和学科发展提供了一定的策略启示。 2.抽样方法 由于历史原因,我院建院较晚,可供选择的样本总体较小,所以本研究以完全抽样的形式选择了研究对象。从兰州大学学位论文库里,搜集到高等教育学专业2007学年至2009学年硕士学位论文71篇。 3.研究框架 (1)样本总体中对研究方法的表述情况,列出所有的表述方法,以便观察研究方法叙述的规范程度。 (2)研究方法的总体频次分布情况:用表格直观显示论文中研究方法的使用情况,发现研究方法的应用特点。 (3)从定量和定性(思辨与实证)两个方面统计论文分布情况:用表格直观显示定性和定量论文的研究数量,立足数据,发现问题,寻找规律。 4.研究的结果 通过对学位论文库里的71篇论文的分析,从研究方法部分,共找出了22种研究方法的表述形式,分别如下:文献法、比较法、历史法、调查法、调研法、案例分析法、定量与定性相结合法、访谈法、学科交叉分析法、实证分析法、归纳演绎法、数据分析法、统计分析法、网络调研法、质的研究方法、系统分析法、理论分析法、图表法、资料分析法、经验方法、数据比较方法、经验交流法。 研究方法的总体分布情况:由于研究对象中研究方法应用混杂,叙述模糊不清,本文主要统计几种常用的研究方法,这里的“常用”是指出现频次5次以上的,即主要是文献法、比较法、历史法、案例分析法和调查法。(见表1) 定量与思辨及定量与实证的分类比较:其数量与构成见表2,在71篇学位论文中,定性与思辨论文65篇,占91.5%,这一研究结果表明,思辨研究是我院教育科学研究的主要研究方法。定量与实证论文6篇,占学位论文总量的8.5%,这一结果表明,在定量与实证研究方法的应用方面,我院有某种程度的欠缺。 三、问题与不足 1.研究方法表述缺乏规范性 通过对每篇学位论文中作者自己标注的所采用的研究方法的考察与统计,发现这样一个问题:很多毕业生在表述自己所用的研究方法时,缺乏规范性和逻辑性,存在一定的随意性。比如《大众化下研究生规模化发展现状与对策研究》,把研究方法表述为图表法;再如《我国高水平大学教育学科建设研究》,把研究方法表述为规范分析方法。诸如此类的表述混乱现象不在少数。另外还存在一些逻辑混乱、重复表述的现象。比如在介绍自己应用的研究方法时,有把调查法和问卷法并列等现象。 2.思辨研究当道,实证研究匮乏 科学研究方法有两大类,一类是思辨研究(可以是文化的、政治经济学的、历史的等等),目的是获得事物之间相互联系的结论;另一类是实证研究,目的是获得对事物属性的认识。由于受思辨学术研究传统的影响,在我院硕士学位论文的撰写过程中,依然大量从人文主义的视野对高等教育活动和高等教育现象进行系统研究,从构建学科理论体系的高度出发,审视高等教育活动和高等教育现象。在研究中非常看重思想性和理论性。而相比之下,对现实问题的研究力度较弱,在上述研究结果中显示,仅有8.5%的学位论文着眼于定量与实证的角度。而定量研究与实证研究在进行教育科学研究中恰恰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通过案例、实地研究、用实际情况及真实数据更能有力地证实实验研究者的观点,因此,在高等教育领域我们应适当增加实证研究的应用。 3.研究方法单一落后 统计结果表明,我院硕士学位论文研究方法较为单一,主要为文献法、历史法、比较法等等,研究方法比较传统和落后,虽然也有些论文力图突破传统的限制,运用了质的研究方法,但总的来说,大多数的论文还是因循守旧、缺乏创新。在已发表的71篇学位论文里,思辨性研究仍居绝大多数,科学设计、规范研究的成果较少。新技术新方法引进速度慢,实际应用少。模型化方法、文化人类学方法、三角研究法、内容分析法、元分析法、层次分析法、参与式观察等此类自然科学和其他社会科学领域中已经较为成熟的新技术新方法在教育科学研究中推广的速度慢,实际应用的更是少之又少,制约了学科的发展。 四、对策与建议 1.加强对研究方法的理论认识 教育研究方法一方面担任了认识教育活动和教育现象的工具与手段的角色,另一方面又作为教育科学发展成果的一部分汇入教育科学进步的长河,研究方法是牵一发动全身的问题,是科学研究的生命线。如果用错了方法,研究的论文就会成为缺乏生命的文字堆砌,既得不出有效的结果,也没有实际的意义。要想在实践中正确地运用,首先要在理论上做到深入地了解,否则就不可能达到预期的效果。从上述研究方法的表述上,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出,大部分硕士论文的撰写者不清楚教育研究方法的理论实质,以致于表述上杂乱无章,逻辑混乱,进而影响学位论文的质量。针对这种现实,建议我院多开设一些教育研究方法的理论课,让大家在课堂上接受一些系统的理论知识,解决自学的分散与不系统的问题。 2.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并举 客观存在的一切事物都是质和量的统一体。作为事物的两种不同规定性,质和量构成了科学研究的两个取向。依据这两个不同取向,在教育科学研究中形成了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两种不同的研究方法,也可以表述为思辨研究和实证研究。它们是既有区别又相互补充的研究方法,把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结合起来是科学研究的必然要求。一般来说,定性研究在前,定量研究在后,即先要认识事物的质,把不同的事物区分开来,然后才能根据质的规定性,搜集和分析事物的数量特征,进行量的研究,量的研究反过来又促进质的研究,使认识不断深化。这里说要适当加强定量研究的应用,并不是说定量研究能够代替定性研究,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在基础、 形式、 结构和功能方面是存在差别的。从本质上说,它们是以方法论的形式展开了两种不同的研究纲领和两种不同的认识论框架。从技术上讲,则是由于研究对象的复杂性和多样性,采取了不同的解题方式。要有效地运用定量的方法从事科学研究也必须对研究对象在质上的特点有一定的理解,没有高水平的定性研究,定量研究只不过是盲目的数字游戏。事实上,有效的研究大多是能把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合理地结合起来的研究,而要使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很好地结合,单纯依靠定性研究,而不深入考虑教育科学的复杂性,很容易出漏洞。与此相反,仅把教育科学研究局限在数量化这个层面,同样也会产生新的片面性结论,所以在教育研究中,定量与定性的结合势在必行,“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 3.多元化、综合化的研究方法 科学研究方法是一个多因素、多层次、多序列组成的整体性复杂结构。在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相互渗透以及科学不断分化与综合的今天,研究方法多元化已成为21世纪教育科学研究的重要特征。黑格尔曾说过:“方法并不是外在的形式,而是内容的灵魂和概念。”这就是说,研究方法与研究内容是相一致的,是由后者决定的。有什么样的研究对象、研究内容,就要用什么样的研究方法。教育科学研究的复杂性,要求研究方法多元化。另外,对一个重大问题的研究,往往不是从某一学科、某一领域、某一角度就得以解决,而是要从多角度、多侧面研究才能完成。单一的方法往往表现出很大的局限性,只能取得一部分信息,而大部分信息可能被忽视,使研究难以奏效。在许多情境中,最佳选择可能会是各种方法的结合。因此,交叉综合使用两种以上的研究方法已成为教育科研方法的发展趋势。 通过研究我们发现,在我院的学位论文中发现教育学院研究生存在研究方法表述缺乏规范性、思辨研究当道、实证研究匮乏、研究方法单一落后等问题,而同类问题在其他高校教育学院中也存在。针对这些问题,可以通过加强对研究方法的理论认识,注重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并举,有意识采用多元化、综合化研究方法等措施加以解决。这对培养高素质、强能力的教育学人才具有积极的意义。 教育研究方法论文:关于中职学校创业教育方法与途径的研究 论文摘要:在中职学校加强创业教育已成为职业教育发展和改革的新趋势,但中职学校对学生的创业教育还处在起步和探索阶段。如何开展创业教育?从课程设置.教学模式.环境建设等方面有效提高了学生的创业意识,增强学生的创业能力。 论文关键词:创业教育 创业课程 创业环境 创业实践 目前我国的职业教育必须以培养高素质创业者为目标,大力尝试并推进创业教育,不但体现了素质教育的内涵,而且突出了教育创新和对学生实际能力的培养。本人从创业教育课程设置、创业教育教学模式变革、创业教育环境建设和创业实践活动开展上有效提高学生的创业意识,增强学生的创业能力。 1创业教育课程的设置 中职教育为保证创业教育的正常有效进行,首先应在中职教育中设置创业教育课程,构建具有创业教育特色的课程结构。创业教育的培养目标要通过创业课程这个优秀环节来实现,培养学生的创业意识、创业品质、创业信心和创业能力。创业教育课程应该在传统职业教育课程基础上突出创业实务知识教育,要把“工商税务”、“市场经济”、“经济法律”、“金融保险”等与创业密切相关的课程增加进去。创业课程作为创业教育优秀,在一定程度上决定培养目标的达成程度,同时也决定着中职学校的生存空间和发展价值。我校创业教育中,在二年级第二学期开设《职业道德与就业创业指导》课,每周2节,共40学时。同时,对学生进行创业教育需要有鲜活的教育内容,结合我校的实际情况,我们编写了《创业典型案例》、《就业创业指南》、《创业心理疏导》等校本教材,增加了学生创业教育读物,也为教师进行创业教育时提供了大量的真实材料。通过教育提高了学生的创业意识,熏陶学生的创业品质。 2创业教育教学模式的变革 改革传统的教育教学方法,在教学中进行创业意识、创业品质、创业能力的培养。在教学模式上,创业教育要求教学内容的选择不能固定不变,要有开放性和灵活性,让师生共同参与探索知识的过程。从强调积累知识走向发现知识和创造知识,通过探索,使知识结构不断得以充实和完善。创业知识更需要注重针对性,模块化教学体系,打破原来的学科体系,以就业为导向,以专业岗位各项知识、技能的要求为主线,确立若干等级教学模块,进行教学与实践。使学生在较短的时间内进行一项或多项针对性技能的练习,提升职业动手能力和综合能力。因而,在创业教育中应以教学项目和教学模块代替课程,保证实现创业人才培养目标的实现。 在创业教育中,应以工学结合的“大课堂”代替固定的教室,所谓“大课堂”即将教室、实训室、实习基地有机结合。围绕创业型人才培养需要,在具体教学过程中以自主创业各项知识及技能的要求为主线进行教学与实践,突出职业优秀能力训练。采取工学交替的教学组织形式,学生除在课堂学习掌握本专业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之外,每学期都应安排4周左右的时间去实训基地和工商企业分别进行认识社会,适应社会。强化职业能力为目的的岗位实习,以实习基地作为课堂。在实习过程中,教师与企业专家的双重指导,通过企业调研分析、营销策划等活动,使产学更好地结合,并以企业的实习鉴定作为取得相应学分的评价依据。从而最大限度地为学生个性发展提供空间,有利于创业素质的养成。 3创业教育环境的建设 创业教育是实践性较强的学科,而不是空洞的理论说教,要求知行合一。创业实践活动是创业教育的特定课程模式,也是培养学生创业意识、创业能力的具体途径。 因此,根据同学们所学专业和社会需求,中职学校应通过创业教育环境的建设,有的放矢地进行创业训练和创业实践,促进创业教育中各种实践活动的顺利开展。使学生在学习有关职业、择业、创业、社会等有关知识的同时,积极参加课堂内外的各种教学活动,把个人的职业兴趣、职业理想、职业心理、职业能力及求职技巧等的培训变成在理论指导下的自觉行动。 创业教育环境建设首先要加强创业文化建设。中职学校的校园文化建设要同校园创业文化建设结合起来,周边环境处理要同创业教育结合起来,从而做好创业教育宣传。利用学校宣传栏、校园简报、校园网和学生社团组织等,对学生进行创业教育和创业方面的知识宣传。同时,在学校布置一些鼓动创业立志成才的名言誓句,张贴创业者的成就榜和风采照。举办一些内容形式都具创业意识的活动,观看改革和现代化建设题材的影片,展示创业型教育队伍形象,开展典型创业者的报告会,讲述优秀毕业生的创业历程。从而营造良好的创业教育氛围,起到潜移默化的功效,培养学生的创业意识,激励创业精神。 创业教育环境建设最重要是构建学校创业实践基地,建设创业实训基地、创业见习基地、创业园或校内创业一条街等,为学生创业实践活动创造条件,实现产、学、研一体化。学校对建设创业实践基地应给予人力、物力、财力以及制度上的保障。要扩大对创业实践基地的投入,适当吸收学生直接参与学校产业公司的经营和管理,指导学生按程序体验创业过程。也可以面对全校师生增加创业经营方面的活动。如服装专业学生开设服装销售和修补、电子电工专业学生开设电器维修、烹饪专业学生开设特色早餐、美容美发专业学生开设理发、机械专业学生开设对外加工以及学生报刊亭、学生特色小卖部等等。学校在政策上给予支持和引导,引入社会竞争机制,与学校的餐厅、商店等社会承办方形成竞争,使学生在经营过程中,不但掌握某些专业生产的操作技能,而且能在社会生产、市场营销、规划运筹、社会服务等活动中接受锻炼,提高创业能力。使学校创业园、创业一条街的“学生老板”走了一拨,再新来一拨,学校创业园、创业一条街成为学生创业的“孵化器”。 中职学校对学生的创业教育是一项系统工程,目前还处在起步和探索阶段,没有成熟的模式可供借鉴和推广。因此,需要政府、社会、家庭和学校几方面的共同努力。通过不断的尝试和实践,让学生创业有门,创业有路,创业有成,激发学生的创业激情,培训学生的创业信心,使越来越多的毕业生勇于创业,乐于创业,形成一个良好的创业氛围,才能真正实施创业教育的目标,达到预期的效果,最大限度地提高学生的创业能力,中职教育的明天才会更加美好。 教育研究方法论文:浅析对计算机文化基础教育教学方法的研究 论文关键词:计算机文化基础;教学质量;教学方法;任务驱动;分层次教学 论文摘要: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计算机文化基础已成为高校学生必修的一门基础课程。为了提高该课程的教学效果和教学质量,在教学过程中应该根据现代教育思想和教学理论,改进教学方法,创新教学手段,强化实验教学,实施分层次教学,改革考核方式。 一、精心组织教学内容 教学离不开教材,而教材内容都是按一定的规范编写的,有其科学性,实用性,可操作性,但未必就说他一定适用于所有的学生。在教学内容的组织上要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精心组织,认真编排,注重计算机的基础知识、基本概念和基本操作技能的学习,强调系统软件和应用软件的使用,同时兼顾计算机应用领域的前沿知识,培养学生的“计算机文化意识”,让学生由易到难,由直观到抽象,从而激发学习的热情,达到举一反三的目的。 二、实施分层次教学 由于学生生源和家庭环境等方面的差异,学生在计算机方面的知识水平差别很大,水平参差不齐。针对大学生进校时的不同情况,采用分层次教学,让学生有机会根据个人情况在学习深度上进行选择,也可以更好地执行教学内容,体现“以人为本”的教学思路。在学生分层次的基础上组织教学,在讲授、辅导、练习、检测和评估等方面充分体现层次性,让学生在各自不同的起点上分别进步,避免基础好的学生“吃不饱”、基础差的学生“吃不消”的教学局面,对计算机完全零基础的学生要进行适当的补习。 三、采用“任务驱动”教学 “任务驱动”是一种建立在建构主义教学理论基础上的教学法,强调学生的学习活动必须与具体任务相结合,以探索问题来引发和维持学习兴趣和动机,以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和独立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在教学过程中,将课程内容切分成相对独立的若干模块,以任务加案例的形式组织教学,教学目标巧妙地隐含在任务中,实际案例贯穿整个教学过程始终。每次上课时给出一个明确、具体的任务,在讲解和演示的过程中,让学生深刻了解Office中各个软件的每一个菜单和按钮的具体功能,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兴趣,加强学生理解和记忆的能力。 四、强化实验教学,加强实践能力的培养 计算机文化基础是一门操作性很强的实作课程,要注重学生动手操作能力的培养。上机实习课,教师要针对课堂授课的内容,认真布置实习内容,让学生认真练习,仔细体会课堂上教师讲授的每一个知识点。同时,教师要做好辅导工作,随时注意学生的练习情况,对学生提出的问题及时给予指导,由于学生人数多,教师不可能逐个进行辅导,可以采取“教师教学生,学生帮学生,滚雪球式”的方法。 五、改革考核方式,施行教考分离 计算机文化基础课程重点考核学生的操作能力,培养具有一定的理论知识和较强的动手能力的技能型人才。针对学生计算机应用能力不强的现状,加强计算机基础教学的管理,要求学生参加全国计算机等级考试是非常必要的。考试的主要职能,一是检测学生的学习成绩,评价学生知识水平与能力状况;二是检测教与学的综合效果,并为改进教学提供必要的依据。等级考试的试题质量高,考核面广,真正能够体现考生的理论知识以及实践操作能力。对于学生来说,考试通过可获得全国通用等级证书,可作为学生将来升学、用人单位选用的重要参考,为学生的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基础。对于教师来说,教学目标统一,任务明确,采用全国统一考试、统一阅卷,考试既权威、公平、合理又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教考分离。 六、结束语 总之,我们应该站在更高的位置去思考,将计算机文化基础教学作为一项教学基础工程来建设,不断更新教育教学理念,改进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按照现代化建设对于人才的要求,为国家培养合格的创新人才。 教育研究方法论文:试析教育科学研究方法中的量化研究 [论文摘要]教育科学研究方可归纳为量化研究方法、质化研究、文献研究方法和思辩方法等四走基本类别。量化研究的广泛使用是教育科学研究日趋成熟精细的标志,有其自身的特点和相应的运用区间,适用于教育宏观层面、教育现象、课程改革、教育评估和评价、学生发展等方面的评价、描述和预测性研究,并能够证实或证伪已形成的理论假设。 [论文关键词]教育科学 量化研究 文献研究 思辨研究 质化研究 教育学科理论和体系的建构,依然是今天教育研究者的一项重要使命。教育学学科界限的模糊性,决定了其研究方法的多样性和复杂性,研究方法的科学性则是教育科学理论建构的根本有效路径。 一、教育科学研究方法的多样性及其分类 如果将教育学科归为社会科学范畴的话,那么,社会科学研究中最基本的研究方法即量化研究、质化研究和文献研究方法,理应成为教育学科研究中的重要研究方法和手段。而思辨研究依然会是教育学科研究中一种不可或缺的研究方法,因为教育研究者面对的是一个有意义的、价值关涉的教育世界,教育学科所蕴含着的人文精神和人性特质,使它与人文科学有着天然的联系。 因此,教育科学研究方可归纳为四大基本类别:量化研究方法(实验法、定量调查法、数理分析和测验等)、质化研究(人类学方法、定性调查法、个案研究法)、文献研究方法(历史研究法、比较研究法)和思辨方法(注重纯粹的逻辑推理的一种哲学思辨)。虽然,量化研究与文献研究、定性调查法等一样,都具有一定的科学属性,具有可积累性、可修正性等特征;都强调对资料数据的科学收集和有效占有,通过严密可靠的数据资料为寻求事物间的规律性联系和科学性结论提供必要的事实和依据(当然,量化研究通过观察、调查和测量所得出的相关数据属于第一手资料,历史研究和比较研究中的数据则主要来自于文本,属于第二手资料),但由于研究技术、手段、方法的差异性,决定了它们属于不同的研究方法类型。 二、量化研究的广泛使用是教育科学研究日趋成熟精细的标志 广义上的实证研究包含量化研究和质化研究。学者张红霞认为,实证研究可以是定量的,也可以是定性的。比如,个案研究如果能把每一步操作都详细地记录下来,就可以认为具有一定程度的可重复性。而我们这里所指的量化研究属于狭义上的实证性研究,即主要以实验、调查、测验和数理分析等自然科学研究方法进行的实证性研究。实证性研究作为社会科学的一种研究范式,倡导将自然科学实证的精神贯彻于社会现象研究之中,主张从经验人手,采用程序化、操作化和定量分析的手段,使社会现象的研究达到精细化和准确化的水平。 20世纪初,德国学者梅依曼和拉伊力倡把教育研究从哲学思辨传统中脱离出来,走科学化、实验化的路径,要求通过科学的验证来发现和陈述事实,提出只有通过实验与观察,在有意识地简化要素条件下研究教育现象中各种复杂的因果关系,教育学才能成为一门科学。 一个多世纪以来,社会科学的各种理论、方法与技术蓬勃发展,研究方法日趋精细,并陆续引入教育研究领域,促使教育研究呈现出不同的取向和形态。从西方教育科学的发展历程看,教育科学对实证研究方法的借鉴、吸收是其发展和成熟的重要标志。教育研究者通过对教育实践中各种数据的调查、分析,通过对文献研究、质化研究、思辨研究等多种研究方法的综合运用,对教育实践中的众多实然问题给予问答,并进行了理论上的有益探索。 以教育管理学的发展为例,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伴随着教育管理理论的兴起,教育管理科学论成为美国教育管理研究的一个主流性理论学派。“教育管理科学论将自身奠基在逻辑实证主义的基础上,强调教育管理研究立场的价值无涉,强调教育科学理论的描述、解释和预测功能,强调教育科学理论的可应用性、可操作性,强调量化研究,重视测量、数据统计,强调观察、实验的重要性,偏爱用图标和模型说明问题”。尽管教育管理科学论在20世纪70年代后遭到了教育管理主观论和价值论的挑战,然而,纵观今天美国和欧洲的教育研究,量化研究方法依然占据着研究方法的重要地位。 马尔科姆·泰勒在分析了欧洲2000年出版的最具代表性和影响性的17种英文高等教育专业期刊上发表的文章后得出结论:在高等教育研究中,占主导的只有三类研究方法,分别是:文献分析(37%)、多变量分析(26%)以及访谈(17%),这三种研究方法占到文章数的80%之多,即文献研究方法、量化研究方法、质化研究分别占据了发表文章的37%、26%和17%。马尔科姆还认为,这种现象并不奇怪,因为在所有的社会科学研究中,像文献评论、问卷调查和访谈这些方法都非常普遍。 从我国教育研究的现状看,国内主要教育类期刊上发表的文章所采用的研究方法,大多是马尔科姆所指的诸如概念分析、批判和现象学等思辨类型的研究方法,而关于量化研究方面的文章内容比较单一,比如,调查问卷类文章主题主要集中在学生经验方面,诸如大学生就业、创业、学习等。有学者在分析《教育研究》所发表的文章后指出,它共登载的165篇研究论文中,主要以思辨、历史文献分析、比较研究等方法完成的论文为主,占86.7%,其中思辨类论文达115篇,又占有绝对优势(70%)。采用“定量方法”或自然科学方法完成的调查报告、实验报告和数理分析研究论文共计22篇,仅占13.3%。 三、量化研究的运用与效用范围 在教育领域中,量化研究要求研究者事先建立假设并确立各种关系变量,通过概率抽样的方式选择样本,使用经过检测的标准化工具和程序采集数据,同时将事物在某一时刻凝固起来,对数据进行分析、验证,建立不同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必要时使用实验干预手段对控制组和实验组进行对比,进而检验某种关于事物客观规律的理论假设。在研究过程中极力排除研究者本人对研究的影响,尽量做到价值中立。由于量化研究所具有的客观性,以及具有明确、具体的操作程序、可验证性和可重复性等特征,它在宏观研究、因果分析、规律性和趋势性问题的分析、描述、预测及验证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从马尔科姆对高等教育文章研究方法特点的总结看,采用量化研究的文章主要集中在系统政策、课程设计、高等教育评估和评价、学生经验等研究层面和主题方面,关于教学质量、院校管理等研究则较多采取了混合研究方法。由此可见,教育科学中的量化研究适用于下述研究。(1)适合于宏观研究。即比较适合于教育政策、教育规划和教育预测方面的研究,适合在宏观层面上对事物进行大规模的调查和趋势性的特征预测,通过教育现象的平均情况和抽样总体的代表性,以求发现问题或提出解决问题的新视角。(2)适合于对教育现象进行数量化的因果分析和相关分析,发现趋势性的因果规律和相关规律。例如,研究高等教育经费投入与GDP之间的数量关系、专业结构与经济结构的相关性分析等。(3)适合于课程改革、教育评估和评价、学生发展等方面的评价、描述和预测性研究。通过观察、实验、测量,将数据加以分析和归纳,发现和推断具有代表性的、可推广的特征和模型。(4)能够证实或证伪已形成的理论假设,并不断地修改或完善已有的理论假设。比如,学习心理领域的许多理论就是通过验证或证伪方法发展起来的。 信度和效度是关系到量化研究结论准确和普遍意义的关键性要素,而无论是观察、实验、测量、数据统计,还是用图标和模型说明问题,其设计和研究难度都比较大,对研究者有很高的技术要求。因此,研究者除了需要具有严谨规范的求实精神、较强的演绎归纳分析能力外,还需要对研究问题能够给予合理假设,需要具有一套完备的操作技术,包括抽样方法、资料收集方法(如问卷法、实验法)、数字统计方法(如描述性统计、推断性统计)等。研究者不仅要找到一个合适的样本或者选题值得进行大样本调查,同时在问卷设计、样本选择、信度和效度检验、分析工具、分析深度、合作沟通等诸多方面都应具备科学的态度和较高的专业水准。 四、基化研究的优缺点辨析 实际上,教育科学中的量化研究虽然强调事物的“量化”,即通过对观察、实验和调查,获取客观材料,从而归纳出事物的本质属性和发展规律的一种研究方法,但其根本意义依然在于寻求一种规律性认识对事物本质的认识。只是量化研究更追求和强调科学的程序、手段和步骤,依靠对事物可以量化的部分和相关关系进行调查、测量、计算和分析,以达到对事物“本质”的一定把握。一般来讲,在研究阶段上、对问题的认识程度上,定性是定量的基础,定量是定性的更高阶段。从这个意义上看,量化研究方法有以下优点。(1)量化研究方法符合教育研究的根本目的。“教育研究可以定义为对数据(用于分析和研究的各种数字、文字、图象或其他形式的资源)的系统收集和分析,其目的是对教育的方方面面进行有效的概括、预测、干预和说明。”(2)量化研究有利于数据资料的有效积累,有利于对研究问题的深度解决,有利于克服教育研究中的主观性和各种偏见。如果我们想对大学的教学改革评头论足,必须比较全面深入地了解研究型大学和普通大学的教学现状,否则难以令人信服,而这很难通过思辨或文献等方法来完成目的。大学教学的实际状况和学生对教学质量的真实想法,只有通过问卷调查等量化研究方法才能够真实地得以反映。以张红霞、曲铭峰的《研究型大学与普通高校本科教学的差异及启示——基于全国72所高校的问卷调查》为例,该文章通过对研究型大学与普通高校本科教学的差异性的问卷调查,通过大量调查数据的整理分析,客观真实地为我们揭示了不同类型高校的大学生对教学的满意度情况和影响满意度的相关因素。其得出的结论有些出乎我们的意料:研究型大学(北大、清华除外)的教学质量问题普遍严重;教学经费不足是质量问题的首要原因。由于研究者客观中立的研究立场和科学求实的科学态度,由于问卷内容的严谨规范和数据资料的真实可靠,尽管结论令人意外,但却很难否认该结论的真实性。(3)量化研究能够通过清晰易懂的图表、数字或简短的文字说明事实、实质和趋势。比如,马丁·特罗通过相关数字对高等教育精英阶段、大众化阶段(毛入学率15%以上)和普及化阶段(50%)作出了科学论段,形象说明了高等教育不同发展阶段的数字特征。 量化研究的局限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量化研究除了对研究者的技术性有较高要求外,还需要研究者秉持一种客观中立的立场,尽量坚持价值与事实的适度分离。但是,当研究者因某些原因想用自己的研究支持某种观点时,就有可能产生偏见,这势必会影响结论的真实性。虽然研究者应坚持价值无涉这一原则,但真正将价值与事实分离却很难做到。(2)作为量化研究中的一种重要研究手段——问卷调查法,其抽样误差总会客观存在,在一定程度上使研究的总体效度受到影响。问卷调查和结果往往会受到经费和人为因素的干扰,而且,大多数问卷往往比较浅显,不能深入到引出应答者真实意见和情感,也就不能揭示事物的内在规律。以《大学生自主创业现状调查与对策研究》一文为例,研究的主题是关于大学生自主创业现状的调查,但调查的人群却只有在校大学生,调查内容主要反映在校大学生的创业意向、创业意向与家庭背景关系、大学生赞成创业或不赞成创业原因、大学生创业知识等问题方面,而有些结论与问题内容不构成必然关系。比如,结论对策中的“政府应优化大学生创业的社会环境”与问卷内容无法呼应。(3)基于访谈法的量化研究结果的效度在很大程度上要取决于访谈者的观察能力、反应能力和人际交往能力。(4)发现趋势性的因果规律和相关规律具有相当大的难度。研究者在对复杂教育现象进行数量化的因果分析和相关分析时,不同变量的选择会对结论产生极大的影响,而且,如政策等变量因素在实证研究和数据预测中很难得以体现。预测与实际的不符使人们在很大程度上对宏观预测的科学性提出质疑。比如,关于高等教育发展规模的预测方面,20世纪90年代相关实证性预测文章对我国2010年的高等教育在校生规模的最大胆的预测也没有超出1000万人,而2008年我国各类高等教育总规模已经超过2 700万人。在对教育现象的相关分析中,有些相关分析显得比较牵强,令人难以认同。有时从一项相关研究的结果中获得有关原因和结果的推论是困难的。当变量A和B相关时,研究者不能明确地推断出是A引起B,还是A和B是由第三个变量C引起的。 要培育专业教育服务机构,完善教育中介组织的准入、资助、监管和行业自律制度,积极发挥行业协会、专业学会、基金会等各类社会组织在教育公共治理中的作用。这些方针和政策,为教育科学研究工作、为教育科研机构的转型和发展指明了方向和路径。 第三,《纲要》的制定过程本身就是教育科学研究工作发挥重要作用的典范。《纲要》从制定到出台征求意见稿,都有教育科研工作者的努力与贡献。从中央到地方,不少教育科研部门全力投身其中,既发挥了教育科研的独特功能,也极大地提升了教育科研工作的地位。吉林职业技术师范学院承担了《纲要》的部分制定工作,为我省增添了光彩;不少人以各种方式参与《纲要》的制定工作,发表自己的见解和意见;更多的人对《纲要》的制定过程给予了高度的关注和期待。根据国家部署,《纲要》在正式颁布之后,将在各地区、各部门制定相应的发展规划与计划,这是我省教育科研工作者发挥作用的重要时机。应当把握机遇,主动出击,努力展现教育科研工作的功能,体现教育科研工作的独特价值。 教育研究方法论文:关于中职学校创业教育方法与途径的研究 论文摘要:在中职学校加强创业教育已成为职业教育发展和改革的新趋势,但中职学校对学生的创业教育还处在起步和探索阶段。如何开展创业教育?从课程设置.教学模式.环境建设等方面有效提高了学生的创业意识,增强学生的创业能力。 论文关键词:创业教育 创业课程 创业环境 创业实践 目前我国的职业教育必须以培养高素质创业者为目标,大力尝试并推进创业教育,不但体现了素质教育的内涵,而且突出了教育创新和对学生实际能力的培养。本人从创业教育课程设置、创业教育教学模式变革、创业教育环境建设和创业实践活动开展上有效提高学生的创业意识,增强学生的创业能力。 1创业教育课程的设置 中职教育为保证创业教育的正常有效进行,首先应在中职教育中设置创业教育课程,构建具有创业教育特色的课程结构。创业教育的培养目标要通过创业课程这个优秀环节来实现,培养学生的创业意识、创业品质、创业信心和创业能力。创业教育课程应该在传统职业教育课程基础上突出创业实务知识教育,要把“工商税务”、“市场经济”、“经济法律”、“金融保险”等与创业密切相关的课程增加进去。创业课程作为创业教育优秀,在一定程度上决定培养目标的达成程度,同时也决定着中职学校的生存空间和发展价值。我校创业教育中,在二年级第二学期开设《职业道德与就业创业指导》课,每周2节,共40学时。同时,对学生进行创业教育需要有鲜活的教育内容,结合我校的实际情况,我们编写了《创业典型案例》、《就业创业指南》、《创业心理疏导》等校本教材,增加了学生创业教育读物,也为教师进行创业教育时提供了大量的真实材料。通过教育提高了学生的创业意识,熏陶学生的创业品质。 2创业教育教学模式的变革 改革传统的教育教学方法,在教学中进行创业意识、创业品质、创业能力的培养。在教学模式上,创业教育要求教学内容的选择不能固定不变,要有开放性和灵活性,让师生共同参与探索知识的过程。从强调积累知识走向发现知识和创造知识,通过探索,使知识结构不断得以充实和完善。创业知识更需要注重针对性,模块化教学体系,打破原来的学科体系,以就业为导向,以专业岗位各项知识、技能的要求为主线,确立若干等级教学模块,进行教学与实践。使学生在较短的时间内进行一项或多项针对性技能的练习,提升职业动手能力和综合能力。因而,在创业教育中应以教学项目和教学模块代替课程,保证实现创业人才培养目标的实现。 在创业教育中,应以工学结合的“大课堂”代替固定的教室,所谓“大课堂”即将教室、实训室、实习基地有机结合。围绕创业型人才培养需要,在具体教学过程中以自主创业各项知识及技能的要求为主线进行教学与实践,突出职业优秀能力训练。采取工学交替的教学组织形式,学生除在课堂学习掌握本专业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之外,每学期都应安排4周左右的时间去实训基地和工商企业分别进行认识社会,适应社会。强化职业能力为目的的岗位实习,以实习基地作为课堂。在实习过程中,教师与企业专家的双重指导,通过企业调研分析、营销策划等活动,使产学更好地结合,并以企业的实习鉴定作为取得相应学分的评价依据。从而最大限度地为学生个性发展提供空间,有利于创业素质的养成。 3创业教育环境的建设 创业教育是实践性较强的学科,而不是空洞的理论说教,要求知行合一。创业实践活动是创业教育的特定课程模式,也是培养学生创业意识、创业能力的具体途径。 因此,根据同学们所学专业和社会需求,中职学校应通过创业教育环境的建设,有的放矢地进行创业训练和创业实践,促进创业教育中各种实践活动的顺利开展。使学生在学习有关职业、择业、创业、社会等有关知识的同时,积极参加课堂内外的各种教学活动,把个人的职业兴趣、职业理想、职业心理、职业能力及求职技巧等的培训变成在理论指导下的自觉行动。 创业教育环境建设首先要加强创业文化建设。中职学校的校园文化建设要同校园创业文化建设结合起来,周边环境处理要同创业教育结合起来,从而做好创业教育宣传。利用学校宣传栏、校园简报、校园网和学生社团组织等,对学生进行创业教育和创业方面的知识宣传。同时,在学校布置一些鼓动创业立志成才的名言誓句,张贴创业者的成就榜和风采照。举办一些内容形式都具创业意识的活动,观看改革和现代化建设题材的影片,展示创业型教育队伍形象,开展典型创业者的报告会,讲述优秀毕业生的创业历程。从而营造良好的创业教育氛围,起到潜移默化的功效,培养学生的创业意识,激励创业精神。 创业教育环境建设最重要是构建学校创业实践基地,建设创业实训基地、创业见习基地、创业园或校内创业一条街等,为学生创业实践活动创造条件,实现产、学、研一体化。学校对建设创业实践基地应给予人力、物力、财力以及制度上的保障。要扩大对创业实践基地的投入,适当吸收学生直接参与学校产业公司的经营和管理,指导学生按程序体验创业过程。也可以面对全校师生增加创业经营方面的活动。如服装专业学生开设服装销售和修补、电子电工专业学生开设电器维修、烹饪专业学生开设特色早餐、美容美发专业学生开设理发、机械专业学生开设对外加工以及学生报刊亭、学生特色小卖部等等。学校在政策上给予支持和引导,引入社会竞争机制,与学校的餐厅、商店等社会承办方形成竞争,使学生在经营过程中,不但掌握某些专业生产的操作技能,而且能在社会生产、市场营销、规划运筹、社会服务等活动中接受锻炼,提高创业能力。使学校创业园、创业一条街的“学生老板”走了一拨,再新来一拨,学校创业园、创业一条街成为学生创业的“孵化器”。 中职学校对学生的创业教育是一项系统工程,目前还处在起步和探索阶段,没有成熟的模式可供借鉴和推广。因此,需要政府、社会、家庭和学校几方面的共同努力。通过不断的尝试和实践,让学生创业有门,创业有路,创业有成,激发学生的创业激情,培训学生的创业信心,使越来越多的毕业生勇于创业,乐于创业,形成一个良好的创业氛围,才能真正实施创业教育的目标,达到预期的效果,最大限度地提高学生的创业能力,中职教育的明天才会更加美好。 教育研究方法论文:浅谈教育研究中坚持人文主义方法论的必要性 【论文关键词】人文主义 方法论 教育研究 【论文摘要】科学主义方法论虽然促进了教育研究的科学化,但同时也暴露了许多弊端。通过分析人文主义方法论的内涵,分析教育活动的人文特点,我们得出在教育研究中坚持人文主义方法论的必要性。 进入20世纪以来,由于科学技术给世界带来的巨大变化,人们倾向于以自然科学技术的方法来进行科学研究,教育研究自然也受到影响。“当今严肃对待教育理论学者的主要职责是养成归纳研究的习惯和学习统计学的逻辑”。但同时,许多思想家看到自然科学方法阻碍了教育研究的发展,因为这种方法:只处理与教育有关的技术性问题,听命于现实或经验的统计趋势而无法在符合价值与理想的方向上提出真知灼见,触及不到教育活动的本质性问题及教育中的灵魂和实质。而教育中的智慧、人格、情感、精神这些才是研究的焦点。 对此,我们提出在教育研究中坚持人文主义研究方法论的主张。 首先,人文主义方法论是与人文科学或精神科学的发展联系在一起的。 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差别在于前者试图解释,后者试图理解。伽达默尔的哲学解释学是当代西方人文科学方法论中最具人文精神,最有影响的派别。社会现象研究和纯科学的区别在于社会现象涉及有意识的行为主体,他们自己赋予行为以意义,所以社会科学家为了描述和说明社会现象就要有理解的概念与实践,即理解、移情作用和直觉,所以人文主义传统坚决反对要求社会科学把人的行为客观化,把行为主体物质化的观点。 其次,人文主义方法论关注的焦点为三方面: 1.关于经验的客观性问题。人文主义者强调社会事实中人的主观性方面,如人的信念、动机、需要和希望等并不完全表达于客观的外表行为中。单纯的外表行为研究,不足以深透主观动机和意向领域,因此,人的行为仅仅部分的由它同外界对象或未来结果的关系构成,它的意义相当大部分在于它表达了某种主观的心理状态。没有同生活于一定社会中的具体个人的直接接触,是不可能完整理解有关的事实的。选择哪些资料作为有意义的事实,在何种深度或层次上挖掘事实本身的意义都与理论的解释有关。 2.关于因果律的有效性。在社会研究中人们往往把各种社会现象的产生归结为原因——结果模式,而人文主义者却不这么认为。他们认为,在自然世界中,事件之间的因果联系对于不同的社会或文化都是中立的,对于支配任何一个社会或一种文化的意义都是无关的,但人的行为却由它们对行为主体或对象参与者所具有的意义来辨认,而这些意义的内涵与阐释都是由一种给定文化与行为者本身的意义感受来决定的。众所周知,每一种文化有相应的意义库,不同的人对意义的感受、辨认与理解不一样,即使在同一文化背景里不同人的行为之间,要作出正确的因果概括也是不可能的。因此,当然不能把因果规律固定下来解释人的具体行为,要了解这种渗透着社会意义的范畴之间的联系,只能靠对那个意义系统的深刻体会,而不是外部的机械概括。 3.关于理论或解释的性质问题。人文主义者强调社会科学理论或解释的目的,并不是要推导出经验概括或统计定律,而是要对人的行为和语言的意图和意义的深刻理解。人文科学以人的行为和语言为研究对象,以相互交流和相互影响的人而不是事物为研究对象,理论解释的目的不是要回答“为什么”的问题,而是要回答行为的内在依据,包括个人的、社会的、文化的问题。因此,一个好的理论要能提供合理的行为主体有关的规范标准,要理解他的行为规范的标准,并不是提供当作客观事件的行为的演绎说明。以人的行为和语言为研究对象的社会科学的价值观念不可能是中立的,不能免除意识形态的影响,总是要受到一定文化的规范、预设和偏见的支配。 教育作为使人性完善的最佳方式,其本身所具有的特点与人文主义的观点有不谋而合之处。所以说,不管现代科学技术发展到如何无所不能的程度,自然科学方法论被推到如何高的地位,只要教育还是以人为对象的活动,那么它的人文性就一天也改变不了,人文主义方法论也一天不能被抛弃。 再次,教育活动本性特点与教育实践的内在构成决定了方法论的取向。 一般来说,教育活动的特性表现为:教育活动在对象与目的维度上的特殊性;教育活动进行过程的点双边、共时、交互作用性和要素关系的复合性;教育活动具有预测性与活动过程中的动态生成性;教育活动的本质是在特殊的交往活动中有目的的使社会对学习者的发展要求,向学习者的现实发展转化。教育活动是人的科学精神的活动,表现在求真;教育活动是美感经验活动,表现为求美;教育活动是人伦道德活动,表现为求善;教育活动是实在主体探求生命意义的心灵历程,是一种纯粹的精神或灵魂的洗礼,关怀人生或命运问题,不依赖哪一门学科。教育活动是一种人文活动,而且是人文活动的最高境地,虽然达到这种境地的人是凤毛麟角。 说到底,教育活动的生命力在于其精神的、价值的、人文的、意义的一面。完整的理解教育,就是要清晰的认识教育活动的精神性、人文性。科学技术的发展,教育设备的更新并不代表教育的先进,可能传播的是非科学、伪科学的知识,训导如野兽般争斗的人生哲学,展示一个紧张、无人性的社会,培养出毫无生趣,面孔呆滞的“接班人”。这样的教育显然是失败的。因此,教育活动形式的完美并不代表价值的实现,教育活动表达的是宇宙的真理,人生的真谛,生命的觉悟,包含了对真、善、美等价值的追求及对终极意义的关怀和寻觅。况且,科学精神本身也是从人文主义传统发展而来的,所以,唯有从人文角度理解科学,才算把握了科学精神的本质。 人类无法将全部教育的意蕴客观化,无法从纯粹客观的角度理解教育活动和教育实践,教育过程无法还原为一个实体或得到严格控制的操作过程,不论历史上的以自然科学方法论研究教育取得多么辉煌的成就,教育活动中较高层面的内涵并非在归纳推理或统计规律的意义上层面的内涵推演而来的。教育中的人文性是历史的生成的,是传统的,同时也依据个人的觉悟和感觉而存在。教育活动搀杂了历史的内省因素,这些因素与文化价值、目的意义等这些人文性经验的范畴联系在一起,教育活动客观上有很强的独特性,因此,教育科学必须对教育活动达成普遍性的因果规律是不可能的。我们不能用以一种意义标准,一种思想框架或解释尺度来说明全部教育问题,我们能对某一特殊时间、地点、情境的教育发表评论,一旦离开具体场合则可能失效。我们对教育问题的说明或解释常常是暂时的、相对的、主观的。教育中与意义、价值相关的优秀问题本质上是约定的,不是外在规定的,教育的历史是一种互为主体性的过程,任何关于教育的思想如果未经主体心灵深处的认同,也是毫无意义的。 教育研究方法论文:浅析教育学院硕士学位论文研究方法现状 论文关键词:高等教育 研究方法 定量研究 定性研究 论文摘要:本文对兰州大学教育学院71篇硕士学位论文进行了研究,对其采用的研究方法及论文的性质进行了统计分析,发现研究方法应用方面存在研究方法表述缺乏规范性、思辨研究当道、实证研究匮乏、研究方法单一落后等问题。针对这些问题,本文提出了加强对研究方法的理论认识、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并举、多元化、综合化研究方法等建议,以使兰州大学及其他教育学院能够更好地发展,培养更多的高质量人才。 一、研究缘起及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1.研究缘起 兰州大学教育学院(以下简称“我院”)自2002年成立以来,目前已建有高等教育学硕士学位授权点1个,几年来,学院的教学和科研基础良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作为尚在发展的初级学院,我院在课题研究方法的选取和运用上和其他院校尚有一定的差距,为了进一步巩固在校研究生相关知识的学习,培养更高质量的人才,我们有必要引导学生科学地选取和应用研究方法,更好地为科研打好基础,有针对性地指出并及时纠正学生在该方面现存的问题,以便更好地指导实践。另外,从理论层面来看:方法是深入了解一门学科必不可少的工具。有学者曾经指出,一部科学发展的历史就是一部科学方法不断更新和使用的历史,理论的探索,归根到底是方法的探索。高等教育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自1984年诞生以来,在20多年的时间里有了很大发展,学科体系逐步建立完善,理论探索水平不断提高,但纵观其研究方法,从“无独特的研究方法”到“多学科的研究方法”,一直颇受争议,其发展的不成熟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高等教育学科的不成熟。教育学者周川曾撰文指出,我国高等教育学理论发展相对滞后的表现之一,即“研究方法尚未成型,研究规范尚待建立。既缺乏严格的科学实证研究,也缺乏严肃的理论思辨研究。” 高等教育中方法本身不成熟的发展状态又极大地影响了高等教育研究方法的应用。高校学生,尤其是高等教育学研究生,他们初涉研究领域,对方法的应用还不能得心应手。本文以兰州大学高等教育学为基点,通过对我院高等教育学专业硕士学位论文中研究方法运用的状况研究,揭示其存在的问题,并试图探寻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 2.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本研究的主要目的是厘清我院硕士研究生进行毕业设计时所采用的研究方法及他们应用研究方法的规范性程度,分析教育学院硕士研究生对研究方法的掌握情况,以及存在什么样的不足,而后针对不足,探寻出路,同时也力图为今后教育研究方法的教学提供指导与帮助,为我院硕士学位论文研究方法的应用提供一些合理的建议。 本研究的意义,一方面,它有一定的理论价值:把方法作为研究对象,对方法进行探究与思考,有利于方法自身理论的不断完善;对方法的深入探究,有助于促进高等教育学学科建设的发展和理论的完善;另一方面,它也具有一定的实际价值:对研究方法的进一步探索,有助于指导学生对方法的掌握和应用,在教学中为课程设置提供参考依据,为学院研究方法整体水平的提高提供借鉴。 二、研究设计 1.研究方法 本研究是以文献为样本,在对所选文献进行梳理、分析的基础上了解当前我院研究生使用研究方法过程中存在的不足。为实现这一研究目的,本研究拟采用文献计量法。文献计量法(又称文献调查法)是情报学与数学、统计学等相互交叉和结合而产生的研究方法。文献计量法产生以后,首先被大量地运用于科技文献中,但近年来,它的理论和方法也逐步运用到教育研究领域,如《论教育研究方法更新与现代教育家的培养》、《我国教育科学发展状况的文献计量学研究》、《通过引文分析看我国教育理论发展的现状》、《教育理论与实践》等,都试图用文献计量法对教育科学的学科发展及研究状况加以统计分析,并探讨了其中的某些规律,为教育科学的理论研究和学科发展提供了一定的策略启示。 2.抽样方法 由于历史原因,我院建院较晚,可供选择的样本总体较小,所以本研究以完全抽样的形式选择了研究对象。从兰州大学学位论文库里,搜集到高等教育学专业2007学年至2009学年硕士学位论文71篇。 3.研究框架 (1)样本总体中对研究方法的表述情况,列出所有的表述方法,以便观察研究方法叙述的规范程度。 (2)研究方法的总体频次分布情况:用表格直观显示论文中研究方法的使用情况,发现研究方法的应用特点。 (3)从定量和定性(思辨与实证)两个方面统计论文分布情况:用表格直观显示定性和定量论文的研究数量,立足数据,发现问题,寻找规律。 4.研究的结果 通过对学位论文库里的71篇论文的分析,从研究方法部分,共找出了22种研究方法的表述形式,分别如下:文献法、比较法、历史法、调查法、调研法、案例分析法、定量与定性相结合法、访谈法、学科交叉分析法、实证分析法、归纳演绎法、数据分析法、统计分析法、网络调研法、质的研究方法、系统分析法、理论分析法、图表法、资料分析法、经验方法、数据比较方法、经验交流法。 研究方法的总体分布情况:由于研究对象中研究方法应用混杂,叙述模糊不清,本文主要统计几种常用的研究方法,这里的“常用”是指出现频次5次以上的,即主要是文献法、比较法、历史法、案例分析法和调查法。(见表1) 定量与思辨及定量与实证的分类比较:其数量与构成见表2,在71篇学位论文中,定性与思辨论文65篇,占91.5%,这一研究结果表明,思辨研究是我院教育科学研究的主要研究方法。定量与实证论文6篇,占学位论文总量的8.5%,这一结果表明,在定量与实证研究方法的应用方面,我院有某种程度的欠缺。 三、问题与不足 1.研究方法表述缺乏规范性 通过对每篇学位论文中作者自己标注的所采用的研究方法的考察与统计,发现这样一个问题:很多毕业生在表述自己所用的研究方法时,缺乏规范性和逻辑性,存在一定的随意性。比如《大众化下研究生规模化发展现状与对策研究》,把研究方法表述为图表法;再如《我国高水平大学教育学科建设研究》,把研究方法表述为规范分析方法。诸如此类的表述混乱现象不在少数。另外还存在一些逻辑混乱、重复表述的现象。比如在介绍自己应用的研究方法时,有把调查法和问卷法并列等现象。 2.思辨研究当道,实证研究匮乏 科学研究方法有两大类,一类是思辨研究(可以是文化的、政治经济学的、历史的等等),目的是获得事物之间相互联系的结论;另一类是实证研究,目的是获得对事物属性的认识。由于受思辨学术研究传统的影响,在我院硕士学位论文的撰写过程中,依然大量从人文主义的视野对高等教育活动和高等教育现象进行系统研究,从构建学科理论体系的高度出发,审视高等教育活动和高等教育现象。在研究中非常看重思想性和理论性。而相比之下,对现实问题的研究力度较弱,在上述研究结果中显示,仅有8.5%的学位论文着眼于定量与实证的角度。而定量研究与实证研究在进行教育科学研究中恰恰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通过案例、实地研究、用实际情况及真实数据更能有力地证实实验研究者的观点,因此,在高等教育领域我们应适当增加实证研究的应用。 3.研究方法单一落后 统计结果表明,我院硕士学位论文研究方法较为单一,主要为文献法、历史法、比较法等等,研究方法比较传统和落后,虽然也有些论文力图突破传统的限制,运用了质的研究方法,但总的来说,大多数的论文还是因循守旧、缺乏创新。在已发表的71篇学位论文里,思辨性研究仍居绝大多数,科学设计、规范研究的成果较少。新技术新方法引进速度慢,实际应用少。模型化方法、文化人类学方法、三角研究法、内容分析法、元分析法、层次分析法、参与式观察等此类自然科学和其他社会科学领域中已经较为成熟的新技术新方法在教育科学研究中推广的速度慢,实际应用的更是少之又少,制约了学科的发展。 四、对策与建议 1.加强对研究方法的理论认识 教育研究方法一方面担任了认识教育活动和教育现象的工具与手段的角色,另一方面又作为教育科学发展成果的一部分汇入教育科学进步的长河,研究方法是牵一发动全身的问题,是科学研究的生命线。如果用错了方法,研究的论文就会成为缺乏生命的文字堆砌,既得不出有效的结果,也没有实际的意义。要想在实践中正确地运用,首先要在理论上做到深入地了解,否则就不可能达到预期的效果。从上述研究方法的表述上,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出,大部分硕士论文的撰写者不清楚教育研究方法的理论实质,以致于表述上杂乱无章,逻辑混乱,进而影响学位论文的质量。针对这种现实,建议我院多开设一些教育研究方法的理论课,让大家在课堂上接受一些系统的理论知识,解决自学的分散与不系统的问题。 2.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并举 客观存在的一切事物都是质和量的统一体。作为事物的两种不同规定性,质和量构成了科学研究的两个取向。依据这两个不同取向,在教育科学研究中形成了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两种不同的研究方法,也可以表述为思辨研究和实证研究。它们是既有区别又相互补充的研究方法,把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结合起来是科学研究的必然要求。一般来说,定性研究在前,定量研究在后,即先要认识事物的质,把不同的事物区分开来,然后才能根据质的规定性,搜集和分析事物的数量特征,进行量的研究,量的研究反过来又促进质的研究,使认识不断深化。这里说要适当加强定量研究的应用,并不是说定量研究能够代替定性研究,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在基础、 形式、 结构和功能方面是存在差别的。从本质上说,它们是以方法论的形式展开了两种不同的研究纲领和两种不同的认识论框架。从技术上讲,则是由于研究对象的复杂性和多样性,采取了不同的解题方式。要有效地运用定量的方法从事科学研究也必须对研究对象在质上的特点有一定的理解,没有高水平的定性研究,定量研究只不过是盲目的数字游戏。事实上,有效的研究大多是能把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合理地结合起来的研究,而要使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很好地结合,单纯依靠定性研究,而不深入考虑教育科学的复杂性,很容易出漏洞。与此相反,仅把教育科学研究局限在数量化这个层面,同样也会产生新的片面性结论,所以在教育研究中,定量与定性的结合势在必行,“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 3.多元化、综合化的研究方法 科学研究方法是一个多因素、多层次、多序列组成的整体性复杂结构。在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相互渗透以及科学不断分化与综合的今天,研究方法多元化已成为21世纪教育科学研究的重要特征。黑格尔曾说过:“方法并不是外在的形式,而是内容的灵魂和概念。”这就是说,研究方法与研究内容是相一致的,是由后者决定的。有什么样的研究对象、研究内容,就要用什么样的研究方法。教育科学研究的复杂性,要求研究方法多元化。另外,对一个重大问题的研究,往往不是从某一学科、某一领域、某一角度就得以解决,而是要从多角度、多侧面研究才能完成。单一的方法往往表现出很大的局限性,只能取得一部分信息,而大部分信息可能被忽视,使研究难以奏效。在许多情境中,最佳选择可能会是各种方法的结合。因此,交叉综合使用两种以上的研究方法已成为教育科研方法的发展趋势。 通过研究我们发现,在我院的学位论文中发现教育学院研究生存在研究方法表述缺乏规范性、思辨研究当道、实证研究匮乏、研究方法单一落后等问题,而同类问题在其他高校教育学院中也存在。针对这些问题,可以通过加强对研究方法的理论认识,注重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并举,有意识采用多元化、综合化研究方法等措施加以解决。这对培养高素质、强能力的教育学人才具有积极的意义。 教育研究方法论文:浅析语言教育研究中的定量与定性的研究方法 论文关键词: 语言教育研究 定量研究 定性研究 论文摘要: 目前,关于语言教育的实证研究越来越多。定量研究和定性研究是两种主要方法。本文在比较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的基础上,介绍和讨论了几种常见的定量和定性研究方法,包括实验研究、相关研究、调查研究、个案研究和观察研究,并对这两种研究方法进行了评价。说明在教育研究中应将两种方法结合使用,对提高教育研究效益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当前,语言教育研究已经得到了广大专家学者的重视,并被深入推广到各个层次层面。教育研究通过对教育过程的各项实证研究来尝试解决现有教育活动中所存在的一些问题,以求提高教育质量。教育研究有其独有的特性,以实证研究为主,具有系统性、有效性和可靠性。教育研究也可采用多种形式和方法,其中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就是两种主要研究方法。 1.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对比 1.1内涵 定量研究就是对事物的量的方面的分析和研究,而定性研究是主要针对事物的质的方面。事物的质是它区别于其他事物的内部所固有的规定性,也就是说定量研究是通过解决“有多少”的数量问题,定性研究是通过解决“是什么”、“有没有”的性质问题,从而分别对复杂的教育问题作出数字的描述和语言的描述,来反映研究对象的特征和倾向的方法。 定量研究的基本过程是:提出假设,确定具有因果关系的各种变量、抽样、选择测量工具、控制无关变量、实施测量、检验效度、数据运算与分析、验证假设。定量研究是一个具有标准化程序的、自上而下的演绎过程,是从一般的原理推广到特殊情境中去的。 1.2适用范围 从哲学上讲,任何事物都存在量的方面,但每种事物的量的“显易”程度不同,能够量化的程度也不同,一般来说,物质现象的量比较“外显”,而精神现象的量“外显”不明显。在教育领域中,属于是物质现象的,如教材与教学质量、教育结构与教育投资、学生的身体状况等,一般可以尝试采用定量研究法。而属于精神现象的,如学生的焦虑心理、教师的师德状况、教学方法的改革等,则可以尝试定性研究法。 从方法特点上讲,由于定量研究不考虑研究者对研究过程和结果的影响,只对操作工具的科学性和规范性十分重视,适合对研究者不熟悉的和较大样本的对象进行研究。定性研究则相反,它适合对研究者熟悉的及小样本的对象进行研究,这种方法运用于教育研究中的典型例子就是个案研究法。 2.几种常见定量与定性研究方法 2.1定量研究方法 2.1.1相关研究 相关研究在心理学、教育学、社会学等领域有广泛的应用。相关研究包括简单相关研究和复杂相关研究两种,它主要是研究两个(或多个)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例如焦虑与二语写作之间的相关关系。相关研究没有自变量,研究者不对变量进行操纵,不能做出因果判断,只能得到两个变量(或多个变量)之间是否有关系的判断。例如,相关研究回答“学习策略与学习成绩之间是否有关系”,不能回答“学习策略是不是导致学习成绩好的一个原因”。 相关研究最大的好处是能帮助我们理解重要变量间的关系,缺点是它的研究对象是群体而不是个人,所以很难对某个实体作出深刻的认识研究。 2.1.2实验研究 实验研究是语言教育研究中的主要方法之一,被广泛应用于二语习得和应用语言学中。实验研究的目的是在两种现象之间建立因果关系,即探讨一个变量(自变量)的变化是否引起另一个变量(因变量)的变化。实验研究的一个独有特征是,研究者直接对自变量进行操纵,也就是说由研究者自己设立实验组和对照组。例如,如果研究不同教学方法孰优孰劣,教学方法就是自变量,那么研究者就要将学生随机分成两组,并设法给不同组的学生提供不同的教学方法。 由于实验研究是建立变量之间因果关系的最好途径,因此它常被认为是最有说服力的研究方法之一。 2.1.3调查研究 调查是通过对样本的直接研究来了解总体特点的研究方法,它是采用标准化的资料收集方式研究大量被试的某些变量,通过研究一个样本而推广到整个群体的研究方法。调查的目的不是深入了解每个个案的详细信息,而是探讨大量个体的一个或多个变量,调查是一个标准化的观察程序,所有的被试都面临相同的调查问卷,有相同的指导语,在相同的条件下进行。 进行一个调查研究常常包括几个阶段:首先要确定研究的目的,并根据研究目的确定研究范围;第二个阶段是进行取样调查;第三个阶段是对资料的收集、分析和解释。选择了一个样本之后,就可以运用编制好的调查工具进行实际的调查,收集资料,然后对资料进行统计分析和解释。资料收集有很多方法,最常见的有问卷调查、面谈、直接观察法等。 一个成功的调查研究具有很多优点,最主要的优点是能够快速地收集大量被试的许多变量的信息,可以研究一个大样本。 2.2定性研究方法 2.2.1个案研究 个案研究是从分析的单位来定义的,对一个对象的研究就是个案研究。它主要研究一个个体,通常研究处于自然环境中的个体。 个案研究探讨的问题完全不同于相关研究。相关研究探讨群体的两个或多个变量之间的关系,个案研究则可以为研究者提供有关个体的丰富信息,例如学习者个体学习的过程、策略,学习者个体的个性、态度、动机等特征是如何与学习环境相互作用的。个案也可以是一位教师、一个课堂、一所学校、一个团体。研究者可以研究一个个体,也可以研究几个个体并对他们进行比较。但是,个案研究所采用的个案数量常常是很少的,因为个案法最重要的是详细、全面地了解某个个体的特征。 2.2.2自然观察法 观察法没有要操纵的自然变量,研究者在研究开始时并没有任何假设,主要是探索和记录自然出现的现象,并不对环境中的变量进行控制。自然观察法的资料收集方法主要是对现场进行观察记录,然后进行总结分类。 自然观察法的最大优点是有很强的现实性,它在自然环境中研究人的行为,力图不干扰被试的行为,不改变情景,因此自然观察法研究常常被看成是产生假设的研究。但是自然观察法也有很大的局限:首先,资料收集存在观察者偏向。研究者进行观察之前对所要观察的行为类型了解很少或根本不了解,很难建立一个标准的测量方法,因此在对行为进行分类时,研究者很容易受预期和已有观察的影响,很难认识到预期之外的新行为。其次,进行自然观察所需的时间很长。自然观察研究不能操纵自变量,不能控制额外变量,因此不能进行因果推论。 3.定量与定性研究法的评价 前面我们已经较详细讨论过了定量与定性研究,这两种方法本身无所谓正确错误,关键是它的运用范围恰当与否,因为每种方法都有自己的优越性和局限性。只有在全面深刻地认识各种方法特点的基础上,研究者才能在教育研究中,根据研究目标和研究课题的性质,恰当地选择和使用某一具体的研究方法。 定量研究的优越性主要表现为:(1)客观性。用数字描述事物比用语言描述的主观程度要小,更符合客观事实。(2)严密性。事物质变总是从量变开始的,量变积累到一定程度必将引起质变,定量研究能观测到事物的微小变化,防止事物的质变。(3)普遍性。定量研究是建立在大量抽样统计基础上的,研究对象的范围较大,更具有说服力。其局限性主要表现为:定量研究首先要建立一套可以量化的指标体系,影响制约教育的变量很多。但是,在现有教育研究发展水平上,不是所有的影响因素都能量化,定量研究只能考虑有限的变量,而相应地放弃一些事实,研究结果的真实性、可靠性必受到质疑。 定性研究的优越性是:(1)真实性和全面性。(2)灵活性。定性研究强调研究者放下自己的主观臆测,尊重事实,允许并鼓励研究对象根据自己的认知框架,而不是根据预先安排好的问题结构来做出回答。(3)准确性。在定性研究中,研究者本人是主要的研究工具,而不是问卷或调查表,定性研究是一种基于经验和直觉之上的研究方法,由于经验是生动的、深刻的、可信的,定性研究的结果往往是正确的。定性研究的最大缺点是不精确,对研究问题的认识带有明显的个人倾向,有的描述具有伸缩性和模糊性。 总之,定量与定性研究方法都是教育研究中非常必要和不可缺少的重要方法,两种方法各有利弊,语言教育是一种极其复杂的社会现象,单用定量或定性方法去研究教育现象都只能获得部分信息,不可能穷尽,很难得出全面、准确的结论。在教育科研中,必须把定量与定性研究方法结合适用,才能使教育研究更加科学、可靠与有效,这样,既可以在两种方法之间取长补短,又可以对两种方法所得的结果进行比较和验证,从而提高研究结果的可靠性和科学性。 教育研究方法论文:关于教育学研究者的多元意识——教育学研究方法论探讨之一 论文摘要:教育学研究者不能妄自把自己所理解的“一种可能”看成是“惟一可能”。因而教育学研究者一定要有可能性域、可能世界的理念背景,要有自己的教育理想,并去实现更丰富的可能性域与可能世界——通过价值、真理与方法的多元共生 论文关键词:教育学研究者;多元;可能性;教育理想;描述 教育学研究到底做出了什么贡献?教育学研究应该做些什么?能够做些什么?又应该怎么去做?自觉的教育学研究者(从目前的现状来看,似乎谁都可以弄一弄关于教育的文章,我们称这些“业余爱好者”为“教育研究者”,而不是“教育学研究者”。教育学研究者应是有明确的教育学学科意识,是把教育学研究当成自己生命一部分的研究者,这即是我们用“教育学研究者”的缘故。)总会这样反思自己的研究。诚然,我们可以说教育学研究提供了教育思想,倡导了先进的教育理念,但我们决不应就此打住。遗憾的是,我们似乎以为任务已经完成,至于能不能实现,好像已不在考虑之列。但我们必须进一步追问更深层的问题:我们所倡导的教育理念,究竟对教育实践是否起了作用,有没有让第一线的教育工作者真正理解与接受,并把这些外在的口号或标语变成他们实际的教育行为?美妙的教育思想在云端召唤,而教育实践则双脚站立于坚实的大地上自力更生。 教育学研究要取得新的进展,似乎要突围,要突研究视角的围,要突研究范式的围,要突分析框架的围,要突主流话语所隐含的权力之围……,而种种突围的成功,系依于或体现于另一种突围:教育学研究者自身的突围,武器即是方法论革新,表现方式即为研究者意识的形成。“表面看来,……方法论研究似乎离开解决具体的教育理论或实践问题很远,看不见,摸不着,有些玄乎……”。是的,这只是表面上,而实际上,方法论离我们很近,不,它与我们根本就是一体的,它就在我们的意识中,就是我们的研究意识,“是自觉的思想的活动”。本文着力于探讨教育学研究者的多元意识。 一、“一种”“可能”与“惟一可能” 面对生动丰富的教育现象,从个人的历史“成见”出发所做的教育学研究,都只能说是对这种现象的“一种”解释或描述。我们必须尊重其他人的“成见”与“视域”,他们所做的研究与我们自己的样,也只是对教育现象的“一种”理解。在你看来不可理喻的解释或许能引起别人发自内心的深刻的认同。 因而,我们做教育学研究,首先就应树立一种描述的信念。胡塞尔声称“我不想教诲,只想引导,只想表明和描述我所看到的东西。”有很多人把胡塞尔整个的研究称作为一种方法(实际上更应被理解为一种方法论),“现象学的基本方法是描述方法”,但我们宁愿称它为一种信念,一种描述的信念。这种描述即始终是主体对客体的主观描述,是一种主体间的关系的呈现。因而,我们做研究,都只是在描述自己的感受或心得,都只是一孔之见,每一个研究者都有自己的立足之地,不必使自己去从属于或臣服于别人的意见,但我们可以也应该相互欣赏。 这不仅仅是一种谦虚、宽容、兼容的学术心态,也是对事实的尊重——问题永远以不同的方式呈现。谁也没有资格说自己的研究是最有效、最有意义的教育研究。有多少人引用你的研究成果,有多少人认同你的研究,这才是对你学术生命的裁决,而不是靠自己的宣言与承诺。 应该承认,每个人的教育研究都只是“一种”“可能”的理解,也只有这样,才能形成真正的学术繁荣。诚然,学术上的争论或论战是难免的,也是有益的,但我们一定要站在同一问题上、同一层面上去展开讨论与对话,是就事论事。否则,学术界尽管热闹纷呈,但在旁人眼中,也只不过是浮躁的学术界的一个典型案例而已。 迄今为止,有许多理论家实际上就没有持这样一种学术心态,他们把自己的“一种”“可能”看成是“惟一可能”,从而形成了科学主义式的独断。 也许他们是为了“真理”,但他们对真理的理解却是错误的。哈贝马斯曾深刻地指出,这种状况的出现,正是在于:我们不再把科学理解成可能的知识的一种形态,而是将知识等同于科学。 教育学研究中若出现这种情况,则是对充盈着生命的学科中生命的漠视,也是教育学研究者自身的悲哀。也许,世界上本来就没有最好的教育理论。 二、可能性域、可能世界与教育理想 “我”的教育学研究是一种可能,但世界决不是“一种可能”。一方面,现实世界是一种可能性域。每个研究的“一种可能”就表明了丰富的可能性,如果我们把诸种可能性联系起来,就形成了一种外延非常广阔的可能性域。它是一个由若干可能状态和可能转换关系组成的整体,是诸多可能性的集合。在其中,不同可能性共存,而且诸可能性之可能度也存在着差异,它标志着我们从线性领域进入到了多维空间。另一方面,存在着无限多的可能世界。任一可能世界都与现实世界在某些方面不同,现实世界只是一种实现了的可能世界。 正是由于这种现实世界的可能性域与可能世界的存在,使我们对教育现实的批判、反省及对教育进行改造的理想才有了坚实的土壤。 诚然,我们的教育理想或许是可能性域与可能世界中的某一种可能性,但更多的机会是从可能性域中进行可能性判断与组合,去寻找新的可能的教育世界,因为理想即为一种价值期望。教育理想作为教育可能性域与可能世界,无时无处不在“窥视着”现实的教育,从而不断地促成了教育从一种可能性向另一种可能性的转变。 教育学研究者一定要有教育之可能性域与可能世界的意识,要有自己的教育理想。教育理想的形成首先必须要有一个对“教育是什么”的深刻思索,如果连这个最基本的问题都没有思考过,没有形成自己的信念,则可以说还没有真正进入教育学研究,所进行的只是一种外在的、工具式的探究,教育学研究还没有融入到你的生命中来。或者说,只是一个教育研究者,而不是一个教育学研究者。教育学研究者提出自己的理论或观点,即是自己教育理想的体现,是实现教育理想的途径之一。 “一个理论不是一个目的,它只是一种可能的出发点;一个理论不是一个解决办法,它只是提供了处理问题的可能性。” 教育理想就是教育理想,但教育理想又不仅仅是教育理想,它是教育之可能性,众多的教育理想是对教育之可能世界的描绘。教育之可能世界像…个由教育理想组成的“超市”一样,供教育现实去选择。但“超市”中的教育理想还应该有一种设计,一种从可能性向现实性转换的条件设计。也就是说可能性域的提出或教育之可能世界的设想并不是教育学研究者止步之处,还应深入:如何可能?这也是我们为教育理想而奋斗的必然内容,也是我们目前教育学研究中一个最薄弱的环节,也是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相脱节的关键之处。可能、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对峙在教育中不断地出现,这层隔阂必须被冲破。 我们的教育研究要深入,就要研究“如何”工作,“如何可能”与“如何操作”,要有自己的“设计”。因而教育学研究者必须要有这样一种能力:进行类似于政策科学所进行的政策执行所必需的备择方案制定。在这个方案中我们必须提供各种可能性、必要性、条件性及代价、机会成本等等分析,而且要考虑到在实现自己的教育方案过程中会牵涉到的种种社会关系,及它们对教育方案实现的影响力。这样我们的教育学研究成果就不只是停留在理论层面,不仅是一种理念,更成为一种实践。也只有这样的教育学研究才可能在面向教育实践的“超市”中有自己的“市场份额”,才有进一步扩大再生产的可能。 三、多元共生 我们目前的教育学研究及教育实践要想获得更多的可能性,形成更丰富的可能性域与发现更多的可能世界,一个根本的前提就是倡导多元共生,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价值、真理与方法的多元共生,也惟有如此,才能实现教育学研究与教育改革的真正深化。 教育本身就是一种价值化的活动,教育必然渗透与传递着某种价值观念,在教育中进行主流价值观的熏陶是无可厚非的。但值得反省的是,在教育实践中,所有价值都是预设的,而且是一种能够被学生意识到的预设,那么就必须考虑到这种价值预设对学生的影响和对教育效果的作用。现在在教学领域中已倡导开展多元哲学基础上的多元性教学,这是一种更富有生命力、也更切合实际的教学理念。价值判断由于有主体尺度的介入,其本质上就是多元的。因而教育学研究者进行探讨即是一种价值表现。“教育学即是理想,即是精神的一般趋向。”但在我们的教育学研究中,教育学曾一度被理解为政策解释学,并且至今还留有历史的痕迹。因而价值多元化就成了一个最为关键的突破口。在目前的教育学研究中,我们首先要做的似乎就是把在教育学研究中被认为是贬义的判断与概念给予中立化,对教育学研究中的价值取向予以平衡化(并不是颠覆)。也许我们就可以看到另一种精神趋向。 真理多元化在传统思维方式中是难以接受的,但在现时期的文化视野中,尤其在复杂性思想的影响下,在微观领域及科学哲学的研究中,这已不再是坚冰~块。传统理性观念下的“知识”现在也已成了不再是“中立性”的了,给它的客观性提供基础的“自主性”与“非人格化”等属性已被消解,知识本身就具有价值性。福柯的研究也揭示了知识与权力的关系,并以其“知识型”宣告了“人之死”。在现代的认知过程中,价值的需求取代了求知的渴望。 真理多元化并不仅仅是指真理把握中认识能力与条件的不确定性与发展性,这只揭示了真理的发展性。真理多元化在更深层的意义上应该是“实在本身是多元的”,而我们“没有360度的视角”,这是从实在之本性出发的,是从人的本性出发的,“多元性是人类的状况”。多元性、多形态性、差异性是其前奏,歧异性、相对主义、视界主义都是其表现。因而,我们的教育学研究、教育理论都只是表现了教育实在与我们的一种关系,这是我们的生存状态,不容漠视,也不应绝望。方法在经典科学中被机械地予以理解,蜕变成了只须加以机械运用的技术。事实上,“方法是理论所必要的重新组织活动。方法的改变将直接导致研究范式的改变。在教育学研究中,一般的状态是处于两极方法之间的钟摆,很多时候难以找到合适的平衡点。目前的状况是实证化、数据化研究是主流,似乎只有这种研究才能与国际接轨,而思辨式研究则处于边缘。在方法运用方面,也应有一种我们前面提及的连续统一体意识。只有采用多种研究方法,才能使教育学研究出现不同的研究范式,才能从更多的角度透视教育事实。 费耶阿本德在《反对方法》中通过其增殖原理,进行一种反规则(可以看成是毫无理由的反规则,为反规则而反规则)活动。其目的即在于促使我们“采纳一种多元主义的方法论。费耶阿本德摒弃一致性而倡导方法多元性,“怎么都行”就成了一个容易被误解但又更有力的、更好理解的“多元方法论”的口号。教育学研究中必须倡导方法多元化。任何一种方法都有其自身的特点,有其自身的适用范围,只有多种方法互补,才可能形成有效的方法系统。 目前我们进行的复杂性研究,从其中产生了方法与思想,但同时也存在着一种可能的悖论,即复杂性本身就成了一种简化的工具。幸好,我们清醒地认识到:复杂思维没有方法论,只有方法,它的方法就是一种信念——不要封闭,粉碎疆界,重建联系,把握多面性,考虑特殊性又不忘记整体引。康德说,政治与教育可能是世界上最复杂的现象,对此我们必须采用复杂性思维的方法、采用多元方法才可能对这最复杂的事物作一个尽可能的全方位的描述,才能更充分地展示“人类的状况”以及“教育的真相”。 教育研究方法论文:试析教育科学研究方法中的量化研究 [论文摘要]教育科学研究方可归纳为量化研究方法、质化研究、文献研究方法和思辩方法等四走基本类别。量化研究的广泛使用是教育科学研究日趋成熟精细的标志,有其自身的特点和相应的运用区间,适用于教育宏观层面、教育现象、课程改革、教育评估和评价、学生发展等方面的评价、描述和预测性研究,并能够证实或证伪已形成的理论假设。 [论文关键词]教育科学 量化研究 文献研究 思辨研究 质化研究 教育学科理论和体系的建构,依然是今天教育研究者的一项重要使命。教育学学科界限的模糊性,决定了其研究方法的多样性和复杂性,研究方法的科学性则是教育科学理论建构的根本有效路径。 一、教育科学研究方法的多样性及其分类 如果将教育学科归为社会科学范畴的话,那么,社会科学研究中最基本的研究方法即量化研究、质化研究和文献研究方法,理应成为教育学科研究中的重要研究方法和手段。而思辨研究依然会是教育学科研究中一种不可或缺的研究方法,因为教育研究者面对的是一个有意义的、价值关涉的教育世界,教育学科所蕴含着的人文精神和人性特质,使它与人文科学有着天然的联系。 因此,教育科学研究方可归纳为四大基本类别:量化研究方法(实验法、定量调查法、数理分析和测验等)、质化研究(人类学方法、定性调查法、个案研究法)、文献研究方法(历史研究法、比较研究法)和思辨方法(注重纯粹的逻辑推理的一种哲学思辨)。虽然,量化研究与文献研究、定性调查法等一样,都具有一定的科学属性,具有可积累性、可修正性等特征;都强调对资料数据的科学收集和有效占有,通过严密可靠的数据资料为寻求事物间的规律性联系和科学性结论提供必要的事实和依据(当然,量化研究通过观察、调查和测量所得出的相关数据属于第一手资料,历史研究和比较研究中的数据则主要来自于文本,属于第二手资料),但由于研究技术、手段、方法的差异性,决定了它们属于不同的研究方法类型。 二、量化研究的广泛使用是教育科学研究日趋成熟精细的标志 广义上的实证研究包含量化研究和质化研究。学者张红霞认为,实证研究可以是定量的,也可以是定性的。比如,个案研究如果能把每一步操作都详细地记录下来,就可以认为具有一定程度的可重复性。而我们这里所指的量化研究属于狭义上的实证性研究,即主要以实验、调查、测验和数理分析等自然科学研究方法进行的实证性研究。实证性研究作为社会科学的一种研究范式,倡导将自然科学实证的精神贯彻于社会现象研究之中,主张从经验人手,采用程序化、操作化和定量分析的手段,使社会现象的研究达到精细化和准确化的水平。 20世纪初,德国学者梅依曼和拉伊力倡把教育研究从哲学思辨传统中脱离出来,走科学化、实验化的路径,要求通过科学的验证来发现和陈述事实,提出只有通过实验与观察,在有意识地简化要素条件下研究教育现象中各种复杂的因果关系,教育学才能成为一门科学。 一个多世纪以来,社会科学的各种理论、方法与技术蓬勃发展,研究方法日趋精细,并陆续引入教育研究领域,促使教育研究呈现出不同的取向和形态。从西方教育科学的发展历程看,教育科学对实证研究方法的借鉴、吸收是其发展和成熟的重要标志。教育研究者通过对教育实践中各种数据的调查、分析,通过对文献研究、质化研究、思辨研究等多种研究方法的综合运用,对教育实践中的众多实然问题给予问答,并进行了理论上的有益探索。 以教育管理学的发展为例,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伴随着教育管理理论的兴起,教育管理科学论成为美国教育管理研究的一个主流性理论学派。“教育管理科学论将自身奠基在逻辑实证主义的基础上,强调教育管理研究立场的价值无涉,强调教育科学理论的描述、解释和预测功能,强调教育科学理论的可应用性、可操作性,强调量化研究,重视测量、数据统计,强调观察、实验的重要性,偏爱用图标和模型说明问题”。尽管教育管理科学论在20世纪70年代后遭到了教育管理主观论和价值论的挑战,然而,纵观今天美国和欧洲的教育研究,量化研究方法依然占据着研究方法的重要地位。 马尔科姆·泰勒在分析了欧洲2000年出版的最具代表性和影响性的17种英文高等教育专业期刊上发表的文章后得出结论:在高等教育研究中,占主导的只有三类研究方法,分别是:文献分析(37%)、多变量分析(26%)以及访谈(17%),这三种研究方法占到文章数的80%之多,即文献研究方法、量化研究方法、质化研究分别占据了发表文章的37%、26%和17%。马尔科姆还认为,这种现象并不奇怪,因为在所有的社会科学研究中,像文献评论、问卷调查和访谈这些方法都非常普遍。 从我国教育研究的现状看,国内主要教育类期刊上发表的文章所采用的研究方法,大多是马尔科姆所指的诸如概念分析、批判和现象学等思辨类型的研究方法,而关于量化研究方面的文章内容比较单一,比如,调查问卷类文章主题主要集中在学生经验方面,诸如大学生就业、创业、学习等。有学者在分析《教育研究》所发表的文章后指出,它共登载的165篇研究论文中,主要以思辨、历史文献分析、比较研究等方法完成的论文为主,占86.7%,其中思辨类论文达115篇,又占有绝对优势(70%)。采用“定量方法”或自然科学方法完成的调查报告、实验报告和数理分析研究论文共计22篇,仅占13.3%。 三、量化研究的运用与效用范围 在教育领域中,量化研究要求研究者事先建立假设并确立各种关系变量,通过概率抽样的方式选择样本,使用经过检测的标准化工具和程序采集数据,同时将事物在某一时刻凝固起来,对数据进行分析、验证,建立不同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必要时使用实验干预手段对控制组和实验组进行对比,进而检验某种关于事物客观规律的理论假设。在研究过程中极力排除研究者本人对研究的影响,尽量做到价值中立。由于量化研究所具有的客观性,以及具有明确、具体的操作程序、可验证性和可重复性等特征,它在宏观研究、因果分析、规律性和趋势性问题的分析、描述、预测及验证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从马尔科姆对高等教育文章研究方法特点的总结看,采用量化研究的文章主要集中在系统政策、课程设计、高等教育评估和评价、学生经验等研究层面和主题方面,关于教学质量、院校管理等研究则较多采取了混合研究方法。由此可见,教育科学中的量化研究适用于下述研究。(1)适合于宏观研究。即比较适合于教育政策、教育规划和教育预测方面的研究,适合在宏观层面上对事物进行大规模的调查和趋势性的特征预测,通过教育现象的平均情况和抽样总体的代表性,以求发现问题或提出解决问题的新视角。(2)适合于对教育现象进行数量化的因果分析和相关分析,发现趋势性的因果规律和相关规律。例如,研究高等教育经费投入与GDP之间的数量关系、专业结构与经济结构的相关性分析等。(3)适合于课程改革、教育评估和评价、学生发展等方面的评价、描述和预测性研究。通过观察、实验、测量,将数据加以分析和归纳,发现和推断具有代表性的、可推广的特征和模型。(4)能够证实或证伪已形成的理论假设,并不断地修改或完善已有的理论假设。比如,学习心理领域的许多理论就是通过验证或证伪方法发展起来的。 信度和效度是关系到量化研究结论准确和普遍意义的关键性要素,而无论是观察、实验、测量、数据统计,还是用图标和模型说明问题,其设计和研究难度都比较大,对研究者有很高的技术要求。因此,研究者除了需要具有严谨规范的求实精神、较强的演绎归纳分析能力外,还需要对研究问题能够给予合理假设,需要具有一套完备的操作技术,包括抽样方法、资料收集方法(如问卷法、实验法)、数字统计方法(如描述性统计、推断性统计)等。研究者不仅要找到一个合适的样本或者选题值得进行大样本调查,同时在问卷设计、样本选择、信度和效度检验、分析工具、分析深度、合作沟通等诸多方面都应具备科学的态度和较高的专业水准。 四、基化研究的优缺点辨析 实际上,教育科学中的量化研究虽然强调事物的“量化”,即通过对观察、实验和调查,获取客观材料,从而归纳出事物的本质属性和发展规律的一种研究方法,但其根本意义依然在于寻求一种规律性认识对事物本质的认识。只是量化研究更追求和强调科学的程序、手段和步骤,依靠对事物可以量化的部分和相关关系进行调查、测量、计算和分析,以达到对事物“本质”的一定把握。一般来讲,在研究阶段上、对问题的认识程度上,定性是定量的基础,定量是定性的更高阶段。从这个意义上看,量化研究方法有以下优点。(1)量化研究方法符合教育研究的根本目的。“教育研究可以定义为对数据(用于分析和研究的各种数字、文字、图象或其他形式的资源)的系统收集和分析,其目的是对教育的方方面面进行有效的概括、预测、干预和说明。”(2)量化研究有利于数据资料的有效积累,有利于对研究问题的深度解决,有利于克服教育研究中的主观性和各种偏见。如果我们想对大学的教学改革评头论足,必须比较全面深入地了解研究型大学和普通大学的教学现状,否则难以令人信服,而这很难通过思辨或文献等方法来完成目的。大学教学的实际状况和学生对教学质量的真实想法,只有通过问卷调查等量化研究方法才能够真实地得以反映。以张红霞、曲铭峰的《研究型大学与普通高校本科教学的差异及启示——基于全国72所高校的问卷调查》为例,该文章通过对研究型大学与普通高校本科教学的差异性的问卷调查,通过大量调查数据的整理分析,客观真实地为我们揭示了不同类型高校的大学生对教学的满意度情况和影响满意度的相关因素。其得出的结论有些出乎我们的意料:研究型大学(北大、清华除外)的教学质量问题普遍严重;教学经费不足是质量问题的首要原因。由于研究者客观中立的研究立场和科学求实的科学态度,由于问卷内容的严谨规范和数据资料的真实可靠,尽管结论令人意外,但却很难否认该结论的真实性。(3)量化研究能够通过清晰易懂的图表、数字或简短的文字说明事实、实质和趋势。比如,马丁·特罗通过相关数字对高等教育精英阶段、大众化阶段(毛入学率15%以上)和普及化阶段(50%)作出了科学论段,形象说明了高等教育不同发展阶段的数字特征。 量化研究的局限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量化研究除了对研究者的技术性有较高要求外,还需要研究者秉持一种客观中立的立场,尽量坚持价值与事实的适度分离。但是,当研究者因某些原因想用自己的研究支持某种观点时,就有可能产生偏见,这势必会影响结论的真实性。虽然研究者应坚持价值无涉这一原则,但真正将价值与事实分离却很难做到。(2)作为量化研究中的一种重要研究手段——问卷调查法,其抽样误差总会客观存在,在一定程度上使研究的总体效度受到影响。问卷调查和结果往往会受到经费和人为因素的干扰,而且,大多数问卷往往比较浅显,不能深入到引出应答者真实意见和情感,也就不能揭示事物的内在规律。以《大学生自主创业现状调查与对策研究》一文为例,研究的主题是关于大学生自主创业现状的调查,但调查的人群却只有在校大学生,调查内容主要反映在校大学生的创业意向、创业意向与家庭背景关系、大学生赞成创业或不赞成创业原因、大学生创业知识等问题方面,而有些结论与问题内容不构成必然关系。比如,结论对策中的“政府应优化大学生创业的社会环境”与问卷内容无法呼应。(3)基于访谈法的量化研究结果的效度在很大程度上要取决于访谈者的观察能力、反应能力和人际交往能力。(4)发现趋势性的因果规律和相关规律具有相当大的难度。研究者在对复杂教育现象进行数量化的因果分析和相关分析时,不同变量的选择会对结论产生极大的影响,而且,如政策等变量因素在实证研究和数据预测中很难得以体现。预测与实际的不符使人们在很大程度上对宏观预测的科学性提出质疑。比如,关于高等教育发展规模的预测方面,20世纪90年代相关实证性预测文章对我国2010年的高等教育在校生规模的最大胆的预测也没有超出1000万人,而2008年我国各类高等教育总规模已经超过2 700万人。在对教育现象的相关分析中,有些相关分析显得比较牵强,令人难以认同。有时从一项相关研究的结果中获得有关原因和结果的推论是困难的。当变量A和B相关时,研究者不能明确地推断出是A引起B,还是A和B是由第三个变量C引起的。 要培育专业教育服务机构,完善教育中介组织的准入、资助、监管和行业自律制度,积极发挥行业协会、专业学会、基金会等各类社会组织在教育公共治理中的作用。这些方针和政策,为教育科学研究工作、为教育科研机构的转型和发展指明了方向和路径。 第三,《纲要》的制定过程本身就是教育科学研究工作发挥重要作用的典范。《纲要》从制定到出台征求意见稿,都有教育科研工作者的努力与贡献。从中央到地方,不少教育科研部门全力投身其中,既发挥了教育科研的独特功能,也极大地提升了教育科研工作的地位。吉林职业技术师范学院承担了《纲要》的部分制定工作,为我省增添了光彩;不少人以各种方式参与《纲要》的制定工作,发表自己的见解和意见;更多的人对《纲要》的制定过程给予了高度的关注和期待。根据国家部署,《纲要》在正式颁布之后,将在各地区、各部门制定相应的发展规划与计划,这是我省教育科研工作者发挥作用的重要时机。应当把握机遇,主动出击,努力展现教育科研工作的功能,体现教育科研工作的独特价值。 教育研究方法论文:试论教育叙事研究方法 论文关键词:教育叙事研究 教育叙事研究方法 论文摘要:近年来,教育叙事研究作为质的研究方法的一种运用形式,逐渐引起人们的重视。本文从其兴起背景出发,介绍了这种方法的理论基础、内涵、方式和特点及其实施的过程,并就目前人们对其一些普遍性的误解进行一些澄清。 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中期,教育实验法、教育调查法、教育统计与教育测量等定量研究方法在教育研究中占据着主导地位。近年来,人们逐步认识到,教育科研应该更注重人本主义的质的研究,教育叙事研究作为质的研究方法的一种运用形式,也逐渐引起人们的重视。 一、教育叙事研究兴起的背景及其意义 教育叙事研究最初于20世纪70年代西方教育研究领域内率先兴起,90年代末引起了我国教育研究者的关注。在我国教育研究领域,学者们对已有教育研究方法的反思、教师专业化实现的途径与方法以及教育研究的目的与作用等几方面的研究起着主要的推动作用。 叙事研究是教师专业化实现的有效途径与方法之一。教育叙事研究还是教育理论与实践的桥梁,它更注重教育故事所具有的意义,并通过对意义的重构与解读,来反思与提高实践,来丰富与优化理论;它关注教育主体实践智慧与个人理论的形成与优化。叙事研究基于对个体经验与故事情境的关注,降低了教师进入教育科研的理论高度,但并不否定教育理论的价值。它的兴起不仅意味着它是对教育生活探究的有效的研究方法之一,而且也是研究者们的一种生存方式的转变。 二、教育叙事研究的理论基础和内涵 1、理论基础 后现论 后现代思想家们关于主体的消亡、元叙事、对差异的颂扬等对叙事研究影响很大。反过来,叙事、故事、语境等词汇也成为后现代思想家们高频率使用的语词。 文学中的叙事学理论 这是教育叙事研究的主要理论基础。上世纪70年代以来,叙事学成为文学研究的优秀领域,叙事学中关于叙事的情节、结构、语言以及口头叙事与书面文本间的转换等.都成为当前教育叙事必须加以考虑的问题。同时,新时期叙事学研究由“所指之事”向“所用之叙”的重心“转移以及由经典叙事学向多元叙事学或新叙事学的转向,也对教育中的叙事运用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现象学和解释学理论 这两派哲学的主张为叙事研究提供了重要的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启示。现象学的意向性、交互主体性和悬置等思想,有助于人们暂时悬置主观判断和先见,尽可能地揭示教育事件本身;解释学则从方法沦角度强调了社会科学的特殊性,主张对经验性文本进行解释和理解理解。 现代知识论观点 现代以来不同类型知识的划分表明了人们对知识理解的深入,尤其是加涅(R.M.Gagne)和安德森(J.R.Anderson)的知识分类观点极大地拓展了传统知识的内涵,并确立了如今日益被广泛接受的一些新的知识观念。如,只有个体积极建构的知识对个体才有意义等。 人类学、社会学、语言学理论与方法论 近些年来.随着人类学研究的升温,对人类生存和交往模式的思考及其运用的田野作业法开始对诸多社会学科领域产生影响,同时社会学使用的扎根理论方法、行动研究,以及语言学中的符号互动理论等都构成了叙事研究的理论基础的一部分。 2、内涵 国内目前对于教育叙事研究基本有两种观点:一种是广义的,就是通过对有意义的教学事件、教师生活和教育教学实践经验的描述分析、发掘或揭示内隐于日常事件、生活和行为背后的意义、思想或理念。另一种是狭义的,专指教师叙事研究,当前似乎基于狭义理解的叙事研究居多。 三、教育叙事研究的方式和特点 教育叙事研究的方式主要有两种:一种是教师自身同时充当叙说者和记述者,另一种是教师只是叙说者,由教育研究者记述。 教育叙事研究有其本身独有的特点:时间性、情节性和主观性。教育叙事研究所叙述的内容是已经过去的、实际发生的、有情节的相对完整的教育事件;无论是”所叙之事“还是”所用之叙”都带有很强的主观性,能反映参与者的教育信仰、价值观念和理论水平。 四、教育叙事研究的过程 叙事研究的过程是依照叙事研究自身的逻辑和方法所实施的过程,有研究者把它分为三个阶段: 1、现场工作。 主要是指研究者进入研究现场对所研究对象的体验。在这一阶段研究者要注意两个问题:第一,研究者与被研究者的关系。叙事研究强调研究者要参与到研究对象的活动中去,通过全面深入的了解来获得资料。第二,研究者要从整体上对这一现场所产生的包括历史文化背景在内的各种影响因素进行考察。 2、从现场到现场文本。 现场文本不仅包括事件的客观记录还包括研究者和参与者的关系,是经过选择、演绎解释的经验记录。它可以通过不同的方式形成,如口述史、故事、照片、回忆录、现场笔记、文献分析等。 3、从现场到研究文本。 研究文本要回答意义和重要性问题,可以用文学、诗歌、科学等不同风格撰写。 总之,叙事研究在内容与手段上与其它研究方法有着本质的不同,它还要求研究者要具有有良好的沟通能力、敏锐的洞察力、深厚的理论功底和写作的能力。 五、对叙事研究几种误解的澄清 有人认为叙事研究就是讲故事,就是把自己的经历与体会表达出来。这样的理解是肤浅的,叙事研究是通过行为者对教育故事的叙述,来反思教育实践的合理性,及重构教育实践的理论意义以优化教育实践规划质量。还有人认为,叙事研究就是不需要理论基础的研究,其实,叙事研究既要求通过叙事来体现理论对实践的解释与洞察力,也要求通过对叙事者个体价值与情感的认可及对故事情境的关注,来丰富理论的视野。更有人认为人人都可以做叙事研究,实际上每个人都有实践智慧与个人理论,都具备做叙事研究的可能;但如果只是白描事实,而不反思与重构,不通过重构来丰富个人理论,就不是做研究。 教育研究方法论文:浅议关于高师专业音乐教育中民间音乐传承方法的研究 论文关键词: 高师音乐教育 民间音乐 传承方法 论文摘 要: 当前我国高校高师专业音乐教育课程不断完善和进步,专业的课程设置让学生更好地吸收专业知识,然而民间音乐却在无形之中被忽略。现阶段,高师专业音乐教育专业在教材选取方面还存在一定不足,在课程设置方面也明显减少关于民间音乐这部分,由此导致学生对民间音乐不够重视。因此,开设音乐教育专业的高校要对民间音乐更加重视,并且进一步完善教材选择、课时安排等。本文分析了民间音乐在高师专业音乐教育中的现状,并重点探讨了高师专业音乐教育中民间音乐的传承方法问题。 一、民间音乐在高师专业音乐教育中的现状 各个高校的民间音乐在整个音乐专业中的现状主要表现在观念方面、课程方面、教学教法方面、教材方面及师资力量方面,具体表现为: 1.学生对民间音乐的认知存在一定局限性。学生在学习音乐课程时,往往漠视民间音乐,认为民间音乐古老、枯燥、不够流行,不符合当前的学生心理,因此在学习民间音乐的过程中,学生没能形成正确观念,不懂得对民间音乐进行学习和传承,由此导致学生对民间音乐的认知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和肤浅性。 2.课程设置方面。首先,民间音乐的课程设置时间较晚,建国后至今,以国家教育部名义正式下发的高师本科《教学计划》只有两版,真正把民间音乐课程作为一门专业基础必须课而进行设置至今还不到20余年,还有很多高校没有正式设置民间音乐课程。其次,民间音乐的课时相对较少,目前就大部分高校音乐教师所做的教学计划来看,民间音乐所占的课时要比其他专业相对来说少了很多,还有很多学校将民间音乐作为辅助课程。 3.音乐教师的教法还存在一定的缺陷,几乎所有的音乐教师在教学时采用的都是“灌输法”。虽然有部分教师在讲课时能够将课时理论与实践进行有机结合,但具体教授方法却各不相同,有的侧重理论讲解,有的不讲理论,只对学生进行民族乐器的教学,单纯地进行技能方面的训练,或者简单欣赏一些民族器乐曲,这就导致学生对民间音乐的学习不全面。 4.当前高校所使用的民间音乐教材不统一。目前各高校所使用的民间音乐教材尚不统一,很多出版社编写的教材都没有作为民间音乐高师专业统一教材。在教师所选用的教材中,有的是选自他人的出版物,还有的教师用的是自己编写的教材,这些教材基本上是专业音乐院校教材的分支,而教师独立编写并能公开出版的教材明显不足。此外,教师们上课所使用的音响、音像资料绝大部分来自公开出版物,还有一部分是从他处转录的,教师亲自采风所得的资料很少。 二、在高师专业音乐教育中民间音乐传承方法 1.重新树立民族音乐文化观和相应的音乐教育观。 首先,应该树立多元音乐文化观念。 在当今的信息社会,不同的文化相互交流和碰触,这就要求高师院校对文化的多元格局有明确的认识,形成多元的音乐文化观念,重新建立高师音乐教育体系,这既包括民族音乐课程的多元化,又包括教学方法的多元化,同时意味着高师音乐教育不仅仅要融合大量的民间音乐,还要融合其他的国家的民间音乐,更好地汲取前人及当代一切有益于理解音乐文化,并且充分发挥学生个性创造力和符合民间音乐的有效教学方法。 其次,树立与高师音乐教育相适应的民族音乐人才教育观。 高师音乐教育关于民间音乐传承人才的设定,应该结合当地的民间音乐文化实际,各个高师院校所设的音乐教育机构,应当自觉地致力于建设当地音乐文化资源良性循环的互动机制,高师院校应该吸纳当地的民间音乐文化资源,充实其教育内容,担负起建设传统民间音乐文化的职责,并且以这一机制为目标,设定高师院校培养民族音乐人才的规格,实现新型人才教育观。 2.确立民间音乐在高师音乐教育中的主体地位。 首先,多渠道地引进民间音乐文化资源。高师院校的音乐教育机构应该自觉地进行采访和收集当地的民间音乐文化资源,并且将其引进到高师音乐教育之内,或者建立相关专业,或者开设相关课程。此外,将老艺人或者民间音乐家等引进高师课堂进行授课,教授学生特色的民间音乐。 其次,编纂专门的民间音乐教材,教材是实现教育目的的重要工具,也是提高教学质量的关键。国家教育部门应该组织全国民族音乐学界和高师音乐 教育界的专家和教师共同编写民间音乐方面的教科书,在教材的编写过程中,应该广泛收集和利用我国民族音乐学界对中华民族优秀传统和音乐理论体系的研究成果,特别是应立足于五大集成出版的既有成果,制定将其转化为高师民间音乐教材的规划。 最后,创建新型的民间音乐教学方法,教学方法体现特定的教育价值观,受特定课程内容的制约,同时也受教学组织的影响。教师应该改变以往传统的教学方法,让学生变被动学习为主动学习,使师生及生生之间形成共同的价值观,并且富有创造性。 3.将民间音乐传承作为一项社会系统工程。 民间音乐文化传承是一项社会性的系统工程,它需要社会各界的力量对民间音乐进行整合,作为社会文化与学校教育相结合的高师音乐教育,更应该主动承担起联系社会文化部门和地方音乐文化社团的职能,使传承民间音乐文化、重建地方民间音乐文化成为一个有机的社会行为。 首先,应借助社会力量对高师院校的民间音乐教师进行师资培训,在高师中传承民间音乐,师资是最重要也是最关键的因素。当前我国专业教授民间音乐的教师极度匮乏,因此应该借助社会上各种办学力量,采用举办短期高校民间音乐师资培训班,对高校的民间音乐教师进行深度而系统的专业培训。 其次,成立地方专门的音乐文化研究机构。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各地的民间音乐文化异常丰富,这就体现出地方的音乐研究机构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因此,各地区应成立地方音乐文化研究机构,以充实对本区民间音乐文化的搜集和整理力量。高师院校也应该创造条件,成立自己的民间音乐研究机构。这样既能提高教师队伍的研究能力,又能突出高师民间音乐的办学特色。 最后,呼吁社会各界重视民间音乐传承。要想更好地对民间音乐进行传承,光靠高师院校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还应该调动社会上一些积极力量,来共同营造一个传承音乐文化的良好环境,因此,应该呼吁社会各界都重视民间音乐的传承。 综上所述,民间音乐作为我国一项重要的音乐文化,急需得到更好、更久远的传承和发展,而高师院校的音乐专业则肩负着这一重要传承使命,希望各高师院校能够有针对性地根据当前现状制定合理的民间音乐传承方法,合理选取民间音乐教材,适当增加民间音乐的教学课时,并增强民间音乐课程的师资力量,同时积极调动一切社会力量来引起全民对民间音乐的重视,使民间音乐得到良好传承和发展。 教育研究方法论文:试论大学生公民意识教育途径与方法研究 论文关键词: 大学生 公民意识教育 途径 方法 论文摘 要:加强大学生公民意识的教育和培养,对于提高大学生综合素质,推动我国法治国家建设具有现实意义。大学生公民意识教育和培养,应注重校园环境的制约及营造;利用课堂、实践活动等载体,落实公民意识教育。 公民意识是指公民对自己所处的国家和社会应该承担的权力和义务的认识,是公民对待个人与国家、社会以及他人之间关系的行为规范的选择的反映,它包含民主法治、自由平等、公平正义等理念,其内容主要有权责意识、法治意识、道德意识和主体意识等,是衡量一个国家文明和现代化程度重要标志。大学生是祖国和社会的希望,加强大学生公民意识的培养,对于构建和谐社会,早日实现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自由平等,具有十分重要而深远的意义。 1 加强大学生公民意识教育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然要求 大学生公民意识教育是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对于如何加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近年来,各高校相应的出台了不少措施和对策。但是,面对新形势和新任务,问题依然存在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在教育的内容上,表现为:空洞无物、照本宣科,不能吸引学生眼球,更不能将其内化为学生内心的信念,民主、法治、自由、平等、公平、正义等内容,在公民意识教育内容中严重缺位。比起大道理的说教,带有现代化特征的内容是学生最缺少而又最有兴趣的;在教育的方法上,表现为:灌输式的、填鸭式,粗放型为主要教育方式,不考虑受教育者接受与否,教育者往往高高在上,与受教育者的身份不平等。人的思想教育应该体现在潜移默化的渐进过程中。在此过程中,需要教育者与受教育者之间的平等互动。因此,在对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的方法上,强调以人为本,突显公民意识,就显得更为重要。 大学生个人健康成长离不开公民意识教育。大学生的成长包括生理上的成长和心理上的成长两方面。就心理成长而言,包括心智的成熟、知识的丰富和情感的健康。大学生要成长为一个现代意义上的人,就必须加强公民意识教育,是保证其在今后的人生道路上参与政治、经济社会活动的前提条件。公民意识强调对国家和社会的责任,强调人自身素质的提高和对法律制度的尊重,强调守公德讲文明,要求大学生要注意提高个人的道德素质、文化知识和能力水平等综合素质。道德素质、文化知识和能力水平是人成为现代人的不可或缺的三个基本条件。道德素质是根本,文化知识是基础,能力水平是条件。大学生首先必须要具备的是道德素质,没有道德素质,文化知识再好,能力水平再高对经济社会发展也是有害无利。有道德素质,无文化知识和能力水平,对经济社会发展就起不到促进作用。而能力水平的提高,是建立在知识文化丰富的基础上的,两者相互影响,相互促进。正如人们所说的有才有德是极品,有德无才是次品,无德无才是废品,有才无德是危险品。因此,加强大学生公民意识教育,不仅是社会和学校的事情,更是大学生个人自身成长的客观需要。 经济社会发展必然要求加强大学生的公民意识。公民意识是一个国家实现现代化的重要前提和条件。美国著名社会学家英格尔斯指出:“一个国家,只有当它的人民是现代人,它的国民心理和行为上都转变为现代的人格,它的现代政治、经济和文化管理中的工作人员都获得了某种与现代化发展相适应的现代性,这样的国家方可真正称之为现代化的国家。”一个现代化国家必定是一个经济发达、民主平等、文化发达的国家。而现代化的实现,关键是人的现代化素质的提高。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我国已成功的由计划经济转型为市场经济,市场经济的观念已经日益深入人心。市场经济是竞争经济,在竞争过程中,强调的是公平与效率、诚信与守法,要求每一个参与其中的社会人首先要具备这些基本素质;政治上民主平等,强调的是权利和义务的统一,参与政治的过程必须是有序和有效的,这就要求每一个参与其中的社会人具备法治意识和民主意识。当今世界各种文化相互交织、冲突和融合,对人们的多元化影响日趋严重。用中华文化的优良传统引导人,强调爱国情怀,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课题。可见,无论是从经济社会的发展,还是从民主政治的需要来看,必须要加强大学生公民意识教育。 2 大学生公民意识教育的途径 坚持与思想政治理论课相结合,构建大学生公民意识培养的理论武装体系。大学思想政治理论课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渠道和主阵地。公民意识的培养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就现有的情况看,公民意识培养作为一个学科或一个专业还不成熟。为此,公民意识教育必须与大学思想政治理论课结合起来,让大学生在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授过程中,意识到公民意识教育的重要性,入心、入脑,从而构建大学生公民意识培养的理论武装机制。首先,在教学的内容上,要结合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内容,突出培养学生的道德素质和法治素养,增强学生对科学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认识,提高学生对我国国情、国体、政体、政治制度、经济制度等情况的认识;其次,在教学的方法上,要结合时事,结合事例,避免传统的说教。比如,通过对时事热点问题的分析和阐述,以点带面,让学生对当今世界的格局与形势发展有所了解和认识,进而培养学生参与政治的意识。最后,在教学的主客体上,应该注重与学生的互动,把充分发挥教师在课堂上的主导作用,与大学生在课堂上的主体作用结合起来,通过分析、辩论、演讲等研究性教学,引导学生积极参与课堂讨论,进而培养学生的公民意识。 与日常管理结合,构建大学生公民意识的习惯养成机制。大学生的日常管理工作是高等院校教育教学的重要内容之一,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载体。一般而言,高校大学生日常管理的主体有三个部分的人员:一是直接从事学生日常管理第一线的教师,包括学生工作部门和学生所在系部的党总支书记、副书记、辅导员以及共青团工作者;二是在管理、服务以及教辅等部门从事的管理人员,包括后勤、图书馆等管理、教辅部门的人员;三是学生本人。要充分发挥这三个主体在大学生公民意识培养过程中的积极作用。首先,作为第一线的学生工作人员,处事要做到公正、公开,决策要做到科学、民主,待人(特别是对待学生)要做到公平、诚实,在大学的日常管理工作中,以人为本,以德服人,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引导学生树立公平、公正、民主、诚信等公民意识。其次,作为管理、服务以及教辅部门的工作人员,更多的是与学生的日常生活相联系,在服务学生的过程中,要做到执情服务,微笑服务,贴心服务,让学生在接受服务的过程中,懂得尊重他人,懂得回报社会,懂得和谐相处,从而树立学生的集体意识、责任意识以及尊重他人的意识。此外,作为学生本人,不管是学生党员、学生干部还是普通学生,都应该积极参与学生内部的管理以及集体活动,在参与的过程中,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提高,从而树立参与意识。最后,从学校的角度来说,要营造良好的公民意识培养的环境,比如利用校园网、广播、报纸、宣传橱窗等各种各样的载体,加强对学生公民意识的教育。 以社会实践作为大学生公民意识教育的外在手段。社会是一所没有围墙的大学,所有社会成员都是它的学员,而且所有学员都要在这所学校里进行终生学习。社会实践是大学生公民意识教育的的延伸和补充,可以作为我国大学生公民意识教育的外在手段来锻炼人,是促进大学生公民意识形成的最直接、最有效的途径。社会实践是以大学生为主体的一种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对于促进大学生了解社会、了解国情,增长才干、奉献社会,锻炼毅力、培养品格,增强社会责任感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社会实践活动包括教学计划内的实践活动和教学计划外的实践活动。教学计划内的实践活动指大学生在校期间有计划有指导的活动,如教学实习、军政训练等。教学计划外的实践活动指大学生利用假期或课余时间进行的社会调查、生产劳动、志愿服务、公益活动、科技发明和勤工助学等等。 根据大学生接触社会不多,对国情缺乏了解,务实和吃苦耐劳精神不够的局限性,在充分发挥学校教育功能的同时,组织学生深入社会,接受实践锻炼是极为必要的。社会是复杂的,高校只是社会的极小部分,大学生迟早要进入社会,他们在学校里学到的理论知识,总是要接受实践的检验的。社会实践活动给大学生提供了接触社会、了解社会的机会,这对于培养他们综合运用知识的能力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此外,社会实践活动还可以增加大学生的收入,逐步增强大学生的自立感。 3 大学生公民意识教育的方法 3.1 讲授法 课堂讲授法是指教师通过口头语言系统地讲解,使学生理解相关公民意识的知识,分辨清楚基本概念,提高其公民认识水平。这是任何一种教育在目前都仍然会采取的一种方法。这种方法的长处是:以教师讲为主,充分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教师能够控制整个教育过程,并且在短时间内教师可以有计划地传递大容量的信息,加上教师的系统讲述,可以帮助学生迅速理清思路,澄清思想上的混乱,提高分辨美丑、真假善恶的能力。当然,这种方法的缺点即学生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不能很好体现。因此,在运用讲授法时,教师要使语言通俗易懂,又要具有启发性和感染力,同时要注意联系学生的思想实际,选取一些针对性强的问题,运用具体的事例进行讲述。在大学生公民意识教育中,教育者进行公民意识教育方面的讲授是必需的,要做到大学生公民意识的全面觉醒,启发他们的自我意识教育是讲授法的根本。 3.2 讨论法 讨论法是指教师与学生之间、学生与学生之间就某个问题各抒己见,进行探讨、辩论,让大学生在讨论的过程中,形成一定的公民意识。教师指导下的讨论并不一定要得出结论性的认识,关键是培养学生分析问题的能力。运用好讨论法的关键在于组织准备得当:讨论前,要确定好主题,一般要选择学生关心的同时在认识上有分歧的问题。讨论题目确定后,要给学生一定时间准备,并给以适当的指导,如怎么收集资料等。讨论过程中,教师是组织者,同时也是参与者,要以平等的身份参与谈论,并适时启发诱导学生拓展讨论的广度。讨论后,师生要认真总结,允许学生保留自己的观点,但要明确公民意识的价值取向。如在关于全球化的讨论时注意对学生世界公民意识的引导;在关于民主的讨论时,让学生们了解到我们的民主是人民当家作主,民主是目的而不是手段,帮助学生们了解如何行使和保护自己的民主权利;对各种有异议的伦理道德观点进行分析时,对一些基本的道德规范如诚信、爱人、互助等要给与充分肯定,对诸如安乐死、基因科技、贫穷、战争等问题进行恰当的引导,让学生己做出道德推理和判断。 3.3 实践法 实践法就是指组织引导学生积极参加多种社会实践活动,在实践中进行公民感体验,提高公民能力,培养公民意识。邓小平同志指出,“为了培养社会主义建需要的合格人才,我们必须认真研究在新的条件下,如何更好地贯彻教育与生产动相结合的问题”。教育心理学也指出:人的个性形成只有在必要的生活与活动条件下才能出现,要想培养学生什么能力,就让学生参加什么活动。在公民意识教育领域,我们可以借鉴国外的“服务学习”法,根据实际的情况,切实考虑社区的际需要,为社区解决问题,并引导学生以公民的方式思考问题。因此,在进行大生公民意识教育的实践活动时,要注意做到以下几点:全体性,面向全体学生,全体学生共同开展的教育活动;主体性,活动的各个环节突出学生主体地位,以学生自己的实践、体验、探究为主;社会性,面向社会现实生活,在观察、探究社公共生活中的现象、问题的过程中实施公民意识教育;实践性,引领学生参与社会公共生活,在社会实践中观察、体验和思考。
文学理论论文:文学理论文化研究论文 1.作为一种新类型的课程 视觉文化研究课程带有学科的交叉性特点,这也是符合当今国际教育改革发展潮流的。因为目前的高等教育学科设置存在着较大的缺陷,即学科内部的专业划分过细,有的甚至在本专业内部也要划分出几个部分、阶段,并且各个专业恪守自己的研究领域而不愿涉足到其他相关专业领域。这样做的结果,尽管可以把自己分内的专业问题研究得深入细致,但时间一长,极容易陷入固步自封的境地,导致视野狭窄而缺少宏观的见识。为了打破这种专业与学科的壁垒,国际教育界推出了一系列新兴的课程,它们的共同特点是跨学科、跨专业,主张在一门课程中运用多门类知识来研究、解决问题。就文科而言,文化研究与视觉文化研究课程是其中的重要代表。具体来说,视觉文化研究课程的跨学科、跨专业特点表现在:它是以研究问题为优秀,这些问题一般不是关于所学学科的专业理论知识,而是当下现实社会出现的文化热点、文化事件,力求让学生学会运用多学科、多专业知识来透析、解决现实问题,也就是强调理论的实际运用。这一点就与传统授课方式有了本质上的区别,这正如罗兰•巴特所指出的:“要从事交叉学科性的工作,确定一个科目(一个主题)并围绕着它设置两到三门科学,然而这还不够。交叉学科性的研究关键在于创造一个新的对象,这个对象不属于任何一门学科。”由于这种交叉性的特点,解读这些纷繁复杂的视觉文化现象与事件则需要借助诸种理论,如社会学、语言学、哲学、美学、人类学、心理学、生理学、复杂性科学等,就中文系学生的知识储备来说似乎很难承担起这一学科的学习任务。然而答案竟然是可以,因为他们所学过的文学理论知识就能胜任,这样的回答会使人感觉很困惑,为什么文学理论能够承当起阐释当下视觉文化现象的任务呢? 2.这是首先要给学生解释清楚的问题 概而言之,今天的文学理论已经不同于传统的文学理论,它已经发生了质的变化。以往传统的文学理论基本局限在文学的范围之内,基本问题是研究文学内部的发生、发展规律,如文学本质论、创作论、文学批评等,即便承认文学与社会存在紧密的关联,但主要还是从文学的角度来阐释社会背景对作家、作品的影响。而当下的文学理论由于受二十世纪西方文化思潮的语言学转向与文化转向的双重影响,吸收进大量的非文学方面的理论,把符号学、社会学、语言学、哲学、美学、人类学、心理学、生理学、复杂性科学等学科知识统统吸收进来,使得文学理论不再仅仅局限于文学自身的领域,在向后现代社会迈进的途中,文学理论就如文学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所起的作用一样,远远跃出自己的范围领域,积极参与社会的文化表意实践,把“文学场”置换成“文化场”,从而发挥其过去不可能发挥的作用。尤其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的文学理论呈现出跨学科、跨文化的多元格局特征,研究对象几乎包含整个社会文化现象、文化事件的热点问题,在东西方世界的影响十分普遍。文学理论甚至有时被简称为理论,其含义即指其作用的广泛性。具体而言,当代文学理论的前沿部分主要包含结构主义与后结构主义、后殖民批评、后精神分析学、后现代主义文论、符号学批评、审美人类学、文化研究理论等,这些理论如何在视觉文化对象上灵活运用呢?这是视觉文化研究课程中最优秀的问题。比较好的教学方法是选择一些当代社会的经典个案来进行阐释分析,让学生注意什么样的个案应该用什么相关理论来解释,即“一把钥匙开一把锁”。 举例来说,在分析《大话西游之月光宝盒》《罗拉快跑》等后现代主义风格的电影时,可引导学生回忆文学理论课程中关于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潮理论的内容部分,并加以适当补充,进而介绍什么是后现代艺术,它的特点有哪些,与现代主义艺术、传统艺术的区别,后现代常用的艺术表现手法有哪些等。这样学习之后,学生不但对后现代艺术与理论有了基本的认识,而且还把现代主义、传统艺术都联系起来,对整个艺术史都有一个初步的把握,扩展了知识量。在介绍摄影与绘画的区别时,可以运用德国理论家本雅明的“灵韵”理论来讲解从手工业到机械大工业的时代变化,进而带来绘画艺术的衰落与摄影艺术的兴起。也可以运用罗兰•巴特的神话学理论来解析一张黑人少年向法国国旗敬礼照片的深层含义,白人殖民主义对殖民地人民心理的影响可以从这张照片见出。教师还可以结合学生的生活实际来讲授,比如在阐释大家都关心的时尚潮流文化现象时,围绕时尚与认同这一主题,来分析中产阶级的小资情调,并以村上春树作品的流行现象为个案,详细解读中产阶级的形成条件,及其在观念、行为、物质以及生活方式上所具有的特征,使学生对未来可能的生活状态有一个预先的理解。由于一个成熟的消费社会将是以中产阶级为主体的社会,而中产阶级又是指有文化修养,受过高等教育,至少掌握一门外语,经济独立的社会群体,他们是城市人群的主要组成部分,他们的生活方式与品质,都市化的浪漫情调都会对城市中的其他群体产生广泛的影响,又因为中产阶级的主要来源就是大学生,他们代表着未来与希望,所以讨论时尚、认同、小资情调这些问题对大学生们是十分必要的,能够使他们明确人生观与世界观。在对此类问题解读的过程中,主要运用的是齐美尔、波德里亚、罗兰•巴特等人的消费社会理论。 3.再以大学生普遍爱穿的牛仔裤流行风为例 解读其背后所包含的文化含义,分为三个层面:第一是主体性的反思,即区分出自我与他者,从而明确自我是在社会中的独特存在;第二是归属感的要求,即从文化、信仰、共同体三方面来确定自我所归属的何种文化、何种信仰、何种社群共同体;第三是社会文化的整体层面,即从性别、族裔、种族、阶级、国家来分析个体自我是如何被塑造出来的。在此主要运用的有德国齐美尔的时尚社会学与罗兰•巴特的时尚符号学理论,有法兰克福学派的大众文化批判理论与后殖民批评理论等。当学生们平时十分熟悉的视觉文化个案逐渐显示出背后那些丰富而复杂的含义之后,学生会非常震惊,进而对所学的文学理论产生深深的敬意,深入学习的劲头更足了。除了在课堂上讲授理论之外,在课堂教学中也应注意教会学生学以致用,把刚刚学到的新知识应用到实践中,例如讲授完戏仿、拼贴、反讽、真人与动漫的混搭、开放式结尾等后现代艺术手法后,就组织学生进行课外实践。如指导学生做后现代风格的拼贴艺术作品,可以用数码相机给每一位上课的学生照张标准相,然后将照片全部粘贴在一块比较大的白纸板上,这样做出来的效果的确与单张相片不同,看起来制作很简单,但却准确地展现出后现代艺术的特征来,学生很快就能领会。再如鼓励爱好文学写作的学生写一个后现代开放式结尾的短篇小说,来与传统封闭式结尾的小说作比较,明确传统小说的必然性特征,并体会可能性这个后现代小说的特征,从而对“文学的可能性”这一根本问题有进一步的理解和把握。以上的例子可以说明,视觉文化与文学理论之间存在着不可分割的关系。的确,在日常生活审美化日益普及的今天,在影像虚拟景观越来越充斥我们生活世界的今天,文学要想生存下去,就不得不跟上时代的巨变,调整自身的生存策略,走与视觉文化联姻的道路,避免自说自话,避免沦为小众文化,这也许是文学在当下的最现实的出路。把文学理论与当代视觉文化相结合,可以培养学生自觉运用理论来分析和把握现实的能力,拓宽学生的文学与文化视野,并且为文学突破“文学的边缘化”困境寻找出一条现实的出路,实现文学与影视、广告、摄影、流行文化等的联姻,让文科学生恢复对文学的自信。 作者:金哲单位:哈尔滨师范大学文学院, 文学理论论文:文学理论之政治思想论文 一、列宁关于文学的党性原则并不过时 教学中应当强调这一理论的经典意义,并用它来说明文艺的实践运动。列宁在《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一书中说:“这个党的文学的原则是什么呢?这不只是说,对于社会主义无产阶级文学事业不能是个人或集团的赚钱工具,而且根本不能是与无产阶级总的事业无关的个人事业。文学事业应当成为无产阶级总的事业的一部分,成为统一的、伟大的,由整个工人阶级的整个觉悟的先锋队所开动的社会主义机器的齿轮和螺丝钉。文学事业应当成为有组织的、有计划的、统一的社会的工作的一个组成部分。”(《列宁选集》一卷648页)列宁这段经典论述的精神无非是一句话:无产阶级的文学应当成为社会事业的组成部分。我们今天的任务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我们的文学艺术是整个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有机组成部分,它应该为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然而,那些主张“文艺的本性是审美”的人,那些认定文艺活动仅仅是人的主体性行动而否定了文艺与政治、文艺与经济关系的理论家们,对列宁和文学党性原则大唱反调,在他们看来,文艺的根本使命只是“在想象和情感的虚构的形象世界中领悟人生之幽邃”。而所谓“人生之幽邃”的内涵,乃是在“人性描写深度和艺术感染力方面”。根据这一标准,他们把《白毛女》、《松花江上》这样优秀的作品,判定为“将文艺等于政治”的非真正艺术品(见《文学评论》1989年第4期《历史无可避免》)。其实,这种理论并不新鲜,它只是三十年代梁实秋等人主张的“文艺人性论”的翻版而已,而那种理论在当时就已经被鲁迅驳得体无完肤了。文艺是反映社会生活的,同时给社会生活一定的影响,这是早已为人类数千年的文艺实践运动所证明,凡是历史上优秀的文艺作品,无一不是反映了先进人物的社会实践和思想。同时,无一不是对社会发展中最进步的阶级的肯定。无产阶级的文艺理论应反映人民的生活,帮助人民推动历史前进。列宁关于文学党性原则对于一切进步的作家都具有指导作用。列宁主张文艺为无产阶级事业服务,同时主张文艺本身应有独立自由活动的广阔天地。他说:“无可争论,文学事业是不能作机械的平均划一,少数服从多数。无可争论,在这个事业中,绝对必须保证有个人创造性和个人爱好的广阔天地,有思想和幻想、形式和内容的广阔天地。”(《列宁选集》一卷664页)在这里,列宁主义充分估计到文学事业的特殊性,反对这个领域中的公式主义。在教学中,列宁文学党性原则的两个方面的观点,应当辩证地统一在一起,把它贯穿于理论的各个方面。笔者在多年教学中,认为蔡仪同志主编的《文学概论》及暨大、华东师大等院校出版的《文学理论》,都是思想性和知识性较好的书,其始终把列宁的文学党性原则作为专节论述,而且全部理论都贯穿了这一精神。近几年出版的部分教材,未把文学的党性原则写进去,明显地淡化了这门课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编写教材关系到争夺无产阶级思想阵地的大事,不能不严肃认真对待,编写教材如此,教学亦如此。文学理论教师本身就应当加强党性的修养和锻炼。 二、消除和防止崇洋偏见,弘扬祖国传统文学理论遗产,增强学生的民族自尊心和爱国意识 加强对学生的爱国主义教育,是高等教育不可忽视的任务。文学理论这门课程的教学,也应有这项教育任务在内。文学理论这门课程是新中国成立后的新中国大学才开设的。最初全国各主要大学采用的教材,都是苏联专家依•萨•毕达可夫所著的《文艺学引论》。目前,文学理论的教材多至几十种,其中多数模式和体系基本上尚未跳出依•萨•毕达可夫教材的范围。应当指出,毕达可夫教材体系有它的合理性,主要是它的内容贯穿了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当然其中也不免有庸俗社会学的成分,但非主要的),但由于它过于洋化,是一种舶来品,对于我们的国情并不十分适合。近年来编写出版的一些教材,力图在传统上有所突破,其中虽然也确实有独到的理论创见,但其中很多无非是引进了一些西方的系统论、主体论、信息论,或弗洛伊德的性欲论之类的东西。当然,借鉴外国人的理论,是必要的。尤其是在改革开放的今天,我们更应当打开闭锁的大门,把世界上一切进步的、于我们有益的东西“拿过来”,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服务,为人民群众享用。然而,借鉴外来的东西,不仅在质上要严格考究它的精华与糟粕,而且在量上应有一定的界定。因为一个民族,无论是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发展,主要是一个民族自身的历史的继承和发展,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是在它自己的内部,外来的因素只是提供一种条件。我们华夏民族五千年的历史,积累了丰富的文化遗产,其中包括文艺理论和美学方面的文化遗产。仅仅是南北朝时期刘勰的《文心雕龙》,就论述了各种文章,主要是文学与社会的、历史的、自然的、哲学的各种关系,并对文学的各种体裁的特点作了理论说明,对于文学的创作、文学的技巧、文学的鉴赏、文学语言修辞等一系列根本性的问题作了精辟论述。其他如,曹丕的《典论、论文》,钟蝾的《诗品》,王国维的《人间词话》,李清照的《论词》,严羽的《沧浪诗话》,李渔的《闲情偶记》,刘熙载的《艺概》,等等,举不胜举,都是古典文论中最优秀的理论遗产,完全可以继承和发展。当然,文学理论不是文艺批评史,无须一一介绍古代的文学遗产。然而,既然我们自己有这么丰富的遗产,为什么不能把它们的主要精华融汇在文学理论教材中呢?同志曾经指出:“中国的长期封建社会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新民主主义论》)为了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提高整个民族的综合素质,从当前的实际出发,特别要努力激发振兴中华的爱国主义热情,发扬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和自强不息的民族信心,反对那种全盘否定中国传统文化的民族虚无主义,为实现中国梦教书育人。因此,在文学理论课程的教学中,弘扬民族的古典文论精华,使学生认识到在文学理论方面,我们祖先的成就并不下于西力,从这方面提高学生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增强爱我中华传统的爱国意识,不仅是在思想教育方面是必要的,就是在理论知识的传授方面,而且是必须且有益的。 三、在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教学原则时,要尽量联系历史上和当代文学创作实践中的进步文艺思潮和进步文艺作品,特别要突出优秀的革命文学作品,以此使学生受到进步思想潜移默化的熏陶 在文学理论教学中,与其他理论课一样,应当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教学原则,应当用文学创作的实践情况说明理论,其中离不开具体文学作品的举例,这种举例,应当充分考虑到作品的思想教育的实际效果,进行有目的、有选择地举例。我们不能否认文学作品的教育作用,我们只是承认这种教育作用有其特殊性,它是通过文学的艺术审美作用,潜移默化地对人的思想、道德情操起到熏陶作用。在浩如烟海的文学作品中,存在各式各样的作品,历史上那些经过时间考验过的巨匠的名著,都是思想性和艺术性的高度统一。然而,正如高尔基所说的无产阶级的一切优秀的作家,产生了大量的闪耀着伟大革命思想的文学作品。诸如中国鲁迅的小说、杂文,茅盾的《子夜》,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周立波的《暴风骤雨》,柳青的《创业史》,梁斌的《红旗谱》,、郭沫若、艾青、臧克家、闻一多的诗,等等,外国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母亲》、《绞刑架下的报告》、《真正的人》、《党的生活》,等等,都是不朽的名著,这些作品在艺术上的成就是出类拔萃的。令人遗憾的是,在近年来文学理论教学中,许多教师并不热衷于现代和当代的无产阶级的作品,而在许多人身上,厚古薄今、重洋轻中的现象很严重,西方的现代派、象征派、荒诞派,以一种特殊的优势,冲击着革命的文学家和作品。当然,我们也不一概排斥上述这些文学流派和作家。问题在于,用什么样的立场和态度评赞这些流派和作家作品。就拿徐志摩来说,他的诗,反映了现代中国社会一部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压抑与苦闷,感情比较真实,诗味也浓,也体现了形式美,在文学史上有它一定的位置。然而,作为当时右翼小资产阶级代表的徐志摩,他作为《新月社》的负责人,对于当时蓬勃掀起的革命文学持攻击否定态度,这又是不能不严肃指出并予以批判的。曾经有一段时间,有人竟然把他的诗当做现代诗歌的代表,并且将他凌驾于郭沫若、鲁迅之上,岂非天大的笑话。而这当中、不能不说与教学有相当的关系,教师对于教育事业和学生,应当有强烈的责任感。对于作家作品的介绍与评价,应当从教育学生,有益于发展学生身心健康的实际效果出发,慎重对待,科学评价,决不能任意、不加选择地举例,甚至颠倒了美丑,给教育事业造成不应有的损害。文学理论是一门思想性、理论性非常强的课程,在教学中如何把思想性和知识性统一起来,是艰巨的任务。在这里,正人必须立己。教师加强在文学理论和思想立场方面的修养,乃是决定性的一环。青年的未来就是中国的未来,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谱写新曲,历史地落在当代青年肩上。教师要把他们教育培养成为国家栋梁,勇敢承担重任。 作者:何先慧 单位:黔南民族师范学院 文学理论论文:文学理论教学与学位论文写作分析 摘要: 中文专业本科生学位论文的写作普遍存在质量低下的问题。解决这一问题,一是要开设《学位论文写作》课程,给学生以相应的理论知识,但同时要把论文写作的知识和能力贯穿在基础课程的教育教学当中,《文学理论》教学更应当自觉地担负起这一任务。在文论教学中,教师要有意识地培养和训练学生的理论思维和写作技能,提高他们实际写作的能力。这要在本课程知识教学的同时,有针对性地从理念转变、理论储备、文学作品写作、短文评析、长文试写等方面作出教学设计。 关键词: 文学理论;教学;学位论文;写作实践 一、学位论文写作的现状和存在问题 对于本科毕业生是否需要学位论文写作,一段时期以来一直是有争议的,这些争议主要集中在人才培养要求、学生能力、学生就业压力等方面。要求废止的意见认为,对学生的理论水平要求不应过高,只要学生把大学学习期间应修的课程学分修够,就应当允许其毕业并获得学士学位。相对于停废的呼吁,坚持继续保留的呼声更大,他们认为对本科生的教育是一种学历教育,根据国家1982年学位制度的有关规定,凡申请学位者都要提交学位论文,学生必须完成毕业论文的撰写,申请的学位应在提交学位论文并经过答辩通过后方可取得。这一看法在国内很多高校中被认可,因此,就目前而言,绝大部分高校仍然都有毕业论文(设计)的要求。但毋庸讳言,本科生在学位论文写作上存在很多问题,这既表现在选题、论证以及结构等大的方面,也表现在题目名称、叙述方式、语言表达乃至标点符号等细微方面。原因当然也是多方面的,一般而论,主要是以下几点:一是对毕业论文写作(设计)的认识存在误区。学校和教师未能深刻认识到毕业论文在本科教学中的地位,大部分学生和一些老师都认为毕业论文可有可无。在这种思想影响下,学生没有尽心尽力去写作,指导教师在指导过程中也没有足够重视,有的教师只重视所带的硕士生,而忽视对本科生的指导,有些学校的某些专业存在一个老师指导十多个学生的现象,自然也拿不出应有的时间和精力去认真负责地指导。二是随着高校就业形势的严峻,毕业生忙于考研或找工作,用于写作毕业论文的时间和精力较少。三是写作课教学内容缺失。中文专业的写作课所讲内容多为应用文,而应用文中缺少学位论文写作这一内容,即使有这一内容,也是和其它公文写作一样仅仅是其中的一节,课堂上一笔带过,不可能展开来认真细致地讲解。更有甚者,一些学校在培养方案中没有写作课程,学生写作理论更是无处可得。另外,在大学学习期间,课程论文、学年论文等给学生布置得较少甚至没有,他们的社会实践报告和毕业实习报告等大多都是在网上粘贴拼凑的,写作训练几乎得不到实现。凡此种种导致了学生学位论文质量的低下。 二、《文学理论》教学与论文写作 受传统教学理念和既往教学模式的影响,毕业论文写作很少像专业基础课一样受到重视,教师也很少在基础课教学中有意识地渗透写作知识,即使是写作课程亦如上文所述,也没有加重学位论文写作的教学内容。对于专业基础课的学习,学生只要了解作品,背背笔记,就基本可以保障考试及格,这在一定程度上割裂了毕业论文写作和其它专业课程教学之间的内在衔接。我们认为,文科专业特别是中文专业,学位论文的写作与专业基础课之间有着相当紧密的联系。《写作》课程自不待说,古代文学、现当代文学、外国文学等本身就是作家作品讲析,而古代汉语和现代汉语也是语言方面的理论探讨、语法讲解和语感训练,这些都完全可以与论文写作有机地结合起来,把专业课知识的掌握与理论思维训练和写作实践有效地统一起来,这就看授课教师有没有这样的意识。而在所有专业基础课中,《文学理论》与学位论文写作的关系更为切近。就中文类毕业论文的主要方向类别而言,学生写作主要是文学类选题,如作家评介、作品评介、作家与作品、作品与社会、作品与读者、文体风格研究、人物命运研究、人物性格研究、语言风格研究、人物心理与作者心理、作品所反映出的人性问题、作品所反映的种族和宗教问题、作品所反映的社会历史问题等等,所有这些,都是文论所包含的内容,必须以文学理论的相关知识来构思写作的。因而依据文论课程所学内容,在教学过程中有意识有计划地把写作教学同步起来,把相关知识渗透在全部学习过程当中,就会收到较好的效果。那么,如何才能做到这样的教学设想呢?我们认为,应当采用如下基本方法。 (一)更新理念: 改变学生学习习惯在教授这一课程之初,要用至少两节课时的时间给学生灌输一种与高中时期不同的学习理念,要求学生尽可能地树立大学学习的新习惯———研究性学习。让学生做到三个转移:从教材转移到课外阅读,从应试转移到应用,从死记硬背转移到理解领悟。文论课程的开设一般是在大学一年级下学期或二年级,这期间,学生的学习习惯还没有从中学应试教育的轨道上走出来,而一些大学里的奖学金制度的设置也使得唯分是图的学习目标不能及时改变。因此,有必要对学生的学习理念进行一次变革,尽管这种变革是不可能彻底的,但却是必须的。中学生的学习目的是应付各种各类的考试,尤其是应付升学考试,这就养成了一种应试学习习惯,只注意要考试的内容,在学习方法上多是死记硬背。对于这样的学生,革除应试教育的不假思索、死记硬背、应付考试的学习习惯,提倡自主研究性学习就是一项非常重要、非常及时的任务。我赞成我的老师张玉能先生的观点,他认为,如果大学教师不去改变初入大学的学生的学习习惯,那么中小学所养成的应试教育的学习习惯会以极大的惯性力量把这些中文系大学生保留在旧有的应试教育学习的轨道上,对学过的知识只是死记硬背,自己不思考、不质疑、不辨析,那么,研究型、创新型的人才是难以产生的。[1]同样,以提高理论思维水平和评论写作能力为旨归的学习习惯也是培养不起来的。因此,必须通过教育教导,让学生从教材转移到课外阅读,从应试转移到应用,从死记硬背转移到理解领悟。 (二)同步教学: 实行的基本思路与步骤文学理论课程的基本内容是文学本质论、文学起源论、文学作品论、文学创作论、文学技巧论、文学接受论、文学批评论、文学风格与思潮等。[2]根据这些内容,在两个学期的时间内,在教授全部知识内容的同时,有计划有步骤地渗透论文写作。可以分为以下几步: 1.理论储备。 按照一学期十六周计算,拿出来九周时间教授文学本质论、文学起源论、文学作品论这三部分内容。这三部分的学习目标是,使学生掌握有关文学的基础知识和基本理论,懂得文学基本规律,正确认识和把握古今中外的文学现象,树立科学的艺术观和审美观。在这些理论当中,有些是学生在中学时略知一二的,如文学形态体裁等;有些是学生所不知道的,像文学艺术的起源、文本的层次划分等。这些理论的储备是非常必要的,它可以构建学生的文学理论系统,在理论自觉的层面上接受和解读具体作品。如文本层次理论,过去在中学时期,语文老师在讲解课文时也会从艺术特色、中心思想等方面来描述,但这是笼统而不明晰的,在文论课程中深入了解语言层、形象层和意蕴层之后,学生就有了剖析任何一种文本的理论指导,有了实际操作的可能性。但仅仅课本理论是不够的,理论储备还要在课外同时进行,主要可以在以下几个方面进行:第一,指定书目,阅读中西方文论原著,每周做出读书笔记。第二,课堂前讲述与课堂外讨论相结合。即前一节课下课时布置任务,指定学生在下一节课上课前讲述自己的见解。第三,组织课外学习小组、举办小型学术讲座等。学术讲座主要邀请院系其他文学理论教师和现当代文学老师,每周一次。 2.文学创作。 用至少四周时间来讲授“文学创作论”、“文学技巧论”这两个章节,该章节学习目标是让学生能够深刻系统地了解作家的创作过程。在讲授课程中,要对创作过程的三个阶段逐一细致讲解,对素材准备、艺术构思以及物化阶段都要讲述较多的作家案例,让学生在具体案例中去除对于创作的神秘感,意识到每个人都可以成为文学的创作者。在讲授完这些理论知识后,给学生布置作业,每人写一篇文学作品,诗歌、散文、小说等均可,然后在下一节课堂上展示,好的作品给予表扬,并推荐到学校文学社团的杂志、校报的副刊或者其它高一级的刊物上,积极鼓励学生进行文学创作,并以此为契机在班级建立“文学创作者”小组,以他们为优秀把活动持久地开展下去。这样做的目的不是培养未来的作家,而是让学生多练笔,熟悉写作的路数,从敢写到会写,再到想写、爱写,一步步建树他们写作的信心和兴趣。3.短文评析。这一步骤是在第二学期进行。与“文学接受论”教学内容同步,在经历了上一学期的学习和写作实践后,学生已经有了一定的理论储备和文学作品的写作经验,在此前提下,讲授“文学作品的接受”,指导他们欣赏和品评文学作品,打好小论文写作的理论基础。小论文写作应当从诗歌、散文、短篇小说和热播电影等文学体裁开始,选取小的角度,从某一方面切入评析。如清人李调元《咏麻雀》诗歌的生命不平等意识、刘庆邦短篇小说《小小的船》的人性美、电影《高考1977》观后感等,要求在1000字左右。在写作之前,教师要首先选择一些好的赏析文章,复印后分发给学生,让他们认真阅读,结合所学理论,熟悉掌握写作格式,使用合适的文学理论术语,尽量学术化。这一阶段应在本学期第三周后进行,时间约为两周。 4.长文写作实践。 这一阶段一般放在第二学期的第六到十一周。首先详细讲授“文学批评论、文学风格与文学思潮论”这些章节的内容,把形式主义批评、道德批评、新历史批评、性别观批评、心理分析批评、社会学批评、神话批评、读者反应批评以及马克思主义批评、解释学、文化批评等具体内容讲解详细,着重教授批评的基本操作方式。如道德批评就是要阐释和评价文学文本的道德内容、考察作家与文本创作的道德关系、考察文本对读者的道德影响等。这些理论知识讲述完后,在第十二周让学生尝试写作长文。所谓长文,是与前期进行的短文评析相对而言的。这一阶段的写作要求学生在业已掌握短小评论文章写作的基础上,在观点提炼、题目审定、结构安排等方面作出突破,这也就要求文章字数要达到三到五千甚至更多。实际上就是学位论文写作的小型排练,写的好的话就是他们毕业论文的雏形。除了掌握以上的理论批评的基本原理外,每一种批评模式都要给出批评案例,让学生认真阅读体会,搞清楚其论证的内在逻辑思路,了解掌握基本架构,然后还要在写作上进行专门指导,帮助学生制定写作的步骤:了解对象———选点切入———确定要旨———布局安排———力求创见等。刚开始可以用命题作文的形式来启发学生,如《论席慕蓉诗歌的陌生化表达》《刘庆邦小说的儿童视角》《论路遥小说的苦难意识》《儒家思想在周大新小说中的体现》《才子佳人小说的叙事模式》《论“本事”与“情节”的关系》《论昆德拉的小说理论》《论赫什的“意义”与“意味”》等等,但不强制要求一定是本题目,学生可以举一反三,自己命题,自由写作。这一时间约为三周,通过三周的练习,学生要写出一至两篇文章。 (三)必要的延伸措施: 及时反馈评论必须说明,无论在文学作品写作,还是短文评析、长文写作期间,反馈评价机制要一直跟上。在学生写作后,教师要及时批阅学生文章,开始之时,应全部阅读,逐一写出评语,并在课堂上讲评,指出普遍存在的问题,给出解决的方法。这当然是一个费时费力的工作,但教师一定要认真对待,不可敷衍,否则会伤害学生的积极性,使课程改革试验起不到预设的效果。一段时间后,可以采用学生自评和互评的方式,而这里,学生互评的效果会更好。 三、不足之处与应对措施 毫无疑问,光靠专业课教学来完成学位论文的写作是不够的,这只是一种辅助方式,要真正解决好这个问题,还是要开设学位写作课程。这一课程可以在三年级第二学期进行,应由写作经验较为丰富的教师来授课。那么,包括中文专业在内的文科本科学生的学位论文写作指导应当教授什么内容、采取什么样的步骤呢?根据笔者的经验,课程内容应在查阅过去毕业学生的学位论文中经常出现的问题、并向学生做出调查询问的基础上设置。一般来说,主要是:(一)理论知识的讲解。这包括1.对毕业论文的作用和意义的认识。2.了解论文类型和题目类别。3.选题的原则和方法。4.材料的搜集与整合。5.大纲与开题报告的写作。6.具体论文的写作与修改。7.格式规范。8.答辩准备等。(二)学位论文范文讲析。(三)实际练习。以训练学生列提纲为主要方法。 (四)讨论反馈等内容。 但也要根据学生实际情况,有所删减,有所突出。总之,针对学生写作水平不高的现状,要把论文写作的知识和能力贯穿在基础课程的教育教学当中。《文学理论》教学更应当自觉地担负起这一任务,在文论教学中,教师要有意识地培养和训练学生的理论思维和写作技能,提高他们实际写作的能力,进而整体性地提高毕业生学位论文的质量。 作者:石长平 单位:许昌学院文学院 文学理论论文:古代文学理论发展论文 (一)乐而不淫,哀而不伤———中和思想“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句出自《论语•八佾》:“子曰:‘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可以看出,“乐”与“淫”、“哀”与“伤”是两对相近的词,不过是程度不同而已,“乐”至极为“淫”,“哀”至极则是“伤”;所谓“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则是讲感情不能太过,要适中,也就是后世所总结为的中和。当然,正如有关学者所指出的,这里的《关雎》不仅仅就《关雎》这一首诗而言,这里的《关雎》应该包括整个“诗三百”,只不过《诗经》之首的《诗经》表现得更加明显罢了,正所谓“哀乐并举,亦可使人体悟到一种性情之正,有超乎哀与乐之上者”。这种中和对应的正是孔子所说的“过犹不及”(《先进》),其实在孔子的其他言论中也多有体现,所谓“允执其中”(《尧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子路》)即是如此,至于“礼,与其奢也,宁简;丧,与其易也,宁蹙”(《八佾》),“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子路》),虽看似有点不得已而言之,但其实还是体现了一种中和思想,后世对于文学思想的很多评论也延续了这种“A而不A”或“A而不B”的评判方法。这种中和思想发挥到一种极致,便成为了中正乃至纯正的思想了,这就涉及到对于《诗经》思想的解读了。 (二)思无邪———善?真?《论语》中的“思无邪”出自《为政》“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这三个字本是《诗经•鲁颂•驹》:“以车祛祛,思无邪,思马斯徂”的一句。一般认为“思无邪”是说《诗经》的思想纯正,后世为了证实这种说法的正确性,不惜歪曲《诗经》中的某些篇章,譬如《毛诗序》将《关雎》一诗解释为歌颂后妃之德即是此例。这种说法被引申开,即是说《诗经》中的诗意在劝善而惩恶。但是正如有的学者所强调的,《诗经》中的“思无邪”本来是在歌咏马,马岂有邪正?而且,“祛祛”,是强健貌,而“徂”是行义;所谓“以车祛祛,思无邪,思马斯徂”,说的是马直路行走;而其中的“思无邪”的“思”只是语助词,没有意思,“无邪”乃直义。也就是说“三百篇之作者,无论其为孝子忠臣,丑男怨女,其言皆出于至情流溢,直写衷曲,毫无伪饰,此即所谓诗言志,乃三百篇所同”,台湾学者李炳南和唐瑜凌等人也认同这种说法,并且认为“邪”字念“虚”音。这样看来,将“思无邪”理解为思想纯正,大概并没有真正把“思”作一个助词来看待,但是这仍然不失为一种可行的解读。这两种解释,一种偏向于思想的纯正,一种偏向于内容的真实。如果原意正是后者,那么,孔子在整部《论语》中不仅探讨了美与善的关系(所谓《八佾》中“尽善矣,又尽善也”所言),还探讨了真的问题。 孔子直接探讨《诗经》的言论其实不多,不过他与门人子弟对于《诗经》中诗句的问答以及其他一些与文学有关的言论则对于后世的影响较为深远,远远甚于孔子对于《诗经》解读的影响。 (一)实用上的断章取义《论语•八佾》篇中有言:“子夏问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何谓也?’子曰:‘绘事后素。’曰:‘礼后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诗经》中本无“素以为绚兮”句,子夏所说的几句是描述一个美女的,但孔子认为,一个纯洁的女子要先知礼才是真美。②而“子贡曰:‘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子贡曰:‘诗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谓与?’子曰:‘赐也,始可与言诗已矣,告诸往而知来者’”(《学而》),这章中用“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诗经•卫风•淇澳》)来解释“贫而乐,富而好礼”的所谓“精益求精”。而根据有关学者研究,“子谓伯鱼曰:‘女为周南、召南乎?人而不为周南、召南,其犹正墙面而立也与?’”(《阳货》)也意在让伯鱼(孔子的儿子孔鲤)领悟诗意而早点结婚生子,含蓄地运用了《周南》《召南》多男女爱情、婚姻家庭的表层意义。可以看出,孔子以《诗》为修身之具,与外交场合赋诗言志一样,是可以离开全诗的本来意义而断章取义为我所用加以发挥的。诚然,“唯其因为目的在于应用,所以孔门言诗往往断章取义,借题发挥,甚至只是作为一种语言材料来运用,阐说的对象和原诗的本意常是风马牛不相及的。这就开了后来经学家任意曲解诗义的先河”。后来的孟子虽然提倡“以意逆志”,其实也还是不免断章取义。而这种断章取义,在后世对于“经”的解读上显得更加显明,《诗大序》将《诗经》解读为“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的怨刺功能即是此例,这种解读与孔孟为我所用的思想虽然不无继承关系,但是后者显然是一种歪曲,与孔孟的实用观相差甚远。 (二)寻章摘句所谓断章取义,可以说就是按照具体环境对诗歌的意思进行解读的意思,这在春秋时代比较普遍,在《左传》中多有记载。譬如襄公二十七年,伯有赋《鹑之奔奔》以表达对于郑伯的不满,而原诗却是卫人讽刺其君上宣姜的荒淫无耻,显然,这里赋予了诗本没有的意思。而这种断章取义如果走向另一面,就是一种“寻章摘句”了。所谓“寻章摘句”,就是用摘取诗中的一些语句来对诗歌进行概括,当然,这种摘句,很可能运用了原诗句的意思,也很可能在对原诗句进行了改造,但无论何种情况,都只“突出了某一点或某一方面,从而形成不同的关注重心”。《论语•为政》:“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正如上文所言,“思无邪”出自《诗经》,孔子用这三个字来概括《诗经》,很可能是在说《诗经》的思想纯正,也可能是在说《诗经》内容的真实;如果是前者,显然是在对原诗句进行改造,而后者则符合原诗句的意思。无论怎样,我们将这种摘句的传统归之于孔子,虽然显得唐突,但是仍然不无道理,因为后世的解经者或文学家都在先圣那里找到依据,以作为自己突破的勇气和决心。这在下面的德言之论中表现得更加明显。 (三)德言之论所谓德言之论,出自《论语•子路》:“子曰:‘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这种言论当然有轻言论重道德的意思,其实儒家的经典大都有这种倾向,譬如《左传》中所言“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襄公二十四年》),就将“立言”放在“立德”“立功”的后面。这种重德轻言的思想为历来的治经者所接受,但是,将德言之辨提上日程却始于文道之争。“言”在渐渐演化中,成为了一个与“文”相提并论的概念;“道”本来是指前辈先哲们的大道,荀子、刘勰的“原道”、“征圣”、“宗经”即是如此,即使在古文运动倡导者韩愈那里,其实还是在说先辈们的大道。不过在韩门弟子,即古文运动的继承者那里,则渐渐发生了分歧,本来在韩愈那里文道并重的思想分化为两派:一派重道,一派重文。重道的一派将古文道统与儒家道统合二为一,仁义与文章合二为一了,自然也就是提倡“有德”在先,即“有德者必有言”。宋代的道学家更是使其成为一个备受争议的话题,朱熹虽然也重德轻文,但是他却对于“有德者必有言”表示怀疑。这涉及到文统与道统的关系等等。但如果引申言之,则可以发现,这个德言之论其实与人品—文品之辨有所重合,这更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了。其实,这个话题又牵涉到文质的问题。 (四)文质彬彬“文质彬彬”出自《论语•雍也》“子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质,是本质。胜,多。文,是文采。野,包咸注:“如野人”。史,古注有两层意思:史书,史官。这句话的意思是:本质多于文采,则如野人,文采多于本质,则如史书。史书乃史官所写,不免有所偏废或言过其实。子贡也说过类似的话:“文犹质也,质犹文也。虎豹之鞟犹,犬羊之鞟。”(《颜渊》)这两处的意思本来与文学没有太大联系,不过后来被引入文学中,譬如刘勰《文心雕龙•情采》中所言“圣贤书辞,总称‘文章’,非采而何?夫水性虚而沦漪结,木体实而花萼振:文附质也。虎豹无文,则鞟同犬羊;犀兕有皮,而色资丹漆:质待文也”,这就将文质与文章的内容—形式等同起来。其实,在孔子的其他言论中还是谈及到了内容形式的问题。比如“辞达而已矣”(《卫灵公》),不过孔子所说的“辞”到底还是偏重于政治外交辞令,几乎不涉及文学,并且这句话看起来说的是那样轻巧;即使《左传》中孔子所说的“言之无文,行而不远”(《襄公二十五年》)也一样不属于文学,但是对于内容和形式并重的观点还是比较明显的。在孔子之后,却有许多学者将“文质”“辞达”纳入到文学体系内进行阐释。 (五)述而不作“述而不作”出自《论语•述而》:“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于我老彭。’”老彭者,商朝的贤大夫。孔子自言只述而不作,《论语》即是秉持这种宗旨的结果,即使相传为孔子所作的《春秋》,也是不得已而作。孔子和老子都有一种向往恢复到古代那种社会的情结,孔子是想恢复到礼乐文化昌盛的西周时代,老子向往那种“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的小国寡民时代,其实,这都是一种复古的念头。这种复古的思想,其实在后来愈演愈烈:对于新鲜事物进行打压,而对于古代的东西都一味推崇。可是,新出现的事物,经过一段时间或历史,也还是会变成“古”的,这就造成一种恶性循环。对于新的事物保持距离,使得人们无法认清新事物的优缺点;而几乎全盘接受旧的事物,也就把旧事物的一切视为精髓或营养而吸收掉,这就导致中国文学缺少当下的反思。这种复古思想历代都有,越接近封建社会晚期,这种思想也就越突出,比如明朝的前后七子以及唐宋派、秦汉派等即是如此。而与这种思想相关的另外一个表现就是是古非今,历代都出现过这种声音,譬如挚虞的《文章流别论》中在谈到文章流变时就认为今不如古,前胜于后。 (六)升堂入室所谓《论语》中的“升堂入室”,出自《先进》篇:“子曰:‘由之瑟,奚为于丘之门?’门人不敬子路。子曰:‘由也升堂矣,未入于室也。’”其实无关文学,孔子只是在说子路入道虽然还不够深入,但是已经不浅,叫门人子弟不得小觑了子路。后来的钟嵘在《诗品》中评论曹植陈思王时曾这样说道:“故孔氏之门如用诗,则公幹升堂,思王入室,景阳、潘、陆,自可坐于廊庑之间矣。”钟嵘直接将孔子的“升堂入室”运用到对于人物的评论上来。唐朝张为《诗人主客图》将中晚唐的诗人分为六主、上入室、入室、升堂、及门五等,虽有偏颇,但将钟嵘的这种做法更细化了。后来江西诗派的吕本中在《江西诗派图》将一个诗派的人物归入一类,也有这个意思在,而后来的方回,其在《瀛奎律髓》中为江西诗派重续家谱,提倡“一祖三宗”(杜甫;黄庭坚,陈师道,陈与义)之说,则更加明显。这种突出一个宗派之内的座次排名的做法,如果仅仅限于一个派别之内,而对其他门派不予借鉴,则很可能造成门户之见,这就是下面所要讲到的内容。 (七)攻乎异端,斯害也已“攻乎异端,斯害也已”出自《论语•为政》。其实在孔子那里,诚如钱穆先生所解释的,“攻,如攻金攻木,乃专攻义,谓专于一事一端用力。或说攻,攻伐义”,“异端,一事必有两头,如一线必有两端,由此达彼。若专就此端言,则彼端成为异端,从彼端视此端亦然”。但是也有解释说,反对圣人之道的都为异端,并且还举例,说释家、道家和儒家很多地方相互抵牾。虽然这种说法纯粹是歪曲,是无稽之谈,因为孔子时代,百家争鸣,根本还没有形成一个派别,道家和儒家还只处在形成中,而佛家还要等到西汉末年才传入中国。但是,这种说法还是被后世许多人所接受,他们拘于自己的小天地或派系之内,对其他派系进行攻伐,且常常引此言证明圣人孔子已有先见:攻于与自己不同的学问就要大家鞑伐。这显然是门户之见的缺陷了。 孔子对《诗经》的探讨,在其儒家创始者身份的影响下,后世对于《诗经》进行了更为广泛的研究,并在西汉时代形成了以《诗经》为首的经学研究体系,从而对中国的文化产生了很深的影响。而《论语》中的其他言论,虽然已经超过了文学范畴,但是,由于孔子和《论语》本身的流传,后来的的某些见解则留下了孔子或《论语》的影子,将这些言论完全归之于孔子和《论语》的影响,虽然显得有点幼稚,但是,这可以使我们更加认识到文化之间内在的联系。 作者:聂家伟单位:云南民族大学人文学院 文学理论论文:探究式教学的文学理论论文 一、问题主导,培养学生大胆质疑的习惯 在传统教学过程中,学生往往处于被动局面,在强行灌输的过程中被迫接受枯燥的理论知识。探究式教学理论改变了这一传统教学模式,它主张通过问题的提出,激发学生的主动性,在活跃的思维过程中确认学生的主体地位,在循循善诱的引导中让学生在问题探究中感知理论的深度,拓展自己的认知。问题的提出意义重大,不仅可以诱发学生的思考,而且可以激发学生内在强烈的求知欲。有了问题才可以让学生深入思考,突破事物的表层与形式。在文学理论教学实际中,因为理论自身深度和难度需要老师在问题情境中引导学生,而且,老师不直接给出答案,这个过程需要贯穿整个课堂始终,在积极思考过程中,结合具体文本、具体文学现象、文学思潮等逐步让学生认识到问题的本质是什么。通过问题的提出让枯燥的理论知识慢慢内化成学生的体验,在体验的过程中让学生从文学现象的感性认知逐渐过渡到深入的理性思考。问题主导式教学均是从同学们感兴趣的问题入手,在文学理论研究中关注热点、关注理论前沿与文学理论教学关注现实、关注生活中的审美现象不可等同。现实中,文学理论和文学实践之间的关系如何?文学理论未来发展如何?这些问题固然重要,但不是理论教学要解决的问题,而是学术研究和理论发展面临的问题。我们面临的首要问题是:文学理论教学如何通过可操作性的实践设计,将貌似枯燥、教条的理论和生活中的文艺现象联系起来,恢复其本有生命力。要求学生把讨论中的理论要点、基本观点形成文字,特别注意引导学生建立自己的观点,形成自己的论证结构,并学会对自己的论证进行概括和总结。主动思考问题是获取知识的最佳途径。积极调动学生的学习能动性,让学生自主寻找和发现知识。相信通过持之以恒的努力,逐步扭转学生对文学理论课程的错误认识,培养其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起到真正训练学生理论思维、提高学生理论素养的作用,从而使文学理论教学获得预期的教学效果。 二、合作与交流,开放探究环境 探究是一个过程,探究是一种行为,同学之间需要展开交流,这是培养学生口头表达自己思想和倾听别人意见能力和态度的需要。使课堂教学真正成为既能让学生自主探究,又能促进师生、生生合作互动,以培养适应现代化社会生存发展的人的阵地,教师在教学中“教会学生合作学习”,已经成为当今世界教育普遍关注的重大课题。文学理论教学不单要求学生掌握文学基本概念和文学理论基本知识,更善于引导学生进行理论思考,培养学生应用理论的能力和理论思维能力。理论不仅是一种知识,更是一种精神。在理论学习过程中,教师要善于发现学生的好奇心,激发学生的求知欲,让学生逐渐进入到自主学习氛围中,培养学生独立思考问题的能力,尽力为学生营造深入学习理论的良好氛围,为学生创造一种宽松的环境。在合作性学习中,教师的功能在于设计教学方案,并以指导者和参与者的身份进入到师生互动中,引导学生体会个人目标与集体目标之间的依赖关系。要求学生运用已有理论分析作品,或者就文学现象对文学的普遍规律进行归纳,如讲授文学活动时,对世界、作家、作品、读者之间的具体关系,需要学生在具体作品中认识到文学源于生活,生活是文学产生的源泉,这个认识是在就这个问题具体文本讨论过程中清晰起来的。就作家和作品的关系、作品及读者的关系同样需要从不同角度激发学生的兴趣,多角度地思考,呈现出思考的多维度,让学生对问题中彼此的关系有明确的认知。就读者和世界的关系,在读者接受过程中,每个学生都是接受者,就这个问题谈自己在阅读中的切身体会,在阐释与批评中理解和诠释读者对作品进行评价反馈的重要性。学生在合作与探究过程中深入理论学习,不仅是对以往文学认识的梳理和修正,更是对理论思维方式的切身感知,与此同时强化学生对文学理论本身的理解。在学生自主探究的基础上,课下可以组织学生组建各种学习团队,针对文学现象、文学思潮进行相互交流与探讨,在师生互动的氛围中培养学生理论学习兴趣,不仅对课堂教学起到辅助作用,而且锻炼学生的思辨能力。 三、引导探究,课堂教学可操作性实践环节设计 文学理论是一门基础理论课程,需要系统阐述文学的基本知识、规律和理论,但是文学理论也是一门应用性课程。文学理论在理论指向和诠释方面具有多功能性,必须让学生清楚明晓文学理论的理论指向和最为合理、最适合的诠释方法。文学理论之间存在着相互渗透、相互沟通的关系,因而要让学生在理论视域方面认识到其交融互摄、旁通统贯、相浃相洽的思维脉路。文学理论具有广且厚的内容涵盖面和阐释的界域极宽的潜在理论因素。要顺利展开对一个理论问题的“探究”活动,仅靠课堂上三言两语的思考讨论是不能根本解决问题的,往往只能停留在问题表面,不能将理论深化。因此,注重课外资料收集,引导学生进行课外延伸思考是探究式教学方式的关键环节。教师在授课过程中要关注学术前沿,并及时把相关学术观点带给学生,让学生在文学理论应有的语境中审视文学现象,如果不站在当下文学发展语境下,那么学生始终都会把自己当做理论的外人,不能真正理解理论的发展状况。所有在探究理论发展过程中,教师要引导学生关注现实、关注当下。教师在具体课堂教学中需要针对具体实际调整教学内容,灵活针对学生提出的关于文学理论认知的相关问题进行讲授,层层深入,理解理论精髓所在。大学教学过程是一个复杂的感知体验和认识的过程,这一过程包含概念的接受、学科视角的形成、方法的训练和知识类型的再生产等。这些方面都建立在教学个体之间的感知和互动过程中。文学理论课程教学过程是一个在师生互动过程中推动学生对文学理论和文学现象的认知结构发生变化的动态过程,要求学生结合自身实际,加强逆向体验,增强学生解读文学与理解文学现象的能力。 21世纪以来,文学理论逐步形成形态多元、流派众多、体系变动不居的发展局面,在理论学习过程中,探究式教学法的使用不仅确立了教师的主导地位,而且明确了学生的主体作用,问题探究把文学基本理论和学生联系起来,不仅传授必要的文学理论知识,而且对学生思维能力起到培养作用。文学理论课程枯燥无味的传统教学模式在探究式教学的影响下会重新焕发出理论自身的魅力,在学生自主学习的基础上,培养学生理论思维能力,这对学生是受益终生的。 作者:吕佳单位:牡丹江师范学院 文学理论论文:大众文化语境中文学理论论文 一、文学理论教学采用理论讲解与案例分析相结合,案例分析不仅要引用文学经典作品,而且要大胆的引入大众文化热点问题作为实例 《文学理论》是一门理论性、基础性很强的课程,具有深奥性、抽象性、理论性、枯燥性的特点,现在的学生对纯理论性质的课程不感兴趣,即便学习了理论也不会应用于实践活动之中。文学理论的枯燥、难理解使得学生对文学理论课程的学习提不起兴趣,不能把文学理论学到的知识很好的用于实践活动中,解决现实中存在的问题。其实通过对文学理论课程教学的研究发现,文学理论课程蕴涵丰富巨大的信息量且近来发展迅速。这就给文学理论的教学带来了难度。大众文化时代,是个开放彰显个性的时代,当代大学生们大多数是伴随着电子媒介、影视、网络成长起来的,大众文化已经成为他们生命中的一部分,他们对新艺术、新形式、新媒介有很强的适应力、亲和力、接受力,比如他们对网络文学、动漫作品、大场面大制作的奇观电影感兴趣,而对于传统的经典的文学作品不感兴趣,甚至表现出对传统艺术形式的疏离,他们喜欢收看动漫作品、奇观电影,不喜欢阅读纸质文学作品,更不爱看同样是电视节目的京剧、越剧等表演艺术。当代大学生感兴趣的是一些形象的艺术形式,因此他们缺乏相应的理论基础知识,这样就很难适应由具象到抽象的思维方式的转换,因而学习文学理论这门比较抽象的学科就比较困难,感觉很难融会贯通,认为文学理论比较难学习难理解。因此,为了解决这种难接受、枯燥的理论学习,适应大众文化的时代特征,在文学理论的教学中,例证的选择、分析就举足轻重,在教学中所举的案例尽量适合大众文化时代的需求,尽量迎合学生的兴趣点。由此可见,文学理论教学中选择一个恰当的案例,既能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活跃课堂气氛,也能形象生动、深入浅出地说明一个原本十分枯燥、深奥的理论问题。翻阅多部文学理论教材发现,大多数教材多选择古今中外的经典文学作品作为例证,这些例子虽然能够达到有效说明理论问题的效果,但是太古板、生硬,缺乏新鲜性、时代性、活泼性。与当代大学生们感兴趣的热点问题相差比较远,难以调动他们的兴趣。经过多年的文学理论的教学,我发现当代大学生的兴趣点主要集中在奇观电影、动漫、电子读物、网络文学作品等方面,如果将这些学生感兴趣的大众文化现象引入到文学理论的课堂教学中,一方面提高了大学生的学习兴趣,即巩固了大学生原有知识结构,又提升了大学生分析理论问题的应用实践能力;另一方面也提升补充了文学理论自身的涵盖力。例如在讲到“叙事结构”这一节叙述视角内容时,我选取了陆川导演的电影《南京!南京!》加以分析,陆川导演的《南京!南京!》打破了以往抗日片中人物形象模式化、平面、视角单一的叙述模式。放弃线性叙事手段、采用独特的叙述视角,将日军的“反角”作为主角,采用了一个日本士兵角川的视角来经历南京大屠杀。《南京!南京!》虽然是历史片,但是视角很独特。把侵华日军还原成人,采用了一个日本士兵的视角来经历南京大屠杀。以一个日本兵的视角,一个占领者的视角来叙述,比较独特,新颖,比较能让现代观众接受,这表现出中国人已经有觉悟从更高、更开阔的视角来看待这场战争,而不仅仅着眼于民族情绪。但处理起来也有一些局限。陆川把角川这个日本人描写得太有血有肉,整条脉络和整个形象通过种种优美的细节自然铺陈。总之,大众文化时代,文学理论教学所面临着枯燥的理论如何选择合理的论据加以论证的困惑,选择什么案例对于讲课效果至关重要。在传统的文学理论教学体系中,当老师试图讲解、说明某一枯燥理论问题时,大多数选择古今中外的经典文学作品作为论据。这样的论据用得多了,就不新鲜了,学生不感兴趣,另外有时举到的文学作品的例子,学生没有读过,感到陌生,起不到说明理论的问题。然而,在大众文化时代,作为文学理论教学授课对象的大学生,他们经常面对的、感兴趣的恰恰不是所谓“文学经典”的文学作品,而是“应运而生”的众多身边的大众文化现象。他们感兴趣不是审美活动,而是大众文化产品如何生产、传播和消费等环节。因此,他们的接受经验、接受能力大多数是由消费性、娱乐性、游戏性产品的讯息刺激而形成的。这样,当文学理论老师用“文学经典”的文学作品来说明抽象、枯燥理论时,大学生因为缺乏体验,没有读过作品,具体情节不熟悉,始终处于隔膜状态,这样最有说服力的经典例子也就失去了说明理论问题的经验基础。因此,大众文化语境中的文学理论教学,不仅要引用经典文学作品作为例子,而且要大胆的引用当今热门的大众文化产品的实例。这样不仅是为了适应当代大众文化语境的要求,尽可能地吸引当代大学生学习文学理论课程的兴趣,关注大众焦点,而且也是为了通过对当代大众文化产品的解释、赏析,使文学理论知识在实际运用中变得鲜活生动起来,从而促进大学生对这些知识的理解掌握。 二、针对学生文学活动体验薄弱的情况,采用“情景模拟”、“对话”式审美体验教学模式,激发学生对各种文学活动的兴趣 文学理论来源于文学实践,反过来又去指导文学实践,而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缺乏的就是文学实践,学生只有具备了大量的文学创作和文学阅读的实践活动,才能更好地理解文学理论知识。“实践出真知”,学生只有经过大量的文学活动的体验,包括文学创作、文学阅读等体验活动,才能更好地理解文学理论中涉及的各种文学现象、各种文学原理。采用“情景模拟”、“对话”审美体验教学模式能更好地激发学生对于各种文学活动的兴趣。“情景模拟”就是讲到一些枯燥、抽象的理论时,通过设计一些直观、形象的情景,使抽象的理论尽可能的具象化,便于学生理解掌握理论知识,能更好地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调动学生掌握的中国现代文学、中国当代文学、外国文学、中国古代文学等学科的知识,给学生提供一个更好的展示自己的空间。比如我在讲到文学风格这一章时,为了证明有无文学风格,我就设计了“情景模拟”,即“一个小伙子遇到了一个彩票的漂亮姑娘,你模拟一下琼瑶、金庸、柯南道尔会怎么写。”我分别找了三个女生,三个男生,一个男生与一个女生自由组合成一组,让他们分别以琼瑶、金庸、柯南道尔的风格来模拟表演,学生调动了自己的想象力,生动演绎出了琼瑶、金庸、柯南道尔的风格,由此得出不同的作家创作风格是不同的,学生兴趣很高,发挥了他们的想象力、表演力,活跃了课堂气氛,使枯燥的理论变得直观、形象、易懂。再比如讲到戏剧时,让学生自编、自导、自演戏剧作品,在此基础上学生自己评价,这样戏剧的特点、分类等理论知识学生就自己总结出来了。学生自编、自导、自演的多幕剧《抢坐》、独幕剧《电热棒的故事》等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对话”式审美体验教学模式,即在课堂上与学生平等对话、交流,采用启发性互动式教学方式。具体应做到:一、在教学中多使用疑问句,反问句等形式以启发引导学生对文学理论问题的积极思考,多给学生总结发言的机会,帮助他们养成边学边思考、边运用的良好习惯;二是课堂对话和课下对话同时进行,课堂对话是在教授文学理论的课堂中,老师围绕本堂课教学中的重要内容,精心设计一些环节引发学生深入思考,或根据课堂学生反应情况,即兴提出一些引导性话题与学生平等对话与交流,用以来培养大学生进行理论思考的兴趣及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这种“对话”式审美体验教学模式既可以在课堂教学中进行,也可以利用课外业余时间,课下进行,如采用电脑播放古今中外的经典电影,或播放当今一些学生喜欢的热点视频,组织学生观看,观看后安排学生讨论、对话交流,让学生对古今中外的文学经典作品改编的影视剧有直观的心灵接触,然后再布置学生去阅读相关的经典文学作品原著,了解文学经典作品的内容,通过比较文学经典与根据文学经典改编成的影视剧,学生发现文学经典作品一旦改编成影视剧后就失去了其应有的意蕴。这样提高了学生比较学习的能力,提高了审美趣味。课下“对话”式审美体验教学模式就是下课后给学生提供适合对话的问题,引导学生在自己喜欢的场所,比如宿舍、餐厅、草坪自由结合畅所欲言地讨论,下次上课时再提供机会让他们阐述讨论的结果。老师与学生之间、学生与学生之间是一种平等对话的关系,这样可以提高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在文学理论教学过程要不断总结改进“情景模拟”、“对话”式审美体验教学模式,以适应不同阶段、不同基础的学生。全方位确立学生在文学理论教学活动中的主体地位。传统的文学理论的教学模式往往剥夺学生学习的主体地位,存在只是单纯的灌输、单纯应试等多方面的弊端。“情景模拟”、“对话”式审美体验教学模式,把确立学生主体地位首先放在第一位,充分发挥学生主动、自主学习的能力,强调激励学生的学习兴趣。“情景模拟”、“对话”式审美体验教学模式是对传统“课堂”教学的重大改革,它不但把课堂上与课堂下完美结合为互动状态,而且把审美教育、专业教育、思想教育和能力培养紧密结合起来,从而提高了学生学习文学理论的兴趣。 三、合理运用多媒体的教学手段,增强图像意识,大力推进文学理论课程改革 大众文化语境下,对文学理论的教学从对象到观念都提出了诸多挑战性问题,我们应该看到多媒体的教学手段的应用提高了文学理论课堂教学的生动性和丰富性。大众文化语境中,文学理论的教学应合理运用多媒体的教学手段,合理吸收传统的“黑板板书”教学的优点,大胆使用多媒体教学方式,增强图像意识,更好的推进文学理论的课程改革。