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2-03 05:42:06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保险机构论文，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论文摘要：保险市场的信用体系存在着影响诚信建设的一些问题。相应的对策是：构筑保险市场的信用体系，加强保险市场管理，加快保险业的改革和发展，促进民族保险业的健康成长。
论文关键词：保险市场信用体系行为规范
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深化，保险作为一种经济补偿手段和社会产品再分配的特殊方式，与银行业、证券业一起构成了现代金融的三大支柱，在现代经济生活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从经济学的视角看，信用作为经济主体间交往行为的自律性规则，既是道德规范的选择，又是一种经济利益的选择。在保险业的发展中，诚信处于道德规范与经济利益的冲突与摩擦中，信用建设问题已成为中国保险业必须认真思考且积极面对的严峻挑战。
一、当前保险市场信用体系存在的问题
纵观目前保险市场发生的各种问题，多与保险信用机制的不完善有关。这些影响诚信建设的问题主要有：
1．竞争主体行为不够规范，主要表现为违规经营，支付过高的手续费、回扣，采用过低费率等恶性竞争行为，损害了保险公司的社会声誉；
2．内部管理、险种设计、精算水平、营销手段、风险防范、成本核算等方面存在不同程度的欠缺；
3．没有统一的有关信用度的认定机制，缺乏对失信者进行全社会惩罚的措施，对市场参与者的信用状况难以实施全面有效的评价与监管；
4．在保险业内部，有关信用的信息处于严重的不对称状态。由于保险公司的信息披露缺乏而保险业务的专业性又强，使保险消费者在投保前甚至投保后难以了解保险公司及保险条款的真实情况，如保险公司的经营管理状况、偿付能力及发展状况、参加保险后能够获得的保障程度等，只能凭借主观印象及保险人的介绍作出判断，客观上为保险公司的失信行为创造了条件。信用信息也未能得到综合使用；
5．从业人员素质还有待提高。尤其对保险人的选择、培训及管理不严，有一些保险公一J误导甚至授意保险人进行违背诚信义务的活动，严重损害了保险公司的形象。
二、信用体系建设的具体对策
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出发，主要对策是构筑保险市场的信用体系。完善的信用体系和规范的信用制度是建立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的重要保证，是促进经济健康持续发展的先决条件作为具有市场风险、以诚信作为经营基本原则的特殊行业，保险公司更应将恪守信用、履行合同作为发展之源，立身之本。具体对策：
1．建立完备、规范的公司内部管理机制，实行集约化经营。要从组织管理、财务核算、责任累积、风险控制等方面全面提高保险企业的风险防范能力。要创新管理理念，广泛运用当今先进的技术成果来提高管理效率，加速产品开发、数据处理、资金划拨、成本核算、业务和办公自动化、网上营销等业务内容的电子化进程，提高资金管理、成本管理、人力资源管理、经营风险管理的集约化经营水平
2．规范人从业行为，加强对公司全体员工的教育和培训。提高员工素质是提升保险信用制度的重要环节。我们目前仍以保险人展业为主，所以推进人的职业道德素质教育、强化依法经营意识、使现代人了解职业道德和诚信原则的关键所在，并将职业道德教育融人常规的职业培训之中就显得成为重要。另外，也应加强对公司全体员的教育和培训。培训员工的道德自律，提高员工诚信道德的选择与评价能力。要创建道德环境，使员工在实践中体验和升华道德情感，理解并认识诚信道德教育的重要作用，从而自觉规范自己的道德行为。
3．加强企业文化建设，形成良好的诚信文化氛围。管理者要以高尚的诚信人格影响员工，率先垂范，做好表率。要利用自身良好的形象，以身作则，言传身教，感染并带领一大批具有诚实人格的高素质员工队伍，各级工作人员之间要建立起相互信任、团结协作的工作关系。要强化“诚信光荣，失信可耻”的道德观念，形成良好的诚信文化氛围。
4．提高服务水平和质量是建立保险信用体系的根本途径。保险是一种无形商品，它作为商品的价值主要体现在事后的保障上，客户往往通过理赔、到期偿付、回访等判断公司及产品的优劣。因此可以说，企业信誉和服务质量是公司的两大命脉，诚信服务更是维护客户权益的重要体现，整个营销的全过程公司都必须提供始终如一的、全面的、及时的、周到的服务。首先，在客户买保险时，通过耐心细致、详细全面、客观真实的服务，使客户能明明白白买保险。其次，公司应在保单维持阶段为客户提供长期的优质保险服务。当客户申请被接受后，通过电话回访、面见被保险人等方式与客户联系。确认保险利益是否存在，客户的陈述与投保单是否一致等重要事实，以便发现问题能迅速处理。切实维护和保障客户的合法权益，塑造专业、真诚、守信的良好企业形象。当客户发生事故前来索赔时，应尽量合理简化手续，为客户提供“一站式”服务。此外，通过向社会公开服务承诺，量化服务标准接受社会公众的监督。用真诚、优质的服务赢得客户和社会大众对整个保险行业的信任和支持。
5．规范投保人、被保险人的信用行为是保险信用的重要保证，投保人和被保险人的如实告知义务是诫信原则在保险合同中的具体运用，是保险人估计和判断风险的一个重要依据。鉴于中国目前的状况，可用法律的、经济的、行政的手段根治个人信用缺失的顽症，让诚信真正成为一种公认的财富。
论文关键词：金融安全，金融监管，存款保险制度
一、关于构筑一元化的金融监管体系的理由与设想
我国现行的金融监管体系主要由银监会、证监会和保监会等三家独立的监管机构组成，这种分业监管的模式是从上世纪90年代逐步形成的，它为我国金融的发展和金融安全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是，从我国金融已经发生深刻变化的事实和发展趋势看，现行的金融监管体系已经显得难以适应，因此，改变目前金融分业监管格局、建立一元化金融监管体系的任务已经迫在眉睫。
我国金融行业的混业经营已露端倪，金融混业经营势所必然，分业监管体系无法适应混业经营的金融体系。具体如下所述。
第一，由于各种跨业际金融产品的出现，引起金融监管责任的模糊。近年来，创新金融产品层出不穷，相当多的创新金融产品都是横跨不同金融领域的。例如，有些金融产品横跨银行和保险两个金融领域；有些产品横跨银行与证券两个领域；有些产品横跨信托与证券，等等。对于横跨不同金融领域的产品，由谁审批、由谁监管？似乎谁都可以审批、谁都可以监管，实际上有可能导致谁也不管的监管真空或监管边际地带。
第二，跨业界的金融机构的组织创新已悄然出现，从而引发由哪家监管机构对其实施监管的问题。即使在前些年我国实施严格的金融分业经营的时候，仍然存在若干家混业经营的金融机构，其主要存在形态是金融控股公司。这类金融控股公司不但拥有商业银行，同时还拥有证券公司、信托投资公司等不同业界的金融机构。近年来金融监管，随着金融市场竞争的激化，不同业界的金融机构通过单向参股、相互持股等方式部分地实现了混业经营的目的。此外，为了深化金融市场，平衡协调各方利益，金融交易所的出现亦势在必然。金融交易所上市交易的产品主要以金融衍生商品为主，衍生商品的主要特征除了具有资金杠杆作用、交易方向的选择性、期限结构中隐含风险与收益等特点之外，把不同业界的品种结合为一种产品，也是新产品的主要特点。由此可见，对以金融衍生商品交易为主要对象的金融交易所的监管，应该由综合性的监管机构来实施。
第三，混业经营不但是国际潮流，也是金融发展、深化的必然结果。1998年底美国废除了1933年的《格拉斯斯蒂高尔法》，宣告了实施长达65年的分业经营管理，从而走向了金融混业经营的道路论文下载。日本于1998年4月开始实施所谓“大爆炸式”的金融改革，放弃了严格的分业管理，走向了金融业的全面混业经营的轨道。至于欧洲大陆，传统上就采用综合银行制度，本质上属于混业经营模式。现在，外国金融机构纷纷进入我国金融市场，无论从我国金融机构同外资金融机构竞争的角度看，还是从我国金融机构与外资金融机构角度看，外国混业式金融机构都处于优势地位，它们通过业务创新可以比中资机构更加容易地绕过我国分业经营的管制，从而导致金融监管的效率大大下降。而且，在国际竞争的格局中，要使我国金融业处于竞争的优势地位，改革现有的分业经营、实现混业经营也是必由之路。而且，事实上，我国管理层已经于近期允许部分金融机构进行混业经营的试点，以适应金融混业经营的国际潮流。
分业监管模式适用于分业经营管理模式，混业经营模式要求采用混业监管模式，只有这样，才能够提高监管效率、降低监管成本。
首先，如上所述，我国金融业已经出现了混业经营的端倪，并正在进一步向混业经营模式发展，因此，为了降低监管的制度性摩擦成本，扫除监管的真空地带及业界结合部等监管盲区，有必要设立一元化的金融监管体系，从而提高监管的效率。
其次，三个相互独立的金融监管机构的存在，不利于我国金融界的产品创新、组织创新以及金融深化。金融界在推出新产品之时，可能需要同时分别向不同的金融监管机构提出申请金融监管，从而导致交易成本的提高。金融监管机构也可能面临金融产品创新和组织创新而无所适从，从而引起监管机构之间的相互推委，致使金融创新活动和市场深化的步伐受到阻碍。
最后，建立一元化的金融监管体系，有利于降低监管成本。精简机构、提高效率以及降低成本是制度设计的基本原则。我国现行的银监会、证监会及保监会三会独立设置，不仅机构庞杂，而且运行费用居高不下，监管成本非常之昂贵。
总之，为了适应我国金融业从分业经营模式向混业经营模式的转化，为了提高金融监管效率、推动金融深化、降低监管成本，我们建议：撤销银监会、证监会和保监会，在原有三会的基础上设立一元化的金融监管机构，即成立中国金融监督部，或者叫中国金融监督委员会。该委员会隶属国务院管辖。在该委员会设立之前应该首先启动立法程序，克服银监会等机构作为事业单位，但是有拥有国家级别的监管权利的法律漏洞，设立《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监督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监督法实施条例》两个相关法规，使将要设立的中国金融监督委员会于法有据。
二、关于建立我国存款保险制度的理由和设想
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和金融市场深化发展的今天，金融安全已经成为我国经济面临的重大课题，建立存款保险制度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及金融体系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从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经验看，存款保险制度是金融安全网的重要一环，为此，特提议在我国建立存款保险制度。
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之初，银行业基本上都为国家所有，银行业以国家信用作为强大的基础，因而几乎不存在银行倒闭的风险，即使银行出现破产的危险，也会由国家承担其破产风险，并使银行破产以隐蔽的方式而加以处理。因此，对于存款人而言，感受不到银行破产风险，银行倒闭的破坏性连锁反映一般也不会发生，或者是以隐蔽的方式产生局部性的连锁反应。
但是，在经历了三十余年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今天，一个更加市场化的我国商业银行体系已经形成，混合型所有制及公众性公司成为我国商业银行的主体。中国工商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农业银行等已经顺利转化为由国家控股的公众性公司。十余年来，各类地方商业银行、股份制银行、股份合作制银行以及民营商业银行正在迅速发展，与此同时，已有多家商业银行分别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和香港联交所上市，预计不久将有更多的商业银行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和香港联交所上市，部分城市商业银行已经或将要转化为公众性公司、农村商业银行等小型存款式金融机构也在逐步发展。此外，根据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承诺，从2006年开始，我国已经对外资全面开放银行市场金融监管，外资银行和中外合资银行已经逐步全面进入我国商业银行的业务领域。多元化主体的银行业的发展，意味着竞争将更趋激烈，因银行经营不善或外部环境的变化，银行破产是不可避免的客观事实。上述商业银行的结构性变化表明，银行破产的后果不应该再由中央财政全部承担，建立存款保险制度，实行破产责任的分担是非常必要的。
存款保险制度具有化解金融风险和保护存款人利益的功能。
首先，存款保险制度具有事前金融安全网的功能。金融监管当局发现某银行资产质量严重恶化、出现经营破绽或有破产危险之时，存款保险机构可以通过向该银行注资、派专业人员帮助并监督该银行进行整改等方法，援救问题银行，从而避免问题银行转化为破产银行。这样的做法有两个好处：第一，对问题银行的援助不需要中央银行或中央财政承担全部坏帐损失；第二，不需要优良银行全面接管问题银行，从而避免了问题银行对优良银行的拖累。
其次，存款保险制度具有事后金融安全网的功能。如果出现无法挽救的银行，存款保险机构负责偿付存款人的存款，并规定最高的偿付额。存款保险制度的这项功能，一方面具有保护存款人利益、尤其是保护中小存款人利益的作用，另一方面也在一定程度上切断了债务链条，对社会稳定、经济生活正常运转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最后，存款保险制度中的部分存款赔偿制度，形成对商业银行的外部压力、具有优胜劣汰、促进商业银行改善经营的功能论文下载。在部分存款赔偿制度下，存款人对自己的存款行为也要承担一定的风险责任，因此，存款人在选择存款银行之时，构成了对经营不善银行的巨大压力，信誉良好的银行能够吸引到更多的存款；反之，吸收到的存款就比较少。当然，要做到这一点，各家商业银行按照规范的会计制度，增加银行的透明度是非常必要的。
