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1-12 03:14:38
《儒林外史》读后感范文600字
最近，我读了一本书——《儒林外史》。
《儒林外史》的作者是清代的吴敬梓，他用了很长时间才完成了这部讽刺小说，书中介绍了王冕、范进、杜少卿、周进、沈琼枝等人物形象，同时揭露了封建科举制度和封建礼教的黑暗与腐朽。
《儒林外史》中最令人叹息的人物是匡超人(匡迥)，他本是一个事亲孝顺、勤奋好学的人，马二先生也尽心尽力地帮忙他，而匡超人却掉进了世俗的漩涡，又结识了潘三这样的坏人，他还帮着潘三干了两件坏事，当潘三被抓时，他立刻和潘三断了联系，害怕官府查出自己来，这也是不正义之举。之后，他不但不学好，反而变得爱吹牛，对事不懂装懂，匡超人最终得到的是名士牛布衣歧视的一笑。匡超人本来很好，可深受八股文的毒害，又交了坏朋友，落得如此下场。令人感到可惜!
《儒林外史》中最让我感动的人物是郭孝子，他不怕艰苦，历尽重重困难千里寻找被迫出家的父亲，可父亲却不认他，而他却默默无闻的供养着父亲，最终拿到了父亲的遗骨，完成了自己就应做的一桩心事。
郭孝子是天下难得的孝子。我们就应向他学习!
《儒林外史》中最令我敬佩的是奇女子沈琼枝，她被宋盐商骗去当妾，自己用了妙计出逃了。在当时的传统观念中，女子始终与“弱”子联系在一齐，但沈琼枝却恰恰相反，她不畏权贵，出逃后，她凭自己的满腹才情，写诗文出售，最终讨回了自己的清白，和宋家解除了婚约。
《儒林外史》中描述了很多人物，读了之后，我感触万千，明白了什么是近墨者黑，明白了什么是真正的孝子，明白了什么是真正的勇敢。
《儒林外史》读后感范文600字
《儒林外史》乃清代文人吴敬梓所作，以“讽刺”为主感，表现，反映了明清两代儒生的功名生活，也深刻地揭露了封建社会制度下，文人的心理观念的腐朽及科举，礼教和腐败事态。至今仍十分具有警世好处。
既然写读后感，就必写作者经历，以之结合，才可感而写。作者吴敬梓，一个厌恶世俗，愤度全伦的清代文人，身在官场的他，更是看透了不知多少沉浮，多少纠葛，也由此着作了《儒林外史》，此书以故事的形式，塑造鲜活人物，其故事人物的刻画代表了作者对封建事态的必须看法。鲁迅先生曾评价此书表述的委婉，犀利却直白，不失为现实主义文学的经典，可见此书的成功。
读儒史，让我看到了古代封建王朝的顽固不化，吃人，害人。但更多的是让我思考此刻的中国。此刻的中国早不是如以前一般;此刻的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是高举列宁马克思主义，以人民为本的国家;此刻的中国更是为中华民族崛起而奋斗，为实现“中国梦”而努力，这令我们中华儿女感到无比骄傲。但在我们前进的路上，总还是有一些绊脚石，例如:贪污腐败之风不减，法律体制尚未较为完善，诸多政府机构缺乏监察，环境恶化等等，都是我们需要耐心，细致，认真解决的问题。
“趁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就让我们行动起来，尽己之力，为建设强大，民主，美丽的中国作出贡献。
复的机构，剩余的机构只会浪费钱和造成腐败。
有人总是担心这样会不会造成社会动荡，事实上社会的稳定在于还政于民，基层稳定了，还有动荡么
《儒林外史》读后感范文600字
这天，我读了一本讽刺小说，那就是在清代远近闻名的《儒林外史》。
《儒林外史》主要说了在旧时代时，各类人士对功名富贵的不同表现。描述了一些深受八股科举制度毒害的儒生形象，反映了当时不良的世俗风气。
在《儒林外史》中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吝啬鬼—严监生。他是一个胆小而有钱的人。他最令人深刻的那件事就是严监生疾终正寝。这件事充分表现严监生吝啬，爱钱如命，我觉得这样的人不值得我们去学习。相反，我们在生活中学会大方，如果不大方，下场就是和严监生一样。而严监生的另外一件事——悼念亡妻中明白，严监生吝啬到连给亲人花一点钱都不肯，充分得体现出严监生爱钱如命。而《儒林外史》开篇词中一个生于乡村的王冕，因家里没钱，就去放牛。但他喜欢读书，所以每一天赚的钱都去买书看。最后功夫不负有心人，成了县内的名人，许多人聘他做官，他都不理解，他逃到山中，过着隐居的生活。说明他厌恶做官的昏晦的生活。
《儒林外史》读后感600字一
不久前，我看了《儒林外史》这部书。看完以后，我的感触很深。
《儒林外史》是清代小说，共有五十六回，是吴敬梓写的。小说的后半部是作者在三十六岁（1736）托病辞去征辟以后陆续写成的。
《儒林外史》展示了封建科举制度下士大夫的种种心态，进儿讽刺了士人的丑恶灵魂，深刻揭露了整个封建制度的腐朽糜烂，不堪救药。吴敬梓以他的生花妙笔，描绘出一幅18世纪中国社会多彩的风格画卷。
吴敬梓在小说中写到的范进，周进、牛布衣、马二先生、匡超人、杜少卿的命运，并非别人的问题，而是他看到了历史的凝滞。正是借助于对科举的内心体验，因此他才极为容易地道破举业至上主义和八服制艺的种种病态。作者所写的社会俗相，不仅仅是作为一种文化心理的思考，同时，更多的是作了宏观性的哲学思辨，是灵魂站立起来之后对还未站起来的灵魂的调侃。因此我们也看到了吴敬梓的小说的一个鲜明特征思想大于性格。
在《儒林外史》第一回写的是：说楔子敷陈大义，借名流隐括全文。
在争名夺利的元朝末年，诸暨县出了一个嵌崎磊落的人，此人七岁时，父亲便早早地离开了人世，他的母亲做些针线活，供给他到村学堂里去读书。他为了报答母亲，发奋、用功的念书。之后，成了流芳百世的名人。此人便是：王冕。
王冕自幼好学勤奋，但只因家境贫穷，读不起书。他的母亲把他叫到跟前，对他说：“儿子啊，不是我有心要耽误你，只是你父亲早早去世了，我一个寡妇人家，社么都不会。如今年岁不好，柴火又贵。我们只能靠我做些针线活勉强糊口，实在是没钱供你念书啊！如今没办法，只能让你到隔壁去放牛，每月能够赚几钱银子，还有现成饭能够吃，明日你就去吧！”王冕知道家里的难处，便答应了。
第一天，王冕便来到秦家放牛，秦老爷对母子俩十分客气，而且之后十分照顾王冕。这让他们十分感动。
第二天，王冕在休学后，并没有放下读书。他经常在有空时拿自己的工钱去书贩那里买两本旧书看看。
《儒林外史》读后感600字二
看过《儒林外史》的人一定知道，这是一部很有教益的八大名著之一，书中的第一回，写的就是王冕。乘着暑假大有时间可以自学课外知识之机，我有幸的能在爸爸的书柜中借读了这一本名蓍。王冕，浙江诸暨人，七岁丧父，从此，与母亲相依为命，靠着母亲为人做点针线挣点小钱和自己为人放牛维持生计。一个从小酷爱读书的他，终因家里贫穷，而不能上学，于是，王冕一边放牛一边想方设法偷偷地跑去学堂站在窗外听课，还用自己放牛积攒的一点小钱买来书本。
一次，他在放牛的时候，看见河里鲜艳的荷花正盛开着，生来好学的王冕心里有了一种突发的奇想：如果我能把荷花用笔画出来，那该多好啊!于是，他把剩下的一点小钱，不买书了，只买一些铅粉之类的物品，开始学画荷花，功夫不负有心人，日子长了，他不仅画得像了，还把荷花出淤泥而不染的那种特有的高贵品质画了出来，人们见他画得好，许多有钱的人家，纷纷地到他那里买画，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由于他的画卖得好，他的家境也渐渐地不愁吃、不愁穿了
看了书中第一回王冕酷爱读书，自学成才的事迹，使我感触很深，也许因为我和王冕同是诸暨“老乡”，心中便有了一种特有的亲切感和自豪感，正因为这样，书中的第一回我至少是从头到尾，反来复去地看了四、五遍。古人尚且可以在这样的学习环境下成才，想想我们现在的生活条件，好吃好穿好住，需要什么学习用品，只要向父母开一声口，还不就是呼之即来，比比古人王冕小时候的生活条件，不禁使我感到了一种莫大的愧疚感。要说诸暨的“耕读之家”，读了《儒林外史》第一回，我把历史追溯到了元代，而王冕就是其中的一个耕读之家的典范，身为诸暨人的我，为何不能成为一个无愧于古人、无愧于王冕的耕读之人呢?
《儒林外史》读后感600字三
暑假读书篇看过《儒林外史》的人一定知道，这是一部很有教益的八大名著之一，书中的第一回，写的就是王冕。乘着暑假大有时间可以自学课外知识之机，我有幸的能在爸爸的书柜中借读了这一本名蓍。 王冕，浙江诸暨人，七岁丧父，从此，与母亲相依为命，靠着母亲为人做点针线挣点小钱和自己为人放牛维持生计。一个从小酷爱读书的他，终因家里贫穷，而不能上学，于是，王冕一边放牛一边想方设法偷偷地跑去学堂站在窗外听课，还用自己放牛积攒的一点小钱买来书本。
一次，他在放牛的时候，看见河里鲜艳的荷花正盛开着，生来好学的王冕心里有了一种突发的奇想：如果我能把荷花用笔画出来，那该多好啊!于是，他把剩下的一点小钱，不买书了，只买一些铅粉之类的物品，开始学画荷花，功夫不负有心人，日子长了，他不仅画得像了，还把荷花出淤泥而不染的那种特有的高贵品质画了出来，人们见他画得好，许多有钱的人家，纷纷地到他那里买画，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由于他的画卖得好，他的家境也渐渐地不愁吃、不愁穿了。。。。。。
看了书中第一回王冕酷爱读书，自学成才的事迹，使我感触很深，也许因为我和王冕同是诸暨“老乡”，心中便有了一种特有的亲切感和自豪感，正因为这样，书中的第一回我至少是从头到尾，反来复去地看了四、五遍。古人尚且可以在这样的学习环境下成才，想想我们现在的生活条件，好吃好穿好住，需要什么学习用品，只要向父母开一声口，还不就是呼之即来，比比古人王冕小时候的生活条件，不禁使我感到了一种莫大的愧疚感。 要说诸暨的“耕读之家”，读了《儒林外史》第一回，我把历史追溯到了元代，而王冕就是其中的一个耕读之家的典范，身为诸暨人的我，为何不能成为一个无愧于古人、无愧于王冕的耕读之人呢?
《儒林外史》读后感600字四
这个学期，我读了《儒林外史》这本书，它是作家吴敬梓的代表作。在这部小说里吴敬梓用讽刺的手法，描写了封建社会读书人对功名的追求，以及他们的生活状况。书中所描述的人物形象十分的生动。有爱才如命的严监生;有苦读诗书的鲍文玺;有打秋风的张乡绅;而我印象最深的是爱才如命的严监生。
严监生是一个家财万贯，田地、房产、仆人众多的财主，却格外的“节约”。家里一斤肉都舍不得买，有时候家中的孩子实在忍不住了就拿一两钱买熟肉来给孩子解馋，生病了也舍不得抓药，还经常克扣仆人的工资……书中有这样一个片段《临死前的严监生》，记叙了严监生临终前因灯盏点了两茎灯草，伸着两根指头不断气，直到赵氏挑掉了一茎，才一命呜呼的故事刻画了爱财胜过生命的守财奴的形象。相信大家都看不惯这样爱财如命的人。
像严监生舍不得点两茎灯草的事在我们现实生活中就没有吗?当然有。如我们不会在一间房子里同时打开两盏灯，因为一盏就够亮的了，又何必多开一盏呢?只是我们现代人将这样的行为称为节约。
其实在我看来，严监生的“勤俭节约”还是值得我们学习的。现在人们的生活水平提高了，经常到外面去吃大餐，吃不完的也不打包。这本就是一个浪费。现在的小孩大多数都是独生子女，父母都会给他们买很多，很贵的玩具，衣服也都是买名牌的，而且穿几次就不要了……这多浪费啊!谁家的钱都不是大风刮来的，都是要辛苦挣，所以我们应该节约点，把钱花在该花的地，但节约并不等于吝啬。
严监生的爱财如命固然可恨，但他的“节约”值得我学习。
《儒林外史》这部小说任用诙谐幽默而又笔触尖锐的文字描述元末明初的一段考场官场趣事。那么关于儒林外史的读后感范文都有哪些呢?下面是小编为大家带来的初三学生儒林外史读后感作文最新五篇，欢迎大家查阅!
