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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扶南乐;天竺乐;唐九、十部乐中的扶南乐
盛唐时期是我国民族大繁荣,文化大发展,人们安居乐业,社会空前繁荣的历史时期,盛唐时期的九、十部乐在这一时期,更是充当了重要的历史地位,发挥了无可比拟的历史作用,它是后来在唐宫廷燕乐中占重要地位的坐、立二部伎的前身,有着很好的历史研究价值,因此,唐九、十部乐一直以来吸引了无数学者加以探索研究,但针对唐九、十部乐中是否将扶南乐列于乐部的问题,至今还众说纷纭,尚无定论。陈应时、陈聆群在《中国音乐史简述》中去天竺,增扶南。杨荫浏在其《中国古代音乐史稿》中对唐九、十部乐的列图也记有扶南,但是以刘再生为代表的很多学者认为唐九、十部乐中并无扶南乐,亦不承认其地位。史料记载也有出路,研究扶南乐到底有无是非常有必要的。
“扶南”(公元1世纪―7世纪),它是东南亚地区出现的第一个古代王国,是今天柬埔寨的古称,在当时有较大影响。历史上我国把古代柬埔寨音乐舞蹈称为“扶南乐”。[1]扶南乐是柬埔寨带有印度色彩的宗教乐舞。扶南乐早在三国时时代吴赤乌六年(公元243年)就传入我国,范旃在位时曾遣使献乐孙权,扶南人善歌舞,扶南音乐在隋唐时期的中国宫廷及民间都很受欢迎。
史载“隋开皇初,置七部乐,又杂有七部外诸国之乐,扶南乐是其中之一”唐杜佑《通典。乐六》卷一百四十六载“武德初(618年,唐高宗李渊年号),为暇改作,每燕享,因隋旧制奏九部乐,一燕乐 二清商 三西凉 四扶南 五高丽 六龟兹 七安国 八疏勒 九康国。至贞观十六年十二月宴百寮奏十部乐,先是伐高昌收其乐付太常寺乃增九部为十部伎。”[2]
《通典》成书于贞元十七(公元801年),在其后160年,成书于宋太祖建隆二年(公元961年)的《唐会要》的作者在编写此书时也是参照了《通典•乐六》中关于扶南乐的论断,其原文所著与〈通典〉观点如出一辙。[3]有此观点的史书古籍还有李P等编撰的《太平御览》第一千卷原文所述如上。[4]
《资治通鉴》卷一百八十五唐纪一 高祖武德元年(618年)载:“辛末,突厥始毕可汗谴骨咄禄特勒来,厥,九勿翻。可,从刊入声。汗,音寒。突厥官子弟曰特勒。咄当没翻,宴之于太极殿,奏九部乐。杜佑曰:“一燕乐 二清商 三西凉 四扶南 五高丽 六龟兹 七安国 八疏勒 九康国……”以上几本古籍对于扶南乐的观点多参照《通典•乐六》。[5]
类似观点在今人的论述著作中亦有体现,杨荫浏《中国古代音乐史稿》[6]和金文达的《中国古代音乐史》[7]的观点一致,在对唐九、十部乐的列表中也将扶南乐列于其中。
陈应时《中国古代音乐史简述》中对隋唐九、十部乐的描述中说“唐武德初年(618)后,去“礼毕”和“天竺”增设“燕乐”和“扶南”,仍为九部。唐贞观十六年(642),加入高昌乐,形成十部乐。”[8]这段文字将扶南列于唐九、十部乐,删去天竺,说明唐九、十部乐中扶南乐占一席之地。
根据《隋书》《通典》等诸类史料记载,唐九、十部乐是因隋旧制而来,那么在古史关于隋七、九部乐中扶南乐的论述是怎样的呢?
《隋书•音乐志》载 “始开皇(隋文帝号)初定令,置七部乐:一曰国伎 二曰清商伎 三曰高丽伎 四曰天竺伎 五曰安国伎 六曰龟兹伎 七曰文康伎。又杂有疏勒、扶南、康国、百济、突厥、新罗、倭国等伎。乃大业中(隋炀帝年号)炀帝乃定清乐、西凉、龟兹、高丽、天竺、安国、疏勒、高丽、礼毕以为九部。乐器工衣创造既成,大备于兹矣。”[9]从这段文字记载中,可以看出在当时,扶南乐在隋朝宫廷音乐中只是被列为除七部乐以外的杂伎而表演,并没有正式列于乐部,此观点与上文观点正相反。
《旧唐书•音乐二》卷二十九载“至炀帝,乃立清乐、西凉、龟兹、高丽、天竺、安国、疏勒、高丽、礼毕为九部。平林邑国,获扶南工人及其匏瑟琴,漏不可用,但以天竺乐撰写其声而不列乐部。”其后一页又写到“扶南乐,舞二人,朝霞行缠,赤皮靴,隋世全用天竺乐。”[10]这段文字清楚记录了隋九部乐中没有扶南乐,且在隋朝只用天竺乐。可以肯定的是,在隋七、九部乐中,扶南乐包含于天竺乐中,天竺乐囊括了扶南乐的音乐成分。
《新唐书•礼乐十一》卷二十一载“燕乐,高祖即位,仍隋旧制,设九部乐:燕乐伎、清商伎、西凉伎、龟兹伎、高丽伎、天竺伎、安国伎、疏勒伎、康国伎。隋乐每奏九部乐终,m奏文康乐,一曰礼毕。太宗时,命削去之,其后逐亡。及平高昌,收其乐,自是初有十部乐。”[11]从这段文字得出唐九、十部乐中没有扶南乐。
孙继南、周柱铨的《中国音乐通史简编》[12]及夏野《中国古代音乐史简编》[13]和秦序《中国音乐史》[14]中的观点相同,为“至太宗贞观十一年(637)废除‘礼毕’十四年,又将‘燕乐’列为首部,于是形成唐代的九部乐。”并未提及扶南乐。
刘再生参考《通典》及吉联抗《唐代就十部乐中并无‘扶南乐’》等资料,在其《中国古代音乐史简述》[15]中对唐九、十部乐得描述时,明确说明,唐九、十部乐中没有扶南乐,原文如下 “唐代九、十部乐中没有‘扶南乐’,扶南位于今柬埔寨,其音乐曾在隋代传入我国。《通典•乐六》载‘至炀帝,乃立清乐、西凉、龟兹、高丽、天竺、安国、疏勒、高丽、礼毕为九部。平林邑国,获扶南工人及其匏瑟琴,漏不可用,但以天竺乐撰写其声而不列乐部。’这是扶南乐并未列于乐部的历史记载,但在天竺乐中,却也包含了扶南乐的音乐成分。这一资料和研究结论对于明确隋唐多部伎的具体乐部起到了澄清史实的作用。”从这段文中,大家不难看出,引自《通典•乐六》的观点和上述《旧唐书》的观点是一致的,都证明乐部中并无扶南乐。
上文同是《通典•乐六》,缘何一个记有唐九、十部乐中将扶南乐列于其部,而另一个论断却截然相反呢?
对照杨荫浏、陈应时、刘再生等老师的课本学习隋唐九、十部乐的过程中,他们在扶南乐方面存在争议,为求其原委,又翻阅多本史书及其他中国古代音乐史资料及刊物发现,多数赞成九、十部乐种列扶南的文章或史料观点,大都依据杜佑《通典》而来,但在翻阅《通典》以佐证其观点时,发现此书本身观点就自相矛盾,一说将扶南列于乐部,一说又将其否定,到底孰对孰错,这不免让后世人学习时无从选择,心存顾虑,那么它的观点我们应是不能轻易采纳用来论说是否有无扶南乐的。吉联抗先生在《唐代就十部乐中并无‘扶南乐’》[16]对《通典》的两种相反观点以假设形式,通过史料罗列对比,证明其书本身矛盾之处,由此对《通典》的史实性抱以质疑的态度。
唐杜佑的《通典》成书于德宗贞元十七年(公元801年),而在早于它一百四十五年左右的最初由魏罩鞅,由长孙无忌撰写的成书于唐高宗显庆元年(公元656年)的《隋书•音乐志》里已经明确说明隋七部乐中只列天竺,并无扶南的论断。而在其后的《旧唐书》和《新唐书》里对九、十部乐的记述也是肯定天竺乐的地位,《旧唐书》的作者离唐代较近,有机会接触到大量唐代史料,特别是唐代前期的史料,叙述史实比较详尽,保存史料比较丰富,由此说明该书的编写是在尊重大量史实基础上而成的,这对于证明九、十部乐中并无扶南乐也是很有说服力的论证。
翻阅《资治通鉴》发现,在炀帝大业二年(606年)“ 坚平张氏,於凉州得之,宋武平关中,因而入南。及隋平陈后,文帝听而善其节奏,曰此华夏正声也。因置清商署,总谓之清乐。帝定清乐、西凉、龟兹、高丽、天竺、安国、疏勒、高丽、礼毕为九部”。[17]在太宗贞观十四年(640年)《唐六典》(《六典》)[18]中提到的十部乐也是由天竺伎而无扶南伎。
综上所述,同大量史料观点相同,笔者认为唐朝因隋旧制的九、十部乐,其第四部应为天竺乐是显而易见的。最早的《隋书》列扶南为杂伎,《旧唐书》隋世铨用天竺,《通典》“获扶南工人及其匏瑟琴,漏不可用,但以天竺乐撰写其声而不列乐部”都足以证明此观点是成立的。另外从记述各部乐的来源、乐曲、乐器、乐工、 乐伎等方面,各类史料对天竺乐都做了具体描述,而扶南乐却未被正史专门记录,甚至只字未提。这也从另一方面反映出“天竺乐”在唐九、十部乐中是极受重视的,而扶南乐因未列于乐部,其地位当可想而知了。
结语
扶南乐虽只是隋唐宫廷音乐的一个小小杂伎,未曾被列于乐部,更称不上唐九、十部乐,但却不能因此抹煞其在历史中的地位和作用,它的传入丰富了我国古代人民的文化生活,也丰富了我国的文化宝库,在隋唐时期外来乐舞艺坛中,它是灿烂的一枝。它以融合到我国民族音乐舞蹈中,对于我国古代乐舞的发展起到了很好的借鉴作用。即使称不上璀璨明珠,但也不失为一块美玉。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扶南乐及其它兄弟民族、外国乐舞的传入,体现了我国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交流融合,也是雅、俗、胡乐交融的象征。显现我国国力强盛,万国来潮的繁荣景象。从隋七部发展到九部再增至十部的过程,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将各民族、各地区的乐舞乐舞艺术以平等地位,将他们分别列于宫廷燕乐乐部,改变以往“四夷乐”的局面,使唐代宫廷音乐文化更加异彩纷呈。
在研究扶南乐方面,我们现有的资料是远不够的,以致在此问题上,学者们观点无法统一,为后来学习的人增加了困难,由此应该引起我们注意的一点是,在引用前人总结归纳的观点时,我们应全面系统地整合资料,避免以点代面、以一概全,片面引文和理解的现象,做到在史料匮乏的情况下能正确运用使其发挥应用的价值。
隋唐时代的宫廷音乐在我国古代音乐史上是极具辉煌的一页,尤其盛唐时期的音乐更是整个中国音乐史上盛开的奇葩,它的绚丽辉煌是由各族人民共同创造的。任何事物都不会永生永存,九、十部乐作为这一时期专门的宫廷宴飨制度,从隋开皇到唐玄宗后期经历了一百七十多年的历史,虽然于华夏五千年历史相比甚是微不足道,但它不可磨灭的作用和贡献将在历史的长河中永放光辉。
参考文献:
[1]李未醉.《古代柬埔寨音乐对中国的传播及其影响》.乐府新声,2002
[2](唐)杜佑.《通典•乐六》[M].卷一百四十六.北京:中华书局1988第一版3270页
[3](宋)王博.《唐会要》[M].卷三十三.燕乐部份.北京:中华书局1955第一版620页
[4](宋)李P.《太平御览》[M].第一千卷
[5](宋)司马迁著(元),胡三省注.《资治通鉴》[M].卷一百八十五.北京:中华书局1956第一版5792页
[6]杨荫浏.《中国古代音乐史稿》[M].隋唐部分.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2003年第8次出版 215页
[7]金文达.《中国古代音乐史》[M]
[8]陈应时,陈聆群.《中国古代音乐史简述》[M].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1版122页
[9](唐)魏徵.《隋书•音乐志》[M].卷十五.北京:中华书局 1973第一版376页
[10](后晋)刘徇.《旧唐书•音乐二》.卷二十九.北京:中华书局,1975,10,69
[11](宋) 欧阳修,宋祁.《新唐书•礼乐十一》卷二十一北京:中华书局 1975年2月第1版469页
[12]孙继南,周柱铨.《中国音乐通史简编》.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3第一版80页
[13]夏野.《中国古代音乐史简编》[M].上海音乐出版社,1991年10月第2版
[14]秦序.《中国音乐史》[M].文化艺术出版社,1998年1月第1版
[15]刘再生.《中国古代音乐史简述》[M].人民音乐出版社,2006年第2版 284页
[16]吉联抗.《唐代就十部乐中并无‘扶南乐’》《人民音乐》 1984
隋唐统治者对三教持兼容并包的政策，儒释道三教并举，是隋唐时期思想文化领域的基本国策。如隋文帝与炀帝皆在提倡儒学的同时，沉溺于儒道二教。沿及唐代，李渊朝对三教的主导政策还是三教并行，武德七年他到终南山谒老子庙，认老子为自己的祖宗，同时，又到孔庙祭孔，祭孔以后，命儒者徐文远讲《孝经》，沙门惠乘讲《般若经》，道士刘进喜讲《老子》，对三教持均平政策。他还亲临国学，宣布老先、次孔、后佛。
唐太宗于贞观十一年，明令宣布老子是自己的祖宗，道士的地位应在佛教僧侣之上。武则天时，佞佛达到了高潮，大修华寺，大造佛像，优待僧尼。唐玄宗上台努力复兴儒学，追封孔子为文宣王，对孔子后裔加官进爵，不过他同时也崇佛，更是崇道。三教在隋唐皇权财税的支持下得到繁荣和发展，这使得隋唐时期的财税文化在中国财税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创造了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个顶峰时代。正如鲁迅先生所说：“那时，我们的祖先们，对于自己的文化抱有极坚强的把握，绝不轻易动摇他们的自信力，同时对于别的文化抱有恢廓的胸襟和极精严的抉择，绝不轻易地崇拜或轻易地唾弃。凡取用外来事物的时候，就如将彼俘来一样，自由驱使，绝不介怀。”这种对外来文化兼收并蓄为我所用的胸襟和气度，是隋唐时期尤其是唐代统治者有别于其他朝代的高明之处。
道教：轻徭薄赋
道教在隋唐时期得到进一步发展和兴盛。隋文帝开国年号定为“开皇”即出自道典，文帝称帝时出于对道士们在其篡周自立时的帮助，而下令拨巨款重修道观，增度道士，对道教采取吸收利用的政策。隋炀帝即位后因迷信道教长生不死之说，大起道观，让道士为自己炼金丹。到唐代，道教地位始终处于儒教和佛教之上。唐代皇帝利用老子姓李，攀附为同宗，尊老子为“圣祖”，自称老子的“圣裔”，以此来制造皇权神授的舆论，唐高宗时期，财政拨付巨款令各州建道观一所供奉，唐玄宗时期又命令各家购藏《道德经》一部，并在京城及各地学校设置道学，在科举考试中专门设立道举科。
公元589年隋军灭陈，结束了长达370年的分裂割据局面，再经过隋末农民战争的洗礼，于公元618年又建立起唐王朝，大一统的隋唐两朝为了稳定社会秩序和恢复农业生产，都采用过清静无为的政策。隋朝立国之初沿用北齐北周的赋役制度，男子18岁成丁，承担国家的徭役赋税，60岁为老，方可免除。每丁每年服役30天，向国家交纳的租调为：粟3石，绢1匹，绵3两。史称隋文帝“爱养百姓，劝课农桑，轻徭薄赋”，开皇三年（公元583年），隋文帝下诏改革：“初令军人以二十一成丁，减十二番，每岁为二十日役，减调绢一匹为二丈。”平陈之后，隋文帝又下令：“江表初定，给十年，自余诸州、并免当年租税。”开皇十年五月，“又以宇内无事，益宽徭役赋，百姓年五十者，输庸停放（防）。”唐承隋制，将这一措施发展为租庸调制，田租减为2石，并将输庸代役的措施制度化。这在不同程度上松解了农民对封建王朝的人身依附关系，起到了解放生产力的作用。
唐太宗在贞观初年就向大臣坦言：“国以人为本，人以食为命，若禾黍不登，则兆庶非国家所有。”为此，隋唐统治者制订和实行了一系统有利于农业发展的切实措施。隋文帝、唐太宗都非常关心均田制的实行，尤其是在“狭乡”的落实。隋文帝曾于开皇十二年（公元592年）“发使四方，出均天下之田”。唐太宗到临潼视察，亲自过问当地均田制实施情况。均田制虽然没有触动原有的私有土地，但迁民宽乡不足者请受，大都是在荒地上进行的，因此均田制无论是在宽乡还是狭乡都具有开垦荒地、扩大耕地面积的作用。贞观二年（公元628年）唐太宗在谈及农本政策时说：“夫不失农时者，在人君简静乃可致耳。若兵戈屡动，土木不息，而欲不夺农时，岂可致乎？”因此在国事的安排上，唐太宗一直把“不失农时”置于首要地位。如贞观五年（公元631年）皇太子将行加冠大礼，礼部官员根据阴阳家理论，提出“宜用二月为吉”。加冠礼是非常隆重的大型活动，需用人力较多，而二月正是春耕农忙之时，唐太宗不顾大臣劝阻，宁愿屈礼而贵农，他说：“吉凶在人。若动依阴阳，不顾礼仪，吉可得乎！循正而行，自有吉会。农时最急，不可失也。”即使一些必须征发的徭役，如贞观初为防备突厥侵边修葺长安城墙，当麦收农忙到来时，亦停止施工让民工放假回家收割麦子。
由于隋唐两代在开国之初实行了黄老之学的轻徭薄赋政策，使得人户迅速增加。隋代在公元589年平陈时统计全国总户数为700万，15年后迅速增至800余万户，4600余万口，已经接近东汉最高水平。隋末大乱，人口锐减。新建唐朝在高祖武德年间（公元618—626年）户数仅存200万，太宗贞观年间（公元627—649年）达300万户，经过高宗和武则天时期的发展，到公元705年，全国户数达615万户，3714万口。国家元气得以恢复，并于天宝年间（公元742—756年）达到最高点，户数突破900万，人口突破5000万。人口总量超过两汉。
佛教：财政支持译经
佛教经过魏晋南北朝的深入发展，已经扎根于中国大地，但经过两次损失惨重的法难后，佛教界开始反思和重视理论功底，在隋唐初期掀起了远赴印度取经的热潮。《西游记》产生在此历史阶段正源于此。隋朝开皇元年，文帝即位后下令财政拨付巨款修复毁弃的寺院，下诏整理佛经，“天下之人，从风而靡，况相景慕，民间佛经，多于六经数十百倍。”隋炀帝也崇信佛教，即位后广造佛寺。到唐代，唐太宗认识到佛教有利于统治和王朝巩固，所以开始重视佛教，并在洛阳行宫亲切接见取经高僧玄奘，并指示度支部拨款，财政支持译经工作，大力引进译经高僧。从唐太宗贞观三年（公元629年）到唐宪宗元和六年（公元811年）的近182年间，中央财政对译经经费给予了有力保障，中外著名僧人翻译家前赴后继的辛勤劳动，翻译佛经有2万多部计7000多卷，实现了中华民族第一个引进外来文化的伟大工程，取得了历史性的成就。
同时随着佛经的大批译出，中国僧人对印度佛教的不同理论观点有了更多了解，佛教宗派开始出现。从隋到唐，佛教出现了8个宗派，分别是天台宗、三轮宗、华严宗、唯识宗、律宗、贤首宗、禅宗、净土宗、密宗，前面2宗产生于隋朝，后面6宗产生于唐代。唐宋之交，禅宗与华严宗的禅教合一，净土宗和三论、天台、法相、律宗、密宗等五宗的合一，以及最后实现禅净合一的大融合，这标志着作为一种哲学文化的佛教最终真正实现了它的中国化进程。
唐前期朝廷财政上崇尚节俭，政治上从谏如流，因此经济繁荣，社会稳定，国库积累了巨大财富。据《文献通考》载，玄宗天宝年间“海内富实，天下岁入之物租钱二百余万缗，粟千九百八十余万斛，庸调绢七百四十万匹，绵百八十余万屯，布千三十五万端。”
唐中宗后，宫室生活渐渐奢侈，尤其天宝十四年（公元755年）十一月初九安史之乱在范阳爆发，紧接着潼关陷落长安震惊，精神全面崩溃的唐玄宗于六月十三日凌晨仓惶逃离长安，繁荣的唐王朝陷入一片混乱。直到公元763年正月，历时7年3个月才被平息，但此时的国家财政由于藩镇割据等原因已处于崩溃状态。到了德宗建中元年（公元780年），宰相杨炎鉴于均田制被破坏从丁而税的“租庸调”制无法推行，决计改革财政，实行依资产而税的“两税法”，但不久由于佛教寺院多将铜钱融化铸造铜佛像等原因，社会上又出现了钱重货轻的通货紧缩问题。
而此时独具中国特色的佛教各宗派正处于心心向荣的扩张时期，它们对社会经济的蚕食能力极强，它们凭借寺院经济的雄厚财利，以同宗庙产代代相传的私有化为驱动力，在唐初颁发的《均田令》规定僧受田30亩，尼20亩，老年僧尼退田转充常住田的基础上，额外大肆兼并土地，并强迫丧失土地的农民沦为寺院奴婢，使国有土地和劳动力大量流失，造成“十分天下之财，而佛有七八”的态势。
在国家财政面临危机的情况下，唐武宗不得不在会昌五年（公元845年）七月和八月，下决心夺回佛利，两次颁发敕文，省并天下佛寺，规定：两都（长安、洛阳）、两街（左街、右街、皆在长安）各留寺两所，每寺留僧30人；天下节度使、观察使治所（相当于今日省会城市）及同、华、商、汝州各留一寺，留僧5—20人不等；其余僧尼勒令还俗，非保留寺庙限期拆毁，资产充公；衣冠士庶之家，所有佛像限一月之内缴官，如有违反，依朝廷颁行的禁铜法处分。经过一个月的“灭佛”时间内，全国各地拆毁寺庙4600余座，招提、兰若（均为僧尼住房）4万多间，收回良田数千万顷，其他被国家财政没收的寺院财产更不可胜数，其中所没收的铜佛像、铜磬，委托盐铁使铸钱以解钱荒，铁佛像委托当地州政府铸为农器，金银佛像销毁后上交户部，还俗僧尼26万余人，释放奴婢15万余人，两者相加共增加纳税户41万余人。佛教从强势发展突然跌入历史谷底，无数典章文物毁于“会昌灭佛”期间，从此，随着唐王朝的日趋衰落，佛教的许多宗派也一蹶不振，佛教在北中国的衰落成了定局。
儒学：财税支持兴办儒学
经过长期的分裂，隋唐重归政治的统一。此无不影响到思想文化上来。隋唐的统治者大力提倡儒学，尊崇儒学是其总结历史经验、深思熟虑后作出的抉择。隋唐儒学是在汉魏两晋南北朝时期与佛道的相互冲突纷争过程中被统治者自觉加以复兴的。但是思想交融的客观局势不是统治者所能阻挡和控制的。
终隋一朝，由于隋文帝与隋炀帝的重视与推崇，儒学得到了相当的恢复，隋文帝号召天下“劝学行礼”，重用四方儒士，财税支持大力兴办教授儒学的学校，国家设有国学、太学和四门学，地方上从州、县到乡、社也都设有学校，文帝还经常巡视学校、亲听讲授，并实行一些奖励政策。开皇三年时，国家财政支持，遣使搜求天下遗存的儒学典籍，“总集遍次，存为古本”加以保护。
唐代朝廷将儒、释、道并称三教，儒学正式成为官方认定的儒教，推行三教并举的国策，把儒学视为封建君主实行政治和社会控制的基本手段，它可以“正君臣，明贵贱，美教化，移风俗，莫若于此”（《旧唐书?儒学上》）。唐贞观四年（公元630年），唐太宗诏令天下州县立庙，实行全国性的祭孔；开元二十七年（公元739年），唐玄宗追封孔子为“文宣王”；不过，在安史之乱前，唐代儒学基本上是在传统的框架内进行。儒学扮演的主要是促进王道与教化的工具作用。
