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5-05 17:02:57
【关 键 词】德育实效/学校德育/德育评价
【作者简介】吴灯，易连云，西南大学教育学院。（400715）
德育实效，是近年来教育研究的一个热点话题域，研究者普遍认为当前我国的学校德育实效性低下，并努力分析了德育实效低下的原因和对策。这些研究其意图是真诚的，是希望改善当前的学校德育；其工作是努力的，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然而，这种判断客观正确吗？深入思考这一问题，也就具有了重要的意义，它不仅关系到“德育实效”问题域的研究，还关系到整个学校德育的研究导向。
一、“学校德育实效低下”观的批判
当前，不论是教育实践工作者还是教育理论工作者，学校德育实效低下似乎已是客观的定论。这在公开发表的论文方面得到充分的表现，以“德育实效低下的原因”、“提高德育实效”和“增强德育实效”为题的论文现今已达数百篇之多。然而，对这种判断的反思却极少。为了分析这种判断的正确与否，我们有必要首先了解“德育实效”研究的兴起过程。
(一)“德育实效”研究的发展
考察研究热点的发展过程，对于了解研究的背景具有重要意义。从文献检索情况来看，“德育实效”的研究兴起于1991年，并呈逐年上升之势，2000年后进入飞速发展期。(见表1)
从表中数据可以发现，“德育实效”研究的起步和发展与我国市场经济的起步和发展几乎是同步的。事实上，这二者之间就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的。从文献上来看，人们普遍认为实效就是成功率，并进而等同于效率，而教育中的效率一词就直接借鉴于经济学。由此可知，“德育实效”研究是受市场经济巨大冲击影响而发展起来的。
(二)“德育实效低下”的质疑
在“德育实效”研究中，不少研究者只是简单经验地看问题，在研究前就预设了“德育实效低下”这一结论，并将其当作不证自明的道理，其它相关论述和研究都建立在这一缺乏论证的“定论”基础上。
1.“德育实效低下”论证的反思
当前的研究中，对于德育实效低下并没有直接的逻辑论证。这可能与德育实效概念在界定时的混乱和模糊有关，实效本应是指实际效果，但在其研究和行文中，研究者几乎都是不自觉地潜在地把德育实效理解为德育目标的成功率或完成率，并进而等同于德育效率，最后通过列举所谓“德育实效低下”的表现来论证德育实效的低下的。这种论证逻辑是有很大问题的，因为它是事先认定结论，再想方设法戴着有色眼镜去找符合想法的证据，而这种证据也只是表面的现象。
现有研究中证明学校德育实效低下而列举的表现常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类为列举学生道德素质差，在这一类中研究者常常会列举诸如“理想信念淡化，功利实用思想明显；社会责任感缺乏，学习观念存在问题；艰苦奋斗精神弱化，攀比现象严重”的表现。[1]研究者列举这类表现来论证学校德育实效低下主要有三个问题：一是所列举的很多现象并不是普遍现象，只是个别的，缺乏客观的定量统计说明，代表性差。二是所列举的表现都是从以前道德标准来评判的，如“学习观念存在问题”，新时代的学生当然应转变学习观念，并不是不符合既有的就是不道德的。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就是即使学生的道德表现真的差了，也不能说明学校德育的实效低下了。因为影响学生道德发展的因素是多样的，学校德育只是其中重要的一个，但并不是所有因素都是学校所能直接左右的，如家庭因素，经济社会转型等。第二类为列举德育工作存在的问题，研究者列举的表现常常是如下形式：实际操作中的“无位”；个人发展上的“无用”；现实冲击下的“无力”。[2]或者是“德育内容滞后，德育过程简单化”等等[3]。这些表现大多数有其客观存在性，但是，它们只能说明现在学校德育尚存在着问题有待改进，并不能直接证明学校德育的实效就低下了。
现今研究中对于学校德育实效低下原因的分析，也可以算作对“德育实效低下”的间接论证之一，因此也有必要对其进行一番分析。研究中常见列出的德育实效低下的原因有：转型时期社会消极因素的影响；德育内容的“假、大、空”和泛政治化；德育丧失生活基础；知德分离、智德分离等。[4]第一个原因并不是学校的问题，相反还说明学校不一定有问题。其它的原因其实都是学校德育的问题，而把它们统统归于学校德育实效的问题似有主观随意之嫌，并没有分析德育实效的特殊性，论证并不充分。而且，不少研究者把“德育实效低下”的原因和表现笼统地搅和在一起，有时表现是原因，有时原因又成了表现。
总的来看，关于“学校德育实效低下”这一判断的论证是不充分的，存在着较大的随意性和猜想性，这些研究并没有真正证明“学校德育实效的低下”。这可能与学样德育实效状况判断的复杂性有关。
2.德育实效状况判断的困难
要对学校德育实效下结论，首先要面对的就是判断标准的问题。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社会正处于转型时期，人们整体的道德也处于一个转型期。而以过去的道德观念和规范为标准去评判现在的道德状况，常常得出的结论是现在的道德不行了，“世风日下”。这种直接经验式的观点在社会上一占主流，人们就不自觉的认为是学校德育出了问题了，是德育的实效太低下了，于是一大堆的“提高、追求、增强”德育实效性的研究就出炉了。这种直接经验式的思维主要有三个问题：一是对当前社会整体道德状况缺乏反思；二是整体道德状况差并不能直接推出是学校德育出问题，有可能是社会家庭等其它环节；三是学校德育出问题也不能直接说明是德育实效出问题，有可能是德育其它环节的问题。
德育实效状况难以判断的另一个问题是没有可比性。德育实效常被认为是德育的成功率或投入与产出的比率，可是这个比率的前测和后测首先是没法量化测量的，其次是不存在价值大小问题的，它们没有可比单位。因为“惬意事物的价值与其惬意程度无关，由感到惬意的生命体自身是否有价值以及具有何种价值决定”。[5]
通过以上的分析，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德育实效”研究是受市场经济深刻影响。“德育实效低下”的判断是直觉经验思维式的，缺乏有效和必要的论证，其判断难以成立。
二、“德育实效”研究的消极影响
“德育实效”的研究对于改进现今学校道德教育有一定的作用，但是其研究内容和研究取向却也具有很大的负效应，对学校道德教育具有消极影响。
(一)效率对道德的消解
“效率”最早是一个物理学名词，指蓄电池、电分布系统以及机械所放出的能或功与被供给的能或功之比。20世纪初从物理学应用到经济学，在经济社会政治普遍追求效率的情况下，“效率”进入到了教育学领域。[6]随着社会的发展，效率对于学校教育，尤其是道德教育，其消极作用越来越显露出来。在当前教育领域，效率体现的是一种经济思维。但是自从启蒙运动开始，现代资本主义就发生了经济和道德领域分裂的戏剧性变化。道德和经济越来越被看作是不相关的东西，[7]继而成了对立的东西，效率成了道德(德性)的消解剂。效率是一种事实判断，而道德是一种价值判断，试图用事实判断来代替价值判断必然会导致价值的丧失。因此，被潜在地理解为德育效率的德育实效作为一个德育概念在提出使用之际就在逐渐消解着德性。德育实效的研究不会促进德性的生长，相反很可能会抑制道德的发展。
(二)“德育实效”研究对学校德育的消解
首先，以德育实效的角度来评价德育工作，就无形中把德育作为了功利的手段，忽视了德育作为学生道德发展过程的自在价值，削弱了德育的地位。随着“德育实效”观的深入人心，学校德育自身也被工业化、技术化和程序化了，难以控制的艺术性被丢到一旁。这种工业化要求所有的学生都遵循一种道德发展模式，发展同一种道德品格，成为同一种规格的产品。为了达到这样的目标，学校德育就遵循程序化的要求，把学生从生活到学习的各方面精确管理，没有自由道德选择的机会。并采用技术化的手段量化品行，“没打扫教室扣1分”，“拾到东西交公加1分”就出来了，并以品德分来最终确定其道德品性。
其次，在“德育实效”观的指导下，人们变得更加注重外显的“行为规范”，而忽视其背后的“人文关怀”。学生的家庭背景，童年经历，个性品质和道德需要都变得不重要，学生只是为了做“好孩子”而做“道德的事”、想“道德的事”，而不是因为自己是一个“人”去自我修养、提高人生境界，信仰成了奢侈品。人文关怀是道德教育的基础和前提，没有了人文精神，道德发展只会是畸形的。
再次，“德育实效”的研究也不利于德育研究的深入发展，因为它几乎把一切德育问题都归根结底为德育实效低下的问题来看待，去研究，一切研究也都是为了德育实效。这样就忽视了每一个德育问题的特殊性，限制了德育研究的视角，并导致德育研究的功利主义，而且这种功利还是相当局限的功利。
最后，“德育实效”观不自觉的预设了学校德育的万能，预设了学校德育能使学生的道德发展很快地外显为对人民对社会有益的道德行为。然而，学校德育不是万能的，因为受教育者的人格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其生活环境的制约，所以还要注意到那些可以和不可以由教育者左右的要素及其对历史发展现状的影响。[8]另外学生的道德发展也很可能不会立即外显为道德行为。因而，很多人就会直接经验地认为德育实效低下了，学校德育不行了。从而导致人们对学校德育失去信心，进而冲击德育教师的教育信心，这种期待万能与“实际低效”的矛盾(低效是假象)，使得学校德育的发展不堪重负。
“学校德育实效”研究，它并没有真正地提高学校德育的质量，相反地它给予学校一个难以承担的重负，推卸了社会、家庭和学生个人的道德发展责任，这个重担压得学校德育喘不过气来。德育实效不是学校德育的出路，学校德育需要的是解放自身，解放学生心灵，让德性得到充分自由的发展。
【参考文献】
[1]丁明娟.高校德育的实效性研究——以上海师范大学文明修身活动为例[D].上海：上海师范大学，2007.
[2]左琪.新时期中小学德育观及其实效性研究[D].辽宁：辽宁师范大学，2002.
[3]杜宇成.学校德育实效性问题研究[D].武汉：华中师范大学，2007.
[4]陈萍.我国学校德育实效研究综述[J].上海教育科研，2004，(3)：16～20.
[5]舍勒.价值的颠覆[M].北京：三联书店，1997.136.
[6]张敏.效率的教育学批判[J].榆林学院学报，2006，(3)：75～77.
