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5-23 00:59:28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消费者保护论文，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关键词:金融消费者;保护;法律制度
一、金融消费者的涵义
我国银监会、保监会、证监部门对于金融消费者的金融消费者的概念和范围的界定没有统一规定。日本将金融消费者界定为“不具备金融专业知识，在交易中处于弱势地位，为金融需要购买、使用金融产品或接受金融服务的主体”。可以这样理解，金融消费者是自然人，他与金融机构之间的交易行为实质上是为了个人或家庭的生活需要而购买金融产品或接受金融服务。
二、我国金融消费者保护存在的问题
(一)法律不健全使消费者保护缺乏依据
现行的金融立法多侧重金融机构的安全与效益，对金融消费者保护方面少于规定。我国没有专门的金融消费者保护立法，目前仅有的法律依据是《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和《合同法》，然而这两部法律中并没有对金融消费者保护的概念，更没有如信息披露、权利救济等保护金融消费者权益的具体规定。
(二)“混业商品”的保护缺位
随着金融业产品不断创新，银行、保险公司和证券公司推出了兼具多重特质的“混业商品”，混业商品的独特优势使其成为金融消费者热衷购买的商品。①然而我国的机构监管模式下，各机构往往按照各自所属监管部门的要求来销售金融产品、提供金融服务，从而“混业商品”与相对于单一功能的消费者保护机构之间就出现了保护缺位，以至于真正出现纠纷时，如何解决成为难题。
(三)金融交易中信息不对称损害消费者权益
相较于金融机构，金融消费者在产品性质、价格以及质量等方面存在信息劣势。一些金融机构避重就轻，少披露或不披露对金融商品销售不利的信息。如在一些金融机构工作人员向消费者推荐产品时，不披露或介绍时对产品风险一笔带过，一味鼓吹其收益，误导消费者做出不当的购买决定。②
(四)金融消费者金融专业知识缺乏
随着金融商品和服务逐步由储蓄、保险、股票向投资、理财、信托转移，金融消费者面临着更高的专业壁垒，对金融知能的要求更高，不仅需要具备金融常识，了解金融法律法规，还需要学习使用金融工具，熟悉金融市场运作。然而，目前我国数量呈现爆发式增长的金融消费者普遍缺乏金融专业知识，尤其是受教育水平低收入消费者人群。这些消费者仅凭有限的了解做出购买金融产品的决定，往往出现利益受损的后果。
三、我国金融消费者保护制度的完善建议
(一)健全金融消费者保护立法
在现行金融立法中，明确保护消费者的目标，增加金融消费者的民事权利，金融机构诚信、保密义务以及金融机构民事责任承担的内容。在基本法律中规定金融消费者的保护原则、含义、范围等内容，在一般法律中，对程序性问题和基本制度问题作出详细规定。未来制定专门性法律法规，如《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以更深入、更广泛地统一保护金融消费者。增加金融消费者保护的。另外，建议针对近期在金融领域迅猛发展的互联网金融中出现金融创新业务，尽快修订现有法规或制定专门法规，以满足互联网时代的金融创新要求。
(二)建立金融消费者保护机构间协调机制
分业监管体制下，“一行三会”设立了各自的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机构，但机构间职责分工不清楚，联系较为薄弱，亟待建立各保护机构之间协调机制。③建议通过国务院立法形式规定金融监管协调机制的实施细则，确立该机制的国务院领导地位和中国人民银行的“牵头”作用，将金融消费者保护列为金融监管协调机制的目标之一。
(三)完善金融机构信息披露义务
应学习西方国家成熟的信息披露制度，强调金融机构对金融商品的说明义务、金融风险的揭示义务、和对涉及消费者重要权利事项的告知义务。制定各领域信息披露义务的履行标准，包括真实、准确、完整性标准、易于理解性标准、时间性标准等。加大对违法行为的行政处罚和刑事制裁力度，确立民事赔偿责任，并加强执法力度，以保护金融消费者的知情权。
(四)加强消费者金融教育
建立“金融监管机构及各派出机构总体协调、协会全程协助、服务机构直接负责”的三位一体机制，为消费者提供公正的，系统的，实用的金融知识教育和咨询服务。④充分利用电视、网络、手机短信平台等多媒体渠道，引导消费者识别金融产品设计、销售各环节的金融风险。针对规模庞大的网民，可以通过开设并维护金融教育网站，为网民提供开放式的图文并茂的免费金融教育活动。
作者:马越 单位:上海海事大学法学院
注释:
①林玲．我国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律问题研究［D］．上海社会科学院硕士学位论文，2014．5．
②赵煊．金融消费者保护理论研究［D］．山东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2．5．
（一）银行消费者的界定
消费者是与经营者和生产者相对的概念。学界一般认为，消费者是指为满足个人或家庭的生活需要而购买、使用商品或接受服务的自然人。①
但是在金融领域，金融商品和服务的特殊性决定了其不可能具有直接的生活消费目的。笔者认为，银行消费者是非基于商业、营业的目的而购买银行产品或接受银行服务的个人。
（二）银行消费的特殊性
银行业作为金融服务业，具有其他行业所没有的特殊性，这些特殊性与银行消费者权益遭受侵犯有重要联系。
1.接受格式条款是消费的前提
普通消费基本都是一手交钱一手提供货物或服务的过程，而银行消费者获得银行提供服务的前提是要接受格式条款或合同，合同格式条款的内容消费者无力改变，造成了双方地位不平等。
2.消费过程具有严格的程序性
银行消费者在接受银行提供的商品或服务时，必须要遵循相关法律法规和银行条款规定的一些程序。
3.银行消费者要向银行提供详细的个人信息
银行为降低自身风险，在个人成为银行消费者之前，银行都会要求提供详细的个人信息并进行严格审查。这就为消费者个人信息安全埋下隐患。
4.交易双方信息不对称性
银行提供的金融产品具有高度的专业性，对于没有专业知识的普通消费者来说，大多数情况下只能听取银行的一面之辞，这样，对于交易的真实情况银行消费者很难全面了解。
（三）银行消费者权利
《消法》第二章详细规定了消费者的九项基本权利，上述银行消费的特殊性决定了银行消费者应在以上权利的基础上享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殊权利：
1.安全的权利
《消法》第18条规定，安全的权利是指消费者在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时所享有的人身和财产不受侵犯的权利。一般商品的消费者重视人身安全权的保护，金融服务的特殊性决定了银行消费者更重视财产安全权的保护。
信息安全又称为“金融隐私权”，是消费者在向银行购买金融商品或接受金融服务的过程中，对其金融信息所享有的不受他人非法侵扰、知悉、收集、利用和公开的一种权利。②由于金融隐私涉及了银行消费者多方面的个人信息，一旦被泄露，将对消费者造成严重影响，因此，保护银行消费者的金融隐私权显得尤为重要。
2.获取信息的权利
获取信息的权利，又称金融知情权。普通消费者也有知情权，而在金融商品的交易中，银行与消费者信息不对称现象十分严重，金融知情权显得尤为重要。银行消费者大多都不具有金融专业知识，为了使其更好地享有金融知情权，银行要认真履行告知义务。
3.请求银行先付权
普通商品交易中如果出现问题，往往要在查清事实，明确责任的前提下，再进行赔付。源于银行与银行消费者实力对比悬殊的现实需要，需要赋予银行消费者请求银行先付的权利。
二、银行消费者保护国际经验
（一）美国银行消费者权益保护机制
美国被认为是世界上银行消费者保护制度最健全的国家。可供我国借鉴的经验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1.完善的法律体系
其联邦和各州都有大量关于银行消费者权益保护的立法，且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规定银行业务应该公开透明，禁止歧视消费者。
2.建立消费者金融保护机构
金融危机使美国政府认识到消费者在金融系统中的核心地位，保护金融消费者的权益对提高公共信心、维护金融市场的稳定具有重要意义。因此，在金融监管改革方案中，提出要建立消费者金融保护署（CFPA），来负责保护除证券交易委员会（SEC）和美国期货交易委员会（CFTC）监管领域之外的金融市场上的消费者。
（二）英国银行消费者权益保护机制
英国民众的金融知识和金融素质相对较高，形成了强制性和自律性机制相结合的保护体系。可供我们借鉴的经验包括以下方面：
1.务实的法律规范
英国的法律法规建设虽然称不上完善，但法律规范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在处理消费者与金融机构的争议方面，英国金融监管机构有着一套“事前控制――事中解决――事后弥补”的操作性极强的法律法规。③
2.畅通的投诉程序
为了提升消费者权益保护和行业服务水平，英国设立了统一的金融服务消费纠纷解决机构――金融行业调查专员公署（Financial Ombudsman Services， FOS），并制定了完善的投诉程序。
3.严格的行业自律
行业自律是英国银行监管的一大亮点。所有主要银行和房屋贷款协会都会自愿同意遵守《银行营运守则》，营运守则提炼了银行必须做出承诺的主要事项，这对于消费者权益保护有着重要意义。
三、我国银行消费者权益保护中存在的问题
相对于银行而言，消费者依然处于信息和交涉的弱势地位，消费者权益受损的情况也时有发生。目前，存在的问题主要有以下方面：④
（一）银行消费者安全权得不到保障
安全权包括人身安全权、财产安全权和信息安全权。对于银行消费者来说，财产安全权和信息安全权的保护显得尤为重要。但是许多银行的安全措施不到位或信息得不到维护，极易造成银行消费者资金损失，现行法律对银行的责任承担也没有明确规定。
（二）银行消费者的知情权实现不足
由于金融商品的复杂性和专业性，消费者作为缺乏专业知识的个人，在与银行交易的过程中处于被动地位，信息不对称问题严重。
（三）银行消费者的公平交易权受到损害
1995年银行体制改革后，我国银行变成了市场经济的一员，但长期以来在计划金融体制和银行垄断政策影响下，形成的银行与消费者地位不平等的现象仍然存在。银行消费者滥用优势地位，漠视消费者的公平交易权，主要表现在银行卡收费问题和银行格式条款等方面。
（四）消费者的求偿权难以实现
我国目前缺乏消费者投诉等纠纷解决机制，当发生纠纷时，一般只能诉诸诉讼解决，但是消费者在诉讼中面临着巨大的成本问题，即使提起诉讼，消费者在取证、举证等方面也十分困难，也阻碍了求偿权的实现。
四、我国银行消费者权益保护的法律制度构建
（一）构建我国银行消费者权益保护的法律体系
1.增强《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对消费者的保护力度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是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的权威性法律，其规定具有概括性和普遍适用性，随着新行业的出现，新的消费类型也随之产生。《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需适应现实的发展，增加特殊行业的规定。
2.运用《反垄断法》保护银行消费者
在我国，反垄断法不仅在总则中规定维护消费者利益是反垄断法的目的之一，更在一些具体制度中规定把消费者利益作为判断是否构成垄断行为或是否给予豁免的重要标准。⑤所以，我国要在具体的执法或司法活动中将这些规定投入实际操作。
（二）建立健全相关机构
1.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
立法应明确赋予银监会保护银行消费者权益的职能，在内部设立银行消费者保护机构，并建立相应投诉机制，专门处理消费者与银行有关事务。
2.消费者保护协会（简称“消协”）
消协是我国法定的消费者保护团体，在保护消费者权益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消协应配备专业人员调解、处理银行与消费者的纠纷，并设立对银行消费者进行教育的机构。
3.银行业自律机构
行业自律已经成为不少行业发展的重要基础，行业自律机构应承担起银行业自律监督及银行消费者权益保护的职能。
（三）构建便捷的纠纷解决机制
首先，银行应建立起接受和处理消费者投诉的部门，尽量通过协商解决纠纷。其次，银行业协会和监管机构也应该建立起接受消费者投诉的机制。再次，可以借鉴国外经验，设立独立机构专门负责解决消费者与银行的纠纷。最后，通过诉讼制度的改革和完善，保证消费者救济权的实现。
[注释]
①参见张严方：《消费者保护法研究》，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119页。
②余克文：《论银行的保密义务》，华中科技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年，第11页。
③徐慧娟：《浅述英国金融巡视员制度与消费者权益保护》，金融论坛，2005年第1期.
