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6-30 21:29:31
“目前阿尔卡特朗讯在中国市场已经超过了一个竞争对手，销售额排名第二，希望能够将这一位置保持到年底。”
法国新任总统萨科齐的访华让中国又掀起了一股法国热，这意味着我们将在不久的将来看到或用到更多的法国产品，如空客、发电机组，同时还有阿尔卡特朗讯价值7.5亿欧元的通信设备。
此次阿尔卡特朗讯签订的合作框架协议包括了与中国移动的6亿欧元、与中国联通的1.5亿欧元的通信设备。阿尔卡特朗讯将向他们提供端到端的移动解决方案，包括CDMA网络设备、GSM/GPRS/EDGE无线和核心网设备、移动应用、IP路由器及光网络传输设备及相关服务等，以满足他们的网络部署与扩容需求。此外，该协议还包括了为中国移动提供TD-SCDMA解决方案，及为中国联通在澳门的3GCDMA1xEVDO高速数据网络提供升级服务。
贴近用户和竞争对手
在新闻会上，罗睿哲首次表示阿尔卡特朗讯在全球范围内的两大竞争对手就是爱立信和华为。“要战胜竞争对手就要了解它，而了解的最好方式就是靠近它。”目前身兼阿尔卡特朗讯欧洲、中东、非洲、亚太区总裁，及上海贝尔阿尔卡特总裁数职的罗睿哲已经把家搬到了上海。“中国市场对于阿尔卡特朗讯来说非常重要。”他表示。近年来，上海贝尔阿尔卡特连续获得了四大运营商大规模的网络转型项目；成功中标中国移动以及中国网通TD-SCDMA试验网部署；获得中国移动以及中国联通移动网络扩容合同；在巴基斯坦实现销售突破，为中国移动巴基斯坦有限公司进行GSM网络部署。
研发整合已经结束
除了利润中心外，中国也已经成为阿尔卡特朗讯的生产和研发中心。目前，上海贝尔阿尔卡特有数千名研发研创人员，本地研发实力雄厚，是阿尔卡特朗讯全球三大研发支柱和六大研创中心之一。在生产方面，从去年年底开始，上海贝尔阿尔卡特在浦东的工厂已经和朗讯在青岛的工厂进行流程优化改造，互相协调项目。
阿尔卡特和朗讯的合并给双方在中国的业务带来了机会也提出了挑战。“朗讯的CDMA技术人员已经进入到上海贝尔阿尔卡特WCDMA组，光通信研发也已实现整合。”罗睿哲表示研发整合已经结束。对于外界一直传闻的因合并而产生的磨合问题，罗睿哲未置评论，他表示，业务增长率将是对这个问题的最好说明。近年来，上海贝尔阿尔卡特业务一直保持两位数的增长，罗睿哲认为在竞争激烈的通信市场十分难得，“目前的统计数字是，我们在中国市场已经超过了一个竞争对手，销售额排名第二，希望能够将这一位置保持到年底。”
网络转型成为未来工作重点
罗睿哲表示，能否成为市场第二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此次签订的框架协议。继今年5月阿尔卡特朗讯与中国移动和中国联通签署相关网络扩容协议之后，此次协议的签署进一步巩固了阿尔卡特朗讯作为中国移动通信市场的领先供应商的地位。
对于明年的工作重点，罗睿哲表示会集中力量攻克网络转型难关。“运营商网络从TDM向IP的转移已经成为一种趋势，我们的客户，如AT&T、英国电信等世界一流运营商的转型策略也印证了这一趋势。”在IP领域，阿尔卡特已经站稳领先位置，根据OvumRHK的调查，截至2006年底，阿尔卡特朗讯在全球光网络市场的份额为23.3%，IP/MPLS边缘市场位居第二。
以卡尔扎伊为首的阿富汗临时政府的预定六个月任期已经过半，阿富汗重建工作正在国际支援下步步深入，以美军为主力的多国部队也在为肃清“基地”组织的残余力量再次展开激烈的战斗。正在此时，传来消息，流亡在外长达29年的阿富汗前国王查希尔将于3月底返国，开始他重建祖国的努力。
1989年苏军撤出阿富汗后，在罗马一直冷眼旁观阿富汗风云变幻的老国王多次尝试返回阿富汗，也曾多次派人与国内主要武装派别接触，争取为他们所接受，但作为抗苏主力的抵抗组织内部在组建国家政体等问题上态度迥异。抵抗组织主要分为传统主义和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两大派系。在老国王的问题上，美国和传统主义派主张查希尔复出，原教旨主义派则强烈反对，认为查希尔和后来在阿富汗建立共和国的达乌德是把苏联引入阿富汗的罪魁祸首。在政教关系问题上，传统主义派主张恢复1973年以前（老国王执政时）的政治体制，实行政教分离；原教旨主义派则反对恢复旧王朝及其世俗化政策，要求全面实施宗教法律，建立伊斯兰国家。
1996年上台后，奉行激进的政策，内战持续。长期战乱给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也促使人们反思。尽管查希尔统治时期问题不少，但在一些人看来，那也是一段国泰民安、天下太平的难忘岁月。反观那些抗苏的英雄，却在苏联人走后争权夺利，自相残杀，使百姓生灵涂炭。9.11事件后，政权在反恐战争打击下即将之时，人们不希望抗苏战争胜利后的那种局势重演，而惟一能够赢得国人尊重、与血腥内战无涉的人物就是查希尔。
9.11事件后，远在意大利的老国王也坐不住了。9月19日，查希尔通过西方媒体发表了一份呼吁。他要求阿富汗人承认，由外来势力强加给阿富汗的的确给国家带来了“动乱和危险”，并宣称目前的宗教极端主义不属于阿富汗文化。23日，他再次通过广播号召在阿召开特别会议，成立过渡政府，以避免美国的军事打击。
在阿富汗及国际社会，越来越多的人视查希尔为阿富汗重建的关键人物之一。美国更是期望借助于查希尔来防止与俄罗斯和伊朗过从甚密的北方联盟卷土重来。联合国也对老国王寄予厚望。2001年10月初，阿富汗南方的一些部落首领、北方联盟代表及美国一位议员分别在罗马与查希尔举行了会谈。会谈结束后发表的联合新闻公报宣布，将组建包括阿所有政治力量在内的"阿富汗民族团结最高会议"。北方联盟表示希望查希尔能回国主持过渡政权的建设问题。
然而，北方联盟个别领导人不希望前国王重新掌权。11月中旬，查希尔的发言人公布了国王的一份声明全文，其中写道：“我呼吁阿富汗人民能够团结一致，避免复仇事件的发生，尊重人权，保持镇静并展现耐心。我将很快回去为我的国家服务，不是以一个君主，而是以一个阿富汗公仆的身份。阿富汗的未来将由迅速组建的大国民会议决定，它将使所有阿富汗人在未来政府中找到自己的代表。”
2001年11月底，在联合国特使主持下，阿富汗问题多方磋商大会在波恩举行。包括查希尔指定的代表在内，共有来自阿富汗四个主要派别的代表与会。经过艰苦的谈判，四方代表于12月5日签署了关于成立阿过渡政府的协议；协议规定，过渡行政当局将从该月22日起正式行使职能，任期六个月，查希尔在未来政权中将不担任任何官方职务，但他将于2002年春主持召开由阿各方参加的大国民会议，选举任期两年的临时政府。与会代表也同意由查希尔的支持者出任过渡政府首脑。除了外交活动以外，查希尔还参与组织了的行动。10月26日，政权处决了被俘的反对派将领阿卜杜勒・哈克。据说，哈克被捕时正在阿南方普什图部落地区执行一项由查希尔提出的和平使命。在反塔联盟于11月攻占喀布尔之后，查希尔的代表指责北方联盟违背了双方此前达成的暂时不占领首都的协议。在阿富汗，前国王也得到一些政治力量和人民的支持。10月1日，44个阿富汗组织在巴基斯坦的白沙瓦组成了“阿富汗全国团结运动”，以支持查希尔重新掌权。
12月22日，在反塔战争中脱颖而出的卡尔扎伊宣誓就任临时政府首脑。他与查希尔同属一个部族，曾参加抗苏战争。10月中旬，他曾受查希尔派遣潜入阿南部普什图地区，力图策反当地的部落首领。显然，卡尔扎伊的崛起反映了查希尔影响的增长。2002年2月4日，卡尔扎伊下令实施查希尔在位时颁布的1964年宪法，但不恢复君主制。
早在去年12月，查希尔的家人就对外宣布，前国王将于2002年3月回国，以便参加阿富汗传统新年（21日）的庆祝活动。但由于各种原因，回国时间已推迟到3月底。无论如何，年迈的查希尔已经在国内建立了相对稳固的政治基础，卡尔扎伊的内政外交反映出君主时期的特征。可以预期，查希尔在阿富汗的政治重建中将发挥重要的建设性作用。
“在仅仅半个月时间内，二者再达成有效合作协议的可能性不大。”兰格钢铁信息研究中心主任徐光春说，“二者分手的原因主要还是由于中国监管部门的态度。”
黯然放弃莱钢，并不意味着世界钢铁巨头阿赛洛・米塔尔禁得住中国钢铁市场的巨大诱惑。它开始尝试曲线进入中国市场，东方钢铁成了它的下一个目标。
折戟莱钢
“目前，公司与米塔尔确实终止了股份购买的相关合同。具体原因我们也不方便透露。”12月18日，本报记者从莱钢集团办公室得到上述答复。
莱钢股份的公告称，莱钢集团与阿赛洛中国控股（卢森堡）有限公司签署的《股份购买合同》修订案（五）中规定“如果在2007年12月31日之前（或者，如果至2007年12月31日时有合理的可能性在近期进行交割，则在2008年3月31日之前）未发生交割，则出售方或认购方均可终止本合同”。根据这一条款，不再延长合同有效期，《股份购买合同》将于2007年12月31日终止。
尽管双方的合同还有可能延长至2008年3月底，但是双方并没有继续延长合同的有效期。
“米塔尔放弃参股莱钢，主要还是因为再继续等待也是没有希望。”对此，徐光春评价说。
据记者了解，2006年2月24日，阿塞洛・米塔尔的前身阿赛洛与莱钢股份的大股东莱钢集团签署协议，拟以每股5.888元的价格受让莱钢集团持有的莱钢股份38.41%股权；股权转让完成后，阿赛洛和莱钢集团并列莱钢股份第一大股东。
在后来申请国资委等监管部门的批复时，由于监管部门认为转让股价被沽过低等原因而迫使双方两次修订合同方案。但直到现在，依然没有等到国家相关监管部门的批复。
“在剩下的半个月内，合同获批的可能性几乎是零。因此米塔尔才同意提前终止合同。” 徐光春说，“政府监管部门在二者的‘分手’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徐光春认为，国资委等政府监管部门之所以迟迟没有批复二者的合同，还是出于对中国钢铁行业的保护。
据徐光春介绍，由于阿赛洛与莱钢集团的合同是在阿赛洛和米塔尔两家钢铁公司合并之前签订，因此得到了中国监管部门原则上的同意。
据了解，在阿赛洛与米塔尔合并之前，米塔尔也成功实现了对华菱钢铁的参股。
“但阿赛洛与米塔尔合并之后，变成了世界上最大的钢铁公司。而一家世界上最大的钢铁公司一下子参股两家国内的钢铁企业，并继续谋求参股或控制更多的中国钢铁企业，这不能不引起中国监管部门的警觉。”徐光春说，“这对中国钢铁工业存在潜在的威胁。”
米塔尔是目前全球最大的钢铁公司，2006年粗钢总产量达1.18亿吨，占全球钢产量约10%。该公司一直致力于全球钢铁业的整合，目前业务遍及欧洲、亚洲、非洲及美洲共27个国家。
曲线联姻东方钢铁
“阿赛洛・米塔尔对中国钢铁市场的垂涎并不会因为这次与莱钢合作的失败而结束。”徐光春说。
据记者了解，从2006年开始，我国已成为全球钢铁产量与消费量最大的国家、全球钢铁出口量最大的国家。有关资料显示，预计到2010年我国钢材实际消费量将达到5.6亿至6.2亿吨之间。
“目前我国钢铁行业的市场一直在扩大，作为成长性的产业，包括阿赛洛・米塔尔在内的外资钢铁企业进入的热情并不会消减。”徐光春说，“虽然国家一直密切关注我国钢铁产业的安全，但外资依然通过各种方式进行投资。”
据徐光春介绍，很多国外的钢铁巨头像新日铁、浦项等公司主要是与中国钢铁企业进行深加工方面的合作。而目前阿赛洛・米塔尔与宝钢也有合作项目。
在与莱钢宣布“分手”的同时，阿赛洛米塔尔在12月13日宣布，已与中国东方的控股股东签署协议，将在一定期限内通过收购后者持有的股权成为中国东方的大股东。
据记者了解，在此前的11月初，阿赛洛・米塔尔已经从原东方钢铁二股东陈宁宁手中获得其全部的股权。这占东方钢铁全部股权的28.02%。
目前阿赛洛・米塔尔公司已向中国东方的小股东提出全面收购建议。但该项交易需向中国商务部和国家工商总局提交反垄断批准。据悉，阿赛洛・米塔尔已于12月12日递交了申请。
“2005年7月的《钢铁产业发展政策》明确规定不允许外商控股中国钢铁企业。这对阿赛洛・米塔尔希望控股东方钢铁的意愿来说，是个绕不开的障碍。”徐光春分析。
那么，科索沃会通过何种途径取得独立?