儒林外史读后感范文1鲁迅指出时弊，机锋尤在士林，已经指出儒士所在社会弊端迂在科举。《儒林外史》作者吴敬梓，一位具有思想家气质的小说家，困于科场，随着时间的推移和阅历的增加，吴敬梓对科举考试的态度逐渐由追求到失望，最后发展到冷淡憎恶。他虽流下儒士的眼泪但也从科场的深渊中跳脱出来。
在传统的社会结构中，阐释世界，指导人生的担子几乎责无旁贷地落在读书人的身上。古埃及的祭司阶层，印度的婆罗门，中国古代的儒士，都以解说历史，提供社会生活模式为天职，但也显示出早期读书人的独立性与豪迈感。《儒林外史》所集中展示的是礼教的败坏与科举制度下读书人的心灵世界。他们的遭遇基本都与儒学与科场有关。
科举制度强有力地削弱了知识阶层的独立性，这种制度将确认读书人的价值标准空前地简单化，程式化了。科名并不能作为衡量学识标尺，所以书中的迟衡山由此无不愤激地提岀：讲学问的只讲学问，不必问功名;讲功名的只讲功名，不必问学问。把学问与功名放在了没有内在联系的位置上。自然，科举制度也不能牢笼所有的读书人，蘧景玉说："人生贤不肖，到也不在科名。"这样的见解便摆脱科名的羁绊与科场的深渊。
在《儒林外史》中不追求科名的读书人，大体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类是儒士中的佼佼者，他们继承了士人足以引为自豪的任道传统。中国的知识分子是顶追求"仕进"的。《儒林外史》对隐逸的偏爱也正基于对道的执著。书中的王冕母亲曾说，"做官的都不得有甚好收场，"嘱咐王冕"不要出去做官"王冕哭着答应了。在吴敬梓看来，官场是势利所在那里处处有**，人生之舟随时可能倾覆，一个以道自任的儒士，万不轻易地涉及官场。退出势利场，不受功名富贵的牢笼。这部分读书人对于自身的地位、性质和作用有着相当清醒的意识。对社会风气的改善也做出贡献，可见他们的性情恬退以"忧天下"为前提，并非一种机智的文人情趣，并非起然于社会生活之外的自我陶醉。可见这些儒士虽然摆脱科举的深渊却依旧生活在礼教的牢笼中。
第二类人就更可笑了，他们以退为进，以隐邀名，近乎诡道，他们能赢得广泛的社会声誉，表明人未能尽其才在科举制度下并非偶然现象，正是钻了科举制度衡量人物不完全可靠的空。
惜哉，虽此二者不论功名，尚各位"儒士"争名夺利，落入科渊，哀哉。
儒林外史读后感范文2我们身于浩瀚宇宙中，然而不过被圈于庭院一角的四方天空。当，有一天乘一艘风帆穿过狂风，越过山河，外面的风景最终乱了心神，迷了心智。不知，你是否看到一双清秀，透亮的双眼蒙上了灰雾，在黑暗中欲行欲远。后来细想缘由，这一切不过归结于静心二字。
终南山下，仍是那个一身粗布粗衣的少年，手持一本翻的破烂的书，那便是对未来命运多舛的最好诠释，远处的牛驰骋着天地无限想象。可那个盘腿坐在石头上的少年王冕他难道也曾想过入朝做官，光宗耀祖一事吗?命运的交响曲奏着纷扰的音乐，淡然处之，不论朝廷怎样的请求，王冕他也只是保持内心最初的温柔，一如那童年时不愿折服于狂风的纸飞机，风越大，它越远，越高，最后落脚在自己心有所属的地方。后来，大人们曾说，静能生慧，他的一生，安静的过分，让自己的心悬于世界的高度之上。终了终了，还是离不了一杯黄土的命运，安静的长睡在世界的角落，这样的一生，默默无闻，羡煞的只是寻找静谧的我们。
茫茫大海上，滔天巨浪从远处袭来，冲上了岸边屹立的石礁，毫不留情，浪退却后，岸仍是岸，礁仍立在那里，岸边的贝壳却抓不住沙滩的挽留，随着浪奔向远方，亦不如说奔向黑暗。一如书中一开始心性纯良的匡超人，如果说我羡慕的是王冕的一生，匡超人未染尘世喧嚣的心性是我追求的。当，手脚勤快，心地善良，事亲孝顺的少年郎秉着初心，踏入官场，走上仕途的一刻，他的心再也不能宁静了，初心?追求?，那是什么，名利钱财，那才是他想要的。我们说书中人物的变化的罪因不过是官场腐败，科举制度黑暗，是啊，可倘若像匡超人一样的人在喧嚣浮沉中，不能学会静心，坠落，沉沦不过尔尔。正如范仲淹所说：“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这样的人生态度是我，我们一起对未来的坚持。
佛曰：命由己造，相由心生，世间万物皆是化相，心不动，万物皆不动，心不变，万物皆不变。当有一天，世界归于混沌，一切回归自然，不知你可否记起自己一颗宁静的心，不妨想想，那记忆中开满鲜花的羊肠小道，也许，它，就在那里……
儒林外史读后感范文3近期，我读完了《儒林外史》，这是一本非常经典的中国古代长篇讽刺小说，这本书通过生动的故事情节，把众多人物形象展现得栩栩如生，批判和嘲讽封建社会弊病。
其中，令我印象最深的就是郭孝子，郭孝子是一个世人皆知的大孝子。他的父亲因承受不住朝廷的压迫，逃走了，当他得知父亲在江南，就立即去寻找父亲。在寻找的路上，他跋山涉水，经历了各种磨难。一次，他误入了虎圈，差点就要被老虎吃掉，但他机智勇敢地与老虎对抗，最后是树枝把怪兽给戳死了。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千辛万苦，他终于找到了父亲，但父亲不想连累他就假装不认识他，他只好默默地守护着父亲，买通了庙里的和尚，给父亲送些吃食，过了一段时日，父亲去世了，他悲痛不已，将父亲带回家乡安葬。
这是多么孝顺的儿子啊，历经千山万水寻找父亲，中华民族孝敬父母优良传统在郭孝子身上展现得淋漓尽致。在新时代，我们也要做个孝敬父母的好孩子，要好好学习，不辜负父母对我们的期望。同时，我们从故事中也深深感受到郭孝子的父亲对儿子的爱，他见到分别已久的儿子，为了不连累他，竟狠心装作不认识，将儿子赶走，那一刻他的心底是多么悲痛啊，令人不禁赞叹，这真是位伟大的父亲!
百善孝为先，这正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联想起平时爸爸妈妈督促自己认真学习，我却无所谓，敷衍以对，有时还心生怨恨，爸爸妈妈每天忙碌劳累，盼着我和弟弟妹妹健康快乐成长学习，此刻我追悔莫及，我暗下决心，以后一定要努力学习，积极向上，掌握更多的本领，孝敬父母，做一个对家庭、对社会有用的人。
儒林外史读后感范文4这个学期，我读了《儒林外史》这本书，它是作家吴敬梓的代表作。在这部小说里吴敬梓用讽刺的手法，描写了封建社会读书人对功名的追求，以及他们的生活状况。书中所描述的人物形象十分的生动。有爱才如命的严监生;有苦读诗书的鲍文玺;有打秋风的张乡绅……而我印象最深的是爱才如命的严监生。
严监生是一个家财万贯，田地、房产、仆人众多的财主，却格外的“节约”。家里一斤肉都舍不得买，有时候家中的孩子实在忍不住了就拿一两钱买熟肉来给孩子解馋，生病了也舍不得抓药，还经常克扣仆人的工资……书中有这样一个片段《临死前的严监生》，记叙了严监生临终前因灯盏点了两茎灯草，伸着两根指头不断气，直到赵氏挑掉了一茎，才一命呜呼的故事刻画了爱财胜过生命的守财奴的形象。相信大家都看不惯这样爱财如命的人。
像严监生舍不得点两茎灯草的事在我们现实生活中就没有吗?当然有。如我们不会在一间房子里同时打开两盏灯，因为一盏就够亮的了，又何必多开一盏呢?只是我们现代人将这样的行为称为节约。
其实在我看来，严监生的“勤俭节约”还是值得我们学习的。现在人们的生活水平提高了，经常到外面去吃大餐，吃不完的也不打包。这本就是一个浪费。现在的小孩大多数都是独生子女，父母都会给他们买很多，很贵的玩具，衣服也都是买名牌的，而且穿几次就不要了……这多浪费啊!谁家的钱都不是大风刮来的，都是要辛苦挣，所以我们应该节约点，把钱花在该花的地，但节约并不等于吝啬。
严监生的爱财如命固然可恨，但他的“节约”值得我学习。
儒林外史读后感范文5《儒林外史》的作者是清代的吴敬梓，他用了很长时间才完成了这部讽刺小说，书中介绍了王冕、范进、杜少卿、周进、沈琼枝等人物形象，同时揭露了封建科举制度和封建礼教的黑暗与腐朽。
《儒林外史》中最令人叹息的人物是匡超人(匡迥)，他本是一个事亲孝顺、勤奋好学的人，马二先生也尽心尽力地帮助他，而匡超人却掉进了世俗的漩涡，又结识了潘三这样的坏人，他还帮着潘三干了两件坏事，当潘三被抓时，他马上和潘三断了联系，害怕官府查出自己来，这也是不正义之举。之后，他不但不学好，反而变得爱吹牛，对事不懂装懂，匡超人最终得到的是名士牛布衣歧视的一笑。匡超人本来很好，可深受八股文的毒害，又交了坏朋友，落得如此下场。令人感到可惜!
《儒林外史》中最让我感动的人物是郭孝子，他不怕艰苦，历尽重重困难千里寻找被迫出家的父亲，可父亲却不认他，而他却默默无闻的供养着父亲，最终拿到了父亲的遗骨，完成了自己应该做的一桩心事。
郭孝子是天下难得的孝子。我们应该向他学习!
《儒林外史》中最令我敬佩的是奇女子沈琼枝，她被宋盐商骗去当妾，自己用了妙计出逃了。在当时的传统观念中，女子始终与“弱”子联系在一起，但沈琼枝却恰恰相反，她不畏权贵，出逃后，她凭自己的满腹才情，写诗文出售，最终讨回了自己的清白，和宋家解除了婚约。
最新《儒林外史》读后感范文4000字 清人吴敬梓所著的《儒林外史》是一部不朽的现实主义作品，是中国文学史，个性是小说史上一颗璀璨的讽刺文学明珠。同时，它标志着中国讽刺文学在封建社会末期已经发展到高峰。鲁迅曾评价到:“在清朝，讽刺小说反少有，有名而几乎是唯一的作品，就是《儒林外史》。”
自《儒林外史》问世以来，不断有学者对其进行评点，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卧闲草堂本闲斋老人序(简称闲序)和卧闲草堂本回末总评(简称卧评)，但是他们没有对此书的讽刺艺术进行全面分析。今人吴组缃、姚雪垠等人主要是从现实主义的角度出发来评述《儒林外史》的讽刺艺术，这在他们的文章《(儒林外史)的思想和艺术》、《试论(儒林外史)的思想性》中有论述到。而对《儒林外史》的讽刺艺术进行全面分析和经验总结概括的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鲁迅。本文正是沿着鲁迅的足迹，从小处着手，对《儒林外史》的讽刺艺术特色加以剖析，在继承鲁迅的讽刺艺术经验的同时并努力有所发展，一方面使讽刺艺术特色更明了地展此刻大家面前，另一方面透过分析其讽刺艺术手段，使《儒林外史》所要到达的批判封建科举制度、封建礼教和封建道德的目的更加明朗。
为此，本文将《儒林外史》的讽刺艺术特性概括为作品题材的真实性、故事叙述的客观性、人物对象的喜剧性和细节描述的夸张性四个方面，并对这四个方面进行探讨和浅析。
一、作品题材的真实性
鲁迅曾多次谈到:“讽刺的生命是真实，”“非写实决不能成为所谓‘讽刺”’。即是说讽刺艺术是要建立在真实性的原则基础之上的。如第三回写胡屠户对女婿范进前倨后恭，妙笔连篇，令人叹赏叫绝，穷形极相地写出了八股文化所造成的势利心理对市井人伦的渗透。这种讽刺描述的世态化显出了极大的真实性。卧闲草堂本儒林外史回末总评第三回说:“慎毋读《儒林外史》，读竞乃觉日用酬酢之间，无往而非《儒林外史》。”这是对此书讽刺描述的世态化的极妙评述。惺园退士也赞同此说:“《儒林外史》一书，摹绘世故人情，真如铸鼎像物，魑魅魍魉，毕现尺幅;而复以数贤人砥柱中流，振兴世教。其写君子也，如睹道貌，如闻格言;其写小人也，窥其肺肝，描其声态，画图所不能到者，笔乃足以达之。评语尤为曲尽情伪，一归于正，其云‘慎勿读《儒林外史》，读之乃觉身世酬应之间，无往而非《儒林外史》’，斯语可谓是书的评矣。”
鲁迅在晚年对讽刺艺术的特点概括说:“一个作者，用了精炼的，或者简直有些夸张的笔墨--但自然也务必是艺术地--写出或一群人的或一面的真实来，这被写的一群人就称这作品为‘讽刺’。”可见，吴敬梓的《儒林外史》之所以获得这样的成功，就在于他艺术地写出了“士林”这群人的“真实”，使之“皆现身纸上，声态并作”，表现得如此生动、具体，如此逼真。鲁迅在其致徐懋庸信中说:“艺术的真实非即历史上的真实，我们是听到过的，因为后者须有其事，而创作则能够缀合，抒写，只要逼真，不必实有其事也。然而他所据以缀合，抒写者，何一非社会上的存在，从这些目前的人，的事，加以推断，使之发展下去，这便好像豫言，因为之后此人，此事，确也正如所写。”吴敬梓所写的正是他自己所处朝代的社会生活。在吴敬梓的实际生活中，以前有过在南京祭祀泰伯祠的事情，经过作者加工，把这些亲身的经历--也就是当时清朝的政治与社会现实，托之明代以影射当时现实的背景;吴敬梓遵循现实主义的真实性原则，描述的是“自所闻见”的熟悉人物，他挥动手中“足以达之”之笔，将这些人物与社会环境联系起来，以其对现实的较清醒的认识，“托稗说以寄慨”而到达“以公心讽世”之目的，表现出了巨大的讽刺力量。
我们将吴敬梓的《儒林外史》和李宝嘉的《官场现形记》加以比较能够明白，“吴敬梓是士人，熟悉其中情形，故其暴露官场丑态，就能格外详细……李宝嘉归罪于官场，用南亭亭长的假名字，做了一部《官场现形记》。这部书在清末很盛行，但文章比《儒林外史》差得多了;而且作者对于官场的情形也并不很透彻，所以往往有失实的地方。”这正说明“真实”是讽刺小说《儒林外史》的生命力所在。
二、故事叙述的客观性
《儒林外史》的讽刺艺术，还体此刻故事叙述的客观性即作者直述其事，不加断语，让是非曲直自现于阅者面前。如小说第四回，写范进在母亲新丧期间，与张静斋一齐跑到汤知县那里去蹭饭，他不用银镶杯箸，也不用磁杯、象牙箸，要用白色竹筷。汤知县疑惑他居丧如此尽礼，又没有准备素席，担心他也不用荤酒，那范进就不能吃这顿饭了。没想到范进拿了竹筷子，直接就伸向燕窝碗里拣了一个大虾元子送进嘴里。卧闲草堂本回末总评第四回评道:“盖天下莫可恶于忠孝廉节之大端不讲，而苛索于末节小数。举世为之，而莫有非之，且效尤者比比然也。故作者不以庄语责之，而以谑语诛之。”鲁迅对这一段评赞道:“无一贬词而情伪毕露，诚微词之妙选，亦狙击之辣手矣。”八股取士制使得读书人大多不讲“大端”而“苛索于末节”。作者之喻意堪称“深远”。同在小说第四回，严贡生才说“从不晓得占人寸丝半粟的便宜”，巧在这时，小厮来找严贡生说:“早上关的那口猪，那人来讨了，在家里吵哩。”谎言立马被揭穿了，不用作者费笔墨告诉我们严贡生是怎样的人，我们已经从谎言中找到答案了。相反，若作者自己来描绘严贡生是怎样的人则达不到这样的讽刺和直白效果，描绘文字也会苍白无力。
再如小说第十四回:吴敬梓对马二先生游西湖的描述更为生动、逼真。马二先生知“那西湖山光水色，颇能够添文思。”可马二先生真去游西湖，却是另一番景象。只见他“独自一个，带了几个钱，步出钱塘门，”大有轻装览胜的闲情逸致。然而真实的状况是他漫无目的地走在西湖边，能映入他眼帘的是茶亭、酒店和一船一船的女客，他几乎是看到茶亭就进去坐着喝茶;见到好吃的就“喉咙里咽唾沫”;碰到游湖的女客就低头不敢仰视;看到皇帝写的字就赶紧恭恭敬敬地磕头;见到书店里有卖自己的八股选本就高兴，并且很关心它的销量;走进“吴相国伍公之庙”，便作揖;到了“片石居”，不赏花园楼阁，只注意有人在请仙，心想:“这是他们请仙决定功名大事，我也进去问一问。”及至听见请的是什么李清照、苏若兰等，他想:“这些是甚么人料想不是管功名的了，我不如去罢。”马二先生游了三天西湖，中间睡了整整一天，喝了七次茶，吃了四次饭，对于西湖的“山光水色”，名胜风物，却视而不见，无一领会。
这段有名的描述，作者没有从旁插一句话，全是让主人公自己行动，而正是主人公自己的行动和语言揭露了他自己灵魂的秘密:愚拙酸腐的迂儒。作者也正是透过马二先生自己的行动，显示出他的性格，对他那种迂腐可笑的思想举动作了深刻的讽刺和揭露。
三、人物对象的喜剧性
吴敬梓笔下的人物，看似让人忍俊不禁，实则过后却让人有着浮想联翩的沉思，看似喜剧上演，实则杯具潜伏其后。吴敬梓用喜剧的场面给我们展示的是杯具的人格，并揭示构成杯具人格的原因。
