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7-15 07:19:06
论文关键词：新闻舆论导向；公民文化意识；关系
新闻舆论是上层建筑、意识形态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所反映的是国家的意志新闻舆论的产生并不是自发的、分散的，而是依靠新闻媒体有组织地广泛传播和引导形成的。新闻媒体不仅是社会新闻的传播者，而且也是社会舆论的反映者和引导者坚持正确的新闻舆论导向是社会主义新闻事业发展的本质要求，也是党和政府对社会主义新闻事业发展的热切期望。
文化意识的形成根源于文化的存在，从哲学意义上来说意识是物质在人脑中的反映，那么公民的文化意识也是社会的文化形态在公民头脑中的反映，它根源于社会存在。一直以来，学者对于公民的文化意识并没有一个很明确的概念，笔者认为公民的文化意识是公民在接触文化和创造文化的过程中所形成的一种观念形态，是人类在长期的文化生活实践中经验的总结与智慧的积淀，是人类认识客观世界和改造客观世界的一种精神力量。它在很大程度上起着主导、调节和规范人们的思想、行为、心理、语言、道德观念等方面的作用。
在社会系统中，文化系统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在现代社会，文化的主要形态是大众文化。公民文化意识的形成和发展要依赖于大众文化的发展。大众文化的载体主要是大众传播媒介，它承担着推动社会文化发展的重要责任。媒体的导向功能对于公民文化意识的形成和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然而，大众传媒在传播文化的同时也存在一些问题，如一味地迎合少数受众不健康的情趣，热衷于追求庸俗、离奇的东西，表现出严重的商业化倾向，这种粗制滥造的文化缺乏个性和独创性。另外，媒介帝国主义的侵蚀以及文化霸权主义的横行都严重地影响了公民文化意识的健康发展，新闻媒体也面临更大的挑战。而解决这些问题的有效办法就是要始终不渝地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提高公民的文化意识，为此，新闻媒体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努力：
正确判断舆论导向的价值取向
******同志提出了新闻媒体发挥正确舆论导向功能所依据的标准，他指出：“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就是要造成有利于进一步改革开放，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发展社会生产力的舆论；有利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民主法制建设的舆论；有利于鼓舞和激励人们为国家富强、人民幸福和社会进步而艰苦创业、开拓创新的舆论；有利于人们分清是非，坚持真善美，抵制假恶丑的舆论；有利于国家统一、民族团结、人民心情舒畅、社会政治稳定的舆论。”这五条价值标准是新闻媒体宣传工作的基点，也是提高公民文化意识必须依据的重要内容，是衡量和检验新闻宣传工作成效的一个重要标志。这五条标准也有利于新闻媒体坚持正确的新闻舆论导向，为社会提供有力的思想保证和舆论支持；有利于公民文化意识的提高，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添砖加瓦。
坚持政治家办报、企业家经营，巩固社会主义主流文化阵地
******同志指出：“毛主席过去讲过‘搞新闻工作，要政治家办报’。”这一指示精神至今仍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坚持政治家办报，巩固主流文化阵地，就要坚持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坚持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来统领意识形态领域的各个方面。坚持政治家办报、巩固主流文化阵地，就必须把体现党的意志与反映人民心声有机地统一起来，旗帜鲜明地宣传党的主张，及时如实地反映人民的心声。坚持政治家办报，在严格把握新闻舆论导向的前提下，还应该实行企业家管理，以适应经济全球化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变化；应该在坚持社会效益第一的前提下，注重经济效益，而不能一味地追求经济效益，刊登低俗的新闻，传播庸俗的文化，影响正确的公民文化意识的培养。
提倡新闻家办报，提升新闻作品的文化品位
公民文化意识的提高离不开媒体高质量的新闻作品的感染和熏陶，对于媒体来说，提升新闻作品的文化品位实为坚持正确的新闻舆沦导向、提高公民文化意识的明智之举。
1提升新闻作品的文化品位，就要求新闻媒体要唱响主旋律，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中国五千年光辉灿烂的文明史是中华儿女创造的，经过不断的积累形成的艰苦奋斗、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作出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第五部分“建设和谐文化，巩固社会和谐的思想道德基础”中提出，建设和谐文化，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任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建设和谐文化的根本，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社会主义荣辱观，是构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本内容。因此，新闻媒体要大力弘扬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精神，大力宣传社会主义荣辱观，不断丰富和发展民族精神的内涵。
2提升新闻作品的文化品位还要勇于改造落后的文化，批判腐朽的文化。社会主义文化在我国已经居于主导地位，但是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社会上还存在着一些带有迷信、愚昧、无知、颓废等落后色彩的文化现象，这些文化现象严重腐蚀着人们的心灵，阻碍着社会的发展，因此，我们必须坚决消除这种腐朽的文化，让先进文化占据公民思想文化领域的制高点。对于那些否定社会主义文化，宣传色情暴力、颓废情绪的东西，坚决予以抵制和取缔，防止任其泛滥。如****和藏独分子的分裂活动，新闻媒体必须旗帜鲜明，坚决予以抵制。
3．提升新闻作品的文化品位离不开新闻传播者自身素质的提高。新闻作品的采写报道都是依靠新闻传播者来完成的，因此新闻传播者的自身素质、文化积淀、职业道德、敬业精神等方面也影响着新闻作品的文化内涵。我们迫切要求我们的新闻传播者能够具备深厚的政治素养、广博的知识素养、精湛的业务素养以及良好的职业道德素养，成为文化精英。提高媒体从业人员的素质和修养，对于提升新闻作品的文化内涵将起到积极的作用。我国历史上的着名报人如梁启超、邵飘萍、范长江、邹韬奋等都影响了一个时代的文化发展，堪称一个时代的文化楷模。
新闻媒体要在宣传内容上适应文化发展的需求，使公民树立“文化人”的观念
文化人的观念是公民文化意识的重要内容之一，因为人们创造了文化并在创造中得到成长，在传承和创新中得到发展。
本文作者：韩晓1程东杰2作者单位：1山东财经大学2山东省工会管理干部学院
当前我国公共行政学所遭遇的最主要问题就是公共行政学理论与行政实践的脱节。那么，造成这种脱节的原因是什么？除了上文已经提及的相关因素之外，我们认为还可以从客观原因与主观原因两个方面做出进一步的分析：
客观方面主要表现为前文提到的那种“依附型”的理论创新模式。近代以来，救亡图存、迅速走向现代化成为数代中国人不懈的奋斗目标。为要尽快实现这一目标，先进的中国人选择了直接从西方拿来先进技术和文化思想用以对中国传统资源进行革新和改良。直接从西方移植的做法具有历史进步性，但是这种以“搬用”西方理论为主导的理论创新方式长期下来便定型为一种“依附型”的理论创新模式，必然会造成外来理论并不适合中国国情的偏差。尤其是如公共行政学这种原本就缺乏世界普适性的社会学科理论，在从西方搬用于中国时就更容易出现理论脱离实践的问题。显然的是，这种“依附型”的理论创新模式至今依然没有本质的改观。
主观原因则表现为学界“拿来主义”、“普适价值论”等学术观念及功利主义的学术心态。“拿来”之说最早缘自鲁迅。鲁迅“拿来”之本意并非盲目引进，而是“运用脑髓，放出眼光，自己来拿”[2]。鲁迅见解不谓不明智，但用“拿来”一词表示一种对待外来文化的策略很容易导致“不必费心，只需搬来”的误解。历史对此已有所证明，在“拿来主义”影响下，每当中国公共行政学理论出现问题之时,人们首先想到的就是从国外“拿来”什么理论以及怎样把该理论原样运用到中国，而非潜心去探研我国公共行政学自身的问题所在。而今，相当一部分公共行政学研究者仍然崇奉“拿来主义”，其结果必然是不仅强化了中国公共行政学理论对外来理论的依附性，而且也进一步加大了公共行政理论与具体实践相脱离的程度。所谓“普适价值论”是指有些学者认为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里存在着在全世界具有普遍意义的理论，而且又进一步认为西方理论就是这种具有世界普适性的理论。“普适价值论”的流行直接导致的不良后果是，部分学者把中国的现代化简单地理解为西方化，把全球化简单地理解为美国化，完全忽视了中国特殊国情。在这种学术观念的指导下，中国的公共行政学理论与行政实践就必然相隔得越来越远。至于“学术功利主义”，特指近年来受多重因素的影响，一些学者放弃对学术真善美的追求，将多出成果、快出成果视为自己的研究目标，学术成了捞取其他社会资本的工具。受这种浮躁学风的影响，近年来出现的一些所谓的创新理论完全脱离了现实，根本就是研究家自娱自乐、逐名求利的工具。对于公共行政学来说，这样炮制出来的所谓公共行政学理论，不仅仅是与行政实践相脱节的，而且完全与行政实践失去了关联性。
那么，如何摆脱我国公共行政学所面临的理论与实践相脱节的窘境呢？我们认为思路主要有两点，一是力倡公共行政学研究的“现实关怀”，二是强化公共行政学研究的“问题意识”。所谓“现实关怀”，并非平常意义上的完全出于个人感受或者受个人情趣驱使去关注现实生活，而是指作为一个真正的公共行政学的研究者要善于洞察和关注行政实践领域里的新变化和新动向，从而为本学科理论研究的展开找到一个真正值得研究的问题。同样,本文所论的公共行政学研究的“问题意识”亦非那种没有经过调查研究而虚构或炒作的问题，因为这些问题皆非出自研究家的“现实关怀”，不能反应行政实践发展的现实需求。此外，与“现实关怀”相关，还一个“终极关怀”的问题，后者指的是公共行政学理论研究对自身理论发展完善的关注。两种关怀对公共行政学理论研究都很重要，我们这里之所以特别强调“现实关怀”，是因为我国公共行政学理论长期依附于西方行政学理论，把西方理论作为其理论创构的基本依据和范型，事实上已经造成了理论研究中“终极关怀”与“现实关怀”的断裂，也造成了公共行政学理论与行政实践的脱节。因此，为解决“脱节”问题，有必要首先通过加强“现实关怀”，尽快将“依附型”理论创新模式转化为“自主型”的理论创新模式，从而把中国公共行政学理论的创构重新拉回到中国行政实践的坚实根基上。
那么，在目前的情况下如何加强现实关怀呢？第一，公共行政学理论的研究者要切实关注现实问题，一切从公共行政领域的现实出发来丰富和发展理论。一切从现实出发的一个基本前提是，研究者应当秉持一种客观理性的态度去直面现实，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理论去分析评判现实问题。也即，加强现实关怀并非要求公共行政学理论的研究要机械地接受“存在者即合理”的信条，而是要求研究者运用科学的方法和理论原则去认识、评价甚至引导现实。总之，本文所论的现实关怀是指公共行政学理论研究在直接应对现实之时,要把关注和顺应现实的历史主义态度与干预和批判现实的人文主义精神结合起来，唯如此，公共行政学理论的研究才能真正贴近现实，把握现实，并且从对现实的理性评判中引伸出能够解释现实和导引现实发展的理论。第二，公共行政学理论的研究要凭借行政实践观念这个中介来加强理论与现实之间的互动。作为一个整体，公共行政学应当包括三方面内容:上层的公共行政学理论、中层的行政实践观念与下层的公共行政实践。三方面关系密切，却又自成系统，各自独立。其中，行政实践观念处于中间环节，起着连接理论和现实的中介作用。通常情况下，公共行政学理论都是通过行政实践观念这一中介与行政现实间接发生关系的，由此，行政实践观念也就成为公共行政学理论研究实现“现实关怀”的一条重要途径。但长期以来，我们的公共行政学理论研究与行政实践观念却处于疏离状态，存在着相当的隔阂，这种情况的出现导源于行政学理论研究与实践的脱节，同时，这种理论与实践观念之间的隔阂反过来又加剧了这种脱节。因此，目前我们要特别强调，公共行政学理论研究必须将行政实践观念作为研究重点，充分关注和参与行政实践观念所讨论的现实问题，甚至可以说，公共行政学理论首先要成为一种行政实践观念，才能切实实现它的“现实关怀”，才能从这种“现实关怀”上升到新理论的创建。
真正实现我国公共行政学理论研究的困境突破还需要强化研究者的“问题意识”。所谓“问题意识”，是指研究者基于“现实关怀”而在理论研究中所具有的一种主动发现问题、把握事物发展动向的一种心理意向。这种心理意向之所以被称为“问题意识”正在于我们这里有个先在的认识，即认为理论研究是由问题触发并围绕着问题展开的，以问题为其发展的第一推动力。显然的，“问题意识”的合理性已为人类科学发展史所证明：任何科学理论研究的创新无不是由新问题的产生、发现开始的，西方公共行政学理论同样也是循着这一规律发展起来的。但是，反观我们自己的学科发展史就会发现，我国的公共行政学理论研究总体上依然没有突破那种“依附型”的理论创新模式。这种模式下的所谓“创新”，无非是由一种理论“推演”出另一种理论，它所带来的不良后果之一就是学者们问题意识的普遍淡薄。我们认为，当前“问题意识”的强化应着重从两个方面入手：第一，要把“问题意识”中的“实践意向”与“理论意向”结合起来。即我们这里可以把“问题意识”分为两个层面:“实践意向”与“理论意向”，前者针对行政实践发展中出现的新问题，后者指向因行政实践中出现的新问题而引发的原有公共行政学理论中的问题。就两个意向的逻辑关系来看，前者是因，后者为果，但从问题的解决程序来看，则是理论问题的解决在前，实践问题的解决在后。因而所谓强化“问题意识”，就是要同时强化“两个意向”，既要牢牢抓住实践问题不放，又要在理论问题上狠下功夫。第二，“问题意识”的强化还体现在将“实践意向”及时地提升到“理论意向”。基于“现实关怀”，我们的理论创新是针对实践问题的，唯有实践中出现的新问题产生的对理论的诉求才是理论创新的真正生长点。但我们又不能简单地认为，加强理论研究的问题意识就是仅仅局限于支支节节的实践问题上争论不休。显然的，所谓的实践问题都是些浮在表层的具体问题，有时或许是个别问题，但正是这些具体或者个别的问题恰恰会反映出原有的理论出现的瑕疵。理论研究的使命就在于，不断地通过发现实践中出现的问题，并依循着这些问题去反观、衡量原有的理论，查找原有理论观念的缺陷与不足，由此理论得以不断更新，不断地去解决实践中出现的新问题。但当前我国公共行政学理论研究中所呈现出的尴尬局面是：要么脱离实践，从理论到理论；要么在实践问题上陷入无休无止的争论,不能上升到基本理论层面。因此，只有把“实践意向”和“理论意向”结合起来，并把“实践问题”提升到“理论问题”，我们的公共行政学研究才能具有真正的“现实关怀”和“问题意识”，才能从“依附型”的理论创新模式逐步转向“自主型”的理论创新模式，也才能真正摆脱目前我国公共行政学所面临的困境。
从现实关怀与问题意识出发研究理论，并不能解决公共行政学理论研究中的全部问题。也就是说，理论研究从现实关怀与问题意识出发，仅仅是解决公共行政学理论真善美的第一步，后面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在公共行政学的现实关怀与问题研究过程中，公共行政学家应该更关心的是，随着经济、社会的高度发展和物质生活条件的极大改善，人的多重需要将得到不断满足、人的精神世界将更加丰富、人的自由程度将进一步扩大等，这些才是社会进步的根本标志，也是公共行政的终极价值追求。因此，公共行政学者要以科学的、客观的、价值无涉的态度来正确地认识行政实践中的问题，同时又必须从强烈的人文价值关怀出发去参与中国公共行政发展进程的建构。只有这样，公共行政学才能成为一门强大的学科，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公共行政学才能将最终形成。
还是从本次的阅卷说起吧。我批阅的是现代文一（标题为“公共空间与公共意识”）的第5题：“作者在第④段和第⑥段都援引与中国历史有关的材料，但目的不同，请联系上下文作简要分析。”分两小题（以下分别简称为题1和题2，本文主要以题1的答案为依据），各2分。
题1的参考答案是――
证明“公共空间”“国民意识”对于促进社会变革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题2的参考答案是――
指出以家族为本位的“公共空间”是有局限的。（中国在建设现代“公共空间”的进程中应避免以家族完全代替个人的倾向。）
由参考答案可知：“公共空间”或“国民意识”和“必要性”或“重要性”为语义（信息）核心，以“社会变革”为重要修饰语，它是“必要性”或“重要性”意义指向；以单句为语言形式；以正面为言语的角度。经过一定量的实际阅卷后，阅卷组提供的评分细则补充了三个可得满分的答案：A证明在公共空间发表个人意见的必要性；B以事实证明“莫谈国事”不利于社会进步；C从清王朝的崩解灭亡可以看到，“公共空间”、“国民意识”能封建专制，促进社会变革。
A答案包含“公共空间”和“必要性”这两个核心短语，但其“必要性”的指向没有涉及。B答案包含与“社会变革”语义相似的“社会进步”，以反面为言语视角。C答案则包含了“公共空间”、“国民意识”和“社会变革”三个核心为语义（信息）核心，虽然由于“封建专制”这几个词语使“社会变革”的所指有些缩小，但核心语义（信息）没有大的变化。因此，我们可确定这三个答案与参考答案的语义（信息）偏差度为零，阅卷组的意见显然是正确的。
我在阅卷的过程中，还看到以下几类答案：
第一类：
1 说明国家要进步，国民必须要有“公共空间”意识。
2 论证所有的不满与意见都应该在“公共空间”发泄和表达，这样才有利于社会进步。
3 举例论证在公共场合理性地表达真实想法，才能形成公共意见，让社会进步。
4 举例说明只有当见解在“公共空间”得到表达和辩论，才能推动社会变革。
5 为了体现在公共场所表达自己的想法，有助于社会的进步。
6 论证了公共空间的形成促进了社会的进步。
7 举例说明了在“公共空间”表达不满和意见可以指引国家进步发展。
8 阐述人们需要一个公共场合来表达个人意愿，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这类答案中，都含有“公共空间”“社会变革”和意思分别与之相近的“公共场合”“社会进步”等，我们可确定其信息偏差度为零。前四个答案以复句为言语形式，第一个答案为假设复句，后三句为条件复句；后四个答案为单句。第8个答案中“人们需要一个公共场合来表达个人意愿”与下文第四类相似，而“这是历史的必然”，运用的是判断句形式，它暗含有“社会进步”“社会变革”的语义信息，因此同样可视作零偏差。
第二类：
1 论证在公共场所把自己想法表达出来的重要性。
2 通过举例论证了在公共场合表达意见的重要性。
3 通过论证清王朝灭亡的原因，突出并表达了理性的“公共意识”的重要性。
4 突显公共意识在当今社会的重要性。
在这类答案中，都出现了核心词语“重要性”，其中前两个答案都包含“公共场所”（它与参考答案中的“公共空间”意思较近），而后两个答案中都包含“公共意识”（可理解为“公共空间”的意识）。我们也可确定它们信息偏差度为零。
第三类：
1 说明中国逐渐拥有了一定的公共意识，并对中国社会变革起了一定作用。
2 表达出甲午后国人开始意识到国家，形成公共意识，促进社会变革。
3 说明中国人民的公共意识的觉醒，成为中国社会变革的前提。
这三个答案都包含“公共意识”和“社会变革”这两个核心词语，但其论述的范围明显缩小：由普遍的人类社会变为具体的中国社会。因此，它们存在一定的信息偏差，但得满分也还是可以接受的。
