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1-26 12:13:26
论文摘要:沁水城东节日饮食语汇中蕴涵着富有地域特色的饮食文化信息，具体反映在米食品、玉米食品、面食品和节日蔬菜等四个方面。
沁水县位于山西东南部，县境四周环山，构成了与邻县的天然分界。东邻高平、晋城，西接翼城，南邻阳城，北接长子、安泽、浮山等县。沁水方言内部较为复杂，其中城关以东属晋语上党片，城关及城关以西属中原官话汾河片。由于城东与城西历史上分属两个县区，因此它们的饮食尤其是节日饮食存在着很大差异，这种差异在各自的方言语汇中也能够反映出来。本文仅讨论城东节日饮食的语汇文化信息。文中加下划线的字为同音字。
沁水是典型的山区县，当地主产谷物杂粮，但生存在此地的民众，世代相承，制作了丰富的地方特色食品。节日饮食尤为精致和讲究。
一、米食品
沁水常吃的米有三种。第一种是谷米，也就是小米，当地称为米。这种米的产量大，是日常饮食中不可或缺的粮食。第二种是软米，极富戮性。第三种是黍米，米质发甜，用于替代白面来蒸摸摸。后两种米产量都比较小，一般在特殊的节日才能食用。下面我们根据这三种米在节日中的运用来进行分析。
1.小米是沁水县日常生活中最重要的食品之一，为此用小米制成的食品品种非常丰富，但在节日中食用的却很少。因为节日饮食一般不同于日常饮食，在节日里，总要吃一些稀罕的食物。
正月十六吃“炒米羹”，炒米羹是把小米炒成半熟，再放人杂面(豆面、玉米面两样和起来的面)做成的面条，当地称为“棋”，熬制而成。据当地人讲，这一天做出来的“炒米羹”是一年中最香的。从当地的熟语“老婆怕炒吃，汉们男对白买吃”中可见，“炒米羹”是一种奢侈品。
小米的另一种吃法是将小米磨成米面，发酵后在特制崖子上摊成米面煎饼，这种“煎饼”的造形特别，形圆、边厚、肚鼓，在三月三“蚕姑姑节”食用，因为煎饼采用的是发面，所以吃煎饼蕴含着“希望蚕姑姑蚕发的又肥又大”的美好寓意。在粮食丰收后的九月初九，人们也吃煎饼，同样取其“发面”之意。“九月九，家家有”表明了家家此时都有充足的粮食。把小米磨成米面的吃法是比较浪费粮食的，所以当地有句熟语“家有千万，小米不敢捣烂”。
2.软米在当地产量小，并且口味比小米好，因此日常生活中难得吃上软米饭，只有在节日里才能吃到。软米做成的食品也是丰富多样的。
“稀粥”是当地人的一种日常饮食，它比一般的稀饭要稠很多，可以用平面铁铲盛起来。但是平时用小米熬制而成的称为“稀粥”，在腊八节才用软米熬制，称为“软米饭”。在熬制软米饭时往往放入花生、南瓜、各种豆子等作为辅料，这种“软米饭”味道香甜可口，至今仍是当地人喜爱吃的一种食物。春节早晨也吃“软米饭”，但它在除夕午夜就开始熬制，直到凌晨五点左右，熬制的时间相当长，这样做成的“软米饭”勃性大，口感好，寓意着全家成员之间甜美、融合。
软米浸泡后包成的粽子，称为“粽”。沁水产柿子，所以在粽子中通常要加人柿子晒干后称为“柿屹挛”的作为辅料，有的加人蔓氰这是元宵节和端午节的一种食品。在近20年里出现了用江米包的粽子，才有了“软米粽”和“江米粽”的区别。据老辈人讲，在元宵节食用“粽”，是为了替代元宵，同时在正月十六为刚出嫁的姑娘“送十六”也要有“粽”，象征着姑娘在婆婆家的生活和睦美满。
软米还可以磨成软米面，做成各种各样的食品。腊月二十三是中国传统的祭灶日，民间有句俗话“二十三日走，初一五更来”，这说的是灶王爷在一年中离家上天和各路神仙聚会的时间。当地人用软米面在鹰上烙一个饼，称为“炉廖”，作为灶王爷上天的干粮，正月初一灶王爷回来后，全家人每人吃一块“炉鹰”，预示着团圆、吉利，所以“炉厦”又称为“全家饼。
腊月二十三，当地人还要用软米面做一种叫“软陀”的食物，先把软米面蒸熟，然后中间包上豆馅，在崖上焙成金黄色。“软花”用于灶王爷上天前在家里的供品，人们希望用软米花粘住灶王爷的嘴，在上天开会时不要把家里不愉快的事情张扬出去。显然这是一种迷信的说法，但其中也表达出人们希望自己的家庭能够一切平安的美好愿望。
3.黍米是一种口感发甜的米。由于黍在当地的产量很小，种植黍主要是用黍杆来做答帚。黍米只能磨成米面食用。由于当地的土地多为旱地，小麦产量很少，所以春节期间，通常用黍米面替代白面蒸摸摸，称为“黍米面摸摸”，作为走亲访友的礼品。在清明节也把“黍米面摸摸”作为上坟祭祖的供品。
二、玉米食品
玉米也称为“玉菱”，是沁水县的主要农作物之一。当地人可以用玉米做出多种美味食品。
1.“懒懒”和炒玉米。二月二是中国传统的“龙抬头’旧。这一天，当地人习惯吃“五豆”，这里的“五”表示数量多。前一天，把玉米、可豆、小豆、蔓豆、花生等放人锅内长时间熬制成糊状，称为“懒懒”。当天用“逾懒”去祭祀山神，同时将“懒地”挂在山神庙和路旁的屹针上，让过往的麻雀、老鼠食用。这个活动有两重寓意在其中:一是“送懒”，表示春耕即将开始，希望把冬天里的墉懒送走，开始新一年的劳作。二是“送食物”，希望山神保佑今年风调雨顺，也希望麻雀、老鼠能够饱餐，在春种后不要祸害地里的种子。当地儿歌“二月二，拍瓦喳，老鼠出来没爪爪，雀儿出来没尾巴”也可以作为佐证。
农历十一月最后一天是当地人庆祝丰收的日子。这天下午，当地人要“吃炒”，即炒玉米、炒花生、炒豆子等，以炒玉米为主。玉米在炒制过程中会开花，这象征着今年的生活富足，每个人都能喜笑颜开。同时当地人认为小孩子在这天“吃炒”可以长得很高，这里寄寓着对孩子茁壮成长的希望。
2.仓疙瘩、仓窝窝和窝窝。当地玉米的主要食用方法是将玉米磨成玉米面，这是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食品之一，节日里，用玉米面做出的食品较平时要精致。
当地的正月十九是“小添仓”、正月二十五是“老添仓”，这两个节日表示春种开始了，希望这一年里有好的年景，能够把粮仓添满。这两个节日里都要吃玉米面做成的食物。“小添仓”吃玉米面做成的疙瘩，称为“仓疙瘩”，在玉米面里加人煮熟的南瓜和豆子，团成椭圆形，然后蒸熟。“老添仓”吃玉米面做成的窝窝，称为“仓窝窝”，原料与“仓疙瘩”相同，但形状不同，“仓窝窝”的形状类似锥形。制作时，在一个大窝窝上扎十二个坑，一个坑代表一年中的一个月。蒸熟后看哪个坑里有水，表示今年哪个月即将有雨。很显然这具有占卜色彩。因为当地的土地多为旱地，靠天吃饭，所以当地人希望通过这种形式来预测一年里是否能够风调雨顺。
二月二也要用玉米面蒸窝窝头，称为“窝窝”，这里的“窝窝”是单纯用玉米面做的。家中有男孩子的，要蒸一个砚台形状的面食，上面放有笔墨，希望男孩子能在学习上取得优异成绩。家中有女孩子的，要蒸一个针线篮形状的面食，里面还放有线蛋儿、剪刀等物品，希望女孩子在针线活上能心灵手巧。从这里可以看出当地人对男孩女孩寄予的不同的希望。
玉米面发酵后，做成饼形，放在廖上烤成金黄，称为“花”，是清明节上坟祭祖的供品。
三、白面食品
沁水县属于山区，气候不易于种植小麦。小麦的种植集中在能够灌溉的地区，同时产量也较少，因此日常生活中是很少见到白面食品的。当然，近些年来，随着农业技术的进步，小麦的种植面积扩大，产量提高，人们的日常生活也已经以白面食品为主，但是一些节日的饮食习惯仍然传承下来。
1.白面蒸食。当地的白面蒸食非常丰富，大多带有面塑性质，并且多用于节日的供品。在腊月里，要蒸许多面塑食品，用于春节的供品。这些食品放置的位置很有讲究。“鸡”放在窗台上，取鸡叫人起床中的“起”之意，希望家人早早发家致富;“鱼”放在水缸旁边和床上，表示年年有余;“狗”和“兔”要放在门上，谚语“狗撵兔，必定富”就表达了希望家庭富裕的美好愿望。“猪”和“羊”分别放置在庭院的东面和西面，预示全家人一年平平安安。“高”这与人们普遍认为的“糕”不同，是由两个摸摸叠加起来，上面加一个称为“石榴”的面食，作为灶王爷的供品，象征日子过得节节高。养蚕人家还要蒸“猫”，希望“蚕姑姑蚕”不被老鼠祸害。
春节里，家家要蒸“人口摸”“人口兔”，数量要比家庭实际人口多一个，象征着家庭人丁兴旺，并且要求每人必须吃掉属于自己的一个。在“人口摸”中还要加入一枚钱，谁吃到这枚钱就预示着谁在这一年有好的运气。“人口兔”一般在大年初一早上的明火里烧烤后才吃，表示消除一年里的灾难。同时，晚辈要给长辈蒸有枣装饰的摸摸，称为“大枣花”，一个一般重达一市斤。表达对长辈的祝福，希望长辈能够健康长寿。
六月六晚辈要给长辈“望夏”，蒸一种叫“福屹转”的食品，就是用一斤面做成长条形，然后在顶部扭一下。希望长辈能够身体健康，平安度过夏天。
七月十五蒸装饰有麦穗、谷穗形状的面食，有的还放几颗黄豆，称为“豆积亚、麦积积”。蒸人形面食，称为“打雀娃娃”。在七月十五这一天，将这些面食放置在庄稼地和菜地里，作为供品，表达了当地人守护即将成熟的庄稼和盼望丰收的愿望。
2.白面烤食。当地人认为六月二十四是河神爷展腰的日子，也就是要进人雨季了，人们担心雨水冲刷走山上的农作物，因此就烙“锅盔”来供奉河神爷，希望河神涨河时不要淹没庄稼。“锅盔”是用鸡蛋和面和起来，撰成饼形，放入锅内(锅里预先准备好大小均匀的石头，面放在锅内的石头上)进行烘烤而成。
3，白面煮食。除夕，当地人吃“扯面”，寓意着全家人团聚的美好愿望。特别之处是:吃“扯面”时要将做好的面条剩下一些，即使是吃完了，也要重新做一点，放到大年初一早晨吃汤面，象征年年有余。
“扁食饺子”是中国北方过春节传统的食物，当地除了春节吃饺子，在八月十五、十月初十都有吃饺子的习俗。饺子在当地不仅有团圆之意，还象征着钱财。当地人认为“扁食”形似元宝，吃“扁食”就是挣元宝。十月初十还要做“实心扁食”，就是不包馅的饺子，用于供品。表达出人们祈求人无灾难、天无灾情的愿望。
四、节日蔬菜
当讨论到晋商精神是否可以以诚信为内涵时，李镇西院长和山西财经大学研究生院院长崔满红更是各自坚持己见，话锋犀利，甚至把争鸣延续到了晚上的会餐中。
争鸣未有结果，新晋商当重树商业精神，本刊撷取各家精辟观点，以饱众人眼福。
晋商学科当整合、研究、传播
宋丽莉 山西省社科院晋商文化研究中心主任
晋商研究已经热闹了30多年，但是目前缺乏理论体系支撑和一个官学商沟通的对话交流平台。
所谓的整合，首先是研究力量的整合。随着晋商成为更多领域，更多层次，更多人群关注的内容，以开放的视野，开放的姿态，开放的心态，搭建一个广泛的研究平台正得其时。第二个整合是晋商研究方向的整合。怎样从宏观的角度把握晋商，总结晋商，分析晋商，如何多元地展现，充分挖掘晋商丰富的文化内涵和商业内涵，如何积极主动的回应社会对新晋商的关注。又如何从现实和历史的角度进行沟通，把晋商和新晋商的精神文化传承沟通起来，这是大家需要琢磨的课题。
第二是研究，应该把晋商学的理论框架探讨作为学科建设的首要任务。现在概念内涵外延界定不清晰，导致我们学界，商界，政界，对晋商的理解各不相同，由此带来了一些评价导向、理论框架界定等多个问题交叉。从整体研究的角度出发，晋商学理论研究应该把晋商学置于一个多学科交叉综合性的学科视野以下，探讨以晋商为代表，中国商业文明和金融贸易活动规律的理论框架之下。这是我们理论研究的重点。
第三是传播。我们的学术层次，群体比较多元，人员比较多，想要在晋商文化题材的开发上做一些努力，可以说在当前文化旅游产业战略性培养的前提下，晋商文化的开发已经从简单的旅游表层概念向深度开发转化。新方向新需求主要有两个表现。第一是一些新晋商在煤改以后开始致力于文化产业的开发，但是做什么样的文化还需要一个对接和方向指引。第二是晋商题材的影视剧内容目前还是偏向侧面展现，怎么深度剖析，深刻反思，让社会更加了解晋商，思考晋商，正视晋商这是我们需要琢磨的内容。
文化强省和金融强省
孙才仁 山西省证监局局长
晋商能否抱团干大事业，打大战役。需要文化上维系，志同方可道合。大家都知道山西的煤老板有钱，如果不团结仅凭个人力量，就相当于一个独立团而已。山西要成为经济强省，长久的攻坚战还在文化上。
除了文化强省，我还要加一个金融强省。重温世界400年资本史。有两个最重要，一个是科技创新，一个是金融创新。结合山西具体的工作，一定要把金融作为经济发展重要抓手。 山西人虽然地处中西部，要搞金融就搞高起点的。以信息交流为主，以思想交流为主，可以引领企业家，为企业家提供金融服务。
打开山西转型之门的三把钥匙
李镇西 山西软科学研究院院长
研究晋商的意义和目的就是为了从晋商文化中汲取精神和力量，重塑区域文化，打造山西文化软实力，促进山西文化复兴和经济崛起。
在5000年三晋文化积淀中，真正能够形成具有山西特色的，主流文化并且产生了划时代影响力的应该说只有晋商文化。尽管从晋国到现在的主流文化就是晋商文化。我们要去纠缠细节，敢于冲破传统的价值取向：第一个是价值趋向，第二是艰苦卓越的创业精神，第三是誓死坚守的诚信美德，这三把钥匙就能打开我们山西的转型之门。
因为历史给出的答案不是基于推理，是提供一些现货的案例和实实在在的做法。它揭示的问题是具有本质性的。但是现在有一些领导对这些问题熟视无睹，不屑一顾。我们的专家需要提醒说服他们，有专家说历史的最大教训是人们从来没有认真的汲取历史教训。
寻找商业社会的精神家园
李留澜 原山西省社科院党组书记、院长
现在人们对商业的看法，对商人的看法和古人不同了。但是古代很多传统的观念还在，比如商人可以富不可以贵。价值体系，人生价值的最终的追寻目标，精神领域的问题是不是解决了？现在也是一个问题。商业化的社会下，伦理、道德啊，都在发生巨大的变化。把人的价值取向、社会的价值和主流的价值，作为一个比较大的题目，多琢磨琢磨这个事。因为从一个传统社会向一个商业化的社会，如果找不到自己的精神家园，确实是一个大问题。
应还原真实晋商
崔满红 山西财经大学研究生院院长
研究晋商之后发现，山西的发展战略应该是文化兴省，金融强省。这才是山西未来发展的真正的潜力之路。
现在山西提倡主导以煤为基，转型发展。道光年间山西商人叫“以贸为基，转型发展”。转型之后形成金融为主，跨越发展。晋商真正成为中国商人的领袖之一，是因汇通天下。真正的货通天下是徽商。但是做金融做的确实是老大。所以说山西应该是金融为先，跨越发展。
晋商精神在于弘扬，财大的晋商研究，和大家之间的合作应该以弘扬晋商精神为主旋律。我们坚持既然是学术研究就必须要尊重历史，还原历史。作为一个学者，我认为我的责任在于还原并展现一个真实的晋商。
诚信不是晋商最亮的标签
李宏刚 《中国商人》杂志社社长兼主编
我写了一本书叫《晋商之死》，原来叫《打倒晋商》，感觉比较刺眼，第二个书名是《让晋商安静地死去》。写这本书本的初衷很明确，把原先研究晋商的概念重新换一个角度去挖掘，去反思。因为晋商太热了，热了30年了，这个时候经常会有一些统一的论调，甚至有一些粉饰的成分。在这个时候，我们应该反思晋商在发展过程中有什么问题，才能更快地先进，更不是抱着过去的成绩不放，这是出书的初衷。
一、征文指导思想和主题