且看小说第七回，写范进受其师周蒉轩的嘱托，到山东上任后，若有他的老乡荀玫应考，“果有一线之明，推情拔了他”。范进在发童生案头一晚才想到此事，而正苦于在落卷中找不到荀玫的名字时，一个少年幕客蘧景玉讲了一个老先生不知苏轼的笑话，其中有这样两句“四川如苏轼的文章，是该考六等的了”“学生在四川三年，到处细查，并不见苏轼来考，想是临场规避了”。而已中进士的范进愁眉道:“苏轼既文章不好，查不着也罢了，这荀玫是老师要提拔的人，查不着，不好意思的。”这话从一个进士嘴里说出来，不能不让人笑着感叹，简直是个闹剧，苏轼何其人也!范进何其人也!是个深层次的杯具，是封建科举制度的悲哀，更是封建科举制度下群儒的悲哀。
再看小说开头所写的周进，六十多岁了，连个秀才也不是，因而备受众人的奚落和嘲弄。当他到省城参观贡院时，看见两块号板摆得齐齐整整，不觉眼睛里一阵酸酸的，长叹一声。一头撞在号板上直僵僵的不省人事，众人把他救醒后，周进看着号板，又是一头撞将去，这回不死了，放声大哭起来，一号哭过，又哭到二号、三号，满地打滚，哭了又哭，直哭到口里吐出鲜血来，众人将他抬出贡院，他不顾众人，又放声大哭起来，直到众人决定出钱替他买取监生资格，他才再不哭了，爬到地上磕了几个头，说:“若得如此，便是重生父母，我周进变驴变马，也要报劾!”这段并没有描绘周进的心理动态，而是透过他从哭了又哭到说说笑笑的一连串动作，反映出周进内心世界的微妙变化，把一个对科举抱有幻想而又备受压抑、走投无路而又欲罢不能的老书生形象活灵活现地刻画了出来。这让我们看到杯具人物喜剧的一面，辛辣地讽刺了科举制度的罪恶。讽刺艺术是笑的艺术，而这种笑是含蓄的深沉的嘲笑。
四、细节描述的夸张性
所谓的夸张是指运用丰富的想象力，在客观现实的基础上有目的地放大或缩小事物的形象特征，以增强表达效果的修辞手法，也叫夸饰或铺张。艺术的真实并不排斥夸张，在真实的基础上进行必要的夸张，是讽刺所必要的。《儒林外史》在很多章节中将典型的细节和合理的夸张结合起来，以充分显示这个人物的性格特征。
例如:严监生的哥哥严贡生，小说第六回，写他为了白坐船，死赖船钱，别有心机地导演了一出“云片糕莫名变成几百两银子料药”的戏，他竭力夸张被船家吃掉的云片糕的“高贵的出身”，为了省几个船钱，颠倒黑白，并以官欺压百姓，可见其阴险狡诈，可恶之极，这也能够说是当时封建社会的一个缩影。
小说第二十六回里王太太为了夸耀孙家老太太对自己的重视和富贵，说:“孙家老太太，戴着凤冠，穿着霞帔，把我奉在上席正中间，脸朝下坐了;我头上戴着黄豆大珍珠的托挂，把脸都遮满了，一边一个丫头拿手替我分开了，才露出嘴来吃他的蜜饯茶。”王太太以为自己这样说能够耀自己，满足自己那颗虚荣的心，却不知夸张地展示了她自己庸俗可笑和自以为是的一面。那个样貌吃茶，与其说是享受富贵，不如说是活受罪和自我自我嘲讽罢了。这些例子精彩的描述都因运用了合理的夸张，而取得了强烈的讽刺艺术效果，从而更加真实地接露了问题的本质。
“功名富贵无凭据，费尽心情，总把流光误。浊酒三杯沉醉去，水流花谢知何处。”这是《儒林外史》开头的几句。可以说，这也是整本书的灵魂所在。
这些话虽然已是老生常谈，可真正能明白人的又有几个“学而优则仕”，正是这句话害了一批又一批的读书人。他们把读书当成敲门砖——“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圆如意，书中自有美娇娘……”。为了金钱，为了财富，他们可以废寝忘食地读书，可以从黑发垂髫考到白发苍苍：八十岁才中了状元的梁灏，花白胡子还是“小友”的周进，考了几十年一朝中榜，欢喜疯了的范进……儒林中为了功名利禄，消得人憔悴，衣带渐宽终不悔的又何止这几个鲁迅先生称封建礼教为吃人的礼教，那么称封建科举制度为害人的制度也不为过了。
读书，其实强调的是一个漫长的求知过程。王国维说得很好，读书分为三个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西楼，望尽天涯路”这是立志。“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这是奋斗。“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这才是最后的成功。而儒林中的那些一心只为功名者，第一步——立志，就走错了。在我看来，读书就是人在不断汲取精神食粮的过程。其中最关键的在于吸收，然后再转化为自身的力量。这与一日三餐的功效是一致的：吃饭，吸收营养，再促进自身生长。只可惜，儒林中的某些学子们只注重“食”，即数十年如一日地读书，却忽视了吸收。读书对他们来说，只是一个敲开荣华富贵之门的工具。一旦达到目的，这个工具也就毫无价值了。这些人，即使读一辈子书，也不会有半点知识吸收转化成自身力量。这些书，除了造成他们的“营养不良”，别无他用。
当然，“世人皆醉我独醒，举世浑浊我独清”的人在儒林中也不是没有。王冕就是其中的一个。他从小就因为家境贫寒而为邻人放牛。在牛背上，他仍旧博览群书，更自学成为了画没骨花卉的名笔。此后，下到平民百姓，上到知县财主都来索画。但王冕性情不同，不求官爵。朝廷行文到浙江政司，要征聘王冕出来做官，他却隐居在会稽山。后人提到王冕时，常常称其为王参军。但王冕何曾做过一日官能在功名面前，心如止水，不为所动，也只有王冕这些儒林中的凤毛鳞角了。
几百年后的今天，捧起《儒林外史》细细品读。时而为当时士人名流的庸俗可笑而叹息，时而又为贪官污吏的卑鄙丑恶而愤怒。吴敬梓以其幽默诙谐的语言，把封建社会科举制度的腐朽黑暗面刻画的入木三分。难怪后人有“慎勿读《儒林外史》，读竟乃觉日用酬酢之间，无往而非《儒林外史》”之叹。
上海市杨浦区国和中学六年级:孙嘉欣
《儒林外史》是吴敬梓的成名之作，大家看完后一定能从中体会到很多的东西，快和大家分享一下你的心得体会吧?下面小编为大家收集整理了“2021中学生读儒林外史有感5篇”，欢迎阅读与借鉴!
中学生读儒林外史有感1吴敬梓出生在一个高官家庭，但是家庭的不断衰败和自己的挥霍，家况成下降态势。在这一路上，他目睹了许多从士林上层到贫民百姓的各色人士，饱尝了世间的辛酸和炎凉。他被视为游戏人生的败家子。但是他始终保留着一颗充满正义感和社会使命感的心，《儒林外史》用了他人生最后的20年世间写成。这部看似充满戏言的描写世间丑态的书，其实怀着改良世界的用心。虽然改良社会的想法最终破灭了，但是书中根据真人真事改编的一个个故事，却真实反映了康乾时期官场、士林之间的腐败和丑恶，鞭挞了世间的不平和官员的丑陋行径，有着警世的作用，被鲁迅称作一部“伟大”的书。
《儒林外史》中，刻画了200多个人物，无论是贪赃枉法的官员、迂腐的秀才、不知廉耻的社会蛀虫、行为特异的民间人士，还是平明市井的百姓，都刻画得充满个性色彩，并不“刻板化”，而是有着十足的个性刻画，显得栩栩如生。无论是因为一朝中举而发疯发狂的可笑的范进，还是从一个朴实青年变为衣冠禽兽的匡超人，还是让女儿殉节又失声哭泣的穷秀才王玉辉，还是“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的官员，在吴敬梓的笔下，都栩栩如生，记录了当时世间的种种令人震惊的丑恶和腐败，也预示着清政府封建科举制度的腐朽衰败和罪恶。
中国的科举制度，自隋朝开始，一时确实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在漫长的封建历史中，尤其是明代以后，逐渐以八股文等束缚人的思想，科举成为了统治者禁锢愚化人民的重要手段。在封建社会中，文人抛弃了儒家“修身治国”的高远理想，学习知识的目的就是为了在科举考试中求得一席官位，升官发财。时间长了，滋养了一批又一批残害人民的蛀虫。人的思想渐渐地被异化。从先秦以来，学术界和有志分子就积极探索人生宇宙真谛、在魏晋时代，嵇康等人“越名教而任自然”，也追寻世间的公理，唐时代为国建功立业的高歌激昂，这些，无不闪烁着积极的为国为民和探求真理的思想。而到了明清时代，中国闭关锁国，在西方走向资本主义时代的时候，中国的封建统治反而进一步加强。为了禁锢人们的思想，八股制的科举制度成为了束缚文化人思维的最好武器。在这种毫无生气毫无意义的知识的熏陶下，一批批的愚儒如范进的人产生了。哪怕在康乾“盛世”，社会上这样的丑恶姿态仍然比比皆是，《儒林外史》以一个清醒的眼光为我们记录和揭露了着一切。
中国开始落后于西方，始于明清。之所以落后这么多，之所以在清末被西方所宰割，一个千年大国，曾是世界文明中心的大国，几乎灭国，直至今日仍在各方面远远落后于西方国家，跟明清几代的黑暗历史是分不开的。一个国家，一个社会，如果人们都是在做一些毫无益处的尔虞我诈、道德沦丧，真理尽失，不求上进，这样的社会是不会前进，只会倒退的。《儒林外史》像是一部录像带，为我们记录下了当时的一切，揭示了中国落后衰败的答案，其资料和批判意义是十分重大的。
在晚清这样的封建社会里，人心不古，社会丑恶败陋。但是也有少数的有些许清醒意识的人存在。比如书中的“四大奇人”，他们还保留着些许道德。但是他们的力量在封建统治前又是多么的薄弱。这些“奇人”有着正直的意识，却又是现实中最为落魄的人。而那些升官发财锦衣玉食的人，却恰恰是最缺德的人。而这一片颠倒荒唐的丑恶社会中，也有一些点滴的良知，这些良知在现在看来是多么的珍贵让人唏嘘啊。
在那个年代，吴敬梓也曾寻找过解决的出路，他曾经寄希望于一些士大夫，但是希望最终破灭了。究竟什么才能救中国，这个问题留给了近代的中国人，为了国家的存亡，文化的兴衰、民族的血脉，一代代先烈抛头颅撒热血，终于共产党以社会主义的方式迎来了中华民族的独立和初步繁荣。
离吴敬梓那个年代已经很远，生活在这个时代是我们的幸福。但是强国兴民的任务还任重道远。无论是追求真理的学术界还是创造社会价值的人们，都不要忘记保留一份爱国的热诚，一份对于社会的责任感。《儒林外史》的作者吴敬梓就是抱有这样一份对于国家社会的责任感，才写了这部经典的书。社会时代的进步，国家的富强，人民的幸福，跟我们每个人都息息相关，作为当代的大学生更要记住这一点，为国做贡献不是一句空话。
中学生读儒林外史有感2最近我读了《儒林外史》这本书，书中的英雄好汉令我敬佩不已。
《儒林外史》这本书共有五十六回，写了近四万字，描写了近两百个人物的故事。这一整本书以写实、讽刺和批判性的笔调，写出了许多文人在科举制度伤害下的悲掺命运。在这个制度下士子文人性格扭曲，灵魂变得丑恶。他们可笑、可悲的虚伪与罪恶。同时，作者也热情歌颂了善良、公正与善良的人物，写出了作者对自己改良社会的美好理想。
书中，有些人和事总是让我无法忘怀。如范进，周进对做官如痴如醉，结果被折磨得人鬼难分。但中举后，他们在人们心中的地位迅速上升，当了大官，别人对他们也越来越好。
其中有个叫匡超人，原先是一个很纯朴的青年，但是中了八股文的毒害以后，很快就堕落为一个坑蒙拐骗，甚至是出卖自己灵魂的恶少。其实，文人一旦中举成功，便会有许多人堕落为贪得无厌，毫无廉耻的贪官污吏和土豪劣绅。
这本书运用了讽刺的修辞手法，通过传神的描写，把要讽刺的对象或明或暗的变现出来，让我们读者去细细品读。作者只用了三言两语，就能把一个人的形象，性格，栩栩如生的描画出来。
另外，我建议你们去看看《儒林外史》，去看看贪官污吏的下场，去看看吝啬的严监生、阴险刁滑的严贡生······
中学生读儒林外史有感3最近我在看一本很有意思的小说——《儒林外史》，这是一位清朝时名叫吴敬梓的写的一本讽刺当时官场的小说。我过去看得多的是国外名著，对中国的古典名著我总觉得难于看懂，所以兴趣乏乏。拿起这本书是因为妈妈给我讲的里面的一个故事，吝啬鬼严监生两根灯芯的故事，这可比写欧洲著名的吝啬鬼葛朗台还要精辟，于是我就来了兴趣，看起这本书来，虽说里面的语言还是有一些搞不太清楚，但是我也从中国的古典文学中找到了乐趣。
《儒林外史》是我国文学史上一部杰出的现实主义的长篇讽刺小说。它把锋芒射向社会，客观地、写实地写秀才举人、翰院名士、市井细民。由于吴敬梓具有高深的文学修养，又有丰富的社会阅历，所以才能把那个时深写透。他把民间口语加以提炼，以朴素、幽默、本色的语言，写科举的腐朽黑暗，腐儒以及假名士的庸俗可笑，贪官污吏的刻薄可鄙，无不恰到好处，谑而不苛。在艺术结构上，它没有贯穿到底的人物，而是分阶段地展开，鲁迅先生评为“如集诸碎锦，合为帖子，虽非巨幅，而时见珍异，因亦娱心，使人刮目矣。”
这部小说最让我不能释手的是作者对人物入木三分的刻画，妈妈曾用绘画和我分析中国人和欧洲人的不同，如同中国的水墨山水和西洋人体油画一样，中国人讲究的是意境、神韵，非常含蓄;而欧洲人追求的是人体结构、色彩的丰富与层次，很直白。中国人的小说中对人物的描绘也是如此。
《儒林外史》我已看完大部分，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三个人。第一位是小说开篇描写了浙江诸暨县的一个村子里有一个少年叫王冕，因家境贫寒，他从小替人放牛，聪明颖悟，勤奋好学，他画的荷花惟妙惟肖，呼之欲出，并且他博览群书，才华横溢。他不愿意接交朋友，更不愿意求取功名利禄。县令登门拜访，他躲避不见，最后他逃往山中过起了隐姓埋名的生活。
第二位是一个考到五十多岁才中举的秀才范进，范进中举后的疯癫模样以及他岳父及乡邻在他中举前后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这是大家所熟悉的，我这里要说的是范进中举后去拜访一位知县，范进所表现出来的伪善：“范进方才说道，‘先母见背，遵制丁忧。’汤知县大惊，忙叫换去了吉服。拱进后堂，摆上酒来。……知县安了席坐下，用的都是银镶杯箸。范进退前缩后的不举杯箸，知县不解其故。静斋笑道，‘世先生因遵制，想是不用这个杯箸。’知县忙叫换去。换了一个磁杯，一双象牙箸来，范进又不肯举动。静斋道，‘这个箸也不用。’随即换了一双白颜色竹子的来，方才罢了。知县疑惑：‘他居丧如此尽礼，倘或不用荤酒，却是不曾备办。’落后看见他在燕窝碗里拣了一个大虾圆子送在嘴里，方才放心。……”作者对范进和知县，一个描写其动作，一个描写其心理，将范进虚伪的人格嘲讽得淋漓尽致。
范进与王冕对比，一个淡泊名利，早已看透了当官的险恶;一个为了能出人头地，考到五十多岁才中举。彰显了不与官场同流合污的王冕人性的美好。
第三位就是我当初听妈妈讲的严监生，他爱财如命的守财奴形象早已深深刻入我的心中。整篇讲严监生的文章中，虽然一个关于“吝啬”的词都没写，但是文章中却处处隐藏着严监生的吝啬。他病得饮食不进，卧床不起，奄奄一息，还念念不忘田里要收早稻。他家中米烂粮仓，牛马成行，可在平时猪肉也舍不得买一斤。最令人拍手叫绝得是严监生死后的场景，他临死时还因为灯盏里多点了一根灯草，而迟迟不肯断气。虽然《欧也妮葛朗台》中也写了葛朗台临死时死死盯着金子，直到手中攥着金子后才断气。但是《儒林外史》似乎更胜一筹，一根灯草就令一个人迟迟不肯断气，此种情况真令人惊叹。这让我不得不感叹《儒林外史》真是一部讽刺世间为功名利禄而奋不顾生的人的经典绝作。
《儒林外史》虽然写的是明朝的科举、官场，但是它对于当今社会仍有其价值。社会在前进，但仍有不少人信奉“拜金主义”，物欲横流，一生都在追求名利，为达目的不择手段。历史就是明镜，而古典小说则是历史的缩影。读了《儒林外史》，我不仅为其写实的风格以及精妙的人物刻画所折服，从小说中体现出来的淡泊名利的高尚情操也深深吸引了我。
我读《儒林外史》如同在观一幅中国水墨山水长轴，读得越深入越了解它的文字所表达内容的精辟，回味那一段动作描写或一段对话，仍是无穷的韵味，这正是中国古典文学的妙处啊!
