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5-10 00:56:56
第一章 文化对经济的影响………………………………………………..1
一、 关于“文化”的界定…………………………………………………1
二、 文化的经济的作用方式 ……………………………………………. 2
三、 文化对地区经济发展的影响…………………………………………..3
第二章 温州文化与温州经济………………………………………………5
第一节 温州文化的由来…………………………………………………...5
第二节温州地区经济状况概述 …………………………………………….6
第三节温州文化的具体表现——温州人精神……………………………….7
第三章 温州文化演变对经济的影响………………………………….........12
第一节 文化演变促进温州经济发展……………………………………….12
第二节 温州文化开始阻碍温州经济发展…………………………………..13
第四章 总结 ……………………………………………………….…….16
参考文献 ……………………………………………….……….……..17
致谢…………………………………….……………………………… 18
引言
在现实生活中，文化就像空气一样，无处不在地影响人们的生存和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们的饮食起居、风俗习惯等文化活动无不与经济生活相关，文化已深深融入经济之中，成为现代社会生产力的重要因素和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
本文先将对文化进行一般化的定义，然后结合温州文化分析区域文化与区域经济之间的关系。本文认为，温州文化对于温州经济发展具有决定性作用。
第一章 文化对经济的影响
一、关于“文化”的界定
什么是文化？“文化”一词，在不同的时期、不同学科中和不同的背景之下，自然有着多重的含义。
在古代中国，汉语中文化一词，似最早可以上溯到《易•彖传》之释贲卦：“小利而攸往，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郑玄注说，“贲，文饰也。”又说，“天文在下，地文在上，天地二文，相饰成《贲》者也。犹人君以刚柔仁义之道饰成其德也。”以上文字就字面义来看，文化是人文化成，其间人处在中心地位。进而视之，则天文、地文、文明成为中国原初文化认知的三个重要范畴，以上下两体刚柔相交为文化的流变之道，以天文和地文刚柔交错为“文明以止”的人类文化形态的形成。由是观之，文化的概念在它最初的萌生阶段，已经包含了精神、物质和制度文明的不同层面的阐释。
从人类学的角度看，英国著名人类学家爱德华•泰勒在1871 年的《文化的起源》一书中说，“文化或者文明，从其广泛的民族志意义上言，它是一个错综复杂的总体，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和人作为社会成员所获得的任何其他能力和习惯。”我们看到泰勒是将文化和文明混沌不分等而论之，他给文化所下的这个定义比较先时的哲学的、艺术的、教育的、心理的和历史的文化概念。文化作如是说明不仅涉及到它的性质、范围、内容和意义，而且进化成为人类经验的总和，它不复是某些阶级的专利，相反恩泽广被社会的每一个成员。“错综复杂的总体”意味什么？它意味一个特定社会或社群的一切活动，包括物质的和非物质的一切外在的和内在的活动，而成为信仰、信念、知识、法令、价值，乃至情感和行为模式的总和。
在20世纪初生产力迅速发展时期，1982 年在墨西哥城举行的第二届世界文化政策大会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成员国给文化下的定义值得我们充分重视：“文化在今天应被视为一个社会和社会集团的精神和物质、知识和情感的所有与众不同显著特色的集合总体，除了艺术和文学，它还包括生活方式、人权、价值体系、传统以及信仰。”这个定义中文化不再拘泥于艺术，不再拘泥于过去的优秀遗产和当代的优秀思想，而将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包括了进来。由是观之，文化就是错综复杂的意义和意识的社会生产和再生产，是社会意义和意识的生产、消费和流通的过程。生产概念的引入，证明经济在文化中起着举 足轻重的地位，社会意识的强调，则显示社会关系及政治同样成为文化走向的一个决定性因素。
由此可见，文化既是一个社会所创造的财富的总合，特别是精神财富如知识、艺术和文学、教育、科学等，即社会的“高文化”——文化的具体表现形式，也可以说是物质的文化，又是一个社会的全部生活方式，包括价值观、习俗、象征、非正式制度和人际关系等---无形的的文化，即精神的文化。对于文化的界定实在是众说纷纭，各家自持一言，无论如何定义文化，都可以是正确的，却又难以全面而完整的，尤其是在当代社会，文化的定义日益复杂。
在本文中，笔者要研究的是文化如何影响经济发展，这里的文化，指的是精神层面的文化，而不是物质方面的文化。精神层面的文化，也不能包含太多的概念，否则就难以论述，因此，我从纯主观的角度界定文化的含义：文化是指一个社会中的价值观、态度、信念、取向以及人们普遍持有的见解。
二、文化对经济的作用方式
任何一个地方级经济发展，离不开一个好的经济制度，而经济制度不是与文化无关的“纯经济”的制度，任何经济制度都是在文化中存往与发展的。正如弗里德利希•冯•哈耶克所言，“我们现在的这种不寻常的秩序的形成， 以及存在着日前这种规模和结构的人类，其主要原因就在于一些逐渐演化出来的人类行为规则， 特别是有关私有财产、诚信、契约、交换、贸易、竞争、收获和私生活的规则。它们不足通过本能，而是经过传统、教育和模仿代代相传。”不论交换规则，市场体制和计划体制，都只有经文化的规定，才能为经济中的人所认可和接受。在一定的历史文化传统氛围中，人们进行交往和市场博弈，从而行成秩序中的规则，或反过来说在规则调节下的秩序就构成了一个社会或社群中制度的实体。在文化与制度的关系中，文化是居于首位的，制度只是第二层次的。从弗里德利希•冯•哈耶克话中可以看出，是文化通过人这个经济主体，使一种制度形成，那么文化通过这个地区所有的经济主体——人，影响了方方面面的制度的形成，从而使这些制度汇成一股推动力，从根本上影响经济的发展，这就是文化对经济的作用方式。
文化如何对经济产生影响，还可以从图1中看出。图 1 显示了社会文化对于个人行为的影响方式从而分析对经济的作用方式。继承的文化（A）是指当代人从前人那里继承过来的观念、价值取向和精神状态。更改了的文化模式（B）是指受社会结构环境变化的影响而产生的继承文化的变迁。结构环境（C）则指社会实践和社会环境的变化，包括失业、收入下降、资源压迫、以及政治法律制度环境变化等。行为结果（D）是指人的行为产生的影响。首先，社会文化的决定因素是继承的文化模式（A）和结构环境（C）。个人结果包括更改了的文化模式（B）和行为结果（D）。社会文化对于个人行为的影响有不同的方式。继承的文化模式可以直接对个人的行为起指导作用，即图中的A→D 过程。当引入环境结构因素（C）时，文化对于个人行为的影响发生变化。继承的文化受社会结构变化的影响后，产生更改了的文化模式（B），然后通过更改了的文化影响个人行为（D）。此时文化的作用过程为（A、C）→B→D。当然，社会结构环境（C）的变化也会直接对人的行为（D）产生影响，当人们发现自己的行为不与传统的文化模式相吻合时，便改变继承过来的文化模式（A），即产生更改了的文化模式（B），而这种新的文化模式又会反过来作用于人的行为（D）。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一种复杂的文化作用方式：C→D→B→D。归根到底，文化都是通过“社会文化→个人行为结果→社会结果”这样一条路径对社会经济发生作用的。
图1 文化模式、结构环境和行为结果的相互作用①
三、文化对地区经济发展的影响
文化已经成为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和源泉。美国著名经济管理学家德鲁克曾指出：“当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真正占主导地位的资源以及绝对具有决定意义的生产要素，既不是资本，也不是土地和劳动，而是文化”。我国部分地区就借助于地区文化优势获得了成功发展，其中温州地区的文化在其发展过程中就发挥了重要作用，“温州人精神是温州模式的内驱力，而温州人精神是温州人的共同理想、信念追求、价值取向、行为态度、文化习俗等因素的组合”。精神文化是以其特有方式对特定区域的人们在思维方式、行为准则、道德及价值观念等方面产生全面的调节和控制，使区域社会的每一个经济行为主体在经济活动过程中，总是有意无意地遵循着共同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模式，谋求自身的经济利益。现实也清楚地表明，文化已经渗透到现代经济活动的生产、管理、营销、分配、消费、投资等一切过程和环节。精神文化这种无处不在的底蕴作用，是经济发展中隐在的深层的推动力，它为地域经济发展提供精神动力、智力支持和文化氛围。
不同的文化对地区经济发展的影响不同，如吴越文化、永嘉文化、巴蜀文化、闽南文化等各不相同，与之相适应的区域经济发展也呈现出不同的类型和特点。我国文化资源丰富且地区差异明显，有效地开发和利用地区的文化资源，培育并形成具有创新和适应市场经济发展需要的内涵特征的文化，就能影响经济主体的经济行为，从而促进经济高速增长，加快经济发展的进程。同时，“文化对经济的重要性，远不止是在经济活动中的现实作用，更为重要的是文化对经济还具有久远的‘明天的意义’”，文化对地区经济发展将发挥长久的影响作用。
第二章 温州文化与温州经济
第一节 温州文化的由来
一、海洋文化与乡村文化的结合
从温州特殊的地理位置看，温州地处东南沿海和瓯江下游，自古以来，是一个贸易发达的沿海地区。温州的商业特征，与大海有着深层次的联系，温州文化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海洋文化。
根据世界经济发展的经验，沿海地区较之内地优先发展，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依托良好的港口条件，凭借发达的海上运输。北宋末年，温州造船的岁额达六百艘，与明州(宁波)同居全国首位。这种情况提供了温州人漂洋过海的方便，一些温州商人随贸易商船去国外经商，有的则客居那里经商，到建国前就有华侨3．8万人。海上交通的发达给了温州人外出谋生的机会，也逐渐 铸造了温州人四海为家、喜欢闯荡的个性，这是温州人精神中最深刻的根源。
但另一方面，温州古城是个传统化、乡村化的城市。自宋代始，江南因相对安定的社会环境，使不愿受少数民族统治的北方人民大量南下，“四方之民，云集二浙，百倍常时。”温州人口也急剧增加，垦田面积大大超过前代， 亩产增加，“上田收米三石，次等二石”。传统农业血缘、地缘等乡土关系所形成的惯例、习俗对温州经济与人民生活产生重大的影响，这也给温州模式家族企业特色的形成设下了伏笔。
二、永嘉学派的发展
谈到温州文化，我们不能不去探究对温州文化起着强化和塑造作用的永嘉学派的“事功哲学”。这也是目前我们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密温州模式的一把钥匙。
⑴ 永嘉学派的形成与发展
南宋淳熙年间，温州这块曾在春秋战国时期还是“剪发纹身”的“南蛮瘴气”之地，出现了众多的杰出学者和思想家。《宋元学案》对温州当时人才辈出给出了如此嘉许：“温多士，为东南最。”而在温州众多学术派别中，始于薛季宣，形成于陈傅良，集大成于叶适的永嘉学派，也称永嘉事功学派。到南宋中期，与当时以朱熹为代表的理学和以陆九渊为代表的心学，成三足鼎立之势。清代学者全祖望在《宋元学案》中为《水心学案》所作的按语中，这样评定永嘉学派在南宋学术界所处的位置：“乾、淳诸老既没，学术之会，总为朱陆二派，而水心期间，遂成鼎足。”
按照学派的一般发展规律，永嘉学派的形成与发展大致也遵循了上述脉络。叶适在《温州新修学记》中记录了温州太守留茂潜在嘉定七年所说的两段话，其中有这样两句：“故永嘉之学，比兢省以御物欲者，周作于前而郑承于后也……故永嘉之学，必弥纶以通世变者，薛经其始而陈纬其终也。”叶适在薛、陈的基础上，一方面比较深入地清算了他们所师承的道学思想，另一方面把永嘉事功哲学系统化，从而集其大成。叶适有破有立，有体有用，既批评了道学的理论基础，又建立了功利之说的理论基础，从而集永嘉学派之大成，遂与朱、陆二派鼎足而立。
⑵ 永嘉学派的主要哲学思想
永嘉学派的集大成者叶适的哲学思想，最为集中地表明了永嘉学派的主要哲学观点。
其一，在自然观上，叶适继承了先秦唯物主义的阴阳五行学说，而又有所发展。他认为，构成自然界的主要物质形态，就是五行和八卦所标志的各种物质。他提出：“五行之物，遍满天下，触之必应，求之必得。”但他认为五行八卦只是我们感官所接触的物质的表面形态，五行八卦又是由气所构成的，只有气才是统一的物质的根本形态。
其二，在世界观上，叶适肯定了物质的第一性。他认为物质是独立的、普遍存在的，不同的现象只是物质表现的不同形态，自然界不同的法则，只是物质具有的不同的理。他提出：“夫形于天地之间者，物也，皆一而有不同者，物之情也，因其不同而听之，不失其所以一者。”
其三，在认识论上，叶适肯定人类知识的来源是客观世界，人的认识受客观世界的决定，一刻也不能脱离客观世界。他提出：“《中庸》曰‘诚者物之终始，不诚无物’，是故君子不以须臾离物也，夫其若是，则知之至者，皆物格之验也。”他解释《大学》所谓格物就是“以物用而不以己用”，反对以主观代替客观，主张使主观服从客观。师心自用的结果，必然不能了解对象的本来面目，“自用则伤物，伤物则己病矣。”
永嘉学派倡导“事功之学”，反对空谈性理，讲求实效功利，主张义利并重，“义利合一”，而非“以义抑利”，自始至终追求一种价值取向：知之则必用，用之则必尽。这种讲究实效、注重功利的思想及其价值取向和西方商品经济意识形态的冲撞与融合，经过温州几十代人的历史实践，塑造和强化了温州这一地方的民间心理和地域文化传统，构成了温州经济社会发展中不可缺少的“遗传因子”，渗透在温州人骨髓里。温州人在生存本能的直接驱使下，在“逼上梁山”的苦难境况中造就了“背叛”中国传统文化的温州文化。
第二节 温州地区经济情况概述
温州经济模式是在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过程中，通过需求诱致和大胆超前的局部经济体制改革形成的一种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模式，是一种典型的利用民营化和市场化来推进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模式。
改革开放以来，温州的经济迅猛发展。1978年工业产值11亿元，2008年实现工业总产值5319．35亿元；1978年财政收入1．3亿元，2008年达到339．8亿元。
纵观温州经济的发展，其成功有三个最主要的有机联系的因素：民营企业、市场机制以及区域规模，其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⑴温州经济是以民营企业为主要增长点的经济
目前，温州企业正处于向现代企业制度转变的过渡时期，其经济主体是个体私营企业、股份合作企业、以自然人投资为主的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并存。这些民营经济企业的数量和产值占全市经济实体的85％ 以上，是温州经济发展中最具有活力的部分。
⑵温州经济是以市场机制作为运行基础的经济
改革开放之后，温州坚持“小产品，大市场”经过2O多年的培育与完善，形成了一个较为完整的市场体系和良好的运行体制，市场延伸到了中国各地甚至全球。
⑶温州经济以规模经济争夺市场
温州企业以中小企业为主，但是由于生产社会化已经达到相当的水平，温州的许多优势产品，如低压电器汽车配件、打火机、眼镜、灯具、服装、鞋类等，其零部件加工均由专业生产的企业承担，高度的社会化分工和专业化协作，降低了企业的生产成本，提高了温州企业的竞争力。区域性规模企业群体、区域性规模生产基地、区域性规模品牌效应，产生了区域性规模经济效益，使温州的“中小企业”具备了与大企业相抗衡的实力。
第三节 温州文化与温州人个性
