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3-24 15:41:20
【关 键 词】中国传统文化/科学技术/欧几里德几何
一 引言
文艺复兴以后，近代科学在欧洲迅速产生，以1687年牛顿出版他的《的数学原理》为标志，近代科学革命到达高潮，这本已是，然而，问题是：“从公元前1世纪到公元15世纪的漫长岁月中， 中国人在自然知识满足于人的需要方面，曾经胜过欧洲人，那么，为什么近代科学革命没有在中国发生呢？”(1)这一问题难倒了20 世纪的科学史学家和其他许多学者。由于该问题是英国著名科学史学家李约瑟（Joseph Needham，1990——1993）最初提出，后包括李约瑟本人在内，至今无人能给出满意的答案，遂被称为“李约瑟难题”。作为近代科学革命之后，有中国血统和中国文化背景，又为世界科学做出巨大贡献，与牛顿、麦克斯韦、爱因斯坦等并列的科学家——杨振宁对这个问题以及中国传统文化与科学技术、中国科技的未来等有着浓厚的兴趣，他提出了一些独到的看法。 ( 燕南， yannan.cn )
二 中国古代没有发展出欧氏几何及其逻辑系统是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产生的主要原因
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萌发，杨振宁认为，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李约瑟在他的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曾经成篇地讨论过这个问题，并给出了种种理由：中国早期的哲学如阴阳五行等尽管曾促进过中国早期的科学发展，可是这些理论本质上的经验性和思辨性在后来却成为阻碍实验科学在中国产生的原因；中国没有充分发展资本主义是实验科学没有在中国产生的基本的原因；中国的传统价值观不鼓励、甚至是抑制了近代科学在中国的产生。…… ( 燕南， yannan.cn )
杨振宁指出：“从中国传统文化的角度看，和其中的某些自大有关系。中国古代的哲学家想把世界上所有的问题一下子都解决了。……他们第一想解决人文问题，第二想从总体上解决人文问题。”(2) 因此，他们不愿去做具体的事情。古希腊的哲学家中，也有人企图总体上解决所有的问题，“可是他们也有人从事非常具体的问题”。 ( 燕南， yannan.cn )
从解决具体的、现象的问题入手，“希腊人发现正立方形只有5 个，这是非常美妙的画像，而这个画像如果没有准确的几何思想是不可能想到这个定理。后来有人说欧几里德所以写了欧几里德几何，就是因为要证明这个定理。这是西方思想方向的结晶。”
(3)
欧氏几何的产生并不是孤立的。在力学方面，阿基米德为了鉴别皇冠的含金量，进行了长时间的思考和。在一次洗澡时，他感觉到身体受到向上的托力，由此悟出了解决皇冠问题的，同时发现了著名的浮力定律。此外，阿基米德还发现了杠杆原理。
随着欧几里德几何、阿基米德浮力定律等力学原理的出现，更为重要的是与之相关的一套逻辑思维方法、逻辑系统的诞生，这些为近代科学在西方的产生奠定了逻辑及方法基础。
摘要:从科技文化和知志产权制度的差异角度探析近代中国科学落后的因由。为了更好地振兴我国科技,构建创新型国家,必须对现行科技政策的内涵加以充实,包括建立以培养科学精神为核心内容的科学教育体系和完善相关科技知志产权制度等。
关键词:李约瑟难题;科技政策;科学精神;知志产权
一、李约瑟难题的现实意义 中华文明在人类历史上的辉煌延续了数千年,一度还还引领历史潮流,雄踞时代巅峰。但20世纪以后,社会的动荡和历次运动的洗礼使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发生了变化,现在的青年人已经似乎很少主动读《论语》,《孟子》,很少把儒家的理论挂在嘴边,无论我们承认与否,传统的儒家文化渐息是不争的事实。我们每天所接触的文化和知志大部分来源于西方,饮食起居触目可及都是来自欧美的“舶来品”,美国的可口可乐和麦当劳对青年人的诱惑远大于凉茶和中式快餐,欧美流行歌手的知名度高于民乐歌手……这些都从侧面印证了传统文化所面临的困境。尤其在科学技术方面,正如李约瑟难题所分析的一般,近代以来我们在自然科学的造诣方面落后于西方有着深刻的原因:可能是社会的,也可能是经济的,更可能是文化的。笔者认为,在诸多原因中,文化差异和产权制度的因素最有解释力。有学者将李约瑟难题归咎为传统社会的氛围及国家政治体制的束缚。实际上,这些因素都可追根朔源到东西方传统文化特质和知志产权制度差异的问题上。以下笔者将尝试从这个角度分析李约瑟难题的成因。
二、李约瑟难题的破解
如果说把人类现行的知志体系大致分为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三类,那么中国传统文化基本可归为最后一种。科学是人们探索未知世界的活动,社会文化系统与构成对科学的孕育和发展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有观点认为适合科技发展的社会文化主应包含合理性价值、功利性价值、普遍性价值和反对权威义等方面。这些因素恰恰是西方社会所具备的并为其科技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动力。反观中国传统文化,从一开始就走上了道德伦常,修齐治平的道路。知志分子关心的不是自然界的知志与奥秘,相反是现实生活中为人处世的道德规范和治国安邦的经世致用之学。这种文化的形成归因于长期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基础,同时也决定了中国传统文化从一开始就是具备强烈的封闭性和排外性。小农社会不大讲究效率和效益,甚至对这两者还表现出不同程度的排斥。自给自足,靠天吃饭也使得大家对科学技术的创新不感兴趣,以致清末的重臣们看到西洋先进的科技还斥之为“奇技淫巧,以为不足学”。所有这些都使我们的传统文化基本与科学、尤其与自然科学绝缘,呈现出一副具有浓重诗情画意的浪漫情怀和经世致用的功利色彩的人文学科知志体系。
历史上,传统中国也没有建立起完善和有效的私有产权,尤其是知志产权。这也使得科技生长的产权制度环境比较欠缺。统治者的意图只是为了思想控制和方便统治的需要,并非为民众提供技术专利的保护和鼓励社会进行技术创新,或许这正是传统中国没有产生真正意义上的知志产权制度的主要原因。
三、李约瑟难题对我国科技政策革新的启示
(一)完善以培养科学精神为核心的科学教育体系
在科学迅猛发展的今天,我们对文化的理解应该比古人更全面客观。尽管现在人们都知道科学知志的重要性,但谈起文化的含义,人们或多或少还是首先将其与人文学科知志体系挂钩,对于科学知志,则更多的归到知志技术范畴。为此,我们应改变狭义的文化观,将代表人类知志发展最高水平的现代科学知志体系纳入文化的视野。尤其对大学生文化素质的培养更是不能缺少科学精神的培育。“科技文化所体现的理性,公平,宽容,批判,创新,效率,协作等科学精神,是推动近代以来工业化,现代化进程中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变革的基本因素”。大学科学教育应重视科学史知志的讲授,强化科学教育理念的传授,关注科学教育的人文价值,大力促进大学生对科学技术内涵和价值的把握与理解,培养学生对社会和对科学负责的历史责任感。
科学精神的缺失是我们传统文化中的一大不足。中国人的务实精神将科学技术的工具理性发挥到极致。科学和技术被认为是一种仅仅为政治、生产和生活服务的工具,没有发掘出隐藏在技术层面背后的科学精神内涵。当然,科学精神的培育也应该理性看待传统文化。尽管中国传统文化缺少科学精神,但不代表热”既是传统文化回归的一个重要信号,也表明了中国传统文化在21世纪强劲的竞争力。如传统文化中强调的“天人合一,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可被现代科学话语解读为讲究和谐统一,注重绿色环保的可持续发展理论,在后工业化时代,饱受工业和城市发展所带来的负面效应之后,人们深深的体会到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这些方面中国传统文化可提供源远流长的理论支持。
此外,吸收西方科学文化中有益养分的重要性自是不言而喻的。我国着名的科学家和教育家竺可桢先生说过,近代科学在中国不发达的原因有二:“一是不晓得利用科学工具,二是缺乏科学精神”。我们科学教育的首要目标当在大力培养国民、尤其是青少年的科学精神。恰到好处地调节科学中的“工匠传统”与“学者传统”,改变将科技看成一种纯粹工艺技术的偏颇观点,发掘科技背后的精神内涵。简而言之,为了更好地振兴我国科技,构建创新型国家科学精神的培育应成为未来科学教育的核心内容。
(二)关于中国科技政策革新的若干建议
关键词：科技文化；人文文化；科技传播；文化制约；对策
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12）05-0080-03
一、文化是影响科技传播的重要因素
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到“科技创新是文化发展的重要引擎”，而“要发挥文化和科技相互促进的作用，增强自主创新的能力”，首先就不能忽视社会文化因素对科技活动的影响。在科学技术已经成为第一生产力的今天，科技传播是实现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关键，也就是说“知识的力量不仅取决于它自身价值的大小，更取决于它是否被传播以及被传播的广度与深度”。 [1]科技传播作为科技信息的交流、沟通与分享的过程或行为，伴随着科技的产生、发展和人类交往的不断密切而进行，它从一开始就受到文化因素的影响。
在《辞海》中，文化“广义指人类在社会实践过程中所获得的物质、精神的生产能力和创造的物质、精神财富的总和；狭义指精神生产能力和精神产品，包括一切社会意识形式：自然科学、技术科学、社会意识形态，有时又专指教育、科学、文学、艺术、卫生、体育等方面的知识与设施”。[2]本文主要从狭义层面理解文化。其中，科学是对客观世界的认识，是反映客观事实和客观规律的知识体系及其相关的活动；技术在一般意义上是指人类改造自然、进行生产的方法与手段。科技传播根植于特定的社会文化环境，它必然给科技传播打上深刻的烙印。同时，科技传播也影响着一个社会的文化发展。公元11世纪至15世纪，我国的造纸术、印刷术、火药及指南针经过阿拉伯传入西欧，对欧洲的社会文化进步产生了重大作用。马克思在《机器、自然和科学的应用》中评价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中的三大发明时曾指出：“火药，指南针，印刷术这是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指南针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术变成新教的工具，总的来说变成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杠杆。”[3]可见，中国古代科技文明的传播对近代欧洲文明进步产生重要的作用。
现代社会，科技传播与社会之间存在着相互影响、双向作用的关系。随着社会的日益科学技术化，我们往往容易注意到科技传播对社会的影响，而忽略社会是如何影响和促进科技传播及其发展的。事实上，社会是推动科技传播的主导力量，社会状况如何，决定着科技传播及其发展的状况如何，社会如果不能提供良好的基础和条件，仅仅是基于科技传播自身发展的内部逻辑，科技传播不可能有重大的突破。文化的核心是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由此文化成为影响科技传播的重要社会因素。文化渗透于社会的各种制度之中，隐含在人们的社会行为和生活方式之中，并且经过历史的积淀形成强大的文化传统。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民族、国家和地区会形成不同的文化传统，构成文化在形式上的特殊性，这种特殊性决定着当传播者选择传播何种科技内容、以何种方式传播时，在受众选择接受何种科技内容、以何种方式获取科技信息时，都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受到既有文化传统的影响，最终影响到科学技术是否被传播，科技传播的方向和效果怎样。换言之，科技传播是社会行为和结构的特殊形式，不同的文化选择、价值取向都决定着科技传播的轨迹和状况。所以，社会文化因素对科技传播有着深远的影响。
二、科技传播文化制约的体现
科学学创始人贝尔纳认为科技传播“不仅包括科学家之间交流的问题，而且包括向公众交流的问题。”[4]这一论述指出了科技传播在两个层面展开，一是微观层面的学术交流，二是宏观层面的科学教育以及科学普及。文化因素对科技传播的制约也就体现在这两个层面上。
（一）两种文化的分离与对抗阻碍科技传播
科技文化和人文文化是人类在认识与改造自然、认识与改造自我的活动中形成的一系列观念、方法和价值体系。它们是贯穿在科技探索与人文研究过程中的精神实质，是展现科技活动和人文活动内在意义的东西。由于研究对象、研究成果的社会效用不同，二者在观念、方法和价值体现上均存在巨大差异。正如1959年英国著名学者C.P・斯诺在剑桥大学作的题为《两种文化与科学革命》的演讲中所提到的那样:整个西方社会的精神生活正日益分裂成相互对立的人文文化与科学文化。两种文化的分离与对抗使西方丧失了整体的文化观，以至于20世纪的西方学术界不能对“过去”作正确的描述，不能对“现在”作合理的解释，不能对“未来”作可靠的估计。[5]虽然斯诺关于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分离与对抗的描述有一定的夸大，估计也过于严重，但是，总体上自然科学家与人文社会科学家缺乏必要的沟通与合作则是无可争辩的事实，其结果是导致科技传播无论是在微观层面还是宏观层面均受到阻碍。
1.两种文化的文化内涵差异及价值观念的彼此不认同导致科技传播受阻。首先，两种文化的分离与对抗使人被禁锢于精细的专业学科内，人随着学科的专业化而不断专业化。长期的专业化教育使不同学科的人们具有广泛的自律性，从事自然科学研究的人们不掺杂主观的要求或价值观念，不像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者那样受本人的观念、信仰及所处的社会环境之影响。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者在个人的、阶级的、国家的意志或意识影响下也很难像自然科学研究者那样客观。因此，双方很少主动寻求机会接近对方，自然科学家被动地从事科技传播，人文社会科学家与普通大众参与科技传播的意愿也不强烈，其结果是科技传播微观层面的学术交流不活跃，宏观层面的科技新知向公众普及的广度与深度受到阻碍。其次，长期以来形成的大众传媒界注重新闻价值轻视科技价值的特有新闻价值取向与科技界形成的尊重科技价值取向的对立不利于科学共同体成员与大众传媒的沟通，进而影响科技传播。因为大众传媒在报道科技事实时，往往侧重选择有轰动性、影响力的科技事实，或者属于科技事实但未必具有较大科技价值却能引起读者广泛注意、容易引发新闻轰动效应的其他事实；而尊重科技价值著称的科学共同体成员不能接受传媒文化对科学的如此“解读”与“重构”。两种不同的文化价值取向在宏观层面影响了科学教育与科学普及活动的顺利展开。
2.承载两种文化的语言符号体系差异制约科技传播。日常语言和科学语言分别是人文文化与科学文化的表达工具与运载工具。日常语言具有意指的多样性、模糊性特点。而科学语言则要讲究准确、严密、富有逻辑性，概念明确，善于推理判断，有理有据，不能有半点含糊，要有说服力，使人信服。科学语言在表述科学现象、现象之间的关系时所运用的术语、符号、公式、图表等在人文文化的范围内并不具备通约性，缺乏科学文化背景的人文群体或个体就难以准确理解和把握科学语言。语言符号的差异使人文文化背景的受传者难以接触到广阔的科学技术领域。反之，当大众传媒运用日常语言来表述科技信息，则往往难以做到科学语言所要求的“精密准确”。 因为大众传媒语言力求简明扼要、标新立异、扣人心弦，这就难以达到科技信息表达所要求的精确性，势必造成科技信息的“失真”，其结果是科学共同体不满大众传媒对科技信息的解读，大众传媒也对科学共同体的不认可难以理解，最终两个群体与个体之间的对立被强化，科学教育与科学普及活动受阻，公众的科学文化素养提高就被耽搁。
（二）科技文化与大众文化的异质性阻碍科技传播
科技文化是一种精英文化，它是以科技知识分子为代表创造、传递和交流的文化。科技精英文化以论文、专利、实验等形式体现，具有很高的科学价值和社会价值。同时，科技精英通常具备共同的态度、共同的行为准则、共同的行为模式、共同的探讨模式和前提。他们具备科学社会学家默顿在《科学社会学》中概括的科学活动的基本精神气质：普遍性、竞争性、公有性、无私利性和合理的怀疑性。大众文化是随着现代工业社会、市场经济的产生、发展而形成的一种市民文化。它既与同一历史时期的官方主流文化、学界精英文化相互区别和对应，也与传统自然农业经济社会里产生的民间文化、通俗文化有一些原则差异。首先，大众文化是一种典型的商业文化；其次，大众文化是一种强化娱乐的文化，它轻松愉快、娱人耳目、悦人身心、引领大众的世俗消费；再则，大众文化是一种同质文化即标准化文化。借助现代科技新手段，大众文化信息的传播易如反掌，非常便于普及。
当科技传播在最宏观层面展开，即开展科学教育与科学普及过程时，科技精英文化以其专有的研究领域，专业的规范和准则、专业的术语、专业的工具和专业的方法致力于追求学术的纯正和规范，普通大众自然难以理解那些专业、深奥、枯燥、抽象的文化内容，他们更容易理解和接受通俗、轻松活泼的大众文化。科技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异质性决定了受众在选择性接触过程中对大众文化传播亲近，而对科技精英文化传播疏远。科技精英文化因“曲高”而“和寡”，“门可罗雀”；大众文化因通俗而盛行，“门庭若市”。
（三）传统文化与民族文化中的落后成分阻碍科技传播
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民族、国家和地区会形成不同的民族文化、传统文化。长期形成的民族文化、传统文化对外来文化具有很强的选择和自我保护作用。当外来文化有利于原有文化模式的维护时，即可促进科技传播发展；反之，当外来文化对原有文化模式构成威胁、破坏时，则限制科技的交流、沟通与分享。如英国学者李约瑟在研究中国科学技术史的过程中提到：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15世纪，中国在运用自然知识于有用的目的方面，远比欧洲更有成效。然而，近代科学却没有从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的中国古代文明中演绎出来，而是在文明程度相对落后的15世纪的欧洲诞生。这说明，欧洲的文化土壤为近代科学革命的产生提供了基础和条件，因此，当我国的造纸术、印刷术、火药及指南针经过阿拉伯传入西欧，对西欧的社会进步产生了重大作用。而中国人自鸦片战争以来就开始学习西方的先进科学技术，在170多年的历史时空中，还是没有成为世界一流的科技强国。日本曾经处于类似中国的困境，但日本面对西方既迅速又成功地实现了政府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美国西北大学人类学家许光认为，这是因为日本的传统社会组织给日本人带来无需剧烈改变心理社会稳态模式就满足其现代化要求在心理上所需要的力量，而中国的传统组织却未能提供可比的优势；日本的现代化并非基于日本民族性格的任何重大变化上，也不是建立在大多数日本人的心理变化上，日本社会和文化恰巧为个人提供了一种较之于中国更适合于现代化组织形式的心理社会稳态。[6]从这里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16、17世纪中国不愿意使用大炮，而16世纪末的日本，其枪炮制作工艺已经十分精湛，拥有的枪炮数量也堪称世界第一。这是因为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统治，产生了一种妄自尊大、固步自封、以天朝大国自居的文化心态，认为向外国学习技术有损尊严；而日本则没有这样的社会心理，采取的是开放、兼容、并包的姿态，因此日本能迅速成功地实现现代化。由此可见，传统文化、民族文化中的落后成分会对微观层面的学术交流和宏观层面的科学教育、科学普及形成阻碍，一个社会的文明进程将大大受阻。