安史之乱使儒家的传统外部体制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国家政权对思想的钳制大大减弱。唐代后期，因佛教在唐代达到鼎盛时期，儒学在思想界的地位受到冲击。许多儒家学派的代表人物不断的以儒学理论为基础，或辨别华夷，或强调忠孝，或以对社会的实际结果的方面，来反对佛教的教义。如唐中叶韩愈以儒家思想的承传者自诩，提出一个“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的所谓“道统”，同佛教的法统抗衡。柳宗元虽自幼好佛，但他也以“兴尧舜孔子之道”为务。这些复兴儒家的代表人物旨在恢复儒家在思想界的权威地位，理论建树不多。他们对儒家思想的主要贡献就是确立了“道统说”，突出了《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在儒家典籍中的地位。但儒学在这一时期也得益于佛道二教的刺激，因为佛道二教特别注重对人们精神世界的关注，受此刺激，儒学发展自已的努力也越来越得以集中在这个目标上，并开拓了从自身经典寻找发展自身的道路。
一、专著
近十年来，国内出版魏晋隋唐社会史研究专著达30余部，可分为综合性和专题性两类。在综合研究方面，共有4部多卷本社会史(包括社会生活史、风俗史)通史著作出版，其中有关魏晋隋唐方面的著作有8部。一为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多卷本“中国习俗史”丛书(1994年)，其中梁满仓撰著的《中国魏晋南北朝习俗史》采用分类叙述的方法，考察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节令、衣食居住、婚姻、丧葬、鬼神崇拜与宗教、娱乐等习俗，并着重探讨这些习俗的时代特征。臧嵘等撰著的《中国隋唐五代习俗史》从节日、服饰、饮食、居住、行旅、婚姻、丧葬、民族等方面，全面多层次地叙述了隋唐五代的社会生活，并力图从若干史实中钩沉出这一时期习俗的特色。二为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多卷本“中国社会通史”丛书(1996年)，其中曹文柱主编的秦汉魏晋南北朝卷和徐庭云主编的隋唐五代卷，展示了魏晋隋唐时期的社会发展全貌。三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承担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古代社会生活史”丛书，其中朱大渭等著《魏晋南北朝社会生活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展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生活的轮廓和特征。内容包括衣食住行、婚姻、丧葬、宗教信仰及鬼神崇拜、节日、娱乐、教育、医药、少数民族的社会生活等。李斌城等著《隋唐五代社会生活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全面展示了隋唐五代时期的社会风貌，从衣食住行、婚丧嫁娶、社会风俗与精神生活等方面，较为全面地论述了近4个世纪各族人民的社会生活。四为上海文艺出版社推出的多卷本“中国风俗通史”丛书(2001年)，其中张承宗等撰著的魏晋南北朝卷和吴玉贵撰著的隋唐五代卷，深入探讨了魏晋隋唐时期的社会风貌，并揭示这一时期风俗的基本特征及其演变规律。
更多的学者则把视角放在专题研究方面，并取得丰硕成果。高世瑜《唐代妇女》(三秦出版社，1988年)详细考察了唐代各阶层妇女的生活与心理，以及妇女在文学、艺术、政治、科技、学术、宗教上的业绩。刘希为《隋唐交通》(新文丰出版公司，1992年)较为全面、系统、深入地叙述了隋唐内外交通干线、交通工具、交通制度、效能、作用、特点、地位等问题。吕一飞《胡族习俗与隋唐风韵》(书目文献出版社，1994年)论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少数民族(匈奴、鲜卑、羯、氐、羌、柔然、高车、突厥等)的社会习俗，包括衣食住行、婚姻丧葬、民歌、音乐舞蹈、宗教信仰和祭祀、礼俗、节日庆典、社会风气，等等。齐涛《魏晋隋唐乡村社会研究》(山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从乡村社会变迁的角度探讨了魏晋隋唐时期的乡村社区，内容涵盖乡村组织、乡村管理、乡村建设、乡村商业活动诸方面。费省《唐代人口地理》(西北大学出版社，1996年)对唐代人口数量、各地人口增长差异与人口分布及迁移等问题作了较全面的论述。张泽咸《唐代阶级结构研究》(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年)结合传世文献与出土文书全面研究了唐代社会各阶级阶层的基本状况与变动。黄新亚《消失的太阳》(湖南出版社，1996年)详细论述了唐代城市政治、经济、文化、宗教、民情、风俗各方面的情况。郝春文《唐后期五代宋初敦煌僧尼的社会生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主要利用敦煌文书，对僧尼的生活方式如宗教活动、收入、遗产、丧葬等诸多方面进行探讨，改变了过去人们将僧尼生活简单化的看法。侯旭东《五、六世纪北方民众佛教信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探讨了佛教流行北方社会的历史背景、造像记所见民众信仰、民众佛教修持方式的特点与佛教信仰的社会影响。黎虎《汉唐饮食文化史》(北师大出版社，1998年)揭示了汉唐时期饮食文化发展变化的轨迹和内在规律及其与社会政治、经济间的关系。王利华《中古华北饮食文化的变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通过对华北地区生存环境、人口承载能力、饮食生活的内容和质量的考察，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段塔丽《唐代妇女地位研究》(人民出版社，2001年)广泛运用社会学、妇女学、史学及心理学的理论与方法，对唐代妇女地位进行了多层面、多角度、深层次的系统分析与研究。孙若风《高蹈人间——六朝文人心态史》(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运用心态史的研究方法，研究了六朝文人的放达与超拔。王赛时《唐代饮食》(齐鲁书社，2003年)按照饮食结构的框架而进行分类考论。
二、论文
人口、家庭、婚姻和宗族研究。此时期人口的研究倍受学界的重视，从研究成果看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方面，深入研究了魏晋隋唐各时期的人口数量和人口的发展趋势。袁祖亮、尚新丽《三国两晋人口蠡测》(《中国史研究》1995年第2期)认为，由于政局动荡，从桓帝永寿年间到献帝年间，是我国人口数量急剧下降时期，三国前期人口数量趋于稳定，三国后期到西晋太康年间是人口快速增长时期。王育民《西晋人口蠡测》(《中国史研究》1995年第2期)对西晋人口总量进行探讨，集中考察了以往大量不入县编户而被人们所忽略的人口，包括荫附户、官私奴婢、兵户、吏户、百工、鼓吹、流散户及少数民族的人口数量。王育民还对十六国北朝的人口作了研究，认为十六国北朝时期，北方人口的发展是前降后升，北魏正光年间的北方户口数已恢复到东汉水平(《十六国北朝人口考察》，《历史研究》l987年第2期；《十六国北朝人口再探》，《社会科学战线》1993年第2期)。袁祖亮对此提出异议，认为十六国时期的户口变化不是前期耗减，后期回升；而是前期锐减，前秦盛时人口增至高峰，淝水之战后再次减少，人口变化状况呈马鞍形，即经历了减少——增长——减少三个阶段。他还提出北魏盛期的户口数尚未恢复到东汉水平(《十六国北朝人口蠡测——与王育民同志商榷》，《历史研究》1991年第2期)。朱大渭《魏晋南北朝南北户口的消长及其原因》(《中国史研究》1990年第3期)把研究的重点放在该时期南北户口的消长变化上，指出魏晋、前燕、北朝时期北方户口呈增长趋势，而吴蜀、东晋和南朝时期南方户口呈递减趋势。胡阿祥《东晋南朝人口迁移及其影响述论》(《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03年第3期)指出，东晋南朝时期，人口迁移的规模之大、范围之广、历时之久，超过以前任何一个历史时期。王育民《唐代人口考》(《上海师范大学学报》1989年第3期)认为，有唐一代人口发展呈马鞍形态势，即隋唐之际户口锐减，到贞观中期以后户口数量开始直线上升，安史之乱后复又下降，唐后期人口发展十分迟缓。相关论文还有李向军《三国人口考》(《辽宁大学学报》1988第3期)、陶文牛《隋代人口的南北分布》(《晋阳学刊》1993年第2期)、刘进宝《隋末唐初户口锐减原因初探》(《中国经济史研究》1989年第3期)、王育民《论唐代南北方户口比重的消长》(《上海师范大学学报》1992年第4期)等。
另一方面，区域人口的研究也受到关注。薛平栓的《隋代陕西人口研究》(《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第4期)利用“户口平均密度法”对隋代陕西的人口数量作了研究。崔明德《唐代西北少数民族人口初探》(《历史研究》1997年第5期)分析了唐代西北少数民族的人口数量、结构、特点、人口移动的主要走向及唐帝国与少数民族争夺人口的斗争、降户反叛的原因等问题。陈勇《唐后期淮南道户口考》(《中国历史地理论丛》l996年第3期)详细考证了唐后期淮南道的户口数量。吴松弟《唐后期五代江南地区的北方移民》(《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6年第3期)认为唐后期至五代北方人民不断南迁，形成了我国历史上第二次北方人民的南迁浪潮，其中以江南地区吸纳的移民人数最多。陈勇、刘秀兰《唐后期长江下游户口考》(《中国史研究》1997年第4期)认为元和时当地官方统计户数的下降，并不意味着本地区实际人口的真正减少，这与当时人民流亡频繁、朝廷诏令不行、地方行政废弛有关。相关文章还有艾冲《论唐代前期“河曲”地域各民族人口的数量与分布》(《民族研究》2003年第2期)等。
家庭规模、家庭结构、家庭关系、家庭伦常及家庭变迁等内容。赵建国《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家庭结构》(《许昌师专学报》1993年第2期)指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家庭结构具有尊长卑幼、夫主妻从、嫡贵庶贱的特点，这些特点的形成受到当时政治因素和经济因素的影响。冻国栋《北朝时期的家庭规模结构及相关问题论述》(《北朝研究》1990年上半年刊)认为，十六国北朝时期家庭规模结构呈现出聚族而居、数代共爨、兄弟不异财的特点，这与南方兄弟异财分居大相径庭，这种差异的产生，除不同的历史因素与自然地理因素外，还与不同的时代背景与文化传统大有关系。葛建中《东晋南朝社会中的家庭伦常》(《中山大学学报》1990年第3期)指出，东晋南朝时期的家庭伦常在全社会范围内被强化了，名教重心已由代表政治秩序的君臣一伦转移到代表家庭秩序的父子一伦上。随着敦煌文书的出土，敦煌地区的家庭研究也受到重视。刘永华《唐中后期敦煌的家庭变迁和社邑》(《敦煌研究》1991年第3期)认为，家庭结构的残破化是唐中后期敦煌地区家庭变迁的一个重要特征，也是导致家庭功能变迁的主要动因。
婚姻研究方面，庄华峰《两晋南北朝等级婚姻初探》(《史学月刊》2000年第5期)认为，两晋南北朝时代的婚姻十分讲究门当户对，以保持世家大族在政治、经济等方面的特殊地位，由此带来了一系列严重后果。薛瑞泽《北朝婚姻简论》(《北朝研究》1990年下半年刊)探讨了北朝门阀等级内婚制和民族通婚等问题。施光明也对北朝民族通婚的形式、特点及影响作了深入研究(《北朝民族通婚研究》，《民族研究》1993年第4期)。薛瑞泽《魏晋南北朝的财婚问题》(《文史哲》2000年第6期)和魏向东《论魏晋南北朝财婚风气及其影响》(《江苏社会科学》2002年第5期)则重点探讨财婚问题。李肖《论隋唐时期的婚姻习俗》(《中华文化论坛》2002年第2期)认为，隋唐时期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变化，引起了婚姻习俗的变化。段塔丽《从唐墓志看唐代的婚姻习俗》(《文博》1998年第5期)详细考察了唐人的婚姻年龄、选妻标准、离婚改嫁和冥婚习俗等。姚平《论唐代的冥婚及其形成的原因》(《学术月刊》2003年第7期)指出唐代冥婚的骤兴是与唐代的社会和历史背景密切相关的。唐前期经济的繁荣为冥婚提供了深厚的物质基础，唐代对死后世界观的更新及性方面的开放态度为冥婚提供了极好的精神和生理条件。此外，李聪、赵志坚《魏晋南北朝妇女婚姻散论》(《齐鲁学刊》1997年第5期)、易图强《两晋南朝士族子弟婚姻的量化分析》(《湖南教育学院学报》1996年第3期)、李志生《唐代工商业者婚姻状况初探》(《人文杂志》1997年第3期)、杜文玉《唐代宦官婚姻及其内部结构》(《学术月刊》2000年第6期)等文章还对部分社会群体的婚姻状况进行了探讨。
宗族问题的研究也是关注的重点。张承宗、魏向东《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宗族》(《苏州大学学报》2000年第3期)指出：魏晋南北朝时期宗族组织的主要形式有士族地主经营的封建庄园，以宗族为核心的流民集团及由族长控制的武装坞壁。宗族观念有三种主要倾向：重门第轻才德，重宗族轻个人，重孝悌尚复仇。此外，宗族问题的研究更多的集中于魏晋南北朝时期一些大族的个案研究上，内容涉及家族的源流、婚媾、仕宦、特征及兴衰原因等方面。如曹文柱《东晋时期陈郡谢氏琐谈》(《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7年第1期)，张灿辉《南朝河东柳氏家族研究》(《晋阳学刊》1995年第6期)，孟繁治《魏晋南北朝时期江东顾氏考论》(《史学月刊》1997年第3期)，郭锋《北朝隋唐源氏家族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2年第3期)，谢文学《颍川长社钟氏家族研究》(《许昌师专学报》1991年第2期)，高诗敏《北朝赵郡李氏的起家与仕宦》(《北朝研究》1991年下半年刊)、《范阳卢氏的兴衰与历史地位》(《北朝研究》l997年第1期)，晓红、周征松《河东裴氏及其族源》(《山西师大学报》1997年第1期)，朱绍侯《济阳蔡氏郡望的历史追溯》(《许昌师专学报》1997年第1期)，刘志安《唐朝吐番占领沙州时期的敦煌大族》(《中国史研究》1997年第3期)，李卿、杨际平《汉魏晋南北朝的家族、宗族与所谓的“庄园制”关系辨析》(《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3年第4期)等。
社区研究。侯旭东《北朝乡里制与村民的生活世界——以石刻为中心的考察》(《历史研究》2001年第6期)认为，北朝时期，在实行三长制的同时，乡村社会依然存在广泛的乡里编制，但在实际生活中似乎未受到村民的积极认同，相反，他们对世代生活其中的村落表现出更强的归属感。田昌五、马志冰《论十六国时代坞堡垒壁组织的构成》(《中国史研究》1992年第3期)、韩昇《魏晋隋唐的坞壁和村》(《厦门大学学报》1997年第2期)、田梅英《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坞壁及其内部机制》(《山东师范大学学报》l998年第4期)等文对当时社会上普遍存在的坞壁进行了探讨。
城市社区的研究也颇受重视。陈尚胜《唐代的新罗侨民社区》(《历史研究》1996年第1期)探讨了唐代新罗侨民社区的形成原因、类型及其与唐朝政府的关系，认为新罗侨民社区在唐朝享有一定的自治权，但唐朝政府对侨民社区也行使行政司法权。黄煌《唐代的城市居民生活与城市经济》(《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92年第3期)探讨了唐代城市居民的衣食住行及文化精神生活，再现了商品生产发展和城市经济的进步。张泽咸《唐代城市构成的特点》(《社会科学战线》1991年第2期)通过对唐代各城市的考察，指出一个拥有不同规模等级的城市体制在隋唐时期业已出现。王维坤《试论隋唐长安城的总体设计思想与布局》(《西北大学学报》1997年第3期)根据考古新发现的遗迹，结合文献记载，对都城建制和总体设计思想进行了新的探讨。雍际春《隋唐都城建设与六朝都城之关系》(《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7年第2期)通过考察六朝时期曹魏邺城、前后凉姑臧、南朝建康、北魏平城和洛阳五个都城在规划建设上的各自风格和共性特征，揭示了六朝都城对隋唐都城建设直接或间接的影响。
社会群体研究。有关这方面的研究硕果累累，内容涉及社会各阶层的不同群体。何德章《论梁陈之际的江南土豪》(《中国史研究》1991年第4期)、简修炜《论汉唐间豪族地主的两重性》(《学术月刊》1993年第1期)两文考察了豪强地主阶层。田昌五《对魏晋士族制度的历史考察——兼评陈寅恪的士族说》(《学术研究》2001年第1期)认为学界讨论魏晋士族制度时凭据的陈寅恪先生提出的标准，即门第和婚宦，是值得商榷的。而其后学申论其说就更是错误的。蒋福亚《南朝寺院地主》(《首都师范大学学报》1993年第4期)论述了南朝寺院地主的形成过程。王永平《隋代江南士人的浮沉》(《历史研究》1991年第1期)对隋朝文帝、炀帝两代君主对江南士人的政策与江南士人命运的升降浮沉进行了考述。张广达《论唐代的吏》(《北京大学学报》1990年第2期)认为唐代官员与吏员之间存在着明显区别，表现出官多吏少的特点。相关文章还有杨煜达《试论汉魏时期南中地区大姓的形成和汉族社会的嬗变》(《民族研究》2003年第5期)、王大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豪族与游侠》(《山东大学学报》2003年第2期)等。
社会下层群体的研究也受到重视。刘汉东《论魏晋南北朝的雇佣劳动者》(《中国史研究》1990年第4期)认为当时的雇佣劳动者一般人身并不依附雇主，他们佣金低微，受剥削重，但一般可以自给甚至养亲。他还探讨了魏晋南北朝刑徒的来源及犯罪前的身份、犯罪判决、执行及刑徒的服役等法律问题(《论魏晋南北朝的刑徒》，《中国史研究》1993年第3期)。吴枫、郑显文《唐代庶民阶层的文化素质初探》(《社会科学战线》l993年第1期)对唐代庶民阶层的知识水准、思想意识、行为观念等因素进行剖析，探寻其与治世的关系。此外，李鸿宾考述了为官府服役或主要服役于官府的四类工匠：短蕃匠、长上匠、明资匠、和雇匠(《唐代四种官类工匠考实》，《文史》第42辑)。李靖莉分析了唐代西部部曲的来源，认为它是从作人或由奴婢放良转变而来(《从吐鲁番文书看唐代西部部曲》，《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7年第1期)。戴显群则研究了唐五代时期优伶的社会地位，指出他们一方面由于社会地位的卑贱而遭歧视，另一方面又因行业的性质和艺术魅力而受捧场(《唐代优伶的社会地位及其相关问题》，《福建师大学报》1993年第2期)。关于隐士和流民等群体的论述有孙立群《魏晋隐士及其品格》(《南开学报》2001年第5期)，刘雅君《论流民与两晋之际的政治格局》(《贵州文史丛刊》2002年第3期)等。 妇女群体也是研究的重点。庄华峰《魏晋南北朝时期妇女的个性解放》(《中国史研究》1993年第1期)认为，魏晋南北朝时期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的时代，妇女以反传统的姿态登上了社会舞台，率性而动，自由表现自己的个性。周兆望、侯永惠《魏晋南北朝妇女的服饰风貌与个性解放》(《中国史研究》1995年第3期)则从妇女服饰变化方面来考察当时妇女的个性解放。刘振华《六朝时期南北妇女风貌之比较》(《学海》1993年第2期)认为，六朝时南方多才女，而北方妇女的社会地位相对要高些。庄华峰《北朝时代鲜卑妇女的生活风气》(《民族研究》1994年第6期)用文史互证的方法探讨了北朝鲜卑妇女的生活风气，认为北朝妇女的地位较高，其生活呈现出历史上少有的自由、豪放特点。周兆望《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女兵》(《江西社会科学》1997年第2期)研究了当时女子从军的情况。宁可、郝春文《北朝至隋唐五代间的女人结社》(《北京师范学院学报》1990年第5期)认为北朝至隋唐间女人结社现象的出现与这一时期妇女的社会地位较高有关。庄华峰、王先进《唐代妇女与体育》(《成都体育学院学报》2003年第5期)探讨了唐代妇女参与体育活动的方式、特点、原因。相关文章还有杨小敏《<女论语>与唐代后期知识女性的家庭伦理思想初探》(《甘肃社会科学》2003年第2期)等。