多媒体的教学手段的使用大大提高了文学理论课堂教学的生动性、鲜活性和丰富性,多媒体教学手段的应用存在以下两点优点:第一,多媒体技术的运用有利于形声兼备的视像效果,吸引学生眼球,增加学习兴趣。例如在讲解“文学的形象性”内容时,我结合学生每天使用的手机,利用多媒体播放了影片《手机》的精彩片段后,提出了一个问题:手机短信是文学吗?让学生踊跃回答,为了拓宽学生的知识视野,提高学生的认识水平,我搜集了许多有关手机短信的视频资料,包括有审美价值的手机信息、手机短信连载小说《城内》、“全球通”短信文学大赛等,把这些资料做成多媒体课件,用以辅助课堂教学,使抽象的理论教学变得丰富多彩,吸引了学生的眼球,这一内容既在讲解的范围之内,又与学生的生活紧密相关,因而很具有现实意义,大学生学习文学理论的兴趣大增,他们讨论热烈,各抒己见。再比如在讲解“文学意境”内容时,我结合张艺谋的电影《英雄》,利用多媒体播放了影片《英雄》的精彩片段后,用张艺谋的话来说明意境的重要性,张艺谋曾经说过:过两年以后,说起《英雄》这部电影,你肯定把整个电影的故事都忘了。但是你可能永远记得一些有意境的画面。你会记得在漫天黄叶中,有两个红衣女子在飞舞;在水平如镜的湖面上,有两个男子在以武功交流,在水面上像鸟儿一样的,像蜻蜓一样的。为了拓宽学生的知识视野,提高学生的理论认识水平,我搜集了一些有意境的绘画,如朱耷的《荷花水鸟图》用多媒体课件的形式展示出来,吸引了学生的眼球,激发起了学生学习文学理论的兴趣。第二,多媒体容量大、直观、形象。多媒体教学综合应用文字、图片、动画和视频等资料来进行教学活动,而应用传统的“黑板板书”教学手段难以讲清楚,文学理论中一些抽象难懂的知识重点、难点,可以通过多媒体用直观、形象的方式表现出来。采用鲜明的图片,生动动画和视频使原本抽象、枯燥的理论变得更直观更形象!这样课堂教学活动变得活泼,生动形象有趣,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的“黑板板书”教学单调的模式,从而活跃学生的理性思维,激发了学生主动学习的兴趣。增强了图像意识,更好的推进了文学理论的教学改革。 总之,大众文化语境中的文学理论教学,应采用理论讲解与案例分析相结合,案例分析不仅要引经据典,而且要大胆的引入大众文化热点问题作为实例;采用“情景模拟”、“对话”式审美体验教学模式,激发学生对各种文学活动的兴趣;合理运用多媒体的教学手段,增强图像意识,更好的推进文学理论课程改革,建立一套适合于本校学生学习的文学理论体系。遵从文学理论课程的特点,重点培养学生学习理论知识的兴趣,尽量为枯燥理论注入鲜活生命,注重多媒体教学技巧的运用,使枯燥抽象的文学理论散发鲜活生动气息。 作者:王钦鸿孔莉李建春单位:山东济宁学院中文系 文学理论论文:翻译理念与新批评派的文学理论论文 新批评派不仅坚持以作品为中心的本体论文学观,而且还坚持对作品内部研究的客观主义原则。新批评派学者维姆萨特和比尔兹利提出对作品的认知要避免“意图谬误”和“感受谬误”。所谓意图,就是作者内心的构思或计划。他们认为作品的意义不同与作者的意图,探讨作者意图与分析文本无关。研究作品,没有必要去研究作者的意图,否则就可能导致作品研究的荒谬性,成为“意图谬误”。因此,新批评派极力反对在作品研究中受到有关作家的传记评介等先入为主的影响,新批评派强烈反对传统的对文学进行自传的和历史的阐释,因为“作品的真正意义存在于其内部结构,而与其创作者的传记或历史信息无关”(朱刚,2001:41)。“感受谬误”是说读者阅读作品时可能错误地认识和分析作品,片面强调自己的感受,而每个读者的感受各不相同,从而导致对作品阐释的印象主义和相对主义,新批评派反对印象主义的批评,实际上是试图将读者的情感客观化和作品的价值永恒化。“意图谬误或感受谬误的结果都是使诗歌本身作为一个具体批评判断的对象趋向消亡”(朱刚,2001:44)。维姆萨特和比尔兹利通过对“意图谬误”和“感受谬误”的论证,意在说明诗是自律的产品,虽然它是诗人心智的产物,但最终不由作者的意图或读者的个人反应所左右,诗的含义只能产生于诗本身。这种将作品与作者、读者和外部世界隔离的本体论诗学观,无疑也是理查兹的文学阅读班和后来的美国翻译研讨班所自觉或不自觉奉行的圭臬。 理查兹在其文学阅读班上曾经做过一个著名的实验,他选了13首诗印成卷子发给学生,这些诗的范围从莎士比亚的诗一直到E.W.威尔柯克斯的诗,但是不注明题目和作者,让学生读完后任意地写些评论。而结果理查兹颇为意外:著名诗人的作品不一定就得到好评,“二三流”诗人的作品反而被视为佳作。这一实验的影响广泛而深刻,“理查兹的教学实验,是新批评派的直接起点”(王锺陵,1998:163)。可以说,理查兹在文学阅读班上采用的文学教学方法和批评方法,造就了英美新批评派。如果从“意图谬误”的角度来看,这次实验似乎验证了:通常读者对作品的认识,容易受到社会对某个作家的既有评判标准的左右,从而导致理解的偏颇;但从另一角度来说,理查兹的实验似乎也说明了因为个体反应的多样性,读者仅仅从个体印象出发认识作品也容易导致“感受谬误”。但理查兹自己认为:“文本中应存在着一个‘统一意思’,读者也应该有一个‘统一的判断系统’,并据此对‘统一意思’进行评价”(许冬平、王东风,2000:42)。这是理查兹开设文学阅读班的意图所在,这一设想也成为后来翻译研讨班的前提和出发点,因为原文本的统一意义才使翻译活动成为可能。 在一篇题为《翻译理论探索》的论文中,理查兹认为通过恰当的训练,达到对原文一致的、正确的理解是可能的,而这正是后来翻译研讨班所要达到的目的,他们的翻译实践,正好成为这种训练的一种极好形式。也就是说,在新批评派的文学理论里,翻译活动被看作是理解和阐释的一种途径。正因为如此,翻译研讨班实际上是效法了理查兹在其文学阅读班上把文本与作者和社会隔离的做法,而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是因为他们所译作品的原作者本来就出自非英语文化圈,特别是一些中国古代诗歌作者的个人背景和社会评价不为英美人所了解,所以在客观上起到了理查兹在其实验中隐去作者姓名的效果。另一方面,研讨班通过对作品的集体阅读、研究、讨论、交流和翻译,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对作品的个体印象所导致的片面和狭隘的误读,从而达到对原诗的统一意义、客观情感及永恒价值的探求。总之,这种翻译活动,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意图谬误”和“感受谬误”对原作客观阐释的干扰,在翻译研讨班上,甚至不懂原文语言和文化的成员也可以参加翻译活动,这更是加强了这种效果。 并且,新批评派的学者在“细读”过程中如何把握诗的意义和构成要素方面提出了许多独特的见解。布鲁克斯和沃伦所合著的《怎样读诗》是论述细读批评方法的代表作,他们主张从诗的整体意象和意义中把握每首诗的特点。在《诗的张力》一文中爱伦•泰特提出诗歌语言中,有两个经常在起作用的因素:外延(extension)和内涵(intension)。“外延”是词的“词典意义”,“内涵”是词的暗示意义,张力是将这两个词的前缀去掉后的共核词:tension。它表示外延与内涵的协调,明晰和暗示的结合,意象和意义的统一,优秀的诗歌就是应该像这样富有张力,“诗的意义就是它的张力”(塞尔登,2000:300),退特在分析邓恩的一节诗时认为,“诗中的意义已完全融入“金子”这一意象之中,这里,内涵与外延是合二为一的,它们相互充实”(塞尔登,2000:301)。新批评大师兰色姆则将诗的构成总结为“肌质—构架”。“肌质”,就是那些活的、局部的细节,是诗的意象;“架构”是诗的逻辑优秀,是诗可以意释而转换为散文的部分。但诗不同于散文的独特性及其对世界本体的表现,都在于它的意象,可见兰色姆关于诗的结构的观点,实际上是偏重于肌质,即细节和意象的,兰色姆认为:“就现代诗人而言,他力求去达到意义的朦胧,通过众多意象去捕捉纷繁复杂、神秘莫测的世界,这也反映出诗歌的本体意识”(方珊,2000:181)。新批评的这几种代表性观点都不同程度地强调诗歌中的意象因素对把握诗的特征和意义的重要性,这对现代派诗歌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因为现代派诗歌就是要通过意象去表现一个与理性不同的世界,这些观点同样也深深地影响了翻译研讨班的翻译观,特别是诗歌翻译的理念。正因为如此,翻译研讨班把庞德的诗歌翻译方法作为他们效法的典范。 庞德不仅是意象派现代诗歌的开创者,并且也被认为是新批评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庞德在诗歌翻译,特别是在中国古典诗歌翻译的过程中,延续了其诗歌创作的思想,他在诗歌翻译中对原文意象的刻意追求是和新批评派对诗歌内部结构的论述,特别和兰色姆对“肌质”的强调是不谋而合的。庞德认为:“一个“意象”是在瞬间表现智慧和情感的复合体”(塞尔登,2000:329),这一点和理查兹对诗歌意义的看法倒是基本一致的:“一首好诗传达给读者的是诗人对世界的独特体验产生的有益的心理效应”(方珊,2000:129)。换句话说,在译诗时抓住了原诗中的意象,也就传达了作者创作时的思想情感和独特感受,这正是译诗的真谛所在。由此可见,美国翻译研讨班的研究过程中受到了新批评派积极地影响和有力地推动,在一定程度上自觉或不自觉地接受了新批评派以作品为中心的本体论文学观,遵循了新批评派坚持对作品内部研究的客观主义原则。同时,美国翻译研讨班形成了自身的翻译理念,进行了以诗歌翻译为主的实践活动,从而为美国文学翻译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作者:李丹单位:南京工业大学外语学院 文学理论论文:文学理论论文:信息时代中的文学艺术展望 作者:银兴贵 单位:贵州师范学院 一、文学艺术的自律诉求 阿瑟•丹托进而也说道:“认识实现之际,实际上也就不再有任何艺术的意义和需要了。艺术是某种知识出现过程中的一个过渡阶段。”[2]98 但我们知道,文学艺术的涵义是发展的、开放的和复杂的,我们不能用恒定不变的观念去框定信息化时代下这种多元的文学艺术现状。“无论媒体如何变化,文学是不会消亡的。诚然,文学是永远变化发展的,但文学变化的根据主要还在于人类情感生活变化,而主要不决定于媒体的变化。”[3] 鲁枢元进而诘问:“米勒认定传统意义上的文学将在飞速发展的科学技术的进逼下覆灭,……然而我却怀疑,与人类生命、人类语言、人类精神同根并蒂生长着的人类的文学,竟会如此仓促地被尖端电子产品轻轻抹去。”[4] 我们认为,文学艺术从存在以来,它一直都在给人以心灵的安慰与生命的安顿,“而伟大的艺术给人的安慰更是无穷无尽。艺术在未来将以何种形式出现是谁也无法预言的,但没有哪个健全的社会希望自己的存在可以不需要艺术。”[5]433 文学艺术终结也就标示着人类精神价值与审美的消亡,亦即表明人类生存的无意义。 其次,无论是论及以往文学艺术堕落、滑坡与危机的问题,还是信息化时代文学艺术终结的提法,在言说者们的头脑中都预设了一个衡量的尺度,说文学终结是因为把文学看成是认识世界的一种手段和工具,从这个角度看,信息化时代人们已经可以用其他手段了。 信息化时代下的文学艺术变化,改变了原有的文学艺术背景与知识谱系。文学艺术最优秀的精神本性在于它的自由性,而信息化媒介对自由精神的抒写与张扬,是文学艺术得以走进新媒介的前提条件,信息媒介为文学艺术审美的自由精神提供了又一个新颖奇特的理想家园。信息化时代,人们通过互联网来表白最真我的生命状态,让创作紧随信息化生存的情感现实,逼近鲜活的生命感悟,敦促文学艺术走向自我的真实表达,因为传统的文学艺术主要是精英艺术,它追求“畅神比德”、“文以明道”与“立言立心”进而“不朽”,它也要通过向善求真的审美化诉求来获得一种宗教式的精神信仰,而信息化时代下的文学艺术,它不是要济民救世而是要表现自我,不求崇高典雅与浑雄宏大,不企求终极关怀而注重兴致所至时的痛快淋漓,此时文学艺术的认同模式由社会性标准转向自娱而娱人的尺度。人通过言以不朽的目的消失了,言以自娱成了唯一目的。 再次,文学艺术所改变的是叙事模式,而不是它的主题,这就涉及到了文学艺术生产的历久更新的问题。艺术生产这一概念,是马克思在1857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第一次明确提出来的:“就某些艺术形式,例如史诗来说,甚至谁都承认:当艺术生产一旦作为艺术生产出现,它们就再不能以那种在世界史上划时代的、古典的形式创造出来。”[7]28 之后在马克思的众多论著中,都有精辟的论述。 众所周知,艺术生产思想,早在马克思之前就曾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萌芽、发展过程。柏拉图早在古希腊时代就曾把诗(是一个广义的概念)当成是一种模仿,“模仿确实是一种生产,只不过它生产的是影像,如我们所说,而非各种原物”[8]77 。柏拉图把诗等艺术产品当成人类以自身作为工具时所独具一格的一种形象的艺术生产。柏拉图已经认识到了艺术创造与生产制作有着密切的联系,当然,柏拉图的这一见解是与其“理式”说紧密相关的。 柏拉图之后的亚里士多德也把艺术视为生产,但他更强调艺术家所特有的创造力和能动性,“一切艺术的任务都在生产,这就是设法筹划怎样使一种可存在也可不存在的东西变为存在的,这东西的来源在于创造者而不在于所创造的对象本身”[9]70。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所有技术都与生产有关,创造就是去思虑某种可能生成的东西如何生成,这就是意指艺术生产,它是通过人的思维将可能存在的也可能不存在的东西创造出来。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全面地考察了人类生产活动(包括艺术生产活动)之后,提出了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这一重要命题。马克思对生产(包括艺术生产)的看法,就是强调主体的人及其心理能力,人的这些本质力量就必然会在他的生产劳动中对象化出来,任何真正的生产都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之后的本杰明等人也对艺术生产提出了他们的见解。在《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1933)中,本杰明提出了他的艺术生产论的主要概念———机械复制,并以此为基点,来考察从古代艺术到现代艺术的发展过程以及艺术生产对物质———技术手段的依凭关系,最后得出结论说,人所制造的事物总是可以被仿造的,艺术作品在原则上是可以进行复制的。 我们认为,文学艺术生产是一种富蕴审美价值的精神活动,它属于“那些更高地悬浮于空中的思想领域”[10]484。这是因为,文学艺术的价值产生、存在于人对事物的审美需求之中,在人的形成及其社会发展中,审美需求作为情感化、诗意化把握世界的一种方式,是人类生存需求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二、文学艺术的生存方式 信息技术的革新、进步带来了文学艺术传播方式的改变,而传播方式的改变对文学艺术的影响不只是载体上、形式上的,它同时也使文学艺术的内容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原因是科技的发展或多或少地总会带来文学艺术的新变革,促使文学艺术产生新的变化,文学艺术随着纸质媒介到电子媒介的转变,经历了一场深刻的革命,人的生命的体验与满足也应据此而加以调整:“生命追求与满足的内容,也就是艺术的内容;生命的感受器官所可能接受的色彩、音响和语言结构关系,才是艺术使人产生审美愉悦的表达方式。”[11]259 我们知道,文学艺术的每一次变革并不意味着是对原来的文学艺术生产的彻底消解与颠覆,而是以主流和非主流、大众与非大众的形式共存共生,毕竟文学艺术是在继承以往传统的基础上,才又创造出新的表现形式,进而更加有力地抒写人类的现实生活。 第一,从纸质文本式微向“读屏”转化。信息时代的到来,文学艺术正在进入一个世界图像时代:“世界图像并非意指一幅关于世界的图像,而是指世界被把握为图像了……世界图像并非从一个以前的中世纪的世界图像演变为一个现代的世界图像;不如说,根本上世界变成图像,这样一回事情标志着现代之本质。”[12]97 当然,“世界图像”的创制并没有改变文学艺术存在的基本前提,因为这个基本前提就是创造文学艺术和需要文学艺术的主体———人,毕竟人最终还需要语言的交流与交往,同时也需要具有以语言为媒介的审美意识与审美需求。 文字的产生是人类智慧的有力体现,自从文艺作品以文字作为载体进行传播以来,人类就习惯于使用其作为表情达意的工具。然而到了今天,“读图”胜于读文,“读屏”多于读书,在文学艺术审美视界里,视觉文化己经创生出一种有别于传统文学艺术的审美范式:真实、自由和直观。这就是说,文学艺术的图像转向不但标示着是一种文学艺术范式的转化,而且还意味着一种思维范式的转换。这是人类能动地掌握世界,自觉地按照美的规律进行创构的伟大壮举,也是人区别于其他动物的自由自觉的活动的确证,更是人的主体性的集中体现。我们认为,进入图像世界的文学艺术仍然是人的文学,它既是写人的,表现人的,又是为了人、写给人看的,因为人类看待世界的过程就是真理的开启过程。如果远离了人,远离了人类的生存状态,远离了人的思维与语言,而去研究信息时代的文学艺术能否存在的根由,那便丧失了人文传统与人文精神,那就必然会陷入技术至上论的怪圈,从而也就只会在信息数码图像这一时代幽灵面前麻木茫然,徘徊乃至悲观。 事实上,随着文学艺术的信息网络化,使得多种艺术形态得以有机地融合在一起,达到了一种声像互补、图文并茂的仿像艺术境域。而这“仿像”是一种“没有原本的东西的摹本。”[13]199它和古希腊理论家所说的“摹本”是截然有别的:“摹本”是对原作进行的一种模仿、改编,原作具有真正的存在价值,是实实在在的东西。当然,摹本也有价值,但其价值是从属性的,它也可以帮助我们获得现实感,使我们知道自己所处的地位。而“仿像”却不一样,它们是那些没有原本的东西的摹本,“仿像”虽然也必须经过人手,但却是没有原作,它是对非存在的模拟,它是从模型中产生出来的超真实,它是把一种不在场呈现为一种在场,把想象、虚拟的东西描绘为现实实在的东西。仿像瓦解、颠覆了与现实事物的任何比照,将现实事物吸纳进仿像之中。正如周宪所指出的:“仿像的生产必然导致现实和影像之间关系的颠倒。 ……人们不再是通过真实之物来理解这个世界,而是通过影像来理解和解释这个世界。影像的极度真实取代了日常现实,我们的思想和生活越来越明显地受到影像的制约甚至控制。”[14]133 人们的日常生活的视觉空间正日益地被信息带来的图像所占据,人与现代世界正逐渐建立起新的关系,人类生存空间的现代生活节律被信息化波及,意识空间慢慢被信息所影响,人们的兴趣、需求、思考、判断、幻想,越来越多地围绕着信息媒介所形成的图像而展开,这一切变了,而表现人的文学艺术当然就不得不变。 第二,从单向阅读向互动交流转变。传统文学艺术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种相对固定的“书本阅读”形式,无论是以纸质形态存在的文学艺术作品,还是通过技术处理之后放在屏幕之上的影视艺术作品,读者仅能被动地单向“阅读”作品。而与此不同的是,在信息化时代,文学艺术作品的创作与接受都转到了一个较为开放的领域,创作者不再受年龄、身份以及性别等差异的束缚,他们的写作更为随意与自由,只要其高兴抑或愿意,随时可以在网络上“灌水”或者“涂鸦”。而从文学欣赏的角度而言,因为受众凭借了网络资源所蕴涵的极大的自主性与丰富性的审美空间,欣赏者充分获得了文本的选择权,因而不再被动、单纯地受传统媒体所钳制。 在过去的几百年中,印刷媒介的不断变革也一直在不停地影响和改变着文学艺术生产的内容和形式。社会文明的进步与科学技术的发展,使得异军突起的信息媒介快速地改变了当下文学艺术的发展。人类文明的进程总是伴随着传播方式的进化,而传播方式的变化又是促进文学艺术体裁随机演化的重要因素。在人类历史上,每一次技术革命,都对文学艺术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造纸与笔墨技术使原始状态之下的口头创作日落西山,从而转向了以书面创作为主体的文学艺术;印刷技术的发明与使用,又为文学艺术文本的广泛流通与传播提供了便利。而在当今时代,随着信息技术的日渐繁盛,文学艺术的发展又不得不面临着一个新的关口———超文本技术。人们通过这一技术实现“点对点”的实时交流,每一个人都成为潜藏着的交流对象,这从更深层的意义上刷新了人际交流的模式。 时代在进步,媒介在更新,而文学艺术也在不断地向前推进。传统的文学艺术作品的审美欣赏,通常是单向度的。欣赏者即使拥有充分的创造空间与艺术想像力,但是,其与所处于另一极的作者以及作品,他们难以进行有效的沟通,因而就不能改变原有艺术作品的形态。而在信息网络的空间世界里,文艺作品的欣赏却是双向度的,它可以在不同层面上实现审美欣赏的互动性。作者可以凭借网络,对自己所创作的作品进行阐释,解答读者的疑问,并尽可能地提供其创作该艺术作品的创作动机与文化背景。欣赏者也可以直接参与到作品的创作当中,从而改变作品的人物命运、情节结构、事件结局与主题思想。在网络上,艺术作品真正的吸引力在于其互动性。这是因为,信息网络介入文学艺术作品之后,新的文学艺术作品样式层出不穷,它们借助网络技术,实现了不同于传统的写作模式,在网络媒介所提供的互动空间里,透射出了一种大众参与文学艺术创作的生命气息。正是由于这种别具一格的超媒体写作模式,不仅跨越了文学艺术作品创作和欣赏惯有的平面化单向模式,使创作与欣赏不断向立体化方向拓展,还进一步让文学艺术的创作、阅读、鉴赏与批评等众多环节融为一体。这是因为,在信息网络上,选取不同的链接路径,就代表着作品在另一个层面上重新整合,同时,在线阅读,其本身也就意味着是一种创作。自文学艺术栖居于网络之后,文学艺术的创作、阅读、欣赏以及批评,就有了一个可以即时、互动交流的审美平台,信息网络的重要价值,就在于信息资源共享和传递的即时性,文学艺术由单向阅读转向互动交流,文学艺术凭借着网络媒介实现了审美形态上的一次转换。 第三,从物质性向非物质性转化。在人工传统的书写时代,由于修改很不容易,创作者必须严格遵循文字所因袭的线性逻辑,这是因为,文字一经从头脑中的形象转化成书写形态,就会面目一新,成为一种独立的存在,而电脑显示屏与手写的痕迹不同,电脑将创作个体的痕迹完全从写作中抹去,致使书写标记非个人化、私人化。我们可以将在电脑上写就的并且保存在软盘上的一部文本和人工手写的、甚而是打字的文本作个对比,人工手写体具有原稿价值,学者和研究者通过看原稿进而希望借此更能接近创作者的本意,或者可以从当中找到“真迹”,甚而推测出该文本的变化、演进过程,这些变化常见于抹除、替换、删除、眉批、添加等过程中,这或许就是图书馆与收藏家常常会花费大量资金来搜集这些代表真实性的手迹的根源所在。而电脑书写的情形是:其所书写的痕迹,已经非物质化了,这是因为,人们在敲打键盘的过程中,已将自己脑中浮现的语句录入电脑,这对于物质材料的依存程度而言,它仅存在于电脑中的存储系统中,这与人工手写时代的物质实存方式构成了鲜明的对比。 信息化时代,即使是很有名的作家,如果其在电脑上进行创作,毋庸置疑的是,任何一个收藏家或者文学博物馆绝对不会花钱购买存有创作者文档的光盘或磁盘,因为在这一载体上,创作者创作时的真实性与原创性的痕迹,已经被这种符号存在非物质化的媒介消除掉了。 另一方面,电子书写中产生的非物质化特性,是网络作为文学媒介得以存在的、具有大量空间的技术基础,正是由于电脑网络技术的广泛运用,使得许多以往需要面对面或面对实物时才能获得信息的方式发生了变化,其可以更快捷、方便地通过电脑网络来获取,进而减少了以往必须直接进行物质、能量交换的繁复程序,真正应和了马克思所言:“劳动表现为不再像以前那样被包括在生产过程中,相反地,表现为人以生产过程的监督者和调节者的身份同生产过程本身发生关系。”[15]218电脑网络传输与处理信息快捷、方便,交互联系面广,存贮量大,这就在众多方面极大地延伸了人脑的功能,可以说,它不再仅仅是一种单一的生产工具,而且在人们的平常生活世界里也得到了更为普遍的应用,从而尽可能地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与生产方式。这一切,使得人们通过电脑这一平台,让拼贴、复制简便易行。同时,由于信息化时代网络技术的手段超越了传统的信息传播形式所逼促的时空限制,人们可以简易、方便地获取信息,大众心理也就逐渐养成了追求简易、方便的趋势,一些网络上盛行的新闻炒作,其往往比较短小,容易获取,并且绝大多数是娱乐性质的,人们可以快速地获取、享受抑或忘却,并不需要做理性的反思,仅仅只注重追求一种感官上获得愉悦的快餐文化。 在信息技术所构成的生存空间里,传统的文学艺术观念、创作方式等均已发生了重大变化,而此时的文学艺术,栖身于多元、互动的虚拟平台,不管其在内容上有何变化,它都以其独特的形式直接或间接地反映出正在深刻变化着的人们的生活。文学是人学,是人的思想意识、情感的外化,因而,文学艺术的创作就应该是大众心灵化与个性化的抒写,也更应该是人类精神活动的独特审美范式。基于此,文学艺术的价值在于,人类通过审美的独特方式来进行生命体验与追求生命的满足,进而对社会历史以及人类精神的深刻追问、感悟以及思考。 文学理论论文:师范学校文学理论课程探讨论文 论文关键词:文学理论;高等师范院校;课程改革;中学语文课程改革 论文摘要:基于文学教育在中学语文教学中的重要地位,文学理论课程体系对于高师院校中文系学生的培养具有重要的意义。调查显示,当前高师院校中文系在文学理论课程的教学中存在着诸多问题。它要求我们在编订具有时代性、前沿性同时又不乏普适性的文学理论教材以及开设相应的课程以加强文学理论教学的实践性、时代性等方面做出不懈的努力。 文学理论是高等师范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课程体系的一个重要构成部分,按照一般的观念:文学理论是一门“以美学方法论为总的指导,从理论高度和宏观视野上阐明文学的性质、特点和一般规律”,的学科,它的建立要以文学史提供的大量材料与文学批评实践所取得的丰富成果为基础,同时为文学史、文学批评提供理论指导。文学理论课程体系对于高等师范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专业素质的提高有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它直接关系着学生的理论水平,决定着学生能否以科学的方法对具体的作家、作品、文学现象进行科学的分析与评价。然而,在具体的教学实践中,我们在很大程度上偏离了这一目标。现实中的情况如同相关学者指出的那样:“在大学的文艺学研究与教学中,或者说在教科书形态的文艺学知识的生产与传播中,文艺学的危机就表现得尤其突出。学生明显地感觉到课堂上的文艺学教学知识僵化、脱离实际,它不能解释现实生活中提出的各种问题,也不能解释大学生们实际的文艺活动与审美经验。在当前高校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教学中,这样的现象是屡见不鲜的:教文论的不讲作品,讲作品的没有理论,理论因为与生动的文学实践相隔离而显得抽象、缺乏实际意义,文学实践也因为缺乏理论的引导而显得感性、随意。尤其是对于高师院校而言,人们往往对于那些玄奥、费解的理论观念对于中学语文教学的实际意义存在着疑虑,这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人们对于文学理论相关课程的开设价值的怀疑。 这种状况的存在固然与人们认识上的某些误区相关,但它也与我们在文学理论课程教学中存在的许多问题有着直接的联系。在围绕着“高师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面向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的研究与探索”这一课题所展开的一项调查中,笔者曾向近十年来由各高等师范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分配到中学从事中学语文教学的毕业生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如果你有机会回到高校中文系学习,你最需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相当一部分毕业生在问卷中表示希望进一步“加强自己的理论素养,提高自己分析、阐释相关文学作品的能力”。然而,当在同一份问卷中问及他们:“你觉得大学中文系应当减少课时的专业课程是什么”时,许多毕业生选择了文学理论方面的课程。在这里,提高理论素养的要求与削减理论课程课时的希望之间的矛盾鲜明地表现出来,这一矛盾迫使我们不得不思考一个问题:在高等师范院校中文系课程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的文学理论诸多课程是否,充分地起到了提高学生理论素养的作用,问题出现在什么地方?因而,对高师院校的文学理论课程体系进行学科反思,对其所涉及的相关课程的教学内容、教学方法进行清理,从而对文学理论课程在高师院校中文系课程体系中的意义进行评价,这就显得非常必要了。 文学理论课程体系在高师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课程体系中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这首先是由文学教育在中学语文教学中的地位所决定的。文学教育,可以帮助学生认识社会生活、吸收人类传统中优秀的文化价值观念,帮助他们培养审美能力和审美情感,陶冶情操,发展个性。这种独特的学科价值,是其他学科替代不了的。文学作品的语言一般是规范、优美的语言,是理想的母语教育范文,中学语文教材中一般有一半以上的课文是文学作品,这体现了人们对于文学教育在中学语文学科中的重要性的认识。因此,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制订的《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要求学生:“根据自己的学习目标,选读经典名著和其他优秀读物,与文本展开对话”fal。从这一要求出发,普通高中语文教材选用了大量的经典文学作品,“课程标准”还向中学生推荐了大量的课外经典读物,其内容涵盖了古今中外的文学作品,包括《三国演义》、《红楼梦》、《呐喊》、《子夜》、《边城》、《巴黎圣母院》、《复活》、《老人与海》、《变形记》、《西厢记》及普希金、莎士比亚的作品等等。这些都说明了文学教育构成了中学语文教学的一项重要内容。 文学教育既然在中学语文教学中具有重要的意义,那么,指导学生进行文学欣赏也就构成了中学语文教师的一项基本职责。面对古今中外的文学作品,语文教师对其理解不能停留在感性、直观的层面上,他应当具备一定的理论素养,能够站在理性的高度对一定时期的作家、作品、文学现象作出理性的把握,这样,较强的文学理论素养就成为我们对一名中学语文教师的基本要求。固然,中学语文教学不同于大学教育,它不要求向学生讲授系统的文学理论,但《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明确要求教师引导学生“在阅读欣赏中,了解诗歌、散文、小说、戏剧等文学体裁的基本特征及主要表现手法”,并要求教师引导学生阅读朱光潜的《谈美书简》、爱克曼的《歌德谈话录》等文艺理论名著。另外,“课程标准”还要求教师“帮助学生提高审美能力,增强文化意识,重视人类文化遗产的传承,尊重和理解多元文化,关注当代文化生活,学习对文化现象的剖析”。这里所要求的审美能力的提高、文化意识的培养,理解多元文化的能力以及对一定文化现象进行阐释的能力,实际__卜都是指向学生理论素养的提高的。中学语文教师承担着指导学生展开文学欣赏,培养他们的审美能力,分析和阐释一定文化现象的能力的使命,这就对高等师范院校在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的理论素质培养方面提出了具体的要求。学生理论素养的提高,固然与他们对文学史的学习、作品的阅读有着紧密的联系,然而,对文学理论的全面、系统的自觉把握,是离不开文学理论课程体系的开设的。 就高师院校文学理论课程开设的目标而言,它对于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素质的提高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功能: 首先,文学理论课程体系的教学目的在于帮助学生掌握文学理论的一般知识,为他们能正确认识、分析文学现象奠定基础。作为一名合格的高等师范院校中文系毕业生,应当具备比较深厚的文学素养,他们对于文学的认识不应当停留于感性的层面上,而应当对文学的性质、特点,文学作品的构成、文学创作、文学作品欣赏的一般规律有较为深人、全面的认识。只有如此,他们才可能科学地认识不同时代、不同历史条件下的作家、作品及各种文学现象,才有可能深人浅出地引导学生进行文学欣赏,提高学生的审美能力。例如,当前中学语文教材选用了许多中国古典诗词,在对这些古典诗词的欣赏中,就离不开对中国古代文艺理论的认识,特别是文学理论中关于“意境”的理论是我们解读这些作品的的关键。然而,我在围绕着本课题的相关调查中曾向毕业生们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你对‘意境’、‘典型’、‘灵感’、这些术语的熟悉程度如何”?约有60%的毕业生选择了“知道,但不太清楚其·确切内涵”。这一回答是很不能让人满意的,这些概念都属于文学理论中的基本范畴,缺乏对其内涵的充分认识显然是不利于他们对学生阅读的指导的。 同时,在调查中我还发现,在中国古典诗词的教学中,一些教师往往把重点放在字、词的解释和翻译方面,而忽略了引导学生进人到对这些作品的艺术境界的感受、体验之中,这与他们的文学理论基础方面的不足有着直接的联系。实际上,中学语文教学所涉及的文学作品是有相当的广度与深度的,比如:李商隐的《锦瑟》诗是中学语文课外阅读篇目之一,对于这首非常晦涩、含蓄、“几同无字天书”诗歌,中学语文教师如果不了解中国古典艺术的一般审美特征,是很难说得上为学生的欣赏活动提供指导的。对于教师文学理论素养的要求是贯穿于中学语文教学之中的,它涉及到文学的性质、特征、文学的构成、文学的创作、鉴赏、发展等方方面面。再如,中学语文教材中选取了大量的诗歌、散文、小说、戏剧作品,其内容涉及到古今中外的各种文学类型。如何引导学生展开对这些作品的欣赏和阅读呢?这就离不开对各种文学样式、创作思潮的理论把握。对于诸如((祝福》、《我的叔叔于勒》这些作品的分析,也离不开文学理论中关于“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的相关理论,而对于《变形记》、《等待戈多》等作品,就离不开对现代主义文学的理论把握。 其次,文学理论要努力培养学生的理论思维能力。文学理论作为对创作实践的理论概括,其根本意义在于为人们提供一种从理论的高度去认识、评价具体的文学现象的能力。文学理论作为中文系的一门基础理论课程,它不同于一般的知识性学科,不是仅仅介绍各种文学理论知识和各家各派的观点就行了,关键的是它必须阐明文学理论本身的”学理”,着重培养学生分析、阐发作家、作品以及各种各样的文学现象的能力,使他们对文学的认识不至于停留于感性、直观的层面上。它当然要介绍各种各样的文学理论观点,但不能满足于单纯的知识介绍,更主要的是要为学生面对纷繁复杂的文学现象提供一种认知方式。向研究型、学者型的教师转化,这是我们对中学语文教师的理想要求,我们很难想象一名基础理论匾乏,缺乏较强的思考能力、分析能力的毕业生能够成长为一名研究型教师。因此,在高师院校文学理论课程教学中,对各种理论问题的内在意义、它们之间的逻辑联系的把握,最终都指向为学生提供一种理论思辨能力,引导学生对具体的文学现象从理论的高度上展开思考,通过不断加强这种训练,逐步培养学生的理论思维能力。 再次,文学理论应当培养学生正确认识、分析各种文化现象、文化思潮的能力,培养他们能够面对现实进行思考的能力。”文学是人学”,文学是对人类生活状况的整体反映,文学作为人类文化的载体,它总是与人类的政治、经济、历史、宗教、哲学等文化现象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文学理论固然是以文学为研究对象的,但这种研究并不仅仅局限于文学本身,它通过文学涉及人类广泛的社会现象、文化现象。当前文艺学领域正在发生的“文化论”转向就体现了这一内在要求,它强调通过对文学作品的“价值阅读”,发现文学所承载着的文化意义。从这一意义上来说,文学理论教学不仅要传授关于文学的一般知识,更要从文学的角度出发,教会学生如何面向现实进行理论思考,引导学生正确地认识、分析、评价不同时代、不同民族的文艺作品中所蕴含着的文化意义。特别是近十年以来,文化传播方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经典意义上的文学正面临着严峻的挑战,网络、大众传播媒介的出现、“文化工业”的兴起,都在不同程度上使文学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文学与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复杂地结合在一起,文学理论要取得鲜活的生命力,就不能忽视这一趋势的存在,一名优秀的中学语文教师,不仅应当具有阐释文学经典的能力,还应当具有引导中学生面对现实社会中丰富、复杂的文学现象、文化现象进行思考的能力。 就高等师范院校文学理论课程教学与研究的现状而言,有两方面的问题值得我们注意:一方面,就是文学理论本身的实践性问题。在高等师范本科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教学中,当代中国文艺学学科体系主要是以文学概论为基础,以美学、西方文论、中国古代文论以及马列文论为辅的课程体系。从知识结构方面来说,这一体系是无可非议的,它很好地涵盖了古今中外关于文学的一般观念,能够反映出不同时代,不同政治、经济、文化背景下人们对于文学的一般规律的认识。但从另外一种意义上来看,这一体系在强调了学生对文学理论课程体系的相关知识的掌握的同时,却对文学理论本身所固有的实践性缺乏足够的重视,在实际操作中我们往往不得不面对一种现象:基础理论与文学实践相脱节,文学理论课程与文学史、作品选课程各讲各的,文学史、作品选读的课程往往对文学理论问题缺乏充分的注意,而文学理论的教学与研究往往与具体的作家作品、文学现象的研究相脱节,这种趋势在近年来尤其严重。理论为文学史、文学批评提供指导,在很大程度上沦为一句空话。特别是近二十余年来,当代中国社会的审美意识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而我们的大学文学理论课程往往无视这一变化:“文艺学研究的范围局限于经典的作家作品(甚至连在西方已经经典化了的现代主义的文学艺术作品也很难作为”例子”进人文艺学教材),并且坚持把那些从经典作品中总结出来的”文学特征”当作文学的永恒不变的本质与标准,建立了相当僵化机械的评估一筛选一排除机制。这就日益丧失了与现实生活中的文化一艺术活动进行积极对话的能力”(陶东风《大学文艺学的学科反思》)。知识僵化,脱离实际,不能解释现实生活中所出现的各种复杂的文学问题。这成了人们对于文艺学学科的一个普遍看法。 另一方面的问题是:如何面对人类丰富的文艺理论成果,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能够较全面地对古今中外的各种文学现象进行阐释的文学理论体系。中国现代文艺理论体系处于西方文化的绝对影响下,这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特别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随着西方文艺观念的大量引人,新方法、新观念、新理论不断涌现,理论上的多元化成了文论界的一道基本景观,这些理论往往自成体系,在不同层面上都具有自身的价值,如何处理他们之间的关系,从而对其加以整合,这是一项非常艰辛的工作。这一间题突出地表现在文学理论教材的编写方面,文学理论教材编写的难度是困扰着文艺学界的一个基本问题。应该说,二十余年来,国内文艺学研究有了巨大的进展,但文艺学研究成果向教学领域、教材编写领域转化的效果却还很不尽人意,其中困扰着大家的一个基本矛盾就是教材内容的先进性和普适性的关系的处理问题,对这两者关系的处理,也就是教材的编写者的学术个性和教材涵盖当代学术进展的客观性的关系的处理问题。 从中国当代文学理论体系的发展演变过程来看,在苏联文论模式的影响下,八十年代以前的文学理论体系主要建立在现实主义反映论的文学观的基础之上。作为在八十年代以前有着广泛影响的大学文学理论教材,以群主编的《文学的基本原理》虽然承认”万古不变的文学原理是不存在的”,对于文学理论的研究应该”同具体的历史经验联系起来加以考察”川,但在具体的理论阐述中,教材却以反映论的理论模式代替了对古今中外纷繁复杂的文学现象的认识,观念严重滞后,知识老化、僵化。当前文学理论界对这一模式的不足是有着足够的认识的,也在突破这一模式方面做出过许多努力,近几年所出的几样教材的确有不少新意。但是,这些教材在注意到理论上的前沿性的同时,却又r带来了另一个方面的问题,对各种理论观念的整合差强人意,特别是在本科文学概论教材的编写中,对于大学本科低年级学生的知识基础、文学素养考虑不足,教材涉及的理论问题往往过于宽泛、面面俱到,什么都谈,但什么都谈不透,整部教材让学生觉得晦涩难懂,教师也很难取舍。 针对上述各种情况,对于当前高师本科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文学理论课程体系的教学,有几方面的问题需要我们进行认真的思考并作出相应的改革。这主要涉及到优秀文学理论教材的编写,文学理论课程体系的加强,特别是应注意文学理论课程教学中的实践性与时代性,加强文学理论、文学史与作品选之间的联系,开设富于实践性的文学批评与鉴赏课程,同时,作为对转型期时代文化状况的回应,把文化研究纳人到文学理论课程体系的系统之中。 教材的编写是文学理论课程建设的难点之一。我们现在正处于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传播方式的改变以及“全球化”的趋势使我们从以往那种单一、封闭的环境之中走了出;来,地球上每一种创作思潮、理论观念都能以一种前所未有的速度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之中,多元化已经成为我们对于这个世界的共同认识。表现在文学理论界,理论上的创新、学术观念方面的多元共存,不同的理论观念、审美取向各领风骚数百天。在今天,如何把各种各样的文学观念整合到高师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文学理论课程体系之中,使我们的理论体系有足够的覆盖力,从而获得更强的生命力,又不.至于使文学理论成为各种理论观念的拼凑,而能构成一个自足的体系,这无疑是高校文学理论教学中所巫待解决的问题。如同童庆炳先生所指出的那样:“过去文学理论只关注现实主义,不关注现代主义。实际上现代、后现代都要关注,各个方面都要照顾到,这样才完整”。然而,困难在于:当代中国文学;理论的建设正处于一种尴尬的“失语”状态之中,虽然理论界呈现出一派“繁荣”的气象,但面对丰富的文论资源,不同学者囿于教育背景方面的不同,学术兴趣也有着很大的差异,选择哪些观点、学说来加以介绍,如何依据教学的需要,把这些观念整合到教材自足的系统中去,这本身就成了很大的一个问题。 其中一个关键的问题就是教材内容的先进性和普适性的关系的处理问题,即既要使教材能够体现出学科研究的前沿性,又不至于使教材内容的普适性为编者本人的学术个性所掩盖。大学教材与学术专著有着很大的区别,优秀的学术专著往往带有著者鲜明的学术个性。而对于文学理论教材而言,它不应该只是讲述著者的一家之言,它应当客观地介绍人们对于文学的性质、特征,文学作品的构成以及文学创作、鉴赏及文学发展的一般规律的认识。文学理论教材的个人风格,不应冲淡其理论的全面性、普适性,而应当综合本学科国内外主要的成果,特别是对于作为基础课程的“文学概论”课,它应具备较强的知识性,应当在综合整理前人的科研成果的基础上建立一个具有普适性的文论体系,而不宜过多的强调编写者个人的学术兴趣。其中应特别注意文学理论研究成果的继承与创新问题,如果我们缺乏对当代学者科研成果的吸纳,教材便往往缺乏时代感,与时代相脱节,但同时也应注意到对以往学者研究成果的继承,如果仅仅因为“创新”的原因而排斥前人的优秀成果,就会使文学理论失去丰富的学科资源而显得漂浮、浅薄。文学理论教材的编写者应当具有广阔的学术视野、海纳百川的学术胸襟,把历史上不同学者关于某一文学理论问题的优秀研究成果吸收到教材之中,而应避免把教材作为宣讲个人学术观念的地方。 另外一个值得注意的间题是教材所涉及的理论的深浅程度问题。20世纪世界文学理论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对此我国的文学理论研究界也给予了充分的注意,这对于全面地反映当代文学理论的发展状况是非常有必要的,但对于《文学概论》这样的课程,在注意到人们关于文学的观念的多元化的同时,是否也应当考虑到其作为基础课程的性质,内容不应过于繁杂,以至于追求面面俱到,造成术语名词满天飞的局面。“文学概论作为讲授文学理论基本原理及其基本知识的课程,是文学理论的初步。文学理论中所包含的各个方面的问题,它都概括地讲到,但它只讲最基础的东西,不涉及其中比较专门的复杂问题。它是概论,不是专论”。一方面,文学概论是为大学低年级学生所开设的一门课程,这一阶段的学生文学方面的素养还相对不足,如果这一门课过于艰深,亦或面面俱到,必然影响到他们学习理论的效果,甚至影响到他们学习文学理论的热情。另一方面,师范院校的文学理论课不是培养专业的文学理论研究工作者,其目的是培养合格的中学语文教师,我们在注意到引导学生了解文学观念的丰富性的同时,是否应该考虑到学生的学以致用问题呢?因此,对教材所涉及的理论问题的深度与广度的慎重考虑是我们在教材编写中所必须注意到的。 就高师本科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本科文学理论课程体系的建设而言,传统上分层开设课程的做法是值得继承的,在大学低年级以开设文学概论课为基础,培养学生初步的文学理论素养。在大学三年级以后逐渐开设中国古代文论、西方文论等文学理论的分支课程,分别在相应的领域作进一步的深人学习。在此之后,可结合师资状况开设中国古典美学、文心雕龙研究、当代文学思潮研究等专业性较强的专题课程,对这类课程必须突出其选修性质,以适应不同学生的兴趣。 问题的关键是必须是对每一阶段的具体某一门课程开设的价值、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应当有一个较为明晰的认识。从提高学生文学理论素养的需要出发,我们可以把文学理论课程体系的课程分为三类:专业基础课、专业必修课、专业选修课。“文学概论”作为一门基础课程,其目的在于向学生介绍历史上人们对于文学的性质、特征,文学作品的构成以及文学创作、鉴赏及文学发展的一般规律的认识。它是文学理论的初步,基础性是其基本特征,它的开设一般放在第二、三学期比较恰当。 中国古代文论、西方文论是在学生学习了“文学概论”课,对文学的基本原理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同时经过对文学史的学习、阅读了一定数量的文学作品的基础上,引导学生更进一步了解中国、西方文学理论发展的一般状况。它是在“文学概论”的基础上的进一步深人,如果说“文学概论”课是侧重于对历史上人们关于文学的本质、规律的综合性的介绍的话,那么“中国古代文论”、“西方文论”等课程则是深人到中、西方文学理论的发展历程中,具体了解不同时代、不同理论家关于文学的认识发展过程。这类课程可列为专业必选课,放在三年级开设较为恰当。对于马列文论、美学原理这些以往在文学理论课程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的课程,就其性质而言,它们在内容、课程性质方面与文学概论课多有重复之处,将其作为必修课并无多大的意义,可将它们归人选修课的范围。专业选修课的开设对于学生理论素养的提高也是不可忽视的,但在这一类课程的开设中应当注意两个方面的问题:首先必须突出其选修的性质,以适应不同学生兴趣的需要。另一方面,这一类课程为提高课,具有较强的学术性,它的开设应当根据各个学校的师资条件而定,在此类课程的开设上,应特别强调教师的学术特长,以保证其学术性,达到引导学生在相关问题的研究中提高理论素养的目的。 在高师本科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本科课程体系的建设中,对传统的文学理论课程体系进行改革是很有必要的,我们需要注意两方面的问题: 首先,应加强文学理论课程的实践性,改变文学理论与文学史、作品选读之间相互脱离的现状。文学理论来自于对文学实践经验的总结,它源于实践而又面向实践,具有极强的实践性,没有任何理论可以超越具体的实践而存在。文学理论并不是以知识的传授为最终目的,它应当为学生提供理论思维的方法,培养学生的审美眼光,提高其阐释、分析具体文学现象的能力,这些能力不是通过教师的传授就可以实现的,而只能在学生的具体实践中才能完成。在当前高校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教学中,理论与实践脱节的现象是普遍存在的:文学理论的教学往往成为抽象的理论灌输而与鲜活的文学实践相脱离,理论因为与生动的文学实践相脱离而显得抽象、缺乏实际意义。这正是导致学生一方面觉得自己缺乏阐释具体作品的理论素养,另一方面却认为高校文学理论课程缺乏实际意义而应当削减课时的原因。针对这种情况,加强文学理论课程与文学史、作品选读之间的联系就显得特别有必要了,以往很多学校虽然也开设有文学批评课程,但也是偏重于批评理论的讲授,对于文学批评与鉴赏的实践性质缺乏充分的注意。与此不同的是,一些高校能够针对这种状况,开设文学文本解读、文学批评实践等课程,在对具体文本的解读中培养学生的理论分析能力,这是很值得借鉴的。 其次,注意文学理论课程体系的时代性,加强文化研究类课程的建设。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伴随着经济领域的激烈变革,我国的文化环境发生了极大的变化。电视、网络的普及改变了传统的文化传播方式,也造成了人们生活方式的巨大变化,同时,文艺活动前所未有的市场化,这一切“改变了有关‘文学’、‘艺术’、‘审美’的经典定义”。在某种意义上,文学这一传统范畴与各种复杂的文化现象交织在一起,使中国当代的文化现象呈现出较强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如何适应这一环境的变化而进行文艺学课程的改革呢?这里值得提及的是近年来为众多学者所倡导的文艺学的“文化论”转向,文化研究是剧烈的社会转型期人文社会科学的各个门类面对急剧变化的现实,打破原有学科界限,进行跨学科综合交叉,从而形成新的学术应对面的结果。当前大众文化的兴起,影视文化的普及,图像、网络文化代替了以往以印刷、出版为基础的文化传播方式,这些变化使我们已经很难固守传统上以小说、诗歌、散文、戏剧四大门类为中心的文学观念,适应时展的需要,文艺学学科几年前已经:出现了“文化论”转向。高师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培养的是面向二十一世纪的中学语文教师,而(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要求引导中学生“关注当代文化生活,学习对文化现象的剖析”,这给高等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在培养目标上提出了一个要求:我们所培养的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生应当具备剖析各种当代文化现象的能力,作为对时代所提出的这一问题的回应,在文学理论课程建设中,我们是否应当开设文化研究类课程? 基于以上原因,我们对于高等师范院校汉语言文学本科专业的文学理论课程体系的建设可以作出这样的规划:可在一、二年级之间开设文学概论的专业基础课,为学生提供本专业的初步理论;在三年级重点开设“中国古代文论”、“西方文论”、“文学文本解读”或“文学批评实践”等专业必选课或专业限选课,强化学生的理论素养。在四年级则根据各个学校的师资条件开设中国古典美学、当代文艺思潮研究、《文心雕龙》研究、文化传播研究、大众文化研究以及各种相关文化现象的专题研究等选修课程,更进一步深化学生的理论素养及阐释各种文学现象、文化现象的能力。在选修课程的开设问题上,不一定规定具体的课程,而应在考虑学校的师资条件、学生本身的兴趣、需要的基础上作出安排。 针对高师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本科教学中文学理论课程体系的现状,对其进行深刻的反思是非常必要的,就其巫待解决的问题而言,一方面,它需要我们在编订具有时代性、前沿性同时又不乏普适性的文学理论教材方面作出不懈的努力。在课程设置方面,我们应充分注意到文学理论学科的实践性特色,开设相应的课程,引导学生在实践中培养出对作家、作品以及各种文学现象、文化现象进行理论剖析的能力。 文学理论论文:胡适的传记文学理论及创作研究论文 论文关键词:胡适传记文学理论建设作品创作 论文提要:胡适在批判我国古代传记的缺点和吸收西方现代传记文学长处的基础上。逐步形成了一种新的传记文学思想。他是我国最早提出和使用传记文学名称的人。从上世纪20年代初到50年代末一直都在提倡传记文学,并以创建传记文学理论和努力创作两方面的实绩奠定了其在中国现代传记文学发展史上显著而重要的地位。 胡适是海内外著名的学者,在文学、史学、哲学等诸多学科都作出了开风气的重要贡献。在传记文学方面,胡适是我国最早提出“传记文学”名称的人。他大力提倡传记文学,开现代中国传记文学理论之先河;同时还身体力行,积极创作,为我国传记文学的写作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和范例。胡适的传记文学理论及作品,在中国传记文学发展史上占有显著而重要的位置。研究胡适的传记文学理论及创作,正确认识和评价他在中国传记文学发展史上所占的地位,对于推进我国当代的传记文学理论建设与创作繁荣有着积极的意义。本文试根据胡适传记文学理论逐步演进的特点将其分为酝酿、成型、成熟三个历史阶段,并结合其写作实践作一综合考察,借以阐发胡适对中国现代传记文学的开创性贡献。 一、“传记文学”出台前的思想准备 在我国,传记是一种古老的历史体裁。早年胡适在中国公学读书时就对传记感兴趣,1908年在《竟业旬报》上曾发表过他最早写的《姚烈士传》、《中国第一伟人杨斯盛传》和《中国爱国女杰王昭君传》等短篇传记,并明确表明其写作目的在表彰豪杰,“使大家来崇拜”师法他们。1910年胡适去美国留学后,由于受西方传记的影响,对中国的传统传记作了认真反思。他于1914年9月23日写的一则札记(《藏晖室札记》卷七第一条),曾把中国传记同西方传记作了一番比较研究,认为中西传记存在明显的差异:“吾国之传记,惟以传其人之人格。而西方之传记,则不独传此人格已也,又传此人格进化之历史。”在列举了东西方传记的不同体例后他又具体地阐述了两者的长处和短处。从这条札记中我们可以看出,胡适对中国传统传记的否定多于肯定。其对我国传记存在缺陷的分析批评是深刻而中肯的,对于西方传记优劣的评析也是较为精当的。这种比较研究对他后来的传记文学理论构建及创作都产生了重要影响。他后来之所以要提倡传记文学,到处劝老辈朋友写自传,主要动因就是对中国传统传记的不满和深感“中国最缺乏传记的文学”。而另一方面他对西洋“传记文学特别发达”这一点则表示钦羡,他后来写作的传记文学也大抵是借鉴了西方长传的体例,如《四十自述》、《丁文江传》等。 虽说胡适留美时期写的这则札记与他后来的传记文学思想有着明显的渊源关系,但这还不是胡适提倡传记文学的开始。需要指出的是,长期以来在我国大陆和台湾学术界都有学者把这则札记看作是胡适最早提倡和使用“传记文学”名称的佐证,这实在是一个大失误。造成误解的直接原因是现在人们所看到的这条札记有个“传记文学”的标题。事实上《藏晖室札记》是胡适在留美时期的日记和杂记集,我们现在看到的“传记文学”这四个字作为分条题目,是上个世纪30年代初在这些札记交给亚东图书馆印行出版前,由胡适的朋友章希吕在帮助整理这批札记时拟加上去的。再从这则札记的实际内容看,其主题是比较东西方传记文体的差异,札记从头至尾并没有出现过“传记文学”字样,也没有对传记文学概念作任何阐释,很显然胡适当时说的只是“传记”而不是“传记文学”。而在胡适正式提出“传记文学”的名称之后写的有关文章或演讲中可以看出,他对“传记”和“传记文学”这两个概念的使用是有所区分的。因此,1914年胡适在美国留学时期还只能说是他传记文学思想的酝酿期。 二、“传记文学”名称的提出和“传记热” 在经过一个较长时期的思想酝酿,到了1930年前后胡适传记文学理论正式开始“亮相”。《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序》则是一个开篇。该文写于1929年末,序文开头说“传记是中国文学里最不发达的一门。这大概有三种原因。第一是没有崇拜伟大人物的风气,第二是多忌讳,第三是文字的障碍。接着通过具体分析阐述这三方面的原因,对中国几千年的传记文章作了深刻批判与否定,并针锋相对地提出了他说的“新体传记”的三个条件与写作要求:一是“爱敬崇拜”伟大人物,二是“纪实传真”,三是“传神写生”。这是胡适以文学的眼光来审视中国古老传记文化作出的看法。虽说“最不发达”,但明确把传记说成是“中国文学里”的一门,这表明此时的胡适已有了将传记纳人文学领域的思想,这种看法可说是超越前人的。因为传记在中国历来被认为是历史的范畴,此前他的前辈朋友梁启超倡导“史学革命”和创作的“近代传记”,“属于在历史范畴中的内容和体例上的革新”。虽说胡适在这篇序文里还没有提“传记文学”的名称,但“纪实传真”和“传神写生”这两点是他以后谈论传记文学时始终坚持的,说明胡适传记文学理论基石在这篇序言里已经奠定。 在时隔半年之后的1930年5月28日,胡适在给友人董授经先生的日记《书舶庸谭》作的序言中便正式提出了“传记文学”的书称:“日记属于传记文学,最重在能描写作者的性情人格,故日记愈详细琐屑,愈有史料的价值。这是胡适第一次使用“传记文学”的名称,也是中国最早提出“传记文学”名称的第一人。这在中国传记文学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此前的中国文坛有传记文学之实而无传记文学之名,“传记文学”名称的提出,使传记文学名正言顺地登上了中国文艺舞台,它标志了中国现代传记文学的一个新的开端口从‘旧记属于传记文学”这一说法可以看出胡适所说的“传记文学”是一个比较宽泛的概念。日记属于非正式自传,胡适后来说过他在美国留学时期的日记“就是我的留学时代的自传”,而在西方人眼里“自传是传记文学的嫡亲或特殊形式”,后来胡适也是把自传作为传记文学重要成员大力提倡的。在这篇序文里胡适虽然没有对什么是传记文学作具体阐释,但却揭示了传记文学的两个重要特点和条件:一是能描写传主的性情人格,二是有史料的价值。这同上文说的“纪实传真”和“传神写生”这两点是完全一致的。因为“传神写生”、“描写传主的性情人格”原是文学的特长;而“纪实传真”才有史料价值。而历史与文学的结合,这正是传记文学的基本特征。值得注意的是胡适在《书舶庸谭·序》中还特别引述了日记作者做的情梦“柳丝一梦”,极富文学趣味,可见胡适对于传记文学在文学性方面的强调与重视。后来胡适在《 四十自述 自序》中又说:“我在这十几年中,……深深的感觉中国最缺乏传记的文学。”这对前面“传记是中国文学里最不发达的一门”的说法来讲,是胡适传记文学理论的一个进步。而“传记的文学”正好是对胡适“传记文学”概念的一个简明解释。这里“文学”是中心词,“传记”是修饰词起限制界定的作用,“传记文学”也就是传记性质的文学,它是一个独立的文学门类。胡适晚年在台湾作《传记文学》讲演中曾再次解释说:“今天我想讲讲中国最缺乏的一类文学—传记文学”,这是胡适把传记文学看成是一种文学门类的最直截的说明。 胡适是个实验主义者,在提倡传记文学方面,他也是一边进行理论构建,一边亲身投人创作实践。《四十自述》是他这一时期在传记文学上的又一个贡献。胡适在《 四十自述 自序》中说:“《四十自述》,只是我的‘传记热’的一个小小的表现”,而这场“传记热”的引发是:“因为深深的感觉中国最缺乏传记的文学,所以到处劝我的老辈朋友写他们的自传。”胡适劝告朋友写自传的目的,是希望他们能用一种“笔锋常带感情”的健笔来“赤裸裸的记载他们的生活”,即写出他所倡导的“自传文学”来。那么其意义不仅可以“替将来的史家留下一点史料”,更重要的是“可以使我们的文学里添出无数的可读而又可信的传记来”。由此可见,胡适劝告友人写作自传(包括他自己写自传),有着历史与文学的双重目的和意义,即“给史家做材料,给文学开生路”。这是胡适对“自传文学”创作提出的两点希望和要求,也是胡适提倡传记文学的根本目的。因为胡适对于传记文学所特有的史料价植和文学感化教育功能这两方面作用已有充分的认识和重视,所以他要大力提倡传记文学。 令胡适感到不幸的是,这班老辈朋友虽然都答应了,终不肯动笔。于是他便身体力行,于1930年6月开始写了他的第一部正式自传《四十自述》。虽说这是一部未完成的自传,但它作为胡适倡导传记文学的示范之作,体现了胡适的传记文学理想,既有“纪实传真”的史料价值,又有“写生传神”的文学特色,是值得重视和应该肯定的。关于《四十自述》的写作计划胡适在《自序》中作了说明:“我本想从这四十年中挑出十来个比较有趣的题目,用每个题目来写一篇小说式的文字,略如第一篇写我的父母的结婚。这个计划曾经得死友徐志摩的热烈的赞许,我自己也很高兴,因为这个方法是自传文学上的一条新路子。”可以看出,胡适在提倡传记文学,构想自传创作计划时是很注重“有趣味”这一特色要求的,这也是胡适在以后的有关文章和讲演中用来评判传记文学的一个重要标准。如何实现传记文学的“有趣味”?胡适认为在确保“纪实传真”的前提下,“遇必要时”可以“用假的人名地名描写一些太亲切的情绪方面的生活”,在追写传闻和某些记忆不清又没有法子证实的生活细节时也可以“用想象来补充”。因为这里出现一些人名地名的讹误和合理的想象虚构不影响基本史实的真实,相反还能够增添阅读的趣味。应该说胡适的这些想法和写作方法是可取的,而且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并受到了友人的赞许。遗憾的是胡适上述的这种创作思想没有能够在自传写作的实践中坚定有力地贯彻到底,而是在“写完了第一篇,写到了自己的幼年生活,就不知不觉的抛弃了小说的体裁,网到了谨严的历史叙述的老路上去了。”刘一于这种“倒退”胡适自己是不满意的。从他本人来说,曾是新文化运动的积极倡导者,是以破旧开新而闻名的;他自己动手写作自传本身具有“给史家做材料”和“给文学开生路”的双重目的、任务。因此这种“倒退”与上述思想是不相符合的,它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胡适在倡导传记文学上存在着实践与理论的脱节。造成这种“倒退”和“脱节”有客观方面的凉因,最主要的还是作者的主观因素:“但我究竟是一个受史学训练深于文学训练的人。尽管如此,从总体上说胡适的《四十自述》作为他的传记文学的实验之作还是比较成功的,它为我国自传文学的创作提供了有益的经验和可资借鉴的方法,在我国传记文学发展史上留下了厚重的一笔。 三、传记文学理论的成熟和“创作无力” 在经过了30年代的郑场传记文学热之后,胡适的传记文学理论已趋于逐渐定型,接下来是“退热”后长时间的“冷静”。到1953年初,已经步人晚年的胡适在台湾省立师范学院作了一场《传记文学》的专题讲演,标志着胡适传记文学理论进入了成熟阶段。演讲是他提倡传记文学的又一重要方式和途径。从他晚年的这篇演讲可以获得以下几点传记文学理论演进的信息: 一是对我国古代传记总体评估由虚无悲观变得实在客观。胡适以前哀叹“传记是中国文学里最不发达”的,并说过“二千年来,几乎没有一篇可读的传记”的偏激之言,而在这篇演讲中,虽然仍坚持认为“中国文学最缺乏最不发达的是传记文学”,但同时又从传记文学的角度对中国正史中的传记作了较为客观实在的评价:“如《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晋书》等,其中的传记有许多篇现在看起来仍然是很生动的。”在举例中还特别提到:《晋书》中“小说传记,给中国传记文学开了一个新的体裁”。过去胡适写《四朴自述》曾试图采用小说体裁给自传文学开辟一条新路子,但是中途给放弃了。现在直接把小说传记作为传记文学提出来,这确是胡适传记文学理论上的一种新进步。 二是拓宽了传记文学的品种领域。胡适在以前谈的传记文学对象,主要是指文学性传记,包括自传、日记,而在晚年的这篇演讲中,又把《晋书》中的小说传记也列人传记文学范围,并说“《红楼梦》也是传记文学”,这是胡适经过考据认为《红楼梦》是作者曹雪芹的自叙传而得出的结论。这一观点本身当然尚可商榷,但由此可见胡适在这里说的传记文学概念范围更为宽泛。他还说:“除了短篇传记之外,还有许多名字不叫传记,实际是传记文学的《言行录》。这些言行录往往比传记还有趣味。我们中国最早、最出名,全世界都读的言行录,就是《论语》。”从五四时代“打倒孔家店”的健将到把孔子《论语》作为传记文学而加以高度评价和赞扬,这既是胡适文化思想的一种巨大转变,也是胡适传记文学理论上的一种演进和完善。 第三,胡适在论述我国传记文学不发达的原因问题时对过去的三点看法也有所修正。主要是去掉了“没有崇拜伟大人物的风气”这一点,而改成了“缺乏保存史料的公共机关”。这样就显得较为准确客观。 晚年的胡适在传记文学理论建树方面已臻成熟,但其传记文学的创作却并没有什么大的“长进”。《丁文江传》是胡适步人晚年后又一项重要的传记文学活动。它写于1955年底,是胡适所写的最长的一篇传记文学作品。该传大体上是借鉴西方长传的体例按照年代的顺序,记述丁文江一生中的几个重要阶段,既写出了丁文江献身科学的精神和他对中国地质科学所作的重要贡献,又写出了丁文江“捧出心肝待朋友”的美好品格,通过各个侧面塑造出了“一个最有光彩又最有能力的好人”形象。由于作者在作传时采用了严格的“科学方法”,尽可能地容纳了所找到的材料,使传记明显地体现出它的历史性和史料价值,但同时也因此而大大地削弱了传记文学的趣味性和可读性。这是胡适在传记文学创作上又一次与其理论的脱节,并且较《四十自述》更为严重和明显。胡适晚年在台北的另一次题为《中国文艺复兴运动》的讲演中说到:“我们是提倡有心,创作无力。”拿它来作为对胡适在传记文学方面的评语,也是颇为恰当的。 回顾考察胡适在传记文学理论建设及创作实践上所经历的三个历史阶段,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结论: 一、胡适的传记文学理论是在批判否定中国古代旧式传记的缺点弊病,学习吸取西方现代传记文学的经验与长处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在中国第一个提出和使用“传记文学”的名称,并对传记文学的概念特征、范围种类、功能作用和创作原则、要求、方法等方面都作了明确精到的阐述,从而形成了一种有着鲜明个性特色的理论系统。胡适的传记文学理论在我国现代传记文学发展史上具有开创性贡献,对于我们全面认识我国传记文学的发展历史,指导传记文学创作,正确评价传记文学作品都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二、胡适从上世纪20年代末开始直到晚年在台湾去世,一直都在提倡传记文学,可谓不遗余力。“在现代中国,各界知名人士开始逐渐形成写自传的风气,也在30年代,有关文献材料表明,这的确与胡适身体力行地倡导有关。”再有上世纪60年代台湾《传记文学》的创刊也与胡适的提倡有直接关系。这些都表明胡适提倡传记文学是“有心”而有功的。 三、胡适一生写的各类传记将近40部(篇),但在明确提出“传记文学”概念之后,自觉按照他的传记文学理论写的并不多,而且还存在较明显的实践与理论脱节的间题,真正符合传记文学条件、称得上“传记文学”的作品则是屈指可数。从这个意义上说胡适的传记文学创作又是“无力”的。但它给史家留下了有价值的材料,为我国现代传记文学(特别是自传文学创作)开辟了新路,这一历史功绩是不能低估的。 文学理论论文:文学理论批评探究论文 与80年代相比,90年代的文学理论批评有了明显的变化。其主要表现有三个方面,即:批判之风再起;学术史研究备受关注;“中国特色”研究得到了强化。下面分别加以考察。 1.批判之风再起 中国思想理论界是在全国又一次“拨乱反正”的新情势下进入9O年代的。历史已经多次证明,思想理论上的“乱”与“正”,尽管在一定时期与一定政治思潮有某种联系,但它毕竟是学理范围内的事情,必须按照思想学术的规则在深入地探讨与争鸣中,去鉴别,去矫正,而且还需经历时间和实践的检验。不然就会犯简单化的错误,影响学理的健康发展。令人遗憾的是这样的事情还是发生了。 一个突出的情况是,90年代最初的二三年间,一些占据有力地位的人,把某些比较敏感的学术问题政治化。并从政治的角度居高临下地开展批判。这一时期受冲击最大的有三个人∶李泽厚、刘再复、王蒙。批判的内容,是他们发表在80年代的有关专著和论文,主有李泽厚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美的历程》、《答问录》,刘再复的《论文学的主体性》,王蒙的《文学三元》(以及小说《坚硬的稀粥》)等。这些论著,在发表当时有的也有过不同意见,有些批评还相当尖锐,如陈涌等人对刘再复“文学主体论”的批评,但总体上还是在学术争鸣的氛围中进行的。然而同样的问题,进人90年代,骤然升级,本来正常的学术争鸣,一下子变成一边倒的政治性批判。 三人中又以李泽厚受力最猛。据有关统计,仅1990至1992年间即发表专题文章60多篇。50余万字,从哲学、美学、文学、政治等多角度进行批判。除此之外,还由有关部联合召开了两次专项会议,分别对他的“救亡压倒启蒙”、“新启蒙”、“西体中用”以及“主体性实践哲学”、“人类学本体论哲学”等理论主张进行集中批判。会议强调指出:“国内外敌对势力还在政治、思想、文化、经济等广泛的领域加紧对我国进行和平演变,进行渗透和覆活动。思想文化领域的斗争极为突出。⋯⋯只有从这个背景,才能理解李泽厚及其著作为什么曾一度在我国走俏。也只有从这个背景才能理解我们今天为什么必须对李泽厚的政治、哲学观点开展严肃的,原则性的讨论和批评。”(见《文艺理论与批评》l991年第6期)可见政治背景和政治目的,成为这次批判唯一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由于对李泽厚的批判主要是在哲学界进行的。这里从略。 就文学界而言,首当其冲的是刘再复,不仅文章众多,而且抨击相当严厉。1990年11月,由国家教委社会科学发展研究中心等十多个单位联合举办的专题“讨论会”,对他的“文学主体论”做出如下的判定:理论上,宣传主观唯心论、历史唯心论和抽象人性论。把抽象人道主义作为文学的旗帜。用“眼泪”文学来批判社会主义现实。政治上,“文学主体性”的呼唤,直接与资本主义道路联系了起来,根本否定了“五四”以来的革命文艺传统和成就,否定了以《讲话》为优秀的文艺思想的历史贡献和理论价值。否定了“二为”方向,为“精英文艺”大造舆论;挑拨党与知识分子的关系,有损党对文艺的领导和否定文艺的社会主义方向;不仅要消解和取消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思想文化领域的指导地位,而且明显地对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进行了直接的攻击和根本的否定。其影响,不仅助长了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在文艺界的泛滥,而且酿成了文艺创作的大滑坡大倒退。并认为,刘再复从反对文艺领的“机械反映论”、“庸俗社会学”和“以阶级斗争为纲”开始,发展到比较系统、全面地曲解马克思主义及其文艺学说,蔑视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观,相当典型地反映了近些年来文艺学领域为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提供思想基础和理论依据的言论的变化轨迹。实际上是政治化学术,或打着学术旗号的政治,带有明显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见《文艺理论与批评》1991年第1期)这一判定不仅集中表达了当时批判意见的基本观点,而且作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政治斗争的一个组成部分,具有不容置疑的气势。对刘的“批评”还涉及他的散文创作。有一篇代表性的文章,题目是《“心史”唱出“杀伐之声”———评〈寻找的悲歌及其评论》。(同上刊,1992年第2期)作者得出结论:刘是一个“坚持资产阶级世界观与个人主义人生观的理论家”,他“逆历史潮流的追求”站在错误的营垒里摇旗呐喊。其心灵的异常孤独、寂寞、痛苦,其发誓要进行绝望的寻找,乃是咎由自取的没落的悲剧。这恐怕很难算是学理的批评。 王蒙的《文学三元》被指认是对马克思主义及其文学观的“怀疑与否定”,“对西方文学思潮的首肯与宣扬”,必将导致“文学本质的取消论”①他的《坚硬的稀粥》被说成是篇“影射现实的政治”,“政治倾向有严重错误的作品”。②不仅如此,直到90年代中期,他还受到全面“批评”。两篇典型的文章是刊登在《中流》上的《王蒙其人其事》和《文艺理论与批评》(l995年第4期)上的《有感于王蒙的处世哲学》(山城客)。这题目立刻让人想起“”中的大字报,不用看内容便可知道它的政治分量。 李泽厚,刘再复,王蒙,一个主要在哲学界,一个主要在理论批评界,一个主要在文学创作界,理论上互相支持呼应,确实是当时很有影响的人物。他们的理论(也包括创作)自然也有不足与失误,完全可以批评与商榷,但正常情况下,应该主要在学术的范围中进行,并且允许有不同的意见,也允许被批评者有反批评的权利。然而上述的所谓“批评”却基本是在政治的层面并且依托于政治而进行的,实际上是一种一面倒的政治性的批判。这种政治性的批判之所以能够重新盛行一时,是同一部分占据有力地位的“批评者”的思想认识有关的。这些人实际上对于新时期关于文艺与政治关系的修正和调整始终没有想通,他们认为不提“三论”(即“从属论”、“服务论”、“工具论”)是一种理论上的失误。这种思想,在新的“拨乱反正”中找到了适应的气候。 1990至1992年间,资深理论家陈涌接连发表《一个理论工作者的手记》、《要恢复文艺思想的本来面目》、《与文艺》等三篇文章,③其中心问题,就是试图从理论上重新论证“文学———从根本上———是服从政治的”,是“阶级斗争的工具”。他认为,文艺是一种意识形态,而政治与意识形态之间,“是决定和被决定,反映和被反映的关系”;理论斗争是阶级斗争的一个有机部分,它必须“服从阶级斗争的需要”;列宁关于无产阶级文学的党性原则,关于文学应该成为无产阶级总的事业的一部分,以及文学应该为无产阶级政冶服务的理论,是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一个“重要发展”;关于“党的文艺工作,在党的整个革命工作中的位置,是确定了的,摆好了的;是服从党在一定革命时期内所规定的革命任务的”论述,关于“革命文化,对于人民大众,是革命的有力武器。革命文化,在革命前,是革命的思想准备,在革命中,是革命总战线中的一条必要和重要的战线”的论述,是他“根据现代中国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丰富经验,把马克思主义关于意识形态的学说向前推进了一步”。这些理论至今并未“过时”,必须继续予以确认。这是一个“不能有任何模糊,任何模棱两可,任何折中调和”的“重大的原则问题”。与此相呼应,《文艺理论与批评》杂志自1991年第5期起,开辟“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看待文艺问题笔谈”,再度对“社会主义文艺的阶级性”,“西方文化的渗透和我们应有的对策”等问题进行阐述与探讨,要求“文艺应当帮助人民筑起抵御和平演变的钢铁长城”。基于上述理论,他们强调指出:在整个社会主义时期,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特别是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将是不可避免的;目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暂时处于低潮,我们正面临着和平演变和反和平演变、渗透和反渗透、颠覆和反颠覆的严峻斗争,意识形态领域是这场斗争的主战场。这些年来,阶级斗争问题被人为地“淡化”了。但事实上,国内外反动势力正“勾结起来”,对我国进行所谓“攻心战”、“思想战”、“宣传战”,那些口头上最热衷于“淡化”阶级意识的文化“精英”,却一直在向无产阶级、社会主义进行着阶级斗争,对于这种现象,如果缺乏清醒的头脑,丧失必要的警惕,就要犯历史性的错误。我们坚持发展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就要在批判中建设,在斗争中建设,对一些重要的文艺思想、理论问题,既不能简单地贴上阶级的标签,也不能放弃阶级分析的方法,不能不问姓“社”还是姓“资”。现在许多深层次的理论问题需要“正本清源”,“任重道远,战斗未有穷期”,因此“必须长期不懈地进行顽强的韧性的战斗”,决不能“虎头蛇尾,半途而废”。④如此,为了完成“战斗”任务,集中而持续的批判便不可避免。 对于这种批判,学界是有不同意见的,但一直得不到发表的机会。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学术气氛开始活跃,10月赵士林主编的《防“左”备忘录》一书出版。该书收入了许多著名学者、作家对上述现象进行批评的文章,主编在“前言”中称,这一时期出现了“全方位”的“‘左’倾回潮”。对此,《文艺理论与批评》立即刊登文章予以反击,指认该书正表现了“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回潮”。很快文坛又归于寂寞。不过,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对文艺工作还是保持着积极慎重态度的。一九八九年政治风波之后,中央立即提出了“一手抓整顿,一手抓繁荣”的方针;同时依据历史的经验指出,在整顿中必须注意把学术行为与政治行为加以区别。1990年元旦刚过,中共中央总书记等中央领导人即会见全国文化艺术工作情况交流座谈会及全国话剧戏曲创作座谈会的代表。之后,主管意识形态工作的李瑞环发表题为《繁荣文艺必须大力弘扬民族优秀文化》的重要讲话。讲话共四个部分:一、充分发挥文艺对稳定社会和鼓舞人民的作用;二、大力弘扬灿烂辉煌的中华民族文化;三、积极借鉴一切对我有用的外来文化,着力讴歌社会主义时代精神;四、加强党对文艺的领导,造成重视民族文化的舆论环境。他重申要贯彻“双百”方针,并具体指出,“一要开展同志式的讨论。二要尊重实践,尊重群众。三要把握好‘二为’和‘双百’的辩证关系。四要尊重艺术的特点和规律。领导者应和文艺工作者保持密切的联系,经常听取他们的意见。防止简单粗暴地对待文艺家的艺术创造”。他特别强调:贯彻‘双百’方针,“就要求我们努力为文艺工作者创造一个民主、和谐、团结、奋进的环境。多年来的实践证明,什么时候坚持和贯彻了‘双百’方针,社会主义文艺事业就繁荣兴旺,生气勃勃;什么时候放弃或背离了‘双百’方针,社会主义文艺事业就枯萎凋零,冷冷清清。十年动乱中,十亿人民八个戏的历史教训,必须牢牢记取。”(见《人民日报》1990年1月12日)还有,当王蒙正被某些报刊点名批判的时候,一次由等中央领导人出席的元宵节接见会,一如既往地邀请他参加。李泽厚域外访学,也照样进出自由。所有这些,都明确地体现了党和国家最高领导的积极态度。虽然,这种态度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得到有力的贯彻,但它确实使得火药味很浓的政治性批判未能造成对文艺更为严重的伤害。从而在后来(特别是1992年之后)得以实现艰难的调整与发展。 2.学术史研究备受关注 对于一门学科学术史的研究,不仅是该门学科整体构成中一个不可或缺的有机部分,而且体现着它的深入与成熟。正因为这样,早在80年代中期,全国文学学科规划小组在审议国家七五科研课题时即提出了这一问题。当时认为,首先有必要通过对梁启超、王国维、鲁迅、胡适等等一些近现代文学研究大家的个案剖析,探讨他们在借鉴西学和继承与发展传统过程中的经验教训,以利今后研究的健康发展。并确定了由王瑶教授承担这一课题。其研究成果已经出版,即《中国文学研究的现代化进程》一书。但实在地说,关于学术史研究,80年代并未引起学术界的普遍注意。这是因为,那时的学者们大都怀有一种强烈的报国情怀,孜孜以求的是自己的研究能更直接地为中国的现实改革与文化复兴贡献一份力量。这种热情一方面体现着中国知识分子历史悠久的爱国传统,同时也自然地使学术带有较多的功利感情色彩和浮躁气息,在学理探究上显得不够严谨与深沉。这其实是并不利于真正的学术建设的。但是在政治热情高涨的境况下,人们对此却无暇去进行反思。90年代初的一阵批判,促使学界冷静下来,重新清理思想,调整思路,寻找自己真实的位置。结果之一,就是学术史研究的开拓。这一开拓,由于临近世纪末而进一步得到加强,以至成为90年代文学研究的一种时尚。 有人将90年代初期的学界称为“学思不兴”的“冷冻”期。在这个时期,许多富于学术眼光和责任意识的学者,定下神来,收视返听,重读历史,如同发现了新的宝藏一样,“不约而同”地将目光投向晚清,关注起那一段长期被冷落了的学术与思想遗产。或许是此时此地的情境,使之产生了与彼时彼地互相沟通的“灵犀”吧,他们忽然都从那里感悟到一种有力的启发和鼓舞。北京大学张岱年教授这样写道:“晚清以来,中国遭受列强的凌辱,出现了空前的民族危机,于是志士仁人,英才俊杰莫不殚精积思,探索救亡之路,各自立说,期于救国,形成中国学术史上的第三次众说竞胜的高潮。”(《国学大师丛书·总序》)陈四益先生进一步说:“这一时期的杰出学者,大都是忧国忧民之士,推动他们辨章学术的,是救国拯民的动机。他们的眼界由于吸收了外来文化而大大开阔了,这样才能重估旧学,融会新知,成就一代新的学术风貌。他们在学术上虽然各有成就,但由于所走的道路不同⋯⋯可供人们咀嚼回味的东西正多”。⑤于是人们开始认真地“咀嚼回味”起来。最先显示这一征候的标示有两项。一项是《国学大师丛书》的策划与出版。一项是《学人》杂志的创刊。《国学大师丛书》策划于1990年,启动于1991年,l992年开始出版,现已问世28册。传主包括廖平、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辜鸿铭、王国维、陈寅恪、梁漱溟、熊十力、欧阳竟无、蔡元培、刘师培、汤用彤、胡适、钱穆、冯友兰、鲁迅、林语堂、郭沫若、顾颉刚、贺麟等等,都是中国近现代文学、思想史上的显赫人物。这些人,“所学宏通中西而立术之本在我中华”,尽管所遵循的学术思想路向以及所经历的人生遭际不同,但每个人都以自己的奋斗做出了突出的成就,或开现代风气之先,或首创新型范式,而独成一家。在他们的学术思想历程中,两个共同的不可回避的问题:一个是学术与政治的关系;一个是中学和西学的关系。而这两个问题,不仅是影响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和文化(学术)建设命运的至关重要的问题,同时也是今天继续需要认真探讨和正确处理的一个问题。有鉴于此,今天人们用大师评传的形式回顾和总结这段历史,确如陈平原教授所说:“必有深意在。”这种“深意”,从消极意义上讲,是借对逝者的追思,浇今人心中之块垒;从积极意义上讲,是通过对现代中国学术进程的清理和反思,从民族学术内部寻找有价值的经验与教训,从而为新一代学人确立“跨世纪的文化选择”,“继往开来”,提供一种真切的历史镜鉴。这项工程首先由出版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发起和推动,很快得到学界的大力支持,由目前还健在的当代学术重镇如季羡林、张岱年、任继愈、周一良、殷法鲁、庞朴等出任顾问,又由亲历学术风云造诣颇深的中青年学者(主要是以后培养的研究生)担纲主撰,可以说是出版界与学界联手,老中青学人共同的创举。这个事实本身即说明此项选题深沉的时代内涵。正因为如此,作品一上市便大受欢迎,影响远远超出了学术界,一时间国人争相传阅,一读为快。 《学人》是以北京大学和中国社会科学院一些青年学人为主体的同仁刊物,1991年正式开张。该刊第一辑便推出这批学人关于学术史研究的一组笔谈。这表明,他们在经历了一阵热烈的政治呼唤之后,已经冷静,决心更加脚踏实地地面对现实,面对学术,并且首先从重审本民族学术史开始。陈平原在该期《学术史研究随感》一文中表达的意见具有代表性。他说,学术史研究“既是一项研究计划,更是一种自我训练”,因为“在探讨前辈学人的学术足迹及功过得失时,其实也是在选择某种学术传统和学术规范,并确定自己的学术路向”。他选择的结果是“在政治与学术之间,注重学术;在官学与私学之间,张扬私学;在俗文化与雅文化之间,坚持雅文化”。⑥在这样的选择和坚持中,他一面开设中国学术史的课程,一面奋力读书研究,于1998年出版了《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北京大学出版社)一书。该书以章太炎、胡适为中心,努力探源中国学术之“根”,用心感受并积极阐释中华民族的优秀学术传统。这批学人中葛兆光、汪晖等人都在各自的研究领域,取得了显著的成绩。葛的中国思想史研究,汪的中国现代思想史(观念史与社会史的结合)研究成果,都能注意资料的详博,力避空泛,观念方法上多有开拓创新之处,受到海内外学界的关注。著名现代文学研究家樊骏认为,汪晖一向关注重要概念尤其是优秀概念的历史演变,和它们在不同语境中的不同用法不同含义。他的将“观念史与社会史”结合起来的研究,旨在辨析这些优秀概念从西方传入中国后的实际演变和确切内涵。这个工作,对于准确地深入地认识判断中国文学、思想、社会的现代化,无疑是很有意义的。⑦《国学大师丛书》的编辑、发行,《学人》集刊的出版,推动了学术史研究的进程。此后,这一研究从各个层面全线展开,表现为如下特点∶首先是时域拉长了———从近现代直到当代新时期,即改革开放的二十年,涵盖了百年学术史。其次,视界更为开阔系统———举凡文学研究的各个领域,如当代文学研究、近现代文学研究、古代文学研究、文学理论研究等等,都在其内。其三,大、中、小项目齐上,方式灵活多样———有的以国家重点项目,集众多精英分工合作,总揽百年学术史的回顾、清理与探讨;有的与出版社合作,另行组织队伍,分科进行百年学术史总结;有的以个人的力量,就某一 学科分阶段或分专题进行检视与反思;有的以理论思潮为中心,有的以主要观念、范畴的演变为中心,有的以人物为中心,有的以某一学派为中心;有的重在学术史实的梳理评述,有的更关注深层思想文化原因和学术发展内在规律的探寻,如此等等。各有所长。现已经出版的主要成果,除上述提到者外,尚有:《学术史丛书》(北京大学出版社),《走出拟古时代》(李学勤),《求索真文明———晚清学术史论)(朱维铮),《清园论学集》(王元化),《释古与清华学派》(徐藻耕),《当代学术研究思辨》(周勋初),《陈寅恪的最后20年》(陆键东),《回顾与反思———古代文论研究七十年》(张海明),《中国新文学史编纂史》(黄修己),《新潮学案》(夏中义)等丛书、论著,以及更多的专题论文,如聂振斌《试论百年中国美学》,刘纲纪《略论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马克思主义美学》,钱中文《会当凌绝顶———回眸二十世纪文学理论》、《文学理论现代性问题》、《再论文学理论现代性问题》,王元骧《中国文学理论研究的世纪回眸》,高楠《中国文艺学的世纪转换》,庄锡华《人性,人道主义与二十世纪中国文艺理论》,杜卫《世纪回眸:20世纪前半期中国的文学审美论》,《从反映论到审美反映论的发展和意义》,宋剑华《论20世纪中国文学批评的性质与特征》,胡晓明《二十世纪中国诗学研究的五个传统》,罗宗强等《四十年来古代文学理论研究的反思》,朱立元《反映论文艺观崛起的文化反思》,赖大仁《新时期文学批评的转型与探索》,汤学智《影响未来的历史性变革———新时期文学深层透视》、《新时期文学理论研究述评》,朱寨《关于胡风文艺思想的评价问题》,李怡《论“学衡派”与五四新文学运动》,支克坚《论中国现代自由主义文学思潮》(上、下),陈伯海《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学之检讨》,樊骏《关于学术史编选原则的思考》,陈思和《20世纪文学史编写的三种对象和三个层面》,朱寿桐《论文学史热中的现代文学史观》,葛红兵《文学史学引论》,王岳川《20世纪西方文论思潮的反思》等等。同时,《民国学术经典》(东方出版社),《现代学术经典丛书》(河北教育出版社),包括文史哲各界卓有成就的老一辈学者的学术自选集系列,以及新近问世的《跨世纪学人文存》(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等,也都是具有学术史价值的重要的文献,同样可以视为这一时期学术史研究的一种成果。 就目前所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主持的“中国文学研究百年学术史”的全国重点科研项目,是属于多学科总体回顾的大型项目。他们力图以20世纪90年代的知识视野和学术眼光,对百年学术史进行全方位多层次的检视与探究,着意寻求中国文学研究现代学术演进的真实历史轨迹、独特规律和对于未来发展切实有益的经验教训。以其中的“文艺学学术史”为例,为了更好地从中国学术自身揭示文艺学走向“现代”的曲折复杂历程,以著名文艺理论家杜书瀛为首的课题组,经过多次研讨,在与“文艺学史”和“文艺学思想史”的比较中,确认了“文艺学学术史”的研究对象,即:“文艺学的学术活动的运行过程,历史内容和发展规律”;进而确立了“长时段,大视野”,“内史”与“外史”相结合的研究方略,即无论着重探讨近代、现代还是当代的学术史,都必须把它置于近代以来百年中国社会文化演进的整体背景之中进行观察、考量,将学术自身发展的内在理路与相关的社会历史条件和时代文化氛围一并纳入研究视野。现在已经有了初步成果,个别片段已有发表,如杜书瀛对新时期文艺学反思回顾的文章,孟繁华关于文艺思想的重新探讨等。⑧杜文认为,新时期20年来,中国文艺学在基本观点、哲学基础、思维方式、价值取向、学术命题、研究范式等方面,发生了显著的深刻的变化,并对“拨乱反正”的意义与局限,认识论文艺学的功与过,接受西方现代文艺学资源的经验和教训,以及文艺学发展由“内转”而“外突”的总体趋势,进行了深入的评析。孟文则将文艺思想及其内部结构,置放在纵横交错的国内外社会思想文化背景上,进行学理探讨,从而更冷静地论述了它的贡献、局限与内在矛盾。从这些文章的学术视野和所触及的深度看,人们有理由对这部学术史著作(多卷本)寄予较高的期望。据悉,上海徐中玉等几位著名教授也正主持编纂同类著作,但在体制上别出心裁,采用辞书结构,将以精心设计和组织撰写的自成体系的词条,实现百年学术史的回顾与反思。这两部大书,目标一致,又在结构功能上呈异态互补之势。必将受到后人的重视。发生在世纪末的这次百年学术史研究热潮,其重头成果也许要到下个世纪初方能问世。但是可以肯定地说,这确实是20世纪中国学术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它使中国知识界的大多数,在下面一些问题上取得了共识∶首先,由于百年来的特珠国情,中国学术在走向“现代”的进程中,始终与政治纠缠在一起,并且常常受到政治的强行干预,而实践证明,政治的干预往往对学术造成伤害。故欲求学术的健康发展,必须确实创建一个宽松自由的社会政治环境。在这个基础上,其次,要确认学术发展有自己的规律,必须从民族学术自身内部去探求其走向“现代”的可行之路,为此学术必须自立,学者必须回到学术。而真正“自立”的学术,决不会只有一种声音。因此,其三,必须言行一致地贯彻“双百”方针,鼓励“百家争鸣”。只有真正形成众多在理论上自成一体的“家”,中国学术才能在中西文论的冲撞、融和中,树立起自己的“现代”形象。百年的经验教训,足可以让我们聪明起来了。如果真能记取历史的教训,那么这次百年学术史研究,不仅填补了中国现代学术领域的一项空白,使之形成更为完备的理论生态机制,从而逐步走向成熟,也必将为下一世纪的“可持续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这正是中国学人所热切盼望的。 3.“中国特色”研究得到强化 80年代的文艺理论批评,与此前的30年乃至更长的历史时期相比,无论在量上还是质上,的确有了深刻的长足的发展,出现了一批新的具有一定突破性的论著,但如果从时代的和世界的眼光来看,又的确如季羡林教授所说,“在近现代没有一个创立出什么比较有影响的文艺理论体系”(《东方文论·序》)。在整个20世纪世界文学理论批评领域,还听不到中国独立的理论声音。(注:美国著名学者亚伯拉姆斯在谈到现代文学理论与批评时,曾列出20种20世纪最有影响的文论潮流和主义,均与中国无缘。参见黄维梁《〈文心雕龙〉“六观”说和文学作品的评析》、《北京大学学报》1996年第3期。)这种状况,对于中国知识界来说,无论有何种现实原因,都不能不是一个深深的遗憾。于是90年代,在新一轮的反思中,“建设中国特色的文艺学”的问题,被提到特别突出的地位。 自然,这个问题的提出并非始于90年代。还在50年代中期就有人指出:“近几年来,有许多人用教条主义的方式去学习苏联的文艺理论,而不顾中国过去和现在的实际”,因此不能“成为中国的花朵”。(注:见应杰、安伦:《整理和研究我国古代文艺理论的遗产》,《新建设》1957年第8期。)对教条主义的批评,激发和强化了民族主体精神与创造意识。在此基础上,周扬于50年代末第一次正式提出“建立有民族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体系”的命题。此后乃有蔡仪和以群分别主编的《文学概论》和《文学的基本原理》。这两部著作虽然在质量和影响上居当时同类著作之首,在与中国传统文论和文学实际的结合上有所进步,但由于时代条件的限制,仍未能从体系上摆脱苏式理论的影响,完成质的突破。如此,当80年代有了相对宽松的时代条件之后,问题便自然地再一次提上日程,尤其80年代后期,讨论渐趋热烈,并产生了一些令人瞩目的新成果,然就学界整体而论,那时还处在急于借鉴模仿的兴奋与浮躁之中,还不能更集中更踏实地就“中国特色”问题进行多方位的研究与探讨。这只能是90年代的事情。这一时期虽然失却了80年代的轰轰烈烈,但有关学者的精神更为集中,研究更为扎实。 什么是“中国特色”?目前学界仍有不同的理解。有的强调“民族性”,有的强调“社会主义”性,“马克思主义”性,也有的强调二者的结合,可谓众说纷纭。在我看来,所谓“中国特色”,归根到底,就是指由中国学者所创建的具有独立品格的理论系统,关键是要有属于自己的理论声音。这种理论应该具有原创性、体系性和普适性。所谓普适性,即是理论的先进性、超越性,它产生于中国,又有能量的强势,具有向外的辐射力,能在不同的民族地区进行传播,发生影响,获得世界性的认可。当世界学界谈起某一理论,共同指认它来自中国时,这一理论自然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反之,如果达不到这样的理论境界,而只是自我标榜有“中国特色”,那恐怕也只能是一厢情愿。 依照这种观点,我认为90年代学界关于“中国特色的文学理论”的建设性探讨,主要表现为三种路向。 一路寻求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创造性发展。 这实际上也就是中国文论现代传统继承、扬弃和重建的路向。在这个方向上,有两支人马在奋力前行。一支沿传统文论体系整体改造的目标推进,如钱中文,王元骧等。他们在80年代已经奠定了相当坚实的基础,并且取得了重要的成果,90年代继续锲而不舍地努力。但由于问题难度甚大,未能取得更大的突破性的进展。他们所进行的主要工作,是对新时期乃至20世纪中国文论研究的回顾和总结,目的在于更好地探寻前行之路。 钱中文的《世纪之争及其更新之途》,《会当凌绝顶——回眸二十世纪文学理论》和《文学理论现代性问题》,《再论文学理论现代性问题》,(注:分见《文学评论》1993年第3期;1996年第1期;1999年第2期;《文艺研究》1999年第3期。)是几篇分量厚重的论文。他把中国20世纪文论的演进,放到本世纪世界文化和文论发展的大背景上进行纵横观察,比较,反思,高屋建瓴,发人深思。他认为,对20世纪中国文论进行反顾与前瞻,不能离开“现代性”这一理论问题。所谓“现代性”就是“人类进入现代社会之后,推动自身不断地走向进步的一种理性精神”,包括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在现代性的策动下,中国文学理论必然走向文学观念的多元化和哲学基础的多元化。有基于此,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只有不断更新,丰富自己,才能获得不可替代的位置。他强调,20世纪的中国文论经过百年流变,实际上形成三种传统,即:古代文论、现代文论和西方文论。今天,我们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文学理论的新形态,必须要面对这三种文论传统,并给出科学的定位与选择。而这种选择,只能从现实的传统出发,以现代文论为主导,充分融和古代文论和西方文论,否则又会中断传统。这将是一种在长远时间里不断生成,不断丰富,体现现代性的文学理论的新形态。在谈到文学理论现代性时,他又特别指出,要有“充分的人文精神”,要树立一种排斥绝对对立,否定绝对斗争的非此即彼的思维,一种走向宽容,对话,综合,创造同时又包含了必要的非此即彼,具有价值判断的亦此亦彼的思维——他说,“这是从近百年来文学理论痛苦演变中凸现出来的一个思考”。他的识见,的确包含了一个富有责任感的学者深沉乃至痛苦的历史思考。 王元骧的《对于推进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在当展的思考》,《中国文学理论研究的世纪回眸》,《文学理论建设刍议》以及《艺术实践本性论纲》(注:分见《社会科学战线》1997年第5期;《文学评论》1998年第5期;《高校理论战线》1998年第5期;《社会科学战线》1998年第3期。)等论文,是他这一时期的代表性作品。这些作品所要探讨的基本问题是,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如何走向当代,以及作为当代形态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逻辑起点、基本内容和研究方法。通过“世纪回眸”,在比较已经取得的成果(主要是80年代以来的新成果)的得失之后,他深感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进一步发展,“最关键的环节”,是要形成和确立正确的文学观念;这样的文学观念,应该到科学与人文两种学科的结合部去寻找;在内涵和功能上,它必须充分反映时代要求,民族文化精神,并有能力整合与同化已经积累起来的一切理论资源。遵循这样的思路,他在坚持认识论的基础上,引入实践范畴,提出了“艺术实践本性论”。试图以实践为中介,将知识论、认识论与人生论、价值论,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结合起来,从而进一步阐释文学的“人学”性质,推动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新发展。另一支是更年轻一些的博士,如许明、郑元者等。他们的兴趣,暂时似乎更在于某种重要的研究领域和专题上,期望通过这些关键性问题的突破,为马克思主义美学文艺学的现展寻求契机。 许明是已故著名美学家蔡仪的学生。他的博士论文《美的认识结构》,完成于80年代,修订出版于1996年,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史上的一部“具有高层次研究水平”的论著。该书坚持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美学的最基本的合理内核——客体思想,同时又广泛吸收近百年来西方多种美学思想中的合理因素,以哲学认识论——思维科学为方法论基础,以审美实践为出发点,整合客体、主体、动力、反应等因素,首次提出和论述了“审美思维结构”,并由此对审美客体,审美主体形成的逻辑过程,以及美感和性质等,进行了创造性的探讨,从而为认识论美学注入了新的活力,使之在长期踏步之后重现生机。许明认为,要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文论,有三个方面需要注意。首先要“重读马克思”。所谓重读,就是要恢复过去长期被误读和“弱化”了的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性”,“价值立场”,“人的解放”等重要内容,重新以“人”为优秀,张扬那些与人道主义等相联系的价值资源,以回应现实中的重大问题与危机。他的研究新著《马克思恩格斯美学思想的起源》一书已经问世。其次,要关注现实。因为理论发展的契机,最终是要到现实中去寻找的,它的独特的内涵,应该来自时代的深处,来自民族文化传统的深处,来自人性的深处,研究者只有融进这个现实之中去方能真实有效地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回答问题。为此,近年他主编并参与撰写了全面研究当代中国现实问题的《中国问题报告》(丛书,20余种),《与总书记谈心》等很有影响的书籍,获益匪浅。第三,要有明确的理论目标。在环视世界理论思潮走向的基础上,他强调中国文论建设要“重返意识形态”(当然是开放的意识形态),要“建设新的人文精神”,即“以发展的开放的马克思主义为优秀的价值观、方法论、社会观所构成的新的意识形态建构”,从而使文学更好地担负起帮助民族实现“人格重建”这个时代性的主题。他曾发表《人文理性的展望》,《当今文学理论发展的十个问题》(合作)等多篇重要论文,分别收入《轻拂那新理性的风》,《人文理性的展望》等文集。在我看来,上述三项,确实从理论本源,现实需求和未来方向的结合上,抓住了今日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发展的关键所在。目前,他正投入心仪已久的《意识形态笔记》的写作。这将是他为建构当代形态的马克思主义美学,文艺学所进行的新的理论探索。 郑元者师从著名美学家蒋孔阳教授。他的博士论文题为《艺术之根:艺术起源学引论》,已于1998年出版。关于艺术的起源,西方古今理论家曾经有过多种说法、多部论著,如劳动说、模仿说、游戏说、心灵表现说,《艺术起源》(格罗塞),《没有地址的信》(普列汉诺夫),《原始艺术美学》(简·布洛克)等等。这些著作与见解,虽然各成一体,但往往视角比较单一,带有比较明显的局限。郑著则积极开扩视野,将艺术起源分解为艺术何时发生/艺术如何发生/艺术何以发生三个既相区别又相联系的互动层面,归结为一种规律性生成过程;同时吸收考古学、文化人类学、心理学、史前宗教学、民族学和民俗学等多学科的有效理论和方法,既重实证考据,又有哲学思悟,在认识上突破了艺术起源“单数”论的传统见解,提出艺术起源于原初性的图腾观念以及它的特化形态的“复数”理论。其优秀概念是“图腾观念特化说”,其理论展开为“图腾观念特化树”。有关专家认为,“这种自成体系的崭新的观点,使艺术起源问题的研究有了突破性的进展,为美学研究的发展做出了贡献”。(注:参见蒋孔阳:《艺术起源学研究的新创获》,《复旦学报》(社科版)1998年第1期。)他的努力方向,是建构当代形态的马克思主义人类学美学的学科体系。他认为,“要改变传统美学的诸多重大失误,当代人类学美学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突破口,它是‘新美学’的前导”(注:见廖明君《艺术起源学研究与当代人类学美学的学科建设——郑元者访谈录》,《民族艺术》(南宁)1998年第2期。)正是为了探寻“新美学”,他“甘于清贫,甘于寂寞,坚守学术阵地”(蒋孔阳语)。近年来又完成和出版了《崇高之始》(已出),《当代马克思主义人类学美学》,《人类学美学与21世纪中国经济文化战略》等新著。目前正继续进行艺术起源学研究,埋头撰写计划中的其它几部论著。他的研究显示了一代新学人严肃负责的学术追求。可以预计,在理论建设的道路上,他将迈出更加坚实的步伐。他的导师高兴地说:“在元者身上,我看到了我国的学术事业后继有人”。确实,在新一代博士中,正涌现出一批具有比较合理的知识结构,以及现代科学文化意识和思维方式的新型人才。在他们身上寄托着民族文化建设的希望。 关于马克思主义文论建设,还有一些文章值得注意,如《文艺社会:结合部与生长点》(周平远),《文学理论与文学世界》(吴元迈)等。(注:前文见《文学评论》1998年第6期;后文参见《文学评论》1999年第1期《面对现实融汇中西》(徐新建、阎嘉)一文。)周文认为,文艺社会学既是马克思主义文论的主体和精髓,又是中国古代文论的灵魂,现代文论的主流,西方文论的传统与新潮,也是当代中国文艺的强烈诉求和具有世界性的文学/文论/文化思潮,应该成为中国古代文论现代化和西方文论、马列文论中国化的结合部,成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学术生长点。吴文认为,20世纪以来,由于各门学科的独立发展及其相互渗透,文学边界内的“入侵者”越来越多,一方面文论变得越来越不像文论,另一方面文论关注的领域越来越广,与此同时却似乎偏偏不关注文学现实本身。今日文论的发展,固然需要与古今中外种种学说对话,但最重要的是进行文学理论与文学实践的对话。惟有这样,文论才能发展,惟有以实践为基础的文论才可获得生命力。此外,朱立元《思考与探索——关于当代马克思主义文艺学体系的结构》(专著,1991),《关于马克思主义文艺学民族化的思考——力求在哲学思维层次上融通》(1990),狄其骢《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建设的当代形态》(1991),周来祥《辩证思维方法与当代马克思主义美学文艺学理论体系》(1992),彭立勋《意识形态论与审美论的统一——马克思主义文艺学体系建设的思考》(1992),董学文《关于有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理论研究的几个问题》(1996)等也都对这一问题作了有益的探讨。 一路寻求中国传统(古代)文化的“现代转换”。 这种“转换”,与古代文论的一般研究(如历史研究、专题研究、范畴研究等)不同,它是以这类研究为前提,谋求其与现代文论的“接轨”;也不是仅仅将个别古代文论的概念范畴移接到现代文论的系统上,而是要在对古代文论根本精神特征深入把握的基础上,将其生命内能激活,进行创造性转化,使之自然地与现代文论融和,形成独具特色的新体系。这可能是中国学者梦寐以求的理想境界,但又确实是一项十分艰难的工程。正如罗宗强所说,“借助于古代文论的‘话语转换’以建立有中国特色的文学理论体系必将遇到诸多难以克服的困难”。或许正因其难,才更有吸引力。80年代后期,要求“转换”之声开始出现,进入90年代呼声日益高涨,到90年代末,以此为中心议题召开了全国性专门学术研讨会。同时,《文学评论》也为此开辟专栏,持续讨论达两年之久,一时间,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成为文坛热门话题。 尽管目前学界对于究竟如何实现这种转换,尚在讨论之中,实践这种转换的代表性著作暂时还无法产生,但这种呼唤本身却已对古代文论的研究发生了积极、深刻的影响。一个突出的表现,是开始超越传统的“历史研究”、“阐释研究”,努力向古文论体系的深层和优秀部位掘进。这种研究的端倪初现于80年代末期。主要有五种方向:一、发生论方向——主要探讨古代美学发生的社会文化背景。如赵沛霖《兴的起源——历史积淀与诗歌艺术》(1978)等。二、本体论方向——主要探讨古代美学的本质、特征、构成等基本理论问题。如栾勋《现象环与中国古代美学思想》(1988),李泽厚《华夏美学》(1989),潘知常《众妙之门》(1989),于民《气化谐和》(1990)等。栾文潜入古代美学的肌理,第一次对古人思维路线(由“两端论”而“中和论”而“神秘论”)和古代哲学——美学思想总体结构(由“思想环”、“宇宙环”、“现象环”连环交错构成)作出独到的揭示;李著认为,华夏美学从礼乐传统和孔门仁学开始,以儒学为主,同时包括道、屈、禅,其基础是以性情为本体的“心理主义”,它既超越又内在,既是感性的又超越感性,形成独特的“审美的形而上学”;潘著以中国文化为背景,意在揭示中国美感心态的深层秘密;于著借中西思维文化的比较,提炼出“气化和谐”说,由此阐释中国古典美学的根本特征。三、文化学方向——主要从文化学角度探讨中国古典美学与相关文化的关系。如漆绪邦的《道家思想和中国古代文论》(1988)指出,古文论中许多重要观念来源于道家思想,因此仅说“儒道互补”是不够的;张法的《中国文化与悲剧意识》(1989)着重从中国文化背景考察中国悲剧意识的性质、特征、类型及运行趋势。四、心理学方向——主要从心理学角度对古代文论作新的探讨。如皮朝纲的《中国古代审美心理学论纲》(1989),以现代审美心理学为参照,提出文气、才力、个性、养气、积学、研阅等六个范畴,试图建构中国古代审美心理学。五、发展论方向——主要探讨古典美学近现展的内在机缘。如潘知常的《美的冲突》(1991)通过对近现代美学曲折进程的分析,旨在说明其最终以接受马克思主义美学作为归宿的历史“必然”性。 进入90年代,研究进一步深入和扩展。胡晓明《中国诗学之精神》(1991),陈良运《中国诗学体系论》(1992)是继续总体探讨的两部论著。前者着重探析中国诗学的精神与原型,提出并论述了比兴、意境、弘道、养气、尚志五个优秀范畴。后者则认为中国诗学体系主要由志、情、形、境、神五个范畴构成。栾勋《人学、美学、道学》(1996)一文,超越一般的文论层面,立足于哲学,美学的高度,指出中国传统的人学、美学、道学,实际上以“人学”为中心,而在深层次上它们之间又是相通的,因而主张研究古代文论应从“人学”处入手。党圣元《中国古代文论的范畴和体系》(1997)一文,对古代文论范畴的哲学基础,思辨特征,认知体性,传统文论范畴之知识类型,诠指方式,理论形态,以及它们的展开层次,相互结构关系乃至整个中国文论范畴体系的系统结构特点,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论述。他的《传统文论范畴体系之现代阐释及其方法论问题》(1998)一文认为古代文论的现代转化是一个历史过程,其优秀是范畴体系问题;这一范畴体系的基本结构是:以“道”为历史原点与逻辑起点(元范畴),根据天——地——人这一系统结构框架,依循气——人——文或物——心——文这一生成模式,由源到流,由体到用,由实到虚,由对立到统一,以范畴为基本单元,围绕着作为一种文化的或精神现象的文学艺术所涉及到的各个认知方面而具体展开,形成文源论、文体论、价值论、通变论、主体论、创作论、作品论、风格论、批评论等八个层面或曰理论专题,彼此之间的相互贯通,从而呈现出一种网状式的结构特征;而在“转化”过程中,又必须充分注意“视界融合”,“创造性阐释”以及“活化”问题,如此才能把握真谛,激活内能,自然地融入当代文论之中。毛宣国《中国当代文艺理论建构的重要选择》(1998)一文,重点探讨马克思主义文论与中国古代文论如何“沟通契合”,并从人的关注,思维方式,范畴融通等三个方面进行了具体阐释。张海明的《古代文论和现代文论》(《文学评论》1998·1)也循这一方向进行了探讨,强调在有中国特色的文艺学的建设中,古代文论占有重要地位,因为它是民族文化的“根本”,欲实现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必须在以现代意识完成“价值重估”的基础上,实现“现代阐释”。蒲震元的《现代诠释与微观考辩——再谈古代文论的现代价值转型》(《文艺研究》1998·3)则主要探讨在实现古代文论“现代阐释”的过程中,如何有效借鉴西方现代诠释学,扬长避短,为我所有,并逐步建立中国的当代诠释学理论。古风的《意境理论的现代化与世界化》(《中国社会科学》1998·3),专就“意境理论”的演进过程,探讨中国古代文论优秀范畴“现代化”的路向:其一,以现代思想“重写”传统,并在传统内涵的基础上增殖和发展;其二,以现代西方文艺美学思想进行阐释,给传统注入外来血液,使其内涵产生重大变革。该文认为,意境现代化的最高理想是对意境范畴的重构,并对这种重构提出了设想。关于意境的系统研究有两本著作值得一提。一是蓝华增的《意境论》(1996),一是蒲震元的《中国艺术意境论》(1995)。它们结合古今中外文艺作品的研究与评论,将“意境”提升为一个现代文论和美学的术语;尤其前著更受称道,被认为是意境理论现代化的“一个成功范例”。此外,余虹在《文史哲:中西叙事理论的内在旨趣与知识眼界》(1997),《中西传统诗学的入诗方式及其历史性建构》(1997)等论文中,通过中西比较,对中国文论的入思方式,历史性建构以及叙事理论等问题作了较为深入地探讨。王齐洲的《中国文学观念的符号学探源》(1999)也以中西比较的开阔视野,从符号学的角度,详细讨论了中国文学观念发生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及文学观念所具有的原初意义,进一步揭示了中国文学观念的文化内涵和民族特色。尽管这些探讨还只是初步的,但其攻坚的目标和力度,显然是前所未见的。 一路在继承的借鉴的基础上更注重独立的理论发现和创造。 在这一路向上可以举出杨义、叶舒宪、萧兵、蓝棣之、王一川等人。 杨义的长处在于对中国文学本体有比较扎实的研究。自80年代以来,他首先在现代小说史领域辛勤耕耘,以独具特色的三卷本《中国现代小说史》立稳脚跟,进而由现代进入古代,在对大量古代作品的研读品评中,体味、追索中国文学的生命底蕴和民族特征。在此基础上他完成了《中国叙事学》(注:见《杨义文存》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一书。这部书与同期出版的叙事学理论著作不同,它不是对同类外国著作的综合性演绎,也不是对这类理论的创造性重构,如胡亚敏的《叙事学》,董小英的《叙事艺术逻辑引论》,罗纲的《叙事学导论》等。它是著者以西方叙事学理论为参照,用现代眼光(新的知识结构,思维方式)对我国古籍钩玄提要,梳理爬抉,细读精研之后的独立发现;第一次揭示了不同于西方叙事学的中国叙事的文化密码,即叙事与历史结合的源起,提出不同的思维方式在叙事中的不同表现原则,发掘了中国叙事智慧之特征。(参见该著附录专家推荐意见)这样的研究,由于集现代人类文化之光凝聚于中国文学的本体,阐幽发微,综合提炼,自成一体,因之既充分显示了中国叙事学的特色,又具备了与世界对话的可能。虽然不能说该著已经完美无缺,但可以说,在探索建立中国特色的理论体系进程中,这确实是一项重要的创获。 叶舒宪和萧兵是八九十年代很有实力的两位学者。在研究领域上,前者神话与理论兼长,一部《中国神话哲学》体现了他的这一特长;后者则专注于神话研究,尤其楚辞神话研究成就突出,出版《楚辞与神话》等多部著作,受到国际学界的关注。他们的共同特点是,以世界的眼光,做中国的学问;在方法上,更注重文化人类学和中国乾嘉学派的积极价值。近年来,他们合作主持并参与撰写的《中国文化的人类学破译》系列,将这一特点进一步贯注到对中国文化的深层探讨上,为了对古代文化更好地进行现代破译,他们一面积极引入文化人类学的知识视界,一面努力继承和开掘传统的考据学方法,力求融汇中西古今,形成自己独特的学理话语。他们的这种创造性追求受到学界的高度重视,被称为“中国文化考据学派”。乐黛云认为,他们用现代的世界的眼光诠释中国文化,竭力使它成为全球文化的一部分,成为人类共享的思想资源,这种努力代表着我们学术的方向和未来。(注:参见《文学人类学走向新世纪》所记乐黛云的发言,《淮阴师范学院学报》1998年第二期。) 蓝棣之曾师从著名现代文学史家,鲁迅研究家唐弢先生。读书期间思维即有些“怪异”。他借重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说,抓住文学文本的某些特殊情节,便不顾一切地向作品的背后深钻细探,必欲挖出其深藏的“秘密”而后快。此后,一直沿着这一思维方向充实丰富,深化发展,终于形成与众不同的研究方法,取得了与众不同的研究成果。主要著作有《正统的与异端的》(1998),《现代诗的情感与形式》(1994),《现代文学经典:症候式分析》(1998)等。其中后者影响最大,是他的代表作。该书用独特的精神分析解读中国现代小说、戏剧,见前人所未见,发前人所未发,别开洞天,令人耳目一新。他所注意的,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形式与技巧,而是从文本的“疑团”(悖逆、含混、反常、疑难等)寻找其作者的“症候”,再由“症候”寻踪探源,所要揭示的是:作品说了什么,一个故事下面还有没有另一个故事,哪是作者想讲而没有讲出来的,哪是作家要掩饰的,哪是作家没意识到而无意之中流露出来的,还有,作家之所以要讲故事的无意识动因是什么?(注:参见《中华读书报》1999年5月19日9版,梁妍:《深入到艺术创造的生动内核中去——蓝棣之谈文学的症候批评》。)这样,如多节火箭一样,节节推进,使探究超越作品的表层、外层空间,进入作家心理和文本结构的深层,进而由作家的无意识动因的分析深入艺术创造的生动内核。这部书并不是系统的理论建树,但其中贯穿着独立的理论观念,形成了当今理论批评界难能可贵的“一家之言”。有人称他为“症候分析学者”,他认为自己属于心理批评派,而心理批评是对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的重要补充。 王一川是一位很有个性的青年学者。90年代以来,他以“修辞论”为中心课题,但不满足对他人理论的一般移植与借鉴,而是在中外相关理论的辨析比较中,寻找建构自己的理论系统。他认为,既有的认识论美学、语言论美学和感兴论美学都各有所长,又各有所短。前者往往为内容、思想而牺牲形式、语言;中者在执著于形式、语言或模型时,常常遗忘更根本的,为认识论美学所擅长的历史视界;后者则又忽视了语言论美学的优长。为了走出这种美学的困境,他主张“把认识论美学的内容分析的历史视界,感兴论美学的个体经验崇尚,语言论美学的语言中心立场和模型化主张这三者综合起来,相互倚重和补缺”。他认为,“这实际上就是要达到修辞论境界;任何艺术都可以视为话语,而话语与文化语境具有互赖关系,这种互赖关系又受制于更根本的历史”。由此,他提出了与众不同的“修辞论美学”。(同名著作于1997年出版)这已不是一般的创造性借鉴,而是在借鉴基础上的一种独立创造,从而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文艺学提供了新的尝试。杜书瀛认为这是一种力图把“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结合起来的美学,力图建立一种既避免单一的“内部研究”的缺点,又避免单一的“外部研究”的缺点的美学。因此,是很有创见,也很有价值的。(注:参见《内转与外突——新时期文艺学再反思》,《文学评论》1999年第1期。) 就目前来看,以上三种路向的研究,都还未能形成更多更有分量的“拳头产品”,但可喜的是都已有先行者在奋力拼搏。经过二十年——也可以说20世纪几辈学人艰难曲折的探索,终于看清了的学术道路,我想,富有光荣传统和聪明才智的中国学人一定会坚定不移地走下去的。具有世界影响的新一代学者和论著一定会涌现出来。 文学理论论文:英美文学理论教材分析论文 20世纪西方文学理论发生了一次次革命性变化,与之相应,英美各高校也出现了种类繁多且各具特色的文学理论教材。这些教材不仅为我们展示了当代西方理论与批评的全景,而且表现出与中国高校文学理论教材不尽相同的体例和风貌。了解和研究英美高校的这些教材,特别是国外学者为解决“理论”危机而做出的种种颇有创意的努力,对于我国高校文学理论教材的编写无疑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本文从目前收集到的近50部英美文学理论教材中挑选出有代表性的20本教材作为研究对象(见篇末附录),通过认真研读和分析,以把握英美高校文学理论教材的编写思想和写作体例,并希望通过对这些教材的梳理和辨析,为我国当今文学理论教材的编写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一、英美文学理论教材的类型 导论型教材在英美文学理论教材中,不难发现其书名冠以“导论”、“引论”(Introduction)或者“指南”(Guide)的导论型教材,但这种导论型教材与国人理解的不完全一致。在国人看来,作为导论型教材,应该关注文学理论(Literarytheory)的学科性质、研究对象、研究方法、优秀范畴等基本问题,有比较明确的理论建构和明晰的范畴界定,论述过程缜密,结构也应相对完整。而在英美高校,这种具有完整体系的教材并不多,也许受人文社会科学特别是当代哲学不再诉求宏大叙事的影响,英美文学理论教材似乎不再追求建构普遍的理论体系。 就所掌握的资料来看,韦勒克和沃伦合著的《文学理论》是少数具有完整体系建构的教材之一。该教材涉及到文学、文学理论、文学批评和比较文学等方面。韦勒克试图通过对文学理论、文学史和文学批评的区分来界定文学理论的研究对象,通过对文学研究的内部和外部的区分来寻找文学理论的研究方法,并重点阐述了文学理论的“内部研究”,分析了与此相关的重要概念。该教材对我国新时期文学理论教材的编写影响颇深。卡勒的《文学理论》也属于导论型教材。如果说韦勒克、沃伦的《文学理论》是一种建构型体系的教材的话,那么这一本便可以视为“解构型”教材了。该教材对文学理论中的几个关键范畴均提出了质疑。其开篇标题为“理论是什么?”第二章标题是“文学是什么?”接下来则对文学与理论的关系作了否定的回答。“文学是什么?你也许会认为这是文学理论的中心问题,但事实上,它并没有太大的关系。”该教材通过分析历史上各种界定“文学”的说法,最后将“文学”理解为从五种视角审视的结果,从而构成了对传统文学理论试图找到文学的普遍性本质的消解。这种解构方式告诉人们,对“文学”这一术语的界定的不可能与无限可能。苏瑞希·纳华的《文学批评基础》侧重从哲学的角度反思文学理论,是一本有相当理论深度的教材。该教材首章为“哲学与当代文学理论的危机”,谈到了“客观主义、怀疑主义、相对主义和极端不确定主义”所带来的文学理论的危机。以此为出发点,论及“诗学的形式与功能”、“变异、价值和文学理论”等文学理论的优秀问题,并探讨了文学理论作为一门学科的存在及其意义与前景。这本教材可视为理论面临坍塌之际的反思和重建。 一些研究文学理论中特定范畴的专论性教材,我们也将它们归入导论型教材内。安德鲁·本尼特与尼古拉斯·罗伊尔合著的《文学、批评与理论导论》就属于此类,该书第二版分二十八章,每章涉及文学理论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如“开端”、“读者与阅读”、“人物”、“悲剧”等,第三版又新增四章,仍沿用这一方式。该书各章之间虽亦有参阅,但就总体而言,各章几乎全凭某一关键词而自成一体。此类教材因各章节之间独立性较强,所以在教学过程之中可以从不同的章节入手,从而形成不同的思维路径。 有些导论型教材则具有史论结合的特征,如查尔斯·布莱斯勒的《文学批评:理论与实践导论》,该教材既有对文学理论的优秀概念的质疑与界定,又有对自古希腊以来学科史的勾勒,包括对20世纪以来的主要理论批评流派的介绍。还有些教材主要通过对西方20世纪文学理论批评流派的评述来结构全书,伊格尔顿的《当代西方文学理论》就是如此,它将西方20世纪文学理论批评流派梳理出三条线索,从而引出文学是审美意识形态的结论。与之类似,佛克马和易布思合著的《二十世纪文学理论》也是通过对各理论流派的选择性介绍和评价,试图建立一个科学的具有广泛适用性的文学理论。 选本型教材选本型教材即选辑他人著述而成,一般为选家根据一定的标准和原则选择编排一些理论或批评实践文本,其中大多为经典文本,偶尔也收录学生习作,用来作为课堂教学或学生阅读练习的实例。 英美高校文学理论的选本型教材不只是资料汇编,大多具有选家眼光和水准,大多在选编中有说明、指要或有一定篇幅的介绍。如诺顿出版公司的《诺顿文选理论与批评选集》,在前面就有长达28页的“文学理论与批评导引”,对“什么是阐释”、“什么是文学”以及不同历史时期的文学理论与批评作了概要的介绍。再如罗伯特·C.戴维斯和罗纳尔德·席勒夫编选的《当代文学批评:文学与文化研究》,该书用两章的篇幅介绍了“什么是文学研究”和“什么是文学理论”。这类教材在英美文学理论教材中占有一定比例。 根据编选标准和内容的差异,我们又可以将选本型教材分为三种。一种是依据历史编年,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当属《诺顿文学理论与批评选集》。该书有2600多页 ,遴选了自古希腊至今的文论家著作,按照文论家出生年代先后而编排。另一种是按理论批评流派选编,这类教材往往精选出文学理论流派中具有代表性的经典理论批评著作片段。例如安·杰斐森和戴韦德·罗比的《当代文学理论介绍》,选取了俄国形式主义、语言学批评、美国新批评、结构—后结构主义批评、阅读阐释理论、精神分析批评、西方马克思主义批评和女性主义批评等八种文学批评流派的代表性著述,勾勒出一幅当代批评理论之图。第三种则是前两种的综合,既根据主题或专题选择,又兼顾历史与流派的顺序。例如英国文论家拉曼·塞尔登编著的《文学批评理论——从柏拉图到现在》,全书共分为五大主题:再现;主体性;形式、体系与结构;历史与社会;道德、阶级与性别。每一主题下又分为若干子题目。菲利普·莱斯和帕特里夏·沃夫编选的《当代文学理论读本》也与之类似。该书分两部分,前半部分按照流派编选了索绪尔语言学、俄国形式主义、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接受美学与读者接受理论、女性主义等理论家的文章;后半部分则按照主体、语言与文本性、话语与社会、后现代主义等专题编选。 手册型教材英美高校文学理论教材不仅种类繁多,而且互为补充。相对于导论型教材和选本型教材而言,手册型教材是与前两种类型配套使用的教学参考书。这类教材又分两类,一类是辞典,一类是批评方法手册。手册型教材为教师的教学和学生的学习提供了很大的便利,同时也为一般读者或者初涉批评领域的人提供了获取知识的途径。#P#与导论型教材具有较强的理论性和体系性不同,手册型教材侧重于理论知识的普及。有些辞典收录的词条范围很广,如《韦伯文学百科全书》,该辞典言简意赅地介绍西方近几十年来令人眼花缭乱的名词和术语。安约翰·派克和马丁·库勒的《文学理论和批评术语》则仅限于文学理论批评的术语,这类辞典既可供初学者入门,也可作为工具书。 手册型教材与选本型教材也有差别,选本型教材虽然也辑录的是他人的文本,但重点在选,手册型教材则带有实践性质,重点在指导如何运用。该类型的典型例子是威尔弗雷德·L.古尔灵等编著的《文学批评方法手册》,该手册介绍了数种批评理论,每章一般分为三个部分,第一节介绍该理论的背景、性质与运用范围,第二节为经典批评文本的分析,第三部分是对该批评理论本身的评价。比如该书第二章“形式主义批评方法”,第一节介绍了形式主义理论的背景及分析方法;第二节为“形式主义批评方法的实际应用”,具体包括:①用形式主义方法解读《致他羞涩的情人》,②短篇小说的形式和结构:《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③对立统一:《哈姆雷特》的形式,④形式中的意义等。第三节是“形式主义批评方法的局限”,对于只关注于文本内在的形式主义批评,编者认为“我们不应该再坚持文学的独立性,而是要恢复文学跟生活和思想的联系”。这类教材还有一个特点,即在介绍使用各种批评理论的批评实践时,往往选择相同的文学文本作为批评对象,《文学批评方法手册》中是用不同方法分析了《致他羞涩的情人》和《年轻的布朗先生》这两部作品。朱利安·沃尔夫莱和威廉·贝克合著的《文学的诸种理论:批评实践案例研究》也是如此,该教材收录了分别用结构主义批评、后结构主义批评、精神分析批评、女性主义批评、马克思主义批评、新历史主义批评方法对《雪封》这部小说的评论文章。这种编排可以使学生切实地感受到各种批评方法的不同特色,同时也训练了学生阐释文学文本的能力。 教师用书教师用书严格地说不能叫教材,而是带教辅性质的参考书。这些用书对文学理论本身和教学方法都作了富有启发性的提示,迪安·F.萨多夫和威廉·E.凯恩合著的《大学当代文学理论教学》和麦克·肖特的《阅读、分析和文学教学》就是这方面的代表。 有些英美文学理论教材还注意到了多种类型的教材配套使用的问题。如塞尔登的三本教材就是可以互相参阅和补充的。其一《当代文学理论导论》,主要评介了20世纪以来的各种理论批评流派;其二《文学批评理论:从柏拉图到现在》则分主题遴选了自古希腊以来的经典文学理论著述;其三《理论实践与文学阅读导论》是一本专门为学生设计的批评案例分析。 二、英美文学理论教材的编写立场 文学理论教材的编写立场指编写者对文学理论性质的看法和关于文学理论教学的指导思想。编写者的立场与其理论素养、文学观念特别是所属的理论派别有关,在教材编写中,往往表现为编者对各种文学理论观点或流派的取舍和评价,对具体的理论术语的界定和表述,以及对教材的逻辑思路及建构方式的选择和设定等。由于编写立场的差异,有些教材侧重于对文学的社会文化、意识形态因素的阐释,有些教材则集中研究文学的语言和结构,使得英美的文学理论教材呈现出不同的风格和特色。 导论型教材一般表现出鲜明的学派立场,韦勒克和沃伦合著的《文学理论》将文学研究分为内部和外部,从构架上看似乎是一种全面的文学研究,但在具体论述中,著者对文学研究中的传记、心理学、社会和思想等四种从“外部”切入的态度有所保留和否定,他们认为这种研究忽视了文学的审美价值,忽视了语言符码的特殊性,将文学作品虚构世界的生成机制简单化了。实际上著者是站在新批评的立场上,主张文学理论应立足文本,研究文学作品的语言特性。伊格尔顿的《当代西方文学理论》的立场与韦勒克相左,著者毫不回避自己所坚持的文学的意识形态性。该书从“什么是文学”开始,在缜密的论证过程中否定了传统和当下社会的各种观念,在追问中得出结论:纯“文学”只是某些特定的意识形态给人造成的错觉,对于文学的价值判断具有历史可变性,它与社会意识形态有着密切的关系。而佛克玛和易布思合著的《二十世纪文学理论》虽然提出要建立一个具有普遍适用的、科学的文学理论范式,但纵观全书,他们是希望以结构主义文学批评为基础,同时吸收接受美学、符号学等相关成分来合成。卡勒的《文学理论》则通过一系列的质疑表现出一个解构主义者的学派立场。 英美文学理论教材所表现的这种鲜明的 学派意识与编著者在编写教材时的文学现状及文化思潮有一定联系,而这些教材所坚持的指导思想通过被学生接受和掌握,又可推动某一学派和思潮的普及和发展。韦勒克、沃伦的《文学理论》无疑起到了推动和传播新批评主张的“内部研究”的作用。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文学的多样化发展及文化的多元并存促使文学理论也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反映在教材编写上则表现出综合性的倾向或采用比较客观的立场来评述各派理论。正如朱利安·伍尔夫雷和威廉·贝克编著的《文学的诸种理论:批评实践案例研究》中所言:“没有一种理论是封闭或者自足的”,“批评、理论的写作和阅读已经泛滥,超出了‘理论’这一术语的同质性”。当今的许多教材往往不再有十分鲜明的学术立场或是学派意识,而是囊括诸多文论观念,其框架具有一定的开放性和包容性。凯思·格林和吉尔·列俾汉的《批评与实践教程》就体现了这种特征。该教材全面阐述文学和语言、结构、历史、作家(主体性)、读者、政治和文化之间关系。塞尔登的《文学批评理论——从柏拉图到现在》也是从再现;主体性;形式、体系与结构;历史与社会;道德、阶级与性别五个方面来编纂教材的。英国罗杰·韦伯斯特的《文学理论研究入门》则在文学、文学理论、文学批评的互动关系中探询文学研究的意义,他认为,文学是“一个各种意义斗争激烈的领域”,多种定义可以和谐并存。这些教材产生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与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出现无不有一定关系。从某种意义上讲,不提供任何简单的定义的答案,也许是当今文学理论教材的一个积极而非消极的特色。 需要提及的是,英美文学理论教材十分注重吸收西方文化和文学资源,特别是本国文学的历史和现状情况,由此显示出一种本土立场。英国学者拉曼·塞尔登编著的《文学批评理论——从柏拉图到现在》选用了100多个文论家的著述,其中英国文论家占三分之一以上,在第一编第三章和第五编第二章,分别所选的五个文论家都是英国的。英国罗杰·韦伯斯特的《文学理论研究入门》第一章分析了英国文学的现状,针对英国经验主义的传统,提出现在到了强调理论的时候了,第二章又设一节专门探讨英国的文学传统。英国汉斯·伯顿斯的《文学理论基础》主要以英国近代马修·阿诺德的诗歌为例子作为演示。美国查尔斯·E.布雷斯勒的《文学批评:理论与实践导论》开篇所选的范例就是“美国文学之父”马克·吐温的《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这些对我国文学理论教材编写中如何利用本土资源有启示意义。 三、英美文学理论教材的逻辑思路 清晰严谨的逻辑思路无疑是每一位理论家在阐述自己的理论或描述理论现状时所遵循的,只有如此,教材中各方面的内容才能融为有机的整体,同时也才能让学生易于把握教材的内在线索,并藉此掌握相关理论。 英美文学理论教材大都具有相对清晰而又体例各异的逻辑结构。有些教材以问题为出发点,通过质疑某种观点来结构全书。如韦勒克和沃伦合著的《文学理论》就是从对当时流行的“起因研究法”和“个性说”这两种截然相反的文学研究方法的发难开始的。塞尔登编著的《文学批评理论——从柏拉图到现在》则表现出对各种批评理论中自我中心主义的反击,因为那些理论“总是威胁要切断读者及其熟悉的精神支柱”,而对文学研究不是“进行仔细的分析和评价”,而是“发出绝望的呼喊或进行道德的讨伐”。由此这些教材形成这样一种思路:置疑现状否定传统提出新观点论证新观点。 英美文学理论教材中有些力求在各理论流派之间寻找其内部的逻辑关联,以统摄整个教材。如凯思·格林和吉尔·利俾汉的《批评与实践教程》,编者首先介绍与文学的本质特征——语言相关的批评方法,然后一步步走向文学的外部,形成一个以文学文本为圆心的众多的同心圆,其结构方式是由内及外:语言符码结构含义历史生成作者主体读者接受政治意识文化解读,由此勾勒出各种批评理论的内在关系。有些教材集中围绕文学理论中的某个或某些方面,显示各种文学理论批评的联系与发展。如汉斯·伯特斯的《文学理论基础》将各种批评理论聚焦在“阐释”和“阅读”上,关注各批评理论的阐释功能。他在序言中指出,曾经“有段时间里文学文本的阐释和文学理论似乎是两个不同而且毫无关联的物”,但是“在最近的三十年,阐释和理论彼此联系得越来越紧密。事实上,对于当代的许多批评家和理论家来说,阐释和理论已无法分开”,由此该书便有如下章目:第一章:意义解读:实用批评与新批评;第二章:形式解读(上):形式主义与早期结构主义(1914—1960);第三章:形式解读(下):法国结构主义(1950—1975);第四章:政治解读:20世纪70年代与80年代。从章目中我们可以看出,各章关注的都是作为各种批评理论的共同功能,即如何阐释文学作品。还有些教材则从学生学习的角度考虑,根据各理论流派本身的理论难度来结构全书。如罗易斯·泰森的《当代批评理论--使用者指南》采用的是循序渐进、由易而难的结构方式。有些教材甚至从具体的文学现象入手,无论是全书的导论,还是每章的开始,都是从具体的文学文本讨论入手走向文学理论教学的。如安德鲁·本尼特和尼古拉斯·罗伊尔的《文学、批评与理论导论》中大多数章节的开篇便是一首诗歌或一篇小说的片断。这些精心挑选出来的文本使学生在理论学习之初有一个比较生动或强烈的印象,从而产生学习理论的兴趣和欲望。 英美文学理论教材在编排上也有一些新的特点。如有些教材表现出明显的厚今薄古倾向。塞尔登、彼得·威多森及彼得·布鲁克合著的《当代文学理论导读》为了更好地介绍当今后现代思潮影响下各种怪异理论,在第四版里把以前版本里涉及到的理论(包括1993年增加的新批评)压缩成一至六章,仅占整本书的一半,而用另一半篇幅论述各种后现论。有些教材在编排上更为前沿。如安德鲁·本尼特和尼古拉斯·罗伊尔的《文学、批评与理论导论》的结构就彰显出一种后现代的去中心化的色彩。全书分二十多节,既有传统的如“叙述”(Narrative)、“人物”(Chara cter)和“修辞和比喻”(Figuresandtropes),也有耳目一新的“笑”(Laughter)、“自我认同”(Me)、“上帝”(God),还有“意识形态”(Ideology)、“种族差异”(Racialdifference)、“怪异理论”(Queer)等,各节之间相互独立,亦没有偏重。 四、英美文学理论教材的编排风格 从编辑学的角度我们还发现,英美文学理论教材有诸多和国内大学教材迥异的特色。 英美教材的封面设计与国内教材相比,更具个性化。有的教材采用的是带有现代色彩的油画,如布莱斯勒的《文学批评:理论与实践导论》和伊格尔顿的《当代西方文学理论》。有的教材则刊入一幅颇有意味的图片,如塞尔登和彼得·威多森及彼得·布鲁克合著的《当代文学理论导读》(第四版)的封面,画的是一个若有所思的人端坐在一扇门前,他在思考什么,门里面又是什么?这些都给读者以遐想。此外,还有的教材封面居然是一幅漫画,如安德鲁·本尼特和尼古拉斯·罗勒的《文学、批评与理论导论》的封面,漫画中的教师西装革履面带笑容的拍着学生的肩膀,两位学生却被缚于木板上不能动弹,甚至连嘴巴也被封住,下面一行小字说明:“通常,艾德尔森特别恩典的给少数几位学生讲授关于当代小说的后结构主义分析”。 英美教材在目录的编排上也呈现出多样化的特色。如罗伯特·C.戴维斯和劳拉·芬克编著的《文学批评和理论:从古希腊到现在》,全书的编排顺序是按年代来进行的,但在后面又编排了一个按主题分类的目录。诺顿公司多人合编的《诺顿文学理论与批评选集》更多达五个目录,分别按:著者出生时间;现当代流派与运动;文类;历史分期;论点与主题等五种顺序来编排。这种方式已接近计算机的链接,它提供了多个入口,给学生带来一定的便利。 英美教学非常强调课外阅读,因此它们的教材无一例外都附有指导学生进一步阅读的书目,并且书目的编排有多种方式。一般按照由易而难的顺序,这样有利于学生循序渐进地掌握理论知识。也有一些编著者根据教材自身的内容安排阅读书目,如乔纳森·卡勒的《文学理论》由于各章内容的相对独立性,所以他的扩展阅读书目是按章来附录的。苏瑞希·纳华的《文学批评基础》由于专业性很强,因此在按章注释之后对一些参考书目还作了言简意赅的介绍。罗杰·韦伯斯特的《文学理论研究入门》的扩展阅读书目做得更为精致,分别标为文学理论的入门或普及性著作、一般导读性书目、接受理论书目和语言理论书目等四部分,并且每一部分的前面都有一个简短的说明,俨然一本课外自学指导手册。 英美文学理论教材也很重视附录,注意增加一些特殊的内容。罗易斯·泰森的《当代批评理论——使用者指南》每节都附有批评实践的范本。美国查尔斯·E.布雷斯勒的《文学批评:理论与实践导论》则在第三章到第十一章的后面附有一篇学生的评论文章,值得一提的是该教材2003年版中第三到第十章的后面均附有与该章内容相关的网址。 顺便说一下英美文学理论教材的再版特色。英美文学理论教材在再版时往往有较大的变动,内容或增或减,顺序也多有调整,这样做也是与时俱进,使教材更具时代特色。查尔斯·E.布莱斯勒编写的《文学批评:理论与实践导论》1994年首版后,分别在1999年和2003年再版,每版都有变化,不断加入最新的文学理论观点和材料。拉曼·塞尔登、彼得·威多森和彼得·布鲁克合编的《当代文学理论导读》第四版也是如此。 当然,在调查中我们也发现,英美教材存在良莠不齐的现象,有一些偏颇之见。同时,很少有编纂者注意到东方的文学作品和文学理论,从而使它们所阐发的理论的普遍性大打折扣。这里我们主要关注的是英美文学理论教材中值得我国高校教材建设中借鉴的东西。英美文学理论教材中所持的文学观念和文学理论观念的多元和不断更新,教材体例和编写风格的丰富多彩,以及对选本和辅助教材的重视等等,都给我们诸多启发:文学理论教材可以有多种写法,也可以同时编写出多本不同体例教材,除具有导论性质的教材外,还可以有选本、有个案分析或手册。教材的表述可以严谨细密,也可以文采飞扬。总之,一本好的文学理论教材既能让学生了解和掌握文学理论的基本知识和基本问题,又能在学习中发现理论的价值和思考的乐趣。 文学理论论文:文学理论性成分研究论文 书名"理论留下了什么?"问的是:被称为"理论"的话语在今天占有什么位置,它如何既与自身的过去又与那些自称有权在政治领域占有一席地位的话语相关?作为今年英语协会会议上的第一位讲演者,我的讲演就是理论留下了什么的一个范例--一个活生生的余留物--一种理论的剩余,它的范例性将使别的讲演者摆正自己的位置而不至于对理论的遗产有太大的曲解,不用说,这样做的方式就是抓住理论与其过去的关系:理论留下了什么? 在1960年代,当我刚涉足我们的书名简单称之为"理论"(theory)的东西时,这一术语(如此怪异,它是关于什么的理论)的含义比今天宽泛得多。在结构主义风行的时期,出现了大量不断扩展的理论--从根本上看,它们是对结构主义语言学模式的普遍化运用--这种模式自称将适用于全部文化领域。理论指一些特殊的结构主义理论,这种理论将阐明各种各样的材料,是理解语言、社会行为、文学、大众文化,有文字书写和无文字书写的社会以及人类心理结构的关键。理论指具有特定的学科间性的理论:它激活了结构主义语言学、人类学、马克思主义、符号学、心理分析和文学批评论文。 不过,尽管理论具有广泛的跨学科目标,但在它的高潮时期,文学问题仍处于其规划的优秀:对于俄国形式主义、布拉格结构主义以及法国结构主义--尤其是对罗曼·雅各布森(它将列维一斯特劳斯引入音位模式,这对结构主义的发展具有决定性的作用)而言--文学的文学性问题是激活思想的问题。理论试图将文化对象与事件当作形形色色的"语言"要素来处理,因此,它们首先与语言的性质相关,而当文学表现为最为有意的、最反常的、最自由的、最能表现语言自身的语言运作时,它就是本真的语言。文学是语言结构与功能最为明显地得到突出并显露出来的场所。如果你想了解语言的一些根本性的方面,你就必须思考文学。因此,在雅各布森所界定的一系列语言功能--指涉1、表情、交际、意向、元语言、诗性,这些功能分别突出或强调语境、说话者、联结、接收者、编码与信息本身--中,正是语言的诗性功能(用雅各布森的论说)"为信息而强调了信息"("信息"在此指说话样式本身)[1]。在众所周知的一道公式里,雅各布森说:"语言的诗性功能将选择轴上的对等原则投放进了结合轴。"[2]语言的诗性功能包含了语言两大基轴的重叠。 不过,即使在每位优秀的理论家都必须谈论文学的文学性的时期,在某种意义上看,理论也显然在改变文学成分的地位,至少对所有攻击理论的人来说如此。这些人指责我们贬低了文学的价值,损害了文学的声誉和特性。叙述学家以同样的热情研究巴尔扎克和Io佛莱明(IanFleming)的叙述结构。众所周知,雅各布森为说明语言的诗性功能而选用的例子是政治口号"IlikeIke"而非波德莱尔的《猫》("Leschats")。在"IlikeIke"这个句子中,被喜欢的对象(Ike)与喜欢的主体(I)都包含在喜欢(like)这个行动中,因此,我喜欢Ike的必然性似乎就刻写在这个语言结构中[3]。文学作为优先研究对象的特殊地位受到了很大损害,不过,这种研究的结果(这很重要)将"文学性"置入了各种文化对象,从而保留了文学成分的某种中心性。 对文学语言特殊性或文学特殊性进行理论概说的企图在早期对理论至关重要,但有时候它也并不是理论活动的焦点。应该说明的是:这并不是因为我们回答了文学的本性问题,实际上也没有任何思路接近于能解决这一问题的答案。最初理论研究将文学看作语言的一个特殊类别,不过,有关文学性的每一种界定都没能对文学作出令人满意的说明,而往往是在别的文化现象(从一些历史叙述、一些弗洛伊德式的病例史到广告口号)中发现越来越多的文学性。另一种研究提出文学不是语言的一个特殊类别而是对语言的特殊使用,然而,不管So费什的努力如何大胆(比如,他试图证明写在黑板上的语言学家的名字表可以被读作一首宗教诗),还是不能提供有关文学性的满意答案[4]。 我想上述情形有两层潜在的意思。第一:文学正如意义一样,它既是文本事实又是一种意向活动,因而既不能按照上述两种观点中的任何一种,也不能通过将两者综合起来的方式对文学加以充分地理论说明。我们必须在这两者之间交替变换,它们中的任何一种都不能成功地兼并另一方而成为综合框架。我们可以将文学作品看作是有特殊性的语言,我们也可以将文学作品看作语言在特定方式中的构成,但任何有关特性的说明或有关感知框架的说明最终都使我们走向另一模式。文学的品质似乎既不能还原为客观特性,也不能还原为一系列语言构造方式的结果。 我想第二层含义是:对文学性或文学问题的思考实际上并不是要发现我们用以区分文学作品与非文学作品以便将其适当归类的标准,相反,回答这些问题的企图最初只是引起我们对文学的某些方面的直接关注。通过谈论文学是什么,批评家们提炼了一些据说是最适当的批评方法,消除了人们对据说是文学之最基本和最特殊的那些方面(无论是将文学看作对语言的突出,还是将文学看作各语言层面的综合或文本间的结构)的忽略。问"文学是什么?"实际上关涉到应当如何研究文学的问题。比如,如果文学是一种高度模式化的语言,那么,研究它就是关注其模式而不是关注它可能表达的作者心理或它可能反映的社会构造。对文学性的追向似乎首先是探索批评方法的一些步骤。 正如我说的那样,最近,文学的性质或文学成分的性质已非理论关注的优秀,简单地说,我们称之为"理论"的东西显然已不是文学理论。1992年我为现代语言协会所编的《现代语言与文学学术研究导论》第二版写了一篇题名为《文学理论》的文章,此后我便离开了文学理论[6]。我忙于谈论种族、性别、身份、,被So纳泼(SteveKnapp)和WoBo米查尔斯(WalterBennMichalls)反-理论的理论之间的论争弄得糊里糊涂,忘了文学理论。我认为记住文学理论很重要:比如,叙述理论对各种类型的文本分析都是至关重要的。目前,低年级的研究生通常对基本的叙述学也了解不多(他们读了福科,但未读巴尔特或热内特,更不必说Wo布思了)。他们可能不知道如何辩认叙述视点,如何分析隐含的读者,而这恰恰是与其密切相关的一些问题的优秀,比如对被某一文本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东西的分析。 为了弥补我为现代语言协会写了那篇有关文学理论的文章之后对文学理论的忽略,我写了一本小书,名为《文学理论:简要的导论》。这本书抛开了纳泼和米查尔斯,不仅提出了"文学是什么?"的问题(即题名为"文学是什么以及这一问题重要吗?"的那一章),还讨论了叙述、诗与诗学,以及身份确认、表行语言的问题。由此,我着手将文学成分保留在理论之中,我希望它留在那儿。 不过,Jo基勒瑞(JohnGuillory)以《后-理论之后的文学》为题要告诉我们什么?我将"后-理论"看作一种假定"宏大理论"死亡之后的理论,正如"后-理论"这一短语所示。如果你想了解这说法的具体出处,可见1982年由纳泼和米查尔斯写的一篇文章《抵抗理论》[7]。现在很多人都忘了这篇文章,它曾说理论论辩毫无结果,因此,理论毫无用处,应该结束。正如很多评论者所言,对理论的这种抵制性论说显然是理论的一种现象,它引发了很多枝蔓横生的回应,而这些回应本身也是理论的一些现象,因此,在我看来,这种状况就是"后-理论":由理论之死的诸问题激活的一些理论讨论。 如果这是我们的参照点,那么,尤为令人吃惊的是(我承认,对我来说它是某种恶意快感的来源)近年来传统理论研究之最纯粹的例子,即对文学性质的理论研究恰恰是理论之死的鼓吹者之一纳泼写的一本书,该书名为《文学兴趣:反形式主义的限度》。这本书重新提出了传统的文学理论问题:"有一种不同于别的思想和写作模式的特殊的文学性话语吗?有什么办法可以用来维护这样一种直觉:一部文学作品说出了用别的方式说不出的东西?"纳泼的著作对这些问题给予了积极的回答从而令人惊讶。与大多数同类研究相比,纳泼的研究在哲学的意义上更为严谨,应该说,它更为明智地没有以显然不能令人满意的答案(这些答案结束了这些追问)而告终--诸如文学是一个既定社会所赋予意义的东西--纳泼的追问以这样的结论结束:的确存在着一种文学的特性。的确,文学做特殊的事。 然而,纳泼是在不同的标题下处理和提炼传统的答案。在这篇反理论的文章中,他同意这一看法:一部文学作品的意义就是作者赋予它的意义(任何别的意图都缺乏内在的凝聚性)。他不是经由考察一部文学作品可能具有的特殊意义类别(不存在这种类别),而是通过考察他所谓的"文学兴趣"来研究文学的特性。既然他承认我们对文学语言的兴趣超过了我们猜度文学语言的作者想用语言表达什么的兴趣,那可得的多余之物将被称之为别的什么,一种受洗之后的"文学兴趣"。 文学性成分的特性不在文学语言的特殊种类性之中。纳泼说:"我开始注意到,我们不能将其作为有关文学语言的论述而加以维护的东西,却可以将其作为对某种表述的论述而加以维护,这种表述激发了某种兴趣"。文学是一种"使人们对表述本身感兴趣的语言表述;这种语言表述之能引起人们对其本身的兴趣,是通过对情感及其指涉物的别的价值进行具体个别的描述来达到的;它的描述方式是:将其指涉物插入与表述本身的特定语言叙述结构一体不可分的新的脚本"。对这种表述本身的特殊结构至关重要的是被别的理论体系称之为文学话语的自指层面与结构层面的同构,不过,纳泼将此说成是包含着不同层面的类似结构的关系:作者写诗这件事似于诗中发生的事吗?纳泼说:"这类重现--在此仿佛外在于作品的问题也出现在作品内部--结果使一种解释的难题成了文学兴趣之源"。当我们说解释的难题不仅成为兴趣之源,而且能引起对某种类似结构(这些类似结构的个别性和复杂性给作品以特有的文学地位)的兴趣时,我们正在谈论文学兴趣。 一个例子--这是我举的例子,而非纳泼举的例子,但这个例子十分简明--是K·弗洛斯特的两行诗《奥秘坐着》: 奥秘坐着 我们跳着园舞并猜想 而奥秘坐在中间并明白。[9] "诗人在此正在说什么或做什么?"当这一问题转换成这位诗人或这首诗正在做什么和这首诗内部的者-"我们"和"奥秘"正在做什么之间的关系问题时,人们可以说,这一解释的难题成了一种特殊的文学兴趣的来源。这首诗将我们舞蹈并猜想与奥秘坐着并明白对立起来。我们可以问这首诗对这种对立或存在状态采取了什么样的态度。这首诗是对人类行为之徒劳的嘲笑呢?抑或我们可以将舞蹈的公共猜想与阴郁确定的了知对立起来?不过为了探究这首诗所呈现的这些对立,人们必须问这首诗本身是否在舞蹈并猜想或者它是否坐着并知道。这首诗本身是以猜想或知道的方式存在吗? 答案有点复杂。的确,这首诗似乎有知道的意思,但作为一种动词结构,它可能不同于人类的猜想行为吗?如果我们追问这首诗中知的情形,我们能发现的是:被猜想为知的主体即奥秘是由一种修辞或猜想生产的,这种猜想使奥秘由被"知"的客体变为知的主体。奥秘是人们知或不知的某物。在此,诗将奥秘大写并拟人化了,此外,还通过换喻将它从被知的位置转换到知的位置。因此,这个知者被表述成了由一种修饰性猜想或假定所生产的东西,这种猜想或假定使知的对象(某种奥秘)成了知的主体(这一奥秘)。该诗说奥秘知道但却表明奥秘是一种修饰性猜想所做的表行言述的产物。 纳泼打算将文学兴趣放在的类比上,那么,他会在此说什么呢? 他的主张也许是:文学兴趣内在于弗洛斯特在诗中的行为和被表述的诸种行为的关系之中。弗洛斯特了知或猜想,跳着园舞或坐在中间,这有什么不同?要决定弗洛斯特正在做什么很难,这一困难是由将诗中"我们"的行为和奥秘的行为之关系分门别类的困难所表明的吗?我认为这首诗也许为纳泼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好的例子,虽然当他坚持我们应关注有关作者的之类比时,他会让我们问弗洛斯特正在做什么而不是诗在做什么。我不相信这是有意的,更不用说是必要的。问诗人或诗正在做什么以及与诗中所做的什么之间的关系,比关注弗洛斯特正在做什么以及它与诗中行为的关系可能更恰当,更有效。不过,这可能是另一个问题。我认为文学性的难题因纳泼的阐说更加尖锐化了。纳泼指出:就我们对文本的兴趣超过我们对猜度作者意图的兴趣而言,文本具有文学趣味。 纳泼力图借助这一术语重新解释通常被用来说明文学性之特征的结构复杂性。于是,他着手论辩道,虽然文学的确具有在当前被人们通常从一般政治立场出发(作为某种不合法的高高在上的精英话语)加以否定的特殊性,但它并无文学维护者通常所要求它的有利于道德和政治的功能。因此,其如他在与米查尔斯合著的那篇反理论的文章中所言,他希望在这一问题的两个方面继续刺激每一个人。 不过,对留在理论中的人而言,也许几乎没有人会被以下结论所震惊与激怒,这一结论便是文学并不必然具有有利于道德和政治的功能,为先锋的破坏性和解放性价值辩护总是要遭到要求文学规范化和正常化的主张的反对,对此我们也很清楚。然而不管怎么说,纳泼这一例子都明确说明了什么是当前思考文学理论的趋势,尽管他采用了非同寻常的传统方式。这一趋势便是:为文学要素及其特殊性辩护既相关到的表现又相关到另类性的约定,而不是将其与文学语言的特殊性问题或意义中断的潜在可能性联系起来[10]。纳泼的观点是:文学描述(它以类比的方式突出了对的复杂描述)并未告诉我们如何行动,而是有助于我们发现自己的评价倾向是什么,并提高我们对自己的评价倾向中的复杂关系(也许是矛盾关系)的意识。他举的例子是Co阿克博(ChinuaAchebe)的《事物之崩溃》。在这部作品中,对伊博传统文化的殖民干涉既被描写成一种野蛮的侵略行为,也被描写成对极端不正当的伊博风俗(贬低妇女、遗弃双胞胎,如果有神谕则杀死收养的儿童)的反应。对读者而言,小说可能使他们原有的一系列价值产生冲突。纳泼写道:阅读这本小说,"一个女权主义的反殖民主义者可能发现她对宗教式风俗的反感远胜于她维护本土文化的冲动(或相反)(100-101)。"如果文学有助于使我们成为自觉的者,它的做法是:提高具体描述使其高于简化原则,以便使价值与原则间的潜在冲突得以呈现。洛克(Lock)将自由主体之自由说成是一种悬置决断的可能性,纳泼引用洛克的有关论述来仔细测试可选择的对象和它们的价值,他的结论是:文学趣味为自由之运作提供了范本。他提醒说:"这并不意味着文学趣味会使某人作为较好的。"(他不相信自觉的是较好的。)不过,文学趣味的确会给出一种有关什么是较好的,什么是较差的的超常经验。(103) 包含了一个结构,这个结构与文学理论称之为"具体的一般"的东西紧密相关,这是一种将个别性和普遍性合而为一的特殊结构,这种结构(比如)能使哈姆莱特不只是一个纯粹的实体之人:哈姆莱特既具体体现在个别细节中,又以实在之人所不具有的方式带有普遍性。理解作为的自我就是既要在由自己特定的过去所决定的具体情境中观察自己,又要想一想对某人来说在我的情境中他会做什么,他会因此作出什么样的对某种类型(我只是这种类型可能的例子之一)来说可能的选择,由此出发来考虑可选择的行动路线。由于真正理想的是个别性与普遍性的结合--被决定的特殊个别之我可以有效地选择任何成为者的道路--,因此,毫不奇怪的是:正如纳泼指出的那样,遇到文学趣味"应该感到像看见了实际本身的理想条件"(140)。 这些观点多少解释了俗常的直觉:文学经验与判断有关。正如有的人常常说的那样,文学提供了一种健美体操,一种以方式进行的操练。[11]纳泼明确否定文学兴趣使某人成为较好的,但他的著作是新近理论中之一般趋势的标志:将文学特殊的品性置于者的表现和文学读者被带入的他者状态的关系中,而不是置于语言的特殊品质或对语言的特殊构造之中。我想,这样的文学效果有赖于文学中特殊的范例结构。 一部文学作品不只是用作例证的轶事或单纯的例子,虽然拥有细节并描述得很精彩的秩事成了文学性之条件的一部分。文学描述有较大的自主性,因此尽管有关举例说明什么的问题可能被悬置起来,但同时这一问题又与文学描述所具有的意义有关。正因为如此,所以多年来人们常常被引向去谈论文学的普遍性。文学作品的结构是这样的:它让文学作品告诉我们有关人的一般状况比让它们详细说明其阐述的较为狭窄的范畴要容易。哈姆莱特只是一个王子,或者只是一个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或者只是一个好反省的年轻人,或者只是一个其父亲在荒谬的情境中死去的人吗?如果说,以上的回答都不能令人满意,那么,对读者来说较容易的是不回答,默默地接受一种可能的普遍性。小说、诗歌、戏剧,在其各自的情境中都倾向于揭示它们力图举例说明的东西,但同时,它们也邀请读者进入叙述者的意识和进入在某种意义上作为例证的角色的意识以及困境之中。 对文学与身份问题的关系而言,例子结构十分重要,而身份问题对当论又十分关键。自我是天生的抑或是被造成的,对它应从个体方面思考还是应从社会方面加以思考?文学总是与这些问题相关,文学作品提供了身份如何形成的大量潜在的范例。有关于身份在根本上是由出生决定的叙述:由牧羊人养大的国王的儿子从根本上看仍然是一个国王,并当其身份被发现之后他合法地成了国王。在另一些叙述中,人物随其命运的变化而变化:他们通过可能出错但却有力的识别而获得身份;或者在人生苦难中发现的个人品质成了确立身份的基础。 当前,文学研究领域中对种族、性别、性的理论研究迅速扩张,导致这一状况的原因也许是:对有关身份构成诸要素的功能所进行的复杂的政治社会性解说而言,文学提供了丰富的材料。(比如,我想到了Eo塞奇威克[EveSedgwick]和Jo巴特勒[JndithButler]对Wo戴瑟[WillaDather]小说中交叉性别识别的讨论--社会学家梦想不到的解说。)[12] 请考虑这一潜在的问题:主体的身份是既予的某物呢还是被构成的某物。在文学中不仅这两种情况都有,而且常常在常见的情节中向我们展示出复杂的纠葛。正如我们所说,在常见的情节中,人物不是经由了知他们过去的事情,而是通过他们变成其后转而在某种意义上是其"天性"的东西的行为而"发现"他们是谁。对最近的理论而言,这种结构(在此你必须成为按推侧你已然所是的存在)是作为自相矛盾的东西或阿泼瑞亚(aporia)而出现的,但它始终在叙述中起作用。西方小说暗示在某种意义上一直存在着在与世界相遇中涌现出来的自我,这种自我(从读者的角度看)又被作为使自我产生的行为之基础。西方小说以此方式强化了一种本质的自我内涵,人物的基本身份是作为行为的结果,作为与世界斗争的结果而呈现的,不过,这种身份转而又被当作这些行为的基础,甚至被当作这些行为的原因。这不是我们在有关本质主义的理论论争中正在与此斗争的东西吗? 可以说,大量新近的理论都企图整理那通常暗示了文学在谈论身份问题时出现的悖论。文学作品以特殊的方式描写个体,因此,有关身份的斗争是在个体内部以及个体与群体间进行的斗争:人物反抗或遵守社会规范与期待的斗争。然而,在一些理论著述中,有关社会身份的论争倾向于关注群体身份:成为女人,成为男人,成为男同性恋,成为男人是怎么回事?因此,在文学探索和批评或理论观点之间存在着紧张。文学描述的力量基于其对个别性和范例说明性的特殊综合:读者读到的是有关哈姆莱特王子、简·爱或哈克贝尼·芬的具体描写,通过这些人物而假定这些人物的困难具有典范性。然而,何谓范例性?小说并无回答,正是批评家或理论家必须面对范例性的问题,他们告诉我们这个人物是哪一群人或哪个阶级的范例:哈姆莱特的状况具有普遍性吗?简·爱的困境在女性中具有普遍性吗? 因此,与小说中微妙复杂的探究相比,有关身份的理论研究似乎是简约的,小说可以通过个别事例的展示并同时凭借潜在的概括力量(也许我们都是俄狄浦斯、哈姆莱特、爱玛·包法利或J·斯达克斯[JanieStarks])来有技巧的处理要求概括的难题。正因为如此,对文学范例性结构的理论思考,不仅对思考身份和问题十分重要,对任何将文学的特殊性与文学关涉到的问题联系起来的企图(正如在纳斯鲍曼[Nussbaum]和纳泼的研究中那样)都十分重要。 对理论来说,如果文学性成分的作用是对的范例性表达,那么,由于文学作品为理论论争提供了杠杆,文学性成分可以是理论中的来源。一个给人印象深刻的例子是巴特勒的《安提戈涅的要求》[14]在这部著作中,文学的作用被说得十分复杂且过份确定(因而也难以确定)。众所周知,在索福克勒斯的戏剧中安提戈涅提出了自认合法的要求(确切地说,这种要求是该剧接受史上的主要议题),因此,安提戈涅具有潜在范例性和关涉的文学描述。比如,Lo艾里咖瑞(LuceIrigaray)曾认为,安提戈涅可以为生活在今天的很多女孩和妇女提供自我确认的标准。不过巴特勒简洁的书名暗示安提戈涅--描述或文本--对我们提出了要求。如果在有关心理分析和政治学之间的关系的持久论争(这些论争关注如何在理论上述说亲属关系和家庭结构的问题)中,巴特勒运用安提戈涅的言行,这不仅因为安提戈涅这一者在某种意义上是范例性的,更在于由安提戈涅的形象生发出一种从黑格尔到拉康到艾里咖瑞的有力的解释传统,这一传统已深深地影响到我们的家庭关系概念以及家庭和国家之间关系的概念。我们可以问:如果在突出范例性问题时,心理分析以安提戈涅而非俄狄浦斯为其出发点,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呢?巴特勒写道: "注意这一情形是十分有趣的:安提戈涅结束了俄狄浦斯式的戏剧,她不能为俄狄浦斯式的戏剧提供异性相爱的结局,这可能为那种以安提戈涅为出发点的心理分析理论暗示方向……她拒绝做为海蒙(Haimon)活下去而必须做的事,她拒绝成为母亲和妻子,她那摇摆不定的性别使共和国震惊,她拥抱了作为其洞房的死亡,由此她破坏了异性相爱的习俗。"(《讲演三》) 安提戈涅的例子为西方文化已经采用的概念化路线提供了另一种可能。不过,更重要的是,有关安提戈涅的解释已经强化了有关亲属关系及其与政治结构关联的话语,这一话语在今日仍有其影响。正如巴特勒指出的那样,"她的行为既违反了性准则,也违反了亲属关系准则,尽管黑格尔传统将她的命运读作这种违规必然失败和毁灭的确定无疑的标志,但仍有另一种解读的可能,即她这一形象揭露了亲属关系的文化偶然性,只是为重新书写作为不变必然之偶然性提供了可重复的契机。"(《讲演一》)巴特勒的介入并不是简单地将安提戈涅的形象引述为一个作出某种选择或提出一些要求的者。他仔细阅读了索福克勒斯的文本《安提戈涅》,以便暴露一些理论家阅读的简单,这些理论家将亲属关系(作为一种"自然关系"结构)与国家对立起来,将亲属关系理想化为一种可理解的结构性领域,因此而确立了某些可理解且合法化的亲属关系形式。将某种家庭结构假定为先于或外在于政治的东西并使之合法化的理想化做法利用了安提戈涅的故事,不过,当其这样做时,它已经否定了索福克勒斯的文本对其可理解性之专断的挑战。如果黑格尔注意到今日之语言揭示了安放在安提戈涅这个范例上的概念装置的不稳定性,转而注意她的行为而非言论,也许是另一情形。正是求助于这部文学作品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巴特勒以那些在今日企图建立另类家庭结构者的名义(比如两个男人或两个女人可以组成家庭)介入,在对据称是原始父亲和母亲的象征地位的精神分析理论、文化理论和政治理论中,这些人的行为被理想化了。 列维-斯特劳斯在其对神话和图腾崇拜的结构主义研究中强调:由于神话"有助于思考",因此它乃是文化的中心。巴特勒用《安提戈涅》谈到亲属关系模式和政治模式的合法性时表明:文学较有利于思考,因为它的语言为批判用它来维持的结构提供了有力的资源,因此也为批判它协助巴博冷德(Bublend)的制度安排提供了有力的资源。 到此,我已经讨论了新近理论对文学性成分的理论论述所采用的一些思路,由此我接近了理论中的文学性成分。不过,人们也可以争辩说在理论中文学性成分的状况已经由理论的对象变成了理论本身的品质:在美国我们称之为"理论"--毕竟,这是一种美国发明--的东西在别的地方是宽泛的现代思想运动,这种运动将工具理性与经验科学看作"另类",这个"另类"的其他名子是:狭义的实用经济学、装框逻辑,具体化逻辑与具体化理性,总体化的技术效率逻辑,在场形而上学的二元逻辑等等[15]。如果理论是以普遍化的思想方式对文学的剥离,那会怎么样呢?众所周知,弗洛依德说,诗人们早在他之前就存在了,他试图创立一种揭示文学洞见的科学,在今天,一些评论他的人差不多已成功地将他抛回到一种失败的科学家和成功的故事讲述者的位置。更概括地说,人们可以说,就思想试图超越熟悉已知和可算计之物而言,它与文学同类,至少与浪漫主义和现代主义的文学效果同类。 有关这一点的一个突出标志是哲学文本已经变成了古典意义上的文学性的东西,即像诗一样,它们不能被释义:释义即会丢掉根本的东西。当然,人们通常会说到德里达这方面的情形,但是,在此我们看看阿多诺,一个通常不被认为与文学有关的哲学家,他在《否定的辩证法》中写道: "在某种意义上人们首先不得不对哲学进行二度创作,而不是将其简化为一些范畴。哲学的道路必须凭借它自身的力量以及与它可能具有的任何标准的磨擦而不断更新。关键的是在哲学中发生了什么,而不是某一主题或某一命题;是文本结构,而不是由单向度心灵操持的归纳与演绎。因此,从根本上看,哲学是不可解释的。如果哲学是可解释的,它将是多余的;大多数哲学可以被解释这一事实与真正的哲学对立。"[16] 这是一种设想哲学的文学方式--哲学被设想为一种获得文学效果的写作。这并不是说对哲学文本的评注不必要,而是说对这些文本也必须从修辞的角度进行阅读和对此作语境分析,正如我们在阅读文学作品时惯常所做的那样,因此,文学性成分已进入了理论。 就理论是一种力图谈论非同一性、变化、另类、不确定性或超出工具理性之外的另类事物而言,它表明自己具有后-启蒙诗的文学血统。阿多诺在《起码的道德:来自被损坏的生活的沉思》中,有一段谈及思想任务的名言,将文学的目的和理论的目的合在一起。 "必须形成脱离这个世界的眼光,从而凭借它与世界的断裂和裂缝,将这个世界显示为它在救世主的光芒中所显出的贫乏和扭曲。思想独有的任务是:获得这种不带任何意愿和暴力、完全来自其与对象直接接触的眼光。这是最简单的事,因为这一情形急切地吁求这种知识,的确,一旦正面地看待彻底的否定性,它就会勾勒出其对立面的镜像。不过,要获得这种眼光也是完全不可能的,因为它先行假定了一个脱离生存世界(哪怕是一发之隔)的立足点,而我们很清楚,任何可能的知识都必须首先从存在的事物中强取(如果它必须被认识的话),不仅如此,这些知识还因此打上了它力图摆脱的歪曲和贫乏的印记。思想愈是情绪冲动地为了无条件地思想而否定它的条件性,它愈是无意识地、愈是如此不幸地被交给了这个世界。甚至为了思之可能它必须最终领悟到思之不可能。不过,与如此对思想的要求相比,救赎本身能否实现的问题几乎不太要紧。"[17] 这一设想的文学性显示在这个困难的结句之中:与如此对思想的要求相比,救赎本身能否实现的问题几乎不太要紧。正如在文学中那样,思想要有另类性。不过,我们将不再在救赎的幽灵出没的道路上冒险,而以另一种方式谈论文学性成分的弥漫。 在有关文学兴趣的讨论中,纳泼说:新历史主义卷入了文学兴趣从文学作品本身向在历史场境中把握的文学作品的转移:结果,事实上,作为文学兴趣之对象的新的结构是文本与语境相互间的复杂关系(当然,语境即更多的文本)。文学兴趣不来自于形式与意义的复杂关系,或者作品所言和作品所为之间的复杂关系,而是来自于,比如,它激发并介入其中的颠复与遏制的辩证法。大量新历史主义者解释的含混性源于这一事实:他们的目的不是判定(比如说)"某种戏剧在某种特定时期是某君主政治意识形态的结果呢还是原因",而是阐明一种像文学作品一样复杂的相互依存结构。纳泼写道:"关键是看戏剧(它处于与国家难以界定的关系之中)如何(对那些关注权力关系的人)变成了与国家相互暗示的东西"。(104)文学兴趣的对象--被作为一种复杂的文学结构而加以探究的东西--是处于某假定语境中的作品。新历史主义的历史探究不是以对历史的解说为其目标,而是以对某种历史性对象的阐说为目标,这展示了文学兴趣的结构。 Do辛普森(David辛普森)在最近的一本著述《学术后现代与文学统治》中表述了类似的观点。这本书(应该说明的是)以一种批判和抱怨的态度争辩说:并非像一些保守的批评家所说的那样文学被忽略和被放逐到了大学的边缘。 事实上文学胜利了:文学统治了学术领域,尽管这种统治伪装成了别的样子。辛普森力图说明很多学者和学科为了描述世界而甘愿接受来自文学研究领域的术语。他指出历史著述曾认为自己已摆脱了人文性和文学性,然而现在故事讲述回到了历史著述的中心(辛普森谈到了"故事讲述的流行病"),他概说了这一现象的方方面面,在历史、哲学、女性主义和人类学中,对秩事和自传的求助,对"详细描述"和"乡土知识"的推崇,以及对"谈话"或修辞的使用。当前的知识采用了文学形式,这便是人文学科的变化。正如辛普森解释的那样,对具体性和历史特殊性的追求并不是新式经验主义的一部分,而是吁求文学特殊性之价值,吁求具有文学话语特性的个别中一般在场的表现。