（四）特殊历史时期宗教文化对科技传播存在制约
宗教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出现的一种文化现象，它是对超自然力量的崇拜和信仰；而科学则是人类理性的结晶，是反映事实真相的学说。在宗教与科学的关系问题上，有“冲突说”、“互补说”和“交融说”等多种关系理论。但自从现代意义上的科学出现以后，从宗教的角度来说，无论是对抗、接受，或者试图将科学纳入自身的轨道，都意味着宗教无法回避来自科学的挑战。今天的人们已经很难理解历史上科学技术曾经在宗教的夹缝中生存、发展。例如公元5世纪到15世纪这一历史时期的欧洲，在蒙昧主义与信仰主义的统治下，科学成为“神学的婢女”，发展及其缓慢，基本处于停滞状态。虽然在中世纪后期基督教神学鼓励科学家用科学去论证上帝的存在及伟大，给科学研究留下了一定的空间；但是，基督教规定科学必须服从神学，凡与圣经或神学推崇的学说相悖的观点都被斥为异端邪说，这当然是对科学研究、科学体系、科技传播的严重制约。如波兰天文学家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论》由于与教会所倡导的“地心说”相违背，在1543年刚公开出版时就被教皇宣布为“邪说”并被列为禁书。意大利天文学家布鲁诺在哥白尼日心说的基础上提出了无限宇宙论，彻底否定了基督教的地球中心论，于1600年2月17日被罗马教廷在罗马百花广场活活烧死。被20世纪科学主将爱因斯坦称之为“近代物理学之父――事实上也是整个近代科学之父”的伽利略以自己的天文观察实验支持与宣传哥白尼学说遭终身监禁。由此可见，中世纪教会限制科技书籍发行，限制传播者言论自由、人身自由，甚至从肉体上残害科技传播者的做法必然抑制科技传播事业每个层面的发展。
三、消除科技传播文化制约的对策
当前，我国正努力建设文化强国，要使这一伟大事业顺利开展，就必须重视科技传播过程存在的社会文化影响问题，积极应对社会文化的负面影响，通过发展社会文化来推动科技传播发展。
（一）努力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营造有利于科技传播的文化氛围
首先，培育开放、发展的文化心态和思想观念。改革开放30多年，我国的文化越来越具有开放性和多样性，但是，仍需客服僵化的思想观念，在继承传统文化精髓，增强文化自信的同时，勇于吸收其他民族文化中合理的、先进的部分，保证文化的发展性、先进性与科学性，实现文化自强，以利于科技传播活动的展开。其次，弘扬宣传科学精神，倡导科学、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当下，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的加速期，在给人们提供许多新机会的同时也带来了一些不确定的因素。人们对事态的进程难以把握和对社会现象感到困惑时，封建迷信便会乘虚而入，沉渣泛起。因此，科学精神在当代中国公众当中扎根是最基本的建设，是最重要的内容。我们要通过多种途径和方法大力弘扬科学精神、普及科学知识、传播科学思想和方法，努力形成爱科学、学科学、讲科学、用科学的社会风气和民族精神，使科学精神植根于我们民族的意识深处。
（二）融合科技文化与人文文化
科技文化与人文文化是两种不同的文化，二者的融合不是简单地合二为一，用一种文化去统率、消解另一种文化。融合不仅指人类无论在科学技术活动中，还是在人文社会活动中，都能够受到两种文化指引，使科学技术活动同人文社会活动协调发展；同时也指无论是科学技术工作者还是人文社会工作者，都具有良好的科学文化素质和良好的人文文化素质，既具有科学精神，又具有人文精神。为了填平两种文化之间的鸿沟，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加强自然科学家与人文社会科学家之间的联系与沟通，例如举行报告会、座谈会、建立综合性的科学团体、举办文化沙龙等。此外，针对当代的很多工程技术问题与社会问题，组织联合攻关、合作研究与著书立说、开展战略发展研究等。在我国，还要从改变文理割裂的教育体制入手，学习发达国家文理打通的做法，使培养的人才对科学技术史、文史哲学史同样熟悉。再者改革专业划分过于狭隘、刻板的状况，针对不同群体特点，循序渐进培养公民的科学精神、科学价值观念和科学思想方法，努力消解两种文化的分野与对峙造成的科技传播的无形藩篱。
（三）加强科技传播专业建设，改进科技传播语言艺术形式
当今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科技传播也随之发生不少新的变化，比如：不仅社会公众需要科学教育、科学普及，科技工作者本身也需要接受科学教育、科学普及；科学技术不仅可以造福人类，用之不当也会对人类产生危害，通过科学教育、科学普及工作可以使人们对于科学技术的角色和作用有一个全面、辩证的了解；科学普及工作还包括向公众解释当代大科研投入巨大的理由、价值和意义等。因此，科技传播活动必须与时俱进，这样才能适应科技发展、社会发展的要求。而只有当科学技术传播学成为一门真正的学问，才可以有效指导科技传播活动的开展，这也是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建设宏大文化人才队伍，为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提供有力人才支撑”的必然要求。因此，我国应该努力建立、健全科学技术传播学学科体系，通过加强科技传播专业的建设，培养专业科技传播人才，使科学普及工作的主力由先前的科学家这样的科普业余工作者逐步向专业化的科技传媒队伍工作者转化。与此同时，改进科技传播的语言艺术形式，这主要指加强科学技术界与大众传媒界的交流、互动与合作。只有培养科学家科技传播的浓厚兴趣，并使他们掌握有效的科技传播语言方式与途径，才能推动科技传播在科学家层面的开展；大众传媒只有在深刻领悟科学真谛的基础上才能灵活运用群众的语言、形象化的方法来讲科学、打动和感染读者。总之，任何参与科技传播的个人、群体、组织都需要努力学习，不断探索开发新型传播方式，满足科技传播在新形势下的需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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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辞海编辑委员会.辞海[K].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2：1765.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427.
[4][英]J.D・贝尔纳.科学的社会功能[M]. 陈体芳，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341.
为了全面评价我国传统农业，还有必要从文化的视角对它作进一步的考察。研究我国传统文化的水者，把传统农业作为它的土壤或基础，作了多方面的探讨。在农史界，从文化角度审视农业史的，已故石声汉先生是第一人。他的许多论断，至今仍是人们进一步研究的基础。近年来，注意研究农业文化史的人多了起来。王利华《农业文化—农史研究的新视角》一文概述了农业文化的内容和范围，农业文化史研究的层次和功能，并能中国农业文化作了宏观的评估。邹德秀的《中国农业文化》，对中国农业文化的起源和发展及其各方面的特点和影响，作了相当全面的论述，是第一部系统阐述我国农业文化史和农业文化理论的专着。[32d]李根蟠《中国农业史上的“多元交汇”》一文，也是从文化史的角度立论的。[29f]至于稻作文化.茶文化.烟文化等的专门研究，就不一一列举了。
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农业文化，这几乎是众口一词的，这自然是对的。但从文化的基础看，西欧中世纪文化难道就不是农业文化吗？在欧洲语言中“文化”（Culture）一词，原来就是指“耕耘”.“栽培”的。从某种意义上说，农业文化和工业文化反映了不同时代而不是不同民族地区的文化区别。因此，笼统说农业文化，并不能确切反映中国传统文化的特点。问题应归结为：1.作为一种文化现象观察中国传统农业，它究竟有什么特点；2.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柢，传统农业究竟给予中国传统文化什么影响，由此形成中国传统文化哪些特性。
关于第一问题，除了广大农区以种植业为主.实行精耕细作外，不少人注意中国传统农业包含着不同类型的农业文化。如古非认为中国存在三大文化圈（黄河流域旱地农业经济区，长江珠江流域水地或高山雨林带农业经济区.北方草原游牧经济区）和农耕游牧二元对峙格局。[15]汤晓芳也有类似观点[18]。邹德秀把我国农业文化划分为平原农耕文化.草原畜牧文化.山林采猎文化.江湖渔业文化等类型。[32d]李根蟠将我国农业文化区分为农耕文化和游牧文化两大系统，在农区中包含了北方旱作农业和南方水田农业两种主要类型，从东北西到南则存在广阔的农牧交错地带，并把这些不同类型农业文化的关系概括为“多元交汇”[29e]，已如前述。不少人认为传统农业文化是封闭的保守的。从传统农业具有自然经济性质看，它比之建立在发达商品经济基础上的现代文化，确有封闭保守的一面。但从我国传统农业的多元格局盾，则不尽然。台湾学者杜维明认为，中国文化并不封闭，它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它受草原文化或畜牧文化的影响，在相互抗衡中增加了生命力。[63]邹德秀指出中国农业文化发生在辽阔的地域内，内部有较大异质性，可以互相交流.互相提高，对一个地方来说，经常有新因素的出现和新文化的引进和创造。但对中国农业文化是否封闭系统的问题，他采取了折衷提法，认为它经历了一个从开拓.开放到保守封闭的过程。[32a]李根蟠认为中国古代农业在多元交汇的体系中包含着各种异质文化，具有发展和创新的内在动力。并以作物的驯化.引种为例，论证我国古代农业存在着两种文化交流，即国内各民族各地区之间的交流以及与国外的文化交流，中国农业文化在这两种交流中不断提高，并对世界农业做出贡献。[29e]
关于第二个问题，则或褒或贬，见仁见智。研究传统文化的学者，强调其保守落后一面的不乏其人。如姜义华等认为，乍一看五光十色.气象万千的中国文化，本质上是一种旧式农业文化.以一家一户为生产单位的小生产文化.自然经济型文化。中国传统的整合意识，本质上乃是极端的分散的个别主义与高度集中的权威主义的结合。它植根于中国以小农经济为代表的自然经济的单一性，植根于这种经济结构的运动所固有的喜一（单一化）不喜多（多样化.多元化），喜静不喜动，喜定不喜变.喜稳不喜乱等秉性。所谓‘天人合一’，所谓‘大一统’，所谓‘内圣外王之道’，如此等等，都只不过是这严峻的社会实际的美学再现。[37]陈学凯认为中国农业文化是以农耕的自然经济为基础，以氏族家庭为细胞的农业家族文化，其内在特征是永恒不变的基调——奉天法古：统一的天道.人伦.宇宙.社会模式论——一体主义精神，理论背离现实的传统观念意识——重体轻用[36]。至于视传统文化为封闭.停滞.愚昧.落后的代名词，视传统农业为祸根者，就不必说了。有些人没有也不愿意对传统农业作深入研究，而侈谈农业文化，仅仅根据某些先验的概念加以推导，不能不带有很大的主观随意性。
冯天瑜的立论比较持中。他认为中华传统文化的主体，可以归结到“耕作居于支配地位，社会分工不发达，生产过程周而复始，处于相对停滞状态的农业文明礼貌范畴”。这种农业文明的特性，被概括为：“求实精神；循环论.恒久意识.变易观；中庸之道和注重自然节奏；尚农.重农；集权主义与民本主义相反相成；安土乐天的生活情趣”[16] 。
另一些同志强调了传统农业对传统文化影响的积极一面。石声汉指出：“我们祖国，在农业生产上有一个先进的.丰富的.完备的科学知识体系，这个体系是我国文化的一个重要的构成部分。”“在有历史记载的几千年中，我国农业经历了大大小小的天灾****的考验，始终没有出现过由于技术指导上的错误而引起的重大失败。这件事实，雄辩地证明了了这一科学知识体系的优越性。可以自豪地说，农业技术知识的这一优良传统，是我们的祖先为人类创造的宝贵遗产之一。”他又指出，在世界古代文明中，我国悠久的文化与历史经过多次严峻考验，始终没有中断过，正是由于农业基础稳定的缘故。[10a]这种观点，在农史界被普遍接受。如范楚玉把“持久性”列为中国传统农业的主要特点之一。[42a]王利华认为传统农业的持续发展保证了中华文明的延绵不断和使它具有极大的承受力.愈合力.凝聚力。邹德秀认为中国早熟先进的农业技术导致中国文明的持续发展。[32cd]李根蟠指出在世界古代文明中，中华文明是唯一起源既早.成就又大，虽有起伏跌宕，但始终没有中断过的。以多元交汇.精耕细作为主要特点的中国古代农业所具有的强大生命力，正是中华文化得以持续发展的最深厚的根基，也是中华文明火炬长明不灭的主要奥秘之一。[29f]所有这些，都是以石声汉的论述为基础的。
传统农业影响到了中国传统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各个方面，这方面石声汉也有很好的论述。但文化的核心是观念形态，尤其是价值观念.思维方式，最能反映一个民族文化的深层特点，而这也正是传统农业对中国文化影响最为深远之所在。有的学者从这个角度进行了研究和论述。例如张立文指出，中国人重天道与人道的统一，即人与自然的和谐，强调人“浑然与物同体”，“万物与吾一体”；西方重人对自然的超越，即人征服自然，强调人与物的异体或异在。这种差异根源于传统生产方式的不同。中国具有大陆的地理环境，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和宗法社会的政治体制。农业生产较之罗马的工商业更容易受风雨霜雪等自然现象的制约，五谷的播种.生长.收获都要与天时节气相适应，农民们在长期与大自然的接触中为大自然所熏陶，感受着自然的生命力，人与自然培育了一种相亲.相近.相合.相融的关系。使客体与主体，自然与人凝聚为中国传统的整体形态。古代希腊，土地贫瘠，农业衰败，人们只得离开土地另谋生路。希腊人对土地失望，对海洋不可预测，人们对土地和海洋是恐惧而疏远的。人和自然产生一种相对.相斥.相离.相仇的关系，人的最大愿望是战胜自然.控制自然.征服自然。中西文化的这种差异并无绝对优劣之分。中国物我一体的价值观念，与宋元以前文明发展相适应，能对自然的挑战做出成功的回应，元明以后在自然与西方文化的挑战面前失去成功回应的能力，因为这种观念缺乏科学的求索精神。一体化导致浑沌.模糊的思维。凡此种种使中国仍处于农业社会。西方工业社会虽然在征服自然方面创造了奇迹，但只讲主体人对客体自然索取，不讲主体人同客体自然的协调与和谐，导致资源危机.能源缺乏.环境污染.生态破坏。应从中国的物我一体中得到启示，缩合东西方文化之长。[40]许苏民也认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本精神是赞天地之化育的，这和中华民族传统的与自然界作物质交换的特殊方式相适应。[17]
在这里还应提出的是台湾着名学者钱穆《农业与中国文化》一文。文章指出中国文化是一极深厚的农业文化，其许多特点根源于农业。农业的第一特征是一半赖自然，一半靠人力。而我国古人所称之天人相应.天人合一.正是十足道地的农村观念，实有纯真不可颠覆的道理。由此又派生“乐天知命”.“尽其在我”的农业人生观念。农业的另一特征是农业人生要从其他生物做朋友.做搭档。中国古人说：天地之大德曰生，万物一体.一视同仁。中国文化首先极看重自然，而又在自然中特别看重生命。“仁”指生命与生命之间呼吸相通.痛痒相关的极深微的情感，是中华文化精义所在。耶稣教把人类生命看作上帝对罪恶的一种惩罚，佛教主张四大皆空，要超脱生命。近代科学注重讲物理，把有生命的也并在无生命一边讲。中国讲理也讲性，把无生命的也并在有生命的一边讲，主张穷理尽性。赞天地之化育是中国文化中一项特殊的宇宙观和人生观，由此造成中国五千年文化而成为其一个主要的基础与中心。作者极力推崇中国“大农人生的文化传统”，认为它可以领导世界人类前进。[55]
最近季羡林先生再三论及东方文化体系（包括中国.印度.伊斯兰三大文化）和西方文化体系（欧美文化）的区别。他在钱穆天人合一论基础上写了《“天人合一”新解》，认为东西两大文化体系的根本区别在于思维模式。与西方重分析的思维模式不同，东方的思维模式是综合的，承认整体观念和普遍联系，视人与自然万物为一整体。[45]这也就是李约瑟说的“有机统一的自然观”。[67]刘志一则称之为唯物辨证的宏观观控的有机统一观。[22]但他们所举的例证中很少涉及农业。其实，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这种思维模式正是根源于传统农业，并在传统学中获得其典型的表现，“三才”理论就是这种思维模式的结晶。
最先强调“三才”观念在中国古代农学中突出地位的是石声汉。他指出，人们喜闻乐道的“天时.地利.人和”.“因时制宜”.“因时制宜”一类话，实质是我们祖先在农业生产和自然斗争中，所认识和总结出来的自然哲学宇宙观。它是中国古代农业生产知识中最中心的内蕴。[10b]此后农史界一些学者如范楚玉.郭文韬.梁家勉等对“三才”理论的形成发展及其内涵均有所论述。[42b.50.7c]在此基础上，李根蟠明确地把“三才”理论与有机统一观的思维方式联系起来，并分析了它所包含的整体观.联系观.动态观在传统农业生产技术各方面的表现。他指出：“在‘三才’理论体系中，人不是以自然的主宰者的身份出现，他是自然过程的参与者；人和自然不是对抗的关系，而是协调的关系。”“这种理论，与其说是从中国古代哲学思想中移植到农业生产中来的。毋宁说是长期农业生产实践的升华。”鉴于古代思想家对“天人合一”有唯物主义的理解，也有唯心主义的理解，他用“精耕细作.天人相参”概括中国传统农学体系。他又指出：“在有机统一观指导下的中国传统农学比较注意农业生产的总体，比较注意适应和利用农业生态系统中农业生物.自然环境等各种因素之间的相互依存和相互制约，比较符合农业的本性。也因而能比较充分地发挥人在农业生产中的能动作用，使用和自然的关系比较协调。在一定意义上，这代表了农业的发展方向。”[29f]
六.“有机农业”.“石油农业”与“持续农业”
在分别介绍了对中国传统农业认识与评价的讨论的各个方面以后，现在再回到传统农业与我国农业现代化关系的问题上来。
上文谈到，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中国传统农业和小农经济曾被一些人大张挞伐，也正是在这时候，西方的现代化农业也正在受到批评。
1982年第1期的《世界农业》转载了旅美华裔学者任觉民.孔一士的文章，认为西方现代化农业，或称工业式农业，已暴露了许多破绽，严重的有如定时炸弹，将成为人类未来许多灾难的主要潜在因素。如化肥农药的使用使环境污染.土壤流失.水源短缺.虫灾愈加难以控制，是典型的科技鸦片。农业以至社会的不稳定性正在增加，它的高效率是用便宜的石油换来的，如从能量的投入产出比例，它的效率比旧式农业低，等等。欧美农业必然而且正在向“超工农业”（它主要采用有机肥.轮作间作等传统技术，同时对现代化科技作选择性应用）过渡。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传统农业的“缺点”已成为“优点”，符合“超工农业”的特性和要求。因而中国的农业现代化应选择“超工农业”，而避免走西方现代化的弯路。[66]接着，《世界农业》又连载了美国农业部指定的一个有机农业考察小组的考察报告的摘译，比较全面地介绍了美国有机农业的理论和实践。这些文章在大陆的一些学者中引起共鸣。下面的介绍着重在农史界的反应。1983年第二期《中国农史》发表了郭文韬等人《略论无机农业和有机农业，兼论传统农业和现代农业》（该文修改后收入《中国传统农业与现代化》一书中，该书曾被译成日文），其基本观点和思路与任文完全一致。文章称，西方现代的“无机农业”已危机四伏，走投无路；“有机农业”是农业现代化的发展方向。中国是“有机农业之母”，因此中国的农业现代化必须把现代科学研究成果同我国农业的优良传统相结合。[54]李凤岐.邹德秀也认为近三百年发达国家现代农业走的是工业化道路，虽取得很大成绩，也存在环境污染和高能消耗两大问题。他们强调农业自然资源是可更新的资源，合理地加以利用，可不断消耗，又不断恢复，形志良性循环，持续为人类提供越来越多的产品。工业式农业的根本问题是忽视农业的这一特点，因此作为一个普遍的体系是不可取的，其存在问题也不是这个体系本身所能解决，因此必须转移到“有机农业”或“生态农业”上来。用生态农业的观点看，中国农业有许多值得发扬的有生命力的优良传统。中国农业不应走工业式农业的弯路，而应该直接过渡到新的农业阶段；这种过渡不是抛弃传统农业，而是包含着使传统农业科学化的任务。[31]邓宏海对此有论述。
