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8-28 10:44:42
随着我国贸易进出口常态化、频繁化，再加上英语的通用性特征，在国际商务贸易交流互动过程中，要求相关翻译工作人员具备能够的准确翻译英文、灵活运用英语知识查找文献、了解国外相关农业政策及法律法规等多种素质能力。各地高校农业英语相关专业需要紧跟时代潮流，不断改进、优化自身人才培养模式，为我国农业现代化、国际化发展增添更多助益。
《农业人才英语能力培养研究》基于当代农业人才自身英语水平同国际化需求的差异，主要论述了当前社会农业人才英语培养的社会背景、人才培养目标定位等知识，并据此深入探讨了农业人才培养策略，例如根据实际需求为农业人才英语能力培养制定方案、为农业发展和人才培养创造良好环境、为农业人才的英语能力培养提供助力等。该书理论阐述清晰明确、理论结构明朗科学，可作为高校农业英语人才培养创新探索之良好借鉴书籍。目前，从农业英语专业人才就业调查报告大数据来看，我国农业英语专业人才能力水平总体呈现出参差不齐的状态，很多人的英语水平局限于文字书写，无法适应新时代农业发展的要求。
究其根本，主要是由于:第一，国内英语教育是以分数产出的应试教育，农业工作者们大多不具备过硬英语翻译能力和素养，进入社会后脱离大学英语教育的语言环境，英语使用明显不太流畅，能实现汉、英流利转换的人屈指可数。第二，农业工作者本身不注重英语在农业建设方面的应用。第三，我国农业改革速度虽快但时间不长，加强国际农业合作与交流的理念还未形成深刻共识，故高校农业英语专业教育教学并未充分重视人才英语翻译、运用能力素养的培养。在经济全球化的21世纪，要想实现农业国际化发展，必须要先完成四个前提。首先，生产国际化。农业生产的过程不局限于本国生产，在全球各国间形成生产链，加强国际合作。
其次，商品国际化。中国农产品物资数不胜数且受许多国家青睐，让农业产品“走出去”实现商品的国际价值，促进我国农业生产要素国际性流通，增强国际竞争力。最后，人才国际化。农业人才承担的不只是指导农业生产技术，还包括农业科技研发创新，研究全球性农业产品融资，把握农业国际化发展方向，促进我国农业发展与国际社会快速接轨。
笔者在2019年度河南农业大学教学改革研究与实践项目(JWC－JG－2019A026)、2019年河南省高等教育教学改革研究与实践项目(2019SJGLX224)的资助下，结合农业国际化发展趋势及我国高校农业专业英语翻译人才培养实际，对农业英语翻译人才培养模式略作探讨。
一、以农业国际化发展趋势为依据，切实调整人才培养模式
国际竞争日益激烈，农业英语翻译人才培养模式国际化成为大势所趋。一方面，高校要积极做好师生思想工作，提升师生对农业英语教学国际化发展的认识，激发师生参与农业英语翻译学习和人才培养模式创新、优化、探索的主观能动性。另一方面，在加大农业英语翻译人才培养实践信息化教学设施建设的基础上，高校要积极联动农业相关部门、科研机构、国内外高校等多个主体，积极构建资源优势互补的国际化合作平台，并学习和借鉴国内外翻译人才培养成功经验、教学模式，不断切实调整、改善自身人才培养模式，提升农业英语翻译人才培养的系统性、专业性、时代性。
二、以问题为导向，依托农业专业知识教学
农业现代化、国际化发展趋势向农业英语翻译人才培养提出了不小的挑战，高校要坚持以教学实践中的多种问题为导向，脚踏实地，依托农业专业知识“抓好”、“抓精”农业英语翻译人才培养教学。农业英语翻译的核心是农业专业学科理论、技术知识，要想提升农业英语翻译人才整体素质能力水平，需要紧紧围绕农业专业学科基础理论、技术革新、前沿发展等知识，讲方法、讲技巧地开展农业英语翻译人才翻译素养、技能培养。同时鉴于农业英语突出的实践性、应用性，高校还应积极开辟更多实习、实训渠道，例如与农业国际博览会、交流会以及农业生产加工相关企业构建合作教学新模式，既为农业英语翻译教学体系理论提供行业发展第一手资讯，也为学生锻炼、强化农业英语翻译能力提供良好条件。
三、以自主学习培养终生学习
关键词：双语教学;农林经济管理专业;问题与对策
中图分类号：G642.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6）36-0245-03
高等教育国际化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的现代高等教育发展的三大核心概念之一，多年来一直受到我国政府和高等教育界的高度重视。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范围内再次兴起了高等教育国际化浪潮，高等教育国际化被赋予更深、更广的含义和使命。毫无例外，我国高等教育越发深入地卷入这一浪潮之中，越来越多的大学把国际化作为办学理念和发展战略，把建设国内一流大学或世界知名大学作为追求方向和奋斗目标。在高等教育国际化和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大背景下，农林类高等院校开展和推动双语教学工作已经成为培养具备国际视野，掌握专业知识和能运用英语进行交流的应用复合型人才的有效途径[1]，是当前教育教学改革提升办学层次的必然趋势。实践证明，其在推动和促进我国在农林业领域的国际合作与交流中起到了积极而有效地作用。
近年来，教育部先后制定了《关于加强高等学校本科教学工作水平，提高教学质量的若干意见》和《普通高等学校本科教学工作水平评估方案》等政策，鼓励推动高等院校使用英语等第二语言进行教学，将双语教学作为高校本科教学工作水平评估中的重要指标，反映出国家对普通高等教育中运用外语进行学科专业知识教学的高度重视[2]。我国是农业大国，农业的稳定发展对我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农林高等教育在推动农业快速发展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虽然近年来农林院校不断向多学科、非农方向发展，但这些高校的农林学科和专业仍占据主导地位。双语教育为我国农业领域专门人才的培养做出了巨大贡献，农林经济管理专业的双语教育也显得非尤为重要。
一、农林类高校农林经济管理专业开展双语教学的现状和问题
（一）农林经济管理专业具备开展双语教学的基本条件
农林经济管理专业是培养具备系统的经济科学和管理科学的基础理论和相关的农（林）业科学基础知识，掌握农（林）业经济管理的基本方法和技能的高级专门人才的学科。在我国高等院校中该学科开设的主要课程包括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管理学、会计学、计量经济学、农业经济学、林业经济学、农产品市场营销、农业政策与法规、农业企业经营管理学、农产品国际贸易等。在这些主干课程中，有多门课程是经济类基础课程，在世界各国经济管理类专业均开设此类课程，也出版了各语种的相关教材。例如，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管理学、市场营销学、农业经济学、国际贸易等课程的英文版教材众多，而我国的中文版教材其中也有不少是参考英文教材编写出来的，而这正为开展双语教学创造了有利条件。可以说，让学生直接接触英文原著，方便其对诸如管理学和经济学这些本身就是从西方引进而来的知识的认识，更加直观，易于理解。教师可以把经济学和管理学的中经典理论和方法，参照英文原著直接运用第二语言讲授出来，让学生运用两种语言学习并理解理论和专业知识，能达到强化理解的效果。
以市场营销学这门课程为例，课程本身就是从国外学习并引进而来的，其教学体系和教学内容是在此基础上根据本国国情进行调整和修订而成。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现代营销学之父”菲利普・科特勒的著作《Marketing Management》在世界范围内使用最为广泛，该书成为现代营销学的奠基之作，许多海外学者把该书誉为市场营销学的“圣经”。我国现行出版的很多《市场营销学》教材就是参考其英文原著编写出版的。在这种情况下，进行双语教学就有了很好的先决条件和教学优势，对于教学双方都不是难以企及的事情。从教材选择和教学内容上来看无太大难度，只需在教学方法和教学设计上进行精心策划，结合我国现行农业发展动态变化注入新的内容，就可以达到非常良好的教学效果。
（二）开展双语教学是对学生专业英语学习更高形式的巩固和提升
专业英语教学和双语教学之间存在紧密的联系，但也有明显的区别。专业英语教学更侧重本专业英语的学习，主要是运用英语教学的方法和理念，通过对专业词汇和专业文献的阅读与理解，达到对专业英语的灵活应用;而双语教学是把专业知识通过两种语言进行传递，做到融会贯通，超越对语言本身的学习和运用，它是一个消化和转化的过程，难度更大。开展双语教学突破了传统的教学模式，是把外语教学拓展到外语课堂以外的专业课课堂，将两者进行有机结合，以提升学生阅读理解英文专业文献和学术著作的能力，对学生开拓国际视野、掌握学科国际前沿都有很大的帮助，是非常值得尝试和推广的教学模式，但同时也给教学双方带来了更大的挑战。
目前我国教育部高教司主办的全国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是大学英语教学的一项重要测评考试。而开展双语教学是对大学英语教学的辅助和延续，尤其对于经济管理类学科的学生，许多双语课程的有关专业内容还会经常出现在英语考试的题型当中，所以双语教学对提升四、六级通过率甚至是考研英语成绩有一定的正向作用。随着双语教学在不同年级的相继展开，能使学生更早地进入英语思维领域，使英语学习和专业学习融为一体，全面提升英语听说读写的综合能力，同时拓展学科专业的知识，真正做到学习英语并运用英语进行学术专业研究和交流。
（三）双语教学对师资配备、教材选择和教学模式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学生的外语水平无疑是制约双语教学效果的首要因素。农林经济管理专业一般都是在农林类高等院校中设置的一个专业。城镇生源大多数会选择报考综合类大学，农林院校的生源相当一部分来自农村，外语水平相对偏低[2]。因此，想要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除了对公共英语的加强，对专业英语和双语教师的遴选也十分重要，对教材的难易度、实用性的选择十分关键。双语教师应具有教学互动和互助能力，不能急于求成，教学方法和模式应因地制宜、教学相长。
第一，双语教学师资队伍建设是高等学校保证双语教学效果的前提条件。教师是教学活动的引导者，良好的课堂教学要有一流的师资作为保障。双语课程的教师一方面要具备扎实的专业知识和理论功底，另一方面要能够运用标准流利的英文传授专业知识。这对教师的专业能力和英语水平提出双重要求，因此高学历的留学归国人员往往成为优秀双语教师的选拔和培养重点[3]。而具备农林经济管理专业背景的留学归国人才数量有限，因此专门招聘外语水平较高的专业人才也是一条有效途径。即便如此，双语教学工作的备课难度、强度和工作量都大大超出一般的专业课程，才能保证在课堂教学中旁征博引、中西合璧、启发引导，讲透基本理论和国内外学科前沿知识。
第二，双语教学的教材的选择直接关系到双语教学质量的高低。双语教学的教材选择难度很大，虽然农林经济管理类基础课程的英文教材较多，但仍然面临很大挑战。首先，如果直接选用英文原版教材成本很高，或存在影印的版权问题，同时往往教材的广度和深度对于第二语言的初学者来说还是有很大难度，在概念和内容上也存在不能与本国实际完全接轨的情况。其次，如果选用国内教师的自编教材又寥寥无几，同类教材的相似度很高，参考价值不大。最后，选用英文原版教材和对照译本，费用高昂，无法被学生广泛接受，同时此类中英文对照的教材在市场上也非常匮乏，并不是每门课程都能够找到。因此，如何根据国内农林经济管理学科的发展现状和学生的接受水平，选取合适的教材，使原版教材本土化，或编写有实用价值且内容合理丰富的自编教材，是当前双语教学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
第三，农林经济管理专业的双语教学模式的选择是影响学生对专业知识的接受和理解程度的重要因素。农林经济管理专业的双语教学模式应另辟蹊径，循序渐进。现在国内普遍讨论和接受的双语教学模式包括：沉浸型、维持型和过渡型[4]。沉浸型指教师完全使用外语进行教学，学生沉浸在第二语言环境之中学习;维持型指学生运用母语维持理解和交流，运用外语学习基本概念和理论，两种语言结合交替进行;过渡型是针对学生外语能力较弱，缺乏外语环境的问题，以母语为主，以外语为辅的方式进行教学。母语和外语在教学课件、教学语言、课后作业和考试的比例选择问题上，农林经济管理专业要结合自己的学科背景和不同学生的接受能力综合考量，不同的专业背景、不同能力水平的学生要注意加以区别考虑和对待。
二、农林经济管理专业开展双语教学的对策与建议
（一）不断探索双语教学的教学方法和模式，难易适度、循序渐进
双语教学对开拓学生视野、培养创新思维、提升外文学术文献的阅读理解能力和了解学科前沿动态都有积极的推动作用。但如果教学难度过大过深，也会阻碍学生深入理解和牢固掌握专业知识，给学生造成无形的心理压力和学习负担。因此，双语教师在设计教案时要根据专业知识的难易程度由浅至深，母语和外语的比例分配要由少至多，逐步推进。比如，在农林经济的双语课程中，可以先从农业资源与环境和森林的总价值等比较简单的章节入手，开展双语教学，而后再逐步深入地进行相关经济类或模型类的知识的讲解。在教学模式的选取上可以从过渡型、维持型向最终的沉浸型过渡。同时，在专业培养方案中可以根据专业课程的难度，把双语课程在不同的学期开设。现在大多数农林类高校农林经济管理专业考虑到学生的外语水平，普遍在大三开设双语课程，即学生完成大学英语的学习后再开设。而如果可以结合课程的难易程度，考虑把一至两门双语课程安排在大学二年级开设，其余放置在大学三年级，也就是每个学期都安排一两门双语课程，这样既可以辅助大学英语的学习和其他专业课程的学习，又可以保证大学英语学习和专业学习不断线，使得学生自然而然地适应双语教学。同时，这样也能够与大学本科生的四、六级考试和研究生入学英语考试相辅相成，互为促进。
（二）精心设计和组织课堂教学，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鼓励学生的批判思维，进行以问题为导向的启发式、互动式的教学
课堂作为开展教学活动的主阵地，课程设计将直接影响双语教学的成效。传统的封闭式教学内容多、难度大，容易让学生产生畏惧和抵触情绪。因此双语课堂应灵活采取多种教学方式，注重以学生为中心，以问题为导向，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和兴趣，并利用双语的优势，了解国际学科前沿知识，鼓励学生勇于提出问题，用批判的眼光和思维去看待并理解所学的知识。农林经济管理专业的双语教学可以考虑以农业和林业的基础知识入手，运用基本的经济学原理和案例教学等手段，增设师生、学生之间的英文演讲、研讨和评议环节，引发学生的思考。教学课件应图文并茂，英文为主、中文为辅，专业英语词汇应提前或在课程初始发放给学生，对提升课堂效率事半功倍。并可以通过对重点难点辅以播放专业知识的英文短小视频或音频的方式开展教学，应用多种手段强化学生的理解和记忆。同时，课前的准备工作在双语教学中也极为重要，让学生做好课前的预习和相应的准备工作，可以减轻学生课上研讨的口语交流的压力，会使学生更加从容地表达和互动，增强其自信心和表达的勇气。
（三）支持鼓励双语教师进行教材建设，采取多种措施激励教师不断优化和改进双语课程
对于农林经济管理专业双语教材的选用问题，在诸如农产品国际贸易和市场营销等国内外教材内容相似度高，教材数量较为丰富的课程中，建议可以引进原版教材，在课堂教学中进行适当地组织编排即可。而对于农业经济学和林业经济学，外文教材内容根据各国国情有一定差异的课程，就要进行节选和再设计，或由教师编写双语教材。英文原版教材的语言表述更加标准地道，且一般具备知识更新快、内容与国际接轨良好等优点，但缺点是有些内容和案例与中国国情不符。而自编教材实用性强，价格合理，但需要编者具有丰富的双语教学经验和扎实地语言基础，才能保证教材的质量。但从长远来看，我国高校农林经济管理专业亟需高水平和高质量的双语自编教材，此类教材的出版将会对该专业的双语教学起到良性的推动作用。因此，各高校可以通过如科研经费投入、双语教师培训、工作量计算等多种途径，激励授课教师不断优化双语课程，鼓励双语教师完成教材的编写工作，持续地进行双语教学的课程改革。
总之，高等院校开展双语教学是全球经济一体化和教育国际化相互交叉和渗透的必然趋势[5]。双语教学是培养具备国际竞争力的专业人才的有效途径，任重而道远。农林经济管理专业不应认为可以通过一两门双语课程就能把学生的专业外语或专业素质提升到一个很高的水平和层次，在大学阶段循序渐进地开展多门双语教学，通过长期的耳濡目染，才能自然而然、水到渠成地提高学生的专业素质和外语水平[6]。各农林类高等院校须从教学改革的实际出发，开展和推动双语教学工作，以培养出具备国际视野的高素质、复合型卓越农林经济管理人才。
参考文献：
[1]杜春梅.普通高校双语教学现状与反思[J].黑龙江教育（高教研究与评估），2015，（10）：16-17.
[2]曹仁稳.高等农林院校双语教学面临的问题及对策[J].福建农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9（1）：78-80.
[3]曹丽华，孟颢光，郑红军.简论高等农林院校双语教学[J].四川教育学院学报，2009，（4）：32-33.
[4]王林萍，施丽涵.农林院校双语教学效果的调查与分析――以福建农林大学为例[J].福建农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13（5）：96-101.