第四类：
1 强调说明了真实想法和意见可在“公共空间”中表达。
2 强调应在公共场合发表自己的意见。
3 说明在“公共空间”中，要汇集私人的意见、看法为公意。
这类答案都包含“公共空间”或“公共场合”，都提到要表达意见，但没有用明确的语言提到其作用，可理解为隐含其“重要性”或“必要性”这一信息。在语言表达上是有些不足的，也有些微信息偏差。
第五类
1 为了说明私下应尽公民义务，但不满与意见应在“公共空间”得到发泄和表达。
2 突出只有在公共场所，才应该把自己的真实想法和盘托出。
3 运用事实论据论证了不是所有的意见、不满都应在“公共空间”得以表达。
4 在公共场所应该敢于发表自己的意见，而在私人空间应该做自己的事，尽自己的义务。
第1个答案信息偏差度比第四类高，其信息焦点并不在“要在公共场所发表自己的看法”，它重在突出发表意见的场合限制，其意义只有与“私人空间”对照时获得，因此其信息偏差度较高。
第六类：
1 与康德的看法形成对比，引出下文中国人国民意识的觉醒带来的变化。
2 反衬出在公共场合自由议论的重要性，要让人在公共场合自由发表意见。
第1个答案中包含核心词语“国民意识”并言及意义，而说运用对比的手法则明显有误（不过可忽略不计）；但“引出”后部却是个陈述句，这种语言形式是极不恰当的。第2个答案中的“反衬”一说则完全错误，因而这一答案阅卷组判得一半分数可认为是恰当的。
第七类：
1 使自己的观点更加具有说服力，说明人们应该有公共空间来表达自己的意见。
2 使“在公共空间要表达个人意见”这一论点更深入。
这两个答案具有相同的语义信息，既包含第四类的语义信息，又指出了援引中国历史有关的材料的效果或作用，但两者的信息焦点是不同的。答案1侧重于阐述观点，答案2侧重运用的效果或作用，因而答案2的信息偏差读较答案1高。但由于“目的”与“效果”之间本身也存在交叉，不能截然分开，从某种意义上说，目的也基于对效果的认识与预期，因此答案2也可适当给分。
第八类：
1 中国人逐渐意识到在公共空间发表不满与意见的重要性。
2 说明了在公共空间中，需要理性，要让人说话和辩论，不然不会形成公共意见。
“在公共空间发表不满与意见的重要性”言语信息符合参考答案，但由于它充当答案1“意识到”的宾语，整个句子陈述了一个事实，而不是一个观点，改变了信息的焦点。答案2中，由于加上了“不然不会形成公共意见”一句，“在公共空间中，需要理性，要让人说话和辩论”的意义变为“形成公共意见”，而使信息偏差度陡然提高。
第九类：
1 进一步论证“公共空间”是一个表达自我观点、主张的地方。
2 说明公共空间应该是一个汇公议的场所。
3 为了论证“公共空间”可以是不满与意见得到发泄与表达的地方。
4 强调“公共空间”是一个将个人意见汇集为公意的地方，说明公共空间与国家的关系。
前三句考生以判断句的形式阐明“公共空间”的含义，而题目则着眼于“公共空间”的意义，尽管两者存在联系，但角度明显不同，可谓答非所问，信息偏差度极高。而第4个答案的后句涉及到“公共空间”与评分细则中一个答案（“……，从而影响了社会变革”）相似，可得1分。
第十类：
1 表现“公共空间”中要的是理性。
2 有力说明在公共空间发表不满意见需要理性。
3 说明有了“公共空间”才会有“公共意识”，“公共空间”是“公共意识”的基础。
这类答案与第八类有相似之处，它们与参考答案处于不同的语义层次与信息焦点，信息偏差度也为零。
第十一类：
1 以实例说明中国人在清王朝晚期就有了“公共意识”。
2 突出人们开始有了公共空间，并形成了公共意识。
3 做为一个例子，写出了中国人民在何时有了“公共意识”。
4 写出了中国历史关于公共场所等的发展与变化，写出了中国人“莫谈国事”这想法的来源。
类似这样的答案为数不少。其明显错误在于它只是陈述一个事实，而没有言及“公共空间”“公共意识”的意义（重要性、必要性），因此它们的信息偏差度同样为零。
以上我们把考生题1的答案大致分成了十一类，并通过与参考答案（包括评分细则）的对照，简略地分析了两者存在的差异，它们的信息偏差度基本呈为由低到高的趋势。据此，我们可从几个方面思考来信息偏差度，如（1） 信息偏差度内涵。（2） 信息偏差的分布情况。（3） 信息偏差度的成因。（4） 信息偏差度与判分的关系。（5） 研究信息偏差度的理论依据和方法。（6） 研究信息偏差度的意义等。下面逐一作初步的研究。
（一）零及低零偏差度的几种情况
除了考生的与参考的答案完全相同或核心词句相同外，以下几种情况也可能为零偏差度。
1 同义词或近义词。
同义词或近义词有两种，一种是静态的语言层面的，这不言而喻。另一种则是动态的临时的言语层面的。在一定的语境里，一些原本没有语义关系或有明显区别的词会临时变成同义、近义的词语，从而与参考答案构成同义关系。如前三类答案中的“公共场所”“公共场合”“公共意识”“社会进步”“国家进步”等分别与“公共空间”“国民意识”和“社会变革”意思相近、相关。另外，本题第2小题对于黄宗羲的设想的评价性“不合理”与“有局限”和“不认同”“表示疑虑”“表示担心”等也具有同义性。
2 正面与反面（正面与侧面）。
最初的参考答案是从正面来说的，而后来的评分细则的答案B“以事实证明‘莫谈国事’不利于社会进步”和一考生答案“说明没有公民意识是不行的”都是从反面来说的，两者也可认为构成了同义关系，其语信息偏差度为零。而“诠释真正的公不应以家庭为本位，而应该是整个社会的每个个体”，则是正面与反面的结合。
3 概括与具体（本体与指代）
如题2的评分细则答案A“指出黄宗羲的公共空间的设想有局限性”与答案B“引述黄宗羲的设想指出以家族为本位的公共空间的不合理性”相比，前者较概括后者较具体，而“对黄宗羲的设想表示不认同”则更为概括。至于“阐明作者对这一设想的疑惑与担忧”则干脆用“这一设想”来指代了。
4 显豁与暗隐（直接与间接）。
相对于参考答案来说，有些考生的答案并不显豁，它们的信息是暗藏的。如“强调应在公共场合发表自己的意见”与“证明在公共空间发表个人意见的必要性”相比较，“应”的表义是暗指的，而“必要性”是明指的、直接的。
5 情感态度的强与弱
情感态度强弱的表现之一就在于模态词的区别。如第四类三个答案分别用了“可”“应”和“要”三个模态词，其表达的态度大致呈由弱到强之势。但这种差异在这里可忽略。题2评分细则满分答案A“指出黄宗羲的公共空间的设想有局限性”，而一半得分答案A“指出黄宗羲心目中的公共空间还是以家族为本位的”。其中有一个原因在于前者“有局限性”态度鲜明，后者“还是”其表达的情感态度是暗含的，强度明显减弱，因此我们可认定两者存在较为一定的信息偏差度。
6 不同语言单位间的同义
短语、单句与复句是不同的语言单位，在特定的言语活动中，它们可以表达相同的意思，传递一致的信息。如第二类答案1中的“在公共场所把自己想法表达出来的重要性”是短语，第一类答案6中的“公共空间的形成促进了社会的进步”是单句，而第一类其他答案都是复句。
（二）较高和高偏差度的几种情况
1 信息焦点改变
第七、八类答案主要属于这种情况。尽管它们包含“在公共空间要表达个人意见”和“在公共空间发表不满与意见的重要性”合乎参考答案的主要信息，但这些考生都改变了信息焦点，要么侧重效果作用的表述，要么侧重对事实的陈述。
2 信息主次颠倒
第九类答案表述的是公共空间的含义，第十类答案表述的是在公共空间发表意见的原则，第十一类答案表述的是我国公共空间或公共意识的发展历史（题2答案也有类似偏差，如“运用黄宗羲的例子，指出在中国家国一体的现象由来已久”和“说明以家族为本位的公共空间的设想的由来”）从语义的逻辑关系来看，它们与公共空间或公共意识的意义是有内在联系的，但它们在该语段中并非主要信息，对它们的论述都是指向必要性、重要性的。因此，这类答案其实是主次颠倒、主从不分，以至答非所问。
3 范围改变
第五类答案3：“运用事实论据论证了不是所有的意见、不满都应在‘公共空间，得以表达。”而文段明确指出：“所有的不满与意见都应该在‘公共空间’得到发泄与表达。”这样，把全体缩小为部分，范围明显改变，信息偏差度较高。
4 信息模糊
第九类答案4中的“说明公共空间与国家的关系”的“关系”与评分细则所列“……，从而影响了社会变革”的影响，信息模糊，态度不明。
当然，从逻辑上看，以上这些较高的信息偏差度必然还存在信息缺漏等情况。
（三）非核心信息偏差的几种情况
1 知识性偏差
第六类答案1“与康德的看法形成对比”中，并非构成对比；答案2“反衬出在公共场合自由议论的重要性”中的“反衬”则完全错误。这类偏差其实并不是表述上的缺陷，而是知识性的偏差。自然，其偏差也是有程度之分的，因而要区别对待。
2 范围偏差
第三类答案1和答案2表述的是“公共空间”、“公共意识”对于中国社会变革的作用，而不同于参考答案所指出的一切社会变革普遍的意义，这里范围明显缩小。
3 时间偏差
“公共空间”“公共意识”对于社会变革的作用在时间上并没有限定，但第二类答案4“突显公共意识在当今社会的重要性”却限定在“当今”，而文本第4段论及的恰恰是在中国历史上的作用（当然还适用于当今和未来），这就不符合作者的本意，从某种角度而言，这是一种明显的信息偏差。
4 信息冗余（或无中生有）
这种偏差表现为答案中出现了文本中没有传递的信息，它是多余的信息，虽然它未必错误。如题2的一答案“说明中国古代公民意识表现，但因封建礼教束缚仍有局限性”，其中“但因封建礼教束缚”文章并未言及。
（四）信息偏差度与判分（宽严度）
至此，我们可以确定信息偏差是客观存在的。从内容上说，有语义信息、情感信息和审美信息（在其他题型、题目里）上的三种偏差；还有核心信息与依附类、限定式等非核心信息偏差；其存在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并且偏差度有高低悬殊。显然，判分的高低与偏差度是密切相关的。但是，偏差的情况复杂，偏差程度的不同，而分值总是有限的（本题只有2、 1、 0这三个分值），这就产生了多对少的矛盾。解决这一矛盾，就需要把信息偏差的分布情况弄清，加以合理的分类，并根据不同的类别配以不同的分值。通常，与核心信息、中心信息偏差度高的，不得分或少得分；有部分偏差的适当给分；而没有偏差或偏差度极低的判满分。那么，对于非核心语义偏差的答案该如何判分呢？有一点是明确的，即不能有明显的、极端的知识性错误，尤其不能与核心语义、文本信息不一致甚至矛盾，否则应扣分。
判分除了与信息偏差度这类学术因素有关外，它还在很大程度受考试的性质、类型、目的甚至试卷期待分等非学术因素的影响，它们都影响着阅卷标准的宽严程度。宽者，可适当减少核心信息；严者，不放过非核心信息，对答案的同义性严格审定（如对同义词的认定等）。宽严影响对信息偏差的分类与判分。当然，但对于同一场考试的阅卷必须保持宽严一致。
（五）信息偏差的成因
1 文本方面
对同一个提问，题1的得分率远高于题2，显然前者的信息偏差度要远低于后者，这体现了信息偏差度的文本因素。（这是同一文本的不同语段体现的差异，更不必说不同的文本了）同时，题1考生答案中直接提及“重要性”“必要性”的少，而答类似“说明中国人在清王朝晚期就有了‘公共意识’”倒不乏其例，这跟语段中出现几个时间词语和文义的隐含性有关。
2 知识与能力方面
这类信息偏差是由考生在语文等方面的知识缺陷导致的。如上文提到的“对比”与“反衬”两个术语的使用。文体是人类在长期的言语实践中产生的言语样式、功能变体，它决定了阅读的策略、思路与方法，而文体意识的薄弱与识别能力的不高，必然导致考生阅读策略的不当，最终导致了出现不少考生从“公共空间”“公共意识”历史发展的视角去答题的错误。对一些词语理解的错误，也使得考生答题时的表达不明不准。如，“关系”与“影响”两词，都有正反两方面的指向，而参考答案是单指正向的，这就产生了信息偏差。
当前，高中学生普遍存在着逻辑思维能力不高，理论素质偏低的现象，因此考生对这一类理论性文章常常表现出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主次颠倒、以偏概全，甚至有不知所云的情况，答题时自然产生较高的信息偏差度了。
至于试题本身的难易是不言自明的，这里就从略了。
（六）研究语义偏差的理论依据和方法
信息偏差是一种普遍的客观存在，研究信息偏差度的最直接理论依据就是现代语言学、文章学、阅读学与信息学等相关理论，它主要运用现代语义学的理论（如语义场、语境、语义关系等）、现代修辞学中的同义形式理论、话语分析等原理，通过对考生答案的分类并与参考答案进行细致的比较分析，把握信息偏差度的分布趋势与特点，探究其产生的原因等。
（七）研究语义偏差的意义
1 规范参考答案的编写
许多参考答案的编写者具有丰富的经验，从以上的简单分析中，我们也认识到：参考答案尤其评分细则要力求准确、明确、简要，又要具备一定的开放性和预测性，要明确什么是核心信息，什么是非核心信息，并对有些难题作出不同得分的原因说明，以增强参考答案规范性、指导性和可操作性。
2 提高阅卷的科学性、公平性
通过对参考答案、评分细则和部分考生答案的比较分析，总结归纳并预测可能出现的信息偏差的分布情况，明确信息偏差度与判分的关系，进而确定主观题阅卷的基本策略、步骤和方法（如查找核心词语，判别词语与句子的同义性，确定信息焦点等），从而降低语文阅卷的主观性、随意性，提高科学性、公平性，而这就是研究明确语义偏差度最根本的目的所在。
3 指导语文教学研究
借助对信息偏差度成因的分析和减低信息偏差度方法的探索，有助于规范语文阅读教学的内容、策略和方法，提高教学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4 制订语文主观性试题的阅卷规范
研究信息偏差度的一个目标就是在不远的将来我们能制订出一套科学、可行的语文主观题阅卷的规范，以提高语文教学、语文测评工作的科学性、公正性。
视觉艺术的视觉冲击力与新闻舆论下的社会安定
视觉是接受事物的首要条件――人对外界信息的感知有95％来自视觉（维基百科全书），视觉艺术正是通过直观的艺术形象来寻求和表达视觉上的美好形式。视觉艺术的传播力时刻关注社会责任和道德风尚在社会意义上的视觉媒体效应：通过大众媒体和网络传播等视觉新闻方式，如新闻图片、新闻题图、新闻图示、新闻漫画等作用，①来影响公众心理和行为上的价值判断及态度倾向。新闻舆论的监督在大众媒介的传播下，是以报道评价、新闻批评等形式对事件产生弘扬和制约的作用。视觉艺术的社会传播力依赖艺术批评来开展艺术审美理想的调节，②它与新闻舆论监督一样，都推崇正面化宣传的社会积极因素。积极的正面化社会因素使视觉艺术形象的社会传播力具有社会责任感，来引导社会公众视觉思维上的赞同。同样，积极的正面化社会因素也使新闻舆论监督在及时传播、公开传播的性质下促进媒体舆论监督角色的社会职责神圣化。
视觉新闻图片等视觉直观形式往往伴随着社会热点新闻事件的产生，并通过大众媒体和网络传播等方式来影响公众心理和行为上的价值判断、态度倾向。公益化媒体新闻图片的视觉形式，具有社会责任感的价值取向。如：汶川大地震、青海玉树地震等感人的新闻图片颂扬了党中央和全国人民的关怀和民族精神的体现；在处理和突发事件等方面的新闻图片起到了告知真相、杜绝谣言的作用；坚决查处强征强拆的违法行为等的新闻图片起到了社会稳定环境下维护法制和民权的和谐关系的作用。商业化媒体新闻图片的视觉形式，新闻策划的商业性和舆论监督行为。如：食品安全中双汇集团的“瘦肉精事件”对双汇产品停产整顿等新闻图片，说明了新闻舆论监督下食品安全监管的问题。
视觉化新闻冲击力与新闻事实影响力之间的结合，会让人们注意到视觉传播的安全性意义对公众心理和行为的导向。同时，在社会法律、道德和风气的约束下，不同公众个体之间接受视觉冲击的强度会依赖与此事件相关利益的远近和大小来产生影响。因此，新闻舆论的监督作用在视觉新闻的视觉冲击力下，对公众造成的心理震撼会影响社会安定以及动荡的形成。如今网络信息传播的快捷，使公众更容易去寻求事实的真相，而视觉安全影响力也就更容易广泛地影响社会公众的心理、精神和行为。
视觉艺术调节新闻舆论传播媒介的公益性
新闻舆论环境承担的社会责任，③需要不同传播媒介的公共属性成为社会公益思想的传播标准和表现倾向，来引导社会公众在精神、心理和行为方面所形成的社会健康观念。新闻舆论传播媒介的社会公益，指符合社会和谐观念下开展社会责任和道德观念的社会传播活动。视觉艺术形式以视觉传播力的媒体效应来促进社会公益传播的社会责任和道德观念，通过调节媒体和公众的关系、媒体商业性和公益性的关系来达到具有社会和谐意义的视觉认同。
视觉艺术形式以视觉传播力的媒体效应，来调节新闻舆论环境下媒体和公众的心理安全尺度。心理安全空间依赖于调动人体机体应激潜能（加拿大生理学家塞里的应激学说）和激发人内在潜力强度（北美弗鲁姆的期望理论）来改变心理面貌，它是通过激发充满生命活力的生理年龄和满足个人价值需求的心理年龄两方面的潜能来调节心理空间的消极状态和失衡心理。视觉艺术形式不仅以直观的形式描绘美好的形象，而且更注重内在德行的美好感悟来影响人们心理年龄的年轻化，来促使美好愿望的个人价值观。
新闻舆论传播媒介在责任目标、行为目标和服务目标并存下的监督力量，期待运用文化含义和人文精神来提高社会新闻舆论媒体和公众的健康审美行为，去扩大社会公益原则下的慈善理念，从而推动社会传播媒介的建设力量来调节公众心理的安全空间。
首先，视觉艺术形式成为新闻舆论媒体形象的导向心理暗示，作用于新闻形象的心理安全空间。视觉艺术形象识别系统VI的传达意义所诞生出传播内容上的构建和协调，是一种文化审美理念上具有社会责任感的整体心理感应――新闻舆论形象，它是导向社会公众情感和行为过程的心理暗示，是无声、无行语言的传播：正义和公正、社会和法制、公益和商业等协调。新闻舆论的媒体形象通过视觉艺术的整体协调也把公众情感中尊重、友爱和互助的社会凝聚行为作用于新闻舆论媒体形象的心理安全空间。
其次，视觉艺术形式扩大新闻公德意识上的心理环境，缓解社会压力下公众心理的安全空间。新闻公德意识和正义感的号召力是新闻舆论监督环境下的不断调节过程，是民意反馈后对新闻德行的修正过程。视觉艺术通过理解美、欣赏美、参与美和创造美的培育思想将视觉新闻形式的公德意识、正义力量置于社会监督和法治意识下，来发挥出具有社会责任感的理解意识、欣赏意识、服务意识和创造意识，从而来保持公众心理安全空间的抗压性。
再者，视觉艺术形式调节新闻舆论环境下媒体和公众在社会心理行为上的归属感，来增强心理安全空间中的依托性。社会心理行为要求个体心理活动融于社会组织的群体活动。媒体和公众的社会心理行为在伦理道德、公益原则和互助行为等方面把握社会和谐发展的共性需要，并通过新闻舆论环境下视觉文化的审美理解、审美意识和审美创造，更好地展现公众在社会心理行为上的归属感。
视觉艺术形式以视觉传播力的媒体效应，来调节新闻舆论环境下商业性与公益性之间的比例空间。新闻舆论环境下的商业性是以商业经济利益为根本目的，而新闻舆论环境下的公益性则以新闻舆论监督为导向，传达出社会积极意义的社会责任意识和社会道德意识。视觉艺术形式以视觉传播力的媒体效应激起公众对社会形象（社会责任意识和社会道德意识）的审美体验，从而推动良好的社会风尚。视觉艺术形式在视觉新闻上以美感价值的传播意义来强化商业道德的公益行为和商业下的社会责任。商业道德与社会责任的公益性质是一对展现社会职责和服务职责的行为取向。
第一，视觉传播力的媒体效应需要与时俱进式的审美效应来扩大社会公益目的。视觉艺术形式的审美效应注重时效性的变化因素，注重审美对应的参照关系和动态审美心理。因此，新闻舆论环境下的媒体效应需要符合时代传播下的视觉形式，表达出具有时效性的审美行为来扩大新闻媒体效应的社会公益目的。
第二，视觉传播的冲击力需要新闻舆论的公益因素作用于商业空间。新闻舆论环境下的公益性和商业性的博弈过程需要强调社会贡献价值的期望，需要构建和谐社会的道德风尚，需要时代精神的爱国主义思想。视觉传播的冲击力通过视觉新闻的传播效应把履行社会责任的公益思想融于商业行为，从而调整商业资本与公益责任的背离，使商业道德和社会责任共同作用于商业空间。
第三，新闻舆论传播下的视觉维稳态势需要提高新闻传播中的公益化比例。新闻舆论传播下的商业化新闻方式、娱乐化新闻方式与公益化新闻方式在社会发展中呈现多元化波动趋势，致使新闻舆论传播形式的不明朗而产生道德冲突和社会矛盾。新闻舆论传播下的视觉维稳态势关系到社会安定的意义，需要关注视觉新闻中社会公益内容来提高新闻舆论监督下的社会环境和公众之间的实际与理想、责任与宽容、价值与行为的关系。新闻舆论监督下的视觉维稳需要调低娱乐化新闻方式和商业化新闻方式的传播比例，需要整体提升视觉新闻的审美形式和审美行为，来提高视觉维稳状态下公益化道德责任的传播比例。
视觉艺术与新闻舆论的传播关系
新闻舆论传播在视觉传达功能的作用下，完成视觉艺术的冲击力在视觉新闻内容上的技术形式和意义形式所产生的传播效果。同时，视觉形式也优化了媒体的公众形象和媒体视觉信息――文字和内容的关联形式，来促进新闻舆论媒介的传播责任。新闻传播及舆论监督的作用在于承担社会管理上的责任，在于引导社会舆论的异同方向，在于调节新闻舆论监督的良性互动。新闻传播及舆论监督的环境，会造成传播媒体与公众的压力关系：媒体公信力和说服力的压力、媒体与公众的关系压力等。这种压力会由监督、促进、理解和保护等方式来化解对立为合作、会由谋求公平和公正的广泛性来协调社会的冲突，以及会由社会公益组织和个人的慈善行为来关注新闻批评的力量。④新闻批评的力量借助视觉艺术传播力的视觉媒体效应来沟通媒体与公众的压力关系――来调节功利性向公益性转化的关系。