关键词：金融消费者；概念；内涵；外延
中图分类号：F83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4）03-0070-02
一、比较法视野下的金融消费者概念
不同国家和地区对“金融消费者”概念的规定各有特色，对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所采取的做法也不尽相同。目前，许多发达国家和地区已在法律层面对金融消费者的概念作了明确规定。
（一）美国
美国是金融消费者保护起步较早的国家，其《金融服务现代化法》（1999）将金融消费者定义为：个人、家庭成员因家务目的而从金融机构获得金融产品和服务的个体。美国《多德—弗兰克华尔街改革与消费者保护法案》（2010）将受保护的金融消费者界定为“消费金融产品和服务的自然人或者代表该自然人的经纪人、受托人或人”。
（二）英国
英国2000年《金融服务和市场法案》首次采用了“金融消费者”的概念，以立法的形式确定了“金融消费者”的概念，将“金融消费者”界定为贸易、商业、职业目的之外接受金融服务的任何自然人。①
（三）日本
2001年4月实施的日本《金融商品销售法》将金融消费者规定为：“不具备金融专业知识，在交易中处于弱势地位，为金融需要购买、使用金融产品或接受金融服务的主体。”日本《金融商品销售法》的保护对象既包括自然人又包括法人，只要是不具备金融专业知识，在交易中处于弱势地位者，都在该法的保护范围之内。日本于2006年通过《金融商品交易法》，该法在明确“金融消费者”定义的基础上，将家庭理财纳入生活消费中，同时，将金融商品的范围扩大到所有的投资类商品，并且明确规定金融从业者要参照投资者的知识、经验、财产状况以及交易目的等因素履行说明义务，以达到更好地保护金融消费者。
（四）台湾
2011年6月中国台湾地区通过了“金融消费者保护法”，将“金融消费者”定义为“接受金融服务业提供金融商品或服务者。但不包括专业投资机构和符合一定财力或专业能力之自然人或法人”。该法第3条还规定：“本法所定金融服务业，包括银行业、证券业、期货业、保险业、电子票证业及其他经主管机关公告之金融服务业。”
总体而言，上述国家和地区关于金融消费者的法律界定都体现了对弱势一方的保护，强调扩大金融消费者的保护范围，加强对金融机构行为的规范。
二、金融消费者概念的合理性
对金融消费者概念的合理性进行探析，即探讨金融消费者成为独立法律概念的价值所在。各国和地区将金融消费者作为独立的法律概念进行界定，主要是基于弱者保护理论。在金融发展大背景下，随着金融市场的不断发展，消费者的消费行为逐渐从对有形商品的消费，转向对无形商品的消费，而金融商品或金融服务这种无形商品的销售具有很强的信息化特征，加之金融产品和服务发展的多样化、复杂化特点，消费者与金融机构之间在掌握信息的地位、能力、条件等方面出现越来越严重的不对称，信息的不对称加剧了消费者在购买金融商品或接受金融服务时的弱势地位，金融领域的消费者迫切地需要法律制度的保护。在弱者保护理念强化的背景下，金融消费者的弱者地位不断得到更多人们的认可和关注，将弱者保护理念扩展至金融消费领域逐渐成为法律的取向所在，金融消费者——这一新的法律名词就此应运而生。另外，金融消费者成为独立法律概念，也是维护金融稳定和金融秩序的需要。
三、中国“金融消费者”概念的法律界定
从中国现行立法来看，《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并未明确界定消费者的概念，当然也无金融消费者的明确概念。《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是中国在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方面的基本法律，但却无法对“金融消费”这一类特殊的消费行为进行有效的规制。中国关于金融消费者概念的界定存在着很大的争议。
（一）中国有关金融消费者概念的立法实践及理论争议
2006年12月，中国银监会颁布《商业银行金融创新指引》，在中国金融立法中首次使用“金融消费者”一词，银监会已将购买银行产品、接受银行服务的顾客作为“金融消费者”。保监会也将投保者视作“保险消费者”。证监部门并未使用“金融消费者”概念，而是认为证券投资者具有投资性，称为“投资人”较为合适，在实务界，证券行业也并不认可“金融消费者”的概念。
作为法学上的概念，学界对“金融消费者”的概念并未达成一致。较为典型的观点有：认为金融消费者是消费者概念在金融领域的延伸，可定义为：为个人消费而购买、使用金融商品或接受金融服务的自然人，但是以生产、经营为直接目的而获得金融商品或接受金融消费的除外（魏琼、赖元超，2011）。另有观点认为金融消费者是指购买或使用金融机构提供的金融产品，享受金融机构提供的金融服务的社会成员（郭丹，2009）。还有一种观点认为“金融消费者”的概念是指：不具备专业知识，在交易中处于弱势地位，购买、使用金融机构提供的一般性金融产品或者接受金融服务的主体，包括自然人和法人（黎金荣，2012）。
总体而言，国内学界对金融消费者概念的界定存在一定争议，分歧主要有：金融市场上的投资者是否属于金融消费者；金融消费者的范围是否包括法人和其他组织；是否以专业知识为界限来划定金融消费者的范围，即是否把具备专业知识者排除在金融消费者范围之外。上述分歧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金融消费者概念的界定涉及以下难点：一是金融消费属不属于生活消费；二是将金融领域消费者纳入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保护范围的初衷何在。
笔者认为，中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对消费者给予特殊保护，其初衷和主要目的便在于平衡消费者与经营者之间信息不对称及地位悬殊的状态，从而保护弱者。而随着金融产品和金融服务的发展，金融领域消费者的弱势地位越来越突出，迫切地需要《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予以保护。况且，金融消费已成为消费者生活消费行为不可缺少的部分，成为消费者的一种重要消费活动，理应成为中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调整的消费行为。
（二）金融消费者的内涵和外延
笔者赞同魏琼等人对金融消费者的定义，即金融消费者是指为个人消费而购买、使用金融商品或接受金融服务的自然人，但是以生产、经营为直接目的而获得金融商品或接受金融消费的除外。其特征如下：第一，金融消费者属于消费者的一种，为自然人。第二，金融消费者购买、使用金融商品或接受金融服务的目的在于“个人消费”，而非以生产、经营为直接目的。
金融消费者不同于金融投资者。投资者是证券法中的重要概念，中国主流学术观点不主张将投资者归于“金融消费者”概念，因为投资的目的是为了获得收益，不是为了生活消费。从发达国家和地区关于金融消费者的立法来看，其对金融消费者的界定范围一般都较宽，且金融消费者一般都限定于个人或者为了个人目的。从中国的立法实践来看，《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保护的消费者，是为了满足生活消费需要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的人，金融消费者是金融领域的消费者，其消费目的也在于“个人消费”，而不是以生产、经营为目的。
参考文献：
[1] 黎金荣.后危机时代“金融消费者”的法律界定与立法建议[J].西部论坛，2012，（4）.
[2] 魏琼，赖元超.论中国金融消费者的概念及其特权[J].金融理论与实践，2011，（7）.
[3] 钱玉文，刘永宝.消费者概念的法律解析——兼论中国《消法》第2条的修改[J].西南政法大学学报，2011，（2）.
[4] 郭丹.金融消费者权利法律保护研究[D].长春：吉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9.
[5] [美]E.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M].邓正来，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504.
[关键词]高利贷；界定；四倍红线；交易成本
[中图分类号]D922.2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 — 2234（2013）08 — 0065 — 02
一、 高利贷界定及其问题
我国学界对高利贷的定义有不同的观点。近年来，浙江温州和台州、江苏泗洪、内蒙古鄂尔多斯等地相继爆发了民间借贷危机，出现资金链断裂、企业倒闭、老板出逃甚至自杀等现象，而这些现象的出现都与民间借贷密不可分。对于什么是高利贷，我国学界有几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高利贷就是民间借贷超过银行利率的行为；第二种观点认为，高利贷就是民间借贷超过法定界限的行为，不能简单以银行借款利率作为参数，应因地制宜制定出指导利率，超过指导利率的上限即为高利贷；第三种观点认为，高利贷就是民间借贷超过正常利率的行为，而这里的正常利率是根据《民法通则》和有关法律精神，本着有利发展生产和稳定经济秩序以及公平正义原则确定。以上三种观点都以利率为参考标准，虽然对利率的界线有不同意见，但都认可高利贷是超越一定界限的利率的行为。以上观点有共同缺陷在于，它们只考虑利率这一个因素，而没有考虑高利贷的其他因素，例如潜在的成本等下文要分析的那些因素。
我国法律也对高利贷的作出了明确的界定。我国法律认定高利贷的依据是众所周知的“四倍红线”：1991年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的通知第六条规定：“民间借贷的利率可以适当高于银行的利率，各地人民法院可根据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具体掌握，但最高不得超过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包含利率本数）。超出此限度的，超出部分的利息不予保护”。其中的利率规定即是著名的“四倍红线”。与我国学界对高利贷的理解一样，以上红线只考虑了利率因素，也没有考虑利率之外的其他因素。“四倍红线”是我国司法认定高利贷的基本标准，大量的案例都按照这一标准予以判决。在司法现实之中，也有现实超越四倍红线而作判决的情况，这一判决似乎更加符合民间放贷的现状。如2012年5月2日，河南省许昌市魏都区人民法院审理了一起民间借贷纠纷案，原告鲁某诉请被告方某还款付息，由于约定的利息超出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贷款月利率的5倍，法院判决方某夫妇共同承担还款义务，但对超出部分并未予以支持。
以上高利贷的定义只考虑了利率问题，我们有没有必要考虑利率之外的其他借款成本 呢？就高利贷贷款合同的实际情况而言，“四倍红线”作为高利贷的认定标准，这一标准远远低于实际中“高利贷”的利率。人民银行温州市中心支行的调查报告显示，去年上半年温州民间借贷综合年利率在24%以上，实际年利率则超过了40%，最高者甚至达到了180%。根据《财经》杂志记者的调查，民间借贷市场实际利率在有抵押物的情况下，年利率为12%—18%，短期抵押（一周至三个月之内）贷款年利率普遍已上涨至30%—36%，无抵押贷款年利率已经高达60%—72%。今年以来，民间市场利率涨幅惊人。温州市政府资料显示，当地民间借贷综合利率已经从年初的23.01%上涨到9 月的25.44%。2为什么人们愿意以如此高的利率向民间借款，而不以较低的利率向国有银行借款呢？是不是在国有银行的借款合同之中隐性了一些利率之外的成本呢？
二、 高利贷中“利”的界定
从广义说，高利贷中的“利”，是指借款合同之中借款人所付出的全部成本。从这个意义上说，所谓高利贷，就是高成本借贷。高利贷中的成本不仅包含利息，也包含各种成本。根据著名经济学家科斯的交易成本理论，我们从《企业的性质》、《社会成本问题》等科斯名著中可以体会到，所谓交易费用就是在时常交换过程中所发生的费用，也叫市场运行的费用。科斯认为，交易费用包括：（1）“所有发现相对价格的工作”；（2）“每一笔交易的谈判和签约的费用也必须考虑在内”；（科斯，1988，P6）；（3）“督促契约条约的严格履行：（科斯，1988，P91）。后来的交易费用学派对科斯的概念有所罗战和补充，交易费用大体上包括：（1）搜寻交易对象的费用；（2）与交易对象谈判的费用；（3）交易双方签订合约的费用；（4）执行合同的费用；（5）交易物运输费用；（6）与交易相关的政府税收等等。交易成本包括搜寻成本、议价成本、签约成本、决策成本、运输成本、税收成本。将此理论用于借款合同之中，那么，借款合同之中的成本包括搜寻成本、议价成本、签约成本、决策成本、运输成本、税收成本在交易过程中花费的各种成本，如手续费、审批费等，以及为了获得贷款所需花费的人情交际成本。科斯的交易成本理论在现实中得到了印证，日前公布的《小微企业融资发展报告：中国现状及亚洲实践》调查结果显示，有59.4%的小微企业表示，其借款成本在5%至10%之间，更有四成以上的小微企业表示借款成本超过10%。在融资成本方面，31.8%的小微企业主认为向银行贷款的成本最高，也占比最高。报告中显示的借贷成本主要几方面组成：一是小微型企业及其企业主因多方面标准化的信息难以获得，而需要借助第三方的检验费用；二是银行为保证借贷的安全性，而要求借款人支付的保证费用、保管费用、登记费用等；此外，银行由于在借贷中处于支配地位，往往会强迫企业在办理信贷时打包购买理财产品。由此看出，银行借贷的交易成本很高，银行借贷也可以说是一种高“利”借贷。
除了科斯的理论之外，著名法学家富勒关于违约损害赔偿的理论也可以为高利贷成本的范围提供依据。以富勒1936 年的论文《合同损害赔偿中的信赖利益》为开端， 现在已普遍接受了其提出的合同上的三种利益，即返还利益、信赖利益和期待利益。对民营企业而言，从国有银行借贷的利益损失比民间借贷要高。首先，繁冗的项目审批手续，让民营企业融资频频受阻。国有银行的借贷资金到位的慢，使企业的利益损失大。其次，为了得到国有银行的借贷隐性融资成本就足以让中小型企业止步。再次，更何况国有银行对于借贷相较于民营企业更青睐国有企业、大企业，民营企业若是借不到贷款则损失更大，期待利益彻底消失。正如科斯的交易成本理论所指出的，交易成本不能光看交易本身，还应考虑交易行为发生时所随同产生的信息搜寻、条件谈判与交易实施等的各项成本。所以，私人之间的民间借贷虽然会高于四倍红线，从表面上看民间借贷的成本很高，但综合从国有银行借贷的事前成本和事后成本国有银行的借贷成本未必比民间借贷低，低利率却隐含更多成本在内。同时民间借贷的效率比国有银行借贷要高得多，风险和实际成本则比国有银行低。
综上，高利贷之中的利不仅应当包括利率，也应当包括交易成本。其别要注意的是隐形成本如签约成本、人情交易成本。相比于利率，交易成本比较隐蔽，因此容易被人们所忽视。但是在生活之中，利率之外的成本可能是一个数额巨大的成本。
三、国外对高利贷的界定
外国对高利贷的界定与中国的情况有所不同。根据西方学界的解释，现代意义的“高利贷”，就是“超过法定最高利率的非法借贷”。欧美国家都有对高利贷的法律规定。在美国，反高利贷法属于州法律，各州自己规定法定最高利率。美国有的州对高利贷的认定，消费者和企业有不同的标准。例如，新泽西州的法律规定，个人贷款利率超过30%就被认定为高利贷，企业贷款利率超过50%才被认定为高利贷。加拿大刑法第347条规定，年利率超过60%即构成高利贷罪，高利贷罪属于严重的刑事犯罪。德国的最高合法利率为20%。法国等多数欧洲国家都有反高利贷法。
但与中国强烈反对一切高利贷存在不同，在国外也有经法律许可的“合法高利贷”的存在。“合法高利贷”，很多国家称之为“高成本信贷”，像美国、英国等国存在“发薪日借贷”就在此列。发薪日借贷在很多情况下不需要任何证明和担保，要求到下一个发薪日立即还薪，在美国发薪日借贷主要针对某些弱势群体的扶助，如军人。由于美国军人工资普遍较低，2006年10月，美国国会特别通过法律对军人群体的年借贷利率规定在36%以下。综上而言，国外的高利贷界定仍然是以利率为重要的参考标准，各国之间的高利贷的界定的差异是在利率的量上做考虑，而忽略了高利贷除了利率这个因素还包含交易成本。
为什么国外的高利贷不考虑其他交易成本？一是因为其他成本少，国外有相对公平的交易机制。二是因为其他国家的交易成本也很高但由于传统原因而忽略，但交易成本太高必定会引发危机。2010年，美国通过的《华尔街改革与消费者保护法》就是将交易成本考虑在借贷中，从而避免交易成本中的隐藏费用。《华尔街改革与消费者保护法》所确立的美国金融监管改革有两大支柱。首先要防止所谓“大而不倒”（To Big To Fail） 的超级金融机构经营失败而引发新的系统性危机，新的监管框架必须有效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同时，保证充分的信息披露保护消费者免受金融欺诈，将会有效防止因过度举债造成的信用风险危机的重演。围绕监管系统性风险和消费者金融保护这两大核心，美国金融监管改革的主要亮点体现在以下七个方面：一是消费者保护委员会的权力与独立性；二是建立预警系统，解决系统性风险问题；三是结束救助“大而不倒”的金融机构；四是特种金融工具的透明度和问责制；五是高管薪酬与公司治理；六是投资者保护；七是建立新的监管协调机制。
在消费者金融保护方面，创立消费者金融保护署（CFPA），以保证美国消费者在选择使用住房按揭、信用卡和其他金融产品时，得到清晰、准确的信息，同时杜绝隐藏费用、掠夺性条款和欺骗性的做法。《华尔街改革与消费者保护法》已经禁止借贷合同之中利率之外的成本。据此说明美国是通过立法的方式来禁止交易成本的存在，但是如果不能禁止，还是要考虑交易成本。
四、我国高利贷的确定标准
我国高利贷的界定标准。从上文“利”的界定标准，可看出高利贷由利息和交易成本组成。高利贷的界定要从“利”在借贷总额中的所占的比例才能认定为高利贷。但至于“利”在借贷总额中所占的具体比例，需要经济学家研究我国近年来的借贷具体情况制定数额，不仅考虑利息因素还需考虑交易成本中搜寻成本、信息成本、议价成本、决策成本、违约成本。《华尔街改革与消费者保护法》禁止交易成本的做法给我国启示，我国也应注意借贷中的交易成本问题，不应对其视而不见而应正视其存在，并在立法中考虑交易成本的问题，不将超过银行同类贷款利率四倍的民间借贷认定为高利贷；同时，禁止交易成本，防止交易成本给消费者的不公正交易。
〔参 考 文 献〕
〔1〕刘远.金融欺作犯罪立法原理与完善〔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0：205 .