在生态农业热中，有的同志认为中国古代农业的精华正是生态思想，尤其是天.地.人合一的思想。有人从思想上和技术模式上探索我国生态农业的历史渊源。[53]俞荣梁对《补农书》和《农桑经》进行了会析，认为明清时代已存在以多种经营构成生物间良性循环和综合利用自然资源的特色的“生态农业”雏形，在经过三四百年考验后，今天仍具有不可低估的生命力，为中国未来农业提供了颇堪称道的模式。他把生态农业视为有机农业和无机农业的结合，认为一方面要总结发扬我国传统农业的优点，同时用先进的技术和设备装备农业，建立兼有古今农业特点的“生态型农业”。[47]孙声如总结了我国传统农业间套混作的经验，指出它不但是传统农业种植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是当代立体农业的核心和基石。而立体农业则可能成为现代科学技术与传统农业精华的结合部和生长点。[24]
从有关文章看，各人对生态农业宣传的出发点并不相同。部分同志着眼于对传统农业（包括解放后三十年农业）破坏生态环境的批判，他们主张的生态农业是和否定传统农业相联系的；另一些同志则认为传统农业科技符合现代生态学原理，他们主张的生态农业是和肯定传统农业相一致的。同是肯定传统农业科技的同志中，也有人对“生态农业”持批评态度，他们的批评主要是针对前一部分同志，但也不满意后一部分同志“借洋风以取巧”的做法。方原认为，农业发展史就是一部不断打破旧的平衡.重建新的平衡的历史；不应把所谓“生态平衡”的要求，驾凌于农业发展之上。他批评某些生态学者无视近代农业生产力的巨大发展，把它描写成地球末日。指出生态平衡之说与其说是一科学.不如说是资本主义国家一股厌恶城市生活的紧张枯燥.企图返回恬适的大自然的思潮。他反对借“有机农业”的洋风来争传统农业的地位。“石油农业”与“有机农业”都有片面性，不宜各持一端，而应结合我国国情，发扬传统，合理利用先进技术（机械.化学），不用这些是难以前进的。[8c]刘巽浩指出，西方有机农业“是一种完全或基本不用人工合成的化肥.农药.生长调节剂和牲畜饲料添加剂的制度”。我国有高度重视有机肥.豆科绿肥，广泛实行精耕细作和间套复种的传统，在目前和相当长一段时期内有机能投入在农田总能量中占居多数。但中外农业历史表明，单靠“有机农业”本身的物质循环，农业难以有较大发展。他反对单提“有机农业”的口号，主张“以无机促有机，有机与无机相结合”，尤其强调要增加化肥的生产和使用。[20a.b]佟屏亚分析了西方生态农业思潮的缘起，是在石油危机的背景下对石油农业的反思和否定。它把农业看成封闭的自然生态系统，否定外源能投入，把平衡绝对化。西方生态农业一类农扬能量投入减少劳动生产率下降，发展十分缓慢。我国当前的迫切需要，并不是什么确立有机农业战略，而是要扩大无机农业的基本物质条件。生态农业的宣传客观上导致了忽视农业基本建设和削弱物质能量的投入。中国农业要走高投入高产出高效益的路，近年我国各地涌现的吨粮田，正是传统精耕细作农艺与现代科技相结合的产物。[38abc]
关于这个问题，梁树春的意见也有一定代表性。他认为传统农业的基本特征是物质能量的“低消耗.低投入，低产出的半封闭式的循环，虽然构造一个比较合理的内部循环机制，但这种优点是以社会经济和生态效益的双重外部不经济性为代价的。石油农业则是“高投入.高产出的开放式循环”，从总体上克服了传统农业的缺点.把农业推进到一个崭新的阶级。它虽然在一些产业中带来能耗过高和环境食品污染问题，但这只是暂时现象，正在改进之中，石油农业不会走进死胡同，它的主体地位不会改变，有机农业不能大规模取代常规农业。他虽然主张以生态农业为未来农业的模式，但这种生态农业是经过重新定义的，是以石油农业为基础，吸收传统农业优点，在现代生态经济理论指导下的新模式。[51ab]
从上述的介绍中可以看出，西方的“生态农业”.“有机农业”等等，是由于作为西方现代农业表现形态的“石油农业”暴露出高能耗和环境污染等种种弊端，引起人们的反思，从而提出的一些替代办法，故又被统称为“替代农业”。它的引进和关于我国在农业现代化道路的讨论相激荡，引出了种种议论.理论和方案。其中关于“生态农业”的宣传声势很大，其为中国现代化农业模式似乎已被官方认可；但反对的声音也始终未断；事实上，我国一些学者的“生态农业”概念与西方差别颇大，并不断改变其形态。靳百根有专文论述《中国生态农业的兴起和发展》（《古今农业》91.2）。中国学术界内部对“生态农业”的理解亦各不相同。撇开概念的争议，有两点是清楚的。一.我国传统农法中确定有不少珍贵品，可以构成未来农业的重要因素，不可予以蔑弃。其中最可宝贵的，是在经“三才”理论为标志的有机统一自然观的指导下形成的一套生产技术和生产经验，注意农业生态系统各因素间的相互促进和相互制约，注意对农业资源的充分利用与永续利用，使人与自然的关系比较协调和谐。二.传统农业物质技术基础落后，再生产主要依靠农业系统内部能量的投入，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产量的进一步增加受到很大限制，这种状况必须改变。因而，西方现代农业以现代化机械和现代科技装备农业，用大量投入外源能来打破传统农业半封闭式的循环，使农业获得飞跃发展，这一历史功绩和发展方向不容否定。对有机农业与石油农业的全盘肯定或全盘否定都是片面的。我国现代农业的发展方向应该是精耕细作“天人相参”的优良传统与现代装备现代科技相结合.有机农法与无机农法相结合。
在西方，摒弃化肥.农药.除草剂等等的“有机农业”.“生态农业”的实验，由于产量的大幅度下降，一直推广不开。近年来，一种农业发展道路的新思路——持续农业（Sustainable agriculture）正在迅速兴起。1989年11月，联合国粮农组织第25届大会通过了有关持续性农业发展活动的第3/89号决议。1991年4月，粮农组织又在荷兰召开国际会议，初步提出持续性农业发展的合作计划。对“持续农业”也有各种理解，而且整个理论和实践均在发展中，但其基本思路是明确的，即，既注意产品的效率的提高，又注意资源与环境的保护，不同于只强调资源与环境的“生态农业”。这种理论与实践的出现，表明“石油农业”出现的种种问题，不能靠取消现代科技成果，放弃满足全球人口日益增长的需要，倒退到传统农业来解决。在我国，对“持续农业”研究的热潮正在兴起，“持续农业”的提法已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鉴于历史经验，对外来思潮应有分析，要根据我国国情决定取舍，从而确定我们的方针。有人认为，根据我国特点，似用“集约持续农业”或“精（精致）久（持久）农业”的提法更好些。[20c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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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ywords:thetraditionalSino-Westernideasofscienceandtechnology;distinction;comparison
科技观即科学技术观，是科学观与技术观的统称，它是人们对科学技术的总体看法和基本态度。但不同时期、不同阶段和不同的理论，对科技的看法和态度常常有很大差异。
人类的一切科学技术活动总会受到科技观的影响。科技观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社会作用。这种作用的方向、强度、方式等不仅取决于科技本身的发展状况水平，而且还取决于社会历史的发展现状和条件。由于科技观的差异，所以它引导的效果也就不一样，正确的科技观可以引导人们深入地揭示世界的奥秘，揭示真理和追求真理，进而达到认识和改造世界的目的；相反，错误的科技观则会引导人们走向错误的认识，离真理越来越远，达不到改造世界的目的。
中西方传统科学技术观从本体论上讲，主要是探讨中西方在科学技术研究中关于主客体的地位和作用的差别。其主要特点是中国注重从主体到主客体的统一，形成整体自然科学观；西方则注重从客体到主客体的统一，形成分解自然科学观。从认识论上讲，主要是探讨中西方在科学技术研究中关于实践和理论的关系问题。从方法论上讲，主要是探讨中西方在科学技术研究中关于致思途径和思维方式的差异。本文主要从以下三方面来进行比较研究：
一、科技是干扰“天人合一”的观念与科技是“认识和征服自然”观念的对立
中国传统科技观认为科技在本质上是干扰“天人合一”的东西，主张“见素抱朴，绝圣弃智”；西方科技观则认为科技在本质上是“认识和征服自然，张扬个性”的东西，主张“知识就是力量”。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是中国文化传统的一个重要特征。中国传统文化主张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与天地万物和睦相处。而西方则强调以人为中心，崇尚对自然的征服与驾驭。
中国传统的有机整体自然观、整体自然科学观和人伦中心相结合，在认为人与自然是浑然一体的基础上力图使自然界人格化，提出诸如天人感应、天人同理等观点。中国的“天人合一”,实际上更多强调的是人与人的和谐,而非真正重视自然的天。认为自然界的各种现象同人类社会的各种现象是一个有机整体，要求人们在认识自然时不能离开社会的现实，因而人们很难把自然界作为科学研究的独立的客观对象，也很难从客观的角度来把握自然现象而形成科学理论体系。在历史上中国人由于所处的生存环境相对较优越，使他们无需与自然作太艰苦的抗争即可获得自足的生活，因此他们企望与自然保持一种亲和的关系，并把主要的精力放在人文社会的建立与研究上。中国人崇尚的“智”主要指人生智慧——“是非之心，智也”（《孟子•告子上》）〔1〕。加上以伦理及政治哲学为核心的儒家思想很早便取得了文化上的独尊地位，这就不可避免地抑制了以认识自然规律、创造物质财富为宗旨的科学技术在中国的进一步发展。
在延续了两千多年的中国封建社会中,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始终是社会经济的主体。这种落后的生产方式,狭隘保守的思维方式也成为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发展的桎梏。以农业为社会经济之根本的农本思想从维护封建经济的目的出发,重农抑商或曰崇本抑末，不但压制了商品经济的发展、严重阻碍了科学技术的进步,而且还在其思想文化上的因循守旧,不思变革,极大地扼杀了中华民族的巨大创造力,阻断了我们领先走向近代社会的可能。
历史上,中国是一个儒教国家,伦理型文化色彩浓厚。儒家的义利观、道器观、宇宙观等根深蒂固的观念约束着人们特别是知识分子的思维方式和行为规范。中国古代有着重“道”轻“器”的传统。在封建社会,就整个学术理论而言,是重视人文科学而轻视自然科学,轻视对具体器物、技能的研究。即便对具体事物进行研究,也只是在能够从中发掘出总体精神时才具有意义。因此,古代贤哲对于自然界的大量的敏锐观察和新见解,结果总是无一例外地导向对人心的启迪,归结到启示人们某种社会人生的哲理,否则便被视之为“丧志”。这种崇尚政治人伦之“道”,而轻视具体科学知识和生产技艺之“器”的偏执,只会将读书人隔绝在自然科学技术的门外。伦理型文化的另一特征是重自省、轻外求。在探求客观事物本质和内在联系时,这种自省法表现为内心世界的自我体悟、猜测和臆想,极力排斥对事物进行剖析,把探察弄清其内部的结构、机理的向外探求,看做是“奇技”而加以禁止。如《礼记•王制》称:“凡执技以事上者”,“不与士齿”,“作淫声、异服、奇技、奇器以疑众者,杀”〔2〕，强调自省内求,在很大程度上堵塞了人们向外探求自然奥秘的道路。
总之，中国长期以来形成的小农经济文化,对自然不需要一定得深入揭示其本质和规律,通过自给自足的生产基本上就能满足需要,因而不太重视对大自然奥秘的深入探索。学者们在没有弄清自然的本质,也没有对科技本质形成正确认识的情况下,只是凭着感觉经验，主观上认为探索和改造自然,会破坏自然,破坏“天人合一”。由于科技是不断地探索和揭示自然本质、规律,并改造自然的,从而必然不断地改变自然的原貌、改变着人与自然的关系。因而使学者们认为发展科学技术会导致人与自然的日益对立以及矛盾的尖锐化,破坏人与自然、以及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各种和谐关系，因而科技在本质上实际是干扰“天人合一”的东西。因此要加以限制和摈弃，乃至做到“见素抱朴，绝圣弃智”。〔3〕西方的学术起源于古希腊。在古希腊时期，地中海沿岸诸城邦古国，由于其地理环境和客观条件，决定它的经济朝着航海、贸易、商业和加工业为主要内容的方向发展，由于航海和商业的发展，可以把外国的资源运回本国进行加工，引进国外的科学技术，促进其发展。这一切，增加了人们的冒险心理和进取精神，培养了人们重视自然，追求科学知识，崇尚理性的风气，认为科技能使人认识改造并战胜自然,使其商业文化获得大发展，这为古希腊以来的科学技术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经济基础和思想条件。
要确保航海和商业贸易的顺利进行,就必须注重对大自然的探索,不断揭示自然界的奥秘,注重对自然细节的了解和认识，从而获得改造自然的成功。海洋的惊涛骇浪带来的生存忧患，使古代希腊人产生了人与自然对立的观念。同时也激发了他们征服和驾驭自然的雄心。而要驾驭自然的先决条件便是认识和掌握自然的规律，知识就是力量，因而“爱智”成了希腊人乃至整个西方民族的共同价值取向。古希腊的学者们在公元前600年左右，就抛弃了神话，更不相信天神的喜怒哀乐能操纵人和世界。他们认为自然界是有秩序的，并始终按一定的方式运行，并相信人的智慧，人不仅可以探索自然界的规律秩序，甚至还能预知它将会出现的事态。古希腊人尤其偏爱能帮助人认识利用自然的知识。这显然是因为探求和发现自然之奥秘乃是战胜自然、实现人的自由意志的最有效的手段。几乎所有古希腊学者都接触到或掌握了当时自然科学前沿的知识、理论，并且较为得心应手地用自然科学事例论证自己的哲学思想，自然科学往往是他们学说的一块重要基石。西方的哲学家历来都观注自然科学的各个方面和物质运动的各种形态。如此形成了科技在本质上是“认识和征服自然，张扬个性”的东西的西方科技观，它主张“知识就是力量”。而且西方人道主义的一个重要内容便是肯定人为万物的尺度，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从而鼓励人对自然的征服与驾驭，这就为西方以认识和利用自然为宗旨的科学体系的建立提供了原动力。但这种人类中心主义的启蒙心态在20世纪受到了质疑和挑战，因为它的后果是被破坏的自然秩序对人无情的报复。
二、“非理性知识”与“理性知识”的对立
中国传统科技观认为科技是非理性知识,而西方科技观认为科技是理性知识。
中国古代在认识上注重直觉体知的方法以及知识成果的获得大都不是通过思辨的或理性的论证方式得到，使其产生了科技是非理性知识的思想。科技是探索、揭示自然本质和规律、并改造自然的,不断改变着自然的原貌、人与自然的关系,这会导致人与自然的对立和矛盾的尖锐化。中国古代学者在把自然界人格化的“天人合一”的思想支配下，自然容易把科技视为非理性的产物了。既然科技被认为是非理性的，是干扰“天人合一”的，自然就会遭到排斥和蔑视。中国的历史上，在很多志于正道的学者眼里，科技是非理性知识，所以，儒、道、名、法、阴阳诸家均视科学技术为末道或不屑为之，或持明确的排斥态度。在这一观念的影响和价值导向下，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宁可走科举仕进之途或沉溺于经学义理的研习考据之中，也不屑于弃儒从技，绝少有一流的人才去研究科学理论，致使科技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越来越无足轻重。
古希腊时期，人们把研究自然界看作是高于一切的事情。人们崇敬自然界，把对自然现象的解释看作是智慧的表现，研究自然界是获得智慧的途径。学者们普遍认为自然界中蕴藏着真理，赫拉克利特说过:“智慧就在于说出真理,按照自然行事,听自然的话”〔4〕(P25)。古希腊的学者大都专心研究自然界，以获取智慧。他们为研究自然,不惜牺牲自己的荣誉、地位和财物。学者们把掌握科学真理看作高于一切的胜利。他们醉心于研究自然,非常注意和关心自然界的各种现象和过程。古希腊学者并不满足于解释自然现象，而是在这一基础上做更高的概括抽象，形成了自然哲学，并以这些理论为基础，结合社会事物，以说明整个世界，就形成了既能解释自然又能解释社会的哲学理论。古希腊的哲学体系乃至整个学术体系最先是建立在研究自然的基础上的，它的发展同自然的研究密切联系在一起。这一传统一直被保留并在文艺复兴后被不断发扬光大。西方的学者基本上都是熟悉甚至精通当时自然科学知识的，他们的学术同自然科学都有着某种联系。这种传统对西方科学技术乃至社会科学的发展起着不可估量的作用。西方的学术起源于对自然的研究，学术的发展与自然科学有密切联系，众多的学者包括社会科学者都比较自觉地关心自然，研究自然，甚至宗教神灵学说都研究、利用自然界物质运动的某些材料为自己服务。因此，西方传统上是把科技看成能够帮助人们实现对自然和真理把握的理性知识。由于科技是理性知识，西方的科学家们都十分注重科学精神，特别是科学的理性精神。
三、非系统化、理论化的独立学科体系与系统化和理论化的独立学科体系的区别
中国传统科技观认为科技是不需要系统化和理论化的独立学科理论体系,而西方科技观则认为科技应当是系统化和理论化的独立学科理论体系。
首先，中国的学术起源于先周的巫史之学。从现代科学分类角度看，巫、史之学基本上是社会科学方面的内容。到春秋时期，社会发生极大变动，逐步形成了春秋战国时诸子的学术思想。其内容主要是关于安帮定国之策，整个学术都是以探索社会政治之术为目的，其学术起源及其发展与自然科学都比较疏远，主要是社会科学方面的内容，并有明显为社会政治服务的色彩。诸子百家中，墨家是最重视自然科学的学派。《墨子》一书中有这一派对自然科学和应用技术的许多研究成果，代表了当时科学技术的最高水平。但其自然科学的内容也只是墨家学术体系中次要部分，其学术体系的重心、目标主要在社会政治方面。令人遗憾的是，自汉以后，儒家定为一尊，道家成为其辅，儒道互为表里，形成中国古代科技文化的主流。墨家所开创的科学精神和独到的科技理念，淹没在历史的长河之中，未能在传统科技文化中占有应有的地位。自此以后，在学术领域中自然科学的成份就更少了。中国古代几乎没有像样的科学技术研究团体。科学家大都是分散、孤单地进行研究，没有形成一支持续不断，以自然界作为对象的研究力量。中国古代的许多思想家均以“内圣外王”、经世致用为宗旨，推崇实践理性，贬损以科技为主要内容的工具理性，使得科技理论思维的翅膀被绑上了沉重的经世致用的铅坠，难以建立起科学理论体系。其次，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发展表现为很强的实用性。这就决定了中国技术思想特别发达，并形成了工匠传统。许多能工巧匠尽管在技艺上有很高的造诣，拥有丰富经验技能，但由于知识有限，却无力把经验上升到理论体系层面，形成科学理论。他们的技艺一方面无法得到总结提高，另一方面也无法通过文字记载传诸后世，只能靠面授、口传，这往往会造成人死艺绝的失传现象。而绝大多数正统的学者由于没有实践经验，也难以完成这一重任，加之对科技有偏见和误解，也就不重视科学理论体系的构建。中国流传下来大量的科技著作，大多是对某一时代科技状况的直接记载、现象的描述和经验总结，却很少有理论方面的研究总结。中国科技具有的理论技术化倾向虽暂时有利于技术工艺的发展，但不利于理论体系的构成，譬如中国天文学的观察资料非常丰富，但它长期附属于历法，未能建立起完整的天文学理论体系。
再次，从科技理论建构角度看，中国传统科技观未能形成系统的理论体系其原因有二：第一，中国人在整体自然科技观的基础上，创造出一种具有无限涵容性的理论体系。这使自然科学始终包含在思辨哲学和其它文化形态中，限制了它走上独立研究的道路，不利于它形成系统化和理论化的独立学科理论体系。这阻碍了科学认识论的发展，使中国的科学技术大都停留在直观观察、经验推断和主观臆测的水平上，没有超出经验的层次，没有升华到系统的理论体系，没有对规律性现象进行分析、研究，没有用理论形式将其概括和总结，不能完成理论上的抽象和概括。