中学生读儒林外史有感4自明朝建立之后，明太祖朱元璋就颁布了科举录取的规则：考试每三年举行一次，用《四书》、《五经》、八股文作为考试内容。当晚，天上就出现了“贯索犯文昌”的奇观。随后，一百多个小星星向东南方向坠去。贯索象征牢狱，文昌象征文运，古人以天比人，“贯索犯文昌”，预示文人有灾，而后则是老天降下一伙星君维持文运。王冕不愧为奇才，纵观《儒林外史》，的确与之相符……
科举在明代的确危机四伏。文人为了参加科举、中进士及第，不择手段;而且文人只有写八股文这一条做官的途径，把其他的处世准则看轻了。于是，有些人不满于此规章制度，走出了这个名叫“科举”的怪圈，涌现出了一批可能当时被众人所误解的名士——
虞博士，淡泊名利，进士及第却丝毫不留恋官场;杜少卿，乐善好施，看重道义，对官人们嗤之以鼻;凤四老爹，为人行侠仗义……这样的人比比皆是。虽然如此，但有些人对他们并不理解，尤其是杜少卿，他曾被高大人批判为“杜家第一败家子”、“专和和尚、道士、工匠、叫花子这些下等人来往，没有一个正经朋友”甚至连杜少卿的父亲这样爱民如子的太守，也在他嘴里变了味儿：“呆子”、“不知道尊重上司，一心只想讨好百姓，‘敦孝悌，劝桑农’之类古文里假大空的客套话经常挂在嘴边上，惹得上司不高兴，官也丢了。”
为什么杜少卿让高大人如此看不起?原因也是他亲口说的：“杜少卿若有真才实学，就应该中举当官，征辟算什么正道?”对，原因还是科举!中举，甚至进士及第，才能光宗耀祖，才能出人头地，这才是当时民众的普遍看法，书中就有证据：马先生告诫匡超人“要以举业为主”“人生在世，只有举业可以出头，没了举业，就一事无成”;鲁编修教育女儿“要是八股文不好，没有讲究，不管你做什么东西，再好也都是野狐禅、邪门歪道!”所以，随后该才女评价蘧公孙“误了我的终生”也不足为奇了。科举对当时的人真的很重要，“周进倒龙门”、“范进中举”就是很好的证明。
既然科举对当时的人如此重要，那么，我们只要剖析一下科举，就能知道该时间段的历史潮流。科举对外在的危害开篇就提到了，那么科举自身有没有毛病呢?答案是肯定的。批范进试卷的周进在书中的一段话：“原来他的文字得看好几遍才能知道其中的妙处，可见世上的糊涂考官，不知屈了多少英才!”评价一针见血，充分地揭露了科举自身的黑暗面。中举可以出人头地，那么还有别的方法吗?书上有一段有趣的对话：景江兰说：“你们所说的考科举中进士，是为名，还是为利呢?”大家都说：“是为名。”景江兰说：“赵爷虽然没有中进士，但外面的诗选上刻着他的名字，行遍天下，只怕比进士的名声大得多呢!”众人都笑了。读到这儿，我也笑了。
不管从隨到清活了两千多年的老寿星——科举，对古人有多么深重的危害，那也都已经成为了历史。但是，以铜为镜，可正衣冠;以史为镜，可知兴替;以人为镜，可明得失。希望现在的素质教育能早些完成，这既能帮助学子们脱离学习的苦海，也能帮助国家培养时代的栋梁!
坐在书桌旁，打开清秀的《儒林外史》，任凭书香溢满整个院落。书香伴着的思绪，轻轻地、自由地飞翔，撷一朵知识的彩云，牢牢地贴在心间。《儒林外史》，真的给了我很多，很多……
中学生读儒林外史有感5《儒林外史》的作者是我国清代著名作家吴敬梓，这是一部具有里程碑的讽刺小说，主要描写封建社会的社会面貌，揭露了封建科举毒害人的主题。
“功名富贵无凭据，费尽心情，总把流光误。浊酒三杯沉醉去，水流花谢知何处。”《儒林外史》的开头用一句诗就揭示本书的主题，即功名利绿皆浮云。这些东西经常挂在我们嘴边，但是究竟有多少人能够真正明白呢?读书只是为了功名，所以出现了“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等等封建思想，这些封建思想的毒害了多少莘莘学子。可以想象花白了胡子，本该享受晚年生活的人进京赶考的场景吧，《儒林外史》小说中这样的人还少吗?如周进、范进之流，多不胜数，小说通过描写个个鲜活的例子深刻的讽刺这样的社会现实。读书是为了什么?是为了获取知识，提高个人涵养，追求功名利绿不是目的，而是水到渠成的事情，而不是上来就是为了颜如玉、黄金屋，封建的科举制度贻害无数读书人，古代纯粹的读书人太少太少了，连我们的圣贤孔子都说过：“学而优则仕”，学习目的不是为了更好的理解和研究人类社会，而是去做官。但是这样凤毛麟角的人还有有的，比如王冕，王冕以画荷花而闻名于世，但他早已看破官场，看破功名，一心做学问，对功名不为所动，为后人津津乐道。
关键词：《儒林外史》；语言艺术；语言特色
自《儒林外史》问世以来，就标志着“中国国语的文学完全成立的一个大纪元”，被推崇为“首屈一指，纯粹之白话”。当观察其语言在作者运思层面上的表现时，往往能发现许多不同以往的气韵格调，体现在感彩、形象描写、遣词造句、意趣等诸多方面，这是不流于俗套的语言倔强和语言颠覆。
一、从遣词造句角度体味《儒林外史》
（一）言简意赅
老舍曾经说过:“一个作家在博闻广见的同时应该是一个思想家，如果作家的思想不深刻精辟，就无从写出简洁有力的文字。”高尔基也深刻的认识到：“当很少的文字却传达出远多于此的意义，好像语言的狭窄阻挡不了思想的广阔。”当文字运用到炉火纯青，简洁到一个词语就可以概括一个表象，如同国画般寥寥几笔便可以勾画出一个神采飞扬、栩栩如生的艺术形象，由此可见《儒林外史》极大地继承了中华民族传统艺术文化，即便是用最简洁精炼的语句，也能将所描写的人物展现的活灵活现，如同写出人之精髓。而儒林外史的难能可贵之处还在于不但外在形式生动异常，让人一见便知，另外其最难以体会的内在感情也能让人了解几分，作者如果没有由此及彼的洞察力和有浅入深的穿透力是万万无法实现的。常常是作者并未直接写明人物的吝啬和贪婪而是通过人物神态动作的绘形传神来使得人物神情毕现。例如这段对胡屠户的描写“把银子攥在手里紧紧地，把拳头舒过来”作者想表明胡屠夫的吝啬和贪婪却不以直接写出，而是通过一“舒”一“攥”两个动词的“形”，把胡屠夫虚伪的心理和贪财做作的“神”，刻画的活灵活现，栩栩如生。其他的写到人物灵魂深处的还有严监生为省两根灯草临死还“伸着两根手指头不肯断气”。《儒林外史》的笔墨尽管简洁至极，但不妨碍它句句生动传神，字字深入骨髓。不仅体现了中华民族朴实无华、深沉含蓄的民族性格，还继承了中华民族特有的传统艺术。只有进行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深入思索，才能真正把握《儒林外史》的语言艺术。
（二）气韵生动
如果文学语言的描述表达使所描绘的事物达到了性格化，那么即便看似平淡无奇的文字也会变得有意趣。有人形容《儒林外史》中的对人事物的描写“颜色、精神无一不像，若非有纸束缚，怕是会立刻活过来”。人的语言与人脑中的表象运动有着约定俗称的联系，而人的语言又通过一个个词语作为概念表达出来，因此用人的表象活动和人的心理活动的概念的关系来阐述形象化的原因是很有启发意义的。《儒林外史》在形象描写方面的厉害之处就在于重在诱发读者的想象活动或表象运动，而不是崇尚用笔触来过分的勾勒形象的某一特征。作者描写人生时也不仅能做到颜色近而且精神像，若非多了一张纸，仿佛就是个生活中实实在在的人，白发童生范进的穷酸相等，假名士权勿用的古怪模样皆活灵活现。书中第五回描写严监生因多点两根灯草而死不瞑目的场景因传神而广为流传。
二、从意趣角度体味《儒林外史》
（一）婉讽相合
每一种文学的表达都需要语言作为承载的物质材料。讽刺文学的效果有的来自所描写的性格、情节、细节，还有的是来自于语言本身，但不可避免的是都要通过语言这一媒介。但《儒林外史》贵在无一贬词，而情怀毕露。之所以称在此书之前的钟馗捉鬼传等为神魔小说，在此之后的官场现形记等为谴责小说，而非讽刺小说皆因其够不上讽刺小说的水准，即由于“辞气浮露，笔无藏锋”甚过其词，又或是“词义浅显，已如谩骂，语意昭然若揭不够婉转”这正是《儒林外史》在语言艺术领域的非同凡响之处。《儒林外史》在婉讽上的独到之处无非归集为四点：一为利用人物自身言行不一的特点，直言其事，不加评点，真相自现；二为利用人物的“博通古今”与历史事实想悖的特点，虽在文中赞其“确切典故”，实则通过反语嘲讽其不懂装懂，极端无知；三为以语言形式的对称揭示现实的违理悖情；四为利用看似委婉的语言与实质的对立统一，深刻的反映其讽刺意味，字字深入骨髓。在描写汤知县、范进、张静斋三人一同高谈阔论的场景时三人所赞同的刘基为“洪武三年开科的进士”，实则违背历史常识。刘基早在元代既已是进士，在明朝建立之前就已经辅佐明太祖打天下，是货真价实的开国元勋，而这帮封建官僚、乡绅、文人信口开河，还自诩懂得“本朝确切典故”，简直愚蠢可笑至极。
（二）寓庄于谐
寓庄于谐顾名思义，即将严肃庄重的事情以诙谐幽默的笔调来描写。《儒林外史》的语言之中是不乏这种讽刺艺术的。它的语言笔调虽然犀利诙谐，但内容是深刻严肃的。吴敬梓运用这种手法塑造了众多集悲与喜、崇高与滑稽、丑与悲于一身的不朽形象，揭示了封建社会对人物性格及灵魂的支配和腐蚀的表象及其世风日下、人心不古的社会现状。在阅读《儒林外史》的同时，一方面为因他的诙谐幽默而调侃，另一方面又为它的悲伤和深刻而怜悯。在《儒林外史》第十四回中出现的马二先生，“一顶高方巾，一幅乌黑的脸，腆着个肚子，”的形象，使得“女人也不看他，他也不看女人。”尤其是马二先生机械僵硬的动作，紧张而又严肃得表情着实让人捧腹大笑。马二先生的性格与外表同出一辙，他对八股文滑稽和痴迷使人怜悯，一生执着于自己错误的观念还凭借着这些教条影响了更多的人。最可悲的是他在不知不觉中导演了别人的悲剧，却不知自己就是那一个悲剧的角色。不仅仅是马二先生，周进、范进的可怜迂腐杨执中、权勿用的可悲可笑都一一表现了他们的愚昧荒唐。在《儒林外史》中，吴敬梓用“戚而能谐，婉而多讽”的手法将美与丑、高尚与低俗等极具对立色彩的特点融为一体，将各种人物形象栩栩如生的展现在读者面前。可以说这部巨作不仅仅在中国是古典小说中的杰出代表，还在世界的文学之林中有着一席之地。
三、从感情角度体味
《儒林外史》文字是语言的一种表达形式，而文学语言又总是带有一定的感彩，喜怒哀乐都能为文章添光溢彩。《儒林外史》情节众多、人物复杂，因此语言的感彩随着人物复杂情绪的变化也就千变万化，移步换形。但是在《儒林外史》中冷峻的感彩仍旧占据主导地位，这就要求作者以客观公正的态度不带入任何个人的看法和感彩，字里行间表现出来的应当是冷静而严峻的叙述方式。文中时常可见作者将深恶痛绝的感情转化为冷峻的笔调，解剖着名利带来的种种人性之恶，反映了封建社会的恶俗浇漓，当然也有部分是作者保守思想的体现，对此不能太过苛求。作者曾在文中插话说道：“嫁与人家做妾即便满头白发还要唤作‘新娘’。”冷言冷语，传达着功利圈子的冷酷无情和森严的等级，仿佛一把利剑裹挟着寒冷凛冽之意深深地插入封建礼教之中。甚至连一些热闹的场景如严监生妻子离世，小妾扶正，亲戚宾客，趁火打劫这样一个弥漫火药味的场景，作者仍旧坚持以冷峻的笔调冷冷地对封建庸俗和闹剧投以讽刺嘲弄的态度，相比于其他令人捧腹大笑的讽刺作品，《儒林外史》的讽刺常常是含蓄而又充满沉思的。可以看出正是因为作者吴敬梓对封建功名、八股科举无所留恋，所以方能用喜剧的方式和鄙视的情感向这些封建旧习决裂。在这本书里，冷峻与鄙视成正比，愈是冷峻就愈是鄙视，当诚实对虚伪、正直对卑劣、活泼对僵化，便会自然而然产生鄙视的感情，而这种鄙视的感情则是通过作者冷峻的笔触传递给读者，可谓精妙绝伦。
四、《儒林外史》中的地方特色
《儒林外史》和安徽文化二者之间构成了相互动态作用的关系，《儒林外史》成书过程中保留的安徽文化痕迹促进了安徽文化的继承发展，而安徽文化不但决定了《儒林外史》大部分的素材来源，而且还决定了文章的行文风格、撰写风格和题材范围。
（一）食物文化
《儒林外史》中很多涉及到吃食的详细描述大多是受到安徽近山近水的独特的地理位置的影响。文中许多诸如“软香糕”、“鸭子肉包”等诱人的美食便是属于早年间安徽的地方特色小吃，甚至连未传下来的“蓑衣饼”都有介绍。这些文中多次出现的食物都带着浓郁的乡土气息，更有着极为鲜明的安徽地域特色。
（二）徽派建筑徽派建筑在中国几大建筑派系之中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其特色在于一局一格都极为讲究。文中出现的“敞门”、“中间悬着一轴百子图的画，两边贴着朱笺纸的对联”、“辕门”等都是典型徽派建筑所包含的形式。在作者的笔下，徽式建筑不再是传说中的事物而是活生生展现在读者眼前的形象，对于研究徽派建筑及其文化内涵颇具有借鉴意义。
（三）特色口语安徽地区是中国东南地区方言状况最为多元、复杂的地区之一，其用语的丰富灵活性可见一斑。众所周知，《儒林外史》在语言的应用上取得了显著的成就，它的讽刺艺术之所以达到如此的高度，除去作者本身纯熟的语言运作能力外，与生动的安徽口语的画龙点睛作用也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联系。比如一句民间俗语“死知府不如一个活老鼠”的运用，仅凭一语就道破了官场势利行事的风气，气氛诙谐生动，令人拍手叫绝。
五、结语
本文从言简意赅、婉讽相合、寓庄于谐、感情冷峻等诸多方面例证赏析了《儒林外史》的语言艺术风格。因此《儒林外史》的艺术风格还可概括为：一不追求碎片背后的完整，二不直白释放自己的赞美，三不拘泥于人物原型的暗示，四不流连命运和形骸的对应，五不刻意借助样貌影射心灵，六不借助长相引出人物。毋庸置疑的是各种特色在《儒林外史》中都没有例外的融于其中，所以《儒林外史》的语言是一个和谐的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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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知识分子作为文化的承载者和传播者，他们的精神状态中积淀着丰富的历史文化蕴含，折射着所承载的文化的性格。《儒林外史》中形形的知识分子形象，林林总总地折射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层层面面，可以说《儒林外史》是一部文化小说，它透过对那些心态的或褒或贬，折射中国传统文化。通过对《儒林外史》里或褒或贬的人物和事象的分析解读，可以形象地了解传统文化是什么样子。例如：儒家及其经典、仁义仁政理念、礼乐教化、人伦道德、中庸之道、科举制度等等，以及儒道佛思想如何融通而影响士人的精神，体现这种精神的虞育德博士与西方浮士德博士的精神进行比较各有什么特点等等。
关键词：《儒林外史》;传统文化;儒家思想;形象教材
中图分类号：I207.41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862X（2015）01-0011-006