比如,Co吉尔滋(CliffordGeertz)的《乡土知识》并没有导致经验主义的统治,而是显示了全部知识要求的不完备性和不稳定性,它吁求以现实的生气勃勃替代经验主义的统治。文学性成分统治着。 不过,辛普森问:"当一些最敏锐的当代状况评论家(他引述F·詹姆逊和J·基勒瑞)正在描述一种远离文学成分的动向,而这一动向对后观代状况具有急迫的决定性时,我如何能提出这一看法。"[18](詹姆逊说:文学被电视所取代是一种后现代状况的信号,J·基勒瑞说:在人文学术的发展过程中作为最特殊要素的文学已不再是文化中心),由于这些人是辛普森的朋友和同路人,因此,他礼貌地回答:"文化并不是铁板一块的整体"(他们看到了全副武装的文化现象)。但从根本上看,他认为自己是对的而他们是错的。文学可能失去了其作为特殊研究对象的中心性,但文学模式已经获得胜利:在人文学术和人文社会科学中,所有的一切都是文学性的。 的确,正如我们通常所说,如果文学是那种明知自己是虚构的话语,那么,就理论已告知诸学科其结构所具有的虚构性和须经再度创造才能实现而言,似乎存在着大量支持辛普森有关诸学科状况之说明的东西。就诸学科话语已经关注到自身的位置、境遇及其规划与结构性而言,它们有了文学性成份。 如果文学性成分如辛普森所说的那样已高奏凯歌(对他来说,后现代是文学性成分高奏凯歌的别名),那么也许是重新给文学中的文学性成分以基础的时候了,也许是回到实际的文学作品以便察看后现代状况是否的确是可以从文学操作中推知的东西的时候了。在我看来,这似乎是相当可能的:重给文学的文学性成分的基础也许有一个批评的限度,因为我们对文学作品所了知的事情之一是:它们有能力拒绝或胜过期望它们说的东西。辛普森相当明确地宣称:理论的遗留物是文学性成分。如果事实如此,完全有更多的理由为了批判地考察文学性成分而回到文学作品,而对文学性成分的批判性考察已历史地成了文学的任务之一。 文学理论论文:笔耕文学研究组关于文学理论批评的研究 80年耕文学研究组基本是从真实性问题、典型性问题和革命的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这三方面展开现实主义问题的讨论。早在1980年2月,陕西《延河》文学月刊辟出“关于现实主义问题的讨论”专栏,当年刊出5篇文章展开现实主义问题的讨论。其中,畅广元在《发扬文学批评的现实主义传统》中指出,文学批评同文学创作一样需要发扬现实主义文学传统:“现实主义作为一种创作方法,不仅作家遵循,评论家也不例外。”[2]畅广元以鲜明而强烈的批评意识,针砭“工具论”的错误,批驳其伪现实主义的实质。尽管这种认识依然驻留于60年代对现实主义文学理论的把握,即从创作方法和创作原则范畴内把握现实主义文学理论。然而,其包蕴着的自觉而独立的批评意识,表明文学研究者力求摆脱政治意识形态诸多非文学因素制约的努力。无疑,这为后来如火如荼现实主义文学讨论的展开起了好头。 第一,真实性问题。真实性是现实主义文学艺术遵循的基本原则,求真实也是文学的根本命脉。但一个时期,我国片面地追求文学的政治性、党性原则与革命性,似乎文学的生命不在于真实,而存在于“革命的”倾向性之中,从而过分夸大倾向性作用。表现在创作上作家成为政治、政策、道德的化身,创作观念上陷入形而上学的泥沼,真实性与倾向性的关系被割裂开来。1981年1月13日,笔耕文学研究组第一次在西安举办学术研究活动,就文艺真实性和倾向性进行讨论。笔耕文学研究组首先梳理真实性与倾向性的概念,王愚认为艺术真实是对生活真实的把握,而思想倾向是对生活真实的追求而不是作家主观注入到生活[3]。王愚抓住了问题的实质:生活真实是艺术真实的基础,片面强调倾向性容易滑向公式化、概念化的路径;其次,大会厘清真实性与倾向性的依存关系,“作品的倾向性,即包含渗透在文学的真实性之中”。作家的倾向性是通过艺术作品流露出来的思想观念与情感态度,这种观念与情感判断本身源自生活,并经作家心灵化诉诸作品。因此,倾向性不可能离开真实性,寓于真实性中。费秉勋的艺术真实观颇有见地,他认为讨论真实性要注重艺术本身的规律,指出我国文艺思想和文艺理论的研究存在严重问题,远离艺术规律谈真实,这对“文学真实性的讨论,对于我国文学的发展,并没有根本性的意义”[3]。建国以来,文艺一直提倡现实主义真实性原则,实践中却游离艺术本体谈真实,驻留于政治性、党性原则等环节。实际上,当我们以为抵达真实内核时,真实本身却隐匿起来、逃之夭夭,艺术真实性在不间断的追问中显得玄妙虚空、难以捉摸。这次真实性问题的讨论,首次展示了80年代陕西文学批评队伍的阵容。批评者根据创作发展需求深入思考,批评品格具有实践的针对性,不少观点不乏真知灼见。费秉勋回归艺术本体论,具有向内转的研究视角,这对长期囿于外部的文学研究来说具有反拨作用,虽则文学内在自律规律的研究在80年代初期的陕西文学研究界还未充分展开,限于研讨会的倡导,然而透露出研究者力图走出庸俗社会学批评的迷津,逼近艺术本体的价值诉求。以上从真实性和倾向性的关系进行讨论,蒙万夫从理论层面重提“写真实”。他认为“写真实”“首先要紧的是作家、评论家在生活和艺术面前的胆识和勇气”,作家应该“敢于把生活的全部音响坦陈在读者面前”,“敢于揭示重大的尖锐的生活题材的真谛”,“敢于为人民群众的历史命运挑担子”;反对那种“回避现实矛盾冲突,编造不合情理故事,粉饰生活的创作现象”[4]。这显示了批评者直面现实的勇气,其认识直逼文学本质。蒙万夫批评视野中的艺术真实是什么呢?他从现象与本质的关系阐述:“就是事物表现特征的真实和事物内在规律真实的统一。前者属于现象范畴,包括细节真实,是客观社会以具体感性形式呈现出来的‘本来’样子。后者属于本质范畴,是生活逻辑的真实,矛盾冲突发展趋势的真实,现实关系的真实。后者通过前者体现出来,或者说同时就包含、隐藏在前者中。”[4]这种认识立于现实基础,“写真实!让作家在生活中学习吧!”斯大林的真实观是抵达艺术更高意义的必经之路,蒙万夫呼唤作家和评论家对待生活的态度要与广大人民群众相结合。这种文学评论渗透着浓郁的民本意识和敢于担当的社会情怀,反观今天日益疲软的文学批评,不无警示意义。 第二,典型性问题。典型性问题是现实主义理论范畴中又一重要问题。恩格斯曾在别林斯基“熟悉的陌生人”的观点上提出:“现实主义的意思是,除细节的真实性外,还要求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5]462恩格斯的典型性着眼于戏剧文学以及叙事类文学创作,通过生动的个性形象反映普遍的社会意义典型性的这一特征,几乎适用于所有的现实主义文艺作品。1981年,徐俊西认为典型论观点是“一种必须破除的公式”[6],一石激起千层浪,典型论争再度展开。经过讨论重新肯定了恩格斯的典型论观点。第一,“典型环境应该看作是总的社会历史环境和具体人物生活在其中的具体环境的统一,既不能只讲社会历史环境,也不能只看到具体人物生活在其中的具体环境”[7]。第二,艺术形象是多样化的;第三,这次讨论厘清了理论上模糊不清的问题,如“一个时代一种典型环境”、“一个阶级一个典型”,甚至于“每个阶段只有一种典型人物”、“典型就是英雄,非英雄也就非典型”的僵化模式。在全国典型论谈论的语境下,笔耕文学研究组着眼于实现典型化途径的探索。1983年《延河》文学月刊开辟专栏“小说提高与突破的讨论”进行长达一年的讨论,李星认为进入艺术创造境界的标志就是实现典型化,京夫就是这样的作家。李星提倡作家“从更高的意义上把握了生活,再现了生活的本质规律”[8],他反感“逼似生活”机械式的写作,看好作家极大的概括能力和无边的想象能力。李星号中了陕西文学创作症结,作家胶着于生活,描摹生活太实。在文学创作的起步阶段,他敏锐指出艺术升腾力的重要性,呼吁作家注重艺术概括力与想象力的培养与提高,这种见地对胶着生活的陕西文学创作意义重大。如何实现典型化?肖云儒针对作家重视描写人物而忽视典型环境营造的现象,《在生活环境的典型化上下更多功夫》设计出实现环境典型的三个途径。其一“捕捉典型的冲突”,要求作家将隐藏在生活素材中的冲突,经过艺术的重组和虚构,焊接、铸造到震撼人心的程度;其二“设置典型的人物关系”;其三“贯注典型的感情和情绪”[9],如果作品的生活画面和人物形象浸染上时代的诗情意绪,作品的典型环境蕴藉的意趣由此得以显现。典型化途径提供了创作操作的具体方法,尤其“贯注典型的感情和情绪”对克服陕西及全国文学创作过“实”而缺乏艺术升腾力的状况有指导性。 第三,革命的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革命的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在我国流行了近20年。1958年3月,在谈到诗歌创作问题时说:“形式是民歌,内容应是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对立的统一。”周扬认为:“同志提倡我们的文学应当是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的结合,这是对全部文学历史的经验的科学概括,是根据当前时代的特点和需要而提出来的一项十分正确的主张,应当成为我们全体文艺工作者共同奋斗的方向。”[10]郭沫若认为:“古往今来伟大的文艺作家,有时你实在难于判定他到底是浪漫主义者还是现实主义者。”茅盾觉得“两结合”就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他从作家进步的世界观来强调“两结合”。但是,有人认为“两结合”是远远高于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的“第三种创作方法”。王愚在《现实主义的厄运及其教训》中指出“两结合”并非最好的创作方法,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这 两种创作方法在反映生活上,“各有侧重,途径迥异”,一个依照生活本来面目反映生活真实,一个通过夸大、变形反映生活;其次,两者并非水火不容,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并非缺乏理想,恰恰优秀的现实主义作品如《红楼梦》闪耀着理想之光;最后,正是不恰当地夸大浪漫主义,导致50年代后期虚假浪漫主义的泛滥,其恶果“不是推动文学更接近生活,而是助长了瞒和骗的文学”[11]。王愚立足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结合陕西文艺实际,希望陕西文艺研究能走向“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尊重艺术规律”的良性路径。陕西文学批评有关两结合创作方法的讨论也涉及到“歌颂与暴露”问题的论争,1978年9月16日至23日,《延河》文学月刊编辑部就社会主义文学要不要揭示生活矛盾、暴露生活阴暗面组织展开讨论[12];1982年2月10日至13日,笔耕文学研究组召开贾平凹近作座谈会[13],也涉及到歌颂与暴露的问题。 当代文学为什么会出现“两结合”的怪胎呢?回到“两结合”提出的历史背景答案自明,1958年“浮夸风”盛行,政治上我国与苏联分裂,虽则“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口号与苏联修正主义路线无关,但文艺上依然沿袭苏联口号总不如自己的口号更贴近形势。其二,像王愚提及的《红楼梦》这类优秀现实主义文学作品闪耀着理想之光,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因素完全可以一体并存,把“两结合”作为一种生硬的创作方法倡导是没有道理可言的。其三,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在“两结合”中看起来并驾齐驱、不偏不倚,实质是“抽空了现实主义也萎缩了浪漫主义”[14]181。在当代文学史上,一边独尊现实主义,一边却极力反对写真实,文学一旦触及到真实,难免要揭示社会阴暗,而暴露阴暗就可能与为政治服务的原则背道而驰,讲现实主义就可能演变为反革命的代名词;浪漫主义在当代文学中基本是被排斥的,浪漫主义本身具有的主观随意性、感伤颓废的意绪向来为无产阶级文学所不齿。然则浪漫主义的想象、理想色彩又是革命文学所需要的,也为政治政策的制定者、阐释者青睐不已。“两结合”创作方法既回避了现实主义“写真实”倾向的偏移,又保留了浪漫主义理想的崇高品质。揭开“两结合”真面目,术语背后暗藏的政治目的就很清楚。 80年代初期,中国文学批评界还时有荆棘、险象环生,笔耕文学研究组不仅要对抗周遭环境,更需要批评者剔除多年自身的鬼气。令人欣慰的是他们以自审的品格考量自我,以积极的参与意识跨入解冻后的中国文学批评领域,如重生的火凤凰振翮而起,引吭高歌,翩然翱翔于文学批评的天宇,对现实主义文学诸多理论进行身体力行的讨论,拉开了新时期陕西文学批评的序幕。 倘若将陕西文学批评置于全国文学批评的范围内进行评价,其理论探索的深广程度不太显着,多是对中国当代文学批评作出应和的或镜子式的反应批评,批评者的思维模式、精神向度和批评方式浸染着批评的印迹,文学研究的理论原创力匮乏。其根由在于文学批评者无可逃避地成为“全景控制”活动中有效而可靠的实施者或受训者,其情感倾向、思想维度及精神向度受到革命意识形态和权利关系的双重挤压。福柯认为,人的“身体经验”受到认知意志和与之伴随着的道德意愿的排斥和遮蔽,同时,“身体”又成为权利意志实施的对象及不断争夺的活动场所,“肉体也直接卷入某种政治领域;权利关系直接控制它,干预它,给它打上标记,训练它,折磨它,强迫它完成某些任务、表现某些仪式和发出某些信号”[15]27。“身体”完全成为文明条律规训过的驯服存在,不仅不再属于个人,甚至异化为他者的影子存在,承载着他者的权利意志和社会的道德意愿。当然,这不仅限于陕西文学批评,在“全景敞视主义”控制下中国文学批评亦然。缘于陕西位居西北身居内陆腹地的区域位置,历史文化因素必然积淀深厚,文明条律必然更直接、深远地浸染着秦地人。这样,陕西文学批评应有的创造力和发现力相对薄弱,与全国文学批评相比难免显得守成滞后。尽管如此,在80年代,笔耕文学研究组展开的系列活动推进了陕西文学创作,取得的成果不容小觑。他们具体研讨柳青、贾平凹等作家数十部作品,从全省文学长远发展的至高点,在1985、1986、1988年多次讨论小说创作的提高与突破,为陕西文学发展谱写了浓墨重彩的一页。这是另一个话题,详述待另文探讨。 文学理论论文:浅谈文学理论之问题和可能 一、 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几乎是一个与中国多民族多区域文学隔绝的学科,它主要存在于大学讲坛上,其学科特点与形态、学科概念与范畴所指,又常常带着某些习惯性误解。长期以来,文学理论被等同于文艺学,表面看文学理论的学科范畴膨胀增大了,实际上却与为它提供材料与对象,同时也提供理论活力的文学发展史、文学批评活动相分离。文学理论在学理意义上的空泛与孤立成为普遍现象。一个世纪来,中国文学理论试图建立自己的理论体系,改变依附古代文论或西方文论的状态。这种努力,是伴随着现代大学教育的产生而产生的。自20世纪初至今天,各种各样的《文学概论》、《文学通论》、《文艺学概论》、《文学基本原理》等,几乎都是以讲义、教材方式出现的,其数量之多,难以尽数。但是,由于复杂的原因,文学理论的建构大都囿于文学理论自身范畴而不能在丰富的文学世界里寻找活力,少数民族文学更难进入到它的理论世界。 换言之,中国当代文学理论总体趋近西方现当代文论,带着引进、学习、借鉴和生发西方文论的明显痕迹,其中虽也包含某些民族化选择与追求,但尚不足以达成总体建构和价值主流,因而在与西方当代文论的比较中优势不明,在对中国文学创作的阐释与导引中话语欠韦‘提及各少数民族的文学,人们往往被刻板的印象所左右,用简约表象的文化符号替代了原本鲜活生动、意蕴深刻的内涵。”川甚至在文学史中也是这样,“中国文学史上,曾有不少虽不显赫但也并不默默无闻的地域文学,在今天的习见的文学史着作中,仅仅是淡淡一笔,有时甚至连一笔也没有。; 其结果,当人们使用“中国当代文学”一类概念的时候,所指其实并未真正涵容那些丰富多彩的文学状态,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对“中国当代的”文学作品和文学现象的研究把握实际上也采取了分而治之的态度,它将精英化的汉语写作与区域化的“民间文学,‘少数民族文学”区别开来,使人们心中形成一个传统化的既定的占主导地位的“主流文学”概念,它约定俗成的内涵中一般并不包含多区域多民族文学实践。也就是说,由来已久的理解惯性已经使中国当代文学理论消减了理论应有的包容能力和普适渗比“中国当代文学”的所指范围因之缩小,结果致使中国多数民族文学分离而为一些孤立的文学范畴,一些与主流文学意识甚至中国当代文学整体意识差异明显的文学范畴。 那么,解决问题的路径在哪里,是从本土化的多民族多区域文学中寻找构成文学理论中国特色的元素,还是继续在西化的理论思维中搬用现成的外来话语扩展理论领地?这是值得探讨的重要问题。 二、在文学日趋多元多样发展的今天,将文学的地域意义和民族意义放大,以审思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历史进程及由来已久的观念规约,已经成为十分必要的行为。中国是幅员辽阔地域广大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它的文学形态应远远超过现代以来的主流文学范畴,更不是单纯的精英文学意识所能涵容。在现代性进程中,与民族国家一道成长的,是56个民族汇聚的伟大阵容,民族文学的丰富意义正在于书写了共同目标下的不同心路。它们的审美选择和价值追求,它们的讲述方式和话语内涵,犹如它们所依傍并根植的美丽山水一样,魅力无限又意味迥然,并不服从于单一的欣赏兴趣和理解思维。在这里,需要的是“换一种方式”,甚至“换一种观念”,这样,另一种新的文学景致将会改变我们由来已久的视野,中国文学的丰富性也必将得到业已存在的多民族多区域的多样化写作的佐证与支撑。在理论层面,关注中国当代多民族文学研究与文学理论的创新,在两者的关系中发现可资运用的理论元素和规律性,是十分必要和十分重要的。 或可说,对中国当代多民族文学的研究,特别是将中国当代多民族文学研究纳入到对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建设之中,是寻求当代文学理论创新的重要途径之一。实际五“文化发展各具特点的各少数民族,他们的文学在与汉族文学的接触和交流中,并不是仅仅体现为被动地接受汉族文学对自己的单向影响和给予,少数民族文学同样也曾经向汉族文学输送了若干有益的成分,他们彼此之间的交流,始终清晰地表现出双向互动的特征与情状。可以说,中华各民族文学之间的交流互动,早已形成了固有的传统。”因如果说中华多民族文学的发展的历史与现状已经体现出积极意义,那么,从多民族多区域文学角度反思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尝试通过文学观念和实践姿态的调整来加强中国当代文学理论与中国多民族多区域文学的联系,在多民族多区域文学中寻找理论的本土特色与原创资源,以期拓宽文学理论中国化、民族化建设路径,必然要成为一个巨大的现实诉求和理论空间。 三、从理论走向看,重视多民族(或各少数族裔)文学研究与文学理论的建设、创新,是当前世界文学理论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和实践策略。人们置身于后现代文化大背景之下,传统思维方式正在发生着变化,贝斯特和凯尔纳“把这个在社会生活、艺术、科学、哲学与理论方面的剧烈变化称为‘后现代转向’。后现代转向包括从现代到后现代众多领域理论的一种变化,此变化指向一种考察世界、解释世界的新范式。; 具体而言,这是一个注重文化多元多样的时代,在《多元文化主义》中沃特森写道“‘多元文化’的这个词语和提及的其它词语的区别是什么呢?在于它不仅仅是造成一种差异感,而且认识到这些差异源于对一种文化普遍共有的忠诚和固有的对所有文化一律平等的理念的认可。”困与此相关的是“文化相对主义”,在后现代全球化背景下,这个旨在强调西方文化优越性的概念被杜威·佛克马重新阐释,其基本意义已经发生了变化,“它旨在说明,每个民族的文化都相对于他种文化而存在,因而每一种文化都有自己的初生期、发展期、强盛期和衰落期,没有哪种文化可以永远独占鳌头。所谓全球化时代的文化趋同性实际上是不可能实现的,全球化在文化上带来的两个相反相成的后果就是文化的趋同性和文化的多样性并存。; 时代的这一总体文化背景为我们思考当代多民族文学研究与文学理论的创新设置了一个必须尊重的前提,在这里有众多的理论探讨为我们提供了启示。 从国外看,雅克·德里达的《书写与差异》,爱德华·赛义德的《东方学》、《文化与帝国主义》,沃特森的《多元文化主义》等着在哲学观念和总体思维层面上突出了当代多民族文学与文学理论的关联和价值;斯图亚特·霍尔的《文化身份与族群散居》、《多元文化问题》,乔纳森·弗里德曼的《文化认同与全球过程》,安东尼·D·史密斯的栓球化时代的民族与民族国家》,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乔治·拉伦的臆识形态与文化身份:现代性和第三世界的在场》,第欧根尼中文精选版编辑委员会的《文化认同性的变形》等着作从族群认同与文化认同入手,彰显了多民族文学的价值和理解方式。美国学者洛德创立的比较口头诗学研究,则以口头史诗创造力量为起点,建立了一套严密的口头诗学的分析方法,把口头史诗提升为跨文化、跨学科的比较研究领域。普里查德、利奇、道格拉斯和科恩等学者的象征人类学理论,使多民族的不同区域的文学意义得到有力突出。在美 国,族裔和种族批评正是研究少数族裔文学的方法。边缘化文学批评理论从西方主流文论中逐渐浮现,使当代趋同、合流的文学理论研究不断呈现出多元化态势,也为我们思考中国当代多民族文学研究与文学理论的创新提供了思路和可资借鉴的方法。关于文学理论的发展与创新思路,我们在特里·伊格尔顿的}}o世纪西方文学理论》,乔纳森·卡勒的《文学理论》,马克·柯里的垢现代叙事理论》,沃尔夫冈·伊瑟尔的《怎样做理论》等着作中,可以明显看到多元文学观念和文学实践所具有的价值。 在国内,人们越来越多意识到多民族文学的重要性,这是中国作为地域辽阔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决定的。因此,对多民族文学的研究与理论缺陷的反思越来越多,形成十分丰富的状态。像关纪新的忆。世纪中华各民族文学关系研究》,曹顺庆的《三重话语霸权下的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关纪新、朝戈金的《多重选择的世界》,刘大先的幻立缘的崛起》、《从想象的异域到多元的地图》、《当代少数民族文学批评:反思与重建》,李鸿然的《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史论》,徐新建的《全球语境与本土认同》,李晓峰的《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下中国文学史之结构》、《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与批评现状的思考》,姚新勇的《萎靡的民族文学批评》,马绍玺的《在他者的视域中》,姚新建的《文化身份建构的欲求与审思》,赵汀阳的《没有世界观的世界》,杨志明的《全球化、现代化与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生存前景》,宋炳辉的《弱势民族文学在中国》,汤晓青主编的《多元文化格局中的民族文学研究》,田泥的;佳在边缘地吟唱》等等,在中国当代多民族文学研究与文学理论的创新方面,已经形成了一些具有代表性的成果,为深入的探讨提供了前提。 四、以当代多民族文学研究推进文学理论的创新是一个开阔的学术领域,可以作为的空间十分巨大。在当代中国,几乎56个民族都有自己的作家作品。自20世纪以来,我们发现,就整体构成而言,民族文学创作的成就与困惑共生,边缘化与主流化交织……每一种选择取向中似乎都包含着与之悖反的价值因素。也正因此,在我们反思20世纪以来的中国文学观念之时,中国多民族文学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意义。我们深信,通过不断展开的意义追寻与审思,在其粗糙的硬度下面,必能发现精华与原创意味,一种本土化的理论成分,这将有补于过分西化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理论建设,使之展现出某些中国特色和本土意义。 以历史眼光考察,中国少数民族有丰富的创世史诗和英雄史诗,较为突出的有彝族的《梅葛》、纳西族的枪世纪》、彝族支系阿细人的《阿细的先基》、布依族的《开天辟地》等等,中国56个民族中有近30个民族有创世史诗。它们发生于中国的自然山川,最为形象地保存了不同族群的历史记忆。少数民族英雄史诗具有宏阔而神奇的民族色彩,藏族的《格萨尔王传》、蒙古族的铭〔格尔》、柯尔克孜族的《玛纳斯》以及维吾尔族的坞古斯传》、傣族的目》 ,《兰嘎西贺》等几乎都是影响深远的宏大巨制,它们在绵延的传唱中不断吸纳时代意义而日臻丰美。 少数民族现实生活中产生的众多抒情与叙事作品,长期以来被界定为“民间文学”而少有论者问津,但这些作品大多保留着特定民族的价值观念、生活情趣和审美倾向,它们与主流意识形态和精英视野迥然相异,可以为理论提供少数族群甚至个人化的生存诉求、价值追索和艺术理想的多样性文学佐证。实际上这类作品中的精粹之作,如彝族支系撒尼人的《阿诗玛》、蒙古族的螟达梅林》、傣族的《娥并与桑洛》与《召树屯》、维吾尔族的《阿凡提的故事》、苗族的《张秀眉之歌》、《仰阿莎》、回族的绿豆妹与马五哥》、壮族的《特华之歌》、纳西族的《人与龙》等等,无不以鲜活的民间想象展示了独特的生存与反抗、向往与回忆,其中艰辛与美好交织、朴素与浪漫共存,景象独特意蕴丰厚,历史演进的多样化方式在这些作品中得以保存,这绝非主流意识与西方视点所能简单囊括或随意改写的。在现当代,多民族多区域文学更为丰富多彩,有许多主流化优秀作品如《白毛女》、《刘三姐》等也来自乡土民间传说。中国广阔的民间以原生态养分滋育了作家的灵感、想象与激情,使之找到民族化的写作之路。 现代性历程中成长期起来的一代代少数民族作家,他们的写作虽然以不同方式体现了对主流文学观念和意识形态的趋同倾向,但其作品中依然流动着少数民族的意识与激情,其独特的感觉、领悟与表达方式,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不同艺术风格如群星闪烁,使我们得以领略到时代之歌的不同魅力。维吾尔族诗人铁衣布江、藏族诗人饶介巴桑、蒙古族作家玛拉沁夫和诗人纳·赛音朝克图、彝族作家李乔、仇族作家董秀英、傣族诗人康郎英等等就是这个群体的典型代表。今天,新的民族作家不断涌现,这个阵营在迅速扩大。 可以说,在新中国成立之后,由于民族国家通过发展民族文学艺术以塑造国家形象这一文化策略的实施,多民族多区域文学发展迅速,成就斐然,其丰富的整体构成绝对是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研究的一片沃土,对它的沉潜与发掘,必能为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发展提供新的启示。 在具体思路上,要以当代多民族文学研究推进文学理论发展,应该主要针对20世纪以来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当代多民族文学创作和研究情况进行广泛的阅读、思考。就媒介而言要关注当代图书、报纸、网络、电子出版物等主要传媒和文学载体;就材料类别而言要注意各类文学作品、文艺评论以及相关的文学、文化研究材料。通过这些材料,重点阐释中国当代多民族文学时间意义上的内在联系和空间意义的相互影响,探讨民族意识的内外成因,总结基本规律,彰显理论价值,最后归结到文学理论和文艺学学科建设高度,形成关于中国当代多民族文学的价值发现与理论总结;在中国当代文化大背景下找到开展当代多民族文学研究与文学理论建设的途径,形成中国当代多民族文学的价值辨识、形态分析与理论定位。对其中的少数民族意识、汉民族意识,以及多民族文学与主流意识形态的关系进行梳理,努力丰富中国当代多民族文学世界,我相信,这种追求一定会为文学理论形成一定中国化特色提供有益成分。 通过研究中国当代多民族文学与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的内在联系,为中国当代多民族文学找到在中国当代文学整体形态构成中的位置,和在中国当代文艺学学科建设中的应有的地位,同时从民族的、区域化的文学研究中获得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建设的有益的新因素,这是十分可行的中国化的文学理论建设方式。 文学理论论文:中国文学理论的现代性转型 提要:本文以梁启超的《小说与群治的关系》和王国维的《论哲学和美术家之天职》两篇上个世纪初的文章作为中国古代文论实现从古典到现代的转变的标志。提出并论证了中国文论的现代化转型的四个维度:文学观念的转变,文体观念的转变,批判观念的勃兴,文论话语的转变。并认为这些变化说到底是价值和意义的转变。 作者:童庆炳,福建连城人,1936年生,现为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目前讨论文化现代性转型的文章很多,歧见也很多。但是从一个学科角度来讨论现代性转型的文章还比较少。本文的立意不是泛泛地讨论一般的文化现代性问题,而是进入一个学科的语境中,力图揭示文学理论作为一个学科的现代性转型的发生和若干表征。 20世纪前20年是中国学术现代转型时期。就文学理论角度看,在晚清时期,梁启超和王国维为现代学术转型所作出的贡献是特别大的。其中梁启超的《小说与群治的关系》(1902)和王国维的《论哲学家和美术家之天职》(1905)这两篇文章在观念上的更新可以视为中国文学理论现代性转型的一种标志。 晚清时期面临的最急迫的问题是:帝国主义公然入侵,晚清政府腐败无能,签订许多不平等条约,割地赔款的事情层出不穷,人民受苦受难,中国面临着亡国灭种的严重危险的危机。出现如此局面的主要原因是,中国的封建主义宗法政治制度和礼教思想在统治了中国二千年之后,成为束缚社会发展的绳索,结果是固步自封,不能及时改弦易张,不能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它们成为了中国走向现代的阻力。和辛亥革命两次政治运动就是要从政治制度上解决解救这危难的局面。折射到学术层面(包括文学理论),就是要实现从中国古典到现代的转变。 我们说梁启超和王国维的上述两篇文章是文学理论现代性的转变的标志,其理由是什么呢?我们的看法是这两篇文章尽管有很大的不同(?下),但在观念上都是现代的,都是文学理论现代性的体现。从文化的角度来看,对现代性的基本理解应该是:现代性是相对于古代性而言的,中国古代的封建礼教制度以及思想、习惯、信仰等由于其在发展过程的僵化,对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不再发生作用或发生反作用,成为了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障碍,因此中国现代性是对于中国古代的传统的制度、思想、风俗、习惯、信仰等的决裂,它强调的是当下的需要与发展及其条件。下面围绕着梁启超和王国维这两篇文章并联系相关的情况,简要地来考察一下中国20世纪文学理论现代性转型的四个维度: 一 文学观念的转变 摆脱以君王一人为中心的封建正统观念,树立为民众为中心的观念。康、王在文章中透露出的思想,都力图摆脱封建主义的正统观念。封建主义正统观念的优秀是:君王就是一切。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普天之下莫非王臣。天下者,君王一人而已。天下都必须以君王的是非为是非,以君王的喜好为喜好,以君王的愤怒为愤怒,以君王的悲哀为悲哀,以君王的快乐为快乐。普天下的人民群众的喜怒哀乐都不算,普天下的人民群众都没有地位,唯有君王一人的喜怒哀乐才算,才有地位。反映到文学艺术上面,中国古典的文学基本观念就是“诗无邪”,“诗言志”,“发乎情”“止乎礼义”,“温柔敦厚”,“怨而不露”,“哀而不伤”,“美刺”,“?美匡?骸保?爸魑亩?苴伞钡取N难У闹魈獠荒芾肟?庑┭到搿A?拼?按蟮氖?硕鸥σ卜⒆阅谛牡匦吹溃骸爸戮?⑺瓷希?偈狗缢状俊薄!耙⑺础本褪且磺校?⑺淳褪钦?鍪澜纾?ㄓ小耙⑺础辈庞幸庖搴图壑怠M砻魇逼冢??⑸?裘伤枷耄?缋铌薜热说睦刖?训溃?推笸几谋湔庵忠跃?跻蝗酥?欠俏?欠恰⒁?a class=content_a href=///class_free/166_1.shtml 孔子一人之是非为是非的专制局面,可惜历史没有朝这个方向前进。整个清朝又回到儒家思想的统治上面。直到晚清时期开始,这种思想开始被突破。梁启超的《小说与群治之关系》发表在他主编的《新小说》上面。《新小说》杂志提出了振兴国民精神为宗旨,所谓“务以振国民精神,开国民智识”,他认为“今日最重要者,?t制造中国魂是也。”[1]在《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一文中,再次提出了小说应“新民”的主张。所谓“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新一国之小说”,小说的功能是要改良“群治”。从为“君”到为“民”,这是一个根本的变化。用后来周作人的?来说:“夺之一人,公诸万姓”,这是现代性思想的精髓之点。现代性思想的根本就是民主。不是一个人、几个人说了算,而是广大的国民说了算。王国维的《论哲学家与美术家之天职》?t提出了走了另外一条摆脱君王的思路。他认为在中国古代的哲学家、美术家都硬要挤到政治家的行列里去,从孔子、墨子、孟子、荀子到诗人杜甫,都是如此。这样一来哲学和文学艺术不能独立,结果中国的哲学和文学艺术不能发展起来。王国维认为哲学和美术是“天下万世之真理”,“故不能尽与一时一国之利益合,且有时不能相容,即此神圣之存在也”,这里强调哲学与文学艺术的独立性、与一时一国的政治不相容性,也就意味着古典的那种文学艺术为君王一人的观点,是过时的,与哲学、艺术的性质不相合的。王国维虽然似乎在强调文学艺术的“审美自治”,实际上他的思想最终也是要利用具有独立品格的文学艺术改变“国民之趣味”[2]。在这一点上他与梁启超的思想是相通的。所不同者,梁启超要求的是直接性的“开发民智”,王国维则是要求间接地改变“国民之趣味”。“五四”新文学运动中,胡适的白话文主张,深受西方实用主义影响,目的是为了冲破封建思想的罗网,扫除僵死的封建教条,其文学的功利性是很强的。与胡适同时的作为政治家的陈独秀,政治思想的革命性可以说是最强的一个,但他对于文学的观念,却另是一样。他认为文学艺术的“美感与伎俩”,具有“自主独立存在的价值”,他说:“若专求‘言之有物’,其流弊毋同于‘文以载道’之说?以文学为手段为器械,必附他物以生存。”[3],陈独秀的论点与王国维的论点很相近。鲁迅高举反封建旗帜,明确提出“暴露国民性的弱点”“以引起疗救的注意”的文学观念,他的文学观念似乎功利性很强;沈从文则要返回原始的民风民情民俗,似乎文学观念的功利性很弱,倾向于“审美自治”;其实他们的区别与康、王的区别是相似的。鲁迅在强调“文艺是国民精神所发的火光,同时也是引导国民精神的前途的灯火”的同时,在强调文艺是也不是不要审美与艺术,他说:“但我以为一切文艺固是宣传,而一切宣传却并非全是文艺,这正如一切花皆有色(我将白也算作色),而凡颜色未必都是花一样。革命之所以于口号、标语、布告,电报,教科书……之外,要用文艺者,就因为它是文艺。”[4]他还认为若是文学作品“锋芒太露,能将‘诗美’杀掉”。要是追溯到鲁迅的早期,则提出过文学是“不用之用”著名观点。由此可见,鲁迅对于文艺具有一定的审美自治性也是赞同的。沈从文在追求乡土牧歌情调的同时,何尝不关心社会,何尝不关心人性的自由与解放。这是由他的《边城》等一系列作品为证的。他在《边城》的题记中希望小说的读者是有理性的,应该是“对中国现社会有所关心,认识这个民族的过去伟大处与目前堕落处,各在那里从事于民族复兴大业的人。”他还在《习作选集代序》中说:《边城》所表现的是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于人性的人生形式”,从而“为人类‘爱”字作一度恰如其分的说明”。这说明沈从文的明净、隽永、优美的追求最终仍落实于社会和人性的改造与建设,只是他所采取的态度是间接的。就是在抗日战争时期的《讲话》,虽然主题词是“工农兵”、“政治”、“武器”、“斗争”,但仍然要“艺术标准”,尽管这“艺术标准”只是第二位的。 回到梁与王。虽然梁启超和王国维的文学思想都是现代形态的开始,但是他们的文学思想又是不同的。梁启超的形态更多是吸收和改造了传统的“载道”论,文学要为维新政治的改良服务。当时的国家面临危机,面临“亡国灭种”,提出这样的服务论也是有他的充分理由的,这可以说是揭示了文学艺术在非常态下的功能的被借用。王国维的美术“独立”论和“超功利”更多是吸收了西方的现代传统。他的思想实际上与早期鲁迅的“不用之用”观念相一致,所表达的是文学艺术在常态下的功能。在20世纪初的中国,思想家们从各种不同的渠道去寻找思想的资源,存在着多样的思想追求,是理所当然的。我们对于梁启超和王国维都应有同情的理解。 “五四”新文学运动之后,强调社会功利的文学观与审美自治的文学观始终并存着,只是由于中国长期处于战争的状态,特别是长达八年之久的抗日战争和三年解放战争以及战时惯性在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不正常的延续,强调文学功利性的文学观念占了上风。这种情况到了上个世纪的80年代新时期开始,才不再提“文学为政治”口号,而“文学是审美反映”、“文学是审美意识形态”的命题被鲜明地提出来。审美自治的文学观终于又获得了一定的地位。但不能不指出的是,80年代的文学审美特征论,在强调审美的同时,也是不忘功利的,只是这功利属于新时期的新的启蒙而已。 所以从文学观念的层面说,从上个世纪初文学现代性的追求,有两个鲜明的维度:改造旧社会、改造国民精神和审美自治、艺术独立。中国文学观念的现代性包容了贯穿了这两个方面的内容。在常态下强调审美的特性,但不忘功利;在非常态下强调功利,但不忘审美。 二 文体观念的转变 摆脱小说等艺术创作为雕虫小技的古典看法,这是文体观念的一大变化,也是中国文学现代性生成的重要方面。中国古代一直?诗文为正宗,连宋代的“?”也只是“诗之余”,只是“浪谑游戏”之作,北宋文人钱惟演自述:“平生惟好读书,坐则读经史,卧则读小说,上厕则欲读小词。”(参见欧阳修《归田录》)这种轻视诗赋意外文体的思想早在汉代就已经形成。班固说:“小说家者流,盖出于裨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元代开始兴盛的小说和戏剧更是不能登大雅之堂。小说、戏曲的地位一直很低。当时《小说林发刊词》?人所说:“昔之于小说也,博奕?之,俳优?之,甚至鸩毒?之,妖孽?之,言不齿于缙绅,明不列于四部……”虽然私下读得津津有味,但在公共的场合则受到鄙视。我们只要看看曹雪芹的遭遇就可以想见了。曹雪芹创造了中国小说巨著《红楼梦》,在当时只能默默地在北京正白旗过着“举家食粥酒常?”的生活,除了敦诚、敦敏等几个朋友,根本没有人知道他。连他哪年逝世也要今人去反复查证。至今他的家世和经历仍是许多许学家考证的对象。但是到了晚清时期,在梁启超、王国维等人笔下,情况为之一变。小说被抬到比诗歌要高得多的地位。梁启超的文章说:“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风俗,必新小说;欲新学艺,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何以故?小说有不可思议之支配人道故。”梁启超详细论述了小说的“熏”、“浸”、“刺”、“提”四种力。能把这四种力发挥到极致的人,那就是“文圣”。最后的结论是“小说为文学之最上乘也”,“可爱哉小说!可畏哉小说!”这种矫枉过正的论点,彻底转变了那种鄙视小说文体的观念。王国维则对各种文体均不排斥。诗词小说戏剧,只要是好的,都认为表现了“天下万世之真理”。他评《红楼梦》,写《宋元戏曲史》,大大提高了小说、戏曲等文体的地位。那么,在梁启超和王国维提高小说等文体的历史背景是怎样的呢?总的说是把下层人民开始看成国民,既然是国民,就要有国民的精神,那么真能改变国民精神者,是通俗的小说和戏剧,而非读不懂的古文诗词。这就说明文体观念转变的背后是现代观念的萌生,现代的民族国家的萌生。 其后,在“五四”新文学运动中,由于白话文体运动取得了胜利,由于平民主义取得了地位,小说、戏剧和新诗等文体成为了文学文体的正宗,已经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了。中国现代文学革命的先驱鲁迅以小说传世,而不以古代格律诗成名,就充分说明了小说、剧本、现代新诗、散文已经取得了统治性的地位。鲁迅不去写中国古代诗歌史,却写了一部《中国小说史略》,也不是偶然的。从此,中国古代那种文史哲不分的泛“文”的观念开始淡化,古代诗文形式的至高地位也逐渐走低。西方的文学文体观念经过转型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理论的组成部份。 文体意识往往深入到人的无意识的层面,因此文体观念的转变是文学理论转型的深刻的表现。 三 批判意识的勃兴 批判意味着冲突、矛盾、不和谐、不稳定,意味着争论,意味着一方批判另一方,另一方也这样那样回应批判方。20世纪的中国作为追求现代化的曲折过程,这种基于冲突和矛盾的批判充满了整个过程。批判封建礼教,批判古典,批判帝国主义,批判日本侵略者,批判汉奸,批判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批判反革命,批判唯心主义,批判“右派”,批判“修正主义”,批判“走资派”,批判极左思潮,拨乱反正,批判,批判贪污受贿,批判拜金主义……这里有批判对的,有时也有批判错的。批判错了,又有平反与反思,再回过头来批判当年的批判方。这些批判在文学理论上面都有回响,有时候批判就从文学理论开始,然后再进入思想批判和政治批判。 中国现代文学的前驱者始终认为,统治了中国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思想,就是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特别是其中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等组织社会秩序的“礼教”思想,被认为是致使中国落后并受列强欺凌的原因。因此五四新文学运动批判意识勃兴,并把批判的矛头对准儒家思想。他们喊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号。离儒家之经叛封建之道,成为一种时尚。封建礼教吃人成为定论。最典型的批判就是鲁迅在他的第一篇小说《狂人日记》中的描写:“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吃人’。”狂人心目中的几句疯话,比当时许多义正辞严的的批判都深刻有力。通过各种文学作品对封建主义的批判成为新文学的一个重要母题。 为了批判要寻找批判的思想武器,这样就有向欧美寻找的和又向俄苏寻找的不同。如进化论就是欧美的时髦理论,可能是较早传进来的,用进化论来批判儒家思想,就认为儒家思想是过了时的东西,经不起“物竞天择”的过时货,是劣等的思想,应该加以抛弃,中国要现代化唯有“全盘西化”;另一派的理论就是从俄国传进来的马克思主义,“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列主义”,这是一个事实,从马列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和阶级论看来,儒家思想是封建社会时期地主阶级的意识形态,儒家把人分成“君子”与“小人”或“上智”与“下愚”,就是为地主剥削阶级寻找理论支持,是地主阶级的意识形态,当然也应该抛弃,中国要现代化,唯有接受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不论从哪种观念看,儒家思想一时间成为过街老鼠人人喊打。由于对儒家思想的批判不同,导致了左右派的矛盾,互相又批判起来。 在其后的岁月里,中国经历了辛亥革命、军阀混战、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人民共和国成立、抗美援朝战争和许多运动,其中也充满了批判精神,如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都充满思想政治的批判,除了批判国民党的反人民反民主的专制之外,还在党内不断整风,不断搞运动,整风、搞运动也是批判。党内左右派的斗争,实质也是思想批判。批判成为社会生活的一种惯例,所谓“不破不立”成为一种模式。就是在80年代新时期开始之际,也是“拨乱反正”,批判极左思潮,其后又批判“精神污染”,是为了维护主流意识形态。尽管批判的内容可能不同,但批判意识勃兴是中国整个20世纪的一个特征。 为什么整个20世纪批判意识会如此勃兴呢?这还是20世纪中国所处的境遇相关。20世纪的中国始终在寻找自己的发展的道路。不同党派、不同学派、不同人群的政治主张不同所信奉的思想不同所追求的理想不同。这种种意见分歧转变为矛盾与冲突,进一步演变为思想和政治的批判就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在《矛盾论》说:“社会的变化,主要地是由于社会内部矛盾运动的发展,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阶级之间的矛盾,新旧之间的矛盾,由于这些矛盾的发展,推动了社会的前进,推动了新旧社会的代谢。”既然20世纪的中国自身充满这些矛盾,那么斗争就不可避免,批判意识的勃兴也不可避免。 这种批判意识折射到文学理论上面,那就是中国20世纪的文学思想在发展过程中也不可避免的充满矛盾和斗争,论战和批判充满了20世纪的所有的岁月。举其大者如五四时期文学革命派与保守的“论衡派”的论战,三十年代左翼文艺家与“新月派”的论战,抗战前夕两个口号的论战,四十年代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争论,五十年代文艺界的反胡适唯心主义运动,“”时期的斗争,80年代、90年代也充满论战,只是不搞运动了。大家知道,几乎所有的文学理论家都不能不在论战和批判的语境中发表自己的意见。特别那些前沿人物,如胡适、鲁迅、梁实秋、周扬、丁玲等更是如此。前面所说这些论战的性质这里无法一一具体分析,但文学艺术的确是“时代的风雨表”,许多政治斗争都从这个领域开始。文学批判的背后是寻求。通过对某种文学思潮的批判,寻求文学观念的更新或变异。批判,斗争,成为20世纪中国文学追求现代性过程的一种表征。 四 文论话语转型 在反对封建的共同斗争中,和不断的论战过程中,文论话语开始转型。文论界不约而同地认为中国古代文论也是封建时代的僵死之物,已经无法用来解释中国现代的新文学。于是从五四新文学运动以来,我们的文学理论在批判意识勃兴的情况下,放弃中国古代的诸如“赋比兴”、“风雅颂”、“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教化”、“礼乐”、“美刺”、“温柔敦厚”、“思无邪”、“文以载道”、“文以贯道”、“意在笔先”、“主文而谲谏”、“补察时政”、“泄导人情”、“春秋笔法”、“兴寄”、“天人感应”、“齐梁遗风”、“夺胎换骨、点铁成金”等等文论话语,吸收外国的诸如“现实主义”、“浪漫主义”、“象征主义”、“现代主义”、“形象性”、“真实性”、“典型性”、“内容”、“形式”、“主题”、“题材”、“文体”、“风格”、“艺术性”、“思想性”、“倾向性”、“生活”、“反映”、“灵感”、“形象思维”、“审美”等等文论话语。到了上个世纪末,像“形式主义”、“文学性”、“陌生化”、“新批评”、“隐喻”、“结构主义”、“结构主义”、“意识”、“无意识”、“接受美学”、“作品层次”、“艺术生产”、“艺术消费”、“后现代”、“后殖民”、“女权主义”、“新历史主义”等等。以至于有人说文论界患了“失语症”。 但是,中国传统文论作为一种文化,并没有完全死去,也没有完全失去。原因是中国文论传统蕴含在风雅颂中,蕴含在汉?汉乐府中,蕴含在六朝诗歌中,蕴含在唐诗宋词中,蕴含在唐宋八大家中,蕴含在元曲明清小说中。只要屈原、陶渊明、李白、杜甫、白居易、苏轼、陆游、关汉卿、施耐庵、曹雪芹及其作品仍然有生命力,他们的鲜活的作品仍然被我们诵读,他们仍然作为文化传统被继承下来,那么从他们那里总结出来的古代文论,就仍然具有生命力。而且我们不但可以用古人的理论分析古人的作品,而且也可以用古代文论的概念分析现代的作品。这是一个事实。我们当然知道,古代文论属于古典,现代文论属于现代,他们具有不同的性质,但是古代文论中仍然有许多具有世界性的普遍的成分,这些成分可以作为资源之一“转化”到现代文论的话语中来,现在有人说古代的文论与现代的文论不具有通约性,这不是事实。事实是,在中国20世纪现代文论发展的过程中,许多著名的文论家为把中国古代文论转化到现代文论的话语中,作出了艰苦卓绝的努力,取得了不少成果。例如王国维从古代文论中提炼出来的“境界”(有时又称为“意境”)说、“出入”说,鲁迅提炼出来的“白描”说、“形神”说、“文人相轻”说,朱光潜提炼出来的“不即不离”说,宗白华的提炼出来的意境的“灵境”说、“虚实相生”说,钱钟书提炼出来的“诗可以怨”说、“穷而后工”说,王元化提炼出来的“心物交融”说、“杂而不越”说等等(这只是举其要者,其中肯定有许多疏漏),都进入到现代文论的话语中。此外,还有不少古代文论的术语,根本不用特别提炼,就直接进入现代的文论话语体系中,举其要者,如“比兴”、“气势”、“气象”、“养气”、 “阳刚”、“阴柔”、“含蓄”、“自然”、“自得”、“灵气”、“胸襟”、“本色”、“童心”、“感悟”、“主旨”、“意象”、“性格”、“神似”、“形似”、“滋味”、“韵味”、 “知音”、“品味”、“豪放”、“婉约”、“谨严”、“衬托” 、“对仗”、“伏笔”、“直叙”、“补叙”、“插叙”、“文质彬彬”、“尽善尽美”、“托物抒情”、“情景交融”、“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疏密相间”、“前后呼应”、“波澜起伏”、“言之有物”、“一唱三叹”、“声情并茂”、“知人论世”、“诗无达诂”、“文如其人”、“意在言外”、 “成竹于胸”、“胸中之竹”、 “中和之美”(这里暂举50条,实际上远比此多)。这些本来是中国古代文论、艺论中的概念、术语自然地融入现代文论,成为现代文论体系中的一部分,充分说明古代文论与现代文论是有通约性的。因为我们的文学的现代性是中国文学的现代性,也因为我们的文学理论的转型是中国文论的转型,还因为现代性转型是具有传统文化心理的中国人在做的,它在无意识中就渗透了一些古代的传统文化因素,这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其实,不单文学理论的转型中是如此,人文学科的现代转型无不如此。这说明了“现代性”本身是民主的科学的宽容的,在现代性的创造中,向所有的一切资源开放,因而现代性在拒绝传统中腐朽的成分的同时,也不完全排斥传统,一切人类优秀的成果都会吸收到它的熔炉里。 但是,无可否认的是,现代文论话语的确由古代的“点到即止”的“诗文评”转变为逻辑的系统的论文结构。梁启超的《小说与群治的关系》和王国维的《论哲学和美术家之天职》,以及王国维的更早发表的《〈红楼梦〉评论》,都是逻辑性的论文结构。这种变化也是现代性的一个重要内容。因为在这种变化的后面,意味着掌握世界方式的转变。中国古代的“诗文评”(当然也不完全是诗文评,系统的文论著作起码有刘勰的《文心雕龙》、钟嵘的《诗品》、严羽的《沧浪诗话》、李渔的《闲情偶寄》和叶燮的《原诗》)重在对作品的“体验”,现代的文论则重在“认识”,体验与认识是两种不同的掌握作家和作品的方式。体验总是把对象作为一个整体,并直觉式地去把握,在点到之间就把本质揭示出来。认识则把对象进行分析,然后进行综合或者推衍。到了80年代以降,论文专著出版了很多,其中有见解的也不少,综合与推衍能力大为加强,这说明中国现代的文论开始走向成熟。 以上四点转变,说明中国文学理论的现代性转型,在于重建世界的意义,重建文学艺术的意义。某些古代认为有价值的东西,被我们抛弃,认为它没有意义;相反过去认为没有多大意义的东西,被赋予了重大的意义。如过去认为歌颂帝王将相的作品是维护大一统,是有价值的,现在则认为这是颂扬专制,有悖于民主的原则,只有负价值;过去自由恋爱是违背伦理的,现在则认为是有价值的,我们贾宝玉与林黛玉的自由爱情是有价值的,而贾母、王夫人的干涉是?价值的。价值观念完全颠倒过来。又如,按现代的观念,作为小说家的曹雪芹是伟大的文学家,是有价值的;而与曹雪芹同时代当宰相的人,则是封建帝王的走狗,是无价值的。……现代文论所导致的价值观念的转变是如此全面而深刻,以至于我们无法用几句话就可以概括出来,必须另外作一篇文章。 文学理论论文:文学理论和文化研究”研讨会综述 由首都师范大学中文系、首都师范大学美学所、首都师范大学《文学前沿》编辑部主办的"文学理论与文化研究"学术研讨会暨《文学前沿》创刊座谈会,于1999年12月18日在京举行。与会的专家学者40余人,就西方文化研究的历史、特征与历史、文学理论与文化研究的关系及90年代中国文化批评的评价、文化研究方法在中国文学研究中的适用性以及市民社会、知识分子角色等学术界共同关心的热点问题进行了热烈而深入的研讨。一、关于文化研究的历史、特征与概况。王逢振认为:所谓文化研究,最好理解为一种探讨普遍社会问题的特殊途径,而不是属于少数人的或专门化的领域。文化是不同群体或民族---国家的象征行为的空间,文化研究必须考虑各群体之间的关系。各群体之间总是存在着某种张力,既相互排斥又相互吸引。孤立的文化是不存在的。我们今天从事文化研究应强调当前所在的语境,要从世界格局和地缘政治及文化关系来考虑问题,必须关注社会文本与国际化的大背景。王宁认为:所谓"文化研究"在我们今天的理论讨论中并非其传统意上对精英文化的研究,而是特指当今西方(主要是英语世界)的一种反精英意识的文化理论思潮和研究方法。文化研究有着鲜明的反建制和反理论倾向,并有着跨学科研究的特色。文化研究至今仍是一门界定含糊的准学科批评话语,它虽有着强烈的批判精神,但是它的政治性并不能达到对文学艺术现象的美学批评和分析。但作为一门正在形成中的准学科,文化研究的这些局限已经得到一些著名学者和理论家的重视,他们中的一些有着良好文学修养和理论功力的人正试图把文学研究的范围扩大,使之置于一个广阔的文化语境下得到观照。金元浦认为:文化研究在西方被作为一个准学科,有具体所指,包括文化诗学、文化批评还有文化唯物主义,等等。这种新理论的特点首先是对于文本中心主义的超越。在本世纪西方理论界,文本中心主义与形式研究盛行了相当长的时期,作为对此的一种反驳、改造和容纳,文化研究应运而生。但是文化研究一方面是对20世纪文本中心的反驳,另一方面又是对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理论成果进行保留、改造后的新理论。同时它也是对学术中心主义的改造与超越。西方长期以来学术化、专门化的发展方向在90年代走向文化研究时,实际上已从学术中心主义转向政治思想、政治文化。罗钢认为:文化研究主要是英国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发展起来的一种文化批评运动。到目前为止,中国学者接触到的有关文化研究方面的东西是很少的,一些研究范本我们都没有接触到。因此,应该对从伯明翰当代文化中心发展起来的文化传统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然后在这个基础上进行我们自身的文化研究。西方文化研究始终贯彻着关怀政治的立场,这是从伯明翰开始的文化研究一直都有的倾向。中国的文化研究在吸取西方的经验时,能不能吸收这一点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因为中国有一个完全不同的文化语境。吴琼认为:文化研究应该是指一种方法的运作,是一种"症状分析"。它的优秀是运用这种"症候分析"方法动手去解构权力。这种对于权力的解构必须结合文化研究的本土性,而所谓本土性就是指我们所处的现实,它实际上是立场问题。我们所面对的到底是什么?症状分析最后归结到权力问题。有权力的地方也必然存在解构权力的权力。在一个充满建制的社会,我们都处于无权者的地位,但我们也有一个出路,那就是解构权力。文化研究方法的运作就是要揭示权力背后潜在的建制化的层面,就是解构权力。 二、关于如何评价中国90年代的文化研究、文化批评以及它与西方文化研究的关系。陶东风认为:90年代中国的文化批评,但说到底是当今中国本土社会文化语境的产物,它也应当在自己的语境中形成自己的问题意识、价值取向与研究方法。西方文化批评作为一种批判话语,产生于西方的语境中,它的主流具有强烈的反思与批判西方资本主义现代性倾向;而在中国,由于社会环境的不同,我们不能原样照搬。中西方文化背景既有相似也有错位,在这种复杂的环境下,我们建构自己的文化研究与文化批评,意义与难度同样巨大。一种特定语境中的批判理论在另一个语境中未必依然具有批判性,一种文化批判理论是否具有批判性取决于它是否能够正确把握并正视具体环境中的具体的权力关系。温儒敏认为:文化研究这几年兴起有其必然性,值得我们关注、提倡。文学研究和文化研究的结合势在必行。文化研究的确给我们带来了一些新的视野,拓宽了我们的研究领域,尤其是它要我们从事人文学科的知识分子从关注所谓"精英"、关注知识分子本身,转向关注民间日常生活的一些现象,这是值得提倡的。但另一方面,文化研究作为一个学科或学科分支,应有自己的目标、理路、研究方法和学术规范。近几年的文化研究有一个泛化的问题,有的文化研究文章写得太空、太泛,连基本的概念、理路、学科规范都没弄清。在研究的目标、方法不是十分确定,而且研究的论题又搞得很大的时候,就容易出现学术论文质量下降的问题。温儒敏先生的观点引起了与会学者的热烈兴趣。黄卓越认为:应区别"文化批评"和"文化研究"这两个不同的概念。文化批评还属于泛泛而谈,文化研究则要具体落实。文化批评应该建立在文化研究的基础上。在文化研究方面,我们应该参照西方发展得较好的学术经验,进入到一种实证主义的研究中去,在这个基础上进行我们的文化批评。我们要了解大量的大众文化的产品,不仅阅读经典文本,还要进入大众文化的制作领域、市民生活的各个领域进行调查,这样的文化批评才能论之有据,才不至于泛泛而谈。盛宁(中国社会科学院外文所)也对于现在有些人一窝蜂地追赶"文化研究"表示担忧。他认为:今天在这里讨论"文化研究"的转向,好像人家人人都在搞文化研究。从事介绍国外文化状况的学者,往往会把事情说成一股风,好像人家都在做同一件事。回顾80年论热以来我们对外界状况的介绍,就严重存在着这样一种一窝蜂扎堆的现象。现在有人告诉我们,搞"文化研究"已是大势所趋,其实也未见得。他同时指出:在目前的文化交流中,我们很有必要检讨一下自己的文化立场和文化主体的。孟繁华与童庆炳等则从另一个侧面强调了中国90年代文化研究与文化批评出现的必然性与正面意义。孟繁华指出:90年代文化研究在中国兴起不是没有道理的。我们老是说没有读到一些具体的扎实的文化研究的文章,其实不是的。有很多具体的扎实的文化研究的文章。文化研究就是一个跨学科学的、反学科的、反机制的、反经典文本研究的,它给我们带来了宽广的视野。不能再用精英的立场、规范化的、中正性的对学科的要求来面对文化研究的现象。童庆炳认为:中国的文学理论界搞文化研究不能一味地照搬西方文化理论,而是要立足于中国的实际情况。90年代中国的文化研究的突显,从根本上说还是由于中国具体的实际情况,是对于时代提出的现实问题的回应。文化研究的落脚点是社会政治问题。90年代的中国社会经过几年发展以后,出现了许多问题。这时,文学要关注社会现实问题是很自然的,文学研究采取一种文化的、政治的、社会的视角也是自然的。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都是对时代说话,理论并不局限于解释作品,它是可以接过文学作品里面的许多问题,对"社会文本"说话。这种批评仍然是一种文学批评,是文学的文化批评。王德胜指出,今天中国的文学理论家或文学研究者大多不再满足于局限在传统文学范围内,而是渴望把自己的身份社会化。从这个角度来说,批评家的主体意识与批评过程本身都发生了改变,现在不从文学文本出发,而从社会文本出发,即借文学来说文化问题,或说借文学话语来说文学现象。三、中国文学研究中的文化研究方法的适用性及其成果问题。王富仁结合新文学谈了自己想象中的文化批评。他认为,新文学是在新文化运动中产生的,现在看来,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就是文学革命。中国古代文学与艺术的特征是社会意识和个人意识分离,它受到传统的政治体制、意识形态的压制,停留在个体才能或私人情感单向交流的层面。这样的文学不具有整体的社会性,用现在的话说,不是国民文学,而是知识分子这个特殊阶层的文学。"五四"时期的新文化运动把个体人和整体社会结合在一起,感受的是整体的社会,形成了朦胧的、不自觉的公民意识。这样,他们的文学活动就和他们的公民意识紧紧结合起来,在独立知识分子中产生了个人与社会沟通的文学。但是这种文学受到两方面的压制。一是大众的功利主义的阅读态度,另一个是政治权力,现代文学就是夹在两者之间。袁济喜谈到了古代文论与文化研究的关系问题。他认为真正要把古文论研究激活,使它在当挥作用,文化学的解读与研究是非常重要的。中国古代文论的精神不在于具体的范畴与文本,而在于内在的文化精神。现在许多古代文论研究视野比较狭隘,注重具体的作品的欣赏点评,当谈到文化精神价值时就认为是空论。其实文化研究不存在空论,只要言之有据,就能对文化、文学作出回应。陈光炜从最近一二年文化研究在现代文学研究中的反应或动向,切入了同样的问题。他举例指出,钱理群、谢冕、洪子诚等教授最近的研究吸收了文化研究的方法,解决了一些过去很难解决或不被重视的问题。这种研究在现当代文学研究中产生了有意义的影响,扩大了文学研究的空间。过去现代文学研究基本上都是文本研究,文化研究使比较纯粹的文学和社会文化制度的关系开始受到了注意。但他同时指出,文化研究渗透到文学研究中,要处理好文化研究与文学性的关系。四、关于文化研究与文化领导权以及知识分子的关系问题。许明结合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的概念,就知识分子的文化立场、文化态度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指出:葛兰西认识到不能把无产阶级革命理解为只是运用暴力夺取政权,一定要注意在无形的思想文化领域中无产阶级的文化领导权。葛兰西承认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存在公共空间,正因为存在这个公共空间,葛兰西才论证到文化空间的领导权问题。文化领导权不仅仅是意识形态的官方话语和官方机构的支配权、统治权,不仅仅存在于政治机构的系统中,也存在于无形的民间生活空间中。不管在什么体制下,意识形态的影响也不能完全控制这个空间。这种领导权应该是由精英知识分子来掌握。面对社会生活的急剧变化,知识分子应肩负起这个历史任务,坚持自己的价值立场,显示出对文化历史的深层次思考。文化批评的意义就在于向这个空间渗透我们认为合理的价值体系,这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不可回避的重大的问题。马相武(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对许明的看法提出了质疑。他承认知识分子没有进入巨大的公共文化空间,知识分子没有起到文化引导的作用。但他认为知识分子的文化角色与政府主导机构对文化的领导有一个距离,其对文化的介入与领导应该在一个比较高的层面上,而不是直接充当一种政治化的文化角色。知识分子还是要通过自己的专业的工作影响文化、社会、政治,这是一个知识分子的基本角色。针对上述争论,傅瑾(中国艺术研究院)则试图通过个案研究来说明:如果精英知识分子掌握公共空间的领导权以后会出现很可怕的结果。他指出,知识分子可以用自己的艺术观和政治观来从事艺术批判,但是一旦他的艺术观成为意识形态,其结果往往是适得其反。知识分子对大众文化的批判只有存在一个真正自由的公共空间的前提下才是有益的。 文学理论论文:现代文学理论创建与反思探索 “语言学转向”强调的是世界是由语言建构的,语言符号之间的不断转换产生了世界的意义,换句话说:意义的产生不过是一种语言到另一种语言的转换过程,这种转换完成了语言对世界的编码。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生活的世界不是一个经验和实体的世界,而是一个语言符号的世界,我们的知识和认识是由语言来塑造的,在语言的主宰下,语法、句法、语用、词汇、话语、语境、意义、文本、叙事、修辞等跟语言学相关知识被广泛运用到其它学科领域中,以至于语言学的模式和方法成为人文科学普遍的思维模式和方法,因此,“语言与存在”取代了传统的“思维与存在”的命题成为整个知识范式转换的重要表征,这也从根本上揭示了语言的本体含义,它远非工具,而被看作存在本身,正如维特根斯坦所宣称:全部哲学就是语言批判,想象一种语言就意味着想象一种生活方式。从历史实践上看,作为人类交往活动中最常见的两种媒介形式,图像与语言文字相比所处的地位不一样。在文字发明之前,图像是先民表达和记录的方式;当文字出现之后,文字以语法和修辞结构来表达具有丰富的联想性和多义性的意义,而图像被降低为识字的辅助手段。因此,在很大程度上,图像被认为是感性的、直观的、平面的、零碎的,人们重视语言的理性逻辑,强调语言与图像的异质性,而忽视图像与语言之间的辩证关系,以及图像的独立性和意义的建构性。米歇尔发起了对语言主导文化的解构性批判,他认为:“文化的历史部分就是图像符号与语言符号之间争取支配地位的漫长斗争的历程,任何一方都是为自身而要求一个可以接近‘自然’的特权。在某些时刻,这种斗争似乎进入了沿着开放边界展开的自然交流;而另一些时刻(恰如莱辛的《拉奥孔》)这些边界关闭了,彼此相安无事。所谓的颠覆关系就存在于这一斗争最有趣和最复杂的种种形态中”[2](P187)。在这里,米歇尔强调了语言与图像之间漫长的斗争过程,认为两者之间辩证复杂的张力关系构成了文化的发展。如果说传统文化是语言实施着对图像的压制和控制,那么,进入当代的视觉文化时代,图像应该站在与语言构成对立面的基础上,消解语言中心主义的局面,通过制造图像和观看图像承担世界意义的建构。但是,图像的兴起以及形成的对语言的挑战,并不意味着图像取代语言成为知识体系和文化秩序的主宰,而是将图像在语言中心论的框架中解放出来,摆脱语言论的控制,在关注语言与图像之间的“互文”性阐发中重新挖掘和创造图像,让图像再度被发现,让图像彻底释放出自己的知识能量。 图文之争与当代文学理论研究的新思路 图文之争的介入给当代文学理论注入了新鲜血液。随着图像意识的增强,文学与传媒、文学与图像、文本形式、文学的存在方式、图像叙事与文本叙事等诸多问题越来越多地进入到文学理论研究的视野,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问题。如米歇尔在《图像理论?序》所说的那样:我们生活在一个视觉文化时代,所有的媒体都是混合媒体,所有的再现都是异质的,文学与视觉艺术之间的互动关系构成了再现,它们与权力、价值和人类的利益纠缠在一起,影响到文化模式的变化。一种阅读文化与一种观看文化之间的差异不仅是一个形式问题;它含蓄地指出社会性和主体性所采取的形式,一种文化所构成的各种个体和制度。在这里,我们可以发现:文学与图像的关系问题可以在媒体再现中找到交汇点。换句话说,图像与语言之间的关系并不是一种单纯的异质关系,两者之间的研究也不是一种简单的、毫无价值的平行对照,相反,两者之间内在的互动关系以及构成的外部关联使得不同艺术之间的关系研究成为可能。从这个意义上说,图像与语言的关系为文艺理论和美学研究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因为两者之间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突破了传统文艺理论观念。从历史上看,在语言学研究范式的框架中,文学理论研究的中心和旨归是文学语言本身,认为语言是一种线性的、稳定和逻辑的符号,先行地设定文化、文学发展变迁的规律。在这种观念中,语言占据主导优势,而图像只是语言之外与人的感性层面相关联的不可靠的形式,图像与语言根本无法联袂,亦无法在一种张力的结构中生发出更高意义上的思维模式。20世纪后期以来,随着视觉文化和读图时代的来临,单纯的语言学思维方法已经不能完整有效地对当今文学图像化和传媒化趋势作出有力的阐发,同时它也无法表征当前层出不穷的文学审美现象。因此,当前文艺理论研究必须摆脱传统文艺理论研究中的不合理方式,关切当代传媒视野中的文学现实问题,在正视语言学等研究方法的同时,侧重考虑在图像与文字之间寻找文艺理论研究的生长点。本雅明是建构此种研究范式的积极实践者和探索者,他在研究摄影与电影的过程中预言电影将成为未来语言的者,认为以文字和书籍为代表的传统印刷文化必将受到以图像为主的机械复制文化的冲击,这昭示着图文之争在现代文学艺术发展过程中将成为一个待解的问题。与本雅明不同,利奥塔从解构理论的角度对西方传统文艺理论中存在的理性与感性、理智与欲望、话语与图像、推论和感知等二元对立模式进行批判性考察,为感性、欲望、图像和想象力的存在寻找依据,解构西方传统的元叙事话语和思维模式,达到攻击现代性的目的。鲍德里亚比本雅明和利奥塔走得更远,他在由电脑所创造的虚拟图像世界中,反思和批判传统的文学生成和存在方式,认为虚拟图像比真实存在更完美真实。在此观念下,文学艺术与现实之间的关系应该重新设置和厘定,也就是说:图像与现实的脱节、虚拟与真实界限的消解,使得传统的“文学艺术模仿生活”的观念出现问题,这无疑对当代文艺理论研究产生重要影响。本雅明、鲍德里亚在文化和艺术层面上对图文关系的探索,深刻地表明文艺理论对图文关系的重视源于当代文化给作者和读者带来的新的创作和阅读感觉经验,它是对当下文学艺术发展的理论总结和建构。显然,西方文化领域对图文关系的研究已达到了一个很高的水平,其方法和思路不同于传统的美学与文艺理论研究,已进入到图像文化分析、社会历史分析、符号政治经济学分析的综合、交叉的层面,其研究主旨是在揭示图像与文学差异、互动和互通的特征,进而进入图文生产、消费与社会权力表达、文化模式变迁之间的复杂关系的探究上。当前国内文学理论研究领域,图文关系的研究也逐渐深入展开,这主要沿着两种思路进行:一是在文化研究的语境中,探讨图像与语言文字的关系,强调图像的强势原因、表现方式和审美效果等。这是当前文学遭遇图像时代问题的一种“宏大理论”式的阐发,这种研究并没有在图像与语言之间折叠、缠绕的复杂关系中解决文学变化的具体问题;二是沿着“文学是语言的艺术”的历史命题,在文学与传媒的关系日益紧张的今天,根据文学和视觉艺术两者的交叉渗透,从文学语言的角度来关注视觉艺术,同时强化从图像的角度来审视文学,试图在文学与图像之间建构一种互文性的文学理论。具体而言:从文学语言的角度研究视觉图像,就是理解图像如何借助物理时空的张力结构,来接近文学并通过语言立“象”达到充满想象力的审美至境。反之,从图像的角度来分析文学语言,就是理解图像如何赋予文学语言新的意义,探索图像在文学语言塑造过程中所具有的重要功能,比如研究表明两者之间的关系可以归纳为三种历史形态:以图言说、语图互仿和语图互文[3],以此揭示语图关系发展的规律。显然,以上所说两种研究的价值取向不同:前者侧重语言与图像的对立,以此勾画出当代文化模式的变迁,以及带来的审美方式的变化;后者则侧重语言与图像 两种媒介所具有的思维方式交融凝聚到文学本身,回答文学在传播过程中因媒介不同而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如果说前者侧重外部研究,那么后者则是从内部探讨文学的根本性问题。值得注意的是:在叙事学中,传统的文字叙事所固化的领域开始成为语图关系研究的重要目标,从而形成一种崭新的叙事文本研究,此研究围绕图像与文字两种不同的叙事特点,主要从叙事学的角度来考察图像与文字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突出图像对叙事文本的模仿和再现问题,旨在解构文字叙事在叙事传统中的绝对主流,摆脱与语词共存和竞争中图像的压抑性地位[4]。通过图像与文字之间复杂关系的梳理,让两者在交互叙事中建构不同的价值维度,以此彰显不同的审美意义。诸如此类的研究对于我们今天重新理解文学有太多的启示,这昭示着当前文艺理论研究观念的重要转变,这些探索对于建构文学理论研究范式具有启发性和创新意义。 图文之争与当前文学理论研究的几点反思 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文艺理论界关于本质主义与反本质主义一直存在论争,不同观点的研究者在本质建构和拆解的论争中宣扬自己的文学理论观念。图像与文学的关系问题作为文艺理论研究的现实问题,在为文艺理论营建新的研究思路的同时,跳出本质主义、历史主义和解构主义等思维模式,力求返回文学活动本身,沿着亚里士多德所设定的文学媒介理论的路线寻求“拯救文学现象”,这无疑将为我们重新反思文学理论研究提供了契机。首先,文艺理论研究应从文学现实出发,避免抽象化。何谓文学现实?在我看来,其实质就是被文学本质思维模式所遮蔽的文学发展过程中文学与其他文化形式交织、文学本身新变的现实问题。在本质主义与反本质主义理论观念指引下,文学理论研究大都围绕原典或抽象概念的演绎展开讨论,试图勾画出一幅以理念存有为深层基础的文学图景。这是一种本质先行的理论模式,此种模式直接规定文学之为文学的本质,达到一种理论自身的自洽性和完美性,最终,文学现象被置换成一个抽象化、一元化的世界,文学活动的朴素性和现实性逐渐消失。图像与文学的关系问题不同,它是当代传媒文化现实中文学发展出现的真问题,它带动文学活动各要素在传媒世界中发生了新变。比如依照新媒体观念,图像、语言和其他文本都混杂其中构成超文本文类,读者面对如此复杂而丰富的文本世界目不暇接,此种变化打乱了以往文学理论设定和裁量文学的标准。因此,文学理论必须真正面对这些问题,从学理层面加以阐发,进而把当代文学理论研究向前推进。其次,回归文学本身的问题也是一个值得反思的文学理论问题。传统的语言学研究范式注重文学的文学性研究,认为语言是文学的内在规定性和永恒性。这是它的功绩,也是它的偏颇。因为,它在把文学的文学性研究推上高峰的同时忽视了语言以外、或者与语言相关的知识场域(比如,文学与其他艺术语言之间的关系)。当前盛行的文化研究,打破了文学理论学科的界限,以超越文学社会学的姿态,把触角渗透到生活的各个方面,使得文学研究的边界变得模糊,文学本身的问题几乎成了一个被遗忘的话题。在这样的情形下,我们也深切地感受到文学基础理论知识体系的松散和脆弱。在两种研究方式面前,我以为,图像与文学的关系是文学理论重新思考文学自身问题反弹的重要表现,它介乎语言和文化之间,寻找理解和阐发文学的新维度,同时这也是对强调文学性研究的形式主义文论和强调文化权力的文化研究的一种反驳和超越。从这个意义上说,语图关系研究意味着在经典意义上的理论研究之外拓展出新的文艺理论研究思路。最后,应该提倡文学理论研究的多元主义理念。文学是复杂多元的,不同的阅读欣赏群体具有不同的生活方式、精神需要和文化想象,如果我们忽略了这些现实存在的特殊性、差异性和多元性,那么,文学本身就变成铁板一块。语图关系问题从一个现实的侧面证明了文艺理论研究应立足文学自身的多元关系研究,借助不同的艺术形态展开自身,并在各种关系的澄明中发出自己的声音。就语图关系而言,这种关系指的是图像作为他者在场以及互动双方的意义建构所具有的不确定性。这种关系的存在并非局限于双方的认同和沟通的样式,它们在思维设置、知识分布、言说方式、审美取向等方面的配置过程中构成一种缠绕和错落的复杂关系,并常常以微观形式渗透、穿行在文学生产与再生产的过程中。因此,语图关系研究肯定了不同文化艺术形式之间关系性存在的价值合法性,它造就的不同媒介、不同艺术形式之间关系研究的理论范式,将为我们重新检视当代文艺理论研究提供有益的参考。总之,语言与图像的关系问题给现存的文艺理论注入了新的结构成分,它不仅引发我们对现存文艺理论研究范式的反思,同时警惕自己应保持一种建立在学术立场上的理论自反性,从不同角度对其进行深入研究。文学理论不是思辨、玄想的知识生产场,也不是停留在责难层面上的集体“围观”场景,而是踏踏实实地解决问题的文学现实
现代美学在室内设计中的运用:深究现代美学在室内设计中的运用 摘要:当代室内设计美学最显著的特征之一,就是审美思维的变化,它在现代哲学与科学思想的双重影响和推动下发生了历史性的变革,因而完全摆脱了总体性的、线型的和理性的思维惯性,迈向了一种更富有当代性的新思维之路。当代室内设计不仅需要满足人们的生理、心理等要求,从环境整体的高度综合地处理人与环境、人际交往、文化内涵、实用功能等多项关系,而且需要注重表达审美情感、体现审美意义和价值。因此,美学理论为当代室内设计提供了指导性的作用。 关键词:美学;室内设计;审美;环境;艺术;当代 室内设计是建筑设计的继续和深化,是完善空间、传播文化、创造美的艺术,是运用现代工艺、技术将美学理念、文化内涵和功能因素融入人性化室内空间环境的艺术。完美的室内设计产生于高度的现代文明,成功的室内设计同时创造着先进的文化。作为美学分支的艺术与技术美学是指导室内设计的重要学科之一,它是研究设计领域审美问题的一门新兴学科。 今天,人们已日益明晰地认识到被装修空间的布局、质感、色彩;家具的布置;设备的安装;通信等网络的建设不再是简单的组合、时尚的反映,而应提升到人性化和个性化的层面去实现文化、科技、环保和效率的有机结合。现代室内设计需要满足人们的生理、心理等要求,需要综合地处理人与环境、人际交往等多项关系,需要在为人服务的前提下,综合解决使用功能、经济效益、舒适美观、环境氛围等种种要求。现代美学理论在当代室内设计中发挥着指导性的作用。本文就此加以论述。 一、从形态学视角看室内设计中的美学要素 就本质而言,室内设计是将多种视觉的物质元素组合构成具有三维空间形态特征的造物活动,属造型艺术的范畴,然而与其它纯粹欣赏艺术形式不同的是,室内设计同时具有着实用的动能属性。从形态学的角度看,室内设计中的美学要素及内容任务主要分为一下几个方面: (一)空间要素:空间合理化并给人们以美的感受是设计的基本任务,因此,设计者不能拘泥于过去形成的空间形象,要勇于探索发现时代技术与审美特点赋于空间的新形象。 (二)美学色彩要求:室内色彩除对视觉环境产生影响外,还直接影响人们的情绪、心理。科学的运用色彩有利于工作,有助于健康,应做到色彩处理得当,既能符合功能要求又能取得美的效果。室内色彩设计除了必须遵守一般的色彩规律外,还应随着时代审美观的变化而有所不同。 (三)美学装饰要素:室内整体空间中的柱子等建筑构件以及墙、顶等各界面,对其进行符合功能需要的装饰,是构成完美的室内环境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充分利用不同装饰材料的质地和丰富多变的装饰形式,可以获得千变万化和不同风格的室内艺术审美效果,同时亦能体现不同地域的历史文化特征。 以上美学要素虽有其相对独立的价值,却不能孤立对待,因为从形态学的角度分析,总体应大于所有个体的总和,仅仅依靠总体中的一部分不能解释总体。因此,室内设计整体审美价值的产生要凭籍各美学要素统一框架下的意义整合而获得。 在所有的与视觉有关的艺术设计中,形态学提供了基本的部件构成形式和把它们组合在一起的准则,当然其中也包括设计中依附于形式的各美学要素的组合法则。不仅如此,形态学理论还被应用在甄别艺术设计风格流派及研究艺术设计的特征等方面。具体到室内设计操作过程中,首先需要考虑的,就是如何把设计的个性从那种“压迫性的总体性”中解救出来,如何充分发展差异性和异质性。其实,这种把大叙述和小叙述对立起来,把总体性和差异性对立起来,把同一性和异质性对立起来,以非总体性、非中心的思维方式来审视、规范自我的创造的思维特征,不仅是建筑与室内设计领域,而且也是当代艺术与文化的重要特色之一。从实践来说,它也确实已经对当代室内设计创作带来了积极的富有成效的影响。 二、整体环境观念下的功能与审美意义表达 处于随社会变化而不断发展中的当代室内设计,或称室内环境设计,应确立整体环境的设计观念,这里的“环境”有两层含义:其一是指建筑实体围合形成的室内环境,它主要包括室内空间形态、视觉环境、空气质量环境、声光热等物理环境、心理环境等诸多要素;其二是指包括建筑外观在内的庭院、街道、广场乃至整个社区、城市、地区的自然和人文景观的大环境概念。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人因地理位置、气候条件、社会背景、生产力水平等因素,在不同时期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审美取向与理想精神,所有这一切经历史的积淀与传承而形成具有个性差异、丰富多彩的地域文化,它和地貌、物种、气候交织一起共同构成了这个地区的自然与文化景观。以人为中心的室内设计,不但要从功能上考虑符合人们生活方式和生存所需的各种实用要求,而且更应从心理方面进行基于不同文化背景下精神需求的人文关照,以及满足人们渴望亲近自然的愿望。室内设计作为文化的物化创造活动,其风格形式的表现应从大环境整体的高度,运用符号学的理论、方法,把室内环境视作一个符号系统,通过对设计元素在组合中的符号化处理,使能指与所指有效结合而具意指作用,充分运用设计形态符号的象征、隐喻功能,准确反映出室内设计的地域文化内涵和时代特色,以及表达审美情感、体现审美意义和价值。 室内设计的“里”,和室外大环境的“外”,具有相辅相成辩证统一的关系,作为大环境系列“链中一环”的室内设计,不可脱离开大环境中的自然、文化与社会特征、意义而孤芳自赏。正是为了更深入地做好室内环境设计,就愈加需要对环境整体综合因素有足够的了解和分析,着手于室内,但着眼于“室外”。当前室内设计还存在着相互类同、缺少创新和个性的情况,对环境整体缺乏必要的了解和研究,从而使设计缺失内涵而流于一般,设计构思局限封闭。 三、科学性与艺术性的审美结合 当代室内设计的另一个显著特点便是科学性与艺术性的审美结合。设计的科学性在带来空间环境功能的合理、舒适、高效、安全的同时,其结构、材料、工艺本身具有的技术美感与设计形式处理产生的艺术美感,共同形成了当代室内设计审美的一个重要特征。 在室内环境的创造中,现代美学要求室内设计不但高度重视艺术性,而且还高度重视科学性,及其相互的结合。从建筑和室内设计发展的历史来看,具有创新风格的兴起,总是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社会生活和科学技术的进步,人们价值观和审美观的改变,促使室内设计必须充分重视并积极运用当代科学技术的成果,包括新型的材料、结构构成和施工工艺,以及为创造良好声、光、热环境的设施设备。当代室内设计的科学性,除了在设计观念上需要进一步确立以外,在设计方法和表现手段等方面,也日益予以重视,设计者已开始认真的以科学的方法,分析和确定室内物理和心理环境的优劣。另外,在设计表现方面,计算机技术进行设计和绘图的广泛普及应用,可使我们在初始设计阶段中便能运用其所提供的三维视觉技术去探测第四维效果。例如美籍华裔著名建筑大师贝聿铭先生,早在20世纪80年代来中国讲学时所展示的华盛顿艺术馆东馆室内透视的比较方案,就是以电子计算机绘制的,这些精确绘制的非直角的形体和空间关系,极为细致真实地表达了室内空间的视觉形象,并把新技术产生的视觉美感展现在我们面前。 针对当代建筑和室内设计中的高科技和高情感问题,室内设计在采用物质技术手段的同时,当高度重视并运用现代美学原理,将科学性与艺术性、生理要求与心理要求、物质因素与精神因素进行综合而全面的考量,从而创造出具有表现力和感染力的室内空间和形象、以及具有视觉愉悦感和文化内涵的室内环境,使生活在当代社会高科技、高节奏中的人们,在心理上、精神上得到平衡和满足。 综上所述,处于多学科交叉、渗透、融合、发展中的当代室内设计,离不开美学理论的参与和指导。理论必须是明白清楚的,它是学术和应用的重要工具。没有理论的指导,室内设计便缺乏组织基础且是脆弱的。同时,人类社会的发展,不论是物质技术的,还是精神文化的,都具有历史的延续性,当代室内设计应因地制宜地有效借助美学理论的指导作用,并紧跟时代和尊重历史,从整体环境的角度出发,采取具有民族特点、地域风格、充分考虑文化的延续和发展的设计手法,创造符合功能需要、且具文化内涵意义与审美价值的当代室内设计文化。 现代美学在室内设计中的运用:传统木构手工美学的现代室内设计应用探究 摘 要:传统木构建筑是中国古代建筑发展的主要形式,这些木构架体系被现代设计师隐喻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符号加以提炼运用。在古代,其并未被当成一种艺术美学,甚至做活之人充其量被称作木工,殊不知正是这种心手相传、技由人作的智慧生活造就了后人对先人的敬仰和塑造,同时,将这种手工美学运用于现代室内设计中,既是一种美的装饰,也是对空间营造的一种表现。 关键词:传统木构;手工美学;室内设计;现代应用 1 传统木构的发展现状 历经五千年的华夏文明史,既是人类物质世界的产物,也是人类精神层面的意识流。中国古代建筑以“木”为建造材料,“构”为建造形式,营造适宜古人聚居和共生的生存环境,表现为人类崇尚自然的客观世界和主观能动的表现性。随着历史进程的发展演变,传统木构形式是古代木工技艺的深层表F,是灵活的空间范畴和深度的时间记忆,是一个时代、一个民族的历史投射。 2 传统木构的基本特性 研究古代传统木构建筑形式的古籍和古文献资料,记载颇多。木构形式以原始社会巢居、穴居的生活理念为搭建方式,来营造共生的居住环境,是古人依据自然属性,以木为生,以与大地紧密相连的木作为生存动机,凭借自身的智慧和当时的营造技术形成的一种时代符号,表现为自然美、生态美、意境美、匠心美和结构美。 2.1 自然之美 木材作为物质材料,通过匠人的手工搭接、拼合,在房屋构成形式上营造出生动的空间氛围,架构活的空间属性。老子《道德经》中提到,“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记录了万物是生生相息的,人类必须遵循客观世界的发展规律,用辩证的态度来看待事物。中国的自然观一向是利用自然、改造自然,形成属于自身的环境属性。北方木结构表现最为突出的当属于官式建筑,北京紫禁城的宫殿建筑是我国的标志性建筑,是我国的一大成就,无论从建筑技术、建材、形式、美观上都具有可借鉴性和研究价值。 2.2 匠心之美 心手相传便是我国古代木构建筑形成的唯一模式,它没有多余的真理,也不是纯粹意义上的师徒制。“技由人作,艺自心开”,直到宋朝李诫编撰的《营造法式》,记录了古代匠人在没有先决条件的基础上,依然制定了譬如“材分制”这样的规则,将梁、枋、柱、檩、攒、斗拱的形式表现得淋漓尽致,分毫不差。 2.3 生态之美 从古代神话故事“钻木取火”中发现,通过木棒与木头之间的摩擦规律得到火苗,验证了木这一材料在当时的可利用性。生态、自然、环保是当下最热点的话题,传统木材恰恰提供了设计灵感,根据木材的可建造性原理,结合人在空间环境里的行为特点和对木材的情感依托,实现人、物、环境之间的密切联系。 2.4 意境之美 气韵、生动、含蓄和感性等这一类语汇常被用来描写中国古代木构建筑的气度不凡、雄浑别致。建筑材料的使用,既迎合了时代特征,亦捕捉了人类精神层面的包容性。木构承接着传统建筑的用材与形式,不仅在结构上形成中国独有的文化魅力和民族特性,在文化理念上也寄托了先人对自然的崇高敬意,成为中国木文化盛行的时代。然而,古人对待木材这一自然属性,自古以来遵循天人合一的艺术意境,追求儒释道精神思想,崇尚自然,倡导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的相互统一和相互融合的价值观。木材散发出独特的艺术性、审美度,是古代人甚至是现代人所无法抵抗的实质内涵。 2.5 结构之美 中国古代木构建筑形式都有一定的秩序感。在早期的历史发展长河中,最早的木构形式源于西安的半坡遗址半地穴式和浙江的河姆渡遗址干栏式结构形式,形成房屋的主要承重结构,历代古建筑主体结构在前后木柱之间架构多层木梁,与梁垂直的部分搭建木檩,从而形成由上到下的荷载力,形成不以墙为承重构建的围合空间,形成一定的秩序感。传统木构建筑外观形成上、中、下三部分,有屋顶、柱子、门窗、基座形成的结构,传播规律和形式美。屋檐下部形成组合式的东方式构件-斗拱,这种形式由木块层层叠置而成,主要构成由栌斗、泥道 、华拱、交互斗、散斗、瓜子拱、慢拱、华头子、齐心斗和散斗、慢拱和令拱、耍头、下昂、交互斗和散拱、瓜子拱和慢拱、下昂、散斗和交互斗、令拱和慢拱、齐心斗、衬方头形成构件,各个构件之间相互配合,程序复杂却叠落有序,是建筑艺术的语言符号,形成古建筑上不失华美的标志性形态。以直线穿插形成构件的组合方式,利用木材的长短、粗细、宽窄、大小,木构造形式游刃有余,利用稳定而坚固。随着文化变迁,明清时期形成装饰性构件,使房屋兼具功能和实用的前提下增加美观性。 3 手工美学的艺术媒介及应用法则 3.1 艺术媒介――木艺美学 传统木构的艺术媒介即木,传播媒介即人通过手工对木的塑造,创造新颖独特的艺术品。木材相比较其他硬质原料,轻巧、含蓄、感性是它的特征。室内设计界需要这样的材料作为连接点,在传统木结构建筑中,如果把木头作为一个点,无方向感,梁、柱、檩、枋、椽形成一条线,有张力,有方向感,那么整个屋架就是一个完整的面。木头与木头通过咬合形成各个单体构件,柱上架梁、梁上支柱、柱上挂檩条等等形成线与线的交叉、细分,从各个方向观察,点逐渐形成运动的线的轨迹,从水平方向到垂直方向实现冷暖的属性,木构形式中歇山顶、庑殿顶均是斜的、曲的线条形成的外部轮廓,随着结构形式的不断发展,木构架也采用斜撑的手法,实现室内设计学原理中冷暖均衡、相互平衡的一种艺术语言符号。 3.2 应用法则 3.2.1 形式美法则 任何事物都遵循一定的法则,正可谓“无规矩不成方圆”。“凡是美的都是和谐的和比例合度的”英国美学家夏夫兹博里曾经这样说过。合度即“增之一分则太长,减之一分则太短”。古代西方以人作为标尺来衡量事物,可见人在建筑空间中密切性。作为东方人引以为傲的传统木构,在尺度和比例上均体现了古人高超的技艺和实践能力。功能决定形式,古人将“材”作为拱的计量单位,分设不同等级,来进行计算房屋梁柱枋的尺寸,使之形成区分不同房屋的规模和性质。在人与自然对立统一的前提下,延续到清朝,以“斗口”为单位来计算,并逐渐发展成为可以省去但又不能失去木为支撑的结构学。舒适、美观是基于人与自然的和谐。 3.2.2 艺术美法则 在掌握了基本的实用性和功能性之后,才能通过色彩、空间、尺度来表达艺术美,达到平衡的惯性。我国木构形式通过手工的创造方式来营造艺术性,不失装饰美。艺术是合乎尺度和比例的,有一定的规律性和本质属性。古代建筑的斗和拱是木构形式上一种重要体现,斗起到垫高的作用,拱用来处理悬挑作用。斗拱,俗称铺作,构成方式层层累加,兼具实用性。汉代斗拱是用来承托屋檐、承托平座的,经历隋唐、明清之后,它的作用发生了显著的变化,成为装饰构件。 4 传统手工美学的价值表现 4.1 对于形的塑造――心手相传 承袭古代匠人的智慧,自新石器时期到明清时期,传统木构建筑各个构件通过手工创造既能满足古代人生活的环境,也体现了营造的技艺性。古代人采用原木建筑房屋均在各个构件上考虑到其应用价值。木材的构成组织形式皆因它本身的生长规律,细胞内部组织结构从种类、大小、色彩、排列、分布组合方式各式各样,形成不同木纹图案美,在建造等级上选材也会得到重视,对木材的工艺认识不仅仅是视觉上的,也是精神上的。 4.2 对于意的提取――艺自心开 “一花一世界,一叶一菩提”,古代人追求形神兼具,儒道学说的原则。比拟手法也是常用的表现方式,每一种装饰都源自所要传达的意图及所向往的生活方式。在古代代表木构件的传统装饰元素颇丰。例如,传统木雕、木挂落、匾额、花罩等,题材多样,通过动植物、花鸟提取相应的含义,创新设计,艺术手法多元化,技艺精湛,刀法纯熟,每一处木雕、挂落涵盖的意义都反映出主人修身养性的良品德,体现了浓郁的文化气息和民俗风情。 5 现代室内设计对传统木构形式的活化表征 5.1 硬的手工,软的生活 各个构件要素从功能、造型、形态上,都汇集了古人细致入微的匠技精神和对美好生活的愿景。自唐到明清,民居门窗形式从不成熟到成熟,形式变化繁多。古代木工通过锯、刨等工具,对木材进行加工打造,创造具有自身特性的艺术。 5.2 大空间,小符号 古建筑形制的确立,好比文章的脉络,需要横向和纵向、时间和线索的联系和交融,逐渐发展、推演,寻找新的材料,形成新的组织结构,形成内在联系和外部空间的统一。早在《鲁班经》一书中鲁班发明了榫 技术,通过木头与木头之间的咬合连接各个构件,结实而严谨,稳固而踏实。 6 当代思考 无论是建筑的外部空间还是内部空间,古人在材料的应用上给予了现代人设计上的恒常性。这种心手相传的建筑技艺值得我们来借鉴和学习。专心和虔诚地研究古人遗留的物质文化,融入艺术和美学理念,实时对传统木构形式进行有机的重生,回归木构这一传统形式,是建筑内外部空间中联系的有机体,具有前瞻性和历史研究价值,借鉴传统木构的优势解决现代室内设计中存在的诸多问题。 现代美学在室内设计中的运用:浅谈现代美学对室内设计的指导作用 【摘 要】室内设计和深化这是传播文化,打造完美空间美丽的艺术的延续的建筑设计。它是利用现代化的技术和工艺,审美观念,人文环境,内部空间的艺术文化和功能因素。完美的内饰设计,从高度现代文明的,成功的室内设计,同时创造先进的文化。作为美学,艺术和技术美学的一个分支,是重要的学科之一,以指导室内设计。它在设计美学领域的新课题。 【关键词】美学;室内设计;艺术 人们越来越清楚装饰空间的布局,纹理,颜色,家具布局,设备安装,通讯网络建设不再是简单结合的时尚体现,而应该升级到个性化和个性化实现文化,技术,h境和效率的有机整合。现代室内设计需要满足人们的身体,心理和其他需求,需要全面处理人与环境,人际关系和许多其他关系,在人性化服务的需要的前提下,综合运用功能,经济,舒适和美丽的环境各种要求。现代美学理论在当代室内设计中起着指导作用。 1 从形态学视角看室内设计中的美学要素 室内设计由各种不同的视觉元素和三维空间,这是一种造型艺术,而其他纯粹的艺术形式是不同的,室内设计的实际动能表现创意的活动。从形态上看,室内设计美学元素和任务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1.1 空间元素 空间合理化和赋权人们感觉美国是设计的基本任务,设计师不能坚持过去形成的空间形象,探索空间的时空技术和美学特征给了一个新的画面。 1.2 美学装饰要素 内部柱子等建筑构件在整体空间,以及墙壁,屋顶等界面,满足装修的功能要求,构成室内室内室内环境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充分利用不同的装饰材料,纹理和各种装饰形式,可以获得内部不断变化的艺术美学效果,也反映了该地区不同的历史和文化特点。 1.3 美学颜色要求 室内色彩除对环境的视觉冲击力,而且对人的情绪有直接影响,心理上的。科学色彩的运用,有利于工作,有助于健康,颜色处理以满足功能要求也可以达到美国的效果。除了室内色彩设计必须符合一般的颜色规律,还要与时代的美学变化。 审美元素,虽然相对独立的价值,不能孤立地对待,从形态上看,整体应该比所有个体的总和,整体的整体部分无法解释。因此,室内设计的整体美学价值,导致整合框架的美学元素的整合。在所有艺术相关设计中,形式提供形式的基本组件并将它们放在一起,包括连接到规则组合的美学元素的设计。形态理论也用于识别艺术和设计的类型,并研究艺术设计的特点。室内设计过程中,首先是如何在救援设计的“总压迫”个性化,差异性和异质性的充分发展。其实,这个大叙事,小叙事相互矛盾的,对立的整体性质和差异,反对派身份和异质性,非全面,非中心的思维方式思维和调整自我创造的思维特性,只有现场的建筑和室内设计,也是当代艺术和文化的重要特征之一。从实际情况来看,这也创造了一个现代的室内设计带来的积极和丰硕的成果。 2 整体语境的功能和美学意义的表达概念 在社会变革和当代室内设计或室内设计发展的背景下,应建立环境的总体设计概念。“环境”是指建筑物实体的周围环境,包括室内空间的形状,视觉环境,空气质量的环境中,声,光,热等物理环境,心理环境等诸多因素的形成;包括建筑物的外观,包括园林,广场,乃至整个社会,城市与自然,人文景观理念的区域。一面水和土壤支撑一个人,一个是由于地理位置,气候条件,社会背景,生产力等因素在不同时间形成自己独特的生活方式,价值观,美学取向和理想,所有这一切历史积累和继承与个体形成的差异,丰富多样的区域文化,景观,物种,气候,交织一起构成该地区的自然和人文景观。以人为本的内饰设计不仅从功能上的考虑,以满足人们的生活方式和各种实际需要生存,而且从心理方面的文化需求出发,根据人们对不同文化需求的需要,满足人们的欲望以接近自然的欲望。作为文化的物化创作活动,室内设计应被视为一个象征性的系统,从整个环境的高度,使用符号学理论和方法。设计符号的符号和隐喻功能被完全用于反映区域文化内涵和室内设计的时间特征,以及通过符号处理的方式表达美学情感和反映美学的意义和价值设计元素的组合。 3 科学与艺术美学的结合 室内设计的一个重要特点是科学和艺术的结合。该设计的科学性,使空间环境功能合理,舒适,高效,安全。与此同时,它的结构,材料和技术与艺术美和艺术美,形成了当代室内设计美学的重要特征。 从建筑和室内设计发展的历史,创新的崛起总是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是一致的。室内设计必须充分重视并采取现代科技成果,包括新材料,Y构和施工工序,以及健全的创作,光,热环境的设施和设备,充分利用。需要在设计方法进一步建立的室内设计的科学性,除了在设计概念和方法表达的,在分析和确定室内的身体和心理的环境优势和缺点的科学的方式设计。在设计的性能,计算机设计和图形与初始设计阶段的广泛应用可以使用其立体视觉技术的其他方面,以检测第四维效果。 总而言之,现在当代建筑和室内设计的高科技,从而使室内设计应更加注重现代美学的原则。同时,利用材料和技术手段将科学和艺术,生理和心理要求,物质因素和精神因素结合起来。表现力和吸引力的内部空间和形象,以及视觉上的享受和文化内涵的室内环境,使人们在平衡和满足精神。 现代美学在室内设计中的运用:浅析现代室内设计中美学要素的运用 摘 要:在室内设计过程当中,要遵循实用、经济的原则,将各种知识进行有机的的结合。现如今,随着时代的进步以及科技的不断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正在不断地提高,对于室内居住的要求也在不断增长,这就很大的促进了室内设计行业的发展,那么,如何才能够营造出安静、舒适、卫生且具有美观与卫生的空间就成为了室内设计人员的目标。本文从实际出发,结合笔者实际的工作经验,在对多种影响室内设计的元素基础上,对如何在室内设计当中结合美学要素展开了探讨。 关键词:室内设计;美学;应用 在实际的室内设计过程当中,有很多的因素都会影响到最终的设计效果,这就需要设计师能够考虑到多种因素,从而满足居住人员的实际需求。单纯地从定义来讲,室内设计就是在生活当中,根据建筑物实际的环境以及性质,利用美学技术,创造出具有舒适性以及审美价值的空间,从而满足人们的实际需求。此外,室内设计的不同风格也是业主个人爱好等多个方面的反映。室内设计当中反映出来的个人品位、科学理念等都是为了创造更好的生活环境。 1 美学思想概述 在我国,传统的美学基础是从先秦起源的,当时的美学思想融入了相关的哲学以及艺术理论著作当中。但是如果单纯地从理论形态上进行理解,我国的古典美学的发展在不同的哲学流派当中都有着不同的代表人物,例如到家的老庄、儒家的孔孟、法家的韩非以及屈原为代表的楚骚等等。 儒家的美学思想在春秋战国时代逐渐形成,孔子和孟子是这一思想的代表人物。作为儒家思想的创始人,孔子的美学思想承上启下,并对春秋钱的美学思想进行了总结,形成了完整的体系,对儒家的美学思想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儒家的美学思想强调内容以及形式的统一,“中和”思想更是其审美的重要标准。在我国的传统美学当中,除了对文学有追求,还对“礼”有着相当的重视,在孔子之前,“乐”、“礼”是分开来讲的,而在儒家的“乐礼思想”当中,则将两者结合起来,形成了统一的“乐礼思想”。 我国美学史的七点是从老子开始的,在道家的美学当中,老子的美学思想也是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道家的美学思想也带给我国的美学思想很深的影响,而道家美学思想的代表人物正是老子以及庄子。不管是老子还是庄子,都从哲学的角度提出了美学观点,例如崇尚自然之美等等。在我国的传统美学当中,自然是十分重要的概念,禅宗美学思想则是通过个体的直觉来追求简单之美。 除此之外,老子还提出了虚实结合等美学观点,这些美学观点不仅反映到了绘画以及文学作品当中,在我国传统的建筑室内设计当中也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2 美学要素在现代室内设计当中的运用 在我国,古代的建筑风格不论是室内还是室外都呈现出了古典美,这和当时的时代背景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而现代的美学则寻求多方面的发展。 在上文当中,本文之所以会提到建筑文化,就是因为室内设计与建筑本身有着很密切的联系。在建筑当中,室内设计是重要的组成部分,其设计风格应该与建筑风格有一致性。而想要让我国的现代室内实际具有我国特色的文化特点,体现我国的传统美学,就需要将我国的古建筑作为出发点。室内设计是对建筑设计的深化,要做到良好的室内设计,就需要结合建筑设计来深入挖掘,没有建筑设计就没有室内设计。因此,建筑与室内设计的联系是十分密切的,只有深刻的理解我国的传统美学到底对我国传统的建筑物产生了那些影响,才能够创造出具有我国的特色的现代室内设计理念,将我国传统的美学融入到现代的室内设计当中。 2.1 天人合一的意境 不管是道家还是儒家,都对“天人合一”的思想十分强调,在道家和儒家的美学思想当中,都强调人要尊重自然,人与自然应该和谐发展,但是道家与儒家则在具体的关注重点上有一些差异,到道家提倡重视幻想,而儒家则注重使用的功能性。但是,不管是道家还是儒家,两家的思想都成为了我国古代建筑美学思想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两者相辅相成,同样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第一,普遍对称并不能满足现代设计的需求。在我国传统的室内空间设计过程当中,对于不规则的形状是很少使用的,一般来讲,我国传统的室内空间设计常常使用较为均衡的手法,但是,这种手法放在现代室内设计当中,常常会带给人较为单一的感受,在室内空间设计过程当中,过多的使用较为均衡、对称的设计方法,会使得室内设计的“个性化”空间受到阻碍。因此,想要创造出适合现代社会发展以及审美风格的室内设计作品,就不能一味地采用传统的设计风格,而是应该与现代人的审美以及实际的需求进行结合,同时也不应完全摒弃传统的中国美学思想,而是要做到继承和发扬。 第二,等级制度与现代设计的观念相悖。在我国的传统室内设计过程当中,不管是空间的布局还是色彩的选择上,都有着严格的等级划分。在布局上,我国传统的室内空间建筑设计会对贵贱、长幼等地位进行划分,单现如今,人们对于人权更加关注,要求人人平等、追求自由,在这样的形式下,不管是什么人,都没有贵贱之分。在现代的室内设计当中,空间色彩以及布局可以任意使用,没有等级划分的限制,因此,我国传统的室内设计当中这种等级制度是不使用在现代室内设计当中的。 2.2 讲究“中正”之美 在我国传统的室内设计当中,院落布局是最为常见的布局方式,一般的院落布局当中主要包含厅堂、书房以及卧室三个最为主要的区域。礼制文化涵盖了生活的方方面面,与此同时,礼制文化也影响到了我国的传统室内设计。首先,遵循我国传统的思想,大多数的室内空间设计常常会采用正方形、矩形等较为规律的形状,而在家具的陈设方面,则也会遵循对称的原则,装饰也会分出大小、明暗等。 2.3 科学性与艺术性的审美结合 现如今,室内设计对于艺术以及科学的结合十分重视。科学性能够使得室内的居住环境更加高效、舒适,而艺术性则能够给予家具、布局等强烈的艺术美感,科学性与艺术性的结合,已经成为室内设计的重要发展趋势。 单纯地从建筑设计以及室内设计的发展历程来看,风格的创新常常会与社会生产力有着十分重要的重要的密切。要将现代美学融入室内设计当中,也需要结合风水学、心理学等多个方面的知识,使得人们的审美观得到逐渐的改变,而现如今的室内设计也呈现出了更强的技术含量,新型的材料、工艺能够为人们带来更加舒适的生活环境。 3 结语 作为许多知识的融合的交叉学科,室内设计与美学理论的联系是十分密切的。理论加上实践,就能够带给室内设计更强的生命力。此外,社会的进步也有独特的历史规律,不管是精神还是工艺技术,当代室内设计都需要借助美学理论,体现居室风格,整体角度出发,融合现代艺术手法,创造出具有内涵以及什么价值的室内设计。 作者简介:石卉(1985―),女,山东潍坊人,学士,助教,主要研究方向:室内设计。 现代美学在室内设计中的运用:现代建筑空间与室内设计的美学融合分析 摘 要:在建筑的众多因素中,空间才是建筑的灵魂和关键。要想使建筑真正做到有特点,有创新,还需要从空间这一概念入手。室内设计存在于建筑内部空间中,延伸建筑思想,补充建筑空间功能,是对建筑整体风格、个性的统一追求不可缺失的程序之一。本文对现代建筑空间与室内设计的美学融合进行探讨。 关键词:建筑空间;室内设计;融合 引言 建筑空间是指人们为了满足生产或生活的需要,运用各种建筑要素与形式所构成的内部空间与外部空间的统称。具体来说,墙、地面、屋顶、门窗等要素围成建筑的内部空间;建筑物与周围环境中的街道、广场、树木等形成建筑的外部空间。空间本身的存在是处于无形的、不能接触到的状态,其形态性不是很明显。而室内设计与建筑空间的关系密不可分,它实际就是建筑空间的设计,是建筑整体的有机组成部分。它是根据建筑物的使用性质、所处环境和相应标准,运用物质技术手段及艺术手段,创造出功能合理、舒适美观、满足人们物质和精神生活需要的室内环境。 1建筑空间和室内设计的关系 建筑环境主要包括建筑物本身,建筑物所围合的内部空间,即被屋顶覆盖的部分,室内空间以及建筑队周边具有控制性的空间,即室外空间的范围,空间范围的大小是由建筑物自身所具有的各种功能及特点所决定的。室内设计,是根据建筑物的使用性质,所处环境和相应标准,运用现代物质技术手段和建筑美学原理,创造出功能合理,舒适美观,满足人们物质和精神生活需要的室内空间环境的一门实用艺术。这一空间环境既具有满足相应的使用功能的要求,同时也反映了历史底蕴,建筑风格,环境氛围等精神因素。 室内设计是更具建筑物的使用性质,所处环境和相应标准,运用现代物质技术手段和建筑没学原理,创造出功能合理,舒适美观,满足人们物质和精神生活需要的室内空间环境的一门使用艺术。室内设计和建筑设计在很多地方都存在相似,他们既是相互独立的,同时又相互关联。室内设计是从建筑设计中的装饰部分演变出来的,是建筑设计的重要分支和延续,也是对建筑物内部环境的完善,细化和补充,更是对空间环境重新定义和再创造,室内设计是更具建筑空间的使用性质,运用物质技术手段以满足人的物质欲精神需求为目的而进行的空间创造活动。通常我们谈到室内设计与建筑的关系则更多的会想到一种附属,和服务的功能关系。即建筑,是一个代表空间的架子,他的外观,条件决定了这个建筑的属性,即功能属性。而室内设计,则是室内装饰或装潢、室内装修,仅仅将将建筑的内部美化,从而更好使人感到更加舒适,实用。 室内设计较建筑来说简单的多,侧重点也更加不同,他更多的是考虑一种人心理上的美观效果和身体结构的舒适度。就像家具,是室内设计中最首要的,而他的功能只要能撑起人的体重,不散架就可以了,可是要做的更好,就需要了解人体结构,这个相对建筑来说似乎没有那么多的严密性。而工种的配合似乎也没那么多。这就造成了大多数人认为建筑和结构是分开的,把室内空间看成是建筑设计的最终阶段,二次设计,等等。而实际上室内不仅仅是建筑的延续,室内空间是在建筑一开始就产生了,室内设计与建筑设计几乎同时开始,有了建筑,建筑空间,室内空间便产生了,如果此时不去思考室内空间的设计和运用,室内就陷入盲目的发展。室内设计与建筑设计是有机统一,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他们都遵循相同的美学,都是为了满足人们的生活需要,他们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2室内设计对建筑空间的影响 不同形状的空间,往往会使人产生不同的感受。在选择空间形状的同时,设计师必须把功能使用要求和精神感受要求统一起来综合考虑,使之一方面实用,另一方面又能按照一定的艺术意图给人某种精神感受。生活中最常见的室内空间一般是呈矩形平面的长方体,由于长宽高比例不同,形式也有很多的变化。如果是窄而高的空间,由于其竖向的方向感比较强烈,容易使人产生向上的感觉,激发人们热情高昂、崇高的情绪。哥特式建筑以其垂直向上的动势,在着力强调建筑物的垂直因素的同时,形成了一种高拔、挺直的建筑形式。除了我们常见的长方体空间外,有时为了适应某种特殊的功能要求,还有一些其他形状的空间,这些空间同样也会因为形状的不同而给人不同的心理感受。如穹窿形状的空间,就会给人以向心、内聚和收敛的感觉;四周高、中央低的空间则会给人离心扩散和向外伸延的感觉;曲形、弧形或环形的空间,则会产生一种导向感,引导着人们沿着空间轴线的方向前进。建筑设计师在进行空间形状的选择时,除要考虑功能要素外,还要结合一定的艺术意图来参考,这样既能保证其功能要求,又能给人适当的心理感受。 3 现代建筑空间与室内设计的美学融合 建筑的内部空间需要室内设计的深化才能满足人们的需求。不论室内设计还是建筑设计都必须兼顾功能合理和经济美观的要求,考虑材料、尺度、色彩、照明等各方面的因素。进行室内设计时还要考虑建筑总体设计与空间的内部形态,强调使用功能结合建筑形式以及内部空间。与此同时,还要考虑时代、文化等因素的影响。建筑内部的空间设计需要室内设计来进行完善,不论是在设计构思、材料选用,还是在使用功能以及精神审美上,设计师在构思方案的时候必须考虑内部空间的功能性和形式感的问题。人们常说“建筑的形式”,准确地说建筑就是由内部空间、外部形态、虚实关系、色彩构成、材质材料、装饰手段等种种要素集合成的复杂形体,而这些要素同样在室内设计中也都包括了。室内设计虽然具有一定的独立性,但它毕竟是从建筑设计里延伸出来的,是整个建筑设计和建筑理论不可分割的重要部分,是建筑设计的有机组成部分之一。如近现代的赖特、贝聿铭等建筑大师,他们在对外部结构进行设计的同时还会考虑建筑内部空间各方面的设计。他们的建筑充分体现了由外到内的连贯性、完整性、一致性等特点。整体的建筑设计与室内设计共同组成了建筑的灵魂,也共同完成了由外到内的审美。 建筑内部空间的室内装饰效果以及外部的形状和尺度比例,很大程度上受到整体结构形式及其所用的材料影响。从古到今都存在着把建筑的外部造型、建筑内部的装修设计与结构统一起来的观点。从近现代的建筑来看,这种内外相依、特色连贯一致的观点越来越被广大建筑师所接受。充分利用结构造型美作为建筑设计及室内设计的造型要素已成为越来越多建筑师及室内设计师的设计手法。如苏州博物馆,这座建筑在外观设计上、内部结构设计及室内设计都很好地通过一致的设计手法使整个空间造型形成了完美的统一。在解读苏州博物馆新馆设计的时候一定要整体的去看待。整体建筑风格和建筑室内空间风格的高度协调统一性,白色成为整个建筑的主色调,灰色的花岗岩统一了色彩和纹理,建筑外观、屋顶、室内棚面、墙体造型都体现了新的几何效果,使观者心旷神怡。在整个建筑的室内空间和建筑外观达到了良好的美学融合。 结语 综上所述,室内设计作为建筑设计的重要组成部分,能延续建筑的维度,让空间统一而丰富,其作为建筑空间中的一个优秀部分应得到充分的重视。可以说建筑空间是“骨”,室内设计是“肉”,二者有机结合才能完整匀称,故室内设计必须融合到建筑空间之中。
服装创意设计探讨:云纹元素服装创意设计应用 一、云纹元素的审美意蕴 进行云纹元素在服装创意设计中的应用的研究就要从云纹元素的的发展历史开始研究。具体的来说,云纹元素的历史发展和远古历史时期人民群众对自然的不了解是分不开的。在那样一段历史时期,人民群众是搞不清楚自然规律的变换的,相应的来说,在古老的人类社会,人民群众是对大自然的天气变化有着莫名的恐惧和敬畏感的。与此同时,由于在那样一段历史时期,人民群众的作息规律和农产品的收获和天气的情况有着直接的联系,这就导致人民群众产生了对自然天气变幻的敬畏感,进而对天气的变化抽象成为了相应的元素团变化。随着历史文明的发展,这些元素开始和我国的文明交织在一起,形成了当今社会的云纹元素。 1.云纹的起源与发展概述 探究云纹元素的发展历史,就要从我国的传统文化思想进行分析研究,在我国,传统的思想文化和我国古代社会的政治文明特点有着密切的联系。在传统的中国社会,人民群众普遍认为云纹是上天的恩赐,是代表着宁静祥和,是大自然平和的象征,也是象征着人类社会不断向前发展的内在动力之一。在这样的背景下,云纹元素一直作为祥和的代表,存在于我国的历史文化之中。与此同时,随着云纹元素的长远留存,云纹元素也开始发展成为了我国传统文化的代表之一。目前,云纹元素更是和我国的现代文明融合在一起,迸发出了新的生机与活力。 2.云纹的审美意蕴 在进行云纹元素设计的过程中,要充分的考察云纹元素所具有的内在美。具体的来说,就是在进行云纹元素设计的过程中,充分的考察到云纹元素所具有的线条流畅之美,并通过对云纹元素的进一步优化设计,给予人民群众美的享受。与此同时,由于云纹元素在我国向来就具有着高贵典雅,雍容华贵的特点,通过对云纹元素的有效利用,添加进云纹元素新的时代内涵,有利于更加深刻的反映出云纹元素的特点,提升云纹元素的艺术价值。这些富有优美动感,起伏回旋的艺术形式,展现着生机和活力的动态美,作为中华民族早期审美实践的产物,显示了生命元素在审美感觉或审美心理上的体现,具有极高的艺术审美价值和历史研究价值。 二、云纹元素在在传统服饰中的应用 1.云纹在传统服饰中的工艺手法 在云纹元素的利用过程中,要充分的考虑到云纹元素和当时的生产力之间的关系,通过相应的生产技术,有效的体现出在云纹元素之中蕴含的艺术价值。具体的来说,在进行云纹元素的应用过程中,要结合分析当时的纺织生产条件。例如,在商朝时期,当时的生产技术还相对比较落后,所制备出来的云纹元素也只是使用的手绘工艺,其艺术表达效果也相对比较简单。到了汉朝时期,随着纺织技术的快速发展,云纹元素的艺术表现手段也开始丰富起来。与此同时,为了满足贵族阶层对于雍容华贵的需求,在进行云纹元素的应用过程中,还充分的考虑到了对于各种元素的优化利用,提升了云纹元素的艺术表现效果。 2.我国传统服饰中云纹的演变分析 在进行云纹元素的利用演变分析的过程中,也是要结合云纹元素的实际特点来进行设计。具体的来说,在云纹元素的利用过程中,也是随着时代的变化而不断产生变化的。在商朝时期,当时的人民群众的娱乐活动相对较少,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也相对较低,这也就导致在这样一段历史时期之中,所进行设计的云纹元素的特点也是相对比较单一严谨。随着时代的发展,到了汉朝时期,随着经济的发展,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水平大幅度提升,人民群众有了更多的心思用于云纹元素的设计,这也就导致这一段历史时期的云纹元素的利用水平开始大幅度上升,对于云纹元素的设计也开始呈现出多元化色彩。在这样的一段历史时期,社会上的各个阶层开始利用云纹元素制备出符合自己特点的作品,与此同时,在云纹元素利用的过程中,社会上的各种文化因素也开始对云纹元素的构造产生影响,云纹元素的发展也开始受到文化因素的影响。在这样的背景下,随着劳动生产力的升级,云纹元素的表现水准也是随之升高。 三、云纹元素在现代创意服装设计中语言传递 随着现代消费水平的逐步提升,人民群众对于美的追求也开始变得丰富多彩起来。具体的来说,在进行艺术消费品的设计的过程中,既要充分的保证人民群众对于现代时尚感的追求,也要充分的保证服装的传统艺术表达效果,让人民群众通过对云纹元素的欣赏,逐步的喜欢上云纹元素的艺术表达效果。云纹在现代服装设计中创新应用时,要充分利用其独特的审美特性,把握云纹在每个时期的造型艺术特点,运用现代设计语言,将云纹图案简洁时尚化处理,与现代服装结构相结合,创造出满足不同艺术风格的服装。 1.形的改变、意的传达 在进行现代服饰的设计过程中,要充分的考虑到将现代服装和传统的云纹元素结合在一起,与此同时,在进行设计的过程中,要充分的考察到我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之所在,通过对于我国的传统文化的追求,提升服装的艺术表达效果。具体的来说,在进行现代服装的设计过程中,要充分的考虑到,所设计出来的现代服装能够满足大众的审美需求。与此同时,在进行现代的服装设计的过程中,还要充分的吸取到传统的物质文化精髓,将传统文化的内在美添加在服装之中,提升服装的内在美。在进行云纹元素的设计过程中,要充分的的考虑到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往往使用的物质的外形来表达更加深刻的内涵。在这样的背景下,就可以通过云纹元素这样的艺术表达形式,来更加深刻的展现出艺术作品的内在文学价值。与此同时,在云纹元素中,还积淀着我国的传统文化数千年的积累,具有着丰富的文化价值,也是积淀了丰富的文学情感。 2.中西合璧、融汇古今 随着全球化速度的加深,现代文明之间的碰撞越来越剧烈,在这样的背景下,人民群众所接受到的文化也呈现出多元化色彩,人民群众在接受文明的过程中,也在不断的遗忘自身的属性。针对这样的情况,在进行服装设计的过程中,要充分的考虑到对于传统的民族元素的坚持,保证民族元素的多元化色彩。我国的传统文化向来比较坚持对于意境的追求,尽可能的将中华民族精神的艺术美感呈现出来。 四、云纹在现代创意服装设计中的实践应用 在我国的传统文化中,进行云纹元素的设计过程中,要充分的考虑到云纹和龙之间的关系。具体的来说,在进行设计的过程中,龙往往会以一种腾云驾雾、上天入地的形象存在。例如,在进行艺术设计的过程中,要充分的从实际的云纹情况入手,并考虑到在进行云纹设计的过程中,将抽象化的龙头作为设计的对象,并通过对于龙头的设计优化,展现出整个服装作品的雍容华贵和艺术之美。 1.抽象变形设计 在进行服装的云纹元素的设计过程中,要从以下几个步骤进行设计:首先,要对进行设计的服装所使用的面料进行设计,并充分的考虑到服装所使用的原料的特性,进行对于服装的具体形状的修饰;其次,在进行服装的再设计的过程中,要充分的考虑到对于云纹元素的凝练,具体的来说,就是充分的吸取现代艺术的优点,并借鉴我国传统的艺术表达方法,勾勒出艺术设计的图形造型方法;最后,在进行服装的艺术设计的过程中,要充分的将服装设计的造型和云纹的艺术表达形式结合在一起,灵活的展现出相应的艺术内涵。在这样的艺术设计背景下,采用云纹设计的造型来勾勒出相应的设计图案。 2.工艺手法处理 在进行云纹图案的设计过程中,为了提升艺术表达效果,可以使用刺绣的表达形式,进而通过对于工艺手段的凝练,提升艺术作品的艺术表达效果。在进行服装设计的过程中,还可以采用刺绣的方式来进行对线条的勾勒,通过这样的表达方式,可以给予设计出来的云纹元素相应的艺术表达效果。究其原因,在进行云纹图案设计的过程中,要考虑到金线的表达效果,并通过这些金线的艺术表达,给予人们更加深刻的艺术表达效果。在进行服装的云纹元素的设计过程中,为了有效的展现出服装的艺术表现能力,还可以采用相应的艺术处理方法。例如,可以采用珠绣的艺术表达方法,在云纹图案上面设置更对的米珠,进而展现出更加有效的艺术表达效果,进而发挥出更加有效的艺术表达效果。前景展望截至目前为止,在进行服装设计的过程中,将云纹元素有效的运用到服装设计中,已经成为了服装设计的未来发展趋势之一。与此同时,在云纹元素中蕴含的艺术美感和丰富的艺术文化底蕴也得到了服装设计者的认可。通过对目前的云纹元素的运用效果的总结分析,可以看出,在进行云纹元素的应用过程中,有着以下几个发展趋势:首先,在进行服装设计的过程中,已经可以熟练的进行对于云纹元素的借鉴,进而得到属于自身的艺术作品,而不是设计初期简简单单的抄袭;其次,通过对高新科学技术的应用,可以有效的提升云纹元素的表达效果,并将云纹元素的内涵添加到服装设计过程中;最后,对于云纹元素的设计已经成为了目前服装设计发展的大趋势之一,这一趋势对设计师们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无论是云纹元素还是其他传统元素,都要求设计师深刻领悟传统文化的内涵,在设计过程中需要不断寻找传统与现代的契合点,把传统纹样与现代生活方式和审美情趣相结合,做到既有传统元素的创新体现又有中国文化的精神内涵,是现代服装兼具传统精髓和时代精神,这也是传统元素能否长久流行的关键所在。 作者:岳彤 单位:平顶山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服装创意设计探讨:服装廓型创意设计研究 一、廓型创意设计 服装的廓型是需要进行创新设计的,而廓型的变化离不开人体支撑服装的几个关键部位:肩、腰、臀以及服装的摆部。因此,对这几个部位的强调或掩盖的程度不同,就会变化出不同的廓型。 1.肩部廓型 如何使廓型具有创意,可以从肩部造型开始设计,著名法国时装大师巴伦夏加认为服装可以没有身,但不能没有肩。这种认识,极其的精辟。他的作品,也因肩部廓型的变化,使服装产生了不一样的外廓型。一些设计师的耸肩、圆肩、翘肩设计,可谓是肩部廓型的一种创新设计,通过肩部廓型的创意,使服装整体外观廓型具有了创意。 2.腰部廓型 进行廓型创意设计,可以考虑腰部廓型的变化。腰部廓型变化较为丰富,法国著名服装大师迪奥先生推出的新外观作品,就是腰部廓型设计的典范,作品腰部廓型收紧,强调女性人体的曲线美,成为服装设计界的经典。中国新锐设计师班晓雪的作品,腰部廓型放松,不强调腰部曲线,赋予服装与人体“合二为一”的美学原则,别有一番韵味。同时,依据腰线位置的高低,可设计高腰、低腰、中腰廓型,由此使服装因腰部廓型设计而产生新颖的外观视觉效果。 3.臀部廓型 在服装廓型中,臀部廓型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当下流行的气球裙、花苞裙、茧型裙,即是对臀部廓型的创意。服装臀部廓型可宽可窄,可放松可收紧,造型多样。从臀部廓型入手,进行服装廓型的创意设计,这不乏是一条很好的设计思路。 4.摆部廓型 服装摆部的设计,往往被设计师们忽略,其实,通过摆部廓型的变化,也可产生意想不到的视觉效果。服装下摆的廓型,可离开人体,可收紧,可膨胀,可塑性极强,一些服装因摆部廓型的变化,令服装廓型以及服装本身耳目一新,产生极佳的创意。 二、廓型创意在服装设计中的应用 服装廓型清晰,创意强,这些服装廓型的设计,基于肩、腰、臀、摆部的廓型创意,学生们的作品理论联系实际,很好的将课堂知识融入了服装设计中,可见,了解、认识、学习服装廓型的创意设计,有助于解决服装设计中的廓型问题,也能帮助设计者更好的运用廓型。 三、结束语 廓型是服装款式设计中,应该考虑的问题。服装因其廓型的变化而产生不一样的视觉效果。寻找廓型创意的思路,是当代设计师的职责,服装设计行业与时俱进,随着消费者对着装、生活方式要求的提高,廓型创意必是未来的趋势,有创意的廓型为现代服装款式注入了新鲜的血液与活力。 作者:张金滨 单位:内蒙古师范大学国际现代设计艺术学院 服装创意设计探讨:谈服装创意设计与技术的关联性 一、技术规定性训练 (一)数据能力训练 选择典型的服装实物(紧身型、合体型、宽松型等各种造型或衬衫、裙子、裤子、大衣不同品种),测量服装的规格尺寸和各个部位的松量进行总结归纳。看图设定尺寸,通过讲解人体部位与服装的关系,帮助学生了解依据观察图中的人体,分析把握服装的长度和围度尺寸,利用大量图片的阅读进行训练。 在教学中,通过测量一系列的成衣尺寸,逐渐建立数据意识,再通过分析图片来强化和运用数据。这种训练,一方面让学生积累相关的数据经验,为学生的平面制版进行了数据准备。另一方面,从技术的角度,让学生将各种服装造型落实到具体的数据上,将设计造型与版型切实地联系在一起。 (二)坯布试样和局部立裁训练 将平面的面料转化为立体的造型,这之间确实可能产生很大的误差,设计师除了通过对人体结构的了解及多年的设计制版经验来减少误差外,还常常利用立体裁剪和坯布确认的方法,来修改和完善设计造型。 1.坯布试样(平面转立体) 坯布试样是产品开发过程中必不可少的一步,因此将坯布试样引入到版型设计课中,目的是培养必需的专业技能。同时,学生对自己打的平面版型,可以看到直观的立体效果,帮助他们解决一些在平面制版上不易理解的问题。 2.立体裁剪(立体转平面) 在一些特殊的部位和特殊造型中,如领型、袖型,或特殊的门襟、衣摆等,运用立体和平面裁剪相结合的手段,得到平面版型。在版型设计课中,立裁主要体现在教师利用立裁讲解,以及学生运用立裁在人台上修正或获取领型、衣长等局部造型。 3.强化技能 以制版为优秀的服装技术工作具有严谨细致的工作特征,应强制性地让学生记忆必要的数据,如原型制版公式、基本的人体数据(标准的和自己的),对学生的制版方式,顺序进行强化性的训练,从而达到制版的规范化和程序化要求,同时要求学生将所学内容整理成1∶4的小制图,配上坯布完成的照片并装订成册。在使他们加深理解的同时掌握学习的方法。通过这一系列的限制性教学手段,学生在制图的规范性、制图程序等方面都能达到一定的要求。 二、设计自由度训练 版型设计课的优秀应该是款式变化,但是学生的注意力常常放在公式和数据上,这使得他们往往在制版中忽略了制版的优秀:人体和设计。因此我在教学实施的过程中,通过讲解更多的版型变化规律,使学生认识到设计与制版规律的一致性,体会从技术的角度思考设计。 (一)自由性设计发挥 教学中我力求让学生意识到,数据的背后是人体结构和造型。因此,我利用平面制版与立裁结合的方法,讲解数据与人体的关系,引导学生当脑子里缺少数据时,应知道如何得到数据。在教学中,除了一些最基本的公式和数据外,我极力避免给学生所谓的“定寸”,而是将服装中的分割线结合具体款式,分为结构线和设计线。结构线之间的数据关系由人体、着装功能、服装品种来决定,数据常常带有限制性,需要学生强化记忆;而以装饰设计为主的造型,如装饰线、领子大小、袖口肥瘦、衣服长短……作为设计的组成部分,我从来不给学生固定尺寸,而是充分发挥他们的设计潜能,训练他们通过感受造型后自己给数据,并对数据进行总结。让学生在立体造型中将设计美感与技术相结合。这样的练习能让学生体会对数据的主动把握和思考,因而对自己运用过的数据印象深刻。另一方面,训练学生的数字感受力,这对于将设计从平面转化为立体造型是至关重要的。同时,让学生在掌握了制版的技术规律的同时,延伸更多的款式设计,为他们的创意打下坚实的基础。 (二)寻找制版与设计的共同规律 对于一个优秀的设计师来说,对服装造型美的感受力是非常重要的,而今天时装的快速多变,要求设计师与制版师都要具备较强的时尚感。因此,面对变化繁多的服装样式,学生必须具备分析能力和自我学习能力。具备这两种能力的前提条件是扎实的基本功和正确的思考方法。在教学中,我运用了举一反三、以点带面的教学方法,从基础版型变化入手,结合流行时装进行分析归纳,寻找版型上的规律。同时,逐步引导学生认识到,版型变化的规律是与造型设计变化规律相一致的,版型变化的方法也揭示出了设计是有章可循的,因此理解了版型变化规律也就能够更加深刻地理解设计规律,从而体会设计与版型、工艺是一体两面。 三、课堂案例节选 以时装领型中的结构变化与设计方法的分析为例。 (一)课程重点分析 领型的设计是围绕着颈部结构展开的一系列的造型变化,它包括各种结构式的设计。大体上领型从结构上可以分为无领、立领、翻领、驳领、娃娃领。可以说我们看到的千变万化的领型都源于这几种结构。在版型设计课之前,学生们已经学习了几种基本领型如立领、女士翻领、衬衫领、娃娃领的制版方法。因此本课的重点并不是多教几种领型,而是在教授新领型的同时,寻找到流行领型与原有基础领型的联系,掌握变化的思路与方法,使学生学会对结构的自我分析,并通过自己的理解进行制版。 (二)课程内容分析 1.无领与荡领 领型的设计是围绕着颈部结构展开的一系列的造型变化,它包括各种结构式的设计。大体上领型从结构上可以分为无领、立领、翻领、驳领、娃娃领。可以说我们看到的千变万化的领型都源于这几种结构。在版型设计课之前,学生们已经学习了几种基本领型如立领、女士翻领、男士衬衫领、娃娃领等。无领和荡领是在女装里经常出现的领部造型。两个看起来截然不同的领型,当我们在平面版型处理时却发现了联系。无领的领口无论是什么线型,处理的目的都是使领口贴合在身体上,因此处理方法是在不同部位收省,缩短领口线来达到目的。荡领则与无领正好相反,它追求的是运用领口的松量形成垂褶造型。制版是通过加长领口线来完成的。因此在教学中将这两种领型一起讲授,便于学生记忆和理解掌握两种领型的制图方法。 2.立领及变化 立领的结构并不复杂,以往的领型以合体性的造型为主,在近几年的流行设计中,出现了很多宽大的立领造型,这种宽大型的立领,最大的区别是立领远离脖颈,这使得领口弧线与领子的起翘角度之间会与正常立领不同。通常这样时装化的领型,可以运用与立裁相结合的制版方法来完成,同时必须考虑面料的厚度与硬度。 3.娃娃领及变化 娃娃领是女装及童装中常常出现的领型,它的款式变化丰富.近几年随着服装的年轻化风潮,娃娃领造型又开始大量流行。图中几款的结构及制版基本方法是一样的,只是在领口弧线上进行了变化,并运用了褶皱的处理,因此形成了不同的外观效果。 (三)分析制版和设计的规律 1.合体与宽松的对比———通过尺寸和比例把握造型 在服装的造型中,追求合体与宽松的不断变化,是服装造型设计的手段之一。在流行服装设计中,款式变化常常在松与紧、瘦与肥、长与短之间摇摆。因此以上领型,无论是无领与荡领,还是立领的各种变化,都是在合体与宽松中寻找变化。这既是设计思路,同时也是制版技巧。细微的尺寸差异会使领型的造型截然不同。 2.版型设计上的举一反三 如果不知道娃娃领的制版方法,很难想象图12里面的领型是由一种基本方法演变而来的。这恰恰揭示了版型与设计的一个基本规律,即在相同的整体设计思路下,运用不同的设计手段(色彩、面料、装饰),衍生出各种设计形式。在成衣品牌服装的系列设计中,常常采用这种举一反三的设计手段。因此无论是设计还是制版,如果学生能够认识掌握这一规律并熟练运用的话,在设计和制版上会快速地提高。 四、结论 在我们的基础专业课与设计专业课之间,需要通过一至两门课将学生已具有的知识进行连接与贯通,特别是从技术的角度来讲设计,和如何从设计的角度解决技术问题。帮助他们在掌握基本技术能力的同时,学会将技能转化为设计技巧,为设计创新打下坚实的基础,学生的设计技巧的掌握和熟练运用,将会给他们的设计生涯带来深远的影响和意义。而将创意与技术有机结合,将是未来服装设计教育长期的课题。 作者:李宁 单位:北京工业大学艺术设计学院 服装创意设计探讨:婚俗服装的创意设计 【摘要】近年来,文化的发展推动了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研究。迄今为止,东莞市人民政府已经公布了两批共72项东莞市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以及确定34人为东莞市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2017年6月,东莞文化馆与广东服装服饰行业协会、广东服装设计师协会共同在广东时装周上演绎了一场以创意服装设计的东莞非遗原创服装秀。介绍客家婚俗,对客家婚俗服装进行创意设计,传播与继承客家婚俗文化。 【关键词】非遗;客家婚俗;创意服装设计 0引言 服饰是反映时代文化和地域环境影响下形成的文化标志。不同时期的服装总会演绎出各异的服饰情怀。周朝,齐桓公成为第一位运用紫色服饰的君王,以及后来的“雪中退朝者,朱紫尽诸侯”。不同朝代的君王对于服饰的规定彰显了其在中国历代王朝中的地位。在服装的发展中,中国的政治时代的转变以及后期的改革开放,对于中国的服饰有着重要的影响。如今,非物质文化的保护与继承也将服饰的研究受到更多地重视。 1客家婚俗研究的意义 1.1客家婚俗 客家婚俗,是指在客家地区形成、流行、传承和发展的民间习俗。东莞的客家传统习俗,主要分布在东莞市山区片及部分丘陵片客家人居住的地方。 1.2客家婚俗的历史 客家婚俗从中原古礼发展而来,最早可追溯到周朝。据《仪礼》记载:“婚有六礼,纳采、问名、娜吉、纳征、请期、亲迎”。在《宋史•礼志》中,将六礼合为“纳采、纳吉、纳征、亲迎”四礼,但习俗内容和文化内涵几乎没变动。元末明初,随着客家民系在闽粤赣交界处形成,以中原文化为主体,融合吴、楚和百越土著文化的客家文化在岭南逐渐占据主流地位,风格独特的客家传统婚俗也在客家大本营里得以产生和广为流传。 1.3客家婚俗的主要特征及文化价值客家婚俗的主要特征有如下几方面。 1.3.1传承发展的脉络清晰 客家人不论是在古中原,还是在其大本营,甚至沿海边陲地区,对于客家文化都有着不同程度的保留与折射。 1.3.2地域特色浓厚 客家在迁徙的过程中,客家文化也随着环境的改变发生了“和而不同”的文化风貌。 1.3.3文化蕴含丰富深广 在婚礼的活动中,每一个环节,每一组动作都有一定的寓意,以及表达的价值取向。例如,新娘跨火盆,代表驱除路途中遭遇的瘟邪。在传统客家婚俗中,随着时代的变迁其融入了众多的文化信息,对于文化、政治、经济和教育等方面的研究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在继承中,不但反映了客家人社会的礼仪秩序,而且体现出了他们的伦理价值观念。 2客家婚俗服装的创意设计 2.1服装制作前的准备 在做此项目中,东莞文化馆组织对客家婚俗有记载的凤岗镇进行了调研。根据文字、图片以及口述的方式对客家婚俗有了较全面的理解,并且参观了具有代表性的龙凤山庄。此次调研对今后服装设计带来一定的参考价值。 2.2服装的设计理念 在设计中,首先确定的是面料的色彩和图案。面料的用色中,主要采用喜庆的红色以及代表富贵的金、银双色。面料的质感更加讲究光泽度。图案选用升凤,寓意家庭事业腾飞,宏图万里。在廓形方面,采用平面裁剪的方法,将马褂进行创意设计。面料的使用上,马褂和袍红色面料进行软硬质感的对比。图案的制作采用剪纸的方式进行设计。将金色作为底色,银色作为廓形的勾勒,金银双色展示中双凤效果。下装为裙。 3客家婚俗服装的展示 在服装的展示中,为展现出现代特色,将凤凰盘绕至服装的左侧。加入中国元素的配饰,彰显独特的魅力。大面积的红色、金色中,选用中国蓝的项圈以及耳饰,在整个的表现中具有画龙点睛的效果。 4结语 服装代表着一定时期的文化发展。在服装创意设计中,不但对东莞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有了一定的了解,而且对于文化的传播与继承也萌生了一种责任。此次活动,特别致谢广东省服装服饰行业协会、广东省服装设计协会、东莞市文化馆以及我的师兄黄益群。文化的传承需要高度重视,同时也是需要特定的方式。在了解了东莞非物质文化中,对于其进行创意服装设计是非常科学的学习实践模式。 作者:吴雪凯 单位:广东科技学院 服装创意设计探讨:服装面料再造中的创意设计探析 摘要: 文章通过对拼布艺术在服装面料再造设计中的图案造型、面料肌理、装饰手法等方面创意表现的研究与论述,意在强调拼布艺术在服装面料再造的创意表现中,设计作品必须体现个性创意与装饰艺术手法之间的有机配合,必须展现传统文化与时尚流行的有效融合,使古老的拼布艺术在服装面料再造、服装设计与人们生活方式中焕发青春、彰显魅力。 关键词: 拼布艺术;面料再造;创意表现 拼布艺术作为一门古老的传统艺术形式,其富于层次的色彩美、饱含秩序的形式美、变化多样的肌理美,使之具有独特的艺术感染力。近年来,拼布艺术作为服装面料再造的技法之一,被服装设计家们完美且频繁地运用于服装设计作品当中,因此,探讨拼布艺术在服装面料再造设计中的创意表现形式、理论意义、审美价值,对于目前服装设计领域中的创新设计,对于传统文化的时尚转化与创新具有重要现实意义与文化价值。 1服装面料再造中的拼布艺术形式 1.1面料再造解析面料再造,又被人们称之为面料的第二次设计,是设计者带着对材质的独有的理解和感受,将原有面料通过增加、减少、变形或拼接组合等工艺,将面料重新塑造出具有独特视觉或肌理效果的一种艺术手法。面料再造的价值体现在设计者和消费者两个层面上。从设计者的角度,通过面料再造的艺术手法不断地探索服装材料语言的多种可能性,进而丰富设计者的设计手法与艺术语言,使设计者的艺术观念得到更好的表达,同时赋予作品更加灵动的艺术风貌。从消费者的角度,目前消费的趋势越来越呈现出消费人群细分的趋势,出现许多小众人群,面料再造既可以满足人们越来越强烈的个性化审美需求,更可以满足由于市场细分之后出现的众多的小众人群。 1.2拼布艺术解析拼布是将规则或不规则的布料按照图谱或图案一块块拼接起来做成实用性或艺术性的布艺作品的过程。拼布艺术在中、西方都有着悠久而厚重的历史,作为当今国际上非常流行的古典唯美主义手工艺,拼布近年来受到越来越多人的亲睐。 1.3服装面料再造中的拼布艺术广义上的服装面料再造,可分为增加、减少、变形、编结、拼接和综合运用等诸多类型手法。拼布艺术作为面料再造中的一种艺术类型,大致分为新旧拼接、图案拼接、材料拼接和色彩拼接等。(1)不同新旧的拼接:采用传统的拼布工艺如补、纳、缀、拼、贴、镶、堆、缝、绗等手法,将废弃的材料与新材料搭配组合,运用此种类型的拼布服装具有较强的实用性能。(2)不同图案的拼接:图案拼接大致分为不规则图案拼接、规则图案拼接和单独图案拼接。不规则图案拼接,拼布的料子大小不一,形状也各不相同,看似没有章法,但实则符合形式美法则且具有独特的观赏性,如明代的“水田衣”就是运用各色大小不一的零碎织锦料镶拼而成,织料色彩相互交错形如水田,简单别致效果独特。规则图案拼接可分为单独重复和组合重复,一种由单独的几何纹样如正方形、三角形、菱形或圆形等进行重复;第二种由几块面料按一定的秩序拼接组合成一个单元,然后不断地重复这个单元。独立图案拼接运用拼布的艺术形式表现出一副完整的图案纹样或绘画作品,这种方式多用于现代的装饰品和现代的服装当中。(3)不同材料的拼接:材料拼接包括同色不同质拼接、同材不同色拼接和不同质不同色拼接等方式。同色不同质拼接和同质不同色拼接多适用于规则图案的拼接,同色不同质拼接多采用对比性强的面料肌理效果,如薄厚对比、软硬对比、发光与不发光对比、光滑与粗糙对比等;不同材质不同颜色面料拼接多适用于不规则图案的拼接和单独纹样图案的拼接,整个拼布效果杂而不乱,独具魅力。(4)不同色彩的拼接:色彩拼接包括对比色拼接、邻近色拼接和同类色拼接等方式。在中国传统的拼布作品中,对比色拼接运用较多;邻近色拼接和同类色拼接在现代拼布作品中运用更为频繁。 2拼布艺术形式在服装面料再造设计中的创意表现 2.1拼布艺术形式在图案构成上的创意表现 2.1.1拼贴艺术中图案造型的拆分解构传统的拼布艺术在构成形式上饱含秩序美,但在当今的服装作品中往往强调个性美,受解构主义影响拼布艺术的图案造型在传统图案的基础上有向多元化、复杂化方向发展的趋势,将拼布图案造型进行拆分解构使具象的图案碎片化,化具象为抽象,通过对图案造型的拆分解构使原有的拼布图案造型产生新的视觉审美趣味(图1)。图案造型拆分解构的方式有两种:一种是将一个完整的图案造型按照一定的比例割裂开来,然后按照一定的间距排列装饰在服装衣片上,这种图案造型拆分解构的方式不仅扩大了图案在服装上装饰的范围,还为大面积的拼布图案增添了一种通透感,特别是当拼布的面料与服装衣片本身的面料有对比效果时,这种通透感就更为强烈;另一种图案造型拆分解构的方式是将拼布图案与服装的内结构相结合,例如将拼布图案的拆分解构与裙子的皱褶结构相结合,首先将需要做拼布装饰的裙片的褶压好,在裙子上规划好拼布图案的位置并做好标记,然后按照裙子的褶面宽度将确定好的拼布图案割裂开来,将裁开的拼布图案按之前的图案标记固定在裙子的褶面上。这种图案造型拆分解构方式的妙处在于,当人静止的时候展示的是完整的拼布图案,但当人处于动态的时候,拼布图案就会呈现出图案散开的视觉效果,这种效果随人体律动幅度的大小而发生变化,使服装不仅具有静态美同时又呈现出千变万化的动态美,从而带来视觉上的创新。 2.1.2拼布艺术中图案造型与服装廓形相结合拼布艺术中图案造型与服装廓形相结合,特别是与服装的内结构相结合,可以突出服装的结构特征并强化服装的节奏感。巧妙地运用拼布图案本身的轮廓造型将其直接作为服装内结构的廓形线,如服装的领口、袖口或底摆,由于图案本身独特的造型美感及不规则性,其装饰效果会超越常规形式的领口、袖口或底摆的效果,产生独特的个性鲜明的视觉美感,进而使服装的结构特征得到强化。拼布图案与服装廓形相结合,有的采用平面拼接,有的则采用局部连接或固定,使拼布图案表现的颇有立体感,从而使整件服装显得更加活泼、生动有趣。 2.2拼布艺术形式在拼接工艺及基础单元塑造上的创意体现为了塑造更为丰富的具有立体感的面料肌理效果,在拼接工艺与基础单元塑造上进行大胆的创新,打破了以往传统拼布艺术以平面的基础单元进行平面拼接的工艺手法及拼接后平面化的视觉效果,通过改变拼布拼合的工艺及改变拼布基础单元的平面造型的手法,塑造出富有立体感的服装面料。 2.2.1传统的基础拼布单元配以新的拼接工艺以新的拼接形式营造服装面料的立体感,基础单元面料结合新的拼接工艺,使拼布效果呈现出立体感(图3)。将平面的拼布材料与服装的衣片缉合时,缝缉线从基础单元面料的外轮廓边缘进来0.5~1cm,缉合另一片基础单元面料也是紧挨着旁边的缝缉线照此方法缉合,缉合线与外轮廓之间的0.5~1cm的缝边面料呈现直立状保留在装饰面上,通过这样的面料再造方式可以产生非常有趣的肌理触摸感,给人带来强烈的视觉冲击力。 2.2.2传统的拼接方式配以创新的基础拼布单元将拼布的基础单元面料塑造出立体感,再配以传统的拼布工艺进行拼接。可以通过单片捏褶的方式塑造立体效果,还可以借鉴绗缝的工艺技法在基础单元面料里进行填充,使拼布呈现出非常饱满的立体效果,这种拼布方式做出的面料再造肌理效果饱满、廓形明显。在服装的运用上一般不做大面积使用,非常适合局部运用,如袖子、前后身的部分装饰运用等,因其会产生平面与立体的对比效果而引人注目。 2.3拼布艺术形式与其他装饰手法综合运用的创意体现拼布艺术发展到今天其装饰美感已成为现代消费者的主要追求之一,传统拼布采用现成的材料进行拼接,现在的拼布艺术与其他装饰手法如印染、手绘、刺绣、数码印刷等综合运用,出现了许多崭新的创意设计。 2.3.1拼布艺术与其他的装饰手法近年来拼布艺术常常会与其他的装饰手法结合运用,已经不再是单一的结合运用,而是经常会出现几种装饰手法的综合运用。在2015中国国际拼布赛暨拼布手工艺术展中,来自于美国的对大自然进行描绘的拼布作品吸引了大家的目光,这组作品是采用印染、绗缝与拼布工艺相结合,首先是采用表面有皱褶肌理的滚筒附着染料后对材料进行印染处理,做出自然的肌理纹路效果,然后再依印染出的纹路进行绗缝处理,最后再进行拼接,3种工艺的结合恰到好处,作品风格自然清新。 2.3.2拼布艺术与数码印刷工艺传统的手工艺与现代的技术手段组合运用,体现了科技与艺术时尚的完美结合,是一种崭新设计理念的表达。此外运用数码印刷工艺还可塑造一种仿拼布设计,不是真的用碎片拼合缝缀,而是采用平面图案数码印刷的方法在视觉上形成拼布感,此类设计还可局部采用如绗缝、贴补、钉珠等其他的装饰手法,丰富了面料的视觉层次感。 3结语 拼布艺术作为一种传统的艺术形式,与现代时尚不断地融合创新,为服装面料再造的创新提供了更为广阔的设计空间。拼布艺术中图案的拆分解构、拼布单元的立体塑造、拼合手法的花样翻新以及拼布艺术形式与其他装饰艺术形式的交叉融合综合运用,满足了广大消费人群不同的服装审美需求,为设计师更好地诠释自己的设计理念更完美地塑造作品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同时拼布艺术的再度兴起与时尚创新,为探索传统文化的时尚转化与创新提供了可借鉴的实践依据。 作者:王健 单位:北京联合大学师范学院