新闻舆论监督下的视觉传播效果，是公众对媒体的视觉预期、心理预期与现实之间持续的理解程度和期望程度，是媒体对公众展现文化意识、情感意识、服务意识和道德意识的社会主流价值观和公众权利等社会责任。如湖北长江大学90后三名大学生舍己救人的英雄壮举组图，彰显了当代主流价值的社会责任感；上海杨浦区新江湾尚景园公租房竣工图片及济南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公租房建设等视频的影响力，反映了社会福利保障民生权利的政府职责和举措。
新闻舆论传播需要艺术化视觉媒介的沟通，正如“言之无文，行而不远”中“文”指新闻报道的客观事实性需要有丰富的表现力，需要舆论引导的娴熟技巧和艺术化手段⑤来更好地完成新闻舆论传播的思想。社会责任意识引导下的新闻舆论传播媒介需要与公众情感意识相匹配。公众情感意识需要情感表现形式――艺术媒介的感染力作用于新闻舆论监督下的社会公平和正义，需要超越时间限制的审美意识作用于社会价值的思想影响力和思想创造力。
新闻舆论传播形象的视觉意义，需要视觉思维中视觉形象的力量作用于媒体视觉信息，媒体视觉信息促使社会责任和道德责任的社会意义达到集体意愿上的视觉认同。视觉认同度在新闻舆论环境中通过整体观察、局部调整或局部观察、整体调整的社会统一性，把视觉聚焦到有意义的社会环境。“视觉先于意识、意识引导意义、意义作用视觉”的相互交会，把视觉艺术形式中的视觉审美价值和社会审美价值两者，以积极健康的社会意义作用于新闻舆论环境下的媒体视觉行为。因此，视觉艺术形式的视觉冲击力与新闻舆论的传播关系是形成社会安定的因素之一，是沟通社会公益原则和承担社会责任的力量之一。（本文受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公共突发事件网络舆情传播模式和演进机制研究》课题资助，项目编号：10CGL072）
注 释：
①李伟：《视觉新闻――读图时代的产物》，《记者摇篮》，2004（8）。
②李心峰：《艺术批评――艺术审美理想的调节机制》，《文艺研究》，1987（3）。
③郑保卫：《试论我国新闻舆论监督的制度建设与规范管理》，《新闻记者》，2005（10）。
④石家家：《强化新闻批评 提升媒体引导力》，《记者摇篮》，2010（5）。
⑤武超群：《探究当前新闻舆论的引导艺术》，《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9（12）。
摘要：十八大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目标之一是公民文明素质明显提高。公民素质代表着国家形象，彰显着社会文明程度。提倡公民的道德文明建设仅只是提高公民综合素质的一个重要内容。一个真正合格的公民还应该具有对公共事务的积极参与热情、对公共事件的独立判断能力和对个体与国家间权利义务关系的清晰认知。因此，有必要对建国以来我国公民意识教育历史作一梳理，从中找出问题和不足，再将国外的有益经验与中国具体国情相结合，力求探寻到一条更加有效地提高公民素质的路径。
关键词 ：公民；公民意识；教育；民主政治
一、公民意识教育
1.公民
公民是一个多维度范畴，基于研究视角的差异性，这一概念的内涵便表现得千变万化。Shaklar认为“再没有哪一个词汇比公民身份这个概念在政治上更为核心，在历史上更加多变,在理论上更具争议了。”①肖雪慧认为，公民身份体现了作为政治国家成员的公民与国家之间的相互依存、相互制约性关系。上述关系一旦遭到破坏，国家权力就失去约束而任意行事，公民的权利就得不到基本保障，公民就不再是公民而成为臣民、草民、顺民，甚至暴民。将公民置于民主政治框架下审视，不难发现，公民权利的实质是对国家公权力的约束限制，以期达到一种个人与国家间关系和谐的平衡状态。马歇尔则提出了公民身份著名的三要素论,即公民、政治和社会要素。公民要素指人身、言论、思想、信仰、财产私有、契约订立自由；政治要素指参与公共事务及行使宪法赋予的政治权力的权利；社会要素指国家为公民提供的服务，如社会救济、安全保障、社会遗产的继承权等社会权利。三个要素大致依次在18、19及20世纪间逐渐形成。②相较于前者，后者不仅仅从政治法律的视角，更从社会权利的范围对公民概念进行了界定。然而两种论断的差异性主要表现于适用范围，并未使公民范畴发生质变，它们都是在自由主义框架内对公民概念进行辨析，着重论述公民的权利，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公民责任义务的一面。这也是造成现今一些采取这套理论的国家产生公民权利滥用甚至暴民统治类似问题的重要成因。可以说，共和主义、新自由主义、社群主义、全球主义等公民学说流派的兴起正是对自由主义公民观的修正、补充及完善。而这仅仅是西方的公民学说。马克思认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③处于儒学文化圈核心的中国有其独特的文化土壤及民族思维，它的社会大系统及信息表达方式都深深打上了专属的烙印，若只是用拿来主义必会格格不入。因此，公民概念还是一个复杂的社会历史文化范畴。对公民学说的发展趋势来说，在学科领域必然是从单一的政治学走向多学科的交叉和渗透，在实践领域必然是从仅仅追求政治权利到马歇尔的三要素甚至更多要素权利的融合，而在话语权上必然是从西方主导到全球多元共存并产生激烈碰撞的过程。
2.公民意识
意识即认识、认知。对公民范畴的界定不同，对公民意识的阐释也必然会不同。公民意识是一种社会意识，是一个伴随历史文化等变量不断改变的动态概念。尽管如此，但可以肯定的是，公民意识首先是身份意识，是个体对政治社会共同体的归属意识，是每个个人对于自身在社会中所扮演的角色的感知与体验。这包括主体意识、权利与义务意识和参与公共事务意识。主体意识最基本也最重要，体现的是公民作为社会成员的主人意识及其自由自觉活动的内在精神诉求，通俗地说就是人民当家作主。马长山认为“公民意识作为对公民角色及其价值理想的自觉反映，在本质上必须呈现为与民主政治和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主体自由追求和理性自律精神，并表现为合理性意识、合法性性意识和积极守法精神三元构成。”④这种解释对我国公民意识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它强调的是理性、平衡和恰到好处，某种程度上弥补了偏颇一方的缺陷。权利与义务是一种相互关联的意识，是公民对个体间、个体与公共领域间、个体与国家政权间互相关联的理解与把握。而参与意识则是上述意识从思想到实践转化过程的临界点。程德慧较为准确地将公民意识概括为：是公民作为政治法律国家和民主法治社会有效社会成员对自身主体身份、权利与义务关系及公民与公民、公民与国家、社会的关系的自我体验、自我感知和自我认同。⑤
3.公民意识教育及其意义
以过程论的视角来看，当代的公民意识教育就是运用时代的技术手段和教育思维，将自由平等、民主法治、公平正义、社会和谐等现念转变为个体的内在精神价值追求，培养与现代民主法治社会相适应的公民意识的教育过程。
近年来，我国愈发重视公民意识教育问题。党的十七大报告首次把公民意识教育提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高度。这是党对公民教育理论的肯定、发展及创新，标志着公民意识教育已经作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目标和基石。十八大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目标之一是文化软实力显著增强，公民文明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明显提高。众所周知，文化软实力是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评判标准，十八大再次强调了公民素质的重要性，并将公民的综合素质提高到评判文化软实力的战略高度，而公民素质提高最基本、最核心，也是被众多西方发达国家证实过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公民意识教育。
西方发达国家最早开展公民意识教育，它们努力将每个公民尽可能地塑造为拥有自由、平等、民主、公平正义理念并积极参与公共事务的合格公民。虽然带有意识形态渗透的色彩，但不可否认的是，资本主义国家培养出了拥有独立人格、理性精神和批判能力的现代化公民。新中国建立后，在很长一段时期里，我们抱着公民意识教育就是资本主义教育的错误观念，将公民意识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截然对立起来，并将其完全排除在教育范围之外。改革开放后，我们逐步意识到，公民意识教育也是我国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建设和现代化发展所必需的。目前，我国正处于从传统社会走向现代社会的重要转型期。党的十六大把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和物质文明建设、精神文明建设并称为我国现代化建设的三大内驱力。而其中最为核心的应是人的现代化。英格尔斯在《人的现代化》中提出：“现代化是一种心理态度、价值观和思想的转变过程。所谓‘现代的’，不应该被理解成为是一种经济制度或政治制度的形式，而是一种精神现象或一种心理状态。”⑥可见,人的思想观念、心理素质和精神状态决定着一个国家现代化的真实程度。而人的综合素质的提高，教育是最行之有效的方式。因此，公民意识教育必然地成为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核心要素。此外，还有学者在探讨建构自由、平等等现代公民人格和个体政治社会化时也论及到了公民意识教育的核心作用，其逻辑论证脉络与以上论述也是一致的。
二、建国以来公民意识教育历史沿革
一般认为蔡元培先生提出的“五育”思想具备了公民意识教育的雏形，与西方公民意识教育的基本观点相吻合，尽管在民国时期公民意识教育得到不断地发展和完善，但新中国建立之后由于国内政治因素与国际严峻的外部环境而导致了公民意识教育一度中断。本文认为改革开放是建国以来公民意识教育的新起点，并以此作为节点进行划分阐释。
1.新中国建立初期的公民意识教育
新中国建立初期，由于还未完成三大改造，阶级矛盾依然突出。当时公民意识教育被划为资产阶级的专属物而遭到冷遇。为了巩固新生政权、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公民意识教育遂被思想政治教育取而代之。如同计划经济一样，用政权干预的手段在短时间内集中全社会的资源在思想领域进行统一整合，解决了当时最为突出的尖锐问题，发挥了巨大的积极作用，其历史功绩不容否认。
1954年9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正式出台，在法律条文上赋予了公民各种权利和社会地位，但由于政权建设仿效“苏联模式”,又面临外部恶劣的国际形势，国家权力高度集中，单向的政治社会一体化结构注定公民范畴只能被丢弃在墙角，公民权利仅为一纸空文,人民这一与阶级斗争相适应的概念成为主流。宪法教育进入国民生活，却一味强调义务与责任,导致权利与义务关系的严重失衡，公民意识教育畸形发展。
随着1966 年“文化大革命”的爆发，阶级斗争进入高潮，形成了以群众运动为主要形式的阶级斗争中心化现象，教育让位于政治，出现边缘化，公民意识教育必然变得完全无足轻重。这一时期人治取代法治成为压倒一切的思想，法律出现真空，变为一张废纸，公民权利彻底丧失，宪法所规定的公民权利成为虚设，个体毫无自由可言，传统儒学教育经过五四运动后已被砸碎，而现代公民教育尚未全面起步亦化为乌有，至少使整整一代人处于文化废墟和思想混乱中。个人权利被集体义务取代，个体人格尊严被严重摧残、公民基本的生命权、财产权、人身自由权被剥夺，人性被扭曲，毫无主体意识、理性精神与独立批评能力。尽管十年文革是历史产物，但是，如果当时绝大数中国人都具有独立精神和批评能力，那么，它的破坏程度和持续时间都该被大大缩小。其中的教训是极为深刻和惨痛的。
2.改革开放后的公民意识教育
改革开放后，市场经济取代计划经济极大解放了生产力，随之而来的是公共领域的扩展和思想的解放，公民的民主意识再次被唤醒。文化领域也出现大发展、大繁荣、大活跃局面。通过不断对外交流，学习国外先进的理念和制度设计，公民文化也在不断形成。2001年9月《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的颁布和2007 年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加强公民意识教育，使学术界掀起了两拨研究热潮。国内一批专家学者通过借鉴国外的有益经验致力于公民道德教育方面的理论研究，产出众多优秀研究成果，继而演变为我国公民意识教育的新起点。近年来研究领域更是扩展到全球视野，提出了世界公民教育的理念。然而已经有学者提出，我国的公民意识教育仍然局限于理论研究层面，并未真正进入国民教育体系，并未得到教育行政部门高度重视，有关公民意识教育的规划也没有在我国教育体系中被置于突出地位，国家制度上也没有给予公民意识教育以明确和具体支持。这一切造成我国公民意识教育的实施仍然举步维艰。⑦
今天中国的GDP已跃居世界第二，但我们的人均收入、社会福利、教育支出都在世界100名以后；今天的中国能举办让世界咂舌的奥运会，但我们的公民走出国门依然随地丢垃圾、在世界历史文化遗产上随意留“墨宝”。我们总说中国正处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期，这样的论断还要持续多久？中国似乎已然强大，但软实力确仍羸弱不堪。李慎之先生指出：“千差距，万差距，缺乏公民意识是中国与先进国家最大的差距。”如果说新中国改革开放前的历史说明缺乏公民意识教育会给国家社会带来重创的话，那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揭示着公民意识教育是当代不可逆转的世界潮流和历史趋势。中国要真正地崛起，需要社会中的每个个体都具有独立人格和理性批判能力，并积极参与公共事务。
三、当前我国公民意识教育的路径探讨
中国公民意识教育的历史发展及实践状况表明，让公民意识教育进入国民教育体系是历史大潮，刻不容缓。下文将着重分析当前妨碍我国公民意识教育发展创新的阻断因素，并结合国外成熟有益的经验和本土化原则进行探讨。
1.阻断因素
⑴传统伦理文化的瓶颈。在每一个公民真正进入国民教育体系之前，其人格的塑造和养成很大程度上依赖与家庭和社会观念的影响。传统伦理文化重德治轻法治、重义务轻权利、重整体轻个体与现代社会要求自由、平等、独立的公民意识截然对立。可能有人会质疑，不是说在五四期间孔家店已被打倒了么？但被打倒的实质上是传统的学校教育。中国几千年来一直是宗法统治的社会形态，尽管王权更迭频繁，地方依然有其维持秩序的良方，那就是乡绅制度。这可以简单地理解为小区域性依靠家族长者及名望者裁决的地方自治，它依然保有浓厚的封建气息，这在中国的农村和偏远地区依然广泛存在。因此，我们常常能看到，面对“血拆”等事件时，民众打出的标语依然是过去的祈求“青天大老爷”此类的思维模式，这与现代公民要求的主体意识是背道而驰的。
⑵落后的教育理念。首先，从政府各部门到学界，仍然对公民意识教育抱有“资产阶级”的警惕性和戒备心。这和当年市场经济取代计划经济面临着相同的窘境，而解决问题的逻辑同样具有相似性。采取什么样的经济制度只是手段，解放生产力才是目的。同理，采取什么样的教育名称或形式亦只是手段，现代教育的目的首先必须是将个体塑造为具有独立精神、理性思考和批评能力的合格公民，将公民意识教育融入现有的思想政治教育中或其他什么方式并不重要，关键在于教育内容及精神确实渗透进国民教育体系之中。其次，现在教育的功利化现象也愈加强烈，学校以科学技术专业为传授中心，忽视学生人格的塑造；学生自身也存在唯分数论的思想，接触教育并非为了追求真理，仅仅为了就业和工作。这都与国际教育理念产生脱节，制约了学生公民意识的形成。
⑶缺乏制度支持。思维观念上的错位和异化必然导致错误的行为模式。就以当今学校举例，部分教师想仿效国外经验，带领学生在课堂外进行公民意识教育的实践，像是参观博物馆、在政府部门实习、进行一定范围内的自由选举等等，可是申请资金迟迟无法到位，即使有那么一次两次，也无法形成常态化和制度化。当今中国公民意识教育举步维艰和学校社会缺乏重视和制度支持不无关系。只要财政权和人事权等等对公民意识教育的开展和创新这些制度制约和掣肘继续存在下去，我国的公民意识教育就无法真正得到发展。
2.路径探索
⑴公民意识教育的本土化。本土化意味着公民意识教育在中国必须坚持一元主导多元发展的教育理念和教育模式。马克思本身就是一个具有独立人格和批评精神的个体，否则如何能在资本主义还处于上升期时写出煌煌巨作《资本论》呢？科学社会主义更是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扬弃，但民主法治公平正义理念是绝不可能被摒弃的，马克思的科学思想和现代公民意识追求的自由平等理念是完全吻合的，将二者截然对立既是荒谬更是愚蠢的。我们需要做的是根据自身的历史文化背景、地理环境特点因时因地将公民意识植入国民教育体系中，防止那些生搬硬套和拿来主义的方式所带来的畸形发展问题。晏阳初认为：“外国的公民教育未必可直接模仿为中国的公民教育。外国的公民教育活动亦未必可直接模仿为中国的公民教育活动。有外国的历史文化和环境,而后产生出它特有的公民教育。有我国的历史文化和环境,亦当有我国所特有的公民教育,方能适应我国的需要。要知道什么是中国的公民教育,非有实地的彻底的研究不可。我国办教育数十年,成效未著,其原因固然庞杂,而我国从事教育者奴隶式的抄袭外人,漠视国情,也不能不说是失败的一大原因。”⑧
⑵公民意识教育的系统化。公民意识教育的部分内容现在虽然已融入到思想政治教育中，然而始终存在碎片化的现象。公民意识教育需要建立一整套逻辑缜密的科学系统，才能将公民精神很好地植入到受教育主体中去。这种观点就是学科化建设，梁树发认为：所谓学科化,就是指科学发展中针对某一方向、领域的理论和实践研究成熟之后的体制化推进。⑨也就是公民意识教育作为一门独立的课程应有自己独立的教材并形成完整的课程体系。独立的教材是否需要还有待商榷，毕竟现实中已存在一些有益的成果，但对于一门学科或科学，体系的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可以预见，公民意识教育的系统化是一个极其漫长和艰巨的过程，但必须有一个起点。这需要国家、社会、学校的制度支持，然后经过不断地实验、修正、创新这样循环反复去完善。
⑶公民意识教育的信息化。21世纪被称为信息化的时代，网络和移动终端极大地改变了现代社会的时空观。有调查显示，部分地区大学生日平均上网时长达到了6小时以上，除了学习和日常必须生活行为外，都在网上度过。试问任何一种传统的课堂教育方式不与时俱进、利用现代科技技术与被教育者进行沟通，能起到多大影响效果呢？网络自然有其弊端，比如泛娱乐化、充斥暴力低俗内容等问题，这更需要国家、社会、学校通过互联网以全方位武装的信息化队伍施行公民意识教育，让每一个个体在信息网络中潜移默化地形成合格的公民人格。
“人类是有理性的存在物,我们内心的道德律使我们独立于动物性,甚至独立于感性世界,追求崇高的道德理想,摆脱尘世的限制,向往无限的自由世界。这才是真正体现了我们作为人类的价值和尊严。”⑩公民意识教育正是为了实现这一目的而产生的。许多人质疑西方的自由精神，但我们需要知道的是自由是有限度的，正如哈耶克所说：“自由不仅意味着个人拥有选择的机会并承受选择的重负，而且还意味着他必须承担其行动的后果，接受对其行动的赞扬或谴责，自由与责任切实不可分。”因此，时至今日，再讨论人是否应该追求自由是过时的问题，是否应该实行公民意识教育也是个过时的问题，建国以来的历史经验及国际现行的教育模式都论证着这一世界大潮已不可阻挡地来临，现代化、现代人格、公民意识教育是三位一体的，我们真正应该讨论的在于如何建立起公民意识教育的体系，将现代人格精神注入到每个中国人的灵魂中去。
引文注释
① J.Shaklar. .American Citizenship.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1：1.
