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7-14 11:49:24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消费经济论文,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消费异化是指人类消费的目的不在于满足实用和生存的需要,而主要在于追求享乐,炫耀自己的财产、地位和身份,由人的需要变化为人的欲求的行为或活动。⑧这种消费超出了人的生活本能,追求的是“心理的满足和享受”。在这种背景下,消费的本质和应有功能已经发生变异,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不再是消费的目的,而是人沦为了消费的工具、手段,是“商家赚钱的工具”。消费的种类、层次、数量被逐渐视为衡量人的地位、身份、财富、优越感的符号性标识,⑨在强大甚至无限“消费欲望”的刺激下,“消费水平”可能已经超越于自有的消费能力,超前消费、透支消费、无节制消费成为消费异化的普遍表现形式。这种消费已经不能真实地体现出社会的实际需求,具有很强的“虚假性”,成为了实现经济指标、追求经济收益的一个环节。⑩此时,随着对物质依赖、崇拜和占有欲望的强化,人已经不是独立自由的人,而是成为物的奴隶,最终导致了人性的迷失和消费与人发展的背离。
(一)消费与人的需要的背反性消费只是满足需要的手段,需要的满足是消费的本原属性和终极目的,但在当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初级阶段,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消费目的和消费价值观已经被严重扭曲,消费与人的发展的关系发生了颠倒。从国家经济发展的过程来看,在GDP导向的经济发展方式驱动下,部分地方政府扩大消费需求的目的已经向追求经济增长“转型”。这从扩大消费需求和经济增长的逻辑关系来看,似乎没有什么疑问。问题的关键是,扩大消费内需的动机、方式和方向出现了问题,目的主要在于追求经济的增长、经济规模的扩大和经济总量的提升,而不是提供最大多数人的现实的需要满足;在方式上,为了消费需求的扩大,人的发展被置于经济发展之下,即经济增长的同时人生存和发展的环境与条件也由此受到破坏;在方向上,所扩大的内需很大部分已经超出了大多数人的实际需求范畴,消费需求的扩大与人实际需求的满足不对等。概而论之,消费和经济发展的关系被颠倒了,不是通过经济增长来保证消费的满足,而是通过消费扩张来保证经济的持续增长。这种经济发展方式下的消费是不可能满足人的需要的。从人的消费价值观和消费方式来看,人们追求超前消费、超度消费的趋势越来越明显。在他们看来,消费与满足、幸福、自我价值实现是相等同的,自己能消费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消费了什么、消费的档次、消费的数量,在这个过程中消费的方式和消费的承受能力可以暂时不考虑。为了实现消费的满足,甚至可以通过银行贷款等畸形消费来进行,这在年轻一代体现得尤为明显。这种消费是一种超出实际消费能力的攀比性消费,不但不能满足最迫切的消费需求,可能还会造成精神的巨大压力和人格上的严重扭曲,与人的全面发展是相悖的。
(二)消费异化破坏人生存和发展的可持续系统人生存依赖于自然界所提供的各种资源,自然界是人类生存的根基,是社会生产力、社会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源泉,保护好人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人才有可能具有可持续发展的基础。消费异化对人的发展的影响不仅体现在对人需求满足的“虚假性”和价值观的扭曲上,还深刻地反映于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因为消费异化尊奉的是“消费至上”的原则,消费欲望的膨胀、消费方式的非理性的直接表现就是对自然界资源的无限度开采、掠夺,然后又毫无节制地向大自然排放各种废弃物,现实中深深困扰经济社会发展的资源枯竭、环境污染、生态失衡、土地沙漠化、温室效应等问题用事实证明了消费异化的惨重代价。由此产生的影响不是孤立的,人作为自然界的产物,上述问题必然会反作用于人自身,生态危机的形成与恶化必定会破坏人生存和发展可持续系统,削弱人生存和发展的条件,压缩其发展的空间。这与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原则——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每一个人的发展都应以不损害他人的发展为基础,是相悖的。
(三)消费异化导致人的异化消费异化形式下形成的消费价值观使人已经超出了自身真实需要的审视与把握,人不再是根据自身真正需要进行选择性消费,而是被欲望所奴役,幸福被金钱物化,对物质享受的无止境追求成为了人满足、幸福和价值实现的主要衡量尺度。但这种超度的物质享受与自身实际需求的背离、现实消费能力的脱节又使其陷入了消费增长与幸福弱化的怪圈,信任缺失、心理空虚、情感减弱、安全感不足等是人在消费中迷失后的常态和共性体现。对于企业而言,扩大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目标即利润最大化是它们的终极目的,为此,扩大生产规模、创新消费品形式、促进消费品多元化,通过生产出形式多样的新奇消费品以满足消费者的现实需求并催生更多的新需求就成为了生产商竭力要做的事情。产品生产出来后它们还通过包装、宣传、促销等方式诱导更多消费者尽快地接受新产品并转化为实际消费。产品的推陈出新和生产商的目的性诱导,进一步刺激了消费者的消费欲望,使消费者在自我感知的“幸福”和“极具优越感的物质享受”中自觉或不自觉地接受生产商即消费的操纵或控制。
他们已经不是消费的主体和自我支配者,而是被消费(更确切地说是被资本)支配,成为“消费机器”。这种消费带来的不是人物质基础的丰富、精神需求的满足和综合素质的提高,而是人自我本真的迷失、生存发展手段与目的的颠倒以及人发展的异化。
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消费
方式转型与人的全面发展的逻辑向度现实中存在的由消费异化产生的诸多问题深刻地反映出消费与人的发展关系的两面性:科学理性的消费有利于促进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不合理的畸形消费则会阻碍人的发展。如何树立科学的消费观念、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处理好经济增长、扩大内需与人的消费需求满足,促进消费与人的本质需要的统一,进而促进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体现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中以“人”为中心的平等和公平的本质要求以及使人摆脱依附于物、依附于金钱、大多数人生产生活受少数人左右的价值取向,是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尤其需要重点处理好的问题,这也是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内在诉求和经济发展服务于人的发展的本真体现。
(一)培育、强化以生态消费为核心的消费意识和消费行为自觉超前消费、无节制消费、物质主义消费等消费异化行为的产生很重要的根源在于人生价值观和幸福观的误导。把人生追求定位于物质享受、享乐主义等的实现,把人生价值简单地等同于物质消费,把人生幸福以物质需求的最大化满足作为主要衡量尺度……这是人的价值观扭曲和生活方式堕落的典型表现,也是消费异化行为得以形成和强化的重要影响因素。事实上,人的全面发展包含了心理发展、智力发展、能力发展等多方面的内容,是物质需求满足与精神需求满足的统一,以消费来满足人发展的需要是人生存和发展的条件,但这并不是最终的目的,“人的满足最终在于生产活动而不在于消费活动”。人生的价值不能简单地归结于财富的拥有量、物质消费的享受程度,而是取决于家庭生活的安定、和谐、美满,情感的极大丰富与信任依赖的增强,对个人发展潜能的满足和个人的自我实现。同样地,纯粹的物质指标并不是衡量人的幸福的核心尺度,就比如高经济收入不等于高幸福指数那样,物质基础和物质消费只是幸福的可能性因素,而并非决定性因素。科学的价值观和幸福观的确立与固化,是使人摆脱物的奴役,消灭异化消费,解除人的异化,恢复人的自由,实现向人的本质复归和人的全面发展的首要前提。
生态消费是一种以符合物质生产与生态生产的发展水平为基础,以保护生态环境为前提的生态化、可持续化的消费模式。现实中出现的环境恶化、过度消费、代内消费不公等问题与资本逻辑推动下的消费异化密切相关,这种消费具有明显的片面性、短期性、个体性,催生和加剧了人的发展与环境保护、当代人发展与后代人发展、少数人发展与多数人发展的矛盾。生态消费体现了消费与人的发展的适度性、可持续性、全面性与协调性等特征。(1)适度性方面,要求消费必须与资源环境、生产条件、经济条件以及文化条件等保持适度,即人的消费不能超越于资源环境供给能力、现阶段生产力发展水平、自身经济能力,换言之即是生态环境不能因为人类消费而遭到破坏,消费品的供应与现实生产力水平趋于一致,消费内容和消费水平要与实际消费能力相当。(2)可持续性方面,要求消费在当代人需要与后代人需要满足中实现合理均衡,尽可能做到自我消费与他人消费、当代消费与未来消费的平衡。(3)全面性方面,要求消费做到物质消费、精神消费、政治消费、业务消费、内在消费、外在消费、自我消费、环境消费,低级消费、中级消费、高级消费,基本需要消费、享乐需要消费、发展需要消费,现实消费、将来消费到延续性消费等多方面、一体化统一。(4)协调性方面,主要体现为人类消费与自然环境、自我消费与他人消费、当代消费与后代消费、消费需要与经济发展水平等之间关系的协调等。
总而言之,生态消费体现的是一种适度性、可持续性、全面性与协调性消费,它立足于人的基本需要,有利于促进人与自然环境的协调,符合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需要和生态公正的原则。培育生态消费理念和形成以此为中心的行为自觉,应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引导消费者消费方式科学转型,促进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重要逻辑起点。
(二)以生态型经济发展方式构建促进人的生态需要满足马克思认为,生产决定消费,这是因为:“生产生产着消费:(1)是由于生产为消费创造材料,(2)是由于生产决定消费的方式,(3)是由于生产靠它起初当作对象生产出来的产品在消费者身上引起需要。因而,它生产出消费的对象、方式和动力。”基于这样的前提,要解决消费异化问题,通过改变生产方式将是一个重要的突破口。事实上,对于中国而言,消费异化现象的产生与延续,与以往和当前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是有重大关系的。正是中国实行的是以GDP为导向的粗放型经济发展方式,为追求经济的快速增长和经济总量的扩容,在经济发展中对人的发展重视不足,不惜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对自然资源进行掠夺式开采,环境保护、治理与经济发展没有同步推进;甚至在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对盛行于西方国家的“非健康产业”监管不严使其较为顺利地进入我国市场,成为人们“新消费的需求点”;大量生产资源消耗大、环境污染高的劳动密集型产品,过度宣传仅适于少数人需求的“高大上”产品等等,在这种经济发展方式下,消费水平与生产力发展水平失当、消费与生态环境失衡、当代人消费与后代人消费不可持续、消费内容与人发展实际需求不匹配就成为了在所难免的事情。因此,必须构建生态型的经济发展方式来最大程度满足人的生态需要,引导人们形成良好的消费理念和消费习惯。第一,树立生态生产与生态消费理念。要摒弃唯GDP、“见物不见人”的经济发展方式,重构人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地位,不能因为追求经济指标的增长而忽视人的发展问题,要始终坚持人的发展是经济发展的目的的原则,把是否有利于人的发展、如何有利于人的发展、怎样保障人的发展作为各项经济决策制定和实践运行过程中的主要衡量尺度,使经济发展真正回归到保障人的生存和发展的轨道上来。第二,要大力运用现代科学技术,建立循环反复利用废弃资源的生产系统,推进低耗能、低污染、高附加值的产品的生产,提高生产过程中的技术含量和产量的技术价值,尽可能减少对自然资源的利用和自然环境的破坏。第三,要大力鼓励和扶持有利于人的精神需要的文化、教育、现代服务业等产业的发展,以适应人们随着生活水平提高由基础性消费转向发展性消费的需求。在此过程中,必须严厉打击诸如“黄色书刊”、“黄色影视”等不利于人的发展的生产经营行为,保障人的消费的健康性和纯洁性。第四,要大力生产绿色产品与生态产品,在减少对生态环境破坏的同时,引导人们形成健康消费和环保消费的习惯。
(三)完善制度安排,规范生活消费和生产消费行为生活消费和生产消费是消费的两大方式,消费异化现象的治理必须同时从这两个方面进行着手。生活消费方面,主要是通过行为约束、道德约束和法律约束等方式来规制消费者的消费模式和消费行为。要加强对社会消费者消费知识宣传和提高社会消费者的受教育程度,通过教育水平的提高来增强消费者对自身消费行为的自我约束,形成理性消费和生态消费的行为自觉。要培育和完善社会消费行为的监督约束机制,通过对消费者消费行为形成的对他人、对环境、对社会造成的影响的认同、不满、指责,来形成对消费者消费行为的反思和纠正,以外在力量来监督和纠正消费者的消费模式和消费行为。要完善消费行为的法律制度安排,通过法律的强制约束力来监督、惩治不利于绿色消费或生态消费的行为,引导社会消费者生态消费理念入心化,生态消费行为规范化、常态化和自觉化。生产消费方面,主要是通过企业生产过程对劳动者的身体健康保障、企业生产对原材料和自然资源开采利用的科学化、企业生产废弃物处理环保化等方式约束、规制企业生产消费行为,使其转化为生态化。企业在生产过程中,必须注重对劳动者身心健康的保护,不能以降低生产成本、资金不足等任何理由以损害劳动者身心健康为代价,而把劳动者置于不安全、不健康的生产环境之中。对自然环境进行破坏性或破坏性开采、使用都是破坏性消费行为,这种生产消费方式是把生产成本外部化、社会化,把由此带来的后果转嫁给社会和后代来承担,是对人类生存和发展环境的破坏,必须摒弃这种生产消费方式,实行清洁生产、清洁环境的生产方式。要加强对企业生产废弃物、排放物的环保化处理,通过科学技术的充分运用、生产循环系统的优化来提高对原材料、自然资源的利用效率,减少企业生产废弃物、排放物对自然环境的污染。
工业经济论文范文一:工业能源消费和工业经济增长关系
