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9-07 15:47:01
在早期图书馆的发展过程中，书写的材料即藏书的载体十分重要。载体是图书存在的依据，又是图书赖以传播的凭藉。由于载体的不同，出现了各种生产制作图书的方法，形成了各种书籍制度和多种不同形态的图书。同时图书馆藏书的编排和使用也随着载体的不同而有所不同。
事实上，在人类历史的整个过程中，人们几乎尝试过使用每一种可用的材料，希望能找出一种最合适的书写材料。在这个过程中人们试用木片、石片、各种金属片、各式的兽皮、树叶、树皮、布匹、泥土以及纸张作为书写材料。由于社会发展程度、自然环境和科学技术水平等诸多原因，中国和西方国家在使用的书写材料上存在很大差导。
在造纸术发明之前，中国古代书写载体主要是龟甲、兽骨、青铜器、石头、竹木片和缣帛。中国文字发展到殷商时期，已经很进步了，当时记录文字的材料主要是甲骨。甲骨文大多是商王朝当时占卜的记录，因此又称它为卜辞。因为多是刻写的，所以又叫殷契、契等，清末河南安阳殷墟大量出土的甲骨，内容涉及很广，是殷商时期社会生活各个方面情况的真实记载。从殷墟出土的甲骨，并不都是单片存放的，有的是成套甲骨，即将较长的卜辞分刻在几块龟甲或肩胛骨上，有的三板，有的四板不等。龟甲有的截成半圆形，中凿一孔，贯连起来，称为龟册书。这就是我国最早的典籍。中国图书馆，从殷墟甲骨卜辞起，即随着社会前进的步伐，蜿蜒曲折地前进，所以说，殷墟甲骨卜辞是对中国图书馆进行研究的起点。
随着殷商后期人们对冶炼铸造技术的掌握，生产了铜、锡等金属器物，青铜原是铜、锡的合金，以青铜为材料做的青铜器是商周时期极受重视的器具，分为礼器、乐器、兵器、食器及日用器物。其中礼器是统治权力的象征，所以被称为“重器”。当时的统治阶级凡遇重大事情，必铸器物一件，并把那桩盛事记于青铜器上。铸刻在青铜器上的文字称为铭文，或金文、钟鼎文。铭文的内容极为丰富，涉及当时战争、盟约、条例、任命、赏赐、典礼等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虽然铭文不是现代意义上的书籍，但却起了书籍的作用。它是商周时期一种重要的历史文献。
简牍是对我国古代遗留的写有文字的竹简和木牍的概称。用竹片写的书称简策，用木版写的叫版牍。由于竹木方便书写和易得，汉代以前，简牍是我国图书的主要载体形式。竹木应用于书写起源很早，在甲骨文中“册”“典”二字不仅指甲骨龟册，也包括史官记录帝王诰命的“简策”。简策从公元前1300多年沿用到公元4世纪，对后世影响很深。
缣帛是丝织品的总称。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养蚕与制作丝织品的国家。制丝织绢在殷代已较发达。帛书与简策几乎同时并行使用。缣帛作为书写的材料，只要有笔墨，就能立刻写出来，具有质地轻软、便于携带、易于收藏等特点，且色白、吸墨、不易腐蚀、经久耐用，纤维能适当伸缩，卷舒自如，便于阅览，很适宜绘画和制图，可弥补简牍之不足。但缣帛当时是与同等重量黄金进行交换的贵重物品，而且产量也有限，所以价廉易得的简策是当时的主要文献载体。[2]
古代西方应用最普遍的书写材料有三种，大多数现存的早期文献都是记载在这三种书写材料上，即纸莎草纸、泥版和羊皮纸。其中应用时间最长、区域最广的可能就是纸莎草纸了。纸莎草纸出产于尼罗河下游和地中海沿岸。
羊皮纸卷的质地和外表与纸莎草纸不同，但其形态却相似。羊皮纸以及与其关系密切的羔皮纸，是经过处理的小绵羊皮或山羊皮。羊皮除去毛和油脂，然后经过硫化鞣制，做成薄薄的半透明薄片。制成的羊皮纸可以裁剪成页，也可以粘成长幅。羊皮纸是在天然羊皮用于书写几个世纪后才发展起来的。但后来特殊情况下仍然使用天然羊皮，特别是用于书写宗教著作和仪礼方面的文章。天然羊皮和羊皮纸比纸莎草纸耐用，并适于两面书写。而纸莎草纸则因为过薄，墨水可以渗透，只能单面书写。羊皮纸的使用始于公元前两世纪，而后数百年间与纸莎草纸同时被普遍应用。
第三种在西方古代广泛用作书写材料的是泥版。在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及其邻近地区，泥版是用来书写楔形文字的。泥版使用的地域从波斯湾直到地中海地区，使用时间自公元前四千多年至公元后数世纪。
此外，在公元4世纪时，另一种形式的图书，折页式图书在西方开始广泛流行，其形式和现代图书基本相同。“折页书”一词来自拉丁文，原意是“树干”。最早的折页书是“书写板”，由两片木板或象牙板组成，在一边用链连在一起。两片板的里面涂上蜡，可以用带尖的笔书写，蜡面涂平后还可以再用。这种书写板是由单片的涂蜡板发展演变而来的，是将单片的蜡板用链连接而成的。书写板可用来写信函、演算、备课或做记录笔记。后来连接在一起的板片逐渐增多，有了金属片、木片、象牙片等。当易于折叠的羊皮纸广泛应用时，一张羊皮纸也可以像书写板一样，折成两页或四页来使用。几张折叠好的羊皮纸沿折线缝好，就成了单独的小折页本；若干这样的小折页本经缝合粘连而成册，加上皮革或木头的封面，就成了折页本图书，可以保存几百年之久。[3]
在古代西方虽然也有连句成篇的泥版书和纸沙草书的存在，但当时从形式上尚未编连成册
，更缺乏丰富的古代文献的直接描述。因而从文字体系的载体——典籍方面来讲，中国早于西方并优于西方。
第二个阶段：造纸术和印刷术发明后藏书文化的东学西渐
一、西藏传统文化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的重要作用
西藏传统文化是西藏各族人民在几千年绵延发展的历史长河中逐步积淀而成的。因此，西藏高校要充分发挥西藏传统文化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重要作用。
1、以爱国主义和民族团结为主旋律的西藏优秀传统文化是对西藏高校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丰厚资源
西藏传统文化的主旋律是爱国主义和民族团结。藏族学者格勒通过文化人类学的研究方法指出，西藏早期文化是黄河、长江两大流域古老文明及其以北的游牧文化与青藏高原土著文化荟萃的结果。[2]藏学家洽白?次旦平措通过梳理历史指出，唐蕃之间的关 系史的主流是友好。[3]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进程中，西藏与祖国内地的联系越来越密切，最终融进了中华民族大家庭。在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过程中，涌现出了众多民族团结和爱国情怀的感人故事。唐朝时期的文成公主和金城公主入藏的故事早已演绎成各种文艺作品深深地融化到藏族文化的血液；蒙元时期的萨迦派的萨班?贡嘎坚赞和八思巴叔侄为祖国的统一和中华文化的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近代，隆吐山保卫战和江孜宗山保卫战的伟大壮举成为了爱国主义的不朽丰碑。这些历史事实及其各种艺术演绎正是对西藏高校大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民族团结教育、反分裂斗争教育的不竭资源，具有强大的无可替代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
2、西藏传统文化是西藏高校培育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
高校培育和践行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离不开传统文化的熏陶与涵养。同志指出：“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4]西藏高校在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应充分挖掘和利用西藏传统文化这个重要的精神基因。如讲到诚信，引用一句格言“对不讲信用的人，谁敢和他交朋友”就能直白明了。[5]如讲到自由，用“自由使一切人都感到幸福，压迫使一切人都感到痛苦”的格言，[6]这种文化上的认同感还是让学生容易理解自由的某种特质。因此，西藏高校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充分认识西藏传统文化的作用。
3、西藏传统文化是西藏高校大学生为实现中国梦而奋斗的强大精神力量
西藏传统文化对大学生的理想信念教育有着重要的影响。实现中国梦就要让大学生树立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和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然而，怎样才能让西藏高校的大学生更贴切地了解共同理想和远大理想呢？在西藏流传甚广的香巴拉传说就是很好的素材。虽然香巴拉是宗教色彩浓厚的幻想世界，但脱去其宗教外衣就是人们对理想生活的向往和憧憬。不过，一定要解释清楚科学社会主义与宗教幻想两者的关系。
西藏传统文化对大学生的成长成才意义深远。深受广大人民欢迎的藏医药文化，可以直接为医疗卫生事业和人类健康服务；慈悲为怀、劝人向善的藏传佛教文化，不断引导着人们的道德实践，塑造着人们的理想人格。这些对提高西藏高校大学生的素质和本领、培养优良的社会风尚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西藏传统文化对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有着深刻的影响。藏传佛教倡导的众生平等的思想、敬畏自然的观念、“不杀生”的宗教戒律和各种生活禁忌对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建设美丽西藏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二、西藏传统文化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具体路径
西藏传统文化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文化资源，如何积极挖掘和充分利用使之成为思想政治教育的活水源头？
1、充分发挥课堂主渠道作用
第一，从教学内容上来说，要在教材体系向教学体系转化中积极融入西藏传统文化。国家统编教材对全国高校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具有普适性，但为了满足不同层次、不同水平的教学要求，教材体系就必须转化成教学体系，而这个教学体系就必须适应所在学校的实际情况，必须适时融入具有地方特色的文化资源。如讲到马克思主义的形成，可与《四部医典》的形成进行类比。
第二，从教学方式上来说，要多样化嵌入课堂。直接引入法。如阐释“终身学习的理念”时，就引用格言“即使明晨就要死去，今天仍要坚持学习。”[7]这不仅能达到“活到老，学到老”的效果，最为重要的是能引起情感的共鸣。滴灌式教学法。如解释事物之间的转化时，就把《萨迦格言》中的一段格言制作成了小课件，那就是：“哪怕是自己的敌人，处理得当也能变成朋友；哪怕是有毒的东西，经过炮制也会变成良药。”[8]
第三，对教师素质而言，只有教师具备了基本的传统文化素养，才有可能有计划、有目的地在思想政治理论课中融入传统文化教育。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不仅要深刻领会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发展和最新成果，还要努力学习包括西藏传统文化在内的中华传统文化，从而不断地提升自身的理论素养。
2、努力完善社会实践环节
第一，社会实践内容要丰富。西藏独具民族特色的传统文化是西藏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宝贵资源。雄伟壮丽的布达拉宫不仅是西藏建筑艺术和宗教艺术的宝库，更是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的象征。文成公主进藏的壁画不仅仅是令人叹服的绘画艺术，更应该是民族大团结历史的艺术再现。西藏博物馆是西藏历史和文化的高度浓缩，是重要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当然，大昭寺、萨迦寺、唐蕃会盟碑、太昭古城、古格遗址、江孜宗山城堡等诸多物质文化遗产以及民间文学、舞蹈、戏剧、美术、手工技艺、传统医药等各种非物质文化遗产都是西藏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有待深入挖掘的文化资源。
第二，社会实践形式要多样。首先，参观是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活动，也是最受学生欢迎的形式。如讲热爱祖国灿烂的文化，就组织学生参观学校的藏医唐卡室和藏医与天文星算博物馆。其次，无论多么精彩的语言都无法描绘出那种现场的直观感受。站在唐蕃会盟碑前，寥寥数语就能给人穿越历史；登上宗山城堡，静默无语就能让人胸中涌出无限的爱国情怀。
第三，社会实践效果要提升。尽管在思想政治理论课的社会实践中融入西藏传统文化是非常有效地途径，但这却是个短板。一是缺乏制度保障，无法常态化开展；二是覆盖率低，不能惠及多数学生。因而，需要完善体制机制，加大人力、物力、财力的支持，促进社会实践活动的有序开展，提升社会实践的教学效果。
3、积极强化校园文化涵养作用
笔者以所在的西藏藏医学院为例说明校园文化建设的重要作用。决定校园文化格调高低的关键不是自然环境，而是人文环境。具有典型藏族建筑风格的楼宇自然能给人一种浓郁的传统文化气息；一尊高大的玉妥宁玛?云旦贡布雕像顿时带人走进了藏医药传统文化的殿堂；一间宽敞舒适的阅览室无疑能给人提供优美的阅读空间；一座藏书丰富的图书馆给人提供了学习传统文化的便利。“厚德、勤学、笃行、利众”全面展示和诠释着西藏藏医学院的“秉承传统、开拓创新”优良校风；藏医历史人物演绎比赛、学海螺音藏医知识比赛、甘露宝瓶藏药知识比赛犹如涓涓细流浸润着学生的心田；藏医药知识专题讲座、人文素质学术沙龙不断拓展着学生的传统文化视野；自发的藏药传统制作、满校园的朗朗读书声催促着每一位学子对知识的追求。这种寓教于乐的内涵式发展营造出了积极向上激情昂扬的校园氛围。
4、全力打造校园网络交流载体
网络生活已成为大学生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同志指出：“互联网是传播人类优秀文化、弘扬正能量的重要载体。”[9]因此，要高度重视西藏传统文化的网络传播阵地建设。
第一，西藏高校亟需加强互联网建设。目前，西藏高校的互联网建设是较为滞后的，要努力建设一批贴近师生学习生活的传播西藏优秀传统文化的网络名站名栏，积极打造示范性思想政治教育的资源网站、学生主题教育网站和网络互动社区，积极推进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辅导员、班主任的博客和微信及校园微信公众账号等网络新媒体建设。
第二，西藏高校的互联网建设要唱响爱国主义主旋律，讲出民族团结好故事。要建设融思想性、知识性、趣味性于一体的主题网站和网页；要主动设置议题，选择传统文化进行正面引导，而不是被动地跟风；要密切关注网上舆论导向，及时传递校园重要信息，积极回答和解决学生提出的问题，从而形成网上网下思想政治教育的合力。
第三，西藏高校要加强对互联网主阵地的管控。高校要依法加强校园网络管理，严防各种有害信息在网上传播，规范网上信息传播秩序；要掌握优秀文化传播的主动权，绝不能有似是而非模棱两可的态度，绝对不能让错误思潮和腐朽思想在网络空间肆意横流。
三、西藏传统文化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1、科学对待西藏传统文化
科学对待西藏传统文化是其融入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前提。浓厚的宗教思想和鲜明的等级观念深深渗透、无孔不入地扎根于西藏传统文化的方方面面。因此，科学对待西藏传统文化，就是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既不能全盘地肯定，也不能全盘地否定，而是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有鉴别地加以对待，有扬弃地予以继承。
要特别注意：一是不能因为其宗教思想和等级观念而完全否认其现代价值，否则就会出现历史虚无主义恶果。正确地做法是要小心翼翼地将宗教思想和等级观念从中剥离出来，尽可能地防止和避免不良影响。二是反对不加分析地对待、不分优劣地继承的文化复古主义。因为这容易导致出现民族狭隘主义，不利于民族之间文化的交流、交融，也不利于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的建构。三是防止十四世达赖集团利用保护西藏传统文化的幌子而搞分裂破坏的罪恶勾当。因此，在西藏传统文化融入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要有高度的政治敏锐性，坚决回击“西藏文化毁灭论”的错误言论。
2、将西藏传统文化的潜在影响力转化为现实影响力
积极挖掘和充分阐发西藏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成分，坚持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努力使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的具有时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从而将这种传统文化的潜在影响力转化为现实影响力，成为西藏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凝魂聚气强基固本的精神力量。
西藏传统文化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必须处理好继承与发展的关系。继承是发展的前提，没有继承，发展就成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发展是继承的目的，没有发展，继承就变成画地为牢、固步自封。如雪顿节原来是宗教节日，当今已演变成为重要的民俗活动和经济发展平台，成为西藏旅游业的金字招牌。因此，要丰富民族传统节日的文化内涵，培育特色鲜明、气氛浓郁的节日文化。
关键词：西藏高校大学德育体系现状改革策略
中图分类号：G64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1578（2017）04-0026-02
1引言
高校德育是高等教育管理中的重要研究课题，是国内高校德育工作走出困境的迫切需要。尽管我国当前的高校德育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大多数高校学生的思想政治水平仍然和大学生教育目标中的要求存在差距。所以，构建完善的高校德育体制，并对高校德育工作中存在的问题，采取针对性的解决措施，是我国高校德育工作的主要内容。西藏高校作为我国西北地区中的主要高等教育力量，也要在把握高校教育内外环境变化的过程中，构建起适应西藏高校发展德育管理工作的有效体制，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大学德育工作，从而促进西藏高校德育工作的健康有序发展。
