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3-27 16:56:08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医疗消费论文，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Abstract:ThispapermakesafieldsurveyofJiangsuprovincewheretheagingextentishighandanalysesthemedicalconsumptionoftheoldpeopleintheruralareaontheTwopartModel.Theresultshowsthatthephysiologicalfeaturesanddiseasemodesofoldpeoplemakethemfacewithmorehealthrisksandneedmoremedicalconsumption.Also,theindividualandfamilysituations,income,health,theseverityofillnessesandthequalityofmedicalservicehavedecisiveinfluencesupontheoldpeople’smedicalconsumptionintheruralarea.
Keywords:aging;medicalconsumption;decisiontoseeadoctor;medicalcareexpenditure
一、研究背景
目前，中国老龄化速度居世界首位，伴随着老年人口规模日益庞大和老龄化速度快速提高，社会在养老保障、老人福利设施和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等方面面临着巨大的挑战。江苏是全国较早进入老龄社会的省份之一，根据全国人口变动情况抽样调查数据，2006年，全国老年人口抚养比①为12.72%，江苏省老年人口抚养比为14.95%，名列全国第4，其中，农村老年抚养比达到17.83%，高出城市6.16%。农村老龄化速度快于城镇的原因在于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镇转移的过程中，转移的主要对象是年轻人，农村和城市的年龄结构也因此发生了变化。20世纪70年代，世界卫生组织提出了“健康老龄化”的概念，强调人在进入老年阶段后应继续保持健康的身体状况。因此，在老龄化的背景下探讨农村老龄人口这一特殊群体医疗服务的消费具有重要意义。
现有文献对老年人健康状况和医疗服务利用的研究主要是对老年人生活质量、医疗消费和就医状况的分析，顾大男基于1998年中国高龄老人健康长寿调查数据，分析了中国高龄老人患病能否得到及时医治的状况，结果表明农村高龄老人不能得到及时医治的比例略高于城镇［1］；任远初步探索了老龄消费市场的特征，提出老龄人口由于生理衰老形成了以“护理服务”、“护理商品”和“护理设施”消费为主的老衰老龄市场［2］。然而，现有相关文献大多仍主要集中于对城市老年人医疗需求和医疗服务利用的研究［3-5］，缺乏对江苏省这一老龄化水平较高的地区的分析，对江苏省老年人医疗与健康相关问题的研究仅见于黄润龙等，他们对江苏省高龄老人健康状况的进行了分析，探讨了高龄老人的婚姻、家庭、性格和精神需求、生活自理能力、饮食习惯、生活方式及健康状态等问题［6］。本文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根据实地调研数据，分析江苏省农村老年人医疗消费的特征，构建两部模型对农村老年人医疗消费行为进行实证分析，探讨老年人就诊决策与医疗支出的影响因素，为政府应对农村老龄化公共医疗卫生服务的决策提供依据。
二、农村老年人医疗消费的特征
本文数据来源于2007年11月对江苏省北部5市（每市各选择一县：新沂、东海、涟水、泗洪和响水）农村居民(包括年轻人样本和老年人样本)健康状况及医疗消费的调查。调查内容包括农村居民的个人和家庭特征、社会经济状况、健康状况、医疗消费情况、参加合作医疗的情况等。调查实行面对面询问填写调查表的形式，样本兼顾了各村的经济发展水平、农户收入水平和居民年龄结构等，最后获得985个农村居民有效样本，其中，18～59岁的年轻人样本为803个，60岁以上的老年人样本为182个。本文采用了老年人样本进行研究，总结了调查地区农村老年人医疗消费的特征：
1.老年人健康状况较年轻人更差，慢性病发病率较高
居民对医疗服务的消费来源于对自己健康状况的改善或保持，这是政府应对人口老龄化问题而制定相关医疗卫生服务公共政策的出发点。调查结果显示（表1），农村老年人自我评价健康状况为一般的比例最多，约占总样本的38%，自我评价差和良好的比例相当，自我评价健康状况非常好的比例最少，仅占8.24%。老年人样本和年轻人样本相比，年轻人自评健康状况差的比例比老年人低18.4%，而自评健康状况为良好和非常好的比例均明显比老年人的高。从有无慢性病指标来看，老年人样本有慢性病的比例占40.11%，远远高于年轻人，而且，老人所患慢性病病种主要是慢性疼痛、心血管疾病、呼吸道疾病和糖尿病4种。
2.老年人患病的概率高，但因经济困难应就诊未就诊的可能性也较高
调查结果显示，在过去一年里，有86.26%的老年人生过病，但在患病的样本中，只有87.90%的老年人前往诊所或医院就诊，有12.1%的样本应就诊未就诊；在就诊的样本中，看门诊的比例占到85.51%，住院的比例占14.49%。然而，年轻人患病的概率略低于老年人，进一步分析显示，老年人应就诊未就诊的原因大多是经济困难，占各种原因的57.14%。
3.老年人医疗支出较高，但收入水平较低，疾病经济负担更为严重
调查样本的老年人在过去一年的医疗支出均值为1361.66元，高出年轻人403.15元。然而，调查样本的老年人家庭人均纯收入为2819.4元，比年轻人家庭人均纯收入低603.63元。这说明，老年人的疾病经济负担更为严重，他们会将更多的钱用于看病就医。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老年人生理机能逐渐发生衰退，患病的概率较高，具有较高的医疗服务需要，但由于老年阶段收入较低，面临更为严重的疾病经济负担，因此，老年人群因为经济因素导致的应就诊未就诊的问题更为突出。
三、老年人口医疗消费的影响因素
根据老年人的生理和消费特征以及医疗产品自身的特征，本文将影响老年人医疗消费的因素分为以下几类：
1.个人和家庭特征
影响医疗服务需求的个人和家庭特征包括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婚姻状况和家庭人数。在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男性的预期寿命均低于女性，这可能是生理因素决定，也可能是男性在年轻的时候对身体的折旧更大；生老病死的生理规律决定了个体随着年龄的增大将需要更多的医疗服务，年龄程度不同，对医疗服务的消费也可能会存在差异；受教育程度也可能对医疗消费有潜在的影响，越是受过较好教育的人越有预防和就诊的意识，他们生病带来的机会成本更高，同时，受过较好教育的人可能已经具备更好的自我护理能力而拥有良好的身体状态，因此相对减少了他们患病后的医疗服务支出；单身的老年人更容易产生孤独感，可能会影响到他们的健康状况从而影响到医疗消费；另外，文献研究表明，家庭人数也是医疗服务消费重要的影响因素之一，人数多的家庭得到其他家庭成员的关怀和照顾更多，有利于老年人优良健康状态的保持，减少医疗消费。
2.健康状况与疾病特征
老年人医疗消费这一购买行为来源于对医疗产品或服务的需要，其功能在于延长寿命、恢复和保持良好的健康状况。因此，健康状况与疾病特征是影响医疗消费的重要因素。老年人首先感知到的健康问题决定他是否进入医疗服务市场，本文采用自评健康状况、慢性病史和疾病严重程度3个变量反映老年人对自己是否需要消费医疗服务的感知。健康状况差或患有慢性病的老年人平时可能会更关心自己的身体状况，更注重医疗服务方面的消费，慢性病患者会长期服用相关药物，疾病的严重程度反映了对医疗服务需求的强度，所患疾病不严重时，老年人可能觉得没有必要就诊，当感知到疾病越严重时，他们就诊的可能性越高。
3.经济因素
影响医疗消费的重要变量还包括经济因素，例如，收入、价格和是否参加合作医疗等。收入增加意味着支付能力提高，这将促进居民医疗服务消费。大量研究表明，医疗产品是一种正常商品，医疗品价格的下降会促进人们对医疗品的消费。医疗保险与医疗服务需求之间的联系主要依靠医疗服务价格的变化来实现，因此，要获得医疗保险对医疗服务需求的作用的相关信息，关键取决于医疗服务需求的价格弹性。老年医疗保险是一种疾病经济风险分摊的形式，这种第三方支付的特征间接地降低了老年人支付的医疗服务价格，当前在中国农村实行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就具有这样的功能。
4.生活方式
2003年，世界卫生组织提出了8项不良的生活方式，包括吸烟、饮酒、滥用药物、体育活动少、高热量和多盐、轻信巫医、社会适应不良和破坏生物节律。吸烟会导致癌症、冠心病、肺病等疾病，目前，烟草的使用是世界死亡增长最快的原因之一；过度饮酒对人体肝脏和脑神经的危害最大，导致肝病、心脑血管疾病。
5.医疗服务的可及性和质量
老年人的身体活动能力远不如年轻人，因此，前往医疗机构就诊的方便程度也是影响他们是否就诊的一个重要因素。以医疗支出来测度的医疗消费，其内涵不仅包括数量，也暗含了质量，因此，考虑医疗支出的决定因素时应加入医疗服务质量因素。治疗效果或许是医疗服务质量的最直接的指标，但难以量化，较直观的测评方法是老年人对医疗机构服务质量和服务态度的评价。四、农村老年人口医疗消费行为的实证分析
1.模型选择
本文选取两部模型法，采用是否就诊和医疗支出两个指标考察老年人的医疗消费行为，其依据主要在于医疗支出有别于其他一些变量具有特殊的分布特征。第一，在一定时期内，有相当一部分居民没有进行医疗消费，即医疗支出为零，然而，这部分零医疗支出是实际支出而并非潜在支出，因此，不能选用类似工资方程的Heckman两阶段法；第二，非零医疗支出高度有偏，这反映了如果采用线性回归将导致模型残差也不服从正态分布，不满足线性回归的基本假设。本文的调查结果显示，老年人医疗支出的均值为1361.66元，标准差为4135.935，偏度系数为6.5332，峰度系数为49.6532，这说明调查样本的老年人医疗支出也呈非正态分布。由兰德实验室提供的两部模型法解决了以上问题，它将居民医疗消费行为分成两阶段，第一阶段为就诊概率模型，分析是否就诊的决策行为，公式(1)中Ii表示第i个人就诊的概率，当Ii＞0时，医疗支出为正，Xi为第i个个体的特征变量。第二个阶段为医疗支出模型，分析医疗支出水平的决定因素，公式(2)中MEDi为第i个人的医疗支出，第二阶段的方程只有在第i个人就诊的条件下才成立［7］。
Ⅰ：Ii=Xi+βlE1i,E1i～N(0，1)(1)
Ⅱ：1nMEDi=Xiβ2+ε2i,ε2i～N(0，σ2)(2)
模型的第二阶段将医疗支出取对数，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医疗支出的非正态分布。对本调查老年人医疗支出取对数后进行正态性检验，偏度系数为0.022，峰度系数为2.37，卡方值为3.93，相伴概率p值为0.1404，这说明取对数后的医疗支出已服从正态分布。
2.回归结果分析
根据两部模型和江苏省农村老年人的调查数据，构建了就诊概率模型和医疗支出模型，模型回归结果如表2。就诊概率模型为probit模型，因变量设定为是否前往医疗机构就诊（是=1，否=0）；医疗支出模型为对数线性模型，因变量为医疗支出的对数。