一、温州文化的定义
根据前文关于文化的定义以及温州一贯性的文化特征，笔者尝试着将温州文化定义为，温州人在功利主义思想和实用学说的长期的影响下形成的内化在温州人心中的重商观念、功利主义价值取向和拼搏精神。
如前文所提到的，文化——我们定义为共同观念、价值取向和精神状态— —会对人们的行为产生作用，通过指导着人的行为，对经济体产生复杂的影响。文化的存在性，往往表现为该文化下的人们在不同的制度环境下产生出反映同一价值取向的行为。既然文化通过影响人的思想和行为方式，从而影响经济发展，那么温州人的特性就是由温州文化影响而形成的，可以说温州文化的特性就体现在温州人的特性上。无论是改革开放以前还是以后，无论是计划经济条件下还是市场经济体制下，温州人的行为都反映出相同的文化内涵。
二、温州文化的具体表现——温州人精神
温州模式虽以经济面貌出现在世人面前，但它背后隐藏着的是一股强大的文化力量，即产生在温州这块社会经济土壤之上的永嘉学派。其讲究实效、注重功利的哲学思想及其价值取向，对温州模式的塑造有着不可估量的影响。这种影响又集中体现于温州模式的创造者——温州人，温州人精神闪耀着永嘉学派事功哲学的光芒。
⑴创新精神——温州人在经济活动中敢为人先的一面，体现了永嘉学派的“求变”辩证思想，为温州经济创新注入活力
据《人民日报》1957年1O月9日报道，早在1956年，温州永嘉县就进行了“包产到户”的试验，至1957年夏季，温州各县共约1000个农业社，包括178000多户社员(占入社农户的15％)参与了这一试验。这在当时是多么新奇而胆大的举动，这项试验，使温州农民脱离了土地的束缚，让他们可以让早已萌芽的商业意识通过依靠世代相传的商业智慧和技巧，到全国各地乃至全世界经商，慢慢地走向了市场竞争的舞台。当1978年改革开放刚刚开始，计划经济下的意识形态略有松动，早已渴望大展身手的温州人便迅速寻找自身发展的突破口，形成对传统计划经济意识形态的“背离”，率先发展家庭工业、专业市场和个体私营经济，探索农村工业化的路子；率先实行市场取向改革，探索国民经济市场化的途径；率先进行以股份合作制为重点的企业制度创新，探索公有制的多种实现形式。创造了以家庭经营为基础、以市场为导向、以小城镇为依托、以农村能人为骨干的经济发展模式(即温州模式)，此外温州人通过犯规行为“吃了第一只螃蟹”，从而改变了人们的行为，创造了新的经济体制。正是这种敢闯敢昌、敢为人先、勇于创新的精神给温州经济的发展带来了“先发优势”，温州人走在了中国改革开放经济发展的前沿。
⑵渗透力强——温州人的精明、善于学习、渗透力强等特点，体现了温州文化中大海文化的精神
温州文化是海洋文化与乡村文化的结合，所以形成了温州人恋乡不恋土的意识。他们敢于四海为家、到处闯荡，善于学习模仿和渗透。一种好的产品、好的技艺、好的赚钱思路，常常会在温州人群中迅速传播。巴黎时装的最新款式和色彩，不出l O多天就会出现在温州企业家的服装生产线上；广州最新潮的家具款式转眼问就会成为温州家具企业的克隆对象。精明又善于学习的温州人，有着开放的思维，在中国改革开放的背景下，率先创出了许多的产业，如服装、皮鞋、打火机、低压电器等等。通过温州的专业市场与温州人构建的全国流通管道，温州大量民营中小型企业以群落形态迅速衍生扩张，如水渗透， 并在五金、轻纺、日用小商品等许多产业领域占据全国主要市场份额。温州民营企业在生产规模、产品品牌、产业技术含量等方面并不具有明显的竞争优势，但在市场营销网络方面却明显胜出。
⑶刻苦精神——描述温州人勤奋刻苦的特点，体现了温州文化中实干、不怕吃苦的特点
艰难的生存环境形成了温州文化鼓励人们吃苦耐劳的特点。“白天当老板，晚上睡地板”，这绝对是温州人刻苦拼搏的最佳诠释。在温州人眼里，贫穷是因为人的懒惰，而不是没有能力，懒惰是温州人最不齿的。人人争当老板的温州人，却是人人都能吃苦的人，从家庭式的小作坊开始，到建立一个初具规模的工厂，他们可以和工人们一起干活，不怕脏、不怕累，什么事情都第一个跑上去干，甚至把家都安在工厂里，这在过去的温州是很普遍的。只要有钱赚，温州人就会想尽千方百计，说上千言万语，走遍千山万水，尝尽千辛万苦。这种“四千四万”的精神，就是温州人能吃苦精神的最为真实的写照，正是因为这种刻苦，才使温州的家族企业遍地开花。
⑷重利不轻义——描述温州人在经济活动中所表现出来的重利重义、团结互助等特点
重视血缘关系和地缘关系是每个温州人骨髓里的观念，在外闯荡的温州人是因为血缘关系而出国销售家中生产的产品，在外又因为重视地缘关系而与同是温州人的同行团结合作，形成了遍布全世界的销售网络。温州人在外经商的数以百万计，形成的是温州商城、温州商会，而不是恶意的竞争，或者孤立的存在，这都是因为他们团结，互帮互助的精神。这种精神还体现在温州企业重视产业的“扎堆”效应和创业者之间的“扎团”理念，重双赢，求共生共荣，一乡一品、一村一品的生产机制，管理简单有效，促使温州企业迅速发展。这种团结和共赢的精神为温州产品走遍全世界打下了基础。
⑸排外倾向——温州人对待外地人与物质方面的态度。温州文化中对血缘和地缘关系的注重使温州人难以融入其他地区的文化
讲求地缘关系决定温州文化不易融汇性，温州人可以走向世界，但是难以走出温州文化的圈子。温州文化的不易融汇性，突出表现在外出谋生的温州人，通常很难与当地社会和文化融为一体。他们多以集团形式出现，并在当地营造出一个相对独立的“温州文化圈”，如北京的“温州村” 和法国巴黎的“温州街”。 即使是在温州地区，温州人也对外来人员十分的排斥，他们可以聘用外地人当职员，但绝不会与外地人合作，总是不信任非本地人。这点可以从温州人对婚姻的态度可以看出，不管是呆在温州还是走南闯北的温州人，都少有和外地人结婚的现象。开放性和融汇性，是现代文化必须具备的两个显著标志。只有开放，才能引进和吸收其它文化中的优秀成果；只有融汇，才能使自身的地域的文化能够在保持特色的情况下，得以不断的更新和发展。温州文化的相对封闭性和不易融汇性，使温州人虽然可以走向全国、走向世界，却难以走出“温州文化圈”。
⑹胆大性——温州人大胆 、敢担风险的特点，是大海文化赋予的温州文化的开放型特征，如水渗透、无所不在的精神
敢于冒险与闯荡，敢于第一个“吃螃蟹”。 在温州3 O多年的变迁中，许多重大变革就是通过“犯规” 行为“吃了螃蟹”，从而改变了人们的行为约束， 创造了新的经济体制。上世纪7 O年代中期，温州就出现了大量的地下民营经济，8 O年代以后，温州在向现代市场经济体制转型变迁的过程中又始终翘楚国内，依靠企业制度创新， 民营经济得到了蓬勃发展，成为自主组织市场的试验场。在这种冒险与闯荡意识的支撑下，温州人在改革开放中创造了多项第一：第一个实现金融利率改革，第一个制定私营企业条例，第一个建立股份合作企业，第一个实行土地有偿转让，第一个建立民营金温铁路，以及建立了中国第一的低压电器城、中国第一的汽车配件生产基地、中国第一的商标城、中国第一的鞋都。另外，l 6 O万温州人在全国闯市场更是绝无仅有。
⑺务实作风——温州人坚持从实际出发，崇尚实干、少说多做的特点，体现了温州文化中讲求实效功利、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的朴素哲学观点。
温州的传统文化另一鲜明特征就是务实，既不作空洞的玄学讨论，也不过多理会外部环境的风云变幻，自始至终追求“经世致用”。“致用”的目的必然追求效益最大化，随之自然孕育了温州人谋求生存和发展的“千万”精神：克服千难万险，走遍千山万水，想出千方百计，道尽千言万语，不惜千辛万苦，挣得千金万银。古已有之的重商传统，认定了市场是衣食父母，利润是终极目的。
⑻坚强——温州人对待困难的态度
武林门火烧温州皮鞋的事件人尽皆知，温州商品成了假冒伪劣的代名词，这对温州是多么大的打击，还有谁敢买温州的产品。面对危机，温州人表现了坚强的勇气，从奥康的王振滔亲自到柜台卖鞋，到成立国内第一个鞋业协会，企业走上了“质量立市”、“品牌立市”的发展新阶段，温州产品再次在全国乃至全世界打响了名声，据统计，全世界卖出的30条衬衫，就有1条是温州生产的，温州打火机占世界的70%，这是温州人不怕困难的最佳证明。
⑼自力更生——温州人自力自主，凡事依靠自己的特点，由特殊的生存环境形成的自力更生的文化特点
温州人的自力更生的性格是历史“遗留问题”，温州的自然条件非常恶劣，年年都要发生的灾害连神仙都帮忙不了；温州位置边缘，交通困难，天高皇帝远的地理条件，皇帝想帮都无能为力。神仙和皇帝都不能帮助温州人，温州人只能靠自己来解决生存问题，所以温州人具有特别强的自力更生精神，这种强烈的自力更生精神与汉民族传统的“等、靠、要”文化截然不同。据史载，南宋年问，有位温州太守看到老百姓日子虽然艰难，但皆勤勉，各忙各的生路，很少有人找到衙门，这位太守就在方志上写道：天下太平，半年无讼事。到了当代，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多数温州人也没有受惠于计划体制的好处，更没有优越的自然资源禀赋可供依赖，以至于改革开放前的温州经济社会发展十分落后，1978 年全市生产总值只有13. 22 亿元，国家30年的财政投入也只有5.95亿元。温州人不同程度地需要自谋出路，从而养成一种独立性与自主意识。这种独立性、自主意识使得温州人较之受计划经济影响较多的其他地区的中国人具有强烈得多的创业倾向。他们自己跑码头、闯天下,靠手艺活一点一点赚钱,或一家人在自家办的小工厂用汗水换来财富，从不会怕苦怕累、中途放弃，带来了温州总体经济的繁荣，创造了温州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神话。
第三章 温州文化演变对经济的影响
随着社会和经济的发展，温州的文化也在随之而变化，有的文化随着潮流的改变，继续促进温州经济的发展，而有的文化无法适应潮流的需求，成为了阻碍温州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
第一节 温州文化演变促进温州经济发展
一、泛家族主义影响家族企业的治理结构
近年来，温州家族文化呈现发展变化趋势。早在上世纪9 0年代，王晓毅、朱成堡在温州苍南县的调查表明，当代中国家族制度和家族文化的变化大约有两种方向：第一是家族的团体感降低，随着血缘集团内部的利益分化，家庭利益得到更多的重视。第二是家族之间的相互交往增加，社会互动频繁。当代的家族制度表现得更为复杂和多样。这种变化实质上是对家族文化传统的继承与发展——即由家族文化传统发展为泛家族文化。所谓泛家族文化，台湾学者杨国枢曾作了简明而准确的描述：在传统社会内，在家族中的生活经验与习惯常是中国人惟一的一套团体或组织生活的经验与习惯，因而在参与家族以外的团体或组织活动时，他们自然而然地将家族中的结构形态、关系模式及处事方式推广、概化或带入这些非家族性的团体或组织。泛家族文化对温州模式的改良表现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伴随着温州经济的发展，温州的社会文化也在向现代化转型。传统的以家族为中心，以“关系” 为链条的发展方式也在随着社会的发展不断改变。
现实中，温州部分家族企业开始发生变化，典型特征是，一些规模较大、水平较高的公司业主严格限制家庭和家族成员在企业中担任管理职务，在一个更广泛的范围内用人，使这些公司不仅在股权结构上而且在治理结构上都逐渐打破了家族的垄断。温州家族式企业模式的演进目标是著名企业史学家钱德勒提出的第二形态的现代企业制度，家族仍然相对或绝对地控股，业主及部分家族成员仍参与企业的高层管理，在相当程度上，家族仍掌握着企业的经营控制权，但企业中很大部分中高层经理人员甚至总经理，都是非家族成员，基本实现了社会化。
二、中间经济组织的兴起成为温州经济新的亮点
中间性经济组织的根本特点是其带有企业和市场的双重特性，其中，有的企业关系更接近于古典的市场关系，有的更接近于古典的企业内部关系，由此构成了市场组织化或产业市场化的组织特征。其发展形式有“部分分化”、“外包加工” 等虚拟生产方式，特许连锁、销售、网络营销等经营形式的虚拟销售方式，组建战略联盟。所谓战略联盟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有着对等经营实力的企业(或特定事业和职能部门)，为达到共同拥有市场、共同使用资源等战略日标，通过各利一协议、契约而结 成的优势互补、风险共担、要素水平式双向或多向流动的松散型网络组织。温州民营财团的出现就类似于股权式战略联盟，即由联盟成员作为股东共同创立的，拥有独立的资产、人事和管理权限的联盟组织，它一般不包括联盟企业的核心业务。
三、企业上市开始破冰
民营企业家逐步走出过去那种“不必上市”、“不愿上市”、“不敢上市”等思想误区，涌现民企“上市热”。从报喜鸟开始，温州已经有4家企业上市。温州企业上市的出发点与别的企业有很大不同，因为温州企业并没有融资困难的情况，温州的民间资本非常充裕，这些企业想要上市，是希望在上市过程中转变企业自身机制。温州许多的企业都有上市的潜力，只要他们解决好企业内部的股权、财务问题，将来一定会有越来越的的企业上市。
第二节 温州文化开始阻碍温州经济发展
一、固守传统的家族企业，渐渐制约温州经济的发展
⑴温州文化形成的家族式经营，使得企业间缺乏合作，缺少职业经理人的专业管理，外资更是难以进入
一些专家学者通过对温州经济发展与区域文化之间的关系进行深入研究后认为，改革开放以来，温州人秉持实利主义观念，在经济建设上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但在进一步推进经济社会现代化进程中，这座城市的人们因为人文精神的稀薄，思维模式的滞后和吸纳意识的匮乏而显得“力不从心”。温州区域文化及其观念意识不但制约吸引和利用外资，也制约了温州企业的发展壮大。在温州，当初合伙做大的企业解体为若干个小企业屡见不鲜，但有相当规模的若干个企业联合组建成一个更大的企业却极为少见，2003年温州锁业的八强企业联合组成企业集团，本属企业正常的、也是当今企业日益普遍的一个合作行为，但却成为温州社会各界普遍关注的特大新闻，就是一个证明。有四家电器公司组成过名副其实的强强集团，但如今也已是分道扬镳。人人争当老板，当然能够激发每个人的创业潜能。但每个人的能力总是有限的，每个企业的优势也仅仅局限在某个领域，这也正是当今竞争日趋激烈的国际市场上企业兼并不断、强强联合成为主导潮流的原因。而在温州，与数量众多的制造企业相对应的是，单个企业规模小，产品同构，相互之间低价竞争，自相残杀。究其原因，乃是“宁为鸡头，勿为风尾”的观念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即在温州人看来，做个“自己说了算”的小老板比做一个“受制于人”集团公司的副总裁更有吸引力，哪怕后者为自己带来的经济利益要多得多。本乡本土的企业之间合作尚如此艰难，与自己不熟悉的且比自己更为强大、经验更为老道的“洋鬼子”合作，又谈何容易，尽管对方资金更雄厚，技术更先进，管理更科学。
⑵温州家族式企业属于关系经济，随着经济发展，交易成本越来越高
温州的传统文化对血缘关系高度注重。在上世纪8 0年代以后特定的社会发展时期，温州通过血缘或准血缘网络极大地推动了民营企业的创建和发展。温州家族制企业是植根于传统“家文化” 土壤上的具有极强适应性与延伸性的企业制度安排。温州现有的l万多家有限责任公司和几十家股份有限公司绝大部分是由股份合作企业和家庭企业改头换面而来的，企业的经营机制、管理模式或治理结构，与改制前并没有实质性变化，主要是名称改一下，变成有限责任公司或股份有限公司而已。不少企业仍属于“夫妻店”、“父子公司”或亲属集团。
由于家族企业的信任是一种特殊信任，信任总是局限在一定的圈子里，与“圈外人” 之间的互不信任感通常极为强烈。随着企业增长，尽管信任仍然可以作为一种主要的治理机制，但从前的有弹性的信任可能会被脆弱的信任甚至不信任所取代，使家族企业丧失一种重要的战略优势资源。按照史晋川的看法，温州家族企业发展出来的经济模式属于关系经济而不是契约经济。从契约经济和关系经济的交易成本的变化趋势来看，在市场半径不大、交易不足很频繁的情况下，关系经济所需要的交易成本可能比契约经济所需要的交易成本还要低(指每笔交易的成本)，但随着市场半径以及交易规模的不断扩大，契约经济下每笔交易所需要的成本可能比关系经济下每笔交易所需要的成本低得多。
⑶家族式经营使得企业主缺乏社会责任感
三十年前，因为温州人“求生”的本能，凭借“以血缘筹措资金，以亲缘进行管理”的管理模式，闯出一条“温州模式”的民企发展之路，造就了温州的多数草根农民成了民营企业主，而温州占90％比重的小农经济模式，其企业文化暨老板文化的特点也越发凸显得淋漓尽致。绝大多数温州民营企业文化是以名利为企业第一目标，企业主独裁式地领导企业发展，企业主自身文化水平较低、素质不高，企业管理不成系统、单凭自身喜好管理。