政治经济学论文:教学改革的政治经济学论文 一、当前我国政治经济学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一)教学过程中存在的问题1.出现了新式的“照本宣科”。多媒体教学的特点是信息量大、时间节省、图文并茂等,可以将文字、图表、声音、动画、视频等高度集成于学生的教学中[2]。随着多媒体等教学手段的运用,部分教师为了省事,在授课中出现了新式的“照本宣科”,照着电脑念,而不是讲,电脑内容繁多,学生应接不暇。2.考核方式单一,限制了教学活动的灵活性。随着我国教育体制的进一步改革,新的学分制考核制度的不断推行,部分课程的学习有所压缩,尤其是政治经济学课程,课时压缩得更为厉害,可是课时压缩而内容在增多,这时考核的方式还是以前的考试内容,这样教学活动比较死板。教师需要在讲授课程的时候更多的考虑学生最终考试的问题,授课就成了只讲重点,不顾细节,形成了尽量在有限的课上时间讲解考试将会涉及的重点内容,久而久之便走向了应试教育的误区,学用联系成了空谈,教育的目的无从谈起,忽视对学生分析问题的能力、解决问题的能力和创新能力的培养。最终使学生长期以来养成了是考试的内容就学,不是考试内容的就不学,这是典型的“应试教育”,失去了教育的本意。 (二)学生学习积极性不高学生在学习政治经济学过程中,积极性不高。研究表明,有很多因素影响着学生学习政治经济学的积极性,但从课程本身来说,主要表现为:一是认识方面存在误区。很多学生(包括部分政治经济学专业的学生)并不了解政治经济学的学科性质,尤其是理科学生,更是简单地将政治经济学理解为“政治+经济”,以死记硬背来达到通过考试的目的,这在很大程度上偏离了学生学习这一基础理论经济学的目的。二是与其他专业课相比,政治经济学的实用性不强。政治经济学与其他课程不同,其理论逻辑性比较强,而且分析与叙述方法也较复杂[1]。只有在学习并理解了其基础理论之后,才能对其进行有效应用。目前的现状是,学生不仅不能快捷有效的应用理论,而且认为政治经济学这门课程对自身的用处或就业没太大用处,故而不重视对该课程的学习。 二、我国政治经济学教学探索 (一)改革教学内容教学内容作为提高教学质量的优秀,需要不断进行改革,即以新内容代替旧内容,在教学内容方面做到与时俱进,理论联系实际。当然,教学内容的改革主要可以通过新知识的增加、旧知识的删减。当然,改革必须得围绕强化和贴近实际的主线,严格遵循客观规律,在继承和发展的基础上探索政治经济学教学新模式。以往的教学内容是对马克思相关理论的总结性讲授,对学生在理解资本主义经济和社会主义经济方面形成了某种误导,导致学生误认为经济的差异就是意识形态的差异。所以说,政治经济学内容改革要使学生真正学习到预期的知识,重点对劳动价值论、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流通过程、垄断资本主义及剩余价值等开展有针对性的学习。 (二)改革教学方法教学的方法对于学生学习意义重大,所以教学方法首先需要理论密切联系实际。理论联系实际是马克思主义科学的重要理论观点,理论紧密联系实际,需要高校不断增强教与学的针对性和实用性。高校教师在授课过程中,应该密切联系当代的实际,仔细分析是否适用于当前的社会经济发展。认真比较资本主义经济和社会主义经济的优缺点,积极总结好的教学方法,尤其应当学习和借鉴这些先进科学技术和现代化的管理模式。 (三)深化教师理论功底,创新教学方法分析当前形势,虽然网络授课、远程培训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但是,在今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高校老师仍将会在政治经济学教学中起主导作用。因此,要提高政治经济学教学质量,进一步提高授课教师的理论水平、教学技术和科研能力显得尤为重要。一方面,学校要加大对于教师队伍的教育培训力度,通过下达合理的科研任务,督促教师为高校授课不断学习和研究,同时建立健全激励机制,对于完成任务好的教师给予一定奖励;对于不按规定教学,完成不好的教师进行一定的处罚,从而激励其更好地开展教学和科研。另一方面,政治经济学和其他学科一样,是理论课程,如何才能使理论更好地被学生所理解和运用,那就必须要与实际相结合,马克思主义科学告诉我们,理论来源于实践,理论可以指导实践,理论只有与实践相结合才能促进生产和生活的不断进步。 (四)改革考核方式在学校的教学过程中,教学的主体除了教师,还有就是学生。教学质量的高低不仅取决于教师的教学水平,在很大程度上还受到学生学习能力的影响。由此,我们不难看出课程的考核方式对于政治经济学教学的影响。因此,在努力培养学生学习兴趣的同时,绝不能忽视课程的考核方式。比如,在有些学校政治经济学作为副科,不需要学生参加闭卷考试就可以取得学分;而在一些重视政治经济学课程的学校,课程考核往往比较严格和科学,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实现政治经济学的教学目的,达到预期的教学目标。另外,也可以进行分解考核,比如学到期中进行考核,学到期末再进行考核,同时将平时的学习成绩计入最终考核,这样既可以避免学生为了通过考试而死记硬背,也可以督促其在平时认真学习本门课程。 作者:刘冲宇单位:内蒙古财经大学继续教育学院 政治经济学论文:FDI政策的政治经济学论文 一、“社会市场经济”国家制定服务业 FDI政策的典型特征本部分首先对不同于西方的,如类似中国这样的实行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权体制及经济秩序进行描述,以便分析政府角色、行为和政策制定的意图、过程和结果。然后,对比货物贸易保护措施及其影响,概括服务贸易中的特殊模式———服务业FDI(商业存在)保护政策及影响的特征,以便为理论模型构造一个更符合现实的经济环境。 (一)政权体制及经济秩序的界定德国经济学家瓦尔特•欧根(2001)认为,国家政体和经济秩序是相互依赖的。如果忽视对国家政体或政权体制、相对应的经济秩序以及政府角色、行为的界定和区别,而直接引入理论模型,其解释力会受到影响。盛斌(2002)按照对政府的角色和行为的假设,将其划分为“仁慈的政府”、“自利的政府”和“民主的政府”。“仁慈的政府”由于不受选票的影响,在谋求社会利益最大化时不受个别利益集团的左右,可以独立地根据目标函数最大化原则选择贸易政策。“自利的政府”将政府看作一个较为特殊的团体,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其中包括寻求政治稳定、选举概率的最大化或者个人在政治“收入”上的最大化。“民主的政府”综合考虑自身利益和社会福利,既要追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但由于受到民主制度、规则和程序的约束,又须最大程度考虑整个社会福利,以反映普通选民的意愿。瓦尔特•欧根认为存在三种对应不同政权体制的经济秩序:一是集中管理经济(社会市场经济),或中央集权型,即中央政府拥有最大经济政策决定权,但不排除私有制;二是集团调节经济,或权力集团性,即自由市场造成团体成为主要的价格参与者,他们拥有市场权力,进而逐渐拥有政治权力;三是完全竞争经济,或个体市场型,即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和相对平等的价格参与者。如西方工业国家的发展,其经济秩序已演变成为“集团调节经济”(沈建平,2008)。若按照上述界定,PFS模型中的政府对应“民主的政府”,其经济秩序类似于“集团调节经济”。与之不同的是,实行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国家,政府角色、经济秩序更符合“仁慈的政府”和“社会市场经济”,其政权体制表现出集权式特征,中央政府具有最后的经济政策决定权。尽管在政策制定时考虑其他利益集团和社会福利,但政府不受选票或选民的影响,不存在也不允许政治捐献这样的院外活动机制,利益集团与利益集团之间、利益集团与政府间的博弈通常不成为政策的决定因素。在经济运行中,虽然鼓励私有制和市场竞争,但政府通过国有企业来掌握一国经济命脉和维护国家安全④,这一特点在敏感的服务行业(如电力、通信、运输、金融等)尤为典型。国有企业是一个国家的中央政府或地方政府投资或参与控制的企业,其行为在很大程度上关乎政府的意志和利益,因而是一个非常重要而独特的利益集团。由此伸义,“社会市场经济”的经济秩序可能在某些产业和领域存在不同程度的、有时甚或较浓重的行政干预及垄断色彩,这一色彩通过政府较为重视国有企业的利益而得以体现。但与此同时,如果过于重视国有企业,不仅影响消费者利益,且长期而言不利于该产业的竞争和发展。因此,政府需要在各种目标中寻求政策均衡。此外,这种特殊的秩序格局会扭曲市场价格,该市场并不符合PFS基准模型的“完全竞争市场”的前提假设。 (二)服务业FDI保护与货物贸易保护的区别及其影响由于服务和货物的性质不同,服务业FDI的保护政策及其影响与货物贸易存在着较大差别。首先,由于货物的有形性,贸易保护通常采用关税或配额等非关税措施,要么政府获得关税收入,要么不同群体根据配额形式获得配额租金,而关税收入和配额租金都可能影响政府目标函数的设定。基于服务的无形性,政府通常对服务业FDI采取歧视性限制措施(大多为非关税壁垒)和国内规制⑤,如参股比例限制、经营范围和地域要求、资格与资质要求、行政管理的复杂度及透明度等更为隐蔽和复杂的服务贸易壁垒,来限制服务业FDI的流入。在以往的研究中,歧视性非关税壁垒可以通过关税等值方法来近似刻画保护程度,但政府无法获得关税收入,所以不直接影响政府目标函数的设定。其次,相比于货物贸易,服务贸易的定义及内涵更加复杂,限制政策所造成的影响也有所不同。按照GATS对服务贸易的界定,服务贸易包括跨境交付、境外消费、商业存在(服务业FDI)和自然人流动。货物领域中,贸易和投资是相对独立的行为,外国生产者可以通过FDI来规避贸易壁垒,根据自身生产率状况与利润率大小选择出口或FDI方式提供货物。而服务贸易领域中的贸易和投资按照GATS的界定是互补的,服务业FDI或商业存在作为服务贸易中的一种模式,受贸易限制措施影响,与其他服务贸易模式有着较为复杂的互动关系或交互影响。毋庸置疑的是,如果服务业FDI面临非常严格的限制措施,则无法以投资形式进入东道国市场,其结果是不进入或以其他服务贸易模式进入。最后,经验证明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经济体,一国服务贸易市场往往存在甚于货物贸易领域的垄断性。且同货物相比,服务具有很强的产品差异性。因而,服务市场往往表现为垄断竞争的结构特征,传统货物贸易理论中基于“完全竞争”市场结构建立的理论模型,不能简单地应用于服务贸易领域。 二、模型构建 由于典型特征的存在,实行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国家在制定服务业FDI政策时与PFS模型有着相当大的差别。本模型在Branstetter&Feenstra(2002)的基础上进行扩展,基于垄断竞争市场的假设前提,运用FDI进入的观测结果作为衡量贸易政策的工具(FDI进入的程度反映政策偏好),探讨服务业FDI政策中的政府行为、决策过程和影响因素,进而揭示政府对各利益集团的重视程度,以增加模型对现实的解释作用。假设小国情形,该国对服务的供给和需求不影响世界价格。本国不受选票影响,不存在政治捐献行为,经济秩序类似于“社会市场经济”,中央政府拥有最终的经济政策决定权。此外,服务业FDI政策包括歧视性限制措施(关税等值)和国内规制(利润税)。 (一)消费者假设一国由具有相同偏好的消费者组成,消费基准商品x0和一系列差异服务的集合商品x,消费者偏好形式为拟线性偏好。 (二)企业假设市场结构为垄断竞争市场,国内企业的生产成本分别为cS、cα,服务业跨国公司在东道国的生产成本为cm。根据关税等值方法,假设服务业FDI歧视性壁垒等值为τm。同时,假设pf为服务业跨国公司在母国生产的服务价格和世界价格。其中F为固定成本。为简化模型,假设πf为跨国公司在母国生产且销售时的最大化利润。可以发现,λ=0时,上式束紧。跨国公司进入数量受到利润税λ和关税等值τm的影响,因此跨国公司数量可表示为函数m(λ,τm)。跨国公司对政策变化做出反应:当(9)式等号成立时,有dm/dλ<0且dm/dτm<0。则有:命题1:服务业FDI的进入数量是服务业FDI政策实施的结果,该数量与服务业FDI歧视性壁垒(关税等值τm和非歧视性管制政策(利润税λ)成反比,即dm/dλ<0且dm/dτm<0。服务业FDI歧视性壁垒越高,进入越难;利润税越高,进入越少。 (三)要素假设劳动是唯一的生产要素,且单位劳动可以生产单位基准商品,则工资是单位1。假设跨国公司要支付的工资溢价(w-1)>0,该溢价可以代表模型中不能体现的跨国公司带来的可能收益。该假设符合现实,因为跨国公司相对于国内企业往往倾向于支付较高的工资。 (四)政府为了国有企业或自身的利益,政府一方面对服务业FDI设置歧视性贸易壁垒τm,以减少跨国公司对国有企业在竞争上的潜在威胁,但政府无法获得关税收入。另一方面,在非歧视性国内规制上,对所有在国内经营的服务企业征收利润税,但需注意的是,国有企业利润全部归政府所有,其他本国企业和跨国公司缴纳利润税。同时,政府重视社会总福利。政府根据其目标函数原则来选择最优政策。 三、结论与政策涵义 贸易保护和自由化的矛盾此消彼长,一国若要更好地发展服务业和服务贸易,就必然要深究服务贸易保护的根源。本文在Branstetter&Feenstra(2002)的研究基础上,对一个实行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服务业FDI政策进行分析,尝试建立一个“社会市场经济”国家服务贸易保护的政治经济学模型。本文首次将国际政治经济学模型应用于一国服务业FDI保护问题的研究,探讨模型构建中的典型特征,构建的政府目标函数与已有的政治经济学模型有着较大的差别,结论也有一些不同。首先,对于一个“社会市场经济”的政府而言,不受选举影响,所以不存在也不允许政治捐献行为,政府拥有经济政策的最终决定权。其次,国有企业是非常重要和特殊的利益集团,它的利益实质上和政府是一体的,其利润归国家或政府所有,自由化在提高社会总福利的同时,也对国有企业造成利益损失。再次,服务业FDI的进入受歧视性限制措施和国内规制的影响,限制措施和国内规制越严格,跨国公司越难进入东道国市场。最后,歧视性限制措施的确阻碍了服务业FDI的流入,起到了类似货物贸易保护中关税的作用,但政府无法取得关税收入,不会直接影响政府目标效用函数的构建。本文结论的政策涵义是:第一,在“社会市场经济”情形下,政府是服务业FDI及其相关经济政策的制订者,在服务贸易自由化进程中,政府审慎把握政策尺度显得尤为重要;第二,鉴于国有企业垄断与经营效率不高的现实,政府的服务业FDI政策有助于增加市场主体与加强竞争效率,但可能在一定程度上伤害到国有企业及政府自身的利益。因此,政府超越国有企业保护需求的社会福利最大化政策目标导向性,要求政府具备更高的综合平衡能力;第三,基于全球性的服务贸易自由 化趋势不可逆转,国有企业须加快从行政性垄断主体向市场化规模经济主体性质的转变;最后,歧视性限制措施的拆除与多元化市场主体的成长,意味着“社会市场经济”以国有企业利益为主导的政策模式逐步向多元利益集团权重博弈为基础的政策模式转化。本文对服务贸易保护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仅仅只是个开头,但增强了原有模型对不同政体和经济秩序的国家、以及不同贸易模式的解释力度。由于微观数据的可得性问题,本文目前无法进行实证检验,但未来随着统计数据的完善,这一不足也将被弥补。 作者:谢慧黄建忠单位:厦门大学经济学院 政治经济学论文:电视纪录片政治经济学论文 一、政治是纪录片的主要素材 在纪录片中,政治素材不仅涉及政治事件、政治人物,并且还涉及政治问题、政治制度、政治机构等。在这些政治性问题之中,不同的政治人物与政治事件能够反映出不同的集团、不同的阶级利益,从而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我国的纪录片在创作上以政治人物为主,其自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的纪录片逐渐退出了荧幕,与此同时,电视栏目化以较快的发展速度成为了人们最为关注的对象,并且逐渐引领潮流。本文从政治经济学视角阐述了我国电视纪录片栏目化的发展与创新,从而为我国电视纪录片的发展奠定基础。中,最为著名的便是《》《》《》等众多革命领袖宣传片,纪录片通过对革命领袖的宣传,不仅可以让观众对当时的社会背景有所了解,并且能了解到领袖人物不为人知的一面。除此之外,我国纪录片在对政治题材进行宣传时,主要的特点便是对矛盾处理得当,对冲突的焦点善于把握与处理,从而在彰显人物情感的同时,使整部影片的戏剧性得到加强。中国纪录片在创作过程中处于保守的状态,并且也存在政治抽象化的重要现象。政治作为一个抽象的概念,不仅具有感性,并且还较为具体,所涉及的方面很多,成长于社会的各个阶层,比如像“法律”、“军队”、“医院”、“教育”等。因此,对于纪录片而言,要想使政治题材成功贯穿其中,就要放开思路,对社会现实进行多层次的理解与认识,只有如此,才能促进政治与纪录片的发展。与此同时,中国社会处于改革阶段,为我国纪录片的发展提供了素材与背景,在纪录片中,观众能够看到中国真实的发展现状,对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有所了解。 二、政治与纪录片之间相互依存 纪录片对原生态的记录,不仅是对新闻的展示,并且还是对时事的反映,从现实的角度而言,纪录片与其他艺术相比较,存在着重大区别,而对于非主流意识形态而言,纪录片的价值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社会高层的思想,甚至对非主流意识形态的地位产生重要影响。首先,中国纪录片在代表非主流意识形态的同时,不仅维护了社会的稳定,并且促进了社会的发展;中国纪录片在非主流意识形态中进行反省时,对社会产生重要的监督功能,对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以及其它都进行了自我批判,从而在批判中不断改革,不断完善。比如在20世纪90年代,《望子五岁》作为极具代表性的纪录片,不仅对生活的表层进行穿透,对人类生长的状态以及现状进行揭示,并且还对社会、对世界进行自审,在起到社会监督的重要职责中,也促进了社会的发展。正是纪录片具有这种社会功能,才促进了政治与纪录片形成相互依存的关系。 纪录片属于文化形态,一方面,纪录片在发展过程中离不开政治的指导。纪录片要想在众多媒介中健康发展,就要积极顺应社会发展的潮流,从中国的基本国情出发,以中华民族鲜明的政治文化与经济文化作为主要素材,积极反映党的方针与政策,不断听取大众的建议,只有如此,才能形成健康发展的重要动力。从另一个角度而言,政治作为纪录片发展的重要资源,在一定程度上成了纪录片发展的重要动力。另一方面,政治的发展直接影响了中国纪录片的生存与发展。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纪录片最为主要的特征便是以政治性的专题片为主,而到了20世纪90年代,由于大众文化的不断出现,很多精英文化、主流文化出现在文化市场之中,中国纪录片得到了本质的改变。由于纪录片与大众文化的共同发展,中国电视栏目化逐渐兴起,并呈现出快速发展的浪潮。因此可以得知,在中国政治环境中,中国纪录片得到了发展,并且为非主流意识的缺陷进行弥补,与政治形成了赖以生存的发展关系。 三、纪录片与经济之间的重要关系 在我国电视产业之中,纪录片不仅投入周期长,并且效益低。从经济利益而言,中国纪录片与经济之间的关系非常突出。众所周知,经济不仅彰显了宏观上的经济实力,还影响了中国纪录片的发展,影响了中国社会的发展。除此之外,在微观上,纪录片创作中的经费、收视等因素对中国纪录片产生重要的影响,不论是内容、形式还是创作者以及传播效果。从宏观角度而言,纪录片在不同的时代有着不同的受众群体,而这种表现往往需要通过经济手段进行实现。针对这一点,经济状况对纪录片产生重要的影响,经济也成为纪录片赖以生存的支柱。我国实行改革开放以后,经济有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无论是经济学还是法学,都朝着现代化发展。纪录片在为大众宣传平民生活的同时,也确定了大众文化形态与市场经济之间的关系,从而使中国电视产业逐渐平民化。这种变化不仅促进了社会的发展意识,并且对市场经济的发展也产生了重要作用。从微观角度而言,中国纪录片一般在比较发达的东部沿海地区盛行,这类地区产业发展迅速、经济实力雄厚,在该类地区,由于经济基础的原因,无论是教育人员还是普通受众,都成了纪录片的重要受众,从而使纪录片确定了发展市场。总体而言,受众的教育水平越高、知识面便更加广泛,对纪录片的认识与要求就有所差异。与此同时,如果纪录片栏目办得非常成功,那么也会对栏目产生重要的经济收益,这种作用是相互的。 从逻辑角度而言,政治、经济与文化之间是相辅相成的,缺少任何一方都不行。经济是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柱,政治是社会发展的重要方向,文化是社会发展的重要形态。政治、经济与文化在发展中形成强大的合力,从根本上推动着中国纪录片的发展,但是,由于三者在发展的过程中无法顾及彼此,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因此很难同时实现共同发展。要想梳理三者之间的关系,电视媒介就要在三者之间寻找一个平衡点,作为电视栏目发展的目标与基础,就要积极打造具有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纪录片栏目。除此之外,政治、经济与文化决定了纪录片的产生与发展,对于纪录片而言,政治、经济、文化不仅是社会发展的需要,并且还是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是纪录片栏目发展的主要框架。 作者:杨明霞单位:集宁师范学院思政 政治经济学论文:学生学习政治经济学论文 现在在经济与管理专业的教学中,《政治经济学》有被边缘化的趋势,在经济类和管理类专业的课堂中西方经济学占据了主流地位,教师对《政治经济学》的教学兴趣不太积极,教师宁愿教授实践和运用性比较强的《西方经济学》,也不太愿意教授《政治经济学》这门课程。并且,很多学生从小就受马克思主义的熏陶,对《政治经济学》课程的学习积极性不高,甚至有些抵触情绪。虽然许多高校对《政治经济学》这门课程进行了教学改革,但其效果并不太理想。所以,如何调动学生学习《政治经济学》这门课程的积极性,是值得去探讨的一个课题。 1)突出教学内容的运用。 要运用经济生活中实际事例进《政治经济学》中的基础理论进行说明分析。比如在《政治经济学》中讲到纸币是由国家发行并强制流通的价值符号,如果纸币发行量超过了流通中所需要的金融货币量,纸币就会贬值,物价就随之上涨,这种现象就是通货膨胀。所以,讲到通货膨胀时,可以以案例进行分析其原因和危害,以及如何治疗通货膨胀,比如我国九十年代的通货膨胀,我们国家是如何应对的。还有在面对2008年的金融危机,我们国家在2008年“四万亿”的刺激经济政策,有无通货膨胀的影响。再比如《政治经济学》中讲到货币的职能时的世界货币时,美元作为世界上大多数商品交易时结算货币,可以联系到美元与欧元、日元以及人民币之争,可以联系到如果触及美国的美元利益时,美国有什么对策,这就是“货币战争”,可以举例对“货币战争”时行分析说明美国是如何维护美元世界货币的利益的。这样举例对《政治经济学》进行教学,可以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同时还能拓展学生的思维。 2)布置任务进行学习。 课堂的学习时间毕竟有限,学生很难在课堂45分钟学习到更有用、更多的知识,所以,教师应该布置学习任务,让学习在课后进行学习。老师可以联系基础理论的讲解,案例的运用,所涉及的书籍,推荐给学生在课后自行学习。比如可以推荐《货币战争》、《激荡三十年》、《金融的逻辑》以及《时寒冰说,经济在棋局,我们怎么办》等书籍,要求学生读一本书,然后上交读后感,理论和实际的生活联系起来学习,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学习自主能力都大大提高。还有就是教师编制《政治经济学》的章节练习册,要求学生每学习完一章后,要做完一章的练习,并且要上交给教师进行批阅,这样,学生学习的紧迫感就增加。 3)完善教学方式和方法。 学生在学习《政治经济学》的教学内容经常感觉到很抽象,特别是对理科的同学来说很难理解,关于观点、范畴、概念较多。如果教师只是用平铺式的原理阐述或概念诠释,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很难调动起来,学生会感觉到课堂很枯燥乏味。加上现在通信设备很方面,很多学生都在玩手机,聊QQ、玩微信,如果教师的教学内容枯燥,学生很容易开小差。所以,教师运用多媒体、视频进行教学,联系案例进行说明基础理论。同时,教师还可以对案例进行问题设计或讨论等方式,增加学生讨论和演讲的机会,让学生参与课堂中来,从而改变传统的“填鸭式”教学,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对教学内容学习在不知不觉中就能理解和掌握。对学生期末成绩的评定,由原来的“20%的平时成绩+80%的期末试卷成绩”改变为“20%的平时成绩+30%课外成绩+50%的期末试卷成绩”,这里增强30%的课外成绩的考核,比如推荐给学生的书籍,教师要评阅学生上交的读后感,试题库要完成章节练习,课堂上学生的参与程度和表现能力,这样让学生感觉到读大学不仅是为了期末考试才准备的,要花更多的时间在课余时间的学习。这样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主观能动性就调动起来了。 作者:陈小凤程海燕单位:南昌大学共青学院 政治经济学论文:生态人类学与政治经济学论文 一、身体是全球化进程中资本积累的策略 哈维指出,全球化是资本主义的空间生产过程的一个新阶段。在全球化进程中,对身体的压制和利用是全球资本主义进行资本积累和资本循环的一个最基本的支点。因此,身体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不但需要从身体本身出发,而且必须从工厂这个有限的空间规模提升到全球化的空间规模上。在马克思那里,资本与劳动之间的关系是理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关键。资本与劳动之间的关系必然蕴含着资本与身体的关系,因为工人的身体是劳动力的物质载体。并且,马克思已经证明,工人在工作场所和消费领域这两个方面都受制于资本主义的资本积累和循环机制。所以,由于劳动力与身体的不可分割性,哈维认为:“资本通过作为可变资本的工人的身体进行循环,并因此而把工人的身体转变为资本循环本身的附属品。”②在交换和分配领域,工人不得不出卖劳动力的使用价值,换取资本家分配给他们一定的货币工资,从而获得自身生存所必需的商品的使用价值。不过,工人出卖劳动力的使用价值而取得的工资,远远低于劳动力所创造的商品价值,资本家因此而赚取利润。也就是说,工人的工资与资本家的利润之间是一种相互限制的对立关系。阶级斗争于是首先围绕工资而展开。工人的工资不但受到阶级斗争的影响,还受到其他各种复杂因素的影响。哈维指出,特别是在全球化时代,工人所面临的不利因素明显增多:跨国资本在全球的快速流动、跨国公司的灵活生产,以及“削减规模而产生的失业、对技能及技能报酬的再定义、劳动过程和专制性监督系统的强化、精细分工愈益专制化、移民的卷入(或者,换句话说,资本向替代性劳动资源的转移)以及不同的历史和文化条件下实现的不同身体实践和价值模式之间的强制的竞争性斗争,所有这些都促成了作为个人的劳动者的不平衡地理价值,对生活在可变资本循环之中的劳动者的身体所造成的明显的影响确实非常强大”[。无疑,这些不利因素不但对工人的竞争力、收入水平以及身体状况造成了很大的困扰,而且对阶级斗争构成了更严峻的压力。在生产领域,资本家既以绝对剩余价值生产的形式竭力利用工人的身体潜能,同时又最大程度地开辟在相对剩余价值生产上的利润空间。他们最拿手的办法是尽可能广泛地采取机器生产,把身体与机器结合在一起。机器既是对身体的生理极限的克服,又是对身体的控制和利用。马克思指出:“机器越推广,分工越细致,劳动量也就越增加,这或者是由于工作时间的延长,或者是由于在一定时间内所要求的劳动的增加,机器运转的加速,等等。” 所以,哈维认为,资本家的利润来源无非是两个方面:一是“作为机器延伸的身体”,二是“作为我们自己身体延伸的机器”。对身体而言,资本主义的生产体系是一种“塑形之火(form-givingfire)”,不断地生产出符合其需要的工人身体。资本主义生产体系对身体的“塑形”,造成了身体对资本主义生产体系的依赖以及身体的异化。“挤在工厂里的工人群众像士兵一样被组织起来。他们是产业军的普通士兵,受着各级军士和军官的层层监视”,“由于推广机器和分工,无产者的劳动已经失去了任何独立的性质,因而对工人也失去了任何吸引力。工人变成了机器的单纯的附属品”。在消费领域,工人通过消费而存活,资本家则通过工人的消费而得以进一步积累。马克思指出:“工人的个人消费,不论在工场、工厂等以内或以外,在劳动过程以内或以外进行,总是资本生产和再生产的一个要素……工人阶级的不断维持和再生产始终是资本再生产的条件。”所以,资产阶级热衷于引导、组织和动员人们的消费欲望。当工人的身体在消费形形色色的消费品的时候,身体则成为资本积累和循环过程中的消费对象,再度表现为资本的附属品。所以,哈维认为资本主义体系赚取利润、强化积累和消除危机的途径主要有两种:一是资本在地理空间层面上的延伸和扩展,二是资本对身体的控制和利用。这两种途径又是结合在一起的。也就是说,资本主义体系通过有意识地制造和控制社会消费,可以使资本在身体层面上得到不断的积累和循环。“新需求的产生,确定不同生活方式和消费习惯的全新生产线的开辟被当成避免危机和解决危机的一种重要手段而推行。” 目前,消费已经不再局限于局部的空间规模,全球性的消费市场业已形成,这种状况无疑强化了身体消费的广度与深度,也强化了资本对身体的控制和利用。哈维指出:“必须承认目前在工作场所,以及生产—消费过程中发生的每件事情,都以某种方式陷入了资本循环和积累。几乎我们现在吃喝穿戴、收听、观看和学习的每件东西,都以商品形式来到我们面前,而且由分工、产品利基的追求,以及体现资本主义信条的论述与意识形态的一般演化所塑造……在这种情况下,身体变成了‘积累的策略’,而且我们全都得在这种条件的符号底下生活。”[8]这也就是马克思所指出的:“工人仅仅为增殖资本而活着,只有在统治阶级的利益需要他活着的时候才活着。在资产阶级社会里,活的劳动只是增殖已经积累起来的劳动的一种手段。”需要强调的是,在全球化时代,身体作为资本积累的策略,早已突破工厂、地方或国家等局部规模,上升到全球规模。身体异化的普遍化,意味着身体解放不仅是局部空间的事情,更是全球空间的事情。 二、身体是全球联合斗争的原初起点 身体处于资本的罗网当中,这并不是说身体解放毫无可能。因为:其一,身体在作为资本积累的策略的同时,意味着“劳动身体是一个抵抗的场所”[5]112;其二,资本积累和资本循环过程包含着内在的矛盾,而处于生产、交换和消费等环节的身体则有可能从那个矛盾的孕育和内爆当中解脱出来。在交换领域,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制度的一个基本原则是,劳动者出卖的是劳动力而不是身体和身体权益。换言之,劳动者拥有人身自由,劳动者的身体权益是固有的权益。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由此,只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劳动者的身体和身体权益的侵犯与戕害在继续,那么身体斗争和身体解放政治将不可避免地持续下去。所以,“马克思认为,保存劳动者个人和身体在可变资本循环过程内的完整性和丰富性是劳动过程内外争论和阶级斗争得以发生的支点”[5]103。所以不难理解,工人与资本家之间的阶级斗争,一开始就表现为诸如“争取正常工作日”“争取最低生活工资”之类的事关工人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存续的斗争。可以认为,法律、政治等层面的斗争在某种程度上是身体斗争的延续和升级。总之,身体自由原则是阶级斗争合法性的重要根据,争取和维护身体权益的斗争是阶级斗争的原初起点和重要组成部分。在生产领域,正如马克思所言,资本作为死劳动,为了实现资本增殖而不断地吮吸活劳动。“资本由于无限度地盲目追逐剩余劳动,像狼一般地贪求剩余劳动,不仅突破了工作日的道德极限,而且突破了工作日的纯粹身体的极限。” 因此,身体反抗与资本增殖是同一个过程。并且,“大工业的本性决定了劳动的变换、职能的更动和工人的全面流动。另一方面,大工业在它的资本主义形式上再生产出旧的分工及其固定化的专业”;这个“绝对的矛盾”,对劳动者的身体而言意味着灾难,时常以阶级斗争的形式得到宣泄!所以哈维说:“虽然不稳定性令人感到不安,有时是破坏性的,而且还总是难以应付,但它为劳动者提供了很多的颠覆和反抗机会。”在消费领域,一方面,资产阶级对消费进行管理,使劳动者停留于欲望层面,受制于欲望的满足,从而为产品营销创造良好的市场环境,并获得顺从;另一方面,工人并不会感到真正的满足,①并且,工人的消费倾向或消费方式并不总是像资本家所设想的那样是“合理的”,因为他们作为“活的”劳动者,在个性需要、情感结构、生活观念、家庭组织等方面都有所不同。所以,“工人如何个别地或集体地履行他们的消费者职责并进行生活方式选择,与资本力量如何试图抓住并指导那些选择朝着有利于可持续积累的理性消费方向发展,这两者之间就产生了斗争”。换言之,在消费异化与反异化的斗争中,争夺身体消费控制权的斗争则内在地蕴含于其中。综上所述,一方面是资本按照自己的需要对劳动者身体进行塑造、剥削和控制,另一方面是劳动者不屈不挠地为捍卫身体的完整性和尊严而战。结果,“人体是一个战场”。 哈维指出,全球化在很大程度上是资本的全球化,它同时意味着资本主义矛盾和危机的全球化,这为身体解放提供了契机。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是又一轮大规模的、猛烈的“剥夺式积累”的过程。②一方面,很多国家或地区的统治集团通过私有化、金融化、“危机管理与操纵”、再分配等手段,篡夺了巨大的财富;另一方面,同时也孕育和生产出了遍布世界各个角落的无产阶级,而阶级或区域之间的不平等在很多国家的国内以及国际上都“日益严重,情况惊人”。因此,“没有理由排除在未来一些年里有出现带着反新自由主义纲领的以工人为基础的政治的可能”。当前,全球范围内资本主义体系的所谓“创造性破坏”活动、不平等的世界经济-政治结构,以及层出不穷的各种矛盾所导致的不稳定局面,内在地包含着阶级斗争爆发的诸多潜在因素:人均工资增长率的下降、两极分化、金融危机、局部战争、生态恶化,等等。所以我们看到,对自由市场全球化的反抗热潮在不同的空间规模上时常发生。这为“联合的行动”准备了可供整合的资源和乘势而上的条件,超越地方化、形成合力的趋势不是没有可能。 同时,资产阶级为推行全球化而散播的各种文化-意识形态(自由、民主、人权、富足的生活、自我实现等观念),本质上是服务于资本主义体系的资本积累和循环及其政治统治与权力扩张的,但是这些观念也在资本主义体系的内部孕育了大量潜在的对抗性要求。也就是说,当亿万民众要求把那一套漂亮的虚伪说辞真正落到实处并为此而斗争的时候,就意味着播下了广泛的反对资本主义体系的种子并且生根发芽。③换言之,资产阶级的文化-意识形态可以被转变成为无产阶级的战斗口号,为联合的行动提供了思想文化上的支持。在这样一种可能的全球联合斗争的情形下,哈维强调指出,身体斗争与全球斗争是一体关联的。其一,世界范围亿万劳动者的身体,在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中遭受了同样的异化的对待与塑造,异化作为一种普遍性附着于每一个身体之上。换言之,亿万劳动者对于身体的异化,完全是“感同身受”的。这种身体异化的处境和感受,是雇佣劳动者联合起来的基础和源泉。其二,就世界范围内处于各种形式的被剥削和被压迫状态的民众,其人数之多、分布之广、受苦受难程度之深重这个现实情形来看,身体异化的态势可以说既是个体性的,又是全球性的;因此,反身体异化的斗争是既关乎个体,又席卷全球。在这个意义上,虽然身体和全球化本身属于两个不同的空间规模:一个可以说是最微观的层面,另一个可以说是最宏观的层面;但是,在异化状态和反异化斗争这两个方面,它们却紧密地连接在一起了。综上所述,在全球化时代,斗争在继续,解放的潜流在涌动。哈维指出:“承认阶级斗争的起点在于劳动身体的特殊性,这是很重要的……强调阶级斗争的普遍性源于个人的特殊性,强调阶级政治学必须以富有意义的方式回到个人。所以,个人异化是政治学的一个重要起点,而且正是这种异化是必须要加以克服的……但那种异化只有通过集体斗争的方式才能够克服。那就意味着要建立一项超越时空的运动,来对抗资本积累的普遍和跨国特性。”[5]48也就是说,哈维接受并强调了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当中所提出的“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这个根本的解放战略,要求在世界范围内积极促成和发起“联合的行动”。他认,惟有通过联合的行动,才能从总体上摧毁资本主义体系,这是人类解放以及身体解放的一个必要步骤[12]。 三、身体解放的生态人类学根据 哈维认为,要实现身体解放,不仅需要借助于政治经济学批判,指明身体异化之困境,并推动联合行动之展开,以便于超越和替换资本主义体系,而且需要在身体当中寻找到解放政治以及身体解放的自身依据,也就是说,为解放政治以及身体解放寻找到一个源自于人本身的内在支撑。为此,他从人类的生物特质与环境之间的内在关联这个角度,试图为解放政治以及身体解放提供一个奠基意义上的生态人类学根据。哈维这方面的思想观点,是对马克思思想的继承和综合性的发挥。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把人定位为类存在物。“人是类存在物,不仅因为人在实践上和理论上都把类———他自身的类以及其他物的类———当作自己的对象;而且因为———这只是同一种事物的另一种说法———人把自身当作现有的、有生命的类来对待,因为人把自身当作普遍的因而也是自由的存在物来对待。”[13]在《资本论》第1卷中,马克思指出了人的身体中“蕴藏着的潜力”,并且这种潜力的发挥受到人类意识的指引和控制。“最蹩脚的建筑师从一开始就比最灵巧的蜜蜂高明的地方就在于,房子实际地建成之前,已经在他的头脑中有它的结构了”。哈维认为,“类存在物”是人类的本质规定性,这个总体性的概念呈现了人际间的可通达性以及人与世界的关系网络。不过,由于资本主义体系所造成的异化之缘故,人作为类存在物而存在这一点并没有成为现实。①换言之,存在论意义上的“类存在物”仍然停留于认识论层面,只是作为填充“人类本质”或“人类潜能”的理论内容。这就需要充分发挥人的身体“蕴藏着的潜力”,能动地在自我实现的过程中达到类存在。 在哈维那里,人所“蕴藏着的潜力”包含和体现于人类的基本技能(见下文)之中。这些基本技能(包括人类的意识能力和想象力)敞开了人类改造世界、解放自身的无限希望,是重构世界形态、实现类存在的力量源泉。当然,也是身体解放的自身条件。所以,他接受了“类存在物”这个概念,并且把人的身体“蕴藏着的潜力”作为理论的立足点。为此,哈维依据美国著名社会生物学家爱德华•O•威尔逊的研究成果,把马克思的哲学思想从生态人类学层面加以说明。威尔逊指出:“[根据无数的例子,]可以得出一个非正式的生物进化法则,这个法则对于理解人类的状况很重要:如果设想有一种生命传感器可以识别环境中的任何信号,就一定有一个物种拥有这种传感器。……生物的能力只进化到使生物最大限度适应其所占据的生态灶的程度,而不会锦上添花。每一个物种,每一种蝴蝶、蝙蝠、鱼和灵长类,包括现代人种(Homosapiens),都占据着特定的生态灶。也就是说,每一个物种都生活在其自身所能感知的世界中。”[14]66-67简言之,每个物种的优势及其不足,是长期演化的结果,这使物种生活在它们各自的世界中,并与它们各自的世界相契合。就人类而言,“在地球上,我们只是一个物种,像其他任何物种一样被赋予了特殊的能力和力量,按照有利于我们自己生计和繁殖的方式来改变环境”。 由此,哈维认为,既然我们的能力与我们的生存状态之间原本就是内在地契合为一体的,那么我们可以根据物种目前所处的实际状况来总结和推导出它原本所具有的基本能力。也就是说,从人类的实际生存状态出发,考察并总结出人类的能力结构;进而,由我们的能力结构而领悟和推断人类在进化和发展过程中可以达到的某种合理的未来生存状态。最终,哈维把人类的基本技能归结为以下几个至关重要的方面:①生存竞争和斗争(经由自然选择,或者在人类历史中经由经济、政治和文化的选择,产生等级制和同质性);②环境适应和多样化(经由经济、政治或文化方面的增殖和创新而产生差异性);③协作、合作和互助(依赖交流和转化的能力,形成社会组织、制度安排和一致同意的政治-话语形式);④改造环境(将“自然”改装成与人类的需要广泛一致的人性化的自然,虽然常常也会产生一些无意识的后果);⑤安排空间秩序(与空间生产相伴的、出于特殊目的的流动和迁移,以及个人、集体和物种生命的物质支持系统在空间上结合起来的组织);⑥安排时间秩序(设置有助于生存的生物、社会和文化的“时钟”,以及为生物和社会目的而使用的、各种不同的时间秩序安排)。在哈维看来,人类的这些基本技能既是解释社会结构和社会面貌进化与发展的基本模型,更是一个指示灯,具有透视未来的作用。他认为,人的身体当中所蕴藏着的这些基本技能,既有其各自的特殊作用,又能够形成一种合力,导致复杂的局面和后果,一切都在于人类自身是如何使用和发挥这些基本技能的。也就是说,人类的命运在于人自身,源自进化经验的这些基本技能潜在地、开放性地为人类的各种新型的战略选择提供了可能。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观点来看,我们有能力在重大时刻作出更为合理的和理想的选择———“创造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地理发展理论所设想的那种显著不同后果”。进言之,当人类身处资本主义体系的异化困境时,始终具有内在的潜力和自身条件,利用现实社会生活当中的各种可能契机和资源,开展联合的行动,超越和替换资本主义体系,促成替代性的理想社会。在这种理想社会中,人不再是异化的人,人的身体也不再是异化的身体。一言以蔽之,人成为真正的类存在物。 总之,在这些基本技能当中,哈维最为看重人类的改造世界的潜力。他的这个观点,实际上也是受到美国著名法学家罗伯特•昂格尔的启发。在昂格尔那里,人性观是其社会改造理论的基本构件:人性既有沿袭和积聚文化传统、本能习性以及生活惯例而固化的一面,同时又有善于想象、渴望改变、追求创新而变化的一面;正是人性中这种内在的革故鼎新的冲动才使得既定的社会体系存在着被不断地加以改造和修正的可能。只不过,昂格尔所说的“人性”被哈维改造成人的身体当中所固有的“潜力”。综上所述,哈维提出“类存在物”概念,阐明并总结出作为类存在物的我们所具有的“蕴藏着的潜力”或“基本技能”,其目的是为了把人类改变自身命运的解放潜能归结到人的身体之中,是为了对抗和摧毁资本主义体系。这样一来,身体不但是哈维构建解放政治的支点,而且身体解放具有内在的依据,具有自身的基础。 作者:钱厚诚单位:浙江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政治经济学论文:养老服务的新政治经济学论文 1养老服务的新政治经济学分析 1.1新政治经济学的主要观点新政治经济学诞生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后,其主要特征是将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融合,用经济学的方法和角度研究政治问题。新政治经济学主要代表人物之一布坎南(Buchanan)认为,新政治经济学是指那些与古典政治经济学相对的,力图突破正统新古典经济学狭隘领域的几个学术流派〔2〕。公共选择理论学派和新制度经济学派是新政治经济学的典型代表。公共选择理论从“经济人假设”出发,阐释个人与国家的政治行为。所谓“经济人假设”是指:人是关心个人利益的,是理性的,并且是效用最大化的追逐者。每一个活动于经济过程中的个人都以追求个人经济利益为动机,面临选择时总是倾向于选择能给自己带来最大收益的机遇,每一个参与者都根据自己的偏好,运用最有利于自己的方式活动。“经济人假设”认为人具有自利和理性两个基本特征〔3〕。公共选择学派强调政府存在的理由是在提供公共物品方面具有规模优势〔4〕。众所周知,西方的人文社会科学理论并不是与东方社会水火不容。许多西方社会的人文社会科学理论同样适用于东亚国家,毕竟东亚国家是世界上接受西方价值观念最为容易的地区之一〔2〕。因此,笔者在研究社会转型时期农村空巢老人的养老服务问题时,一些新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成果在方法论层面可以借鉴。 1.2农村空巢老人养老服务的公共物品属性公共物品(publicgoods)是指那些个人不愿意提供,或无力提供,在消费时具有非排他性的而又是每个人都需要的商品或服务〔4〕。我们从效用的不可分割性、受益和消费的非排他性等方面剖析,养老服务这类社会服务产品属于公共物品。依据公共选择理论的集体决策规则,公众在社会服务产品需求表达上存在投票动机和能力的缺陷,使多数投票决定规则产生变异,进而导致政府对这类社会公共服务产品的需求垄断。私人部门面对政府操纵需求,在社会公共服务产品供给中的价格优势下降,从而使其供给社会公共服务产品的动机逐渐减弱,最终致使政府对社会公共服务产品供给垄断,形成政府对社会公共服务产品双重垄断局面。 1.3农村空巢老人的“经济人假设”特性美国公共选择理论学派主要代表人物之一丹•C.缪勒(Mueller,D.C.)认为,公共选择的基本行为假设是,人是自利的、理性的效用最大化者〔5〕。农村的空巢老人也不例外,也能在权衡各种利益的基础上,做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合理性反应。面对政府对社会公共服务产品的双重垄断,一方面,政府与农村空巢老人的利益偏好产生差异。政府的利益偏好是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构建美丽乡村,实现和谐发展的社会效益。农村空巢老人则关注的是自身养老服务水平的提高、幸福指数的提升,实现老有所养、老有所医、老有所乐的个人利益。政府和农村空巢老人在利益偏好的偏差使得养老服务不能完全作为农村空巢老人主动参与实施的行为。因此,如何让农村空巢老人的自利性养老服务行为产生更多的外部性,使社会实现构建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和谐发展社会效益,成为当前社会亟待解决的社会民生问题。 2解决农村空巢老人养老服务困境的对策 社会转型时期,在政府对农村社会公共养老服务双重垄断状况下,政府如想实现美丽乡村建设的和谐发展社会效益,关键是形成由政府主导,社会、家庭以及个人等多方养老服务主体之间相互激励、共同协作、良性互动的新型养老服务模式:建立和完善农村养老法律法规体系;强化农村空巢老人养老的财政保障体系;创建农村互助幸福院,完善社会互助体系;转变农村空巢老人的养老观念,积极应对老龄化。从而使农村空巢老人在追求老有所养、老有所医、老有所乐的个人利益的同时恰好实现政府和谐发展的社会效益。 2.1建立和完善农村养老法律法规体系现阶段,我国广大农村的养老服务处于薄弱环节,农村空巢老人的养老服务现状不容乐观。面对农村空巢老人养老服务需求表达欠缺的情况,建立和完善农村老年法律法规体系的解决农村空巢老人养老服务困境的首要举措。首先,完善现有农村养老法律法规。从2013年7月1日起,我国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开始实施,在第二章第十八条规定:“与老年人分开居住的家庭成员,应当经常看望或者问候老年人。”这是我国首次把“常回家看看”写进法律。但并没有以量化的方式规定子女对父母精神赡养的具体要求。因此,政府要逐步完善子女对父母赡养义务的法律法规,同时对于农村老年人的经济、行政以及刑事等法律责任,也需制定相关的法律制度,构建完善的农村养老法律法规体系。其次,改进农村社会养老、医疗保险制度。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指出2020年要“全面建成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整合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和基本医疗保险”〔1〕。社会转型时期,我国67.7%的空巢老人生活在农村。在城乡二元化社会结构中,农村空巢老人面对养老服务主体缺位、严重失衡的困境,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水平较低,发展较缓慢。因而,有必要制定一部专门针对农村老年人的社会保险法律,推进农村养老、医疗保险制度运行步入法制化科学发展轨道,实现农村空巢老人老有所养、老有所医、老有所乐的个人利益目标。 2.2加强农村空巢老人养老的财政保障社会转型条件下,我国的生产力发展水平较低、经济基础较薄弱,不能满足日益庞大的空巢老人群体物质和精神文化需要。因此,要大力发展生产力,优化产业结构,发展绿色产业、生态产业,积极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努力创造更加丰富的物质和精神文化,这是解决农村空巢老人养老服务困境的根本举措。第一,大力发展农村经济,强化家庭养老功能现阶段,农村经济落后是家庭养老功能趋于弱化的根本原因。因而,大力发展农村经济,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发展绿色农业、生态旅游产业,鼓励外出务工子女回家创业,推动美丽乡村建设,使得农村空巢老人获得丰富的物质财富同时得到子女的日常照料和情感慰藉,实现其老有所养、老有所乐的目标。一是,发展绿色农业产业。冀西北地区地形复杂多样,草原、丘陵、盆地、山地应有尽有,属于东亚大陆性季风气候中温带亚干旱区,气候资源独特,有利于发展绿色农业产业。如错季蔬菜、马铃薯、莜麦、蚕豆、胡麻等。其中错季蔬菜绿色农业产业已发展成为全国最大的越夏彩椒生产基地,其产品远销日本、韩国、东南亚等国。农民收入实现跨越式增长。二是,发展生态旅游文化产业。冀西北地区可以依托四季分明的独特气候资源,打造“春赏花、夏避暑、秋观景、冬滑雪”的生态旅游发展战略品牌。坝上张北县、沽源县等地可利用广阔的草原资源、优越的环京津区位优势,建设融合草原光、休闲度假、草原音乐、草原体育为一体的全方位、多元化生态旅游文化产业。坝下崇礼县、赤城县等地,群山起伏,森林茂密,景色秀丽,夏季凉爽宜人,冬季冰雪覆盖,是避暑、休闲度假和旅游滑雪的理想胜地,逐步开发独具特色的旅游产业链条,实现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经济、文化、社会、生态效益。第二,广泛调动全社会各界力量,拓宽筹资渠道根据新政治经济学观点,农村空巢老人的养老服务具有公共物品属性,也是一项公益性事业,体现外部性经济特点,产生的社会效益也是一种公益性产品。可以一方面鼓励非政府组织和各种民间力量参与到慈善公益事业中;另一方面发行农村养老服务慈善基金、彩票等途径筹集更多资金,为农村空巢老人的养老服务提供强有力地财政保障。 2.3创建农村互助幸福院,完善社会互助体系面对农村公共养老服务自上而下的单一化供给模式,自2010年以来,在冀西北广大农村,政府根据当地实际情况创建互助幸福院,有力的解决了农村空巢老人养老服务困境。互助幸福院主要是利用村委会闲置房屋改建,免费供老年人集中居住。水电暖设施及费用由村委会集体提供,入住老人生活所需的衣、食、医等费用由子女负担,院内老人在生活上互相照顾,不配备专门的生活工勤人员。互助幸福院的主要特点是集体建院、集中居住、自我保障、互助服务。这种低成本、广覆盖的新型空巢老人养老服务方式有效解决了农村空巢老人日常生活照料、精神慰藉、文化娱乐活动等问题,促进农村空巢老人养老服务方式创新,推动社会互助体系不断完善。 2.4转变农村空巢老人养老观念,积极应对老龄化随着我国城镇化、老龄化速度不断加快,农村空巢老人已不可能完全依靠子女养老,家庭养老模式已不能满足社会发展需要。因此,转变农村空巢老人养老观念确有必要。一要教育他们积极参与新型农村社会保险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二要鼓励他们有计划地进行养老储蓄;三要引导他们走出家庭、参与村委会、社区及街道办组织的养老服务活动,积极应对老龄化,适应新的养老模式。 作者:闫晓静任亮肖守库袁铸李宝强单位:河北北方学院法政学院 政治经济学论文:西方经济学与政治经济学论文 一、两者的互补性 其一,揭示经济本质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优秀,而描述经济现象通常是西方经济学的研究重点,如果我们能将这两者有效结合在一起,那么经济学理论将得到进一步完善。譬如在研究价值跟价格关系的相关理论时,马克思有效把握住了事物的本质。马克思认为价格的基础是价值,而价值的货币表现是价格,虽然价格可以违背价值,但它是由价值决定的。西方经济学更着眼于阐述经济现象,它认为价格是由供求关系来决定的,并细致分析了价格跟供求弹性、供需弹性之间的关系。又如边际效用论,即便其价格理论是主观唯心主义,然而在社会主义社会里,价格的形成应适当将心理因素纳入考虑范围,大致分析一下群众的心理承受能力。因此,我们在研究并构建社会主义社会的价格体制是不能由西方的价格理论来指导,应遵循取其精华、弃其糟粕的原则,促使马克思政治经济的价格理论得到丰富和完善。 其二,马克思政治经济学采取的经济发展进程的研究方法是动态分析法,而西方经济学采取的研究方法却是静态分析法。在一般均衡理论的研究里面,动态分析法主要是解决由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所引发的一些经济失调、衰退等情况,而静态分析法主要是研究在资本、组织、技术、人口及需求状况等各种经济因素不变的情况下经济规律所发生的作用。经济增长的问题不仅是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需要研究的,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也应当研究它。在实践过程中,我们应当主动将动态分析法跟静态分析法科学结合在一起,用以对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问题进行研究,充分发挥出两者的互补作用,积极推动我国社会主义国民经济稳定、健康、协调、持续地发展下去。 其三,实证分析方法是西方经济学所青睐的,而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主要是采用规范分析方法。实证经济学是现代资产阶级最主流的经济学派,它回避对经济理论作出相应的社会评价,主要研究存在于经济活动中的各种现象之间的相互联系。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原理不仅仅揭示了现实经济里存在的一系列问题和缺陷,同时也为社会的进一步发展指明了方向。所以,重视分析政治经济学跟西方经济学之间的互补性,科学结合实证分析方法跟规范分析方法,对我们发展并完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更为有利。 二、结语 当我们面对政治经济学的公有制本质这一事实时,我们更不能以西方经济学的私有制作为我们改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指导思想,而应当严格以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公有制为指导,重视分析两者之间的互补性,找出私有制中对我们的发展有帮助的部分理论,大力推进我国社会主义社会公有制市场经济的建设和发展。 作者:李丽群单位:西北民族大学经济学院 政治经济学论文:环境利益思想的政治经济学论文 一、资本主义私有制导致异化,异化深化了弱势群体环境利益被剥削 “异化”是哲学上的命题,黑格尔与费尔巴哈分别从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立场出发,对异化概念进行了解释。马克思主义克服以往异化思想的局限性,从实践唯物主义立场出发深刻阐释了异化概念,将异化从政治、哲学领域转入经济领域,揭示了资本主义私有制是导致异化的根源,并论证了异化是无产阶级以及后代人等弱势群体环境利益被严重剥削的深刻原因。 1.资本原始积累与异化的关系。异化与资本原始积累密切相关。资本原始积累将农民从获取生存资料的土地上完全剥离出来,农民丧失了生存的基础,成为无产阶级。资本主义私有制通过原始积累导致异化,在异化条件下,丧失生存资料的无产阶级成为被剥削对象。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将资本定义为能带来价值增殖的价值,即能产生剩余价值的价值。资本的目的是为了获取更多的剩余价值,这需要资本积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资本积累是以剩余价值为前提的,而要获得剩余价值,生产者必须握有大量的与生产资料分离的劳动者。资本原始积累“只不过是生产者与生产资料分离的历史过程”,因此,资本主义原始积累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准备了前提条件,并成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起点。在资本原始积累的过程中,大量的下层人民被剥夺了生产资料,被迫与生产资料分离,他们被当作不受法律保护的无产者推向了市场,“对农业生产者即农民的土地的剥夺,形成全部过程的基础”。原始积累方式包括“通过把农民从土地上强行赶走,夺取他们公有地的办法”、“圈地运动”、“掠夺教会的地产”、“清扫领地”,其结果是“本来已经过大的租地农场更加扩大”,“很多租地和大畜群,集中在少数人手里”,“下层人民的状况不断恶化,小土地占有者和小租地农民降到短工和雇工的地位;同时这种情况下谋生变得更加困难”。资本主义原始积累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准备了条件,“为资本主义农业夺得了地盘,使土地与资本结合,并为城市工业造成了不受法律保护的无产阶级的必要供给”。资本主义原始积累导致并加深了异化。一是土地的异化。农民与土地分离后,土地越来越集中在少数人手中,这一方面意味着大土地所有者对土地的统治,另一方面表现为大土地所有者通过土地对大多数人的统治。虽然土地的异化在封建地产中已经存在,但资本主义私有制把这种异化推向了极致。二是劳动的异化,劳动者失去生存资料,成为出卖劳动力的无产阶级。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系统地论述了劳动异化。在马克思看来,由于人是有意识的类存在物,他的活动应该是自由的活动,而异化劳动把自主活动、自由活动贬低为手段,把劳动变成维持生存的手段,劳动者的劳动力已经成为一种商品,受市场上供求规律的支配。三是自然的异化,土地异化包含在自然异化之中。自然的异化即人与自然的对立,环境所产生的环境利益本来是人类生存的基础,由于异化,人类对环境的一般需要也异化了,并因此成为无产阶级苦难的来源。异化既是对自身劳动的异化,也是人对自然关系的异化,二者不可分割,并且这种异化是一种社会异化,“人同自身和自然界的任何自我异化,都表现在他使自身与自然界跟另一个与他不同的人发生关系上”。在资本主义社会,这种异化具体表现为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对立关系。 2.异化与无产阶级环境利益被剥削。自然是人类环境利益的提供者,由于自然的异化,土地不再成为人类生存的需要,而是成为统治人类的工具。“光、空气等等,甚至动物最简单的爱清洁习性,都不再成为人的需要了”,人类对环境利益的最基本的需要异化了。(1)异化与农业工人环境利益的丧失。在异化条件下,农业工人丧失了满足生存需要的环境利益,土地不再是他们获取生存资料的来源,劳动也不再是为了满足生产性需要,二者已成为控制农业工人的异己力量。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分析了资本原始积累过程中英国农业雇佣工人的状况。在15世纪,英国绝大多数人口是自耕农,虽然有雇工,但雇工也拥有自己的一小部分土地,他们实际上也是自耕农,主要“靠自己耕种的土地上的产品和放养的羊、家禽、猪等来维持自己和家庭的生活,因此几乎不必购买生存资料”。但是从资本主义原始积累开始对农民土地的剥夺,原来的小土地占有者与小土地租种者中一部分人成为农业工人,“农业工人的工资在1765-1780年之间开始下降到最低限度,因此必须由官方的济贫费来补助,他(普赖斯博士)说,他们的工资只能够满足绝对必要的生活需要”,他们的生存状况越来越恶化,最后导致“无力养家糊口的人多得惊人”。早期的农业雇工还能依赖从土地中获取环境利益生存,随着资本原始积累的深化,农业雇工的土地完全被剥夺了,他们已成为与生产资料完全分离的无产者,成为自己劳动力的出卖者。作为农业工人,他们是大土地所有者的剥削对象,也是自己原有土地的剥削对象。劳动的异化是大土地所有者剥削农业工人的条件,而土地异化是剥削农业工人的工具。在异化条件下,农业工人在被剥夺了土地所带来的环境利益,同时也被剥削了剩余价值即经济利益,最后成了需要救济的、自己的劳动养不活自己的无产阶级,这一切都源于资本主义私有制。(2)异化与城市工人阶级环境利益的丧失。由于资本主义大土地所有制将农业人口减少到了最低限度,大量的失去土地的农民不断涌向城市,成为城市工人阶级,被资本统治和剥削。他们在被剥夺了土地提供的环境利益之后,再一次经受了环境利益被剥夺——大城市普遍污染的痛苦与恶劣劳动条件的折磨,原本属于他们的环境利益被转化为了资本家的经济利润。其一,城市严重的环境污染使无产阶级成为一个遭受“普遍污染”和普遍苦难的阶级。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文中描述了工人阶级的苦难生活,他所描述的工人阶级状况也是绝大多数英国人民的状况。“250万个肺和25万个火炉挤在三四平方德里的面积上”,大城市的建筑形式本来不利于通风,加之人口聚集对氧气的大量消耗,导致居民不能获得充足的氧气,结果那里的人肢体疲劳,精神萎靡,生命力减退。如果说大城市的生活已经对健康不利,而工人居住区污浊的空气危害更大,“一切能污染空气的东西都在那里聚集……大城市工人区的垃圾和死水洼对公共卫生造成了最恶劣的后果……真正令人发指的是现代社会对待大批穷人的态度”。工人被赶到建筑杂乱无章、不能获得清洁水源的地方。“城市中条件最差的是工人住宅”,加上饮食粗劣,“成了百病众生的根源”。在城里,工人容易得肺结核、猩红热、伤寒等,“直接诱因是住宅的通风、排水、卫生的恶劣情况引起的”。而资产阶级却生活在截然不同的世界里,他们生活在乡村的豪华住宅里,那里空气新鲜,没有污染,交通便利。并且这些富有的金钱贵族在途经工人居住集中的街区时居然无视那里严重的污染,“看不到左右两旁的极其肮脏贫困的地方”。环境普遍污染是由于资本对利润的追求造成的,资本家用损害大多数人的环境利益的方式换取了极少数人的经济利益,这是资本对无产者环境利益的剥夺,使其失去本该呼吸的新鲜空气,本该饮用的清洁水源。正是因为这种剥夺,光、空气与清洁不再是他们生活的一部分,污浊的空气和肮脏的河水构成他们生活的物质环境。马克思指出“甚至对新鲜空气的需要在工人那里也不再成为需要了。人又退回到洞穴中,不过这洞穴现在已经被文明的熏人毒气污染”。污染无处不在,由于环境利益的丧失,工人不仅丧失了创造力,而且丧失了生活的基本要素,甚至失去了健康与生命。其二,工厂劳动条件极端恶劣致使工人身心遭受严重摧残。极端恶劣的劳动条件对工人的身心健康造成了极大的摧残,“干磨工平均很难活三十五岁,湿磨工也很少活到四十五岁”。由于没有劳动保护措施,磨刀叉的过程中产生的大量的极细的金属屑被生产刀叉的工人吸入肺里,对他们的身体产生危害,缩短了他们生存的寿命。英国当时纺织业发达,纺织工人在弥漫着浓密的、细小的纤维屑的环境里工作,极容易患肺部疾病,“最普通的后果就是吐血、呼吸困难而且发出哨音、胸部作痛、咳嗽、失眠,一句话,就是哮喘病的各种症候,情形最严重的最后就成为肺结核”。矿井里工作的工人由于氧气不足,长期呼吸充满尘土、碳酸气与炸药烟的空气,“从三十岁起就几乎都患肺部疾病”,如果已经患肺部疾病的人继续在这样的环境中工作下去,“最后就转成真正的肺部结核”。资本家为了赚取更多的利润,尽量将生产成本压缩到最低限度,无视工人劳动条件的恶劣与危险,将工人应该享有的环境利益转化为利润,以工人的身心健康甚至生命换取极度不道德的经济利益。资本主义制度对农民土地的剥夺产生了大量的无产阶级,并导致了异化,异化又加深了资本主义制度对无产阶级的剥削。资本主义制度是无产阶级遭受剥削的根源,异化是资本主义制度剥削无产者的条件与手段。在异化条件下,无产阶级第一次丧失了土地带给他们的环境利益——基本生存资料的丧失。一部分人成为土地剥削的对象,而大部分人成为产业资本剥夺的对象,并再一次遭受环境利益剥夺——普遍的污染与恶劣的工作条件,这是最基本的生存环境利益损失。由于土地的异化并与之相伴随的劳动的异化,无论是农业工人还是城市工人都遭受了经济利益剥夺——剩余价值的被剥削,并成为普遍贫困的阶级。 3.异化与后代人环境利益被剥夺。由于资本主义大土地所有制将大量的人口推向城市,“破坏着人和土地之间的物质变换,也就是使人以衣食形式消费掉的土地的组成部分不能回到土地,从而破坏土地特久肥力的永恒的自然条件”,造成了人与土地之间的物质交换关系的断裂,致使土地肥力枯竭。在19世纪,土地肥力枯竭是欧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所普遍关注的最严重的环境问题。福斯特指出,当时的土地肥力枯竭足以与关注城市不断增长的污染、整个大陆的森林砍伐以及与马尔萨斯对人口过剩的恐慌相匹敌。马克思认为,以获取短期利益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全部精神“都和维持人类世世代代不断需要的全部生活条件的农业有矛盾”。因此,马克思批判了资本主义大农业的土地私有制,认为任何人不是土地的所有者,“只是土地的占有者,土地的受益者,并且他们应当作为好家长把土地改良后传给后代”。马克思运用“人与土地物质交换关系断裂”的概念,“以表达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类对形成其生存基础的自然条件的物质异化”。人类消耗掉的物质本来应该回到土地补充土壤肥力,但是由于城乡的对立,这些物质非但没有回到土地,反而成了污染的源泉,对人类造成危害,这种异化不仅破坏了当代人生存的基础,而且破坏了后代人的衣食之源,更是对后代人从土地中获取环境利益权利的剥夺。 二、马克思主义环境利益思想的内涵 (一)人与自然和谐思想。人是自然界的产物,自然是人类的“无机身体”。人类依靠从环境中获取各种物质来满足自身的生产与生活需要,人类依赖于自身之外的自然环境,因此,人与自然必须进行人道交往,否则就会损害自己的“无机身体”,破坏人类生存的物质基础。由于资本主义私有制导致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自然从人类环境利益的提供者走向了人类的对立面,明显地表现出人与自然关系的不和谐。这种不和谐不但动摇了环境是人类生存的基础,更强化了资本主义通过自然环境对无产者的剥夺。因此,必须以合理的方式来实现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那就是实行联合劳动,“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是让它作为一种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这种替代资本主义性质的物质变换,将克服人与自然之间的对抗,促进全人类的解放与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二)以人为本思想。马克思主义环境利益思想始终以人为本,以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为了维护广大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对资本主义社会制度进行了无情的揭露与批判。马克思描述了英国资本原始积累对农村居民土地剥夺的全过程,指出是资本主义制度“要求人民群众处于奴隶地位,使他们本身转化为雇工,使他们的劳动资料转化为资本”,资本主义用“古怪的恐怖的法律”与“通过鞭打、烙印酷刑”的手段使被暴力剥夺土地的农村居民习惯于雇佣劳动制度。资本主义私有制是以资本主义统治阶级为本、维护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并通过资本主义特有的法律来维护资本家对无产阶级的剥削。而恩格斯观察了英国工人阶级的生存状态,关注工人阶级因环境利益被剥夺而造成的恶果,指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异化,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仅掠夺了工人阶级的环境利益与经济利益,造就了工人阶级的贫困,而且对工人阶级的身体造成了摧残、精神造成严重损害。这一切都是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资本逻辑对工人阶级的环境利益进行疯狂掠夺的结果。马克思主义环境利益思想表达了对无产阶级的极大同情,对资本主义私有制不人道的批判。 (三)可持续发展思想。马克思主义环境利益思想中体现了具有预见力的可持续发展思想。首先,资源环境的可持续性。马克思认为,土地肥力的衰竭会危及子孙后代,为了“人类世世代代”需要维持土地的肥力,这符合今天可持续发展思想的本质: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并且,马克思认识到资本主义私有制与合理农业之间存在冲突,在资本主义制度范围内不可能解决这个冲突。其次,人口发展的可持续性。无产阶级由于环境利益与经济利益被剥夺,深受贫困、疾病的折磨,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中指出,资产阶级为了填满自己的钱袋,为了一个阶级的利益,“竟有这么多的人成为畸形者和残废者……整代整代的人都毁灭了”。显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导致了人口发展的不可持续。再次,经济社会的可持续性。人与土地之间的物质交换断裂发生在在资本主义关系之内,发生在资本主义的社会物质交换大系统中,资本主义物质变换不仅导致了自然的异化,使下层人民环境利益丧失,而且导致劳动异化与人的异化,使资本主义制度加重了对无产阶级的剥削。资本主义私有制是产生所有异化的根源,造成了城乡对立、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对立,资本主义经济社会发展是不可持续的。因此,马克思主义环境利益思想的内涵要求人与自然和谐、以人为本、人口和经济社会与资源环境的可持续发展,而要达到马克思环境利益思想所内涵的全部要求,必须实现共产主义。在共产主义制度下,劳动是为了满足人类的生产性需要以及满足社会的需要,而不是为利润;自然是人类生存的基础,而不是剥削与控制人类的手段。只有共产主义才能实现人的自我异化的扬弃,才能实现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以及人与人之间矛盾的真正解决。 三、马克思主义环境利益思想的当代价值 马克思主义环境利益思想内涵丰富,是我国经济发展、环境保护与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指导思想。 (一)马克思主义环境利益思想的本质是以人为本,这对我国处理环境利益问题具有重要的价值。具体可从两方面分析:1.从国际政治经济关系来看,马克思主义环境利益思想中的以人为本思想要求全世界关注处于弱势地位国家的环境利益。马克思主义环境利益思想是以无产阶级利益为根本出发点,关注的是处于弱势地位的无产阶级利益,马克思主义指出了资本主义私有制下强势群体对弱势群体的剥夺。马克思时代的这一现象在当代国际环境利益的配置中仍然表现明显,如今的发展中国家仍然是发达国家环境利益的剥削对象。发达国家通过向发展中国家出口高附加值工业品、从发展中国家进口低附加值的初级产品进行资源掠夺,通过环境污染物的越境转移与污染密集型产业转移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环境污染,通过环境贸易壁垒限制发展中国家的产品进入,通过貌似“善举”的国际援助来剥夺发展中国家。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大国,在国际环境利益格局中居于弱势地位,仍然处于环境利益被发达国家剥夺的地位。要改变这种局面,一方面,应采取措施,强调共同环境利益关系,引起发达国家关注发展中国家的环境利益;另一方面,应加强南南联合,争取建立一个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尽早摆脱在国际政治经济关系中的被动地位,保护本国合法的环境利益。2.从国内宏观经济目标来看,马克思主义环境利益思想要求以人为本,保障全体人民的环境利益。党的十六大以来,我们党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理论。科学发展观的优秀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科学发展观是在马克主义思想的指导下,经过长期的探索而取得的重大理论成果,是马克思环境利益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正如党的十七大报告所指出的:“必须坚持以人为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党的根本宗旨……要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保障人民各项权益,走共同富裕道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坚持统筹兼顾……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经济发展的最终目的是为了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这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建设社会主义新社会的本质要求。党和国家在环境利益问题上始终坚持以人为本,这既是对马克思主义环境利益理论的深化,又是对社会建设与发展的伟大贡献。 (二)马克主义环境利益思想为解决“三农”问题提供了环境利益角度的深层考虑。具体表现在:1.马克思时代引起的人与土地之间物质交换断裂的原因在当代农业中并没有消除,如今城市化水平的进一步提高,马克思时代的远距离贸易被当代的全球化贸易替代,这些情况更加大了人类与土地物质变换的裂缝。因此,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土地之间物质交换断裂的观点仍然是我们思考当代农业问题的理论基础与出发点。2.随着农业生产率的提高,很多农民走出农村进入城市,成为“民工”的群体。通常,农民的文化水平较城市人口低,也缺乏进入城市正式部门的社会资本,他们在城里只能从事“脏、累、苦”的工作,劳动条件与工作环境差,事实上,他们的工作仍是谋生的手段。“民工”在城里是一个弱势群体,他们的环境利益如何得到保证?马克思主义认为,解决劳动异化的途径是实现共产主义,而我国已经是社会主义国家。因此,应在马克思主义环境利益思想指导下,以人为本,构建公平合理的保障机制来保障“民工”的基本权益与环境利益。3.农村环境问题严峻且存在恶化趋势,应引起关注。农村中环境问题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农村自身在发展过程中造成的,包括居民居住集中造成的环境污染、集约化养殖造成的污染、农村耕种过程中造成的污染以及城市向乡村污染物的转移导致农村环境污染;二是乡镇企业的发展对农村环境的污染;三是乡镇干部的政绩观存在偏差导致的环境问题,他们认为要出政绩靠的是经济发展,而不是环境保护。为了统筹城乡发展、协调区域间环境利益平衡,应在马克思主义环境利益思想指导下构建一套系统、公平、长效的利益协调机制,解决我国广大农村的环境问题,保障农村的环境利益。 (三)马克主义环境利益观是可持续发展理论的理论渊源。可持续发展是面向未来的发展战略,是马克思主义环境利益思想的基本要求之一,是关系到中华民族生存与发展的长远之计。经典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并没有论及当代可持续发展的所有内容,也没有提出可持续发展的概念,但是马克思主义环境利益观中的可持续发展思想仍然是当代可持续发展的指导思想。中国经济在发展过程中对生态环境造成了很大的破坏。由于我国长期以来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导致资源低效与浪费性使用,30多年来的经济高速增长引发了对水、土地、能源的巨大需求,中国有限的资源环境承载着巨大的压力。特别是森林资源的减少导致了沙漠化、洪涝灾害以及物种消失等灾难性影响。据估计,中国为环境污染和恶化付出的代价每年占国内生产总值的8%-12%。经济发展过程中我国的环境利益损失是巨大的,因此,必须在马克思主义的环境利益思想的指导下,坚持科学发展观,“按照人口资源环境相均衡、经济社会生态效益相统一的原则”,在发展经济的同时保护环境,在控制人口数量的同时提高人口质量,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实现人口、经济社会与资源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作者:袁红辉吕昭河单位:云南大学发展研究院 政治经济学论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论文 201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战略部署,这为我国今后一个时期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应对国内外经济发展带来的新挑战提出了新方略。会议首次强调在新时期的经济工作中“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原则”,这是一个全新的提法。对于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原则,学界认识尚不一致,有必要在学理上加以探讨,笔者谈一点不成熟的想法,借以抛砖引玉。众所周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也就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具体结晶,因此,坚持和运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既要学习和理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方法和经典原理,又要学习和领会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中国具体实践性相结合不断创新和发展的过程,这绝非朝夕之功。中央提出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重大原则,无疑为经济工作者的政策制定和执行,提供了工作理念和行动指南。从学理上说,“原则”要高于方法论和基本原理本身,是一种行动准则和理念。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原则来说,它既要反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最高理念和本质特征,又要超出这一学科本身的方法论和基本原理的内容。因此,我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重大原则至少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1)以人为本原则。确切地说,这里的“以人为本”是指以“劳动者为本”。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本质区别之一是立场不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根本方法论是唯物史观和唯物辩证法,它强调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强调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强调在阶级社会,人总是从属于一定阶级的人。因此,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认为,在经济关系中不存在孤立的、抽象的人,而是从属于一定阶级利益的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起点是人的劳动不断生产和再生产出供人类消费的物质资料,终点是在生产力高度发达、物质资料极大丰富的前提下,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劳动者在不同生产关系中的地位和作用,始终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动力源泉。西方经济学则是以“经济人”假设作为出发点形成的理论逻辑,这一理论体系的逻辑实质上就是资本发展的逻辑。所以,在西方经济学逻辑中存在悖论:一方面把人假设为可以按照最大化原则进行理性选择的“经济人”,另一方面又把劳动者仅仅视为与资本、土地相同的生产要素,根本无视与其他生产要素相比,劳动者具有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这一事实本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更是强调以人为本,以广大人民群众利益为本,理应成为它的首要原则。我国实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将涉及多方面深层矛盾和利益关系的调整,这种调整甚至会带来社会阵痛。我们的各项改革措施如何最大程度地减少阵痛、保证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应该成为深化改革坚守的重要理念。 (2)满足需要原则。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需要”(need或want)和“需求”(demand)有重要区别。“需要”通常是指人的生存和发展对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的客观要求。马克思在分析劳动力商品的价值构成时指出,劳动力商品的价值是由生活资料的价值表示的,而劳动者所需要的生活资料的构成具有层次性,包括劳动者自己和家属所需要的“生存资料”,如衣、食、住、行等,也包括教育、文化、健康保健等“发展资料”。因此,“需要”是以使用价值来衡量的。而“需求”概念则不同,它用以描述市场中的交换行为,只要有货币、有购买力,就形成“需求”,“需求”是从价值实现角度分析的。“需求”不一定是客观“需要”,比如市场上有1万套商品房,从客观需要即使用价值角度来说,可以满足1万个家庭的需要,但也许由于房价过高,1000个家庭购买了这1万套商品房,从市场的角度看,商品房的价值得到了实现,也就形成了市场“需求”,但显然这些买房者不是为了“需要”,而是为了资本的价值增殖,其后果必然是房价虚高,一方面是需要房子的人买不起房,另一方面是不需要房子的人囤积大量房源。类似的问题还存在于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其他公共产品中。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表明,我们的生产是以“满足需要”为根本目的的。当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还要利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借助价值规律来满足需要,但这不妨碍“满足需要”理应成为指导我们各项经济工作的重大原则。就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来说,化解产能过剩,可以以“满足需要”为原则制定相应政策,比如化解商品房过剩,可以采取政府购买、百姓廉租的形式;化解钢铁、水泥等过剩,可以考虑增加基础设施尤其是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产业转型、结构升级,可以考虑城乡之间、地区之间不同消费群体的消费能力、消费需求差异性问题;等等。 (3)共享发展原则。共享发展理念是我们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的五大理念之一。十三五规划建议中指出,“共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这表明共享发展已经属于社会制度深层内容。共享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追求的理念,这一理念与以劳动者为本理念一脉相承。马克思在科学揭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运动规律基础上,指出了共享是未来社会的重要制度特征。我们党从强调“共同富裕”到强调“共享发展”,在理念上是一个新发展。共同富裕的实现途径强调先富带动后富,这在一定历史时期有其必然性,但今天,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到了新阶段,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我们有了较好的经济实力,强调“共享发展”有利于缩小收入差距,增强发展动力,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特征。提到共享发展,人们往往想到劳动成果分配方面的问题。其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中的共享发展包含的内容很丰富,从微观领域看,企业层面的共享既包括分配领域的共享,如提高工资,也包括生产领域的共享,如劳动条件、劳动资料、劳动保护、劳动管理等。在宏观领域,不仅包括基础设施、公共资源的共享,还包括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公共产品的共享;在消费层次上,不仅包括生存资料的共享,还包括发展资料的共享等。就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而言,共享发展意味着在微观企业领域,不能一味把降低工人工资作为提高企业效率的口实。影响企业效率的因素有很多,包括技术高低、生产资料的性能好坏、企业管理的先进与否、工人积极性创造性的高低等。尽管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新创造的价值是V+M,二者之间存在此消彼涨的关系,降低工资就可以提高利润。这是一种静态认识,马克思这一公式揭示了劳资之间的对立关系。但利润和工资之间的关系要复杂得多,因此不能用线性思维套用马克思这一思想,认为降低工资就能提高利润,即提高企业效益。 (4)公有主体原则。“公有”是指公有制,“主体”是指主体地位,即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原则。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在研究对象上有根本区别。西方经济学是把资本主义私有制作为理论前提,认为市场经济与私有制是孪生兄弟,并把二者看作是人类社会永恒的制度,整个理论体系是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的资源配置问题。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则是把资本主义所有制以及由其决定的社会生产关系作为研究对象,认为资本主义所有制只是人类社会发展特定阶段的产物。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市场经济作为资源配置方式,可以与不同所有制相结合。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特征是公有制,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则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在资源配置方式上,也是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结合,形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不仅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特征,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原则,它是坚持以人为本原则、满足需要原则和共享发展的制度保障和物质基础。同时,坚持公有制主体性原则,也就坚持了市场经济发展的社会主义方向。 就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而言,我们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原则,意味着要坚持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原则,不能因为产能过剩,就轻易消灭国有企业;也不能简单认为产能过剩就是政府干预过多的结果,那种把化解产能过剩完全交给市场的说法,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是行不通的。没有“有为政府”的强大力量,以人为本、满足需要、共享发展,都可能变为空话。 作者:刘凤义 单位:南开大学经济学院 政治经济学论文: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论文 [摘要]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和时展的要求,以新古典经济学为代表的西方主流经济学和经典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都不能解释中国的现实,不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实践的要求。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一是必须具有时代性,回答时代提出的问题和挑战;二是必须具有世界性,揭示世界经济发展规律和趋势。必须破除对西方主流经济学和经典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教条主义,着力于对经典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创新,处理好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发展与世界发展的关系、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关系。 [关键词]创新理念;当代中国;时代化;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教条主义 指出,要立足我国国情和发展实践,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2015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原则,坚持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是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主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发展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创新提出了迫切要求。中央提出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前者强调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当代性和中国特色,必须把中国元素和时代特征融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侧重点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的中国化、时代化发展;后者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赋予中国特色和时代特征,侧重点是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为基础,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二者都强调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中国特色、时代特征三大要素的结合。因此,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这两个概念的实质内容是一致的,可以等同使用。 一、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实践和时代的要求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同改革开放新的实践结合起来,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实践发展和时代变化,要求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与时俱进向前发展,理论生命力才能保持常青,对现实具有充分的解释力。理论发展的这个一般规律告诉我们,当理论不能解释现实,就谈不上指导实践,被人们所接受。以新古典经济学为代表的西方主流经济学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占据经济学的主流地位,也在很大程度上被当作经济发展的指导理论。但是,在实践中人们很快发现,这一理论没有把实践发展和时代进步的许多新元素融入其中,使理论自身存在的诸多缺陷日益暴露出来。它在假设前提、变量设定、分析工具、模式方法等方面还停留在几十年甚至上百年前的理论框架。其高度抽象的具有完全信息的理性经济人假设前提与实际情况并不相符合,以此假设为前提得出的结论也往往偏离事实。在变量设定上,对各种变量的假定明显不符合实际情况,在分析工具和方法上,过度的数学化、精确化,使复杂的经济现象演化为线性的数学关系,抽象掉了不该抽象的经济利益关系对人的经济行为的直接影响。在模式方法上,虽然能够简单、直观地把各种经济变量和关系清晰地展现出来,但模型的高度抽象本身排除了各种不确定性,把复杂的经济活动变成一个按固定模型运行的理想模式而不能解释现实现象。西方许多经济学家也对这一理论提出了直接挑战,认为主流经济学的发展必须增添实践和时展新内容,才能够对现实具有解释力。除了西方主流经济学本身存在的这些问题,另一个致命的缺陷是不符合中国国情,不能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中国的情况不同于西方国家,也不同于任何一个国家,虽然西方主流经济学揭示的市场经济运行一般规律我们需要认真研究,实事求是分析其理论内容,吸收其合理的成分,但我们不能再迷信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权威性,更不能把它作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指导思想。经典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也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作为中国经济发展实践的指导理论。这一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一百多年前批判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特征基础上创立的,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内容虽然也不断得到丰富,但其基本框架、分析体系、基本观点没有实现创新性变化。实践证明这一理论存在着两方面的不适应:其一,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经典理论,并不是对现实社会主义经济运动实践进行分析得出的,而是在对资本主义经济运动规律深刻分析的基础上,为未来社会的经济运行特征提出的理论预见。因此,马克思、恩格斯的经典理论准确地说,是关于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的一种理论设想,这样的理论与现实社会主义的实际明显不适应。其二,经典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设想的社会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国情有很大差别,国情不一样,时代不同,经典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中国国情也明显不适应。如果简单用这样的理论套用于中国现实,也不能取得成功。我们要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探索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关键是从实践发展和时代变化出发,着力理论创新,这是实践和时展的需要,也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使命。经典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不能有说服力地解释现实中的各种复杂现象,当然也不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实践的要求。党的十八大指出全党要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通过对实践的总结我们深刻认识到,不能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能走改旗易帜的邪路。“老路”的思想基础是封闭僵化的理论,“邪路”的思想基础是西方自由化理论。这种封闭僵化的理论和自由化的理论都不符合中国国情和时代特征,我们既不能以“老路”来反对“邪路”,也不能以“邪路”来替代“老路”。“老路”和“邪路”必须同时反对,僵化的理论和自由化理论必须同时批判,才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要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中国化、时代化的元素提供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平台。要用新的发展理念引领和推动我国经济发展,不断破解经济发展难题,开拓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是国家发展和民族振兴的灵魂。创新并不是一个新词,这几年中,我们对创新高度重视,把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优秀位置。理论创新、科技创新、制度创新、体制创新、管理创新、政策创新、文化创新等,已经成为出现频率最高的词。但是,创新仅仅停留于工作和实际操作层面还不够,必须提高到理念层次。在创新理念指引下,理论创新是根本,理论创新作为其他各方面创新的指导思想和行动指南,具有决定性意义。党的十八大以后,党中央着力推动理论创新,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提出的一系列理论创新,极大推动着我国各项事业的创新发展,理论界的创新则显得明显滞后。真正实现理论创新绝非轻而易举,理论界的思想认识还有待真正统一于党中央的思想,不少人总是带着“姓社”“姓资”的思维方式来思考这些问题,而不是以研究的方法去探索如何把这些问题做得更好。关键在于我们是否能够对中央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具有充分的自信,在这个大前提下,我们需要探讨、研究各种问题,实事求是地研究和讨论存在的不同看法和观点,把对问题的研究引向深入。根本的是理论必须能够解释现实,回答实践中的问题,理论符合实际才是真正的创新。这是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遵循的精要。 二、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破除“两个教条主义” 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首先要在理论上彰显以下两点:一是必须具有时代性,理论随时代变化而发展,回答时代提出的问题和挑战;二是必须具有世界性,理论能够解释世界经济发展现象,揭示世界经济发展趋势。当今时代是一个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的时代,新科技革命带来的生产力发展日新月异,经济全球化迅猛发展,世界范围内的经济关系和经济格局发生着巨大变化和调整,各国的政治关系和世界政治格局也随之发生重大变化和重组。这些新的时代特征,同马克思所处的时代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世界范围内社会主义几十年的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形成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基本制度并存和交融发展的世界格局。一方面,市场经济的发展使世界发展日益全球化,越来越融为一体;另一方面,时代的发展又使世界的发展呈现多样化,越来越具有差异性。根据时展变化,着力于理论创新,用发展的马克思主义回答时代变化的各种新问题,是广大理论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职责。曾经被认为是经典的西方主流经济学已经解释不了当今时展的种种现象,当然更解释不了中国经济发展的现象和被世界认为的“中国奇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只有在时展中才能获得不断发展的动力。能够解释时展现实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才能指导中国经济发展的实践。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破除对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教条主义。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立足中国国情,中国国情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载体,离开了中国国情和实际,就不会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过程,当然也不会有当代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成果。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只有在中国的实践中才能获得不断发展的空间,才能与时俱进地增添新内容。能够解释中国现实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才能成为中国经济发展和改革的指导思想。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破除对经典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教条主义。破除“两个教条主义”的前提是解放思想,如果总是把思想禁锢在教条主义的框框中,既怕触碰到西方主流理论,又怕闯入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禁区,就难以实现理论创新。理论创新不是对原有理论的简单否定和抛弃,而是在批判基础上的借鉴和吸收。 三、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要处理好两个关系 教条主义是把别人的、前人的东西当作经典,奉为不能动摇的依据,不顾现实的变化,不愿意面对新情况、研究新问题,其实质是封闭僵化,教条主义一定没有出路。但教条主义具有很大的迷惑性,它用别人、前人的权威作为自己封闭僵化的挡箭牌,当你反对教条主义时,就给你“扣”上反经典、反传统、反权威的帽子。破除教条主义实际上要重新认识经典,破除权威论。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首先应着力于理论创新:一是对经典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创新;二是对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理论创新。不论是对经典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还是对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创新首先是把中国元素和中国实践作为创新的基础,使经典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20思想理论教育2016.03学体现中国特色,使西方主流经济学更多考虑中国因素。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离开了中国元素和中国实践的基础,就缺乏创新的动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抽象的理论,具有普遍性,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是具体的理论,具有特殊性,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同中国国情和发展实践相结合产生的理论成果。我们不能从书本出发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哪些方面不符合传统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或者用传统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来论证今天的现实违反了传统理论中的某些结论,如对我们今天在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的前提下发展私有制经济,在坚持国有经济主导作用前提下对国有企业进行混合所有制改革这一全面深化改革的大方向、大趋势如何正确认识和把握,以及在改革实践中按中央的精神有效推进,需要认真研究。但是,在基本态度上应该对这一改革做出基本的判断。这是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中长期存在的顽症的有效举措。不能一涉及所有制改革这一优秀问题,就用“姓社”“姓资”的思维方式来作为衡量改革的标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混合所有制经济的宏观特征下更好地坚持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在坚持国有经济主导作用的前提下更好地发挥多种所有制经济的积极作用,是我们当前全面深化改革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毫不动摇地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国有经济主导作用是保证我国各族人民共享发展成果的制度性保证,也是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坚持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保证。对党中央能够把握好改革的性质和大方向我们具有充分的信心。改革的深化更加坚定了我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的自信,在改革中对一些具体问题提出建议是对改革具有高度责任感的表现,但不能动摇我们改革的自信。其次,把时代特征融入经典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西方主流经济学。时代变化是一切理论发展创新的依据,无论是社会主义或者资本主义都一定会随时代变化而变化,这种变化是绝对的,因此也没有不变的理论,在这样的变化中,也一定会出现符合时代要求的具有共性的特征。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只有体现时代特征才能体现其创新性。没有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同样不能体现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不能用一百多年前马克思、恩格斯的话简单地解读今天的现实,不能把今天的现实简单地还原到马克思所处的时代,今天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不能停留在一百多年前的状态。马克思主义理论随时代和世界的变化而发展,要在以下两个方面得到充分的体现:第一,处理好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发展与世界和时展的关系。马克思主义本身是时展的产物,也一定随时代的变化而发展。马克思主义诞生至今,在一百多年的发展历程中,不断随世界发展和时代变化而丰富和发展,世界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不断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得到体现并成为推进理论发展的重要内容。马克思、恩格斯的经典理论,包括列宁、斯大林的思想,以及在实践中发展起来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思想和理论,都面临着随时代变化而发展的迫切任务。没有一种思想和理论可以脱离世界的实际和时代的发展,马克思主义也不例外。我们提出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命题,实质就是把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任务作为自身发展的题中之义,马克思主义不能停止不前,不能因循守旧,这就是我们一再强调与时俱进的意义所在。今天的世界是两种制度合作交流、交融发展的世界,今天的时代是全球化的时代,马克思主义理论必须反映世界实际,解释当今世界客观现实。马克思主义离开了时代特征,就一定不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就一定不能在世界意识形态领域具有自己的话语权,话语权是用理论的解释能力来确立的。这个能力就是能否立足世界和时展实际使自己的理论不断得到丰富和发展。第二,处理好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发展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关系。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当代资本主义国家中左翼学者以他们认为的马克思主义观点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各种现象得出的理论观点和看法,他们的思想和理论观点对深刻认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的各种现象和问题具有一定意义,我们必须进行深入研究,从中得到积极有益的启发和借鉴。对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思潮不能不研究、不能不重视、不能不借鉴。但也不能不分析、不能盲目照搬,更不能当作教条,与当代马克思主义理论划等号。不能用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来引导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在西方社会有一定的影响,但不占主流,属于少数。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没有真正把握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时俱进的理论本质,在对待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问题上有僵化倾向;二是没有切实从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发展变化的实际出发,在对待现实问题上有保守倾向。当然,更难以从中国的实际出发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只能是作为参考、借鉴、启示,不能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采取教条主义。特别要注意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为什么在西方社会的影响不能不断扩大,反而地位日下。仔细研究一下他们的理论内容就不难找到原因。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过程中,必须打破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不能不加分析地盲目信奉、随意引用,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依据。特别还要看到中国正以新的开放姿态走向世界,深度融入世界经济、政治、文化、外交、生态各个领域的合作互利共赢发展的大趋势,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发展就更显示出现实的世界意义。无论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还是时代化发展,在思想观念上首要的任务是以创新理念为指导,遵循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思想路线,从中国和世界的实际出发,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在实践中丰富和创新马克思主义理论,赋予中国化、时代化新的内涵。我们一贯反对不顾国情、世情、时代变化,简单地、机械地照搬经典理论,对马克思主义不能教条主义,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更不能教条主义,教条主义的特征是以“非常”马克思主义的面貌出现,实际上并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 作者:顾钰民 单位:复旦大学 政治经济学论文: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论文 一、深入开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研究应重点关注的问题 (一)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从不同的角度可以作出不同的回答。第一,从其阶级属性来讲,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为无产阶级利益服务的政治经济学,是为绝大多数人的利益服务的一种经济理论和经济学说。第二,从其研究对象来讲,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社会生产关系,即在不同社会历史条件下,人们在生产资料所有制基础上形成的并在社会生产过程的各个环节中所发生的生产关系、分配关系、交换关系和消费关系的总和。第三,从其研究任务来讲,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既要揭示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又要揭示在不同社会历史条件下经济发展运行的特殊规律。第四,从其创立者、继承者的认识成果来讲,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由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并在之后由各个时代、各个民族的马克思主义者不断丰富和发展的观点和学说的体系。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可以从狭义和广义上理解。从狭义上说,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指的是马克思、恩格斯在其有生之年创立的经济学说;从广义上说,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既包括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政治经济学说,也包括后人对它的发展,即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作为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从广义上理解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学术地位和实用价值。作为以社会生产关系为研究对象、以揭示人类社会经济发展一般规律以及在不同社会历史条件下经济发展运行的特殊规律为主要研究任务的科学思想体系,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人类知识体系中具有很重要的学术地位和实用价值。1.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学术地位。第一,从学科定位来说,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经济学体系中的一个重要分支。经济学按其研究领域和适用范围的不同,可分为理论经济学和应用经济学。理论经济学是研究经济学的一般理论问题、揭示经济发展和经济运行的一般规律的科学。应用经济学主要是指应用理论经济学的基本原理研究国民经济各个部门、各个专业领域的经济活动和经济关系的规律性的经济学科。理论经济学具体又包括政治经济学、生产力经济学、比较经济学、世界经济学、经济理论史,等等。从整个经济学理论体系的角度讲,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属于理论经济学的一个重要分支。第二,从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角度来说,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内容。恩格斯曾经强调,无产阶级政党的“全部理论来自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①。列宁曾经指出,“马克思的经济学说就是马克思理论最深刻,最全面,最详细的证明和运用。”②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不仅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运用,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证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最经典的代表作《资本论》,不仅是一部政治经济学著作,而且也是一部哲学著作。在《资本论》中,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不再是假设,而是被科学证明了的真理;唯物辩证法和唯物主义认识论不仅得到了广泛的应用,也得到了深入的发展。同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也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得以形成和发展的重要理论支撑。正是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伟大理论贡献,才最终使社会主义置于现实的土壤之上,使社会主义由空想变为了科学。恩格斯曾讲,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是马克思著作的划时代的功绩。这个问题的解决使明亮的阳光照进了经济学的各个领域,而在这些领域中,从前社会主义者也曾像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一样在深沉的黑暗中摸索。科学社会主义就是以这个问题的解决为起点,并以此为中心。”③第三,从经济学发展史的角度来说,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人类经济思想史上的一次重大革命性变革。政治经济学是伴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生发展而逐步成长起来的一门科学。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诞生之前,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已经产生并有了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就是在批判地吸收和继承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已有思想精华的基础上发展、创新而形成的。相对于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而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无论是在研究对象、研究方法方面,还是在立场观点方面,都发生了革命性的变革。在研究对象方面,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往往把物本身或者物与物之间的关系作为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第一次明确提出“经济学所研究的不是物,而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归根到底是阶级和阶级之间的关系”④,从而在经济学史上第一次揭示了生产关系对整个经济学的重要意义。在研究方法方面,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局限于对经济现象和经济事物的表层关系的研究,往往以观念代替现实、以范畴运动代替现实运动,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将唯物辩证法运用于政治经济学研究,强调从客观的经济事实出发,透过纷繁复杂的经济现象,揭示事物之间的本质联系,揭示经济运动的规律。在立场观点方面,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家是资产阶级利益的代言人,他们所提出的理论和学说主要是为维护资产阶级的利益服务的,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则是劳动的经济学,是无产阶级的经济学,其理论、观点反映的完全是无产阶级的利益、愿望和诉求。2.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实践价值。第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立对当时的国际工人运动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资本论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圣经”,这是当时欧洲工人在游行示威中喊出的口号,因为它告诉了工人阶级起来进行革命斗争、争取自身权益的正义性、合理性。对此,恩格斯曾强调,“自从世界上有资本家和工人以来,没有一本书象我们面前这本书那样,对于工人具有如此重要的意义。资本和劳动的关系,是我们全部现代社会体系所围绕旋转的轴心,这种关系在这里第一次得到了科学的说明。”⑤第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指导我们科学认识和分析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重要理论武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本质的揭示,有助于我们科学地认识当代资本主义的种种新变化,揭示资本主义发展变化的内在本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商品、货币、价值规律、资本循环、资本周转、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的分析,适用于一切社会化大生产条件下的市场经济,不仅有助于我们正确认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变化的一般规律,而且对当今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仍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是我们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行动指南。 (三)如何科学对待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如何科学对待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其主要涉及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信仰、学习、宣传、研究、运用、捍卫、坚持和发展等一系列问题。1.应强调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科学的理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揭示的是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其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的分析,其关于生产、交换、分配、消费关系的论述,其关于商品、货币、价值规律、资本循环、资本周转、社会资本再生产的分析,等等,都是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的科学理论,所以,我们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2.应明确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不是封闭的、静止的、凝固的学说,也不是某种教条,它提供给我们的首先是研究经济现象和经济制度的科学方法。恩格斯曾明确指出:“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着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⑥所以,我们绝不能用教条主义和本本主义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而应该随实践和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将其丰富和完善。那种凡事都试图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寻章摘句,试图从经典著作中寻找解决现实问题直接答案的想法和做法,不仅达不到目的,而且十分有害。3.应明确与时俱进、发展创新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得以永葆生机和活力的源泉和动力。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不是僵化的理论,是需要不断发展和创新的理论,我们“绝不能要求马克思为解决他去世之后上百年、几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列宁同样也不能承担为他去世以后五十年、一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的任务。”⑦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应该在实践发展的基础上不断发展、创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并用不断发展和完善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指导我们的建设实践。曾强调,“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也是一个政党永葆生机的源泉。世界在变化,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在前进,人民群众的伟大实践在发展,迫切要求我们党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勇气,总结实践的新经验,借鉴当代人类文明的有益成果,在理论上不断扩展新视野,作出新概括。”强调“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是社会发展和变革的先导。”⑧的这一科学论述,为我们科学对待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指导。我们必须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的基础上,立足于新的实践,科学的认识和把握时展的规律性,不断研究新情况,回答新时代提出的新课题,不断提出一些新概念,形成新理论,不断赋予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以新的科学内涵。总之,在坚持中发展、在继承中创新,这应是我们始终坚持的对待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科学态度。 (四)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趋向。理论来源于实践。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要保持持久的生命力,必须跟上时代和社会实践发展的步伐,适应时代和社会实践发展的需要,逐步实现理论的时代化、现代化和中国化。1.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时代化。世界上任何社会科学理论都是顺应时展的需要而产生的,任何社会科学理论都不可避免地会打上它产生的那个时代的烙印。社会发展的时代不同,反映不同时展规律的社会科学理论必然不同。正如恩格斯所强调的,“每一个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它在不同的时代具有完全不同的形式,同时具有完全不同的内容。”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产生于19世纪中叶,是马克思、恩格斯在科学回应当时时代提出的一系列重大历史课题的基础上产生的,揭示的是自由竞争时期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运行的一般规律。21世纪是一个全新的时代,无论是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都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时期,在发展过程中都取得了重大成就,同时也遇到了前所未有的矛盾和问题。面对这一全新的时展背景和全新的时代课题,迫切需要马克思主义者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做出正确分析,提出新的论点,使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跟上时展的步伐,逐步走向当今时代。2.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现代化。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现代化问题,实际上就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从内容到形式、从研究对象到研究方法的不断创新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以自由竞争时期的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现实为依据,科学揭示了商品经济发展的一般特点及市场经济运行的一般规律,它不仅是我们科学认识资本主义经济本质及发展规律的锐利武器,也是社会主义国家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锐利武器。但要使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这个理论武器始终保持“锐利”,就必须让其实现“现代化”。只有不断发展和创新的理论才是能够指导实践的理论,否则,就会停留在“原始状态”,就会因为不能适应现代社会发展的需要而削弱其理论的“锋芒”,甚至遭到淘汰。所以,为始终保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生机与活力,为充分显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科学性,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在发展中实现现代化。一方面,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在对当今世界各国、各地区经济发展现状和问题的研究中,实现研究内容的创新,不断用新的、富有现代色彩的概念、范畴、理论丰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宝库。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在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根本方法的基础上,吸收和借鉴现代西方经济学以及其他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一些科学研究方法,实现研究方法的创新。特别是应把现代西方经济学常用的数学分析方法引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研究。因为现实的经济形式和经济过程不仅有自身质的规定性,也有自身量的规定性。很多复杂的经济运动往往是诸多经济变量共同发挥作用的结果,各种经济变量之间又往往具有复杂的数量关系,所以,只有通过建立数学模型并借助计算机技术,才能比较精确地对现实经济生活中复杂的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才能对现实中复杂的经济活动的运行过程及运行结果进行比较准确地预见,也才能进一步增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科学性和现实指导性。3.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不仅需要随着时代的发展与时俱进,而且在不同的国家也要有不同的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中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理论指导。所以,要始终坚持和充分发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重要指导作用,就必须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我国经济发展实践相结合,实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中国化。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主要对自由竞争时期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进行了研究,主要分析的是自由竞争时期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交换关系、分配关系、消费关系的特点,主要揭示的是自由竞争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和运行的规律。列宁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最高阶段》中,主要揭示的是垄断资本主义条件下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一般规律和特点。但目前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发展的初级阶段,这是一个特殊的社会发展阶段,它既不同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社会主义,也不同于自由竞争资本主义,也不同于垄断资本主义,在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等各环节都表现出了很多特殊的特点,如生产力水平不高,而且具有多层次性;所有制结构表现为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生产形式表现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经营组织形式表现为公司制占主导地位的多种组织形式并存;分配方式表现为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等等。面对这样复杂的社会发展阶段,我们不可能简单地、机械地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政治经济学的某些原初理论,而必须以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中国为样本,立足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的现实,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勇于对中国改革和建设中遇到的前沿课题、难点和热点问题进行理论思考,不断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总结新经验,得出新结论,形成新理论,以不断发展和创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也就是说,在当今中国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背景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不仅要对市场经济运行的一般规律进行研究和探索,而且更重要的是要结合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现实,揭示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市场经济运动发展的独特规律,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理论,并用以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实践,这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实现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也是发展和创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方向。总之,实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时代化、现代化、中国化,不仅是确保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永葆生机和活力的源泉和动力,也是确保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拥有光明“前途”和“未来”的必要条件,不仅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发展与创新的必然要求,也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未来发展的必然趋向。 二、深入开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研究的科学方法 方法是推动理论研究和创新的重要手段,是有效开展学术研究活动的重要动力。要有效开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研究,方法问题至关重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和它所要解决的问题,决定了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主要应采用阶级分析法、历史研究法、比较研究法、文本研究法、问题研究法等研究方法。 (一)阶级分析法。阶级分析法是指在承认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划分为阶级并由此产生阶级斗争的前提下,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从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的角度分析社会历史现象的方法。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阶级”一词有其特定的含义,即指一定社会经济结构中处于不同地位的利益集团。在阶级存在的社会里,任何社会科学都会带有阶级属性。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也是如此,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为无产阶级利益服务的科学理论。在当今中国社会,虽然剥削阶级已经被消灭,但不同利益阶层或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依然存在,如何处理好这些矛盾和冲突,仍是当今中国社会发展迫切需要研究和解决的问题。既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具有鲜明的阶级属性,而且现实社会中仍然存在着不同利益阶层或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矛盾和冲突,那么,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研究,就必须要采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只有这样,才能科学认识和理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内在本质和属性,才能科学回答发展为了谁、发展依靠谁的问题,才能始终秉承“一切依靠人民群众,一切为了人民群众”的发展理念,更好地发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指导作用。 (二)历史研究法。历史研究法,又称纵向研究法,是借助于对相关事物发展过程的史料进行分析、整理,从而认识研究对象的过去和现在,继而预测其未来发展的一种研究方法。历史研究法的实质是通过对某一事物产生、发展的历史过程的研究,揭示该事物产生、发展的内在规律性。列宁曾经指出,“在社会科学问题上有一种最可靠的方法,它是真正养成正确分析这个问题的本领而不致淹没在一大堆细节或大量争执意见之中所必需的,对于用科学眼光分析这个问题来说是最重要的,那就是不要忘记基本的历史联系,考察每个问题都要看某种现象在历史上怎样产生、在发展中经过了哪些主要阶段,并根据它的这种发展去考察这一事物现在是怎样的。”瑏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产生、发展也经历了一个相当长的历史过程,从马克思最经典的政治经济学代表作《资本论》第一卷正式公开出版到如今已经近150年的时间了,在这漫长的历史时间内,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发展。考察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产生、发展的历史进程,并对其加以历史地、客观地分析和研究,不仅有助于我们科学揭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产生、发展的客观规律性,而且有助于我们在总结历史发展经验的基础上预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未来的发展趋向,同时,也有助于启示我们该如何科学地以发展的眼光和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 (三)比较研究法。所谓比较研究法,就是将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事物加以对照,以说明它们在某些方面的相似或差异,从而揭示不同事物的本质和内在规定性。比较是人们认识事物最常用和最基本的方法之一。因为有比较,才有鉴别。只有通过比较,人们才能更清楚地发现事物之间的异同,才能辨清不同事物的优与劣。如果说历史的方法是从纵向的角度去揭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产生、发展、变化的规律性,那么,比较的方法就是从横向的角度去比较和分析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本质和特征,揭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科学性及其重要的学术价值。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现代西方经济学进行比较就会发现,二者虽然同属于理论经济学,都是在研究社会化大生产和市场经济的基础上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但是二者之间仍有着本质的区别,二者不仅代表的阶级立场不同,而且研究对象和研究视角大不相同,研究目的和研究结论也大不相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为无产阶级利益服务的政治经济学,而现代西方经济学是为资产阶级利益服务的经济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社会生产关系,意在通过对人与人之间在物质资料生产、交换、分配、消费各环节中所形成的利益关系的考察来揭示社会经济制度的本质,而现代西方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资源配置方式和手段,意在通过研究资源配置及各种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揭示人们如何在资源有限的前提下实现自身欲望的最大化满足;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侧重于研究经济制度,而现代西方经济学侧重于研究市场经济的运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目的在于揭示资本主义市场制度的内在矛盾和弊端,进而揭示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历史过渡性,而现代西方经济学的研究目的在于论证资本主义市场制度是能够实现资源最优配置的制度,是完美的、永恒的制度。总之,通过与现代西方经济学进行横向比较,我们可以进一步深化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科学内涵和本质特征的认识。同时,我们也发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现代西方经济学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理论经济学,它们是从不同的角度研究经济问题、经济现象和经济运行的,所以二者之间并不存在谁应该替代谁的问题。那种企图用现代西方经济学理论取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想法和做法是极其荒谬的,同样,那种企图完全否定现代西方经济学的科学性的观点和做法也是极不明智的。我们应该理性地对待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现代西方经济学之间的关系,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指导的前提下,吸收和借鉴现代西方经济学中的某些合理因素,以推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高效的发展。 (四)文本研究法。所谓文本研究法,就是借助于对经典文本的解读和分析,进一步挖掘经典作家思想的内涵和理论的本质特征,进一步挖掘理论体系形成与发展的内在规律性。恩格斯曾经多次强调,研究理论必须要根据原著进行研究,强调要“根据原著来研究这个理论,而不要根据第二手的材料来研究”瑏瑡,强调“对于那些希望真正理解它的人来说,最重要的却正好是原著本身”瑏瑢。文本是思想的载体,要科学理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内在本质和特征,要全面了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内涵及其理论体系的构成,就必须回到“原点”,即回到文本,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立者及其继承者们在不同历史时期所撰写、出版的相关著作作为客观的研究对象,并进行认真的分析和解读。只有通过文本研究,我们才能清楚地了解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最本真的思想形态和思想内涵,才能了解不同时代的马克思主义者有关政治经济学思想之间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内在联系,才能对“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这一问题做出科学的解释和回答。同时,也只有通过文本研究,我们才能真正了解建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大厦的原初图纸,才能真正了解搭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大厦的“每一块砖石”、“每一条钢筋”的构造以及它们彼此之间的内在凝固联系,我们才能真正了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这一理论大厦的“坚实性”和“耐用性”,继而才能真正形成对待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科学态度。当然,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经典文本进行研究,不是为了研究文本而研究文本,而是为了进一步提高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科学性的认识,是为了更有效地发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在现实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指导作用。所以,在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经典文本进行研究的过程中,我们不仅要准确把握不同时代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有关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原初形态、时代特质、主要内容,深刻领会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政治经济学思想的真谛,而且更要深入挖掘理论本身所蕴含的现代意义和时代价值,以更好地发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中的重要指导作用。 (五)问题研究法。所谓问题研究法,就是以问题为中心,展开学术研究。当代学术大师陈寅恪先生曾说过:“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于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其未得预者,谓之未入流。此古今学术史之通义。”瑏瑣这就是说,开展学术研究,必须要有问题意识,要善于敏锐地发现问题、分析问题、研究问题、解决问题。“问题”是学术研究的开始,是真正科学的理论研究工作的起点。对此,马克思也曾明确强调,“问题是公开的、无畏的、左右一切个人的时代声音。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是它表现自己精神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瑏瑤只有凸显问题意识,以问题为中心开展学术研究,才能推进学术进步。学术研究活动,实际上就是不断地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分析问题、研究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各门学术自身的发展过程,其实也就是伴随着新旧问题的交相更替而不断地研究新问题、解决新问题的过程。所以,对学术研究来说,有没有问题意识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伴随着时代和实践的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不断遭遇来自不同学派、不同思想观点的质疑和挑战,日益面临着生存与发展的危机。因此,要开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研究,必须要强调问题意识,要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当展中所面临的困境及挑战入手,分析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发展中面临种种质疑和挑战的原因,探寻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回应挑战、寻求进一步发展的出路和对策,以推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更进一步发展。 作者:刘雅静单位: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政治经济学论文:地理政治经济学论文 一、两种方法论产生的背景与演变 历史唯物主义最早由马克思主义经济地理学者在20世纪70年代初期引入,而批判现实主义直到70年代末才被部分学者有意识的运用到研究中。两者是从不同角度对20世纪60年代兴起的空间定量革命进行批判的重要组成部分。历史唯物主义是一种社会批判,对方法的批判受到社会批判的限定。它认为如果世界以假象或某种迷惑性的方式展现在研究者面前,那么定量方法将加强这种误解。批判现实主义起初是一种文艺思潮和创作方法,后来被西方学者发展为一种社会科学哲学,与历史唯物主义相似,也通过社会关系来理解人。它认为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与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根本不同,定量革命的自然性将妨碍它为社会人的研究提供方法论指导。20世纪70年代,与空间定量革命相比,历史唯物主义没有将空间放在优先地位,而是将其与社会关系同等考虑。激进批判的重点较少关注人们所观察到的周边事物的差异,而是注重解释差异的根本原因,其结论可归结为空间格局由社会过程所塑造。而在空间定量分析中“地理”被不恰当地约减为“距离”、“局部变化”和“特征”等。实际上,空间应是一种社会建构,而社会关系的建构却超出了空间,这造成了空间差别。在地理政治经济理论来源的历史发展中,批判现实主义在20世纪80年代进入兴盛时期,这一时期可称为“社会和空间时期”。此时,历史唯物主义更多的是作为一个背景或一种批判的衬托,且两者也出现过不和谐的声音。例如,批判现实主义不赞同历史唯物主义过于注重阶级而忽略性别、种族和阶层等。早期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地理学者多数有一个特别的方法经历,即进行过空间定量的经济地理研究,例如DavidHarvey、MichaelWebber、JohnHolmes和RayHudson等人,当代地理政治经济学的代表人物EricSheppard也有过类似经历。空间定量研究者的方法相当狭窄:技术或工具箱方法,它的实证主义观念也是有问题的。然而,也不能完全抛弃它。这就是20世纪80年代历史唯物主义与批判现实主义面临的困境。寻求历史唯物主义与批判现实主义方法的融合是一种有益的尝试。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学者们进行了这方面的尝试。抽象是批判现实主义的基础,历史唯物主义虽有不同的抽象形式但也赞同抽象这种方法。作为融合的结果,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带有批判性的历史唯物主义成为主要方法论。这种转变意义重大,主要的历史唯物主义方法使得地理政治经济学研究较少注重空间现象的描述,而是看重提供分析洞察空间不平等的能力。方法中隐含的批判观念在实践中能够产生关注普遍性与特殊性之间的平衡。纵观地理政治经济学萌芽与形成中的历史唯物主义和批判现实主义,我们可以发现:历史唯物主义较先引入,持续发展,最后成为主要方法;批判现实主义较晚引入,影响渐微,处于辅助补充地位。表面上看,是批判现实主义研究者兴趣转移的结果,实质上是科学逻辑演变与选择的必然结果。即便如此,批判现实主义的介入仍有持久影响:“偶然性”进入到主流的词汇,批判意识持久地存在,多元化的概念也符合流行的经济学方法。特别是它的以下两个结论具有重要价值:一是国家和经济是两个独立的社会关系,它们以偶然的而不是必然的方式相连接。二是结构思想,可以被历史唯物主义有效地利用,通过结构的重建和体制结构的新形式,资本可能缓和总是反复出现的积累障碍,而工人阶级也可以发展自己的社会关系以反抗剥削。当前,地理政治经济学理论甫成雏形,如何利用这两种方法增强对空间经济的解释能力,需要从它们对关键性问题的解释中寻找帮助。 二、两种方法论对几个关键性问题的解释对比 (一)抽象 地理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一个关键步骤是抽象。分析经济形式,既不能用显微镜,也不能用化学试剂,二者都必须用抽象力来代替。历史唯物主义与批判现实主义抽象的方式有趋同之处。抽象和具体、单面与多面的统一等观念深深植根于批判现实主义。例如,人类首先按性别划分,然后按阶级等等。同类型的层次化也存在于历史唯物主义中,并且可能是其方法的最主要方面。例如,在《资本论》第一卷中,马克思不断穿梭于历史无关的和历史主义之间、一般劳动过程和特定的资本主义劳动过程之间、阶级社会和资本主义阶级社会之间等等。然而,仔细考察,两者的差异确实存在。抽象可分为两种形式:第一类是经验主义的抽象,这是批判现实主义的主要方式。第二类是实质的、本质的或系统的抽象,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主要方式。经验主义的抽象是从具体或多面抽象为单面。它沿着较少的实在、更纯粹的概念的方向远离现实。当然,任何将世界划分为对象的研究都需要概念,即使研究者没有意识到,从具体到概念的抽象法,在批判现实主义看来就是形成无内容方式的一种抽象。AndrewSayer认为批判现实主义主要是对形式或形式上相似的关系的抽象,而正确的方法应该是理性的抽象。这要求在所研究事物之间的本质关系的基础上进行抽象。不能以形式的相似性,如人们的贫困,来区分人,而要以其与他人的丰富的关系来区分,例如,作为国家、雇主或家庭的人。从某个角度来看,马克思也运用了这种形式的抽象,例如,将中世纪以前的古代、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视为阶级社会的具体形式。不过,此处马克思只是部分分析。此后,他更深入地指出,一切社会形态由再生产过程中使用的生产方式所规定。这为理解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之间的区别,以及扩大再生产的特定历史形式的积累过程指明了方向。马克思诉诸经验主义抽象形式的主要目的是批判,即反对把资本主义简约为历史虚无或自然形态的做法。资本主义是一种社会形态,因此是历史的创造,它所产生的优秀矛盾——剥削行为,绝不能被解释为世界的法则,或某种自然的、不可避免的过程。历史唯物主义的主导抽象方式是历史的、系统的或本质的,是通过实践而进行的抽象。它与实践的社会历史的具体形式,与现实以及更具体的、多样的、整体的历史阶段相符合。例如,对资本抽象后发现,资本不是一种物,而是一种以物为媒介的人和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地理政治经济学中“区位”这一概念非常重要,它离不开人类生活的具体社会形态。封建社会中自给自足的区位观念,要早于资本主义初期商品贸易所依赖的区位概念。区位成为生产中重要的考虑因素,如房地产对优越地段的追求,是在最近才产生的,也许不早于有多个区位可选择的企业的出现。抽象的另一个重要问题是抽象层次。经验主义抽象方式的结果是产生了不同的“水平”,它与越来越多的抽象概念的层次相符,趋向具体的层次与趋向其他方向的层次相对立。因此,可以通过整合较抽象的概念与其他概念再现具体:从顶端开始的一系列嵌套的先决条件。地理政治经济学者的研究已经吸收了这种抽象层次的概念,认为解决问题的方法取决于抽象的层次以及在理论概念上与历史特异性的相符程度,例如,福特主义和后福特主义呈现了资本主义社会更具体的形式。历史唯物主义的抽象中固有的一种方式是注重概念的逻辑与历史的一致性:本质的一个必要前提是本质。例如,国家不能独立于使之成为国家的物质条件。生产关系在各个时期各不相同,具体的国家处在较低的抽象层次上,在阐明特定时期的国家形式时,要首先阐明生产关系的历史。这意味着,国家从来都不仅是作为经验主义抽象的国家,而是特定历史的奴隶制的、封建制的、资本主义的或任何其他具体形式。再如,要研究资本,必须首先抽象出剩余价值,然后抽象剩余价值的不同表示形式及其在生产上能够被占有的具体形式——租金,利息和企业利润,而它们处在较低的抽象层次上。 (二)内部和外部关系 批判现实主义在抽象问题上的方法优秀是一种内部和外部关系的概念。抽象的目的是要确定一种结构,在这些结构中,通过定义使对象成为由该结构所决定的运动模式的内部关系的产物。外部或偶然关系只影响运动模式的表述,而不影响模式本身。历史唯物主义的内部关系是主体与其存在的客观条件之间的关系:即主体与客体的关系,并被进一步看作财产关系。马克思指出,在资本主义以前的社会形态中就被这样理解。“劳动者把自己劳动的客观条件看作自己的财产,这就是劳动同劳动的物质前提的天然统一。因此,劳动者不依赖劳动就拥有客观的存在。个人把自己看作所有者,看作自己现实条件的主人”。并且“个人把劳动的客观条件简单地看作是自己的东西,看作是自己的主体得到自我实现的无机自然。……直接要以个人作为某一公社成员的自然形成的、或多或少历史地发展了的和变化了的存在,要以他作为部落等等成员的自然形成的存在为媒介”。换句话说,这种财产关系,成为一些社会组织形式(例如家庭)扩大成为部落和公社的先决条件。个人只有作为这个共同体的成员才能拥有生产的物质条件。资本主义消除了这些关系,使个人自我生产和再生产的社会和物质的客观条件表现为与其自身无关:不是作为他存在的前提,而是既定的、物化的、外在于人的、并作为必要的决定因素被占有,这就是外部关系。物质生产的客观条件似乎独立于任何主观性,而主体显得独立于既存的任何客观条件。生产手段、劳动对象和工具如今表现为资本的社会形式,作为与劳动者无关的事物,它们雇用了缺乏客观性的劳动者(没有与土地等相似的客观存在的形式)。主体和客体在此被主体和客体的逆转所分离。现在,以资本为形式的客体在实现自己的过程中雇用了主体。资本似乎成为主体而工人成为以抽象劳动力为形式的客体。如果现在以劳动对象和工具的形式出现的客观条件外在于个人、物化于资本形式并因此缺乏前提,那么人们参与其中而进行生产的社会关系也是如此。例如,工资关系现在表现为马克思所说的“外在必然性”:从个人的角度来看是必然的,但从工资工作能否被找到来看是偶然的。资本主义以前的社会关系表现为自然的、继承的、个人无论是作为部落成员或在奴性的关系中与生俱来的东西。在资本主义关系中,一方面,个人从被认为从自然和不可避免的关系中解放出来,并通过劳动力市场获得了一定程度的自由;另一方面,社会关系表现出物化的、个人必须适应的东西。因此,虽然个人可以选择他的工资工作的方向,但不能拒绝这种选择。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个人的客观条件在当代社会表现为外在于主体的外部关系。如果与主体有关,则是自给自足的、没有必要前提条件的,因此没有历史的或非地理政治经济学的。无对象的主体和客体似乎独立于任何主观性:只以超出任何主观控制的资本的逻辑而存在,因而产生了矛盾,例如,没有买者的卖者和没有卖者的买者、未投资的资本、无力支付的债务、没有原材料的工厂等。简言之,资本的限制必然产生,如果生产要继续发展,就必须缓和这种限制。历史唯物主义是典型的历史主义主张:人及其存在的客观条件之间的内部关系只有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才“表现为”那种没有历史前提的事物之间的外部关系。批判现实主义则是历史无关的,具有自然主义(科学主义)的性质,它主张内部和外部可以直接应用而与主体和客体无关。 (三)整体性和多样性 历史唯物主义从整体上来认识世界,整体的组成部分凭借其与整体的关系才成其为部分。整体性就是应对处于变动中的“离心力”关系的问题,即部分和整体之间的张力不断重复出现。因此,通过一个整体的整合的力来缓解离心力,整体以其自身具体的形式而不是以其组成部分的形式而变化。批判现实主义对世界的看法是本质上的多元论,也可表示为分化的或多样性的:由众多关系的结构所组成,每种结构都反映组成它的要素之间独特的因果特征,并且这些关系可能包括偶然关系。例如,将劳动分工视为具有因果联系的独立结构,并有别于资本分工。在历史唯物主义中探讨整体性有两个限定性条件。第一点,这并不意味着对世界的决定论的理解。未来仍然是开放的也是无法预测的,不同的部分可以并能够以相对独立的方式发展,但仅是“相对地”。整体化的冲动,一致的必要性,或称之为“社会秩序”,起源于生产,一切都开始并归结于生产,并且生产始终是社会的生产。在资本中,产生的必要性表现为积累的必要性。整体性的不同部分都是生产的条件或关系。同时,整体性不是静态的,而总是在整体化的过程中不断变化。发展的自主性产生了矛盾,这些矛盾又可能产生新的机会。第二点,这是一个集合的整体,不仅是与生产有关的整体性,而且是关于生产参与者的具体活动的整体性。生产的参与者带来了整体的连贯性并重塑整体性,同时整体性又重塑了参与者。例如,人们的“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同时这也是人们仅仅为了能够生活就必须每日每时都要进行的一种历史活动,即一切历史的一种基本条件”。“这种生产方式不仅应当从它是个人肉体存在的再生产这方面来加以考察。它在更大程度上是这些个人的一定的活动方式,表现他们生活的一定形式和一定的生活方式。因而,个人是什么样的,这取决于他们进行生产的物质条件”。人们生产了自己的世界:不仅包括他们的生活资料和生产这些生活资料的手段,也包括他们的社会关系、文化、政治等等。将世界当作一个整体是把生产及其客观条件、物质和社会、政治、话语权、空间等都看作是生产的瞬间,如同马克思所指明的,并不是说生产、分配、交换、消费是同一的东西,而是说,它们构成一个总体的各个环节、一个统一体内部的差别。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这些条件都被视为独立的、物化的、有着自身的逻辑,以自己的方式发展。 (四)矛盾和变化 批判现实主义认可变化的世界。没有变化,它的系统开放性的概念,它对人性的批判,都将变得毫无意义。然而,它无法解释变化产生的原因。历史唯物主义则认为矛盾产生变化,矛盾的概念在空间经济研究中也很突出。历史唯物主义中矛盾概念的优秀是对立统一:生产性的个人,或社会意义上的、不能简化掉社会关系的个体与生产条件的对立统一。生产条件可能促进、破坏或抑制生产活动,通过生产条件(制度,技术等)的变化来缓解矛盾,使生产进一步发展,但是,新的生产障碍会不断产生。例如,社会劳动分工的发展、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分离、国家形式的出现,都是以剩余产品的生产为前提并促进了剩余的扩张。但是,社会劳动分工的不同部分逐渐产生独立的运动形式,可以抑制甚至破坏生产。资本主义中的直接生产者将货币工资作为其生产的必要条件,且是外在的条件,或“外部必然性”。这种外在性有一个历史过程,即马克思所说的资本主义以前的社会形态中的“自然统一”,在那里劳动者将他的客观条件看成属于他的,作为他的“无机的身体”,这些关系的瓦解让位于资本和劳动的对立统一:劳动力和生产手段被生产关系用货币财富联结起来。劳动通过工资工作有效地实现了自身的再生产。然而,资本也自我驱动去再生产自身,随后产生工资下行压力以及机器对工人的替代,工人自我生产的能力被削弱。在历史上,这是劳工运动的发展、抵抗工资削减和推动建立福利国家的原因,即矛盾的产生与缓解。与此同时,资本再生产的必要条件是劳动力。如果将劳动力逐出劳动过程,也就排除了能够产生比成本更多的价值因而能够产生资本家的利润的生产条件之一。这反过来,迫使资本需要缓和由其优势(包括其向任何空间的扩展)所造成的矛盾。“缓和”但不能克服,“不能因为资本把每一个这样的界限都当作限制,因而在观念上超越它,所以就得出结论说,资本已在实际上克服了它,并且,因为每一个这样的限制都是同资本的使命相矛盾的,所以资本主义生产是在矛盾中运动的,这些矛盾不断地被克服,但又不断地产生出来”。批判现实主义承认变化,但没有矛盾的概念。它是在二元论下的对立统一,如个人与社会、文化和经济、经济和政治等,其目标是弥合它们的差异并探索、定义、阐述它们组成二元论的两部分之间的互相依赖关系。用批判现实主义的术语来讲,就是探讨它们是如何内在联系起来的:在脱离独立的因果力量的条件下,它们如何能够被归入单一的结构。“文化与经济的辩证法”的研究就是一例。然而,它缺乏对这种二元论的历史、先决条件的考察。 (五)因果关系 历史唯物主义和批判现实主义的因果关系概念非常相似。它们反对原子论式的因果概念,即原因定量地影响结果而不改变对象或结果的性质,都坚持因果关系的行为理论,即变化因人们的行为而发生。两者也存在一定的差异,在批判现实主义的因果关系中,根本的真实性和经验世界被区分开来,它从关系结构及其运行的偶然环境中来阐明经验现实。应该指出,这完全符合上述批判现实主义所阐释的内部和外部关系之间的区别。历史唯物主义也认为世界具有层次性,但不是经验和实在之间的区别,而是形式和内容或马克思多次描述的表象和实在、形式和本质、表象和本质以及表现形式和隐含联系之间的区别。虽然表象和实在可能让人联想到批判现实主义的经验和实在之间的区别,但是马克思说的却是完全不同。他的“表象”是指意识形态的形式,与批判现实主义的“经验”的形式不同,是根植于占主导地位的、历史的、社会的生产关系,它们是“实在”的形式,虽然有时是虚幻的形式。如果表象颠倒了我们生活的世界,这仅仅是因为起作用的社会关系本身已经颠倒。例如,工资形式掩盖了劳动者的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之间的矛盾。联系到内部和外部关系,那么,外部关系是表象,是内部关系这个实在的历史发展结果。这种表象被理解为生产的社会条件和所有生产关系的物化自然。事物有自己的历史轨迹,因此,正如马克思敏锐指出的,成为彼此矛盾的一部分,这种矛盾导致人们不断重申生产的中心性,在资本主义的情况下,就是以积累为中心。表象还包括国家、家庭、空间、文化和劳动分工等,它们通过前面提到的批判现实主义的经验主义的抽象得以再现。批判现实主义将低层次的抽象而产生的表象作为关系的构建物。批判现实主义对因果关系的解释遵循如下思路:首先,揭示以社会关系的结构为形式的实在,这种实在需要特定的因果关系性质,并且是经验世界的必要条件;然后指出它与偶然条件的结合是如何作为观察事物的起点。例如,DoreenMassey对企业的新的劳动空间分工及其特定的地理表现之间关系的分析。换句话说,人们需要运用前面所述的经验主义抽象方式,抽象出关系结构,以便从表象返回到实在。历史唯物主义的解释认为,确实可能从一些经验的形式开始,如同在批判现实主义中一样,例如对地域发展不平衡或城市形式变化的研究。但是,这必须被置于资本和它的生产关系的矛盾发展中来考虑。批判现实主义分析中被认为是偶然的条件现在表现为构成一个矛盾整体的条件,这个矛盾将要被调动起来、再利用和改造,以便消除积累过程中的障碍。看似偶然的条件得到改造和重新组合成新的关系,以便能够使单个资本或资本整体来应付它们所面临的挑战。 三、结语 历史唯物主义和批判现实主义思想深刻地影响着早期的经济地理和空间经济研究者,也成为当代地理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论源泉。历史唯物主义运用实质的、本质的或系统的抽象方式。它认为内部关系是主体与其存在的客观条件之间的关系,在经济方面,则被进一步看作财产关系;内部关系只有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才表现为没有历史前提的事物之间的外部关系。它坚持整体论,认为整体的组成部分凭借其与整体的关系才成其为部分。它从矛盾的运动中来理解变化,而矛盾概念的优秀是对立统一,因果关系也必须置于矛盾发展中来考虑。批判现实主义运用经验主义抽象方式,抽象的结果为一定的结构;对象在结构中的运动模式形成结构的内部关系,外部或偶然关系只影响运动模式的表述,而不影响模式本身。它坚持多元论,认为世界是分化的或多样性的;承认世界的变化,但缺少矛盾的概念。它从关系结构及其运行的偶然环境中来阐明因果关系。当然,它们之间也具有包容性,例如,批判现实主义虽强调结构决定因果关系的属性,然而这种结构可以是历史结构或地理(空间)的历史结构,即历史唯物主义式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抽象方式太一般,以致无法为实践中事物的发展提供直接帮助,而批判现实主义关于特殊情况的经验研究是其必要的补充。空间经济或资本空间布局的形成总是具有社会性,地理政治经济学需要揭示特殊的偶然情况如何在起初似乎是外在的和偶然的现象而后却转化为本质的和必然的资本逻辑的内部要素构建。在这种构建的探索中如何综合和恰当地运用这两种方法,研究者需要结合自己的具体工作来思考。 作者:陈秀山左言庆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 政治经济学论文:政治经济学论文 一、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一)政治经济学理论发展尚不完善。 第一,部分理论和社会现实不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主要内容是批判揭露资本主义的腐朽性和过渡性,同时颂扬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但是,我们在现实生活中看到,由于资本主义的自我调整和科技革命的巨大推动,西方发达国家的资本主义不但没有出现衰退,反而出现了长期的稳定和繁荣,表现出了强大的生命力。理论和现实的反差不仅让学生难以信服,甚至还会使部分教师对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产生怀疑;第二,缺乏对现实经济问题的解释力。政治经济学关注的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缺乏对具体经济问题的研究。在现实生活中的一些重大经济问题,比如经济增长问题、资源配置效率问题、国际贸易的平衡问题等,政治经济学都难以给出具体的指导性意见。2、体系不够完善。传统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其研究对象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唯一的研究对象可以使得其理论体系简单而完整。但是,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学理论开始把经济运行作为研究对象并引入到了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体系当中,其研究对象也从一元变为了二元。二元的研究对象需要有两条线索贯穿整个研究体系,两条线索之间的主从关系、结构安排难以处理,使得整个研究体系的逻辑线索变得不再清晰。在教学过程中就出现了冲突的现象,相同的范畴、内容和理论在此处肯定,彼处却又否定———诸如“利润”、“剩余价值”,在资本主义部分是进行批判,到社会主义部分又进行肯定———降低了政治经济学在学生心目中的信服力。3、研究方法落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侧重于历史分析和制度分析,长于逻辑推理,但缺乏实证研究,较少注意前提假定是否符合实际,也少注意结论是否能够通过经验检验,这使得政治经济学的许多理论成为“空中楼阁”,削弱了政治经济学的现实说服力。 (二)教学环节中存在的问题。 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发展属于学科层面,它的不完善对本门课程教学的影响是全方位的。在具体的教学实践环节中,也存在着一些问题,可以从教材、教师和学生三个方面来进行分析。理论发展的不完善意味着市面上没有出现令人满意的教材,没有令人满意的教材则使得教师在教学中难以达到理想的效果,教师的教学效果不好,则会影响学生的学习兴趣。这几个方面互为依托,互相影响,每个方面出现问题都会使得其他方面产生新的问题。 1、教材方面。 进入21世纪以来,国内高校对《政治经济学》教材的革新做了许多有益的探索,并取得了一系列丰硕的成果。从内容的编排方式来划分,可以把这些《政治经济学》教材分作两类:第一种是延续传统的“一导两块”编排方式,即导论、资本主义部分、社会主义部分,以谷书堂(1992)、吴树青(1993)、魏埙(2002)、蒋学模(2005)、程恩富(2007)、张彤玉(2009)、柳欣(2009)等为代表;第二种是突破传统的编排方式,把马克思资本论的基本原理与现代市场经济理论糅合在一起,以张维达(2000)、逄锦聚(2009)、程恩富(2011)等为代表。两种编排方式各有所长:第一种编排方式能够较为完整地表述马克思列宁的基本理论,但是缺乏对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的分析,缺乏运用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对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分析和指导,并且资本主义部分和社会主义部分内容的叙述逻辑常常不一致,在理论体系上不够一体化;第二种编排方式最突出的特点就是理论体系较为完整,能够较好地融合现代经济理论的最新成果,但是这种编排方式也有缺陷,主要问题就是内容庞杂,并且会使学生分不清哪些是原汁原味的马列主义基本原理。这两类教材除了上述差异外,还存在一些共同问题:第一,社会主义部分内容不稳定,经常随着中央的文件精神变化而变化,近乎沦落为“政策解释学”,缺乏学科独立性。在教学过程中,学生会认为这个不是科学,从而失去学习兴趣。第二,批判性强,客观性不足。资本主义部分内容过多的是批判资本主义的弊端及矛盾;社会主义部分则主要是歌颂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并将两种制度进行对比分析,从而阐明资本主义制度的腐朽与落后,社会主义制度的无限光明。这种写法缺乏客观公正的分析。第三,知识陈旧。各种政治经济学教材的基本内容都来自《资本论》,所以内容上大同小异,难脱窠臼,缺乏突破性的理论创新。《资本论》是十九世纪的理论,当今世界经济发展日新月异,用《资本论》已经很难解释现在的很多复杂的经济现象,比如通货膨胀与就业之间的短期替代效应,国际汇率的复杂决定过程,消费者的行为模式,等等。 2、教师方面。 政治经济学在我国理论经济学领域地位下降是不争的事实,尤其是在2006年高校政治理论课课程改革后,政治经济学并入马克思主义原理课程中,导致系统学习政治经济学的学生大幅减少。受此影响,政治经济学的教学课时数量不断受到压缩,部分高校管理类专业甚至取消了政治经济学课程,部分高校硕士和博士入学考试中不再要求考政治经济学。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成果发表渠道越来越窄,经济类刊物收录的政治经济学论文愈来愈少,在某些经济学评奖活动中,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成果甚至会被排斥在外。在政治经济学课程及学术边缘化的影响下,教师队伍日渐萎缩,梯队培养后继乏人,使得政治经济学的师资力量不断削弱。同时,由于政治经济学是一门理论性非常强的课程,客观上要求讲授教师必须具备深厚的理论功底和高超的授课技巧,这样才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并让他们主动学习政治经济学的理论知识。然而,在我们的教师队伍中,普遍存在着以下一些问题:第一,责任心不强。不少教师以完成课时量为教学目标,认为自己只要完成教学课时数和大纲规定的教学内容就算完成教学任务,不过问学生对政治经济学理论知识的掌握情况;第二,理论功底不扎实。部分教师对理论知识的掌握仅局限于教材,既不去钻研马克思、列宁的原著,也不去梳理近几十年来政治经济学的发展与演变,理论素养低下,课程讲授只会照本宣科,不能予人启迪,难免枯燥乏味;第三,教学方式落后。不少教师在教授政治经济学时,不思提高教学技能,增加教学手段,只会采取传统的“满堂灌”的方式来教授学生,单向灌输,缺乏互动,无法激发学生的内在学习动力,加上考核方式单一,造成学生出现“厌学”情绪。 3、学生方面。 大学生来高校学习深造的主要目的是就业,所以他们在课程的选择上非常功利,对就业和前途有帮助的课程就认真听讲,而理论色彩浓厚的课程则不感兴趣。他们在学习政治经济学这门课程时,也会提出相应的问题:“这门课程对我有什么帮助?”教师的标准答案不外乎三条:第一,有助于理解和把握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第二,有助于培养经济思维能力和理论研究能力;第三,有助于增强对社会主义的信心,坚定社会主义信念。教师所站的立场和学生不一样,不容易体会学生的强烈需求。在就业的压力面前,学生会觉得把握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不如一门实用性的技术,经济思维能力的培养不如其他经济类课程,社会主义信念的增强解决不了当前严峻的就业形势问题。怀有这类想法的学生占有大多数,他们对本门课程的学习缺乏动力,修学分成为他们前来听课学习的唯一目的。除了功利性因素之外,由于课程本身的因素,大学生在学习政治经济学时,还会遇到以下困难:第一,认识问题。部分学生,尤其是理科学生,将政治经济学简单理解为带有政治色彩的经济学,以死记硬背的方式进行学习,没有认识到政治经济学是经济学科的一门基础理论课程,存在认识上的误区;第二,政治经济学本身比较抽象,相对难以理解,同时由于学生们在思维方式上难以一下子转换过来,不会用形而上的唯物辩证法来分析问题,因而难以理解和掌握政治经济学的基础理论;第三,在整个经济学类的各门优秀课程中,政治经济学与其他课程之间的内在逻辑和联系非常弱,在基本范畴、理论前提和研究方法等方面与其他课程都有很大差别。