依国际法独立：可能性最小
民族国家独立是个国际法的问题，在现有的国际法制度框架内，在联合国大会及联合国安理会决议的基础上获得独立地位，这类独立被称为合法独立，如以色列的建国是基于1947年联大通过的第181号决议，阿拉伯国(巴勒斯坦)的独立则受联大181号决议和联合国安理会第242号决议及338号决议的保障。
那么，科索沃有没有可能依国际法途径在现阶段取得合法独立地位呢?目前看来，至少有两重障碍。
第一障碍来自安理会法律文件的限制，联合国安理会第1244号决议重申全体会员国根据《赫尔辛基最后文件》和附件2的规定，对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以及该区域其他国家的和领土完整的承诺，科索沃应属于南联盟塞尔维亚共和国和之后的塞黑共同体及现在的塞尔维亚。在新决议尚未出台的情况下，1244号决议的有效性是不容置疑的。
早前美国和欧盟准备以联合国负责科索沃谈判的特使阿赫蒂萨里提交的科索沃国际社会监督下独立的报告为基础，起草一份安理会决议草案，意图取代1244号决议，使科索沃走向合法独立，但由于担心俄罗斯会行使否决权而主动放弃了。俄罗斯坚持国际法尊重和领土完整的原则，反对在违背塞尔维亚意愿下一切旨在使科索沃走向独立的决议或国际社会的单方面安排。
第二个障碍则来自“科索沃独立”在国际法上无先例可循的事实。一个自治省要求联合国通过决议的方式脱离母国而独立至今无先例。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间从来就没有国际法承认的相互隶属关系，而科索沃在历史和文化渊源上一直从属于塞尔维亚。
联合国规定有民族自决权，但仅适用于受殖民统治的地区或受外来政权统治的民族，非受殖民统治和外来政权统治的民族单方以公投方式宣布独立是非法的。科索沃自古以来就隶属于塞尔维亚，其族群人口变迁也是历史形成的。科索沃战争之后，国际社会没有积极履行联合国安理会1244号决议，让科索沃塞族难民回归科索沃的监督工作没有到位，而且还不断有塞族人迁出，结果塞族人口持续下降。相反，科索沃的阿尔巴尼亚族的人口比例已经攀升到90％。
所以，依国际法法理或惯例，科索沃走联合国之路径而取得合法独立地位几乎不可能。
协议独立：有可能但走通
协议独立是指当事方在充分协商下分手，这往往会皆大欢喜，如捷克和斯洛伐克、塞尔维亚和黑山，各方好说好散。不过，作为塞尔维亚文化及文明摇篮的科索沃，塞尔维亚要割舍这么一块“圣地”，那是一件难事。2006年10月，塞尔维亚公决通过新宪法，第一次在序言部分明确规定“科索沃是其不可分割的领土”，这部“法”已经撤走了“和平分手”的梯子。
承担调停等中间人角色的国际社会也为协议独立的达成给塞科双方献计献策，目前，综合来看。有联合国负责科索沃未来地位谈判的特使阿赫蒂萨里的“受国际监督的独立”路线图，有“三驾马车”欧盟特使提出的“中立独立”折衷性意见。有塞科结成邦联的构想，甚至有“两个德国”模式的过渡。由于塞方免谈，而科方则称“除了独立别无选择”，意见分歧过大，断不可能轻易达成妥协。
那么由联合国推动的科索沃未来地位谈判可不可以视为朝“协议独立”方向的一种努力呢?塞尔维亚的理解是未来地位谈判是“协议自治”谈判。塞尔维亚以扩大科索沃自治省自治权限为诱因想促成科索沃阿族领导人接受科索沃继续留在塞版图之内的条件，不过，收效甚微。近期塞方提出中国香港模式或芬兰瑞典人模式，是塞尔维亚旨在解决科索沃问题的最新努力。从自治权最大化的角度看，香港模式或芬兰瑞典人模式的确是当今世界自治权与最和谐的制度安排，但从历史流变与民族性上看，科索沃并没有具备成为这两种模式下高度自治的条件，长期的封闭和混乱使科索沃经济已经陷入低谷，塞族人聚居之地更是百业萧条。从最近几轮谈判来看，塞尔维亚几乎开出了只要科索沃留在塞尔维亚共和国版图内以及不谋求联合国会员资格外其他一概自治的条件，但一开始就以“协议独立”为目标的科索沃阿族领导人决不可能接受。
“三驾马车”的欧盟特使“有意无意”地把8月份启动的新一轮科索沃未来地位谈判引向塞科“双边关系谈判”，其倾向性明显，他们想劝塞尔维亚接受科索沃独立，又不想不必要地激怒塞尔维亚人，使其重新走上与国际社会对立的立场，不利于美国或欧洲的利益。
按国际社会安排，12月10日期限一过，“三驾马车”美国、欧盟和俄罗斯将向联合国秘书长提交报告，联合国将在一个月之内就科索沃问题再次展开讨论。美国、欧盟和科索沃把12月10日期限视为联合国主导下的协商解决问题方法用尽的标志，而俄罗斯和塞尔维亚则只是把12月10日最后期限视为联合国主导下的协商解决一个回合的结束，下一个回合自然可以择机启动。
从目前来看，塞方所期盼的“协商自治”与科方所希望的“协议独立”均不可能轻易如愿。
部分国际社会承认的独立：最有可能的结果
正如今年2月，阿巴迪取消了在巴格达持续十多年的宵禁，但巴格达恐袭依旧频发，开放绿区的象征意义也大于实际。真正要赢回民众的信任，伊拉克政府必须在整个施政表现上有所好转。上任一年多来的阿巴迪为此做了种种努力，考虑到他从前任马利基手里接手的烂摊子，又倒霉地遇到了油价大跌、政府财政收入锐减，阿巴迪的施政表现可圈可点，但似乎还不足以拯救积弊已久甚至积重难返的伊拉克。 阿巴迪这一年：高开低走
2014年8月，当伊拉克总统马苏姆提名阿巴迪组阁时，多数人的第一反应是阿巴迪是谁。此前，62岁的阿巴迪从来没有出现在热门总理候选人名单里。他出身什叶派精英家庭，在萨达姆时期长期流亡英国，获得英国曼彻斯特大学电子工程博士学位后，一直在企业任职，“业余时间”作为什叶派政党达瓦党的成员在英国参与政治活动。2003年后，阿巴迪回到伊拉克，多次当选议员但并未在马利基政府中任职，其知名度远比不上贾法里、萨德尔等什叶派大佬。去年，阿巴迪以“黑马”姿态出任总理，一方面可能是因为什叶派大佬们互不相让，各方妥协推出了政党根基不深、更像技术官员的阿巴迪，另一方面也是因为阿巴迪熟悉西方文化、英语流利，容易获得美国的支持。
上任之后，阿巴迪在前六个月里的表现可算亮眼。联合国驻伊拉克援助团副团长布斯廷曾于2014年12月公开表示，阿巴迪“正在做所有我们担心他本不会做的事情”、“我对他的尊敬与日俱增”。首先，他成功遏制了“伊斯兰国”的全面进攻势头，确保了政府的生存。阿巴迪上台之初，伊拉克政府军在“伊斯兰国”的打击下已基本崩溃，后者一度兵临巴格达城下。理论上是伊拉克三军总司令、实际上已经光杆的阿巴迪，成功地借助美国空袭与伊朗支持的什叶派民兵武装，阻止了“伊斯兰国”的攻势，并在少数地区转入反攻。今年3月底，以什叶派民兵为主力的伊拉克军队，还在美国空袭支援下从“伊斯兰国”手中夺回了萨达姆的老家提特里克，获得了开战以来的第一场大胜。
其次，他在推动什叶派与逊尼派、库尔德人的和解上取得了进展。马利基时代，执政的什叶派与逊尼派、库尔德人的关系均十分恶劣，特别是2013年后，逊尼派的多次大规模抗议示威都被政府强力镇压，刺激了一些逊尼派转而支持“伊斯兰国”，借此向什叶派报复。阿巴迪则努力安抚逊尼派，承诺将逊尼派部落武装纳入“国民卫队”，将其变为领政府薪水的国家雇员，并提出修订限制逊尼派参政的法案。此外，阿巴迪与库尔德人也达成了石油收入和预算分配协定。正是由于逊尼派和库尔德人的合作，阿巴迪政府提出的2015年预算才能在议会顺利获得通过（此前因为三方恶斗，2014年预算未获议会批准）。
最后，他也宣布了一些大快人心的改革措施，包括整编军队（撤换了大批不称职的军方将领、清除5万多名领空饷的幽灵兵）、调查涉嫌贪腐的官员等。2014年10月，阿巴迪获得了伊拉克什叶派最高精神领袖西斯塔尼的破例接见，得到了后者的公开支持，而在伊拉克，无论是什叶派政治大佬还是民兵组织领导人，基本上无人敢公开反对西斯塔尼。今年4月阿巴迪访问美国时，奥巴马也表示“完全同意阿巴迪总理的政治愿景”、“相信阿巴迪是正确的人选……将会取得成功”，令阿巴迪的国际声望达到了高峰。
但是从2015年春夏之交起，阿巴迪执政的一些问题开始暴露，对他的批评逐渐增多。最直接的挫折是打击“伊斯兰国”的战事陷入僵局。5月，伊拉克政府军在“伊斯兰国”的攻势下，丢掉了安巴尔省省会拉马迪，这一重大失败直接导致一些议员要求阿巴迪辞职。拉马迪的陷落，反映了阿巴迪在重建和加强政府军方面成果有限，使击败“伊斯兰国”的目标显得更加遥远。此外，阿巴迪也没能兑现许多对逊尼派和库尔德人的承诺。由于中央政府的财政危机，他无力向库尔德自治区拨付足够的财政款项（库尔德人也未按协议规定足额向中央政府提供石油）。尽管释放了一些在马利基时代遭到逮捕的逊尼派，并停止轰炸逊尼派聚居区，但阿巴迪关于建立“国民卫队”和修改限制逊尼派参政的法案，迄今都卡在议会未能通过。更关键的是，阿巴迪在什叶派阵营内也受到了强大的反制。在议会，阿巴迪的议案因马利基的掣肘无法通过;在战场，阿巴迪也无法完全掌控什叶派民兵武装。例如，尽管阿巴迪三令五申，什叶派民兵还是在攻占提克里特后实施了抢劫。而且，什叶派民兵由于作战英勇且牺牲巨大，在普通民众中积攒了很高的人气，有人甚至担心什叶派民兵可能借此发动兵变，利用民众对民选政府的失望情绪建立军政府。一种更现实的前景是，什叶派民兵将在2018年的伊拉克议会大选中组织政党参选，对阿巴迪和其他民选政治家形成强有力的挑战。
逼上梁山的改革祸福难料
今年7月，阿巴迪遭遇了上任以来的最大政治危机。彼时，伊拉克多地气温超过50摄氏度，可停电却频繁发生，引发民众强烈不满，在巴格达等地举行了大规模示威游行，在抗议缺电的同时，将矛头直指政客腐败与政府不作为。可以说，阿巴迪如果再不改革，很可能会被“改革掉”。此时，阿巴迪一直以来最强大的政治助力西斯塔尼又送上了一份大礼。他公开发声，呼吁政府展开勇敢的改革，特别是要重拳反腐。这相当于指出，阿巴迪是当前腐败的受害者和未来改革的推动者，而不是过去错误的主要责任人。阿巴迪的反应十分迅速，在几天之内就推出了一个十分激进的政治改革方案。
8月9日，阿巴迪宣布立即取消所有副总统和副总理职位，其中包括担任副总统的马利基;削减高级官员的数量，取消对现任和退休官员的特别津贴，削减政府官员和议员的安保人员;停止根据教派背景分配官职，改为按照能力和品格，由专门的委员会选任等。这些措施得到了西斯塔尼的认可和多数示威民众的欢迎，对政客们形成了强大压力。一向行动迟缓的伊拉克议会，在8月12日全票通过了阿巴迪的政改方案。尽管政改触动了不少人的利益（比如每名议员由政府付薪的安保人员由30人降到了8人），但没有人敢在此时冒天下之大不韪，背上“阻碍改革”的骂名。随后，阿巴迪通过取消或合并政府部门，将内阁成员减少了三分之一，还宣布解职123名副部长或司长。
然而，除了疾风骤雨式的人事改革风暴，阿巴迪实际上并没有触动伊拉克政治的核心，即大佬共治、教派和政党分肥。例如，虽然马利基被解除了副总统的职位，但他还是达瓦党的政治领导人，仍可凭借议会中听命于自己的议员呼风唤雨。阿巴迪虽然把内阁的职位从33个减到22个，但什叶派、逊尼派和库尔德人所占的比例几乎没有任何变化，显然并没有废止按教派分配官职的传统做法。再比如，被阿巴迪解散的妇女事务部，每月预算只有15万伊拉克第纳尔（相当于120美元），实际意义微乎其微。至于被阿巴迪大书特书的反腐，可能也注定无从谈起：伊拉克长期是世界上最腐败的国家之一，现在的政坛大佬们几乎都有过涉贪丑闻。尽管阿巴迪自己素来官声清廉，但他若真的厉行反腐，只怕伊拉克官场上的一大半人都得搭进去。
不过，阿巴迪的这次改革，反映了伊拉克政坛的一个关键变化，即民众对政府的期待不再仅限于“战时政府”。实际生活质量的改善而不是打击“伊斯兰国”，正逐渐成为伊拉克民众的首要关切。然而在当前伊拉克的政治环境下，阿巴迪的改革注定雷声大、雨点小，更不要说能直接影响到民众生活了。其最好的结果莫过于阿巴迪能借此换上一些忠诚、能干的人马，为自己改善局面争取一点时间;最坏的结果则是打开潘多拉盒子，让伊拉克民选政治体制的所有缺陷暴露无遗，最终使国家陷入进一步的动乱。如果年事已高的西斯塔尼有什么不测，阿巴迪的麻烦还会大得多。 外交上的挑战也在增大
阿巴迪面临的挑战还不仅限于内政方面。作为总理，他治下的伊拉克在外交上的最大特征，就是国家已不再完整，高度依赖美国和伊朗提供的外部安全保障，比如美国在伊拉克已经部署了3000多名军事顾问，正在紧张训练伊拉克政府军，并为打击“伊斯兰国”提供指挥、情报等方面的支援。伊朗则对伊拉克什叶派有着重大的、基础性的影响，不仅经常充当伊拉克什叶派各大势力间的仲裁者和调停人，“协调”内阁部长乃至总理的人选，也能遥控部分什叶派民兵，影响伊拉克的战局。 2015年8月28日，伊拉克民众参加游行集会，声援伊拉克总理阿巴迪。
阿巴迪就任总理，既是因为美国和伊朗下定决心让马利基下台，也是因为两国都将阿巴迪视为可接受的人选：美国认为阿巴迪对逊尼派和库尔德人相对宽容，有望能维持一个“包容性政府”;伊朗的主要关切则是确保什叶派政权能在伊拉克继续维持。这就注定阿巴迪上台后面临双重挑战。一方面是确保美国和伊朗对自己的持续支持。阿巴迪既要利用伊朗和美国对伊拉克彻底倒向对方的担忧，为伊拉克争取最多的援助和最大的好处，又要在两国之间保持一定程度的平衡。所以，尽管伊拉克政府同情同样由什叶派掌权的叙利亚阿萨德政府，却很少予以公开支持。在美国的压力下，伊拉克也减少了允许伊朗军机经由伊拉克领空飞往叙利亚的数量，不过也没有完全禁止。又比如，伊拉克也希望美国和伊朗的关系有所改善，因此阿巴迪是伊朗核协议签署后最早公开表示欢迎的中东领导人之一。