社会控制和保障研究。李丙寅《略论魏晋南北朝时代的环境保护》(《史学月刊》1992年第1期)从农业生产的发展、水利设施的开发保护、宫廷园林的修建、植树造林、森林保护以及国家环保机构的设置、环保法令的制定等方面论述了当时的环境保护情况。胡阿祥《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生态环境》(《南京晓庄学院学报》2001年第3期)认为，魏晋南北朝时期气候的基本特征是寒冷干旱，动植物资源虽不及先秦秦汉丰富，其间的自然灾害频繁而且严重。刘华《我国唐代的环境保护情况述论》(《河北师范大学学报》1993年第2期)则从植树造林、生物资源和水利资源利用与开发诸方面探讨了唐代环境保护所取得的成就。社会保障方面主要是对各朝荒政及社会救济的研究。张敏的《魏晋南朝抚恤制度述论》(《文史哲》2001年第5期)认为魏晋南朝政权建立了比较完备的抚恤制度，主要包括哀死和优抚亡属两方面。但抚恤作为社会保障的色彩极淡，往往沦为政治斗争的工具。王亚利《论儒家思想对魏晋南北朝救灾理念的主导作用》(《社会科学研究》2003年第4期)指出，魏晋南北朝时期政府应对自然灾害，主要以儒家荒政学说的理论为指导，灾荒救治政策措施具有明显的儒学化色彩。张学峰《唐代水旱赈恤、蠲免的实效与实质》(《中国农史》1993年第1期)认为，在唐代无论是赈恤还是蠲免，其效果都是极差的。赈恤、蠲免的实质不是为了解救灾民的生活，而是为封建王朝本身的存在保留劳动力。张有棠、徐银梅《唐朝水旱灾害对社会经济的影响》(《宁夏大学学报》1997年第3期)指出，唐前期由于政治清明，救灾治灾措施较多且效果明显，从而较好地维持了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而唐后期的战乱等致使救灾措施往往大打折扣。潘孝伟系列文章《唐代救荒措施总体特征》(《安庆师范学院学报》1993年第3期)、《唐代减灾与当时经济政治之关系》(同上1995年第4期)、《唐朝减灾行政管理体制初探》(同上l996年第3期)对唐代备荒救荒措施的实施、减灾的行政管理及与社会经济政治的关系等问题作了较为全面的研究。王亚利《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灾害思想初探》(《四川大学学报》2003年第1期)指出，魏晋南北朝时期，玄学的兴盛促使人们对天人关系重新理解，由此形成了天道自然观下的进步灾害思想。但就总体而言，神秘主义的阴阳灾异说在当时仍占据主流地位。社会保障的另一方面是养老及侍老制度。张承宗《魏晋南北朝养老与敬老风俗》(《史林》2001年第4期)认为，虽然魏晋南北朝统治阶级大力提倡“以孝治天下”，但是仍难以在全社会蔚然成风。门阀士族的养老待遇与庶民百姓的养老境况有天壤之别。
社会生活和社会习俗研究。社会生活史一直是社会史研究的重点，内容包括衣食住行诸多方面。服饰方面，陈昌珠《外来文化对魏晋隋唐服饰民俗的影响》(《民俗研究》1997年第3期)论述了外来文化对当时服饰民俗的影响。李蓉《唐代前期妇女服饰开放风气》(《中国典籍与文化》1995年第1期)、张庆《唐代妇女的流行服装》(《文史知识》1997年第3期)、祁嘉华《唐代女性服装的美学风格》(《洛阳师专学报》1996年第6期)等文都对唐代妇女的服饰进行了深入研究。饮食方面，姚伟钧《三国魏晋南北朝饮食文化》(《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94年第2期)、《唐代的饮食文化》(《华中师大学报》1990年第3期)分别对这两个时期的饮食文化作了全面论述。徐连达《隋唐的酒事、酒宴与酒令》(《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7年第2期)论述了隋唐饮酒的时代风尚、酒宴中的豪华场面和民间宴会，以及名目繁多的酒令等。王赛时《唐朝人的主食结构》(《人文杂志》1999年第2期)具体考述了作为唐人主食的饼类、米类及花样面食。黎虎《汉唐时期的食肆行业》(《中国经济史研究》1998年第2期)指出，汉、唐时期的饮食原料和饮食成品市场均得到了同步的发展和繁荣，而魏晋南北朝时期这两种饮食市场则呈现盛衰不一的情形。居住方面，雷巧铃《唐人的居住方式与孝悌之道》(《陕西师大学报》1993年第8期)、《试论唐代的住宅文化》(《人文杂志》1997年第4期)对唐人的居住方式、住宅文化作了探讨。交通方面，黄正建《唐代的“传”与“递”》(《中国史研究》1994年第4期)研究了唐代“传”与“递”的内涵与发展变化情况。相关文章还有：拜根兴《饮食与唐代官场》(《人文杂志》1994年第1期)、张萍《唐代饮食文化中的道教色彩》(《兰州大学学报》2000年第2期)、朱大渭《中古汉人由跪坐到垂脚高坐》(《中国史研究》1994年第4期)、王赛时《唐代的夜生活》(《东岳论丛》2000年第4期)、党焕英《唐代男女服饰及女妆概述》(《文博》1996年第2期)等。
社会风气研究。曹文柱《六朝时期江南社会风气的变迁》(《历史研究》1988年第2期)认为，六朝时期江南地区的社会风气曾有一个由“轻悍”、“好勇”逐渐向“怯懦”、“敦庞”的演变过程，并对隐藏在风气表象背后的各种社会动因加以诠释。韩东育《关于汉末魏晋世风的历史考察》(《天津师大学报》1994年第1期)认为，汉末魏晋时代人生价值尺度发生大转变，导致逐利慕势风潮甚嚣尘上。统治阶级上层奢侈腐败之风成为近年来学者考察的重点。张庆来、宋洪德《西晋奢风盛行原因及影响》(《大庆师专学报》1991年第1期)，刘精诚《腐败之风与西晋短期而亡》(《探索与争鸣》1996年第3期)，王永平《论东晋上流社会的享乐风尚》(《社会科学战线》1992年第3期)、《论北魏后期的奢侈风气——从一个侧面看北魏衰亡的原因》(《学术月刊》1996年第6期)，梁满仓《北魏后期的贪污之风与治贪之举》(《探索与争鸣》1991年第3期)，王雪玲《唐代的奢侈之风》(《唐都学刊》l995年第5期)，陈衍德《试述唐后期奢侈性消费的特点》(《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0年第1期)、《唐后期奢侈性消费的社会影响》(同上，1991年，第2期)等文章都对这一时期奢侈腐败的表现、特点及其不良影响作了深入的论述。
社会风俗。于云翰《魏晋南北朝时期城市风俗探论》(《社会科学辑刊》1998年第5期)认为，地域文化差异的逐渐减弱，使城市风俗呈趋同态势，表现为日常习俗的趋同和语言、食品、日常用具、服饰及城市管理各方面的相近。区域社会习俗也受到关注。张弓《敦煌春月节俗探论》(《中国史研究》1989年第3期)通过对八至十世纪敦煌地区春月节俗的考察，揭示了中西文明在这一地区的交汇与融合。张萍《唐代的文身风气》(《晋阳学刊》1990年第3期)认为唐以前文身之俗仅流行于东南地区，至唐代始为中原大众所接受，并被视为一种美的追求、流行的风尚。王万盈《论唐宋时期的刺青习俗》(《西北师大学报》2003年第5期)认为，唐宋刺青习俗是对传统价值观、道德观的挑战，从某种意义上讲是社会进步的表现。孙立《魏晋南北朝饮茶饮酒之风》(《苏州大学学报》1996年第1期)对当时的饮茶、饮酒之风作了较为全面的论述。罗新本《魏晋南北朝之风论述》(《中国史研究》1990年第2期)和葛承雍《论唐代社会中的浊流》(《社会科学战线》1991年第1期)对当时社会上存在的风习作了探讨。刘达、辛向军《魏晋薄葬成因的考察》(《甘肃社会科学》l994年第1期)、牛志平《唐代的厚葬之风》(《文博》1993年第5期)分别考察了魏晋薄葬和唐代厚葬风气的成因及其特点。王昌焕《论唐代社会的神仙信仰》(《史学月刊》2000年第4期)论述了唐代社会的神仙信仰风尚。梁满仓《论六朝时期的民间祭祀》(《中国史研究》1991年3期)具体考察了六朝时期民间祭祀的对象、特点及其所反映的文化心态。
【关键词】思想政治教育；隋唐时期；特点；教化
“思想政治教育主要是指社会或社会群体用一定的思想观念、政治观点和道德规范对其成员施加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影响，使他们形成符合一定社会或者一定阶级所需要的思想水平的社会实践活动。”思想政治教育从阶级社会就已经开始，然而目前人们对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主要还集中在现代，而对古代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甚少，因此为了完善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体系，对古代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就显得十分重要，本文主要研究在古代具有代表性的隋唐时期的思想政治教育的特点，以借此总体把握古代思想政治教育某些普遍规律。
一、目的具有鲜明的阶级性
（一）不同的阶级有不同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
中国传统社会主要分为两大阶级：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相应地他们基于自己的阶级立场提出了不同的思想政治教育主张。隋唐时期，最高封建统治者提出了君道论，它是由以帝王为核心的封建君臣群体创造的。他们主张治国之道要以民为本，以名教纲常教化百姓，用刑罚法律规范百姓，用贤能之才治理社会，最后国家在封建统治者管理下有序运行。而农民阶级则有着相反的思想主张。唐末五代时期，政治腐败，藩镇割据，胡兵入侵，内忧外患，民不聊生，社会矛盾激化，人们反抗封建统治意识越来越强。于是农民起义军提出了“均平”口号，表达农民阶级追求社会正义、公平的要求，表达了封建专制社会的强烈不满。“均平”思想主张教育和激励了农民的革命意识，是农民阶级的思想武器。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基于自己阶级各自提出了不同的思想政治教育主张，体现了思想政治教育鲜明的阶级性。
（二）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为统治阶级统治服务
隋唐时期，最高统治者提出君道论。统治者在民本论中意识到“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道理，提出民贵君轻，民为邦本，爱惜民力，仁政爱民等思想，在自我调整和维护中维护封建统治；统治者提出“以孝治天下”忠孝之道来教化臣民，以维护封建秩序；兼顾法制论思想，隋唐统治者不断修编法律完善暴力机器，以暴力巩固社会秩序；隋唐统治者也提出“人才论”思想，用科举制度选拔德才兼备的人为封建统治服务。总之，封建统治者提出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都带有强烈的教化与政治目的来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
二、内容以儒为尊，兼并道佛
（一）儒学教化影响深远，纲常礼教，长盛不衰
儒学是在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中，以孔孟为代表的文人提出的以仁义礼教治理社会的学说，在战乱动荡的社会并未得到为政者重用。儒学被确立为官方的思想政治教育规范起于西汉。随着楚汉之争结束，中国重新实现大一统，社会安定经济发展，为统治人们思想，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利用儒学的“君权神授”理论强化王权权威，用儒家的礼教纲常教化百姓思想行为，儒学始为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思想。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时局政局动荡，战乱不断，经济倒退，百姓疾苦，玄学、佛学、道学借此兴起冲击儒家思想体系，儒学势衰没落。隋唐统一再度使儒学复兴有了契机，社会政治统一，经济繁荣，文化发达，为稳定和巩固封建统治秩序，满足统治阶级需要，隋唐最高统治者实行科举制度，以儒学为考试中心内容，扩大儒学政治教化功能，儒学重新回归当时思想教育的正统地位。儒学之所以在中国古代思想政治教育上长盛不衰，最主要的原因是其宣扬纲常名教，“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思想增强了对人们的思想信念的引导，使民遵守社会规则，有利于维护和巩固封建统治秩序；另外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儒学理论兼收并蓄，灵活多变，不断根据时代变化而发展新的理论。
（二）吸收道佛理论中的有利因素，麻痹人民精神
在隋唐时期，思想界出现了历史罕见的“儒佛道合流”现象，思想合流对意识形态领域有重要的影响。隋唐封建统治者对于非主流的佛道文化并不是一律排斥打击，因为佛道理论中也有有利于封建统治的因素可以加以利用。佛教本是一种外来文化，在初入中国时期受到最高统治者的严厉打击与排斥。佛教理论在经过中国化的改造和发展以后逐步服务于中国封建统治。为迎合封建王权，佛教对自身的理论与学说进行大幅改造，譬如论证佛教有益封建王权，为封建统治进行理论辩护，强调忠孝的道德观念与宗法思想、报恩父母的教义、长幼有序和嫡庶的区别等礼教等级的思想；而其因果报应论要求人民刻苦禁欲也起着麻痹百姓精神的作用，有利于维护封建专制统治。而道教作为中国本土宗教，其理论核心―神仙崇拜理论中的等级森严的神仙体系更是与现实的政治等级体系不谋而合，皈依封建主义政治秩序，服务于君权神授理论。道教教义也充满着服务于纲常礼教的戒律、清规、规范的说教。这些有利因素被统治阶级利用平息和麻痹人民群众对封建统治的反抗意识。
三、方法教化为主，兼顾法制
隋唐统治者在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时，主要侧重通过客观激励方法来实现教化，将儒学经典等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纳入科举考试中心内容，鼓励读书人积极学习儒学经典。隋唐统一中国以后，儒学作为思想统治工具适合满足封建统治阶级的需要，因此隋唐皇帝“召罢周公祠，更以孔子为先圣，颜氏为先师”，设置科举将天下贤士尽入书院，施行仁义，扶正人性，努力扩大儒学的功利功能，使得读书人竞相接受儒学教化。隋唐书院学习儒学经典蔚然成风，为了进一步推崇和复兴儒学，唐太宗重用孔颖达作为国子祭酒，负责组织大儒文人编撰《五经正义》，制定规范标准的官方儒家学说，《五经正义》成书以后由封建国家诏令颁行，成为唐代学校的标准教材，以方便化学生，达到灌输儒家纲常名教目的。隋唐统治阶级利用儒学纲常名教控制百姓思想，使民不敢为非，使民耻于为非，教育人们尊人敬长，以及“尊尊”、“亲亲”，达到教化百姓思想目的。治国不可无法，控制百姓的思想也离不开国家暴力机关的保障，在理论上，隋文帝主持修《开皇律》总结了法制历史经验，较为全面反映了君权的意志和利益，将封建礼教法律化，将大量的封建伦理道德规范直接纳入法律，并且用儒学经典说明律文，以礼率法，使伦理道德法律化。而实践中，隋唐也竭力做到“纳之轨度，令行禁止”，重视用法律手段整肃吏治，使得政治一度廉洁清明。隋唐思想政治教育教化与法制并行的方法，高效地维护了庞大的封建国家机器的运行。
四、发展具有相对滞后性
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具有相对独立性，因此也会不适应经济社会的发展变化。隋唐时期的思想政治教育的君道论一定程度上维护了经济社会的稳定发展。例如法制论使社会纳入法治轨道，吏治清明，民本论促进了农业经济发展，人才论选贤任能促进封建政治发展。但是随着唐末时期土地兼并，吏治腐败，藩镇割据，民不聊生的社会情况的出现，思想政治教育的君道论宣扬的礼教纲常，与动荡的社会不相符合，便被人们所摒弃。最有代表性的是唐末农民战争年间农民阶级提出了与君道论相对应的“均平论”思想，追求公平正义，以及《无能子》一书提出的代表小农阶级的立场的天地万物平等的思想。虽然这些思想没有传统思想政治教育成熟，但是也一定程度迫使传统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不得不自我调整，适应社会。
五、结语
通过对隋唐思想政治教育的特点分析，我们可以总体上把握我国古代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某些普遍规律。思想政治教育诞生于阶级社会其功能和目的就有强烈的阶级色彩，思想政治教育以教化为主的思想灌输方法也被统治阶级运用到了极致，并且在我国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方法上留下了深刻的烙印，而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一种反映社会存在的社会意识更应该与时俱进，不断调整变化以适应时代，这样才能反作用社会存在并促进社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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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隋唐大运河；文化遗产；历史价值；现实意义
运河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殷商时期，吴太伯率领吴地先民兴修水利，开凿短小的沟渠，史称太伯渎，这是目前所知我国历史上最早开凿的人工运河。此后的历史时期，统治者们或为防洪，或为灌溉，或为漕运，都利用自然河流在不同地域进行过运河的开凿。隋朝大运河是我国运河开凿的顶峰，耗时六年，通达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海河五大水系，以洛阳为中心连接北京和杭州，成为中国古代南北交通的大动脉。之后唐宋时期在隋大运河的基础上有所承接发展。元朝定都大都（北京）后，对隋唐大运河进行了大规模的裁弯取直，在山东境内和北京开凿了新的运河，由江苏淮安经宿迁、徐州直上山东抵达北京。运河虽大幅度东移，但依然连通北京和杭州，称为京杭大运河。可以看出，隋唐大运河和京杭大运河是我国运河中的两大系统，隋唐大运河是根据历史特征而命名，京杭大运河是根据地理特征而命名，二者时间不同、地理方位不同。本文中所要探讨的是隋唐大运河。
一、隋唐大运河开凿的过程
隋文帝时期，为了向首都漕运粮食，于开皇四年（584年）开凿由大兴（今陕西西安）至潼关的运河，名广通渠，长三百余里。大业元年（605年），隋炀帝“发河南诸郡男女百余万，开通济渠，自西苑引谷、洛水达于河，自板渚引河通于淮”。同年，隋炀帝“发淮南民十余万开邗沟，自山阳至杨子入江”。大业四年（608年），隋炀帝“发河北诸郡男女百余万开永济渠，引沁水南达于河，北通涿县”。大业六年（610年），隋炀帝疏通江南河，“自京口至余杭，八百余里，广十余丈”。
隋朝所兴修的5条运河，除广通渠以外，其他4条运河可以相互衔接，基本上呈南北走势。它们又和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相连通，发挥了巨大的航运功能。唐朝以后，史学界就把唐朝沿用的隋朝的4条相连通的运河，统称为隋唐大运河。隋唐大运河分为两支，一为连接京城长安和洛阳至东北地区的永济渠，一为隋唐两京沟通东南部的通济渠、邗沟（又名山阳渎）和江南河。
二、隋唐大运河开凿的历史背景
隋朝初年，从经济方面来看，北方地区经过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连年战乱，大量人口南迁，粮食生产已经满足不了社会需要。开皇十四年（594年），“关中大旱，人饥。上幸洛阳，因令百姓就食。从官并淮见口赈给，不以官位为限”。与此同时，南方地区的经济得到快速发展。隋唐以来，江南地区的经济地位日益突出，有“赋出天下，而江南居十九”之称。因此，打通江南通往中原的水道，解决南北粮运问题，就成了统治阶级的当务之急。
从政治方面来看，隋王朝的建立并不等于国家统一的全面完成，江南门阀士族阶级与以关陇集团为核心的隋朝中央政权之间矛盾尖锐，斗争日益激烈。为了维护国家统一、巩固新生政权，加强对东南地区的政治统治和经济、军事控制，隋炀帝开凿东南方向的大运河就显得十分必要。
从军事方面来看，隋炀帝开凿永济渠的直接目的是为了军事运输的需要，即为了沟通攻打辽东的两个水陆军事基地――东莱（今山东掖县）和涿郡（今北京）。
从隋炀帝个人来看，巡幸江南、游历各地，可能也是开凿运河的原因之一。
三、隋唐大运河开凿的意义
隋唐大运河的开凿对中国古代社会影响深远，应将其置于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去考察其意义和价值。隋唐大运河对中国历史“功莫大焉”，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保障了漕运的发展和兴盛
在中国古代大一统体制下，漕运是保证国家政策正常运行的有力工具。仓储和运河是漕运系统中重要的组成元素。隋唐以来，关中地区地狭人广，“号称沃野，然其土地狭，所出不足以给京师，备水旱”。而离关中地区较远的黄河下游、河北平原和江淮流域，粮食生产则较为发达。因此，将这些地区的粮食和其他物资调运至长安的漕运问题，成为隋唐两代统治集团重要的财政问题。隋朝是中国漕运发展的高峰，达到了“隋氏资储遍于天下，人俗康阜”。的阶段。
为了配合漕运，隋唐时代在运河沿线设置了很多粮仓。如隋代有著名的洛口、黎阳、回洛等仓，隋炀帝大业初年（605-606年），“置回洛仓于洛阳北七里，仓城周回十里，穿三百窖”。近年来的考古发掘资料显示，回洛仓整个仓城仓窖数量在700座左右，是目前国内考古发现仓窖数量最多的古代粮仓。入唐以后又增设了河阴等大型粮仓，其他还有几处规模较小的粮仓，建立起了一套完备的粮食储存体系，为社会发展奠定了良好的物质基础。
隋唐时期，河北平原上的永济渠是调运河北地区粮食的主要通道，也是对北方用兵时输送军粮的主要路线。同时，永济渠还承担着转运江淮地区物资北上的重要使命。隋炀帝征辽东时就充分利用了永济渠上的黎阳仓，调运粮草和物资。在对黎阳仓的考古发掘中，在仓城北中部发现了宽约8米的漕渠遗存，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粮仓与黄河、永济渠相互贯通的漕运水系。直至隋末，积储在涿郡的仓粟、器仗仍十分丰富。唐贞观末年至总章之际，数次对辽东用兵的军粮绝大部分取自河南、河北二道。开元年间改革漕运，“凡三岁，漕七百万石”，效果显著。开元十八年（730年）在魏州（今河北大名）州城西永济渠旁建楼百余间，“以贮江淮之货”。