学生在学习政治经济学时,难以将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和其他课程的知识融合起来,使得政治经济学作为基础理论的地位流于形式,未能在培养学生经济学理论素养方面达到应有的效果。 二、提升教学质量的一些建议 (一)不断发展完善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 政治经济学理论发展滞后于时展是其理论不够完善的根本所在,政治经济学只有在理论体系上不断发展创新,才能适应时展的要求。在大力发展完善政治经济学理论的过程中,需要注意以下几点:首先,要摒弃前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和其他经典作家对我国的错误影响,还原马克思《资本论》最真实的本源;其次,要克服教条主义倾向,以中国经济运行实践为基本出发点,以解决中国现实经济问题为导向,为经济学科其他理论提供理论支点和智力支撑;第三,要大胆借鉴其他学科和经济理论已有的学术成果,在不削弱政治经济学独立性和完整性的基础上,不断充实和完善政治经济学;第四,加强对当代资本主义的研究和探索,不能只简单讨论资本主义的腐朽性及其灭亡的必然性,更要关注如何学习和借鉴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科学规律,及社会主义经济如何与资本主义开展竞争和合作。 (二)不断提高政治经济学教师队伍整体素质。 教师是教学过程的主体,教师队伍的素质对整个教学过程的影响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一支稳定和高素质的政治经济学教学队伍是保障政治经济学教学质量的重要基础,而提升政治经济学教师队伍的整体素质必将极大地提升政治经济学的教学质量。提高政治经济学教师队伍整体素质:首先,要加强政治经济学师资队伍的建设,加大优秀人才的引进力度,建立科学有效的考核评价机制,提高激励水平,引进竞争机制,增加师资队伍的活力和凝聚力;其次,要为教师搭建好学习交流的平台,鼓励政治经济学教师参加高层次的学术研讨会,加强和兄弟院校在政治经济学领域的交流与学习,为本校政治经济学教师提供更多的进修学习机会;第三,要切实提高教师队伍的理论素养和科研能力,加强政治经济学的教学研究和专业领域研究,并把科研成果积极有效地转化为教学资源,以科研带动教学,提升教学的水平和层次;第四,要为教师队伍提供更多参与社会实践的机会,政治经济学是一门实践性非常强的科学,要求教师要理论联系实际,能够用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来解释中国经济的现状和问题。 (三)改革创新传统教学方式,不断提升教学效果。改 变传统教学方式,提高教学技能,是提升政治经济学教学质量最为直接有效的途径之一。学生是教学过程的客体,而改革创新教学方式的优秀就在于提高客体———学生的内在学习动力。由于缺乏互动,传统的单向传输的教学方式会使学生逐渐产生厌学的心理,而创新教学方式的关键就在于要增加互动,增加学生接受知识的途径。第一种适合于政治经济学的教学方式是案例教学法。案例教学法首创于美国哈佛大学,是一种教师结合教学内容选择具有代表性的现实案例来解释抽象理论的教学方式,最大的优势就是可以增强学生的学习兴趣,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和创新性思维。在政治经济学教学过程中引入案例教学法,可以把抽象的概念和原理融入生动有趣的案例之中,不仅能够提高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同时还能增加学生运用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方法来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第二种教学方式是研讨式教学。研讨式教学的互动性更强,要求学生对教师布置的问题进行积极思考并写出讨论稿,通过教师的审核后,在讨论中阐述自己的观点,即要做到讨论前有准备、讨论中有争论、讨论后有总结。这种方式能够培养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和语言表达能力,也使得教师对学生能够有更为深入的了解。需要注意的是研讨式教学对教师的课堂组织能力要求非常高,既要使学生有话可说,有话敢说,引发争论,又要保证学生发言围绕主题开展,一旦发现不当言论要及时进行引导和纠正。 (四)引导学生正确认识《政治经济学》。 引导学生正确认识政治经济学是激发学生内在学习动力的另一个途径。学生由于对政治经济学认识不足,才会对其存在偏见和误解,因而失去学习的兴趣。首先,政治经济学不是带有政治色彩的经济学,而是和西方经济学一样都是经济学的一个重要分支。政治经济学非马克思首创,而是他在批判继承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门基础经济理论科学;其次,政治经济学所揭示的基本经济规律和理论并没有过时,对于中国经济现实问题仍有重要指导意义,比如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关系原理,两大部类协调发展理论,货币流通理论,等等;第三,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具有不同的研究视角和阶级立场,因而在同一问题上可能会存在不同的表述,在学习时要避免受到西方经济学的干扰和混淆。 作者:齐安静单位:河南科技学院经济与管理学院北京大学经济学院 政治经济学论文:非营利组织科层政治经济学论文 [论文关键词]:非营利组织科层失灵外部性委托 [论文摘要]:由于信息的不对称和外部性,使得市场和政府在公共产品的提供上都出现了失灵,非营利组织作为一种科层选择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市场和政府的不足,但导致市场和政府失灵的信息不对称和外部性仍然困扰着非营利组织。如何构建有效的非营利组织公共责任机制,使人来维护委托人的利益就显得十分重要。 一、非营利组织起源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1.外部性导致市场机制无法实现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市场经济是人类迄今为止最具效率和活力的经济运行机制和资源配置手段,它具有任何其他机制和手段不可替代的功能优势。一是经济利益的刺激性。市场主体的利益驱动和自由竞争形成一种强劲的动力,它极大地调动人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促进生产技术、生产组织和产品结构的不断创新,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二是市场决策的灵活性。在市场经济中,生产者和消费者作为微观经济主体的分散决策结构,对供求的变化能及时作出灵活有效的反应,较快地实现供需平衡,减少资源的浪费,提高决策的效率。三是市场信息的有效性。高效率的分配资源要求充分利用经济中的各种信息。而以价格体系为主要内容的信息结构能够使每一个经济活动参与者获得简单、明晰、高效的信息,并能充分有效地加以利用,从而有利于提高资源配置的合理性。但市场经济也有其固有的局限性:外部性会导致市场机制无法实现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所谓公共产品,是指那些能够同时供许多人共同享用的产品和劳务,并且供给它的成本与享用它的效果,并不随使用它的人数规模的变化而变化,如公共设施、环境保护、文化科学教育、医药、卫生、外交、国防等。公共产品具有消费的非排它性和非对抗性特征,一个人对公共产品的消费不会导致别人对该产品消费的减少,于是只要有公共产品存在,大家都可以消费。这样,一方面公共产品的供给固然需要成本,这种费用理应由受益者分摊,但另一方面“公共产品一旦被生产出来,生产者就无法决策谁来得到它”,即公共产品的供给一经形成,就无法排斥不为其付费的消费者,于是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外部性”。即指一件事对于他人产生有利(正外部性)或不利(负外部性)的影响,但不需要他人对此支付报酬或进行补偿的活动。当私人成本或收益不等于社会成本或收益时,就会产生外部性。更严重的是,如果人人都希望别人来提供公共产品,而自己成为搭便车者,其结果便很可能是大家都不提供公共产品。而缺乏必要的公共产品,就不能满足社会经济的客观需要,从而大大降低社会资源配置的效率。 2.信息不对称导致契约失灵。信息不对称是指市场活动的参与人对市场特定交易信息的拥有是不相等的,有些参与人比另一些参与人拥有更多的信息,而且双方都知道这种信息分布状态。由于信息不对称,拥有信息优势的一方就很可能利用这种信息优势欺骗另一方。 3.政府失灵。公共产品的外部性与市场的信息不对称决定了此类产品和服务无法通过市场机制,而只能由政府或非营利组织来承担。但是,政府在提供公共产品问题上也会受到诸多条件的限制,如政府在满足社会需要的决策方面缺乏相应的大量的信息。同时由于过度科层化、机构臃肿缺乏对社会需求的即时回应。更加令人不安和怀疑的是,作为唯一可以合法使用暴力的机构,过度集权的政府将对其公民个人的自由权利产生极大的威胁。正是这些限制为非营利组织的出现提供了契机。相比之下,非营利组织比较有弹性,能够根据个人需求的不同提供相应的服务;能够在较小范围内开展服务;能够在服务的提供者之间展开竞争等等。正是由于政府和非营利组织在各自组织特征上的互补性,政府出于对服务提供的成本考虑,与非营利组织建立起了合作关系,从而既可以保持较小的政府规模,又能够较好的完成福利提供的责任。 二、非营利组织的科层困境 西方发达国家以及一批后发现代化国家市场经济的实际历程和政府职能的演化轨迹充分表明:上述市场调节机制的缺陷和失灵,为非营利组织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让出了空间。 非营利组织所使用的资源主要来自于社会捐赠、政府补贴,这就使得信托人(捐助人)受托人与“受益人”的角色产生了分离。信托人将信托财产交给受托人管理或处理,受托人取得该项财产的处分权,信托利益归于受益人。无论是委托人、受托人或受益人均不享有完整的所有权诸权能,也就是说,不享有绝对意义上的所有权。 因为信息不对称和外部性等原因,市场和国家这些组织机制都不足以满足社会对公共产品的需求,非营利组织作为政府以外的公共产品的提供者就有了存在的功能需求。但是,引起“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的信息不对称和外部性等因素同样会引发“非营利组织科层失灵”,这种“非营利组织失灵”在非营利组织特有的“出资人”(捐助人)受托人与“受益人”,“三权分离”的委托关系中表现为两个方面。 (一)非营利组织外部“委托关系”中的信息不对称与外部性问题 非营利组织作为一种科层制度安排,虽然有助于克服“契约失灵”,但是导致“契约失灵”的信息不对称在非营利组织产生以后依然存在,并以另外的方式导致对非营利组织监督的困难。 1.产出的品质与数量难以测度。正如美国经济学家沃尔夫指出:“同市场产出的效益成本描述相比,非市场产出总的来说没有一个评价成绩的标准”。这一结论对非营利组织完全适用。首先,许多非营利组织的服务性产出往往不像产品一样看得见摸得着,产出的数量和品质难以测度。其次,非营利组织的产出和产出的最终社会效果之间有时间上的滞后性。“非市场产出通常是一些中间产品……充其量是最终产品的‘’……间接的非市场产品对最终产品贡献的程度是难以捉摸和难以度量的”。最后,“非市场产出的质量尤其是难以弄清的,其部分原因是由于缺少有关产出质量的信息”。而在市场产出的情况下,“这种信息应当通过消费者的行为和选择传递给生产者”。非营利组织的产品缺乏价格信号和消费者的自由选择,因而也就缺乏检验和传递质量信息的机制和渠道。Rochester则用“责任的明确程度”表述了同样的看法:所谓的“底线”,即营利与否使得私营部门的责任明确,公共机构的责任和权限在法律中有明确规定,非营利组织的责任则处于相对模糊的状态。 2.服务的间接性。服务的间接性即服务购买者不是最终消费者,尚有中间环节的存在。这种间接性特征在某些公共部门同样存在,但在非营利组织尤为突出。其结果是:家长很难判断托儿所的服务质量,因为他们年幼无知的孩子才是服务的直接对象;子女很难判断养老院的服务质量,因为他们年迈体弱的父母才是服务的直接对象;捐助者很难判断慈善组织的表现,因为捐助者“购买”的服务无一例外是让第三者受益。简言之,服务的间接性导致信息获取的困难,进而导致监督困难。由于非营利组织“出资人”(捐助人)、受托人与“受益人”三权分离这一特殊的产权特征使得对非营利组织进行监督的问题在其众多的利害相关者(包括众多的捐助人、服务对象或受益人、政府主管部门、专业协会、所在社区等等)中产生了极强的外部性,以至于使这种监督成为不可能。正如管理学大师德鲁克所指出的:“对一个上市公司来说,股票持有者是最终的‘选民团体’。对政府来说,投票者是最终的‘选民团体’。”而对非营利组织的负责人来说,仅同一个占主导地位的选民团体打交道是“无法享用的奢侈品”。 3.众多的非营利组织之间也存在着外部性的困扰。如果把众多的非营利组织作为一个整体的话,如果非营利组织整体有一个廉洁的道德高尚的声誉,则所有的非营利组织都会从中受益,但个别非营利组织及其管理者却有足够的激励通过违规或者卸责来获取个人利益,依靠非营利组织的整体信誉继续吸引社会的支持。这种“搭便车”行为消耗着非营利组织整体的信誉资源,使得所有非营利组织的状况都变糟。 4.非营利组织的外部监督主体还面临着监督动力不足的问题。对于市场中的营利性公司来讲,为了获得利润,其出资人有足够的动力监督企业的经营管理,而非营利组织的出资人(捐赠人)一旦把财产捐献给非营利组织,就失去了对该财产的占有、使用、收益、处分以及管理、经营的权利,因此,缺乏监督非营利组织运营的利益驱动。另外,非营利组织的服务对象作为弱势群体,不仅在信息获取和处理、利益诉求和资源动员等方面存在能力的缺陷,而且由于受益者所处的不平等地位,他们的监督作用难以有效发挥。 (二)非营利组织内部“委托关系”中的信息不对称与外部性问题 非营利组织在提供公共产品方面作为对市场和政府的替代,在一定范围和程度上采取了科层式(hierarchy)的组织结构方式。科层可以被定义为某一决策者拥有非对称性和不完全界定的权威。这种权威能在一定范围内指挥其他人的各种活动。在科层组织里面,雇员的权利常常比较模糊,而责任更是如此。引起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的因素也同样会在非营利组织内部引起“科层失灵”。只要科层具有一个以上的下级单位,而且每个单位可以决定组织行为的某些方面,那么这些单位就不可避免地会遇到低效率和偏离行为。 正像哈耶克所讲的那样:“如今说科学知识不是所有知识的总和,几乎是离经叛道。但稍加思考即可得知,毫无疑问,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未经组织的知识体系,不可能以知识的一般规则称之为科学知识,这是关于时间、地点的特定情况的知识。正是着眼于此,所以基本上每个人都有一些别人没有的优势,因为他可以有利地利用他掌握的独一无二的信息。只有依赖于该信息的决策由他进行或在他积极配合下进行,才能利用到这种信息”。因为存在信息不对称,在科层中,上级很少能够直接观察到雇员工作的努力程度。相反,上级观察到的只是一些产出,但产出的决定因素除了雇员的努力,还有许多不确定的其他因素,如天气、经济周期、其他雇员的协作程度或者运气。只要存在这种不确定性,雇员就有机会通过隐瞒信息而策略性地卸责。 随着劳动分工和专业化的不断深化,生产的相互依赖程度正在不断增加,在非营利组织内部也是一样,团队成员的相互依赖性会模糊个人的工作成果,从而带来很强的外部性,除非非营利组织能够提供一种能衡量每个成员贡献和努力程度的装置,否则只靠成员的志愿献身精神很难维持长久。 (三)非营利组织的志愿失灵 非营利组织除了因为信息不对称和外部性会产生“科层失灵”外,作为人类服务的提供者也有着一些固有的缺陷,会产生“志愿失灵”。赛拉蒙提出了志愿失灵理论来说明非营利部门的缺陷,进而论证了政府支持志愿部门的必要性。在他看来,非营利部门的固有局限性在于以下几点。 1.对慈善的供给不足。一方面,由于公共产品供给中普遍存在的搭便车问题。更多的人倾向于不花成本地享受别人提供给自己的福利,而缺少激励去利他性的为别人提供福利。因此,能够提供的服务肯定少于社会最优的。另一方面,慈善的资金来源也容易受到经济波动的影响。一旦发生经济危机,有爱心的人自己也难以维持生计,更谈不上帮助别人。只有建立在强制基础上的税收才能提供稳定的、足够的资源。 2.慈善的特殊主义。志愿组织的服务对象往往是社会中的特殊人群,比如残疾人、未婚母亲、儿童、外来移民等。不同组织获取资源的能力是不一样的,现有的志愿组织可能不能够覆盖所有处于需要状态的亚群体。同时,由于大多数群体拥有自己的人呼吁为自己捐款,机构数量的扩张可能超出经济的承受能力,从而降低了整体制度的效率。 3.慈善组织的家长式作风。由于私人慈善是志愿部门获得资源的重要途径,那些控制着慈善资源的人往往根据自己的偏好,来决定提供什么样的服务,而忽略了社区需求,由此往往导致提供较多富人喜爱的服务,而穷人真正需要的服务却供给不足。 4.慈善的业余主义。根据社会学和心理学的有关理论,对于穷人、残障人士、未婚母亲等特殊人群的照顾是需要受过训练的专业人员的,但是志愿组织往往由于资金的限制,无法提供足够的报酬来吸引专业人员的加入。这些工作只好由有爱心的业余人员来做,从而影响服务的质量。总之,非营利组织在“出资人”(捐助人)、受托人与“受益人”三权相分离及具有一个以上下级科层单位的条件下,存在着内部和外部的复杂的委托关系,缔约各方的目标不可能自动统一,必须加以协调。但是,信息的不对称与外部性又使得这种协调无法低成本进行。 三、构建非营利组织的公共责任机制 非营利组织作为一种科层选择,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市场和政府在提供公共产品上的不足,但是导致市场和政府失灵的信息不对称和外部性仍然在困扰着非营利组织,并在一定程度上造成“科层失灵”。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构建有效地非营利组织公共责任机制,使人来维护委托人的利益就显得十分重要。 1.强化非营利组织的道德伦理信念。人类的动机要比单纯的财富最大化复杂得多,人类会牺牲财富或者收入来获得其他的价值。在《经理人员的职能》一书中,ChesterBarnard认为,组织实质上是由个人组织的合作群体。因而,经理人员的主要工作并不是致力于规约下属们的自利行为,而是激发他们超越自利性追求。他认为,经理人员的其他能力,“将不会被发挥出来,甚至将不会产生这些能力,假如缺乏一种责任感和献身精神以激励成员们对合作的基本信念的话……然而,组织的生命力与该组织所治理的道德程度成正比。这也就是说,远见卓识,长远目标,高尚理想,是合作得以维持的基础”。非营利组织的重要力量源泉即来自于其成员的志愿献身精神,它是公益、慈善的化身,担负着人类最为神圣的事业,因此,非营利组织的任何违规行为都将会沉重打击公众的道德与信念。非营利组织滥用公共资源的恶果甚至比其他机构滥用资源的后果更为严重。所以人们对非营利组织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的要求更高。整个社会和非营利组织的决策者和管理者都要注意发掘和强化非营利组织的道德资源和精神价值,以弥补单纯物质激励的不足。 2.建立非营利组织的法人治理结构。应借鉴市场中公司的法人治理结构,建立起非营利组织的法人治理结构。非营利组织法人治理结构的优秀内容是在非营利组织“出资人”(捐助人)、受托人与“受益人”三权分离的情况下处理好委托关系,构建起非营利组织所有权、决策权、管理权、监督权分立制衡机制,以防止内部人控制。这里面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要规范财务会计制度。 3.加重非营利组织的强制性信息披露义务。委托关系中委托人和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是造成“非营利组织科层失灵”的主要原因,因此,必须加重非营利组织的强制性信息披露义务。要求非营利组织及时、准确地披露组织的财务和管理状况、筹集资金的用途及使用效果、组织的目标、管理层和内部职工的薪酬等等。在这方面,政府是唯一具有法律权威强行要求非营利组织进行信息披露的组织。因此政府在非营利组织的监督管理方面负有不可推卸的职责。 4.构建第三方独立审计、鉴定机制。第三方独立审计、鉴定机制是帮助公众对非营利组织提供的信息进行分析与评价,克服专业的非营利组织与其非专业的利害相关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的一种机制。第三方通常是指具有法定权威或较高信誉的中间机构或组织。由它们制定标准,对行业内的成员机构之工作和项目进行评审,并在此基础上确认或否定成员机构自己所作的评审结果。虽然独立的第三方审计、鉴定机构并不对非营利组织进行直接的管理,非营利部门也不需对其给予任何关注,但许多非营利组织都自愿服从管理,因为私人捐赠者、募集资金的机构、政府部门以及媒体都使用它们的报告。总之,由于信息不对称和外部性的存在,使得市场和政府在公共产品的提供上都出现了失灵,非营利组织作为一种科层选择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市场和政府的不足,但导致市场和政府失灵的信息不对称和外部性仍然困扰着非营利组织。因此,如何构建有效地非营利组织公共责任机制,使人来维护委托人的利益就显得十分重要。 政治经济学论文:国际政治经济学论文 【关键词】帝国主义理论/马克思/特殊性和普遍性/国际经济问题 【正文】 一、帝国主义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的普遍观点吗? 国际政治经济学伴随着20世纪60年代世界政治经济的变化而兴起,“这次更多的是关心作为整体的世界经济的发展,而不完全是亚当·斯密当年的某个国家的经济进步。”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这次兴起,克服了国际政治学和国际经济学的分离倾向,也超越了古典政治经济学局限于一国之内的研究模式。这些研究见于理查德·库柏的《相互依存的经济学》(1968)、金德尔伯格的《权力与政治:国际政治的经济学和国际经济的政治学》(1970)、苏珊·斯特兰奇的《相互忽视的国际经济学和国际关系》(1970)等著作中。在所有这些研究中,罗伯特·吉尔平是将国际经济学和国际政治学结合起来研究的典型代表和集大成者。 凡是研究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学者,都不能忽视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20世纪60年代兴起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者也不例外,而且把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作为马克思主义在国际政治经济学上的普遍观点。罗伯特·吉尔平(RobertGilpin)先生就是这样分析的。他认为国际政治经济学中存在重商主义(或民族主义)、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三种观点。他对其中马克思主义观点的阐述,主要见于《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1975)和《美国权力和跨国公司:对外投资的政治经济学》(1981)中。 在《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中,吉尔平对马克思主义关于国际政治经济问题的观点做了综合评述。他指出,马克思主义认为资本主义被三条不可抗拒的规律所支配,“第一个规律,即不平衡规律,是对萨伊定律的一个否定。第二条是推动资本主义发展的一条规律。……这是一条资本集中(或积累)规律。”“资本主义的第三条规律是利润率下降规律。”马克思时代的资本主义只限于西欧,是一种封闭经济。然而1870-1914年,“资本主义已逐渐变成一种活跃的技术性的向全球扩展的开放系统。”在尼·布哈林的《世界经济和帝国主义》启发下,马克思主义的重要作家列宁认为,“资本主义通过海外帝国主义扩张,已逃避了其三条基本运动规律的制约。……资本主义国际经济的确在使世界向前发展,但这种发展是不稳定的。每个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速度也不一样,各个国家的实力发展不均衡最终将导致帝国主义战争以及国际政治动乱。”作者提出了马克思在这个问题上与列宁的分歧,“在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中,资本主义衰落的原因是经济性的;资本主义将由于经济因素而导致灭亡,因为无产阶级会不甘贫困而起来反抗。马克思进而还指出了这出戏的主角是社会各阶级。但是,列宁将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换成了一种政治的批判,实际上的主角已经变成了以经济发展为首要目标的竞争性的重商主义民族国家。”吉尔平认为,“由于布尔什维主义在苏联的胜利,列宁关于资本主义的帝国主义阶段理论尽管受到马克思主义其他继承人的不断挑战,终于成为国际政治经济学中马克思主义的正统理论。”据此,吉尔平把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作为马克思主义关于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一般观点。 在《美国权力与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政治经济学》中,吉尔平认为,“动力学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心;实际上马克思主义本质上是一种社会变革理论。它强调了关于生产方式变化以及其对既定阶级冲突的影响朝向不平衡发展的趋势。当这些趋势不能被容纳时,社会政治体制便通过巨变而打破。战争与革命被作为经济过程的一个构成部分。”“第二种观点——马克思主义者和重商主义者共同持有的——认为每一个相互依赖的国际经济在本质上是一种帝国主义的或等级制的体系。这种帝国或垄断的权力组织商业、货币和投资关系以促进自己的经济和政治利益。” 吉尔平对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观点的评述可以概括为:国际关系过程中,经济因素是国际关系的动力源泉,它决定政治发展;这种理论在马克思那里体现为,经济生活中的各个阶级推动了社会变革的实现;这种理论在列宁那里体现为,国际关系中的各个民族国家之间经济利益的斗争导致国际战争,这种战争又成为国内社会变革的导火索和推动力。无论是马克思还是列宁,都把国际关系看作一种“帝国主义的或者等级制的体系”。 显然,吉尔平侧重强调“战争与革命”在经济过程中的作用,这与其对国际经济活动的政治框架的强调是一致的。他是把马克思主义放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垄断资本主义大发展的特定背景中理解,并且侧重分析短期内国际关系的演变及其决定因素,从而把帝国主义理论这一特殊观点作为马克思主义一贯的和主要的观点。吉尔平认为,“随着资本主义性质的演变及其他的历史发展,马克思主义也一直在发展着。”不幸的是,吉尔平背离了自己的这句话。实际上,这种理解广泛存在于西文学者甚至马克思主义学者中。我们不禁要问,帝国主义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的普遍观点吗? 二、帝国主义理论的特殊性和马克思观点的普遍性 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认为,国际经济活动是国内利润率下降的结果,它具体表现为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间争夺殖民地的斗争,这种斗争成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国内阶级斗争的导火索,从而导致这些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同时也造成了殖民地国家的民族独立运动。然而,帝国主义理论只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特例,不可能有力地解释成为世界主流的和平与发展趋势。 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是对二十世纪初国际垄断资本及其代表发达国家政府国际行为进行分析的结果。这个时期的资本及其政治表现具有特殊性。由于世界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规律(必须指出,在任何生产方式下都存在这个规律,而不仅仅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引起了国际秩序的混乱,伴随着发达国家政府的世界扩张,资本开始进行全球掠夺,这样就产生了列宁提到的帝国主义现象。当然,这并非排除了资本对帝国主义行为的责任,资本追逐利润的本性不会改变,但是却会受到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制约和促进。在国际秩序相对稳定的时期,列宁所指出的帝国主义现象相对隐蔽和微弱,而且各发达国家政府会在斗争中学会如何保护共同利益,这就是不要在帝国主义行为中共同灭亡。因此就很难普遍发生列宁所谓的无产阶级利用帝国主义之间的战争进行革命的现象。而且,战后的福利国家实践更是破坏了列宁的假设。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思想是最具普遍意义的马克思主义观点。现在所谓的“不要顽固不化”,所谓的“进行不受原始理论束缚的创新”,所谓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过时了”等等观点,都是在否认回到马克思原始思想的必要性。与此相应,这些观点的鼓吹者们根本不屑于去寻求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原始思想;根据这种忽视理论根源的作法,我们称这些鼓吹者为者。可悲之处正在于此,这些者们一方面根本不知道马克思主义的原始思想为何物,另一方面却在极力否认回到马克思和恩格斯原始思想去考察的必要性。正如查尔斯·巴罗奈(CharlesA.Barone)指出的,“20世纪的马克思主义者们并没有充分接触马克思的著作。”无论是否马克思主义者,对于自己根本没有理解的东西极力否认对其进行理解的必要性,这种作法是荒唐的。所以,对马克思主义普遍意义的追寻迫使我们必须从马克思那里寻求起点。 吉尔平在谈到马克思和恩格斯很少论述国际经济问题时,列举了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的观点。显然,吉尔平没有读过马克思和恩格斯合作写成的 《共产党宣言》,或者读过但忽略了其中与此相关的内容,所以才导致他仅仅把恩格斯对德国统一市场形成原因的分析作为他们对国际经济问题的看法。即便吉尔平后来提到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并将其与马克思的理论相比较时,也仅仅是指出马克思观点中阶级力量被列宁观点中国家力量代替的事实,并没有提到《共产党宣言》所表达的国际经济发展理论。马克思和恩格斯生活的时代正是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发展到垄断、从西欧发展到西欧以外世界的过渡阶段。历史时代这种过渡性质并没有阻碍马克思对未来世界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预测,然而马克思兴趣的焦点限制了其对这个方面的深入探讨。《共产党宣言》的内容明显体现了这一点。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该书中只是在论述资产阶级问题的时候略带了资本主义全球扩张的趋势。这是马克思对国际经济问题的最早和较为详细的论述,虽然他在《资本论》写作计划中提到了“国际经济”问题,但是由于他的兴趣焦点在工人阶级的地位以及为改变这种地位而进行的斗争方面,加之由于身体健康原因,他对于国际经济问题的论述就只能成为一个未实现的计划。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写道,“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开发,到处建立联系。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此外,马克思还在《资本论》中写道,“问题本身并不在于资本主义生产的自然规律所引起的社会对抗的发展程度的高低。问题在于这些规律本身,在于这些以铁的必然性发生作用并且正在实现的趋势。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这些观点与其《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体现的生产力、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以及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的唯物主义观点是一致的,前者只不过是后者一般观点在国际范围内的体现。所以,我认为这里的观点代表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国际经济问题的原始观点,这里的观点应该作为具有普遍意义的马克思主义关于国际经济问题观点。 今天看来,虽然不大可能出现考茨基所谓的超帝国主义,然而随着发达国家以及发展中国家政府之间协调意识的增强和协调能力的提高,避免列宁提到的帝国主义战争以及利用帝国主义战争进行的国内革命是可能的。欧洲联盟(EU)、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北美自由贸易区(NAFTA)、东南亚国家联盟(ASEAN)、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等国际经济区域性经济政治合作组织的兴起证明了这一点。虽然这些组织内部也会出现各种利益冲突和矛盾,也许今后仍会出现由于贸易保护主义而发生的国际经济争端以及由此而来的国际政治争端,但目前国际经济自由化的趋势却是走着一条相反的路。 三、经济全球化中马克思观点的启发 经济全球化作为当代世界经济的发展趋势,已经得到大量关注和认可。经济全球化是当代最重要的国际经济现象,对此同样存在经济自由主义、经济民族主义和重商主义三种观点,显然经济自由主义占上风。这不仅体现在学术研究领域,而且体现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政府制定政策过程中。“进入90年代以后,国际投资领域中的政策自由化进程进一步加快。从1991—1994年,在全球所发生的373个与国际直接投资有关的国家法律与规定变化中,有368个即占98.7%的变化朝着更加自由化的方向发展。”[9]这种情况的根本原因在于,当今的国际经济秩序是由发达国家主宰的,国际经济在贸易、投资和金融等方面的自由化是符合发达国家经济利益的。发达国家的学者为本国政策辩护,这些经济理论通过发展中国家学者的学习和传播在发展中国家扎根成长。 这里一个颇为严肃的问题是,发展中国家学者和政府对崇尚经济自由化的本文主流经济学及其相应政策的盲目崇拜,可能损害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这在墨西哥1995年、阿根廷2001年金融危机中已有前车之鉴。所以,根据本国利益研究国际经济运行的一般规律而不盲从发达国家的经济理论,对于发展中国家尤其重要。 马克思关于国际经济问题的观点包括:价值的创造、分配和转移;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世界范围内的扩张。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分析了价值的创造过程以及价值在工人、企业家、资本家、地主等之间的分配过程;这种价值创造和分配都是在一种封闭经济中进行的。至于国际范围的价值创造和转移,马克思没有来得及研究,二十世纪的A.伊曼纽尔、安德烈·冈德·弗兰克、保罗·斯威齐和保罗·巴兰等深入研究了这个问题,结论认为在国际经济活动中的确存在着价值从发展中国家转移到发达国家的情况,但这些研究并没有否认发展中国家也从国际经济活动中获得一定利益。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世界范围内的扩张问题,马克思的观点不再赘述。二十世纪出现了一种“进化论马克思主义”,以拉克劳(E.laclau)、J.泰勒(JohnG.taylor)和P.雷(Pierre-PhlippeRay)等为代表,力图回复经典马克思主义,以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进化论为依据,认为“任何社会的发展都必须经过资本主义阶段”。应该说,这种分析的某些方面是符合马克思原始思想的。 英国著名经济学家琼·罗宾逊认为,“马克思是最勇敢的预言家,他所预见的大部分事情得到证实,但是他肯定没有料到,在《共产党宣言》发表125年以后,资本主义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繁荣,他也不曾料到社会主义革命会在最不发达的国家获得成功。”[10]事实上,这些情况在今天看来正好印证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全球扩张的预言。尤其是东欧巨变和苏联解体带给人们的思考,在生产力没有充分发展以前,必须在一定范围内借助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大力发展 生产力,为新社会的出现打下坚实的物质基础。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尤其是通过加入WTO而进一步加入国际经济循环的举措,都体现了借助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生产力的思想。实际上,马克思对国际经济问题的这种观点并没有否认经济自由主义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全球扩张的观点,而是根据技术决定论肯定了这种观点。问题在于,马克思不认为这种状况是人类最完美的经济形式,而仅仅是过渡到共产主义的一个阶段;但是经济自由主义却认为这种经济状况是人类的最完美的经济形式。 在当今经济全球化历史背景下,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理解马克思的国际经济问题的观点:第一,全球分工提高劳动生产率,并促进了资源优化配置。第二,在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发生了有利于后者的价值转移。第三,发展中国家通过技术、市场等途径可以接受并改造发达国家的生产方式为己所用,从而推进本国现代化进程。 马克思继承了亚当·斯密的分工提高效率的理论,只是侧重于国内一般分析。在国际经济理论方面,赫克歇尔和俄林提出要素禀赋理论,把分工理论推广到国际经济活动中。二战以来,国际贸易、投资和金融的发展对世界经济的推动作用证明了这些论断的正确性。 然而,经济全球化对国际经济总量增加的促进作用,不能掩盖其对商品价值在国家之间转移的推动作用。根据马克思创立的劳动价值理论,很容易推出西文跨国公司在发展中国家投资生产的原因。这些在发展中国家生产的商品在国际市场上以更高的价格出售,其销售收入除了补偿劳动力价值以外,可以有更多的剩余价值。国际贸易中,发达国家力图压低发展中国家农副产品和矿产品等初级产品的价格,而极力抬高本国工业制成品的价格,以此盘剥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借以在国际市场上实现价值的重新分配和转移。 如果说上述两点都是发达国家从国际经济活动中获利最大的话,那么经济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现代化进程的推动则使得发展中国家从中获得了长远利益,虽然也伴随着某种社会痛苦。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为发展中国家带来了新的技术和需求,同时也带来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促进了这些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但是,由于发达国家企业在国际金融市场上的主导地位,这些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进程有时非常困难。尽管如此,发达国家的学者和政府还是对此抱有一定担心,他们担心跨国公司把本国的先进科技扩散到发展中国家,从而失运河相对于这些国家的技术优势。(RobertGilpin,1975)同时,在这些发展中国家内部,如何分配由于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劳动生产率提高所创造的更多的价值,也成为一个问题。由于这些发展中国家原有的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社会权力结构的存在,价值分配有利于强者和富者,社会贫富悬殊日益严重,特权消费社会和广大贫困阶层并存,或者是政权当局不能有效推进现代化,或者是出现严重的社会动乱。 琼·罗宾逊(J.Robinson)说:“世界情况在开始好转以前肯定还要恶化下去。”[11]我们也可以说,世界情况在恶化下去的时候,就在酝酿着好转的动力。所以,在当代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理解马克思对国际经济问题的观点,必须抱着发展的眼光,与时俱进。
历史教师论文:浅谈历史课改实践中教师教育观念及行为转变 《全日制义务教育历史课程标准(试验稿)》要求课堂教学“要以转变学生的学习方式为优秀,注重学生学习历史知识的过程和方法,使学生学会学习。鼓励学生通过独立思考和交流、合作学习历史,培养发现历史问题和解决历史问题的能力,养成探究式学习的习惯”“提倡教学方法、教学形式、教学手段的多样化。”新课程目标强调知识、能力、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目标并重,这就要求历史教师在教学过程中更新教育理念、改变传统的教学方式,帮助学生进行有效的学习知识的同时,培养其能力和完善其人格。新的课程改革要求教师和学生在新的课堂教学过程中观念、行为角色都要随之发生变化。 笔者自2004年9月开始使用人教版义务教育课程标准试验教科书《中国历史》七年级上册、下册,经过近一年的课改实践,在讲课、听课、以及新教材教法、学法中有一些较为深刻的体会。 首先,教育理念的转变。笔者强烈的感受到自己就是课程改革的参与者、实施者和研究者,因而努力转变观念,正确处理好师生之间的关系,为新课改教学的实施提供先决条件。 体会一,学生观的转变,认识到“学生是发展的人”。本人在思想上已把学生看作有血有肉、有思想、有灵性可以教育引导的人。学生具有发展的潜在可能,要相信每一个学生都是可以健康成长的具有创造能力的。在历史教学中要面对全体学生,对每一个学生充满信心和爱心,充分利用新教材中的“动脑筋”和“活动与探究”锻炼学生的动脑、动口和动手能力。让更多的学生有机会训练和展示自己的独特的才能,让他们能实实在在的体验到成功和被其他人欣赏的滋味。特别是在小制作活动中,当同学们拿出自己用橡皮泥或胶泥,模仿制作的形形色色的商周青铜器,在课堂上相互交流观摩时,教室里立即成了一片欢乐的海洋。老师和学生一起沉浸在历史的长河中,体会着中华民族先民们的聪慧与伟大。在学习“昌盛的秦汉文化”一课时,让同学们观看89页的四个兵勇,选一个自己喜欢的形象,用黄泥制作出来。尔后将学生的作品收集起来进行评奖。这样不仅使学生的动手能力得以加强,同时更加浓厚了他们学历史的兴趣。再如小游戏:用各地不同的方言说一句话,再用普通话重复一遍,这既让学生真实感受了秦始皇统一文字的必要性,又锻炼了他们口头表达的能力。 体会二,本人在教育教学尊重学生的独特性。中学生有着自己的个性、情感、兴趣、爱好、需要、动机。尤其是新时期的中学生,他们有敏锐的观察力,活跃的思想,快速接受新事物的能力,对世界有自己独特的判断,有自己的选择。因此,在历史教学中对他们的想法做法,合理的、正确的能够给予热情的肯定,相左的也要加以鼓励引导,注意保护学生积极思维的品质。这样良好的师生关系就会渐立渐固,学生也敢于发问,敢于主动与老师质疑。因此也就有了如“小讨论:你认为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的学说中,哪一派的学说更有利于中国社会的发展?”这一讨论中的学生根据上网查找的资料,课堂上剑拔弩张,放胆争鸣,各抒己见的白热化情景。由于教师不时对新的不同的观点给予肯定,更加激发了学生的创新意识,锻炼了学生学会自己解决问题、处理问题的能力。 其次,教学方法的更新。着名教育家布鲁纳认为:“知识的获得是一个主动的过程,学习者不应该是信息的被动接受者,而应该是知识获取的主动参与者。”因而在教学过程中把学生当作研究者,而不是当作接受者。学生接受教育的过程,其实也是学习的过程、研究的过程。心理学告诉我们:任何一种学习,都是学习者对学习对象的接受、判断、筛选、组合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学生根据自己的需要吸收新知识,将新的知识纳入到原知识结构之中,形成新的知识结构,再对新的知识结构进行分析、判断、综合形成新的观点。学生在接受教育的过程的同时,也是一个研究者。教师也是一个研究者,师生双方互相交流、互相沟通、互相启发、互相补充,分享彼此之间的思想、经验、知识,交流彼此之间的情感、体验,进而达到共识、共享、共进,才能实现教学相长的目的。经过近一年的历史新课程标准教材的教学和反思,我体验到一节好的历史课,不在于教师个人的滔滔不绝的讲述,眉飞色舞的表演,而在于学生是否参与了课堂教学,是否和老师一起走进特定的历史情景,同喜、同悲、同忧。要达到如此境界就需要教师在课堂教学中尽可能的采用多种教学方式。如课堂上组织学生分小组辩论秦始皇的功过;角色扮演并评判刘邦、项羽等人物;生活中的“破釜沉舟”透视;史图结合画出陈胜、吴广起义进军路线图;历史课本剧表演等。引导学生参与讨论、参与分析、参与研究。教学方法的不断改进不仅促进了学生主动学习和参与研究的积极性,课堂上形成了融融的学习氛围,而且与学生平等交流,学生独特的感受、体验、理解得到尊重,建立起了平等的师生关系,师生和谐的关系得以巩固。 再次,是真真切切把学生待为朋友。第一,新的课程标准明确指出:“学生是学习的主人,教师是学习活动的组织者和引导者。”这就要求教师要从“独奏者”的角色过渡到“伴奏者”的角色;由教书匠向研究者转变,由课程的执行者实施者向课程的建设者和开发者转变。要想使学生变为“学习的主人”,使教师自己转变为“伴奏者”、“研究者”及“课程的建设者和开发者”,那么我们在历史教学中就必然要把学生当作朋友式的合作关系平等对待。教学中要用心倾听学生的观点、见解,即使是错误的看法,教师也要耐心倾听。要艺术性的与学生展开平等对话,与学生交换看法,纠正其错误观点,鼓励学生自由的表达自己的观点。这样师生之间才能建立起民主、平等、和谐的朋友关系,而不是旧的传统的那种被动式的师讲生听、师主生从的关系。也只有这样,学生才可能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才敢于提出不同的观点并向传统观念发起挑战。在这种民主、平等、和谐的氛围中展开的教育教学能够刺激我们的学生,主动探究历史问题,不就正好达到了使学生变为“学习的主人”的目的吗?学生的心灵得以开放,个性得以张扬,创造力得以开发,这也正是新一轮课程改革所梦寐以求的。 第二,教师在教育教学行为上,要以尊重、理解、宽容、赞赏的态度来处理师生关系。新课程的优秀理念就是“为了每一个学生的发展”,教师必须尊重学生的兴趣爱好、情绪情感、个性特点,尊重学生的选择、判断和意愿,维护每一个学生的人格尊严。同时还应该学会宽容,尽可能的尊重学生的多样性,珍视学生的个性差异学会欣赏他人,这样才有利于在师生之间营造一个民主、平等、和谐的朋友关系。 面对新的课程改革浪潮,我们肩负重任,只 要我们更新观念,反思传统,正确处理好师生之间的关系,以学习为舟,以研究为桨,以人格为帆,新的课程改革才会驶向成功的彼岸。我们的历史教学势必走出新的天地。 历史教师论文:历史教师的学生主体观刍议 近年来,“以学生为主体”一直是许多历史教师高呼的一种口号,也是不少历史教师力图付诸实践的一个目标。但是,就总体而言,“以学生为主体”的教学实践并未取得令人满意的成果。关于这一问题,其原因相当复杂,其中既有教育体制方面的原因,也有教师自身观念方面的原因,同时也有教学技能方面的原因。本文试图对历史教学中的学生主体观问题作一简要阐述,谨供正在进行教学改革或有志于教学改革的历史教师参考。 一、新中国的教育体制及教师的学生观 从新中国成立至今,历时半个多世纪,在此期间,文化教育的内容特别是教师的学生观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 1.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依附性教育时段 这一时段的中小学教育教学内容主要是语文、数学、物理、化学、历史、地理、生物等。建国初期的教育基本上是借鉴革命战争时期根据地的教育经验并参照前苏联的一套教育教学模式,理论上虽然也提倡教师为主导、学生为主体,但由于受经济体制的制约,这种理论在实践上是很难做到的。在高度集中的经济体制下的教育模式可以说是一种依附性的教育模式,它从上至下都是一种领导与服从的关系。在这种高度集中的单一所有制计划经济体制基础上产生的直条式教育模式下,中央政府是管理与发展教育的唯一主体,地方政府的主要责任是执行中央政府的计划与命令,缺乏管理与发展地方教育的主体责任意识与独立自主权。学校校长也只是执行上级政府制定的计划,服从上级的命令,缺乏管理与发展学校教育的自主决定权;缺乏研究与确定学校发展方向,调整发展教师队伍,改革教育教学工作的主体意识。在这种教育模式中工作的教师,其主要职责是执行政府制定的计划与教学大纲。学生在学习与发展过程中的主体地位只是停留在理论上,而实质上是被忽视的。 由高度集中的经济体制所决定的直条式教育模式实质是一种封闭式系统,它使广大教师逐渐形成一种惰性,逐步丧失责任感,只是服从命令,听从指挥,不求进取。在这种模式下,教师的思维模式和行为模式也都是依附性的。培养出来的学生也只能是从属性的、依附性的,具体表现在学习过程中,则是促使学生形成一种模仿式、再造式或复制式的思维模式与学习模式。在这种模式下,也可能会出现学习的优秀者,也可能会获得较高的学历。但是,在科学技术的创新、经济的开发、推动社会革新与进步等方面,将难于有所作为,有所贡献。由这些人组成的未来科学家、企业家、政治家群体也是很难肩负起登攀世界科技高峰、推动国家社会经济变革与发展之重任的。 2.改革开放后多种所有制经济体制下的主体性教育时段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过去高度集中的所有制经济体制已经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要求,继而出现了以公有制为主的多种所有制经济。中共“十四大”又提出了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其后,我国知识经济又初见端倪。经济体制的改革一方面有利于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另一方面也使社会层面增多,社会信息交流和沟通量增大。中小学教育也倍受社会关注,过去那种直条式教育模式显然不再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了。多种所有制经济的发展和社会多层面主体的需要都要求学校按照社会的需求培养主体性的学生。所以,不同质的学生同构于学校、班级之中,他们在校都是学习、发展的主体,将来都是社会发展的主体。与此相应,各级政府、教育主管部门、社区,特别是教师都应树立学生主体观和自身教育管理意识,使全社会都为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主体发展作出应尽的努力。 二、树立学生主体观过程中应确立的四种观念 在以学生为主体的历史学科教学中,教师应确立以下四种观念。 1.学习主体观。根据教学论专家的认定,目前世界上公认的先进教学论思想流派主要有五家,其主要代表人物及观点是:美国布鲁纳的结构课程论;前苏联赞可夫的发展性教学理论;前苏联巴班斯基的教学过程最优化理论;前苏联苏霍姆林斯基的全面发展教学理论;德国根舍因的范例教学理论。综合五个流派的共同特点,可以看出他们都重视组织学生直接参与学习过程,注重学生在学习过程中主体作用的发挥。在教与学的统一中重视学生智能、个性的发展,让学生在学习中理解学习过程,学习学科基本结构,指导学生 发现学习。也就是说,在全面认识与把握教与学关系、教学任务、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学生学习──认知活动组织形式等教学过程各系统构成要素的基础之上,建构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主体地位。深入地比较、分析与综合研究,深刻认识建构学生学习主体这一思想理论,并在历史教学实践中认真加以贯彻实施,将对历史学科教学质量的提高起到不可低估的作用。而真正成功的历史课堂教学也一定是指向教会学生学习、有利于学生终生发展的课堂教学。 2.潜能发展观。历史教师欲树立学生主体观,必须立足于自己所教学科为学生发展而教,深信每一个学生通过历史学习都能够得到相应的发展,都会取得成功。其发展与成功的内在因素则是每个学生自身存在的待开发的潜能。潜能是学生发展、成功的基础和前提,发展、成功则是潜能的实现过程与形式。研究表明,人的潜能具有如下四点主要特征:(1)普遍性。人的潜能的普遍性包括两个方面:每一个人都具有可待开发的潜能;每个人都有追求发展潜能的需要。科学研究证明,到目前为止,人的潜力发挥得还很少,有的人测算人的大脑只利用了10%,也有人说只利用了5%。尽管他们所测算的百分比不甚一致,但都说明一个共同的问题,即对每一个人来说大脑的利用率是很低的。(2)丰富性。人的潜能的丰富性是指人脑信息的可容量而言。当代脑科学家研究证明,人脑信息容量是大得惊人的。大脑每天能记载8600万比特信息。麻省理工学院的专家们曾形象地描述大脑信息储存量相当于美国国会图书馆存储量的50倍。(3)隐蔽性。人的潜能的隐蔽性是就人的潜能存在的方式而言的。它隐藏在人脑深处,往往不为人们所认识,人们甚至根本忽视自身潜能的存在,而常常错误地认为自己的能力一般,特别是遭受挫折时会认为自己的能力不如别人,进而产生自暴自弃的想法。(4)可开发性。尽管人脑潜能存在的方式是隐蔽的,但还是可以被开发的。除了着名的教育家洛扎诺夫利用音乐、游戏等形象手段在语言文学教学的同时,使人脑两半球协调发挥作用,以此开发智能,提高学习效率外,我国着名历史教育家赵恒烈先生也曾论述过利用历史图像教学开发学生右脑潜能的重要性。 3.以学为本观。以学为本的观念具体落实到历史课堂教学中,就是教师的教应当以学生的学为根本。教师应充分认识到在历史课堂教与学的过程中,教师的教是为了学生的学。教师的教法要根据学生的学法而定。当然,教师的教学方法对学生的学习习惯、学习方法、学习风格的养成又会起到很重要的作用。 4.多元成功观。多元成功可以从横、纵两方面来解释。从横面来说社会是多层面的,对人才的需求也是多元的,可谓360行,行行有成功。从纵向来讲,人的成功也有大、中、小之分。大的成功可以到基因解密、克隆技术、宇宙探秘;中等成功可以是一般技术革新;小的成功可以是幼儿园宝宝学会游戏、唱歌等。由于社会的复杂性和人的智力及经历、职业、环境、机遇的可变性,人的成功也是多方面的,成功的社会价值也是不同的,因而构成了多元成功。这种社会的多元成功,也决定了学校教育必须与社会相适应,培养多方面多层次的多元成功人才。因此,历史教师必须充分相信作为学习主体的每一个学生都有成功的可能,都会取得某一方面的成功或多方面的成功。必须确信学习成绩是评价每一个学生学习成功与否的重要方面,但决不能认为学习成绩是评价学生能否成功的惟一标准,因为学生的成功也是多方面的,它大致包括学业成功;个性发展成功;身心健康成功;思想品德、政治素养成功等。 三、以学生为主体的课堂教学模式 历史教师树立以学生为主体的观念,必然作用于教育教学的实践之中,其表现形式是多种多样的,但就其历史课堂教学来说,历史教师应根据学生的学习状况和教材的特点,转换选用不同的教学模式进行历史教学,具体说来主要应采用以下几种模式。 1.讲解接受模式。这种模式是历史教师在课堂教学中经常采用的模式。实际调查发现,这种模式在历史课堂教学的实际运用中约占74%左右。讲解接受模式的主要过程为:复习讨论;导入新课;讲授新知识(讲授中亦有师生互相提问、解疑、设置问题情景、进行讨论或争论等);重点总结;练习反馈。其功效是:学生能够在较短的时间内掌握大量的历史新知识,提高课堂教学效率。它的适用范围应主要是初、高中学生。适用教材应是理论性较强,学生自学较为困难的内容,如人民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高一年级世界历史教材第一章第一节《欧洲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出现》等。 2.自学讨论模式。这种教学模式不仅仅限于课堂内的历史教学,也可作为作业安排在课外。但不管课内还是课外,都应有以下教学过程:明确学习目标;学生阅读思考;师生提问讨论,解决问题;重点检测反馈;教师总结。自学模式的功效是: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它的适用范围应以高中生为主。教材多为比较容易理解的或学生在初中已初步学过,或在影视及生活中接触过的历史内容,如十月革命、等。这种模式突出了以学生的学习为中心,教师充当了课堂学习的指导者、顾问的角色。采用这种模式教学,教师最好在学生学习的早期教给学生自学方法。如,自定目标、自我监控等。据笔者了解,天津蓟县一中、北京市密云一中等校的历史课堂教学都采用了课前向学生下发“双导”(导学、导思)提纲,课中师生共同提出问题、探讨问题、解决问题的方法,促使学生能够有效地进行自学,收到了良好的教育教学效果。 3.问题-探究模式。这种课堂教学模式有人也称之为探讨模式,虽然称谓有别,其实质是基本相同的。其主要过程是:由教师或学生提出带有学习价值的、可研究的问题;教师引导学生提出解决问题的假设;教师向学生提供参考书目或网址,学生搜集、整理相关资料;学生运用相关资料和理论论证说明;师生讨论、总结和反思探索、论证过程的经验和教训。探究模式的功效主要是培养学生的历史探究能力和历史创造思维能力。其适用范围应是初、高中各年级。教材内容的选用多为单元复习或历史专题复习。在问题探究中教师要善于针对本地区学生的实际情况选题,一般选择学生较为关心且饶有兴趣的问题,启发学生多角度地思考、分析、解决问题。如:有一位富有经验的历史教师,当讲到中国古代史《清朝前期的政治和经济》时,恰值1998年底至1999年初电视连续剧《还珠格格》上映,社会上一时出现了“还珠热”。这位教师紧紧地抓住了这个“热”,经过一番准备后,便在历史课堂上以《还》剧为主题安排了一堂探究式讨论课:“你认为《还》剧突出反映了什么思想主题?你能联系教材从经济、政治方面说一说当时的历史背景吗?”问题提出以后,学生感到很新鲜,表现出格外的兴奋,讨论中高潮迭起,学生在论辩过程中不仅牢固地掌握了历史知识,历史思维能力、历史问题探究能力也得到了相应的培养。 4.情感教学模式。目前,在我国关于情感教学模式方面的探索很多,其中贡献较为突出的是:原北京三中朱尔澄 老师的《从情景交融到历史思维》以及江苏南通师范二附小李吉林的情景教学法。关于情感教学模式方面的历史教学,笔者认为一般应具有以下过程:教师创设情景将学生带入情景之中;使学生在课堂或实景中体验情景;学生在情境中体会历史内容,获得历史知识,表达情感。情感模式的主要功效是:培养学生的历史情感。适用范围:小学、初中、高中各年级。教材内容多为历史事件类,但亦不尽然,也有采用情感模式讲述古代文化的。 四、以学生为主体教学实践中需纠正的问题 随着教育教学改革的不断深入,历史教师的教育教学观念正在不断更新,以学生为主体不仅成为广大教育工作者的共识,也正在付诸教育教学实践之中,为此教学新法倍出,新的课堂教学模式不断涌现,这是非常可喜的。但是,笔者在与导师一起去中学随机听课和课余到北京城区及远郊几所中学调查时了解到,在突出以学生为主体的历史课堂教学实践中,也出现了一些需要纠正的问题。归纳起来,主要可概括为三点,即“两化一性”。 1.浮于表面化。其表现为三个方面。第一,教师提出的问题浮浅,不能使高中学生经深思而方得其解,没能达到培养学生历史思维能力的目的。第二,学生提出问题后,教师缺乏相机引导,使之向纵深思考、质疑、发问。第三,教师浮于每堂课学生的参与量,认为只要达到一定数量标准,就是突出了学生的主体。实际上,这是对以学生为主体的误识。教师应做到既能使学生广泛参与,又能引导学生由浅入深、深入浅出;既争取学生的参与数量,又不为参与数量所囿,重在讲求提出问题、解决问题的质量和对学生思维兴趣的激活与能力的训练。 2.方法单一化。主要表现为历史课堂教学过于刻板单一。无论什么教学内容,无论什么学生层次,统统使用一种模式,给人以千人一面的感觉。历史上鲜活的人物,教材中感人的素材没有得到充分的展现和利用。鉴于这种情况,历史教师应在工作之余,多研究一些教材编写、教材分析方面的知识,研究多种教学模式,以便切实把握教材内容,根据不同类型的课程、不同学生的情况,融会贯通而灵活转换使用多种教学模式。 3.行为被动性。一段时间以来,笔者曾利用假期、双休日等课余时间到7所学校(城区2所,郊区5所)与25名历史教师座谈,了解到仍有15%左右的历史教师没有认识到在课堂教学中发挥学生主体作用的重要性,在教学行为上表现为极大的被动性。正如他们自己所说:“课堂不提问不行啊!让怎么干就怎么干吧。”笔者认为,要改变这种被动性,首先还是要从思想认识入手,教师应努力提高对教育改革必要性、紧迫性的认识;只有如此,在教学改革的实践中才有可能减少盲目性,避免被动性,增强主动性 历史教师论文:试谈教师角色在义务教育课程改革中基本职责的历史转变 [摘 要] 随着“一切为了每一位学生的发展”的宗旨在九年义务教育课程改革中的贯彻,学生作为学习的主体,其基本职责就是自主学习。相对于自己的服务对象,教师角色基本职责的一种基本解读就是——诱导学生自主学习。 [关键词] 课程改革 教师角色 基本职责 诱导学生 自主学习 九年义务教育新课程的实施是我国教育史上空前的改革,新世纪中小学课程由学科本位、知识本位向关注每一位学生发展的历史将由此开创。而实现这一历史转变的主要角色,是千千万万义务教育阶段的教师和学生。因此,承担这一历史使命的主体角色必须和新课程一起更新一起发展。新课程的实施,关键在于教师。随着学生学习主体地位的确立,学生角色基本职责和学习方式的转变,教师角色的基本职责,也必须与时俱进地随之转变;并作出言简意赅的基本解读,以便千百万中小学教师的领会和操作,推进课程改革的顺利实施。 一 传统教学角色基本职责的历史演变和历史局限 千百年来,韩愈《师说》中的“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一直被尊奉为教师角色与基本职责的经典解读,根深缔固地影响着我国的学校教育和教师行为。这种解读,有其历史的积极意义,也有其时代的历史局限。上世纪末,依据填补历史空白的首部《教师法》,虽有“教书育人是教师的天职”[1] 的新说法,但教师行为并未有多少实质性的改变。随着新世纪课程改革的推进,随着“一切为了每一位学生的发展” 的最高宗旨和优秀理念 [2 ] 的确立和贯彻,对于教学角色及其职责、行为、作用的讨论空前广泛,空前深入。人们从国家、学校,组织、管理,科研、创新,文化传承、社会发展,等等不同的角度,赋予中小学教师种种职责;从各自不同的需要,期盼中小学教师承担种种角色。从传统的春蚕、蜡烛、园丁、人梯、助产士、人类灵魂工程师……到现在的向导、参谋、设计者、组织者、指导者、管理者、参与者、促进者、激励者、对话者、合作者、咨询员、催化剂,等等——这些探讨和演绎,对于全面了解和全面发挥中小学教师在课程改革中的全面作用,具有一定的意义。 从社会学的角度说,角色是社会对具有特定身份的人的行为期望。角色体现着与人们的某种社会地位、身份相一致的一系列的权利义务和基本职责。从小农经济时代到计划经济时代,传统的教学,教是“上所施,下所效也”(许慎《说文解字》);师是“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韩愈《师说》)。传统的教师在扮演着先行者、有道者的角色。在欠发达的社会,对于求知的学生来说,教师是知识的占有者和传授者,是有道的偶像和道德的说教者,是有学问的尊者和活的教科书。教师是学生唯一的知识来源;没有教师的传授,学生就无法学到知识。天地君亲师的威严和霸道,传统的学生角色只能是驯服的羊羔。看宋濂《送东阳马生序》中“余立侍左右,援疑质理,俯身倾耳以请;或遇其叱咄,色愈恭,礼愈至,不敢出一言以复”的描绘;读鲁迅《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乏味读书生活的回忆;查魏巍《我的老师》全文对三位老师的不同介绍;听郁秀《花季·雨季》中“又搞突然袭击”和同学背地里喊老师“陈老太”、“老古董”叙述;古代近代现代当代的传统教学,师生关系,其历史的演变和局限,或许可由此而见一斑。这些是艺术的真实,也是生活的真实。 在目前中小学传统教学中,学习(读书),或者更确切说——接受学习(被动读书),作为传统学生角色的基本职责应该说也是很明确的,甚至是唯一的;与之相应的,这时教师角色的基本职责,最传统最通俗的说法就是教书——按书教学生读书(按课本给学生讲课)。几十年来,我国的中小学教育一直是统一内容和标准、统一教材和教参、统一考试和检查。人民教师一切行动听指挥,已无昔日塾师那样的“课堂主宰者”的风光和自由。无奈的教师只能被动地且必须严格地执行教学大纲考试大纲课程计划,忠实地做向学生传授课本知识考试内容的教书匠。无奈的学生也只能是被动地接受教师灌输的书本知识、考试内容,成为被动的知识接受者、信息的容器、应试机械人。教学双方同在无奈地扮演着被动的角色,被动地履行着无奈的职责。教师只是既定课程的讲述者和传递者,学生只是既定课程的接受者和吸收者。“传道授业解惑”与“教书育人”只剩“传道”与“教书”,教师只能仅仅是作为书本知识传授者在苦苦支撑着自己的角色。 二 课程改革中教师不仅仅是“学生学习的促进者” 知识经济、市场经济的建立,信息社会的到来,推动着我国新世纪义务教育课程改革。新课程倡导民主、开放、科学的课程理念,不仅要求教师的观念要更新,而且要求教师角色要转变;要求“教师从过去仅作为知识传授者这一优秀角色中解放出来”。[3 ] 当课程由专制走向民主,由封闭走向开放,由专家研制走向教师开发,由学科内容走向师生经验的时候,教师角色基本职责和行为方式的转变就成为新课程实施的关键因素。 由教育部基础教育司组织编写的《走进新课程——与课程实施者对话》一书第四章第三节《教师角色和教学行为》谈到:“从教师与学生的关系看,新课程要求教师应该是学生学习的促进者”。[4 ] 这话,是对的;不过,可以担当“学生学习的促进者”角色的,远不仅仅是教师。至少,有文化的家长可以是学生学习的促进者,没有文化的家长照样可以是学生学习的促进者。所以我们并不认同“教师即学生学习的促进者是教师最明显、最直接、最富时代性的角色特征”[ 5 ] 的说法。教师应该是受过教育专业训练的专业人员,相对于学生的学习来说,教师的职责和作用,与有文化的或没文化的家长,应该是大不一样的 。作为学校教育的专业人员,教师应该是学生学习的很专业的促进者,并且在促进、推动、鼓励、激发学生学习的同时,教师还应该更多的履行其专业的职责,执行其专业的任务,施展其专业的特长,发挥其专业的作用。而具有这种职责、任务、特长、作用的角色,与家长作为“学生学习的促进者”的角色是有质的区别的。“学生学习的促进者”这个大概念的外延包括教师、家长和别的角色如校外辅导员等,但教师和家长与校外辅导员却是不同质的概念。把包括家长与校外辅导员等在内的“学生学习的促进者”,当成是教师最明显、最直接、最富时代性的角色特征,这就难免要犯“动物是蛇”那样的逻辑错误。 无论是过去和现在,学生的基本职责和任务都是学习。课程改革突出的是学生学习主体地位的确立和学习方式的变化——由被动学习接受学习转变为自主学习。学生作为学习的主体在新课程中,其基本职责和任务不再是过去的学习,更强调——自主学习。“自主学习”既是新课程学生角色的基本职责和任务,也是新课程倡导的学习方式。相对于学生学习主体地位的确立,相对于学生角色基本职责和任务与学习方式的转变,教师角色也应该随学生的转而转,其基本职责和服务方式也应该依学生的变而变。相对于自己的服务对象,教师应该尽快地从传统的不合时宜的角色中解放出来,不仅要做学生学习的促进者,更要成为学生“自主学习”的服务者。 三 诱导学生自主学习——教师角色基本职责的一种基本解读 关注每一位学生的发展是实施素质教育的本质要求,是义务教育课程改革的出发点和归宿。针对目前课程存在的突出问题,《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明确强调:“改变课程过于注重知识传授的倾向,强调形成积极主动的学习态度,使获得基础知识与基本技能的过程同时成为学会学习和形成正确价值观的过程”。针对传统教学方式的明显弊端,《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突出申明:“改变课程实施过于强调接受学习、死记硬背、机械训练的现状,倡导学生主动参与、乐于探究、勤于动手,培养学生搜集和处理信息的能力、获取新知识的能力、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交流与合作的能力”。新课程的实施,学生主体地位的确立,学生学习方式的改善,是以教师教学行为变化为前提的。教师应该依据改革的目标和服务对象的需要来确定自己的角色和职责,改变自己的服务方式。学生,是教师主要的服务对象。教师应该为“自主学习”的学生服务,教师应该服务于学生的“自主学习”。如何服务?从课程改革的角度、教学角色的发展变化来说,教师的职责和作用不仅仅是“促进学生学习”,更专业更本质的一种基本解读应该是——诱导学生自主学习。 作为学习主体,学生更多的应该是自主学习。在课程改革中,教师要尽快地从传统的不合时宜的角色中解放出来,但这并不意味着教师角色、职责、作用的淡化乃至取消。有一种观点认为:“教学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师生始终是平等的,不存在谁指导谁的问题,教师并不一定比学生高明”。[6 ] 这种见解很明显是由课堂主宰走向了另一极端。特别是在九年义务教育阶段,教师的作用其实是很重要的,其职责也是很必要的。“诱导学生自主学习”既是义务教育课程改革中教师角色的基本职责,又是教师为学生服务的基本方式行为方式;既充分肯定教师的专长和作用在于“诱导”,又明确突出“诱导”的目的在于实现“学生自主学习”。说“诱导”而不说“促进”,前文已作过探讨,“促进”是应该的,但这一概念太宽泛且诱导即为着促进。说“诱导”而不说“指导”“引导”等,则后者之意已蕴含在前者之中。“诱导学生自主学习”作为实施新课程的教师角色基本职责的一种基本解读,应该是千百万中小学教师可以接受、领会和操作的。 诱导学生自主学习作为教师的基本职责,意味着教师要具备诱导学生自主学习的本领和能耐。教师要在充分认识和尊重学生主体地位的基础上,“诱导”学生热爱学习的志趣,“诱导”学生形成良好的学习习惯,真正发挥学生学习主体的作用,做学习的主人,自信自觉自修自省,有主意有主见地主动学习“自己的课程”[7 ]。在这里,“导”应该是一种启迪,一种引领,因势而导。“诱”可以是诱发、劝诱,循循善诱;也可以是诱掖、引诱,诱其深入……一切可能的教育资源和手段——无论白猫黑猫,只要是有利于诱导学生自主学习的,教师尽可取之用之,服务于学生;并和学生一起学习一同成长。魏书生的成功,正在于他就是这样一位“诱导学生自主学习”的高手。[8 ] 九年义务教育课程改革试验正在艰难地推进,教师职责的明确与教师素质的提高,是相辅相成相互制约的实际问题。身为普通教师,和千千万万的中小学普通教师一样,期盼在为学生减负的同时,也能为教师减负,明确和简化自身的职责,和学生一起解放一同发展。“新课程将改变学生的学习生活,新课程也将改变教师的教学生活”。[9] 是故愿作引玉之石,求教方家。 历史教师论文:中学历史教师如何走进新课程 所谓新课程就是指一种课程文化的再创造,涉及课程理念、课程结构和课程实践的深刻变革,也就是说这是一次从教育理念到教学实践的全面改革与创新。传统的观念已把教师的职责定位于“传道、授业、解惑”,它内含着一种为知识而知识的倾向,在培养目标上,它指向的是“学”而不是“做”,它缺乏着一种创新意识,在深化教育的今天,这种观念已越来越与社会发展要求相悖了。在实施新型教育中,以传统的教学方式和行为进行授课活动的教师们将面临着时展的严峻挑战,所以对过去的常规的课程进行深刻的变革的新课程出现了。那么,我们中学历史教师应如何面对这次教学改革的洗礼,走进新课程呢? 通过长期的教学实践,深有感触,现将体会简谈如下,希望得到同仁们进一步指教。 一、教学观念的更新是教师走进新课程的前提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题为《学会生存》的报告中指出:“教育具有开发创造精神和窒息创造精神这样双重的力量”。长期以来,我们的许多课堂教学比较沉闷,缺乏生气,难于唤起学生的学习热情和智慧活动的积极性,更不用说激发创意和不断探索的精神了。按照一般的传统理解,课程内容规定了“教什么”,教学活动则主要解决“怎样教”,两者楚河汉界壁垒分明。多年来教师只扮演着“执行者”和“传声筒”的角色,严格按照课程规定,亦步亦趋,不能发挥自己的主动性,而学生则扮演着“接受者”的角色,在“课程进度”和应试取胜驱动下,囫囵吞枣,死记硬背,拼命地在适应“课程要求”中挣扎,而学习效果则事倍功半。随着社会的进步,我国教育人士开始对“教学大纲”所带来的各种教育现象进行反思,最终要以“课程标准”来代替“教学大纲”,这也就迫使教师必须要更新教学观念,紧跟时代脉搏。在“统”字模式下,我们中学历史教师一是应该对众多的教学材料进行选择,提出自己的建议以更适合本学校学生学习和资源利用;二是教师不应再去教教科书,而是用教科书教,教师即要改进教学方法,同时也要对教科书,进行重新认识。三是教法上,教师不能再单一地讲授,而是要多种媒体综合运用。对于教材,教师只能把它作为一种学习的材料。教师根据“课程标准”规定的内容领域,可增删教科书,也可以增补课外知识,以补充教材内容,同时也可应用现代教育技术在内容和方法上有所改进。总之,此次课改将反映在教师的教育观念、教育方式、教学行为的改变上,那就是要变“以传授知识为优秀”为“以培养创新精神为优秀”;变“教师本位”为“学生本位”;变“权威的传授者”为“平等中的首席者”,充分发挥教师的智慧,把学生置于教学的出发点和优秀地位,应学生而动,应情境而变,课堂才能焕发勃勃生机。 二、重构师生关系是教师走进新课程的落脚点 苏联着名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曾说:“课堂上一切困惑和失败的根子,绝大多数场合下都在于教师忘却了:上课,这是教师和儿童的共同劳动,这种劳动的成功,首先是由师生关系来确定的”。在知识激增,信息爆炸的时代,储存了多少知识并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学生要学会如何寻求和获得知识,这就要求教师在走进新课程中,必须重组师生关系。新型教育中的师生关系将不再是单向传递的关系,而是双向交流的关系,教师不但要有能力回答学生提出的各种各样的问题,而且要同学生进行各式各样的认识交往,只有通过心灵对接、意见的交换、思想的碰撞、合作的探讨,才能实现知识的共同拥有与个性的全面发展。如历史教学中,对一个历史人物的评价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教师如果简单的把结论告诉学生,必然会使教材黯然失色,如果学生在教师的引导下,通过讨论得出结论,不仅充分调动了学生学习的兴趣和主动性,提高了教学效率,而且更主要的是完善了学生的能力。课堂教学不再是“填鸭”式的灌输知识,而是越来越多地激励学生思考。由此可见,新课程中师生关系的构建,这个过程不是说教师的作用降低了,而是充分激发了教师进取心和创新意识,成为驱动教师的内化动力,其作用相应提高了。它要求教师在和学生进行灵活的课堂交往过程中要不断地反思自我、超越自我,把学生的学习情绪和生活经验纳入课堂,创生知识,教学才会富有吸引力,才能实现“教与学相长”。 三、知识结构的开放是中学历史教师走进新课程的途径 邓小平指出“现在世界的发展一日千里每天都在变化”。目前,我国大多数中学历史教师的知识结构,基本上是知识内容不变或基本不变的封闭型结构。教师的主要知识基本上局限于长期不变的教科书中的内容,知识的陈旧和老化已成为教师走进新课程的障碍。要构建一个既有肉体又有灵魂的活的历史学科知识结构,每位历史教师随时都要更新知识,在当今社会,谁不更新自己的知识,谁就会成为当代意义上的文盲。形势急迫,只有不断“充电”,加强教学业务进修,才能从传承走向创新,从主动探知到发现新认识、新信息,在学生的知识和智力发展间架起一座桥梁。从新课程来看,虽然形式多样,但内容以课为单位,使教师容易忽视前后课的内在联系,不能够使学生形成对某个阶段的整体认识,也不利于学生创新思维的培养和形成;从初中高中的衔接来看,由于初中教师不了解高中的教学要求和能力培养的目标,更不了解历史学科高考的能力要求,造成初中高中的教学脱节。由此可见,只有通过对新知识的不断接纳和吸收,才能使自己的知识结构不断得到改造和更新。随着知识社会化和社会知识化程度的日益提高,知识的一体化,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在高度分化的基础上走向高度统一的趋势越来越明显,新型的中学历史教师不应是固守于一门学科的狭隘专业人士,而成为具有丰富知识的人才,对每一个历史教师来说,科技、文学、宗教、艺术、哲学等,都应在他的视野之内,如在世界近代史教学中,在讲到外国地名、人名或重大事件的名称时,教师如有意识地加上几个英文词汇,比如black people,Industrial Revolution,booty,Monopoly等学生熟悉的词汇,或增加媒体图画形象显现,这样在教学中不 仅增加了趣味性,而且把历史和英语学习结合在了一起。虽然教师在备课中增加了知识的广度和深度,但却激发起了学生的求知欲和学习思考的独立意识。当然,教师在走进新课程时,知识结构的开放仍是有侧重点的,它体现了一中有多和多中有一,是一和多的辩证关系。 四、注重学生学习方式的变化是教师走进新课程的运行机制 所谓学习方式的变化主要表现在学生学习过程的基本特征的改变。传统的学习方式把学习建立在学习者的客体性、受动性和依赖性的基础上,忽视人的主动性、能动性和独立性;而新课程的教学方式的基本特征表现在强调学生的主动性、能动性和独立性。一些教师在备课时,往往更多的是考虑自己怎么上这堂课,而很少把自己当成学生来想想:如果我是学生,我会遇到什么问题?在上课时,也只是按照事先的“脚本”如同演戏样地“教学表演”,于是这些教师难以跨越传统授课的局限性。在传统的教学中过多强调的是如何“教”,而在新课标中则更多地思考学生如何“学”。相应于新课程的教学要求,教师上课时引导学生改变旧的学习方式,在实现新课程学习方式基本特征的前提下,提倡和发展多样化的学习方式,特别要倡导自主探究和合作的学习方式,让学生成为学习的主人,使自己的主体意识、能动性和创造性以及合作精神不断得到发展。要使学生的学习方式发生变化,关键是能否将“各种活动”引入课堂,让学生真正动起来。因此,“活动化”教学是实施新课程较为适宜的教学方法。教师将会通过设置问题情景等多种教学组织形式引导学生独立、自主地发现问题参与到教学环境中来,通过实际操作、调查、搜集与处理,表达与交流等活动,激发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使学生最终获得知识与能力,掌握解决问题的方法,让每个学生都得到充分发展,提供成功的体验。 为调动中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培养学生创新精神的实践能力,在教学中我们可以构建和设想学生学业成绩评价的创新模式,力图打破过去从一张试卷评价学生学业成绩的模式。在承认和尊重学生的个体差异的原则下,在一定范围内让学生选择开放性的考试内容,使学生的个性特长得到充分发挥。开放性考试在某些问题上不强调评价标准的一致性。鼓励提出独特、新颖的观点,具体形式可以是:①写历史小论文 ②制作历史小报 ③制作历史小画报 ④历史小制作等。设想每学期初,学生可以根据自身的特长和爱好,选择一种考试形式,学生在制作开放式考试作品中,都将融入了他的智慧和创新。新课程强调的是师生交往,共同发展的互动过程,这种考试模式的确定,它符合了新课程的特点,必然会反馈学习方式的改进。因此,重视学生学习方式的变化,这是教师走进新课程的运行机制。 新课程的实施已为中学历史教师提出了一个新抉择,或在张扬教学质量中升华学生素质,或在压抑课堂教学质量中漠视学生素质,这就要求教师们要更新教学观念,转变教学方式,否则课程改革就将流于形式,事倍功半甚至劳而无功。因此,中学历史教师要适应新课程,教学观念的改变,新型师生关系的重塑,开放性知识结构的建立,注重学生学习方式的变化的任务是迫在眉睫的。 历史教师论文:实现历史教师角色和学生学习方式的转变 新课程改革是一项关系到几亿人、几代人生命质量的宏大工程,新课程标准带着鲜活的新理念,向我们走来。课程的实施对广大历史教师提出了新的要求也对学生的学习方式提出了新的要求,为适应这些新变化,教师的角色和学生的学习方式将发生怎样的转变,本文将从师生关系、教与学关系、教学与课程的关系等方面来探讨这些问题。 一、教师角色的转变 新课程的实施呼唤建立新型的师生关系即师生间的民主与平等。新课程强调,教学与教与学的交往互动,师生双方相互交流、相互沟通、相互启发、相互补充,在这个过程中教师与学生分享彼此的思考结果,交流彼此的情感。现代教师应由居高临下的权威者转向“平等中的首席”,要在师生间建立起民主、融洽的合作关系。教师不再是教学活动的主宰者,学生不再是迫从者,师生处于“双主体”的同等地位。 新课程对历史教师的角色提出了新的要求,教师仅仅把自己当作教学中知识的传授者,已不再适应时代的要求,而促进学生以学习能力为重心的个性和谐、健康发展是教师最具时代性的角色特征。历史教师要成为学生学习的促进者,应当实现由重教师的“教”向重学生的“学”转变。历史教师必须“以转变学生的学习方式为优秀,注重学生学习历史知识的过程和方法,使学生学会学习。教师要转变教学方式,树立以学生为主体的教学观念。在教学过程中要创设丰富的教学情境,激发学生学习的动机,培养学生学习历史的兴趣。教师要引导学生进行参与式、探究式、体验式等多种方式的学习,促进学生学习方式的根本转变,引导学生乐于同他人合作,共同探讨历史问题。 “历史学习是一个从感知历史知识到积累历史知识、从积累历史知识到理解历史的过程”。学生对历史的认识过程一般经历感知具体历史知识──理解规律性历史知识──巩固历史知识──运用历史知识等阶段。在教学活动中要遵循这些规律,不能单纯地让学生记忆和存储历史结论,而是结论和形成结论的过重并重。教师要引导学生探询形成结论的生动过程,引导性学生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并经过一系列质疑、判断、分析、综合等思维过程,伴随着多种观点的碰撞、论争和比较,最后获得历史结论。 教师是新课程的实施者,而教师素养的高低是课程改革能否成功的关键所在。课程的诸多新问题需要教师学习、研究、反思、发现、探究、创新及总结。这就要求历史教师应由“教书匠”向创新型教师发展转变。 历史学科是一门综合程度极高的人文学科,它要求历史教师具有丰富的历史知识和相关学科的知识,在专业素养方面成为“一专多能”的复合型人才。新课程对历史教师的知识结构和能力都提出了新要求,教师要通过不断学习、充实完善自己。随着科技的发展,历史研究的最新成果不断涌现并融入新教材中。所以教师要学习这些新知识,完善自己的知识结构,新课程注重历史的人文教育功能、主张通过历史教育对学生进行人文素质的培养。教师要学习人类社会丰富的人文科学知识,不断提高自己的人文素养。历史教师只有通过不断学习,才能与时俱进,不断完善。 二、学生学习方式的转变 在传统历史教育观里有一个问题很值得我们深思,即强制学生接受强的历史使命感和注重对历史的大思考。在孩子的课本里无不充斥着成年人的思想,这些思想多是先贤圣哲们用毕生精力探索出的智慧和真理,这些智慧和真理的确很深刻,但是他们与学生生活离的太远,学生的认知水平达不到这样的高度,因而课堂生活十分琐屑、平庸、贫乏和沉闷。以上表明传统教学存在着严重弊端,因而课程改革已是势在必行,学生学习方式的转变已迫在眉睫!“它关系到我们教育质量,关系到我们学生能一个什么样的未来,关系到民族素质的提高,关系到综合国力的强弱”。探究性学习正是从学科领域或现实社会生活中选择和确定研究主题,在教学中创设一种类似学术研究的情境。通过学生自主、独立地发现问题、实验、操作、调查、信息搜集与处理、表达与交流等探究活动,获得知识、技能、情感与态度的发现,特别是探索精神和创新能力发展的学习方式和学习过程。 本次课程改革力图将以往单一传授知识的教学转变成全方位的培养人的教学,新课程强调精选终身学习必备的基础知识和技能,强调教育内容与学生生活以及现代社会和科技发展的联系:在学习方式上强调培养学生主动参与、探究和动手的能力、搜集和处理信息的能力、获取新知识的能力、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交流与合作的能力;扣人心弦的导语、饶有趣味的材料,活动课的设置,这些无疑都为探究式学习提供了必要条件和旋转舞台。 三、运用探究式学习的方式 在教学过程中,依据探究性学习的实践性、现实性和开放特征,打破了传统的教学模式,进行了一些实质性探索。 1、课前预习,培养探究意识 不会发现问题,人只是知识的容器。发现问题是探究性学习的前提,所以每上课之前,要求学生们预习教材,了解教材的基本知识及观点,并且要求同学们能在每节课教材里发现1—2个与现实联系较紧或自已感兴趣的问题,使他们在心目中有自己的重点、难点,为以后的学习作好了准备。 2、再现历史情景、激发探究欲望 历史学科具有时间、空间的特定场景,教师应有意识地引入具有一定情绪色彩、形象具体的历史场景,让学生有切身的体验与感悟,激发学生探究欲望。这就要求教师在课前要精心选用好情景资料,把学生带入历史氛围之中。 学生在观赏中体验历史情感,把各种感官都应用到学习过程中来,可以保证具有各种记忆和思维类型的学生都能积极地感知教材,使学生自然进入探究角色。当然同学们看完影视资料的同时,教师要适当引导。特别是针对学生所提出的问题进行引导,使他们能有所收获,有所侧重。 历史教师论文:学生喜欢什么样的历史作业──从美国教师布置的作业谈起 关键词:历史作业;美国;能力 历史作业是检验教学的重要载体。如何让历史作业与新课改的理念一致,使其更具人文性、创造性和开放性,是每位历史教师所要思考的课题。2008年5月中国历史课程网部分转载了高钢的《遭遇美国教育》一/!/文,笔者读后颇受启发。 作业1:《中国的昨天和今天》……过了几天,儿子完成了这篇作业。没想到,打印出的是一本20多页的小册子。从九曲黄河到象形文字,从丝绸之路到五星红旗……一是我看到儿子把这篇文章分出了章与节,二是在文章最后列出了参考书目。 作业2:《我怎么看人类文化》……儿子很真诚地问我:“饺子是文化吗?”为了不误后代,我只好和儿子一起查阅权威的工具书。费了番力气,我们总算完成了从抽象到具体又从具体到抽象的反反复复的折腾,儿子又是几个晚上坐在微机前煞有介事地做文章……这次打印出来的是10页,有自己设计的封面,文章后面又列着那一本一本的参考书……上面有教师的批语:“我布置本次作业的初衷是让孩子们开阔眼界,活跃思维,而读他们作业的结果,往往是我进入了我希望孩子们进入的境界。” 作业3:儿子6年级快结束的时候.教师留给他们的作业是一串关于‘二次大战’的问题。“你认为谁对这场战争负有责任?”“你认为纳粹德国失败的原因是什么?”“如果你是杜鲁门总统的高级顾问,你将对美国投放原子弹持什么意见?”“你是否认为当时只有投放原子弹一个办法去结束战争?”“你认为今天避免战争的最好办法是什么?”。 作业4:1教师让孩子们去图书馆任意寻找10本关于美国历史的着作;2.用自己的语言分别写出这10本着作的内容概要;3.再从每部书中选择你认为印象最为深刻的描写、论述或者是数据做5张卡片,一共要做50张!卡片上要注明引文出处,包括要注明作者、书名、出版机构、年代和版本;4.教师还要求孩子们从书中选择自己认为对美国历史发展进程起到过重要作用的10位人物,对每个人物写上一段几百字的评论。我问儿子,这个作业教师给了多长期限?儿子说四周内要完成。 作业5:你认为托马斯·杰斐逊起草的《独立宣言》有什么局限?……几天后,他把他的作业给我看,题目是《我们今天离托马斯·杰斐逊有多远》,里面充满了现实批判精神。 阅读上述作业,我们可以看出美国教师注重以开阔的视野、严格的过程来引导孩子们去关注现实的生活,培养他们适应社会和运用已有的文化成果进行创新和探究的能力①。这些作业没有“标准答案”,富有挑战性,带有鲜明的综合性特点,不查阅大量的文献,不投入精力是难以完成的。为什么还是“小学生的儿子”乐意投入于如此具有挑战性的作业呢?文章给出的答案是:“美国学校给孩子的‘大型’作业,往往具有这样的特征,一是没有标准答案,让你充分地发挥主观能动性,二是对方法要求严格,训练你观察和解决问题的基本能力,三是实用性,让你去关注生活的实际,让你看到自己努力的成果和价值。这种作业你想偷懒都困难,找不到机会。”套用我们新课改提出的“三维目标”,美国教师已经将三者有机结合在一起,形成了完美的整体。 与美国教师布置的作业相比,我们很少布置这样的作业,另一方面学生也难有这样的热情去完成历史作业,多半把作业当成了一种负担。笔者所在的广东省重点中学,订了一本教学辅助资料,可是每次都有学生以各种借口不做作业,更有甚者还直接照搬书后的参考答案。我们作业的特点是注意小切口,选取具体的知识点设计题目,这就把学生的思维限定在一些具体的知识点上,例如《精耕细作农业生产模式的形成》的“自我测评”:“1.简析中国古代农业经济的基本特点。2.中国古代农业的主要耕作方式是什么?3.评价中国古代的自耕农经济。”②答案都可以直接从教材中归纳出来,“知识本位”的意识仍很明显。学生对作业缺乏兴趣,问题不在学生,而在于作业的古板方式和死板的内容。 农业是人类的衣食之源,生存之本,从古到今,政府都非常关注。如果从创新和实践能力培养的角度出发,通过对古代农业的学习,我们有必要把古代的农业和精彩的现实连接起来,引导学生关注今天的农业发展。假如布置《今天中国还有小农经济吗》《你认为今天中国农业的出路在哪里》,这类具有较宽视野、并且可以引导学生关注当前农业发展的作业呢? 我们也很少设计挑战既定结论和“权威”的作业,这样就不利于培养学生的批判思维能力,有悖于历史教学的目标。《辛亥革命》的自我测评是简析辛亥革命爆发的原因、性质和伟大意义③,《对外开放格局的形成》的自我测评是简述我国加入世贸组织的重要意义④。这就限定了回答的范围,学生已不可能“信马由缰”。《对外开放格局初步的形成》的学习延伸要求“以小组为单位,搜集一个经济开发区发展情况的图片,配上解说词,举办小型展览,展示我国对外开放的成就。”⑤该活动可以培养学生的时代自豪感,但是在搜集资料时,难免会遇见负面反映的资料,毕竟对外开放的时候还有“苍蝇”飞进来。那么学生如何面对这些资料呢?为了完成作业,这些具有负面影响的资料恐怕将要被弃之不用,学生也就失去一次全面客观地认识对外开放的机会! 从美国的历史进程来看,《独立宣言》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而美国教师竟然布置“你认为托马斯-杰斐逊起草的《独立宣言》有什么局限?”高钢的儿子并没有因为这类“挑刺”的作业,辨别不清“真善美”,出现“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的错乱,相反,“儿子为了回答老师的问题,在互联网上找到《独立宣言》的原文和评价《独立宣言》的各种文章,一边阅读,一边作笔记。他感慨地对我说:‘托马斯·杰斐逊绝对不是一般人!’”。这都表明,只有当学生的内心和“情感、态度与价值观”融合在一起,教育才是有效的。 受到美国作业的启发,笔者开 始有意识鼓励学生大胆质疑“权威”,培养其主动探索、独立思考的精神,根据教学内容创设一些类似史实的情景,结合学生的想法,尝试布置不再预设标准答案、有一定自由发挥空间的作业。通过大半年的教学实践,学生对历史多了一份爱好,在课堂上我也不再是“单枪匹马”。 以学习《从中日甲午战争到八国联军侵华》一课为例,学生痛恨于清政府的无能和卖国,深为中国的处境而悲愤不已。为了引导学生吸取历史教训,认真思考现实问题,笔者设计了一题开放性作业:在中日甲午战争中,中国有没有获胜的可能?即使今天中日之间不再计较历史问题,领土、能源这些严峻的现实问题就能妥善解决吗?你认为中日之间还会有一场战争吗? 学生争论的很激烈,特别是在“中日之间早晚会不会有一场战争”问题上,必战和必和两种观点互不相让,都有不少的支持者。我整理了大家的作业,发现所有学生都认为,如果清政府在甲午战争中全力以赴的话是可以战胜日本的,之所以失败是统治者的腐败造成的。为了说明这一结论,不少学生举朝鲜战争的例子:同样是中国人,为什么最强大的美国都战胜不了我们,而在甲午战争中,败给了和我们实力不相上下的日本?对于“中日之间还会有一场战争”这一问题,认为必战的学生多是从近代以来日本侵略中国和现实一些敏感的事件来谈的;支持必和的学生多是从当今世界潮流和中国拥有核武器这一压倒性优势来谈的。 近日读到王俊伟老师的《寒假作业里的大天地》”[1]一文。王老师利用放寒假之际设计了两道题,让学生任选一道来做:一是家乡、家庭史研究,比如村名变迁研究,家庭收入变化研究等;二是搜集家乡年节材料,透过这些材料的演变折射沧桑的历史。作业中,有的搞村名探源,有的研究村貌变迁,有的研究置办年货多寡、品类的变迁问题,有的研究春节期间人们购买服饰的变化问题,还有的研究春节期间物价问题.研究春节期间人们出行交通工具的变迁问题。就是因为这次贴近生活实际、充满乐趣的作业,使部分学生改变了对教师和学习历史的态度,个中原因值得深思! 我们历史教育的目的是什么呢?台湾的张元教授认为历史教育的目的有两个:一个清醒的头脑跟一颗善良的心。我们不仅仅要传授知识,更要引导学生去适应日新月异的社会需要,为成就自我助一臂之力,为未来的幸福生活奠定基础。布置历史作业的价值和意义在于实践在课堂上获得的能力,从历史实际中获取某些启示,从而增强学生不断学习、主动探究、适应生活、反思社会的能力。所以,我们可以借鉴美国的作业模式,设计一些鼓励学生运用文献得出对历史想象的认识和见解,引导学生思考现实的重大问题的历史作业,让学生自己构建对历史的认识,从而更好地关注学生的全面发展,促进学生的社会性发展。 (本文的写作得到了华南师范大学教科院刘良华教授的指导,在此深表谢意!) 作者简介:曹凯,男,1975年生,硕士,广东省肇庆中学高中部,中教一级教师。 历史教师论文:中学历史教师的素质浅谈 当前,随着教育体制改革的进一步开展,如何提高教师素质以适应新形势的发展这个主题已经越来越被教育界所重视。因为这直接关系到教师在教育教学中过程的威信,也直接关系到教与学这个教育教学最主要环节中师生的交流是否成功的问题。因此在这一方面,无论是教育主管部门还是第一线的教育工作者都有不少的经验和认识。笔者的教学年限虽不太长,但由于一直工作在历史教学的第一线,因此在这方面也颇有一点体会。 教师的素质是一个全方位的问题,不可或缺地包括师德、专业素质和工作方法等多方面,作为一名教师,这几方面自然是缺一不可的, 尤其是师德方面更是每一位教师都应具备的起码素质,这一点许多老师都有着深刻的认识和精辟的论述,就不再赘述了。在此仅就笔者在几年的历史学科教学中体会最直接的关于“师才” 在教学过程中的作用谈一点认识。 作为所谓“副科”教师,一般一周只与学生接触两节课,如何在短暂的时间内培养师生情感,并进而培养起其学科兴趣,比起语、数、外等学科教师来,我们的难度相对要大些,这就要求我们在提高自身素质上做文章。以笔者的认识和实际教学过程中的体会,“师才”可在以下几方面得以体现: 1.具备相当的专业知识 作为一名教师,与学生最直接、最经常的接触和交流是课堂教学,而课堂教学恰恰是最具有明显的学科性和专业性的。一些被学生反映为“不会教书”或“教得不好”的教师,有相当一部分原因就是专业不过关,凭课本和教参“照本宣科”,既无合理的教材处理也无深入浅出的教材分析,一俟学生进一步提出问题或涉及学科新成就和较深层次的问题就只好“顾左右而言他”,久而久之,在学生中就失去了威信和信任。况且在当前社会多元化影响下,学科的多元化趋势也在加强,各学科之间的联系越来越密不可分,这种联系性无论是在教学过程的教材处理中还是在高层次的考试中都处于越来越突出的地位。特别是在这几年的高考中文科的语文、政治和历史三个学科之间的联系要求之高历史上尚无出其右者。 比如,在讲述陈胜吴广发动的秦末农民战争这一章中,你会发现历史课本上的内容远不及语文课上的《陈涉世家》来得丰富,有时在预习语文书上的内容后再进行授课,效果会更好些。再如,对于文化部分的文学诗歌的讲解,倘若没有足够的文学功底,一节45分钟的内容一定会显得枯燥无味。在看过福州二中倪江山老师的《封建文化高峰光耀千古的文学》一课的录像后,认为这节课成功的奥妙之一就在于授课者有不浅的古诗词基础,对李白、杜甫、白居易的诗词及韩愈、柳宗元的散文等作了十分精辟的演绎,使学生在获得历史基础知识的同时又增长了许多古汉语知识,由此可见历史与语文的联系之密切了。 而政治与历史间的联系则更进一步,历史课上所传授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等即是政治课的内容,尤其是现代史部分,由于紧扣时代脉博,如果历史教师对政治学一知半解或有反向的理解,则会给历史教学的客观性产生导向上的副作用。 由于篇幅所限,在此仅列出语文、政治两科与历史学科的联系,其实历史课上也经常涉及美术、音乐甚至数理化的内容,在此就不一一列举了。 因此,作为一名历史教师,只有具备比中学教材更高深和广博的多的知识,也只有对教材内容有着十分深刻的认识,善于进行教材分析,才能居高临下,正确处理教材,更加准确地讲解教材,解答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提出的各种问题。 同时,由于科技的发展,知识结构日新月异,作为教师还应关注着历史研究的新成就,使自己的知识结构不断得以更新和发展,并在教学中结合教材传授给学生, 以开拓学生的视野,不断提高教学质量,体现新时期的教学特点。 因此,教师的专业素质是教师整体素质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由于现阶段的中学教师特别是中青年教师大多是经过各级高中等师范院校深造后才走上教育教学岗位的,因此这方面的“师才”问题似乎不太突出,而在下述两方面,教师素质的个体之间差距则十分巨大。 2.掌握全面的教学技能和技巧 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主要是通过课堂主渠道向学生传授知识的,因此,就要求教师必须具备有组织教学、课堂提问和解答,批评和表扬等方面的技能与技巧,必须具备有语言表达、身体语言和心理暗示等技巧,同时还必须具备有板书、板绘和使用电化教具的技能与技巧。 对于学生来说,能否最大限度地将老师传授的知识掌握下来,关键在于能否真正的听懂老师在课堂上所传授的知识并加以成功地吸收。相反,为了让学生最大限度地掌握知识,作为教师应该采用各种方法使学生听懂自己所教的内容。一些人认为历史课不是“故事课”就是“古董课”,其中原因有方方面面,在此不作评述。笔者认为要消除他们的成见,不要光停留在争执与辩论上,更重要的应该是努力挖掘自身潜力,发挥自我的最佳水平,变被动为主动。 在几年的教学摸索中,笔者根据学生不同的年龄特点和学科能力的不同要求,形成一套较受学生欢迎的教学方法。如在初一年段展开竞赛式教学法,由于此年龄段的学生比较争强好胜,喜欢听老师和同学的夸奖, 于是每节课都设计十几个问题,然后按小组回答或抢答,将其得分记在黑板上。一分成绩要有一分辛勤付出,为了多得几分,学生们自觉不自觉地掀起学习历史的热潮。以往要求学生课前预习、课后复习的效果往往不佳,原因就是因为学生处于被动学习的地位,现在要为集体争光,老师即便不布置预习和复习,他们也会埋头书上,于是就变被动学习为主动学习。实践证明,此教学方法对于初一学生十分有效。而在初二年段则进行乐学教育法,经过一年的竞赛式授课,效果虽说比较理想,但长期使用此方法,已经长大一岁的学生逐渐由兴趣到枯燥。为了继续保持学生的学习兴趣,几年来笔者经过反复实践、推敲,在初二年段开展乐学教育法。关于这一方法,许多老师均有较为全面的说明和深刻的体会,就不多做介绍了。对于初三年段的学生则相应采取参与式教学法。这一年龄段的学生身心较为成熟,而且时逢初三学的是《世界历史》,许多学生随着知识面的拓宽,时代节奏感强,他们努力去了解世界,但又不全明白事件的历史背景、发展方向和前景等,所以笔者尽量将初三的 每一节课上得生动活泼,让学生多问多答,即一个问题由学生提出,学生回答,不完备之处再由老师补充。这种参与授课法目前正在进行之中,极受学生欢迎,但效果还有待进一步核定。 此外,经验丰富的老师还善于采用身体语言和直观教具来诱发学生的“无意注意”,使学生在课堂中能准确地捕捉信息,并在脑中形成直观而深刻的印象,这些印象是与教师在授课过程中的语言和其他表现同时并存的。学生正是在这种获得知识的过程中体验学习成功的快感,产生心理上的满足,从而对使自己获取知识的老师产生信任和崇敬。 因此,作为教师是否具备这一方面的素质直接关系到能否获得学生的信任,在每堂课之前能否使学生产生心理上的期待,以提高课堂教学的质量,达到教育效果,这也是教师专业素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3.具有广泛的兴趣爱好和一定的业余技能 一个有着广泛的兴趣和爱好的人在人际交往中无疑是受到欢迎的,在教学过程中也是如此。由于年龄的原因,学生的求知欲是很强的,这种求知欲并不满足于在课堂中所学到的书本上的知识,而是在文学、艺术、军事、体育甚至社会学方面的所有知识和技能都会引起他们浓厚的兴趣,他们获得这些课余知识的途径主要是通过阅读一些有关的书刊和报纸,或参加一些社会活动来获取的。虽然我们在专业课的教学任务中可以没有这些内容,但历史科的包容性极强, 在适当的时机以适当的方式在课堂上让学生接触一些书本以外的知识无疑会使学生兴趣提高。 如在初一上学期的历史教学中,出现了我国古代史上的几次以少胜多的著名战例,笔者在讲完淝水之战之后,把几次事件串起来,让学生介绍各自所熟悉的典型战术,然后再归纳这几次战例以少胜多的相似之处。有可能的话,还可在适当的机会, 进行一节军事知识竞赛课,既能丰富书面上的知识,又能进行国防教育。 再如,在解释“蹴鞠”这一名词时,如果你有一定的足球知识,就可以与学生一同探讨中国足球和世界足球,也许这会多占用几分钟的课堂时间,但却可以使那些小足球迷对你刮目相看,而后这些学生就会觉得与老师有了共同语言,甚至会认为学不好历史就对不起“历史老师”。由此可见,拥有广阔知识面的老师与学生之间的关系更容易朝良性的方向发展。 在成为一名教师之前,我们大多都受过各种较高层次的教育,因此在专业知识和相关学科的知识上已有了一定的造诣,这是我们成为一名教师最起码的素质,也是笔者在上述第一点中所阐述的,但是对于其他如体育、文艺等非学科的知识和技能的掌握都严重的因人而异。有经验的老师特别是班主任都不难发现,在一定领域中有特长的老师特别受学生的欢迎,老师在书法、体育或文艺上的才华也往往会使学生为“自己的老师”感到自豪,在这种自豪的同时,对老师所产生的“崇敬”心理一旦带到历史教学的课堂上,对于我们组织教学和提高学生学习兴趣十分有效。当然,也并非绝对地说看的书多、知识面广或有一技之长,就能呼风唤雨。实际上,我们强调的教学素质更重要的还是将基础知识与能力培养紧密结合,能将所知、所学、所想等贯穿于课堂的实际教学中,让学生在消化本学科基础知识的同时,又增加了对新事务的认识与理解。 一个教师一旦具备了上述几项素质,相信会成为深受学生欢迎的人,而教师的威信也是在教学的成功中不断得到提高,更有利于下一轮的教学,这是一对相辅相成, 相互促进的教与学之间最直接的发展关系。 一个具有广博知识和广泛兴趣爱好的教师会使学生在接受教育之前以接受的心态来对待即将到来的学习,而教师也可籍此树立十分良好的形象,在教学过程中以“高素质”的形象“先声夺人”,取得学生的信任和欢迎,这对于营造“乐学”氛围,提高课堂效率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这也是我们新时期探索心理教育与知识教学相结合,提高历史教育工作者素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历史教师论文:中学历史教师人格魅力的构建 历史教育的功能,要求历史教师既是人类历史文明的传播者,又是学生学会如何做人的引路者。对于中学生来说,教师的人格魅力,是任何力量都不能替代的最灿烂的阳光。乌申斯基说:“在教育中一切都应以教育者的人格为基础,因为只有人格才能影响人格,只有性格才能影响性格。”“野蛮产生野蛮,仁爱产生仁爱”,只有教师自己具有美好的心灵,才能使学生的心灵更美好。好的教师,本身就是强大的教育力量。因此,历史教师在教育教学中,不仅要通过语言去传播知识,更重要的是要用自己的心灵去塑造学生的灵魂,用自己良好的素质和高尚、健全的人格,为学生的学习和成长起到师表和典范的作用。那么,历史教师应该如何提升自身的人格魅力呢? 第一,历史教师要有过硬的思想政治素质。历史教师自身应具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这也是历史学科的基本任务所决定的。历史教学作为人文学科的优秀课程,其思想性、教育性很强,它所展现的广阔历史视野,蕴含的丰富人文素材,积淀的深刻人类经验,在学生人格教育方面有着其他学科无法替代的强大感染力和促进作用。历史教师在向学生传播作为人类文明成果的历史知识的同时,更要树立强烈的历史责任感和使命感,要高扬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旗帜,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进行中华民族传统美德教育,以培养学生良好的道德品质。同时,历史教师还应旗帜鲜明地讲理想、讲信念,坚持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用高尚的人生追求教育学生、引导学生、感化学生,坚持全面发展,教书育人的方向。 第二,历史教师要有扎实的理论专业素质。为适应世界科技突飞猛进、知识更新异常迅速的时代要求,历史教师更应该善于接受和消化新知识、新理念,不断提高自身素质,积极探索好的教学方法,从而活跃课堂气氛,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还应自觉学习有关教育学、心理学等教育理论知识,用科学理论指导自己的教育教学,尤其是优秀历史教师更应该成为新的教育教学理论的创造者。历史教师只有学识渊博、业务精良,讲课能够深入浅出、旁征博引,具有演讲家的口才和艺术家的风采,才能使学生产生敬重感,也使学生从语言到行动上都有了学习的榜样。这可大大提高历史教育教学的质量。 第三,历史教师要有拳拳爱生之情。情感在教育教学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已越来越为更多人认可和重视。有位教育家曾讲过:“教育之没有情感、没有爱,就如同池塘没有水一样。没有水,就不能成为池塘,没有爱,就没有教育。”因此,热爱学生、尊重学生、信任学生、严格要求学生是历史教师教育威信形成的根本保证。如果历史课教学中教师忽略了对学生的情感关怀和热爱,就等于抽掉了历史课教学的灵魂。同时,历史教师为人正直,出于公心,对待学生无等级之分,并能准确了解每个学生的爱好和内心世界,尊重他们的人格和个性差异,关心激发他们的求知欲、创造欲,促进他们的主动性和创造精神,与他们和谐相处,用发自内心的真情实感坦诚相待,学生才会在情感上与教师共鸣,才能亲其师、信其道,也才能达到教育的目的。 第四,历史教师要有执着的奉献和敬业精神。在当前某些人的功利心态愈演愈烈的情形下,不少教师也心理失衡,所以,要做好一名历史教师很难,也就更加需要历史教师具有执着的敬业、乐业精神。历史教师对学生充满热爱之情,不断增强自身教书育人的事业心和责任感,才能正确处理好苦与乐、贡献与报酬的关系,才能以教为乐,不图名利,甘心为教育事业奉献,才能受到学生的尊重,成为学生学习的榜样。 第五,历史教师要有很强的创新素质和现代意识。随着教育事业日新月异的发展,也给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历史教师必须要有很强的创新意识和教育科研能力,只有与时俱进,常思考,勤动笔,才能使自己由“机械型”的教书匠向“学者型”的教育家转变。同时,教师还要积极关心教育的改革与发展,重视自身的修养与道德品质的提高,自觉树立民主意识、法律意识、竞争意识、合作意识以及具备较强的适应能力,尊重学生人格,承认学生在思维方式上、发展过程中的差异,这样才能让学生感受到学习的愉快和创造的乐趣。 历史教师论文:幼教师建国60周年征文:让历史告诉未来 怀着虔诚的心情,我郑重地扣开历史那扇沉重的大门,细数时间车轮在这里留下的车辙,或浅或深,默默地,我感到心中一片静水流深…… 60年,对于我们这有着五千年文明的历史古国来说,不过是白驹过隙,弹指一挥。但对于刚过而立之年的我来说,却只能用我的成长历程来见证我们的新中国逐渐坚实的脚步。 我出生于一九七四年,我的幼年生活也充满艰涩的回忆,我们家姐妹四个,我最小,一家人只有父亲一个人有微薄的工资收入,那时只有过节或者生病才能吃上一顿像样点的饭菜。我母亲经常跟我提起我三、四岁时做的一件傻事:那天,姐姐们都上学去了,父母也都出工在外,当时已是初冬季节,外面还下着蒙蒙细雨,我一个人只穿一件单薄的衣服站在院子里,好心的邻居发现后,要把我拽回屋里,我却拼命地边挣扎边大喊,“我不回去,我要生病”“我就是要生病”。直到母亲回来后才弄明白,原来我是想以生病做代价,来换取一个水果罐头。每次听这个故事,我的女儿都会问我是不是真的,只有六、七岁的她当然想象不出穷困的生活是什么样。那一个甜甜的水果罐头,那一碗热腾腾香喷喷的面条是怎样的令我魂牵梦绕,渴望生病,我又怎样因为不肯放弃小女孩的美丽,而痛哭流涕地拒绝穿打了补丁的旧衣服! 等等等等。 如今,三十年过去了,三十年的努力拼搏,三十年的沧桑巨变,铸就了一个民族近百年的梦想!我们的生活奇迹般的实现了由贫穷到温饱,再到整体小康的跨越式转变;而身处其中的一个小小的我和身边千千万万的同胞们,从普通人的着装饮食到城市的景色面貌,更是真真切切地目睹和感受到了我国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的巨变!抚今追昔,我可以肯定的、自豪的说:我是幸福的,因为我正在感受着、经历着每一个中国人的幸福生活! 在单位,常常会听到年长的同事给我们讲述他们当时的工作环境,听着他们的描述,我们仿佛在听一个古老的传说。我看到了,看到了那个破旧的一下雨就闹水灾的小四合院,看到了因为生火取暖而被烟呛的直咳嗽的老师和孩子们,看到了那群为了一个纸飞机、一本图画书而欢呼雀跃的孩子们,看到了为做教具而挑灯夜战,手上起了冻疮的年轻的老师们,看到了一块黑板、一架手风琴全园师生轮流用的场面…… 再看如今我们的幼儿园,色彩靓丽的教学楼,塑胶跑道,木地板,应有尽有的图书和玩教具,千兆校园网、多媒体教室、电脑、电视、空调等现代化设施一应俱全,实现了教育信息化、办公现代化、管理网络化,我又一次深刻的感受到了建国以来所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又一次深刻的感受到了真真切切的幸福,为我自己,为我们所有的人和我们的孩子们,生活在这个幸福的时代里,而感到幸福! 一滴水可以折射太阳的光辉,一个家庭、一个单位可以反映时代的变迁。作为一个普通人,我为拥有富足、安逸的生活而快乐;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我为教育的巨变,为现在的孩子享受优质的教育而欣慰,为我工作的幼儿园的进步和变化而欢欣鼓舞!我感谢,感谢每一位为我们的国家、为我们自己而努力奋斗的人,带来的今天这幸福的生活! 作为一名与改革开放同成长的年轻的幼儿教师,我将怀着无比感激之情,立足本职工作。时刻不忘向优秀的党团员学习,发扬优良传统和作风,富于创造性地开展工作,更加满怀激情地投入到各项工作中,在平凡的岗位上实现自己人生的价值。 60年风雨岁月峥嵘,60载奋斗谱写华章。一个民族,会因为他的古老而闻名,会因为他的倔强而伟大,历史的车轮仍在滚滚向前,岁月会沿着历史的车辙见证一个民族的崛起,这一切,历史会告诉未来! 历史教师论文:历史教师教研意识的基本构成诠释 教研意识是教师开展自主学习以及帮助他人进行有效学习的基本保证,是教师专业发展的重要内驱力,它根植于教师的行为规范之中,帮助教师不断进行自我提升与发展。作为一门人文学科,历史学科的优秀功能是育人──培养符合社会规范的公民和帮助学习者掌握终身学习的能力。但是由于过去中学历史教学中存在过分强调知识传授的现状和泛政治教育化的倾向,历史学科的功能一直未能得到充分的挖掘。重知识、轻能力,重结果、轻过程,重感性、轻理性,重说教、轻人文的现象一直存在。学生以记、背为能事,视历史学习为畏途;教师以传授知识为主业,缺乏对历史的感悟与思考──这种缺乏历史智慧的导向和忽视学生理性心灵发展的现状是与部分教师缺乏教研意识有关的。因此,如何引领教师生成良好的教研意识,并不断获得提高,是新课程改革对历史教师的新要求。 一、情境意识 所有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都有其滋生的土壤和活动的空间,这片土壤与空间就是历史情境。简言之,历史情境就是指历史事件发生以及历史人物活动所处的时间、空间以及其时代背景等,它决定着历史发展的趋势和历史局面的形成。同样,所有的教学现象也有其产生的情境,它决定着教学活动的开展与教学目标的达成。一个历史教师应该充分创设历史情境与教学情境,帮助学生活化历史,激发情感。 教师必须在钻研教材、了解历史的前提下,创设历史情境,让学生感知历史,让自己拓展历史思维。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是人类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制度,然而,在不同的历史情境下,它所起的作用是不同的。在中国,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不断加强,使中国的封建制度日益强化,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以及“重农抑商”的统治政策,对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的进一步发展造成了极大的阻碍。但欧洲的情况就不同了,因为资本主义的发展需要有一个统一的国内市场和强有力的政权保障,可当时欧洲许多地区仍然处于四分五裂的状态,于是新兴的资产阶级联合封建王权势力,通过战争等方式完成国家统一,从而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由上可知,专制主义中央集权虽然与资本主义的发展格格不入,但当时欧洲的历史情境,专制主义的加强却是资产阶级所需要的。例如,德意志与意大利就是依靠封建王朝进行自上而下的“王朝战争”来完成了国家的统一,从而为两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扫清了障碍。教师一定要让学生明确:历史并不是简单的文字堆砌,也不是天花乱坠的传说演义,历史情境复杂多变,造就了历史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如果用僵化的公式去推论历史,很容易陷入唯心主义的误区。 二、思辨意识 所谓历史的思辨意识是指用独立的、实证的意识来取代盲目迎合的心理,即相信事实的证明以及运用认识规律和理论去思考和分析,以自己的独立思考去支配自己的行动。思辨意识具有四个层面的内涵:探究、质疑、反思、创新,四者之间相互联系,逐渐深入:有探究,才能质疑;有质疑,才会反思;有反思,才能创新。 (一)探究 探究既是科学学习的目标,又是科学学习的方式与优秀。历史史实浩如烟海、历史真相扑朔迷离,如果不去探究,人云亦云,就会以讹传讹,甚至胡编乱造,这是对历史以及历史教学的不负责任。探究是一种刨根问底式的追究,是一种寻求论点、论据的艰难跋涉,但探究决不是钻牛角尖,更不是标新立异,它必须在科学的态度、严谨的思维、执着的精神的引领下进行。洪秀全发起了太平天国运动,表达了中国人民的抗争精神与不畏强暴的意志。但据此就过分拔高洪秀全的人物形象,显然不是一种科学的态度。作为一个农民起义领袖,洪秀全的最高理想就是改朝换代,根深蒂固的皇权思想决定了他的目光短浅、生活腐化以及极度的猜忌和狭窄的心胸。通过科学的探究,我们可以确认,即使太平天国革命成功,中国历史上也最多出现与清政府难分彼此的封建政权,不可能使中国顺应世界潮流走上资本主义的道路,这一点马克思已经有所论述。我们只有不断地探究,才能体验学习历史的乐趣,形成尊重事实、善于质疑的科学态度。 (二)质疑 质,乃询问、责问;疑,乃不能确定、不能解决。质疑,即询问不能确定、不能解决的问题。在历史学习与教学过程中,质疑应该存在于各个环节,蕴含在整个学习与教学过程的始终,也就是说整个教学过程实际上就是一个质疑流程。 作为一名历史教师,质疑意识应该存在于学习与教学两个方面。从历史学习的角度来说,现今历史学习的最大困惑,恰恰在于学生不会发问。学生看得懂教材,但理不清思路;学生听得懂课,却提不出问题。这就要求教师首先要有质疑意识,要及时、妥当地引导学生质疑,并能对学生的质疑进行及时疏导和解答,让学生得到释疑的快乐。作为一名好教师,在每一堂课中学生会提出怎样的问题,教师要做到心中有数,并能有所指导。例如,常言道:“落后就要挨打”,但综观中国古代历史,为什么常常是落后的、野蛮的游牧民族侵略先进的、发达的中原农耕地区?同样是地主阶级的变法与改革,目的同样是为了“富国强兵”,变法的内容同样都涉及土地问题,为什么变法却有成有败?这些问题对帮助学生理清历史概念,拓展知识内涵都是有作用的。 质疑的意识还应该存在于教学过程之中。教师应该不断挖掘教学过程中出现的疑点,并围绕这些疑点精心设计问题。因此,教师教学过程的质疑意识是通过教师在教学过程中的问题设计体现出来的。中学历史教学内容的依托主要是教材,教材是教学的依据。教师只有引导学生揭示教材的内在联系,从教材中的热点、冷点、关键点、矛盾点和误点、弱点、难点、空白点、交叉点中,发现隐藏在教材中的有关理论问题──基于教材、超越教材,善于抓住事物的本质与规律,把握事物的发展方向与趋势,才能完成教学任务。 (三)反思 反思是指教师对历史问题、教学问题的一些理性思考。作为教师教研意识的重要组成部分,反思也具有两层含义:历史反思与教学反思。 历史反思是指教师能够指导学生从历史的视角,运用历史的思维和历史的知识,去分析复杂的社会与现实问题。历史反思意识能够帮助教师深入理解历史发展的线索,体味历史发展的内涵,提高历史教师的基本素养。近年来,日本军国主义复活,引起了世人的广泛关注。而同为战败国的德国却形成鲜明的对照。运用历史反思意识,我们能够得出结论:德国能够直面民族的历史垢点,哪怕它成为一时的精神隐痛,但他们敢于正视事实,敢于忏悔罪过,这就铲除了法西斯复活的土壤。日本则由于美国的扶植与漠视,较多地保留了原有的社会结构和思想体系,以“心里穿着旧时军服”的闭塞、顽固心态面对50多年天翻地覆的世事变迁,始终不能正确地进行历史反思,因此才会有反反复复的参拜靖国神社、歪曲历史教科书等事件,成为世界和平的隐患,可见不同的历史反思态度将影响一个国家的文化方向。 教学反思是教师以自己的教学活动过程为思考对象,来对自己所作出的行为、决策以及由此所产生的结果进行审视和分析的过程。这里所 说的反思与通常所说的静坐冥想式的反思不同,它往往不是一个人独处放松和回忆漫想,而是一种需要认真思索乃至极大努力的过程,而且常常需要教师合作进行。另外,反思不仅仅是教学经验的总结,它是伴随着整个教学过程的调控、分析和解决问题的活动。高中试验修订本·选修教材《中国古代史》体系严谨,阶段特征明显,史料丰富,在编写水平与能力要求方面与过去的教材相比有了较大的提高,得到了广大中学历史教师的认同。但同时也带来了一个问题──教师在教学处理与教学设计上感到难度加大。固然这其中涉及教师的专业素养问题,但也需要教师进行深刻的教学反思:为什么对体系完整、特征明显的教材,教师反而感觉教学难度加大?难度大在什么地方?教学中怎样才能化解难度?实际上正是由于教材的体系完整、内容充实,才使教师感觉无从下手,如果只按照教材讲述,就会陷入照本宣科的泥潭,这是每一个好教师都不希望看到的。这就需要教师反思自己的教学行为,挖掘教材中的隐性知识,寻求历史发展的规律,拓展教学内容,改进教学方法,提高教学效率。 (四)创新 创新是指根据一定目的,运用一切已知信息,产生出某种新颖、独特,有社会或个人价值的产品的智力品质。因此,创新的前提是“新颖”──破旧立新而不墨守成规;创新的优秀是“独特”──别出心裁;创新的目的是“有社会价值”──对人类、国家和社会的进步具有重要意义,如,重大的发明、创造和革新。 中学阶段是学生思维能力与思维品质形成的关键阶段,因此中学教学创新意识的建立显得尤为重要。一个没有创新意识的教师肯定难以培养出具有创新精神的学生。新课程对教师提出了全方位的要求,教师的工作也因此而显得更富有创造性。中学历史教学属于基础教育,它是对过去已经发生的客观事件进行主观的再认识,因此它不像科学发明一样具有首创性。所以,中学历史中的创新教育不是去开拓和创造未知的知识和知识体系,而是创设一定条件和氛围,引导、启发学生去再现历史情境、揭开历史之谜,拂去历史的尘埃,并能通过联想、判断、推理和综合分析,归纳出历史发展的本质和规律,培养勇于提出问题、阐述自己的观点、不盲从教师、不盲从书本、不迷信权威的思维品质。 习惯性看法和固定的思维框架是创新意识的大敌,它会影响人们知识的运用和能力的发挥。我们一直认为:《天朝田亩制度》代表着太平天国运动达到了旧式农民起义的最高峰,但如果从现代化的角度来认识太平天国运动,我们就会发现固定的思维框架影响了我们对事物的判断:《天朝田亩制度》推行朴素的平均主义思想,是明显的滞后行为,是不符合历史发展趋势的,是不可能实现的空想。而《资政新篇》代表了历史发展的方向,提出了发展资本主义的愿望,其历史价值要大大高于《天朝田亩制度》。我们以前重前者、轻后者的看法,明显是习惯性的产物。如果我们不能顺应时代要求,对过去的历史进行科学的再认识,就会影响创新意识的培养。 创新更不是“标新立异”,应该是对过去的历史的一种理性、科学的质疑与反思,并根据科学的分析和推理得出新的结论。作为一门人文学科,历史具有极强的主观性。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对许多历史事件、人物的认识也不断变化。也就是说,时代的发展,不断地否定着过去的陈腐或错误的观念。但应该清楚,简单否定不是创新。创新作为思辨意识的优秀内容,虽然需要大胆质疑,但更需要科学的推理和小心的求证以及新颖的观点。近年来对李鸿章和曾国藩的评价已经逐步摆脱了“卖国贼”“刽子手”的固定模式,但因此而把他们拔高到“爱国爱民”“鞠躬尽瘁”的层次,就显得缺少科学精神的支撑,这容易走向另一个极端。 三、角色意识 角色本是一个戏剧用语,原指演员在舞台上依据剧本情节而扮演的某一特定的人物,后被引用到社会学、心理学、教育学的研究之中,泛指个体在特定的社会关系中的身份,以及由此而规定的行为规范和行为模式的总和。在新课程改革的背景下,教师的角色意识也应该相应改变。 (一)主体定位 对于一些历史教师来说,教学是天经地义的,教学研究是可有可无的。这就放弃了自己教学研究的主体地位,把自己置于教研工作的从属地位上,这是影响教师专业发展的又一个障碍。对此,皮亚杰有精辟论述:“别人认为,尤其坏的是他自己也认为:学校教师无论是从技术和科学的创造性上来说,都不是一个专家,而只是一个知识的传递者,这是任何人都能做到的事。”因此,我们必须认识:教研具有强大的综合功能,它能确保教师的精力和智力准确、恰当、高效地投入到教学实践中去。“教师成为研究者”的早期倡导者布克汉姆曾经讲过:教育研究不应是专业人员专有的领域,它不是一个领域,而是一种态度。基于这样一种对研究的理解,把研究看作是教师应有的态度,对于理解教师成为研究者、教师专业化具有重要的启示。 新课程改革以“自主、合作、探究”为主要的学习方式,这就给广大教师提出了新的课题:随着学生探究能力的提高,教师应该如何“水涨船高”地提高自己的教研意识与教研能力。因为我们深知:一个缺乏教研意识和教研能力的历史教师,不可能有效地指导学生自主、合作与探究。时展要求历史教师教有所思,教有所悟,教有所得,教有所长。这就要求广大历史教师更新观念、主动探索,形成与新课程改革相应的教研意识,掌握科学的教研方法,形成有效的教研能力,提高自身的教学素质与教学效率。 (二)敏感态度 教研敏感是教师素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所谓教研敏感是指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能以当代意识为视角,结合学生的心理和生理特点,及时捕捉教学内容与当代新事物的结合点、新理念与教学内容的整合点、教学过程的闪光点、生疑点。 教师要发展和提高,就必须要作一个教学的有心人。作为第一线的中学历史教师,我们有很多专家难以企及的优势:丰富的教学经验、众多的教学案例、频繁的师生交流。只要我们能及时地发现教学中的闪光点、生疑点,及时加以整理、记录,再把它同有关的理论结合起来,就是一个很好的教研过程。当然,教研敏感不是一蹴而就的,它也是一个长期的积累过程。教师首先必须具有浓厚的专业兴趣和丰富的知识,才能捕捉到教学过程中有价值的东西。其次,教师必须自觉地发展自己的观察力,形成与教学有关的心理定势,才能理性地看待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得出科学的结论。《历史与社会》教材的使用,让许多教师感到难以适应,知识的综合性、发散性给许多初中教师提出了挑战。但如果我们就此避而远之或加以否定,就绝对不是一个积极的态度。在这样的心理支配下,我们很难捕捉有价值的内容。这就需要我们认识课改的趋势,不断完善自身的知识结构,形成积极的心理定势,有效地完成教学任务。 四、合作意识 学会合作,是现代人的基本意识与素质。当前,学科本位意识越来越淡化,综合课程成为必然的趋势,这就出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情况:单科的教师面对着综合的学生。教育对象的变化,促使教师的教研意识也随之发生变化:以学科为中心,独立完成教学任务,独立进行教学研究的现象越来越被合作学习、合作教学以及合作教研的情况所取代。课程的综合性、合作性以及探究性的特征,要求历史教师在教育学生学会合作的同时,首先自己应学会合作。通过合作,打破学科界限,完善知识结构,转变教学行为,提高教学效率。 合作教研的前提是要营造一个互相激励、互相支持、互相帮助的教研氛围。由于教材内容越来越宽泛,学生的知识面越来越 广,在平时的教学过程与学习过程中,教师不可避免地涉及各种专业知识,如,信息技术、教研方法、资料数据统计处理、课题报告写作。这就需要教师学会用集体的智慧来研究和解决教育教学中的问题。例如,“中学历史社会化教学模式探究”这样一个研究课题,涉及语文、政治、地理以及社会学、心理学知识,靠教师个体很难完成。因此,充分利用集体的力量,完成教学研究,就能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有些学校和教师开展集体备课、集体评课、集体[,!]说课就是一个很好的合作教研方式,通过这种方式,能够拓展教师的思路,激发教研的灵感,明确教研的方向。 五、资料意识 资料是教研的基础,中学历史教研的关键是要积累丰富的教学资料,这也是第一线教师得天独厚的条件。在“知识爆炸”的信息社会里,中小学教师尤其要注重提高自身的处理信息能力,包括善于发现、选择、简化和整合信息,同时,能够对已有的信息进行创造性的处理,综合成新思想、新观念等意识。 历史教研资料意识包括两个方面的内涵:史料意识与案例意识。 史料意识是历史教师的基本功之一。历史学习的目的之一,就在于学习者能够对史料进行科学的判断,并能灵活运用。史料是历史学研究的基础,也是我国史学的优良传统。不管历史哲学、史学观念、研究方法如何更新,史料总归是史学成果必要的支撑。中学历史教学论文虽然在实证性、史料的全面性与原创性方面没有史学理论文章的要求高,但能否及时地了解史学动态,掌握第一手的史学材料,仍然是我们开展中学历史教学研究的基础。这就需要教师不断学习,更新自己的知识内容,为开展中学历史教研作好铺垫。人教版《历史与社会》八年级上册回避了“战国时期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开端”的提法,这说明编者以公正、客观的态度对待史学界有分歧的问题,这必然也需要广大中学历史教师能够适应这样的变化,掌握史学理论发展的趋势与方向。 案例意识是教师意识的又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教学是一个非常具有创造性、新颖性的活动,教师每天都会面对不同的学生,提出不同的问题,产生新的教学灵感。教师在备课、上课、听课的过程中肯定会有不断的思维碰撞,激发耀眼的思维火花。如果教师能够把这些灵感与火花记载下来,就是典型的案例。中学历史教学论文的实践性、说理性都要求有典型的教学案例支撑,否则就会流于空泛,没有说服力。而案例的积累需要教师平时有心的探索,在教学中发现问题,通过教研解决问题,形成教学和教研相互促进、共同提高的教学新模式。 理念是教学的主导,而教研意识是先进理念能够存在的基础。一个缺乏教研意识的教师,他的视野里就只有教材、分数,长期以往,必然会出现眼界狭窄、目光短浅、思维迟钝、想象贫乏的现象,这样的教师是很难适应新课程的历史教学要求的。因此,我们必须了解教研意识的基本内涵,养成良好的教研意识,提高自身的素质 历史教师论文:浅议历史教师的角色意识 浅议历史教师的角色意识 在纷繁复杂的人生社会大舞台上,每人都扮演着一定的角色,即在各种社会群体中居于一定的地位,具有相当的身份。而教师在学校教育这个人类亚系统中,也占有重要的位置,担负着“传道、授业、解惑”的角色作用。教学活动,主要是在教师的主导作用下,充分发挥学生主体意识过程中开展的。教师在教学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成为教师心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并直接关系到教师基本素养的优劣。 角色本是一个戏剧用语,原指演员在舞台上依据剧本情节而扮演的某一特定的人物,如京剧中的生、末、净、旦、丑等戏剧角色,后被人们引入社会学、心理学的研究之中。1934年,社会学家乔治·米德首先运用角色的概念来阐述个体在社会舞台上的身份及其行为,每一个体在社会舞台上扮演着各不相同的角色,而社会赋予不同的角色以不同的行为规范和行为模式。因此,角色实际上就是个体在特定的社会关系中的身份以及由此而规定的行为规范和行为模式的总和。任何一个角色都有明显的社会规定性,“承担”或“扮演”一定的角色就表明个体对他人、集体、社会要尽相应的义务和责任,并且同一个体在不同的社会关系中,不同的状态下,可能会充当多个角色。 作为教师,其在学校教育活动中所处的地位与身份,称教师角色,具有社会角色的特征。在教育情境中,教师负有多种职责和功能,要求他扮演多样化的角色特征,一般可划分为期望角色、领悟角色和实践角色三个不同层次。期望角色是指社会或团体对某一特定角色所规定的一整套权利义务和行为规范,代表社会的一种理想期望,也称为理想角色。如社会对教师角色就提出如学高身正、教书育人、为人师表的期望。领悟角色是指人们根据对期望角色的理解所形成的观念中的角色模式,对期望角色的领悟、解释、认识,受个体的思想水平、思维方法等主体能动性的影响。实践角色是指个体在社会互动过程中实际扮演的角色,它受领悟角色的指导与制约,但有时由于受社会环境、个人素质及水平的影响,实践角色很难达到领悟角色的水平层次,更难达到期望角色的水平层次。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讲,教师角色有水中层次之分,教师扮演的实践角色越接近期望角色,他所扮演的角色就越成功。 教师角色从教师所从事的职业特点考察,有其共性化的特征,即为人师表,教书育人,都必须具备相应的文化知识,都必须遵从教育理论,按教育规律从事教学工作,但也因学科性质不同,教学内容的差异及教师的个性心理特征,又呈现其个性化的内容。因此,在研究教师心理素质时,既要从教育教学规律出发,探索教师角色的共性特征,也要从学科教育的特殊性考虑,研究教师学科教育的个性化特征。历史教师不仅应具备共性化的教师角色特征,还必须形成相应的历史学科的个性化心理角色,搞好本职工作,这是历史教师良好心理素质的体现。 历史教师学科心理角色是指他们在历史教学情境中,依据历史教学任务和内容,面对不同的教学对象而扮演的角色。如果说,教师社会角色具有共性,反映了教师群体在特定的社会关系中所处的地位与身份,那么,历史教师心理角色往往突出学科的特殊性,反映了他们在历史教学中所扮演的角色特征。 1.历史知识特征是构成历史教师心理角色的前提。 有人称历史教师必须上通天文,下晓地理,古今中外,无所不知,反映了历史教师必须具备渊博的历史知识结构。历史知识包括了时间、地点、人物、事件等要素。历史知识多样性、不重复性的特征,也为历史教师心理角色扮演多样化提供了前提。历史教师在教学中如果缺乏角色意识,不具有按照与自己所扮演的角色相应的一套行为方式去实施自己的角色行为,就难以体现历史的韵味,不可能产生强烈的角色效应,更难以调动学生的参与意识,形成他们相应的历史感。缺乏心理角色的讲授只能是说教式的模式化教学,内容显得枯燥无味,苍白无力,难以形成强烈的历史情境与氛围,这样的教学是不会取得成功的。因此,历史教师必须精通本专业知识,只有博大精深,才能深入浅出。 2.历史教师强烈的角色意识是上好历史课的重要保证。 对缺乏社会阅历和生活经验的中学生来说,历史知识的间接性,直接影响着历史教学的效果。所以,在教学中,历史教师必须有着强烈的角色意识,“神入”历史,以形象化的素材,通俗易懂的语言,丰富多变的情感,合适恰当的形体动作,主动形象地再现历史人物的风姿面貌,准确具体地展示历史事件的绚丽画面。化远为近,化静为动,化抽象为具体,化枯燥为生动,“传人适如其人”,“叙事适如其事”,使学生在强烈的历史氛围中,通过历史教师的角色扮演,形成鲜明清晰的历史表象,掌握准确具体的历史概念,形成相应的历史感。 历史教师强烈的角色意识,要求其应有积极的参与意识,不应以局外人的身份来讲授历史知识,要与历史人物同呼吸,共患难。教师只有走进历史,才能更好地把握历史跳动的脉搏,从而引导学生走进历史的氛围之中。这需要教师在讲授历史知识时.突出生动形象的情节,注意语言表述的活泼流畅,把握形体动作表演的分寸,渲染气氛,激发兴趣,再现历史,烘托主题,以唤起学生丰富的想象,准确地理解历史概念,牢固地记忆历史知识,以提高课堂教学效果。 3.历史教师心理角色的多样性是其角色特征的突出表现。 历史知识丰富多姿的特征,使教师所承担的心理角色也具有多样性的特征,而在教学中,历史教 师所扮演的心理角色之多,是其它学科所难以比拟的。在人物众多、过程复杂的历史事件中,这种多样性的角色特征则更为明显。如讲授《》一节课,人物众多,各具特征,整个事件曲折复杂,一波三折,历史教师不仅要把握每个人物的分寸,形象地表现出不同人物的内心世界、个性气质等角色特征,还要准确地再现变法过程中有关人物在不同阶段的角色变化。这一节课,历史教师扮演的角色超过了演员承担角色的数倍以上,也增加了历史教师心理角色承受能力的难度。 历史教师心理角色多样性的特征,需要教师具备扎实的基础知识,认真备课,在教学中把握主次,详略得当,浓墨重染,感情真挚。以强烈的角色意识参与历史教学全过程,尽可能防止千人一面,简单雷同,模式化,以突出历史人物的“个性化”和历史事件的“典型化”,这样才能使历史教师心理角色多样化的特征落在实处。 4.移情是历史教师心理角色扮演成功的关键。 在教学过程中,缺乏角色意识的教师,难以“神入”历史与置身历史氛围之中,必然游离于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之外,以旁观者的角色讲授历史,使教学变得单调乏味,难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更谈不上完成教学任务。而具有角色意识的教师,则“神入”历史,以参与者的身份讲授历史,则能饱含感情,准确、形象、具体地再现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在强烈的历史氛围之中,使学生常常为之动容,从而产生移情作用。 情感是制约教师影响力大小的重要因素,如果在师生之间有良好的感情交流,建立良好的感情关系,彼此就能产生亲近感、认同感,学生也就愿意与教师交朋友,容易相信传授之“道”,最终导致教师影响力的增大,正如古人所讲的:“亲其师,乐其友,而信其道。” 心理学家研究表明,情感具有六大功能,其中就包括迁移功能,即个体对他人的情感会迁移到与他人有关的对象上去。移情是教师心理角色扮演成功与否的关键,情感可以直接转化为学生学习动机,成为他们奋发进取的内在动力。教师的讲授必然会影响到学生的感知和情感,学生的反应也会影响调整教师的情绪,师生之间情感的交流,又必然会影响到教学效果的优劣与教学任务是否完成。可见,课堂教学艺术是对称的、动态的、能迁移的双向感情的一种交流。 心理实验也表明,群体往往较之个体更容易动感情。历史教师在教学中,必须具备心理角色的意识,深入历史人物的内心世界,以体验历史人物的不同情感,通过移情,使学生受到强烈的情感熏陶。同时,教师也必须结合讲授的内容,深入学生的内心世界,体验他们当时所能体验到的情感,从而在历史人物与学生之间架起一座桥梁,沟通他们与历史人物的情感交流。 需要指出的是,历史教师所承担的角色,只是一种心理角色,旨在深入历史人物的内心世界,以便在讲授中能准确、具体、有感情地再现历史人物的言行举止和精神面貌,以利于学生在特定的历史氛围中深刻地感知与理解历史人物,形成相应的历史感,仅此而已。历史教师必须保持自己特有的身份,他要清楚地意识到自己不等同于历史人物,不等同于戏剧舞台的演员角色,也不等同于学生。历史教师只是具有心理角色的身份,设身处地地“神入”历史,具有历史人物的情感与意识,并将之迁移到学生身上,将教师与学生的学习目的、认识和情感连接起来,使之在教学情境中形成暂时的统一体。同时,历史教师还必须保持自己教育者的身份和理智,否则,将适得其反。 浅谈中学历史教师的素质修养 在人们以往的观念里,提起历史课,都会认为那不就是讲故事吗?只要老师口才好,一堂课热热闹闹下来,学生知道了历史事件的来龙去脉,这课就算是教好了。如果老师还能启发学生以史为鉴,借古喻今,则更属不错。但是,从当前适应素质教育的要求来看,教师仅仅意识到这些,做到这些是不够的。历史学科是一门理论性很强的学科,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历史观,是唯一科学的历史观。每个教师在自己的教学过程中无论是分析史料,还是论证观点都会自觉或不自觉地运用自己长期以来形成的世界观、方法论。教师也必然会给学生以极大的影响。所以教师自身素质和理论修养就显得尤为重要。于是,关于加强中学历史教师的素质和修养问题,便成为一个常讲常新的问题。这里我作为一个普通中学历史教师也想对此谈一点不成熟的看法。中学历史教师需要具备并强化哪些方面的素质或修养呢? 一、扎实的专业基础和广博的知识体系 作为一名中学历史教师,首先应该具备扎实的专业基础,这样才能准确地向学生传授教科书中的历史知识,才能科学地揭示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所以要成为一个合格的历史教师案头必备几本与历史学科关系密切的经典着作,供平时翻阅研究。当然其他一些教育学着作是不可或缺的。其次,历史教师还应具备广博的知识体系。俗话说“教人一杯水,自己要有一桶水”。历史教师要不断吸取新养料来充实自己,丰富教学。我认为行之有效的方法是持之以恒地坚持以下做法: (一)要处处留心学习。学问无所不在,要多读书,坚持常年读书看报,不停地吮吸知识琼浆,日积月累必有重大收获。 (二)多做读书笔记。好记性不如烂笔头,写自己教学经验,写历史问题的见解,摘历史资料,记平时所见所闻,这样锻炼自己的文笔,又促进了自己的学习和探讨,还可提高观察认识和分析问题的能力。 (三)多请教。孔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师焉”。只要态度诚恳,虚心好学,必有好处。 (四)多兼涉其他学科。历史教师不必是个“专家”,但应该是个“杂家”。 (五)参观历史名胜。俗话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百闻不如一见”,历史教师应该利用假期参观浏览历史名胜古迹,实地考察出土文物,开阔眼界,丰富知识对于提高教学效果一定会大有好处。 总之,中学历史教师只有具备多层次的知识结构,才能称得上是一个合格的历史教师。 二、中国传统文化的修养 人们常说“文史不分家,文史相通”。作为一名历史教师,承载着人文教育的重任,必须具备相应的较为丰富的文化底蕴与文化积累。《左传》是先秦文学优秀作品,又是春秋时期及其以前的重要历史典籍。《史记》是纪传体历史典籍的开山之作。二十四史的第一部,同时它又是学术界公认的“无韵之离骚”。《楚辞》是战国时期文学之精华,它为战国史的研究提供了许多宝贵的第一手资料。《三国演义》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长篇历史小说。七分历史,三分虚构,但其形象生动的历史画面,纵横捭阖的政治风云,兴衰成败的历史启迪,可以使相关历史知识得到一定程度的具体化,以丰富我们的历史教学。 中国的古典诗词博大精深,有很多传世佳作,它们内涵深刻,包含很多哲理。学一点古典诗文有利于陶冶情操,加强修养,不但提高自己的文化品味和欣赏情趣,而且于教学常可收到意想不到的感染力。比如“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显示了文天祥的高尚气节;“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林则徐的爱国情怀跃然纸上;“休言女子非英物,夜夜龙泉壁上鸣”辛亥第一女杰秋瑾的巾帼英雄气概令人景仰等等。这样的诗句在教学中适当运用,作用自是明显。由此可见,历史教师在教学之余,挤时间读一点优秀的古今中外文学作品,读一点杂书,即使是浏览,如陶渊明所说“好读书,不求甚解”,也会使自己的文化素质得到改善和提高。 三、强化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和对国内外新闻时事的学习 历史学科是一门理论性很强的学科。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历史观是唯一的科学的历史观。学习马克思理论,不是要我们讲究空头理论,而是要用其正确的立场、观点、方法去叙述、分析、评价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并对学生进行唯物主义历史观的教育。学习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历史观,可以帮助我们正确评价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养成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作风,避免绝对化看问题的倾向。这正是素质教育、创新教育目标下我们要教会学生掌握的东西。 在新世纪里,历史教师再也不能“两耳不闻窗外事”了,要与当前的社会实际保持紧密的联系,真正做到“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这样,在讲课时可以自如地引古论今,旁征博引,一个比喻,一个事例使学生收到顿悟之效。因此,我们应该把读书看报、收听收看新闻节目当作每天必修之课。 四、加强课堂教学艺术的修养 一节好的历史课,对于学生来说是学习,是感染,是陶醉,是享受,如同欣赏一幅名画,一首名曲。由此看来,追求教学艺术的最佳境界应该是历史教师毕生身体力行的事。课堂教学艺术中最重要的是教学语言艺术,历史教师应该有比其他学科教师更强的语言表达能力,在教学过程中充分发挥语言的功能,创造一种历史的意境和氛围,使学生身临其境,如闻其声,如见其人。这样才能收到良好的教学效果。 历史课堂教学语言的运用,在教学过程中应注意: (一)准确性。准确性是历史教学语言的生命,它要求教师读音要正确,用词要确切,表达要清晰,逻辑要缜密。 (二)形象性。就是要善于将抽象的概念具体化,形象化,具有吸引力和感染力,使学生从中产生“愤外敌之强暴。哀民生之涂炭,敬英烈之崇高,憎败类之卑劣”的情操。 (三)趣味性。它是教学语言产生魅力的必备要素,它可以调节学生心理节奏,活跃课堂气氛,强化知识的形象记忆。 (四)通俗性。要结合学生年龄层次、知识水平和心理特征,深入浅出使书面语言尽可能口语化,用学生易于理解和接受的语言解释难懂的历史概念。 (五)精炼性。它有助于学生对知识的整理和记忆。我们要引导学生整理课文把厚书变薄。抓紧关键词,把知识穿成线结成网,由表及里,左右呼应,上下贯通。甚至只要记住一句话,就能牵动一根线,想起一大片。 恩格斯有句名言“历史就是我们的一切,轻视历史,无视人类的发展,这完全是罪过。”历史之与民族正如记忆之于个人,一个人如果丧失了记忆,那他就成了白痴;一个民族如果不讲历史,那就会成为愚昧的民族 。我们有幸担当历史教学重任,不胜荣幸之余深感肩负责任之重,不敢丝毫懈怠。 历史教师论文:谈历史课堂如何处理好教师“主导”和学生“主体”的关系 初中历史教师在教学中如何恰当处理“主导”和学生“主体”的关系,充分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彰显学生的主体地位呢?我想不外乎以下两个方面。 一、坐好教师首席,恰当履行“六个导” 1.诱导 “教育的艺术不在于传授的本领,在于激励、唤醒和鼓舞。”这是第斯多惠说的。教师要诱导学生的求知欲,充分挖掘历史自身魅力;运用提纲挈领的引言、直观形象的图表、极富理性的推理、思辨性强的提问、新旧知识的亮点以及生活中密切相关的事例来设疑引思,激发其学习兴趣。 2.指导 在新课改的理念下,开展启发式和讨论式教学,激发学生的创新意识,培养其自主探究、交流合作能力,提高学生收集、处理信息的能力和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已成为当务之急。因此,教师要指导学生寻求问题的解法,而不仅是记住过程;指导学生探求新的思路,而不仅是套用过去经验;指导学生发挥联想,而不仅是重复固有模式。 3.引导 教师的教贵在一个“引”字。我们可以利用历史的学科特性,引导学生学习历史、分析历史、审视历史、探究历史。当然,老师的引导方法是多种多样的,只要是能够使学生的思维更具广阔性、灵活性、深刻性的,只要是有利于学生学习动起来、课堂教学活起来的,都可以恰当的使用。 4.疏导 学生受基础知识、思维定势、读题判断等因素的影响,经常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思维障碍。教师此时应该是问题的诊断者、思维的疏导者和心理的开导者。对症结进行仔细分析,细心点拨,帮助学生自行解惑。 5.辅导 初中历史知识是学生未来所需要的,但他们的历史素质参差不齐,不可能同头并进。对此,老师可组建学习小组,在小组内好、中、差学生分层次纵向合作,结合老师的个别辅导,把教学由课内延伸至课外。这样,既解放了教师,又调动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还能促进后进生的进步,进而全面提高学生的历史素养。 6.倡导 历史不仅是专业课程,也是重要的文化教育课程。它对培养学生观察分析能力以及客观、真实、公正地判断,都具有深刻的潜移默化的作用。可见,历史是一门知识,也是一种文化,它具有很强的人文性。所以,教师要利用这一平台,倡导历史的人文价值,倡导正确的历史观,倡导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这里既包括课程内容蕴涵的人文知识,又包括教学过程中应弘扬的关怀人、尊重人、解放人、提升人的人文精神,还包括历史学习中应特别重视的重史实、重客观、重背景、重借鉴、重扬弃、重批判的人文方法。 二、关注学生主体,充分尊重学生 1.尊重学生主体性 主体性是人作为对象性活动的主体所具有的本质特征。它集中体现为人的自主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尊重学生的主体性就必须信任学生,相信学生有自我调控和完成学习任务的能力。苏霍姆林斯基认为,只有当教育建立在孩子的基础上时,它才会成为一种现实的力量。信任需要教师破除文化传统以及制度上的教师优势定势,确立起人格平等的师生关系,才能使教学交往由阻隔走向沟通。有了以信任为前提的主体参与,学生才能以具有独立人格的主体身份与教师和谐共创教学流程。只有尊重学生的主体性,才能使他们真正成为教育认识的主体,实现他们的社会化和个性化,才能真正实现学生的主动发展。 2.尊重学生差异性 差异是指学生个体之间稳定的个性特点的不同。差异是客观存在的,不同的学生有不同的成就感、学习倾向、学习方式、兴趣爱好及生活经验。尊重学生差异性,要面向全体学生,平等地关注每一个学生,给他们以主动参与教学活动发展自我能力的机会。教师要根据学生的基础、智力和爱好的不同,适时调控内容、程序、方式,使他们都能参与教学活动。不仅在课堂兼顾不同层次的学生,而且在课前预习、课后辅导、作业与考核中都从层次性出发,调动学生的积极性,使全体学生在不同基础上都可以取得不同程度地成功,从而进一步激发学生的自信心和学习兴趣,并迁移到整个学习过程中去。 3.尊重学生创造性 学生有很大潜能,在学习过程中,他们有独立思维方式,不时闪现出创造的火花。我们不要受传统教育的束缚,要勇敢地鼓励学生挑战教材、挑战老师,使学生求异创新,甚至荒诞离奇思维也受到保护。[[ 编 历史教师论文:新课程中历史教师用教材“教”的尝试 长期以来,高中历史教师因受应试教育的束缚,在“教”教材方面狠下功夫,底蕴十足。随着新一轮课程改革的深入推进,新课程要求教师更新教育理念,转化教学行为,由“教”教材变成用教材“教”。高中历史教师若不积极转变教材观,必然会落伍于课程改革大潮。那么,高中历史教师怎样由“教”教材转向用教材“教”呢?这既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刻不容缓的艰巨任务,也是亟待解决的新课题。在实际教学中我深深体会到高中历史教师要从“教”教材转变到用教材“教”应注意以下两个方面: 一、用教材“教”与“教”教材的区别 新课程要求教师要重新认识和理解教材,实现教材观的转变,真正树立“教材是范例”的崭新教材观,即教材是引导学生认识生活学习、人格建构的一种范例,是学生发展的“文化中介”,是师生对话的“话题”,旨在引起学生的分析、理解、反思、批判和意义建构,而不是学生全接受的对象和内容,了解用教材“教”与“教”教材的区别。 “教”教材,就是以教材为中心,视教材为“圣明”,被动地围着教材转,教材怎么写,教师就怎么顺从地学,不敢越教材半步。教材不仅是师生关注的中心和兴奋点,而且成为了控制师生行为的工具。“教”教材便成为一个静态过程。用教材“教”,则成为“范例”。教师不仅要解释教材,而且要以教材为“诱饵”去“钓”起学生思考的“鱼”,以教材为主可以从内容、形式上向外延伸,不再局限于教材。教材从而成了一条知识之“舟”,一座能力之"桥。心灵洗礼之“地”,用教材“教”便是一个动态的教学过程。 “教”教材,是教书,考虑的出发点是传授,书本知识传递给学生,是以知识为本位的,侧重知识分析,看重教师传授知识的到位与否及教学技巧,从教师执教的角度来统帅教书的,是对教材负责的“固本教学”,它是一口井,是停靠的码头。用教材“教”,是教人,立足点则放在学习对象上,注重教学行为与学习行为的同步和谐,注重知识传授与能力培养,注重举一反三,是以知识为线索、潜能开发为重点培养为侧重的综合性教学,是以学生全面健康发展为本的“人本教学”,它是一条河,是起帆的绿舟。 二、大胆尝试,营造开放的课堂气氛,培养学生能力 1、改变传统教学方式,营造一种开放的气氛。课堂气氛是指在课堂教学情境中,各种成员的共同情绪(情感)状态。它是由班级社会体系中各个成员之间的互动而产生的,反映了课堂教学情境与学生集体之间的关系。在新课程的教学过程中,教师应摆脱应试教育的束缚,改变填鸭式地灌输知识点和死记硬背、题海战术为特征的传统教学方式,不断调整思路与教学重心,主要采用启发式和讨论式,充分利用教材引导学生进行自主、合作、探究性学习,使传授知识和调动学生参与的主动性并重,在传授知识的同时,尽量设计活动来指导、促进学生主动学习历史,感知历史,促进学生创造性思维的发展,使课堂教学做到恬静与活跃兼容。 2、积极引导,培养学生的能力。新课程教学过程中,教师要承认学生学习的主体性地位,因为没有学生的积极参与,任何知识的学习都是不可能的,学生学习知识不是我们灌输进去的,而是学生在学习过程中主动地参与、探索、自我建构而获得的,任何强硬死板的训练方式对于学生知识能力的掌握都是有限的。教学的首要环节不是向学生展示知识点,而是为学生创设一系列巧妙的问题情境,最大限度地调动学生的主体意识,熟悉学习方法,训练思维能力,掌握"知识思维能力"的科学的认知规律。我在近两年的教学中,千方百计为学生创设一个自主、合作、讨论、探究的课堂教学环境,并积极引导学生主动学习,获取适应社会和个人发展必须的知识,培养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和合作交流的能力。如我在引导学生学习现行高级中学教科书《世界近代现代史(选修)》中“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具体做法是:在导人新课后,首先引导学生回忆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前提、条件、内容;其次给学生提供一些有关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材料,并将学生分成4个小组阅读、思考、讨论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前提、条件、内容、特点、规律性认识。教师以平等身份轮流参与各组讨论;接着由每组推荐一名代表将本组讨论的结果作一个简明扼要的发言,教师点评;然后将学生讨论结果进行整理、归纳,并在全班总结:①前提----资本主义制度在世界范围内确立。②条件:a.政治条件----19世纪70年代资产阶级反封建任务基本完成,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初步形成;b、经济条件----各国经济不断发展、列强殖民侵咯积累了大量资金、亚非拉国家变成了列强商品倾销市场和原料产地;C、技术条件----第一次工业革命奠定基础、自然科学取得重大突破。③内容----电力的广泛应用,内燃机和新交通工具的创制、使用,新通讯手段的发明。④特点----科学技术与生产开始紧密结合,范围广、速度快,两次交叉进行。⑤规律性认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促进经济发展;社会生产的发展需要技术革命;生产力的发展必然促进生产关系的变革。最后再利用现代教学手段投影出以下四则材料,让学生去阅读、理解、分析、归纳、讨论,概括第二次工业革命对经济、政治、世界局势国际关系及对中国社会的影响。 材料一第二次工业革命使新的科技成就很快转化为生产力,推动了资本主义经济的迅速发展和生产规模的更加扩大,竞争加剧,加之周期性经济危机的不断冲击,在生产、资本日益集中的基础上产生了垄断。19世纪末20世纪初,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都进入了帝国主义阶段……。各国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日益尖锐。70、80年代,出现了工人运动的新高潮,工人阶级政党和社会主义团体纷纷建立。……改变了它们之间的力量对比,使帝国主义国家间矛盾也日益尖锐,大战危机不断加深。 ----摘自王明元等主编《新编世界近代史》 材料二“在第二次工业革命期间,不仅传统的钢铁工业、机械加工业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而且兴起了电气、化工、汽车、石油等一系列工业部门" ----摘自《世界近代现代史教学参考书》 材料三“在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影响下,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相继进人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加快了对世界的瓜分。世界殖民体系最终形成,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最终确立。……。为了抗击西方列强的殖民扩张和民族压迫,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人民的民族民主运动不断高涨,.…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社会主义运动进一步发展。" ----摘自全日制普通高级中学教科书《世界近代现代史》上册 材料四19世纪70年代起,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先后向帝国主义过渡。它们对中国邻邦和边境地区加紧侵略,使中国出现了严重的边疆危机。……甲午中日战争后,它们……大量输出资本进行经济侵略,进而掀起了瓜分的狂潮……。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维新派……掀起维新变法运动……。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为开辟民族资本主义独立发展的道路,提出了推翻清朝封建统治的革命要求。 ----摘自高级中学课本《中国近代现代史》上册 我通过近两年的探索、尝试,深深体会到:高中历史教师通过不断学习,努力改变传统的教学方式,逐步掌握课程改革的基本理念,真正树立新的教材观,以培养学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为宗旨,营造一个开放的课堂气氛,便能从“教”教材转变到用教材“教”上来。 历史教师论文:历史教师应当具备的才能浅议 【摘要】作为新时代 历史 教育 工作者,所应具备的才、学、识又必须符合时代要求,有更新的内容和 科学 标准。 《 中国 教育改革 发展 纲要》中明确指出:“中小学要由应试教育转向全面提高国民素质的轨道。”今天,素质教育已汇成时代的潮流。历史学科如何适应素质教育的要求,其前提是要求历史教师要有较高的素质。高素质的教师是培养深层次学科能力的重要保证,那么,历史教师的素质应包括哪些内容呢?当然,对历史教师的素质要求应当与教师整体素质要求一致,但历史学科的特点决定了它的要求应有自己的侧重,笔者试图从才、学、识三个方面谈谈自己的看法。 什么是才、学、识?唐代着名的史学家刘知几在他的史学名着《史通》中提出治史要有三种长处:一是史才,二是史学,三是史识。所谓史才,是指搜集、鉴别和组织史料,并驾驭这些史料用以叙述历史事实和撰写文章的能力。史学,是指掌握丰富史料、历史知识和与历史有关的各种知识。史识,既包括见解和观点,又包括秉笔直书、忠于史实的高尚品质和勇敢精神等等。传统史家的这些素养很重要,固然是我们应当借鉴并加以具备的。但是,作为新时代历史教育工作者,所应具备的才、学、识又必须符合时代要求,有更新的内容和科学标准。 1.史才,包括动口才能和动笔才能,即语言表达能力和书面表达能力 历史的过去性和时序性决定了历史教学有很强的表述性特点,要求历史教师具有较强的语言表达能力。良好的语言素质将能使学生清晰地了解和掌握史实,获得科学的历史知识和真情实感,甚至可以说,教学之成败,以语言为先。历史教师语言表达能力的优劣,直接影响着学生对历史知识吸收的程度和学习历史的积极性,关系到教师教学效果的好坏。 书面表达能力,确切地说,应为教学研究能力,它以探索教学 规律 、 总结 教学经验、丰富教学理论、提高教学质量为目的。积极参加教研活动,有利于教师深入研究大纲和教材,提高自己的知识水平和教学能力,提高自己的研究水平和总结能力,提高自己的理论水平和实践能力。而我们的历史教师真正拿起笔来从事一些专业写作者人数极少。究其原因:一是工作负担重,没有精力去从事教学研究;二是作为检验历史教师的标准是学生的 考试 成绩,而不是发表多少文章;三是资料不足和信息不便。但这些都是客观原因,只要我们自己做有心人,在搞好历史教学的同时,挤出一定的时间,对自己在历史教学中发现的问题从事一些力所能及的探讨,是完全能做到的。正如着名史学家郑天挺先生曾说的那样:“在中学教书必须有扎实的准备,学生在他教的过程中前进了,他自己也在备课的过程中前进了,这就是教学相长。在这个基础上,在教学之余从事一些专题的学术研究,也同样会做出成绩的。” 2.史学,指系统的、渊博的、扎实的历史知识 历史贯穿于古今中外人类社会发展的整个过程和人类活动的各个领域。历史学科的特点决定了历史教师必须具备系统的、渊博的、扎实的历史知识,而系统的、渊博的、扎实的历史知识需要长期的学习、积累才能形成。因此,我们历史教师不能仅仅满足于自己最后学历取得时的知识水平,即使是大学本科毕业,也要经常钻研大学教材,以便“温故而知新”,同时,还要经常了解史学研究的新信息和新成果,要站到历史学科和史学专着的高度来研究教材,做到“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斜,而不能把自己的认知水平停留在与教科书相同的浅层次上,要弄懂、弄通教学大纲、教本,理清线索,完全掌握教材的知识框架。只有这样,才能在教学过程中做到居高临下、旁征博引、厚积薄发和深入浅出,使课本知识简约化、系统化和整体化。苏霍姆林斯基指出:教师“要作自己教学科目的主人,让教学大纲和教科书只成为你最基本的知识,如同字母表对于已掌握修辞学奥妙的人一样。”只有把知识的百分之一用于课堂讲授就够了的教师,才能够适应教学的需要。前些年,高考历史试题的难度居高不下,许多问答题给学生一种高处不胜寒的无所适从感,许多教师抱怨试题超纲、超本、太偏、太难。这种情况反映了高考命题改革的导向给中学历史学科的教学改革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同时,也给中学历史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面对这种情况,许多高考命题和研究专家提醒广大的中学历史教师:“要注意经常不断地进行知识更新,经常翻阅历史新着,及时了解新的科研信息和成果,不断接受新知识、新观点,吸取新知识营养,以期深化中学教学内容的研究,深化对高考目标的研究,努力达到或接近高考命题人员认识中学教材的水平,从而准确地把握教学和考试的重点。 3.史识,指具备一定的 政治 理论、 教育 学理论心 理学 理论和教学法理论等 在任何一所学校,教师不仅是学生知识的传授者,同时也是学生思想品质的塑造者,也就是说,其职责是既教书又育人。 历史 教学的主要思想教育任务,除了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对历史作出正确的叙述和分析,做到思想性和 科学 性的统一,观点和材料的统一”,同时还要求“培养学生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观察问题和分析问题的能力”。也就是说,历史教学要以正确的理论作指导,帮助学生认识历史 发展 规律 ,形成历史唯物主义基本观点,学会初步运用这些观点去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要做到这一点,首先要求历史教师具有一定的政治理论素养。作为一名合格的历史教师,起码要熟悉马克思主义 哲学 、政治 经济 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的有关原理,把握好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上层建筑和经济基储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现象和本质、量变和质变等各组矛盾的辩证关系以及人民观、英雄观、发展观、宗教观、民族观等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并能够以正确的立尝观点和方法去讲解、分析、评价历史人物和事件,寓思想教育于历史教学中。如果历史教师在平时的历史教学中,能够自觉运用正确的史学观点、史学理论来分析教材、解答疑难、指导学生,那么,学生对这些一些问题就能轻而易举地作答。前苏联教育家马卡连柯曾说:“在我们许多学校里,某一位教师上课时,学生很安静地听,而另一位教师上课时情形就很坏 ,这决不是因为一个教师有才能,另一个教师无才能,这是因为一个教师有教育上的技巧,而另一个教师没有教育上的技巧。” 这里的“教育技巧”就是“怎么教”的 艺术 问题,既包括教学程序和方法,更重要地是还包括严肃而丰富的教育理论和教育规律。这就要求历史教师掌握教育学的基本理论,如教育的目的、教育的原则、教学的过程和教学的方法等一系列重要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问题,使我们在历史教学的实践中,能够自觉地运用教育规律,根据教学内容、学生实际,选择切实而有效的教学方法和手段,以达到教学的最佳效果。 历史教学法“是以历史教学全过程为研究对象的教育科学,是以教学原理为指导,根据历史学科特点和学生年龄特征研究中学历史一般规律的科学”。我们许多历史教师错误地认为熟悉教材就是一切,而忽视历史教学方法的研究,因而在备课时只片面注意挖掘教材的深度、难度,不辞检索之劳,遍稽典 !
