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3-24 15:34:41
论文关键词：文化负载词，汉英，翻译
文化负载词汇（culturally-loaded words）是具有鲜明的民族文化特色的词汇，反映了特定民族的历史、文化和民俗习惯，一般简单地分为民族专有词汇、具有民族文化内涵的普通词汇和习语[1]。一般来说，包括替代式翻译、音译、解释性翻译、和意译。
1．替换
替换指在保留原文意义的基础上，用译语中某个指代意义不同但比喻意义相近的词语代换原文词语的方法，即用译入语中带有文化色彩的词语取代源语中带有文化色彩的词语[2]。例如：开夜车（burnthe midnight oil）；钻牛角尖（split hairs）；低声下气（pocketone's pride）；背水一战 fight with one's back against the wall（背墙一战）；马后炮（mustard after dinner）；耳边风 water offa duck S back；当电灯泡（play gooseberry）；过河拆桥（kick down the ladder）；昙花一现 a flashin the pan；酒肉朋友 fair weather friend。
英语和汉语是两种截然不同的语言，两者之间所反映出的文化差异构成了交际的障碍。如何克服障碍取得文化对等就成为翻译要解决的难题之一。实践证实，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可以找到能为译入语读者接受的文化对等的翻译方法。通过各种必要的变通手段，至少可以做到语用上的对等。
2．音译
汉英文化差异给文化负载词的翻译带来了困难，汉语中的很多词汇无法在英语中找到形式和内容完全对应或者类似的表达，这时可以把原语里的词汇直接音译过去。音译的词经过长期而广泛地使用，会逐渐融入英语文化中，丰富英语词汇，有利于不同文化的交流和语言的融合[3]。如儒教（Confucianism）、道教（Taoism）、功夫（kungfu）、阴（ying）阳（yang）已经普遍为英美人士接受。再比如北京奥运会吉祥物 “福娃”的翻译。“福娃”最初翻译成“friendlies”，自诞生就引起了广泛的争议。首先，friendly作为形容词意为：“和蔼可亲的，友好的，对环境无害的”。但是作名词是“友谊赛”的意思。既然在此用了复数形式文学艺术论文，必是名词无疑，意义上就说不过去了[3]。其次，friendlies听起来像是friendless（没有朋友）。每届奥运会的吉祥物都能体现主办国的民族特色，而friendlies这样的翻译从对外宣传的角度说，无法体现中国的民族特色。该词的争议结果是最终选择了音译，直接翻译成Fuwa。既简单易记，又能体现了民族特色。
3．解释性翻译
音译只取其音、不取其义，虽然能让读者从语音上准确地接受，但译文成了完全的记音符号，原词的内部意义和文化意象完全消失，成了一种空壳。对于这种情况，在音译之后如果辅以一定的解释，则形式和内容可以得到有效统一。如：“三个代表”译成Three Represents （to represents the trend of the development of advancedproduction forces， to represent the orientation of advancedculture and to represent the fundamental interests of the overwhelming majorityof the people in China）；“四项基本原则”译成The Four Cardinal Principles （four principles of adherence to the socialist road， the people’s democraticdictatorship， the leadership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China， and Marxism-Leninism and Mao Zedong Thought）。
解释性翻译固然在表意上力求详尽、清晰，但容易给人拖沓的感觉，因而这一翻译只能是一种权宜之计。就表意而言，这一翻译方法与音译可谓两个极端。折中的一种方法就是意译。
4．意译
中文读者因为同原文作者具有相同的文化预设，所以能够通过词的表面形式去理解交际信息的全部内容，而英语读者通常不熟悉中国文化，会按照自己的文化预设理解译文词汇，产生的联想也是不同的，甚至可能误解原文。
例如“拖后腿”，如直译成英语pull one’s leg，就变成了“哄骗取笑某人，愚弄某人”。中国话里的“馋猫”比喻人贪嘴，常含有亲昵的成份，而在西方文化中“cat”被用来比喻“包藏祸心的女人”。按中国人的心理， “山羊”是个褒义词，如留着山羊胡的老人，而英国人却视“goat”为“色鬼，淫荡的人”。
因此在翻译此类词汇时，译文必须改变形式，以表达或补充与原语内涵相关的信息。比如鲁迅小说《祝福》的标题翻译成New Year’s Wish就不恰当了。“祝福”是指旧历年底文学艺术论文，有钱人家备办酒肉等，恭请天神祖宗享用，以求上天保佑。作者以“祝福”为题，写的却主要是祥林嫂的悲惨遭遇，实际上是拿富人的“福”和穷人的“苦”相对照，揭示社会的黑暗。如果把“祝福”译成wish，英语读者就会费解，因为英语wish仅仅是一种祝愿，并不包含祭奠神灵的意思。因此注重再现原文的内涵意义，把“祝福”译成sacrifice（专指供奉，献祭之意），并加上时问限定词the New Year，更能体现其所有的隐含意义。
5．结论
不同的文化渊源、思维方式、信仰和价值观造成不同的国家拥有不同的文化，形成翻译中的文化冲突，文化负载词的翻译则是冲突的焦点。为了保持源语的民族特色，保证翻译忠实于原文的内容，同时译文具有可读性，译者不仅要意识到不同语言之间的差异，而且要熟悉文化背景知识，用不同的策略处理翻译文化负载词。
[参考文献]
[1]廖七一.当代西方翻译理论探索[M]. 译林出版社，2002.
[2]陈定安.英汉比较与翻译[M].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9.
[3]张培基.英汉翻译教程[M].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81.
摘要功能主义目的论为翻译理论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角,在目的论的理论框架中,译文的目的是译者考虑的首要因素,它决定译者翻译时所采取的策略,即目的决定手段。为了达到通过翻译能准确把握和了解国外军事信息的根本目的,军事术语英汉翻译,要采用目的论倡导者诺德提出的“纪实翻译”中的“字面翻译”和“注释翻译”两种翻译方法。
关键词:目的论 军事术语 英汉翻译 策略
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识码:A
一 引言
出现于20世纪70年代的德国功能主义理论独树一帜地阐明,目标文本的成功与否,要看能否达到预定的功能或目的。这样,功能派翻译理论就大大拓宽了翻译理论研究的领域,赋予翻译更多的涵义。军事翻译是制定我国战略方针、防务政策以及各级指挥员指挥作战的重要依据。(方梦之,1997:347)军事术语的翻译是军事翻译的重要内容,军事术语英汉翻译对我国国防建设和军队发展,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二 军事术语英汉翻译的目的论内涵
功能主义目的论将希腊语Skopos概念运用于翻译理论中,其核心概念是:决定翻译过程的最主要因素是整体翻译行为的目的,根据目的论,无论何种翻译,其最高规则都是“目的原则”。根据目的原则,一切翻译行为均由行为的目的决定,即“目的决定手段”。目的原则可以解决意译还是直译,动态对等还是形式对等,灵活翻译还是保守翻译等让人进退两难的问题。即某种翻译任务的目的要求的可能是直译,可能是意译,也可能是介于两者之间的其他策略,这是随翻译所服务的目的而定的。
翻译活动的目的可能与翻译人员有关,但在更多情况下,与翻译活动的发起人有更为密切的关系。军事术语英汉翻译的发起者,通常是我国的军事相关部门,译文的受众是我国军事部门工作人员,他们想达到“知彼”之目的,即了解国外军事信息,以增强我国军队和国防实力。因此,军事术语英汉翻译的发起人,要求从译文中获得准确无误的源语信息。
可以看出,在军事术语汉译的过程中,原文和译文的功能和目的是不同的,因而,原文期待源语读者作出的反应与译文期待译文读者作出的反应不一致。原文是要“指挥”其受众行动,译文则是要其受众“了解”原文这种情景。因此,军事术语英汉翻译的主要目的是准确无误地传达源语的信息,使译文读者能够尽可能完全了解英语军事术语所承载的全部军事信息。
三 字面翻译
目的论的倡导者诺德借鉴了赖斯的文本类型理论,并根据其“目的加忠诚”的翻译原则,提出了翻译中“纪实翻译”(或译为“文献型翻译”)(Documentary Translation)和“工具翻译”(Instrumental Translation)两大译法。
所谓“纪实”,是指为译语文化的读者如实记录原文文化交际互动的情景,强调源语文化;所谓“工具”,是指以原语文化交际互动为模型,作译语文化交际互动的工具,强调译语文化。可见,纪实翻译的目的是要用译语语言再现原文作者与原文读者的交际情景,包括原文的语言特征和文化特征。因而,纪实翻译能够如实反映源语信息,而这种翻译方法所形成的译文,能够满足军事术语英汉翻译的目的之需要。
诺德根据“纪实翻译”译文再现原文特征的程度,将其划分为“逐字对译”、“字面翻译”、“注释翻译”和“异化翻译”四种类型。其中,“逐字对译”翻译经常用于对比语言学或语言百科全书中,而“异化翻译”主要是用于小说的翻译,这两种翻译方法与军事术语的内容和体裁不符。因此,军事术语英汉翻译应采用纪实翻译中的“字面翻译”与“注释翻译”策略。
“字面翻译”(Literal Translation)就是要按照译文语言的语法规则,翻译出原文的字面意思,译文仍保持原文的文体风格和文化特征,以再现原文的措词。也就是按字面直接翻译出原文的含义,亦即通常所说的直译。字面翻译(直译)是将英语军事术语翻译成与之相对应的汉语,译名既保持原文的内容,又保持原文的语言形式,包括结构、用词、修辞手段等,同时要求译文简明易懂,为译语读者所接受。这种译法是军事术语英汉翻译比较理想的方法,如:weapon fire control(武器发射控制),artillery combat action(炮兵战斗行动)。“直译的主张就是反对歪曲了原文。原文是一个什么面目,就要还它一个什么面目。”(茅盾,1984:352)军事术语的字面翻译包含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字面翻译要确保忠实、准确再现原文。军事术语如实地反映了英语国家进行军事训练、军事指挥和军事战略战术等方面的信息和资料。在世界军事技术高速发展的今天,了解国外军事信息对我国军事部门是绝对必要的。根据军事术语英汉翻译的目的论要求,译者要忠实准确地传递这些术语的信息。例如:
(1)strategic ballistic missile(战略弹道导弹)
strategic ballistic missile 只能翻译成“战略弹道导弹”,而不能翻译成日常生活中经常听到的“导弹”或“战略导弹”,因为ballistic(弹道)明确了导弹的发射方式是“弹道”,即按照自由抛物体轨迹飞行的导弹,因此,ballistic一定要准确地按照字面意思翻译出来。
第二,字面翻译不等于死译。字面翻译绝对不是要主张死译,译者在翻译时要有相对的灵活性,这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译者要根据军事翻译的范畴来选择词义。尤其对于那些既有普通意义,又有军事意义的词汇,如operation一般常用的意义有“运转”、“操作”、“实施”、“作用”、“业务”、“工作”、“手术”等,而在军事术语翻译中,就要译为“军事行动”或“作战行动”。“所以直译时必须就其在文中的意义觅一个相当的字来翻译,方才对。”(茅盾,1984:343)这就要求译者在选择词义时,要准确选取其军事相关含义,以满足译文读者的要求。另一方面,译文要尽量符合汉语表达习惯。字面翻译不可过于追求形式上的逐字相对,因为这样往往会破坏语言的明确性和正确性,进而也会损害译文的准确性。(雷海宗,1984:577)因此,硬性的直译应当尽量避免。例如:
(2)Ministry of Defense(国防部)
(3)maximum firing range(最大射程)
如果把“Ministry of Defense”按照字字对译的方法译成“部的国防”,这会让国人根本无法理解,准确性更无从谈起;如果翻译成“国防的部”也不符合汉语表达习惯,还是“国防部”既简练又精确。相应地,“maximum firing range”这个军事术语由三个单词构成:maximum(最大的),firing(射击),range(射程)。如果过度直译或死译,那就是“最大的射击射程”,这显然也不符合汉语语言表达习惯,译文冗余部分太多,远不如改为“最大射程”。可见,如果过度直译,或死译,读者的注意力将为生硬的语法或多余的字句所困扰,中心的思想反倒容易被忽略。(雷海宗,1984:577-578)如此看来,太直反而不直了,也会失去原意。真正的直译,不外是要用最恰当的中国话来表现原意。(艾思奇,1984:435)
第三,字面翻译不能加入译者的主观判断。军事术语英汉翻译属于军事翻译的范畴,译者在汉译时要密切注意其在军事领域中的专门词义,不要不顾专词专用,张冠李戴,要特别恪守严谨作风,不容丝毫的主观随意性。(刘宓庆,1998:334)因此,翻译此类文本时,要力求忠实,不要自作主张,另起炉灶,而要从思想感情到行文用语,步步紧跟原文。(冯世则,1984:523)
例如,有译者将smart mine译为“智能地雷”,笔者认为,这种译法不妥,翻译成“灵巧地雷”更为妥贴。smart在英语中意思是“机智的”、“精明的”、“敏捷的”、“聪慧的”、“雅致的”等,这些含义中虽然个别和“智能的”有些接近,但不能等同。军事术语汉译的要求就是要准确,不能说相当于汉语的哪个词就套用哪个词,在smart mine这一军事术语翻译中,译者没有遵循字面翻译的忠实性原则,而是自作主张,加入了个人的主观意见,不是对原文的客观理解,这是译者在汉译军事术语时尤其要注意的。如果没有其它因素的制约,译者的基本职责,就是忠实地传达原文的意义――再强调一句:是传达原文的意义,而不是译者的意义,也不是译者理解的意义――除非译者的理解与原文的意义相吻合。(孙致礼,2007:15)
1 注释翻译
“注释翻译”(Philological Translation)是指按字面意思翻译后,译者为了达到翻译的目的,另在文中、脚注、尾注或术语表中,对一些难点增加必要的解释,以说明源语或源语文化的一些特性,使译文读者更好地了解按字面意思直译出来的内容。(Nord,2005:63)部分英语军事术语有很强的专业性,或蕴含源语国家特定的历史文化知识,还有一些可能是我国军事读者不熟悉的军事知识,此时,译文读者很难通过字面翻译了解其全部含义,因此,要想译得准确,就必须弄清术语概念周延的完整性,使译名能准确地表达出该术语的一般特征和本质特征,使译词和原词的意义范围相同,必要时还要加上相应的注释。(石永强,1996:78)
注释翻译根据其表现形式可以分为文内注释翻译和文后注释翻译两种。文内注释翻译,是指译者翻译时,直接在译文中加入对相关军事术语的注释,以使译文读者准确理解军事术语的内涵和外延。这类注释一般较短,以不影响正常行文为准。例如:
(4)minor tactics(小部队战术)
(5)active tracking((雷达)主动跟踪)
(6)60-day launch window(60天最佳发射时机)
文后注释翻译,是指有些译文由于其专业性很强,或背后蕴藏很多背景文化知识,译者不能在行文中用寥寥数字就能解释清楚,因此译者会把这些注释放到文后。这样译者就会有更多的空间把想要说明的知识点阐释得更详细确切。例如:
(7)Colt revolver (科尔特左轮手枪*)
(*塞缪尔・科尔特在大约19世纪中叶发明的一种手枪,故名。他设计了一种能容弹数发,并能够通过释放压下的扳机而转动的转轮。因此,一发子弹发射后,下一发子弹随之便与枪管成一直线。其口径为11.4毫米。美国陆军在墨西哥战争中首次使用这种手枪。)(邓万学,2002:90)
另外,需要注意的是:译者在进行注释的时候,一定要坚持客观的原则,不能增加译者不太客观的理解内容,以免误导读者。比如,译者在注释美国F-16战斗机的时候,就只能解释其外形、性能、特点等,一定不能加上诸如“其性能基本相当于我国歼-10战斗机”等不太客观的评价,因为军事术语英汉翻译的主要目的,是要了解国外军事信息,F-16战斗机到底能不能和我国的歼-10战斗机相抗衡,要让读者了解了相关信息后,自己去评价,译者不能先入为主。译者的职责是要准确翻译,传达信息,而不是进行主观评价。
四 结语
总之,功能主义目的论要求译者要根据译文的功能或目的,来选择合适的翻译方法和策略,在这一理论的指导下,军事术语英汉翻译有了明确的翻译目的,即准确如实地了解英语军事术语所承载的军事信息,这样,译者要采取能够准确传递原文信息的翻译方法和策略,即字面翻译和注释翻译方法。目的论是实用性很强的翻译理论,其翻译原则适于指导军事术语英汉翻译实践,避免翻译的盲目性。目的论的应用,为军事术语英汉翻译提供了理论依据,并为军事术语英汉翻译开辟了一个崭新的视角。
参考文献:
[1] Nord Christiane,张美芳、王克非译:《译有所为――功能翻译理论阐释》,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5年版。
[2] 方梦之:《军事翻译》,林煌天:《中国翻译词典》,湖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
[3] 胡志敏、贾遂山:《对军事英语汉译中若干问题的探讨》,《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1996年第3期。
[4] 石永强:《谈谈军事高科技术语的翻译》,《语言与翻译》,1996年第3期。
作者简介:
邬枫,男,1976―,河南信阳人,河北大学教育学在读硕士研究生,讲师,研究方向:翻译、英语文学,工作单位:河北金融学院教务处。
关键字：词汇 认知理论 语义场 汉语文化环境
一、汉语专业词汇学习与ESP词汇学习
汉语中各领域的专业术语很多，这些术语在意义上较为抽象，只为业内人士所熟知，是国内专业交流中常用的词汇。随着全球一体化的发展，国际学术交流越来越频繁，为了提高专业水平及交流的深度，各国开始重视ESP英语教学。Hutchinson T and Water A.（1987）认为ESP英语是指与某种特定职业或学科相关的英语，是根据学习者的特定目的和需要而开设的英语课程。它以学生需求为核心、注重英语语言能力和职业、专业相结合，如科技英语、法律英语、新闻英语等，目的在于培养学生在工作环境中运用英语开展工作的能力。从某种意义上来说，ESP英语教学与汉语各专业学习密切相关，是学术国际化的要求和体现。
词汇是语言学的基本单位，对于专门用途英语习得来说，ESP词汇习得是关键。但由于这些词汇在生活中不常用，词的结构也较为复杂，学习起来就会有一定的难度。而认知语言学通过对词汇的解构，将词汇与已有认知结构中的词汇或语义结合起来，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增加学生对词汇的理解与记忆。
二、汉语文化环境下ESP词汇习得特征
由于语言环境和文化差异，汉语文化环境下专业术语的学习与ESP词汇习得有着很大的差异，其表现出鲜明的特征。具体地说，主要有以下三点：
以间接式习得为主。汉语文化环境下高校对普通英语教学尤为重视，而对ESP教学则很少涉及。在中国，各专业都有专业术语的特殊学习，这些专业术语大多是教师直接传授于学生的，以直接教学阐述为主。但ESP教学除特殊的专业外，只有在研究生教育阶段才会设立，而且课程少、师资薄弱，也很难会有很好的教学效果。从学习方式上来说，除英语专业的学生外，其他专业学生的ESP词汇习得主要以自学为主，他们往往将本专业的中文文献拿来翻译，得到相关的英文词汇。这种方式相对于英语文化环境中的直接学习模式，虽然耗时久、习得速度慢，但却便于记忆。
以满际需求为主要学习目标。汉语专业术语学习是为了专业发展的需要，是高校学生的必修功课，且汉语文化环境下的课堂教学一般用汉语教学，各专业的学生通过专业学习已对本专业的知识有了较为系统的理论认识，而学习ESP词汇或是为了阅读原始的英文文献，或是为了学术交流，因而其学习动机主要以现实需求为主。
以僵化的死记硬背为主，缺乏系统性。汉语文化术语学习以教师讲授、学生进行理解性的记忆为主，而学生对于ESP学习多以对照翻译的学习方式为主，因而缺乏对ESP词汇之间关联性的认识，往往只是对词汇死记硬背，而对词汇的整体规则和习得理论置之不理。
三、认知语言学对专业词汇习得作用的具体阐释
认知语言学是语言学的分支，兴起于上个世纪80年代后期至90年代，溶自然语言的理解、人工智能分析、语言学、心理学及系统论为一体的学科。认知语言学不同于生成语言学，认知语言学提出语言的创建、语言的学习和运用都是基于人脑对语言的感知和诠释，并认为人类的认知是认知语言学的根本，典型代表有莱考夫的认知语法、认知语义学。
认知模型是存储在人脑中关于特定认知对象的所有的认知表征。匡芳涛（2010，6）引用皮亚杰的话：“学习过程的建构性，强调学习者根据自身经验建构有关知识的意义、探索事物之间的内在联系的能力的重要性”。在汉语与英语专门词汇习得的过程中，语言学习者会对一般用途词汇与专门用途的语言知识进行对照，在其间建立联系并对专业术语习得内化成为认知结构的组成部分。在词汇习得的过程中，语言学习者作为积极的信息组织者和加工者把新的信息进行编码、存储和加工。由于首先学习者的认知结构中对汉语专业术语有了较为全面、系统的了解，因而在ESP词汇系中，就会不自觉地将已经习得的汉语专业术语与将要习得的ESP词汇进行比照，进而得到深入的理解。
四、以语义分析为主的ESP习得模式分析
由于汉语环境下ESP词汇习得主要以英汉语义对照为主要习得模式，因而我们应当从ESP语义层面进行分析，找出适合当前学生ESP词汇习得的最佳途径，从而提高词汇的学习效果。
语义可以简单地看作是数据所对应的现实世界中的事物所代表的概念的含义，以及这些含义之间的关系，而语义具有领域特征，在共时条件下，共同的语义可以构成一个语义场。语义场代表一个语言内部具有相同或者相近的语言单位的集合，集合中的个体之间有着聚合和组合的关系。正是由于语义场内的个体之间纵横交错的关系促成语义网络系统的形成。
词是语言系统中最小的表达意义的单位，但是词并非都是孤立的，语言本身是横向关系和纵向关系结合的系统，词语的深层含义在相互关系中得以体现。20世纪中期美国人类语言学家提出成分分析法（义素分析法），语义场理论开始被广泛运用于分析各种具体语言词语意义之间的关系（贾彦德，1986）中。在语言学原则的前提下划分的语义场有组合关系同时也有聚合关系。如我们把生物当做某个语义场的最高位的义素的话，它的下位与这个最高位有着上下位关系，生物的下位就该是植物和动物。动物还可以成为其他很多义素的上位，如鸟类、鱼类、昆虫类和动物类，同时动物类可以作为下义素的上位，如人类、一般的动物；一般的动物还可以有自己的下位义素，如老虎、狮子、大象等。同样对于专门用途的英语来说，能够根据语义场理论对于专门用途英语进行规范统筹，在专门用途英语的词汇习得过程中必将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语义场促进人脑对新获取知识进行认知能力，将大脑中零散的知识构成语义网络系统，每个义素之间的组合和聚合关系则推动了这种语义网络系统的形成。
总之，在同一专业领域中，汉语专业术语与ESP词汇是具有对照和关联性的，按照人的认知模式，学生在学习中可以利用这种对应关系获得对ESP词汇系统深入的理解，从而省去不必要的语义钻研过程。
参考文献
[1]Hutchinson， T. and Waters.A. English for Specific Purposes[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7.