〔2〕曾文，伊陈曦.浅议我国民间借贷高利贷化的现状、原因及对策〔J〕.今日财富，2012，（11）.
〔3〕朱延福.科斯的交易费用理论与马克思的流通费用理论比较研究〔J〕.中南财经政法学报，1996，（03）.
〔4〕调研显示四成小微企业融资成本超过10%〔EB/OL〕.
http：///130408/123，1764，14795687，00.shtml
【关 键 词】英国产品责任法/合同责任原则/疏忽责任原则/严格责任
英国是产品责任法的发源地，是最早出现产品责任判例的国家，或者说最早以契约关系确定产品责任的国家，英国还是第一个颁布与欧共体《产品责任指令》相一致的立法的国家。其产品责任法的主要目的是保护消费者的利益，保证产品的质量和信誉，从而维护其社会经济秩序。鉴于对外贸易的蓬勃发展，特别是中国加入WTO谈判进程的加快， 我们有必要加强对发达国家产品责任法的了解，以期完善我们的产品责任法律制度。
一、英国产品责任法的产生与“无合同无责任原则”的确立
现代意义上的产品责任法最先诞生在英国。作为一个专门的法律问题，产品责任法最早得以在英国法院判例中出现，这决非历史的偶然。而恰恰是由于英国是工业化进程最早的资本主义国家；到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工业革命已在该国完成，这使其社会生产力得到了空前发展。新兴资产阶级要求有较少干预的和更加宽松的经济环境，在这种情况下，“契约自由”就成为占统治地位的理论以及普遍接受的经济准则。另外，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及交易方式的改变，原来英国习惯法中的某些惯例，已不能满足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需要。为了促使资本的积累和生产的发展，使工业主和手工业主免于承担契约关系以外的责任，为了使新兴资产阶级有更加宽松和有利的发展环境，契约关系理论就顺理成章地成为解决产品责任问题的有支配力的理论，从而使肇端于契约关系理论的产品责任法具备了产生的土壤和条件。
“无契约无责任原则”确立的标志。英国最高法院受理的温特博姆诉赖特案是英国关于产品责任的最早判例，是英国产品责任法同时也是国际产品责任法历史上一个极为重要的判例。该案案情为：原告温特博姆是当时英国一驿站长雇佣的马车夫，该驿站长事前与被告赖特订有一份由赖特提供合格安全的马车并用于运送邮件的契约。赖特在约定的时间内将马车交给了驿站长。可当马车夫温特博姆驾驶该车运送邮件时，马车的一只轮子突然塌陷，车子破裂致其受伤。为此，温特博姆向赖特提起了索赔之诉，被告赖特以原告不是提供车的契约的当事人为由而提出抗辩。最后，法院认可了该理由，判决被告胜诉。（注：参见《英国判例报告》第152卷第402页（1842年），载于《国外法学》1986 年第6期。）法院认为，被告保证马车处于良好状态的责任是向另一签约方——驿站长承担的契约责任，被告无须对马车夫温特博姆负有责任。由此便逐渐形成了这样一种理论：在没有契约关系的情况下，对于缺陷产品的受害人，产品的提供者不仅不承担契约方面的责任，而且也不承担侵权方面的责任。审理此案的法官阿宾格爵士在判决理由别强调：“如果责任要扩展到没有契约关系的人，那就会出现最荒谬和最可悲的后果，而对此后果尚看不到任何限制可能。”（注：参见〔英〕L ·蒲若瑟，W·维德，E·斯瓦茨《侵权案例与资料》1988英文版第444页。 ）阿宾格法官在温特博姆诉赖特一案中阐述的理论，首次为产品责任案件的处理提出了——“无契约无责任原则”在客观上使产品责任问题受到了关注。从此以后，“无契约无责任”原则在产品责任领域流行了起来，以契约为基础对产品事故承担责任在英美法中得以确认并被奉行近一个世纪。
产品责任法上的“无合同无责任原则”有着不可否认的进步意义，它是资本主义国家集中全力促进其稚嫩工业发展的社会政策的有效工具。美国一个法院是这样解释的：“如果一个盖了一栋房子或建了一座桥梁或进行其它工作的承包商，或制造了一个锅炉或一个机器零件或一个蒸汽船的制造商，承担一项面向全社会的、其工作或他的机器或蒸汽船将没有隐蔽缺陷的义务，衡量其责任程度是困难的，而且将没有谨慎的人从事基于这种条件的职业。限制责任于直接有关的方面是安全和明智的。（注：参见W .page keeton and others,P.21,Product Liability and safety,2 ed ed,foundation press,1989。）”当然， 该原则自身也有相当的局限性。如能请求救济的人（权利主体）范围过窄：仅以缔结契约的一方当事人——买受人为限，若购买人与使用人不是同一个人，则不合保护之列，这对购买人以外的其他受害人来说是极不公平的。又如承担责任的人（义务主体）的范围过窄：仅限于与买受人有直接契约关系的产品的生产者、销售者。否则即使已经造成了损害，有关人也不承担责任，这显然有背于法律的公平精神。再有，免责条款易被滥用，通常，契约在不违反公序良俗的前提下，如何签定由当事人自由约定，这就使生产者和销售者有机可乘：他们可以凭借自身的优势制定“标准契约”，规定对自己有利的条件和不合理的免责条款，以逃避承担产品损害赔偿责任。可见，该原则容易导致诉讼中的不便和不公平，英国法院开始寻找新的理论来回避这一原则。
二、“多诺霍诉史蒂文森案”与疏忽产品责任原则的确立
1932年5月26 日英国上议院审理的“多诺霍诉史蒂文森案”将“过错”概念即疏忽责任引入产品责任法中，突破了英国长期使用的以合同关系确定产品责任范围的限制，标志着疏忽责任在英国得以确立（注：疏忽责任是一种侵权责任，是指产品的制造者或销售者因在生产或销售过程中因主观上的疏忽导致产品有缺陷，而造成产品的消费者或使用者遭受损害所应承担的责任。产品缺陷的受害人以疏忽责任为理由寻求法律救济时，按照侵权诉讼的基本精神，受害人负有举证责任，即受害人必须证明以下事实：（1）被告负有“合理注意”的义务。（2）被告没有尽到“合理注意”的义务，即被告有疏忽之处。（3 ）由于被告的疏忽，造成原告的损害。即原告必须证明损害与产品缺陷之间有因果关系。）。该案案情为：1928年8月26日，多诺霍偕其友到苏格兰Paisley地方的一家咖啡馆，其朋友为其购买了一瓶姜汁啤酒，侍者为多诺霍倒酒时，因酒瓶是不透明的，多诺霍并未发现有什么异样，仍放心饮用。其后，当其朋友再为其添酒之际，突然浮出腐败的蜗牛躯体。多诺霍看到这些，想到刚才所饮的不洁之物，深感震惊，随即便昏厥过去，而且还得了严重的胃肠炎，使其健康蒙受损害。于是她起诉生产者史蒂文森要求赔偿损失，后来又提起了上诉。由5 名（上议院）成员组成的法庭受理了此案。法庭意见分两派：一派意见认为，本案涉及的是一个法律问题，即饮料的生产者在向分销商销售产品时，是否在产品的分销商、最终购买者或消费者无法检验产品缺陷的情况下，对最终购买者或消费者承担任何合理注意，使产品不存在能引起伤害的法律责任。英国已有足够的判例表明谨慎注意应是生产者的一个责任。美国早已采用了疏忽责任，例如：1916年的麦克弗森诉别克汽车公司案即适用疏忽责任典型案例。美国也有在姜汁啤酒中发现老鼠，最终由生产者承担责任的类似案例。因此，如果接受上诉人提出的案由，就应该认为生产者对消费者承担合理注意的责任，上诉人应当胜诉。另一派意见认为，如果上诉人胜诉，那么任何产品的每一生产者或修理者都要对每个合理使用该产品的人负责，这将是不合理的；1842年温特博特姆诉赖特案是反对上诉人的；因此，应驳回上诉人的请求。5名法官在各自发表意见基础上，结果以3∶2多数票判决原告（上诉人）胜诉，确立了产品疏忽侵权责任。
法院在判决中指出：“某个产品的制造商，如果其出售产品的方式表明，该项产品离开他之后将不经过合理的中间检查的环节而达到最终消费者手中，并意识到该项产品的组装和使用缺乏合理的注意将造成对消费者人身和财产的损害，应对消费者负有合理注意的义务”（注：《外国民法论文选》（中国人大法律系民法教研室编）第2辑，第403页。）。依此判决所建立的规则，不受契约关系的限制，从而被害人与制造人之间，即使没有契约关系，被害人就其所受的损害，也可请求损害赔偿。显然此规则与美国在麦克弗森诉别克汽车公司一案（1916）中所确立的规则相类似，不仅如此，自1932年多诺霍诉史蒂文森案确立产品过失侵权责任后，数十年来英国法院又有很多判决，使这一规则的范围得以延伸：
第一，在负有注意义务的主体方面，不仅制造商，而且所有那些“从事容易形成某种危险活动”的人也包括在内。这些人包括修理工、装配工、加工者以及那些为了表明自己的产品而将自己的标签或商标贴在他人产品上的人。
第二，在受害人的范围上，如阿特金爵士指出的那样：“那些和我的行为密切相关，并受其直接影响的人。这种情况使我在打算从事有关作为或不作为时，必须合理地考虑到他们将会受到影响”。（注：《外国民法论文选》（中国人大法律系民法教研室编）第2辑，第403— 404页。）这表明那些与使用该产品有关的任何人或因该产品的危险祸及的任何人都包括在内，不限于最终的消费者。
第三，在危险产品的范围方面，包括不动产在内的各种产品，包括产品的种种缺陷，如设计缺陷或制造缺陷、指示或说明缺陷（注：根据法院在适用1957年的占有者责任法时所作的解释，产品还包括住房等建筑物。因为建筑物有许多是可以移动的，不能移动的建筑物是指固定于土地上的永久性建筑物，这种建筑物是由许多可以移动的物品组成的，这些被组合的物品也包括在产品之列。）。
总之，在20世纪初，英国法确认产品责任领域中的疏忽责任原则，是与当时的哲学思想、法学思想相适应的，它在观念上实现了从“购者当心”到要求“卖方注意”的转变。制造商把产品投向市场，并因此而获得利益，就应对消费者承担责任（注：参见布希姆：《制造商对买者以外的他人的责任》，1929年英文版，第21页。）。疏忽责任的确立是英国产品责任法发展史上的一大进步，其价值目标是为了更公平合理地保护产品受害人的合法权益，充分体现了现代法律的衡平法的精神。
三、英国《1987年消费者保护法》与严格产品责任原则确立