抗日战争时期，山西作为华北敌后抗战的中心，创建晋察冀、晋绥、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的发源地，我党领导人民军队和人民群众英勇抗日的主战场之一，在华北乃至全国抗战中居于重要地位，发挥了特殊作用，作出重大贡献。研究宣传山西抗战光辉历史，弘扬伟大抗战精神，对于凝聚力量，奋发进取，努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有着重要意义。
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指导，以科学求真的态度，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山西抗战和华北抗战历史进行深入研究，重点研究山西在抗日战争时期所居的重要地位和发挥的特殊作用，山西人民在党的领导下英勇斗争、顽强拼搏为夺取抗战胜利作出的巨大牺牲和突出贡献，山西革命老区培育形成的伟大精神，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党和人民军队领导人在山西抗战中建立的丰功伟绩和体现的崇高思想风范，山西抗战著名英烈、英雄模范人物的事迹，山西革命根据地党与人民群众结成的血肉联系和根据地局部执政老区干部坚持密切联系群众，为民务实清廉的好作风等。深化研究和扩大宣传红色的山西、英雄的山西、为革命做出重大贡献的山西、富有光荣革命传统和党的政治优势的山西，增强全省广大干部群众的历史自豪感和历史自信，激发开拓奋进的力量，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净化政治生态、实现弊革风清，重塑山西形象、促进富民强省。
二、征文基本要求
（一）研究论文实行广泛征集，重点组织，专家评审，择优入选。
（二）论文题目和研究角度，参照《 山西抗战的历史贡献――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论文集 》征文参考选题（附后），可在参考选题的思路下作者自行拟定题目。
（三）论文撰写做到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对历史的研究有新意，或在资料挖掘上有新的成果，或拓宽拓深某一方面的研究。
（四）论文撰写对重要史料、重要数据和引文观点评价的引用，注明出处，采取页下注。
（五）每篇论文的字数宜在8000字左右。有特别重要史料价值和研究价值的论文可在1.2万字至1.5万字。
（六）报送的论文，必须是未在公开刊物上发表的论文。不得一稿多投。
三、征文组织
（一）论文截稿日期为2015年5月30日。
（二）论文投稿方式：将论文以电子稿形式发至征文电子邮箱。请写明作者姓名、性别、工作单位、职务、职称、通讯地址、电话、邮编、电子邮箱，以便联络。
（三）省委党史办公室组成专家评审组对应征论文进行评审，择优入选，于2015年9月集辑出版。
征文电子邮箱：
联系人：高桂珍 杨子晋
联系电话：0351-4019853 0351-4018809
中共山西省委党史办公室
2014年10月20日
附：征文参考选题
1、红军东征对全国抗战爆发后八路军开赴山西创建抗日根据地的历史意义
2、党中央和部署以山西为华北抗战战略支点研究
3、八路军以山西为立足地和出发地实施战略展开，开辟华北敌后战场研究
4、八路军总部转战山西，山西成为华北敌后抗战的指挥中心研究
5、中共中央北方局移驻山西领导华北地区党的工作和抗日斗争研究
6、晋察冀、晋绥、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的创建历程和基本经验
7、山西和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结合革命斗争实际创造性地贯彻党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研究
8、山西是华北敌后抗战的主战场之一，平型关大捷、以山西为主战场的百团大战等重大战役、战斗研究
9、山西和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建设研究
10、山西和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政权建设，党局部执政的历史经验
11、山西和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党的建设，党的优良传统作风的培育发展及历史启示
12、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山西的成功实践与山西抗战特殊局面的开创
13、以山西为例历史表明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八路军在华北抗战中发挥了中流砥柱作用研究
14、山西和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党与人民群众结成的血肉联系及历史启示
15、伏击战、破袭战、地雷战、地道战、麻雀战，沁源围困战、晋西北“挤敌人”等人民战争战例研究
16、山西和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涌现的抗战英烈、英雄模范人物研究
17、山西和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人民群众对夺取抗战胜利的巨大支持和牺牲贡献
18、以山西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对陕甘宁边区、党中央所在地延安的财政经济支援
19、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党和人民军队领导人在山西抗战中建立的丰功伟绩
20、著名爱国抗日志士、国际友人与山西抗战研究
21、抗日民主新天地――山西和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抗战历程中的社会变迁研究
22、八路军总部、中共中央北方局在山西移驻情况考证调研
23、山西抗日根据地干部学校设立、干部培养情况调研
24、抗日战争中山西人民参加八路军，贡献粮食、物资和支前勤务的考证调研
25、抗日战争中山西民兵发展和发挥抗战重要作用研究
26、从抗战历史实践解读太行精神、吕梁精神
27、日军侵晋暴行研究
28、抗日战争时期山西省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调研
29、弘扬太行精神、吕梁精神，传承光荣革命传统，推动改革发展，富民强省
30、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山西抗战对践行党的群众路线的深刻启示
【摘要】广西独特的自然风光、丰富的风土人情、人文景观、区域文化等为山水画家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创作素材，当地的山水画家坚持以本地丰富的艺术表现资源为创作素材，区域型题材在他们创作中被广泛运用，并逐渐形成鲜明特征。
【关键词】区域题材；广西；山水画；自然景观
广西的山水画家坚持走“搜尽奇峰打草稿”的艺术道路，他们以本地丰富的艺术表现资源为创作素材，在绘画风格上逐渐形成具有明显区域特征的画风，并得到了同行与社会各方面的关注。
笔者就广西当代具有明显区域性的山水画风格特征及区域题材在广西山水画家创作中的运用分析、论述，认为对广西明显带有地域特征的山水画风进行独立探讨有着重要的价值。
一、独特的区域性题材
（一）自然风光
广西的西北部为云贵高原边缘，属典型的喀斯特地形，山多地少、岩溶广布、山水独奇、平原狭小；广西的东北部为南岭山地，东南及南部是云开大山、六万大山、十万大山，丘陵错综、气候变化丰富，而不时间以湖泊风景或间以农家舍，是典型的南方田园风景。
独特的自然风光为广西当地山水画家们提供了丰富、独特的表现素材，同时也为广西当代山水画风格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物质基础。
（二）风土人情
广西地处祖国南疆，有壮、瑶、苗、汉等12个世居民族。他们大部分都保留着自己传统的节日和风俗。随着历史的发展，积累了自己独特的灿烂文化，并形成了带有区域性的文化特点。
（三）人文景观
干栏式建筑、风雨桥、鼓楼等在广西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大量存在，这些建筑与广西的地貌相结合，形成了一道亮丽的风景，这些丰富且具有独特性的人文景观，为他们在山水画创作上提供了不可多得的素材，例如黄格胜的《壮锦》、阳山的《苗山夜话》等里面的素材就是取材于广西当地鼓楼、干栏式建筑、风雨桥……
（四）区域文化
由于地理位置等多方面的因素，广西虽然没有形成像岭南文化、湘楚文化等那样有影响的区域文化，但广西文化也是有着自己的特点，她凝聚着广西各族人民的勤劳、包容、聪明，体现他们的思想观念、思维方式、风俗习惯和审美情趣，形成广西特有的多层次、融合共生的复合体的区域性文化，比较有代表的有桂北文化、红水河文化、岭南文化、革命文化等。而生活在广西的山水画家们无时无刻不被这一区域文化包围着、影响着。也正是具有多层次、融合共生的复合体——广西特有的区域性文化，一直滋养着广西的山水画家们。
二、区域题材在山水画创作中的运用
独特的自然风光、奇妙的民间艺术、多彩的民俗文化、丰富的人文资源孕育着一批个性鲜明并带有地域符号特征的广西山水画家，这些画家植根于广西本地，以一种对于广西本土区域文化的偏爱、虔诚去描绘秀美的八桂大地，带有自己本土特色特征的山水素材在他们山水画创作中被广泛运用。
早在上世纪60 年代初，阳太阳率先提出创立“漓江画派”的主张，他身体力行，无论在他较为早期的作品《桂林文昌桥》《花桥》，还是在晚期的作品《一江春水图》《漓江岚韵》《青罗碧玉图》。这些作品直接取材于桂林山水，描绘的是桂林现实生活中的场景（桂林的渔船、渔民的生活等），反映的是桂林当时的现实生活，有着浓郁的现实生活气息。进入古稀之年的他仍乐此不疲地深入广西各地采风，在艺术道路上，他自觉地深入群众生活，发掘当地的创作素材，并号召艺术家要做到“艺术家下乡去看看”。
黄独峰是另一位成就显著的老一辈山水画家，他对广西本土艺术资源，特别是对广西自然风光、人文景观有着非常深刻的感悟，他说：“广西风景挺秀，有独特的地理环境，我们应该创立一个广西的风格，桂林很多象形化的山，什么形状都有，这是我们胜人一筹的地方。”在他的认识中，广西有着其他地方没有的山水画表现资源，他多次深入广西各地去寻找创作素材，广西特有的景物芭蕉树、木屋、村寨等经常在他的画面里出现，例如《桂西春晓》表现的是桂西农民春耕的景象，展示了当时当地的生活特色，具有强烈的地域生活气息。
刘益之对桂林山水的描写有感：“在祖国众多的名山中，只有桂林山水是画不厌的。”从这句话中可看出他对漓江山水的情有独钟，以及对艺术追求的执着。刘益之不仅注重艺术实践，勤于实践，更重要的是他还善于总结实践。从想桂林、来桂林、住桂林、爱桂林、画桂林的数十年的实践中，他总结了一套画桂林山石、树木、云水的技法，进而写成《桂林山水画技法》一书，这本书的问世，对于如何用水墨表现桂林山水起到积极的历史作用。
帅立功进入不惑之年，回到故乡桂林的怀抱。攀桂峰、渡漓江、走村寨、穿岩洞，风餐露宿、翻山越岭，沿江步行写生，收集素材和进行艺术实践。出版的专著画册《榕颂图卷》（长卷）《桂林仙境》等无不深深地打上了广西地域特色的符号。
黄格胜钟情于壮乡的一草一木、一房一屋，在他的作品中无论是早期的《漓江百里图》，还是《水源头写生一组》，抑或是近来的《壮锦》，都是其外出对景写生所得或根据写生采风素材而进行创作的作品。例如《壮锦》这幅长卷以一个生机勃勃、民风淳朴的壮、瑶、侗、苗四个少数民族的山寨为创作主题——梯田、鼓楼、风雨桥，将壮、瑶、侗、苗四个少数民族民居特色收入笔下，表现的是一幅新中国少数民族美丽山村、多民族和谐共处的家园场景画面。
桂北地区是典型的喀斯特地形，虽没有北方山水的雄壮，但那里拥有奇特的奇石深壑、密树虹枝、蓊郁滋润，那满目青山、葱葱郁郁、经冬犹绿的自然风光等，是画家张复兴常常要表现的题材。如《一溪寒水出秋山》《侗乡秋高》表现的就是桂北山区那种松涛陈陈、村寨点点、浑厚博大的山水风貌。
阳山在绘画艺术中热衷于表现地域文化及农村的乡土风情，他的作品追求形式新颖、统一而有变化，在学术创新上他主张创作与地域特色相结合，几十年如一日往返漓江、沉醉于红水河当地的自然风光、风土人情，尤其把画红水河为己任而努力着。在他的画作中无论是长卷《苗山夜话》《吾居山水间》，抑或是方尺小品《溪山云起》《红水河写生系列》，都取材于广西桂西北独特风光，并且大都是对境现场创作所得。这也体现出其对广西红水河、漓江的自然风光和人文景观的热爱。
徐家珏经常到他生活的周边（桂林）大石山区采风、写生，他注重当地生活细节的表现，如他的作品《银涛涌翠接湘南》描绘就是典型的广西大山中的人间烟火、牲口棚等生活场景。这些构成生活情调的东西也是山水画中必然重视的内容，把这些内容融入山川之中则有生气，有情调，给人以可居可游之感。
除以上所列之外，成就较为突出而且活跃于中国山水画坛的还有阳光、王庆军、熊丁、周松、王雪峰等，都是典型的以具有南方风貌的广西地方特色的自然景观为他们创作的题材，并在画坛中独树一帜。
三、影响与意义
1.1山地人居环境研究的地域性——以西南山地为例
按行政区域划分,我国西南地区划为四川、云南、贵州、重庆、等省市辖区范围；按照西南地域山地聚居的文化地理特征划分，西南地区除川、滇、黔、渝外，还应包括湘西、鄂西、陕南、桂北等山地地区。总体而论，这些地区、城市和乡村的人类聚居形态、地形地貌、气候特征以及生活习性等具有共通性。从历史上看，西南区域地方富庶，人文汇粹，城市和城镇建设的独特性构成了典型的山地人居环境聚居的形态与内容。
在城镇化进程中，西南地区集中了两种差异性特征：东部与西部的差异、山地与平原的差异。城市群集地区经济相对发达，农村山区经济落后，经济发展反差较大，如：重庆直辖市中心城区与三峡库区，成都平原地区与四川广大山区，昆明城市集群地区与滇西南、西北的广大山区，以及黔东南和湘西等少数民族山地聚居区域③。由于山地交通的不便与山水的阻隔，当前区域的经济增长和社会文化水平的提高多集中反映在首位度较高的大城市地区，大量城镇和农村地区发展缓慢，落后的状况仍然明显，大城市与小城镇地区的建设水平的差距在加大。区域性城镇化不发达，城市、镇建设的适应性理论缺乏和技术水平落后以及人才资源匮乏是影响西南山地社会经济和城乡建设发展的一个瓶颈。西南山地人居环境建设面对的问题可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讨论：