正因温州的企业主是为了生存才创办企业，所以创办的企业对他们来说只是赚钱的工具，而不是可以对社会经济发展做出贡献的因素。但是，当企业发展到一定规模，就需要整合很多内外部资源，企业主的价值取向就直接影响到企业的发展方向。企业主如果没有社会责任感，没有以社会为责任的目标，就不会整合到丰富的社会资源，如果没有以客户为责任的目标，就不会与客户持续共赢发展；如果没有以员工为责任目标，就不会带来人力资源乃至企业整体的提升。当企业面临这种困境时，会因为企业主的决策而走上两个不同的分岔路，一种是企业主没有意识到企业对于社会的应该承担的责任，满足于现状，任其发展或衰败；另一种是，企业主主动担负起自己的社会责任以及对内部员工的责任，从而为自己的长远发展奠定一个坚实的基础，企业自身可以走上更高层次乃至实现长盛不衰。
二、土地情结使温州过多的资本投入到土地，制约商业资本转向产业资本
许多学者认为，温州人的经济发展，与过去的晋商、徽商等很相似，许多上榜以后的行为也在温州人身上有所体现，这种商帮“贴近式发展”又让温州模式发展受到一系列阻碍。其主要问题存在于：商帮的土地情结制约温州的商业资本转向产业资本；商帮的人格化交易特点造成温州经济的相对封闭；固有的商帮狭隘观念与缺乏产业化的文化精神导致温州产业升级受到阻碍。温州资本在全国各地投资房地产，使得一旦有温州资本进入的地区 ，房价就会疯狂上涨，当地居民望楼兴叹，对温州人更像是“过街老鼠，人人喊打”。
三、人人争当老板的观念影响了温州产业组织优化。
温州人普遍存在的“宁做鸡头，不做凤尾”的思想，使得企业的强强联合难以实现。多数温州人的目标是自己开店办厂。从替人做皮鞋或在市场上摆个摊位，到投资数百万甚至上亿元兴办市场或企业，基本上都是独立经营的。温州柳市镇，专门生产低压电器的企业集团就有20多家，这20多家企业不但产品种类相同，而且档次也大体相同，可就是不能联合。这就是温州人“宁做鸡头，不做凤尾”的传统文化所致，宁当50万元的董事长，不当500万元的副总经理。其它生产钮扣、皮鞋、服装、阀门、打火机的集群也是如此，从而阻碍了产业组织优化与产业结构调整。
第四章 总结
总之，温州文化、温州精神对温州模式的形成与演化有着重要的影响。温州文化是海洋文化与乡村文化的混和，它携带着强大的家族文化的基因。温州精神必定要从温州文化积淀中寻找与归纳。文化不是一成不变的，对传统温州文化的继承与发展， 解决了温州企业制度变迁中众多雄题。温州文化是在变革中发展的，具有极强的变革力与适应性。在温州企业从家族企业迈向现代企业过程中，脱胎于家族文化的泛家族文化成为主要路径依赖因素。随着企业内外部环境的变化，依靠传统的家族文化已不能支撑温州企业的跨越式发展，温州家族企业原有文化的不适应性日益露出来。在温州文化对温州模式的形成与演化的影响中，必须注意其消极作用。从家族企业迈向现代企业过程中，除了制度的突破与外在条件的完善外，必须进行文化的重构。温州企业对自身文化的超越必定是一个艰难的过程，但富有探索精神的温州人必定在自我否定中走向一种新的发展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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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
谢
经过半年的忙碌和工作，本次毕业论文已经行将结束，本文从选题的确定，论文的写作、修改到最后定稿我一直都得到指导老师陈伟民老师的悉心指导，经常让我从困惑中茅塞顿开。他严肃的态度，严谨的治学精神，精益求精的工作作风，深深地感染和激励着我。这些都是我学习的榜样，并将积极影响我今后的学习和工作，在此谨向陈老师致以诚挚的谢意和崇高的敬意！
[论文摘要] 福州旅游资源丰富，品位较高，但旅游形象不突出，没有形成真正的旅游品牌，使其在旅游 市场 中缺乏竞争力。该文运用旅游学和传播学、电视学的理论和方法，首先对福州“温泉之都”旅游品牌定位的必要性和可行性进行分析；然后探讨了如何充分运用电视这一 新闻 媒体进行旅游品牌的宣传和推广。
1 福州“温泉之都”旅游品牌定位和传播的重要性
1.1“温泉之都”旅游品牌定位的必要性
福州 历史 悠久， 文化 底蕴深厚，名人辈出，自然山水与人文景观交相辉映，丰富的旅游资源对游客具有较大的吸引力。据 统计 ，福州拥有旅游资源种类约为50种，旅游资源实体数量达到275处。在福州市众多的旅游资源中，一、二级（优、良级）的旅游资源景观就有近40处，三、四级旅游资源景观所占比例较大，等外级资源较少，这说明福州市旅游资源景观资源丰富，品位较高。与之不相称的是，目前福州市旅游业在全国主要旅游城市中仅处于中等水平，这主要和福州市旅游形象模糊，旅游产品间缺乏关联度有关，造成一流的旅游资源优势一直不能直接转化为旅游 经济 优势。
长期以来福州城市形象不够突出，没有形成真正的旅游品牌。福州旅游业一直缺少高起点、可操作的旅游规划，使得目前旅游资源呈现小而分散的开发状态，难以形成整个城市的旅游氛围和旅游精品，即便是福州人引以为豪的四大文化旅游品牌也因缺乏整合，而使得这几大景点的外地游客接待量与它们的实际旅游价值不成正比，“有人流，没客流”是福州旅游发展的尴尬之处。《福州市旅游发展总体规划》对福州旅游形象的现状分析是：(1)旅游品牌缺乏竞争力，旅游形象不突出；(2)多元化的旅游形象塑造，不利于形成整体旅游形象；(3)福州市旅游形象与市场联系不紧密，不易识别和推广。因此，我们需要一个能作为福州旅游品牌的载体 ——“温泉之都”。
1.2“温泉之都”旅游品牌定位的可行性
温泉旅游作为一种集养生、休闲、度假于一体的旅游形式，日益受到人们的欢迎，温泉旅游开发将会给福州带来巨大的商机和 社会 效益。福州市无论从温泉资源、温泉文化到温泉 管理 ，都称得上是货真价实的“温泉之都”。
1.2.1 温泉资源得天独厚
福州温泉主要分布在市区中心、郊区及所属的永泰、闽侯、闽清、福清、连江等 5县（市），具有埋藏浅、流量大、水温高、水质好、富含多种矿物质和微量元素等特点。在福州市城区的东北部，有一条北起树兜南至王庄，西自五一路、五四路东达六一路晋安河 ，南北长五公里，东西宽 1公里，面积达 5平方公里的温泉带，在市中心拥有这样集中的温泉带，这在在全国大、中城市是罕见的，资源优势具有不可比拟性。
1.2.2 温泉开发利用历史悠久
福州温泉开发利用历史可追溯到唐末五代甚至更早的时候，传承 lo00多年。清康熙年间，福州已出现了营业性澡堂；1930年代，福州出现了装修华丽，规模宏大，服务齐全的澡堂。福州温泉文化独树一帜，留下许多诗歌、戏曲、散文、摩崖题刻、民间传说等，成为福州历史文化名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1.2.3 温泉 管理体制 完善
福州市在全国最早建立了完善的地热动态监测系统，最早成立地热管理委员会，最早颁布了温泉管理的地方性法规，最早实现温泉的集中供应，在温泉水资源管理和相关技术上都有着相当的优势。
1.3“温泉之都”旅游品牌传播的紧迫性
2003年4月，广东恩平被
受众对品牌概念的接受总是先入为主的，在目前“温泉之都”这个称号还没有形成对某个地方的特指时，如果福州市能以强大的宣传攻势打出“温泉之都——福州”的概念，受众一旦接受了福州是“温泉之都”，那么他心目中的福州就是唯一的“温泉之都”。反之，如果让其他城市抢先一步，那么这小小的一步之差，将来不知要付出多大的代价。
2 “温泉之都” 旅游 品牌 传播 电视 广告策略
关键词：区域文化；高校；创业教育
中图分类号：G42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3）29-0087-02
一、温州市高校创业教育现状
（一）“物化主义”取向
中国创业教育源于就业压力，是一种外部环境的推动，而非主体发展的高层次需要。温州市高校的创业教育也越来越功利化，为了学校特色教育而教育。因此，高校创业教育逐步产生了“物化主义”取向，即注重创业园的建设，以指导学生对微型企业的创办，目的在于培养“速成式”企业家和企业。很多老师和学生对“创业”的理解极为狭隘，认为实体经营是创业的唯一形式。这种将成败定格在实体的物化现象忽视了创业教育所应包含的创业精神、思维和能力。学校的创业教育应该不同于社会上的以解决生存问题为目的的就业培训，更不是一种“企业家速成教育”，真正意义上的创业教育，应该是着眼于为未来的几代人设定“创业遗传代码”，以造就具有革命性的创业一代作为其基本的价值取向[1]。
高校创业教育应将实用性和长远性并重。或许“物化”现象是创业教育发展之路的必经节点，它可以让外人在表象上感受到创业教育的成功与否，但是，教育不应有过多的功利性色彩。2010年，教育部提出“创新创业教育”概念，指出要“面向全体学生，结合专业教育，将创新创业教育融入人才培养全过程”，突出了创新在创业教育中的重要作用，明确了高校创业教育的未来方向。
（二）创业实践机会贫乏
高校创业教育的落脚点是实践性，绝非“理论”取向、“物化”取向。“物化”取向是将创业实践归结于实体企业，而创业实践是将创意、知识等以行为模式展现出来，落脚点是行动，两者不同。目前，温州市高校的创业教育的瓶颈在于如何将理论付诸实践。
创业教育的目的是让更多的学子走向创业一线，通过亲力亲为的行为模式，将知识学以致用。它给予创业者知识和技能，引导创业者独立兴业提高就业率。而独立兴业并非一蹴而成，前期的大量相关实践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目前，很多应届毕业生都有自主创业的意向，但不知如何将所学理论与实践联系在一起。在大学生自主创业中，缺乏项目资金、目标市场投放不准确、创业经验不足等因素到直接导致大学生创业机会的少之又少。
当今，高校创业教育主要局限于创业理论知识的传授、创业计划竞赛的指导和就业层面的指导。例如，温州大学工商管理专业的学生，接受着创业教育课程，又如，《温州经济专题》、《中小企业创业实务》等，但是这些纯理论的知识并没有得到学校、老师在实践上的进一步牵引。相反，“挑战杯”创业大赛的氛围及其浓厚。所以，创业教育必须注重过程的实践性。
（三）创业教育与专业教育脱节
创业教育是社会和经济结构调整时期人才需求变化的要求。将创业教育与专业教育相融合，在专业教育教学过程中帮助当代大学生积极树立创业意识，对完善大学生的知识结构具有重要的意义。而中国创业教育与专业教育脱节现象十分严重。
美国的创业教育至今已经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涵盖了从初中到大学甚至研究生的正规教育[2]。而中国的创业教育仅局限于商学院等某个学院而非所有学院，无法将创业教育与各学科建设紧密联系，缺乏系统性。例如，温州大学应用化学专业的学生，他们具备较完善的化学理论知识、较强的操作技能和一定的科研潜能，但由于缺乏创业知识，他们只能通过就业将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如果只注重创业教育而忽视了专业教育的基础性，缺乏专业性和技能性，那么，学生的创业之路也将短暂结束。专业教育凭借自身的深度性和专业性让学生在社会上博得一席之地，因此，创业教育必须建立在专业教育的基础上。许多大学生的目标就是创业，迫于急切的心态，在掠取完善的、系统的专业知识之前，便早早地进入社会锻炼，以至于荒废了学业，如此一来，创业梦想就止步不前了。
二、区域文化对创业教育的影响
（一）区域文化是创业教育的源动力
区域文化是一个地区的群体意识、精神风貌、管理方法等非物质性因素的总和，多半以“区域文化原型”和“集体无意识”的方式呈现，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的思维和认知。区域文化对企业家阶层的兴起和发展产生促进或抑制作用，更是引领着该区域文化背景下的创业教育。
在实践中，区域文化对创业活动和创业精神有着重要影响。企业家的创业精神不是与生俱来的，它需要整个区域文化的支撑。就温州市来讲，永嘉学派传统中蕴涵着丰沛的创业理念，在市场取向的改革背景下，凝结成了新时代的创业文化，从而激发了温州市民众创业致富的创业精神，使得温州民营经济异军突起，创造了举世瞩目的“温州模式”。探讨温州市高校的创业教育，必须结合温州市的区域文化。创业活动总是发生在一定的区域，并且总是有来自该区域的人参与。温州民营企业有着异常的活力，很大一个原因在于温州的区域文化是创业型文化。而温州市的企业家在创办企业、创造个人价值和社会价值的创业过程中又翻过来不断地强化了温州市人民的创业精神，反哺着温州区域的创业文化。
涂又光先生提出著名的“泡菜理论”，即泡菜的味道取决于泡菜汤。区域文化好比泡菜汤，它影响和决定了其中的创业教育的精神风貌和发展行为。高校是区域的教育机构，也是区域文化的中心。高校长期浸润在区域文化之中，烙有区域文化的的印痕；同时，高校也是区域文化的载体，在区域文化的传承和创新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并且创新、创造是大学文化精神的核心，创业教育又是创新创造最有力最直接的载体。所以，区域文化是高校创业教育的原动力。
（二）区域文化定势创业思维
文化对人的思维定势表现在它左右着人们的思维过程，决定着人的思维联想。区域不同，文化不同，由于文化的思维定势作用，往往得出不同的结论，表现出显著的区域文化差异。
温州精神主要集中在风险承担和行动领先上，使得温州创业之人喜欢创造型创业而非改进型创业。从第一家民营企业到今日被动的金融改革，佐证着温州创业文化的“创新精神”。但是，从某种角度来说，改进型创业亦非不可取，“捷径创业”可以给予大学生创业者更多的便利。温州企业主要偏向于制造业，缺乏科技领域的成功企业。这种特定的区域文化氛围，影响着在温学子对于创业项目的选择。缺乏高科技产业和深厚科研能力的氛围，使得温州高校学生的创业项目偏向于最基础的服务或制造领域，如服装店。而温州高校的创业教育在创业方面的引导也偏向于创业竞赛和基础服务业，对于高科技领域的涉猎微乎其微，极少有学生通过专利产品创业。更有些许同学依靠家族企业来创业。
三、对策
（一）课程资源区域化
虽然中国高校创业教育通过借鉴国外先进理念和优秀模式取得了一定的发展，但仍旧缺乏对本土创业教育资源的挖掘和使用，尤其是在结合区域资源方面展开的创业教育研究更显不足。迈克尔波特曾经说，基于文化的优势是最根本的、最难替代和模仿的、最持久的和最核心的竞争优势[3]。温州市的地理环境和社会文化在全国都极具代表性，浓缩着无数的创业资源，如康奈集团董事长郑秀康、正泰集团董事长南存辉等及其背后的企业、创业之路。这些极富时代感和说服性的实例是温州特有的、最直接的资源。这些资源是创业教育最直接的载体，所以，课程资源区域化在温州市非常具有可行性，甚至可以将这些企业家聘为客座教授、荣誉教授等，将自己的创业感想和成果在双向交流的方式中传授给学生。
理论研究环境的改善、教育改革的需求和课程本身的发展都驱使我们课程资源区域化。当然不能拒绝外来课程的合理因素，相反必须借鉴外来优秀创业元素，我们只需将其原来的比例下调一些。
（二）细化创业教育目标
传统意义上的创业教育的培养目标只有一个：培养大学生创办企业，即“物化主义”现象。但随着学科建设的完善和个人发展的需要，其培养目标已变得不单一。大致可以分为三类：一是创业知识，指学生先要确实地掌握创业的理论基础。对于经管类专业的学生而言，这是一个巩固专业知识，学习实操知识，扎实基础的阶段。对于非经管类专业的学生而言，这里的创业知识便不仅仅包含浅层的创业知识与经济方面的基础知识，同时还包括专业知识。二是创业实践，鼓励学生创办企业，投入到创业实践中。当然，模拟运作（通过相关创业软件）也是提高未来创业成功率的有效途径之一。三是创业创新，通过自己独到的预见性见解从事一个新产业的创业，或者以一种新的模式在现有产业中创业，凭借“人无我有”的创新优势博取市场的青睐。
（三）加大政策扶持力度
政策意味着公民在做这些事时，有政府强有力的支持，有政策的保障，避免了诸多不必要的障碍。因此，它对创业教育及大学生创业有着不可估量的正能量。