关键词：通识教育；农业院校；英语专业
作者简介：李舸（1968-），女，四川会理人，华南农业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何高大（1957-），男，湖南汝城人，华南农业大学外国语学院院长，教授。（广东?广州?510642）
基金项目：本文系2008年华南农业大学教育教学改革与研究项目（项目编号：JG08042）的研究成果。
中图分类号：G64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0079（2012）29-0150-02
随着我国高等教育改革的不断深化及高校人才培养与社会需求矛盾的不断涌现，通识教育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但对通识教育的研究多停留在其发展史、必要性等宏观层面，对其实施的现状、存在的问题和应对措施等具体问题的研究几乎是个盲点。有关农业院校英语专业通识教育实施途径的论证和实践更不多见。本文通过分析相关农业院校英语专业通识教育课程设置和实施的情况，探讨了通识教育与英语专业教育，特别是农业院校英语专业教育之间的关系，并提出了几个提高通识教育效度的途径。
一、农业院校英语专业通识教育现状及问题
相对于其他普通本科院校中的英语院系，农业院校英语院系起步较晚，大部分是在1999年国家高等教育大规模扩招后才从原来院校的基础课部分抽离出来，逐步发展到今天的规模。因此，无论在专业教育还是在通识教育方面，其课程设置、实施及管理等都与其他院校的英语专业，以及农业院校的其他老牌专业有所不同。通识教育的理念虽已得到农业院校的广泛认可，通识课程也已经成为农业院校本科课程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在其实践过程中，也出现了诸多问题，主要表现为以下几方面。
1.课程设置不均衡
首先，课程门类比例不均衡。以某农业大学四年制本科培养计划为例（见表1），2010级英语专业学生的通识教育课程共计37学分，其中，公共必修课27学分，占通识教育总学分的73%。公共必修课中，一半以上的为“思想道德修养和法律基础”（含廉洁修身）、“军事理论”、“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等意识形态类课程。公共选修课10学分（含自然科学类课程8学分，人文社会科学课程2学分），仅占通识教育总学分的27%。
其次，课程设置门类不全。据麦宇红对华南农业大学通识课程统计，在2008～200年度第二学期和2009～2010学年度第一学期的一年中，共有193门公共选修课，其中自然科学类课程90门，占选修课总数的47%；人文社会科学类课程为103门，占选修课总数的53%。在90门自然科学类选修课程中，近一半的为农业、植物、昆虫、动物等与农业相关的课程。而英语专业自身的特点、未来就业方向等均有别于农业院校的其他主体专业，因此英语专业的学生基本不会选择与农业相关的课程，这些选修课程也就形同虚设了。这样的课程配置难以达到通过自然科学类课程培养人文类学生的逻辑思辨能力的预期，难以实现沟通文理，融合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陶冶的通识教育的目的。
2.课程质量参差不齐
据柴明勤对农业院校通识教育情况的调查发现，学生对通识课程的认可度及对任课教师的满意度均不高。学生对通识教育教师的满意度不高，仅有22.43％的学生认为教师的授课水平高。我们也翻阅了2008年1月到2012年1月某农业大学学生网上论坛中关于公共选修课点评的记录，窥探到一些问题。
（1）教师在教学态度、教学管理等方面存在一定问题。我们发现，学生决定是否选择一门公共选修课的标准主要包括：点名情况、给分情况、平时作业、考试形式、教师性格、课程内容。通常，不点名、作业少、教师给分高、授课内容实用且有趣的课程，会被“强烈推荐”，受到学生的追捧。此外，教师的容貌、气质甚至音色都会被学生列为考察要素。学生在选择公共选修课时具有一定的功利性。有些学生自称“刷分党”——选择容易得高分的课，提高拿奖学金的概率。为了迎合学生的这种心理，有些教师会有意放松课堂管理，以致学生把公选课当成“平时紧张学习的舒缓”；有些教师则降低课程要求，“每节课都到，即使论文写得再烂也有85以上”；也有一些教师工作繁忙时会让自己的研究生代课。
（2）教师对课程内容的难易度把握不到位。部分通识课程内容过于简单，学生感觉“学不到多少东西”。但也有少数课程内容过于专业化，不符合通识教育课的特点和要求，属于“一课二开”，教师只是将自己的专业课程内容稍加修改就搬到公共选修课上，“老师不能根据选修课难度把握教学，绝大部分同学上课几乎都是听不懂的。”
（3）教师的授课状态有待改进。有些教师授课的无激情状态让学生不满意，也有一些学生质疑教师的专业水平，或希望教师能在授课形式上有所创新。
虽然网上论坛帖子不一定完全真实地反映教师授课的质量，但不得不承认，某些课程在内容安排、教学方法及教学手段等方面都有待改进。
二、改进农业院校英语专业通识教育现状的措施
农业院校英语专业的通识教育在实施过程中所表现出的问题，一部分是我国高等院校普遍存在的，一部分是农业院校特有的。针对这些问题，参照美国大学和国内一些综合性大学的做法，可以对农业院校英语专业的通识教育进行以下几方面的改进。
近日，第五届乐山大佛旅游文化节主会场内，峨眉山茶叶、犍为叶儿耙、五通桥豆腐乳、夹江泡菜、苏稽米花糖等等，几千种特色农产品被摆上展位“亮相”，游客们争相购买具有乐山特色的农产品，一时间“大佛节”成了农产品的盛宴。然而，要让这些特色农产品走向国际市场，让更多的外国游客购买土特产，以促进地方经济的发展，给这些特色农产品取一个响当当的“洋名字”就成了大家要思考的问题。
一、目前特色农产品英文翻译存在的问题
1.1 根据市场调查，乐山的很多特色农产品的英语翻译都存在很多问题。
第一，在这些商品中，约95%的是汉语拼音，其中真正意义上的英语翻译仅有2―3个，采用的方法也是直译法。比如：乐山著名的哈哥兔肉干的英语翻译为“TuRouGan”，峨眉糕直接翻译为“E MEI GAO”等等。特色农产品是乐山的旅游的一大亮点，能让省外以及外国游客更加的了解乐山的饮食文化，历史文化，然而汉语拼音翻译的产品名只不过是一连串的语言符号，不能充分体现乐山的风俗、特色和文化内涵。
其二，乐山农产品企业对商品名称的翻译不够重视。相比商品的英文译名，企业更重视商品本身的外形包装与美观，和商标图标的颜色组合、图像等。其主要原因是农产品的英语标准化翻译术语比较特殊的范畴，难以用简单的翻译方法，企业对于商品的英文翻译的解决方法比较简单，采取企业商号的缩写或者是管理层商量决定的。这样就比较省时省力，然而他们根本就不会想着去应用研究成果。
1.2 造成问题的原因
一方面，农业工业化企业地处乡村，普遍缺少一个既懂农业又懂外语的专业人才。另一方面。土生土长的乐山土特产，想要取一个响当当的又正确的外国名字，一个能让外国人懂得并且不曲解的产品名称的确难度很大，这必须有专业的英文法者针对乐山的特色农产品的英语法医进行专业的梳理和研究。
二、乐山农产品英文翻译的改进策略
要准确的翻译好特色产品，就需要有专业的翻译理论作文指导。比较适合此类翻译的就是英国纽马克的文本功能分类和德国功能目的翻译理论。
2.1 英国纽马克的文本功能分类及翻译法
纽马克是二十世纪英国著名的翻译家和翻译理论家。他提出的文本功能分类及其翻译法为土特产的英文翻译提供了理论基础。纽马克根据语言学家比勒和雅各布森关于语言功能的论述，将文本分为以下的几种类型：表达性文本、信息性文本、祈使性文本、审美性文本、人际性文本和元语言性文本。并且，他指出：严肃文学、权威表达和私人写作归为表达性文本；新闻、报道、教科书等归为信息性文本；广告、宣传、说明书、规章制度等属于呼唤性文本。所以我们的土特产的英语翻译也就属于祈使性文本，也可以称之为呼唤性文本。
纽马克1981年出版了《翻译问题讨论》（Approaches？to？Translation）一书，在书中提出了六种翻译法，其中的语义翻译（semantic translation）和交际翻译（communicative translation）成为了纽马克翻译理论的核心。语义翻译就是必须要多考虑原文的审美价值。语义翻译的新定义是“试图译出原文确切的语境意义，同时使内容和语言都容易为读者接受、理解”。这种翻译方法比较适用于表达性文本的翻译。而交际翻译则是译者试图使译文在目的语读者产生的效果等同于原文对源语读者产生的效果。意思就是说，交际翻译更重视目的语的语言、文化，而不是尽量忠实于原文。所以这种翻译法正好适用于我们的土特产的翻译。但是这两种翻译法不是截然分开的，只是它们强调的重点不同而已，所以在翻译的过程中，两者都可以同时存在，可以把它们看做整体。比如说，上海的名菜：红烧狮子头。如果直接用语义翻译是：Lion head braised in brown sauce，这会让外国人认为去吃狮子的头；而直接用交际翻译则是：Stewed pork ball in casserole. 会让他们认为这只是一个很普通的菜，没有想吃的冲动。所以把语义翻译和交际翻译融合到一起：Barbecue Lion Head （Stewed Pork Ball in Casserole）， 这样就既说明了这道菜实际的材料，又反映了上海名菜的特色。两者兼顾达到完美的翻译效果。
如果把这两种翻译方法同时运用到我们乐山的土特产的英语翻译中。比如：乐山著名的特产“峨眉糕”，若只用语义翻译：EMei Cake.这会弄得外国人一头雾水，“EMei”是一个地名，怎么和食品联系在一起。倘若直接用交际翻译则是：Sugar Cake.这样的话也不能完全反映出这个特产的特色，没有充分体现特产的地方文化。“峨眉糕”已有近千年的历史，最初以红糖、糯米为原料，称为S糖糕。至明代工艺配料有重大改进，采用60%的糯米、40%的黄豆磨成粉，加红糖制成，改名黄豆糕，成为峨眉名产。解放后白糖产量增加，改用白糖打糕，改名为白糖糕。1959年注册商标时又改为峨眉糕。所以根据“红烧狮子头”的翻译给我们产生的灵感，我们试想可以把两者结合起来，翻译为：EMei Cake（Cake with nuomi and honey） 这样既不会让读者误解，又体现了峨眉糕的实材。
2.2 翻译应遵循的其他原则
除了上面提到的翻译方法，笔者认为还应遵循下面的几个原则：
2.2.1.翻译应该具有美学的原则。
许渊冲先生曾提出：翻译有“三美”――音美、意美、形美。运用到我们土特产名称的翻译上，笔者认为商品名称就是为了吸引顾客，所以在翻译上就应该首要注意音美，
让顾客能读起来朗朗上口，能够瞬间记住商品的名称，就是我们翻译的目的。其次加强形美的翻译，翻译出来的品名能不能被大众所接受，能不能刺激他们的购买欲望，所以形美也是关键。
2.2.2.翻译应该符合消费者的文化需求
商品名称的翻译应该适应消费对象的文化、习俗。在品名的选择上不但应该符合当地消费者的习惯，还应该符合某一个特定区域的消费者。比如，如果只是在国内销售，那么我们用汉语拼音即可，若要走出国门，那么产品的名称就要符合国外的一些消费理念，让商品能入乡随俗，能顺应当地的文化特色。
关键词：双语教学；农业机械化；创新人才
中图分类号：G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9052(2015)0012-000246-01
近年来我国绝大部分高校，均采用传统的单语教学方法来讲授农业机械化这门课程，并且学习内容的语言多以汉语为主。而采用传统的教学方法以及落后的教材所培养出来的学生，已经很难适应现代农业机械化技术发展所需要的能力。如何更好地学习国外的先进经验，更快更好的学习现代科学技术和内容体系，都将有利于我国农业机械化领域创新人才的培养，从而有利于我国农业机械化技术的发展[1]。
一、双语教学的可行性
如今国内开设农业机械化课程的各大高校中的大多数，都与相关领域的国外高校或企业有着定期和不定期的学术交流，而且随着出国的机会越来越多，很多高校老师可以结合自身条件选择出国留学、进修或考察等方式。在教师学历提升方面，经过对各高校师资队伍长时期的建设，具有硕士、博士学位的老师人数在各高校教师总人数中已经占到了相当高的比例。另外各个高校根据所在学校的实际情况，每年都在引进一批既了解我国农业现状又了解国外先进农业知识的老师，而这些新进的老师完全具备将代表国外先进技术的英语教材，作为自己教学所用教材的能力。这就为实现农业机械化课程双语教学，提供了可靠的师资和教材保障。
二、实施双语教学的方法
1.有选择分层次地逐步实施双语教学
采用双语教学的授课老师，可以针对学生的英语学习水平，有选择分层次地进行授课。对于哪些英语基础较差学生，授课老师可以采用汉语、英语间隔出现的教学方式。而对于具有较高英语学习水平的学生，授课老师可以采取对准备讲解的课件中有关农业机械化课程中的重点、难点和专业术语先用汉语进行解释，然后用英语授课。
2.充分发挥老师的主导作用和学生的主体作用
在选取教材、编排课件和挑选作业过程中，老师的主导性起着决定性作用。此时老师可以将一些国外相关教材作为备课的素材，在课件的制作中也可将一些相关的国外先进知识补充到课件中，在课后可以让学生多看一些国外书籍，以便学生对国外文化有更广泛更深入的认识和理解。在课堂上，老师应多列举一些实例，留出问题让学生去独立思考，引导学生使用英语就某一新技术进行深入地分析和讨论，鼓励学生从多方面去分析问题，并就该问题做到从不同角度去考虑，且提出不同的方案，最后进行比较鉴别、优化设计等。通过这样的教学训练，既可以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又可以培养学生的独立性和自主性。
3.用英语备课是非常关键的环节
双语教学多采用英语原版教材，相应的老师应具有较高的英语水平，并具有课程开发和整合的能力、搜集和处理信息的能力、广泛利用国内外资源的能力等[2]。因此在上课前期，授课老师要做好充分准备。英语较差的老师可以通过一些必要的强化训练，扫清语言和其他方面的障碍。在课堂上，老师可以采用全英文讲解教学内容，在条件允许时，也可采用一些国外的多媒体课件进行授课，从而实现课堂教学方法的多样性，激发学生学习专业知识的兴趣。在留课外作业时，老师应多结合原版教材尽量要求学生采用英语答题或翻译成汉语[3]。
4.创新实践是双语教育的升华
在实践环节，可以引导学生利用自己所掌握的国外先进农业机械化技术，针对我国农业机械化方面存在的实际问题提出创造性地解决办法，并采用英文对解决问题的方法和技巧进行分析。通过这种方式的不断训练，学生们既掌握了国内外农业机械化方面的理论知识及技能，也提高了学生在专业英语实际应用中的能力。
三、结论
高校农业机械化课程实施双语教学，在师资、教材及老师和学生方面会有一定的难度，但只要采取正确的方法和措施，再有老师和学生的全力配合，实施双语教学是可行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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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农民技术培训；乡村精英；作用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地区涌现出一大批普通村民口中的"能人"，他们在村民中有广泛的影响力。农村中，农民职业技术培训不断发展，乡村精英在促进教育发展的过程中发挥巨大作用。
一、理论背景
（一）关于农民技术培训概念的界定
本文涉及到"农民技术培训"，与此相类似的一个概念为"农民职业技术教育"。农民职业技术教育则是指：对未来或现有的具有一定文化基础的农民施行的以农业生产为基础的各类职业需要的知识、技能教育。这个概念包含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农民的范围包含现有从业农民，也包含未成年但即将走向社会的青少年农民。其次，强调一定的文化基础是由教育的基本规律所要求的，职业教育不是文化教育，必须有一个知识基础，才能实现职业教育的目标。再次，农业职业教育是基础，但不是全部，职业教育是包含各类适合农民生活与发展需要的各种职业技能教育，是一种全面的、大职业教育。
在社会学中，精英的概念实际上是一个分层的概念。所谓精英，是指某一社会中占据高级职位的人，包括权利、财富、名望和知识。将精英理论与当今中国的实际结合起来，就形成了关于中国乡村精英的研究。
对乡村精英的关注始于20世纪80年代，在改革开放的条件下，国家政策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时一部分有经济头脑、有知识、懂技术、善经营管理的人把握机遇，率先富裕起来。本文立足于乡村精英理论，旨在通过个案分析的方法，着重探讨乡村精英在引导农民职业教育发展方面的作用。
二、结合案例分析乡村精英在农民职业技术教育中的作用
（一）案例介绍
蒋家寨村位于杨凌示范区境内，离杨凌区约有3公里，有农户404户，总人口1404人，产业结构以种植和养殖为主，养牛户约占全村人口的40%多。该村的养奶牛的历史颇为悠久，从80年代后期就有人养奶牛，从 95、96、97年开始规模化，出现了一些养殖大户，而从02年开始，该村在国家政策的支持下，依托杨凌农科城，陆续建立了三个养殖小区，由以前的农户散养的方式转变为集中的规模养殖，大大改善了该村的环境卫生条件，小区实现了挤奶的机械化，杜绝了掺水现象，提高了了牛奶的质量，打开了销路。村民只需交纳水电费及小区占地租赁费即可入区饲养。
（二）乡村精英在农民职业技术教育中的促进作用
1、示范作用：乡村精英可以在农民职业技术教育过程中起到示范作用，可以从以下几点进行分析：首先就是效益驱动。村民看到养牛有力可图，才开始纷纷养牛，这是前提。其次是经验借鉴。养牛精英的存在使得一般农户在发展上有了借鉴，并且可以避免很多风险。第三，乡村精英们往往具有丰富的社会网络资源，可以提供奶牛发展的条件。
2、组织凝聚作用：1998年由蒲世全牵头成立了奶牛协会，有80%的养牛户约100多户加入了奶牛协会。养牛协会主要花了不少力气对农民进行养牛技术培训，并开展卫生防疫工作；在对外联系市场方面，对提高牛奶的收购价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农民结成集体后，奶价可以比零散的收益提高30%左右。
3、技术支持：养牛精英是懂科技，会运用知识的群体，他们对奶牛养殖的丰富知识可以帮助村民解决在奶牛养殖过程中的技术难题。以蒋全虎为例，长时间的养牛过程中自己积累的经验及通过专家的技术讲座，现在已经是村里的兽医，村里养牛方面出现的问题一般都找他，小区的免疫也是他负责的。 所以，乡村精英在农民职业教育过程中可以提供强大的技术支持。
三、思考与讨论
在初步采访的基础上，结合笔者本身的经验，我们对乡村精英在农民职业技术培训中所起的作用总结为以上几点。但是随着调查采访的深入开展，发现该村有像一部分农户没有加入到养殖小区，依照"经济人"假说的观点，很难解释这种现象。农民追求的是自身利益或效用的最大化，它是农民个体行为的基本动机.理性选择。
是否可以这样理解"乡村精英在农民职业技术教育中发挥上述积极作用外，还有一些负面的影响" 。很多学者在研究农村职业教育存在问题的原因的时候更多侧重两个方面：一是这种教育本身的缺陷，如 师资不足、课程设置不合理等；二是社会环境对农村职业教育甚至整个职业教育的忽视，这里包含国家政策的偏重和受教育群体对这种教育的轻视。