（1）理论研究和积累的差异：长期以来，国家层面对山地城镇规划问题的研究缺乏足够重视，理论积累和实践总结十分有限，技术力量也很薄弱。简单地搬抄平地的做法而忽视山地条件的多样性、综合性和复杂性是山地城镇建设的普遍现象。山地城镇规划与建设理论和方法（包括书目、教材、规范、标准等）缺乏，难以适应现代山地城市、镇规划和建设快速发展的需要，城乡统筹发展模式和理论的积累也非常薄弱。
（2）城镇化进程的“植入”作用：山地的社会经济和科技文化发展慢于平原地区，国家城镇化进程从东向西推进，由东部影响西部。对于经济和文化落后的地区而言，城镇化推进和影响的作用往往以“植入”的方式进行，经济发展快的地区影响发展慢的地区。山地区域往往在尚未有足够物质和文化准备的情况下被动地接受影响，被推入现代经济和文化发展的行列。山地在这一过程中受到冲击，自身的文化传承和技术方式也逐步丧失。
（3）工程建设环境的差异：山地在地形、生态、气候、工程、技术等方面的复杂性和综合性增加了解决问题的难度和经济投入的比份（包括规划建筑创作和技术方法），在经济困难的情况下，最易将解决问题的方法简单化、模式化，或者以平原方式而概论山地。重赢利而损资源，重眼前而损长远，重局部而损整体，重物质而损文化，这种不可持续的发展行为在山地城市、镇建设的过程中是文化价值观问题，也是科学技术实施的地域差异性问题。
1.2山地人居环境人才培养面对的艰巨任务
自古以来，建筑学的文化定义就包含了严格意义的地域概念。因此，在今天国际主义势强、传统文化势微的情况下，不能忽略建筑学、城市规划、风景园林教育的地域内涵。教育工作需要高度重视地区性和服务性问题、明确人才培养的目标和任务、重视培养引导城市文化多元化发展的人才。当前，我国建筑教育的文化观和价值观正处在一个“鱼龙混杂”的时代。
面对经济全球化和东西方文化的碰撞，由于受西方强势文化的影响，中国的建筑教育出现危机，年轻的大学生和研究生们重西方而轻国学，重现代而轻传统，缺少民族文化的根基，忽视了自己文化的重要价值和作用④，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大学院校年复一年地培养出城市规划和建筑学的大量人才，今天的学生是明天规划和建设的设计者、教育者、管理者和开发者。他（她）们的价值观念、思维模式和文化底蕴是决定我们事业发展走向的关键；他（她）们是国家和地区建设事业的推行者，稍有不慎，他（们）们又可能成为城市建设的“破坏”者和自己本土文化的“阻断”者。因此，当建筑学科（建筑学、城乡规划、风景园林）的大学教育培养出来的年青学子缺少对自己民族、地域文化价值的整体性认同和传承发展的自觉意识时，国家和地域的城市规划和建设、建筑创作、景观建设就必然面对文化的断代和丧失问题。当前我们城市和建筑创作的肤浅和紊乱与此不无关系。山地人居环境建设需要培养适应自己地域特点、文化底蕴、技术工程方法、社会服务意识的专门性人才队伍来扎根山地的城乡建设，为山地发展做贡献。
2山地人居环境科学研究的理论体系思考
2.1山地人居环境科学研究的定义
山地人居环境科学研究是对吴良镛院士提出的“人居环境科学”理论体系在山地问题上的创新和发展，旨在探讨在山地自然环境状态下人类聚居发生和发展的特殊性和规律性，研究山地条件下人类宜居的理论与方法，针对我国城镇化发展中山地城乡建设的具体问题进行理论创新与实践方法的探索[1-3]。山地人居环境科学研究的理论内容主要涉及两个方面：山地作为支撑城市和乡村建设的基本元素（山体、河流、复杂地形、气候、生态环境构成、植物方式等）与人居环境建设的作用关系；山地人居环境建设（城市、建筑、园林、技术支撑）的四位一体在山地复杂环境条件下产生的新的科学含义和解决问题的方法（理论建构、观点界定、技术方法路线等）。
2.2山地人居环境科学研究构成的独特性和复杂性
山地人居环境的理论研究和建设实践较之平原形态的“人居环境”而言，彰显出“山地”构成的科学性以及学科“城市—建筑—景观—技术支撑”四位一体的内在联系。复杂性可以概括为以下四个方面：山地问题的矛盾性与复杂性；山地聚居的生态规律性和安全性；山地聚居丰富多元的文化性以及文化的可持续性；山地建设技术支撑层面的学科交叉和可行性
。
2.3山地人居环境科学研究应包括的内容
在我国山地复杂的地形、多样的文化元素、特殊的气候等客观条件下，山地人居环境科学研究的内容应包括：研究城乡规划、建筑学、风景园林、技术支撑体系“四位一体”的构成关系；研究人与用地紧张关系下的城乡建设发展和解决矛盾的途径；研究现代城市、镇建设对山地生态与环境的影响和破坏以及科学的保护、协调和维育方法；研究大规模城市化对山地历史文化和山水形态的影响和冲击，以及保护和建设的理论与方法；研究新技术应用，如GIS和地理信息图谱技术与人居环境科学理论的结合，从而形成对山地人居环境理论思维的研究创新与技术方法的拓展等。
2.4重庆大学山地人居环境学科团队的理论探索
2.4.1山地人居环境科学的学科支撑关系
山地人居环境科学的主干支撑学科以“城乡规划学”、“建筑学”、“风景园林学”为构成基础，考虑山地问题的复杂性和技术综合性，将“技术科学”纳入学科构成框架，形成“四位一体”的支撑体系；由于山地问题的特殊性和复杂性，山地人居环境科学研究与地理学科、生态学科、环境工程学科、工程技术学科等有紧密的支持关系，与人文学科、社会学科、经济学科、计算机技术等有相关的学科联系。山地人居环境的研究体系由宏观层面、中观层面、微观层面、技术层面四个层次构成，宏观层面可包括：山地城镇化体系、流域人居环境、区域人居环境的生态资源保护、区域风景资源评价与规划等；中观层面可包括：山地城市总体规划、区域城乡统筹、山地城市控制性规划等；微观层面可包括：山地城市设计、地域建筑创作、山地城市、镇的历史文化保护等；技术层面可包括：山地城市（镇）的安全与防灾、基础设施工程、地理信息图谱技术等。
2.4.2山地人居环境科学研究的方法论认识
（1）以问题为导向，研究和探索山地人居环境建设面对的科学问题：山地人居环境研究立足国家和地区城市（镇）化发展的关键问题，探索解决问题的理论创新和技术方法。（2）多学科融贯的综合研究方法：山地人居环境研究的构成在一般人居环境意义上有着更丰富的内涵和独特性。山地自然环境作用于城市、建筑、大地景观的物质形态和文化内容，三位一体的关系更加突出，人与自然空间的构成更具有机性和依赖性；山地人文环境由于地域文化的特殊性构成了人们生活方式的丰富性和多维性。山地人居环境研究从地域因素和人文环境的方面来建立理论思维和解决问题的技术方法。（3）宏观、中观、微观、技术支持层面的整体研究方法：对应城市规划、建筑学、风景园林的学科特点，整体研究山地人居环境的理论问题，并将技术支持层面贯穿在研究工作的体系中。（4）理论探索与项目实践相结合的科学研究方法：科学研究建立在理论研究与项目实践相结合的基础上，实事求是，学以致用，理论联系实际，解决国家和地方城市建设的具体问题（图5）。
2.4.3团队近年主要拓展的理论研究工作
重庆大学山地人居环境学科团队自1996年成立以来，逐步成长，进行学术成果的积淀、学术视野的开拓和人才队伍的培养，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国家科技部、住建部、教育部、中国城市规划学会等的课题支持下，在“十五”、“十一五”、“十二五”期间逐步凝练成团队的主要理论研究方向，大致可以总结成四个方面：西南山地区域城镇化研究（宏观层面）；流域人居环境建设研究（中观层面）；西南山地城市、镇历史文化保护与发展（微观层面）；山地人居环境研究的技术支持体系（技术层面）。结合团队的发展和对研究问题的逐步深入，在“十二五”、“十三五”期间，团队希望在“山地人居环境生态与安全”、“城乡统筹发展中的社会学、经济学问题”、“山地地区建筑学理论创新与实践”、“山地密集人居环境建设的可持续发展”等方面有所拓展和突破。
3山地人居环境科学研究的理论创新与实践工作
3.1创新研究三峡库区人居环境建设的可持续发展理论
1996年以来，赵万民教授带领学科团队以三峡为研究对象，将人居环境的科学理论与三峡移民安居和城市建设的实际问题结合起来，在库区新型城镇化、总体规划的适宜方法与土地资源节约、基础设施建设的生态与安全、移民安居和新住区建设的理论与实践、GIS信息图谱结合库区城市规划的应用、三峡地区风景资源与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等方面进行了持续、系统的研究和工程实践，代表性的理论创新专著有《三峡工程与人居环境建设》、《长江三峡风景名胜区资源调查》、《西南地区流域人居环境建设研究》、《三峡库区新人居环境建设十五年进展1994-2009》等，并在国内外发表了30多篇有影响力的学术论文。赵万民教授带领团队完成了三峡地区“城镇化”、“移民与社会学问题”、“住区空间重构”、“文化空间变迁与发展”、“综合交通体系建设”、“城市规划的GIS信息图谱应用”等研究并出版专著[4-6]。
团队主要的理论建设和实践工作有：1997-2000年，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三峡库区节约环境资源的城市设计方法研究”，提出“簇群”城市规划理论，成为库区规划建设的重要指导理论与实践方法；2005-2008年，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西南地区流域开发与人居环境建设研究”，提出了从流域整体视野研究三峡库区以及相关支流的人居环境建设规律，完成了“乌江流域”、“嘉陵江流域”等实际问题的研究，并在库区整体资源与生态环境的利用与保护上得到了有效应用；2008-2011年，主持“十一五”科技支撑计划重点课题“国家重大工程移民搬迁住宅区规划设计技术标准集成与示范”，提出适应三峡后期移民住区建设的三种模式：“城市社区型”、“城乡统筹型”、“农村散居型”，建成14万平方米工程示范；2013-2016年，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后三峡时代库区人居环境品质提升理论与方法”，将对三峡后期的人居环境建设提出“生态修复”、“工程安全”、“文化重构”的理论发展思路和实践；主持国家“十二五”科技支撑计划重点课题“西南山地生态安全型村镇社区与基础设计建设关键技术与示范”，将对库区村镇移民安居的生态与安全方法进行理论研究和总结示范。先后承担三峡库区多个城市的规划设计，如万州、长寿、江津、涪陵、奉节、开县等13个移民大区（县）的城镇体系规划、总体规划、详细规划、城市设计、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等，为库区人居环境建设提供了可操作的支持和指导。多项成果获得全国及省部级行业奖励。
3.2三峡库区城镇搬迁规划与移民安居建设实践工程
三峡库区集中了移民安居与社会发展、复杂山地环境的城镇建设、生态敏感地区的工程与技术安全以及多民族聚居文化环境的保护与发展等诸多现实问题，是我国城镇化发展阶段性和特殊性矛盾集中的典型地区。近18年来，赵万民教授带领山地人居环境学科团队以问题为导向，以三峡人居环境建设的紧迫任务为己任，持续探索研究三峡库区移民搬迁和城乡建设问题，先后完成了库区20个行政区中13个区（县）的总体规划、产业规划、详细规划及专项课题等共计50余项，规划覆盖了70%的库区区县。在研究人口空间再分布、产业结构优化和乡民安居乐业的实体规划和社会发展规划相协调的结构关系的基础上，赵万民教授带领团队提出了库区移民搬迁集约建设的规划模式与技术方法体系，为保障百万移民工程的顺利实施提供了有力的技术支撑；在库区建设完成的数十项国家和地方示范工程取得了很好的社会反响和建设效果，数项成果获得国家和省部级奖励。（1）“十一五”三峡库区移民住区示范工程⑤针对三峡工程移民搬迁后期安置住宅区建设，以长寿区为选点，提出移民安置模式与住宅区选址、规划设计、建造施工及质量控制等关键技术集成与创新。此研究完成了适应地方经济发展、具有地域特色、资源节约的三峡库区后期移民住宅科技示范区的建设；创新性地提出了针对城市、城乡和农村三种类型的“社区移民型”、“城乡统筹型”、“散居移民型”规划建设模式；实施建成40多万平方米的安居住宅区，项目完成情况优良，被科技部选送参加了由科技部、中组部、国家发改委等共同主办的“十一五”国家重大科技成就展（2011年，北京）。（2）“社区移民型”示范工程项目的科技创新价值体现在通过研究和示范，发挥移民住宅区土地的经济效益，有效规范移民住宅建设，改善聚居环境，完善环保设施，提高移民居住建筑的能源利用效率，减少废物排放，提高土地利用效率。2012年5月，国家科技部组织的专家组验收鉴定认为：示范工程户均宅基地面积比“十五”期间节约20%；农村低层住宅模块化设计率达到80%，实现节能50％；生活垃圾源头分拣分类收集率达到或超过80%，无害化处理率达100%；示范区生活污水处理率达到或超过90%、再生利用率达30%。住宅建造成本平均降低120元/m2；住宅使用成本平均降低2元/月；住宅管理与维护成本平均降低4元/月，具有可以在库区后期移民工作中推广的价值⑥（图6）。（3）“散居移民型”示范工程该项目位于重庆长寿云台镇，是三峡库区农村城镇化发展中为农民居住条件改善、生态环境维育而搬迁建设的农村移民住房整治改造示范工程，其目的是提高库区农民住宅的集约化、模块化和市政设施的质量改进。项目住宅区总占地面积约10亩，建筑总面积约0.76万平方米，共46户，平均每户占地面积145m2，建筑面积165m2。工程分为三期：一期为居住功能提升；二期为风貌特色整治；三期为基础设施和配套服务设施完善（图7）。
3.3探索和发展西南山地城乡规划学的理论与方法
山地问题是我国城乡规划与建设研究的弱点和难点，在西南地区具有普遍性和代表性。赵万民教授带领团队承担国家和地方等重点课题研究，凝练山地资源与环境、生态与安全、聚居与文化保护等工程和科学的关键问题，在山地城乡规划理论研究和发展方面做出了突出贡献，成长为全国和西南山地规划领域有影响力的学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西南山地城市（镇）规划的适应性理论与方法”核心成果获得了由三位院士组成的专家组的一致肯定，是该领域开拓性的理论研究与系列实践。