创业教育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学校、政府和社会的共同努力。社会对创业教育的扶持力度直接影响着高校创业教育的质量。温州从永嘉学派始，就有着浓厚的创业文化。政府和社会也给予了一定的支持，如开展创业培训有补贴，自主创业有奖励等，但这些远远不够。学生没有经济来源，创业启动资金对于他们来说是个天文数字，学校的创业补助最多缓一时之急，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小额贷款对于大学生创业者基本不现实。同时，大学生在技术、人脉和社会经验等方面严重欠缺。因此，政府只有不断完善创业政策，切实加大创业教育扶持力度，将帮助落实到大学生创业者亟需的地方，惠及到学校学院甚至个人，创业教育事业方能活跃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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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龙舟文化 传承机制
[中图分类号]G129；K89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49（2013）09-0076-02
多年来，多数学者从文化的不同角度、不同层面对龙舟竞渡在中国的发展做了微观方面的探讨，认为无论龙舟文化如何发展变化，它始终继承了鲜明的民族品格，以及纪念屈原并使之成为组织社会生活的凝聚力的特点。而从宏观层面着手进行整体性的龙舟文化传承与机制研究则不是很多，此文力求宏观与微观相结合，把浙江温州区域龙舟竞渡作为现实考证，着重对温州龙舟竞渡文化的历史沿革、受制约的深层动因和现代化的发展以及传承的机制进行梳理、分析与论述。
一、龙舟文化的传承
（一）关于不同历史阶段的龙舟文化内涵
学者任国瑞认为：龙舟竞渡的起源是汨罗，同时此为中轴逐渐向周边辐射。而江立中认为：龙舟竞渡的发源时期是在原始萌生，形成传统，逐渐划入时代，大致的历程经历了三个阶段。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龙舟运动随着社会的发展，以商品性质的龙舟竞渡的氛围日渐浓厚。
（二）关于浙江温州区域文化研究
浙江温州处于沿海领域，龙舟也是当地的传统文化。以温州区域文化研究来辐射龙舟在民族文化的整体研究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与可操作性。从区域的性质，即在一般文化研究的基础上来研究，也就是把普遍的、民俗的、民族的有关文化的原则、观点、规律与理论应用到区域文化中来。区域文化行政地理与自然、文化地理的关系，与地方文化、地方情感有关。其中，有学者对温州区域文化现实图景进行过剖析，呈现出温州的基本特征为：稀薄的人文精神和厚重的实利主义、飞奔的运作方式和滞后的思维模式、膨胀的自恋情结和匮乏的吸纳意识”等，相对这一区域的龙舟研究的记载则占少数。
二、龙舟文化传承机制探讨
（一）龙舟竞渡发展状况
1.政府高度重视。温州根据《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快体育产业发展的指导意见》所确立的发展体育产业的有关政策措施，温州市政府予以积极贯彻和落实，为发展温州体育产业营造了良好的政策环境。2009年11月9日，浙江省体育局起草了《浙江体育产业发展规划（2010-2015）》（征求意见），其中谈到工作任务中的运动休闲业指标时明确表示，要充分利用各省各地丰富的自然资源，重点在杭嘉湖、宁温舟沿海地区打造以游舰、帆船、高尔夫、海钓、山地户外运动等项目为片区特色的运动休闲基地，带动地市级运动休闲产业的发展，再次为温州发展体育产业创造了政策环境。同时，温州市委市政府在温州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中也明确提出，“以发展运动休闲、体育健身服务、竞技表演为重点，努力打造一项品牌赛事、两个知名品牌、三个特色产业圈”。这充分表明温州市委领导在文化强市建设中对体育赛事的重视程度。
温州市政府在2011年工作总结和2012年工作要点的通知中也明确要大力发展龙舟运动，即具有温州地域特色的主体赛事；努力申办中华龙舟大赛温州站比赛，举办端午节温瑞塘河龙舟拉力赛等，足以流露出温州市委对温州举办主体赛事的支持与决心，为后期温州主体赛事的运作创造了具有保障性的政策环境。
2.参与主体人员情况。温州龙舟运动的参与者主体主要为其附近县市的居民，其次才是邀请赛，还有省外、境外参赛队；从年龄结构分析，参与龙舟竞渡的人群主要为青壮年；从职业划分上分析，主要是以私人老板为主体，学生、个体经营者、离退休人员、公务员为辅助。温州几乎每个村都有龙舟队，龙舟队中的成员都是本村村民，但是有些请外援去参加龙舟比赛。
3.经费消费与来源情况。龙舟运动相对于其他集体运动项目来说投入成本较多。经济的来源成为阻碍龙舟竞渡长效发展的内在原因。实际的调查显示，龙舟竞渡的开展除了政府短暂的支持外，基本上靠的是爱好者的接济，经济收入的渠道较多，种类繁杂。
龙舟竞渡筹运的资金较多，大体可以概括为以下几方面：（1）造龙舟，在竞渡中，组委会会提供相对应比赛的龙舟，但是参赛者平时还要训练等，也得有几艘自己的龙舟，况且一些沿海地带还有一些延传的龙舟习俗，一些地区还有游船等习俗，这些费用基本上需要龙舟队自理。（2）修龙舟，赛前、赛中、赛后都要对龙舟进行翻修。（3）比赛消耗，包括无形的与有形的实质性的消耗等，这一开销主要包括队员的队服、食品以及比赛中锣鼓的消耗等。
（二）2012中华龙舟大赛（温州站）
2012中华龙舟赛（温州站）由国家体育总局社会体育中心、中央电视台体育频道、中国龙舟协会、浙江省体育局、温州市人民政府主办，中共温州市委宣传部、温州市体育局、中视体育娱乐有限公司、温州市龙舟协会承办。本次中华龙舟大赛温州站的比赛中央五套进行了全程的直播，这也是温州在近些年举行的比较大的赛事。
温州站比赛为2012中华龙舟大赛的第五站赛事。有来自广东、湖南、贵州、福建、江苏、吉林、香港、浙江的16支龙舟队参加比赛，其中12支男队，4支女队，共计432名运动员。我市参赛的有温州港澳世界华人龙舟俱乐部队、瓯海飞龙龙舟队和瓯海女子龙舟队3支队伍。
（三）温州龙舟竞渡发展的制约因素
1.“斗”的问题。最初体现出来的是在龙舟竞渡前、竞渡中以及竞渡后的一些管理问题。
2.迷信的原因。龙舟，从我国的伟大诗人屈原殉国为起，龙舟就在百姓生活中作为一种爱国主义精神来相传与学习，相传至今的百姓生活中如摆香案、请“香官神”等代代相传，不时沾染了一些迷信的色彩，龙舟竞渡前的祭祀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从安全的角度分析，这种祭祀也存在着一种不可避免的安全隐患。
3.强制摊派、事主牟利。沿海区域，较多地方借着造龙舟之名来大搞摊派，摊派的金额不定，给当地百姓与企业造成了沉重的负担；还有的地方甚至用武力威逼村民交造船费、摊派费等。现实生活中，政府的相关管理机构也经常接到举报去调查，但出于安全考虑往往是没有人敢出来作证，因此这种事屡屡发生，也因群众敢怒而不敢言而不了了之。一艘龙舟一般造价在1.6万元左右，加上其他的费用总计要8万元左右。这些都是要靠当地企业、村民集资以及摊派得来的，如平阳郑楼有一家企业就曾经被迫出资6000多元“赞助”过4艘龙舟。
三、研究结论
龙舟竞渡随着社会的发展已经逐渐向着我国体育产业群中一种朝阳产业的形式发展。龙舟竞渡是龙舟文化深入百姓生活中一种形态，而赋予龙舟文化的灵魂应该是龙舟文化所体现出来的龙舟精神。这个赛项在沿海地带拥有了一定的群众基础，特别是每年端午来临前，当地的百姓都会把龙舟竞渡作为一项重要的事情来做，可见，龙舟文化的传承需要在政府正确的指领下，当地政府职责的遵守下，企业、私人爱好者以及一些民间力量的支持下，才能在群众生活中有效、长效、见效地发展。以龙舟为品牌，以龙舟为载体，以龙舟为产业，综合文化、旅游、体育、产业为一体，做温州的山水文章，那么温州的龙舟文化将会前程似锦，更好地得到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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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3日的温州，一场央视主办名为“探路温州金融改革”的论坛上，出席人数最多的并非官员、学者，而是温州当地草根中小企业家们。他们中的很多，甚至是站着听完整场论坛。
惊喜，疑虑，乐观，悲观――面对3月28日获批“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的消息，企业主们内心五味杂陈。
李建江，温州一家打火机企业负责人坦言，在去年资金链最紧张的时候，为了买原料，他借了300万的高利贷，利息三分。而中小企业最困难的就是没有抵押物。
有着同样遭遇的是刘顺峰，去年他的企业建设新厂区，但由于银根收紧，银行压缩了他的信贷规模，最终他借了近亿元的民间资金，平均利息三分，这直接导致财务成本占到企业成本预算的10％左右。刘顺峰说，幸亏自己的企业生产的是光纤通讯核心器件陶瓷插芯，利润比传统行业高出几倍，否则早就吃不消了。“如果银行能解决，我要省掉三千多万资金。”
像李建江、刘顺峰这样热切关注此次金融改革的温州企业家还有很多。他们关心改革能多大程度帮助他们走出困局。
金改，关乎他们的命脉。
2011年9月以来，温州地区中小企业由于资金链断裂，无法偿还借款，出现企业主“跑路”、跳楼自杀现象，引发民间借贷危机。危机迅速蔓延至浙江、江苏、内蒙古等其他地区。
尽管自2011年下半年以来，国家出台了多项缓解温州中小企业贷款难问题的举措，但温州的民间信贷危机还远未结束。甚至坊间有消息称，由于支撑温州民间信用的担保体系崩塌，温州民间信贷已基本“冬眠”，无论银行还是小额贷款公司等非银行金融机构现在都非常“惜贷”，跑路潮仍在继续，因信贷压力而自杀的事件仍不断见诸报端。
温州银监局的资料则显示，2012年2月末温州银行业不良贷款率为1.74%，已经8个月呈现上升态势，比2011年6月末最低时的0.37%飙涨了370.27%，达到了十年来的历史高位。
更让温州中小企业雪上加霜的是，2012年开始出现罕见的“订单荒”。据温州海关数据统计，2012年2月温州外贸出口5.14亿美元，同比减少30.87%，环比减少更高达72.05%。其中受欧债危机影响，对欧盟贸易额为1.5亿美元，同比减少44.35%。
所有这些，都在为顶层设计传递一个信号：温州金改，迫在眉睫。
危机推动改革
外界普遍认为，正是2011年下半年温州爆发的民间借贷危机、跑路事件，直接促成了这次国家层面的金融改革试验区落地温州。“更深层的原因不在于此。”浙江大学社会科学学部主任史晋川表示，其实早在2010年，温州市委书记陈德荣在察觉到温州高利贷问题后，很快就决定以此为契机推动一场金融改革。
“包括省金融办主任、人民银行行长、银监局局长，都找到我们谈了温州发展过程中企业的融资难和进行金融体制改革与创新问题。并委托浙江大学，由我做组长，为温州地方政府起草了四份研究报告。”
史晋川说，一份研究报告，是《温州地方金融改革创新总报告》。还有三份分报告分别是《构建以间接融资体系为主的温州地方金融体系报告》；《构建以直接融资为主的温州地方金融体系报告》；《关于在温州地区开展利率市场化试点的报告》。
2011年4月，史晋川带领的课题组完成报告，提交给温州市委、市政府。正是浙大的这组报告，成为日后温州上报国务院“综改方案”的蓝本。
据史晋川透露，当时温州市领导带着方案，跑了很多相关部门，“跑了很长时间”，但一直“没有实质性推进”。
直到2011年下半年，温州民间借贷风险不断积聚爆发。2011年10月4日，总理视察温州后，当地金融改革才得以加速推动与落实。
当日到达温州后，一下飞机，便与部分企业负责人举行座谈。当时，温州百先得服饰有限公司董事长叶剑平说：首先，希望政府和金融机构加大对中小企业的支持与保护力度。其次，对中小企业的税能不能减少一点。另外，温州的民间资本还是雄厚的，问题是找不到投资的渠道，借给别人怕拿不回来，存在银行利息较低。民资和民企之间缺乏一个平台、一座桥梁。叶剑平建议，政府应把温州民间资本由“地下”变成“地上”，形成有利于民间借贷健康发展的金融体制。
叶剑平的发言，被评价为“把温州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基本都点到了。”
而点到的这些问题，恰是此次温州金改的重点：如何解决民间资金多但投资难，中小企业多但融资难；如何打通约8000亿民间资金和实体经济之间的对接路径。
十年之后的重建
“这是在2002年中国人民银行总行批准建立温州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其后未曾宣布过取消――十年之后的重建。”曾任温州市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主任、政策研究室主任的马津龙如是说。
如马津龙所言，这是时隔近10年，温州再提金融改革综合试验区。2002年8月，时任央行行长戴相龙到温州调研5天，提出温州金融体制改革的设想，当时不仅提到了这次改革没有提及的利率市场化，还明确表示允许民间资本成立民营银行等内容。
然而，那一次的改革，却在是与非的种种争论中，无疾而终。
直至2005年，温州市银监分局和温州市体改委联合完成的一项研究课题还认为，“在当前的形势和经济、金融环境下，设立民营银行时机尚未成熟”，民营银行“不可能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
温州10年前对改革的推进之所以顾虑重重，或许与民间金融曾经出现的疯狂与混乱有关。
早在戴相龙提出温州金融体制改革设想前，温州就已经成为中国金融改革的先行者。1984年，方培林在温州建立了第一家私人钱庄方兴钱庄。一方面，钱庄得到当地政府的默许，至少可以在本区之内大胆地从事金融事务，可另一方面，它却始终得不到上级银行部门的认可，在法律上处于非法的状态。最终由于自身原因，坚持了5年之久的、带有半地下色彩的方兴钱庄自行关闭。
1986年，杨嘉兴开办了国内第一家股份制私营银行温州鹿城城市信用社。《纽约时报》曾对此评价：“在温州，中国国营银行的垄断地位被打破。”
当年，紧随方培林、杨嘉兴之后，几十家类似金融机构在温州诞生。而就在方兴钱庄开张的一年后，1985年秋天到1987年冬天，却在温州全境爆发了至今忆起仍让人不寒而栗的“金融抬会大灾难”。
抬会，一开始只是一种民间的融资信贷，有些抬会会主原本也是想学方培林搞私人钱庄。可是常规的信贷效益毕竟太低了，马上有人想到了高息融资。先是小心尝试，再是大胆扩展，在滚滚而来的金钱与永远填不满的欲望之间，一种近乎疯狂的金钱游戏开始了。
“在温州市的乐清、平阳一带出现的‘抬会’事件，涉及两亿多资金，波及周围十来个县。这次事件曾引起一系列的斗殴绑架，甚至凶杀事件，严重冲击了温州社会的安定。”中国金融学会理事、老银行家曹尔阶这样回忆当年的事件，“由于‘抬会’资金大部分脱离实体经济，无从产生利润，前边的抬会所获的高息，吃掉了后来者的本金，最后因再没有新的资金进入继续抬会，终于倒会。”
更为疯狂的是，当年为了获得政治上的庇护，还出现了所谓的官会：专为官员而设，入会不必交款，而是先领款，三个月后再少量返回。这种会分10万、5万、1万三种，视干部大小而定。一个干部入会，可以带动无数人来入会。
失去理智的金融乱局，必然带来整顿。
1999年，温州不得不对225家农村合作基金会、民融资金服务部以及农村金融服务社进行清理整顿。而在此之前，温州已于1998年对57家城信社进行了清理整顿。杨嘉兴正是在得知温州43家私营的城市信用社和金融服务社要被国有金融资本“收编”后，全身而退。
曹尔阶在回顾当年的大整顿时表示，“抬会”于民于国于社会都不利，金融监管当局从理论上和政策上应对其全面否定，进行打击。“但不应把婴儿和污水一起泼出去，因取缔‘抬会’而连同‘呈会’、‘标会’也一并取缔。”
至于温州“抬会”造成两亿多损失，曹尔阶引用学者夏小军的说法，任何金融活动都会有呆坏账。用国有银行的呆坏账比例去衡量，整个温州民间金融活动算上“抬会”造成的损失，其资产优良率仍然出奇的高；而与那些近年被中央银行关闭的金融机构比起来，1985年温州“抬会”所涉及的资金总额也与被关闭的金融机构所造成的后果不可同日而语。
如今，金融改革综合试验区的重建，映衬的，正是温州在改革路上因恐惧风险而踌躇不前的十年光阴。
时而鲜花，时而毒草
恐惧风险，并非温州人的性情。不然，温州也不会成为中国改革的旗帜，更不会有“温州模式”的产生。
1985年5月12日，上海《解放日报》在一头版头条刊发消息：《乡镇工业看苏南，家庭工业看浙南――温州三十三万人从事家庭工业》。该报还专门为这则消息配发《温州的启示》的本报评论员文章。正是在这篇文章中，“温州模式”第一次出现在媒体上。