首先看就诊概率模型，模型通过了联合性检验，回归总体是显著的。变量“性别”、“受教育程度”、“家庭人数”、“家庭人均纯收入”、“是否参加合作医疗”和“疾病的严重程度”通过了显著性检验，是影响江苏省农村老年人就诊决策的主要因素。女性就诊的概率高，这可能是因为老年人中女性患病的概率更高，也有可能是在女性和男性老年人都患病的情况下，女性更注意对疾病风险的规避而寻求医疗消费。变量“受教育年限”的系数符号为负，说明文化程度低的老年人就诊的概率较高，这可能是因为文化程度低的老年人本身身体状况更差，更容易生病就诊。家庭人数与就诊概率呈负相关，这说明家庭规模越大，可以降低老年人就诊的概率，这可能是因为家庭人数多的老年人身体更健康，生病后得到子女的照顾也充分，因而同等情况下比家庭人数少的老年人就诊的可能性更小。变量“家庭人均纯收入”的系数为正，说明在其他情况不变的条件下，经济水平的提高可能会促进老年人医疗消费，通过计算弹性值，老年人就诊概率的收入弹性为0.033，说明当老年人家庭人均纯收入提高1%，就诊概率提高0.033%。“是否参加合作医疗”也是影响老年人就诊决策的主要因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对医疗费用实行分段按比例报销，这相当于降低了老年人医疗消费的价格，因而能促进老年人就诊的概率。本文将全部样本疾病的严重程度分为4类：没生病、轻微、一般和严重，回归结果显示，疾病的严重程度是老年人就诊的主要影响因素，所患疾病越严重，老年人就诊的概率越高。另外，变量“年龄”、“单身”、“医疗服务价格”、“健康状况”、“慢性病”、“吸烟”、“饮酒”和“交通时间”均未通过显著性检验，不是影响老年人就诊决策的主要因素。
模型二医疗支出模型也通过了联合性检验，回归总体是显著的。布罗施—帕甘(Breusch-Pagan)检验结果为卡方值0.10，相伴概率为0.7473，表明模型不存在异方差；方差膨胀系数（VIF）均值为1.99，最大值为4.72，表明模型不存在多重共线性。总的来说，“教育年限”、“健康状况”、“疾病严重程度”和“医疗服务质量”是老年人医疗支出的决定因素。老年人受教育年限与医疗支出呈正相关，说明文化程度越高的老年人在医疗产品或服务上的支出越多；老年人健康状况越差，医疗支出越高；所患疾病越严重，医疗支出越多；医疗服务质量越高，医疗支出也越高。其他变量未通过显著性检验，不是老年人医疗支出的决定因素。从符号上看，男性的医疗支出比女性更高；老年人随着年龄的增大，医疗支出越高；单身的老年人医疗支出更高；家庭人数越多，家庭中老年人的医疗支出越低；家庭人均纯收入越高，家庭中老年人医疗支出越低，可能的解释是收入增加带来的健康效应使老年人身体健康状况更为优良，因而医疗支出更低，这在封进等的研究中已得到证明［8］，她将收入水平对医疗支出的影响分为两种效应：一是直接效应，即收入水平的提高使得居民对健康的需求增加，因而医疗支出水平更高，二是间接效应（健康效应），即通常收入较低的人健康状况较差，出于对风险的规避，医疗支出较高。本文的结果证明了在本次调查中，收入水平对医疗支出的作用表现为间接效应大于直接效应，即收入水平的提高改善了居民的健康状况，使得医疗支出较低。医疗服务价格对老年人医疗支出的价格弹性为-0.2094，表明当医疗服务价格降低时，会促进老年人对医疗品的消费，医疗支出增加。老年人参加合作医疗会增加老年人的医疗支出，这是因为虽然合作医疗降低了医疗服务的价格，但促进了对医疗服务数量的消费而导致医疗支出较高。另外，吸烟的老年人医疗支出更低，饮酒的老年人医疗支出更高；老年人到服务态度较好的医疗机构就诊，其医疗支出也较高。
五、结论与政策含义
农村人口老龄化速度的加快带来了一系列的老年人问题。江苏省是全国率先进入老年社会的地区之一，目前的老年人口规模庞大，老龄化水平也较高，因此，研究江苏省老龄化过程中老年人医疗消费问题具有代表性，本文的研究得出了以下结论和政策含义：
第一，与其他年龄群体相比，老年人特有的生理特征和疾病模式决定了老年人群面临更大的健康风险，老年人的健康状况更差，患慢性病的概率更高，更注重医疗和服务方面的消费。但由于老年人收入水平较低，因经济困难应诊而未诊的可能性也较年轻人更高，疾病经济负担更为严重。本文认为，对于社会来讲，老年人问题的本质不是人口老龄化本身，而是对社会养老保障、老年人医疗卫生服务体系、老年人福利等制度的挑战。
第二，一般来说，受传统的思想观念影响，老年人更希望自己儿孙满堂、人丁兴旺，亲情对老年人良好健康状况（包括生理、心理和精神）的保持有积极作用。实证分析表明，家庭规模大有利于减少老年人对医疗的消费，医疗支出也较低。如果我们能为老人提供一个温暖的家庭氛围，为独居的老人提供家庭式集体生活的福利院，使老年人感受到家的温暖，是社会应对老龄化过程中减少老年人医疗消费的一个有效手段。目前，政府对老年人救助的供养方式一般分为家庭供养和集体供养，本文的结论为集体供养提供了一个科学依据。
第三，收入水平的提高会使老年人更倾向于规避疾病风险，导致就诊概率增加，但由于收入带来的间接效应大于直接效应而导致经济状况好的老年人健康状况更好，具有更低的医疗支出。因此，相应的政策含义是通过提高老年人的收入水平和生活质量，促进老年人对医疗服务的利用，这样可以降低医疗支出，节约社会医疗资源，有效地控制社会医疗卫生费用。
第四，控制医疗服务价格可以促进老年人对医疗服务的利用，使经济困难应就诊而不能就诊的老年人能进入医疗市场就医，使他们获得充分的治疗。目前实施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政策就是通过降低医疗服务价格，给予居民补贴，促进了老年人医疗服务的利用。
第五，实证分析也表明，医疗服务质量也是影响医疗支出的重要因素之一，这验证了医疗支出本身已包含医疗服务质量这一要素，为我们以后研究医疗支出的决定因素时需要考虑医疗服务质量提供了依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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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黄润龙,鲍思顿,牛飚.江苏省高龄老人健康状况分析［J］.中国人口科学,1999(5):57-62.
关键词：药品功能；药品销售渠道；药品价格；药品品牌；公共权力
一、绪论
药品是关乎人们切身利益的一种特殊产品，随着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人们更加注重药品的质量、品牌、包装等。消费者能够感受到药品的微小差别而且具有一定的偏好，不会因为当两种药品价格有差异时造成价格高的药品完全销售不出去。此外，制药企业存在生产能力约束，没有任何一家制药企业有能力生产足够的药品来满足整个市场。中国现阶段的制药企业低水平重复建设问题严重。企业数量多，规模小，生产集中度低，产品结构雷同，生产能力过剩，全行业设备利用率不足一半。这些都增加了企业的生产成本，是利润率走低的一个重要原因。为缓解药价虚高问题，政府应该放松管制，为药品生产领域创造自由竞争的市场氛围，制药企业通过兼并、联合、重组，实现优胜劣汰、适度集中和效率提高。制药企业在市场自由竞争下的合并重组可以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同时促使企业加大研发投入，进行科技创新，摆脱仅生产仿制药的困局，提高市场竞争力。现阶段中国的医疗机构进入壁垒较高，同时医疗体制改革相对滞后，这些导致公立医院仍然是垄断者。公立医院具有公益性质，其经费来源于财政拨款、医疗服务收入和药品收入。改革开放后，政府的财政投入占医院总收入的比重逐年减少，目前这个比例全国平均不足10%。为保证正常运转，政策上允许医院以15%的药品进销差价来弥补亏空，即“以药养医”的补偿机制。“以药养医”机制的合法化使得医院获得了通过出售药品取得盈利的合法权力。公立医院成为了通过高价出售药品的营利性机构，药品销售成为了医院收入的主要来源。
二、文献概览
标题：药品功能、药品销售渠、药品价格、药品促销方式、药品品牌形象、公共权力与药品营销额度之间的关系。
陈宏付（2002年）认为在药品销售的过程中，非处方药品与普通商品的销售相比而言，顾客重效用而轻价格，即顾客购买药品时药品的效用是首要考虑因素，即药品疗效。顾客为图个方便，只要药效好，即使药品稍贵些也愿买。一般而言，顾客心里通常是先考虑商品的品质、价格和自身承受能力，后考虑商品的效用，这是由人的本性所决定的。归成（2010）指出在世界药品销售额度排名中，抗肿瘤类的药品销售额度最高，达481.89亿美元，年增长率为11.3%，其次是调脂类药品，再次就是呼吸系统用药类达312.71亿美元，增幅达5.7%，再就是质子抑制类剂、抗抑郁药、自身免疫药等的销售额度也都分别增长16.9%，上述药品由于药品功能性的差异性，导致药品销售额度方面的差异。
曾建雄（2012）药品销售人员依靠医药专业知识，以及其它综合专业知识的运用，通过提升对于顾客用药咨询的指导水平和提高顾客满意度的方式，在关联用药的促销推荐上，实现药品用药的有的放矢，从而提高了药品销售促销的成功率。根据在现代市场营销的理念，顾客所得的让渡价值不可以简单地把价值与价格等同，所以在日益竞争加剧药品营销市场环境中，谁对顾客具有更大的让渡价值，谁就是市场营销的主导者，谁就可以提高自己药品的销售额度。所以通过为顾客提供服务价值的促销方式，让顾客获得更多的让渡价值。王晓敏（2005）认为广告促销在提高药品销售的宣传过程中是最有效、最节省时间和成本的方法，尤其是在非处方药品的促销中，广告促销是必不可少的。例如，某个药品凭借中央媒体和地方媒体的广告宣传促销的方式，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实现了闻名全国的促销效果。另外，对于药品进行广告艺术性的宣传表现，把药品的特性和疗效进行充分的宣传，从引起患者视觉和听觉方面的共鸣，从而激起顾客的购买欲望。
陈莎（2012）指出中国药品电子商务是目前新兴的药品销售渠道，它通过网络技术和SaaS交付模式，连接全球的药品供应链网络，实现了药品企业管理和电子商务及药品供应链的一体化，从而保证了药品企业内部管理及企业间的商务流程有效协同。在全球信息化程度不断提高的情况下，中国药品电子商务的通过网络销售渠道的形式，实现了为消费者提供便捷的药品服务的目标和方便及时、成本低廉的效果。
李荣凌（2009）指出国家规定药品价格下降之后虽然某医院的药品总销售金额和付款金额扔逐年递增，但增长幅度不同，从加成率、利润率看是逐年降低的，利润率下降幅度为52.88%，利润率的降低，导致医院利润减少，患者受益增多。随着降价比例增大及进价下降，医院药品零售价下降幅度较大，利润减少率和患者受益率均不断增大，且利润减少率起点为57.5%；国家规定的药品零售价下降幅度和患者受益率增大幅度要小些，而利润减少率却逐渐增大，当降价比例达39.3%时，利润减少率为零。当进价变动比例提高，当提高17.65%时，医院利润减少一半，患者受益为零。总的来说，这两种价格体系虽然对商业公司和药厂影响较小，但医院的利润率却减少在50%以上，患者也得到一定实惠。当药品进价下降时，患者受益率增大，医院利润率减少。当药品进价与降价比例过大时，商业公司和药厂都没有一定利润，就不会销售药品了，医院也就无法购进进行销售了，所以药品的销售价格对于药品销售额度具有直接性的决定作用。冯国忠（2006）认为在药品销售过程中应该摒弃“价格=成本+利润”的定价方式，应该把消费者也归入价格体系中。例如一种OTC的外用抗感染药，属微量消费品，需求弹性小，其包装规格应以2～3d用药量为宜，单位包装价格就不宜过高，包装也不宜过大，否则消费者会有一种浪费的感觉，这样可使药品的零售单价降到一个让消费者更能普遍接受的水平，从而可以扩大购买此药品的消费者群体的数量，并最终促进药品销售额度的增加。
毛小青（2012）认为在药品销售过程中通过品牌提升策略，来改善和提高影响药品品牌的各项要素，即通过各种形式的广告宣传来提高药品品牌知名度和美誉度。消费者在购买决策过程中的重要环节是药品品牌的评价，另外中国人在购买商品时也有求名的动机，故此药品销售人员要适应其求名的购物动机的心理，来不断地提升药品品牌。做品牌比做销量更加重要，这在医药销售行业已经达成共识。例如，在品牌营销模式的运用中，东盛科技掀起了名为“抗感风暴”的品牌战略：用白加黑支撑起东盛科技的企业品牌，再凭借东盛的实力，推出东盛牌板蓝根颗粒、东盛牌抗病毒口服液等一系列感冒药，形成了一个抗感家族。
田玮（2010）指出药品企业要及时配合政府政策规定，来规范和约束自己的销售人员，用合法的营销手段获取合理的利润。例如国内一些药品合资企业联合签署的《医药销售人员行为规范准则》，这对于加强药品行业的监督和管理和整合医药销售市场具有一定的净化作用。药品企业通过加强对国家政策的追踪和分析，以及政策预警方面的研究，并通过对于招标采购和降价及医药分家等国家政策对于药品销售方面的影响，及时调整推广策略和推广重点，让药品销售策略和行动步调的实现了协调统一。
通过以上研究文献的概览可知：药品的功能、药品销售渠道、药品促销方式、药品价格、药品品牌形象、关于药品的公共权力政策都分别与北京市药品销售额度具有显著的相互关联性。