英国自1932年上议院在多诺霍诉史蒂文森案中确立了产品的疏忽责任原则以后，在此后的一段时间内一直坚持该原则。该原则与契约关系原则相比，在一定意义上利于保护受到损害的非购物人的利益，并可增大受损消费者获得补偿的机会，这对弥补传统产品责任法的缺陷及克服其在社会上的不良反映都是有帮助的，有其进步意义。但英国法同时又规定，根据“过失”的理由而对生产者或相关人提出补偿之诉的原告必须负证明生产者或相关人有过失的责任，这使其法律的社会效益大打折扣。因为，在科学技术、现代化工业生产日益复杂的条件下，要证明生产者或相关人的过失是非常困难的，它可能要涉及到对生产者工作检验制度、生产者的其他货物的安全记录进行全面的费时费钱的调查。故英国法的上述规定是有局限性的，它对受损的“非购物人”并未带来多大的好处，在有些情况下难以给予受害人以公平合理的救济。可见，该原则赋予了受害人较重的举证义务，虽然有时法院可以用“事实自证”规则把举证义务转移到被告身上，但这毕竟仅限于部分案件。为了进一步从法律上保护广大消费者的利益，英国司法大臣于1971年11月2 日要求法制委员会检讨现行法制，并提出改进的建议。1973年设立了由皮尔逊勋爵主持的皇家委员会， 负责检查英国现行的有关产品责任的制度。1975年，英国法制委员会提出有缺陷产品责任的研究报告，公开征询专家、学者及社会人士的意见。1977年法制委员会参考各界人士提出的意见，正式发表第82号报告，该报告提出了关于英国产品责任改进的建议。除个别内容外，该建议的多数原则已同美国的严格产品责任理论趋向一致，建议英国在产品责任法领域建立严格责任原则。此后，英国法制委员会于1977年和1978年又先后发表了与产品责任有关的两份报告：《关于对缺陷产品责任的报告》和《皇家委员会对个人伤害的民事责任及赔偿的报告》。这两份报告均再次建议英国采用严格产品责任制度。当然，这种“引入”并确立严格责任的作法，在当时的英国立法界尚存争议，但在司法实践中，英国的法院已经在不同程度上接受了该原则，在理论上也与美国的严格产品责任理论基本一致，并最终接受了严格责任的归责原则（注：英国虽是产品责任法的发源地，但在适用疏忽责任、严格责任等法律制度方面却落后了。由于原有法律制度不足以满足现实的需要，到20世纪70年代，包括英国在内的欧洲国家对美国产品责任法产生了兴趣，并试图学习其中的合理部分。加之有关产品责任公约的问世，对一些欧共体国家适用严格责任均有一定的要求，英国于是颁布了与欧共体《产品责任指令》相一致的立法，因而，我们说英国“引入”了而非“创设”了严格责任。），在其正式立法——1987年制定的《消费者保护法》（注：英国《消费者保护法》于1987年5月颁布， 与欧洲共同体《产品责任指令》相协调，于1988年3月1日正式生效，该法第一章即为“产品责任”。）中得到了体现。按照该法的规定，产品的生产者对其所提供的产品负无过错责任亦即严格责任。
严格责任是指一种比因没有尽到合理的注意而须负责的通常责任标准更加严格的责任标准，责任产生于应该避免的伤害事件发生之处，而不论其采取了怎样的注意和谨慎。（注：参见《牛津法律指南》1980年版1193页。）该责任是一种由法院适用于产品责任案件中的概念，卖方对不当威胁消费者人身安全的任何或所有缺陷或危险产品承担责任。简言之，它是指因产品有缺陷（不合理的危险性）使产品的使用者、消费者或相关第三人受到人身伤害或财产损害，从而由产品生产者、销售者承担的责任。（注：参见《布赖克法律辞典》1991年版，991页。 ）严格责任不同于绝对责任，也不同于危险责任。它介于疏忽责任与绝对责任之间，既比前者严格，也不象后者那样绝对。严格责任注重产品本身是否安全，即不论生产经营者主观上有无过错，只要产品存在缺陷而使他人造成损害，就必须承担损害赔偿责任（注：严格责任是法律追求公平价值目标的体现，是科学技术高度发达的产物，是充分与合理地保护消费者利益的法律责任。依据严格责任的分析，被告被假定了解其产品的危险倾向，而依据疏忽责任的分析，原告必须证明被告知道或应当知道产品的危险。故严格责任较疏忽责任对受害人救济更有利。而相对于担保责任，严格责任不要求产品的生产者或销售者对产品作出明示或默示的担保，严格责任不以担保的存在为构成要件，可以不受担保的限制，故有利于受害人利益的保护。）。从英国《1987年消费者保护法》等有关的制定法以及有关的司法判例来看，其严格产品责任规则日臻完善，主要有如下几点：
1、产品责任（权利）主体。原告毋需证明被告有疏忽， 任何受到有缺陷产品伤害的消费者，不论他是不是该产品的买主，都可以对责任方提起诉讼，即“任何受到生产者本应考虑的作为或不作为行为所密切地或直接地影响的人都包括在原告之列”（注：这是法官阿宾格对原告身份所做的一个著名的说明，参见李奇文：“英国产品责任法若干问题的探讨”载《法商研究——中南政法学院学报》，1994年第2期。）。
2、产品责任（义务）主体。包括：制造商、加工商、 提供原材料和零部件的供应商、进口商以及产品牌号的所有人乃至装配商、批发商、修理商，即从产品的制造到最终消费者手里一长窜连锁中的任何一个有关的当事人都可能成为产品责任的责任主体。按照该法的规定，上述被告负连带责任，原告可以对他们全体起诉，也可以对其中一人起诉。而且不允许卖方在合同中排除其责任。
3、产品的定义。1987年《消费者保护法》第1条（2 ）款将产品定义为：“任何物品或电力，同时［根据本条（3 ）款之规定］包括组成另一产品的产品，无论此产品是不是以零配件或原材料或其他的形式构成前者。”这里的“物品”，依该法第45条（1）款，是指“物质、 生长的作物、附着于其他东西之上并于土地混为一体的东西和任何船舶、航空器或机动车辆。”对于其中的“物质”、“航空器，”、“船舶”等，该法第45条又作了进一步解释。由此可见，该法对“产品”的规定是十分广泛与详尽的。
4、产品责任损害赔偿。产品责任法实质上属于侵权法的范畴。 其损害赔偿范围包括人身伤害和财产损失。英国产品责任法在实践中把对人身的伤害看作是最重要的伤害，因产品缺陷而引起的人身伤害通常包括两个方面即有形损失和无形损失。有形损失包括受害人谋生能力和收入的损失等，无形损失是指受害人精神上的痛苦。
关 键 词：农村；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维权意识
中图分类号：F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3544（2013）03-0038-02
在金融交易中，金融机构与消费者之间由于信息不对称和社会地位差异等原因，金融消费者通常处于弱势地位，因此特别需要注意保护金融消费者的权益。与城市金融消费者相比，农村金融消费者的维权意识和能力更低，他们的权益更加需要保护。
一、农村金融消费者权益更易受到侵害
1. 农村金融交易中的信息不对称使农村金融消费者权益更易受损。1970年美国经济学家阿克洛夫在其经典论文《柠檬市场》中，将“事前的信息不对称而导致的经济结果”比喻为“柠檬问题”，认为对于仅从表面无法分辨质量优劣的“柠檬”，理性投资者会向需求者索取一个非对称信息溢价即“柠檬溢价”。在金融交易中，银行往往会把这些不对称信息风险转移到客户身上，格式条款下消费者只能被动接受“柠檬溢价”。相较于金融机构，缺乏专业知识的农村消费者在金融产品性质、价格等方面均处于信息劣势，往往无法对银行产品的质量、与自身风险承受能力的匹配程度等问题做出准确判断，可能会在不知实情的情况下，不当购买银行产品而加大产生额外损失的可能性。比如，银行方面在介绍信用卡逾期罚息的时候，只会说“我们每天只收取您万分之五的利息”， 而不会告诉顾客银行罚息的实际年利率高达18%。为规避风险和扩大利润，目前银行往往选择与保险公司、基金公司等其他金融机构合作，代售理财产品。 而代售行为的薪酬结构与佣金模式有可能激励金融中介给予消费者不恰当的购买建议， 从而损害消费者利益。如，客户在银行申请房贷时被要求购买人身保险， 理由是防止客户意外死亡造成贷款损失，尽管客户并非自愿，但为了获得贷款，只有接受。
2.农村金融消费者的维权意识较低，导致其权益受到侵害。受到专业知识限制，现实中农村金融消费者往往容易陷入“交易前没有准备，交易中没有察觉，交易后难以及时发现权益受损，发现后无法有效处理”的困境。加之金融侵权案件往往具有“总体数量大，单笔金额小”的特点， 消费者即便发现侵权， 多数情况下也会因怕麻烦而甘愿吃哑巴亏。 尽管银监会农村办事处公布了维权电话， 但我们调查的顾客中，在权益受到侵害时仅有28%的人选择拨打县银监会的监督电话。 绝大多数消费者习惯在权益受到损害时忍气吞声， 甚至由于缺乏知识等原因根本没有意识到自己的权益受到侵害。
3. 农村金融市场竞争不充分， 使金融消费者的权益受损。上世纪90年代完成商业化改革的国有银行逐步淡出农村市场， 农村地区基本上只有农业银行和农村信用社两大寡头。 由于金融机构竞争不充分，消费者可选择余地小，往往只能被迫接受金融机构一些不合理的交易条件。另外，绝对垄断地位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农村金融机构改善自身服务水平并主动维护金融消费者权益的意识相当淡漠。
4. 监管乏力使金融消费者难以维权。 银监会作为金融机构的监管部门，由于县域的工作人员少等因素，在农村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问题上往往显得力不从心。除此之外，目前我国没有专门保护金融消费者的法律法规，监管机构仅能依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和《人民银行法》以及中国人民银行制定的相关规章制度进行执法监督。 但这些法规条文并未对金融消费者合法权益保护的法律目标和手段提出明确要求，现实操作性不强，缺乏有效的手段。对于侵害金融消费者权益的案件，基层监管部门往往停留在通报和出面调停的层面，对金融机构的实际约束力并不大，问题容易反复。
二、政策建议
1. 推进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立法。 可以吸收英国经济学家Michael Taylor的“双峰理论”，将保护消费者权益纳入金融监管目标。银监会在各级设立金融维权委员会或维权小组，出台《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给权益保护工作以有效的制度保障和法律基础。
2. 加强对农村金融消费者的维权教育。金融监管部门应多渠道、多方式在农村宣传普及金融知识和金融政策法规，以提高他们的维权意识和维权能力。还应深入农村，及时了解和解决金融维权问题。
3. 提高农村金融机构服务人员素质。金融服务人员是金融机构与消费者接触的直接“窗口”，提升金融从业人员素质，有助于减少金融矛盾的出现，有利于金融纠纷的及时化解。金融监管部门应督促有关机构加强银行从业人员培训，加入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专题介绍， 使从业人员能在客户出现疑问时第一时间进行疏导调停， 也有助于金融消费权益保护工作走向制度化、程序化和规范化。
4. 设立小额诉讼制度。针对金融侵权案件具有的“总体数量大，单笔金额小”特点，可以考虑借鉴欧美国家的小额诉讼制度，降低金融消费者诉讼成本。
参考文献：
[1]Akerlof G. The Market for “Lemons”： Quality Uncertainty and the Market Mechanism[J].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1970（84）：488-500.
[2]Porteous D，Helms B.“Protecting Microfinance Borrowers”. Focus Note，CGAR 2005，No.27.