隋唐时期，通向东南地区的通济渠、山阳渎和江南河，是输送江淮地区粮食、物资的主要渠道。据文献记载，长江流域和珠江流域的租庸调都先运至扬州，再由通济等渠运至洛阳。地处永济渠一侧的清河郡（今河北清河），在安史之乱时就集结了大量从江淮、河南地区征调来的布帛钱粮，被称为“天下北库”。唐人李敬芳在《汴河直进船》中写道：“东南四十三州地，尽取脂膏是此河”。形象描述了当时运河的漕运功能。可以说，隋唐时期的运河是整个封建王朝的经济大动脉，发挥着重要的漕运价值。
隋唐以降，大运河的漕运功能仍被历代统治者所重视。宋人将汴河视为“建国之本”。宋代政治体制中的“三司”，总管财政，各路转运司亦称“漕司”，转运使职权进一步加强。宋徽宗时期的“花石纲”，从江南到开封，就是一路沿淮、汴而上。明代设漕运总督，专司职掌漕运，故而明人称：“我朝经理漕河之臣，最称隆重。”在这样的漕运体制下，每年都有大量的物质财富通过大运河流入北方地区，为封建王朝的统治注入新鲜血液。漕运作用之重、价值之大，可见一斑。
（二）促进了经济和文化交流
总的来说，大运河首次将司马迁时代的燕、赵、魏、宋、齐、鲁、徐、吴、越等相对独立的自然经济区自北向南连成一片，弥补了中国南北走向河流稀少和陆路交通常因山川阻隔而艰难通行等缺陷，有利于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的东部地区的整合发展，成为沟通了黄河中下游经济区和长江中下游经济区的商贸干道，为南北地区经济、文化交流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大运河既是海上丝绸之路与北方国都间的连通渠道，也是陆地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在国内的主要连通渠道，既有利于5世纪前后北方先进经济文化南传，又有利于发挥7世纪以后江南经济文化的带动和辐射作用。
从经济交流方面来看，大运河促进了南北经济贸易的发展、带动了地区商业的繁荣。在茶叶贸易方面，唐代饮茶风尚盛行，产茶地普遍分布于南方，江南、淮南、山南和剑南四个重要产茶道形成了一个集中的产茶中心。随着北方对茶叶需求的增加，广泛种植于南方的茶叶就通过隋唐大运河源源不断地被输送到北方地区。无论是从运量、运费还是便利程度上考虑，大运河都是茶商们的首选。晚唐的汴州（今河南开封）城内，出现了“水门向晚茶商闹”的热闹场面。“自邹、齐、沧、棣，渐至京邑城市，多开店铺，煎茶卖之，不问道俗，投钱取饮，其茶自江淮而来，舟车相继，所在山积。”这都反映了由大运河带来的茶叶贸易的繁荣。
瓷器贸易方面，位于淮北市濉溪县百善镇境内的柳孜，在隋唐宋时期是通济渠上的重镇。通过对柳孜运河的考古发掘，发现了唐代沉船及遗物，出土了大量的陶器、瓷器、铁器、铜器等文化遗物，其中以瓷器最多，有寿州窑、肖窑的黄釉瓷，磁州窑系白地黑花瓷，吉州窑系的黑瓷，耀州窑、越窑系及长沙窑的青瓷，景德镇的影青瓷，定窑系的白瓷等唐宋时期全国十几座窑口的瓷器产品。这些来自全国各地不同窑系的瓷器集中出土于柳孜，充分证明了《元和郡县图志》所记载的通济渠“公家运漕，私行商旅，舳舻相继”的巨大沟通功能。
大运河在沟通南北经济交流的同时，还促进了我国的优秀文化向世界各地的传播。如河南巩义窑生产的唐三彩等器物除满足国内需求外，还通过运河大量销往海外。巩义窑处于洛水与黄河汇流处，隋唐宋金设洛口驿，水上运输便利，向西可沿洛水、渭水和广通渠抵达东都洛阳，向东北，沿永济渠可达涿郡，向东南，顺着通济渠、淮河、邗沟南下就是扬州，巩义窑的地理优势为其瓷器的外销创造了条件。在扬州出土过数件唐青花瓷器标本，冯先铭先生曾提出这批唐青花应该是河南巩县窑的论断。1998年，在印尼爪哇海峡水域发现了一艘唐代沉船，被命名为“黑石号”，从中打捞出三件完整的青花瓷盘，与巩义黄冶窑唐代地层出土的青花器物年代完全一致。这说明了巩义窑的瓷器从隋唐大运河通济渠南下，直达扬州，然后再扬帆起航销往世界各地。巩义窑制品作为当时先进制陶工艺的代表，使得各国陶瓷纷纷仿效，如新罗三彩、奈良三彩、波斯三彩等，不仅传播了中国优秀灿烂的文化，还对许多国家的社会文化生活以及工艺美术创新等方面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三）带动了运河沿岸城镇的繁荣
随着大运河的开凿，一些沿岸城镇也跟着发展繁荣起来。自通济渠兴修之后，洛阳作为大运河南北两段的衔接点，成为南北经济交流和物资集散的枢纽。隋唐都定洛阳为陪都，称为东都。武则天改唐为周，定洛阳为都城，称为神都。五代时期的后唐也定都洛阳。北宋虽以汴京为京城，也定洛阳为陪都、西京。通济渠的通航使洛阳的漕运事业大为振兴，也因此在其附近修建了许多大型粮仓。其中比较著名的有含嘉仓、洛口仓、回洛仓、河阳仓、常平仓等。隋末农民起义及唐末藩镇割据时期，因洛阳的地理优势和重要地位，各路军队都曾占领过洛阳。由于远航的船只可以直达洛阳，也使洛阳成为接待外国使节和外国商旅的城市。运河的开凿使得洛阳在政治、经济、军事方面的重要地位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促进了洛阳的繁荣发展。
隋唐大运河下游的宿州，也因运河的修建而成为区域商业、军事中心。宿州前身为桥，大运河兴修以后，桥受益，成为漕运基地。为了更有效地保障漕运，唐宪宗元和四年（809年）增置宿州，以桥为宿州治所。李唐时期多有文人墨客寓居宿州，如白居易、韩愈、王绩、皮日休等人，为宿州留下众多诗文佳作。
随着大运河发展起来的城市还有扬州。扬州地理位置优越，扼守着长江、运河两大水系的交汇处，成为全国重要的水利枢纽。唐代扬州成为中国东南第一大都会、对外开放的港口之一，有“扬一益二”之美誉。明代扬州是两淮盐业的中心和南北漕运的枢纽，沿运河两岸商贾云集，甚为繁盛。清代扬州是全国食盐供应基地和南北漕运的咽喉，再度出现经济和文化上的繁荣。可以说，隋唐大运河的开凿，奠定、成就了扬州城无与伦比的经济和政治地位。
隋唐大运河南段江南河的开通，使运河端点城市杭州逐渐发展起来，成为沟通南北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枢纽。唐朝诗人白居易曾经用“灯火家家市，笙歌处处楼”来形容杭州的繁华。杭州也是当时重要的对外贸易港口，日本、朝鲜、大食、波斯等外国商人络绎不绝。
此外，因运河而兴起、繁盛的城镇还有很多，如开封、睢州、泗州等。现如今，这些城镇有的因运河某一河段的废弃而衰败，有的依然繁华，见证着大运河历史上的盛况。
（四）加强了中央对地方政治、军事的统治
大运河漕运不仅为中央专制政府提供粮食供应，而且具有加强地方控制、稳定封建王朝统治的作用，其政治意义也不容忽视。隋炀帝开凿大运河的一项重要政治目的就是为了沟通南北，加强对东南地区的控制。隋朝设漕仓，多集中在北方，南方少见大型粮仓。随着经济重心逐渐南移，政治重心依然集中在北方统治集团手中，统治阶级有意识地控制、弱化南方。隋朝将运河修到江南地区，一定程度上是为了征收江淮地区的粮食赋税，但加强地域控制的战略观念应是隋朝统治阶级更深层次的目的。江南河动工的同时，隋炀帝废止了丹阳（今江苏南京）与三吴之间的原有水道，目的“就是要切断这个在将近四百年中南方政治和军事中心与三吴地区的联系，加强对三吴地区的控制”。运河的开凿，军事与政治作用并举，使得北方府兵在南方发生叛乱时可顺利南下平叛。
隋朝大运河东南一支的开凿起到了防止分裂、巩固国家统一的重要作用，东北一支的开凿，同样为多民族国家的稳定发展做出贡献。汉代时已在东北地区设置了“乐浪四郡”，隋朝时期，随着国家疆域的恢复，永济渠的开凿就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巩固边疆统治的作用。永济渠除了在隋炀帝兴兵高丽时用以转运军械之外，还使得幽州（今北京）成为重要的军事重镇。安史之乱时，安禄山、史思明就是以幽州为大本营左右时局，并将幽州更名为“大都”、“燕京”，奠定了唐宋以后，北京作为政治、军事中心的基础。古都北京的形成与隋唐大运河――永济渠的开凿有着极为重要的关系。辽、金是北方游牧民族建立起来的政权，其政治根基在内蒙古东北部与东北地区，两个朝代的统治者们之所以选择北京作为都城，是因为北京“进”可利用永济渠控制华北地区，“退”可顺利返回内蒙古东北部及东北地区。辽、金两代充分发挥了隋唐大运河的作用，将北京从地方政治、军事中心推向古代中国政治、军事中心的历史大门。
随后，元、明、清三代均定都北京，并在隋唐大运河的基础之上开凿了从北京到杭州的京杭大运河，把汉族与北方和东北方及其他各地的少数民族融合在一起，使中华民族在这一时期完成了其“全面形成”，奠定了现代中国的疆域版图。
四、作为文化遗产的隋唐大运河的现实意义
隋唐大运河不仅在历史上具有保障漕运、促进经济文化交流等巨大意义，还在现在的水利资源开发、运河旅游、历史文化研究等方面发挥着相当大的作用，并为今天的我们留下了很多宝贵的文化遗产，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是发展文化旅游产业的重要资源支撑
隋唐大运河沿线相关文化古迹，涉及桥梁、仓窖、民宅、古塔、城址等多种类型，遗存种类丰富，历史文化价值极高，与运河本体及沿线自然风光结合后，成为发展当地文化旅游业的重要资源支撑。如扬州在运河旅游资源开发利用方面，整合沿线生态资源，挖掘历史遗迹，串联人文景观，解读运河历史，努力打造一条水上文化长廊。目前已经推出了“古运河水上一日游、两日游游览线”，打造了运河风光带，发展运河沿岸游览区，并提升拓展古城街区游，延伸了运河文化旅游。安徽淮北也将依托隋唐大运河柳孜运河遗址，重点建设柳孜运河遗址公园景区。通过加强运河历史文化的学术性研究，构建运河文化产业，打造优秀文化旅游品牌，发展运河文化旅游，已经成为运河沿线城市文化旅游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
（二）为研史资政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隋唐大运河的部分河道和相关遗迹经过考古勘察、发掘，为研史资政提供了宝贵的资料。在洛阳发现的回洛仓、浚县发现的黎阳仓，不仅是隋唐时期发达的漕运体系的历史见证，也为研究隋唐时期仓城同都城的关系、官仓管理制度、粮窖结构、储粮方法等提供了重要的实证。商丘古城南关码头遗址，发掘出房屋倒塌基址两座，还有大量宋朝的陶器、砖瓦残片、钱币、木船板等。汴河济阳镇曾出土过两艘宋代木船，船上发现有铁器、瓷器等遗物，在2011年的发掘中又发现了大堤、车辙、脚印等遗迹。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在对大运河通济渠段沿线进行全面调查中，发现了洛口仓城、汴河遗址、水溃等遗迹。考古调查发掘出土的许多与大运河有关的遗迹和遗物，印证了大运河文化线路昔日的繁荣与辉煌，不仅使今人对我国的运河文化遗产有了更加全面而深刻的认识，同时为运河的历史变迁研究以及造船业、车制发展、瓷器外销的研究等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
（三）进一步提升民族向心力和自豪感
论文摘要:随着第三次科技革命的发展，学科之间相互联系得越来越紧密，知识综合化发展趋势不可逆转。将诗歌引进历史教学，一方面可以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超，提高学习效果;另一方面，可以培养学生的知识迁移能力，锻炼学生思维;同时提高学生审美情趣，促使学生综合素质的提高。
诗歌是我国文学发展过程中产生的最早的样式之一，又是文学中得到最充分发展的体裁。中国的诗歌对仗工整、讲究押韵，读起来琅琅上口。由于诗歌的这些特点，使学生们对于语文中学过的诗歌印象更深刻，引进历史教学时非常方便、快捷。唐代是我国诗歌发展的黄金时代，众多伟大、杰出的诗人把我国诗歌艺术的发展推向高峰。今天可考的唐诗作者三千七百多人，现存唐诗五万四千余首。在这些诗歌中，有很多反映当时社会现实的，如杜甫的诗，题材主要是时事与底层百姓生活。又如白居易的诗，白居易写的新乐府诗，表达了对国家的关心，对黑暗现象的抨击和对民生疾苦的同情。晚唐时期的杜牧，更是写咏史诗的大手笔。在中学语文课本中，吸收了很多诗歌中的名篇，他们不仅陶冶学生的情操，培养学生的文学素养，同时有很多诗歌反映了当时的现实，对学生们学习历史、了解历史原貌也起了重要作用。本文试就中国唐代诗歌与高中中国古代隋朝唐朝历史的教学整合做出如下设计。
1唐诗与隋唐政治史教学整合，以提高学生兴趣
隋朝是中国历史上的短命王朝，但它在我国历史上的地位非常高，特别是伟大工程大运河的开凿，泽被后世。我在讲述隋朝大运河时引进了晚唐诗人皮日休的(汁河怀古》，“尽道隋亡为此河，至今千里赖通波，若无水殿龙舟事，共禹论功不较多。”这首诗比较客观地评价了隋场帝的功过。同时也点明了隋开大运河的巨大作用。有利于学生对运河作用的理解及对历史人物的恰当评价。
唐太宗是中国历史上比较知名的皇帝，他当政时，特别重视人才的引进而且能够做到知人善任，虚怀纳谏，著名的谏臣就是魏征。我为了说明这一点，引用了高中语文第二册(谏太宗十思疏》，这是魏征向太宗提出的居安思危的具体做法，即十思，学生们对此文比较熟悉，马上就有人背诵出其中的名句:“见可欲，则思知足以自戒，将有作，则思知止以高人;念高危，则思谦冲而自牧……。”对于魏征的敢谏善谏和太宗的善纳谏，学生已了然于心。唐玄宗后期。政治腐败。玄宗宠幸杨贵妃，为了她，不惜劳民伤财，讲述这一问题时，我引用杜牧的，《过华清宫绝句三首之一》“长安回望秀成堆，山顶千门次第开，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此诗用“一骑红尘”与“妃子笑”构成鲜明的对比，揭露了皇帝为讨妃子欢心无所不为的荒唐，很好地印证了玄宗后期不理朝政，政治腐败的现实。
2唐诗与隋唐经济史教学整合，以利于深入浅出
唐中期以后，土地兼并之风很严重，均田制遭到破坏，租庸调制无法继续，国家为了增加财政税收，实行了新税制:两税法。这些赋税制度理论性较强，学生不易理解，于是我引用了白居易的《重赋》，“国家定两税，本意在爱人。……税外加一物，皆以枉结论。奈何岁月久，贪吏得因循;浚我以求宠，敛索无冬春。”从这首诗中，我们可以看出两税法的目的之一:“爱人”，同时，也理解了为什么两税法会加重人民负担。抽象的问题通过诗词的引人，既生动形象，又明白易懂。
唐玄宗前期，唐朝达到了发展的最高峰，出现“开元盛世”。为了说明这一段的盛世景象，我引用了诗歌“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底俱丰实。”为了说明唐商业繁荣，引用“客行田野间，比屋皆闭户，借问屋中人，尽去作商贾。”用“皆闭户，人尽去作商贾”来证明唐商业非常繁盛。安史之乱后，唐由盛转衰，杜甫的诗歌有所体现。我引用《江南逢李龟年》“岐王宅里寻常见，崔九堂前几度闻，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这首诗含蓄地反映了唐朝“安史之乱”前后两个不同历史时期的盛衰之异。前两句写诗人对三十年前跟李龟年交往情形回忆，语似平淡，却流露出对“开元全盛日”的留恋之情;后两句转人写现实，记诗人和李龟年重逢的时间和地点，组含着沧海桑田的感慨。
隋唐时，江南农业进一步开发，全国经济重心继续南移，在讲述农业的特点之一江南地区的土地资源得到进一步开发时，我引用了刘禹锡的《竹枝词》“忆昨深山里，终朝看火耕”还有温庭绮的《烧歌》“起来望南山，山火烧山田”。从这两首诗里，我们可以引导学生分析当时放火烧山，开垦山地已成为非常普遍的现象，从而理解并记忆唐时江南土地资源进一步开发这一特点。
3唐诗与隋腐民族关系史教学整合，以提高学习效果
天宝中后期，唐王朝对西南方的少数民族不断用兵，天宝八年歌舒翰奉命进攻吐蕃，石堡城一役，死数万人。751年，剑南节度使鲜于仲通率兵l万进攻南诏，汉军大败，死亡万人。这一段历史，杜甫的《兵车行》有记载，所以在讲述唐与少数民族战争和唐朝百姓的兵役时，我引用了其中诗句“车麟磷，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耶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牵衣顿足拦道哭，哭声直上干去霄。”“信知生男恶，反是生女好”。“生女犹得嫁比邻，生男埋没随百草。”用耶娘妻子相送，哭声直上干云霄，控诉兵役的繁多及战争的残酷。用老百姓违反常理的想法:“信女好”来说明兵役让男丁不能孝敬父母及兵役的繁多使民怨沸腾。
4唐诗与隋唐文化史教学整合，以提高审美情趣
论文摘要:随着第三次科技革命的发展，学科之间相互联系得越来越紧密，知识综合化发展趋势不可逆转。将诗歌引进历史教学，一方面可以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超，提高学习效果;另一方面，可以培养学生的知识迁移能力，锻炼学生思维;同时提高学生审美情趣，促使学生综合素质的提高。
诗歌是我国文学发展过程中产生的最早的样式之一，又是文学中得到最充分发展的体裁。中国的诗歌对仗工整、讲究押韵，读起来琅琅上口。由于诗歌的这些特点，使学生们对于语文中学过的诗歌印象更深刻，引进历史教学时非常方便、快捷。唐代是我国诗歌发展的黄金时代，众多伟大、杰出的诗人把我国诗歌艺术的发展推向高峰。今天可考的唐诗作者三千七百多人，现存唐诗五万四千余首。在这些诗歌中，有很多反映当时社会现实的，如杜甫的诗，题材主要是时事与底层百姓生活。又如白居易的诗，白居易写的新乐府诗，表达了对国家的关心，对黑暗现象的抨击和对民生疾苦的同情。晚唐时期的杜牧，更是写咏史诗的大手笔。在中学语文课本中，吸收了很多诗歌中的名篇，他们不仅陶冶学生的情操，培养学生的文学素养，同时有很多诗歌反映了当时的现实，对学生们学习历史、了解历史原貌也起了重要作用。本文试就中国唐代诗歌与高中中国古代隋朝唐朝历史的教学整合做出如下设计。
1唐诗与隋唐政治史教学整合，以提高学生兴趣
隋朝是中国历史上的短命王朝，但它在我国历史上的地位非常高，特别是伟大工程大运河的开凿，泽被后世。我在讲述隋朝大运河时引进了晚唐诗人皮日休的(汁河怀古》，“尽道隋亡为此河，至今千里赖通波，若无水殿龙舟事，共禹论功不较多。WWW.lw881.com”这首诗比较客观地评价了隋场帝的功过。同时也点明了隋开大运河的巨大作用。有利于学生对运河作用的理解及对历史人物的恰当评价。
唐太宗是中国历史上比较知名的皇帝，他当政时，特别重视人才的引进而且能够做到知人善任，虚怀纳谏，著名的谏臣就是魏征。我为了说明这一点，引用了高中语文第二册(谏太宗十思疏》，这是魏征向太宗提出的居安思危的具体做法，即十思，学生们对此文比较熟悉，马上就有人背诵出其中的名句:“见可欲，则思知足以自戒，将有作，则思知止以高人;念高危，则思谦冲而自牧……。”对于魏征的敢谏善谏和太宗的善纳谏，学生已了然于心。唐玄宗后期。政治腐败。玄宗宠幸杨贵妃，为了她，不惜劳民伤财，讲述这一问题时，我引用杜牧的，《过华清宫绝句三首之一》“长安回望秀成堆，山顶千门次第开，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此诗用“一骑红尘”与“妃子笑”构成鲜明的对比，揭露了皇帝为讨妃子欢心无所不为的荒唐，很好地印证了玄宗后期不理朝政，政治腐败的现实。
2唐诗与隋唐经济史教学整合，以利于深入浅出
唐中期以后，土地兼并之风很严重，均田制遭到破坏，租庸调制无法继续，国家为了增加财政税收，实行了新税制:两税法。这些赋税制度理论性较强，学生不易理解，于是我引用了白居易的《重赋》，“国家定两税，本意在爱人。……税外加一物，皆以枉结论。奈何岁月久，贪吏得因循;浚我以求宠，敛索无冬春。”从这首诗中，我们可以看出两税法的目的之一:“爱人”，同时，也理解了为什么两税法会加重人民负担。抽象的问题通过诗词的引人，既生动形象，又明白易懂。
唐玄宗前期，唐朝达到了发展的最高峰，出现“开元盛世”。为了说明这一段的盛世景象，我引用了诗歌“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底俱丰实。”为了说明唐商业繁荣，引用“客行田野间，比屋皆闭户，借问屋中人，尽去作商贾。”用“皆闭户，人尽去作商贾”来证明唐商业非常繁盛。安史之乱后，唐由盛转衰，杜甫的诗歌有所体现。我引用《江南逢李龟年》“岐王宅里寻常见，崔九堂前几度闻，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这首诗含蓄地反映了唐朝“安史之乱”前后两个不同历史时期的盛衰之异。前两句写诗人对三十年前跟李龟年交往情形回忆，语似平淡，却流露出对“开元全盛日”的留恋之情;后两句转人写现实，记诗人和李龟年重逢的时间和地点，组含着沧海桑田的感慨。
隋唐时，江南农业进一步开发，全国经济重心继续南移，在讲述农业的特点之一江南地区的土地资源得到进一步开发时，我引用了刘禹锡的《竹枝词》“忆昨深山里，终朝看火耕”还有温庭绮的《烧歌》“起来望南山，山火烧山田”。从这两首诗里，我们可以引导学生分析当时放火烧山，开垦山地已成为非常普遍的现象，从而理解并记忆唐时江南土地资源进一步开发这一特点。
3唐诗与隋腐民族关系史教学整合，以提高学习效果