团队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西南山地城市(镇)规划适应性理论与方法研究”（2008-2011）为工作核心，凝练山地城乡规划研究的理论框架，从宏观、中观、微观和技术层面对“西南山地区域城镇化”、“流域人居环境”、“历史文化保护”、“技术支持体系”进行了理论建设和研究梳理，发表了具有影响力的论文30余篇，并即将出版《山地人居环境科学导论》等总结性专著。团队主编2002-2013年的《山地人居环境研究丛书》，出版28本专著，初步建立了西南山地城乡规划的理论体系，主要包括山地区域城镇化和城市规划、山地城市设计、地域文化和城市建设、历史古镇保护理论与方法[7]、社会学与社区发展、工程技术与新技术等，其中赵万民为独立作者或第一作者的共10本。主持“《第三届山地人居环境可持续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2012重庆）”并主编论文集出版[8]，在学界引起了很好的学术反响。团队将山地城乡规划建设的理论研究运用于工程实践，在西南山地的城市规划与建设中承担了80余项山地城市（镇）总体规划、详细规划、城市设计、历史文化城镇和街区保护规划等设计项目，推动了城镇建设行业的科技进步。成果分别在省市、住建部评优中获奖，产生了很好的社会价值和学术影响力，其中“城镇基础设施建设关键技术与工程示范”获教育部科技进步一等奖⑦。
3.4典型案例
3.4.1第八届中国（重庆）国际园林博览园主展馆建筑群与环境设计
2011年，学科团队完成重庆市园博园主展馆建筑群和大门入口广场等规划、建筑和景观的设计，并指导实施建设（图8-9）。项目获“2012年度重庆市优秀城市规划设计一等奖”。项目以“园林，让城市更加美好”为主题进行地域化建筑创作和环境设计，提出“山水生态、资源节约”的设计理念，运用生态技术、创新环保技术引领园林科技发展，提出建设低碳园林和主题建筑以及广场的设计思路和方法，高品质、高标准、高水平地建设本届园博会，彰显了“山水立体园博会”的特色。
3.4.2西南地区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工程
学科团队完成西南地区历史文化遗产保护规划、设计和研究项目近20个，有代表性的项目如世界文化遗产大足石刻保护规划、眉山三苏祠周边环境调控规划等；编制完成重庆市12个历史文化城镇保护规划，编写出版历史城镇保护书籍10部；探索研究关于山地历史城镇保护的理论与方法、建设实施的设计方法、历史城镇保护的管理模式等，有效推动了重庆市6个部级历史城镇（龙潭、安居、宁厂、丰盛、松溉、走马）的申报工作，为西南山地历史文化城镇以及历史文化街区的保护工作做出了有价值的理论研究与实践。（1）重庆酉阳县龚滩镇淹没整体迁建工程（项目研究并实施）龚滩是一座具有1700多年历史的古镇，位列重庆市十大历史文化名镇之首。因三峡工程和乌江彭水电站的建设，整个古镇被淹。为了保护古镇风貌和建筑环境，赵万民教授作为专家，与重庆市文物局、市规划局、市历史文化名城专委会等部门的领导和专家一道，共同呼吁，几经努力争取，古镇得以整体搬迁和复建。龚滩镇的整体迁建选址位于阿蓬江与乌江交汇处、百里乌江画廊的起点，迁建规划设计指导思想为“保护历史真实性、保持风貌的原真性、维持生活的延续性、让移民安居乐业”。规划面积为8.2hm2，新址建设中巧妙结合地形，构成三条随山就势的主街，恢复了山地古镇的原真性，延续了原龚滩古镇山地风貌的历史特色。为保护珍贵的历史遗存，规划对大部分古建筑进行了完整测绘以便整体移至新址。赵万民学科团队于2000年完成了古镇测绘，2004年完成搬迁规划设计，在地方政府、重庆市文物局、施工单位的协作配合下，2006年3月至2009年4月完成迁建（图10-11）。（2）大足石刻世界文化遗产保护工程2011年，学科团队对大足石刻景区进行了提档升级规划与设计工作，并对景区相关配套设施、环境风貌、陈列展馆等进行了规划、景观和建筑“三位一体”的设计。通过对景区现状的综合评价、景点分布及规划游览路线的组织，设计提出了“分区规划”策略，将景区分为核心保护展示区、博物馆展示设计参观区、旅游接待服务区、生态环境保护区等，对每个功能区提出相应的规划策略，重点对大足石刻博物馆、研究院等建筑进行设计和实施，对孔雀园旅游接待服务中心、礼佛朝圣道路以及相关仿古建筑和基础设施进行施工建设（图12-13）。
4山地人居环境研究的科学思路
文章讨论了重庆大学“山地人居环境”学科团队对山地人居环境科学体系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的一些工作，这些工作是对我国人居环境科学在山地城乡建设中进行的探索和发展。“生态文明”和“美丽中国”建设给我国城乡人居环境可持续发展指出了新的目标和新的高度，山地人居环境科学的理论创新与实践是其重要的内容也是我国城镇化建设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工作。
山地问题是我国城镇化发展的瓶颈和难点，国家在山地城乡建设方面缺乏理论体系，存在诸多问题，突发灾害应对（汶川玉树地震、舟曲泥石流等）、三峡移民（社会、工程和安全稳定等）、环保和生态工程（滇池治理、三江源生态修复等）、山地城镇化（面对突如其来的城乡建设，土地节约、生态环境维育等）等都是亟待研究和实践的重要课题。当前，山地建设存在很多问题，如不合理的建设遍及山区、以平原方式概论山地、生态和资源破坏严重、地域文化加速丢失、千城一面等。因此需要从国家和区域层面综合、系统地与其他科学和工程领域协同作战的理论研究体系和战略目标计划，形成学科团队和有准备的高端人才队伍集群，来应对国家层面的长久战略发展和科技工作需要。
关键词：饶宗颐；西北宗；地域环境；西北流派
2006年，学界泰斗饶宗颐先生撰文指出：“董其昌所创的山水画“南北宗”论，并不能涵盖包括大西北在内的中国山水的风景世界。千年中国画史充分证明，西北山川在历史上少有画家重视，更少画家移情写之。这是中国山水画的一个特殊空间，也是当代绘画的一条新路向，尚待大家阔步前行。”[1]
一、地域环境与绘画流派
丹纳在《艺术哲学》一书中提出种族、环境、时代是影响艺术发展的三大因素。其中，“环境”是指气候、地理等自然因素，他认为不同的自然环境造就不同的民族性格，“环境”是决定性因素，影响艺术的发展。
中国山水画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经过数千年的不断丰富、革新和发展，形成了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独具中国意味的绘画形式。地域性差异是我国山水画风格面貌形成的重要因素。在我国，南北方在自然环境与人文资源方面存在较大的差异，魏晋时期就有了文化南北宗的意识，文化和自然环境的地域性差异，带来画家师法自然时主体感受、审美观念和艺术技巧的差异，于是在五代北宋之际产生了“南北派”之分。郭若虚《图画见闻志》说：“唯营丘李成，长安关仝、华原范宽，智妙入神，才高出类，三家鼎峙，百代标程。”[2]
明代晚期画家董其昌在《容台别集・画旨》中论及“画分南北宗”。所谓“南宗”，就是以南唐董源、巨然为代表的南方派山水画派，北方派以后梁荆浩、关仝为代表。“南北宗论”虽然并不严密，但它却第一次从历史发展过程系统地提出了关于画派的理论， 点出了唐宋以来山水画的两种风格及画法体系， 结合纵、横的比较， 从代表性画家的艺术特点来考察问题， 意图梳理出一条山水画的画系脉络， 这对研究中国山水画的发展、启迪对艺术作品美学价值的思考， 有积极的意义。饶宗颐先生山水画“西北宗” 说正是相对于董其昌的“南北宗论”提出的。
二、“西北宗”的地理界定
2006年，饶宗颐先生在《敦煌研究》著文《中国西北宗山水画说》，他在文章中说：“西北广大地区天苍苍野茫茫之寥廓大漠间，‘莽莽万重山’盘亘千里。向来为华戎杂居，中外文化交叠之处。”[3]
在我国行政区划中，“西北”包括五省区：陕西省，甘肃省，青海省，宁夏回族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而根据自然环境和人文特征，“西北”地区则指长城―祁连山脉―阿尔金山脉―昆仑山脉一线以北的地区，包括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大部、甘肃省河西走廊地区、宁夏回族自治区北部、内蒙古自治区中西部。饶宗颐先生以地理形态划定了“西北宗”山水画的范围，引经据典对“西北宗”之画学背景进行了探讨，从《淮南子・地形训》的“昆仑之丘，盖地之中也”，到《纬书・河图括地象》的“昆仑山为天柱，气上通天。昆仑者，地之中也”，进而论述甘肃旧有的昆仑障（塞） ，即小昆仑。他引《汉书・地理志》论述地理的分界：敦煌郡广至宜禾，设都尉治昆仑障。以陇山为分隔华戎之处，即取张衡西京赋“右有陇坻之隘，隔阂华戎”是也。他认为：“西北宗宜以陇坻为界，华及西戎之‘分水岭也’。大抵自陇首以西，即为大西北。这一带本为西戎地区，民族极为复杂，其文化混合情形，光怪陆离，多种文化层交叠的地带，而山川形胜，与陇东亦大不同。”[4]饶老对“西北”的地理界定取得充分的地理考证，别启“西北宗”之想，亦缘于此。
三、“西北宗”的题材涵义
在地理划界的基础上，饶先生所说的“西北”，还有艺术题材方面的考虑。西北地域艺术题材，是饶先生“西北宗”山水画理论的首要内核。这样做，不是拿艺术家出生地、籍贯来硬性区分，也就避免了明清以来画坛上以地域区分身份、流派的弊端。
饶先生认为：“西北诸土，久经风化，形成层岩叠石，山势如剑如戟，昂然挺立，不挠不屈。一种刚强坚劲之气，使人望之森然生畏。因冈峦起伏，地势高低不平，故极易从高处俯瞰三度空间。固应别作新“三远”之构图处理之：即渺无人烟之旷远；莽莽万重之远；大漠荒凉之荒远。”[5]显然，饶宗颐先生的“新三远”法，是地域题材基础上审美品格的体现，而不是透视科学。
“西北宗”理论还包含形式技巧的延伸。饶先生“曾数历敦煌，出入吐鲁番，观楼兰之遗址，涉龟兹之残垒，瞩目所见，层山叠嶂，荒草残垒，归而试图之”，觉“山石久经风化，断层累累，而脉搏络经纬，如阴阳之割昏晓，大辂椎轮仍在……知非别创一皴法，不足以状之。叠经试写，以为可用乱柴、杂斧劈及长披麻皴，定其轮廓山势，然后施以泼墨运色，以定阴阳。用笔宜焦干重拙，‘皴当纯以气行’”。[6]这些文字，大多是先生山水画的款识，足见他平日的思考，以及将传统山水笔墨技法进行相应改创的用意。
从饶先生创作的《吐鲁番山径》、《三危山掠影》、《敦煌写生》、《榆林金秋》、《月牙泉》等“西北宗”山水画传世佳作我们发现，饶老意欲生发的笔墨技法，既有强烈的感受性做依据，还有其创新的法度原理。这一点，与流行的揉纸、喷洒等特殊技法也有一定的区别。他本人的创作，一贯用朴实洗练的笔法、自然写实的色彩，表达了中国西北的文化遗产和风土人情之美，给人以无限的遐思。
四、“西北宗”说在中国画流派划分上的学术意义
饶先生认为，数千年的中国画史中，西北山川在历史上少有画家重视，更少有画家移情表现，因而成为中国山水画的一个特殊空间，也是当代绘画的一条新路向。20世纪80年代初期，“文化寻根”热潮使西北成为艺术界关注的焦点。北京王文芳、黑龙江周尊圣，甘肃郭文涛、蒋志鑫、陈天铀等山水画家在题材上将触角伸向西北山川，不断探索、大胆实践，艺术风格日趋成熟，逐步拓展了西北山水画的表现领域，他们创作的部分作品从审美品格上也与饶宗颐先生提出的“新三远”相吻合。此外，舒春光、毛雪峰等画家也大量涉猎这一题材，有作品见世。这些画家可谓当代西北山水画创作的排头兵，他们的探索实践与饶宗颐先生所倡导的“西北宗”山水画不谋而合，是时展的结果，是偶然中的必然。
在文学界，自唐代以来，诗人状写西北山川大漠的作品数量很多，被称之为边塞诗。理清了“西北宗”山水的地理、题材、审美品格等基本内涵后，一方面是让我们提取这一审美支流其审美特质和艺术精神，使之发扬光大。另一方面，也有利于我们正确认识当今绘画流派的划分，不盲信，不跟风。
当前画坛很多画家以“西北画家”自居，一些画家群体被理论家划归为“西北流派”，例如陕西省由“长安画派”发展起来的“黄土画派”由90多位老中青画家群体组成，理论界称他们为当代西北画坛的代表。按照饶先生划定的“西北宗”山水画的地理范围，我们就自然不会再把包括“黄土画派”的陕、青、藏画家称之为西北画家了。但若从题材和审美风格而论，一些不在“西北”生活和创作，却具有其艺术特征的画家，如王文芳、周尊圣等，又可以归入“西北宗”山水画家群。
【注释】
[1]饶宗颐.中国西北宗山水画说[J].敦煌研究，2006（06）：10-12
[2]郭若虚.图画见闻志》论三家山.卢辅圣主编《中国书画全书》第一册[M].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93：496
[3]饶宗颐.中国西北宗山水画说[J].敦煌研究，2006（06）：10-12
[4]饶宗颐.中国西北宗山水画说[J].敦煌研究，2006（06）：10-12
[5]饶宗颐.中国西北宗山水画说[J].敦煌研究，2006（06）：10-12
[6]饶宗颐.中国西北宗山水画说[J].敦煌研究，2006（06）：10-12
【参考文献】
【关键词】福山 历史终结论 政治阶段论 【中图分类号】D052 【文献标识码】A
“政治阶段论”：福山“历史终结论”的2.0版本
二十几年前，日裔美国政治学者福山关于“历史已经终结”的说法，曾经引起各国学界的广泛关注。他认为，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已经荟萃了人类政治文明的主要元素，因此从人类社会政治发展目标和制度建设的角度而言，历史已经由此而终结。这个命题的潜台词为：西方发达国家的自由民主制度已经是一种完美无缺的政治样板模式，各个后发现代化国家在政治发展道路上的目标和任务，只能是复制西方的政治模式，而不可能别有他途。
然而，此后的历史进展却表明，福山的这一命题，已经被后冷战时代各个转型国家的政治现实演变所证伪。发展中国家的所谓“第三波”以及“第四波”民主化浪潮，并没有按照福山所设想的程序演进。面对这个现实，许多西方学者不得不承认，挟“历史终结论”1.0版本的自由民主模式的扩张，虽然在制度层面完成了“民主化进程”，但同时却带来了更多和更为棘手的社会纷争和动乱。在对这种政治现象的理论反思中，“民主失败论”与“民主崩溃论”等问题又开始成为人们新的争论焦点。这种现象导致福山的上述命题再次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
面对来自现实的挑战，作为自由主义全球扩张理论奠基者的福山，又通过一系列理论的修正来对此进行回应。这就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福山理论的2.0版本，即“政治阶段论”。对照1.0版本与2.0版本之间的内容变化，我们会发现，虽然福山在新的版本中对自己的一些观点做出了诸多调整和修订，但是，“历史终结论”这一命题仍然是贯穿于福山全部理论的核心和历史哲学基础。在新的版本中，福山也强调，他不会在实质意义上对这一命题作出改变，而只是在新提供的“政治阶段论”的解释框架中对“历史终结论”作出某些修正。