2新时期西藏高校的德育工作现状
如今，我国的高校德育工作在教育改革工作的推进下，面临着越来越多的挑战。对于西藏高校来说，想要更好地指导德育工作的开展，还要先弄清西藏高校在新时期的工作现状。
2.1政治上求进步，识别能力较低
当代大学生普遍具有历史使命感，拥护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对国家大事和国家的经济发展状况比较关心，同时很多大学生积极维护国家荣誉，具有很强的民族意识。在政治求进步，但是在现实生活中，由于受到各种社会思潮的影响，再加上一些大学生缺乏扎实的马列主义理论知识，因而识别能力不高，思维方式也比较简单，从而造成部分高校大学生在面对社会现实时，态度不够客观、全面，容易出现价值观念不明确，目标选择自我确实等问题。
2.2价值观念多元化，且有明显的功利性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和移动互联网技术的进步，各种思想观念价值也涌入了内地，西藏高校大学生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也在多种文化的冲击下，不断发生变化。尽管传统、主流的价值观念仍然占据上风，但实用主义、功利主义和享乐主义也被一些学生所接受，这给西藏高校的德育工作带来了新的问题和难度。
2.3具有强烈的求知欲，但抗挫能力较弱
目前，西藏高校的学生普遍都比较重视基础知识和专业理论知识的学习，而且也比较重视自身综合素质的提升。大多数学生在课余时间积极参加各种知识讲座、资格证书考试和社会实践活动。虽然西藏高校大学生具有较强的求知欲，但由于学生长期生活在学校的象牙塔之中，缺乏充分的社会经验和生活阅历，因而在现实生活中遇到困难和挫折后，大多数学生都会出现心灰意冷，态度消极的一面。所以，当前西藏高校的德育工作还要重视对学生抗挫能力的培养，以便学生的社会适应能力得到增强。
3西藏高校德育体系构建存在的问题
3.1缺乏明确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体制
虽然西藏的高校很重视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但由于思想政治教育管理缺乏健全的工作机制，导致目前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和管理工作出现严重脱节的现象。在現实中开展思想政治教育时，部分高校认为德育工作只是一些政工干部和两课教师的事情，对高校大多数教师的德育教育作用没有引起重视，也没有将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列入日程中，导致高校的德育教育管理工作出现了重科研，轻思想政治教育的倾向。
3.2高校德育教学工作方法比较单一
高校德育工作一般都通过课堂教学来开展，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大多采用理论灌输的方法，对学生开展思想政治和文化道德教育。这种道德认知和道德实践脱节的灌输式教学方法，对西藏高校大学生德育工作的开展带来了不利。首先，在这种传统的灌输式教学方法中，教师处于教学的主体地位，对学生采取说教或命令的方式来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忽视了学生在教学活动中的主动性和创造性，不利于培养学生的创造性思维。其次，在进行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理论知识教学中，教师只关注道德认知的教学，忽略了道德践行的重要性，导致学生不相信教师课堂教学中讲授的一些两课内容，使学生对课堂教学中学习的思想政治教育内容没有兴趣，从而影响了高校的德育教育工作水平。
3.3多元化的价值观念
我国在改革开放以后，经济发展迅速，社会价值也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变得越来越多样化。由原来封闭、绝对和追求共性的单一价值观念，变为开放、相对的多元化价值，西藏高校学生“互联网+”的时代下，受到很多外来文化和价值观念的影响，思想十分活跃，但是辨别能力较低，面对社会转型期引发的意识形态变化和价值多元化的趋势，仍然处于比较迷茫的状态，这给西藏高校的德育工作造成了一定的难度。
4西藏高校德育改革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西藏高校的德育改革不仅能有效提高高校大学生的综合素质，还对西藏地区各民族人民之间的团结友爱、社会稳定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有重要影响。所以，在西藏高校实施德育体制改革措施是当前西藏高等教育发展中的关键工作内容。
4.1德育是促进西藏地区社会发展的动力之一
德育工作是人才教育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西藏地区要发展经济，维护国家稳定，还要以高校德育为主，而要建设一个经济发展健康有序、社会稳定和谐的西藏自治区，是一个长期复杂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由于生产力的发展，社会经济结构和分配方式也会出现变化，这些变化会进一步影响社会价值观念体系的改变。面对这种社会变革，西藏高校在进行德育工作时，要吸取国内外高校德育管理工作的经验，借助现代网络化和数字化技术，构建多元和上下联动的高校德育管理体系。
4.2建立健全德育管理工作体制，有助于提高学生的思想道德素质
高校德育工作的目的就在于提升学生的个人修养和思想道德素质，并使其内化为学生的个人信念和价值观念，从而在社会生活中践行为实际行为。德育是衡量学生素质高低的一个标准，也是展现国家精神文明发展程度的一个指标。所以，西藏高校在构建德育管理体制时，要以实际需求为出发点，树立以人为主的全面、科学、实用的德育观念，在德育实践教学活动中，培育学生生活化、个性化和社会化的理想人格，构建以时代精神为主导的价值体系，提高西藏高校大学生的思想道德素质。
5西藏高校大学生德育体制改革的应对策略
5.1重视西藏高校德育工作的地位
目前，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使高校大学生受到各种价值观念的影响，导致高校的人才培育体系也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偏颇，虽然国家在政策理论上重视德育工作。但高校德育工作的实际状况却处于“边缘化”的状态。所以，当前西藏高校的德育体制改革工作不仅要从理论上着手，还要在实践上重视高校德育工作的地位，要制定客观公正、科学合理的德育评价体系，确保德育工作者的社会地位，保障德育改革工作的顺利进行。
5.2要以学生为德育教学的主体
学生是教学的主体，在构建德育管理体系时，还要坚持学生的主体地位，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西藏高校在加强德育管理工作的同时，还要顺应时代的发展要求，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理论，充分发挥高校的教育主导作用和大学生的主观能动性，以学生为德育教学的核心，引导大学生做到自我管理、教育和服务三者之间的和谐统一。西藏高校德育工作要实现这一目标，还要做到以下几个方面：
（1）尊重学生。受人尊重是人最基本的需求之一，西藏高校要提高德育工作的效率，还要学会尊重学生。要在构建德育体系，开展德育工作的过程中，明确学生的教育主体地位，在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活动时，尊重学生的个性化和主体性，引导学生学会自我认识、自我评价和自我发展。在帮助学生解决各种实际问题的过程中，采取民主的方式进行沟通和协商，而不是对学生进行说教。另外，要尊重学生在各种教育活动中的参与权和知情权，和学生切身利益有关的事情，都要让学生了解情况，多听取学生的意见，尊重学生的观念和想法。
（2）理解学生。人作为社会性群体，在生活中人与人之间存在各种关系，也会形成各种矛盾。因此，西藏高校的德育管理工作还要将化解大学生之间的矛盾当作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的一项重要任务。而且，因为每个学生的价值观念和成长环境不同，导致其在思想认知方面也存在一定的差异，所以在西藏高校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时，工作人员还要站在学生的立场上去考虑问题，积极理解学生的一些行为做法，多一些引导，少一些批评和指责。
（3）关爱学生。高校的德育工作是以大学生为核心，在实际的思想政治和道德文化教育工作中，教育工作者还要时刻以学生为中心，在生活上要给予学生个更多的关心和爱护，了解学生的需求和想法，在思想政治和道德教育方面要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念，努力提升自身的综合素质，从而增强大学生的就业竞争力。同时，西藏的高校还要为学生创造更多的实践机会，为大学生的成长提供有利的条件。
5.3坚持以生活化的德育观念为价值取向
大学生追求道德目标的过程，就是以自身的价值观念为主，以自身的人格为目标，自觉改造自己的一个心理过程。所以，西藏高校在改革德育体制时，还要重视德育管理工作的生活化，要将高校的德育工作回归到生活中，要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念，将一些“非主流”的价值观念额传统的价值观念介绍给学生，教师可以结合相关的事件，使学生对不同的价值观念进行选择和判断。
5.4传统文化的诠释要与当前德育工作相适应
西藏的文化资源很丰富，包括文学、艺术、宗教、哲学等等。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分析，藏族的传统文化具有阶级局限性和时代特征，也有超时代性和人类共性的文化。传统文化中优秀的文化，比如藏族文化中倡导的和平主义、人性主义和慈悲关怀的思想，都可以作为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但传统文化中也有对人类精神文明影响不利的因素，所以在西藏高校开展德育工作，构建科学的德育工作管理体系，还要对藏族的传统文化进行辨证思考，要一分为二的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西藏高校的大学生来自不同的地区，对藏族的传统文化有很强的认同感，对其他的传统文化则缺乏充分的认识。因此，西藏高校在德育工作中还要开展多元化的文化教育。使学生用理性、包容的心态吸收各种外来文化，对藏族传统的文化进行重新诠释。谦虚的学习其他民族的优秀文化，促进民族的共同发展和进步。
6结语
进入本世纪以来，随着国内外藏学研究的不断升温，明代藏族史研究也出现了喜人的成就。随着尹伟先的《明代藏族史研究》（民族出版社2000年版）和陈楠的《明代大慈法王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等几本专著的问世，将明代藏族史研究推向一个新的高度。近五年来，明代藏族史研究成果颇丰，在政治、经济、宗教研究领域中均有所突破。论文联盟笔者拟从政治、经济、宗教等多个角度出发，对五年来明代藏族史研究进行基本概述。
一、政治研究
一）对乌斯藏的研究
历代中央政府治藏政策研究一直备受学界关注。明初，针对“备虏”大计，明廷部署大量军队防止北元南下。因此在无力驻兵藏区的情况下，明代治藏政策只能是“非强制性的、多封众建的、经济手段为主的” [1]。合理的政策使得明廷“西陲宴然，终明世无番寇之患”。对此，泽勇在《元明两朝治藏政策及其特点》（《研究》2008年第6期）一文中认为，相比较元代的军事震慑，明代经济怀柔更有利于巩固地方与中央的关系。王建敏在《明初中央对藏族地区的治理》（《康定民族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9年第6期）中亦持同样观点。明代的多封众建正好体现了现代政治中的均势思想，贾丽芳的《简析明朝治藏的均势思想》（《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2期）一文从均势角度出发，论证了明代治藏政策的优越性。敏政的《从明代汉藏间的茶马互市看明代的治藏政策》（《青海民族研究》2011年第4期）一文从羁縻贡市的经济角度解释了明代治藏政策的合理性。
明初册封教王，推行贡市羁縻的政策，以此来实现对的控制。牛绿花的《元明两朝对藏传佛教宗教事务的法律调整及其历史启示》（《青海社会科学》2010年第4期）一文对元明立法管理宗教事物进行了研究，认为不断完善宗教立法是其成功施政的关键。刘永文、韩殿栋、李军在《明代进藏人员论析》（《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3期)一文中认为，中央派出不同身份的人员进藏，实际是中央对藏拥有的体现。进藏人员对藏区进行不同程度的管理，也是明廷治藏政策的体现。桑扎、琼措的《从宗喀巴弟子释迦益西两次进京受封看明代治藏政策和汉藏关系》（《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9年总第210期）一文以释迦也失入京及其在内地的活动为线索，认为藏传佛教高僧入京体现了明代的分封政策，而且还促进了内地对藏传佛教的了解。陈楠在《论明代留京藏僧的社会功用》（《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8年第5期）中提出，对留京藏人予以优待，是明代既定的治藏策略之一，其目的是为了巩固统一和维护的稳定与和平。另外，关于留京藏僧的问题，日本学者乙坂智子还提到“由于朝廷内有这些藏族僧人的存在，皇帝便可以向他的官僚体制炫耀他在政治上的优势” [2]，值得借鉴。
明承元祚，从中央对藏区施政的延续性角度，李清凌在其所著《元明清治理甘青少数民族地区的思想和实践》（中国科学文化出版社2008年版）一书中，从元、明、清三代中央治理甘、青地区政策为线索，分析了其治藏政策的统一性与演变。张云在《舅甥关系、贡赐关系、宗藩关系及“供施关系”——历代中原王朝与地方关系的形态与实质》（《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7年第1期）一文中，以历代中央政府和地区的各种关系的发展与演变为线索，论证了明代中央施政的合理性，并再次证明了藏族是中华民族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明王朝实力变化的角度出发，研究对藏施政亦是学者关注的一个方向。邓前程、邹建达在《从民族格局差异看明朝治藏政策的现实性——与元、清两朝相比较》（《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2期）一文中，从民族差异的角度出发，认为正是基于实力的考量，造成明朝采取相比元、清更为谨慎的施政策略。在这个问题上，马啸在《明朝与蒙藏地区政治互动模式初探》（《研究》2008年第2期）中做了政策的对比研究，认为明朝对藏区的政治安抚模式作用要好于蒙古地区武力冲突模式。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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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一世，明王朝往往根据情况的变化，调节治藏策略。在《明中后期乌思藏朝贡使进京朝贡改道原因探析》（《研究》2010年第4期）一文中，喜富裕从贡道角度分析明王朝在解决危机时灵活而富有成效的治藏政策。对于从明王朝实力出发去研究治藏策略也有学者提出不同观点，张屹的《明朝治藏政策成因述要》（《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3期）一文认为，明代统治者之所以主观上追求温和的策略，与当时程朱理学占主导地位、藏区教派林立的现实有关，并非明朝国力强弱所至。
值得一提的是，近年来也有学者对明代治藏政策的失误进行了研究。星全成的《元明清中央政府治藏失误及其对藏区社会的影响》（《青海民族研究》2010年第4期）一文认为，明代分而治之政策实际是人为制造地方冲突，并对明代采取民族歧视政策、忽视藏区区域安全、藏区官员无法得到有效监管等七个方面进行论述，指出了其治藏政策的失误所在。邓前程、邹建达在《“缘俗立教，加意诸羌”——明朝一项重要治藏治策研究》（《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3期）中认为，过分扩大藏传佛教的作用，虽然有利于地区稳定，但也形成了一定的消极影响。另外，对于地方的组织制度的研究，罗广武、何宗英的《地方史通述》（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一书，在引用大量史料的基础上，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方法研究历史，成果颇具意义。《元、明、清时期地方“政教联合”制度探微》（《黑龙江史志》2011年总第246期）一文的作者秦红利从政教合一的定义出发，认为政教联合的说法更符合出元明清时期地区的现实状况。
二）对安多、康区的研究
在对安多、康区的研究方面，近五年来仍然集中于土司和都司卫所的研究。在2009年出版的《任乃强藏学文集》（中国藏学出版社2009年版）中，总结了任先生在西康地区深入研究的成果，对研究明代多康地区藏族史提供了宝贵的史地资料。洲塔、乔高才让的《甘肃藏族通史》（民族出版社2009年版）一书，对甘肃藏区做了基本概述。书中对甘肃藏区的情况如明廷政策、藏传佛教发展、蒙古入甘肃藏区等史实做了具体的叙述。贾霄锋在所著《藏区土司制度研究》（《青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一书中，从土司的渊源出发，详细叙述了土司形成、发展、到衰落的历史过程。书中指出，藏区土司制度的本质是“传统治边思想在封建时代的终极体现”。 根呷翁姆在《浅谈甘孜藏区的政教联盟制度》（《四川民族学院学报》2010年第1期）一文中，对甘孜地方体制进行了探索，认为甘孜藏区所采取的“政教联盟”土司制度与地区的“政教合一”制度存在一定的差异。王晓霞在《明清对湟水流域土司的管理方略概述》（《青海民族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7年第3期）中提到，明代通过对湟水地区土司的有效管理，使其成为抵御蒙古、管理西部藏区的重要依靠力量。对此，陈亮的《浅析明代甘青李鲁土司家族的发展与历史作用》（《鸡西大学学报》2011年第10期）文章也认为，李、鲁为代表的西北土司在抵御蒙古管理，稳定边疆中起到了重要作用。明初在藏区设立行都武卫，实现了论文联盟藏区稳固。王建敏在《明初藏区行都武卫设置述略》（《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3期）一文中，对行都武卫的设置和作用进行了研究，认为该政策为明代之后分封众建政策的实施提供了条件。在行都卫所的治理上，沙勇的《明朝对洮州卫的经济管理》（《常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1年第2期）文章提出，明朝对洮州卫的经营，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当地民族经济交流。针对明代在安多、康区所制定的土流参治政策，贾霄锋在《明清时期藏区土司地区政治体制模式研究——以土流参治为核心》（《青海民族研究》2011年第2期）一文中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明代以都司卫所为中心的土流参治，在土司势力较强的西南藏区，大多难以真正贯彻实施。与此同时，在僧官制度研究方面，张治东的《明代藏区僧官制度探究》（《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1期）一文认为，僧官制度对藏区稳定起了很大的作用。转贴于论文联盟