天宝中后期，唐王朝对西南方的少数民族不断用兵，天宝八年歌舒翰奉命进攻吐蕃，石堡城一役，死数万人。751年，剑南节度使鲜于仲通率兵l万进攻南诏，汉军大败，死亡万人。这一段历史，杜甫的《兵车行》有记载，所以在讲述唐与少数民族战争和唐朝百姓的兵役时，我引用了其中诗句“车麟磷，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耶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牵衣顿足拦道哭，哭声直上干去霄。”“信知生男恶，反是生女好”。“生女犹得嫁比邻，生男埋没随百草。”用耶娘妻子相送，哭声直上干云霄，控诉兵役的繁多及战争的残酷。用老百姓违反常理的想法:“信女好”来说明兵役让男丁不能孝敬父母及兵役的繁多使民怨沸腾。
4唐诗与隋唐文化史教学整合，以提高审美情趣
一、两次数百年分裂后的统一王朝与短命帝国
在中华文明史上，从夏商建国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曾经出现过两次持续四、五百年之久的国家分裂。前者发生在公元前770至公元前221年间，自平王东迁以后，周便丧失了对各诸侯国的实际支配权，历史进入了诸侯争霸的春秋与七雄兼并的战国两个持续相连的分裂时期，直到秦王嬴政扫灭山东六国，建立强大的秦王朝，中国才再度实现统一。其间中国历史经历了约550年之久的分裂，这是最长的一次分裂。
中国历史上第二次出现长期分裂局面，是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公元184年，黄巾起义爆发，东汉政府在它的打击下从此也就失去了对地方各路豪强的控制。从公元184年至589年隋灭南陈，除去晋武帝“太康”十年短暂的统一外，中国历史在民族之间血与火的大冲击、大碰撞中渡过了它长达400年左右的分裂。这次分裂在时间上比春秋战国略短，但其混乱与复杂却有过之而无不及。
结束了四、五百年之久分裂的秦、隋帝国，建立伊始便已十分强大。秦，“西涉流沙，南尽北户，东有东海，北过大夏。人迹所至，无不臣者”（《史记·秦始皇本纪》）。其盛可谓空前！隋，更是“统一寰宇，甲兵强盛”，“风行万里，威动殊俗”（《贞观政要·君道》），傲然俯视万邦。然而，如此强盛的两个统一王朝，却又都仅只经历二世，前者15年（前221——前206），后者29年（589——618），便倏忽而亡。数百年之久的两次分裂，短命夭折的两个统一王朝，这种相似的漫长前奏与历程，最终归宿与命运，在中国历史上仅此二家，其它历史时期不曾出现过。
二、功过相参的开国皇帝，堪称典型的亡国暴君
秦、隋帝国的相似命运，还在于历史赠予了它们几乎一样特征的开国皇帝与亡国之君。秦始皇与隋文帝，都可称得上是旷世少见的一代英主，是他们结束了国家的长期分裂局面，建立了空前强大的统一帝国，又是他们在制度上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造与建设，并对中华民族历史的发展产生了巨大、深远的影响。然而，也正是他们，一个不能顺应时代的变迁，统一天下后仍以苛法治国，施民以暴政；一个则在施政上，尤其是统治后期，“好为小数，不识大体”（《隋书·文帝纪》）。导致举措失当，“蕴藏大乱”（《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179页）。因而又都对这两个新兴王朝的短命而亡，负有直接的、不可推卸的重大责任。
不唯如此，中国历史上的亡国之君中，荒淫残暴有如秦之二世、隋之炀帝者，也是极为罕见。秦二世，是以阴谋手段篡改遗诏，窃取大宝；隋炀帝，是以卑鄙伎俩夺得太子宝座，然后又弑父自立。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二位暴君都不惜大肆杀戮宗室与国家干城，其手段之酷烈，令人发指。皇位甫定，二位暴君为了满足个人私欲，又都不惜聚敛天下之财力以供一己之用，导致天下民怨沸腾。在镇压人民反抗上，二人又表现同样的残忍与暴虐。秦二世，“法令诛罚，日益刻深”（《史记·秦始皇本纪》）。隋炀帝甚至说：“天下人不欲多，多即相聚为滥耳，不尽加诛，则后无以劝”（《隋书·裴蕴传》）。正是他们，使王朝前期的种种灾患迅速加剧，最终将锦绣河山尽数输于他人之手。
三、基本特征十分相同的秦末起义与隋末起义
发生在秦末与隋末的两次农民大起义，又具有着诸多相似的特征。
首先，促使这两场农民大起义爆发的根本原因不是封建社会基本矛盾的空前激化，而是最高统治者的暴政。秦与隋，都是仅仅只存在一、二十年的短命王朝，而且皆上承数百年的分裂与战乱，土地兼并很难获得充分的发展，因此封建社会的基本矛盾在秦末与隋末并不异常尖锐。
其次，起义军的打击矛头，直接指向暴政与暴君。秦末，陈胜、吴广和刘邦等人在起义前的舆论宣传都是：“天下苦秦久矣！”（《史记·陈涉世家》、《高祖本纪》）。此外，陈胜被陈地乡绅、豪强赞为“伐无道，诛暴秦”，刘邦则被郦食其当场点化：“足下必欲诛无道秦”（同上）。隋末，翟让领导的瓦岗军包围东都洛阳之后，了李密撰写的讨炀檄文，揭露炀帝十大罪状以相号召，称“罄南山之竹，书罪无穷；决东海之波，流恶难尽”（《旧唐书·李密传》）。
第三，两场农民大起义的直接导火索都是沉重的徭役和兵役。
最后，两场起义的参加者除以农民为主体外，都吸引了大量的旧贵族、旧官僚以及封建士人参与其中，因而带有全民的性质。
上述这些共同特征，在中国封建社会其它王朝的末年大起义中，很难全部看到，因而也带有着很强的特殊性。
四、秦隋制度建设成就及汉承秦制与唐承隋制
秦、隋二朝在制度建设上作出了其它王朝所无法比拟的巨大成就，前者，集战国时期制度变革之大成，建立了以皇帝制度、三公九卿制度以及郡县制度等为典型特征的中央集权制度，开二千余年封建主义专制体制之先河。后者，集南北朝时期制度发展之大成，建立了以三省六部制和科举制为代表的专制主义封建国家的新型政治体制，从而确定了中国封建社会中期以后政权体制的基本特征。
秦、隋所创立的制度体系，基本上被后起的汉、唐王朝全盘继承，这就是早已成为定论的“汉承秦制”与“唐承隋制”。这一历史说明，制度的建设与发展有其所须遵循的规律和原则。皇帝制、三公九卿制、郡县制以及三省六部制、科举制等等，它们假秦、隋统治者之手而生，却不必陪伴秦、隋的夭折而亡。
汉承秦制与唐承隋制，其中的相似还表现在制度的创建者与继承者的截然不同的命运上。作为制度的创建者，秦、隋都没有能够充分地享有自己在制度建设方面所取得的巨大成功，皆短命夭折。而作为制度建设的继承者，汉、唐却在前人所建造的巨大基础上获得了中国历史上罕见的长治久安的国祚绵延。前者长达214年，（前206—公元8年），后者更是长达290年（618—907），在中国封建王朝国运短长的排名中，分列第一和第四，并且籍新制度之功分别创建了中华民族最为辉煌、至今引以为骄傲的两个历史时代。历史假秦、隋之手完成了一个时代的草创，又分别假汉、唐之手完成这个时代的辉煌，秦汉、隋唐之间这种王朝的接力，在中国历史上可称绝无仅有。
五、汉唐初年治国方针的清静无为与借武修文
汉、唐的创立者们在建国初年都提出了清静无为的休息政策和偃武修文的施政方针。
西汉初年，奉高祖之命总结“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何”的陆贾深刻地指出“事逾烦、天下逾乱；法逾滋，而奸逾炽；兵马益设而敌人逾多。秦非不欲为治，然失之者乃举措暴众而用刑太极故也”（《新语·无为》）。因此，为国者只有以柔道治国，才能获得长治久安，即所谓“怀刚者久而缺，持柔者久而长”（《新语·辅政》）。汉初的黄老无为之治，持续长达七十余年，历高祖、惠帝、高后、文帝、景帝至武帝统治初年，取得了极为显著的效果。
唐代武德初年，李渊就提出了“安人静俗”的施政方针（见《全唐文》卷一《阅武诏》）。李世民即位后，进一步提出“偃武修文”的治国方针。他还以养病喻治国：“治国与养病无异也。病人觉愈，弥须将护，若有触犯，必至殒命”（《魏郑公谏续录》）。对国家在恢复时期的脆弱性有着清醒的认识。唐初还制定了严禁大兴土木的法律，规定“诸非法兴造及杂徭役，十庸以上坐赃论”（《唐律·非法兴造》）。此外，凡起人功，都必须向尚书省上报所使用人力的多少，否则也要“计所役人庸，坐赃论减一等”。使清静无为由方针、纲领完善成为制度与法规，从而也取得了其它封建王朝难以企及的巨大成功。
纵观中国封建社会建立在战火废虚上的历代王朝，建国初期都程度不同地实行过清静无为、与民休息的政策。但是，由于汉、唐上承秦、隋暴政所导致的社会经济的极度凋弊，加上最高统治阶层能够在理论上对前朝之弊作出客观的总结和反思，在行动上又能较为严格坚决地予以执行，遂使汉、唐初期的无为而治不仅获得了极大的成功，而且还导致了中国封建时代两对治世典型与盛世典范的出现。
六、封建治世的两个典型：文景之治与贞观之治
封建社会国祚延续较长的王朝，都会在其早期发展阶段出现一次所谓的“治世”。在历代的“治世”中堪为典范、最为后人称道的又当属西汉的文景之治与唐的贞观之治。
作为封建治世的两大典型，文景之治与贞观之治在诸多方面又存在着惊人的相似。
首先，最高统治者都大力提倡节俭自律。史载汉文帝所幸慎夫人，“衣不曳地，帷帐无文绣，以示敦朴，为天下先”（《汉书·文帝纪》）。露台之建，因为所耗约相当于十户中等人家的财产，便被文帝坚决罢去。唐太宗李世民不仅多次拒绝为他修造楼台馆阁，生前还将自己陵墓安排好，“因山为陵，容棺而已”（《资治通鉴》卷194），以防子孙的厚葬浪费。他还一针见血地指出：“崇饰宫宇，游赏池台，帝王之所欲，百姓之所不欲”（《贞观政要·俭约》）。在他的带领下，贞观时期的大臣，也都以节俭为荣。
其次，政府都能做到轻徭薄赋，节省民力。如汉文帝曾长达11年不收天下田租，景帝则只收田租之半。文帝将人口税和徭役都减到原先制定的1／3，景帝则规定，诸侯王葬，“治坟无过三百人毕事”（《汉书·景帝纪》）。贞观时期规定，丁男每年只需服役二十日，如不服役，可以用绢替代。太宗还先后减免全国或各地田租十三次之多。文景与贞观，可谓是中国历史上百姓负担最轻的两个时期。
第三，国家政治清明，刑法宽松。汉文帝、景十分重视治民以德，他们先后废止了宫刑和肉刑，废除了诽谤妖言罪，减轻笞法，颁布了令，使被笞者从此可以保全性命。文帝生平，“议论务在宽厚，耻言人之过失”（《汉书·刑法志》）。是以在他的统治期间，全国一年的案件甚至不过四百起，有“刑错之风”（同上）。贞观之世，太宗善于纳谏，能够广泛地听取臣下的不同意见，他任用宫吏“不私于党”，作到人人“咸尽其才”（《旧唐书·太宗纪》），因此政治十分清明。太宗治狱，极力减轻刑罚，于贞观十一年制定的《唐律》，仅死刑罪名比隋代的《开皇律》就减少了163条之多。他还将死刑的终审权收归中央，建立死刑复奏制度，最大限度地防止冤狱的发生。贞观四年，“终岁断死刑才二十九人”（《资治通鉴》卷193）。文景与贞观，可谓是中国封建社会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关系最为缓和的两个时代。
第四，年丰谷贱，国富民裕。西汉初期，承久乱之弊，“米至石万钱”（《史记·平准书》）。文帝统治时期，则“粟至十余钱，鸣鸡吠狗，烟火万里”（《史记·律书》），“海内殷富”（《汉书·文帝纪》）。唐武德初年，干戈未静，桑农咸废，米价一斗值一匹绢。贞观四年，米价便降至每斗四、五钱，十五年，米价甚至跌至“每斗值两钱”（《通曲》卷七），为中国封建社会创纪录之低价。因此，“行旅自京师至于岭表，自山东至于沧海，皆不赍粮，取给于路”（《贞观政要·政体》）。文景与贞观，可谓是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上百姓生活最为富裕的两个时期。
最后一个方面的共同表现是百姓自爱，民风醇厚。由于经济繁荣，政治清明，加之刑罚宽松，是以百姓都“人人自爱而重犯法”，社会风气日益改观，“移风易俗，黎民醇厚”（《汉书·景帝纪》）。“商旅野次，无复盗贼”，“马牛布野，外户不闭”。（《贞观政要·政体》）。使全社会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治世”景象。从这个角度上讲，文景与贞观，也应是中国封建时代社会环境最为安定的两个时期。
以上五个方面的共同特征，也正是中国封建时代评价一个王朝是否取得“大治”以及达到怎样水平的主要标准。而这些“治世”的标准，正是取法于汉之文景与唐之贞观的。
七、封建盛世的两大典范：汉武盛世与开元盛世
中国封建社会，曾经出现过四次公认的盛世，它们分别是汉武盛世（西汉）、开元盛世（唐）、永宣盛世（明）、康乾盛世（清）。其中堪称典范又产生巨大影响的，则非汉武与开元莫属。作为封建盛世的典范，它们在诸多方面表现出十分一致的特征。
首先，百姓富庶，社会经济高度繁荣。汉武之世，承汉兴七十余年的发展和积累，国家储备空前雄厚，“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一般百姓也是家给人足，“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而乘字牝者傧而不得聚会”（《史记·平准书》）。唐开元天宝时期，国家的财政收入，“每岁钱粟绢绵布约得5230余万端疋屯贯石”，这个收入尚不包括“诸色资课及句剥所获”（《通典》卷六）。社会稳定使人口获得巨大增长，“管户总8914790户，管口52919390”，为有唐之“极盛”（同上卷七）。
其次，武功强大，疆宇辽阔。汉武帝凭借雄厚经济实力外事四夷：北击匈奴，雪七十余年西汉国耻；经营西域，首开丝绸之路大门；平三越，定西南，用兵朝鲜，使西汉王朝的统治区域东至朝鲜半岛北部，北至大漠以北，西至中亚巴尔喀什湖、葱岭，南至支那半岛中南部，成为疆宇空前辽阔，在当时世界上首屈一指的强大帝国。唐玄宗时期，面对边疆危机，果断地建立了大军区制，组织军事力量，征小勃律，克阿弩越，史称“拂＠①、大食诸胡七十二国皆震恐，咸归附”（《新唐书·西域传》）。虽不免夸大其辞，然而其时唐帝国的统治疆域，“东至安东，西到安西，南至日南，北至单于府”（《新唐书·地理志》），确为有唐之极盛。
第三，文治兴盛，文化繁荣。汉武帝统治时期，不仅“武功”卓绝，“文章号令”也“焕然可述”（《汉书·武帝纪》）。他兴太学，修郊祀，改正朔，定历数，协音律，作诗乐，建封禅，礼百神，畴咨海内，举其俊茂，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种种“文治”之功，不仅造就了西汉文化发展的空前繁荣，而且对后世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唐玄宗统治下的开元、天宝年间，既是唐代，同时也是中国古代文化发展的高峰时期。不仅诗坛产生了李白、杜甫、王维、孟浩然、高适、岑参、王昌龄等一大批杰出诗人，其它文化领域，史学有刘知几、书法则有颜真卿、张旭、怀素，画界则有吴道子，儒学有褚无量、马怀素，天文学有僧一行，等等。这些中国文化史上最为杰出的文人与学者，汇聚在开元、天宝时期，有如群星璀璨，共同创造出盛唐文化最为绚丽的五彩画卷。
八、相似的少数民族政策——和亲征战与华夷一家
汉、唐王朝所共同实行的和亲与征战并重的民族政策及其所取得的巨大成功，无疑对其它封建王朝产生了意义深远的“垂范”作用。
就征战而言，历代中原王朝都与周边的各少数民族及其政权曾发生过广泛的交战关系，汉、唐也不例外。与汉交战的计有匈奴、羌、南越、且兰、乌桓以及西域地区部分小国，与唐交战的则有突厥、吐谷浑、高昌、焉耆、龟兹、吐蕃、回纥、南诏、契丹等。其中汉对匈奴、唐对突厥及高昌的战争皆可谓是中原政权与周边少数民族政权相互征战的典型，为历代封建王朝的统治者及封建文人所极力推崇。
就和亲而言，汉代以后的大多数中原王朝也都曾积极寻求以“和亲”方式代替征战，企图一劳永逸地解决边患。历代的“和亲”，也当属西汉之昭君出塞与唐之文成入藏取得的效果最为显著，影响也极其深远，因而长期受到后人的赞赏。
尤为值得指出的是，汉、唐最高统治阶层在处理与周边民族关系上还共同具有“华夷一家”的开阔胸襟和平等态度，这在中国封建时代是不多见的，因而十分难能可贵。汉武帝在刚刚击溃匈奴主力后，面对单于的和亲请求当即表示出积极主动的态度，为单于“筑邸于长安”，准备“结为兄弟”（《汉书·匈奴传》）。只是由于匈奴贵族并无诚意而没有结果，汉元帝时，大臣韩昌、张猛与呼韩邪单于盟议，称“自今以来，汉与匈奴合为一家”（同上），遭到了朝中保守势力的非议，却得到了汉元帝的大力支持，并最终促成了昭君出塞的成行。唐太宗总结自己处理民族关系的经验时指出：“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资治通鉴》卷198）。由于太宗能采取平等的态度对待周边各族，所以他也受到了各少数民族的拥戴，并被尊称为“天可汗”。回纥等铁勒诸部为了朝见的方便，还特地请求修筑了一条“参天可汗道”。正是这种宽阔的胸襟和平等的态度，保证了汉、唐统治者在处理民族关系方面最终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九、汉唐与罗马阿拉伯的同时并存与遥相对峙
作为几千年来人类文明发展的主要舞台，欧亚大陆在资本主义时代到来之前，其西部世界曾先后分别建立了两个横跨欧、亚、非三洲的庞大帝国，这就是罗马帝国与阿拉伯帝国。这两个帝国所创造的成就与业绩，是西部世界的其它帝国所无法比拟的，罗马帝国的崛起始于公元前二世纪罗马共和国的迅速扩张，从前146年罗马人彻底征服迦太基人始，到公元一世纪止，一百余年的时间，罗马人建立了一个环绕地中海、横跨欧、亚、非的强大国家，成为西方世界的主宰。而这一个时段，也正是西汉王朝向外扩张，成为帕米尔高原以东世界最为强大的帝国时期。公元636年，阿拉伯人在耶尔穆克战役中击败其在西方的主要对手拜占庭之后，迅速走上了扩张的道路，短短百余年间，即建立了一个东起葱岭、印度河，西至大西洋、西班牙，南到北部非洲，北至里海的庞大帝国。正是在这个时期，唐王朝的军队北逐突厥，挺进西域，越过帕米尔高原和葱岭，在中亚与阿拉伯势力展开角逐，成为当时唯一能与阿拉伯帝国抗衡的东部世界的强大帝国。
汉、唐王朝虽然间隔有七个世纪之久，然而却面对着如此相似的国际环境，拥有着如此相近的国际地位。此种现象，虽然纯属巧合，却也饶有趣味，是人类发展史上仅有的独特现象。
十、汉唐盛世皇帝实行的开放政策与文化交流
汉、唐王朝还同为中国古代对外交流最重要的两个时期。汉代以前，中国人对外部世界的了解十分有限，从西汉张骞通西域之后，中国人不仅了解了遥远的西部世界，更为重要的是迅速打开了通往欧亚大陆西部世界的陆上通道——丝绸之路，从此确定了中国与西方进行文化交流的主要途径。其凿空之功，是其它任何一个王朝都无法比拟的。唐王朝作为当时世界范围内首屈一指的政治大国、经济大国、军事大国与文化大国，在对外文化交流中始终占居主导地位，其对周边地区及世界各地所形成的文化辐射和影响，以及对世界文化的发展所作出的巨大贡献，也都是中国其它王朝所无法比拟的。
不唯如此，汉、唐作为中国古代对外文化交流最为重要的两个高峰时期，其相似性还广泛地体现在高峰的形成条件以及留下的各种经验等众多方面。
就形成条件而言，首先，汉、唐作为当时东方世界首屈一指的大国，使得它们对周围地区和国家产生了强大的吸引力，从而促使了文化交流的频繁进行。其次，汉、唐都控制着欧、亚大陆最主要的陆上通道——丝绸之路的东端，从而保证了对外文化交流的顺利发展。第三，汉、唐文化均在其时世界范围内处于领先水平，导致世界各国都积极地发展与中国的文化交流。以上三个方面，是汉、唐时期形成文化交流高潮的最重要的条件。
