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6-25 11:36:21
特别国债是财政部发行的，有特定用途的国债。
特别国债的主要发行方式有以下几种：
1、直接向人民银行发行。这种发行只是改变了人民银行的资产结构，却没有改变人民银行的资产和负债的余额，因此对市场上的流动性也不产生直接影响。但由于人民银行持有大量国债，进行公开市场操作回收流动性的能力和手段就得到显著增强。可是这种方式却碰到了法律上的障碍，《中国人民银行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中国人民银行不得对政府财政投资，不得直接认购，包销国债和其他政府债券”。基于这一原因，财政部并未采取这种发行方式。
2、通过金融中介，转卖给人民银行。这种方式是在发行中增加了一个环节，虽然结果和方式1类似，对市场流动性不产生直接影响，但是却从表面上规避了法律障碍。
3、直接面向市场发行。财政部采用这种发行方式将募集的资金用来购买外汇，那么人民银行资产负债表的资产项与负债项就会等额减少与这些资金相同的量，这样会直接从市场抽走大量流动性，对市场的冲击较大。如果发行量较大，则人民银行独立的货币政策职能会受到财政部的影响，不利于人民银行在今后宏观调控中发挥独立的作用。
特别国债对现阶段经济运行的影响
由目前我国外汇占款而引起基础货币投放过多，从而引起流动性过剩来看，发行特别国债是有利于吸收过剩的流动性的：
第一，特别国债的发行为规范货币政策操作机制提供了条件。过去，我国人民银行的公开市场操作就因为其手持的政府债券太少而受到了相当程度的制约，在这种情况下，人民银行不得不自己主动创造负债，以发行人民银行票据的方式来管理流动性。现在，人民银行购买特别国债后，人民银行资产负债表中的资产方对政府债权会大量地增加，这就增加了人民银行以政府债券为操作工具的公开市场操作空间和回旋余地，同时又可以减少人民银行票据和提高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在我国人民银行流动性管理中的负担。
特别国债的出现，完善了债券市场的发展。当前我国国债市场缺乏10年期以上长期国债品种，而1.55万亿元特别国债分期发行，可以按照10年，15年期，甚至更长期限分批，分次发行，有助于丰富国债的品种和期限结构，有利于人民银行更灵活地选择公开市场操作工具。
此外，在对冲操作效果上，特别国债比人民银行票据对流动性的锁定程度更深。无论人民银行票据还是定向央票，期限大都限定在3年以内，这增加了滚动的频率和回笼的压力。而10年期甚至更长期限特别国债则可以起到深度锁定流动性的功能。又由于其锁定效用又小于存款准备金率的调整，从而增加了人民银行货币工具使用的灵活性。
第二，使用特别国债对冲流动性，人民银行自身不必承担大量对冲成本。对人民银行来说，人民银行票据的发行成本是由人民银行自身承担的，在目前铸币税日益缩窄的情况下，人民银行票据的发行更加重了人民银行的财政负担；相对而言，如果人民银行用持有的特别国债进行正回购或现券卖出以回笼基础货币，则利息全由财政部支付，人民银行几乎没有财务支出，这样人民银行在进行对冲操作的时候可以更加从容。
第三，特别国债可以在二级市场上进行流通。人民银行票据只在银行间交易，无法在二级市场上流通：特别国债虽然只是对人民银行票据的替代，本质上没有改变货币供应，但个体投资者却可以通过对特别国债的购买获得在境外投资的一些好处。此外，由于可以在二级市场流通，特别国债的价格变动能按照市场规律更准确地反映出整个市场的宏观经济运行周期，市场利率水平等变动情况，有助于人民银行更好地把握市场流动性的发展趋势。
第四，财政部发行特别国债购买外汇是宏观调控政策的丰富和创新。实施财政发行特别国债购买外汇措施，是有关部门针对当前宏观经济面临的突出矛盾，精心设计的一项。一箭多雕的宏观调控政策：一是有利于抑制流动性过剩的局面，缓解人民银行对冲压力。在买入特别国债之后，人民银行可以在银行间市场通过公开市场操作，控制特别国债的持有量，从而控制流动性的增减，这样就减轻了人民银行大量发行人民银行票据的压力。二是有利于促进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协调配合，改善宏观调控。财政部发行特别国债购买外汇，可以从货币市场回笼货币，有助于减少人民银行对冲流动性的压力，从而对当前货币市场流动性过剩格局产生影响。同时，这也为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更好地进行协调配合创造了条件。三是有利于降低外汇储备规模，提高外汇经营收益水平。与发行普通国债筹集资金的用途不同，财政发债购买的外汇以提高收益为主要目标，通过发行特别国债置换出一部分外汇储备交由中司来进行商业化经营，会提高外储的投资收益率。此外，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规定，这部分外汇不属于外汇储备，因此可以降低外汇储备规模，同时也可以化解我国因外汇储备过多而带来的汇率风险。四是有利于支持国内企业“走出去”，提升国家经济竞争力。中司可以按照商业化运作方式运用外汇资金，开发境外战略资源，促进国内产业升级，自主创新，提升国家竞争力。
对于人民银行来说，利用特别国债进行对冲操作时，不会带来利息支出问题，因此不会增加人民银行的财政负担；通过持有特别国债，人民银行利用公开市场操作的回收流动性，有利于增强货币政策灵活性和有效性，也可以避免因过度使用单一对冲工具所带来的负面效应：由于可以在二级市场上流动，对于人民银行来说，特别国债的价格变动能更好地反映出市场的发展趋势；特别国债的发行对于有效降低外汇储备规模，协调配合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减缓人民银行对冲压力和支持国内企业“走出去”等方面也起到重要作用。所以，特别国债在对冲流动性方面比人民银行票据有更大的优越性。
对特别国债的进一步思考
在对冲市场上过剩的流动性上，特别国债比人民银行票据具有一定的优越性，但如果细节还未理清就匆忙上阵，后果也是非常严重的。由于其自身原因，特别国债的发行也有一些潜在的，值得关注的问题。
首先，特别国债的利率控制如何把握。近几年，人民银行一直刻意保持人民银行票据的低利率，从而保持中美利差，如果发行节奏控制不好，长债的收益率势必上行，并影响利率，从而对中美利差构成不小影响，增大汇率压力，另外特别国债的票面利率高低也会对我国的债券市场产生影响。因此，如何确定特别国债的利率是财政部应该认真考虑的一个问题。
其次，人民银行独立的货币政策职能是否会受到影响。由于特别国债发行方式的不同，对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协调也提出挑战：一方面，特别国债的发行对象，利率、次数不同，会对货币市场资金供求产生效果不同的冲击，这将使得财政部与人民银行之间的有效协调显得更重要：另一方面，如果特别国债的运用逐渐长期化，将涉及到部门之间的职责分工，以及政策调控体系的改革，诸如人民银行独立性之类的问题就值得关注。
再次，如何准确地把握特别国债的发行方式。特别国债向境内商业银行和向市场直接发行对经济的影响效果是不同的，采用何种发行方式对流动性的回收也是不同的。如果过度地依赖特别国债对流动性的收缩作用，可能会更倾向于采取面向社会的发行方式，这样会对社会产生较大的冲击，甚至会导致流动性紧缩。短期内人民银行如何协调使用特别国债，人民银行票据和存款准备金率也是值得关注的一个问题。
6月29日，全国人大常委会表决同意，由财政部发行15500亿元特别国债，用于购买约2000亿美元外汇储备，交由即将成立的国家外汇投资公司运作。此消息传出之后，市场一片哗然，人们普遍担心特别国债可能对市场流动性造成特别的影响。不久，财政部明确，“国债不是直接向人民银行发行，而是采取一定方式，增加人民银行持后的国债”。这一方面意味着财政部不会通过银行间市场发行国债，从而对流动性造成太大影响；另一方面也意味着发行国债的操作将在现有《中国人民银行法》的框架内进行，不会出现中央银行与财政关系混淆的局面。此后，市场的担心有所缓解，关注的焦点转移到国债发行的方式、对象、利率水平的确定等琐碎问题上。而特别国债发行的实质性含义，反而被人们忽略了。