一、工业能源消费和工业经济增长的发展形势
(一)我国工业能源消费不均衡的原因。新型可再生能源的利用率一直是我国能源利用的软肋,相比于发达国家,我国新型能源的开发和利用很低,究其原因大致可分为以下几个,(一)我国地大物博,资源、能源丰富,尤其是煤炭和石油的存储量丰富致使我国工业发展首先以消耗煤炭等化石能源为主。(二)我国虽然是经济发展大国,但是科技创新能力偏低,对新型资源能源的开发和利用技术不高或者意识不健全,没能充分意识到新型能源的重要性。(三)我国对核电的开发相对落后,相较于西方发达国家,核电的开发和利用在能源消费结构中明显滞后,而核能具有非常高的能源消费意义。
(二)我国经济增长的发展形势。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开始逐渐强调协调发展轻工业与重工业,以出口工业带动国内经济发展,同时以进口替代政策,实施优先发展经济工业的策略。通过这些政策的实施,我国经济发展稳步上升,发展工业所带来的经济利益占有比重越来越大,特别是第三产业的发展在国家经济发展中占有的比重越来越高。另外国家加强了基础工业的投资力度,引进外资和控制物品价格来促进工业产业化的不断发展。
二、工业能源消费和工业经济增长的关系
由以上内容和数据显示,我国工业能源消费与工业经济增长有着密切的联系。工业能源消费形式、耗源类型和能耗比重都与工业经济持续增长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二十一世纪,现代化的工业要求运用科技提高工业经济产能,建立自动化的高效生产和提高资源的利用率来全面提升工业经济增长速度,避免工业生产对能源的过分依赖。十以来,国家一直在对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进行改革和调整,目的是有效协调经济发展和资源利用的可持续发展,全面的实现国家经济增长的二次飞跃。工业能源消费和工业经济增长的辩证关系如下,
(一)工业能源的消费促进工业经济增长;工业能源是工业经济增长的关键,能源是经济发展的动力,能源能够为工业生产提供电能、工业原料和能源产品。能源科技是现代工业经济增长的创新力量,以科技创新带动经济增长是新世纪经济发展的主体,是摆脱过分依赖能源消耗换取工业经济增长的有效途径。能源的科技创新推动新型工业迅速发展,为工业经济持续发展提供条件。
(二)工业经济增长增加能源消耗需求;传统意义上,工业经济的增长一定会刺激对工业能源的消耗,例如蒸汽机的广泛应用促进了交通运输业飞速发展,从而对煤炭和石油的消耗越来越大。新形势下,工业科技和工业技术创新为新能源的利用和开发提供了技术优势,能够促进工业经济增长由单一能源消耗到多次能源消费转型,促进工业经济增长和工业能源消费的持续稳步发展。
三、总结
工业能源是工业经济增长的重要支撑,其不仅为工业生产提高能源动力、能源产品和能源科技,而且为工业经济增长提供动力保障和改革创新,避免工业经济增长对工业能源形成过分依赖。现代工业发展要求工业能源利用创新来促进工业经济增长,工业的电气化、机械化和能源的均衡利用是实现工业经济持续增长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缓解资源和环境压力的关键。
工业经济论文范文二:纺织工业经济运行及科技创新
一、原因分析
1.1市场问题
根据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对纺织企业家的问卷调研,49.7%样本企业反映国际市场需求不足是企业经营中遇到的首要问题,22%样本企业反映国内市场需求不足是企业经营中遇到的首要问题。以内外销为主的企业,占七成以上认为市场需求不足是企业经营中遇到的主要问题。
1.1.1国际市场需求下滑
据美国商务部数据,2012年上半年美国从全球进口纺织品服装472.13亿美元,同比仅增长0.52%,增速较上年同期下降12.31%百分点。其中从我国进口纺织品服装173.36亿美元,同比增长1.75%,增速较上年同期下降8.26个百分点。据日本海关数据,2012年上半年日本从全球进口纺织品服装15525.36亿日元,同比增长2.18%,增速较上年同期下降10.78%。其中从我国进口纺织品服装11206.85亿日元,同比下降0.48%,增速较上年同期下降10.49个百分点。我国纺织品服装占日本纺织品服装进口总额的72.18%,较上年同期下降1.93个百分点。据欧盟海关数据,2012年上半年欧盟从全球进口纺织品服装429.84亿欧元,同比下降6.85%,增速较上年同期下降了24.76个百分点。其中从我国进口纺织品服装159.95亿欧元,同比下降了7.72%,增速较上年同期下降了21.23个百分点。我国纺织品服装占欧盟纺织品服装进口总额的35.36%,较上年同期下降0.35%。
1.1.2国内市场需求增长较缓,产品价格提升乏力
2012年1月~7月规模以上纺织企业内销产值同比增长12.46%,较上年同期下降20.34个百分点;服装鞋帽、针织品零售额同比增长17.0%,低于上年同期7.2个百分点,高于一季度2.4个百分点。7月份专业市场内服装产品平均单价同比下降6.71%。我国纺织企业出厂产品价格下行趋势明显。据调研数据分析,43%样本企业的主要产品平均价格均较上期有所下降。从分行业来看,83.7%的化纤企业、52.8%的棉纺企业、52.9%的长丝企业、56.5%的麻纺企业、46.7%的针织企业等产品平均售价均较上期有所下降。
1.2原料问题
1.2.1国内外棉花价差过大
2011年第四季度以来,国内外棉花价差不断拉大。从数据来看,328棉花价格与国际1%关税后的棉价差已经达5000多元/吨,再度冲破了5000元/吨的高价差线。持续大幅度的国内外棉价差,严重削弱了我国棉纺织产业链的国际竞争力。据美国商务部数据显示,2012年1月~6月美国从我国进口棉制纺织品服装同比下降了5.50%,而从印度、越南、孟加拉进口棉制纺织品服装同比分别仅下降了4.36%、3.46%和2.05%。其中美国从我国进口的棉制织物同比下降了1.39%,而从印度、越南进口的棉制织物却大幅提升了20.50%和23.44%。
1.2.2化纤产品价格走低
2011年以来,我国涤纶短纤、粘胶纤维等产品的市场需求疲软,产品价格处于振荡下行态势,产品销售市场竞争激烈。虽然目前有的行业采取了限产方式,使得价格得以稳定,但总体来看,涤纶短纤、粘胶短纤等产品的价格仍较上年有大幅走低之势。据有关市场数据显示,2012年7月我国粘胶短纤价格平均为14870元/吨,同比下降17.08%;同期涤纶短纤价格平均为10300元/吨,同比下降18.53%。2012年以来,涤纶短纤、粘胶短纤呈现价格振荡走低的态势。一方面与市场需求疲软有关,另一方面也与上年同期的价格基数密切有关。2010年年底棉花价格暴涨带来了相关产品的价格暴涨,也带动化纤类产品价格高企。2011年下半年以来,化纤类产品价格随棉花价格回调,也一路走低。也正是由于其价格的大幅下降,造成了化纤行业利润降低较快。据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对企业家调研问卷数据结果,74.4%的化纤企业表示盈利水平有所下降,居于各分行业之首。
近几年来随着Internet的日益发展,中国网民的数量正在不断上升,电子商务也随着这股潮流为越来越多的网民所接受,浙江省诸暨市的不少纺织企业也逐步意识到了电子商务的作用,总体来说诸暨市的纺织企业应用电子商务的情况还处在初步阶段。本文通过分析诸暨市纺织企业开展电子商务的现状和存在问题,希望对诸暨市的纺织企业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1诸暨市纺织企业电子商务研究现状
1.1诸暨市纺织企业发展现状
诸暨与绍兴、萧山、义乌、富阳等8个县(市)接壤,交通相当便利,民营经济发达,其中袜业、织布业年产值超过200亿元,是中国的袜业之都,像大唐的袜业城、洁丽雅毛巾、太子龙服饰、步森衬衫都是全国知名的纺织企业。截至2010年底,诸暨市共有大小纺织企业8万多家,其中上规模的纺织企业978家,行业从业人员90余万人。2010年,纺织产业实现的产值占诸暨市工业总产值的42.58%;实现利润696323万元,占诸暨市工业利润总额的45.1%;出口创汇173174万美元,占诸暨市出口总额的48.97%。
1.2诸暨市纺织企业应用电子商务现状
就目前来看,诸暨多数纺织企业以及个体经营户都有利用互联网这个平台的想法,上网用户越来越多,比较知名的企业都有自己的官网,而且都比较专业,信息涵盖量也大,也适当涉及到了电子商务的信息,比如诸暨袜业网、洁丽雅官网,都是比较系统的电子商务网站。近几年,诸暨纺织电子商务网站上,企业的数量有增无减,每年以惊人的速度在发展,而且幅度一年比一年高,到目前为止,许多诸暨的中小纺织企业选择加入阿里巴巴诚信通,试图借助阿里巴巴这个中国最大的B2B平台来帮助自己带来更多的业务。2009年8月诸暨市人民政府与阿里巴巴(中国)网络技术有限公司在阿里巴巴滨江新园区签署合作协议,双方将共同打造诸暨特色产业集群专市,借此整合诸暨市的企业资源并进行统一推广,促进企业进行产业转型升级。比如诸暨市搏亚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旗下的中国袜业网()是诸暨市全力打造的电子商务平台,该公司与阿里巴巴支付宝公司签定绍兴区域战略合作协议,将支付宝引进中国袜业网,消费者在中国袜业网上买袜子将可实现在线支付,该举措进一步推动了大唐袜业从实体市场模式迈向现代商务市场模式,给中国袜都带来新的发展契机。给全市企业的电子商务模式带来了一场变革。
2诸暨纺织企业电子商务应用存在的问题 1对电子商务的认识不足
诸暨许多纺织企业属于中小企业,企业内部管理以家族制为主,企业组织结构封闭、排外性强,所有权与经营权没有实现合理分离,资本运营方式单一,导致企业规模普遍偏小,这些企业本身的信息化基础就非常薄弱,企业领导自身未受过高等教育,信息化意识不强,整个企业的计算机设备很少,网络基础设施也非常陈旧,很难在短期内适应电子商务的要求。再加上诸暨很多纺织企业的决策者没有充分认识到开展网络贸易的必要性和紧迫性,甚至有些企业管理者根本不了解电子商务,认为电子商务就是上网,许多企业管理者单方面觉得在网上搜索供货信息就以为是电子商务的全部,或有些企业简单地建一个网站,而相关的管理基础却没有跟上,这些错误认识和落后的观念影响了诸暨纺织企业电子商务的健康发展。
2很多中小纺织企业对电子商务的开展有所顾忌
诸暨绝大多数纺织企业信息化程度较低,一些管理者对于信息化的了解可谓少之甚少,加上企业开展电子商务需要一定的资金,因此企业管理者就会有所顾忌。首先建站尤其做好一个功能齐全的电子商务网站需要一笔很大的资金,而且需要定期维护更新,又需要费用;其次,网站的宣传又是一个需要下血本的环节,对于很多不景气的诸暨纺织小企业来说,都望而生畏;最后,高额的物流成本也使得开展电子商务对于诸暨的纺织企业来说举步维艰。但是企业在做这些工作后并不是一点效果都没有的,当企业在不断完善和充实自身电子商务网站的过程中,会发现网站的信息更充实了,发展电子商务的经验越来越丰富了,在量变的过程中肯定会有质变的一天,我们不能一开始就为了赚钱,而是要不断努力摸索适合自己的发展方式和积累自身的经验。
3网站功能单一,响应速度慢
由于在诸暨纺织行业中电子商务应用的还不是很广泛,即使有些企业应用了电子商务,但是大多数企业极少进行实质的网上交易,绝大多数诸暨纺织企业的网站都是以展示企业形象为主,只有个别企业真正进行网上交易,总体来看诸暨的纺织企业以传统的交易为主。诸暨市纺织企业的网站虽然很多,几乎有点规模的纺织企业都有自己的网站,即使没有自己的网站也会在一些电子商务平台上有自己的店铺,但是纵观诸暨的电子商务网站几乎建设都流于形式,由于人才缺乏,资金不足等方面的原因,企业的网站很多都是由企业与IT公司合作创建,一方面网站功能非常单一,网站几乎都没有在线交流功能和支付功能,另一方面有些纺织企业干脆把网站维护和更新的权利都交给IT公司,很多信息由于缺乏更新导致信息出现了滞后的现象,有些企业在与IT公司解除协议之后,IT公司就不帮企业网站续费,所以很多企业也成为了实质的空壳网站。
4电子商务的外部环境不健全
诸暨很多纺织品出口企业已经接触过了第一代电子商务平台,但是效果却不好。因为它们只是一个分类广告平台,以企业推广为核心目的,供应商花了大量时间金钱打广告做竞价,却只能眼巴巴等待生意找上门。网上进行交易时的安全性得不到保障,网络诚信问题突出,曾经有人专门对电子商务的应用前景进行过在线调查,当问到为什么不愿意在线购物时,绝大多数人都担心遭到黑客的侵袭而导致信息被窃取。因此,诸暨纺织企业有一部分企业管理者因担心安全问题而不愿使用电子商务,安全问题成为阻止诸暨纺织电子商务发展一大障碍。
1 问题引出
所谓低碳经济,是指在可持续发展理念指导下,通过技术创新、制度创新、产业转型、新能源开发等多种手段,尽可能地减少煤炭石油等高碳能源消耗,减少温室气体排放,达到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双赢的一种经济发展形态。
在低碳经济概念的指引下,为了在未来十年成为全球新能源汽车的老大,中央财政总体上将投入超过1000亿元支持节能与新能源汽车核心技术的开发与推广。湖北省也采取了很多措施来保障电动汽车产业链的构建和发展。
2 湖北省电动汽车产业链存在的问题
2.1 湖北省电动汽车市场建设中的技术研发还不成熟
对于电动汽车来说,电池、电机等核心技术一直是湖北省各大汽车厂家研究的重点。目前湖北省电池、电机等核心技术还很不成熟,需要进一步研究。如果电动汽车在每个环节的技术不能过关,如果电动汽车的开发研究没有后续的努力,那么电动汽车的生命力将受到致命的威胁。因此,电动汽车的技术产品化的结果如何以及电动汽车后续发展的力量,将决定湖北省电动汽车产业链构建的命运。目前主要的制约湖北省电动汽车产业链的瓶颈在于电动汽车的电瓶无法通用。因为各厂商生产各自规格的电瓶使得电瓶无法通用,从而制约了电动汽车充电站的建设和发展。
2.2 湖北省电动汽车产业链技术标准不统一
要实现电动汽车的市场化,在研究核心技术的同时,制定和统一技术标准是很关键的。但是目前,湖北省乃至国家对于电动汽车的标准、电池的标准还未达成统一,既容易造成资源浪费,又加大了普及难度。
2.3 湖北省电动汽车产业链售后服务环节力度不够
售后服务关键是要掌握好电池与电机的维修、保养与回收技术,但湖北省目前这方面技术人才和队伍还有待不断培养。同时,平衡生产厂家与分销商的利益关系还存在问题。由于电池技术复杂,更换和维修需要厂家支持,而厂家支持力度的大小对分销商的利益将造成较大影响。
2.4 湖北省电动汽车保险和金融服务等环节力度不够
由于目前电动汽车成本相对较高,对于用户来说,除了湖北省政府给予补贴外,如果保险与银行等金融机构能给予支持,将对电动汽车市场化有助推作用。但目前由于湖北省电动汽车还处于发展初期,有关电动汽车的保险业务和金融服务业务尚处于摸索阶段。
2.5 新能源汽车央企大联盟成员利益协调一致尚有困难
新能源汽车央企大联盟既然要结束各车企各自为战的局面,那各车企业新能源汽车发展规划就势必要做出相应调整。而这种调整必然带来车企业间的又一场利益博弈的过程。其中的东风汽车公司生产基地主要位于湖北省,并且东风公司在襄樊建立了新能源汽车生产基地,是国内第一家同时获得混合动力和纯电动城市客车生产资质的企业,年产3万辆的新能源客车生产线正在建设中。而其他的成员大部分也在湖北省有生产基地。因此,湖北省电动汽车的供应竞争十分激烈,成员利益矛盾突出。