存款保险制度是我国市场经济中金融安全网的重要环节，该项制度具体如何设计，尚须根据我国具体情况，认真研究，充分论证。兹就组织机构及存款保险基金的运作提议如下。
第一，我国存款保险机构的组织
存款保险机构是存款保险制度中的保险人，它负责同银行等投保机构签定合同、收取保费，对投保人进行监管、援助以及在投保人破产时负责理赔等。
从采用存款保险制度的各国看，负责存款保险机构的部门可以是中央银行，也可以是财政部，或者是议会，究竟由哪个部门负责，由各国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来决定。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我认为由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和中国银行监督委员会三家共同负责为宜金融监管，这样，有利于存款保险机构同相关部门共同对商业银行实施监管，并对“问题银行”进行协调处理。
第二，存款保险机构的职能
存款保险机构主要有如下三项职能：
1.监督职能。存款保险机构对所有投保银行的经营活动要实施监督，当发现某银行有可能成为“问题银行”时，必须及时采取措施。
2.对“问题银行”的处理。为了降低银行破产对社会经济的冲击力和负面影响，存款保险机构可视具体情况，或予以特别贷款，将其从危机中解救出来，或设法将其同其他银行合并，在合并需要资金融通时，给予资金援助。
3.理赔。当商业银行破产时，存款保险机构按规定向存款人支付保险金，从而既保证了存款人的利益，也不会产生挤兑等连锁效应。
第三，存款保险基金的运作
存款保险机构的资金来源有资本金、保险费、投资收入和借款等四个方面。资本金可以由中国人民银行和财政部出资；保险费由存款保险机构按一定比例以存款额为计征基数向投保银行收取；利用保费收入与支出的时间差进行适度投资从而获得利息收入和资本利得；在进行特种贷款时，为弥补存款保险机构的资金不足可以向央行或财政部举借资金。
存款保险机构的资金运用有投资、理陪和特别贷款等三项。存款保险机构的投资，一般选择流动性和安全性较强的金融商品，例如，存款、国债、信用度高的公司债等；国外的理赔主要有限额与非限额两种方式，我国宜采取限额方式为妥；特别贷款可分为“问题银行”贷款和银行合并贷款两种。
存款保险制度是一项复杂的制度安排，尽快推出该制度是构建我国金融安全的重要环节，因此，该制度的设计需要详细谋划。
作者：华东师范大学国际金融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导
论文关键词：存款保险制度；金融；风险
论文提要：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迅速发展，我国金融市场也不断开放。在这种背景下，我国长期实行的隐性存款保险制度越来越显示出局限性。如何保护存款人利益，维护金融秩序的稳定，尽快建立符合市场化改革要求的存款保险制度，已是我国金融业亟待解决的问题。
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程度的扩大，外资商业银行的涌入将使金融机构间的竞争更加激烈，缺乏竞争能力的中小金融机构将面临退出市场的危险。20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国际金融市场动荡加剧。目前，美国的金融风暴使全球主要资本市场波动加剧，国际金融运行的不确定性增加，我国面临的金融风险因素也逐渐增多。存款保险制度的建立，对维护以银行业为轴心的金融信用体系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和功能。2008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将“建立存款保险制度”。这意味着，作为一个国家金融安全网重要组成部分的存款保险制度，将全新登场。
一、存款保险制度的历史
所谓“存款保险制度”，是有效保护存款人利益和维护金融稳定的一项基础性制度安排。通俗点讲，为防止和应对金融机构倒闭破产等风险，银行缴纳保费，参加存款保险。当危机发生时，存款保险机构及时向存款人予以赔付，依法参与或者组织对这家银行的清算。
存款保险制度有着十分悠久的历史，早在1829年，美国即从纽约州开始建立存款保险机构，形成世界上最早的存款保险体系。直到六十年代，世界上才有9个国家建立了存款保险制度。而从八十年代开始，存款保险制度进入高速发展期：一是因为1994年欧盟将存款保险制度作为新创立的单一市场的一个基本要求；二是因为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选择建立存款保险制度。截至2003年，全球已经有88个国家建立了存款保险制度，这个数字大约是1984年的四倍。其中，30个属于高收入国家，17个属于中高收入国家，30个属于中低收入国家，10个属于低收入国家。而且，存款保险制度与一个国家收入水平高低有很大关系，只有16.39%的低收入国家采用这一制度，而60.71%的中高收入国家和75%的高收入国家也采用了这一制度。无论怎样，存款保险制度已经成为当今各国维护金融体系安全的重要手段。
二、存款保险制度的作用
近几年，金融业发展迅速，大小银行如雨后春笋般纷纷成立，而建立存款保险制度以稳定金融体系、保证储户利益、加强银行监管正成为政府十分迫切的需要。
（一）存款保险制度有利于保护存款人的利益，提高社会公众对银行体系的信心。如果建立了存款保险制度，当实行该制度的银行资金周转不灵或破产倒闭而不能支付存款人的存款时，按照保险合同条款，投保银行可从存款保险机构那里获取赔偿或取得资金援助，或被接收、兼并，存款人的存款损失就会降低到尽可能小的程度，有效保护了存款人的利益。存款保险制度虽然是一种事后补救措施，但它的作用却在事前也有体现，当公众知道银行已实行了该制度，即使银行真的出现问题时，也会得到相应的赔偿，这从心理上给了他们以安全感，从而可有效降低那种极富传染性的恐慌感，进而减少了对银行体系的挤兑。
（二）存款保险制度有利于提高金融体系的稳定性，维持正常的金融秩序。在经济金融全球化背景下，国际金融市场动荡加剧，频频发生金融风波。这不仅严重影响了本国经济的正常运转和社会安定，还给国际金融市场带来了巨大冲击。要防范风险，稳定金融，只能“防患于未然”，国际经验表明，建立存款保险制度不失为防范金融风险的可行选择之一。存款保险制度通过向参加保险的金融机构收取一定数额的保险费，可以集中一笔巨额的保险基金，从而为保护金融业的稳定与发展架起了一道金融安全网。同时，由于这一制度对公众心理所产生的积极作用，也可有效防止银行挤兑风潮的发生和蔓延，从而促进了金融体系的稳定。
（三）存款保险制度有利于提高金融监管水平。存款保险制度的建立，使存款保险公司成为银行的专业监管机构，这就要求存款保险机构要对日常的银行经营活动进行监督。当银行管理不善或经营非法、风险较大的业务时，存款保险机构可以提出警告，勒令整改，帮助银行渡过难关。存款保险制度的职能不仅在于事后及时补救，更着重于事前防范，因此可作为一国中央银行进行金融监管的补充手段和重要的信息来源，从而有助于金融监管水平的提高。
三、我国建立存款保险制度路径选择
从已经建立存款保险制度国家的发展历史和现状来看，存款保险制度确实在化解金融危机，维护金融稳定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为了使存款保险制度在中国能更好地发挥其积极作用，有效地避免其弊端，我们有必要借鉴各国的经验，吸取教训，使得存款保险制度的设计更加符合中国的国情。
（一）立法先行。鉴于我国金融业对外开放和近年来国内部分中小金融机构不断暴露的经营风险。有必要在法律基础上建立存款保险制度，以防范银行挤兑与系统性金融危机。具体建议：一是在存款保险制度建立和实施的同时，初步建立存款保险制度的法律框架，使存款保险制度的运行有法可依；二是在法律框架下明确强制保险的基本原则；三是建立健全银行业产权法、破产法、最后贷款人规则等必要的金融法规，从而完善存款保险制度的法律基础环境。(二)加强监督管理。我国监管体制仍处于不断改革与完善中，在这种情况下，存款保险制度不应成为一种简单的付款箱制度，应在《存款保险条例》中明确赋予存款保险机构适度的监管权与资产处置权，以加强对银行业的监管。同时，由于监管效果决定了存款保险制度的最终运行效果和基金运作的财务目标，所以存款保险机构有内在动力来执行这种监管与资产处置职能，能与其他监管机构形成信息共享，增强我国金融安全网的功能。
（三）存款保险的方式。在构建的模式上，鉴于我国的银行市场主体主要体现为四大国有银行与非国有银行性的其他股份制银行及信用合作机构三大类，是选择强制加入或是金融机构自愿加入，又或是强制与自愿加入相结合的方式。笔者认为，在存款保险制度构建的模式上有两种模式可供选择。
第一种模式是自愿式的存款保险模式。其设想如下：我国可以考虑在各银行集团内部设立一种由相应成员机构出资所构成的存款保险体系，即国有商业银行的保险体系由国有银行出资，非国有的新兴股份银行亦出资组成自己的保险体系，信用合作社组建自己的保障体系。
第二种模式是政府强制性存款保险制度。这样的模式从建立时起即要求将国有银行、非国有银行性股份性银行及具有银行性的信用合作体系一并纳入其中。客观而言，要在近期内达到该目的是有相当大的难度，因为各银行体系所面临的金融风险不一。再者，我国银行内部的控制制度还很脆弱，现有的监管水平还存在事后性监管的特点。
鉴于上述的种种原因，笔者认为在已有的法律基础及金融发展层次的情形下，我国目前还不宜采取统一的、垂直式的、强制保险模式。相反，我国应采用具有行业自律色彩的存款保险体系，即自愿式存款保险模式。
论文摘要：随着社会进步和社会保障体系的不断完善,医疗保险已经和我们每个人的关系越来越密切。作为医疗保险机构支付和理赔医疗费用重要依据的病案,必须对其进行科学合理的管理,才能使其发挥作用。本文从病案书写质量、病案的完整性,病案的供应和保存等几个方面,从病案管理的角度,简单阐述了其在医疗保险理赔中的作用。
随着社会进步和社会保障体系的不断完善,医疗保险(Medicalcare)作为国家和社会向法定范围内的劳动者提供预防和治疗疾病、伤残的费用和服务的一种社会保险,已和我们的生活越来越密切。按医疗保险的实施方式分为2种:一种是国家强制的法定保险,由政府医疗保险管理机构统筹管理,其目标是广覆盖,低保障;另一种是自愿保险,由商业保险机构负责接保和理赔个人自愿投保的医疗保险。
病案(MedicalRecord)作为一种医疗档案是医务人员对病人的诊断、检查、治疗、护理所做的客观真实的文字记录,对病案科学合理的管理至关重要,它已成为医疗保险机构支付和理赔医疗费用的重要依据。
1病案的书写质量管理直接影响医疗保险机构的支付和理赔
1.1病案首页是病人结束住院诊治的总结其所反应的信息为测算医疗保险费率提供较完善的统计数据。为社保机构考评、监督医院的服务质量、技术水平提供了量化指标。其书写要点是应填项目必须填写正确,完整,特别是正确的疾病和手术操作分类的编码,关系到理赔的费率。例如临床上“畸胎瘤”的性质一定要根据病理报告的描述进行良、恶性肿瘤,包括交界恶性肿瘤的区分。这就要求医生要书写规范的疾病诊断名称,疾病编码人员也要有高度的责任心和熟练的编码技术。
1.2入院记录包括主诉、现病史、既往史、个人史、家族史、体格检查、实验室检查与特殊检查结果、诊断、诊断讨论、治疗计划讨论。其中现病史、既往史的描述对涉保理赔至关重要。现病史以主诉为主线进一步阐述疾病发病症状、体征、时间和病历中记录的重要阳性和阴性表现,治疗、检查经过,治疗效果等,不应出现逻辑性失误,这样为鉴定病案的价值做好基础准备。既往史是记录病人既往的一般健康状况,急、慢性传染病史,药物不良反应及过敏史,手术和严重创伤史及其他重要病史。按发病时间顺序记载,凡与现病诊断和鉴别诊断有关的疾病,更应详细记载。所有这些临床医生都应认真填写不得有误。有时因临床医生没有做有关的病史采集或笔误,以及患者故意隐瞒造成保险理赔时出现纠纷。
1.3手术和麻醉记录是手术全过程的详细记录包括手术经过,麻醉方法和深度,术中输血、输液,及其他药物使用情况。在此注意的有两点,一是记录要正确、及时和完整,如麻醉单上术中输血情况的记录是目前血液中心对输血引起的丙型肝炎保险赔偿的重要依据之一;二是对人工材料的植入必须填写“植入医疗材料使用登记表”,并详细写明产品名称、规格(型号)、生产批号、生产单位等信息,因为不同的人工植入材料在医保的支付中是不同的。
1.4医嘱单是医嘱的执行记录分为长期医嘱和临时医嘱。为医保部门审核医疗费用提供准确信息,有利于患者和医保部门共同对医院医疗行为进行监督、检查。也为统筹基金的支付和管理提供客观依据,以使社保机构能有效控制医疗费用的开支,杜绝浪费,确保统筹基金的合理使用。医嘱单的书写要做到:(1)正确填写医嘱上端病人姓名、病房、床号、病案号和页次。(2)长期医嘱和临时医嘱的时间应准确、具体到分。(3)遇有手术或分娩病例时,在医嘱单上划一红线,表示线上医嘱停止执行。(4)对部分医嘱作废时应及时加盖作废章,以免引起重复记帐。
2病案的完整性管理使医疗保险机构理赔有了可靠依据
残缺不全的病案,不仅反映在医疗质量上不够严谨,也为临床诊断和治疗的合理性带来困难,还使教学和科学研究工作得不到可靠的资料,同时对医疗事故、医疗纠纷的处理和法律责任鉴定造成困难和不必要的损失。一份完整的病案是发挥其使用价值的必然要素,也是医疗保险机构进行理赔的重要依据。随着医疗体制的改革,为了合理使用有限的医疗卫生资源,各医院都普遍提高了病床周转率,减低了病人平均住院天数,但是,由于一些检验报告滞后归档,在病人出院时有时正式的病理诊断报告还未完成。这就需要医生在得到各种检验报告后必须及时归入病人的病案中,以使病案的完整性得到保证。例如医保机构在对病人使用白蛋白时,决定是否支付报销的依据就是病人的血液报告里的白蛋白指标。又如医疗保险文件规定,应用抗霉菌药物必须有霉菌检出的阳性结果,否则按自费处理。这些都需要从病案中相应的检验报告结果作为依据。
3病案的供应和保存也影响医疗保险的理赔
3.1保证病案及时提供病案作为保险理赔和支付的重要依据,如在医保机构和保险公司需要查阅时不能及时提供必将影响理赔速度。因此要求病案管理人员做到病案的及时收回,及时归档(包括整理,装订,首页电脑录入,上架),坚持和完善病案借阅制度,杜绝病案遗失。病案管理工作中的任何疏忽大意,都会影响病案的正常供应,进而影响病案的使用包括保险理赔。为此,我院专门制定了一系列奖惩制度,责任到人,保证病案的及时收回和避免遗失,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3.2病案的保管也会影响保险理赔如没有完善、科学的病案管理,不能提供病案资料将直接影响患者得到合理的赔偿。病案保管工作的好坏,直接影响病案的供应和使用。因此,运用科学的管理方法,合理地规定病案保管期限,并做到病案上架及时,排列有序,整齐清洁,查找方便,完整无缺,防止损坏丢失。