[2]Strevens， P. ESP after twenty years： a re-appraisal[M]. In Tichoo M. （ed） ESP： State of the Art. Singapore： SEAMEO Regional Language Center，1988.
[3]胡壮麟，姜望琪.语言学高级教程[M].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2.
[4]贾彦德.语义学导论[M].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
2016年临海市中小学公开招聘新教师招聘岗位一览表
招聘岗位
招聘岗位数
学历要求
专业要求
备注
中学语文
10
全日制本科及以上
语文教育、汉语言文学、汉语言、对外汉语、汉语国际教育、汉语言文字学、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汉语言教育
师范类教育学、小学教育、初等教育等专业报考岗位以教师资格证学科为准;硕士研究生的教育学原理、课程教学论、学科教学、比较教育学等专业报考岗位以研究学科方向与本科所学专业结合为准。
中学数学
10
全日制本科及以上
数学教育、数学、数学与应用数学、数理基础科学、基础数学、信息与计算科学、计算数学、应用数学、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中学英语
6
全日制本科及以上
英语教育、英语、英语翻译、英语语言文学、应用英语
中学政治
1
全日制本科及以上
思想政治教育、政治学与行政学、国际政治、国际政治经济学、政治学经济学与哲学、哲学、政治学理论、政治经济学、马克思主义理论
中学历史
2
全日制本科及以上
历史教育、历史学、世界历史、中国古代史、中国近现代史、史学理论与史学史
中学地理
2
全日制本科及以上
地理教育、地理科学、地理信息系统、地理信息科学、自然地理与资源环境
中学社会
3
全日制本科及以上
人文教育及中学政治、历史、地理招聘岗位所需专业
中学化学
1
全日制本科及以上
化学教育、化学、应用化学、化学生物学、有机化学、无机化学、分析化学、高级分子化学与物理、物理化学
中学生物
2
全日制本科及以上
生物、生物教育、生物技术、生物科学、生物工程、植物学、动物学、微生物学、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化学生物学、生物科学与生物技术
中学心理健康
2
全日制本科及以上
心理学、应用心理学、基础心理学、发展与教育心理学
中学科学
7
全日制本科及以上
科学教育、物理教育、物理学、应用物理、核物理、理论物理及中学化学、生物招聘岗位所需专业
小学科学
17
全日制大专及以上
职教旅游
1
全日制本科及以上
旅游管理与服务教育、旅游管理、酒店管理
职教电子商务
1
全日制本科及以上
电子商务、电子商务及法律
中小学体育
20
中学全日制本科及以上
体育教育、体育学、运动训练、社会体育、民族传统体育、武术与民族传统体育
小学全日制大专及以上
中小学音乐
20
中学全日制本科及以上
音乐教育、音乐学、音乐表演、作曲与作曲技术理论、艺术教育（音乐）、舞蹈表演、音乐与舞蹈学、舞蹈学、舞蹈编导、舞蹈教育
小学全日制大专及以上
中小学舞蹈
2
中学全日制本科及以上
舞蹈表演、音乐与舞蹈学、舞蹈学、舞蹈编导、舞蹈教育
小学全日制大专及以上
中小学美术
18
中学全日制本科及以上
美术教育、美术学、绘画、雕塑、中国画、书法学、摄影、艺术设计学、艺术设计、环境设计、环境艺术设计、视角传达设计、工艺美术、动画
小学全日制大专及以上
小学计算机
2
全日制大专及以上
教育技术学、现代教育技术、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软件工程、网络工程、数字媒体技术、计算机及应用、计算机应用技术、计算机软件与理论
小学语文
50
全日制大专及以上
语文教育、汉语言文学、汉语言、对外汉语、汉语国际教育、汉语言文字学、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汉语言教育
小学数学
45
全日制大专及以上
数学教育、数学、数学与应用数学、数理基础科学、基础数学、信息与计算科学、计算数学、应用数学、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小学英语
12
全日制大专及以上
英语教育、英语、英语翻译、英语语言文学、应用英语
特殊教育
1
全日制大专及以上
特殊教育、特殊教育学
学前教育
21
大专及以上
学前教育、学前教育学、幼儿教育、艺术教育（学前）、音乐与舞蹈学类
说明：1、中小学体育、音乐、舞蹈、美术岗位教育基础知识笔试统一考小学；2、小学科学与中学科学专业知识笔试试题相同。
关键词： 中医药名称翻译历史和现状
一、中医药名称翻译的历史
中医药学是世界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人类医学史上起了不可磨灭的作用。中医药不仅产生得早，而且对外交流也有了比较长的历史。根据历史记载，在秦汉时期就有中国医学传入东南亚各国。同时，中国的医学、文化，以及汉字也传入了日本、朝鲜等亚洲国家。在公元8世纪，中医药随着“丝绸之路”进入阿拉伯国家，翻译成了交流的必要手段。到了公元17世纪中叶，中国与欧洲多国有了医药方面的交流活动，但进展比较缓慢。18世纪末之前，在欧洲仅有19部有关中国医药学的译著出版，就翻译的语言有拉丁文、法文、英文、德文和荷兰语。翻译者主要是来华的传教士。20世纪初到新中国成立，随着帝国列强的侵入、新文化运动和，使原本封建闭塞的中国门户打开了，中西方在医学领域的交流也日渐频繁。不少中医药书籍杂志出现，翻译语言逐渐以英语为主。出现了黄光明博士等人亲自撰写的有关中国医学史专著。1932年出版由王吉民和伍连德所著的《中国医学史》（History of Chinese Medicine，天津出版公司）一书。七十年代初，美国的一位新闻记者在美国已故总统尼克松访华来华采访期间，因患急性阑尾炎采用针灸麻醉术进行手术而获得成功。这在美国等西方国家引起了极大的反响，同时掀起了外国人学习中国针灸的热潮，一些西方国家开始派遣人员来华学习中医。为了适应这一需要，有关方面曾组织专家学者翻译出版了一些中医教科书，如上海中医学院（现上海中医药大学）组织翻译出版的《中医针灸》（Acupuncture and Moxibus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等专著，至今仍被使用。20世纪80年代，随着中国实行对外开放政策，以及世界范围内西医对一些疾病的研究举步维艰，世界各国更多地开始关注中医，很多国家不仅派学者来华学习中医药，而且在本国成立中医学院或研究机构。此时，中医药的翻译者就成了中医药传播的主力军。经过许多年的艰苦努力，几部颇具影响的汉英中医用语词（辞）典先后在大陆和台湾出版。例如，1980年，北京中医学院（现在的北京中医药大学）出版了由谢竹藩等学者主编的供内部使用的《汉英常用中医药词汇》（Common Term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in English）；1982年，广州中医学院（现在已成为大学）编写组编著的《汉英常用中医词汇》（Chinese-English Glossary of Common Terms in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由广东科技出版社出版；1986年，欧明主编，广东科技出版社及三联香港分店出版的《汉英中医辞典》（Chinese-English Dictionar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问世；1987年，人民卫生出版社组织编写的《汉英医学大词典》（Chinese-English Medical Dictionary）中所收录的“中医中药词汇”达11，000条；1984年，台湾五州出版社出版了刘必先主编的《汉英中医辞典》（Chinese-English Dictionary of Chinese Medicine）。同时，英国学者Giovanni Maciocia来华学习中医数年，归国后于1989年编写出版了纯英文版的《中医基础学》（The Foundations of Chinese Medicine，published by Longman Singapore Publisher Ltd.）。1990年上海中医学院出版社出版张恩勤主编的《英汉实用中医文库》；1990年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徐象才主编的《英汉实用中医药大全》。1995年，国内用于中医专业英语教学的《中医英语教程》（李照国，张登峰主编，西北大学出版社）出版等，1996年12月，“中华中医药学会翻译分会”在海上正式组建，促进了中医药翻译的发展。进入新世纪以来，更多的关于中医药英汉或汉英的辞书不断涌现。2004年，海外学者吕聪明博士英译的《黄帝内经》和《难经》的合订本（A Complete Translation of Nei-Jing and Nan-Jing，published by International Colleg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Vancouver）在海外出版。至此，中医药翻译事业朝着翻译实践与理论研究相结合，主要目的在于传播中医药文化的全面健康的方向发展。
二、中医药名称翻译的现状
（一）中医药翻译取得的成绩
自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出版了大量汉英中医词典。另外，大量的英汉对照、英文中医药教材也随之出版。目前已有大约8部汉英中医药词典问世，其中翻译了很多中医药术语，使中医药的翻译有了依据，推动着中医药翻译的发展；李照国先生《中医翻译导论》一书的问世，标志着中国中医药翻译长期以来由单纯的翻译实践上升到了理论研究阶段；到目前为止，已有上千部中医药著作被翻译成了英文，例如《黄帝内经》、《素问》、《伤寒论》、《金匾要略方论》、《中医理论基础》、《中国气功疗法》、《大雁气功》、《中国推拿》、《实用针炙手册》、《实用中草药》、《中医梅花针》等。1991年在山东济南召开的“全国首届中医英语研究会及中医外语专业委员会成立大会”上，会议的中心议题仍然是中医名词英译标准化。与此同时，世界卫生组织先后召开了数次国际会议，最终出台了《国际针灸名词标准化方案》。这也极大地推动了中医药名词英译标准化进程。
2005年7月张晶晶的硕士论文《中医药术语英译方法的探讨》在北京中医药大学通过答辩，2007年7月，北京中医药大学赵霞的硕士论文《中医方剂英译标准化的研究》通过答辩。他们的研究标志着中医药名词英译标准化已进入大学研究生的教学领域。
（二）中医药翻译存在的问题
1.翻译术语不统一。词典应该是翻译的依据，但是现存的很多中医药翻译词典对同一个术语的英文翻译并不完全统一，这就容易造成翻译的混乱，甚至误解。
2.存在文化障碍。中医和西医的文化背景存在很大不同，中医药是中国文化的结晶，中医药的很多词汇和用语不仅传递信息，而且包含着浑厚的中国文化意义。中医的很多疗法及用药使西方人很难以理解和接受，甚至产生误解。如果译者没有从实际出发，没有考虑到中国的传统文化，只重视理论，那将不利于中医药的传播。
（三）中医药翻译的必要性
当今，越来越多的西方人对中国文化、中国中医药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纷纷到中国来学习中国文字和文化。但是还有更多的外国人对中国中医是不了解的，甚至对中医的治疗方式方法抱有怀疑的态度，中国在自然科学领域的成果很少在国际上被人了解甚至使用，导致这一尴尬局面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中医药没有得到广泛推广，这其中中医药的翻译就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总之，中医药的恰当翻译，一方面有利于消费者的选择，另一方面有利于中医走向国际化，造福于全世界人民。我们应该立足于前人的基础，不断深化中医英译理论，致力于中医术语英译的规范化。
参考文献：
［1］李照国.中医翻译导论［M］.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1993.3（8）：104.