我们在针对农民实施职业教育，尤其是这种短期的技术培训的时候，必须不能忽视的一个因素就是农村中的这种复杂的社会关系，在从分利用乡村精英各种优势的基础上，妥善处理相关负面因素，从而推进职业技术教育在农村中的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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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略论马克思哲学的人学观汝秀梅，RuXiumei
30.论《了不起的盖茨比》中黛西与乔丹的"人生姿态"何大军，HeDajun
31.批判性思维与外语自主学习能力杨莉萍，韩光，YangLiping，HanGuang
32.柏拉图《理想国》道德教育思想阐释张静怡，姜华，ZhangJingyi，JiangHua
33.刍议管理的伦理化宰亮，ZaiLiang
34.试论当代西方城市文化的后现代意蕴詹敬秋，ZhanJingqiu
35.借鉴国外经验加强我国农村法制建设潘湘波，徐梅，PanXiangbo，XuM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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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大家、大师、大业构成大学发展的基础——记东北农业大学60年办学历程徐建成，XuJiancheng
3.现阶段我国粮食安全的各项指标分析周慧秋，ZhouHuiqiu
4.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促进县域经济发展史元，ShiYuan
5.可持续发展的绿色物流问题研究刘萍，LiuPing
6.地方政府推进农户清洁生产的行为研究陈红，ChenHong
7.加快农业科技成果转化,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苏光，刘韬，SuGuang，LiuTao
8.农村人力资源状况及对策研究王磊，索志林，WangLei，SuoZhil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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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法学专业实践性教学体系的创新——"内外双修"知行并进教学体系焦冶，JiaoYie
13.农业院校应用化学专业有机化学实验教学体系的研究徐雅琴，白靖文，王丽波，XuYaqin，BaiJingwen，WangLibo
14.关于创新实践教学大平台的构建张伟，李荣军，李晴，ZhangWei，LiRongjun，LiQing
15.果酒加工工艺学课程教学方法及教学手段的改革研究张秀玲，王鹏，李良，ZhangXiuling，WangPeng，LiHang
16.提高设施园艺学实验教学质量的体会刘守伟，吴凤芝，王丽丽，陈克农，LiuShouwei，WuFengzhi，WangLili，ChenKenong
17.浅谈英语教学中的文化因素艾军，AiJun
18.兽医内科学本科教学思路和方式创新的探讨李艳飞，王国卿，徐世文，李金龙，LiYanfei，WangGuoqing，XuShiwen，LiJinglongHttP://
19.广告文案教学与个性化人才培养李阿嫱，张帆，MaRongzhen，LiAqiang，ZhangFan，MaRongzhen
20.关于农业院校科研实验室管理的思考高庆玉，张丙秀，GaoQingyu，ZhangBingxiu
21.菲智力因素与俄语教学崔丽莹，CuiLiying
22.汉语修饰性数词动态对等及文化内涵量化重构肖彦，XiaoYan
23.耕作学课程教学改革效果分析东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马春梅，赵宏伟，龚振平，MaChunmei，ZhaoHongwei，GongZhenping
24.独立学院人文课程素质教育的几点思考金长城，JinChangcheng
25.关于研究生教育培养的思考李晓兰，周双，LiXiaolan，ZhouShuang
2002年6月3号，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社会理论与比较史中心就此组织了一次争论双方参与的讨论会，参加者包括黄宗智、罗伯特·布伦纳、武雅士、艾仁民、彭慕兰、李中清、王丰、康文林及杰克·戈德斯通。下面即简要综述各人的主要观点，然后是笔者的几点评论。
一、 讨论会主要观点综述
此次讨论会虽然是围绕18世纪中（江南）西（英格兰）是内卷还是发展的分歧展开，但会上双方争论的实际是两个分开的议题，即一、从总体上综合讨论18世纪英格兰（欧洲）与江南（中国）两个经济体之间究竟是否存在分岔，亦即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经济，还是在劳动生产率、人均产量、劳动分工、收入与消费等方面均基本相似或甚至江南更为领先？黄宗智、罗伯特·布伦纳、艾仁民、彭慕兰与杰克·戈德斯通重点讨论的即是此一议题；二、中（江南）西（欧洲）人口行为的差别。前一议题的作者在各自的研究与评论中分别引用了不同学者对此的看法来佐证自己的观点，这些学者包括武雅士（黄宗智、罗伯特·布伦纳、艾仁民等引证其观点）与李中清、王丰和康文林（彭慕兰、杰克·戈德斯通引证其观点）。
(一)两个经济体的比较
黄宗智《发展还是内卷？18世纪英国与中国: 评彭慕兰〈大分岔：中国、欧洲与近代世界经济的形成〉》认为，为了认证18世纪中国与欧洲的相似，彭慕兰没有认真对待近20年来西方研究18世纪英国的主要学术成就，即对可以简称为“五大变化”（农业革命、原始工业化、城镇发展、人口行为转型以及消费变迁）的证实。他把这些革命性的变化尽量写成是内卷型（即劳动边际报酬递减）的演变，同时又把长江三角洲经历的人口对土地的压力尽量写成是发展性（即劳动边际报酬递增）的变化，由此求得他希望的中英、中西等同。其实，英国的工业革命起源于上列五大趋势以及它们和英国煤矿业特早发展的巧合交叉，而18世纪长江三角洲则不见其中任何一个条件。它呈现的不是19世纪工业革命的起源，而是19世纪巨大社会危机的形成（其中症候之一即是穷人在生存压力下溺杀女婴）。中国后来进入现代经济发展的道路和英国完全不同：是通过社会革命来进行资本积累，而后通过农村的现代工业化来减低农村（部分地区）的人口压力。在与中国有关的实证上，彭书则存在一些比较严重的经验研究错误。譬如，他以为一匹棉布的生产过程中，要用3天来织布（并因此估计一个从事棉布生产的农妇收入会高于一个男雇工）。其实，织布一般只花1天，4天纺纱，余下来的是弹花、上浆等工作的时间。又譬如，他想象江南农民每人每年消费10匹棉布和2匹丝绸，甚是无稽。国外经济史研究倾向于轻视关于具体生产状况的知识而偏重时髦理论和书面数字，彭书正犯了那种错误[1] 。
针对黄的批评，彭慕兰《超越东西二元论：重新定位十八世纪的世界发展途径》多未正面回答，相反，他主要是对黄宗智的内卷化理论从实证到概念进行全面的否定，以进一步强调中（江南）欧（英格兰）18世纪的相似性及美洲原料与国内煤对英国经济发展的作用。彭认为在比较劳力集约时应比较单位总产而非每亩劳力投入（他认为如果在一亩土地上比别人多干一倍时间但多一倍收入，这不是内卷），在总计劳力时应将成年男女与儿童予以区分（他们的生产力不同），同时还应考虑确保食物的生产占全年劳动的时间（江南比英格兰少）。彭又认为植棉并纺织的日收入并没有黄所认为的那么低，且在前现代条件下，农业中平均劳动生产率总是极大地高于家庭纺织业，这与内卷没有关系。彭还认为黄的内卷定义“劳力边际报酬递减”对所有生产都适用（一位精心播种第一块地而粗心播种第二块地的农民并未陷入内卷化生产），并非中国经济的特别现象；内卷应该表示每天实际工资的长期下降，而这在中国不曾出现，却在早期欧洲有。他不认为18世纪江南存在人口压力。
针对黄就彭某些硬伤的批评，彭回答：其一，他对纺织工序中时间安排的误解并不影响其总的观点，即纺织收入高（经重新计算他认为织一天布的收入可抵够一人20或30甚至40天消费的大米）。其二，他认为不是江南所有人都是穷农民，布也不只是用来做衣服，而黄所依赖的徐新吾的资料大成问题。因此彭不仅坚持江南棉布消费与英格兰相似、糖也消耗相当（江南人均年消费10磅糖），且认为江南一般人吃得比一般英国人好。
最后，彭不认为易于得到煤与美洲原料乃大分岔的全部，但中／欧与江南／英格兰的比较表明此二因子被低估了，他认为是煤与蒸汽机的结合诞生了新世纪。煤在英国缓解了燃料危机，而江南仍靠植物燃料。总之，彭坚信18世纪后期欧亚大陆两端的经济有很多相似之处，不能把中国、欧洲纳回到完全分开的“发展的”、“内卷的”只存在对立的范畴。
但黄宗智《回到实质性问题：对彭慕兰就我的评论所作的回应的反驳》认为，彭与黄在18世纪长江三角洲内卷的事实上并没有真正的不同意见。因为在纺织业收入与种稻收入的比较中，彭把儿童劳力转换为成年劳力后得出的结论（1比2或3）其实是强调棉纺织业代表的是比农业低的劳动回报——而这正是黄的主要观点。小麦生产也是。但黄认为彭通过转移注意力的换算来掩盖他其实同意黄的方面，比如彭指责黄把总劳动投入与总产弄混，但黄认为他说的只是劳动投入的差别，没有说回报也有同样的差别；又如彭没有注意到人均消费（含小孩）（2石）与成人平均消费（3石）的差别及粮食消费与维生所需（含粮食及其它）的差别。
从实际生产条件出发，黄认为要比较江南水稻生产与英国小麦生产就得比较稻与麦或米与面粉，要比较两者农业就得考虑英国的动物产品（折算成谷物当量）而不能只将英国谷物生产与江南粮食生产相比（江南乃谷物农业），比较两者还得考虑农场规模的巨大差别（江南农场只及英国的1%）。黄认为彭无视差别而强求两者相似的作法也表现在处理英国的种种巨大变化上，包括农业革命（18世纪英国农业劳动生产率翻番，江南则下降）、新城市化（英国中小城市增加）、原始工业的革命（英国手工业从农业中分离，江南仍留在农家且为农业的辅助性生产）、消费革命（英国出现更多的农产品及农村对城市产品需求扩大）等。黄因此质问：如果18世纪长江三角洲劳动生产率真的下降且贫穷压力明显（溺杀女婴、售妻女等），而英格兰却有大量长江三角洲没有的变化，包括农业劳动生产率翻番、城市人口增加（三倍于江南）、原始工业增加（江南仍留在农户内）、急剧的消费变化、煤的极早发展……彭对所有这些并不反对——那么如何使人相信这两个经济体保持大致相等？黄强调指出这种只注重数字运算而忽略当地情况（生产与生活条件）的研究方法会导致大量严重的错误；他的比较也因此注重的是农场大小、劳动投入、作物组合、肥料使用、技术、产量等实际生产条件，而不是其它。
上述比较侧重中国史方面，罗伯特·布伦纳与艾仁民《英格兰与中国长江三角洲的分岔：财产关系、微观经济学与发展型式》则侧重从欧洲史角度出发进行比较。他们认为英格兰与江南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经济体（英格兰本身的社会经济制度从早期近代之初就已与中世纪不同）。两者面临完全不同的限制与机会，因而各自采取不同的经济策略或经济再生产方式而导致不同的发展型式。1500—1750年间英格兰农民为竞争租佃而作出其生产决定，由此而迫使利润最大化。农民被迫寻找增加总产同时降低劳动投入的途径。农民视大农场为更有效而不愿通过使用更多的劳力而降低利润。农民经济条件差时晚婚、独身多；田块日益集中，劳动生产率提高；英格兰农村农工结合是为谋利，等等。表明它所经历的是斯密式经济演化。
而同期江南农民往往拥有部分或全部的产权（永佃权、田面权等），缺乏真正的租佃市场，地租由政治、非由市场竞争决定。地主攫走约30—40％的收成却无意投资农业。佃农不追求利润最大化。农民为续香火而早婚、求多子，但田产多子均分。人口压力日增而田产日小，结果只有投入更多的劳动以求最大的毛收入，劳力集约。糊口的同时每日劳动力产出下降，剩余积累少。长江三角洲农工结合是为了生存，等等。它所经历的是马尔萨斯式经济演化。他们认为在1500—1750年间，两个经济体的发展途径已经分岔。从1750年至1850年则是此前发展路径的延长。按世界史标准衡量，18世纪后期英格兰已是发达国家（1800年时英国已不再是农业国），而长江三角洲变得更穷。作者还指出英国可以从欧洲大陆获得其所需要的原材料，而国内也不存在燃料危机。从而从根本上否认彭所谓英格兰与长江三角洲约1800年之前没有分岔，而约1800年的决定性分岔来自于英国得到了美洲的原料与英国国内的煤供应的观点。
对于罗伯特·布伦纳与艾仁民的批评，彭慕兰《对罗伯特·布伦纳、艾仁民的批评的回应》几乎予以全面否认，首先，他否认罗伯特·布伦纳、艾仁民有关英格兰与江南经济体差别的某些陈述，如他否认英国有市场竞争的租佃市场，否认英格兰低生育率与社会产权系统之间的联系，否认英国农业革命与工业革命之间的必然联系等。他认为是总人口的增长而不是农业中分流出的人口为新工业提供了人力，而且这种“释放”量也比江南强不了多少；英格兰地主从农业中获得的利润并没有都投资在工业上；江南也有非常活跃的土地市场；1500—1750年间英国土地所有权比江南更集中；等等。其次，彭也反对江南在人多地少压力下为糊口而投入劳力更集约的纺织业生产的说法，他认为即使那些要把稻谷收成的1/2交租的佃农，其剩余（1800年时5口之家人均4石米当量）仍超过最低生存所需（人均2石）；且从纺织中所得不比农业中所得低。江南纺织扩展的原因与在几乎任何地方一样，是比较优势使得江南能进口长江上中游的米而生产其它东西。第三、彭从根本上否认罗伯特·布伦纳、艾仁民以农业产权关系解释江南、英格兰经济1750年时巨大差别的观点。他认为罗伯特·布伦纳、艾仁民的指数只能比较趋势，不能比较某一特定时间的生产力水平。相反他反复强调以人均农业产出与单位劳动产出而言，18世纪的英国农业无甚优势，不少方面反而是江南占先：人均农业产出——1700年江南人均产出为1409磅小麦当量、英格兰为1260磅小麦；1800年江南为987磅小麦当量、18世纪末英格兰为1121磅小麦。单位劳动产出——1800年英国农民每天产出是0.21石小麦、江南农民是0.20米（谷？）当量。每劳动力产出——明末至清中期江南每劳动力产出增加30％，而英格兰1600—1850年增加为43％，大致接近。因此彭认为1750年两地劳动生产率的大分岔不存在，考虑到江南的高土地生产力，说江南农业在总体上占优势仍是合理的。总之彭认为迟至1750年，英格兰尚不如江南。真正的大分岔始于1750年，更多的是在1800年后，且来自于农业之外。
杰克·戈德斯通《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对黄宗智、彭慕兰、罗伯特·布伦纳、艾仁民争论的评论》以貌似第三者的角度提倡各种社会之间、长时段的比较，他的主要观点是认为英国并没有农业革命，但长江三角洲有，或至少存在农业生产的“繁盛”。他认为长江三角洲的农业生产水平在1800年前从各个方面衡量都比英国强：1750年长江三角洲农业人口人均主粮产出（6.32石小麦当量）高于1700年的英国（4.62石小麦）；1750年长江三角洲总人口人均主粮产出（3.53石小麦当量）高于1700年的英国（2.36石小麦当量？）。亦即1750年长江三角洲劳动生产率比1700年英格兰高50％。1750年长江三角洲只有极小部分农田弃稻植棉，绝大多数农家仍以产稻麦为主，且仅靠此即可维持高于糊口水平以上多得多的生活水准；1750年长江三角洲只用了38％的务农人口就可以养活全部人口（如加上交租量、第二季作物、豆油菜等消费），劳动生产率比英格兰高。此水平英国1800年才达到。他重点指出在户均耕地减少的情况下，长江三角洲这些成绩的取得主要是扩展双季栽培、使用牛耕、大量施用肥料（特别是饼肥）的结果。1750年时江南农业生产有极大剩余。这有助于支撑此期内长江三角洲迅速增长的人口。但1750年到顶点后即急剧下降（因没有新的技术改进）。工业化之前英国、中国不存在大分岔的发展途径。但他反对彭有关美洲原料与英国国内煤对英格兰经济发展作用巨大的看法，他认为是科学技术（特别是蒸汽能源作用）而不是其它（农业、可利用资源等）促进了英格兰与世界其它农业经济的分岔。
黄宗智《十八世纪长江三角洲有农业革命而英格兰没有？》主要针对杰克·戈德斯通涉及中国方面的问题，亦即他认为有革命性变化的地方（牛耕、肥料、双季栽培）及妇女参与农业生产的变化作出回应，说明杰克·戈德斯通认为英国没有农业革命而长江三角洲有（或至少存在农业生产的“繁盛”）的观点之不成立。首先，杰克·戈德斯通认为晚明江南农业中没有用牛而清中期用牛普遍。黄认为他的这一错误主要在于依赖李伯重著作所引《天工开物》的孤例。其实宋应星讲的是太湖盆地中央桑稻农作区，土壤湿润、人口密度又高，因此牛耕不普遍；但其它地区在明清时期牛耕其实一直很普遍。他是把两种不同局部地区间一直存在的差异转化为整个地区不同时间的对立比较。其次，杰克·戈德斯通认为江南从1600年双季栽培很少到1750年无处不在，耕作制度发生急剧变化。黄认为他在此是把明末140％的复种指数说成双季栽培“很少”，而清初170％的复种指数被说成双季栽培“无处不在”。再次，杰克·戈德斯通认为增施肥料（饼肥）主要是为了补充双季栽培条件下土壤养分的损失（而不在于将已有的产量提高多少，即没有认同李伯重饼肥施用带来了肥料革命的观点），否则在同一块土地上一年收获两季会很困难。黄对此表示认同。最后，杰克·戈德斯通认为江南发生了妇女参与农业生产的剧变：明代妇女分担所有农活，而清中期性别分工明显——男人干重农活、女人纺织。黄认为他所依赖的仍是李伯重的书，但李并没有这么提。妇女实际是一直参加各种劳动的，即使是以后纺织的兴盛也没有出现如此明显的性别分工变化。在黄看来，杰克·戈德斯通所谓1750年长江三角洲农业生产有极大剩余的说法显然不存在，他想象中的江南农业（除了肥料部分之外）要么夸大其辞、要么不存在、要么误解，他对农业的理解完全不能令人相信。
(二)中西人口行为的比较
武雅士《晚期中华帝国存在生育控制的证据吗？》表示，他虽然接受李中清、王丰、康文林等人对中国人口行为基本特征的表述，但对他们的证据及对低婚内生育率的解释有不同看法：武认为他们的资料贫乏（主要材料为清皇室户口册薄、清辽宁道义屯户藉及1982年对3万妇女进行的1％人口生育率调查），低估出生率，其结论对中国没有代表性（如清皇室成员是城里人、不从事生产、满族，而绝大多数中国人住在农村、为生计辛劳、汉族；又道义农民为汉人旗民，系国家仆役，且存在资料不全的问题）等。武全面否认李中清等人的主要观点，即大多数中国夫妻采用晚生、早停生育与生育间隔长等方法（均相对欧洲而言）来有意控制生育。他认为中国家庭绝对不会限制而是力求多子（如通过早婚）。20世纪初调查表明中国的生育率至少是每妇女生7.5人，而大量以族谱为基础的研究表明1900年前中国生育率变幅为6.77—9.19人。武认为中国婚内生育率低于西欧部分地区的主要原因是贫穷：营养不良、没钱治病、干重体力活及因经济原因而异地分居等。最重要的经验证据包括作者在1980—1981年亲自对中国8省582位育龄妇女的访谈。作者反对中国夫妻比欧洲夫妻晚生（头胎迟）是刻意的推迟，相反中国夫妻总是想早生孩子。他对头胎迟的解释是早婚、晚潮、及未成年母亲小产率高等；早停（停止生育）的主要原因则是贫穷导致的营养不良。作者同意中国夫妻生育间隔比欧洲夫妻长，但没有那么长，而原因仍是穷而非有意减少同房次数（有意控制）。总之，他认为中国夫妻有意控制生育率之说根本不成立。