病案管理工作的根本目的是为医院与社会提供服务。病案利用是病案管理各项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因此必须努力提高病案书写质量,科学合理的管理和保存病案资料,以使病案更好的为医院、社会和患者服务。
关键词：保险机构投资者；股票直接投资；实证分析
文章编号：1003－4625(2008)02－0092－05 中图分类号：F840.32 文献标识码：A
一、本文的选题背景和思路
作为一类有鲜明特征的机构投资者，保险机构的投资行为在各国都是一个研究重点。我国保险资金股票直接投资自从2005年初开闸以来，一直受到保险业和证券业等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虽然从理论上研究保险机构股票投资策略的论文不少，但是对两年多来的投资实践进行系统回顾分析的还没有。
像1958年哈佛启动研究项目的初衷一样，我们想研究一下我国保险机构的实际投资情况。从理念上讲，它们都应该遵循匹配投资和稳健投资的理念，但贯彻这个理念的实践是否有差异呢?实证分析是解开这个谜团的最好方法。由于股票投资策略的高度多样性和投资资料的公开性，我们选择了股票直接投资作为研究对象。
在投资主体方面，2005年以来，保险机构入市的队伍逐渐壮大。2005年开闸时，只有人保、国寿和华泰三家保险资产管理公司；开闸后，又陆续成立了中再、平安、太平洋、泰康、新华、太平六家资产管理公司以及友邦资产管理中心，至此，我国保险业有股票直投资格的主体形成了“9+1”的格局。2007年3月，生命人寿委托中国人寿资产管理公司股票直接投资的方案获批，成为保险业第三方理财第一单。至10月份，已有接近20家保险公司获批委托人市。
就总体趋势而言，2005年以来，由于股市为保险业带来了异常高的收益率，参与股票投资的保险机构和资金量不断增长，保险机构直接投资股票的资金量，按成本价格计算，从2005年末的159亿元上升到2007年中的2714亿元，呈现半年翻一番以上的态势。
本文以专业数据服务机构聚源公司的数据为基础，结合本课题的需要加以验证和补充，最后形成了我们的数据库。由于目前在我国，机构进行股票／股权投资有投资于未上市公司，投资于上市公司的非公开发行、IPO战略投资、IPO网下配售、IPO网上申购和从二级市场购买等六种渠道，而后两种渠道才是和散户投资者同台竞技，所以我们把它称为网上投资，而把前四种渠道称为网下投资，并分别研究。
二、投资数据统计结果及分析
为了对保险机构的股票投资行为有一个系统的研究，我们统计了华泰保险2005年3月3日申购南京港首发，成为保险资金直接入市第一单以来，保险机构的所有网下投资活动和网上投资中进入上市公司十大流通股榜单(简称上榜)的数据。
1 网下投资的统计结果
(1)各公司占比
网下投资的具体统计范围是2005年3月至2007年8月底，在这两年半的时间里，保险机构共参与上市公司网下投资4723笔，获配资金627，68亿元。在整个机构投资中占比17％左右。设有保险资产管理公司的9个保险集团和一些中小保险机构都在参与，但各家的参与力度和特征有所区别。具体数据如表1和图1所示。
数据表明，参与网下投资的9个保险集团在获配资金上可以分为三个梯队：国寿和平安是第一梯队，占比20％以上；太平洋和泰康是第二梯队，占比10％以上；其余5家为第二梯队。
(2)代表性的投资特点
现在，以第一、第二梯队公司为代表来看保险机构几年来的投资趋势。从表2可以看出，四家公司的投资趋势有很大差别。由于2005年很快就停止了新股发行，基数很小，我们着重比较2006、2007年。绝对金额和占比大幅度上升的足平安和泰康；略有下降的是国寿；大幅度下降的是太平洋。说明它们在资金配置策略上分属三种类型。
网下投资包括四种类型，所以，很有必要再对不同方式做一分析。表3说明，非公开发行和战略投资这两种方式南于是资金供需双方直接商定，不需要像比例配售那样占用大量资金而受到保险机构的青睐。此类投资的资金2006、07年都是接近200亿元，占所有保险机构网下投资的60％左右，与常年占用上千亿元“。的资金参与配售却只获配100亿元左右相比，前者的资金使用效率很高。不过，定向和战略投资往往投资金额巨大，而且投融资双方要在谈判过程中双向选择，不是所有保险机构都有这样的资金实力和投资机会。比如，2007年国寿和平安参与民生银行非公开发行，每家投资54.48亿元，分别占国寿和平安1～8月网下投资总额的50％、60％以上，高于其他三、四百笔投资的获配金额总和。所以，保险机构对网下投资还进行渠道细分，不同机构侧重不同的渠道。国寿等特大型保险机构享有的此类投资机会明显高于其他公司。国寿此类投资占比70％左右，而其他保险公司平均在60％以下。在评估大型保险机构的投资工作时，要注意对这种重大投资活动的分析。
在几种网下投资渠道中，公开增发配售由于价格与二级市场价格最接近而投资风险最高。因此，国寿参与这类投资的比例在2006、2007年都很低。但平安却体现了明显的择时特征，2006年在股指尚处于低位时大量参与，2007年则参与比例大幅度降低。可见，主要是大型保险公司在挑选网下投资机会、小公司则没有多少挑选余地。
网下投资还包括对未上市企业股权的投资。在过去两年，保险机构主要是投资于末上市银行的股权。2006年12月平安出资49亿元收购了深圳市商业银行89.36％的股份。国寿2006年8月以3.9亿元购买了福建兴业银行1.75％的股权；11月，以56.7亿元收购广东发展银行20％的股权。平安投资深商行完全是为了取得经营控制权，实现向综合经营的跨越；而国寿目前还主要着眼于通过股权纽带加强战略合作的层面，甚至只是财务投资的层面。
这里的网上投资是指保险机构持有的流通股中上榜的仓位。这些仓位有些是由限售股锁定到期后转化为流通股形成的，有些是保险机构参与网上申购或从二级市场买入的。
(1)总量趋势
虽然2005年3月7日国寿就发表了入市宣言，8日泰康就在二级市场买人了中兴通讯：等5只股票。但是，保险机构进入上市公司十大流通股名单是从2005年中报开始的。其后各季度的持仓笔数和持
仓股数如图2所示。
图2说明，保险机构上榜投资的总体轨迹是：2005年二季度末，投资21笔、持仓1亿股，平均持仓规模500万股；以后每季度翻一番，直到2006年一季度实现了持仓笔数突破100笔、持股量突破10亿股，单笔持股达到1千万股的高度。2006年二季度是保险资金上榜增长最快的一个季度，持仓的笔数和股数都增长了140％。可是，从2006年下半年开始，保险资金的网上大额投资开始进入高位平台整理阶段：2006年下半年缓慢上升，在第四季度创出了306笔、33.1亿股的历史高点；进入2007年开始出现高位震荡。虽然保险资金在2007年二季度提高了投资比例，但前面的分析表明，这些资金主要流向了网下投资，到二季度末还不能反映到上榜投资中。
(2)持股期限
持股期限是评价一个机构投资风格的重要指标。根据保险投资账户的特点，我们用季度榜单退出率来分析其交易活跃程度、用期末持股季度数来估计其持股期限长短。在榜单退出率方面，我们在两年之中选取6个季度来比较。2005年第二季度末持有的21笔投资在第三季度退出了7笔，退出率33.3％；2006年第一季度末持有的116笔投资在第二季度退出了49笔，退出率42.2％；2007年第一季度末持有的292笔投资在第二季度退出了153笔，退出率52.4％。这样的一个递增退出率反映了保险资金从开始建仓到加仓、再到调仓的历史进程中的换股情况。估计目前50％左右的季度退出率将是保险资金的大体水平。
在保险机构持股季度数方面，我们以还处于增仓趋势中的2006年第三季度和处于减仓趋势中的2007年二季度为例予以分析。2006年第三季度，保险资金287笔持仓的期限范围是1～6个季度、平均持股期限是1.9个季度，一年以上持仓的比例为：4季5.9％、5季3.8％、6季1.7％；2007年二季度249笔持仓的期限范围是1～9个季度、平均持股期限是2.3个季度，一年以上持仓的比例为：4季5.6％、5季6.4％、6季4.0％、7～9季4.4％。可见，随着保险资金入市时间的延长，尽管由于行情的因素，持仓笔数没有增加，但是，长期持仓的比例却呈上升趋势，说明保险资金在逐步展现长期持股、长期投资的特点。
(3)仓位对照
随着行情的演变，不同保险机构在二级市场的投资策略差异变得日益明显。这种差异突出反映在2006、2007年的中报数据中，见表4。表4说明，2006年中报时，国寿和平安几乎是平分秋色，构成“双头垄断”型；而到了2007年中报时，已经发展为国寿独占鳌头、平安退居二线，尤其是在持股数量上国寿占比高达80％。国寿和平安上榜占比的消长关系确实是保险机构网上投资中的一大热点，具体比例如图3所示。
(4)网上、网下投资联系
网上、网下投资是保险机构股票投资的两个区域，我们从两个角度来研究二者的联系，一是资金在网上网下的配置情况，二是网下投资的上榜情况。
经过分析，我们选择网上持股数和网下获配股数作为近似指标来研究保险机构网上、网下投资的总体关联性。以半年作为一个周期来统计其网下获配数和期末持股数，2005年就以整年为准。结果如表5所示。统计结果相当理想，不仅说明了保险机构网上、网下投资存在关联，而且还揭示了不同公司问的差异。典型的是国寿和平安，平安网上投资除以网下投资的倍数从2006年上半年的10倍猛降到2007年上半年的0.5倍，地位完全发生了逆转。而同期国寿则波动在2～5倍之间，相当稳定。保险机构整体在0.7～1.7倍之间波动，比平安和国寿的水平低。说明其他保险公司多数网上投资的占比很小，主要资金都用于网下“打新股”。保险资金在整体上网上投资相对于网下投资占比呈下降趋势，说明随着二级市场股指的不断走高，保险资金在逐步从“网上”转到“网下”。
关于网下投资的上榜情况，我们使用网下投资进榜单的双向比例指标，即在解禁的仓位中有多少进入十大流通股，以及在保险资金上榜持仓中有多大比例来自网下投资。我们以国寿和平安为例。统计数据表明，国寿直到2006年三季度上榜的股票都是从二级市场上购买的。国寿在2006年第四季度，由网下投资转化为上榜投资的比例很小，只有1％左右。但2007年就不一样了：一季度，国寿到期的网下投资有60％没有减仓、而当季的整个上榜仓位中有1／4来自当季的网下投资；二季度，解禁上榜仓位占当季网下解禁的95.5％、占季末上榜的22.9％。可见，国寿网下投资解禁后继续持有的比例在2007年大幅度上升，主要是因为2006年恢复发行新股后的大宗战略投资和非公开增发股票锁定12个月陆续解禁但继续持有。
由于平安的投资规模比国寿小，我们选取锁定到期比较多的2007年一、二季度的情况来分析。2007年一季度，解禁上榜占到期股数的3.6％、占持股数的1.14％；二季度，占当季网下解禁的27.4％、占季末上榜的5.0％。这个比例与国寿形成鲜明对比，虽然有平安单个账户的资金平均规模小于国寿，因而获配仓位难以进入榜单的因素，但也说明平安的网下、网上投资基本上是脱节的，网下投资解禁后或者上不了榜、或者大比例减仓退出；而上榜仓位基本上都来自网上投资，增减之间反映了平安对二级市场投资机会的判断。
三、我国保险资金股票直接投资的特点总结及政策建议
1 保险机构股票直接投资的主要特点
综合2005～2007年保险机构网上、网下投资的上述统计结果，可以看出，保险机构股票直接投资的主要特点有：
(1)在总量上，无论机构数还是资金量都大幅度增长。在机构数量上，虽然一直以“9家”为主体，但2005年时很多只是单一的一个公司，而到了2007年，这9家绝大多数是企业集团，涉及的法人企业成倍增长。另外，还有许多中小保险公司加入，据统计，目前已有50多个保险法人企业参与投资。在资金量上，保险机构的投资并没有一步到位，而是逐季、逐年增长，体现了保险投资的谨慎和渐进特点。
(2)在参与保险机构的数量上，网下远远多于网上，而且存在至今只参与了一个领域的公司或险种。参与网下投资的保险机构已经有50多家，而且各家几乎都使用了所有的险种账户，没有参与的逐渐成为少数。但参与网上投资的还限于“9+1”所属的企业，委托投资的中小保险公司未有上榜者。另外，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友邦保险只参与了网上投资而没有参与网下投资，而平安等公司的投连险种又只参与了网下而没有参与网上，有点令人费解。
(3)在网上网下配置资金的重点上，存在随着市场估值水平变化而转移的明显倾向。在2006年股指还处于相对低位时，保险机构的网上投资规模快速增长，随着2007年股指的继续攀高，由价值投资阶
段发展到泡沫投机阶段，保险机构虽然网上投资的绝对值不一定下降，但由于网下投资的迅速膨胀而占比明显下降。大宗网下投资解禁而来的上榜投资还占有一定比例。
(4)在网下投资中，由于资金实力和经营战略的不同，保险机构还进行渠道细分，不同机构侧重不同的渠道。国寿侧重非公开定向增发和战略投资机会，平安则在资金实力不如国寿的情况下，通过择时、择股，以集中资金取得相对于国寿的局部优势来取胜。中型保险公司侧重大规模申购和分类申购机会，小公司则是参与所有能参与的机会。
(5)在网上投资中，由于国寿的轴心作用，保险资金在总体上呈现了渐进、长期和侧重绩优股的特点。在总量趋势上呈现出明显的二个阶段：2005年至2006年一季度是稳步增仓阶段；2006年二季度是大幅增仓阶段；2006年三季度至今是平台整理阶段。从资金来源特性上看，寿险资金占比95％以上，财险规模很小，但这个特点与英美国家相符；在寿险内部，传统普通保险产品和分红产品是绝对主力，万能等创新险种占比很小，投连就简直没有露面。
(6)就投资风格而言，不同保险机构之间存在明显的差异，“同一个理念下的差异化投资”现象非常突出。国寿和平安就是不同风格的典型代表。国寿属于典型的大宗型、均衡型、长期型、稳健型投资模式：南方电网投资350亿元、广发行56.7亿元、民生银行54.48亿元、中信证券22.5亿元等都是大手笔；在2005年股指低位时不急于大规模入市是稳健；在2007年股指高位时不急于减仓是长期。平安则属于有明显择时、择股迹象的选择型投资：开闸时是入市急先锋、进入2007后又大规模减仓，在网上网下进行择时投资；网下投资解禁后很少继续持有，网上投资的换股率也很高，在网上进行择股投资。
(7)就投资效果而言，股票投资给保险业带来的巨额收益成为一大亮点。整个保险业直接投资股票的资金只占总量的10％左右，所取得的收益却超过总收益的70％。就单笔投资而言，国寿两年间投资锡业股份的收益率高达20倍，平安同期在浦发银行的最初投资就赚得18亿元!