从1.0到2.0，福山做了哪些修正
在他的2.0版本中，福山采取一种将人们的视线从“历史终结论”过程与结果简单对应的逻辑上转移出来的方式，实现了理论形式上的某种更新。在改版的“历史终结论”中，通过引入政治秩序和国家能力等更丰富、更具有探讨性的议题，使原版内容中自由民主制度在历史终结意义上，不再被视为一个当下必然要发生的逻辑结果，同时也回避了将发展中国家“民主化浪潮”的实际成效作为这一命题的直接检验标准。这样一来，福山将“历史终结论”从直面短时段历史挑战的第一个否定性答案的问题中解脱出来，并为自己预留了充分的时空转换的历史维度和现实分析的理论空间。
我们注意到，在新的版本中，当福山选择用“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好民主”来替代“我们是否需要民主”的问题时，其理论中的第二项变化，是将对自由民主制度内外实践的“检讨”之负面影响相应地压缩到最低限度。因此，当人们在进入福山理论的现实性反思层面时，大致可以发现这样一些内容：首先，面对连绵不绝的西亚北非战火、无孔不入和此起彼伏的极端民族主义、分离主义以及与之互为因果的大范围社会治理危机，他没有将这些现象归咎于自由民主制度本身的问题以及民主化政策的方向性错误，而是寻找到了一种更巧妙地引导问题意识转向的修正方案。在这个新的方案中，福山部分地回归到他的导师亨廷顿在《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中所提出的“现代性与现代化悖论”的问题思路，强调了自由民主制度与政治稳定之间存在着某种非正相关性关系的可能性。同时，他又通过“民主失败国家主要是因为无法满足国家建构的前提性条件而陷入民主转型失败的困境”这一命题，规避了人们对转型国家在民主化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和社会矛盾的批评。同时，福山也对以美国民主为代表的西方民主制度的现实问题进行了尖锐的批判。他指出，正是因为美国社会的自由民主制度在长期运行中无法很好地解决诸如代表性断裂、否决型民主阻碍政策进程，以及利益集团政治操作过度泛滥等问题，才导致出现“法治过了头、民主过了头，而国家能力没有及时跟进”的政治窘境。
在这个前提下，福山又作出了他在理论上的第三项重大调整。也即系统地借鉴了比较政治的研究方法，尝试运用由“政治秩序”、“国家能力”等概念与“政治阶段论”逻辑所组成的新的理论解释框架，把人类政治历史，特别是自由民主制度确立以来的政治变迁与兴衰的历史纳入到其标准化的政治发展理论体系中。在经过他重新整理的民主社会建构的逻辑中，国家这个“前民主时代”的产物及其建构任务被置于时间线上的起点位置，法治则是国家能力相对充分稳定基础上进化的第二项任务，而沿此继续推论的结果，就是作为现代民主制度重要表现形式的责任制政府的兴起。这就是他倡导的那种有别于传统的“小政府―大社会”模式的国家与社会间互相“统治―制衡”的新型模式。上述三个新的要素的引入，使福山所推崇的新型自由民主制度模式的内部又增添了一些新的弹性支撑机制。在这一新的理论范式中，最值得我们关注的变化就在于，福山对目前西方政治理论界“找回国家”这一共识的推崇。由此而形成的“强国家――发展法治――走向民主化”的“新三部曲”理论演进过程的论证，赋予他的2.0版本以更完整的逻辑延展性和包容性质。
与此同时，为了给这种新的解释框架寻求实证材料，福山在其新理论中大量引入了对中国问题的研究。其主要观点包括：第一，中国作为“一个缺乏程序的实质性负责制国家”，依然“能有效地回应和满足广大人民的诉求”，因而具有更大的现实吸引力。中国体制能够迅速地作出体量庞大而又复杂的决策，从而与欧美国家在过去几年间持续的、令人沮丧的政策结果形成鲜明的对照。第二，福山力图把历史上的中国纳入其理论的解释范畴。“大胆”地指出，韦伯所理解的现代国家因素，在公元前3世纪的中国业已形成。第三，他提出“中国模式”如果能实现自我更新，或许会拥有更值得期许的未来。但是从理论的叙事内容来看，福山对于“中国模式”并无更深刻的文化和历史背景的理解，同时也缺乏现实情境感。而在一些涉及“中国模式”评价与“历史终结论”原则发生冲突的情况下，他总是毫不例外地选择牺牲前者客观性的方式，来为后者进行论证。
贯穿两个版本之间的主线，是“历史终结论”前提下的西方中心主义思维方式
福山理论的关键点，表现在他对“历史终结论”及其普遍主义历史观的坚持。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那样，福山放弃了“用‘黑格尔―科耶夫’的哲学体系对其学说的包装”之后，他仍试图用一种十分简化的论证来强调“普遍性演化”与多元进化的特殊性之间的内在关系。在他2.0版本的现代化叙事语境中，用以贯穿上述“普遍性演化”的核心线索，仍然是西方自由民主的意识形态价值与政治制度的唯一正统性与合理性。他所加以修改的内容只是将以现代国家为核心的三要素，通过提供另一条“普遍规律”的方式，为前者提供新的合理性论证而已。不仅福山本人没有在新的版本中表达对普遍历史意义上的“历史终结论”做出任何颠覆性变革的意愿，而且构成其实质性理论基础的“历史终结者”的主体也没有发生任何变化。他所进行的新的区分，仅仅是规范意义上“历史走向终结”的结果与形式意义上“走向终结”的顺序而已。这也是福山在转型国家的民主化危机蔓延的今天，坚持将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作为唯一的民主化路径依赖的论据所在。
比较福山两个版本之间的区别，我们会发现，福山所提供的“政治阶段论”的解释框架，本质上并没有超越此前他所提出的民主化转型的分析框架。他仍坚持把依据西方自由民主标准的政治模式作为一种无须质疑的既定性的先决条件。在福山的比较政治研究视野中，作为研究对象的众多国家，仍然按照经典的现代化理论模型被机械地排列在从“自由民主国家”到“治理得不成功的未转型国家”的分类中。这就意味着，福山比较历史分析的基本解释框架，仍然是建立在讨论国家建构水平与民主化程度不均衡后果的简明逻辑基础上的。如前所述，在这个问题上，他既没有超越他的导师亨廷顿的理论视野，更没有在诸如“威权主义与民主化”张力的解释框架内，为人们提供一种更有说服力的全新的规范性的理论范式。
尽管福山指出，“制度适应性”与“社会崩溃或危机”之间的紧密关联是对“非民主政治制度”和“自由民主制度”“一视同仁”的普遍规律，是一种与西方世界主流价值观并不冲突的“政治正确原则”。他坚信自由民主制度的基本要素不会遭到真正的危机。因此，福山对资本主义民主政治制度现实矛盾的尖锐批评，也具有明显的理论底线。他小心翼翼地避免触及诸如“市场”之类的议题，也同样小心地规避对诸如强势政府、计划和规制之类的修正方案做出过多的肯定性评价。从本质上说，福山并没有转向国家主导型社会控制方式的意图，他所希望强调的仅仅是：“政府在受到约束之前，必须要有实际做事的能力。换句话说，国家必须能够施政。”正是基于上述理由，福山指出：西方社会的“民主依然站在‘历史终结处’”，“自由民主制没有真正的对手”。这种意识形态观念也直接表现在他对“中国故事”的近景和未来的描述和预见方面。
考察福山对中国问题的论述，我们会发现，他在对中国问题进行评论时，也持有一种根深蒂固的西方中心主义的立场。他一方面赞扬中国最早完成了现代政治秩序建构中确立国家和实质性负责政府的任务，而在另一方面又认为，由于缺乏西方意义上的民主和法治元素，这种责任制政府将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败。同时，虽然中国和美国各有其“衰败”的问题，但是美国的衰败只不过是一种暂时性的机制失调的危机，而中国的衰败却将是一种整体性的社会崩溃。在评价中美制度可拓展性前景方面，福山始终强调，基于中国制度的先天不足，以及历史不可复制、文化难以学习等方面的原因，中国模式不可能提供自由民主文化和制度的替代性方案，而以美国民主为代表的自由民主制度在通过改良渡过其危险期后，却仍是最具吸引力的选项。如同所有对中国怀有文化价值和意识形态偏见的自由主义者一样，福山更倾向于把中国现代化的成功归结于一些偶然性的，甚至主要是分享西方提供红利的原因。当然，他也不会承认，中国的崛起是依靠其社会制度与市场元素的结合，而非单纯地模仿西方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结果。此外，面对着中国崛起对美国亚太战略布局的影响，福山还提出了一系列遏制中国的主张。这些现象都反映出，作为一名美国的自由主义学者，福山所推出的2.0理论版本，其所坚守的，仍然是自由民主制度的基本要素和美国的国家核心利益。
中国理论界需要思考和研究的并不应该是“福山告诉我们什么”，而应该是今后“我们应该告诉福山什么”
福山理论从“历史终结论”到“政治阶段论”的演进过程，有很多值得我们注意的内容，而其中最鲜明的特色，就是他坚持认为，无论自由民主制度在现实中遭遇多少内外困境，它仍然不失为人类政治史上所能发现的“最不坏”的制度，因此将始终扮演着“历史终结者”的角色。因此，福山2.0版本的理论框架所提供的，仍然是一条亨廷顿式的，经由“国家建构――法治和责任制”轨迹通往“自由民主终点”的演进逻辑。但是，这个解释框架是否能涵盖整个人类政治史的发展进程？它是否能解释不同发达国家、不同模式的后发国家，甚至是那些距离完成现代国家建构目标尚远的国家的政治发展规律？
实际上，人类社会的任何一种政治制度，都是某种特定的观念文化体系在特定的社会发展阶段的产物。近代以来西方社会出现的资本主义自由民主政治形式，如果从其历史和文化背景角度而言，它是希腊文明和希伯来文明在中古时代所汇聚而成的特定价值观念和文化基础上的制度化形式。它经历了由近代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之后所产生的西方个人主义和功利主义再演化为政治上的自由主义，又通过基督教平等主义为基础的民主理念与近代科学的合理主义相契合的过程，是在工业化和市场经济的客观要求下所催生出来的政治制度形式。这就意味着，任何一种制度形式都有一种特定的文化背景为支撑。也就是说，各个民族共同体的社会发展和社会政治模式的选择，必然要建立在自己的价值观念和文化背景的不断更新基础之上。近代以来，资本主义的全球化进程干扰和破坏了各个民族共同体的这一进程（伴随着西方国家对不发达国家的经济侵略和文化扩张）。以中国而论，在救亡图存的时代背景下，国人向西方寻求富国强兵的良方妙药，逐渐接受和引入西方的科学与民主思想，但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这不仅来自于近代中国特定的历史背景，更是因为两者文化基因的相契合。因为以实践理性精神、辩证思维方式为核心的，强调人的主体能动性质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和唯物主义历史观，以及建立在这种理论基础上的、以特定的自由和平等为目标的共产主义理念，正是与中国传统文化所追求的大同社会理想相吻合的。
在中国已经崛起的今天，作为一个东方的大国，我们是否能够为人类政治迈向大同目标，提供一套不同于西方文明体系的新的价值系统？作为处于不同文化和历史背景下的发展中国家，我们能否在不依赖，或者是审慎反思和超越主要西方理论界对中国问题解析架构的基础上，提出真正由中国人创设的中国现代价值理论体系和政治发展模式？对这些重大学术和现实政治发展路径选择问题的探索，是当代中国理论界所必须要面对的一项艰巨课题。
面对西方中心主义的挑战，我们必须要意识到更新和建构我们自己的文化价值体系，以及为确立政治制度改革方向提供系统性理论支持的紧迫性。因为构成“中国模式”的历史文化与政治价值体系的主体基础，从来不应该是来自于中国的历史和现实实践之外的任何外部文化元素；同样的，解决中国政治发展模式问题的学理依据，也不应该来自于任何西方的话语系统和理论体系。中国文化作为一个开放和包容的系统，任何外来的现代文明元素的引入，只有在植根于本民族的价值符号基础之上，才可能开花结果和获得真正的生命力。
回到对福山理论所引发的争论上，中国理论界所需要深入思考和研究的，并不应该是“福山告诉我们什么”的问题，而应该是今后“我们应该告诉福山什么”的问题。只有中国的文化和理论建设对这个问题取得实质性的突破和进展，才意味着中国理论的发展开始真正走上一条自己的道路。唯有如此，我们才可能在有别于西方话语系统的前提下，通过不断探索、建构和完善我们本民族的价值观念、政治原则和理论体系，真正建立起一种由本土化理论体系所支撑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模式。
（作者为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教授）
【参考文献】
①[美]弗朗西斯・福山著、毛俊杰译：《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从工业革命到民主全球化》，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
一、至情至性的“王老邪”
家祐先生的履历，文史馆在上世纪印有“简介”材料：
王家祐先生字宗吉，1926年生，四川成都人。1948年四川大学历史系毕业后教中学，曾云游杭州、南京、上海和四川多处，师从高僧名道，学习佛学和道学。1951年调西南博物院从事文物考古和研究工作。1953年入北京大学进修，次年调四川省博物馆，直至1987年离休。
王家祐先生在文物考古、民族史研究，尤其是道教史研究方面，成绩卓著。他在有影响的专业刊物上发表过多篇学术论文，并出版了《四川船棺葬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60年出版)、《凉山彝族奴隶社会》（人民出版社1982年出版）、《四川石窟雕塑》（《中国美术全集》第七册，人民美术出版社1990年出版)和《道教论稿》(巴蜀书社1987年第一版，1991年重印)等专著；还参加了《宗教词典》的编撰和《道教大辞典》的审订。应约为多部有关道教的专著写序，应邀到日本讲学。
王家祐先生是四川省人大第五、六、七届代表。现为中国道教协会理事、中国道教文化研究所副所长、成都市道教协会顾问、四川省博物馆研究员。1990年受聘为四川省文史研究馆馆员。