发行特别国债的核心意义，在于未来中国干预外汇市场的资金筹集过程可能发生重要变化。
近年来，我国国际收支失衡严重，人民币升值压力持续居高不下。在现有结售汇体制下，中央银行必须持续买入外汇，保证在推进人民币汇率市场化改革进程中人民币汇率的基本稳定。但是，中央银行自身并没有收入，买入美元的同时必须投放人民币，结果，外汇占款成了基础货币投放的主要渠道。为了冲销由此引起的基础货币供应量过大，人民银行必须向金融机构发行中央票据，回收流动性。
这一自我循环的重要缺陷在于人民银行干预外汇市场的行为没有受到实质性的资金来源方面的约束。发达国家干预外汇市场的模式迥然不同。从各国情况看，财政部门在外汇市场干预过程中发挥主导作用，而中央银行往往只是实施具体操作。比如，根据日本的《外汇交易与对外贸易法》，其外汇储备由日本银行和财务省分别掌管。在日本近900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中，日本银行仅掌管约400亿美元，主要用于国际金融合作和国际援助等事项。其余的8000多亿美元都由财务省掌管，存放于“外汇基金特别账户”。一旦开始干预外汇市场，所需资金都从外汇资金特别账户划拨。当需要卖出外汇时，日本银行主要通过在外汇市场上出售外汇资产特别账户中的外汇资产来实现。当需要买进外汇时，所需要的日元资金主要通过发行政府短期证券来筹集。在外汇管理体系中，财务省担当着战略决策者的角色，维持日元汇率的稳定和对外汇市场的干预决策均由财务省做出；而作为中央银行的日本银行，则仅仅担当政策执行者的角色。
之所以发达经济体多采取这一体制，是因为中央银行不属于政府序列，而财政政策主导权掌握在政府部门手中。通常，货币政策在维护经济内部均衡方面发挥较大作用，而财政政策在实现外部均衡方面发挥较大作用。若中央银行同时在涉及内部均衡的货币政策，以及涉及外部均衡的汇率与外汇储备方面发挥主导作用，必然导致内外均衡冲突。由财政部门掌控外汇市场干预的主导权，有利于避免类似我国外汇占款对基础货币供应产生的影响。
我国特别国债发行之后，无论是采取用特别国债接手到期的央行票据，还是通过由即将成立的国家外汇投资公司持有特别国债向人民银行购汇的方式，最终使用的都是财政资金。未来如果出现持续发行特别国债筹集资金干预外汇市场的局面，则意味着财政部门将在外汇市场干预过程中发挥与以往不同的作用。
特别国债购买外汇储备之后，此笔外汇资产的管理者、持有者都不再是货币当局。外汇资金交由国家外汇投资公司管理之后，此笔资产的流动性或可变现性都将有所下降。根据2005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外汇储备管理指南》的定义，此类资产都不再属于外汇储备的范畴。在人民币升值预期强烈的情况下，财政部以及国家外汇投资公司靠什么保证特别国债的还本付息呢？对国家外汇投资公司来说，要求完全按照外币来确定外汇资产的保值增值目标是顺理成章的。但此时，财政部门完全承担了汇率风险。对财政部门来说，可供选择的路径似乎有两条：一是继续保持人民币汇率的基本稳定，控制升值幅度，通过国家外汇投资公司相对较高的收益率，抵补美元贬值的损失――此要求对新成立的公司而言，显然要求太高；另一条路是加快升值步伐，待人民币进一步升值压力得到一定程度释放之后，用特别国债购买外汇――这显然与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基本调子相违背。
总之，内外均衡冲突是开放经济无法回避的问题，仅靠国内体制设计无法解决。我国可以考虑引进财政因素，由财政筹集资金干预外汇市场，从而一方面切断储备增长与基础货币供应之间的联系，另一方面强化干预市场所需本币资金的供给约束，加快汇率市场化进程。但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汇率问题仍应由有关部门共同决策。
北京民间投资尚存潜力
数据显示，北京市民间投资增速和贡献率有待提高、行业涉及面有待拓宽、投资活跃度有待增强，这些已经成为不能忽视的问题。而与全国和其他地区的差距，正是北京市释放民间投资活力，激发经济增长潜力之所在。
增速和贡献率有待提高
2007年以来，北京市民间投资年平均增速为2.9%，低于全社会投资9个百分点，低于国有及国有控股投资（简称国有投资）12.6个百分点。特别是今年1～4月，北京市民间投资下降0.9%，低于全社会投资10.1个百分点，低于国有投资20.4个百分点。与全国、东部地区及各直辖市比较，北京市民间投资增速也偏低，2012年，北京市民间投资增长4.9%，低于全国19.9个百分点，低于东部地区16.5个百分点；同时，也低于其他直辖市民间投资增速，低于上海8.3个百分点，低于天津19.9个百分点，低于重庆21个百分点。从民间投资对全社会投资增长的贡献看，2012年北京市民间投资增长贡献率不足两成，仅为18%，而全国和东部地区贡献率高达七成；天津为60.2%，上海为118%，重庆也达到49.1%。
行业涉及面有待拓宽
一是从流向看，房地产开发比重接近70%。2012年北京市民间投资中，房地产开发和非房地产开发所占比重分别为69.7%和30.3%。非房地产民间投资主要流向制造业和信息服务业，所占比重分别为8.5%和3.8%。二是从行业内部看，2012年，北京市民间投资占本行业投资比重较大的行业主要有商务服务（70.3%）、批发零售（55.3%）、信息服务（47.9%）、房地产（44.5%）、住宿餐饮（39.3%）、制造业（38%）和居民服务业（29.9%）。煤水电气、交通邮政、水利环境等基础设施行业以及科研服务等行业，民间投资比重均低于或在5%左右。与上海比较，北京市行业内部的民间投资占比及集聚情况基本一致。但北京市民间投资占比超过50%的仅有2个行业，集中度更高，上海则为4个行业，分别是农林牧渔、批发零售、房地产和居民服务业（见右表）。
投资活跃度有待增强
2012年北京市民营资金面势头良好，人民银行数据显示，2012年北京市中小微企业贷款增速明显高于大型企业，中型和小微企业人民币贷款余额（不含票据贴现）为6143.4亿元和3014.9亿元，同比增长10.6%和7.5%，分别高于大型企业8.8个和5.7个百分点。显然民营资金要素未大规模转化为投资，民间投资规模比重偏低。2012年北京市民间投资为2087.1亿元，占全社会投资比重保持在三成左右，为32.3%。今年1～4月，民间投资占比为26.9%。北京市民间投资比重低于全国、东部地区及各直辖市。2012年北京民间投资比重低于全国平均水平29.1个百分点，低于东部地区32.2个百分点，低于天津13.9个百分点，低于上海3.7个百分点，低于重庆12.8个百分点。
影响北京民间投资的客观因素
“大国有，小民间”投资格局，以及外部要素成本的不断攀升，都是北京作为首都在发展民间投资时不可抗拒与回避的客观影响因素。
首都经济特征促使“大国有，小民间”格局的形成
北京市中央和国有控股单位多、经济总量高，决定了北京市国有投资比重较高，这是首都经济发展的显著特征。2012年，北京市完成国有投资3972.6亿元，占全社会投资比重为61.5%，高于民间投资29.2个百分点；高于全国25.9个百分点，高于上海19.3个百分点，高于天津13.4个百分点，高于重庆14.4个百分点。
同时，政府主导投资的运行特征也促使“大国有，小民间”格局的形成。中央经济工作会提出，要“发挥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关键作用”，显然投资已经成为“保增长、调结构”的重要抓手；而政府主导投资易于调控的特点，决定了其成为投资领域调控措施的主要落脚点，特别是在基础设施建设领域。北京市这一特征也较为明显。2012年，北京市基础设施投资增速达27.8%，高出全社会投资18.5个百分点，所占比重达27.7%，比上年提高4个百分点。