另一方面是分别在美国和伊朗面前保持独立性，捍卫伊拉克所剩不多的尊严。对于伊朗，阿巴迪不愿其过多干预伊拉克内政。阿巴迪对伊朗深度介入伊拉克什叶派民兵的指挥和训练体系一直心存警惕，据说他将伊朗在伊拉克军事领域的最高负责人、伊朗革命卫队“圣城旅”指挥官苏莱曼尼逐出了伊拉克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西斯塔尼据称也写信给伊朗最高精神领袖哈梅内伊，斥责苏莱曼尼不把自己当客人，反而表现得像伊拉克实际上的总参谋长。至于美国方面，阿巴迪坚持美国必须通过伊拉克中央政府向库尔德人和逊尼派提供武器，而不是直接对其进行武装，以避免损害伊拉克中央政府的权威。
裹卷暴风的暴风科技，是以诸如“暴风影音”之类软件提供视频服务且存活将近十年的互联网视频公司（见图2）。IPO前，暴风科技连续三年净利润皆在5，000万元上下，2015年一季度净利润却只有-320.85万元。在稍早的第一季度业绩会上，冯鑫颇为感慨：“因为IPO，除我本人外，暴风科技已在员工之内一并创造亿万富翁10位、千万富翁31位和百万富翁66位。”
此等暴风，可以称作拆除红筹架构回归A股市场。问题是，何谓红筹？又何来拆除？怎能卷起今日的暴风？
红筹模式
中国境内企业，多在沪深两市实施IPO（简称“境内IPO”）。有关境内IPO的监管，由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简称“中国证监会”）为之，比如IPO审批，尽管近来酝酿修法以资取消。
1993年国务院股票发行与交易管理暂行条例第6条第2款规定：“境内企业直接或者间接到境外发行股票须经审批”1998年证券法在文字上保留上述规定的内容，2005年证券法亦然，并于第238条规定：“境内企业直接或者间接到境外发行证券必须经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依照国务院的规定批准。”其中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即中国证监会。
1998年证券法公布后，中国证监会曾证监发行字[1999]83号关于企业申请境外上市有关问题的通知，明确告知，凡国有企业、集体企业或者其他所有制企业符合境外上市条件的，可向中国证监会申请境外IPO。其中第1条明确，境外上市条件之一为：净资产不少于4亿元，过去一年税后利润不少于6，000万元，并有增长潜力，按合理预期市盈率计算，筹资额不少于5，000万美元。此等四五六条款，多为诸如中国建设银行等国有企业遵循;有关这一类直接境外IPO的管制，近来中国证监会业已放手。
若由国有企业在香港等地注册公司并委其在香港等地上市，比如，注册在香港的联想集团，则这一间接的境外IPO模式称作大红筹。
因上述四五六条款，中国境内民营企业北京金裕兴电子技术有限责任公司（简称“北京金裕兴”）无望获取境外IPO的批准。为实现境外IPO，1999年祝维沙和陈福荣归化南美圣文森籍;以股权转让方式，将北京金裕兴股东减少为：祝维沙、陈福荣、孙立军和时光荣4人。祝维沙和陈福荣在英属维尔京群岛注册裕龙公司;孙立军和时光荣在英属维尔京群岛注册宝龙公司;裕龙公司和宝龙公司在百慕大注册裕兴电脑科技控股有限公司（简称“裕兴科技”，8005.HK）;裕兴科技在英属维尔京群岛注册金裕兴电子技术有限责任公司（简称“金裕兴电子”）;北京金裕兴99%出资转让给金裕兴电子;剩下的1%转让给中国境内企业北京市永兴电子有限责任公司（见图3）。
1999年裕兴科技启动香港IPO之时，中国证监会出面叫停。叫停理由为这类间接的境外IPO未经中国证监会审批;归化南美圣文森籍乃规避措施。该案涉及的间接的境外IPO模式，俗称小红筹。
上述背景之下，如若换个思路讨论问题，凡拥有中国境内权益的境外公司的境外IPO，一律属于间接的中国境内企业境外上市吗？中国证监会的态度是，如属诸如裕兴科技之类换股转移情形，为间接的中国境内企业境外上市，应获中国证监会批准。否则，就上述事宜，律师可以出具法律意见书;中国证监会如无异议，则在收到律师法律意见书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提出处理意见，由中国证监会法律部函复律师。此即业界所称“无异议函”。如若中国证监会出具无异议函，则境外IPO可行。
中国证监会出具无异议函，实属另外一种行政许可;既为行政许可，便会牵涉中国证监会信用背书一节;为摆脱背书干系，中国证监会借行政许可法施行之机，于2003年废止无异议函的要求，非借助诸如裕兴科技之类换股转移推行的境外IPO的监管闸门打开。这仍然属于小红筹的另一类间接的境外IPO。暴风科技要拆除的正是为这一种红筹搭建的架构。不过，此事原委还得从VIE结构（即可变利益实体）谈起。
VIE结构
坊间多传，为境外IPO设计协议安排，肇始于新浪纳斯达克上市。因现今无从找到新浪IPO招股说明书，不妨以披露详尽的2007年11月6日挂牌香港联合交易所的阿里巴巴网络有限公司（简称“阿里网络”）为例说明。当年阿里网络IPO，总共募集近17亿美元，刷新2004年美国Google创下的IPO纪录。
阿里网络是注册于开曼群岛的离岸公司;其控股股东，为同样注册于开曼群岛的阿里巴巴集团（简称“阿里集团”）;阿里集团股东为雅虎、软银和马云及其团队，相应持股比例分别为39%、31.7%和29.3%。
阿里网络全资维尔京群岛离岸公司，阿里巴巴网络投资控股公司（简称“阿里投资”），下设五个全资子公司：阿里中国、阿里日本、阿里香港、阿里美国和阿里台湾。注册于香港的离岸公司阿里中国下设四个全资子公司：阿里巴巴（中国）网络技术有限公司（简称“阿中网络”）和阿里巴巴（中国）软件技术有限公司（简称 “阿中软件”）、阿里巴巴网络科技（上海）有限公司（简称“阿里巴巴网络科技”）和北京新雅在线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简称“北京新雅在线公司”）;另有关联企业杭州阿里巴巴广告有限公司（简称“杭州阿里广告”）。
在中国境内，阿里投资借助全资子公司营运：其一，阿中网络，提供软件或者技术服务;其二，阿中软件，开发或者推广软件业务;其三，阿里香港，经营国际交易市场（）。因中国法律限制外商在中国提供诸如ICP之类的电信增值服务，故阿里投资并不掌握中国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转由杭州阿里广告经营中国交易市场（）。此为中国监管部门所言的清楚剥离之操作。
杭州阿里广告为内资有限责任公司，马云和谢世煌分别持股80%和20%。通过协议，阿中网络向阿里网络客户以及杭州阿里广告提供软件和技术服务;杭州阿里广告向阿里网络客户提供信息服务。此外，通过一系列协议，阿中网络可以合理控制杭州阿里广告的营运。上述安排被称为协议安排。其具体情形如下：
杭州阿里广告与阿中网络等缔结一系列协议：①阿中网络与马云和谢世煌之间的贷款协议，贷款充作注册杭州阿里广告之用;②阿中网络和杭州阿里广告以及马云和谢世煌之间的认购权协议，有权收购杭州阿里广告股权或者资产;③阿中网络和杭州阿里广告以及马云和谢世煌之间的人协议，授权阿中网络行使股权;④阿中网络和马云与谢世煌之间的抵押协议，全部股权抵押给阿中网络;⑤阿中网络和杭州阿里广告之间的中国交易市场业务合作协议，阿中网络向阿里网络客户以及杭州阿里广告提供软件和技术服务，杭州阿里广告向阿里网络客户提供信息服务，信息服务费用以成本加利润的方式核定;⑥阿中网络和杭州阿里广告之间的独家技术服务协议，阿中网络独家许可杭州阿里广告使用其软件等，相应费用为杭州阿里广告绝大多数税前利润。（见图4）
因前述协议安排为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第46号解释所列4情形覆盖，杭州阿里广告成为可以合并财务报表于阿里网络的可变利益实体 （VIE），故前述结构可称VIE结构。虽不存在实质上的股权控制，却也可以施加合理的非股权控制，从实质重于形式原则，杭州阿里广告无碍并表于阿里网络。
结合上文，可以做一点离开招股说明书的猜测。新浪上市，不需要中国证监会批准，也不需要当年的信息产业部批准，这是一个方面;尽管不需要信息产业部批准，但需要信息产业部不挑战新浪营运合规性之类的沉默，这是另一个方面。
再做进一步的猜测，在审核协议安排并不抱异议之后，信息产业部权衡运营业绩转计以利境外上市和合规运营得以合理保证两个情节认为，中国法律限制外商在中国提供的诸如ICP之类的电信增值服务业务已清楚剥离。
新浪借此登陆纳斯达克，成就今日仍然闻名业界的VIE结构。那么，暴风科技的红筹结构是如何搭建的？
搭建结构
实际上，暴风科技搭建的是一个无比复杂的版本;不妨以简化版红筹结构，也就是中国证监会推荐为典型的二六三网络通信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二六三”）版本为例说明。
1、启动之前。Skyscaler Ltd.（简称“Sky”），在2004年4月13日注册英属维尔京群岛离岸公司;其股东李小龙等12名中国自然人，正好覆盖中国境内企业昊天信业、海诚电讯和智诚网业的所有股东。与前述操作类似，Talor Nielsen Investment Ltd.（简称“Nielsen”），中国境内企业武汉星彦全体股东;Freepivot Ltd.（简称“Free”），利平科技全体股东。
换个说法，Sky、Nielsen和Free，与日后在A股市场IPO的二六三（“002467.SZ”）股东昊天信业、海诚电讯、智诚网业、利平科技和武汉星彦对应;对应即可，可拆也可合。目的无非是李小龙等借道离岸公司，注册境外IPO主体;借道离岸公司，实属方便之举，也可以起到分红避税之类管控的功效。
2、境外IPO主体。2004年11月16日，二六三控股在开曼群岛注册，二六三借以实施境外IPO的离岸公司;纳斯达克等接纳此等公司上市。二六三控股的股东，包括Sky、Nielsen、Free和黄明生等二六三员工若干;除黄明生等二六三员工外，二六三控股的股东和二六三的完全一致;黄明生等二六三员工持股，属管理层激励。此即二六三股东通过Sky、Nielsen和Free注册境外IPO主体。
3、境内外商独资企业。2004年3月11日，二六三网络有限公司（简称“BVI263”）注册于英属维尔京群岛。2005年1月，BVI263股权结构为：Sky持股76.25%，Bluesanctum Ltd.（简称“Blue”） 持股15%，Free持股7.05%，Nielsen持股1.7%。其中Blue由二六三董事长李小龙100%控制。2005年1月17日，BVI263在北京注册外商独资企业二六三信息，将其充作执行协议控制的壳公司。
4、二六三控股收购。2005年1月20日，二六三控股收购BVI263;二六三控股100%持股BVI263，BVI263以100%的比例持股二六三信息。至此，贯通境外境内的控制链条搭成。
5、境外私募。2005年1月28日，二六三控股向四家境外机构投资者SAIF、CV263、T-Online和AsiaStar，发行A类优先股，此属增量部分;Sky，亦出让部分现有股份，此属存量部分。两部分完成后的具体持股明细，可见表1。
6、业务重组。中国境内内资企业二六三，与外资独资企业二六三信息，缔结一系列诸如服务和许可之类的协议，即采用前述VIE结构下的协议安排。
7、境内自然人境外投资外汇登记。2006年初，从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汇发2005第75号关于境内居民通过境外特殊目的公司融资及返程投资外汇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的有关规定，李小龙等14名自然人，在国家外汇管理局北京外汇管理部办理有关境内居民境外投资的外汇登记手续。此乃事后办理。在境外IPO中非属紧要之处。
到这一步，小红筹架构搭建（见图5）。
拆除架构
2005年，中国资本市场启动股权分置改革，将流通股和非流通股股份两分之分置，变革为股份全流通;为此，二六三调整IPO方向，将前述已经搭建的小红筹架构拆除。
1、赎回。（1）Asia Star。2007年5月15日，二六三控股与Asia Star缔结股份回购协议，以1，575，000美元回购Asia Star所持全部A-1优先股1，369，521股，较原募集的1，752，988美元稍低。
（2）T-Online。2007年5月18日，二六三控股回购，情形同上。
（3）CV263。2007年5月31日，二六三控股与CV263缔结股份回购协议，以2，810，700美元回购CV263所持全部A-1优先股1，925，155股、全部A-2优先股691，803股和1股A-1调整股，较原募集的2，464，199美元稍高。
（4）SAIF。 2007年6月22日，二六三控股与SAIF缔结股份回购协议，以10，693，900美元回购SAIF所持A-1优先股6，595，612股、A-2优先股2，364，339股和A-1调整股1股。同日，SAIF将其持有的剩余A-1优先股2，826，691股和A-2优先股1，013，288股，如数转换为普通股;SAIF与Blossoming Investments Holdings Ltd.（简称“Blossoming”）缔结股权转让协议，以4，583，100美元代价将上述股份如数转手Blossoming。两者相加，较原募集的12，060，549美元稍高。
原募集现金不够支出，故由Blossoming介入。Blossoming由北京兆均创富技术有限公司（简称“兆均创富”）全体股东100%持有。
此外，若要用外汇，上述外汇本来就没有进来，现在却得付汇退出。Blossoming介入，可解此难。这是最难的一个环节，此关不过，后事无从谈起。