这一材料，基本上勾绘出这位学者的形象。需要补充的是，他生于1926年8月，祖籍四川广安，其父为川军抗日将领王克俊（1903—1975）*。家祐在四川大学读书时，得到著名教授蒙文通的教导；毕业后曾任成都民新中学、大同中学历史教员。他本人是民革成员。“宗吉”并不是他的字，而是师从青城山高道易心莹时得到的法号。道教全真龙门派传承字辈到了20代，后面是“至理宗诚信”等辈，易心莹号“理轮”,为22代，家祐即属23代的 “宗”字辈。家祐说话亦庄亦谐，由于我法号“理玄”，他常戏称我为“师叔”；并经常称其夫人为“妈”，称前来请教他的弟子为“哥们”。晚年他自号“青城天谷书隐”、“半真道人”，经常自己治印，将这些外号印在书卷上。
新中国成立后，家祐便投入文物考古工作；1951年6月就职于西南博物院，曾参加巴县、广元等地战国墓葬的考古发掘，并筹办西南地区文物展览；随后又主持了彭州竹瓦街窖藏文物的发掘工作。至1953年5月，他曾到北京大学进修，随后又在西南博物院冯汉骥院长的领导下，参加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考古队，到广汉三星堆一带进行田野考古调查，直至1956年底。1957年，他调到四川省博物馆任职，一直工作到1987年离休为止。
在西南博物院与省博物馆期间，家祐风华正茂，与当时成都文化人沙铭璞、孙梦渔过从甚密，号称“三剑客”。1957年掀起“反”风暴，他未免受到指责，加之其旧军官家庭关系，也有所连累，受到不公正的待遇；但家祐有道家修养，胸怀坦荡，不以为意，终在拨乱反正后得到改正。
现在三星堆已成四川的文化标志，家祐可称开创元勋。上世纪50年代，他曾住在1929年最早发现月亮湾玉石窖藏的农民燕家，与“燕道诚师爷”之子燕青保抵足而眠。在他的动员和感召下，燕青保终于将家藏的玉璋、玉钏、石璧等珍贵文物用土布包裹，提到省博物馆来交给国家。现在这些器物分别收藏在四川大学博物馆和三星堆博物馆里。
战国时期的巴蜀铜器上，经常刻着一些图像文字，家祐与同事李复华最早进行研究，并首次命名为“巴蜀图语”，现在这一名称已经成为学术界的共识。我对巴蜀文字产生浓厚的研究兴趣，也是受到家祐的鼓励。上世纪80年代与之结识时，他住在成都马镇街。记得初次造访前有人告诉我，由于访问他的人实在太多，不胜其烦，因此他夫人守在前厅，来客一概挡驾，说他不在；故敲门时须重击三下，让他明白来者是熟人。我照此办理，果然得到家祐亲自打开老式木门，然后对坐谈心。那时我刚写完《李冰综考》一文，故将其中论点一一阐述。他静静听了半个小时，没有插话。后来我俩才讲到巴蜀文字，天南海北说了一阵。当他得知我曾研习道教丹功，与他同门，特别高兴，忙从床底下拉出一个纸箱，翻出博物馆刘瑛女士刻绘油印的一份资料，名为《巴蜀铜器纹饰图录》，赠送给我。我由此为起点，开始探讨这种独特的文字系统。当时我感到不能再占用他更多时间，即起身告辞。他送出大门，悄悄对我说，下次敲门只须重击两下，同时大呼“王家祐”，便决不会吃闭门羹。
家祐酷爱读书，也喜欢购书，有时看中的好书还买若干本分赠来宾，我就受到过多次馈赠。他写字一笔不苟，相当工整，当读书有了心得，总爱垫上好多层复写纸，用工楷小字密密麻麻写一大篇，务求一页纸全部写满，不留空白，然后分送知己。积年以来，我收到他这种复写稿竟有厚厚一叠。他为人乐观开朗，热情好客，家里通常是室内书常满，座中客常满；对客议论时滔滔不绝，颇多机锋之语，而且不乏幽默。大约上世纪90年代，他迁居至博物馆院内，住在三楼，楼下贴个条子，自称“王老邪”，后来给我写信，信封上也落“王老邪”的款。他撰写的文章，思想奔放，如天马行空，意之所至，多有出彩之言，而语言又十分精炼，不掺水分。我常戏说他“内存占得极小，信息量却特大”。
进入21世纪以后博物馆搬迁，家祐安家于“西财骏苑”。他的学生、朋友协助搬家，光是书籍资料就装了几车。原来的旧居中客厅、卧室、书房，甚至洗手间里全有书架，堆不下的书就放在桌上，堆在地上，有时弄得连走路都不方便，于是儿孙们便帮助清理，开出一个通道。他的弟子告诉我，搬的新家，装书的纸箱堆满了客厅，众弟子帮忙整理了两三个月，还未完全到位。
家祐有不少自愿投师的弟子，许多人现在已是文化名人，如李远国、黄海德、郝勤、沙铭寿等；而受他指点迷津的学者则不胜枚举，犹如影子部队，我和王庆余即在其列，原因就在于他的博学。2005年我曾为家祐的《道教论稿》写序，梳理过他论道的学术成就大体有四个方面：一是道教史研究，包括断代和人物事迹；二是道教宫观和造像的调查研究；三是延伸到古民族史的探索；四是利用道教史料研究巴蜀古史，这一方面最有特色。古代巴蜀文献极少，存在很多空白，过去四川大学任乃强、蒙文通教授都提到过，要从道教文化中发掘材料，例如道教特殊文字，很可能就是巴蜀文字。这一新型方法的实践者，恐怕至今仅有他一人而已。下面就略举某些专题，进行叙述，以体现家祐的学术水平。
二、新见迭出的道教学者
研究巴蜀古文化史，最大困难是资料缺乏。实际上存在着一个广阔的天地，那就是《道藏》中的洋洋大观。家祐是道教学者，又擅长考古、史学，荜路蓝缕以启山林，开辟了一条新的蹊径。由于道教文化是“拿来主义”，不但吸取先秦诸子的精华，还大量接受巴蜀巫术文化与历史传说，成为研究蜀文化的丰富资料源。但《道藏》内容相当庞杂，许多人不肯一顾；因而重要的资源，还未得到充分的开发利用。此外，道教文物上也往往存在一些历史信息。家祐说过，汉晋时的方士还认得巴蜀文字，并纳入道教的图录秘文中，故道教铜镜和玺印上的奇字，可能就是巴蜀文字。
《道藏》中有《黄帝传》，综合了许多远古的传说，提到天降一鸟身人头的妇人，名为玄女，家祐称之为“鸟母”——她曾协助黄帝战胜蚩尤。 “黄帝始以雕、鹖、鹰、鹯、云隼之羽为旗帜”，故鸟氏部族已与黄帝族相融合。所举各鸟皆为猛禽，且多带钩状利喙，这与巴蜀器物图像颇为一致。后来“素女于广都来，教帝鼓瑟”；广都就是成都平原；玄女和素女都曾授黄帝以房中之术，是为鸟族与黄帝族联姻之证。书中重要的一段是：“人身、虎首、豹尾，蓬头戴胜，然白首善啸。石城、金台而穴居，坐于少广之山，有三青鸟常取食。此神人西王母也。”可见西王母族融合了多个部族，而成一大族盟。西王母所居昆仑山地理位置在青、新、藏交界之处。黄帝与西王母通好，可证其族有向西北迁移的活动。下文又述黄帝休于昆仑之丘、华胥国、天毒国、穷山女子国，又到“昆仑宫赤水北及南望，还归而遗其玄珠”；“后为蒙氏之女奇相氏窃其玄珠，沉海去为神。”奇相是蜀中的江神，具体主管青衣江和岷江。由此可见，黄帝的足迹已由西北而接近蜀地。
家祐指出，《荀子》及《说苑》所引子夏之言，皆有“禹学于西王国”的话。禹长于西羌，家于石纽，是蜀地的人，自司马迁以来皆无异词；可见昆仑山文化经黄帝的活动，已与古蜀勾通。大禹学习于鸟母的西王国，是古蜀接受这一文化的明证。西王国与中原、蜀地都有婚姻关系。以中原而论，伏羲娶女娲，疑即“女和月母之国”；黄帝娶西陵氏，或为西山昆仑之女；大禹之妻也有女娲之名，《遁甲开山图》还说大禹是女娲的十九代孙，古代婚姻也有世袭制。
道教秘文中有一种人鸟山形图，《无上秘要》称人鸟山为天地之极，元气所因，人鸟山近于其南的河曲昆仑山。因古代的地名，往往随民族迁徙而移动，故道教鸟母提供了一个古代民族从骊山至甘青，然后入蜀的信息。这与近年民族学家的研究结果相当契合。
家祐认为：以昆仑山为中心的西王国，后来分化为凤、虎、龙三族，经过几千年，演变为楚、巴、蜀三个王族。历史上三族之间就有互婚的习俗，所以在文化上有融合的特征，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今人动辄见虎即指为巴，见蛇又指为巴，以致不能自圆其说，都是对古文献中片言断语的过分信任，没有拓广其视野之故。巴蜀既是两国，而文化上又好像一国，许多史家对此大惑不解；近年又发现楚蜀文化也十分密切相关；据他此论，疑云当为之一散。
商周之际乃至更早，蜀人即与鸟有缘。《逸周书·王会解》列举武王灭殷后诸侯朝贺的贡品，西方的巴人为“比翼鸟”，蜀人为“文翰”，氐羌为“鸾鸟”。《山海经》中“比翼鸟”，出自《海外南经》的南山之东，而《海内南经》则记巴蛇于氐人国附近，夏启之臣孟涂司神于巴，在丹阳南之丹山。可见远古巴人活动于中南地区。“文翰”这种鸟倘即《西山经》嶓冢山的白翰赤鷩，则远古蜀人尚在秦岭一带。“鸾鸟”则分布甚广，但主要是西北地区和蜀地，这些地域都是鸟母文化影响所及。此论并非从书面到书面的文字考证，而有最新考古发现为证。三星堆祭祀坑出土的神树分四节，有十二枝，枝上各立一鸟，象征四季十二月，与天文历法有关。其中有个人首鸟身的立鸟，其面目与三星堆众多的铜人造型相似，而鸟嘴皆为钩曲的利喙，这就是藏族地区的鹰头杜鹃，形似苍鹰，众鸟皆畏避它，可说是鸟中之王。
西王母虎齿豹尾，家祐称之为“西貘神”。《穆天子传》言周穆王曾到西北地区的西膜之地，貘族与龙虎族通婚，于是有凤。西方之凤原本并无，其原型为雉鸡；《大荒西经》王母山的人吃“凤凰卵”，实际上是吃野鸡蛋。它以后演化为南方的朱雀。中原的麒麟，至汉代演化为白虎，皆为仁兽。
从中原的古代传说中，也可以找到昆仑山文化分为三系的痕迹。南方一系是伏羲、女娲(女和)；西北一系是黄帝、西陵(嫘祖)；西南一系是颛顼(鸟王) 、崇伯鲧禹。禹名文命，亦即汶岷。或以为鲧封崇伯，其地在嵩山，并不在西南之蜀，这是把上古地名看作固定不移而得出的结论。实际上古地名的迁移之大，与民族迁移一样，可以从西北、中原移至西南。家祐又举出道经中商周时期的五岳系统：中岳昆仑(冢山)、东岳广桑、南岳长离、西岳丽农、北岳广野，皆在西域，并非汉代以来大一统的五岳。冢山亦作崇山。这套五岳体系迁移到蜀地之后，中岳崇山成为蜀山，乃昆仑下都之岷山；东岳斗山，在今陕西成固；南岳青城，为今大面山八卦台，即《山海经》所谓成都载天山；西岳积石，在今甘青境内；北岳嶓冢，今仍有此山名。秦地系统的五岳，则以斗山为中岳，东岳武当，南岳青城，西岳昆仑，北岳陇山。五岳是道教颇为神秘的处所，《五岳真形图》为道教最高的秘文之一，但五岳并不是仅有一套。
根据道经线索，家祐还在姓氏方面作过考证。据道藏《消摇墟经》知，西王母即龟台金母，姓缑，其夫东王公则无姓，这是母系氏族制的特征。查缑氏地名今在河南开封、偃师之间，近辕关，古今无改；周灵王太子晋(王子乔)曾在此吹箫引凤。缑姓来源是否即在殷墟，尚难定论。汉族采用复姓“西王”，此后简化为王姓。《玄览人鸟山图》称仙人王方平治地在月氏国人鸟山，其地当是今青海湟中原小月氏国，人鸟山为昆仑区域内之一山，可证西王母部族亦有汉姓之王。移至蜀中，神仙又多姓李，疑蜀国王族的汉姓为李。《神仙通鉴》中李八百似与鱼凫王相应，李真多(女仙)则似与望帝(杜宇女王)相应；隐居青城之仙，还有李阿、李意期、李珏、李冰等。这些探索，尚缺实证，不过近年所出土的巴蜀图语铜印上，印文中常有汉字“王”存在，而且多分布于青衣江流域，以及岷江下游的犍为等处，似可为据。家祐的学术论点和新奇见解，类皆如此，多不胜举。
三、壮心不已的烈士暮年
2004年省文史馆编印“巴蜀文化走进千家万户”丛书，希望家祐写一本四川道教史话，那时他白内障十分严重，视力几乎下降到0.1，只有拿着放大镜看书写文，因此决定与我合作，基本上由我执笔，他拿出几大包资料图件给我作参考，写好一章他修改一章；后来此书写成，名为《道教之源》。巴蜀书社编辑李嘉告诉我，此书出版发行后最为畅销。他与我合作撰稿，这已经是最后一次了。
2008年仲夏，他应约为《天社山传奇》一书作序，戏称该书作者“庋耻斋小友我称他‘小邪’，和我‘老邪’实属忘年。近期得闻又有新作，就我现在的身体状态恐怕时日无多，故催促他尽快送来一观”。这已是他平生最后一次为人写序的行动。
家祐一生尽瘁于治学，虽然很熟悉道教各派丹功，甚至密宗种种秘法也有心传，但皆不愿投入实践，常置自身于不顾；平时略好烟酒，亦不欲戒除。他晚年白内障动了手术，视力恢复得很好，医生告诫他两个月内不能看书看报，也不能抽烟喝酒。他忍耐了近一个月，自觉状态良好，就开始大量看书写字，大开其烟酒之戒；没有多久，情况恶化，终于继续住院。那时他又有糖尿病、肠疾和其他并发症，状态渐差。我曾劝告他行气练功，以恢复元气；他却笑着说：师叔放心！咱家有本钱，可以活到八十八。我深信他有前知之明，大概度过2014年不成问题。谁知2008年一过，情况越来越糟，春节都在中医药大学的医院里度过。2009年4月9日12时20分，家祐平静地羽化登仙。李远国告诉我这个不幸消息时，我还不肯相信；因为离预约的时间还有5年，以致在他最后住院期间，我却放心大胆，没有到医院去看过他。
家祐安葬在大邑鹤鸣山道源之地。他的公子王休明约我撰写墓志和联语，刻在碑上。这里即以此铭作为本文结语，以存永久的纪念：
岷峨锺灵，毓此佳士。辨史探玄，龙门有嗣。神安美陵，不渝斯志。
论文关键词： 教育技术;培养计划;课程设置
论文摘要： 通过分析10多份来自公开渠道的教学计划，对当前的教育技术学师范专业的教学计划进行一次比照研究。统计这些计划所列主要课程的构成，最后通过分析讨论，阐明在这些方面发现的问题，为以后制订新的教学计划提供参考。
1 引言
最近由于所在专业发展的需要，笔者从公开途径收集到十几份教育技术学师范专业的培养方案/教学计划，并对其加以分析、综合与概括，以备专业建设参考之需要。这些计划时间跨度在2005年到2008年之间(共14份)。
2 主要课程统计
大多数学校的教育技术学专业开设的主要课程在种类和名称上面有比较大的差异，因此在统计时将大致属于同一课程内容的归为一类。统计现有培养计划中的专业课(包括基础课、主干课、必修课，不包括选修课和限选课)，课程名称参照天津师大与南京师大的专业必修课，以及南师大的学科教育基础课。