一、选择题1.“尽道隋亡为此河，至仿千里赖通波”。开凿“此河”时的皇帝是( )A.隋文帝 B.隋炀帝C.唐太宗 D.宋太祖【答案】B2.经典诵读可以帮助我们提取丰富的历史信息。《三字经》“嬴秦氏，始兼并……迨至隋，一土宇……元灭金，绝宋世。太祖兴，国大明”中所反映的从长期分裂走向统一的朝代有( )A.秦隋宋 B.秦隋元C.秦元明 D.隋元明【答案】B3.工程和建筑都是文明的载体。下列关于中国古代部分工程和建筑的表述，正确的是( )A.李冰建造的赵州桥是世界上现存最古老的石拱桥B.隋朝大运河以洛阳为中心，沟通南北，促进了交流C.明长城西起临洮，东至辽东，绵延万里，雄伟壮丽D.故宫是清朝开始修建的世界现在的宫殿建筑群【答案】B4.在2014年6月召开的第3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大运河与丝绸之路双双入选《世界遗产名录》。历，大运河开凿于( )A.秦朝 B.隋朝C.唐朝 D.元朝【答案】B5.图1所示工程是世界上最长的、最古老的人工水道。这一工程是( )A.都江堰 B.灵渠C.大运河 D.赵州桥【答案】C6.下图为我国古代朝代更替示意图的某一片断。图中①②③代表的朝代分别是( )A.蜀、西晋、隋 B.东汉、南宋、隋C.蜀、西晋、金 D.蜀、西夏、元【答案】A7.(2015•山东临沂•5)“中国大运河是中国第46个世界遗产项目，是世界上最长的运河，由隋唐大运河、京杭大运河、浙东大运河这三部分组成。自清末改漕运为海运，大运河才不再是国家经济的大动脉了。”这表明( )A.大运河自古以来一直是我国经济的大动脉B.隋唐大运河是中国大运河的重要组成部分C.历代封建王朝都很重视发挥大运河的作用D.大运河的开凿是隋朝最终灭亡的根本原因【答案】B8.识图析图是学习和研究历史的一种重要方法。 右图是中国古代某工程示意图，根据示意 图上的有效信息判断，该工程为( )A.隋朝的大运河 B.秦朝的万里长城C.战国时期的都江堰 D.汉代的丝绸之路【答案】A9.《北京晚报》2014 年 4 月 10 日报道：饱受争议的扬州曹庄隋炀帝墓高票入选2013年度十大考古新发现。关于隋炀帝的表述，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A.年号开皇，史称其统治为“开皇之治”B.在位期间开凿了一条贯穿南北的大运河C.在他统治时期封建社会达到了鼎盛D.589年，他在位期间实现了国家南北统一【答案】B10.“北通涿郡之渔商，南运江都之转输，其为利也博哉!”这是古人对一项历史工程的赞颂。它是( )A.长城 B.都江堰C.大运河 D.赵州桥【答案】C二、填空题11.(2015•四川内江•20)(5分)将下列各小题补充完整。(1) 是世界上最长的运河，世界上现存、最完整的宫殿建筑群是 ，北宋的史学成就是《 》。(2)英国物理学家 发现了万有引力定律;物理学家爱因斯坦提出了狭义相对论和 。【答案】20.(每空1分，共5分。错字、别字、添加符号均不给分)(1)隋朝大运河(大运河);故宫;资治通鉴;(2)牛顿;广义相对论(只答“相对论”不给分)。三、判断题12.隋朝大运河是古代世界最长的运河，它的开通大大促进了我国南北经济的交流。【答案】T四、填图题13(1)观察下图，请将下列河流的英文字母代号填入答题卡图中对应的方框内。(2分)隋朝运河图A.浙江 B.淮水(2)据图分析隋朝大运河的作用(1分)【答案】21.(1) 上框B，下框A。(每空1分，共2分)(2)沟通南北，促进交流。(1分，其他符合题意的答案均可得分。)五、非选择题14.【历史年表】阅读材料，结合所学知识，分别将下面中外历史某时期的年代标尺示意图补充完整(共8分)。材料一 581年，外戚杨坚夺取北周政权，建立隋朝，定都长安。589年隋军灭陈，南北统一。为了加强南北交通，从605年起，隋朝开修大运河，大大促进了南北经济的交流。618年，隋炀帝在江都被部将杀死，隋朝灭亡。同年在太原起兵反隋的贵族李渊进入长安，建立唐朝。唐高祖退位以后，传位李世民。李世民就是唐太宗，年号贞观。唐太宗戏曲隋亡的教训，重视发展生产，政治清明，国力逐步加强，历称当时的统治为“贞观之治”。武则天是我国历的女皇帝，她的统治人称“政启开元，治宏贞观”。唐玄宗统治前期，重用人才，重视吏治，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使开元年间的局面为之一新，史称“开元之治”。唐玄宗统治后期，贪图享乐，不理政事，造成朝政混乱，终于爆发“安史之乱”。唐朝从此日趋衰落。907年，唐朝灭亡。——摘编自人教版《中国历史•7年级下册》(1)A. B. C. (3分)(2)根据上述材料，指出唐朝的起止时间。(1分)材料二 15世纪末，哥伦布远航，到达美洲。17世纪初，英国人开始在北美大西洋沿岸建立殖民地，一百多年后，英国在北美的殖民地已经有13个。英国殖民者压制北美经济的发展，殖民地人民反抗情绪日益高涨。1775年4月，北美独立战争开始。1776年7月4日，大陆会议发表《独立宣言》，美利坚合众国——美国诞生了。1777年，在萨拉托加战役中，美军打败英军。萨拉托加战役是美国独立战争的转折点。1781年，美法联军又在约克镇击败英军，两年后，英国承认美国独立。1787年，美国颁布宪法，史称1787年宪法。1789年根据宪法进行选举，华盛顿当选为美国第一任总统。19世纪中期，围绕奴隶制存废问题，北方和南方的矛盾无法调和，南北战争爆发。在战争初期，北方一再失利。1862年，林肯颁布了《解放黑人奴隶宣言》，迅速扭转了战局。1865年，南北战争以北方的胜利而告终，美国的统一最终得到维护。——摘编自人教版《世界历史•9年级上册》(3)D. E. F. (3分)(4)根据材料二和所学知识，指出对美国立法产生深远影响的文件。(1分)【答案】44.(1)A.隋朝开凿大运河;B.贞观之治;C.开元之治或开元盛世;(2)唐朝：618—907年;(3)D.大陆会议发表《独立宣言》，美国诞生;E.英国承认美国独立;F.南北战争或美国内战;(4)1787年宪法。15.(16分)阅读材料，回答问题。材料一 制作复习表格是提高历史学习效率的有效方法之一。下列是某历史老师制作的“2015年周年纪念大事”表格(部分)，为了检测学生对考点掌握情况，他在表格中设计了四处错误。2015年周年纪念大事序号 时间(年) 历史事件 周年① 605 唐朝开凿大运河 1410② 1405 郑和下西洋 610③ 1785 英国建成第一个以内燃机为动力的纺纱厂 230④ 1865 美国独立战争结束 150⑤ 1935 遵义会议召开 80⑥ 1955 万隆会议召开 60⑦ 1995 欧洲联盟建立 20…… …… …… ……(1)指出材料一中的表格内(“历史事件”栏)的错误并更正。(6分)示例：⑦欧洲联盟——世界贸易组织材料二 归类分析法也是提高历史学习效率的有效方法之一。胡友铭同学采用该方法记忆湖南地方文化常识考点中的历史名人籍贯。其具体做法是，将王夫之、魏源、曾国藩、左宗棠、谭嗣同、黄兴、蔡锷、毛泽东、刘少奇、彭德怀、贺龙、罗荣桓、齐白石、田汉、贺绿汀、雷锋等历史名人籍贯按长沙、衡阳、湘潭、邵阳等地区归类：长沙籍：谭嗣同、黄兴、刘少奇、田汉、雷锋衡阳籍：王夫之、罗荣桓湘潭籍：邵阳籍：……(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回答下列问题：①请你于胡友铭同学一起找出材料二中属于湘潭、邵阳籍的历史名人。(6分)②我们应学习湖南历史名人身上哪些优秀品质?(4分)【答案】24.(1)①唐朝更正为隋炀帝下令开凿大运河;②内燃机更正为蒸汽机;③独立战争更正为南北战争④ 欧洲联盟成立更正为欧盟成员国扩大到15个。(4×1.5=6 分)(2)湘潭籍：曾国藩、齐白石、谭翤同、毛泽东、彭德怀;邵阳籍：魏源、蔡锷、贺禄汀;(6 分)学习他们胸怀天下、忧国忧民、发扬光大中华文化，为中华民族的新生努力奋斗。(4分)
一、东突厥分化操纵中原势力
灵武郡（治今宁夏灵武）白榆妄大约是最早反隋连结突厥的势力。《隋书·炀帝传》载，大业九年（613）正月，白榆妄起兵反隋，“劫掠牧马，北连突厥，陇右多被其患”。大业十一年（615），又有上谷郡（治今河北易县）人王须拔自称漫天王，魏刁儿自称历山飞，起兵反隋，建国号燕，“众各十余万，北连突厥，南寇赵”。
大业十三年（617），是中原势力连结突厥起兵反隋最多的一年。
大业十三年四月，金城郡(治今甘肃兰州)豪强薛举起兵反隋，自称西秦霸王，建元秦兴。数日间，连克抱罕、鄯州、廓州，尽有陇西之地。七月，称秦帝于兰州，迁都秦州（天水郡）。谋主郝瑗“劝举连结梁师都，共为声势，厚赂突厥，饵其戎马，合从并力，进逼京师”。薛举于是厚贿突厥，合谋进取长安，莫贺咄设（后为颉利可汗）答应以兵相随。长安作为隋朝都城，具有重要的政治、战略地位，是反隋势力共同觊觎的地方。太原李渊大业十三年五月起兵，七月率兵西进，一路过关斩将，已于十一月抢先一步占据长安。次年四月，李渊登帝位建唐朝。面对薛举的挑战，李渊亦急忙遣使突厥，不仅贿以大量金帛，而且许诺割让五原(治今内蒙五原南)及榆林(治今治今内蒙托克托南)二郡，与突厥以灵州为界，[1]条件是莫贺咄设不仅不援助薛举，而且与臣服突厥的五原郡太守张长逊共助唐军。五原、榆林地处河套，是中原防御北方游牧民族的第一道天然防线，东突厥既得金帛，又将与中原的分界线向南推进数百里，自然更愿意与唐交易，因此转而支持唐军。“（突厥）发兵举长逊所部会秦王（后为唐太宗）军”。[2]唐军得突厥之助，几经争战，终于在武德元年（618）十一月，彻底消灭了薛举西秦政权。而突厥“遣处罗之子郁射设率所部万家入处河南之地”，[3]也将势力扩张到河套地区。
张长逊原为隋五原郡太守，“天下大乱，遂附于突厥，与莫贺咄设结为兄弟以自固，突厥号长逊为割利特勤”。李渊建唐朝，长逊又以郡降唐，授五原太守。实际上与突厥、唐朝都保持臣属关系。在薛举联络突厥进攻长安的活动中，长逊积极阻止突厥支持薛举，“伪为（唐）诏书与莫贺咄设，示知其谋，突厥乃拒师都等使”，[4]又与突厥共助唐军讨伐薛举，因功授唐丰州总管。此后，唐遣右武候骠骑将军高静致币于始毕可汗，至丰州而始毕死，诏留金币，突厥大怒，欲南渡入寇，长逊又遣高静出塞，以币作为始毕赙赠之礼，消弭了一场战事。由于长逊长期驻镇丰州，与突厥有密切关系，朝廷担心他仍首鼠两端，与唐不利，因此武德四年（621）四月，长逊自请入朝，与突厥断绝往来。
武威郡（治今甘肃武威）李轨，因薛举作乱，被众人拥戴起兵，以护其郡。轨自称河西大凉王，建元安乐。不久，攻陷张掖、敦煌、西平、枹罕，尽有河西五郡之地。西突厥曷娑那可汗之弟阙达度阙设时在会宁川中，自称可汗，率二千余骑附轨。轨亦采取结援东突厥，连好吐谷浑的策略，[5]以巩固河西之地。
大业十三年二月，刘武周斩隋马邑郡太守，自立为太守，成为割据马邑郡(治今山西朔县)的地方势力，遣使附于突厥。雁门郡隋军合兵讨武周，围于桑乾镇，突厥闻讯救援，与武周共败隋军。武周仗势破楼烦郡，进取汾阳宫，以宫人赂突厥，始毕可汗回报以马，武周兵威益振，又陷定襄等地。突厥立武周为定杨可汗，遣以狼头纛。武周因此称皇帝，建元为天兴。武德二年二月，突厥以五百骑授武周，使攻太原，南向争天下。武周率兵破榆次县，陷介州，攻下唐根据地太原。接着又下晋州，取浍州，唐河东之地丧失殆尽。关中大骇。十月，唐尽发关中兵反攻，突厥转而帮助唐军，“处罗遣其弟步利设率二千骑与官军会”。[6]武德三年四月，武周在唐军和突厥的连手进逼下，弃太原，率百骑亡奔突厥，其部下宋金刚收其亡散以拒唐军，人不从，亦率百余骑奔突厥。此后，金刚欲回上谷，被突厥追获，腰斩。武周谋归马邑，亦被突厥所杀。东突厥为何转变态度，我们下面讨论，此处不赘。
武周死后，突厥以苑君璋为大行台，统其余众，但加强了对马邑郡的控制，令“郁射设督兵助镇”。唐开始与突厥争夺马邑郡，高祖遣使谕降。君璋部将高满政说：“夷狄无礼，本非人类，岂可北面事之，不如尽杀突厥以归唐朝。”君璋不从。君璋在众人的逼迫下奔突厥，满政以城降唐。明年，君璋引突厥攻马邑，尽杀满政及其党，退保恒安。君璋后因所部离散势蹙，请降唐朝，唐许之，但因突厥颉利可汗遣使召之，又犹豫不决。其子孝政认为，刘武周之事足为殷鉴，突厥不可信，应赶快降唐；但另一种意见认为，恒安险固，“突厥方强，为我唇齿。据此坚城，足观天下之变”。[7]君璋遂将唐使者送交突厥，并与突厥合军寇太原北境。直到贞观元年（627）颉利政乱，知突厥不足恃，君璋才率部降唐。
大业十三年（617）二月，朔方郡(治今内蒙白城子)梁师都据郡反。师都代为该郡豪族，仕隋为鹰扬郎将。至此自称大丞相，北连突厥。遣兵掠定雕阴、弘化、延安等郡，即皇帝位，称梁国，建元为永隆。突厥始毕可汗遗以狼头纛，号为大度毗伽可汗。师都引突厥居河南之地，攻破盐川郡。武德二年（619），师都与突厥数千骑南下寇掠延安郡，被唐军击败。武德三年（620）四月，唐军打败刘武周，师都部下人心涣散，大将张举、刘旻相次降唐，师都大惧，因遣使劝处罗可汗南下侵唐，并表示愿为向导。处罗可汗因此谋划兵分四路进攻唐境：莫贺咄设入自原州（今宁夏固原）；泥步设与师都入经延州，处罗入自并州，突利可汗与奚、霫、契丹、靺鞨入自幽州，并与窦建德会师于晋州、绛州。后因处罗发病死，计划未能实现，但西线莫贺咄设已寇凉州等地。唐决心教训师都。高祖悉发边兵进击师都，拔其东城。师都退据西城，求救于突厥颉利可汗，颉利以劲兵万骑救援之。此后，师都因错斩来降的稽胡大帅，部众疑惧，多叛降唐。为了挽回颓势，报复唐朝，师都又面见颉利，献计入侵唐地，“自此频致突厥之寇，边州略无宁岁”。[8]唐武德九年（626），突厥颉利可汗入寇，一直打到长安西郊渭桥，唐朝几乎灭亡，也是师都的计谋。唐太宗为了消弭师都之患，采取了各种办法，如劝降、反间计、毁其稼禾、大军讨伐等等。贞观二年（628），右卫大将军柴绍、殿中少监薛万均率军讨之，刘旻、刘兰率劲卒直据朔方东城逼之。颉利可汗又遣兵援师都，唐军破之。最后，师都堂弟斩师都，诣唐军降。师都自起至灭凡十二年，是与突厥勾结最密切，割据时间最长，对唐朝统一事业阻碍最大的一个割据势力。
隋末唐初，刘季真、郭子和屯据北边，勾结突厥，与刘武周、梁师都递为表里。
刘季真是离石胡人。其父龙儿隋末拥兵数万，自号刘王，以季真为太子。龙儿为隋将所斩，其众渐散。李渊起兵，季真与弟六儿复举兵，引刘武周之众攻陷石州。又北连突厥，自称突利可汗，以六儿为拓定王，甚为边患。后被唐军所杀。
郭子和大业末为左翊卫，犯罪徙榆林。见郡内大饥，引敢死之士斩官吏，开仓赈穷乏，自称永乐王，建元为正平。有众二千余骑。因人少势弱，南连梁师都，北附突厥始毕可汗，送子为质，以求自固。突厥以子和为平杨天子，子和不敢当，改署屋利设。武德元年（618），李渊建唐于长安，子和遣使归唐，授榆林郡守。实际上亦采取南北两属的办法求自保。武德二年（619），子和袭梁师都宁朔城，克之。又探听东突厥消息报告唐朝，为处罗可汗候骑抓获，囚其弟。子和得罪突厥及师都，孤立危殆，武德四年（621）率众南徙。唐置于延州故城，赐姓李。
大业末年，沧州人高开道随河间人格谦起兵反隋，谦死，开道进陷北平郡、渔阳郡，以渔阳（治今河北蓟县）为都，自立为燕王。窦建德围唐幽州总管罗艺，开道救之，因随艺使者入朝，唐授蔚州总管、上柱国、北平郡王，赐姓李。武德五年，幽州大饥，开道以给粟为诱饵，扣留罗艺三千兵马，与罗艺决裂，因而北连突厥以为后盾，重称燕王。开道频繁引突厥南下寇掠，恒、定、幽、易等州皆罹其患。突厥颉利可汗攻马邑，以开道兵善为攻具，又与之共陷马邑。待天下大定，开道欲降唐，自觉翻复无信，又恃北面突厥势众而不降。最后，被部将张金树等逼自杀。
罗艺本为隋虎贲郎将，大业末自称幽州总管。武德三年（620），奉表归唐。曾率兵与唐太子建成击刘黑闼及突厥于洺州，因功拜左翊卫大将军。“时突厥屡为寇患，以艺素有威名，为北夷所惮，令以本官领天节军将镇泾州”。但艺自以为功高位重，无所降下，无故殴击李世民的手下。待世民即皇帝位（太宗），艺惧不自安，矫称奉密诏勒兵入朝，率众入据豳州。唐军攻之，“艺大溃，弃妻子，与数百骑奔于突厥”，[9]在宁州界被左右执杀。可见突厥是中原反叛者的避难所，像罗艺这样威震突厥的名将，一旦有难，亦投奔突厥。
王君廓亦曾欲以突厥为避难之所。君廓为唐幽州都督，骄纵不法，贞观元年（627）被征入朝，疑长史李道玄告发自己，杀驿吏，逃奔突厥，道中被百姓所杀。[10]
窦建德大业十三年（617）正月在河间（治今河北河间）自称长寿王，年号丁丑，割据河北。武德二年（619），引兵讨伐弑隋炀帝的宇文化及于聊城，得胜入城后，先谒隋萧皇后，与语称臣。时王世充奉隋越王侗于洛阳，建德又与王世充结好，遣使朝拜侗。武德二年（619）四月，世充废侗自立，建德亦自建天子旌旗，出警入跸，下书言诏。追谥隋炀帝为闵帝，封炀帝之孙政道为郧公。建德亦依靠突厥以壮兵势。突厥可贺敦隋义城公主，遣使迎萧皇后及孙政道，建德勒兵千余骑送之入蕃，又传化及首以献公主。突厥后封政道为隋王。建德既与突厥相连，兵锋益盛。后因兵援王世充，武德四年（621）七月被唐军消灭。
王世充是隋朝官吏，深受炀帝宠信。宇文化及弑炀帝，世充奉隋越王侗于东都洛阳。武德二年（619）四月，废侗，自立为皇帝，建元开明，国号为郑。武德三年（620），突厥为了实施四路侵唐的计划，主动与世充联系。五月，“突厥遣阿史那揭多献马千匹于王世充，且求婚。世充以宗女妻之，并与之互世”。七月，唐军东征王世充，突厥又遣使与王世充暗中联系，被唐潞州总管李袭誉击斩，突厥使者牛羊万余也被唐军获得。[11]世充参观派使者王文素劝颉利扶植隋炀帝之孙政道：“昔启民为兄弟所逼，脱身奔隋，赖文皇帝之力，有此土宇，子孙享之。今唐天子非文皇帝子孙，可汗宜奉杨政道以伐之，以报文皇帝之德。”[12]颉利因此每年入寇唐境。武德四年（621）六月，世充在唐军的进逼下降唐，同年被仇家所杀。
刘黑闼是窦建德的旧部。建德败，武德四年（621）七月，故将拥黑闼起兵于漳南县，自封大将军，移书赵、魏，建德将士杀官吏以应。黑闼北连高开道，兵锋甚锐。又遣使北连突厥，颉利可汗遣俟斤宋耶那率胡骑从之。黑闼借助突厥的力量，半岁悉复建德故地。徐圆朗举齐、兖之地附于黑闼，其势益张。五年（622）正月，黑闼以洺州为都，称汉东王，建元为天造。唐太宗等率大军击黑闼，黑闼等二百人亡奔突厥。山东平定。六月，黑闼向突厥借兵寇山东，旬日悉复故地，复都洺州。六年（623）二月，终被唐军打败。
李仲文为唐并州总管，信惑妖邪，以为有龙附己，当得天下，因此与突厥通谋，可汗许立为南面可汗，处河北之地，仲文则引突厥从太原攻长安。但因事泄，未成。武德三年（620）二月，仲文被征入朝，伏诛。[13]
李渊太原起兵之初，刘文静劝与突厥相结，资其士马，以益兵势。李渊遂与始毕可汗手书，愿与突厥连合，以迎隋主名义，向南扩张，“征发所得，子女玉帛，皆可汗有之”。始毕可汗回称，“唐公自作天子，我则从行”，“唐公欲迎隋主，共我和好，…我不能从”。于是，李渊决定“改旗帜以示突厥”，遣使报始毕。始毕遣柱国康稍利、级失、特勤、达官等送马千匹到太原交市，许诺遣兵随李渊攻长安，“多少惟命”。李渊认为突厥多来无用，数百即可，一防刘武周引突厥为边患，二借突厥的声势。于是遣刘文静往聘，“始毕使特勒康稍利献马二千、兵五百来会。”[14]突厥不仅在李渊起兵之初促其公开易帜，而且在李渊攻取长安时提供了军事援助。此后，在唐消灭薛举的决战中，讨伐刘武周的战事中，突厥都曾助唐战斗。不过，一旦唐朝显现出一统中国的气象，突厥马上转而为敌。唐与突厥的关系，将另篇详述，此处从略。
综上所述，隋末唐初，白榆妄、王须拔、魏刀儿、薛举、李渊、李轨、刘武周、苑君璋、张长逊、郭子和、刘季真、梁师都、高开道、王世充、窦建德、刘黑闼等十几个军阀势力都曾结援突厥，隋朝后裔杨政道也曾在突厥的扶植下建立傀儡政权，罗艺、王君廓叛唐虽未逃到突厥，但曾以突厥之地为避难之所，李仲文起兵割据虽未成功，也曾与突厥筹划通谋。东突厥是隋末唐初中原军阀势力的后盾，也是内地战乱兵争的策源地。
二、东突厥各阶段分化操纵中原势力的政策措施
隋末唐初，东突厥处理中原各势力之间的关系，形成了一套政策措施。这套政策措施总的来说，就是分化操纵中原的各派势力，维持分裂割据的局面，确立巩固东突厥的霸主地位。具体说来，东突厥在不同的时期，又有不同的政策措施。根据这些政策措施的特点、变化，我们可以将其分作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当隋朝尚为统一国家之时，突厥竭力支持各地势力反隋起兵，造成天下四分五裂的局面，以便从中称霸。这一阶段主要是始毕可汗在位期间，时间大体在大业九年（613）至武德二年（619）二月。如前所述，大业九年灵武郡的白榆妄、十一年上谷郡的王须拔、魏刀儿、十三年金城郡的薛举、马邑郡的刘武周、朔方郡的梁师都、太原的李渊、五原郡的张长逊、武威郡的李轨、离石郡的胡人刘季真、榆林郡的郭子和，以及后来渔阳郡的高开道、洛阳的王世充、河间郡的窦建德、刘黑闼等都向突厥称臣纳贡，寻求支持。突厥对这些反隋势力基本上是来者不拒。突厥这一阶段反隋立场，充分表现在对割据势力的封号上，如封刘武周为“定杨可汗”，郭子和为“平杨可汗”，此“定杨”、“平杨”之“杨”，都是隋皇杨姓之“杨”，其义都是要平定杨隋。东突厥通过支持这些中原势力，确实摧毁了隋朝的统治，并且乘机确立了霸主地位，不仅成为中原势力共奉的宗主，而且将辖地直接扩张到河套地区。不过，这一阶段突厥对中原的干预，大体上处于幕后指挥的地位，也就是说，中原军阀势力尚作为主力在前台活动。
第二阶段，当隋朝已经土崩瓦解之时，突厥改而奉行扶植隋朝后裔的政策，企图建立一个突厥控制下的傀儡政权，作为诸割据势力的共主，以维护突厥的霸主地位。这一阶段主要是处罗可汗在位期间，时间大体在武德二年（619）二月至三年（620）十一月。武德二年二月，始毕可汗死，其子尚幼，立其弟俟利弗设为处罗可汗。始毕可汗之妻隋义成公主按突厥风俗又妻处罗可汗。义成公主作为隋皇室成员，力主扶植隋朝后裔。处罗可汗说：“我父失国，赖隋得立，此恩不可忘。”[15]亦赞成复隋。不过，处罗并不是真正从道义出发，而是鉴于当时的形势，扶植后隋傀儡政权对突厥有利而奉行复隋政策的。于是在新可汗继位伊始，突厥就开始了政策措施的转变。首先，处罗可汗、义成公主将隋炀帝萧皇后及其孙政道等从窦建德处迎到突厥。然后，立政道为隋王，奉隋后，居于定襄城，令在突厥境地的隋人皆隶其下，有众万人，行其正朔，置百官，成立后隋傀儡政权。接着，力图让各割据政权聚集到傀儡政权的旗帜之下。如刘武周死后，突厥以苑君璋为大行台统帅刘武周余众。行台是中央政府的派出机构，行台虽然有比较完整的军政系统，但本身不是独立政权。突厥以苑君璋为大行台，说明君璋至少名义上隶属于“中央”。其时，刘武周已死，马邑郡割据势力已无相应“中央”，而君璋之职由突厥委任，行台非突厥官制，而是中原官制，因此，这个“中央”只能是突厥掌控下的隋王政权。[16]突厥此前扶植割据势力大都以可汗为名，此时却以行台著称，名称的变化充分体现了突厥政策的变化。吴玉贵先生说，此“标志着突厥政策转化的完成”，甚确。另外，薛宗正、吴玉贵先生均认为刘武周之败死，也是突厥扶植隋朝后裔的产物。武德二年(619)二月，突厥曾助武周侵占太原，但武德三年(620)六月，突厥又助唐夺回太原，杀武周。薛先生说，处罗抛弃武周，“是复隋反唐政策的具体贯彻执行”。吴先生说，突厥从反隋到复隋，“这种转变首先影响了突厥政权与以‘定杨’为号召的刘武周割据政权之间的关系”，“刘武周因此失去了突厥的支持”。[17]可备一说。接下来，突厥计划帮助隋王扩展地盘。武德三年（620），突厥计划兵分四路侵唐，其中一路攻并州（太原），就是为了安置隋王，“谋取并州置杨正道”。[18]不过，处罗将出师而卒，未果。突厥扶植隋朝后裔的做法没有得到预期的效果。
有必要说明的是，颉利可汗上台以后仍实行复隋政策，颉利可汗为隋义成公主所立，义成公主又嫁颉利，义成公主不会改变复隋主张，颉利也不会反对复隋政策。《新唐书》卷215〈突厥传上〉载，义成公主从弟杨善经与王世充使者王文素共劝颉利：“‘往启民兄弟争国，赖隋得复位，子孙有国。今天子非文帝后，宜立正道以报隋厚德。’颉利然之，故岁入寇。”[19]充分说明了颉利的态度。不过，以后突厥扶植隋朝后裔的活动已无甚影响和作用，突厥政策的重心已转移到与唐为敌，因此，我们将第二阶段的下线定在武德三年十一月处罗可汗之死时。