三、研究方法与设计
本论文采用定量研究与演绎推理相互结合的方法。
把第一手数据资料作为研究数据的来源，把第二手数据作为参考资料。
把根据李克特测量量表形式编制的调查问卷作为研究工具。
本论文共发放调查问卷500份，具体分配比例为：北京药品销售商250份、药品消费者250份。有效回收共计488份，有效率为97.6%，完全符合论文设计要求。四、数据分析
信度分析：
“药品功能、药品促销方式、药品销售渠道、药品价格、药品品牌、公共权力、药品销售额度”的Cronbachα系数值结果分别是：0.776、0.758、0.729、0.730、0.785、0.711、0.762，上述不同变量的信度数值都大于论文设计规定的最低信度数值0.6，完全符合论文设计与研究的要求。
效度分析：
通过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得出因子载荷值为0.682-0.789，超过0.5，这表明变量中的各个题目与其相应变量之间均存在较大的相关性，辅合效度符合设计要求。研究对象通过旋转成份矩阵被分为七个成份，基本验证了本调查问卷的各题目具有相对独立性，判别效度符合设计要求。
描述性分析：
总体均值中最高的是公共权力（4.5689），其次是药品价格（4.3831），第三是药品功能（3.9441），第四是药品销售额度（3.9313），第五是药品促销方式（3.7561），第六是药品品牌（3.6537）、第七是药品销售渠道（3.3718）。其中应答者对于“药品销售渠道”的回答得分最高，对于“公共权力”的回答得分最低。
标准差中最高的是药品促销方式（0.94523），其次是药品功能（0.92804），第三是药品销售额度（0.89528），第四是药品品牌（0.89443），第五是药品价格（0.88537），第六是药品销售渠道（0.86689）、第七是公共权力（0.85393）。其中应答者对于“药品促销方式”的回答意见分歧最大，对于“公共权力”的回答意见最为集中。
皮尔逊（积矩）分析：
自变量“药品功能、促销方式、销售渠道、药品价格、药品品牌、公共权力”和因变量“药品销售额度”之间的相关系数的绝对值分别为0.596、0.527、0.549、0.565、0.574、0.582，介于0.40-0.60之间，说明这六个变量和因变量之间存在中等强度的正相关性。所有自变量相互两者之间的相关系数为0.017～0.199之间，均小于0.4的相关性，表示自变量相互之间具有独立性。
四、结论
本论文通过文献概览和调查问卷的方式，并结合相关研究数据的分析，对北京地区药品销售额度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在第一章中提出的研究问题在此被验证。即对于“北京药品销售额度”具有影响的因素有“药品功能、促销方式、销售渠道、药品价格、药品品牌、公共权力”，这些影响因素与“北京药品销售额度”之间存在中等强度的正相关性。同时由于只是选取了六个自变量作为研究变量对于北京药品销售额度的影响作用进行了研究，在理论和实践方面对于本论文的研究意义都是一个限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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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医疗保险基金，风险及建议
医疗保险基金是根据国家的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的规定，为实施社会保障而建立起来的专项专用资金。医疗保险基金是社会保障基金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在整个社会保险制度中占有重要地位。医疗保险制度的改革，是对过去公费、劳保医疗制度的创新和机制转换，是改变过去国家和企业包揽职工医疗费为单位和个人共同缴费，增加了个人自我保障责任，实现了权利与义务的统一；由过去国家承担无限责任改为保障职工基本医疗，实现福利保障到社会保障有限责任的转变，采取了医疗保险基金统筹调剂，共同防范风险的方式运作。从招远市医疗保险制度改革四年多的实践看，能否保证基金的安全，是新旧体制平稳过渡的关键。随着经济结构调整和企业改制、破产等改革力度的进一步加大，医疗保险扩面工作任重道远，基金运行的社会性、可靠性及风险意识必须加强。否则，我们刚刚起步的医疗保险制度改革工作就会前功尽弃。
对医疗保险基金运行风险的分析
医疗保险基金稳定的资金来源和科学的管理手段，对实现基金的安全、完整和保值增值，保证参保职工医疗保险待遇支付，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当前，在医疗保险制度改革中，用人单位和广大参保职工对已经建立了新的医疗保险制度在思想认识上存在着严重的误区，普遍缺乏费用意识和基金的风险意识，有限的筹资水平与参保职工就医的无限费用矛盾逐步显现。
目前，我们的医疗保险政策和制度还不够完善，缺乏医疗消费“需方患者”的费用分担机制，监察手段不够，对不规范的就医行为监管不力，造成了大量资金流失，给基金支付带来了压力。医疗保险制度改革初期，多数参保职工费用意识差，缺乏自我保护意识，尤其是在认识上的误区短时间内是无法解决的。一些单位把基本医疗保险理解为医疗消费的全部，抱着过去“公费医疗”、“劳保医疗”的观念不放，一旦报销费用达不到个人要求，就会采取消极行为，甚至医患合谋骗取医疗保险基金。再加上一些定点医疗机构管理水平低，仍然采用落后的手工处方和计算机二次录入的形式，给不规范的就医行为开了绿灯，造成了资金的流失。论文大全。
从医疗保险制度改革几年多的实践看，有一些企业缴费意识差，欠费现象时有发生，或是对基本医疗保险的现收现付制认识不足，权利和义务分不清，不是先尽义务后享受，而是不尽义务也享受或少尽义务多享受；短期行为，缺乏长远打算，有病参保无病观望，政府又缺乏强制手段，造成参保人群不大，基金积累不雄厚，抗风险能力差。
中央和省属单位执行属地管理原则性不强，影响了医疗保险统筹地区的扩面和社会医疗保险大数法则难以体现，互助互济优势难以发挥。
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后，经济发展面临的国际环境更加严峻，改制和破产企业增多、特别是困难企业职工的医保问题日益突出。这些问题只靠短期内积累的一部分资金去解决是远远不够的。
对抵御医疗保险基金风险的几点建议
医疗保险基金供给的“有限性”和参保职工医疗需求的相对“无限性”是一对突出的矛盾，必须建立医疗消费地费用分担机制，控制不规范的就医行为，坚持有多少钱办多少事的原则。如果保障待遇过高，就会刺激医疗消费需求，造成基金支付的压力；如果保障待遇过低，就会造成基金结余太多，不利于改革的深入。确定一个适当的保障水平，不断提高管理层次，是使基金安全运行的可靠保证。
加强基金支出控制。基本医疗保险药品目录、诊疗项目和医疗服务设施标准等“三个目录”的建立，是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收支平衡的保证。所以，医保管理必须以“三个目标”为核心。医疗保险部门要通过与各定点医疗机构的配合，加强对医务人员医疗保险政策方面的培训，强调医务人员严格执行国家规定的“三个目录”，以此向参保人员提供服务。在使用目录以外的药品、诊疗和服务项目时要事先征得参保人员同意，教育医务人员自觉遵守医疗保险有关规定。利用各种宣传手段及时将有关医保政策公诸于众，让参保人员了解就医的有关权利和义务。论文大全。同时医疗保险部门，要加大医疗费支付的审核力度，要求参保人员报销医药费时提供必要的手续，按规定比例核定、严格控制就医行为，做到费用与病情相符。保证医患保三方共同遵守医保政策规定，使参保人员医疗费用负担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使医疗保险基金实现“收支平衡”，减少人为因素，消除风险。
进一步完善和强化医疗服务管理。建立定点医疗机构和定点零售药店的竞争准入和退出机制，改变目前总量偏少，结构上不合理现象。要从促进充分竞争、完善医疗服务功能体系，降低医疗服务成本，方便广大参保人员就医选择为出发点，把符合条件的医疗机构纳入定点范围；医疗保险经办机构要根据目标管理的要求，细化各项医疗服务和费用定额指标，明确费用结算依据，将各项管理指标和措施细化到定点管理协议中，以协议为依据，规范医疗服务和经办管理行为；加强监督检查，使医疗服务监督制度化，充分利用信息管理网络进行动态监控，建立健全顺畅的参保人员投诉反馈系统，发挥全社会的作用，
确保基金不流失。
推行“三项制度改革”，早日实行医药分离。在医疗保险制度运作中，要真正解决“医药合谋”的问题，最有效的办法是实行医药分离，这将使参保职工得到更多的利益。医药分离能彻底割断药品销售与医疗机构之间的利益关系。如果医疗单位断绝了药品销售收入，必然会把主要精力集中到提高医疗水平、拓宽服务项目上，那么受益的将是广大参保职工。医疗保险机构就会实现用有限的资金为广大参保职工购买到最优质的医疗服务。所以，实行医药分离，势在必行。
加强计算机网络建设，建立健全医疗保险基金监测预警系统，确保基金的安全运行。医疗保险管理十分复杂，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靠传统的手工操作已经无法完成。所以，必须实现管理手段现代化，建立计算机预警、监控系统，实行对医疗行为的全程管理，实现职工自由就医、监控系统，实行对医疗行为的全程管理，实现职工自由就医、政策调整一致、费用计算准确、医院结算快捷的程序化规范管理，防止个人行为的随意性，保证执行政策的严肃性。
改变出资方式，解决好困难企业职工医疗保险问题。目前，大批困难企业和过去改制企业职工的参保问题日渐突出。按现行的医疗保险政策，没有钱解决不了问题，但搞“一刀切”也不利于问题的解决。如何着眼于整体提高保障能力，拓宽筹资渠道，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没有困难企业职工的参保，医疗保险系统是不完整的。论文大全。鉴于目前情况，单凭医疗保险部门是不可能奏效的。政府可否出一部分资金，变过去两方出资为三方出资，妥善解决这部分人员的后顾之忧，以保证医保基金的安全运行。
刚刚起步的医疗保险制度改革，已经取得了阶段性成果，医疗保险基金也有了部分积累。但短时间的运行不能说明政策制度的完美，还必须在实践中不断加以完善。
关键词：沈阳市；老年人；体育消费；人口
中图分类号：G8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2）05-0-01
人口老龄化是我国当前社会的发展趋势，为了减轻国家的医疗负担，加强老年人的身体锻炼，减少医疗消费，是我国社会需要解决的难题。而老年人体育的消费也可以反映出老年人的身体锻炼情况，可以影响到老年人的身体健康，研究老年人体育消费是符合社会发展需要的。
一、研究对象
本文以沈阳市北陵公园、东陵公园、南湖公园、健身会馆里的老年人为研究对象，进行研究。
二、研究方法
(一)文献资料法
广泛阅读期刊网上的论文，对研究老年人体育消费的论文进行查阅，并阅读一些社会学、经济学的书籍，为本文的撰写提供理论资料。
(二)问卷调查法
通过发放问卷的形式进行研究，共发放问卷200份，回收194份，回收率97%。
(三)数理统计法
对问卷所得数据进行统计分析，运用Excel、SPSS软件进行数理统计。
(四)专家访谈法
对社会学、经济学、体育学方面的专业进行访谈，听取专家的意见。
三、结果与分析
(一)老年人喜爱的体育锻炼项目分析
通过表1老年人喜爱的体育项目调查表可以看出，健康走是当前老年人最喜欢的体育运动，有10.8%的老年人选择这一项目，其次是秧歌，占23.7%，游泳、健身操、门球分别排在3、4、5位，分别是占12.4%、10.8%、7.7%，分析原因，由于受老年人的年龄和身体条件所限，健康走是最容易完成的体育运动，而且还不用花钱，健身效果也比较理想，深受老年人的喜爱，由于北方的传统，秧歌一直是民间的体育运动，很多老年人喜欢这个传统的体育项目，将秧歌作为自己的主要锻炼形式。而游泳、门球、健身等项目虽然有很好的健身效果，由于要花钱，很多老人并没有将这些项目作为自己的健身项目。
(二)老年人体育锻炼场地调查分析