李中清、康文林、王丰《现实性抑制还是中国式抑制？》通过计算机模拟的方式认为如果武雅士中国妇女生育率为7.5的观点（黄宗智引用）成立，则中国人口在1700年至1900年的200年间会从2亿飙升为近100亿。这没有发生，也不可能发生。因此武的说法是不成立的。就黄认为18世纪中国的社会危机及普遍的溺杀女婴对中国人口增长的负面影响的说法，他们反对死亡危机特别是饥馑在抑制中国人口增长方面起了重要作用的观点。他们认为这些危机既不是人口过剩的产物，也对长期人口增长没有影响。相反他们的研究表明，长时期内中国死亡率是相对稳定的。至于溺杀女婴，他们认为他们并未否认穷人及灾时更趋向溺女婴，但他们强调的是不光是穷人、也不仅是在危机时才溺女婴，而溺女婴对中国人口规模长期波动的影响则有待更多资料的证实。在他们看来，对长期人口规模调节起最重要作用的可能是有意调节婚内生育率。因为大量研究表明中国历史上总和已婚生育率（从清室的5.3到20世纪台湾的6.5不等）均比欧洲历史上的婚内生育率（8—9）低。新马尔萨斯主义认为中、欧婚内生育率类似及中国人口系统由死亡率内卷变化决定的观点站不住脚。而且近300年虽然是中国历史上人口增长最快的时期，但却慢于世界人口增长，因此中国人口占世界人口比例渐降。这也是老马尔萨斯主义难以解释的。中国人口发展的独特轨迹最可能是个人和家庭有意识的行为积累的结果。对此，武雅士认为：第一、李中清等人在进行计算机模拟测算时误解了他的数字的意义，他讲的是总和生育率，不是总和已婚生育率，两者当然有差别；第二、针对他们对其样本过小（主要是他本人的实地调查）的批评，他提出了别的地区的例子进行回应比较。黄宗智则认为，李中清等人的计算机模拟测算中没有考虑溺杀女婴，这被当作“产后堕胎”处理而被排斥在生育率与死亡率的计算之外，如果算入的话，结果完全不同。不能仅凭数字游戏反驳别人通过实地调查得出的结论[2] 。转贴于 二、几点评论
交流的目的是为了求同存异，加深理解。但此次论争双方并未形成多少共识，反而是更加强化了各自的观点，也就是各自观点的分歧更鲜明、对立。产生分歧的有不同的史实（如黄认为彭根本误解了江南纺织业生产的劳动时间分配），也有对同一历史现象的不同理解（如针对中国人口婚内出生率低的现象，李中清等人的解释是存在人为控制，而武雅士则认为是受制于以贫穷为主的其它社会经济原因）。双方均力图从实证、理论两方面证明对方观点之不成立。胜负对错读者自有明鉴，但就讨论会本身而言，则存在避实就虚不直接回答问题的毛病，有的被批评者并不认真对待批评者提出的问题，反而是王顾左右而言它，强调自己被批评者批评的观点。听众在更多时候觉得大家在各说各话，并未形成对实质性问题的讨论，更谈不上形成什么共识。这是非常令人失望的。
这场争论不仅仅是不同理解间的争论，更是两种研究学风的较量。虽然都力图做到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但各有侧重。其中如黄宗智曾多次赴长江三角洲实地调查，并特别重视发掘、谨慎地使用原始中文资料；而武雅士更不断强调他曾从南到北走访过数百位中国妇女（没有谁比他访问得更多），他们在结合实证调查的基础上形成自己对中国历史的解释。李中清等也作了长期的实地调查并积累了大量的数据（因此黄宗智对这些资料本身并无异议，他批评的是李中清等人对这些资料的使用与解释）。但彭慕兰对江南的理解主要是建立在二手文献的基础之上，因而出现被黄宗智认为属于无稽的硬伤，这些错误本不该出现。至于戈德斯通根本就对江南农村缺乏感性认识。他在唯理论上也表现得最明显最突出，他的目的是建立一套反西方中心论的学说，彭慕兰等人有同样性质的研究无疑给他极大的支持，于是曲解加误解演绎出一段并不存在的江南农业史。
这一特点说到底是对具体生产条件的不同态度。黄宗智对彭慕兰的批评主要即是认为彭忽视了具体的生产条件，而对生产条件的重视则是黄一以贯之的特点。因为在他看来，农业史研究脱离了生产条件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经典马克思主义比较强调生产力与生产关系，黄则进一步强调生产条件（conditional production），这可以认为是对马克思经典经济学的一种重要修正。所谓生产条件就是在有限条件下的农业生产。在黄看来，农业生产在很多情况下是不能用价值、价格等东西来度量的。而这种偏重理论与数据、轻视具体生产状况的知识的作法正是西方学术界的时髦。他认为国内经济史研究也受此影响而有忽视生产实际研究的趋势，他呼吁国内研究者要重视自己的传统，尤其是农业史研究与农学史研究的传统，亦即生产实践研究的传统[3] 。所以黄的长篇书评所强调的主要是经验论证问题——这既是立论之基，也是彭书的核心。黄讨论的重点即是具体的生产条件，如农场大小、劳动投入、作物组合、肥料使用、技术、产量等，而较少讨论价格等其它因素。另外，大量研究已经表明，中国农民的经济行为不能盲目套用西方经济理论进行解释，如果过于拘泥所谓经济学“常识”认为边际报酬太低时农民就不会投资（劳力资金），则中国农民恐怕都要在家里喝西北风了。
对不熟悉江南农业史的读者来说，这场争论引发出来的问题之一则是谁更接近18世纪江南（中国）农村的真实。虽然双方都有各自认为可靠的材料以为经验认证的基础，但却存在谁的事实更客观的问题。绝对复原“客观”的历史是不可能的，对历史事实的了解也随材料的不断发掘而深化，但历史也不能是随意的想象（为符合某种理论而度身量做、曲解史料等）。一户18世纪江南农户（5口之家）每年消耗50磅糖、用掉50匹布、10匹绸？且其中女的因纺织收入还比男的高出许多倍？任何一个有过在中国农村生活经历的人一定会纳闷二、三百年前这种农家存在的可能性。难道江南农民也在茶里放糖吗？或者每年都换一床新棉絮、做一套新棉衣——否则那么多的棉布如何消耗得了？如果妇女单纺织其收入就是男人的许多倍，为什么（正如讨论会中一位听众提问的那样）男子不去纺织？他们都蠢笨至极？
产生这种虚幻的境象涉及到如何解释中国历史（符合中国经济发展）及美国学界提倡标新立异的研究作风（力求与以往研究不同）。中国经济近年来的高速增长激发学者们去寻找其根源，而东亚研究又与其经济发展有微妙的关系，上世纪中后期当日本经济已走向世界前列时，有学者开始认为日本19世纪甚至更早就与西方一样了，所以它能成为非西方社会中唯一成功西化的国家。现在中国经济地位日益强大，也有人开始认为中国与西方原来其实也没有大差别。而标新立异、以提出新的理论为胜更是典型的美国学风，正是在这一风气的影响下，美国中国学（至少在解释中国传统经济发展方面）新人辈出、新说纷呈，从冲击说到内卷化到分岔论代表了不同的阶段，然而越来越偏向理论的趋势却未能与重视生产条件更好地结合，所以引发大量对基本史实及由此派生出的解释的质疑。就学术发展而言，质疑、争论是好事。这也是保持学术活力的重要前提。
彭慕兰此作是弗兰克《白银资本》等类著作的延续，他们的总基调是18世纪前中国（江南）与西欧（英国）经济并无大的不同。但农业在1850年以前的西欧及20世纪以前的中国基本上是国民经济的主导产业，因此比较两者的经济不能不提农业。然而弗兰克的《白银资本》完全没有涉及农业，该书虽曾喧嚣一时，但推波助澜的并非经济史学者，因为中国的经济史学者对他的观点毫无兴趣。他们认为弗兰克认证的不过是一个常识性的问题[4] 。但彭慕兰的《分岔论》则以农业为重点，且比弗兰克的《白银资本》具体得多，他不仅利用了不少有根据的材料，而且直接挑战不少中国学者普遍认同的见解。但如果说江南农业并不比英格兰农业更劳力集约，则等于是否认中国学者的既有研究成果，也就是说中国传统农业的特点就要改写。这与接受李中清等人的观点等于要改写中国人口史乃至中国史一样。对李中清等人的观点，国内人口史学者如曹树基已先期作出了的回应[5] ，有关彭慕兰等对中国农业史的理解，国内的经济史界尤其是农史界应该对此作出积极的回应，毕竟他们是最应该提出自己看法的人。国外学者对中国问题的研究不可避免地牵涉到中国本土学者的研究，此次争论双方莫不如此。这又涉及到如何对待中国本土学者研究成果的问题。有的人大量引用中国不同学者的研究并表现出相当的尊重；有的人则仅有选择性地采用个别人的研究而置其它多数人的研究于不顾，或认为这些研究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既然大家的比较以相当篇幅涉及农业问题，各位就应注意农业生产的有关知识，这并不需要历史学者一定也得接受农学知识的培训，但参考农学界、农史界已有的成果并非难事。如果参考了这些著作，有些所谓的争论可能根本就不成立。比方说有关肥效递减的问题，这早已不是一个值得争论的问题。又如豆饼的施用，并不是想当然的直接扔在田间，因其系高效有机肥，未腐熟前不能直接施用，否则作物非但不能吸收反而会因在田间腐熟而烧坏作物。因此施用前先须将豆饼打碎，然后堆起来发酵，并里外翻动多次，过几天等充分发酵后方可施入田间。考虑这些工序后对施用豆饼的用工显然与直接施用有不同的理解。在此方面，黄宗智对中国农史学界的研究成果表示出充分的尊重。他的《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及《长江三角洲的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都特别倚重国内农史研究的成果。
不过，彭慕兰其实是将中国史放在世界史视野中进行考察，进行这种欧亚大陆的大跨度比较也许只能主要依赖二手文献，或者因为研究者的某些个人原因而难以进行必要的一手调查而不得不选择依赖二手文献，所以彭慕兰与杰克·戈德斯通大量依赖李中清等人的清代人口史研究与李伯重的清代江南农业史研究成果。只是引证者可能因此忽视了被引证者想要强调的主题。如李中清等人要证明的是中国、西欧人口行为如何的不同，他们的目的是要提出自己的一套对中国人口史的解释。而彭以他们的研究为基础要证明的却是18世纪两者经济如何的相同。如果说不同的人口行为与相同的经济结果并不一定矛盾的话，在农业方面即中西比较的核心方面出现的不同就令人困惑了。在杰克·戈德斯通看来，李伯重无疑是清代江南农业史的唯一权威；彭慕兰虽然引用了更多的二手研究，但在他看来，任何人的研究差不多都有这样那样的毛病，唯有李伯重的研究几乎无可挑剔（这一点恐怕李伯重自己也不敢首肯）。而且，在《江南农业发展1620—1850》一书中李伯重所要竭力证明的是中国与西欧如何地不同，他以此想要表达的概念也是不能用西方的一套来解释中国的经济发展，可彭以他的研究为基础却拼命证明1800年以前中国与西欧并无不同。是不是说李伯重所强调的不同只是1800至1850年所发生的事呢？不能否认50年可以有很大的变化，但这并不是李伯重的本意，他要强调的是中国明清以来的持续发展（而非如西方学者认为的长期停滞）及中国与西欧的不同，他提倡的是要用不同的理念来理解中国。因此他甚至批评黄宗智的研究（其研究被公认为是最“中国式”的研究即用中国的资料解释中国历史，提出符合中国的模式解释）也是西方中心论的产物。反倒是彭慕兰、杰克·戈德斯通等人大量利用他的研究成果却得出了中国与西欧在1800年前并无大差别的结论。这多少有点讽刺的味道。
此次论争文章还有一个特点即是双方在行文中有不少简单但量大的演算（虽然不是经济学上的复杂数学运算），这种量化无疑可以提高表述精度、增强说服力，这也是国内学者要加强的地方。但唯数字是否走向另一个极端？尤其是当这些数字掺入太多的不确定成分时（即一个又一个的假设）？比如经计算得出中英劳动回报率相同且精确到小数点后两位时就反而令人有不精确之感。如果大量貌似精确的计算所得出的总的结果乃虚幻的境象，这种计算又有多少意义？另外，历史研究有时并不能全靠数字统计，而且并非什么都是可以量化的，当一般说中国历史上因生态变迁而导致老虎大象等动物分布范围不断缩小、数目不断减少时，人们并不能提供每年减少多少头、只的数字。这一结论主要来自相关文献的文字描述，但谁又能否认此种描述的真实性？如果某人碰巧得到一份皇家狩猎园的记载说明其中的老虎数量其实是在不断增长，这一准确的局部数字记载能推翻上述靠文字描述得出的总的结论吗？
这同时也牵涉到局部与整体的比较。为什么某些单个例证就可以用来表示一个时代或甚至几百年间全江南或甚至全中国的情况？今日上海的发达可以代表全中国的水平吗？如果一则研究指的是上海如何已经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另一则研究说（包括全体农民在内的）中国仍处在较穷的欠发达阶段，为什么一定要用一则研究的结果去否认另一则研究的结果？因为两者说的都是实情。还有比较的标准或一致性问题，象杰克·戈德斯通那样把不同时段发生的事拉在一起比较显然是没有说服力的。
各方在挑战对方时另一较普遍的现象是指责对方对原材料的误解、曲解或遗漏。作为历史研究对原材料的理解是最基本的方面，如果在这方面出现硬伤肯定要严重影响其研究质量。另外彭等人选择自己中意的二手资料时往往指责别人使用的成果是旧的，但历史研究并不表示新的就是对的、好的。而要看这一研究所依赖的材料的可信度及其结论的可信度。
最后，此次争论也引发对研究方法的思考，究竟是凭想象的纸面推论还是从实地考查中得出的结论更有说服力、更是研究者应该努力的方向？争论中有些非常实质性的质问并没有得到回答，答辩者反而是回避问题而从别的方面来反复强调自己受到批评的观点而不是力图拿出更多的实证来。究竟是需要无视实际、惊世骇俗的理论，还是提倡没有理论光环但材料详实的实证研究？
这是一个看起来答案简单但实际上见仁见智的问题，争论双方的文章本身对此已经表现出各自的偏好。所以讨论会虽然结束了，争论绝对没有终止，论战双方及其支持者之间的争论肯定还会以不同方式在不同场合继续下去。从大的方面看，此次争论也不过是长期以来有关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争论的延续，只是进入了新的阶段而已，并掀起了一个新的高潮，更深远的意义还在于这一争论不仅引起了中国研究学者的兴趣，而且引起欧洲史学者、世界史学者的兴趣，从而有助于扩大中国研究在国际学术界的影响。这对整个西方中国经济史研究乃至中国学来说都是好事（而国内学界同仁肯定也能从中学到不少东西），它将推动该领域学术研究水平的不断提高。
注释
[1] 该文已译成中文，中译文全文发表于《历史研究》2002年第4期。
[2] 此段中武雅士与黄宗智的观点系讨论会上的口头反驳。
[3] 此系笔者与黄宗智先生的个人交流。
今天看来，《创业史》仍然是十七年农村题材小说的典型之作，《生死疲劳》则大体未出1980年代末1990年代初兴起的新历史小说的脉络，两部作品乍看之下各自泾渭分明，似乎没有什么新鲜的可比性，但若简单地以“左”/“右”论之，或以一句标签化的“政治图解”“宏大叙事”或“告别革命”“反历史”打发，难免挂一漏万。在对比的视野里重读《创业史》与《生死疲劳》，是因为两部作品涉及了一个共同的对象：农业合作化运动①，这个对象可以放入共和国六十年的历史中，进行总体性的思考。“过去”与“当下”两个观察视点互通有无，或许可以找到不乏价值的真正“对话”，有助于我们重新思考中国的农村土地所有制以及讨论中国农村的命运。
两部作品的前后创作间隔了近50年，比较二者历时性的差异，需放在一个共时性的框架中才能确立比较的合理性。因此本文拟以农业合作化运动作为入口，以“主人公形象”“叙事矩阵”“父子关系”“公有制与私有制之争”等作为探讨对象，最后将思考回归到如何理解“历史”本身上来。理解与观照历史，并且保持对现实的切实关怀，是“讲述中国故事”不可缺失的文学品质，无论是十七年文学，还是新历史小说，都只是一种讲述故事的范式，而唯有“跳出”某一意识形态控制和概念化的束缚，才能够给予更加公正的对待历史、书写历史。
一、从“英雄”到“反英雄”
《创业史》的故事发生在1953年到1954年，《生死疲劳》则跨越了半个世纪的当代中国史，两个小说文本书写的历史篇幅不同，在1950年代初农业合作化运动这一段是重合的，因此本文将以此为讨论历史的聚焦点。“‘历史’与‘英雄’一直是两个被捆绑在一起的概念”②，在这样两部书写宏阔历史的长篇小说中，寻找“英雄”是一种不自觉的阅读期待，在合作化运动中浮出历史地表的两位“英雄”的形象落差值得关注，作为叙事元素的小说主人公也确实可以提供比较空间。
蛤蟆滩年轻的党员，互助组带头人梁生宝，是典型的十七年文学的正面人物。小说通过梁生宝建立互助小组、帮助贫农解决活跃借贷困难、买稻种、办新式育秧、率领小组成员进终南山、办灯塔社等一系列事件，塑造了一个目光远大，谦虚能干，吃苦耐劳的崭新的中国农民形象。最关键的是，梁生宝是共产党员，坚定地跟党走，有着明确的阶级斗争意识和社会主义的政治理想，政治上的先进性注定了梁生宝要成为蛤蟆滩合作化运动的“英雄”。《创业史》一面世即广受好评，很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塑造了梁生宝这个“社会主义新人”形象，“（梁生宝）是十年来我们文学创作在正面人物塑造方面的重要收获”③。虽然在六十年代文坛关于梁生宝和梁三老汉形象优劣有过长时间的争论，也曾有批评家指出梁生宝的塑造太过于图解政治，缺少艺术上的饱满性与真实性④。但是无论怎么说，梁生宝作为小说中的英雄人物、理想人物是确凿无疑的，“他（柳青）笔下的梁生宝，不管带不带所谓的‘理念化’，都不可否认是社会主义革命文学中最早出现的社会主义英雄人物的成功形象”⑤。梁生宝与刘雨生（《山乡巨变》）、朱老忠（《红旗谱》）、卢嘉川、江华（《青春之歌》）等处于同一个英雄人物序列中，他们都以前所未有的坚定意志、神圣品格、乐观精神，积极参与社会主义革命实践，这也是十七年文学积极配合政治意识形态号召，多少有些“概念化”的产物。
梁生宝的“英雄”形象是在与反动阶级的斗争中树立的。有学者提出可以按照格雷马斯的叙事矩阵来剖析《创业史》的人物关系，而这一文本内部结构几乎完全参照了1955年所做的报告《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中对于贫下中农、中农和富农入社的战略性部署：
梁生宝，高增福，欢喜――公有化/正面人物
王佐民，杨副书记――帮手/正面人物
蛤蟆滩三大能人――反公有化/反面人物
梁三老汉――非公有化/中间人物⑥
梁生宝互助小组最终证明了合作化的优越性，成功地建立起灯塔社，将代表了广大贫农犹豫不决心理的梁三老汉拉入走公有化道路的阵营中。社会主义公有化借助“英雄”之力证明了自身的优越性与必然性，也在《创业史》历史本质主义的阐释中获得了权威。
《生死疲劳》中的蓝脸，作为全中国最后的，也是唯一的单干户，如果出现在《创业史》中肯定是反动阶级阵营里的一个“敌人”。如果同样以格雷马斯叙事矩阵分析《生死疲劳》中的人物关系，大概如下：
蓝脸――反公有化/正面人物
陈县长（后被打倒）――帮手/正面人物
洪泰岳，西门金龙――公有化/反面人物
蓝解放――非公有化/中间人物
蓝脸可谓蛤蟆滩三大能人的投胎转世，但是在莫言的笔下，曾经的“敌人”却变成了“英雄”。一个通常认识中的反面人物变成了正面人物，且被赋予了英雄的品质、行为与地位，因此不同于传统的英雄，笔者在这个意义上将蓝脸命名为“反英雄”。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此处的“反英雄”和西方文论上的“反英雄”（antihero）以及新时期以来文学中出现的“非英雄化”现象都不同。⑦蓝脸曾是地主西门闹家的长工，贫农的身份却并没有给他带来丝毫期待的“社会主义积极性”，相反，他坚持单干到底，以“入社自由”原则为护身符，坚决与合作化道路斗争。与此同时，作为共产党员的村长洪泰岳和革命小将西门金龙在推行合作化时，却被描绘成了蛮横暴虐，强拉人入社的“左”倾问题严重的反面形象。“反英雄”蓝脸的英雄气概，在几次拒绝入社直至妻离子散，宁死不屈，一人独守着最后的土地这环环相扣的情节中展露无余，戏剧性的情节层面也有意突显蓝脸和他的土地的意义――合作化运动最终失败落幕，改革开放的浪潮中，将西门屯的土地开发成商业用地，许多人成了失地农民，只有蓝脸的一亩六分地屹立不倒，坚守着几千年农村土地的本色：种粮食、埋尸骨。而所有曾经迷失在历史浪潮中的人，西门闹和蓝脸的子孙后代，都在故事的最后明白了蓝脸和他的土地的珍贵价值。莫言有意与十七年文学“正史”式的话语系统唱反调，用荒诞、戏谑的叙事声音将《创业史》中旗帜高扬的农业合作化运动处理为一出闹剧，将最后一个坚守土地私有制的农民蓝脸塑造成“反英雄”。从“英雄”到“反英雄”，莫言反其道而行之的“底气”来自于其“后来者”的时间差，“反英雄”的话语权是借助了更长的历史视野而获得的。但除此以外，选择梁生宝或选择蓝脸作为“英雄”，也与两人对土地所有制以及中国农村命运的不同认识有关。