二、经济研究
一）茶马互市
茶马互市问题一直是明代藏族经济研究的热点。肖文清、武沐的《明代河州、岷州、洮州茶马贸易研究》（《青海民族研究》2009年4期）一文，从经济发展和民族融合的角度论述茶马贸易的意义。王晓燕的《历史上官营茶马贸易对汉藏关系的影响》（《青海民族研究》2010年第1期）文章则从农耕经济文化和农牧经济文化交流的角度出发，研究茶马贸易对汉藏经济文化交流、对民族融合所起的作用。在茶马互市的交易中，明廷一度颁布榷茶法来管理茶马贸易，以此实现对藏区的经济控制。在这个研究领域中，邓前程在《论明代“以茶驭番”的立法与实践》（《社会科学战线》2008年第1期）一文中认为，茶法是以经济手段实现对藏区的控制，弥补了政治、军事手段的不足。魏志静在其博士论文《明代茶法研究》（中国政法大学2007年）中论述了茶法对保障明王朝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维护国家统一所起的巨大作用。明中后期，官营茶马互市开始衰退，王平平在《浅议明代官营茶马互市衰亡的原因》（《中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6期）一文中就原因做了分析，认为茶马互市最终走向衰亡的根源在于是明政府利益协调和分配上存在问题。伴随着官方茶马互市的衰退，民间茶马互市随之兴起。王连连、王平平在《明代民营茶马互市探析》（《内蒙古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1期）一文中对民间经济做了研究，提出民间茶马经济虽对官方茶马互市存在一定的冲击，但还是对藏区经济改善起到了推动作用。茶马贸易不仅加强了明廷对藏区的管理，而且藏区经济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在这个方面，李新贵、王亚勇的《论明清时期民族政策的变化对湟水流域市场格局的影响》（《青海民族研究》2011年第4期）一文从地区市场形成出发，研究茶马互市经济模式与湟水地区市场形成的关系，并认为，这种经济模式影响了该地区的市场分布。为研究藏区经济提供了新的思路。此外，宋家乐的《述论川藏茶马古道的门户——邛崃》（《承德民族师专学报》2011年第1期）一文，通过对四川邛崃的研究，分析茶马古道形成的原因及对当地的影响。就茶马古道领域，王丽萍、秦树才在《论历史上滇藏茶马古道文化交融及其发展途径》（《学术探索》2010年第4期）一文中也做了相关的研究，他们在茶马古道经济交流促进民族文化交流上做了具体的阐述。
二）贡赐贸易
明期地区的朝贡贸易，政治意义往往起主导作用，因此，朝贡贸易被评价为“相对分裂的地方政教首领需要中原王朝的册封来取得合法的身份和地位” [3]。邓前程的《藏区僧俗首领朝贡与明朝对藏问题辨析》（《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5期）一文从朝贡性质出发，驳斥了西方一些别有用心学者的错误论点。论证了明朝中央政府对于拥有无可争辩的。其次，在经济方面的作用，张向耀在《从朝贡看明朝汉藏交流》（《内江师范学院学报》2011年第3期）中认为，朝贡经济促进了藏区经济繁荣，加强了与内地的联系，有利于巩固祖国统一，民族团结。吴明娣的《明代丝绸对藏区的输入及其影响》（《中国藏学》2007年第1期）一文，从艺术领域出发，以贡赐贸易时内地输入藏区的论文联盟大量丝绸对藏族人民的物质和精神的影响做了一定的探索。针对明朝中后期日益普遍的“诡名冒贡”问题，喜富裕在《关于明朝成化年间“洮岷寺僧诡名冒贡”问题探讨》（《研究》2011年第4期）一文中认为，“诡名冒贡”这种现象不仅是简单的经济问题，更是涉及僧俗首领和卫所官员复杂利益的社会问题。此外，在川、青、甘地区的贡赐活动也有相应的研究成果，格桑卓玛、陈改玲在《明代甘南藏区贡赐贸易述论》（《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5期）一文中提出，甘南地区频繁的贡赐贸易加强了明廷对该地的控制，促进了当地经济进步。胡巧竞在《论明朝的藏区宗教政策对甘孜藏区经济发展的影响》（《四川民族学院学报》2010年第2期）中提到了中央贡市政策与地区经济发展之间的联系，他认为明代的贡市政策对甘孜地区寺院经济、商品经济、农牧经济的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另外，相比较茶马互市与贡赐贸易的官方垄断经济模式，长期以来研究相对薄弱的藏区民间贸易问题转贴于论文联盟
也有进展。.陈崇凯的《地方经济史》（甘肃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一书对明代藏族社会农牧业、手工业、建筑业、商业等方面进行了论述，指出了经济与中原经济、北方游牧经济的区别。在滇藏民间贸易上，周智生在《历史上的滇藏民间商贸交流及其发展机制》（《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7年第1期）一文中谈到滇藏民间贸易在明代活跃发展的表现，认为藏传佛教在当地的传播和发展，为滇藏民间贸易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三、宗教研究
宗教领域主要集中于研究以格鲁派为代表的藏传佛教。相比较其他教派注重修道和心理感受，15世纪初兴起的格鲁派的首要特点是“擅长理论争辩和哲学” [4]。因此，在格鲁派宗喀巴中观论研究方面，程瑜的《宗喀巴中观思想探析》（《天府新论》2008年第6期）、朱连增的《自性与无自性之间——宗喀巴宗教哲学思想透视》（《研究》2010年第4期）、周天策、龙计兵的《宗喀巴的中观思想初探》（《学术探讨》2010年第4期）以及徐东明的《论宗喀巴的中观思想及其影响》（《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5期）等四篇文章分别从不同角度论述了中观论的内涵及其对格鲁派教法的影响。值得一提的是，李学竹在其文章《四津谷孝道及其<宗喀巴的中观思想>》（《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1年第5期）中，对日本佛学家四津谷孝道出版的《宗喀巴的中观思想》（大藏出版社2006年版）一书进行了相关介绍。从而管中窥豹，了解了近年来海外藏学界对明代藏族史的研究近况。陈楠在《藏史新考》（中央民族学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一书中，对从吐蕃时期到清末的藏族史的一些问题进行了考述，特别是在明代藏族史的藏传佛教领域有细致的研究。与此同时，江晓乐在《格鲁派初兴阶段与中央政权的关系》（《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1期）一文中论述了宗喀巴改革后中央与藏传佛教格鲁派之间的联系。
在安多、康区藏传佛教的研究上，李文君在《试论明代西海“流虏”对藏传佛教的护持》（《青海民族研究》2007年第1期）中，研究了游走于蒙古和青海湖地区蒙古游牧部落迎佛、护佛的过程。蒲文成在《东科尔活佛系统与藏传佛教格鲁派北渐蒙古地区》（《青海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1期）一文中，对青海藏区格鲁派历辈东科尔活佛传教蒙古的状况进行了研究，认为蒙古族信仰格鲁派与东科尔历辈活佛的传教活动密不可分。王开队的博士论文《康区藏传佛教历史地理研究》（暨南大学2009年）及其《试论15至18世纪格鲁派在康区的势力扩展——以寺院为中心》（《中国藏学》2010年第论文联盟4期）两篇文章，在对明代康区藏传佛教各教派的发展进行探索的基础上，又以寺院为据点对格鲁派在康区发展进行了研究。
明朝皇帝往往基于政治上的考量推崇藏传佛教。才让的《明宣宗与藏传佛教关系考述》（《中国藏学》2007年第3期）和《明武宗信奉藏传佛教史实考述》（《研究》2007年第2期）两篇文章，分别论述了明宣宗和武宗推崇藏传佛教的史实，作者认为，明宣宗继承洪武、永乐的一贯国策，支持藏传佛教的发展有利于汉藏文化交流。不过由于武宗宠信藏传佛教，导致士大夫阶层的抵触，致使藏传佛教卷入明廷复杂的政治斗争中，在嘉靖登基后受到打压。赵改萍在其博士论文《元明时期藏传佛教在内地的发展及影响》（四川大学2007年）中也论述了藏传佛教在北京、南京、五台山等内地的发展情况，以及对内地政治、经济、文化的影响。转贴于论文联盟
在西方传教士早期入藏的问题研究上，在2010年出版的《柳?祺藏学文集》(上下册)（中国藏学出版社2010年版）中，总结了柳?祺先生生前的大部分发表以及尚未公开发表的学术成果。这些成果对研究明代藏族史，特别是在西方传教士入藏的问题上大有裨益。刘锦涛、张箭的《明清时期传教士入藏传教述评》（《中国藏学》2009年第4期）一文针对17世纪早期西方传教士在藏区的活动进行了探究，对其在的传教行为进行了客观评价，认为传教士来华“虽然有其不可超越的时代背景，但是侵略并不是传教本身不是侵略，而是文化交流的一部分。”
四、文化研究与考释
一）文化研究
以《红史》、《青史》、《贤者喜宴》、《米拉日巴传》等脍炙人口的藏族文史作品出现为标志，藏族文化在元、明时期有很大的发展。亦有藏族学者认为“与佛教后弘的初期相比，帕竹政权统治的时期可算是文化发展的最好的时期” [5]。杨茂森的《论元明时期的藏族文化》（《艺术研究》2007年第1期）一文总结了元明时期是藏族文化发展的特点，分析原因并进行了探讨。朱普选在《明代青海藏传佛教文化发展的政策背景》（《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5期）一文中，从明朝对青海藏区的分封、设立僧纲司以及藏传佛教寺院兴起三个方面进行了探究，认为青海藏传佛教的发展与明朝中央的支持密不可分。
明代在青海藏区设立行都卫所，伴随着大量的驻军，许多内地移民也迁徙而至。先巴的《明代卫所制度与青海高原屯寨文化的形成》（《青海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3期）文章，就明代内地汉族迁徙至青海所形成特有的屯寨文化进行了研究，他认为，作为当地汉族文化标志的的屯寨文化，在青海藏区与藏传佛教文化共同发展，促进了青海藏区民族文化的交流。杜常顺、郭凤霞的《明代“西番诸卫”与河湟洮岷边地社会》（《青海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4期）一文，也就移民对当地社会变化的问题做了探讨。在艺术方面，杨鸿姣在《明代藏传佛教八吉祥纹样在汉地的传播及其风格演变》（《艺术研究》2008年第1期）一文中认为，的八吉祥图形具有很强的时代性，从明早期的“典雅自然”到中期“轻盈柔美”再到后期“规整雅丽”，体现了藏族文化多样化的特点。
在康藏文化研究领域，郎维伟的《藏传佛教与康藏文化的关系》（《四川民族学院学报》2010年第6期）文章认为，康藏文化虽然与藏传佛教关系密切，但仍然不可以混为一谈。以此阐述了康藏文化的特点。贾霄锋、王希隆在《明清时期土司制度与藏区少数民族的文化变迁——以嘉绒藏区文化变迁为例》（《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7年第2期）一文中，以土司制度对藏区影响为线索，探究了嘉绒藏区民族文化形态的变迁。同样对嘉绒藏区进行研究的邹立波，在《从土司封号看嘉绒藏族土司与宗教的关系》（《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0年第2期）中。对嘉绒土司封号的演变进行了研究，认为嘉绒藏区土司封号的宗教性日益淡泊，与明清两朝施藏政策的演变有关。
二）考释
长期以来，由于明代藏族史研究部分囿于史料有限，研究领域相对狭窄，因此对原始资料的整理与考证就显得尤为重要。近年来，明代藏族史考证成果丰富，这些成果对研究的深入和发展有很大的帮助。
洲塔、何威在《河州土司何锁南考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2期）一文中，对河州土司何索南及其家族做了详实论文联盟的考证。马顺平的《明代陕西行都司及其卫所建置考实》（《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8年第4期）一文对陕西行都司所下辖卫所的设置背景及过程进行了考证。郭红、靳润成所著的《中国行政区划通史明代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一书，对明代藏区都司卫所研究上有较细致的考证。陈楠的《明代地方政教体制及职官制度考述》（《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6期）一文，以《明实录》等汉文文献为线索，根据藏文史籍对明代政教官名及司职作了详尽了考述。与此同时，在《蒙藏关系确立及藏传佛教传入蒙古地区史事考述》（《古代文明》2008年第4期）一文中，陈楠还考述了藏传佛教传播的相关史实。武沐在《明代吐蕃十八族考》（《研究》2010年第2期）一文中对在明代时期活跃于甘青川地区的吐蕃大族进行了考证。张羽新、张双志的《明朝封赠大崇转贴于论文联盟
教寺下寺和西纳寺大喇嘛袭职圣旨释读》（《中国历史文物》2007年第2期）文章对藏传佛教寺院喇嘛袭职的圣旨进行了考释，因为文中所提的三道圣旨未载于《明史》、《明实录》等汉文文献中，所以是研究藏传佛教和明治藏政策的宝贵资料，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
五、民族、人物、军事研究
一）民族研究
米海萍的《论明代青海多民族格局形成的原因和影响》（《青海民族研究》2008年第2期）一文认为，明代有效的统治政策是青海形成多民族格局的重要原因之一，并提出明代青海的民族关系“是中华民族统一的国家中局部地区多元一体格局形成的生动诠释。”曾现江在《明代中晚期东蒙古部落在康区的活动及其影响》（《研究》2008年第2期）中提出，明代中晚期东蒙古部落进入康区不仅对当地造成深刻的影响，而且对之后蒙古和硕特部征服康区奠定了基础。陈立明的《门巴族、路巴族的历史发展与当代社会变迁》（《中国藏学》2010年第2期）一文提到明代噶举派在珞渝传教的相关史实，认为藏传佛教对珞巴族社会产生了深刻影响。郝相松的《明代河、湟、岷、洮地区的藏族分布》（《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1年第4期）一文总结了河、湟、岷、洮藏族特点，同时对该地藏族族群分布做了详细考述。杨作山在《明代回藏民族杂居格局的形成述论》（《宁夏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2011年第1期）一文中认为，随着明后期蒙古族、回族陆续进入青、川、滇藏区，改变了当地的民族格局。周智生的《明代纳西族移民与滇藏川毗连区的经济开发——兼析纳藏民族间的包容共生发展机理》（《思想战线》2011年第6期）一文，从明代纳西族迁徙至川、滇藏区出发，论证了以藏传佛教为纽带实现了藏族与纳西族的文化认同，有利于川、滇藏区的发展。鄂崇荣在《明代以来青海草场冲突纠纷及解决路径述略》（《青海民族研究》2010年第3期）中认为，明代以来的草场问题以及解决方案对当今社会民族问题的解决无疑是具有借鉴意义。
二）人物研究
曾国庆在《论固始汗在青藏高原上的历史作用》（《康定民族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7年第5期）中概述了固始汗之生平，认为他在统一青藏高原、规范地方吏治、兴办寺院、发展经济方面起到了积极的历史作用。黄全毅的《固始汗对稳定的贡献》（《重庆与世界》2011年第4期）一文，从对藏稳定角度阐述了固始汗的贡论文联盟献。张发贤在《论固始汗进军之谋略》（《四川民族学院学报》2011年第4期）中从军事角度出发，对固始汗在祖国统一方面所起的历史推动作用分析，认为他是一位少数民族杰出了政治家和军事家。
陈改玲的《侯显使藏简论》（《青海师专学报》(教育科学) 2007年第6期）一文就明廷代表太监侯显出使的活动进行了研究，认为侯显对祖国统一、藏区经济发展、民族文化交流方面均有很大的贡献。杨士钰在《试述明代汉藏人民友好往来的信使侯显的历史功绩》（《甘肃高师学报》2009年第4期）一文中也提到侯显为汉藏民族友好做出的贡献“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李文君的《明代活动在西海的蒙古俺答汗后裔》（《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7年第1期）一文，研究了俺答汗四子丙兔在青海一带的活动，认为其活动促使了藏传佛教对蒙古的传播。转贴于论文联盟
三）军事研究
陈庆英在《固始汗和格鲁派在统治的建立和巩固》（《中国藏学》2008年第1期）一文中，剖析了17世纪初错综复杂的矛盾以及格鲁派经历数次残酷战争最终建立甘丹颇章政权的过程，并对一些历史问题进行了考述和解释。高小强的《明朝洮州卫的军事戍防体系》（《兰州教育学院学报》2008年第1期）文章对明代洮州卫防御战略进行研究，认为“土流参议制”有效的调动了士兵的积极性，对洮州地区的防卫起到了积极作用。郭凤霞在《明前期对入藏交通的经营与防护》（《青海社会科学》2007年第4期）中认为，明前期努力兴建驿站、征剿路匪，有效确保了内地与之间的交通安全，促进了汉藏之间的民族交流。
六、小结
总体而言，近五年内，明代藏族史在研究领域和内容上取得了较大的发展，具体表现在：
第一，大量学术论文和专著的发表和出版。近五年来，关于明代藏族史研究方向共100余篇，著作出版10余部，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无论从数量或质量来看，均较之前有所突破。
第二，研究的问题广泛而深入。如治藏政策层面，从以往注重对中央政策研究到注重中央施政和藏族地区的互动。茶马贸易层面，从研究官方贸易到私茶交易，都体现了明代藏族史研究的进步。
第三，研究视野不断开阔。如在明代治藏政策的失误研究上，抑或在西方传教士入藏的问题研究上，更多的学者能够辩证的看待历史现象和人物，为藏族史的客观全面研究提供了思路，也有利于我们以史为鉴。
近五年来，明代藏族史研究也存在一定的不足，主要表现在：
研究史料相对局限。汉文史料方面大多局限于《明史》《明实录》，大量地方州志、县志、族谱、文集、笔记、寺院文献等资料在运用、整理和研究上均略显匮乏。
在研究方法上，大部分著论文联盟作多以传统史学研究方法，加之史料局限，因此研究领域相对狭窄。对此，可适当引入计量史学等西方历史学研究方法，或采取跨学科的交叉研究，以期提高研究的广度与精度。
记者:克珠群佩先生,最近看到您很多翻译作品面世,在宗教界和藏学界都有一定的影响,请问您是如何走上翻译之路的呢?