2、协议安排终止。原协议安排下协议终止，因约定效力回溯条款，协议安排项下一应事项复原。
3、二六三股权调整。2007年6月，二六三控股向部分自然人即管理层等发行股份，向部分自然人即管理层等股东回购股份;二六三控股的控股股东Sky，将其持股转让给李小龙先生等12名自然人各自100%控制的12家英属维尔京群岛离岸公司。同时，二六三调整其股东持股;昊天信业、海诚电讯和智诚网业，将其二六三持股转让给李小龙先生等12名自然人以及利平科技、武汉星彦、兆均创富和其他自然人。
历经上述调整，二六三的股东持股结构和二六三控股权益所有者的持股结构，一一对应。
4、主体处置。2007年8月5日，二六三控股、BVI263和二六三信息分别清算。事后，三家公司分别向注册机构申请注销。
除借助兆均创富介入或者二六三股东出让外，上述小红筹架构拆除，就是原来小红筹架构搭建的反向工程。最终结果，见上文图6。
拆除红筹架构后，中国境内企业二六三于2010年挂牌中国大陆中小板。如若A股市场国际板开启，未必一定要如此兴师动众，由二六三控股像登陆纳斯达克一样登陆中国A股市场即可。只是，如今国际板虽有开启迹象但并未开启。
暴风科技
上文提到，暴风科技原本搭建的是一个无比复杂的版本，比如，其融资不光有A1和A2轮，还有B和B+轮;其VIE结构下的VIE，不光一重，更有两重。自然拆除红筹架构事宜也会复杂许多。不管如何复杂，搭建或者拆除的逻辑思路和二六三大同小异。
因法律或者监管制度不同，中国境内企业或境内上市或境外上市，相应得失成败自然有别。比如，在纳斯达克IPO之后，期权激励计划之类的管理措施，其施行障碍较少，但相应法律监管会苛刻许多;在沪深两市施行IPO，相应市盈率会出奇地高，但运作期权激励计划则会困难重重。
以其中市盈率奇高为例，暴风科技所属中国创业板，其指数自2015年2月的1，600点一路飙升至5月26日3，600余点，平均市盈率高达125倍（见图7：日K线）。据暴风科技IPO招股说明书披露，2014年度每股净利润0.47元，IPO价格7.14元;以2014年度每股净利润推算，其市盈率是15倍;以登顶股价每股327.01元推算的，是695倍。前有二六三等回归，为何偏偏暴风科技卷起如此大的暴风？
今年两会上的中央政府工作报告，特意提出“制定‘互联网+’行动计划，推动移动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等与现代制造业结合，促进电子商务、工业互联网和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只不过，差不多的移动互联网公司，特别是移动互联网细分市场领头羊，都采用红筹模式并在境外IPO，比如，阿里集团或者腾讯。据闻2015年4月24日百度创始人李彦宏在中国证监会演讲之时，对百度无缘挂牌A 股市场深表遗憾;2014年两会期间，也做类似表达。
1994年4月15日在摩洛哥的马拉喀什市举行的关贸 总协定乌拉圭回合部长会议决定成立更具全球性的世界贸易组 织（世贸组织），以取代成立于1947年的关贸总协定（G ATT）。 世贸组织是一个独立于联合国的永久性国际组织。该组织 的基本原则和宗旨是通过实施市场开放、非歧视和公平贸易等 原则，来达到推动实现世界贸易自由化的目标。1995年1 月1日正式开始运作，负责管理世界经济和贸易秩序，总部设 在日内瓦莱蒙湖畔的关贸总协定总部大楼内。1996年1月 1日，它正式取代关贸总协定临时机构。 与关贸总协定相比，世贸组织管辖的范围除传统的和乌拉 圭回合新确定的货物贸易外，还包括长期游离于关贸总协定外 的知识产权、投资措施和非货物贸易（服务贸易）等领域。世 贸组织具有法人地位，它在调解成员争端方面具有更高的权威 性和有效性。 建立世贸组织的设想是在1947年7月举行的布雷顿森 林会议上提出的，当时设想在成立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 织的同时，成立一个国际性贸易组织，从而使它们成为二次大 战后左右世界经济的“货币－金融－贸易”三位一体的机构。 1947年联合国贸易及就业会议签署的《哈瓦那宪章》同意 成立世贸组织，后来由于美国的反对，世贸组织未能成立。同 年，美国发起拟订了关贸总协定，作为推行贸易自由化的临时 契约。1986年关贸总协定乌拉圭回合谈判启动后，欧共体 和加拿大于1990年分别正式提出成立世贸组织的议案，1 994年4月在摩洛哥马拉喀什举行的关贸总协定部长级会议 才正式决定成立世贸组织。 该组织作为正式的国际贸易组织在法律上与联合国等国际 组织处于平等地位。它的职责范围除了关贸总协定原有的组织 实施多边贸易协议以及提供多边贸易谈判场所和作为一个论坛 外，还负责定期审议其成员的贸易政策和统一处理成员之间产 生的贸易争端，并负责加强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 合作，以实现全球经济决策的一致性。 世贸组织的最高决策权力机构是部长会议，至少每两年召 开一次会议。下设总理事会和秘书处，负责世贸组织日常会议 和工作。总理事会设有货物贸易、非货物贸易（服务贸易）、 知识产权三个理事会和贸易与发展、预算二个委员会。总理事 会还下设贸易政策核查机构，它监督着各个委员会并负责起草 国家政策评估报告。对美国、欧盟、日本、加拿大每两年起草 一份政策评估报告，对最发达的16个国家每4年一次，对发 展中国家每6年一次。上诉法庭负责对成员间发生的分歧进行 仲裁。 世贸组织成员资格分为两种，即创始成员和新加入成员。 创始成员必须是关贸总协定的缔约方，世贸组织在接纳新成员 时，须在部长级大会上由三分之二多数成员投票表决通过。 1997年10月9日，世贸组织启用新的标识。该标识 由六道向上弯曲的弧线组成，上三道和下三道分别为红、蓝、 绿三种颜色。标识意味着充满活力的世贸组织在持久和有序地 扩大世界贸易方面将发挥关键作用。六道弧线组成的球形表示 世贸组织是不同成员组成的国际机构。标识久看有动感，象征 世贸组织充满活力。标识的设计者是新加坡的杨淑女士，她的 设计采用了中国传统书法的笔势，六道弧线带有毛笔书法起笔 和收笔的韵味。 成员（包括地区）134个（截止1999年2月），名 单如下：安提瓜和巴布达(95.1.1)、安哥拉(96.12.1)、阿根廷 (95.1.1)、澳大利亚(95.1.1)、奥地利(95.1.1)、巴林(95.1.1)、 孟加拉国(95.1.1)、巴巴多斯(95.1.1)、比利时(95.1.1)、伯 利兹(95.1.1)、贝宁(96.2.22)、玻利维亚(95.9.13)、博茨瓦 纳(95.5.31)、巴西(95.1.1)、文莱(95.1.1)、保加利亚(96.12 .1)、布基纳法索(95.6.3)、布隆迪(95.7.23)、喀麦隆(95.12. 13)、加拿大(95.1.1)、中非(95.5.31)、乍得(96.10.19)、智 利(95.1.1)、哥伦比亚(95.4.30)、刚果（布）(97.3.27)、哥 斯达黎加(95.1.1)、科特迪瓦(95.1.1)、古巴(95.4.20)、塞 浦路斯(95.7.30)、捷克(95.1.1)、刚果（金）(97.1.1)、丹 麦(95.1.1)、吉布提(95.5.31)、多米尼克(95.1.1)、多米尼 加(95. 3.9)、厄瓜多尔(96.1.21)、埃及(95.6.30)、萨尔瓦多 (95.5.7)、欧盟(95.1.1)、斐济(96.1.14)、芬兰(95.1.1)、 法国(95.1.1)、加蓬(95.1.1)、冈比亚(96.10.23)、德国(95 .1.1)、加纳(95.1.1)、希腊(95.1.1)、格林纳达(96.2.22)、 危地马拉(95.7.21)、几内亚(95.10.25)、几内亚比绍(95.5. 31)、圭亚那(95.1.1)、海地(96.1.30)、洪都拉斯(95.1.1)、 中国香港(95.1.1)、匈牙利(95.1.1)、冰岛(95.1.1)、印度 (95.1.1)、印度尼西亚(95.1.1)、爱尔兰(95.1.1)、以色列 (95.4.21)、意大利(95.1.1)、牙买加(95.3.9)、日本(95.1 .1)、肯尼亚(95.1.1)、韩国(95.1.1)、科威特(95.1.1)、莱 索托(95.5.31)、列支敦士登(95.9.1)、卢森堡(95.1.1)、澳 门(95.1.1)、马达加斯加(95.11.17)、马拉维(95.5.31)、马 来西亚(95.1.1)、马尔代夫(95.5.31)、马里(95.5.31)、马 耳他(95.1.1)、毛里塔尼亚(95.5.31)、毛里求斯(95.1.1)、 墨西哥(95.1.1)、蒙古(97.1.29)、摩洛哥(95.1.1)、莫桑比 克(95.8.26)、缅甸(95.1.1)、纳米比亚(95.1.1)、荷兰（包 括荷属安的列斯）(95.1.1)、新西兰(95.1.1)、尼加拉瓜(95 .9.3)、尼日尔(96.12.13)、尼日利亚(95.1.1)、挪威(95.1. 1)、巴基斯坦(95.1.1)、巴拿马(97.9.6)、巴布亚新几内亚、南非(95.1.1)、西班牙(95.1.1)、斯里兰卡(95.1.1)、苏 里南(95.1.1)、斯威士兰(95.1.1)、瑞典(95.1.1)、瑞士(95 .7.1)、坦桑尼亚(95.1.1)、泰国(95.1.1)、多哥(95.5.31)、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95.3.1)、突尼斯(95.3.29)、土耳其(95 .3.26)、乌干达(95.1.1)、阿拉伯联合酋长国(96.4.10)、英 国(95.1.1)、美国(95.1.1)、乌拉圭(95.1.1)、委内瑞拉(95 .1.1)、赞比亚(95.1.1)、津巴布韦(95.3.3)、吉尔吉斯斯坦 (98.12.20)、拉脱维亚(99.2.10)。 观察员有：阿尔巴尼 亚、阿尔及利亚、安道尔、亚美尼亚、阿塞拜疆、白俄罗斯、 不丹（没有申请加入该组织）、柬埔寨、佛得角（没有申请加 入该组织）、中国、克罗地亚、爱沙尼亚、埃塞俄比亚（没有 申请加入该组织）、马其顿、格鲁吉亚、梵蒂冈（没有申请加 入该组织）、约旦、哈萨克斯坦、老挝、摩尔多瓦、尼泊尔、 阿曼、俄罗斯、萨摩亚、沙特阿拉伯、塞舌尔、苏丹、中国台 北、汤加、乌克兰、乌兹别克斯坦、瓦努阿图、越南。 观察员组织有：联合国、联合国贸易和发展大会、国际货 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联合国粮农组织、世界知识产权组织、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注：1997年7月1日中国恢复对 香港的主权后，香港特别行政区以中国香港的名义参加该组织 的活动）主要活动： 1995年1月31日，世贸组织举 行成立大会，商定由新加坡主办该组织第一届部长级会议，同 时还确定了由10个成员的纺织品贸易监督委员会的组成情况， 尽管中国尚未加入世贸组织，但同意让中国年内在该委员会占 一席之地。委员们一致决定，中国和巴基斯坦可以在纺织品贸 易监督委员会轮流占一个席位，以使在每年2500亿美元的 纺织品贸易的进出口国之间达到平衡。纺织品贸易监督委员会 将负责监督在10年内分阶段取消世界纺织品进出口限额，并 逐步停止实行多种纤维协定。 根据这项决定，一旦中国到19 95年12月31日仍未能加入世贸组织，世贸组织的另一个 成员国将取代其席位直到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为止。 1995年11月29日，世贸组织成立了7人仲裁机构 上诉法庭。该机构负责对世贸组织成员国之间发生的分歧进行 仲裁，其中的三个成员国听取并裁决任何一个由世贸组织争议、 仲裁小组提交的案件，并有权维持、修改或取消仲裁小组的原 判。上诉法庭的裁决最具有法律约束力，任何不接受它通过的 最后裁决的国家都将受到贸易制裁。 1996年4月16 日，世界贸易组织总理事会在日内瓦召开。 1996年4月30日，历时约两年的世界贸易组织基础 电信谈判，由于美国的阻挠，最终未能按期于4月30日达成 协议，谈判各方决定将达成协议的期限推迟到1997年2月 15日。 1996年10月4日，世贸组织宣布一项裁决，认为日 本的烈酒税法对进口的外国烈酒构成了歧视，违反了多边贸易 的有关规则，而要求日本修改这一税法。 1996年11 月20日，世贸组织决定成立一个仲裁小组，以便在不超过7 个月的时间之内裁决美国关于制裁古巴的赫尔姆斯－伯顿法是 否违反世贸组织的有关规定。 1996年12月5日，经世贸组织政府采购协议签署成 员的一致同意，香港获准成为该协议的成员。（政府采购协议 见背景库专条） 1996年12月9日—12月13日，世贸组织首届部 长会议在新加坡召开。来自世贸组织128个成员和30个观 察员的2300多名代表出席了本届会议。中国外经贸部部长 助理龙永图率团出席了会议。会议期间，与会部长分析了世贸 组织成立两年来国际贸易的发展情况，承诺继续推行贸易自由 化，以促进所有成员的发展与就业，稳定和繁荣。会议最后通 过了《新加坡部长宣言》。会议还决定下届部长会议将于19 98年在日内瓦举行。（宣言全文见背景库专条） 1997年2月15日，世贸组织就全球电信自由化达成 协议，68个国家在协议上签了字。 1997年2月20日，世贸组织总干事鲁杰罗任命了赫 尔姆斯－伯顿法仲裁小组的三名成员，该小组将在6个月内就 美国这一针对古巴的贸易制裁法律是否违反多边贸易规则提出 意见。 