对于“温州模式”的昨天，温州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会长周德文总结说：温州农民最早冲破计划经济体制和制度的束缚，大步闯向市场经济，包产到户，家庭工业，联户工业，一村一品，专业市场，供销大军，闹活了温州农村经济，也闹富了温州农村经济。温州最后形成了十万家庭工厂、十万供销大军、十大专业市场。
然而，“温州模式”自产生之初，就随着改革大潮潮起潮落。时而被当作鲜花，时而被当作毒草。身处其间的温州人，其个人命运也被深深地打上了时代烙印。
比如温州柳市镇商人郑元忠，1982年初夏到1983年仲秋，一直逃亡在外，对他的通缉令撒往全国。被当地人称作“机电大王”的他，只因办了几间电器作坊，盖起了一栋三层小洋楼，买了一辆别人罕有的摩托，就被治于“投机倒把”――这个在当今中国已经消失了十余年的罪行。
与郑元忠命运类似，当年柳市镇还有另外7个“投机倒把”分子。分别被人称作 “五金大王”、“目录大王”、“旧货大王”……当时通称为“王事件”。除了“螺丝大王”刘大源成功逃脱，其余7人全部入狱，最重的获刑7年。郑元忠逃亡一年多后也被抓获。
受此事件影响，温州陷入万马齐喑的局面。
直至1982年12月，温州市委市政府召开会议为发展家庭工商业“正名”。1984年，中央了一号文件，提倡农村发展商品生产。此后，“王”得到了。这一系列事件促进了温州家庭工业的蓬勃发展。费孝通提出的“小商品、大市场”的“温州模式”开始广为人知。
1986年，浙江省向中央提议建立温州实验室，提出：温州的模式带有投石问路性质，因此试验的内容、范围、方式、步骤不受传统理论、现行体制和具体政策的限制，允许打破常规、放手探索，准备承担一点风险。1987年国务院批准建设温州农村改革试验区，并确定了一个重大的实验课题――农村股份合作制度建设。很快，股份合作制企业在温州成为最普遍的企业组织形式。
但改革前行者，注定饱受争议。
股份合作制企业出现后，“姓社”、“姓资”的争议甚嚣尘上。一个“温州老百姓”写信给中央说，“‘温州模式’实为资本主义模式，某些方面比资本主义还无法无天”，温州是“到处有，满街走，流氓打警察，共产党员信菩萨”。1989至1991年，中央为此三次派人前来调查。
1992年，邓小平再次巡视南方，对无所不在的意识形态争论给予了断然的“终结”。从此之后，在公开的舆论中，姓“资”姓“社”之类的讨论日渐平息。
松绑后的“温州模式”在20年间攻城克寨，把市场铺向了全世界。
政府的“有为”与“无为”
进入21世纪后，“温州模式”似乎遇到了比以往更多挑战。
倪云，温州乐清市柳市镇的一位小企业主。和他众多的亲族一样，有着不大不小的一家厂子，有十几个工人，以前，倪云生产“磁光片”的原料是6000元/吨，生产出的成品可以卖6500元/吨。但现在，原料涨到了8000元/吨，他却只能卖到8300元/吨，毛利整整减少了200元。为了维持企业的正常运转，他还从信用社贷了20多万元，千分之八的月息算下来，自己几无利润空间。于是，倪云有了关掉厂子的想法。
当类似倪云的故事，越来越多出现在媒体上时，――更多人开始以怀疑的眼光打量“温州模式”。
北京邮电大学区域经济与产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茶洪旺说起“温州模式”，表示其“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温州区域文化有其突出特点，诸如温州人创业精神强，人人都想当老板，这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一般来说，温州老板大多都喜欢单打独斗，独立拼搏，但是从某种意义上看，他又会成为致使一些大集团、大企业难以形成的因素，最终影响了市场竞争力强的大品牌企业成长。”
茶洪旺曾在去往温州的飞机上和一位民营企业家聊天。茶洪旺和企业家讲，温州市政府想要做大企业集团，问他什么看法。企业家说没有兴趣。宁可自己做老板，当总经理，也不愿意当个副总经理。“温州人都希望自己做老板，不过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温州人的创业文化观念也在慢慢改变。”
在2003年左右，史晋川教授也从社会文化角度提出，温州模式终将“变迁”。在史看来，温州一直是人格化有形市场为主，靠的是人缘、地缘、血缘、同学缘，人格化交易机制的强度太大。温州的出租汽车找第二班的驾驶员，本地人一天交120-130元就可以承包下来，且不用签协议，而外地人至少每天要高出50元左右才能包给你。温州如果走不出人格化交易，建立一个法治的市场经济就有很大难度。
史晋川还注意到，温州的人格化交易在向政府中渗透。温州的“公共权力”和私营经济编织成了一张“不可触摸的网”。
地方政府，始终是关于“温州模式”讨论中不可缺少的角色。
在周德文看来，“温州模式”发育初期，温州各级政府顶住了压力，保护了个私企业、民营经济的发展。当年温州地方政府扮演了一个自由市场经济中“守夜人”的角色，比如只打击假冒伪劣，不干涉企业内政。“无为而治”的政府管理，最大限度发挥了温州人血液中的商业文化基因和企业家精神。
而随着近些年温州经济增速放缓，“地方政府如何‘有为’”，也成了讨论“温州模式”一个重要分支话题。
今年温州市“两会”是在温州尚未走出由民间借贷引发经济危机的背景下召开的。会议期间，温州市委书记陈德荣曾带领有关领导，与委员们就“优化政府服务、壮大实体经济”举行了一场专题座谈。
陈德荣在座谈会上说，走出危机需要政府有所作为，但政府的作为，是职能范围内该做的作为，而不是对企业微观活动的越俎代庖。要“相信市场的力量”。
陈一席话，或表明了政府应当坚守“行政”边界的立场。
在史晋川看来，地方政府应构建一个与温州民营经济发展相适应的地方金融体系，让企业家能在丰富的、多元化的金融生态里，用间接融资及直接融资的方法，更好完成企业转型。
“像2011年温州跑路潮中最典型的案例，温州‘眼镜大王’胡福林就是倒在了融资问题上。”史晋川说。2008年胡福林选择了资本密集型的光伏太阳能，而2009年年底，银根开始收紧，胡买设备的钱已经支付，可设备还没有到位。无奈之下，他筹借了高达5亿的民间高利贷。
“实际上他的融资方式不恰当，不太适合银行贷款。”史晋川说，“最好是股权融资，因为这种投资不是说一年两年就能收回来的。一句话，政府去推进企业的转型升级，区域的转型发展，最好的方法是创造好的环境。让企业在这个环境中，有内在的激励，做出自主的选择。”
如果将目光聚集于这次温州金融改革，“估计温州各级政府官员基本上全面参与了各种不同形式的民间金融活动。当地有人估计是100%参与，有人则估计为八成或九成不等的参与。” 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资源管理研究院院长胡必亮在几次深入温州调研后，得出这样的结论。而一批拥有公权力的人进入民间金融势必给监管造成影响。茶洪旺认为，金融改革是系统工程，不仅涉及到金融。地方官员利用手中权利获取利益的寻租行为，是要靠法律机制约束解决的。
“金融监管、法制建设，这都是政府该做的事情。”在茶洪旺看来，在推进金融改革试验区过程中，政府在市场调节方面不要越位，市场监管方面不要缺位，公共服务方面不要不到位。“尽快出台温州金融改革试验区的实施细则，尽快组织各方专家研究方案实施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问题，已是政府迫切需要做的事情。”
如茶洪旺所言，方案的出台和方案的实践，是两个概念。“‘十二条’如何细化到实践当中去，从某种程度看，这比出台方案还要难。如何科学实施温州金融改革试验区综合方案考验着执政者的能力。”
细则的出台考验的是地方政府市场化的决心与勇气。
曾在发展中迷茫，在艰难中行进的温州模式，可否借助这一次金融改革完成新一次蜕变？
这是一个无人知晓，却万人期待的答案。
（图说）
温州金融改革历程
面对面 2011年10月3日，国务院总理在绍兴县汇金小额贷款公司考察，详细询问小额贷款公司和民间信贷的情况，认真听取大家的意见和建议。
（链接）
温州模式荣辱史
1982年年中，浙江省委工作组进驻柳市镇，由省公安厅负责人亲自带领30多人在温州打击了80余天，将经营低压电器的所谓“王”作为重大经济犯罪分子逮捕判刑。
1982年底，温州市委、市政府召开了表彰个体经济重点户、专业户的千人代表大会。
1983年12月28日，《人民日报》上发表《农村商品生产发展的新动向――浙江省温州农村几个专业商品产销基地的情况调查》，肯定温州模式。
1984年初，温州市委书记袁芳烈宣布“王”是发展商品经济和搞活流通的能人，并通过法律途径对“王”作出了无罪释放并予以的决定。
1985年5月12日，《解放日报》发表题为《乡镇工业看苏南，家庭工业看浙南，温州三十三万人从事家庭工业》的报道，以及题为《温州的启示》的评论员文章。称赞“温州模式”为“令人瞩目的经济奇迹”、“广大农村走富裕之路的又一模式”。这是“温州模式”概念的最早提出。
1986年，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董辅、赵人伟等人赴温考察后发表《温州农村商品经济考察与中国农村现代化道路探索》一文，称温州模式为“发展农村商品经济、治穷致富的一条可供选择的路子”。
1987年2月，上海社科院经济研究所袁恩桢主编的《“温州模式”与富裕之路》一书出版，该书称“温州模式”为“一条通过发展商品经济而实现农村致富之路”。
1989年8月，根据中央领导的批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和国务院研究室将温州作为典型调查的对象，并先后两次派人来温调查。
1994年，温州市委做出了《关于开展第二次创业的决定》，掀开了温州经济发展新一页。
【关键词】关注差异;温商精神;适情德育
【中图分类号】G717 【文献标识码】D 【文章编号】1005-6009（2015）20-0027-02
黄威：温州市职业中等专业学校校长。该校是首批部级改革发展示范校建设单位、全国十佳育人单位、全国百强特色学校、浙江省绿色学校、浙江省艺术特色学校、温州市首批德育特色学校。学校机电、计算机和数控、电子商务等专业被评为部级实训基地和骨干专业、省级示范专业。黄校长是教育硕士，任温州市职业教育研究会副会长、温州市心理学会理事、温州大学中学校长培训实践导师等。在20多年的教育生涯中，他历任年级段长、政教主任、副校长、书记、校长，基层工作经历丰富，有着较深厚的教育理论素养和管理学校的实践经验。黄校长探索一种“合适教育”，使得人人潜能得以发挥，探索一种融合本地瓯越文化的创业教育，使得创业培养“接地气”，人人具备创新意识和创业体验。如此，教育可以真实服务学生。
关注差异：人人成功
我们要求以学生和教师为本，研究学生需要、了解学生需求、熟悉学生心理，创设适合学生的教育;相信、尊重、依靠、发展教师，学校发展战略从粗放式的规模扩张转移到精致化的内涵建设上来，全力解决学校存在的各种实际问题，充分调动全体教职员工的积极性，不断激发全体教职员工的创造力和发展力。校园是师生共同生活的地方，要想教师为学生创造成长的乐园，校长就必须考虑为教师创造有利于发展的生存环境，让教师感受到校园生活是幸福的、快乐的。教师只有在工作中获得幸福、获得快乐，他才能输出幸福，输出快乐;教师只有体验到校长在管理过程中以教师发展为本，他才能把这种体验传递给学生。经过几年的实践，这一理念得到了大家的广泛认可，学校凝聚力明显增强。在学生的发展上，我们主张课堂上尊重差异、课程上体现差异、情感上关注差异。无论学生是来自温州还是外地、贫穷还是富有、高分还是低分，每一个走进学校的学生都得到一样的尊重、关爱、服务和指导，拥有平等的选择机会和多样的发展空间，确保学生成人、成才和可持续发展。让每一个学生都有追求，让每一个学生都有梦想，让每一个学生都能取得多方面的成功。
创业文化：传承“温商”精神
在学生的创业教育上，我们提出了以温州人精神为主要内涵的创新创业教育理念，在职业教育人才培养中主动融入温州的地域文化和人文精神，把温州的人文精神和区域文化与学校的创新创业教育有机结合起来。一是传承温商创业精神，培育学生创业意识。从2006年开始，将地方教材《创业指南》作为创业教育主要教材，隔周开展温州民营企业家创业成功范例讲座，依次展开对九个创业成功要素的阐述和分析，构建了九个成功创业的攻略图。二是整合各类创业资源，培养学生创业能力。把温州人的创业精神融入校园文化建设中，建立了校园创业文化体系：定期举办专业认知和专业见习，将先进企业文化植入校园，为学生提供近距离接触企业家的机会，让学生对创业有真实的感悟;营造校园创业文化，传承与弘扬温州人创业精神和永嘉学派“义利并举”的文化精髓，使学生懂创业、能创业;举办校友交流会，邀请创业有成的毕业生回母校现身说教，帮助学生树立创业理想，激发学生积极创业、实践成才的热情;通过专题讲座开展创业知识和创业案例教育，启发学生的创业思路，拓宽创业视野;学校还通过社会实践、企业家论坛、创业计划大赛、学生科技创新活动、素质拓展训练等途径，营造富有创新创业氛围的校园文化。三是借鉴温州人创业经历，建立适合中职生创业实践的模式。在校内设立“孵化基地”――创业实体和专业创业工作室，在中职生创业实践中侧重于鼓励学生发挥专业优势，倡导学以致用，创业与专业学习紧密结合，学校先后有200余名学生参加了创业实践活动。建立校外体验基地――校友企业。学校的校企合作单位中有一部分是校友创办的企业，这些校友企业既是在校生实习和实践的最佳场所，又是对他们进行创业教育的活教材。四是结合社区进行实践，开展社区服务。学校每个周末都会组织学生参加社区服务活动，使学生感恩校园，反哺社会。
适情德育：适域、适职、适生
在学生德育上，我们提出“适域情”“适职情”“适生情”的适情教育。“适域情”，即适应温州地域文化背景的创业教育体系。学校把创业教育作为德育工作的一个有效载体，通过丰富多彩的活动培养学生的创业热情;通过社会实践，积累学生的创业经验，培养艰苦创业的精神;通过创业案例和课程教学，帮助学生树立积极进取的人生观;通过创业体验和创业实践活动及校内的各类创业比赛，培养学生的主体意识、独立人格、团队协作精神、创新精神和创造能力;通过创业专题讲座、校友交流会等活动培养学生的诚信意识，塑造良好的职业理想和职业道德。“适职情”，即适应职业岗位实际的专业德育体系。一是开设就业指导课程，开展职业生涯教育，帮助每个学生设计职业生涯规划。二是开展“准职业人实践周”活动，让学生在卫生打扫中培养吃苦耐劳、精益求精的职业精神。三是聘请企业人力资源师对学生进行职业道德教育，帮助学生了解企业的职业道德要求。四是各专业提炼本行业道德规范的德育素材，构建职业道德教育的框架，帮助学生形成“做人为上，能力为本，技能为重”的职业观，在行为上由被动的行规服从转向自觉主动的道德自律，在道德养成上与社会、企业接轨。“适生情”，即适合学生心理和智能特点的德育实践体系。学校的做法有五：一是根据多元智能理论，大力实施成功教育。二是分层设计德育目标和德育内容，不同的学段有不同的目标和内容。三是坚持管理创新，狠抓学生道德修养与行规养成。四是注重活动体验，让教育润物无声。五是改革德育学分制，加强过程评价。通过这些个性化方式，用心成就每一个学生。
点评：黄校长在改革和学校持续发展思路上，意识到要实现深层次的改革，需要关注两个方面。第一，分析学校中每一个具体的人，发现不同学生个体、教师个体的所思所想和潜能发挥的可能性。由此黄校长提出“合适教育，差异发展，人人成功”的办学思路。优质的学校教育不是复制，不是模仿，而是立足学校自身，不断运用适合的教育理论去有效解决具体的学校管理、学校课程以及学校困境问题的教育实践过程，也是不断追问教育理论“适切性”的过程。黄校长所说的“适”就是一种主动服务企业、服务学生的教育态度。发现学生的差异，尊重差异，给予学生自主选择、差异发展、动态教育的过程，实践的是“教育要尊重具体的人”这一理念。在“适域情”“适职情”“适生情”的适情教育中，构建学生对本地情境、本职业情境、本人情境的了解，有针对性地设置“培育套餐”，让学生在阶段适宜、个性舒展、自尊自信的愉悦情境中成长自我，就容易形成大家认同的学校愿景。第二，优质的管理要探索创新之路，在实施创业教育中也要接地气，找到能够产生呼应的本地文化。学校立足于温州的瓯越文化、温商创业文化，将温州的创新精神、区域文化与学校的创业教育有机融合，以实际创业者的精神和经历感召、激励学生，把温商创业意识不断内化于学生学习、活动的每个环节中。管理者应该是思想者兼实践者，这样才能够将教育理论与本地文化深度融合，成就英才。
（作者单位：浙江工业大学教科学院）