历史教学改革论文:浅谈高校历史教学改革的研究论文 [摘要]初中历史新课程改革以来,我们围绕新理念、新课标认真组织教学,历史课堂焕发出了前所未有的活力,但同时也存在着一些问题。本文通过作者外出听课学习、深入全旗一线教师的课堂,对教学中如何处理好新课程改革与传统教学的关系,三维目标中知识目标与过程方法、情感态度目标的关系,教学方法多样化与突出重点的关系、学生主体地位与教师主导作用的关系、教学手段现代化与教学现代化的关系、教师的教学基本功与课改的关系等六个方面进行了深刻的反思。 [关键词]初中;历史;课程改革;教学;反思 新课程改革以来,广大历史教师根据新理念、新课标组织教学,课堂教学呈现出可喜的变化。从形式上看,在45分钟的课堂里常常是欢声笑语、高潮迭起,似乎我们的历史课堂已经走进了新课程的最佳状态。但是,认真审视一下目前的初中历史课堂教学,有些教师对新课程的理解是肤浅的,突出的表现是重现象不重本质、重形式不重实质,致使课堂中出现了虚假的“繁荣”。下面,是我对初中历史新课程改革中课堂教学的一些粗浅认识,期望大家能提出更多宝贵的想法,以便在今后的历史教学中共勉,为2009年即将进入新课程的高中课堂教学提供有益的借鉴。 一、实行新课程改革,是在继承基础上的改革,不是全盘否定传统教学 新课程在推广和实践过程中,给人一种把传统教学“推倒重来”的感觉,在处理新课改与传统教学关系时,存在一种“全盘肯定”与“全盘否定”的思维倾向,应该引起重视。我认为应处理好新课改与传统教学的两个辩证关系: 一是继承性和创新性的关系。与新课程要求相适应的教学改革不能脱离“历史”,要在继承优秀传统基础上进行改革。目前我们在新课程实验中需要思考和梳理的是,经过长期实践检验和证明的行之有效的优秀教学传统思想和做法有哪些?传统教学中有哪些思想和做法已远远不能适应社会的发展,不能适应我国改革开放的新形势对培养人才要求的实际?在推进新课程实验进程中,我们要如何继承和改进传统的教学思想和做法?新课程要求教学实施与时俱进,改革、发展、创新。但发展什么?目前哪些方面首先要发展?用什么标准来检验教学实施改革、发展、创新的成败呢?我认为要服务于每一位学生成人成才全面发展的大目标,改革教育教学的方方面面;围绕提高教育教学的针对性、实效性、时代性、主动性,用课程新理念反思传统教学中的不足,采用新的教学方式和学习方式把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作为着力点。 二是理论前瞻性和现实操作性的关系。新课标理论的前瞻性与历史现实环境局限的矛盾,是不容回避的现实问题,也是广大师生深入进行新课程研究实践的主要障碍。在目前大环境下,我们不能空谈观念更新,而应该实事求是,结合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教育界的各种研究成果,融合新课程理念,踏踏实实研究历史教学法,并自觉运用到自己的教育教学实践中去,解决实际操作性的问题,我们在教学中,要在新理念指导下实践,在实践中总结反思,逐步把新理念转化为个人教学行为习惯。 二、重视过程与情感目标,但不能忽视“知识”目标 历史新课程从义务教育的基础性、普及性、发展性的特点出发,要求学生掌握基本的历史知识。基本的历史知识包含重要的历史史实和基本历史线索两部分。一些老师在知识与能力、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与价值观三维目标达成的过程中,更多地关注了后两者。对历史教学任务的理解从课堂设计和教学过程上看,有一些教师忽略对具体知识的传授,表现为在课堂上少讲或不讲新知识,或是上课一开始就提出问题让学生讨论。这样一来,学生缺乏对历史基础知识的了解和掌握,缺乏对历史的具体感受,因而很难积极地回答教师提出的问题,甚至很难展开讨论。教师这样安排,可能是认为应当让学生来建构新知识,或是认为讲多了就会使学生处于被动的地位。但实际情况是,由于学生缺少必要的背景知识,教学的活动难以深入,使得学生和教师都处于尴尬的被动状态。我们知道,历史教学的任务包括很多方面,在新的课程标准中表述为知识与能力、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与价值观。历史教学的目标无论怎样划分,都是整体目标的具体体现,都不应该忽视某一个方面。而且,正是由于历史本身所包含的丰富内涵,才使得历史教育具有感染力和生命力。知识是基础,是依托,是载体,是学生发展的双翅,学生只有在掌握基本的历史线索和具体的历史知识的同时,才能形成历史学习的初步能力,才能真正学会学习,才会产生爱国主义情感、正义感、社会责任感以及正确的生活态度、做人态度和科学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学生不掌握必要的历史知识,一切活动都难以展开,一切能力也都难以形成,思想、品德、情感、态度等方面的生成也会成为空泛之谈。所以,现在要注意避免对教学目标整体把握上的失缺,要全面和正确地理解历史教学的任务。超级秘书网 第一,在知识传授方面,一是在贯彻整体知识结构的教学方面,教师应注意从总体上把握教材的基本结构和发展脉络,尤其还要重视对内容的深广度作出恰如其分的规定,便于有的放矢地教学;二是要重视学生知识结构的转化,即将教材的基本知识结构转化为学生自己的认知结构和学习能力。第二,在学生的智能培养方面,要想使智能培养真正达到素质教育的目标,应从进一步改进课堂教学入手,具体说:一是教师应留出更多的时间,让学生自己去阅读教材、思考问题,并进行思辨的讨论;二是教师讲授的侧重点应从历史过程为中心转向历史发展的逻辑联系为中心;三是历史教学要联系实际,要谈古论今,发挥历史的明理、鉴今、育人的作用。第三,在思想教育方面,总体看在历史课堂上落实不够是个普遍现象,当然学科的思想教育的阵地作用也就远未得到充分发挥。思想教育的内容笼统地讲,在中国史教学中要着重突出爱国主义教育和民族自尊心及民族自豪感的培养;在世界史教学中主要是审美观、世界观和社会发展规律的教育。相比之下,中国史的思想教育要好于世界史部分。形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与应试教育有直接的关系,历史教师应引以为戒,在今后的教学活动中予以重视和进一步地落实。 三、倡导教学形式多样化,但不能丢弃教学重点 历史课程标准提倡多样化的教学形式。在课堂教学实施的过程中,为了给学生学习历史营造一个兴趣盎然的学习环境,激发学生学习历史的兴趣,老师们积极探索多种教学形式,改变过去那种严格按照教学流程按部就班地进行教学的状况,组织了丰富多彩的教学活动。但是,有些活动作为一种教学形式只是一种点缀。例如,历史剧是学生非常喜欢的形式,但是教师在设计这些活动、指导学生编演时没有充分考虑要达到什么目的、学生可以从中了解些什么,有时候表演的过程中学生们嘻嘻哈哈,内容简单、形式单一。表演过后就进入了下一个环节,至于剧中表现的主题思想是什么就不得而知了,表演只是起到了活跃课堂气氛的作用。 而对教学内容重点的把握,一堂课的时间有限,需要选定重点的内容,组织重点的活动,而重点活动是应该围绕着重点内容来设计的。但现在有些教师在课堂上不是围绕着重点内容展开教学,而是舍本求末,追逐形式,或是就一些枝节性的问题组织讨论;或是对重点的内容轻描淡写,把主要时间和精力放在其他的内容上。 历史教学改革论文:浅谈学校历史教学改革的研究论文 [摘要]初中历史新课程改革以来,我们围绕新理念、新课标认真组织教学,历史课堂焕发出了前所未有的活力,但同时也存在着一些问题。本文通过作者外出听课学习、深入全旗一线教师的课堂,对教学中如何处理好新课程改革与传统教学的关系,三维目标中知识目标与过程方法、情感态度目标的关系,教学方法多样化与突出重点的关系、学生主体地位与教师主导作用的关系、教学手段现代化与教学现代化的关系、教师的教学基本功与课改的关系等六个方面进行了深刻的反思。 [关键词]初中;历史;课程改革;教学;反思 新课程改革以来,广大历史教师根据新理念、新课标组织教学,课堂教学呈现出可喜的变化。从形式上看,在45分钟的课堂里常常是欢声笑语、高潮迭起,似乎我们的历史课堂已经走进了新课程的最佳状态。但是,认真审视一下目前的初中历史课堂教学,有些教师对新课程的理解是肤浅的,突出的表现是重现象不重本质、重形式不重实质,致使课堂中出现了虚假的“繁荣”。下面,是我对初中历史新课程改革中课堂教学的一些粗浅认识,期望大家能提出更多宝贵的想法,以便在今后的历史教学中共勉,为2009年即将进入新课程的高中课堂教学提供有益的借鉴。 一、实行新课程改革,是在继承基础上的改革,不是全盘否定传统教学 新课程在推广和实践过程中,给人一种把传统教学“推倒重来”的感觉,在处理新课改与传统教学关系时,存在一种“全盘肯定”与“全盘否定”的思维倾向,应该引起重视。我认为应处理好新课改与传统教学的两个辩证关系: 一是继承性和创新性的关系。与新课程要求相适应的教学改革不能脱离“历史”,要在继承优秀传统基础上进行改革。目前我们在新课程实验中需要思考和梳理的是,经过长期实践检验和证明的行之有效的优秀教学传统思想和做法有哪些?传统教学中有哪些思想和做法已远远不能适应社会的发展,不能适应我国改革开放的新形势对培养人才要求的实际?在推进新课程实验进程中,我们要如何继承和改进传统的教学思想和做法?新课程要求教学实施与时俱进,改革、发展、创新。但发展什么?目前哪些方面首先要发展?用什么标准来检验教学实施改革、发展、创新的成败呢?我认为要服务于每一位学生成人成才全面发展的大目标,改革教育教学的方方面面;围绕提高教育教学的针对性、实效性、时代性、主动性,用课程新理念反思传统教学中的不足,采用新的教学方式和学习方式把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作为着力点。 二是理论前瞻性和现实操作性的关系。新课标理论的前瞻性与历史现实环境局限的矛盾,是不容回避的现实问题,也是广大师生深入进行新课程研究实践的主要障碍。在目前大环境下,我们不能空谈观念更新,而应该实事求是,结合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教育界的各种研究成果,融合新课程理念,踏踏实实研究历史教学法,并自觉运用到自己的教育教学实践中去,解决实际操作性的问题,我们在教学中,要在新理念指导下实践,在实践中总结反思,逐步把新理念转化为个人教学行为习惯。 二、重视过程与情感目标,但不能忽视“知识”目标 历史新课程从义务教育的基础性、普及性、发展性的特点出发,要求学生掌握基本的历史知识。基本的历史知识包含重要的历史史实和基本历史线索两部分。一些老师在知识与能力、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与价值观三维目标达成的过程中,更多地关注了后两者。对历史教学任务的理解从课堂设计和教学过程上看,有一些教师忽略对具体知识的传授,表现为在课堂上少讲或不讲新知识,或是上课一开始就提出问题让学生讨论。这样一来,学生缺乏对历史基础知识的了解和掌握,缺乏对历史的具体感受,因而很难积极地回答教师提出的问题,甚至很难展开讨论。教师这样安排,可能是认为应当让学生来建构新知识,或是认为讲多了就会使学生处于被动的地位。但实际情况是,由于学生缺少必要的背景知识,教学的活动难以深入,使得学生和教师都处于尴尬的被动状态。我们知道,历史教学的任务包括很多方面,在新的课程标准中表述为知识与能力、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与价值观。历史教学的目标无论怎样划分,都是整体目标的具体体现,都不应该忽视某一个方面。而且,正是由于历史本身所包含的丰富内涵,才使得历史教育具有感染力和生命力。知识是基础,是依托,是载体,是学生发展的双翅,学生只有在掌握基本的历史线索和具体的历史知识的同时,才能形成历史学习的初步能力,才能真正学会学习,才会产生爱国主义情感、正义感、社会责任感以及正确的生活态度、做人态度和科学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学生不掌握必要的历史知识,一切活动都难以展开,一切能力也都难以形成,思想、品德、情感、态度等方面的生成也会成为空泛之谈。所以,现在要注意避免对教学目标整体把握上的失缺,要全面和正确地理解历史教学的任务。超级秘书网 第一,在知识传授方面,一是在贯彻整体知识结构的教学方面,教师应注意从总体上把握教材的基本结构和发展脉络,尤其还要重视对内容的深广度作出恰如其分的规定,便于有的放矢地教学;二是要重视学生知识结构的转化,即将教材的基本知识结构转化为学生自己的认知结构和学习能力。第二,在学生的智能培养方面,要想使智能培养真正达到素质教育的目标,应从进一步改进课堂教学入手,具体说:一是教师应留出更多的时间,让学生自己去阅读教材、思考问题,并进行思辨的讨论;二是教师讲授的侧重点应从历史过程为中心转向历史发展的逻辑联系为中心;三是历史教学要联系实际,要谈古论今,发挥历史的明理、鉴今、育人的作用。第三,在思想教育方面,总体看在历史课堂上落实不够是个普遍现象,当然学科的思想教育的阵地作用也就远未得到充分发挥。思想教育的内容笼统地讲,在中国史教学中要着重突出爱国主义教育和民族自尊心及民族自豪感的培养;在世界史教学中主要是审美观、世界观和社会发展规律的教育。相比之下,中国史的思想教育要好于世界史部分。形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与应试教育有直接的关系,历史教师应引以为戒,在今后的教学活动中予以重视和进一步地落实。 三、倡导教学形式多样化,但不能丢弃教学重点 历史课程标准提倡多样化的教学形式。在课堂教学实施的过程中,为了给学生学习历史营造一个兴趣盎然的学习环境,激发学生学习历史的兴趣,老师们积极探索多种教学形式,改变过去那种严格按照教学流程按部就班地进行教学的状况,组织了丰富多彩的教学活动。但是,有些活动作为一种教学形式只是一种点缀。例如,历史剧是学生非常喜欢的形式,但是教师在设计这些活动、指导学生编演时没有充分考虑要达到什么目的、学生可以从中了解些什么,有时候表演的过程中学生们嘻嘻哈哈,内容简单、形式单一。表演过后就进入了下一个环节,至于剧中表现的主题思想是什么就不得而知了,表演只是起到了活跃课堂气氛的作用。 而对教学内容重点的把握,一堂课的时间有限,需要选定重点的内容,组织重点的活动,而重点活动是应该围绕着重点内容来设计的。但现在有些教师在课堂上不是围绕着重点内容展开教学,而是舍本求末,追逐形式,或是就一些枝节性的问题组织讨论;或是对重点的内容轻描淡写,把主要时间和精力放在其他的内容上。 历史教学改革论文:历史教学改革人文精神论文 一、虔诚“洗脑”,坚持“以人为本”,“以学生发展为本”的教育教学观念 我国的教育方针是培养在德、智、体、美各方面都全面发展的人才。而德育是首位。中科院院士杨叔子说过,我们的教育是“育人”,不是“制器”。爱因斯坦在其《培养独立思考能力》的著作中也谈到,“用专业知识教育人是不够的,通过专业教育,他可以成为一种有用的机器,但不是能成为一个和谐发展的人。要使学生对价值有所理解并且产生热烈的感情,那是最基本的,他必须获得对美和道德上的善有鲜明的辨别力。否则,他——连同他的专业知识——就更像一只受过很好训练的狗,而不像一个和谐发展的人”。谆谆告诫,发人深省。为了不让历史教育在某些教师的手中沦落成传播知识,技能培训的悲剧重演。我们必须坚持以学生发展为本,以人为本的观念,使学生成为和谐、健康,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人才。 二、优化教学内容,挖掘历史教学改革人文精神素材 其一,经济史中,突出人与自然相和谐。我国古代素重人文精神,主张“天人合一”,人与人之间和睦,人与自然相和谐。以此引导学生树立环保意识,保护生态平衡,坚持可持续发展战略,保护文物等。 其二,科技史中,突出革故创新,改变世界。如瓦特、李四光、侯德榜、邓稼先、袁隆平,以至于现实中的比尔盖茨等,启迪学生沿着他们走过的足迹,善于观察,勤于思考,不断进取,开拓创新。 其三,政治文化史中,突出华夏民族主义精神。梁启超说:“史学者,国民之明镜也,爱国心之源泉也”。可见,以此可培养学生强烈的民族自尊心、自豪感,明确个人对民族、社会、家庭的责任和义务,真正体会“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体会正是这种人文精神使中华民族具有强大的向心力和内在凝聚力。 其四,强调历史人物的嘉言义行。名言如孟子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裴多菲的“纵然世界给我珍宝和荣誉,我也不愿离开我的祖国”等等。这些语句,读起来令人激动、振奋,能够净化人的心灵,甚至指导一个人的一生。轶事方面,侧重名人、名臣、名相、科学家、史学家等的故事,以此催人奋进、给人启迪。如:邓小平同志经历三起三落,始终以大局为重,为振兴中华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并且他曾说:“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这是多么伟大的中华魂,多么深的民族根!这是中国人文精神的结晶!爱因斯坦在纪念居里夫人时说过:“第一流人物对于时代和历史进程的意义,在其道德品质方面,也许比单纯是才智成就方面还更大”。可见,“榜样的作用是无穷的”。通过这样介绍历史名人轶事和运用教师人格魅力,教化学生,定会培养学生热爱祖国、热爱民族的热情、高尚的做人品德,建立科学的人生观,价值观和正确的世界观。 三、用多媒体技术,给人文插上腾飞的翅膀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历史的最大特点是过去性,运用现代多媒体技术的优势,就可最大限度地再现或还原昔日辉煌的文明,如播放《上下五千年》的VCD,近代史影剧,文物荟萃,书画集锦,民情风俗等,让学生置身活生生的人文环境,浸没于人文氛围中,耳孺目染。达到既“知道”,又“体道”,知行合一的境界,避免了空洞说教。 四、运用教学相长与学生平等,师生互动,生生互动的教学方式 第斯多惠说:“一个平庸的教师奉送真理,一个好的教师则教人发现真理。”我们应大量采用发现--探索式等教法,鼓励学生勇于质疑,大胆发言。如让学生扮演墨、儒、道、法四家代表人物,进行“百家争鸣”的辩论。在活动中,学生就切身感受到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以及相互尊重,谦虚谨慎的人文精神。 五、积极开展课外人文活动,在实践中培养人文精神 众所周之,实践出真知。实践活动是提高人文素养,培养人文精神的乐土。如举办人文知识讲座、文史哲名著读者俱乐部,人文墙报,板报,书报等,使学生博览群书,文、史、哲相通相融,厚积薄发。并且引导学生积极了解国情,参加服务社会,报效祖国的实践。这样使作为内在品质的良好素质在不断外现中得到检验、得到巩固和提高。如我校举办的“知我中华,爱我中华”历史知识挑战赛。以中华人文知识为载体,辅之以多媒体技术,分必答、抢答、风险答、历史辩伪、相互挑战等形式,极大地激发了学生学史的兴趣,丰富了学生的人文知识。更重要的是,培养了学生强烈的民族自尊心、自豪感,高度的爱国热情,传承文明,开拓创新的能力,挑战自我,挑战人生的人文精神。 作者:张志强 单位:重庆市杏林中学校 历史教学改革论文:历史教学改革论文 近年,中学历史教学界存在着一种互相矛盾的现象,一方面是历史课不受重视,学生学习历史缺乏兴趣;另一方面是每年一度的高考中,历史试题大有越来越难的趋势,其中有些题目本来是用来考研究生的,却拿来考高中生。教师学生拿到成绩,总不免英雄气短。许多优秀的中学历史教师抱怨:我们没有多少时间进行正规的教学,几乎每年都在紧张的复习备考中度过。 出现这种矛盾现象,原因是多方面的。对于前者,人们早已习以为常,因为历史课不好学,学生对历史缺少兴趣,这是一个全球性的老问题。西方发达国家如美国,虽然十分重视历史,将历史列入总统规定的所有初高中必修的五门优秀课程,教学效果却不尽人意。据美国全国人文科学捐款基金会对部分大学生抽查后公布的调查报告(1989年10月10日)中披露:当抽查问及“各尽所能,各取所需”这句名言时,竟有1/4的人认为语出美国宪法;当问及杜鲁门哪年发动朝鲜战争时,近60%的学生都回答说不知道;有50%的学生不清楚美国南北战争发生的年代。东方近邻如日本,这方面的情形同样不妙,“历史课在(学生)不喜欢的课程中占据首位,这种情况由来已久了。历史教师也因历史课很不容易教而感到苦恼。学生们不喜欢的内容又是什么呢?人们都说,那就是一些不要求思考的历史用语、重要事项的罗列和强记的课程”(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国家教委中小学教材办、中国课程教材研究所编:《课程发展与社会进步——国际研讨会论文选》,人民教育出版社1992年7月第1版,第179页)。为改变这种状况,世界范围内,人们正在进行不懈的努力。 令人疑惑的是后者。诚如一位教育学者所指出的,“如果说教学工作是学校主体的话,那么课程与考试就是左右学校教学的两翼。课程是实施教学工作的蓝图,考试则是评价教学工作的镜子。”(吕达:《英国义务教育阶段考试制度的改革》,载《课程•教材•教法》1989年第6期)。课程改革必然要引起考试制度的改革,考试制度改革的成败,不仅反过来影响课程改革的进程,而且必将对教学产生导向作用。中国80年代中期以来的课程改革,为中小学历史教学创造了良好的条件,这是公认的事实。例如,人民教育出版社新编的初中历史教科书,受到社会各界的普遍好评;新一轮的《全日制普通高级中学历史教学大纲》(供试验用)已于新近颁布并出版发行。与新大纲配套的高中教科书试验本,也以崭新的面貌陆续与广大师生见面。然而,近些年的高考,虽然在历史学科考试测量的目标、形式和内容等方面都有所改进,在注重考查考生所学历史知识的同时,尤其注重考查学科能力,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人们对历史课的重视,但也确实存在不够完善之处,客观上给中学历史教学带来了一定的负面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为大学历史专业选拔人才的命题指导思想,既不切合大学大文科选拔人才的要求,也不利于中学历史教学高考命题人员主要由大学历史系教师组成,他们重视学术研究,命题首先注重考查“一个中学毕业生在历史学科中将进入大学文科历史系学习历史时所应具备的学习潜能”,而不是考虑一个中学毕业生在历史学科中将进入大学大文科各专业学习时所应具备的学习潜能,表现出明显服务于大学历史专业的倾向。几年来材料解析这一题型占分比例越来越重的趋势,是这种倾向的突出表现之一。用分析、解析某一材料的手段来测试考生的能力,是中国历史上一种很古老的测试方法,但以材料解析题的形式引进中学历史教学与测试领域,却是近十年的事情,最早出现在人民教育出版社1987年4月出版的《初级中学中国历史第一册练习册》当中。我们认为,适当地采用这种题型进行训练,给学生接触文字材料的机会,有助于锻炼学生阅读、理解、分析材料的能力。但是,把它作为一种固定题型运用于高考,将所占比分逐年增加至总分的24%,要求考生从材料中学究式地寻找微言大义,与科举制似有相近之处。这种测试方法,多大程度上符合大学大文科各专业选拔人才的要求,我们且不去深究,有一点却是可以肯定的,即这种超出学生实际认知能力和思辨能力的考试方法,程度不同地影响了正常的中学历史教学。为帮助学生应付这类题型,“老师(只好)搞题海战术,你去年考卷上出了一道A类题,我就让学生复习时做100道、200道这种题。这就是完全不顾教学规律的所谓‘应试教育’,对于命题本身,也会走向僵化、单调、脱离实际,甚至‘新八股’的死胡同”(《国家教委考试中心负责人谈高考命题》,见《光明日报》1996年7月11日第2版)。了解了这些,就不难理解近年有关材料解析的小册子为何泛滥成灾了。这一题型在高考中的出现与固定,无形中增加了学生的学习负担,也加大了老师的教学难度。 1995年的高考历史试卷中,材料解析题共3小题30分,39行一千多字。过大的文字量,占去学生过多的时间,使全套试卷所能容纳的信息量相对减少。例如,第一题有关司南和指南针的材料一和材料二,因与教科书叙述和所引材料基本重复,实属多此一举,使第①问缺乏效度;第③④问,因答案过于宽泛无定,既不严谨,也不唯一,缺乏信度。这一题型,是高考历史服务于大学历史专业选拔人才指导思想的产物,个别命题人员对此颇为得意地说:材料解析题测试功能的宽阔,广为人们所肯定。一份中学历史杂志载文评论这种题型功能时,曾指出:“高考试题中出现这种题型,是一个创造。它不仅可以为大专院校历史系挑选优秀生提供依据,而且对今后中学历史教学将产生革命性的影响”。……材料解析题这一题型的功能,随着逐年的实践,其材料来源不断被扩宽,其功能也逐年拓展,其〖ZZ(〗绝对难度也越来越大。他们对自己的只为大学历史系挑选人才服务的指导思想并不讳言。如此下去,中学历史教学只好将中学生当成准大学历史系学生来培养。人们不免思忖,大学历史系每年招多少学生,在大学文科招生总量中占多大比重?以历史系的选拔标准要求所有文科专业的考生,是否具有针对性?是否有强人所难之嫌?由此可见,这类试题的导向作用越大,对中学历史教学的负面影响就会越严重。 二、历史命题即使改变了为大学历史专业选拔人才服务的倾向,对中学历史教学的负面影响也会大于积极导向作用 中学,包括初中和高中,是青少年学生获取知识的最佳年龄段,在学校教育进程中处于承上启下的关键时期,都属于基础教育的范畴。这一时期,课程繁多,课时总量有限,各科教育内容的平衡应摆在首要地位,因而各种矛盾相对集中。初中阶段,是义务教育的后三年或四年,学生只在小学社会课中学过点滴的历史,这一阶段的历史课担负着传授历史知识、进行思想教育、提高学生能力的任务,是打基础的好时机;高中阶段,学生素质有所提高,历史课的三项任务没有根本变化,但培养目标发生了变化,即一方面要向高等院校输送合格的人才;另一方面要向社会输送合格的中等水平的人才。既要满足大学历史专业的选拔要求,又要顾及大学其他各专业的选拔要求,更要符合其他各行各业对历史学科素质教育的基本要求。历史课基础教育的性质没有变化,面向的是大多数,所以任何拔苗助长,只抓“40%”,不顾全体的做法,都将有损于基础教育的办学性质,影响正规的中学历史教学。 受现行高考体制的制约,历史高考对中学历史教学的负面影响不可忽视。“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与普通高中毕业生会考不同,是选拔考试,其目的是为普通高等学校德智体全面考核、择优录取新生提供考试分数。普通高等学校要从当年的考生中选拔40%左右的新生,因此,考试还须在全体考生的成绩中,从高分到低分‘拉开距离’,特别要在40%上下‘拉开距离’。高考试题的水平(或难度),是由全体考生,特别是成绩在前40%左右考生的水平决定的”。事实上,只要上了高中,几乎没有学生甘居60%之列,也没有哪位教师单纯只抓40%,于是,高考试题的难度,也就成了中学历史教学对所有学生的要求。如此居高不下的难度,使广大学生忽视基本历史知识的学习和基本能力的训练,逐步陷入片面追求高、难、深畸形发展的境地。 中学历史教学,无论初中还是高中,最主要的任务是传授基本的历史知识,培养基本的历史学科的能力。“‘基本’这个词,含有‘普通而强有力的适应性之意。’学生所学的知识越是基本的,就越能不断地扩充和加深,并对新问题的适用性越宽广,知识越是归纳为定义、原理和法则,越是有利于学生的理解和应用”。掌握了“基本”的,就易于理解和掌握整个学科,有助于记忆,有助于从已知到未知,促进知识迁移,有助于缩小高层次知识与低层次知识间的差距。历史高考因为“特别要在40%上下拉开距离”,所以不免脱离基本的学生、基本的知识与能力。在长期的考试导向作用的影响下,中学历史教学也只好偏离“基本”,实施“应试教育”。这种情形不单影响高中,而且贻害初中。由于决定能否在高考中成功的决定性因素之一是将要进入的高中学校的质量,大多数初中的学生都面临巨大压力,千方百计要在这个既高度平均主义,又竞争十分激烈的体系中上一所好高中。为了准备中考,许多学校只好打乱正常的教学秩序,集中大量时间复习备考。因历史往往被排斥于中考科目之外,历史课仅有的每周两课时理所当然地“临时”取消。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历史学科课时都得不到保证,何谈“基本”,何求兴趣与能力?长此以往,历史教学大纲所设计的蓝图,只好遗憾地留下若干空白。 三、历史高考引发出对历史教科书地位与作用的两种不切实际的看法 时下,对历史教科书有两种看似矛盾的看法,一种认为“从理论上和实际上来讲,视教科书为教学依据的观点,是不正确的”,主张以教学大纲为依据;另一种认为历史教科书不够学术,不够开放,不适应现代考试的要求。例如,教科书紧扣教学大纲的规范进行编写,有人指责教科书编纂混乱,没有体系;教科书采用史学界大多数学者所接受的战国封建论,有人认为史实不足,容易使学生误认为中国封建社会是开荒开出来的;教科书没有讲繁细难懂的《秦律》和《唐律》,有人说古代中国是一个讲究法制的时代,不讲就是忽视法制。 历史教学改革论文:新课程历史教学改革论文 如今,素质教育已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过去,“死读书,读死书”的状况正在日渐改变,全社会更加注重提高孩子的综合素质,培养孩子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因此,在新一轮课程改革中,教师的角色将发生很大的变化。 一、由重传授向重发展转变 传统教学重视对知识的传授,却忽视了人的全面发展。新的课程改革要求教师以人为本,呼唤人的主体精神,因此历史教学的重点要由重知识传授向重学生发展转变。 我们知道,学生是一个活生生的,有思想、有自主能力的人,而不是一个有待灌输的“知识容器”。学生在教学过程中,既要掌握知识,又要获得情操的陶冶、智力的开发和能力的培养,同时还要形成良好的个性和健全的人格。从这个意义上说,历史教学过程既是掌握知识的过程,又是一个身心发展、潜能开发的过程。在教学中,对于著名的历史人物如司马迁、霍去病、班超、文成公主等,笔者不是只简单的介绍他们的事迹,而是指导学生阅读有关的书籍,让他们整理相关的材料,然后在课堂上或小组中介绍这些英雄人物的事迹,畅谈英雄身上的优良品质,及对他们当时社会做出贡献,对我们今天的为人处事有那些启发等。通过这些活动,不仅能让学生学到历史知识,更主要的是能让学生从心灵深处激发出对优秀历史人物的崇敬,从而受到历史人物优秀品质的熏陶和感染,以培养学生良好的个性和健全的人格。 进入21世纪,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日益激烈的科技竞争给教育提出了新的挑战。历史教育已不再是仅仅为了追求记住历史时间、地点、人物、事件,记忆现成的结论,而是为了使人的潜能得到充分的发挥,使人的个性得到自山、和谐的发展;新的教学观关注学生的学习动机、兴趣以及学习和认识历史的能力,关注学生学习历史后思想感情的变化。历史教学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提高学生的思想素质,提高学生认识历史和现实的能力。回顾20世纪学校教育所走过的历程,大致可以看到这样一个发展轨迹:知识本位——智力本位——人本位。当代历史教学应致力于发展学生包括智力在内的个性特征和整体素质。 二、由统一规格教育向差异性教育转变 让学生全面发展,并不是要让每个学生、学生的每个方面都按同一规格平均发展。一刀切、齐步走、统一规格、统一要求(复习旧课引入新课讲述课文提问巩固布置作业),少有变更,这是现行教育中存在的最突出的问题。备课用一种模式、上课用一种方法、考试用一把尺子、评价用一种标准。这样做,只能把千姿百态、风格各异的学生“培养”成一种模式化的人。显而易见,“一刀切”的统一规格教育既不利于人才的培养,也不符合时代对教育的要求。在教学中为了避免一刀切、统一要求的弊病,笔者设计了各种问题,让不同层次的学生都能回答,并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如历史成语故事比赛、课堂辩论会、模拟历史情景表演、仿古小制作、考察古迹寻找历史等。总之,在教学形式上,综合运用集体授课与活动、分组讨论和交流、自学与辅导、收集资料与研究等多种形式,不拘一格;在教学流程上也尽可能灵活多变,每堂课都按教学的实际需要来设计安排,以满足学生各种各样的需要,发展学生各种各样的能力。 有人说,黄沙如海,却找不到绝对相似的两粒沙子;绿叶如云,寻不见完全相同的一双叶片。那么我们也可以说,人海茫茫,教海无涯,我们既找不到两个完全相同的学生,也不会有适合每一个学生的教学方法。这就需要我们来研究学生的差异,以便找到因材施教的科学依据。 三、由重教师“教”向重学生“学”转变 一堂课究竟应该怎么上?传统教学是教师牵着学生走,学生围绕教师转。这是以教定学,让学生配合和适应教师的教。长此以往,学生习惯被动学习,学习的主动性也渐渐丧失。显然,这种以教师“讲”为中心的教学,使学生处于被动状态,不利于学生的潜能开发和身心发展。比如在分析历史事件的原因和影响时,教师过多地讲解、分析和说明,学生只是被动地“听”,这种现象产生的原因是教师仍然把自己作为教学的中心,担心学生理解不了课文,于是就包办代替。这种教学方式培养不出有创造精神和实践能力的人才来。 新课程倡导,教师的“教”是为了学生的“学”,教学评价标准也应以关注学生的学习状况为主。正如叶圣陶老先生说的:“最要紧的是看学生,而不是光看老师讲课。”历史教学不能再片面强调知识的传授,而应更加注意与学生情感的交流,应从“以教师为中心”转向师生共同合作完成教与学的任务、注重教学过程中师生信息的交流,更加注重学生在学习中的“主体”地位,引导学生主动地去追求知识,学会学习。因此,上课时教师要注意学生的反应,而不能只顾自己滔滔不绝地“讲”,而不管学生是否能接受。课后还应对不同层次的学生进行个别辅导.与他们进行个别交流,要把学生适应教帅转变为教师关注每一位学生的发展。要研究如何“启发”学生接受和理解教师教给他们的知识,更要研究如何让学生学会自己去学习历史。 四、由重结果向重过程转变 “重结果轻过程”,这也是传统课堂教学中一个十分突出的问题,也是一个十分明显的教学弊端。所谓重结果就是教师在教学中只重视知识的结论、教学的结果,而忽略知识的来龙去脉,有意无意压缩了学生对新知识学习的思维过程,而让学生去重点背诵“标准答案”。所谓重过程就是教师在教学中把教学的重点放在过程上,放在揭示知识形成的规律上。让学生通过感知——概括——应用的思维过程去发现真理,掌握现津。在这个过程中,学生既掌握了知识,又发展了能力。历史学习是一个认识历史的过程,从感知历史,到积累和理解历史知识,再到对历史现象进行思考(比较、分析、演绎、归纳等),了解历史事件的因果关系,找到历史发展的特征和规律,从而认识历史和现实的过程。历史教学如果只强调“学习的结果”,必然会走到死记硬背教科书知识的应试教育的死胡同里去。而要培养学生学习历史的动机、兴趣和思维能力,单靠教师的“传授”是绝对不行的,必须让学生亲身经历和体验这一过程。特别是历史思维方法的养成,是历史教学最重要的目标之一。如果强调学习的结果,只会把学生的思维引向一个共同的标准答案的方向,而没有什么历史思维可言。 重视过程的教学要求教师在教学设计中揭示历史知识的发生过程,指导历史知识的思维过程。从而使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思维得到训练,既长知识,又增才干。在教学中,凡涉及评价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笔者并不重点关注学生是否得出正确结论,而是关注学生怎样得出结论。他们怎样找材料?怎样整理材料?怎样从材料中得出结论?如果没有像这样的学习过程,得出的结论往往是瞎猜的或是抄来的,说明学生没有真正学到知识,能力没有真正提高。 由此可以看出,过程与结果同样重要。没有过程的结果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如果学生对学习的概念、原理、定理和规律的推理、总结过程不了解,就没有能力开发和完善自己的学习策略,那就只能是死记硬背和生搬硬套的机械学习。 我们知道,学生学习历史往往经历“(具体)感知——(抽象)概括——(实际)应用”这样一个认识过程。而在这个过程中有两次飞跃。第一次飞跃是“感知概括”,也就是说学生的认识活动要在具体感知的基础上,通过抽象概括,得出历史知识的结论。第二次飞跃是“概括应用”,就是把掌握的历史知识结论应用于实际的过程。显然,学生只有在学习过程中真正实现了这两次飞跃,教学目标才能实现。 如此看来,过程是不可省略的。压缩和忽略学生的思维过程,直接让学生得出结论或抄背前人提供的答案,这种做法是舍本求末,对学生的学习十分有害。有的教师在教学中忽视学生知识的学习过程,削弱学生从感知到概括的过程,急于得出自己的教学结论,结果使学生一知半解,似懂非懂、造成感知与概括之间的思维断层。此外,学生对“概括应用”这个基本环节也需要一个反复多次、循序渐进的思维训练过程。但有的教师喜欢把概括后的结论马上加以应用,甚至一开始就做变式题,造成学生严重的“消化不良”,并加重了学生的学习负担。很显然,这种“欲速则不达”的做法无法保证教学的质量,更谈不上发展学生的学习策略。 五、由单项信息交流向综合信息交流转变 从信息论上说,课堂教学是由师生共同组成的一个信息传递的动态过程。教师采用的教学方法不同。信息交流的方式也不相同。一般来悦,主要有以下四种。 1.以讲授法为主的单项信息交流方式。教师讲解,学生接受。 2.以谈话法为主的双向交流方式,教师问,学生答。 3.以讨论法为主的三项交流方式,师生之间互相问答。 4.以探究——研讨为主的综合交流方式,师生共同讨论、研究、做实验。 按照最优化的教学过程必定是信息量流通的最佳过程的道理,显而易见,后两种教学方法所形成的信息交流方式更好,尤其是第四种多向交流方式最佳。这种方法把学生个体的自我反馈、学生群体间的信息交流,与师生间的信息反馈、交流及时、普遍地联系起来,形成多层次、多渠道、多方位的立体信息交流网络。为此,在上新课之前,我总是布置学生围绕这一课的内容去阅读相关的历史书,上课时让学生充分地议论、提问,教师也参与议论,并强调指出:教师的看法仅供参考,以鼓励学生继续思考、研究下去。或课前布置一些课题让学生去准备(学生也可以自拟课题),上课时师生再来一起讨论。 这种教学方式能使学生通过合作学习互相启发、互相帮助,使不同智力水平、认知结构、思维方式、认知风格的学生实现“互补”,达到共同提高。这种方式还加强了学生之间的横向交流和师生之间的纵向交流,并把两者有机地贯穿起来,组成网络,使信息交流形成纵横交错的立体结构。这是一种最优化的信息传送方式,它确保了学生的思维在学习过程中始终处于积极、活跃、主动的状态,使课堂教学成为一系列学生主体活动展开与整合的过程。 六、由居高临下向平等融合转变 传统教学中,教师对学生处于“我教你学”“我讲你听”的地位,学生完全听任教师摆布,受教师灌输。教师处于居高临下的地位,师生之间的关系显然是不平等的。 现代教学论研究表明,学生的学习存在两个心理过程。一个是感觉——思维——知识、智慧(包括知识技能的运用)的过程;另一个是感受——情绪——意志、性格(包括行为)的过程。前者是一种认知过程,是智力活动;后者是情感过程,是非智力活动。两者密不可分,缺一项都不能成为真正合理的学习过程。然而,传统的教学理论只看重认知过程,却忽略了情感过程,丢弃了非智力因索在学生学习过程中的巨大作用。这也是造成当前学生厌学和教学效率低的一个重要原因。 教学过程中最活跃的是师生之间的关系,教师与学生都是有情感、有思维的教学统一体。教学中教师要充分尊重学生的人格,同时,学生也要尊重教师的劳动。在教学中笔者总是积极鼓励学生发言,“你讲我听”“你问我答”。并鼓励学生就学习中的有关问题与教师争论、探讨。这样师生在教学中情感交融、气氛和谐,达到了师生情感上的共鸣,这样才能建立新型的、平等和谐的师生关系。 七、由教学模式化向教学个性化转变 教了几十年书,上了几千节课,送走了几代人,要问自己的教学模式是什么,教学特点有哪些,实在是说不清。这是我们相当一部分教师的通病。而现代教学却要求教师树立特色意识,形成个性化教学。 教学方法的大忌是单一化、模式化、公式化。那么怎样才能形成自己的个性化教学呢?这就要求教师不能墨守陈规,而是要勇于创新、积累、总结、提高。教学是一种创造性活动。不明确这个问题,就不能准确地分析和判断教师的课是否有个性风格,是否符合新时期素质教育的要求,是否有助于培养有智慧、有创造性的一代新人。 教师教学的创造性首先体现在对教材的处理上。教材往往把知识以定论的方式直接呈现在学生面前,学生看到的是思维的结果——教学结论,而看不到思维活动的过程。具有创造性的教师应该使课本上的知识“活”起来。导演对剧本的处理是一种再创造。与此同理,教师并不是教材和参考书的“留声机”,而是要针对学生的心理特点和已有的知识,对教材进行科学和艺术的处理,从而形成可以操作的教学思路。这就是一个教学再创造的过程。重要的是“用教材教,而不是教教材”。 其次,教学创造还在编制和优化教法上。各种教法各有利弊,如何传道授业,需要教师在吃透教材的基础上,进行教法上的编排、设计和加工,克服组织形式的模式化。在教学过程中,教师要当好组织者和引导者,帮助学生积极主动地利用教材为学习服务。 再次,教学创造性体现在教师富有个性的教学风格上。教学是一种艺术,教学风格就是一种教学艺术的创造性表现。教师在教学中不仅要遵循一般的教学规律,而且要结合自身实际和学生的具体情况进行突破和创新。 新一轮国家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将使我国中小学教师发生一次历史性的变化,教师的课堂教学方式将发生根本性的改变,教师将随着学生学习方式的改变而重新形成自己的教学方式。 历史教学改革论文:历史教学改革论文 学习历史课程,可以使学生了解人类历史的发展历程,认识人类文明发展进步的原因和规律,认识历史发展过程中人与人、人与自然及人与社会的关系。学习历史课程,可以培育学生的历史智慧和人文素养,培养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感和世界意识,培养学生的历史思维能力和改革创新精神,使学生更好地迎接未来社会生活的挑战。历史课程在素质教育中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近年来,北京市广大中学历史教师认真贯彻落实北京市中学历史学科的三个指导性文件,不断深化历史课堂教学改革,努力提高中学历史课堂教学质量,取得了不少成绩。但用素质教育的要求来审视,历史课堂教学中仍存在着一些亟待改革的问题。主要是: 一、教学目标的固定化与封闭性。 近年来,在确定中学历史课堂教学目标时形成了一种固定的模式,即分为知识传授、能力培养、思想教育三个方面。这一方面反映了历史教学研究成果,教学目标在原来的基础上有了发展;另一方面,它内含的固定化因素对课堂教学目标的制定也有一定的制约作用。首先,它造成了对这三项任务不能完全涵盖的内容的忽略和排斥。诸如,不同年级学生在审美教育、情感教育、心理教育等方面的心理需求在历史课堂往往不被认识或重视,这些直接影响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学习效果。另外,固定化也导致了相对的封闭性,教学过程中存在着忽视各项目标之间有机联系的现象。其表现,一是知识目标定得多且细,课堂教学承载量过大;二是能力目标和思想教育目标往往流于空泛,存在着老师用教学大纲中“培养学生初步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观察问题、分析问题的能力”,“向学生进行社会发展规律教育、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教育”等历史教育的宏观目标作为一节课的具体目标的现象。三是教学目标间不能统筹兼顾,常常厚此薄彼或顾此失彼。其结果,是使中学历史教学的育人功能得不到充分发挥。 二、学生的主体地位没有真正确立。 在历史课堂教学中,旧的教学观将教师视为知识的传递者、能力的培养者、思想认识的教育者。在这种观念下,不少教师在备课时对学生的自主性活动或是缺乏设计,或是停留在一问一答浅层次的认知活动上。在教学过程中,教学方法和手段的单一化,也造成学生主体参与教学活动的积极性不高。北京市基础教育研究中心历史室根据近两年在各类学校所听的约四百节历史课的情况进行分析,得到的认识是:历史课上教师以自己为中心,讲述时间过长,学生主要是听教师讲,处在被动地位的现象还比较普遍地存在。其结果是,学生对历史课不感兴趣,课堂教学质量得不到真正提高。 三、教学评价的片面性和评价方式的单一化。 中学历史课堂教学评价的片面性,主要表现在对教师教学的评价上。在评价课堂教学时,重视评教忽视评学,将教师“教”得怎样作为评价课堂教学的主要依据,对学生的学习状态、学习过程中的心理感受和学习的实际效果缺少有效的考查。教师在设计教学时也是从“教”的角度想得较多,从学的角度考虑得较少。 中学历史教学评价方式的单一化,主要表现在对学生学业成绩的评价上。一是在确定学生历史课总评成绩时,一般只重视期末的考试成绩,对学生平时的历史学习情况缺少记录和考评,或者是有记录而与总评成绩无关;二是在考试方式上,一般只是书面考试,几种常见的题型,很少有实践活动的考查;三是在考试内容上,多以记忆性知识为主,历史思维能力和唯物史观的考查较少。对学生学业成绩的评价方式直接影响着学生的学习,学生认为历史考试必须“死记硬背”,形成惧怕或厌烦心理,或者平时不好好学,考试时临阵磨枪。学生在平时学习过程中的积极性得不到激励,缺乏主动学习的内驱力。 上述三个方面的问题,是当前进行历史课堂教学改革,推进素质教育主要要解决的问题。对此,我们经过认真的研究和探讨,提出以下四个方面的思考: (一)、实现教学目标的开放性和多元化。 现代教育的不断进步和历史教育功能的深入挖掘,要求历史课堂教学目标不断更新和完善。要使历史教学与时展同步,教学目标的设计和实施就要树立以人为本,以学生的发展为根本出发点的观念,突破旧的模式,实现开放性和多元化。 第一,要充分重视情感、态度、价值观的培养和教育。北京市21世纪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方案中的《历史课程标准》(以下简称《标准》)对历史教学目标的表述与过去的大纲有了很大不同。首先是将态度、价值观目标放在了第一位。这是因为对人的发展而言,态度和价值观相对于能力和知识应该更受到重视,在选择教学内容,设计和实施教学目标时,应首先予以考虑。近来用“态度、价值观”取代“思想教育”目标的作法已被越来越多的老师所接受,有人将其进一步表述为“情感、态度和价值观”。这种表述比之“思想教育”拓展了历史学科的教育功能,它可以涵盖原来思想教育目标不能包括的情绪、兴趣、动机和意志等各种情意目标,体现了目标的多元化。此外《标准》中还在“态度、价值观”具体目标中,提出了“培养人文素养”、“提高审美意识和审美情趣”等内容,这是以往各版本中学历史教学大纲从未明确提出的。和“思想教育”相比,“态度、价值观”的表述更加重视学生的主体性。它提示教学过程中,学生的人文素养主要是通过学生主体参与教学活动,学习人类优秀文化成果得到的人格、气质和修养的内化。从终生教育的大教育观看历史教学目标,青少年时期是人生观、价值观形成的最关键时期,“态度、价值观”目标的确定当然至关重要。 第二,从学生的发展出发,实现教学目标的开放性。“学史使人明智”。“明”可以说是对历史规律、人类文明发展的科学认识:“智”既包括鉴古知今的认识智慧,也包括开拓未来的创新智慧。“明智”的过程就是引导学生运用分析、归纳、比较和概括等思维方式,对重要的历史问题、历史现象和历史进程的认识过程。这个认识既体现了教学目标的多元化,也说明了各项目标间开放、渗透和融通。北京素质教育经验交流会展示课《战国七雄》的教学设计在教学目标间的开放与融通上作出了成功的尝试。首先,确定了以商鞅变法为重点教学内容,用以培养学生的改革意识和创新精神,引导学生从顺应历史潮流、推动社会进步的角度去认识人生价值的教学目标;在思维能力培养上,教师与学生一起就“商鞅变法为什么能够取得成功”,“为什么商君死而秦法未改”等优秀问题进行了讨论、激发了学生思维的创造性;为保证学生参与教学活动的时间,教师对教材的知识内容大胆地进行了取舍。从教学实况看,学生主体参与的积极性很高,思维活跃,在探讨历史问题的同时掌握和理解了重点知识,训练了历史思维能力,从活生生的历史中受到了做人、行事的启迪。 (二)、确立学生在历史学习过程中的主体地位。 学生是历史学习的主体,推进素质教育,深化历史课堂教学改革,需要我们认识主体、尊重主体、发展主体,让学生主动地参与教学活动。学生在自身的“体验”中学习历史,在体验中“学会学习历史”,就是能力的培养过程和人文素质的提高过程。 第一,认识主体,就要转变旧的教学观念,改变“以讲为主”的教学模式。在课堂教学中,教师要明确“教”是为了学生的“学”;学生要成为教学活动的全面参与者;教师要成为学生主动学习的指导者和组织者。认识主体还要突破以教材为中心的旧观念,全面了解学生,结合学生的实际情况,按照学生发展的需要,调整教材内容,删繁就简,以保证学生主体参与教学活动的时间和空间。 第二,尊重主体,就要在教学过程中创设师生之间、生生之间平等、和谐的民主学习氛围。教学民主性的激励作用是显而易见的,许多思维的火花就是在尊重中绽放。尊重主体就要面向全体学生,平等地关注和尊重每一个学生,给他们以主动参与教学活动及表现、发展能力的机会。尊重主体就要在课堂上关注到学生基础、智力和爱好特长的不同,使他们都能参与教学活动。一些历史教师因材施教,实行了的分层教学。他们不仅在课堂教学中的讲述、自学、提问等环节兼顾了不同层次的学生,而且在课前预习、课后辅导、作业和考核中都从层次性出发,调动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这样,全体学生在不同基础上都可以取得不同程度的成功,这种成功可进一步激发学生的自信心和学习兴趣,并迁移到整个历史学习的过程中。 第三,发展主体,探索适合学生主体学习的教学模式。教学模式作为课堂教学的结构和活动程序是客观存在的,它受制于教育思想和理论的指导。“以讲为主”教学模式是传统教学思想和历史教学传承习惯的体现。但是,随着素质教育研究的深入,改变旧的教学模式和落实素质教育精神已成为广大历史教师的自觉行动。经我们最新的调查表明,北京市历史课堂教学学生主体活动时间有了明显增加,由原来平均每节7分钟,增加到了15-20分钟。《德国法西斯专政的建立》、《争取和平民主的斗争和内战的爆发》两节研究课,采用了人文学科的“问题解决”教学模式,其课堂实录师生讨论的片断在北京市历史教学研究会年会播放后,引起了与会者的极大兴趣并得到了莅会各方面专家的肯定。当前,越来越多的教师正在探索和试验体现学生主体学习的教学模式。教学模式可以不同,但遵循的教学规律和教学原则是有共性的。首先,要注意不断提高学生参与教学活动的质量。历史课堂教学中,学生应当经过“意向——感知——理解——运用”的认知过程,这个过程应是师生互动的,在恰当的历史情境中对有价值的历史问题提出、探究和解决。停留在一般感知层次的学生活动,不可能产生创新意识和培养创新能力。其次,要保证学生活动的足够时间和空间。教师要给予学生系统的学法指导,还要调动学生情感、兴趣、意志等非智力因素。再次,要运用多样化的教学方法和现代化的教学手段。教学媒体的变换可以调动学生多种感官参与学习,还可使更多的学生有独立观察、思考和参与解决问题的机会。 (三)、运用多样化、现代化的教育技术。 从培养适应21世纪人才的角度思考,显然仅仅依靠一支粉笔、一块黑板的传统教学方式已远远不能适应需要,合理、创造性地利用现代化教育技术资源已成为课堂教学改革的重要任务之一。而从历史学科本身所具有的不可再现性的特点和较其他学科更为严重存在的“师讲生听”的状况看,如何实现现代化教学媒体为历史课育人目标服务的功能,显得尤为迫切和重要。 第一,转变观念。一是要转变不重视现代化教育技术在人文学科中运用的思想或认为现代化教育技术的运用太麻烦、太难的畏难情绪。二是要改变已往把现代教育技术仅仅看作是一种教学手段或教学方法的看法,要看到以计算机为优秀的信息技术是社会变革的动因,而信息技术在教育领域的全面运用,将“导致教学内容、教学手段、教学方法和模式的深刻变革,并最终导致教育思想、教学观念、教与学的理论乃至整个教育体制的根本变革”(何克抗:《论现代教育技术与教育深化改革——关于ME命题的论》,)。也就是说现代化教育技术的运用是与提高学生人文素养、培养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教育目标相联系的。 第二,促进教学模式的转变。从已经开发的教学软件看,其设计思想基本上还是以“教”为中心,主要作用仍然是辅助教师如何在课堂上讲授,而较少考虑学生如何学的问题。这种设计实际上同多年来统治我们课堂的以教师为中心的教学模式有关。这也告诉我们,教学模式不改变,仅仅是内容、手段、方法的先进,是不可能真正使素质教育进入历史课堂的。我们主张,在先进的教育科学理论的指导下,充分利用多媒体交互性强、共享性好等特点和超文本、网络特性,开发教师为主导和学生为主体两者相结合的教学软件,促进新型的教学模式的建构。 第三,因地制宜、灵活、创造性地运用多种教学手段和技术。通过调查,我们发现全市历史学科教育技术运用的状况是不平衡的,大致分为两种状况:一是以城八区为主,计算机辅助教学发展得较快,有些区已经把让青年教师掌握一种工具平台软件视为教学基本技能。一是以远郊区县为主,由于设备、条件等硬件的限制,计算机辅助教学刚刚起步,教学媒体还以投影、挂图为主。我们主张应将教育技术发展的现实性与长远性相结合。具体而言,一方面应大力发展现代远程教学网络和计算机辅助教学,在利用现已推出或上市的计算机辅助教学系统的同时,鼓励中青年教师掌握一种工具平台技术制作优秀的教学软件,而市区教研中心应为实现全市历史教师软件资源的共享,变现今全市软件开发“人自为战、封闭”式的小生产模式为开放、共享的模式创设条件;另一方面应因地制宜,充分利用现有资源,灵活、创造性地运用多种教学手段和技术推进课堂教学的改革。 (四)、明确教学评价的指导思想,改进教学评价的方式方法。 教育教学评价有很强的导向功能,形成素质教育机制带有关键性的一项任务是解决教育教学评价问题。中学历史学科要推进素质教育,必须改进教学评价特别是课堂教学评价。 第一,要树立符合素质教育精神的历史教育价值观。教学评价是对教学活动及其结果进行价值判断。进行价值判断的依据是教育价值观。素质教育的价值观优秀就是提高学生的素质,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中学历史教育是素质教育的组成部分,评价历史教学,主要不是看教师是否能讲,不是看学生对具体的知识记忆多少和某一次书面考试成绩,而是要考察其是否有利于学生素质的提高和人文精神的养成。 第二,要构建符合素质教育要求的评价指标体系。评价指标体系是教育价值观的具体体现。目前,应从素质教育的要求出发,对评价的指标体系进行调整。在教学目标上,不能拘泥于教材内容,要考虑学生发展的需要,体现开放性和多元化;在教学内容上,要允许教师根据学生的状况和教学的需要作灵活的处理和选择;在教学方法和教学模式的选择上,要鼓励教师选择和创造适合学生主体学习的教学模式,提倡展开课堂讨论,师生合作、生生互动,通过研讨问题培养学生的历史思维能力,树立科学的历史观;考察教学过程,不仅要看教师对知识结构的把握和重点、难点的处理,更要看教师如何“导学”,如何发挥学生主体作用,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学生在课上的活动既要有量(即一定人数和时间)的保证,也要有质(即活动的效率和效果)的要求;考察教学效果,主要看学生的学习效果,看学生在课上的思维状况和学习情绪如何,测试学生具体的学习效果怎样。 第三,提倡用多种方式评价学生的学业成绩。学生平时学习成绩和课上参与情况应在学期历史学成绩中占一定比例。历史课的学业成绩考核除了书面考试还要有实践活动,要鼓励学生进行历史演讲、历史小制作、历史参观考察等实践活动,鼓励学生自己搜集资料,撰写历史小论文,对学生学习活动的成果应计成绩。历史书面考试也要从重知识考查向重素质考查、重能力考查转变,逐渐扭转死记硬背应付考试的局面。 第四,改进评价模式和评价策略。首先是变单向评价模式为双向评价模式。教学是为学生的发展服务的,教师要评价学生的学业成绩,学生也可以评价教师的教学态度和教学水平。教师日常教学情况怎样,是否适合学生,学生最有评价权。学校和教育督导部门在评价教师时,也应重视学生的看法。当然,让学生评价教师,有一个科学和慎重操作的问题。其次是合理采用量化统计和分析描述的评价策略。量化统计的评价策略重数据、重实验控制,表述精确,但难于全面地评价教育效果的丰富内涵。比如评价学生主体活动的情况,光用活动的时间和发言的人次显然不能说明实际的教学效果,还必须描述学生活动的内容和活动中的表现。分析描述性的评价带有综合性,能够准确表达教学活动的意义,但没有一定的数据也会缺乏说服力,特别是在评比性的教学评价活动中,量化指标有时是不可少的。 历史教学改革论文:高中历史教学改革论文 摘要:第八次基础教育改革是以素质教育为优秀,以改变目前高中历史课一言堂式的传统教学模式为目的的一次新课程改革。笔者从近几年的教学实践中探索出了一些新思路:一、变陈述式教学为问题式教学。二、大胆采用现代化的教学手段。三、充分重视讨论课。四、积极开展研究性学习。 关键词:历史教学改革实践 第八次基础教育改革,以素质教育为优秀,强调关注每一个学生的发展。但在高中阶段的教学中,由于高考的指挥棒作用,以及历史教材改革的滞后性,传统的应试教育模式仍普遍存在。一块黑板、一根粉笔、一张嘴便是历史课堂的全部教具。这种一言堂式的教学,难以再现宏大的历史场景,错综复杂的历史线索、鲜活的历史人物,也很难形成师生互动的大课堂。不少教师抱怨家长、学生轻视历史课,并把这种现象出现的原因完全归于整个社会的功利性。笔者则认为,怨天忧人,无益于事情的解决。作为高中历史教学的教师们,应积极动手、大胆改革,摸索新的教学方法,以此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历史教学成绩,改善历史学科地位。近几年在这一方面做了一些探索,并取得一些收获。 一、变陈述式教学为问题式教学 陈述式教学是传统历史教学使用最频繁的教学方法。不问学生需求,直接由教师灌输历史事件的原因、经过、结果、影响,以期在较短时间内达到良好的教学效果。但事与愿违,教师自以为讲得清晰明白,重难点突出,学生却觉得枯燥无味。为克服传统教学师生脱节这一弊端,笔者从实践中探索出了问题式教学方法,具体操作分为四步: 第一步,学生自学,提出疑难,列出知识线索。 第二步,教师整理归类,列出中心问题和非中心问题。 第三步,集体授课。学生互答,教师引导、补充、总结。 第四步,学生谈心得。 2004年笔者担任高一历史教学,讲授《中国近现代史》,大量采用了这种教学方法。学生反映很积极,提出的问题颇多,比如《鸦片战争》,不少学生对历史概念认识不请,甚至全然不知。如资本主义、封建主义、天朝上国、自然经济、商品经济、闭关政策、出超、提督、总兵等。这些问题多数高中教师可能在备课、授课时很少考虑,这正是传统教学师生脱节的表现。这种问题式教学法将师生关系由教学转变为学教,不仅培养了学生的阅读能力、理解能力、分析概括能力,而且使教学的主体与客体真正沟通起来,取得了良好的教学效果。 二、大胆采用现代化的教学手段 历史是一门综合性的社会人文学科,囊括了人类社会的政治、经济、外交、军事、民族、文化等方方面面,因此单靠教材和教师讲解,难以尽现其原貌。现今,现代化的教学手段为教师提供了方便。既增加了历史教学的直观性、生动性,也增加了历史教学的容量。笔者在高中历史教学中,经常使用多媒体。如《新航路的开辟》、《西欧国家的殖民扩张》、《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帝国》等,用多媒体授课比传统授课效果要好得多,这些课件可以从网上下载,也可自己做。历史学科资料丰富,课件做起来并不困难。另外还可采用多媒体放映历史知识讲座和历史剧。如CCTV—10百家讲坛的“清十二帝”,学生就很感兴趣。电影《大决战》、《甲午风云》、《开国大典》;电视剧《走向共和》、《康熙王朝》、《成吉思汗》等,也可作为教学的辅助资料,但一定要向学生讲清,历史剧可以“戏说”、“正说”,甚至可以歪曲,但历史知识却一定要尊重客观事实。 三、充分重视讨论课 高中新编历史教材,增设了讨论课,这是国家教材编委会在历史教学改革上的一个新举措。一线历史教师应积极配合,勇于实践,切不可忽略不上。讨论课是以讨论为中心的综合、启发式课堂教学,是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下,为解决某个主要问题(如基本概念,重要人物的评价,重大事件等)进行探讨,辨明真伪,以获取知识的方法。对提高学生学习的兴趣,培养历史思维能力,体现学生学习中的主体地位大有裨益。讨论的问题要有吸引力,课前要求学生到图书馆查阅资料,清楚地了解讨论内容,打有准备之仗;要善于在讨论中对学生进行启发和引导,使讨论向纵深发展,但不要暗示问题的结论。最后还要做好小结,澄清错误模糊的历史观念。如《世界近现代史》上册讨论课“你如何评价拿破仑”,教学实践后,感受颇深,学生观点之新颖、形式之多样、争论之激烈,完全超出了教师对学生的估计,尽管大多数学生的观点有失偏颇,但却很真实,反映了现代中学生对拿破仑的情感。笔者摘录了一位学生对拿破仑的评价: 由此可见,讨论课已经激发了学生的创造性,体现了素质教育的目的。 四、积极开展研究性学习 历史学科研究性学习是指学生在历史教师的指导下,以类似历史研究的方式去获取历史知识和应用历史知识。它以探究问题为目的,以思维训练为优秀,以学生自学为主,教师帮助为辅。笔者所在学校历史学科开展研究性学习,主要有两种形式,一种是让学生搜集历史资料并撰写历史小论文,另一种是鼓励学生创作历史剧本,编演小型历史剧,并公演。第一种形式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果,我校《研究性学习论文集》已经集结出册;第二种形式,学生兴趣更为浓厚,但目前实践活动尚未完成,一些学生还处在创作之中。无论如何,研究性学习是新一轮高中历史教学改革一项重要内容,是培养学生能力的一种重要手段。 以上四个方面是笔者三年来在高中历史教学改革方面作的探索和实践,当然在实践中也发现了一些操作性的困难,比如问题式教学常常造成课时不够用;研究性学习,课题选择难度大,大部分学生一味地从网上下载,自己的东西太少。这些问题希望能与同仁商讨,大家献计献策,共享教学资源。 历史教学改革论文:信息技术下的高中历史教学改革 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影响到社会的各个方面,对教育领域的影响十分明显。高中历史的教学工作处于改革的关键时期,信息技术对其改革作用明显,也是教育领域的学者最为关心的内容之一。本文将高中历史教学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进行深入的分析,并提出合理的建议。 一、信息技术环境下高中历史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历史教学与其它科目不同,它具备真实性和客观性以及不可改变性。历史是民族和世界发展过程的记录,历史本身是严肃的,不能出现一点错误,不得进行曲解和篡改。一直以来,历史改革工作没有取得优异的成绩与历史本身的特性有着密切的联系。教师在进行教学的过程中必须尊重历史事实,不得进行渲染或是避讳,导致历史教育创新点少,突破点有限。历史虽然是事件的记录,对过去的总结,但在进行历史讲解的过程中,历史事件以及作用、影响与现实生活距离比较大,学生难以进行体会,仅仅是被动地接受,并不能进行充分理解和分析。高中历史教学过程中,教师难以将历史事件客观全面地展示给自己的学生,学生也无法进行现实体会,这种矛盾使得高中历史教师在进行教学时遇到了极大的阻力,产生的效果不佳。因此,高中历史教育必须进行改革,利用现代信息技术进行创新性教育。 二、信息技术环境下高中历史教学策略 在信息技术不断发展的情况下,高中历史和信息技术相结合有利于整理历史信息资源。信息技术使用到历史课堂就意味着将网络带入历史课堂,突出现代先进技术的作用,使得高中历史教学更加丰富多彩。传统的教学往往是教师进行一味灌输,学生处在被动接受的地位。教师和学生存在着很大的距离,学生学习知识的过程并不自然,学到的知识不能真正意义地融合在一起,形成自身思维。关于历史,学生作为学习者知道的内容十分有限,与教师交流存在着巨大差距。信息技术可以将历史资源进行比较系统的归纳和整合,形成庞大的资源库,帮助学生获得更大的学习空间。教师作为学习的传递者,可以给学生提供与教材相关的历史资料,将历史教学过程中的枯燥内容进行多方式展示,给学生学习知识提供多种渠道。多渠道的学习可以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历史课堂中的理论知识,学生也可以根据自己的观点进行个性化的思考,与教师进行深入讨论,形成良好的学习氛围,把学习转变为一种乐趣,进行深入探究。 信息技术的投入使得高中历史教育出现多种教学形式,对引导学生发展有着积极作用。学生是学习的主人,是受教对象和教育工作的服务对象,只有充分地调动学生学习兴趣,才可以获得良好的效果。在高中阶段,引导学生进行研究性学习十分有必要,高中历史需要探索的内容比较多。因此,需要打破传统的教育模式,利用现代信息技术的优势深入发展历史教学工作。信息技术与高中历史教学联系在一起,就可以将现代化的多媒体设备或是投影仪器利用起来,创造出更多的学习方式,增添课堂学习的乐趣,鼓励学生进行深入的思考,充分发挥学生的个人能动性。 三、信息技术环境下高中历史研究性教学策略的启发和总结 高中历史存在的弊端与其它学科有着很多的相似之处。比如,在进行知识传送的过程中,教师是学习的指导者和管理者,对学生开展填鸭式的教学,甚至教师会在黑板上进行知识点书写,完全不理会学生对知识的看法和心中的疑惑,课程内容比较多的时候,还会采用PPT等多种形式进行快速讲解,对学生的学习十分不利。信息技术的参与使得教学方法变得多种多样,不同软件和教学工具的综合利用,给教学课堂带来了新的学习氛围,对学生学习和发展起到的积极作用也比较明显。信息技术还为学生查找资料和扩大学习范围提供了新方法,为拓宽学生视野做出巨大的贡献。信息技术的融入使得学生在学习中找到了学习乐趣和学习激情,对完成阶段性的学习任务帮助明显。同时,信息技术是一把双刃剑,学生需要将网络技术充分利用在学习领域,而不是沉迷在网络科技的负面影响中,耽误学习。教师也应该担负起监督和引导的责任,指引学生向着正确的方向前进。 信息技术的利用可以将高中历史教学资料从纸质转化为数字,在网络中进行传递。在教学过程中,教学信息被转化成电子信息供学生学习和查询,将一次性的学习资源转变为持久性的资源;校方可以成立针对高中历史教学的专题网站,对网站专栏的内容(下转 178页)(上接 161页)不断跟新,利用网络力量为学生提供更多的学习机会。学生也可以通过网站将自己的难题和问题进行反映,对自己存在的疑惑进行询问,提高学生的学习效率。信息技术不仅使得教育形式多样,还扩展了学习的时间和学习机会,为学生获得更多的知识提供良好的平台。教师应该认识到信息技术的作用,并充分地利用在课堂上,为学生的学习生活提供帮助。 信息技术转变了学生和教师在学习中的位置和地位,教师不再是一味教授知识的人,学生不再被动接受,而是学生根据自己的需求进行学习,教师根据学生的困惑进行专门讲解,讲解的内容具有针对性,对学生的发展比较有利。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会体会到自己的重要性,自然而然地引发学习兴趣,获得学习动力,进而全身心地投入到学习中。信息技术还为学生的学习提供了新的学习结构,提供了崭新的思维,为学习知识和研究开发以及未来的人生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总之,高中历史教学是我国推行素质教育的重要部分。信息技术进入高中历史教学是发展的趋势,信息技术的使用符合学生对学习的要求,符合时展的需求。全国各地的高中应重视现代技术的力量,充分发挥其作用,为学生的学习和生活提供高质量服务,培养高素质人才。 历史教学改革论文:深化教学改革,提高历史教学效率 摘 要: 随着高中新课改的实施,课程的目标、过程、实施与评估等方面都在发生变化,教师的教学方式与战略也应随之改变。在课程改革中,最根本的改革便是教学改革,只有在教学中改革,教学效率才能快速提高。文章从高中历史教学实际出发,对高中历史教学前期准备、过程实施和最后评估这三个阶段作分析。 关键词: 高中历史 教学改革 教学战略 随着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教学改革越来越被人们所关注,对于高中历史课程而言,将会随着新课改的实施而进行深入改革。为此,我对高中历史课程的改革方式进行了一次分析与研究,目的是更好地促进学生接受知识,提高教师的教学水平和能力,提高高中历史教学的质量与效率。 1.高中历史教学改革准备战略 1.1确定教学目标。 教学目标是教学的前提和方向,制定合理、科学的教学目标是高中历史教学改革过程中的首要条件。教学目标、教学要求和教学结果这三个个体是相互渗透、相互融合并且不可分离的一个整体。教学目标应做到具体化,这是指在教学目标中我们能具体地准确地了解知道教学目标,这样才能让学生知道自己要学习什么,达到什么样的结果。 1.2了解教学对象。 教学目标是对学生教学后的结果猜想,它决定了学生的行为和方向的最后的评估,因为学生的能力、环境、思维逻辑不同,教学目标也会不同。教学目标应该考虑到教学主体的不同,因材施教,制定与之不同的并且适合个人的教学目标。 1.3分析教学内容 教学内容是教学目标的具体问题,正确分析理解教学内容是教学目标成功的关键。在历史教学过程中,知识往往多而杂,这就需要我们正确把握教学内容的主要方向和思维方式,领会教学内容的知识结构和重点难点,了解历史知识是系统性、整体性的,把历史发展的过程看成一个整体脉络,进一步把握分支,这样才能理顺复杂的历史教学内容。 2.高中历史教学改革实践战略 2.1互帮互助,积极合作。 在教学过程中,用分组的方式让学生合作性学习,相互沟通、交流,明确责任分工,完成某一个历史课程任务,并且将小组的成绩作为个人最终成绩和奖励依据。用这种方式教学,很明显在课堂上会充分提高学生的学习效率,活跃课堂气氛,增强学生的互助意识和责任认知,学生们会因为同一个目标拼尽全力完成学习任务,并且毫不保留,锻炼社交能力,合理表达观点,学会理解和接受。 2.2自主学习,发散思维。 课改的重要举措是倡导学生自主学习,倡导灵活运用所学的知识,自我领导和自我控制。在高中历史教学中,我们要充分给予学生自主空间,培养学生主动学习的习惯,激发兴趣。教师允许并指导学生对自己感兴趣的内容进行深入学习,增加知识的延展度和深度。 教师可以提出一些课本中没有解答的历史问题让学生自主思考,自己探索。例如说孙中山先生为什么在革命取得胜利后却把总统之位交给了袁世凯,辛亥革命到底是成功了还是失败了等一些较深刻的问题。对于这种问题的设定,既有对课本重要内容知识的概括,又需要加入个人的评价分析,在个人思考的基础上再加入小组的合作,这会让学生更快地从感性向理性过渡,拓宽思路。教师应对教学内容进行总结和梳理,让学生更容易对历史有一个整体的系统的认识。 2.3探究历史,把握主动权。 历史不同于其他学科的创新,它虽然是固定的事实,但细究每一个历史的背面,都有其深意,每一个历史都是一个时期的写照,这需要我们深入地探索和研究。在这个过程中,要有正确的探究步骤,首先需要学生自己提出问题,不再仅仅是教师单向提问的形式,让学生把握主动权。进而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再提出问题的探究思路,整个过程始终保持以学生为主体,教师辅导的良好氛围。 3.高中历史教学改革评估战略 教学评估是对教师教学及最后教学结果评判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提供了教学过程的教学信息、教学改进及完善等一系列最后处理结果,是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教学评估战略的重要性,是教学过程中必不可少的环节,是新课改目标实现的保障。我认为高中历史教学改革评估需要对三个方面进行分析,一是对教师的评估,二是对学生的评估,最后是对影响教学的各种原因进行评估和分析,其中对学生的评估是分析的重点,这不仅仅是教师评价的基础,也是教学评估的重中之重。 3.1加强双向评估,全面评估。 在评估中,要把自我评估与他人评估相结合,从单方面评估转为全面评估。在教师评估学生,学生评估教师中,评估很难做到客观分析,评估的效果会有相应的困难,只有加强交流,双面评估,促进民主化,提供充分的评价机会,才能在评估中正确认识自我、控制自我、发展自我,从而全面促进新改革的发展。 3.2注重评估综合性。 在评估内容中,我们不能刻意单独强调学生对知识的把握,还要注重学生的全面素质,从而实现教学评估的综合化。课本是死的,但人是活的,学生不仅仅需要记住历史书中的知识,还需要学习其中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提高个人修养,促进个人全面素质的发展。 3.3注重评估过程而非结果。 仅仅关注教学结果,就忽略了许许多多因素,往往这些因素才是我们需要控制的重点,“高分低能”这一现象就说明了我们要关注学生的学习过程,要让学生在解决问题的时候发挥能力,想尽一切办法处理问题,这样才能形成积极的学习态度和探究精神。 4.结语 高中历史教学战略的研究要不断随着教学实践的需要而发展,目前,高中历史教学战略的研究才刚刚发展,怎样帮助高中历史教师提高教学水平,怎样提高学生的学习效率,是一个值得深究的问题。以上是我对高中历史新课程教学战略的简略分析,许多方面还需要有待深入,就深化教学改革,提高历史教学效率而言,高中历史教学战略的研究从来不会止步。 历史教学改革论文:对高中历史教学改革的几点认识和思考 摘 要: 高中历史教学中,新课程教学理念需要在教学实践中加以检验和丰富,新课程改革没有现成模式可以借鉴,只靠一线历史教师在教育教学实践中摸索尝试。新课程改革要想在高中历史教学中落地生根,需要广大一线教师主动探索和积极付出。高中历史教师要本着教育教学改革的使命感和责任感,积极学习新课程理念和教育教学方式方法,加强研究,把新课程教育教学理念和高中历史学科特点及高中生实际情况结合起来,创造性地运用新课程教育教学理念指导教育教学工作,为在历史课堂教学中实现全体高中生的全面发展作出贡献。 关键词: 高中历史 教学改革 学习过程 体验学习 高中教育教学改革改变传统教育教学模式和教育教学培养目标,变革陈旧教育教学理念,实施新课程教育教学方式方法,促进高中生知识学习和能力提高。新课程改革是为了解决社会高速发展带来的社会对创造型人才的需要和传统教育教学培养知识型人才的矛盾而产生的,充分体现教育为社会发展服务的特点。新课程教育教学理念强调教师不仅要教给高中生知识,更重要的是要让高中生获得知识的同时培养能力,尤其面向将来社会的高中生要具有优秀的创新意识和创造能力。 这种创新意识和创造能力在传统教育教学环境下是不能实现的。因为传统教学理念中,强调的是教师的教,而忽略高中生的学,教师教学依靠的是教师的威严,课堂教学中强迫高中生接受,高中生在课堂教学中只能被动接受教师教给自己的知识,高中生自己的兴趣爱好、学习感受得不到老师的尊重,导致高中生学习兴趣低下,学习积极性不高,这样的学习状态是违背高中生科学学习规律的。所以,传统课堂教学效率是低下的,高中生获得的只是死知识,能力得不到提高,更不用说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培养,更是传统课堂教学中不允许的。 高中历史新课程改革要打破传统教育教学中不科学、不利于高中生能力成长的因素,实现全体高中生全面发展。高中历史教学中,这几年无论是上级主管部门还是学校都在大力开展新课程教学改革工作,之所以要在学校中进行试点是因为新课程改革没有可以借鉴的路子可以走,新课程教学理念需要在教学实践中加以检验和丰富。新课程改革没有现成模式可以借鉴,只能让一线教师在教育教学实践中摸索尝试。新课程改革要想在高中历史教学中落地生根,需要广大一线教师主动探索和积极付出。高中历史教师要本着教育教学改革的使命感和责任感,积极学习新课程理念和教育教学方式方法,加强研究,把新课程教育教学理念和高中历史学科特点及高中生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创造性地运用新课程教育教学理念指导教育教学工作,为在历史课堂教学中实现全体高中生的全面发展作出贡献。下面,我结合这几年在高中历史教学中推进教学改革的一些实践经验,谈谈对高中历史教学中实施课程改革的一些认识和看法,希望引起历史教师的共鸣,为高中历史教学增光添彩。 一、新课程教育教学理念与传统教育教学理念的区别 传统课堂教学注重教师与教材,而新课程改革理念注重的不仅有教师、教材,更关注高中生。新课程课堂教学试图把教学材料、教学情境与教学环境构成一个统一整体,也就是说新课程理念更关注高中生的学习,强调教师的教学要为高中生的学习服务,注重为高中生学习创造良好外部环境,营造良好的课堂氛围。传统教学只侧重结果,新课程历史教学不但重结果,重过程,更侧重高中生个性发展,重创新、重历史思想方法的教育及高中生情感态度价值观和思想品德教育。新课程注重高中生的学习过程是与高中历史学科特点相适应的。 二、新课程注重高中生历史学习过程,强调高中生的学习体验 新课程要求让高中生体验历史的社会科学性。历史作为一门社会科学,社会的一切事物、一切现象都存在一定的数量关系和空间关系。教师要创设教学情境,让高中生在情境中体验历史的社会科学性。同时让高中生体验历史的基础性与工具性,历史作为社会科学的基础,更是其他学科的工具。任何社会学科都离不开历史,历史的思想、方法、语言、思维方式是研究其他社会科学的基础。教师可以通过创设历史与其他学科相联系的教学情境,让高中生加强体验。另外,历史源于生活,服务于生活。历史教学要让高中生深刻体会历史的实用价值。教学要与高中生的社会实际相联系,根据教育教学内容结合高中生社会实际创设教育教学情境,融历史问题于教学情境中,让高中生在教学情境中发现问题、思考问题和解决问题。 三、新课程教育教学理念注重高中生的学习过程 传统教育强调教师的教,不注重高中生的学,把高中生看成装知识的容器,高中生的任务就是接受知识。一些教师总是采用“填鸭式”教学方式,把知识强塞给高中生,并不考虑高中生能否接受。新课标强调高中生学习的主体性、自主性、独立性,不再只充当知识的接受者。历史教学过程中,高中生在老师的引导下自主学习、思考问题、探究问题、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与同学和老师合作交流、讨论,共同发现新知识。 高中生在教师的引导下,自主建构历史知识体系,并培养创新思想、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这样高中生不再是知识的容器,而是具有自主精神和自主能力的生动鲜活的个体;教师教学不再只强调高中生的接受性学习,更注重高中生的学习过程,强调教师要激发高中生的学习兴趣,调动高中生的学习积极性,引导高中生在课堂教学中积极思考和学习实践,让高中生经历学习过程,体会知识形成,进而获得知识,并形成能力。 历史教学改革论文:浅谈初中历史教学改革 在素质教育全面实施的形势下,各学科教学再无主次之分,全部都是学生学习的重要场所,肩负着让学生掌握文化知识、提高思想品质的重要责任。历史学科不是机械地记忆史实,应付考试。初中历史新课标明确提出:“历史教学是历史活动的教学,是师生之间、学生之间交往互动与共同发展的过程。”在当前的历史教学中我们要认真学习新课标,树立先进的教育理念与教学思想,用以指导教学实践,实现历史教学的全面改革,引导学生积极参与其中,在了解历史的同时得到技能与能力的全面发展与提高。那么在新课改下的初中历史要如何进行改革,才能顺应新形势,使之成为培养创新型人才的主要阵地呢。 一、精心设计导入环节,激发学生学习兴趣 众所周知,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是学生认知活动成功的先决条件。而能否激发与培养学生对历史学科的学习兴趣,导入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正所谓良好的开端是成功的一半。导入虽然所占时间短,但作用不可小视。导入如同电影的序幕,新颖别致,能够吸引人,观众自然会产生看下去的愿望。学生的学习也是如此。但在以往的教学中教师往往采用枯燥而单一的直接进入教学的导入方式,在导入阶段就已经让学生丧失了学习的激情,这样的教学如何成功。因此我们首先就要重视导入环节,要精心为学生设计有效的导入。 1.制造悬念。初中生已具备了一定的知识基础与生活阅历,有着强烈的好奇心与旺盛的求知欲,针对学生的这一心理特点,我们可以运用问题技巧,提出富有探索性与挑战性的问题,以引发学生的认知冲突,制造悬念。这样更能吸引学生的注意力,激起学生强烈的好奇心与求知欲,从而使学生对所要学习的内容产生浓厚的兴趣与强烈的动机,进而主动而积极地参与到新知的学习中来。 2.画面烘托。现行历史教材图文并茂,插图占有很大的比重,这固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激发学生学习历史的兴趣。但承载历史信息的方式并非只是文字与图片这些静止的载体,一些影像资料同样也是重要的记录与传达历史信息的重要方式,而且这些信息更具动态感与直观性。在导入阶段,我们可以充分利用这些图片、影视剧片段等的画面效果来达到烘托与吸引的效果,从而激起学生对新知浓厚的兴趣。 3.音乐渲染。音乐也是一门语言,以节奏、旋律来进行表达,这使得音乐不同于一般的语言,更具感染性,更能打动人、吸引人。将音乐运用于历史教学导入阶段,可以增强历史教学的趣味性与艺术性,彻底改变以往枯燥死板的历史教学,让历史教学更富生机与活力,激起学生特定的历史情怀。 二、创设合理教学情境,引导学生主动参与 历史学习并不是要学生死记史实,而是要引导学生学会用历史的眼光审视现实生活,从生活中发现与提出历史问题,学会运用历史知识来分析社会经济、文化与政治现象。这些能力并不是教师可以直接传授的,而是需要学生在教师的启发与指导下通过自主探究逐渐形成。因此,在教学中我们要改变教学方法,避免单向灌输,为学生创设丰富的教学情境,以此激起学生强烈的探究动机。 1.联系生活创设情境。历史与生活密切相关,可以说在生活中处处都有历史的影子。创设丰富的生活情境,既可以拉近学生与历史的距离,增强历史教学的亲切感,激起学生参与历史学习的激情;同时又符合历史学科学习规律,这样才能避免机械地记忆史实,让学生深刻理解,灵活运用,学会用历史的眼光审视社会与生活。尤其是一些时事热点话题,社会普遍关注,通过这些内容来展开历史学习将教学与生活结合,与社会接轨,让历史教学走在社会的最前沿。 2.创设问题情境,开展探究性学习。学起于思,思源于疑,疑问是推动学生主动探究的强大动力。我们要研究提问艺术,在知识的关键处、重难点处巧妙地提出问题,以问题来唤起学生强烈的探究动机,引导学生围绕着问题展开积极的师生互动与生生互动,让学生主动构建知识。在学生探究过程中,不要只是让学生来解决问题,更为重要的是要鼓励学生自主提问,提出更多的问题,这才是开展探究性学习的优秀,也是教学成功的关键。 三、运用历史教学机智,促进学生思维转化 培养学生历史思维能力是历史教学的重要目标。要达成这一目标就要从学生的现有知识为出发点,让学生由已知掌握新知,由理解到掌握,再上升为运用层次,以促进学生将知识转化为能力。这一系列的过程建立在学生主体参与的基础上,但教师的作用也不能忽视。教师要运用教学机智,在恰当的时机引导学生主动思考、积极思维。如联想与比较,联想即由面前所要思考的事物而想到其他的相关的事物的主动思维过程。不管是新知的学习还是旧知的复习,联想与比较都可以帮助学生更好地学习,利于学生能力的提高。如在学习新三民主义的影响时,我们可以让学生来回忆旧三民主义的影响,这样联想与比较,可以帮助学生更好地学习新知,同时在联想与比较中又可以将相关的知识点串联起来,这样既可以帮助学生复习旧知,同时又可以帮助学生构建知识网络图,这样更加利于学生历史知识体系的构建。这样学生所掌握就不是单纯的历史知识,而是一种思想与方法,促进学生由知识转化为思维与能力。 总之,历史教学改革势在必行。我们要认真学习新课改,紧跟教育形势的发展,对历史教学进行全面改革,引导学生主体参与、快乐学习、主动探究,让学生在历史学科教学中得到综合能力的全面提高。 (责编 金 东) 历史教学改革论文:新课程标准的实施与初中历史教学改革 摘 要:历史科目在教学过程中具有一定的趣味性,对于提高学生学习兴趣,激发学生学习热情有着天然的优势。但是由于传统初中历史教学方法的刻板与落后,使历史科目的这种特性一直难以被充分发挥出来。鉴于此,从当前初中历史课堂教学状况着手,主要就新课程标准的实施与初中历史教学改革进行研究,促进初中历史教学的发展与完善。 关键词:新课程标准;初中历史;教学改革 新课程标准的提出,推进了现代教育教学的改革,以初中历史教学为例,广大初中历史教师应对新课程标准内容进行全面认识,结合新课程标准的要求,对初中历史教学的教学方法、教学理念、教学内容等进行创新发展,使之符合现代教育教学的发展趋势,从而不断提高课堂教学质量。 一、丰富教学语言,活化课堂教学 传统的初中历史教学,教师在课堂教学的过程中,长期使用平铺直叙的教学方式,忽视了教学方法以及教学手段的应用,使学生难以跟随教师的思路,融入初中历史学习之中,造成学生听课质量的下降。因此,在今后教育教学展开的过程中,初中历史教师应对课堂教学方法与教学手段进行一定的革新。首先,教师应注重教学语言的丰富,在教学的过程中加入一些肢体动作以及感性词汇对课堂教学进行有效的活化。例如,在学习的过程中,教师就可以对学生说:“中华的崛起是由无数先辈共同努力的结果,虽然失败了,但其却对中国社会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推动性,同学们应对这些变法先士给予尊重,感谢其为中华崛起做出的努力。”通过这种感性语言的表达,对学生的情感进行激发,进而让学生融入教学中去,更好地促进学生对知识的 掌握。 二、重视整体把握,树立全局意识 历史具有一定的连贯性,我国五千年的历史文化,在发展的过程中每一阶段之间都有着不可忽视的联系。因此初中历史教师在课堂授课的过程中,不能单纯地从教材的角度出发,将历史按照版块进行割裂,其应在阶段教学的过程中,融入整体性的把握,将各阶段教学联系在一起,让学生形成全局意识,从而对历史有一个完整的认识。例如,教师在带领学生对科学技术与思想文化进行学习的过程中,也应联系一些经济方面的内容,让学生明白经济发展与科学技术和思想文化之间的关系;或者在学习新文化运动的过程中,教师应将其与辛亥革命、洋务运动等联系在一起,让学生形成知识上的连贯性,把握新文化运动产生的根本原因与背景。 三、发掘学科优势,增加人文教学 新课程标准要求现代教育教学不仅要培养学生的知识掌握能力,同时也要对学生的思想道德进行引导,让学生得到全面的发展。因此在初中历史的教学过程中,教师应对历史学科的优势进行挖掘,通过增加人文教学的方式,让学生的思想道德水平有所提升。例如,在学习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时,教师就可以在授课的过程中,加入一些抗日战争中的小故事或者播放一些抗日题材的影片,让学生对抗日战争有一个直观的认识,通过历史教学的开展,向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以此达到激发学生爱国热情的教学效果。 综上所述,在新课程标准的影响下,初中历史教学应就原有的教学目标进行创新,通过丰富教学语言、活化课堂教学;重视整体把握,树立全局意识;发掘学科优势、增加人文教学等方式,对初中历史教学过程中的缺点与弊端进行完善,进而提高初中历史教学活动的质量,促使历史课堂教学作用的发挥,强化学生思想道德的提升,为学生今后获得更大的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历史教学改革论文:浅谈历史教学改革中的形成性评价 摘要:传统的历史课本实行改革后,课文的内容变动比较大,更注重历史与现实生活的结合和学习的灵活,突出对学生思维能力的培养。这就使我们不得不改变传统的观念以适应改革需要,既在课堂教学上跟上时代的步伐,同时也要改变传统的评价学生的办法,传统的评价方法以单一考试测验来评定学生的学业成绩。在这里本人简单谈一谈在参与课改过程中我对学生成绩评价的方法DD采用发展性评价的原则。强调对学生学习过程的不断关注,培养学生的自我评价、相互评价的能力,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发展性学生评价有其特殊性,可大致分为形成性评价和终结性评价。 关键词:形成性评价;课外学习评价;终极性评价 形成性评价是对学生学习过程的评价,指教学过程中对学生学习行为、态度和遇到的问题,及时指出其进步、发展和解决问题的方向,帮助学生自我反思,自我完善,促成教学目标的有效达成。 一、 课堂教学活动过程评价 课堂是教学的主要载体。只有结合教学内容和学生的实际情况,创设多种有效情境吸引学生自主地参与到课堂教学活动中,并由此评价学生的学习,才能从根本上促进学生的发展。在历史教学中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1、课堂讨论 在讲唐朝的衰落时,给他们提了一个问题:有人说红颜祸水,如果唐玄宗不宠爱杨贵妃,唐朝就不会由盛而衰,这种说法对吗,为什么?学生通过激烈讨论,畅所欲言,深入探讨,彼此交流,课堂气氛活跃,学习兴趣浓厚,锻炼了学生雄辩的口才,发挥了学生的主观能动性,突出了学生的主体性,也发展了学生的个性。在学生的讨论过程中,老师要尽量少说话,不能暗示你认为什么是正确答案,否则教师就会很快发现讨论变成了自己唱独角戏。因为一旦老师表明了什么意见最好,学生就很难提出其他看法了。教师要尽可能创造出一种宽松、平等的氛围,使学生尽可能说出自己所想。而老师在一旁观察,及时给予记录,并以学生参与讨论的积极性、讨论问题的能力作为他们在课堂学习评价标准之一。只要言之成理,都应给予掌声和鼓励,由此激励学生自主参与到教学中来。 2、课堂表演 在上七年级中国历史上册《秦王扫六合》时,我在课前指导学生根据课文要求改编两个小品《货币的统一》和《焚书坑儒》,上课时由学生介绍表演内容并进行角色扮演。在表演过程中,引导学生注意观察他们有没有投入到表演中、是否充分地与同伴合作、表演的技能如何、表演时和表演结束后的表情如何,整个表演过程的编排和节奏等等方面。在表演结束后,师生之间畅所欲言,分析表演者的优势和不足,并根据大多数同学的意见给表演小组评出等级,作为对该组同学的评价。这样就利用了集体的影响力,让同学们学会互相评价,知不足,而努力奋进,为今后的学习作好铺垫。 二、课外学习的评价 1、指导学生查找学习资料 如何变被动为主动?可引导学生拓宽获得知识的渠道:家有电脑的学生可利用互联网的便利去查找、下载课文的有关资料,家中无电脑的学生可利用课余时间博览群书等等。例如在讲到春秋战国时期前,我联系到寒食节的来历,以及课后的成语故事,要求同学回去查找课外书,以及上网查找,课前让同学讲述,并根据学生的积极程度给出评价。学生在通过查找资料时开拓了知识视野,向同学们介绍课外历史知识中得到了教师和同学们的认可,而期盼着下一次的介绍时,他无疑已由这项活动引发了一定的学习兴趣,在潜移默化中实现了由被动到主动的转变。对于学生在学习态度上的转变,教师要给予适时的表扬和鼓励。同时,引导学生把学习态度的转变列入自评、互评的范围。 2、以个人代表作品作为智能展示评估 每个学生都蕴藏着巨大的学习潜能,但并非都能在学习中发挥出来。个人代表作品能有效地挖掘和促进学生学习潜能的发挥,为教师对学生的评价标准注入新内容,更为学生重新认识、评价自己和同伴提供有力的证明。 例如,经过一个学期的教学后,教师可要求学生交一份个人在历史学习方面的代表作品并在班上举办个人作品展,对作品不做任何形式上的限制。可以是自己写得最好的一篇历史小论文、可以是课文某些有争议性的问题的个人见解、可以是将自己最感兴趣的故事画成图画、或者某些知识的小手抄报、小制作等等。由于作品形式不一,学生在这一环节中能将自己最强的能力展现出来,有利于发展他们的个性差异。教师完全可以因势利导,通过作品展让学生发表他们对作品的不同看法,引导他们发现和肯定同学的不同智能。这其实就是学生对作品的自评、互评表现。作品是学生的心血,是他们一段时间以来历史学习的成长展现。因此,教师应通过激励性评价把握学生的智能特征,使学生从学习过程和作品中有所领悟,为学生的成长留下光辉的一页。 历史教学改革论文:素质教育背景下高中历史教学改革浅析 摘要:随着当前素质教育理念的逐步发展,高中历史教学面临着教学改革,素质教育不同于应试教育,素质教育以培养学生综合能力和素养作为基本出发点,可以使学生对所学知识有更为透彻的理解。高中历史教学是对我国发展历程的回顾和认识,因此,学好历史可以提升学生对我国文化的认识,增强使命感和归属感。由此,高中历史教学的质量不容忽视,需要根据素质教育的要求对高中历史教学现状进行改革,从而提升教学的效率和效果。本文基于工作中的实践,分析素质教育下历史教学改革的要点和方向,以期为历史教学的改革起到一定的借鉴作用。 关键词:素质教育;历史教学;改革要点 0 引言 历史是我国发展的印证,高中历史教学能够引导学生对我国发展历程的认识和了解,能够提升学生的综合素养。然而,我国当前高中历史教学现状并不容乐观,高中历史教学的地位得不到充分重视,历史教学还没有真正抛弃应试教育的观念,教学质量仍然有待改善。素质教育理念要求教学能够以提升学生综合能力为基础,因此,高中历史教学就要不断增强学生分析问题和发现问题的能力,客观评价我国发展中的优势与不足,从而使自己的综合素养得以提升。 1 当前高中历史教学改革要点 1.1 充分转变高中历史教学理念以适应素质教育的要求 高中历史教学改革首先就是要转变教育理念,切实重视素质教育的要求,这就需要对素质教育与应试教育的特点进行综合分析。应试教育是针对学生升学设计的一系列教学方法,从而使学生能够掌握一些历史答题技巧,由此学生在不发散思维的情况下也可以应付考试和升学。而素质教育则是对学生历史知识掌握的一种考验,学生要清晰的了解历史发展的历程,对历史有一定的感知,只有这样,才能奠定历史能力的基础,提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因此,高中历史教学改革要真正改革应试教育的弊端,把提高学生自主学习能力以及综合能力作为教育教学的重点,要使教师切实认识到素质教育的积极意义,而不能认为素质教育是一项轻松的工作,要切实把素质教育改革做到彻底和有意义。 1.2 教师要自主进行历史素养的提升以引导学生能力的提升 当前,我国高中历史教学师资队伍质量有待提高,教师的能力参差不齐,在素质教育改革的前提下,就要充分发挥教师的知识覆盖能力,提高教师自身的素养。在应试教育下,教师对课程内容不需要有拓展的了解也可以完成教学内容,但是在素质教育下就需要教师可以对历史旁征博引,并且有传授知识的能力,而不是枯燥的讲述,这种能力的培养首先就是历史知识的积淀。由此教师就要善于活跃课堂气氛,把历史知识以更为活泼的方式传达出来,为了防止课堂的枯燥,教师对历史知识的讲解可以穿插人物故事或者历史事件的发生背景,从而加深学生的印象。因此,教师要切实进行自我能力的提升,有条件的话可以选择去进修,除此之外可以多多翻看历史材料,要多多学习和学生沟通的心得,提升讲课质量,把讲课提升到艺术的层次,使学生能够认识到历史的美感,增强学生学习的兴趣。 1.3 高中历史教学要精心设计教学内容以扩大学生的知识面 高中历史教学要想提高教学的质量,教师就要精心选择教学内容,从而保证教学内容的适用性和拓展性。在教学内容的设计上,教师要针对高中学生的理解能力和水平,设计符合学生学习的课程体系,从而使学生学习的过程中能够得心应手,增加对历史的掌握能力。在应试教育的过程中,历史教学内容都是根据历年考试重点而设计,这种设计不利于学生对历史的认识和了解,只是一种固话的解体模式。而在素质教育的要求下,对历史教学内容的设计就要针对培养学生的分析能力为目标,因此课程内容的选取要符合这一阶段学生的认知水准,要通过教学发现学生的薄弱环节,使学生能够把历史知识深入脑海并且真正形成一条发展主线。 1.4 高中历史教学要改革教学模式以发挥学生的主动性 在应试教育的背景下,高中学生是学习的被动者,教师是教学的主动者,教师只是机械地向学生灌输历史常识,从而要求学生死记硬背历史知识达到解题的目的。而素质教育就要改变这种教学模式和教学主体地位,要充分突出学生的主体地位,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因此,教学过程中教师就要充分对教学气氛进行带动和调整,要设计一些课堂讨论,对历史进行一些评价,从而发散学生的思维,促进学生积极的分析和思考,从而提升学生的综合素质。要鼓励学生多多进行课外历史知识的吸收,要引导学生培养对历史的正确认知,可以设立一些历史学习小组,鼓励学生进行小组讨论,增加学生之间的互动和沟通,切实提高学生对历史的认知。 2 结语 高中历史教学是学生对历史认知的萌芽时期,在这一时期教学的好坏直接关系到学生历史基础奠定的质量,所以,在素质教育的要求下,就要不断改革历史教学现状,充分保证历史教学能够培养学生的综合素养和历史文化底蕴,从而使学生具备一定的历史分析能力,只有这样,历史教学才能充分提高学生的主动性和学习热情,才能不断增加学生对历史的兴趣和社会责任感,从而使学生不仅可以适应应试教育,同时增强综合素质。 历史教学改革论文:深化历史教学改革 全面实施素质教育 摘 要:历史教学肩负着全面对学生进行国情教育、爱国主义、国际主义教育和素质教育的重任,任重而道远。要想完成这一任务,必须深化教学改革,创新教学方法。本文研究的就是这个问题。 关键词:历史教学 深化改革 素质教育 中国历史,源远流长;世界历史,内涵丰富。要想让中学生从历史教学中开拓视野,增长知识,提高觉悟,丰富情感,靠传统的教学方法是不行的。因此必须对历史教学方法予以创新和改革。当前,如何深化历史教学改革,全面贯彻落实在历史教学中实施素质教育任务,已成一个普遍热议的话题,引起历史教师的高度关注。那么,如何深化历史教学改革?如何实施素质教育?笔者从事中学历史教学多年,有如下的心得体会。 一、树立多元化和开放性的教学目标 (一)多元化的教学目标 历史教师要改变传统教学观念,重视对学生进行情感、态度、价值观的教育培养。用“情感、态度、价值观”教育的理念来取代“思想教育”目标。这种方法已在教师中取得共识,被越来越多的老师所接受。笔者认为“情感、态度和价值观教育”比之“思想教育”来说,内容充实了,丰富了,提法也较原来高了一个层次,它拓展了历史学科的教育功能,既涵盖了原来思想教育目标,又延伸了教育半径,把情绪、兴趣、动机和意志等各种情意目标都包括在内,真正体现了目标的多元化。《历史课程标准》中还在“态度、价值观”具体目标中,提出了“培养人文素养”、“提高审美意识和审美情趣”等内容。这是以往各种中学历史版本从未明确提过的。它与“思想教育”相比,“态度、价值观”的表述更加体现了课程标准重视学生的主体性,对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起到推波助澜作用。 (二)开放性的教学目标 古人说“学史使人明智”。所谓“明”,其意思是说对历史发展的规律、社会进步的足迹、人类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的发展和提高有一个科学的认识;所谓“智”,既有包括鉴古知今的认识智慧或慧眼,也有包括开拓未来创新社会的谋略。而“明与智”的过程就是教师引导学生运用已有知识和经验通过分析、归纳、比较、总结等思维方式,对重要的历史问题、历史现象和历史进程有一个明确的认识过程。这种认识既体现了教学目标的多元化,也体现了各项目标的开放性,使多元化的教学目标互相渗透和融会贯通。如教学《战国七雄》一课,我在教学目标的开放性上曾做出了成功的尝试:以“商鞅变法”为重点的教学内容,培养学生改革意识和创新精神,引导学生从顺应历史潮流、推动社会进步的角度去认识人生价值。在思维能力培养上也有自己的独特做法或问题设计: “商鞅变法为什么能够取得成功”?“为什么商君死而秦法未改”?并对这些优秀问题进行讨论,从而激发学生的创新思维。由于我的方法得当,尊重学生主体,学生学习积极性很高,思维十分活跃,所发表的意见很有见地和创意。学生在探讨历史问题的同时,掌握了本课的重点知识,锻炼和提高了思维能力,学到了为人处世的经验,为将来走上社会奠定了的较强的思想基础。 二、确立学生在学习中的主体地位 (一)转变陈旧的教学方法 陈旧的教学方法主要是指教师“以讲为主”“一言堂”“满堂灌”的教学模式。教学中,教师要明确“教是为了不教”的道理。要授之以渔,不是授之以鱼,在指导学生的学法上狠下功夫。引导学生积极参与者教学活动,变课堂奴隶为课堂主人。教师则要真正成为学生主动学习的指导者、组织者、管理者,并为学生参与教学活动留足一定的时间和空间。 (二)创设平等的师生关系 课堂上,教师要摒弃下师道尊严,营造和谐民主的学习氛围。教学要发扬民民主,鼓励学生大胆质疑,各抒己见,让学生的思维在质疑中迸发出创新的火花,结出丰硕的果实。尊重学生主体,就是要面向全体学生,关注和尊重每一个学生的个体差异性,因材施教,分层教学,让不同层次的学生得到不同的提高和发展。 (三)探索适合的教学模式。 每位教师都应加强校本研究,掌握学生的学情和基础,在此前提下认真探索或总结一条适应自己学生的教学模式、教学规律或教学原则。要想达到这一目的,要做到三点:一要注意不断提高学生参与教学活动的质量。让学生经过“意向感知理解运用”的认知过程获取到真正属于自己的知识。,二要保证学生拥有参与教学的足够时间和空间。在其过程中教师要给予学生系统的学法指导,还要调动学生情感、兴趣、意志等非智力因素。三要根据不同的教学内容运用不同的教学方法,把现代化的多媒体教学手段搬进课堂,让多媒体的音、色、相融为一体的特点激发学生兴趣,扩大知识容量,提高教学效益。 三、改进教学评价的方式方法 (一)树立符合素质教育的教育价值观 中学历史教育是素质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要重视教学评价的科学化。评价一堂的教学是否成功,不是单看教师在课堂上是否能口如悬河地讲,也不单看学生对该节课的知识记得多少?或不看学生某一次书面考试的分数高低,而是要看这节课对学生的素质提高和人文精神的培养是否有所成就或收获。 (二)构建符合素质教育的评价指标 在教学目标上,不能只拘泥于本节课的教材内容,而是为学生发展的需要和体现开放性和多元化出发,在教学内容上,根据学生的状况和教学的需要作灵活的处理和选择;在教学方法和教学模式的选择上,要鼓励教师选择和创造适合学生主体学习的教学模式,提倡课堂讨论,师生合作、生生互动,通过研讨问题来培养学生的历史思维能力,树立科学的历史观。 (三)改进评价模式和评价策略 首先是变单向评价模式为双向评价模式。教学是为学生的发展服务的,教师要评价学生的学业成绩,同样,学生也评价教师的教学态度、教学方法和教学能力。其次是合理采用量化统计和分析描述的评价策略,用数字和科学的推论来说明问题。 由于笔者在历史教学中注意了如上几点,因此教学上立竿见影,效果显著,学生的历史考试成绩蒸蒸日上,综合素质也得到全面提高。 历史教学改革论文:历史教学改革要从养成良好学习习惯开始 孩子的心灵是一块神奇的土地,你播种一种思想,就会收获一种行为;播种一种行为就会收获一种习惯;播种一种习惯,就会收获一种性格,就会收获一种命运。“习惯养得好,终生受其益,习惯养不好,终生受其累。”我们今天的教学改革,无论采取何种方式,我认为其成败的关键就在于是否培养起学生的良好学习习惯,没有良好的学习习惯,再好的方法也发挥不出最大效能,有了良好学习习惯,才能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新形式下的历史教学改革主要是围绕实现课堂的高效、适应目前的中考需求、为学生的终身发展打好基础展开的。在多年理论研讨与实践的基础上,我们总结出一些历史教学改革中应着重培养的良好学习习惯,这些习惯的养成不但能大幅提高学习成绩,而且对其它学科的学习与学生终身发展都大有裨益。 1、自主学习的习惯 大教育家孔子曾说过:“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自觉是一种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它能使“要我学”变为“我要学”,自己成为学习的主人,学生只有成为学习的主人,才可能积极主动的投入到学习中去,才可能进一步学会能动的、创造性的学习,我们的教学才可能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2、善于观察、有条理的习惯 注意观察细节是获取知识的基本途径,是认识客观事物的初始环节,是学好历史、答好试题的前提。目前历史学科的考核采取开卷形式,试题均以背景材料的形式出现,且考核的重点越来越侧重阅读、理解、分析、归纳能力的考核,这就要求学生要学会观察,养成良好观察习惯,培养起敏锐的观察能力,同时,要做到观察和思考有机结合,并通过大脑进行信息加工,总结出终极结论,得出结论时,观点必须来自于观察的结果,做到有论有据,表达思路要清晰,有条理。做到这一点绝不是一朝一夕的事,需要我们在平时教学中就要注重培养学生口头表达和书面答题的条理性,培养有条不紊认识问题、展开问题的习惯。 3、善于反思、质疑的习惯 我们今天的课改强调的是合作学习、探究学习,要把所有学生的学习都提高到自主学习的高度,之后,我们要考虑的就是如何激发学生的思辨性。爱因斯坦说过:“提出一个问题往往比解决一个问题更为重要。”教师要鼓励学生在学习中找出问题,让他们尽可能多提问,从而培养学生勤思多问的习惯。教师要鼓励学生说出自己的看法,尊重每个学生的见解,只有做到人人都能畅所欲言,大胆表达,课堂才会有活泼的思维,包容、宽松的环境才能产生百家争鸣、各抒己见的预期效果。教师还要鼓励学生注意发现问题,研究问题,有所创造,要敢于合理质疑已有的结论、说法,在尊重科学的前提下,敢于挑战权威。 4、敢于大胆猜测的习惯 人类认识发展的历程就是不断提出猜测并且不断证实或者证伪的过程,大胆猜测的过程就是一个充满智慧挑战和精神历险的过程,是一个应用已有知识解决新的问题的过程,是一个运用想象力和发挥创造性的过程。鼓励学生更多地试图对问题作出猜测,是培养学生对于探索的兴趣、解除过多地在学生头脑中充塞已成定论而导致的心智禁锢的重要教学策略。历史教学中有大量可以让学生提出假设、作出猜测和解释的学习主题,教师要充分发掘和利用这些学习主题对于激发学生探索兴趣、开发智慧潜能的价值,推动他们去寻找更多、更可靠、更详细、更有说服力的证据,进而推动学生的拓展性阅读和自主探索,进而发现和提出问题,对问题的成因和解决方法做出猜测。 5、善于开发与利用多种课程资源的习惯 开发与利用课程资源是我国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一大亮点,对历史课程资源的积极开发与充分利用,是历史教学顺利进行的基础条件。教师是历史课程资源开发的主体,如果学生也能参与进来,将具有时代气息的新资源引入历史课堂教学,不仅拓展和补充了教材内容,而且必能提高学生学习的兴趣,也使教材能紧密地结合学生的体验与生活实际,对学生能力的提升起到事半功倍作用。 6、自我归纳整理知识的习惯 历史是培养思维的学科,史实识记固然重要,理清知识点间的因果关系更为重要,联系、比较、归纳整理是学习历史的基本方法。历史教材中的知识点是分散的、孤立的,每学完一课或一个主题,一定要把所学知识点连成线、辅以面、结成网,使学到的知识系统化、规律化、结构化,这样运用起来才能联想畅通,思维活跃。 做教师的我们不仅要对学生的今天负责,而且更要对学生的一生负责,俄国著名教育家乌申斯基曾说:“良好的习惯是一种道德资本,这个资本不断地在增值,而人在其整个一生就享受着它的利息。”历史学习,只要在平时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再辅之以高效的课堂学习,我们必能打破小科的限制,最终取得优异的成绩,并为我们今后的终身发展打下良好的基础。 历史教学改革论文:初中历史教学改革的不断深化 摘要:初中历史教学能够使学生了解人类社会发展的过去及现在,认识人与人、人与社会,以及人与自然的关系,加深对祖国的热爱,拓展对世界的了解,从历史中汲取智慧,从而提高学生的整体素质,使他们更好地在德、智、体、美等方面得到全面发展,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本文首先对初中历史教学的现状进行分析,然后结合其中出现的问题,具体的提出相应的改革建议。 关键词:初中历史;教学改革;创新 初中历史课程经历了几次改革,每次改革,其目标更明确、更具体,内容更充实、更贴近学生,使初中历史教学充满生机和活力。但是从基础教育的角度来看,在推进素质教育过程中依旧非常困难,不能够摆脱应试教育的影响。这就使得当前的初中历史教学情境仍然存在了很多的困境。 一、初中历史教学改革存在的问题 (一)教学管理问题,重视不够 在初中历史教学改革存在的问题中,教学改革问题始终存在,主要表现在课程课时设置上,有的学校初三不排历史课,或者课表上反映,实际没有,或者删改课时。在实际教学中,初中历史课也常常被挪作主课教学。这样的教学管理怎能正常完成历史教学任务。从组织考试来看,开卷考、闭卷考、统一考、自行组织考十分随意,使教师和学生无所适从。另外,传统的应试教学中,主要把初中历史课视为小三门已成传统,在考虑学科教学时往往被搁置一边,似乎重视初中历史教学将会喧宾夺主,影响主课教学,分散学生学习精力。因此对待初中历史教学只求过得去,不在全面提高素质上做文章。教学管理。 (二)缺乏教师团队和教研气氛 在初中历史的教学中,教师团队和教研的气氛同样影响着历史教学问题,在教学过程中,由于专业教师不能够得到保证,造成了教师队伍的缺乏。目前初中历史教师不少是学校内部转行教师。即使是初中历史专任教师,有的也跨科改行。这样的师资队伍怎能确保和提高历史教学质量。初中历史教学研究历来是一大误区,市级以上的历史学科教研员都是注重高中历史教学,很少过问初中历史教学。初中历史教学研究活动在校级以上极少举行,这跟主课的频繁教学研究活动反差极大,初中历史教师根本得不到充电和交流的机会,这种状况,即便在学校内部进行初中历史教学研究活动,也只是逢场作戏。 (三)学生学习态度问题 在初中历史教学过程中,学生作为教学主要对象,自身的学习态度很重要,在初中。学生的学习态度通常都是从认真――松懈――无视的转变。究其原因是功利主义和中考指挥棒所致。学生心里有杆秤,初中历史不能够得到有效的运用,因此学生对历史课堂教学的热情始终高涨不起来。有的上课走神,似听非听,似想非想;有的在历史课本下压着语、数、外的作业本,干脆偷偷做起作业来;有的在下面偷偷看课外书;也有的甚至连课本都不带。他们对教师的提问谈不上踊跃发言,回答问题的正确率较低,这样的学习情绪怎么能提高历史课堂教学质量。当然这跟教师的教有很大的关系,但教师在应试教育阴影下,有多大的能耐来调整学生的学习心态,使学生变被动接受为主动参与学习。 二、如何更好的贯彻初中历史教学改革 (一)学习氛围的营造 在初中历史教学中,我们应该根据教学内容的乏味性,针对当前的初中生心里特点,更好的关注他们自身的感受。当他们感受到你的尊重时,他们也能自觉自愿地接受你的教育和影响,正所谓亲其师而信其道。因此,在初中历史教学中,我充分地尊重和信任学生,教学设计要以学生为中心,面向全体学生,给他们以更多的展示自己的机会。即使在学生回答错误时,也是平心静气地指导他们重新认识和更正错误。这样,从上第一节历史课起,就要建立起和谐融洽的师生合作关系和创设良好的学习气氛,使学生在愉快的环境中建立起对历史学科的学习兴趣。 (二)培养学习兴趣 在初中历史教学制度中,需要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只有具备对学习的热爱和探索精神,才能乐在其中,才能勤奋地学习。有些学生上课注意力不能持久,往往凭兴趣去认识事物,对感兴趣的事情愿意去做,不感兴趣的就表现出心不在焉。如果不注重趣味教学,就很难培养起学生学习的兴趣。所以,我努力让学生在课堂45分钟的学习中一直保持旺盛的求知欲和比较持久的注意力,就结合历史这门学科的特点进行教学,从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入手,激起学生强烈的求知欲,并将激发兴趣贯穿于课堂教学的全过程。 (三)保证课堂的活跃气氛 在保持历史课的生动性方面,可以通过一定的故事来做到,很多学生认为初中历史课枯草无味,在这种心理作用下,他们无形中觉得很累,不愿意开动脑筋,这时,生动通俗的语言就显得极为重要。例如讲到“炮烙之刑”时,可以通过更加生动和形象的语言来描述,使得学生有一种犹如身临其境的感觉,加深了对商纣王残暴统治的认识。此外,根据初中生的思维特点对事物的认识处于感性认识阶段,要求教师加强直观教学。从而使枯燥的概念变得直观、形象、生动,便于理解。使学生能更好地掌握历史知识。设计有趣味性的课堂作业。采用分组或个人抢答等多种形式,最后对优胜的小组或个人进行表扬,这样就能够让学生在热烈的气氛中牢固地掌握基础知识,也能够增强学生的竞争意识,提高学生学习积极性。
旅游整合营销战略探讨:区域旅游整合营销战略透析 论文摘要:以区域旅游目的地作为一个整体进行营销是一种在地区层次上进行的崭新的旅游营销方式。由于区域旅游目的地经济发展程度不同,在实施整合营销战略时,可采取具有递进层次的战略步骤,即协调旅游目的地的各种营销传播手段;管理旅游目的地形象信息的接触点;建立旅游目的地营销信息中心;全方位整合区域旅游目的地所有营销因素。 论文关键词:整合营销战略旅游目的地信息接触点营销信息中心 1区域旅游整合营销战略概述 美国营销大师菲利浦。科特勒指出:整合营销包括两个层次的内容,一是不同营销功能如:销售、广告、产品管理、售后服务、市场调研等必须协调;二是不同营销单位地区、行业、部门、企业之间必须协调。区域旅游营销是一种在地区层次上进行的营销方式,地区将代表区域内所有的旅游企业,以一个旅游目的地的形象作为营销主体加入旅游市场的激烈竞争中。地区营销的参与者是地区内所有的机构和人员;营销对象J地区内所有的产品和服务;获益者也是整个地区。随着我国区域旅游合作的迅猛发展,整合营销理论也逐渐进入旅游业,如长三角、泛珠三角、大西南等旅游协作区域与组织,都在通过联合宣传、价格联盟等方式,不断推进区域旅游整合营销的进程,整合营销战略已成为区域旅游目的地竞争与合作的优秀内容。 将整合营销理论应用到旅游业中,就是将所有与旅游目的地产品和服务有关的信息加以管理的过程,使顾客及潜在顾客接触整合的资讯,并且产生购买行为,并维持消费的忠诚度。其优秀思想就是将区域目的地有关的营销活动一一元化:即以旅游目的地所对应的目标旅游者为优秀,重组区域内企业行为和市场行为,综合协调地使用各种形式的传播方式,以同一的目标和统一的传播形象,传递一致的目的地形象信息;实现与目标旅游者的双向沟通迅速树立旅游目的地在旅游者心目中的形象地位,建立长期关系更有效地达到增加旅游有效需求和促进目的地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发展。 但在整合营销战略上实施中,区域旅游目的地的营销者存在着不少困惑和误区,具体表现为:一是营销者把旅游目的地的“联合促销”当作整合营销,目的地的信息传播手段要么比较单一,缺乏成效;要么区域内各种形象、内容、信息混在一起,传递出同一目的地不同的声音和形象,而且难以测量传播效果。二是把市场营销理论简单移植到旅游目的地营销中,对旅游目的地作为一种综合旅游产品的特殊性所引发的营销理念和策略变革认识不足;三是对区域目的地营销单纯化为目的地形象的建立与传播,对旅游目的地中的众多利益相关群体之间的利益冲突的关注与协调不够,缺乏目的地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思想。 因此,旅游目的地营销者需要重新思考它们的营销战略,认识到整合营销战略必须从消费者的需求和利益为出发点,从整合的高度,去俯视和经营旅游目的地;从整合的视角,去设计和塑造旅游目的地形象;以整合的思维,去营造旅游目的地的消费氛围和市场环境。认识到区域旅游整合营销战略对于协同性要求极高的区域旅游业来说,是提高旅游目的地竞争、加强旅游目的地的可持续发展的有力武器。 2区域旅游整合营销战略的实施阶层 美国西北大学教授舒尔兹在其著作《整合营销传播》中指出:企业的营销传播活动进行整合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依次经历了四个层次—战术调整、重新定义营销传播范围、信息技术运用、财政及战略整合。根据整合营销传播理论,区域旅游整合营销战略实施的内容是全方位、多层次的,包括了目的地的形象、计划、资金等所有要素的整合。那么根据目的地旅游发展的不同阶段和不同水平,旅游整合营销战略实施的实施就有着不同的推进层次。具体主要有以下几个实施阶层: 2.1实施阶层一:协调旅游目的地的各种营销传播手段 “协调各种营销传播手段”对于旅游区域刚刚开始实施整合营销战略时常常采用的,即首先确认现有的各种营销传播方法,如一般的广告、直接销售、促销和公关等的营销因素的作用,然后组合这些方法,并通过对这些信息传播手段的综合协调,以提供明确的、连续一致的和最大效果的营销传播组合。即同一区域旅游系统针对同一客源市场,树立统一的旅游形象,整合营销经费,统一促销策略,采取一致促销行动。旅游目的地营销传播可采用的手段和方式有以下两大类: 一是直接的传播,即旅游目的地的组织者直接通过营销预算实施传播组合来提升潜在顾客对目的地的认知,并对其态度施加影响,包括:(1)通过旅游中间商、导游人员、旅游信息中心员工等人员传递有关目的地及其旅游产品的信息。(2)利用大众媒体和特定媒体广告来激发人们到目的地旅游的欲望。(3)对主要目标市场进行数次大规模公关活动。(4)到目标市场举办旅游展览会。(5)对游客或旅游中间商进行销售激励。(6)举办具有地方特色的旅游节国际性、全国性或区域性会议、会展及体育赛事等。(7)建立目的地营销系统,通过互联网进行旅游宣传促销。 二是间接的传播,即目的地组织者通过对该地区整个旅游业提供指导、扶持,创造良好的旅游环境氛围,协调和发展目的地各方面利益相关者的利益,以寻求旅游目的地长远和未来的持续性发展。具体方式有:(1)定期向旅游业提供便于用户使用的数据信息资料。(2)在客源市场设立办事处。(3)安排旅游产品供应商与潜在的购买者举办洽谈会、展销会等。(4)精心组织旅行经营商、商记者参观旅游目的地并试用旅游产品。(5)出版供旅游商参考的旅游行业指南。(6)建立旅游咨询服务中心,制定完善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措施以及加强产品的质量控制等。 目前我国许多的区域旅游目的地的整合营销战略实施基本上处于这一阶层,特别是直接促销手段上,能积极采用并整合、协调为一个整体。如深圳在其旅游形象的传播中,采取了与深圳当地电视、广播、报纸等新闻媒体的合作媒体宣传;定期开展旅游教育公益活动;加强城市新形象视觉识别系统的设计,采用户外广告的形式置于市内各公共场所的醒目位置;树立模范,对城市旅游形象建设中的事件活动、事迹、人物等作详尽的介绍,制作城市旅游形象宣传画册、影碟、手册;加强海内外各大媒体对深圳城市建设、经贸招商、旅游文化等各方面的情况的宣传报道等。 2.2实施阶层二:管理旅游目的地形象信息的接触点 在旅游目的地组合和统—了各种传播手段后,接着可实施整合营销战略的第-4"阶层——管理旅游目的地形象信息的接触点。 由于消费者决定旅游目的地时,目的地的形象是最重要的判断标准。而一个旅游目的地形象的构成是复杂的、多维度的,旅游者会通过各种方式认识和了解旅游目的地,途径广泛地接触有关旅游目的地形象(如图1),每一个途径都可以被视为与旅游者沟通的接触点,每一个形象信息的接触点都会给旅游者留下对目的地的印象,进而影响他们的购买决定和购买行为。所以,旅游目的地组织者要全面分析和认识消费者对信息的接触点,明确目标市场中的旅游者是通过什么渠道得到信息和对信息有怎样的理解方式,并通过形象接触审计,判定哪些是重要的接触点,即最能影响旅游者旅游目的地选择决策过程的关键点和最能说服潜在旅游者信息传递的关键点,然后旅游目的地的组织者利用这些重要的接触点传递信息,并对它们进行全方位的管理,一方面对所有影响旅游者对目的地感觉、态度和行为的各个信息接触点进行管理,以强化可控的正面传播,减缓不可控的或不利于产品或服务的负面传播;另一方面,控制所有与利益相关者接触时所传达的信息,看他们是否与旅游目的地的整体营销策略保持一致。 如济南市通过对其城市的深度分析,设计出起旅游形象“老济南.新泉城”,根据这一形象定位,全面进行城市的营销传播活动: 一是整合媒体信息,包括旅游宣传手册、报纸杂志、户外广告、网络媒体等,使其统一传达“老济南.新泉城”形象主题,开展的节事活动、公共关系活动也突出这一形象主题服务。除此之外,还全面导入城市的形象工程,如改善济南的城市标识系统,如街道名称、交通干线的指示牌、景点的介绍牌以及车站、商业机构等公共服务设施的指示牌采用或改用特定的标准字体、色彩的中英文,公共活动场所如停车场、公厕、电话亭等尽量推行国际通用的图象标识等。提高旅游服务者的整体素质,树立起他们为旅游者服务的意识,创造良好环境,使旅游者拥有对“品牌旅游地良好体验,从而获得更多的“品牌”忠诚度。 2.3实施阶层三:建立旅游目的地营销信息中心 寻找和识别了旅游信息传播的关键渠道后,旅游目的地营销传播的第三个阶层就是首先要建立目的地营销信息中心,利用信息技术,收集客户的资料,进行旅游产品测试与消费者满意的调查-接着进行一对一的、理性的、由消费者主导的、非强迫的、循序渐进的、同时也是一种低成本与人性化的传播。建立目的地营销信息中心以两种主要相关的形式来表现的: (1)对掌握和储存有关旅游者的信息数据库的使用。数据库中包含了有关旅游者的相关信息:旅游者的姓名、地址、电话号码、旅游消费的行为历史;旅游者的具体购买行为、态度、偏好、品牌提及与记忆等。营销者对数据库中有关的游客信息,通过使用广泛的统计方法和工具来评价游客,找出对目的地最有价值的游客进行个性化的营销。 (2)了解与旅游目的地的相关信息是怎样和以什么方式被传递给消费者以及其他目标人群的,然后从消费者的角度计划和发展这种传播渠道。让消费者选择方式和时间,以他们最方便的时间和地点,通过与他们所处情况最为相关的一条信息进行传播。 如香港旅游发展局信息中心定期收集市场数据以促进开拓客源市场:经常针对旅客的需要和来访动机,定期收集有关游客人数、原居地、国籍、性别、年龄、所乘交通工具、住宿酒店、消费方式及金额、停留时间、对港印象及意见和会否重访等方面的资料。这些资料为旅游发展局制订针对性的市场营销策略提供了依据。例如对亚洲游客突出宣传香港是“购物天堂;对欧美游客则重点宣传香港的传统东方色彩;旅游旺季时重点营销会议、展览及奖励旅游,以占领高端旅游市场,提高地区旅游收入。 2.4实施阶层四:全方位整合区域旅游营销所有因素 “全方位整合区域旅游营销所有因素”,这也是区域旅游整合营销战略的最高阶层,它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基于消费者的整合。整合营销必须是在了解旅游者的需要和欲望的基础上锁定最有价值的目标旅游者,结合旅游目的地的定位和形象特征,进行营销传播的策划。 基于利益相关者的整合。即营销者应该认识到,目标旅游者并不是营销传播的惟一群体,其他构成目的地系统的利益相关群体(如旅游目的地中的旅游企业、管理部门、社区居民等)也应该包含在总体的营销传播战术之内。 第三,关系管理的整合。要向不同的利益相关者做出有效营销传播,目的地的营销者必须制定有效战略,这些战略不仅是营销战略,还包括生产战略、财务战略、人力资源战略等。也就是说,在旅游目的地系统中,如住宿、交通、购物、娱乐、服务等旅游的每个功能环节内发展出管理战略以达到不同职能部门或行业的协调。 3结语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旅游目的地在实施整合营销战略时,要根据当地旅游经济发展情况分阶层、分阶段由浅入深,由简单到复杂,由局部到全部的实施过程,旅游目的地整合营销的本质是目的地管理者对顾客认可的价值的整合。以旅游者的需要与价值为基础,发展多种与旅游者的沟通手段,在这一过程中,充分关心旅游者的需要,介绍旅游者想知道、能知道并且容易记住的内容,是整合营销的优秀。旅游目的地的整合营销传播是从一般宣传转变为对旅游者消费心理的管理,把对目的地旅游吸引物的宣传转变为对旅游者等利益相关群体态度与印象的接触管理。在整合营销思想下,根据旅游者对目的地形象的态度,发起立体有纵深的宣传战役达到改变旅游心理的目的,如图2。 旅游整合营销战略探讨:旅游整合营销论文 摘要:整合营销传播理论适应了现代营销环境和市场需求的变化,对指导市场营销实践具有重要意义。旅游业与旅游市场需求有自身的特点与发展规律,旅游整合营销体系不仅包括营销“传播”,而应包含更广泛的内容,至少包括旅游目的地公共营销组织整合、旅游行业部门优化整合、旅游产品开发整合、旅游品牌形象整合与旅游营销区域整合等。 关键词:市场营销;整合营销传播;旅游整合营销; 一、市场营销观念转变与整合营销传播理论优秀思想 20世纪50年代杰罗姆·麦卡锡提出的营销组合(4Ps)理论奠定了市场营销理论发展的框架,此后,市场营销理论与实践的发展基本上是在不断传播、充实与完善这一思想体系。随着市场竞争的愈益激烈,科学技术尤其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消费者需求的多样化、个性化趋势日益突出,刺激了企业营销实践的不断创新,拓展了传统营销理论的内涵,并取得突破。由美国唐·E·舒尔兹教授于1993年提出的整合营销传播理论(IntegratedMarketingCommunication,简称IMC),被认为是市场营销理论在20世纪90年代的重大发展。目前,对整合营销的概念还没有统一的认识,全美广告业协会的定义有较广泛的代表性:“整合营销传播是一种强调整合所带来的附加价值的营销传播理念,这种理念强调通过评价广告、直接营销、销售促进和公共关系等传播方式的战略运用,并将不同的信息进行完美的整合,从而最终提供明确的、一致的和最有效的传播影响力。”IMC的优秀思想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1)由4Ps转向4Cs。IMC认为传统营销的4Ps理论是以产品为导向的营销策略,在当前以消费者为中心的市场环境里,企业要暂时忘掉自己制造的产品,充分重视消费者的需要和欲望(Consumerwantsandneeds);暂时忘掉定价策略,深入了解消费者为满足自身需求所愿意付出的成本(Cost);暂时忘记产品的分销策略,系统地研究如何使消费者在购买、使用产品时更方便(Convenience);暂时忘掉企业的促销策略,考虑如何与消费者进行多层次的双向沟通(Communication)。(2)从由内向外的营销模式转向由外向内的模式。传统的营销模式是企业根据自己制造的产品,确定一定的利润目标,寻找合适的销售渠道,向消费者进行促销说服,即采用“消费者请注意”的自内向外的模式。整合营销传播则相反,企业系统地研究消费者,分析他们的购买行为,与消费者进行双向沟通,以此为基础整合企业的信息传播渠道,达到销售产品的目的,即采用“请注意消费者”的由外向内的模式。(3)从一般的促销宣传转向控制消费者的心理变化过程。在传统营销中,企业希望通过大量的信息传递来影响消费者的购买行为,但在现代社会里,消费者的素质不断提高,对信息选择的自主意识增强,信息的冲击效应对消费者购买行为的影响减弱或者并不持久。IMC认为,消费者对产品的认识有一个心理变化过程,因此企业需要通过与消费者的双向沟通对消费者的心理变化过程进行管理。企业通过不同的传播通道,将有关信息传递给消费者,并设法求得消费者的反馈,建立消费者数据库,分析消费者的行为,对信息进行有针对性的加工和传播,达到控制消费者购买心理变化过程的目的。 二、旅游市场需求变化与整合营销理论的应用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旅游业自身的不断成熟,旅游市场由于不同类型需求的出现而经历了不同程度的“非大规模化”,因而被自然分割成了多样化的微观细分市场,尤其是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以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技术飞速发展和以其为背景的旅游者消费意识的转化、成熟度的提高,更加剧了旅游需求的个性化和多样化趋势。这种变化迫使旅游目的地开始关注需求的差异性,通过提供多样化旅游产品来针对性地满足日趋复杂多变的旅游需求。而在这种营销战略变革的过程中却存在着一个问题,旅游目的地为了将众多的旅游产品推销给旅游者,在媒体传播过程中往往选取了过多的诉求点,因而不能使旅游产品在旅游者心中留下深刻的印象,进而产生品牌形象效应,创造更多的附加值。从这个角度上说,如何将这些旅游产品有效地整合起来,通过一致的媒介诉求点使其形成广为人知的旅游形象,从而形成巨大的吸引招徕力量就成为首当其冲的问题。传统的4Ps营销理论过多的强调由内而外的营销模式,只是一味地寻找自己需要的旅游者,而不去了解旅游者到底需要什么,这显然是与信息社会中旅游者个性化的需求是相矛盾的,当然也不能解决旅游地的品牌形象问题。IMC理论为解决这一矛盾和问题提供了很好的途径。 旅游产品空间位置的不可移动性与所有权的不可转移性,决定了旅游营销的特殊重要性。将IMC理论应用到旅游业中,则要求旅游目的地以旅游者需求为中心,重组目的地企业行为和市场行为,综合协调地使用各种形式的传播方式,以统一的目标和统一的形象,传递一致的产品信息,实现与旅游者的双向沟通,更有效地达到旅游地形象传播和产品营销的目的。其优秀思想是对旅游者的客户关系管理,强调以“旅游者需求”为中心,要求旅游目的地不同部门、不同人员从各自不同角度与顾客沟通时有统一的口径、统一的品牌个性、统一的顾客利益点和统一的销售创意,形成集中的旅游形象冲击力,及时通过不同的渠道进行系统的旅游者信息反馈,进而动态性调整促销策略。IMC理论在1997年前后开始传入我国,并在一些大型企业得到结合中国市场实际的应用,并逐渐渗透到旅游营销研究与实践中,但由于该理论本身发展的时间不长,应用于旅游营销实践的内容与方法等并不完善,需要进一步的、不断的探索。 三、旅游目的地整合营销内容分析 旅游业与旅游市场需求有自身的特点与发展规律,旅游整合营销不仅包括营销“传播”,而且是多种营销传播工具的简单叠加或者是集合运用,应包含更广泛的内容。 (一)旅游目的地公共营销组织整合 旅游目的地公共营销的产品是具有公共性质的旅游目的地整体形象、重大旅游节事活动以及代表性旅游景区等,受益群体具有广泛性和边界模糊性。目前,我国旅游目的地公共营销活动主要由政府部门承担,营销主体单一,公共投入不足、营销效益低下等现象相当普遍。随着我国旅游业的迅速发展和旅游市场经济的不断成熟,旅游目的地公共营销组织必然出现由政府、企业、第三部门(如旅游行业协会)以及国际组织(或区域组织)等共同参与的多元化整合趋势。因此,必须辨析各主体的自身优势,重新确定政府在多主体系统中的地位以及职能变化,在发挥政府主导作用的同时,整合各营销主体的优势,协同开展旅游目的地公共营销活动。 (二)旅游行业部门优化整合 旅游业是具有高度关联性和综合性的产业,包括旅游餐饮住宿业、旅游交通业、旅行社业、旅游景区经营业、旅游娱乐业、旅游购物业等众多行业部门,它们围绕满足旅游市场需求从而获利的目标运行,存在着分工、合作的互补关系。在充分发挥市场调节机制的同时,旅游目的地政府应通过有效的政策与制度安排,调控、整合旅游各行业部门按比例协调发展,以提高旅游业整体经济效益。要整合区域生产要素与企业资源,培育大型旅游企业集团,构建大型旅游企业集团化、中型旅游企业连锁化、小型旅游企业专业化与网络化的企业发展模式,解决我国旅游企业小、散、弱、差等问题,积极推进旅游企业的合作与优化整合。 (三)旅游产品开发整合 随着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旅游者可自由支配收入、闲暇时间不断增加,旅游市场需求日趋多样化、个性化、层次化与复杂化。为了有效适应旅游市场需求发展变化的趋势,形成或保持旅游目的地旅游主题与特色,提高市场竞争力,应重新认识区域旅游资源的开发价值,明确区域旅游发展的资源优势与不足,科学甄别、筛选主打(拳头)旅游产品,加强旅游产品开发类型、功能定位与层次结构的整合,调控、整合地区间的旅游项目建设,避免低水平重复建设、资源浪费与恶性市场竞争。公务员之家: (四)旅游品牌形象整合 以统一的旅游营销诉求点,培育统一的区域旅游品牌形象,构建由品牌塑造、包装、传播与管理构成的旅游品牌形象整合体系,取代单纯的旅游产品促销行为,获取最佳、高效的旅游营销传播影响力。旅游品牌塑造要以资源与市场分析为依据,通过旅游形象定位、旅游产品设计与开发来实现。旅游品牌包装的主要手段是设计、导入包括理念识别、行为识别、视觉识别等的旅游形象识别系统。旅游品牌形象传播的方法主要包括营销与消费过程控制和各类旅游营销方式、手段与媒体整合。旅游品牌管理的主要方式是构建目标市场游客关系数据库,实现与旅游者的反馈式沟通,调整、控制旅游整合营销传播过程。 (五)旅游营销区域一体化整合 随着国内外旅游业的迅速发展,地区间的旅游竞争日趋激烈。加强区域旅游合作、整合,适应经济全球化与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趋势,实现区域旅游一体化发展,已成为地方旅游业发展的新动力和提高市场竞争力的重要方式和途径。应以发展共谋、资源共享、线路对接、市场互动、客源互送、效益共赢为目标,打破行政区经济格局,在一定区域空间范围内(如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整合各类旅游经济要素,促进相关地区间旅游营销的分工与合作,追求资源整合、旅游市场“蛋糕”做大后的区域旅游板块整体利益最大化,促进区域内部旅游业有序、协调与可持续发展。 旅游整合营销战略探讨:旅游品牌建设与整合营销论文 1聊城古城区品牌建设的途径 品牌建设最重要的是要有独特的文化和个性,要能提供给消费者更多的价值,这也构成了品牌的实质,成功的品牌是旅游城市的无形资产。要塑造成功的品牌,首先要清晰目标旅游客户,其次要立足优势,确立聊城古城区品牌定位,最后要开发品牌文化资源,丰富水中古城品牌内涵。(1)深入调研,清晰目标旅游客户。通过古城品牌研究课题组问卷调研,了解到现在到聊城旅游的游客中省内游客及周边300公里范围内游客居多,其中山东省内游客约40%,其余游客来自北京、河北、河南、江苏等地,聊城市初步成为了鲁西区域性旅游中心城市。游客在聊城旅游地目的主要是观光和游览,其次是休闲和度假。在聊城古城区保护与开发完成后,作为“江北水城•运河古都”新的亮点,以后来聊城参观游览的游客,会出现数量的快速增长和游客来源地的扩展,未来的目标客户将有以下几部分组成:聊城市本市600万居民,6000万山东近远郊自驾度假客群,入境山东国外游客,北京、河南、河北、江苏等地游客群体。(2)立足优势,确立聊城古城区品牌定位。所谓品牌定位,就是要在消费者心目中确立产品的独一无二的形象,让消费者想得到某一方面的体验价值,就会联想到某一商品。具体对于旅游目的地而言,要能更好地吸引游客,就要有自身的独特竞争优势和价值,如平遥古城品牌,能让消费者看到保存最完好的古城,欣赏一幅包括社会、经济、晋商文化的长轴画卷;丽江古城作为茶马古道重镇和多元文化并存的和谐的商业文化城市,呈现了独特的浓郁地方民族特色与优美自然的旅游价值。反思聊城古城区,最独特的自然景观就是方方正正一古城环绕在水中央,这种景色全球罕见。由此形成聊城古城与其它古城的差异性。形成独特的水上古城的品牌定位。当然,只是依靠自然景观还缺少内涵和灵魂,还要进行历史及文化的开发,才能使聊城古城品牌既有形象、又有灵魂。经过反复研讨,聊城古城区旅游品牌定位为“中华水上古城”,主题定位为“:南北千年事,方圆水上城”,形象定位为“城方水圆,古今驿站,聊城如棋,棋如人生”,宣传口号是“古往今来看聊城”[1]。(3)集思广益,确定古城品牌形象标志。品牌标志是公众识别品牌的信号灯,是一种“视觉语言”。为强化聊城“水上古城”品牌的识别性,可通过征集品牌活动,确定品牌标识。因为“中华水上古城”属于“江北水城•运河古都”的子品牌,建议与母品牌在形象上要具有一定的关联性,如有相同的水波纹,便于游客形成联想。(4)开发品牌文化资源,丰富水中古城品牌内涵。聊城古城区的文化资源包括历史文化、民俗美食文化、运河商业文化等,这些文化,一方面依托光岳楼、海源阁、范筑先纪念馆等11处保留建筑,万寿观、考院、卫仓等14处恢复重建古迹遗址等有形的物质展示,另一方面通过名人故事、民俗文化、传说、名著等充实。另外可以根据聊城人文特色,结合古城旅游节奏设计,彰显水中古城品牌内涵。聊城当地有一句打趣的俚语“,三个临清猴,抵不上一个聊城慢牵牛”,聊城一向被称为慢节奏的城市,在旅游项目的设计上,通过品茶、听戏等活动,让游客充分体会慢游的乐趣,最大程度释放人们快节奏工作、生活积蓄的压力,打造休闲度假旅游区。 2聊城古城区旅游品牌的整合营销 聊城古城区初步完成品牌定位后,要通过整合营销手段提升品牌的知名度、美誉度,完成从一般品牌向知名品牌的飞跃。 2.1整合营销的内涵在市场竞争日益激烈的今天,传统旅游产品营销手段已经显得捉襟见肘,整合营销传播手段日益受到重视和应用。通过整合营销,可以把广告、事件营销、人员推销、微电影营销、博客营销等信息传播工具统一成一个整体,共同传播“江北水城•运河古都”之“水上古城”品牌定位的统一主题,产生良好的信息传播协同效应。通过整合营销,经各种线上、线下,传统的及创新的营销传播手段结合起来,统一发出品牌的“最强音”。 2.2多种整合营销传播,助力古城品牌建设在进行多种营销传播方式时,既要考虑传统媒体,如电视、广播、报纸、杂志,也要考虑展会营销、事件营销、口碑营销。另外,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线上传播也成为不可忽略的重要传播渠道。第一,优选媒体,广告传播显威力。在进行广告传播时,首先筛选客户群体,有针对性地投放广告内容,吸引消费者眼球,提高公众聚焦点。传统的媒体包括报纸、杂志、广播、电视,其中报纸、杂志具有较好的留存性,可以重点在旅游相关报纸及杂志刊登软文、图片等进行宣传;电视具有传播广、刺激性强的特点,要在央视、旅游卫视进行集中广告宣传,以期在短时间内迅速提高聊城水上古城旅游品牌知名度;广播成本较低,老年人是广播的主要受体,这也与聊城水上古城的部分老年目标客户重合,在品牌宣传时,广播也不可以忽略。