通过表2对老年人健身场地的分析可以得出，当前老年人健身的主要地点是公园、园区、社区，排在前三位，百分比为33、27.8、14.4，而去健身俱乐部活动的仅为7.2，还有一部分老人喜欢在家里进行锻炼。分析原因，公园、园区为免费场所，空气好，环境幽雅，老年人选择这些地点作为健身场所，而健身俱乐部为消费场所，出于经济的考虑，老年人很少将这一场馆作为主要的健身地点。
(三)老年人体育消费现状调查
通过对老年人体育消费现状调查来看，有7.7%的老年人定期有体育消费，有9.3%的老年人偶尔有体育消费，有83%的老年人从来没有进行过体育消费，分析原因不难得出，由于中国老年人退休后工资水平不高，而且还要为下一代，下二代操心。花钱买健康的观念还没有被老年人认同，更多的老年人还是选择没有体育消费的项目进行锻炼。这也反映了体育消费在老年人心目中的地位，还需要社会宣传进行体育消费宣传。
四、结论与建议
(一)结论
1.当前沈阳市老年人健身意识良好，大多数老年人都能进行健身锻炼。
2.沈阳市老年人消费的主要地点为公园、社区、园区，去体育健身场馆健身的人较少，花钱买健康的意识还没有被接受。
3.沈阳市大多数的老年人没有体育消费产生，仅有很少人进行体育消费。
(二)建议
1.对老年人进行体育消费的引导，培养老年人的健身意识。
2.社会加强对体育消费的传播，定期举行健身活动，为老年人提供正确的健身指导。
3.为老年人提供更多的体育健身场地，为社区配备健身指导员，为老年人的健身提供服务。
参考文献：
[1]毕伟华,王晓春.山东省城市老年体育消费市场现状分析及对策研究[J].山东体育学院学报,2007(05).
[2]奚红妹,魏农建,左鹏,游扬,俞文虎.中国城市消费者个体差异对体育消费观念和消费行为的影响[J].体育科学,2010(03).
论文关键词：卫生经济道德风险
论文摘要：近年来，我国的医疗卫生费用持续增长，个人和国家的负担沉重。医疗卫生服务的特点，使其价格和数量都有增长的内在趋势。控制卫生费用的不合理增长，不仅要控制价格，还要规避保险中供需双方的道德风险。
近年来，伴随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我国居民的医疗卫生费用持续增长，2007年的卫生总费用达11289．5亿元。卫生总费用的快速增长，既说明人们对健康人力资本的投资和重视，也反映出国家和个人沉重的财政和经济负担。医疗卫生费用增长的原因，除了供求变化因素外，市场机制本身的推动是一个重要的因素。笔者分别从价格及数量两方面进行阐述，并提出治理医疗卫生费用过快增长的对策。
1医疗卫生服务的特点使其具有价格上涨的内在趋势
1．1较低的需求价格弹性。作为一种引致需求，医疗卫生服务是人们面对疾病风险时的必然选择。通常情况下，基于生命健康和生活质量效用的重要性，人们在购买医疗卫生服务时对其质量信号往往更为关注，而对价格相对并不敏感。供、需方间严重的信息不对称，导致需方无法自主决策，也就无从根据价格信号来进行选择。此外，健康是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且具有一定的正外部性，各国通常提供某种形式的医疗保险，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产品的白付价格，使居民的需求更加缺乏价格弹性。20世纪70年代以来，研究者利用不同资料对医疗服务需求的价格弹性进行了估计，绝大多数结果显示价格弹性在．0．1与一0．7之间。较低的需求价格弹性意味着价格的提高会引起供给者收入的提高，医疗机构或医生有提高价格的内在趋势。如果没有政府的价格规制，市场机制自发决定的医疗服务价格会处于相对比较高的水平。
相对于基本平稳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近年来我国的医疗保健消费价格指数逐年增长，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看病贵”问题的严重程度。
1．2先进诊疗技术的使用。相对于有限的医药卫生资源，人们的健康需求却是无限的。随着支付能力的提高，人们倾向于购买诊断、疗效更确切但价格更为昂贵的高科技产品高科技在医学领域的应用大大提高了服务质量和人的生命价值，但却导致生产成本大幅上升，使医疗卫生的总体价格水平有上涨的内在趋势。此外，病人的争夺也加强了医疗机构间的质量竞争，从而强化了技术对价格上涨的推动作用。如，2002年．2006年间，我国卫生机构拥有的100万元以上的设备从l，7万台逐年增加，分别为2．25、2．46、2．89、4．05万台。
目前，我国对医疗卫生服务实行以成本为依据的政府指导价。在现有定价体系不完善的制度约束下，当产品的人力资本定价太低，无法弥补其生产成本时，医院就倾向于替代或多使用其他物化资本，如药品、大型设备等，不但使患者最需求的高质量的医技服务供给不足，而且造成资源浪费、不合理用药以及医源性疾病的发生等。
1．3产品的非标准化。医疗卫生服务具有非标准化产品的特征，其产品质量除了和医生的专业基础有关，更与其临床实践和经验积累相关。当前，高质量医疗资源供给的相对不足除了会加剧价格上涨的内在动力外，还会因增加患者其他方面的成本(等候时问、红包等)而导致真实价格水平的上涨。
图2为1990年一2006年不同级别医疗机构的门诊病人人均医疗费的发展趋势对比，部属医院最高，省属医院次之，二者均高于县属医院的费用水平。此外，住院医疗费的发展趋势也表现出同样的特点。表1则反映了2006年我国不同级别的医院中常见疾病人均住院费用的不同，‘不同病种的价格水平确实是级别越高的医院费用越多。
2医疗卫生服务的特点使其具有数量增长的内在趋势
2．1较低的需求收入弹性。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人们对医疗卫生服务的需求增加。如人们的寿命延长，老龄人口的需求增加；生活水平的改善，使疾病谱发生改变，慢性疾病的治疗需求增加等。此外，收入水平的提高也意味着疾病的机会成本更大，人们购买医疗卫生服务的支付意愿更强。因此，医疗卫生服务是一种正常商品(normalgoods)，需求的收入弹性较小。
在实证方面，大量研究也表明：医疗卫生服务是一种低收入弹性的必需商品。如DIMatteoL计算的收入弹性为0．77，Ariste计算的收入弹性为0．88吲，徐伟发现医疗卫生的收入弹性为0．95。低收入弹性的特点使医疗卫生服务具有数量增长的内在趋势。
2．2需方的道德风险。医疗保险能帮助居民更好地抵御疾病风险，最小化疾病可能带来的损失。然而，由于患者与保险方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需方的道德风险使医疗卫生服务具有数量增长的内在趋势。保险的存在会使投保人的行为发生改变，如某些有益的预防疾病险的健康投资减少，特别是投保人经济条件较差时。在我国农村，如果保险只报销疾病诊疗费用而不报销预防保健费用，就会使农民主动进行预防保健的动力不足，一旦患病则花费更高。
此外，由于保险使医疗服务产品的真实价格降低，在特定的收入水平约束下，消费者倾向于消费更多数量的产品，如使用更昂贵的药品、采用更先进的设备进行诊疗、延长住院时问等，具体表现为有医疗保险的人小病大治、住院日延长等。
2．3供方的道德风险。由于医患问的信息不对称，医生具有一定程度诱导患者需求的能力，使其消费大于合意数量的医疗卫生服务，即医疗供给创造医疗需求(supplier-in-duceddemand，SID)。如VictorR．Fuchs研究发现，外科医生数量占人口的比重增加10％，人均利用外科手术增加3％同。还有研究发现，以每年平均就诊次数而言，按服务量计酬的医生组的病患，高于领固定薪水医生组的病患。SmartJ．Peacock运用澳大利亚的医疗卫生数据，发现随着医生供给的增加。变得更有影响力。我国医疗领域的SID也是广泛存在的，如我国每百急、门诊中住院比例从2000年的3．0上升到2005年的3．8。由于住院费用高于门诊费用，医生有诱导病人住院的倾向。
SID的本质是在信息高度不对称的医疗卫生服务市场中，医生作为不完美的人的机会主义倾向。特别是在不恰当的制度下，会加剧医生的这种道德风险。此外，疾病治疗效果的不确定也会影响产品的供给数量。目前，我国疾病发生的不确定性带来的风险分担市场缺失，医疗纠纷中的“举证倒置”，使医生面临较大的风险。为了降低风险，避免民事诉讼，医生会通过增加各种检查项目以明确诊断，降低误诊率。这种自卫性医疗(defensivemedicine)客观上也导致了医疗卫生服务消费量的增加。
3治理我国医疗卫生费用过快增涨的对策
数百权威专家，共谱中国医疗美容新篇
本次会议是微创抗衰老领域的高规格专业会议，会议期间的学术交流受到了国内外业界的高度关注，李世荣、徐军、宋建星、江华、艾玉峰、杨东运、牙祖蒙、李庸国（韩国）、金振娱（韩国）等国内外泰斗级整形大师如数到场。据统计，受邀于本届会议的代表超过300人，另有大量以个人名义参会的厂商代表、行业媒体、医学院学生及相关人士，参会总人数近600人。在报到日当天，会务组仍频繁接到各类参会咨询电话。本次会议交流中，不管是涉及自然抗衰还是面部微雕，亦或是美肤保养等方面的论文或发言稿均立意新颖、技术独到、构思时尚，可谓是近年来同类会议中学术文献的经典之作。
安全与责任，构筑完美蝶变坚固基石
“完美的蝶变不能单纯以价格和所用的产品作为评判标准，安全意识与医者的责任心是蝶变的重要基石，这块基石需要医生及求美者共同筑建……”3月31日的新闻会上，大会执行副主席、重庆当代整形美容医院院长牙祖蒙将“安全与责任”提上议程，倡导广大同行树立并引导求美者树立整形手术中的安全意识，共同筑建蝶变基石。
会上，诸位专家结合手术案例及相关新闻报道，深刻分析了安全性对行业的重要性，呼吁各机构严格使用经批准的产品。同时努力提高企业管理水平，不断完善微创整形安全保障，并对求美者术前进行安全知识的普及与宣传，向求美者导入理性消费的健康理念。
当代“两新”，撼动中国美业进军国际领域
会议中，由重庆当代整形美容医院院长牙祖蒙所做的《NPS非手术自然抗衰》和该院美容外科主任王旭明所做的《MIC青春激活术》专题讲座惊艳全场，引来无数追捧与好评。有医生夸赞这两项新技术中部分观点的提出和技术的革新运用甚至超过了发达国家的水平。
据悉，NPS非手术自然抗衰的特点在于将求美者的面部轮廓和自身诉求相结合，为其量身订做手术方案，严格确定注射点位、精确注射量，并配合医生的手法，从而达到全脸自然抗衰的完美效果。而MIC青春激活术则是通过纳米级的注射微针和三维立体注射法将取自求美者自体并经过活化处理的脂肪回注到面部，同步实现全脸的塑型和抗衰。大会主席徐军教授倡议全体代表通过各类渠道将此两项技术向全国乃至国际市场进行推广。
饕餮盛宴共聚一堂，荣辱与共创辉煌
3月31日晚，本次会议的欢迎晚宴在世纪金源酒店宴会厅拉开帷幕，来自五湖四海的行业精英共聚一堂，共享美味盛宴。舞台节目精彩纷呈，由重庆当代整形美容医院、西南整形美容医院、重庆华美整形、重庆天妃整形等医院携手演绎的文艺演出更是一场视觉的饕餮盛宴，现场掌声雷动，一片欢声笑语。作为演出最后的压轴大戏，著名二胡演奏家周维先生携手中国医师协会美容与整形分会会长李世荣教授为到场嘉宾奉献的二胡合奏曲目，将本次晚宴气氛推向顶峰。
论文关键词：消费需求，发展方式，转变
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是我们必须长期坚持的一项基本方针。只有不断扩大消费需求，不断提升和巩固消费在拉动经济增长中应有的作用，才能不断推动我国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才能促进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转变，实现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一、消费需求是拉动经济增长的原动力
消费需求作为最终需求，是拉动经济增长的原动力，这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在一个多世纪以前就已经充分论证了的。
1．消费需求是生产发展的“第一个限制因素”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指出，消费从“两方面生产着生产”：一是通过消费过程把生产出来的产品消灭，使生产过程得以最终实现，“因为产品只是在消费中才成为现实的产品”；二是消费为生产创造出动力，因为“没有需要，就没有生产。而消费则把需要再生产出来”。从马克思的论述可以看出，生产不能脱离消费而存在，没有足够的消费需求，生产难以持续下去，消费需求是生产发展的“第一个限制”因素。