此外，北京市房地产开发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比重近半的特征形成了一定的挤出效应，民间投资的这一特征更为显著。2012年，48.8%的全社会投资流向房地产开发，而民间投资中高达69.7%的投资流向房地产开发，高于全社会投资20.9个百分点。今年1～4月，这一差额扩大为23.2个百分点。在北京市2012年固定资产投资意向调查中，过半的民间投资单位心仪房地产开发行业，主要原因在于投资回报率高、投资回收前景看好。
外部要素成本高
经济的快速发展一定程度上带来外部要素成本的攀升。近年来，北京市土地、人工和物流等成本攀升，对“规模小，灵活度高，利润最大化”的民间投资形成了进入门槛。据相关部门测算，一季度北京市出让的土地成本远高于上海、天津和全国其他地区。2012年北京市城镇在岗职工平均工资达到8.5万元，高于全国平均水平3.7万元，也高于上海和天津。同时，交通成本高、环保要求高等因素也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民间投资的进入。
激发民间投资热情政府是关键
启动民间投资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政府有关部门通力配合，制定综合配套的一揽子方案，并协同落实。
可操作性实施细则需重点突破
应加快出台促进民间投资的可操作性实施细则，明确民间投资进入领域的具体路径和方案设计，引导民间投资进入实体经济，特别是进入基础设施和非基本公共服务等领域。力争到“十二五”期末，民间投资比重能提高到40%以上，逐步改变民间投资过度集中于房地产领域的格局。
简化投资事项审批最为受用
政策保障，服务先行，应及时公布发展规划、项目合作、招商引资等信息，借助项目审批“绿色通道”，简化、加快投资事项审批。用好用足各类投融资平台，综合运用专项扶持资金、贷款贴息、减税和价格杠杆等多种政策手段，鼓励和支持金融机构针对民间投资开展对口融资活动。进一步营造公平的市场环境，特别是在土地市场和招投标市场，避免“玻璃门”、“弹簧门”的出现。
用具有较好预期收益的重大项目来吸引企业
[关键词] 旅游消费意向 城市居民 长株潭
一、引言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闲暇时间的增多，以及道路交通条件的改善，城市居民日益成为城市(群)周边旅游目的地的重要客源市场。近年来，乡村旅游、近郊旅游和农家乐旅游市场十分火暴，市场发育也十分迅速，城市居民构成了这些市场的行为主体。通过对城市居民旅游消费特征的研究来把握客源市场规律，是城市（群）周边旅游目的地开发的现实要求和潜在需要。国内外关于城市居民近郊旅游的研究有着一定的成果，尤其是近年来乡村旅游，农家乐产品的出现，相应的研究成果也日益丰富，研究深度也不断增加。国外对城市周边旅游目的地的研究开始时间早，但主要表现为描述性质的。前苏联普列奥布拉斯(1982)的研究主要是对近郊旅游现象的定性描述和对成因的初步探讨。国内对近郊旅游的研究时间比国外要晚一些，并是伴随乡村旅游发展的深入、农家乐旅游产品开发深度的增大，才较多地引起国内学者们的关注。陈传康(1996)是较早提出了城市周边旅游带的概念并做出有关实证研究。在此基础上，吴必虎(2001)提出大城市环城游憩带的概念，对其形成机制、用地特征、空间特征进行了研究。城市周边旅游带和大城市环城游憩带的概念都是对城市周边旅游目的地范围大小的界定和市场特征的衡量，都主要是针对旅游客源现实市场来开展研究的。旅游市场包括现实市场和潜在市场。我们通常也可以把旅游潜在市场称作旅游意向市场。对旅游意向市场的研究，国内已有一定的成果，但专门就城市居民的近郊休闲旅游意向进行研究的工作，许春晓(1997,2001)作了初步的尝试性研究，具体到研究城市居民近郊旅游消费意向这方面，目前还没见到相关报道。发展城市近郊旅游，对于发展和壮大农村经济，改变城乡二元结构，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具有重要的时代意义；对于揭示近郊旅游市场特征，认识近郊旅游潜在市场规律，指导城市周边旅游目的地的科学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研究方法与样本特征
1.研究方法
周洛景区位于长沙浏阳市社港镇，是一处集自然山水，珍稀动植物和原始次森林于一体的自然风景山岳，距离长沙、株洲和湘潭均在100Km之内，属于典型的城市周边旅游目的地。国内城市周边游憩带的相关研究表明，城市周边的旅游开发对城市客源市场的依赖性明显，客源市场空间分布带有稳定性，时间分布带有均衡性。这使得我们在实施抽样调查过程中，制定的样本时空分配方案合理、科学，更加贴近客观实际，调查结果具有真实性。针对具体旅游目的地和特定旅游客源市场进行调查，是一个比较复杂的工作，必须注意到抽查地点和抽查时段的代表性。近郊旅游市场现状抽样与调查，其目的首先是建立客观的客源市场信息库，把握客源市场的人口学特征和一般市场行为特征，进而为近郊旅游目的地的开发建设决策提供科学依据。2007年12月，我们采用区域控制、随机抽样的方法，总共发放调查问卷4000份。其中长沙2000份，株洲、湘潭两地各1000份。回收3694份，回收率93.07％，其中有效问卷3253份，有效率达到87.3％，充分说明此次调查是成功的，科学的。
2.样本的人口学特征
样本性别构成男性比例大于女性比率,男性占到总人数的54.83％，女性占到45.17％。说明男性较女性更愿意接受户外调查。我们的样本调查主要是户外活动人群，故而样本反映的是户外人群的年龄结构。65岁以上的老年群体所占比例不大,为2.2%。其中14岁～44岁的中青年年龄层次最大，占到样本的89.5%。14岁以下青少年所占比例不大，为0.5%。从居民的文化程度看，我们把城市居民的文化程度分为三个层次，即初中及以下、中专及高中和大专及以上。数据显示，三个不同文化程度所占比例分别为4.6％、35.6％、59.8％。从职业构成看，职业构成可分为：政府职员、企事业职员、商务人员、服务人员、学生、教师、工人、技术人员及其他。其中学生比重最大，占到23.1％。其次是政府职员和企事业职员，分别占到14.8 %和13.8 %。工人和技术人员也占有较大比重。从收入水平看，样本是以居民家庭月收入作为计量单位。1000元～2000元所占比例最大，为32.3%，其次，2000元～3000元的比例为22.7％，大于3000元的高收入阶层比例也较大，为12.9％。选择家庭月收入在1000元以下的大部分是学生，认为自己拥有独立能力，年龄也在18周岁以上，应该属于单身家庭类型，比例较大，为低收入家庭。
三、旅游市场现状特征
1.旅游休闲频度
旅游休闲频度即以年度为单位，旅游者每年外出旅游的次数。我们将休闲频度划分为五个层次，即1次、2次、3次、4次和5次以上。在接受抽样调查的居民中，2007年外出旅游休闲频度，绝大多数在3次以内。居民希望每年外出旅游频率选取1次～3次的比例最大，合计占到69.03％。其中选择2次者最多，占32％，选择4次者占8.83％。而选择5次以上者较选择4次者比例略大，占12.53％。说明城市居民已经具备充分的近郊出游条件，旅游休闲意识也不断提高。
2.旅游消费水平
在接受调查者对旅游消费水平的回顾性估计中，发现样本量的75.08％的居民选择消费支出在2000元以下。选择2000元～3000元占15.22％，3000元以上者比例不大，为9.69％。可见，旅游消费表现为经济型和大众消费，2000元左右的近郊旅游消费能为更多的城市居民所接受。选择花费在500元以下的占26.37％，也占到一定比例，这与样本选取的学生群体占到大部分有一定联系。
3.旅游环境偏好