中华传统文化浸透了《儒林外史》，要想了解传统文化是什么样子，可以通过分析解读《儒林外史》里或褒或贬的人物和事象来实现。
《儒林外史》以写知识分子为中心，精彩地写出知识分子的精神状态。知识分子作为文化的承载者和传播者，他们的精神状态中积淀着丰富的历史文化蕴含，可以说知识分子的性格折射着所承载的文化的性格。中国知识分子的性格是中国文化的性格，跟欧美的、非洲的知识分子的性格都不一样。个人人格是形态，文化是内涵。泰纳的名著《艺术哲学》说“文学是文化的最早而最优秀的成果”。 《儒林外史》中形形的知识分子形象，林林总总地折射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层层面面，可以说《儒林外史》是一部文化小说，它表现知识分子的心态，透过对那些心态的或褒或贬折射中国传统文化。
从19世纪末叶开始，在将近百年的时间里，中国的精英激进层或主流层，时强时弱或显或隐地对自己的传统文化抱偏激的态度，影响了几代人。近20多年来情况在一步步好转，特别是最近两年来的新领导，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肯定和弘扬，达到空前的高度，迎来了中华文化复兴的曙光。与《儒林外史》关系比较密切的许多文化问题都经历了重新评价的过程，我略举数斑以窥全豹。
第一，儒家。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主干的儒家学说，讲的是一套治国安民的理念。从主体意识方面说，人伦道德是其核心;从社会效应方面说，经世致用是其主线。综合起来就是内修圣德，外行王道，概括为“内圣外王”。经世是儒家不同于道家、佛家的最重要特色，讲人伦道德如果抽去了经世这个目的，那就不是纯粹的儒士;但经世如果离开了人伦道德这个核心，那就失去了儒士的真义。
对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的态度，从历史上看，要一个制度和政权时，就要批判儒家，而要巩固一个制度和政权时，就要尊崇儒家。
1974、1975年“批林批孔”、“批儒评法”大浪袭来，顺之者存逆之者亡。由皖省“革委会”安排，我任教的安徽大学和滁州、全椒地方联合组织了一个关于《儒林外史》的写作组，我与地方的一些同志，就《儒林外史》对儒家思想的态度这个问题，辩论了三天。当时只有“反儒”才是进步的，如果承认《儒林外史》以儒家思想为主导，这部小说就会被否定。所以地方的某干部就坚持要说《儒林外史》是“反儒”的，这样才符合“批儒”的潮流。当时我就觉得这不符合《儒林外史》的实际，《儒林外史》的主导思想确实是儒家的。我们辩论了三天，也没有结果，只好推迟成书、出书。但是我体谅他们的心是好的，官办的写作组，为了保护《儒林外史》，不得不顺应。我讲这段经历绝不是要揭人之短，如果那样，就有悖仁恕。回顾历史仅为说明：现在承认并肯定该小说的儒家思想，是经历了曲折的。
远自五四时代，那时的先锋意识觉得中国要现代化，就一定要“打倒孔家店”、批判儒家。但后来的事实不是这样的，你看“亚洲四小龙”，没有打孔家店，没有批判儒家，照样实现了现代化。西方有学者把世界的资本主义分为两类，一类是基督教资本主义，把亚洲的这些叫做儒（家）教资本主义，比如在新加坡这类国家中，儒家文化传统占了很重要的位置。
这就使中国知识分子不能不考虑了，对孔子、对儒家的态度逐步发生了很大变化。我国2005年起，对外汉语教学单位以“孔子学院”命名，这标志着对孔子儒家的态度变了。原计划五年内在世界上建立100所孔子学院，实际上，从2005年到2006年的一年间，已经在世界上建立了108所孔子学院，五年计划一年就完成了，这反映出世界对中国文化的热情。2005年我在中央电视台第4频道做过一个节目，叫“中国打什么样的文化名片”。央视4套是国际频道，当时他们在国际范围对观众作了一个问卷调查：你们认为最能代表中国文化形象的是什么？被调查的人们提供了30多种中国文化形象的代表，后来投票，排在第二位的是龙，排在第一位的是孔子，孔子的得票率是百分之六十几。中国从主流层面到普通知识分子，对儒家、对孔子的态度看法正在发生很大变化。这样的变化必然要反映到对《儒林外史》的评价中。
《儒林外史》并不是光写范进、周进这种人，也写了很多真儒形象，如庄绍光、迟衡山等。对真儒形象怎么评价？我们过去是偏于贬低，不敢放胆肯定这些人，儒家都被否定了，这些体现儒家思想的真儒不是也该否定么。现在我们回头看，这些真儒形象反映了传统社会中正直知识分子的精神探求。我觉得《儒林外史》中隐括全书的王冕形象以及庄绍光形象，其社会理想基本上都是沿着孟子思想发展来的。
四书五经， 过去被视为封建落后文化的代表，属于扫荡之列。尊孔读经是过去鲁迅一再批判的，现在在迥异的历史背境下，出现了“国学热”，有称四书五经为“永恒的经典”，提倡读经诵经。我们要承认四书五经作为儒家思想的代表作，并不是应该扫荡的糟粕，其中有许多精华，应当好好继承和弘扬。《儒林外史》中科举制度都是以四书五经为教材，以朱熹的解读为答案标准的。现在科学地对待这些儒家经典，也必然影响到对科举制度和《儒林外史》的评价。
第二，民本思想。 民本，以民为本，这是传统的很重要的思想，也是儒家思想中的精华。过去认为民本思想是虚伪的，它的客观作用是麻痹阶级意识，调和了阶级矛盾和斗争。开始就批判清官，批判海瑞。认为清官是麻痹阶级意识的，贪官反而能激发阶级斗争。现在对民本思想的评价已经翻了个个儿，2007年教育部写作组写的文章中就对民本思想作了两个方面的肯定：一是承认民本思想对抑制过度的剥削和压迫、对保护生产力的发展有重要作用;二是作为伦理原则是中华民族的思想瑰宝，其中无疑包含着我们今天仍然必须继承、借鉴乃至弘扬的积极内容。现在已经把以人为本作为治国执政的理念。《儒林外史》以民本思想为根底，这是优秀传统文化的底色，是精华中基本的东西。
第三，仁义、仁政。 跟民本思想相联系的是仁义、仁政理念。儒家并不像道佛那样笼统看破功名富贵，正统儒家认为“士志于道”，应当以“道”的承担者自居，以道自任，整个价值取向必须以道为最后的依据。这样，在出仕的问题上，所当考虑的应是道的得失而不是个人的利害，即所谓“谋道不谋食”、“忧道不忧贫”，进退、出处的大节都应当以道为依归。儒家愿意接受“必以其道得之”的富贵。“道”的内涵是什么？在正统儒家看来，其核心是仁义。
王冕形象的塑造，受孟子思想的影响至深。孟子在政治上主张“王道”，反对“霸道”。行“仁义”、“仁政”，是他王道的核心内容。《儒林外史》写朱元璋得了金陵，立为吴王，到诸暨乡下拜访王冕，征询“浙人久反之后，何以能服其心？”王冕道：
若以仁义服人，何人不服？岂但浙江。若以兵力服人，浙人虽弱，恐亦义不受辱，不见方国珍么？
这种思想本于孟子。孟子继承发展了孔子的学说，不仅重视仁，还强调义。“仁义”不仅可以概指道德，不仅用于人伦，它也是社会政治的最基本价值，成为社会理想。正统儒家的这种仁义，既是王冕，也是吴敬梓《儒林外史》里政治社会思想的核心。
第四，礼治、礼乐。 儒家政治思想的核心，与仁义相联系的是礼治。孔子将礼说成仁的外在体现，又把礼乐作为一对互为依存的范畴来倡导，“乐”怡情养性，将仁、礼内化于心。“制礼作乐”，礼乐文化，其意义包罗广大，不仅有外在方面的一整套秩序规范，并逐渐演化为特定的法规、制度;而且发展了与内在心性情感的联系，并越来越强调它是前者的基础，强调通过陶冶性情、涵养德性、调节情感，变原始性的生命为道德性的生命，达到人际和天人的和谐。
制礼作乐是儒士的本分。迟衡山体现了儒士的这种原始的基本性能，他是很地道的真儒。当正统儒家的理想已被假儒高翰林认为只能充当修饰文章的“词藻”、不能“当真”的时候，迟衡山仍然迂执地以制礼作乐为己任。他不满意“而今读书的朋友，只不过讲个举业，若会做两句诗赋，就算雅极的了，放着经史上礼、乐、兵、农的事全然不问！”他标举的“礼乐兵农”，是后儒们强化农业文明的模式，成为《儒林外史》中真儒的政治理想。在以农为本的时代，富国之路主要是发展农业。如果说“兵农”讲的是富国强兵，那么“礼乐”就是精神文明了，是传统的文化。迟衡山说，朱元璋“定了天下，大功不差似汤武，却全然不曾制礼作乐”。庄绍光朝见时，小说通过皇帝之口，也把“士大夫亦未见能行礼乐”作为当世的两大不足之一。可见当初王冕的建言并没有实现。在礼乐式微之时，迟衡山秉承儒家的正统，为往圣继绝学。他决计弘扬泰伯精神，他说：
我们这南京，古今第一个贤人是吴泰伯， 却并不曾有个专祠。……要约些朋友，各捐几何，盖一所泰伯祠，春秋两仲，用古礼古乐致 祭。借此大家习学礼乐，成就出些人才，也可助一助政教。
习学礼乐、成就人才、俾助政教，这是儒家“为国以礼”的礼治思想的正宗，也体现了儒家内修圣德、外行王道的总思路。《儒林外史》结构的顶点是“泰伯祠大祭”，知识分子们都集中起来祭泰伯祠，那就是礼乐文明的典礼、礼乐文化的理想。
第五，人伦、德化、孝道。 在精神文化层面，西方文化重宗教，中华文化重人伦。中国是无“国教”，而有“国德”：没有国人普遍信仰的宗教，而有国人普遍崇尚的伦理道德。西方提到信仰，一般指，儒家提到道统，重在纲常伦理。我们以伦理道德作精神家园，我们的精神家园不在彼岸的天堂，而在此岸的天伦。天伦之乐，这是华人的“福”，华人的天堂。最明显的物态表现如：西方的村镇设教堂，我国传统的村镇有祠堂，祠堂是彰显人伦的。西方小说常涉及教堂，我国的《儒林外史》则常涉及“祠”，泰伯祠大祭之外，五河县的“节孝祠竞赛”也是一场人伦孝道对势利的博弈。
礼治总与德化相联系。虞博士就从事“以德化俗”。与“外王”相对应、相联系的是“内圣”，“仁”在内在方而则突出个体人格的主动性和独立性，注重个体人格的塑造。吴敬梓着重描绘王冕等人对人格完善的追求。
孝悌是仁义在内心的根据。《孟子・尽心上》：“亲亲，仁也;敬长，义也;无他，达之天下也。”把孝悌之心推布天下则天下行仁义。所以吴敬梓笔下的肯定性人物无不孝悌。王冕就事母至孝，他的寡母靠做针线活供他念了三年书，无力继续，想让他去放牛，商之于他。他说：“娘说的是。我在学堂里坐着，心里也闷，不如往他家放牛，倒快活些。假如我要读书，依旧可以带几本去读。”想方设法主动解除母亲的歉疚心情，小小年纪善体亲心如此。此后，“或遇秦家煮些腌鱼、腊肉给他吃，他便拿块荷叶包了来家，递与母亲。”赤子的孝心感动得评点者天目山樵“下泪”，华约渔“堕泪”，黄小田于此则评曰：“盖未有不孝而可称名士者。”
过去论证杜少卿和贾宝玉还不是“新人”的论点之一是：他们还没有咬断儒家传统的脐带，例如还奉行孝道和其他传统道德。杜少卿对父亲、父执（如韦四太爷）、对孝子孝女都非常敬重，虞博士等肯定性人物无不如此。现在我们肯定“传统美德”、肯定孝，践行孝道不是他们的弱点而是他们的优点，这些传统美德本来就应当继承并弘扬。
同时，余大先生为挣钱安葬父母而接受贿金，余二先生讲悌道而瞒赃，反映出孝悌也还需以仁义为准绳。
第六，中庸之道。 曾经流行的话说“矫枉必须过正”，“”中专门批判中庸之道。中庸讲什么呢？庸，就是平常，保持平常心，也就是不偏激的正常心态。我逐渐体会到，保持平常心可不是件容易的事，要很平正、很理智，才能客观。人很容易偏激，当他钻到某牛角尖时，就容易偏了。中，就是不偏不倚，孔子有句话说“过犹不及”，中就在这里，保持在无过无不及的尚中境界，不走极端，这实际是要求掌握好“度”。要把握好度，就要掌握好客观情况，对客观情况的估计是“中”，然后采取的对策也是“中”，执行政策都要适度，避免矫枉过正。虽然有时候，由于水平、经验不够或当时的客观环境，很难避免矫枉过正，但主观意识上不能说“矫枉必须过正”，特别是当我们掌握了主动权的时候，成为领导者的时候，我们更必须掌握好度。一“过”有时就要冤枉千百万人。过去搞“”大批判，有些人我还真是“佩服”得很，什么事在他们手里都能上纲上线，拔得很高。其实，任何事无限拔高、上纲上线都不是真水平，恰如其分才是真水平。现在对中庸就重新评价了，最近有些书专门研究中庸，把中庸提得非常高，不仅是对世界的正确掌握，而且是一种思维方式。这跟研究《儒林外史》很有关系，《儒林外史》中的一号理想人物虞博士，他的为人就是中庸，在一定程度上作者也是以中庸的态度来对待所描写的人物，做到“嫉恶不仇人”。
第七，天人和谐。 中华传统文化认为人是自然的产儿，强调人的行为与自然的协调，道德理性与自然理性的一致。这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基本观念、基本特点，也成为《儒林外史》的基本理念。虞博士的人生境界就是乐天知命、天怀淡定。
历史人物王冕原工画梅，为了把他塑造成人与自然和谐交融的一个范例，改为画荷，让七泖湖畔的湖光荷色陶冶他幼小的心灵，让他体悟到“人在画图中”――人与自然相融相通的意境，并对他人生哲学的形成、人生道路的选择发挥启蒙性的作用。“王冕画荷”围绕着他的景物描写，那“苞子上清水滴滴，荷叶上水珠滚来滚去”的荷景，细腻传神、生气灌注，饱含着返归自然的气韵，不仅使王冕爱上自然，也是王冕能出污泥而不染的高洁人格的写照。那么普通的景色，表现得那么自然、淡雅，充满了生命的情趣，充满了灵动的情志。物的形象是人的情趣的返照，这种意境显现着王冕的人生境界，超越特定社会性的限制，心灵与自然契合，在感性自然中体现天人合一。
第八，科举制度。 在1905年废除科举制度的新潮流中，胡适于1920年首先指出，批评八股科举是《儒林外史》全书的宗旨。这个说法影响了以后几十年的研究。有人把《聊斋志异》和《儒林外史》作比较，说《聊斋》只是批评了科举制度的弊端，而《儒林外史》是根本否定科举制度，所以《儒林外史》很高明。把否定科举制度彻底不彻底作为衡量《儒林外史》思想性高低的标志，就有失偏颇了。
让我们用中庸的态度，用平常的心态来看科举制度到底是怎么回事。科举，就是通过一定科目的考试举拔人才、充任官吏。中国的官吏选拔制度在隋唐以前的魏晋南北朝实行的是九品官人法，选拔任用官吏专重门第、身份，也就是血统，造成“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状况。