(2017-2020)
为更好地组织我校各种教育教学科研的学习交流活动，通过举行讲座、教研组学习、印发学习资料、网络、参加上级组织的有关德育活动以及进行校内外的交流形式，组织教师学习先进的教育教学理念，转变教育观念，探索现代教育模式和教育教学规律，促进我校的教育改革，特制定以下德语科研工作奖励制度:
一、学校不定期举行各种讲座。通过讲座进行教育新理念的学习、科学育人方法、教科研经验的推广等。
二、教研组学习活动。
各教研组每月组织一次学习，可以是理论学习，也可以讨论学习一些教科研的经验成果等。每次活动做到有计划、定时间，且要认真选定内容、定主讲人、定讨论题。
三、校内交流。
每学期进行一次全校性的德育教科研交流，对我校的德育课题研究、教育教学论文及其它教科研工作进行交流，使大家在交流活动中互相学习、互相启发、有所认识、不断提高。
四、对外交流。
积极参加地区级及以上教科研活动，加强德育信息和德育工作交流。经常走出去或通过网络，学习先进教科研经验，以促进我校教育科研工作向着正规、科学、深入的万向健康发展。
五、充分利用学校德育网站进行教科研工作的指导和交流。
六、每学期收集优秀德育论文、案例进行汇编，便于学习交流与推广。
七、德育教科研成果归档制度。
凡我校的德育教科研成果材料，如获奖论文、发表的论文、开发的校本课程等须及时向德育室申报归档。一方面作为学校档案保存;另一方面也用于作为奖励的依据。
凡在“教书育人，管理育人，服务育人”工作中，成绩突出者，学校要以不同形式给予奖励。注重自身修养严格自律，为人师表，以身作则能坚持经常地教师，且周围群众对其都有一致好评的教师可作为师德先进个人向上级推荐。被评为校、市、地区级德育先进工作者，学校分别给记入档案，并给予不同形式的奖励。被各级政府及教育行政部门授予的“师德标兵”，“师德先进工作者”，“德育先进个人”等荣誉称号的教师，学校要大力宣传他们的先进事迹，号召全体教师向其学习。
八、评选办法
先进年级组和优秀年级组长，由政教处组织评定，政教处、教务处提供材料，同意报有关会议审批。优秀班主任及先进班集体由各年级初步评定，政教处、教务处提供相关材料；学生先进个人根据有关文件精神、评选条件和分配名额，由班级民主初步评定，年级组同意，报学校德育处审批。凡受国家、自治区、地区级表彰的先进个人不再受校级重复表彰，凡受校级表彰的不再受年级组重复表彰。
九、表彰方式
校级评选的先进集体或个人每年在毕业典礼或开学典礼上表彰一次。年级组评选的先进在年级组进行表彰。国家、自治区、地区级表彰按上级要求进行。
一、关于德育模式的含义
研究德育模式，应该先弄清“模式”一词的含义。“模式”一词源于拉丁文（modus）意思是与手有关的定 型化的操作样式，它最初只是指对操作过程的经验性的概括，以后这一词上升到更抽象的意义，一般通用为“ 方式”。如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等。20世纪后社会活动的多样化，又从“方式”中分离出来，意指某种方式中 的具体的定型化的活动形式或活动结构。《现代汉语词典》定义：“模式，某种事物的标准形式或使人可以照 着做的标准样式”。美国两位比较政治学者比尔和哈德格雷夫认为：“模式是再现现实的一种理论性的、简化 的形式。”英国人丹尼斯·麦奎尔和瑞典人斯文·温德尔从传播学角度将模式看作是：“用图像形式对某一事 项或实体进行的一种有意简化的描述。一个模式试图表明任何结构或过程的主要组成部分以及这些部分之间的 相互关系。”从以上所述“模式”定义的发展状况看，“模式”既有抽象性，简约性特征，但它又不等于具体 的事实经验，它是一般原理与具体条件相结合，原理的共性与具体的个性相结合而形成的活动结构的活动形式 。“模式”可以更有效地帮助人们进行工作，提高工作质量和效率。我们研究德育模式的目的也在于此。
关于德育模式，在理查德·哈什等著、傅维利等译的《道德教育模式》中讲到：“德育模式是一种考虑教 育机构中关心、判断和行动过程的方式。它包括关于人们如何发展道德的理论观点以及促进道德发展的一些原 则和方法。”在国内，由于德育的改革实验及国外德育模式理论的引进，德育模式问题也受到关注，其定义也 得到一些探讨。有的把德育模式归入方法范畴；有的强调它与方法既有联系又有区别，表现出特定的结构与活 动序列；还有的认为，德育模式是德育理论以简化的形式表达出来。究竟如何把握这一概念。首先，德育模式 不是德育方法，它与讲授、谈话等德育方法显然不属同一层次；其次，德育模式不是德育计划，计划是它的外 在轮廓，仅此不足以揭示其内含的德育思想和意向；如前所述，德育模式也不是理论，至少不仅仅是理论，它 还内涵着程序、结构、原则、策略等，远比纯理论丰富的多。所以，德育的方法、计划、理论、结构、程序等 都是构成模式的某个要素或侧面，对其中任何一项来定义德育模式显然不太全面，在未能确切定义之前，笔者 认为不妨这样描述：
德育模式是在一定的德育思想理论的指导下，经长期德育实践而定型的德育活动结构及其配套的实施策略 。这个定义包含着理论指导、活动的结构与程序、实施原则、操作要领等诸因素统一结合构成的德育活动形式 。
二、关于德育模式的比较
学校德育应实施开放型德育，要开展比较研究，横向比，纵向比，才能较全面的研究和把握德育模式。
1、我国学校的德育模式。我国建国以来学校德育受政治运动干扰，摇摆较大。曾出现过德育途径单一化、 片面性的倾向。一时强调政治运动，就以运动替代德育；强调劳动重要，就以劳动压倒一切；强调业务，就以 智代德。这些片面的作法，都是不利于充分发挥各种途径的作用，实现德育目标任务的。人的品德是多种多样 的，品德结构又十分复杂，要把大学生培养成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新人，单靠一种 德育模式、途径是完不成的，必须采用多种方式实施德育，才能产生最佳德育效果。这些年来，不少学校采用 的主要德育模式有：各科教学德育模式，主要通过挖掘各科教学内容的内在思想性对学生进行德育；社会实践 德育模式，强调德育以实践为基础，注重引导学生积极参加社会实践活动，形成高尚的品德；组织活动德育模 式，通过党团组织、学生会、社团组织开展的课内外、校内外活动进行德育；从环境角度讲，还有班级德育模 式，强调班级德育的基础和主体；社会德育模式强调通过社会教育机构、社会舆论、社会交往施加德育影响； 家庭德育模式，强调家庭是学校德育和社会德育的基础，是塑造人们灵魂的第一个环节。这些德育模式，都不 同程度从某一方面发挥了德育作用。
2、西方学校的德育模式。
（1）道德认知发展模式，代表人物是美国道德心理学家科尔伯格等，认为道德教育的关键是发展儿童认知 判断的能力，他们把儿童道德判断能力的发展分为三个水平六个阶段，道德教育只有遵循阶段发展的规律，才 能获得成功。
（2）社会学习德育模式，代表人物是美国的班杜拉、米切尔等人。认为品德发展是社会实际影响作用的结 果，因而十分注重社会榜样、观察学习等在激发动机促进学生品德发展中的作用。
（3）人本主义德育模式，代表人物是心理学家罗杰斯、马斯洛等，认为人生来具有自我实现的内在趋向， 只有尊重人的发展，施以合理的教育，人就能获得充分的发展，成为健全有效能的人。
（4）价值澄清模式，代表人物为美国拉斯、哈明、西蒙等人，认为社会是变化发展着的，不能仅传授某种 固定的价值观点，而重要的是教会学生如何分析不同的道德价值，善于在复杂的社会情境中作出明智的抉择。
（5）体谅德育模式，代表人物是英国的麦克菲尔等，认为在品德结构中最重要的是发展、关心、体谅别人 ，只要儿童能形成从别人的观点和立场出来考察自己的道德行为，就能发展成有道德的社会公民。
（6）理论基础建构模式，代表人物是詹姆斯·谢弗，谢弗对教师如何作出道德决定的关注超过考察学生是 如何进行同样的决定，它的模式可以为那些愿意开始实施道德教育计划教师提供指导和鼓舞。
（7）价值分析模式，代表人物是罗尔德·库姆斯、米而顿·穆克斯、詹姆斯·查德威克等人，该模式在于 帮助学生学习社会，学会以一种高度系统循序渐进的方法来作出道德决定，准确估计道德价值。他们提出价值 分析更注重教学法。为了帮助学生处理解决价值问题，安排了分步程序。
（8）品德教育教程模式，代表人物是美国威尔逊等，针对学生不具备一般道德知识和行为规范的问题，强 调发展正规教程的品德教育。
（9）社会行动德育模式，代表人物是美国的弗雷德·纽暑，他提出了为了公民的行动而改变课程的主要注 意中心，模式的目的是提高学生发现、探索和解决社会问题的能力，建议学生既要学习有关课程也要参加社会 活动。
（10）三位一体的德育模式，认为人的道德行为是由道德认知、道德判断、道德行动三大要素构成的，只 有个体同时具备这三种内在一致的要素，融为一体，他的行为才能是道德的。为此，德育要根据这三个要素设 计完整的教育规划，研究防止各种不利影响，使道德知识教学与个体的道德行动相一致。
（11）四位一体的德育模式提出，必须从知、情、意、行道德的完整本质出发，强调德育工作的整体性， 把学校德育放在学校工作的整个过程中进行。即既注重道德知识教学，也重视通过各科教学进行；既注重知识 的领会，情感的培养，更应注重具体的行为表现。
上面列举的是西方主要的德育模式。
三、关于德育模式的启示
（1）各种德育模式虽有差别，然而它们都是当代道德实践的产物，都是对当代学校道德实践的某一方面进 行了探讨，因而都有其存在的时代背景和研究的价值。上述不同的德育范型，实际上都应当看成是不同道德理 论家和实践者根据自己对道德的理解而派生的一种道德策略，一种理论分析和实施的系统。当代西方和我国学 校道德理论界尚未形成一种主宰全局的范型，而是同时存在各种范型，正是这种道德理论范型的多样化，反映 了这一领域的广泛复杂和尚待深入探讨。无论作为一个研究者和实践者，都有责任了解这些范型，并研究出能 适应新形势、解决新问题的新的道德范型。
（2）既然我们承认每一种范型仅仅是对道德的某一方面、某一部分、某一形式或方法的研究，我们就不应 当强求它们如何完美。一是道德的许多方面还未研究到，目前的模式都是初步的；二是这些模式从不同方面揭 示了道德中的问题和规律，是特定道德实践的产物，具有不可替代性；三是全部的道德模式都是有用的，我们 了解的道德流派越多，就会越清楚全面地把握当代道德的发展；四是这些模式形式多样，各有特色，很难说哪 一种是最优秀的模式，因为它们都从不同的方面研究了当代不同制度、不同时期、不同的道德实践。
一、当代国外德育发展的几个显著特征
1.全球化（一体化、趋同化）与民族化的同时并存，使德育在全球意识与寻根意识的交互作用中接受现代性与民族性的双重洗礼；而德育的个性，在于弘扬各自的民族精神，因而各国都把培养“民族魂”作为学校德育的核心目标。
所谓全球化，就是指由于全世界经济区域化、一体化步伐的加快，国际交流的日渐频繁，特别是电信、贸易、旅游业的发展，影视业的跨国经营，那种地理意义上的国家概念因被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和思想意识的相互渗透，文化的濡化和同化而变得面目全非，地球正在“缩小”。再者，摆在全世界面前的和平与发展两大主题，及各国共同面临的生态恶化、资源枯竭、人炸和道德嬗变等问题，使各国迫切需要跨越国界、跨越民族、跨越文化的大合作。时下出现的东西方文化的大联手、基督教与佛教的对话，表明世界文化正在呈现一种“综合的趋势”。
尽管如此，我们这个世界仍然存在一种反对单调一致的反冲力，以保存自己国家、民族独特的文化、语言乃至种族上的特色。例如，土耳其尽管正积极要求加入欧共体，但其大学里的年轻妇女依然虔诚地头戴面纱；新加坡在对其国民进行了20年的英语教育之后，又掀起了讲华语的热潮，借以维护传统伦理。也就是说，我们在生活方式等方面越趋同一，我们就越执着地追求在宗教、语言、艺术和文化上的传统价值观；外部世界愈趋相似，我们就越加珍视衍生于内部的传统事物，越是强调自己的独特之处。