户外广告也是重要的传播渠道,应在目标顾客集中地如北京、天津、济南及聊城周边地区集中投放户外广告,如路牌广告、机场、火车站大型广告。在酒店则免费DM单投递,介绍古城旅游旅游信息。第二,线上传播,创新手段互动强。据《2014年全球社交、数字和移动》报告显示,中国有13.5亿人口,城市人口比例为51%,其中互联网网民比例为44%,达5.9亿人。面对如此庞大的网民数量,营销传播“触网”成为必由之路。网络营销所具备的成本低、传播广、信息量大等特点,使得企业对网络营销方式趋之若鹜。针对旅游产品的特殊性,网络营销中的微博营销、微信营销、微电影营销成为品牌传播首选的“三微”线上营销传播方式。(1)微博营销。微博作为一种新型的分享信息的社交网络平台,能够便捷而迅速地“广播”信息,且具有良好的互动性和信息主动接受性。统计数据显示,新浪微博用户已超过三亿。面对如此庞大的人流量,很多企业瞄准了这个潜在用户构成的市场平台,开展了微博营销。聊城“水上古城“旅游品牌”在开展微博营销时,应组织相关人员撰写有关古城的历史故事、风土人情、聊城特色小吃、古迹介绍等方面的美文,然后通过对公众有影响力的草根达人、文化名人、意见领袖等热博转发,并通过后续的持续跟进,关注回帖,再与回帖进行互动,培养稳定增长的“粉丝”,使聊城“水上古城”的知名度、美誉度不断提高。(2)微信营销。作为腾讯退出的即时通讯工具,微信一经推出即受到用户追捧。最新数据显示,2014年微信用户已达到五亿,而微信营销也随着微信工具的推出应运而生,企业可以利用微信营销所具有信息的高送达率、高接收率、高便利性来传播信息。聊城“水上古城“旅游品牌”在开展微信营销时,可以采取两种模式。模式一:活动式微信——漂流瓶。通过聊城旅游运主题方抛出漂流瓶,微信用户捡到并回复后,即可获得积分,积分到一定标准即可获得免费吃住游聊城“水上古城”的机会。模式二:O2O模式——二维码。微信用户只要扫取在古城内经营商家的二维码,即可获得会员资格,在商家消费时可获得价格折扣优惠。(3)微电影营销。微电影营销作为一种创新的促销方式,具有良好的娱乐性、互动性和传播力,正日益受到追捧。在进行微电影营销时,可以采取两种模式。模式一:主动式。通过拍摄反映古城历史、文化、风俗人情等方面的微电影进行聊城古城的传播,激发观众情感共鸣,观众的评论和转发又可以引发电影内容的持续讨论,使的信息得到有效的传播。模式二:竞赛海选式:组织“中华水上古城“杯微电影大赛,微电影内容与要聊城古城相关,获奖者最终可以获得在聊城免费食宿、游览的奖励。同时,微电影大赛的启动会、发奖会也成为古城传播的重要信息源。第三,事件营销,新闻传播效果好。从“海尔怒砸冰箱”砸出海尔知名度、美誉度和信誉度开始,中国企业领略了事件营销的魅力,事件营销通过新闻热点,可以在短时间内以强大的冲击波传输信息,拨动消费者好奇心,吸引公众眼球为品牌加分。竞争激烈的旅游行业在进行旅游品牌营销时,事件营销也成为必不可少的最有价值的手段之一,如澳大利亚昆士兰旅游局超高待遇招聘大堡礁岛屿看护员,引来全球30万人竞相应聘的事件营销,成为旅游行业的典范。策划聊城“水上古城”事件营销可以采取以下两类方案。事件营销方案一:借力热点,搭车事件营销。重大体育、文艺事、国际国内展会都是民众关注的事件,可以通过赞助此类活动,来增加“水上古城”的知名度,进行品牌传播。如2014年在青岛举办世界园艺博览会期间,可以向进聊城展园的游客发放刻有光岳楼的平安葫芦,并请游客对聊城古城开发提出有奖建议,通过这种双向互动,让更多的游客了解聊城、爱上“水上古城”。事件营销方案二:主动“造”事,策划事件营销。组织有影响力的活动或者策划相关新闻事件。例如可以举行聊城旅游大使选拔赛、聊城风光摄影大赛、聊城特色美食大赛、明清历史知识比赛、运河知识竞赛、聊城民俗文化艺术大赛、组织聊城十佳旅游景点活动选取等,以此拉近于游客的距离,提升聊城古城在游客群体中的形象,丰富聊城旅游的文化内涵。可以参照大堡礁岛屿看护员事件营销案例,策划招聘聊城光岳楼楼主,引起话题,吸引公众,实现通过事件营销进行“水上古城”品牌传播的效果。第四,口碑营销,意见领袖助传播。口碑传播以消费者传播产品信息而使得信息可信度高,消费者接受性强,品牌传播力持久,尤其是某一群体的意见领袖的传播力更不可小觑“。水上古城”品牌传播亦可以策划多种口碑传播途径。策划方案一:策划招募旅游达人活动,将旅游达人亲身体验游古城及周边景色的历程拍成电视,并配合线上线下同时启动,博文传播,引起社会关注,提升聊城古城知名度。策划方案二:邀请历史研究专家、书法大家、演艺界明星、行业协会领导等社会名人游览古城,借用名人口碑,进行古城传播传播。策划方案三:忠诚游客口碑传播。最为广泛的口碑传播还是广大的游客,要通过“最有价值”的古城旅游经历,让每一个游览古城的游客变成聊城古城的口碑宣传者,影响他们身边的人来游览古城。第五,节庆营销,聚拢人气关注高。节庆营销既可以促进目标游客对聊城古城区的了解与消费,又可以提升品牌在游客心目中的价值,成为聊城古城区旅游品牌整合营销传播不可或缺的重要传播手段。节庆旅游的主题可以结合“江北水城•运河古都”的旅游资源而设定。 节庆营销一:江北水城文化旅游节。及“水文化”节提高“水上古城”的品牌知名度。自2002年开始,聊城每年都举办中国江北水城旅游文化节,成为宣传聊城的成功活动,通过节日,聊城走出山东、名扬海内外,让更多的人来到聊城,体会到江北水城的美,运河古都的雅,打响了“江北水城•运河古都”品牌。节庆营销二:聊城“水”文化节。2012年开始举办的山东省聊城市首届水文化节,文化节期成功地策划了包括中国龙舟邀请赛、特色美食大赛、运河城市文化论坛等11项活动。通过聊城“水文化”节,同时也传播和提升了古城旅游品牌形象,提高聊城古城旅游品牌的知名度和美誉度。节庆营销三:国际的温泉养生音乐节。结合聊城具有温泉产品资源,配合打造中国养生旅游首选目的地目标,聊城可以举办国际温泉养生音乐节,通过音乐节,展示聊城聊城旅游魅力,也让更多的游客爱上“水上古城”。 作者:李香萍单位:山东聊城职业技术学院 旅游整合营销战略探讨:区域旅游整合营销 一、区域旅游整合营销是中原城市群开发区域旅游市场的主要途径 区域旅游是一种以区域作为相对独立的单位来接待旅游者、组织安排旅游活动的经营服务方式,是特定空间存在的旅游活动及其经济关系的总和。区域旅游整合营销是开发区域旅游资源、拓展区际旅游市场的主要途径,对提高区域旅游业知名度、扩大美誉度、有效拓展旅游市场、不断壮大旅游产业规模,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中原城市群是由九个不同层次、不同规模、不同性质的城市组成的区域综合体,它以大郑州都市圈为中心,以洛阳、济源、焦作、新乡、开封、许昌、平顶山、漯河等八个中心城市为结点构成了紧密联系圈。中原城市群战略的实施推进了旅游经济一体化,进一步加快了区域旅游市场的发展进程。但是,与国内旅游发达区域如长江三角洲地区、环渤海经济圈、泛珠三角地区等相比,中原城市群还存在着区域品牌不明、区域协调营销不利、整合营销力度不够等问题,旅游资源还没有充分整合,整合营销的优势作用还没有得到充分发挥。 面对日益激烈的国内外旅游市场竞争,中原城市群旅游业应本着“着眼大区域、营造大环境、发展大旅游、树立新形象”的整合营销方针,以整合区域内所有资源为手段,重组区域旅游业的管理模式和市场运作行为,打破地区壁垒,谋求共同发展,对内重在整合,对外强调一体化、一致化营销,通过综合协调各种传播方式建立一体化营销体系,使区域旅游业保持可持续性的竞争优势,实现区域内旅游业整体利益和协调发展。 二、中原城市群区域旅游整合营销的思路 (一)整合中原城市群区域内部营销资源系统 1、增强品牌意识,准确定位区域旅游品牌 品牌是旅游产业的优秀竞争力,特色是旅游品牌的生命。中原城市群旅游资源丰富,一些旅游产品在国内享有一定的知名度,但是缺乏国际知名品牌,国际市场的占有率一直很低。而且区域发展相当不平衡,入境旅游者大部分只是到郑、汴、洛三地,其它旅游城市年接待量很少。 进一步增强品牌意识,针对不同的目标市场,准确进行区域旅游品牌定位,是中原城市群区域旅游整合营销的前提。中原城市群的国内市场主要分布在省内、国内与中原城市群接界的省市以及有交通干线相连或经济发达地区,这些地区对中原城市群有一定的理解。因此,针对国内市场可定位为:中华民族之根,华夏文化的源头;禅宗祖庭,天下第一名刹;陈氏太极少林武术,尽在中原;展青山碧水风光,体验中原风土人情。国际市场对旅游地的文化传统和地方特色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因此,针对国际市场可定位为:中国历史文化最悠久的地区之一,中国武术之乡;黄河从这里流过,青山绿水风光与历史文化的交融。为此,中原城市群应重点打出三个品牌,即以黄帝故里、河图洛书、姓氏发源地为依托的根文化品牌;以白马寺、龙门、少林寺、相国寺为依托的佛文化品牌;以宋都、宋陵为依托的宋文化品牌。同时,还要以黄河漂流、白云山等为依托,打出休闲度假和生态旅游品牌。 2、确立形象意识,科学设计区域旅游形象 在当今激烈的旅游市场竞争中,形象塑造已成为旅游目的地占领市场制高点的关键。整合营销要求将营销传播的力量集中传达区域统一的旅游形象。中原城市群古文化旅游资源数量多,历史文化积淀深厚,应深入挖掘历史文化旅游资源的文化内涵,强化历史文化旅游主题形象。“根”是中原城市群与其他地方相比最具特色的旅游资源优势,也只有“根”才能把中原城市群旅游资源和产品的整体优势集束起来,形成合力。由此可确立中原城市群的旅游主题形象:“华夏文化之源、中华民族之根”。 但是,由于中原城市群历史文化旅游产品已趋于成熟,其对于扩大中原城市群旅游市场规模的贡献度也将趋弱,而且在崇尚旅游个性、回归自然的时代,以历史文化旅游产品为主的单一旅游产品结构具有较强的局限性,所以,应培育自然生态旅游的补充形象。郑州的嵩山、洛阳的龙门山、焦作的云台山和王屋山都是部级风景名胜区,加之近年陆续开辟、推出的石人山、白云山、小浪底风景名胜区等名山秀水,可打出休闲度假和生态旅游品牌,逐步形成观光、休闲、度假、专项旅游等多元化的旅游产品结构,丰富中原城市群的旅游形象,增加其吸引力。 (二)整合中原城市群区域旅游信息传播系统 1、强化统一观念,整合传播信息 用鲜明、独特的图形符号显示自己的特色,用精练、形象、明快、易记的文字概括自己的特色,是中原城市群旅游形象设计的基础性工作。中原城市群区域旅游形象的传播信息应以地方文化和地理环境为背景,以景观资源为基础,形成个性鲜明的宣传口号。依据主题形象可设计主打宣传口号:“五千年大河文化、八百里锦绣中原”,系列宣传口号:“人文中州、山水中原”,“得中原者得天下、游中原者知中华”,“九州之中、华夏之源”,“文明摇篮、魅力中原”。设计体现中原城市群旅游形象的统一的视觉符号,包括中原城市群旅游徽标、标准字体、象征人物、市花、象征性吉祥物、纪念品、户外广告、交通工具、公众视觉形象和旅游企业视觉形象。同时,要及时商标注册,保护旅游品牌无形资产。 2、拓展传播渠道,整合传播媒介 营销需要借助相应的媒体与渠道向消费者传达信息。中原城市群区域旅游整合营销应大力强化本省主流媒体,如河南以及中原城市群各市电视台、电台、报纸等等,这是旅游发展的第一推动力。例如,借助《河南日报》编发头版新闻、局长专访、市(县)长旅游访谈或深度报道文章,宣传中原城市群旅游产业形象;利用《大河报》、《东方今报》等报纸开办旅游专版,介绍旅游信息;借助河南电视台新闻部采访、播发新闻,配合专题部组织旅游方面的“焦点透视”,协助双休部组织“双休日跟我走”、“休闲策划”等旅游专题节目。针对本地自驾游增多的趋势,也可选择各市交通广播电台进行宣传。同时,有效利用中央权威媒体,播出中原城市群旅游整体宣传广告,联合开办中原城市群旅游宣传专题。邀请中央各大新闻媒体赴中原城市群采访,拍摄播出旅游专题节目。 邀请专家创作设计介绍中原城市群的旅游宣传品,包括多媒体光盘、VCD、录像带、旅游手册、图片、多媒体解说系统、导游图、门票、宣传折叶、包装袋、信笺、名片等。设计发行或赠送中原城市群旅游画册、明信片、邮票、挂历、台历及旅游纪念品;出版有关中原城市群的书籍、史料和小说;创作推广具有中原城市群地方特色的器乐曲和声乐曲;拍摄以中原城市群为背景的电影和电视剧;派遣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文化艺术团体到外地进行演出交流活动等。 3、注重传播策略,整合传播方法 中原城市群可利用形象广告传播策略,通过广告技巧,对中原城市群独特的古都文化和黄河文化形象进行概括和加工,提炼出一个精制但是足以体现中原城市群特色的形象广告;利用公共关系传播策略,协调旅游地与公众关系,使旅游地达到所希望的形象状态和标准;利用数字化传播策略,完善提升中原城市群旅游资讯网功能,努力从设计的数字化、标准的数字化和实施的数字化三方面营造自己的数字化旅游形象;利用空间传播策略,发挥城市边界出入口、风景名胜区和城市园林对区域旅游形象的展示作用;利用旅游节事传播策略,加速品牌传播,带动区域旅游发展。 (三)整合中原城市群区域旅游管理系统 1、加强区域管理,完善品牌管理体系 行政区划是制约旅游整合营销的主要原因。中原城市群区域内要打破地区分割、分管的局面,加强各市的联系,建立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的统筹模式、整体的营销传播战略体系和信息平台相结合的联动机制。设立中原城市群区域旅游品牌管理机构,具体负责品牌的管理事宜,包括品牌的调查、设计、推广、评价和预测,组织实施区域旅游品牌战略,针对游客、市场对品牌产品、服务的改进要求,完善和修订品牌的整合营销传播过程。该机构可以由政府牵头,各个旅游企业的负责人参加,制定详细的建设和管理细则,明确各自的职责,形成具有旅游地品牌建设凝聚力的管理机制。 成立区域旅游行业组织,履行区域形象宣传、旅游信息咨询、行业协调、自律、企业资质认证与等级评定、对外交流与合作、从业人员培训、服务技能比赛,以至受理游客投诉等职能。完整、统一的价格系统是旅游品牌内涵的重要支撑,要充分发挥行业组织的主导作用,对景区、旅行社、旅行商等影响价格因素的主体进行整合,避免出现价格战等造成价格体系混乱而影响区域整体品牌形象,针对旅行社、旅行商、大客户、团体、淡季优惠等的价格和返利要统一。营销机构要严格按照品牌整体形象的要求以统一的品牌形象出现,避免景区各自为战。 2、提高服务质量,优化旅游环境 目前中原城市群各市旅游“软环境”普遍欠佳,高素质的旅游专业人才匮乏,旅游服务质量和管理水平有待进一步提高。伴随着产品同质化时代的来临,服务质量将日益成为旅游企业的生命线,未来旅游业的竞争也将是服务的竞争。中原城市群应加强旅游消费过程控制,通过提供个性化、人性化的良好服务,让游客进得来、吃得好、住得舒服、行得方便、购得放心,使游客在旅游过程中建立对区域旅游品牌的信赖感和满意度,进而形成良好的品牌口碑宣传。加快旅游人才资源开发,对服务人员、导游人员实行持证上岗、竞争上岗制度,努力建设一支业务精通、服务一流的旅游从业人员队伍。 要加强旅游法制建设,抓紧出台《中原城市群旅游条例》,将旅游产业发展纳入法制化轨道;加强旅游治安、卫生和应急处理、救援体系建设,确保游客的健康与安全;加大旅游市场综合整治力度,严厉打击无证经营、违约失信等违法违规行为;加强旅游诚信体系建设,积极开展旅游城市、旅游景区和星级酒店等创建活动,不断提高旅游行业综合服务水平。 旅游整合营销战略探讨:谈旅游目的地的整合营销 本文以乐山为例分析了乐山市旅游目的地营销方面的现状,以及在乐山市进行整合营销的可能性与必要性。最后针现状及问题提出了对乐山旅游目的地进行整合营销的建议和对策,以为该地区经济发展提供参考和借鉴。 乐山市具备发展旅游经济的良好条件,拥有世界自然文化遗产乐山大佛、郭沫若名人资源以及嘉州历史文化名城等众多旅游资源。本文选择了如何将整合营销理论引入乐山旅游业中,制定出适应乐山旅游业发展、能够指导乐山旅游营销实践的方案,从而更好地指导乐山旅游实践,促进乐山旅游业的发展。 一、乐山市旅游目的地概况 乐山位于四川省西南部,北与眉山接壤,东与自贡、宜宾毗邻,南与凉山相接,西与雅安连界。乐山地区山清水秀,三江拥抱,自古以来便是文人名士仰慕之地。过去几千年,乐山为后人留下了许多人文旅游资源。主要包括乐山汉代麻浩崖墓博物馆、夹江杨公阙、乐山柿子湾岩墓等历史文化遗迹,乐山大佛、乌尤寺众多宗教文化与宗教名胜,还有现代人造景观乐山金鹰山庄、罗成船型古镇等。随着社会的发展、历史的变迁,乐山人创造了许多社会旅游资源。乐山有夹江天福观光茶园,修建于明末清初的罗成古镇,五通桥龙舟会等。 二、乐山市应用整合营销理念进行旅游目的地营销的可能性 旅游业多年的发展加上乐山本来的自然资源、人文资源、良好的市场氛围,加上地方政府宏观上的积极调控,使得整合营销理论在乐山实施成为可能。 (一)乐山的旅游业具有良好的发展基础。作为乐山的支柱型产业之一,旅游业为乐山的地区经济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早在1978年就经国家有关部门的批准,随后在 1979 年正式对外开放,1981 年乐山被国务院批准为全国 44 个重点风景旅游城市之一,1994 年又被国务院批准为全国历史文化名城,先后荣获了“全国著名风景旅游城市”、“全国历史文化名城”和“世界自然文化遗产”的三重桂冠。1996 年乐山大佛景区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列入《世界自然文化遗产》名录。 (二)乐山的自然与人文旅游资源结合紧密。乐山自然风光秀丽,旅游资源丰富,文化底蕴深厚。集名山、名佛、名人、名城于一体。拥有沐川黄丹大溶洞、乐山平羌小三峡,乐山金口大峡谷等地文景观。有岷山-青衣江-大渡河等水域风光。在沐川、马边大风顶风景区、有许多生物景观。还有乐山大佛景区中的汉代麻浩崖墓等历史遗迹。乐山大佛、乌尤寺众多宗教文化与宗教名胜。还有现代人造景观乐山金鹰山庄、罗成船型古镇等。 (三)地方政府在乐山旅游业发展上的积极作用。乐山多年来旅游经济的持续发展,离不开当地政府的大力支持。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乐山市采取政府主导的方法进行旅游营销。曾多次外出学习考察,借鉴其他优秀地区的发展方式,并要求市各相关部门积极配合旅游发展的工作。将发展旅游业作为重要任务。当然这一系列的措施也都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所以说,在政府的支持下,想要将整合营销应用到乐山的实际中去,是很有可能的。 (四)乐山各旅游企业之间已有一定的合作意向。在经过了多年的发展后,乐山在酒店,旅行社等各方面都有了长足发展。市内拥有多家高中低档酒店、饭店,旅行社。乐山早在1992年就成立了乐山市旅游协会,主要经营管理协调乐山各方面的旅游资源等,其下设乐山旅游协会旅行社分会等组织。但由于同行竞争压力较大,利益目标不同,所以同行合作的现象还只是初见端倪,没有得到壮大。但是由于整合营销是建立在整体利益一致的情况下,所以当各企业之间有着共同利益目标时,合作并不困难。 三、目前乐山市旅游目的地营销的存在的问题 (一)营销理念滞后。目前,乐山市旅游增长模式粗放,营销理念滞后。旅游收入增长还是依靠吃老本,而对于旅游产品的深度开发、旅游营销手段的创新、旅游服务质量的提升、旅游发展规划及旅游服务设施的完善,甚至包括旅游从业人员的基本素质仍然有待完善和提高。例如有的景点只注重硬件设施的建设,而忽略内在文化内涵的挖掘。各大旅行社将促销的优秀放在价格上,铺天的广告有时就是价格战,忽略了旅游的文化底蕴,大大影响了旅行社创新的积极性。从目前来看,这种单纯靠量不靠质的粗放式发展特点可以暂时隐藏营销体制和营销理念的滞后,但随着市场竞争的愈演愈烈,消费者的需求不断变化与提高,这种简单粗暴的的营销模式一定会制约乐山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 (二)缺乏长期的旅游战略规划。乐山旅游市场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后,其丰富的旅游资源所带来的旅游收入却远远低于当初的预想。作为历史悠久的山水城市,旅游资源缺乏一个准确的定位,发展的步伐也落后于其他很多旅游城市。在构建“名山、名佛、名人、名城” 于一体的花园城市这一主要目标上,还存在着许多模糊的地方。旅游业是一个涵盖范围广综合性关联性强的产业。如何将各行各业的有关联的群体联合起来,就必须要制定一个长远的旅游规划战略。 (三)价格战严重。乐山旅游市场价格秩序混乱。首先是宰客现象非常严重,大佛景区内的农家乐基本上都是看人收费。外地客人经常被宰,而且在大佛上香的费用有些高达数万元。还有就是是高标签价,低成交价,使游客对旅游产品的质量产生怀疑。在景区内售卖的旅游纪念品要价和成交价有时会相差数倍。三是旅游企业之间存在着相互压价,恶性竞争的问题。例如许多旅行社报价远低于成本,于是为了获取一定的利润,在游客游览过程中就会增加很多自费项目或购物场所,这样通过收取回扣旅行社还是有利可图。 (四)旅游产品单一,业务范围窄,经营规模有限。许多游客来到乐山只是单纯的看一看乐山大佛,停留时间很短,然后就赶往峨眉山,不在乐山留宿。通过数据统计发现,旅游者在旅游目的地停留的时间越长,消费越高。乐山的这种情况,就使得旅游者消费的时间大大减少,降低了收入。而且乐山范围内共有三四十家旅行社,其中国际旅行社很少,企业规模比较小,业务经营范围相对较窄,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乐山旅行社总体竞争力较弱,对乐山旅游市场的发展有一定的阻碍。 (五)旅游营销队伍素质不高。乐山就目前来看,现有景区、景点、旅行社及旅游饭店的从业人员文化水平偏低,绝大部分学历在大专以下,缺乏高水平的旅游管理人才和旅游理论研究人才。旅游营销队伍素质不高,就影响了旅游信息传递的准确性,甚至有时会用带有隐瞒性和欺骗性的广告来争夺市场,这就造成顾客满意度低,就影响了乐山旅游行业整体服务质量和品质,阻碍了旅游业的发展。 四、乐山市旅游目的地整合营销的相关建议 旅游目的地整合营销的中心思想就是要充分整合目的地的各种资源,向消费者传播清晰一致的品牌形象,利用一切有利因素去实现各利益相关者的共同利益。因此,我们针对乐山市目前营销状况中的各种问题以及乐山市可利用的各种有利因素,对于乐山市实施整合营销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一)营销主体整合。对于乐山旅游目的地营销而言,由于市场中有些部分必须要靠政府的宏观调控而实现,所以政府是不可缺少的营销主体。但政府的作用也不是万能的。因此在旅游目的地营销中,就要将不同群体的智慧和能力联合,但这是一个艰难的任务,任何一个机构和企业都难以做到,只有在所有的旅游业的利益相关者(包括政府、旅游企业、居民、旅游者、旅游行业协会、旅游营销辅助机构(如广告媒体等)等)间建立一个正式或非正式的联盟,从整个目的地地区层次上有效的实施整合旅游营销,才会获得巨大、长远、综合性的成功。 (二)资金整合。在市场营销中资金是必不可少的因素,在普通的营销模式下,各企业都是利用自己有限的资金进行营销。但在政府部门与私营部门共同作为旅游目的地营销主体出现的情况下,营销经费来源可以拓展到多种渠道。此外,在旅游目的地营销主体多元化的情况下,可以将狭隘的营销资金筹措扩展到广泛的营销资源投入,通过多方面资源投入的来充分发挥各个企业在组织中的作用,为旅游目的地营销的顺利实施提供支持。 (三)资源整合。乐山作为一个以旅游为主要产业的旅游目的地,其旅游资源可以说比较丰富。在整合营销的理论下,乐山应尽力开发出乐山大佛之外新颖的,有代表性的旅游资源。借乐山大佛的知名度,加大宣传力度,借势造势。让乐山的大佛与其他的旅游资源形成一个整体的形象来对目标市场进行传达,做到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空间传播同一种声音,形成一种品牌。这就需要各旅游资源的积极配合,因为旅游目的地对旅游者的吸引,不仅取决于每个资源的独立表现,更取决于不同资源之间的协调整合。 (四)旅游产品整合 在旅游市场竞争日益激烈的情况下,乐山市旅游产品开发和深化必须由资源导向转向市场导向,牢固消费者为主导的观念,以旅游市场需求作为产品开发的出发点。好的产品是营销成功的基础。旅游整合营销的首要任务就是根据旅游者需求,分析旅游目的地内产品的共性与个性特征,制订目的地产品规划,有针对性地重新组合、包装旅游目的地内现有产品,用整体旅游产品来吸引游客、占领市场从而带动旅游产品的销售。 (五)促销方法的整合。乐山的各营销主体应联合起来共同促销他们的整体旅游产品,行业的联合促销,会降低旅游直观价格,形成价格优势。乐山的营销主体要综合利用各种传媒手段向旅游者传达一致的目的地信息,以此来在旅游者的心中建立一个统一的目的地形象。旅游目的地整合营销不仅要通过整合使原本分散的媒体广告使其能够服务于全局,而且要使其统一于整体目标之下,从而提升各种促销工具的综合效能。 结论:在如今旅游业飞速发展,众多地区为吸引旅游者而展开激烈竞争的强狂下,越来越多的城市意识到旅游营销不应仅仅是单个旅游企业的任务,而应组织整个城市的力量来完成,以便能更加充分,出色的向旅游者展示城市的风采。作为以旅游业为主要产业的乐山,更应充分认识到这点。乐山等旅游目的地城市更应充分认识到“整合”的重要性。使其在整合营销理论的指导下,让旅游经济得到可持续发展。使旅游整合营销理论从口号式的提倡,真正落实到旅游目的地的实践操作层面上来。 (作者单位:成都理工大学工程技术学院)
教育学术论文:儒学教育学术论文 一多重视阈下的朱子学说 由安徽省朱子研究会会长秦德文先生主编,合肥学院中文系张成权先生、张爱萍老师编著的《朱子语释》一书,在深入研读朱子著作的基础上,精选朱子语录,涵盖朱子论理气、心性、伦理、践履、自然、佛道、政治、经济、军事、教育、治学、读书等十二章内容。每章均有引言和简释,概述本章内容并作题解,同时力求遵循朱熹原旨,对所选的朱子语录及其要义作了精当的诠释并加以一些扩展性内容。该书言简意赅,对于传播朱子思想、推动儒家经典普及化、大众化起了积极的作用。安徽大学诸伟奇教授的《四书学四题》认为,《四书》定于朱子,分别研究了元明清三代的四书学,指出,元代的四书学是“士犹笃志于研经”、明代的四书学是“讲义盛行,异学争锋”、清代的四书学是“回归、新变与困顿”。安徽大学王国良教授就朱熹理学的传播路径及其对徽州日常生活的影响进行了考察,认为朱熹理学学派通过教育传播渗透到世风人情、族规民约之中,对徽州地区和谐社会的建构产生重要影响,为思想学说对社会文化模式的形成与发展产生重要作用提供了一个例证。安徽大学赵华富教授考察了徽州宗族对朱熹《家礼》遵循的态度和原则,指出徽州宗族对朱熹《家礼》十分重视,徽州宗族对《家礼》的规定,特别是祠堂建设、祭田设置、族规家法、祭祀礼仪的规定所遵循的态度和原则,不仅是继承,更重要的是对这些礼仪的规定进行重大变革。台湾师范大学张昆将教授就朱子对合下的权变伦理思考及其现代衍义作了探讨。安徽师范大学郭淑新教授解析了朱子经典诠释思想,认为朱子形成了章句训练训诂与义理阐发相互发明的经典诠释理念,以及唤醒•体验•浹洽•兴起互相贯通的经典诠释方法,为新儒学的兴起勃发奠定了方法论基础。但朱子虽然极力在追求本意和阐发新意之间寻找平衡支点,有时却难免游离于这一支点。黑龙江大学魏义霞教授探讨了朱熹的价值哲学,指出朱熹秉持儒家的道德诉求,不仅接续了孔子、孟子和荀子等原始儒家关于义利关系的话题,而且在理学的框架内诠释义利观,并且将理欲关系、公私关系一起纳入其中,这使义利观与理欲观、公私观成为朱熹价值哲学的基本内容,并且呈现出三位一体的逻辑架构,朱熹借此将儒家的道德诉求和价值哲学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福建省委党校李永杰博士总结了朱子敬畏伦理对现代性的三条补救价值,分别为在追求物欲的同时注重边界意识、在追求物质的同时不放弃精神涵养、懂得在追名逐利中的抽身反盛。安徽理工大学高旭博士考察了朱子的“持守”思想及其理学践履精神,认为存心、持敬和主静是朱子“持守”思想的基本内容,“持守”思想尤为重视“日用”之间的修身功夫,表现出强烈的践履性,试图促使理学家在切实有恒的德性修养中,存天理而灭人欲。安徽大学刘笑非博士对朱子、象山和阳明哲学终极天理实在性与内在性关系作了比较研究,指出三者都肯定终极天理的实在性,不同在于阳明强调心理一体的终极天理的实在性,朱子的工夫论既有向外的“道问学”,又有向内的“尊德性”,象山和阳明的工夫论重点在内的“尊德性”。安徽师范大学陈育德教授对朱子文道一体的文学观进行了现代诠释,认为可以从其陈旧保守的思想、立场中获得警示,进一步在文学领域里清除封建主义思想的消极影响,同时汲取其中合理的、有用的东西,为弘扬民族文化的优良传统,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艺术发挥积极作用。台湾朱子学研究协会黄柏翰副教授借由对朱子“太极”概念的分析,考察了朱子理学对佛老的吸收与转化,认为朱子理学并非转向佛、老,而是转化其中部分理论或方法作为儒学之舟的帆、桨。台湾华梵大学胡健财助理教授从朱子的山水诗探讨了他的山水情怀,认为朱子从早年的道佛思想到中晚年回归儒家,欲考察其著名的述理诗,更需要放在山水诗这个脉络中。泉州师范学院林振礼教授考察了思想史上朱子与大慧禅师的潮州之会这一历史公案,揭示出朱熹注解《大学》“格物补传”,“开一新传统”之序幕的隐微之处。上饶师范学院周茶仙副教授以江西为例,分析了地方家族与朱子学的发展流传状况,指出地方家族是朱子学在各地各时期发展流传的土壤与媒介,要探讨南宋朱子学的发展流传,必须从地方家族的视域中去考量。浙江工商大学徐日辉教授以亡秦为例,论述了朱熹的史学观。台湾海峡两岸朱子文化交流促进会理事长朱茂男先生多年来致力于宣扬践履“朱熹思想文化”,积极推动海峡两岸青年学子考察朱熹文化遗存,重走“朱子之路”,他就朱子文化在现代的传承、实践与创新提出了很有见地的思考。 二围绕朱子学而生发的其他哲学议题 在探讨朱子教育思想及其学说之外,亦有学者著文考察了其他哲学议题,彰显了新的学术思路。安徽省社会科学院余秉颐研究员归纳了方东美关于宋明清新儒学理论归趣,论述的三点内容包括关于自然主义的新儒学、关于宋明清新儒学三派“见解歧异的原因”、关于儒家“道统”观念。南京审计学院肖建新教授考察了宋元之际徽州学者许月卿的字号、贯里、生卒年。台湾元智大学助理教授刘芝庆探讨了韩国重要的阳明学者郑齐斗的经世之学,指出其经世思想源于阳明学立场。厦门大学谢晓东博士探讨了韩国儒学大家李栗谷对人心、道心的诠释,指出李栗谷的人心道心相为始终说,是一种独特的人心道心论,但该学说存在明显的内部矛盾,是一种不稳定的观点。浙江海洋学院程继红教授以义乌学者黄溍《文献集》所记浙东士人墓志铭为中心,考察了黄溍对宋元浙东地域儒学特征的描述及其谱系的建构。福建省闽学研究会丘山石先生由李侗与朱熹“复卦见天地之心”一番答问考察了李侗对朱熹建构理学思想体系的影响。芜湖市委党校肖美丰教授以《心体与性体》为中心,对牟宗三评朱陆无极太极之辨做出评价。上饶师范学院朱子学研究所苏敏老师从宋明理学主要代表对天人合一关系、仁在生态哲学中的含义以及人的生态行为实践等方面的探讨,揭示了理学哲学体系中蕴含的丰富的生态智慧。 三儒学与当代经济以儒学为基本内容的传统文化 在当代商业化浪潮的裹挟下命运如何,对社会转型产生了何种影响,引起了学界、商界的广泛关注。来自港台、内地的企业家、学者撰文探讨了儒学与当代经济的关系。原台湾大学校长、名誉教授孙震先生从“扩充利他抑追求自利”、“追求自利与现代经济成长”与“21世纪企业家的使命”三个方面对21世纪企业家的安身立命之道做出总结反思。原安徽师范大学副校长王世华教授从学理角度对徽商的内涵和外延作了界定,从徽商的魅力、文化自觉及文化信仰等方面深刻阐发了“徽商精神的当代价值”,认为有文化有信仰,才能有敬畏,才能自觉地去践行,升华为文化自觉,而这正是徽商与其他商帮的最大区别。台湾欧洲文教基金会董事长朱高正先生考察了朱子学对徽商的影响,指出朱子学深刻影响了徽商数百年,徽商的最大特色是商与儒密切结合,徽商是儒商的原型。台湾高雄第一科技大学朱国光教授讨论了朱子精神与现代企业管理思维间的关系,认为朱子家训对现代企业管理具有一定的借鉴作用,从朱子“百学须先立志”等传世名言中可以吸收企业管理思想。台湾著名律师吕荣海先生探讨了儒家精华和现代法制如何融合会通的问题,认为仁、义、诚信等美德虽然不能带来“短利”,却是经营公司、治理公司的“长利”。 四总结 综观本次学术研讨会,诸多论文新意频出,富有创见,朴实深邃、稳健典雅,考证精微,史料翔实,扩充了朱子学研究的学术视野,夯实了朱子研究的学术基础。不过在扎实推进朱子研究的征程中,应该进行一个长时段的学术梳理,进行学术反思,以便人们获得研究的观照和定位,真正将朱子学研究推向深入。同时切实开展学科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尤其要突破文史哲壁垒,对朱子进行哲学、史学和文学等学科的立体、交叉式研究。 作者:詹向红张爱萍单位:合肥学院 教育学术论文:全日制教育学学术型硕士培养方案比较研究 摘 要:全日制教育学硕士是从2009年开始正式招生,距今发展六年,不可不谓之稚嫩,所以当今在研究全日制学术型教育学硕士培养方案的学术领域里并不完善。文章围绕全日制学术型教育学硕士培养方案进行分析,对湖南拥有全日制学术型教育学硕士招生点的五所高校的培养方案进行比较研究,期望能弥补某些高校全日制学术型教育学硕士培养方案的不足之处,进而对教育实践产生一定指导意义。 关键词:培养方案;全日制;教育学硕士;湖南高校 引言 21世纪,世界已正式迈进知识信息经济新时代,国与国之间的综合国力竞争越来越落到人才竞争上。为了让中国在这场新的竞争中取得优势,我们势必得在人才的质量上把好关,下功夫。而培养人才的大计始终要归于教育。 一、研究意义 教育学目前在我国逐步拥有了教育学原理、课程与教学论、比较教育学、教育史、高等教育学、体育训练教育学等二级学科。我国全日制教育学硕士是从2009年开始正式招生。目的是为了培养拥有扎实理论基础的教育研究人员。高校往往其以学术研究为导向,偏重理论和研究,培养出大批的大学教师和科研机构的研究人员[1]。在未来,随着全日制教育学硕士的规模渐渐扩大,关于如何培养高质量的全日制教育学硕士也显得日趋重要。本文主要是通过分析湖南五所具有全日制教育学硕士点的高校的培养方案,以此进行比较研究。 二、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 (一)研究对象 1.湖南大学。湖南大学的教育学硕士点下分七个二级学科。包括教育学原理、课程与教学论、教育史、比较教育学、高等教育学、成人教育学、少年儿童组织与思想意识教育。 2.中南大学。中南大学教育学硕士点包括教育学原理、课程与教学论、高等教育学三个二级学科。 3.湖南师范大学。湖南师范大学是湖南省高校中教育学的领军者。拥有湖南省唯一的教育学一级学科博士点。教育学下分十一个二级学科,分别为教育学原理、课程与教学论、比较教育学、教育史、学前教育学、高等教育学、成人教育学、职业技术教育学、特殊教育学、少年儿童组织与思想意识教育、教育技术学。 4.湖南农业大学。湖南农业大学的教育学,包括教育学原理,高等教育学,职业技术教育学,心理健康教育,体育教育学的硕士点。对于职业教育和教育生态学的研究独树一帜,成果颇丰。 5.湖南科技大学。湖南科技大学教育学拥有教育学原理,课程与教学论,比较教育学,高等教育学,教育心理学等全日制学术型的硕士点。 (二)研究方法 1.文献研究法。通过对研究全日制教育学硕士的文献资料,阅读、收集、借鉴和分析已有的研究资料和成果,在联系各学校培养方案的视域下,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2.统计分析法。对搜集来的资料进行整理并展开研究,运用统计方法分析研究对象的有关资料,拟用图表对所得数据进行处理,从定量与定性的结合上对全日制教育学学术型硕士培养方案进行有效的分析研究。 3.比较分析法。以客观的、系统的、统计的方法对湖南五所高校的数据进行比较,分析各个高校培养方案中的培养目标、主要有研究方向、学制与培养方式、课程设置等方面。 三、研究结果与分析 (一)五所高校培养目标高度统一 培养目标是指教育目的在各级各类学校教育机构的具体化。经过对各校的培养目标进行总结分析,五所高校的培养目标虽描写文字不尽相同,但是其目的高度一致。均为了培养适应我国教育实情,熟练掌握系统教育学理论知识,热爱祖国,具有严谨求实的科学态度、工作作风和良好职业道德的、有一定的创新意识和独立从事实际工作的专门技能,能在科研岗位做出创新研究的人才。均要求研究生掌握行业内扎实的理论知识和了解国内外教育前沿动态,善于发现问题并能独立解决专业问题。 (二)五所高校主要研究方向各有所长,湖南师范大学覆盖最广 这五所高校的研究方向不尽相同,各有所长,其中涉及最全面的是湖南师范大学,基本覆盖了教育学下的所有二级学科,除此之外,湖南大学在教育史、成人教育学和少年儿童组织与思想意识教育方向上独树一帜,湖南农业大学在职业技术教育学方向研究最为深入。在教育学原理、课程与教学论、高等教育学、体育教育学这些较为成熟的研究方向上,五所大学基本都有覆盖。 (三)五所高校均实行弹性学制,培养方式均注重实践 湖南这五所高校对于全日制教育学学术型硕士的培养均实行弹性学制,学习年限为3-5年。湖南师范大学的培养方式主要包括常规学习制度、导师指导制度、社会实践制度。在学分和分期考核制度上把握学生的学习进度情况,由导师进行具体指导,注重研究生的实践教育。中南大学教育学学科实行指导教师负责的指导小组培养工作制,导师个别指导与指导小组集体指导相结合的培养方式。导师指导研究生制定个人培养计划、选学课程、查阅文献资料、参加学术交流和社会实践、确定研究课题、指导科学研究等。导师对研究生的业务指导和思想教育应有机结合起来,全面培养提高研究生的综合素质[2]。湖南大学、湖南农业大学、湖南科技大学的研究生的教学内容均强调理论性与应用性课程的有机结合,突出案例分析和实践研究,要注重培养学生研究实践问题的意识和能力。注重创新能力,注重吸纳和使用社会资源,积极探索人才培养的供需互动机制,对研究生的实践教学中进行全方面地监管与评价测量,保证培养质量,并要求硕士研究生在完成实践教学后提交实践学结报告,做好教学结果的反馈工作。 综合五所高校的培养方式,对于全日制教育学硕士的培养,均采取学分制,中期考核制度。这些做法都很看重对研究生的实践能力的培养,这体现高校都在逐渐与社会实践接轨,纯理论学习时代已经远去,导师的作用日趋重要。 (四)五所高校课程设置分布研究 教育人才的培养主要得益于学校教育,课程的学习是学校教育的中心环节,因此五所高校的教育学硕士生课程设置的比较研究是研究的重中之重[3]。分析比较湖南这五所高校的相关具体课程设置之后,可以一窥利弊,取长补短。期望能对提高全日制教育学硕士研究生的培养质量起到一定作用。 通过分析各个高校相关的课程设置,发现五所高校的教育学研究生课程设置大致分为学位课(公共学位课和专业学位课)、选修课(含限选课和任选课)、补修课等。均允许研究生跨学科选修课程。均要求跨学科或以同等学力考取的研究生必须加修所考取学科专业本科生阶段的专业基础课。这是提高跨专业的研究生的专业素质的必要措施。 五所高校的公共学位课均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硕士生综合英语。 关于专业学位课的设置,各个学校有所不同。如图1所示 其中,教育原理、教育科学研究方法导论、教育心理学和教育史在五所高校均属于专业学位课,而德育专题与教育社会实践专题却仅有一所学校即湖南师范大学设置,其中湖南大学、中南大学、湖南师范大学都设置了教育管理学,中南大学和湖南师范大学都设置了社会调查与统计课,湖南农业大学和湖南科技大学都把教育名著导读设置成了专业学位课,这与这两所学校跨专业学生居多不无关系,在研究生一年级阅读多本教育名著对快速提高其专业素养有很大的益处。实际上,德育是对于教育工作者极其重要的课程,为师者无德便教不出好学生。虽德育不是所有高校的专业必修课,但是笔者认为,德育是教育工作者一生的最重要的必修课。 关于选修课的课程设置,笔者搜集了五所高校的限选课与任选课课程,总结如表1所示。 总结出五所高校都设置的选修课课程有教育哲学、教学论、高等教育学、教育经典研读、国外教育文献研读、教育质量与评价、德育理论与实践。湖南大学独特地设置了教育改革与发展专题研究课,彰显出其对教育改革敏锐的嗅觉,紧靠时展的前沿。湖南师范大学作为省内师范教育的领军者,所设课程覆盖面最广。湖南农业大学在职业教育中颇有特色。但是湖南农业大学和湖南科技大学的选修课课程设置数量上稍稍显少,覆盖不够全面,可以适当参考其余院校的选修课程,丰富本院研究生的课程选择。 四、思考与建议 全日制教育学学术型硕士培养方案涉及硕士生教育的各个方面,硕士生培养的行动指南应该根据时代和教育发展的进程,在实践中不断修订。本文从湖南五所拥有全日制教育学学术型硕士点的高校培养方案的各个方面,对湖南省全日制教育学学术型硕士培养方案进行了分析,发现有的高校的课程设置存在些许问题,建议各个高校多多参考其他学校的优秀之处,取长补短,并发展出自己的特色。期望本文对我国全日制教育学学术型硕士培养方案的研究进程能有一定的帮助。 教育学术论文:中国教育学类学术集刊的发展现状及其趋势展望 摘要:中国教育学类学术集刊的发展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一是新中国成立到20世纪70年代末,这是教育学类集刊的初创期;二是20世纪80年代初到90年代末,这是教育学类学术集刊的低迷期;三是21世纪以来,这是教育类学术集刊的复苏和发展期。今天,学术集刊在推动学术研究发展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然而,由于时间尚短,教育类学术集刊在学术规范和影响力方面还存在许多不足,应当从管理制度、专业化发展和评价制度入手,全面提升学术集刊的办刊水平。 关键词:学术集刊;教育学;影响力;学术规范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的学术研究已经走过了60多个年头,如何系统梳理学术研究的发展历程及其内在规律,是一项具有重要意义的研究课题。而学术集刊就是一个风向标,通过对不同时期学术集刊的归纳分析,能够从一个侧面真实再现中国学术发展的内在规律和特点[1]。基于此,笔者试图以教育学类学术集刊为突破口,全面梳理中国教育学类学术集刊的发展规律和内在特征,以期在新时期为进一步推进对教育学问题的研究和反思,提供一些有益思考。 一、中国教育学类学术集刊的发展历程与回顾 与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相适应,中国教育类学术集刊的发展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从新中国成立到20世纪70年代末,这是教育学类集刊的初创期。据不完全统计,这一时期共有5种教育类集刊创立。在这里,首先要回答一个问题,即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形成了崭新的教育体制,但为什么教育类学术集刊的创办却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多呢?这有两个方面的原因:第一,这一时期,仿照苏联模式建立了与计划经济完全适应的高度集中的教育管理体制,它过分强调行政指令的权威性,在一定程度上了压制了高校的自主性和创造性[2]。第二,给中国的教育事业带来了沉重灾难,在一定程度上严重抑制了学术研究的发展。 总体上讲,这一时期的集刊都是特定时代的产物,因而呈现出了极其鲜明 的时代特征。(1)从内容看,这些集刊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学术集刊,而是为了服务于某些政治运动特意创办的,体现出了浓厚的政治色彩。比如,1958年,全国发动了轰轰烈烈的运动,为了给这一运动提供支撑,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了《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明确提出党的教育方针是推进教育与生产劳动的结合,也是在这种背景下,形成了一份独特的集刊《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展览会会刊》。再比如,为了服务于,先后创办了《教育革命通讯》、《教育革命文选》等集刊。(2)从创办主体看,分布相对均衡,行政机构2个、高校1个、学会组织1个、科研院所1个,基本符合这一时期的特征。(3)从地域分布看,这些集刊主要集中于北京和上海地区,其他地方则非常少,这可能与北京、上海的政治地位相关。(4)从学术规范看,这些集刊还存在很大不足,出版周期不固定,发行数量和区域也非常有限。这些集刊都是应政治需要创办的,注定了它们生命的短暂性,随着政治运动的结束,它们也走到了尽头。 第二阶段是20世纪80年代初到90年代末,这是教育学类学术集刊发展的低迷期。据不完全统计,这一时期总共有4种新的学术集刊创刊。1978年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以及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犹如一声春雷,开启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序幕。中国也开始进入改革期、阵痛期,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学术研究机制也已无法适应新时期的要求,中国学术集刊的发展陷入到暂时的低迷和困境之中。这一时期,集刊的创办主体主要集中于行政机构、高校和科研院所,区域主要分布在上海和北京,这也反映了当时学术研究力量相对集中的特征。从内容看,这一时期的集刊已经开始摆脱传统的政治干预,转变为对教育理论和现实问题的研究,实现了研究对象的学术转向,其中一个集刊在后来取得了刊号,转变为正式期刊。 第三阶段是21世纪以来,这是教育学类学术集刊的复苏和发展期。20世纪90年代后期,特别是21世纪以来,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全面发展,学术集刊呈现出全面复苏和蓬勃发展的态势[3]。首先,随着中国社会结构的全面转型,学术研究已从前期的困境中走出,呈现出繁荣发展的新景象,再加上国内外学术交流的日益频繁,这些都为学术集刊的复苏和发展提供了有利的环境。其次,从1999年起,教育部启动了重点基地建设,先后在全国高校建立了11个教育学重点研究基地,并从财力上给予大力支持,这为学术集刊的复苏和发展提供了稳固的制度保障。再次,一批高水平的研究学者和专家纷纷加入到学术集刊的创办之中,为提升学术集刊的质量和研究水平提供了队伍保障。最后,为了进一步繁荣哲学社会科学,国家实施了众多战略工程,这也为学术集刊的大规模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 据不完全统计,这一时期总共有20种新创办的集刊。按照学术集刊的创办年份,统计如图1。从创办主体看,这些集刊的分布相对集中,如表1。 从图1和表1可以看出:第一,从创办主体看,高校已经取代其他机构,成为学术集刊创办的主力军。第二,从区域分布看,北京和上海依然是学术集刊的集中地,其他地区并没有打破北京和上海地区的垄断地位。第三,从内容看,这一时期的学术集刊主要围绕教育学一级学科展开,少量涉及到二级学科或跨学科问题,这也表明,当前的教育学类学术集刊尚未突破一级学科的垄断局面,形成集一级学科、二级学科和跨学科为一体的多维度、多网络的学术集刊群。 二、学术集刊的出版规范及学术影响力分析 进入21世纪以来,虽然教育类学术集刊获得了重大发展,但这并不意味着学术集刊已经实现了高质量的规范化发展。由于这些集刊创刊时间相对较短,因而在出版规范、影响力等方面还存在许多问题。在此,笔者以2000年后新创办的20种集刊为例展开全面分析。 从学术规范看,目前这些集刊都能按照《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检索与评价数据规范》,在论文格式上达到学术期刊的基本要求。然而,总体上还存在许多问题:(1)在审稿制度上,虽然许多集刊都宣告实行双向匿名审稿制度,但由于财力、人力等方面的不足,这一制度并没有得到有效贯彻和执行,最终只是流于形式。(2)许多集刊的稿源并不是很充足,存在着“自产自销”倾向。更为重要的是,一些集刊发表的文章并非都是原创性的,而是在别的期刊上已发表过的二次文献,这显然离真正的学术规范还存在一定差距。(3)在出版周期上,一些集刊并没有形成稳定的出版周期,而是以不定期出版物的形式出版,这显然不符合学术集刊的出版要求。另一方面,一些集刊曾先后更换过出版社,在出版方面还存在着一些不稳定因素,这也是摆在当前学术集刊发展面前的一个重要问题。(4)从更高要求看,一部分集刊虽然达到了国内学术期刊的出版规范,但离国际通行的学术惯例还存在一定差距,许多集刊缺少英文目录、英文摘要和关键词等等,这还有待进一步完善。(5)一些集刊没有形成自己的编辑部,也缺少专职的编辑人员,基本上都是靠教师和学生兼职完成,这是限制当前学术集刊发展的一个重要问题。 从影响力看,根据南京大学中国社科评价中心公布的CSSCI(2012-2013)集刊来源目录显示,共有3种集刊入选,占总集刊的15%。它们分别是《中国教育:研究与评论》、《中国教育政策评论》和《中国教育法制评论》。根据CSSCI被引文献篇数和次数(2005-2012)统计,排名前七位者见表2。 从表2看,第一,在20种新办集刊中,入选CSSCI来源集刊的只有三种,这表明当前教育类学术集刊的总体影响力还非常有限。第二,从总体引用看,在8年的CSSCI期刊引用中,只有7种集刊被引用到,而且引用的总篇数才91篇,总次数才102次。按照平均值看,平均每个集刊每年被引1.63篇、1.82次,这一数据非常低。考虑到这只是排名前七的学术集刊,如果将所有20种集刊全部计算在内,这个数据会更低。第三,从集刊自身的影响力看,前三种集刊差距不是很大,属于“第一方阵”,但从它们的数据看,这种影响还非常有限,每个期刊的最高引用篇数和次数尚不足30;而后几种集刊的影响力显然无法与前三种集刊相比,除此之外,其他集刊还尚未产生引用数据,这更充分表明学术集刊的总体质量还参差不齐。 总之,随着中国教育学研究的深入发展,学术集刊已经作为一种新生力量异军突起,成为推动教育学研究发展的一股重要力量。然而,由于这些集刊的创办时间还很短,缺少相应的制度规范和办刊经验,因而难免会存在一些不足和缺陷[4]。随着中国社会科学的持续性发展,这些集刊必然能够发挥更大的作用,为推动教育学研究的繁荣发展起到更为重要的作用。 三、建议与反思 任何新生事物都存在一个成长和发展过程,作为一种新形式,学术集刊也不例外。随着学术研究的不断深入,以及国家财政投入的不断加大,学术集刊会有更广阔的发展空间。针对当前的现状,应当从制度和政策等方面加大支持力度,为学术集刊的良性发展提供一个可靠的制度保障。 第一,从国家层面看,应当正视学术集刊的理论价值,将它们放到与学术期刊一样的地位,加大对学术集刊的政策和财政支持力度。从当前学术发展的现状看,学术集刊在国内学术界并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它们在理论地位和学术价值上还无法与正规的学术期刊相抗衡,这种观念上的错位直接影响了学术集刊的发展。2011年,教育部制定并下发了《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繁荣计划(2011-2020)》,呼吁进一步加大对学术刊物的建设力度,而学术集刊作为一种以书代刊的连续出版物,应当受到应有的重视。因此,国家首先应当破除观念上的误导,将学术集刊与学术期刊放到同等重要的位置,一视同仁,这样才能为学术集刊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一个良好的环境。其次,为了全面提升学术期刊的办刊质量和学术水平,国家专门设立了“国家社科基金学术期刊资助项目”,同时,教育部也启动了“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名刊工程”,这无疑为推动学术期刊的全面发展提供了充足的财政支持和制度保障。然而,这些政策和工程都只针对学术期刊,因此,如何打破制度上的壁垒,将其推广到学术集刊的评选上,就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和价值,这样一方面可以形成以学术质量和研究水平为优秀的评价导向,提升学术集刊的办刊质量;另一方面也可以为学术集刊的良性发展提供宽裕的财政支持,从而使集刊在推动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方面,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 第二,办刊部门应当积极推进学术集刊的专业化,不断提升集刊的稿源质量和学术水平,扩大学术集刊的影响力。当前,中国教育类学术集刊不论是主编、编辑人员还是工作人员,基本上都是兼职,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学术集刊的发展。作为主办单位,应当采取积极的应对措施,推进学术集刊向学术期刊的专业化发展,建立独立的编辑部,形成自己的专职编辑人员,积极提升集刊的专业化水平。此外,在稿源上,学术集刊应当加大征稿力度,避免自产自销或旧稿新发的不良现象,形成以质量提升为优秀的办刊导向,全面提升学术集刊的学术水平。 第三,主管部门应加大对学术集刊的管理力度,建立持续性的评价体系,为学术集刊的健康发展提供制度支撑。当前,由于缺少有针对性的激励机制,导致学术集刊缺少活力。因此,主管部门应当建立长效的评价、监管和激励机制,为学术集刊的良性发展创造可持续的发展空间。 教育学术论文:论教育学术的批判与解放品性 作者简介:王巨光(1965-),男,湖北荆州人,教育学博士,广西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从事教育哲学、高等教育学研究;南宁,530004。 摘要:教育学术必须致力于实现教育本体价值。这规定了批判与解放性是教育学术本质品性。张扬批判与解放本质品性,建构关于教育及发展人性的新知和真识,教育学术才能使自己获得坚实学术合法性。新时期,如何走出教育学学科独立性危机的问题不是我国教育学术的根本性问题。如何突破对教育学术自由探索的各种束缚,如何强化教育学术工作者及教育学术界批判与解放精神和能力,乃是新时期我国教育学术根本性问题所在。教育学术本质品性的张扬要通过每个教育学术工作者以哲学之才为价值尺度,进行主体自我批判,强化主体自我批判与自我解放的精神和能力。这种主体的自我批判与自我解放往往需要结合教育学术工作者身处的具体历史文化和自身状况而真实展开。 关键词:教育学术;批判与解放;教育学学科独立性;哲学之才 关于教育学是不是独立学科是自其产生以来就一直困惑着教育学术工作者的难题。我国教育学术界在反思建国后特别是改革开放新时期三十年多来教育学术时,围绕该问题,不时展开热烈讨论。赞成者与反对者各执己见,针锋相对,都难以说服对方。在笔者看来,我国教育学术危机并不是由教育学学科独立性缺乏造成的。本文尝试探索教育学术的本质性特征,并以此为基础,认识和解答新时期我国教育学术根本性问题所在。 一、批判与解放性:教育学术的本质品性 由必须致力于实现教育本体价值所决定,教育学术的本质品性即为批判与解放性。教育本体价值就是在德智体诸方面发展包括知情意在内的人性。[1]151为成功履行探索、发现、建构教育及其发展人性的新知真识之天职,教育学术工作者必须以发展人性之最高价值尺度作为标准,对一切束缚人性发展的东西进行批判,并为把人从各种束缚中解放出来,付出理性甚至行动上的努力。在德国著名哲学家和思想家哈贝马斯看来,批判是认识与解放旨趣的统一。[2]200-201我们据此认为如果不立足于人的本真解放和自由,本真批判有可能沦为伪批判;如果不进行甄别真伪、区别善恶的本真批判,本真解放和自由也有被滥用、被扭曲的危险。[3]批判与解放是具有同一性的一体两面。 教育具有服务改造自然,发展生产力的作用;具有建构人与人之间平等对话关系,实现主体间和谐交往的社会实践功效。诚然,教育学术也具有服务于促使这些教育工具价值实现的功能。但不立足于发展人性之本体价值,教育工具价值也往往容易被扭曲。教育学术必须以教育本体价值为本,才可能有效防止教育工具价值被扭曲、被异化。因此,保持自身批判与解放的本质品性,是教育学术促使本真教育工具价值实现的需要。 按照哈贝马斯对人类认识旨趣的三种划分,我们认为教育学术的根本旨趣就是解放。哈贝马斯把人类认识旨趣区分为技术旨趣、实践旨趣和解放旨趣,并认为自然科学、精神科学和批判的社会科学分别是以这三种旨趣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其实,解放旨趣终究是人类认识的最为根本和一以贯之的旨趣。首先,如果说“人生而自由,但无往不在枷锁之中”是人类的命运,那么,打破“枷锁”获得解放就是人类永恒的高贵追求。人类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首要地取决于解放旨趣。其次,哈贝马斯所说的其他两种旨趣归根到底也是以解放旨趣为基础的。试图通过技术及其活动支配外在客观自然世界的技术旨趣,其根本的意向是把人类从自然界的强制中解放出来;建立和维护人际间相互理解和达成共识的实践旨趣,其本身与把人从相互反对、相互敌视状态中解放出来的意向具有同一性。而且,以下严酷事实的存在更凸显了直接追求自由、独立和主体性的解放旨趣及其以此为基础的批判的社会科学的突出地位和至关重要性。在当今社会,技术旨趣所创造的成果被统治集团滥用给人类带来不幸和灾难;实践旨趣所追求的人与人之间平等对话关系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被阻扰和破坏,达成共识的途径仍然被掌握着政治经济大权的少数人所操控。[2]12-14在此背景下,教育学术需张扬自身批判与解放本质品性,正好回应了需要变革的当今时代对现代学术的真切呼唤。 教育学术具有以其他学科及其成果为基础,可以进行多学科、多视角研究的特点,但只有张扬其批判与解放本质品性,才可能显现这种研究特点之长,并在建构关于教育及发展人性的新知和真识中使自己在现代学术园地里取得不可动摇的合法性地位。随着传统学科研究领域相互重叠的出现,多学科参与的各种专题研究的兴起,打破传统学科分野的新的研究趋势日益明显,不可逆转。[4] 顺应这种趋势,教育学术张扬自己本质品性,能焕发自身更旺盛的生命力。杜威超越19世纪末20世纪初另一位促进美国学术和教育进行重大改革者霍尔的地方,就在于他秉持更为深刻的批判与解放精神,不仅从心理学,而且适应促进人类进步和社会发展的需要,从哲学、政治学、社会学等学科研究当时美国的教育改革,从而,把需要多学科参与的教育改革学术研究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5] 王巨光:论教育学术的批判与解放品性 教育学术以批判与解放性为本,立足于人的理性自主性,反对人间一切或隐或现压迫、压制力量及其意识形态,反对一切不合理的支配、束缚、操控,反对一切放弃主体性的依赖、顺从、奴性。并诉诸于社会及其意识形态批判,诉诸于文化深层结构批判。因为批判本身蕴含反思性,完整的教育学术批判必然包含指向对自身的批判。当然,具有不同背景的教育学术工作者,总要依据自己所处的国情特点、时代及具体历史条件,构建具有不同内容的批判与解放主题,并开展创新性研究。在革故鼎新、大胆尝试和敢于实验成为美国社会的金科玉律,皮尔士、詹姆斯开创的实用主义哲学开始兴起之时代背景下,适应当时美国教育改革的需要,杜威对保守主义教育哲学进行批判,发展自由主义的教育哲学,并掀起了一场席卷全球而影响深远的进步主义教育运动。“德国的解放教育学和批判建构教学论遵循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的思路,主张通过对个性在后工业社会中的批判和解放,达到改变不合理社会现实的目的。”[6]巴西著名教育家弗莱雷为广大被压迫的拉美民众代言。为了启发他们的觉悟,实现他们的解放,他以非凡的勇气、过人的胆识进行彻底的社会及其意识形态批判。并以高超的智慧、渊深的知识创建了被压迫者的解放教育学。“保罗•弗莱雷的思想反映了他对周围的被压迫者所遭受的极端困苦和磨难的创造性思考和敏锐意识。”[7]堪称被压迫者教育圣经的弗莱雷的代表作《被压迫者的教育学》超越了它自己的时代和作者的时代。以陶行知、晏阳初为代表的民国时期中国一些著名教育家及教育学术工作者,为实现“民族再造”,对升官发财科举教育余孽进行彻底否定,对当时脱离中国社会实际的“误教”现象进行无情批判,高扬解放人性的民主主义教育伟大旗帜,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新民教育实验,对我国具有健康民族性的民主教育建设事业做出了影响深远的贡献。新时期,我国教育学术如何建构批判与解放性主题是必须研究的重大课题。 二、新时期教育学术根本性问题:强化批判与解放精神和能力 改革开放新时期里,我国教育学术界关于教育学学科独立性与否的讨论实质上是关于教育学是“学”还是“术”的争论。为教育学是“学”的辩护,似乎有利于建立和维护教育学术工作者的学术自尊,但如果为所谓的教育学学科独立性危机而迷惘、甚至苦恼,实际上是错置了新时期教育学术的根本性问题。教育学学科独立性危机并不是教育学术危机所在。如果我们把握住教育学术批判与解放本质品性,我们有望超越教育学是独立学科还是作为其他学科应用之“术”的争论。因为只要存在关于教育及其发展人性的新知和真识需要去探索、发现、建构,教育学术工作者又能张扬批判与解放精神,并能成功履行自己的天职,那么,就不存在什么教育学术危机问题。相反,教育学术的真正危机就在于其失却批判与解放本质品性,教育学术工作者在履行天职上的无能为力、无所作为。 据以上分析,我们不难发现新时期我国教育学术的根本性问题不是如何走出教育学学科独立性危机,而是如何挣脱、突破束缚教育学术自由探索的各种外在和内在的支配及控制,强化教育学术工作者及教育学术界批判与解放精神和能力。反思建国后特别是改革开放后教育学术研究现状,可帮助我们认识问题所在,并引导我们发现我国教育学术研究不如人意的深层次原因。 在改革开放前特殊年代里,当时的教育学术根本上受阶级斗争意识形态的支配,实际上没有真正的教育学术及其批判可言。其所谓的“教育批判”和“教育革命”不过是以颠倒的标准进行伪批判和假革命而已,其实质是为各种阶级斗争活动合法性做辩护,为阶级斗争意识形态的正确性进行论证和做注解。这种被扭曲的“教育学术”甚至成为倒行逆施的帮凶。改革开放后,随着思想大解放运动的开展,中国迎来了文化教育的春天。我国的教育学术逐步摆脱阶级斗争意识形态的支配成为可能。但是,“极左”的思维方式往往无孔不入,比如对资产阶级抽象人性论的批判就一度深刻影响了教育学术界。当我国全面现代化的帷幕拉开并逐步深化后,阶级斗争意识形态才真正退出历史舞台。 那么,在全面现代化进程逐步深入推进后,我国教育学术界是否在总体上逐渐摆脱了被支配的地位,确立了自己的主体性及独立自主性,进而张扬了批判与解放的精神和能力呢?事实难以令人做出乐观的回答。我们不难看到,我国教育学术在取得摆脱阶级斗争意识形态支配的胜利后,却又开始受到以发展生产力为中心的现代主义意识形态的支配。这种现代主义意识形态把发展生产力、繁荣经济作为现代化的重中之重,认为只要把生产力增强了,把经济搞上去了,其他问题就能迎刃而解。严酷的历史事实表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畸重畸轻的做法必然会使人类付出沉重的代价。 剖析改革开放新时期持续十七年之久的关于教育本质的大讨论,可以看出我国教育学术界是如何受现代主义意识形态的支配,其自主性及批判精神是如何再次丧失的。在这场大讨论中,共有300多篇,洋洋洒洒共200多万言,林林总总形成25种关于教育本质之说。但正如郑金洲所认为的,“这一切,仍未能令人满意。各家各派虽力求论之有据、言之成理,但几乎都包含难以克服的悖论,对来自各方的批评之声不能做出令人心悦诚服的回答”。[8]192教育学术界本应该回过头来反思其研究与讨论的前提预设是否存在问题,开始意识被引以为“金科玉律”的东西是否已演变为某种错误的意识形态。可惜的是他们却并未这样做,而是仍然在概念框架里兜圈子,希图从关于本质与质、本质与规律、本质与功能等等的关系之辨析中,从对所谓事物内部矛盾或其与外部矛盾关系的分析认识中,求索走出迷宫之路。[8]193-207更为令人遗憾地是,当教育产业化市场化运动掀起,乱象丛生的学校教育遭到有识之士痛切批判之时,却未见中国教育学术界主流反思与质疑,并运用理性的力量,对其进行严肃、彻底批判。 众所周知,教科书中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关系原理演变成社会生活中政治或生产力(经济)决定文化、教育,物质文明决定精神文明之价值观念。这种价值观念所隐含的决定论思维模式实质上为文化、教育领域的独立自主性被任意侵蚀之错误行为提供了可以借以进行辩解的潜在理由,甚至为一个活动领域及其权力者支配、操控、压制另一个活动领域及其人员提供了某种“合法性”论证。关于教育本质的大讨论及关于教育产业化市场化的大论战不仅没有进行前提性批判,反而把以上所谓的原理及价值观念作为“真理”而设置为研究的前提和出发点,从而使我国教育学术曾一度陷入某种深刻危机。 对于这场教育本质大讨论,涂又光先生有独到见解,他通过对马克思恩格斯著作正本清源的解读,发现教科书关于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简单认识是对马克思恩格斯原著的误读。[9]他以建国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所遭遇的严重挫折和所蒙受的巨大损失为事实根据,通过深刻哲理性的分析雄辩地论证人类政治、经济、文化之不同性质活动及其领域之间不能搞相互决定论,而平等互动律才是人类这些不同性质活动及其领域之间相互作用规律及关系原理。[1]152-153涂先生的深刻批判及正确认知是新时期我国教育学术的重大成果。 三、主体自我批判与自我解放:教育学术本质品性张扬之道 教育学术要张扬自身批判与解放的本质品性,至关重要的与其说是如何进行理性思维的问题,毋宁说是教育学术工作者对教育学术采取什么样态度和秉持什么样学术精神的问题。是把追求学术自身内在价值作为学术活动目的,还是把学术仅仅作为谋生与晋升的手段是对待教育学术的两条根本对立的活动路线。毫无疑问,我们应取的是前者。也就是说教育学术工作者应该是席勒所倡导的哲学之才,而非利禄之徒。我国每个教育学术工作者以理想型哲学之才作为价值尺度,自觉进行主体自我批判,强化主体自我批判与自我解放的精神和能力,方是新时期我国教育学术张扬其本质品性之道。 席勒在1789年耶拿大学任职演讲《什么是世界史及为何要学习世界史》中分析认为,利禄之徒斤斤计较自我的得失。他们不是从内在精神财富中,而是从别人对自己认可、所给予的名誉和待遇等方面寻找报偿,他们做任何事情的动力来自外在的刺激和鼓励。哲学之才恰恰相反,他们不懈追求更新更好知识,永远走向更加完善的境界。他们在研究对象和孜孜不倦追求本身中获得激励和报偿。[10]我们可以认为利禄之徒学术活动受工具理性支配,[11]31-32也即他们为达到个人狭隘的功利目的而权衡如何利用所谓学术的手段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利禄之徒把工具理性极端化就会使学术活动沦为反人道的手段和工具。二战时期,德国一些人类学家为讨好和效劳于法西斯政权而用他们的所谓人类学“知识”服务于法西斯种族大屠杀,这些人类学家及其所谓的人类学“知识”成为纳粹杀人机器的一部分。他们在世界学术史上写下了耻辱的一页。哲学之才学术活动受价值理性支配。[11]31-32他们崇尚探索真理、建构美善,而不计较自己的学术活动可能给自己带来什么样的功效或危害。哲学之才为了追求真理甚至可以把自己生命安危置之度外,宁死不屈,视“为真理而斗争是人生最大乐趣”,被罗马宗教裁判所烧死在鲜花广场的布鲁诺就是如此。这样的哲学之才显然是最勇敢最有力量的人。巴西著名教育家弗莱雷因为自己激进的教育思想和行动,遭到巴西军人政府逮捕监禁并被驱逐出境,经历了长达16年流亡生活。但他矢志不渝,历经磨难,在自己流亡生活中,加深和升华自己的教育思想和教育实践,终于铸就成影响深广的被压迫者的解放教育学。就理想类型而言,哲学之才是追求真善美的人,是具有独立主体自主性,不断自我超越的人。而利禄之徒在斤斤计较自己偏狭而非正当私利时不可避免地沦为假恶丑弱的懦夫。毋庸置疑,远离利禄之徒而成为哲学之才,在追求完美境界中而不断自我超越应成为我国教育学术工作者的自觉追求。以理想型哲学之才为价值尺度,结合历史文化和教育学术工作者自身等方面的实际,我国教育学术工作者的主体自我批判与自我解放可从如下几个方面进行。 (一)批判自己精神深处文化负面性东西,突破“二人”关系法则的规制,把自己从异化的人际关系中解放出来 美籍华人学者孙隆基在《中国文化深层结构》一书中分析指出,中国人用“二人”关系给人下定义,正好把明确的自我疆界给铲除掉。[12]我们认为,生活在多重“二人”关系之中的中国人往往由各种“二人”关系中的强势一方来定义自己。按照孙隆基的分析,中国文化重视营造温情的 “二人” 的“和合性”。我们不难看到,在富有所谓“人情味”的“二人”互动之中,弱势一方在追求安逸地顺从及舒适地依赖中轻易放弃自己的独立自主性和自治性。我们的确不时能发现掩盖在温情“二人”关系下的是人与人之间不同程度的支配与被支配关系。被这种关系所笼罩,个体灵魂的自我超越性也就无从谈起。这就是中国文化的“二人”关系性质与法则。教育学术工作者必须在自己与各种优势力量之间,特别是与直接掌握自己切身利益的威权者之间习以为常的互动中,洞察“二人”关系性质,并分析“二人”关系法则对自己隐蔽的规制作用。在他们与威权者的“二人”关系结构中,前者自觉不自觉把自己作为对方的“自己人”,并通过后者未必是以哲学之才的标准对自己的肯定和赏识来对自己加以认同并建立自尊。同时,后者也的确很有可能把前者作为“自己人”,更多地在物质生活、荣誉待遇方面给予温情和照顾,而对他们主体的独立自主性、精神超越性并无什么真正兴趣。就这样,在互以对方为重的过程中,前者对思想自由、学术自主原则及教育学术批判与解放本质品性可能被侵蚀不设防。更为严重的是,前者把后者视为“长者”,对其有严重的孙隆基所谓的“母胎化”依赖,不仅哲学之才的自我意识被压抑,树立不起独立自主人格,而且时常在后者面前,其行为表现为成年人的“儿童化”。因此,根据中国文化“二人”关系法则,我们可以推断这样的教育学术工作者可能会因为像中国家庭里孩子被家长所对待那般,被“温情”、“善意”管理得太多、限制得太多而抱怨,但他们并无什么大的决心要坚决割断与“母体”相联系的“脐带”,以使自己“心理断乳”而健壮成长。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讲,一般而言,他们要对需要变革的现实保持合理的距离,并对其采取某种程度的超然态度将会是困难的。但是,必须努力揭示中国“二人”关系法则是如何隐蔽而“甜蜜”地扭曲健康人性的,暴露畸形的“母胎化”依赖是如何严重影响健康的学术思想工作的。否则,教育学术工作者主体自我批判与自我解放也就根本谈不上。 (二)立足于普适性价值,批判追求短视利益的狭隘性,打破思维定势惯性,把自己从思想与精神的僵化中解放出来 第一,警惕权势的异化力量,不可为各种“霸权”所支配并为其代言。很难设想不重视普适价值,能有对真善美的真正追求。为实现普适价值的努力与对真善美的追求是一致的。教育学术工作者以哲学之才要求自己,必须重视人作为人的尊严,不管性别、种族、国别、民族等因出身而产生的人的先天性差异而同情人间一切被压迫者和被剥削者、弱势者、被不公正对待者。对人间一切不合理的制度、压制型权力及其意识形态保持高度的警觉。新时期教育学术工作者必须具有人类普遍尊严、普遍利益代言人的高尚情怀。认同于此,他们才有可能把自己从思想与精神的僵化中解放出来。 第二,确认教育学术工作者之天职,打破学科独立性思维定势和情结的羁绊。“知识分子也许靠思想生活,但他们也必须为思想而活”。 [13]29教育学术工作者要靠思想与真理而活,就必须首先为思想与真理而活。其实,我们不难明白他们成功地履行自己天职,就是对他们自己合理的世俗利益最好保证。研究新时期关于所谓教育学学科独立性危机及如何走出危机的讨论,我们不可否认为教育学是“学”的辩护而所做的努力具有发展教育学术的良好动机,但也暴露教育学术界不少人这样的恐惧心理,即害怕因教育学学科独立性的失去而影响教育学在大学学术体系中的独立建制。因为这种情况果真存在,在他们看来,不仅会影响从业者的职业认同,而且会更直接地影响他们的切身利益。我们固然不可否认教育学术工作者为了自己正当的利益,对学科独立性进行某种程度辩护的合理性。但同时必须明白的是按照传统学科分类标准而成立的学科独立性不是教育学术工作者成功履行自己天职的必要条件,更不是充分条件。教育学术工作者应该以追求真理的思想者为志职,持之以恒、坚韧不拔地探究高深学问。他们应该既积极投身于丰富生动的教育实践活动,扎根于教育实验,获取宝贵的研究材料;又以哲学之才的宽广胸襟,海纳百川,吸收一切有益的思想和知识成果,并张扬批判与解放精神,勇于和善于进行知识创新、理论创新。这才是教育学术工作者成功履行自己天职的充分必要条件,才是他们自我实现之道,是他们自我认同的根源。 (三)批判脱离实际、空疏的学术作风,走出象牙塔获取更为广阔的学术研究空间,把自己从自我营造的狭小研究空间中解放出来 诚如弗兰克•富里迪所认为的“成为知识分子意味着社会参与。很难既为思想而活,又不试图去影响社会”。 [13]32因为教育学术及其成果毕竟要触发、指导和服务于对人发生积极影响的教育活动。因此,教育学术工作者就不能完全躲在象牙塔里做书斋式的学术。为获取人性解放与自由发展的新知、真识,教育学术工作者就不仅需密切关注、积极参与丰富生动的社会生活和教育实践,而且有时还需要深入社会,扎根于其中,深度开展如何发展不同教育对象之人性的教育实验活动。教育学术与积极影响社会、影响民众的社会参与活动在此有机统一起来。民国时期,以著名教育家晏阳初为领袖的一群教育家及乡村教育工作者,无情批判当时学术工作者高高在上,脱离社会、脱离实际的空疏的学术作风,毅然深入乡村,在艰苦的环境中,坚忍不拔地开展乡村教育实验活动,探索乡村教育的新知真识而获得丰硕的学术成果,并以此为基础对全国的乡村教育运动给予了很好的指导,影响深广。他们融主体自我批判、教育学术、民族再造于一体所从事的“真理的政治” [13]34对当今我国教育学术工作者如何进行主体自我批判,实现自我解放富有深刻的启示性。 改革开放新时期,我国教育学术研究存在两大颇引人关注的现象,其一是令有识之士忧虑的学术批判精神和创新能力弱化;其二是关于教育学学科独立性危机问题的大讨论。把这似乎没有什么关联的二者联系起来加以思考和研究,可帮助我们洞悉新时期我国教育学术的根本性问题。我们认为教育学术批判精神和创新能力的弱化是当下教育学术危机所在,而在关于教育学学科独立性讨论中,人们在各执己见的热闹争论中而遗失教育学术工作者的天职,恰恰就是教育学术危机的某种表象。拯救教育学术于危机之道还在于每个教育学术工作者能勇敢地、不断地进行主体自我批判,增强自我批判与自我解放的精神和能力。 教育学术论文:职业教育学术课程与职业课程整合研究的回顾与前瞻 摘 要 职业教育学术课程与职业课程的整合研究,无论对于具有综合职业能力的现代职业人的培养,还是对于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构建,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近年来,国内外研究者分别在整合的概念、历史、模式以及教学实施方面有着不同程度的贡献,但也存在一些问题。未来研究应从“为什么整合”、“整合什么”、“怎么整合”以及“谁来整合”四个视角作出前瞻性思考。 关键词 职业教育;学术课程;职业课程;整合;回顾;前瞻 作者简介:陈 鹏(1982-),男,山东单县人,江苏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讲师,教育学博士,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课程理论。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教育学青年课题《我国职业教育学术课程与职业课程的整合研究》(CJA120157),主持人:陈鹏。 随着现代社会经济全球化和世界一体化的快速推进,职业世界逐渐成为一个极具整体特点的相当复杂的系统。未来职业人要成功胜任某一职业岗位,不仅需要具备独立的职业能力,还需要具有凸显整体特点和全局视野的综合职业能力。与此同时,随着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和产业结构的调整,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建立需要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相互融合,而学术课程与职业课程的整合是前者融合的优秀内容。因此,职业教育学术课程与职业课程的整合研究,无论对于具有综合职业能力的现代职业人的培养,还是对于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构建,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研究的基本内容回顾 (一)基本概念的研究 “学术课程”(academic course)是指学校课程里反映传统学术兴趣的那些课程或课程的有关部分,其往往被视为“既有学术价值又有理论基础的课程,与职业教育的实践性和应用性形成对照”[1]。其与旨在培养完整人的“通识课程”、传授必备综合知识的“博雅课程”、传授必备基础理论知识的“基础课程”和传授普通文化知识的“普通文化课程”有着基本的同质性,皆强调所传授知识的基础性、必备性、总体性和普通性特点。“职业课程”(vocational course)是指“同具体工作或职业对口”的“在普通中学高年级或大专院校开设的从事于某种工作的职业课”,“使学生毕业后便于就业”[2]。可见,该课程在本质上具有就业的功能,这种就业是指向某种工作或职业岗位的,其与“专业课程”有着相通的内涵。“整合”是指通过整顿、协调及重新组合[3],以实现结果的更为优越性。整合(integrate)的英文解释有两层涵义:一是将两种不同的事物相互融合,形成一个整体;二是将一种事物与另一种事物结合,成为后者的一部分[4]。 关于“学术课程与职业课程整合”,有美国学者认为它是指学术课程和职业课程的教师协同工作,以确保两个领域的课程内容更具有相关性和对学生更加有意义,这种整合需要通过在职业课程教育中渗透学术内容或在学术课程教育中渗透职业内容的方式实现,整合有利于学生同时获得相关的学术和职业能力,以便毕业后能够更好地进入职业并在工作世界中获得成功[5]。这里的整合显然只体现出“整合”的第二层涵义,即要么具有学术课程的主导性,要么具有职业课程的主导性。而事实上,这种整合完全可以以全新的综合型课程的形式呈现,即将学术课程知识与职业课程知识相互融合而形成一种新的综合型课程形式,这也就是整合的第一层涵义。因此,“学术课程”与“职业课程”的整合不仅指其中一方整合另一方的过程,也包括二者相互融合形成一种新的课程模式的过程。但对于二者的整合,有研究者指出:一是并非所有的普通文化知识(学术知识)都能与专业课程(职业课程)相融合;二是不能在普通文化知识(学术知识)与专业课程(职业课程)之间建立机械性的联系,否则效果将适得其反[6]。 “学术课程与职业课程的整合”不同于“学术教育与职业教育的整合”。正如有学者所言,学术教育与职业教育的整合是指通过改变课程、重构组织、促进教师合作、加强与就业的联系等措施使得两类教育融为一个有序整体的一系列活动[7]。可见,“学术课程与职业课程的整合”是实现“学术教育与职业教育整合”的一种具体方式,但不同的是前者实施的主体是单边的职业学校,实施的优秀工作是课程建设,是在职业学校内部通过各种课程模式的运作而实施的两类课程知识的相互渗透与融合,以课程的形态出现,如综合课或模块课;而后者实施的主体是教育行政部门或各类教育机构,在教育行政部门的指导与协调下,通过参与教育机构的共同努力或内部组织方式的变革,而实施的两种教育内容的融合,可以以学校的形态出现,如综合高中。在这种综合高中的实践模式内部,可以有相互独立的学术课程和职业课程,也可以有二者整合的课程形式。 (二)整合的历史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的30多年里,我国职业教育的课程改革先后经历了“拿来主义”、“国外经验、本土化探索”和“借鉴国外经验的基础上创建中国特色”三个阶段[8]。在这一历史发展中,我国职业教育课程改革的基本思路就是从学科本位向工作过程或工作任务本位转换,从三段式纵向课程模式向综合型课程模式转换。在上述思路的引导下,在借鉴国际经验的基础上,探索了一系列符合中国实际的课程模式。在应用过程中,这些课程模式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职业教育理论教学与实践应用之间的关系,加强了学校与企业之间的合作,培养了学生市场需求的职业能力。但是学术课程与职业课程的整合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尤其是职业院校开设的文化课程往往形同虚设:一方面是因为没有得到教师的重视,另一方面是因为学生不感兴趣,认为文化课程与以后的职业生涯没有任何联系。 在美国,为满足后工业社会对具有综合职业能力的劳动者的需求,20世纪80年以来的一系列职业教育法不断加强对职业教育学术性与职业性课程整合的导向力度。例如,《1984年柏金斯职业教育法》与之前的职业教育法相比增加了富有里程碑意义的一个条款,即要求职业教育在实践中通过传授基本数学和科学原理的课程或特殊战略的设计来增强职业教育的学术基础;《1990年柏金斯职业与应用技术教育法》关注的最为重要内容即是学术与职业课程的整合,其强调职业教育要通过设计一系列课程来实现学术教育与职业内容的整合,以便使学生能够同时获得学术能力和职业能力;《1998年柏金斯职业与应用技术教育修正法》要求,职业教育通过学术课程的整合促使毕业生获得面向新世纪所需的基本能力;《2006年柏金斯生涯和技术教育完善法》进一步强调,要通过各种教育活动和服务整合严格的和富有挑战性的学术和生涯与技术的教学,促进中等和中等后职业教育学生对于学术和生涯与技术能力的更为充分的掌握[9]。一系列职业教育法的颁布及其对课程整合的强调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美国职业教育实践中学术课程与职业课程的整合。比如,从1994年开始,美国伊利诺伊全州49所社区学院普遍推行以应用学术课程模式为重点的学术与职业课程整合的课程改革实践[10],并取得了一定效果。 20世纪80年代以来,英国政府也采取了一系列旨在加强中等教育阶段学术课程与职业课程整合的改革措施。面对80年代英国中学学科课程不断加深的危机,产生了两种改革主张:其一认为中学课程应该职业化,这主要体现在1983年在普通学校实施的“技术与职业教育行动计划”(TVEI)和1985年推行的职前教育证书制度(CPEV)等措施;其二是在传统的学术科目方面设立全国性课程,并把技术课程作为学生必修的优秀课程之一,这主要体现在《1988年教育改革法》中。90年代,为进一步推动学术教育与职业教育的整合,在1991年的《面向21世纪的教育和培训》白皮书中,宣布推行普通国家职业资格(GNVQ)制度框架,将学历教育与职业培训相结合,兼顾就业和升学的需要;1996年,容·迪尔英爵士发表的报告明确指出,应建立一种更为统一的全国性资格制度框架[11]。这一系列改革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职业课程中普通教育内容的渗透以及学术课程中职业教育内容的融合。但是,在英国课程论专家麦克·扬(M.Young)看来,这些改革并没有实质性地实现学术资格与职业资格的融合。为此,他从“批判的职业化”视角,提出了未来课程在课程原则、课程策略、课程目标和资格制度四个方面的具体改革主张。 (三)整合的模式研究 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职业教育课程改革的历程中,逐渐形成了一批体现中国特色的典型的职业教育课程模式。例如,从80年代开始借鉴德国双元制经验而形成的综合化课程模式和“职业基础培训、专业培训、职业岗位培训”三段式课程模式,90年代开始借鉴加拿大能力本位(CBE)理论而形成的模块式课程模式和新时期借鉴德国工作过程导向理念而形成的项目课程模式,以及体现中国特色的“宽基础、活模块”课程模式和就业导向课程模式。这些课程模式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整合的基本理念,其中包括学术知识与专业知识的整合。这些课程的共同特征在于打破原有的学科导向的课程体系模式,以专业领域中职业岗位和工作任务的需求为导向,通过建立理论与实践一体化的综合课程、模块课程、案例课程或项目课程,来培养学生的综合职业能力。其中,“宽基础、活模块”课程模式是一种典型的模块式课程模式,该模式一方面以广泛的职业集群为基础,通过拓宽学生的知识面培养学生广泛的职业适应能力或关键能力;另一方面以特定的职业岗位为导向,培养工作任务所需的职业知识、技能和能力。项目课程则是以完整工作过程为导向,通过打破职业任务之间的界限,将不同类型的知识和技能整合在一体化的课程体系中,培养学生完成完整工作过程所需要的一系列能力。 虽然上述课程模式对学术课程与职业课程的整合有着不同程度的贡献,但它们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在反对传统学科课程模式的基础上建立的指向工作任务的课程模式,而不是特定指向学术知识与职业知识的整合方面。为此,有些研究者专门从整合的视角探讨了学术课程与职业课程的整合问题。例如,有研究者指出,无论是学科导向课程还是工作过程导向课程都有其固有的弊端,进而从“健全职业人格”培养的视角提出了“多元整合型课程”新模式。纵向的学科课程模式因其目标性导向不适于职业需求,横向的项目课程模式因其过程性导向不适于发展中的职业个体,因此必须沿着“职业—学科”或“学科—职业”的方向,建立“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纵横交错”的“多元整合型课程”[12]。至此,这种课程模式也就同时融合了学术课程知识和职业课程知识。同样建立在既考虑社会的发展需求又照顾个体发展需求的双重视野基础上,另有学者在分析了我国当前职业教育课程设置价值取向存在的基本问题后,提出了横向交叉课程和纵向螺旋课程相结合的课程体系[13]。其中,横向交叉课程是基于课程整体效益大于局部之和原理,通过打破不同学科之间的界限,实现不同学科知识整合而形成的课程体系;纵向螺旋课程就是打破原有的基础课、专业基础课和专业课直线设计的逻辑顺序,将不同内容和性质的知识从简单到复杂实现螺旋式上升的课程结构体系。这一模式也是一种可以借鉴的融合学术知识和职业知识的、立体化的整合课程模式。 在国际上,不同的国家与机构也积累了一些经典的职业教育课程模式,如加拿大的CBE课程模式、澳大利亚的TAFE“培训包”课程模式、英国的BETC课程模式、德国的“学习领域”课程模式以及国际劳工组织的MES课程模式等。这些课程模式虽然大多数也以工作任务为导向,但在一定程度上也为学术课程与职业课程的整合提供了经验借鉴。而在具体的职业教育学术课程与职业课程的整合实践中,美国的经验值得学习。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职业教育法所倡导的学术性与职业性的整合进一步推动了实践领域职业课程与学术课程的整合,并形成了一批典型的课程模式。对此,美国国家职业教育研究中心经过深入调查与系统梳理,总结提出了中、高等层次课程整合的8种模式。其中,在中等教育阶段,主要有融合学术内容的职业课程模式、学术和职业教师协同提高学术能力模式、学术课程职业相关模式、学术与职业课程联合模式、高级项目模式、学院模式、职业中学和磁铁学校模式以及职业集群和生涯路径模式[14];在高等职业教育阶段,主要有通识教育课程模式、应用学术课程模式、融合学术能力的职业课程模式、融合学术模块的职业课程模式、融合学术视野和职业关照的多元学科课程模式、串行和集群课程模式、校中校模式以及具有职业导向的补习和英语作为第二语言的课程模式[15]。对于这16种课程模式,有国内理论研究者进行总结归纳,形成了融合职业内容学术型课程、融合学术内容职业型课程、综合型课程和模块型课程等4种模式[16]。这些课程整合模式对于当前我国职教课程改革实践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 (四)整合的教学实施研究 理论上,职业教育中的学术课程和职业课程应分别由两类不同知识类型的教师承担,即学术课程教师(简称学术教师)和职业课程教师(简称职业教师)。但在职业教育的现实实践中,为了实现学术课程与职业课程的进一步整合,则需要两类教师的共同协作。现有研究表明,学术教师和职业教师的合作不仅体现在课程的实施中,还体现在课程的前期设计中。例如,在美国,有一种通常在最后一个学期开设的、被称为顶点课程(capstone course)的整合型课程。这种课程主要培养学生面对未来复杂性工作环境时的问题解决、项目执行、团队协作以及展现自我等方面的综合职业能力。因此,其需要项目小组所有课程教师的共同参与。例如,在特拉华州的一所职业技术高中,在第一学期由广大教师通过数周的对话识别出未来毕业生所需的各方面能力,进而协同设计出一个由研究论文、产品设计和口头报告组成的项目课程[17]。之后安排在最后一学期由所有教师共同参与实施。事实上,大多数综合型课程模式的设计与实施都需要双方教师的共同协作,不过对于有些课程,这种合作的效果并不理想。例如,有研究者调查发现,由于种种条件的限制,应用学术课程一般很少由学术教师和职业教师共同合作来完成,而往往是由单独一方来进行,从而造成学术课程教师偏向于纯学术基础课程的教学方式,显得较为抽象;而职业课程教师执行的效果则相反[18]。在国内大多数职业院校,由两种教师合作的课程实施也并不理想。例如,有研究者通过对部分省市的中职学校教师调查后发现,有一半以上的专业课教师不太了解学生文化课的学习情况,有2/3的文化课教师对相关的专业课程知识不太了解[19]。原因之一就是这些专业课教师和文化课教师缺乏相互沟通与协作。 此外,双方教师没有能够成功实现彼此课程知识融合的原因是他们缺乏“双师型”的视野。这种“双师”是指兼有学术课程知识和职业课程知识的双重视野,而不是传统的兼有理论知识和实践技能的双重视野。也就是说,需要这些教师成为兼有学术课程知识和职业课程知识的双重学科视野的“双师型”教师。研究发现,在这方面国内外都有成功的案例,尤其体现在学术课程教师具有的“双师型”视野,他们在实践中有意识地将特定的专业知识引入到自身的学术知识教学过程中。在美国芝加哥一所职业学校建筑专业的阅读课上,该课程教师通过让学生阅读课文《芒果街上的小屋》,使他们认知和领悟建筑环境和材料选择对房屋建筑以及个人生活的重要性[20]。在国内,也有部分成功的案例。例如,为激发学生对文化课程的兴趣,渗透相应的专业内容,有的学校的烹饪专业通过拼冷盘来让学生掌握图形知识,通过名人的饮食文化来改造语文课程[21],这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学术教师努力的结果。此外,面对数学课程与专业知识的脱节,有研究者为广大职业院校的数学教师如何改进数学课程教学提出了一定的策略性建议。比如,有学者指出在数学算法应用的题目中应使用专业知识来陈述题目条件[22];另有研究者提出了“以专业知识为载体,优化课堂导入”和“创设专业应用情境,优化教学内容”的课程整合思路,并通过实践进行初步验证,效果较为明显[23]。这就进一步证明了在职业院校的课程设计与实施中,学术教师或职业教师不仅要注意与对方的协同合作,还需要他们具备双重的知识视野,从而更好地实现学术课程知识与职业课程知识的融合。 二、研究的反思与前瞻 (一)为什么整合 “为什么”是回答任何问题的出发点,是研究任何课题的缘起。对这一问题的回答不仅意蕴着研究者的理论视角和价值观,而且反衬出现实实践的问题所在。但是,在现有的相关研究中,似乎研究者们并没有明确回答这个问题,有的仅从单个的视角分析整合的必要性,而没有从更加全面的视角解读为什么要整合的问题。事实证明,学术课程与职业课程的整合不仅是社会快速发展的需求,也是个体终身完善的需要。就社会发展而言,无论是和谐社会的构建还是复杂职业世界的应对,都要求个体实现健全的发展,达成综合的职业能力;就个体发展而言,完满发展是个体追寻的终极目标。与此同时,为什么要整合还应反映教育的现实问题,一方面要考虑最新的职业教育政策导向,另一方面要分析在课程整合过程中存在哪些需要解决的实际问题。当前,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构建是我国职业教育领域的一项系统性工程,而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的融合是其内容之一,学术课程与职业课程的整合乃是解决后者的具体方式之一。然而,在现实的职业教育课程整合中,仍然存在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这些都需要后续研究进行深入探讨。 (二)整合什么 学术课程与职业课程的整合到底整合的是什么,相应的整合模式仅仅为课程整合提供了基本骨架,而丰满这些骨架的血肉是什么?在回答这一问题之前,必须澄清什么是学术课程,什么是职业课程,它们在现行的职业院校课程体系中处于什么位置。在我国现实的职业教育实践中,虽然有着与这两种课程本质相对应的课程名称,但这些类似的课程名称却并不统一,存在一课多词、一义多词的现象。例如,对应于学术课程,有普通文化课程、文化基础课程、公共基础课程甚至通识课程、博雅课程的称谓;对应于职业课程,有专业课程、技术课程等称谓。对于这些名目繁多、称谓多变的课程类型,在研究整合之前很有必要对它们的名称进行统一。本研究暂且将两种不同类型的课程统一为学术课程和职业课程。在统一名称之后,就该研究这些课程的内容,究竟要整合这些课程的什么内容,是知识还是技术,是抽象的价值观还是具体的动作技能,是否包括职业道德、职业审美等基本素养,这些都需要作进一步的深入研究。 (三)怎么整合 “怎么整合”就是研究课程如何整合并最终成为什么形态课程的问题。从已有的研究得知,在国内外职业教育课程改革的实践中,已经积累了一批有代表性的课程模式,如加拿大的CBE模式、澳大利亚的TAFE“培训包”模式、英国的BETC模式、德国的“学习领域”模式以及我国的“宽基础、活模块”模式。但是,这些课程模式都不是直接针对学术课程与职业课程整合的思路进行构建的,而是在反对传统学科课程模式的基础上,为实现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一体化而设计的。在已有的课程整合模式研究中,只有美国研究者将本国学术课程与职业课程整合的基本模式进行了系统梳理,而事实上也只有美国明确提出学术课程与职业课程整合的战略,并在实践中得到了较好贯彻。在借鉴些许经验的基础上,职业教育理论与实践界如何根据我国实际,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学术课程与职业课程整合的基本模式是一个重要的研究议题。根据相关经验,课程整合的模式有很多种,如整合学术内容的职业课程、整合职业内容的学术课程和综合型课程,那么适宜我国的到底有哪几种,这几种的比例关系如何,都是值得研究的重要内容。 (四)谁来整合 “怎么整合”只是为课程整合提供了基本思路和方向,那么由谁来贯彻这种理念并付诸行动,从而使课程模式得以呈现和实现,这就涉及到整合的主体要素。一般而言,主体既有人的要素,也有机构的要素。在职业教育学术课程与职业课程整合的过程中,人的要素的优秀主体是学术教师和职业教师,也包括旨在协调双方和相关资源的管理人员和学生;而机构的要素主要就是职业院校,另外还有不同级别的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后者提供思想性和政策性的引导。不过在已有的研究成果中,只有涉及到学术教师和职业教师两种人的力量,对于其他人员的力量以及机构的力量涉及甚少。因此,要想更好地促进学术课程与职业课程的整合,不仅要加强双方教师的合作,还应调动更多力量,如使学校的行政管理人员、教务管理人员都参与到课程合作的协调中去,并积极争取学生的课程改革意见。与此同时,相应的国家教育主管部门如教育部职成教司还要制定有针对性的纲领性文件,对课程整合提供整体的思路和导向;相应的地方教育行政主管部门也应积极响应国家政策,对辖区内职业院校的课程整合实践提供具体指导。最后,职业院校应结合本校的各种资源优势,统一协调各方力量,对课程整合进行具体部署和实施。这些都需要广大理论研究者进行建言献策。 教育学术论文:试析日本比较教育学的学术研究动向及启示 [摘 要] 自1965年日本比较教育学会成立以来,日本比较教育学研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本文从平塚奖的获奖作品、日本比较教育学会年度大会的关注点、共同研究课题的主题变迁、年度大会个人自由发表的关注主题的变迁等几个方面对日本比较教育学的研究动向及特点进行初步的探讨与分析,以期对我国的比较教育学科建设有所助益。 [关键词] 日本;比较教育学;地域研究 任何一门学科都有其独特的学科理论,而任何学科理论都是在学术实践中逐步发展并完善起来的,比较教育学也是这样。自法国学者朱利安发表《比较教育的研究计划和初步意见》以来,比较教育学已经走过了近200年的历史。20世纪70年代以来,比较教育学走过短暂的低迷岁月,重新焕发出勃勃生机。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比较教育学著作以及研究成果不断涌现,可以说,如今的比较教育学研究已是蔚为大观。同样,二战后日本比较教育学学科理论构建也是由无数次的实践积累而成的。其间经历了社会科学方法的冲击、比较教育学研究方法论争、研究方法的转换、研究地域重心的转换、研究基础弱化等一系列的考验,日本比较教育学研究依然在执著地探索与前行。本文将从平塚学术奖的获奖作品所体现出来的研究动向、日本比较教育学会年度大会的关注点、共同研究课题的主题变迁、年度大会个人自由发表的关注主题的变迁等几个方面对日本比较教育学的研究动向进行初步的探讨与分析。限于篇幅所限,日本比较教育学会的会刊《比较教育学研究》中的研究动向与特点将另撰文加以分析,在此不再赘述。 一、平塚奖与日本比较教育学研究动向 为了纪念平塚益德教授,同时也是为了促进日本比较教育学的发展,培养国际化的日本研究者,为学会培养优秀的后备人才,1982年,日本比较教育学会设立了平塚学术奖励基金。1990年,在平塚基金的基础上,学会设立了比较教育学会平塚奖,以鼓励更多的年轻学者从事学术研究工作。这一奖项是日本在教育类学会中的首次尝试。平塚奖的设立对于比较教育学的研究者来说,尤其是对年轻研究者来说是一个极大的鼓励与支持。可以说,平塚奖是日本比较教育学界最高奖项,是对年轻学者研究能力与研究水平的一个高度肯定。截至2012年,平塚奖总计评选出20篇获奖论文,通过对这些获奖论文的考察与分析,我们可以发现日本比较教育学研究具有如下的特点。 (一)研究者对亚洲教育的日益青睐 自20世纪80年代后期,日本社会悄然发生了一些变化,即逐渐从“脱亚”向“协亚”的回归。这一趋势反映在比较教育学的研究领域,即是日本研究者对亚洲教育问题的关注。从表1中我们不难发现,1991~2012年平塚奖的获奖论文所涉及的国家包括中国、印度尼西亚、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老挝、韩国、德国等国。除了德国和澳大利亚,其余的国家均属于亚洲,而且关于泰国及马来西亚的研究论文均在3篇以上。这些论文研究遍及了亚洲国家的少数民族教育、女子教育、教育政策、中等教育、高等教育、留学生教育等教育的多个层面。 (二)研究方法更注重实地考察 比较教育学在与其他学科进行有益合作的同时,也保持了独有的特色。90年代以来,作为重要研究方法的实地考察法(或称之为田野研究法)越来越受到研究者的重视。日本研究者针对世界各国的各种教育现象、教育实际情况,在当地进行广泛而深入的实地考察和准确的资料收集,从而进行国际比较与调查研究。长时间地在某一个国家或地区进行实地研究,对于比较教育学研究来说,无论是通过共同研究进行多国之间教育问题的比较,还是学者个人进行某一文化圈的教育问题的深入研究,都是十分必要的。它有助于比较教育学研究者从全球的视野把握世界教育动向,突破时间、语言、方法等方面的局限,对教育实际问题进行准确地分析与研讨。我们从这22届平塚奖的获奖论文中不难发现,有多篇论文都是在进行较长时间的实地考察的基础上撰写而成。例如学者服部美奈的《印度尼西亚的近代女子教育》一文,就是作者在当地两年半的学习及实地考察的基础上而取得的研究成果。 (三)对少数民族教育愈加关注 正如日本学者杉本均所指出的那样,近年来,少数民族教育问题已经成为了日本比较教育学的一个优秀研究领域[1]。通过表1我们也可以看到,在论文研究的问题一栏中有6篇获奖论文是关于少数民族教育问题的,足见日本比较教育学界对少数民族教育问题的重视。近年来,随着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各国教育问题的共同点及普遍性理应倍受瞩目,然而我们却惊讶地发现,与此同时各国自身社会及民族文化的差异性、多样性所带给教育的影响却更加倍受关注。在这6篇论文中所涉及到的中国、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老挝等均为亚洲国家,可见日本比较教育学者对亚洲的少数民族教育尤为重视。这些论文对少数民族教育中的女子教育问题、民族平等、民族差异、教育政策等均有涉及,对不同国家、不同社会背景下的少数民族教育从多个层面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与研究,其中也不乏对教育中的弱势群体及性别差异问题的关注。 二、日本比较教育学会年度大会研究主题所呈现的研究动向及特点 自1965年3月召开第一届年度大会正式宣告日本比较教育学会成立以来,年度大会作为日本比较教育学会的一项重要活动已经成功举办了45届(数据截至2004年)。年度大会为日本比较教育学者乃至国内外的教育学者营造了一个良好的相互交流、相互学习的氛围,为日本比较教育学研究的开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毫无疑问,自1968年在第四届年度大会上增设了课题研究以来,课题研究成为了此后历年年度大会的重要组成部分。下面,本文将通过对年度大会课题研究中主题变迁的梳理来对日本比较教育学研究的特点进行尝试性的探析。 如表2所示,日本比较教育学会的年度大会顺应时代的变迁来选择相应的研究主题,其研究课题的主题涉及比较教育学科理论、国际化与国际交流、教师教育、道德教育、中等教育、义务教育、高等教育等许多教育领域,对课题研究的主题选择带有明显的时代特色,如1965~1980年的主题较多涉及教育研究体制、教育传统与革新、幼儿教育、教育与宗教及国际理解教育。细究其中,我们不难发现,这种主题的选择趋向与当时的时代背景息息相关。20世纪50年代末期以来的世界教育改革的热潮并没有消散,世界各国对教育改革的热切期待导致了研究者对教育改革的关注,同时也反映了当时的课题研究主题深为国家意向所左右。 80年代以后,日本比较教育学会年度大会的主题发生了一些变化。在1981~1990年这10年中,年度大会课题研究的主题涉及比较教育学科理论、国际化与国际交流、教师教育、道德教育、义务教育与基础教育、教育课程、留学教育、高等教育以及教育个性化与自由化。我们不难发现,随着教育国际化的推进,有4年的研究主题都涉及国际化的问题,教育国际化一举成为80年代比较教育学研究的热点。随之而来的留学教育、教育个性化等问题也倍受关注。与此同时,在世界各国加强基础教育的呼声下,义务教育与基础教育、教育课程的改革问题也相继倍受瞩目,分别有3年的课题研究主题关注这两方面的内容。另外,还出现了一个显著的变化,即高等教育问题被提上了日程,因此,有两年课题研究的主题关注这方面的问题。 90年代以来的课题研究主题主要涉及比较教育学科理论、国际化与国际交流、教师教育、中等教育、少数民族教育、义务教育与基础教育、高等教育、多文化教育、社会主义教育、心的教育、教育开发等。仔细观察,我们不难看出,随着全球化的逐步推进,课题研究的主题愈加多元化,涉及的方面愈加广泛。如少数民族教育、多文化教育、社会主义教育、教育开发等新问题被提了出来,可以说,日本比较教育学会年度大会的课题研究已经涵盖了教育领域的方方面面。这阶段的一个显著特色就是对高等教育问题的关注急剧上升,有6年的主题关注高等教育。而且,对比较教育学科自身的反思与探讨也进一步深入,其中有7年的研究主题关注比较教育学科理论问题,可见,日本比较教育学者愈加关注学科自身的发展与完善。当然,对国际化问题、义务教育与基础教育的关注依然继续,而且在这一阶段还加入了中等教育。总体说来,1990年以来日本比较教育学会年度大会课题研究的主题特点为:对比较教育学自身的课题以及研究方法的探讨;对国际性及全球性教育课题的关注;对特定教育领域及教育现象的比较等。细论其详,研究动向及特点主要表现为: (一)这一阶段日本比较教育学研究的显著变化之一,即在研究中已经开始尝试进行理论分析,对比较教育学自身的课题与研究方法进行了一定的探讨。可见,日本比较教育学研究者对学科自身的发展与完善日益关注。 (二)第二个显著的变化为研究的对象国不再仅限于欧美等发达国家,研究对象开始涉及亚洲、大洋洲的国家及地区。我们可以发现,日本比较教育学会中以亚洲国家为研究对象的研究者逐渐增多,尤其是研究东亚及东南亚各国的学者逐渐增多。然而,对拉丁美洲及非洲等地区的教育问题仍没有学者触及。 (三)课题研究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如高等教育问题的研究显著增多。随着高等教育市场化、国际化潮流的急剧推进,越来越多的日本学者对高等教育问题及教育实践的课题抱有浓厚的兴趣。对基础教育、中等教育的研究主要是针对多文化、多样化的发展变化等情况进行相应的课题分析。随着冷战结束及世界格局的变化,社会主义教育也成为了比较教育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 三、日本比较教育学会共同研究主题所呈现的研究动向及特点 日本比较教育学会自成立以来广泛开展了学术领域的共同研究,在1965~1980年这一段时期,共同研究所涉及的科研主题包括高等教育、中等教育、教育研究体制、教师教育、道德教育等相关问题[2]。如表3所示,从1968年开始,日本比较教育学会共同研究的主题涉及高等教育、中等教育、教育研究体制、教师教育、道德教育等问题。可以说,1980年以前的共同研究主题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世界各国对教育改革的重视,促使日本比较教育学研究者对教育问题的关注,可以说,这一阶段的研究主题的选定深受国家及提供资金援助财团的影响,从而具有一定的功利性。 1980年以后,随着教育国际化的逐步推进,学会的共同研究主题也选择了“教育国际交流与援助”等具有时代特色的问题。此外,还开展了涉及比较教育学科特性的自身理论与实践的相关课题研究,即以“比较教育学的授课调查”为主题的研究。此后,高等教育又再一次成为了共同研究的主题。并且,在世界各国加强基础教育的呼声中,义务教育也成为了共同研究的主题。至此,日本比较教育学会的共同研究已经涉及了初等教育、中等教育、高等教育这几个教育阶段的问题,研究领域的扩大以及研究课题具有时代特色是这一阶段的主要特点。 1990年以来,随着世界格局的变换,共同研究的主题更加多样化。随着全球化的逐步推进,日本比较教育学研究者对亚洲国家及地区的教育问题日益关注,这一变化也明显地反映在共同研究的主题中。如“日本教育对亚洲国家的影响”、“亚洲各国教育国际化”、“亚洲中等及高等教育市场化”等都成为了共同研究的主题。此外,研究主题还涉及了教育风俗、大学评价、多文化教育、英国教育政策、家长参与学校教育、学校与企业的合作等相关问题,从而使共同研究主题更加多元化。 此外,日本国立教育政策研究所国际研究合作部所涉及的课题也体现出了类似的特点。如表4所示,2000年以来,日本国立教育政策研究所国际研究合作部所涉及的课题包括了从宏观到微观多个层面的问题,从教育政策、全球化冲击下的教育改革,具体到中等教育、家长参与活动、授课时间等学校教育实际中的问题,可见,教育实践的问题日益受到重视。另外,该研究合作部所研究的课题除了接受文部科学省(简称文科省)委托的课题外,其自主研究的课题更突出了国际性与时代性。 四、日本比较教育学会年度大会自由发表的数量及主题变迁的特点 在日本比较教育学会的年度大会上,“自由发表”{1}一直是年度大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如图1所示,1965年前后,自由发表的数量一直保持在4、5篇左右,而到了1980年,自由发表的数量已经徘徊在20篇左右了。由于1980年日本比较教育学会成功举办了第四届世界比较教育大会,从而有力地促进了日本比较教育学研究的发展。1981年年度大会的自由发表数量一举突破了30篇,而1986年,自由发表的数量又突破了40篇。1981~1990年这一阶段的自由发表中,关于亚洲教育问题的报告数量自1983年以后一直保持在11篇左右,可见日本比较教育学研究者对亚洲教育的重视。而1990年以来,年度大会上自由发表的数量又实现了新的超越。1993年的自由发表数量一举突破了60篇,此后一直保持在60篇左右,直到2002年又一次突破了80篇,而2003年自由发表的数量更是达到了历史上的最高点——95篇。随着日本比较教育学研究者的不断增加,年度大会上的自由发表数量也不断攀升,这一方面反映了关注比较教育学研究的学者不断增加,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日本比较教育学研究者的独立研究水平不断提高。 (资料来源:日本比較教育学会編.日本比較教育学会40年の歩み[M].東京:東信堂,2004.p17~61.) 从年度大会上自由发表所涉及的内容来看,可以发现,日本比较教育学研究者研究的领域不断扩大,1993年年度大会上的自由发表内容涉及比较教育学理论、学前教育、初等及中等教育、高等教育、多文化教育、异文化教育、教育交流史、亚洲教育史、开发与教育、中国教育等,其中多文化教育问题引起了众多学者的关注。而在自由发表中关于亚洲教育的研究也不断增加, 1991年的年度大会上自由发表为31篇,其中关于日本的10篇,北美的13篇,欧洲的8篇,而关于亚洲、大洋洲及拉丁美洲的共计只有6篇。而1993年的自由发表中关于亚洲、大洋洲教育的研究迅速增加,甚至有赶超欧美之势。而且,在年度大会的自由发表中,留学生会员及海外会员不断增加,增强了日本比较教育学会年度大会的国际性。 总之,历经了四十几年的风雨,日本比较教育学会逐渐走向成熟,同时,她也为日本比较教育学界及教育学界培养了大批的人才。正如著名的西班牙学者何塞·加里多(Jose Luis Garcia Garrido)所说:“在亚洲国家中,比较教育无论在教育水平还是在研究水平上有了较大发展的,无疑是日本。”[3]的确,在其发展历程中,日本比较教育学会从最初只有94名会员(其中学生会员12名),发展壮大为已经拥有会员近900名的这样一个较大的学会组织。在学会发展的过程中,历经了数任会长的薪火相承,从而不断地发展完善,日本的比较教育学研究已经蔚为大观。然而,在研究者队伍不断壮大、学术著作层出不穷的背后,日本比较教育学会乃至日本比较教育学界正面临着一个潜在的隐忧与困境,理论研究和方法论层面难有创建、研究基础的弱化、学会的边缘化及学科的危机是日本比较教育研究者挥之不去且必须直面的棘手问题,同时这也是新时期发展中日本研究者们一直在苦苦思索解决对策的问题。 五、对我国比较教育学科的启示 反观我国比较教育学的发展状况,自1965年北京师范大学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所正式成立以来,我国的比较教育学已经走过了四十几年的历史。但是,历经了十年浩劫,直至改革开放,比较教育学科才迎来了发展的春天。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的比较教育学获得了飞速的发展,成果比较显著。与日本相比,我国的比较教育学依然存在着许多问题亟待解决。首先,时至今日,中国比较教育研究会还不是一个独立的学会组织,不能不说这是比较遗憾的,而且对于学会的发展壮大乃至学术研究的开展都是十分不利的。与之相对,日本的比较教育学会是一个独立的学会,并且于20世纪80年代设立了平塚奖励基金,大力支持与鼓励年轻学者开展研究,对于开展与推进比较教育学术研究大有裨益。其次,日本比较教育学研究者研究的领域不断扩大,研究的问题涉及的范围也比较广泛,而我国开展比较教育研究比较晚(真正实现发展是在20世纪80年代),因此我们的比较教育学的学术研究还处于发展过程中,而日本的比较教育研究已经相对比较成熟。第三,“理论研究和方法论层面难有创建”这一问题,是中日两国比较教育学界所共通的问题,我国比较教育学界的研究者们也在不断探索,试图有所突破和创建。对于一个学科来讲,在创建初期、发展中期、成熟时期等不同的发展阶段所面临的问题与困境有所不同。在全球化不断推进的今天,如何面对难题、解决难题,从而让我国的比较教育学术研究走向成熟,这是我国比较教育学界的研究者们共同面临的挑战。 教育学术论文:我国远程教育学术期刊文章的计量分析 [摘要]学术期刊是学术成果与交流的重要平台,对其所刊载的文章的研究,能从一个侧面反映该学科的学术研究动态。采用文献计量法和内容分析法,对CNKI中国引文数据库中收录的远程教育领域多家学术期刊自1990年至2011年期间刊载的全部学术论文,从文章所属学科类别、期刊所属类别、资助基金项目、研究层次、前40位高产作者、前40个高产机构的作者来源、各年份发表文章数量等角度进行分析,并对其中的高被引论文的来源期刊、发表年份、第一作者和作者的合作性、下载频次等进行分析。这些分析有助于远程教育研究者和实践者合理评价我国远程教育期刊、研究机构的学术实力,并从侧面反映我国远程教育学科学术研究现状。 [关键词]远程教育;学术期刊;文献计量;内容分析 一、研究的必要性 作为学术成果和交流的重要平台。学术期刊至今依然保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价值。对学术期刊的研究,也一直是相关研究者、编辑们关注的焦点。 考察近年来对学术期刊的研究,大多从如下角度对某学科的某一份或几份杂志做相关分析。 (一)对学术期刊所载学术论文的被引相关情况的分析 此类分析主要包括:某学科相关学术论文的数量、文章被引频次、载文被引的主题类型分布、被引文章的年代分布、被引半衰期等。如:李小敏分析了《大学教育科学》杂志从2003年到2006年的载文被引情况;姜志静就《教育与经济》杂志的载文被引情况作了分析;尹兰研究了《情报学报》杂志1994年至2006年所刊载学术论文的被引情况:崔薇等开展了中国网络舆情研究文献的计量研究。并对被引文章的年代分布做了分析;陈彬、王义娜四分析了《教育与经济》杂志近5年的学术论文及引文,在一般的计量分析之外还讨论了被引半衰期。 此外,还有对高被引文章的分析,此类相关研究较多,如:金梅、熊爱民研究了某机构2000年至2006年所发表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论文中的高被引文章:李延延等参照CSSCI所提供的数据研究了《电化教育研究》杂志的高被引文章:宋伟萍同样基于CSSCl2004年至2006年的数据,分析了心理学期刊中的高被引文章:钟玉杰等回顾并分析了我国护理教育10年的研究热点,重点分析了护理教育相关学术论文中的高被引文章;王菊香、宋春燕研究了《护理学杂志》1998年至2007年所刊载的学术文献中的高被引文章:许云研究了《大学图书馆学报》期刊,重点分析了该期刊的高频被引论文,并基于此分析了作者情况;吴卫华等对《教育与经济》期刊2003年至2008年所刊载的学术文章进行了被引定量分析。其中重要的一个分析维度就是高被引文章的分析;周仕德、张明富基于CSSCll951年至2006年的数据,分析了我国历史教育类学术论文中的高被引文章,进而梳理了我国历史教育研究的发展脉络:姜华等对我国2007年至2009年的高等教育期刊进行了文献计量与可视化的研究,关注了我国高等教育期刊高被引文章的分布和特点:在徐婷对《教育研究》杂志1994年至2007年所载文献的被引分析中。对高被引文章的分析也是其中一个重要的研究角度:孟秀丽也针对《学位与研究生教育》杂志十年内的高被引文章的情况作了统计分析;刘兰桂、李超运用CSSCll998年至2007年的相关数据,分析了教育信息化研究文献中的高被引文章;蒲艳春等则分析了《高等农业教育》杂志的高被引文章。 关于某一个或某一类机构所发表的学术文章的专门研究也可以归入此类,此项分析可以从一个重要层面判断机构学术研究的实力和现状。如:金梅、熊爱民通过对发表文章的计量分析,研究了贵州教育学院人文社科类研究的状况:杨波对我国民办高校近年来的研究论文做了计量分析:陆根书、刘敏则从发表文章的计量分析角度剖析了我国高校的学科竞争力及学科建设成效:刘婧等圈基于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对江苏广播电视大学科学研究概况做了简要的分析:龚放基于CSSCI 2005年至2006年的数据,提出了我国教育学研究领域机构、地区的学术影响力报告。 (二)对学术期刊所载学术论文的作者的分析 对学术期刊所载学术论文的作者的分析,包括对被引文献作者分布、作者合作意识、第一作者累积被引情况、高频被引作者等的分析,以及对某学科优秀作者及其影响力的分析,等。如:李小敏在对《大学教育科学》杂志2003年至2006年所刊载文章进行被引分析时,关注了该杂志被引文献的作者分布情况,发现了一批被引频次较高的作者及来源机构;李延延等采用CSSCI的数据分析了《电化教育研究》杂志的学术影响,其中重点关注了高频被引作者及其被引频次;尹兰从第一作者人数、第一作者人均被引量、第一作者累积被引情况、作者合作意识等角度分析了《情报学报》杂志1994年至2006年所刊载论文的作者情况;金梅、熊爱民分析2000年至2006年贵州教育学院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状况时,关注了该机构人员所发表的人文社科类学术文章的作者被引频次、高被引作者等:许云在其研究中重点分析了《大学图书馆学报》的高频被引论文和作者情况;王义娜等计量分析了《现代大学教育》近五年的载文及引文;司林波、赵晓冬在评价《比较教育研究》杂志的学术影响力时,关注了第一作者的来源机构:孟秀丽在其研究中分析了《学位与研究生教育》杂志1999年至2008年高被引作者的分布;周仕德、张明富在研究我国历史教育五十五年历程的过程中,利用高产作者、高被引作者数据分析了《历史教学》杂志的作者学术影响力:姜华等在研究我国高等教育期刊文献时,利用文献引文网络分析的Gite SpaceⅡ可视化软件,进行了包括作者共被引分析在内的分析,揭示了2007年至2009年间高等教育学研究领域的热点研究问题及权威人物等;龚放、白云则通过对2000年至2004年间我国教育研究领域学者“发文量”和“成果被引”两方面的统计分析,进一步分析了我国教育研究领域学者的影响力:魏顺平等在研究我国高等教育研究领域研究人员科研绩效时,采用的数据有第一作者中的高产作者及分文数、第一作者文章的总被引频次、篇均被引频次,进而计算了所有作者的h指数。 (三)对期刊所载学术论文所属学科的分析 对期刊所载学术论文所属学科的分析包括:通过对文章的关键词、所属学科类别和研究层次、语种分布等的分析来剖析该学科的相关情况。如:钟文娟研究了《教育与经济》杂志1985年至2009年所刊载的学术论文,测定并分析了这些学术文章的优秀作者:孙毅等基于对相关学术文章的分析,开展了基于知识图谱的工程教育前沿成果的研究。 (四)基于学术论文。对学术期刊本身的分析 对期刊本身的分析涉及对被引文献的期刊分布的分析,以及对某一期刊所刊载论文的总量、被引用情况、载文作者地区分布和载文文献类型、影响因子等的分析。亦包括对共 被引分析等的分析。如:崔薇等在对我国网络舆情研究类文献进行计量分析时,实际上分析了刊登网络舆情研究文献的期刊在某些方面的总体特点:刘晋飞基于CSSCl2000年至2010年的数据,分析了《高等教育研究》的刊载论文总量及被引用情况、载文作者地区分布和载文文献类型等;尹兰Ho在分析1994年至2006年的《情报学报》杂志时,把关注点放在被引情况分析上,包括发文及被引情况、被引论文频次、被引论文作者、受各类基金资助的被引论文等:蒲艳春等统计分析了《高等农业教育》杂志载文的被引文献数量、历年被引文献情况、被引文献作者和被引文献作者机构等;王义娜等对《现代大学教育》杂志五年的载文及引文进行了计量分析,分析涉及载文量、作者、基金资助、引文率、篇均引文量、引文语种、引文类型、引文年代等来源期刊指标以及总被引频次、影响因子、立即指数、被引半衰期、期刊他率等被引计量指标:龚放利用CSSCl2005年至2006年统计数据中的被引总量、影响因子和被引广度等指标分析评价了我国教育学期刊的影响力:司林波等同样利用CSSCI的数据,从总被引次数、影响因子、即年指标、论文地区分布、基金论文数、高频被引论文等多个角度分析了《学位与研究生教育》杂志的学术影响力;史素梅、何小凤对《教育探索》杂志2005年至2009年刊载的学术文章进行了引用频次分布、选题分布、被引论文年代分布、引用优秀期刊分布等方面的被引统计分析;兰天、何小凤则对《职业技术教育》杂志2005年至2009年刊载的学术文章进行了载文被引分析:许振亮等开展了基于知识图谱的国际高等工程教育学科前沿的研究。他们研究的依据是对国际高等工程教育研究的17种期刊进行的科学计量分析:胡玥分析了CSSCl2004年至2006年统计学期刊的影响因子、被引次数、被引速率等指标,基于此整体评述了统计学期刊的学术影响力;李小娟、唐云富也利用CSSCI的数据,比较研究了《比较教育研究》与同类期刊在综合引证指标上的差异;赵韬、陈富定量分析了近十年《教育科学》杂志载文的被引情况。 如果集中关注关于远程教育学科及相关学科(如:教育技术)的学术期刊和学术论文的研究,相关文献表明,目前这类研究主要集中在:研究人员科研绩效的评价,学科国际化程度,被引文献、作者与引文年代的分析,以及对关键学者的研究。如:梁振辉、魏顺平采用Hitch指数(简称“h指数”)方法以及与之相近的w指数方法。通过对中国知网(CNKI)中国引文数据库收录的教育技术学领域的CSSCI来源期刊在1998年至2007年所刊发论文的被引用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对1998年至2007年10年间中国大陆地区教育技术学领域研究人员的科研绩效进行了评价,分析得到了1998至2007年中国大陆地区教育技术学领域最具科研绩效的前30位研究人员:朱祖林基于Thomson Reutem公司开发的学术文献信息检索平台ISI Web of Knowledge。采用计量分析和内容分析方法,从论文和引文两个侧面,测度中国远程教育在国际视野里的显示速度、显示广度和显示深度;魏宁统计分析了电教两刊关于教育技术文献的引用情况:路秋丽嘴的研究通过中国知网(CNKI)和北京万方数据股份有限公司的若干数据库对教育技术研究领域的研究者进行发表文章数、被引文献数、被引文献比例、被引频次等多项指标的计量分析。从中分析出16位最具影响力的关键学者。并进而对这16位关键学者的工作单位、指导硕士论文数量、历年数进行调查和统计分析,从而试图展现这16位关键学者的学术表现。 二、研究数据和研究方法 本研究选择了1990年至2011年公开发表的、刊载在远程教育期刊上的,远程教育或相关领域(如:在线学习、E—learning、网络学习等)的中文学术论文作文献计量学分析和内容分析。 研究所采用的数据主要来自于CNKI中国引文数据库中被引次数排名前4万的期刊文献,获取文献时采用的关键词为“远程教育”。根据CNKI所提供数据的情况,分析中凡是涉及分组的数据主要来自于前4万条记录,凡是涉及排序的数据只在800万条记录以内有效。研究数据查询和获取的时间为2011年10月26日。 参考已有的相关研究,在本研究的计量学分析中,选择的计量分析数据包括一般性的学术论文特征数据(如:文章所属学科类别、期刊主办单位、资助基金项目、高产作者、前40个高产机构的作者来源、各年份发表文章数量)和高被引文章的特征数据(如:高被引文章的来源期刊、发表年份、第一作者、作者合作性、下载频次)。内容分析则是基于以上数据展开。 三、对全部远程教育学术论文的分析 首先,对全部远程教育期刊刊载的学术论文,从文章所属学科类别、期刊所属类别、资助基金项目、研究层次、前40位高产作者、前40个高产机构的作者来源、各年份发表文章数量等角度进行分析。 (一)所有文章所属学科类别分析 据统计,远程教育学术论文主要集中在表1所示的学科当中。其中。文章数量排名前16位的学科当中,6个是与教育密切相关的(教育理论与教育管理、成人教育与特殊教育、高等教育、医学教育与医学边缘学科、中等教育、职业教育),与之相关的论文9177篇,占55.3%:其次是与技术相关的(计算机软件及计算机应用、互联网技术、电信技术),涉及的论文为5950篇。占到35.9%:两厢合计达到了91.2%。这一结果清晰表明,远程教育类的学术论文与教育和技术密切相关。的确,远程教育始终是和现代信息技术密切结合的教育形式。 而从图1可知,远程教育类学术论文集中分布在计算机软件及计算机应用、教育理论与教育管理、成人教育与特殊教育这三个学科当中,这三类学科中的远程教育论文占全部远程教育论文的78.6%。可见,远程教育研究在技术方面主要围绕着计算机及其应用展开,理论的研究和管理的研究占到了很大的份额,而成人和特殊需要人群是非常需要远程教育的人群。远程教育类学术论文分布在多学科类别中,这表明远程教育是一个综合的、跨学科的学科,各个学科门类都对远程教育的研究和实践的发展有贡献。学术论文在成人教育和特殊教育相关学科上的集中,体现了远程教育应用范围广,在成人教育、特殊教育和高等教育中都有广泛的实用价值,远程教育天然地需要关注成人学习者和弱势人群的学习需求,目前在这方面已经做了很多,但依然有更多的事情等着我们去做。其次。体现了远程教育中的技术发展脉络,新技术尤其是信息技术对远程教育的影响至关重要,信息技术在远程教育中的应用从最早的单纯应用,到后来结合教育学、心理学理论的综合性应用,逐渐走向科学化、系统化。从现在远程教育学术论文的组成来看,技术应用和教育理论已经是并且还将继续是远程教育研究的两大支柱,对实践的关注和进一步的研究是以这两大支柱为倚靠和基础的。 (二)期刊主办单位类别分析 本研究统计了刊载远程教育类学术文章数量排名前40位的学术期刊。结果表明,作为我国远程教育中坚力量的广播电视大学系统(包括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和地方各级广播电视大学),目前拥有较成熟的远程教育类学术期刊(含学报)共25种,在1990至2011年期间刊载了3846篇远程教育学术论文。其他单位主办的远程教育相关期刊同期共刊载远程教育学术论文2069篇。由图2可见,中央和地方广播电视大学主办的学术期刊是远程教育学术成果发表和交流的重要平台,这些学术期刊已经成为远程教育学术成果发表和分享中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当然,数量与质量并不能绝对地画等号,质量上的追求是学术期刊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根本。数量与质量,孰重孰轻?如何在追求质量的同时兼顾数量?值得期刊主办单位思考。 (三)资助基金项目分析 在本研究所采集的远程教育学术论文中,334篇文章属于部级/部级基金项目的成果(占标注基金项目文章的74.7%),110篇文章属于省级基金项目的成果,3篇文章属于其他类别的基金项目(加拿大国际开发署基金)。从这些数据可见,远程教育类学术论文所属基金项目主要集中在部级/部级。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前远程教育研究课题的水平:和基金项目相关的文章还不多,属于部级/部级基金项目的课题也不多。这既需要远程教育研究者努力提高研究水平,也需要国家提高对远程教育研究的重视,多为此类研究提供资助。 (四)高产作者分析 本研究统计分析了所有远程教育相关学术论文作者中的前40位高产作者,这40位作者发文数量都大于(或等于)10篇。最高的达到71篇。其中,有19位高产作者来自普通高校,21位高产作者来自各级广播电视大学。可见广播电视大学是我国远程教育研究的重要力量。但就高产作者的作品数量来看,来自普通高校的高产作者贡献了404篇文章(57.5%),来自各级广播电视大学的高产作者贡献了298篇文章(42.5%),从这个方面来看。来自广播电视大学的作者们还需要继续努力。本项分析只按作者目前所在机构来统计,未考虑作者发表文章时所在机构是否是其目前所属机构,因此研究数据可能会有偏差。 (五)前40个高产机构的作者分析 前40个远程教育学术论文高产机构,贡献的远程教育学术论文均超过或等于47篇。研究发现,普通高校共18个(45%)高产机构,发表了1492篇(40%)论文;各级广播电视大学共22个(55%)高产机构,发表了2223篇(60%)论文。从这些数据来看,高校平均发文量低于广播电视大学。这也是可以理解的。普通高校对远程教育研究的关注,更多的是受到我国现代远程教育工程的推动:自1998年该项工程启动以来,普通高校的网络教育学院纷纷成立,由此在高校中聚拢了一批远程教育实践人员,加之高校原有的学术研究沉淀,使得高校远程教育研究力量不容忽视。而我国各级广播电视大学。自创办以来,已经在远程教育教学和研究方面积累了数十年经验,出现较多高产作者也是很自然的。 (六)各年份发表文章数量分析 根据CNKI数据,统计了1990年至今的远程教育学术论文数量。1995年之前规范的远程教育学术研究文章极少,故不在分析范围之内。从数据来看(图3),从1997年起,我国远程教育领域的学术论文开始激增,到2003年出现了高峰(1414篇),之后文章数量呈现平稳态势,在小波动中略有下降。因为开展本研究时,CNKI并未采集到完整的2011年数据,因此2011年的数字不能代表这一年的情况。近几年来。论文数量的稳定,表明该领域的研究进入阶段性的成熟期,研究人员队伍和产量也趋于稳定。这一发展趋势是跟近年来远程教育实践的发展密切相关连的。未来该领域的学术研究和学术文章的质量与数量的发展,应当还是跟当时远程教育的实践发展态势密切相关。 四、高被引文章的分析 本研究采集了远程教育领域被引频次排名前500名的文章,以此作为“高被引文章”进行进一步的分析。相关分析主要从高被引文章的来源期刊、发表年份、第一作者和作者的合作性、下载频次等角度来展开。 (一)来源期刊 表2列出了刊载高被引文章数量大于或等于3篇的23份期刊。由表中数据可知,这些期刊与远程教育、教育技术、计算机相关度最高,可见高被引文章的来源期刊都集中在这三个领域。其中,刊载高被引文章最多的是《中国远程教育》杂志(共131篇,在500篇高被引文章中占到了26.2%)。刊载高被引文章数量排前五位的期刊共刊载高被引文章261篇,占500篇的52.2%,可见这些杂志是支持远程教育学术文章发表的优秀力量。此外,发表过远程教育类高被引文章的期刊,有些并不是远程教育领域专业期刊,可见,远程教育学术研究成果的发表还是有一定的分散性的,多样化的来源也带来了成果分享的多元化。 (二)高被引文章发表年份分析 表3统计了各年度的高被引文章数量。1998年之前,没有高被引文章,这也反映了1998年之前的远程教育研究还在初创期,各方面的实践也都不成熟,反映在研究成果的呈现上,就是缺少高质量的、值得后来者多次引用的学术文章。自进入1998年,我国远程教育实践完成了最初的系统构建,相关学术研究也逐步展开。2001年高被引文章数量达到峰值(82篇),并在2002年、2003年继续保持在高峰状态,直到2004年开始慢慢下降。2004年及其后的下降态势,可以从一方面说明我国远程教育经典理论构建的一个阶段接近结束。我国远程教育学术研究经过早期关注新技术的应用,到后来,借鉴外来经验和理论同时基于本国实践构建本土化理论框架。再到目前,在原有理论框架的基础上,反观实践,开展了实践与研究的互动。这一系列过程,反映在学术论文的发表上,在数量和主题上都有可以对照的趋势变化。 另外,由于对文章的引用将在文章发表后多年内持续进行,因此目前的数据并不能说明2004年后的文章质量不如从前,还需要在今后继续关注。2008和2009年高被引文章数量偏低,也说明这一点。 (三)第一作者分析 据统计。发表超过2篇高被引文章并署名第一作者的作者共12位,见表3。另外还有21位作者各有2篇文章、380位作者各有1篇文章为高被引文章。表4中排名前几位的作者,目前已然是该领域的知名学者。从这些数字可以看出,高被引文章比较集中在几位作者名下,而大部分高被引文章分布较为分散,这说明远程教育领域的科研力量群体较大,成员数量较多,一方面体现了远程教育研究宽广的“群众基础”,后继有人;另一方面也意味着尖端的科研力量有待锤炼,还需要更多能撑起该领域科研大旗的领军人物。 (四)高被引文章作者合作性分析 在前500篇高被引文章中,仅有一位作者署名的文章有218篇,两人或以上合作的文章有282篇。从图5可以看出,单独写作与合作写作各占半壁江山。从目前科研发展的趋势 来看,合作完成科研课题并共同发表科研成果将是一个重要的趋势。单人单枪的力量毕竟有限,未来将是一个合作共赢的时代。 (五)高被引文章下载频次的分析 分析500篇高被引文章的下载频次(见表4),被下载次数超过2000次的文章有2篇,1000到2000次的文章2篇,大部分文章的下载次数集中在500次以下,下载次数在100到300次的文章最多,共267篇,占到了53.4%。文章被下载的次数能从一个侧面表明该文章被关注的程度。结合对被引率和下载频次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高被引率和高下载频次是有一定的相关性的,但不是呈现绝对的正相关。 五、我国远程教育学术期刊文章计量分析的几点结论 综合以上对我国远程教育学术期刊文章的计量分析,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其一,由我国远程教育学术论文的学科分布可知,我国远程教育研究是集中在教育领域。并与计算机、网络等信息技术密不可分。这一特点还将在未来继续保持下去,未来的远程教育研究仍将扎根在教育的土壤中,并紧扣技术发展的脉搏。从所分析的学术论文在“计算机软件及计算机应用”等技术类学科上的分布和“教育理论与教育管理”等教育类学科上的分布来看,技术和教育将是远程教育学术研究的两大支柱,由此也可以自然推论:技术和教育还将是远程教育实践的两大支柱。 其二,分析我国远程教育全部学术文章和高被引文章的来源期刊,同时分析各相关机构发表远程教育学术文章的数量。以及高被引作者的来源机构。都可以看到,我国各级广播电视大学已经成为中国远程教育学术研究的重要力量。尤其从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随着我国远程教育事业的蓬勃开展,广播电视大学系统在远程教育学术期刊的数量、学术文章的数量、学术文章作者数量方面。都有不可忽视的贡献。未来,广播电视大学系统自身值得在远程教育相关学术研究方面投入更多精力,培养中坚研究力量,贡献更多优质的学术研究成果,同时也要专注于办好学术期刊,打造优质高效的学术成果交流分享平台。当然,外界也应当在各方面给予更多的支持。 其三,综合考察全部远程教育学术论文和其中的高被引文章。可以发现,2001年到2003年都是远程教育学术研究文章发表的高峰年度。这几年间,远程教育学术论文总体数量不断上升并在2003年达到高峰,高被引文章数量也同时保持在峰值状态。可以认为这段时期是我国远程教育研究成果发表的一个黄金时期。从已有数字也可以看到,通常是在远程教育实践开展一段时间之后,相关研究成果才陆续推出并逐步达到高峰。而在高峰年度之后,将进入稳定中略有下降的时期。上世纪90年代末,我国现代远程教育工程的启动,极大地推进了我国远程教育实践,由此带来了几年后(21世纪初期)我国远程教育学术成果的丰富呈现。未来远程教育学术研究成果的发表也将是一个平稳发展的阶段,在经历了这个阶段之后,有可能迎来又一个黄金时期。如何在平稳时期踏踏实实积累研究经验。如何迎来下一个黄金期,自然是远程实践者和研究者要关心的,但这也是远程教育学术期刊发展和培育选题的契机:如何在积累期挖掘和关注有价值的选题,如何引导和聚集研究者,这都是学术期刊可以做的。 其四,若分析远程教育学术论文的第一作者,可以发现。高被引文章比较集中在少数几位专家级作者名下。除此以外的高被引文章分散分布在众多作者名下。这一方面说明远程教育研究有宽广的“群众基础”,未来后继有人:另一方面也说明了尖端的科研力量有待锤炼,还需要更多能撑起该领域科研大旗的领军人物。若分析作者的合作性,可以看出,高被引文章中单独写作与合作写作的论文数量接近。如何培养远程教育研究人员,是远程教育实践机构和研究机构共同关注的课题。而如何扶助相关机构培育远程教育研究队伍。则是远程教育学术期刊需要下大力气琢磨并切实推进的事情。 其五,本研究在考察远程教育学术论文与所属基金项目时发现:与基金课题成果相关联的文章还不多;但在标注了基金项目的文章中,74.7%的文章是部级/部级基金项目成果。这一方面说明远程教育学术研究还可以努力争取更多的基金支持。借助外力为研究注入活力:另一方面也说明已有的和基金项目相关的研究成果的水平还是比较高的。总的来说,远程教育学术研究相对整个教育研究来看,实力有待继续增强。 六、结语 本研究基于1990年至2011年10月公开发表在我国远程教育或相关期刊上的学术论文,从多个角度展开了分析。限于CNKI收录期刊的限制,以及本研究收集文献时使用的关键词的限制,本研究还存在很多不足。后续研究可以扩大期刊范围,用更多关键词或变更选择角度,收集更大范围内、更全的远程教育学术文章,进行更科学地分析,将能更全面地剖析我国远程教育学术文章发表的现状,进而从一个侧面反映我国远程教育学术研究现状。 