2 未来趋势展望与政策建议
(1)活跃的大发展期已近尾声。从股指来看，两年多的持续大牛市已经使A股出现泡沫化迹象，未来的涨幅会放缓、震荡会加剧，保险机构的投资难度会加大。从保险的入市机构和资金量来看。入市资金已经接近比例上限，比例再提高的可能性很小。因此，未来的资金增长不再是爆发性的，而是跟随行业发展的自然增长。
(2)有必要进行分析总结，进一步明确政策要求，引导舆论方向。应该说，过去二年多的保险机构“九仙过海”，为总结保险资金股票投资工作提供了很多正反两方面的资料。在股指期货推出、限售股不断解禁、A股将从湖泊变成的形势下，进行系统总结使今后少走弯路、明确有关理论和政策以引导舆论是很有必要的。比如，2006年就出见过保险机构是长期投资还是短期投机的争论，保险机构坚持价值投资的提法是否准确、以什么为标准，对以国寿和平安为代表的两种风格如何评价等。
[论文关键词]诚信保险业诚信制度
[论文摘要]随着《保险诚信读本》的出台,我国保险业必须从维护最广大人民群众利益和确保保险业长远健康发展的高度,重视和加强保险诚信建设。本文对我国保险市场诚信现状及建设提出了建议。
日前,中国保险行业协会和中国保险学会正在为《保险诚信读本》做最后的审编工作。据了解,此举是为落实保监会主席吴定富提出的“必须从维护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和确保保险业长远健康发展的高度,重视和加强保险诚信建设”指示精神的具体措施。
一、诚信对保险业的重要意义
诚信是保险业存在的基础,是保险业健康发展的前提。在保险活动中,诚实守信是对保险交易对方合法权益的维护和尊重,也是对自身合法权益的维护和尊重,诚信的缺失最终也会使失信者的利益遭到损失。可以说,不诚信就没有信誉,就没有保险业的长期持续发展。
1.诚信是保险公司生存与发展的内在要求,是保险机构的核心竞争力。保险产品是一种典型的无形产品,是以保险公司的信用向客户所做出的对未来可能发生的保险事故承担赔付保险金责任的承诺。因而,保险公司是否诚实、守信用,在保险消费者的购买决策中起着很大的作用,消费者只会向其认为有信用的保险公司投保。保险公司只有诚信,才能为持续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才能增强竞争实力,为更广泛地进入市场、扩大交易创造条件。
2.诚信是保险市场活力的信心指数。保险市场上失信行为的扩大化以及诚信制度的缺位,会增加保险交易的风险,使保险行为主体对保险市场缺乏信心,阻碍保险交易向纵深发展,甚至使保险市场在较长时期处于低迷状态。可以说,保险市场疲软的原因在于诚信不足。一方面,保险公司、保险中介人的不诚信,影响到保险消费者对保险市场的信心;另一方面,被保险人及其关系人、保险人的违信行为,也损害了保险公司从事保险交易行为的信心。
3.保险经营活动的特殊性要求保险双方最大诚信。保险市场是典型的信息不对称市场。相对于被保险方,保险人对保险标的的信息是不充分的;相对于保险人,被保险方对保险条款的信息也是不充分的。保险市场的信息不对称导致交易成本增大,可能出现道德风险并直接损害保险合同主体的合法权益。保险合同的当事人只有最大限度地诚实守信,才能降低保险市场的交易成本,保证保险业的发展。
二、我国保险市场诚信缺失情况的主要表现
近十几年,是我国保险业快速发展的十几年,也是问题不断暴露的十几年,其中一个突出的问题,就是我国保险市场诚信缺失现象严重。诚信问题,也由一元性转变为二元性。
1.保险供给者的诚信缺失。保险供给者即保险市场上提供保险产品的保险公司。过去十几年,我国保险业一直处于粗放型发展阶段,由于保险公司的信息披露缺乏及保险业务的专业性强,使保险消费者处在信息不对称的博弈中,在投保前甚至投保后难以了解保险公司及保险条款的真实情况,只能凭借主观印象及保险人的介绍做出判断,客观上为保险公司的失信行为创造了条件;另外一些保险公司及其工作人员在保险业务中隐瞒、欺骗,不及时履行甚至拒不履行赔付义务,违规经营,恶性竞争等都损害了保险公司的声誉。此外,从宏观层面来讲,保险公司偿付能力不足,积累风险过大,寿险公司的“利差损”问题,也是不诚信的重要表现。
2.保险消费者的诚信缺失。保险消费者包括投保人、被保险人和受益人,其诚信缺失主要表现在投保时和索赔时,逆选择和道德风险是其主要表现。一些投保人在投保时,不履行如实告知义务,使保险公司难以根据投保标的的风险状况确定是否承保、应该以什么样的条件承保;有些被保险人和受益人,故意虚构保险标的或保险事故骗取保险金,伪造、变造与保险事故有关的证明、资料和其他证据,编造虚假的事故原因或者夸大损失程度,骗取保险金,增大了保险标的及社会财富的损害,增加了保险人理赔的成本。有关资料显示,我国保险骗赔案件平均比英美等保险发达国家要高出一倍。
3.保险中介者的诚信缺失。保险中介者包括保险人、保险经纪人和保险公估人等。其诚信缺失主要表现在其业务中欺骗、隐瞒与保险合同有关的重要情况;阻碍或诱导投保人不履行如实告知义务等。我国则较多地表现为保险人的诚信缺失。不少保险人在获得更多手续费的利益驱动下,片面夸大保险产品的增值功能,回避说明保险合同中的免责条款,甚至误导投保人,给投保人、被保险人造成经济损失,引起保险消费者的普遍不满,更导致了整个保险业失信于社会,严重损害保险业的声誉。
4.保险人之间的诚信缺失。保险业的整体形象和竞争优势有赖于所有保险公司和全体从业人员的共同维护。但在现实经营中,以邻为壑的情形却时有发生。有的保险人为了争揽业务,不惜违背监管机构的规定和行业自律协议,变相降低费率、提高手续费。有的保险人在分保过程中,有意隐瞒和原保险标的有关的某些风险。有的保险业务员在展业时,常常视同行为冤家,标榜自己,贬损他人。这样的相互排挤损害更不利于整个保险行业的发展。
三、构建中国保险业诚信制度的思路
当保险业的诚信缺失升级为诚信危机时,就会使保险交易成本大大增加,缩小保险交易的范围,使保险市场的行为主体难以正常地沟通和交往,使保险市场缺乏正常运行的基础。因此,应该从多方面来构建中国保险业的诚信环境。
1.加快相关法律、法规的制定和完善,健全保险监管机制,建立明晰的产权制度和健全的诚信法律制度。保险市场主体在从事保险活动时,往往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丧失理性而违背诚信原则,因而必须借助于制度的外在强制力——明晰的产权制度及健全的法律制度,从而引导人们将外部性较大地内在化。保险交易主体进行决策的一个关键就是行为结果的置信性。如果有法律提供的硬约束,交易主体就会确信一旦做出不诚信行为,将遭到法律的制裁,其后果是确定的,这种法律产生的威慑力迫使交易主体理性地放弃欺骗行为。中国保监会作为保险市场的监管主体,应通过监管加大执行力度,鼓励、引导诚信行为,并与司法机关配合,依法惩治失信行为,促进保险诚信制度的建立。
2.充分发挥行业协会的作用,推进保险行业内部规范化建设,建立良性有序的竞争市场。在一个粗放经营、恶性竞争的保险市场,产险公司靠高手续费、低费率抢夺市场,寿险公司夸大产品的投资而忽视保障功能,这两种行为都没有有效满足客户的风险需求。因此要建立起保险行业的自律制度,通过同业公会、行业协会等组织协调和平衡市场主体利益、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并要加强行业间的沟通与交流,实现资源共享,同时建立反保险欺诈和调查机构,有效地打击了保险犯罪,建立良性有序的竞争市场,有效地避免诚信缺失行为。
3.重视核保核赔环节,推动保险公司技术进步,形成立体调查网络。核保是对保险标的风险的前期筛选,做好核保工作对控制好道德风险问题和逆选择有重要的意义。理赔处理环节是保险公司防范保险欺诈的最后关口,理赔专业技术能力的强弱,直接关系到风险防范的质量,理赔员要严把每一个关口,提高防欺诈、反欺诈的能力。我们应该重视核保核赔环节,促进核保核赔技术进步,改善理赔调查的内外部环境,形成立体调查的网络,有效地防范和减少保险欺诈所造成的风险,推动保险市场的诚信。
4.建立社会个人信用账户,完善信息披露制度,加快信用评级制度的建设。通过信用评级制度的建设及信息披露,促使保险市场主体始终诚实守信用,认真履行保险合同规定的义务。并要注意与国际信用评级机构实行的评级标准、技术等方面的对接,吸收国外先进的评级办法并结合我国实际,形成科学、合理的信用评级制度。要把分散的反映保险机构和个人的诚信状况的资料和数据进行联网管理或整合,实现诚信信息的资源共享。这样可以有效地降低交易成本和监督成本,极大地提高交易的效率,促进资源合理分配。
论文关键词：医疗保障体制改革；公益化 ；市场化
一、医疗保障体制改革的路径
在《意见》颁布之际，众多的学者专家对于我国应该如何提供医疗服务进行了激烈的争论，一共分为三种方式。一是，国家主导型，由国家向社会成员提供免费的医疗服务。这是福利型国家的通用模式。二是，市场主导型，通过市场向社会成员提供有偿的医疗服务，医疗服务作为商品在市场中优胜劣汰。这是大部分保险型国家的方式。三是，政府——市场主导型，基本医疗由国家免费提供给公众，大病医疗则有市场提供。这种方式将政府和市场结合起来，分工合作，体现各自的优势。政府发挥其强大的凝聚力和财力向全体社会成员提供免费的医疗服务，市场发挥其竞争机制向部分成员提供更高效的医疗服务。同样，医疗保障体制在改革的过程中面临着路径的选择。
医疗保障体制主要包括三个部分，医疗救助、社会医疗保险和商业健康医疗保险。其中，医疗救助由政府供给，而商业健康保险作为私人产品有市场运作是毋庸置疑的。因此，对医疗保障体制的改革一般是集中在社会医疗保险的改革上。总的来说，医疗保障体制改革路径分为公益化路径和市场化路径，主要根据医疗保障产品性质的界定及政府医疗保障基金的流向和医疗服务的提供方式来划分。
（一）医疗保障体制的公益化路径
公益化路径就是指由政府的财政资金直接补助给医疗服务的供给方（即医疗机构），医疗服务作为公共产品（医疗服务免费或部分免费）由医疗机构提供给医疗服务的需求方，其中所发生的费用由政府承担。在这种路径下，政府既是医疗保障的保险人，又是医疗服务的提供者，承担了包括制订政策法规、提供财政资金和具体的管理服务等全部责任。在政府资金充足的前提下，能够最大程度地公平分配医疗资源，保障全体社会成员的基本健康。这种路径保证了医疗保障的可得性，即使得需求方能够买得到医疗资源，同时也保证了医疗保障的可及性。
在公益化路径下的医疗保障是一种“家长式”的保障方式。在建国初期，我国实行的公费、劳保医疗制度可以说是公益化的医疗保障。政府采用这种路径很大程度和当时的计划经济体制密切相关，公有制、按劳分配和计划经济被认为是社会主义的三大特征，并且公益化的路径也最大化的实现了全民公平的思想。
（二）医疗保障体制的市场化路径
市场化路径是指，政府将财政资金投入到医疗保险机构，医疗机构（即医院）将医疗服务作为私人产品在市场上提供，医疗服务的价格由供需双方共同决定，受市场规律的影响，医疗服务需求方的医疗费用由医疗保险机构支付给医院，医疗保险机构支付的费用来源于政府资金支出、雇主和个人缴纳的医疗保险金。在这种路径下，医疗服务的需求者也要承担一定的费用支付，在很大程度上减少了医疗资源的浪费。并且，受到市场机制约束的医院，必然要通过提供医疗服务质量和效率来吸引更多的医疗服务需求方。这种路径之所以被称之为市场化，主要是因为医疗服务是按照市场价格来提供的。在这种路径下往往只能保障医疗保障的可及性，即医疗保障的购买力，医疗保障的可得性很难得到保障。
我国是在经济体制改革之后开始尝试市场化路径的医疗保障体制。在此路径之下，医疗保障体制由四个利益体构成：政府、医疗保险机构、医疗服务需求方和医疗服务提供方。政府对医疗服务的供求进行监督、管理，医疗保险机构作为“第三方支付”组织，统一管理医疗保险基金，并按规定向提供医疗服务的医疗机构支付医疗费用。
二、医疗保障体制改革中面临的困境
（一）政府失灵
完全由政府提供医疗保障产品存在政府失灵。政府失灵现象主要表现为由于患者无需支付医疗费用而对医疗服务的过度需求，导致医疗费用的上涨和医疗保障资源的浪费，增加了政府的财政负担。正是这一弊端，使得我国公费、劳保医疗制度寸步难行，最终无疾而终。
（二）医疗服务的准公共性
医疗保障是一种准公共产品，具有一定的竞争性，所以对其提供效率有一定的要求。如果完全由政府提供，医疗机构所获得的医疗收入主要来源于政府拨款补助，从患者身上几乎得不到费用补偿，没有经济利益的刺激，医疗机构的医疗服务提供效率必然不高，从而延长了患者的等候时间，得不到及时的医治，最终导致病情的加重。此外，由于医疗机构没有提高医疗服务质量的动力，阻碍了医疗技术的创新和进步。
（三）市场配置的优势
市场配置医疗资源能够提高医疗服务的提供效率，提高医疗服务的质量。市场的价格机制和竞争机制能够很好对供需双方发挥重要的调节作用。从价值规律中得知，商品的生产者为了获得超额剩余价值，必然通过采用先进的生产技术等方式来提高劳动生产率，使其个别劳动时间小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最终导致行业的必要劳动时间的缩短。在医疗领域中体现为，医疗保障的供给者不断提高医疗保障的供给效率，使得患者能够更快更好的享有高质量的医疗保障。同时价值规律还会使得各个医疗机构之间相互竞争，引起医疗保障资源向效益最好的医疗机构流动，促进了医疗保障资源的有效利用，使有限的医疗保障资源能够被用于满足人们最迫切的卫生健康需要。此外，由于市场中供需规律的作用，避免了公益化路径下的过度需求，间接地抑制了医疗保障资源滥用的现象，进而控制了医疗保障产品的成本。
因此，只有将市场机制引入公益化的医疗保障之中，才能在最大程度上满足全体社会成员的医疗保障可得性，同时还能提高医疗服务的质量、供给效率，有效抑制医疗保障资源的浪费。