关键词英汉学习型词典回顾与反思设计特征视角
一、引言
词典功能是经过设计的词典文本效能的体现。在现代词典学研究领域，特别是学习型词典的研究中，设计特征研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artmann & ames（1998：37）在Dictionary of Lexicography（《词典学词典》）中就曾指出，词典文本的设计“不仅仅要考虑内容方面的特征（信息类别）和呈现方面的特征（信息安排），而且还要考虑到词典使用者的参考需求和技能”。事实上，这一论述明确了传统词典学研究中对两大设计特征的关注，即内容特征和结构特征。然而，面对当下及未来词典编纂技术化与词典文本数字化发展的趋势，我们认为，现代词典研编也需与时俱进，应把“技术特征”也纳入设计特征研究的范畴。因此，设计特征研究可以看作是对词典文本设计的内容特征、结构特征以及技术特征的综合研究。
就学习型词典而言，其研编创新离不开词典“设计特征”的研究。英语学习型词典在世界范围内所取得的成功已深刻印证了这一点。我国现代意义上的学习型词典，其编纂实践和理论研究的历史相对较为短暂，而且其发展“较多受到英语学习词典理论的影响，英汉学习词典也因其相对更易接受国外学习词典的先进编纂思想和需求量大等而成为国内学习词典发展历程中的佼佼者”（雍和明等 2010：407）。然而，令人遗憾的是，目前有关英汉学习型词典设计特征的全面系统研究尚不多见。本研究以设计特征为分析视角，从历时维度爬梳英汉学习型词典在现代中国语境下的发展历程，并对其中的得与失加以反思，期冀引发学界同行对学习型词典设计特征研究的深度关注。
二、英汉学习型词典发展历程回眸
英汉学习型词典在近现代中国的兴起与发展主要得益于两大因素：其一，学习型词典的客观社会需求。纵观英汉学习型词典从20世纪20年代末到今日的发展历程，社会上的“英语热”几乎全程助推着英汉学习型词典在中国的编纂与出版。早期的“英语热”更多重在通过英语的研习进而学习外国的先进思想与技术，以达救国之理想，正如吴敬恒于1934年给詹文浒主编的《英文文法作文两用辞典》所作的序言[1]中所言：“……如果要习科工，非习外国文不可。习外国文，本来不止是做外交官刚八度，就为了要习科工。那么我今注意读者，诸位靠了这部辞典，学精了英文，有好英了工具，赶快学精科工，救了我国，才不负詹先生等的美意……。”由此可见，彼时国人对英汉学习型词典编纂的殷切需求。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英语热”再次席卷全社会，而此时的“英语热”则更多是出于对外交流。英汉学习型词典的编纂不仅要满足广大语言学习者的需要，而且更为重要的是，辅助各行各业专业人士进行专业交流。其二，对英语单语学习型词典编纂理念的借鉴。这一点在改革开放以来的英汉学习型词典编纂与出版上表现得尤为明显。“牛津”“朗文”等优质单语学习型词典的原版引进与双解出版引发了国内同类词典编纂与研究风气的改变，比如，语料库词典编纂的全新模式、语言学理论在学习型词典中的应用以及学习型词典与外语教学结合的相关研究等（魏向清等 2010：37）。正是这种“他山之石”的“攻玉”之效，引发了我国学习型词典编纂与出版的热潮。
与英语单语学习型词典的创新发展之路相比，我国英汉学习型词典的编纂实践有其自身的特殊性。具体到设计特征方面的创新，前者的实践重心在于面向非母语英语学习者的“全球化”设计，而后者则在于服务中国英语学习者的“本土化”或“中国化”设计。可以说，我国英汉学习型词典研编创新的历程就是设计特征不断“中国化”的进程。那么，何谓“中国化”？姚奔（1984：148―149）曾有一段精彩的论述：
所谓双语词典中国化……主要是指从我国学用外语者的实际需要出发，掌握丰富的外语和汉语资料，比较两种语言的特点，既吸取外语词典的优点，又总结我国编纂双语词典的经验，进行综合研究，在继承传统，借鉴外语词典的基础上，要求有所创新，编纂出具有社会主义中国的时代特色，表现出我国辞书编纂的学术水平的双语词典来。……双语词典编纂中国化涉及多方面的问题，从确定读者对象，总体设计，制定编写方针和细则到收词、体例、标音、释义、例证、建立语言资料库等，都值得探讨，都有继承、借鉴和革新的问题。
根据相关史料与研究（杨文秀 2003；雍和明等 2010：407―420；陆谷孙，王馥芳 2011：14―31；魏向清等 2011），我们将英汉学习型词典研编的“中国化”进程大致划分为五个时期：萌芽时期（1911―1948）、低潮发展期（1949―1977）、起步发展期（1978―1987）、快速发展期（1988―2000）和平稳发展期（2001至今）。下文分述之。
1.萌芽时期（1911―1948）的初步思考
考察这一时期的英汉学习型词典文本，可以发现，面向用户需求的朴素设计理念已经开始显现，强调在内容特征的处理上要切合国人学习英语的特殊需求。以内容表征手段的设计为例，杨锦森等在《袖珍英华双解字典》（中华书局，1917）的弁言中谈到该词典的“五善”时，说道：“……行数字数之支配，明若列眉。字有大小，墨色有重轻。省目力，便检查。其善二。此书注重读音，而不加以繁复之记号。凡字母之无音者，刊以斜体。凡字之不依切音常例者，辙附注其变音焉。学者检视，一目了然。其善三。……”可见，尽管此时英汉学习型词典的内容表征手段相对简单，但编者设计理念中所体现出的用户取向已非常明确。再以信息内容的择取为例，陆费执在《英华万字字典》（中华书局，1926）自序中做了如下阐述：“多数学生亦自知文字基础未固，而尤以缺乏学生适用之字典为苦。盖彼等所谓使用者，条件有三：字数适中，应有尽有，一也；指示正确之音，二也；解释简明，不蔓不晦，三也。国文如是，英文亦如是。”循此理念，陆费执在《英华万字字典》选词上“颇费踌躇”，“乃取桑戴克Thorndike常用万字表为选字标准，并就中国学生所需用者，略加损益而成此书”。可见英汉学习型词典编纂者很早就已经关注到词典设计特征的“中国化”问题，体现出对中国英语学习者作为全球英语学习者特殊群体的关注。对此，我们还可以从如下两段词典序言中找到进一步的印证：张世鎏在《求解作文两用英汉模范字典》序言中谈及编纂初衷时，言道：“昔尝译释英文字典多种，率尔问世。各书虽自有其优点，意殊未惬。则以囿于原书范围，未能夷芟增益如所见。其间取材有不必即以举示我国学子者，往往兼收并蓄，缕析无遗。而急待引申讲解者，反付阙如。用者仅获睹字义之轮廓，而不能抉其精华。以甲国人习乙国文字，遗传陶冶，彼此不同。必以此点加以分析，方合需要。”葛传吃凇队⑽挠梅ù笞值洹返淖孕蛑幸裁魅分赋觯骸八是中国人专为中国人做的一部惟一的英文用法字典。我说‘中国人专为中国人做’――是的，我是中国人，用这本字典的也都是中国人。只有中国人（不一定我）才能做出这本或者和这本相似的书，也只有中国人才用得着这类书。这本书里所讲的一切，大半是中国人所易于用错、误解，或忽略的。”客观而言，就设计特征研究的理论准备与实践基础而言，本时期的相关探究还非常薄弱，但散落于词典序言之中的相关论述以及朴素的文本设计实践却已然昭示着我国英汉学习型词典设计特征研究的开端。
这一时期的英汉学习型词典代表作有《求解作文两用英汉模范字典》（张世鎏等主编，商务印书馆，1929）、《英汉求解作文文法辨异四用辞典》（詹文浒主编，世界书局，1936）、《英文用法大字典》（葛传持鞅啵竞文书局，1942）等。
2.低潮发展期（1949―1977）的基本缺失
自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政策实施之前的这段时期内，英汉学习型词典设计理念未能得以进一步发展，也没有“催生出真正意义上的英汉学习型词典”（陆谷孙，王馥芳 2011：20）。究其原因，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复杂政治形势，随后的三年自然灾害，外交上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封锁，以及“”等使得本时期的英汉学习型词典研编几乎处于停滞的边缘（雍和明等 2010：415）。另一方面，新中国成立后十余年中，受当时国内提倡学习苏联“老大哥”的影响，外语方面是俄语一枝独秀，国人学英文、用英文的人数极少。概言之，这一时期的英汉学习型词典编纂与出版既不具备良好的社会环境保障，也没有用户需求的有效驱动，错失了良好的发展机遇。
本时期内，仅有少数学人勤勉于英汉学习型词典的编纂，目标用户定位也多为初中级学习者，词典规模多为中小型，词典设计特征的研究基本缺失。这一时期的英汉学习型词典代表作有《英华大词典》（郑易里、曹成修主编，读书出版社出版/三联书店发行，1950）、《学生英汉辞典》（熊绪义主编，湖南人民出版社，1962）、《简明英汉词典》（张其春、蔡文萦主编，商务印书馆，1972）、《新英汉词典》（《新英汉词典》编写组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英汉小词典》（陈羽纶、党凤德等编，商务印书馆，1977）等。
3.起步发展期（1978―1987）的理念复苏
得益于改革开放政策的推行，外语教育事业的大发展，以及首次全国辞书规划（1975―1985）的制订与实施，英汉学习型词典的编纂与出版有了丰厚的社会土壤，呈现出全新的发展面貌：独立研编与引进出版开始有机结合，助推了英汉学习型词典研编事业的复苏。
在设计理念上，虽然第二代英语单语学习型词典的设计特征尚未被我国英汉学习型词典大幅吸纳，但“为中国学习者而编”的理念得以秉承并发展。以《新英汉词典》（增补本）为例，当时英语界的名宿葛传场⒙焦人铩⒘滞济、杨岂深、伍蠡甫等俱在其列。“强大的阵容不仅是质量的保障，更因为他们本身都是‘过来人’，其中名列首位的葛传辰淌谑且宰匝С刹畔碛国内的大家，所以深知英语学习的甘苦。”（朱绩崧 2010：63）因此，《新英汉词典》（增补本）的设计体现出强烈的“寓教于释”的用户友好理念。以例证的处理为例：“（a）凡值得学习者留心之处，均用白斜体印出。（b）如需升级到句子乃至语篇层面，则置入简洁明了但切中要害的按语。如第773页make条make of短语义项①的例证及译文‘The bridge is made of steel.这座桥是用钢材造的。’后接按语‘[试比较：Steel is made from iron.钢是由铁炼成的。]’或者，干脆在同一词条下，以相似结构的例证，凸显细微的形态差别引起的语义变化。如第5页absent条义项I a. ①下的两则例证：e is ～ from Peking.他不在北京。/ e is ～in Peking.他外出了，暂时在北京。”（朱绩崧 2010：63―64）由此可见，这一时期我国英汉学习型词典的编纂者在文本特征设计方面更加注重体现用户友好的编纂原则。
这一时期的英汉学习型词典代表作有《学生英语常用词词典》（刘正琰主编，商务印书馆，1981）、《新编学生实用英汉小词典》（丁申宽、梁国相编，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83）、《英汉小词典》（修订本）（陈羽纶等编，商务印书馆，1984）、《英华大词典》（修订第2版，郑易里、党凤德等修订，商务印书馆，1984）、《新英汉词典》（增补本，《新英汉词典》编写组编，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当代英汉详解词典》（周纪廉主编，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等。
4.快速发展期（1988―2000）的学习借鉴
本时期内，我国的社会发展大环境更加有利于英汉学习型词典的研编与出版。具体而言，对外改革开放不断深化，整体英语教育水平不断提升，第二次全国辞书规划（1988―2000）的制订与实施，以及各类英语考试（如CET4/6、TEM4/8、PETS、IELTS、TOEFL、GMAT、GRE等）的开展与流行[2]等外部因素都促使英汉学习型词典的研编得到了空前的大发展，出版数量激增。可以说，我国英汉学习型词典的研编实践开始进入前所未有的繁荣时期。