按分布频率，依照“名称，开设院校，频次”的方式进行统计:高等数学，南京师大、天津师大、首都师大、山西师大、广州大学、韩山师院、三峡大学、长江大学、江西农大、佛山科技学院、安庆师院，11;线性代数，首都师大、三峡大学、长江大学、江西农大，4;概率统计，三峡大学、长江大学，2;大学物理/普通物理，南京师大、天津师大、首都师大、四川师大、韩山师院、三峡大学、长江大学、佛山科技学院、安庆师院，9;电工学/电子技术/电子线路，南京师大、天津师大、首都师大、山西师大、广州大学、韩山师院、三峡大学、长江大学、四川师大、东北师大、安庆师院，11;计算机组成原理/微机原理/接口技术，天津师大、首都师大、山西师大、长江大学、湖南文理学院，5;(C语言)程序设计，南京师大、天津师大、首都师大、山西师大、四川师大、东北师大、广州大学、韩山师院、长江大学、江西农大、佛山科技学院，11;VB.net/JAVA程序设计，天津师大、首都师大、佛山科技学院、安庆师院，4;数据结构，南京师大、天津师大、首都师大、山西师大、四川师大、三峡大学、长江大学、江西农大、佛山科技学院，9;数据库原理/数据库技术/数据库技术及网络应用，南京师大、天津师大、首都师大、山西师大、东北师大、韩山师院、三峡大学、江西农大、佛山科技学院、湖南文理学院，10;多媒体教学软件设计开发/教育软件设计开发/多媒体课件设计制作/软件项目管理/软件工程，天津师大、首都师大、山西师大、四川师大、广州大学、韩山师院、三峡大学、长江大学、江西农大、湖南文理学院、安庆师院，11;教育技术学导论/教育技术学原理/教育技术学，南京师大、天津师大、首都师大、山西师大、四川师大、东北师大、广州大学、韩山师院、三峡大学、长江大学、江西农大、佛山科技学院、湖南文理学院、安庆师院，14;教学(系统)设计，南京师大、天津师大、首都师大、山西师大、东北师大、广州大学、韩山师院、三峡大学、长江大学、江西农大、佛山科技学院、湖南文理学院、安庆师院，13;教与学的理论/教与学的心理学，山西师大、东北师大、广州大学、韩山师院，4;远程教育(基础)/网络教育(基础)，天津师大、首都师大、山西师大、东北师大、三峡大学、长江大学、江西农大、佛山科技学院、安庆师院，9;教育电视制作技术/数字编辑与制作技术，天津师大、首都师大、四川师大、广州大学、三峡大学、江西农大、佛山科技学院、安庆师院，8;电视教材编导(与制作)，山西师大、四川师大、广州大学、韩山师院、三峡大学、长江大学、湖南文理学院，7;教育电视系统/电视技术/视频信号基础/数字电视教育应用/数字视频技术，天津师大、首都师大、四川师大、东北师大、广州大学、三峡大学、佛山科技学院、安庆师院，8;(电视)摄像技术，广州大学、三峡大学、佛山科技学院，3;计算机网络/计算机网络技术基础/计算机网络与教育应用/局域网构建技术，南京师大、天津师大、首都师大、山西师大、东北师大、韩山师院、三峡大学、长江大学、江西农大、佛山科技学院、湖南文理学院、安庆师院，12;多媒体技术基础/多媒体基础及应用，天津师大、首都师大、三峡大学、湖南文理学院、安庆师院，5;多媒体画面艺术基础，南京师大、天津师大、韩山师院，3;计算机平面图形图像设计，天津师大，1;美术基础，天津师大、四川师大、江西农大，3;音乐基础，天津师大，1;艺术基础，东北师大、安庆师院，2;教育技术(学)研究方法，南京师大、天津师大、首都师大、山西师大、广州大学、韩山师院、三峡大学、长江大学、江西农大、湖南文理学院、安庆师院，11;学习科学与学习技术，首都师大、佛山科技学院、湖南文理学院，3;教育传播学/传播学原理，东北师大、广州大学、韩山师院、长江大学、江西农大、佛山科技学院、湖南文理学院、安庆师院，8;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东北师大、三峡大学、江西农大，3;摄影(技术)基础，四川师大、东北师大、广州大学、韩山师院、长江大学、江西农大、佛山科技学院、湖南文理学院、安庆师院，9;教育技术项目实践，南京师大、天津师大、韩山师院，3;(动态)网页制作技术，韩山师院、三峡大学、佛山科技学院、湖南文理学院、安庆师院，5;教学媒体应用/媒体理论与实践，首都师大、山西师大、三峡大学、江西农大、佛山科技学院，5。
出现频率在10次以上的课程:教育技术学导论(14)，教学设计(13)，计算机网络技术基础(12)，高等数学(11)，电子技术(11)，程序设计(11)，多媒体教学软件设计与开发(11)，教育技术研究方法(11)，数据库原理(10)。
出现频率在9～8次的课程:大学物理(9)，数据结构(9)，远程教育(基础)(9)，摄影基础(9)，教育电视制作技术(8)，教育电视系统(8)，教育传播学(8)。
以上16门课程显然是专业主干课程中开设频率最高的，是本专业的核心课程。
3 问题探讨
3.1 课程之间的关联度通过考察这些课程之间的次序关系，有些问题非常值得思考。比如“高等数学”与“大学物理”，“C语言程序设计”与“数据结构”，某些计划的制订者在一定种程度上忽略了课程之间这种显而易见的“先导”与“后续”关系，也说明没有经过广泛和充分的讨论。
3.2 共同的专业基础课除了“教育技术学导论”外，其他没有一门课程是这些学校全部都开设的，而“音乐基础”则只有一家学校在开设。也就是说到目前为止，该专业对自己的主干课程体系还未有一个统一的认识。这也说明教育技术专业作为一个较新的专业，还处在发展变化的阶段。当然，从国内外学者对教育技术学的定义来看，从新的技术对教和学的促进作用来看，从社会对人才的需求的快速变化来看，都不大可能完全固定下来。
3.3 主干课程中的新面孔从培养计划的制订时间上看，2005年有3份，2006年有6份，2007年有3份;2008年有2份。在不同的年份，培养计划中会出现一些新课程，如在2005年的3份计划中都没有出现与JAVA或者.NET相关的主干课程。这是2项在信息技术领域影响很大的技术，而最早出现它们的是安庆师院2006年的计划。这一方面反映出各个学校自身为适应社会对人才需求的变化而逐渐调整计划，另一方面也在某种程度上表明这种“适应”是比较缓慢的。
参考文献
[1]毕家驹.高校专业培养计划设计[J].比较教育研究，2006(1)
关键词：电影;跨文化;编码解码;断臂山
一、分析与讨论
跨文化传播学是传播学的一个重要扩展领域，20世纪40年代后期诞生于美国，70年代末逐渐发展成，到全球经济一体化、文化多元化的21世纪，跨文化现象遍布全世界[1]。陈卫星，认为全球化时代，跨文化传播的表象越来越直接地通过媒介本身扩散出来。但全球性的媒介文化传播在市场中立的背后包含很多西方的价值观，这就导致了掌握着世界性传播网络资源的发达国家和地区的时间成为传播当中的世界时间，在某种意义上也就等于取消了其它文化的存在。这是发展中国家在跨文化传播的世界格局中所正在经历的残酷事实。那么在这样的一种跨文化语境下，李安的《断臂山》如何在世界电影市场上成为焦点?它的成功对国内或者世界其他电影有什么影响?霍尔的编码解码理论[2]：意义产生于诠释的实践，而诠释又靠我们积极使用符码——编码，将事物编入符码——以及靠另一端的人们对意义进行编译或解码来维持。在跨文化传播中，由于符号之间需要翻译原先由“编码——解码”构成的传播过程被扩展为“二度编码”即(传播者)编码——解码(翻译者)编码——(受传者)解码构成的跨文化传播过程，传播链条延长，另一端的人们对意义的解码有可能因“二度编码”的介入而产生误读。而《断臂山》在跨文化的语境下，再度解码的过程中做的非常成功。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导演本人——跨文化背景。李安出生在中国台湾，生长在家教极为严格的家庭。他拥有优秀的艺术教育背景。李安的父亲是一名中学校长，他秉承了中国传统教育的形式来要求李安，李安是在这样一个充斥着中国文化氛围的家庭里长大。21岁的李安从台湾大学艺术学院毕业，为他奠定了一定的艺术基础，接着在美国学习戏剧导演和电影制作，分别获得戏剧学学士学位和电影硕士学位。这些具有中国文化的传统的家庭教育，台大艺术学习经历，及西化的美国留学经历，都为李安今后的艺术创作提供了基础素材，是李安今后的成功的重要因素。
李安现在享誉世界影坛，是世界上著名的华人导演，得到世界影坛的认可，曾获得奥斯卡奖，金球奖最佳导演，威尼斯电影节金狮奖，和柏林电影节金熊奖等。我们可以说，李安架起了东西方文化的交流的桥梁。
(二)电影风格——中西合璧。李安的诸多作品中都蕴含着中西方文化的矛盾和融合，这些受其成长经历、教育背景的影响。李安本是一个传统地道的中国人，他拥有中国人的宽容、儒雅。生长在台湾知识分子家庭的他，长期受父亲的传统教育影响，儒家思想深刻的影响着他。成人之后李安选择远赴美国去留学专修他自己钟爱的电影艺术。李安本身是便是东西方文化的融合体。在他身上拥有着源自东方文化背景的宽容、儒雅、责任感;同时也包含着西方文化的多元化、随性洒脱、追求自由。这些都使他在艺术作品的创作和制作方式上，有中西文化结合的意向。他在改编安妮· 普露的的小说时便显得游刃有余，为世界观众创造一部讲述中西方文化的全新的作品——《断臂山》。
二、《断臂山》——跨文化对话的桥梁
(一)《断臂山》——跨文化的解码过程。《断臂山》 改编自一位美国人，安妮·普露的短篇小说。影片向观众讲述了两位美国青年男子之间特殊的爱情。一个是农场主的雇员， 一个却是一个牛仔竞技表演者。1963 年夏天，在美国的一个怀俄明州的牧场，两个人相识。同是牧场雇员的两个人，在断臂山一起工作，从陌生到友人，到最后的特殊的同志爱情。同志爱情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是备受唾弃和禁忌的，而两人的恋情却在各自的情感和家庭矛盾中维持了二人的一生。李安导演将安妮· 普露的小说改编成电影的过程便是一次二度编码和解码的过程。李安在看到小说文本时，自身对文本的解读是一次二度解码的过程。作为一位华人导演将一部彻底的外国短片小说经过自己的二度创作(编码)，用电影媒介的形式呈现出来。从电影市场的受众来说他是成功的，《断背山》在第78届奥斯卡金像奖中获得最八项提名，最终获得了最佳导演、最佳改编剧本与最佳电影配乐三项大奖。受众在接受这样的具有跨文化背景的导演的影片时，是一次成功的二度解码。这一从导演到受众的二度编码解码过程，是成功的，避免了很多误读。《断臂山》跨文化二度编码解码的成功是对一些传统观念的回击。李安在西方的生活长达46年，他用中国传统文化的母体，在西方文明的引导下，用现代电影为媒介，对中西文化进行解码，这是他进行二度编码解码的根基。《断臂山》是一部西方题材的电影但其文化内核是中国东方文化。在一些西方的华裔学者那里，认为跨文化翻译一直是被西方的人类学家所把持的。但李安导演打破了这一认知，他用先进的现代文化形式——电影进行文化翻译解码。他用西方的演员，西方的语言系统来包装中国文化。《断臂山》中，东方传统文化的根基决定了导演在处理作品的悲剧意识时，有意避免你让人感觉压抑的沉重感，让作品充满东方文化的宽容、温情，体现了一种“中和”的风格，作品成功地超越东方母体文化的界限，融合了西方文化，成为被世界认可的文艺作品。
转贴于
(二)《断臂山》跨文化编码解码的法宝——东西方文化的碰撞与融合。李安的电影横扫了从商业性强的奥斯卡到艺术含量高的威尼斯、柏林节，总是满载而归。他的成功在于能够准确把握了两种文化碰撞、交融之后的精华，将东方文化的内敛用西方人能够理解的视听语言来包装，得到世界的认可。他在二度编码过程中，用的是东方文化内核和西方文化的形态，这样在中西方的受众在二次解码时，都容易理解和接受。首先，东方的内核，西方的形态[3]。李安在进行对于原小说进行解码时，加入了东方的文化内核，再进行二次编码时他用西方人易于接受的电影语言和形态来讲述故事。东方文化注重神韵，中国的绘画以及诗歌词赋等注重韵律与神韵之美，而西方的文学与艺术更注重模仿与再现的形似美。《断臂山》给我们呈现的是中国山水画的美丽风景，在风景如画的山脉上演绎一场两个同性之间的缠绵爱情故事。《断臂山》小说的文本讲述的是地地道道的美国式的同性恋题材的故事，但是李安在进行二次编码时并没有采用西方电影的美学风格，如宣泄、冲突等戏剧手法。而是采用东方的美学风格即细腻、内敛、抒情的手法来讲述这段特殊的同志之间爱情故事，电影作品将二人的浪漫爱情融入断臂山美丽的风景之中，里面包含很多具有中国审美意境的符号。比如，片中的断臂山，它如水墨画般的大篇幅出现在观众面前，给观众寄情于景的感触，在如此恬静、美丽的景色下、曾经的情感随着时间的流逝是否也可以如这断臂山一样，依然美丽、动人;两人在水墨画般的断臂山下相恋，时隔多年的再次相遇在断臂山，这感人至深的情感背后是环境、世俗、人伦的压力，他们处在家庭和现实的矛盾之中，这一切的情愫和断臂山的景相互相应。李安用如此含蓄的手法在向观众展示着，这特殊的爱情，不被世人理解的爱情。但通过这部片子和影片的内敛、诗意的叙述，我们似乎接受了这特殊的情感，甚至为此而感动，我们看到了东方的家庭观念，在西方文化语境下的展示。这便是李安二次编码的结果。我们看到的《断臂山》是西方的电影，但细细品味，又从中找到了相似的情愫。这便是导演的用意。让我们感到熟悉的是他的叙事手法，中国诗画的手法，寓情于景。但便于西方观众的二次解码，导演又用的是纯西方的影视表达形式来表现。如片中的，牛仔是西部片中典型的符号形式。牧场小镇，也是美国西部的村落文明。同性恋题材似乎也更忠实于美国文化。《断臂山》用东方的艺术神韵，通过西方人文地理风情，表达诗一般的另类同志爱情。这正是它在跨文化语境下成功的又一原因。其次，《断臂山》思想内核——东方的集体主义与西方的个人主义。中国文化思想强调集体主义，主张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西方文化注重个人自由，追求自我。在《断臂山》中，李安向观众呈现了一部披着西方华丽外衣的中国制造的电影作品。在二次编码的过程中，他以家庭观念为切入点，来洞察整个社会，向世界解读中西方文化。家庭观念是东方传统文化关注的重点。在影片《断臂山》中，李安对两位男主角杰克与安尼斯之间特殊的爱情，同性之爱的态度是宽容的，他对影片中的人物都用客观的眼光在看待，给观众呈现的是，这部影片中的每一位人物的过错都是无奈的，不免让人联想到或许是社会环境影响导致了每个社会角色的无奈。李安导演对片中的每个角色都是客观、包容的。这是他的态度，也是他对其影片的态度，同时是他的艺术作品能被世界电影市场认可的原因。从这里我们看到了追求个人自由主义的西方华丽的外衣下包裹着的却是东方集体主义的家庭观。在大量的文学和影视作品中，我们看到的是西方人大都崇尚个人自由，追求个性，对家庭的责任感不强。追求自由主义的西方人在家庭婚姻中，如果不存在他们认为的爱情时，西方人会最终选择离婚。而中国人受传统观念、儒家思想的影响，以及集体主义价值观的束缚时，他们大都会选择继续维持的没有爱情的家庭婚姻关系。《断臂山》中，李安展示杰克与安尼斯两人面对情感与家庭责任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建构了中国传统的家庭婚姻观念。整个片子到处散发的是孤寂，这让整个影片张弛有度。杰克和安尼斯为了各自的家庭，选择忍受寂寞和孤独。再者，东西方文化交融的“人伦”。在中国，从古至今，传统文化讲究 “人伦”，同时中国儒家文化的精华也在于“人伦”。“人伦”指的是一种社会关系，即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封建社会是一种等级关系，长幼之分、尊卑之分等。在《断臂山》这部影片中，对于人性的宽容和关怀是“人伦”内核的所在。对于人性的关注是所有艺术作品永恒的母体。《断臂山》中“同志”爱情的双方都因彼此背负着社会关系中的人伦的压力选择分别、再次成家，艰难的维持着这段特殊的爱情。
电影语言是一种最富有国际性的艺术语言。本文，用编码解码理论，对电影《断臂山》中的跨文化现象进行分析解读。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文化多元化的发展，中西方文化加强交流和碰撞，中国电影也融入其中，体现出一种中西合璧的时代性和国际性风采。为了让中国电影在跨文化的语境下，走出国门，在世界电影市场独树一帜，我们中国的导演人都要进行二度的编码解码这个过程，而二次解码的受众不仅是中国人，而更多的是西方观众。这样中国电影在世界电影市场上方能形成有影响的民族流派。
参考文献
[1] 陈卫星.跨文化传播的全球化背景[J].国际新闻界，2011(2).