[论文摘 要]高校大学生所受教育的经历和所处的特殊的校园环境，使得他们成为社会上一个比较特殊的消费群体，通过从高校学生消费现状及特征和消费心理的特点入手，总结了影响高校学生消费的四大因素，并做出总结。
消费心理是消费者对客观消费对象与其自身主观消费需求的综合反应。消费心理从认识过程经历情感过程直至发展到意志过程，是一个消费购买的决策过程。消费心理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对购买决策起决定作用的自身特点，如文化教养、心理素质等。作为一个特殊的群体，高校大学生所受教育的经历和所处的特殊的校园环境，使得他们成为社会上一个比较特殊的消费群体，产生了与其他消费者不同的消费需求，具有比较特殊的消费心理，并表现出特殊的消费行为。
一、高校学生消费现状及特征分析
（一）高校学生消费现状分析
从消费水平来看，有数据显示，2006年高校学生约有74.3%左右的学生平均每月消费在400元左右，另有11.2%左右的学生月消费在200元左右，600元左右的占10.5%。与此同时，有调查数据显示，高校学生在经济消费水平上存在着巨大差距，如武汉某高校学生中年消费最高的达到18500元，而年消费最低的只有2100元。高校学生的月食品支出在230元左右，与生活费月均支出（480元）的比率是47.9%，这可视为高校学生的“恩格尔系数”，从长期趋势来看，这一系数呈现出整体的上升趋势。
从消费结构来看，目前对高校学生的消费结构还没有统一的结论。多数人认为目前高校学生的消费结构是不合理的，高消费和浪费严重。表现在除正常的伙食费、书、文具和日用品外，高校学生的其他开支比较大，所占的比例也偏高。如外出旅游、社交活动消费（主要用于同学和朋友之间活动请客和送礼等）、文体活动消费（舞会、影视、体育比赛的门票和体育用品等）。从消费方式来看，消费方式可以是消费观念及行为的统一体，是同主观意念或动机相联系的消费行为。总体上来说，高校学生消费仍可看作是经验性消费，但表现出了一些特殊的消费方式：第一种是旅游消费：有调查资料表明，有46.5%的高校学生在节假日时曾和同学或朋友外出旅游，有12.3%的同学在寒暑假曾和家人一起旅游过，表明旅游是高校学生比较热衷的一项活动，旅游被高校学生视为一种有意义的健康的消费行为；第二种是电脑消费，1995年电脑开始步入高校学生宿舍，在很大程度上已成为高校学生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也成为了最能改变高校学生生活方式和生活习惯的因素之一；第三种是电话和手机消费，随着电信资费的一次又一次下调，201卡或IC卡电话在大学校园内普遍开花，调动了高校学生的购买欲望；第四种是恋爱消费，大学校园恋爱被视为一项不谈婚姻的爱情，但两个人的学习生活中也相应增加了额外的消费。
（二）高校学生的消费心理特点分析
高校学生的消费特点可以概括为：一是消费的不平衡性。主要表现为，高校学生来自不同地区，不同家庭，而地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和行业的不平衡，导致家庭收入的不平衡，再者各自家庭结构的不同，从而决定高校学生消费的不平衡；二是消费的多样性。高校学生的消费主要涉及生活消费、学习消费和文化娱乐消费三个方面，而且其构成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高校学生消费的多样性一方面受其家庭收入水平和生活习惯的影响，因而在消费层次、消费的数量等方面会表现出很大的差异；另一方面主要取决于高校学生个人需要的多样性。寻求多样性是由于需求强度的不同和需求层次的多样性而产生；三是消费的主导性。大多数高校学生都是在满足生活消费基础上，尽可能的满足学习消费，以必要的娱乐消费来调节自己的精神生活。
二、高校学生消费现状的影响因素分析
影响高校学生消费现状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家庭的原因。目前高校学生大部分都是独生子女，家长从小把自己的孩子视为家庭的重点照顾对象，对自己子女的消费基本上实行满足供应的政策，再苦也不能苦孩子。尤其是子女上大学后，宁可自己在家省吃俭用，也不能在外“苦”了孩子。经济条件优越的家庭，为高校学生的高消费提供了经济基础，创造了个方面的条件，使他们有优越感，他们的高消费在一定程度上给同学起到误导的作用。经济条件一般的家庭，经济上也得到了保证。经济条件较差的家庭，往往借钱也要满足自己子女的需要。 转贴于
二是社会环境原因。目前社会上不正确的消费观，给高校学生带来了很深的影响，不正确的价值取向形成了高校学生高消费的心理。近几年由于经济迅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部分家庭已经先富起来了，消费方式有了很大的变化，传统的消费观念受到了强烈的冲击，高校学生的消费心理处在不成熟的阶段，相互攀比的消费心理较为普遍，直接影响到了高校学生的消费观。学校的贷款往往贷不出去，有的家庭条件差的学生宁可在家向亲友东拼西借，也不愿向学校贷款，把贷款当作是丢人的事。
三是高校学生自身的或心理的原因。高校学生正处在迅速走向成熟，而又未真正成熟的阶段，在家从小有家长关怀和照顾，中学面临高考的压力，许多家长为了避免他们分散学习精力，家庭的经济状况从来不要求他们分担，故而许多学生不知金钱来之不易，不知当家的困难，又没有理财的过程和经验。此外还有虚荣心理在作怪，有人宁可牺牲教育、健康或一些应有的社会责任，也要在消费水平上不断升级。情绪化消费也是高校学生消费中常见的。
四是教育薄弱和管理工作有关。有人认为现在高校学生的消费是偏高、不合理的，这与教育薄弱和管理有关。有的报刊、电影和电视进行错误的报道，片面报道一些高消费和享受的主题，给高校学生做出了错误的消费导向。高校的教育工作者虽然也对学生进行国情教育和光荣传统教育，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消费观，但碰到问题没有强有力的方法和措施，没有教育到点子上，对有的问题没有及时有效的引导。
三、基本结论与讨论
关于高校学生消费观教育的问题，一直是理论界讨论的热点，有的主要在高校学生中多进行国情和勤俭节约教育并加强相关的管理；有的认为应培养高校学生科学的消费意识，指导他们确立合理的消费期望，引导高校学生做有经济头脑的消费者，教育他们讲究消费道德。笔者认为，应加强对高校学生消费心理和消费行为的教育引导，高校学生的消费教育应该包括以下的内容：消费与市场的基本理论教育，主要为消费观念、消费计划、消费结构、消费方式、消费心理、消费市场和消费营销等知识；消费品常识教育，主要为常用的消费品的选择、评价、鉴赏、使用、维修与保护等；消费生态意识教育，让高校学生认识到自己的消费与社会持续的发展、生态平衡、环境保护的关系，深刻认识生态需要的极端重要性，从而关注社会消费问题，提高社会责任感；
消费文明教育，包括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消费是两个文明的结合点，它对高校学生的消费伦理、消费质量、精神文化消费的提高，能起到很大的促进作用；消费者权益与保护教育，主要是帮助高校学生充分认识法律赋予自己的权利，懂得如何运用自己的权利以及如何用法律手段来保护自己，从而提高高校学生的抗逆能力，熟悉消费者的权利和义务、消费者保护组织、消费者保护法规等。总之，加强大学生消费观教育，是正确引导大学生消费行为的有效途径，也是培养21世纪国家栋梁的客观需要。
参考文献
[1]赵祥禄，学生不良消费行为的现状、原因和对策[J]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2004（3）
关键词：惩罚性赔偿制度；行为法经济学；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
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以下简称“消法”）第五十五条1第一款规定，在经营者有欺诈行为的情况下消费者的“增加赔偿”请求权。同时，该条第二款规定了经营者“明知商品或者服务存在缺陷，仍然向消费者提供，造成消费者或者其他受害人死亡或者健康严重损害的”，消费者或者其他受害人的惩罚性赔偿请求权，并且明确使用了“惩罚性赔偿”这一提法，以立法形式结束了学术界对“我国消法中规定的多倍赔偿条款是否属于惩罚性赔偿”的争论。由于我国消法在金融领域的适用问题并未得到明确，学术界对消费者范畴的争论也从来未曾停止，导致惩罚性赔偿制度是否能够适用于金融消费领域存在巨大争议，行政执法与司法裁判目前均存在进退两难的局面：一方面，如果严格按照消法第二条之规定，以“消费者为生活消费需要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为前提，金融领域中的许多常见行为，如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等则无法被纳入到消法的保护范围中，惩罚性赔偿的适用存在诸多法律障碍；
另一方面，如果否定惩罚性赔偿制度在金融消费领域中的适用，面对目前在实务中较为多发的金融商品和服务经营者欺诈营销的情况，法律则颇有“束手无策”之感，金融消费者在面对具备极强专业性的金融机构时显得更为弱势。国务院法制办于2016年11月16日就《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送审稿）》（以下简称“《条例》”）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相较于早前的征求意见稿，《条例》送审稿在第三章“消费者权利和经营者义务的特别规定”中，明确提出了“金融服务经营者应当依法保护金融消费者的财产安全权、知情权、自主选择权、公平交易权、依法求偿权、受教育权、受尊重权、信息安全权等合法权益”2，从立法意图上看即承认了金融消费者适用《条例》的权利。《条例》送审稿同时在第十七条对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时的欺诈行为做了列举，其中包括“经营者在提供金融商品或者服务过程中出现的欺诈金融消费者的行为”3。从上述立法脉络可以看出，《条例》送审稿欲将金融服务经营者的行为纳入到规制范围当中，若此版《条例》最终出台，则可以推知消法中规定的惩罚性赔偿条款同样可以适用于金融消费领域。
一、惩罚性赔偿制度在法学理论上的争议
惩罚性赔偿制度起源于普通法系，《布莱克法律词典》将惩罚性赔偿定义为：“是指当被告的行为是轻率、恶意、欺诈时，（法庭）所判处的超过实际损害的部分。其目的在于通过处罚做坏事者或以被估计的损伤做例子对其他潜在的侵犯者产生威慑。”4关于惩罚性赔偿制度的功能，英美学者已有较多论述。一般而言，他们认为惩罚性赔偿具有惩罚、遏制、补偿与使私人协助执法四种基本功能，其他功能还包括了节约由国家财政支出的诉讼成本、补偿心灵痛苦、维持社会安宁等。其中，遏制作用又分为特别遏制与一般遏制。特别遏制是指遏制被告再犯相同的违法行为，一般遏制是指遏制其他人犯相同或相似的违法行为5。惩罚性赔偿制度的上述功能，是大陆法系国家进行制度移植的原因所在。但滥觞于普通法系的法律制度，在大陆法系国家往往会引发较大的理论争议，实践过程中也容易出现适用问题。
（一）惩罚性赔偿的法律责任类型惩罚性赔偿制度最大的争议为如何认定其属于何种法律责任类型。在我国，基本法律责任一般分为私法责任（民事责任）与公法责任（行政责任与刑事责任）。但按照大陆法系的民法传统，惩罚性赔偿制度是不符合民法基本原理的，这导致欧陆大部分国家基本上拒绝公开承认真正的惩罚性赔偿制度。这是由于按照传统的罗马法理论，在民事关系中，造成损害的一方必须赔偿受损一方的损失，但这种赔偿责任必须以对受害人造成的实际损害为限，但惩罚性赔偿制度则突破了这样的规则。从英美的实际判例中不乏有被告被判处超出比实际损害多得多的赔付案例。有德国学者认为，超出实际的赔偿实际上是授予了受害人“不当得利”的诉权，并认为法律将这种诉权授予私人是“危险的”，他们坚持此种涉及公共利益的共同规则应当交由公法来解决。换句话说，传统的大陆法系国家认为惩罚性赔偿制度是与私法中“平等”的基本理念相冲突的，而对于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欺诈行为，完全可以交由行政处罚（公权力）来解决。同样，惩罚性赔偿制度也迥异于行政责任与刑事责任，因为惩罚性赔偿金的产生是基于民事行为发生的，这些行为并不直接违反公法，也没有国家行政机关介入的余地。于是也有学者提出惩罚性赔偿金是一种新型的，既不属于功法也不属于司法的独特责任，其具备“私法社会化”的属性。如王利明教授认为，惩罚性赔偿在私人协助执法机构执法，完善社会管理机制方面具有重要作用6。
（二）惩罚性赔偿的道德风险惩罚性赔偿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容易引发道德风险，即商品或服务的买受人是出于获取多倍赔偿为目的而“知假买假”。从实际情况来看，我国也确实出现了一批所谓的“职业打假人”，“知假买假”行为是否应该受到法律保护在我国的理论界与实务界引发了激烈争论。目前，《条例》送审稿第二条规定：“消费者为生活消费需要而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其权益受本条例保护。但自然人、法人或其他组织以牟利为目的购买、使用商品或接受服务的，不适用本条例。”此条与消法相比增加了但书规定，将“以牟利为目的”的行为排除出条例保护范围，防止道德风险的立法意图较为明显。
（三）惩罚性赔偿的合理性问题由于普通法系国家没有对惩罚性赔偿制度设置上限，所以个案中经常出现“天价赔偿”情况，在美国甚至引发了是否违宪的争论7。虽然我国消法对惩罚性赔偿规定了上下限，但惩罚性赔偿制度的在个案中依然存在合理性难题。在我国，惩罚性制度的合理性难题在于法院的司法裁量权必须基于原告提出的赔偿请求，在具体案件中，原告通常会直接援引适用消法第五十五条之规定，要求被告赔偿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的三倍。在此情况下，法院一般判决支持或不支持原告的诉求，在具体的赔偿数额确定上很少进行自由裁量，虽然客观上达到了整齐划一的裁判效果，但合理性却有待商榷。即使我国很难出现英美那样的天价赔偿案例，但由于消法对惩罚性的上限采用的是硬性设定的问题，并没有将被告的公司规模等因素考虑在内，也可能会出现某些实力雄厚的公司存在欺诈行为时只需要赔付原告消费者500元人民币的情况。这种情况下，惩罚性赔偿制度的功能就难以得到发挥。
二、从行为法经济学角度看惩罚性赔偿制度