得益于辞书出版的对外交流，我们开始借鉴英语学习型词典研编的一些最新理念与文本设计特征，并在此基础上开始一些独立思考：（1）在内容特征的设计上开始关注英语考试或教材的相关内容，甚至出版考试词典，如《英汉出国考试词典》（张荣主编，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8），以及辅助自学某一教材的词典，如《新概念英语自学词典》（修订版）（唐义均著，外文出版社，1996）。（2）英汉学习型词典创新研编的技术特征探索开始起步。自1992年起，南京大学双语词典研究中心与商务印书馆开始合作共建服务于双语学习型语文辞书编纂的英汉语料库。研编人员充分学习和借鉴了国外英语学习型词典编纂的主流技术模式，创建了国内首个真正用于英语类双语词典编纂的“南京大学――商务印书馆英汉语言资料库”，并配套研发了计算机双语词典编纂系统（NULEXID），为大型英汉学习型词典《新时代英汉大词典》的成功编纂提供了有利的创新技术支持，同时也代表着我国当代英语类学习型词典编纂现代化的努力方向。
这一时期的英汉学习型词典代表作有《现代英汉词典》（外研社词典编辑室编，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0）、《外研社实用英汉词典》（余士雄主编，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3）、《学生实用英汉大词典》（刘锐诚、李仁发主编，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英汉详注词典》（周国珍主编，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1997）、《新英汉词典》（世纪版，吴莹等修订，上海译文出版社，2000）、《英华大词典》（修订第3版，徐式谷等修订，商务印书馆，2000）等。然而，需要指出的是，尽管这一时期我国英汉学习型词典的编纂与出版进入了有史以来的繁荣期，但由于相关设计特征研究不足，仅停留于对外学习借鉴的阶段，真正符合中国英语学习者需求的英汉学习型词典精品却很少，“新问世的一些词典，往往缺乏自己的特色和设计理念，缺乏市场竞争力”（田兵，陈国华 2009：2）。
5.平稳发展期（2001至今）的自主创新
在这一时期内，我国的英语类辞书编纂总体上开始进入发展的“滞胀”期。究其原因，一方面，英汉词典总体出版数量过剩；另一方面，受中国英语学习者欢迎的英汉词典很少。这种尴尬局面引发了英汉学习型词典编纂者的思考，促使他们开始谋求自主创新，加强词典文本特征“中国化”的设计。比如：《新世纪英汉多功能词典》的独立研编耗费了上海外国语大学英语系和南京国际关系学院英语系部分教师十余年的精力才得以出版；《新时代英汉大词典》的独立研编则耗费了以张柏然教授为主编的南京大学双语词典研究中心十多位中青年学者六年的光阴，如果再算上前期花费在自建英汉语料库和词典编纂系统（NULEXID）研发上的时间，这部大型英汉学习型语文词典的编纂与出版则前后历时12年；《新英汉词典》由第1版至第4版（修订本）的出版前后则历时近40年的时间（1975―2013），每次修订都是一次飞跃。这些英汉学习型词典的成功，是因为它们共享同一个设计理念：由中国专家针对中国学生学习英语的实际困难自主编纂。诚如吴建平等（2010：59）在分析《新英汉词典》的成功奥秘时所言：“《新英汉》（第四版）提出了‘为中国人量身定做（A Dictionary Made for China）’的口号……与国外引进的学习型词典进行错位竞争……。”毋庸置疑，这种“错位竞争”的研编策略应当成为英汉学习型词典未来最为重要的编纂理念之一。这其实也是整个近现代中国英汉学习型词典编纂与发展历程所带给我们的最宝贵的经验，即“中国化”的文本设计理念。
这一时期的英汉学习型词典代表作有《现代英汉词典》（新版，郭世英主编，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2）、《中国小学生英语学习词典》（英汉双解）及系列词典（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新世纪英汉多功能词典》（戴炜栋主编，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3）、《新时代英汉大词典》（张柏然主编，商务印书馆，2004）、《新时代小学生英汉词典》和《英语学习与交际大词典》（邱述德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新英汉词典》（第4版，高永伟等修订，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第4版修订本，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等。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在本时期内，除了英汉学习型词典编纂者在实践上的努力创新之外，有关设计特征研究的学理探索也在逐步兴起，这是十分必要的。尽管自萌芽时期以来，我国英汉学习型词典编纂者不断强调“用户意识”，宣称“为中国英语学习者而编纂”，但在编纂实践中的“自主创新意识”不足，以致英汉学习型词典难以真正满足中国英语学习者的需求。“究其原因，一是我国英汉教学词典历时承继性不够，二是精品意识不强，三是理论研究严重滞后。”（田兵，陈国华 2009：2―3）反观英语单语学习型词典编纂与出版成功的经验，其实践的创新发展“……是与相关语言学理论研究的发展、英语教学与研究的进步，以及以语料库技术为主的语言技术手段的飞速发展息息相关的。同时，更是词典学理论研究、词典编纂技术、词典使用者调查研究等方面不断取得进步和突破的结果”（田兵，陈国华 2009：41―42）。21世纪以来，已有多部学术专著关注英汉学习型词典的设计理念探索。从研究视角来看，这些著作大致可分为如下四类：（1）设计特征视角，涉及内容特征，如《英汉学习词典中的语用信息研究》（杨文秀，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英汉双及物动词对比研究及其对双语词典学的启示》（马帆，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8）、《英语学习型词典典型词例的选取》（徐海，科学出版社，2008）、《英汉学习词典语法信息及其标注》（曾东京，上海大学出版社，2008）、《英汉学习词典中搭配的认知化呈现》（武继红，科学出版社，2011）等；技术特征，如《平行语料库与积极型汉英词典的研编》（李德俊，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等；（2）实证研究视角，如《认知视角的汉英词典词类标注实证研究》（王仁强，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大学汉英学习词典模式构建》（何家宁，科学出版社，2008）、《词典使用与英语词汇学习――中国英语专业学生使用双解词典之实证研究》（陈玉珍，厦门大学出版社，2012）等；（3）对比研究视角，如《汉、英学习词典对比研究》（于屏方、杜家利，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等；（4）评介与借鉴视角，如《单语学习者词典批评》（于海江，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英语高阶学习词典设计特征研究――兼及多义词的认知语义结构和义项特征》（田兵、陈国华，科学出版社，2009）和《英语学习型词典研究》（徐海等，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2）等。整体而言，目前我国双语词典学界的理论研究对英语学习词典学理论的引介和应用较多，大部分的著作花不少笔墨去评介英语单语学习型词典的设计特征，以及谈论其成功经验给双语学习型词典或汉语学习型词典研编带来的启示；对英语学习型词典学理论的反思较少，将相关理论本土转化的努力更少。有鉴于此，我们认为，未来的理论研究应该在引介阐释、评判批评的基础上，更加注重理论融合与创新：所谓“融合”，就是要注重与汉语词典学理论研究、汉语语言研究等相结合；所谓“创新”，就是要注重从中国用户视角出发的国别化研究，从英汉语言对比视角出发的差别化研究等理论拓展。
三、结语
英语学习型词典家族得以称雄世界的法宝在于它们始终以设计特征创新研究的理论成果引领其词典产品的设计实践。相比之下，我们的英汉学习型词典至今仍处于被英语学习型词典基本遮蔽的状态。要研究英汉学习型词典的设计特征，固然可以从英语单语学习型词典的相关研究成果中得到借鉴和启发，但英汉学习型词典及其设计特征的特殊性还需依靠我们的独立研究。本文从设计特征视角对现代中国语境下的英汉学习型词典发展的历时性回顾与反思揭示了双语学习型词典设计特征研究的必要性和紧迫性。笔者愿本文能够引发学界同行对学习型词典设计特征研究的深度关注，进而切实为完善双语词典学理论研究体系和真正提升我国双语学习型词典产品的竞争力而共同努力。
附注
[1]本文所引用的词典序言，除特别注明外，均转引自潘小松辑录的《晚清民国双语词典文献录》一书。
[2]CET4/6自1986年末开始筹备，1987年正式实施。TEM4/8自1991年起由中国大陆教育部实行。PETS14级于1999年9月在部分省市首次开考，2003年在全国范围内开考。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持续升温的出国留学热则带动了IELTS、TOEFL、GMAT、GRE等考试在中国大陆的流行。与英语考试热相随的是各类备考用的词汇手册、词典的“编纂热”。
参考文献
1.陆谷孙，王馥芳. 大型双语词典之编纂特性研究：以《英汉大词典》编纂为例.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
2.潘小松辑录. 晚清民国双语词典文献录. 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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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流行语 语码转换 语用
随着网络技术的不断更新与发展，大众网络语言展现出百花齐放的发展趋势，大量的网络流行语涌现并更迭。日益分化的大众话语环境使得网络流行语在结构形式、语义、句法上呈现出不同的特点。而近两年来，随着“hold住”、“out”等流行语的迅速蹿红，汉英语码转换类流行语成为后起之秀，“get”、“美cry了”跻身于年度热门网络流行语之列。这类流行语作为新构式词语，在结构形式、语义上呈现出其独特性，也映射出网民使用语言背后的心理动机。语码转换是交际者对语言的选择与顺应，从语用学的角度对此类流行语进行研究是可行且必要的。
一.汉英语码转换研究概述
1.汉英语码转换
语码转换是指在同一次对话或交谈中使用两种甚至更多的语言或语言变体的现象。而Myers―Scotton（1995）将“语码转换”定义为“在同一次对话或交谈中使用两种甚至更多的语言变体。转换的语码，可以是没有谱系关系的另一种语言或同一种语言的两种变体。”[1]汉英语码转换是指说话者在汉语的交际会话中夹杂着使用英语词汇或者语句的现象。
2.网络流行语的汉英Z码转换研究