新能源汽车央企大联盟共分三组,第一个是包括一汽、东风、长安等在内的整车组,第二个是电池组,第三个是能源供给和服务组,包括国家电网、中海油、中石化等在内,承担充电站建设等。电的使用是要划入国家电网的,而中石化和中石油原来是加油站,现在却要投成充电站,有跑马圈地的嫌疑。新能源汽车央企大联盟在湖北省的发展同样易形成跑马圈地形成的资源浪费和不合理竞争。
2.6 容易形成地方保护
湖北省新能源汽车的发展离不开政府的推动,然而,新能源汽车的进一步发展却遭到来自地方保护的制约。此外,国内的竞争十分激烈,北京、上海、西安等地先后盛名开发出了电动汽车,有的已投入营运使用。湖北虽然已有较好的基础和声望,但如发展不快,进展不利,随时都有可能被竞争对手抛在身后。政府如何做好众多利益主体的调整整合是一大难题。
2.7 低碳经济下能源升级与能源接轨的实现还存在问题
湖北省目前的汽车产业依然使用的是传统能源,面对新兴的电动汽车产业,如何真正的将传统能源与电能接轨,如何实现传统能源的升级还是一个很棘手的问题。电动汽车产业正处于初步发展阶段,而从传统能源过度到电能还需要一段很长的时间。而湖北省政府如何真正构建起绿色环保的电动汽车产业链,还尚待思考。
与此同时,湖北省传统汽车的批量淘汰和传统加油站的改造还存在问题。如果将来湖北省的充电汽车市场扩大,随之而来的问题就是传统汽车的批量淘汰和传统加油站的改造问题,这些虽然是远景,但势必是发展电动车和推广电动车需要考虑的问题之一。
3 对发展完善电动车产业链的建议
3.1 积极完善电动汽车各项核心技术
针对目前的充电汽车生产而言,电池、电机等核心技术一直是湖北省各大汽车厂家研究的重点。因此,政府应当适时发挥作用,加大相关方面的研发投入,尤其是可以利用湖北省高校集中的科研优势,在引进先进技术的同时做好自主研发工作。
3.2 增加对电动汽车制造和销售环节的政府扶持和投入
电动汽车的产业化发展目前局势仍不明朗,其中一个关键限制因素是市场上销售的新能源汽车主要以混合动力为主。而其技术水平尚处于初级阶段,较高的购车成本限制了其普及。而纯电动汽车的销售推广目前仍困难重重。对于解决这一问题政府部门应当加大政策上的倾斜力度。在制造环节可以通过建立严格的尾气排放标准和汽车生产工艺来限定非电动汽车的生产,而对电动汽车的生产进行相关税收政策的扶持。在销售环节,可通过减免车船使用税和养路费等政策来鼓励消费者购买电动汽车。
3.3 对电动汽车产业链中各项产品和技术进行标准化
现有的汽车制造厂商在电动汽车的生产方面各自为战,这也导致了电动汽车电池、电机等核心零件难以进行统一的标准化生产。这既增加了电动汽车的生产成本,也增加了电动汽车的推广难度。湖北省可以根据东风汽车公司现有的生产规格在湖北省甚至是中部地区搭建起一个标准化生产的平台,对于处于这一生产链中的各制造商采用统一的生产规格,从而提高生产效率,也便于将研发成果及时应用于生产。
3.4 提高电动汽车购买的各项售前售后服务
针对目前许多民众对于电动汽车了解较少,对购买或使用电动汽车持观望态度这一情况,政府部门可以设立相关的机构以供市民咨询。同时各汽车生产厂商可以建立统一热线和售后平台,解决各类电动汽车的售后问题。
3.5 构建企业联盟,协调各方利益
针对目前的央企联盟和可能出现的地方保护主义,湖北省相关政府部门应当权衡各方利弊,根据现有的电动汽车产业链建立起相关企业联盟,通过资源共享、互利互惠的企业系统来促进电动汽车的产业化发展。
关键词:东北亚区域;农产品贸易。
1 东北亚农产品贸易的特征。
东北亚各国的经济发展差距大,其中,日韩为发达国家,其2009年的人均国民收入分别为4。1万美元和1。7万美元,而蒙古和朝鲜的人均gdp只有0。16万美元和0。18万美元,还不到日本的1/20。
在农产品贸易方面,中国与东北亚区域各国呈现一定的互补性,这为各国经济结构的调整和产业重组争取了很大空间。在自然资源方面,中、俄、蒙三国地大物博,其自然资源非常丰富,而日韩两国人多地窄,资源十分匮乏,其农产品主要依靠进口来维持供需平衡;在劳动力方面,中朝两国劳动力富足且劳动力成本低廉,而其它四国存在劳动力不足的瓶颈;在生产技术方面,日韩两大发达国家拥有雄厚的资金和先进的生产技术,而其它四国生产技术相对落后,产品相对较为低端。这些差异的存在为各国的农产品贸易合作提供了可能性。
2 中国与东北亚各国的农产品贸易现状。
本文采用的农产品国际贸易额数据是按照hs分类的,其中我们普遍将hs前1-24章产品归为农产品范畴。
总体来说,中国与东北亚区域国家贸易关系最密切的是海产品,2009年贸易总额占农产品贸易总额的45。8%,一方面,中国作为出口市场向日韩俄三国出口海产品,另一方面,中国又作为进口国向俄罗斯进口大量该类产品;其次为蔬果类产品,2009年贸易总额占农产品贸易总额的24。
5%,主要由中国向各国出口,且连续多年保持顺差状态。
正是由于这种持续的贸易顺差,使得日韩两国迟迟不愿对中国完全开放农产品市场,甚至不断增加贸易壁垒。中国同各国贸易排在第三位的是谷类,其后为残渣废料类和其它可食用制品。
根据中国统计局统计数据显示,我国同东北亚区域各国的贸易往来总体上讲进展较快,每年是以一个很客观的增长率增长。从贸易收支方面来看,中国同日、韩、蒙三国连续多年均表现为贸易逆差,而与朝、俄两国连续顺差。但就农产品贸易来说,中国除了与俄罗斯的贸易合作保持逆差外(仅2008年为微小顺差),与其它各国连续多年均表现为贸易顺差关系。
由于全球经济的相互依存性,金融危机的爆发使全球经济走向低迷,整体消费需求大大下降。在农产品贸易方面,中国同日、韩、俄三国的总额在经过2007年的小高峰之后均有所下滑,尤其是同韩国的贸易合作,2008、2009连续两年负增长指数均高于10个百分点。其中,降幅最大的为海产品和谷类产品。(由uncomtrade统计数据整理而得)3 后金融危机时代中国与东北亚各国的农产品贸易对策。
有专家预测,本次经济危机已经见底回暖,但后经济危机时代东北亚区域乃至整个世界的经济增长态势并不稳定。中国在农产品贸易往来方面的连年顺差导致日韩等国纷纷采取行动来对抗中国产品,反倾销、保障措施、特保和反补贴等措施屡见不鲜;另外,一些国家还利用知识产权、劳工标准、技术壁垒、绿色贸易壁垒等措施来限制进口产品。在这种形势下,东北亚若想效仿欧盟和北美形成一个自由贸易经济体,就必须根据自身的特点,寻找一个新的积极的突破点。这需要各国共同努力,相互协调,力求能在贸易合作中找到一个互利互惠的平衡点。
对于中国来说,我们应通过完善自身来适应东北亚这个大环境。
(1)中国应加强与各国间的贸易合作与交流,积极组建自由贸易协定。
(2)严格把关产品质量,积极将高科技引入农产业,产出高端优质产品,提高我国农产品的国际竞争力。
(3)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农业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加紧我国农产业的产业结构升级,将重心从增加产品数量转移到提高产品质量上来,发展多样化产品,提高农产品的整体竞争力。
(4)积极应对贸易摩擦,建立贸易摩擦协调机制,对在无防备状态下发生的急性贸易摩擦,要有紧急应对机制,能快速从突发事件回过神来,积极做好“售后服务”,并从突发事件中吸取教训。
(5)完善农产品贸易服务体系,设立贸易咨询机构,向贸易双方提供农产品进出口贸易政策、市场信息、相关法律法规等方面的咨询。
(6)完善国际贸易相关法律法规,加强法律法规的执行力度和执行透明度。
虽然现阶段东北亚农产品贸易依然存在着重重障碍和贸易摩擦,但东北亚农产品自由贸易是各国经济合作发展的必然趋势。中国目前能做的就是从内部改善自身条件来适应这个大环境,同时加强与各国的联系沟通,积极融入东北亚区域经济合作中。
参考文献
[1]李广勳。东北亚经济合作的现状和展望[j]。北方经贸,2009,(5)。
农业经济论文范文一:农业经济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研究
十八届五中全会再次以文件形式确定绿色低碳循环发展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在此形势下,农业经济的绿色低碳循环发展方式显得更加重要。而;绿色农业、低碳农业也是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我们大力倡导经济发展转型调结构,农业经济发展必然要争当转方式调结构的排头兵,加强农业经济发展的环保模式,减少农业发展过程中的碳排放,从而实现我国农业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发展目标,最终帮助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笔者围绕我国农业经济的绿色发展和低碳循环发展现状,提出相应的推动措施。
【关键词】农业经济;绿色;低碳循环;环保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坚持绿色发展,必须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坚持可持续发展,坚定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现代化建设新格局,推进美丽中国建设,为全球生态安全作出新贡献。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构建科学合理的城市化格局、农业发展格局、生态安全格局、自然岸线格局,推动建立绿色低碳循环发展产业体系。由此可见,绿色低碳循环发展方式是新时期农业经济发展的必然选择和必由路径。
一、绿色低碳循环农业经济综述
由于国家转方式调结构的深入推进,作为国家第一产业的农业相关产业也必须找到适合自身可持续发展之路径。在国家经济中高速平稳发展和生态文明概念深入人心的新时期,绿色低碳循环农业经济成为党和国家重点部署的发展思路,也逐渐成为国内外研究的重点课题,在此大环境下,我们有必要对绿色低碳循环农业经济做初步探讨。(一)绿色农业经济发展绿色农业经济是以市场需求和经济、生态协同发展为根本原则,在传统经济基础上发展而成的新型农业发展模式,是对各种农业资源进行开发并保持农业生态系统的良性循环,然后在此基础上达到的农业资源可持续利用的活动过程,其本质是要实现农业生产经营与社会、生态资源的协调发展,是可持续发展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二)低碳循环农业经济发展所谓的低碳循环农业经济发展,就是指在全球气候变暖的大态势下,我们在农业经济发展中积极运用技术创新、制度创新、产业转型等各种方式,尽最大可能的减少对CO2等温室气体的排放,加强现有资源的循环利用率,从而实现农业经济的发展和可持续战略的实施。
二、我国推动绿色低碳循环农业经济的现实意义
(一)发展绿色低碳循环农业经济是今后推动我国农业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由于我国人均土地占有量远远低于联合国公布的世界人均土地占有量,又面临着农业资源过度消耗的现状,高耗材、高污染的传统农业经济发展方式已经越来越不适应我国现行农业经济发展需求,我国必须采取低碳农业发展模式,以提高我国粮食产量。(二)发展绿色低碳循环农业经济可以保护我国生态环境和维护粮食安全由于我国可用耕地面积较小,并且多地出现建设用地越过耕地红线的问题,我国一直致力于以传统农业模式解决温饱问题,造成了农业土地破坏严重的现象。在传统农业经济发展中,大量使用化肥、农药等,而且根据国家公布的数据可以看出,我国大部分的水土污染主要是由于农业的乱排乱放。因此,发展低碳农业有利于保护环境。进入新世纪以来,多重因素左右全球粮食供应,使得粮食安全从区域性问题上升为国际问题,从民生问题上升为国家战略问题,由于我国国内的粮食生产供应现状,我国农产品进出口都受到了严重制约,因此,我国要加快转变传统农业的生产方式,切实解决好粮食的安全问题,而解决问题的关键出路就在绿色低碳循环农业经济。
三、我国发展绿色低碳循环农业经济所面临问题
虽然我国在发展绿色低碳循环农业经济有巨大的现实意义,但是从客观角度来说,我国发展绿色低碳循环农业经济还是存在着一定的问题,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我国现存的农业基础薄弱。首先,我国较为严重的人地矛盾,我国虽然国土面积广,但是人均可耕地面积远远低于世界人均可耕地面积,当前我国共有农业人口9亿,农户约占农业人口总数的27.7%,每户所经营土地不足0.5公顷;其次,我国农村劳动力短缺,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农村主要劳动力青壮年集体外出务工,家里只留下386199部队,农业产业劳动力缺口严重;最后,农村人口文化程度普遍不高,虽然国家大力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并推行职业技术教育,但是未从根本上提升农业从业者的文化水平,截止2008年统计数据显示,我国农村人口中初中以上文化水平所占比重不足18%。第二,农业基础设施建设不完善。我国一直以来实行以工业辅助农业的发展路子,虽然有大量的辅农、助农、惠农政策,但是由于开展农业经济的基础设施不完善,导致可用耕地流失严重,面积减少,农业物资浪费严重,且已有农业基础设施功能较为老化,破坏较为严重。第三,农业经济服务系统未及时建立完善,鉴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农业经济发展方向起步较晚,相关的农业经济服务系统并未得到有效建立和完善,农业经济服务工作开展较为滞后,相关服务水平也较为低下。
四、我国发展绿色低碳循环农业经济应对措施
一是优化农村农业产业经济结构,在基层大力普及绿色低碳循环农业发展模式,开展相应农业服务技术培训及继续教育,培养一批绿色低碳循环农业专家人才,发掘一批绿色低碳循环农业种植能手,并形成绿色低碳循环农业的规模效应和联动效应。二是完善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促进农业绿色低碳循环经济模式进村进户。我国应大力开展对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检修与更换,并普及农业低碳经济的发展方向,引导并向农村引入大量的资金,积极地研发新技术,扩展新视野,推动农民获得最大化的经济效益。三是建立新型化的农业技术专业服务系统,随着城市化进程和工业化发展,我国已经有足够的技术水平和物质基础为农业产业经济发展建立专业服务系统,包括信息服务、大数据服务、物流服务及高端制造服务等,这个服务系统应该包括农业现代化的耕作方式技术的普及、对病虫害防治技术推广、对农产品及衍生品销售渠道拓宽等一系列的专门服务,促进绿色低碳循环农业经济发展模式在我国基层推广。
五、结语
我们必须推进低碳农业的经济发展模式,确保粮食安全,并保护生态环境,突破现有农业的发展瓶颈,大力普及并使用新型化的农业产业化路子。
【参考文献】
[1]张宪英.我国低碳农业解读及其发展路径初探[D].复旦大学,2010(5).
[2]周丽.加快我国低碳农业经济发展探析[J].新经济,2014(7).