行为法经济学，又称行为法律经济学，是法学与行为经济学的有机结合，它从行为经济学的角度对法律规则的内容和可能的实施效果进行解释和预测，通过法律规则的结构来消除个体偏见8。如美国学者凯斯?R.桑斯坦等就以行为法经济学理论为基础，对美国的惩罚性赔偿制度开展了一系列实证研究，并以此来寻找增加惩罚性赔偿制度的预期性的改革方式。虽然美国的惩罚性赔偿制度与我国的制度设计及适用环境有极大不同9，但桑斯坦等学者通过实证方式及行为法经济学分析而发现的某些具有一致性的规律，可以为我国惩罚性赔偿制度的立法设计提供一些改良的思路。桑斯坦等学者在其合著论文《对惩罚性赔偿金的评估（兼含对法律中的认知及评价的注释）》中试图寻找惩罚性赔偿的金额确定过于随意的原因以及回答“在何种程度上法律应该融合、限制陪审团的决定或者作出与陪审团的决定相反的规定”10这个问题。桑斯坦等人在论文中阐述了以下几个重要发现：
一是惩罚性赔偿案件中的惩罚程度与违反道德的程度保持高度一致。这种一致性不因性别、种族、收入、年龄以及教育程度等有所差别。由于欺诈故意或者欺诈行为会致人痛苦与不幸，这种致人痛苦与不幸首先是一种不道德，这种不道德在法律体系中的“映射”（mapping）则体现为被告必须受到应有的惩罚，并且法律还应采用更为有效的办法防止被告及其他潜在的违法者再次违法。实证结果表明个案中行为“不道德”的程度越高，被告受到惩罚的程度也会越严重
。二是现有的惩罚性赔偿制度中存在一种明显的“任意”，这种任意产生的原因是当法律系统用金钱做标准来衡量违法行为的应受惩罚程度时，上述的这种一致性会发生断裂。即使陪审团对被告欺诈故意的认定已经达成一致意见，但对于应该判令被告赔付多少金钱却很难达成一致，这是由于人们在将个人偏好以及价值转化为一定数量的金钱的过程中，难以避免地会产生认知困难。三是被告公司的规模、陪审团先前对补偿性赔偿金的裁定和原告的诉求等因素对于赔偿的数额会产生重大影响。充分的证据显示即使被告的行为对原告造成的伤害是等量的，但富有的被告会被陪审团判处支出高得多的赔偿金。而由于赔偿金在美国被分为补偿性赔偿金与惩罚性赔偿金，补偿性赔偿金是为了弥补原告所受的损害而设，不具备惩罚性质，但补偿性赔偿金数额越高，惩罚性赔偿金也相应会越高。同理，原告要求的赔偿数额的高低，也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惩罚性赔偿金的裁定。由此，桑斯坦等提出了以下这些可能的改革措施：一是只让陪审团来负责裁定被告是否具备应受惩罚的欺诈故意，或者由陪审团对补偿性赔偿金额做出裁定。对于惩罚性赔偿金额的裁定，则交由主要由专家组成的行政实体，或者是被赋予了特定任务的准公共机构来负责裁定。二是在陪审团做出被告欺诈故意成立的情况下，交由法官来对惩罚性赔偿金的数额行使自由裁量权。但在这种情况下必须用同类案件的判例作为指引来限制法官在行使自由裁量权过程中有可能出现的任意性。
三、惩罚性赔偿制度在金融消费领域的适用
根据上述实证发现，结合惩罚性赔偿制度在我国的适用情况，笔者认为在金融消费领域，这一制度的适用可能会存在以下问题：从金融消费的特殊性考虑，由于金融消费不同于一般消费，其具有非实体性、风险性及风险传播性等特点，金融机构与金融消费者相比，机构的专业性更为突出，机构规模优势更为明显，个体金融消费者在这些庞然大物面前更显弱势。金融机构出于节约交易成本的目的，大多借助格式合同条款提供金融商品或服务。对于金融机构在实践中出现的欺诈营销、信息披露不及时全面等违法行为，不仅对个体金融消费者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也由于格式合同的使用，对购买或使用同类金融商品或服务的消费人群造成了损害，这种损害具有极强的“扩散性”。2008年美国爆发的次贷危机正是金融机构违反适当性原则，违规销售次级贷款产品造成的。对惩罚性赔偿金规定上下限的做法，虽然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司法裁判的任意性，但同时也极大地损害了制度合理性。例如，在某些金融机构违反适当性原则进行欺诈营销，使老年消费者将养老金投于高风险金融产品中，最后导致消费者养老金全部亏损等较具代表性的案例中，若该消费者的养老金并不丰厚，即便采用三倍赔偿的方法进行惩罚，在没有考虑公司规模的情况下，这种“惩罚”恐怕很难达到遏制再犯的目的。同样，如果在欺诈营销行为成立的情况下，如果消费者购买金融产品的数额巨大，多个消费者对此提出集团诉讼，共同适用三倍惩罚的原则，则也有可能出现“天价赔偿”的情况，同样不利于制度价值的实现。从制度价值的实现层面考虑，惩罚性赔偿制度的设置初衷是通过增加违法成本，通过公民个人维权间接实现维护良好市场秩序的社会管理目标。然而，由于当前的立法设置是将个案惩罚性赔偿金全数判归消费者，同时，金融监管机构对违法金融机构可以进行罚款等行政处罚。惩罚性赔偿金弥补的是金融消费者所受的损失，罚款收归国库，主要起到震慑和遏制再犯的作用。个人和国家权威分别通过惩罚性赔偿制度和行政罚款得到了弥补，但受到违法行为影响的市场秩序并没有得到相应的弥补。恢复良好的市场秩序却需要庞大的人力物力作为支撑，仅靠个体消费者恐难达到立法者所希望的社会管理成效。
因此，笔者认为在金融消费领域，对惩罚性赔偿制度的立法设计可以考虑采用以下改良形式（如下图1所示）：图1金融消费领域惩罚性赔偿制度设计逻辑框架图首先应当区分补偿性赔偿金与惩罚性赔偿金。将对欺诈故意的认知与道德认知协调起来，使补偿性赔偿金与民事责任中的赔偿义务相对应，用于赔偿欺诈行为对金融消费者造成的损失，这种损失包括直接损失和间接损失，也应当包括金融消费者在寻求救济过程中付出的各种费用。这样的制度设计能保持案件对惩罚性故意的认同一致性。其次，惩罚性赔偿金额不应设置上限，也不应单纯由原告消费者的诉求来决定，而应交由具备专业知识、能够综合把握案件判决结果对同类案件及社会影响的法官进行自由裁量，具体的赔偿数额应结合个案具体情况作出裁定。法官在做出惩罚性赔偿金数额裁定的过程中，应充分考虑被告公司的规模、补偿性赔偿金的数量、原告的诉求、欺诈行为被发现的可能性等因素。为了最大程度地减少将个人偏好以及价值转化为一定数量的金钱的过程中的认知困难。
同时，也必需充分发挥案例的指引作用，或综合考虑在充分总结不同案件类型的情况下惩罚性赔偿量化指引，以指导不同地区的法官对类似案件作出类似判决。再次，设立由政府主管的专项公益基金，惩罚性赔偿金先统一由国家收缴，并交予公益基金统筹管理。根据实践需要，公益基金一部分可用于补偿受害消费者，一部分用于先行赔付同类案件的金融消费者并帮助其维权，以恢复受到损害的市场秩序。另外，还可授权独立的消费者保护组织或行业性消费者保护组织将资金用于普及金融知识、开展金融消费者教育等公益活动中。如作为大陆法系典型代表的德国在吸收惩罚性赔偿制度时，就结合自身法律传统对该制度进行了改革。其《反不正当竞争法》第10条规定了利益收缴制度，即被告以损及众多消费者为代价获取利润的，工商利益或独立的职业利益促进团体、消费者保护组织、工业或商业工会或手工业工会这些适格团体有权诉请法院判令行为人将该利润上缴给联邦财政。美国的集体公益罚金制度也是对惩罚性赔偿制度的改良，是指被告因对原告所代表的集体施加了过分的侵犯，而被原告提出的诉请，由被告承担的带有惩罚性地赔偿原告所代表的集体遭受全部或者部分损害的责任11。这就避免了惩罚性赔偿制度所造成的道德风险，更广泛地保护了金融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同时也能较好地发挥消费者组织等公益团体的作用，起到一举多得的效果。
参考文献：
[1][美]凯斯?R.桑斯坦主编，涂永前等译.行为法律经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2]杨立新.《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惩罚性赔偿责任的成功与不足及完善措施.清华法学，2010(3).
[3]王利明.惩罚性赔偿研究.中国社会科学，2000(4).
[4]李友根.美国惩罚性赔偿制度的宪法争论———过重罚金条款与我国的惩罚性赔偿制度.法学论坛，2013(3).
一个出口产品责任险的理赔案例研究试析
一、引言
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已成为世界工厂；国内企业进入欧美等海外市场的直接投资和产品销售也呈飞速增长。到2009年，我国的产品出口总额已达12016.6亿美元，前两位出口市场分别为欧盟和美国。随着国际贸易的发展，出口企业除了面临各种反倾销、技术和环保“壁垒”等宏观的贸易摩擦之外；企业在产品出口经营过程中，也面临着各种微观风险，典型的有产品责任风险。
近两年来发生并还持续发展的“问题干墙”事件就是一典型例子。干墙又称石膏板或板墙。迄今为止，美国消费品安全委员会（CPSC）收到了来自30个州高达3082份相关投诉的“干墙案”，涉及被告96家，投诉称他们房子里的中国干墙导致化学反应，散发出难闻的气味并导致呼吸问题，而且侵蚀了墙体内的线路。这些房屋中的大部分建于2006—2007年，原因之一是2004—2005年飓风后房主重建房屋，增加了墙板的进口。
针对中国石膏板和预制板墙是否有毒害的问题，美国已经开展了一系列的化学成分分析、模拟箱试验、室内空气检测、微生物评估试验等研究工作，在已公布的实验中，中国石膏板和美国石膏板出现同样的所谓“问题征兆”，美国研究人员也一再解释，这可能是由于特殊环境造成的，比如，温度、湿度、微生物菌群、建筑物换气率等等，还需要进一步研究证实。2010年6月15日，美通社报道，RealTime实验室宣布了重大新发现，其发现特定的问题石膏板中遍布细菌。这种普遍存在的细菌在与正常居民家庭近似的条件下能够生存，并产生硫化氢，同时减少硫化气体。RealTime在有污染迹象的石膏板中培养细菌显示，细菌可以产生大量的硫化氢，并在实验室标准试验中可以快速繁殖。目前，中国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和美国消费品安全委员会已分别委托研究机构对相关产品进行进一步的检测、分析、研究。
事件发生至此，我们不得不对出口美国等发达国家的产品责任风险进行认真的研究。在欧美地区，消费者的权益保护意识非常强，当地的产品责任法律制度也相当完善。出口到欧美的一些产品，即使在设计和制造中没有缺陷，还是有可能面临与产品有关的法律诉讼；更重要是在金融危机的经济压力下，面对中国的崛起，还存在某些利益集团借产品责任事件为“中国制造”在欧美市场上制造障碍，这些将增大相关的产品责任风险。一旦发生这类纠纷，将发生意外的支付风险，甚至导致产品回收、声誉受损、市场丢失等重大意外。这类意外在各类财经新闻中已屡见不鲜；但能够对具体案例进行详细分析的尚不多见。本文将对一起典型的产品责任险案例进行详细地分析与研究，为保险企业和出口厂商深入理解与产品责任险相关的社会环境、法律环境提供参考。
二、一起修井机事故的产品责任理赔案
1.案由
事故的基本情况是：某型修井机一根泥浆软管在工作过程中勾住了一处阀门，造成阀门弹开，喷出高压液体击中受害人致死。
2.案件各相关当事人的关系
原告包括死者的妻子、子女和他的父母。
被告共9名，包括6名美方当事人：某型修井机在美国的独家商D公司；该型修井机的实际经销商M公司；死者的雇主；钻井地区的经营者；还有事故发生时监督修井机工作的两名员工。还有3个中方相关企业：某型修井机的直接销售方CA公司；该型修井机的实际设计、生产单位CB公司，与CA公司签有内贸合同，且合同约定由CA公司购买相应产品责任保险；CA公司在美国的独资子公司（CC公司），它只配合母公司进行合同签订操作，但不参与合同签订。
CA公司（被保险人）2008年通过保险经纪公司向太平保险有限公司天津分公司（保险人）购买了产品责任险，根据保单记载CB公司也是被保险人之一。
3.诉讼和调解过程
2008年5月事故发生后，受害人就事故责任及赔偿问题与直接经销商M公司进行过交涉。被保险人也在事故发生后从其商处口头得知该事故，但死者及商并未向被保险人提出任何书面索赔。被保险人得知上述消息后，立即根据口述情况对事故进行了简要分析，也认为其不应负相应责任。此后被保险人将该情况口头通知保险经纪人，并通过经纪人通知保险人。
诉状对事故发生时监督修井机工作的两名员工的诉由为：两被告未能保持工作场所的安全，且在事故发生时未能适当监督工作情况。针对CB公司，诉状称修井机有设计缺陷和制造缺陷。对其他被告诉状称未能适当保养修井机，且未能在事故发生时监督内瓦瑞兹先生。
对事故发生的具体原因，经销商的证词是：主要由于泥浆软管较长造成，且阀门并非其安装。其它人员（区域经理、现场负责人、现场工程师）证称：现场管理不严、阀门配制不合理、阀门没有拧紧等。由于各证人证词不统一，且存在相互矛盾的内容，始终没有一个较清晰的认定。
同时，D公司和M公司在不承认任何指控的情况下对CB公司、CA公司和CC公司提起了交叉诉讼，请求分摊责任及第三方责任赔偿。
保险人的海外律师接手后，首先对审理此案的法院对CB公司的管辖权提出抗辩，理由是CB公司与德克萨斯州没有充分的联系。但本案另一被告D公司提交的证据中有部分不利于该管辖权的抗辩。
三、对修井机事故产品责任理赔案的分析
1.产品严格责任原则
在本案中，与产品设计、制造、销售相关的单位共5个，全部被列为被告。被保险人CA公司是作为第九被告被列入起诉的。最后产品被告的和解金额共计70万美元；其中，中方各单位共承担32.5万美元，由保险人直接支付；其余由美方的商和经销商承担。从该和解结果应认识到两点问题：
首先该结果是由美国施行的产品严格责任原则所决定的。
在商品经济不发达时期，市场交换较为淳朴，产品本身的功能构造也较为简单，商品质量容易鉴别。该时期的产品责任是建立在契约基础之上的，根据契约自由、神圣原则，因产品缺陷而导致买方损害的后果均由买方自主承担，卖方一概不负责任。该时期也被称为“买主自行小心时代”，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交易关系日益复杂，产品的科技含量也与日俱增，产品的生产者、销售者经常利用其信息和资金优势侵害消费者的利益，导致交易双方谈判能力的悬殊，从而兴起了消费者保护运动，促使了契约担保原则，过失原则出现在各国的立法实践中，该原则要求生产者、销售者负有明示或默示保证产品符合特定用途，如有疏忽或过失，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但在该原则下，消费者负有举证责任，这对处于信息劣势一方的消费者而言存在较大难度。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各发达国家逐步采纳了产品严格责任原则。在严格责任原则下，受害人只要能证明产品有缺陷，生产者或销售者就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近年来，产品责任还有持续加强的趋势，对一些常识性的使用风险，如果产品未能明示，也可能被要求承担责任；种种迹象表明，在一些发达国家已逐步迈向“卖方小心时代”。
因此，在本案中，虽然胶管不是生产者设计制造，阀门也不是经销商负责安装，但他们难以反驳产品有缺陷的指控，最后只能接受和解结果；提品的相关各方，包括设计、生产、销售、安装各方共同协商承担赔偿责任。
其次，产品严格责任原则的采用是市场经济发展的结果，我国目前未施行该原则是目前的经济环境所决定的，随着经济的发展，消费者保护意识的提高，该原则的施行应是可见的。因此，不论是出口商，还是保险公司都应认识到产品责任险是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