三、我国医疗保障体制改革的路径选择
（一）医疗机构的公益性
1、我国医疗保障改革的目标定位在体现社会福利最大化，医疗保障从本质上是国民收入再分配，既要为不同收入水平的社会成员提供公平享有医疗保障的机会，同时又要考虑到医疗保障资源的稀缺性和全体社会成员无限的医疗需求之间的矛盾。然而，只有在基本医疗等到保障的基础上才能提高整体的保障水平，这就决定了医疗保障的提供者必须为政府。政府将医疗保障基金投入到公立机构中，使之在药费诊费之外等能得到维持其基本运转和发展所需的资金补偿。此外，政府还参与到对医疗机构的有效监督中，保证公立医疗机构平价低价的公益本色。
2、从我国的经济实力来看。虽然我国的经济发展取得了世人瞩目的辉煌成就，经济水平的不断提高，但是我国的人口众多，2007年末全国总人口为13.2亿人，预计到2020年达到15亿。目前，我国在经济上不具备足够的实力，同时又没有英国那样健全的全科医师“守门人”制度，一旦推行全民免费医疗制度，必然对我国财政带来巨大压力。因此，目前我国只能提供低价的基本医疗保障。
（二）市场机制的引入
将市场机制引入医疗保障中，在医疗机构间形成相互竞争，为了追求自身经济效益最大化，医疗机构不断自我改进，提高生产效率、提高产品质量，使得患者能够获得更加低廉优质的医疗保障产品，间接地抑制了公益化路径下医疗保障资源的滥用，进而控制了医疗保障产品的成本，同时促进医疗技术的不断发展，增进整个社会的健康水平。
[关键词]保险效率；规模效率；公司组织形式；市场结构；产业效率；偿付能力
效率是经济学的一个重要概念，金融业效率也是近些年来备受关注的重点问题。保险业作为金融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社会管理功能和金融功能日益突出。在国外，效率已成为判断保险业、保险市场发展水平和保险机构绩效与竞争能力的重要指标，对效率的理论研究日益深入。但从现有文献看，国内对保险市场效率问题的研究还不够系统和深入，缺乏对我国保险业宏观效率和微观效率进行客观科学的评价，远不能适应我国保险市场发展的需要。本文试图通过对国外文献比较系统的梳理，重点介绍国外保险市场效率研究的主要内容、研究方法、特点和存在的问题，以借鉴吸收国外相对成熟的研究成果，为推进我国保险市场效率问题的研究提供有益的参考。
一、保险市场效率的含义
国外有关保险市场效率研究的文献，大都没有明确的定义和系统的研究框架，也几乎没有区分保险市场效率、保险业效率和保险机构效率等概念。尤其近些年的研究基本上是对保险业和保险机构效率的研究，一是从保险公司特定的业务流程和结构出发，重点研究保险机构的微观效率；二是选取一定数量的保险公司样本，以此作为保险业的行业效率。保险机构作为保险市场的核心主体，可以说其效率状况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保险市场的效率。因此，保险机构效率能够大致反映保险市场的效率。
效率从本质上来讲，就是投入与产出之间的关系。具体来说，许多学者主要沿用Farrel(1957)对效率的定义来分析保险业效率。Farrel将效率分解成技术效率(TechnicalEffi-ciency，TE)和配置效率(AllocativeEfficiency，AE)。技术效率是指相对于产出边界而言，在给定的一系列投入的前提下，能获取最大产出的能力。配置效率是在给定投入价格的情况下，按照最理想的比例运用投入要素的能力。这两种效率结合起来即是成本效率(CostEfficiency，CE)(Coelli，1996)。三种效率值都在0-1之间，如果效率值为1，意味着拥有完全效率。Leibenstein(1966)提出X效率概念来描述真实成本与最小成本的差异。Fare和Lovell(1978)将Farrel的效率概念扩展为三个组成部分，即技术效率、配置效率和规模效率。大多数保险效率研究文献也是重点研究这几种效率类型的。
一是保险公司的规模效率(scaleefficiency)，即保险公司是否可以通过扩大规模提高产出，实现利润或经营绩效的最佳水平。二是保险公司的X效率，即在给定产出水平组合条件下，保险公司需要支出的最低成本与实际成本的比率，它在0—100%之间变化。X效率用来描述不追求规模效率和范围效率的单个保险公司的技术效率和配置效率，它可以衡量公司内部管理在配置技术、人力资源管理等方面的优劣。基于成本模型得出的X效率也被称为成本效率，基于利润模型得出的X效率称为利润效率。对保险机构X效率的研究主要是对成本效率的研究。三是范围效率(scopeefficiency)，是指保险公司是否提供了最节省投入成本的业务组合。在给定产出水平上，如果经营多种业务和产品的保险公司成本低于专业经营保险公司的成本，则前者存在范围效率；反之存在范围不经济。从本质上讲，研究范围效率就是研究成本效率。
除以上效率的主要类型之外，国外的研究一般把效率与生产率的研究相互联系。生产率是从动态的角度表示企业生产过程中产出与投入之间的对比关系，企业生产率的变化可能来自技术效率的改变、规模经济效率和技术变化或三者的共同作用。
二、保险市场效率研究的主要内容
(一)规模效率和范围效率
在保险业中，规模代表了一个公司的实力和信誉度，是影响保险效率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因此，与银行效率的研究相同，国外比较早期的研究重点是从规模经济(EconomiesofScale)和范围经济(EconomiesofScope)的角度考察保险市场的效率。正如Beger、Hunter与Timme(1993)认为，早期代表性的保险效率研究主要集中在规模效率和范围效率研究，如Cummins，J与VanDerhei，J(1979)、Doherty(1981)、Appel、Wort''''all与Buffer(1985)、Grace与Timme(1992)等。
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以后，有较多的美国学者对人寿保险业和财产保险业的规模效率进行研究。对人寿保险业规模效率的代表性研究有Grace与Timme(1992)、Yuengea(1993)、Gardner与Grace(1993)、Cummins与Zi(1998)等。这些研究发现大型保险公司存在规模效应递减，但总体上有比较明显的规模效率。并购是金融机构追求规模效率的重要手段，在金融业非常突出。因此，将并购纳入效率分析框架无疑也会提供很多有价值的信息。90年代中后期以来，由于美国保险市场并购现象突出，引起了一些学者的极大关注，如Barniv与Hathorn(1997)等探讨了美国财产保险业的并购问题，但是没有涉及到并购与效率之间的关系。CumminsJ．、Tennyson、S．与AryWeiss，M(1999)则首次用数据包络分析方法(DEA)研究了寿险业并购与规模经济和效率之间的关系。研究对象是代表美国80%资产的保险人在1988年-1995年的成本和收益效率，并用Malmquist指数方法来检验技术效率和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化。他们发现参与并购的保险公司比其他公司在并购两年后取得了更高的效率，说明并购有利于效率的提高和盈利能力的显著改进。Hao与Chou(2002)运用了DFA方法测度了8家保险公司的效率，发现效率与适度的规模和多样化的产品战略相关。
Katrishen和Scordis(1997)研究了跨国保险公司是否存在规模效率。他们运用时间序列回归方法，评估了1985年-1995年15个发达国家的93个跨国公司的运作成本与保费收入、国际差异性、产品差异、金融资产、再保险的利用、贸易类型和所有权结构等因素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当跨国保险公司的规模达到2．3亿美元保费收入时呈现出增长的回报，但是一旦保费收入达到4．5亿美元时，则呈现出规模不经济。因为保险公司不像一般企业，当保险公司扩大它的国际化经营时，企业会遭受到国际差异和产品差异的困扰。
(二)保险公司组织形式与效率
保险公司组织形式与效率的关系也较早被关注。一些研究依据人理论，发现组织形式与效率之间存在一定联系，股份制公司比相互制公司有更强的控制成本和提高利润的激励。
在美国、欧洲和日本等国家，保险公司的组织形式主要有股份制公司和相互制公司，两类公司都长期存在，各具优势。那么，两类公司的效率究竟如何?这一问题也引起了许多学者的兴趣。Mayers，D和C．W．Smith分别在1981、1986、1988、1994年连续，研究美国保险市场的保险组织结构、所有权结构等问题。Mayers与Smith(1988)探讨了保险机构组织形式对美国保险业的影响。他们认为，股份制公司的管理者、股东和保单所有人的职能是分割的，相互制保险公司则整合了所有人和客户的功能，即保单所有人既是资本的供给者又是风险的承担者。这两种不同的组织形式为检验运作效率和激励问题提供了可能。虽然经验研究结果显示，股份制保险公司比相互制保险公司有更高的效率，而另外一些理论分析和经验证明则认为相互制保险公司具有潜在利益。事实上，两种组织形式的生存和发展表明每一种形式都有其各自特殊的优势(Mayers与Smith，1988)。Cummins，Weiss与Zi(1999)研究了美国不同组织形式的财产和意外险保险公司的效率，并且集中于其内在的主要问题。他们分析了股份制和相互制保险公司各自的效率，研究结果发现，股份制和相互制财产和责任保险公司是按照不同的生产和成本边界运作，从而能够分类占有特定的保险市场，在不同的市场各自具有降低生产和成本的相对优势；而且他们的技术在提供有特色的保险产品时具有各自优势。在样本期间，相互制保险公司稍微提高了生产率，而股份制保险公司则显示了比较稳定的生产率。
GeneC．Lai，PimanLimpaphayom(2003)研究了日本保险业的组织形式与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检验丁日本非寿险业的组织形式与公司绩效之间的关系，并为研究日本经连(keiretsu)保险人提供了有意义的结论。他们的结论对理解保险业中的理论、信息成本和组织形式之间的关系提供了参考。研究发现，占有日本保险市场1／6份额、隶属经连保险集团内的股份制公司比独立的股份制和相互制保险公司具有较低的费用和较低水平的自由现金流，同时具有较高的损失率和高损失的可能性；独立的保险人则具有相对较低的损失率和进入门槛。而且，相互制保险人有更高的投资收益。总之，经验证据说明每一种组织形式都有其相对优势。VivianJeng与GeneC．Lai(2005)用非参数方法测度了1985年-1994年这一样本期间日本非寿险业经连公司、非专业化独立公司(NSIFs)和专业化独立公司(SIFs)等三种不同形式保险组织的效率。发现经连公司由于有更好的监督及信息成本较低等方面的优势，似乎比NSIFs有更高的成本效率。
(三)保险市场结构与效率
运用传统的SCP框架来分析保险市场结构与效率的文献相比银行业来说少许多，而且对保险机构市场绩效与市场结构关系的研究存在不一致的结论。一般来说，对银行的研究大部分是把一家银行作为一个研究单位，而对保险业的研究往往是把若干保险公司、一个地区甚至一个国家的保险业当作一个研究单位整体。Jung(1987)通过分析美国182家财产和意外险保险公司的经验数据研究了财产与意外伤害保险市场结构。这个研究主要针对再保险在结构一行为一绩效中的作用。Jung得出结论，认为共谋程度在结构和绩效均衡中是一个重要的隐含变量，在大的保险人之间比较容易产生共谋的激励，其原因在于他们扩大或保持规模和市场份额的欲望，而且再保险、经营多样化、监管、广告激励等都成为影响保险人行为的重要因素。在这个研究中，传统的SCP假设被验证，效率结果与经验模型不相关。
Chidambaran等(1997)研究测度了跨越18种不同产品的保险人在经济损失率及其决定因素之间的关系。样本期间是在1983年—1993年，有180个观察样本。他们假设进入不同类型保险业存在壁垒，而且不同保险行业之间的结构、行为和绩效具有差别，并且假设价格和绩效的决定因素是市场集中度、投资率、经济损失率的标准偏差、监管和行业周期。研究结果支持了传统的SCP假设并且表明直接保险人可以提供较低的价格。Bajtelsmit和Bouzouita(1998)检验了1984年—1992年的美国州私人汽车保险市场的效率。他们用行业收益性来衡量绩效，直接保险人的市场份额被用来衡量效率。结果表明，获利能力与直接保险人的市场份额之间不显著相关。同时，研究也支持了SCP假设，表明市场集中度(用Herfindahl指数衡量)与绩效相关，他们通过控制特殊性的变量如各州最小的资本要求、农村市场的规模、州人口增长率，发现更高的收益性存在于有更高市场集中率的州。
(四)对保险产业效率的研究
Yuengert(1993)、Cummins与Zi(1997)、Hao与Chou(2002)等对美国保险产业效率进行了测度，Gardner与Grace(1993)、Hardwick(1997)的研究发现人寿保险业大约有30%—50%是无效率的。Weiss把非参数方法用于研究1975年～1987年美国、西德、瑞士、法国和日本的财产和责任保险的总生产率。Rai．A(1996)检验了11个发达国家保险公司的成本效率。结果表明，国家、规模和专门化都会影响x效率的不同，并且发现欧洲的保险公司平均的运作效率低于美国和日本；国际平均水平的小规模公司比大公司更具有效率；专业化公司比综合经营寿险和非寿险业务的保险公司更具有效率。Outreville(1990)则研究了55个发展中国家经济和金融发展与责任与财产保险公司保费收入之间的关系，然后，Outreville(1996)又把同样的研究运用到寿险当中。Browne和Kim(1993)分析了影响各国寿险需求的因素，研究显示保险业的发展明显与个人收入以及金融市场发展水平相关。