②[英]阿尔弗雷德.马歇尔. 郭忠华等编译.公民身份与阶级社会[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7-8.
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60.
④马长山.公民意识:中国法治进程的内驱力[J].法学研究，1996（6）.
⑤程德慧.当代中国学校公民意识教育研究[D].华东师范大学，2012.
⑥英格尔斯.殷陆君编译.人的现代化[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20.
⑦程德慧.当代中国学校公民意识教育研究[D].华东师范大学，2012.
⑧晏阳初“. 平民”的公民教育之我见[J].新教育评论，1926（1）.
⑨梁树发.学科化一马克思主义与科学发展的互动[J].党政干部学刊，2010（2）.
⑩[德]康德. 韩水法译.实践理性批判[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164.
【论文关键词】宪法意识 公民权利 依法治国 权利保障 社会保障 论文论文摘要：法有三个层次：观念中的法、作为文本的法以及行动中的法。在这三个层次中，对人的行为影响最大的便是观念中的法。宪法意识的培养，便旨在以公民个体为单位，将宪法文本申的民主人权理念转变为指导公民日常行为的权利意识。这对宪法秩序的建立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一、宪法观念——宪法——宪法意识 在此先借用美国一位学者所作的赋有哲学意味的表述:若无消失之物，就没有过去的时间;若无将至之物，就没有未来的时间;若无现存之物，就没有现在的时间。 对于宪法意识，笔者不想考究它自哪个年代源起，它的出现必然是与“权利”、“民主”、“人权”等思想的萌芽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这是因为宪法意识同样也具有法律意识的一般性特征.在此，用笔者对这位美国学者所表观点的理解来看，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宪法意识自它出现后，肯定是没消亡过的。人们分出近代、现代与当代，单从宪法意识本身出发，只是因为其内容在不同年代有了些变化，但这是由不同时代的人所具有的不同民主诉求所决定的，在概念上，仍可统一表述为宪法意识。 其实，作“宪法观念要先于宪法而存在”的论证，其论证价值并不在于证明理论本身的正确性，而主要是为了引出下面一对关系—宪法与公民宪法意识的培养之间的关系。其实只要对“宪法观念—宪法—宪法意识”略加分析，便不难发现其中蕴藏着的一个矛盾:既然是公民先有了宪法观念后才出现的宪法，那为什么现在仍需培养公民的宪法观念(宪法意识)呢?对于这个问题，笔者想通过一个简图予以解答。如下: 根据此图，首先可以确定的是:(1)宪法观念是当时社会多数人所作的群体意识反应;(2)各国所制定的宪法从文本上体现了具有立宪诉求的多数人的意志—人民的意志;(3)实现宪法“保障公民权利”这一核心价值的根本途径只能是努力培养全体公民的宪法意识。 其中也有不确定的内涵:(1)多数人的宪法观念在宪法制定以后似乎便消失的无影无踪了;(2)宪法—宪法意识”是不是在时间上也要走“宪法观念—宪法”那么长一段路呢? 通过对这些有效信息的提取，可以就“确定”与“不确定”之间的联系，得出如下结论，亦作为前面所提“矛盾”的解答: 1.宪法观念的内涵很广，既包括权力分立、建立民主共和制国家的“结构性”诉愿，也包括公民对电身权利的追求。而一国公民在宪法制定之前，主要面对的是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及官僚资本主义，要破除这些障碍，关键在于国家实现权力的分立与制衡，通过立法、行政、司法三个机构的相互牵制，使人们免受“极权专制”、“列强凌辱”及“剥削压榨”之苦。苛刻点说，当时的人们觉得只要能够维持生存、有个安身的环境就足够了，这在现代人权列表中，是最低等的要求。公民“诉求”的单一性必然造成其自身权利意识的淡化。所以，当他们推翻封建统治、建立现代民主制国家后，原来社会多数人的意愿得到了极大的满足，其“结构性”的宪法观念也就没多大实际意义了，从而便慢慢消失了，对后人的观念意识也无多大启示性的影响。 2.由于前述宪法观念在内容上的不完整性，故受其指导所产生的宪法文本，必然在保障公民权利方面显得“毫无力气”，甚至出现内容缺失。学界常宜扬“宪法是公民权利的保障书”，可如何保障?即使从现行宪法文本中也找不到相应规定，更不用说学者们的“束手无策”。 这种形式上的“保障”一旦遇到公民权利受到侵犯的情形便会遭遇尴尬:立宪本意便是要保障公民的，可当公民权利遭受“围困”时，连作为“公民权利保障书”的宪法也救不了它，人们还能作何指望?!就如有学者所指出的:“只是有了宪法，而没有宪法(权利)的救济程序的社会就没有权利。”而“即使是良宪，如果不能创造相应的条件使之成为至上规则，或是隐藏于良宪背后特定的人的行动和心态中缺乏实施诚意，那么作为宪政表现形式的宪法也只能是“表现形式”，一纸空文。”也许没有人愿意承认我们 的社会没有权利，可残酷的现实是:我们谁也不能确定失去救济支撑的权利能够背负我们走多远。就像是镀了金的“泥菩萨”，任何一滩水，都会让她化为无形。 美国法学家伯尔曼曾说:“除非人们觉得，那是他们的法律，否则，他们就不会尊重法律。”宪法也是一样。当人们无法真正享受宪法给他们“设计介的权利的时候，人们便会失去对宪法的尊重，宪法也随之丧失它的权威。“权威来源于确信和承认”，两者缺一不可。公民若只承认宪法，而不确信宪法，宪法的权威是树立不起来的。确信表明一种对权威的依赖心理，意识的选择也依赖于主体内心对权威的信奉．．．．．．一切的一切说明，没有宪法权威，便不可能形成宪法意识。遗憾的是，基于多数人的宪法观念完成的宪法，缺乏以权利意识为核心的宪法意识得以生存的制度性保障，由此出现现阶段宪法意识的集体“空白”，也就不足为奇了! 3.从“宪法观念—宪法”，这一过程用了2200多年的时间，如此是不是意味着“宪法—宪法意识”也要走这么长一段路呢?笔者认为，这样的类推是不科学的。首先，每一种社会形态都依赖于历史来检验它的优劣。历史的检验标准是什么?是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力依靠自身的发展对社会形态(生产关系)进行检验，并储各力量来改变不适应它发展的生产关系，这一过程注定是十分漫长的。宪法对应的是较为先进的社会形态，即使宪法观念很早就萌芽出现了，其观念内容也要等到生产力发展到足够建立适合它生长、实现其理想的社会形态时，才能促成宪法的制定。其次，宪法观念萌芽于集权、专制、剥削的围困之中，而每一头“困兽”都是不会轻易退出这场历史较量的，需要无数人的流血牺牲，更何况它们背后还有强大的社会制度作为其支撑。这是历史残酷的一面，当然也是它自身的发展规律。再次，宪法的制定要求有一个具有同样“意愿”的政府进行主导。这样的政府不能是“大权独揽”的，只能是“人民主权”的。从专制到民主，稍懂历史的人，便会知道其发展过程的艰辛和漫长。而现在，我们有了先进的社会制度，有了人民主权的国家，有了为民服务的政府，有了属于全民的根本大法，有了保障人权的整体趋势，有了不断向前的理论研究，有了一定的财富储备……缺少的，只是动用一切社会资源培养全民宪法意识的坚定决心。套用刘福垣博士就如何解决中国社会保障问题所说的:“现在不是有没有钱，而是想不想干的问题”。若信心坚定，要实现“宪法—宪法意识”的转变，笔者估计，我们能在21世纪中叶，当我国人均收入接近中等发达国家水平时，基本实现这一目标。当然，前提是我们必须从现在起就重视公民宪法意识培养这一历史课题。 二、公民宪法意识低下的原因 现在，学界有一种声音:即一谈到“公民宪法意识低下”，便认为是“民众自身缺陷所致”。这样的结论无非是来源于那一张张类似于考卷的“问卷调查表”。如同组织了一场又一场公民大考试，发下一份份几近雷同的选择、填空、简答题型皆有的试卷，一旦调查结果显示错误比例过高或言“不及格者”居多，便断言公民的宪法意识低下。试想:就是一个文化水平再高的人，若要他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参加一门完全陌生的课程考试，谁也不能保证他就一定能够及格!当然，在调查者眼中，宪法是与公民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必修课程”，进行这样的调查，主要是检验公民对这门“必修课”的内容到底了解多少，从而得出公民有没有在认真学习这门“课”或有没有能力学好这门“课”。估计结果会令每一个调查者失望。又或者说，调查者在进行调查之前就己经作出了“公民宪法意识普遍低下”的结论，通过调查，他们只是想看看公民的宪法知识到底缺乏到了何种程度，以此来验证他们内心结论的正确性及找出一些解决问题的办法。当然，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通过问卷调查的途径来证实自己的观点并达到解决问题的目的毫无疑问是可取的，但一味的将公民宪法意识低下归结于民智未启的原因，这种先入为主的潜意识缺乏其科学性。在笔者看来，“息息相关”不是法学家们说了算的，也不是政府说了算的，它需要公民的亲身感受。只有当公民哪天真切感受到宪法己经与生活分不开了，那才真正算得上是宪法与公民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了。 宪法意识作为社会个体对宪法认知程度的反映，是“整个社会意识的组成部分”。根据哲学上的解释: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是社会存在在人脑中的反映。即可得知:宪法意识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同样也决定于社会存在。笔者在前述内容中即表示，宪法意识在出现后就未消亡过 ，在此可解释为社会存在的持续性。那么，我们何不“假设”这样一个前提:即公民并不缺乏宪法意识，公民缺乏的是一种保证宪法意识内容得以实现的力量。这个力量从哪来?只能从享有公权力的政府中来。打个比方，公民的迁徙自由权，若政府不允许公民享有迁徙自由的权利或者表面上允许而实际上设置种种诸如户籍制度的障碍来阻止公民这一权利的行使，试问:就算公民将宪法文本中关于迁徙自由的规定背得烂熟于胸，调查者能“视而不见”的得出“公民关于迁徙自由这一权利的宪法认识很到位”的结论吗?不能。宪法知识的积累只是宪法意识提高的一个方面，殊不知，宪法知识也是来源于宪法文本制定前的宪法观念。公民了解再多的宪法知识，调查者得出再令人满意的调查结论，但是，若公民看到连属于自己的衣食住行的权利也无法得到保障，他们能忍饥挨饿的笑言“宪法意识越高，权利享有状况越好”吗?不能!相反，若公民并不很了解多少宪法知识，但是公民权利却都得到了切实保障，我们谁也不能否认公民实际上享有了宪法意识—因为一旦政府侵犯公民权利，公民潜意识的就会想尽一切办法来维护权利，而不是像现在大面积存在的“麻木不仁”。所以，造成“公民宪法意识低”这样的境况，主要原因在于政府缺乏对公民权利的重视与保障。 笔者建议，在提高公民宪法意识的方法选择上，不妨跳出“宪法意识”的局限，将工作的重点转移到社会保障上来。中国自改革开放以后，经过30年的飞速发展，完全有能力让社会保障为公民权利的保障承担更重大的历史使命。况且，正如刘福垣博士所言:“社会保障是社会主义的灵魂，没有社会保障就没有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就是社会保障主义。”中国人选择了社会主义，也必然会赋予其以“善”、“恶”标准。何从判别?标准就是政府能否真正保障人民当家作主、保障公民享有一个“主人”应当享有的权利。这个标准就是宪法意识中关于公民权利的集中反映，所以，只要社会保障做到位，公民的宪法意识自然就会提高了
【关键词】文化中国 三个意义世界 公共知识分子 公民社会 文化的现代转换
“文化中国”在哈佛大学教授杜维明的新儒学思想中占有一定位置，①也是他近年来特别关注的课题。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他关注于儒学的创造性转化，谋求儒学的第三期发展，其中，便贯穿着“文化中国”的理念。然而，在国内对当代新儒家的研究中，这一命题也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有鉴于此，本文拟对杜维明“文化中国”的概念进行梳理和分析，从中不仅可以管窥到第三代新儒家对当代中国文化的走向与构建的深度关切和深切期待，对于21世纪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和中国文化在全球化进程中的位置也不无启发价值。
一、“文化中国”与中国文化
据杜维明介绍，有关“文化中国”的提法可能是在1987年，当时三联书店的董秀玉女士和中国大陆、台湾和香港地区的学者都希望同时在北京、香港和台北出版一个知识性比较强、文化意义深刻的刊物，而经过大家的共同协商，这个刊物就取名《文化中国》。虽说这个刊物后来由于种种原因而搁浅，当初拟办《文化中国》的学人后来又成了由香港中文大学新办的另一个刊物的编委和顾问。与此同时，美国天普大学的教授傅伟勋也非常关注“文化中国”的提法，曾把当时的一个学术论文集命名为《文化中国和中国文化》，并对此提出了很多有益的观点。这些，可以说是“文化中国”命题的滥觞。
1990年夏天，杜维明到美国夏威夷东西中心（east-west center）任文化与传播研究所所长，主持了“文化中国”与“文明对话”两个研究项目，从而得以集中探讨“文化中国”这一课题，并注重历史回顾和社会现实的比较研究。在主持东西中心文化与传播研究所期间，他于1990年10月24日在夏威夷东西文化中心主办的“做中国人的意义”（the meaning of being chinese）的国际学术会议中正式提出“文化中国”的英文表述；又于1991年春，发表英文著作cultural china (《文化中国》)，在英语世界造成了回应；同年2月，在夏威夷的国际学术会议上，第一次用中文进行了有关“文化中国”的学术讨论会，此后两年内又分别在夏威夷、哈佛和普林斯顿三地举行了四次“文化中国”的座谈会。自此，“文化中国”这一话语便从英文世界扩展到中文世界，影响范围越来越大，日渐成为学术界关注的新话题。
显然，在“文化中国”概念或命题的推广和这一研究领域的拓展上，杜维明起到了重要作用。“文化中国”的论述可散见于杜维明发表的一系列专著和学术访谈中，他念念不忘“文化中国”，“文化中国”成为近年来杜维明学术演讲中使用频率较高的语汇，故也成为其学术思想中的重要一环。尽管他从不同视野和角度用以不同方式表述了对“文化中国”的理解，但透过字里行间我们仍然可看到融于笔端的“一贯之道”。总括起来，杜维明“文化中国”的命题可以用他提出来的“三个意义世界”解析。
第一意义世界（或象征世界），表述了“文化中国”最基本的内涵，按照杜维明自己的表述，这是由广义上的汉人所组成的社会，即西方所谓的greater china，它涵盖中国大陆、台湾、港澳和新加坡地区，当然也包括这些地区的少数民族。广义上的“文化中国”不只是一个政治文化的概念，也是一个精神意义世界的概念，换言之，广义的“文化中国”就是地球上以中国人为主体组成的社会，或普适意义的“由华人做主体并运作的社会”。
第二个意义世界是指中国本土和港、台、新以外的、散布并侨居于世界各地的由华人所组成的包括东亚、东南亚、南亚、太平洋地带乃至北美、欧洲、拉美、非洲等世界各地的“华人社会”。这些华人估计约有三千六百万，通常称之为“华侨”。当然，“greater china”对于这些散布于世界各地的华人，仍有巨大的吸引力。然而，近年来，他们渐有自视为属于中国“离散族裔”（diaspora）（即游子的心态）的倾向。
第三意义世界是指和中国既无血缘又未必有婚姻关系，但和中国文化结了不解之缘的世界各阶层人士，包括学术界、媒体、企业、宗教、政府、民间机构以及与日俱增的国际友人，例如学者、教师、新闻杂志从业者、工业家、贸易家、企业家和作家，乃至一般读者和听众。他们致力于中国文化的学习和研究，力求从思想上理解中国，并将这份理解带入各自不同语系的社会中去。这个意义世界并不限定种族和语言，他们主要是用英文、日文、瑞典文、法文、俄文等非汉文话语系统来讨论中国文化的。①
对于这“三个意义世界”的解析，杜维明说，“我的第一意义世界只包括所有的主要由汉族组成的社会。这不是一个政治权力的考虑，也不是经济发展的构想，而是一个文化互动的观点，当然不是狭隘的族群意义下的文化。” ②所谓“文化互动”，就是文化上的交流、学习、理解和借鉴，这就排除了从狭隘的民族主义立场上解读“第一意义世界”的可能。例如，新加坡是一个华人占多数的多种民族和多元文化并存的国家，如果不排除狭隘的族群意义，而是一味强调“文化中国”的“中国性”，人们就会颇感忧虑，甚至担心由此离间境内的少数民族，弄僵与邻国的关系，所以，有的学者如余英时先生就坚持认为第一意义世界只能包括中国大陆。但杜维明却认为在强调“文化互动”和排除狭隘的族群意义的前提下，把新加坡划为“第一意义世界”是可取的，“因为这些社会的生活导向均以中国文化为基础。”③
杜维明把“第二意义世界”称之为“离散华裔”。所谓“离散族裔”（diaspora ），本是一个特定名词，专指离散的犹太人，后引申为散居国外的一切移民。犹太人在二千多年的散居中，成为没有祖国的寄居性民族，杜维明在借取这一词汇时，为了避免人们的误会，特别指出“华侨社会”与古代被巴比伦放逐后住在巴勒斯坦以外的非犹太人区域的犹太人不同，“国家——或说得更明确些，以文明为国的中国——却是离散华裔极其重要的一部分……实际上，作为国家无所不在的存在——其令人敬畏的辽阔的疆域、悠久的历史和庞大的人口——一直在离散华裔的文化心理意识结构中默然涌现。对其中许多人来说，国家控制着他们取得文化认同所必须的象征性资源。”[①]由于祖国的存在，在华侨的胸中总有一种真正的寄居心理，“缺乏在居留国悠久安顿下来的意识”，“怀抱着荣归故里的希望”。
如果说前“两个意义世界”以共同的中国血统和中国文化背景而确立，那么“第三意义世界”也因为有对中国文化的关注而找到了存在的根据。杜维明认为，“过去40年来，国际上对中国文化的论说，第三象征世界的塑造作用毫无疑问胜过头两个世界力量总和。”④他举列说，《纽约时报》、《远东经济评论》乃至日本的《朝日新闻》在很多地方都比中文报刊杂志在国际上对文化中国的影响高得多，重要得多，而且具有很深的意义。虽说它们和中国既无血缘又无婚姻关系但由于主动自觉地选择把目光投向中国，从而争取到了对中国文化的“发言权”。他还指出这样一种现象：在美国，从事中国文化研究的学者往往是美国社会“精英的精英”，可见，他们的存在和他们的研究成果都可以作为“文化中国”的资源。由此，杜维明把包括媒体、学术界、企业、宗教、政府、民间机构以及日渐增多的国际友人等等在内的各种个人和社群，都称之为“第三意义世界”。
从杜维明所提出的“文化中国”的这“三个意义世界”来看，前两个都是指的华人社会，第三个指的与华人社会有血缘联系和关注、认同中国文化的非华人群体。中国文化的主词是“文化”，“文化中国”的主词是“中国”，主词的突显性标志着二者的重心不同，二者的叠加又显示了二者的不可分割性和同构性。不难看出，在杜维明那里，中国文化和“文化中国”是二而一、一而二的问题，合起来讲是一个，分开来说是两个。然而，杜维明先生却一再强调：既然“文化中国”的主词是“中国”二字，那就不可避免地拥有族群、区域和语言的含义，冠以“文化”就是“为了突出价值理念，强调人文反思，使得中国也成为超越特定的族群、地域和语言含意的想象社群”[②]。所以，“文化中国”是与“政治中国”、“经济中国”并列为三的层次概念，它“既渗透政治和经济之中，又凌驾政治经济之上。”[③]换言之，“文化中国”虽然跟“政治中国”和“经济中国”有着密切的关联，但却可以独立于“政治中国”和“经济中国”而存在的。
中国文化是贯穿于“三个意义世界”的核心内容，“三个意义世界”的提出在于增加“文化中国”的精神和价值资源。所以，杜维明不无幽默地说道：“‘文化中国’的三个意义世界作为一个文化圈，或者叫汉字文化圈或筷子文化圈。”[④]但“文化中国”与中国文化毕竟不能完全等同：中国文化是可以通过媒体、出版物、艺术品、物化了的精神产品、文本和软性的制度而单独存在，“文化中国”却须臾离不开人――即文化的创造者、传播者和第一载体。杜维明提出的“第三意义世界”的意义就在于把那些认同和关注中国文化或“文化中国”的国际人士纳入中国文化圈，从而扩大了文化中国的内涵。换言之，只要是认同、关注或关联中国文化的人就可以划入“文化中国”的意义世界。杜维明先生的这一理论架构基于如下的目的性考量：如果跟欧美、日本乃至印度相比较，“文化中国“的精神资源比较薄弱，价值领域比较稀少。反思一下“五四”以来中国文化跟西方文化的交往，除工具理性、科学主义等西方价值以外，所有“华人社会”乃至全球关切中国文化但和中国既无血统又无婚姻关系的外籍人士构成的“第三意义世界”，可以使“文化中国”的精神资源和价值增多。
由此可见，离开对中国文化的关注，“三个意义世界”就会变得没有意义，“文化中国”也无法得以存在。中国文化实际上是“文化中国”之魂。
二、“公众知识分子”与“公民社会”
杜维明一方面认为对“文化中国”的认同并非是对族群的认同，而是对文化的认同，因为“界定中国性时，文化――而非种族――起突显作用”[⑤]；另一方面又认为有文化的中国人在“文化中国”的“第一意义世界”中一直居于时代的精英地位，自古以来，儒者、士大夫、学者和“五四”以后的现代知识分子们――无论当朝还是在野，无论处于中心还是位于边缘，都扮演着举足轻重和不可替代的角色。