第二,科学作为知识体系，还必须从大量事实材料中抽象和概括出关于事物的本质联系，即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从而建立起科学的知识体系．这个过程通常是由两个步骤来实现的：第一步是抽象的理性认识，侧重于对事物作分析研究，起主导作用的思维形式是形式逻辑；笫二步是具体的理性认识，侧重于对第一步所获得的思维材料作综合的研究，起主导作用的思维形式是辩证逻辑。这个过程是离不开逻辑的。中国古代的思辨性思维是比较发达的，特别是春秋战国时期学派林立，百家争鸣，其中尤其是以自然本身来解释自然现象，较之神学自然观有很大的进步。如以“气”来解释宇宙万物的构成，以阴阳来解释万物的变化发展，具有朴素唯物论和辩证法的因素，但是这种自然观是排斥对客观事物作具体分析研究的。加上中国传统科学强调应用，把有关名词，概念等逻辑方面的议论斥之为“诡辩”，予以唾弃。先秦时期名家学派的惠施、公孙龙和后期墨家谈辩派，就以其研究不合对时宜，为当时的社会所不容。而名家和后期墨家谈辩派所研究的问题在科学思想史上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中国的名家与墨家谈辩派的湮灭，是中国科学思想史上的一大损失，致使中国在科学方法论上一直未有大的突破。因而中国传统科学总体上还停留在经验形态上，缺乏严密的理论体系，这不利于科学技术的进一步发展。
中国人文传统长期以来形成了只是努力发展各种与人伦社会有关的思想学说，而不关心对客观自然的认识、探索，不热心逻辑认识体系和自然科学体系的建立。长此以往，也就形成了科技是不需要系统化和理论化的独立学科理论体系的误解。
古希腊人在机械分解的自然科技观思想指导下，自然科学很早就逐渐形成自己相对独立的研究主体、对象、手段和成果。并从其它社会实践中分化出来，组建成共同体。这一点和中国人始终把科学事业涵容在其他社会实践中是不同的。古希腊学者研究自然“都应起于对自然万物的惊异，他们先是惊异于种种迷惑的的现象，逐渐积累一点一滴的解释，对一些较大的问题，例如日、月与星的运行以及宇宙之创生，作出说明。”〔5〕(P5)这就形成了最早的学术，最早的科学理论。
古希腊科学的发展最初得益于古埃及、巴比伦和印度文明所创造的科学。但是古希腊的科学家们将这些源于实用的天文、数学、医学知识加以理论的升华和系统总结，建立了分类明确的科学学科体系，为后来西方科学的长足发展奠定了重要的基础。如，被称为西方科学之父的亚里士多德早在公元前4世纪便写下了多卷本的《物理学》、《天体学》、《动物史》以及气象学、矿物学方面的著作，而他关于逻辑学、形而上学的理论对于西方理性思维方式与科学思辨精神的形成更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古代西方也有很高超的技术，但总的来说，科学理论的创立更为突出。其著名的哲学家、科学家，如德莫克利特、亚里士多德、伊壁鸠鲁、欧几里德、阿基米德等等科学巨人，他们都是学者型的，古希腊思想家普遍具有在哲学思辨中追求严密的演绎化系统的倾向。从泰勒斯到苏格拉底、柏拉图，几乎所有哲学家都曾不倦地探索逻辑的推理规律问题，亚里士多德建立了一个严密的形式逻辑体系，接着欧几里得又建立了数学史上第一个公理化系统的欧氏几何体系，为近代科学理论体系的创立打下坚实的基础。到16世纪以后，又逐步建立起受控实验和开放性技术体系，从而形成了近代科学技术结构。这种结构具有科学理论、科学实验和技术三者之间的互相推动的循环加速机制，促进了科学技术革命。科学技术的发展强调理智的作用，重视知识的完善，科学家同时又是哲学家，这是西方的一大特色。这就决定了西方科学思想特别发达，并且形成了智者传统，他们善于构造科学理论体系，其影响直至今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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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职业教育 文化传统 关系研究
［中图分类号］G64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5349（2011）09-0162-03
职业教育是在人类社会发展历程中产生的一种社会现象。职业教育诞生于工业化的社会大生产，由于产业革命的推动和科学技术革命的发生，职业教育与广泛的社会生活特别是人类的经济生活发生了紧密的联系，因此人们往往习惯于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研究职业教育，来研究其价值和作用。但我国的职业教育发展并不符合经济研究的范式，有自己的特色，很多的问题并不能单纯从经济学角度进行揭示。因而，从文化角度特别是中国文化传统的角度进行解释就显得尤为重要。进而，探寻文化与教育特别是职业教育深刻的内在联系，寻找我国职业教育进一步发展的文化动力和方向。
一、文化视野下的职业教育本质
从文化的角度来研究职业教育，首先必须把握文化的概念，但“适用于一切学科的文化概念是不存在的，文化的概念是依据于特定的学科或研究主题的。”无论是英美的实证社会学传统那样从形态学、模式论和结构论的观点来看待文化，或是德国的思辨历史哲学传统那样从发展性和动态性来看待文化都过于片面。“文化的发展在一定的历史断面总是表现为物质化或形态化的形式，即表现为特定历史时间的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观念文化”。因此，我们在理解文化概念的时候，就必须同时兼顾到两种哲学传统的观点，既要把握文化的本质，又要注重文化的外部表现形式。
要把握文化的本质，就必须将其同人和劳动联系起来，人是通过劳动而创造文化的。劳动所创造的文化的外部表现形式是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同时，人在创造这些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过程中也创造着自身，丰富着自己本身的力量和发展着自身与社会的各种关系。因此，文化的本质即是“人的本质的展现和形成的原因”。人通过劳动创造了文化、创造了人――发展了的人。但是文化一旦被创造出来，便成为一种独立于人的力量，成为人从事新的文化创造的制约因素，形成了人与文化的矛盾。而造成这种矛盾关系的并不仅仅是人类的物质生产实践活动，而主要是从人类的物质生产实践活动中分化出来的特殊实践活动――教育实践活动在起作用。因为教育实践活动一方面把前人创造的文化成果传承下来，使人类文化不致中断，并使其作为人们从事新的文化创造的基础；另一方面，它又使人简捷地获得前人的文化成果，发展人的文化创造力。这就是说，从发展的角度来看，如果没有教育，便不会形成文化与人的矛盾，也不会实现文化与人的统一。因此，“文化―人―教育”构成了一种特殊的关系，文化对教育的制约以及教育对文化的选择都是通过人为纽带的，因而教育与文化并不是直接作用的关系，教育是在文化与人的对立统一关系中起作用。
对于职业教育更是如此。职业教育根植于技术哲学，不仅具有教育属性还具有职业属性，因此职业教育不仅是构成教育和文化之间矛盾的因素之一，也是构成技术文化和教育之间矛盾的主要因素，而其作用的展现正是通过对人的影响得以实现的。技术文化对人的深刻影响不仅会限制技术水平的发展，也会限制职业教育的发展；职业教育对人的强力作用不仅会促进技术的提升，也会影响技术文化的传播与发展。因此，文化视野下职业教育的本质是传承和创造技术文化，促进人的技术技能提升。
二、文化传统与职业教育的相互作用
很多人将影响和制约我国职业教育发展的文化因素归结为以儒家伦理道德思想为核心的传统文化。这种认识中，中国传统文化一语的核心是文化，认为文化造成了对职业教育的直接影响，但文化并不能直接对教育造成影响，而是通过对人的作用间接影响职业教育的发展，具体影响人们对职业教育的选择、对职业教育产品――技术技能型人才的认可和对技术技能型工作的关注和理解等。我国著名的文化学者庄锡昌等认为：“文化的基本的核心由两部分组成，一是传统（即从历史上得到并选择）的思想，一是与他们有关的价值。”那么，影响我国职业教育发展的到底是文化中的传统还是其价值呢？（此处，“价值”并不是指经济学领域的劳动价值或商品价值，而是人类对于自我发展的本质发现、创造与创新的要素本体，包括任意的物质形态，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价值观”中的价值。）人创造自我世界的一切发展即有价值，价值的核心本质内涵是自由人。所以，文化中的“价值”的核心是人，只能产生对人的影响，而这样的影响的结果也只能限定在人的主观世界中，对社会整体的影响是有限的，因为不同人对价值的主观理解是不同的。因此，影响职业教育的应是文化中内涵的人民选择的文化传统。
在文化传统这个术语中，传统是个中心词，文化是用来限定传统的，即传统是表述某种事物的概念，而不是用来表达时间的概念。由此可以看出文化传统是指在人类的社会文化生活中逐渐形成，并作为历史遗产代代传递、积累保存下来，直到现在还在产生影响的文化特质、文化模式和文化要素的结合体。这种传统一经形成，便具有相对的稳定性。文化传统强调的是传统文化背后的精神连接，是活在现实中的文化，具有动态流向。美国社会学家希尔斯指出：“它(传统)至少要持续三代人――无论长短――才能成为传统。”文化传统当然存在于传统社会的文化现象中，但它更多的是指这些文化现象所隐含的规则、理念、秩序和所包含的信仰。它们融汇于教育活动过程之中，制约着教育活动的方方面面。正如斯宾格勒所说：“一定社会特有的文化传统渗透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强烈的制约着教育过程的进行和人们养育子女的方式。”
（一）文化传统对职业教育的影响
教育是一种传承与延续文化的活动，文化传统作为人类创造所有文化成果中最具有生命力的文化的精粹，必然要对教育活动及其活动传统的形成产生显著的作用。文化传统对职业教育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文化传统影响职业教育的价值观。文化传统作为一个民族独特的认识和把握世界的方式，有着自己固定的行为规范与思维方式，体现着独特的民族心理和经验。从广义上说，中国文化传统不但包括以儒家文化为核心并以文字符号所表达的政治、法律、哲学、文学、艺术等意识形态，还包括中国传统的生活方式、行为方式、思维方式以及价值追求。中国几千年的教育重视道德发展和人格完善，轻视主体对物质世界的探求。我国的教育传统是依靠道德的完善使人在社会生活、政治活动诸领域实现自己的主体价值，有才无德是决然难以被接受的。职业教育的价值追求也就更多地注重于职业道德的培养和对职业的归属感。因此，职业教育本应拥有的实利性的价值追求在我国是没有的。
我国传统教育奉行“文以载道”，极少涉及自然现象及科学技术方面的问题，至多只是按照“技进于道”的文化观念教育学生从自然现象与规律中悟出人生之道，而“技”本身不足为道，是“奇技淫巧”。因此，我国职业教育自身发展的土壤是没有的，我国现代意义上的职业教育完全是照搬西方学制的产物。假使中国没有被西方列强打开国门，一直维系着自身的发展，也不可能从本土诞生出以技艺发展和价值追求为核心的职业教育的。
2.文化传统决定职业教育的内容。一定的社会制度决定着一定的文化基础，而一定文化基础又决定着职业技术教育的内容。科学技术知识和经济价值追求是职业技术教育内容的重要方面，然而在我国的文化传统中，“道”与“术”本来就是相互独立的范畴，“道”中不包括“术”的成分，这样“道”才可以“驭术”。因此传统教育观念重视文化历史和道德伦理方面的知识，而轻视自然科学和生产技术。从汉代的取士制度到隋唐的科举制度，都是注重道德伦理和法律文化方面的理论知识，忽略了科学技术和实际操作。职业教育的内容仍深受这种理念的影响，侧重于向学生传授理论的东西，强调知识的传授，忽视操作技能的培养，而职业教育的显著特点恰恰就是其职业性和实践性。
3.文化传统限定职业教育的方式。中国文化传统中蕴含的思维更多地涉及精神层面的抽象，而不注重那些形式逻辑的辩论。因此，中国文化传统中的思维更多的是一种经验式思维，它倾向于对感性经验作抽象的整体把握，而不是对经验事实作具体的概念分析；它重视对感性经验的直接超越，因而缺少概念的确定性和明晰性，强调直觉思维而不善逻辑性的思维操作。而职业教育作为一门专门的技术技能教育，以实践性操作为主，强调的恰恰是逻辑性的思维操作，因此我国的职业教育不能充分重视操作技能的培养也来源于此。我国的职业技术教育在其教学组织、教学方法及个性发展等方面都打着我国文化传统的烙印。
4.文化传统影响职业教育的社会地位。中国的文化传统更多的强调教育的选拔功能，通过各种选拔性的考试进行筛选，把人们分配到不同等级的学校、单位甚至赋予不同的社会地位。“学而优则仕”和“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传统观念的影响下，人们通常把科学家、企业家、高级干部、工程师、教授以及医生等称为“人才”，是“劳心”之人；而把普通工人、农民以及营业员等称为“劳动力”，是“劳力”之人。社会上许多用人单位也常以学历、文凭作为选拔、聘用人才的标准，由于学历、文凭的标准要求较高，许多职业院校毕业生参与竞聘时，往往连竞聘工作岗位的“入门证”都难以取得。因此，社会认同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职业院校的生源，从而影响了中国职业教育的健康发展。
（二）职业教育对文化的作用
文化传统通过作用于人来间接影响教育，教育并不选择和传播文化传统，而是继承了文化的价值，选择并传播创新过了的新的文化。这一切都是通过对人的教育而实现的。一方面，教育使人适应文化，使人得到发展，又使文化适应人，使之不至于成为人发展的障碍。另一方面，教育所培养的人，又创造出更复杂、更高深的文化成果。教育实现了文化与人的双向建构，即用文化完善人，又通过人来丰富文化，从而发展了文化与人的内涵。职业教育根植于技术哲学与技术文化，它使人适应的是实用性的技术文化，发展人的技能水平；同时，又使人通过自身的技术技能创造出新的技术，发展新的技能，更新技术文化。职业教育对文化的具体作用方式主要表现为：选择和批判；传承和传播；适应和创新。
1.职业教育对文化的选择和批判。文化选择是文化变迁和文化发展过程中所产生的一种重要的文化现象，表现为对某种文化的自动撷取或排斥。职业教育对文化的选择应是技术性的、实用性的、功利性的；与之对比，普通教育对文化的选择是经验性的、理论性的、非功利性的。简单地说，技术的发展是先有需求再有创新，科学的发展是先有研究再有应用。文化批判则是职业教育按照自身的价值目标和理想追求，对社会现实的文化状况进行分析，做出肯定性或否定性的评价，引导社会文化向健康方向发展。职业教育对文化的选择和批判不仅能够增强技术文化在社会文化中的地位，而且能够设立职业教育发展的文化前提。由于在中国本土并没有诞生自己的职业教育，就缺失了职业教育对社会文化的选择和批判，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完全是“道”的世界，“术”为末次，这样的文化氛围的形成就是由于职业教育的缺位造成的。技术、实用、功利以至经济思想在我国及其匮乏，严重制约着社会发展。
2.职业教育对文化的传承和传播。文化的形成与该地区、民族、国家的文化传统有着紧密的联系，正如鲁迅所分析的：“新的阶级及其文化，并非突然从天而降，大抵是发达于对于旧支配者及其文化的反抗中，亦发达于和旧者的对立中，所以新文化仍然有所承传，于旧文化也仍然有所择取。”职业教育在传递社会文化的过程中，形成了自身关于教育目的、价值、功能和内容选择的基本认识，从而决定了职业教育的不同形态及其在不同地区或国家的不同发展。职业教育在传承文化过程中也不是一成不变的简单复制，它可以结合现实和社会需求使文化增殖并加以传播，特别是职业教育对技术文化传播和改造的作用是无法取代的。
3.职业教育对文化的适应和创新。职业教育对社会文化发展的适应，既是一种目标，也是一个过程，是发展过程中的动态适应。就目标意义的适应来说，它是社会文化发展所要求的，也是职业教育所力求达到的，并且在达到阶段性的适应目标后又在新的基础上产生不适应；就作为过程意义的适应来说，在某一历史时期，职业教育往往表现出一定的“时间差”，即职业教育与社会文化的发展保持着一定的距离。教育的文化创造功能在社会文化的形成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各类教育都具有一定的文化创造功能，特别是高等教育创造高层次深含义的科学文化的作用是无法被取代的。人类的生活离不开科学技术，但科学是根植于学术体系的，科学的发展是不能发展技术文化的；而技术是根植于工作体系的，技术的发展不仅能够繁荣和促进社会文化的实用性，为生产力的提高和社会经济的发展提供动力，而且能够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因此，职业教育对社会文化的发展和创新也是其他教育所不能代替的。
中国今天的文化同历史上的文化传统一脉相承，在人们的思维中仍然残留有文化传统中重伦理、轻自然的习惯，职业教育在社会中的地位还未受到应有的重视，社会民众轻视甚至鄙视职业技术教育的心理还很普遍。所以中国职业教育发展需要经历一个艰难的过程，因为其涉及深层的文化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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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民族传统体育专业;课程;结构;建构
中图分类号:G807.0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 号:1007-3612(2009)05-0086-04
Construction of National Tradition Sports Major Curriculum Struc ture under the Double Principle GuidanceGONG Jian1, LIU Zheng2, LIU Heng3
(1.Department of Physical Education, South West University, Cho ngqing400715, China;2. Beijing Sport University, Beijing100084, China;3. Chongqing University, Chongqing400080, China)Abstract: The national tradition sports major specialized curriculum is a carrie r bearing and communicating the tradition sports culture, a conformity linking v arious excellent sports culture of different nationalities, and an inevitable wa y bringing honor to the national sports spirit and the cultural characteristic.The study is based on the current national tradition sports major curriculum pay ing attention to external form division and the subject arrangement of the curri culum, neglects the insufficiency of essential relations and overall structure o f internal curriculum elements. It takes “the objective restriction principle"a nd “the internal constitution principle" as the theory basis, and the attempt h a s been constructed the overall construction of national tradition sports major c urriculum.