第三阶段，当唐朝逐个翦灭割据势力，显现统一中原气象的时候，突厥转而与唐对抗，以挽救突厥的霸主地位。这一阶段主要是颉利可汗前期，时间大体在武德三年（620）十二月至贞观四年（630）。处罗可汗后期实际上已计划与唐为敌。武德三年(620)四月唐军打败刘武周之后，梁师都大将相次降唐，师都大惧，遣使劝处罗可汗侵唐，说：“比者中原丧乱，分为数国，势均力弱，所以北附突厥。今武周既灭，唐国益大，师都甘从亡破，亦恐次及可汗，愿可汗行魏孝文之事，遣兵南侵。”[20]非常准确地反映出割据势力依附突厥的原因，及当时形势的变化。唐朝作为统一中原的强大力量，渐次消灭了薛举、武周等割据政权，中原四分五裂的局面不复存在，不仅威胁到师都等残余割据势力，而且威胁到突厥的霸主地位。突厥不得不考虑转变政策，处罗可汗因此一反过去既支持又骚扰唐朝的做法，决心全力对付唐朝。处罗可汗策划了一个庞大的侵唐计划，兵分四路进攻唐境，并策动唐并州总管李仲文作内应，联络王世充相呼应。不过计划未实施而处罗死。颉利可汗上台后，全面推行反唐计划，几乎年年与唐大战，而且，一改过去幕后指挥的做法，直接出马作主力，其它割据势力则成为协从力量。武德四年(621)，突厥伙同高开道与唐争夺雁门及河东其它地，败。武德五年（622）八月，突厥分兵三路，分别由幽州、雁门、原州侵唐，颉利亲自率十五万骑从雁门入寇。唐派郑元寿许以“币帛皆入可汗”，突厥退兵。武德七年（624），突厥改从关内道进攻，三月、七月、八月，频犯原州，抵达陇州、歧州，东距长安四百余里，长安告急，李世民巧施离间计，颉利叔侄互相猜疑，退兵。武德八年（625）七、八月间，突厥又自灵、相、潞、沁、韩、朔等州全线南下进犯，败。武德九年（626）八月，突厥再次南下入寇，兵逼长安西郊渭桥，唐朝贿以金帛，突厥退兵。此后，突厥内部矛盾激化，突利可汗、郁射设相继降唐，薛延陀联盟反攻突厥，贞观三年（629），唐军出兵，四年（630），俘颉利，东突厥终于灭亡。
三、东突厥分化操纵中原势力的几种方式
东突厥分化操纵中原势力有几种方式，一为政治册封，一为军事援助，一为送子为质。
一，政治册封。突厥对来附的割据势力多进行册封，以确定双方的政治隶属关系。如始毕可汗册刘武周为定杨可汗，遣以狼头纛；册梁师都为大度毗伽可汗、解事天子，遗以狼头纛；以子和为平杨天子，子和固辞不敢当，改署屋利设；张长逊与莫贺咄设结为兄弟，突厥号长逊为割利特勤；处罗可汗立杨政道为隋王；封苑君璋为大行台；突厥与李仲文通谋，许立仲文为南面可汗，处河北之地，事泄未成；又有刘季真，北连突厥，自称突利可汗。
突厥册封这些割据势力可以分为册与封二种。册指册立突厥系统的官爵，封指封立中原系统的官爵。可汗、特勤、设属突厥系统官爵，可汗是突厥最高统治者称谓，特勤是可汗子侄称谓，设是突厥掌兵权的重要官称。天子、王、行台则是中原系统的官爵，天子是最高主宰，王的地位仅次于天子，行台为中央派出机构首脑。而狼头纛是突厥属部的象征。就上列情况看，第一阶段，突厥始毕可汗对来附的割据势力，主要册授突厥系统的官爵，如册刘武周为定杨可汗，梁师都为大度毗伽可汗，李子和为屋利设，张长逊为割利特勤，并授刘武周、梁师都象征突厥属部的狼头纛。刘季真此时也自称为突利可汗。始毕也封中原官号，如封梁师都为解事天子（郭子和为平杨天子，未受），但数量较少。第二阶段，突厥处罗可汗主要封授中原系统的官爵，如封杨政道为隋王，封苑君璋为大行台。虽也许诺李仲文为南面可汗，但未成。第三阶段，颉利可汗基本未行册封。这三个阶段的册封状况与突厥三个阶段的政策策略特点基本吻合。第一阶段，始毕可汗主要想建立以突厥为宗主的霸权地位，因此多将割据势力纳入突厥官爵的系统，以此作为臣属突厥的标志。第二阶段，处罗可汗主要想通过建立傀儡政权，控制中原北方势力，因此多封中原官号。李仲文是个特例。仲文是唐将，无割据的根据地，突厥策动其反唐，于是允封南面可汗。第三阶段，割据势力已渐次消亡，突厥成为唐朝的主要对手，因此颉利可汗未能册封。这三个阶段册封的特点虽然有所不同，但总体上与突厥分化操纵中原的目标是一致的。
值得注意的是，突厥所封中原官号中，梁师都受的是双重称号：大度毗伽可汗、解事天子。梁师都地处关内道北部，是与突厥关系最密切、存在时间最长、对中原统一阻碍最大的割据势力。梁师都在隋末唐初混乱中的破坏作用之大，与突厥对他的册封之重成正比，从中可以看出突厥册封中原割据势力的意图和作用。突厥对杨政道既未册为可汗，又未封为天子，而是封为隋王，也值得注意，此与政道在突厥策略中的作用和地位大有关系。突厥希望以隋朝后裔为号召，聚集中原北方的割据势力，因此不授政道突厥官号；但是，政道只是突厥手中的傀儡，因此突厥不以天子称之，而降格为隋王。突厥对政道的处置反映了突厥扶植隋朝后裔的真正用心。
二，军事援助。突厥对来附的割据势力几乎都给予了军事援助，可以说，军事援助是突厥分化操纵中原势力的主要手段。大业十三年（617）二月，马邑郡刘武周起兵反隋后，隋雁门郡官军合兵讨武周，突厥闻讯救援，与武周共败隋军，使武周未被“扼杀”于摇篮之中。武德二年（619）二月，武周欲南向争天下，突厥授武周五百骑，武周借此破榆次、介州、太原、晋州、浍州，势力迅速膨胀起来。武周死后，其部下苑君璋也依靠突厥援助，尽杀降唐的部属，并与突厥合寇太原北境。武德二年，突厥派数千骑助梁师都南下掠延安郡，扩张势力。武德四年（621），唐进击师都，颉利可汗以劲兵万骑援救之。贞观二年（628），天下大定，师都割据势力仅存，唐军直逼师都朔方东城，颉利可汗又遣兵救援，师都得以苟延残喘。武德四年（621）七月，刘黑闼起兵，遣使北连突厥，颉利可汗遣俟斤宋耶那率胡骑从之。黑闼借突厥之力，半岁悉复建德故地。武德五年（622），唐平定山东，黑闼等人亡奔突厥，六月，借兵于突厥，又寇山东，旬日悉复故地。武德五年，高开道重称燕王，引突厥南下寇掠恒、定、幽、易等州，扩展势力。唐朝在与群雄争夺天下的初期，也得力于突厥的援助。起兵之初，始毕可汗遣千骑助李渊夺取长安。武德元年，突厥发兵会秦王军，助唐消灭薛举西秦政权。武德三年，突厥处罗可汗“遣其弟步利设率二千骑与官军会”，助唐夺回太原，最终灭亡刘武周。突厥的军事援助，促使唐朝发展壮大起来。这些都是突厥军事援助中原势力的实例。
突厥对中原北方军阀势力的军事援助，不仅体现在出兵援助方面，而且体现在武力后盾方面。比如窦建德称帝，北依突厥以壮兵势；武德四年（622），苑君璋势蹙欲降唐，又恃“突厥方强，为我唇齿”而不降；武德五年（622），高开道势蹙欲降唐，又恃突厥势众为援而不降；武德五年，唐平山东，刘黑闼亡奔突厥，以此为基地东山再起；罗艺、王君廓叛唐，欲以突厥为栖身之地；李仲文以为有龙附身，将图天下，与突厥合谋反叛，等等，都体现了突厥以武力支持为后盾，分裂中原，阻碍统一的作用。
三，送子为质。郭子和大业末自称永乐王，有众二千余骑，因势单力弱，北附突厥始毕可汗，送子为质，以求自固。见于史书记载送子突厥为质的似仅此一例，但有此一例也能说明突厥曾经以这种手段控制中原的割据势力。
突厥分化操纵中原势力的政策措施有一个十分突出的特点，就是经济利益为重。唐高祖曾评价突厥：“见利即前，知难便走。……胜止求财，败无惭色。”[21]可以视为当时人对突厥这一特性的认识。突厥重经济利益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以支持中原反隋势力，换取子女玉帛。北方群雄皆以两种方式结援突厥：政治上臣属于突厥，经济上贿赂突厥。大业十三年李渊起兵，遣刘文静使于突厥，文静许诺事成之后，“人众土地入唐公，财帛金宝入突厥”。始毕可汗遂“遣将康鞘利领骑二千随文静而至，又献马千匹”。[22]刘武周破楼烦郡，“获隋宫人以赂突厥”，始毕可汗则以兵相助。薛举欲取长安，“厚赂突厥，饵其戎马”，于是突厥莫贺咄设答应以兵相随。窦建德送萧皇后及宫人于突厥，“多赍金帛，重赂突厥，市马而求援”。[23]这些都是突厥得经济贿赂，支持反隋势力的实例。
2，以经济利益的得否，决定战端的开启或进退。武德元年，唐遣高静致币于始毕可汗，未至而始毕死，诏留金币，突厥大怒，欲发动战争，南渡入寇，后来张长逊以币作为赙赠之礼，突厥才引还，消弭了战争。武德五年八月，突厥兵分三路南下侵唐，唐派郑元寿充使议和，元寿对颉利可汗说：“汉与突厥，风俗各异，汉得突厥，既不能臣，突厥得汉，复何所用?且抄掠资财，皆入将士，在于可汗，一无所得。不如早收兵马，遣使和好，国家必有重赍，币帛皆入可汗，免为劬劳，坐受利益。”[24]物质诱惑打动了突厥，颉利终于撤兵返塞。武德九年，突厥再一次大举进攻，进逼长安，唐太宗认为“突厥之众虽多而不整，君臣之志唯贿是求”，李靖献策“请倾府库赂以求和”，[25]又一次以金帛换取了和平。
3，以贿赂的厚薄，决定支持的对象。突厥与十几个中原北方政权都有政治隶属关系，这十几个政权的利益互相矛盾，有时甚至尖锐对立，在他们都向突厥求援的情况下，突厥究竟支持何方，既不取决于双方关系的近密程度，也不取决于允诺的先后，而是取决于提供经济利益的厚薄，突厥甚至不惜失去信义，撕毁以前的协议，改变支持的对象。武德元年西秦与唐朝的长安之争，就是典型的例子。薛举采郝瑗之谋，厚赂突厥，饵其戎马，以期合从并力，进逼京师。突厥答应以兵相助。但是，已据长安的唐朝，为了保护既得利益，亦遣使突厥，不仅贿以大量金帛，而且许诺割让五原及榆林二郡，唐朝所提供的利益远远超过西秦，因此，突厥不惜中途变卦，转而支持唐朝，致使西秦功败垂成，最终被灭。武德三年刘武周与唐朝的太原之争同样如此。武周以隋宫人贿赂突厥，突厥以五百骑授武周，使攻太原。武周在突厥的帮助下，攻下太原及整个河东，但是，就在武周准备乘胜前进，直捣长安时，唐朝开始反攻，突厥也一改初衷，帮助唐军夺回太原，致使武周功亏一匮，最后覆亡。突厥为什么转变态度，史书没有交代，学者们认为应是突厥转变政策，支持隋朝后裔的结果。我们认为，这应是原因之一，但另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应是唐朝与突厥的交易。[26]史书记载，战后突厥与唐朝瓜分战果，唐收复太原及河东大部分地区，突厥获得太原城众多美妇人，又留伦特勤及数百人“助唐镇守”太原，并留兵戍守石岭（在太原以北）以北。可见唐朝与突厥又有一次交易。这种交易除了上述内容外，还应有更多的经济内容。新旧《唐书·突厥传》记载，唐高祖对突厥“前后赏赐，不可胜纪”，“赐与不可胜计”，突厥“多须求。帝方经略天下，故屈礼，多所舍贷，赠赉不赀，然而不厌无厓之求也”，等等，可知唐贿赂突厥次数多且数量大，史书并未完全记载下来。综合所有情况可以推知，刘武周与薛举一样，也是唐朝对突厥的贿赂，断送了他们与突厥的联盟。
4，分裂操纵中原势力，根本目的就是为了获得经济利益。突厥社会生产结构单一，决定了其经济脆弱和不完整，平时情况下，突厥需要中原农业经济的补充，天灾地害时，更需要中原农业经济的救济，中原分裂战乱时，正是突厥攫取中原物资的最好时机，这就是突厥为什么要维持天下分裂局面的原因，也是为什么突厥在中原分裂时能够强大的原因（突厥两度强大：周齐时代、隋末唐初，都是中原的分裂时期）。
东突厥分化操纵中原势力，是隋末唐初最突出的历史现象，但并不是此时才出现的新现象。事实上，正如中原农业民族惯于使用这种手法对付游牧民族一样，突厥也早已使用这种手段对付中原农业民族。林恩显先生说，“在北亚游牧民族与中原农业民族长期生存竞争历史中，双方均善于利用对方国内的矛盾、冲突，加以离间分化，在中原谓之‘以夷制夷’；在北亚称为‘以汉制汉’，此乃敌对双方竞争中最经济的手段，可谓不出一兵一卒而瓦解敌国于千里之外”。[27]所说甚是。东突厥分化操纵中原势力的边政措施，一是沿袭了突厥的传统，二是借鉴了隋朝的经验。
北周、北齐时代，是突厥第一个强盛时期，据《周书·突厥传》记载，“自俟斤以来，其国富强，有凌轹中夏志”。“（周）与齐人交争，戎车岁动，故每连结之（突厥），以为外援。”周、齐两政权互相敌视，皆连结突厥，而突厥与北周和亲，关系更近，俟斤两度“请举国东伐（齐）”。俟斤死，其弟他钵可汗立，仍与北周和亲，周“岁给缯絮锦彩十万段”。但是，建德六年（577）北周灭亡北齐，突厥改变了态度，竭力帮助北齐复国：“齐定州刺史、范阳王高绍义自马邑战败，北奔突厥，他钵立绍义为齐帝，召集所部，云为之复雠。”以后，“宣政元年（578）四月，他钵遂入寇幽州，杀略居民”，“是冬，他钵复寇边，围酒泉，大掠而去”，等等。突厥先支持北周达北齐，后扶植北齐余孽打北周，都是为了维持中原的分裂状态，从而维护突厥自身的利益。他钵曾骄傲地说：“但使我在南两个儿（周、齐）孝顺，何忧无物邪。”典型地反映出中原分裂，突厥得利的现象。隋朝取代北周之后，突厥仍使用这套做法，支持北齐余孽高宝宁向隋进攻，只是突厥及其支持的分裂势力已不是隋朝的对手，分裂之梦彻底打破。所以说，突厥分化操纵中原势力，是有历史传统的。
隋末内乱，给突厥提供了又一次使用这种手段的机会，而这一次，突厥分化操纵中原的政策和手段，无论从对象还是范围或力度来说，都已大大超过周齐时代。这一时期突厥分化操纵的对象已不是互相对立的两个政权，而是十几个互相争斗大小不一的政权。这一时期情况复杂得多，突厥运用分化操纵的手段也娴熟得多。突厥政策措施的进步，是借鉴了隋朝经验的结果。
隋朝前期分化离间突厥的政策非常成功，突厥因此分裂为东、西二部，并在三十多年中内战不已，隋朝因此成为强大的帝国，并通过控制东突厥，有效地控制了东北亚诸少数民族。[28]但是，隋朝后期这一套做法却行之无效了，裴矩以东突厥部众强盛，献策以宗女嫁始毕之弟叱吉设，拜其为南面可汗以分始毕之势，但未成功，叱吉设不敢受，始毕闻而大怨。裴矩诱杀始毕宠臣史蜀胡悉，也被始毕识破，最终导致大业十一年东突厥与隋朝决裂，始毕可汗率几十万骑兵围隋炀帝于雁门郡城，后因援兵赶到，加上可汗妻隋义成公主遣使告“北边有急”，始毕可汗才解围而去。时人后者皆怪裴矩技不如长孙晟，同样的策略和做法，结果却截然相反。殊不知，这实际上是突厥在认知上有了进步，识破了隋朝的伎俩，并从反面说明突厥何以能从容应对隋末唐初复杂的形势，说明突厥吸收了隋朝的经验，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用隋朝对付突厥的策略，对付中原民族本身。
隋末唐初突厥主持分化操纵中原的可汗共有三个：始毕、处罗与颉利，这三个可汗都是启毕可汗之子，他们都曾生活在隋朝，都曾亲眼目睹隋朝的政策措施，而且亲身经历或抵制隋朝后期的离强合弱等政策。始毕可汗是突厥制定分化操纵中原边政措施的奠基者，他对隋朝的政策体会最深。他所制定的政治册封、质子制度等分化操纵中原的措施，都是周齐时代突厥所未运用的。周齐时代，突厥只是与中原政权和亲，用军事援助干预中原的政治。而政治册封等手段却是隋朝运用的。如隋朝扶植了几代突厥可汗：沙钵略、莫何、都蓝、始毕，政治册封了多个突厥可汗：莫何可汗、都蓝可汗、启民可汗、始毕可汗、曷萨那可汗及可汗的子弟（沙钵略子窟含真为柱国，安国公，都蓝可汗弟褥但特勤为柱国、康国公）。始毕可汗册封中原势力，可以说是直接效法隋朝边政的产物。而处罗可汗扶植隋王杨政道，建立后隋傀儡政权，封苑君璋为大行台，可以说更是隋朝政策的直接翻版。隋朝扶植孤立危殆的启民可汗，使之成为隋朝控制东突厥及其他少数民族的工具；处罗可汗一步一趋，扶植失去家园的杨政道，亦欲使之成为突厥控制中原诸割据势力的道具。只是效果不显而已。突厥还效法隋朝施行离间计。隋长孙晟离间东、西突厥及沙钵略与阿波可汗，效果甚佳。唐并州总管刘世让晓习边事，谓唐高祖，突厥之所以能南下寇掠，是因为有马邑为中间补给站，唐以崞城为根据地，蹂马邑禾稼，败其生业，则可阻止突厥南下。高祖以世让戍崞城。突厥恨世让断其生路，遣其臣曹般拖对高祖说，世让与可汗通谋，欲为乱。武德六年（623）十月，高祖杀世让。[29]突厥仿隋施行离间计，效果亦佳，消除了一个劲敌。所以说，突厥分化操纵中原的边政措施，是借鉴了隋朝的经验。 突厥边政措施较前进步，还有两个因素：一是胡人在突厥发挥作用；二是华人在突厥效力。裴矩曾对隋炀帝说，“突厥本淳易可离间，但由其内多有群胡，尽皆桀黠，教导之耳。史蜀胡悉尤多奸计，幸于始毕，请诱杀之。”[30]这说明了几个问题：一是，突厥中胡人很多；二是，胡人尽皆桀黠，教导突厥；三是，胡人颇受可汗信任；四是，当时“史蜀胡悉尤多奸计”。唐初这个情况依然存在，只是具体人员有所变化。如上举武德六年（623）离间刘世让者，就是突厥之臣曹般拖，曹与史，皆昭武九姓胡。又《旧唐书·突厥传上》载，“颉利每委任诸胡，疏远族类，胡人贪冒，性多翻覆”。说明胡人一直受到突厥可汗的信任，胡人利用世代经商、见多识广、桀黠翻覆的特性，为突厥可汗出谋划策，改变了突厥简单淳朴的行事风格。
隋末唐初大量华人逃入突厥，也为突厥带来了新的思维。李渊太原起兵之初，致始毕可汗信，封题为“启”（下对上致敬语），有司建议：“突厥不识文字，惟重货财，愿加厚遗，改启为书。”李渊答：“何不达之深也。自顷离乱，亡命甚多，走胡奔越，书生不少。中国之礼，并在诸夷。”[31]即表明当时华人在突厥者众多，并且将中国礼仪、思想带到突厥。《资治通鉴》卷192载：“初，突厥性淳厚，政令质略。颉利可汗得华人赵德言，委用之。德言专其威福，多变更旧俗，政令烦苛。”也反映了华人在突厥发挥影响的情况。胡人、华人大量涌入突厥，对突厥边政措施的制定和实施发挥了作用。
突厥分化操纵中原势力的策略手段也有许多与中原农业民族不同的地方。其不同主要在于目的不同。中原农业民族运用分化离间等手段，目的是保护境内的安宁，不受周邻的侵扰，建立稳定的天下秩序；突厥的目的则是获取生存的物资，壮大自身的力量。突厥所居漠北草原之北为广大的西伯利亚森林地带，这是突厥的避难之所和安全的保障，突厥很难在军事上被中原政权彻底消灭，但是，生存物资的匮乏，却时时困扰突厥，甚至可能葬送他们，因此，对中原物资的渴求，是突厥使用手段干预中原的主要目的。由于二者的目的不同，导致手段也有所不同。中原农业民族惯用“远交近攻”法，突厥习用“近交远攻”术（中原投靠突厥的势力大多都与突厥相近）。“远交近攻”贵在两面夹攻，牵制、隔离对方，使之无援而降，不为边患；“近交远攻”妙在就近易合，合作方便，军事上援助快，经济上获取易。[32]
另外，突厥作为草原上的游牧民族，与后世的少数民族也有所不同，突厥分化操纵中原，主要是为了经济利益，领土要求不是很强，而后世的少数民族如契丹、女真、蒙古、满洲等，不仅有经济要求，而且有领土欲望，中原农业民族与他们的斗争更加复杂和艰巨化。但是，历史也正是在这种巨痛中前进。
[1]吴玉贵认为，“所谓‘割让’，不过是唐朝向突厥许诺结束这两个地区名义上的南北两属状态”。见《突厥汗国与隋唐关系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160页。
[2]《新唐书》卷215《突厥传上》。
[3]《册府元龟》卷990〈外臣部备御三〉。
[4]均见《旧唐书》卷57《刘文静传附张长逊》。
[5]见《旧唐书》卷55《李轨传》。
[6]《旧唐书》卷194《突厥传上》。
[7]均见《旧唐书》卷55《刘武周附苑君璋传》
[8]同上。
[9]《旧唐书·罗艺传》卷56载。
[10]《资治通鉴》卷192，唐纪八太宗贞观元年，6038页。
[11]《资治通鉴》卷188，唐纪四高祖武德三年条，5884、5885页。
[12]《资治通鉴》卷189，唐纪五高租武德四年条，5907页，《新唐书》卷215《突厥传上》略同。
[13]《资治通鉴》卷188，唐纪四高祖武德三年条？，5904页。《册府元龟》卷658奉使部举劾，7882页。
[14]见《大唐创业起居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9、14、30页。《唐会要》卷93《北突厥》。《新唐书》卷215〈突厥传上〉。
[15]《资治通鉴》卷188，唐纪四高祖武德三年条，5896页。
[16]刘武周曾以宋金刚为西南道大行台（见《资治通鉴》卷187，5857页），是马邑郡割据势力有行台制度。但当时武周尚在，相对金刚来说，武周应代表“中央政府”。
[17]吴玉贵《突厥汗国与隋唐关系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161--166页。
[18]《新唐书》卷215《突厥传上》。《资治通鉴》卷188，唐纪四高祖武德三年条，5896页载同。
[19]《唐会要》卷94记此事在武德三年五月，《资治通鉴》卷189唐纪五高租武德四年条记在武德四年三月。
[20]《旧唐书》卷56《梁师都传》。
[21]《大唐创业起居注》卷1，2页。
[22]《旧唐书》卷57《刘文静传》。
[23]《大唐创业起居注》卷3，53页。
[24]《旧唐书》卷62《郑善果附元寿传》。
[25]《资治通鉴》卷191，唐纪七高祖武德九年，6019—6020页。李靖所言，见《通鉴》考异引刘餗《小说》。
[26]见吴玉贵《突厥汗国与隋唐关系史研究》，161-166页。《旧唐书·刘武周传》载：“初，武周引兵南侵，苑君璋说曰：‘唐主举一州之兵，定三辅之地，郡县影附，所向风靡，此固天命，岂曰人谋。且并州已南，地形险阻，若悬军深入，恐后无所继，不如连和突厥，结援唐朝，南面称孤，足为上策。’武周不听，遣君璋守朔州，遂侵汾、晋。及败，泣谓君璋曰：‘恨不用君言，乃至于此!’”吴文据此认为，《旧唐书》“认为刘武周的失败，与他没有能实行“连和突厥，结援唐朝”的策略有关”。但实际上《旧唐书》说刘武周之所以败，是因为没有听苑君璋之劝，悬军深入，与唐争锋所致；若听君璋之劝，坚守马邑，与南北方向的唐朝、突厥和睦相处，成为一方霸主（南面称孤）则不会覆亡。另外，如果说突厥因刘武周是反隋势力，转变政策后就惩处他，事实上有说不通的地方，因为基本上所有割据势力都是反隋起家的，唐朝也是，而突厥恰恰转而助唐收复太原，并无证据证明唐朝向突厥表示接受隋朝后裔。而且武周并不是弑炀帝推翻隋朝的原凶，很难说必须处置他。如果说突厥转变政策后，武周不服从，开罪于突厥，也有说不通的地方，因为武周弃太原而逃后，选择的是奔突厥，说明他们之间并没有公开发生纠纷。我们认为，真正的原因应该是唐朝对突厥的收买贿赂。这是唐朝初期一贯的做法，太原是唐朝的老根据地，而且是唐一统天下的必争之地，唐朝为收复此地可以施展一切手段，而贿赂对于突厥来说是最有效的手段，唐朝也确实为此付出了沉重的经济代价。
[27]林恩显《突厥研究》，台湾商务印书馆，1988年，270页。
[28]详见拙作《东突厥归附隋朝》，《西域研究》拟用。
[29]《资治通鉴》卷190，唐纪六高祖武德六年条。
[30]《隋书》卷67《裴矩传》。