随着国外语码转换研究理论的成熟，国内对汉英语码转换的研究也取得丰硕成果，不仅相关学术论文数量惊人，而且研究的理论视角极为广阔，主要从语言学、心理学、社会认知学、新闻传播学等角度进行研究。研究的对象不仅包括英语课堂教学，还具体到电影、电视节目、小说、论坛、报刊、广告等各类传播媒介的汉英语码转换研究。而汉英语码转换的网络流行语因近几年才呈现出繁荣发展的趋势，相关研究相对较少，有从社交网站的角度对“hold住”、“X客”的语义、句法功能及流行原因的研究。而这两年来网络中盛行的诸如“low”、“high”、“cry”、“get”等流行语也属于典型的汉英语码转换现象。
二.网络流行语中汉英语码转换的结构类型与基本特征
1.网络流行语中汉英语码转换的结构类型
从语码转换的发生位置上看，Poplack将语码转换分为句间语码转换、句内语码转换和附加语码转换。[2]网络流行语的汉英语码转换的构成主要表现为句内语码转换，即在汉语语句中夹杂使用某个英语词或者短语。网络流行语的汉英语码转换主要的形式有：1、汉语与英语缩略词转换。报纸、电视、广播及微信、微博等媒体平台中都大量使用英语缩略词。如“DIY”是英语“Do it yourself”的缩写，为“自己动手做”的意思；“CP”是英语中couple的缩写，是“一对夫妻、配偶”的意思；2、“英语词+汉语词”式固定短语，如“hold住”，称之为固定短语，是因为二者不可更换为其他的词来搭配；3、单个英语词，如“cry”、“get”、“out”、“low”等，这类英语词结构与词义均简单且易于理解记忆。作为单个英语词夹杂在汉语语句中，虽然搭配比较自由，但在语法规则与语义上更多遵循汉语的思维模式。4、汉语词+英语词缀，如“减肥ing”，相当于“我正在减肥中”，这种表达方式简单直接，体现了语言的经济性原则。
2.网络流行语中汉英语码转换的基本特征
上文中提到汉英语码转换现象常常发生在汉英双语社区（香港）、英语课堂和各类传媒语言中，而汉英语码转换作为网络流行语为大众所普遍接受，在语言形式、语义、语用上体现出其独有的特征：1、语言结构简化，语码转换通常是单个英语词或者短语，表现为句内语码转换；2、语义与英语原义发生转变，汉英语码转换最大的特点是简化的语法体系及丰富的词汇，其随意性大，不稳定，因此，需要使用迂回或比喻的方法来表达许多精细的语义。“in”这个词语在英语中常用义为“在…里面”，而作为流行语的“in”意义范围缩小为“时髦的”、“入流的”；3、交际者的年龄、教育程度与职业来看，汉英语码转换的流行语使用者集中于80后、90后等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群体，他们英语水平高且富有创造力，能迅速接受并广泛传播这些新颖的语言形式。
三.网络流行语中汉英语码转换体现语言交际的顺应性理论：
Verschueren的语言顺应性理论指出，在具体的语码转换过程中，交际者的顺应对象包括语言现实（linguistic reality）、社会规约以及心理动机等方面的顺应。[3]汉英语码转换的网络流行语之所以能迅速获取网民们的青睐，在于它能满足人们语言交际对客观现实的或者主观心理的某种需要，成为一种有效的交际策略而达到说话者的目的。
1.顺应交际者标新立异、获取关注的心理动机。
Verschueren把为了顺应交际者的心理动机而出现的语码转换定义为主动顺应，是交际者为了实现自己特定的具体交际目的而采用的一种积极主动的交际策略。新颖的流行语形式在信息传递的过程中能帮助交际者获取更多的关注与理解。如以下一组语料均选自网络新闻：
（1）上海金山这个地方林荫道下可免费观花海，美cry了。
（2）掌握最in车坛方向 ，发动一周车闻引擎。
（3）真的想不到，最萌荧幕CP的身高差有这么多！
（1）、（2）、（3）句例中的英语词“cry”、“in”、“CP”在汉语中都有对应的词语表达，如“in”可以用“时尚”一词代替，“CP”可以用 “情侣”代替，作者选择英语语码来表达是为了追求语言的时尚与个性，更加符合年轻人的求新、标榜自我的心理。
【关键词】中医药 英语着作
几千年来,中医药学作为中华民族灿烂文化的瑰宝之一,不但对中华民族的繁衍昌盛做出了巨大贡献,而且直到今天仍起着不容忽视的作用,日益受到世界的重视,对国际医药学产生越来深远的影响。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注意到中医药的疗效,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信任中医药。这为中医药的发展、增强其国际文化地位提供了巨大的空间和潜力。
从2001 年以来,在积极推动英语等外语对公共课和专业课教学进行教学的思想指导下,全国很多中医药院校都开展了相关的研究和实践,取得了一定成效。为了迎接现今时代所赋予的挑战,中医药专业的双语教学无疑势在必行。[1]但有研究显示由于中医药的特殊性,其双语教学也存在一些问题和有待于思考的地方,其中教材和相关着作的缺乏不容忽视。[2]因此本文通过阐述国内相关着作发展情况,从而探讨其中存在的问题和解决办法。
纵观近20 年国内中医药英语翻译着作的发展状况,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国内中医药相关英文着作
1.丛书系列
1990 年张恩勤主编,上海中医药大学出版社出版了《英汉对照新编实用中医文库》。其中包括《中医基础理论》(上、下册)、《中医诊断学》、《中医临床各科》(上、下册)、《中药学》、《方剂学》、《中医养生康复学》、《中国针灸》、《中国推拿》、《中国药膳》、《中国气功》、《中国名贵药材》、《中国名优中成药》,该套丛书在国内尚属首部。之后1991~1994 年间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徐象才主编了一套《英汉实用中医药大全》,其中包括《中医学基础》、《中药学》、《方剂学》、《单验方》、《常用中成药》、《针灸治疗学》、《推拿治疗学》、《医学气功》、《自我保健》、《内科学》、《外科学》、《妇科学》、《儿科学》、《骨伤科学》、《直肠病学》、《皮肤病学》、《眼科学》、《耳鼻喉科学》、《急症学》、《护理》、《临床会话》等。2002 年左言富任总主编、朱忠宝等总编译,上海中医药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一套《(英汉对照)新编实用中医文库》,该套从书包括了《中医基础理论》、《中医诊断学》、《中药学》、《方剂学》、《中医内科学》、《中医外科学》、《中医妇科学》、《中医儿科学》、《中医骨伤科学》、《中医眼科学》、《中医耳鼻喉科学》、《中国针灸》、《中国推拿》、《中医养生康复学》等14 个分册。2001~2006 年间刘公望主编,华夏出版社出版了英文版图书《针灸基础学》、《针灸临床学》、《方剂学基础》、《中药学》、《方剂学发挥》等,同时刘公望于1994 年和2007 年主编了《针灸学基础篇》和《中医临床基础速览(伤寒、金匮、温病)》,均由天津科技翻译出版公司出版。
2.教 材
1998~2000 年间北京中医药大学受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科技教育司委托,编译了高等中医药院校英汉对照教材,并由学苑出版社出版“普通高等中医药院校英汉对照中医本科系列教材”《中药学》、《方剂学》、《针灸学》、《中医诊断学》、《中医内科学》、《中医基础理论》等系列丛书。在2007 年全国高等中医药院校来华留学生卫生部“十一五”规划汉英双语教材编审会指导下,由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了一套汉英双语教材,包括《中医基础理论》、《中医诊断学》、《中药学》、《方剂学》、《中医内科学》、《中医妇科学》、《针灸学》、《推拿学》、《中医养生学》、《医学基础知识导读》。
3.单个着作
(1)英文
1)中医基础理论
2003 年刘干中、徐秋萍、王台主编《中药基础知识》(英)由外文出版社出版。
2)中医临床
1998 年徐象才主编,外文出版社出版了英文书籍《诸病中医中药外治大全》。2007 年李经纬主编的《中国传统健身养生图说》(英)由外文出版社出版。2003 年谢竹藩编着了《英文中医名词术语标准化》(英)由外文出版社出版。
3)针灸推拿
1981 年Chen Chiu Hseuh 编着《Acupuncture: A ComprehensiveText》。1999 年程莘农主编,外文出版社出版了英文书籍《中国针灸学》。2002 年金义成、彭坚所着《中国推拿学概要》(英)由外文出版社出版。2007 年李鼎原着,上海中医药大学国际教育学院编译《针灸学释难》由上海中医药大学出版社出版。
(2)汉英或英汉
1)中医基础理论
1990 年陈慰中着,俞昌正译《西方的中医五行学说(英汉对照)》由学苑出版社出版。2007 年马伟光、和丽生主编《英汉双解简明中医基础理论教程》由云南民族出版社出版。
2)中医临床
3)中药学
2006 年苏子仁、赖小平主编《汉英·英汉中草药化学成分词汇》由中国中医药出版社出版。
4)针灸推拿
4.工具书
二、讨 论
可以看出,在以上出版的中医药英文着作中,丛书系列大致可分为四套,主要为汉英或者英汉双解形式编写。教材主要有两部,基本包括中医药主要科目知识,一部全英文,一部汉英双解。而个人着作最多,全英文形式较少;中医基础理论两部,中医临床三部,针灸推拿五部,主要集中于汉英或者英汉形式出版;中医基础理论两部,中医临床各科及词汇十五部,主要集中于针灸推拿学的着作编写,共有二十八部,中药学仅一部。工具书包括有十六部,均为汉英形式。
1.目前国内中医药英文着作以及普及存在的问题
(1)专业英语教材:专门针对中医药院校学生学习的中医药专业英文双语教材还呈现一个短缺状况,尚需进一步编辑完善。
(2)专业英语人才培养:还缺乏一支数量充足,既掌握中医药专业技术,又精通中医专业英语的外向型中医药人才队伍在医疗实践中大力宣传中医药,使中医药难以进入国际医药主流市场,在国外医疗体系中不易取得合法地位和共际认同。
(3)全英文着作:中医药英文着作目前主要还是针对国内相关从事中医药人士的学习,因此编写形式以汉英或英汉双解为主要形式。而以全英文形式编写的着作相对较少;中医药知识全面传播还尚存缺限。
(4)中药学以及其他中医药经典医籍:由于国际社会对于针灸推拿已经比较认同,但对中药学和一些中医经典医籍,如《金匮要略》等的英文着作编写较少,相对限制了有关理论的交流和传播。
2.解决之道
关键词：少数民族地区；现代教育技术；英汉双语教学；对策
中图分类号：G75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5）20-0197-02
引言
在我国的少数民族地区，英汉双语教学的开展已有较长时间，但教学的现状不容乐观。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教学中未能对现代教育技术进行有效的应用。为了全面提高英汉双语教学的质量，教师要改变教学理念、创新教学方法、运用教学资源。现代教育技术的核心为计算机技术，通过先进技术的应用，丰富教学方法、创新教学手段，调动学生的学习主动性。只有这样，才能有效解决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因此，现代教育技术在少数民族地区的英汉双语教学中占有重要地位。
一、现代教育技术概况
（一）现代教育技术的含义
教育技术是通过理论与实践对学习资源及其过程展开设计、开发、管理与评价，它是对学习资源及其过程的技术性创造、使用与管理，旨在促进学习质量的提高。
教育技术有效结合了不同的理论，如依靠资源、运用系统方法与学习者中心等，并且将理论应用到了教学实践。随着计算机技术、网络技术、通信技术的发展，教育技术也具有了现代化与先进性的特点。
（二）现代教育技术的作用
1.有利于课堂教学效率的提高
在英汉双语教学过程中，应用现代教育技术，借助多媒体教学课件，不仅减少了板书的时间，还增加了教学的信息量，在此基础上，学生对于教学的重点、难点与关键点等均形成了深刻的认识与全面的了解，进而促进了教学效率的提高，保证了双语教学的效果。
2.有利于课堂教学内容的丰富