旅游环境方面，城市居民偏向于自然、生态、环保、健康。调查结果表明：选择“清净和空气好”的近郊旅游环境占26.65％。选择“自然美景集中的旅游环境”占24.45％。以上均占到较大比例。而选择“人文景观集中”、“传统乡村风情浓郁”的比例分别为17.51％和16.61％。选择“热闹和现代风情浓郁”的旅游环境占15.11％。说明城市居民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和工作压力的加大，更加倾向于选择生态环境优美，自然气息浓郁；回归自然，释放压力，放飞心情的旅游目的地。
四、旅游市场意向特征
1.熟悉程度
浏阳周洛景区优美的自然环境和良好的空气质量，尤其是丰富的瀑布群落和亚洲唯一的原始野生桂花林拥有一定市场美誉度和影响力。但由于其开发历史的短暂，景区宣传力度不够以及景区软件、硬件环境的待改善，在接受调查的居民中，“熟悉”周洛景区的只占3.76%，“听说过”的占28.7%,而绝大部分城市居民选择了“不熟悉”和“没听说过”一项，占到62.08%。在所有被调查者中，选择“去过”周洛景区的仅占5.45%。说明了长株潭旅游市场的开发潜力巨大。
2.旅游主题偏好
我们将旅游主题确定为以下几个方面：瀑布、农村、负离子、爱情、生态和健康。城市居民对旅游主题的偏好，以生态为主题的选取比例最大，为29.99％。其次是以瀑布为主题的水环境占24.5％。以爱情为主题的人文环境和以健康为主题的休闲环境也深受居民的喜欢，选取比例分别占17.79％和16.24％。周洛是一个集生态、瀑布、负离子、爱情和健康等主题为一体的旅游区域，能较好地满足城市居民的多样化主题需求。
3.旅游项目偏好
山水自然风光、在风景优美的地方享受甜蜜的爱情、参加农家耕作和呼吸新鲜空气为这次调查列出的旅游项目。城市居民对山水风光这一项目的选择比例最大，占40.5%。其次是呼吸新鲜空气，占28.56%。在风景优美的地方享受甜蜜的爱情选取比例较大，占22.36%。而对参加农家耕作的项目选择比率不大，仅为8.58%。在项目偏好上，周洛能较好地满足城市居民的要求。
4.出游方式和出游时间的选择
在出游方式上，城市居民以亲友结伴旅游为首选，居第一位，占到样本量的32％。单位组织居第二位，占24％。以家庭为单位出游占到20％。选择独个出游的比例很小，占13.4％。而愿意通过旅行社组织出游的比例最小，占9％，城市居民的出游方式呈现多样化、个性化特征。
在出游时间选择上，表现出集中性特点。其一，节假日主要集中在双休日，比例为17.87％；选择“五一”和“十一”两个黄金周出游的比率也较大分别占13.44％、12.72％；而选择春节出游的比例小，为6.58％。其二，季节分配上的集中性，表现在选择春季、夏季和秋季出游的比例比较大，合计占到43.27％，秋季出游的比例最大，占17.76％。由于气候等因素的影响，选择冬季出游的比例最小，为3.53％。
5.交通工具选择意向
城市居民在交通工具选择上具有多样性和集中性特点。长途汽车和火车为居民出游的首选，分别占29.05％和21.78％。私家车、出租车和自行车的选取比例较大，分别占11.49％、10.96％和10.37％，基本反映了工薪阶层的旅游消费水平与交通工具选择的一致性，而选择单位车，通过单位组织出游的比例小。
6.景区氛围期望意向
对近郊旅游景区氛围的期望意向中，城市居民更多地选择安静的景区环境，占37.82％。其次，选择欢快和浪漫的景区氛围比例也较大，分别占28.75％和24.57％。对于刺激的景区氛围选取比例小，为12.6％。这与居民平时生活工作在城市，更能便捷选择和享受城市人文景点和主题公园产品有交密切的关系。
五、旅游消费意向特征
1.资金消费意向
调查数据显示，城市居民的资金消费意向，选择500元以上者占总样本量的7.26％, 小于200元的占12.2％，所占比例都较小。主要集中在400元～500元，300元～400元和200元～300元三档，比例分别是22.27％、30.54％和27.28％，这种旅游消费水平与短时、短距离旅游方式相联系，也与长株潭居民的基本收入水平相一致。
2.时间消费意向
城市居民在时间消费意向上，选择停留一天或两天的比例最大，分别占到31.54%和22.24%。一天半的占15.88%，而选择半天、三天或三天以上者比例不大，分别占6.04%、9.42%和7.22%，短距离旅游能符合居民的要求，国家节假日制度的调整更好地满足了居民旅游休闲生活的需要。
3.饮食、购物和住宿消费意向
调查数据显示：在饮食上，城市居民更注重口味与价格，分别占27.16%和26.26%，居第一位和第二位；对饮食环境和服务方面的要求也较大，分别占24.19%和22.4%。在购物需求上，大部分居民有购物习惯或视情况而定，二者比例合计86%，不愿意购物的比率小，仅占14%，因此，近郊旅游目的地可适当开发和提供具有地方特色的旅游产品，满足居民求异、求特、环保、生态的购物心理。在住宿意向和标准上，不愿意在周洛景区过夜的占39.26%,愿意过夜的占19.5%，选取视情况而定的比例最高，为41.24%。如果选择在周洛住宿，住宿标准更多的选择经济型的旅馆和招待所，占35.71%。选择宾馆的占29.27%。亲友家占22.11%，愿意住宿农家的占12.91%。这就要求景区提供有特色、卫生干净、经济的住宿产品，充分挖掘游客在景区的消费潜力。
六、结论
1.长株潭近郊旅游市场开发潜力巨大
样本背景特征说明了长株潭潜在客源市场空间的巨大，随着我国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和城乡经济一体化水平的提高，城市规模会扩大，这为近郊旅游市场提供了巨大的旅游出游母体。从以上分析中，我们也可看出，城市居民的旅游行为意向特征与周洛景区自然山水、环境清净、温馨静谧的风格表现出旅游客源市场与旅游目的地特征的一致性。城市居民的消费意向特征与周洛景区提供相应旅游产品与服务的一致性。因此，城市居民是近郊旅游潜在市场的开发重点和促销对象，值得城市周边旅游目的地很好地关注。
2.长株潭近郊旅游市场发育水平较高
长株潭三市居民年出游次数更多地现在为3次以下，年旅游资金消费集中在200元～500元之间，旅游环境偏好集中在清净和空气好、自然美景集中方面，旅游项目偏好于山水风光。这说明了城市居民的近郊旅游发育水平较高。
3.长株潭近郊旅游市场对旅游生态的要求比较明显
长株潭三市居民大多数没有听说过周洛景区，说明了周洛景区开发历史较短，对外宣传力度较弱，但也表明居民对周洛景区的开发热情高，期望水平高。他们对旅游主题的选择上集中在生态环境，对以瀑布为主题的水环境，以爱情为主题的人文环境和以健康为主题的休闲环境抱有较高的心理期望。城市居民倾向的以亲友结伴、家庭出游的旅游方式，以火车和汽车为主，多种交通工具方式结合的出游工具选择促进了居民对旅游主题期望的实现。
参考文献：
[1]吴必虎:区域旅游规划原理[M].中国旅游出版社,2001:333～334
[2]陈传康:城市旅游开发规划研究大纲[J].旅游学刊,1996,5:31～34
民国文化仍具借鉴意义搜集馆藏资料弥补遗憾
南京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文联主席、党组书记陈炜在座谈会上充分肯定了这套书的出版意义十分重大。南京拥有得天独厚的民国历史文化遗风，今日的南京，无论是城市规划、街区布局、市政设施，还是人文教育、社会风俗，都继承和延续了许多民国时期的元素。为了进一步挖掘和继承这份宝贵的历史沉淀，南京出版传媒集团（南京出版社）与南京市档案局（馆）通力合作，首次对民国《南京市政府公报》资料进行系统全面的汇集整理，形成国内唯一完整版的民国《南京市政府公报》，并纳入南京市重大文化工程《金陵全书》的“档案编”，历时3年，最终成书45册精装影印本正式公开出版。
南京市档案局（馆）局长束建民着重介绍了调查、搜集、编纂这套公报的过程。民国时期的《南京市政公报》共计398期，分藏在中国国家图书馆、南京图书馆和南京档案馆以及南京大学图书馆、复旦大学图书馆等地。南京市档案局（馆）馆藏106万件藏品中，最早的民国《南京市政府公报》已有85年。此次搜集到的398期《南京市政府公报》，原件近300册。许多公报原件已不完全，或已破损，如果不及时出版，将造成永远的遗憾。
《南京市政府公报》内容全面凝聚民国施政理念精华