隋唐时出现了科举制度，不按血统门第，而按科目考试的成绩来举拔人才，这是历史的大进步：其一，至少在逻辑上肯定了知识、学问的价值高于贵族的世袭身份、血统，在客观上有利于提高知识学问的地位。其二，科举考试对全社会所有等级开放，像范进那样的乡村穷读书人也可以参加，各等级的人可以通过科举考试改变自己的等级地位，挤入上层社会，甚至可以“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般挤入统治集团。“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知识可以改变命运。在逻辑上打破了世族地主对封建政权的绝对垄断，在理论上承认在考试面前、在学问面前人人平等。其三，汉代实行过察举制度，由州郡根据“乡曲”的舆论来推荐。有点像“”中实行的推荐工农兵大学生，这种举荐从理论上可以避免一考定终身，但是举荐需要有很好的外部条件：公正的社会环境、健全的地方行政制度、正直的执行官吏等等。这些条件不具备，如果被有权有势有钱的人所左右，结果更不公平。相比较之下，考试还是相对最合理、最公平的办法，只要做得好。中国的科举制度是世界上最早的文官考试制度，欧洲传教士发现后大加赞赏，19世纪前后英国人学会了考试，后来传到其他国家。当然，世界上任何制度都是有一利必有一弊，没有绝对的好，科举制度有许多弊端，特别是到了明清被套上僵硬的八股制艺的躯壳，成了八股科举，问题就更大了。它是为封建帝制服务的，随着封建帝制而终结，但考试这种办法本身并没有终结而继续下来。只要有考试，就必然有优胜劣汰，有侥幸有失落，有周进、范进式的心态。我们需要采取其他措施来减轻其负面影响，而不是否定考试本身。
第九，儒释道关系。学术界一般多注重《儒林外史》与儒家及儒家系统的思想家的渊源关系，即便论及小说中的佛道情节描写，也只肯定其批判性的意义。1981年我写了《吴敬梓与魏晋风度》一文（《江淮论坛》1981年第5期发表时被改名《吴敬梓与竹林名士》），为学术界广泛认同。1998年第1期《文学遗产》发表我的《儒林外史里的儒道互补》，国学大师张岱年先生在《人民日报》1998年4月10日就发表《读<儒林外史里的儒道互补>》备加揄扬。后来我的目光又扩及小说中的儒道佛三家。
隋唐以降，儒、道、佛三家既相互争辩，又相互影响、相互融合，以儒为核心形成三家合流、三位一体的文化共同体。儒释道三家互容相渗，共融为传统文化，呼吸这样的文化并溶入血液，士大夫的血管里难免有佛老的因素。它们融汇而流淌于士大夫的血管。通过士大夫心灵而创造出来的文化艺术作品，特别是文化意蕴浓厚的作品，其中往往既有儒家的元素又不乏道家和佛（禅）家的元素。故凡深入士人灵魂的人物描写，都难免涉及儒、道、佛的思想。我们不仅要看到《儒林外史》里对否定性人物的佛道活动，也即佛道中的糟粕部分，给予嘲讽;还要看到作者和许多肯定性人物形象的精神世界里有道佛（禅）的因子。
从主导倾向说，儒家是入世的，道、佛两家或避世或出世，与儒家轨辙异趋。但三家都越来越表现出“内在超越”的倾向，越来越重视“修心”，将外在的修养转向内在的修养。唐以后在士大夫中盛行的禅宗，改变了早期佛教那种用外在的戒律叫人出世苦行的禁欲方式，强调“本心即佛”，引向在现实生活中实现超越现实的境界。道家改变了自放陵薮才算隐逸的观念，着重追求精神上的自由，神放重于形放，心隐重于身隐，流行开“大隐”、“小隐”之说。这么一来，突破了入世与出世、仕与隐的外在的对立，为三家的合流拆除了外在的有形的藩篱。
儒与道、佛（禅）合掺互补，实际上是传统社会士大夫精神上的生态平衡学。儒家思想作为中国封建社会文化的主干，支配着士大夫的社会观念和伦理观念。而道、佛两家所宣扬的，以自我精神解脱为核心的适意人生哲学，以及像闲云野鹤一般自然恬淡、无拘无束的生活情趣和清净虚明、无思无虑的心理境界，对封建社会后期的士大夫有着巨大的吸引力和渗透力。他们常常以老庄与禅宗哲学中的相对主义为基础，来求得精神上的超越和解脱，通过修心、养气等方法加深涵养，以克制、忍让求得内心世界的平衡，保持感情与心理的和谐稳定。就个人说，这确是养生之道。内在心性上的澄澈虚净、澹泊寡欲，就会表现为外在风度上的雍容大度、宽厚谦和，与人无争、怡然自乐，汰尽浮躁、归复天然。“天怀淡定”的虞博士形象反映了这样的文化人格追求，所以为士大夫所推崇。
第十，中西文化的比较。有比较才有鉴别，在与西方文化的比较中更能体察《儒林外史》所反映的中华文化的特点。我很想写“中西两博士――虞育德和浮士德”，在拙著《儒林外史研究》一书里曾概略地论及：
虞育德的乐天知命中也含有“天无绝人之路”的旷达和自信，同时又不对现实作超过客观可能性的过高要求，只把自己的欲愿限制在必然性许可的范围内，从而获得一定的自由感觉。这也就是能动地适应、遵循自然和社会规律而不作非分之求。
这种“虞育德精神”跟西方资本主义上升和发展时期的“浮土德精神”很不一样。
浮士德是永不满足、不断追求：
他野心勃勃老是驰鹜远方，
也一半明白自己的狂妄;
他要索取天上最美丽的星辰，
又要求地上极端的放浪，
不管是人间或天上，
总不能满足他深深激动的心肠。
（歌德《浮士德》第1部《天上序幕》）
他厌弃了中世纪的知识，就去追求尘世的官能享受;与小市民少女幽会酿出悲剧，他就去追求宦途的成功;未得到皇帝的器重，他就去寻求古希腊的美女;海伦化为云气而去只留下衣裳，他就去辟土、贸易……一种欲望既偿，就唤起新的欲望;一种要求达到，就萌生新的要求。这种外向的人生追求，其生命的支撑点不在生命自身之内，而在生命自身之外，其终极目标不在某种满足，而在无限地追求，如果停止追求就是生命的终结。他正是以自己的永不满足作标的，与魔鬼打赌：什么时候他满足了，他的灵魂就输给魔鬼。可见满足就会转化为空虚、失败，人生的意义只在无尽止的过程中，永远不能有宁止，当然也就永远不知道什么叫乐天知命、知足常乐。
虞育德博士则不把生命的支撑点偏向外面去，他有遥远的向往，但同时也可以当下即是。他的生命途程是无限的，但同时也可以随时随地宁止，由自敛而求得自足安谧，无往而不自得。福的境界不是从强力战斗中夺取，也不在遥远的将来或虚幻的天堂、来世，只在当下的现实，知足常乐，安享他眼前分内的安乐。钱穆称中国传统的人生观是一种现前享福的人生观，认为西方文化精神是富强动进，中国文化精神是安足静定。西方是外倾型的，主斗争、征服，富而不足，强而不安;中国是内倾型的，主协调、融和，足而不富，安而不强（《人生十论》、《文化学大义》）。在笔者看来，浮士德与虞育德正好分别体现了这两种不同的文化精神。
就像传统文化之复杂一样，作为其表征的虞博士形象也颇复杂，其中积淀着传统文化的许多优点和弱点、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索，需要我们作两重性的剖析，既不能简单否定，也不可盲目肯定。虞博士精神大体上可以说：利于矛盾的统一，不利于矛盾的斗争;适于维护稳定发展，不适于激励竞争拼搏;适于协调群体和谐，不适于激发个体奋进;适于保养身心康泰，不适于激扬刚猛蹈厉。或者说，在推进社会变革、个体进取等方面，它缺少驱动作用，显得保守;而在抑制贪欲、促进和谐、讲求德性、平衡身心等方面，它有可汲取的合理养分，所以吴敬梓悬以为镜，来照射科场世途势利场中狼奔豕突之辈。这个形象，植根于传统文化的土壤中，在传统社会里是容易为人体认的，于今显然已生疏，但在今人的客厅里，还常见到“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难得糊涂”之类的格言，宴席上也常听到“平平淡淡总是福”，“高官不如高薪，高薪不如高寿，高寿不如高兴”之类的高论，它们难道就没有“虞博士精神”的血统？
关键词：《儒林外史》 章回题目 目的论 英译
一、引言
文章标题的翻译历来是翻译理论和实践中的难题，因为标题不单单是词素的聚合，更凝聚或暗含着整篇文章的中心内容。翻译中国古典章回体小说章回题目更是如此，因为其本身平行对仗、合辙押韵的特点以及作为章回题目所起的信息功能、美感功能和祈使功能，要对其进行全面翻译，对译者来说确实是个不小的挑战。本文通过对比《儒林外史》原文以及杨宪益和戴乃迭的英译本的章回题目，探讨杨氏在翻译章回题目时目的论对其翻译策略的影响。
（一）《儒林外史》简介
《儒林外史》为清代小说家吴敬梓所著章回体小说，小说通过描写形形读书人的精神状态和言行举止，展现他们的贪婪与堕落、伪善和丑陋、偏狭与迂腐、失落和苦闷，以此揭示封建科举制度的堕落和黑暗，讽刺和批判封建社会科举制度及其道德观。小说假托明代，实际反映的是康乾时期科举制度下读书人追求功名的现象和他们的真实生活状况。小说语言简洁、风格鲜明，是中国古典讽刺文学的杰作。小说共分55回（也有50回和56回之说），20世纪50年代，我国著名翻译家杨宪益及其妻子戴乃迭将其译成英文。
（二）章回题目
章回体小说是在宋元话本文学形式的基础上形成的一种文学体裁。一般来说，章回体小说将全书分为若干章节，每章节称为一回，每回都有一个题目概括本回内容，称为章回题目。作为中国经典文学独有的艺术形式，章回题目具有以下特点：第一，从字数上看，基本上都是14个字，每句各7个字，如同一副对联，对仗工整；也有使用16个字的，上下联各8个字。第二，章回题目不仅出现在目录里，同时也出现在每回起始处，以唤起读者注意和阅读兴趣。第三，章回题目经过作者精心润饰，言简意赅，通俗易懂，不仅浓缩了本回故事情节，往往还透露出故事中的人物性格以及作者的爱憎情感和观点立场。
二、理论依据
（一）目的论
汉斯·弗米尔（Hans Vermeer）于1978年提出目的论，他认为翻译就是在译入语情景中为某种目的以及译入语受众而产生的语篇，指出正是翻译的预期目的决定着整个翻译过程。目的论的理论基础在于：决定任何翻译过程的首要原则是翻译活动的预期目的（Nord，2001）。在目的论中，原文本的地位远不如其在之前的那些翻译理论中的地位。该理论认为原文本只是为译者和读者提供信息，翻译行为的预期目的而非原文本是影响译者做出某种决定的最重要标准，也正是以此为依据，译者决定原文本中哪些信息是有用的、充分的、应保留的，哪些是不必要的、可以删除的。
（二）目的论的原则
目的论有三大原则，按其重要性来说，第一原则就是目的原则。正如赖斯和弗米尔（1984）提倡的“目的决定方法”，目的原则认为翻译目的决定翻译行为。翻译行为可以有多个目的，但通常指译文的交际目的，即“译文在译入语社会文化语境中对译入语读者产生的交际功能”（Venuti，2001）。因此，译者应在给定的翻译语境中明确其翻译目的，并为实现这一目的灵活选用翻译方法——直译、意译或两者并举。
在这一原则基础上，弗米尔又提出了两个原则，分别是连贯性原则（coherence rule）和忠实性原则（fidelity rule）。连贯性指译文必须符合语内连贯（intra-textual coherence）标准，即译文对于其读者来说应具有可读性和可接受性，能够使读者理解并在译入语文化以及使用译入语的交际语境中产生意义。因此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应将译入语文化考虑在内，并为使译入语读者更好地理解文本做出必要的改变。
忠实性原则也叫语际连贯（inter-textual coherence）原则，指原文与译文语际之间应连贯一致，因为译文是原文信息的另一种呈现，译文不可能脱离原文，两者之间必然存在某种联系。原文本和译入语文本之间的连贯性取决于译者对原文本的理解和其翻译目的。这就意味着：一方面，译入语文本必须具有可接受性；另一方面，译入语文本必须忠实于原文本。
目的论被普遍认为是德国功能翻译流派最重要的理论，它抛开了对等翻译的限制，赋予译者主体性更重要的地位，正因为如此，目的论解决了很多新的翻译问题并极大地拓宽了翻译研究领域。
三、对《儒林外史》章回题目翻译的研究
目的论的一大优势在于它使根据不同翻译目的对同一个原文本采用不同的翻译方法成为可能。下文通过分析《儒林外史》中部分章回题目的翻译来考察翻译目的如何决定译者的翻译策略。
（一）称谓语的翻译
称谓语是指说话人在语言交际过程中用于称呼受话人而使用的人称指示语。称谓语往往鲜明地体现着作家的创作意图，寄托着作家的爱憎情感，并预示着人物的性格和命运。《儒林外史》的章回题目中使用了20多个称谓语，这些称谓语是中国古代独一无二的，因此，如何将其译成英文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根据弗米尔的目的论，翻译的预期目的而非原文本才是翻译的中心，翻译的预期目的决定翻译策略。“杨氏翻译《儒林外史》的目的就是向英语国家的读者介绍中国清朝时期特有的士文化，尽最大可能展示原汁原味的、地道的中国文化。”（曾奇，2004）杨氏在翻译《儒林外史》章回题目的称谓语时，首先尝试在译入语中找到其相应的中文表达方式。例如：
（1）王孝廉村学识同科 周蒙师暮年登上第 （第二回）
Provincial Graduate Wang Meets a Fellow Candidate in a Village School. Zhou Jin Passes the Examination in His Old Age
（2）范学道视学报师恩 王员外立朝敦友谊 （第七回）
Examiner Fan Examines the List of Candidates to repay His Patron’s Kindness.Secretary Wang in the Ministry of Works Shows Kindness to a Friend
（3）鲁翰林怜才择婿 蓬公孙富室招亲 （第十回）
Compiler Lu Chooses a Brilliant Son-in-law，and Qu Xianfu Marries into a Rich Family
（4）汤总镇成功归故乡 余明经把酒问葬事 （第四十四回）
His Work Accomplished，Brigade General Tang Goes Home. Senior Licentiate Yu Discussed Burial Customs at a Feast
“孝廉”是明清时期对通过乡试的读书人的雅称，与西方国家的“provincial graduate”等同。“学道”也称“学政”，是古代主持院试的官员；第七回题目中出现的“员外”不是正式官员，而是较高贵的侍卫官。明清时期为帝王编撰和翻译书籍的官员称为“翰林”，杨氏将它们分别译为其英文对等词“examiner”“secretary”和“compiler”，非常贴切。“总镇”也叫“总兵”，是中国古代负责镇守边关的军衔，译成“Brigade General”清晰地表达出原文含义。“明经”是从乡试中择优选拔进入国子监学习的秀才，“Senior Licentiate”很好地传达了原文的文化含义，使译入语读者心领神会。
从上例可以看出，杨氏通过对等翻译某些中国古代称谓语，准确地向西方读者介绍了中国文化。
《儒林外史》中有些称谓语在英语中没有对等词，为了让译入语读者更好地理解小说内容，杨氏直接用相应的人名代替。如下例：
（5）王孝廉村学识同科 周蒙师暮年登上第 （第二回）
Provincial Graduate Wang Meets a Fellow Candidate in a Village School.Zhou Jin Passes the Examination in His Old Age