1998年5月18日－20日，第二次部长级会议在日 内瓦举行。为庆祝关贸总协定生效50周年，世贸组织于19 日举行纪念活动。来自世贸组织132个成员和31个申请加 入世贸组织的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出席了会议并参加庆祝活动。 中国外经贸部副部长龙永图以观察员身份出席了会议。会议主 要讨论三个方面的问题：已达成的协议执行情况；既定日程及 今后可能开始的谈判内容；第三次部长级会议举行的日期和地 点。会议确定下次部长级会议于1999年第四季度在美国举 行。 1998年11月3日，世贸组织解决纠纷的数目从4年 前创建时算起，已达到150起。 1999年1月12日，世贸组织解决争端机构在日内瓦 举行特别会议，同意成立专家小组审议欧盟新的香蕉进口政策， 并将在90天内作出裁决，以解决美欧间的贸易摩擦。 1999年3月2日，根据欧洲联盟的要求，世贸组织解 决争端机构同意成立一个专门小组，对美国国内贸易法中的“ 301条款”的合法性进行审议和仲裁。 1999年6月3日，世贸组织批准了美国和加拿大提出 的对欧盟实施制裁的要求，提出这一要求是因为欧盟禁止进口 美国经过激素处理的牛肉。 1999年7月22日，世贸组织通过一项关于该组织新 总干事人选的妥协方案，正式决定任命新西兰前总理穆尔和泰 国副总理兼商业部长素帕猜先后担任世贸组织未来两届总干事。 穆尔将于1999年9月1日起就任总干事，任期三年；素帕 猜将于2002年9月1日接替穆尔出任总干事，任期也为三 年。决定同时强调，穆尔和素帕猜就任后均不得谋求连任和延 长任期。这次的妥协方案也不能作为今后推选总干事工作的先 例，今后总干事的正常任期仍将为四年。与中国关系： 1995年7月11日，世界贸易组织总理事会会议决定 接纳中国为该组织的观察员。 1996年12月16日—18日，世贸组织与中国经贸 热点国际研讨会在北京召开。联合国贸发会议秘书长里库佩罗、 世行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代表参加了会议。会议旨在促进中 国经济与世界 经济的融合和中国经济与对外贸易的发展。 1997年4月21日，世贸组织总干事鲁杰罗应中国对 外经济贸易部部长吴仪的邀请对中国进行访问。 1997年12月15日，中国与土耳其和新加坡签署了 双边市场准入协议(agreement on market access in goods) 。 至此，与中国签署上述双边协议的国家已有9个：匈牙利、捷 克、斯洛伐克、日本、韩国、巴基斯坦、新西兰、土耳其和新 加坡。 1999年10月10日，世贸组织总理事会决定，中国 将参加西雅图部长会议和千年回合谈判。
“窃听门”事件激化政治危机
马其顿政坛自2001年以来呈现的基本格局是“两族四党”：马族的“内部革命组织―民族统一”（简称“革民党”）和“社会民主联盟”（简称“社民盟”）、阿族的“一体化民主联盟”和“”，它们轮流执政，即议会选举中获胜的一个马族党和一个阿族党组成联合政府，成为执政党，而落选的另外两族两党成为议会参政的反对党。
目前的主要执政党是马族的革民党，执政伙伴是阿族的一体化民主联盟。按照常规，马议会换届选举每四年一次，而革民党却利用其执政优势，自2006年始每隔两三年就举行一次非正常选举。这样，马其顿九年间变戏法般接连组织了四次议会选举。革民党因此达到长期执政的目的，但也遭到社民盟等反对党的强烈反对。革民党在2014年的议会选举中再次获胜后，作为最大反对党的社民盟自新议会的首次会议起就一直抵制迄今，抗议活动不断，理由是革民党独裁专制、滥用权力、选举舞弊、政府腐败。
今年初，特别是从2月起，社民盟主席佐兰・扎埃夫陆续向全社会抛出“炸弹”（迄今已抛出“36枚”），即公布当局操纵的窃听电话录音。窃听者是马其顿内务部和情报局，窃听对象则包括反对派领导人、法律工作者、资深记者等，窃听内容包括政府从2007年～2013年间秘密记录下的谈话，从政府高官密谋操纵选举到试图掩盖谋杀，无所不包，共计67万份，被窃听者达两万多。
扎埃夫等反对党领导人认为，窃听行为是政府和总理主导并指使的，总理格鲁埃夫斯基在位九年，政府高层贪腐严重，滥用权力打压政治异见。而格鲁埃夫斯基对此坚决予以否认，并坚称窃听系“一个不知名的外国情报机构”所为，目的是企图“搞，颠覆马其顿政府”。为此，还一度逮捕了扎埃夫等反对党领导人。
“窃听门”事件曝光后，马其顿国内立即动荡起来，抗议示威和反抗议示威一波接着一波。5月17日和18日，抗议活动达到高潮，人们强烈要求总理格鲁埃夫斯基及其政府下台，提前举行议会选举。而亲政府的24个大小党派则组成了“为了更好的马其顿”联盟，在首都斯科普里举行支持政府深化改革的系列活动。
迫于压力，“窃听门”直接责任人――内务部长和情报局长（总理亲戚）于5月中旬辞职，但总理格鲁埃夫斯基坚称，他“不会辞职或寻求过渡政府”。
阿族“极端组织”制造安全危机
伴随着政治危机出人意料地愈演愈烈，马其顿境内外的阿族“极端组织”等也趁火打劫，借政治危机制造安全危机;同时又利用社会混乱和流血事件，使旷日持久的政治危机进一步发酵，从而达到实现马其顿的联邦化―撕裂马其顿―建立“族群阿尔巴尼亚”（外界称为“大阿尔巴尼亚”）的最终目的。
4月20日夜间，一伙身穿统一制服、自称“科索沃”的武装人员从科索沃进入马其顿，占据边境警察局，劫持多名警察，宣称要建立“族群阿尔巴尼亚”。这伙人大约有40人，在劫持警局数小时后离开。马其顿内务部官员称这起事件为“恐怖袭击”。5月9日，正当马其顿总统伊万诺夫在莫斯科出席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阅兵式之际，一伙由70人组成的阿族武装团伙从科索沃非法进入马其顿，在马北部城市库马诺沃的阿族街区“英雄区”藏匿。警方称，该团伙装备精良，经常在库马诺沃周围临近科索沃―塞尔维亚的三角地带出没，并“计划袭击该市的某些战略地点”。马警方对这批武装团伙展开打击行动。该次行动被称为一次“微型战争”。
武装后，阿族“极端主义”非法武装组织“民族”（马政府认为“民族”和“科索沃”均是阿尔巴尼亚族“极端主义”者组建的非法武装，试图以暴力手段谋求“族群阿尔巴尼亚”），通过互联网宣称对此次事件负责。总统伊万诺夫中断对俄罗斯的正式访问，提前回国，立刻召开安全会议，把这次行动定性为“恐怖”行动。
枪击事件发生后，欧美表示严重关注，要求对该事件以及“窃听门”进行透明而独立的国际调查。为了化解危机，欧洲议会的三名议员以及欧盟负责扩大事务的高官哈恩几次出面在斯特拉斯堡和斯科普里主持马其顿两族四党领导人之间的对话，但迄今未达成任何协议。
欧美对马其顿政府持批评态度
对旷日持久的马其顿政坛危机，欧美基本上对马政府持批评态度，一些官员和议员甚至明确提出要总理格鲁埃夫斯基辞职。但也有欧盟官员公开谴责“大阿尔巴尼亚”。欧洲议会马其顿问题报告员、斯洛文尼亚的欧洲议员伊沃・瓦伊格指出，参加枪击事件的武装组织人员中可能有在叙利亚和伊拉克参战的“圣战者”，有的怀有“大阿尔巴尼亚”动机。他说，马其顿问题十分复杂，局势非常危险，有可能被外部势力所操纵而发展为地区性战争。他认为，马其顿等巴尔干国家只有尽早加盟入约，才能确保地区稳定。
美国与欧盟的态度存在差异。美国驻马大使称，马政府指责美国某组织“卷入马其顿危机导致国家不稳定”的说法是荒谬的。美国希望马其顿和平、稳定，赞同马加盟入约，因为这是马走向安全、繁荣的最佳道路。5月下旬在科索沃接受授勋的美国前驻联合国大使Rosmari Dicarlo甚至称，“大阿尔巴尼亚”是制造出来的“神话”，“毫无根据”。有分析认为，美国是想通过其在科索沃的人掌控巴尔干的一切。
阿尔巴尼亚当局和科索沃当局，对“大阿尔巴尼亚”思潮泛滥，不但熟视无睹，而且暗中鼓励，有些领导人甚至还散布“大阿尔巴尼亚”言论。阿族“极端组织”的跨境犯罪活动基本处于失控状态。阿总理拉马在针对库马诺沃冲突事件发表的声明中发出威胁说，如果马其顿不落实《奥赫里德和平框架协议》，政治解决阿族权益，就不能加入北约，显然是袒护阿“极端组织”的行为。科索沃当局对此次事件迄今保持沉默，试图与“极端组织”拉开距离，但却又难辞其咎。库马诺沃武装冲突中死亡的科索沃人的遗体运回普里什蒂纳后，受到了“英雄烈士”的礼遇，一些党派和议员参加了为死者举行的近乎“国葬”的隆重葬礼。
马其顿或成为俄西方能源对抗新阵地
马其顿早在2000年就开始谋求加入欧盟和北约，2001年4月9日成为巴尔干地区首个与欧盟签署“稳定与联系协定”的国家，2005年12月17日成为欧盟候选国，这在西巴尔干地区各国中是较早的。但由于国名问题与希腊发生争端，迄今受阻于北约和欧盟门外，引起马当局的严重不满。在这种情势下，马其顿政府不得不扩大活动空间，开始在“东方”谋出路。西方认为，从那时起，格鲁埃夫斯基总理开始实行“独裁”、“亲俄罗斯”政策。乌克兰危机发生后，马其顿效仿塞尔维亚，无视欧盟告诫，没有对俄罗斯实行制裁，总统还参加了莫斯科阅兵式，并热切希望拟议中的“蓝溪”天然气管道途经其境内。俄罗斯能源部长亚历山大・诺瓦克今年4月15日发表谈话说，俄罗斯将确保“蓝溪”经过马其顿。
乌克兰危机发生后，美国国务卿克里多次就巴尔干局势发表谈话，认为俄罗斯正在巴尔干地区扩大影响，不少国家受到所谓“新俄罗斯”的威胁，其中塞尔维亚、科索沃、黑山、马其顿都处在“火线”上，美国要增加对西巴尔干的关注力度，调整巴尔干政策，防范俄罗斯将乌克兰危机延伸到巴尔干，引爆“火药桶”。
目前，欧洲能源安全形势愈加复杂化，位于欧洲东西能源运输路线十字路口的巴尔干地区，其能源地位进一步凸显，欧盟希望利用该地区的特殊地理位置，使之成为欧洲天然气供应中转地。欧盟能源项目官员图尔克说：“我们正致力于建设一条巴尔干能源走廊，从黑海一直通往阿尔巴尼亚或黑山，然后直达欧洲其他地区。”
由于欧盟的阻挠，俄罗斯于2014年12月宣布暂停“南溪”天然气管道计划。今年2月，俄罗斯天然气公司与土耳其政府共同宣布将在土希（腊）边境重新布局天然气管道，扩建“蓝溪”以代替“南溪”，向欧洲国家输送天然气。
出于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利益的需要，美国千方百计阻止“蓝溪”天然气管道计划的实施，更希望建设途经阿尔巴尼亚的“跨亚得里亚海天然气管道”，因为这条管道的气源来自阿塞拜疆，而阿塞拜疆被认为无论是政治、经济还是军事上都是美国的紧密盟友，并正在与北约合作。美国的最终目的是把俄罗斯的油气公司挤出欧洲市场，所以希望通过其在科索沃的人掌控巴尔干的一切。这也正是美国希望马其顿现政府下台、建立亲西方政府的实质所在。
马其顿危机时刻，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到访马其顿邻国塞尔维亚，并多次指出，境外势力搅乱马其顿政治局势的企图令人担忧。普京总统5月28日接受马新任驻俄大使国书时强调，“俄罗斯与马其顿有很深的历史和文化渊源、心灵相近”，莫斯科关心马其顿的稳定与繁荣，支持马其顿当局为国家政治局势正常化所做的努力。
有媒体判断，马其顿两派政治力量可能被外部势力所利用，从而使该国成为西方和俄罗斯对抗的新阵地。
给中欧陆海快线带来风险
中欧陆海快线是中国“一带一路”构想在欧洲扩展延伸的重要环节，而马其顿又是此快线的必经之地。马其顿的局势无疑大大增加了中欧陆海快线的政治、经济和安全风险。因“国名问题”而产生的与希腊之间的紧张关系，因“权力之争”而发生的马其顿族两党之间的激烈矛盾，因“民族纠纷”而诱发的马族与阿族及其政党之间的尖锐分歧，因“大阿尔巴尼亚”思潮泛滥及“极端组织”的暴力甚至“恐怖”行动给地区带来的危险，很可能对拟议中的快线建设带来不利影响。
（广州行政学院 政法教研部，广东 广州 510070）
摘 要：康熙五十九年（1720），清朝联合青海和硕特部进军西藏，成功驱逐在藏准噶尔军队，西藏纳入清朝版图。事后清朝谨慎探索治藏政策，西藏管理体制逐步完善。清朝深知西藏达赖喇嘛对蒙古部落的重大影响，因西藏长期置于青海和硕特部控制而无法直接管制，驱准保藏的成功则给予清朝难得的机会。为使西藏免于准噶尔的再次侵扰，清朝先是巧妙安排废除汗王制，打破达赖喇嘛与青海和硕特部汗王协同管理西藏的结构，代之以噶伦管理藏务直接对清负责，之后扶持康济鼐代清主政西藏。
关键词 ：清朝；准噶尔；西藏；达赖喇嘛；康济鼐
中图分类号：K249.2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2596（2015）07-0037-04
基金项目：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十二五”规划项目“清雍正朝准噶尔政策研究”（GD14XLS04）；国务院侨办社科项目“海外藏胞历史与现状问题研究”（GQBY2013007）
康熙五十五年（1716）十二月，卫拉特蒙古准噶尔部首部策妄阿拉布坦派军远征西藏，占领拉萨。康熙五十九年（1720）二月，清朝联合青海和硕特部进军西藏并顺利抵达拉萨，驱逐了在藏准噶尔军队，西藏正式归属清朝。清朝“驱准安藏”成功后，如何处理善后事宜，急待清廷解决。
一、废除达赖喇嘛与和硕特部汗王的协同管理
1637年，卫拉特蒙古和硕特部首领顾实汗受西藏格鲁派之邀请，率军南下灭了格鲁派的几大敌对势力，将青海、西藏纳入其统治之下。顺治九年（1652），五世达赖喇嘛在顾实汗的竭力促成下进京觐见顺治帝。达赖到京后，清朝根据西藏地方的实际，分别敕封顾实汗与达赖喇嘛，建立他们对清朝廷的臣属关系，并使僧俗各有所司，协同管理西藏事务。清朝此举有效遏制了准噶尔势力南进的野心，为青海、西藏赢得了半个世纪的稳定。