“乱流趋孤屿，孤屿媚中川。云日相辉映，空水共澄鲜。”这是著名诗人谢灵运描写温州山水的诗句。东晋时期做过永嘉郡（隶属温州市）太守并发现温州山水之美的谢灵运，在一年中，写下赞美温州山水的诗20余首，温州山水也因着他的诗而名扬天下。
古代的温州以山水著称，而现代的温州因创业闻名。改革开放后的温州是一座充满生机与活力的沿海开放城市，“白手起家，敢为人先”的温州精神成就了温州人“东方犹太人”的美誉。温州人凭借着智慧与勤劳创造了一个又一个财富神话，而我正是被这种创业精神所吸引，毅然求学温州大学。
魅力温大，商行天下。温州大学的发展与温州民营经济氛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温州大学在独特地域文化的影响下，总结多年办学经验，确立了“求学问是，敢为人先”的校训。学校开展了“传承温州人创业精神，培养大学生创业意识，借鉴温州人创业经历，强化大学生创业实践”的教育探索，开创了大学生创业教育“温州模式”，还开设了创业先锋班，创业管理双专业、双学位班（从各专业选拔优秀学生组建班级）等，其中红蜻蜓店经理成长班是温州大学经济类专业最大的亮点。随着市场对服务规范化的要求日益增强，学校联合著名鞋企红蜻蜓集团，聘请了优秀教师和优秀企业家为主讲教师，通过校企合作的模式强化学生理论知识，之后选派优秀学生到长三角地区各红蜻蜓集成店、主题店带薪实习，为企业培养了一批连锁经营与零售管理的中高层次创业型人才，学生毕业后便可直接担任红蜻蜓门店储备干部。迄今为止，学长学姐们已获得第七届“挑战杯”中国大学生创业计划大赛金奖等部级奖励390项，学校也先后被评为全国大学生KAB创业教育（中国）项目基地、中国大学生创业教育示范高校、2009年度青年创业教育先进集体。希望在大学得到更多实践锻炼的同学切莫错失良机呀！
在温州民营氛围不断给温州大学提供发展助力的同时，温州大学也带动了温州经济的发展。2011年1月1日，温州市委市政府成立了温州市决策咨询委员会，第一批受聘的专家有20位，其中有11位来自温州大学。温州大学在关键的时刻抓住先机，打造出了政策研究型智囊团，为温州的转型发展积极建言献策。如今，出炉施行的温州政府产业发展规划政策，大都能看到温州大学支撑的身影。
温州大学充分利用已有的人文社科基础，将其转化成服务地方的“新动力”，“温州人现象”就是其研究重点之一。2008年，学校与温州市委统战部联合打造了世界温州人研究中心，主要研究永嘉学派对现代社会发展的有效推动力，研究温州人的国际形象，研究温州的商人文化、创业模式……2010年，温州大学获批建成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温州人经济研究中心，这标志着温州大学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跃上了新台阶。如今，“文化视野下的世界温州人研究团队”是省内唯一一个由地方高校领衔的省级重点文化创新团队。把族群文化与区域经济有效结合起来，对接温州地方发展对学术发展的要求。
考入温州大学一年多来，我收获颇丰，也感慨良多。怀着对创业的热爱，我通过了第二届创业管理双专业、双学位班的考试，希望能多从温州人的成功经验中获得启示，为以后进入社会打拼奠定坚实基础。爱拼才会赢，敢闯才能红。如果你有爱拼敢闯的温大精神，就让我们一起成为敢为人先者，为青春添彩，为理想奋斗吧！
关键词：民营企业 温州 转型 治理
我国的民营企业大都是在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制度缝隙中发展起来的。受当时的创业环境和制度因素的影响，企业的成功大多与企业主的锐利目光、个人魅力、创业精神和特殊禀赋有关。制度转轨过程中市场给予的巨大机会，掩盖了民营企业在管理上的缺陷。这一时期的多数温州民营企业采取了以个人为中心、以亲情为主导的管理模式，创业者的个人魅力和感召力成为企业凝聚力的主要来源，这对保证决策高效率和企业初期的凝聚力起了决定作用。
随着国内、国际竞争环境的深刻变化，民营企业面临的竞争对手日益多元化。民营企业受技术专业化和管理专业化的挑战，管理问题和人才问题由此凸显。
作为我国民营经济典型代表的温州民企经过多年的高速发展，已经完成了量的积累，进入以企业全面转型和提升为核心任务的质的提高阶段。近年来更是跨入了国际竞争的行列。由民营企业支撑起的温州经济已不仅仅是一个地域上的概念，而是一个走向全国、走向世界、放大了的“温州人经济”。
温州民企必须通过体制和机制创新，尽快完成从封闭走向开放的现代企业股权结构转型，从传统家族管理向现代企业管理转型，切实提升企业管理者素质、企业核心竞争力、企业综合效益和社会影响力，才能真正实现民营企业的可持续发展。
企业文化转型的治理
大部分温州民企的管理模式和企业文化往往就是老板个人爱好、个人志趣、个人行为方式的扩大，是老板家族传统文化的扩大。其企业的运作具有“人治”的性质并带有私密性。从带有私密的民企运作文化，转型为现代企业的透明化运作，由“人治”向“法治”转型，是民企老板首先应理智面对的问题。
民营企业文化多取决于领导者的个人素质，实质是企业家文化的一种体现。民企老板往往缺乏哲学家的头脑、企业家的襟怀和政治家的眼光，即一种文化素养、一种人文精神、一种道德感、一种经营哲学的缺乏。这是我国目前的民营企业与现代先进企业之间显而易见的区别。经营的哲学思想是民企转型治理的首要障碍。老板是企业文化的主导人物，老板不仅要改造自己的经营管理理念，更要改造自己的世界观和价值观，结合员工的文化需要，打造有个性的企业文化。
针对民营企业文化建设中易犯的毛病，民营企业尤其要注意提倡平等互利、互相尊重、民主集中、共同成长的文化精神；要严防老板掌控，唯我独尊，封建等级制度文化；要反对企业文化建设追求时尚、喊空洞口号，把文化当作企业的装饰或附庸，错误地把实现利润的目标作为企业文化的本质和核心价值观来推崇，改变将企业员工视为经营发展工具的思想，将创业热情传递给企业员工，逐渐培养起共同的价值认同感。做强企业需要胆略和眼光，做大企业则需要文化精神的统一，这是成功企业的基本经验和发展规律。
管理结构转型的治理
温州民企老板往往都有这么一种潜意识：“企业之所以管理不善，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员工们的无能，而自己的很多思想和做法都是对的，只要请一个懂管理的人来管理，就可以使自己的想法落到实处。”但事实上，真正懂管理的人请来之后，首先要对付的并不是中下层管理人员和员工，而是老板本人，正是老板的管理观念造成了企业的混乱，不消除老板的种种错误做法，企业就无法走上正轨。所以，首先要提高的往往就是老板本人的管理思想和行为。而这往往是老板所接受不了的。因此，在温州民企中，大部分老板与职业经理人的合作最终都以失败而告终。温州人具备很强的经商意识和市场观念，这种精神造就了一批企业家，依靠企业家精神造就了千万个温州中小企业。温州大量小企业的经营规模在几千万左右徘徊，这些企业发展的核心瓶颈便是如何从企业家精神上升到职业化管理。职业化管理是一个有机的系统，是一个现代化的、高效的企业运行平台，它包括战略计划、组织结构、管理开发、组织控制、有效领导和企业文化等完整的系统，而不仅仅是一些企业行政制度。企业发展到一定阶段，上述的职业化管理将起到关键性的作用。
管理结构转型的治理表现为：从家族管理结构转型到职业经理人与创业团队和谐相处，管理由单纯个人的经验化管理转向规范的科学现代化管理，企业制度逐步转向现代企业制度。温州民企惟有跨出创业团队的小圈子，企业才有坚实的未来保障。随着企业所有权和管理权的逐步分离，才能从外部吸引优秀的国内、甚至国际人才参与企业的经营管理。
利益分享转型的治理
在温州家族企业经营过程中，有一个始终困扰管理者的问题—当家族成员个人利益与公司整体长远发展利益发生矛盾时，舍谁取谁？事实上，在两者之间寻求妥协和平衡的努力往往很难长久维持。这种平衡和妥协的基础是建立在非理性、缺乏合理机制的基础之上，所以，从中舍弃一个、留取一个成为必然选择。必须从独占利益、独家决策转型到学会与人分享，分担投资风险，上市、引进国外投资等一系列的合作方式。与人合作不仅是引入资金，还应包括引进投资者的决策理念，无保留地与人分享自己的盈利能力，提高增强对资源的整合利用能力；产权由私人独资或家族独资转向资本社会化转型。温州民企要有“共同目标、共同创业、共同利益、共同发展”的理念，凝聚人心，吸引人才，激发企业员工的创造力和同舟共济的使命感。学会同社会、企业员工、人才分享利益。必须具备平衡心态，具有双赢，以至多赢的理性思维。
产业结构转型的治理
产业结构提升可以确保企业的竞争力，拓展产业链条，在行业发展中处于领先地位。温州民企绝大多数是低技术含量、低成本、劳动密集的“小商品”生产，先天的产品附加值较低的产业链条造成了目前产业结构转型障碍。温州民企应好好审视自己的企业是否真的具有长远的竞争力，要敢于放弃未来没有竞争力的产业。在当前的国际竞争中的比较优势仍集中体现在劳动密集型的传统产业上，因此，温州的产业结构必须以全球化的思维，从积极参与国际分工的角度做出调整。温州民企与西方现代企业最大的区别在于：西方现代企业大都是为了一种目标、一个产业而奋斗，而我国民营企业大部分都只是为了一个产品，为了一块市场，即发现了一个好产品，然后倾力投入，再无限扩大，而一旦这个产品完结，就再找一个新产品，始终不愈的就是产品取向。在整个产品经营过程中始终存在着一种狭隘性，这就必然造成企业家对行业前景及企业长远战略的忽略。
企业公民社会责任的治理
几乎所有的民企老板创业初期都抱着名利为企业第一目标，这一原生态温州民企就更为突出。但当企业发展到一定规模，企业就需要整合很多内外部资源，企业主的价值观取向就直接影响到企业的发展方向。企业主如果没有以社会为责任的目标，就不会整合到丰富的社会资源；如果没有以客户为责任的目标，就不会与客户持续共赢发展；如果没有以员工为责任目标，就不会带来人力资源乃至企业整体的提升。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说，温州民营企业更应该主动担负起自己的社会责任以及对内部员工的责任，从而为企业的长远发展奠定一个坚实的基础。
从世界范围来看，企业与社会间的关系是互动关系，无论是一个产权多元化的国有企业还是一个产权单一的私营企业，既要为投资者着想，也要为它所存在的国家、社区和消费者着想，更要为企业内部的员工着想。只有综合考虑了各方面的利益，才算得上是一个合格的、负责任的企业，这个企业所在的社区和国家才能真正的发达繁荣，企业自身才能走上更高的层次乃至实现长盛不衰。因此，把社会责任感“抛在身后”的民营企业应该向富有社会责任感的优秀企业学习，以增强自己的社会责任感，肩负起自己的各种社会责任。
核心竞争力的转型治理
核心竞争力是一种扎根于企业组织内部的、能获得超额收益并使自己立于一种竞争优势地位的能力。它实际上是一种企业的巨大战略资源，有了这样的能力，企业就可以从小到大，有力地抢占市场，最后赢得超额收益。核心能力的培育，就是要抓住企业竞争中最关键、最有实质性的问题来施展自己的方法和机制，通过这种方法和机制，确实把自己的能力提升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核心能力是企业独占的资产，这种资产可以给企业带来比某一项技术创新或者某一项改革更大的收益，它是一个持久的竞争力。
改革开放多年，温州民营企业原先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环境已不复存在，其竞争的优势已经丧失。同时，温州民营企业本身还存在着企业规模小、市场竞争力弱、产业层次低、产品结构类同等诸多制约其国际化发展的因素。温州民营企业如果能够抓住关键问题，实现以品牌和质量为核心竞争力的新模式的转换。那么就会使小企业变成大企业，提升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提高科技创新能力是温州传统产业提升和温州民营经济获得国际竞争力的重要保障条件。要以科技创新为主线，加快建立科技与经济紧密结合的机制，努力构建以企业为主体、高校和科研院所为依托、政府积极推动的区域科技创新体系，加强技术研究开发与科技成果的转化及应用，切实增强产品的核心竞争力。温州的轻工产品一直以来以低价优势为竞争手段，但在竞争日趋激烈的市场环境中，低价往往会走向低质低服务，无论在国内市场还是国际市场，低价的竞争力总是难以持久的。同时，在国际化的发展过程中，必须加快对温州民营企业进行整合，扩大单体规模，优化资源配置，形成企业内部规模经济效益与温州特有的产业集群产生的地区规模经济效益的互动，提升整体的竞争力。温州的招商引资，不仅是资金，也不仅是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更应该是对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民营企业如何再进一步提升的一种探索，一条必由之路的选择。
目前，温州民营经济尚未形成稳定成熟的运作模式。外企先进的管理方式对于温州民企还显得陌生。在国际国内市场进一步开放、国际竞争日趋激烈的背景下，温州民企必须找准新的历史方位，迅速进行产业结构、产品结构、企业价值观和企业组织结构的治理整合，提高核心竞争力，积极参与国内外竞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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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届中国越剧艺术节，围绕“戏曲故里、文化浙江、越剧盛会、人民节日”主题，突出“汇集越剧精品，展示地域特色，实践文化惠民，凸显市场运作”的办节思路，搭建起优秀传统文化的交流平台，集中展示中国越剧艺术繁荣的最新成果，进一步推动越剧艺术事业的可持续发展。
人民节日，越剧盛会越音缭绕
在10月12日至28日的17天里，江、浙、沪、闽各大专业剧团的19台参赛剧目和5台展演大戏“会师”温州，如浙江小百花越剧团的《二泉映月》、浙江越剧团的《我的娘姨我的娘》、上海越剧院的《甄》、江苏南京越剧团的《丁香》、福建芳华越剧团的《沙漠王子》、中国戏曲学院的《牡丹亭》、绍兴小百花越剧团的《屈原》等，你方唱罢我登台，一展近年我国越剧艺术发展的丰硕成果。茅威涛、钱惠丽、董柯娣、王滨梅、吴凤花……越剧界明星和新秀汇成了一条灿烂的星河。
中国越剧艺术节是唯一永久落户浙江的部级艺术节，每4年举办一届。温州是继绍兴、宁波之后的第三站举办地。据温州市文广新局局长吴东介绍，此次越剧节首次将票房交给市场，所有观摩票以文化惠民的低票价公开销售，市场反响良好。开幕前，《二泉映月》《大唐骊歌》《甄》《屈原》等戏票全部售罄。全部票房售出率远远超出组委会的预期。
开幕大戏《大唐骊歌》根据电视剧《大明宫词》剧本选段改编，由温州市著名编剧张思聪和著名戏曲导演杨小青联手打造，温州越剧演艺中心演绎。在去年浙江省第十二届戏剧节上，该剧获新剧目大奖。今年3月，《大唐骊歌》登上国家大剧院的舞台，首秀获得北京戏曲专家和观众的一致好评。今年国庆期间，剧组在杨小青导演督导下，精益求精，为观众奉献了一台不失传统又超越传统的视听盛宴。
10月13日上午，以“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与中国越剧改革创新”为主题的第三届中国越剧艺术节研讨会在温州人民大会堂举行。温州市副市长、著名剧作家郑朝阳介绍了戏曲艺术在温州的流传与发展。
中国戏剧家协会副主席、浙江小百花越剧团团长、著名越剧表演艺术家茅威涛以《新媒体时代的越剧》为题发言。她从新媒体时代如何“善用媒体占领文化制高点”、“重新阐释越剧的文化内涵”、“提升越剧的社会能见度”等方面阐释了“小百花”的所思所想、所作所为。
中国戏曲学院教授、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傅谨提出对越剧生存发展的思考。著名剧作家张烈、著名导演郭小男从编剧、导演的视角对中国越剧的创作、排演、“小百花现象”及演艺市场等方面发表各自的真知灼见。
论坛的发言各具特色，文辞飞扬，发言者对越剧事业的炽热激情溢于言表。
南戏故里，温州大戏尽显特色
作为东道主和南戏故里，温州除了开幕大戏《大唐骊歌》外，参赛或参演的还有《章纶》《双狮图》《高则诚》《秀芬》等四台大戏，可谓精彩纷呈。
参赛剧目《章纶》，根据章纶主要史实并赋予合理想象创作而成，是乐清市戏曲艺术传承展演中心打造的一部富有地方特色的大戏。该剧自2011年创排以来，收获了不少好评与奖项。中心主任陈国进表示，虽然《章纶》已是比较成熟的剧目，但精品需要不断打磨。节日里，全团放弃休假，紧锣密鼓在乐清大剧院合成彩排。