恩格斯在谈到消费和投资的关系时也曾指出，积累是最进步的社会职能。在现代社会，积累和投资对于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处于“贫穷的恶性循环”中的国家，投资会成为冲出这种恶性循环的手段。问题在于，投资需求属于生产消费，是为最终生活消费服务的。积累和消费之间必须保持适当的比例。没有最终的生活消费，再多的生产投资都是无效的。在人类社会的低水平或供给不足发展阶段转变，生产对消费的决定作用处于绝对主导地位；而在人类社会的较高水平或需求不足发展阶段，消费对生产的反作用越来越明显论文怎么写。
2．国内外经济发展实践充分证明消费需求才是拉动经济增长的第一动力
投资需求、消费需求和出口需求三者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是不同的，消费需求才是拉动经济增长的第一动力。这已为各国经济发展实践所证明。1979－2005年，全球的年均消费贡献率为77.4%，与之相比，我国的年均消费贡献率只有57.4%，消费的贡献明显小于其他国家。尽管我国消费贡献率明显偏低，但仍然超过投资贡献率和出口贡献率之和，是经济增长的第一拉动力。这表明，一般情况下，世界各国都主要依靠消费需求来支撑经济增长，而投资需求的作用则是第二位的。
3．扩大消费需求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客观需要
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要内容之一。把消费需求作为拉动经济增长第一位的要素，就是要纠正我们过去主要注重投资和出口对经济增长的拉动，忽视消费需求的拉动作用的片面做法。从这一意义上说，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阶段，经济增长主要依靠什么来拉动，不仅是一个经济发展方式的问题，也是一个经济发展指导思想和观念的问题。归根到底，只有充分发挥消费需求拉动经济增长的原动力作用，才能全面贯彻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实现科学发展、和谐发展和可持续发展。
总之，消费需求是最终需求，投资需求是引致需求，投资需求是由消费需求决定的，是由消费需求派生出来的。离开消费需求的有效支撑，投资不可能无限制地循环下去。只有把投资建立在消费需求不断扩大的基础上，才能为经济的持续健康增长奠定坚实的基础。
二、投资拉动的路径依赖严重制约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长期以来，我国的投资率不仅明显偏高，而且，在消费需求不足的情况下，国民经济增长对投资拉动和出口拉动的依存度也越来越高。
1．投资率明显偏高
1978－2005年，全球的年均投资率为22.1%，且呈现持续下降的趋势，从1978年的24.2%下降为2005年的21%。而同期，我国的年均投资率为38.9%，且呈不断上升之势，从1978年的38.2%上升到2005年为42.7%，相当于世界平均投资率的两倍。2009年，我国的投资率更是高达47.7%。
2.消费率严重偏低
1978－2005年，全球的年均消费率为77.6%，且呈上升之势，从1978年的75.6%上升为2005年的78.8%。与此相反，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消费率总的变化趋势是下降的，从1978年62.1%下降到2009年的48%转变，下降近14个百分点，与世界平均消费率相比相去甚远。
3.经济增长陷于投资拉动的怪圈
由于消费需求增长乏力，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明显偏弱，加之宏观政策的诱导，20世纪90年代以来，投资和出口越来越成为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最主要手段。2001-2009年，我国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高达53.2%。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爆发后，在国家实施经济刺激计划后，经济增长更加依赖于投资拉动。2009年，我国投资贡献率达到了惊人的95.2%。投资成了事实上的拉动经济增长的第一动力。
4．投资拉动型增长制约了发展方式转变
投资的过快增长以及日益深化的投资依赖，一方面造成严重的生产能力低水平过剩，产业结构进一步扭曲，另一方面还导致投资效率持续下降，投资效果系数大打折扣，投资规模和强度不断膨胀，从而使整个国民经济增长陷于投资拉动的恶性循环，粗放型的增长模式难以转变。
三、扩大消费需求，充分发挥消费需求拉动经济增长的原动力作用
要发挥消费需求拉动经济增长的原动力作用，必须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为城乡居民创造宽松的消费环境，千方百计扩大消费需求。
1．确立以消费为主导的发展观念
正确处理经济增长与消费、投资和出口的关系，根本转变以生产为目的、消费为生产服务的观念，真正确立以消费为目的、生产为消费服务理念，彻底克服重积累、轻消费，片面依靠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倾向。把扩大消费需求作为经济增长的根本目标和动力，构建投资和消费之间的良性互动和协调发展体系，真正体现以民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和以改善民生为目标的发展的目的性论文怎么写。
2．进一步改善和加强宏观调控
按照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实施稳健的财政政策和从紧的货币政策，把好银行贷款关，严格控制商业银行信贷规模；把好土地和项目审批关，严格控制新上项目和投资规模，抑制投资的过快增长。把扩大消费需求作为宏观调控的一个着力点,在抑制投资过快增长的同时,抓紧制定和完善扩大消费的政策措施,树立科学消费观,促进可持续消费,积极促进消费结构的升级和消费规模的扩大,努力实现投资与消费对国民经济的协调拉动。
3．实施以富民为目标的国民收入分配政策
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稳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这是改变我国消费率过低、促进国民经济良性运行的客观需要。从居民收入的增长率看，除个别年份外，城乡居民家庭人均收入和居民消费水平增长率都普遍滞后于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率。从与国际水平的比较看，我国劳动者报酬占国民收入的比重明显偏低。我们要按照十七大的要求，建立工资正常增长机制和支付保障机制，切实改变工资收入偏低的状况，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
4．努力促进收入分配公平
我们应按照十六届五中全会“更加注重社会公平”和十七大提出的“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与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的要求，积极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一是要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使劳动报酬成为大多数劳动者最可靠的生活保障来源；二是着力提高低收入者收入，逐步提高扶贫标准和最低工资标准；三是规范个人收入分配秩序，调节过高收入转变，取缔非法收入，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四是扩大转移支付，努力缓解地区之间和部分社会成员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拉大的趋势。
5．进一步提高社会保障水平
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利用社会保障机制调节消费需求。一是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加快建立和完善包括就业、医疗、住房、养老等在内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解除百姓的后顾之忧；二是适当提高社会保障水平，特别是提高城乡低收入者和贫困人口的社会保障水平；三是在继续巩固“两个确保”、规范和完善城市“低保”的基础上，稳步扩大社会保障覆盖面，提高社会保险参保率；四是加快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建设步伐，为农村低收入者和贫困人口提供最基本的生活和医疗保障，逐步改变城乡二元社会保障制度非均衡发展的态势。
6．创造有利于扩大消费的政策体制环境
良好的消费环境是扩大消费需求的重要前提。为此，必须深化消费领域的改革，优化消费环境。一是加快清理和修订不利于消费扩大和结构升级的法律法规，完善消费信贷政策，进一步扩大信贷消费的规模和领域；二是以改善民生为重点，进一步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增加财政对城乡公共产品和服务的投资，特别是要加强对农村生产和生活环境的改善；三是加大市场秩序的整顿和规范力度，努力为城乡居民创造健康安全的消费环境；四是进一步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稳定物价，培育新的消费热点，推动消费结构升级。
总之，只有不断扩大消费需求，加快推动我国经济增长由片面依靠投资和出口拉动向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才能促进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的加快转变，实现国民经济的又好又快发展。扩大消费需求应该成为而且必须成为指导我国经济发展的一项长期战略方针。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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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构建和谐社会、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以及新农村建设的过程中，黑龙江省各级政府对农村公共产品的改善给予了前所未有的关注和支持，经过多年不懈的努力，黑龙江省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状况得到了较大的改善，但由于历史原因，目前黑龙江省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水平仍旧为低水平供给。
一、主要表现
（一）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方面
黑龙江省是农业大省，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滞后已经成为统筹城乡发展的难点所在。这是因为，黑龙江省农村地区地理条件复杂，乡镇政府财政经济实力较弱，虽然近年来中央与省级政府加大了对黑龙江省农村地区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力度，但是农村地区的基础设施仍远不能满足发展的需要。