民国《南京市政府公报》其主要内容有插图、贺词、国民政府及南京市政府主要领导人演讲稿、历任市长在总理诞辰日和纪念周上的演讲稿、宣言、通电、命令、呈文、咨文、公函、布告、批示、聘书、市政消息、报告、会议记录、纪事、外交、大事记等。着重记载了1927年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后到1949年政权撤离南京前，南京在财政、税收、物价、慈善、教育、卫生、市政规划、市政建设、公共交通、娱乐场所、公园及风景名胜、社会治安等方面的施政情况和各方面的法规、规章等。
1927年4月18日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后，南京市政厅于1927年4月24日成立，随即开始编辑《南京特别市市政府公报》，第1号于6月出版。同年8月30日，南京特别市政府重新编辑《南京特别市市政府公报》，9月出版第1期。从1928年10月15日第21期起，《南京特别市市政府公报》改名为《首都市政公报》。1931年9月15日从第91期起，又更名为《南京市政府公报》。到1937年6月，共出版178期。
南京沦陷期间，1938年4月24日，伪督办南京市政公署成立，后改为南京特别市政府，《市政公报》更名为《南京特别市市政公报》。到1945年8月抗战胜利，共出版162期。
抗战胜利后，1946年5月1日，战后第1卷第1期《南京市政府公报》出版，增加了大事记。至1949年退出南京前，共出版58期。因此，这套中国唯一首次搜集、整理、编纂、出版的《南京市政府公报》内容最全面，具有一定的借鉴作用。因为这套公报里面凝聚了民国施政理念的精华。
历时三载熔铸“档案编”按时按质出版精品书
南京出版传媒集团（南京出版社）董事长、总编辑、党委书记朱同芳强调，这套《金陵全书》“档案编”―――民国《南京市政府公报》是南京市的重大文化工程。这套作为“十二五”重点出版规划项目、“南京市重点文化产业项目特色品牌”的民国《南京市政府公报》，完全是按照精品要求按时按质完成的。此前已有300多家单位陆续收藏了《金陵全书》这套精品书。
在民国《南京市政府公报》中，我们可以发现许多有趣的事情。甚至有些行政经验，即使到了今天对我们也有一定的借鉴作用。例如1927年6月“市字第二十三号”公报，就讲明了男子蓄发留辫本来是满清的恶俗，而现在大街之上仍然有“发长垂辫”的男子乱走，对向来为“文化之区”的南京确实有碍观瞻。因此公报规定，凡蓄有辫发之男子，须在三天之内理发。如果不理者，市政府将命令警察将其捉拿归案，并给予相应处罚。
“完整、权威、实用”成南京名片“典藏、史料、借鉴”起垂范作用
南京大学民国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张宪文教授，江苏省社科院历史所所长王卫星，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副馆长马振犊在座谈会上均对这套《金陵全书》―――民国《南京市政府公报》赞赏有加。他们认为这套书的出版是中国国内唯一完整的民国首都南京的市政府公报。时间跨度从1927-1949年，长达22年，与在大陆的统治相始终。具有完整性，极具典藏价值。
从法理学的角度来讲，划分法律部门的标准主要是调整对象，即法律所调整的社会关系，辅助标准则是调整方法。商法在我国能否作为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存在，根本的依据是看它有没有自己特定的调整对象。所谓特定的调整对象，是指商法所调整的社会经济关系是否不同于民法、经济法所调整的社会经济关系。如果商法所调整的社会经济关系完全被民法和经济法所调整的社会关系所包容，则商法就没有自己的特定的调整对象，商法也就没有独立存在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基于这样的认识，笔者试图从商法的调整对象入手，分析其“特定性”，并且分别将商法的调整对象与民法的调整对象、经济法的调整对象相比较，从而划清商法、民法和经济法三者之间的界限。
第一，从经济形态的发展历程看商法调整对象的特定性。商法的调整对象是指商法调整什么样的社会经济关系。它是商法学研究的起点问题，也是核心问题，因为它直接关系到商法的地位和命运。因此，商法理论研究的任务就在于科学地探索并界定商法的调整对象及范围。商品经济的发展经历了三个历史阶段：简单商品经济、自由市场经济和现代市场经济。与商品经济发展的三个历史阶段相适应，产生了三种不同性质的调整商品经济的法制，即民法、商法和经济法。
原始社会后期，产生了私有制，出现了简单商品经济的萌芽。到了奴隶社会初期，简单商品经济逐步缓慢发展。商品是商品所有者通过市场交换的产品，这就必然产生了以商品、市场为媒介的人与人之间的简单商品经济关系。作为所有制和商品交换关系法律表现的私法也应运而生并发展起来，其典型便是古代罗马法，即后世所称的民法。民法的个人本位、权利能力平等、契约自由、私人财产不可侵犯等一系列的法律原则及其相应的法律制度，集中体现了这种简单商品经济关系的性质，准确而有效地调整着商品所有者之间的经济关系。在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确定以后，简单商品经济过渡到自由市场经济，商品经济得到了迅速发展，这时的商品经济，从交易规模、交易空间、交易时间、交易范围等方面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原先作为“简单商品生产即资本主义前的商品生产的完善的”民法，已经不能适应发展了的商品经济即近代自由市场经济的需要。虽然民法调整领域不断扩大，内容不断更新，但是民法不可能将平等主体间发生的所有财产关系全部纳入自己的调整领域。于是，适应这种以组织为本位的新的法律部门，即商法便应运而生。如果说，民法调整的是简单商品经济的话，那么，商法则是调整大规模发展条件下充分竞争的近代自由市场经济关系。这一经济关系的性质确定了商法的调整对象只能是营利性主体的营利行为。因为民事主体之间进行商品交换的目的，是实现商品的使用价值，即民事主体是为自身的需要而进行商品交换，是“为需而买”；而商事主体之间进行商品交换的目的，是为了营利，是“为卖而买”。营利主体要营利，必须要求商品交易行为具有简便、敏捷、确定、安全、公平的属性，因此，对营利性主体的营利性行为，必须采用不同于民法的一般原则来调整，即采用一整套特有的与商事行为的特点相适应的商事原则来调整。比如，在商事行为的形式上更加注重当事人的意思表示；在商事中，进一步简化交易程序；与交易的公平性相适应，商法遵循交易公平原则，体现了强制主义、公示主义、外观主义、严格责任等原则。上述原则均是商法的基本原则，贯穿于各项制度之中，但在民法中却不能称为基本原则，民法中有的制度虽然也有类似规定，但仅仅是个别的规定而非普遍现象。
由此可见，商法调整对象的特定性，决定了其调整原则的特殊性，而商法调整对象的特定性和调整原则的特殊性，决定了民法不能调整商事行为，商法应当作为一部独立的法律部门存在，区别于民法。在自由市场经济时期，经济运行主要靠价值规律这只“看不见的手”来自发调节，国家并不干预经济。但是自由竞争的结果导致了垄断，导致了日益频繁严重的经济危机，造成了社会生产力的极大破坏。资产阶级国家从此开始运用多种手段干预经济，对社会经济进行宏观调控。国家通过制定法律对经济进行宏观调控便产生了经济法。所以，经济法是现代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因此，现代市场经济关系必须靠民法、商法和经济法来共同调整。
我国商法将营利性主体的营利行为所引起的经济关系作为调整对象，体现了我国商法调整对象的两大特点。其一是商法只调整营利性主体。对非营利性主体，商法不作调整，这是其前提条件。其二，商法只调整营利性主体的营利行为，不调整营利性主体的非营利行为，营利性主体的非营利行为分别由民法、行政法等法律部门调整。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所有的市场经济主体参与市场交换的行为都是以营利为目的的行为，商法调整商事行为的目的，就是要规范商主体的市场交换行为，使之符合市场运行的要求，商法的全部法律制度及法律原则，都是这种导向的具体措施。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现代商法就是现代市场法。