而10月19日亮相本届越剧节的平阳小百花越剧团的《双狮图》是越剧的传统剧目，团长梅春说，这么短时间内排一部参赛剧目很不容易。此番新排请来了温州市著名剧作家施小琴操刀改编，浙江京剧团团长、著名导演翁国生执导，全方位调度舞台综合艺术，以轻松的喜剧风格，讽喻了人性贪腐之弊端，演绎真善美的永恒主题。
瑞安市越剧团有限公司演出人物传记题材的《高则诚》，高则诚因写就《琵琶记》而蜚声海内外。全剧情节曲折、唱腔优美。其间，还穿插部级“非遗”的温州鼓词，以及精彩的《琵琶记》戏中戏片段。温州瓯剧艺术研究院将最新力作《秀芬》搬上越剧节舞台，展示了温州独有的剧种瓯剧的魅力。
温州是一座历史文化名城，历史上最早成熟的戏曲形式―南戏就产生于此。八百多年来，南戏血脉贯穿中国戏曲全部历史，并与当代戏曲紧密联通。
时代变迁，越剧在温州几经沉浮。温州越剧演艺中心、平阳小百花越剧团、乐清市戏曲艺术传承展演中心、瑞安市越剧团有限公司等，如今均已过或将进入花甲之年。1997年，温州越剧团成功改编创排了南戏四大名著中的《荆钗记》，获得全国各类奖项40余项，包括“曹禺戏剧奖”、“文华奖”等最高级别国家戏剧大奖，《荆钗记》成了温州越剧史的巅峰之作。进入新世纪，温州越剧还诞生了南戏经典《白兔记》，造就了“梅花奖”得主郑曼莉；编排了带有浓郁瓯越地方特色的《宦门浪子》，创新尝试了现代越剧《温州女人》……形成了温州越剧品牌和特色。
市场活跃，名家、越剧迷俱欢颜
温州的戏曲演出市场在国内首屈一指。温州的越剧观众是一个庞大的群落。新中国建立后，各地的票房组织此消彼长、薪火传承，从来就没有停顿过。
本届组委会温州执委会的一项调查表明，温州民间戏曲市场活跃，全市有70多个民间职业戏曲剧团，有3500多人的演艺大军，一年演出达25000场次，观众总数在1000万人次以上，全年戏金总收入超亿元。温州及周边地区拥有全国最大的越剧票友群体。据粗略统计，全市大小团队约有20多支，他们定期聚在一起，学戏、排戏、看戏。很多票友已经不满足自娱自乐的方式，他们拜师名家、参加比赛来提升自己。温州越剧名家李珍珍说，温州票友水准越来越高，以前很多人只是学唱而已，现在很多人都要求学基本功表演，比如唱念做打，现在票友的年龄也越来越小了。她所教的学生好多都已是在票友大赛中崭露头角的“名角”。
戏曲市场的良性发展，也培养了温州观众的文化消费观念。本届越剧节一改以往赠票为主的形式，首次采用票务市场化运作。20元至180元的低票价体现了政府办节的公益性，票房持续升温。同时开通了联网售票系统，温州地区设立了18个售票网点和6个预约网点，每个售票点都能买到所有演出场次的票。外地观众可通过网上预订。据悉，有法国、日本和我国香港等地的戏迷组团来温州看戏。
关键字:区域文化;区域经济发展模式;青岛模式;温州模式;区域文化交流与合作
青岛模式和温州模式是中国改革开放后出现的两种比较典型的经济发展模式，极大地推动了本区域经济的飞速发展，引起了广泛关注，研究者颇多。本文从文化的角度分析了这两种经济模式形成的区域文化根源和各自的优劣势，倡导区域间的文化交流、交融与互补，促进区域经济和谐、健康、可持续发展。
一、两种经济模式及其差异
（一）青岛模式
青岛模式是培育大企业、造就大品牌的区域性模式。青岛是我国拥有名牌产品与名牌企业最集中的城市之一，它拥有十个中国驰名商标，三十一个中国名牌产品，也是最早拥有国际品牌的城市，其中海尔是中国本土唯一入选的世界最具影响力的一百个品牌之一；并于2004年跻身世界五百强；在中国最受欢迎的品牌和最具市场竞争力的品牌评比中，青岛入选数量在国内名列前茅，被公认为全国拥有名牌最多的城市。同时青岛还有一个独特的“企业家扎堆”现象，在2004年全国优秀企业家评选活动中，青岛同时有三位企业家入选。一个沿海中等城市，短短十几年内，同时拥有如此众多的知名品牌和知名企业家，引起经济学界的广泛关注，并把这种大企业云集、名牌集聚、企业家荟萃的经济发展模式称为“青岛模式”。
（二）温州模式
温州模式是中国最具民营化特色的区域性模式，在温州“人人讲经商，家家有企业”，形成了“以户、村为基本生产单位，以民营企业为支撑，以小商品市场为交易中心，以农民能人为创业带头人”的经济发展格局，其显著特点是经济发展起步于家庭经济，民营经济是其主要的经济形式，这种经济格局在改革开放之初，促进了温州县域经济的飞速发展，并同时影响、带动了周边地区经济的发展，可以说创造了农村区域经济发展的神话，被经济学界称为“温州模式”。
（三）两种模式的差异
青岛模式与温州模式是两种不同区域经济发展模式，其不同之处下面予以浅析：
1、从企业的所有权与经营权看
青岛的名牌企业几乎都是国有企业或者国家控股企业，在青岛实施名牌战略的过程中，从国有或集体小企业壮大发展而来，如：海尔、海信、双星等十大集团，目前这些大企业的经济总量已经超过整个青岛工业经济的50%以上，体现了国有企业在市场竞争中优势与活力。而在温州几乎没有大型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大力发展的是民营经济，所有权与经营权统一，经济活力十足，民营经济的经济总量占温州经济总量的98%左右，除了电信、银行、电力等国家垄断领域，民营企业几乎无不涉足。温州的民营经济具有显著的家庭经营的特点，在这些民营经济中，不仅个体经济、独资业主制私营经济而且股份合作企业以及公司制企业，也都保留着家庭、家族的色彩。
2、从企业的发展战略看
青岛的大企业以品牌产品为基础，致力于实现国际化经营，向世界品牌目标迈进。如2001年第二期美国《家电》杂志对全球前10位家电制造商进行了排名，海尔集团名列第九强，位列日本日立公司之前。温州经济是集群经济,所谓集群经济是指在某一特定领域中，以一个主导产业为核心，大量产生联系密切的企业在空间上积聚，并形成强劲、持续竞争优势的经济现象。在温州，往往一个村或邻近的几个村，形成某一类或某一种产品的产销基地，一个镇或几个镇形成一类或一种产品的产销基地，从而体现了温州集群经济的优势。
3、从企业决策层看
青岛拥有高素质的企业家群体，他们具有开拓创新的精神，在市场竞争中是理性的决策人，他们在同一个城市中共生共荣，相互借鉴，良性竞争，合作共赢，“君子和而不同”，构成青岛企业家群体的独特现象。而温州自古就有重商传统，全体温州人都崇尚经商，人人都是“小老板”，人人都是自己企业的决策者。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青岛模式与温州模式是差异较大的两种经济模式，但他们在同样的改革开放的环境下，具有同样的外部环境，产生差距的原因是什么呢？笔者认为导致两种区域经济模式不同的深层次的原因在于区域文化的差异。
二、青岛模式与温州模式形成的区域文化根源
（一）青岛模式形成的文化根源
1、传统儒家文化的影响。青岛地处山东胶东半岛，孔子的故乡曲阜距离青岛仅几百里地，因此青岛的传统儒家文化比较浓，青岛人的思想意识、价值观念、生活方式中较多的渗透着传统儒家的精髓：
（1）“义”与“信”。义利关系是儒家思想的重要内容，孔子把“义”看作人立身做事的根本，坚持谋求物质利益必须建立在合乎道义的基础之上，他主张“见利思义”，亚圣孟子也主张“以义制利，以义胜利”。儒家另一个极力倡导的品德即是诚信，孔子曰：“民无信不立”，“信近于义”，“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孟子也曾说：“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在这种思想的教化、熏陶之下，青岛人格外具有道德感，“求利不贪财”，他们认为企业固然是求利的，但求利的行为首先要放到为社会、为大众服务的价值取向上，讲求信誉，推崇“德是根本，财是末端”，并在企业的经济行为中体现出来，正因为如此，青岛的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赢得了声誉，打响了品牌，一步步地发展壮大。
（2）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大学》曰：“格物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在这种传统儒家思想的熏陶之下，青岛的企业家具有强烈的政治抱负、事业心以及社会责任感，把企业的发展看作是自身的职责以及自身社会价值的体现和政治抱负的实现。比如海尔精神“敬业报国，追求卓越”即是这种思想的生动体现。
2、近代西洋文化的影响。由于历史的原因，19世纪末青岛沦为德国的殖民地，德国为了达到对青岛长期统治的目的，耗费巨大精力与财力，不惜巨资建设青岛港口、铁路、城市建筑，从客观上发展了青岛的基础设施、基础工业，为贸易往来、海洋作业等行业的产生与发展提供了必要的物质基础和设施保障。但更重要的是，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观念及其技术条件也随之而入，现代法人制度也随之进入青岛。正因为历史的传统，青岛的大企业在外部条件适宜时，纷纷进行了改制，建立了现代企业制度，引进西方现代管理制度，运用现代人才管理理念，吸纳人才，提升科研开发能力，并建设了各具特色的企业文化，增强了企业的活力、凝聚力与竞争力。
3、政府制度文化因素。青岛市委、市政府大力扶植名牌企业，为企业的发展和品牌的诞生消除制度上的障碍，较少对企业进行干预，形成“大企业，小政府”的政企关系，把自己的主要职责定位于营造最宽松的环境，放手让企业按照自身特点和内部规律，在市场竞争中自由的发展，但在企业发展的关键环节上又给予大力支持并采取有力措施，特别是在企业的一些重大项目上，政府根据需要实行重点帮助和扶持，如促成了青啤与美国AB公司、海尔与日本三洋、海信与日本位所等的合作，从而促进了企业的良性发展。同时政府积极保护、推广、宣传名牌企业，为培育品牌产品提供技术和管理保证。政府的支持和企业家的适时决策相辅相成，共同搭建了国有企业的成功之路。另外，青岛市委、市政府还注重人才的选拔与培养，坚持把党管干部原则和市场机制结合起来，破除求全责备，论资排辈，简单套用党政干部标准选用企业干部的观念，用发展的眼光选人用人，大胆启用年轻干部，如张瑞敏、汪海、周厚健、鲁群生等一批企业家在35岁左右就被任命担起了重任，这就造就了一支相对稳定的高素质企业家队伍，为青岛大企业的发展培育了最重要的人力资源。
（二）温州经济模式形成的文化根源
地处偏僻的沿海边远地区的温州，之所以能够创造出具有巨大影响力和魅力的经济奇迹的深层次原因就是温州的区域文化的独特魅力。
1、地理资源因素的作用。温州的地理环境十分独特，三面环山，一面临海，山多为高山，两条大江横贯其中，这种独特的地理环境形成灾害性气候，三面高山一方面挡住了北方冷空气的侵袭，另一方面海上暖湿的东南风在这里受阻上升形成雨水，虽然雨水充沛，但同时也加重了台风的危害，据统计，台风每年侵袭温州两次，其中一次危害较大，气候条件非常恶劣。温州的这种地理环境使得温州能用于农业种植的土地很少，人均不足0.4亩，靠种田难以维持生存。正是这样的地理资源环境造就了温州人吃苦耐劳，敢闯敢干的冒险精神。
2、传统的重商主义文化的影响。温州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温州文化源远流长，早在南宋时期，温州出现了“永嘉事功”学派，又称功利学派，该学派最早提出了“事功”思想，用功利来衡量义利，主张利与义的一致性，反对传统儒家的“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的说法，提出“既无功利，则道义者无用之虚语尔”。坚持“以利和义，不以义抑利”，反对传统的“重农抑商”的政策，主张“通商惠工，以国家治理扶持商贾，流通货币”，即发展工业与商品经济，并指出雇佣关系与私有制的合理性。永嘉学派的这种价值观在不断的演进过程中，有力地塑造和强化了温州的民间心理与文化模式，并内化成了温州人心中的重商观念、功利主义价值取向和拼搏精神以及经商理财、富人为本的经济思想。按照新制度经济学的观点，在制度变迁中存在着报酬递增和自我强化机制，一旦一种独特的有力发展轨迹建立以后，就能引起一系列的外在外在性、组织学习或效仿的过程，也就是说，人们在选择一种行为模式或发展路径之后，在后来的发展过程中，总会按原来的路径发展下去，而且依赖初始制度选择会强化现存制度的刺激和惯性，这就是所谓的路径依赖。在改革开放之后的政策环境下，温州传统的经济活动路径制度无疑显示出了强大的经济驱动力，指导着温州人的经济行为，激发了温州人的商业潜能，促进了本区域经济的发展，渐渐形成了温州模式。
3、温州浓郁的家庭文化氛围。家庭文化，是指文化在家庭的呈现形态，包括文化的内容和存在形式。广义地理解，家庭文化包括特定时期社会家庭所体现出的生产方式、物质消费方式、精神消费方式以及思想观念、价值追求等。狭义地讲，家庭文化主要是指特定时期社会家庭所体现的精神生活方式，包括思想观念、价值追求、文化在特定家庭的存在方式、家庭成员的文化行为方式等。温州经济起步于家庭经济，家庭内的成员彼此了解，这有利于家庭企业在发展过程中，依据各自的特长而合作分工，既降低了管理的成本，又提高了经济效率。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不同的文化底蕴、文化氛围、价值观、经营观、创造精神乃至劳动者的文化素质等培育出了不同的区域经济发展模式。
三、正视优劣，取长补短，促进区域间文化经济互动发展
一个区域的文化不可避免地包含着先进的文化因素和落后的文化因素，从区域经济发展的角度讲，先进的文化因素是指能够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的文化，反之则属于落后的文化因素，区域文化是区域经济发展的软环境，因此一个区域的经济发展模式必然具有优劣势。
（一）青岛模式的优劣势
就青岛模式而言，其优势是显而易见的：拥有实力极强的大企业。这些大企业的生产领域大多是高新产业，企业开发能力强，产品走出国门远销海外，具有融取外资、赚取外汇的能力，在市场竞争乃至国际竞争中具有抗御风险的能力；拥有具有开拓创新精神的企业家，能在企业的经营中做出理性的决策，等等。但就整个青岛经济而言，其劣势是民营企业不发达，市场经济活力不足，人们受传统儒家的“重本抑末”、“官本位”思想意识的影响，不愿脱离集体，安于现状，市场意识差，因此青岛的打工者多，老板少，市场培育不成熟，市场经济不发达。正如钟朋荣所说：“青岛经济这片森林主要是由几棵大树支撑着，……”这从青岛整个区域经济发展来看，显然是不健康的。
（二）温州模式的优劣势
温州模式的优势在于温州经济是真正的市场经济，人们的经济活动遵循着市场交换的规则，市场机制全面调节经济运行和资源配置。温州的民营企业非常发达，温州有近10万家民营中小企业，除了邮政、电信、电力、银行等部门之外，几乎所有的经济活动都是由这些中小企业来进行，温州人人争当老板，市场经济动力十足。但是由于这些民营企业大多是家族式企业，而家族文化具有封闭性、落后性以及不规范性的特点，对优秀人才尤其是管理人才的引进具有排他性，因此管理相对简单，未能建立起现代企业管理制度，因而企业普遍较小，很难做大作强，因此温州的民营企业有一个奇怪的3000万现象，即一个企业资产达到3000万时必然分家；其次产业结构落后，这些家族企业大都以劳动力密集型的轻工业等传统经济为主，高新技术类产业几乎无人涉足，在国内市场竞争中都很难站稳脚跟，更毋庸说参与国际竞争，这必然导致经济发展速度减缓。再次，温州的民营企业大都重视利润的实现，而对企业文化重视不足，企业文化是企业的灵魂，在很大程度上对管理者的思维和决策施加影响，一个没有自己企业文化的企业其经营往往是随波逐流，员工缺乏凝聚力和主人翁意识，企业难以健康持续发展。
通过对比分析可以看出，青岛模式的优势正是温州模式的劣势所在，温州模式的优势正是青岛模式的劣势之处，要想打破两种经济发展模式的瓶颈，实现经济模式上的新突破，关键在于破除本区域的区域文化定势，进行区域间文化经济的交流与合作。