这种看似矛盾的世界文化特征对各国德育所产生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如下两方面：
①德育目标和内容既有放眼全球的意识，又有回眸寻根的意识：一方面，吸纳时代精神，注视全球共同拥有的价值观、道德观。亚太地区教科文组织提出了各国公认的12个核心价值观和5个工具价值观[1]。1993年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在北京召开的“面向21世纪的教育”的国际研讨会，在讨论分析21世纪人类面临哪些挑战的问题时，被列为第一位的是人的道德、伦理、价值观的挑战；并指出，高境界的理想、信念和责任感，强烈的自立精神，坚强的意志和良好的环境适应能力、心理承受能力，便是21世纪人才规格的突出特征。另一方面，正视自己民族的文化传统，把传统文化里的精华加以消化吸收。各国德育正是在上述两个方面的交织中接受现代性与民族性的双重洗礼，谋求时代精神与民族传统道德的有机结合。在这一点上，日本可说是典范。尽管时代变迁、经济发展，但其国民素质有两点依然不变：一是科学精神，一是忠君服从和整体主义。
②各国德育的基础，均在于全方位、彻底地吃透并弘扬各自的文化传统和民族精神，把学校德育根植于深厚的民族文化土壤之中。各国德育的实践经验证明，越强调德育要培养民族精神、民族精神的培养越突出的国家，德育就越有成效。如日本的如下经验值得借鉴：a.发扬民族精神，抵制盲目西化，突出集团意识和家庭意识；b.对东方传统伦理道德思想进行现代的阐释和创造，贯彻《理想的日本人典型》[2]思想，并做到家喻户晓；c.利用宗教力量，使国民亲身领会神佛的崇高和慎独的精神；d.注意青年生活磨炼和修养，设立许多类似富士伦理学苑和修研所这样的进行专门道德训练的基地。
2.各国德育的运作，都从大处着眼、小处着手；在处理“实然价值”与“应然价值”的关系上，遵从“跳一跳摘到桃子”的原则。
六十年代以来，国际教育理论界出现了值得注意的几个动向：人力资本理论向人力资源开发理论发展；维持性学习向预期性学习转变；终身教育理论的提出，伴随着“学会生存”、“学会关心”、“学会学习”等口号把世界教育改革引向深入。各国教育日益趋向伦理化、人性化，其中德育更是促进人性完善的核心部分。法国把**与义务作为公民道德教育课的支点；昔日发动二战的德国，把人性和人的尊严作为德育追求的首要目标；现代宗教思想家蒂里希把“仁爱”当作普遍的终极价值，而弗洛姆则一直为建立全球人道主义伦理学而殚精竭虑；道德教育家柯尔伯格也总是不满意第五阶段的回答，提出第六阶段的价值定向并作为普遍的公正原则。值得深思的是，西方国家无论多么不遗余力地挖掘人类共同价值观，但最后仍强调德育必须落在培养忠于本国的“好公民”的基点上。在这方面，柯尔伯格就是典型的代表。在他看来，品德的最高目标是培养超习俗的第六阶段的人，但最后他还是力主培养遵守社会纪律法规、忠于祖国的好公民。由此可见，各国德育从目标的界定到内容的选择，一般都站在适当的高度并为未来着想，而实际施行时却运用“小步子”原则，既没有为了追求德育理论的纯结与永恒而任意拔高对现时的希冀与要求，也没有只顾眼前而损伤或冲淡未来的长远与崇高。在“现实”与“应该”的关系上，各国德育显然恪守着“跳一跳摘到桃子”的原则。
3.当代国外德育理论中有一种倾向，就是试图将学校德育的重点从传递特定的价值观念和道德标准转移到发展个体的道德思维和探究能力上。
这种倾向可追溯到苏格拉底与普鲁泰哥拉关于“道德知识是可教的吗”这场辩论。苏氏在辩论开始时坚持“道德知识不可教”的论点，随着辩论的深入，引发问题的增多，苏氏发现自己原先的论点不对头，于是转向“道德知识是可教的”观点上来。这就是著名的“善者即智者”的由来。值得一提的是，1928年至1930年耶鲁大学哈兹霍恩等有关“诚实和欺骗问题”的实验研究，得出了与瓦金斯、麦考莱相反的结论：①儿童的品德发展是由道德经验情境决定的；②学校德育对品德发展没有影响。这个研究对后来几十年都发生了极大的影响，这种影响不是要取消学校德育，而是证明那种一味在课堂上讲解道德知识、背记道德信条的品德教育是不会成功的。
这就引起了有关“道德教育如何进行”这一问题的思考。特别是20世纪后半叶，价值多元化、价值相对论异常明显，更加引起了人们对道德的不确定性、可变性和相对性的广泛关注，提出了一系列耐人寻味的主张：①道德就其本质来说是个体问题，道德发展是个体理智地思考和选择的一部分，真正的道德成长发生在个体内部；②作为培养学生智慧、塑造学生品格的学校，其任务不是通过某种特定的策略强迫学生服从于一个外在的目的，道德教育的任务不是具体规范的传授，而是道德推理能力和推理技巧的培养和训练。如麦克菲尔主张“多关心、少评价”，约翰·威尔逊主张借助“道德构件”来培养个体能够自行应付和解决道德困境的能力；而价值澄清学派则认为，“如何获得观念”比“获得怎样的观念”更为重要。德育理论的这种倾向，给不少国家的德育实践带来深刻影响，德育活动的逻辑起点到底是“塞”进去还是“引”出来？已成为各国德育研究和实践的一个很有争议性的问题。
二、建国以来我国德育存在的主要问题和近年来的主要探
索
（一）建国以来我国德育存在的主要问题
1.一味“告别昨天”与竭力“疏远他人”并存。随着新**主义革命的胜利和社会主义建设高潮的到来，在思想道德领域内清算封建糟粕和抵制资本主义腐朽影响是及时和必要的，但问题的关键却在于：我们在清算封建糟粕的同时，也否定了优秀的传统文化，肢解了悠久的文化传统；在抵制外来的消极影响的同时，又把排外与排污等同起来，视西方真正的文明为洪水猛兽，不能也不敢拿来。一味“告别昨天”与竭力“疏远他人”，使我国德育走进了这样的误区：①误认为我国德育只面临一个使命，那就是彻底埋葬封建主义和彻底消灭资本主义。②由于破得多，立得少，我国德育多少带有“嘴尖腹空”的隐患。例如一味“告别昨天”，就影响我们在对待传统文化上缺乏批判地继承的正确态度，根本谈不上“吸收与改造”、“继承与发扬”、“传承与发展”。要知道，古代的思维经验只要包含客观真理的因素，就可以与现代相通，如社会主义道德教育所倡导的道德规范，除匡定集体主义为道德教育的价值导向外，其他规范并不比传统美德高出多少。昔日酿成的苦酒，时至今天人们才充分品尝出来。如果说我们身边时有伤风败俗的事情发生，那么与其怪罪市场经济活动，倒不如说与过去“告别昨天、疏远他人”所一度造成的“思想真空”有关更为妥切。
2.心术纯正与心态不稳并存。心术纯正，就是指在国民意识、思想、道德等精神领域的塑造上所站的角度是高的，用心是良苦的。然而，在实际的德育工作过程中却表现为“高、大、空”：德育目标太高，缺乏层次性；德育内容庞杂，缺乏针对性；德育途径、措施也不具体，缺乏实效性。结果，只出现类似“言者谆谆，听者藐藐”，“德育说起来重要，干起来次要，忙起来不要”等尴尬局面。“高、大、空”的症结所在，就其本质而言，是违背了“最高的价值是最普遍的价值”的逻辑范式，因为价值的先进性是通过价值的广泛性反衬而丰满起来的。所谓心态不稳，则主要表现为德育理论缺乏恒常性。一般来说，理论的恒常性有三个条件，即对过去发生的起码能自圆其说而不感到尴尬，对正在发生的能融合而不是自相矛盾，对未来将要发生的有预见而不是麻木迟钝。达到上述三个条件，理论才可说是具有恒常性，异化的理论与理论的异化也才失去使之生存的温床。在过去的德育理论研究中，我们往往为了未来的纯洁与崇高而任意拔高对现时的希冀与要求，因而吃了不少苦头。经过80年代前后有关真理标准、生产力标准、人道主义与异化、生活方式、文化热、主体性等问题的大讨论，我们在德育中增加了个性心理素质教育、遵纪守法教育、社会公德教育、公民意识教育等内容，增强了德育的针对性和层次性。然而，德育理论恒常性所赋予研究工作者的使命，至今并没有彻底地完成。
3.把德育的价值取向当作德育过程。这在学校表现得相当明显。例如，我们在思想政治课教材中机械地将爱国主义、集体主义、人生观、价值观的概念、知识和理论排列组合起来，总以为写上这些带有价值取向的东西，只要经教师孜孜不倦地讲解，学生就能获得相应的品德。这实际上是把德育的价值取向与德育过程混为一谈，殊不知正确的价值取向必须变成学生个体的内在要求才能实现教育的目标。不结合学生的心理需要和思想实际来编写教材体系，是思想政治课低效甚至引起学生逆反心理的重要原因。因此，我们应大胆继承和发扬我国古代优秀的道德传统，借鉴国内外许多深刻的伦理、格言和人格典范，联系学生的心理需要改革思想政治课教材，并研究德育过程的科学性，以塑造出大批刚健有力、自强不息、礼让谦恭、修己善群、关心社稷、厚德载物的人才。
（二）近年来我国德育的主要探索
应该说，近年来我国德育在理论和实践探索上所积累的经验远远大于教训。这里只就影响较大的德育模式探索作简要的介绍。
1.心育工程模式自去年初以来，黑龙江省佳木斯市倡导并实施“五心”道德教育体系，即“爱心献给社会、忠心献给国家、关心献给他人、孝心献给父母、信心留给自己”。深圳华侨城中学也把个性心理素质教育作为心育工程的主要内容，并以搞好“心育工程”作为完善学校德育的突破口。《德育·心育·心育工程》（《特区教育》1994年第4期）一文，把心育工程表述为“六心体系”——热心献给他人、孝心献给父母、爱心献给社会、忠心献给祖国、关心献给环境、信心留给自己。这种模式在不同地方几乎同时得到推广。
2.淬砺教育模式[3]淬砺教育是着眼于21世纪人才规格，针对现实青少年身上的弱点和德育工作中存在的弊端而提出的一种有完整系统的德育模式，可概括为4句话20个字：训练其行为，磨炼其意志，锤炼其精神，锻炼其理想。四者的关系是：理想是核心，精神、意志是中介和基础，行为是外在表现。这种模式主张采取实践锻炼、劳动锻炼、远足拉练、行为训练、学习磨炼和体育锻炼等六大途径，目前在国内只是零星地试行。
3.学会负责模式[4]这是“中国基础教育中的人道、伦理、道德、文化价值教育”课题研究总报告所推崇的德育模式，意在为21世纪中国基础教育中的德育选择适当的目标，并以此构筑面向21世纪的中国中小学校中人道、伦理、道德、文化价值教育的新格局。学会负责，是学会在作出满足自己需要和愿望的个人决定时，对自己、对他人、对社会以至对影响人类生态的环境等有全盘考虑并承担起应有责任。这对学生而言，意味着学习和掌握经过独立思考、判断后选择履行义务的意识和能力；对教师而言，则意味着培养学生这种意识和能力。鉴于“学会负责”既是传统文明与现代文明的连接点，又是中西文化的融合点，所以这一德育模式有着广阔的前景。
三、完善我国德育构建的理论思考
1.德育的逻辑起点，是“塞进去”还是“引出来”？
在教育史上，从苏格拉底的“产婆术”、福禄贝尔和裴斯泰洛齐的“展开说”到杜威的“儿童中心主义”，都比较重视启迪引发的作用；而从洛克的“自板说”、赫尔巴特的“三中心”到奥苏伯尔的“有意义接受学习”，则比较欣赏接受接纳的作用。与教育史上这两条线相呼应，古今中外的德育生长与发育也有两条路向，路向的发端处又有两个逻辑起点：要么视学生为“容器”，把社会要求想方设法“塞进去”，这不妨称为“外塑转化说”；要么承认学生自身蕴涵着“善端”或“潜能”，认为德育的功能就是引发善端和开启潜能，可称之为“潜能引启说”。