传统知识分子在重视人格独立和参与公众事务之间、在“内敛”（道德完善）和“介入”（热心政治）之间、在“政治性国家主义”和“文化性反偶像崇拜主义”之间，往往构成一个心路的“怪圈”（悖论）。要走出这个“怪圈”，杜维明主张培养现代“公众知识分子”，把它作为“文化中国”、“意义世界”的期待性和现实性价值。所谓“公众知识分子”，按照马克斯·韦伯所论，非指那种选择“科学之为召唤”的人，而指选择“政治之为召唤”的人。所谓“政治之为召唤”，乃是“一种介入社会的回应”，“使现代知识分子参与到公众事物之中，并且以一种超乎哲人或祭司之想象的方式对社会施加深远的影响”[⑥]。这无疑是人文学科的神圣使命。在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国文化传统中，“关心政治、参与社会及对文化的关注，是读书人最鲜明的特征”，[⑦]这一点，是传统知识分子通往现代公众知识分子最便捷的桥梁，也是儒家传统能够续存且能吸纳现代性的活力源泉――“典型的现代意义的知识分子是虽学有专精、业有专长但却因关切政治、参与社会和究心文化而能超越狭隘的职业主义，并能吸收人文学的智慧，在理论探索与生活实践中体现人文精神的儒者”①。
杜维明“文化中国”论域中的“公众知识分子”来源于三个不同的“意义世界”，尽管身份不同，职业有异，但都是“文化中国”不可或缺的“见证者”。他认为，寻求“儒学的第三期发展”，或许只是一小群知识分子一厢情愿的想法，但一种新的涵盖性人道主义的出现，已经列入“文化中国”的发展议程。同时，他又注意到近二十年来，在“文化中国”之“三个意义世界”的知识分子群体中都涌现出了一种具有批判意义的“自我意识”。“这个群体的批判的自我意识有其政治含义，但基本上不仅是非政治性的，而且有更深刻的文化乃至宗教的社会现实意义。”[⑧]从杜维明的行文中可以推测到，他所说的这种批判性的具有“更深刻的文化乃至宗教的社会现实意义”的“自我意识”，如果从“儒者”的角度来看就是孟子所说的“忧患意识”，如果从“公众知识分子”的角度来看则是现代知识分子应秉赋的一种基本素质，即“关切政治、参与社会和究心文化”的批判精神。杜维明指出：对中国、中国人和中国文化来说，整个20世纪留在人们集体经验中的是作为摧毁与暴力的形象；而“祸害最大的断裂则是知识分子群体内部的断层”，②那些被逐出儒家避风港的中国知识分子“漂泊无寄，拼命想在权势——或加上财富——所界定的残酷的新世界里觅得安身立命之所”。②故而，从“文化”立场对“中国”这个概念进行反思，必须要有一大批富有群体批判的自我意识的公共知识分子来汇集各种文化资源，尤其要聚集民间的社会资源，使“文化中国”的精神资源从薄到厚，价值领域由稀到多，从而构建真正意义的“文化中国”。真正意义的“文化中国”除“公众知识分子”这一主体元素之外，还必须有与其相配适的社会组织形式，这就是“公民社会”。
杜维明对“公民社会”的理解跟港台地区的学者相较并无特异之处。然而我们知道，“公民社会”（civil society）作为一种社会组织形式，本源于希腊和罗马，古希腊的城邦民主制国家可以说就是“公民社会”。不过，作为一个定型的词汇，“公民社会”最早出现在罗马学者西塞罗的著作中；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全集》的中文版里，civil society被译作“市民社会”，解读上跟“资本主义社会”同义；而在台湾学术界，civil society则被译为“民间社会”。“市民社会”和“民间社会”都跟时下的所说的“公民社会”不尽相同，因为它们并不具有“现代公民社会”的时代含义，但却有其基本的贯通意义。所谓“公民社会”，应该指独立于国家但又受到法律保护的社会生活领域及与之相关联的一系列社会价值或原则。或者，按照戈登·怀特（gordon white）的说法，“公民社会”就是处于国家和家庭之间的一个中介性的社团领域，这一领域在同国家的关系上享有自主权并由社会成员自愿结合而形成以保护或增进他们的利益或价值。就这一点来说，“公民社会”跟国家之间并不具有根本的对立性，如哈贝马斯所说，在不同的国家体制下，完全可以有不同的“公民社会”。如我国目前所广泛存在的乡村村民自治组织和城市居民自治组织，也是现代“公民社会”的一种。
实际上，“公民社会”的概念也只是从上个世纪80年代，才开始融入西方主流文化的知识话语体系之中，自此，学术界关于公民社会的讨论日益增多。从90年代至今，对“公民社会”的研究以及公民社会理论成为当代世界一股重要的社会政治思潮，杜维明也把它纳入其“文化中国”的理念之中。
当谈到必须充分发挥民间社会资源以增进“文化中国”的精神资源和价值领域时，杜维明写道：“大家还有个共同的意愿，希望有一种新的civil society的出现。”[⑨]他有时也采取台湾学术界的流行的译法，把civil society理解成“民间社会”，然而他所强调一种“新的civil society”，实际上意义并不清晰。90年代初，杜维明发表了《为中国的“公民社会”催生》一文，对公民社会作了自己的界定和诠释，指出“所谓‘公民社会’是指由相对独立于政权势力的各种民间团体所组成的社会，这种社会中，各色各样的市民团体相互之间虽然只保持松散的联系，但却有强烈的认同和普遍的共识。”[⑩]应该说，这种“公民社会”是现代西方世界各种民主运动能够成功的先决条件。反观中国，虽说自“五四”运动以来，我们就高举“民主”和“科学”两面大旗，然而时至今日，民主的人格、作风、生活和制度并未在中国文化的土壤里真正生根，究其原因，不能不说跟缺少一个可以充分聚集精神和文化资源的“公民社会”有关。在这一点上，作为当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之一的杜维明先生跟自由主义者的观点并无二致。
与自由主义者不同的是，杜维明要发展的“公民社会”在理论上显然是为他的“文化中国”服务的。他说：“海外的文化中国（港澳、台湾、新加坡及东南亚、北美、欧洲和世界各地的华人社会）要促使大陆发展‘公民社会’，首要任务是培育知识分子中文化资源深厚的‘群体的批判的自我意识’。当这种自我意识通过大众传播媒介为华文读者和华语听众提供一个独立的关切中国何处去的论坛时，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公民社会’的一般理念及具体方案便有呈现的可能”③。这里提出了三个从逻辑上逐层递进的论题：1、培养具有“自我意识”的公共知识分子；2、建立积极入世的表达公共知识分子“自我意识”的论坛；3、最后的硕果是铸造一个“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公民社会”。从“公众知识分子”到“公民社会”――杜维明关于“文化中国”架构的逻辑运思在这里昭然显现。
“公众知识分子”作用于“公民社会”的主要环节是一种具有大众传媒介质的“论坛”，“公众知识分子”缺少这种“论坛”就难能享有真正的发言权。那种以民间资本为后盾建立起来的娱乐、学术、文艺、宗教和企业团体，公共知识分子只要通过“以文会友”的和平渐进的方式就能争取到在海内外华人社会中的发言权，让各种关切中国向何处去的声音不再是一言堂，“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公民社会”就会催生，“文化中国”也就会拥有深厚的资源，从而免于沦为“文化沙漠”。
在论及“公民社会”时，杜维明依据自己的处境对“文化中国”之“第二意义世界”给予了特殊关注，目的是为了用更多的资源和价值“反哺大陆”。他多次借用余英时的一种譬喻而谈到“边缘”和“中心”的关系问题，认为在对中国文化的关切和对“文化中国”的培育上，处于“中心”地位（中国本土）的知识分子有时反而不如“边缘”化了的海外华裔。在某种程度和某种特定的历史时期，情况确实如此。“民主”是“公民社会”的灵魂，也是“文化中国”的题中应有之义，杜维明从对“文化中国”对民主的需求中看到了侨居海外的华人知识分子的肩负的重任，他说：“我们的文化界应负起边陲向中心挑战的艰巨任务，为大陆‘公民社会’的出现创造条件。”[11]具体地说，海外的“文化中国”除建构一些相对独立自主的娱乐、学术、文艺、宗教及企业团体，以此争得对“中国向何处去”的发言权之外，首要的应从变化自己个人的气质做起，从培养“公民社会”所需要的“民主人格”做起。“己立立人，敬业乐群，公正，虚心听取各方意见，超越自我中心的困境等等；利用谈天、讨论、辨认和开会的机缘培养民主作风，切实体验民主生活的真滋味，彻底消除‘权威’积习。”[12]
民主是“公众知识分子”和“公民社会”的共同品格，“公众知识分子”和“公民社会”是现代民主制度发展的必然产物，二者互为因果。然而，培养或陶冶一种民主作风、“民主人格”并非易事，恰恰在这一点上，杜维明出于当代新儒家的立场对某些自由主义人士提出了批评。他说，他在海内外曾接触过不少口头上高唱“西化”而在行为上完全受制于权威心态的人，他认为这些人根本不具备“公民社会”应有的“民主人格”。因此，他指出：“假如民主人格、民主作风和民主生活在海外的文化中国已屡见不鲜，那么谈论民主制度便有实质的意义，‘公民社会’的产生也就为期不远了。”[13]
三、“文化中国与儒家传统”
杜维明关于“文化中国”的运思，从根本上说缘于对中国文化的忧患。力挽狂澜于即倒，欲救亡羊而补牢；或未雨而绸缪，或“一阳而来复”。完成传统文化的现代转换，寻求中国文化更加辉煌的发展前景，应该说，这并非是杜维明一人的心愿，而是近代千百万中国知识分子的宏愿。20世纪的欧风美雨，吹醒了几代人“全盘西化”的迷梦；21世纪全球化的滚滚洪流，迎来了中国文化百年转型的又一关头。然而，面对“中国向何处去”、“中国文化向何处去”的历史话题，答案似乎并未穷期。
传统与现代――一个永恒而全新的文化悖论。
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在杜维明那里就是“文化中国与儒家传统”的问题。
在杜维明看来，儒家传统的严重断裂始于“五四”。对“五四”深沉而含蓄的反思与批判，可散见于杜维明论著的字里行间。他说：“‘文化中国’资源是薄而不是厚，从价值领域来看是少而不是多，这是非常值得我们忧虑的课题。为什么会薄？为什么会少？这要从对‘五四’的反思中加以讨论。‘五四’以来，‘文化中国’的主要意识形态是功利和现实性很强的科学主义，而不是科学。科学主义创造了很多价值，如科学技术、经济利益，但同时摧残了几千年文明，其惨状令人目不忍睹。”[14]正是“五四”激进的反传统造成了“文化中国”资源的衰竭和价值的跌落。在自尊心严重受挫的情况下盲目学习西方，“从而在接受西方文明时显得非常肤浅，西方文明中真正有精神价值的重要资源没有接受，只是拿来最容易消化、最见效而最不深刻的东西。”[15]比如，轻视传统的态度就是一种“最肤浅、最不深刻的东西”。孰不知，“传统”在西方文化中有着深厚的积淀，“传统在整个西方现代化理论中是极为严肃的课题。没有一个西方学术界、没有一个严肃的学者对他自身的传统不是怀着一种虔诚尊敬的态度。”[16]即使像德里达那样的后结构主义者对犹太传统、对欧洲大陆的西方文化传统也相当熟悉，而批判解构主义者哈贝马斯不仅受欧洲大陆文化传统的影响，而且也受古希腊理性主义的影响。所以，人们爱用“一个人的灵魂”来比喻一个文化与它的传统。然而，一个有着五千年文明历史的国家，其传统竟然被弃为敝履，“五四”激进的反传统主义实为祸端。
不过，杜维明并没有否定“五四”的批判精神，并表示应该继承这种精神。他说，“五四”对传统的批判是不够的，而且太简单了。批判不是把传统对象化、外在化，不是把传统当成包袱。对传统中的“精华”和“糟粕”不能简单的吸收或剔除，弄不好，反而该吸收的被剔除了，该剔除的被保留了。如果用粗暴的方式对待传统文化，最大的可能是“精华被打得落花流水，而糟粕却变本加厉”。儒家文化虽然不是中国文化的全部，但无疑是中国文化的代表；目前儒家文化虽然还有生命力，但不可否认“儒门淡泊”了。所有这些看上去都是那样相互矛盾，然而，这就是最现实的文化悖论。
怎样来解决这些文化悖论呢？杜维明似乎接受了国内马克思主义派的一贯见解，即不赞成“儒学复兴”的提法。他说：“‘儒学复兴’是一厢情愿的、没有经过反思而且绝对不可能有真正创见的一种提法。所谓复兴，就可能把有些没有彻底清理的糟粕复兴出来，所以不能走‘儒学复兴’这条路。”[17]他坚持“儒学的第三期发展”这一提法。“儒学的第三期发展”是相对于先秦时的第一期、唐宋时的第二期而言的。杜维明指出，“儒学的第三期发展”不能脱离多元文化的背景，不能抛弃道家、佛家这些丰厚的文化中国的传统资源，同时，也不能离开“三个意义世界”中的所有中国人和与中国文化有关的国际人士。作为新儒家人物的当代代表，杜维明在对待儒学发展的态度上，认为应该努力敞开传统儒家崇尚厚载之德的博大襟怀。
出于此种胸襟，杜维明主张儒家传统在对西方文明的批判中，本身也要完成自我反思、转化和创新。在这一点上，他同样认为马克思主义派的观点可取。如他对张岱年先生的“综合创新”说这样写道：“有人认为‘综合创新说’可以取代‘儒家复兴’、‘全盘西化’，我也认为如此。我们现在讨论儒学的第三期发展，就是‘综合创新说’的一个例子。”[18]总之，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并非两个不相容的力量，而是要“当作一种对话，当作一种冲突，当作一种互相理解和中西互为体用的一种创造转化”①，真正的“文化中国”必然是传统精华和现代文明的有机交融的综合体。
从以上分析可知，杜维明先生关于“文化中国”的运思包括“三个意义世界”、“公共知识分子”、“公民社会”以及“创造转化”等一系列论题，这些都有着极其丰富的理论蕴涵，不仅显现了当代新儒家“返本开新”的理念，而且也使我们从中隐约地看出当代中国思想文化界“三派互动”的影子。尽管在上述所有问题上杜维明仍没有离开徐复观、牟宗三等人“内圣外王”、“返本开新”的理路，但杜先生关于“文化中国”的运思却留下了广阔的文化探索空间，不仅为我们解读当代新儒家的心路历程提供了富有新意的研究资料，也为21世纪中国文化的走向提出了具有现实价值的理论启示。
① 郭齐勇、郑文龙主编：《杜维明文集·编序》（第一卷）武汉出版社 2002年4月第1版
① 参见郭齐勇、郑文龙主编：《杜维明文集》（第五卷）第389、409、430页 武汉出版社 2002年4月第1版
并参见郑文龙：《杜维明学术文化随笔》第63页 中国青年出版社 1999年1月北京第1版
②郭齐勇、郑文龙主编：《杜维明文集》（第五卷）第461页 武汉出版社 2002年4月第1版
③郭齐勇、郑文龙主编：《杜维明文集》（第五卷）第391页 武汉出版社 2002年4月第1版被除数
[①]郭齐勇、郑文龙主编：《杜维明文集》（第五卷）第391页 武汉出版社 2002年4月第1版
④郭齐勇、郑文龙主编：《杜维明文集》（第五卷）第389页 武汉出版社 2002年4月第1版
[②] [②] 郭齐勇、郑文龙主编：《杜文明文集》第五卷第439页，武汉出版社2002年4月第1版
[③] 郭齐勇、郑文龙主编：《杜维明文集》第五卷，第425页。
[④] 郭齐勇、郑文龙主编：《杜维明文集》第五卷，第425页。
[⑤] 郭齐勇、郑文龙主编：《杜维明文集》第五卷，第381页。
[⑥]郭齐勇、郑文龙主编：《杜维明文集》（第五卷）第602页 武汉出版社 2002年4月第1版
[⑦] [⑦] 郭齐勇、郑文龙主编：《杜维明文集》（第五卷）第600页。
①郑文龙：《杜维明学术文化随笔》第7页 中国青年出版社 1999年1月北京第1版
[⑧]郭齐勇、郑文龙主编：《杜维明文集》（第五卷）第411页， 武汉出版社 2002年4月第1版
②郭齐勇、郑文龙主编：《杜维明文集》（第五卷）第380页 武汉出版社 2002年4月第1版
[⑨]郭齐勇、郑文龙主编：《杜维明文集》（第五卷）第411页 武汉出版社 2002年4月第1版
[⑩]郭齐勇、郑文龙主编：《杜维明文集》（第五卷）第263页 武汉出版社 2002年4月第1版
③郭齐勇、郑文龙主编：《杜维明文集》（第五卷）第264页 武汉出版社 2002年4月第1版
[11]郭齐勇、郑文龙主编：《杜维明文集》（第五卷）第264页 武汉出版社 2002年4月第1版
[12][12]郭齐勇、郑文龙主编：《杜维明文集》（第五卷）第265页 武汉出版社 2002年4月第1版
[14][14][14]郭齐勇、郑文龙主编：《杜维明文集》（第五卷）第431页 武汉出版社 2002年4月第1版
[17]郭齐勇、郑文龙主编：《杜维明文集》（第五卷）第435页 武汉出版社 2002年4月第1版
[18]郭齐勇、郑文龙主编：《杜维明文集》（第五卷）第438页 武汉出版社 2002年4月第1版
①郭齐勇、郑文龙主编：《杜维明文集》（第五卷）第412页 武汉出版社 2002年4月第1版
thoughts of duwei-ming’s “cultural china”
关键词：公共意识；汉语国际教育；跨文化交际；缺失；构建
跨文化交际是“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从事交际的过程”。跨文化交际学就是基于此的学科，其教学多为案例教学，使学生养成跨文化交际基本意识。虽有案例教学，但学生对现实案例并没形成理性分析方法。笔者认为，在案例教学中应挖掘其深层思想意识。因此，本文引用当下热门案例，结合问卷调查，用实证研究方法，从“公共意识”解析跨文化案例，并探讨教学中构建公共意识的方法，培养学生规避文化冲突的意识，最终有效地进行跨文化交际。
一、公共意识的定义
公共意识“指现代公民对社会公共领域的理性认识和行为的自觉性。”具体来说，“指孕育于现代社会结构和社会实践之中，以公共生活为立足点，以公共伦理为准绳，以公共利益为旨归，以公共参与和公共关怀为行为表征，以公民对公共领域认识和行为自觉性为基础而呈现出来的一种价值理念。”本文主要从案例涉及的社会公德意识、参与意识等方面着手，论述教学中公共意识的某些缺失和培养策略。
二、公共意识的缺失
在我国跨文化交际研究中，“实证性论文只占很小的比例……我国的跨文化交际研究者大力加强实证研究”。案例教学研究中，实证研究不可少。笔者针对在校汉语国际教育专业一百名学生的随机问卷调查，虽调查范围较小，但也能以小见大。
题目一：如何看待“大陆幼童在香港大街的便溺事件”
不知道此事的占22%，与己无关的占7%，能理解接受的占62%，认为香港市民多事的占3%，反对此行为的占6%。就这6%的学生深入调查，其反对原因基本为感性范畴。只有一个学生谈到，随行父母有责任维护公共领域。
在此案例中，且不论香港早有相关法律，单就香港市民的参与意识，就凸显出其文化蕴含的公共意识。唯其如此，才会发生冲突。因学生常见在大街小巷、集会、公共交通工具上幼童随时随地便溺的行为，基本无人异议。如果幼童父母在跨文化交际中出现障碍可以理解，作为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的学生，在解读这一事件时，则与公共意识的要求相差甚远。
题目二：如何看待中国大妈自发在卢浮宫前跳广场舞
学生对大妈的行为既不支持，也不反对，持中庸态度。而对公共事务参与意识缺乏，即是公共意识的缺失。他们并不觉得大妈把广场舞“搬”到法国公共领域卢浮宫前有何不妥。
问卷调查显示，基本没人从公共意识这一角度对当下文化冲突案例进行分析。由此推知，当学生跨文化交际实践时，很难在第一时间做出恰当的反应和措施，那么文化误解甚至冲突在所难免。这与其专业要求不相符合。
三、公共意识的培养
学生对公共意识有些缺失，教学中就有培养的必要性。那么首先需了解其缺失的原因。相较于西方文化而言，我们传统文化在公共意识的阐述方面不够突显。传统文化不缺公共意识，但是此公共意识的内涵明显不同于现代意义上的公共意识。因此，如何把传统的概念与时俱进，能够结合当下实际，对生活有一定的积极指导意义，就是一个迫切的问题。案例教学刚好提供了一个契机，能够重新梳理整合完善此文化的核心内涵。另外，缺乏实践也是其中的一个原因。现实中实践常流于形式，或比较匮乏。当问及“你认为目前公共意识实践教育状况如何”时，80%的人认为没效果，另外20%的人认为媒体进行曝光后有效果。现在媒体加强了宣传或批判，但效果如何不得而知。就笔者观察，生活中公共意识的宣传和实践行动并不多。再者，在案例教学中，多固守从学习方法上探讨案例学习本身，很难跳出来深思不同案例背后蕴含的文化核心理念。因此本就缺乏公共意识的汉语国际教育专业学生，又缺少实践活动，在分析案例时，很难首先意识到其文化思想核心。
要在整个文化范畴内构建公共意识，其可行性和可操作性都有待探讨。单就一门课程而言，在教学中有意图地构建公共意识，值得尝试。本文试图提出思路，以期在跨文化交际案例教学中实践，帮助学生跨文化交际。
学生对公共意识来源的理解也不同：认为来源于学校的占45%，来源于媒体的占32%，来源于家庭的占16%，来源于公共环境的占4%，来源于朋友的占3%。根据学生的回答，列举如下措施：
1.精选案例
跨文化交际教学是课堂教学，无法亲身践行，选择教学案例时，要结合文化差异、时代特色、学生兴趣等，遵从“新颖性与真实性、生动性与针对性”原则。每次长假期间，媒体任务之一就是曝光缺乏公共意识的后果。那么可以利用这些有效资源，甚至可以借鉴公益广告，如央视最近的做“文明人”广告，引导学生探讨。最好是学生跨文化交际中亲身所遇案例，可提前搜集，集结成册，供探讨学习。
2.结合德育课程，加强实践
“学校德育是传播、培育公共意识的主要渠道和阵地。”学校德育课程一直都有，但为什么在经历长期的公德教育后，大学生公共意识还如此匮乏？这说明德育出现了弊端。要结合德育课程进行案例教学，光靠任课教师的力量很难做到，需要教育团队支持和协作。对于跨文化交际教学，可以设计德育实践活动。如，课后问卷调查、公共意识宣传、志愿者活动等。
3.家校联合
目前家庭中独生子女被过于宠溺，缺乏公共意识的引导和教育。学生在校接受教育，离校后若缺乏实践和鼓励，学校德育大打折扣。况且，家庭本身也可能缺乏公共意识。“可以让子女反向引导家长……同时教师也要引导家长树立良好的形象”。还可把家长角色置换进案例，学生根据家长实际设计案例，并提出解决办法。于是，教育就不再遥远，并且家、校共赢。
4.教育者自身应加强公共意识的学习和修养
只有教师具有更高的公共意识修养，才能更好地教学生。否则，其教育就只是空头文章，甚至引起学生的反感和叛逆，效果适得其反。