（6）王观察穷途逢世好 娄公子故里遇贫交（第八回）
In which Wang Hui Meets a Friend in Need，and the Lou Brothers Come upon a Poor Acquaintance
（7）葬神仙马秀才送丧 思父母匡童生尽孝 （第十五回）
Ma Chunshang Attends the Funeral of an Immoral， and Kuang Chaoren Proves Himself a Filial Son
（8）圣天子求贤问道 庄征君辞爵还家（第三十五回）
The Son of Heaven Consults a Worthy Man，but Zhuang Shaoguang Declines All Posts and Goes Home
虽然上述译法有损原文作者想传达的意思，使译入语读者无法获得与原文读者等量的语义信息和艺术享受，但译文的最终服务对象是译入语读者，如过分尊重源语文化，不顾译入语读者的文化背景和接受能力，必然会损害译文的连贯性和可接受性。如此翻译不失为一种使译文更简洁、连贯的办法，而且也便于西方读者记住这些人物。
另外，杨氏出于忠实于原文的深层考虑，对一些称谓语进行了具体化的翻译。如：
（9）王秀才议立偏房 严监生疾终正寝 （第五回）
The Wang Brothers Deliberate How to Make a Concubine the Mistress of the House.Yan Dayu Dies
（10）王观察穷途逢世好 娄公子故里遇贫交 （第八回）
In which Wang Hui Meets a Friend in Need，and the Lou Brothers Come upon a Poor Acquaintance
（11）鲁小姐制义难新郎 杨司训相府荐贤上 （第十一回）
Qu Xianfu’s Wife Embarrasses Him by Asking Him For an Essay，and Instructor Yang，Recommends a Man of Worth to the Prime Minister’s Household
例（9）、例（10）中的“王秀才”和“娄公子”译成了“the Wang Brothers”和“the Lou Brothers”。
从语法上看，“王秀才”和“娄公子”都是单数形式，杨氏之所以将其译成复数，主要出于第五回和第八回中对正文内容的考虑。第五回主要讲述死了妻子的严大育想把小妾扶正，所以他同其妻子的两个兄弟王仁和王德商量，因此这里的“王秀才”指的是王氏两兄弟。同理，“娄公子”实际上指的是娄氏两兄弟娄琫和娄瓒。在第十一回，杨氏并没有把“鲁小姐”译成“Miss Lu”，因为这位鲁小姐已经婚配了，也没有译为“Mrs.Lu”，因为这样一来读者会误以为她夫姓鲁，为了不使读者疑惑，杨氏选择将其译为“Qu Xianfu’s Wife”。
（二）地名的翻译
从《儒林外史》章回题目中地名的译法可以看出杨氏翻译深受目的论的影响。现举例如下：
（12）爱少俊访友神乐观 逞风流高会莫愁湖 （第三十回）
In which a lover of Handsome Youth Seeks a Friend at Divine Pleasure Temple，and a Splendid Contest Is Held at Carefree Lake
（13）常熟县真儒降生 泰伯祠名贤主祭 （第三十六回）
A True Confucian Is Born in Changshu County. A Worthy Man Becomes Master of Ceremonies in the Temple of Tai Bo
（14）虞秀才重修元武阁 方盐商大闹节孝祠 （第四十七回）
Licentiate Yoo Repairs Yuanwu Pavilion. Salt Merchant Fang Shocks Scholars at the Enshrining of Virtuous Women
（15）国公府雪夜留宾 来宾楼灯花惊梦 （第五十三回）
A Guest Is Entertained One Snowy Night at the Palace. A Girl Has an Unlucky Dream at Welcome Pavilion
显然，上述几例中，杨氏采用了翻译地名时最常采用的音译法和直译法，将“常熟县”“神乐观”“节孝祠”分别译成“Changshu County”“Divine Pleasure Temple”“the Enshrining of Virtuous Women”。通过音译和直译，译文成功地保留了中文地名中所含的意象。但是也有例外，如：
（16）季苇萧扬州入赘 萧金铉白下选书 （第二十八回）
Ji Weixiao Takes a Second Wife in Yangzhou.Xiao Jinxuan Compliles a Book in Nanjing
（17）诸葛佑僧寮遇友 杜慎卿江郡纳姬 （第二十九回）
Zhuge Tianshen Meets a Friend in the Priory， and Du Shenqing Takes a Concubine in Nanjing
（18）庄濯江话旧秦淮河 沈琼枝押解江都县 （第四十一回）
Zhuang Zhuojiang Talks of Old Times at Qinhuai River.Shen Qiongzhi Is Taken under Arrest to Yangzhou
目的论认为，原文本只是为翻译提供材料，而不是其终极标准。因此，译者可以根据其翻译目的对原文本做相应的改动。“白下”“江郡”和“江都县”都是古地名，即便对中国读者来说都是陌生的，更别说西方读者了。因此，为了便于读者理解，杨氏将其译为更常见的地名“南京”和“扬州”。
（三）典故的翻译
《儒林外传》章回题目中包含一些中国文学、传说、民俗和社会风俗等典故。典故翻译是译者翻译工作中的难题，因为翻译这些典故也就意味着把中国的文化、文学和艺术介绍给西方读者。为了弥合两种文化之间的差异，使译入语读者更好地了解原文语言文化，译者翻译策略的选择尤为重要。如下例：
（19）王秀才议立偏房 严监生疾终正寝 （第五回）
The Wang Brothers Deliberate How to Make a Concubine the Mistress of the House.Yan Dayu Dies
“偏房”最初是指正屋旁边的房间，后来亦指小妾。作者采用归化法将“偏房”译成“Concubine”，恰如其分地表达出了这层意思。
（20）匡超人高兴长安道 牛布衣客死芜湖关 （第二十回）
Kuang Chaoren Meets Good Fortune in the Capital. Niu Buyi Dies Far from Home Wuhu
“长安道”出自五代无名氏《贺圣朝》词“长安道上行客，依旧利深名切”，旧喻名利场所，这里原文作者将“南京”比喻成“长安道”——追逐名利之地。显然如果杨氏按字面意思翻译成“the Chang’an Road”，那就大错特错了，因为匡超人要去的是南京，是当时的首都。根据目的论的观点，译文必须有意义并能被译文读者理解和接受，所以，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可以根据翻译目的对原出适当改动以提高译文的可接受性。杨氏在翻译时将其还原成“Capital”便于译入语读者理解。
（21）议礼乐名流访友 备弓旌天子招贤 （第三十四回）
Scholars Meet to Speak of Music and Ceremony. The Emperor Summons a Talented Man
“弓”和“旌”是中国古代士兵入伍时所用器具，后常用来指代入伍服役。显然，西方读者并不熟悉这一文化现象，若将“弓”和“旌”译成其在英语中的对等词“bow”和“flag”势必不能传达原文意思，因此杨氏在翻译时直接去掉这两个字，在不损害原意的基础上简化译文。
（22）翰林高谈龙虎榜 中书冒占凤凰池 （第四十九回）
A Hanlin Discourses on the Examinations. An Impostor Masquerades as an Official
“龙虎榜”出自《新唐书·欧阳詹传》：“举进士，与韩愈、崔群、王涯、冯宿、庚承定联第，皆天下选，时称‘龙虎榜’。”龙虎榜实为科举榜，我们熟知的欧阳詹、韩愈和李绛等都曾登上此榜。魏晋南北朝时设中书省于禁苑，掌管机要，接近皇帝，故称中书省为“凤凰池”。这等典故必然为西方读者所不知，所以杨氏巧妙避开了这两个文化词，仅译其本意。
通过例（21）和例（22）可以看出为了使西方读者理解小说内容，杨氏通过删减文化词，减少了译文中的文化内容，也改变和简化了原文文化内涵。
四、结语
目的论认为，任何翻译活动都是受其预期目的支配的，更准确地说“功能性目的译文本的生成总是和源语文本保持一定的关系，这一关系由译入语文本的预期目的或功能决定（翻译目的论）”（Nord，1991）。在英译《儒林外史》的章回题目时，杨氏采取了几种不同的翻译策略来实现其翻译目的，所有这些翻译策略都是必不可少的，又是相辅相成的，没有哪一种方法可以独立解决所有的翻译难题。
本研究还存在一些不足之处，研究深度和广度还不够，要深入考察目的论对译者翻译策略选择的影响还应收集更多的例证。另外，本研究是在目的论框架下进行的，不可避免地存在局限性，若要进一步研究《儒林外史》章回题目的英译问题还应引入其他翻译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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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林外史》是一本长篇讽刺小说，主要写了清朝的一些读书人观念是读书只为了当官，心中只认为“书中自有黄金屋”，所以，只有极少的官是清官。
《儒林外史》中，我最喜欢的是“王冕的故事”，“王冕的故事”主要写了元朝末年，有一个人叫王冕，在诸暨县乡村居住；七岁时死了父亲，他母亲做些针线活，供给他到村学堂里去读书。王冕在隔壁人家放牛，每月给他几钱银子，还一边放牛一边读书，在这样的环境下，他12岁，就对天文、地理、经诗、了如指掌，无所不通。
一天雨后，王冕来到湖边，湖里有十来枝荷花，花苞上清水滴滴，荷叶上水珠滚来滚去。王冕一看从此对画画感兴趣了，初时画得不好，画到三个月之后，那荷花精神、颜色无一不像，就像是湖里长的。路人见画得好，也有拿钱来买的。王冕得了钱，买些好东西孝敬母亲。
长大后，朝廷让王冕当官，王冕执意不去，躲在了深山。我觉得王冕清高孤傲，不同留和污。有的古代把读书当成敲门砖——“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圆如意，书中自有……”。为了财富，他们可以废寝忘食地读书，可以从黑发考到白发：八十岁才中了状元的梁灏，花白胡子的周进，考了几十年一朝中榜；欢喜疯了的范进……而王冕他不求名利，不为金钱，不为财富，这是一般人无法控制的。
今天，我读了——《儒林外史》这本书，使我深有感处。是的，书是人类进步的阶梯，在我们的生活中是离不开书的！
张啸山即张文虎(1808—1885),字啸山,晚清学者,治经学,尚考据,受曾国藩推重,曾以金陵书局雠校事属之,一生着述颇多,有《舒艺室杂着》《古今乐律考》等。他以天目山樵为笔名,耗费时日为《外史》所作的评点,是继卧闲草堂之后,在清代《外史》研究和传播史上影响最大也最重要的成果。沈文肃即沈葆桢(1920— 1879)是晚清能臣,《外史》曾助其判事之说,亦见蒋瑞藻(1891—1929)《小说考证》。 ② 文学具有社会认知的价值,好的小说助人了解现实人生,这是容易理解的。张文虎在茶寮温习《外史》,几句一笔带过的文字,则还需要做一些探讨。
古代的茶寮,多指官宦私家园林中专门而独立的小茶屋。陆树声(1509—1605)《茶寮记》云,他有“园居敞小寮于啸轩埤垣之西”,在此寮中,“其禅客过从予者,每与余相对,结跏趺坐,啜茗汁,举无生话”,尤喜一僧友 “所烹点绝味清,乳面不黟”,以为“具入清净味中三昧者”。 ③ 屠隆(1542—1605)《茶说》这样写“茶寮”:“构一斗相傍书斋”,“内设茶具,教一童子专主茶设,以供长日清谈,寒宵兀坐”,说是“幽人首务不可少废者”。 ④ 但古代还有另一种茶寮,就不是这种“雅意禅栖”、“寒宵兀坐”的幽微之地,跟今天喝茶谈天的茶馆没有两样,是人来人往的热闹场所。如《桃花扇》第五出“访翠”:“一带板桥长,闲指点,茶寮酒坊”;《花月痕》第六回:“俯瞰柳荫中,渔庄稻舍,酒肆茶寮,宛如天然图画”等,这样的茶寮就不是私密的,而是一种公共空间。张文虎所盘桓的茶寮,当属后者。
《外史》“虽云长篇,颇同短制” ⑤ ,与我们所熟悉的其他古典小说有极大不同。重提这则张氏逸闻,就是想解读张氏的举动及其玄机,并就此理解《外史》的独特性。说到底,就是探讨《外史》的内容与茶寮的场景的相通和神似处。
同是公共场所,茶寮就不像戏院,有事先预定的剧目吸引人们的注意力,也不像宾朋聚会,其间人物大多彼此熟悉。茶寮更为自由和散漫,人们彼此缺乏关联,动静居停,悉从自便。所以,茶寮人物身份驳杂而更具流动性,话语零散却又众声喧哗。而且,这也不同于可供久驻的居所,所有的茶客都只是短时间的逗留,茶寮中的景象,就如同随意记录的流水账,缺乏顺畅的故事情节和明晰的连贯逻辑,很难对其进行先后相继的因果衔接。
这些特征正好与《外史》的内容相似。首先,《外史》中的人物就非常驳杂而富于流动性,彼此也缺乏密切联系。如像王冕和周进,范进和严监生,荀玖与匡超人等等,他们互不相干,人生命运即使有某些相似的轨迹,也并非来自相互间的影响。
其次,《外史》的人物也像在茶寮中一样,都是些匆匆过客的片刻小憩,没有谁会成为一以贯之的中心,他们只有有限的片段,我们看到的也只是他们片段的表现。但如果有一双慧眼,我们还是能以茶客的一个表情、几句闲谈及片刻的展露来感知他们的心灵、理解他们的处境。《外史》也是如此,只要我们留意,也可以通过作者在有限篇幅里对这些人物的片段式描写,走进他们的世界,并准确捕捉到众多人物的个性。
例如,由于20世纪传播过程中的一些原因,《外史》的范进非常有名。而在实际作品中,这个形象被正式描写到的篇幅有限,只是几个简短的片段,五十多回的大部头作品,真正写他的文字还不到两回,极像一个曾在茶寮中片刻小憩的过客。