转过来看我国德育目标的历次形成，总是恪守一条主线，那就是充分体现社会的需要，把社会的要求竭力转化为学生的品德，以致于把德育定义为“教育者把社会要求的思想观点、政治准则和道德规范，通过自觉的影响，采取适合学生身心发展的措施转化为受教育者个体的思想品德的社会实践活动”。由此可见，我国在德育的目标制定和内容界定上采取的是“外塑转化”路向，德育活动的逻辑起点是“塞”而不是“引”。这就带来下列问题：a.从根本上影响了德育目标和内容的相对稳定性，因为把易变的社会要求作为制定德育目标和内容的依据，怎么不使德育见步走步呢？b.把学生视为受纳的客体，这就必然以灌输为德育的主要方法；c.置学生的实际问题于脑后，即使觉察到学生的变化，也因囿于抽象的社会需求而不会依据实情灵活地作出变革。这就启发我们认真思考：我国德育可否在构建上选择“潜能引启”路向以取代“外塑转化”路向？可否把德育活动的逻辑起点由“塞”调整为“引”呢？
2.“潜能引启说”的理论假设，包括什么？
①需要——手段观人的合理需要能否给予满足或在某种程度上给予满足而不违背道德准则，取决于满足这种需要时究竟采取了什么手段。这一理论假设的积极意义，在于德育面对的千古难题——本能和理性的关系终将得以解决：理性（文化、文明）可促使本能的表现和满足，由此推及学校、德育的设置和存在就是为了促使潜能的表现与实现，而非抑制与约束人的潜能。这就便于把伦理学中的动机律和效果律统一起来，有利于把握道德的生长点和评判的切入点。
②德育的功能观承认德育具有政治功能、经济功能、文化功能和享受功能，都没有错。然而，与上述“需要——手段观”相呼应，德育的功能只能限定在激励功能（发展）与约束功能（预防）的交织上。激励功能针对需要满足本身，约束功能针对选定的手段，前者强调理想，后者突出纪律。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一靠理想，二靠纪律，方能统一人的思想。”[5]因此德育的功能可以表述为：意在激励、止在约束，上不封顶、下要保底。
③人性观人性＝悟性＋德性。用这样的表述，而不表述为“人性＝生物性＋社会性”，可以避免出现由后一种人性观所带来的问题，即强调人的生物性，强调人与生物界的连续性，容易产生对人性的曲解，引起人文科学中的种种谬误，如把利己与利他看成仅是矛盾的和相互排斥的，以为个人与社会、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之间存在着固有的对抗。为此，对待德育中那种把利己与利他、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看成是对立的提法，应该持小心谨慎的态度，少提或不提为宜。基于“人性＝悟性＋德性”这一假设，便可得出德育的定义和目的：德育就是促使德性潜能在悟性基础上的自我实现，其目的在于充分开启和实现人性中的德性潜能。当然，这里的“潜能”包括了社会性和创造性。
④德性结构观我们一直沿用的道德概念——“道德是调节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行为规范的总和”，是艾思奇从经典作家里概括出来的。随着社会的发展，德育面临的任务越益增多，上述定义就越益显得捉襟见肘、涵盖不了。因此，更新道德概念刻不容缓。我们认为，道德就是德性潜能的积累，而德性是指存在于人和人（推及社会）、人和自然以及人自身内部（如主我与客我、自在与自为）之间的三维价值追求。因此，德性结构是三维的，派生出四种品质，据此可进行四种教育，表现为“七心”体系，如图所示[6]：
（附图{图}）
引注：
[1]12种核心道德价值观是：关心他人，包括家庭和社区成员；关心社会、民族及人类的福利；关心环境；关心文化传统；自尊与自立；社会责任感；精神性或灵性；和平解决冲突；平等；公正；真理；自由。5种工具价值观是：不屈不挠；勇气；合作；是非感；宽宏慷慨。
[2]《理想的日本人典型》共列出16项品质：对于今人：a.自由；b.发展个性；c.锐意振作；d.坚强意志力；e.小心谨慎气意。对于家庭，使家庭成为：a.爱的场所；b.休息场所；c.教育场所；d.气氛活跃。作为社会成员：a.尽志职守；b.增进社会福利；c.富有创造性；d.尊重社会规范。作为日本国民：a.具有适当方式的爱国主义；b.爱护和尊重象征国家的标志；c.养成优秀的民族性。
[3]见王少然《淬砺教育——一种崭新的教育模式》（《教育研究》1994年第8期）。
[4]见胡卫《学会负责》（《教育研究》1994年第2期）。
[5]引自《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11页。
在我国至今还没有真正被德育理论界和教育界公认的有一定代表性的德育模式确立起来,因此,探讨德育 模式的文章还不多见。本文试图从模式考察起,对德育模式予以新的界定,并对西方国家有代表性的德育模式 和我国的一些德育范型进行分析,旨在促进对各种德育模式的探索,实现科学的创造和发展,形成我们自己特 色的德育模式,使德育工作进一步科学化、规范化。
一、关于德育模式的含义
研究德育模式,应该先弄清“模式”一词的含义。“模式”一词源于拉丁文(modus)意思是与手有关的定 型化的操作样式,它最初只是指对操作过程的经验性的概括,以后这一词上升到更抽象的意义,一般通用为“ 方式”。如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等。20世纪后社会活动的多样化,又从“方式”中分离出来,意指某种方式中 的具体的定型化的活动形式或活动结构。《现代汉语词典》定义:“模式,某种事物的标准形式或使人可以照 着做的标准样式”。美国两位比较政治学者比尔和哈德格雷夫认为:“模式是再现现实的一种理论性的、简化 的形式。”英国人丹尼斯·麦奎尔和瑞典人斯文·温德尔从传播学角度将模式看作是:“用图像形式对某一事 项或实体进行的一种有意简化的描述。一个模式试图表明任何结构或过程的主要组成部分以及这些部分之间的 相互关系。”从以上所述“模式”定义的发展状况看,“模式”既有抽象性,简约性特征,但它又不等于具体 的事实经验,它是一般原理与具体条件相结合,原理的共性与具体的个性相结合而形成的活动结构的活动形式 。“模式”可以更有效地帮助人们进行工作,提高工作质量和效率。我们研究德育模式的目的也在于此。
关于德育模式,在理查德·哈什等着、傅维利等译的《道德教育模式》中讲到:“德育模式是一种考虑教 育机构中关心、判断和行动过程的方式。它包括关于人们如何发展道德的理论观点以及促进道德发展的一些原 则和方法。”在国内,由于德育的改革实验及国外德育模式理论的引进,德育模式问题也受到关注,其定义也 得到一些探讨。有的把德育模式归入方法范畴;有的强调它与方法既有联系又有区别,表现出特定的结构与活 动序列;还有的认为,德育模式是德育理论以简化的形式表达出来。究竟如何把握这一概念。首先,德育模式 不是德育方法,它与讲授、谈话等德育方法显然不属同一层次;其次,德育模式不是德育计划,计划是它的外 在轮廓,仅此不足以揭示其内含的德育思想和意向;如前所述,德育模式也不是理论,至少不仅仅是理论,它 还内涵着程序、结构、原则、策略等,远比纯理论丰富的多。所以,德育的方法、计划、理论、结构、程序等 都是构成模式的某个要素或侧面,对其中任何一项来定义德育模式显然不太全面,在未能确切定义之前,笔者 认为不妨这样描述:
德育模式是在一定的德育思想理论的指导下,经长期德育实践而定型的德育活动结构及其配套的实施策略 。
[关键词]高职大学生；心理健康；德育
[中图分类号]G645[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2096-0603（2017）32-0057-01
德育课程在高职院校大学生对的教育课程中占有重要地位，主要是培养高职院校中学生品德的课程。德育课程的定义，从狭义方面讲，指道德方面的教育；从广义方面讲，德育课程主要是指针对培养学生品德、政治、思想的教育课程。在高职院教学中，品德教育是教育工作者统一组织适合受教育的学生集体学习、培养品德的良好氛围，在此环境中，课程可促进学生在品德、政治、思想等方面有所提高，有所造诣。
一、高职院校大学生心理健康德育特点
（一）选用课本内容陈旧
我国高职院校目前主要运用的德育教材是《大学生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书中主要提及培养优良学风、明确学习目的、大学生人际交往、树立人生理想、法律基础等内容，对思想道德修养的覆盖范围很广，但在教学实践中，发现此书并不完全贴合学生的学习与生活。
（二）德育教学结构单一
我国目前的高职院校中对学生的德育教学结构单一，不符合学生的具体生活要求，也跟不上时代的发展。我国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德育课堂中一直采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教学，学生从课本中认识德育。在1982年，我国在高职院校中开展了一系列的思想品德修养课程，但教师只是在课堂上教育课本，德育教育始终停留在理论学习的层面上。德育教学结构的单一，导致学生对德育教学产生误解，认为德育只是存在于课本上的概念。且德育课本中的内容多年未作出改变，并不能跟上时代的发展，内容陈旧。学生在学习生活中会遇到诸多关于德育的问题，但课本上都没有体现。
（三）德育教学内容重复无限接
我国的德育教学中易出现重复或无衔接的现象。高职院校采用的《大学生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教材中，内容丰富，便于学生记忆学习。学生在中小学阶段学习的德育课本是由教育部颁发审定的，而大学阶段接触的德育课本是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来进行审定的，所以标准上会有所出入，就导致内容出现了重复，既浪费了学生的学习时间，也导致许多内容衔接不好，浪费了高职院校的学习资源。
二、高职院校大学生心理健康德育功能
（一）德育中的情感表达
情感是道德传播的基础，道德中就包含着怜悯、珍惜、爱护、责任心、自信心、自律等情感。不同的情感交织构成了道德表达的本质，在德育课堂中，只有学生从教学中感受到了这些情感，才能使学生产生情感上的共鸣，从而深化对道德的理解，把关于道德的理论知识转化为实践中。情感不是口头上的表达就能使人感受到的，道德自然也是这样，要进行德育，就要营造良好的道德教育课堂氛围。情感不局限于理论上述说，需要一个良好的情感共鸣氛围，是自然而然的表达，不能是刻意的灌输。只有使德育转化为一种环境，使学生生活在德育的环境中，才能搭建起德育的理论概念与德育的理想信念之间的桥梁。
（二）德育教学的方式
德育不是口头上的表達，不是只依靠敷衍的活动宣传、演讲、视频播放就达到德育的目的。德育存在于精神层次，活动形式和表层行为不能构成精神交流。教育工作者在应该以身作则，用精神文明感染学生，建立精神层面的德育交流。教师需要有一定的传播德育的能力，与学生进行心灵交流是教育工作者的基本素养，教育工作是的力量在高职院校大学生心理健康德育中占有重要地位，甚至是首要地位。教师的品行端正，语言表达、行为举止都符合中国传统意义上的德，才有力量去影响学生的道德思想建设。教育工作者应该善于利用周遭环境，为学生营造德育教学氛围。在教师有意识营造的德育课堂中，学生用心感受，提升道德品行将极为可能。
三、小结
能够走向灵魂深处的德育，是从学生的立场出发的，关心学生的道德成长。在课堂中不能把教育与教养分开来，这两个概念是相辅相成，相互影响的，教育工作者要做到在教育中传授教养，用自身的教养烘托学生学习知识的氛围。将高职院校中运用的课本加以改进，使之跟上时代的发展，改变高职院校的教学方式，使理论知识转变为实践，从而提高学生的道德素质。
参考文献：
[1]杨小东.高职院校德育教学之思考[D].河北师范大学，2013.
[2]林韧卒.高职院校德育体系整合创新[D].哈尔滨理工大学，2014.