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曾参照斯宾格勒在《西方的没落》中提出的“阿波罗式”和“浮士德式”的文化模式区分乡土社会和现代社会的精神。阿波罗式的精神是古典的，认定宇宙的安排遵从一个完整的秩序，这个秩序超于人的创造，人只能接受和维持它；浮士德式的精神则属于现代社会，将冲突看作存在的基础，生命的意义来自于不断的对阻碍的克服，所谓前途，就是不断的创造与变。⑧借鉴这两种精神，来观照柳青与莫言对农村命运的理解也未尝不可。如果说“变”与“斗”是浮士德式的核心精神，那么“静”与“守”则是阿波罗式的价值皈依，梁生宝与蓝脸，显然一个是浮士德式的英雄，一个是阿波罗式的英雄，两个“英雄”是有各自的语境和对历史的认识的。
柳青所认识的1950年代的中国农村，是一个旧有的生产关系不能适应新的社会需求的场域，旧有的土地私有制和小农经济格局不能提高农村的生产效率，更不能满足国家工业化原始资本累积的巨大需求，因此必须走新的合作化道路，提高生产力。但是正如费孝通所指出的，旧的方法格局有它的惰性，新方法不是现成的，需要有人发明和试验，才能被接受，完成社会变迁的过程，“在新旧交替之时，不免有一个惶惑，无所适从的时期，在这个时期，农民心理上充满着紧张、犹豫和不安”，此时“文化英雄”应运而生，“他提得出办法有能力组织新的试验，能获得别人的信任”。⑨1953年的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刚刚启动，党中央的有明确的计划，社会主义工业化不能离开农业合作化的支持：“我们现在不但正在进行关于社会制度方面的私有制到公有制的革命，而且正在进行技术方面的由手工业生产到大规模现代化及其生产的革命。”⑩在这样风云激荡的社会转型关头，新旧交替的农村需要“浮士德式”的变革精神，梁生宝正是挑起了“文化英雄”的大梁，领导的蛤蟆滩合作化道路，虽然此处难以回避柳青对主流政治话语的附庸之嫌，其过分乐观的理想化立场也掩盖了许多现实中的矛盾。
反观《生死疲劳》，西门屯五十年的历史也是“变”与“斗”的历史，土地革命、互助合作、、、改革开放、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具体而微着共和国农村变迁的西门屯一样也没有错过。但是蓝脸和他一亩六分地自留地，实则与被讽刺手法过滤过的僵硬意识形态话语形成复调，张扬的是几千年中国乡土社会的主体意识，“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11}，乡土中国最大多数的人都是靠种地谋生的乡下人，因此深知土地的可贵，将“土地”奉为数量上占最高地位的神明。正因为附着在土地上，流动性低，农民聚村而居，进行封闭隔膜的小农经营，由血缘关系和传统的社会习俗礼节维持乡土文明，因此中国的乡土社会格局大体属于“阿波罗式”的模式。蓝脸基本延续了农民在乡土社会中的生存方式，始终以土地为生命，在合作化的疯狂浪潮中，他与残废了的西门驴在自留地上耕种的情景悲壮不已，与西门牛在月光下孤独劳动的画面被莫言描写得神圣而庄严，而随着改革开放，建文化旅游村和现代享乐场所让农民失去了耕地，金钱与欲望在西门屯大行其道，也逐步赋予了蓝脸的土地类似“最后一块净土”的崇高性，传统意义上的“故土/故乡”的价值亦被莫言无限放大。值得一提的是，小说采用的六道轮回的佛家想象、章回体的古典笔法，虽然流于表面化，但作为莫言的一种叙事策略，都暗合了莫言在重述土地故事时回归传统的立场。他基本完全否定了时代的农村社会主义革命，也无法认同邓小平时代的金钱资本逻辑，虽然他对中国农村的问题缺乏深刻的、有诚意的思考，但其写作的症候性是值得关注的。莫言倾尽笔墨渲染最后一块私有土地的荣耀，强调蓝脸是“全中国唯一坚持到底的单干户”，这位反现代历史―回归传统的“静”与“守”的“英雄”，提供了“正史”叙述之外另一种讲述农村故事的方法。
二、指认父亲：公有制与私有制之间的“裂隙”
《创业史》与《生死疲劳》对于合作化运动的认识有着截然相反的立场，这与作者各自所处的历史语境密切相关，合作化运动从根本上是将土地个人所有制转换成集体所有制的社会主义革命，两部小说的分歧由此而来，公/私土地所有制因此值得进一步讨论。梁生宝和蓝脸这一正一反两位“英雄”，其实还处在另一重相同的身份结构中，就是父子关系。比较梁三老汉与梁生宝，西门闹与蓝脸的父子关系，可以发现许多有趣的异同，其中隐藏着各自对土地所有制的认同。因此本节拟从两对父子关系入手，尝试结合当代史探讨他们对农村土地所有制问题的思考。
首先，梁三老汉与梁生宝，西门闹与蓝脸都不是亲生父子。贫苦的庄稼汉梁三中年丧妻，在饥荒年间“捡”来了渭北高原逃难出来的宝娃母子，宝娃从此随继父姓梁，长成了日后的梁生宝。蓝脸也是被捡回来的，地主西门闹救了快要冻死的蓝脸一命，收留他并认了干儿子，不同的是蓝脸并没有随西门闹姓，而是成了西门闹家的长工。两对父子都是继父子/养父子，这种非亲生的关系就割断了农村社会一以贯之的“血缘”纽带。梁三老汉一直怀抱着创家立业的理想，后分得了田地，本以为终于可以父子联手创立一番事业，但梁生宝让他的期望落空。梁生宝以一个地缘上的“外来者”身份，成为了蛤蟆滩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带头人，他选择的社会主义公有化道路，与继父梁三老汉个人发家的“创业”理想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这一父子矛盾贯穿《创业史》第一部的始终，成为一条重要的叙事线索。事实上，作为一个儿子，梁生宝一直对父亲非常尊重孝顺，但在私有/公有的原则性的问题上坚决地忤逆了父亲的意志；而蓝脸作为西门闹捡来的义子，不仅没有血缘关系，也没有继承西门闹的姓氏（相比于梁家父子“有名无实”，蓝脸连“名”都没有），只是做了西门闹家的长工。西门闹在解放前的土地革命中被枪杀。但就是这样一个在血缘、名分、身份上都与西门闹亲疏有别的“义子”，却始终保持了对“老掌柜的”的敬重，念念不忘，这一点，从蓝脸与西门闹转世的驴、马、狗的灵犀相通即可见。蓝脸继承了西门闹“不劳动者不得食”的信条，至死捍卫自己的土地，靠自己的双手吃饭。在所谓的“两条道路”的选择中，蓝脸和西门闹同在主义的阵营里，他在私有土地上单干到底的选择，可以说是大体上对“父亲”意志的继承。
其次，不难看出，在小说中，梁生宝和蓝脸都是具有鲜明坚定的意志和极强行动力的人，再大的困难和挑战都没有动摇他们各自走公有化/私有化道路的决心。这样的意志力并非凭空产生，需要强大的信仰支撑，这就涉及到这两对父子关系中相似的第二点。同为非亲生的儿子，继父/养父的影响并不能满足梁生宝和蓝脸的信仰需求，这样他们就自觉或不自觉地产生了“精神寻父”的行为。想要对两人纯粹而坚定的意志力作出更合理的解释，就要找到他们内心认同、皈依的对象。在这样一个层面上可以说，在继父/养父之外，他们其实都找到了各自内心认定的“生父”。
梁生宝找到的“生父”是共产党。柳青在《提出几个问题来讨论》中明确解释了自己的创作意旨：“《创业史》这部小说要向作者回答的是：中国农村为什么会发生社会主义革命和这次革命是怎样进行的”“简单的一句话来说，我要把梁生宝描写为党的忠实儿子。我以为这是当代英雄最基本、最有普遍性的性格特征。在这部小说里，是因为有了党的正确领导，不是因为有个梁生宝，村里掀起了社会主义革命浪潮。……小说的字里行间徘徊着一个巨大的形象――党”{12}。其实在小说的最开始，年轻的梁生宝也曾与梁三老汉一样想要走个人创业之路，但是随着共产党力量渗入农村，梁生宝经历了意识形态的觉醒，开始一步步向社会主义理想靠拢，这个时候就是他指认“生父”的关键时刻。随着梁生宝无条件地接受、信赖共产党输入的意识形态，坚定不移地响应党的合作化号召，他也就逐步在实践中完成了疏离养父―指认“生父”―借助对“生父”的认同建立自身主体性的“成人仪式”。“忠实儿子”的形象，从他挂在嘴边的那句口头禅“有党领导，我慌啥了？”中得到最直观的体现。正如有学者指出的，“梁三老汉与愈来愈自行其事的梁生宝的冲突，是已去势的母亲权威对新兴父亲权威的最无力抵抗，在大多数冲突场合，与梁生宝的坚定、富于朝气相反，梁三老汉总显得怯懦（如第十七章里只能去独自哭坟）。最后，梁三老汉心悦诚服地支持儿子，表明作为父亲形象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已正式赢得合法权威地位”{13}。
梁生宝的“成人仪式”是由指认“生父”而完成的，与养父梁三老汉血缘关系的缺失，正好提供了作为“外来者”的梁生宝一个向共产党“效忠”的结构性的空位之便。作者想要通过梁生宝的成长说明，作为解放后翻身做主的贫农，旧有的私人发家创业已经不符合历史潮流，而“听共产党的话，跟共产党走”，做“党的忠诚儿子”，就能赢得广大群众的信任，战胜阶级敌人，成长为推动历史前进的英雄人物。必须进一步指出的是，梁生宝对党的认同和对梁三老汉的疏离，就是向公有化的合法权威的认同与向私有化的不合法权威的疏离。土地公有制的合法性就这样被建构起来了。
作为一部持有非常彻底的反历史、告别革命立场的作品，《生死疲劳》却对两种土地所有制之间的矛盾给出了另一种回答。区别于与梁生宝和养父出身相同而志向不同，蓝脸虽然是地主西门闹家的长工，与养父属于不同的阶级，但在小说中阶级意识已被模糊，“长工”与“地主”混溶在一起，蓝脸与西门闹转世投胎的牲畜亲密合作，他们共同信仰的“生父”是超越了阶级的“土地”本身。蓝脸的一亩六分地是他用生命捍卫而得以存留的，他是小说中对土地价值保持头脑清醒的唯一一人，土地就是他的信仰本身――无疑，莫言不仅要把蓝脸塑造成“全中国最后一个单干户”，也要把他塑造成“全中国最后一个真正的农民”。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几千年来土地是农民赖以生存的命脉和不可动摇的根基；而中国又是一个人口大国，土地资源的稀缺造成了中国特有的精耕细作的小农经济模式，孕育了普遍的小农思想，而小农思想的核心就是珍视土地和“私”的精神。在费孝通看来，中国的乡村的基层结构――无论是生产，还是伦理道德――是一个“差序格局”，是以“己”为中心，再像水纹波浪一样层层外推的，因此，“私”精神驱动的私有制心理由来已久，而私有制最重要的收编对象就是作为生产资料的土地。正是因为准确地抓住了农民对“耕者有其田”的渴望，共产党成功地在革命年代获得了广大农民的拥戴，并在建国后通过一举在农村真正扎稳了政权。其实蓝脸、梁三老汉、富裕中农郭世富、共产党员郭振山在拥有土地后试图走个人发家之路的思维古已有之：“绝大多数农民都深深地依附于自己的土地，传统的劳作习惯、宗教活动和社会价值观强化了农民对土地的依附。的绝大多数受益者都期望在自己土地上的劳动能给他们带来相对富裕的生活。”{14}显然，共产党只把当做社会主义建设的过渡手段，土地私有制是要被逐步消灭的，但是“长期以来对‘农民的个人主义’十分敏感的党的领导人意识到，强化了农民对自己土地的依附性”{15}，这样，五十年代中期，共产党的意愿与农民的意愿之间就产生了“裂隙”。这个裂隙后来为共产党政权所不能容忍，一举加快了原来较为稳健的集体化进度，这才有了后来的的神话及其破灭。两部小说的对立正是在这“裂隙”之中孕育而出的，“坚信大多数农民――其中百分之七十是贫农和下中农――将会自愿走社会主义道路，其余农民在看到合作社的经济优势后，也会走上这条道路”{16}，这是《创业史》叙事逻辑，但是《生死疲劳》将曾经在十七年中被压抑、遮蔽的农民“私”精神的一面放大到极致，展现出农民中还有以土地而非共产党为“生父”，对土地抱有绝对信仰的一支，他们并不像言之凿凿的具有“极大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在狂热的乌托邦追求和个人崇拜的神话中，其实也隐藏着一群始终头脑清醒，勤勉劳动，没有“忘本”的人。
在指认“生父”的过程里，莫言重述了合作化运动中当代农村与当代农民，要处理的是曾经被遮蔽了的历史褶皱中的遗迹。社会主义公有制社会，在这里更像是一个被共产党建构出来的乌托邦式的“想象的共同体”，它的破产足以说明典型革命话语体系的虚伪和失败。而在《生死疲劳》中被倾注了“认祖归宗”式的情感认同的土地，就更见出了对“革命”的厌恶，以及对乡土社会的怀念。农民私有化的意愿，与千年乡土中国的生态、社会格局和思想习性密切相关，并非简单的阶级话语、“自发的资本主义腐朽势力”可以概括，而且也没有轻易被公有化浪潮吞没。它是漫长的革命岁月底下的暗流，在改革开放后新的历史语境中重见天日，也在新的历史际遇中遭遇了新的土地私有和合作劳动的问题，但这已不是本文要处理的话题了。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农业大国，中国的农民，乃至中国人的精神都与土地密不可分。新中国成立以来，随着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的推进，农村的功能地位和权力格局被打破、重构，农民经历了与土地关系的几度起落。随着1990年代以来的“三农问题”得到普遍关注，农村凋敝、小农破产、失地农民和城市贫民化的问题，无一不与土地所有制密切相关。农民与土地的关系，私有制和合作化的关系，都是值得探讨的重要课题。从《创业史》到《生死疲劳》，两个不同的“生父”的话语更替，自公/私之间共产党与农民的意愿“裂隙”而起，可从中窥得共和国几十年来农村变迁的一角。两部小说采用了两种叙述范式，本文并不想要对两种范式作出价值判断，但是它们确实提供了截然不同的立场与视野，为我们思考中国的农村土地问题、中国农民的情感模式提供了不同的向度。
三、历史的多重面孔
“创业”和“伸冤”分别是两部小说的叙事动力，梁生宝所追求的“创业”，创的是农村社会主义改造的“大业”，与梁三老汉、“蛤蟆滩三大能人”代表的个人“创业”之间的矛盾形成文本结构内部的张力，推动故事发展，最终以前者对后者的胜利（暂时胜利）告结。这与柳青作为历史的“在场者”的身份密不可分，一方面，“在场者”的诚恳与真切毋庸置疑，另一方面又难以避免历史目光的局限性。消灭地主阶级是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农村取得的公认的显著成绩：“运动的伟大历史成就恰恰就是1950年运动开始时宣布的目标，即消灭作为一个社会阶级的地主阶级，尽管在这一过程中使用了比最初预期中更多的暴力和恐怖手段。”{17}但作为小说叙事者之一的地主西门闹，是一个完全与普遍历史想象相抵牾的地主――西门闹一生勤劳，和农民一样坚持劳动，而且以德服人，乐善好施，不符合我们常描述的地主阶级游手好闲的“寄生虫”形象，也与时代要打倒的残酷的封建剥削者相去甚远。西门闹投胎转世作驴、牛、猪、狗、猴直至大头婴儿蓝千岁，就因为他的灵魂在阴曹地府不断“伸冤”所致，他要申的“冤”，是一个无辜的人，仅仅因为被划分的“地主”身份而被杀之冤。莫言选择了完全与历史对立的叙述立场，讽刺历史与革命，基本承续了1980年代以来余英时否定“激进的革命”，李泽厚和刘再复“告别革命”的主流意识形态，但是就小说本身也有概念化的倾向，“缺乏对历史的同情与理解，也缺乏与中国民众的血肉联系”是小说为人诟病之处。{18}但是无论怎么说，“创业”与“伸冤”确实呈现出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情感结构和历史面孔。
另外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创业史》中柳青的进化论的史观是将目光投向未来/共产主义社会，而莫言则给出了一个截然不同的立场，他认为共和国五十年的建设是失败的，似乎更加认同过去/传统乡土社会的价值准则。两部小说在许多问题上的价值评判截然相反。在这样的对读中，柳青站在1960年代将目光投向“未来”，莫言站在新世纪却将目光回溯到“过去”――他们的目光在历史之维中相遇了，认同的时代对象却完成了一个“颠倒”，这个画面感很强且略显吊诡的情境，既能在我们理解农村土地所有制、农业合作化历史乃至整个中国当代史的过程中给予启发，也对如何理解“历史”本身提供了一个有趣的入口。
理解历史是我们如何“想象中国”的起点，如何公正地对待农业合作化运动史，进一步说，如何公正地对待共和国史，是当代文学领域的重要课题。“重要的不是故事讲述的年代，还是讲述故事的年代”，无论是梁生宝这样的农民党员，还是地主西门闹，还是单干户蓝脸，都只是作者建构出来的艺术符号，不能完全符合历史的真实性。因此，说柳青的写作太过于“理念化”也好，说莫言缺乏对历史的理解和同情也罢，他们都是在使用文学超越了历史本身的艺术性，尝试揭示历史地表下潜藏的种种可能性――是被呈现出的历史本身的可能性，也是我们理解历史的可能性。
正如特里・伊格尔顿所说，“理解”在某种意义上始终具有“回顾”的性质，而这也就是黑格尔所说的密涅瓦的猫头鹰只在黄昏时起飞的含义。一个现象的来生（afterlife）乃是其意义的一部分，但这一部分却是“在场者”很难看透的意义。“如果历史是向前运动的，关于他的知识就是向后运动的，所以在写我们自己的不久的过去之时，我们总是不断地在另一条路上遇到向我们走来的自己”{19}。其实讲述历史又何尝不是一种这样的行为呢？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后来者”的出现，讲述历史的话语权就要在“在场者”和“后来者”之间形成互补与对抗，“后来者”能够提供解释的多样性和丰富性，但是孰优孰劣并不完全以讲述时间的先后为标准。此时，理解历史的人，就更需要具有不被任何一方局限的独立与清醒。进一步说，在我们习惯了批评十七年文学是一种被“旧”的、“左”的意识形态所控制的文学时，或许也应该警惕落入新时期以来“新”的、“右”的意识形态的控制和局限之中。历史具有多重面孔，在回顾和展望之中常常更新自己观察历史的“眼镜”，也是重读《创业史》和《生死疲劳》带来的一种启示。
注释：
①农业合作化运动又称农村集体化运动。经过了建国初期三年的恢复，党在1953年提出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将“一化三改造”――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制定为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以重工业建设为中心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正式开始。与此同时，在农村，随着运动的完成，农村合作化运动在1953年步入正轨。所谓的农村集体化，就是要逐步废除土地私有制，向社会主义公有制逐步过渡，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根据党的计划，先后依次要经过互助组、初级合作社和高级合作社三个阶段。
②曹文轩：《二十世纪末中国文学现象研究》，作家出版社2003年版，第291页。
③冯牧：《初读》，《文艺报》1960年第1期。
④严家炎：《谈中梁三老汉的形象》，《文学评论》1961年第3期；《关于梁生宝形象》，《文学评论》1963年第3期。
⑤阎纲：《致函及农村题材创作讨论会》，转引自严家炎主编：《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第68页。
⑥此处参考王一川对《创业史》所做的格雷马斯“符号矩阵”分析，见王一川：《卡里斯马典型与文化之境（一）――近四十年中国艺术主潮的修辞学阐释》，《文艺争鸣》1991年第1期。