关键词：红山文化；构想；条件；要素
中图分类号：K871.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3）06-0013-03
上世纪末苏秉琦先生提出构建中国史前史的战略设想。2009年郭大顺先生在赤峰的第四届红山文化高峰论坛上，提出创建红山学的意见。赤峰学院的学者们遵照先生们的意见，在当地政府的大力支持下，着手组建专门机构，建设专业团队，投入专门经费，本着开放、创新、交叉的工作思路，多年来一直参加红山文化的考古发掘，召开了七届红山文化学术论坛，一直在这方面收集资料，坚持不懈进行研究探索，产生了一批研究成果。形成了创建红山文化学的初步认识。
一、创建红山文化学的条件
从上世纪三十年代梁思永先生赴赤峰地区考察起，已经过去了八十多年，红山文化正式命名也近六十年了。八十年来风生水起，路转峰。红山文化已经成为世人关注的显学。经过一系列重大考古新发现事件之后，红山文化的重要现象已经渐渐露出端倪；时下的国学热也有助于我们从中国的文化经典上寻找到进行红山文化研究新的路径；随着史前考古国际化的视野不断扩大，新的方法，新的理论不断引进；中华文明的探源工程不断把学者们的目光吸引到对红山文化的关注。
由此我们强烈感受到，中国的史前考古事业，经过近百年发展即将进入到一个大的综合时期。即以丰富多彩的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为基本支撑的史前文化重构。这个文化重构过程不仅是考古学的深化过程，更是历史学的延伸过程；不仅是史前考古成果的高度综合更是中华史前史的构建；不仅是对已有的考古现象的分析，更是对四千年来中华文化典籍和中华文明特质的探源。这个大综合的时代也许是十分漫长的，事实上以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启动为标志，这个时代已经看到了第一缕霞光。
这个时代的到来，必将使我们的考古学、历史学、人类学、民族学等一系列人文学科进入新境界、达到新高度；必将产生新的理论和新方法。正像恩格斯谈到从文艺复兴到资产阶级革命的时代那样，“一切僵硬的东西溶化了，一切固定的东西消散了，一切被当作永久存在特殊的东西变成转瞬即逝的东西，整个自然界被证明是在永恒的流动和循环中运动着”。①
各方面条件的趋于成熟和时出的大声呼唤，这是我们对构建红山文化学充满信心的期望所在。
二、红山文化学的学科要素
众所周知，构成一门独立学科的基本要素主要有三：一是研究的对象或研究的领域，即独特的、不可替代的研究对象。二是理论体系，即特有的范畴、概念、原理、命题、规律等所构成的严密的逻辑化的知识系统。三是方法论，即学科知识的生产方式。
从工作起点上来看，红山文化学应该属于历史学中的专门史学科。从工作结果来看，它应该属于尚未创立的史前史学科，即文字诞生前的历史。
（一）学科研究领域
以红山文化的本质及对中华文明的影响为研究对象。即在距今六千五百年到五千年的时长上，燕山南北，长城地带红山文化的继承、交流和演变的过程，研究的重点是红山文化中晚期的文化内涵。因为历史学和考古学从本质上说都属于时间的科学。
（二）主要研究方向
1.红山文化的经济形态。对代表当时最先进生产力的生产活动的研究，包括生产模式、主导产业、基本结构等等。
拟设子课题：红山时代的自然环境；红山时代的人地关系；红山时代的生业模式；红山时代的生产、加工、制造技术。
2.红山文化的社会形态。重点分析在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社会分层、社会组织及文化交流。
拟设子课题：红山文化人群的种属及与后红山时代人群的关系；红山文化的居落与族群关系研究；墓葬群中个体之间的血缘关系；红山文化的社会分层与组织结构及古史中记载的大同社会；红山社会的对外文化交流与外来文化的影响。
3.红山文化的意识形态。关于自然、经济和社会直接相联系的观念、观点的概括。包括世界观、法律思想、道德、艺术、宗教、和其他意识形式。
拟设子课题：红山玉器的主要功能；龙神崇拜研究；红山人物造像研究；祭祀活动与红山社会的生存状态；红山文化诸神系统中的天神与祖神；红山社会中巫觋的地位与作用；祖先神与巫觋之间的关系；上古“三代”文化传统与红山文化理念比较分析（特别关注商族的文化传统）。
三、红山文化学的理论支撑
（一）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一般原理
国家，家庭私有制起源的学说。
（二）苏秉琦先生关于考古学区系类型的理论
国家产生的“三阶段”即古国、方国、帝国，和国家发展的“三模式”即原生型：北方地区的红山文化、夏家店下层文化、秦（六千年前、四千年前、两千年前）。次生型：中原，以夏商周三代为中心，包括之前的尧、舜、其后的秦，共五代，均以尧舜时代洪水为其祖先源头，从四千年前到二千年前，重叠、立体交叉为其特征。续生型：北方草原民族，于秦汉后入主中原的鲜卑、契丹、清朝三代为代表，同样在此两千年见，重复、立体交叉形式，各自经历过三阶段模式的国家。红山文化是中华文明主根系中直根系的论断；“辽西古文化、古城、古国”的论断；“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的一连串问题似乎最集中地反映在这里”的论断。②
摘要：比较视域中的美术话语关系到中西比较美术学的基本原则。在中西比较美术学的研究工作中，一定要注意防止“西方中心主义”和“本土主义”两种倾向，以避免在研究工作中得出错误结论，从而促进中西美术彼此间的公平对话、和谐并进与共同发展。
关键词：美术；话语立场；公平机制；西方中心主义；本土主义
中西美术自从相互交流伊始，就存在着话语的问题。比较视域中的中西美术话语问题，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中西美术在当代话语下的对话机制比较复杂。我国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大量译介西方当代文艺思潮，接受到西方现代文化与艺术的广泛影响。中国美术界的“85新潮”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出现的一种现代“美术运动”，而西方美术这时已处于后现代艺术的活跃时期。由于中国对西方思想、文化、艺术的现状了解甚少，一味地以为所译介的西方思想、文化、艺术都是现代主义的，这就形成了中国对西方文化思想认识上的错位。而美术也遭遇了同样的问题。90年代中后期，当我们意识到，西方文化不仅仅是现代主义，也有后现代主义的时候，又把许多本该是现代主义的艺术思潮当作了后现代主义的艺术思潮，一些研究者在心态上、文化意识形态上，无形中都被西方文化所左右。而西方的文化意识形态是以他们自己为中心的。这种背景下的中西美术的对话机制和话语，显然需要梳理，更需要重新构建一个平等的对话机制，使中西美术的相互交流和影响正常地发展。
一、比较视域下的美术话语立场
“‘西人’进入中国，本不自晚清始。汉代——佛教传人，可以叫‘西天’。明代——天主教人华，那是‘西教’。晚清——可以称作‘西潮’。”这种认识基本与实际状况相符合。虽然说中西美术的交流早在东汉就出现了，但真正的相互影响和交流却盛行于明清时期。明清时期美术交流双方的话语相对来说是比较平等的，还没有明显的中心话语问题。而且西方美术的传播者也始终存在着一种主动融入的姿态，比如郎世宁等传教士画家，尽量使自己的作品符合中国的美术趣味和融进中国传统绘画的元素。而中国的一些宫廷画师也主动学习西方绘画中的一些元素，比如透视、造型等。当然本土中心主义的观念还是有的，但仅仅是在文人阶层。譬如说邹一桂的观念和言论就最具代表性，认为西画“笔法全无，虽工亦匠，故不入画品”。
如果说清代邹一桂在心理上和观念上拒斥西方写实油画，那么后来的“西渐”影响伴随着西方经济的强盛逐渐使西方的美术话语走向强势。这一点从五四时期中国文人和艺术家都纷纷提出甚至是大声疾呼需用西方的写实主义绘画改良中国画的衰微，就已经反映出来了。至于清初“四王”是否带来了中国传统绘画的衰颓，这里暂不作讨论。但中国学者和画家们主动提出用西方绘画的元素改造中国绘画的衰微，本身就说明了西方美术的强势已经在中国形成。中国美术与西方美术的交流和对话就显得不平等了，之后的西方美术史论家，在研究中国美术时的观点和立场更是偏移在西方的文化立场上。
上世纪70年代初，较有影响的美国美术史家高居翰(James Cahill，1926—)开始了他的一系列的中国美术理论研究，相继出版和发表了一些有影响的专著和论文，如《山外山——晚明绘画》、《气势憾人——十七世纪中国绘画中的自然与风格》等著作以及《明清绘画中作为思想观念的风格》等论文。他认为张宏、赵左、吴彬、陈洪绶、龚贤等画家的许多绘画都受到西方绘画的影响，其中的话语无不充满了西方中心主义的思想。高居翰用布郎(Braun)和荷根伯格(Hogenberg)编撰的《全球城色图》中的铜版画来作为例证。将《歌蒂斯城景观》、《堪本西斯城景观》、《法兰克城堡景观》、《艾尔哈马景观》与张宏的《越中十景册》中的山水画(奈良大和文化馆藏)、《止园册》(柏林东方美术馆藏)中的山水画以及《山水》(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比较，认为张宏受到了西方绘画很大影响。但高居翰只是推测而无法证明张宏是否在苏州真的见到过《全球城色图》铜版画。“其去南京不过百余里，行船往之历览是一平常且便利之事。……我们可知张宏曾于1638年去过南京，以此，我们或可以推测，他也可能因其机缘，而去过南京不止一次。再者，苏州本地也可以看到西洋画：利玛窦曾经有意在苏州成立分支教会。”高居翰的意思是张宏去过南京就必定要去教堂，去了教堂就见过欧洲的绘画。但实际上没有资料显示张宏像吴历那样皈依天主教，所以张宏去南京未必就会去教堂。即或去了教堂看到了宣扬宗教的绘画，也仅仅是“所画天主乃一小儿，一妇人抱之”的宗教人物画。作为初次接触欧洲绘画的中国画家，一下子要从人物画的技法中变通并运用于山水画，肯定是比较困难的事情。再有张宏也不可能看到高居翰所列举的《全球城色图》铜版画。因此，无论从哪方面来看，认为张宏的山水画受《全球城色图》中的铜版画插图影响都是一种推论或猜测罢了，有牵强附会之感。再譬如高居翰十分肯定地认为龚贤受到了西方绘画(主要是版画)的影响，他说：“龚贤与其他画论家曾一再指出其风格的渊源乃是出自北宋。不过，我相信另一个重要的因素，则是来自欧洲版画的影响。”高居翰在《气势憾人》这本书中列举的龚贤大约画于1650年的一张山水画卷，因其画中有一处岩穴以及岩穴四周的岩石构成，据此认为，“布朗与荷根柏格所编的《全球城色图》一书中的圣艾瑞安山景图，其景象酷似龚贤画中的岩穴构成以及岩穴周围的岩块。”高居翰仅仅是以图中相似性做出这样的判断，他并没有找到龚贤是否曾见到过这幅图的证据。由此可见，西方学者的西方中主义思想在他们的中西美术比较研究中占有很强地位。
另一位有影响的是英国美术史论家苏立文(Michad Sullivan，1916—)，他的观点与高居翰大体一致，也包含了较强的西方中心主义思想。他的思想集中体现在他的著作《东西方美术的交流》和《明清时期中国人对西方艺术的反映》等论文中。当然苏立文没有高居翰那样严重。
尽管高居翰、苏立文等西方学者的研究有很多值得称道的成果，但他们的西方中心主义思想在某种程度上又阻碍了他们研究的推进。这是需要我们警觉和批判的，否则研究成果难以有效。中西比较美术学要求我们把比较的视点放在一个更为广阔的研究视域中，而不是放在狭隘的中心主义的文化立场，双方都不得以影响者或放送者的中心姿态来对待他者的美术，或者丧失自身的文化立场而一味地以他者的文化立场为中心。否则，都不符合中西比较美术学的研究方法和原则，也是违背其本质的。
二、当下艺术思潮中的美术话语立场
在当下的中西方美术文化交流中，相互影响是必然的。放送者和接受者都在不同的语境下进行放送和接受，因而某些文化立场也就不尽相同。尤其是意识形态对美术的交流有很大的影响。但是，不难发现在当下的中西美术交流中，西方美术文化明显地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甚至把美术文化传播与交流作为政治功能的有效运用。因而，体现了以西方为中心的意识形态和文化立场(当然构成西方中心主义与西方经济的强盛关系极大)。西方中心主义立场下的中西美术文化的交流与对话，就显示出了一种不平等的对话机制。这种不平等的对话机制的特征是：美术话语的强势和规则的制定方在西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