【论文摘要】 本文分析了影响高职护理专业德育课程改革和发展的瓶颈，主张以“大德育”的内容、“模块化”的形式构建高职护理德育课程体系，凸显“多元整合”的课程观，注重德育课程内容的全程化，建立整体性、动态性、可操作的德育课程教学实施系统。
五年制高职护理专业德育模块化课程（以下简称德育模块化课程）的建构，是指为了增强高职护理专业课程设置的针对性和实效性，从大德育的课程宏观内容着手，以模块化的课程表现形式，从高职的特殊层次着眼，以护理专业的特色为切入点，构建整体性、动态性、可操作的德育课程教学实施系统。
构建德育模块化课程就是要对德育课程的目标、结构、内容、实施、评价等子系统进行整体优化［1］，使其相互衔接，构成一个有机整体，即以“大德育”的内容、“模块化”的形式构建高职护理德育课程体系，形成一套较完整的高职护理德育课程的系统教学文件，为全国护理高等职业德育教育提供可借鉴的范例。
一、德育模块化课程瓶颈
近十年来，职教同仁在职业教育课程结构模块化、课程内容综合化和现代化等方面，做了有益的探索，取得了较为显著的成绩。但也存在一些困境，具体表现为：
1、理念陈旧，内容滞后
德育课程设置的理念没有全面突破，没有形成大德育的机制和氛围；传统的学科型课程模式仍然没有根本改变，按学期/学年序列讲授一门课程。教学内容远离学生和社会生活的实际，缺乏生活气息，抽象枯燥；课程内容与职业实践相脱节现象尤为严重，难以彰显以就业为导向的职业教育特色。
2、缺乏针对性教材和科学的评价机制
高职德育教材基本沿用中职的教材，四门必修，一门选修，另加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德育的理论知识和德育的行为实践严重脱离，学生“德育成绩高，道德素质低”，严重地弱化了德育课的功能。对学生德育全面表现的客观科学的评价环节尚须完善，科学的行之有效的德育评价体系尚未建立。
3、缺乏改革的政策依据
长期以来，德育课的超强的政治，让德育课程附着了浓厚的政治色彩。德育课程改革的依赖性和受限性尤为明显。中职德育课程及其内容具有政府主管部门的明确的规定性，而高职德育课程只有参照性；没有权威的行政部门文件的明令指示，高职德育课程改革是不可越雷池一步的。
所有这些严重背离高职护理德育课程的求实创新、与时俱进的宗旨。因此，努力建立科学、全面、综合、开放的并能适应21世纪的高等护理职业教育发展需要的德育课程体系，德育课程的全面改革迫在眉睫，任重道远。
二、德育模块化课程的要素
1、“大德育”的界定，“大德育”是一个时空范畴
从时间上，“大德育”贯穿学生高职学习的始终，可谓无时不有；从空间上，“大德育”涵盖了校内外的所有场合，可谓无处不在；从教育主体讲，“大德育”涉及所有教职员工，可谓全员有责；从德育环节来看，“大德育”渗透到一切活动之中，可谓事事相关。
2、对课程的解读，“课程”一词有众多表述
本课题研究采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O）1997年新版《国际教育标准分类法》中对课程的表述：“课程是按照教育内容确定的，是完成确定的某项目标或明确规定的教育任务而组织的有一定排列顺序的教育活动。”教育活动的含义比一门课或一组课的含义更广。基于这样的课程理解，大德育理念下的德育课程既包括编入课程的各门课，而且也包括各门课以外的科目及课外活动；既不必过分注重学科的理论体系，也不必过分注重学科的规范性定义。
3、“大德育”课程的构成
“大德育”课程是由两类正规的、显性的课程与四类非正规的、隐性的课程组成的，即认识性德育课程、活动性德育课程、体制意义上的德育“课程”与气氛意义上的德育“课程”以及前两类德育课程中“隐性的”或“潜藏的”德育“课程”。确立德育课程教学的重点是打通科学世界和生活世界的联系。
4、对模块的理解
模块，就是以一个主题为中心，将相关的知识内容组织在一起的结构。其中，主题就是依据德育总的课程标准，针对学生的认知规律和成长特点，归纳出学生在特定时期对德育课程起码应该掌握的问题。模块划分的最大特点是非学科性。模块可大可小。我们这里说的模块，是介于德育具体课程内容之间的模块，其具体表现形式就是校本教材（德育教程1~7）。
三、德育模块化课程的建构
模块化就是依据德育主题为经线，以国家规定的德育必修课程内容为纬线，搭建中职与高职的德育课程通道。
1、横不断点，纵不断线模块化课程的建构，要求对国家规定的德育必修课程的基本内容做到横不断点（基本知识）、纵不断线（基本原理）
就是把德育内容的要素结构和层次结构划分出来，以五大要素（即道德教育、法制教育、心理教育、思想教育、政治教育/中职德育国家所规定的必修课和高职的必修课）为纬，以各项要素的不同层次/主题为经，按照整体性、有序性、动态性的原则，精心设计模块化的德育课程，使高职护理德育课程体系更具开放性、适应性、先导性，适应学生成长需求，符合职业岗位需要，满足社会适应能力，具有超前意识和创造精神［1］。
2、删繁就简，与时俱进，形式多样
模块化课程的建构，就是对现有德育教材的内容优化整合，删除过时的、脱离学生实际的内容，补充具有时代特征、符合学生生活实际的内容；根据学生专业特色、年龄特征、性别特征、心理特点，结合本校实际，组织编写校本德育教程；在不同年级开设相应的德育选修课程：形成分层次、递进式的校本德育课程体系；努力构建创新活动德育课程体系，充分利用德育基地、社会实践基地等校内外德育资源，积极开展社会调查、军事训练、公益劳动、科技文体活动、勤工俭学、志愿者行动等德育活动；建立学校德育网站，制作优良的德育课件，构建“绿色网站”。
四、德育模块化课程的理论基础
1、遵循人的全面发展学说原理
人的全面发展理论与德育论原理融合了人的主体性理论和人的社会化理论，是整体构建德育课程体系的理论依据和实践依据。
2、系统论原理作为系统科学的思想原则和方法
主要体现在德育课程构建的整体性、有序性、动态性、开放性和最优化［1］等几个方面。
（1）系统论的思想原则。建构高职护理德育课程体系，必须科学处理高等职业与护理专业的辩证关系，既强调高等职业的层次性，又突出课程的职业定向性，以高等护理职业素养和岗位能力作为配置德育课程的基础，使学生获得的德育素养和能力真正满足高等职业岗位（群）的需求。为此，构建高职护理德育课程体系，就是通过“精简、融合、重组、增设”等途径，更新教学内容，促进高职护理德育课程结构体系整体优化，以增强学生的社会适应性和职业适应性。
（2）系统论的方法。德育课程的整体性，指的是将构成德育课程体系的德育目标、内容、途径、方法、管理、评价等要素作为整体，科学系统优化整合高职护理德育课程体系、探索创新德育活动课程体系、整合德育队伍体系、建立德育动态综合考核评价体系。德育课程的动态性，主要是指依据学生的成长规律、认知规律所构建的课程内容与所处的时代特征、地区特色、层次特色、专业特色和办学特色的辩证统一，以及对学生德育成绩的多元化动态评价体系的实施。德育课程的可操作，是指把理论形态的德育课程体系转化为实践形态的、适合本校实践运用的德育体系。
3、凸显“多元整合”的课程观
改变传统的“学科本位”的课程观，在采用“能力本位”课程观的基础上，朝“多元整合型”方向发展，形成一种“多元整合”的课程观。创设以模块为主的课程，设立新的教学目标：作为模块化教学结构的目标，不再是以知识的传授为中心，而是以学与做的结合为中心［2］。
五、德育模块化课程的运行
1、科学建构模块化德育课程内容
把高职德育内容的基本要素和知识层次结构划分出来，按照整体性、有序性、动态性的原则把各要素和层次有机地结合起来［1］，遵循学生的认知规律和成长规律，精心设计各学段（学期/学年）课程目标，与之相应地构建模块化德育课程内容。加强各学段德育的具体化、精细化、操作化、生活化、趣味化研究，分别构建各学段的德育系统内容。
2、注重德育课程内容的全程化
为适应规范化的课程模式转向以活动为主要途径的新课程模式，对现行的高职德育课程的内容、结构、比例和课时安排做系统地筹划，打破“学科型”的一门课在一学期/一学年教授完毕的一贯制度，使某一学科的课程伴随学生高职学习的全过程。
3、德育模块化课程的实施框架
学制5年＝3.5年（在校学习：中职德育规定的必修课教材+校本德育教程）＋1年（岗位实习：护理人文修养）＋0.5（返校学习：邓小平理论概论）。每门课程学时总数＝各学期之和。课程模块表现为订单式、拼盘式的模块。课程内容=（理论+实践）＋（显性课程+隐性课程）。课程实施的基本途径：课程学习和日常学校生活渗透学习相结合、知识学习和活动体验相结合、外部规范和自我省察相结合。（动态）学分＝课内表现＋课外行为。
2007年9月在学校8个班级开展模块化课程的校本德育教程（1~3）试点，德育教程的授课效果得到试点班级学生的普遍认同，学生综合素质显著提高，德育成效初见端倪。发表的相关系列论文产生积极的影响，开展的课题也获得了省市级有关部门的科研立项。
【参考文献】
【关键词】中职；德育；改革
1.中等职教德育现状
为了解中等职教对目前学校开设的德育课实施的现状，我们对我校45名高年级学生进行了问卷调查，调查结果显示：表示满意和认可的仅占26.8%，不满意的占73.2%；61.7%的认为学而无用或用处不大而无学习兴趣。通过调查分析学生不满意和无兴趣的主要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
1.1教学目标注重了方向性而缺乏时代性
从教学内容中可以看出偏重了马列主义、思想理论，对当前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最具直接指导意义的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思想的学习不足。另外对党在现时期的重要方针政策的学习不够，且与当前国内外的形势和时事严重脱节，这种与时代的脱节是学生不满意的主要原因。
1.2重理论轻实践
大纲规定的德育理论教学占80%，实践仅占20%，而专业课的实践比例高达40-50 %。现代教育提倡建立多渠道的德育体系，要求通过加强劳动和社会实践、课外活动和校外教育等，以“行为、情感、榜样、锻炼”的教育方式达到目的。显然实践教学的学时过少，难以达到德育要求。
1.3应试教育模式化严重
学生普遍反映现行德育重视了理论的学习和考试，讲解内容围绕考试，德育成绩又以理论考试为依据。这种应试化的模式不利于思想道德素质的培养，难以反映受教育者真正的德育情况，也难以让受教育者满意和接受。
1.4教育形式模式化严重，缺乏创造性和特性
比较中等职教的德育与普通中学的政治课程，不难发现除职业道德与就业指导外，二者在内容与目标上基本雷同。各类中等职教德育的教材、时间内容安排、大纲要求几乎完全相一样，对德育不感兴趣和认为作用不大的重要原因。
1.5教育方法和手段较为单调
目前绝大多数中等职教的德育仍然采取以理论讲授为主，辅以少量电化及声讨论的教学手段和方法。这种单调的德育方式缺乏说服力，难以调动学生的积极性。
2.德育要满足时展的要求
新的时代，新的局面，对中等职教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进行素质教育，培养具有良好的综合素质和职业能力的人才是中等职教当前形势下的首要任务。作为综合素质重要组成部分的德育必须跟上时代的步伐，满足时代的要求：
2.1时代性
德育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必须与时俱进，跟随时代的步伐，反映时代的特点、精神与要求。当前德育的首要任务是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坚决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始终做到“三个代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大力发展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坚持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切实加强思想道德建设。
2.2科学性
与其他社会科学一样，马列主义、思想也是不断发展更新的，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的思想就是在此基础上的发展和创新。用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思想科学地解释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建设，阐述党的重大方针政策，是当前中等职教德育的基本任务。