总之，公共意识是跨文化的一个核心思想。如何在跨文化交际案例教学中加强公共意识，更好地预防文化矛盾冲突，是一个需要长期探索的过程。对于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的学生来说，要走出去展现我们文化的魅力，就必须先了解、熟悉他者文化核心，比如公共意识，顺利地进行跨文化交际是走出去的前提。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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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职位性质，报考职位分A、B两大类，报考人员只能选择一个类别中的一个部门或单位报名。A类职位主要包括：从事政策、法规、规划等研究拟定工作，指导、监督、检查法律法规和政策的执行情况，以及机关内部综合性管理的职位；B类职位主要包括：从事机关内的专业技术工作，对机关的公共管理提供专业技术支持且对外设有行政管理职责的职位，直接将各项具体规定施于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行政执法职位。
笔试分公共科目和专业科目。
公共科目的笔试内容和方式：
根据2014年国家人事部确定的国家公务员录用考试所遵循的原则，即“分类考试，突出能力”，2014年中央、国家机关录用考试时A类职位的考生公共科目笔试为：《行政职业能力测验》(A类)和《申论》两科。《行政职业能力测验》(A类)包括常识(涵盖政治、经济、法律、管理、人文、科技等)、言语理解与表达(包括听力测试)、数量关系、判断推理和资料分析等五个部分，全部为四择一的客观性试题，考试时间为120分钟，满分100分；《申论》主要通过应试者对给定材料的分析、概括、提炼、加工，考查其运用马克思主义、邓小平理论、法律和行政管理等理论或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以及阅读理解、综合分析和文字表达能力，全部为主观性试题，考试时间为150分钟，满分100分。报考B类职位的考生公共科目笔试为《行政职业能力测验》(B类)一科。《行政职业能力测验》(A类)与《行政职业能力测验》(B类)在题型、题量、难度等方面会有所不同。
从2014年举办过公务员录用考试的省、市、区来看，各地的公共考试科目不尽相同：北京、福建、云南、天津等市与中央国家机关录用考试时设置公共科目，此外，还要考《公共基础知识》。如上海市实行的办法是本、专科考《公共基础知识》、《行政职业能力测验》、《申论》三科；硕士只考《行政职业能力测验》、《申论》两科；博士则无须笔试，直接进入面试。河北、浙江等则统一考《公共基础知识》和《行政职业能力测验》两科。需要注意的是，虽然有些地方不单设《公共基础知识》科目，但它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知识、邓小平理论基础知识、法律常识、行政管理知识、公文写作基础知识经常作为常识题型在《行政职业能力测验》一科中出现。如2014年中央、国家机关录用考试中《行政职业能力测验》(A类)中20道常识判断题就有4道是《公共基础知识》的内容，占20%之多；《行政职业能力测验》(B类)中20道常识判断题就有5道是《公共基础知识》的内容，占25%之多。因此，在不考《公共基础知识》科目的地区，为备考《行政职业能力测验》，不妨参考《公共基础知识》部分的内容，至少它能把常识判断的大部分内容集中到一块，便于复习。中国公务网2014-6-2217:14:39
从要考《公共基础知识》科目的地区来看，这门考试的题型相对稳定，包括客观题和主观题两大类。客观题分为单项选择、多项选择、是非判断三种题型，约占整个试卷分值的70%；主观题包括案例分析、论述、公文改错三种基本题型，约占整个试卷分值的30%。其中各部分知识测验比例分配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约占15%，邓小平理论、时事政治约占20%，法律约占30%，行政管理约占15%，公文写作与处理约占20%。
专业科目的笔试内容与方式，由各招考部门自行确定，不作统考。
二、申论应试中的注意事项
(一)认真阅读材料
拿出足够的时间仔细地阅读给定材料，是申论答题技巧的一个十分重要的环节。阅读材料的时候要先理清资料的逻辑联系，总结出材料所反映的主要问题，同时还要把握住给定材料所反映的事件的环境和条件，这种既定的条件是你提出的对策是否具有可行性的重要依据。
(二)注意题目的限制性要求
题目的限制性要求包括以下几点：
1.题目具体要求的限制
阅读完材料以后，要认真审读题目要求，因为每年申论测试的题目要求可能有一些变化。比如，“概括主要问题”和“概述主要内容”的指令虽然同样是针对考查考生概括能力的要求，但二者的要求却不甚相同。前者要求考生抓住给定材料所反映的主要问题，把主要问题是什么概括出来；后者要求考生梳理清楚给定材料所反映的情况，并予以概述。考生要注意这些具体的答题要求，以免文不对题。
2.“虚拟身份”限制
考生在答题时要看清题目要求中为你设定的“虚拟身份”，把握好角色定位。一般而言，申论要求考生提出和解决的问题大多属于行政公务方面的问题，属于政府职能部门的一般性工作问题。要检测的是考生是否具备公务员应有的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基本能力，而绝不会突出哪一专业、岗位的专业化知识。然而，与此要求相反，不少考生往往习惯于自身角色，缺乏模拟思维，无视考题要求，撇开“虚拟身份”，着力于自身实体或专长，以突出“实”，导致自身定位不准确，其结果只是自觉分析论证精深独到，实则相去甚远。
3.字数限制
概括给定材料所反映的主要问题，一般要求在150字以内；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案并加以简要说明，一般要求在350字以内；申述、论证应试者对问题的基本看法和解决问题的方法，一般要求在1200字以内。超过或不足的字数的比例一般不超过要求字数的10%，否则要扣分。
(三)方案要具有可操作性
申论测试的主要功能是考查应试者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这种能力反映在答题中便是要求考生所提出的解决方案具有可行性和可操作性。申论测试切忌坐而论道，学究气十足，提一些不现实的、笼统的方案。
(四)考前做适量模拟题
应试者首先要了解甚至熟悉申论测试的试题结构以及各类题型的答题角度与答题技巧，以免在考试现场手忙脚乱，影响临场发挥。
另外，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根据考试时间的安排，把握做题的速度，找到对时间的“感觉”，以免直到交卷那一刻还在“奋笔疾书”。
(五)关注社会热点问题
申论测试的题目更贴近现实生活的趋势，要求考生密切关注社会热点问题，在参考一些新闻媒体的意见后形成独立的判断和思考。建议考生经常浏览《人民日报》等权威性媒体对社会热点问题的评论文章。这些文章可以帮助你把握一些社会热点难点问题的大致思路。
第一章知彼——全面了解申论测试
本章通过对申论测试的目的、性质、内容结构、标准样式、常用文体、特点、命题发展趋势和应试禁忌的系统介绍，帮助应试者对申论测试有一个感性、概括的了解。
第一节申论测试的目的与性质
一、申论
“申论”一词取自《论语》的“申而论之”。申，即说明、申述；论，即分析和说明事理。不难理解，申论就是一种具有申述、申辩、论证、论述内涵的文体。
二、申论测试的目的
简单地说，申论测试的目的是为国家选拔人才。国家公务员考试之所以设置申论测试科目，其目的就是希望通过这种方式，对应试人员的分析能力、概括能力、提炼能力、加工能力、阅读理解能力、综合分析能力、提出问题的能力、文字表达能力等多方面进行综合检测，考核其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法律、行政管理等理论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从而选拔出高素质的行政管理人才，充实国家公务员队伍。
一般来说，国家公务员录用考试均会先有相关职位及要求，后举行公开招考。为了对申论测试目的有一个感性的了解，我们在此列举几个国家机关公务员录用职位条件。
国务院法制办公室法制司的一个职位要求：“起草、审核、修改法律草案、行政法规草案及其他政府的法规”；
农业部办公厅处的一个职位要求：“负责分管地区农民群众及农业系统职工来信来访工作、重要案件的调查研究，建立、整理、保管分管地区来信来访档案及本处行政后勤工作”；
建设部人事教育司的一个职位要求：“日常机关公文写作，机构、编制管理，行政管理体制及其职能设置研究”；
国家保密局的一个职位要求：“拟定、修订有关法规，收集信息，工作调研等”；
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办公室的一个职位要求：“政务信息与业务信息的收集、整理、办公自动化和网站管理”；
中共中央宣传部的一个职位的资格条件：“中共党员，硕士研究生以上学历，熟悉党的基本理论，有独立研究能力和较强的文字能力，能熟练操作微机”；
全国总工会的一个职位的资格条件：“本科以上学历，综合分析能力和文字能力强”。2014-8-1419:08:19
三、申论测试的性质
申论测试，是模拟公务员处理日常工作的能力测试。但是由于考试时间以及其他条件的限制，申论所给的背景材料不是原始的信息，而是经过加工的半成品资料。这些半成品的背景材料，头绪不很清楚，条理顺序也较为混乱，究竟反映了什么问题，需要考生研究、梳理、归纳。
申论测试命题中的背景材料会涉及到公务员社会活动方方面面的现实问题，包括一些社会热点与大众传媒所关注的焦点等。
申论测试只是公务员选拔考核的初选，考生来自方方面面，专业不尽相同。所以，虽然要求他们具备较为丰富的常识，但是不会对某一专业特别倾向。这一点，从我们下面所列举的考题中就可以清楚地看到。
公务员处理日常工作，依据的是党的方针、政策、法规，所提出的解决问题的方案要有针对性，要切实可行。申论考试作答也要如此，不要说套话、假话，不能漫无边际、无的放矢。
第二节申论测试的内容结构与标准样式
一、申论测试的内容结构
研究一下申论试题就会明白，申论考试的结构比较规范，总体上分为三大部分：首先是注意事项，说明答卷的要求、时间，提出指导性建议；其次是申论写作的背景资料；最后提出申论要求，要求应试者在弄清背景资料的基础上完成题目。
这些背景资料一般是约1500字的材料(近两年材料文字有增加的趋势)，中央国家机关申论考试的材料会更多一些，有时会达到4～5千字，内容可能涉及政治、经济、法律、教育等社会现象的诸方面。这些资料大多是经过初步加工后的“半成品”，是带有新闻性质的现实材料，反映的多是社会现实生活中的某一热点问题，基本上不会涉及重大理论问题或专业性极强的问题。
申论测试要求一般有三方面的内容：
第一，对给定材料的理解、分析、整理、归纳、概括、综合，用150字的篇幅，概括出给定的背景材料的主题。
第二，对主要问题提出见解，提出对策，提出具有可操作性的解决方案，体现针对性与可行性，用300～400字来说明。2014-6-2217:14:39
第三，对见解、方案的论证。这部分内容要求1200字左右，标题自拟，中心明确，论述深刻，有说服力。
这三方面的要求，一般是通过2～3个题目来体现的。
二、申论测试的标准样式
申论测试正是通过给定资料，要求应考者根据所给资料写作申论文章，来对应考者进行测试的一种考核形式。现列举2014年中央国家机关公务员录用考试《申论》试题(卷)如下：
2014年中央国家机关公务员录用考试
《申论》试题(卷)
(一)注意事项
1.申论考试，是对分析驾驭材料的能力、解决问题能力、言语表达能力的测试。
关键词：高校；公共历史教育；改革
中图分类号：G642.4 文献标识码：A
随着经济的发展与社会的进步，人们的精神生活越来越丰富，很多在外人看来高校里“高、大、上”的专业知识走出“象牙塔”，走上了向社会“布道”之路，高等教育的专业知识传授对象由学生逐步扩散到社会人士。其中，人文社科专业的历史课程颇受大众的欢迎，百家讲坛的兴起、淘课的流行即是典型，关于历史题材的影视剧和网络剧也让人眼花缭乱，甚至公务员考试以及许多事业单位招聘考试中都不乏对历史知识的考查。与全民“历史热”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高校公共历史教育――“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教育的尴尬：学生兴趣的缺乏以及实效性不强。
之所以把“中国近现代史纲要”列为高校公共历史教育，笔者认为，虽然2007年开始“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作为一门全新课程被纳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程体系，授课对象为所有本科层次学生。该课程从课程性质上看属于思想政治理论课，其后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教育部相关通知文件也界定了该门课程的政治理论课属性。但是，由于“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教学内容的弱理论性、偏史实性，其采用的教学方式、方法完全不同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以及“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这些理论性较强的思想政治理论课程。同时，为了便于和美国高校本科通识类必修课程美国史教育对应比较，笔者在本文中称其为高校公共历史教育（该课程从性质上分析仍属于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范畴）。
一、我国高校公共历史教育的普遍问题
首先，我国高校公共历史教育中，学生历史学习意识缺乏。“中国近现代史纲要”在大部分学生眼中是一门基础知识学科，有不少学生认为“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的开设没有必要，他们认为在高中时已经学习过历史，本科阶段不需要重复学习。更多的学生则认为该课程的学习对日后的工作与生活没有帮助。学生没有正确的历史学习意识，对于“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的学习很大程度上是为了通过考试拿学分。特别是对理工科学生而言，几节专业课的学习能够让他们学会设计出一个小零件、一个程序，而对历史的学习似乎不能起到这么直接的实际效用，“历史无用论”观点在高校学生中普遍存在。龚自珍曾指出：“出乎史，入乎道，欲知道者，必先为史。”历史承载的知识和技能是非常丰富的，历史知识与政治、教育、经济等领域都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历史的学习能够帮助学生开阔视野，提高学生对于人类社会变化的认识，培养他们对于现代文化的透视力。这些都是学生无法主动意识到的，需要教师引导他们树立历史学习意识。
其次，传统教学方式已经不能适应现代高校公共历史教育的要求。我国高校“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教学方式主要还是以教师讲授、学生倾听为主。虽然教学手段有了很大改善，大部分教师早已运用多媒体教学，但是教学内容还是一样局限于书本，一些基础的历史知识学生在初中、高中时就已经了解熟悉，到了本科阶段，变动不大的教学内容和传统的教学模式，必然会使大部分学生失去学习兴趣。
最后，高校公共历史教育考核的方式比较单一，需要作出改变。目前大部分高校“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的考核还是传统的考试形式。考试试题类型固化，内容固定，对学生的历史理解、思考方面的考查较少。学生学习历史的意义并不在于记住一个时间点或者一个英雄人物，更在于了解这段历史的意义和对现代的启示。对学生历史知识的考查与数学、物理、化学等理工类基础学科不尽相同，记住公式，套用解题不是历史学习所需要的结果。
二、美国高校公共历史教育的启示
美国的高等教育极其重视公共历史教育，美国高校一般把美国史设置为通识类基础课程，要求本科生必修。根据近几年对美国一千多所四年制本科大学的调查，美国史作为公共历史教育课程是美国大学本科中必修比例最高的。一般来说规模大的州立大学，如加州大学体系、马里兰大学体系等，统一把美国史设置为本科必修课程。即使在那些不要求美国史必修的全美顶尖的三十所文理学院，本科必修课的选课目录中依然保有美国史。
事实上，对于这些不必修美国史的全美顶尖学院来说，由于进校学生的素质极高，学生在美国史方面的素养已相当不错，传统的公共历史教育课程――美国史对这些学校和学生来说显然不适合，因而这类学校一般以其他美国史领域的专门课程作为必修课，这种其他课程，很可能是关于美国历史文化或经济、政治方面等更为专门的课程，如清教、天主教、新教等基本的宗教知识以及这些教派对北美殖民地的塑造作用。这些课程需要相当的美国史训练，许多选择该类课程的学生高中时在美国史方面的训练就极其过硬。
美国高校为什么如此重视公共历史教育？从根本上看是以“通识教育” 为根本理念的教育原则和精神决定的，而历史教育是“通识教育”重要的基本内容之一。所谓“通识教育”，即不管是文科、理工科抑或其他学科，把全面培养学生的人文与科学知识以及思维方式作为主旨，使学生对人类的物质、精神文明有系统和深入的认识理解，养成学生科学与人文兼具的思维方式。美国高校一般不将自己视为培养技术专家的地方，专业技能和技术的教育在美国高校教育中并非首位，美国高校重视的是历史这类人文社科知识的培养在技能与专业学习中的基础地位，本科阶段许多技能性和专业性较强的学科专业一般不设置，必须要等学生在本科阶段打 下较为合理的知识结构的基础上才能去学习。
另外，由于美国高校强调学生的综合素质培养，非常注重在公共历史教育中让学生理论结合实际，比如在课程实践环节安排学生到政府、社区、企业等工作单位实习，让学生在实习过程中了解如何研究材料、编辑报告、收集文献等，这大大提高了学生的研究和应用能力，促使学生在专业课的学习研究中锻炼了思维、收获了方法。
三、我国高校公共历史教育的改革
第一，明确高校公共历史教育的目标，培养学生的历史意识。历史是记录了过去、现在、未来的整个全人类的生活。通过“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教育教学不仅仅是为了让学生了解1840年之后中国一步步滑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又一步步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实现国家解放和民族独立以及在此基础上一步一个脚印走向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历史事实，其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启发学生习得的历史经验、激发学生的历史意识。所谓历史意识，意味人类在文明发展过程中产生出来的对自身历史的记忆和描述，并在求真求实的基础上从中总结经验、汲取智慧、进而运用于现实生活中的一种观念和要求。现阶段高校公共历史教育的目标，应该是帮助学生树立历史意识，让青年人能够彰往察来，学会运用历史经验，应对现今社会生活。
第二，教学联系实际，帮助学生实现“学以致用”，提升历史知识的转化率。笔者认为，高校公共历史教育应该注重以下几点：其一，增强“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与其他学科的整合。随着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学科的界限已经不像以往那么明显。高校学生特别是人文社科类的学生，通过接受公共历史教育可以增强其对专业学科的理解。文学专业，需要学生了解相关的文学史，理解特定文学作品的创作背景、历史环境，以理解该文学作品的核心；旅游专业，更是需要学生了解当地历史文化，知晓当地古迹的历史内涵。学习，本身就是一个各科文化交汇相融的过程，只有弱化历史学科的专业意识，才能帮助学生找到公共历史教育的意义所在。其二，公共历史教育不应该与社会生活、社会工作割裂。公共历史教育作为高校学生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一部分，其主要作用在于培养学生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帮助学生更好地步入社会、接轨社会，为实现“四个全面”战略服务。在公共历史教育中，教师作为引导者，要注重分析历史事件与现代事件发生的关系，探讨其中的历史规律，增强学生对于历史和现实关系的理解。
第三，改变考核形式，让学生从心里接受历史、学懂历史。高校公共历史的教学目标，更多的在于教导学生如何理解历史、运用历史。所以，“中国近现代史纲要”的考核方式应该以考核学生的能力为主，以考核学生的基础知识为辅。在考核形式中，不仅可以采用试题的方式，还可以采用课题讨论、撰写报告或者论文的方式，多方面考查学生收集资料、整合资料以及撰写报告的能力。考核还应结合平时课堂的表现和作业的完成情况。学生课堂讨论是否积极参与，对于教师每次布置的思考作业是否有独特、新颖的想法，这些都是最终考核结果的重要参考标准。
除此之外，公共历史教育的考核内容应该从一些基础知识点的考查向灵活运用能力的考查上转变。比如，以往考试试题都会考查洋务运动的主要内容和意义问题，现在的试题可以转变成洋务运动对于中国近代社会发展变化以及对于我们今天的改革开放有何借鉴意义方面的考查上来。单纯的对知识点记忆背诵的考核转变成了对历史知识理解与运用的考核，如果学生对此理解透彻并有着独到的见解，那就真的学“懂”历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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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舆论 民族特性 大众媒介