克珠群佩:我是1977年文革结束后第一批大学生。当时在山南师范专科学校当老师,后来考上了华东师范大学。大学毕业后,因身体不适应高原(别看我是个藏族,在内地几年反而不适应高原气候了)就分配到设在陕西咸阳的西藏民院工作。我先是到预科班当老师,预科班里的学生基础差一些,有好多是从西藏县、乡考上来的,由于那时候基层的教学质量跟不上,所以学生的成绩普遍比较差,学生上大学的分数线也很低。到了大学,要先学一年的预科打基础,然后再接受正式的大学教育。预科班里有藏族学生也有汉族学生,我是教他们汉语文。后来又到干训部教书,也是教了2年汉语。
我从83年开始搞翻译,对藏学一点没研究,只是边翻译边继续着我的文学梦,先后用汉藏两种语言创作了一批小说,处女作《星星,请别讥笑我》在《西藏文艺》汉文版发表,并获得五省区文学创作二等奖,被录入有关集子;藏文小说也接着陆续发表,写作手法在刚刚起步的藏文文学界显得特别新颖独特,受到了同行的好评,也受广大读者欢迎,有人把我的作品作为意识流小说加以评介,其中《归途》收入五省区藏语文高中教材,有数篇专门评论;《命运的抉择》时隔二十年后被翻译成汉文发表,并获得2010年《民族文学》年度奖;当年创作的藏文小说结集成册出版;在翻译上主要是把学者写的评论,还有外国名着翻译成藏文。
记者:您近几年翻译的主要作品大多是藏传佛教方面的着作,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研究藏传佛教的?
克珠群佩:在民院做名好教师并非难事,但在文学创作方面远离生养我的土地,远离我所熟悉的生活,创作源泉很快就会枯竭。于是,我有意改变自己的兴趣爱好和主攻方向,在教学和创作的同时开始接触藏学。为了对宗教有综合的了解,我阅读了基督教、伊斯兰教、道教等方面的典籍,还初步了解汉传佛教的禅宗、天台宗、净土宗等宗派,对佛教的教义教法有特别的兴趣。经过潜心学习和准备,我开始涉足宗教研究领域,最早翻译的宗教着作是《直贡法嗣》,之后写了介绍噶举派研究系列论文,有些论文在学术界引起广泛关注,如《桑定多吉帕姆教派归属管见》,纠正了女活佛多吉帕姆系统为香巴噶举派的错误观点,在研究学习过程中我发现,佛教在修行方面,不管是显教还是密教,也不论怎样的修法,都离不开止观法,充分认识到这点,我便撰写了《佛教止观法略述》来系统阐释。藏传佛教从吐蕃开始非常重视道次第,在传播中形成了丰富的道次第学说,道次第是藏传佛教最实质的特点,有关的着述汗牛充栋。于是我撰写了《西藏佛教道次第概述》。
道次第,是藏传佛教里最有特点的,很多人说藏传佛教的特点包括活佛转世、政教合一制度、念咒,但我认为这些只是表相,最本质、最核心的特点实际就是道次第,像阶梯一样。它不像禅宗,求顿悟,无次第。藏传佛教非常严格,从开始修行到显宗密宗的修行,道次第很严密。藏传佛教关于道次第的论证很多,特别是格鲁派关于道次第更加严格,宗喀巴写了《菩提道次第广论》和《密宗道次第广论》,格鲁派思想于是就定型了,这是我这么多年研究佛教的一个体会。
当时我定的目标是要研究噶举派,噶举派是宋代时期产生的一个比较有影响的教派,国内研究的还不多。我先是从翻译开始人手,翻译了《直贡传》,一边翻译一边学习有关宗教方面的知识,然后开始撰写噶举派系列论文。特别是《西藏佛教史》,一百多万字的巨着,基本上对每个教派的教义教法、历史等都作了介绍。全面系统地介绍了西藏佛教的方方面面,被中央统战部誉为“具有填补空白之意义”。这是我在西藏民院民族研究所担任所长时主持完成的课题,此书耗费了我大量心血,于2009年由宗教出版社出版。
记者:您研究藏传佛教,体会是什么?
克珠群佩:我接触佛教就是从藏族传统文学开始的。我最早写的《佛教四圣谛与古代文学》,很多读者说对他们很有启发,从这里寻找到了藏族文学规律性的东西。对古代的藏族文学,有些人觉得没什么价值,认为全是讲解释迦牟尼的一生,是多余的东西。但是我总结出来不是这样的,因为过去整个藏族社会信佛非常普遍,佛教内容也是藏区生活的重要一部分,所以不能说写佛教的东西就不是反映藏族人生活的东西。到现在也是,西藏不像内地,你写佛教的东西,不要以为不是反映现实生活,因为到现在,西藏宗教信仰还是生活中重要的部分。写宗教的东西其实和文学没有冲突,至今佛教仍影响着西藏人生活的方方面面,关键在写的时候立场和方法很重要。藏族传统文学里很少有悲剧的结尾,基本都是大圆满式的结尾,很多人就觉得这很雷同,但其实不是,这反映了过去西藏的人深受佛教思想的影响。
研究佛教后,我发现里面说了很多人生观,世界观的东西,怎么看待人生的生老病死?佛教反对比如贪念、愚痴这些东西,而现在文学里充斥和张扬的就是这些贪嗔痴,所以我现在不大看文学作品,没时间、也没兴趣。佛教里有很多对人生很有价值的东西,佛教的人生观、价值观,特别是对现在的人有教益。现在的人物质和精神享受都比过去好了,很多人并不是贫富的问题,而是心理不平衡的问题,如果真正领悟到佛教思想的意义,能够解决很多思想上的问题。
研究佛教需要毅力,从文学完全转到佛教研究,是有难度,但是佛教文化在藏族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而且藏传佛教和内地不同,内地佛教相对比较单纯,但是藏传佛教需要十明精通,里面包括的内容非常广泛。不懂佛教没法看藏戏。包括内地的名着《西游记》,其实都是用世俗的故事讲佛教的道理。
记者:您长期从事翻译工作,您认为翻译的核心是什么?
克珠群佩:我的翻译作品学术性都比较强,但我忠实原文,在形式上尽量保留原文风格,同时在语言上力求流畅优美,通俗易懂。藏译汉的汉文尽量符合读者的阅读习惯,对于文中涉及到的专业术语或大众难理解的字词,均附以较详实的注释。注释需查阅大量的资料,翻译佛教教义的内容尽量保持藏文的字数和节拍,同时意思要保持一致,其实注释的学术价值更高一些。
翻译有时比写作还要难。首先要理解藏文,其次要了解汉文的佛教用语,我的优势是研究过内地佛教的各个教派,所以翻译起来就比较得心应手。宗教谚语、哲理谚语这些比较难的东西,当了解了汉语和藏语的特点后,翻译起来就没那么难了。
翻译的过程实际上是对佛教再认识的过程。翻译的好处是必须每个字都要准确,提高就很快,原来在内地学的佛教知识,回到西藏以后请教高僧或者专家进行藏传佛教方面的专门指导,把藏文佛教着作原文加以注释,翻译理解上就不会有很大的问题。
不久前热振寺来人,说让我校对他们翻译的寺院志,校对后发现错误比较多,于是又重新翻译了一下,翻译后我觉得很有价值,可以提供给他人作为资料研究。有助于对西藏感兴趣的人了解西藏,继承和发扬本民族的文化,包括旅游我也很关注,发挥我自己的特长吧。
记者:目前您认为我国藏汉翻译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
克珠群佩:总的来说还不错。台湾的藏汉翻译水平也比较高,很到位,条条框框少些,教义教法翻译的多;我们大陆这边翻译历史的比较多。
目前搞藏学研究有个弊端,就是资料丰富的去研究的人也比较多,资料少的就没有人去碰。另外,藏文翻译上流行一种不好的方法,就是能译的译,不好译、不容易译的就图简便用音译,这样就造成了阅读上的障碍。比如在一些文学作品里面,说到藏传佛教时说成喇嘛教,这是谬误,当然这中间有历史原因,但我们今天就不能再这样错下去。我以前还提议过,要开翻译专栏,专门研究讨论翻译上的问题。但是难度比较大,需要培养人,文学翻译也是。尤其藏译汉的很少,文学方面就更少,别说佛教了。
记者:您现在担任《西藏文学》的主编,您既编杂志又搞翻译,二者是怎么兼顾的?
克珠群佩:我与西藏文学有很深的因缘,从我上大学时我就开始读《西藏文学》,也给编辑部写过信。和西藏的因缘更是一直没有断,有感情。我是西藏文学第一个藏族主编,前面7个主编都是非常着名的文学家。到我这里,我要精益求精,不能愧对前辈、读者和作者,我们对作者要有凝聚力,从待人接物的小事做起,心思要放在这里。这几年,我们发现和培养了一批年轻作家,他们的作品反映时代、反映人民今天的生活,有新意。西藏的社会主义新文学是很有希望的。
论文摘要：西藏作为民族自治区域在宪法规定的范围内具有管理本地区的特殊行政权限，科学有效地行使这一特殊行政权限，对促进西藏社会的政治稳定和经济的全面发展都有积极的意义。
西藏作为民族自治区域，既有着宪法赋予的一般地方国家行政机关的行政权限，又有着宪法赋予的一般地方国家行政机关所不具有的特殊行政权限。这一特殊行政权限就是西藏行政机关所享有的自治权。它使西藏行政机关能在自己所辖的行政区域内，按照本区域行政环境的现实要求，因地制宜，充分发挥政府职能，努力实现对本区域社会公共事务的有效管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落实和体现，离不开这种特殊权限的行使。特殊
权限数量的多少，范围的大小，反映着自治地方自治程度的高低”。为了保证西藏行政机关充分、有效地行使行政管理特殊权限，促进经济社会全面而快速地发展，我们在行使行政管理特殊权限时，应努力遵循下述原则。
一、加强民族团结、维护祖国统一、反对分裂的原则
我国是五十六个民族人民共同缔造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西藏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我国宪法充分肯定了包括藏民族在内的各民族共同缔造社会主义祖国的伟大功绩，肯定了我国作为统一的单一制国家的客观事实，肯定了西藏与祖国的密切联系和不可分离的神圣性。全国解放后，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贯彻实行了以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共同繁荣为特征的民族政策。经过几十年的努力，我国的民族关系已经发生了本质的变化，已不存在民族压迫和民族歧视，各民族出现了新型的、其本质特点是劳动人民之间关系的民族关系，实现了各族人民的大团结。正是这一民族大团结使我们顶住了帝国主义的经济封锁，巩固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取得了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巨大成就，维护了统一的、多民族的人民共和国的统一和稳定。我区行政机关在行使行政管理特殊权限时，必须首先遵循这一原则。这是因为：第一、加强民族团结，维护祖国统一，反对分裂是保证和维护各民族根本利益的前提，任何破坏这一原则的企图和行为，损害的不仅是中华民族的利益，同时还将极大地损害广大藏族人民的利益。中华民族是一个同生死共患难的有机整体，只有紧紧依靠团结、统一、奋斗，才能获得共同繁荣。这已被我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所证明，因此，我们要珍惜民族团结，使各民族兄弟相互扶持，一同迈向小康。毛泽东同志曾经指出：“国家的统一，人民的团结，国内各民族的团结，这是我们的事业一定要胜利的基本保证。”我区各级行 政机关必须充分认识加强民族团结，维护祖国统一，反对分裂对西藏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极端重要性和深远意义，在行使行政管理特殊权限时，努力遵循和把握好这一原则。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没有各民族的平等和团结，没有各族人民的共同奋斗，便没有整个中华民族的繁荣、富强和祖国的统一，我们所从事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宏伟事业就无法进行。
第二、加强民族团结，维护祖国统一，反对分裂是维护西藏社会稳定，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保证。“没有稳定的环境，什么都搞不成，已经取得的成果也会丢掉。”经济建设是西藏的中心工作，它关系着西藏人民物质生活的改善和社会的进步与发展。为此，必须有一个“安定的政治环境。没有安定的政治环境，什么事情都干不成。”然而近年来，“达赖集团鼓吹西藏独立，他们以宗教为精神武器，诱惑僧尼和广大群众跟随他们祸教乱藏。”他们“一方面加紧在国际社会上的招摇撞骗，一方面加强了对藏区的渗透，”还“准备铤而走险，时而要搞什么‘和平挺进’，时而鼓吹什么不合作运动，派遣特务携带武器，搞爆炸破坏。”这些都严重地影响了西藏人民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造成西藏人民思想上的混乱，极不利于西藏社会的稳定和祖国的统一。与此同时，“剥削阶级的狭隘民族主义仍然存在，仍有表现，或消极抵触其他民族人员，或盲目排外，影响民族团结，不利于各民族共建西藏，共同发展。”我们应当重视这些政治环境中的消极因素，通过有效地行使行政管理的特殊权限，消除它们的影响。
我们应当明确，民族越平等，团结才越巩固；各民族团结一心，相互间的隔阂才会逐步消除，信任才会建立并不断加深，共同建设社会主义新西藏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才会被充分地调动起来，达赖集团祸教乱藏，分裂祖国的图谋才难以得逞，西藏的长治久安才能实现，祖国的统一才能更加巩固。因此，《民族区域自治法》第五条明确规定：“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必须维护国家的统一，保证宪法和法律在本地区的遵守和执行。”我区的各级行政机关都应努力尽到维护国家统一的神圣义务，为西藏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创造一个安定、良好的政治环境。
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原则
中国革命的胜利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使各民族获得了法律上的平等，“但是这种平等本身不能解决整个民族问题。”因为，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各民族之间的事实上的不平等仍然存在。要消除各民族间事实上的不平等，彻底解决民族问题，归根结底离不开自治地方经济的繁荣和发展。西藏由于历史上形成的过大差距，使得它与其他兄弟省区在经济、文化、科技、教育等方面的差距还在不断拉大。要使西藏加快发展，甩掉贫穷落后的帽子，尽快走上富裕文明的道路，就必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如果我们不发展或发展得太慢，老百姓一比较就有问题了。”如果我不紧紧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大力发展经济、文化事业，不断缩小与兄弟省区的差距，民族平等就难以体现，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就难以得到很好地贯彻，民族问题就无法从根本上得到解决，西藏社会的长治久安就无法从根本上得到保证，民族团结和祖国统一就无法加强和巩固。