农业经济论文范文二:低碳经济时代农业经济发展途径
[摘要]低碳经济时代下,世界农业经济逐渐开始从高碳向低碳转变。在全球气候变暖的环境下,低碳农业这一生态革命产物被广泛关注和推崇,这就要我国农业经济发展模式实现向生态、低碳、友好模式的转变。本文主要探讨低碳经济时代下我国农业经济存在的问题和发展途径,实现我国农业经济与生态环境的和谐发展。
[关键词]农业经济;低碳经济;发展途径
全球人口增长和经济规模的扩张造成人类对常规能源的使用逐渐增多,环境与经济之间的关系不断日益恶化,在此背景下低碳经济碳足迹等概念应运而生[1]。发展低碳经济,不仅能够通过节能降耗改善环境污染,还有利于调整经济发展结构,促进新型产业的发展,实现生态文明建设。我国是农业大国,农业经济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低碳经济时代下,农业经济必然要转变经济发展模式,走低碳可持续发展道路,推动农业经济的健康发展。
1低碳经济内涵
低碳经济是人类继农业文明、工业文明之后的重大进步,是通过降低能源消耗、减少二氧化碳排量、减少环境污染的经济发展模式。低碳经济指的是以可持续发展理念为指导,大力开展技术创新、新能源开发及改变生产方式,减少对煤炭等不可再生资源的使用,提高资源的利用率,减少经济发展中对环境的破坏,实现经济与生态的和谐发展。低碳经济的重点是通过开发低碳能源系统,研发低碳技术并建设低碳产业体系,减少经济发展过程中温室气体的排放量[2]。
2我国农业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2.1低碳农业规模化发展困难
目前制约我国低碳农业经济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农业生产的小农分布。尽管我国近些年来已经实现农业大规模生产,但基本生态生产单位仍是农户小农生产,制约了农业生产中碳生产的合理标准规划。例如农村地区仅只有一户或几户开展低碳农业生产,而大部分农户依旧仍采用粗放生产,碳生产无法实现大规模的集中化,这种情况下依然会污染土壤、空气、水源等,制约低碳农业的发展,增加推广和开展低碳农业的成本。
2.2农业基础设施薄弱
我国农村地区许多基础设计健身不完善,例如水利设施出现设备落后、设备老化等问题,这是由于水利投资偏向于大型水利工程,对农村农田水利建设的投入较小,资金较为分散,没有形成合力,资金投入的多少直接影响农业节能、节水等基础设施的建设与完善,从而制约低碳农业的发展。
2.3科学技术与自主创新能力不足
发展低碳农业离不开先进技术的支持,而技术创新是发展农业新技术的重要途径,但是我国农业技术还处在发展的初级阶段,农业技术研发投入不足,先进农业技术应用水平较低,缺乏农业科研人员,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不完善等,这些现状严重制约了技术在低碳农业中的应用。除此之外,发展生态农业经济模式缺乏先进的技术,例如沼气的开发和使用能够保护生态环境,但目前只适用于以农户为单位的小规模家庭生产生活,适用于大规模生产的大中型沼气池等技术还不完善,使沼气的开发和利用并没有发挥出最大的价值。
2.4农业生产方式还未完全转变
尽管我国农业科技得到发展和进步,但是在农业生产中对化肥、农药等污染土壤的资源的依赖性依旧严重,导致农村污染仍在加剧,造成土壤结块、肥力下降等恶性循环。粗放的农业经济增长方式进一步加剧了资源和环境的压力。
3低碳经济时代下农业经济发展的途径
3.1建立循环农业经济体系
西方国家低碳农业循环经济发展迅速,例如阿根廷实行完善的免耕加秸秆还田的低碳农业技术,打破传统的额种地必须先耕的现状,有效的保护土壤面积;巴西政府在2010年实施低碳排放农业计划,运用生物固氮等先进技术提高生产效率,降低资源消耗和污染,实现农林牧一体化生产等。我国人口总量大,但人均耕地面积小,人地矛盾突出,且农业生产效率低,耕地污染严重,因此应大力推广和使用农业固碳技术,减少高碳能源、化肥等资源的使用。农业循环经济发展模式指的是农业资源、农业产品、农业废物再利用的循环模式,降低资源消耗率。在农业循环经济发展过程中,按照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的原则,推进水资源、土地资源等的综合利用,加强对情节能源的开发和利用,转变农业经济增长方式。
3.2发展生态农业经济模式
首先要转变农业生产发展理念,要坚持可持续发展理念,屏气原有的重农业产出,轻生态环境理念,在农业生产经营中坚持集约化的经营理念,加强对农村农民知识和技能的再教育,提高现代农民的综合素质。其次,坚持资源的多层利用,实现资料良性循环,例如发展沼气利用模式、病虫草防治模式、产业链延长增殖模式等;充分开发和利用清洁能源,例如太阳能、风能等,提高资源的利用率,增加农业生产效率,大力发展农田平原、水体立体等农业生产模式,实现低消耗、高产能[3]。
3.3促进低碳农业技术的研发和推广
一方面要大力引进西方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另一方面促进我国低碳农业技术的研发和创新。政府通过财政政策进行支持和引导,引导社会资金的不断投入,积极开发新技术,整合现有的先进技术,降低现有低碳技术推广和应用的成本,同时要注重技术服务体系的构建,积极引导和帮助广大农民学会运用先进农业技术,使技术真正运用到低碳农业生产中,缓解我国农村地区经济发展和资源环境的矛盾。加强农村地区新型农机技术的推广力度,组织农民学习新技术,开展免费农业教育课堂培训业务,宣传新型低碳农机的作用,使低碳农机在农村得到真正使用;增强安全意识,更好地发挥低碳农机在农业生产中的重要作用;积极开展有机物多层利用技术的推广,在生态系统中形成物质良性循环多级利用的状态。
3.4提升低碳农业经济发展理念
我国农业经济发展方式低碳化的转变要以科学发展观为重要指导,加强树立低碳农业经济发展的理念。首先要树立正确的现代农业发展观,农业的发展是一种全面的、科学的发展,是可持续的发展。其次要走正确的现代农业发展道路,在科学发展的基础上努力探索出低投入、低能耗、低排放、低污染、高效益的现代低碳农业经济发展道路。再次还要大力发展绿色生态型农业,资源节约型农业,充分利用好农业资源,降低农业能耗,减少农业生产带来的温室气体排放。最后,要加强低碳知识的宣传教育,农民是农业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主要力量,在农村开展各种形式的低碳经济宣传活动,使广大农民逐渐转变生产理念,坚持低碳环保的生活和生产方式;加强对《大气污染防治法》《资源保护法》等资源环境保护相关法律法规的宣传力度;适当利用优惠的经济政策引导农业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大力鼓励和扶持绿色低碳农业生产。
3.5发展低碳休闲旅游农业
农业具有文化传承的功能,是农村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近些年来随着城市生活压力的增加和农业文化的发展,农业经济的休闲观光作用逐渐显现。发展低碳休闲旅游农业模式既能够增加农民的收入,增加农村就业机会,还能够在农村形成品牌经济,带动品牌效应。要以农村现有的旅游资源为开发和发展基础,加强对低碳旅游资源的创新开发力度,构建农家乐旅游的新形态。开发农业观光旅游模式,首先要保护农村当地原有的自然景色,在此基础上开发农业高新技术,将农产品作为农业加工的突破口,大力发展农业观光旅游服务业务,将旅游业融入至低碳农业经济之中,带动低碳农业经济的发展,例如发展农业生态种植园参观、农业主题公园、农家乐等旅游业务[4]。
4结论
低碳经济的发展离不开低碳农业的发展,低碳农业是低碳经济的一部分。低碳农业的发展应将农业经济与生态系统相结合,减少对不可再生资源的利用,加强开发和利用清洁资源,实现环境保护,从粗放经济发展模式向集约型转变,降低资源消耗,减少污染和二氧化碳排放量,加强农业低碳生产、环境保护、生态涵养、文化旅游等各项功能的融合,实现我国农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冯蛟.从低碳经济时代消费者行为特征看休闲农业的发展以宁夏休闲产业发展为例[J].农业经济,2010(10):38-39.
[2]胡新良.低碳导向型农产品质量安全管理机制构建研究[D].长沙:湖南大学,2012.
[3]刘国斌,党美丽.低碳经济时代吉林省县域经济生态旅游发展研究[J].东北亚论坛,2011(1):114-120.
[4]张蓓.低碳经济视野的都市农业旅游:政府行为与市场边界[J].农业改革,2011(2):62-68.
关键词:客户满意房地产客户关系管理
作为一种提升企业竞争力的工具,客户关系管理(CustomerRelationshipManagement,CRM)已经引起了房地产业界的极大关注,并且在一些知名的房地产公司得到了应用。但是,目前还有很多人对于房地产开发企业需要实施CRM持反对态度经济论文。这些人之所以持有这种观点,主要是因为他们没有正确认识到房地产开发企业客户满意的意义。因此,正确认识房地产客户满意的构成要素和意义对于房地产业成功引入客户关系管理,有着重要作用。
客户满意的概念
“满意”是一个心理学术语,是指人的一种肯定性的心理状态。这种状态是由于外界的某种刺激使人的某种需求或期望得到满足及“合意”(即符合人的本意),从而使人感到某种“快意”(即心理上的愉悦)。满意的前提是外界的这种刺激,包括物质、精神及二者结合的刺激。因此,市场营销学大师菲利普•科特勒(PhilipKotler)给客户满意下了一个定义:“客户满意是指一个人通过对一个产品的可感知的效果(或结果)与他的期望值相比较后形成的感觉状态,是可感知的效果和期望值之间的差异函数。”
客户满意与否是一种心理评价的过程,它具有以下特征:
主观性。客户满意与否并不是由企业的产品和服务水平所唯一决定的。它在很大程度上受客户主观因素的影响。客户的需求、期望、性格、好恶、情绪、经济地位、教育程度等因素对客户的满意程度都有着重要影响。
不稳定性。客户满意与否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及个人消费水平、鉴赏能力的提高而不断变化。昨天令客户十分满意的产品,在明天可能成为客户抱怨的对象。所以,企业不能沉醉于现有的较高的客户满意度水平,应该居安思危,不断地改进产品和服务,持续地提高客户满意度,这样才能在竞争中占据并保持不败之地。
多层次性。客户满意是客户对企业提供的产品和服务的心理评价,这种评价是多层次的而不是单一指标的。客户满意从横向上包括理念满意、行为满意、视听满意、产品满意和服务满意;从纵向上包括物质层满意、精神层满意和社会层满意等三个逐渐递进的层次。因此,实施客户满意战略应该注意到各个层面,努力实现客户的全面满意。
客户满意的构成要素
由于“客户满意学”刚刚兴起不久,而且东西方文化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因此,有关客户满意构成要素的理论,学术界还没有形成一致的看法。日本产能大学的持本志行教授提出了客户满意的构成要素。持本志行提出的构成要素是从实体项目进行分析,有所侧重也就有所忽略,但总体上不失为一种优秀的分析方法。本文借鉴这种方法,对房地产客户满意构成要素做出分析(如图1所示)。
与房地产有关的项目。包括房价,楼盘的评价绩点。楼盘的评价绩点包括户型、装修、地段、规划设计、物业管理等因素。这些内容是房地产品固有的品质特性。它们构成了房地产品的核心质量,是影响客户满意的首要因素。
与印象有关的项目。包括客户对房地产开发企业经营状况的评价,对房地产品的评价,对企业形象的评价。客户根据宣传媒体、亲友同事了解到的信息,再结合自己与房地产开发企业接触的亲身体验,会对房地产开发企业做出评价,形成一种印象。这种印象的好坏,一方面受到客户主观因素的影响,例如,由于每个客户的需求和偏好不同,他们会对同一企业的房地产品做出不同的评价;另一方面,还受到客户接触到的外界信息的客观性、全面性的影响,虚假的、片面的外界信息会使客户对房地产开发企业做出不正确的评价。
与服务有关的项目。这里主要是指在营销和销售过程(从客户同房地产开发企业第一次接触,到签订认购合同)、房产的使用过程中,企业对客户提供的服务以及为增进客户关系所设计的各项活动。
客户满意的意义
满意的客户通过持续的重复购买、新客户的推荐,能够给企业带来收益。这是众多企业追求客户满意的原因。对于房地产开发企业来说,客户满意的意义也在这两个方面得以体现。如图2所示,客户从购买到满意,再从满意到忠诚,最后向自己的亲朋好友传播口碑,这个过程会给房地产开发企业带来丰厚的利润。
重复购买的产生。对于购房客户来说,很多客户已经开始二次置业,甚至三次置业,房地产开发企业完全有机会再次向他们推销房产。对于租赁客户而言,他们购买的是房地产在一定时期内的使用权。房地产的使用权这种商品的购买和消费是一个持续的过程,客户与房地产开发企业之间存在一种长期的契约关系。获得客户的满意就意味着这种契约关系的延续,也可以说是重复购买的发生。企业因此而获得收益。
客户推荐的产生。不管客户是否有二次置业的可能,房地产开发企业都可以从他们身上发掘销售机会。因为房地产的价值巨大,对客户来说购买的风险比较大,在购买之前他们会进行多方面的咨询和多次选择,而朋友或同事的购买经历则是一个重要的参考信息。所以说,一个满意的客户会起到很好的宣传效果,他们对周围的人的影响作用远比广告、售楼书、样板房要大,并且不需要花钱。
此外,由于不满的客户会向熟人述说他们的购买经历,因而给企业带来负面的影响。这种现象在房地产业中的影响作用要大于其它行业:一旦有一位客户不满,企业失去的不仅是他一个人,而有可能是这个客户周围的所有人。因此,房地产开发企业的客户满意是十分重要的。
客户满意增长模型
实施客户关系管理的房地产开发企业实质上是进行了一项重要变革——增加了为企业提供在以降低客户不满和增加客户满意为目的而进行的客户满意度测量活动中所得的信息的流程,从而构建起客户满意增长的模型,如图3所示。为了使客户满意度增加,企业应该首先收集到关于客户需求、期望和习惯的信息。这些信息来源有:市场分析的结果;通过对客户进行调查、与客户会谈以及对特定客户群体的关注而了解到的客户的需求和令客户满意的信息;来自于服务失败报告或客户抱怨整理资料的客户不满意信息。其次,应该根据这些信息开发房地产品,这一点可以借助质量功能展开(QualityFunctionDeployment,QFD)来实现。第三,应该对客户抱怨和服务失败报告中的问题提出解决方案,改进产品和服务。
参考文献:
关键词总储蓄率部门储蓄率部门收入占比部门贡献率
作
者梁东黎,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南京:210093)
低消费率一高储蓄率一直是困扰我国宏观经济的一大难题。对于这一问题,应该上升到福利经济学的高度来认识。对微观经济来说,有着名的帕累托福利标准和其他福利标准。对宏观经济来说,笔者认为至少可以建立两个福利标准。
一是就业标准。自从凯恩斯关注就业问题以后,各国政府或迟或早把提高就业率(降低失业率)作为最重要的宏观经济政策目标之一,笔者只是把它上升为福利标准而已。就业增加,意味着总产量增加、总收入增加。在收入分配格局不变的情况下,各个家庭的收入都会或多或少地增加。当然,如果考虑到人口增长因素,更为准确地说,标准应该是人均产量、人均收入。
二是消费标准。归根到底,福利是通过消费实现的。消费增加,说明福利水平提高。消费增加受到收入和其他因素的限制。但是,在收入相等时,消费有可钱不同。在这种情况下,消费的多少取决于消费率:消费率高,则消费多、福利高;消费率低,则消费少、福利低。更为准确地说,消费标准应该是消费率标准。在收入不变时,提高消费率可以使消费增加、福利提高。在收入分配格局不变的情况下,各个家庭的消费都会或多或少地增加。
根据《国际统计年鉴》,按2005—2007(2008)年的均值来说,人均收入为2000—2700美元的四个国家的消费率:斯里兰卡(2423美元)为84.0%,乌克兰(2318美元)为78.6%,泰国(2640美元)为66.4%,中国(2275美元)为49.00/0。若人均收入相等,则消费率的差别就反映了消费额的差别。上述四个国家,人均收人大体一致,但消费率的差别导致消费额差别很大:斯里兰卡的消费额为2035美元,乌克兰为1822美元,泰国为1753美元,中国为1115美元。两相比较,斯里兰卡的人均收入为中国的1.065倍,而消费额却为中国的1.825倍;乌克兰的人均收入低于泰国,消费额却高于泰国。
学术界对我国低消费率一高储蓄率现象进行了比较广泛的研究。由于两者是镜像,既可以研究前者,也可以研究后者。范剑平和向书坚在1999年就研究了消费率问题,认为它产生于二元社会结构。…之后,研究者大都把消费率偏低归结为居民所得份额偏低、收人中形成的消费比例偏低[2j、劳动报酬份额下降、实际税率提高等因素[3‘。再往后,何新华和曹永福j4]、李扬和殷剑锋[51.分别利用资金流量表研究高储蓄率问题。资金流量表提供了三大部门——住户部门、政府部门、企业部门的初次分配、再分配、消费、储蓄等方面的重要信息,使上述研究者得以拓宽视线,从包括政府部门在内的三大部门之间的关系人手研究高储蓄率问题,从而使对该问题的认识水平向前推进了一大步。如下笔者仍利用资金流量表提供的材料,借鉴经济增长理论中分解各要素对经济增长贡献的思路,拟对我国高储蓄率形成的部门贡献进行分析。我国储蓄的基本情况
我们通过三张表看一看我国储蓄的基本情况。
由表l可见,从1992年至2007年,我国储蓄额逐年增长,但增长率呈“U”型变化,即从1992年至1999年,里下降趋势;从1999年至2007年,呈上升趋势;2004年的储蓄增长率陡增,可能其中有缘于统计方法的调整。观察各部门储蓄额变化的基本趋势,如果拿2007年和1992年进行比较,可以发现:住户部门的储蓄额15年提高了849倍,年均增长56.6%;政府部门提高了16.00倍,年均增长106.7%:企业部门提高了14.66倍,年均增长97.7%。在这15年中,政府部门的储蓄额增长得最快,企业部门略低于政府部门,住户部门最慢。部门储蓄占比变化的基本情况是:住户部门的储蓄占比趋于下降,共下降了23%,年均下降1.5%;政府部门的储蓄占比趋于提高,共提高了40%,(经济论文)年均提高2.7%;企业部门的储蓄占比也趋于提高,共提高了24qo,年均提高1.6%。
社会储蓄率是指全社会总储蓄与全社会可支配收入之比。部门总储蓄率是指部门储蓄与全社会可支配收入之比,三部门总储蓄率之和等于社会储蓄率。由表2可见,从1992年至2007年,我国的社会储蓄率趋于提高。与此对应,社会的消费率趋于下降。从各部门总储蓄率的变化情况看,住户部门的总储蓄率较为稳定,略有下降:政府部门与企业部门的总储蓄率均有很大幅度的提高。仍拿2007年和1992年相比,政府部门的总储蓄率提高了75%,年均提高5%;企业部门的总储蓄率提高了60%.年均提高4%。
表3中的部门储蓄率和表2中的部门总储蓄率不同,虽然只有一字之差,部门总储蓄率是部门储蓄占全社会可支配收入之比,而部门储蓄率是部门储蓄占部门可支配收入之比。二者之间的数量关系是:部门总储蓄率等于部门储蓄率与部门收入占比(部门可支配收入占全社会可支配收入的比例)的乘积。由表3可见,住户部门的部门储蓄率呈现出先下降、后提高的“U”型变化,总的趋势是略有提高,2007年比1992年提高了l6%年均提高I.l%。住户部门的收人占比几乎是直线下降,共下降了I5%,年均下降1.00/0。政府部门的部门储蓄率和收入占比均趋于提高,其中,部门储蓄率共提高了38%.年均提高25%;收入占比共提高了26%,年均提高1.8%。企业部门的储蓄率恒为100%。这是因为根据定义,储蓄是未用于消费的收入,而企业作为“部门”是不消费的,所以.企业部门的可支配收入恒等于储蓄。而企业部门的收入占比提高幅度较大,共提高了38%,年均提高2.6%。储蓄率形成的部门贡献
(一)1992年储蓄率及其部门贡献
全社会储蓄率等于各部门总储蓄率的代数和,也等于各部门的部门储蓄率的加权平均数,权数就是各部门的收入占比。通过这种数量关系我们就可以研究.从部门结构的角度看,全社会储蓄率的形成及其变化的原因究竟是什么。
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这种研究。第一是研究各部门的总储蓄率对全社会储蓄率的“贡献”。各部门的贡献可以用各部门的总储蓄率占全社会储蓄率的比值来测度,也可以用各部门的储蓄与全社会的储蓄的比值测度。第二是研究各部门对全社会储蓄率的贡献率本身的形成及其变化。比如研究在住户部门对全社会储蓄率的贡献中,部门储蓄率起多大的作用?部门收入占比起多大的作用?