⑦“反英雄指的是现代小说或戏剧中其品行与严肃文学作品中传统的主角或英雄形象相去甚远的主要角色。与伟大、高尚、威严或英勇的英雄形象相反，反英雄体现的是卑鄙、下流、消沉、无能或奸诈的人物品行。”（艾布拉姆斯：《文学术语与词典》（第七版））而笔者此处使用的“反英雄”虽然也不同于传统英雄形象，但在作品中依然是正面人物，仍具有一般意义上英雄的气质与品行。而新时期文学以来的“非英雄化”倾向，更多的侧重于取消“英雄”的存在，恢复人物的平民化与日常性书写，也不同于本文中的“反英雄”。
⑧⑨{11}费孝通：《乡土中国》，上海世纪出版社2007年版，第42页、第72页、第6页。
⑩：《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20页。
{12}柳青：《提出几个问题来讨论》，谢冕、洪子诚主编：《中国当代文学史料选（1948-1975）》，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597-598页。
{13}王一川：《卡里斯马典型与文化之镜（一）――近四十年中国艺术主潮的修辞学阐释》，《文艺争鸣》1991年第1期。
{14}{15}{16}{17}[美]莫里斯・迈斯纳著，杜蒲译：《的中国及其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三版），中文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21页、第124页、第131页、第92页。
{18}李云雷：《如何讲述中国的故事――关于近期三部长篇小说的批评》，《上海文学》2006年第11期。
关键词： 英国圈地运动 历史经验 成功
一、市场可行性
英国十五世纪末以前的农产品生产，几乎全是由小农来生产的，土地经营主要还是分散的小土地经营，大规模的圈地仅仅是个别现象而已；农产品的市场供给本质上具有小宗性。这样的生产与供给是难以应对农产品市场骤然增容或不断扩大的需要的。因而，到十五世纪末时，随着国内外呢绒制造业的大发展，市场上出现了羊毛短缺、羊毛价格高升的现象，并使得“饲养羊比种植谷物能获得更多的利润”［1］117。这就为英国农村开始一场圈地兴办规模化、专业化的商业性牧羊场运动提供了市场基础。在此背景下，一些贵族地主积极地开始了“羊吃人”的圈地运动，并取得了最初的成功。
进入十六、十七世纪，在“价格革命”，以及城镇和工商企业发展的作用下，羊毛等畜牧商品的市场价格继续走高，如十七世纪二十年代的羊毛价格相对于十六世纪二十年代而言，同比增长了319%［2］35,37；与此同时，粮价上扬也变得格外醒目，仅在1510―1580年，英国粮食价格就攀升了3倍［3］331。粮食、羊毛等农产品价格的扶摇直上，既反映出其市场供不应求态势的加剧，又反映出其市场利润的日益丰厚，这就为十六、十七世纪英国农村圈地运动的继续进行提供了持续的市场可行性。英国部分贵族地主正是利用这些市场机遇，将圈地运动推进到了发展阶段，并同样取得了该阶段土地变革的成功。只不过十六和十七世纪的圈地运动，已失去了最初的只建设牧羊场的单一性。
到了十八世纪，英国由于人口的快速增长，特别是由于工业革命的进行等因素，农产品的市场需求不断增大，伴随而来的则是农产品价格，尤其是粮食价格进一步持续上涨。十八世纪四五十年代，英国每夸特（quart的音译，1英夸特=1.137升）小麦的价格在29―37先令之间，到七八十年代则升至50先令左右［4］48，1813年更狂涨到109先令。这就逐步为全英国农村范围内大规模兴办生产粮食为主的大农场提供了日益充足的市场基础。英国各地那些尚未圈地的贵族地主们，纷纷抓住时机，以兴办粮农场为中心，不断掀起越来越大规模的土地大农场化改造的热潮，并于十八世纪六十年代至十九世纪初，将圈地运动推入了高潮阶段。据估算，1455―1607年，英国34个郡共圈地516573英亩［3］275；1700―1760年，共圈地312363英亩，而1761―1801年则圈地3180871英亩［5］149。1799―1815年拿破仑战争期间，英国圈地运动的速度与规模更是达到了极点。经过高潮阶段，圈地运动的历史任务在英国得以基本完成。到1830年，英国已没有一个郡还有很多的耕地有待圈围了［6］559。1876年，英议会通过法令，禁止圈地。圈地运动最终胜利结束。这样，英国农业由原来的基本上自给自足的小农业，变成了面向市场运作的大农业。
通过上述史实可以清楚地发现，英国圈地运动之所以成功，首先是因为其每一阶段的变革，都是在有着市场可行性的条件下应运而生的。这就表明：要对传统小农业成功实施农场化改造，其所有变革步骤均须以具有市场可行性为前提。此乃圈地运动留下的主要历史经验之一。
二、贵族地主土地观念的更新
在早期的封建社会里，英国贵族地主的土地观总是与生活资料、封建特权、封建义务相联系。然而，十四、十五世纪的领主收入危机，使收取货币地租的英国贵族地主们产生了对金钱的崇拜。所以，当十五世纪末大规模地兴办牧羊场变得特别有利可图的时候，一些敢于冒险进取的贵族地主，特别是与市场联系较密切的乡绅等人，进一步从中认识到了集中成片的土地也可趁机用来作为赚大钱的资本。基于这样的认识与观念，他们首先抓住当时的市场机遇，成功地掀起了圈地运动。
到了十六、十七世纪，一方面，“价格革命”在拉升商品价格的同时，也推动着英国贵族地主们对货币财富的欲求日益强烈。另一方面，传入英国的加尔文教发展为清教运动，它将工商业活动和努力发财致富神圣化，将“商业的成功作为神选的标志”［7］6。这在英国贵族地主中赢得众多信徒。再说圈地制的好处又是那样显而易见。有人估算，它可以提高单位土地面积的收益高达50%［8］179。加之1640年开始，英国又经历了资产阶级革命的洗礼。所有这些因素，都使得圈地赚钱的土地资本观在英国贵族地主中逐步蔓延开来。这使其信奉者们也纷纷抓住当时农产品价格节节升高所带来的市场机会，顺利地将圈地运动推进到了发展阶段。
进入十八世纪后，由于杰斯罗・塔尔的深耕、深耙及用不断轮种代替休耕并保持地力的集约经营理论的影响［9］125,127，“许多大地主着手彻底的革新，他们以丰硕的收获和卓有成效的牲畜饲养，特别是由此得到的货币收益”，发挥了榜样的作用［1］280；加之“革新的收益只是在圈地上很显眼”［1］282，因而，英国贵族地主们普遍确立起了“大规模集约经营，以获取更多金钱收入”的土地理念。在此理念的支配下，之前那些还未圈地的贵族地主们，趁着粮食为主体的农产品价格进一步走高甚至飞涨的有利时机，也相继加入到变革土地经营模式的行列中，使得圈地运动由此走向了最终的胜利。
从上述内容可以清楚地看到，英国圈地运动成功的又一重要原因，便是贵族地主们适时转变了土地观念，从而有效地利用了每一时期土地变革的有利时机。这就意味着不失时机地变革分散的小土地经营是至关重要的。此乃圈地运动留下的另一主要历史经验。
三、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再就业
在圈地运动前，英国农业容纳了全国人口的多数，土地成为多数英国人就业与生存的依靠。伴随着圈地运动的土地变革，英国农村的自耕农渐渐地被消灭了。大量的农民在被剥夺土地后，根本不可能受雇于农场，成为剩余劳动力。他们只好离开农业。据统计，“在十五世纪的最后三十年，英国将近三分之一的农业人口永远地脱离了土地。”［10］108-109到“1751年和1780年之间，离开农业的人每十年为25000人左右，1781―1790年这十年上升到78000人，1801年和1810年之间达138000人，1811年和1820年之间达214000人，1821年和1830年之间达267000人”［7］108-109。这些失去农耕生活来源的剩余劳力，他们又怎样解决其工作与生计呢？
加入海外移民行列，是英国圈地运动后农村剩余劳力另寻工作与生计的渠道之一。“到1700年在海外生活的英国人已逾50万”［11］164。1821―1850年间，移往海外的英国人则达到了260万人［7］109。在这些移民中，自然包括有因土地的农场化变革而离开农业的部分剩余劳力。不过，农村剩余劳力另寻工作与生计的主要途径，还是转向国内非农行业，充当其雇佣工人。“在1760年以前，人们已经看到人们从乡村教区不断向市镇迁移，以及从市镇向都市迁移：大批出生于乡村的人终于在大小城市，特别是在大工业所在地的城市中选定了住所。……田地拒绝他们工作，他们就到工场去找工作”［9］141。在整个十八世纪，英国雇佣工人从550万增加到了900万人［12］33-34。到1811年，在英国职业人口中，农业职业人口下降到了35%，从事工商业和其它职业的人口则上升到了65%［7］108。而在兰开夏、累斯特等郡，非农产业所接纳的劳动力早在十七世纪末便已超过农业［13］11。就这样，通过受雇于非农行业，加之移民海外等辅助途径，圈地运动所产生的农村剩余劳力大都重新解决了工作问题而有了新的生计来源，从而基本上实现了再就业。
多数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再就业，对圈地运动产生了积极的作用：它极大地减少了英国剧烈的社会震荡对圈地运动的打击，使圈地运动基本上是在比较稳定的社会环境下进行的，从而有效地保证了其变革成果的确立。对此，已是史学界无需再加以论证的公开事实。
由上可见，英国圈地运动成功的第三个重要原因是：它所产生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再就业问题的基本解决，使其变革基本上有着较为稳定的社会环境支持。圈地运动的这一成功之道说明，要想使小土地经营的农场化变革有一个有利的社会环境支持，必须处理好该变革所产生的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再就业问题。
总之，英国圈地运动成功的历史经验是多方面的，尚待人们作进一步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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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内卷 发展 大分岔 中西比较 18世纪
彭慕兰认为，欧洲的发展与中国内卷之间的“大分岔”（the great pergence）是在1800年以后才出现的。在此之前，中国在人口、农业、手工业、收入及消费等方面都与欧洲了无差异。易言之，与过去20年来的学术研究让我们相信的情况相比，1800年以前欧洲的发展要远为低下，同期的中国也更少内卷化。彭慕兰选择的例证是英国和长江三角洲，前者是欧洲最发达的部分，后者是中国最先进的地区。在他看来，这两个地方之所以到19世纪才开始分道扬镳，主要是因为英国非常偶然而幸运地获得了易开发的煤炭以及来自新大陆的其他原料材料。
彭的观点与以往的认识迥然有别，但他的讨论颇有吸引力。它似乎基于这样一个很合理的问题：即不仅要质疑为什么中国没能像欧洲那样发展这种欧洲中心论的观点，也要追问为什么欧洲没有循随中国那样的密集化一内卷的趋向。对许多人来说，它蕴涵了“去中心化”(de-cen-tralization)欧洲这一很有吸引力的诉求，这种诉求不仅针对欧洲的“启蒙现代性”，也针对我们或可称之为“启蒙经济”的东西。对中国专家来说，它还附加了将前近代中国置于与欧洲同等地位这样一种有相当吸引力的论点。在一些中国学者中间，它甚至可能引起某种民族主义的情感共鸣：近展过程中欧洲的胜利与中国的失败在相当程度上可以归咎于欧洲的扩张，而非欧洲内在的某种特性。此外，诸如欧洲如何以及为何得以发展之类问题的探讨，在提示偶变性——而非现代化理论主张的单线必然性——方面，似乎也彰显出其方法论上的力度。
然而，我们不能只是出于某种意识形态或情感的原因就简单地接纳这样的观点。我们必须追问：有关证据能否以证明这一观点起码可能是正确的？
彭著的证据基础很难评估。该书并非基于第一手研究，而主要是依赖二手的学术文献写成。要对这本书做系统的评估尤其困难，因为它跨度极大：不仅讨论中国，而且涉及印度、日本以至东南亚；不仅利用了有关英国（或者西北欧）的研究，而且论及法国、德国乃至东欧。此外，该书还囊括了覆盖面很广的许多论题。
乍看起来，彭慕兰展示的证据似乎颇值得赞赏。他跨越了两大不同学术体的边界。对中国专家而言，该书显示了作者对欧洲研究令人敬畏的熟悉。那些认为彭著有关中国的观点有误的中国研究学者，对他使用的欧洲文献可能会感到不知所措；而认为彭著有关欧洲的论述不确的欧洲专家，则可能原谅该书在有关欧洲方面证据的薄弱，因为该书毕竟不是出自欧洲专家而是一位中国研究学者之手，而这位学者似乎充分掌握了中国研究那个仍然相当孤立领域的十分困难的语言和材料。如此一来，这本书很可能既得不到欧洲专家也不得不到中国研究学者的严格评估。本文不准备对该书进行面面俱到的评论，而是集中探讨它的核心经验论证，即它涉及英国和长江三角洲地区的论证。 这是彭慕兰这本书立足的基石所在。
英国的农业革命
彭慕兰认为1800年时英国和长江三角洲的农业水平大致相当，无论哪一方都不比对方发达或内卷。他的主要经验基础涉及农业资本投入和人口转变动力。笔者将会讨论这两方面的论题。但是首先必须扼要地回顾一下18世纪英国农业革命的有关研究和证据，这些正是彭著所完全忽视的。
正如安东尼·瑞格里的研究所示，英格兰在17——18世纪的二百年间总人口增长了110%（从411万万增至866万），而农业人口所占比例却缩减了近一半，从70%减少到36.52%。换言之，到1800年时占总数1/3强的人口有能力为另外2/3的人口提供粮食。考虑到当时食物进口相对较少，[3] 这就意味着在18世纪“每单位农业劳动力产出”至少增长了3/4。[4]
罗伯特·艾伦在更为直接的证据基础之上得出基本一致的结论。基于庄园调查以及当时诸如阿瑟·杨(Arthur Young)——他于18世纪60年代游历英格兰，记录了几百个农场的详细资料——等人的观察，艾伦提出18世纪期间农业劳动人数保持稳定，而农业产出（包括谷物与家畜）却提高了不止一倍。这场的“农业革命”是在单位土地上的劳动投入没有增加的情况下完成的。艾伦甚至估计单位土地上的劳动投入由于较多的牲畜使用以及规模效益而降低了5%。[5]
瑞格里鲜明地区分开总产出的增长与单位劳动产出的增长：“我考虑的是那些在实质上提高了劳动生产率——无论按小时还是年度来衡量——的变化。”[6] 瑞格里这里所讲的正是拙著中称作的“发展”（指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以区别于长江三角洲地区的“内卷”（指单位劳动的边际报酬递减）以及“密集化”（指单位土地上劳动投入的增加）。[7] 瑞格里以如此的问题作为结束，即英国农业“在一个久已充分定居的地区上”何以能够摆脱“李嘉图定律”，即单位劳动与资本投入的边际报酬递减规律。[8]
埃里克·琼斯、艾伦和马克·欧维顿（Mark Overton）关于18世纪农业的论述给这一问题提供了可能的解答，同时也刻画出与长江三角洲地区鲜明的对照。在圈地运动之前，种植业与畜牧业是分开的。前者在私人土地上运作，后者则在共有土地上展开。17—18世纪圈地的拓展，使生产者得以把种植与畜牧业在他们自己的土地上系统地结合起来。在典型诺福克(Norfolk)式小麦—芜菁—大麦—三叶草轮作体制（该制度在阿瑟·杨18世纪60年代从事调查报告时已成为英国农业的普遍模式）中，粮食作物（小麦、大麦）与牧畜以及其他牲畜饲料作物（芜菁、三叶草）交替种植。[9] 这一制度首先提高了牲畜产量。据艾伦估计，18世纪期间牲畜（除耕马以外）增长了73%。[10] 另据琼斯计算，从1760年到1800年，耕畜以及其他牲畜均有增长，其中耕马增长了69%，其他牲畜则增长了35%。[11] 此类增长也意味着农场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这主要是因为畜肥、畜力使用的增加以及饲料作物的固氮作用对土壤肥力的提高。[12] 最后，诺福克制度下的耕地可以和牧场轮流交替，形成“转换型牲畜饲养”(convertible husbandry)，从而恢复或提高地力。[13] 当然，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还有其他原因，包括种子改良，新牲畜品种、宰牲方法的改进、规模效益等等。但与长江三角洲相比，所凸显出来的变化乃是或可称为单位农场劳动的“资本化”，亦即畜力畜肥使用的增加。
长江三角洲的农业
长江三角洲的中心区域——大约占总面积的一半，在1816年时人口多达1200万，而耕地面积只有1500万亩，即250万英亩（6亩=1英亩）。这与英国不同，后者在1800年时总人口为866万，“农业用地”则为3560万英亩，还有牧场、草地和公共用地。[14] 而且，相对英格兰种植业、畜牧业混合的农业体制而言，长江三角洲几乎是单一的种植业经济，单位劳动的资本化程度也相应较低。对比愈发鲜明的是，当18世纪英格兰的农业资本化不断增长之时，长江三角洲却正往更高的劳动密集化这一相反的方向演变。结果无疑是劳动边际报酬的递减，亦即我所说的内卷。下面逐一检视这些趋势。
（一） 单一种植业农业
英国农业体系中耕地与牧场轮替，其中耕地又轮流种植饲料作物与粮食；而长江三角洲地区则几乎完全种植粮食。典型的长江三角洲农田种植春水稻，然后是冬小麦。[15] 没有种植粮食作物的地方，农田里一般种植棉花或者桑树（下面还有讨论）。只有数量不多的紫云英（红花草）作为冬作物来种植，而且主要是用作绿肥，有时候也会用作家畜饲料（20世纪30年代比较精确的数据表明，在三角洲地区紫云英的种植面积占总播面积的0.9%）。[16] 农户饲养的家畜主要是食泔水的猪，而不像英格兰那样主要是食草的马、羊或者牛。
农业史家都熟知一个基本事实即在既定技术水平下，单位土地上种植农作物较之牧畜（即提供肉、奶以及乳酪）能供养更多的人口。卜凯(John Losing Buck)在其就中国农场经济的宏篇大著中提出，这一比率为6：1中7：1。[17] 这意味着在土地数量既定的前提下，如果缺乏重大的技术变迁，高人口密度将最终将排除畜牧业而使土地利用走向单一的种植业的格局。在英国（及欧洲），其农业产出中庄稼和牲畜部分通常情况下大致相等；而长江三角洲地区的农业，至少从17世纪起就已经基本上只生产粮食。[18] 1952年的精确数据显示，当年牲畜（包括渔业）仅占中国农业总产出的11.8%。[19]
18世纪英国的种植业—畜牧业的混合型农业与中国的以种植业为主的单一型农业的基本差异，也解释了两地人民在饮食方面的基本不同。在英国人的典型膳食中，粮食（面包）和乳酪、黄油、奶、肉所占比例相当。[20] 中国人的食谱则主要由粮食组成，再辅以比重较小的“菜”——对农民而言仅包括蔬菜，特殊场合下也有肉（主要是猪肉，间或有禽、蛋）。
饮食之外我们还可以进一步比较衣着。依靠畜产品供养人口的逻辑同样贯穿于衣着方面，例如，为既定数量的人口供应羊毛远较供应棉花所占用的土地为多。而且，种植棉花要比养羊以出产羊毛要求更多的劳动投入。18世纪的英国人主要依靠羊毛裁制冬装，而同时期的中国农民则几乎完全靠棉衣过冬（虽然上层阶级的确消费不少丝绸）。这也展示出两种农业体系中畜牧业所占比例的不同。
在其他条件相等的前提下，种植业与畜牧业相结合的农业显然形成了更为“资本密集”的农业体系，亦即单位劳动更多地使用畜肥和畜力，以及增强土壤肥力的饲料作物。而在单一型的种植业农业经济体系中，土地上的人口压力排挤掉了畜牧业以达到单位土地产出的最大化，但这不可避免地通过单位劳动较少的资本投入从而是较低的单位劳动生产率来实现的。
日本满铁（南满洲铁路株式会社）学者20世纪30年代的田野调查留下的资料，清晰地展示出这一逻辑。在30年代的华北平原，一个男雇工的工资实际上限制在和驴价相等的水平，仅相当于马或者骡子（可以提供两倍于驴的畜力）价格的一半。这样，一个带驴佣工的人就能得到相当于两个人的工资。这一等值基于如下事实：农忙时节饲养驴的耗费和人相当，而饲养骡子或马的耗费则是人的两倍。在这种情况下，农事中牲畜的使用逐渐降低到尽可能低的水平，即仅仅用于生产周期中那些单靠人力难以完成的环节（主要是犁地）。食用型牲畜（除了猪这种可以喂泔水的家畜以外）饲养也基本被排除。随之，畜肥（除猪粪以外的）使用减少，这进而也意味着必然的低劳动生产率。[21]