正因为如此，西藏各级行政机关在行使行政管理特殊权限时，必须切实遵循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原则，坚持改革开放，加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充分发挥西藏的资源优势和区位优势，加快经济、社会的发展。按照《西藏自治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的要求，积极开发矿产资源和旅游资源，加强横向经济交流，大力发展与兄弟省区的经济技术合作，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积极引进国内外先进技术和资金，搞好基础设施建设，大力开展边境贸易，促进经济的繁荣。引导全区各族人民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充分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实现科学决策和科学管理，在中央和兄弟省区的大力支援下，不断缩小与兄弟省区的差距，使西藏的经济文化得到快速发展。
三、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原则
精神文明是人们在改造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的过程中，精神生产和精神生活发展的成果，它表现为教育、科学、文化知识的发达和思想、政治、道德水平的提高，我们要建设的西藏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西藏，这就要求我们在西藏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必须努力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使二者协同发展。
邓小平同志早在1983年就明确指出：“我们要特别注意建设物质文明。与此同时，还要建设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最根本的是要使广大人民有共产主义的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纪律。”而“在西藏，经济建设，维护统一，反对分裂和精神文明，是三位一体，互为条件的，必须把精神文明建设和经济建设、维护社会稳定有机地结合起来。”西藏文化教育、科学技术的现状是：“缺乏高科技、高文化素质的人才，教育起步晚，质量低，成年人中文盲半文盲的比例很高，人民的科学文化素质在全国处于后进的行列。”这种状况就很难为西藏的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和科学有效的行政管理提供良好的智力支持。同时，“宗教唯心主义依然影响广泛，宗教文化充斥于人们的物质文化生活之中，这不仅妨碍社会进步，影响经济发展，还阻碍人们文明程度的提高；落后的思想观念和陈规陋俗在社会生产、生活中广泛存在，阻碍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危害人们身心健康。”这便充分证明精神文明建设的极端重要性，“要加快西藏的振兴，从内因上看，根本的途径就是提高人民的科学文化素质。”因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是社会主义物
质文明建设的强大动力，是物质文明建设能够沿着正确方向不断发展的重要保证。江泽民同志在国庆四十周年大会上讲道：“精神文明建设，说到底是要提高全民族的素质，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新人，不能设想，一个没有强大精神支柱的民族，难以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我区的各级行政机关应积极承担起本地区精神文明建设的重任，以使我区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得到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为此我们应该努力做到：
第一、大力发展教育、科学、文化事业，并通过加强基础教育，普及科技知识，广泛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科学文化素质，通过各种宣传媒体认真做到“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引导和教育广大人民群众牢固树立正确的祖国观、民族观和宗教观，树立符合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要求的新的道德风尚，不断摆脱旧思想、旧观念、旧习俗、旧传统的影响和束缚，使广大人民群众的思想观念、道德水平和科学文化素质与西藏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相适应。
第二、发挥政府依法管理宗教事务的职能，努力使宗教与社会主义相适应。马克思主义认为，统治阶级利用国家政权的强制力，通过强化本阶级的政治思想和政治理论对宗教产生影响，引导宗教朝着有利于巩固统治和稳定社会秩序的方向发展。宗教只有在按照统治阶级规定的方向发展，有利于国家统治秩序的稳定的前提下，才会得到国家政权的扶植，才能够获得发展。这就是国家政权对宗教的制约。我区的各级行政机关应加强对宗教事务的管理，通过对寺庙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引导广大僧尼热爱祖国，从事正常的宗教活动；使广大信教群众在不影响正常的生产劳动的前提下，从事符合他们宗教信仰的活动，使宗教有利于维护社会的稳定和祖国的统一，逐渐使宗教与社会主义相适应。只有这样，西藏的精神文明建设才会取得应有的成效。
四、注重西藏特殊性的原则
由于西藏自然地理环境和政治、历史的特殊性，使其与兄弟省区相比，有着极为特殊的社会环境。诸如，西藏至今仍然相对贫困和落后，市场发育差，商品经济不发达，工业基础薄弱，设备陈旧落后，科学技术水平低，文盲半文盲比重大，劳动力素质差，技能不高，决策水平和管理水平还不适应现代化建设的需要，自然条件比较恶劣，基础设施比较落后等等。这些特殊情况还将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继续存在。因此，西藏的各级行政机关及其决策者应当认真研究和对待这些特殊情况，找出其特殊本质，制定具体目标，采取相应的对策，使问题得到解决。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讲的：“如果不能研究矛盾的特殊性，就无从确定一事物不同于他事物的特殊本质，就无从发现事物运动发展的特殊原因，或特殊的根据，也就无从辩别事物，无从区分科学研究的领域”。
这就要求西藏各级行政机关在行使行政管理特殊权限的过程中，必须遵循和尊重西藏特殊性的原则和西藏行政环境的特点。在充分了解和掌握西藏社会公共事务特殊本质的前提下，制订体现西藏特殊性的法规、规章和特殊政策，按照权变理论的要求，采取灵活措施，以实现对西藏社会公共事务的有效管理。只有这样，西藏的经济、社会、文化事业才能得到较快地发展，这已被西藏建立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维护祖国统一，建立和发展新型民族关系和发展经济文化事业的实践所证明。只要我们尊重西藏的民族特点，按照西藏行政环境的特殊要求管理西藏的行政事务，西藏的各项事业就会顺利发展，民族团结就会得到加强，西藏的长治久安就会实现。
五、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原则
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原则是我党思想路线的精髓。邓小平同志精辟地指出：“我们开会，作报告，作决议，以及做任何工作，都为的是解决问题，我们说的做的究竟能不能解决问题，问题解决的是否正确，关键在于我们是否能够理论联系实际，是否善于总结经验，针对客观现实，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一切从实际出发。我们只有这样做了，才可能正确地或者比较正确地解决问题，而这样地解决问题，究竟是否正确或者完全正确，还需要今后的实践来检验。如果我们不这样做，那我们就一定什么问题也不可能解决，或者不可能正确地解决”。西藏行政管理所面对的现实环境，要求各级行政机关在认真研究、了解西藏的民族特点和特殊性的基础上认真行使行政管理特殊权限时，必须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原则，因地、因事、因人而制宜，决不可不切实际，不看对象地盲目照搬兄弟省区的经验和模式。
摘要：汉藏教理院的创建是民国时期的一件大事，表明汉藏文化交流的深厚和汉藏翻译事业的发展，汉藏教理院以严谨的学术气氛，严格的学院管理，较为完善的教学体制，是当时负有盛名的汉藏佛教研究机构，促进汉藏文化的发展起到重大作用。本文简单论述汉藏教理院的建立及汉藏佛经翻译的状况。
关键词：汉藏教理院；翻译；贡献；
佛教从印度传入中国后，与中国的本土文化及民间信仰和道教相结合后，形成了具有中国文化形式的汉传佛教，在其发展过程中形成了许多教派，主要是显宗为主，缺乏密宗，而藏传佛教盛行密宗。民国时期随着密宗在内地的传播，了解文化和藏传佛教的密宗，在太虚大师等人的倡导下建立了“汉藏教理院”，是研究和学习藏族文化的学府，其中汉藏佛经翻译对汉藏文化交流和学习藏传佛教起到了重要作用。
一、 汉藏教理院的建立
在民国时期佛教活动中，最有影响之一的是“世界佛学苑汉藏教理院”的建立，与“西陲文化院”、“康藏研究社”、“华西边疆研究所”、并称为川、渝等地的四大藏学研究机构，在历史上具有深远的意义。1930年8月，太虚大师至重庆。适逢国民革命军军长刘湘通令川东各地佛教会，选派僧侣入藏弘法，“以备沟通汉藏文化，联络汉藏感情”，太虚借此机会告以刘湘世苑之组织，并建议在重庆创立一所汉藏佛学院，“聘请汉藏讲师，招收汉藏青年而教之” 。由于获得刘湘、刘文辉、潘文华等川渝地方实力派的支持，汉藏教理院的建立水到渠成。1932年8月，汉藏教理院正式创建于重庆缙云山之缙云寺。如该院1936年6月填报的《世界佛学苑汉藏教理院简章》第一条及《世界佛学苑汉藏教理院院董会简章》第二条规定“本院以招收汉藏青年研究汉藏佛学，沟通汉藏文化，团结汉藏精神，巩固西睡边防，并发扬汉藏佛教，增进世界文化为宗旨”以及“旨在陶铸僧材，振兴佛法，研究汉藏教理，融洽中华国族，发扬汉藏文化，增进世界和平，以言振兴佛教也”。开设的课程主要有：“《藏文文法》、《藏文佛学》、《汉文佛学》、《国文》、《历史》、《论理学》、《卫生学》、《农业常识》、《法学》、《体育》、《党义》、《文化史》、《地理》、《汉文佛学》、《教授翻译》、《文化史》、《地理》、《汉文佛学》、《国文》”等重要课程的学习。学僧学习的主要教科书有，根据1936年6月汉藏教理院填报的《普通科教科书目录》、《专修科教科书目录》中，《藏文佛学》课程采用《现观庄严论》、《中论正理海疏》、《入中论》、《劝诫王颂释》、《菩萨戒品释》、《菩提道次第广论》；《教授翻译》课程采用《现观庄严论金鬘疏》、《入中论疏》；《汉文佛学》课程采用《成唯识论》、《中论释》、《广百论》、《楞严经》、《弥勒上生经》、《心地观经》、《摄大乘论本》、《解深密经》、《大般若经》、《百法明门论》、《瑜伽菩萨戒本》、《净心诫观法》、《杂阿含提要》、《四十二章经》、《佛乘宗要论》、《别解脱戒讲义》、《俱舍论》。担任的教师都是藏族有名的高僧大德，有阿旺堪布、根桑活佛、多杰格西、贡噶活佛、诺那活佛等。该院本着“研究汉藏佛理、融洽中华民族、发扬汉藏佛教、增进世界文化”的宗旨，对汉藏文化间的交流和学习借鉴藏族佛教提供了巨大的作用。
二、 汉藏教理院的翻译状况
汉藏教理院是学习和研究藏文化的藏学研究机构，那么，首先要懂得藏语，于是把翻译作为汉藏文化交流的桥梁，翻译了大量藏传佛教典籍，是汉藏教理院沟通汉藏文化的一个重要途径。
1936年10月汉藏教理院“翻译处”正式成立，由法尊法师主持，专修科学生为助译，以资练习藏文，念诵佛典。后改为编译处。对汉藏教理院翻译工作，太虚大师非常重视。编译处的工作主要分为翻译藏文佛教经论和翻译汉文书籍为藏文。
据1944年《世界佛学苑汉藏教理院特刊》统计，汉藏教理院编译处编译出书40余种，出版丛书10余种，分别如下：
1、编译藏文佛学典籍有：《阿底峡尊者传》、《菩提道次第广论》、《供师与大手印合修法》、《密宗道次第广论》、《密宗道次第略论》、《藏文文法》、《辨了不了义善说藏论》二册、《辨了不了义论释难》二册、《辩了不了义论》、《现观庄严论释》、《七十空性论释》、《辩了不了义论律》、《民族政教史》、《菩萨戒品释》、《极乐愿文》、《入中论颂》、《绊学处》、《办法发性论颂》、《入中论》、《入中论大疏》、《现观庄严论》、《现观庄八品七十义略解》、《精研论释》、《正理庄严论》、《入中论》、《入中论疏》、《缘起赞论》、《菩提道次第略论止观》、《菩提道七义论》、《现在》、《我去过的》、《汉藏合壁读本》、《汉藏合壁常识读本》、《通用藏文小词典》、《绍云山志》、《大印讲义》、《供师与大手印合修法》、《密宗道次第修法》、《格致大印释》、《藏传弥勒菩萨修法》、《大白伞盖经》、《办法发性论长行》、《绿度母赞》、《藏传心经》、《极乐愿文合修法》、《汉藏合壁读本》、《极乐愿》、《初中后善愿文》、《宗咯巴大师传》、《菩提道次第略论》、《修菩提心七义论》、《辨法法性论》、《缘起赞释》《释量论》、《释量论略解》、《集量论》等著作。
2、出版藏文佛学著作有：《藏文读本》、《菩提道次第广论》、《藏文文法》、《菩提道次第略论》、《佛学概论》、《密宗道次第修法》、《佛教各宗派源流》、《密宗道次第广论》、《辩了不了义论》、《密宗道次第略论》、《现观庄严论》、《入中论》、《绊学处》、《入中论释》、《民族政教史》、《绍云山志》、《菩萨戒品释》。翻译出版的这些著作，大都是藏传佛教的重要典籍，其中以格鲁派的经典为主。
藏族文化的核心体系是藏传佛教，藏传佛教深入到藏族社会的方方面面，要想了解和学习藏族文化，首先要知道藏传佛教，认识藏传佛教的基础上才能研究藏族文化。所以汉藏教理院指出“除佛法外，别无文化可言；苟欲研究藏文，而舍佛法，则无从以学之也。且风俗政治，皆以佛法治成一炉，彼康青满蒙等处，亦莫不以佛法为唯一无二之信仰”故当时要研究藏族文化、沟通汉藏文化，须以学习藏传佛教之佛法为第一要务。所以汉藏教理院以翻译藏传佛教经典为主，翻译了大量佛教典籍并且出版“汉藏佛教丛书”，是学习藏传佛教之佛法，是研究藏传佛教、藏区历史、藏区文化、藏语文、藏汉文化交流、比较宗教等的主要学习渠道，通过这些基础的研究，对于加强内地僧人了解藏传佛教、藏区历史与文化，以及通过他们使内地更多人了解藏传佛教、藏区历史与文化，都起到了程度不同的推动作用。汉藏教理院不但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知识财富，而且促进汉藏文化交流及汉藏佛教比较研究起到了重大的作用。（作者单位：青海民族大学藏学院）
参考文献：