（二）农村教育方面
黑龙江省大部分县（市）财政困难，上级增加的转移支付有的为增加和补发教师工资，有的贫困县甚至全年的财政收入尚不够为全县的教师开支用，而人员费逐年上升，公用费严重短缺。加之，农村义务教育“欠债太多”，各地区经济发展又极不平衡，很多县财政过于困难，所以“以县为主”的农村教育经费管理体制，无法保证农村义务教育条件的真正改善。
（三）农村卫生事业方面
黑龙江省农村实施税费改革后，村级预防保健经费没有列入县级财政预算，严重影响了村级预防保健等公共卫生服务的开展。虽然每年全省安排2.4亿元，对12万农村五保户基本做到了应保尽保；按照“低标准起步、广覆盖铺开”的原则，全省实行了农村医疗救助制度，但目前乡镇卫生院的经营状况基本为好中差各占三分之一。虽然目前黑龙江省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已经覆盖全省，但黑龙江农村医疗卫生事业仍旧存在着投入卫生事业经费不足、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滞后、农村医疗卫生服务人员数量不足等问题。黑龙江省各级政府投入的卫生事业经费不足，资金运作效益不高，农村医疗卫生资金投入严重短缺，难以保证广大农民的卫生服务需求
（四）农村社会保障方面
在构建和谐社会和建设小康社会的过程中，随着农村低保工作的展开和逐步推进，农村社会保障显现出向城市社会保障体系对接的趋势。由于财力的限制，黑龙江省的许多农村地区和少数民族聚居区几乎没有建立农村社会保障。全省社会保障工作主要重点放在城镇，农村社会保障与城镇差距较大。目前黑龙江省农村社会保障工作仍是低水平的保障，农村社会保障覆盖面比较小。
（五）农村公共文化品方面
目前，黑龙江省乡镇和村一级基本无图书馆也无购书经费，农民喜爱的电影由于投入不足，能够让农民享受的大片、新片、好片电影几乎为零，农民喜闻乐见的戏剧演出也几乎为零，同样由于投入不足，能给农民提供公共文化产品为数太少。农村文化经营场所设施简陋，消费水平不高，决定了农村文化市场重在扶持和引导。与庞大的农村文化市场需求相比，从事文化工作的人员缺乏，特别是专业人才缺乏。原来有一定的影响力、取得一定的艺术成果的老同志现在大部分已退下来，而新毕业的大学文艺毕业生不愿到农村工作，农村文化建设后继乏人，严重制约农村公共供给。
二、主要现象
黑龙江省农村公共产品在供给过程中仍旧存在着总体不足、供给不均衡等现象，而且一些农民急需的公共产品供给偏少，一些对农民益处不大的公共产品却供给过剩，由于城乡二元体制和地域条件差异的制约，公共产品的供给还存在着较大不公平性，这些问题我们都不可忽视。
（一）总体供给不足
主要体现在财政用于农业的资金投入不足。虽然黑龙江省财政性支农支出的绝对量从2003年开始是逐年增加的，但2003年至2006年期间，财政支农支出占黑龙江省财政总支出的比例却呈现平稳趋势，基本稳定在3.4%左右，远远低于同期国家财政支农支出占财政支出比例。从2007年开始，黑龙江省财政支农支出统计口径有所变化，财政支农支出所列为农林水事务财政支出，所以与2006年相比有较大幅度的增长。2007年至2009年期间，黑龙江省财政支农支出总量上有大幅度增长，财政支农支出所占比例也稳步增长，可见政府加大了对农业投入，但与同期国家财政支农支出比例相比还有一定差距。
（二）结构失衡
现阶段黑龙江省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不仅总量不足，而且由于黑龙江省农村公共产品供给采取的是自上而下的决策程序，因此结构失衡，难以提供农民真正需要的农村公共产品。首先，农民急需的公共产品供给不足，涉及农村可持续发展的公共产品供给严重短缺。农村的教育、社会保障、医疗生、环境保护等方面对提高农民素质和农村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大的意义。然而，在这方面黑龙江省农村的目前状况显现出明显的不足。黑龙江省的农村医疗保障普遍缺乏，农民是最大的自费医疗群体。平常的小病，农民们还可以勉强应付，但假如得了大病，许多家庭都因无法承受高昂的医药费而选择放弃治疗或治疗到中途被迫中止。农村环境污染问题日趋严重。
（三）供给的不公平性
在黑龙江省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过程中，由于城乡二元体制和各地农村地理条件差异的制约，公共产品的供给存在着较大不公平性。
城乡公共产品的供给有失公平。在黑龙江省内关于公共产品的供给，农村村民与城市居民享受着不同的待遇。一方面，城市居民享受着优越的市政设施条件，发达的交通、整洁的环境、低廉的基础教育、先进的医疗设施以及较健全的社会保障，而农村居民却与此无缘，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方面的供给均低于城市。另一方面，在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条件远远低于城市的不平等状况下，农民为享用这些公共产品，除缴纳政府规定的使用费外，往往还需付出更多的代价，而城市居民则不需从税后收入中支付除使用费以外的更多的费用。
（四）供给效率低下
公共产品供给的效率要求是消费者的边际支付意愿之和等于生产单位公共产品的边际成本，否则，即为公共产品过剩或不足。由于信息的不对称、预算的不完整性和行政体制改革的滞后等问题的困扰，对于农村公共资源的使用过程，往往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基层政府有一整套官僚机构来工作，一些部门片面强调部门工作的重要性，不切实际地要求各级政府层层对口设置机构，官僚机构也就越来越庞大，在县乡两级造成严重的机构重叠和人员超编，不仅占用了大量的财政资金，还必然出现人浮于事、互相推诿，办事效率低下。
（五）农村公共资源监督机制缺乏
首先，涉及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部门多、资金投入分散。在生产和提供农村公共产品的过程中，出于各自政绩和利益考虑，政府提供农村公共产品的中间环节较多，公共资金被层层“过滤”，公共产品被层层加价，往往导致农村公共资源和公共产品供给效率低下和增长无序。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短缺增加了对农村公共资源的筹集需求，进一步提高了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成本，农民分摊公共产品成本的负担加重。其次，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主要由政府自上而下提供，农民自身受文化知识以及公共资源信息缺乏等因素的限制，农民的权利意识淡薄，难以参与民主监督，也缺乏民主监督的能力，这使农村公共需求与供给难以实现最佳耦合，在农村公共资源的筹集、使用和管理上的监督作用难以得到充分发挥。再次，乡、村财务管理混乱，资金使用的非透明化使得一些管理人员有机可乘。假公济私，资金被滥用、挪用甚至贪污的现象比较普遍，暗箱操作突出等等，造成极大的浪费。
要改善黑龙江省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现状，除了加大财政对农村公共产品的投入力度、增加农村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外，还需要建立适应社会、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统筹城乡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多元化模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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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给模式研究[D]. 南昌：南昌大学硕士
学位论文，2010.
[2]孙永奇.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模式创
新研究[D]. 长春：吉林大学大学硕士学
位论文，2007.
[3]陈定洋.中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变
迁研究[D]. 西安：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硕
士学位论文，2009.
[4]王波.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及其创新
研究[D]. 泰安：山东农业大学硕士学位
论文，2005.
[5]黄丽华.中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变
关键词：蚁群算法，磁盘驱动器，最优
引言
磁盘驱动器是计算机系统不可缺少的存储设备，在数字视频播放器、汽车、照相机和医疗等方面也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可以说现在已经深入到社会的各个环节之中。论文参考。为了满足消费类电子的应用需求，当前磁盘驱动器向小型化、微型化方向发展，但容量却在不断地增长。本文将蚁群算法应用到磁盘驱动器系统中，有效地提高了磁盘数据访问速度和读写的可靠性，缩短了磁头寻道时间。
1 磁盘驱动器模型
磁盘驱动器技术中常用的性能指标有转速、存储密度和响应时间等[1]。为了提高磁盘数据访问速度和读写的可靠性，要求磁头寻道时间尽量短，且与目标磁道的偏差不可以超过道间距的5％。由于磁道宽度非常小，因此磁头的定位精度和磁头在磁道间的移动精度要求非常高。根据上述需要，我们采用文献[2]中的传递函数：
（1）
2 目标函数建立
合理地选择目标函数可以保证系统具有良好的性能，系统主要的性能指标包括稳定性、准确性和快速性。为了使磁盘驱动器获得更好的控制效果，我们要兼顾误差、响应时间和超调等各项性能，使其尽可能地达到最优。因此，我们考虑系统的控制量、控制误差和上升时间作为约束条件，同时还引入惩罚因子以避免超调。所以，采用如下的目标函数 [3]：
（2）
其中，，为上升时间，，，和为权值，且。论文参考。
3 参数设计及其仿真结果
文献[4]详细地介绍了基于蚁群算法的控制参数优化算法，本文不再赘述。我们直接在磁盘驱动器系统中取采样周期为1ms，输入指令为一阶跃信号，蚁群算法各参数的选择如下：蚂蚁数=10， =0.9，=2，=0.1，=50，=10000，目标函数中的权数取为=0.999，=0.001，=2.0，=100。论文参考。经过57次迭代后，算法收敛，获得的最优性能指标J=31.3423。
图1-图4为蚁群的寻优过程，从图中可以看出20只蚂蚁从一开始的不同路径逐渐趋于同一条路径。
图1 第1次迭代后的路径
图2 第11次迭代后的路径
图3 第25次迭代后的路径
图4 第57次迭代后的路径
基于蚁群算法的磁盘驱动器系统阶跃响应如图5所示。
图5 基于蚁群算法的控制系统阶跃响应图
从仿真结果可以看出：系统的超调和误差都较小，响应时间也在到之间，综合性能基本达到最优，从而有效地提高了磁盘驱动器的控制精度和响应速度。因此采用蚁群算法可以设计出满足性能要求的磁盘驱动器。
4 结论
基于蚁群算法的磁盘驱动器虽然获得了较好的控制效果，但是蚁群算法是一种概率算法，尤其是各参数选取的合理性目前还没得到理论上的支持，大多是根据经验来选取，这将直接影响最优解的质量。另外，将蚁群算法和其他智能算法结合起来设计磁盘驱动器也有待进一步研究。
参考文献
[1]郭永新，谢红卫.磁盘读取系统的神经网络控制[J].计算机仿真，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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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詹士昌，吴俊.基于蚁群算法的PID参数优化设计[J] .测控技术, 2004.