2.3特色性
德育具有独特的历史性、民族性、阶级性和继承性。德育内容受不同时代、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传统及职业的影响，因此德育具有鲜明特色性。中等职教的德育不但必须反映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当代社会文化、阶级、民族特性，还必须反映不同职业的德育特点。
2.4全面实行素质教育
德育在素质教育中属政治思想道德素质范畴，要求受教育者具有良好的政治思想素质外，还必须具备良好的职业道德和行为规范，诚信敬业、忠于职守、开拓进取、知法守纪。中等职校的学生跨出校门，即将走向社会、在校期间的德育必须使他们具有上述良好素质才能满足和适应社会的需要。
3.对于中等职教德育的几点建议
（1）缩减《经济与政治基础知识》和《哲学基础知识》的教学内容和授课学时。教育部近日下发了《关于调整高中思想政治课有关教学内容的方案》的通知，明确指出对《经济常识》，《哲学常识》，《政治常识》学时及内容进行缩减，在我们的调查中有79%的学生要求对上述课程进行缩减。
（2）理解“三个代表”思想和掌握其实质，熟悉本专业相关的行为准则和法规，这有利于受教育者进一步提高思想政治素质，依法从业，依法维权，更好地适应现代社会和人才市场的需求。在调查中71.8%的学生有此要求。
（3）改变应试教育，改进考核方法。实行开放式教育，面向个体，因材施教，因人施教，因职业施教，避免无的放矢的空谈，让受教育者在全面发展的基础上按自己的兴趣、特长、能力充分发展。建立多渠道的德育体系，除讲授基本的理论外，建立综合考核体系，20-30%作为理论考核，以检测学生对基本理论的掌握情况。25-30%为社会调查和时事形势学习的心得体会，以了解学生学用结合的情况。40-55%为个人思想品德、行为规范遵纪守法的实践表现。这种综合性的考评能较大范围和程度地检测学生的德育状况，也受到绝大多数学生的欢迎。
（一）德育学分制是体现以德育为核心的重要举措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指出，实施素质教育，就是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造就“四有”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强调，要积极探索新形势下思想政治教育的新途径、新办法，努力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增强实效性。显然，德育学分制是适应高校学分制改革发展，落实以德育为核心，推进素质教育的重要措施。
（二）德育学分制是学生个体德育评估的现实要求
目前，大学生在德、智、体全面发展过程中，智育较为重视，体育也成为学分制的一部分，而作为“首位”的德育却一直是软而虚，已经成为高校德育工作的“瓶颈”。高校学生的德育实践环节尚未形成体系，对学生的德育实践评估方式量化评分，在知行统一的育人过程中，学生的主体作用未得到充分发挥。因此，学生个体德育评估呼唤德育学分制的实施。
（三）德育学分制是提高学生自觉接受德育的有效措施
由于高校德育管理缺乏有效的监督检查环节，缺乏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考核，使学生思想品质的发展状况很难在真正意义上与学生的毕业推荐、学生奖惩挂钩，导致学生接受德育的自觉性和主动性大打折扣。德育学分制以学分认定的形式鼓励学生参与德育理论学习和德育实践，变管理为引导，促进了学生主动接受德育教育。
二、德育学分制评价指标体系的设计
德育学分的考核范围，应涉及学生在校期间的德育理论学习、思想状况、行为表现、技能水平等。为此，德育学分制评价指标体系应包含两大部分：德育理论学习和德育实践，相对应的学分分别称之为德育理论学分和德育实践学分。
（一）德育理论学分
德育理论学分是纳入理论教学的德育内容考核学分。学校根据教学计划和有关要求安排一定的德育必修和选修课程，学生自主选修有关课程，成绩合格者获得该门课程学分。从德育理论学分考核的适应范围来看，德育理论学分应包括“两课”教学、形势与政策教育、心理健康教育、法制教育、毕业教育等内容。
（二）德育实践学分
德育实践学分是指学生在校期间除课堂学习以外的思想政治素养、行为表现及综合素质等方面评价的学分《中国普通高等学校德育大纲》对高校德育的目标和内容作了具体的规定，将思想政治教育、形势教育、法制教育、道德品质教育、学风教育、劳动教育、审美教育和心理健康教育作为德育的基本内容。在设计德育学分制的评价指标体系时，本文将德育理论素养归类于德育理论学分的考核范围，将“思想道德素质、文化艺术素质、身心素质、创新能力、实践能力和组织协调能力”等六项指标作为构建德育学分评价体系的内容，从思想道德素质、志愿服务能力、科研创新能力、文化艺术素质、社会工作能力、身心健康素质等六个方面建立评价体系。
每个指标的考核均由基本要求和加分项目构成，部分指标设有扣分项目。基本要求是德育培养目标对大学生的一般要求。根据学生不同的德育水平及表现，基本要求划分为不同等级，制定不同的分值，作为学生自我综合评定和集体评定的参考标准。加分项主要考核学生在素质拓展项目中的个性发展水平。扣分项主要考核学生在校期间思想状况、行为表现等方面的不足，内容涉及学生的组织纪律观念品德修养、诚信与责任意识等。
三、德育学分制的实施转（一）德育学分评定要注意的几个问题
1.健全组织机构
德育学分制的实施，首先要从学校体制上进行统一规范和管理，形成由学校党委领导，相关部门参与，分层次管理的体制，推动德育学分制的组织实施和管理。学校成立德育工作领导小组，成员由学校领导、党委宣传部、学生工作部、团委、教务处、思政部等相关部门负责人及二级学院主管学生工作的党委副书记组成，负责起草、审定德育学分制实施方案，指导相关部门、二级学院开展德育学分的评定、审核及管理工作；成立由教务处、学生工作部和团委组成的德育学分制管理中心，负责德育学分制的实施和管理；二级学院成立德育学分制实施领导小组，由党委副书记、辅导员、专业导师、主要学生干部组成，负责本学院德育学分制的实施工作。
2.坚持集体评议
随着学分制特征凸现，传统意义上的班级功能弱化。但相对集中的教学管理与稳定的专业环境使同一专业的学生彼此之间比较了解，有利于开展公正、公平的民主评议。因此，应以专业为基础进行集体教育和评议。对于人数较多的专业，可按学生学习、生活的具体情况划分成若干个小组，以小组为单位开展评议，减少因专业人数多，学生相互之间不了解而导致评议不公的现象，同时也提高了集体评议的效率。
3.实施个人申报
对学生在校期间参与素质拓展的重要经历和优秀成绩，实行个人自主认证、申报制度。学生在校期间参与素质教育活动所取得的成绩，符合学分奖励条件的，可通过一定的程序进行申报。对于在校期间因各种原因受到了学籍、团籍（党籍）处分的，个人也应当如实申报，经专业和二级学院两级审核后确认，按照评价指标体系的要求扣除相应的分值。
（二）德育学分评定的程序
第一，学校德育工作领导小组研究制定德育学分制及其管理办法，广泛宣传，指导学生开展德育教育活动，组织实施德育学分制。
第二，学生根据德育学分制的要求，对自己的思想状况、行为表现及综合素质进行自我评价，撰写学期德育总结，对照德育学分评价指标体系的要求，实事求是地评定自己的德育实践学分。
第三，各二级学院德育学分制实施领导小组指导各专业开展集体评议。通过组织召开各专业学生会议，审查学生自评结果，确定学生的德育实践学分。
第四，辅导员（导师）鉴定，再次对集体评议结果进行审核。
第五，学院汇总、审核，最终确定学生的德育学分。学生对德育学分评定有异议，可向学院德育学分制实施领导小组申诉。
第六，学校教务部门建立德育学分管理系统，对德育学分进行统一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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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研究生；学术道德失范；培养机制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7661（2012）21-020-02
近年来，研究生教育中出现的学术道德失范现象愈演愈烈，前景令人担忧。研究生学术道德的缺失，败坏了校风和学风，扭曲了诚信治学的学术氛围，严重影响了研究生的培养质量。因此，铲除培养学术道德失范的温床，全面加强学术道德建设，是当前高校学风建设工作的首要内容。
一、研究生学术道德失范的主要表现
1、课程学习、科学实验阶段的学术道德失范表现
研究生在上课阶段，就已经会采用各式手段瞒天过海，胡编滥造：期末考试时携带小抄，作弊以获取高分；窃取他人实验成果，偷换数据，抄袭实验报告；从互联网上下载论文，稍作修改即作为期末论文上交。
2、及毕业论文中学术道德失范的表现
大部分高校在评奖或毕业所需的条件上，都会注明或撰写毕业论文的要求。这导致研究生不论是否侧重于理论研究，都必须要有自己的专业性科研论文成果。于是，各种类型的学术道德失范行为集中于此，具体表现为：抄袭，剽窃、侵占他人劳动成果，或者“越境”翻译国外学者的成果后据为己有；在未实际参加的研究成果或论文中挂名，或引用有关参考文献未说明，或标注“伪注”，盲目列出并未引用的参考书目；一稿多投或一稿多用，将自己待发表的论文或者已经发表的论文，改头换面，更换题目，继续在其他刊物上投稿；找“”，出钱雇“”贯以自己姓名的论文，或充当“”替人论文等等。
二、当前研究生学术道德失范现象的原因分析
1、受社会不良影响较大
现今我国处于社会转型期，唯利是图、以最小代价获取最大利益已逐渐成为人们新的座右铭。这些扭曲的价值观，不可避免的投射到高校科研学术的净土，从而转化成为研究生学术道德失范的动因之一。职称评审、职务认定、学术地位水平的评价，对名利的过度追逐导致学术规范的边缘化，传统学术道德规范体系的道德约束力日益削弱，学术泡沫、粗制滥造、弄虚作假、人情送礼、任人唯亲、暗箱操作、学霸威慑等现象大有越演越烈之势。另一方面，面对研究生扩招，就业压力逐年加大，人才竞争日趋白热化的大环境，很大一部分研究生无法平心静气的进行学术研究。为了日后能够找到一份理想的工作，他们只能在公务员考试、各种考证方面投入大量的精力和时间，因此也无暇顾及学术研究，到真正交稿之时就只能敷衍了事，东拼西凑。
2、高校缺乏对研究生的学术道德教育
（1）缺乏对研究生学术道德教育
一些高校往往注重“科研能力”、课题论文的数量，而常常忽视对研究生进行学术道德教育。其后果是第一，使研究生不了解学术规范的具体内容，对于科学研究中的译、署名、引据、注释等概念模糊不清，致使很多学术失范行为成了“无心之过”。第二，道德教育的缺失致使研究生的知识产权意识淡漠，缺乏学术道德观念和自我约束力，不能以正确的学术道德规范自己的学术行为。
（2）监督惩戒机制不到位
目前高校对于研究生学术道德失范的惩戒大都只集中在考试中防抄袭、作弊的措施上，对于论文的剽窃、侵占，并没有健全的监督管理和惩罚方法。这样致使研究生的学术不端行为得不到及时的察觉、揭发和惩治。
（3）研究生学术水平评价标准单一
现阶段对研究生学术水平评价标准非常单一，一般以所发论文数量与发表刊物档次结合考察。思想政治状况考核弱化，却以作为评奖评优，乃至是否能够毕业的唯一标准。有部分研究生不学无术，运用各种学术失范手段大量制造劣质论文，给予出版社适当“稿费”就可直接发表。最后，却能够挤掉很多真正潜心钻研、刻苦用功的同学，摘得奖学金的荣誉。而那些踏实做科研的研究生，则因为研究周期较长，无法在短时间内取得学术成果，而与奖项擦肩而过。而在另一些高校里，在读期间，不完成论文量化的标准，研究生就无法实现学业，甚至严重影响了将来的就业。在这样的指挥棒下，现实性很强的研究生当然“急功近利”，想方设法走捷径，提高论文数量，忽视质量。这也造成了滋生学术失范的温床。
三、对于加强研究生学术道德建设的思考