法国18世纪史学家及文艺评论家丹纳（Taine,H）在谈到一个地区人的精神面貌和舆论特征时，将种族（追溯历史）、时代（具体环境）和制度（包括风俗）视为考察的三个主要因素。依据这种考察方法，我们中华民族在这块古老的广袤无垠的土地上经历了五千年的风风雨雨，形成了博大精深的文化传统，赋予中国人独特的民族性格和舆论特性。民族是人们在一定历史发展阶段上形成的共同体。民族性格（亦称民族心理状态，心理素质），是一个民族的重要特征之一。它是一个民族在长期历史发展中形成的、表现在共同文化上的心理状态，是一个民族在社会经济、生产生活方式与自然地理环境的特点在民族精神面貌上的反映。它不是抽象的、不可捉摸的，往往通过语言文字、文化艺术、社会风尚、生活习俗、以及对祖国、人民的热爱与对乡土的眷恋等形式，表现出本民族的爱好、兴趣、性格、气质、传统、能力、情操和自豪感。因此，民族的共同心理素质是离不开民族文化而单独存在的。
舆论是“公众对其关心的人物、事件、现象、问题和观念的信念、态度和意见的总和，具有一定的一致性、强烈程度和持续性，并对有关事态的发展产生影响。”[1]在舆论的形成过程中，“绝大多数的舆论都是在一定的文化圈、民族圈和宗教圈的范围内形成的，不可避免地带有文化与道德传统的印记”。[2]所以我们首先必须承认舆论的民族特性，正如一个民族性格的形成一般，舆论的民族特性有其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强大的传统习俗力量。李普曼在谈到固定的成见对人们意见表达的影响时也提出了“舆论基本上就是对一些事实从道德上加以解释和经过整理的一些看法”。[3]舆论作为一种价值判断，是信念、态度、意见和情绪表现的总和，这种带有主观的精神形态，使舆论在传统文化与道德的深沉影响下，表现出不同于其他民族的特性，且具有较强的生命力和稳定性。目前，我国正处于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进程中，由此而带动的社会结构的变化，价值观的多元化等给人们造成强大的冲击，同时电子媒介的普及和信息高速公路的出现，使舆论的不断形成、发展、消失变得司空见惯。面对舆论的瞬息变化，以及舆论的自发性、盲目性，党和政府认识到对舆论进行正确引导的重要性，确保舆论向有利于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上发展。大众媒体作为党和政府的喉舌和拟态公众的双重角色，承担着“上情下达”和“下情上达”的职能。因此，研究我国舆论的民族特性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它有助于当代中国公共领域的建构，为媒体更好的实施舆论监督提供平台，最终推动民主政治的进程。
一、我国舆论的民族特性
1、至上而下的舆论传播速度快，渠道畅通。
中国几千年封建大一统的历史，强调皇权至上，等级制度的森严以及对万民的控制。皇权及其附属的王公贵族的特权对老百姓可以随意践踏，任意侵犯。这种皇权、特权对百姓私权的长久压迫，造成老百姓对个体权力的麻木，对皇权和特权或者说公权的畏惧，形成君言民顺的惯性。配合这种皇权制度的教育体制，对一般读书人施以一种潜移默化的奴性教育，在民间则是一种愚民教育、一种不尚武的教育。中央集权、极权专制、愚民政策、践踏天赋人权、不平等、非理性的种种愚妄，等等，成为两千年来国家管理的唯一定式或模式。到了现代，虽然封建王朝划上了句号，但新政权的制度设计，并不是从保证百姓的私权出发，依然是从统治万民、维护统治出发。中国没有民主传统，民间百姓没有对话欲望、对话权力、对话渠道。民国建立起来的民主制度由于历史、文化、军事等诸多因素很快瓦解了。
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的新闻媒体从一开始就被定为和思想文化宣传工具，成为一种与政治相连的意识形态。大众传媒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担当的不是舆论代言人的角色，不是社会的公器，而是作为国有资产，完全体现媒体拥有者的立场和意志。即使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的大众媒体在“下情上达”功能的基础上主要还是担负“上情下达”的重要任务，特别是在大的原则和方针上。大众传媒为舆论进行议程设置时，会自觉的把国家、政府的指导方针放在第一位，为舆论提供反映主流意识的标准化意见，承担着以国家意志即意识形态教化民众的职责。而大众在几千年的皇权至上、个人权威及社会等级制度的影响下，其心理结构中的核心——信念系统对媒介提供的标准化意见普遍自发地形成定势，从而进一步影响其态度的形成和意见的表达。这种固定成见“其特点是它在运用理智之前就已存在；是观念的一种形式，在形成理智之前，它就对我们的意识施加了一定的影响”。[4]此固定成见形成的集体思维使大众习惯了时刻把自己的看法想法去同主流意识形态的舆论"对?"，即使有不同的意见也会在“沉默的螺旋”中消失或者湮没在主流舆论中。国家权力机关和民众个体向来从政治地位上就是上和下、尊和卑的关系，即使社会主义的中国通过法律的形式将两者等量齐观，平等待之，根深蒂固的传统思维仍在现实里像一只无形的手拔高一方压矮一方。
由我国民族心理特性导致的由上至下的舆论传播的快速及畅通易于形成舆论一律，而舆论一律是言论自由的大忌。《国语》中《诏公谏弭谤》一文就有记载：“厉王虐，国人谤王”。“王怒，得卫巫，使监谤者，以告，则杀之。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 从中国的古老故事周厉王弭谤起，企图舆论一律的戏剧在历史上搬演了不知多少次。在“”期间，新闻媒体沦为的御用工具。相当一部分人认语录、认派别而不认亲人。人们不再信任直接经验，而是听命于那些享有话语霸权的集团。明明是暴行，却称之为"革命行动"；明明是交通中断、停工停产、打、砸、抢、批斗、游街，全国一片混乱，却叫做"乱了敌人，锻炼了群众"。在那个缺乏言论自由的年代，人们对“以言治罪”的恐惧及特有的顺从惯性，使不少人对“说”或“说什么”多了一种骨子里的谨慎。而舆论是由声音和话语汇聚而成的，但只有经传播且具有一定规模效应的公众话语才能形成公众舆论。言论自由的主旨就是形成舆论多元的良性状态，舆论一律则是言论自由这一理念的天敌和大忌，万马齐喑式的“舆论一律”必然会窒息言论自由理念。
社会等级制度引发的严重后果之一就是意见价值的评判标准不是意见本身，而是意见发言人的社会地位。“名言”往往是沾了“名人”之光才“一鸣惊人”，带有明显的话语霸权色彩 ，其实不少“名言”都可以出自平民百姓之口，因而对所谓“名言”的迷信不过是对所谓“名人”的膜拜的表征而已。 我国大众媒介对名人的关注，一方面固然是利益的趋使，另一方面就是传统习俗的力量。从党和政府的领导人，到社会各界的精英，他们的一言一行都被媒介无形的拔高。如果盲目地任由个人的社会地位作为意见的评判标准，而不是用客观、冷静、批判的态度来分析，那么李普曼提出要由“局内人”统治“局外人”的理论假设恐怕就会实现，最终在话语权上走向少数人的。目前，不少媒体提倡“平民视角”与“平民意识”，力图向创造历史的主体和生活主体回归，普通老百姓的事迹和言语也受到关注，但总体来说，大众媒体的宠儿仍然是在“名人”的身上。
2、人际舆论过剩导致针对市民的舆论容易勃兴，而有关国家大事以及涉及公共利益的舆论相对过弱。
中国人在历史上就是一个缺乏公共精神的民族。林语堂说得很直白：“中国是一个个人主义的民族，他们心系各自的家庭，而不知有社会。此种只顾效忠家族的心理实即为扩大的自私心理。” 除了对公共的物质的东西漠不关心外，这种缺乏公共精神还表现在政治意识形态上，即对公共的政治意识不闻不问，显得异常冷漠。十九世纪，美国传教士明恩溥通过在中国二十多年的观察，也发现了几乎相似的现象。明恩溥在《中国人的素质》中还举了一个例子：1851年，道光皇帝死了，外国人很关心道光的三个儿子中由谁来继承皇位，继位后政策会有什么变化。在小酒馆里，几个外国人试图同酒馆里的中国人讨论这个问题。但中国人说，干嘛去费精神想那些无聊的推测呢？那是大臣们的事。咱们瞎琢磨政治，那才叫傻呢。平民百姓是如此，百姓中的精英——读书人也是如此，“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便说明了这点。
中国人为什么缺乏维护公共事物，关心公共事物的精神呢？“我们时常想到，中国政府在本质上是一个家长制的政府，要求臣民顺从听命。”[5]明恩溥的这个判断是准确的。自汉朝以来，历朝政府依据的文化基础都是由西汉确立的“王道”——儒家学说，儒教是一门“入世”学说，它提供的“入世”途径则是“古之欲明明得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身修而后齐家，家齐而后国治，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大学》）。这种文化的核心是国如家，国只是家的外延和扩大，治国的才能是在治家的过程中学习到的。在共和之前的中国，政府就等于家族，家族就等于国家，三者之间浑然一体，很难区分，“朕即天下，天下即朕。”政府是家长制，最大的家长是“皇帝”。“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而“家长制”的最大特点，正如林语堂所言，“只顾效忠家庭的心理”极其强烈。所以就是政府自己，所有政策的出发点也是“忙于照顾家长自己”，使自己的“江山”传于后世而不衰，而不是考虑公众的利益，兴办公益事业，为“臣民”提供一个平等、公正、自由、宽松的生存环境。当一个政府首先考虑的是自己的“基业万世”，当所有的“臣民”都在修炼“治家”的功夫时，可想而知，家族以外的公共精神也就所剩无几了。政府考虑的是他的江山能拥有多久，而“民众的态度则与政府的态度十分对应。所有的人都认为，只有自己的个人财产不受损失，就不必去关心或者没有责任去关心公共财产。”[6]中国人公共精神的缺乏，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孔子曾经在《论语》中说过一句意味深长的话，表达了人们对公共事物的态度：子曰：‘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在我们看来，这句话在一定程度上是结果，而在极大程度上是中国人对不属于自己责任的事情不感兴趣的原因。”[7]回想一下，几乎所有的中国人都深受“不在其位，不谋其政”的影响。在这种文化熏陶下成长起来的一代又一代人，缺乏公共精神是丝毫也不奇怪的。
由此可见，中国人公共精神的丧失，是文化培养的结果。在一种缺乏公共精神的文化中，是长不出公共精神的。在当代中国，我们曾经试图来培养中国人的公共精神。但采用的是经济手段和文化的绝对化。在经济上施行的是“一大二公，甚至走到了“吃公社食堂”的极端。而在政治观念上，与这种绝对公共经济相伴，提出了“集体的事再小也是大事，个人的事再大也是小事”的观念，甚至造就出一批新的道德典型——为了捞取被洪水冲走的一根木头而”英勇“献身的英雄。事实证明，这种抹杀和无视民众个性的方法同无限扩大民众私心的做法，同样造就不出真正的公共精神来。真正的公共精神的培养，首先是要使民众树立起良好的公共环境下发展个性的意识，使民众“不在其位，也谋其政”。
与此相对的便是人际舆论的相对过剩，针对市民的舆论容易勃兴。舆论是社会的净化器，是终古不老的法律。在信息传播方式多元化的今天，“舆论不仅仅是人们对于公共事物的想象，它有时也侵入私人生活的领域”。[8]特别是当个人或集体的行为有悖于传统的价值观或道德时，更容易引起长期的舆论发生。中国是一个以德治国的社会，对人和事往往从伦理道德的层面上来判断是非。在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进程中，传统的道德观念包括计划经济条件下形成的道德观念在经济原则的冲击下受到强烈的震撼。所谓的“世风日下，人心不古”，便是道德与舆论的力量在金钱面前显得苍白无力的最恰当的描述。比如舆论长期以来对“看客文化”的谴责。当年鲁迅先生在那篇著名的小说《坟》里，深刻指出了民族劣根性中的“看客文化”：那些脖子伸长了像鸭一样的老百姓，漠然地看着革命者夏瑜为了民众争取自由和民主被砍头的场景，至今仍然不断的在现实生活中一次又一次的重演，英雄流血又流泪的事经常发生。归根到底，这仍是传统文化“熏陶”的结果。
3、较重视舆论的一致性，敌视标新立异、独树一帜的意见。
我国传统上是一个国家权力大于社会权力、地方权力的国家。新中国成立以后，政府担当起社会资源的所有者和管理者的全能角色，长期以来国家与社会不分，市场经济不发达，未孕育一个相对独立于国家的市民社会，没有形成成熟的制约国家权力的社会权力。尽管在市场经济体制下，政府力图重塑自身的职能形象，逐步转换为社会规则的制定者和监督者，避免其职能的“越位”、“错位”和“缺位”，但目前的现状仍然是国家权力过强，社会权力、地方权力相对而弱，社会权力和地方权力还不能对国家权力进行有效监督。在舆论宣传上国家要求社会和地方要与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特别是在大的指导原则和方针上更是亦步亦趋。独特的国情，再加上长期以来受封建专制主义思想和思维模式影响太严重，对不同意见和声音，特别是标新立异、独树一帜的意见较为敌视。舆论的一致性被看作是维护社会稳定和团结的必要因素。
但我们也要认识到，伴随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改革，舆论一律的局面已经一去不复还了。在国家主义和集体主义意识形态诉求仍然占主流话语系统的同时，人们的社会价值观呈现多元化格局，各种生活观念和方式得到追求和认可。“主旋律”之外的舆论是不一的，但舆论不一律的存在并不代表对各种意见本身的肯定。比如文艺界近几年先后出现的倍受争议的美女作家卫慧和“宁当‘作家’也不当‘美女作家’”的九丹，她们的作品和以及观点，受到人们的普遍批评和唾骂，陆文夫先生在苏州举行的“吴文化和现代化”研讨会上，针对目前有关文化热点话题发表言论时说道“九丹——道德沦丧，是一种文化倒退”。这种对新生事物和意见的敌视是在非主流意识形态上对舆论不一致的表现。
二、我国舆论民族特性的形成因素
1、传统思维方式的缺陷。
舆论自身是信念、态度、意见和情绪表现的总和，信念在个人的心理结构中处于核心地位，这里的信念是指人们在接触外界之前，头脑里已经存在的关于现实世界的图像、信条、价值观，在李普曼那里称为“固定成见”。他写道：“不管我们认识什么熟悉的东西，我们都会借助于我们脑子里已经有的形象”，“我们的一些信条在很大程度上决定我们将看到什么”。[9]所以一种特定的舆论环境，总是同一定的思维方式相联系。“如果说公众的信念系统是舆论环境相对稳定的内核，那么思维方式是形成这一内核的形成机制。”[10]思维方式总是带着鲜明的时代和民族特征。因此分析我国国民思维方式的民族特征，有助于对我国舆论特性的认识。
我国民族思维方式的缺陷表现为非批判的思维方式以及缺乏实证分析的精神。非批判的思维方式即唯书唯上，“只言片语的最高指示，人们竟能以洋洋万言对它作传教般的阐述，寥寥数言的经典引据，人们却连篇累牍地注释它和论证它，而不考察其本身的前提如何”。[11]这种缺陷是我国长期以来存在的小农依附心理以及道德本位的思维方式的集中反映。它导致人们对皇权及偶像的盲目崇拜和逆来顺受，引发“”中对的个人崇拜。即使在今天，这种思维方式仍占主导地位。无论是作为党和政府的“喉舌”，还是公众舆论的“把关人”，大众媒体普遍缺乏一种批判的态度和实证的精神。公众在对大众媒体进行的议程设置上依然缺乏冷静思考的姿态。在舆论形成的过程中，大众意见的汇集与趋同受媒体的影响严重，舆论的多元化受到阻碍，不利于我国民主进程的建设。
2、中国民众（包括新闻工作者）公民意识的欠缺。
公民意识，是在西方公民社会学说的主要话语，指公民的权利和义务意识，其核心是公民的政治参与意识，即公民关注公共事务、监督权力运作、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意识。在封建社会中，传统的小农经济、封建统治者的“愚民”政策、“言禁”、“报禁”制度，人民的权利意识和政治参与意识被无情剥夺和压制；在近现代中国，由于军阀专制统治和社会动乱频繁，民主化进程屡遭中断，致使公民社会资源十分匮乏，不仅没有产生系统的公民社会理论，公民社会的实践更是举步维艰，公民意识更是无从谈起。公民意识的缺乏使现代中国公共领域的建构走上一条极为艰难曲折的路。新中国成立以后，人民开始有了“当家作主”的意识，但是封建遗毒的长期浸染，加之极不正常的社会政治生活和权力运作的高度集中化，公民意识始终没有扎下根来。著名学者李慎之指出，“缺乏公民意识，是中国与先进国家最大的差距”。改革开放的公民意识尽管从总体上有可显著的增长，但从社会发展提出的客观要求相比，中国民众的公民意识仍然处于很不发达和很不自觉的阶段。
公民意识的缺乏大大的妨碍了我国公共领域的建设和质量的提升。公共领域这一概念最初起源于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在论及城邦制时提出的“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所谓的公共领域就是指社会意见和思想观念自由表达和交流的公共空间，借助这一空间，民意和民智得以汇聚，道德信仰得以建立，文化传统得以继承，也借助这一空间，公民表达了他们的利益诉求和权利诉求，实施对政府和其他一切权力机构的监督。哈贝马斯在《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中指出，公共领域尤其是大众传媒构建的公共领域的最重要的功能是提供一种对话机制，——通过对话，社会公众对公共决策进行质询和批评，监督权利部门的运行，并借此达成国家利益和公众利益之间的平衡。而我国由于公民意识的历史性缺乏，使由大众媒介构成的公共领域无法有效的以公众舆论的形式与代表国家的官方进行沟通和对话，进而实现公民社会与政治国家之间的良性互动。
3、政治体制改革的严重滞后和社会监督体系的不完善
由于种种历史和现实的原因，现阶段我国政治体制改革没有跟上经济制度的发展，严重制约了公共政治生活的民主化和法治化。我国权力运作的现行体制和机制还是高度集权机制，党和政府的职能过大，权力运行过程封闭和不透明，缺乏内部制约和监督机制。在这种情况下，社会监督体系无法真正建立，公共权力的运作体制的民主化和法制化受到阻碍。新闻媒体在没有独立的政治地位的前提下，“社会公器”的权利和义务不能充分履行，新闻媒体在报道什么、如何报道等方面仍旧没有完全自主的权利，实质上剥夺了媒体开辟公共领域的主体性和主体资格。大众媒体对行政的依附特点，决定了大众媒体对公众舆论的把关原则，导致弱势舆论与非主流舆论的疏忽与流失，不利于舆论的多元化。
三、研究我国舆论的民族特性的现实意义
1、有利于形成健全的舆论，推进我国民主政治的进程。梁启超指出，舆论是政治、政体之基础，他在1910年2月20日发表的《国风报序列》中写道，“立治者，质言之则舆论政治而已。地方自治诸机关以及谘议局、资政院，乃至将来安全独立之国会，凡其所讨论设施，无一非舆论之返照。”[12]他同时指出，舆论若要对民主政治有所贡献，必须将自身转变和成长为健全的舆论，而健全舆论之形成，则有赖于向导者和民众之诸种心理条件。可见，研究我国国民的心理特征，探究舆论的民族特性，有目的的引导健全舆论的形成，可推动我国民主政治的进程。
2、有利于舆论监督的有效进行。这里指的舆论监督的是一个扩大化概念，是“舆论监督（马克思称之为‘广泛而无名的’）、媒介监督和某种程度的媒介履行公共政治权力被混淆起来的统称”。[13] 从1987年党的十三大到2002年党的十六大，“舆论监督”的概念连续四次出现在党的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中，表明我国政府和国家对舆论作为第四种权力的重视。 反思形成我国舆论民族特性的因素，增强公众和新闻工作者的公民意识与批判精神，使我国的舆论既是公民社会监督公权和遏制权力腐败的“利剑”，又堪称保障和庇护公民私权不受非法侵蚀、限制和侵犯进而维系公民社会自身高度的独立性和自治性的“盾牌”。
3、有利于大众媒介与舆论的互动。首先是大众媒介对舆论的导向问题。“报纸或许不能直接告诉人们怎样想，却能告诉人们想什么”，[14]大众媒介的“议程设置”理论在一定范围内是有效的。陈力丹在《舆论学——舆论导向研究》一书中分析了舆论作为一种自在的社会信息形态的不同表现及相应的舆论引导，这是从微观层次上对不同的舆论进行不同的引导。在宏观上，舆论作为一种具有民族特色的精神状态，除了自身的自发性、盲目性带来的缺陷，还有不同于其他民族的优势和劣势。大众媒介如果能针对其特性进行引导，有利于舆论的理性化、多元化。舆论一方面通过大众媒介合理表达自己的声音，一方面克服国民的惯性思维，多一点冷静，少一些冲动；多一点理智，少一些盲目。这样，舆论与大众媒介才能形成良性互动，构建一个成熟的公共领域。
自从有了人类社会，便有了舆论活动，但舆论学作为一门年轻的学科在我国还有待研究和发展。对于我国的特殊国情而言，研究舆论不但要在学理的层面进行深入探讨，还应结合具体社会结构与环境，在实践层面上推动舆论学的发展，达成理论与实践的良性互动。因此研究我国舆论的民族特性，无论是在学理层面还是实践层面都具有现实意义。由于舆论的发展受制于生产力发展水平、社会形态的发展具体样式、政治经济架构等制度性资源以及民众的民主意识，不同阶段的舆论有不同的形态。研究我国舆论的特性，不仅仅只停留在民族的角度，还应有多层次、多方面的视野，使舆论学与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同样欣欣向荣。
注 释：
[1] 《揭示公共关系的奥秘——舆论学》，孟小平，中国新闻出版社，1989年版， P.36.