Key words: national tradition sports major; curriculum; structure; const ruction
“课程与教学是教育的基本构成和核心构成。"[1]我国民族传统体育课程既是传播 体育文化 ,促进人类文化发展的桥梁,也是承载我国优秀传统体育文化,弘扬民族文化特色的重要途径 。一个具有鲜明特色的专业,它的课程应该有一个完整的结构,这个“完整"不仅仅指科目 设置的齐全,更要符合课程内部因素、外部因素以及内外之间的逻辑关联。
1 双原理的主要内涵及其指导意义
1.1 双原理的主要内涵 课程领域有两大基本原理,从这两大原理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课程结构研究在理论上的重要 意义,它们是“客观制约性原理"和“内部构成性原理"。 课程的“客观制约性原理"主要探 讨 课程与外部联系的关系,如课程与社会、课程与知识、课程与学习者之间的关系。其意义在 于为课程寻找一个坚实的、恰当的客观基础。课程的“内部构成原理"则主要探讨课程内部 各 要素、各组成部分之间的关系,研究课程的内部状态及其存在的理想方式。其意义在于为课 程找到一种理想的生存状态,通过课程内部关系的清理,彰显强有力的课程功能。[2 ]从中,便可发现,前者主要研究课程的制约性因素,后者主要研究课程的构建。
课程的“客观制约性原理"主要探究的议题是课程与外部的联系,探究课程编制过程中应该 考 虑何种外界因素,如何根据这些外界因素合理的组织、编制课程等内容。目前,较为广泛认 同课程编制“三要素”这一学术观点便是课程的“客观制约性原理"的体现。课程的“内部 构 成原理"主要探究的议题是课程内部系统的相互关系,探究课程内容的选择,课程结构的合 理化建构、课程评价模式的优化等内容。这二者之间紧密联系、相互依托、相互发展,这样 ,才利于课程的整体构建。
1.2 双原理的指导意义 “客观制约性原理"和“内部构成性原理"的提出对于课程研究、课程建构、完善课程内容、 优化课程结构等具有积极的意义。
1.2.1 拓宽课程研究的视角 以前的课程研究或是以外部指标为主,或是以内部指标为主, 可以说是研究视角较单一,这样研究方式没有将课程研究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研究,使得 研究结果存在着一定的偏颇,不利于课程的整体建构。运用双原理对课程进行研究,以外部 和内部的双层指标为构建指标体系,拓宽了研究的视角,这样就在一定程度弥补了由于研究 视角单一而带来的弊端,并能够有效的建构课程。
1.2.2 完善课程设置的内容 “客观制约性原理"这一原理的提出,使得课程内容的设置符合 外部联系,从而对于课程内容的选择、组织、构建等阶段符合一定的要求,进而使得课程内 容设置的准确化,从而完善课程内容的设置。
1.2.3 优化课程体系的结构 “客观制约性原理"和“内部构成性原理"这两种原理的提出,即 从本源方面限定并构建了课程的内容,也可以优化课程体系的结构。“内部构成性原理"是 课 程体系结构的最为关键的部分,通过对课程内部相关要素进行系统的分析,分清相互顺序, 这样便于理清课程的结构体系,优化课程体系的结构。
2 当前民族传统体育专业课程结构研究存在的主要问题
民族传统体育学于1997年被设为一级学科体育学下的4个二级学科之一;1998年国家教育部 颁布新修订的高校本科专业目录,又将武术专业拓宽为民族传统体育专业,成为新设本科专业 之一。尽管经过了近十年的发展,但如果用一个学科的标准对照、衡量民族传统体育专业,她 的发展仍处于起步阶段。尤其是对民族传统体育专业课程结构建构等方面仍存在一些有待继 续完善的地方。
当前关于民族传统体育专业课程的研究体现这样一种思维倾向,即设置哪些课程,课程的安 排多少学时能更好的实现既定的人才培养目标,满足社会对人才的要求。也可以说研究的逻 辑起点是以培养目标开始的。这种倾向是把课程当作“工具",体现的是“工具理性主义"色 彩 ,追求的是“效率第一"。这样的课程观强调的是社会需求对民族传统体育专业课程的作用 。 比如,“课程是实现培养目标的途径和手段,培养目标制约课程设置。"[3]很明显 ,这样 的探讨主要涉及课程的外部联系,或者说是形式上的划分,比如,专业理论的选择,必修课 和选修课的划分,选什么科目能满足培养目标的要求等等,遵循的是“客观制约性原理"。 而 课程的构建不仅要涉及到外部条件的制约,探讨课程的外部关联,更要关注课程内部各要素 之间的联系,也就是还要遵循“内部构成性原理”。在研究民族传统体育专业课程的理论依 据上,“客观制约性原理"给课程的编制提供了具体的“科目",如,“武术"、“散打"、“ 跆拳 道"、“心理学"、“教育学"等,而“内部构成原理"则给课程编制带来了理论的“建构框架 ",两者的联系体现在共同的育人目标及其相互依存性上。
民族传统体育专业应该设置什么课程,怎么设置,不仅涉及“客观制约性原理",更要涉及 “ 内部构成原理"。关键问题是为课程的研制提供一种恰当的框架,把课程的各部分组织起来 ,形成一个整体,即课程的结构。基于当前研究中关注课程的外在形式的划分与科目的编排 ,而没有探讨课程内部各要素之间的联系的事实,本文以“客观制约性原理"和“内部构成 原理"为理论依据,试图构建民族传统体育专业课程的整体结构,以弥补当前研究的缺陷。
3 双原理导向下的民族传统体育专业课程结构建构
3.1 民族传统体育专业课程结构观 上面的论述证明,当前对民族传统体育专业课程的研究,“只从某一方面或某一层次是不可 能真正把握课程结构的,要从根本上把握课程的结构,必须从整体入手,构建一种具有整体 性的课程结构观"[4]。整体课程结构观应具备的以下特点:
1) 它既要关注课程中涉及面较小的或形式上的结构问题,如布鲁纳关心的各具体学科内 的结构问题,或类型上的设置问题,又要关注范围较宽的整体结构问题,如选修课程与必修 课程之间的关系,理论课程与术科课程之间的关系,国家课程、校本课程、地方特色课程的 构成及其相互的联系等。整体性课程结构观是以全方位地、全景式地视角研究课程结构。
2) 整体性课程结构观对课程的把握不能仅停留在课程的形式,而更要深入到课程结构的 实质。也就是借鉴结构主义哲学十分重视的“深层结构"是事物的性质与意义的根据的观点 。 我们所研究的民族传统体育专业课程的结构在外在表现上,也就是形式上可能是先进的,比 如,既有必修课,又有选修课;既有专业科,又有平台课;既有分科课,又有综合课。但它 的实质也可能很传统,如重视对学生知识的传授,忽视了学生自学能力的培养;重视运动技 术的学习,忽视了教学技能提高;从社会需要,而不是从学生的自我发展需要出发;将课程 看作传授知识的工具,很少顾及教育的环境和过程的重要性。因此,民族传统体育课程研究 ,不能仅停留在形式,必须要从课程价值取向以及对学生的发展意义上把握课程的结构。
3.2 民族传统体育专业课程的整体结构及其内部关系 根据整体性课程结构观的特点和要求,建构民族传统体育专业课程结构必须着眼于两个取向 的结合,一个是“横向"维度,一个是“纵向"维度。“横向"维度是由课程结构本身的层次 性决 定的。“课程"看上去是一个独立的对象,但绝非一个简单的个体,在其内部还有不同层次 的 小系统,故在进行结构分析时必然要涉及民族传统体育专业课程的“横向"维度。“纵向"维 度 是由人的思维的深刻性决定的。实质与形式的兼顾、形式与数量的并举,构成民族传统体育 课程结构分析的完整景观。由此,把民族传统体育专业课程结构分为:实质结构、形式结构 和量化结构(图1)。
民族传统体育课程结构三个层次之间是紧密联系的。如果说形式结构展现的是课程结构的“ 外壳"的话,那么,量化结构就是“外壳"各部分的比例关系,而实质性结构则是民族传统体 育专业课程结构的“精、气、神",是课程的生命之本,进化之源。民族传统体育专业课程 的 形式结构影响课程的外部表现形式,量化结构决定形式性构成要素质之间的关系,而实质性 结构则决定着其课程的价值取向和性质。课程的形式结构和量化结构有利于我们从实践层面 理解和把握课程结构,但是课程结构的根本性问题不仅是外部存在形式的问题而更要深刻把 握民族传统体育专业课程的内部质的规定性问题。只有这样才能保证课程结构的完整性,才 能保证人才培养的整体性。
3.3 实质结构、形式结构和量化结构的内涵
3.3.1 民族传统体育专业课程的实质结构 课程的实质结构是指课程内部要素的构成及其相互关系。结构的不同,取决于构成要素的不 同及其相互关系的不同。实质结构关注的不是课程的表现形式或存在形式,而是课程的实质 或价值取向问题。实质结构(图2)包括:知识课程、人文素养课程、实践课程、技术技能 课程和自立发展课程。它们的存在形式既可以是学科,也可以是活动,既可以选修,也可以 必修,既可以分科,也可以综合。
知识课程是实现基础知识技能教育,培养高素质人才的重要内容和途径。对民族传统体育专 业学生来说,应该包括两个基本部分,即:文化和现代科技类课程、与专业相关的基础知识 学科。文化和现代科技类课程即是发展专业素养必备的条件。这类课程主要包括大学语文、 外语,以及计算机应用、现代科学技术概论等学科。其中大学语文、外语和计算机应用是核 心课程,其它课程的开设视各校条件与学生要求而定。基础知识类课程应包括中国历史、中 医学基础、民族学等等,要根据民族传统体育专业特点和时代的发展加以调整,精减课程内 容。
人文素养课程是培养大学生理想、信念和世界观以及行为品德,主要包括思想政治品德和社 会适应能力与基本创新能力类的内容。民族传统体育专业还应特别重视职业道德、武德教育 课程的设置。社会适应能力与基本创新能力是新世纪大学生必具的一种人格素质,因此,开 设这方面的课程十分必要。
专业技术技能课程是本课程体系的主体,主要包括专业理论课和专业定向课两个课程模块。 专业理论课主要有民族传统体育概论、武术史、体育养生学以及与专业定向科目等有关的其 他理论学科,是学好专业定向技能课程必备的知识与理论,也是新世纪民族传统体育工作者 应有的理论素养。身体基本素质和基本运动技能类课程是学好专业定向课程必具的体能和运 动技能的前提条件,是每个学生必不可少的基础课程,但这类课程开设的具体项目、学科数 量、开设学时数,应根据学生专业定向的选项而有所不同。身体基本素质和基本运动技能类 课程专业定向课程是学生根据社会的需要,自身的条件和意愿所确定的将来用以服务于社会 的专业技能课程,是本课程平台的核心课程。1998年国务院批准的民族传统体育专业方向包 括武术、传统体育养生、民族民间体育。由于武术的门类极多,民族民间体育也如此,具体 操作时需要细化,不细化难以培养出高素质、个性化、高水平的人才来。
实践课程是以培养学生的职业精神、职业技能、综合工作能力、与人合作的态度、沟通 的能力和个性特长等方面为目的的综合课程。根据《课程方案》的要求,实践课程主要包括 入学教育、军训、劳动教育、社会调查、毕业教育、就业指导,教育实习、科研实践(毕业 论文、学术活动)。
自立发展课程是学生为完善自己的知识结构、实践课程、人文素养和专业技术技能,根据自 己的条件、兴趣与需要而自己确定的校内外学习科目或活动。自立发展课程学生有很大的自 主性和自由度,它不仅可以弥补任意选修课的某些局限性,体现本课程体系的开放性,而且 ,也能让学生在“专"或拓宽知识面上进行自由选择,从而可以充分发挥学生潜能。
3.3.2 民族传统体育专业课程的形式结构 它主要指表现于外部的、操作层面的构成要素 及它们之间的关系。课程的形式结构说明的是民族传统体育专业课程体系在课程组织形式上 的特征,民族传统体育专业课程的形式结构应该包括公共课程、专业课程、实践课程、隐性 课程四个部分。
公共课程是指学生必须掌握的政治素养知识、外语听说读写能力、大学语文知识、社会交往 能力等方面的课程。是全体大学生普遍修习的专业以外的共同内容的课程。它还可以划分为 两种类型,一种是必修课,是学生必须学习和掌握的基础理论、基础知识、基本技能等方面 的课程;另一种是选修课程,由限选课程和任选课构成,限选课程是根据学生的年级和专业 特点、条件开设的,旨在完善学生知识结构;任选课主要根据学生的需要,是为学生发展个 性、兴趣、爱好和特长,旨在扩大学生知识面,改善学生知识结构而开设的课程。
专业课程是根据民族传统体育专业的特点和人才培养目标的课程,主要是指学生必须学习和 掌握的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知识、专业技能和教授、训练能力等方面的课程。专业课程可以分 为专业理论课和专业术科课,其存在形式依然是以必修课和选修课的形式存在。
实践性环节主要是以实践活动为主的教学,包括俱乐部训练、毕业论文、教育实习等,突出 强调“强能力"。它是民族传统体育专业课程的有机组成部分,是培养符合现实和未来社会 需 要的“复合型人才"的重要途径。当前在我国实践环节的主要形式是教育实习和社会实践。 教 育实习主要是为了培养合格的师资,社会实践主要让学生接触社会生活,培养学生的自主、 独立的工作能力。
隐性课程主要是指教育过程中由物质文化、社会关系等要素构成的教育环境,它具有潜移默 化的教育功能。它虽然不以某种课程形态出现在课程表里,但它具有课程的教育作用;它虽 然不由教师专门讲授,但教师的品格行为、作风都影响着学生;它虽然不像学科课程组织得 那么严密,但它时时处处都在影响着学生,不知不觉地渗透在学生的意识中。
3.3.3 民族传统体育专业课程的量化结构1) 公共课程部分主要开设教育部规定的思想政治理论与实践课程、外语、计算机; 也可开设一些社会公关礼仪等课程,使课程内容和形式更丰富些。这部分课程,参照《课程 方案》本课程结构中拟定720学时,约占总学时的26.7%。
2) 专业课程是本课程体系的主体,主要包括专业理论课和专业技术课两个课程领域,目 前在教学计划中都以“必修课"形式出现。这部分课程主要包括专业理论课(含:目前的专业 基础理论课和专业理论课),专业技术教学课与训练课,以及为成为复合型人才而设置的相 应课程。在《课程方案》中,专业理论与专业技术课占总学时为1 900～2100,本课程结构 中拟定1974学时,约占总学时的73.3%。
3) 实践性环节是本课程结构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分为三类:教育实习、社会调查、科研 实践,针对目前我国民族传统体育专业还不能自觉地把科学研究和教学的学术性提升到应有 地位的现状,本研究把科研论文泛读、毕业论文等归入本领域,则所占学分数大约在15%左 右。
4) 选修课程是学生为自立发展而自主选读的一类课程,通常称为任意选修课。这类课程 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课程领域:与专业相关的体育新兴学科;专业课程、科研与创新思 维课程中想选而未能选成或想继续加深的课程;根据个人兴趣、特长而自由选读的任何学 科。任意选修课程在《课程方案》中占总学分12.67%,我们拟定为20%左右,占选修课的50% 。旨在培养学生自立发展的能力。
5) 遵照《课程方案》要求,民族传统体育专业课程总学分定位于150学分,总学时2700 学时左右;以每学期18周计算,周学时18～20学时,这样便能给学生有更多的自主学习的空 间。
4 民族传统体育专业整体性课程之新功能
4.1 有利于不同文化背景的学生全面发展 世界上任何国家、民族的任何类型和层次的教育总是在一定的文化背景中存在和进行的。少 数民族与汉族之间,各少数民族之间存在着不同的文化背景是不争的事实。国外多元文化教 育学者指出不同文化背景学生的学习类型有较大差异。民族传统体育专业的招生对象主要是 在役和退役的优秀运动员以及具备二级(含)以上运动员技术等级资格的后备人才,其中有相 当部分是来自不同少数民族地区的学生。由于受“体训矛盾”和不同民族文化背景的影响, 学生在文化素质、社会适应等方面均存在较大的差异。为了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提高民族 传统体育专业学生的涵养与品性,民族传统体育专业课程的构建必须关注学生不同的文化背 景、民族背景和生活经历造成的“文化差异”。整体性课程结构的特征决定了民族传统体育 课程的全景式和自主性,这就给学生在受教育的过程中提供了广阔的选择空间,“使其正确 认识民族、社会群体间的文化差异,正确判断其他民族文化与本民族文化间的关系及相互间 的影响,养成处理不同文化的得当的行为方式,促进其个人的自我发展。”[5]
4.2 促进多元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整合与传承 课程有着很强的社会制约性,因此,课程所传递的文化,一般说是社会占主导地位的、优势 的主流文化。由于民族传统体育专业是在原武术专业的基础上拓展而成的一个新专业,因此 ,长期以来民族传统体育专业课程传承的文化一直以武术文化为主流。在当前强调文化多元 的背景下,民族传统体育专业课程不仅要关注作为武术文化精髓的“仁、义、礼、智、信” ,更要强调不同民族,不同区域的特色文化精髓的传承和保护。整体性课程结构中的实质性 结构关注的是课程的价值观问题,而“文化的基本要素是传统思想观念和价值,尤其以价值 观为主”[6],这就保证了整体性课程结构下的课程设置和实施过程能够始终关注 文化的多元与整合。
5 结 语
对于民族体育课程的构建必须要把握课程的实质结构、形式结构、量化结构,因为任何课程 的形成与发展都具有整体性,任何一层次都与另外来两个层次紧密相联。人们在试图构建、 优化、整合民族传统体育专业课程结构时,如果只关注其中的一个层次,那么这样的结构很 可能会是不完整的。以此构建的课程框架,其科学性也就大大值得怀疑了。对于民族传统体 育专业课程结构的研究还需要学界同仁继续努力,不能说任何一种模式内在地优越于所有其 他模式,但当我们继续研究民族传统体育专业课程的合理结构时,对以往的模式进行适度的 反思,精细的改造,必将对理论和实践有着深远的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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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把以自然科学为学科主体属性的中医学视为文化现象是否合理？倘若合理，中医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又是怎样一种关系一同一？相异？抑或同中有异？文章试就此作一探讨。
科学与文化的前因后果
鉴于文化概念极其复杂的歧义性使得定义文化概念的种种努力不可避免地陷入于困境的教训，本文的“文化”一词仅指向文化的核心—哲学。
1.西方文化背景中科学与文化关系断裂及其前因后果关系的重构 近代以来，科技与文化之间的关系日趋断裂成为“鸿沟”彼岸的“两极”。其直接后果：一是导致了“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的双峰对峙”。二是导致了人文科学的危机，人文科学曾经生机勃勃的时光一去不复还。三是导致了科技完全脱离人文的指引而走向异化。
正是在科技与文化关系断裂及其衍生的日益严峻的现实面前，西方思想界展开了科技与人文之间理解、沟通与对话的努力。1977年8月11日-19日，在第15届国际科学史会议上，李约瑟博士提出了“将科学作为一种文化征象”的观点。1998年1月，在诺 贝尔奖得主的巴黎集会上，其宣言的开篇便是：“人类要生存下去，就必须回首2500年，去汲取孔子的智慧”。该语无疑蕴涵着这样一种基本判断一一科技与人文关系断裂其根源在于西方原子论哲学文化背景，而在以孔子为代表的中国古代哲学文化气一元论智慧中科技与文化的关系呈现的则是另一番情景，并有助于克服科技人文关系断裂所导致的人类生存危机。致力于科学技术（包括医学）与文化之间沟通的努力，“中美高科技发展中的人文因素学术研讨会”称之为“合理重建科学与人文的关系”。实际上只是还科学技术与文化本然关系的真面目。因为，“所谓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正是人类认识和改造自然、社会以及人自身过程中形成的两种价值体系和思维方式。它们应该是互补的，而不是相互排斥的”。