这两个区域已经开始了这方面的尝试，据报道，青岛模式握手温州模式，各取所长，各取所需，青岛模式看重的是温州的民资发达，民营企业竞争机制灵活，借鉴其经验，以壮大自己的民营经济实力。而温州看重的是青岛在外资的引进、大企业的规模、品牌的数量等方面的优势，借其经验努力培育自己的大企业大集团。唯有如此，这两种区域经济发展模式才能克服发展中的“症结”，获取新的活力，摆脱“日暮穷途”、“终结者”的命运，实现区域经济和谐、健康、可持续发展的共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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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杨玉平.“青岛现象”地域因素之我见[J].山东：山东经济战略研究，200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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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周京.温州文化底蕴与集群经济发展[J]温州：温州论坛2005.(2)
一、温州模式之特点分析
1、温州民营企业的发展
温州模式的一大特点就是民营经济相当发达，本文将以1978年至1999年为考察期来分析温州民营企业的发展。在此20余年间，温州民营企业的发展历程可简要概括为从家庭作坊到个体 工商 户联户经营，再到股份合作制，到目前已发展为集团企业、公司制，而实际上则是市场经济条件下“个人业主制--合伙制--公司制”企业制度演变的一般规律在温州地区的特殊表现形式，而其中在发展过程中无论是采取哪种形式的企业制度，但 投资 者对其财产的权属是很清晰的。产权明晰、利益直接、风险共担是这些企业制度的共性，也是经济史上不同企业制度的一般内核。首先我们从温州民营企业发展的绝对数量来看，据 统计 资料表明，个体工商户形式的经营户在1981年时为1.32万户，产值近1亿元，而至1999年户数上升到21.04万户，增长近20倍，产值为109.64亿元，增长近100倍，可见个体工商户的经营规模和质量在提高。1985年后股份合作制企业在温州开始兴起，私营企业（经济）有了较大地发展。1986年登记注册的私营企业近一万家，产值不到1亿元，到1999年私营企业为8629家，注册资金达65.97亿元，产值增长至71.3亿元，其中注册资本在100-500万元的有1432家，500-1000万元的146家，1000万元以上的有57家，可见私营企业已具有相当的规模。股份合作制是80年代后期开始温州民营企业发展的主要形式，1986年为10413家，工业总产值13.61亿元，邓小平南巡讲话后迎来了股份合作制企业发展的高峰期，1993年股份合作制企业工商注册数达36887家，其中工业企业27771家，总产值达192.84亿元。90年代中期开始，股份合作制逐渐被公司制企业所取代。1992年，已经有一些股份制企业陆续改组为公司制企业，1994年公司法正式生效后，公司制企业数目剧增，当时为1158家，到1999年增加到9568家，公司制企业逐渐成为温州民营企业的主要组织形式，并出现了德力西、正泰这样的与现代企业接轨的大集团企业和规范化的股份制企业。
2、温州专业化市场的发展
温州模式的第二个特点就是专业市场的发展。其实专业化生产和专业市场的发展是相互结合不可分割的。在一定程度上温州专业市场的发展就代表了温州经济的发展，因为经济的发展市场起着关键作用。在温州经济的发展中，各地相继出现了各具的专业化市场和专业市场，并逐步形成了以同类产业区域性聚集为特点的块状经济，其中最为著名的专业市场：乐清柳市的低压电器市场、永嘉县桥头纽扣市场、乐清虹桥农贸市场、瑞安城关工业品市场、苍南宜山再生晴纶纺织品市场、平阳树贤编织袋市场、苍南钱库综合商品批发市场、苍南金乡标牌市场、鹿城区干鲜果市场、乐清市北白象建材市场。
温州市场的发展途径可简单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专业市场的萌芽期（1978-1984年），在该阶段专业市场处于孕育状态。虽然，此时也存在有形市场，据统计，1984年温州商品市场为393个，其中专业市场79个，年商品成交额为6.95亿元，相当于当年商品零售总额的41.9%，但商品流通的方式主要是通过购销员的走南闯北流动销售的形式。第二阶段为专业市场的快速发展期（1985-1994年），并形成了统治地位。因为，在此阶段温州 农村 的家庭工业、个体、私营经济得到了迅速发展，与此相适应，专业市场也得到了迅猛地发展。到1994年，温州的商品市场数达到513个，其中专业市场有363个，年销售额达到137.82亿元。并且在1990年前，专业市场以个体、私营、股份合作经营户经营工业消费品尤其是本地生产的工业日用品为主，工业生产资料市场很少，1990年519个商品市场中只有18个，交易额也只有2.56亿元，只占整个交易额27.89亿元的9%强。1990年后，工业生产资料市场得到了迅速发展，到1996年已达102个，交易额为46亿元，占总交易额的近14%，门类涉及金属、木材、石油、化工、机电等。与此同时，单个市场规模扩大，1992年时，成交额超亿元的市场只有11个，1996年则增加到57个，其中超过10亿元的有7个。第三阶段为1995年以来，由于生产集中度地提高，知名品牌产品的出现，作为专业市场存在的依据逐渐消失，专业市场被逐渐兴起的直销式市场 营销 制度取而代之，但1996年温州市场的总交易额仍达353.19亿元。其实从以上三个发展阶段看出，温州市场的发展秉承了从无市无场到有市无场、有市有场、有场无市的发展脉络。
3、温州模式的内向型经济发展
温州模式的第三个特点是开展区际贸易，即温州经济在迄今的发展中，其商品贸易利用的主要是国内市场，而非国际市场。这一点我们可以从温州的对外贸易依存度（外贸对gdp的依存度）来看，温州的对外贸易基本可以1993年为界，分为两阶段。在1993年前其外贸依存度非常低，且对外贸易的发展速度非常缓慢，外贸总依存度在1993年达到最高值。但也只为2.39%，而出口依存度（出口额/gdp）仅为1.54%，可见其经济的外向性是很弱的。1993年后，温州的对外贸易较前期有了较大地发展，但其外贸依存度仍然较低。到1999年时总依存度为12.47%，出口依存度为9.3%，与珠江三角洲地区出口依存度100%和苏南地区出口依存度40%相比，差距极大。因而我们不难得出温州模式贸易区际性之特点。而与此相对应的是，温州的外资投资比例（外资/ 社会 固定投资总额）也相当低，温州的外资比例虽然存现波动发展的态势，但总体上未曾超过6%，最高为1994年5.77%，而在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后，全国各地在大张旗鼓引进外资的背景下，温州的外资比例也曾一度处于上升趋势，但1994年后却不升反降，到1999年时降为1.99%，而与其同时，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外资比例却保持在50%上下，苏南地区也不低于30%。由此不难推断，温州投资资本的形式主要在国内，并且据统计主要是温州当地的资本。
因而，从以上两项指标的分析和比较中，可以认为温州经济的发展主要依靠国内市场。
从以上对温州模式特点的分析中，我们可以得出温州模式的特点和优点所在，一是产权主体明晰的民营企业的发展；二是缓专业化经济和各种市场、专业市场的发展；三是经济发展的贸易区际性和资本形成的内源性。为此，本文将从新制度经济学的相关理论来分析温州模式的特点和优点所在。
二、温州模式特点之新制度经济学理解
1、新制度经济学中产权学派的理论及其分析
经济学界开始对产权进行研究，一般认为始于科斯（r·h·coase）1960年发表的《社会 成本 问题》
一文。科斯在该文中指出，当交易 成本 大于零时，产权的明确化对资源的有效配置起着关键作用。因此，首先我们必须清楚何谓产权？有关产权的定义，从对产权研究开始至今，西方 经济 学 界的产权学派是各执意见，对此作出了多种解释，而阿尔钦（armen a·alchain）在他的《产权：一个经典注释》中把产权理解为财产所有权，并对私有产权进行了论述。他认为“私有产权是对必然发生的不相容的使用权进行选择的权利分配。它们不是对可能的使用所施加的人为的或强制性限制，而是对这些使用进行选择时的排他性权利分配。”德姆塞茨（h·demsetz）在《关于产权的理论》一书中则通过对北美印第安人土地财产权的变迁来说明这一问题，并将其分为社区所有权（communal ownership）、私人所有权和国家所有权，同时指出“产权的主要功能在于引导各种激励机制，使外部性在更大程度上得以内部化”。可见，他们对产权的论述都具有明确的财产所有权的含义，而且最终将产权归结为所谓私有产权的效率最优性，阿尔钦甚至认为“除私有产权以外的其他产权都降低了资源的使用与 市场 所反映的价值的一致性”。但科斯却认为，明确的私有产权之间并不是一种无摩擦的制度安排，它也可能导致资源配置的低效率或无效率。可见，科斯认为产权主体的明晰化是最重要的。
从以上阿尔钦（armen a·alchain）和德姆塞茨（h·demsetz）和其他产权含义的论述中，我们可将产权定义分为广义和狭义。狭义产权是指财产所有权；广义产权是指在私人产权的基础上，由不同的产权主体自愿进行产权交易而形成更广泛的权利和义务的安排。财产所有权，是指主体对既定财产排他性的占有权、使用权、收益权与转让权。因而此种含义的产权蕴涵着“清晰”与“不清晰”两层意义，“清晰”的产权一是指财产的归属关系是清晰的，即财产归谁所有，谁是财产的所有者或谁拥有财产的所有权是明确的。也可以说是占有权、使用权、收益权与转让权的统一；二是指在财产所有权主体明确的情况下，产权实现过程中不同权利主体之间的权、责、利关系是清楚的。产权作为人类应付不确定性和外部性的一种基本的制度安排，其激励作用与效率功能也盖源于此。应该说，私有产权是最接近完整产权的一种产权制度，私有产权所有不仅有动力关注别人行使自己的财产权利，而且更有积极性监督别人遵守和履行自己的财产义务。
因而在此意义上，可以认为民营企业较国有企业具有产权更为明晰化的优点，具体可从以下几点来理解：（1）作为股东的国家与国有企业的关系，在性质上不同于私人或 社会 股东与民营企业的关系。发生在民有资产委托--关系中的股东干预显然不同于政府干预问题，后者往往从社会效益出发使企业的经营目标产生扭曲。（2）民营企业是建立在自然人所有制的基础上的，它的委托人是对其财产拥有完全产权的许多个人 投资 者，由于这些委托人真正承担风险，因此就有动力去控制机构中的内部人控制。（3）民营企业的委托--链条要比国有企业短得多，机构投资者直接向初始委托人负责，而且众多的机构投资者之间是横向的市场竞争关系。（4）在民营企业中存在对其资产拥有完全产权从而真正承担风险的委托人作为监督者，因而合谋寻租问题被有效地抑制在很低的水平上。从而可见民营企业由于其产权的明晰化，使得其资源配置效率较产权相对不明确的企业高，从而企业的实际生产经营过程也更有效率。以上分析显然可与温州模式的第一个特点即大力发展民营企业相结合，因而温州模式产权主体清晰方面较其它发展模式具有相对的优势性。
2、专业化与交易费用理论的阐述及其分析
本文将以杨小凯关于专业化与经济组织的理论为主来分析。杨在他的《专业化与经济组织》一书中指出专业化生产能够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但在有中间产品交易的条件下也会增加交易费用，从而使专业化和交易费用成为两难选择，而市场的产生在一定程度上能缓和专业化和交易费用之间的矛盾。专业化生产的积极性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专业化生产使得劳动生产者将其生产集中于较少的操作上，容易提高熟练程度，形成专业化经济。（2）专业化可使劳动者节约或减少因经常变化不同操作而损失的时间，因而节约了 人力 资源 。（3）专业化使得劳动者的工作在既定的技术条件下变得更为简单，因为这样可以减少学习成本。（4）专业化由于使得劳动者的注意力集中于较窄的生产领域中，因而能够比较容易地产生技术创新。企业专业化的发展还可以降低其 管理 工作的复杂程度，提高企业的管理效率。因而，越是专业化，就越容易达到最适生产规模，形成规模经济，也就能获得生产费用的节约。但当专业化带来的生产费用的边际节约小于专业化带来的边际交易费用，专业化就不会再继续发展。但另一方面，专业化程度越高就会提高专业化企业的垄断程度，从而同该企业交易就会增加交易费用。同时随着专业化的发展，生产要素的专用性就会不断增加，生产要素的专用性就会不断增强，要素专用性越强，交易者面临的市场垄断程度就越高，因而交易费用就会增加。
论文关键词：工学结合，体育模块，高职院校，体育教学，课程改革
“工学结合”是现代职业教育的一项重大变革，是一种人才培养模式，高等职业院校“要积极推行与生产劳动和社会实践相结合的学习模式，把工学结合作为高等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的重要切入点，带动专业调整与建设，引导课程设置、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改革”。地处江南水乡的湖州职业技术学院的体育课程教学改革面临着“多雨天气”，“工学交替”等新问题，如何在“工学结合”背景下构建体育模块化课程体系，正成为高职院校体育教育的全新课题，值得我们研究。
1.湖州地区气候特点及影响因素
1.1湖州地区气候特点的分析
湖州市地处太湖南岸，是典型的江南水乡体育论文，一年四季分明且雨水不断，空气湿润，雨
热同季，降水充沛；属东亚季风气候带，夏半年盛行东南风，气候湿热，冬半年盛行西北风，气候干冷。十一月下旬于次年三月中、下旬平均气温低于10℃，五月下旬于九月中、下旬平均气温低高于22℃论文提纲格式。初春三月仍受强冷空气影响，四月到五月中旬，雨水明显增多，常有阴雨天气，持久低温阴雨；五月下旬到六月上旬降水较少，天气相对晴好；九月是初秋多雨期，降水量多，降水强度大，以台风暴雨降水为主；十月由于北方冷空气势力增强，活动频繁，气温下降，降水显著减少，多晴朗天气，白天温度高；冷得早的年份体育论文，十月下旬至十一月初最低气温可降到4℃以下；12月初冬天气干冷，雨雪较少；整个冬季天气寒冷干燥，是一年中气温最低，降水量最少的季节，在强冷空气影响下最低气温可降到零下5-6℃。
1.2气候对体育教学的影响
影响体育教学正常开展的气候因素有气温、阴雨、台风、日照等多种，其中气温和雨天是最主要的因素。
湖州地区常年雨天统计图
从上图中可以看出，全年雨天最少的月份在11、12月份，而次年3、4月份2个月的雨天相对较多基本达到50%的比例，9月新生入学学期雨天要明显少于次年第二学期。以一个自然学年(两个学期)9个月的教学周期计算：平均雨天累计达108天，占到总上课总数270天的40 %。开展室外体育教学的天数仅仅只有162天，而雨天安排在室内开展体育教学的天数为108天，这就严重影响到了以室外实践技能教学为主的体育教育的正常开展，对我院开展体育模块化课程体系构建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2.湖州职业技术学院“工学结合”课程设计特点及影响因素
2.1湖州职业技术学院“工学结合”课程设计特点
湖州职业技术学院秉承“崇德尚能”的校训，以就业为导向，以培养职业能力为核心作为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的准绳，充分体现湖州职业技术学院“文厚、技湛、商慧”育人理念和培养目标，全面实施“工学结合，校企合作”培养模式进一步深化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的改革，构建“产学合作”、“三层对接”、“工学交替”实践教学体系。制定人才培养方案是以实践和理论相结合，能力培养和知识传授相结合职业综合能力贯穿教学全过程，教学以“应用”为导向，强化与实践教学的整合体育论文，以职业岗位和专业方向范围设置灵活多样的岗位课程。
2.2停课实践对体育教学的影响
湖州职业技术学院职业岗位群人才培养方案中公共体育课开设情况：前三学期为必修课（含分班选项教学），第四学期为公选课。这样因新生入学以停课军训为主的国防教育和以停课进企业实施“工学交替”对体育教学的正常开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论文提纲格式。
湖州职业技术学院职业岗位群停课实践概况
专业名称 第一学期 第二学期 第三学期 第四学期
（含军训2周）
文管类 3 1 2 6
土建类 3 2 3 3
经济类 2 2 2 2
设计类 3 3 3 3
工管类 6 2 2 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