2.关于产品责任的司法管辖权问题
本案在应诉过程中曾尝试抗辩德州法院对CB公司的司法管辖权问题。虽然最后以和解结束，未涉及管辖权问题。但在应诉过程及应诉期间美国的一些判例及立法的新动向均表明美国将增强对外国制造商的管辖权。
该判例的形成与美国的一些法院和参议员试图扩大对外国制造商的管辖权是相呼应的。美国参议院的一些议员已经提出了一个名为“外国制造商法律责任法”的法案。该法案提议外国制造商必须在美国设立一个注册人，其设想是让原告能容易地向外国被告送达文件并取得管辖权。
尼卡斯特罗一案判例的形成和新法案的提出，均表明美国对外国制造商的司法管辖权将扩大，今后以管辖权抗辩产品责任将难以成立，出口美国的产品责任险也将增大。
3.专业应对产品责任纠纷是成功处置的关键
4.抗辩费用高昂
在美国，律师费用十分高昂，以本案为例，律师收费以时间计，辩护费率为：合伙人每小时275美元，六年以上高级律师每小时235美元，其他人员依次递减，最低的法律助理是每小时100美元。本案共计支付包括律师费、翻译费在内的所有抗辩费用达15万美元，接近和解金额的一半。因此，如果应对不当，抗辩费用就有可能超过赔付费用。
四、启示
（一）对于从事出口贸易的企业，尤其是出口到欧美等发达国家的企业，投保产品责任险十分必要
在产品严格责任制下，无论是制造商、经销商、分装商、还是进口商，只要是产销环节中的一环，均须对产品所致之损失负无过失至推定过失的赔偿责任，况且很重的连带责任、跨国诉讼流程、庞大的诉讼费用，都令稳健的企业选择步步为营，利用已知的费用来分散未知不确定的损失，产品责任险就是规避经营风险的必要选择。
市场经济讲究的是分工和专业化，由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从本案来看，若不是由保险人接手全面专业应诉，而是各被告各自应诉，不仅费时费力，影响各自的生产；50万美元也很可能难以结案。更重要的是保险公司还可以通过其长期的承保和风险控制经验，为企业的产品责任安全和风险防范提供专业化建议，协助提升产品质量管理水平和质量安全，也能帮助企业对消费者进行及时有效的赔偿。
（二）对于保险公司而言，要充分认识产品责任险的风险，建立有效的应诉渠道，具备快速处理案件的能力
充分认识产品责任险的发展趋势，它不仅是出口企业为适应发达国家的经济社会环境的需要，也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随着国内消费者保护意识的增强，市场环境的完善，产品责任险具有增强、增大的趋势。作为保险企业应认识到风险的增大正是保险的机会，要能有效把握该机会，应具备产品责任险的风险识别和管理的全面能力，具体地：
一是要建立一支优秀的承保、核保队伍。具备专业的风险识别能力，能有效辩识相关产品在设计、生产、销售、安装、使用等环节中的风险；目前，产品责任险基本上是非标准化产品，在队伍建设上，应考虑分产品大类建设，以逐步积累经验，分类推进产品的标准化，提高产品定价的准确性，才能有效控制风险和开拓市场。此外，在承保之后，要重视对企业在产品设计、销售直至使用等各环节的风险规避和管理指导，真正做到保险为企业服务。
[论文关键词]网络欺诈；电子商务；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律救济
一、引言
无论在哪个国家，电子商务消费者都非常容易受到互联网欺诈，因为卖家提供的是一个“要么接受要么放弃（take it or leave it）”的交易，买家无法跟网络卖家进行讨价还价。为了获得他们所寻求的商品或服务，买家经常会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同意一些令人不快的条件。而且，大多数购买交易值很低。消费者通常不愿意花时间、精力和更多的钱来挽救一个小额的金钱损失。网络欺诈通过各种方式损害消费者利益，包括传统的信用卡盗窃、身份盗窃，还有新的“网络绑架”，即登陆一个网站后，自动将消费者带到另一个网站，通常是一个非法网站，使消费者的网络浏览器不能使用。本文通过讨论美国现行的影响电子商务消费者一般日常购买行为可用的救济措施，发现即使在美国，这些救济措施要想要保护消费者权益也是困难重重。
二、美国网络欺诈现状
从广义上来说，网络欺诈也包括了互联网上的一些“不道德”（wrongdoing）的行为，当然，除了这些不道德的行为，更多的网络欺诈应该指的是不法行为。这时，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Federal Trade Commission）就需要证明一个行为上升到欺诈或欺骗的程度，并且已经有了使欺诈的目的得以实现并造成损失。联邦贸易委员会证明一个成功的网络欺诈行为有三个要素：首先，可能会误导行为；其次，在当时的情况下消费者行为是合理的；最后，有确切事实。这几点要素帮助联邦贸易委员会区分一个行为仅仅是不道德的行为，还是应受法律谴责的不法行为。
虽然各种欺诈行为大多包含以上三个元素，但在日常生活中，主要有两种类型的欺诈行为使消费者的权益受到侵害：卖家没有发送商品给买家，或者卖家发送假冒商品给买家。在美国，消费者通常在三个地方遇到这种类型的欺诈行为：互联网拍卖网站、电商购物网和电子邮箱。
（一）网上拍卖商品的欺诈
网上拍卖欺诈是美国最经常被报道的报道网络欺诈类型。网上拍卖欺诈有很多形式，但一般分为两种：第一，卖家歪曲的描述物品，这样的话买家就会收到假冒商品或与他订购的完全不同的商品。第二，一些卖家只是要拿到钱，并没有交付产品。这样的在线拍卖欺诈大概占所有互联网欺诈的10%。当商品的买卖发生在没有一点政府监管和调控的地方时，欺诈肯定会产生并且越来越多，特别是因为互联网还是虚拟的匿名制度。
（二）一般买卖商品欺诈
非拍卖的一般商品索赔在欺诈投诉中数量是占最多的。非拍卖的一般商品投诉，像拍卖投诉一样，可能是欺诈行为造成的，也可能仅仅是失误造成的。与拍卖中的欺诈行为不同的是，非拍卖性欺诈可能表现为服务要价过高，或者是交货日期不真实或不切实际。
1.陌生网站。消费者其实是不太会在陌生的网站交易的。这里有一个例子可以证明陌生网站可能造成不良后果：一对夫妇用信用卡在返利网（CyberRebate.com）购买了价值超过86000美元的商品，却从来没有收到相应的回扣。返利网以高价出售各种电子产品和一般商品，该网站之所以吸引顾客，是因为公司之后会向消费者送出高达100%的回扣。最后，返利网在还有没向消费者支付了之前保证过的回扣之前，就根据破产法提出了破产保护申请。这一案例就是返利诱惑以及消费者购买低价商品时可能碰到的欺诈行为的典型代表。
2.熟悉的网站。之所以消费者会比较相信知名的购物网站，是因为这些知名零售商可能会对涉嫌欺诈感到不安。要确定一个熟悉的网站是否存在欺诈行为，检验该行为在法律上是否达到欺诈，最明显的是“可能误导”以及“重大事实”。因为零售商一般不愿明确误导或者欺骗顾客，或者大多数行为不会上升到欺骗或诈骗的层面。一个在网上和现实中都有着可观数量的客户群的销售商，需要维护自己的好名声，真的有欺诈意图，通常也是以一种极其微小的，甚至不被察觉的形式。例如，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调查了苹果电脑公司，不是因为它出售假冒产品，或者未能发货，而是由于它向顾客收取免费服务的费用。苹果公司曾经宣传了一个叫“苹果保证”的项目，保证在苹果电脑使用期间向所有用户提供免费的技术支持。然而，在1997年10月，苹果公司开始向其用户收取35美元的技术支持费。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没有对苹果公司采取任何正式的制裁行动，因为苹果公司最后承诺终止为了其“苹果保证”项目向顾客收取费用，并赔偿那些为此项目付钱的顾客。苹果公司的行为是否已构成了欺诈或欺骗无从得知，但无论何时一旦出现欺诈的迹象，至少像苹果这样的大公司能够平定事端，使顾客达到满意。
3.来路不明的电子邮件。由于“垃圾邮件”的诞生，许多顾客每天会从陌生的发件人那里收到大量的邮件。垃圾邮件是指一个出售产品或服务的卖家向不计其数的邮箱地址发出的一封地毯式邮件。有一个这样的例子：一个卖家发出了一个群邮件，宣传了一个减价出售的全新的第二代游戏机。一个正在寻找第二代游戏机的14岁男孩收到了这封邮件。这个男孩为能以如此低的价格买到这个游戏系统感到兴奋不已。在他的邮件里，那个男士自称是一个大学生，急需钱来交房租。这个男孩和他妈妈觉得这是一个合理的理由，于是将420美元的购买价格汇给那个男士，男士承诺第二天就能将游戏机送达。然而这个第二代游戏机没有寄达。小男孩的妈妈联系了当地警察，想要追捕这个卖家。但是这几乎不可能，更不可能要回那420.52美元。如果欺诈行为继续在网上肆意横行，而消费者仍没有任何依赖和补救措施，消费者对于互联网的信心将会大大降低。
三、可用的补救措施
网络欺诈受害者个人可采取的补救措施几乎很少。由于网络欺诈受害者数量庞大，而且许多此类交易涉及的金钱数目较小，几乎不存在通过法律机制来要回那部分钱的可能性。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已经采取了一些较为成功的救济措施来惩治网络欺诈罪犯。然而，那些已经被欺骗过的消费者唯一能做的，就是投诉给联邦贸易委员会。尽管联邦贸易委员会收到了所有的索赔要求，不过它却从没有给大部分人予回应。在决定是否提出诉讼时，联邦贸易委员会考虑到各种各样的问题。这些问题包括：是否对消费者损害巨大、这种行为是否构成一种模式或惯例而不仅仅是一个独立事件、采取法律手段是否可行等等。
至于个人行为，被欺骗的消费者可能会在法庭上对卖家提起诉讼，以传统的法律手段来打击卖家。然而，这一补救措施只能局限于以下情况：首先，知道卖家的联系方式；其次，卖家住在诉讼被提出的那个州或者与那个州有紧密联系的地方，这样那个州的法庭才会有权受理索赔要求；最后，买方可能需要一个律师来起草诉讼，这取决于索赔数额，因为对于小额索赔，也许不需要律师。因此，甚至可能由于管辖权问题，无论是付律师费还是诉讼费，买方提出诉讼都要冒一定风险；买方最终损失的钱可能比刚开始还要多。一种非传统的，解决欺诈索赔的手段是通过在线争端解决（“ODR”）机制，有很多在线争端解决网站可供挑选。人们可以挑选公共的或者私人的，非营利性的或者营利性的项目。而且，一些网站是免费或者低价的，而另一些网站是根据争端价值设定阶梯机制而运行的。eBay使用一种在线调解服务——SquareTrade，作为一种解决争端的机制。SquareTrade提供了一个论坛，双方可以一起解决贸易争端。要开始这个过程，消费者首先要在SquareTrade上进行投诉。然后SquareTrade会专门为这个争端建立一个新的页面，并通过邮件联系被投诉的一方。被投诉的一方，可以通过邮件回复，或者在那个私密页面发送消息选择参与。这种争端的解决叫做“直接协商”，不包含调解员，但是为双方提供了对话的机会。
这些交流可以澄清冲突，解除误会，甚至不用调解员帮助就能解决问题。然而，如果双方仍存在分歧，可能就需要一个调解员，需要花费20美元，调解员会本着公平公正的原则给出一个解决建议。中介只是促进谈判，加快双方的调解，其没有权力作出裁判。调解的定义是一种非约束性争端解决办法，有一个中立的第三方帮助争执双方达到和解。因此，调解员的任务就是帮助双方想出一种所有人都能接受的解决方案。如果调解失败，争执双方可以换一种选择，一种可实施的行为，比如在法庭上提出诉讼。尽管在线争端解决表面上看似很符合消费者需要，但它存在三个重大弊端，大大降低了其作为补救措施的可行性。第一，在线争端解决要求卖方的合作和参与。如果卖方已经消失了，或者不可能追踪到，就像游戏机那个例子一样，在线争端解决机制就不能使用。第二，许多受欺骗的消费者只是遭受了小额金钱损失。因此，要参加在线争端解决所必须支付的费用阻止了许多消费者。相反地，如果这些网站无法保证争端会得到成功解决，消费者便不会轻易为争端解决付钱。第三，在线争端解决目前没有得到政府系统的管理，政府对互联网的控制一直是热门话题，在线争端解决机制也不例外。传统法庭上的诉讼和最新的在线争端解决机制都没能为互联网用户提供万无一失的补救方案。只有创造出新的补救措施或者新的行动，网络欺诈才能得以减少。
论文关键词 经济法理念 经济法价值 人本位理念
一、经济法理念探析
经济法理念属于经济法的上位指导思想，主要指其核心价值指导、基本立法精神与宗旨，是在长期总结、探讨及研究的基础上取得的阶段性成果，影响着经济立法、经济政策调整以及司法实践等。在立法上，主导着国家经济法律体系的构建；根据市场经济的实际运行情况，适当调整经济政策，形成由政府、企业（个体）、消费者参与的稳定市场秩序；在司法上，赋予公平正义的裁量权，发挥司法权在市场经济中的积极作用，兼具法制基础和现实意义。学界对经济法理念的研究较为广泛，笔者尝试进行重新梳理，归纳出经济法理念的精髓所在。
（一）体现“以人为本”的理念
“以人为本”是现代法治社会的一个普遍理念，在各个法律部门均有体现，而经济法的“人本理念”，主要表现为以消费者为本位，着重在权益保护等方面进行阐述，如《消费者保护法》、《劳动法》、《社会保险法》等；同时兼顾表现企业（个体）的本位理念，但更多的则是从规范性的角度出发，如《公司法》对企业设立进行限制、《食品安全法》对食品标准进行严格要求。
1.消费者本位观：在经济法“以人为本”的理念背景下，更加侧重于消费者的本位观。消费者作为经济梯度的基础支撑，在数量上占据着绝对的优势，出台的各项政策法规均是围绕为消费者服务的，对企业（个体）的限制，维持正常市场秩序，同样也是从侧面服务于消费者。在经济法可以延伸的领域，管理者还应思考将以人为本再具体细化为以消费者为本，市场经济不可一味强调盈利，以消费者为本位的理念可以促进企业（个体）提高服务质量，建立公平公正的市场秩序，同时充分保障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2.企业（个体）本位观：经济法允许企业（个体）在法律制度的框架范围内合理经营、适当盈利，但主要为对企业（个体）的规范指引。以《食品安全法》为例，针对近年来被不断曝光的三聚氰胺、地沟油、塑化剂、苏丹红、毒大米等“涉毒”食品事件，使得食品安全备受考验，为进一步加强对企业（个体）的规范指导，立法上设定了“十倍”赔偿性惩罚条款（新《食品安全法》第148条），倒逼商家生产销售安全食品，一方面表现为对企业（个体）生产销售的严格要求，另一方面也体现在对消费者食品安全的保障上，实现了以消费者为本位的原则。
（二）构建平衡的经济秩序，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
国家经济的发展离不开健康的市场秩序，在经济法构建平衡经济秩序的理念下，制定了《反垄断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等法律法规，为保障市场稳定，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法律支撑。那么，如何构建平衡的经济秩序呢？