2.中国传统文化背景中科学与文化的“共轭”关系 袁立指出：“在中华科学学术体系中，社会政治科学必须以自然科学的研究成果为基础，其中对人文学术的把握又是从自然科学成果到社会科学成就间的必然联系环节”，“国学是将自然发现自然规律直接应用到人文科学再贯穿到社会科学的体系”?。据中国科学院院士陈可冀先生的观点，这种关系即“共轭”关。
中医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前因后果
文化是医学诞生的土壤，中医学作为人类医学文明具体形态之一，其成长同样是一个文化过程，其发生、发展与变化同样离不开在相应文化中的前因后果。
1.中医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同步演进 据笔者与诸多同仁的研究结论，中医学在其身后两千多年的发展过程中与中国古代文化始终保持着同步演进的关系，这种“同步”主要包括两个内涵：首先是性质上的同步。如春秋战国秦汉时期的以表知里、类比推理、类比说理医学实践与气一元论哲学文化背景相呼应；宋元时期理学思想的广泛渗透与“辨证论治”思想的全面推行；明清时期随着西方原子论哲学思想的东渐，出现了医学的本体论实践等。其次，是高峰时相以及高度上的同步。每一次中国古代文化的高峰都伴随着一次中医学的发展高峰，春秋战国秦汉时期中医四大经典的问世，标示中医学发展的第一次高峰并从零星的积累走向体系的形成；晋、隋、唐时期，我国传统文化发展出现了第二次高峰，同样带来了中医学发展的第二次高峰，出现了医学高度综合及其伴生的分科兴盛局面等。
2.中医理论的哲学化 中医学理论有着浓重的中国古代文化色彩，有人把这一特点称之为“中医学的哲学医特征”。笔者则主张用“医学理论的哲学化”来进行概括。
2.1哲学概念的移植、嫁接 中医学的一系列概念的确大量地来自于哲学概念的移植嫁接改造应用，归纳起来有精、气、隐显、有无、形神、阴阳、五行等所派生出的数量可观的医学概念，如脏腑之精(气）、藏象、形脏、神脏、脏腑阴阳、五脏系统之间的生克、胜复、制化、乘侮、母子相及等。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概念的这种移植与嫁接决不是机械的拷贝甚至抄袭，这主要因为这种运用无一不是“改造”中的运用，且不论嫁接等情况，即便是不经嫁接的概念，在中医学中常具有不同于哲学的内涵；另外，经过移植，同样的概念也常并不保留哲学领域中的全部运用特征。
2.2哲学理论作为说理工具 中国古代哲学理论以及中国古代的多学科知识在中医学理论的构建过程中又提供了重要的说理工具。如精气学说使藏象学说构建了精为脏腑精气生成之源、精气运行不息促进脏腑生理机能的藏象理论。阴阳学说用于说明脏腑的阴阳属性，脏腑精气分阴阳，阴阳的对立统一推动脏腑的生理机能活动，并维持了脏腑自身的协调平衡的理论等。
2.3哲学命题作为推理前提 在中医学术史上，历代医家不仅运用取象比类于比喻说理、论证阐发，而且运用类比推理以发见新知。就藏象学说而言，据笔者的研究结论，藉类比推理所发生的主要理论成果甚多，如心化赤为血、肺气“肃降”、脾宜升则健、肝主疏泄、肾者主蛰等。
综上可见，“医易同源”“医道同源”与“医儒同源”正是对中医学与中国古代哲学文化千丝万缕联系的概括。
中医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之异同
中医文化十分广泛地接受了中国传统文化众多学派的理论成果，但中医文化又决非中国传统文化的机械的拷贝甚至抄袭，其与中国传统文化在理论思想的高度上呈现的是同中有异的关系，这又为中医文化研究构思提供了最终的依据。
1.中医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之同 就研究的对象看，中医学研究的是人，“人的存在……是儒家的基本关注之点”。梁漱溟先生指出：“中国两个重要学派一一儒家与道家，差不多都是以生命为其根本”。
更为本质的是，中医学视野中的人乃“形与神俱”的完整的人，身心一元的人，而且是把这一完整的人放在天地自然、社会这一最为广阔的背景和联系中来进行考察的，即要求“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知人事”（《素问·气交变大论》）。这又与中国古代文化“究天人之际”的要求与对象相契合。如《汉书·司马迁传》说：“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北宋哲学家邵雍所主张：“学不际天人，不足以谓之学”（《观物外篇》）等。
中医学与中国古代哲学在研究对象的重叠上至少有3点：一是人以及人的形与神俱规定；二是天人关系，即人与自然界宇宙的关系；三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或称人与社会的关系。
2.中医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之异 中医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对象在相同的基础上又有着不同的一面，所不同者乃侧重点与理论目标不同。正因为侧重不同，中医学的援哲人医既体现了哲学理论的运用，又不断丰富和发展了哲学理论，如《论语·乡党》记载：康子馈药，拜而受之。曰：“丘未达，不敢尝”。季康子送药，孔子拜谢接受，然后说：“我孔丘不了解这药的药性，不敢吃啊”。可知孔子于医之未达，也正好说明中医学的补充发展作用。
梁漱溟先生总结自己一生的思想来源时说：“中国儒家、西洋生命派哲学和医学三者，是我思想从来之根柢”。日本学者小野泽精一等针对日本中国思想研究中疏落医学的问题指出：“历来的哲学史中没有把医学思想纳入，倒是应当奇怪的事”。
结论
关 键 词:马尔库塞;技术概念;本质;社会批判传统
abstract:hebert marcuse's idea or theory about technology is mainly a social criticism. on the whole, the conclusion was drawn from two technological philosophers: carl mitcham and egbert schuurman. for example, carl mitcham divided the technology philosophy into two kinds, i.e., the engineering philosophy of technology and humanist philosophy of technology, and he didn't attribute marcuse's idea to either of the two kinds but to the part of the traditional social critique of technology. on the other hand, egbert schuurman divided the technological r&d into transcendentalism and positivism, and he didn't think that marcuse's philosophy of technology belongs to either of them but to a technological type of social critique. actually, what the marcuse's philosophy of technology embodies is the core of humanism. the nature of marcuse's philosophy of technology is of significance to the study on current development of technology.
key words:hebert marcuse; theory of technology; essence; tradition of social critique
赫伯特·马尔库塞(hebert marcuse,1898—1979),是美国著名的哲学家,他有丰富的哲学思想,包括我们熟知的单向度的社会,单向度的人,解放论和新感性等等。随着当今美国学者道格拉斯·凯尔纳(doulas kellner)对马尔库塞未发表的手稿和书籍的整理,马尔库塞关于技术的思想也逐渐展现出丰富的内容。本文主要是就马尔库塞技术概念的本质加以分析论述,希望对马尔库塞的技术思想的研究有一定的助益。
一、 技术概念的定性:社会批判传统
宏观上来看,马尔库塞的技术概念的本质是社会批判传统,这一结论来自于以下两位技术哲学家的论述。
第一位是卡尔·米切姆(carl mitcham)。美国技术哲学权威卡尔·米切姆有过对马尔库塞的技术概念的定性的论述,米切姆把马尔库塞的技术概念归为技术的社会批判传统的一部分,这一思想集中体现在他的著作《技术哲学概论》中。他说,后来的浪漫主义对总是设法掩盖生活本质要素的现代技术的批判,形成了丰富多彩的传统。在20世纪前半叶,存在主义和接近存在主义的哲学家等,都使用一种生命哲学框架,指出现代技术社会的种种难题,甚至从马克思到马尔库塞这样的社会理论家,“就他们敢于对技术作出超技术的批判而言,都可以看作是与这种研究方向有密切联系的”［1］18。然后,米切姆指出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技术的传统。“马克思主义的传统不仅避免使用‘技术哲学’这个术语,而且典型的马克思主义分析强调这种批判并不是指向技术本身,而只是指向它的社会关系。没有任何关于技术的质疑,只有关于技术镶嵌于其中的社会情景的质疑。”［1］44米切姆的特别贡献之一是把技术哲学分为工程学的技术哲学和人文主义的技术哲学,在对技术哲学进行两大阵营的分类之后,米切姆又接着补充问题,他问到,在技术哲学中是否不止两种传统?随后的答案是还有第三种技术哲学,而马尔库塞就名列这第三种技术哲学中。米切姆认为,对技术进行反思的马克思主义传统的存在,对这样的论题提出了最尖锐的挑战。西欧的法兰克福学派包括马尔库塞和东欧科学技术革命的理论家等,以及拉丁美洲马克思主义者等,他们“都是对技术的社会批判传统的一部分,这一传统受到马克思思想的激励”［1］43。“马克思主义的传统也许整个社会科学的技术哲学传统很可能被用来展示一种与工程学的和人文主义的传统截然不同的值得特别重视的途径。可以认为,这种传统的基本观点既不是对技术的接受和阐释(工程学的传统),也不是对技术的质疑(人文主义的传统),而是对技术的社会批判和改造。”［1］43可见,在米切姆看来,马尔库塞技术观就是社会批判。
第二位是e.舒尔曼(egbert schuurman)。现代著名的技术哲学家舒尔曼也对马尔库塞的技术概念有过定性研究。不过,舒尔曼对马尔库塞的技术概念的定性是间接地提出来的。对这个问题的论述主要体现在他的著作《科技文明与人类未来:在哲学深层的挑战》中。和米切姆一样的是,舒尔曼也把技术研究分为两个类别,不过不同的是他把技术研究分为超越论者和实证论者两个类别。舒尔曼认为:“一般来说,超越论者在科学技术的力量中感到了对人的主体的威胁;……而在实证论那里,情况都反过来了。他们认为现代技术是一种好东西。他们在现代技术的发展中看到了对人的力量的肯定和文化的进展。”［2］61而且这两种观点是有联系的。
在谈到把技术研究分为超越论者和实证论者这两个类别之后,舒尔曼把斯泰因布赫作为实证论者之一提出来,在这个过程中舒尔曼把马尔库塞与斯泰因布赫加以对比,在这个对比的过程中我们看到了舒尔曼对马尔库塞的定性。这里插一句,卡尔·斯泰因布赫是卡尔斯鲁厄技术大学的通讯与信息技术专业的教授,他撰写了关于技术发展、技术的未来等方面的著作［2］407。
舒尔曼把马尔库塞归入到绝对化的自由一派中,同时还包括哈贝马斯。他说:“在论及斯泰因布赫时,我还论及到马尔库塞和哈贝马斯。他们的观点,既不同于超越论者,也不同于本章涉及的实证论者。”［2］3也就是说,在舒尔曼看来,马尔库塞和斯泰因布赫一致的地方是他们的技术思想中都有一种强调绝对化和控制的倾向。但是不同的是,他们强调的内容和角度不同。马尔库塞强调的是社会中自由的作用和地位,而斯泰因布赫则强调的是社会中权力的不可战胜。换言之,舒尔曼认为,马尔库塞属于技术与绝对自由的联姻一派,而绝对自由是社会批判理论的追求目标,是社会解放的一个标志。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舒尔曼实际上也是把马尔库塞看成是社会批判的技术类型。
但是,由于他信奉耶稣基督,因而马尔库塞的技术概念在他那里没有位置。“不管是在绝对化的权力中(斯泰因布赫)还是在绝对化的自由中(马尔库塞和哈贝马斯),意义都找不到它的实质,意义是在耶稣基督那里给定的。”［2］246最后,舒尔曼指出马尔库塞和斯泰因布赫的本质上的不同。“尽管斯泰因布赫求助于马尔库塞和哈贝马斯,尽管他有直接民主制思想,然而斯泰因布赫与这些革命思想家之间还是出现了一种根本性的区别。斯泰因布赫是受到未来可以完全被控制论所控制这一思想驱使的。我们看见,即便他的直接民主制观念也必须服务于这一目的,由于这种民主制的宣告在统计学理论的基础上是可以预期的,因而也是可以加以考虑的,因为未来正在被规划之中。马尔库塞和哈贝马斯相互之间虽也有分别,但都寻求一种‘摆脱控制’的技术发展。他们同意优先权应当给予实践目的的实现,而不是给予技术问题的解决。简而言之,尽管斯泰因布赫从马尔库塞和哈贝马斯那里借来了一些观念,他的技术意识形态却是与他们的自由意识形态相对立的。”［2］318也就是说,作为一个实证论者,斯泰因布赫强调和关注的问题更多的是技术本身,而作为社会批判的技术类型,马尔库塞则在意的是实践目的的实现,而不是给予技术问题的解决。由上可见,舒尔曼笔下的马尔库塞,其技术概念是寻求一种摆脱控制的技术发展。马尔库塞更加强调的是实践目的的实现和摆脱控制这个方面,而不是技术问题自身,他对什么是技术以及与之相关的问题并没有多着笔墨,而且实际上这个思想特点也体现在马尔库塞的著作里,在他一生的众多作品里,他提到技术的时候无一不是关注技术的社会解放和批判传统的问题。笔者认为,这也就是为什么舒尔曼没有把他归入到前两个阵营即超越论者和实证论者的主要原因。
综合米切姆和舒尔曼的看法,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即,虽然说法不同但是实际上舒尔曼和米切姆的评价和定性已经十分接近了,他们都认为马尔库塞的技术概念属于社会批判的传统。
二、 “社会批判”本质的具体体现:人道主义或人文主义特征
马尔库塞的技术概念的本质是社会批判,社会批判在现实中的具体体现为人道主义或者人文主义。这与他所生活的时代背景和社会发展息息相关,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他自身的经历和社会背景。马尔库塞生长于1898年到1979年之间,而这81年是一个十分动荡的年代,德意志帝国在1871年出现后短短的20多年间,把一个经济上落后的数十个封建国家转化为一个欧洲举足轻重的大国,在工业能力上仅次于大英帝国,追求生产和利润是其主要生活目标。这种影响对每个人都产生很大的冲击。人们对科技的神奇无不惊叹。发展得如火如荼的工业革命,一下子可以把限制人的物质匮乏的局面打破,使人得到足够的自由和物质享受。科技发展所带来的好处令人向往。随后两次世界大战爆发,它证明了人类理性没有因为科技的发展而改变,相反,科技的进步使战争更加残暴。更多的市场竞争不但没有带来更多的利益,反而是更多的种族和国际间的敌意和仇恨,这些都迫使不少当代的哲学家重新反省西方文明的前景,反思科技与人文主义关怀的问题。马尔库塞即是其中之一。这种深刻的亲身经历更加促使马尔库塞本人去批判和揭露科技发展本身所带来的问题,从而不断地在哲学上在理论上寻找这种矛盾的根源并试图给以解答。所以说,从出发点和自身的社会背景来看,马尔库塞的科技观就是一种人文主义的批判立场。
其次,马克思的印记。从资料来看,我国学者在研究马尔库塞和马克思的异化与人道主义的关系问题的时候多从批判和比较的角度指出马尔库塞的错误理解,批评马尔库塞“要批判地将马克思主义哲学归结到《手稿》(编者注:指《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人道主义上来”［3］,笔者认为这恰好可以说明马克思的人道主义对马尔库塞的影响。马尔库塞的技术观与马克思关系密切。戈菲说:“马克思的例子表明,人们很容易从技术的人类学过渡到一种对这种技术的评价。当人们把技术活动与生命的活动联系起来,从生命活动开始对技术活动进行评价时,人们会发现这是极具吸引力的。因为,生命历来被看作是一种价值。因此,我们也正是将从这一方面,讨论当代对技术的评价。”［4］110戈菲这样评价马克思的技术思想。他说:g.西蒙栋、海德格尔和d.伊德,以其各自的方式,用技术客体与人类实在论之间的关系问题代替了自然的与人工的之间的关系这个古老的问题。“这种观点在马克思对工艺学的分析中仍然是很明显的。”［4］85也就是说,马克思强调了技术客体与人类实在性之间的关系问题,这为马尔库塞进一步把技术作为批判资本主义的工具这一想法提供了桥梁的作用。“异化”是马克思哲学的中心概念,马克思是人道主义者的观点在西方世界颇为流行,尤其在西方马克思主义那里。马尔库塞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著名代表,就秉承这样的观点。这也是为什么当他阅读到青年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时候就立刻认可了马克思在该著作中阐发的异化论的人道主义思想的原因。
再次,当时对科学和人文的关系的探讨成为马尔库塞人文主义特征的直接来源。自18世纪法国启蒙运动以来,人类社会对人文主义要求的呼声日益强烈,科学技术发展的人文关怀和人文主义的主题与特征也越来越突出。卢梭对技术的批判核心即是对过分强调技术的使用而忽略了人文和社会综合因素的批判,开了人文主义批判的先河。以后,许多哲学家和思想家都从人本主义的角度分析和批判科技发展及发达资本主义的社会状况。马尔库塞也正是继承了这种人文特征和传统。霍克海默尔在他的科学技术观中阐发的人文关怀丧失的问题也影响了马尔库塞的技术的人文主义的批判特征。科学与人文的分裂是当代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问题。科学主义是近代自然科学发展的产物,而人文主义则有较长的历史。近代科学与人文分化的结果,一方面为人们谋取物质利益取得巨大成功,另一方面其反自然、反人道却使科学失去了人性的光彩。但无论科学主义还是人文主义都是对人的本质的片面理解。而科学人文主义则是两者的结合,是一种理想状态的追求和美好愿望。正如贝尔纳所说:“由于应用了科学和创造发明,人类有了新的发展可能性。”［5］543“科学意味着要统一而协调地,特别是自觉地管理整个社会生活;它消除了人类对物质世界的依赖性,或者为此提供可能性。此后,社会仅受到自我的限制。”［5］544马尔库塞从技术入手来研究资本主义和现代性的问题。首先,马尔库塞的技术概念受到当时科学和人文的矛盾的影响,这是当时文化批判传统的体现。如胡塞尔、海德格尔等都对当时的科学和人文的矛盾关系给予关注。其次,他强调技术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在技术概念与资本主义的关系中来论述技术问题,这是法兰克福学派的传统,体现了马尔库塞的技术概念是马克思主义社会批判传统的有机组成部分。