[1]《佛教研究》，作者：克珠群佩，主编：朗宇法师//清修法师出版社：宗教文化出版社。
关键词：艺术收藏；诺顿・西蒙；收藏产业化；藏品资本化
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西方文化艺术充满标新立异的变化，纽约取代了巴黎艺术中心的地位。某种意义上而言，这是二战的隐形沿革，是美国在文化艺术上取得的胜利。这场隐形战争所赢得的胜利是取决于一个国家的文化觉悟、国民的人文价值观和统治阶层的文化策略。美国意识到他们贫乏苍白的艺术，要以足够的自由和空间来滋养艺术，也意识到要发掘积聚国内外一切有利于发展文化艺术的能量，要依赖科学和经济。美国是一个刚从羁绊中脱缰而出的新兴国家，在文化艺术上它没有任何顾虑、戒规，自由地接受世界各国任何流派：印象派、后期印象派、表现主义、立体主义、野兽派、未来主义等等。二战后，美国出现了一大批狂热的艺术收藏家，如盖帝、亨廷顿、克拉克、西蒙等人，他们都是成功的企业家、投资家及慈善家。基于他们的经济实力以及艺术本身具有的感染力，促使他们兴起了一阵收藏艺术品的热潮并开拓了他们自己独有的收藏途径，为美国文化艺术建设找到了捷径，使一个年轻的没有文化传统、没有文化遗产和文化底蕴的国家，在短短的几十年中获得了世界宝库中的艺术精华，在拥有以人为本的科学资源的同时也拥有了丰富的艺术资源。
诺顿・西蒙（Norton Simon）（1907～1993）以收藏19世纪及20世纪欧洲印象派的艺术作品多而著称，被视为美国极为杰出的艺术收藏家。他的收藏运作过程则可折射出美国艺术收藏形态的一个重要侧面。西蒙是一个成功的投资家和企业家，拥有多种经营，包括原材料交易、文化出版、金融投资等，他最擅长的是并购和整合各类亏损企业，并转亏为盈。他用所产生的经济利润对艺术品做再投资和风险对冲，这成为他企业经营和艺术收藏的一个独有形式。诺顿・西蒙并未受过专门艺术教育，当他刚开始购买那些艺术品时，也许只是附庸风雅，填补自身的文化空白而已。但他逐渐地意识到，艺术除了本身的艺术价值之外，还可以发掘其经济价值并降低投资风险，于是艺术品交易成为了他收藏的主要途径。他收藏的艺术作品遍及欧亚，不论年代，不限国界，但求质量与数量。西蒙的收藏方式代表着美国近代文化艺术与资本结合的一个重大趋势。
在西蒙的艺术收藏过程中，不可回避的最大矛盾是艺术与商业关系。首先他将艺术收藏产业化，当时为人所不屑，而诺顿・西蒙还是这样做了，他的商业行为和手段在艺术学史学者看来有诸多不当的地方，因此遭到了当时的艺术界、评论界以及收藏界的反对与抨击。1975年《艺术论坛》杂志评论家约翰・科布兰斯称他为不懂艺术的“收藏交易者”，并写道：“他只对艺术品的市场价值感兴趣，他玩弄艺术如同玩弄证券！他不择手段以艺术谋取暴利，他亵渎了艺术”等等。这篇文章言辞犀利，引起了艺术界的共鸣，使得西蒙被群起而攻之。
西蒙对待艺术也如对待他的证券、债券、股票一样，让艺术品也运转于经济市场之中，为他创造更大的资金空间以谋取更多的经济利益服务。他把艺术品视为期货，周而复始地交替运转、买进卖出，使其收藏量在短期内得到急速增长。
确实，西蒙是个典型的商人，他所运用的商业手段也在收藏中得到了充分展现。估量艺术品的艺术价值与历史价值并非易事，准确地来平衡艺术品的实际价值是在竞争激烈的商业社会中赖以生存的保证。肯定一件艺术品价值的前提是使它的原创性、历史性和学术性得到统一。为了确保信息准确度，他聘用了大量的博物馆专业人士来考证评估，同时建立了一个庞大的网络并笼络了许多内线人士，如收藏机构负责人、艺术品中间商和拍卖行等为他服务，借以了解那些艺术品的藏地、谱系、原始价格、目标价格和库存等信息，为最终收购捕捉了充足的信息。那些中间人士从西蒙那里所得到的报酬却微乎其微，他们所指望的是以后能与西蒙分享更大的销售利益。但令人失望的是在西蒙拥有了这些信息后，很多诺言并未得到兑现。他越过中间环节，去结交更多的更有市场影响力的相关人士，以获取更大的利益。在短短的几年之后，他的智囊团和经纪圈急速扩张，从博物馆、拍卖行一直延伸至世界各大著名高校，如哈佛大学、牛津大学、普林斯顿大学、耶鲁大学等等，甚至渗透到欧洲各大学术机构和博物馆专家之中。这些学者和专家之所以提供无偿服务，也是受诺顿・西蒙的实力和潜力所影响及对他产生了一种寄托和希望。这样的商业操作艺术收藏的模式从20世纪初开始被收藏群体一直沿用到现在。
在诺顿・西蒙把艺术收藏产业化之后，第二个步骤就是如何使藏品资本化，更有效地组合及扩充其收藏规模。二战之后，20世纪中期（约50～70年代间），是美国现代艺术及当代艺术的发展旺盛期，大部分收藏家都转向现代和当代艺术。可诺顿西蒙却出人意料地把大量的资金转向疲软的以古典主义和宗教题材为主的市场板块，他以低廉的价格收购了大批15～17世纪的作品。果然，这批藏品再次成为了炒作资本，并规避了当时现代艺术市场井喷所产生的泡沫市场。在他保护资金安全的同时，也为他以后回收欧洲现代和后现代艺术作品积累了资本。西蒙“以藏养藏”的规模和模式是其他收藏家所不及的。在欧美亚各大美术机构和院校，均有他曾经收藏过的作品，如众所周知的大都会博物馆、华盛顿国家艺术博物馆、澳大利亚国家美术馆、摩根图书馆等等。
商人的习性总是离不开获取最大利益和规避最大风险。西蒙对藏品也如同对他的股票、企业收购和房地产交易一样，在不断变化的市场形势中，他权衡着每一件收藏品的经济价值。也许是出于商人的本能，只要利益存在，哪怕放弃也是一种经营手段。1954年他花了16000美金购买了雷诺阿的《Andree in Blue 》。但此画经过不断升值，两年后他把画捐给了Pamona College Art gallery。从表面来看这是一种慈善公益行为，但在税务上他得到的利益远远超过了艺术品的本身价值。捐赠带来的避税，抵扣了他公司其他盈余的所得税并降低了收藏成本。此手法现在仍是美国商人和企业的惯用伎俩，并成为许多慈善机构的主要动力和提高经济来源的渠道之一。
“并购与整合”是将艺术收藏资本化途径的主要形式。并购亏损企业机构是诺顿・西蒙最为擅长的经营手段。今天作为洛杉矶最重要的文化地标之一的“诺顿・西蒙艺术博物馆”就是他一生中最具代表性的成功手笔。1974年洛杉矶著名的艺术机构“帕莎迪那艺术博物馆”正濒临破产，这所博物馆建立于40年代，是当时美国具有影响力的后现代艺术和当代艺术博物馆。由于博物馆的盲目扩张和经营不善加上债务压力，使该机构面临倒闭。于是他们与诺顿・西蒙艺术基金会达成协议并出让他们的所有债务以及全部收藏品的所有权。这次重组使西蒙的藏量上升到了12000件，藏品范围基本覆盖到了几个主要的艺术历史阶段，博物馆类别性质从专题型、史段型跳跃为百科全书型。由此可见，西蒙的收藏模式结合了投资、证券、税务、对冲、整合等理念和技巧，是美国近代收藏史上最成功和最典型的案例之一。
当时，美国诸多收藏机构、博物馆都注视着西蒙，甚至试图牵制他的收藏规模。但这些机构的收藏实力和经营技巧远不如他，西蒙的经验、理念以及艺术品质已趋向成熟，他的库存及基金会已具备与任何艺术收藏机构抗衡的能力。他的收藏地域范围覆盖欧洲、中东、非洲、东亚等。同时大量的文艺复兴、巴洛克、洛可可、巴比松和印象派代表作品也已在他的收藏之中，其中包括乔瓦尼・迪・保罗、拉斐尔、伦布朗、鲁本斯、马奈、德加、雷诺阿、塞尚、梵高等的作品。
如果从艺术道德标准的角度来衡量诺顿・西蒙，他也是一位十足的投机商人，但在商业的背后，却有着强烈的公益意识。蒙珊的收藏理念并非只是纯粹的商业行为，许多成功的商人、企业家也有自己的情怀和理想。他们的价值观除了在经济利益上所得到的满足，还有的就是他们对艺术的认知及品味，以提高对藏品的教育性和公共性从而体现他们对社会的责任感。这种商业与公益之间的转化包含了他们感情上的冲动和精神上的满足。西蒙对每一件艺术品的评估除了要得到专家的认可，还一定要得到公众的认可，他让一些与艺术不甚接触的，甚至毫不相干的社会底层的人来欣赏，他认为视觉艺术必须在视觉上和美学上为大众所接受，这样的艺术作品才具真正的社会价值。今天踏进诺顿西蒙艺术博物馆园中，映入眼帘的是印象派画家莫奈作品《睡莲》中的池塘，将观众推进印象派艺术之中。环视周围，参差地置放了许多罗丹的大型雕塑，俨然是一个雕塑园林，是设计者与收藏家之间的默契。
西蒙的博物馆并不奢华，但它完成了诺顿・西蒙的一个夙愿，即是满足普罗大众的需求。他所收藏的以印象派作品为主的艺术作品有条不紊地陈列其间，这些收藏群体最大的功绩在于他们为大众建立了公共阶层对文化艺术的理解和崇敬，也代表了美国当代收藏群体“以商养艺”的成功和“商艺互融”的超前意识。美国近代由洛克菲勒、肯明斯、盖帝等所建立的美术馆、博物馆，代替了以前只有上层人士、达官贵人才能出入的殿堂和接触到的所谓的高尚艺术。无论当初那些收藏家们曾如何对待艺术，他们的动机如何，当我们走进那些美术馆、博物馆时，他们却是很有效地把曾经施加于艺术品中欠雅的“商品”这两个字从这些陈列品上抹掉了。
一、从墓葬岩画看高原而向中原道路交通的畅通
青藏高原东北部和东部作为西藏与其北、东相邻地区之间文化交流的通道地区，其作用和规模在部落族盟时代都有所扩大，并且对西藏腹心地区文化的发展产生了较大影响。
新石器时代，西藏的原始文化通过藏东及藏东北地区与相邻原始文化的交流，主要形成了象卡若类型这样一种与甘青地区和川西、滇北地区原始文化有关联的区域文化，但对西藏其它地区的新石器文化（如曲贡类型等）的影响并不明显，而到了这一时期情况则有所改变。首先，我们可以从这一阶段早期石室墓出土陶器多见平底或圈足的大双耳罐，具有十分明显的黄河上游地区青铜文化的陶器特征，并与川西，滇北石棺葬有较多相似性，说明这一时期以藏东三江河谷地带为主要通道的西北、西南区域文化交流仍然比较频繁并且使三江地区的交往通道作用趋于相对稳定。可以认为香贝类型的石棺墓主要就是这种稳定的区域文化交流的产物。以曲贡Ⅱ区石室墓为代表的西藏腹心地区早期石室墓和以隆子夏拉木石棺墓为代表的藏东南地区早期石室墓，以及西部地区石丘墓等，同样存在与西藏北部、东北部相邻文化有关的因素，如夏拉木石棺墓出土的长条形石斧、西部石丘墓的原始火葬习俗、上述诸类型石棺墓中常见的二次葬和屈肢葬、殉牲习俗、曲贡Ⅱ区石室墓出土的带柄铜镜、圜底带流陶罐等，这些因素“又似乎多来自与西藏相邻的西北地区”。包括黄河上游地区和新疆地区乃至更大范围的北方地区②，这就说明此时西藏高原与其北、东相邻地区文化的交流已不是仅限于藏东三江河谷等边缘地区，包括雅鲁藏布江中游流域腹心地区在内的西藏其它地区也与其北、东相邻文化有了较多的交流。西藏北、东北毗邻的新疆、甘青地区是中国最早出现铜器和冶铁技术的地区之一③，同时又是最早沟通中西文化交流的“丝绸之路”之所在，这样一种交通与物质都较发达的区域文化通过高原东部或东北地区进入西藏，势必对后者的文化发展产生积极的影响。这种远距离文化交流的发生，同时也证明了藏东、藏东北地区已经成为高原与其北、东相邻地区之间的稳定的交往通道。可以推测，其后在公元7世纪至9世纪，吐蕃王朝对其东北邻地的军事征伐和遣使朝贡路线的确定，都与这一时期经由东北通道对周邻地区文化状况及地理状况的了解有关。
其次，这一时期分布于西藏西、北部的早期岩画也显示出其与东、北毗邻地区文化相关的某些因素。例如，在西藏早期岩画的动物形象中，众多的牦牛形象十分突出，这类独一无二的高原动物使西藏岩画具有不同于其它地区岩画的显着地域特征。而在西藏东北的青海也发现“牦牛是青海岩画中最富有特征的动物形象之一”，并且“青海岩画中的牦牛形象亦具有青藏高原土著文化的特殊意义”。①同时，青海岩画中包括鹰和鹿在内的一些动物形象，则被认为是与西藏早期苯教信仰有关。②这表明分布在高原东北部的青海岩画不仅与西藏岩画具有相似的地理生态环境，而且两者在文化特征方面都“具有青藏高原土著文化的特殊意义”。西藏、青海两地岩画的这种相似性或相关性，恰好说明了西藏早期岩画中所具有的某些北方岩画因素，正是通过高原东北通道及青海地区与北方游牧文化发生交流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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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霍巍《西藏高原墓葬考古的新发现与藏族族源研究》，载《中国西南的古代交通与文化》，四川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③ 唐际根《中国冶铁术的起源问题》，载《考古》1993年6期。
① 汤惠生《试论青海岩画中的几种动物图案形象》，载《西藏考古》第一辑，四川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② 汤惠生《试论青海岩画中的几种动物图案形象》，载《西藏考古》第一辑，四川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二、西藏史前交通东向发展的地理特征
当代藏文报刊编辑活动始于新中国成立以来，以民族平等为核心，在遵循国家民族政策，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保障少数民族享有平等的政治、文化地位，为适应民族自治地区特殊环境，满足藏汉等各民族文化信息需求的情况下，藏文报刊在文化传播、教育、传承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早期的藏文报刊的读者多为有文化修养、具有一定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较高的人群。如，国家工作人员、藏族的民主人士、爱国者、活佛、喇嘛以及学校师生，他们借助于报刊了解新闻、信息和学习文化知识。20世纪80年代以来，当代藏文报刊编辑活动具有日趋专业化、多元化的特点，报刊种类和形式也日益丰富，内容涉及面广。根据现有的资料统计，我国已有的当代藏文报刊种类多达三十多种，以机关报为主，涉及广播、教育、科技、学术、医疗卫生、法制、科技、画刊、宗教等，基本涵盖了社会文化的方方面面。其中，文学期刊、学术研究期刊、综合报刊和医药医学、教育报刊发行居多，直观地反映了藏族受众多方面、多层次、多领域的需求。
藏文报刊编辑活动是能动的创造性的社会文化传播活动，通过编辑活动实现对信息的收集、分类、整合、再创造，达到文化增值。在当今信息社会的文化建构中，藏文编辑活动以和谐社会核心价值观为标准，更好地发挥了在社会文化建构中的功能。
一、当代藏文报刊编辑活动的文化建构功能
编辑活动是人类社会文化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编辑活动在收集、鉴别社会文化中取其精华，通过创造性的编辑活动将现有的文化再升华并使之在社会中传播，并成为社会发展需要和提倡的健康文化。当已有的社会文化结构阻碍社会的发展，编辑活动则会剔除其不合理文化因素，而通过新思想、新观念的建构，积极影响和推动优秀文化和社会先进文化的发展。
当代藏文报刊编辑活动在社会文化建构中的功能体现为：通过积极有效地组织作者进行创造性的精神文化产品活动，再通过这些精神文化产品丰富和引导社会文化，以维护国家利益、民族团结、民族平等、各民族共同发展并重，尊重民族传统，建构新时期的民族国家观和爱国主义思想，形成新时期的民族文化特征。当代藏文报刊编辑活动中的作者是拥有相对独立的精神文化个性的个人，作者创造出的文化作品，需要通过编辑的选择、优化而实现的社会文化建构。因此，当代藏文报刊编辑活动在社会文化建构中起到文化引导和创新的作用。