1.经济安全理念：经济安全是构建平衡市场秩序的第一要素，影响着经济发展的方方面面，甚至可以说经济安全是一切安全之本，既包括宏观的经济安全，也包括经济发展的安全。其中，宏观经济安全涉及金融安全、价格安全等，如《银行业监督管理法》、《公司法》等。而经济发展的安全，一方面表现为降低经济风险和社会风险，防止经济下滑、通货膨胀以及经济危机等消极状况；另一方面则表现为保障国民经济稳定、健康的发展。
2.可持续发展理念：构建平衡的市场秩序，方可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兼顾鼓励经济自由和维持经济秩序二者之间的关系。在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上，要注意针对不同行业与性质进行调控，例如在现代化农业发展中运用低碳经济模式。需要说明的是，经济法的设立虽然更大层面上是在关注着集体利益，同时也关注个体利益，只是在“调和个别主体或私人间的利害冲突”。我国经济飞速发展的同时，对生态环境造成了恶劣的影响，经济法在保障健康稳定的市场秩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以及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方面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
3.世界经济观：西南政法大学的李玉虎老师认为经济发展是物质基础，社会公平是基本前提，财富共享是最终结果。在当今经济形势讲究全球一体化的大背景下，世界经济观势必会推动我国经济的国际化发展，在加入WTO后，我国的经济发展同样面临着国际化的趋势，形成了独特的世界经济观。
（三）社会责任本位的强制性理念
社会责任本位要求经济法以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和社会责任为最高指导。在对各种经济关系的调整中，需要根据社会整体发展情况，以大多数人的意志和利益为首要考量因素，对国家和社会负责，发展社会生产力，提高社会经济效益，同时注意构建与彼此之间的关系。因而，经济法在对消费者权益保护、企业结构调整、货币管理、食品（产品）质量等方面进行协调时，是以社会群体利益为第一要务的。
和谐发展的理念要求物质文明进步的同时，对生态环境和产业结构进行合理调整，重视社会资源的科学分配，尊重自然规律，对高耗能、污染严重的企业逐步取缔，发展新的经济能源。
二、经济法价值研究
经济法理念和价值相辅相成，正如学者指出，法的价值导向是以法理念为基础的，法的全部价值都渗透着或贯彻法理念。从法理学的视角对法的价值进行分析，大致有三种价值：其一，法的目的价值；其二，法律所包含的评价标准；其三，法的形式价值。当前经济法的价值主要表现为追求实质正义原则、社会高效经济原则、经济自由以及市场秩序的平衡。
研究经济法的价值，首先需要明确经济法可以调控的范围，实现法律价值与调整对象的整合，在明确范围的基础上进行探究，反之，可能“导致经济法价值体系的紊乱与不当，进而反过来影响或波及经济法自身体系的构筑”。
（一）追求实质公平公正，兼顾经济效率高速发展
经济法在关注集体利益的基础上兼顾关注个体利益，其主要着手点还是要实现整个社会的实质公平。就公平本身而言，其一，是指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公正；其二，成为经济主体的机会相同，不在起跑线上落后；其三，对分配形式进行调整，实现实质公正；其四，结果公正。
分配形式在《宪法》的指导纲要下，结合行业特点，进行多种分配制度。实现最大化的公平分配，是经济可持续发展与社会稳定的前提。主要关注的是“如何将权利、权力、义务和责任分配给一个社会或群体的成员问题”。经济法的实质公平公正体现为对弱者的保护、对市场秩序的保护，为了维持相对的和平和稳定，人类需要分配上的公平正义。
（二）维持经济秩序，促进社会和谐
构建和谐社会是我国全体人民共同努力的目标，而和谐社会的建立需要以稳定的经济秩序为前提。
1.自由、竞争、秩序、效率：经济法的理念中有涉及经济秩序的指导思想，在价值中则体现为自由、竞争、秩序、效率等。市场经济时常涉及行业间的竞争，这也是市场自我筛选、不断发展的过程。首先，对竞争双方在法律适用上保障公平性，尽可能做到市场经济竞争主体间的法律地位平等，不因规模、财务状况等区别化的适用法律（当然，法律明确阐述按照梯度等级分别处理的除外）。根据《反垄断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的规定，经济主体不得通过不正当的手段进行竞争，在必要的时候，市场监管部门要及时介入，根据政策经济法规，对不合规格的经济主体予以取缔。再者，从立法上对经济主体的经济承受能力予以综合考虑，尽量少设置经济限制，在法律规章的范围内，允许各经济主体自由经营。
2.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在经济法的体系中，不可忽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政府与市场两者相辅相成、互相补充的关系，应当实现二者的耦合。政府作为管理者和监督者，具有“有形的手”，但是这只手不可伸得太长，十八届三中全承诺简政放权，“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减少行政审批权，减少对市场准入条件的限制，鼓励经济发展，主要表现为“坚持制度管权、事和人，权力由人民监督”，经济体制的改革核心就是协调好政府与市场二者之间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突显主导作用，政府则发挥督导作用，切实履行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公共服务职能，维持宏观经济的稳定，保护承受力差的社会阶层。经济发展要求政府和市场生成良性互动的可持续发展关系，从而实现社会群体利益的整体最大化，否则，“就会阻碍社会经济的发展或导致社会财富浪费（破坏）”。
（三）经济法的科学构造观
经济法不是独立存在的，与民商事法律关系衔接广泛，具有较强的互通性。民法是商品经济的产物，经济法则是商品经济高级阶段的产物。民法和商法主要是针对与公民个人和企业之间的关系的协调管理，主要侧重于人身关系的管理。就商法与民法的表现形式上来说，其发展都是由相关的一些细小的条例组成，基本法律条例在内容上有所不同。具体来说，经济法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可以细分为包括财政法，税法能法律，而民法和商法从管理方面上来说可以具体分为调整归属权、债权等涉及到家庭以及继承关系的方面。因此，经济法与民法和商法的适用范围有时会有所重叠。
三、结语
契约自由与格式条款是传统民商法上的两个概念。在法学界，多数学者都把二者对立起来研究，认为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生活中出现的大量格式条款是对契约自由这一法律原则的极大冲击，如果允许格式条款的存在，法律就必须对其进行规制。以格式条款订立合同虽然表面上符合契约自由原则(缔约与否、选择相对人、决定合同内容和方式都已经由消费者作出了选择)，但在实质上却违背了契约自由的要求。表面上的契约自由掩盖着实际上的被动屈从，垄断企业的契约自由掩盖了消费者的不自由，用格式条款订立合同符合契约自由形式上的要求，而与契约自由的实质要求严重地冲突。认为格式条款违背了契约自由原则，有挑战法律上的公平正义之嫌，由此把它当作现代法律对格式条款进行规制最核心、最根本的法理基础。
当然，对格式条款的法律规制在一定层面上能够保证市场参与者的契约自由、促进市场公平与正义。但是，如果过分地强调这一点，不但那些固执坚持这一主张的人所希求的愿望会泡汤推崇契约自由原则用以促进经济发展的最终目标受到遏制，反而会限制格式条款的积极价值的发挥，从而降低整个市场和社会的效率与效益，造成更多的不公平。
一、契约自由原则阐释
契约自由原则是传统合同法中最重要的原则，并与权利能力平等原则、私有财产神圣原则共同构成资本主义私法三大基本原则。契约自由亦称合同自由，基本含义是指：契约是双方当事人合意的产物，依合意而订立的契约具有法律效力，非经双方当事人的合意不得随意变更和解除。契约自由原则的实质是契约的成立以当事人的意思表示一致为必要，契约权利义务仅以当事人的意志而成立时，才具有合理性和法律上的效力。契约自由原则表明合同双方的一切权利义务关系必须基于当事人的合意产生，它使当事人有权摆脱法律为他们提供的一切固定模式而自由地设置相互之间的法律关系，亦即当事人有权自行创设其权利义务，表明个人意思行动应绝对自由，缔结契约时，就其内容、方式以及相对人之选择，皆属当事人之自由，国家不能加以干涉，即依法成立的契约，在缔约当事人之间有相当于法律的效力。
概而述之，契约自由应包括以下具体涵义：
1.契约自由作为平等的市民社会最重要的法律原则，须以平等自愿为前提。就平等而言，意味着双方当事人在地位、人格和表达意思方法处于无差别状态，他排除了任何一方的任性和专横，也排除了一方对另一方的屈从和迁就，从而保证合同的公平和利益的平衡。
2.缔结契约之自由。即一个人有权根据自己的意志决定是否与他人缔结契约，他没有法定的义务。这一点在倡导契约自由的自然法学者看来是天经地义的。如果说，人的意志具有足够的力量创造一个社会及法律上的一般义务的话，那么，人的意志毫无疑问地能够创设约束当事人特别的权利义务。一方面，缔约自由是缔结契约的权利，当事人愿不愿意缔结契约完全是其个人的事情，由其自行决定。另一方面，缔约自由是排除外力干预的权利，当事人缔结契约应当不受任何外界他人的干预。缔约自由是决定合同内容等自由的前提，因为如果当事人不享有缔约自由，也就根本谈不上决定合同内容的问题。
3.选择相对人的自由。即当事人有权决定与谁缔结契约，选择相对人缔结契约、进行交易，完全是其个人权利范围之内的事情，任何人都不能强行要求与他人缔约。
4.决定契约内容的自由。决定契约内容的自由是契约当事人接受何种约束的选择权，这无疑应当由当事人自主决定。据此，缔约者可以自由选择契约的标的、价款、交付方式、履行时间、地点、违约责任等各方面内容，只要不违背法律的强制性规定、社会公共利益及诚实信用原则，它就是合法有效的，甚至即使当事人之间订立的契约存在不公平，只要当事人是自愿接受而不是出于胁迫或欺诈，他人都不能改变。
5.缔约方式之自由。即当事人有选择缔结契约具体形式的自由，也就是可以选择其意思表示的自由。当事人对其所订立的契约采取何种形式，同样应当由当事人自由协商决定，法律不应强行规定当事人之间缔约采取何种形式。任何神圣的形式都有可能阻碍当事人完全自由地表达其真实的意思，而社会通过某种神圣的形式，就等于说已经把某种超越当事人意志并先于当事人的意志强加于当事人。
6.变更和解除契约的自由。也就是说当事人有权通过协商，在合同成立以后变更合同的内容或解除合同。既然当事人有缔结契约的自由和决定契约内容的自由，当然也可以通过协商一致任意地变更合同内容或解除合同，这同样是契约自由的应有之义。
7.契约神圣和契约的相对性。如果契约是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自由意志而订立的，那么由此而产生的契约权利义务应当是神圣的，当事人不得违反，法院应当保证其得到履行。这种神圣性来源于契约自由原则的逆推导。契约的神圣性要求法院不得直接或间接地改变当事人之间的契约内容，甚至契约可以违背新颁布的法律而即刻生效，因为如果将契约置于新的法律支配之下，且让契约按照新的法律发生效力，无异于对合同进行了间接修改。另一方面，既然契约的权利义务是由当事人双方完全依照自己的个人意志通过协商而自由创设，那么这些创设的契约权利义务当然只对当事人有效力，当事人之外的任何第三人都不受该契约权利义务的约束。
毫无疑问，市场经济是以每个市场主体的自私自利为前提假设的。在契约自由这一法律原则下，任何参与市场活动的契约订立者都是出于对自身利益的考虑，充分发挥各自的优势，挖掘自己的潜能，最大程度的维护和实现自己的利益。当整个市场之中每个人都在为着各自的利益而忙碌奔波，而劳动创造，这就实现了契约自由所追求的经济发展与市场繁荣。综观西方经济发展史，这已是无可辩驳的明证。
二、格式条款阐释
自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来，随着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从自由竞争向垄断的转变，以及作为现代工业文明成果的城市公用事业的广泛发展，出现了大量的格式条款(格式合同)，并且发展成为社会经济生活中一项至为重要的交易制度。格式条款自其产生之日起，凭借其自身的特点在社会经济生活中迅速普及开来，特别是在商品经济高度发达的今天，交易的便捷性与安全性已成为商事交往所追求的重要价值目标，使得格式条款作用于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以至于西方学者古斯特(G. Guest)论述到：在目前普通人订立的合同总数中，格式合同的数量大约占99%，很少有人会记得他们最后一次签订合同是什么时候。恐怕实际的情况是，除了格式合同，他们所签订的合同只有少数口头合同算是例外。而对于那些较为活跃的人来说，他们每天可能要签订几份格式合同。
那么，什么是格式条款呢?
综观世界各地法例，对格式条款的称谓有多种多样，举其要者，大致有以下几种：(1)标准合同，此概念为英国法所采。在英国，标准合同分为两种类型：一是示范合同，即根据法律和惯例而确定的具有标准化格式和条款的各类合同，其形式本身不具有强制力;二是附意合同，是指经济实力较强的当事人预先拟定一定格式和内容的合同文件，并凭借自己经济实力强加于对方的合同。此类合同实际上已经不存在协商订约的问题，对方当事人只须对已订合同条款表示接受或拒绝，即可以决定合同存在。(2)附合合同，此概念为法国法所采，是指一方当事人对于另一方当事人事先已确定的合同条款只能表示全部同意或不同意的合同，亦即一方当事人要么从整体上接受合同条件，要么不订立合同，而所谓不订立合同的选择客观上又根本不存在。(3)一般契约条款，此概念为德国法所采，是指契约当事人一方为不特定多数相对人所制定，而于缔约时提出之契约条款，不论其条款系独立于契约之外、为契约之一部分，抑或载于契约书面之上，亦不论其范围、字体或契约之方式如何均属之。(4)定型化契约，此称谓为我国台湾法所采，以台湾《消费者保护法》第二条之定义，其含义是指：企业经营者为与不特定多数人订立契约之用而单方预先拟定之契约条款。
从以上的各种称谓及界定来看，各法律对格式条款的规范的侧重点各有不同，调整范围也有大有小。德国和我国台湾地区所指范围较为宽泛，而法国则把格式条款限定在一定的严格范围之内。我国目前的立法存在两种情况：一是《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将其称为格式合同，但并未给其下定义;二是《合同法》将其称为格式条款，其39条规定：格式条款是当事人为了重复使用而预先拟定的，并在订立合同时未与对方协商的条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