加强研究生学术道德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采取多项措施，依靠学生、老师、学校乃至社会的共同努力。根据研究生学术道德的现状及其问题的成因，结合本人多年从事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所积累的经验，建议从以下几个方面抓起，从制度上杜绝学术失范现象的产生：
1、强化学术道德教育，形成以遵守学术道德为荣的研究氛围
（1）充分认识学术道德教育对培养合格研究生的意义。
合格研究生不仅要具有过硬的专业水平，扎实的学术功底；更为重要的是，他所撰写的论文不是建立在剽窃他人成果的基础上，而是踏踏实实由自己努力完成的。过程的清白，才能彰显结果的珍贵。所以，必须首先认识到加强研究生学术道德教育的重要性，才能切实提高学术素质的具体措施。
（2）积极开展学术道德教育活动
秉承先入为主的规律，在研究生入学后的新生教育课中，将学术道德教育作为第一课，优先进行讲解。从而给研究生打下必须自觉遵守学术道德的深刻烙印。同时将学术道德教育放入《研究生培养手册》，并设立必修课专门对此进行解读。以保证学术道德教育的常态化、长期性。
研究生在读期间，要结合经常性的思想政治工作，掌握研究生的思想动态，运用正反面典型事例，有针对性的进行学术道德教育，做到警钟常鸣。使学生牢固树立以遵守学术道德为荣，以学术道德失范为耻的荣辱观，使之在正确的学术道德观的熏陶和指引下成长进步。
2、完善研究生学术道德监管机制
（1）合理使用惩罚手段
合理使用惩罚是一种有效的教育手段。可以最直观的表现学术失范人员的不利后果，对周围同学造成心理压力，促使其按照规则做科研，不跨越红线。同时也能使遵守学术诚信的学生相信，他们的努力能够得到尊重和回报，通过造假走捷径将最终受到残酷惩罚。
建立完善的惩罚机制，首先需要根据研究生学术失范的不同情况规定轻重缓急的处罚措施。例如考试作弊，将给予记过处分，并取消当年的评奖评优资格；学期论文抄袭，取消学科成绩并重修补考；毕业论文的摘抄率过高，将推迟毕业，重新修改论文。其次组建由学生、导师和主管领导构成的学术道德监督小组，对研究生的作业、考试、论文、科研等环节进行监督管理，对学位申请、评奖选优、出国推荐等过程中需要的学习成绩、科研成果及进行严格审查和核实。将学术诚信纳入学生的相关考核体系中，直接与学生能否获得奖学金与能否毕业挂钩，加强学术道德建设工作的联动性。
（2）充分发挥导师作为学术道德建设第一责任人的作用
研究生导师既要“教书”，更要“育人”。他不仅要培养研究生成才，教会他们学习方法，理论知识；更要注重其一言一行对学生道德上潜移默化的影响。将学术道德指导要求作为研究生导师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要求导师在日常学习和科研过程中注重研究生的德育教育和学术规范的示范与引导，向学生积极倡导求真务实的学术作风，用自己的高尚品德及人格力量教导和感染学生，培育学生养成恪守学术规范的优良风范。
（3）转换研究生学术水平评价标准
第一，要在评价标准中明确规定学术道德素质要求。学术道德规范不是空有口号，也有量化标准。例如发表的学术论文抄袭率超过了多少百分比，就必须要取消学术不端研究生评奖评优的资格。将这些学术道德要求切实在评价标准中提出，可以对研究生的学术道德失范行为起到良好的现实制约作用。第二，取消要求研究生在规定的期刊发表一定数量的文章的规定，给研究生一个相对宽松的学术环境。学术研究是一种体力活，很多时候必须在大量阅读参考文献的基础上才能产生自己的观点。而部分高校动辄要求发表2-3篇学术论文才能毕业或申请奖学金的规定，一方面使研究生缺少时间静下心来做科研，从而产生各种学术道德失范行为；另一方面助长研究生浮躁的学风，在人格上形成诚信缺失。所以，应该根据多元化培养目标建立相对应的研究生评价标准，不应以学术论文数量作为唯一标准。考虑不同学科特点以及行业特性，应在培养环节上各有侧重。对学术研究型人才的评价应侧重考察理论基础和学术研究成果的质量，对复合应用型人才的评价应侧重知识的掌握、运用以及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从而使不同类型的人才各尽其能。
参考文献
[1] 戴雪飞. 研究生学术失范的根源和学术道德教育机制建设的再思考[J].中国高教研究，2009，（11）.
关键词：理性德育观；非理性德育观；整合；创新
中图分类号：G41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0845(2006)11―0081―02
在人类道德教育史上，理性主义观念在道德教育中一直处于主导地位。20世纪以来，随着非理性主义思潮的出现和盛行，德育中逐渐重视非理性因素的作用。人们在追求德育的最优化和实效性时，在理性和非理性的选择上，往往矫枉过正，在德育实践中没有把两者很好地整合起来。因此，从理性与非理性的整合的角度对传统的德育观进行反思，建设一种新的德育观，以实现道德教育中理性和非理性的和谐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理性德育观及其局限性
所谓理性德育观主要是指把理性视为裁判一切道德是与否的权威，相信理性能够解决社会上存在的道德困惑和道德两难问题，把道德实践理解为一群具有理性的人教育缺乏理性的人来内化社会上的道德行为规范从而实践它的过程。理性主义德育观的主旨来源于它认为的神性对人本身的尊重，而非权威。它应该是历史进程中的必然的结果，因为个人从普遍意义上感觉到了从种种奴役状态中解放出来的必要与愿望。个体作为一种存在的实体，他的存在即是意义而不是任何外在的力量的手段，因为他们都一样的短暂，都有同样的欲望保存自身的存在。所以“道德基本的概念不是武断的，也不是虚构的。它们不是从外部加在人性上面，而是从人性本身的活动和需要发展起来的”。我们面临抉择时，会自己做出判断，面对诱惑时，会自动增生道德的抵抗。“因为这种信仰植根于我们自己的体验，植根于我们对自己的思考力、观察力以及判断力的信赖”。
理性道德观认为：(1)德育活动主要表现为个体道德认知和推理能力的生成和发展过程。认为只有用理性来控制情感和，才是人类道德价值的真正体现，同时也就构成了人们思考道德问题的逻辑起点和最终归宿。(2)在道德来源上，强调理性在道德中的作用，认为具有普遍必然性的道德知识、道德命令不是也不可能是来自感性经验和情感，而是从先天的“自明之理”出发，经过严密的逻辑推理得到的，具有永恒不变性和确定性。(3)在德育方式上，强调德育的教育教学方式，它企图以一成不变的教育内容和方式限制学生品德的开放性发展，把社会价值强加给个体并要求其无条件地加以服从。
在理性德育理念的指导下的德育难以产生实效，理性在德育及整个社会中控制的作用是有限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赫伯特・A．西蒙提出了“有限理性模式”。他认为，由于外部事物的不确定性和信息的纷繁复杂，人们把握事物的理性是有限的。人们的理性是不能完全把握客观世界的，还要靠一些非理性因素来保持同客观世界的联系。为此，非理性德育在实践中被提出并逐步加以应用。
二、非理性主义德育观及其局限性
面对理性的德育观把理性工具化、实证化以及由此产生的弊端，非理性主义德育观应运而生。
“非理性”德育观强调以人为核心，重视人的理性与非理性的全面和谐发展。在学校教育、教学、管理的各个环节，从情感、信念、道德、文化氛围、价值标准、价值行为等方面对学生进行熏陶，使他们在潜移默化的过程中受到教育，从而培养和提升学生的自我修养能力。
“非理性”道德观认为：(1)在道德来源问题上，道德起源于情感，情感上的善恶决定了道德上的善恶，“在这样的自我否定理性精神的背后跟随着非理性信念的大爆发，是必不可免的事”。(2)在道德行为发生的动机问题上，认为仁爱和同情是首要因素。(3)在道德判断上，主张情感是道德判断的依据。“道德之所以有劝导和示范作用，正是因为它在陈述事实时表达了一种情感和愿望，表达了判断者的态度和信念，否则，它就是一个冷冰冰的、无法激起他人情感的语句。”(4)在利己和利他的关系上，认为为了“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是合乎道德的。
三、通过理性和非理性的整合来构建新的德育观
以往的道德教育往往过分依赖理性德育观或非理性德育观，因而在德育践行中不可避免地产生某种偏误。在理性德育观指导下，由于过分强调道德教育教学的灌输作用，虽然个体的德育认知得到了充分的发展，但德育的实效性却不明显，产生许多知而不行或知行不一的现象。非理性德育还处于价值取向的理论探讨阶段，缺乏完整的可行的德育实践操作指导模式，虽然它在理论上有很大的吸引力，付诸实践后的效果却很小。20世纪50年代美国教育家杜威实行的“生活教育”就是基于非理性德育的理念在实践中的一种尝试，但后来却无疾而终。目前我国德育较偏重于理性德育，强调自上而下的德育理论灌输，这在某种程度上对社会上存在的道德滑坡现象起了推动作用。因此，我们在德育活动中要将理性和非理性因素整合起来，以构建一种新的德育观。
从以上分析中可以看到，理性德育和非理性德育都有其视阈局限，只有把两者整合起来，才能促进个体道德品质和社会道德性格的全面、自由和和谐的发展。
理性德育和非理性德育的整合不仅有必要，而且有其可能性。从人类历史发展来看，理性与非理性在人类社会发展初期，是直接同一的。只是到了人类社会有了较大的发展，特别是人本身的思维有了比较大的发展以后，理性因素和非理性因素才开始分离。但这种分离乃是由于在一定历史时期人类生产力发展的局限性、人的认识能力的局限性造成的。随着生产力水平和人类认识能力的提高，两者之间的矛盾最终将会趋于消失。二者之间的关系应该是相巨作用、相互依赖、相辅相成、互为表里、不可分割的。过分地崇拜理性和过分地崇拜非理性的发展观，都是片面的，都不利于人类社会的进步。从个体心理结构来看，理性和非理性是人的深层心理结构，是主体深层的精神矛盾，它们之间的互相依存、互相矛盾构成人类道德认知和道德实践的生成和发展的深层力量。
新德育观是在不断总结和借鉴理性德育观和非理性德育观的理论基础和长处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它主张在德育实践中采取一种居于两个极端之间的中间路线，即把道德灌输和发展主体性结合起来。新德育观引用心理学的研究成果指出，个体道德的发展需要有一套提供给他们的规则和价值，因而赞成理性德育中道德教育的主张，但同时又反对强制灌输的方法；个体在接受一系列道德原则和道德论外，还要求发展个体的个性自由，鼓励他们在非理性因素的支撑下自己做出道德选择和决定。弗兰克纳指出：“我们的结论是，最好的道德教育形式将包括某些相对具体的规划或美德的正面教学。……并由此而更加强调道德反省和自由。”在力图超越理性德育和非理性德育而独立的同时，新德育观还对理性德育和非理性德育进行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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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德育观的内涵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德育内容。新德育观不仅重视对个体进行一定社会道德规范、价值、原则的教育，积极培养个体的道德推理能力和技巧，而且还注重个体自由全面的发展与选择，尊重非理性因素，即“理想的形式是，把尊重个人的自由性和推理能力与对儿童进行早期必要的指导结合起来”。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进程中，我们一方面要强化理论指导和理性思维的作用，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提高自己的道德认知水平；另一方面，我们要适应社会大环境变化发展的需要，积极促进个体道德情感、道德意志、道德信念的牛成和成熟，尊重个体在道德选择时个人价值的体现。
(2)德育过程。道德教育是德育主客体双向互动的社会交往过程。教育者要充分意识到，自己不仅仅是社会公认的道德品质的代言人，以理论灌输的方式自上而下的传授道德规范，而且自己在言传身教中所体现的个人品质，在教学中所创设的德育环境，都是一种隐性的德育因素，都在感染着受教育者。受教育者不只是被动的受教育者和被感染者，还是一个对教育者有很强反馈作用的个体，他以认同、接受、回避或抵抗的方式反作用于教育者，把自己的个体价值反馈给教育者。