总之，商法把营利性主体的营利性行为，作为自己特定的调整对象，并采用与之适应的特殊的调整原则，表明商法区别于其他一切法律部门，具有独立的法律地位，商法应当区别于民法和经济法而独立存在。
第二，从商法与民法的区别中看商法调整对象的特定性。我国经济体制的改革，经过了十多年的探索和试验，终于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模式。而市场经济机制有序有效地运行，则要以一整套体系完备、内容合理的交易规则与公平竞争机制为先决条件。加强以商品经济为核心，以人的权利意识和主体意识为基础的民商立法成为人们的普遍主张。但在具体立法模式上，民商法学界存在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坚持民商合一；另一种观点坚持民商分立。笔者认为，从民法和商法各自不同的调整对象来看，实行民商分立，更有利于调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不同性质的社会经济关系，促进市场经济的协调发展。
商法和民法都是私法，两者有着密切的关系，两者都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可缺少的法律部门，但是，商法与民法的调整对象不同，商法是以组织（企业）为本位调整营利性主体的营利行为的法律；民法是以个人为本位调整平等主体间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的法律。商法和民法不同的调整对象，决定了商法和民法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区别：首先，两者价值取向的重心不同。商法价值取向的重心在于维护企业的合法营利；民法价值取向的重心在于社会公众民事权益的维护。其次，两者调整范围不同。商法调整平等的营利性主体，民法调整平等的非营利性主体；商法调整动态的财产关系，民法不仅调整静态的财产关系而且也调整人身关系。再次，两者的调整手段不同。商法属于私法，当然采用私法调整手段，但是，由于商法所调整的营利行为，不可避免地要与国家管理职能发生联系，必然引起国家对商事行为不同形式和不同程度的干预和控制，因此，商法必须兼顾采用某些公法调整手段，商法从私法的放任主义到干涉主义的过程也证明了这一
上个世纪，美国总统卡特访问日本时，从东京乘坐新干线到京都，一路下来居然没有发现农村。卡特问，怎么都是城市没有农村呢？陪同他的日本人说，沿途许多景观是农村。经过解释，卡特才明白：日本的城市与乡村外观，基本上是没有区别的，从建筑样式到公共设施，从生活习惯到精神面貌，都毫无二致。
日本农村的房屋与城市一样，分为和式与洋式两种，和式指的是木制两层的“一户建”；洋式指的是高层水泥建筑。和式与洋式的住宅都有电、气、上下水，没有任何区别，而且全国基本如此（极个别山区例外）。惟一差别是，农村土地较城市宽广，那里的“一户建”更气派，更豪华，更宽敞。一般农村“一户建”面积都在200平方米以上。许多家庭都有两座或更多的住宅，连城里人都望尘莫及。
我曾在一位农民家做客，留下深刻印象。这个6口之家拥有三套“一户建”，每套面积在200平方米以上，家中有3辆汽车，1个农具仓库，现代化设施样样俱全。让我吃惊的是，户主是一位养殖兰花的专家，他养有100多种名贵兰花，这些兰花的价值远远超过房产，但他从来不卖，养花只为消遣。
农村空气质量好，不像城市那样拥挤，所以东京、大阪等大都市的上班族宁可住在农村。于是，形成了一个个与城市一般无二的“农村小区”，造成城乡难辨。
真正反映“倒城乡差别”的是人均收入这一指标。据日本《白皮书》记载，1973年，日本农村人均收入超过城市。年收入千万日元的农民很多。
形成“倒城乡差别”的原因有四：第一，日本人反对过大的差别，有城乡趋同的历史传统；第二，日本人重视传统文化，重视民族凝聚力，再偏远的地方也不会被遗弃；第三，日本政府对农民实行保护政策，特别是世界闻名的保护米价政策，日本的大米是世界上最昂贵的大米；第四，农民有自己的组织——劳动组合协会，其宗旨是保护农民利益。
在日本提及农民，人们不是鄙夷，而是羡慕。这是因为农民收入高于城市人，生活舒适度更大大高于城市人。农民的平均劳动强度亦低于城市人（比城市人工作时间短）。日本没有强制性户籍制度，想在城市落户，15分钟可以办理完全部手续，而且免费，但并未发生农民涌向城市的现象。城市学将这种现象称作“逆城市化”。欧美也有这种趋势。
（摘自《城市金融报》2012.8.25）
近年来，民宿市场迎来发展的爆发期，数据显示，截至2016年9月30日，仅在去哪儿网登记的民宿客栈数量就高达48070家。
民宿市场品牌扎推，自如做民宿，为的又是什么呢？
一直被搁浅 一直有遗憾
接受采访时，自如网信息科技有限公司CEO熊林刚从武汉“2016德勤高科技高成长中国50强暨德勤――华兴中国明日之星”颁奖典礼上归来，面容略显疲惫，但一提起自如品牌，说起民宿市场，熊林的眼中立刻闪现出光彩。
以长租模式起家的自如，一直深耕租房领域，为何会在今年选择进入民宿市场？听到这个问题，熊林会心一笑，“许多人问过我同样的问题，我想答案应该源自‘喜欢’二字。”熊林坦言，作为以“在路上”为常态的一名创业者，在2011年创立自如品牌时就曾为先做长租还是先做民宿而纠结。从当时的市场环境来看，租房、找房以其效率低，需求量大的特点，成为城市外来人员最大的痛点，尤其是在北京、上海这种求学、找工作高频次的一线城市，供求矛盾更亟待解决。相反，民宿需求频次低，对个体来讲，一年可能一共也只有两至三次。犹豫再三，熊林决定暂缓民宿计划，投身长租领域。
而这一别，就是5年。由于采取了集中式公寓和分散式公寓“两条腿走路”运营模式，自如在快速成长的同时，也遇到了诸多问题，例如同屋室友矛盾纠纷等，致使团队没有更多的精力再去拓展新业务。“我个人对建筑比较感兴趣，所以选择和房子打交道。但是真正从事租房业务后才知道，这块市场操作特别特别琐碎，特别特别接地气，特别特别难。”三个“特别特别”，每一个熊林都说得铿锵有力。
不过，暂缓不代表放弃。“经过5年高速发展，一方面，以自如友家、自如寓为代表的长租模式日渐成熟，在目前已成功跑马圈地的北京、上海、深圳三地共有30万间房源，员工4000余人，预计2016年用户量可达80万，租金将突破一百个亿；另一方面，越来越多的住客开始追求更个性化、更接近本地生活的旅行住宿。”至此，熊林认为，是时候将曾经忍痛搁浅的民宿捡起来了。
是挑战，也是惊喜
初入民宿领域，无论是熊林本人，还是整个团队，其实并不是十分明确应该走怎样一条路。不过，经过几个月的摸索，公司上下终于达成共识――一切从兴趣出发。“把民宿当作兴趣来做，很大程度上可以避免因为一味地追求收益而变调子。如果你站在商业角度去观察市面上一些公司的运营模式，你会惊异地发现，有些企业的主营业务从本质上来讲不是一个盈利模式，而当下来看，很多具有潜力的业务都需要大量投入。为了维系运营，企业会融资、会促销……有些不知不觉就走偏了。”
从长租拓展到民宿，熊林认为，5年的经验积累让自如更懂房子，更懂用户。“今天国内最大的民宿平台也好，短租平台也罢，都没有自如长租的房源量大。我们对房屋质量的控制、租赁服务的认识、用户体验的把控和系统的建设，都可以从长租团队、系统中有所借鉴。”
自如做民宿的思路和其他短租平台不尽相同，打开页面，用户看不到质量参差不齐的房源，而是清一色的“精选”，当然价格也会比其他民宿平台略高一些。对此，熊林解释道，“无论是长租、短租，还是民宿，现在面临的情况并非资讯不足，而是资讯过剩。互联网给予用户的信息当之无愧是海量，这是除图片与真实房源不一致以外，另一导致找房难的因素。因此，自如做的是不仅提供信息，并且替用户筛选信息。自如营盘上的每套房源都有工作人员实地勘察，并与房东直接接触。凭借此举过滤房源，通过率只有十分之三。”