纵观中外编辑出版史，编辑活动对开发民智、促成文化创新、促进改革发展具有的精神动力是不可估量的。当代藏文报刊的编辑活动遵循了编辑文化建构中立足于当代社会需求的规律，在弘扬藏族传统文化的同时，把宣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文化作为主题，重视促进民族间文化交流、融合，积极挖掘民族文学、艺术、科学、医药、教育、宗教、伦理及政治经济等方面优秀文化传统并发扬光大，充分展示藏民族文化的深邃。有意识地编辑建构活动对激发人们的爱国热情和提高人们的认识观念、树立正确的价值观有积极的作用。实现编辑活动社会文化建构的功能，补充、更新、修订及完善已有的社会文化体系。
二、当代藏文报刊编辑活动的导向功能
藏文报刊的导向功能首先体现在报刊刊名的题写和部分报刊的创刊词中，凸显出藏文报刊的地位和导向性。新时期的藏文报刊的刊名多数由藏族知名人士或者政治家题写。《青海科技报》是我国影响力最大的藏文科技类报刊，其藏文版报头由班禅额尔德尼·却吉坚赞题写。《西藏日报》作为西藏自治区委员会机关报，汉文版报头由国家主席毛泽东题写，藏文版报头由阿沛·阿旺晋美题写，其创刊词“宣传中国共产党……民族平等政策、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和民族区域自治政策，更进一步的加强祖国各民族之间的团结和西藏内部的团结”。这些藏文报刊的刊名题写和部分的发刊词不仅体现出当代藏文报刊宣传爱国主义思想、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和各民族共同繁荣的主题，而且为西藏社会经济跨越式发展和政治局势稳定创造良好的舆论环境。
当代藏文报刊编辑活动是基于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和民族政策、通过精心的栏目设置突出民族特色和时代特征、团结和引导广大藏族作家讴歌时代、弘扬主旋律、维护国家和民族利益为价值标准，通过各种文化传播、宣传，使得受众通过理论引导产生精神上、思想上的共鸣，引导受众形成共同的社会追求、社会理想、道德规范。编辑通过选择的过程发现和鉴别对社会有正面引导的、有价值的作品，借助藏文各报刊的办报宗旨、编辑方针、策划实现编辑活动的导向，这一过程既可以通过强行的灌输来完成，也可以通过议程设置影响受众、引导受众的关注热点、思考问题的方向，潜移默化影响受众的价值观。
《中国西藏》杂志作为中央涉藏宣传的重要综合性刊物，在其栏目设置方面更能体现出当代藏文报刊编辑活动的导向功能。《中国西藏》在栏目设置方面，既有报道西藏的经济、文化建设成就和社会发展的“社会与经济”、“藏区要闻”等栏目，也有介绍西藏民族、宗教、文化艺术、旅游景点与民族风情的“文化与宗教”、“自然与资源”、“西藏旅游”等栏目。这些栏目选题、策划不仅能够传播党和国家的声音、真实呈现西藏的发展变化，更能正确地引导广大读者了解全面的西藏，为维护西藏繁荣稳定发挥出重要的导向功能。
在新的社会发展的历史条件下，当代藏文报刊编辑活动调整办刊思想与当今文化的适应相结合，坚持解放思想、弘扬主旋律、倡导科学、摒弃腐朽、迷信，以先进的思想意识引导和促进社会文化的健康发展。在藏族地区还要进行社会管理的引导，对稳定社会秩序、增强社会的凝聚力具有很好的示范和借鉴意义。
三、当代藏文报刊编辑活动的传播功能
人类先进的文化知识、发展的科学技术、正确的思想认识的普及都依附于传播才得以实现。当代藏文报刊编辑活动的主体包括党政机关、新闻出版机构、专业的组织和协会、学校、科研机构、寺院、群众组织和团体等；传播对象是特定的藏族受众及藏区受 众；传播内容涉及教育、科技、学术、医疗卫生、法制、科技、画刊、宗教等，基本涵盖了社会文化的各个方面。
我国当代藏文报刊编辑活动始于20世纪50年代初，以党政机关的机关报为主，也有一些专业类的刊物创刊。70年代以来，当代藏文报刊编辑活动进入蓬勃发展时期，这一时期出现刊物多达一百多种，大致有三十多类，涉及政治、文化、教育、宗教、科技、医疗卫生、法制等，涵盖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当代藏文报刊编辑活动贯穿于办刊宗旨、栏目设置、发行方式的各个环节中。在政治方面表现为，宣传国家政策、民族政策，维护国家稳定；在社会文化方面及时反映和传播时事资讯、文化、科技、教育等信息给广大的藏族地区，对推进传播文明文化起了积极的作用。藏文报刊本身就是民族特色的最集中体现，其独特的民族语言表现力，通过各种文艺副刊、藏医藏药、民俗文化、宗教信仰、历史传说等藏文化元素展现藏民族文化历史的独有魅力，传播和传承藏民族传统文化。
四、当代藏文报刊编辑活动的教育功能
当代藏文报刊编辑活动的教育功能分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利用编辑出版物的导向作用和教育渗透功能，通过编辑的作品、出版物的流通、扩散，对受众进行有意识、有目的的文化知识、技能、道德、艺术、素质的教育感化。另一方面是受众的自我教育功能，即受众通过对报刊的自主的阅读满足自身需求、提高素养的自主受教育行为。报刊之于受众是公开的信息库、知识库，受众可以自主的和自由的收受信息。由于受众的知识背景、个人兴趣爱好和价值观的差异，受众会选择更倾向于自己喜好的报刊阅读，不同类型的报刊则会发挥不同的教育作用。
在当代藏文报刊中，教育类和学术类报刊起到教材、教辅的功能，而且一直保持着蓬勃向上的生命力，成为促进藏族教育事业发展的文化和交流平台，成为学校学习的平台。《刚坚少年报》是我国唯一的针对藏族少年儿童的综合性藏文报纸，设有寒、暑期合刊以便于阅读学习。编辑在栏目设计上有意识地引导中小学生热爱祖国和学习我国丰富多彩民族文化知识。
理论学术类报刊是藏学研究交流和学习的重要平台。《中国藏学》是中国藏学中心主办的机关刊物，是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之一。该刊以发展和繁荣中国的藏学研究事业为宗旨，在藏学研究领域影响力较大。研究的方向是藏族的社会历史文化和藏族地区的现实，涉及藏族社会历史、哲学宗教、传统科技、语言文学、文化艺术、民族教育、文献档案目录等。
藏文报刊传播信息的本身就具有认知和教育的功能。不同类型的藏文报刊针对特定的受众发挥指导、启发和灌输的作用，使受众在阅读的同时潜在的或是主动的接受文化知识和个人素养的教育感化。
结语 [本文由WWw。dyLW.net提供，专业写作毕业论文和教育教育职称论文，欢迎光临DYlw.neT]
当代藏文报刊编辑活动是我国社会文化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先进的思想意识引导和促进社会文化的健康发展。在新的社会发展历史条件下，当代藏文报刊编辑活动以和谐社会核心价值观为标准，调整办刊思想与当今文化的适应相结合，通过编辑活动实现对信息的收集和再创造，经由精心的栏目设置传递党和国家的声音，送去对藏族同胞的关怀。
参考文献
①邵益文、周蔚华主编：《普通编辑学》[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②王振铎：《编辑学理与媒体创新》[M].河南大学出版社，2010
③欧阳明：《书刊编辑学》[M].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6
④周德仓：《中国藏文报刊发展史》[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
海内外华人收藏家如何响应“一带一路”发展战略，收藏和保护丝绸之路古代艺术品？收藏文化如何传承中华文化、守望中华文明？与会收藏家和专家学者此间围绕“中国瓷器与中国文化影响力”、“走向新丝路的中国文化”、“敦煌价值和保护”等话题分享了各自的真知灼见。
世界华人收藏家大会在上海市政府领导和支持下，由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上海市文化广播影视管理局、上海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上海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联合发起，于2007年12月在上海创办。会期定为两年一届。2008年10月和2010年11月分别于上海召开了首届大会和第二届大会。2012年10月，移师台北召开第三届大会，与清D雅集二十周年庆相得益彰。2014年，回归上海，举行了第四届大会，均取得了圆满成功。
收藏是以保存物证的方式传承人类文明，促进文化艺术交流，培养人文情操的重要活动。中华民族几千年来，一直保有这种优良的历史传统。
进入新世纪，全球华人收藏事业欣欣向荣，极大地推动了中华文化的传播，推动了华人文化交流的提升，推动了收藏热的兴起。但同时也出现了一些新情况、新问题。更多的收藏文化界同道希望提供机会，以文会友，相互交流。
收藏家大会秉承“传承文明，保护遗产，促进交流，怡养情致”的宗旨，以总结收藏经验，交流收藏心得，传播中华文明，促进收藏家的团结，提升收藏家的素养为主要任务，为全球华人收藏家构筑一个沟通和交流的公益性文化平台。
经过四届大会的成功实践，大会已形成了相对固定的模式。
（1）雅集。每次约有收藏界专家、同道600人左右参与大会，以文会友、相互切磋。
（2）文献出版。出版《大会论文集》、《大会采访录》、《大会演讲录》等大会文献。收录各地专家、学者的最新研究心得和成果，采访收藏家和专业人士，从而推动收藏理论研究，促进历史资料抢救。
（3）大会论坛。每次大会设主题论坛和专题论坛。主题论坛邀请全球数十位知名收藏家和专家，围绕大会主题等内容发表演讲。总结华人收藏的历史经验和传统精神，倡导坚守收藏责任和职业操守，并研究新情况和新问题，提出新思路和新对策。专题论坛邀请全球收藏领域的专家和学者，就收藏界重要的、专业的、感兴趣的专题和话题，展开专项研讨。
（4）展览。大会悉心选择代表性收藏家的精华藏品，供广大同好观赏品鉴。
（5）组织文化观光。大会邀请参会代表参观当地代表性的博物馆等艺术机构，以丰富大会内容，推动业界交流。曾组织考察苏州博物馆及观赏当地的昆曲、评弹表演，考察浙江博物馆及观赏当地古筝和越剧表演，在台北举行“故宫之夜”雅集，与会者在活动过程中相互结识，促进了团结与交流。
专题研讨
汪涌豪（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故称华。在华夏文明的开拓成长期，通过多条丝绸之路，中西文明有过非常频密的交流。它们既凝聚为活态文化，也留下许多物化的遗产。丝路学这门20世纪才问世的新学问，已经成为涵盖人文科学及自然科学的显学。如何经由“一带一路”的“新丝路”，输送与传播传统文化，应成为今天收藏界提供自己、光大自己的努力方向。
樊锦诗（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
她讲述了敦煌石窟的历史文化背景，莫高窟的营建：洞窟建筑、彩塑和壁画的主要内容；莫高窟藏经洞文物的发现、流散的主要内容，以及敦煌石窟和藏经洞文物的文化价值，包括历史价值、艺术价值、科技价值、当代文化价值。
王鲁湘（香港凤凰卫视高级策划、评论员、主持人）：
相对于陶器、石器、木器、漆器、玻璃器、水晶器和金属器，瓷器或者比之更结实耐用，或者比之更洁净美观，或者比之更廉价易得。其功能性、审美性和性价比，使得瓷器一经问世，就成为其他材质器皿的终结者。瓷器畅通无阻地成为世界上第一个为所有人共同使用的人造产品，也就当之无愧地成为“天下之器”，第一个全球化商品。或者说，当“寰宇”的范围从旧大陆扩大到新世界，亚洲商品可在欧、美取得，所谓物质文化的‘‘伞球化现象”出现时，是什么东西有史以来第一次真正成为一项具有“世界性”身份的商品呢？是中国瓷器。中国瓷器的形制、纹饰和色彩，是全球化最早也最普遍的首场展示。
千石唯司（千石实业香港有限公司董事长）：
初到父亲经营的公司工作，我负责压铸。通过接触压铸的历史，我发现压铸造技术与中国的青铜器技术有相通之处。即便是从现代的技术水平来看，中国古代的青铜器技术非常值得赞叹，于是我渐渐地对青铜器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开始是买一些廉价的青铜器，经过40年的时间终于成就了现在的收藏。
我特别喜爱青铜镜，共收藏315面，还收藏了一些殷周春秋时代的其他青铜器。为了将这些收藏品完整保留，三年前我将其中305面铜镜捐给日本兵库县政府。
市面上有非常多古代铜镜，规模仅次于古钱，而且收藏家也很多，所以铜镜收藏的买卖非常频繁。价格从高到低都有，很容易入门，市场增长速度也会很快。
徐文堪（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古代丝绸之路是人诸文明间人群、物质、文化和思想的交流之路。丝绸之路的最大影响，在于穿行于其中的各个族群，将各自的文化沿此通道传播，包括观念、信仰、技术以及物质表现。因此，有学者指出，丝绸之路是合作的桥梁，友谊的纽带。
中国处于欧亚大陆内东亚的中心位置，从中国东北―直延伸到多瑙河，辽阔的草原地带横跨中央欧亚，欧亚大陆游牧和定居人群的文化对中原地区产生了很大影响；而中国的众多发明创造，也为世界作出了重要贡献。
中外交流的通道，除了沙漠丝绸之路、草原丝绸之路以外，还有海上丝绸之路。这一海上通道将中国、朝鲜半岛、日本列岛、东南亚、印度洋地区、波斯、阿拉伯地区以及东非连接起来。此外，另有一条西南丝绸之路，与北方的草原和沙漠丝绸之路联系紧密。
王永生（中国钱币学会副秘书长、中国钱币博物馆研究信息部主任）：
丝绸之路钱币受丝绸之路沿线各种政治势力的兴衰、丝绸之路本身发展以及东西方文化相互交流的影响，整体上表现为一定的阶段性，且各阶段间互有重叠。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东币西传（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8世纪）；第二阶段：西币东传（公元前4世纪至公元8世纪）；第三阶段：伊斯兰化（公元8世纪至14世纪）。
丝绸之路钱币整体的发展表现为阶段性，但是每一枚具体的钱币，因为同时受到东西方两大钱币文化的影响，文化上则呈现出多元、融合的特点。
开展丝绸之路钱币文化研究的意义：一、补充文献资料的不足和缺失；二、形象地见证东西方文化的交流和融合；三、更深刻地认识丝绸之路的文化内涵及其价值。
蒋奇栖（中国博物馆协会市场推广与公共关系专业委员会秘书长）：
唐三彩因厚葬之风而出现的这种特殊陶瓷，在器型、色彩上随唐代的兴盛而完美，因唐代的衰落而消退。唐三彩的鼎盛时期延续了190年。
唐三彩是在唐代众多陶瓷器中最带有中亚文化特色的陶瓷，然而其主要用途是作为唐代帝王的墓中冥器。从唐代与中亚的交流、唐代厚葬之风及唐三彩仿西域器皿和金银器造型三个方面讨论帝王墓葬中大量出土唐三彩的原因，以及丝绸之路交流在唐三彩上的烙印。
程庸（上海市创协古玩艺术中心鉴定专家）：
两千年前，随着丝绸之路的开启，中国瓷器大量销往东南亚、中亚和西亚。中国外销瓷还刺激了欧美各国发展出自己的瓷业，其中欧洲不少著名的窑厂为两地瓷器文化交流作出了巨大的贡献。18世纪下半叶意大利美第奇家族建立了窑厂，开启了西方人模仿中国瓷器的大门，之后经历了荷兰代尔伏特窑、塞夫勒窑、英国威基伍德窑、奥地利维也纳窑等长期的模仿试制，最终德国迈森窑生产出了瓷器，欧洲人因此建立起自身的陶瓷产业，使之成为主要的经济支柱。可见，中国外销瓷销往世界，繁荣了全球的陶瓷产业，形成了中西方文化相互融合、经济发展共生共赢的局面。