英汉双语教学的开展存在一定的难度，主要体现在语言障碍与知识理解两方面，在实际教学过程中，关于专业知识的讲解，对教师来说，要花费大量的时间进行研究，从而保证讲解的准确性与科学性，因而教学工作的压力较大。但多媒体的运用，结合了图像、声音、文字与视频等，大幅度缓解了工作压力，也使教学内容更加丰富，学生的学习热情也更加高涨。同时，学生对知识的理解也更加容易和透彻，教师的讲解更加高效与便捷[1]。
3.有利于课堂教学资源的共享
现代教育技术促进了教学网站的建立，在网站上拥有了大量的教学课件与教学资料，为师生提供了系统的、深层次的知识。在教学过程中，运用网站，促进了教学资源的共享。同时，学生利用网站查询资料，使自身的知识得以巩固，并实现了对旧知识的温习。此外，学生还可以在线做习题、提交作业，教师可以在线答疑，及时了解和掌握学生的学习情况。
二、少数民族地区英汉双语教学中应用现代教育技术的问题
（一）教学资源方面
在少数民族地区，对于现代教育技术的应用存在问题，主要是在使用上具有一定的片面性，不仅未能发挥积极的作用，甚至还干扰着正常教学活动的开展。
在教学课件方面，目前，少数民族地区英汉双语教学中所运用的课件，其制作水平较低，在内容上仅照搬了教材内容和参考资料，在形式上仅结合了图片与文字，流程和界面都比较枯燥性乏味。部分课件所采用的图片与标题缺少联系，并且几乎是静态图；有些课件虽然内容呈现比较全面，但全部是英文或者汉字字幕；部分教师的多媒体课件背景过于丰富，使得教学内容重点不突出，缺乏清晰的知识脉络，以致学生对知识的重点与难点难以把握；部分教师为了活跃课堂的氛围，运用多媒体播放聒噪的音乐，影响学生的学习思维。同时，教学的课堂语言基本源于课本，学生的学习状态几乎是记笔记。对于老师给予的解释关注较少，更难以进行思考。因此，教师无论运用英语还是汉语进行教学，学生对内容的理解均不够透彻，不够具体。另外，少数民族地区学校缺乏具有针对性、系统性的英汉双语教材，部分双语教材与教学大纲存在矛盾。以上这些因素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英汉双语教学的成效。
在教学设备方面，少数民族地区学校对现代教育技术的资金投入不足，导致部分多媒体教室的设备较为陈旧，投影仪的老化情况较为严重，屏幕显示的英文与汉字字幕不够清晰。为了保证字迹的清晰，上课过程中需要使用窗帘，以致教室的光线不足，学生仅能观看，不能记录，严重影响了学生的学习效果。
在教学网站方面，部分英汉双语教学学校缺少教学网站，导致教师的研究资料较少，学生的学习内容匮乏。在少数民族地区开展英汉双语教学，对教师有着较高的要求，为了保证教学的专业性、科学性与高效性，在课前，教师要花费大量的时间进行资料的查找，而在课前与课后，学生要对学习内容进行预习与复习。网站建设的不力，阻碍了这些教学环节的顺利开展。
（二）教学理念方面
现阶段，英汉双语教学在少数民族地区均相继开展，国家为了促进此项工作的有序推进，加大了对其资金投入的力度，在少数民族地区基本配备了现代化的教学设备，但现代教学技术并未发挥自身的作用。基原因，主要是由于学校、教师与学生等未转变落后的教学理念，在实际教学过程中仍沿用着传统的教学方式，在认识不够深刻的基础上，现代教育技术与双语教学的整合情况不容乐观，教学的水平也未能得到提升。
（三）教学方法方面
部分教师对现代教育技术的认识不够深刻，认为多媒体教学的运用便是发挥了现代教育技术的作用，但多媒体作为教学工具，仅只具有辅，教师唯有将多媒体教学与传统教学进行有效结合，通过教学方法的创新与调整，才能够保证教学有序高效的开展。
另外，在实际课堂教学过程中，教师与学生未能形成良好的情感交流，课堂教学成为了“影片”观看，学生的注意力过于集中在屏幕上，教师的作用未能得到发挥，因而双语教学的开展缺少交流活动，最终导致多媒体教学的作用甚微[2]。
三、少数民族地区英汉双语教学与现代教育技术整合的对策
（一）提高双语教师的现代教育技术应用能力
随着少数民族地区现代教育技术的广泛应用，要求英汉双语教师要不断提高自身的教学能力，提高课件制作能力、网上虚拟教学能力。为了全面发挥现代教育技术的作用，双语教师要将专业知识与信息技术进行有效的整合，并选用切合学生实际水平的教学方法。
目前，在民族地区英汉双语教学实施过程中，教师制作课件主要运用了Power point，未运用Flash、Authorware等基本工具，所制作的媒体课件质量较差，形式较为单一。因此，学校要对英汉双语教师进行定期或者不定期的培训，让他们全面系统地掌握现代教育技术。具体的培训内容为教学课件制作技术、理论与方法，并包括多媒体设备的运用与维护等，进而促进教师教学综合能力的提高。
（二）保证英汉双语教学课件的质量及科学运用
在多媒体教学过程中最为关键的内容便是课件，因为课件的质量直接关系着教学的效果。多媒体教学课件融合了专业知识、计算机技术和教学经验。为了保证教学课件的高质量，在课件制作前期，教师要全面掌握教学目标与教学内容，并以此为依据进行教学设计，设计必须符合教学内容与课程进度的要求，并且要保证设计的合理性、准确性与高效性；在课件制作过程中，要融合图像、文本、视频与音频等各个元素，注重背景的选用、色彩的搭配与画面的转换等。课件设计不仅要体现专业的知识内容，还要展示其艺术性、实用性、教育性与审美性。
（三）改善少数民族地区教学的硬件与软件设施
在少数民族地区，必须保证教育经费的投入，及时更换老旧的多媒体教学设备，注重多媒体硬件设施的完备。只有实现现代教育技术的有效运用，才能够为英汉双语教学的开展提供可靠的设施保障。
同时，学校要重视英汉双语教学网站的完善，通过激励机制，充分调动教师建立网站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保证网站课件的丰富性与多样性。双语教师要高效运用网络平台，全面发挥网站资源与现代技术的优势，切实提升英汉双语教学的水平。
（四）加强师生间的沟通、交流和互动
少数民族地区的英汉双语教师运用多媒体课件的过程中，要注意课件使用的适度性与合理性。多媒体课件仅能展示知识点，并不能完全取代教师，教师的讲解、启发、点拨以及感染力仍然发挥着主导作用。优秀教师独特的教学风格，其语调、语言与表情，无一不吸引学生的注意力，使其学习的兴趣愈加浓厚。当然，在实际教学过程中，教师必须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对课程内容进行调整，保证教学内容和进度与学生的英语学习能力相符合。
（五）丰富教学方法、创新教学手段
在现代教育技术运用过程中，教师借助科学的教育技术，将不同的教学手段进行融合。不断丰富教学方法，创新教学手段，优化与调整教学方法，将有利于学生对教学内容的深刻理解与全面掌握。因此，在实际的教学过程中，要选择适合的教学方法，运用合理的教学手段，才能够保证教学的高质量。
结语
综上所述，少数民族地区对于现代教育技术的应用存在不足，未能与英汉双语教学实现有效的整合，主要体现在教学理念、教学方法与教学资源等方面。为了提高少数民族地区双语教学的质量，促进现代教育技术作用的发挥，要采取具有针对性的对策，相信少数民族地区英汉双语教学在结合现代教育技术的基础上，将获得良好的效果，不仅教学的质量有所保障，学生的综合能力也必将得到提高。
参考文献：
尊敬的领导：
您好。首先感谢您在百忙之中阅读我的求职书。我是武汉大学历史学院2006届硕士毕业生。研究方向是西方近代经济与社会。希望从事人文社科图书编辑出版工作。
通俗历史题材的出版，因“百家讲坛”和“大国崛起”而成为热门。而我在这一类图书的编辑出版方面，具有非常明显的竞争力。无论是策划、组稿，还是翻译、写作，我都有自己独特的优势；无论是在学术界还是在作者圈，都有广泛的人脉。相信我一定会是贵公司不可或缺的员工。
2003年9月，我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武汉大学。在学业上，我认真刻苦，力争上游，各门功课都取得了优良的成绩，并连续两年获得武汉大学优秀研究生奖学金。
我已经在省级学术刊物上发表了三篇学术论文，分别是《十七、十八世纪英国亲子关系的变迁》、《近代早期英国的人口迁移与伦敦发展》、《近代早期英国的圈地运动与制度变迁》。
同时，我展示出了非常优异的写作能力。我的博客被著名的新浪锐博客收入“热点检索”，多篇文章被网易、搜狐和雅虎等国内一线网站转载。作为世界史专业的学生，英语写作和翻译水平也相当突出，绝不亚于通过专业八级的英语专业的本科生。
在保证完成学业的前提下，我热心参加学生工作，为全学院和全校同学服务。先后担任历史学院研究生会副主席、院刊《珞珈史苑》主编、《武汉大学研究生学报》编辑。先后参与组织了全国博士生学术论坛人文科学分论坛、《武汉大学研究生学报》成立二十周年庆典、负责组织了“欧洲文化月”、弘毅讲堂、拓新论坛等许多武汉大学最重要的研究生学术活动，并成功组织了十余场面向全校同学的学术讲座，表现出了良好的组织协调、策划运作能力，受到了校院领导和广大同学的好评，并当选为武汉大学优秀研究生干部。（全校1万多名研究生中，仅有60个名额）
我担任主编的院刊《珞珈史苑》，展现出了良好的学术水平和较高的制作水准，得到了学校领导的高度肯定，成为了武汉大学各文科院系学习的样板。作为《武汉大学研究生学报》编辑，我工作认真负责、卓有成效，被评选为2004—2005年度优秀编辑。
三年时光转眼而过，我也告别了美丽的珞珈。在武汉大学，我交上了一份漂亮的答卷；走向工作岗位，我相信一定会有更大的作为。我愿意把自己的热情、能力与经验毫无保留的贡献出来，为贵单位的发展尽心尽力，也让自己的人生更加充实和完整。衷心希望给我这样一个机会，我会用优异的工作业绩作为回报。最后，再一次表示感谢！作者感言：翻出这封两年前写的求职书，我真是欲哭无泪。如果说两年前，进入部级正规出版社对我来说是相当容易的事情，今天则成了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两年前，我考博英语可以考到80多分，今天，我的英语比普通研究生已经没有太大优势了。两年前，我写下的文字可以感动无数的网友，今天，我却什么都写不出来了，因为失落，所以更失落。 但是，我不希望自己向命运低头，我要用不懈的努力来改变命运。我相信只要自己努力，一定会有东山再起的机会，一定有重新辉煌的那一天。虽然好汉不提当年勇，但用过去的成绩鼓励一下自己，也不是什么不应该的事情。相反，它会提醒我：真的没有自暴自弃的资格，真的没有醉生梦死的权利。
背景：最近两年，由于在国内举行的某些国际学术会议以“国际惯例”为由，拒绝使用汉语，从而导致了一场关于汉语在国际交往中的地位和作用的论争，沸沸扬扬，分歧甚大。一方说，要保卫汉语，拯救母语，不要让汉语沦为科学看客，并强烈呼吁要在语言文化方面“抵制英语侵略”。另一方则说，学术会议使用英语，是国际惯例，是与国际接轨。
国际会议只能使用英语并非“国际惯例”
关于这场论争的缘由，可以举出很多事例，最典型的还是人们已经熟知的两次在国内举行的国际学术会议。一次是2006年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的国际弦理论学术会议。会议开幕当天，三位科学家面对6000多名听众用英文演讲，文本资料也是全英文的，从而使得参加会议的很多中国人不能听懂，没有达到学术交流的目的。另外一次，是2004年在上海举行的“第四届全球华人物理学家大会”。请注意，这是一次“华人”物理学家国际会议，而且在“华人”的祖国召开，与会者和听众都是“华人”！但这次会议从会议发言到论文资料，居然也是全部使用英语。媒体报道，部分海外华裔学者提出采用中英文双语，竟被组织者以国际惯例为由拒绝。这种拒绝汉语的现象，遭到广泛的批评和强烈质疑。这场争论，深深地触动了作为中国文化教学和研究工作者的我，使我想起了这些年来和上述论争有关的一些情况。
1991年，我在德国慕尼黑大学参加国际中国哲学会议，尽管会议规定的官方语言是英文和中文，但会议主席、德国慕尼黑大学教授的开幕辞，开幕式上包括三位美籍华裔教授、一位香港教授在内的多位世界各国学者的发言，统统使用英语。这种情况，当场受到中国大陆学者代表团和部分中国台湾学者的批评，强烈要求按照会议规定，使用中文和英文两种语言，会议应当设立翻译。大会为此专门开会磋商，并马上采纳意见，改为中文和英文并用，设立翻译。值得注意的是，参加这次会议的大陆学者中，有著名翻译家、思想史家、清华大学教授何兆武先生等英文精深的专家。他们并不炫耀自己的英文，而是尽力表现自己的民族文化意识。