(3)德育方式。新德育观并不否认德育灌输是德育的有效方式。但认为，灌输不是也不应该是德育唯一有效的方式。在德育方式的选择和应用上，应坚持多样化和主体适应性原则，要以人为本，以学生为中心。凡是能导致学生道德认知和行为规范得到改善的，都是合理的方式。我们要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主张以“理性和非理性互补”的德育方式开展德育工作。在现代传播技术飞速发展及其所传播的各类信息迅速向生活各个角落渗透的情势下，采用适合的互联网德育传播方式成为当务之急。
(4)德育评价。新德育观认为德育是一项社会性与政治性很突出的社会教育实践活动，在德育的评价方式上也有了改进。它摈弃了以往只把个体道德认知和道德推理能力的提高作为道德发展的标志，并且以书面考试为评价手段的观念和做法。在德育评价内容上坚持丰富性和表现形式多样性，把思想品德、科学文化、身心健康、劳动技能等综合能力的提高作为主要评价内容。评价方式坚持生成性评价和终结性评价相结合，个人评价、同学评价和教师评价有机结合，有利于个体的自律、自学和自治。同时注重激励，开展各项评比活动，使个体在体验成功和竞争中不断进步。
理工科高校科技道德素养教育的现状
我们通过考察北京市理工科大学生①对于科技道德素养教育的必要性、教育者、教育内容、教育途径、教育方式等5个方面的看法，以了解理工科高校科技道德素养教育的现状。调查数据表明，大学生普遍认为自身应当接受科技道德素养教育，有58．4％的大学生认为高校有必要开设有关科技道德、科技伦理、网络伦理、环境伦理、技术伦理等方面的课程，但还有24．7％的学生认为没有必要。同时，结果表明从大一到大四的学生对于教育必要性的认识呈负相关，即随着年级的增高对于教育必要性的认识却逐渐减低，其中的原因值得探讨，目前可以明确的是年级越高越需要强化科技道德素养教育。另外，从为数不多的研究生调查问卷来看，他们对于科技道德素养教育必要性的认识要高于本科生，这一方面与研究生要接触更多的科技道德问题等学业特点有关，另一方面也说明当前针对研究生所开展的科技道德素养教育比较有效。从整体上来说，大学生对于科技道德素养教育之教育者即教师比较认可，尤其认可教师在课堂教育中所发挥的作用。在被问到哪些老师曾经提到或讲授过科技道德的时候，思想政治理论课老师、专业课老师、辅导员或班主任降序排列。思政课教师在其中占有绝对优势并不出我们所料，因为思想政治理论课一直是高校科技道德素养教育的主阵地。我们对文理科专业课教师开展科技道德素养教育的状况作比较，出乎意料的是，理工科专业课教师提到或讲授过科技道德问题的比例要比文科专业教师低19．7％。而事实上，理工科教师在教育的过程中面对科技道德问题的机率肯定要大于文科教师，因而他们开展科技道德素养教育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应该比文科教师更大，但实际情况恰恰相反，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值得探究。大学生们还认为老师在课堂之外所开展的科技道德素养教育并不够。仅有43．9％的学生认为自己的老师在日常生活和学习生活（课堂之外）中提醒过自己要坚守科技道德；分别有近26．6％和27％的学生认为老师没有提到过或者记不清是否讲过。
我们把网络空间、自然环境、科学研究、生命健康以及社会生活等诸领域中的科技道德问题作为教育内容考察大学生的看法，并作对比分析。在上述几个领域学生们对于网络道德的关注度最高，而对于生命伦理的关注度最低，其余几项差别不大。分析原因，其一，网络技术和医疗技术与大学生实际生活的贴近程度分别是最近的和最远的，因而大学生对于它们的关注度也分别是最高和最低的；其二，当前的大学生群体对于生命意识的感知程度确实比较低，这从当前开设大学生生命教育的呼声越来越高就可见，当然，正值生命巅峰期的大学生群体生命健康意识的单薄也符合常理。统计数据还表明，文科学生较理工科学生，高年级学生较低年级学生更关注社会生活中的科技道德，前一种情形很有可能是文理科学生不同专业的差异使然，后一种情形很可能与大三、大四年级的学生已经或将要面临社会生活，也就面临着更多的科技道德问题有关系。调查结果表明，网络、书报、电视和课堂等4个方面依次是大学生了解和关注科技道德事件的主要途径，彼此之间的区分度大致在10％左右。网络在大学生关注和了解科技道德事件的过程中占主导地位，而课堂则是各种途径之中影响最弱的，说明网络在科技道德素养教育途径中的作用越来越大，而传统的课堂教学之途径则受到较大冲击，这也为我们制定的应对策略提出挑战。问卷数据还显示，从大一到大四的学生，在课堂中听到科技道德或科技伦理等相关词汇的频度逐步降低。究其原因，可能在于：其一，近四年北京市理工科高校的科技道德素养教育逐步被加强，据我们的文献考察以及访谈调研得到的结论也证明，近年来北京市一些高校已经和正在加强大学生科技道德素养方面的课程建设，成效正在显现；其二，在高年级大学生中以课程形式开设的科技道德素养教育确实有待加强。
我们把科技道德素养教育方式分为课堂上的纯理论分析、举实例、设置情境；课堂外的活动式教育，以及渗透于课堂内外的榜样教育加以考察。在各种课堂教育方式中学生们最易接受的是举实例让大家分析以及设置情境让大家体验等两种，而对于纯理论分析的讲授形式仅有18．4％的学生可以接受。最易被学生认同的课外教育方式是在科研活动中开展相关教育的“潜移默化”的形式，而为此专门开设的主题性活动，如有关科技道德的讲座和观摩等方式次之。这里我们对文理不同专业以及不同年级学生对于“课堂上纯理论分析”这一途径的看法进行比较，发现文科学生能够接受的比例要高于理工科学生；相反，理工科学生愿意接受举实例和情境设置等两种教育方式的比例则要高于文科学生，这说明学生的专业差异直接影响着学生对于几种课堂上的教育方式的选择。在大一到大四的各学生群体中，愿意接受纯理论分析的比例与年级高低呈负相关，即年级越高的大学生越不愿意接受课堂上纯理论分析式的讲授方式；相反，愿意接受设置体验情境和举实例等教育方式的比例则与年级高低呈正相关，即年级越高的大学生越愿意接受设置情境和举实例等讲授方式，上述情形都说明年级差异也直接影响着大学生对于课堂科技道德素养教育方式的选择。我们对榜样示范的教育方式作单独考察。例如，在被问到是否愿意以身作则成为科技道德修养方面的表率时，学生们都显出较高的积极性，72．3％的学生作出肯定回答，但在问到是否愿意通过自己的表率行动或做法在一定程度或一定范围内改变整个社会的科技道德素养状况时，学生们则显得信心不足，只有62．5％的同学做出肯定回答，而认为不能或无足轻重的却占到了27．3％。与之相联系，学生们对以他人榜样示范的形式对于自己进行教育的方式认同度也不是很高。
加强理工科高校科技道德素养教育的建议
本课题研究的目的是通过北京市理工科高校科技道德素养教育的调查研究，为加强理工科高校科技道德素养教育提供有针对性的对策，也就是在深入分析问卷数据和访谈调研结果的基础上，对相关的理论问题进行思考，对相关的实践环节给予关注，并得出结论性的意见。首先，要加强大学生对于自身群体接受科技道德素养教育必要性的认识，它是加强大学生科技道德素养教育的前提条件，也是改善大学生科技道德素养状况的重要内容。正如调查数据所显示的，绝大多数大学生都承认自身的科技道德素养有待提高，但是他们对于自身接受科技道德素养教育之紧迫性和必要性的认识并不比其他群体要高。实际上，大学生群体与科技发展密切相关的特征以及他们科技道德素养有待提高的现状都说明了他们接受科技道德素养教育的紧迫性和必要性；同时，科技道德素养教育无论对于大学生自身综合素养的提升还是对于其日后从事未来的职业和事业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让大学生认识到如上形势是科技道德素养教育的重要任务。其次，要加强理工科教师对于自身开展科技道德素养教育必要性的认识。如调研结果所表明的，理工科教师在教育的过程中面对科技道德问题的机率肯定要大于文科教师，因而他们开展科技道德素养教育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应该比文科教师更大，但实际情况恰恰相反，这其中理工科教师对于科技道德素养教育必要性认识程度的高低是一个重要影响因素，所以，也非常有必要提高他们的认识。
确立兼具稳定性和开放性的教育内容体系首要强调的是教育内容的稳定性，它是教育内容丰富和发展的前提即教育内容开放性的前提。基于相对稳定的内容设计大致有两条思路：第一条思路即把科技与伦理之间的关系作为教育的基础内容；把科学与人文之间的融合作为教育的导向内容；把科技工作者的职业道德规范作为教育的核心内容；把科技政策法律法规为作为教育的补充内容②。第二条思路即在网络空间、环境保护、高新技术、日常生活等不同领域中的科技道德素养作为不同主题的教育内容。其次，教育内容体系的开放性是指教育内容不能僵化不变，要开拓创新。不断丰富和发展的教育内容是教育内容稳定性的动力源。如将“基因伦理”、“太空伦理”、“生命伦理”等最近几年兴起的科技道德问题纳入教育内容之中就是当前社会形势发展的需要，更是科技道德素养教育内容体系创新的本质要求。
如果说大学生科技道德素养教育的内容在一定时期和一定范围之内是相对不变的，但是大学生科技道德素养教育的方式却要根据具体的教育目标、过程、对象、情境的变化而变化，也就是说在具体的教育环节中要根据不同情形而采取不同方式。调查结果表明，大学生并不反对开设一门单独的课程进行直接的科技道德素养教育，也不反对纯理论分析式的授课方式，他们反对的是死板、教条的教育形式，也反对没有课外教育形式作为有机补充的教育形式。调查问卷最后一道开放式问答，以及学生、教师在座谈调研之中提出的建议也在教育方式上给我们一些启示。其一，观看有关科技道德题材的影片，如《后天》《2012》等，通过预测现代科学技术给人类未来带来灾难以警醒人们爱护地球、挽救人类的影片，能达到理论教育很难达到震撼心灵的教育效果。其二，播放小视频，如袁隆平或钱学森等科学家先进事迹的视频，在榜样的激励之中实施教育。其三，发放宣传资料或制作有关科技道德的海报、小册子，乃至公益广告等等，在这种方式的创新上，环境保护、生命健康等科技道德主题的资源非常丰富。其四，模拟真实情景制作小作品或情景剧，如拍摄能够体现学生们科研或学习过程中心得体会的DV等。其五，举办科技道德方面的讲座或者参观相关主题展览。总之，师生们认为一定要设置课堂教学之外的教育形式作为课堂教学的补充，同时在课堂教学之中也一定要采取既适应大学生群体特点又体现时展要求的教育方式。
在道德教育之中，榜样示范是一种重要的教育方式，而在科技道德素养教育之中，科学家、导师、科研团队负责人在科学研究和技术研发过程中所起到的特殊的榜样示范作用应得到更加充分的重视。但是，从我们的调研结果来看，学生们对于榜样示范的教育方式在科技道德素养教育中地位和作用的认同度并不是很高。大学生们虽然能够遵守科技道德方面的基本要求，但却不愿意让自己成为科技道德方面榜样；同时，他们基本上能够认识到自身提高科技道德修养的必要性，但是对于能否以自身力量改善整个社会科技道德素养状况显得信心不足。从更为宏观的角度来看，这种状况与当前大学生的整体道德状况是紧密相连的。从整体上说，大学生虽然能够遵守基本的道德要求，但却不愿意让自己成为道德榜样。他们都愿意提高自身的道德修养，但是对于能否通过以此来改善整个社会的道德状况显得信心不足。上述论证同样证明了之前的一个论断，即大学生的科技道德素养不是脱离于其它道德观念或行为而独立存在的一种道德素养，它是与大学生群体整体道德状况的提升紧密相连。在加强榜样示范的教育方式的时候，既要注意所树立榜样的真实性和典型性，也要注意所树立榜样与大学生群体日常生活的契合度，也就是说，科技道德素养教育所树立的榜样要值得大学生去学习，也要贴近他们的生活实际和思想实际。只有符合上述要求，才能让大学生从认同、到仿效，最后转化为与榜样一样的科技道德意识和行为。在这个意义上，科技道德素养教育的教育者即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乃至专业课教师最有可能也最有必要成为大学生学习的科技道德榜样和模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