笔者主要关心储蓄率变化大的趋势,所以,只需要对1992年和2007年进行计算并比较就可以了。根据表2,可知:1992年全社会储蓄率等于各部门总储蓄率的代数和,即0.420=0.226+0.061+0.133。各部门总储蓄率等于各部门储蓄率与收入占比的乘积:住户部门总储蓄率=0.226=0.333x67.7%;政府部门总储蓄率=0.061=0.324×19.O%;企业部门总储蓄率=0.133=l.OOOx13.30/0。然后可得各部门对全社会储蓄率的贡献率:住户部门对全社会储蓄率的贡献率=0.226/0.420=53.8%;政府部门对全社会储蓄率的贡献率=0.061/0.420=14.5%;企业部门对全社会储蓄率的贡献率=0.133/0.420=31.7%。
(二)2007年储蓄率及其部门贡献+2007年全社会储蓄率等于各部门总储蓄率的代数和,即0.509=0.218+0.107+0.184。各部门总储蓄率等于各部门储蓄率与收入占比的乘积:住户部门总储蓄率=0.218:0.379x57.5%:政府部门总储蓄率=0.107=0.442x24.1%:企业部门总储蓄率=0.184=l.OOOx18.4%。然后可得各部门对全社会储蓄率的贡献率:住户部门对全社会储蓄率的贡献率=0.218/0.509=42.8%;政府部门对全社会储蓄率的贡献率=0.107/0.509=21.0%:企业部门对全社会储蓄率的贡献率=0.184/0.509=36.l%.
(三)储蓄率及其部门贡献的变化
其一,全社会储蓄率以较大幅度由1992年的0.420提高至2007年的0.509,15年提高了8个百分点,年均增长1.4%。其二,住户部门总储蓄率仅有微小下降,从0.226降至0.218,15年下降了3.5%。这种情况表明:对全社会储蓄率以较大幅度提高而言,住户部门不仅不负任何推动的“责任”,反而起了限制其提高的作用。住户部门储蓄率虽然提高了13.8%,但收入占比却下降了15.1%,二者在很大程度上相互抵消,从而导致住户部门总储蓄率仅有微小下降。虽然如此,但该部门对全社会储蓄率的贡献率却大幅度下降,由53.8%下降至42.8%.下降了11个百分点,这是因为全社会储蓄率以较大幅度提高。其三,政府部门总储蓄率由1992年的0.061大幅度提高至2007年的0.107,15年提高了75.40/0,年均提高50/0。这是政府部门的部门储蓄率和政府收入占比两方面共同提高的结果。政府部门的部门储蓄率15年提高了36.4%.年均提高2.4%;可支配收入占比提高26.8%,年均提高1.8%。在政府部门总储蓄率大幅度提高的基础上,政府部门对全社会储蓄率的贡献也大幅度提高,由1992年的14.5%提高至2007年的21.0%,15年提高了44.8%,年均提高3%。其四,企业部门总储蓄率由1992年的0.133提高至2007年的0.184,15年提高了38.3%,年均提高2.6%。由于企业部门的部门储蓄率恒等于1,所以企业部门总储蓄率提高完全是由于企业部门收入占比的提高。和总储蓄率的变化一样,企业部门收入占比也由1992年的0.133提高至2007年的0.184。与此对应,企业部门对全社会储蓄率的贡献率由31.7%提高至36.1%I5年共提高了13.9%。
影响部门储蓄率贡献的因素
(一)住户部门
由于笔者主要进行部门结构的分析,所以可以假定全社会储蓄率给定。在这一条件下,影响住户部门对全社会储蓄率的贡献的主要因素是住户部门总储蓄率,它又进一步分解为:住户部门的部门储蓄率和部门收入占比。
关键词:市场经济 管理会计 教学改革
一、管理会计进行教学改革的现状和必要性
(一)会计人才基本素质无法满足市场需求 进入21世纪,面对开放的国际市场与激烈的市场竞争,市场经济体制必将需要新型的会计人才,这样的人才不仅要求具有扎实的专业知识,还必须具有对环境适应性、应变性、竞争性和创新性等素质。中外教育专家把富有积极进取和创新精神作为21世纪人才必备的首要素质,认为未来会计人才必须具备财务会计基本技能、职业判断力、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获取新知识和创新的能力的内涵和素质。很明显原有的管理会计教学及其教学目标,是很难完全实现这一要求,所以,必然要进行改革,方能实现社会对新型会计人才的要求。
(二)传统观念束缚了会计人员在企业管理中的地位与作用 市场经济的最大特征就是促使各个企业成为独立的经济实体,靠自身的经济实力参与市场竞争,其成功与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企业内部经济管理的效率。作为管理中的重要环节之一,管理会计应该是大有作为的。从我国目前的情况看,许多企业人员包括管理会计人员仍然是企业主要管理者的附属,企业一般职能人员凭指令性来管理企业仍属普遍现象,这就造成大部分会计人员只是例行公事地完成日常核算工作,很少人能有积极参与管理决策的意识,管理会计在企业管理中并没有真正发挥作用。而要真正把管理会计的作用发挥出来并显示出其不可替代性,必将要求从教学、实践等各个环节解放管理会计人员的传统观念束缚。
(三)管理会计现有教学内容缺乏严密、完整的理论体系 我国目前管理会计的研究现状由于缺乏坚实的理论基础,管理会计的基本问题,如管理会计的假设、对象、目标、原则尚处于百家争鸣的阶段;管理会计方法冗杂,缺乏独特性。目前管理会计与财务管理、成本会计内容的交叉重复、边界不清已成为普遍问题。这样不仅极大地浪费了宝贵的教学资源,造成教师重复讲授,加上课时短缺,很难在有限的时间内把所有相关课程的全部内容讲授完毕,故而降低了教学效率;同时也严重影响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管理会计理论体系缺乏明确的中心和清晰的主线,内容之间缺乏实质性联系,尚未形成一整套真正意义上的管理会计体系。
(四)管理会计的理论内容与经济环境变化的步伐脱轨 21世纪是知识经济的时代,在市场经济体制下,企业管理对象、组织结构都在发生变化;企业的风险和不确定性水平在不断提升,行业类型的多样、企业形式的演变、经营状况的不确定。企业经营管理环境也随之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主要呈现出以下特征:一是高新技术在生产领得到广泛运用,使企业产品成本结构发生了变化,直接材料成本和直接人工成本比重逐渐下降,制造费用比重逐渐上升。二是随着经济的发展,生活水平的提高,顾客的需求趋向多样化,使企业的生产方式转为个性化生产。三是企业管理观念从短期理性转向长期战略型,企业之间的竞争已从低层次的产品营销性竞争发展到高层次的全局性战略竞争。管理会计的发展与应用是与一定的经济环境、社会环境相关联的,社会环境的变化导致企业组织形式的变化,企业组织形式的变化又会引起管理会计实务发生变化,最终导致管理会计研究的目的、内容、方法相应地发生变化。但我国现行的管理会计教材当中,大多还是以工业企业为例进行讲解的,依然没有考虑产品成本构成比例的变化,依然主要以产销量作为唯一成本动因,致使研究领域比较狭隘,管理会计的理论创新没有跟上经济环境变化的步伐,从而使学习与实践脱节更深,也就加剧了管理会计进行教学改革的进程和步伐。
二、管理会计观念的更新
(一)思想上解放和改变会计人员传统观念的束缚 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对管理会计进行教学改革,首先要解放和改变会计人员传统观念的束缚,使其认清管理会计在企业管理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只有在此基础上,才能形成全新的管理会计教学内容,使会计学专业的学生能够在学校教育中高度掌握管理会计的相关理论知识,把握管理会计自身的重要性,然后将其付诸于实践;再把实践中累积的方法和经验理论化,使实践和理论高度结合,从而形成良性循环,最终在理论和实践中都确立起管理会计的重要地位和作用。随着会计人才素质内容的加深,高等会计教育就不仅要传授学生专业知识和技能,更重要的是要培养学生立足社会、全面发展的创新能力和综合素质。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作为担负着为社会培养人才的教师必须首先转变教学观念,并适应时代需求,改变教学内容,寻求灵活有效的教法,把创新能力的培养与知识的传授有机地结合起来。
(二)新世纪建立起新的战略管理的观念 新世纪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消费者需求多样化以及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客观上要求企业在有效地进行战略管理的前提下,进一步索本求源、减少浪费、降低资源消耗。新企业观认为:企业是为最终满足顾客需要而设计的“一系列作业”的集合体。作业影响成本,动因影响作业。而成本动因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与微观层面相连,主要是与企业的生产有关的成本动因,另一类是战略意义上的成本动因,如规模、技术、劳动力投入等因素。很明显,在市场经济体制下,企业的经营管理工作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在目标市场与产品方向既定的情况下的日常管理,即战术性管理。另一类是与企业长远性和全局性发展相关的战略管理。在此基础上,无论是管理会计教学人员,还是管理会计实践操作人员,都应该从以下方面来建立新的战略管理观念:一是实行动态化管理,实现企业价值。相对于传统的非市场经济体制下,在市场经济不断发展的今天,企业组织结构是一种纵向的多层次等级管理结构,企业的市场、制造、销售、会计和财务等有着严格的专业分工。但由于计算机的广泛应用和信息处理能力的日益提高,使得企业内部以及与外部的信息交流变得十分便捷,企业可以随时根据环境的变化做出迅速的应变策略。所以,企业组织结构的各个功能却可以构成一个完整的信息系统。管理会计作为决策支持、规划与控制系统,必须能适应21世纪企业经营管理的需要,树立动态管理观念,根据企业内、外部条件的变化及时进行相应的调整,不断地进行分析、比较和选择,在动态中寻找最佳的平衡点,从而高效实现企业价值。二是企业整体组织化,优化资源组合。任何企业要想在当代瞬息万变的客观经济环境和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都必须以整体组织为主体,使得企业资源得到优化,从而形成整体优势作为基础和条件。即使企业是由各个不同的子系统构成,这些子系统甚至有时还会存在内部矛盾,但不会影响一点:即各个子系统从总体上来讲目标是一致的。这就要求必须把企业组织作为一个管理整体进行分析,只有整体的目标才是系统的最高目标,只有整体最佳才是最优的管理对
策。根据上述要求,管理会计就必须树立整体观念来进行分析和评价企业组织的管理活动。三是注重市场引导原则,提高企业市场竞争力。进入信息时代后,市场经济环境日益变化和经济竞争日益激烈,加之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产品生产也不断倾向动态性、个性化,产品寿命周期也大幅缩短,企业所占有的市场份额或边际利润顷刻间被竞争对手“抢走”。这样,市场竞争不仅是体现在市场占有率高低方面,还要考虑产品本身及其竞争力等各个影响因素。因此,企业必须随时更新市场观念,密切注视市场发展导向,加强研究市场动态,根据市场需求的变动及时调整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以获取市场竞争优势。理所当然,管理会计也必须由市场引导来进行观念更新。四是注重人才培养,重新定位企业价值。21世纪是知识经济时代,市场经济将得到迅速发展,企业管理更加注重的是知识管理,人才即是企业的最大价值。价值观念是企业文化的核心内容,每个成功的企业都有自己的企业精神,自己的企业文化,用一种共同的价值观来熏陶全体员工。企业文化的确立和创造,必然对管理会计控制系统设计带来影响,促使管理会计的系统设计要更多地考虑到人才的因素,以适应战略管理所需要的文化氛围,有效地实现其过程控制。
三、管理会计教学内容的整合
(一)重新整合教学内容,消除重复交叉现象 从前文分析中可以看出,我国管理会计缺乏一个严密、完整的理论体系。所以。积极探索我国现行体制下的理论体系仍是一个必要的先行步骤。这就要求高校会计学教师立足于自身的经济条件和社会环境基础,加强对管理会计的研究对象、管理会计的归属等基本理论问题的研究,确定经济活动的哪些内容属于管理会计的研究范畴,哪些内容不属于管理会计的研究范畴。归纳和整理出管理会计自身的知识内容,建立起适合我国市场经济发展的管理会计理论体系。一是管理会计与财务管理课程内容的整合。首先,以两者不同的研究目标来构建理论体系:管理会计应以提高企业经济效益为目标,以本量利分析为基本原理,以经营决策为核心,以经营活动的预测、决策和控制为主要内容,构建管理会计的理论体系;财务管理应以提高企业价值为目标,以时间价值、风险价值和资金成本为基本原理,以财务决策为核心,以资金的筹集、投放、运用、回收和分配为主要内容,构建财务管理的理论体系。其次,以两者不同的研究对象来设置课程内容:管理会计则应以生产经营活动的规划和控制为主线来设置内容。主要包括经营预测、经营决策、全面预算、控制和评价等;财务管理应当以资金的规划和控制为主线来设置内容,主要可包括筹资、投资、分配和评价等,其中投资部分包括短期资金(营运资金)的投放、运用和长期资金的投放,而长期资金的投放是指长期证券投资、固定资产投资和无形资产投资等。就目前的一般管理会计教教材,应该将财务预算、财务控制归入管理会计,而将长期投资决策、存货控制归入财务管理。二是管理会计与成本会计课程内容的重新整合。我国成本会计与管理会计是两门并行的学科。其实将成本会计与管理会计割裂开来,管理会计的定位就很困难。因此可以将成本会计和管理会计合并成一门成本管理会计,而目前我国的注册会计师全国统一考试中的《财务成本管理》考试就是一个典型的实例。其研究的对象是成本的核算、规划和控制,研究的内容是原有成本会计的内容加管理会计中与成本管理相关的内容,如成本性态分析、变动成本法、成本预测、成本决策、标准成本、责任成本等内容。
(二)增加和更新学科内容,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求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市场竞争的加剧,市场风险也进一步扩大,理论、战略管理等新问题,亟需新的管理会计理论的指导。所以,在教学内容上,一些新的理论和内容应及时补充到教学中,密切理论与实际的联系。纵观世界先进的管理会计理论与方法,基本呈现出两大发展趋势,一是强调管理会计与战略管理的结合,发展了战略管理会计;二是强调管理会计与作业管理相结合,发展了作业成本管理会计。人们可以根据这两大发展趋势和主流,构建2l世纪管理会计学科体系。但必须认清管理会计学科体系的建立不是对传统管理会计的否定或取代,而是对传统管理会计的丰富和发展。一方面,在管理会计中传统的成本计算方法必须作革命性的变革――以“产品”为中心的成本计算将被以“作业”为中心的作业成本计算所代替。另一方面,成本动因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与微观层面相连,主要是与企业的生产有关的成本动因,另一类是战略意义上的成本动因,如规模、技术、劳动力投入等因素。所以不能再以微观层面的产销量作为唯一的成本动因进行分析,必须从战略意义角度进行成本动因分析。作为新型的管理会计教材,必须根市场经济接轨,其所要求的各个体系内容:首先,应该完整系统的介绍战略管理会计及作业成本法等基本内容,将管理会计发展的两大主流趋势尽显其中。其次,责任会计已成为现实生活中极具现实价值的专业知识,被各个单位广泛使用,故应该根据新的实践运用将其理论化,作为重点内容加入管理会计理论体系,形成一块主要教学内容,在教学中进行重点讲述。最后,管理会计应当补充风险投资决策和战略投资决策等内容,不仅要提供企业内部经营的有关信息,而且还要关注外部市场的有关信息,以及将来的发展趋势。