1996年，我在韩国首尔（当时叫汉城）参加两次有关中国文化的国际会议，与会学者的演讲和发言，都是讲的汉语。此后几年，我在瑞典、澳大利亚等国参加国际学术会议，会议代表来自全球各地，会议语言同时使用英文和中文。
上述情况表明，即使在国外举行的国际学术会议，也并非只使用英语。所谓国际学术会议只使用英文是“国际惯例”云云，不过是某些人搪塞人们质疑的借口而已，或者说是想当然！
崇英文、贬汉语的背后
在我看来，问题的实质，并不仅仅是国际会议使用何种语言或者是否符合什么惯例的问题，也不是什么使用英语就是西方的文化侵略、西化的问题，而是如何看待并体现民族文化尊严的问题。
首先，应当承认，国际学术会议是有规矩的，这个规矩，积习已久，就成了“惯例”，比如，自然科学领域的国际会议使用英语。但是，规矩也罢，“惯例”也罢，都是人来制定并实行的。召开学术会议的目的，是为了交流。交流学术成果，交流并增进学术友谊。但如果连语言都不通，听众不能听懂演讲者、发言者说的是什么，怎么交流？在中国举行的国际学术会议，绝大多数听众是中国人，不使用中文甚至拒绝、排斥中文，至少是对中国人和中文的不尊重！而且，所谓“国际惯例”，并非一成不变的，而是可以调整、完善的。在全球化时代，文化多元化是不可抗拒的潮流，汉语作为世界上使用人口最多的语言，完全应当进入国际学术会议的殿堂，中国人应当而且一定能够参与到新的国际惯例的制订之中去。在中国举行国际学术会议，当然首先应当考虑使用中文！
在中国举办的国际学术会议而又排斥中国的语言文字，并采用似是而非的所谓“国际惯例”来做借口，其原因当然很多。比较宽容的理解，可以设想是会议组织者为了偷懒，为了省钱，一律使用英语，省得去组织文字翻译、同声传译。比较尖锐的质疑，就是组织者缺乏民族文化自尊心，缺乏挺立民族精神的志气！在中国，使用中国纳税人的钱，面对的听众绝大多数是中国人，凭什么要屈己从人？为什么不自立权衡？
其实，在中国举行国际学术会议而又拒绝汉语，这样的情况并非个别，它已经泛化为一种社会文化现象：尊崇英语，贬斥汉语！在很多涉外交往场合，有的国人以讲英语为荣，以讲汉语为耻。有的明明是关于中国问题的会议，会议也规定中文英文同为会议官方语言，听众或交谈者是同胞，或者是懂得汉语的外国学者，但他却偏要抛弄英语！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当事人觉得能够讲英语很高尚，很优越，而讲汉语则没面子，甚至很卑贱。甚至，有的国内学者英语根本不行，也在事前将论文翻译为英文，然后在会上生硬地照念！
之所以出现这些现象，并不是现今外国的英语使用者“侵略”的结果，也不是什么“西化”的恶果，而是某些国人自我贬抑的结果，属于“自作孽”！当然，我们的某些教育学术文化部门，其所制定的某些政策，也是导致这种重英语轻汉语恶果的重要原因之一。某重点大学哲学系，改革本科教学，居然要砍掉“中国哲学”的所有课程！一位曾任系主任的老教授拍案而起：中国的哲学系不开中国哲学，只开西方哲学，难道是美国的哲学系？
应当坚持维护民族文化尊严
在全球化时代，应当坚持民族文化自尊，应当有坚持民族性的文化自觉意识。这个问题，人文学科领域的情况相对稍好一些，而自然科学领域尤其需要引起重视。在科学技术引领社会发展潮流的时代，自然科学领域的学者如果没有民族文化自觉意识，就很难从中华民族复兴的高度实现自己学科领域的价值。科学无国界，但文化有民族。我们的自然科学领域的学者们，应当进一步提升科学研究的人文关怀和民族情怀。
在21世纪，英语是一种交流工具。我主张大力提倡学好英语，把英语作为参与国际交往的重要工具。在这个层面上讲，使用英语与否，只具有工具理性的意义，而不具备价值理性的意义。英语文化应当学习，汉语文化也应当弘扬。
文化是一个民族的根，是一个民族的魂。汉语文化集中而又典型地承载着、表现着中华民族凝聚力和中华民族精神。在国际学术会议和其他的对外交往中，我们无疑应当遵循国际惯例办事。但我们应当留意的是，最大、最根本的国际惯例，是不同国度的学者都自觉保持、维护本民族的文化尊严。而语言文字是民族文化的重要体现。先哲说：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天下就是亡文化。亡国是改朝换代，只要文化存在，民族终会复兴；亡文化是从根本上灭掉一个民族，是真正的万劫不复！因此，我们要始终坚持既遵循国际惯例办事，又维护民族文化尊严，提升文化自觉意识。在所有的对外交往中，破除殖民文化心理，挺直民族精神脊梁。借用中国共产党早期党员、创党人士之一的张申府先生的话，表达我对于学习西方先进文化、弘扬民族精神，倡导民族自主、文化自立的理念，我乐意再引用、再重复一次，这就是：科学与民主，第一要自主！（作者系中山大学文化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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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拉克愤然离场捍卫法语
去年在布鲁塞尔召开的欧盟春季首脑会议上，欧盟商业游说团负责人、法国商界领袖塞埃上台后用英语发表讲话，而没有使用自己的母语法语。塞埃说，他这么做是因为英语是通用的商务语言。
关键词:英汉;简洁;繁复
论及英汉语言表述的差异,学术界已有许多著名论断,亦有不少人著书立说加以论说,但凡此种种,作者多强调由各自思维模式、表达方式、语法特征、修辞手段、语体风格差异所导致的表述形式上的巨大差别。多数作者认为英语表达相对“繁琐”,汉语则相对“简洁”,理由是英语比较喜好采用形象化的语言,用委婉含蓄的句式,用平实的口吻对事物进行描述,而汉语则倾向于用白描手法,用华丽的语言直截了当的对事物进行陈述和描写,且汉语以简洁的形式所表达的声势和力度又远非“冗长”的英语表达所能比的。
但作者在长期研读有关英汉语对比的素材和论述及在几年的教学实践中经常碰到一些与上述类型截然相反的语言现象,即:实际使用中的英汉语并不完全符合“英语比较‘繁复’、汉语比较‘简洁’的论述”,相反,有时“繁复”的是汉语而“简洁”的却是英语。
一、英汉词汇的“简洁”与“繁复”
1.1 英汉两种语言中都存在着很多修饰语,通过描述事物来表达情感,在英汉两种语言中,尤其是用几个词语来修饰一个事物时,英语经常只需几个简单的词汇就可以把该物描述得很形象;但在汉语表达中,人们不仅需要采用与英语表达意思相同或相似的形容词来修饰,而且经常需要在每一个形容词前面加上一个相关词汇来使该描述更加简单易懂。如:
例1:keith:a little yellow, ragged, lame unshaven begat. ( john galsworthy)
基思:一个讨饭的,身材矮小,面色苍黄,衣衫褴褛,瘸腿,满脸胡子。
例2:she had such a kindly, smiling, tender, gentle, generous heart of her own. (w.m.thackeray: vanity fair)
她心底厚道,为人乐观,性情温柔,待人和蔼,气量又大。
在上述例子中,英语表达非常简单,几个形容词就把“keith”和“she”描述得非常形象,为了达到相同的效果,汉语表述则须在每一个形容词前面加上表示性质的词语,如“身材”、“面色”、“心底”、“性情”等。因此可见英汉两种语言在描述事物时的简单与繁复。
另外,汉语常用双音节词来描述事物。双音节词可使汉语音节匀称,成双成对。表达的匀称使对偶、对照、排比、反复和重叠成了中国人喜欢的表达方式。与英语相比,汉语的均衡美和节奏美虽是一大特色,其重复的现象对英汉翻译来说却很难达到类似的美境。
如:绿草萋萋,白云冉冉,彩蝶翩翩,这日子是如此清新可爱......表达的意境多么美妙; 而it was a day as fresh as grass growing up and clouds going over and butterflies coming down can make it.表达的意境只能是非常家常的一道风景了。
1.2 连词二者必不可少的词汇,既能使上下文在形式上形成一个整体,又能使上下文表达的意义更加清晰,因此在两种语言中连词都被频繁使用。部分汉语副词在句中语法作用的“兼职”使得对它的判断变得更为复杂,如“才”“也”“还”等跟连词使用时既有修饰作用,又有关联作用,如“只有...才...”“即使...也...”“不但...还...”等。而英语中虽然也大量使用连词,并且可能更频繁,但英语中连词一般不成对出现(如although不与but 连用,because不与so连用), 词汇在句子中“兼职”的情况就很少。
1.3 汉语中的部分反义词有时能够表达相同的意思,如意大利队大胜巴西队 = 意大利队大败巴西队,“胜”和“败”是反义词,却表达完全相同的意思。同时,汉语中有些非常奇妙、形象却吓人的词语,如“小时候吃父母,上了大学吃哥哥姐姐,大学毕业以后就开始吃自己。”“吃”在英语中是“eat”,“have”或“take”,如果直接这样翻译后果就非常可怕。用反义词表达相同意思及用“吃”等词形象的表达时非常简单,但对不以汉语为母语的人来说确实是很难弄懂的语言现象。
二、英汉结构的“简单”与“繁复”
由于英语是“形合”语言,即句子注重结构形式上的完整,注重形式规范,通过各种连接手段使句子保持聚集状态,并且句子各成分或者词语之间在人称、数、性和意义等方面必须遵循包括语法一致、意义一致、就近原则在内的原则,而这种原则使英语句子结构严格受到形态的约束,因而句式严谨、规范、刻板且缺乏弹性。相比之下,由于汉语是“意合”语言,即汉语强调通过意义连接句子,各单位之间的关系需要通过意义上的关联才能了解,而不需要使用连词等连接手段达到形式上的整体。因此,汉语的主谓结构要更复杂。
如:书读完了。(表受事)英语则必须用被动式才能与汉语保持主语一致。(英语中有少量动词具有类似特点,如this cloth is easy to wash.中的wash,但此种情况并不常见。)
汉语的谓语也复杂多样,可以用动词,名词,形容词,如天高云淡,海阔天空。(形容词做谓语)
the sky is high and the clouds are pale.
且由于汉语不受形态约束即谓语没有单复数之分,也没有“主谓一致”的束缚。这种关系上的灵活性使汉语在特定情况下比英语更难以理解。
王力说,“西洋语的结构好像连环,虽则环与环都联络起来,毕竟有联络的痕迹;中国与的结构好象无缝天衣,只是一块一块的硬凑,凑起来还不让它有痕迹。西洋语法是硬的,没有弹性的;中国语法是软的,富裕弹性的”。西洋语的这种联系是显性的,而中国语是隐性的,相对而言,显性的比隐性的在结构上更容易让人理解。
三、英汉文化中的不对等现象引起的“繁”“简”之争
任何两种文化中都有不对等的情况,英汉文化亦然。在英汉文化翻译中,由于各自独特的社会、政治、经济、历史、风俗等原因而导致的文化现象,两者之间就可能出现文化空缺,因而造成文化不对等,尤其表现在各文化所特有的各种实物和谚语、习语等语言表达形式上。在将原语(英语)翻译成目的语(汉语)时,其方法之一就是在译文后补充说明。
如英语sesame street 所对应的汉语是芝麻街,文化的不对等不仅造成翻译中的文化缺失,更让汉语阅读者觉得很难懂,此时要在后面补充说明,即:美国教小孩子学说话的电视节目。
四、结论
许多方面的原因导致总体上英语比汉语要复杂,但凡事皆有例外,正如文中所言,汉语中其实也有很多比英语表达更繁复的情况。但本文并非想已经得出的结论,只是就部分语言现象加以讨论。只要读者愿意去找寻,相信还有更多例证可以支持文中的观点。
参考文献
1. 连淑能 英汉对比研究 [m] 高等教育出版社,199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