陆建松（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我们要为非国有博物馆发展创造良好的政策法律环境：一、民办博物馆是中国博物馆发展的主要方向；二、民办博物馆发展面临的问题和困难；三、为民办博物馆发展创造良好的政策法律环境。
陈筱君（台湾羲之堂经理、中华文物学会副理事长）：
她以定静堂的收藏与捐赠为例，阐述现代收藏意识。台湾板桥林本源家族后代林宗毅，堂号“定静堂”，因家庭环境耳濡目染，三十岁开始收藏书画，数十年来共收藏珍品千余件。林氏一族以诗文、书画著称者辈出，以收藏家闻名的，除了林宗毅外，尚有林柏寿、林熊光。通过梳理林宗毅的捐赠纪录：五次捐赠、两次捐赠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两次捐赠大阪府和泉市府，可以检证林宗毅是如何因应各馆不同的收藏特征，赠与这些珍贵佳作，展现他的现代收藏意识，让大众能享受丰富的文化资产。
赵涌（赵涌集团董事长）：
讲述了未来收藏的趋势：一、网络化：1.不完全统计，全国艺术品电商达到2000家；2.中国网络交易每年30亿元；3.线下市场逐渐转变为线上交易。二、年轻化、多元化：1.随着网络的介入，越来越多年轻人参与收藏；2.收藏范围被无限扩大。三、投资、收藏的割离。四、资金实力雄厚，热钱涌入：1.70后、80后资产增加，消费升级；2.艺术品基金的成立。
夏君定（长期从事古陶瓷科学测定工作）：
古陶瓷真伪的鉴别方法有以下两种：
一、人文科学鉴定：
人文科学鉴定就是传统眼学鉴定，是目前主要的文物真伪鉴定的方法。对于有着丰富鉴定经验的优秀专家来说，他们的真伪鉴别率非常高。传统眼学的鉴定主要是依赖于以下几个方面：造型、纹饰、胎釉、款识。
关键词：藏文古籍 西北民族大学图书馆
中图分类号： G25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6938（2013）04-0141-04
藏文古籍是西北民族大学图书馆的特色馆藏，有藏文长条典籍约1.5万多种，其中解放前写本、刻本藏文古籍4543种，内不乏一些珍本和孤本，如唐代敦煌藏文写卷《大乘无量寿宗要经》、明代抄本《米拉日巴传》、清康熙年间朱、墨手抄本《大藏经·甘珠尔》等多种文献，皆为国内珍稀版本。2007年以来，文化部在全国开展古籍普查活动，西北民族大学图书馆（图十五）珍藏的藏文古籍受到有关部门的重视，有15部藏文古籍列入国家珍贵古籍名录，47部藏文古籍入选甘肃省珍贵古籍名录。以下将馆藏藏文古籍从历史文物价值、艺术价值和资料价值三方面做一评介，以飨读者。
一 藏文古籍的历史文物价值
藏族文化古籍是中华民族文化宝库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共同的精神财富。早期的藏文古籍主要以佛经翻译为主，后随着佛经翻译的兴盛，有关佛教注疏、藏族哲学、历史、文学、医学、天文、历算、艺术等方面文字资料逐渐增多，成为今天藏文古籍的主要组成部分[1]。
藏文古籍带有浓郁的民族特色，代表着藏民族悠久的历史文化，对研究藏族的历史、文化、社会和生活具有重要的意义。主要表现在其受古印度文化和藏传佛教的影响，版本形式特殊，典籍装帧、装潢、书籍名称等都不同于汉文古籍[2]。如馆藏《大乘无量寿宗要经》收入国家珍贵古籍名录，由唐代京拉喜、桑贡、李才红抄写，卷轴高31厘米、长136厘米，白麻纸，纸质较厚、纸面稍粗，有横划乌丝栏，经文字迹工整、清晰，藏文正体书写。文字从左至右横写，卷首在左，卷尾在右。卷子上下有天头、地脚，卷子左右有边距，宽度大约在1至1.3 厘米之间。每纸分左右两页抄写，中间留有0.8厘米宽的中缝，近似古籍刻本版式中的版心。卷末有抄写者的署名，经文由三纸粘连成一体（图五）。此经是公元九至十世纪敦煌藏文写本，浸染了千年光阴，其文物价值远不是宋刻本能比的[3]。
馆藏《大藏经·甘珠尔》（封面图），是由甘肃天祝天堂寺（图十三）解放初捐赠，收入国家珍贵古籍名录。此书是清代藏文朱、墨写本，一百零五函，梵夹装，开本高25.2厘米、宽69.5厘米。字体苍劲，整齐均匀，校勘精良。全书所用纸张洁白坚韧、色泽鲜亮。夹板由高级红木雕刻而成，木质坚硬、雕工精美、古朴典雅，为存世珍稀版本。
馆藏善本中有珍贵文集36种，都是藏族历代著名学者的文集，如宗喀巴和其最著名的弟子克珠杰及贾曹杰的文集、布敦大师文集、第一代嘉木央错文集、历代高僧传记等。馆藏藏文古籍中还有一些医学代表作如《四部医典》，也有一部分天文、技术等科技类藏文古籍。总之，这些古籍以丰富的内容，充分反映古代藏族文化历史，具有无可估量的文献价值。
二 藏文古籍的艺术价值
生活在雪域高原的藏民族不仅创造了灿烂的民族文化，也创造出独特的民族艺术。藏文古籍是藏族千百年文化的结晶，代表了藏族文化内在的思想和艺术。
藏族是笃信佛教的民族，其文化艺术带有很深的佛教文化艺术烙印，其古籍的装帧和版本具有独特的民族艺术风格。藏文古籍的装帧受佛教文化的影响，书籍呈长条形，活页状，梵夹装帧。藏族受佛教贝叶经启发和影响，创造性地将贝叶经的形式运用到书籍的装帧上，形成独特的梵夹装。同时梵夹装也适合佛教徒的阅读习惯，藏文典籍大多是佛教经典，佛教徒诵经要求正襟危坐，专心致志以表虔诚，经书的翻阅要求便于翻页[4]。这种装帧将印有文字的活页按次序重迭起来，不进行装订，在上下夹两张檀香木板作为前后封。夹板均为红漆描金，雕工精细，珍贵古籍的夹板上还有佛像、火焰及宝珠等彩色图案。
西北民族大学图书馆馆藏藏文古籍多在卷首绘有佛像插图或菩提塔图以及花纹装饰，一些藏族古代医学、天文科技的典籍内还绘有人体解剖图和动植物药科图、天体星象图，表现出藏族早期的绘画艺术。藏族的绘画是在本民族古有的佛画绘画基础上，吸收汉族、印度、尼泊尔的艺术营养，发展为具有鲜明民族艺术特色的绘画艺术。馆藏藏文古籍上的彩绘插图，使用藏族独特的矿物质颜料绘制，人物形象夸张，表现人物的喜、怒、哀、乐，色彩艳丽。古籍上的插图与内容相互呼应，互相衬托，将古籍内容、寓意明了解读给读者[5]。如入选国家珍贵古籍名录的《圣三宝念要经》为明本，突出表现了藏民族在文化古籍中的艺术形式。《圣三宝念要经》是一部佛教典籍，开本高9厘米、宽45厘米，全书采用金、银、玛瑙、绿松石、珍珠等珍奇宝石磨成贵重颜料与墨调和研磨成汁抄写而成，字体优美，字迹经久不变。书的夹板上有用矿物质染料调汁画的莲花，永不褪色，时隔数百年，莲花仍有一种含苞待放之感。莲花图案不仅是书的装饰，更是吉祥、神圣、智慧之物。封面遮幔是绣有龙纹的彩缎、璎珞，遮幔下甲板上塑有立体的描金题名，题名周围用黄金、贝壳等镶成藏族吉祥物日月、彩云、宝焰、金轮宝、宝塔、白海螺等标志，与佛陀和佛法息息相关，夹板图案精美、做工精细别致、技法高超、镶嵌图案错落有致，代表了藏族高超的雕塑和镶嵌艺术。《圣三宝念要经》还将藏族传统的唐卡制作艺术灵活运用到了古籍的装帧上，表现了藏族古籍独特的装帧艺术形式。夹板的两侧绘有释迦牟尼佛像和观音菩萨像，每页的空白处用彩色丝线堆绣出朵朵鲜花，版面看起来绚丽多彩，整部古籍无论内容还是装帧都突出代表了藏族古籍浓郁的艺术特色。
勤劳智慧的藏民族利用当地的野生植物，造出有独特工艺特色的古籍用纸。藏纸采用当地丰富的瑞香狼毒、登台树、野茶花树、瑞香等多种原料制造而成，质地厚实、洁白坚韧。由于原料中有狼毒草，藏纸不仅坚韧洁白经年不朽，且不被虫蠹。自唐代起，已能造出红、白、蓝、黑、紫、绿、藏墨等各色纸张。藏族喜用黄纸印经，并制作工艺精细的“藏青纸”用以书写金汁、银汁藏文经典。馆藏明写本《嘛尼全集》、《密宗五种》（图十二）、《般若波罗密多八千颂》（图六）等佛教典籍，用金汁、银汁书写在“藏青纸”上，版面庄重典雅，绚丽华贵。更为神奇的是馆藏印本清代《大藏经·丹珠尔》二百零五函，书籍纸张是在藏纸抄造原料中加入羊绒，历经数百年，纸张既柔软有韧性，又不会被虫蛀。馆藏藏文古籍无论内在的艺术内容，还是外在的装帧艺术形式和纸张、写绘颜料等工艺，均是学习研究藏文典籍不可多得的材料。
三 藏文古籍的学术资料价值
西北民族大学图书馆馆藏藏文典籍门类齐全，内容以藏传佛教教义为主线，是少数民族院校教学和科研重要的资料。
藏文写经与甲骨文、汉简、明清故宫大库档案并列为我国近代文化史上的四大发现，馆藏藏文《大藏经》是由经（修多罗）、律（毗尼，又译毗奈耶）、论（阿毗昙）三部分构成，故又称“三藏”。“大藏经”一名实为汉语赋予它的称谓，而藏文大藏经则有它自己的称谓——《甘珠尔》和《丹珠尔》。馆藏《大藏经》由两套丛书构成，即清代抄本《甘珠尔》和刻本《丹珠尔》两大类，共有经典4570部，以论述内容分为显宗、密宗两类，显宗分经、律、论三部分，密宗分事部、行部、瑜伽部、无上瑜伽部四部分，加密宗总续共类。八类之外又按学科分五明之学列藏族学者的著作，大类下再分小类，按照佛教教义、戒律、修行、历史传纪、文学、音韵、工艺、医学等学科分类。由于藏文《大藏经》主要是由梵文翻译而来，许多经典甚至在印度都已经消失了很久，藏语又是模仿梵语创制成，可以说是一种标准梵文，保存了印度原典的旧观点。在梵文典籍不多的今日，藏文《大藏经》的内容可翻译还原成梵文佛典，做梵文典籍的参考和校订，同时也是研究古印度历史、宗教、哲学、文化等方面的重要资料。《大藏经》中还保存大量汉文、巴利文所缺的佛教经典，因而藏译佛典又是佛学研究的重要资料。藏文《大藏经》与汉文《大藏经》相比，有译语统一和忠实原文、校刊精良的优点，可为新版佛教经典的对勘、校订提供资料。
藏文《大藏经》是佛教典籍的资料总汇，藏族文明史的发展总汇，也是藏族文化遗产的珍贵结晶。藏文《大藏经》作为藏人经籍文化的代表，其卷帧之浩繁，内容之丰富，门类之齐全，传播与影响之巨大，是其它文献资料难以比拟的，是研究藏族文化的珍贵资料。
收入国家珍贵古籍名录的馆藏传世孤本《米拉日巴传》是宋代日巴吾琼著，明朱、墨两色抄本，长49厘米、宽7厘米，全书231页。纸张细腻光滑，笔迹生动优美，关键字全用朱笔书写，是一部藏族自己创作的传纪文学。《米拉日巴传》真实记述了11世纪藏传佛教噶举派第二代祖师米拉日巴的人生经历，叙述了米拉日巴解脱和成佛的道路，采用散文、韵文相间文体，热情讴歌了藏民族坚韧不拔、聪慧向上的民族精神[6]。《米拉日巴传》书中文字多处为古藏文书写，说明此书的作者运用的藏文文字处于藏文厘定期间，新藏文文字还未完全成熟确立，对研究藏文文字的演变过程具有资料价值。已出版的《哲蚌寺藏文古籍目录》、《藏文典籍目录》、《拉卜愣寺藏文古籍目录》等整个藏区的藏文古籍目录中均未记载日巴吾琼所著的《米拉日巴传》。书后题记中明确注有该书资助人的姓名，左右双边、上下无边的特点是典型的明本，具有很高的版本价值，是研究11-12世纪历史、文化、经济、宗教的十分珍贵的参考资料。
馆藏藏文古籍还包括藏族文学的代表作《米拉日巴道歌集》，采用藏族传统的韵文和散文并举，将唱词加入到叙述中，通俗简洁、意境隽永。关注社会生活，教人处事哲学的戒言锦语《萨迦格言》、《格丹格言》；佛教教义经典《药师经》（图二，图十）、《药师尊经》、《普明经》（图七）、《俱舍善述》；用注释法依据实际的诗例解读藏族名家诗的《诗境释难·妙音欢歌》；以及著名藏族诗人仓央嘉措的诗，以清丽、朴素、细腻意境构思和形象创造，是研究藏族诗歌的最好资料。
馆藏藏族历史传纪以历代高僧大传为主，《百本生传》、《仓央嘉措传》、《仁钦坚参传》、《根敦嘉措传》、《根敦珠巴传》、《洛桑丹白尼玛传》、《东科努木翰传》等以翔实的史料介绍了历代高僧的生平、政治主张、传教活动及学术造诣等。
医学典籍《四部医典》、《药物分类用途详述》、《治病伏魔药物功能直讲·无垢晶球》是藏族医学的代表作。藏族天文历算学典籍《万年历表》、《韵律论》（图八）是藏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历法著作，在指导人民的生产和生活中起到了积极重要的作用。涉及到人的生理、心理、本性、认识等方面的宗教学著作，以绝对的文献优势占馆藏藏文典籍的主要部分。
格萨尔王是藏族古老文化传说中的英雄，是莲花生大师的化身，他以慈悲、智慧和大力护佑着芸芸众生，使其脱离痛苦和灾难。馆藏有脍炙人口的藏族民间说唱英雄史诗格萨尔王系列典籍《卡切玉宗》、《下蒙玉宗》（图九）、《娘林大圆满》、《地狱大圆满》等，是根据民间艺人的说唱记录整理成文的木刻本，有着一千多年历史，与古希腊著名的荷马史诗《伊利亚特》、印度史诗《罗摩衍那》、《罗诃婆罗多》一起被誉为世界文学艺术宝库中的璀璨明珠。学校已故藏学研究专家王沂暖先生，专门从事藏学研究和藏族文学作品的翻译工作，是中国最早翻译与研究《格萨尔王传》的学者，被誉为格萨尔学奠基人。其论著有《藏族文学史略》、《藏汉佛学辞典》，译著有《米拉日巴传》、《王统记》、《格萨尔王传》（图一）。西北民族大学设有在全国民族院校中唯一一家以世界最长史诗《格萨尔》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建制级别最高的研究机构，为专门研究《格萨尔》的研究院，编纂出版有五卷本《格萨尔文库》（图十四）。
馆藏梵文翻译著作《绘画度量经》是印度古代艺术中最完美阶段笈多时代的造像规范。其对造像基本尺度，诸佛、菩萨等造型特征及身体各部位的度量比例都有详细的论述。《绘画度量经》也创造了适应的度量单位，把拃、平指、青稞粒等日常生活中熟知的事物作为度量单位，生动贴切，便于记忆和掌握。在描述人体各部位的形象时，采用大自然中动植物的造型特点来喻示，生动典型，一目了然，是论述藏民族造像艺术的代表著作。《戏剧论》是讲述农、牧、宗教三者为一体的藏族民间舞蹈、喜剧、演奏技法、风格的著作，生动描绘了千百年来藏民族在雪域高原形成能歌善舞的特质。
藏文古籍的整理与收藏既反映了国家对古籍文化的重视，也符合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学术、文化发展原则。藏文古籍的整理，对于深入挖掘藏族文化的形成，推动藏族文化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而西北民族大学图书馆作为立足西北地区，研究少数民族文化、历史、宗教等综合研究的材料汇总库，承担着搜集、整理、研究藏文古籍的重要任务，并在六十年的时间里，通过各种渠道搜集、整理古籍文献，将大量的零散的古籍串联起来，形成了研究藏族文化、社会、历史的主线，为深入挖掘藏族文化做出了重要的贡献。随着藏文古籍的整理和研究的深入，一张张藏族文化研究的蓝图不断呈现，一条条指引挖掘藏族文化的路线图显现，为丰富藏族历史和文化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印证着搜集、整理、研究藏文古籍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也不断地印证着藏文古籍的历史文物价值、艺术价值和资料价值。
参考文献：
[1]先巴.藏文典籍及其收藏[J].收藏，2010，（1）：75.
[2]彭学云.试论藏文典籍文化[J].中国藏学，2007，（1）：88.
[3]范开宏.敦煌遗书及其价值浅说[J].山东图书馆季刊，2003，（2）：96.
[4]王鉴，安富海.地方性知识视野中的民族教育问题[J].甘肃社会科学，2012，（6）.
[5]乃波·噶桑文.谢热译.藏族佛画艺术[J].研究，1989，（12）：8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