[2] 《舆论学——舆论导向研究》, 陈力丹,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9年版, P.56.
[3] 《舆论学》，李普曼，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 P.82.
[4] 《舆论学》，李普曼，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 P.63.
[5] [6][7] 《中国人的性格》，明恩溥。
[8] 《揭示公共关系的奥秘——舆论学》，孟小平，中国新闻出版社，1989年版，P.34
[9] 《舆论学》，李普曼，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 P.77.
[10] [11] 《揭示公共关系的奥秘——舆论学》，孟小平，中国新闻出版社，1989年版，P.86.
[12] 《梁启超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P.559.
[13] 《关于舆论监督的几个认识问题》，陈力丹，网站名：力丹做学问 。
11、《关于舆论监督的几个认识问题》，陈力丹 网站名：力丹做学问 .cn/
关键词：公益性高校学生组织实践;大学生慈善意识;社会反馈;案例研究
中图分类号：C9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5）35-0053-04
大学生是对社会问题较为敏感的群体，同时受到校内、校外公益组织和慈善组织实践的影响。研究者在本文中将研究内容聚焦于大学校内公益性学生组织的具体实践活动，以探讨公益实践对于大学生慈善意识的作用机制。
研究者采用了多种分析手段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一方面，研究者对4个公益性学生组织负责人分别进行半结构化的访谈，通过访谈录音、资料整理、编码分析等过程探索公益性学生组织实践的路径模型、社会反响等内容;另一方面，研究者分别选取样本高校的大学生进行关于大学生慈善意识的问卷填测，通过实证数据测量组织内、外部成员的慈善意识差距。
通过各案例间的互为补充和相互印证，研究者探析了公益性学生组织实践中做什么和怎么做的路径模型，同时建构出公益实践正向影响大学生慈善意识机制中的潜在中介变量，并用定量化的手段加以佐证。
一、理论分析
有学者阐述了公益性高校学生组织运作过程中内、外部环境的作用特点（龙永红，2012）;另有学者从资源动员方式的角度细分了高校公益组织对内、外部资源的运用（王占军，2008），但这些研究没有揭示组织运作方式和细分资源在公益性高校学生组织实践中的性质。
对于慈善意识的主观影响因素并无定论。一方面，有研究发现、收入等主观因素与公民慈善意识的相关性不显著（杨明伟，2007）。另一方面，当研究对象聚焦到大学生时，另有学者发现上述部分的主观因素与大学生慈善意识相关性显著（王长建，2014），但对影响其慈善意识的过程并未进行深入探讨。
在慈善意识的外部影响因素研究中，有学者认为大学生对于媒体正面性社会行为报道的积极性和认同度较高（车文辉等，2008）。当代大学生偏好微博、微信等社交网络平台，接触到的校内校外慈善组织实践都是时新的，而基于互动和评论的社交网络亦促进了这些大学生的关注度和参与感。然而，近些年诸如汉中红会的丑闻无疑会打击部分有独立思想和认知的大学生参与慈善的热情与信心（王长建，2014）。不过公益性高校学生组织通过号召本校大学生参与公益实践活动，能够发挥对负面社论的免疫作用。
本文的价值是将公益性高校学生组织的实践内容作为载体，以活动参与主体为主要研究对象，应用多案例研究的质性方法探索各个组织开展公益慈善项目的路径模型。研究者同时运用定量化的数据佐证了公益性高校学生组织实践能够促进大学生慈善意识的结论，并且探析出该机制中的潜在中介变量：社会反馈。
二、研究方法
案例研究适用于研究的早期阶段，抑或是向已有的研究主题提供一个新颖的视角（Eisenhardt，1989）。本文是围绕公益性高校学生组织实践如何影响大学生慈善意识展开探索式研究的，因此本文的研究情境同案例研究方法的使用情境是相契合的。
研究者在下文中着重分析了案例选择、数据采集与资料分析3个部分。
（一）案例选择
高校公益性社团是大学生公益实践活动的基本组织形式（周霞，2011）。由于各个高校的公益性学生社团浸润于不同的校园文化与氛围中，难免产生彼此的较大差异性。因此，研究者为了得到具备广泛适用性的结论，选取了浙江省内4所同类高校中较为有影响力的4个公益性高校学生组织作为研究对象（见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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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数据采集
首先，研究者对选入样本的每个组织进行了单案例的研究。在深度挖掘各公益组织微博、微信及第三方媒体等互联网资料的基础上，对组织的负责人进行半结构化的访谈，进而采集质性资料。研究者事先征得被采访者的同意后，对访谈过程进行录音，并在访谈结束后的24小时内进行录入。
其次，研究者对上述的质性资料进行了归纳式的理论构建。通过跨案例分析方法（Eisenhardt，1989），研究者从质性资料中逐步建构出公益性高校学生组织的实践特点及其从实践中收获的社会反馈。
最后，研究者对每个组织负责人指定的曾参与对应组织公益实践活动的学生和指定范围外的学生分别进行了问卷调查，来验证该组织的公益实践对大学生慈善意识的影响。
（三）资料分析
1.公益实践
作者借鉴学者周霞的研究结论，将4个案例中公益慈善实践内容通过公益性、自愿性和群体合作性3个维度展开质性分析（编码结果见表格2）。公益性指的是公益慈善主体的目的一般是通过帮助弱势群体等来实现公共利益的最优化;自愿性指的是公益慈善主体是自愿加入社团组织并无偿地付出自身时间和精力践行公益慈善（魏新惠，2012）;群体合作性指的是公益慈善主体和社团组织内部成员、其他组织成员，以相互协作的方式共同推动公益慈善项目。
2.社会反馈
研究者认为，公益性高校学生组织实践的不断积累能够制造诸多的正面社会反馈，分别表现为受众正面反应和媒体正面社论（编码结果见表3）。其中受众正面反应指的是公益性高校学生组织服务对象给予公益项目的正面反应和评估;媒体正面社论指的是各类媒体对于公益慈善主体事迹的正面评论和积极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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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慈善意识
研究者整合了学者杨明伟（2007）和任源（2012）的慈善意识量表，最后设计成的问卷涵括基于大学生慈善意识水平测验的13个问题。其中每个问题采用Likert五级量表，得分愈高代表慈善意识水平愈高，总分65（13×5）分。
研究者让各组织负责人分别指定组织内本校生和组织外本校生完成问卷，各个高校的样本构成根据对应的公益组织规模而定。为避免混淆，其中向组织外成员提供了传统的纸质版问卷，另外向组织内成员提供了相同内容问卷的链接。
问卷回收并录入计算机后，研究者对各个案例进行了学生属性（即是否是本公益组织成员）影响大学生慈善意识的两独立样本T检验，结果显示每个高校的学生属性对于慈善意识水平均具有显著的差异，且高校公益组织内部成员比组织外的其他校内学生慈善意识水平高（T检验结果汇总见表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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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结果显示：对于ZNQ所在高校学生属性影响慈善意识的检验，内部成员慈善意识的总得分为52.6111，外部成员慈善意识的总得分为48.2647，即表示ZNQ内部成员的慈善意识高于ZNQ同校外部学生的慈善意识;又由于P值等于0.000，说明ZNQ内部成员的慈善意识显著高于ZNQ同校外部学校的慈善意识。同理可以分析出HDJ、SG和YLM内部成员的慈善意识显著高于各自同校其他学生的慈善意识。
三、研究讨论与命题
研究者根据上述资料分析中各构念的定义和相关实证数据的佐证，结合已有的一些研究结论，尝试着构建出上述3个构念之间的联系。参考其他案例研究学者的方式后，研究者以4个案例逐个验证的方式导出如下的3个命题。
（一）公益性高校学生组织实践和大学生慈善意识的关系
研究者认为，大部分大学生选择加入公益性高校学生组织的原始动机便是公益心驱使的;又因为公益性高校学生组织实践本身具有公益性、群体合作性等特质，所以其内部成员会随着自身公益实践经历的累积而逐渐强化其公益伦理认知（卢先明，2012），继而提升慈善意识水平。
上述资料分析中高校学生属性影响慈善意识的检验中，控制变量即为实验对象是否是样本组织内部成员这一单个变量，而且上述数据已经证实了公益性高校学生组织实践和大学生慈善意识的关系。根据研究者的上述讨论，推导出下述的命题1。
命题1：公益性高校学生组织实践有助于促进大学生慈善意识。
（二）公益性高校学生组织实践和社会反馈的关系
媒体对全国民间公益的报道整体是正面性多于负面性的，但多数媒体都是站在客观视角做出中性传播决策的（罗婧，2013）。负面社论中的新闻机构更多扮演监督者的角色，而正面社论中的新闻机构更多是宣传者和普及者（高盛楠等，2013）。借助其他媒体的正面传播，既有助于提升公益组织的影响力（韩正贤，2009），又符合公益组织价值主张和发展诉求。虽然诸如汉中红会事件、中国红会事件等负面新闻时有曝光，但是这些媒体报道并不至于动摇公益性高校学生组织内部成员固有的公益观念。一方面，公益性高校学生组织不同于社会公益机构，其对资源的整合利用（王占军，2008）是更为公开化的;另一方面，公益性高校学生组织帮扶对象的情境反馈是公益实践主体能够亲身感受到的，第三方媒体的正面报道亦能巩固其内部成员对公益伦理和组织价值观的认同。
从表2和表3中可以发现，第一，ZNQ针对周边村镇老人和针对本地外来务工子女的公益实践都彰显了组织实践的公益性特征;第二，被访者本科3年都潜心专注于本社团的发展和对社团价值主张的认同都显现出其自愿服务的心态;第三，当组织实践面临财力、人力等资源约束时，联合校艺术团、公交部门等其他机构推动公益实践的作为折射出ZNQ主张联合行动的特点。由于ZNQ公益行动均创造出一定的社会价值，受众都乐意接受ZNQ提供的服务内容，并表现出情感支持，杭州日报和钱江晚报亦对ZNQ公益项目的公益成就进行了正面的宣传报道。
对于HDJ此个案，从表2和表3中可以洞悉，第一，HDJ针对山区儿童的关怀举措和针对本地独居老人的情感支撑都显露出其开发项目的公益性价值诉求;第二，负责人热衷社会公益的决心和内部成员甘愿忍饥挨饿的态度都传达了HDJ成员参与公益实践的自愿动机;第三，向城市小学和开发区高管寻求财务支援和从其他高校获取智力资源的举动表现出HDJ社会化合作的特点。由于HDJ的组织价值诉求立足于创造社会效益，其服务对象在HDJ的公益实践是开心愉悦的，新华网更是对其西湖捡烟头的显著社会效应予以正视。
对于SG此个案，从表2和表3中可以看出，第一，SG针对四川贫寒山区孩子的衣物支援和针对暑假农村地区孩子的成长关怀同社团创办初衷是吻合的;第二，组织成员热心公益并且甘愿奉献宝贵时间的情怀蕴藏着对于公益事业的自愿支持;第三，SG相应民间公益组织狮子会和校内外其他机构发展公益事业发散出SG乐于协作参与公益活动的特征。缘于SG立足于教育资源均衡化的持续行动，受益的孩童都表露出开心状，新华网和钱江晚报亦用“雷锋”“温暖”等正面词汇予以报道。
对于YLM此个案，从表2和表3中可以发现，第一，YLM针对杭城外地籍务工人员的衣物赞助和针对藏族小学的汉文化教育资源建设都映射出关怀西部发展的社团创办出发点;第二，组织甘心贡献私有财产来创设公益社团的公益热情彰显了YLM的联合创始人公益行动的自愿特质;第三，YLM同益优公益组织等其他民间公益组织、其他校内机构的交互，都反映出YLM协作式参与的特点。缘于SG对于西部地区发展的重视和关怀，农民工们和藏族小学都表示满足状，腾讯・大浙网亦加入并助力其社会化资源的募集。
研究者认为，成员的亲身体验，加之活动项目具备的高社会效益和高社会价值，上述组织自然能够收到来自于受众的直接情感回应和来自于外部媒体的间接正面传播。根据研究者的上述讨论，推导出下述的命题2。
命题2：公益性高校学生组织实践有助于内部成员收获正面的社会反馈。
（三）公益性高校学生组织实践收获的社会反馈和大学生慈善意识的关系
由于公益性高校学生组织内部成员是亲身参与体验公益项目的，必然能够感受到来自受众直接的情感反馈，继而转换为内部成员更深层次的慈善意识（康敏，2010）。此外，杨明伟（2007）和车文辉（2008）均已明确外界环境中的媒体正面社论对大学生慈善意识是具有刺激作用的。
从表3中可以发现，ZNQ内部成员通过公益实践接收到来自于服务受众的情感支持;与此同时，杭城本土的2家报社对其公益实践的成效做出正面社论。ZNQ内部成员在这种乐观的慈善氛围中，相较于所在学校的其他大学生易具备更高层次的慈善意识。因此，表4中与之相呼应的是ZNQ内部成员的慈善意识显著高于ZNQ外部成员的慈善意识。
对于HDJ这一案例，HDJ内部成员通过公益实践感受到来自于老人和湘西女孩开心愉悦的反应;此外，新华网和下沙资讯网分别对其西湖环卫和牵手公益支教活动作了积极评价和报道。HDJ内部成员在公益慈善实践过程中为自身营造了更为乐观的慈善氛围，更易促进其慈善意识。因此，表4中与之相呼应的是HDJ内部成员的慈善意识亦显著高于HDJ外部成员的慈善意识。
对于SG这一案例，SG内部成员通过公益实践感知到来自于孩子们的高兴状和新奇感;与此同时，国内主流媒体新华社旗下的新华网更是用正面词汇冠以SG“雷锋团体”的称号。SG内部成员通过参与公益慈善活动构筑起更为和谐的慈善环境，更易派生出深层次的慈善意识认知。因此，表4中与之相呼应的是SG内部成员的慈善意识同外部成员相比是显著高的。
对于YLM这一案例，其内部成员通过公益实践收获了来自于冬衣受助者和藏民的满足感;此外，主办方官网表彰了YLM环保类公益实践的成绩，大浙网亦积极传播YLM的图书馆援建项目。YLM内部成员通过短暂的2年便营造了适合自身发展的慈善环境，更易强化其慈善意识。因此，表4中与之相呼应的是即使YLM所在高校整体慈善意识较高（外部成员的慈善意识就达51.4419分），SG内部成员的慈善意识同外部成员相比仍然是显著高的。
研究者认为，公益性高校学生组织在公益慈善经历中直接感受到的受众正面反应，以及来源于外界和同类组织间的媒体正面报道都能促进组织内部每个个体的慈善意识。根据研究者的上述讨论，推导出下述的命题3。
命题3：公益性高校学生组织实践收获的正面社会反馈有助于提升组织内部成员的慈善意识。
四、结论
本文没有从慈善意识影响慈善行为的视角入手，而是从反面着眼，通过运用质性分析和量化分析相结合的方法进行多案例研究。研究者运用定量数据证实了公益性高校学生组织实践有助于内部成员慈善意识的提升，并且通过归纳式演绎和跨案例研究挖掘出学者周霞（2011）提及的公益性高校学生组织的3层特质，以及公益性高校学生组织实践社会反馈的受众正面反应、媒体正面社论2层特质。
依托质性资料的编码分析和实证数据的支持，研究者整理了公益实践、社会反馈和大学生慈善意识之间的关系，初步构建出如下的理论框架（如图1所示）。
参考文献：
[1]龙永红.高校公益性学生组织的运作机制――基于四个个案的质性分析[J].复旦教育论坛，2012，10（4）：72.
[2]王占军.高校公益性学生社团的组织资源动员――关于北京师范大学“农民之子”的案例研究[J].复旦教育论坛，2008，6（1）：27-29.
[3]杨明伟.公民慈善意识及影响因素分析――在济南市的调查[D].济南：山东大学，2007：53-61.
[4]王长建.当代大学生慈善行为与影响因素研究――以武汉市为例[D].武汉：华中师范大学，2014：21-25.
[5]车文辉，杨琼.媒体对大学生亲社会行为影响的实证研究[J].现代大学教育，2008（4）：95-97.
[6]李平，曹仰锋.案例研究方法：理论与范例――凯瑟琳・艾森哈特论文集[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10-20.
[7]周霞.试析高校公益性社团在大学生道德素质教育中的价值[J].德育与心理健康教育，2011（1）：36.
[8]魏新惠.新时期高校大学生慈善意识提升和慈善行为激励机制研究[J].社科纵横，2012（27）：233-234.
[9]任源.大学生慈善行为的影响因素及自身效应研究[D].石家庄：河北经贸大学，2012：70-71.
[10]卢先明.论公益伦理的特点[J].道德与文明，2012（3）：110-113.
[11]罗婧.试析大陆民间公益报道[D].南宁：广西大学，2013：14.
[12]韩正贤.运用宣传手段有效提升社会公益组织的品牌[J].社团之声，2009（2）：5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