思路不同，受众自然大相径庭。据途家网和蚂蚁短租的数据显示，其房客多以家庭为单位，人数在3-5人左右，这就意味着他们的用户多为中老年和青少年人群。而自如民宿的房客则以女性为主，多以同朋友结伴出游为目的，且普遍呈现年轻化，年纪多在18到30岁之间。与房客相比，自如民宿房东更偏向年长，但也多是现在所说的80后、90后。并且，房东端具有明显的行业特色，比如设计师、自由职业者等。同时，越来越多的都市白领也在加入民宿房东的行列，这一点也在熊林的意料之外，“他们会把现在住处的一个房间拿来分享投入市场。”
由于是从兴趣出发，熊林并未对民宿业务的拓展规模、用户流量等标准设置硬性要求。“不像第一次创业时会制定一个让自己兴奋的目标，如今我们更希望成为提供真正愉悦民宿体验的首选平台，同时也希望它能成为国人了解世界的一个窗口，通过这个平台把全世界的优秀民宿和好房东连接起来。当然，喜欢深入了解中国的国外友人也可以通过这个平台住到中国人家里去，这是我们的长期目标。”
就现状来讲，熊林表示满意、乐观。不足百人的民宿团队从今年6月着手该板块运作到现在，用不足半年的时间完成了搭建平台、研发上线、签约房源、迭代产品……目前，自如民宿已在北京、上海、厦门、丽江等12个目的地拓展了近五千套房源，房源量和订单量都处于快速增长阶段。“是挑战，也是惊喜。”熊林笑谈。
民宿 需从走心开始
今年中国的民宿市场可谓风起云涌。年初，如家酒店集团宣布进军民宿业，吸引民宿业主入驻其“云上四季民宿”平台并为其提供一系列服务。年中，国内首个致力于打造全球公寓民宿预订平台的途家网收购了蚂蚁短租，后者所在集团58集团的CEO姚劲波因此成为途家网董事会成员。采访熊林的前两天，恰巧美国民宿平台Airbnb再次在微信朋友圈投放广告，为了引起中国用户共鸣，此次广告的主角从国外知名主持人更换为了彭于晏。而近日，又曝出Airbnb欲收购小猪短租的消息……
面对如此诡谲多变的国内民宿市场，如家云上四季民宿高级经理邹萍曾表示，民宿最核心的问题还是经营者要有心，“只投资不参与经营，这不是走心。”在她看来，目前国内的民宿市场还处于起步阶段，民宿未来的格局终归要通过市场洗牌、梳理，才能形成，而这一过程可能需要三至五年，甚至更长的时间。
关键词： 国际贸易货币 ； 国际投资货币 ； 国际储备货币；人民币
中图分类号：F83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31（2013）04-0023-05 DOI：10.3969/j.issn.1003-9031.2013.04.05
一、引言
当今全球经济格局演变中最重要的特征之一就是中国经济的崛起。一个在西方国家眼中人口众多的贫穷大国已经成为一个崭新的经济大国。在过去的三十年间，中国的GDP年均增长率高达9.45%①，中国经济快速赶超发达国家。从经济总量来看，中国于2005年超过法国，2006年超过英国，2007年超过德国，2010年超过日本。根据Maddison 的计算[1]，到2015年中国经济将占到世界经济总量的四分之一，中国将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从贸易的角度说，中国于2010年超过德国成为第一大出口国，并且是继美国之后的第二大进口国。这种世界经济格局的演变也必将在国际货币体系中有所反应。因此，伴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人民币国际化的问题也越来越受到经济学家、政治家和国际投资者的关注。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一国货币的国际化道路遵循一定的规律：国际贸易的结算货币金融市场中的投资货币国际储备货币[2]。 从2009年开始，人民币采取了三大战略加速国际化进程。一是鼓励在国际贸易中的使用；二是努力把香港建设成为人民币的离岸中心以加强人民币作为投资货币的职能；三是努力推动人民币成为国际储备货币。
二、人民币：国际贸易货币
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开始。人民币已经广泛地用于边境贸易，但鉴于边境贸易占中国对外贸易的份额极小，人民币在边境贸易中的使用并没有显著地提升人民币的国际地位。2009年7月开始实施的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标志着人民币贸易化的全面启动。根据规定，符合条件的商业银行可以为在上海、广州、深圳、珠海和东莞取得资格的企业提供人民币结算服务，并在条件成熟时，为境外企业提供贸易融资。但最初的境外试点地域范围暂定为中国港澳地区和东盟国家。虽然对境外地域仍有一定限制，但清楚地表明了实施人民币国际化战略的决心。2010年6月，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地区扩大至20个省区市，且参与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的境外地域由之前的港澳、东盟扩展到所有国家和地区。另外，涉及企业的数量由最初授权的365家企业扩大至2010年6.7万多家。为进一步推进人民币跨境贸易结算的步伐，2011年8月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地区扩大至全国范围。2012年3月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推广至所有进出口企业。至此，人民币的贸易结算范围不再受地域与企业性质的限制。回顾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政策实施的过程，我们发现仅仅用了不到三年的时间，中国政府已经完全解除了人民币结算在贸易领域的限制。
除取消人民币在贸易结算中的限制外，中国央行还通过与其它贸易伙伴签订双边本币结算协议来推进人民币在国际贸易中的使用。2011年6月中国与俄罗斯签署了双边本币结算协定，中俄本币结算从边境贸易扩大到了一般贸易，并扩大了地域范围。2011年12月，中日两国均表示要促进人民币与日元在两国跨境交易中的使用。2012年3月29日在德里峰会上，中国、俄罗斯、印度、巴西和南非五国共同签署了《金砖国家银行合作机制多边本币授信总协议》和《多边信用证保兑服务协议》。根据协议，金砖国家将用各自货币结算和支付相互间贸易和投资，逐步减少对美元、欧元等主要国际货币的依赖，使各国外汇储备趋于多元化。
在一系列政策的支持下，人民币贸易结算货币初见成效。2010年第四季度，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总额3090.26亿元。2011年的第二季度开始，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总额一直在5000亿元以上。从相对数值来看，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总额占中国对外贸易总额的比例从2010年第一季度的0.7%增长到2012年第一季度的10.7% （见图1）。汇丰银行指出，2013年至2015年，中国与新兴市场的双边贸易将有一半使用人民币结算[3]，人民币很有可能超越英镑和日元成为第三大贸易结算货币。汇丰银行通过对世界上21个市场的6000多家企业的问卷调查进一步指出，东南亚有16%的企业希望未来6个月使用人民币进行结算，这一比例远远超过了日元（7%）和英镑（3%），在大中华地区、印度、中东和北非地区，也得到相
同的结论。对于大中华地区，希望用人民币进行贸易结算的企业达45%，这一比例甚至超过了欧元（27%），人民币有希望成为该地区仅次于美元的第二大贸易结算货币[4]。
三、人民币：国际投资货币