康熙五十六年（1717），准噶尔首领策妄阿拉布坦派军远征西藏，杀了拉藏汗并控制了整个拉萨。同年八月，康熙帝获悉策妄阿拉布坦派军远征西藏的事实后，随即命大臣商议出兵西藏，康熙帝清楚地认识到，“西藏屏蔽青海、滇、蜀，苟准夷盗据，将边无宁日”。①在进行军事准备的同时，清朝也进行一项重要的政治举措，即说服青海蒙古共同派兵进藏。1718年3月，侍卫色楞等受命前往青海，会同青海蒙古王公等商酌派兵进藏。然而，说服青海蒙古的工作并不成功，1718年6年，侍卫色楞、总督额伦特统领清军进藏，青海蒙古并没有出兵支援。获知清军入藏失败的消息后，在情况不明之际，康熙帝更加认为争取青海蒙古的重要性，于是，康熙帝开始向青海蒙古关于西藏善后安排作出了承诺。康熙五十七年（1718）九月，康熙帝在接见奉召入京的察罕丹津时，曾许诺予察罕丹津，“你回去，约你们兄弟大力共征准贼，恢复你祖道法”，②即恢复顾实汗时的政治体制，由其后裔继续统治西藏。康熙五十八年（1719）十二月二十三日，清廷在研究同心协力进军西藏时，康熙帝下旨明谕：“伊等倘以土伯特部教俱我祖辈固实汗所建，地方俱属我者，仰赖圣主大军宏威，获取地方。主子自远方前来之军，为何辛劳驻扎守招。我军理应镇守，仅我军镇守可也，伊等欲镇守，则也妥。以此，我大臣等著军士略少驻守而已。”③由此可见，康熙帝最初是希望保持西藏原来的政治体制，由青海蒙古中的领袖来继承祖业，只是要求留下少量的清军驻防。
康熙五十九年（1720）八月，清军顺利入藏。同年九月十九日，延信召集入藏之青海蒙古诸首领商议留谁驻藏之事，“令青海王、贝勒、贝子、公、台吉等会集布达拉宫，共商驻藏辅助黄教事业，宣称：你们同是兄弟，令谁主持于黄教有益，你们各尽所言，印文禀我，奏请圣裁”。④延信召集青海蒙古诸首领商议“驻守召地辅助黄教之人”之举，应是按照入藏前康熙帝的指示而为。延信关于青海蒙古内部商议情况的奏报，由抚远大将军允禵转呈给康熙帝，在奏折中，延信首先称：“他们内屡次会议时，各存私见，彼此推诿，殊难一致，月余不决，我们屡次催促，于十月二十九日始陆续送文。”青海蒙古内部多有不和，延信对青海蒙古诸首领提议的罗卜藏丹津、察罕丹津、额尔德尼额尔克托克托奈、阿拉布坦温布和巴拉珠尔拉布坦五名候选人逐一作了评论。⑤有关延信评论的内容，邓锐龄、⑥齐光⑦做了深入的论述，兹不謷述。据延信反映，青海蒙古诸首领，与准噶尔的渊源很深，且多亲姻关系，率兵随清入藏，事非得已。此外，罗卜藏丹津、察罕丹津等五人都存在一些问题，他们都不宜担任“驻守召地辅助黄教之人”。与此相反，延信对阿拉善蒙古首领阿宝则给予高度评价，认为是“驻守召地辅助黄教之人”的理想候选人。延信是清朝在藏代表且熟悉西藏事务之人，其上呈的报告理应对清廷的决策产生重大影响。康熙帝没有兑现当时之承诺，即在青海蒙古内部选立汗王：“昔日阿穆呼郎汗曾言，取土伯特国后，自尔等之内，授以汗位，故思我等之内或有受命为汗者。今时隔三四年，仍无动静，由此看来，我等无指望矣。”⑧此外，康熙帝也没有接受阿宝这位理想的候选人，只是做了这样的安排：“噶尔弼患病，调养尚需时日，其将军印著赍付公策旺诺尔布署理。额驸阿宝、都统武格，俱著参赞军务。”清朝改变顺治朝以来的以蒙治藏政策，打破西藏达赖喇嘛与青海和硕特部汗王协同管理的结构。
康熙六十年正月，延信因病回京：“臣遵旨办完事务，回至中途，患病沉重，不能再往藏内驻防。”⑨而定西将军噶尔弼也在回藏途中患病不能入藏。⑩清朝取消顾实汗时代建立的汗王治理西藏的政治体制，两位重臣又不能前往拉萨处理西藏事务，至于西藏的善后治理问题，清朝还有待于新政策出台。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康熙帝逝世，康熙帝尚未完成的西藏治理问题，由其继任者雍正帝来完成。
二、管理体制实践探索过程
雍正帝即位后，关于如何治理西藏，以及预防准噶尔再次入侵等，成为清廷亟需解决的问题。其实，早在离开拉萨前，延信对西藏的治理就做了初步的安排。康熙五十九年九月，延信抵达拉萨后，开始审讯准噶尔在藏傀儡政权之核心人物，“查拿帮助准噶尔贼车凌端多布等作乱之第巴达克册人等一一审讯”，十月七日将他们斩首示众。紧接着，延信等开始推荐新的官员，组织过渡时期的政权：“唐古特康济鼐此人，自准噶尔贼入踞以来，伊身不从，赴那克产地方召集旧属拉藏之唐古忒、西拉郭尔人等，与阿里人等亲集兵力，送倭拉济，杀准噶尔贼六十余，互相攻击，相持不下。第巴阿尔布巴，在喀木地方，因第巴仍探取准噶尔之信，至我们闻大兵前进，扬称已死，弃妇孺往木鲁乌苏，迎接大将军王。第巴隆布奈，率兵至喀拉乌苏地方，伊亦弃妇孺迎随我们，共商劝，令此三随放噶伦办理藏之小事。”拉藏汗时的旧官员康济鼐、阿尔布巴和隆颇鼐三人，他们在准噶尔军队入侵西藏时曾如何抵御准噶尔入藏，以及如何拥护和支持清军入藏，此三人忠于清朝扶持的拉藏汗，忠于朝廷。所以，任命此三人为噶伦，将西藏事务交由处理。根据延信的建议，康熙帝改变了让青海蒙古再继承顾实汗以来的汗王的设想。但是，在进藏驱除准噶尔的策划中，康熙帝也未曾计划直接管理西藏并长久驻军：“臣延信先前领兵入藏，奉先皇之旨：尔进兵平定西藏后，倘达赖喇嘛、青海之人未求留兵，大军全部撤回，事情方可清楚。”西藏暂时由西藏人来治理。康熙六十年二月，清朝正式赐封阿尔布巴、康济鼐为贝子，隆布鼐为辅国公，让此三人共同管理西藏事务“令小人（康济鼐）我管理噶伦之事，第巴阿尔布巴、鲁木巴奈（隆布鼐）等共同办理土伯特之事。”
康熙帝在位时期，清廷虽然任命了康济鼐等三人为噶伦，处理西藏事务，但是，清朝还没有确定办事机构人员的职位和职责。另一方面，署理定西将军事务的策旺诺尔布，在处理驻藏官员等矛盾时显得软弱无能：“在藏官兵不睦，因公策旺诺尔布软弱，副都统常龄、侍读学士满都、员外郎巴特麻等任意生事。”现实情况要求清朝出台新的对策。雍正帝即位后，关于西藏治理的行政体制问题，清朝官员提出两种方案。署理抚远大将军事务的延信与年羹尧联名上奏提议称：“惟达赖喇嘛年岁尚小，坐床未久，西藏又无总理事务之人，倘不抚慰其心，亦不副先皇帝抚远至仁。臣等愚意，令达赖喇嘛，各地堪布、番目等保举一名忠厚可靠、平素随唐古特人意者，作为西藏第巴，总理其事可也。此第巴并非封给，故嗣后倘不能事，即行更换，亦不难。”在奏折中，延信、年羹尧认为，达赖喇嘛年龄小，不能处理西藏事务，因此，有必要任命一位总理西藏事务之人即西藏第巴。但前提是此第巴虽由达赖喇嘛、各地堪布、番目等保举，但最终任命决定权在清朝。在此，有必备提一点，五世达赖之第巴桑结嘉措任第巴期间，操控西藏，鼓动准噶尔对抗清朝，这些对雍正帝以及清朝各大臣来说，还记忆犹新。为此，对于延信、年羹尧上奏之任命第巴总理西藏事务之方案，雍正帝批旨云：“尔等此奏是，朕意尚未定。事属重大，朕已寄信召年羹尧。”之后，雍正帝放弃设西藏第巴之提案，“大皇帝有旨：在土伯特已设汗、第巴，并未获益”。楚尔齐木藏布提出由达赖喇嘛全权管理。雍正元年（1723）五月二十四日，出使西藏之喇嘛楚尔齐木藏布返回后奏报清廷，奏报由年羹尧转呈雍正帝：“此喇嘛（七世达赖喇嘛）外有文采，心亦明白，唐古特人俱盼其办事，惟达赖喇嘛谓已系出家之人，甚不管事等语。臣愚意，若达赖喇嘛尽心办事，内阁学士鄂赖前去后，虽拣放第巴，亦不及伊。倘圣主将此降敕谕晓谕鼓励达赖喇嘛，令伊照五世达赖办事，唐古特人必会遵从，且于事大有裨益。”即达赖喇嘛有能力任事，楚尔齐木藏布的观点则与延信、年羹尧的“达赖喇嘛年岁尚小，坐床未久”相反，他还提出，西藏人也期望达赖喇嘛主事，与其任命第巴总理西藏事务，还不如将全权交付达赖喇嘛。但是，经过年羹尧等上报，皇帝对索诺木达尔扎的结党活动与青海蒙古的关系有所警惕，这样，必逐渐意识到不能把治理西藏的重任放在达赖喇嘛及其家庭身上。
雍正元年（1723）三月，清廷接受了延信、年羹尧撤军西藏的建议，“平藏之后，留兵防护，恐屯扎日久，唐古特等供应繁费，应将驻藏官兵尽行撤回”。与此同时，清朝对西藏事务也做了相应的安排：“再，阿里地方，甚属紧要。今康济鼐亲身赴藏，同隆布奈等料理藏地，其阿里地方无人办事，应交康济鼐派出效力之人，奏闻赏与职衔，协助防守。”鉴于撤军后西藏暂无清朝官员驻扎办事，同年三月二十日，清命鄂赖为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赴藏管理事务。青海蒙古台吉罗卜藏丹津反清事件发生后，年羹尧担忧罗卜藏丹津乘机前往西藏，于是令周瑛带兵进藏。“臣（岳钟琪）即密咨松潘镇臣周瑛带兵一千名，裹带两月行粮，兼程赴藏，会同钦差驻藏学士臣鄂赖、贝子康济鼐等，整顿唐古忒兵马，不时探听”。然而，清朝此次驻军西藏，只是为了防御罗卜藏丹津。罗卜藏丹津事件结束后，雍正二年（1724）三月，清廷调鄂赖前往西宁负责青海蒙古事务。雍正三年（1725）五月，清朝开始将周瑛所领军队撤出西藏。
三、康济鼐主政西藏
年羹尧提出设置并由清廷决定任免的西藏第巴，雍正帝否定了此案。雍正三年（1725）四月初二日，年羹尧力荐由济鼐主政西藏事务：“今既撤藏兵，藏务交与极可靠、贤能之人固守，方可坚固。查得，贝子康济鼐、阿尔布巴、公隆布鼐、扎萨克台吉颇罗鼐、扎尔鼐等，虽皆感戴皇恩效劳，但伊等之中，康济鼐为人颇信实，且有才能，技艺亦优。先前准噶尔策凌敦多布在招地方时，康济鼐系一等闲小第巴，而能抵御策凌敦多布矣。今蒙皇恩为贝子，驻于阿里克地方，益加扬名，准噶尔、青海人等皆颇惧康济鼐。唯康济鼐系驻阿里克地方之人，请将康济鼐停其往驻阿里克地方，留之于藏，一切事务俱交与康济鼐，令与其余贝子、公等商议办理。于阿里克地方，康济鼐拣选其所知可靠优良之人派驻可也。”
年羹尧深知，清廷关于西藏的政策方针，主要是为应对准噶尔来考虑的，至于西藏的行政体制及其主政人选，都应以西藏不受准噶尔入侵为前提。在上述内容中，年羹尧历述康济鼐的能力，尤其是他抵御准噶尔之能力，其目的无非是要说明康济鼐主权西藏能防御准噶尔的再次入藏。对于年羹尧的提议，雍正帝虽然较为认可，但还是有所顾虑：“尔欲令康济鼐驻扎西藏，所议虽是，但康济鼐居住阿里地方，亦甚紧要，不知康济鼐情愿与否，且与阿尔布巴、隆布鼐等，彼此能和睦与否，今令康济鼐为总领，带领伊属下唐古忒往居西藏，阿尔布巴等，倘有不服，康济鼐孤身在彼，虽欲效忠，势必不能。”雍正帝说：“朕意康济鼐仍兼两处往来行走，似有裨益，若令康济鼐居住西藏，伊即欲往阿里地方照管，亦不可得，此事极宜斟酌，如以康济鼐两处行走为是，康济鼐往阿里地方去后，令何人居住西藏总领办事。”按照雍正帝的旨意，年羹尧与理藩院侍郎鄂赖进行了商议，其内容如下：“臣等会议得，贝子康济鼐于准噶尔车凌栋罗卜等来招之时，因康济鼐劳绩超群，现在达赖喇嘛以康济鼐为黄教而效力，给予戴青巴图鲁名号，推崇备至。凡聚会议事，康济鼐之举止，亦异于阿尔布巴、隆布鼐等人。即使贝子阿尔布巴、公隆布鼐、众第巴、中库尔等亦皆恭维康济鼐。据此，请将康济鼐即照谕旨，于招地方、阿里克地方往返行走，照看两地。再，向来平时办事，若康济鼐在招，皆由康济鼐为首办理，康济鼐若前赴阿里克地方，则由贝子阿尔布巴为首办理。今在招地方之贝子、公、诸台吉内，贝子阿尔布巴虽效力不如康济鼐，为我深信，然阿尔布巴为人尚可。原先康济鼐来招以前，皆由阿尔布巴为首办理。据此，康济鼐若前赴阿里克地方，拟即令贝子阿尔布巴为首，会同其余之公、诸台吉办理招之事务。”此奏报中，年羹尧陈述了康济鼐堪当总理的条件：首先是获得了达赖喇嘛的认可，得到了戴青巴图鲁的名号，其次是他还须得到其他同僚的认同。对于阿尔布巴，年羹尧、鄂赖也给予了很高有评价。
岳钟琪也向清廷奏称：“再，康济鼐、阿尔布巴既封为贝子，管理西藏事务，请令康济鼐总理，阿尔布巴协理，颁给敕谕，晓谕唐古特人等，尽令遵奉二人约束，庶免扰乱之患。”即委派康尔鼐和阿尔布巴二人全权负责西藏事务。任命康济鼐为总理、阿尔布巴为协理的建议很快得到了雍正帝的肯定，雍正三年十一月，清朝派遣副都统宗室鄂齐、学士班第等前往西藏宣谕:“贝子康济鼐暨阿尔布巴、公隆布鼐、札萨克等台吉颇罗鼐、札尔鼐等五人，原无噶伦职衔，然因竭力效劳，地位高，为区别于别人，特简授贝子康济鼐为总理，噶伦阿尔布巴为协理，着二人掌办藏事。钦此！”至此，清朝最终决定由西藏世俗领主康济鼐主政藏务，建立西藏世俗领主执掌统治权的管理体制。
清初以来，清廷因心系国家统一无意于改变青藏高原的政治格局。然而，准噶尔势力的迅速强大及东侵，改变着清朝的边疆政策。驱准保藏成功后，清朝巧妙地取消汗王设置，打破顺治时期达赖喇嘛与青海和硕特部汗王协同管理西藏的结构，先实行众噶伦共同管理藏务，后扶持忠于清朝的康济鼐代清主政，将西藏牢牢控制在清朝手中。
注 释：
①（清）魏源.圣武记[M].中华书局，1984.205.
②吴丰培.抚远大将军允禵奏稿(卷16)[M].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1.261-263.
③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3479条)[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1442.
④吴丰培编.抚远大将军允禵奏稿(卷14)[M].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1.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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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世宗实录》卷38，雍正三年十一月乙未.