关键词：因子分析；人均消费；地区差异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2-7661（2014）08-015-02
一、引言
我国人口众多，农村人口基数很大，对农村人均消费水平的研究对于改善我国区域农村消费水平差异有着重要的意义。众所周知，消费水平是衡量一个地区经济水平的重要指标，我国幅员辽阔，民族众多，各区域间的消费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国家对“三农”问题非常重视，缩小区域间的贫富差距，实现共同富裕是实现我国现代化的重要保障。本文运用因子分析方法，通过对2012年不同区域农村人均消费水平进行比较研究，分析现象背后的原因，找出一定的消费规律，并提出一些合理化建议。
二、理论介绍
1、指标的选取
本文的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2013》，为了方便分析，按照统计年鉴的分类，将农村人均消费支出指标分为八类： ―人均食品指出； ―人均衣着支出； ―人均居住支出； ―人均家庭设备及服务支出； ―人均交通通信支出人均医疗保健支出； ―人均文教娱乐支出； ―人均医疗保健支出； ―人均其他支出。
2、理论介绍
因子分析属于多元统计分析中一种比较常见的方法，其基本思想是通过研究众多变量间的内部依赖关系，寻求这些数据的基本结构，并用少数的几个被成为公因子的不可观测变量，来表达基本数据结构，这些公因子能够反映原来众多变量所代表的主要信息，从而有利于研究者达到简化数据结构，方便研究的目的。其主要步骤为：①根据研究问题选择原始变量。这里要研究的是农村人均消费在各个区域之间的差异，一共选取了八个指标作为原始变量，记为 。②计算相关矩阵，分析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如果大多数简单的相关关系系数是大于0.3的，那么可以视为适合进行因子分析。③求解初始公因子和因子载荷矩阵。根据因子载荷矩阵，提取方差贡献率和累计方差贡献率信息，每个公因子的方差贡献率代表对原始数据总信息量的解释程度。④确定公因子 、 …… 。其中 代表公因子的个数，一般公因子的提取个数 所包含的原始数据的信息总量最好不要低于85%为最佳。⑤对因子载荷矩阵实施旋转，计算因子得分和综合得分。本论文运用spss软件会给出每个公因子的因子得分，这里记为Factor（1）、Factor（2）......Factor（n）个公因子的特征值（ ）为权重计算综合得分：
其中 为公因子的权重，利用上式可以算出总得分，将31个省市的农村人均居民消费水平进行排名，从而对得出的结果进行分析。
三、结果与分析
因子分析的前提条件是原始变量之间具有较强的相关性，因此在因子分析之前需要对原始变量进行独立性检验，通常采用KMO检验及Bartlett球形检验。KMO是取样适当性测量统计量。当KMO值愈大时，表明变量间的共同因素愈多，愈适合进行因子分析。当KMO大于0.7时可以进行因子分析。Bartlett球形检验用来判断数据是否为多变量正态分布，也可用来判断相关系数矩阵是否适合进行因子分析。
由表1可知，KMO值为0.805，说明非常适合进行因子分析；Bartlett球形检验的p值为0，通过了显著性检验，适合进行因子分析。
根据论文上述的因子分析步骤对2012年全国31个省市的农村人均消费水平的数据进行分析，最后按照总得分进行排名，从而可以得出表2。
我们可以将消费水平分为三个层次：高消费水平，中等消费水平、低消费水平。通过表2可以看出，高消费水平的区域包括北京、上海、天津、江苏、浙江、吉林等东部沿海省市。而中等消费水平的省市大多位处中部地区，经济发展虽然不及东部沿海地区，却要好于西部经济欠发达区域。这种分布基本和我国的基本国情相吻合，同时也反应了地区间农村居民消费还存在着巨大差异。消除这些差异，提高农村人民的消费水平，对于实现共同富裕有着重要的意义。
四、结论和建议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看出，我国区域间的农村人均消费水平差异比较大，高消费水平集中分布在东部沿海地区，这和区域的经济发展水平密切相连。虽然国家非常重视西部发展，但由于起步较晚，地处偏僻，依然和中东部有着不小的差距。应采取如下政策措施：
首先，提升落后地区居民收入水平。收入是影响消费的重要因素，特别是低收入人群，边际消费倾向相对更高，因此，提升落后地区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对消费水平均衡发展产生决定性作用。改革开放30多年来，人们逐渐享受到发展带来的诸多成果，但是成果分享过程中存在着较大的个体差异。而这些个体差异汇聚而表现出来的无非就是不同区域的整体差异，这些差异显然不利于和谐社会的建设，提升落后地区居民的收入水平，可以实现改革、发展成果的共享更加公平化，推动和谐社会建设。
其次，加快市场体系建设进程。经济发展水平差异是区域农村消费水平差异的重要原因，市场机制的完善、相关配套设施的完备可以促使潜在的消费需求变现。市场的发展离不开交通基础设施的建设，特别是广大西部地区，与东部发达地区相比，还存在一定差距。因此，改变落后地区的基础设施、物流、市场体系的现状，可以极大地促进这些地区消费市场的振兴。
最后，适度政策倾斜，推动消费水平区域协调。由于区域极化作用的存在，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地区往往会不断自我强化，由于消费水平受到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消费水平的自我强化作用在所难免。因此，必须出台相应的倾斜政策，推动欠发达地区的发展进程，以免区域差异更加显著。
参考文献：
[1] 孙文爽，陈兰祥.多元统计分析[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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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管 琳，李春兰，张博.基于主成分分析法的我国农村居民消费结构的综合评价[J].安徽农业科学，2011（14）.
关键词:农村;社会保障水平;养老保险水平;合作医疗水平;最低生活保障水平
中图分类号:F323.89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0)18-0054-05
一、中国农村社会保障适度水平确定
1.养老保险适度水平确定
农村养老保险水平应该综合考虑到作为衡量居民生活水准的重要指标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人均消费性支出和恩格尔系数等指标[3]。现阶段中国农村养老保险的适度水平的上下限取值如下:(60%为国际普遍认为适度的养老金替代率)
下限:农村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农村总人口的比重×60%
上限:农村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农村总人口的比重×60%
2.合作医疗适度水平确定
影响合作医疗水平的指标主要有合作医疗支出占GDP的比重、劳动者保险负担系数、参保人数占全部农村人口的比重。根据新型合作医疗的政策规定,农民每人每年缴纳医疗金10元,各级政府的补助年人均40元,每人每年医疗金额为50元[4]。根据该政策,合作医疗个人负担系数的计算公式为:
Yr=10/Ir=10/392.5=2.6%
其中,Yr为农村居民合作医疗负担系数,Ir为其年度可支配现金额。
由于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是以家庭为单位参加的,所以农村医疗保险应当覆盖农村20周岁的农业人口。农村个人筹资额度一般控制在当年农民人均纯收入的1%～3%。这部分人口占农村总人口的比重为59.6%。根据有关调查研究,中国农村居民总体年患病率为2.58%,平均每次住院花费为162.71元[5]。
按照国内外经验和社会保障法规,医疗保险费用支出占工资收入总额的10%～12%,为医疗保险的适度水平,所以农村合作医疗适度水平的确定采取合作医疗适度支出占农民劳动收入的10%～12%。合作医疗适度水平上下限=合作医疗支出上下限/人均GDP,得到合作医疗的适度水平的上下限见表2。
3.最低生活保障适度水平确定
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所依据的贫困线既要与国家确定的绝对贫困线保持一致,而且还要与贫困人口的比重和与人们生活质量密切相关的恩格尔系数相关[6]。所以按照两级系数原理测算农村最低生活保障水平,应该可以保障农村居民的基本生活。按照两级系数原理测算的农村最低生活保障的上下限为:
低保线的上限=恩格尔系数0.75贫困人口比重(0.75为劳动生产要素收入分配份额约占GDP的75%。) 低保线的下限=恩格尔系数0.75贫困人口比重(1-自我保障承担能力系数)(贫困人口自我承担基本生活饮食费支出能力为0.5)
2007年中国农村贫困人口为1 479万,农村总人口为72 750万,贫困人口占农村总人口的比率为2.03%.根据表3-4得,2007年中国农村最低生活保障适度水平为:0.33%～0.66%。虽然当前的农村低保水平为1.08%,但这仅是在经济发达的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比较完备的地区才有的。所以政府要加大对经济欠发达地区的投入力度,让那些生活在贫困地区的农民享有生存的权利。
4.社会保障总体适度水平确定
按照国内外经验和社会保障法规,社会福利和优抚支出占工资收入总额的1.5%为适度的社会福利水平的限度,所以农村社会福利适度支出等于农民劳动收入总额的1.5%[7],则相应的社会福利适度水平=农村人均社会福利适度支出/人均GDP。综合上述分析,可以得到中国农村社会保障适度水平的上下限:见表1-5。中国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适度保障水平介于7.5%～12.33%。而中国当前农村社会保障水平为2%左右,与适度水平的下限相差近5个百分点,差距还很大[8]。
二、社会保障总体适度水平预测
按照保险精算原理,确定给付养老保险是指x岁农民投保可在约定m年后,每年年初(末)领取养老金,不论被保险人生存与否,保险人均需支付给被保险人或其受益人至少n年养老金。如果被保险人在领满n年之后仍健在,可继续领取直至死亡为止。设年利率为i,V为贴现因子,V=1/1+i,因此确定给付保险费实际上是延期m年期末付n年确定年金和延期m+n年期末付终身年金两个部分构成。
延期m年期末付n年确定年金的趸缴净保费公式为:
m|ax:n=mEx×ax:n=mEx×(Nx+1-Nx+n+1)/Dx=Dx+m/Dx×(1-Vn)/i[9]
(1-1)
延期m+n年期末付终身生存年金的趸缴净保费公式为:
m+n|ax=■kEx=Nx+m+n+1/Dx(1-2)