琼斯在其有关英国农业的研究中强调了混合型农业体系的重要性。彭慕兰讨论了琼斯的著作及其分析，却声称英国（欧洲）与中国农业在资本投入方面并无差异。他认为英国与旱作的华北平原每英亩的肥料使用“大致相当”（第31—34、302—306页）。这里他似乎已经完全忘记了自己的论证逻辑。内卷的要旨在于单位土地上劳动投入的高度密集和单位劳动的边际报酬减少。给定单位面积不同的劳动密集度，再来说单位面积肥料投入在两个地区大致相当，实际上是为中国单位劳动非常低的资本投入事实提供了强有力的证据。彭慕兰在这里及其著作中的其他地方，没有把握住土地生产率和劳动生产率之间以及单位土地上劳动密集度和单位劳动资本化程度之间的重要区别。
实际上，中国的单一种植业经济采用的肥料本身就与英格兰的混合型经济很不一样。土地的稀缺排除了那些土地需求大的施肥方法，如英格兰的转换型畜牧业所采用的通过退耕还牧来提高地力的方法。即使是绿肥，也由于会占用土地而被压缩到最低限度。因此，紫云英等作物在总播种面积中只占很小的比例。此外，像诺福克体系中的芜菁与三叶草这类可以肥田的家畜饲料作物也甚少得到采用。无论长江三角洲还是华北地区，主要肥料都是由家家户户各自储积的猪（和人）粪（尿）。虽然施这种肥料尤为耗费人力（特别在运送到田间以及施洒过程），但其土地要求却最少（因为猪可以靠家庭圈养）。
18世纪时长江三角洲地区豆饼使用增加——在海禁撤销之后从东北沿岸经海运而来——应该在这一大背景这下来理解。豆饼是大豆榨油后由豆渣制成的副产品，它在三角洲地区逐渐成为猪粪“基肥”施加之后的辅助性的“追肥”（有时候则是紫云英或河泥，然后猪粪、而后豆饼的第三通肥料）（第98页）[22] 彭慕兰在这点上错误地提出三角洲农民是为了节省劳动而用豆饼取代猪粪。[23] 李伯重曾基于颇具启发性的数据提出，增加投入使用此类肥料未能促成产量的提高。三角洲地区的水稻产量历经明清两代增长微乎其微或根本没有提高，即使在增加肥料投入之后也始终徘徊在1—3石（1石容量等于100公斤，重量上则大致等于160市斤或176磅）之间。李认为这是由于肥料的的效度递减（或土地的肥力递减）所致：1石稻米产出在明代后期需要53斤（1斤=1.1磅）肥料，清代则要115斤，而到20世纪50年代则已增至200斤[24] 。输入的豆饼肥料很快就服从于这一劳动力丰富型经济的逻辑：其价格涨到较穷的农民无力购买或者只能付出高利从商人手中赊购而得的地步（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春耕至秋收间的利率为100%）。[25] 因此，劳动回报很快被压低到该单一种植业经济中流行的一般水准。
（二） 劳动密集化
在前现代的牲畜饲养方面，我们可以设想三个不同层次的劳动密集度。密集度最低的是使用草场，其次为芜菁和三叶草等饲料作物，而劳动密集度最高的则为粮食。18世纪英国农业一般结合使用草场和饲料作物，而长江三角洲地区几乎没有草场，饲料作物也比较少。耕畜一般在家闲时节靠农田“副产”如粮食作物的秸秆和叶子来喂养（亦即“粗饲料”），在农忙时节则辅以粮食这样的“精饲料”。[26] 这意味着耕畜和人在土地生产的有限生存资料上处于直接的竞争状态，亦即今日所谓“人畜同粮”。这是劳动密集型单一种植业经济的一个基本特点。
英格兰与长江三角洲除了畜牧业本身，以及英国畜牧业的发达与中国畜牧业相对缺乏之间的差异外，它们在耕作本身的劳动密集程度上当然也存在着巨大差异。我们可以利用艾伦从托马斯·贝奇勒（Thomas Batchelor）的详细估算中选出的数据，对英国种植业的劳动投入进行初步的估计。那些数据显示，一英亩小麦要求相当于成年男子25.6天的劳动投入，按中国的度量来说是每亩产4.27天。这与长江三角洲每亩7天左右的投入相比较，比率为1：1.6。[27]
在英国农业中，小麦是诺福克小麦—芜菁—大麦—三叶草轮作体系中劳动最为密集的一种作物。根据艾伦对贝奇勒数据的计算，这四种作物所需劳动的比率约为4：3：3：1。[28] 而且如我们所见，在诺福克体系下，耕地常在“转换型牲畜饲养”中更换成劳动密集度更低的草场。也就是说，英格兰单位农业土地的平均劳动投入，要比小麦种植劳动投入低一半还不止。
与此相对，冬小麦在长江三角洲是所有庄稼中劳动密集度最低的作物。在这里，水稻所需劳动约是小麦的1.5倍，或为英国小麦所需劳动的2.4倍。[29] 然而，18世纪典型的长江三角洲农户不能单靠种植水稻或者水稻加小麦维持生存。三角洲的水稻单产（所有粮食中单产最高）在每亩1.5石到3.0石之间。这一水平在苏州府的高产地区早在11世纪就已经达到了。[30] 如果我们取2.25石米作为（不同等级土地的）平均亩产量，一户平均拥有7.5亩土地（见下）的5口之家可收获16.9石米。由于每人年均粮食消费至少是2石，因此如果这户人家只种水稻的话，在交付地租之后（通常是收成的40%到50%），则仅仅能够维持其粮食消费的需要，即使我们不计算其他的生产费用。冬小麦略可补助——每亩总收入增加1石，但稻米辅以小麦仍与充分供应家庭总消费相距尚远。[31] 这就是长江三角洲农民转向棉花与蚕桑这类高劳动密集度高产出作物的缘由所在。
在长江三角洲东部地势较高的松江府，18世纪时大概有一半耕地逐渐种植了棉花（有时继以冬麦或豆类）。三角洲其他地区的植棉区则占耕地的1/5到2/5。[32] 这一状况系棉布长期广泛的传播所致：在1350年至1850年间它几乎成为农民惟一的衣料。在这一过程中，长江三角洲逐渐成为其他地区主要的棉布供应地。从水稻转向棉花——即使就中国而言，乃是密集化加剧的一大步。单位土地上种植棉花的所需劳动一般两倍于种植水稻，即上面提过的每亩20个劳动日与10个劳动日之比。这又在小麦与稻米的差异之上加了1：2的差额。
但这仅仅只是拉开了一个序幕。对于一般的长江三角洲农户来说，棉花的种植不过是他们投入到棉布生产的劳动的一小部分而已。这里的农户一般自己植棉、纺纱、织布，此即众所周知的花—纱—布三位一体的生产体系。一亩棉花一般可出产30斤皮棉，需要共160个左右的劳动日，用来纺纱（91天）、织布（23天）以及弹棉、上浆等（46天），最后生成23匹布（1匹=3.63平方码）。[33] 换言之，如果一家农户将水稻改种为棉花，就需要多投入18倍的劳动。[34] 这与一茬小麦的劳动投入差异达到27：1。
植桑同样如此。众所周知，桑树在三角洲南部低湿稻田的圩堤上广泛种植（部分是为了巩固田圩），形成别具一格的稻桑配合格局。此外，晚明以来，长江三角洲养蚕业大幅度发展，以至出现所谓“桑争稻田”的情形。蚕丝生产的劳动需求包括：每亩桑耕作劳动48天，养蚕30天，缫丝15天。这一系列工作一般在农户家庭内部完成，类似于植棉—纺纱—织布（虽然丝织由于其织机昂贵的资本要求而通常在城镇里进行）。如此一来每亩总共就需要93天劳动，而水稻则只需要10天。换言之，对将稻田改作以蚕丝生产为目的的桑田的农户来说，劳动增加了大约9倍。[35] 这与一茬小麦的差异是13.5：1。
综合这些劳动密集度上的差异，我们就能理解18世纪英国和长江三角洲的农场平均规模的差别：英国南部为150英亩，北部为100英亩，[36] 而长江三角洲平均起来仅为0.92 英亩到1.58英亩（即5.5亩到9.5亩）。[37] 如果我们取简单的平均数，则差异为125英亩与1.25英亩，即100：1（如果不是拿长江三角洲与英国比较，而是拿旱作的华北平原的话，差异仍达125英亩比3英亩，即42：1）。[38]
另一种考虑英国与长江三角洲地区农业差异的方法是比较农业人口的人均农业土地。19世纪初英国为11.3英亩，而长江三角洲为0.25英亩，也就是45：1的差别。[39]
上述劳动密集度、农场规模以及人均农业土地等方面的差异，不仅对农业，而且对农村手工业以及收入和消费各方面的内卷与发展，都起着至为关键的作用。而这些基本的情况，在彭著中是完全没有讨论的。
（三） 内卷
彭慕兰断言长江三角洲地区在1800年并没有经历比英国更为严重的人口/资源困境。但是，在前现代农业的技术条件下，上述密集化程度的差异真的不会带来劳动边际报酬的递减，亦即我所谓的“内卷”吗？显然，作为一个有机体，土地的产出是不会随着劳动投入增加而无限增长的。埃斯特·博塞拉普（Ester Boserup）虽然也强调农业总产如何伴随人口的增长而提高，但他仍然认为增加了的土地产出通常是以劳动时间的不相称增加为代价而获得的[40] 。
由于施行两熟制，长江三角洲耕地面积（区别于播种面积）的单位产出自然高于英国。在长江三角洲，每英亩水稻加冬麦的产量为13.5石米（每亩2.25石）及6石小麦（每亩1石），亦即19.5石的总产出。与之相较，英国每英亩小麦产量为21.5蒲式耳，即大约7.6石（1石=2.84蒲式耳）。用磅来度量，长江三角洲每英亩的产量约为3432磅，而英国则约为1290磅。[41] 这样，长江三角洲与英国单位土地粮食产量的差距约为2.7：1。
但我们已经知道，这个产出差距是靠更大的劳动差异获得的。如果比较劳动生产率而非土地生产率的话，这个比例是会倒过来的。如前所述，英国的小麦是以较少的劳动力（4天，相对于长江三角洲的7天）来获得较高的产量（每亩1.27石，相对于三角洲的1.0石）的，结果在劳动生产率方面的差异就是2：1。
在长江三角洲内部，冬麦的种植和一年一季的水稻相比，本身就意味着内卷。水稻10个工作日的产出是2.25石，亦即每日0.225石，而小麦7个工作日的产出是1.0石，即每日才0.14石。换言之，长江三角洲从一年一季水稻改为稻麦两熟，即已降低了农业单位劳动的报酬。
然而，长江三角洲的内卷主要还不是体现在小麦，而是体现在我们下面要讨论的丝、棉生产当中。我们知道，纺纱——18世纪长江三角洲农户的花—纱—布综合生产体系中最为耗时的环节（160天中的96天）——的收入，仅仅相当于耕作或者织布所得（这两者每劳动日所得大致相同）的1/3到1/2[42] 。这意味着当一家农户从水稻改种劳动更密集的棉花时，是以少于水稻的每劳动日平均报酬来换取单位土地产出的增加的。这正是我在拙著中所说的“内卷”和“内卷型商品化”的部分内容。
同样的逻辑当然也适用于养蚕业，其生产过程中通常由妇女完成的养蚕和缫丝部分的报酬仅为农业劳动的一半。根据李伯重最近的计算，每亩桑田的净利产值为稻田的3.5倍，而总劳动需求如我们所知则是稻田的9倍。[43]
显而易见，内卷及内卷型商品化并不意味着单位土地绝对产出的减少。情形正好相反。拥有一定土地的农户当然可以通过采用内卷的运作方式（棉、丝生产）来提高农场总产，因为这将意味着就家庭劳动而言更多的“就业”和收入，尽管平均每日劳动报酬减少了。此即我所谓没有发展（就劳动生产率而言）的“增长”（就总产而言）。就一个一定规模的农场来说，内卷可以藉使用迄今未得到就业或低度就业的家庭劳力（妇女老幼）从事低报酬劳动来提高家庭的年收入。这一过程我称之为“生产的家庭化”。内卷甚至可能以超越劳动日报酬递减的比例而增加劳动日数来提高每个耕作者的年产出和收入。但诸如此类的提高具有明显的局限，应该与“发展”清晰地区分开来。“发展”意味着通过增加单位劳动的资本投入而提高劳动生产率，即如18世纪英国农业以及现代机械化农业所展示的情形。
正如我在1990年的著作中所澄清的，内卷化农业构成了灿烂的中国传统文明与落后的近代中国经济这一矛盾事实的基础。[44] 在被有限的食物供给所控制的前工业化地域范围内，一个拥有（非内卷的）100万人口以及生存所需30%以上剩余的地区，可以供给一座30万人口的城市（即相当于中世纪伦敦的规模）；而拥有内卷化了的1000万人口以及只有10%剩余的同样面积的地区，则可以供给一座百万人口的城市（即唐代长安鼎盛时的规模）。[45] 这或许就是中华帝国复杂的城市体系、发达的文化和成熟的国家机器的逻辑基础。然而，鉴于下面即将予以澄清的因素，正是这内卷的经济，意味着对现代节约劳动的农业资本化的抵制和随之而来的低农业劳动生产率的维持，以及由此造成的农村低收入。这就是我的“没有发展的增长”观点的核心所在。
上面已经提到，由于没有对劳动生产率与土地生产率进行区分，彭慕兰误解了我的内卷概念的涵义。他在书中别的地方把内卷等同于一个简单的描述性概念，即在生存界限之下的劳动报酬和简单的贫困化（附录E，第320页）。然后，他进而又坚持用不切实际的纺纱与织布收入来批驳已被错误理解的内卷。他先是错误地幻想生产布匹的7天当中有3天用于报酬较高的织布（第322页），而事实上织布仅占7天中的1天时间，另外4天用于低报酬的纺纱（彭遗漏掉的是弹花及上浆等要花费2天的工作）。然后，通过幻想出一个高度发达的棉纱市场——事实上直至20世纪现代纺织厂出现才真正有了市场化了的商品纱，他又把属于例外情况的只织布而不从事其他生产活动的农民当作典型的农民生产者（第102、322—323页）。正如徐新吾所表明的，迟至1860年，中国所消费的棉纱还只有不到15的份额是从市场上购买的。[46] 对长江三角洲基本生产状况的这些误解，导致彭慕兰得出了他对棉布生产收入的那些不切实际的估计（详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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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此我谨向下列同人致以谢意：佩里·安德森(Perry Anderson)、斯蒂芬·哈勒尔(Stevan Harrell)、艾仁民(Chris Isett)、李放春、马克·塞尔登(Mark Selden)、苏成捷(Matthew Sommer)、张家炎、Jorunal of Asian Studies的三位审稿人（罗威廉[William Rowe]和两位匿名评论人），以及特别是白凯(Kathryn Bernhardt)、罗伯特·布伦纳（Robert Brenner）、周锡瑞（Joseph Esherick）和夏明方。他们在本文写作过程中为我提供了重要的建议和评论。此文由我的博士生李放春翻译，谨此向他致衷心的感谢。译稿由我自己五次校阅，基本准确。
[1] K.Pomeranz， The Great Divergence: Europe ， China， and Making of the Mordern World Econom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0，pp.31—34.为节约篇幅，以下凡引彭书，只在文中注明页码。
[2] 埃里克·琼斯(E. Jones， Agriculture 1700---780. In F. Roderick， M. Donald (eds)，The Economic History of Britain Since 1700， Volume 1: 1700——1860， Cambridge ， Englan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1，pp.66—86)、罗伯特·艾伦(R.Allen， Agriculture During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In F.Roderick，M. Donald (eds)，The Economic Histroy of Britain Since 1700， Second Edition， Volume 1: 1700—1860.Cambridge， Englan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4，pp.96—122)以及安东尼·瑞格里(E.Wrigley， Urban Growth and Agricultural Change :England and the Continent in the Early Modern Period. Journal of Interdisciplinary Histoy， xv :4 (Spring 1985); 683—728)均已指出，有关18世纪威尔士、苏格兰和爱尔兰的数据非常少。大多数关于“英国”的研究主要基于取自英格兰的数据。这里我也按照他们的做法而不试图对英国与英格兰做过分明确的区分。
[3] 据琼斯估计，大约仅占食品消费总量的10%（Jones 前引文，第68页）。
[4] Wrigley前引文，第688、700—723页。
[5] Allen 前引文，pp. 102，104， 107。当然，艾伦在他1992年的著作中讨论了两次农业革命：17世纪的“自耕农革命”和18世纪的“地主革命”（R. Allen， Enclosure and the Yeoman . Oxford : University Press， 1992） 。
[6] Wrigley前引文，第728页，注38。
[7] P.Huang， The Peasant Family and Rural Development in the Yangzi Delta ，1350——1988（以下简称Yangzi Delt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00，P.11;黄宗智：《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以下简称《长江》），中华书局，2000年第2版，第11页。
[8] Wrigley 前引文，第726页。
[9] Allen 前引书（1992年），第111页；M. Overton， Agricultural Revolution in Egnland : The Ttransfor-mation of the Agrarian Economy ，1500——1850。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6，P.3。
[10] Allen前引文（1994年），第109、113——114页。
[11] Jones前引文，第73页。
[12] 此外，芜菁也有抑制清除杂草的作用(Overton前引书，第3页)。Overton在同书第118页提供了诺福克体系整体效果的定量表述。
[13] Overton前引书，第116——117页。
[14] 这些数字所指包括松江府、苏州府、太仓州及无锡县与江阴县，但不包括其北的通州、其南的嘉兴与湖州府，以及常州府的其余部分。这中间的一半是我1990年的那本著作论述的中心。这里给出的数据采自Huang，Yangzi Delta 附录部分，表B.1，第341——342页、黄宗智《长江》第339——340页。英国人口数字采自Wrigley 前引文第700页。“农业用地”数据指的是英格兰与威尔士，采自Allen 前引文第104页。
[15] Li Bozhong ，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n Jiangnan ，1620——1850(以下简称Jiangnan).New York:St.Martin’s Press，1998， pp.39——40，50；参较第6、15页。
[16] （清）姜皋：《浦泖农咨》，上海出版社，1963年，第7页（上、下）；陈恒力、王达编《补农书校释》（即《沈氏农书》（无出版日期），以及张履祥的《补〈沈氏农书〉》），农业出版社1983年，第15页；0.9%的数据来自J.Buck Land Utilization in Chian : Statistics （University of Nanking ，1937）第178页。需要注意的是，紫云英比首蓿更为常用。
[17] J.Buck ，Land Utilization in China.P.12.