6月5日，沙特、巴林、埃及、阿联酋、也门、利比亚、马尔代夫和毛里求斯八国陆续宣布与卡塔尔中断外交关系，并且宣布关闭与卡塔尔的海陆空交通联系，要求卡塔尔公民限期离开这些国家。国际社会顿时一片哗然，而这场断交风波也令原本就纷纭复杂的中东问题更加扑朔迷离。
虽然2014年沙特、阿联酋和巴林也曾以卡塔尔支持伊斯兰运动为由，联合宣布与卡塔尔中断外交关系，但都没有这次这么严重。而卡塔尔成为众多海湾国家的众矢之的，背后有着复杂的历史纠葛和现实的利益之争。
与邻国关系长期紧张
《大西洋月刊》网站撰文指出，在2001年9・11事件之前，对于海湾地区某些国家或明或暗支持恐怖主义，美国通常会视若无睹。
近几年将叙利亚和伊拉克搅得天翻地覆的极端武装组织IS，其背后据说也有海湾诸国的影子。在叙利亚为Is战斗的外籍战士中，来自沙特的就有2500人，仅次于突尼斯，是IS第二大外援来源国。
显而易见，支持恐怖主义并不能成为海湾诸国与卡塔尔断交的真正原因。
事实上，长期以来，卡塔尔与其邻国的关系一直都不那么好。梳理卡塔尔一百多年来的历史，其一直处于一种被外敌环伺的不安定环境中。19世纪中期，阿勒萨尼家族成为卡塔尔半岛最有权势的家族，1868年得到英国的庇护，成为半岛真正的掌权者。而在阿勒萨尼家族移居到卡塔尔半岛之前，该地区属于如今的巴林统治者哈利法家族的地盘，哈利法家族自1783年以来一直统治着巴林。卡塔尔与巴林隔海相望，仅相距30公里。这两个王室家族对卡塔尔半岛的领土归属各执己见，1986年两国还因岛屿归属问题差点兵戎相见，直到1997年两国才全面建立外交关系，而两国间的领土争议直到2001年由国际法庭作出判决才得以解决。
卡塔尔与沙特之间的龃龉也是由来已久，且积怨颇深。1935年，刚立国不久的沙特要求卡塔尔酋长向沙特国王“俯首称臣”，而卡塔尔为避免被沙特掌控，继续寻求英国的庇护。在20世纪大部分时间里，英国一直都是卡塔尔的保护国。1968年英国首相哈罗德・威尔逊宣布英国无力负担波斯湾每年120万英镑的驻军费用，于1971年年底撤离全部驻军，卡塔尔真正实现完全独立。
卡塔尔只有一面陆地与沙特接壤，但两国的边界问题一直未能得到解决。1992年9月，两国爆发边境冲突造成3人死亡。虽然早在1965年，两国就签署了边界协议，但协议未曾正式生效，且在边界冲突发生后被卡塔尔废除。直到2001年，两国才解决长期以来的边界争议。
在对待穆兄会的态度上，卡塔尔与沙特、阿联酋等国也存在分歧。包括沙特在内的大部分海合会成员国都将穆兄会认定为恐怖组织，而卡塔尔对多国的宗教极端分子给予大力支持。巴林、沙特与阿联酋在2014年曾与卡塔尔中断外交联系，撤回大使长达9个月，背后的原因就是卡塔尔收留了从埃及撤离的穆兄会成员，并为穆兄会的发展运营提供空间。
由于卡塔尔与沙特等海湾邻国在诸多问题上持不同立场，沙特涉嫌在1996年暗中支持时任卡塔尔埃米尔（卡塔尔对该国元首的称呼）哈马德・本・阿勒萨尼的，企图扶植流亡法国的卡塔尔前埃米尔。2005年，卡塔尔国内发生第二次未遂，哈马德认为沙特在背后煽风点火，于是剥夺了5000名巴尼穆拉部落（该部落领土历史上跨越沙特一卡塔尔边界）居民的公民身份，以报复该部落成员两次参与卡塔尔政权的。
都是天然气惹的祸
有分析认为，自2011年以来，造成卡塔尔与邻国关系进一步恶化的大部分原因是前任埃米尔哈马德的政策所致。1995年6月，哈R德趁父亲在瑞士度假，发动不流血宫廷，夺取卡塔尔政权。他和时任外交部长哈马德・本・贾西姆・阿勒萨尼一起，领导了卡塔尔在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头十年在全球的崛起。
卡塔尔的崛起得益于它丰富的天然气储量，以及哈马德在液化天然气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全球布局。卡塔尔拥有仅次于俄罗斯和伊朗的全球第三大天然气储量，占全球总储量的13%，也是全球第一大液化天然气出口国。卡塔尔与全球工业化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签订了长期能源供应协议。
卡塔尔兴建了海湾地区第一条跨境液化天然气输送管道――“海豚管道线”，从1997年开始出口天然气。如今，英国约三分之一的天然气供应来自卡塔尔，日本、印度、韩国、中国则是卡塔尔天然气在亚洲的最大客户，埃及60%的天然气进口自卡塔尔，阿联酋日常生活所需约三分之一的天然气供应来自卡塔尔，阿曼每天也需要从卡塔尔进口566万立方米的天然气。
天然气为卡塔尔带来巨大的财富。如今卡塔尔人均年收入高达13万美元，坐拥全球第14大财富基金，基金规模高达3350亿美元。卡塔尔财富基金在全球展开投资布局。
卡塔尔试图通过海外投资、半岛电视台和外交来提升软实力，在外交政策上不再跟随沙特等海湾邻国的脚步，意图逐渐摆脱沙特的掌控。《大西洋月刊》称，过去25年来，发生在海合会其他国家的几乎每次“危机”或“动乱”，都有卡塔尔的身影。
卡塔尔因天然气一飞冲天，但海湾邻国并没有从卡塔尔的天然气中受益，该国的天然气产量并不受沙特主导的石油输出国组织的限产协议限制。近年来，海湾国家对天然气发电的需求一直在增长，但这些国家天然气开采成本很高，相比之下，卡塔尔具有世界上最低的天然气开采成本。而这些天然气匮乏的海湾国家，对卡塔尔不向他们低价出售天然气一直耿耿于怀。
天然气不仅没有让卡塔尔与沙特站在同一阵营，反而令其与伊朗、俄罗斯的关系越发紧密。卡塔尔绝大部分的天然气资源来自离岸的北方气田，这一全球最大的天然气田跟伊朗的南帕尔斯气田接壤。经济上的巨大利益，促使卡塔尔必须跟伊朗保持密切联系。
而且卡塔尔财富基金去年向俄罗斯天然气公司投资了27亿美元，有分析认为，沙特和美国担心卡塔尔成为俄罗斯一伊朗一叙利亚关系链的积极支持者，意在通过此举警告卡塔尔不要与伊朗、俄罗斯走得太近。
位于美国休斯敦的莱斯大学贝克研究所能源研究员金・奎恩说：“卡塔尔曾经像是沙特的附庸国，但它利用天然气带来的巨额财富来为自己塑造独立自主的角色。该地区的其他国家一直在寻找一个机会来折断卡塔尔变硬的翅膀。”
恩怨愈演愈烈
恩怨积累多年，不仅没有得到缓解，反而愈演愈烈。
如今，叙利亚巴沙尔政权犹如一堵摇摇欲坠的“墙”。俗话说“墙倒众人推”，想要推倒此墙的并非只有美欧等西方大国，除叙利亚的昔日“盟友”土耳其外，就连阿拉伯兄弟国家也萌生此念，更勿庸说叙国内外的反对派了。
然而，如果将中东地区格局比喻成一所房屋，那么叙利亚举足轻重的地缘战略地位则使之成为这所房屋的一堵“承重墙”。在试图推倒它之前，各方均不能不慎重考虑。更何况，国际社会在叙利亚问题上并非“一边倒”，还有一些国家为巴沙尔政权提供有力的支撑。于是，举世瞩目下的叙利亚危局虽险象环生，却一直处于一种可控的、微妙的“胶着”状态。巴沙尔政权是否会，何时，以及如何，这一系列问题均尚难定论。
国际层面：美欧跃跃欲试
出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与对埃及、突尼斯等亲西方“温和”国家首鼠两端的立场迥然不同，美欧对待巴沙尔政权的态度从动荡一开始就格外强硬且旗帜鲜明，先是口头谴责，随后很快诉诸于制裁等“实际行动”。2011年4月29日，奥巴马下令冻结叙利亚部分官员的海外资产及美国与叙利亚的部分金融交易，并对叙政府某些经济活动实施额外制裁。制裁对象主要包括镇压反政府示威的“带头人”，如巴沙尔的弟弟、叙共和国卫队司令兼叙陆军第四旅旅长马赫尔和叙情报总局局长马姆鲁克等人以及叙情报总局。5月18日，奥巴马签署总统令，对包括叙总统巴沙尔、副总统沙雷、总理萨法尔以及内政部长和国防部长在内的七名叙政府高官实施制裁，冻结其在美国的资产。次日，奥巴马公开表示，巴沙尔目前所面临的选择是“或者引导叙利亚民主转型，或者让位”。7月7日，美驻叙大使罗伯特・福特擅自前往哈马市与反对派接触，并走访医院慰问受伤的抗议者，被叙政府斥为“对叙利亚内部事务裸地干涉”。12日，奥巴马称巴沙尔错过了改革的机会，国务卿希拉里则表示，叙政府已失去了“合法性”，巴沙尔“并非不可替代”。8月10日，美宣布对叙最大的商业银行和移动通信运营商实施制裁。12日，希拉里呼吁制裁叙油气产业，要求欧洲、中国、俄罗斯和印度等大国“配合”，不购买叙油气或不向叙出售武器。18日，奥巴马首次公开要求巴沙尔下台，并签署对叙利亚实施石油制裁的总统令，禁止与叙利亚五家能源企业进行商业交易，不准进口叙石油和石油产品。11月4日，美国务院发言人纽兰呼吁叙武装人员“不要向叙政府自首和上缴武器”。可以看出，美对巴沙尔政权逐渐失去耐心。
欧盟对叙立场及措施也逐步“升级”。5月9日，欧盟决定冻结包括马赫尔在内的13名叙政府高官个人资产并拒绝其入境欧盟成员国，以及对叙实施武器和其他可能被用于“镇压示威”的物资禁运。23日，欧盟首次将巴沙尔列入其制裁名单当中。9月3日，欧盟正式对叙实行石油禁运，不仅禁止进口叙原油及石油产品，而且对叙石油出口相关的融资和保险进行制裁。10月初，法、英等国又就叙利亚问题向联合国安理会提交决议草案。11月8日，法外长朱佩声称，法准备承认“叙利亚全国委员会”。11月底，欧盟又决定对叙实施更为严厉的经济制裁，包括禁止向叙出口任何与石油、天然气相关的设备及技术，以及欧盟各大公司不得对叙投资等，主要目标是“切断叙利亚政府的资金流”。
在制裁不断加码的同时，随着利比亚战事的结束，美欧也开始向巴沙尔政权发出武力威胁。10月23日，美国共和党参议员麦凯恩称“利比亚的军事行动即将结束，现在是可能进行军事行动保护叙利亚平民生命的时候了”。11月底，美“乔治・布什”号核动力航母抵达叙附近海域，向叙政权“示威”。10月下旬，法国外长朱佩称“一旦联合国安理会通过相关决议，法国及其盟友将立即采取军事行动”。据传，法国已暗地制定对叙作战计划。
地区层面：
阿盟、土耳其首当其冲
在叙利亚爆发大规模示威活动之初，阿拉伯国家一直保持沉默。但随着叙局势持续恶化，特别是8月初联合国安理会发表针对叙利亚问题的“主席声明”之后，阿拉伯国家终于打破沉默，公开谴责巴沙尔政权对民众的暴力镇压。卡塔尔、沙特、科威特、巴林、摩洛哥等国纷纷召回驻叙大使。约旦国王阿卜杜拉甚至公开呼吁巴沙尔能够“顾及到国家的利益”，选择辞职下台。曾在利比亚战事中最先支持利反对派的卡塔尔又开始在叙利亚问题上“大显神通”，不仅率先召回驻叙大使，而且在从利比亚向土耳其运送武器弹药并转交给“叙利亚自由军”的同时，还通过利比亚“全国过渡委员会”向叙反对派武装提供资金保障。
随后，阿盟也向叙“发难”。先是推出解决叙危机的“阿拉伯倡议”，主要内容是要求叙政权从“示威城市”撤军，与反对派对话并实施改革等。其后，因叙采取“拖延战术”，阿盟不断加大施压。10月中旬，阿盟应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的请求召开紧急外长会议，讨论是否冻结叙利亚阿盟成员国身份。11月16日，阿盟决定中止叙利亚阿盟成员国资格。27日，阿盟通过对叙制裁决议，包括冻结叙在阿拉伯国家资金及对叙出资项目，停止与叙金融交往，停止飞往叙航班等。12月17日，阿盟威胁将叙利亚问题提交联合国安理会，迫使叙签署有关向叙派出阿盟观察团的协议。
值得注意的是，在埃及“变天”后，阿盟已被以沙特为首的海湾阿拉伯国家主宰。作为伊朗的“宿敌”，这些国家对叙利亚坚持与伊朗保持紧密的“盟友”关系一直心存不满，对叙干涉黎巴嫩事务耿耿于怀，早有盼叙“改朝换代”之意，这是阿盟充当“急先锋”对巴沙尔政权步步紧逼的重要原因之一。另一方面，阿盟还担心叙局势一旦失控、陷入内战或招致西方军事干预，会产生更为强烈的“外溢效应”，殃及自身。若能在“阿拉伯框架”内解决叙利亚危机，既能彰显阿盟影响力，又为利比亚的悲剧在叙重演构筑“防波堤”。这从阿盟反复强调反对西方军事干预的声明中可见一斑，其提出的“阿拉伯倡议”中也明确指出要使叙利亚避免陷入教派冲突或给外国努力介入提供理由。
另一个在叙利亚问题上“冲锋陷阵”的是土耳其。在舆论上，土政府一再向叙发出“警告”。8月初，土耳其外长达武特奥卢访叙时向巴沙尔传达了来自土总统和总理的书面及口头“严厉的信息”，警告其“如不停止对抗议者的暴力镇压，将会像伊拉克前总统萨达姆一样被国际社会孤立”。在行动上，土政府不仅为大量逃亡的叙利亚难民提供栖身之所，而且为叙反对派及其武装力量提供支持和庇护。叙境外最大反对派组织“叙利亚全国委员会”、以及由叛逃叙军士兵组成的反政府武装“叙利亚自由军”均栖身于土境内并得到庇护。土外长还以官方身份亲自会见了“叙利亚全国委员会”主席布尔汉・加利温。土政府还决定停止与叙能源合作，威胁中断对叙的电力供应，甚至警告有可能在叙土边界地区设置“禁飞区”。
近年来，彼此作为重要邻国的土耳其与叙利亚关系原本不坏，甚至在经贸领域一度走得很近。然而，由于历史原因，特别是曾在边界划分、水资源分配、库尔德人问题上结下梁子，土一直对叙心存芥蒂。因此，基于对叙利亚可能“步利比亚之后尘”的判断，土借机向叙施压，争取在叙利亚问题上“抢占先机”。更为重要的是，由于加入欧盟的努力一再受挫，土耳其近年来推行“东向＋南下”战略。出于进一步扩大其在中东地区、特别是未来叙利亚的影响力的战略考虑，土耳其埃尔多安政府公开“站在革命者一边”，积极参与阿拉伯世界变革。由此，土耳其在叙利亚问题上不甘落后、甚至不惜“化友为敌”也就不足为奇了。
国内层面：反对派异军突起
自动荡开始以来，叙利亚反对派就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大体上分为“政体”（以政党或政治组织形式出现）和“军体”（以武装组织形式出现）两类，在愈演愈烈的政治动荡中均扮演着巴沙尔政权的重要角色。
在反对派“政体”中，以土耳其为大本营的“叙利亚全国委员会”是“激进派”代表。它以直接叙现政权为宗旨，不断举行各种反政府集会，制订巴沙尔政权的“路线图”，甚至已开始由反对外来武力干涉转变为公开呼吁西方军事干预。而以叙境内最大的反对派组织“叙全国民主变革力量民族协调机构”为代表的“温和派”则主张推动现政权落实“实质性”改革，通过制宪、选举等“民主”方式实现政权的和平过渡和更替。
“军体”的“领头羊”是被称为反对派“最高军事政权”的“叙利亚自由军”。该军事组织由原叙军空军上校利亚德・阿萨德带领叙政府军中的变节者组建而成，号称有1.5万多名成员，总部设在土耳其，据称接受土方军事训练和武器供应。随着叙境内武装冲突不断发生，“叙利亚自由军”的动向越来越令人关注。11月15日，该组织在叙土边界地区袭击了执政党阿拉伯复兴社会党的数个办事处，造成多人死伤；16日，其成员使用火箭炮和机枪，袭击了位于首都大马士革近郊哈赖斯塔的空军情报机构，并与政府军激烈交火；20日，它又以数枚火箭弹袭击大马士革复兴党大楼。这一系列军事行动加重了国际社会对叙危局的担忧，甚至有媒体认为叙已滑向“内战”边缘。
实际上，无论就规模还是战斗力而言，“叙利亚自由军”显然难以与政府军分庭抗礼。然而，其武装人员遍布叙多个省市，而且随着军中叛逃者的增多，人员还在不断扩充。加上其成员均来自叙政府军，对政府军作战方式甚至军事机密都有所了解，虽不能与政府军对阵，但具备打“游击战”的基本条件，加上土耳其等外部势力的支持，对现政权的威胁不可小觑。而且值得注意的是，叙反对派“政体”与“军体”已出现“联动”之势。12月中旬，“叙利亚全国委员会”宣布，成立由境内外多个反对派组成的“全国联盟”，并对“叙利亚自由军”表示支持。一旦反对派制定统一的政治纲领，形成“合力”，并得到外部、特别是西方的大力支持，无疑将有可能建立一个“叙利亚的班加西”。