衡量管理层进行成本控制和最大化产出能力的x效率，被证明是决定金融机构经营绩效至关重要的因素。Cummins与Weiss(1993)、Gardner与Grace(1993)、Yuengert(1993)等对美国人寿保险业和财产与责任保险业的x效率进行了研究。Meador，J．W.、Ryan，H．E．与Schellhom，巴D．(2000)运用美国人寿保险业的数据，对保险公司的产出与x效率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产品多元化的保险公司比产品集中化的保险公司有更高的X效率，因为前者的管理人员能够根据不断变化的行业形势在各产品间分摊投入并有效分配金融资本、人力资本和材料等资源，从而取得更高的成本效率。该结论阐明了产品选择是成本效率的一个主要决定因素。这一结论，应该得到保险经营者、政策制定者和监管者各方的重视。事实上重新分配资源并调整产品结构来适应不断变化的市场需求的能力已经成为人寿保险公司重要的竞争优势。
(五)偿付能力与效率之间的关系
偿付能力已经成为保险监管机构判断保险机构风险水平和实力的核心指标，也是保险机构生存和发展必须达到和满足的底线。PatrickL.Brockea，WilliamW．Cooper，LindaLGolden(2004)等研究了1989年257家美国财产和责任保险公司偿付能力与效率的关系，这些公司分别采用了营销和直接营销方式。文章认为偿付能力是保险监管者关注的，理赔能力是保单所有者关心的核心，而投资者则主要关注投资收益的大小，这几种利益具有潜在的矛盾，保险公司的决策者必须能够兼顾各方利益。研究模型把偿付能力作为管理利益的一个产出对待而不仅仅当作外生的监管条件。研究通过DEA方法，用偿付能力、理赔能力以及投资收益作为产出指标，投入指标则是过去年份的公积金、资本与公积金的变化、承保和投资费用以及保单所有人提供的资本。他们采用金融中介方法，重点研究了股份制保险公司和相互制保险公司因为组织结构的不同所形成的偿付能力与效率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在考虑偿付能力因素和不考虑偿付能力因素两种情况下，股份制公司的效率都普遍高于相互制保险公司。
国外文献除以上的研究重点以外，许多学者对保险分销系统、保险监管、保险创新、保险人所有权结构等因素与效率的关系进行了研究。
三、保险机构投入产出变量的选择
对效率的定量研究，选择适当的指标来表示投入和产出变量非常关键。国外很多文献研究了保险机构效率的投入产出度量问题，重点是：(1)选取何种模型和变量来代表投入产出；(2)使用不同的产出度量方法时效率结果的敏感性。其中产出变量的选择是研究的难点和关注的核心。就目前国内外的研究文献来看，对保险公司的投入产出没有统一的定义。
总体来看，对保险机构产出的度量主要有两种方法：价值增加法和金融中介法。但是两种方法都不能完全包含金融机构的双重角色的特点：既提供服务，又作为金融中介。
价值增加法，把保险公司视作提供保险产品的生产者，通过一系列服务满足客户需要。Cummins与Weiss(1993)、Bergeretal．(1997)以及Cumminset31．(1999)等利用价值增加方法，用真实发生的损失的现值来衡量产出，作为保险人提供的风险集中功能和保险服务数量的替代。他们认为用损失作为保险产出替代物的主要原因在于保险的主要功能是风险汇聚(riskpooling)。而Berger(1997)认为这个替代存在不足，至少在比较财产与责任保险直接承保人和独立人时存在困难。因为直接保险人和独立人在提供服务强度时不同，这是用损失以及其他任何可观察到的变量所不能很好衡量的。而且，用损失衡量保险产出忽略了损失控制和风险管理的产出质量。如果一家公司由于不适当承保实践造成了没有预测到的巨大损失，那就无法解释该公司是有效率的，否则就可以理解为损失越大效率越高。其实，有一些重要的指标可以衡量产出，如处理过的申请书、已经生效的或续保的保单，已经处理过的索赔等等，只是这些数据很难收集到。但是用一些替代指标显然忽视了不同的价格和保险服务业的情况以及保险的重要功能，诸如风险承担和风险汇聚作用。
金融中介法是把保险机构视作一种金融中介。作为金融中介，保险机构为保单所有者提供或有理赔，运用收益购买资产，其目的是能获得最大化的资本收益和价值。中介方法评估的是金融机构的前沿效率，更适合评价金融机构的整体效率。Cumminsetal．(1999)认为金融中介法不适合财产与责任保险人，因为他们的服务不是仅限于金融中介。总之，两种方法究竟哪种更适合用来评价产出变量，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VivianJeng与GeneC．Lai(2005)认为应利用两种方法来测度效率。因为不同的投入产出变量选择和方法会产生不同的结论，研究者需要关注其解释的结论，只用一种方法并且从该种方法中得出一种结论是不恰当的。两种方法都各有用处，价值增加方法可以按照保单数量和投资资产规模考察不同保险组织形式的技术效率和成本效率；金融中介方法能够依据资产收益和财务状况来考察保险业的总体效率。
Praetz(1980)、Grace与Timme(1992)、Gardner与Grace(1993)、Raj(1996)和Hardwick(1997)等提出用纯保费收入作为产出变量，而Yuengert(1993)认为，保险费实际上是价格与产出的乘积，而不是产出本身。因此，任何价格的变化都可能形成对相对效率的误解。他认为用附加准备金(additionstoreserves)来衡量产出比较合适。
国外文献对于投入变量的选择基本一致。投入主要有四个变量，即劳动力费用(LAB)、信息技术费用(INF)、其他的物质资本费用(PHY)以及金融资本费用(FIN)。劳动力费用是保险业最重要的费用之一，占非损失费用的很大比例，由保费、工资、薪酬、津贴和管理费用组成。物质资本费用包括两个部分，一是计算机及其软件；二是家具、机器设备等。Grace与Timme(1992)、Gardner及Grace(1993)、RAI(1996)Cummins与Zi(1998)等认为物质资本是保险服务业的投入，租金、土地和建筑则可以被忽略，因为保险业可以拥有房地产的投资组合，但只是投资的需要而不是运作的目的。金融资本则多用股本资本代替。
四、保险市场效率研究的主要方法
近年来，国外文献基本都是研究保险机构的相对效率，研究方法主要采用前沿效率分析方法。所谓前沿效率分析方法，是指将保险机构视同具有一般生产企业的特征，也具有如何以最小的投入取得最大产出的目标函数。在给定的技术条件和外生市场因素的条件下，以最小投入获得最大报酬或实现利润最大化的保险公司，即为效率前沿保险公司，而待考察保险公司的效率损失即为相对于效率前沿公司的偏离程度。
根据Berger与Humphrey(1997)的论述，基于前沿分析的保险效率研究方法主要包括参数方法(ParametricApproa-ches)和非参数方法(NonparametricApproaches)两大类。参数方法包括随机前沿方法(SFA，StochasticFrontierAp—proach)、自由分布方法(DFA，DistributionFreeApproach)和厚前沿方法(TFA，ThickFrontierApproach)三种。非参数方法包括数据包络分析(DEA，DataEnvelopmentAnalysis)和自由处置壳方法(FDH，FreeDisposalHull)两种。五种方法的不同主要在于：(1)对于所谓“经营最好”的保险公司的前沿函数形式，参数方法有更严格的要求，而非参数方法没有这一要求；(2)是否考虑可能会导致生产单位的产出、投入、成本或利润等过高或过低的随机误差；(3)如果存在随机误差项，对其概率分布作出假定，以便从随机误差中分离出无效率因素。参数方法着重于研究成本效率，而非参数方法集中于投入和产出的关系研究。综观近年来的文献，对保险业效率的分析采用较多的是DEA，SFA，DFA和FDH等分析方法。
(一)数据包络分析法(DEA)
DEA方法在20世纪90年代后被广泛用于测度金融机构的效率，美国、欧洲、日本等国的许多学者也开始尝试将DEA和曼奎斯特方法(malmquistmethodology)引入对保险市场效率的分析。DEA主要被运用于衡量技术效率、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而用Malmquist指数来衡量生产率和效率在一定时期内的变化。90年代后期以来，国外使用DEA方法对保险业效率研究主要集中在保险公司并购等经济活动所产生的效率变化和效率与其他经济指标的相关性研究。J.DavidCummins、SharonTennyson与MaryA．Weiss(1999)用DEA方法通过计算美国人寿保险市场1988年—1995年的成本效率和收益效率，首次研究寿险业合并、收购与规模经济及效率之间存在的关系。HironfumiFukuyama(1997)运用DEA方法对保险公司的生产效率和生产力的变化进行了研究，认为规模效率的改进带来的潜在收益对股份制保险公司来说具有相对小的重要性，但是对相互制保险公司则具有很大的重要性。Cummins等运用DEA方法证明，如果更多的保险人采用“最佳服务”的技术，那么就可以显著改进效率。
MienN．Berger与DavidB．Humphrey(1997)对1990年-1997年的130多篇有关金融机构效率的研究论文进行了综述。他们发现有122篇分析银行业，只有8篇研究保险业(包括寿险、财产责任和非寿险)。67篇使用DEA方法，其余的使用了5种不同的参数方法和其他方法。在130个研究中，其中8个试图衡量放松监管后效率和生产率的变化，但是没有针对保险业的研究。他们的概括显示DEA方法已成为研究效率的主要方法。
(二)自由分布方法(DFA)
Schmidt与Sickles(1984)提出了DFA衡量效率。DFA也设定前沿生产函数形式，但用不同的方法将无效率因素与随机误差分开。该方法没有对无效率或随机误差分布施加较强的假定，而是假设金融机构的效率随时间而稳定，随机误差最终趋向均值为0。GardnerandGrace(1993)用DFA检验了561家美国人寿保险人在1985年-1990年之间的X效率，发现平均效率大约是45%，认为X效率与寻租活动有确定的关系，从而支持了进入壁垒、价格合作以及其他一些因素对X效率的影响。研究显示，X效率与企业组织形式和监管等因素关系不大，而与保险公司的规模相关。这与1993年Cummins与Weiss研究的结果吻合。
(三)随机前沿方法(SFA)
SFA也被称为经济计量前沿方法，它对成本、利润或者投入、产出和环境因素之间生产关系的函数形式作出假定，允许存在随机误差。该方法还设定包含无效率因素的组合误差模型，假设无效率遵循通常为半正态分布的非对称分布，而随机误差遵循对称分布(通常为标准正态分布)。Yuengert，A(1993)利用SFA，通过估价混合误差的成本边界为效率测度作出了重要贡献。该模型对规模效率与x效率进行了更有价值、更充实和完整的论述。研究表明，只有当保险公司的资产达到15亿美元以上，规模效率存在。Cum—mins与Zi(1998)用SFA、DFA、DEA和FDH等多种方法研究得出结论，即效率评估方法的选择对效率研究的结果会造成显著的影响。Cummins与Weiss(1993)、Yuengea(1993)、Gardner与Grace(1993)检验了美国保险人的X效率，每一个研究都运用了不同的随机前沿方法和模型说明，并且得到丁不同的结果(Bergerl993)。
五、国外保险市场效率研究的评价及启示
梳理国外文献，无论从数量还是研究的系统性及深度和广度等方面，对保险业效率的研究都相对滞后于对商业银行和资本市场效率的研究，但近年来的进步很大。概括起来，大致体现了如下特点：(1)主要围绕两条主线进行：一是在Rothschild-Stiglitz(1976)模型的基础上，以道德风险、逆选择存在的不对称信息环境为约束条件，对保险市场均衡与效率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二是20世纪90年代后更加重视对微观保险主体的效率研究，更多采用经济计量学和线性规划等最新方法研究保险业的相对效率。(2)侧重研究某种类型的保险机构效率的较多，如Fukuyama(1997)、Hardwick(1997)、Cummins与Santomero(1999)、Cumminsetal(1999)和Meadoretal．(2000)等对人寿保险市场进行了重点研究；其他学者对财产和责任保险机构、医疗保险市场等不同市场效率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而对保险业和保险市场进行系统全面分析的较少。(3)研究方法更加注重实证性，基本上能把经济学、金融学的最新理论同步运用在保险效率的研究中。(4)许多研究集中对技术或规模效率的研究，而比较忽视配置效率的研究。(5)近年来，基本是对相对效率即前沿效率的研究，即把同类型不同保险公司的效率进行排序，找出保险行业内“最佳经营”保险公司的差距，而不是单一研究某家保险公司的投入产出状况；也可以说，更注重效率的横向比较。而且，研究的样本数不断增大，体现出学者注重研究保险机构效率与保险行业总体效率的趋势。总体看来，国外非常重视对保险市场效率的定量研究，能把定量研究和定性研究结合起来，为客观评价保险市场效率、促进保险机构提高效率和监管机构完善监管提供了有价值的理论指导。