四、管理会计教学方式的发展与改进
(一)重视“案例教学”在管理会计教学中的地位和作用 “案例教学”法是对成功的运用科学理论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典型企业作为典型案例展开研究,然后将其运用在理论和教学上进行分析,可以充分揭示众多学科在实践中是如何相互配合、相辅相成的完成会计管理目标的。还可以及时总结我国企业开展管理会计的典型案例和成功经验,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研究成果,并从中找出管理会计发展的客观规律,以适应企业经营机制转变的需要,保证企业生产经营的高效运行,最终有利于管理会计的进一步发展应用。在此基础上,使管理会计的教学内容不断得到更新,并能适合实践发展的要求,从而使管理会计学科更加成熟。为了保证案例教学的成功,教师必须注重案例教学的一些基本程序并确保每一程序的有效实施。首先,案例讨论前教师应根据自己的教学内容和进度选择合适的案例让学生准备充分。然后在案例的分析与讨论中,教师要注意组织与引导,并设法使学生成为讨论的主角。教师在讨论中不要直接表露自己的观点,以免学生产生依赖心理。若学生观点不一致,可使其展开讨论;若学生分析判断有错误,可采取故意提问的方式,使学生意识到问题出在哪里,自觉加以修正。案例讨论结束后,教师应及时给予总结。总结并不是说出某个案例的标准答案,况且很多案例没有标准答案,而是指出本次案例讨论所运用的理论知识、讨论难点、重点,需要深人思考之处,并指出本次讨论不足之处与成功之处。最后是要求学生进行案例报告的撰写,也是引导学生由口头表达上升为文字表达的重要阶段。经过这一阶段,学生可理性地对所讨论案例进行思考总结,教师应对案例报告作出适当的评语并打分,也可以作为平时成绩的另一部分,这样也可以同时提高了学生的文字表达水平,为经济论文的撰写奠定基础。需要注意的是:管理会计要解决的是企业不同时期、不同经
济环境下发生的问题,因而其方法灵活多样,因地、因时、因事而异,“案例教学”要充分体现这一特点。其结论是在特定条件下,采用某种方法确定的,因而并非任何条件下的最佳答案和标准。所以在案例教学中,一定要注意不能拘泥于一个统一的答案。
(二)采用启发式互动教学方式,组织学生课堂讨论,鼓励学生积极参与 教师在讲授过程中要注意讲授课程的知识点,尤其是对于一些重要和难以理解的知识点,对其重点和难点一定要讲深讲透:教师应致力于为学生创造一个充分发挥能力的环境,启发学生思想。具体做法有:首先可以由老师先讲解其中的理论部分;然后通过组织学生讨论,让他们各抒己见,以启发学生的发散思维、培养学生能力;最后由教师给适当的指导和总结的一种教学方法。这种授课方式既活跃了课堂气氛,又培养了学生的表达能力、思维能力、分析能力和创造能力。如在讲授变动成本法和完全成本法对企业经营成果的影响以及对管理者的业绩评价时,在讲完相关理论知识后,可以预先布置与其相关的讨论题,然后组织学生分组讨论,并在课堂上交流,由学生自己通过讨论得出变动成本法和完全成本法对企业经营成果的不同影响,这样学生对于这个知识点的理解就能更深化,不再仅局限于死记硬背的教条主义上了。
清代前期苏州众多经商冲突的发生,至少有两个具体效果。一方面,经商冲突给利益相同的商人更多的交往协商机会,有助于商人捐款产生团体,使众多会馆公所随着经商冲突增加而不断出现;另一方面,商人将经商冲突呈请地方政府处理,也给苏州官员对工资争议、经商安全和商事纠纷等相关讼案有更多的处理经验。
在各类经商冲突事件当中,或是合作对付工匠、或是合作控告无赖胥吏、或是与商场竞争对手从事商业竞争,商人和商人之间,产生了更多的或合作、或冲突的紧密互动关系,彼此间的交往与竞争机会愈来愈多。互动关系的增多,才使商人加强了定期捐款创建维持一个团体组织的意愿,会馆公所这类团体组织才有成立运作的坚强基础。会馆公所成立以后,不仅使捐款商人在贮货、议价、陈设公定度量衡等方面节省了交易成本,也使捐款商人和同乡官员增加了交往亲近的机会,使许多商人具有更省成本与更多保障的经商环境。
同时,苏州地方政府官员也在诸如协议工资、保护商标等经商冲突的处理经验中,不断累积着各种相关赋砂浮沟拇砭椤5娜罚僭辈⒉皇俏舜俳梅⒄苟;ど倘说木倘ㄒ妫晒僭倍跃坛逋皇录拇矸绞嚼纯矗僭倍陨倘烁髦志套杂珊筒撇ɡ谋;と肥荡嬖谟谇宕捌诘乃罩荩荒芩嫡僭痹谥葱兴降摹敢稚獭拐摺V敝镣砬逡郧埃泄晕丛嬲鱿执罅χС志梅⒄沟摹钢厣獭拐吖倘皇鞘率担床荒芙宕捌谡粗С稚桃捣⒄沟南窒笏党墒恰敢稚獭梗种粕桃敌枰导实闹贫群驼撸伤罩莨僭贝砭坛逋坏姆绞嚼纯矗比晃薹ㄋ凳恰敢稚獭埂?BR>
到底传统政府「重农抑商政策的有效性如何?其实这要区分差异来看。中国上的政府的确执行过所谓「重农抑商政策。至少自战国以来,政府对商人经营商业采取压制措施的「抑商政策即已形成。有学者指出:禁榷制度、官制度和土贡制度三者,即是秦汉以下政府落实「抑商政策的三项「重要支柱,政府以此将民间和政府的消费需求以及地方特产,束缚在官营事业和皇帝的直接控制之下,有效地阻碍和缩小民间商人的经商范围(傅筑夫,1980b:667)。政府执行「抑商政策的原因,是和战国时代部份富商大贾以「轻重术造成贫富不均有关,政府为抑制严重的贫富不均,有时便藉官营手工业等制度来抑制商业贸易的自由(杜正胜,1990)。另外,为避免富商大贾勾结资助政敌,先秦时代政府也曾采取「抑商政策以保持政权的稳定,这种历史经验也到战国秦汉以下政府采取「抑商政策(吴慧,1982)。
然而,战国以来政府的「抑商政策其实并非没有变化。至少自宋代以来,不少官员即已指出「抑商政策的不切实际(谷霁光,1942)。晚明以后,有更多官员看到粮价和物价变动对平民生活的影响力与日俱增,无论是抑制商业或是加重商人税捐,结果不仅对商人不利,更造成平民百姓生活因为粮价物价上扬而受到严重骚扰,反对政府执行「抑商政策的改革主张也愈来愈多(林丽月,1988),很多官员都公开主张保障商人的经营自由和财产安全。更重要的是,晚明以后,各种官手工业解体崩坏的速度日益加快,许多资源的开发和生产都转由民间商人接手经营(陈诗启,1958;徐泓,1986),政府更加丧失了落实「抑商政策的制度基础。在清代前期,官手工业没落的趋势仍然持续发展。整体来看,将宋元明清传统政府有关管理民间商业经营的政令概约简化为「抑商政策,其实是错误的。由清代前期苏州的经商冲突案例来看,政府官员对商人经商自由和财产安全的保障和维护都是很明显的事实。尽管有不肖官员胥吏骚扰商人的经商安全,但却不能将这种骚扰事件当做是政府正在执行一种刻意侵夺商人财货和危害商人经商自由的「抑商政策。也就是说,当时官员和商人之间的关系绝非是一种「抑商政策下的官商关系。清代前期政府之所以成为阻碍经济发展的重要原因,并不是因为政府「压抑民间工商业的发展,而是因为政府始终没有「扶持民间工商业的发展(Perkins,1967;Feuerwerker,1984;张瑞德,1992)。如果说「压抑是种消积的「抑商政策,则「扶持便是种极积的「重商政策,清代前期政府执行的固然不是晚清才开始的「重商政策,但却也绝非是一种「抑商政策。
本文未讨论上商人的地位,因为如何有效地界定「社会地位并不容易,需要更好的取径才能深入讨论。本文重心只放在所谓「重农抑商政策中的「抑商政令部份,用清代前期苏州经商冲突事件的案例来做检视其中的。来看,若以所谓的「重农抑商政策来概括清代前期最发达的苏州地区,其有效性是很令人怀疑的。如果当时中国的经济先进地区不是因为「抑商政策而阻碍经济,则草率地使用「重农抑商政策做为检讨近代中国经济发展受挫的历史原因,则这种论述便有很大的局限性。
表一:道光以前苏州商事纠纷中的商人联名立碑统计
号|年代|人数|联名立碑人身份|立碑缘由|官府级衔|类别|立碑地点|资料来源
1|1650|55|「商民|禁「关棍假冒盘诘|苏州府正堂|乙|未详|苏碑158号
2|1662|18|木商;木牙人|木商木牙联控漕船占泊码头|长吴二县|乙|未详|苏碑70号
3|1670|21|布商|商匠争端并核定踹匠工价|苏州府正堂|甲|阊门附近|苏碑40号
4|1676|12|糖果铺户商人|「永禁铺户当官|长洲县正堂|乙|未详|苏碑159号
5|1677|19|花素缎行经纪牙人|禁止县胥、市棍滋扰|苏州府正堂|乙|城隍庙内|苏碑09号
6|1680|48|木商;木牙人|禁止派取木料滋扰商民|苏州府正堂|乙|未详|苏碑71号
7|1682|18|米铺商人|重申官定度量衡并定脚夫价|长洲县正堂|丙|山塘街|苏碑151号
8|1683|49|木商;木牙人|与「省商均派木料|苏州府正堂|乙|大兴公所|苏碑73号
9|1688|141|木商;木牙人|禁止木牙借「行头病商|长洲县正堂|丙|大兴公所|苏碑74号
10|1693|72|布商|定踹户与踹匠工价|苏州府正堂|甲|阊门附近|苏碑41号
11|1701|69|布商|以「包头约束踹匠|苏州府正堂|甲|阊门附近|苏碑43号
12|1715|72|布商|禁立「踹匠会馆|长吴二县|甲|阊门附近|苏碑44号
13|1720|45|布商|将踹坊与踹匠编为坊甲制度|长吴二县|甲|阊门附近|苏碑45号
14|1722|100|「金阊市民公立|禁革流丐勾结胥吏勒索抢劫|苏州府正堂|乙|广济桥上|江碑253号
15|1734|61|机户作坊主|「永禁机匠叫歇|长洲县正堂|甲|玄妙观|苏碑12号
16|1739|45|布商|定机匠工资与禁机匠叫歇|元长吴三县|甲|阊门附近|苏碑47号
17|1741|14|冶坊作坊主|定冶坊坊匠工资|元长二县|甲|西园|苏碑97号
18|1742|240|腌腊渔肉商人|定订牙佣|长洲县正堂|丙|高宝会馆|苏碑161号
19|1756|34|纸坊作坊主|定坊匠工资与禁止停工勒价|元长吴三县|甲|阊门附近|苏碑58号
20|1779| |「长元吴三县布商等|议定踹匠工价|苏州府正堂|甲|广济桥上|苏碑49号
21|1781|5|贩木商人|禁止牙行脚夫自称「小甲|长洲县正堂|丙|大兴公所|苏碑76号
22|1793|34|纸坊坊主|定工资与定坊甲司月制|元长吴三县|甲|仙翁会馆|苏碑59号
23|1806| |「山塘铺户居民|禁革结党勒索商家与商船|元和县正堂|乙|山塘街|苏碑257号
24|1810| |「湖南北、江南西通帮|禁地痞索诈米商商船|元长吴三县|乙|枫桥镇|苏碑258号
25|1822|26|账房机户|禁机匠停工并立机户规条簿|元和县|甲|云锦公所|苏碑20号
26|1832|28|布商|禁革踹坊勒借累业|元长吴三县|丙|新安会馆|苏碑51号
27|1837|26|造箔坊铺作坊主|申定工匠工资|吴县正堂|甲|丽泽公局|苏碑104号
28|1844|13|酒牙商人|设立官定公砠并禁阻私牙|长洲县正堂|丙|醴源公所|苏碑169
注一‧「立碑缘由的「类别说明:甲类——与工资争议有关者;乙类——与经商安全有关者;丙类——与商业契约有关者。
注二‧「苏碑指《明清苏州工商业碑刻集》。「江碑指《江苏省明清以来碑刻资料选集》。
征引书目
基本史料
1.碑刻与档案数据类
《上海碑刻资料选集》,上海博物馆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
《江苏省明清以来碑刻资料选集》,江苏省博物馆编,北京:三联书店,1959年。
《明清以来北京工商会馆碑刻选编》,李华编,北京,文物出版社,1980年。
《明清苏州工商业碑刻集》,苏州博物馆等合编,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年。
《苏州商会档案丛编》第一辑,武昌: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
2.笔记小说、诗文集类
《三异笔谈》,(清)许仲元,约成书于道光七年(1827年),台北:新兴书局,《笔记小说大观》一编九册,1978年。
《丹午笔记》,(清)顾公燮,书成于康熙年间,江苏古籍出版社,1985年新校本。
《石隐山人自订年谱》,原作成于咸丰年间,收入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附录,排印本,台北:艺文印书馆,1975年。
《安吴四种》,(清)包世臣,有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序,台北:文海出版社,《近代史料丛刊》三十辑,1968年。
《江南经略》,(明)郑若曾,书成于嘉靖年间,影印本,台北:商务印书馆,《四库全书珍本》二集,1971年。
《吴门表隐》,(清)顾震涛,据道光年间刊本点校,扬州:江苏古籍出版社,1986年。
《明代史料选编》,谢国桢编,褔州:褔建人民出版社,1980-1981年。
《宦游笔记》,(清)纳兰常安,书前有乾隆十年(1745年)序,台北:广文书局,1971年。
《陔余丛考》,(清)赵翼,据乾隆五十五年(1790)湛贻堂板本影印,台北:华世出版社,1975年。
《清诗铎》(原名《国朝诗铎》),(清)张应昌编,新校本,据同治年间刊本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
《清嘉录》,(清)顾禄,书前有道光十年(1830年)序,台北:新兴书局,《笔记小说大观》一编九册,1978年。
《巢林笔谈》并附《巢林笔谈续编》,(清)龚炜,据乾隆卅年(1765)、乾隆卅四年木刻本排印,新校本,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
《广阳杂记》,(清)刘继庄,《人人文库》本第426号,台北:商务印书馆,1976年。
《阅世编》,(清)叶梦珠,原书成于康熙年间,台北版:木铎出版社,1982年点校本。
《镜湖自撰年谱》,(清)段光清,新校本,记嘉庆二十五年至同治七年(1820-1868年)间事,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
《续见闻杂记》,(明)李乐,收入《见闻杂记》,影印万历年间刻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
3.政典政书判牍类
《正谊堂集》,(清)张伯行,收入(清)吴元炳编《三贤政书》本,影印光绪五年(1879)刊本,台北:学生书局,1976年。
《佐治药言》,(清)汪辉祖,书成于乾隆年间,台北:新兴书局,《笔记小说大观》六编十册,1975年。
《吴中判牍》,(清)蒯德模,书前有光绪四年(1878)序,台北:新兴书局,《笔记小说大观》四编九册,1974年。
《宦游纪略》,(清)桂超万,影印本,书有咸丰二年(1852)序,台北:广文书局,1972年。
《清史稿》,(清)赵尔巽修,台北:鼎文书局,1981年。
《清朝通考》,(清)刘锦澡编,影印本,台北:新兴书局,1963年。
《资治新书初集二集》,(清)李渔编,书前有康熙六年(1667)序,清「得月楼板。
《雍正朱批谕旨》,影印本,台北:文海出版社,1965年。
《福惠全书》,(清)黄六鸿,书前有康熙三十三年(1694)自序,(日本)「诗山堂1850年板。
5.地方志书类
崇祯《吴县志》,(明)牛若麟等修,崇祯十五年(1642)刊本。
《肇域志》,(明)顾炎武编,书前有嘉庆三年(1798)序,同治年间蓝栏钞本。
康熙《长洲县志》,(清)蔡方炳等撰,康熙二十二年(1684)序刊本。
乾隆《苏州府志》,(清)邵泰等撰,乾隆十三年(1748)刊本。
嘉庆《贞丰拟乘》,(清)章腾龙原本,陈勰增辑,嘉庆十五年(1810)聚星堂刻本,《中国地方志集成:乡镇志专辑》,册6,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
道光《苏州府志》,(清)石韫玉等修,道光四年(1824)刊本。
光绪《苏州府志》,(清)冯桂芬等撰,影印本,台北:成文出版社,1970年。
民国《吴县志》,曹允源等撰,民国二十二年铅印本,影印本,台北:成文出版社,1970年。
论著
上田信,1981,〈明末清初江南都市「无赖社会关系〉,《史学杂志》,90(11):41-59。
小口彦太,1988,〈清代地方官判决录通见民事的纷争诸相〉,《:文化》,3:35-49。
山本进,1993,〈清代江南牙行〉,《东洋学报》,74(1-2):27-58。