但通过《外史》对范进的那几段描写我们可以深刻地感知,在当时社会中,一个普通的读书人从童生混到秀才,然后再到举人以及进士的周折和艰难。
《外史》这个“茶寮”中也是人来人往,当范进走后不久,又来了蘧公孙。他也占不到两回的篇幅。然后相府娄家的俩公子出场。这二人与杨执中、权勿用等人在闹剧式的“莺 湖聚会”之后,也就离开了大家的视野。其后,着名的马二先生马纯上和乡村青年匡超人相继赶来,等等。
第三,茶寮只给我们截取生活的一角。此外,人们都还有各自更加精彩的故事。与此相同,《外史》虽然将众多人物的生活进行了片段的展示,他们也都还有自己丰富的人生。所以,读者必须留意这些有限的描写,才能开启思维,真正走入人物的精神世界。就比如这个蘧公孙,只有对他的那些片段描写的充分把握,我们才可能获得对他的更多认识。处在那一特定历史时空里,这个年轻的读书人,在其漫长艰难的人生路上才刚刚起步,就已经碰到了许多不顺乃至不幸。就近而言,他遇到了一桩互不匹配的婚姻:他不想走仕途,他的妻子却逼他去科场显亲扬名;他喜好吟诗作赋,嘲风弄月,对八股文缺乏热情,也不在行,他的妻子却藐视诗文,偏偏还是一个精通八股文的“才女”。少年公子陷入如此困局,其内心复杂的感受应该是很多的。以后的人生他将如何调整?这一人物必须直面的严峻问题,这其中大有值得探究的好文章。但因为《外史》只提供“茶寮”而不是剧场,这些都只是开了头,一切都要靠我们自己带着经验去想象、去补充、去发掘。但如果我们想追求阅读故事的乐趣,这种阅读期待必定难以满足———这位苦闷的青年已经走出《外史》的“茶寮”了。
这种写法,当然与我们熟悉的小说大不相同。一般小说关注情节,故事有头有尾,它们“能将一朝一代故事,顷刻间捏合” ⑥ ,精心追求巧遇与曲折,淋漓演绎人世的悲欢。这类小说培养着追踪故事情节的阅读习惯,在面对《外史》这个独特的作品时就感到麻烦,无法把握情节进程,批评它内容零乱,缺乏首尾。胡适就曾抱怨说:此书“从山东汶上县说到南京,从夏总甲说到丁言志;说到杜少卿,已忘了张铁臂了” ⑦ 。说到底就是对这种“茶寮”式写法的不满。
但正如茶寮在一些时刻也会形成小范围的高潮或者局部中的热点,《外史》也会给某些人物留下略长的篇幅,或者组结一段相对集中的叙事。如对杜少卿就有这样的处理。作品从杜少卿在家乡的生活场面开笔,其后析产离家,落户南京,慕其大名者纷至沓来。这是有用意的,它要让读者集中见识到六朝故都的人文。
但任何茶客都不会被误为茶寮的主人。同样,《外史》也绝没安排杜少卿做全书的传主或主人公。杜少卿虽然重要,但也要到第三十二回才出场,三十三回到南京,夫妻携手游了一次清凉山后,其人其事也与其他“茶客”一样,变成了人群中零零散散的身影。随后,众人随虞博士离开南京,旧都名士风流云散,杜少卿也没再露过脸。这当然使杜少卿无法成为串联全书的“主干”式人物。但作品也找不到其他叙事文学常见的串场人物。
缺乏主干人物和中心事件,《外史》就难以形成使全书众多人物聚拢在一起的情节网络,人物也无法集中展开各自漫长的命运遇际和悲欢离合,这也形同茶寮,它欢迎茶客前来小憩,但他们无法在此完成婚丧嫁娶,也不能一生常驻此间。读者把握《外史》一部书的文学依据,就是那些片段场面和可贵的细节,就是“茶客们”“丛残小语”式的言行。
还是以人们熟知的范进为例。他的活动时空,其实仅有极浓缩的三个片段:一是作为半生屈辱生涯的经受者,其暮年登科的场面———苦尽甘来,喜极而疯,这让我们思考科场中穷书生的甘酸;次是中举后回拜老师时的情景,居丧不用银筷子,却大嚼虾圆子,这个举动有失稳妥,引人侧目;再后来,是升任山东学道时与幕僚的一番闲谈,不知道苏轼是谁,暴露了他学识上的欠缺。
茶寮中的人随意聚散,一天的茶客流量是无法预先规划的。《外史》则是有意为之,使人物活动时空变得有限,并将一部作品切割成若干片段和单
元,看似零散,但各色各样的儒林中人就有了上场的机会,渐渐有了众声喧哗、门庭若市的效果。这番经营,使《外史》看上去真像一个热闹非凡的“茶寮”。这种特殊的写法,使作品容量增大乃至趋于无限。所有这些细节片段的叠加,就构成了极富完整效果的儒林景观。这部五十多回的小说也就有了相当惊人的人物数量和时空容量。 这就形成了《外史》的第四个特征,即与茶寮相类的开放性与包容的特征。茶寮虽只是社会的一角,却有着海纳百川的气度,资讯容量是巨大的,此中可以小见大,它所摄入的社会和人生内容,都带有不加修饰和生气淋漓的特征。现代作家老舍的《茶馆》就是巧妙运用茶馆的这一特征,用来往茶客的活动来展示较大时空背景下的人世变迁。
这种茶寮似的开放与包容,就是《外史》的叙事视野,它对广泛社会人生进行类似百科全书式的整体观照。“茶寮”式的构思,使作品深度与广度兼备,达到了博约相济的效果。
《外史》不但人物形象的数目巨大,而且富有个性特征和复杂身份。作品旨在还原儒林景观,但其笔触并不局限于此,这也极像“茶寮”,茶客的身份一定是驳杂的。正如论者所言,其中“官师、儒者、名士、山人、间亦有市井细民,皆现身纸上” ⑧ ,甚至“武士、贵游、妇女、僧、道、医、卜、农、商、方士、剑客、流民、胥役、奴婢、倡优无所不具” ⑨ 。
当然,《外史》的开放性更在于它表现人生层面的丰富和深刻。不但科举制度和此制度下读书人的精神面貌得到了充分展露,“功名富贵”与“文行出处”这两把标尺也可以丈量其他人群。在一个社会里,外在事功与内在修养不仅仅是科举中人的问题。从科举取士到八股衡文的历史过程中,士子对功名富贵的追求路径和承受压力也并非亘古不变。介于此,《外史》的“茶寮”呈现出开放的特征,它不限于对八股取士制度的批判,对知识分子及相关社会问题的思考因其艺术的成功与文学丰富性而趋于无穷。
“茶寮”式的片段和开放,成就了《外史》对社会生活的多层观照和整体把握。对读者来说,是还原了鲜活的生活场景。《外史》因其写作内容的广泛性,使其具有相当巨大的生活涵盖面,人们的日常生活行为已被《外史》近乎全景式的描写所抓摄。
大凡研究《外史》的人们也都熟悉上文所引刘咸的这段文字。张文虎评点《外史》,耗时长久,经反复斟酌,成多次重评。“张评”的特点,据黄安谨说,是 “旁见侧出,杂以诙谐” ⑩ 。张文虎也称自己的评点“凿破浑沌,添了许多刻薄” 辑讹辊。也就是说,他的笔触并非局限于文本,而是将当下之世相与吴敬梓的写作内容联系起来,加入了自己的感愤和激越。所以,在刘氏这段极为简短的记述中,张氏所言“温书”,并不是在闹哄哄的人群中默记《外史》的内容和温习它的文字之妙,而是将茶寮中所闻见的世相与《外史》描绘的内容互作参证,既加深对《外史》的认知,又加深对社会人生的体悟,这所谓“温书”,其实就是在阅读茶寮中即时发生着的现场版“儒林外史”。也就是说,他已将茶寮当做活生生的《外史》。将茶寮当做一部书,这小小的社会一角诸色人等应接酬酢使他想起了《外史》所描绘的人情世态。他这样坐在茶寮里,冷静而又旁观,才引起了别人的好奇与探问。
继三年前访台后，史景迁、金安平夫妇再度联袂现身台北书展，向读者演绎两人的新书，并且进行罕见的对谈──变局中的儒家知识分子，让外界得以窥见这双爱智眷侣所激荡出来的灵魂火花。
携新书翩翩而来
史景迁的最新作品《前朝梦忆：张岱的浮华与苍凉》，锁定了明代散文家张岱的一生。张岱出生于父祖家人均以考取功名、经世济民为首要之务的书香门第，却始终未曾中举。在他长达80余年的一生里，体验了改朝换代的局势下，知识分子内心的冲突、茫然以及思索。藉由这样一位中国文人的私历史，史景迁企图勾勒出大时代的全貌，也探讨儒家的传统，如何因受到政治递嬗影响而变化。
张岱不曾在明朝任官，以文学作品扬名，耗费后半生努力修纂明史。史景迁选择铺陈追索这样一位与他自己生命向度、心性都有些类似的中国文人，不仅饶富趣味，也颇具自况的意思。张岱文采非凡，观点卓而不群，写史不入流俗，史景迁恰恰同属此等人物，这使得书迷在读《前朝梦忆：张岱的浮华与苍凉》时，十分过瘾。最有趣的是，史景迁写作时，仍保持他一贯的谦逊低调与活泼顽皮，并不点破或明说，也让人有更多“张岱耶？史景迁耶？”的想象空间。
金安平新出炉的书则是《孔子：喧嚣时代的孤独哲人》。台湾最古老也最兴盛的孔庙位于台南，在台南安平出生、成长至12岁的金安平，是如何看待这位千古以来被奉有至高无上地位的伟人思想家呢？而庞大的、环绕着孔子所构筑起的儒家体系，在一位拥有台湾经验的华人女性历史学者眼里，又是怎样的一种哲学？
夫妻擂台头一遭
史景迁笑着透露，两人在写作研究时，经常是对方的第一个听众与读者，但公开在许多人面前提出对彼此的质疑，却是破天荒头一遭。他对金安平理解的孔子感到好奇，想知道在她的观察里，孔子是怎样取得所谓的“天道”的？此外，史景迁也对孔子长达13年离乡背井、充满危险艰辛的困苦旅程感到不可思议：“投入这样的旅行与磨难是必要的吗？对孔子的思想有什么影响？”而在治学方面，史景迁也注意到金安平新书的文献，多提及清朝乾隆嘉庆年间学者的数据：“为何特别看重这些考证考据，而不想引用以直接诠释经典为基础的宋明理学？”
对正史之外的文本，向来怀抱极高兴趣的史景迁，也直接问金安平，除了《论语》等“官方”经典，孔子生存年代所遗留下来的竹简，记录了当时人们的思想生活，是否可以帮助她更加理解孔子其人与思想呢？主张写史不可尽褒无评，臧否笔下历史人物不遗余力的史景迁，更是对孔子的崇高地位提出挑战性的麻辣问题：“从早宋至辛亥革命以来，孔子的言行化为科举考试的内容，以至于文人的仕进、功名利禄与儒家思想画上等号。你觉得科举造成的独尊儒术，对于孔子的儒家哲学，究竟是帮助成就，还是贬低呢？”
拥有密西根大学数学学士学位的金安平透露，历史与数学的共通点就是“思考”，她因此非常享受与史景迁辩证、脑力激荡的过程。小时候从父亲口中听到许多孔孟老庄故事的金安平，长大后对先秦诸子的思想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所谓孔子的“天道”，她认为是一种为学与做人密不可分之道，就像是孔子的教学与生活从未分割一样，“先秦甚至更早的哲学家，都深谙这个道理。”至于孔子周游列国的旅程，金安平认为对他的儒家思想体系影响至大，而且至关重要。“当世界处于混乱崩溃之际，孔子毫无选择必须离开他的家邦，他必须带着他的跟随者，也就是他的学生们，包括子路、子贡、颜回，沿路学习、相处，并且从中参悟天道。”金安平指出：“智慧与苦难相伴而生，虽然是看起来很老套的思考逻辑，却是颠扑不破的真理。这在别的文化里也适用。许多西方的圣贤或者哲人，同样会只身前往深山或荒野独处，以求思考透彻，体悟出人生之道。”
金安平说，宋明理学，多属朱熹等各家批注孔子言行，清乾嘉学者不厌其详、多元精细的考据，提供了不同的孔儒思维，不再只是“指南式”地理解孔子与儒家思想，而是帮助建构另一套，或者允许人们看见与宋明学者诠释截然迥异的孔子儒家哲学，“开放对孔子与儒家哲学的想象空间。”
对孟子、荀子也有深刻钻研的金安平甚至语出惊人地表示，她发现在公元前三世纪以前，儒家思想的分别其实并不明显，许多政治或道德上的议题，先秦诸子百家都是殊途同归：“到汉朝才出现分歧相左的学派。”金安平主张，融会贯通百家争鸣的主张，取其精华，是现代历史学者的艰巨责任也是挑战。关于中国千百年来崇孔儒成科举八股之术，金安平认为：“是两面刃的做法。缺点是让孔子儒家思想流于求官禄的形式与功利，优点是，至少养成了中国文人表面上都必须以孔儒经世济民为本的治学观与处世态度。情操虽有高低之别，但存乎每个读书人的心里，书生自己可以取决要往上或者往下。”
处乱世，天道是他面对的最大重担与危机，“那么张岱呢？”金安平问史景迁，像他笔下的张岱这样一个文人，所面临最大的危机是什么？最艰难的抉择又是什么呢？
史景迁笑着回答:“其实，张岱所面临的，并不比孔子简单。”他指出，明朝灭亡时，张岱48岁。40岁以前，出身仕宦家庭的张岱衣食无忧，游山玩水，收藏古玩，谙园林布置、懂音乐、擅弹琴、制曲、品茗、赏戏，但在逐渐步入老年之际，张岱却得去面对一个残酷的事实：让张岱活得多姿多彩的辉煌明朝，被各种竞逐的残暴、野心、绝望、贪婪力量所撕裂而土崩瓦解，蒙羞以终，其藏书逸毁，亲朋好友也四散，张岱的心里发出疑问:“文人对国家的忠贞是什么？效忠自己的国家民族，是不容抹灭的天性吗？”史景迁指出，张岱身旁的好友与亲人纷纷选择自杀，成了张岱在心头挥之不去的痛，以及永恒的拉锯命题:“应该在异族的统治下继续活下去？还是干脆了结性命殉国？”最后，张岱选择不入清为官，但在野编纂明史《石匮书》，以自由的笔，与明代遗儒的知识分子姿态，描述书写他所眷恋深爱的故朝家国，夺回并保住对于历史的诠释权。
史景迁过去专研康熙、雍正年间的清朝盛世历史，但这位史学家坦承，张岱提供了汉族与“异族”交替、朝代更迭的历史新着力点，让史景迁对明儒发生兴趣：“也帮助我去思索四百年前的生活与美学。”
“张岱嗜读历史，也着迷于写史，但他对历史始终抱持好奇怀疑的态度。”史景迁认为，张岱开始书写那些让他传颂后世的小品文学，是因为读史之余，他发现也意识到自己想解决历史中的问题，这应该也是张岱日后投身历史编纂与书写的重要动力。
关于张岱笔下的历史，史景迁说，原本是以350万字洋洋洒洒记述盛明，后来不禁写到明朝衰亡，张岱披头散发，不做满清人打扮，拖携着厚重的手稿躲到山林之中，足见其护史之志切。
史景迁坦言，史家仿佛天文学家，历史书写也犹如月相盈缺:“纵使月有圆缺，仍不妨人们对历史全貌的了解。”史景迁说，张岱非常清楚自己修史的动机，并且意识到知识就是一种诠释的权力，知识如何呈现永远是最大的难题。“但皎洁的明月终究会回来，史家不必刻意弥补史缺，就像历史小说不是被承认的正史，但每个朝代，这样的文学作品都能某种程度的填补历史的空白。”史景迁说，身为一位史家，甚至必须主动创造历史的空缺：“意识形态永远都会让历史有空缺与待填补的空间。”
关于文人学者与帝王两种不同的人物，史景迁如何描述他们的差异？他表示，这两种纪传，其实很容易区别，因为可供查考研究的历史来源南辕北辙:“譬如康熙雍正这样的皇帝，自然会有许多来自官方的资料。而妇人王氏，就必须参考许多当时的地方志、税赋、震灾、法制史与犯罪史。”史景迁说，但他试图从帝王身上找到人性的部分，这是为何他偏爱康熙雍正或乾隆的原因:“他们固然是不可一世的帝王，但也都是很有天份的人。从他们创作的书法、艺术，甚至是以朱砂眉评批注的宫廷文件，都能观察他们的性格与行事作风。”史景迁透露，他只能透过山东地区的相关记载，得知当时的妇女死亡，仵作不得亲自验尸，必须透过地方上年长且具有公信力的妇女对尸体的观察转述，才能够判定死亡的原因。“对于王氏这样一个终生没有办法书写阅读的人而言，我根本无从得知她真正的感受，对于她被亲夫谋杀的原因也只能旁敲侧击的推测，想象空间很大。但是康熙雍正这些帝王，我不但能知道外界是如何看待、评价他们，还能从其闲暇逸趣之中，得知他们脑海里在想些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