国外现有文献不足之处在于，一是未能把握保险市场效率与风险问题内在的相关性，没有把风险因素纳入保险市场效率研究的框架当中来构造统一的评价模型；二是未充分考虑宏观经济背景，从微观和宏观两个视角全面、系统地研究保险市场效率。
中国保险业20多年的快速发展成为金融业增长的亮点，但是保险业高速的规模扩张是否伴随保险业效率和经营效益的提高是非常值得探讨的问题。从长期发展的观点看，中国目前的保险市场存在着交易费用高、高赔付率和高费用率与保险经营效益低的反差，保险企业内部累积着一定的潜在经营风险，根本原因是长期以来保险业采取的是一种片面追求速度，而忽视质量和效益的外延式粗放型经营模式。如果保险业处理不好规模、效率和风险之间的关系，单个保险企业不但难以发展，还将酿成金融风险、影响金融安全，降低整个社会效益，导致社会资源的浪费。因此，对于保险市场的效率进行正确评价，研究效率评价方法、模型、框架以及影响效率的相关因素等，应该成为保险理论研究的重点之一。尽管效率研究方法和数据等的差异使国内外保险业的效率难以直接对比，效率的影响因素也不尽相同，但国外大量研究的结果对于国内来讲仍然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一、数据和变量
（一）数据来源
选取中国江苏主要城市进行实地问卷调查，地区分布相对均匀。最终获得数据样本209份。
（二）变量
涉及五个变量：地区年龄收入因素、对存款保险制度的了解程度、对制度的看法、制度实施后对银行的信任度、实施后的理财观念。
1.地区年龄收入因素。地区（Q3），不同地区对存款保险制度的认知度和应对态度不同，经济，政策等具有一定区别，划分苏南苏北，更加有利于比较观察，深入了解存款保险制度在不同地域的影响。
年龄（Q1），不同年龄的人对同一制度有不同的看法，对当下的经济，金融机构等持不同态度，面对制度实施采取各异的理财方式。
年收入（Q2），存款保险制度的实施对各不同收入人群产生的影响是不同的，高收入人群存款极有可能超过存款保险制度的保险金额，这对他们的资金运用，对银行未来的看法都具有可研究性。
2.对存款保险制度的了解程度。知道制度的存在（Q4）、赔付金额（Q5）、强制参保（Q6）、单一费率（Q7）、过渡到差别费率（Q8）通过5个变量，调查人们对存款保险制度的了解程度，并且问题以难度递增方式展开，了解人们对制度的认知。
3.对制度的看法。保险介入监管看法（Q9），随着地方银行及民营银行的崛起，是否应该由保险机构来监管银行，使居民资产更加有保障，银行操作更加合规。
强制参保看法（Q10），有强制参保和不强制参保，研究人们认为怎样一种参保方式更加合理。
保费定价方式看法（Q11）。目前我国实行的是统一费率，未来将实行差别费率。研究认为的合理定价方式。
4.制度实施后对银行的信任度。银行破产（Q13）、银行付现（Q12），研究在存款保险制度实施后，人们对银行破产的认知程度以及对银行的信任度。
考虑小银行存款（Q14），在存款保险制度实施后，小银行也可以有破产保障，是否减少人们对小银行的信心。
5.实施后的理财观念。赔付金内存款选（Q15），研究最高赔付50万的存款，人们选择将50万以内的钱存入哪里，是稳健银行，还是利率更高的银行，50万以内的理财方式是什么。
赔付金外存款选（Q16），在一家银行的存款超过50万元，如何处理超出部分，购买这家银行理财产品还是转战别家银行存款或者购买理财产品，或者自己投资。制度实施后，人们的理财观念是怎样的。
二、多重对应分析
三、结论
（一）苏南地区居民与苏北地区居民对存款保险制度的了解程度不同
苏南居民比苏北更加了解存款保险制度。根据类别联合图以及调查统计显示，就存款保险的最高赔付额，存款保险制度是否要求强制参保，现阶段我国存款保险制度实行单一费率，以及我国存款保险将会过渡到差别费率等，苏南地区居民了解存款保险制度的比例远大于苏北地区居民。
（二）苏南地区居民与苏北地区居民对存款保险制度的看法不同
苏南居民相较于苏北分析存款保险制度更加透彻，对存款保险制度更有看法。苏南一半以上的居民认为保险机构介入银行的日常经营的监管能使银行经营更合理，而苏北只有少部分人认同合理。并且，苏南地区居民认为应该强制银行参加存款保险制度的比例高于苏北地区居民。
（三）苏南地区居民与苏北地区居民对于存款保险制度实施后对银行的信任度不同
制度实施后，苏北居民比苏南更加信任银行。苏南苏北地区大部分都认为银行会发生破产倒闭现象，其中苏南地区比例略高于苏北地区。但是对于发生严重经济危机时，银行的赔付兑现能力，苏北地区居民更加信任银行。而对于存款保险制度建立后，即使银行破产但是存款可以拿出，在此情形下，超过半数的苏南地区居民选择会将存款存入小银行，苏北地区中不到一半的居民表示会考虑小银行进行存款，苏南地区居民对小银行更加有信心。
（四）苏南地区居民与苏北地区居民对于实施存款保险制度后的理财观念不同
能力与知识的关系，相信大家都很清楚。知识不是能力，但却是获得能力的前提与基础。而要将知识转化为能力，需要个体的社会实践。下面是编辑老师为大家准备的经管毕业论文。
1. 美国商业银行支持农业发展的状况
在美国以联邦储备银行为核心的银行体制中，商业银行处于基础性地位。绝大多数的商业银行，特别是地方性州银行基本都办理农村的贷款业务。其商业银行利用接近农民、设置普遍、机构多、贷款迅速、手续简便等优势，广泛地开展农村的消费信贷业务。此外，多年来几千家设在小城镇的独立商业银行，其资产总额中有40%～60%用于农业，因此特别称之为乡村银行。同时，农户的长期贷款必须以不动产作为抵押，中短期一般以机械、作物和家畜等产品作抵押，有的还要提供有效的担保。
美国农村的保险业发展比较好，在支持美国农业的发展方面发挥促进的作用。2005年，美国农业保险企业共实现保费收入51.9亿美元，赔偿责任金额达到546.2亿美元，承保面积达到3.21亿英亩，其中政府对农业保险的补贴为34.8亿美元，占美国农业总增加值的1.5%以上。联邦农作物保险的运作包括三个层次：首先为联邦农作物的保险公司，其次为具有经营农业保险资格的私营保险公司，第三层为保险人和农险查勘的核损人。
美国政府于1916年通过《农业贷款法》。法律规定，政府拨出巨款，建立农业信贷体系，以农场主私有经济为基础的农村合作金融体制。1934年7月通过了《联邦信用社法》。法律规定，联邦信用社管理局的作用、职能、信用社股份保险和中央流动性安排等具体内容。美国1938年制定的《联邦农业作物保险法》以及1994年颁布的《美国联邦农业作物保险改革法案》。法律规定了联邦政府对农作物保险公司的支持。
2. 印度商业银行支持农业发展的状况
印度是农业大国，作为农村金融的主渠道，商业银行流向农村信贷的资金远未充分的满足农户需求，因此，印度政府在1968～1980年依据《印度银行国有化法案》对银行进行了两次国有化体制改革，强制商业银行在农村设立营业网点和分支机构，直接控制国有银行资金。印度推行与实施这一政策，使其大大增加商业银行向农村提供银行机构的营业网点数量，2006年农村地区银行分支机构的数量较1969年增加了11倍，达到57369个，每家商业银行所担负的金融支持的农村人口数量也相应的大大降低，每个网点的服务人口数量从1969年的74000人降低到2006年的18000人，银行贷款中的农村地区贷款额大大增加(从1969年的不足2%提升到2006年的15%左右)，减轻商业银行压力的同时，增加了商业银行农村服务的热情。印度的商业银行不但向农民提供购买抽水机、拖拉机等高价值的农机具以及开发果园、养殖牲畜等方面的直接贷款外，还向有关农业机构提供间接贷款，向土地开发银行、采购粮食的机构、农产品销售和加工机构等提供农业贷款。自1976年，印度政府为解决印度、商业银行机构网点少和农村地区的农村金融服务不足等问题，依据《印度区域银行农村银行法案》设立了区域村镇银行，专为信贷服务比较薄弱地区的贫困户提供农业信贷支持。同时，通过发行债券筹措资金的方式，按商业银行的原则进行经营，实行优惠的贷款利率，有特定的贷款对象，向贫苦农民提供维持基本生产生活的消费贷款。每个地区的农村银行皆由一家商业银行主持，其资本金由中央政府、州政府、主办商业银行分别认缴50%、20%和30%。
1904年，印度政府颁布了《印度信用合作社法案》，在法律层面对信用合作社给予了规定。1912年印度政府又颁布《印度合作组织法案》，使各种信用合作组织的法律地位得到确定。经过几十年的完善，1972年印度建立了系统性全国性保险机构，并实行保险责任由中央政府与州政府按比例分摊经营管理费用全部由国家负责之后。于1979年的《农业保险法》，确立了印度农业保险的法律地位。印度于2000年颁布《关于农村保险人对农村社会的责任》，对于开展农村保险业务的比重和数量做出了明确的规定 国外商业银行支持农业发展的经验借鉴 银行建立多元化的金融支持体系是金融支持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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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随着《保险诚信读本》的出台,我国保险业必须从维护最广大人民群众利益和确保保险业长远健康发展的高度,重视和加强保险诚信建设。本文对我国保险市场诚信现状及建设提出了建议。
日前,中国保险行业协会和中国保险学会正在为《保险诚信读本》做最后的审编工作。据了解,此举是为落实保监会主席吴定富提出的“必须从维护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和确保保险业长远健康发展的高度,重视和加强保险诚信建设”指示精神的具体措施。
一、诚信对保险业的重要意义
诚信是保险业存在的基础,是保险业健康发展的前提。在保险活动中,诚实守信是对保险交易对方合法权益的维护和尊重,也是对自身合法权益的维护和尊重,诚信的缺失最终也会使失信者的利益遭到损失。可以说,不诚信就没有信誉,就没有保险业的长期持续发展。
1.诚信是保险公司生存与发展的内在要求,是保险机构的核心竞争力。保险产品是一种典型的无形产品,是以保险公司的信用向客户所做出的对未来可能发生的保险事故承担赔付保险金责任的承诺。因而,保险公司是否诚实、守信用,在保险消费者的购买决策中起着很大的作用,消费者只会向其认为有信用的保险公司投保。保险公司只有诚信,才能为持续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才能增强竞争实力,为更广泛地进入市场、扩大交易创造条件。
2.诚信是保险市场活力的信心指数。保险市场上失信行为的扩大化以及诚信制度的缺位,会增加保险交易的风险,使保险行为主体对保险市场缺乏信心,阻碍保险交易向纵深发展,甚至使保险市场在较长时期处于低迷状态。可以说,保险市场疲软的原因在于诚信不足。一方面,保险公司、保险中介人的不诚信,影响到保险消费者对保险市场的信心;另一方面,被保险人及其关系人、保险人的违信行为,也损害了保险公司从事保险交易行为的信心。
3.保险经营活动的特殊性要求保险双方最大诚信。保险市场是典型的信息不对称市场。相对于被保险方,保险人对保险标的的信息是不充分的;相对于保险人,被保险方对保险条款的信息也是不充分的。保险市场的信息不对称导致交易成本增大,可能出现道德风险并直接损害保险合同主体的合法权益。保险合同的当事人只有最大限度地诚实守信,才能降低保险市场的交易成本,保证保险业的发展。
二、我国保险市场诚信缺失情况的主要表现
近十几年,是我国保险业快速发展的十几年,也是问题不断暴露的十几年,其中一个突出的问题,就是我国保险市场诚信缺失现象严重。诚信问题,也由一元性转变为二元性。
1.保险供给者的诚信缺失。保险供给者即保险市场上提供保险产品的保险公司。过去十几年,我国保险业一直处于粗放型发展阶段,由于保险公司的信息披露缺乏及保险业务的专业性强,使保险消费者处在信息不对称的博弈中,在投保前甚至投保后难以了解保险公司及保险条款的真实情况,只能凭借主观印象及保险人的介绍做出判断,客观上为保险公司的失信行为创造了条件;另外一些保险公司及其工作人员在保险业务中隐瞒、欺骗,不及时履行甚至拒不履行赔付义务,违规经营,恶性竞争等都损害了保险公司的声誉。此外,从宏观层面来讲,保险公司偿付能力不足,积累风险过大,寿险公司的“利差损”问题,也是不诚信的重要表现。
2.保险消费者的诚信缺失。保险消费者包括投保人、被保险人和受益人,其诚信缺失主要表现在投保时和索赔时,逆选择和道德风险是其主要表现。一些投保人在投保时,不履行如实告知义务,使保险公司难以根据投保标的的风险状况确定是否承保、应该以什么样的条件承保;有些被保险人和受益人,故意虚构保险标的或保险事故骗取保险金,伪造、变造与保险事故有关的证明、资料和其他证据,编造虚假的事故原因或者夸大损失程度,骗取保险金,增大了保险标的及社会财富的损害,增加了保险人理赔的成本。有关资料显示,我国保险骗赔案件平均比英美等保险发达国家要高出一倍。
3.保险中介者的诚信缺失。保险中介者包括保险人、保险经纪人和保险公估人等。其诚信缺失主要表现在其业务中欺骗、隐瞒与保险合同有关的重要情况;阻碍或诱导投保人不履行如实告知义务等。我国则较多地表现为保险人的诚信缺失。不少保险人在获得更多手续费的利益驱动下,片面夸大保险产品的增值功能,回避说明保险合同中的免责条款,甚至误导投保人,给投保人、被保险人造成经济损失,引起保险消费者的普遍不满,更导致了整个保险业失信于社会,严重损害保险业的声誉。