最后,人道主义是马尔库塞“社会批判传统”这一技术本质的具体体现,他对整个资本主义的批判也体现出了人道主义的思想特征,该本质对他的科技观研究有重要的意义。究其一生,他的思想观点和论题经历了多个变化阶段,但是唯有他的“社会批判传统”的技术本质是始终如一的。在马尔库塞一生的各个阶段里,他都以“社会批判传统”的本质来衡量和评价某个理论的得失与否和价值标准。所以说,马尔库塞是坚定的人道主义者。从科技观而言,他的科技观也必然带有既积极入世又消极避世的矛盾。积极入世具体体现在从开始马尔库塞即确立了科技批判的现实,而消极避世则具体体现在他一生中对科技观的分析和矛盾解决都从人的心理、人的感性等方面去开拓出路而没有从阶级分析和社会经济发展上找主要原因。由此可见,对于一个哲学家来说,确立什么样的哲学基础和本质对他的影响有多大。衣俊卿在《人道主义批判理论》一书中指出,法兰克福学派在剖析资本主义社会时,特别注重对科学主义和实证主义的批判,从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到马尔库塞等法兰克福学派再到东欧新马克思主义,“贯穿于东西方新马克思主义的最重要的主题或思想主线是人道主义的文化批判”［6］247。不同于科学主义马克思主义,马尔库塞等人是“人本主义马克思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6］55。马尔库塞等,“以不同的方式,从不同的侧面探讨人的本质,并且把自己关于人的存在与本质的见解同对现存社会的具体批判结合起来”［6］225。由此可见,马尔库塞作为人道主义者是不容置疑的。
三、 评价和意义
于是我们的问题也由此产生了,如何看待米切姆和舒尔曼关于技术的划分,以及如何看待马尔库塞的技术概念的本质。
笔者认为,首先需要肯定的是米切姆和舒尔曼等划分技术的方法是有其必要性的,其必要性在于他们突出了技术问题本身,而我们知道当时的技术问题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人们并没有看到技术问题有它自身的存在和地位。正如舒尔曼指出现代技术问题的重要意义那样:“现代技术的问题之所以很少有人看准,主要是缺乏这种分析。只有当我们了解到技术是什么,以及怎样把它区别于其他人类文化活动时,才有可能对技术和文化相互作用进行有成效的哲学反思。尤其是需要清楚地探明技术与科学的关系,以便去评估技术对文化的未来的重要性。”［2］1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我们说,米切姆和舒尔曼等划分技术的方法一方面促进了人们对技术的重视程度;另一方面也使得当下关于技术的论述得以系统和归类,有利于理论上的反思和进一步的研究,其意义在于凸显出了技术问题本身,符合当时的时代背景和问题发展的逐渐显现的客观规律,功不可没,具有积极的作用。而且,正是沿着这一研究思路,后人对技术的研究不断深入下去,今天技术哲学界还在做此论题。它开辟了技术哲学研究的一个新领域。此外,从有别于通常的技术哲学的两个传统之外的第三个传统来阐述马尔库塞技术观的归类,从哲学的角度讲具有科学性和提纲挈领的作用,使我们对马尔库塞技术哲学的研究有针对性和目的性,从而对整个技术哲学的研究也具有一定的意义。
其次,米切姆和舒尔曼认为马尔库塞的技术概念属于社会批判的传统,这种划分属于一个角度的问题。而且也正如米切姆和舒尔曼所划分和定性的那样,马尔库塞的技术概念属于社会批判的传统,是必要的一种存在方式。马尔库塞的技术概念属于社会批判的传统或者说属于社会批判的技术,也有其必要性。其必要性在于马尔库塞社会批判的技术突出了社会现状。其目的是为了突出社会现实中的社会问题,所以马尔库塞和其他的技术哲学家(这些技术哲学家包括米切姆所划分的工程学的技术哲学和人文主义的技术哲学以及舒尔曼所划分的超越论者和实证论者)的出发点不同。其他的技术哲学家是从上面提到的需要重视技术问题本身的角度来说的,而马尔库塞所强调的是需要重视技术在社会中的作用和影响的角度来说的。这也是为什么在米切姆和舒尔曼的划分里没有把马尔库塞作为其中的一个成员的根本原因所在。
再次,马尔库塞的技术概念属于社会批判的传统的意义或者说马尔库塞的社会批判的技术的意义。第一,实际上,马尔库塞提出了从纯粹技术角度研究技术问题对社会的作用和影响的可行性的问题。第二,从马尔库塞的身上反映出马克思主义的传统与技术问题的结合作为一种趋向,更有助于解决社会中的技术问题。马尔库塞与他们的研究领域不同,当技术问题变成为社会问题时,这种从社会传统的角度来分析技术问题的做法则有的放矢。第三,技术问题也是现代性中的根本问题,从马克思主义的传统出发,是唯一解决的方法,当然,其他方法可以辅助、参考和补充,但是无法超越马克思主义的传统。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实践唯物主义,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特征,实践的检验能够使得技术问题不断得到验证,而唯物主义的原则和立场则表示技术问题深深扎根于人类生活。所以说,马克思主义哲学为解决技术问题提供了宏观上的指导。
参考文献:
?［1］卡尔·米切姆. 技术哲学概论［m］. 殷登祥,曹南燕,译. 天津: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 1999.
?［2］舒尔曼 e. 科技文明与人类未来:在哲学深层的挑战［m］. 李小兵,译. 北京:东方出版社, 1995.
?［3］张和平. 《手稿》的人道主义与马克思主义马尔库塞《手稿》地位观点之批判［j］. 晋阳学刊, 1997(1):53－58.
?［4］让-伊夫·戈菲. 技术哲学［m］. 董茂永,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0.
关键词：科技传播；信息；戏剧化
“戏剧化”并不是一个“新鲜”的提法。大众传媒从19世纪出现以来，就一直伴随着商业化和消费文化的控制和熏陶，“戏剧化”也就成为一种必然的信息表现形式。
大众文化的研究者认为，“电视画面在强调人类的灾难和悲剧时，引起的往往不是净化和理解，而是戏剧化的滥情和怜悯，推出的只是一种很快就被耗尽的感情、一种假冒身临其境的虚假仪式，最终将会使观众变得矫揉造作或厌倦透顶”。政治传播学者在论及政治信息选择和包装时认为，“相对于复杂而又难以加工的媒介事件，那些可以精美包装，并且用相对简单却戏剧性的方式加以陈述的媒介事件会得到更多的报道”拉。“新闻最关注的往往是那些能用戏剧化方式将其处理成简单故事的事件”。在科技传播领域，一些调查报告也早已表明了这一担心。2004年，美国的一项调查表明，夜问的科学脱lZl秀节目尤其吸引年轻人，特别是有科学家参与，并且配有戏剧元素的时候。这些节目被一些科学家认为是有害的，因为“被错误地引导的公众和不知情的公众一样令人不安”。
科学技术的研究和成果的推出有其特定的规律，同样，科技信息的传播也应该有其区别于其他社会信息、政治信息的传播方式。在“信息爆炸”的大背景下，科技信息的有效传播将影响到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例如，汶川大地震中，地震是否可以预测的问题，就被媒体运用了戏剧化的表现方法，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受众的误解和不安；同样，在中央电视台《走进科学》栏目的一些节目中，戏剧化的编排方式也引起了广泛争议，这些都说明“戏剧化”在科技传播中的普遍性和引起的种种弊端。研究这种倾向性，将有助于理解科技传播的独特规律和进行有效传播的特殊含义。
一、信息戏剧化的戏剧原理
(一)信息戏剧化的本质是信息编码的模仿性倾向
信息是符号和意义的统一体。信息传播是符号的传播，符号必须经过编码、解码、译码才能实现传播的全过程。根据传播目的的不同，编码会体现不同的倾向性。从信息到新闻，是要体现信息的事实倾向性。而在这个符号化的编码过程中，掺入戏剧元素将会使信息在进人大众传播环境中体现戏剧化的特征。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认为：“一切艺术都是模仿，戏剧也是模仿，是对人的行动的模仿。”而康德认为，艺术是建立在人的理性基础上的自由创造活动。西方美学史普遍主张艺术模仿论，即主张艺术本质上的对自然的模仿活动。因此，掺入戏剧元素，就是掺入一种模仿的倾向性，是一种在事实基础上进行了艺术加工和创造的编码，是事实的模仿而非事实本身的传播。同时，模仿的程度将反映戏剧化倾向的程度。既然模仿是艺术创造，那么添加在事实之上的创造出来(非原生)的内容越多，就表明其戏剧性越强。
(二)信息戏剧化的两种表现形式
在戏剧理论中，戏剧性分为文学构成中的戏剧性和舞台呈现中的戏剧性。我们不妨以此为标准，将信息的戏剧化表现形式也分为两种，即以文字形式出现的戏剧化表现形式，如报纸、杂志和网络文字新闻，以多媒体形式出现的戏剧化表现形式，如广播、电视和网络多媒体新闻传播方式。
(三)戏剧化对受众影响的两种表现
西南师范大学教授胡润森在《各戏剧元素之结构关系=》一文中指出，戏剧有九种构成元素，分别是戏剧台词、戏剧动作、戏剧时空、戏剧场面、戏剧情节、戏剧角色、戏剧意象、戏剧主题和戏剧节奏。
根据信息编码过程中对不同层次元素的表现和突出程度，受众会相应受到潜在和显在的影响。比如，戏剧台词、戏剧动作具有“基础性”、“具象性”、“单子性”、“原生性”特征，编码过程如果突出这些元素，将会表现出显在的影响，而戏剧主题、戏剧节奏具有“高层性”、“继生性”、“综合性”、“抽象性”特征，对受众有潜在的影响。其他介于中间。
二、科技信息选择戏剧化
科技信息来自科技活动、科技实践，是实际经验的概括和总结，符合客观规律，并以逻辑和概念等形式表现出来。科技性是科技信息的本质特征，也是传播者进行选择并进入大众传播渠道的出发点。上文论及，信息戏剧化的本质是信息编码的模仿性倾向，“模仿”是戏剧性的本质。因此，科技信息选择戏剧化也必然使其具有戏剧创作的特征。
在戏剧理论中，戏剧性的来源有两个方面，一是人的动作，二是人的意志冲突。科技信息戏剧性的来源显然不能这样直接地去理解。通过仔细梳理当前科技新闻传播的特征，发现科技信息的选择确实部分与此相关，但内涵却有所扩展。
科技信息是人进行科技实践活动后的经验总结，它虽然以逻辑和概念形式表现出来，但也是存在人的因素的。人是动作的发出者，科技信息能体现人的动作性，这就将是进行信息选择的理由之一。同理，人的意志冲突可以构成戏剧性，那么经过概念扩展，可以理解为具有“矛盾性”的科技信息将是进行信息选择的另一个理由。只不过，这里的矛盾性，不只是意志冲突，还有不同信息系统之间的矛盾等更多的矛盾范畴。
“动作性”是戏剧性的来源之一。在科技信息的选择上，专家的话就是“动作性”的体现。在上文戏剧化对受众显在影响的论述中也提到，显在的影响是第一层次戏剧元素的凸现，即台词和动作，引述专家的话，也就是台词与动作的体现。比较严肃、呆板的逻辑、概念式的信息报道，这显然强化了“戏剧”效果。
戏剧性的另一个来源是“人的意志冲突”，即矛盾性。在对科技信息进行选择的时候，矛盾性的体现是全方位的。
对科技信息的欲知与未知的矛盾。科技信息包罗万象，种类繁多，关系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运用科技信息推动生产、改进生活质量都是人的基本需求。满足这种需求、解决这样的矛盾将是进行科技信息选择的第一层意义。
科技信息自身的规律性矛盾。科学知识从研究、论证到成果推出有其自身的规律。
不同信息系统交织产生的矛盾。人类社会是一个极为复杂的社会系统，社会系统的功能在于保证社会结构的整合性，通过与外部环境的交换来实现自我调节，以适应环境变化，维持社会的运行和发展。社会信息系统是社会系统的一个基本系统，它本身又是由各种子系统相互连接、相互交织而成的整体。按照不同的分类规则，子系统可以分为不同的种类，按照信息类型分，可分为经济信息系统、政治信息系统、文化信息系统等等。每个子系统既具有相对独立的结构和功能，又与其他子系统相互交织、相互作用。子系统之间的这种相互关系就是“矛盾”产生的根源之一，也就是造成“戏剧性”的来源之。
【关键词】现代科技传统文化契合性
新的历史条件下，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虽然对中国传统文化带来了挑战，但同时也赋予了中国传统文化新的内涵和活力。因此，我们要正确处理中国传统文化和现代科技之间的关系，充分认识和积极借助现代科技的优势，大力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不断增强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纽带作用，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精神动力。
现代科技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存在着契合性
现代科技与中国传统文化具有共同的社会功能。任何一个国家，都在社会存在的多元文化中确立一种能够占统治地位的主文化，并通过不断发挥主文化的教化功能。现代科技也是这样，人们发明的现代科技，只有被社会认同，才能发挥出应有的先进作用。而社会对现代科技的认同过程，也是现代科技发挥教化功能的过程。因此，现代科技和中国传统文化在共同的社会教化功能上，体现着二者的契合性。中国传统文化总起来说可以归纳为关于人的问题，是一种偏重于怎样做人，形成人生价值观的文化，人生价值观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现代科技则是在现代社会条件下，促使人们去深化对社会、自然的认识，促进人生价值观跟上时展。同时，通过现代科技对社会生活各方面的影响和渗透，使人们的时间观念、劳动观念、消费观念、自我意识、家庭意识等也都发生了新的变化，体现了现代科技在人生价值观形成过程中的功能。这说明，在形成人生价值观的功能方面，现代科技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也存在着契合性。
现代科技与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国社会的发展起着相同的促进作用。中国传统文化经过漫长的历史发展，形成了一种相对独立的精神文化体系。在不同的历史阶段，通过不同的表现形态，渗透到社会各个领域，对人们的思想行为起着影响和规范的作用，在客观上推动了我国社会向着现代文明不断发展。可以说，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够长期立足于世界民族之林，是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当然，现代科技对中国社会发展同样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在这个层面上，它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作用不是对立的，而是一致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在现代科技条件下将继续发挥促进社会发展的积极作用，在这一过程中，必然会不断地吸收和容纳现代科技的新成果。同样，现代科技要在中国社会发展中起到积极的作用，也离不开已经深深植根于中国人民思想中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
现代科技赋予中国传统文化新的科学特性和创造活力。一方面，进入20世纪以来，现代科技对人类文化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影响。现代科技不但成为生产力发展的第一要素和现代经济发展的强大驱动力，而且更重要的是，现代科技发展中形成的科学精神，包括现代科学思维方式、科学态度、科学的价值观念等，对人们现代的精神生活和文化生活，对中国传统文化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使中国传统文化在现代科技条件下，赋予了崭新的科学特性。另一方面，在现代科技条件下，传统优秀文化经过现代科技的陶冶和兼容，具有了新的创造活力，它既蕴含了现代科技的新成果，又指导着现代科技条件下的民族文化不断创新和发展，永葆生机和活力。具有新的创造活力的民族文化，既不守旧，又不封闭，既不教条，也不狭隘，是一种集开放性、多维性、创造性、辩证性为一体的崭新文化，充分体现着现代科技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契合性。
现代科技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挑战
现代科技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在存在着契合性的同时，也对中国传统文化带来了冲击和挑战，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中国传统文化的封闭性受到了以开放性为特点的现代科技的冲击。中国传统文化在其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始终是以自然经济为基础，以高度集权专制统治的政治为背景，以相对独立的地理环境为条件。这种在特定的经济基础、政治背景和地理环境条件下逐渐形成和发展的中国传统文化，带有明显的封闭性特点。五四新文化运动后，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新文化开始在中国传播，并在实践中逐渐形成了具有开放性特点的中国现代文化。中国传统文化在受到了这种现代文化冲击的同时，实现了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结合，并通过对传统文化的不断扬弃，使优秀传统文化得到进一步弘扬。现代科技与工业经济和市场条件相适应，打破了地域和国界的限制，有着强烈的开放性。这种开放性对仍然保留着一定封闭性的中国传统文化，无疑带来了一次新的冲击，促使中国传统文化不断吸收和容纳现代科技的新成果，在新的条件下继续发扬光大。
中国传统文化的中庸信条受到了现代科技条件下的竞争原则的冲击。中庸之道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一个重要内容，是中国儒家思想的核心。中庸思想在中国人民的思想中有着根深蒂固的影响,但它与现代科技条件下所提倡的竞争原则相冲突。于此同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要求人们的精神文化体系充分吸收市场经济发展所必需的，包括竞争观念在内的一系列新的文化价值观念。如果我们在现代科技和市场经济条件下，仍然固守着传统文化中的中庸之道，那么，就会在激烈的竞争中感到束手无策，甚至被淘汰。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伦理中心原则受到了现代科技条件下的物质利益原则的冲击。儒学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而儒学的核心是“仁”，由此形成了浓重的伦理中心原则。在这种原则的指导下，中国传统文化突出了人性和人生问题，侧重研究的是人与人的关系、人的行为规范等宗法伦理问题。相比之下，中国传统文化虽然涉及到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但研究并不突出，也不占中心地位。现代科技侧重于研究人对自然的认识和对自然界的改造与利用，与现代科技相适应的物质利益原则占了主导的地位。这样，随着现代科技的迅速发展和广泛应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伦理中心原则就受到了物质利益原则的冲击。