川胜守,1979,〈中国近世都市社会构造:明末清初江南都市〉,《史潮》(新),6:65-90。
川胜守,1982,〈明末清初打行访行〉,《史渊》,119:36-51。
川胜守,1987,〈明代镇市水栅巡检司制度〉,《东方学》,74:101-115。
中山美绪,1978,〈清代前期江南米价动向〉,《史学杂志》,87(9):1269-1301。
夫马进,1983,〈善会、善堂出发〉,小野和子编,《明清社会》,京都:京都大学人文所,页189-232。
夫马进,1986,〈清代前期育婴事业〉,《富山大学人文学部纪要》,11:5-41。
夫马进,1993,〈明清时代讼师诉讼制度〉,梅原郁编,《中国近世法制社会》,京都: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页437-483。
王日根,1994,〈明清时代会馆的演进〉,《研究》,1994(4):47-62。
王世庆,1994(1958),〈清代的米产与外销〉,氏着,《清代台湾社会》,台北:联经出版公司,页93-129。
王家范,1986,〈明清苏州城市经济研讨:纪念苏州建城两千五百周年〉,《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86(5):23-30,16。
王翔,1992,《中国资本主义的历史命运:苏州丝织业「账房史论》,南京:江苏出版社。
王业键,1973,〈清代经济刍论〉,《食货复刊》,2(11):541-550。
王泰铨,1989,〈法国私法统一面面观〉,《国立台湾大学法学论丛》,18(2):365-376。
田汝康,1987a(1956),〈十七世纪至十九世纪中叶中国帆船在东南亚洲航运和商业上的地位〉,氏着,《中国帆船贸易和对外关系史论集》,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页1-34。
田汝康,1987b(1957),〈再论十七至十九世纪中叶中国帆船业的发展〉,氏着,《中国帆船贸易和对外关系史论集》,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页35-52。
全汉升,1969,〈明清间美洲白银的输入中国〉,《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2(1):12-20。
全汉升,1972a(1957),〈雅片战争前江苏的棉纺织业〉,氏着《中国经济史论丛》,香港:新亚研究所,页625-649。
全汉升,1972b(1956),〈美洲白银与十八世纪中国物价革命的关系〉,氏着,《中国经济史论丛》,香港:新亚研究所,页475-508。
全汉升,1972c(1967),〈清朝中叶苏州的米粮贸易〉,氏着,《中国经济史论丛》,香港:新亚研究所,页567-582。
全汉升,1986a,〈美洲白银与明清经济〉,《经济论文》,14(2):35-42。
全汉升,1986b,〈略论新航路发现后的海上丝绸之路〉,《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57(2):233-239。
全汉升,1987,〈明清间中国丝绸的输出贸易及其〉,陶希圣先生祝寿编委会编,《国史释论:陶希圣先生八秩荣庆论文集》上册,台北:食货出版社,页231-237。
全汉升,1993,〈略论新航路发现后的中国海外贸易〉,张彬村、刘石吉主编,《中国海洋发展史论文集》第五辑,台北:中研院中山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所,页1-16。
寺田隆信,1972(1968),〈苏州踹布业经营形态〉,氏着,《山西商人研究——关于明代的商人及商业资本》,京都:京大东洋史研究会,页337-410。
朱瑞熙,1986,〈宋代商人的社会地位及其历史作用〉,《历史研究》,1986(2):127-143。
佐藤学,1987,〈明末清初期一地方都市同业组织公权力〉,《史学杂志》,96,9:。
余英时,1987,《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台北:联经出版公司。
余英时,1993,〈明清变迁时期与文化的转变〉,余英时等编,《转型时期的知识分子》,台北:联经出版公司,页35-42。
吴奇衍,1985,〈清代前牙行制试述〉,《清史论丛》,6:26-52。
吴承明,1985a,〈论明国内市场和商人资本〉,氏着,《中国资本主义与国内市场》,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页217-246。
吴承明,1985b,〈论清代前期我国国内市场〉,氏着,《中国资本主义与国内市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页247-265。
吴慧,1982,〈先秦时期官商和私商的考察〉,北京师范大学学系主编,《学集刊》,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页313-336。
吕作燮,1984,〈明清时期苏州的会馆和公所〉,《中国社会经济史》,1984,2:10-24。
李伯重,1986,〈明清江南与外地经济联系的加强及其对江南经济的〉,《中国经济史研究》,1986(2):117-134。
李华,1960,〈从徐扬「盛世滋生图看清代前期苏州工商业的繁荣〉,《文物》,1960(1):13-17。
杜正胜,1990,〈战国的轻重术与轻重商商人〉,《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61(2):481-532。
沙郑军,1988,〈试论明清时期的江南脚夫〉,《中国史研究》,1988(4):104-109。
谷霁光,1942,〈唐末至清初间抑商之商榷〉,《文史杂志》,1(11):1-10。
奈良修一,1993,〈十七世纪中国生纟生产日本输出〉,《明清法社会》编集委员会编,《和田博德教授古稀记念:明清时代法社会》,东京:汲古书院,页469-490。
林仁川,1987,《明末清初私人海上贸易》,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林玉茹,1994,《清代港口的空间结构》,台北:国立台湾大学历史学研究所硕士论文。
林绍明,1987,〈明清年间江南市镇的行政管理〉,《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87(2):93-95。
林满红,1991,〈明清的朝代危机与世界经济萧条——十九世纪的经验〉,《新史学》,1(4):127-147。
林满红,1993,〈银与鸦片的流通及银贵钱贱现象的区域分布(1808-1854)——世界经济对近代中国空间方面之一影响〉,《中研院近史所集刊》,22(上):89-135。
林满红,1994,〈嘉道年间货币危机争议中的社会〉,《中研院近史所集刊》,23:163-203。
林丽月,1988,〈试论明清之际商业思想的几个问题〉,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编,《近代中国初期历史研讨会论文集》下册,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页711-733。
松浦章,1983,〈清代沿岸贸易——帆船商品流通〉,小野和子编,《明清时代政治社会》,京都: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页595-650。
邱澎生,1990,《十八、十九世纪苏州城的新兴工商业团体》,台北:国立台湾大学出版社。
邱澎生,1995,「商人团体与社会变迁:清代苏州的会馆公所与商会,国立台湾大学历史学研究所博士论文,台北:未刊本。
段本洛、张圻福,1986,《苏州手史》,扬州:江苏古籍出版社。
洪焕椿,1981,〈明清苏州地区资本主义萌芽初步考察:苏州工商业碑刻资料剖析〉,收入南京大学编,《明清资本主义萌芽研究讨论集》,上海:人民出版社,页399-449。
洪焕椿,1992,〈明清苏州地区的会馆公所在商品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氏着,《明清史偶存》,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页566-612。
范金民,1989a,〈明清时期活跃于苏州的外地商人〉,《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9(4):39-46。
范金民,1989b,〈明清时代苏州丝织业生产形式和生产关系初探〉,洪焕椿等主编,《长江三角洲地区社会经济史研究》,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页184-219。
范金民,1989c,〈明清时期苏州的外地商人述略〉,洪焕椿等主编,《长江三角洲地区社会经济史研究》,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页220-240。
夏维中,1989,〈明清浒墅关的〉,洪焕椿等主编,《长江三角洲地区史研究》,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页273-285。
徐泓,1986,〈官匠制度〉,于宗先主编,《经济学百科全书》第2册《经济史》,台北:联经出版公司,页38-44。
张海鹏、张海瀛(主编),1993,《中国十大商帮》,合肥:黄山书社。
张伟仁,1971,〈清季地方司法:陈天钖先生访问记〉(上)(下),《食货月刊》,1(6):319-339;1(7):388-397。
张德昌,1935,〈清代前之中西沿海贸易〉,《清华学报》,10(1):97-145。
张瑞德,1992,〈中国近代政府与农业〉,《汉学研究》,10(1):217-241。
梁方仲,1980,《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梁其姿,1984,〈十七、十八世纪长江下游之育婴堂〉,曹永和等编,《中国海洋发展史论文集》,台北:中研院研究所,页97-130。
梁其姿,1986,〈明末清初民间慈善活动的兴起:以江浙地区为例〉,《食货月刊》,15(7-8):52-79。
梁庚尧,1982,〈宋元时代的苏州〉,《文史报》,31:1-45。
许涤新、吴承明主编,1985,《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一卷《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北京:人民出版社。
郭松义,1982,〈清代国内的海运贸易〉,《清史论丛》,4:92-110。
陈希育,1991,《中国帆船与海外贸易》,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
平,1987,〈明清时期江南市镇的牙人与牙行〉,《中国经济史研究》,1987(2):30-38。
平,1993,〈宋元明清时期江南市镇社会组织述论〉,《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3(1):33-38。
陈诗启,1958,《明代官手的研究》,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
陈国栋,1994,〈清代中叶(约1780-1860)与大陆之间的帆船贸易:以船舶为中心的数量估计〉,《台湾史研究》,1(1):55-96。
陈慈玉,1988,〈从清代前期的淮安关功能论官商的关系〉,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编,《近代中国初期研讨会论文集》下册,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页685-708。
章英华,1983,〈历史社会学与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国社会学刊》,7:215-234。
傅衣凌,1956,《明清时代商人及商业资本》,北京:人民出版社。
傅衣凌,1957(1956),〈论明清时代的棉布字号〉,氏着,《明代江南市民经济试探》,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页127-130。
傅崇兰,1986,《中国运河城市发展史》,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
傅筑夫,1980a,〈中国工商业者的「行及其特点〉,氏着,《中国经济史论丛》下册,北京:三联书店,页387-492。
傅筑夫,1980b,〈抑商政策的产生根源、贯彻抑商政策的三项制度及其对商品经济发展的〉,氏着,《中国经济史论丛》下册,北京:三联书店,页608-668。
滋贺秀三,1984,《清代中国法裁判》,东京:创文社。
经君健,1994,〈清代关于民间经济的立法〉,《中国经济史研究》,1994(1):42-55。
刘永成,1959,〈试论清代苏州手工业行会〉,《历史研究》,1959(11):21-46。
刘石吉,1987a,〈明清时代江南地区的专业市镇〉,氏着,《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研究》,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页1-72。
刘石吉,1987b,〈明清时代江南市镇之数量〉,氏着,《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页120-162。
刘素芬,1991,〈清朝中叶北洋的海运〉,吴剑雄主编,《中国海洋发展史论文集》第四辑,台北:中研院中山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所,页101-124。
刘翠溶,1978,〈明清时代南方地区的专业生产〉,《大陆杂志》,56(3-4):125-159。
刘铮云,1987,〈义庄与城镇:清代苏州府义庄之设立及分布〉,《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58(3):633-672。
樊树志,1990,《明清江南市镇探微》,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郑永昌,1994,《明末清初的银贵钱贱现象与相关经济思想》,台北:国立师范大学历史学研究所。
郑玉波,1985,〈民法五十年〉,《法学丛刊》,30(1):11-20。
郑昌淦,1989,《明清商品》,北京:人民大学出版社。
郑秦,1988,《清代司法审判制度》,长沙:湖南出版社。
横山英,1972b,〈踹布业生产构造〉,氏着,《中国近代化经济构造》,东京:亚纪书房,页63-143。
鞠清远,1977,〈清开关前后的三部商人著作〉,收入包遵彭等编,《中国近代史论丛》二辑三册,台北:正中书局,页205-244。
魏向阳,1993,《康乾盛世的扛鼎杆杆:康雍干时期经济立法纵横论》,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藤井宏,1953-1954,〈新安商人研究〉(一)、(二)、(三)、(四),《东洋学报》,36(1)-(4):1-44、180-208、65-118、533-563。
Atwell, William S. 1982. “International bullion flows and the Chinese economy, circa 1530-1650.” Past and Present 95 : 68-90.