教育学术论文:谈教育学术团体在地方教育发展中的作用 中图分类号:D523.34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2010年7月,在市社科联的推荐下,我有幸参加了省社科联举办的社科类社团负责人研讨班的学习活动。在这次会议上,会议的组织者为每位参会人员发了一本书,是辽宁省社科联主席杨路平所著的《中国社会科学类社团科学发展的战略选择》。在这次会议上,杨主席对这本书的主要内容进行了讲解。讲解的内容涉猎了社科类社团全面的知识,这些知识都是我们在日常工作中需要掌握和正确运用的,会使我们社团工作更有政策性和导向性。会议结束后,我利用一些时间,又仔细的研读了这本书,我感觉对于从事社团工作的人来说,应该掌握有关社团的知识,应该知道对我们国家关于社会团体工作的相关政策和法规,因为只有知道和了解这些知识,才能更加有利于工作的开展,才能使我们在工作中做到有章可依,有法可循。 本书从中国社科类社团的现状、发展趋势、内涵、功能到与国外的比较研究,从社团的管理体制研究、法律制度研究到与其他社会组织关系研究,都进行了详尽的叙述,是为社团工作者提供的一本知识涵盖全面,相关政策到位的一本好书。学习了之后觉得受益匪浅。 教育学会是社科类社团中一支重要的生力军,它汇集了广大教育工作者,针对教育的热点、难点问题开展教育科学研究,努力为教育行政部门决策咨询服务,为学校发展服务,为教师的专业化成长服务。通过学习,我感觉到我们在工作中应加强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一、加强学会组织制度建设,在管理上创新,树规范化管理品牌 加强组织制度建设、创新管理机制,是团结广大会员、凝聚群众力量、激发发展动力和充分发挥作用的根本保障。 首先做到明确办会思想,提升办会理念。我会在工作中坚持以马列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国家有关法律、法规、政策为依据,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以“三个面向”为指针,贯彻教育方针和“双百”方针,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组织和团结有志于教育科学研究的广大教育工作者,学习教育理论,开展教育科学实验,为全面推进素质教育、发展教育事业服务。 健全组织网络,完善规章制度。强烈的创新意识来源于工作的高标准,学会在组织网络和管理制度建设上突出“严”字,努力创规范化管理品牌,形成了组织网络健全、层层有管理、校校有机构的良好局面。各项规章制度的健全和落实带来了科学、扎实、有效的管理,严格按制度办事,学会和各分会的工作有章可循、有效运转。经过几年的建章立制,教育学会已成为规范化管理的国家及省市标兵学会。 坚持学术标准,规范成果管理。在学术成果评审中,我们以提高广大教师(会员)教育学术研究能力为目标,坚持按组织机构渠道申报,逐级把关。坚持学术标准,成果由学术委员会讨论审定。论文证书实行双章制,网上管理,保证了教育学会系统学术评审的科学性、严肃性和权威性。 二、扎实开展教育科研活动,在研究上创新,提升教师理论素养 开展群众性教育科学研究是教育学会的根本任务,是学会工作的优秀和灵魂,是学会工作生命力之所在。我会提出要坚持正确的科学方向,做到四个服务,即坚持为本校、本县、本市的教育改革和发展服务,为普及九年义务教育服务,为全面贯彻教育方针服务,为师生服务。具体地说,就是围绕教育局的中心工作,积极开展教育热点难点研究,在提高教师教育教学理论水平上下功夫。 坚持科研原则,提高研究实效。我会长期遵循的科研原则是“立足实践、重在应用”,研究的方向是当时当地教育改革与发展的热点和难点问题。实践证明,教育科研是学会工作的优秀任务,其中应当特别强调“以应用为主”的研究是学会的科研宗旨。学会抓教育科研是要帮助教师把教育教学经验加以归纳、验证、上升到理论高度,让这些经验成为我地区的教育财富。为课程改革走向深入,为提高我区广大教师的学术研究水平搭建了广阔的平台。 完善课题管理,增强服务意识。课题研究是否能取得实效,管理和指导是重要的环节,这也是我们创新的一个亮点。我们下发了《教育学会科研课题管理办法》,从多侧面、多角度完善课题的管理,使各分会各施其责。为提高科研的实效性,我们从管理入手,加强培训、辅导、指导和检查的力度。我们采取了集体辅导和个别辅导相结合的原则,从申报开始就帮助学校积极解决课题研究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周密做好课题的前期论证,梳理课题研究的清晰思路。学会举办了科研培训班,详细讲解了在课题研究过程中会出现的问题和解决的方法,专家的讲解和学校介绍的经验为教师们提供了可供学习和借鉴的方法,教师们感觉到很多问题得到了澄清和解决,受益很大。 三、经常组织丰富学术活动,在形式上创新,带动教师专业成长 学术活动是学会工作的重要工作,也是学会工作的亮点,学术活动的开展可以起到凝聚广大会员的作用。几年来学会注重在活动形式上创新,以吸引更多的会员参与到学术活动中来。 着眼教师需要,展示教师风采。随着课程改革的深入开展,广大教师对学习、运用先进的教育理论表现出空前的热情,学会是广大会员学术研究的基地,是信息交流的中心,学会应为教师提供和营造学术的氛围。学会利用各种形式向广大教师传播教育理论,提高教师的理论素养。 开展调查研究,积极建言献策。积极参与市区立项调研课题的研究,对调研活动,我们做到四有:有计划、有培训、有报告、有奖励。我们每年都制定周密的调研计划,并利用会议进行培训,讲解调研的操作方法,使基层学校对调研活动不仅认识到位,而且还操作规范。对基层学校完成的调研报告,我们进行评比,择优奖励,发给单项奖和优秀组织奖,极大的调动了基层学校的积极性,同时也很好的发挥了为上级教育行政部门建言献策的作用,教育学会真正成为了教育行政机关和学校的桥梁纽带。 从工作中我们体会到,社科类社团是党和政府联系与团结社会科学工作者的桥梁和纽带,是精神文明和社会文化的重要生产者和传承着,是社会利益表达的重要载体。教育的育人作用在当今社会和谐发展中的重要性是不容置疑的,教育学会作为广大教师汇集的学术团体,应进一步扩大对教师服务的范围,用教育人的执著、智慧和奉献精神,引领广大教师为社会科学的繁荣和发展、为地区的振兴、为教育强市贡献力量。 注:文章内所有公式及图表请以PDF形式查看。 教育学术论文:当代中国教育学研究生学术研究的泰势与问题 【摘要】学术研究就其纵向结构来看,包括确定研究的价值取向、研究过程和撰写研究成果三个步骤。对于一个从事学术研究的研究生来说,他从事研究的个人价值取向不外乎完成学位论文和投稿两方面;而就其研究过程来看,主要有书斋式研究过程和实证式研究过程两种;形式的相近、语言表达的模仿倾向、对同一研究的文献综述的大同小异,都是撰写研究成果时表现出来的共性。但在共性之外我们也窥见到了某些问题,即偏重国外理论的直接移植而非自身理论的建设、国家教育政策或文件的导向性过重、重对前人提出理论的补充与丰富而非新理论的创建等。 【关键词】教育学研究生学术研究问题 从1958年开始提倡建立中国人自己的教育学开始,国人对于教育的科学研究就一直没有间断过,正如裴蒂娜教授的一问“什么时候能建立起我们自己的教育学?”但当代中国教育的后继之人学术研究的实际情况怎样?在向共同的目标奋斗的过程中又表现出了哪些值得大家思考和亟待解决的问题呢?学术研究就其纵向结构来看,包括确定研究的价值取向、研究过程和撰写研究成果三步。本文即从这三方面来谈中国教育学研究生学术研究泰势与问题。 价值取向,是价值哲学的重要范畴,它指的是一定主体基于自己的价值观在面对或处理各种矛盾、冲突、关系时所持的基本价值立场、价值态度以及所表现出来的基本价值倾向。价值取向具有实践品格,它在决定和支配主体的价值选择方面有突出的作用。确定研究的价值取向是指先为整个研究确定目标方向。以使后期的整个研究遵循着获取目标价值的方向而前进,最终获取既定价值目标。 对研究生来说,投稿和完成学位论文是他们进行研究的两个必然价值取向。相对于本科生“重知识与实践能力培养模式”,研究生的培养模式更倾向于科研能力的养成与提高。把科研成果以论文或报告的形式发表在权威杂志上,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一个研究生的科研水平,也是获得同辈和导师认同的最简单方式之一,大多研究生都乐于采用这样的方式来展示自己的科研才华。但教育类杂志的质量参差不齐,在优秀期刊(特别是学科级优秀期刊)上发表一篇文章相对来说比较困难。每个期刊创刊时都会将自己的期刊划为几个版块,在每年的开始时,由杂志社标示出本年的选题指南,投稿人可以根据杂志社的这一选题指南去选择自己的研究方向和确定自己的研究课题(有人会问,一个研究者的研究不是要根据自己的兴趣而定吗?怎么会根据杂志社的选题指南而定呢?),其实这样做的目的是保证自己研究出来的成果,投稿后被录用的机率更大。因而,以所投杂志近期所关注的研究方向为自己的研究方向,是现在研究生们确定研究课题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学位论文是指为了获得所修学位,按要求被授予学位的人所撰写的论文。完成学位论文是毕业时拿到学位证的硬性条件之一。但学位论文的撰写和投稿的论文又有一定区别,首先,学位论文要求新颖性、理论性、系统性和阐述详细,其次,学位论文的参考文献要求全面且数量多,这样才有助于对相关文献进行追踪检索。因而学位论文的写作更具难度和挑战性。现在不少研究生为了能尽快完成学位论文趋向于做对某一教育现象或问题的现状研究,现状研究是指研究者先对现象的描述,然后针对现状的特征和出现的问题,提出自己的一些建议或看法,从研究所用时间量和精力方面讲,这是一种相对简单的研究过程,而且大多选择现状研究的研究生都会采用量化的问卷调查表去收集数据,然后运用SPSS系统去分析收集来的数据,得出关于数据的特征,分析特征后的深层生成原因,最后以此为基础来论述现状,提出针对现状的改进意见。不过更有甚者,都懒得用SPSS去分析数据,直接采用了平均数这一集中量来描述、分析和判定数据的特点,这其中的科学性和可信度的值得考究的。 从研究的类型维度看,可将研究过程分为书斋式研究过程和实证式研究过程两种。中央民族大学的滕星教授写到“从我国新时期教育研究20多年来的历史来看,我国教育研究的方式相当大一部分或者绝大部分是文献和思辨式的书斋研究”。但这里所说的书斋式研究过程与传统的思辨研究过程还有一定的差异,传统的思辨研究过程是指运用逻辑推理、演绎等方式从一个假设出发来推论出一定理论的过程。这里的书斋式研究过程是指:研究者通过查阅文献和浏览国外网站等方式,寻找国外对于某一教育现象的理论阐释,然后通过介绍这种新的教育理论,主要是对这种理论的内涵、特征和心理机制等做详细的阐述,再结合当前中国教育教学的背景提出某些建议。正如《学会生存》中说到:学院模式过分的依赖理论和记忆,它给予书面的和复述的表达方式以特殊的地位,损害了口语的表达、自发精神和创造性的研究,还表现出对抽象思维的偏爱。理论的直接移植是造成中国到现在都没有自己的教育学的一个重要因素之一。然而很多的研究生都说:教育学虽然是一个复杂的有机系统,但经过几千年的人类不断探秘之后,要想在教育中找出一块还未被发掘的研究领域是特别困难的或者可以说是不太可能的。于此,我们就会自问那后来的研究者要做什么事呢?特别是对于正处于理论积淀期的研究生们。所以认为当前的研究工作无异于补充或丰富前人提出的理论。因此先引进国外的某一前沿教育理论,然后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提出某些教育教学建议或总结实践经验来丰富引进的理论,这样的文章即好写,也比较好发表。毕竟在当代中国人心中,与国外沾上边的都是先进的、有底气的东西。这种媚外的情结特别在教育心理学研究领域中最能体现。因而这种“坐着做学问”的方式很受欢迎,至少到现在为止还使不少研究生受益不少。 在学位论文中,实证式研究运用得比较多,主要是相对于现在普遍的书斋式研究来看。实证式研究过程是指需要研究者亲自收集观察资料,然后去证明或检验提出的理论假设。但现实中,现在的研究生们把实证式的研究过程简化了以利于自己研究工作的开展,一般采用的实证式研究过程是:以某一国外引进的或是国内某位权威专家已编制好的问卷作为调查的基础,通过问卷调查,分析收集的数据资料(我见过最粗糙的分析数据方式是只用平均值来说明学生自主学习能力发展的整体情况)得出结论。但“统计是用来表达总数和平均数的,而这种总数和平均数就必然掩盖了其中的差别和差距,这种差别和差距也许是很大的。不管统计是多么客观,它们的价值只不过是供那些提出统计和研究统计的人们使用而已”,因而只有问卷调查的量的研究而没有对整体深入的个案的质性分析。其数据的准确性是得谨慎对待的。 形式的相近、语言表达的模仿倾向、对同一研究文献综述的大同小异。都是撰写研究成果时表现出来的共性。在撰写研究成果的形式方面,他们倾向于“述――评”式,而在“述――评”式中又分为两类,一类是“述”一种国外前沿的教育理论,然后在国内背景下对其有用的成分进行褒性评价;另一类是通过问卷调查的数据对某一教育现象进行现状描述,然后议论其产生的原因,再针对性的提出一些改进意见。在语言文字表达方面。现在的研究生们喜欢直接摘录某一名人或某一名著的一个句子或一段话,而非概括性的总结他们所要gI用的人或书的主要议点或观点。特别是在直接引用国外的理论观点时,由于翻译上的种种原因,会导致一些撰写的教育科研论文的表达方式不符合中国人的言语习惯,不仅非专业人员读不懂,即便是专业人员也很难读下去,最后给读过的人一种云里雾里的感觉,而不是豁然开朗。中国人在做学问时习惯于独立研究。缺少团队的合作意识,但往往我们在很多的文章中总是看到一篇文章的署名很多是两个人一起的,更有甚者是5―6个人一起署名,这种“一个人干活全家吃饱的”的现状很可能会破坏严谨治学的氛围。文献综述是在对选题涉及的研究领域的文献进行广泛阅读和理解的基础上,对该研领域的研究现状,(包括主要学术观点、前人研究成果和研究水平、争论焦点、存在的问题及可能的原因等)、新水平、新动态、新技术和新发现、发展前景等内容进行综合分析、归纳整理和评论。并提出自己的见解和研究思路而写成的一种文章。综述属于三次文献,专题性强,涉及范围较小,具有一定的深度和时间性,能反映这一专题的历史背景、研究现状和发展趋势。但现在国内出现的一种情况是:对于同一研究领域或对象的文献综述基本大同小异,不管是时间靠得近的文献综述还是年陈久远的文献综述,它们所罗列的主要文献条数,学术观点和研究成果都是相近的,没有体现时间上的延续性,而且新的研究水平、动态和发现较近期的文献综述中都找不到,给人一种这个研究问题的研究在他之前的某个时间段里是被搁置了的。 总之,我们有必要清楚地了解当代中国教育学研究生学术研究的现状,比正视其出现的问题,为实现建立我们自己的教育学这一目标,培养后继之人才,认清前进路上的障碍! 教育学术论文:英国中等教育学术课程与职业课程的整合研究 摘 要: 受传统教育价值观的影响,英国在中等教育阶段向来注重学术课程,相对轻视职业课程,学术课程和职业课程属于典型的分轨模式。政府认识到这种模式的弊端,采取了很多措施,仍未能消除学术课程和职业课程的对立状态。英国课程专家麦克・扬在《未来的课程》一书中深刻地分析了英国分轨模式的不足,并从课程原则、课程策略、课程目标、资格制度四个方面论述了整合中学阶段学术课程与职业课程的主张。 关键词: 英国 中等教育 学术课程 职业课程 整合 英国素有崇尚精英教育的传统,政府对学术教育过于偏爱,而给予职业教育的支持却很少,尤其表现在中等教育的课程设置上。英国在中等教育阶段实行典型的分轨制,特别是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前,学术课程和职业课程几乎是完全彼此隔离的。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工作组织的变革,特别是职业结构中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之间界限的打破,使得以学术课程和职业课程划分为基础的中学课程设置越来越不能满足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 一、政府改革措施述评 自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英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旨在加强中等教育学术课程和职业课程沟通与衔接的改革措施,在一定程度上为二者的联系创造了条件。 (一)80年代:学科课程改革。 80年代末,保守党政府对中学课程主要提出了两种批评意见。第一种意见可以追溯到1976年拉斯金演说,该演说认为英国中学课程不能适应工商业发展的需要;另一种批评意见是:学校选择课程的自由是导致大多数学生成绩较差特别是数学和自然科学课程成绩差的主要原因。① 上述两种批评意见都可以看成是对学科课程不断加深的危机的反映,从这些批评中,以及与经济上更成功的国家例如德国、日本的教育成就的比较中产生了两种改革的主张。第一种主张认为中学课程应该职业化,使得学生离开学校时更容易就业。这种职业化的主张体现在1983年开始在普通学校实施的“技术与职业教育行动计划”(TVEI)和1985年推行的职前教育证书(CPEV)等政策措施中。第二种主张表现在《1988年教育改革法》中,在传统的学术科目方面设立全国性课程,并设立7、11、14、16岁考试,而且第一次把技术作为学生必修的优秀课程之一。 但是,这一时期的改革措施主要是针对传统的学术课程的改革尝试,并没有对学术课程加以根本改变。其实,这些措施都只是局限于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自身的某些变动,或者在职业课程中增加普通教育的内容,或者在学术课程中融入职业教育要素,但是两者之间的关系仍然没有根本变动。 (二)90年代:资格制度改革。 到了90年代,职业教育和学术教育各自为政的状况受到更多的批评。课程专家批评学术轨的狭隘性和排他性,以及职业轨的质量差、可选择性少,建议应建立统一的资格制度,结束教育与培训之间的分离。 1991年政府白皮书《面向21世纪的教育和培训》推行普通国家职业资格(GNVQ),这是一种兼顾就业和升学需要的资格,与指向具体职业领域的国家职业资格(NVQ)不同,它将学历教育同职业培训相结合、相沟通。白皮书强调要建立现代学术和职业资格体系,这两种资格应该一视同仁,青年不应该再受到已经过时的“区别对待”。不过,事实上政府并没有结束这种区分,而是建议以高级水平证书、普通国家职业资格证书及国家职业资格证书为基础,建立三轨制教育资格制度。1996年,容・迪尔英爵士发表最终报告,标志着英国16―19岁学生的资格制度到达了一个新的阶段。该报告的中心议题是“需要建立一种更为统一的全国性资格制度框架”。但该报告既有走向统一课程的建议,如调节机构的合并、GNVQ分成六种或三种单元模块,从而为建立一种更统一的、更灵活的课程奠定基础,又有更加分离课程的建议,如报告强烈支持使三种资格途径更加清晰,其实是扭转了三种途径逐渐融合的趋势,后退一步使三种途径变得更加具有特殊性。因此,该报告“并不必然使得我们的学校向更加统一的制度迈进”。② 英国一系列资格制度的改革也存在很多问题。这些改革都是在保证学术资格的标准不被动摇的前提下进行的,除了迪尔英报告中关于设立优秀技能AS-Level的妥协性建议之外,学术资格没有任何变动。另外,设立统一国家职业资格的目的在于结束英国众多职业资格证书冗繁无序的杂乱状态,然而NVQ和GNVQ实施后,原来的很多资格授予和认可机构及它们所管理的资格证书也都保留了下来,并没有达到减少资格数量、刺激学术资格和职业资格融合的目的。③ 二、整合学术课程与职业课程:麦克・扬《未来的课程》中的观点 美国自由主义哲学家杜威和意大利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葛兰西关于教育与工作世界关系的论点,构成了麦克・扬整合学术课程与职业课程理论的基础。他提出了“批判的职业化主张”,明确了整合学术科目与工作世界之间分离的一种途径,这种途径就是开发学术科目的“职业层面”。与80年代课程改革所体现的新职业课程观的考虑相反,他认为,学科课程不但不应该减少,反而应该面向所有学生,并与对劳动世界的理解和经验相结合。使学校科目的职业层面更加清晰的方式是:这些科目不但可以使学生接触概念和思想,而且应该使学生理解成人工作世界的变化。 在此基础上,麦克・扬从未来课程的课程原则、课程策略、课程目标及资格制度四个方面论述了具体的改革主张。 (一)课程原则 职业的高度专业化是现代社会国家和经济的内在属性。麦克・扬区分出了经济上两种不同的专业化形式:分化的专业化和联系的专业化。分化的专业化是经济发展到大规模生产制度时期的产物,在生产过程中表现为生产中对任务的认识和执行的分离;联系的专业化是经济发展到灵活的专业化生产制度时期的产物,在生产过程中表现为生产过程要最大限度地所有雇员的最大潜力,强调团队工作。 在他看来,不同的专业化形式在课程上具有不同的意义或表现形式。分化的专业化在课程上表现为学术课程的高度专业化和职业课程的狭隘化,继而导致学术课程和职业课程的分离。而联系的专业化表明了不同专家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它强调不同的专家都要形成某种整体意识,即意识到他们的专业化和整个课程的关系。它力图超越“做人的教育”与“做事的教育”之间的传统分离,④要求在课程中建立知识和技能的联系,并使课程与更广泛的教育民主和社会目标相联系。于是,以联系的专业化为基础,麦克・扬提出了构建未来课程的基础原则:具有宽广的知识面和灵活性;建立优秀内容和专业学习、普通(学术)学习与应用(职业)学习之间的联系;提供个人进步和学分转移的机会;对课程总体目标的清晰认识。这些原则可以视为麦克・扬基于当前经济的变化而提出的构建未来新型课程的基础。 (二)课程策略 麦克・扬所认为的课程策略实际上就是我们所说的课程内容组织方式。在评判原有两种相关的课程策略――以结果定义课程的方式和模块化方式――的基础上,他提出了所谓的“联系”的策略作为未来课程内容组织的方式。 模块化方式,是指灵活地把课程内容分成多个小的学习单元,这些单元可以用不同的方式结合在一起。它是一系列地方性行动的产物,目的是改革中学的学科课程,适应TVEI鼓励的新型学习。以结果定义课程的方式实际上就是强调对学生先前学习经验的承认,课程内容能够并且也应该根据可测量的学习结果来组织安排。但是,这两种方法都存在缺陷:它们片面强调“以学生为中心”的观念,忽视了对新的教育方法的需要,以及对教师的新的专业能力的需要;按照这两种方法组织的课程内容例如教学大纲、知识体系等与具体的学习目标之间存在对立。 麦克・扬认为需要一种新的课程组织方式,将模块课程、结果课程与学习者的志向和需要、系统的整体目标联系起来。“联系”的概念首先认识到学习是一种有目的性的社会过程,这种过程有意无意地是在与其他学习者一起建立的共同体的条件下发生的。它强调需要把学生和教师的目的和活动联系在一起,并与更广大的社会的发展联系起来。教师可以根据自己和学生的知识经验,在社会科学和技术科学方面设计特定的模块,开发什么样的模块取决于现存的工业政策。它强调学校或学院整个课程及其组成要素的相互依赖,这些要素包括:学术科目和职业计划,学习者支持与指导,与更广大社会发展的关系,等等。以上可以视为麦克・扬在以联系的专业化为基础的课程原则或框架内对未来课程策略的设想。 (三)课程目标 在这部分,麦克・扬试图回答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每个学校应该怎样确定自己的课程目标;第二个问题是每个学科的教学应该怎样与学校整体的课程目标相互结合。 关于第一个问题,他认为中等教育不只是让学生接触各种基本的专业知识领域,也不只是学习适应特定工作的知识和技能,它也应该注重培养学生作为未来成年人和公民的个人教育和社会教育,关注个人和社会的发展,培养学生“对现在和未来世界的理解、把握及其相应的技能”。 麦克・扬关于第二个问题的回答,是在批判传统中学课程的科层制整合的基础上提出的。在科层制模式下,科目教学占据主导地位,个人和社会教育作为特定的课程目标受到忽视。然而,随着全国性目标和排名制度的建立,科层模式受到了挑战,“已经走到了它的尽头”。他接着提出了课程整合的联系的方式,这种方式通过两种形式把个人和社会发展目标整合到课程中去:首先,它不从具体的科目开始,而是从更广泛的课程目标开始,并考虑这些科目怎样实现这些目标;其次,它不从全国性课程的要求出发,而是先考虑每个学校怎样确定课程目标,并考虑他们怎样才能达到全国性课程目标的要求。⑤ (四)资格制度 在此部分,麦克・扬在分析政府已有改革措施特别是在评判迪尔英报告的基础上提出了未来学习社会资格制度的设想,并进一步明确了未来高级水平课程的改革方向。 麦克・扬认为迪尔英报告中关于资格制度改革的建议没有意识到资格制度变化的过程是由一系列相互关联的层面组成的,包括政府、条例、认证、证书和测验;仅仅通过管理机构的合并统一不意味着必然会运作一种更加统一的认证制度和证书制度;它忽略了影响到未来资格制度发挥新的作用的背景的变化,没有认识到学习化社会要求不能把资格制度看成是一种学习结果的标志,而应该把它看成是能够胜任持续学习过程的标志。 在此基础上,麦克・扬提出了改革构想,主要包括三个方面。(1)更强的框架和观点。提出改革的前景是在18岁以上学生中建立一种总的证书,作为体现未来资格制度特点并有助于达到那种目的的一种方式,并提出了具体的要求――共同的测验方式、模块课程、优秀技能等。(2)扩大层面。建立统一的资格制度不能仅仅停留在管理机构合并的层面上,应扩大改革层面。例如,建立学术和职业资格的共同的测验和评分制度。(3)重塑学习化社会的资格制度。为了适应人们终身学习的要求,迪尔英报告的四种水平应该与高等教育的进一步提高水平联系起来,并成为鼓励人们在横向涉猎不同领域、在纵向寻找新的职业机会的手段。以课程的单元化为基础,学分转移、学分累积,在面向终身学习的资格框架中变得更加重要。 三、结语 近几十年来,英国政府和学术界努力消除中学学术课程和职业课程的分离、对立局面,尽管并没有取得预想的效果,但他们在改革过程中所获得的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确实值得我们借鉴和反思。特别是麦克・扬对于学习化社会中课程的设想和分析,对我们深入理解和探讨课程是非常有价值的,对于我国新课程的建设,特别是课程理论的发展,也大有裨益。 教育学术论文:思想政治教育学术性探讨 摘要:思想政治教育学有自己的特殊研究范围和规律性,对它们的研究是思想政治教育学的学科立足点,也是思想政治教育学术性的鲜明特征。长期以来,对思想政治教育的政治性研究过多,而忽略了它的学术性研究,政治性和学术性矛盾凸显,政治性主导作用因学术性研究的缺乏而面临失语,探讨思想政治教育的学术性,加快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发展,是当前的迫切任务。 关键词:思想政治教育;学术性;文化性;实践性 1 汲取前人文化成果 “中国古代教育是灿烂辉煌的中国古代文化的一部分,是中国古代文化赖以延续和发展的基础,是中国古代文化不断创新的动力。因为辉煌灿烂的中国古代文化是靠中国古代教育一代代地传递下来的……没有中国古代教育。中国古代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是难以创造、延续和发展的。”文化一方面借助教育得以更好的传播和保存,另一方面也赋予教育以更宽广的领域来面对社会的多方需求。不论是广义的还是狭义的教育,生生不息、源源流长的社会文化都是其重要内容。思想政治教育的独特性使得它对于优秀文化资源的利用更是其他学科无法比拟的。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标主要在于人的正确思想政治素质的形成和发展,但是,思想政治教育在促进人的思想政治素质发展的同时,也能够促进人的科学文化素质的发展。确实,思想政治教育具有鲜明的政治性,“对于思想政治教育而言,政治性较之文化性,是更为根本、更为深刻的本质规定性。否则,思想政治教育则将与智育、美育等无异,并无以在众多的教育形态中以其独特性而存在。”思想政治教育正是通过对人们的科学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培育。以促使人们养成良好的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和家庭美德,坚持集体主义的价值导向,坚定社会主义信念。要实现这些教育目的,不论是文学、艺术还是哲学,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可以吸收借鉴的地方都很多。“以孔子为代表的原始儒家。更把‘诗教’看成最重要的政治教化活动之一……到了魏晋时代,文学已经觉醒且被视为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中国文化的最高境界是和,包括人与人之和、人与社会之和、人与宇宙之和。中国的艺术自觉追求表现天地之心,拟太虚之体,因而也把和作为最高境界。自古以来,中国人对宇宙的看法,对人生的看法,他们生活的意义,他们的价值信念,他们赖以安身立命的终极根据,都是透过中国哲学加以反映凝结核提升的。”主动吸收来自这些学科的丰富内容,紧跟时代潮流,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感染力和有效性,才能更好地发挥思想政治教育应有的价值。密切联系优秀传统文化,是思想政治教育的鲜明学科特色。 2 经理论严密论证 “任何一门学科,都有它的理论基础。有了理论基础,学科的理论体系才能在它的基础之上建立起来。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自然也有其特有的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的完整科学体系是思想政治教育学坚实的理论基础。”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是党的思想政治教育的根本。作为先进的工人阶级的科学世界观和全人类精神文明最优秀成果的马克思主义是党的思想政治教育的基础,没有马克思主义作指导,就没有党的思想政治教育。思想政治教育学也就不能真正成为一门科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科学的解释了人们从事社会实践活动的物质动因。马克思主义的物质利益观要求思想政治教育与物质利益相结合。从而为思想政治教育结合经济工作一道去做,解决实际问题提供了理论依据。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科学的论证了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性,为思想政治教育规定了根本目的和任务。唯物史观告诉我们,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社会意识,人们的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思想作为社会意识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对社会存在的反映,是社会意识中相对比较稳定的一部分。社会客观存在的多样性,反映在人的头脑中,就必然形成各种思想观点,造成人的思想复杂性。因此,开展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就必须全面考察教育对象在社会经济生活和政治生活中所处的地位,周围所处的人际环境和文化氛围以及身心发展的特点。以便把握其思想形成、变化的外部客观环境。由针对性地组织与实施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性和科学性。 同时,人的思想发展不仅依赖于社会存在,对社会存在也具有能动作用。依据这一原理,教育者的任务就是要通过思想政治教育,传播先进的思想、理论,一次武装人们的头脑,指导社会实践活动,促进社会的发展和进步。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本质和人的全面发展的理论,是早就和培育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一代新人的理论。因而,它必然成为对人们实施思想政治品德教育的重要理论来源。社会主义意识不会在群众中自发产生,我们必须不断地向群众灌输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才能提高群众的社会主义思想觉悟,指导群众参加无产阶级解放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原理,也是确立思想政治教育战略地位、目的任务、内容方法的重要的理论依据。 此外。思想政治教育必须以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为指导,正确对待社会矛盾,科学地分析和把握每一社会矛盾引起的物质原因和社会条件,从而引导人们对具体问题进行具体分析。有针对性地做好矛盾的化解工作。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理论,对发展思想政治教育学的科学理论体系。有效开展思想政治教育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3 对实践经验的抽象提升 思想政治工作是党的一切工作的生命线,这是一个已被历史和现实反复证明了的真理。但历史和现实也表明,思想政治工作的科学性体现不出来,思想政治教育就走不出经验主义和盲目主义的窠臼,就很难提高水平和效益,其作用就势必受到怀疑,并进而使其价值和地位难以得到社会的承认。 伟大的社会实践需要科学理论的指导。“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回顾党的历程,从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抗日战争到夺取全国政权,从长期的革命斗争到社会主义建设,由于我们党总是适时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因而能够使广大党员干部在环境非常严峻和物质条件极端艰苦的情况下,坚持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和旺盛的革命斗志,使全党在重大的历史转折关头很快的取得统一认识,从而把革命和建设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马克思指出,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导致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思想政治教育的学术性,说到底是来源于社会生活实践并从实践中抽象提升,形成真理性的认识,最终反过来指导人们的实践。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的内容及相关理论。正是在人的实践活动中形成的正确认识。同时,思想政治教育一旦形成,又会有意识、有目的、有计划的教育人、培养人和提升人。思想政治教育作为具有广泛实践性的科学理论,要根据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发展的要求,引导并提升人的精神生活,开发人们的智力水平。突出思想政治教育的学科特色。同时,以人为实践对象的思想政治教育,应该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发展变化,立足于现实,根据各种变化的因素。不断调整自身,超越旧的理论,形成新的理论,以更好的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教育学术论文:陈友松电化教育学术思想研究 【摘要】陈友松先生是我国电化教育的拓荒者,在课程开设、电教刊物创办等方面均有开拓性作为。陈友松对媒体技术和电影教育有着深刻的认识和独特的解读,为我国早期电化教育在国际视野下的本土化创新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关键词】早期电化教育;历史研究;陈友松 陈友松先生是我国电化教育的拓荒者。陈友松先生对媒体技术和电影教育深刻的认识和独特的解读,不仅为我国早期电化教育在国际视野下的本土化创新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参考,而且对当今教育技术中国道路的探索同样具有重要的启示与借鉴价值。 一 陈友松及其对我国电化教育的开拓性贡献 陈友松博士(1899-1992年),湖北京山县人,当代著名教育学家、翻译家。他早年留学菲律宾、美国,师从杜威等大师。1935年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归国后任南京中央教育电影检查委员会委员,并在大夏大学任社会教育系主任,开设教育电影课。之后,他先后在西南联大、湖北省立教育学院等高校任教或任职。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陈友松调至北京师范大学任教。后先后任全国比较教育学会顾问、全国陶行知研究会顾问等。陈友松被杜威誉为“东亚第一流学者”。晚年,被王震副主席赞扬为“国家的宝贝”。[1] 陈友松“是一位忠诚的爱国者、综合型的教育学者、终生以学术为祖国全民普及教育和建设完善的现代教育学制而呼号奋斗的战士。”[2]他在教育的诸多领域,如电化教育、教育财政学、苏联教育、比较教育等方面均有开拓性的贡献。电化教育是陈友松在民国时期的重点研究方向之一,其开拓性贡献主要有以下五个方面: 1 首次在大学内开设教育电影课程 陈友松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攻读过视听教育课程,1935年回国后即在大夏大学开设教育电影课,每班约百多名学生,学生经常去上海各电影制片厂参观。按孙明经的考证,这是我国大学开设最早的教育电影课程。[3] 2 发起创办“唯一国人组织之中国电影教育用品公司” 1936年,加入中国教育电影协会的陈友松与卢时白一并联合吴铁成、褚民谊、潘公展、方治、郭有守、彭百川、徐悲鸿、徐公美等发起成立全国电影教育用品公司,并在《电化教育》期刊显著位置处声明,该公司是“唯一国人组织之中国电影教育用品公司”,“以诚与信为电教服务!以谨与慎谋出品精良!”该公司与中央电影摄影场与金陵大学展开合作,以推进电影教育和无线电教育为宗旨,其业务偏重电影教育,有:(1)自制非常时期教育及教课影片。教课片每卷仅二三十尺,内容包括一课之材料,售价仅一两元。(2)译售并出租外国制教育及教课影片。(3)缩制有教育意义之小型长片。特约工厂自制小型机而以分期付款办法出售。[4] 3 创办了我国第一个电教类期刊《电化教育》 1936年底,由中国教育电影协会上海分会编辑、中国电影教育用品有限公司出版的《电化教育》期刊问世,陈友松任主编,共出版了6期,抗战开始后停刊,这是我国第一个以电化教育为名的期刊。之后,专门以电化教育为内容的期刊陆续出现,标志着教育电影、视觉教育和播音教育的研究者初步组成比较独立的电化教育研究领域。[5] 《电化教育》期刊封面上标明,该刊为非卖品,“每期万份赠送全国教育机关”,宗旨是“促进电教,挽回利权,杜塞漏扈”。封底则用大字宣明:“唯一国人创办的中国电影教育用品公司,采用国人出品是我们教育界的光荣,提倡国人出品是我们中国人的义务。”从中可以看出创办者浓郁的爱国情怀。该刊有电化教育之研究与讨论、电教技术、教育部法令及电影新闻以及教育影片推荐等栏目。 4 编著我国第一部有声教育电影著作《有声的教育电影》 陈友松曾在哥伦比亚大学学习视听教育课,授课教师为著有美国第一本有声教育电影著作的教育电影专家亚恩士倍杰博士(V C Arnspiger) ,回国后陈友松根据讲义,并结合中国教育电影现状与需求,于1937年2月出版了《有声的教育电影》,在引进和传播美国视听教育理论以及本土化创新方面做出开拓性贡献。 《有声的教育电影》亦是我国第一部有声教育电影著作,该书在回顾视听教育发展、介绍各国电影教育现状的基础上,分析了教育电影的制作、鉴别、实施、行政以及建筑设计、机器选择等,还介绍了如何在中小学、大学和成人教育中实施电影教育。 5 对我国“电化教育”定名有所贡献 关于“电化教育”的来由有多种说法。其中一种就是陈友松和戴公亮的说法,即1936年他们看到美国联邦政府教育署出版的《学校生活》杂志上的一篇文章把视听教育统称之为Electrifying Education。他们认为可译为“电化教育”,但视听教育通称之为电化教育也不太合适,决定从视听教育工具中挑选出效果较好的、各有特点、既能单独使用,又可组合使有的4种“利器”――幻灯、电影、播音、电视,并将采用幻灯、电影、播音、电视作为辅助教学工具的教学方法称之为“电化教育”。[6]我们在此不对其他说法进行讨论,也无意于辨清孰先孰后,但是陈友松为我国“电化教育”定名做出的贡献是不可忽视的。 二 陈友松的媒体技术观 1 媒体技术的工具性:电影是教育的新“利器”,可以消除“教育的惰性” 陈友松是把电影等新媒体技术看作是推动教育文化发展的工具。陈友松[7]认为,“它(电影)在人类的教学与娱乐的可能性上是这样的浩大而悠远”,“文化的进步是跟着工具走的,教育的效率也是一样。中国的教育工具依然停滞在书本、黑板、粉笔时代,急需一种利器来鞭策我们的教育的惰性。”陈友松用“教育的惰性”来形容当时中国教育发展的现状,透露出他的担忧与急迫心情。他认为,要增加学习效率,必须改良教学工具。“20世纪的教与学当用20世纪的方法与工具,这是一个激变的时代。如魔术一般的科学发明,改变了人类的生活。新的知识浩如烟海,新的技能经纬万端,新时代的教育机关要应付新文明的要求,传统的方法与工具,不足应付了。教育者因不满意于文字教育、书本教育,于是采用视觉教育的工具。所要学习的东西日益增加,所以要求学习效能的增加,要增加学习的效率,当然也要继续不断地改良教学工具。”[8] 可以看出,陈友松对媒体技术的认识属于工具主义,这种观点具有明显的时代印迹。但是,与同时代对新技术的万能期待热情相比,陈友松[9][10]则有着比较清醒和冷静的认识,认为,“电影声片虽妙,然而美中不足必须要一切其他视听教育的用品或用具来扶持,这样总算是完备的视听教育。”“教育有声影片是教学的媒体物。如果要用有声影片为教学的媒体,须了解此教学媒体的性质与功用,认清其固有的长处与缺陷。例如切身的现在经验是学习者最好的直观教育,无论是静默的或有声的影片胜不过它,影片仅能刺激学习者,但不能使学习者有直接经验的适应。所以利用声片于教育的有效方法就是在它的特长处下手。”此外,陈友松[11]特别强调研究对电影教育的重要意义,“研究是教育有声影片的重要基础。有效力的教育有声影片,不是空中掉下来的东西。” 2 媒体技术的双重性:技术重在“用它的方术”,要“为特殊学习情境而制造” 陈友松[12]对技术的双重性有充分的认识,“水能载舟,亦能覆舟,铁能做十字架,也能做刀剑,所以决定一个伟大的发明,对于我们的利益,在我们如何使用它”。他[13][14][15]强调对媒体技术要善用,“电影的魔力譬如水火,其利害不在它的本身,而在乎它的用途和用它的方术。”“影片像图书一样,必须要精于选择,并适用于各种程度的观众。”“教育有声影片需为特殊学习情境而制造,这是显而易见的。” 陈友松对媒体技术的应用是从设计教学的角度入手的,他更强调教育的需求与目标,强调学习的情境。正是基于这样的思路,陈友松在制订教育电影的考核标准时,强调影片要符合教育目标和教育需求。具体来说,陈友松[16]认为教育影片应从以下几方面进行考核:(1)目标;(2)内容;(3)内容之发展;(4)视听方面的之技术;(5)对于其他课程资料之贡献;(6)影片的普通效力与价值。 陈友松以及之后四十年代舒新城等学者关于善用技术的主张与观点[17],为扼制当时的技术万能倾向、维持早期电化教育的教育定位和走向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3 媒体技术与教师:电影不能取代教师,教师必须接受系统训练 正如上文所说,陈友松对新媒体技术有着比较清醒的认识,因此,与美国试图用技术取代人的自动化教育主张[18]不同,陈友松[19][20]在上世纪三十年代技术万能的高涨热情中冷静地多次强调,“电影教育也决不能取教师而代之”,“电影既不可取图书与教师而代之,也不可以取其他视听教育工具而代之。”这与四十年代孙明经的集体教学观是基本一致的。 难能可贵的是,陈友松[21]进一步提出了师资培训的问题,提出“凡是应用影片教学的教师必须受有系统的训练。”这与当时仅对技术人员进行培训的思路是明显不同的。后来的实践发展证明,教师应用新技术的能力培训的确是电化教育(教育技术)发展过程中不可忽视的方面之一。 三 陈友松的电影教育观 1 电影教育图解:门户观、工具观、比较观与三面观 正如前文所说,陈友松认为,电影的利害重在“用它的方术”,因而根据用它的方术的不同,电影教育有不同的领域和使用维度。“因电影或影片的种类或进步程度不同,或因教育的种类、内容、目标与方法的不同,而有许多种类的电影教育或教育电影。”陈友松用图解方式对电影教育进行了详细阐释,详见图1。 陈友松从门户观、工具观、比较观与领域三面观四个方面对他绘制的电影教育图解进行了说明:[22] 第一,从人类知识的门户观来看,人类知识的门户就是官觉,包括视觉、听觉、触觉、嗅觉、味觉等。视觉教育是官觉教育最重要的部分。其次是听觉教育,二者合并为视听教育。陈友松介绍道,视听教育“在美国最近才成为一个崭新的名词。Audio-visual education是一切声片、默片与其他视听直观教育的领域。”图解中侧重实物示范的部分就是门户观的解释。 第二,从人类知识的工具观来看,陈友松认为“要增进他们的知识和控制环境的能率,就要继续不断的改良他们的工具……图书虽然一向是最大的助力,然偏于抽象的符号知识,这是中国过去教育的缺点……必须要借重一个能普遍化的工具,唯有电影能之。电影可以征服空间与时间,能把一切现代的工具所能获得的知识都表白出来,把一切实物实事表现得活动如真。总而言之,电影是一个集大成的教育工具,不仅是知识的工具,也可以说是情意的工具。” 第三,从电影教育与其他教育的比较观。“电影教育限于视听教育,不能包括其他官觉的教育,所以劳作教育不可偏废。劳作教育,见图解即知是一切官觉都运用的教育。电影教育在放映时,似乎偏于注入的形式。劳作教育,则为启发的形式。所以劳作教育不可偏废。劳作教育的短处,就是限于某种时间与空间的限制,恰好用电影教育补其不足。”“电影限于实物实事的代表,究竟不如实物实事的真实,所以直观教育如参观、旅行、博物院、展览会、科学实验与模型等不可偏废……图书文字不可偏废。最紧要的是具体与抽象的均衡一贯……总之,电影不过是一个最有权威的教育工具罢了。” 第四,从电影教育的领域三面观来看,“第一从图解中的圆圈看去,它的领域是视觉与听觉影响及大小脑、全神经系与全人的有机体。第二个从圆圈下的长方形内的对象看去,它的领域就是实物实事的代表。第三从教育的范围与种类看去,它的领域就是各种各色的教育,大致可分广义的和狭义的两种。广义的是指文化电影、娱乐电影、宣传电影,属社会教育。狭义的是专为学校课室之用,与学程教学法有密切关系。” 陈友松[23]在详细阐述后总结道,“电影教育是用电气电光机械将实物实事的形体、关系或动作,或声音颜色或故事中的事物表现在银幕上,籍视听的官觉做各种目标不同,方法不同,对象不同的经验改造的过程。教育电影就是应用于这种过程的电影活动与设备。”陈友松[24]认为,电影教育是视听教育的一部分,“电影教育应与其他视听教育并行”,“除了电影声片、映放机、银幕、发音机等外”,还有科学实验、黑板示范、学校旅行、游行表演、学校博物馆等视听教育辅助用品。他认为,“有时其他视听教育工具,在某种特殊教学过程上,竟能比电影优胜。电影和其他视听教育工具的效率之比较,及应如何相辅而行。” 陈友松关于电影教育的门户观、工具观、比较观与三面观是他对新媒体技术及其进入教育后所生成的新领域的全面思考。门户观主要是对新媒体技术的思考,可以把新媒体技术看作是人类官觉特别是视觉和听觉的延伸。知识工具观主要是从知识的角度对新媒体技术与教育结合过程进行思考,认为电影教育使得知识传递从抽象走到具体。领域三面观是对媒体技术与教育结合后所生成的新领域的深入解剖,揭示出电影教育以及之后以电影教育为主要组成部分的电化教育的领域特性:交叉性、应用性和广泛性。从交叉性看,这个领域涉及脑神经学科、新媒体技术发展、学程教学法等多个学科与领域的知识;从应用性来看,新媒体技术可以应用于“各种各色的教育”,广义包括娱乐的、社会的和宣传的电影,狭义专指教学的和学校的电影;从广泛性看,对象可以是成人,也可以青年和儿童。内容可以是科学的、卫生的或是生产的……比较观则是从整个教育的视野审视电影教育在大教育中的地位,这不仅明确了电影教育的教育定位(而非技术定位),也清醒地指出了新媒体进入教育后的优势与不足。 2 电影教育的领域定位:教育、技术与相关领域的统整 尽管陈友松并未直接对电化教育的领域定位与性质进行过讨论,但是从他的文献中,我们可以感觉到陈友松对电化教育的交叉性、应用性有着清楚的认识。如前文电影教育图解中,陈友松认为电影教育需要脑神经学科、新媒体技术发展、学程教学法等多个学科与领域的知识。再如,在论述如何摄制教育影片时,他[25]认为“自大处着眼包括以下各方面:(1)拟定各科教材领域的声片;(2)摄制声片及其继续不断的改良之研究程序;(3)教育者与技术人才的学识与经验之统整;(4)推销制度之设立,使制成了的声片能得其所用,而且能普及到各机关。”“影片制造的程序之发展,须明白教育的需要和影片的可能性。除此之外,一切有关系的事物须统整得法。”这说明陈友松认为,电化教育应在教育需要与媒体特性之间寻找一个平衡点,同时还要统整其他“一切有关系的事物”,如推销、普及与管理。我国早期电化教育之所以繁荣,也正是因为我国电教先驱对“一切有关系的事物”进行了有效的统整,特别是在教育需求与媒体功能耦合过程中找到平衡点,对美国的替代式自动化教育进行了本土化改造和超越,形成了补充式和支持式的中国特色。[26] 四 陈友松理解电化教育的独特视角 由于陈友松具有多学科背景,且有留学经历,所以,陈友松对电影教育以及以电影教育为主要组成部分的电化教育的理解具有比较独特的视野,主要体现在以下两方面: 1 国际视野与本土结合 陈友松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关于教育以及电影教育的学习经历,使其在从事电化教育相关研究与实践中能够立足于国际视野,同时又注意结合国内本土需求。这一点从其文献论述思路中可以看出。他的研究结论和实践建议均是通过大量介绍国外相关做法并进行中西比较,再结合中国国情而提出的。 如,在论述教育工具发展时,陈友松[27]认为,中国仓颉造字、蔡伦造纸,以及活字印刷术,“比起同时代的西洋人的教育工具要先进多了”,但是忽略了“具体先于抽象、图在书先这一点。图的工具未见发展。”而西洋正好相反,“15世纪古登堡发明印刷术以前,传达知识的首要的是壁画、蜡板书和中世纪盛行的鹅毛管所抄写的书卷等”,后来西方发明了照相术和电影。陈友松从人类文化发展的角度,基于中西方思维与表达方式的不同,对新兴的电影教育进行解释,这样的见解在早期电化教育发展过程中是鲜见的。 再如,在论述有声影片时,陈友松[28]首先介绍俄、美等电影教育情况后,“电影在苏联曾以之为实施民众教育的利器,藉以灌输公民必具的知识。在帝俄时代电影院不过一O四五所,且多设于大都市中。到1932年却有三二OOO所。此外学校中有四一二六校设备有电影。”之后专门论述有声影片在中国采用的问题。他认为,尽管中国教育经费困难,但是“有声电影教育确是有收获的投资”,特别是“在国难如此严重的时候,必须要在最短时间内使大多数民众获得日常生活所必备的知识与技能,识字教育是抽象的,是不足的,最有效的最迅速的方法还是视听的电气化的教育。”此外,他[29]十分赞同郭有守关于教育电影官营模式的主张,“教育电影事业……亦须由国家文化教育当局积极主持,斯发达可期。”陈友松结合中国国情所提出的立足民众教育、以生活知识与技能传授为主、官方主营等等主张,正是我国早期电化教育的本土化创新模式,亦是我国早期电化教育之所以繁荣并独具特色的重要缘由。 陈友松把对电影教育中国式发展的思考通过大学授课、中央电影检查委员会相关工作和创办电教刊物等形式广为传播,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此外,陈友松对播音教育方面亦十分重视。陈友松[30]介绍了苏联播音教育情况,称“教育播音在苏联颇为发达,曾有播音大学的设立,内分经济、普通、共同组合三学院,每周有两小时的课程,二年毕业”,“全俄的学校约占四分之一是有无线电的设备”。陈友松[31]提出,播音教育在中国很有发展的需要。“中国的播音电台已经很多了,收音机的行销也一天多一天,如能善用将能成为一个很有权威的教育工具。”“无线电教育既这样发达,可与有声电影合并,由一个教育机关管理,以节省行政及技术的费用。”这与早期电化教育包括电影教育与播音教育的范围认定是一致的。1940年,陈友松倡议并指导昆明广播电台设置“空中学校”专题节目,该节目内容充实,讲稿通俗,很受听众欢迎。[32]在国际比较中探索中国电影教育的定位及发展方向,这样的考量亦是本世纪我国教育技术本土化创新的探索思路。 2 学科视野下的电化教育领域特性探讨 正如前文介绍,陈友松是一个综合型学者,因而陈友松对电化教育的理解并未受学科壁垒的影响。上世纪三十年代末,陈友松集中出版了《各国社会教育》、《图书馆》、《有声的教育电影》等著作,把社会教育、图书馆和电化教育发展有机地加以整合。这是陈友松在国际比较研究后结合当时中国现状而做出的深入思考与实践建议。 陈友松[33]认为,图书馆与电化教育等均是当时中国社会教育的重要方式,同时也可以把图书馆看作是“社会教育的总汇”。他[34]强调要“活用、普用图书馆为工具以推进全民众、全生活、全人生之教育”,并提倡流通图书馆的形式,强调电化教育手段在流通图书馆中的作用。他详细介绍了1934年黄警顽等发起的汽车图书馆游行情况,“汽车三面开门,藏书为开架式。除选择通俗读书数千册外,又有留声机、唱片、无线电的装置”,汽车图书馆走遍江浙两省,在社会教育方面产生了较大的影响。陈友松[35]称汽车图书馆为“流通图书馆开一新纪元”。 从电化教育发展的角度来看,陈友松把电化教育置身于整个大教育领域,特别是社会教育领域,并敏感地意识到电化教育与图书馆的密切联系。后来事实发展也证明,教育技术的确与图书馆领域在资源开发和利用方面有着共同的使命。美国的教育资源信息中心(ERIC)即是由大名鼎鼎的雪城大学教育技术专家伊利教授创建。我国的教育技术学与信息管理界多年来也一直保持着密切的学术联系。陈友松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就敏锐地发觉了电化教育与图书馆的共同使命与不可分割的联系,对之后的电化教育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四十年代,杜维涛、孙明经等学者对电化教育的信息资源功能进行了继承与发扬,把电化教育看作是经济有效的“新图书馆”[36]。 陈友松的多学科视野使其充分认识到电化教育的交叉特性和应用特性,他把社会教育作为电化教育的应用场域,并从资源开发与利用的角度把图书馆与电化教育紧密联系。作为我国电化教育的拓荒者,他关于电化教育的准确定位与正确理解为我国早期电化教育的繁荣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数学文化论文:大学数学教学文化论文 一、数学文化及其认识 可以肯定地说,数学是一种为人们所承认的文化现象。数学文化的传播载体首推数学文化史料。研析数学文化史料,就可以直接获取数学知识的基本概念,直观认识获取数学的思维、理论和研究方法。一个典型的实例就是大学数学教学中开始涉及的“极限”概念,对于这个大学生首遇的抽象概念,教师们通用的施教方法一般始于数学文化史料的介绍,在渐进的过程中定义出“极限”概念。大学的数学教育实践要领,首先应该推崇和学习数学逻辑原理的产生缘由,还原基本数学原理的历史背景,以此为背景,在潜移默化中激发大学生对数学学习爱好,增强大学生学习数学的原发力量,启迪大学生数学思维和创新智慧。诚然,数学自然是一门兼具抽象与具体、逻辑与计算、演绎与推导、想象与实现的学科,数学发展的历史渊源曾经极具挑战性。而现代大学的数学教育教学内容一般都涉及到微积分、线性代数、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等基础数学学科,其特点之一是数学知识体系传承涵盖面较为广泛,其特点之二是传统数学课程实质性内容基本保持恒定。这对于研究能力正在成长中的大学生来讲,如果采取抽象经典数学理论引入为主的“速食数学”教学方法,可能会导致大学生初入高校后,产生对数学的困惑和厌学心理。而重视数学教学的文化理解,对数学概念、方法等的历史演进,以此为基础的数学定理和公式的推理教学,才能教授给大学生数学的系统化、完备化的知识结构体系,引导其逐渐倾向于关注抽象经典的理论结果,建立起演绎严密、推导细致的数学课程自我学习的思维范式,完成抽象理解的升华。如此明理于数学危机及其成长过程,理性看待数学分支的由来与曲折,从而智炼出深厚的数学底蕴、精髓思想、理性思维等学生个体成长科学思维方式。我国数学家王浩也认为:数学的本质是它的抽象性、精确性、确定性、广泛的应用性以及丰富的文化美。因此,可以将大学数学教学设计为以直观、形象地掌握基本数学概念为起点,通过增强大学生数学学习的积极性,提高大学生数学学习效率。按照这样的数学教学变革,彰显出强大的大学数学教学文化教育意义。 二、数学文化融入大学数学教学的必要性 数学文化具有普遍的区域性和人文性双重特征。自从20世纪70年代末我国恢复高考制度以来,全国逐渐形成了教材、教学形式基本统一的数学教学格局,造就了数学教学的繁荣。但如果审视数学教学的文化属性,就会发现我国幅员辽阔的国土上,教育发展不均衡,加之国内各民族聚居区域有别、人口不一造成了全国各地人文文化的巨大差异。以数学文化的视角,显而易见,上述的两个统一是不满足协调关系的,基于此,数学教学组织的顶层设计是不合理的,故需倡导大学数学教学的层次性,满足数学教学的基本文化属性。通过数学教学的文化属性组织教学,通过区域性融入民族文化的教学,通过协调区域差异和文化差异的多模式存在,实现匹配的针对性数学文化教学实践。同时,也要注意数学文化作为文化范畴需要匹配东部地区、西部地区以及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的社会文化背景,不能盲目追求数学文化的文化属性,必须要将数学文化作为教学实践工具应用形式紧密结合抽象理性思维模式,必须清楚地认识到数学文化思想具有广泛的应用实践性和纯粹理论的抽象逻辑性的双重特征。 三、数学文化融入大学数学教学的策略 首先,高校的数学教学应该充分体现数学文化思想。数学教学作为高校教育的一部分,需要倡导高校教育的目标是“培养具有独立精神、思想自由和敢于表达的公民”。因此,大学数学教学的基本意义是在于培养大学生一种数学文化思维习惯、一种数学文化思维模式,不仅仅是为了大学生学习数学知识才教授大学生数学知识。其次,树立适应社会文化背景支持的数学教学观。通过创新大学数学教学理念,重视数学文化的创造启迪性特征,让学生在严密的逻辑推理、前后反复论证和长篇抽象演泽的教学过程中,使用启发式教学,让学生了解到数学发展的渐进性规律,理解全面的数学知识,逐渐培养起大学生科学探索精神、创造性精神,培育大学生学习数学的积极性。要研究适合不同层次、不同类型大学生的数学教育培养方式,因为数学文化的切入点、方式和程度的迥异,一定是多元化多层次数学教学才培养的基点。第三,明确大学数学教学内容与其他学科的联系。通过大学数学与其他专业课程的内在联系,使大学生意识到数学知识的实用性,数学思想应用的广泛性,从而激发学习数学知识的兴趣。例如,明确大学数学与计算机科学、经济学、艺术学的关系,可以讨论函数的奇偶性与对称美、极限与抽象美、恒等式与和谐美等等。第四,注重数学思想方法的启发与传播。数学思想方法包括数学研究和数学思维方法。前者专指数学家研究数学问题的思想方法,如公理化方法、统计归纳、数学归纳方法、演绎推理方法等;后者泛指运用数学思维来解决其它学科问题的思想方法。比如数学建模,这种思想方法能应用到各种学科领域,强调的是思维模式运用。 作者:丁晓红 单位:甘肃政法学院信息工程学院 数学文化论文:传统教学知识体系中数学文化论文 一、数学文化形成的背景 即使我们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数学逻辑思维体系或者数学方法,但是难免会在应用的过程中存在残缺或者不能及时反馈的情况,而往往学生在经过不断地学习深造之后,形成了庞大的数学知识体系,但是经过一段时间从事非数学工作或者减少接触数学时间之后,这个数学知识体系就会慢慢走向坍塌、遗忘,与日常生活脱节。这并不是因为数学基础不牢固或者知识体系不全面而造成的,而是因为没有形成一种强有力的数学文化,让人在文化中运用数学、学好数学、思考数学。 二、数学文化的建构过程 知识不是通过教师传授得到,而是学习者在一定的情境即社会文化背景下,借助学习是获取知识的过程其他人的帮助,利用必要的学习资料,通过意义建构的方式而获得。2其中“,情境”、“协作”、“会话”和“意义建构”是学习环境中的四大属性。数学学习过程中亦如此,如下图所示。由图我们可以看到,数学文化作为一个大的目标环境,包涵了四大属性的所有内容。情境设定的条件下,展开协作和会话活动。而会话活动和协作并不是被割裂的,而是互动的一个过程。在不断地互动过程中,完成了其意义建构。这个从情境到意义建构过程,便形成了数学文化,也就完成了一个阶段性的数学文化建构使命。情境是数学文化建构过程中有关学习内容的建构。以往中国的教学大都采用课堂教学的方式,并不注重情景式的引导。例如学习几何图形的过程中,并不是简单的采用书本上画出的图形,而是引导学生认知生活中的几何图形,从文具到生活用品,皆成为学习的工具,而不是拘泥于课本上的举例,这样让学生们走进生活,融入其中,发现生活中的数学之美。教授“质量的认知和大小比较”的课程时,不再是想象中的、观念式的教学,而是真实的引入生活中的物品和生活中的测量仪,让学生亲自体验度量的过程,从而学会质量的认知和大小的比较。协作是数学文化过程贯穿的主线。无论是教师、同学或者家长,均是学生学习的伙伴。一个良好的课程教学需要课程设计、资料搜集、数据分析、思考反思等过程,以往的教学方法都是老师取而代之形成了完整的教学过程。但是协作却是一种新型的突破。会话是协作过程中必不可少的环节,也是学习中交流的过程。每个人都从旁观者成为参与者甚至成为领导者,从设定议题到寻求答案,这个过程是一个学习的过程,而由此建构的数学文化便是主动的、积极的,这样更有利于数学文化的形成和强化,从而对学生的认识起到影响。例如三视图的教学,老师的引导下,学生通过自己的观察交流,学会三视图的画法,这样形成的认识会更加深刻,也会对后期深造升学中的立体几何的学习产生积极影响,从而影响未来社会化过程中的思维以及认识。意义建构是数学学习过程的终极目标。为什么要学习数学,中科院王梓坤教授曾经指出,数学的贡献在于对整个?科学技水平的推进与提高,对科技人才的培养和滋润,对经济建设的繁荣,对全体人民的科学思维与文化素质的哺育,这四方面的作用是极为巨大的,也是其他学科所不能全面比拟?的。3正是基于此,数学文化的构建就显得愈加重要。数学仅仅是运算、规则等基本功能便失去了数学文化建构的意义,正是它在培养人文素养、理性精神等方面起到积极地不可或缺的作用,所以从小的数学教育中便应该贯穿数学文化的培养,使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真正的认识到学数学可以做什么。我们无法预测一个喜欢几何的学生未来是不是一个建筑师,无法预测一个喜欢计算的学生未来能不能成为一个科学家,就是这样数学文化的形成,至少让他们在社会化的过程中学会思考,学会认知,学会学以致用。 三、数学文化建构的意义 每一个阶段性的数学文化的形成,都是大的数学文化形成的一个重要基石。量变引起质变,量的积累逐渐的形成数学文化大环境,数学文化的影响力便由此发出,对我们日常生活、学习工作都产生重大影响,形成令人终身受益的数学思维方法,不再将其束之高阁,而是体验到数学学习的应用价值。文化的影响是潜移默化、深远持久的。数学文化作为一种基础学科文化,是中外文明史上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人文的结合。无论是牙牙学语的孩童,或者是学富五车的学者,数学文化所形成的环境对其一生所造就的影响是难以估量的。从小学教育起开始培养数学文化,在建构的过程中不断发扬数学文化,在社会化的过程中不断地深化数学文化,在实践的过程中不断完善数学文化。我们有理由相信,数学文化之于这个民族,定会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使我们这个伟大的民族,绽放出更加理性的光辉。 作者:王娜 单位:胶州市铺集小学 数学文化论文:高职数学教学中数学文化论文 一、在数学主干课程教学中,系统融入数学文化的若干原则及效果 从教以来,笔者不断思考的一个问题,就是如何使这些学生愉快而有效地学习数学。笔者发现,对于这些学生而言,单纯地在数学框架内按部就班地讲授数学,不仅使他们因感觉枯燥困难而沮丧,而且还容易使他们产生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迷失感;但若将要学习的数学知识放在数学思想发展的长河中,放在科学甚至社会的大背景下,则其思想起源和发展演进就比较生动,其内容、方法和结论也就比较容易理解和接受了。这就是说,在数学教学中有机融入数学文化,是解决上述学生数学学习问题的一个好办法。笔者的大致做法是,基本保持原来的课程结构,但在课程呈现方式上遵循如下几条基本原则:①以逻辑结构和历史进程为经纬串联、划分教学内容,在讲清形式逻辑体系的基础上勾勒其时空演进线索,力争使学生对课程内容有全方位、立体化的动态感觉和宏观把握。②尽量选取历史名题为例题,通过对问题的介绍、分析和解决,展示数学思想和数学方法的发展过程,引导学生由单纯的课程学习发展对数学方法论的领悟,并通过榜样的激励作用鼓舞斗志、增强信心。③借助各种背景知识归纳、演绎和诠释抽象内容,力求引导学生实现数学学习的某种升华、进一步提升其数学素养。④数学文化的融入必须适时、适量、适当、有效,即穿插要适时、取舍要适量、讲解要适当、使用要有效,否则就可能弄巧成拙、适得其反。在前两轮试验中,从课堂气氛、出勤率、课下讨论以及教务处的问卷调查来看,这种教学方法是受学生欢迎的;从期末考试(教考分离、流水阅卷)卷面成绩的初步统计结果来看,这种教学方法对于学生准确理解和灵活应用所学知识也似有积极作用。当然,在数学主干课程中更全面、有机地融入数学文化并科学鉴定其效果,需要更长期细致的试验和更科学的分析比较。 二、数学史选修课:如何变消极被动听课为主动学习、积极探讨 数学史是数学文化的重要方面,也是数学专业学生专业文化素养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一次开课时,我首先采用的是传统的课堂讲授模式。但很快发现许多学生都是边听课边干自己的事情,听到有趣的故事就抬起头来笑笑,然后又接着背单词、做习题。老实说,我感觉数学史是我所讲过的所有课程中最难讲的,我准备这门课程的工作量远远超过其他任何一门课程。我认为,面向数学专业学生开设的数学史,不应是“名人轶事”或者“数学趣闻录”,而应当尽量系统而有机地分析探讨数学思想发展的内外史,但以我的知识和能力,准确理解并尽可能清晰通俗地表述这些思想绝非易事。事实上,对于100分钟的课,我往往要准备好几天。因此,学生学习这门课程的态度让我很失落。我决定改变教学方法。几经调整,我最后采取的方法是每学期第一次课给出一学期的教学目录,请学生选择其中自己感兴趣的专题单独或合作进行准备。在课程进行到该专题时,先由这些学生作为时20分钟的演讲,演讲之后回答其他学生的提问,最后我再根据情况对该部分内容进行补充完善或整体讲解。几年来,学生们普遍反映,他们通过该课程的学习开阔了眼界,不仅对数学知识的掌握更全面、对数学思想的理解更深入、对数学发展动态的认识更清醒,而且对数学有了更深的感情。许多学生建议应该更早开设这门课程。 三、东西方数学文化选讲:多侧面多角度地欣赏、感受数学文化的窗口 由于学生之间数学基础差异巨大,欲使所有到课者都能通过课堂教学这扇小小的窗户多侧面多角度地欣赏、感受数学文化,首先要审慎定夺课程内容,其次要特别注意教学内容的引入、叙述和展开方式。开课前已经以选择能突出展示数学思想演进、数学方法发展、杰出数学家的重要作用、数学现状、数学与其他科学或与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联系,覆盖面广且有一定趣味性的内容为宗旨,拟订了课程目录和教学大纲,确定了尽可能用比较通俗的语言深入浅出地讲解的教学方针。但面对这些学生,教学内容还是几经调整,最后确定为:1)河谷晨曦———数学的起源与早期发展。2)西方理性———古希腊数学与演绎证明。3)东方神韵———中世纪的东方数学与算法精神。4)通向光明的甬道———基督教文化与中世纪的欧洲数学。5)永恒的坐标———解析几何的诞生及影响。6)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微积分的建立。7)“分析时代”掠影———18世纪的几位重要数学家及其对微积分的贡献。8)空间中的数———神圣的几何。9)数学与时空———非欧几何史话。10)从七桥问题到庞加莱猜想———拓扑学漫谈。11)天衣有缝———三次数学危机始末。12)上帝掷骰子吗?———随机数学撷趣。13)走近非线性———孤子、分形史话。14)飞舞的电波———关于现代大众通讯和保密通讯中的数学故事。15)数学与社会———数学的社会化与社会的数学化。虽然少数纯文科学生反映对于非欧几何、拓扑学等现代数学学科中的某些概念和思想理解起来还有些吃力,但从学生有趣的读书报告和热烈的课堂反应来看,这些内容的教学是顺利的。另外,绝大多数学生在学习心得和问卷调查中都对这门课程的开设和课程内容非常认可。 四、结语 笔者认为,数学文化教育可以采取将数学文化有机融入数学主干课程和针对不同学生开设数学文化类选修课等多种方式进行。在数学教学中适时、适量、适当融入数学文化,有助于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教学效果。数学文化类课程应根据学生情况审慎确定教学内容、调整教学方法,方能落实提高选课学生数学文化素养的初衷。 作者:郁登峰 单位:江苏城市职业学院 数学文化论文:数学文化中高中数学教学论文 一、数学教学中渗透数学文化的重要性 1.提升高中生辩证思维能力 在数学教学中,传授知识只是其中的一部分,更需要教师注重的是使学生能够独立思考,培养学生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从而使其数学能力得到发展.例如,在概念教学过程中,教师应首先将产生概念的背景介绍给学生,努力营造一个需要形成概念的情境,学生就可以自己将某类事物的本质属性完整地概括出来,并通过恰当的词语来进行表述. 2.对学生的人格成长有所启发 在数学史中,任何一项伟大的成就都需要付出艰苦卓绝的努力.例如,南北朝时期著名的数学家祖冲之,利用刘徽割圆术,将圆周率精确计算到第七位有效数字.数学家这种刻苦钻研、持之以恒的精神能够对学生的人格成长大有启发,能够引导学生树立学习数学的自信心,对待挫折坚忍不拔,对待困难迎难而上,不畏挫折,不惧失败. 3.有利于训练学生的逻辑思维 中国的教育制度一直处在不断的改革完善中,对人才的培养也是越来越全面、越来越严格.目前而言,“应试教育”已经明显存在缺陷.素质高能力强的人明显是被需要的,这时学会如何学习显得尤为重要.“数学是思维的体操.”也许说思维是不可碰触的、无形的,但是一旦形成就是一种能力,它不会戛然而止,它是一种会伴随我们一生的素质. 二、数学文化在高中数学教学中的渗透策略 1.讲述数学史,展现数学文化的科学价值 在课堂教学过程中,教师可以讲述数学成就在人类发展史中的巨大作用、数学家探求真理坚持不懈的精神、思想方法的应用、知识产生的历史背景等内容,从而使得学生能够感受到数学大厦建造伟大而精彩的历程.例如,在讲解完“合数”与“素数”的知识之后,教师可以对“哥德巴赫猜想”进行介绍.除此之外,教师应合理地划分课堂教学时间,适当地减少考试以及机械的解题练习,而腾出一定的时间用于讲解数学史.例如,在讲解“圆柱体积计算公式”的时候,教师可以先介绍曹冲称象的典故,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引导学生积极思考. 2.欣赏数学美,展现数学文化的美学价值 数学美是一种抽象的美,能够体现数学文化,使人感受到数学的魅力.数学的美是含蓄的、内在的、理性的,并且无处不在.在很多美好的事物背后都会隐藏着一些数学的奥秘.在高中数学教学过程中,教师可以充分利用数学公式、数学逻辑、数学符号、数学图形等的简洁美、统一美、奇艺美、对称美来陶冶学生情操,发挥数学的美育功能.例如,和谐统一美可以在相似三角形中体现出来.相似三角形,不论其大小,都被看作同一类几何图形.简洁美则在命题表述与论证、数学符号、数学逻辑体系中均有所体现.发挥数学的美学价值不仅仅是将其展现给学生,更重要的是使得学生能够发现数学美、欣赏数学、热爱数学.高中数学教师也应提升自身美学修养,引导学生利用数学美陶冶情操,从而达到数学的文化教育的目的. 3.在问题情景中渗透数学文化 在学习数学的时候,我们常常被枯燥而又复杂难懂的公式弄得苦不堪言.若是能在教学的时候从历史的角度介绍数学公式产生的背景,或从现实的角度阐述数学知识的现实经济意义,或是用图形等数学知识进行推导,这样可以化抽象为形象,使知识点变得通俗易懂,做到事半功倍.好比圆周率π,一个出现于公元前950年的数字,自有记载而来就引起了国内外的关注.我们现在知道的π的值已经是非常精确的估计值,但它的发展历程是非常坎坷的,从古至今,从国内到海外,从珠算到计算机,一代又一代的数学家为了最大限度地求其估计值而努力,即使如此,数学家探索的步伐还在继续. 4.在课外活动中渗透数学文化 数学学习的环境是广阔的,它不该局限于课堂.数学的学习方式也是灵活的,它不该局限于做题.老师们可以通过组织竞赛、演讲等形式调动学生们学习的主动性,学生们亦可在查阅、收集、整理资料的过程中丰富课余生活,同时巩固课堂上学到的知识. 5.在研究下学习中渗透数学文化 现在社会越来越主张和提倡独立和创新,鼓励人们大胆地质疑和探究.研究性学习是一种非常重要的学习方式,它虽然出现得比较晚,但它的开放性、创造性等独有的特性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尤其受广大师生的欢迎,他们常借此方式来渗透数学文化.经过对研究性学习的研究,教会学生们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将所思所想化为实际行动.这是一次学习知识的过程,也是自我增值的过程. 三、总结 随着素质教育的展开,数学文化在高中数学教学中的渗透成为热门话题.本文对高中阶段在数学教学中渗透数学文化的意义进行了详细探讨.从讲述数学史,展现数学文化的科学价值;联系生活实际,展现数学文化的应用价值;欣赏数学美,展现数学文化的美学价值几个方面提出了数学文化在高中数学教学中渗透的几点有效策略,以供参考. 作者:李长松 单位:江苏省邳州市官湖高级中学 数学文化论文:小学数学教学中数学文化论文 一、提升小学数学教师的文化素养 想要在小学数学教学中很好地渗透数学文化,重要的一点就是小学数学教师需要具备良好的文化素养。首先,小学数学教师应该以端正的态度对待数学文化,对教材进行深入钻研,要认识到小学数学教学应该紧贴实际生活,着重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和动手操作能力。其次,小学数学教师应该不断充实自身的数学文化知识储备,在有条件的情况下阅读中外数学名著,为将数学文化渗入小学数学教材打下扎实的理论基础。同时在对数学文化的理解方面要从数学思想方法、数学应用价值、数学教学目的进行一个全面的了解,才能够保证在渗透数学文化的过程中保持其中心思想不变。最后,小学数学教师在进行自我提升的同时还应该加强自身教案研究设计的能力。如湖北某小学数学教师为了提高小学生的数学兴趣,利用在小学数学教浦祝志在小学数学教学中渗透数学文化的措施研究学中渗透数学文化为中心主线,平时利用课余时间阅览了多部数学名著,比如《数学的发现》《爱丽丝漫游数学奇境》等,在此基础上大大提升了自我的数学文化认识。 二、充分将数学文化和小学数学教材有机结合 在小学数学课本中,为了能够让小学生提高对数学的兴趣,其中往往会增设部分与数学有关的趣闻等内容。小学数学教师利用一个奇妙的故事首先吸引学生的好奇心,再一步步引导学生进入数学世界,在知识的海洋中探索知识。这不仅提高了学生的数学兴趣,还锻炼了学生的思维能力。在小学数学教学中蕴含着许多的数学历史,以数学历史为主线可以让学生零散的知识点联系起来。在整个数学教学过程中,归纳、类比等都是较为常见的数学方法。教师在进行课前备课时,要充分理解教材编纂的用意,要运用最恰当的数学方法培养小学生良好的数学文化素养。例如,在苏教版小学数学教材中《认识万以内的数》中就增设了算盘的相关内容,介绍了算盘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发明的一种计算工具,在2600多年以前我国人民就利用算盘进行记数和计算,并且陆续传入日本、朝鲜等国家,这不仅加深了小学生对数学文化的认识,还潜在地提升了小学生的民族自豪感。又如,教师在讲《数一数》过程中,可以利用图片来激发小学生的学习兴趣。教师拿出一张动物园的图片,让学生进行归纳,图片中有多少种小动物,都有哪些种类的小动物,让小学生发言,在发言的过程中对回答得又快又准确的小朋友进行及时的表扬。在结束课堂教学进行总结时,教师告诉学生在进行数数时,可以从左往右数,也可以从右往左、从上到下或从下到上数,这样在数数的过程中就不会有遗漏了。整个课堂小学生不仅认识了各种小动物,还初步培养了学生的观察能力和学习数学的意识。 三、利用丰富的教学活动展现数学文化 对于小学生来说,增设丰富的教学活动能够较好地调动他们的课堂积极性,提高他们对数学的兴趣。教师通过了解小学生的兴趣爱好,发现小学生的兴趣导向,可以有针对性地开展教学活动,从而顺利进行数学教学。各种数学小游戏、数学趣闻故事、智力游戏和竞赛都是小学生感兴趣的活动。这些教学活动的开设都要结合小学生的身心特点,必须具有较大的吸引力,能够让学生在积极参与的过程中学习到数学知识,完成教学任务。如在苏教版第三单元《分一分》中,教师可以准备一些七巧板等,通过比赛的形式看哪位小朋友能够最快、最好地将不同形状的七巧板进行分类,通过分类的小游戏让学生认识到如何有规律地进行分类。又如小学数学教师播放《拍手儿歌》让学生认识前、后、左、右,然后提问“你前后左右的同学都是谁”,在这个过程中不仅能够保证教学任务的完成,还培养了小学生合作意识。 四、考试内容中融入数学文化 在考试内容中融入数学文化不仅能够较好地反馈学生数学知识的掌握程度,也能够进一步升华小学生对数学文化的理解。在考试内容设计的过程中,要摒弃传统的对数学知识点的考查,更多的是促进学生在思维能力方面的提升,帮助学生利用数学知识解决实际生活中的问题。在设计考试内容时,教师应该充分考虑将数学文化融入其中。比如在试卷中设计这样一道题:“小明帮助妈妈去买菜,白菜每斤2元4角,妈妈要求小明买两斤,小明应该付多少钱?”这种贴近生活的考试题目一方面可以反映出学生对知识的掌握程度,另一方面又培养了学生的生活能力。 五、结语 总而言之,在小学数学教学中渗透数学文化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需要教师进行自我提升,才能够较好地开展教学。在每堂课中充分融入数学文化,不仅提高了学生对数学的兴趣,还能够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实践能力。 作者:浦祝志 单位:江苏省盐城市亭湖区南洋小学 数学文化论文:数学文化视野下概率统计论文 一、对当下几本概率统计教材的分析 1.概率统计教材中数学文化元素的现状 在高校概率统计教材中,从数学文化的角度对概率统计教学进行诠释已经得到数学教育界的普遍重视,教材在数学文化价值教育方面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高校概率统计教材在数学文化教育方面也做了大量的工作,我们以盛骤等人主编的《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第四版)、缪全生主编的《概率与统计》(第三版)和同济大学应用数学系主编的《工程数学—概率统计简明教程》三本教材(后文中分别以教材一、教材二、教材三称之)作为例子,它们在数学文化渗透方面的特点体现在: (1)教材设计更注重生活和技术应用领域背景的渗透 在内容编排方面,每个知识点都能注意以生活实际或当前的技术应用问题作为背景予以介绍,强调知识的直观性和应用背景,强调实际问题的解决,使得学生有比较直观的认识,能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学习热情。如在介绍条件概率的定义时,教材几乎都能从掷硬币、掷骰子等简单的生活实际出发,从特殊到普遍地引出条件概率的定义。内容背景涉及较多的是产品质量分析模型(如质量、寿命、含量、误差等方面),教材一和教材三比教材二涉及应用背景的面更加广泛、量更大。在例题和习题设计方面,教材注重以解决有经济、社会、工程技术等方面实际背景的问题为主,旨在提高学生的实际应用能力。在所统计的三本教材中,具有应用背景的例题占总的例题数超过了50%,习题中有应用背景的题目在50%左右,特别是以自然科学为应用背景的题目占了绝大多数 (2)紧密结合信息技术的发展,提高统计计算能力的培养 加强数理统计的内容,注重统计方法在实际工作中的应用。如增加了假设检验问题中的P值检验法和一些统计图的应用,还介绍了bootstrap方法在数据处理方面的应用。增加Excel软件和“宏”数据分析工具的使用。信息技术的发展给概率统计的研究赋予更强大的工具,没有现代的专业统计分析软件作为研究工具,概率统计问题的研究是不可想像的,在概率统计教材中适当引入统计软件的运用是必要的。虽然现在统计分析软件的功能很强大,但需要经过专业的学习才能掌握,为适应概率统计的入门使用,盛骤等人主编的《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第四版)中就增加了Ex-cel软件和“宏”数据分析工具在概率统计中的应用,特别是在数理统计方面的运用,这对没有经过专业统计软件学习的学生和使用者有很大的帮助。 2.高校概率统计教材数学文化元素渗透中存在的问题 (1)教材中数学史的呈现太少 呈现方式不明朗数学史的学习,能使学生了解数学在推动社会发展方面和社会发展之间的相互作用,能使学生了解数学科学的思想体系、数学的美学价值和数学家的创新精神等因素。教材中的定义、定理、法则和公式都是数学家们经过上百年甚至上千年的历史锤炼后的完美逻辑体系,这种完美的形式忽略了曲折复杂的数学发现过程,但正是这种过程隐含着丰富的数学文化元素。如对概率定义的引入,三本概率统计教材几乎都是这样表达“历史上有人做过……其结果如表……”,然后在表格中列出历史上的几个有关频率的试验,甚至有些教材只是用简短的语言一带而过,然后给出概率的统计定义,紧接着就给出概率的其他定义。这样的表达,学生缺乏对概率定义公理化过程的认识,也失去了一次培养学生提高学习概率统计兴趣与热情的机会。更重要的是,概率定义的形成本身就是数学抽象化过程的典型例子,在这个过程中,学生可以体会到数学的抽象特性和方法。遗憾的是,目前高校概率统计教材中出现数学史的地方实在太少了。据统计,教材一、教材二和教材三中出现数学史的地方仅有频率的定义中提到的德摩根、蒲丰和皮尔逊等人抛硬币试验的介绍或一些试验数据;教材二在引言中则对概率论的发展历史作了一个简介。三本教材中对数理统计的历史介绍等于0,其实概率统计教材中能出现数学史的地方比比皆是,教材可以充分利用这些素材进行呈现。 (2)应用背景相对薄弱 概率统计是一门实践性强、应用性广的学科,当前高校教材都注重生活和技术应用领域背景的渗透,社会科学的应用背景相对薄弱。这样的知识呈现方式,对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应用意识都有很大的帮助。但数学文化背景的方式是多样,如重要数学名人物传、数学发展事件记、重要数学成果和概率统计在社会科学方面的应用等内容,这是体现数学文化价值的一种有效方式,也是学生从中获取数学思想方法、体会数学精神和体验数学美的重要途径,遗憾的是当前高校概率统计教材在这方面还比较缺乏。 (3)多元文化缺失 概率统计已经成为现代社会、经济、管理等学科的重要工具,高校概率统计教材在体现这些领域的应用方面有较大的篇幅,但与学生相关生活文化背景的联接方面显得不够,这容易导致学生认为很多概率统计的知识与他们生活或工作相隔遥远甚至没有关联,严重影响了学生学习概率统计的兴趣和态度。 二、概率统计教材设计 中凸显数学文化的思考现行的概率统计教材的知识系统逻辑体系已经经过多年的验证,证明是可行的。数学文化视野下的教材设计目的是,如何在现行教材的知识体系中体现数学文化的元素,数学文化很大一部分是内隐的,这就要求我们不能单纯把数学文化内隐的知识部分相关内容简单地累加到教材里面去,而应该有机地结合在概率统计外显的知识内容中去。下面谈几点构想。 1.关注数学史在教材中的作用 概率统计教材的内容安排要适当兼顾知识发现的历史,使学生能够领略到数学内容发现的过程,体会到数学知识发现过程所蕴含的数学思想、数学方法和数学精神,有利于学生数学知识体系的建构和优秀品质的形成。如在介绍“概率”的定义时,教材的编排最好能介绍概率定义形成的三个历史阶段:概率的统计定义、古典定义和公理化定义。使学生在学习概率的定义时能了解概率定义形成的历史,了解贝朗特悖论的意义,得到数学螺旋上升抽象过程的感悟,掌握数学思维的方法,从而学会批判、质疑、独立和严谨的思维品质。在学习DeMoivre-Laplace定理时可以介绍DeMoivre等人在二项分布正态逼近的研究工作,这项研究是数理统计学的基础,也是概率统计思想的重要体现,重温这段历史可以启迪学生的思维、激发学生的兴趣。回归与相关分析的发现对数理统计学发展的影响是极其重大的,这个统计模型的应用,使统计学由统计描述时期进入了统计推断的时期,它促使一个严谨的统计学框架的形成,学习该知识点内容时,很有必要向学生介绍回归与相关分析的产生历程。其实,概率统计中还有很多地方可以进行数学史介绍的,学生在了解这些知识产生的过程中将会得到浓厚的数学思维熏陶。 2.强调知识与文化的有机融合 概率统计的数学文化部分呈现要以导引的形式出现,而不能把相关内容简单地累加到教材中去,从而保护学生自我探索热情,使数学文化真正植根于学生的知识建构中去。如在“概率的基本概念”部分,有必要介绍概率定义形成的三个历史阶段,但在具体的教材呈现中,没有必要把这些历史材料详细地罗列到教材中去,如果只是简单地把数学史料添加到教材里面去,只能增加教材的容量,导致教材臃肿,变成数学史的堆积而已。而应该是在循序渐进介绍概率定义的同时,适当采用简洁和引导性的语言,营造一种宽松的数学学习环境,引导学生学会自己查找相关学习资源,让学生既能感受到概率定义的发展历史,也能掌握如何通过查找资料来进一步验证和了解这种发展的详细情况的能力。又如,在“假设检验”这一章,可以介绍历史上威尔登检验骰子是否均匀的试验,但没必要陈述这个试验的详细过程,可以以问题的形式把威尔登与皮尔逊对试验结果的争论呈现出来,使学生既能了解假设检验产生的这段历史,也可以重温探索科学的过程。 3.充分发挥现代信息技术功能 概率统计的数学文化要充分发挥现代信息技术的特点和长处,使繁杂的试验得到验证、使内隐的内容得以外现,从而使学生得到真正的数学文化熏陶。概率统计是一门研究随机现象的数学分支,随机现象在自然科学、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广泛存在,随机规律往往伴随着大量的数据,因此信息技术便成为了概率统计研究不可或缺的工具,作为概率统计中观念部分的数学文化内容可以借助信息技术的力量得以充分的展示。体现在:利用现代信息技术突出数学实验。概率统计中的大部分定义、定理、公式都是经过大量的试验得来的,这些大量数据的分析和演示在以往没有信息技术作为支撑是不可想像的。如“概率”定义的形成,教材通常会举出蒲丰、德摩根和皮尔逊等人抛掷硬币的试验,要重复这些试验,既不现实也没有必要,但我们可以通过计算机的模拟来实现,以提高教学效率。又如,在“假设检验”这一章,可以给出威尔登检验骰子是否均匀的模拟试验:把12颗骰子同时掷了26306次,每次记录下其中出现5或6的颗数。因此,教材可简单介绍实现这些模拟实验的一般方法、程序或算法等素材,供有兴趣的同学使用。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揭示数学思想方法。概率统计中蕴含着大量的数学思想方法,而数学思想方法也是数学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借助信息技术可以让学生深刻地领悟到数学思想方法的真髓。如用文氏图来表示事件之间关系来计算概率,通过信息技术的演示可以让学生体会数与形之间的转换思想,帮助学生沟通知识内在联系,解决新问题;用直观的树形图表示样本空间,可以培养学生的分类思维品质,教材可以更多地采用这些方式来呈现。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展现数学美。在概率统计中也能随处可见对称、简洁、和谐和奇异和应用的数学美,借助信息技术可以更直观地得到这些美的体验。如正态分布函数的图像,通过计算机作图,可以直观地观察到随着参数变化的正态分布图像的变化,体验数学对称的美;又如用蒲丰投针的模拟试验来计算π的近似值,体验数学奇异的美。 作者:莫达隆欧乾忠单位:贺州学院 数学文化论文:数学文化渗透下的数学教学论文 一、数学文化的内涵 数学文化可以分为广义数学文化和狭义数学文化。广义的数学文化认为数学在本质上就可称为一种文化,科学文化是包含了数学文化的,并且数学文化是把数学科学体系作为其文化的优秀,把数学的思想、精神、知识等所覆盖的相关文化范畴作为一个具有强大精神和物质功能的动态有机组合系统。然而,从狭义上来讲,数学文化就是指数学的思想、精神、观点等的形成与发展。当数学教育不再仅仅只是简单的知识传授过程的时候,数学文化教育就已经上升为数学文化意识。数学文化意识是一种数学文化交流活动,而学生在学习数学文化的过程中,可以充分感受与体验到数学文化独有的魅力,同时产生相应的数学文化共鸣,从中体会数学文化的精髓,并将数学文化所承载的精神贯彻到学习生活中。获得这样的教学结果是所以教育者的最终期盼,也是符合当代教育理念的。 二、在高等师范学校教学中渗透数学文化的意义 为了让学生更多的了解数学前辈们在过去不断专研、刻苦努力的精神以及具有启发性的教学经验,所以不断要求学生追寻数学家们成长的足迹。数学家们成长的足迹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激励学生不断创造,勇往直前追寻科学创造,从而养成科学理性的思维判断以及锲而不舍的求知精神。在数学文化教育中,教育者在讲解数学家的生平事迹时,可以适当介绍数学家的高尚情操以及求知精神等,更好的帮助学生树立自己的学习目标以及增强克服困难的勇气。 三、在高等师范学校数学教学中渗透数学文化的途径 (1)在各章引言中渗透数学文化在教学中开设引言课主要是为了让学生更好的了解本章的学习内容以及知识构架,同时也便于老师引导学生明白本章的学习重点。例如在学习复数的时候,其引言中就向学生简单介绍了有理数、无理数、整数、虚数等的产生与发展过程,同时也可以引经据典讲诉一些科学家的事迹,让学生了解数学知识的发展过程。通过引言课的讲解,使学生不仅仅了解了复数的知识背景,也能够更好的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与主动性。 (2)在讲述概念时渗透数学文化数学文化中某些概念的形成都是以一定的人文背景作为基础的,通过对概念的不断分析与讲解,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刺激学生的学习激情,让学生感受到数学概念中所蕴含的浓厚历史文化背景;同样的,也可以使学生感受到数学前辈们在专研数学时所付出的艰辛与执着。在数学文化教学中,老师可以充分利用相关的人文背景资料,对学生进行教育。在进行数学概念讲解时,可以不断加深数学文化的讲解,使学生感受到数学文化所蕴含的美。从数学概念内涵上讲,其具有高层次的内在、和谐以及智慧美、逻辑美、以及精确美。对于西方人来讲,数学被称为“精密科学”,例如,一个数列从第二项起,它的每一项与前一项的差都是相同的常数,那么这个数列就被称之为等差数列。所以,英国数学家怀特海认为“在进行推演过程中,推断出完整模式的逻辑推理是一种普遍的审美性质”。从而可以说明数学逻辑推理中包含了美的元素。 (3)在思想方法中渗透数学文化数学教学内容的重要内容是数学方法的教学。数学方法不仅仅针对解题过程有着指导作用,同时也是数学人文精神的一个重要载体。例如,在进行数学归纳法的教学中,问题是孔夫子的后代姓什么?学生回答姓孔。又问为什么?随之学生开始展开激烈讨论,如果他的后代都姓孔,那么则要求他的子孙中每代都有男丁,并且必须是子随父姓。把这道带入到数学课题中,则人的代数为自然数,验证n=n0时命题成立(相当于孔子姓孔),设n=k(k≥n0)时命题成立,那么如果能推断出n=k+1时命题成立(相当于姓氏在父系亲属中的传递性),则可以确定从n0起命题成立。通过这样的方法,学生可以更好的理解利用数学归纳法证明问题,两个步骤缺一不可。 (4)在数学的实际应用中渗透数学文化数学文化的价值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一是知识本身价值;二是其本身的应用价值。从应用价值上讲,数学应用是数学文化与数学学科结合产生的。例如在进行“指数函数”教学时,可以通过一些文化背景知识让学生更好的了解学习的内容。在教学过程中,老师还可以让学生了解数学在日常生活的应用,例如利用数学原理来购买彩票、黄金分割法的应用等;同时数学也可以应用于天文学中,例如行星的发现过程、彗星的轨道运行计算等;数学也应用于经济中,如市场数据分析、广告商标设计等。通过举例子的方法让学生利用数学的眼光来看待生活,分析生活中所遇到的数学问题,并利用相对应的数学方法来解决这些问题。 四、结语 在高等师范学校教学中,数学文化问题课程也正式开启了。然而新一轮的课程改革提出了新的问题,那就是数学文化如果渗透到高等师范学校数学教学中,怎样使学生在学习数学过程中感受到数学文化,并产生共鸣,从而实现数学文化教学的目的。当数学文化真正意义上的渗入到数学教学中,那么数学教学将变得更加简单、明了,同时学生也会更加了解数学、喜欢数学,更加积极主动的学习数学。 作者:胡俊林单位:阜宁高等师范学校 数学文化论文:教学文化数学教学论文 一、品味浓厚的数学教学文化气息,让学生感受其味 显性的数学教学文化浓郁厚重,比较直观、直接,容易使学生振奋;隐性的数学教学文化淡雅,讲究委婉、逐渐渗入,能够起到潜移默化的作用。这两种数学教学文化相辅相成,变换运用则能使得数学教学文化有内容、有内涵,从而达到理想的效果。如在教学《勾股定理》一课时,可以利用显性文化,给学生讲解勾股定理的发展历史,让学生从中品味其厚重而悠久的历史传承与发展:从中国周代商高的“勾广三,股修四,径隅五”到古希腊毕达哥拉斯的“勾股树”;从三国时代赵爽的“勾股弦方图”到西方欧几里得的演绎推理;从清代的梅文鼎证明到美国总统加菲尔德的“构造法”证明,让学生在头脑中形成一幅勾股定理发生、发展及不断丰富的历史文化图景,使其深深感受到其中浓郁而厚重的数学文化气息。又如在教学“一次函数图形平移”这一知识点时,先重点教授学生以坐标轴为参照系平移直线图像,然后把原来的参照系移动,让学生思考直线函数关系的变化。在动与不动的矛盾中,学生发现:图像向左(右)移相当于y轴向右(左)平移,图像向上(下)平移相当于x轴向下(上)移,实际上它们的相对位置并没有改变。这进一步巩固了学生对“运动的相对性”的理解,加深了其对“辩证意识”“数形结合”等思想的认知。这种认识文化的培养是隐性的,润物无声般浸润着学生的心灵。这样循序渐进、日积月累的持续渗透,对学生数学素养的形成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二、培养通透的数学教学文化感悟,让学生体验其美 数学是理性思维和想象的结合,其本身就是一种美的体现,体现在对称性、简洁性等诸多方面。如在研究三角形、函数时,会更加关注等腰三角形、二次函数的轴对称性,这体现了轴对称的美;在研究四边形时,会更加关注平行四边形的中心对称性,这体现了中心对称之美;对于最完美的图形———圆来说,我们则更加关注垂径定理……这种对称之美让学生感受到学数学不再是抽象的、枯燥的,而是一种美的享受和体验。数学的简洁美最直接地表现在数学符号上,它是全世界的通用语言,每个人都能从简单的表达式中读出其确切的含义。比如一些常见的数学符号及公式定理:圆周率π,三角函数sin,三角形的面积公式S=12ah,勾股定理a2+b2=c2等。这些符号公式言简意赅,学生可以从简洁的符号语言中明白其中的道理,体验到数学的简洁之美。数学之美包罗万象,不同的问题从不同的角度体现出一定的数学之美。比如列方程解决问题,要从复杂的问题中抽象出一个简单的等式,这既有抽象之美,又有简洁之美,还有逻辑之美。教师应着重引导学生去体验和感受这些美。 三、孕育严谨的数学教学文化精神,让学生改革其新 数学教学文化具有理性思考、客观认知、不断追求的精神,而这种精神的孕育就是在课堂上、在师生双边的教学活动中。在教学《三角形的内角和》一课时,笔者先设计了“量一量”这个环节:让学生利用量角器测量一个三角形的三个内角度数。通过测量学生发现,三角形三个内角之和大致在180°左右,这使得学生初步认识到三角形的内角和可能是一个定值,但是还难以达成一致。笔者接着让学生进行“拼一拼”:将三角形的三个内角按照顺序拼在一起。学生经过“拼一拼”就会发现三个内角组成一个平角,这使得学生在活动中巩固了对“三角形内角和为180°”的认识。但这样同样具有局限性,于是,笔者顺势引导学生进行推理证明:过一个顶点做对边的平行线,利用内错角互补的原理,将另外两个内角等量转换出来,使得三个内角成为一个平角。“拼一拼”“量一量”的教学环节目的是让学生初步感受到三角形的内角和为180°,同时也让学生对此操作的局限性有一定的认识:操作的粗糙性,测量和拼图总会存在一定的误差,严密性不足;操作的特殊性,测量和拼出某一个三角形的内角和180°这一结论难以推至其他三角形,普遍性不足。因此,适时恰当的推理证明可以有效提高学生的数学学习积极性,培养学生的改革创新的精神及思维的严谨性,并使这些逐步内化为学生的能力和习惯。 四、提高数学文化的素养,使学生内化于心 数学文化素养是学生个体素质的重要组成部分,体现在学生对数学文化与其他文化之间关系的准确把握与灵活运用上,反映在实际课堂教学中,就是能理清知识形成的实际背景,形成理性思维、解决问题的能力。平面直角坐标系是解析几何的重要工具,它是数形结合思想运用的重要体现。坐标系是由法国数学家笛卡尔首创的。教师在教学这节课时,可以介绍坐标系的发展历程和文化背景,让学生体会到坐标系在推动数学发展中的重要作用。由于现代数学起源于西方,因此,对于我国学生来讲,数学学习的过程实际上也是一种跨文化学习的过程。教师应该创设适合本土学生学习的情境,减少学生由于文化上的障碍而产生的学习困难,以有效培养学生的数学素养。在数学教学中,教师应创设一种探索数学知识的真实情境,让学生经历探索的过程。然而,长久以来,我们的数学教育倾向于向学生展示那些剥离了数学家探索历程的最终成果———概念、命题、数学证明,数学教学也倾向于使学生记忆这些给定的过程,而不是让学生亲身经历这些知识的形成过程。这样,学生体验不到探索和发现的喜悦,也感受不到这些数学思想形成的生动过程,对所学知识就很难有深刻的理解。在新课程改革不断深化推进的今天,我们的数学教学应该更加体现“以人为本”的理念,更加彰显其文化性,让学生在数学问题的探索历程中感受知识的形成过程,在合作交流中体验合作共赢的快乐,使其在收获数学知识的同时,获得解决问题的思想方法和活动经验。如此教学方能内化于学生内心,历久弥新。 作者:苏兴震 单位:张家港市合兴初级中学 数学文化论文:数学文化数学教学论文 一、在多样化的数学活动中渗透数学文化 为了更好地在数学教学中渗透数学文化,教师可以开展多样化的数学文化活动,让学生在活动中加深对数学文化的理解,提高数学素养。在教学中,教师可以开展数学技能比赛、数学创意展示活动,让学生在活动中对数学文化有进一步的了解,从中领会数学文化的内涵。比如,教师可以结合“七巧板“”找次品”等活动开展数学游戏。以开展“七巧板”游戏为例,教师可以先讲解七巧板的由来,然后组织学生开展七巧板拼图竞技活动,让学生在操作中探索七巧板的奥妙,发展学生的思维,并在动手活动中将学生引入有趣的数学世界。在玩七巧板游戏时,教师还可以引导学生玩五子棋、魔方等游戏,将这些有策略性的数学游戏活动与数学文化融合起来,有利于学生进一步感受数学的文化价值。再如,在学习分数演变史、加减符号演变史、除号演变史等内容时,教师可以组织学生将“符号的演变史”作为主要内容,同时制作一份小报纸。在制作小报纸的过程中,学生通过各种方式搜集与符号演变史相关的材料,从而对数学符号的由来和历史都有明确的认知,并形成一个完整的知识结构,这样不仅有利于学生掌握数学知识,还能够有效地渗透数学文化。 二、在解决数学问题中渗透数学文化 在数学教学中,解题是一个重要的学习内容,它是对数学知识以及数学方法进行有效运用的过程。因此,教师可以在解题过程中有意识地渗透数学文化,让学生获得正确解题的方法和技能,意识到其中蕴含着的数学文化,在潜移默化中受到数学文化的熏陶。以解答题目“12+14+……+1128”为例,假如用通分的办法计算,过程会非常复杂,计算结果也未必正确。此时,教师可以用图形来表示,这样就能够快速地解决问题了。将一个正方形看作单位“1”,连续对这个正方形进行平分,计算结果用阴影表示。学生在画图时就会发现,用加法运算的话,后面的加数分别是前面加数的一半,计算结果就是在第一个加数的基础上乘以2,然后再减去后一个加数。运用数形相结合的办法进行计算,复杂的问题立刻变得简单,而学生也能够掌握计算规律,更好地把握数学的本质。在这个教学案例中,教师引导学生用图形代替计算,无形中将数学解题技巧及数学思想渗透到解题过程中,使学生轻易找出了解题的办法,培养了学生的数学思维,挖掘了数学知识中蕴含的数学思想。 作者:李伟群 单位:广东省中山市小榄镇菊城小学 数学文化论文:数学文化数学论文 一、将“数学史”融入课堂,通过“历史”彰显文化 说起数学文化,我们自然会联想到数学史,数学史是数学文化的主要载体。人类文明已有几千年的历史,积淀下了厚实的数学文化,这些宝贵的财富,理应成为我们的教学资源,成为学生数学素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例如,在数学活动课上,可以讲述古今中外数学家的童年故事或举办数学家故事演讲比赛,让学生从中感受到数学的兴趣和快乐,领略数学家独特的思维方式,体验数学家成长所付出的艰辛和努力,从而给学生树立学习榜样,确定奋斗目标。还可以组织学生玩24点和七巧板等游戏,向学生介绍九连环、华容道等中国传统智力玩具,引导学生探究九连环的规律和不同阵式华容道的解法。根据学生掌握数学知识的程度,也可以适当地向学生介绍中外数学史上的一些名题,如中外数学家解决“幻方”的不同策略;斐波那契的“兔子问题”;牛顿的“牛吃草问题”,等等。这些数学史名题,因其精妙的解题思想与策略,展现了数学的无穷魅力,深深地吸引了学生,启迪着他们的心智,激荡着他们的心灵。适时将数学史引入课堂,将数学教学融入数学文化发展的大背景下进行,让学生在学习数学的过程中真正受到文化感染,产生文化共鸣,体会到数学的文化品位,使我们的数学课堂因为文化的底蕴而鲜活生动,充满生命活力。 二、让数学与文学有机结合,丰富数学文化内涵 数学与文学的结合,一开始就水乳交融。“循环小数”也好,“纳税”也好,文学所特有的直观、形象、表象丰富、意境悠长的特点,将数学知识阐释得生动而风趣,给孩子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学习圆,就想起了墨子说的“圆,一中同长也”,想起“圆”的“匀称而和谐,端庄而高雅,流畅而饱满”,那样,学生心中的“圆”,就会是一个丰满而深厚的意象,由此又会激起他多方探究寻根的兴趣。文学在数学课堂教学中,可作为、能作为的实在是很多。把数学融入语言中,就是数学的一种文化表现形式。“不管三七二十一”涉及乘法口诀,“三下五除二就把它解决了”则是算盘口诀。此外,“指数爆炸”“直线上升”等已经成为人们的日常语言。“事业坐标”“人生轨迹”也已经是人们耳熟能详的词语。数学和文学的相辅相成,相融相洽,早已有之。数学中的“对称”和文学中“对仗”,思考方法是相通的。徐利治先生把“孤帆远影碧空尽”当做极限概念的意境,陈子昂的“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就是一维时间和三维空间的结合,等等。数学把人生感受精确化、形式化,而文学的形象化又丰富了我们的想象,补充了我们的数学理解。因此,我们要博古通今,厚积人文底蕰,让我们在数学课堂上,旁征博引,游刃有余,让我们的数学课堂丰富而又灵动,让孩子们浸润在数学文学的共同滋养中,发展得生动而又灵秀。 三、重视学生思维能力的培养,体现数学的内在魅力 数学是思维的体操,数学教学最基本的目标就是使学生学会数学地思考,发展数学思维。因此,我们应该对“数学文化”有一种更朴素的理解,不仅仅是赋予数学以外的内容,不是简单意义上的“数学+文化”。数学最内在的文化特性应该是数学本身,应该体现数学的思维魅力。如,在教学《圆柱体体积计算公式》时,教师先讲了曹冲称象的故事,一方面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另一方面引起了学生的沉思:可不可以把圆柱体转化成已经学过的图形来分析呢?而在把圆柱体转化成长方体时,又根据学生的叙述,用多媒体演示了多种切拼方法。在切拼的时候学生发现无论何种方法都要把圆柱分得很细小,拼成的图形才接近于标准的长方体。在这一过程中,向学生渗透了转化、微分、积分等数学思想。整个教学过程所体现的是教师对学生思维品质的关注、思辨能力的培养、数学思想方法的渗透,一步步把学生的思维引向深入。学生在获得基本知识和技能的过程中,数学思维不断发展完善,同时学到了以后人生中比数学知识更有用、更有生命价值的东西,体悟到更具文化魅力的数学本质。李继安先生说:“对孩子的一生来说,学过的数学知识也许会渐渐淡忘,但数学文化可以一直在他们的心灵深处默默流淌,并以其看不见的神奇力量默默伴随着他们生活和成长。”让我们共同打造充满文化魅力的数学课堂,致力于培养学生对数学持久的学习和探究的兴趣,努力让数学成为每一位学生心中的最爱。 作者:张永旺 单位:盐城市亭湖小学 数学文化论文:大学生数学文化素养论文 1对数学文化素养研究的必要性 如今生活中随处可见各种图形图表、数据分析、逻辑推理等与数学相关的信息,大到GDP、CPI,小到房贷车贷、投资收益、商城折扣、时间估算等,这就需要我们用数学知识对现实问题进行分析、推断并提出解决办法,也就是说需要我们具备一定的数学素养。我国研究者曾选取与人民日常生活紧密相连的十几份报刊杂志作为获取数据信息的基本来源,了解人们日常生活中的数学。研究表明:[1]大数和百分数以相当高的比例出现在经济、科技、政治、生活的新闻和广告中,这说明在以商品经济为主和科技日益发展的社会中,信息的传递和交流更多的是定量的。[2]图形图表,尤其是各种各样的统计图表、统计表(如直方图、扇形统计图以及一些形象的统计图)出现较多,它们以清楚、明了、信息量大、对比度强等特点出现在报刊中。[3]与生活相关的报道以及广告中的数学内容很多也很丰富。在广告中,这些内容多与保险、房地产、储蓄、旅游等行业有关,如,方位图、直方图、数学术语、公式等。在一些报纸甚至出现了比较复杂的数学表达式(主要是代数式)。以上事实说明,不管我们愿不愿意,数学已经渗透到我们生活中的各个角落,数学在社会生活中的广泛应用需要公民具有一定的数学素养。数学素养是指主体在已有数学经验的基础上,在数学活动中通过对数学的体验、感悟和反思,并在真实情境中表现出来的一种综合性特征。数学素养可以通过数学知识素养、数学应用素养、数学思维素养、数学思想方法素养和数学精神素养等来分析。数学文化素养是指个体具有数学文化各个层次的整体素养,包括数学的观念、知识、技能、能力、思维、方法、数学的眼光、数学的态度、数学的精神、数学的交流、数学的思维、数学的判断、数学的评价、数学的欣赏、数学价值取向、数学的认知领域与非认知领域、数学理解、数学悟性、数学应用等多方面的品质。从数学素养、数学文化素养的内涵可以看出在数学素养的各个组成部分中或多或少都有数学文化素养的表现特征,所以对数学文化素养的研究可以借鉴数学素养的研究,而对数学文化素养的研究又有助于对数学素养的理论研究。目前国内外对数学文化、数学素养的研究较为成熟,但对数学文化素养的研究较少。应用技术型大学是我国近几年才提出的一种办学理念,在2013年6月由35所地方本科院校发起的应用技术大学(学院)联盟,地方高校转型发展研究中心才成立。将应用技术大学在校生作为数学文化素养的研究对象是一项开创性的工作。 2数学文化素养的研究现状 2.1国内外对于数学文化的研究现状数学是一种文化现象,一直以来都受到人们的普遍重视,但数学文化这种特殊的文化形态却一直没有被人们所重视。一直到20世纪的下半叶,美国著名的数学史学家M.克莱因在他的三本著作《古今数学思想》《西方文化中的数学》《数学———确定性的丧失》中对数学文化进行了系统地,见解独到的阐述。1981年美国著名学者怀尔德在其代表作《数学是一个文化体系》中指出:数学文化的发展己经到达一定的高度,被认为可以构成一个独立的文化系统。数学文化,是数学作为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一种工具和能力,是数学与人文的结合。随后引发了对数学文化内涵界定的广泛关注。国内最早使用“数学文化”一词的学者是北京大学的邓东皋、孙小礼等人,他们在1999年合作编写了《数学与文化》一书,书中汇集了一些数学名家的关于数学文化的论述,该书是从自然辩证法的角度对数学文化进行了研究和思考。在这十几年中许多著名的学者李大潜、张奠宙、张顺燕等都从不同的角度发表了自己对数学文化的界定与理解。张奠宙认为数学是一种文化现象,并从文学、语言学和美学方面解释了数学是一种文化。李大潜从数学的知识性、工具性、基础性、科学性、技术性以及数学的语言等方面论述了数学是一种先进的文化,进而讨论了通过数学的训练,可以获得的数学素养并对数学文化教学提出了一些有益的建议。张顺燕在文化背景下的数学教学提出了实现四结合:历史与逻辑想结合、数与形相结合、理论与应用相结合、科学理论与方法论相结合,培养四种本领:以简驭繁、审同辩异、判美析理、鉴赏力的数学教学建议;并从数学与教育、数学与文明、数学与艺术三个方面论述了数学文化进行了论述。还有蔺云、胡良华、陈晓坤、黄秦安等人也对数学文化进行了相关的讨论。 2.2国内外学者对数学素养的研究现状数学素养的提出最早源于1982年英国的“学校数学教学调查委员会”编写的《考克罗夫特报告》(原名((Mathematicalcounts))。《报告》指出数学教育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满足学生今后的成人生活、就业以及学习的需要。《报告》阐述了为满足这三种需要,学校数学的课程内容和教学方法;论述了进行良好的数学教学所需的多种条件和支持。《考克罗夫特报告》报告以后,立即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提高学生的数学素养以便满足学生成人生活的需要成为各国数学教育改革的趋势,进而引起各国关于数学素养的评价研究。随后对数学素养的研究多是从数学素养的内涵、数学素养的生成策略、数学素养的评价这几个方面展开。由国际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组织(简称OECD)进行的国际学生评估项目(PISA)旨在评估OECD成员国15岁学生在阅读、数学及自然科学方面的知识、能力和技巧,以及跨学科的基础技能,希望了解即将完成义务教育的各国初中学生,是否具备了未来生活所需的知识与技能,并为终身学习奠定良好基础。通过国际间的比较找出造成学生能力差异的经济、社会和教育因素,从而进一步为各国改善自身的教育体制提供必要的参考指标和数据。PISA每三年将进行一次评价。2000年PISA评价中,阅读素养是主要领域,2003年数学素养是主要领域,2006年科学素养是主要领域。PISA把数学素养定义为:个人能认识和理解数学在现实世界中的作用,作为一个富于推理与思考的公民,在当前与未来的个人生活中,能够作出有根据的数学判断和从事数学活动的能力。数学素养包括:数学思考与推理、数学论证、数学交流、建模、问题提出与解决、表征、符号化、工具与技术八个方面。国际成人素养调查(IALS)中,把数学素养的概念建立在工作需要、不断扩展的生活需要、教育的需要、研究的需要和一些评价项目(如成人评价和学生评价)等五个方面。另外各国都在自己的课程标准中对数学素养提出了一定的要求。我国学者对于数学素养具体内涵的认识具有以下几种代表性的观点:(1)数学素养是一个广泛的具有时代内涵的概念,它包括逻辑思维、常规方法(符号系统)和数学应用三方面的基本内涵(孔启平)。(2)数学素养是数学科学所固有的内蕴特性,是通过教育培养赋予的一种特殊的心理品质和数学知识、数学能力与数学素养的关系这两个前提出发,认为数学素养涵盖创新意识、数学思维、数学意识、用数学的意识、理解和欣赏数学的美学价值五个要素(王子兴)。(3)文化的角度认识数学,理解数学,认为数学素养应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基本的数学知识;基本的数学技能;数学思想方法;数学应用意识和数学美学价值的欣赏。这几个方面彼此联系,互相渗透(张亚静)。(4)数学素养是在数学价值、数学方法、数学思想、数学精神的交替作用下生成的。数学素养的生成是通过不断反省而改善的,是一个长期反复、螺旋上升的过程。数学素养具有内隐性、超越性、长效性和反省性四个特征。数学素养的构成要素是数学“思维块”、数学方法、数学思想以及数学人文精神(全)。在数学素养的培养策略问题上,主要是一些一线数学教师通过了其具体的教学归纳总结。全对小学生数学素养的培养策略从联系生活实际、关注学习过程、重视实践应用三个方面阐述了具体的培养策略。王荣和罗铁山在教学中认为培养和提高学生的数学素养关键要提高教师素质,树立正确的数学观、教育观;在数学教学中要突出基本的数学思想和数学方法,重视数学语言的运用,从而达到用好数学的目的。潘小明分别从数学活动的视角和全球教育的视角对数学素养的培养进行了分析。目前我国还没有对数学素养进行专门的评价,不过已经有很多学者关注并提出建议。如黄华对比了上海数学中考对学生数学的测试和PISA对数学的测试,认为中考不仅可以对学生学习数学的成绩认定,而且可以诊断数学教学的问题,改善数学课程的教学。上海的数学中考应该参照PISA的测试,对其稳定性、一致性进行分析和研究,进而反馈、诊断和改进,从而较为准确的判断中学数学学业水平的发展趋势,并从中找寻原因、总结经验教训、改进实际教学。马云鹏认为数学素养评价最终还是为了提高学生的数学学习,改善其学习方式。从课程目标、学生学习的角度,提出数学素养的评价要有利于促进数学教学全面落实课程标准所给出的课程目标,通过评价的反馈和诊断可以使学生改善自己的数学学习方式,从而提高他们学习数学的效果,通过有效地评价可以全面了解学生的数学素养的整体水平。 2.3国内学者对数学文化素养的研究现状数学文化素养是伴随着数学文化的发展而产生的一个新的词语,目前对数学文化素养的界定学者间的看法不尽相同,因此对数学文化素养的研究还不够深入,对数学文化素养的研究成果还比较少。周家全等在《论数学建模教学活动与素质培养》中提到“数学文化素质是指树立正确的数学观和数学信念,掌握数学的思想和方法。懂得数学这门科学的语言,会使用数学软件和计算机这一工具。”张明明在其硕士学位论文《高师院校数学与应用数学专业学生数学文化素养的现状调查与分析》中,指出数学文化素养数学文化素养是数学素养的一个分支,是指个体具有数学诸多方面的品质,包括数学文化各个层次,以及对人类文明进步具有深远影响的数学科学知识的方方面面。杨海艳在《数学专业大学生数学文化素养的调查研究》中认为:数学文化素养是指人们对数学文化的认识,从而使人们具有数学的思想、精神、方法、观点、语言和能力等数学文化多方面的品质。还在文中对培养大学数学文化素养的途径进行了阐述。 综上所述,目前国内对数学文化素养的研究还不够,研究成果较少,研究对象多集中于义务教育、高中教育、高师数学教育专业、高职高专。 作者:蔡银英 张伟 单位:重庆第二师范学院数学与信息工程系 数学文化论文:数学文化高中数学论文 一、数学文化在高中数学教学中缺失的表现 当前,高中数学教学中,仍把数学的形式化、逻辑性视为教学重点,忽视对数学的人文价值方面的挖掘与运用,数学文化在高中数学教学中出现偏差,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教学目标形式化,缺乏对数学文化的准确定位 在实际教学中,教师只将数学知识作为目标,不能结合数学文化来设定教学目标,只关注课本上的数学知识,特别是一些公式、定理的应用,过于工具性,没有把数学的知识与数学的人文相融合作为教育的首要目标,不能很好地了解和运用数学的思想、方法、精神等人文价值,弱化了学生数学素养的培养。 (二)教学方法落后,缺乏多样化的教学方式 长久以来,课堂教学以教师为中心,教学没有活力与生机,无法兼顾到个别学生的需要,难以进行师生互动,也不能让学生进行探究和合作学习,使学生的探究精神、合作意识、创新意识和动手实践能力受到捆绑,难以发挥其主动性。数学文化得不到全面体现,很难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甚至产生厌学情绪。 (三)教学评价简单化,缺乏对数学文化的考量 教学评价能够根据教学行为形成量化的考评结果,从而给出相应的教学指导意见。传统的数学教学评价不太重视具体学习过程,不能反映学生的心理过程和变化,更无法体现学生的人文素养的提高。而现实数学教学中,很多教师仍然沿用传统的数学教学评价方式,不能从数学文化方面入手,不能凸显数学的人文价值。 二、数学文化与高中数学教学结合在一起的方法 数学教育必须以提高学生能力为目标:第一,是理解能力;第二,是学习能力;第三,是判断能力;第四,是解决问题能力;第五,是创造能力。具体内容包括: (一)做好文化取向是奠定数学文化的重要基础 站在文化取向的角度来看,数学教学的主要目的是利用数学文化完成对学生知识的提升,所以,将数学文化与教学结合在一起,不仅是考虑到教学安排,同时还考虑到整体目标计划。对于数学文化教学主要围绕以下几个方面开展:第一,是数学意识;第二,是数学思想;第三,是数学精神;第四,是数学品质。 (二)以教育理念为指导,构建新型的高中教学思想 过去一段时间里,大部分教学都将教学重点放在了知识的学习,而忽略了教学的逻辑性和思维性。将数学文化与实际教学内容结合一起,与实际生活融合在一起,使学生产生学习数学的兴趣。学习的过程中,正确引导学生掌握学习方法,鼓励学生积极参加不同形式的教学活动,在活动中历练,不仅掌握知识,还学会团结合作。 (三)以学生的需求为指导构建多元化的教学体系 在整个教学过程中,数学教育是以多元的姿态出现的,因此,对于数学文化学习来讲,不仅要培养内涵,同时还要注意培养学习方法。在高中数学教材中,数学文化的定义学生是不能直观看到的,它是在不断学习中体现出来的。对于数学文化来讲,它不仅是内容丰富多样,同时学习方法也是渠道甚广,既包括了一些隐性的理论教学,同时也可以将整个学习态度直接展现出来,尤其是对学生学习数学的兴趣来讲,更能体现出其潜在的意义。在教学过程中将数学文化融入进去,通过教师生动,简洁的文字叙述,不仅能够使学生将注意力转移到学习上来,同时也可以提升其它知识学习,不仅提升了学生学习成绩,同时也促进了他们对数学的认知度和兴趣度。 (四)实现文化教学,提高高中数学的影响力 “数学文化”作为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成分。它的内涵丰富多彩,所以应采取更多、更灵活的教学方式,教师可根据教学内容和个人的教学风格进行选择,要注意教学的深入浅出,尽可能对有关内容作形象化的处理。强调数学非形式化的一面,弘扬数学的人文精神,除了知识的学习外,更应强调数学的思维方式、理性精神及数学在实际生活的应用。将课堂教学与课外指导相结合,让学生到生活中去寻找所需的素材和资料,以此有效的培养学生的动手和实践能力,促进其情感、态度、价值观的发展。 (五)构建先进的教学评价体制 数学文化要充分融入高中数学课程中,构建一种现代化的数学文化课程,还有赖于评价方式的转变。对于高中学生及教师,不能仅仅以考试成绩作唯一指标,应建立一种全方位的新型评价机制。对于教师的考评,应以教师的教是否让学生认识到数学的思想、方法、精神等,是否让学生的探索、创造能力得以实现,是否让他们通过数学的学习,获得良好情感、态度及价值观,领会到数学的魅力;对于学生的评价,不仅要关注学生成绩的改变,同时也要关注学习数学过程中的情感、态度等方面的变动与发展,以及学生全方位发展的能力与素质是否提升,通过过程与结果、定性与定量评价方式的有机结合,促进数学文化的渗透,培养学生的数学文化素养,最终才能真正发挥评价的激励作用,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 作者:胡滨 单位:曲阜市第一中学 数学文化论文:高中生数学文化素养论文 一、提高高中生数学文化素养的背景 在考核要求中,除了传统的对知识和能力要求外,增添了对学生个性品质的要求。个性品质是指考生的感情投入,学习态度和应试心理能力。要求考生具有较宽的数学视野,认识数学的科学价值和文化价值,崇尚数学的理性思维精神。何为数学文化?“数学文化”一词,出现的时间并不长,是在近些年随着数学学科的蓬勃发展不断得到完善的。有些人出于需要,愿意从文化这一角度来关注数学。数学是研究现实世界中数量关系和空间形式的科学,而“文化”,泛指人类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沉淀。“数学文化”是指数学的发展史、知识体系、思想方法、语言,以及它们的发展与应用。王梓坤教授曾指出:“数学文化具有比数学知识体系更为丰富的文化内涵,数学文化是对数学知识技能、能力和素质的高度概括。”我们学习数学不但要获取知识,更要接受数学理念、数学思想方法,数学标准化用语的熏陶,提高思辨能力和数学应用意识,并能把数学思维方式迁移到工作和生活的各个领域中去。数学的实际运用能力是当前数学教学的薄弱环节,因此提高学生运用数学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是提高数学素养的关键,培养学生的数学应用能力,就是要使学生在遇到问题、接触新鲜事物时,能够用数学的观念和视角思考问题,发现其中存在的数学现象,并用数学的思维方式去解决。著名数学教育家波利亚有过这样的精辟论述:“如果学生在学校里没有机会尝尽为求解而奋斗的喜怒哀乐,那么他的数学教育就在最重要的地方失败了。”作为数学教师,我们不能眼里只有数学题目,因为数学和文学、哲学、美学等都有密切的联系。高中数学教师应注重对学生思维品质的培养,注重数学精神和数学思想方法的渗透,增强学生的自主探究意识以及运用数学的能力,进而培养高中生的数学文化素养。 二、提高高中生数学素养的途径 (一)努力挖掘数学教材文化价值 根据高中数学新课标编写的教材,充分体现了数学的文化价值,注重通过数学课程教育,提高高中生的数学文化素养。在选择教学内容时,教材增加了与现代社会生活密切相关的实际应用的问题,如分期付款问题,最大利润最少原材料问题、概率预算问题等等。这些问题富有丰富的时代气息和深刻的生活背景,这样让学生在学习中能深深地体会到数学与生活的直接联系,具有普遍的生活实际意义。数学教材注重了数学概念的来源,公式的引入和建立的途径,并根据这些展开数学文化的价值。例如,引用一个非常有趣的历史故事:古代印度国王奖赏国际象棋发明者引出数列全章内容,并引出等比数列前n项和公式;许多概念、公式都由相应的实例引入,有时候是一个,有时候有好几个。遵从数学从具体情景抽象出一般概念和知识结构,又从一般性结论到具体情景给予印证的特点,让学生慢慢体会数学既来源于生活,又为实际生活服务。从知识的本源出发,提高了高中生的观察、思考、归纳和推理能力,再穿插各种各样的实际问题,能最大限度地培养高中生学数学、用数学的能力,为以后的工作提供审慎的思维习惯。 (二)开发适合本校学情的数学校本课程 力图拓展数学文化的内涵和外延。通过教师与学生的共同努力,不断研究和探索,逐渐形成数学文化的读本,让学生对数学充满兴趣。组建数学文化研究小团队,以“不断完善数学文化,尽力交流数学文化”为宗旨,以“喜爱数学、精学数学、应用数学”为目标,让学生尽情遨游在美妙的数学海洋里,自由而快乐地学习数学、感悟数学。小团队将交流各自学习心得,并将有价值的东西记录下来,充实到校本课程里。 (三)创建以“数学文化”为主题的网站 要把学生学习数学、接触数学的时空拓展到任意空间,任意时刻,互联网就是最好的载体。在开发数学校本课程的基础上,可以让数学文化研究小团队不断搜集素材,创建以“数学文化”为主题的网站,让学生感悟数学的魅力触手可及。中学数学教育应该充分发挥数学的文化功能,不断提高高中生的数学文化素养。是否具有较深数学文化素养,不仅关系到科学技术人才的优劣,更关系到整个中华民族整体文化素质的提高。数学文化不但可以提升学生的主体性意识,还可以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和创造力。所以,高中数学教师要努力在课堂中对学生进行数学文化的熏陶,提高学生的数学文化素养,充分发挥数学文化的教育功效。 作者:呼宇 单位:河北省抚宁县第一中学 数学文化论文:数学文化的案例教学论文 一、高等数学的案例教学中浸润数学文化的必要性 日本学者米山国藏曾说过,“在学校学的数学知识,毕业后若没什么机会去用,不到一两年,很快就忘掉了。然而,不管他们从事什么工作,唯有深深铭刻在头脑中的数学的精神、数学的思维方法、研究方法、推理方法和看问题的着眼点等,却随时随地发生作用,使他们终身受益。”这里提到的“数学的精神、数学的思维方法、研究方法、推理方法和看问题的着眼点”就是“数学文化”。对于学校里学到的数学知识,学生如何去用它,如何让学生体会到这门课在自己将来的专业课学习中的作用?如果教师在授课中能够举出一些典型案例,来体现高等数学课程在学生所学后继基础课和专业课以及生产和生活中的应用,这一定是一种提高学生学习兴趣和教师授课效果的有效方法,同时能够提高学生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应用实践能力,以及进一步的创新能力。 在高等数学教学中浸润数学文化与开展案例教学基础上,把数学文化有效地浸润到案例教学中,通过工程实践等案例来培养学生的实际应用能力,提升学生的数学素质和文化素质。增加数学科普内容,提高学生学习兴趣。优秀的数学科普知识可以陶冶学生的情操、开阔学生的视野、培养学生对数学的兴趣。通过挖掘数学理论的实际应用案例背景,让学生体会数学的价值,活跃课堂气氛、提高学生学习兴趣。渗透进文化的案例教学,更好地促进学生接受案例所承载的实际应用信息,达到培养学生实际应用能力的目的,进一步达到培养人才的目的。 二、高等数学的案例教学中浸润数学文化的方法与措施 笔者从以下几个方面来阐述在高等数学案例教学中如何加强数学文化的浸润教学。 1.高等数学教学中浸润数学文化的研究。从高等数学的课堂教学内容中挖掘隐含的数学文化内涵。教师必须深入研究教学内容,挖掘出其中蕴含的数学方法、数学思想、数学精神和数学品质,并采取灵活多样的课堂教学形式,才能够吸引学生深入到教学情境,从而领悟数学文化,潜移默化地将数学精髓变成自身素质的一部分。 2.高等数学案例教学的研究。建立典型的案例库,包括机械类、电气工程类、通信类、经济类、生产生活类等。在进行案例教学前,要选择合适的教学内容,并且选择适当的教学案例。例如,导数的应用、定积分的概念、重积分的应用等,积极引导学生参与到课堂的案例教学中。 3.高等数学课程文化浸润下的案例教学的研究。通过工程实践等案例来培养学生的实际应用能力,提升学生的数学素质和文化素质。增加数学科普内容,提高学生学习兴趣。理论教学中穿插来源于社会中的实际问题,从思考该问题如何解决,解决问题应该用到哪些数学知识,到如何利用数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一环扣一环,达到培养学生应用数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来体现数学文化。例如,讲解微分方程时,可以引入著名的人口模型、变化率及相对变化率。渗透进文化的案例教学,通过文化的渗透可以更好地促进学生接受案例所承载的实际应用信息,达到培养学生实际应用能力的目的,进一步达到培养人才的目的。 三、总结 将数学文化融入高等数学案例教学中,领悟数学所承载的人文价值和应用价值,促进学生学习高等数学的兴趣,对于提高大学生的数学素质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从而为形成健全的人格打下良好的基础。 作者:张晓光任秋萍王新霞张亚平王春单位:黑龙江科技大学理学院 数学文化论文:数学文化人文教育论文 一、利用数学文化,渗透人文教育 我们的教材每一单元都安排了数学文化,介绍数学知识的来历、价值。目的是让学生热爱数学、追求科学、崇尚科学。因此,我们要努力挖掘教材中数学文化里蕴含的人文理念。激发学生对数学的热爱,从而培养他们独立思考、严格要求、刻苦钻研的优秀品质。在教学圆周率时,向他们介绍祖冲之为了精确计算圆周率,进行了大量数据测量与艰苦计算,经过三十年才得出世上最精确的圆周率的事迹。教育学生从小就认识动手操作能力的重要性,认识通过动手剪、拼、摆等实际操作,经过思考总结,可以探索出知识形成的过程,从而加深理解并获得牢固的记忆。比如在学习圆的周长时,就让学生拿出自己所做的圆量出它们的周长和直径,亲身体会推算圆周率繁琐而细致的过程,让学生认识先人脚踏实地、崇尚科学、进取创新的精神。把学习知识与培养学生的数学意识、数学内化、数学应用、数学交流与数学创造结合起来,会使学生受益无穷。 二、充分挖掘教材,渗透人文教育 教材中,许许多多的案例都渗透了人文教育。例如,在教学“时、分的认识”这一课时,课的开始,我首先和孩子们一起猜谜语。课件出示:我有一个好朋友,滴答滴答不停走,叫我按时学习和休息,真是我的好帮手(猜一种日常用品)。猜谜语是学生的最爱,学生的学习兴趣也由此被激发,在不知不觉中从时钟转移到学习时、分的知识上。课中让学生记下自己一天的作息时间,并与同伴对照,看谁的时间安排得更合理,使学生明白合理安排时间的重要性,学会珍惜时间。渗透了健康生活、合理生活习惯的价值观。又如“,认识人民币”这一内容,我在课上创设了“小小商店”,让学生经历买东西和卖东西这一生活情境,让他们在此情境中初步学会付钱、找钱,让学生通过自己亲身实践,认识数学与生活的密切联系,体验数学来源于生活又用于生活,意识到数学的有用价值,从而产生积极的情感体验,逐步形成积极的学习态度。 三、在探索解题方案中渗透人文教育 我曾经遇到这样一个数学问题:“有45人去动物园玩耍,门票每人20元,团体票每人16元,但必须满50人才能买团体票。45人如何购票合算。”这是一个生活化极强的数学问题,学生经过一番激烈的讨论,很快得出以下几种解决方案:(1)每人20元,45×20=900(元);(2)50人可买团体票,50×16=800(元);(3)另外邀请5人加入团体,16×50-5×16=720(元);(4)买50张团体票,然后把多余的5张按每张20元出售,50×16-5×20=700(元)。大家都一致认为,只有第四种方法最合算。可是我没有采用第四种方法,孩子们都疑惑地望着我。原因是国家明令禁止倒卖车票、门票等从中牟利。 事实上解决数学问题的方法多种多样,但是不管采用什么样解决问题的方法都必须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因此对这道题的教学,我认为可以做这样的处理:指出第四种方案的不妥之处是违反了国家的法律法规,同时教育学生不论做什么事情都要遵守国家的法律,做一个遵纪守法的小公民。引导学生深入分析其余三种方案,使学生通过比较认识到第三种方案是经济实惠而且利人利己的。这样既培养了学生思维的深度,又培养了学生思维的广度。数学教学的任务不仅是知识的传授和能力的培养,而且是文化的熏陶、素质的培养。把科学的人文精神教育渗透于数学教学中,构建学生健康的人格是数学教学的重要任务,这样学生在学习数学知识、提高数学能力的同时,形成良好的意志品质,以适应社会的需要。 作者:杨文芬 单位:重庆市渝北区金鹏实验小学 数学文化论文:数学文化建设论文 1数学的价值与意义 数学素养是什么?有一个比较直观的说法,就是当一个人学习了许多数学知识以后,如果把所有的数学知识都忘掉或都“抽出去”,剩下的就是数学文化。而这些数学文化在人的头脑中落户,则形成一个人的“数学素养”。学习数学非常有用,人在学习数学的过程中所得到的训练,使思维更具条理性、敏捷性、深刻性,会有更多的思考方式来解决问题,比没有学过这些数学知识的人要“聪明”许多,这就是数学文化在起作用。 2数学无处不在——广泛的运用正是数学生命力的源泉 生活中处处可见数学,它在人类文明中一直是一种主要的文化力量。数学在科学研究中起着优秀的作用,决定了大部分哲学思想的内容和研究方法,创立了逻辑学,而且数学作为理性的化身,成为了思想和行动的指南。因为数学,许多新的科技得以开放,医疗保健得以显著改善,人们也得以发现新的沟通方式。数学为众多科学学科的发现提供背景,谱写着社会和现代工业的重大创新。此外,数学与一些人文科学的结合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数学在经济学中的应用产生了数学经济学科群,包括经济控制法、数理经济学、经济预测、经济计量学等分支。而且莎士比亚新诗的真伪可以使用数学中的统计方法来鉴定。可以说,数学方法的运用为历史研究开辟了许多过去不为人重视或不曾很好利用历史资料的新领域。数学方法的运用在历史学、社会学、法学、哲学以及医药学中都可以使一些仅靠思辨很难搞清楚的问题非常明了。 2.1传统的中西方数学文化 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实力强不强的一个重要指标是看他的科技发不发达。而科技的进步却源于基础数学,简单的说,没有掌握基础数学的研究,就无从掌握自主创新的主动权“。经世致用”的中国古代社会文化思想,奠定了中国传统数学的实用主义格调。影响中国传统数学的社会文化因素。几千年的中国封建社会政治和经济,无疑对科学文化有着重要影响,中国古代很少产生职业数学家及学术团体。外部交流缺乏,由于封建统治者长期奉行“闭关锁国”的政策,中国传统数学缺乏必要的外部交流,这是中国传统数学衰废的一个重要原因。另一个原因是传统数学的语言始终囿于汉语言的范围,阻碍了中国传统数学的进步。数学的进步是引进了较好的符号体系,就数学而言,符号的引进不仅具有简化表述的作用,同时其本身还有思维载体的作用。 2.2大众应该了解的数学文化 一个普通大众学了十几年数学,并不真正认识数学,这是因为我们的数学教育普遍存在重知识传授,轻思想方法和人文精神的揭示,教师往往就数学讲数学,不了解或虽然有所了解但不介绍相关的背景和创造过程的斗争、挫折,以及在建立一个可观的结构前,数学家所经历的艰苦漫长的道路。致使我们由于不了解,对数学一直存在种种偏见和误解,认为数学只是晦涩难懂的学问。只有对数学有个全面的了解才能消除偏见和误解,还原数学的真实面貌。大众应该了解的数学文化有那些哪?我认为可以朝以下几方面着手了解,首先,是对数学发展有重大贡献的著名数学家的故事,比如通过了解阿基米德、欧几里德、高斯、牛顿、欧拉、黎曼等数学家的贡献来了解数学发展的历史;通过了解中国古代和现代的著名数学家比如祖冲之、沈括、华罗庚、陈景润、陈省身、杨振宁、丘成桐等的贡献,来了解中国数学的发展轨迹,以及当代数学家是如何开展工作的,了解数学家并不是一群古怪的人,他们过着常人的生活,有着常人的优缺点,不是《心灵捕手》那部电影中描述的那个看门人能够在拖地和打扫的同时,解决几百年的古老数学问题,也不是另外流行的电影或书籍描述的天才数学家总是会患精神病,或者喜欢做出古怪的行为。数学家只不过是必一般经验主义者更为抽象的看待自然科学。其次,是了解数学史上的三次数学危机。只有了解了第一次次数学危机,才能从无理数的出现对毕达哥拉斯学派的颠覆性打击中知道实数和数轴经历了那么漫长的岁月;只有了解了第二次数学危机,才知道微积分的严密逻辑基础是最近一百年才得以建立,了解了第三次数学危机,从实无限与潜无限的观点,才知道集合论作为数学大厦的基石是由此而来的。再次,就是了解数学的广泛的应用以及中西方传统数学文化的对比,只有了解这些知识,我们才明白为什么西方的传统数学比我们先进那么多。再次,是了解最有影响力的数学奖项,比如菲尔兹奖和沃尔夫奖。最后,还应该了解一些数学问题方面的知识。比如1900年,希尔伯特在巴黎国际数学家大会上提出的23个问题,这些问题对20世纪数学的发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通过这些问题和他们的解决方法的了解,进而了解现代数学的特征和研究方法,了解到也许问题本身的证明没什么意思,证明它的意义在于通过它来发展数学,把数学发展好。还有千禧年的七大数学难题,就是2000年5月24日美国的Clay研究所在巴黎法兰西学院宣布的千禧年七大数学难题,他们对每个问题悬赏一百万美元,这些问题目前来看是最有意思和最具挑战性的。相信了解了以上的知识,你就会对什么是数学,什么是数学文化,有一个全新的认识,就会对为什么学数学、以及如何学数学有一个全新的认识。 作者:朱美玲沈石强单位:云南经济管理职业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