4.保险人之间的诚信缺失。保险业的整体形象和竞争优势有赖于所有保险公司和全体从业人员的共同维护。但在现实经营中,以邻为壑的情形却时有发生。有的保险人为了争揽业务,不惜违背监管机构的规定和行业自律协议,变相降低费率、提高手续费。有的保险人在分保过程中,有意隐瞒和原保险标的有关的某些风险。有的保险业务员在展业时,常常视同行为冤家,标榜自己,贬损他人。这样的相互排挤损害更不利于整个保险行业的发展。
三、构建中国保险业诚信制度的思路
当保险业的诚信缺失升级为诚信危机时,就会使保险交易成本大大增加,缩小保险交易的范围,使保险市场的行为主体难以正常地沟通和交往,使保险市场缺乏正常运行的基础。因此,应该从多方面来构建中国保险业的诚信环境。
1.加快相关法律、法规的制定和完善,健全保险监管机制,建立明晰的产权制度和健全的诚信法律制度。保险市场主体在从事保险活动时,往往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丧失理性而违背诚信原则,因而必须借助于制度的外在强制力——明晰的产权制度及健全的法律制度,从而引导人们将外部性较大地内在化。保险交易主体进行决策的一个关键就是行为结果的置信性。如果有法律提供的硬约束,交易主体就会确信一旦做出不诚信行为,将遭到法律的制裁,其后果是确定的,这种法律产生的威慑力迫使交易主体理性地放弃欺骗行为。中国保监会作为保险市场的监管主体,应通过监管加大执行力度,鼓励、引导诚信行为,并与司法机关配合,依法惩治失信行为,促进保险诚信制度的建立。
2.充分发挥行业协会的作用,推进保险行业内部规范化建设,建立良性有序的竞争市场。在一个粗放经营、恶性竞争的保险市场,产险公司靠高手续费、低费率抢夺市场,寿险公司夸大产品的投资而忽视保障功能,这两种行为都没有有效满足客户的风险需求。因此要建立起保险行业的自律制度,通过同业公会、行业协会等组织协调和平衡市场主体利益、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并要加强行业间的沟通与交流,实现资源共享,同时建立反保险欺诈和调查机构,有效地打击了保险犯罪,建立良性有序的竞争市场,有效地避免诚信缺失行为。
3.重视核保核赔环节,推动保险公司技术进步,形成立体调查网络。核保是对保险标的风险的前期筛选,做好核保工作对控制好道德风险问题和逆选择有重要的意义。理赔处理环节是保险公司防范保险欺诈的最后关口,理赔专业技术能力的强弱,直接关系到风险防范的质量,理赔员要严把每一个关口,提高防欺诈、反欺诈的能力。我们应该重视核保核赔环节,促进核保核赔技术进步,改善理赔调查的内外部环境,形成立体调查的网络,有效地防范和减少保险欺诈所造成的风险,推动保险市场的诚信。
4.建立社会个人信用账户,完善信息披露制度,加快信用评级制度的建设。通过信用评级制度的建设及信息披露,促使保险市场主体始终诚实守信用,认真履行保险合同规定的义务。并要注意与国际信用评级机构实行的评级标准、技术等方面的对接,吸收国外先进的评级办法并结合我国实际,形成科学、合理的信用评级制度。要把分散的反映保险机构和个人的诚信状况的资料和数据进行联网管理或整合,实现诚信信息的资源共享。这样可以有效地降低交易成本和监督成本,极大地提高交易的效率,促进资源合理分配。
王荣
在现实中，因第三人侵权引起的工伤事故时有发生，比如职工在上下班途中被他人违章驾驶的机动车撞伤，就是非常典型的因第三人侵权引起的工伤。那么工伤职工在获得侵害人的赔偿后，还能否再按照《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享受工伤保险待遇呢？
对于这个问题，在司法实践中引起了非常大的争议，给司法实践造成了很大的困惑，直接影响到工伤职工的切身利益。因此，非常有必要对这一问题做一个非常清晰的分析，以便有一个正确的认识。
笔者认为，根据我国目前有效的法律法规来，工伤与第三人侵权竞合的情况下，工伤职工可以分别依照《工伤条例》和《民法通则》等相关法律的规定，获得工伤保险待遇和侵害人的民事赔偿，即可以得到双重赔偿。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理由：
第一，我国法律承认第三人侵权与工伤事故能够竞合，但法律并没有规定当事人只能选择其中一种救济方式。
根据《工伤条例》规定，职工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履行工作职责受到暴力等意外伤害的，或者因工外出期间，由于工作原因受到伤害的，或者在上下班途中，受到机动车事故伤害的，都应当认定为工伤。在这几种情形下发生的工伤，大多数是由第三人侵权引起的。因此，既使工伤是由第三人侵权引起的也应当认定为工伤。但是《工伤条例》以及其他法律法规并没有规定当事人只能选择其中一种救济方式。所以，工伤职工当然有权同时选择两种救济方式，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需要说明的是，这里引起工伤的“第三人”应该是指除用人单位和本单位正在履行工作职责的职工以外的法人、其他组织或者个人。如果工伤事故是本单位正在履行工作职责的其他职工引起的，那么工伤职工则不能再向引起工伤事故的职工提出人身损害赔偿。因为该职工履行职责的行为是代表本单位，其行为后果应该由用人单位承担，即只能依法享受工伤保险待遇。这时劳动者就不能获得双重赔偿的。
第二，第三人侵权造成他人身体伤害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这是侵害人的民事责任，同时也是受害人的民事权利，侵害人与被害人之间形成的是一种民事法律关系。
我国的《民法通则》第九十八条规定，公民享有生命健康权，第一百一十九条规定，侵害公民身体造成伤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因误工减少的收入、残废者生活补助费等费用；造成死亡的，并应当支付丧葬费、死者生前扶养的人必要的生活费等费用。因此，第三人侵害他人身体造成伤害的，被侵害人依法享有获得赔偿的权利。这一点在实践中并没有争议，故不再赘述。
第三，职工发生工伤后享有工伤待遇是法律赋予的权利，也是保险机构和用人单位法定的义务，扣减工伤保险待遇的做法是没有法律依据的。
我国的《劳动法》第七十三条规定，“劳动者在因工伤残或者患职业病的情形下，依法享受社会保险待遇”。《工伤条例》第二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各类企业、有雇工的个体工商户应当依照本条例规定参加工伤保险，为本单位全部职工或者雇工缴纳工伤保险费。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各类企业的职工和个体工商户的雇工，均有依照本条例的规定享受工伤保险待遇的权利”。另外，《工伤条例》第五章专门对工伤保险待遇的具体内容作了明确的规定。
如果职工发生工伤事故并依法认定为工伤的，那么工伤保险经办机构和用人单位就应当按照《工伤条例》第五章的规定给付相应的工伤保险待遇。工伤职工与工伤保险经办机构之间就工伤保险待遇问题形成的是一种行政法律关系。这与工伤职工与侵害人之间形成的民事法律关系是完全不同的。作为给付工伤保险待遇的工伤保险经办机构应当按照法律的规定支付保险待遇，没有法律规定的情况下，是不能减少法律规定的工伤保险待遇的，否则就是不合法的。如果用人单位没有参加工伤保险，职工发生工伤，按照《工伤条例》第六十条规定，用人单位应当承担《保险条例》规定的全部工伤保险待遇（包括本应由工伤保险基金负担的部分）。这是以行政法规的形式，确立了用人单位未参加工伤保险时对工伤职工应承担工伤保险待遇的义务。用人单位也不得以侵权第三人赔偿了相关费用而拒绝支付相应的工伤保险待遇。
第四，法律并没有赋予工伤保险机构和用人单位对侵害人享有代位求偿权，因此不得要求劳动者先向侵害人索赔后才能申请保险待遇。
《工伤条例》及其他法律并没有赋予保险机构和用人单位对因侵权引起工伤的侵害人享有代位求偿权，工伤保险经办机构不能要求工伤职工必须先向侵害人索赔后才能申请工伤保险待遇，也不能从工伤职工应享有的保险待遇中扣减其从侵害人处获得赔偿款项。目前，一些地方政府在制定贯彻《工伤条例》的实施意见中，规定如有第三方责任赔偿的部分，用人单位或社会保险经办机构不再支付相关待遇。这样的规定同样没有法律依据，与《工伤条例》的规定相抵触，侵害工伤职工依《工伤条例》获得工伤保险救济的权利。
第五，原《工伤办法》第二十八条的适用问题。
主张因第三人侵权引起的工伤不能获得双重赔偿的主要法律依据是原劳动部1996年颁布的《工伤办法》。该办法确立了工伤保险与交通事故竞合时，工伤保险实行差额赔偿的原则。其中第二十八条对因交通事故引起的工伤的保险待遇支付问题做了较为明确的规定：“由于交通事故引起的工伤，应当首先按照《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及有关规定处理。交通事故赔偿已给付了的部分，企业或者工伤保险经办机构不再支付，而且规定企业或者工伤保险经办机构先期垫付有关费用的，职工或其亲属获得交通事故赔偿后应当予以偿还。但交通事故赔偿给付的死亡补偿费或者残疾生活补助费低于工伤保险的一次性工亡补助金或者一次性伤残补助金的，由企业或者工伤保险经办机构补足差额部分。”
笔者认为原劳动部制定的《工伤条例》属于部门规章，而且只是试行办法，而国务院颁布的《工伤条例》属于行政法规。当行政法规与部门规章都对职工工伤保险做出规定时，作为效力较高的《工伤条例》实施后，自然就取代了原来的《工伤办法》，所以在《工伤办法》已不在具有法律效力了。遗憾的是，很多专业人士包括一些法学专家并没有认识到这一变化，仍然沿袭旧的《工伤办法》的做法，深受《工伤办法》第二十八条规定的影响，这不能不说是广大劳动者的不幸。
第六，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规定，工伤职工也可以获得双重赔偿。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自2004年5月1日起施行）第十二条第一款规定：“依法应当参加工伤保险统筹的用人单位的劳动者，因工伤事故遭受人身损害，劳动者或者其近亲属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用人单位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告知其按《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处理”。第二款规定：“因用人单位以外的第三人侵权造成劳动者人身损害，赔偿权利人请求第三人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上述规定的第一款是规范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的工伤保险关系，因此发生争议的应当按照《工伤条例》的规定处理。另外，该规定从另一个角度明确了发生工伤的职工不能向用人单位提出人身损害赔偿，只能按照《工伤条例》的规定要求工伤保险待遇，不能再以人身损害请求用人单位承担民事赔偿。第二款是规范用人单位以外的侵权第三人与被侵害职工之间的民事法律关系，非常明确地规定劳动者向第三人提起人身损害赔偿应当支持。所以，当工伤事故与第三人侵权发生竞合，受害职工可以分别依照不同的法律获得救济。
当然，劳动者获得人身损害赔偿与获得工伤保险待遇在赔偿标准、归责原则、法律适用等方面是存在非常大的差别的。工伤保险实行用人单位无过错责任，且不考虑劳动者是否有过失，其应得的保险待遇法律也有明确的规定，主要适用《劳动法》和《工伤条例》；而人身损害赔偿则需要考虑侵权行为的法定归责原则、侵害人和受害人各自的过错、受害人实际遭受的损失以及侵害人的赔偿能力等因素，主要适用《民法通则》等法律法规。
在最后需要指出的是，实际操作中有一个值得引起注意的现象，那就是工伤职工在向保险经办机构申请工伤待遇和人身损害赔偿时，工伤保险机构或者用人单位和侵害人往往都要求被害人提供医疗费用和其他费用的原始发票（或者其他原始票据），否则仅凭复印件不予赔偿。笔者认为由于侵害人的赔偿责任和保险机构支付保险待遇均属于法定义务，只要工伤职工实际发生了相应的费用和经济损失，侵害人和工伤保险经办机构以及用人单位就应该承担赔偿责任，而不能以没有提供发票原件为由予以拒绝。尤其是工伤保险经办机构和用人单位在其内部操作规程中应当明确劳动者可以凭经核实无误的发票复印件申请工伤保险待遇，以保障工伤职工的救治权和经济补偿权。当然，作为受害职工应证明其发票的原件的真实性（如在复印件加盖原医疗单位的公章证明与原件一致，或者出示原件由对方核实后提供复印件）。
综上所述，由于工伤保险与第三人侵权是两个不同的法律关系，而我国法律并没有规定在两者发生竞合时，工伤保险经办机构和用人单位可以扣减工伤保险待遇，也没有规定工伤保险经办机构和用人单位对侵权责任人享有代位求偿权。所以，工伤职工在获得侵权责任人的赔偿后，仍有权依据《工伤条例》的规定享受工伤保险待遇。笔者在此也呼吁有关部门能尽快出台相关规定，明确劳动者在获得侵害人的赔偿后仍然有权享受全部的工伤保险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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