现代科技应用于社会各个领域所产生的新问题，对中国传统文化提出了挑战。随着现代科技的快速发展，其影响和应用涉及到社会的各个领域，引发出一系列新的问题，给传统文化提出了新的挑战。例如：社会进入信息化后，先进通信网络的形成使传统大众传媒走向没落，大众传媒原来拥有的道德传播、控制社会舆论的作用大大减弱，人们的价值取向、价值观念等受到多种渠道信息源的影响而日益多元化。另外，通信网络的发展，电话的普及减少了人们直接接触交流的机会，影响到对人们发展非常重要的人际关系，也会加深人的孤独感。
充分发挥现代科技优势，大力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
培育和树立现代科技蕴含的高尚科学精神，是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前提和基础。现代科学技术本身不仅蕴含着世界观价值、方法论准则和伦理学规范，而且蕴含着体现现代科学技术本质的科学精神。科学精神、科学思维和科学知识是现代科学技术的三种精神形态。科学精神是科学研究者在长期科学活动中形成的一种高尚的意识、观念、道德品质和精神风貌，是人们学习和掌握科学知识，进行科学思维的前提，也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得以大力弘扬的重要保证。有了科学精神，才能对中国传统文化采取科学的态度，才能在现代科技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冲击和挑战面前，形成科学的认识，得出正确的结论，采取科学的方法，取得有效的成果。因此，在现代科技条件下，培育和树立科学精神，仍然是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要解决的首要问题。
关键词：民族传统体育学；学科；认识
中图分类号：G7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3612(2006)04―0522―04
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是构成我国体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从“学(科)”的角度和高度重视和建设，以1997年教育部将民族传统体育列为“体育学”下属的一个二级学科为标志。我们尝试着从学科的角度全方位审视民族传统体育学，以期按照科学的学科体系，全面建设民族传统体育学自己的独特理论和学科体系，为民族传统体育学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学科提供一定参考。
1 对学科的概念的基本认识
学科是一个变化的复杂概念。从其内涵而言，学科经历了从古代的考试科目、学术分类到近代的教学科目及其以后的科学门类直到现代意义上科学的学科的发展；就其外延而言，它经过了从古代的分科治学到现代的学科分化、学科交叉和学科综合等的演变。今天的学科概念，既保留了由古至今所指的学术分类或知识门类的最基本的含义，又包括了相关研究活动过程体系与研究活动结果体系的统一，具有窄义和宽义之分。窄义是指作为代表真理的科学的知识体系，也可以作为科学的一个分支，即围绕着科学而展开的揭示事物规律的知识体系的分支，也可以作为有组织的科学的探究领域，旨在探索和解释多种自然的和社会的现象，揭示其内在的本质与联系。宽义的学科概念包括了围绕窄义概念的一切相关内容，除了知识体系以外，还有组织、管理等一套系统。
这里我们侧重于窄义下的学科研究，将学科作为教学科目，作为知识与学习的一个分科，即依据一定教学理论和原则组织起来的适合于教学需要又能反映其所对应的科学基本内容的知识体系。
2 学科的科学内涵与建构标准
2．1 学科的基本涵义 综观学科的概念，最为核心的内涵有两层，第一层涵义就是指学术的分类，第二层涵义就是指教学科目，又称科目。依据一定的教学理论组织起来的科学基础知识的体系。为了教学的需要把某一门科学的浩繁的内容加以适当的选择、合理的组织和排列，使它适合学生身心发展的水平和某一级学校教育应该达到的程度，这就形成了同这门科学相对应的学科。
2．2 学科的结构特点 学科最基本的含义是一种相对独立的知识体系。“知识是我们构造起来的一种模式，它使得经验里的规律性具有了意义和结构。任何组织体系的观念都是人类发明出来的，目的是为了使经验更经济、更连贯。”所以，知识是构成学科的细胞，知识的发展变化促使学科的发展。知识是动态的，可以建构的。
学科结构一般由三部分组成：一是实体结构，包括探究的问题、材料及解释材料的概念、原则和理论；二是句法结构，包括具体的程序和方法；三是组织结构，主要是指某门学科不同于其它学科特定的活动过程和方法。法国学者莫兰(Morin・Edsar)指出：“学科是科学知识领域内的一个组成部分，在科学范围内确定自己的研究领域和特长，迎合科学各方面的需要。尽管科学涵盖百科，但每一个学科由于有自己特定的边界，有自建的学术用语、研究方法和理论，因而都是独立的。”
2．3 学科分类标准 1)按研究的手段进行分类；2)按研究的内容进行分类；3)按研究的对象进行分类；4)按研究的目的进行分类；5)按研究的特征进行分类；6)按研究的方法进行分类；7)按学科的派生来源进行分类；可以根据实际需要按不同标准划分。
2．4 学科的发展规律 纵横交错。纵向向深的方向发展，学科越分越细呈分化趋势。学科不断分化的趋势，标志着人们对原来研究对象的研究逐步深入，其研究对象的范围显然缩小了，但认识的内容更加具体和详细了。
横向向广延方向发展，越来越综合。事物是普遍联系的，越深入研究，越显现出事物之间联系的深刻和广泛，仅仅依靠一门学科有限的知识，远远不可能真正解决多因的问题，所以，用多角度对研究对象的不同特点、功能、关系等进行整体的、综合的研究是必然。于是，人们又需要在更高水平上重新进行综合，形成学科发展的综合趋势。这也造就了一批经过综合后的新兴学科诞生。
分统结合。要想获得对研究对象的完整和全面的认识，学科就必须做到分化与综合的结合，这是事物发展的必然规律。学科的分化使它朝着纵深方向发展，对该领域越深入研究，认识就愈专门化，分化也就迅速；学科的综合使它沿着横断方向发展，使该学科的认识越来越全面，通过各学科的相互补充、相互结合、相互渗透，发挥各种分支学科的整体效应。
2．5 学科活动的目的 学科的最终的目的应该是解决实际问题，“科学中所谓‘问题’，无非是目标状态与当前状态的差距”，就学科本身而言，学科问题是学科发展的核心所在。学科问题与学科目际、学科发展三大因素，构成了学科的活动结构。在这个结构中，学科问题的解决是学科目标实现的标志，也是学科发展的目的。“科学和知识的增长永远始于问题，终于问题――愈来愈深化的问题，愈来愈能启发新问题的问题”，所以，学科发展不能看作是一个在原有成果基础上“添砖加瓦”式的单纯的学科积累过程，如果把科学发展与进步归结为量的增加，那是幼稚而错误的。学科的发展不但在于自身成果的积累，更在于它对学科问题的解答。学科问题是科学研究的真正灵魂。
2．6 学科建构的基本标准 通过我们对学科的梳理和认识，从窄义的学科概念出发，归纳出作为一门学科应该具备的基本标准：1)学科的独立性。包括界域清楚的研究对象和特定知识理论、研究方法。2)学科的成熟性。指具有较为公认的理论和实践内容。一定的研究成果。3)学科的系统性。或称完整性。指具有内在逻辑关系的知识系统。4)学科的目的性。是指学科要以解决实际问题为目的，非知识的简单堆砌。
3 民族传统体育学的审视
3．1 民族传统体育概念的界定 概念是反映对象本质属性的思维形式。概念是我们认识判断事物的逻辑起点，其准确与否直接影响着人们的认识程度。但是，目前人们对一“概念体系”的认识尚未有明确的界限。存在着“民族体育”、“传统体育”、“民族传统体育”、“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等多种概念的混淆，而且针对同一称谓的名称认识也是莫衷一是(表1)。
以上的种种定义在不同程度上都有所考虑，也反映出民族传统体育的某些含义，都有可取之处。但是，我们总觉得在
定义民族传统体育时，似乎多数人太注重文字的含义，逻辑的严密，如有人认为民族传统体育前不加限定，是否应该包括世界上其他民族的传统体育呢?当然从理论的逻辑学上讲没错，可是现实的逻辑中也应该有个语境，就像我们日常所说的“打篮球”，恐怕没有哪个人会理解为真的是“打”篮球，我说这些并不是反对严密的逻辑性，而是提醒我们不要忽视问题的主体。事实上，今天我们对民族传统体育的认识上，恰恰是忽视了活生生的就呈现在面前的众多民族传统体育运动，这些其实正是构成民族传统体育的实在主体，舍此何谈其他呢?因此，我们在对中华民族(目前我国的56各民族范围)、传统(以“鸦片战争以前”作为传统的时间界限)，和体育(将生理意义上的人体改造为本质的活动)有了一个认识以后，我们认为民族传统体育：是中华民族在长期的社会活动中，在中国传统文化的滋润下，由中华各个民族创造的，逐渐融合发展，流传至今的各种自成体系的体育运动的总合。
这一定义中，被定义项是民族传统体育，种差是中华各个民族创造的，在中国传统文化的滋润下的，属依然是体育运动，其内涵是中华民族所创造的体育运动，外延是大量的相关运动，包括各种各样的项目，如按功能分竞赛的，单纯娱乐的，庆典的，等等。
3．2 研究对象与领域 在明确了民族传统体育的概念后，再从学科窄义出发，我们不难定义民族传统体育学，即将民族传统体育作为一个教学科目，依据一定教学理论和原则组织起来的适合于教学需要又能反映其所对应的科学基本内容的知识体系。
首先要讨论的是其研究对象。对此有各种不同的声音：
有的人从最一般的意义上说民族传统体育学的研究对象是民族传统体育。
有人用文化学的分类来对“民族传统体育”进行适度抽象，认为：民族传统体育学的研究对象应该适度抽象为：民族传统体育物质文化、民族传统体育制度文化、民族传统体育精神文化。
有人仅就《民族传统体育概论》而非民族传统体育学的研究对象作表述，称：《民族传统体育概论》是从宏观上、整体上对民族传统体育的基本特征、内容体系和发展规律进行综合研究。”
《民族传统体育概论》应从整体上揭示民族传统体育的本质特点和基本内容体系，剖析民族传统体育的社会地位、作用与功能、目的任务及其与传统文化现象之间的关系，阐明民族传统体育作为一种社会文化形态的发展规律，以指导民族传统体育向着科学化、合理化方向发展。”
有人认为应该与教育学的研究对象保持一致，确定民族传统体育学研究对象：应是社会历史发展对民族传统体育运动提出的要求和人们对民族传统体育活动的需求不相适应的矛盾问题。
有人认为民族传统体育学的研究对象是民族传统体育活动现象和规律，其基本内容可包括：民族传统文化与民族传统体育的相互关系，民族传统体育与本民族或地区的政治、经济、教育及其生存、发展和变迁的关系；以及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内容与地域和民族特点的关系等。
以上各种观点的出发点不同，导致了对象的差异，借用已有的其他学科的思路移植的痕迹较为突出，当然其中也不乏一定道理，但是，如果我们站在学科的角度剖析民族传统体育学时，我们知道学科的窄义是特指一个知识体系，而学科的任务是解决实际问题，学科的特定性要求研究对象也具有特定性，基于这三个层面的整体考虑，知识体系主要指最基本的知识、基本理论和规律，作为术课性质的学科还应该包括基本技术，这即是术课的特点，也是体育的特性；学科的目的最终应该是解决社会要我们学科提供某种成果的问题，一个个鲜活的民族传统体育项目是研究对象的表征，由此，我们认为民族传统体育学研究对象是：众多民族传统体育项目的基本技术、基本理论及其内在逻辑体系和适应社会发展的问题。
研究领域常常是研究对象的具体展开。目前，多数人对此没有详细的论说，见到的观点很少，现有的如易剑东认为：民族传统体育的概念与术语体系、民族传统体育的本质与特征、起源与演进、功能与价值、不同民族传统体育项目的发展战略、民族传统体育在各个领域的运用、民族传统体育的交流与传播等都应当是民族传统体育学的研究领域。
从学科的角度看，按研究的内容进行分类，实际上主要是操作技术领域和研究理论领域，继续下分可以分为有民族传统体育教学领域、训练领域、社会应用领域、基础理论领域等，这样的划分较为简捷且符合学科的要求，当然，研究领域不是固定不变的，我们在确立一个学科的重点研究领域时往往还要结合时代的现实需要，不断完善。
3．3 学科性质 有人认为，民族传统体育学应归属于人文社会学科，因为它更多地从民族学和传统学、体育学的角度进行研究，而当前这三个学科当归人社会科学的范畴内。”…
其实，按目前的体育学分类，民族传统体育学在体育学之下与其他三个二级学科相比，他是一门超级交叉学科，很难说是归属那一门类，因为它不仅包含着和其他体育项目一样的教育学和训练学理论与方法，而且需要借助体育人文社会学和运动人体科学的理论与方法进行研究，可以说涵盖了其他三个体育学二级学科的所有理论，更有他自身独特的一套技术和理论体系，这是学科发展“纵横交错”，“分统结合”规律的使然，但是，我们只是隐隐约约感到，却难以拿出具体的实据，充分反映了学科的不成熟。
3．4 研究方法 独特的研究方法是一门成熟学科的最重要标志之一，不少学科往往是通过其独特的研究方法来体现其独特性的，如解剖学的尸体解剖法。但是，不同学科共同使用相同研究方法的现象也很普遍，因为许多方法自身具有很强的普适性。
学科的研究方法可以从三个层次论述：方法论、方法、程序。方法论是指具有高度统摄意义的审视事物的根本理论，方法往往是从具体学科出发而使用的研究思路；程序则是进行某项研究所应该遵循的基本工作顺序。
目前，我们看到的有关民族传统体育学研究方法，总感觉他的普适性远远大于他的独特性，所以，我们不想列举，试着按照现实的研究思路，从研究的三个层面做一梳理。
整体观――方法论。
整体观是中国哲学方法，他是以中国整体形象思维做基垫的，他重综合，重从整体上把握，重事物的结构、功能和联系。这和注重分析，把研究事物从众多联系事物中剥离出来独立考察他的属性和实体的方法论不同，这正是民族传统体育学研究方法的根本理论。
从局部人手――回归整体的方法。
认识整体还是要有具体的方法，那就是从局部人手――回归整体，这是在整体形象思维统御下完成的，就像中医看病，从局部病情人手，辨证整体施治一样。
技术先导――理论后追――技理整合的程序。
在上两层思想指导下，我们可以看到民族传统体育不是乌托邦，它有着实体，即以一个个鲜活的运动为表征，而运动的载体是技术动作，加之我们的民族传统体育通常是技术领先于理论，所以，我们应该从技术层面人手，追寻和建构其理
论体系，进而再指导技术的改进与发展，以适应社会对其的要求，达到技与理的高度整合，促进其发展。
4 民族传统体育学的几点思考
4．1 民族传统体育学够的上一门学科吗? “只有走向成熟的学科，才谈得上是科学意义上的学科”。尽管，目前民族传统体育学已经是国家认可的一门正式二级学科，国家对民族传统体育的重视，值得欣慰，但是，从学科本身角度看，其成熟性、系统性等值得商榷，以至于，我们能看到的为数不多的几本相关教材，不是分类混乱，就是体育项目大简介，要不就是尽拿武术(把武术当成了民族传统体育全部)说事，名称上的学科不等于真实的学科，与其如此，为什么不现把较为成熟的武术，从学科的角度下大力气建构好呢?当然，这不影响我们继续建设更为宏大的民族传统体育学，但是，没有必要急于名不符其实地列到高等体育学府的学科中啊!起码是时机不成熟。
4．2 现有的专业课程培养的人就专业方面是浪费还是不足?
“学科的最终的目的应该是解决实际问题”。北京体育大学2003年本科专业教学计划，对本专业的培养目标是：“本专业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较系统地掌握民族传统体育基本理论、技术与技能，能在运动队、学校体育、社会体育健康指导领域中从事武术、传统体育养生及民族民间体育教学、训练、科研等工作的高级专门人才。”
针对这一目标与现实对比，我们看到巨大的反差，一是我们培养的人才很难进入运动队从事工作，二是社会中没有针对社会体育指导员设定的固定岗位，我们培养的人也不可能进入这样岗位工作，三是大多数流向大中小校，多数从事公共体育课的工作，以武术套路为例(其他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在院校中的开展更是了如星辰)，所教项目仅初级拳术、简化太极拳等而已，而他们在校期间学习了少则十余种的传统拳械，所学与所用之间如此大的反差，就专业技术方面是否是浪费呢?
或许我们可以说，学习这些项目是培养他们的一种能力聊以，但是，且不说这些项目教学能否培养能力问题，就以他们正常考入大学前的技术水平，略加体育教学理论和其他课的学习，应对以后的那些工作，还有问题吗?那么，反思我们目前的课程设置、教学与训练，做何感想?
4．3 民族传统体育何去何从?民族传统体育具有明显的地域性、民族性、传统性，试想在一个特定的地域、时期、文化等背景映射下形成的特定的体育项目，在其失去了可依托的大背景，他将何去何从呢?
改――以适应社会的要求是必然!可是，极具地域、民族特点的体育怎么改?改了以后具有了普适性的体育，还能叫原来的名称吗?还是原来的他吗?我们常常说：“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民族传统体育要走向世界，可是，如何走向世界，有的项目走向世界的可能性有多大?以目前走的最远的武术套路为例，有人评价：“在民族体育整体受到西方体育文化压抑的30年中，仅有改编的武术套路一花独放。而武术被简单化和样板化后，套用体操规则，丢掉了武术的“武”，失去重竞技特色，变成中国式的“武操”或“舞术”，走进连高规格比赛也没有观众的窘境。
当然，我们反问，套路不这样改?又如何改?又如何评判呢?就算你认为那样的原汁原味武术，就一定会有观众吗?
这不是较劲，其实这些问题背后预示者传统体育应该保留什么，改革哪些，更为深刻的是，在当今全球化大潮中民族文化的生存与发展的命题，也是一个民族荣辱兴衰的问题，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思考！
5 结论与建议
5．1 结论 1)学科的窄定义：将学科作为教学科目，作为知识与学习的一个分科，即依据一定教学理论和原则组织起来的适合于教学需要又能反映其所对应的科学基本内容的知识体系。
2)建构学科的基本标准：(1)学科的独立性。(2)学科的成熟性。(3)学科的系统性。(4)学科的目的性。
3)按学科知识对民族传统体育学的基本认识：
民族传统体育定义：是中华民族在长期的社会活动中，在中国传统文化的滋润下，由中华各个民族创造的，逐渐融合发展，流传至今的各种自成体系的体育运动的总合。
民族传统体育学研究对象是：众多民族传统体育项目的基本技术、基本理论及其内在逻辑体系和适应社会发展的问题。
学科性质：是一门超级交叉学科。
研究方法：分三个层次，依次是整体观――方法论。从局部人手――回归整体的方法。技术先导――理论后追――技理整合的程序。
4)民族传统体育学存在问题：(1)学科属性不够成熟和系统。(2)现有的专业培养目标与实际工作有落差。(3)民族传统体育发展值得深思。
5．2 建议 1)加强从学科角度对民族传统体育学的更为深入细致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