[18] 陈恒力、王达编前引书；姜皋前引书。
[19] 《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1983年，第150页。
[20] J.Drummond ， A. Wilbraham， The Englishman’s Food .London :Jonathan Cape ，1958[1939]，pp.206——210。
[21] P.Huang，The Peasant Economy and Social Change in North Chian (以下简称North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5，第8章，特别是第148页；黄宗智：《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以下简称《华北》，中华书局，2000年第2版，第153页。
[22] 参见如姜皋前引书，第7页（上、下）。
[23] 感谢艾仁民提醒我注意到彭慕兰的这一错误。
[24] 李伯重：《明清时期江南水稻生产集约的程度提高》，《中国农史》1984年第1期。
[25] 同李伯重上引文；另参Huang ， Yangzi Delta ， pp. 130——132；黄宗智《长江》第133——134页。为了论证长江三角洲地区较早的发展以及“肥料革命”，李伯重改变了以前的结论。他引用包世臣观察到的每年有“千余万石”“豆麦”从东北运往上海，并主张这一数字采用的是东北的计量单位（关东）石，等于通用（江南）的2.5市石（Li Bozhong ，Jiangnan， p. 114， p. 209n. 35，引自吴承明编《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655、657页）。因此，他提出18世纪二三十年代每年运往上海的“麦豆”实际应为2500万石。在此基础上，他进一步估计很可能有2000万石左右的大豆留在江南使用，最后得出结论：如果输入的大豆的豆饼全部投入到水稻生产中的话，每年2000万石的豆饼将可以使水稻总产增加4000万石，亦即每亩产出增加1石。此处有一系列很成问题的跳跃性分析。首先，包世臣“千余万石”多半不是关东石。李伯重所借助的吴承明本人在同一观察基础上计量国内长途贸易时就视之为通用的市石（吴承明编前引书，第273页）。其次，该数据并非只指大豆，而是“豆麦”，而其中的大豆多半有相当部分用于制造豆腐和酱油而非豆油与豆饼肥料。第三，即使我们权且接受李的主张，即所有大豆都被用作榨油而出产豆饼，也不能认为所有或者大部分的豆饼被用作了肥料。正如李自己说：豆饼大部分是用作猪饲料（从而只是间接成为猪粪肥料），而没有直接用作肥料（Li Bozhong ， Jiangnan， p. 114）。李伯重在这个新论中没有讨论他本人以前提供的关于肥料回报递减的证据。
[26] 陈恒力、王达编前引书，第86、88页；Huang ， North China ， P. 148；黄宗智：《华北》，第153页。
[27] 这里的英国劳动投入数字系通过艾伦的总劳动耗费除以他的日平均工资数字而得出（Allen前引书，1992年，第158、162页）；参较T. Batchelor ，General View of the Agriculture of the County of Bedord (London : Sherwood ，Neely ， and Jones ， 1813)， p. 582。
[28] Allen前引书，表8——3，第158页。
[29] Huang ， Yangzi Delta ， PP. 84，125；黄宗智：《长江》，第83、127页；J.Buck， Land Utilization in China：Statistics ， p.314。
[30] Huang， Yangzi Delta ，p.89；黄宗智：《长江》，第89页。
[31] 关于长江三角洲18世纪时的小麦产出，见姜皋前引书第10页（上）；参较Li Bozhong ， Jiangnan ，p. 124。感谢艾仁民提醒我进一步说明总产与净产的不同。
[32] 见李伯重引叶梦珠17世纪末语（Li Bozhong ， Jiangnan， p. 52）。关于稻麦两熟制，见同上书，第52—53页。20世纪30年代的系统数据表明，松江府超过60%的耕地种植了棉花，太仓为40%—60%，而嘉兴为20%—40%（Huang ， Yangzi Delta ，图4，第26页；黄宗智：《长江》，第25页）。
[33] Huang ， Yangzi Delta， pp. 46，84；黄宗智：《长江》，第46、84—85页；吴承明编前引书，第390页；徐新吾：《江南土布史》（以下简称《土布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第53页。
[34] 如果我们把伴随水稻耕种的副业生产（主要是用稻秆搓制草绳）所需劳动——每新加坡需要8天也考虑进来对这一数字加以修正，比率将仍然达10：1（Huang ， Yangzi Delta， p. 84；黄宗智：《长江》，第84页）。
[35] Li Bozhong ， Jiangnan ， pp. 9095，148；Huang ，Yangzi Delta ， p. 79；黄宗智：《长江》，第79页。或5：1，如果我们将草绳制作算入的话。
[36] Allen 前引文，第99页。
[37] Huang ， Yangzi Delta，附录的表B.2，第342页；黄宗智：《长江》，第340页。
[38] Huang ， North China，附录的表B.1，第322页和表C.1，第327页；黄宗智：《华北》，第330——331、337页。
[39] 英国的数字基于瑞格里的314万“农业人口”的数字和艾伦的356万英亩“总农业用地”的数字(Wrigley前引文，第700页；Allen前引文，第104页)。长江三角洲的数字系由1.25英亩的平均农场规模除以5口人的平均家庭人数得出。或者，如果我们估计1200万总人口中1000万人为农业人口，而使用的耕地总面积为250万英亩的话，可以得到同样的数字。
[40] E. Boserup， The Conditions of Agricultural Growth ：The Economics of Agrarian Change Under Population Pressure . Chicago: Aldine ， 1965，第4、5章。
[41] 英国的小麦产出采自Allen 前引文（1994）表达式5.7，第112页。这里的18世纪英国温彻斯特（Winchester）蒲式耳（35.238公升，不是相当于36.3678公升的帝国蒲式耳）与中国的石（100公斤）——二者均为容量单位——之间的等量重量磅数当然只是大约数字。英国史学家一般采纳1蒲式耳小麦相当于60磅重量，亦即每石170.4 磅；这与中国1石稻米的重量（160市斤或者176磅）相当接近。我感谢罗伯特·艾伦为我澄清了英国的度量单位。
[42] Huang ， Yangzi Delta，pp. 84——85；黄宗智：《长江》，第85页。
[43] Li Bozhong ， Jiangnan ，pp. 95，148；另参Huang ， Yangzi Delta，p.54；黄宗智：《长江》，第53页。尽管李伯重自己提供了证据，但他不认为存在内卷。
[44] Huang ， Yangzi Delta，pp.332——333；黄宗智：《长江》，第331——332页。
关键词：城镇化;农民市民化;职业教育;策略
促进农民市民化是加快我国城镇化建设、构建和谐社会主义社会的迫切要求。长期以来，由于城乡二元制度壁垒的影响，我国农民市民化还存在诸多障碍，素质障碍是主要方面之一，而教育培训在提高农民综合素质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一、城镇化进程中农民市民化比较分析
作为世界上最发达的两个国家，英美两国都是高度城市化，而中国的城镇化进程正在迅速推进。目前中国城镇化率已超过52.57%，预计2020年我国城市化水平将达到60% ，具体数据见表1。
表1 城市化率比较
国家 英国 美国 中国
城市化率（%） 3 6 52.57
英国在世界上最早实现了城市化，其城市化进程伴随工业革命而产生。目前，虽然还有人从事农业生产，但他们早已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农民。再加上英国实行严格的农民准入制，其素质更远非传统农民可比。美国是当今最大的发达国家，其城市化进程也和这个国家的民主程度类似，没有政府任何的干预。而中国城市化进程并没有将农村居民置于生存的临界极限，农民到城市就业大多是行动主体理性选择和市场选择的结果，详见如表2。
表2 农民市民化模式比较
国家 英国 美国[3[ 中国
城市化模式 以“圈地运动”为代表 以自由迁移为主 行动主体理性选择和市场选择的结果
人口转移模式 强制性转移 自由迁徙，无政府干预 自由迁徙为主，政府主导为辅
英美农民总体素质较高，大多数人已达到中专或普通高中水平，还有一部分人接受了高等职业教育。如：到1985年，美国农民中有86.6%的受教育年限达到12年。 美国农业部（USDA）于1993年对其国内25岁以上农民的受教育程度做了调查，结果显示绝大多数农场主和家庭劳动力都受过高等教育。而英国78%的农民受过大学、中学及良好的职业技术教育，详见表3。
表3 农民素质及素质教育比较
国家 英国 美国 中国
总体素质 较高 较高 较低
受教育年限 大于9年 12年 小于9年
而据国家统计局信息显示，2012年我国农民工以初中文化程度为主，整体受教育程度远低于英美国家（见图1）。数据还显示，没有参加过任何技能培训的农民工占多数，青年农民工参加农业技术培训的比例低（见图2）。
图1 中国农民工受教育情况统计
图2 中国进城民工参加培训情况
通过对比不难发现，农民工是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概念，但英美两国历史同期也出现过大量的移民问题，其面临的就业与城市融入问题与我国现阶段的农民工问题十分相似。英美两国城市化进程颇具典型性和代表性，研究其农民市民化所带来的城市问题以及采取的相应措施，对我国推进城镇化建设与发展都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二、城市化进程中农民市民化教育英美经验
英美两国对农民的教育体系比较完整，强调理论与实践结合、生产与生活并重。两国政府在农民市民化过程中发挥了主导作用，将农村劳动力培训作为基本国策，有立法和相应的奖励政策措施，设有专门的管理机构，广泛筹集教育培训资金，通过多元化的教育培训形式以及丰富的培训内容来提高农民的文化水平和职业技能。到20世纪80年代末，英美的平均受教育程度分别达到14.09年和18.04年。具体表现在：
英国政府各部门（如：教科部、就业部、农业部等）各司其职，负责教育培训政策和计划的草拟、制定和管理。为保证相关方针政策认真贯彻落实，政府针对农民教育培训工作不定期地组织调查研究，以发现问题及时调整和改进（详见表4）。据统计，英国每年约有30%的农业劳动者参加各种不同类型的农业培训活动，培训方式灵活多样，效果明显。
表4 英国政府及各部门在农民教育培训中发挥的作用
职能部门 教科部 就业部 农业部 农民协会
发挥作用 教育政策和计划的草拟、制定和管理 就业培训政策和计划的草拟、制定和管理 农业政策和计划的草拟、制定和管理 农业技术交流，农民集体权益维护
政府 1982年颁布《农业培训局法》，5年后又对其进行了修改和补充。
改革、督查、管理、协调各部门工作。
设立“国家培训奖” 奖励技术培训工作中成绩突出者。
整合高校、科研咨询部门和农业培训机构，三网融合，按照实际需求，分层实施教育与培训工作。
整合部门 成立16个地区培训中心，加强农村技术培训工作。
职业资格评审委员会对教育培训进行严格考核，以提高培训质量和效率。
而美国农民教育培训工作首先体现在立法上。作为高度法制化的国家，美国不断促进法制体系完备，进行依法治农（详见表5）。
表5 美国涉农法案
法案名称 《莫雷尔法》 《哈奇法案》 第二个《莫雷尔法案》 《史密斯―莱沃法》 史密斯休斯教育法案
通过年份 1862 1887 1890 1914 1917
法案内容 各州可从联邦政府那里获得一些公用土地，出售土地所得必须创办至少一所农业与机械学院，也即赠地学院 联邦政府每年拨款15万美元，资助各州在赠地学院内设立农业实验站，解决农民在农业生产中遇到的实际问题。 联邦政府提高对赠地学院的资助额度，以保证这些新型的技术学院具有充足的财力得以正常地运行。 联邦政府资助各州赠地学院与联邦农业部合作，共同开展社区农业知识和技术的推广工作，传播并鼓励应用有关农业和家政等方面的实用知识。 联邦政府拨款在中学建立职业教育课程，并设立统一的标准大纲，标志着美国职业教育体系开始形成。
其次，美国建立了高效运行的农业教育和农民培训的专门管理机构，形成了农业学院、农业试验站和农业推广站等“三位一体”教育体系。联邦政府农业部设有农业合作推广局，各州有推广服务中心，各县有推广站和农民组成的推广顾问委员会。1928年，美国创建全国性的农民教育培训机构――未来农民联合会，利用业余时间对青年农民进行系统培训，向成年农民传授新的知识，以提高农民的文化修养。最后，美国中等农业教育培训形式多样。政府在重视高等农业教育的同时，不遗余力地发展中等农业教育。
三、城镇化进程中农民市民化教育的推进策略
英美经验表明，在农民市民化过程中，加强和重视农民市民化教育，能够提高人力资本价值，影响城市化发展和社会进步。与英美相比，我国农民整体素质较低，无论从受教育年限、文化程度及科学素养等方面都存在较大差距，且地区差异明显。而职校尤其高校是文化科技教育的高地，有丰富的教育资源，加强职校、高校教育资源与社会资源的融通，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可以满足农民市民化日益增长的教育需求，提供优质的教育服务。农民市民化教育是对农民进行深入的城市生活规则教育，通过成人教育、职业培训、社区教育、继续教育和电化教育等形式，引导他们转变生产生活方式，提高劳动技能，树立文明意识，提升城市适应能力，促进社会和谐和国家经济发展，详见表6。
表6 农民市民化教育各层面职责和任务
层面 履行职责及工作目标
政府 加强宣传引导，消除城乡歧视观念，创造宽松平等的社会环境。
改善进城务工人员的物质生活待遇，为农民市民化教育提供物质保障。
地方各级政府以劳动局、社区、企业为龙头，举办“农民大讲堂”，建立面向民工的市民学校，聘请职校、高校志愿者，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定期开展农村劳动力培训、农业专业技术培训、农民创业培训以及市民观念教育。
社会 注重思想道德教育，对进城农民进行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社会公共意识、文明意识、环保意识等的正确引导。
树立科学发展观，崇尚科学意识。
关心时事，培养社会主人翁的意识。
遵守社会规则，普及法律法规。
加强心理素质教育，提升城市适应能力。
学校 要统筹城乡教育培训，构建以地方普通院校为依托、以职业技术学院为龙头、以职业培训中心为主体的多元培训体系来提高农民就业能力和整体素质。
推广廊坊“百万农民大培训”模式，深化其培训内容，拓展人文素质教育，进而完善农村教育体系。
职校、高校及城市优势教育资源主动支援农村教育，通过捐建农村科技书屋、高校师生乡村支教、高校干部驻村帮扶、高校选拔村官、大学生村医等形式提高农村劳动力科学文化水平和职业技能，促进农民全面健康发展。
探索农村学历教育，逐步建立健全农民职业资格证书制度。
为了增进农民工流动的有序性，满足企业单位用工需求，要广开渠道，采取灵活多样的培训形式，大力拓展“订单式”、“项目式”、“校企合作式”、“创业式”等形式的培训。
资金 建立农民市民化素质教育的多元化投入机制。探索以政府为主导、企业为支撑、个人共同承担、社会力量捐助的多元投入机制，确保教育经费投入持续稳定增长。
个人 要转变保守封闭思想，努力培养市民观念，提升向市民转换的主观能动性，积极学习，提高自身素质和职业技能。
积极参与社区活动，培养社区归属感，增强法制观念。
加入工会、妇联等机构，借助团体力量，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参考文献：
[l]陈柳钦，我国城市化进程中农民市民化问题探讨，光明网-光明观察， [EB/OL] 2010-06-25，.
[8]、[9]梁艳萍，发达国家农民教育培训的经验与启示， [J] 高等函授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7.
[10] 经济日报，河北廊坊百万农民大培训调研，农博网-农博要闻，[EB/OL] 2012-07-13，http：//.cn/20120713/510209624.shtml.
[11] 李亮、尹静、翟君，城镇化进程中农民市民化推进策略――基于中美英教育比较研究，Proceedings of 2013 2n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ocial Science and Education（ICSSE 2013） Volume 48 2013，452-457页.
作者简介：尹静（1965-），女，蒙族 ，天津市人，教授，上海外国语大学在读博士，从事外语教学与研究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