一、知识回顾1、581年，杨坚（隋文帝）夺取北周政权，建立隋朝，定都长安。 2、589年，隋朝灭掉陈统一南北。 3、隋朝建立的意义：结束分裂对峙局面，为经济社会繁荣发展奠定基础。4、隋文帝的统治（开皇之治）（1).措施：改革制度、发展生产、注重吏治、减轻人民负担。 (2).结果：国家统一安定，人口大幅增长，储积大量粮食和布匹，社会经济繁荣。5、大运河开通的目的：为了加强南北交通，巩固隋王朝对全国的统治。6、隋炀帝从605年起，开通了一条纵贯南北的大运河。隋朝大运河以洛阳为中心，北达涿郡，南至余杭全长两千多公里，是古代世界最长的运河。.7、隋朝大运河（由北向南）分为四段：永济渠、通济渠、邗沟、江南河沟通五大水系：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8、大运河作用：大大促进了我国南北经济的交流9、618年，隋炀帝在江都被部将杀死，隋朝灭亡。同年，李渊（唐高祖）在太原起兵反隋进入长安建立唐朝。 10、唐高祖退位后，传位李世民（秦王）。李世民就是唐太宗，年号贞观。11、唐太宗治国思想：吸取隋亡的教训，认识政府要轻徭薄赋，发展生产，皇帝要勤于政事，大臣要廉洁奉公。12、唐太宗治国措施：① 唐太宗重视发展生产，减轻农民的赋税劳役② 注意“戒奢从简”，节制自己的享受欲望③ 合并州县，革除“民少吏多”的弊政④ 唐太宗注意任用贤才和虚心纳谏（富于谋略的房玄龄、善断大事的杜如晦，人称“房谋杜断”，敢于直言的魏征（进谏200多次，最的谏臣）13、贞观之治的结果：政治比较清明，经济发展较快，国力逐步加强，历称当时的统治为“贞观之治 ”。 14、女皇武则天（晚年称帝，改国号为“周”)（1）.地位：是我国历的女皇帝。（2）.政绩：政启开元，治宏贞观 ｛措施：继续实行唐太宗发展农业生产，选拔贤才的政策 ｛结果：经济进一步发展，国力不断增强15、.隋唐时，国家政治制度有许多创新，突出的是三省六部制，中央机构为中书省，门下省和尚书省，中书省决策，门下省审议和尚书省执行。16、开元之治（1）.时间：唐玄宗统治前朝 （2）.措施｛任用贤才，如姚崇等 ｛重视吏治 ｛崇尚节俭（3）.结果：唐玄宗统治前期，政治清明，经济空前繁荣，仓库充实人口明显增加，唐朝进入全盛时期，历称为“开元盛世”。17、农业｛兴修水利（共修建40多处大型水利工程） 18、农耕技术改进：水稻采取育秧移植栽培，江南地区成为最重要的粮食产地。19、创新工具：曲辕犁和简单的蔬菜品种从西域传入 ，茶叶生产在江南农业中占重要的地位，世界第一部茶叶专著《茶经》作者陆羽被后人称为“茶神”。（唐朝农民改进犁的构造，创制了新的灌溉工具：筒车）20、手工业｛丝织业：花色品种多，技术高超，21、陶瓷业：越窑青瓷、邢窑白瓷和唐三彩最为有名。22、商业｛大都市：长安、洛阳、扬州和成都 ｛长安市分为“市”和“坊”（长安既是当时各民族交往的中心，又是一座国际性的大都市）23、唐朝的衰亡 （1）.原因；唐玄宗统治后期，他渐渐贪图玩乐，不理政事，任用奸臣，导致“安史之乱”（2）.灭亡：9世纪后期，爆发农民起义，907年，唐朝灭亡。24、、科举制的背景：魏晋以来，官员大多从各地高门权贵的子弟中选拔，权贵子弟无论优劣，都可以做官，许多出身低微但有真才实学的人，却不能到中央和地方担任高官。25、、隋唐科举制度用分科考试的方法来选拔官员，始于隋文帝时。隋炀帝时正式设置进士科，按考试成绩选拔人才，持续了一千三百多年直到清末科举制才被废除 26、、科举制的作用：门第不高的读书人，可以凭才学做官；选拔官吏的权利，也从地方集中到朝廷。（例：房玄龄、孔颖达）27、科举制的完善①以进士、明经两科最为主要。②唐太宗；大大扩充国学规模，进士科第一名称状元。③武则天：开创殿试和武举。④.唐玄宗：诗赋成为进士科主要考试内容。28、科举制的影响｛（1）改善了用人制度 ｛（2）促进了教育事业的发展 ｛（3）促进了文学艺术的发展，大大有利于唐诗的繁荣（唐朝科举制在当时还影响到邻国，新罗、日本都曾通过考试选官。新罗文学家崔致远，就是唐朝是新罗在长安中进士的佼佼者） 29、唐朝政府对边疆少数民族地区，采取“全其部落，顺其土俗”的开明政策，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得到空前的发展。30、唐朝时唐太宗和武则天，政府在今x疆地区先后设立了安西都护府和西域都护府管辖西域的行政和军事机构。31、隋唐对外交往的概况：隋唐对外交往比较活跃，与亚洲以至非洲、欧洲的一些国家，都有来往。长安、洛阳、广州、扬州等城市，都有频繁的外贸活动。唐朝在世界上享有很高声望，各国称中国人为“唐人”。32、隋唐时期，中日两国国交往密切。唐朝从贞观年间开始，日本来中国的遣唐使有十多批，同来的还有留学生和留学僧。33/日本以唐朝的制度为模式，进行政治改革，参照汉字创制了日本文字，在社会生活上至今还保留着唐朝人的某些风尚。34/唐玄宗时，高僧鉴真至六次东渡，传播唐朝文化，他设计的唐招提寺被日本视为艺术明珠35、新罗物产居唐朝进口首位，新罗仿唐制建立了政治制度，采用科举制选拔官吏，还引入流入中国的医学、天文、历算等科技成就。朝鲜的音乐也传入中国。36、唐朝时中国与天竺交往频繁，最杰出的使者是高僧玄奘，从长安出发，前往天竺。他专心翻译佛经，还写成《大唐西域记》，成为研究中亚、印度半岛以及我国x疆地区历史和佛学的重要典籍。37、隋朝杰出工匠李春设计并主持建造的赵州桥，是世界上现存最古老的一座石拱桥，距今近一千四百多年，七百多年以后，欧洲人才建成类似的桥（赵州桥原名安济桥，位于今河北赵县）。 38、唐都长安是当时世界上的城市。城北的大明宫含元殿，气势宏伟，富丽堂皇。、39、印刷术是我国古代的四大发明之一。隋唐时期，已有雕版印刷。唐朝印制的《金刚经》，是世界上现存最早的、标有确切日期的雕版印刷品（这部经卷原藏敦煌莫高窟，近代被外国殖民者掠走）。40、唐朝杰出医学家孙思邈写成《千金方》，后世尊称孙思邈为“药王”他故乡的一座山也被称为“药王山”。41、唐朝是我国诗歌创作的黄金时代，今天，我们依然能读到两千多位诗人的近五万首，成就、影响的诗人有李白、杜甫和白居易。42、隋唐的两位书法家：（并称颜筋柳骨） 颜真卿：他是继王羲之之后，我国书法最有成就的大书法家，人称“颜体”作品：《颜式家庙碑》柳公权：博采众长，别出新意，自成“柳体”。他的字方折峻丽，骨力劲健。作品：《玄秘塔碑》45、书法概况：隋唐时期，我国书法艺术步入又一个高峰46、绘画概况：隋唐时期，绘画艺术高度发展。宗教画的生活气息越俩越浓厚，人物画、山水画、花鸟画大量出现。47、唐朝的阎立本、吴道子 吴道子：画技高超，后世称他为“画圣”，开后世写意画先河。代表作《送子天王图》阎立本：代表作《历代帝王像》《步辇图》48、石窟艺术在隋唐时期大为发展，最的是坐落在今天甘肃西部的敦煌莫高窟。那里的大部分洞窟，是隋唐时期开凿的。莫高窟里有大量精美的壁画和无数形象生动的彩色塑像，窟内保存的大量佛经、文学等也极为珍贵。莫高窟堪称世界的艺术宝库之一。隋唐时期文化繁华的原因：1》、政治上：国家统一、安定、强盛； 2》、经济繁荣，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3》、民族政策开明，各族交往密切，共同创造祖国的历史；4》、对外方面：开放、宽容，和亚欧国家频繁来往，促进经济文化交流；5》、先进的科举制度，为国家选拔了各式各样的人才；6》、开明兼容的文化政策。49、隋唐乐舞得特点：隋唐时期的音乐、舞蹈，大量吸收了西域各族和周边各国的传统舞乐，再加以创新，呈现盛世特点50、隋唐乐舞的代表：唐太宗时的《秦王破阵乐》，唐玄宗时的《霓裳羽衣舞》。（唐玄宗时流行的《霓裳羽衣舞》被诗人白居易赞为：“千歌万舞不可数，就中最爱霓裳舞。 51、10世纪初期，首领阿保机（辽太祖）建立契丹国（又称辽国），都城上京，辽太宗时占领了幽云十六州。52、960年后周大将赵匡胤在陈桥驿发动兵变，建立宋朝定都东京（今开封），史称北宋，结束分离局面。53、1世纪前期（1038年），党项首领元昊建立西夏政权，都城在兴庆，史称西夏。54、12世纪初期（1115年），女真族的杰出首领完颜阿骨打（金太祖）起兵抗辽在会宁称帝，国号金。55、1127年赵构称帝，定都临安，史称南宋。 56、1005年，宋辽议和，辽撤兵，宋给辽岁币，史称澶渊之盟。此后辽宋之间保持了长时间的和平局面。 1125年金朝灭了辽朝。1127年金军攻破东京，俘虏了宋徽宗和宋钦宗，史称“靖康之变”。57、南宋抗金名将岳飞在堰城大败金军，收复许多失地，后被秦桧所害。1141年末，南宋于金达成“绍兴和议”。58、宋朝的造船业居世界首位。东南沿海的广州、泉州等地，都有发达的造船业。59、金迁都：金迁都燕京，改名为中都。60、南方发展农业的原因：①南方战乱较少，许多中原人南迁，带去先进的技术，增加劳动力。②南方自然条件适宜农作物的生产。61、农业发展的表现：①粮食作物；从越南引进占城稻（优点：耐旱涝、生长期短、生长力强、稻穗长），很快在江南地区推广（苏湖熟，天下足），水稻在宋朝跃居粮食产量首位。②经济作物：棉花的种植，由两广、福建推广到长江流域。茶树的栽培也有很大的发展。62、丝织业：蜀地丝织品“号为冠天下”，江浙的丝绸产量高，朝廷用的丝绸，有很多来自江浙。63、棉织业：从海南兴起的棉织业，南宋时已发展到东南沿海地区。64、制瓷业：宋代时中国瓷器的辉煌时代，南宋时，江南地区已成为我国制瓷业重心，浙江哥窑烧纸的冰裂纹瓷器，北宋兴起的景德镇后发展成瓷都。65、造船业;：宋朝的造船业居当时世界首位。东南沿海的广州、泉州等地（海船的优点：船体大，装载多，结构坚固，抗风力强，能战胜惊涛骇浪）66、商业都市：开封、杭州67、海外贸易的原因：政府鼓励海外贸易。68、海外贸易的表现：广州、泉州是闻名世界的大高港，在主要港口设市舶司加以管理。69、纸币的出现：四川地区出现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意义：纸币的产生，有利于商业的发展。70、经济重心的南移：从唐朝中后期开始的经济重心南移，到南宋最后完成。原因：北方长期处于战乱，经济发展受到严重影响，中原军民英勇抗击契丹、女真的少数民族南侵，南方地区长期处于想多稳定的环境。 71、衣：体现了等级性和不同的待业特点。北宋初年，崇尚节俭，衣帽上不得缀饰珠玉，各级官员服色有严格规定，百姓只穿黑白两色衣服。受北方少数民族影响，劳动者多穿小袖狭身的短衣。妇女缠足的陋习逐渐传开。72、食：北宋肉食以羊肉为多，南宋时羊肉价格高，多以鱼肉为主。宋代时，北方以面食为主，南方以米饭为主。73、住：住房以瓦房为主，农村则多是茅屋，贵族官僚的宅地相当宏丽，高脚桌椅板凳已广泛使用。74、行：两宋时期，人们乘坐的交通工具有牛车、驴车、轿子和人力独轮车等。士大夫出门，一般骑驴或骡子。那时交通比较发达，供住宿的邸店很多。 75、今天的传统节日，像春节、元宵节、端午节、中秋节等，在宋代都有了76、瓦子又称“勾栏”为表演场所，以极其丰富的曲艺说唱杂技等表演为内容，一种更为大众性的享乐消费异军突起。在北宋汴京城里，有桑家瓦子、中瓦、里瓦以及大小勾栏50余座（东京内有许多瓦子，许多穷苦艺人卖艺谋生。二、知识表格阶段 人物 贡献 影响科举制的创立 隋文帝 开始用分科考试的方法选拔官员 1、改善用人制度：凭才学做官，使有才识的读书人有机会进入政府任职。选拔官吏的权力从地方集中到朝廷。2、促进了教育事业的发展3、促进了文学艺术的发展，因为进士科重视考诗赋，大大利于唐诗的繁荣。4、科举制度在我国封建社会延续了一千三百多年，直到清朝末年才被废除。 隋炀帝 正式设置进士科，科举制正式诞生 科举制的完善 唐太宗 扩充国学的规模，增加考试的人数 武则天 增设殿试、武举 唐玄宗 丰富考试的内容：诗赋成为进士科主要的考试内容。
[关键字] 唐宋 方志 发展状况 特征
1 引 言
我国方志的历史可谓源远流长，关于其起源的历史，众说纷分坛纷纭，有以宋司马光、清章学诚为代表的《周官》说，以唐贾耽、元朱思本为代表的《禹贡》说，以及《山海经》、《越绝书》、《吴越春秋》、《华阳国志》说。除了这些看法以外，还有方志的多源说，著名的代表人物有黄苇，他在《方志渊源考辨》中多次强调：方志源头众多，不仅有《周官》、《禹贡》《山海经》，还《九丘》之书和古舆地图，等等，这个观点在其著作《方志学》中也有详细论述。但此观点受到了方志学家仓修良等的强烈反对：“文章说的十分肯却，以为所论都是“确凿的事实”为根据，自然应该是深信不疑了。看来恐怕并非如此。”[1]而从现存资料来看，春秋战国和秦汉时期，出现的记载郡国及畿辅诸事的郡书、地理书、都邑簿等，于一方山川、都邑、道里、物产、户口、人物、民情、风俗均有所记录[2]，这应该就是我国方志学的发端时期。自东汉至北宋的千余年间，出现了地记、地志、图经、图志等地方志书，形式多样、数量众多。据粗略统计，地记在两汉时期就有14种，两晋时期有43种、南北朝时就有50多种。而地志一度不断增多，出现了方志的雏形。到了南宋时期，地方志书进入了全盛的时期，由北宋盛行的图经向方志过渡之后，方志逐渐定型，不仅内容宏富，而且体例完备。
2 唐宋时期地方志的发展状况
2.1 隋唐时期地志、地记、图经的发展状况
隋唐时期，中央集权的加强，地方世家大族势力的衰减，东晋以来置州郡所造成的混乱以及选举制度与修史制度的变化，促使了方志的发展，其主要表现形式就是图经的盛行。《隋书•经籍》记载：“隋大业中，普诏天下诸郡，条其风俗、物产、地图，上于尚书。”第一次出现了国家修志的诏令。据不完全统计，有隋一朝30余年，各地共修图经7种（包括与其名称略异的图志一种《隋区域图志》），已经超过以往历代修撰图经之总和（以往图经有东汉桓帝永兴二年，巴蜀太守但望即在其奏疏中所提及的“谨案《巴蜀图经 》，清人章宗源所认为的东汉时《广陵图经》，西晋挚虞撰《畿服经》”）。“自隋文帝受周禅，至开皇三年，罢天下郡，其县乃隶州而已。九年，平陈以后，四海一家。大业三年，罢州为郡，四年大簿，反郡国一百八十三，而图经于是乎作”有《隋州郡图经》、《雍州图经》、《陈州图经》、《上谷图经》、《固安图经》、《江都图经》、《东都图经》、《冀州图经》、《弘农郡图经》、《历杨县郡图经》、《河南图经》，有全国性图志和图经各一部，即《隋区域图志》和《隋诸州图经集》。特别是《诸州图经集》的出现，标志着我国有组织的官修志书的大规模的兴起。然以上图经，除了朗蔚《隋州郡图经》和《雍州图经》佚文辑录于王谟《汉唐地理书钞》之外，其余全部佚失，无从考证，作者和内容也就不得而知，《雍州图经》也只是有其目录，没有佚文。
到了唐代，政治更加稳定，经济发展，文化发达，地记、地志经过魏晋南北朝的极盛一时和增多，逐渐衰退，全国各地普遍修编图经，图经的编纂又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政府设立专门的官吏管理此项工作，并明确编修的期限和办法。“唐制，令诸州作图，三年一造，送职方司以备稽考。”[3]《新唐书•百官志》兵部尚书条：“职方郎中、员外郎各一人，掌地图、城隍、镇戍、烽堠、防人道路之远近及四夷归化之事。凡图经，非州县增废，五年乃修，岁与版籍偕上。”即由原来的三年一修，复古为五年一修，出现了当时总和各地的如《汇编十道图》、《十道录》的地志书等。安史之乱之后，唐朝形成了藩镇割据的局面。为了加强中央统治，消弱藩镇势力，唐朝统治者除了提出要修志的要求以外，还要求一些显赫贵族也要修志，作为政治、军事重要参考资料的方志，又突显出了它的重要性，也更加促进了方志的发展。出现的比较著名的方志有《蛮书》、《括地志》、《元和郡县图》等。
总之，隋唐以来，地方志主要从原来的地记、地志等发展到图经，图经逐渐以解说的经为主，以图为辅，地记、地志已经转趋衰落，不再是地方志书的主要表现形式。图经内容宏富、体例完备，逐渐步入政坛，从外部条件上为地方志的发展创造了动力，为以后方志的定型和繁荣注入了新的活力，奠定了方志完备体例发展的基础。
2.2宋朝时期地方志的发展状况
地记、地志、图经发展到宋代，逐渐转微，地方志书进入另外一个阶段。宋代地方志书的发展，在地方志的形成历程中具有划时代的里程碑的意义。其体例结构趋于定型完备，无论是数量、体例、内容，还是外部发展形态，都跟以往的方志有所不同，完成了地方志基础要素的构建。
2.2.1北宋时期地方志的发展状况 宋代很多统治者都注重对地方志的修撰工作，宋太祖、太宗、真宗、徽宗诸朝也做了一些工作，出现了高峰时期。政府设置专门史官，分别撰修宝录、国史、会要。设编修院掌修国史，起居院掌修起居注，日历所主撰日历，又有时政记，由中书省、枢密院分撰。[1] “开宝四年正月戊午，知制诰卢多逊等，重修天下图经”, 卢多逊出使江南(南唐)，派人对国主李煜说:"朝廷重修天下图经，史馆独缺江南诸州，愿各求一本以归。"李煜马上让人校雠抄写，送与之，"于是江南十九州之形势，屯戍远近、户口多寡，多逊尽得之矣"(《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十四)。《宋史•宋准传》记载，开宝八年，宋准又“受招修定诸道图经”。宋朝的修志工作特别普遍，遍及全国各地，郡县都有自己的志书，如果一个地方没有志书，或者修志工作不积极，将会被后人议论，也会被看作地方官吏的一种失职。社会议论和政治制度都给他们带来修志的主动性。作为州县官吏，修志成为他们的一种职责。可见，修志之普遍、次数之多，成为北宋地方志书发展的主要特征。
北宋方志的撰修，大多数是在朝廷政府的要求下进行的，是时代的产物、军事的产物，是内抚诸州、外控四夷的需要，特别是宋夏战争频繁，出于为皇帝、为统治阶级掌握国家地理历史建制的具体情况提供参考辅佐资料，由朝臣借籍朝廷的力量来完成[4]。
总而言之，北宋是图经盛行的时代，是逐渐向方志过渡的时代。正式的方志也曾经出现过，但是仍然让位于图经的盛行。方志在数量上还远远少于图经，普遍程度也不如图经，在其体例结构、内容上，只是少数的个别显示出方志的特征，绝大多数内容还较简单，不够充实，难以占据主要的地位。
2.2.2南宋时期地方志的发展状况 到了南宋时期，形成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客观环境，加之南方气候宜人、物产丰富，社会经济、文化都比较活跃，地方志已经完全进入到定型阶段。原本在北宋盛行的图经，这时却有所衰落。宋代学者博物洽闻、躬身实践、格物穷理的文化追求与学术自觉意识的提高以及乡邦意识的加强是地志编纂繁荣的内在原因[5]。“头可断，身不可去”，这可以看出北宋方志修撰者周淙一代的拳拳爱国之心；“凡意所未解者，恃故老；故老所不能言者，恃碑刻，碑刻所不能判者，恃载籍；载籍之内有漫漶不白者，则断之以理，而折之人情，事立之凡，卷授之引，微以存教化，识典章，非直为记事设也。”[1]这些，展现出他们治学的严谨。据说，以后元、明几朝的地方志虽然较宋朝繁荣，但是在严谨程度上，都难以跟南宋相比。
方志到南宋的定型，可以从《严州图经》改名《新定志》看出。《严州图经》第一次修纂是在北宋时期，初名叫做《（严州）旧经》；第二次为北宋大中祥符年间修的《祥符（严州）图经》；第三次为南宋绍兴年间董淳熙年间陈公亮修、刘文富纂的《严州图经》；四次为陈公亮和刘文富书在第三次董书的基础上重修而成，初名仍然为《严州图经》；第五次是南宋景定年间郑瑶和方仁荣纂的《新定续志》。《新定续志》的出现，表明我国图经发展到南宋，已经基本完成了向志书的过渡，图经与图志并称。
3 唐宋时期地方志的特点
唐宋时期，我国封建社会进入成熟阶段，社会文化、经济得到长足的发展。按照佛家一切流转相，分生、住、异、灭，“思潮之流也正然，例分四期：一、启蒙期（生）；二、全盛期（住）；三、蜕变期（异）；四、衰落期（灭）……”[6]而我国地方文献发展到这时，应当说是进入了生、住的交替时期。经历了漫长启蒙期的积累之后，地方志无论在数量、结构上，都有了新的特征，但是仍然没有完全进入到全盛时期，形成彻底完备的地方志体系。
唐宋时期，初步形成定期修志的制度和文化环境。不仅出现专门的地方志修书部门，而且基本上定期修志。隋大业年间，国家普诏天下诸郡修志，此后便有定期修志的习惯。唐朝有制度规定，令诸州作图，三年一造，送职方司以备稽考。
唐宋方志理论发展中表现的一个要旨，就是强调编纂方志为封建国家的政治和军事服务。李吉甫认为，版图地理是“成为今之务，树将来之势”的切要之举，必须能“佐明王扼天下之吭，制群生之命，收地保势胜之利，示形束壤制之端”。
隋唐时期，出现了官修志书。图经盛行，体例开始变化，国家明令修志，出现了官修志书，巨帙地理总志，相继问世。《括地志》和《元和郡县图志》出现，特别是《括地志》，由唐太宗四子李泰主修，成为唐代纂修的第一部地理总志。
方志内容和体例日趋完善，已经初步出现平目体、纲目体、纪传体三种体例形式。平目体如北宋朱长文编纂的《吴郡图经续记》上下卷公列了28个类目；南宋范成大的《吴郡志》共列40个类目；还有南宋杨潜的《云间志》、施宿的《嘉泰会稽志》等。纲目体如南宋罗愿的《新安志》、梁克家的《三山志》、潜说友的《咸淳临安志》等。纪传体如南宋周应合的《景定健康志》等。记载的内容从以前的主要记载山川、地形、疆域沿革等地理内容转向地理、人文、历史兼备，形成了具备地理、历史、人文的多重作用的文献资料，为以后我国地方志朝综合的资治、教化、史料累积的多元方向发展奠定了基础，丰富了其内容形式。
总之，唐代方志家在方志理论方面开创使方志出现雏形，经过宋代志家的继续努力探索，开掘得更深了，在理论和实践上进一步充实了方志编纂学的内容。所以，唐宋时期方志的发展，对后来方志学的形成事实上起了先驱的作用。唐宋时期方志的发展，固然有多方面的原因，但是其最直接的根源，则在于唐宋时期地方志编纂的开展。没有这种广泛的修志实践，便积累不了修志的经验，正如马国栋在《方志学原理•序》中指出的：“理论源于实践，高于实践，用于实践，理论之树如果不能扎根于实践的土壤，终归是要衰败枯萎的。”
参考文献：
[1]仓修良.方志学通论[M].济南：齐鲁书社，1990.
[2]周铭,马志宇.方志学讲义[M].昆明：云南大学档案系印,1996.
[3]方国瑜.云南史料目录概说[M].北京：中华书局，1984.
[4]郑利锋.宋代地方志南北修撰异同论[J].史学史研究，2009（2）：101-110
[5]马强.宋代地志学兴盛初探[J].中国地方志，2004（11）：54-58.
[6]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