所以:
趸缴净保费m|ax:n+m+n|ax=Dx+m /Dx×(1-Vn)/i+Nx+m+n+1/Dx (1-3)
由趸缴净保费得:
年缴净保费=Dx+m /(Nx-Nx+m)×(1-Vn)/i+Nx+m+n+1 /(Nx
-Nx+m) (1-4)
假定: ①确定给付年金为n=10年
②死亡率选用“中国人寿保险业经验生命表(1990-1993)(男女混合表)”
③预定利率选取6%
④给付水平参考农村居民生活消费性支出和经济发展水平,选定年给付金额为1 200元,1 500元,1 800元三个档次
⑤领取养老金年龄为55,60,65三个档次
⑥为计算方便,选择农民参保年龄为5年的倍数,投保年龄从20岁起算,间隔为5年,则20,25,30,35,40,45,50岁七个年龄层
所以当农民在20,25,30,35,40,45,50岁时开始参加社会养老保险,领取年龄分别为55,60,65岁时,在年利率为6%情况下计算的趸缴净保费和年缴净保费的数额计算,得到表1-5和表1-6。
55岁领取的趸缴公式=D55 /Dx×(1-V10)/i+N66 /Dx
年缴公式=D55 /(Nx-Nx+m)×(1-V10)/i+N66 /(Nx-Nx+m) (1-5)
60岁领取的趸缴公式=D60 /Dx×(1-V10)/i+N71 /Dx
年缴公式= D60 /(Nx-Nx+m)×(1-V10)/i+N71 /(Nx-Nx+m) (1-6)
65岁领取的趸缴公式=D65 /Dx×(1-V10)/i+N76 /Dx
年缴公式=D65 /(Nx-Nx+m)×(1-V10)/i+N71 /(Nx-Nx+m)
(1-7)
对农村养老保险需求进行预测,选取从55岁开始领取养老金作为需求的上限,65岁开始领取养老金作为需求的下限。假设2002―2019年给付额为1 200元/人年;2020―2035年给付额为1 500元/人年;2035―2050年给付额为1 800元/人年。得到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需求上下限的预测结果为表1-7,又由对农村老年人口的预测,按照农村60%的替代率算出农村2000―2050年的适度水平,进而得出农业GDP的上下限,由于农业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小,所以农业GDP取下限。根据国内外经验和社会保障法规,医疗保险费用支出占工资收入总额的10%～12%,社会福利支出占工资收入总额的1.5%,低保取占工资总额的1%[10]。根据柯布道格拉斯函数和中国现状取劳动分配系数为75%,得农村适度社会保障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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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王晓军主编.21世纪社会保障系列教材,社会保障精算原理[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1):131-199
关键词：商业医疗保险；道德风险；防范
一、商业医疗保险的特殊性
相对于一般的保险产品而言，商业医疗保险具有自身的特殊性，表现为保险服务过程涉及到保险人、投保人（被保险人）和医疗机构三方。投保人（被保险人）通过向保险人缴纳保险费而获得医疗机构提供的服务，保险人通过向投保人收取保险费对医疗机构进行补偿，医疗机构则通过向被保险人提供医疗服务而获得保险人的补偿。保险人、投保人（被保险人）和医疗机构处于同一个医疗服务和保险运行系统当中。一方面，保险人、医疗机构均以保障被保险人（病人）的医疗需求为社会目标；另一方面，又要维持各自的生存与发展，以利润（或价值）最大化为内在的经济目标，产生相互利益制约。商业医疗保险独特的市场关系，使得保险人除与被保险人关系紧密外，与医疗机构的关系也非常紧密。
在保险公司没有介入之前，医患矛盾可谓由来已久。在医疗机构和医生的收入与其所提供的医疗服务数量相联系的情况下，由于利益的驱动，医生给患者开大处方、小病大医的情况司空见惯。一方面，由于信息的不对称，医生和病人在医疗过程中处于不同的信息层面上。病人对医疗诊断和治疗，与医生相比显然知之甚少，而医疗是人命关天的大事，病人不可能冒生命危险对医生的诊断治疗方案提出质疑。从表面上看病人可以自由选择医生、医院以及医疗处理方案。而事实上，病人在就诊时往往只能任医生摆布。另一方面，医生既是患者的顾问又是医疗服务提供者，这种双重角色是一个矛盾。医生不可能完全从患者利益出发提供治疗方案，医生在决定提供哪种治疗方案上存在经济利益。当病人缺乏医疗知识时，医生为了自身的经济利益，很可能利用其特殊身份，创造医疗服务的额外需求。
医疗保险的介入，改变了医疗服务供需双方的关系，切断了医患双方直接的经济联系，大大化解了两者之间的矛盾。患者不太在乎医疗费用的多少，医院也没有了财路变窄的危机，患者和医院都皆大欢喜。可事实上矛盾并没有消失，而是将大部分转移到了保险公司。保险公司的介入使得医疗服务双方的直接经济关系消失或退居次要地位，而保险人和医疗机构、被保险人的经济关系上升到了主导地位。此时保险公司作为医疗卫生领域的外行，作为支付医疗服务费用的第三方，不仅要控制医疗机构的过度服务行为，而且还要面对众多的被保险人在投保之后滥用医疗服务的现实，以及医患双方合谋骗取保险赔偿的可能。所以，保险公司介入医疗保险领域，表面上是解决了医患双方的矛盾，而事实上只是把原来的双方交易关系演变成了保险公司－被保险人－医疗机构的三方关系，这只是矛盾存在的另一种形式而已。
二、商业医疗保险中的道德风险
（一）投保人(被保险人)的道德风险
投保人的道德风险可以分为事前道德风险和事后道德风险，事前道德风险是指投保后，被保险人受伤或生病之前，他们可能会以一种更为危险的方式生活。例如，被保险人将更有可能抽烟，或者继续保持更易患病或受伤的生活方式。当然这种道德风险在医疗保险领域并不是特别明显，毕竟人的身体（或生命）是无法用货币来衡量的。一个理性的人是不会因为投保而不在乎自己的健康的，因此，本文将事前道德风险忽略不计。事后道德风险是指被保险人患病或受伤以后，对医疗服务的过度利用。事后道德风险在医疗保险领域表现得尤为突出，服务付费方式下的医疗保险意味着投保人患病时基本不承担医疗费用。结果，在不需要特别关注成本的情况下，投保人倾向于要求更多的医疗服务，使得医疗费用极度膨胀。
来自被保险人的事后道德风险主要表现为：（1）医疗服务消费的选择性问题。一般来说，疾病发生之后，使患者恢复健康的治疗方案可以有多种选择，这要取决于医生的偏好和患者个人的意愿，就患者个人而言，当然都希望在医疗保险的赔付限额之内享受尽可能多的医疗服务，而且我国有不少投保人有“如果缴了费，用不完赔付额度就吃亏”的想法。所以被保险人往往放弃“便宜”的治疗方案而选择“昂贵”的治疗方案。事实上，对于治疗方案的选择并非越贵越好。这种形式的道德风险对于医疗费用的影响非常大。（2）被保险人的保险欺诈行为。在商业医疗保险领域，保险欺诈率一直居高不下，被保险人故意制造假门诊、假住院来骗取保险公司的赔付，给保险公司造成了巨大的损失。在我国，商业保险公司在理赔的时候不易得到医疗机构的配合，取证调查困难，难以制止被保险人骗取保险赔付的行为。
（二）医疗机构的道德风险
来自医疗机构的道德风险表现为医疗机构的“过度供给”行为，也就是“小病大医”和“开大处方”等随意加大医疗费用的行为。从经济利益驱动分析，医疗机构和保险人的目标是不一致的。在传统的按实际服务收费制度下，医疗机构的收入与它提供服务的多少成正比，为了追求更多的经济利益，医疗机构自然愿意提供更多、更昂贵的医疗服务。很显然，这和保险人控制被保险人过多的滥用医疗花费的目标是不一致的。来自医疗机构的道德风险在很大程度上与“第三方支付”的制度设计有关，也就是医疗服务的费用不是由被保险人直接支付，而是由保险人来买单。从心理上来讲，患者（被保险人）和医生在交易过程中的感受都是“免费的”。从被保险人的角度来看，在保险赔付额度范围之内，接受医疗服务都是免费的；从医疗机构的角度来看，在被保险人出现过度消费的同时，医生及其所在医疗机构都能够得到更多的经济利益。因此，在这样的机制下，被保险人的过度消费和医疗机构的过度供给都是一种必然。在“第三方支付”制度下，医生事实上既是被保险人的人，也是保险人的人，在这复杂的三角的委托—关系中，由于信息不对称，保险人根本无法全面掌握被保险人的健康信息和医疗机构的医疗信息，加上医疗服务的特殊性，保险人很难有足够的证据证明医疗机构的过度供给行为。
三、商业医疗保险中道德风险的防范
（一）投保人道德风险的防范
遏制投保人道德风险较为有效的方式是建立医疗服务费用的共付制。当参保者分担了部分医疗费用后，相应也加强了其医疗费用成本意识，促使其关注医疗费用，合理有效地使用医疗服务。而且，参保者对医疗服务的理性消费客观上也形成了一种对医疗机构道德风险的制约机制。具体操作上可采用免赔条款、共保条款和保单限额等方法。通过医疗服务费用的共付制将风险在投保人与保险人之间进行合理分担，可以有效降低投保人产生道德风险的程度。
（二）医疗机构的道德风险防范
目前，医疗费用的控制已经是世界性的难题，而在所有导致医疗费用上涨的因素中，医疗机构的道德风险可以说是最重要的因素。医疗保险费用的支付方式从付费的时间上来看，可分为预付制和后付制。虽然预付制可以降低医疗服务机构的道德风险，但也有不足。另外保险公司通过对医疗机构提供给病人的医疗服务的审查，可以减少保险公司与医疗机构二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程度，增加对医疗服务机构提供医疗服务全过程的了解，在一定程度上抑制医疗服务机构道德风险的产生。
在医疗机构道德风险防范体系的构建上，笔者认为最为根本的问题在于借鉴国外的经验，改变我国目前的买单式医疗保险模式，建立和发展管理型医疗保险模式。买单式医疗保险模式是我国商业医疗保险目前采用的经营模式。所谓买单式医疗保险就是投保人向保险公司缴纳保险费后被保险人到医疗服务提供者那里接受医疗服务，医疗服务提供者按照提供的医疗服务收费，被保险人付费后用付费凭据到保险公司那里报销索赔，保险公司间接地按照医疗服务提供者的服务进行付费。买单式医疗保险模式导致医疗服务和保险服务是两个独立的过程，保险公司作为支付医疗费用的第三方，仅仅参与了保险服务，没有介入医疗服务，导致道德风险的控制无法得到医疗机构的配合。因此，现有的买单式医疗保险模式是导致保险公司难以控制道德风险的根本原因。管理型医疗是把医疗服务的提供与提供医疗服务所需资金的供给结合起来的一种系统，通过保险公司参股医院或投资医院及医疗费用包干模式将保险公司和医疗机构形成利益共同体，就可以最大程度地避免被保险人被动受制于医院、医院与被保险人合谋的道德风险。管理型医疗保险是一种集医疗服务提供和经费管理为一体的医疗保险模式，具体做法是将投保人交纳给保险公司的保费的一定比例预先支付给医院，然后由医院完全承担被保险人的健康风险，医疗费用超支的部分由医院自己承担，赢余归医院所有，从而达到控制医疗费用的目的。
参考文献
[1]李飞，商业医疗保险领域的信息不对称问题研究，西南财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