Braudel, Fernand. 1979(1977). Afterthoughts on material civilization and capitalism. trans. by Patricia Ranum. Baltimore, Maryland: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Brook, Timothy. 1981. “The merchants‘ network in 16th century China: a discussion and translation of Chang Han’s ‘On merchants’.” Journal of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of the Orient 24(2): 165-214.
Chen, Fu-mei and Myers, Ramon H. 1989. "Coping with transaction costs : the case of merchant associations in the Ch'ing period." in The second conference on modern Chinese economic history. Taipei : The Institute of Economics, Academic Sinica. pp.317-341.
Fan, I-chun. 1992. Long-distance trade and market integration in the Ming-Ching period, 1400-1850. Stanford : Dissertation of University of Stanford.
Huang, Philip C.C. 1993. "Public sphere/ civil society in China? The third realm between state and society." Modern China 19(2): 216-240.
Liu,Kwang-Ching. 1988. “Chinese merchant guilds : an historical inquiry.“ Pacific Historical Review 57(1): 1-23.
Perkins, Dwight H.. 1967. "Government as an obstacle to industrialization : the case of nineteenth-century China."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27: 478-492.
Perkins, Dwight H.. 1969.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n China, 1368-1968. Chicago: Aldine Publishing Company.
Rawski, E. Sakakida. 1972. Agricultural change and the peasant economy of south China.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Rowe, William T. 1992. "Ming-Qing guilds." Ming Qing Yanjiu 1: 47-60.
Sands, Barbara and Myers, Ramon H. 1986. “The spacial approach to Chinese history: a test.”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45(4): 721-743.
Santangelo, Paolo. 1993. “Urban society in Late Inperial Suzhou.” in Johnson, Linda Cooke , ed., Cities of Jiangnan in Late Imperial China.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 pp.81-116.
Skinner, G. William. 1977. “Regional urbanization in nineteenth century China.” in Skinner, G. William (ed.), The C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Stant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pp.212-249.
Skinner, G. William. 1985. “The structure of Chinese history.”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44(2): 271-292.
Sun, Zen E-tu. 1972. “Sericulture and silk textile production in Ch‘ing China.” in Willmote,W.E.(ed.). Economic Organization in Chinese Society.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pp. 79-108.
Wang Yeh-chien. 1989. “Food supply and grain prices in the Yangtze Delta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in second conference on modern Chinese economic history. Taipei : The Institute of Economics, Academic Sinica. pp.423-461.
近年来,随着国际合作的不断加深,国际分工已由原来的产业间分工和产业内分工逐渐转向以工序、环节为对象的产品内分工,全球价值链(GVC)的概念也被广泛采用。全球价值链通常用来描述某种商品或服务从生产到消费的一系列价值增值活动,它将重点聚焦于生产过程中的价值增值环节,而这些环节又由不同国家、不同行业的企业所创造。这种全球化的生产模式也较为准确地反映出当今国际分工现状。
在全球价值链下,一国产业结构升级方式发生变化。在传统研究中,产业结构升级方式一般表现为由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向第三产业逐渐转变,或者由劳动密集型产业向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升级,而许南和李建军(2012)指出,在全球价值链下,由于不同价值链中既包含劳动密集型生产环节,也包括资本和技术密集型生产环节,因此,全球价值链下产业结构升级应既包括由低梯度产业向高梯度产业转变的价值链升级,也包括由非核心价值元向核心价值元转变的价值元升级。
在以往研究中,由于缺乏相关数据,以全球价值链为视角的研究多停留在理论描述阶段。而近年来,以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WIOD)、全球贸易分析数据库(GTAP)为代表的全球价值链分工数据的不断完善,为从实证角度准确度量和描述一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以及各国国际分工格局提供了便利。Johnson和Noguera(2012)运用GTAP数据库测算了各国总体和双边贸易中增加值贸易的比重并对增加值出口占总出口的比重进行了分解。Koopman、Wang和Wei(2014)则基于以往文献对增加值出口的分析和测量,提出了一个分解一国出口的总框架,构建了出口总额与增加值之间的数量关系。不同于附加值贸易框架,Timmer等(2013)以价值链为研究单位,对各国各行业在不同价值链中的增加值进行了测量,并提出了衡量一国竞争力的新指标。在国内研究中,罗长远和张军(2014)运用全球附加值贸易数据库(TiVA)五年数据对我国出口本地附加值行了测算与分解;袁志刚和饶璨(2014)运用WIOD测算了我国和国外生产服务业对我国各产业的投入变化,全面考察了国内外最终需求变化和技术变化对我国生产服务业的影响。
相比而言,从全球价值链角度出发,对我国产业结构升级的实证研究相对较少。因此,本文借鉴Timmer等(2013)的研究视角以及许南和李建军(2012)对产业结构升级方式的界定,基于WIOD,对我国产业结构升级状况进行了分析。与以往研究相比,本文有如下不同:第一,以行业价值链为研究单位,从价值链升级和价值元升级两方面分别分析了我国在全球价值链下产业结构升级现状;第二,通过对各行业价值链中我国增加值变化的分解,厘清了需求效应和生产结构效应对增加值变化的影响。
二、 理论模型
假设世界上有N个国家,每个国家都有I个行业,每个行业生产一种最终产品,并定义一条价值链为一国完成一种最终产品生产所需各国投入的生产和服务活动。根据最终产品所属行业及最终生产国的不同,可以得到N×I条价值链。设A为投入产出表中的系数矩阵;F为最终需求矩阵;Y为产出矩阵。根据投入产出表可得:
Y=AY+F=(I-A)-1F=LF
其中,LNI×NI为里昂惕夫逆矩阵。设FD和VA均为NI×NI维对角阵,对角线元素fdn,i和van,i分别代表世界对第n国第i个行业的最终需求和第n国第i个行业的单位产出增加值。则各国分行业的增加值可表示为:
TOT=VA×L×FD
=va1,1l11,12fd1,1 va1,1l11,12fd1,2 L va1,1l11,N1fdN,1va1,2l12,11fd1,1 va1,2l12,12fd1,2 L va1,2l12,N1fdN,1 M M L MvaN,1lN1,11fd1,1 vaN,1lN1,12fd1,2 L vaN,1lN1,N1fdN,1■
其中n,n′∈(1,2,…,N),i,i′∈(1,2,…,I),van,ilni,n′i′fdn′,i′为n′i′所在价值链中,第n国第i个行业的增加值。
对不同国家相同行业进行加总,可得在i′行业价值链中,n国增加值占该价值链总增加值的比重:
VAS_TOT_n=■
三、 全球价值链下我国产业结构升级
本文根据WIOD中提供的投入产出表(WIOTs),以全球价值链为研究视角,从价值元和价值链两方面对我国产业结构升级进行讨论。WIOTs搜集了1995年~2011年各年的世界投出产出数据,每年的投入产出表都涵盖了41个经济体,其中包括40个主要国家和地区以及“世界其他地区”。每个经济体按照生产行为产品分类(Classification of Products by Activity)划分为35个行业,包括14个制造业部门和17个服务业部门。根据最终产品生产国和所在行业对价值链进行细分,则可得到1 435条价值链。
1. 我国产业经济论文结构的价值元升级。当国际分工深入到产品内分工阶段时,一国最终产品的国别属性也已经被逐渐弱化,因此,本文从行业角度出发,将不同国家的价值链按行业进行聚集,计算全球行业价值链中,中国增加值份额及变化趋势,也即从价值元角度对我国产业结构升级进行分析。计算结果如表1所示。
由表1可知,在农林牧渔业、电力燃气和水供应业中,我国增加值份额在1995年~2001年和2006年~2011年间呈上升趋势,而在2002年~2005年间有所下降。2002年~2005世界需求的显著增长与我国增加值贡献的略微上升造成了这两个行业在此期间增加值份额的下降。在世界对农林牧渔业的最终消费中,有约1/6的增加值来自中国,这也反映了我国是农业大国的事实。在采矿业中,我国增加值份额在1995年~2011年间变化波动较大,但平均保持在3.5%左右。总体而言,我国在电力燃气和水供应业以及采矿业总需求中的增加值份额仍然较小。
在制造业、建筑业和服务业价值链中,我国增加值份额在1995年~2011年间均呈现快速增长态势,分别由1995年的4.18%、4.18%、1.17%上升到2011年的16.73%、21.22%和6.50%。在这三个行业中,我国增加值的增长率均超过世界需求的增长率,我国在这些行业最终消费中的地位不断上升。
综合而言,近年来我国在各行业价值链中的增加值份额都有不同程度的增加,这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我国在各价值链中均实现了不同程度的价值元升级。由于行业价值链中的各个生产环节的附加值不同,我国附加值的增加一方面可能是由于我国在各价值链中逐渐由附加值低的生产环节转移至附加值高的生产环节,即价值链环节的提升,另一方面也可能是由于我国的生产开始向价值链两端扩展,生产范围扩大,即价值链延伸。
为具体衡量各行业价值链中,由价值元升级所带来的我国增加值变化,本文从增加值绝对量角度出发,对我国增加值变化进行分解。这部分增加值的增长源于两方面因素:第一,当生产结构保持不变时,由世界总需求的增加所带来的我国增加值的增长,即总需求效应;第二,当世界总需求不变时,由于我国生产结构的改变带来生产效率的提高和价值元升级等,即生产结构效应。因此,可将我国增加值变化作(1)式分解:
CVAy-CVAbase=VAyFy-VAbaseFbase=VAbase(Fy-Fbase)+(VAy-VAbase)Fy(1)
其中,y表示年份,base表示基年,CVA表示一个产业价值链中中国的价值增值,VA表示单位最终需求的增加值,F代表最终需求量。式(1)中右边第一项和第二项分别表示总需求效应和生产结构效应。
根据1995年~2011年间我国在各行业价值链中增加值的变化,将其分为三个时间段:1995年~2000年间,我国在各价值链中的增加值基本保持平稳,年均增长2.36%~7.81%,仅电力燃气和水供应业和服务业两个行业的年均增长率高达18.97%和13.39%,虽然在电力燃气和水供应业价值链中,我国增加值年均增长较快,但增加值的绝对值仍然较小;2000年~2005年间,随着中国加入WTO,我国在服务业、制造业和建筑业价值链中的增加值开始快速上升,年均增长率分别高达11.34%、11.57%和12.56%;2005年后,我国在各行业价值链中的增加值进一步增长,年均增长率均超过11%,其中制造业、服务业和建筑业的年均增长率分别为17.52%、18.82%和22.42%。本文分别以1995年、2000年和2005年为基年,对三个不同时间段我国增加值进行分解,结果如表2所示。
分解结果表明,我国增加值的增长有约90%来自世界对最终产品需求的增加,需求效应远大于生产结构效应。在不同行业价值链中,需求效应和生产结构效应绝大多数为正,仅在2000年~2005年间农林牧渔业和建筑业价值链中的生产结构效应为负,这表明在保持最终需求不变时,我国在这两个行业价值链中的单位需求增加值减小,这可能是由于我国在该价值链中的地位下降,我国从高附加值环节转变为低附加值生产环节,也可能是我国将部分生产环节转移到了其他国家。
从生产结构效应来看,我国增加值变化率在三个阶段均表现出不同程度的U型变化趋势。其中,在服务业价值链中,分解结果较为稳定,需求效应和生产结构效应分别约占90%和10%,而制造业的价值分解结果变动最为明显,生产结构效应由1995年~2000年间的24.01%下降到2000年~2005年间的0.84%,之后又恢复到2005年~2011年间的17.18%。这表明,我国在2000年~2005年间制造业价值链中的增加值增长基本依靠世界对制造业最终产品的需求拉动。这可能是由于中国在2001年加入WTO后更多地利用自身的比较优势参与世界分工,由于中国存在大量低端剩余劳动力,世界低端制造业转移到中国,提高了单位最终产品中中国的增加值,但是由于低端制造业的附加值较低,因此,虽然我国制造业的生产结构效应表现为正,但数值较小。与2000年~2005年相比,我国各行业的生产结构效应在2005年~2011年间均有所提升,其中,服务业和建筑业的生产结构效应均超过1995年~2000年。生产结构效应的提升也表明我国近年来价值元升级明显。
2. 我国产业结构的价值链升级。将我国总增加值按不同价值链进行分解,结果如表3所示,这可以清晰地表现出我国生产的最终导向。
我国增加值在制造业价值链中的份额从1995年的38.35%下降到2002年的32.20%,之后又略有上升,但从2007年开始又恢复下降趋势,到2011年仅占总增加值的32.34%,与2002年份额相当。2002年~2006年间的上升可能是由于我国加入WTO后,更多地参与全球制造业生产,而2007年之后的下降则可能表明我国在努力由制造业大国转变为服务业大国,我国更加偏向于服务业最终产品的生产。在服务业价值链中,我国增加值占总增加值的份额从1995年的27.73%上升到2003年的37.17%,达到历年最大值。2003年后,该比例略微有所下降,但基本保持平稳,到2011年,我国增加值中有超过1/3来自于服务业价值链,占各价值链中最大份额。相比而言,服务业价值链中的增加值从1999年开始超过制造业值链中的增加值,我国逐渐由制造业价值链为主导向服务业价值链为主导转变。
此外,在我国总增加值中,生产采矿业、电力燃气和水供应业最终产品的增加值始终较小,投入建筑业最终产品中的增加值比例不断上升,而投入农林牧渔业中增加值比例则不断减少,这也表明我国开始由农林牧渔业价值链向建筑业、服务业价值链转变。
四、 结论
本文运用1995年~2011年WIOTs对全球价值链中我国增加值份额进行了度量,并将我国增加值绝对额按需求效应和生产结构效应进行了分解。通过计算和分析可知,在全球价值链中,我国产业结构价值元和价值链升级明显。从价值元升级角度而言,我国在各行业价值链中的增加值份额都有不同程度的增加,这可能源于我国价值链环节的提升或我国在价值链范围上的延伸。我国增加值绝对额的增长主要来自世界对最终产品的需求效应,生产结构效应相对较小,且在不同时间段变化较为明显。从价值链升级角度而言,我国逐渐由农林牧渔业价值链、制造业价值链向服务业价值链转变。
虽然现阶段我国仍处在各价值链的低端生产环节,但近年来我国产业结构在价值链和价值元方向上都表现出明显的升级趋势。为进一步促进我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我国应继续加强人力资本投资,提高我国高技能劳动者比例,加速我国产业结构的价值元升级;同时,在各行业价值链之间,我国应继续推动由农业、制造业等价值链向服务业价值链的转变,加快实现我国产业结构的价值链升级。
参考文献:
[1] 罗长远,张军.附加值贸易:基于中国的实证分析[J].经济研究,201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