总体平衡尚未打破
目前来看，尽管美欧等西方国家、阿盟、土耳其和叙利亚国内外反对派等力量构成了“倒叙阵线”并占据上风，但在国际层面中的俄罗斯因素、地区层面上的阿盟内部“挺叙”力量、以及叙军队等国内政权“支柱”同样在起作用，从而使叙利亚危机保持了相对的平衡，至少短期内尚不至失控。
在国际层面，俄罗斯无疑是叙危机最大的制衡力量。对俄罗斯来讲，叙利亚既是其南下中东的“窗口”，也是其重要的贸易和军火市场。叙利亚的塔尔图斯港口是俄在独联体之外惟一的海外军事基地。因此，俄视叙利亚为其在中东的重要战略“支点”。政治上，俄在安理会投票否决了英法提出的制裁叙利亚的决议，并对联大谴责叙侵犯人权的决议投了弃权票；军事上，俄不仅把新型T-90坦克运到叙利亚，而且将数艘战舰停靠在塔尔图斯军港，甚至将“库兹涅佐夫”号航空母舰派往叙海域。一系列“动作”表明，俄罗斯决不会容忍西方在叙复制“利比亚模式”。在地区层面，尽管阿盟一直在向巴沙尔政权施压，但其内部并未完全达成一致。在就中止叙利亚阿盟成员国资格问题进行表决时，黎巴嫩、也门坚决反对，伊拉克则弃权。而当阿盟决定对叙实施经济制裁之际，又遭到伊拉克和约旦的公开抵制。
作为叙在中东地区“盟友”和同受西方压制的伊朗，则不仅在道义上声援叙政权，而且在经济上伸出援手。伊朗议会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阿拉丁・博鲁叶尔迪认为，伊朗“面临着两个选择，一是将叙利亚放到狼（指美国）的口中,那将意味着伊斯兰世界又多了一桩悲剧；而另一个选择则是帮助叙利亚结束冲突。为了维护穆斯林的利益，伊朗必须行动起来支持叙利亚这个巴勒斯坦人抵抗以色列的前沿阵地。”伊朗武装力量总参谋长哈桑・费鲁兹阿巴迪则强调，如果西方国家“试图消灭叙利亚人的反以运动，所有穆斯林都会揭竿而起，届时美国和以色列都无法全身而退”。伊朗政府通过加急程序送交议会审议并以绝对多数票通过与叙签订一项自由贸易协议的决议，允许伊叙两国在今后五年内互免关税并无限制地进行货物和产品贸易。这对正遭受西方和阿盟双重制裁的叙利亚无疑是 “雪中送炭”。据称，伊朗还派军事教官和技术人员向叙方“传授”平抑骚乱的经验。
10月10日，阿里巴巴集团CEO陆兆禧宣布，阿里巴巴决定不选择在香港上市。他声称，“今天的香港市场，对新兴的企业治理结构创新还需要时间研究和消化。”
从陆兆禧的话来看，似乎是阿里巴巴主动避让香港的资本圈儿，但一直关注阿里巴巴集团整体上市进程的人都清楚，港方早早对阿里巴巴下了“逐客令”。
9月4日，香港证监会（以下简称“港监会”）董事局召开闭门会议，否决了估值高达1000亿美元的阿里巴巴集团赴港上市的可能性。当天稍晚些时候，有和港监会关系热络的当地券商人士私下告诉《IT时代周刊》，如果阿里巴巴选择香港作为IPO之地，那么，它必须严格遵守香港现行的上市规定，港监会不会对任何不遵守香港现行上市规则的行为作出豁免。他认为，阿里巴巴现行的“合伙人制”公司架构得不到港监会认可。
据了解，在董事会内没有掌握绝对话语权的马云，苦心孤诣地给阿里巴巴集团引入了“合伙人制”，是一种不等同《公司法》所规定的合伙人（Partner ship），而是在公司章程中设置提名董事人选的特殊条款：即公司内任职5年以上的资深管理层也有权提名董事人选，而非按照持有股份比例分配董事提名权。最后，他们的董事提名仍需经过股东大会通过才能获任命。
港监会认为，阿里巴巴集团的这种股权架构不符合香港上市规则之8.11条——上市申请公司不允许有“少数股东垄断投票权”。因为这种垄断行为可能会在某些时候过分保护管理层利益，而对其他投资人构成伤害。
而在陆兆禧出来缓颊事态的同一天，香港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陈家强公开力挺港监局。他发表声明说，“为了保障投资者的利益，港交所必须坚持同股同权的原则，现阶段也无计划更改现有上市规则。”
第二次“上市”
“梦是现实的反映”，这话一点都不假。
9月26日，香港证券联席交所行政总裁李小加发表文章谈及自己的“梦境”：9个“虚构人物”在他的梦中吵吵嚷嚷，实际上谈的都是阿里，文章中的“传统先生”不支持改革，坚持认为香港作为全球金融中心之一，多年的成功经验已经证明了香港的上市制度无需改革。“如果没有问题，为何要改？”
李小加的“梦”显然与最近阿里巴巴赴港上市的计划联系在一起，双方的争执正是由于阿里方面坚持要以类似双重股权结构的“合伙人制”方式上市。
此后不到24小时，阿里巴巴董事局执行副主席蔡崇信言辞犀利直指港交所应推动制度改革，但反对店大欺客的香港方面丝毫没有松口之意，这让马云急坏了。
据香港媒体报道，马云及集团管理层曾于国庆节前后秘密赴港，与投行及基金界会晤，再度阐释合伙人制度，试图在赴港上市的问题上做最后的努力。而阿里最大单一股东软银也为此做出了重大妥协，放弃其持有逾三成股份的投票权。
对于赴港上市的途径，马云不会陌生。2007年11月6日，阿里巴巴将B2B业务在香港挂牌上市，发行价为13.5港元。不过，仅仅5年后，2012年6月，阿里巴巴宣布B2B业务退市，价格还是13.5港元。
B2B业务的上市不涉及阿里巴巴创始团队和核心管理层的控制权，当时，阿里巴巴集团持有上市公司超过70%的股权。但一旦阿里巴巴集团整体上市，在上市后带来的巨大经济利益面前，股权结构不占绝对话语权的马云很难驾驭其他股东。
根据香港“同股同权”的上市原则，一旦上市成功，马云将无法继续通过类似“股东协议”的方式，对股东在股东大会和董事会的权力进行限制。并且，在阿里巴巴的股权获得流动性之后，阿里巴巴遭到恶意收购（被绝对控股）的风险，也将急剧增大。
据海外媒体报道，阿里巴巴曾试图参照Facebook，设计一种“双层股权结构”。在这种股权结构下，公司可发行具有不同程度表决权的两类股票，使在董事会内居于弱势的创始人和管理层可以获得较大的表决权。
据Facebook招股书披露，“双重股权结构”将普通股分为“A系列普通股”和“B系列普通股”，1个B系列普通股对应10个投票权，而1个A系列普通股则只能对应1个投票权。扎克伯格等Facebook的高管则是通过持有B系列普通股，来加大其对公司重大决策的控制权。
若阿里巴巴实施“双层股权结构”，那么，仅持股约7.43%的马云就可以掌控约43%的投票权。
依据香港证券行业的现行规定，只有港交所一家上市公司有提名董事的特权。据本刊记者了解，为了保证香港特区政府对港交所的治理，港交所13个董事会成员中，只有6名董事由股东选举产生。“港交所的这个提名董事的特权，是香港立法会通过《交易所及结算所（合并）条例》所确认的，该法例和香港《公司法》具有同等效力，而阿里巴巴只是适用《公司法》的一般公司，港交所无权为它破例。
高层隔空角力
马云如此执着给阿里巴巴套上“合伙人制”的公司架构，皆因他在集团董事会里的跛足之势。
1999年10月，阿里巴巴成立不久后，即获得高盛、富达等500万美元投资。2000年，阿里巴巴完成了第二轮2500万美元融资，出资方包括软银、富达、汇亚资金等六家VC，其中软银为2000万美元。2004年2月，阿里巴巴再次从软银等VC手中融资8200万美元，其中软银出资6000万美元。
这三轮融资帮助创立不久的阿里巴巴平安渡过了第一轮互联网泡沫，却也将马云及创业团队在阿里巴巴的持股比例稀释至47%。而投入8200万美元的软银，持股20%，富达持股18%，其他股东持股15%。
事实上，向来特别在意公司控制权的马云已经意识到了董事会“失控”的风险。在进行第二轮融资时，出于这样的考虑，马云主动将软银提出的3000万美元融资，缩减为2000万美元。“按照我们自己的思路，我们只需要2000万。”马云当时如是对软银创始人孙正义表示。
不过，2004年之后，为了支持淘宝和支付宝等新兴业务的扩张，阿里巴巴的融资力度反而进一步加大。
2005年8月，雅虎以10亿美元和中国资产，换取了阿里巴巴40%的股权。这次股权交易为阿里巴巴的后续发展提供了强而力的资金支持。利用这笔资金，阿里巴巴旗下的淘宝网、支付宝迅速做大，并成功渡过2008年金融危机，奠定了阿里巴巴日后在中国互联网中的“江湖地位”。
但这一交易的代价是，马云及创始团队拱手让出了阿里巴巴第一大股东的地位。截至2007年阿里巴巴旗下B2B业务上市之前，雅虎、软银分别持有阿里巴巴39%和29.3%的股权，以马云为代表的管理层及其他股东，仅持股31.7%。
此后7年，马云一直在为阿里巴巴的控制权之争而辗转腾挪，甚至不惜与第一大股东的雅虎反目成仇。经过多次折冲，并充分利用雅虎当前急需现金流的尴尬，2012年9月，阿里巴巴出资76亿美元，赎回了雅虎持有的20%股权。
前门赶走虎，后门引来狼。为了获取回购雅虎股权的资金，阿里巴巴又被引入了中投、国开金融、中信资本、博裕投资等新股东。
截至目前，按照雅虎、软银等公布的信息，软银持有阿里巴巴31.9%的股权，雅虎持股24%，马云个人持股7.43%，其余36.67%的股权，则由阿里巴巴管理层、员工，以及中投等机构持有。其中，马云和核心管理层的总体持股比例，仅在10%左右。
不对等的控制权
当然，在阿里巴巴集团整体上市之前，尤其是在2010年10月之前，马云对阿里巴巴的控制权问题没有过于担忧，他通过制定一系列微妙的制度，依然牢牢掌控着公司的控制权。
根据2005年雅虎入股阿里巴巴时签订的“股东协议”：没有马云的书面同意，在“阿里巴巴整体上市IPO两周年之前、本协议签订五周年、马云不再担任CEO、马云持有阿里巴巴不足1%的股份”四者中任一事件发生之前，任何协议方及其附属机构，总共持有阿里巴巴股份不能超过50%。协议还规定，除非发生特殊情况，马云将继续担任公司的CEO，直到阿里巴巴整体上市，或者至2010年10月（本协议签订五周年）。
更为重要的是，对于管理层之外的机构大股东在股东大会和董事会的权力，“股东协议”均受到一系列的限制。比如，它规定在2010年10月之前，尽管雅虎拥有40%的股权（以及对应的投票权），但在股东大会上，其中35%的股权必须按照阿里巴巴管理层的指示投票。而在阿里巴巴的4个董事会席位中，管理层可以提名2名董事，合计持股近70%的雅虎和软银，仅可分别提名1名董事。
这就意味着，通过法律文书的形式，马云确定了自己在阿里巴巴的“实际控制人”的角色。在2010年10月之前，他都可以按照自己的思路驾驭阿里巴巴，且不允许任何人分享这种权利。
到了2010年10月之后，虽然雅虎本可以摆脱“股东协议”的约束，同时增强其在阿里巴巴股东大会和董事会的权力，但当时的雅虎已经走下坡路，有着“铁娘子”之称的时任公司CEO卡罗尔·巴茨无力与马云进行拉锯战，最终选择温和的处理方式，表态支持马云及其团队的管理。
2012年9月，巴茨的继任者玛丽莎·梅耶尔出让了其持有的一半阿里巴巴股权（20%）。作为回购交易的一部分，雅虎放弃了委任第二名董事会成员的权利，同时放弃了一系列对阿里巴巴集团战略和经营决策相关的否决权。
在支付了76亿美元的赎身款之后，马云不无得意地说：“股份回购计划的完成，让公司的股份结构更加健康，也意味阿里巴巴集团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在马云的思路中，合伙人制可以保证公司有稳定的管理体系，不因内部分裂而影响公司发展。
内部分裂曾经伤害过很多著名公司，微软、惠普、戴尔、雅虎等都曾深受其害：微软在软件战略与互联网战略之间分裂；戴尔、惠普在PC为代表的硬件与IT服务之间分裂；雅虎则在媒体与产品公司间分裂。内部分裂最终引发公司内讧、战略摇摆，在产品快速迭代、创新快速发展的IT行业被对手超越。
这也曾经伤害过阿里巴巴。2012年，支付宝为获取第三方支付牌照，必须解决外资身份问题。在这一谈判过程中，支付宝与两大股东雅虎、软银各处位置不同，坚持各个利益，在马云称之为“支付宝生死关头”时差点错失拿牌机会。
当事人回忆：“雅虎有一个强大的律师团，人数超过20人，阿里巴巴的律师团队有3人，谈判时间长达两月。”
这次谈判也被称为“中国互联网行业有史以来最艰难的谈判”。
纽约也是是非地
最理想的IPO之路不通，阿里巴巴能否转道纽约？业界对此几乎一致持否定的观点。
相比于港交所在“合伙人制”公司架构上铁板一块的拒绝态度，纽约证券交易所显现出一定的通融，它承认“同股不同权”，但要求此类公司必须同时透明化实施类似于Facebook一般的双重股权架构。
截至目前，在纽约股票市场上采取了这种股权架构的除了Facebook，其他知名互联网公司还包括Google、Groupon、Zynga，以及中国概念股中的百度、人人和优酷土豆等。
不过，即使如此，马云和管理团队在双重股权制度下仍没办法牢固控制公司。另外，美国上市公司对董事的提名办法要求严苛。安永审计服务合伙人赖云峰就指出，阿里合伙人制度变相垄断了董事提名权，这在更重视保护中小投资人利益的美国上市公司中尚无先例。
还值得一提的是，阿里巴巴的商业模式，以及马云乖张的行事之道，均只适合于“只讲利益，无视原则”的中国市场，而若把这些现象放在美国，阿里巴巴和马云都将撞出满头包，进而严重削弱市场对阿里巴巴的估值。
阿里巴巴因旗下淘宝业务（C2C）的做大而全球闻名，但是，在相当一部分人的眼里，这是一个到处充斥着假冒伪劣产品的跳蚤市场。
2011年3月，美国贸易代表署（USTR）甚至把淘宝网列入了年度销售假冒和盗版产品的“恶名名单”（notorious market）。虽然在一年以后的新名单中没有列入淘宝，但这块业务使天猫商城（B2C），都随时可能引发知识产权风险，这足以令阿里巴巴焦头烂额。美国ThinkEquity分析师亚伦·凯斯勒（Aaron Kessler）表示，“投资人总是对欺诈问题心存顾忌，中国公司在这方面存在的问题要比美国公司程度更深一些。”
此外，美国资本市场历来以监管制度严苛著称，众多赴美上市的中概股早已领教了美国资本市场监管的铁面无情，在财务审核、上市信息披露等方面，马云的惯性做法未必达到美国人的要求。据英国《金融时报》援引未披露姓名的银行家报道称，出于尊严和自豪感，马云不愿向美国监管机构提交大量信息供其审查。
而最对阿里巴巴股市形象构成严重损害的，是马云在2011年公然践踏契约精神的“支付宝事件”。
当年，为了帮助旗下第三方支付业务——支付宝获得中国央行发放的第一批牌照，马云未经过雅虎和软银两大股东许可，私下以3.3亿元的低价，把支付宝转移至个人名下，不仅把中国上市公司中默认的“协议控制模式”（VIE）的合法性投入到中国法律的烤箱内，更严重地违背了支撑市场经济的契约精神。
事件被暴露后，在胡舒立和王冉等各界知名人士的讨伐声中，马云拒绝认错：“央行到现在还在问我们到底有没有协议控制，别人肯定有协议控制的，我不管，别人犯法，我们不能犯法。”
中国人震惊了，华尔街的投资人也震惊了，他们实在弄不明白，为什么一个小股东兼职业经理人能那么顺利把集团最有价值的资产转移到第三方。于是，华尔街有些基金经理甚至要提讼，而诉讼的威胁到今天都还没解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