国际金融市场上的使用程度决定某国货币能否够真正成为国际货币。当今世界经济最主要的特征就是虚拟经济超过实体经济，金融交易取代货物贸易成为左右全球经济的主导力量。在经济全球化加速的背景之下，所有国际货币的发行国都拥有影响世界的国际金融中心，其货币也都无一例外地在国际金融市场上被大量交易。对于人民币来说，中国的金融市场还相对落后，但中国经济的高增长和正在进行中的金融改革都预示着中国很可能成为下一个金融强国[5]，人民币国际地位的提升也必将以金融市场为依托。因此，在人民币进行贸易化的同时，中国也试图把香港打造成为人民币的离岸中心，借此来吸引国际投资者，以加强人民币的金融投资功能。
人民币国际化起步于贸易，但在资本账户尚未开放、人民币还不能自由兑换的状况下，单纯的以贸易为依托的国际化策略将把中国带入到两难困境。一方面，随着人民币结算在贸易领域的扩张，国际金融市场上必然形成人民币的长期头寸，如果中国金融市场继续对外国投资者关闭的话，在国际上形成的人民币沉淀将无法找到相应的以人民币计价的金融产品，势必大大降低人们持有人民币的意愿，反过来又会影响人民币的贸易结算功能。另一方面，如果资本账户开放和人民币自由兑换的步伐过快，频繁、大量的国际资本进出又会损害中国的宏观经济稳定。届时，人民币国际化有可能面临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日本遭遇过的情况，随着金融泡沫的破裂，货币的国际化战略将以失败告终。
面对这种两难处境，把香港打造成为人民币离岸中心则提供了最好的解决方案。第一，1997年香港回归以来，中国内地与香港经济联系持续增强，这为香港成为人民币离岸中心提供了基础条件。第二，2003年中国内地与香港签署了《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CEPA），并于同年开始实施“香港自由行”，使得香港成为大陆居民观光与商务旅游首选目的地，人民币已经几乎被所有香港商家所接受。第三，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拥有先进的金融基础设施、高素质的金融从业人员和良好的法律环境，这些都有利于以人民币计价的金融产品创新。第四，在“一国两制”框架之下，香港政府与中央政府之间已经形成一种在金融监管和货币政策方面的良好合作机制，这有利于中国对资本账户的管理和逐步开放战略的实施。考虑到上述优势，香港就成为人民币离岸中心的首选。
建设人民币离岸中心的战略于2004年启动。根据规定，香港居民可以申请人民币个人账户办理存款、汇款和兑换三项业务。但通过存款帐户的兑换每天不超过等值2万元人民币，现钞兑换每人每次不超过等值6000元人民币。2007年7月，国家开发银行在香港发行了第一支人民币债券，2009年9月中国政府首次在香港发行人民币国债。这些举措有利于提高香港离岸市场上人民币的流动性。从2010年开始，随着一系列政策的出台，建设香港人民币离岸中心的步伐开始加快。一是中国取消了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的地域限制，香港作为人民币贸易结算中心的地位得以巩固。二是中银香港与中国人民银行签署新修订的《关于人民币业务的清算协议》，取消了对香港金融机构开办人民币账户和提供相关人民币业务的限制，个人和企业都可以按规定通过香港的商业银行进行支付和汇兑业务。三是2011年8月宣布启动RQFII机制，即允许人民币境外合格机构投资者投资境内证券市场，起步金额为两百亿元人民币。这些措施的颁布意味着，香港将会逐渐成为境内外人民币环流机制的中心。在一系列政策的扶持下，香港的银行系统沉淀了大量的人民币存款①。截止到2012年4月份，在香港的人民币存款已经达到5.5亿元人民币，是2004年的617倍。人民币存款已经占到香港外汇存款的20%，成为继美元之后的第二大外币（见图2）。
为了使香港这一人民币蓄水池能够更好地发挥功能，必须具有丰富多样的金融产品来吸引国际投资者才能提高其流动性。鉴于这方面的需要，中国大陆和香港政府携手合作共同建设香港人民币债券市场。从2007年第一支人民币债券在香港发行以来，在香港发行的人民币债券无论总额或支数都大幅上升。2011年全年，在香港发行的人民币债券总额达一千多亿元，是2007年的10倍（见图3）。根据最新的发展形势来看，香港人民币债券市场的规模仍然会继续扩张。第一，参与者（发行者与购买者）的多元化有利于提高人民币债券市场的流动性，并促进市场的成熟。从供给角度看，2010年大部分的人民币债券都是由大陆的金融机构和香港本地企业所发行，境外企业的发行额只占到10%。而到2011年，境外企业的发行额大幅上升，已占到发行总额的30%。从需求的角度看，人民币债券的购买者也越来越多元化。2011年一家欧洲的零售商所发行的人民币债券，其中一半多被国际投资者，尤其是投资基金所购买[6]。第二，2011年8月在香港发行的人民币国债有利于市场的发展。香港人民币债券市场还处于初始阶段，定期的国债发行有助于其他人民币资产的定价。第三，中国政府已于2011年宣布支持外商使用人民币在中国大陆进行直接投资。鉴于中国是外商直接投资的主要目的地国，并且很大一部分投资都是通过香港进入中国内地，这一政策的实施必将扩大香港人民币资金池，并且吸引越来越多的外国企业来香港发行人民币债券。鉴于以上事实，很多学者认为香港人民币债券市场的规模还会不断扩张。到2013年底，其市场规模将达到6000至8500亿元[7]。
从美元的经验看，当非美国居民需要美元进行贸易结算或金融交易时，他们一般会偏向到欧洲美元市场上获得美元，而不是去美国本土金融市场。事实上，我们可以说如果没有美元离岸市场的存在，美元不可能获得当今在世界经济中如此重要的地位[8]。对于人民币来说，香港人民币离岸中心的建设对提升人民币的国际地位起着关键性的作用，这不只是因为在资本账户关闭、货币不能自由兑换的情况下，一个庞大的离岸市场可以提供人民币的环流机制，避免目前人民币国际化的两难，而且还可以增强人民币作为金融投资货币的职能。
三、人民币：国际储备货币
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一方面，持有美元作为外汇储备的国家遭受巨大损失；另一方面，受困于美元流动性紧缺和世界贸易萎缩，世界各国签署大量货币互换协议以支持双边贸易与投资，并为金融市场提供流动性以保障金融稳定[9]。为了摆脱美元的束缚，很多国家都开始进行储备的多元化，而人民币作为一种稳定货币则成为一个不错的选择。在这一背景下，中国人民银行一共与18个国家签订了货币互换协议①。在这些货币互换协议中，最具代表意义的是与澳大利亚签订的货币互换协议，因为这是中国第一次与发达国家签署此类协议，成为人民币进入到发达国家市场的第一步。随着人民币需求的增加，中国将会与其他一些国际货币发行国如英国、日本、欧元区、甚至美国签署此类协议。
尽管人民币还不能自由兑换，但已经开始在国际储备中扮演一定角色。2011年9月5日，尼日利亚中央银行宣布把人民币纳入其国际储备当中②。同时，其他国家也考虑把人民币纳入其储备当中，尤其是韩国、蒙古、南非、马来西亚、泰国、委内瑞拉和巴西③。2012年底日本宣布将购买相当于100亿美元的中国国债，很可能也纳入其外汇储备中。到目前为止，尽管总量并不多，但各国这种持有人民币的强烈意愿预示着人民币在未来国际货币储备中将扮演重要角色。
除了通过签署货币互换协议，还有另一种途径可以扩大人民币的国际地位，就是被纳入特别提款权的货币篮子。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2009年提出要扩大特别提款权的作用以来，人民币是否能够被纳入特别提款权就成国际上争论的热点问题[10]。法国作为2011年二十国集团会议轮值主席国认为将人民币纳入特别提款权的货币篮子将有利于推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在2011年3月的二十国集团南京峰会上，法国总统萨科奇在演讲中说：“难道现在不是时候考虑将新兴货币纳入特别提款权，比如人民币吗？谁能质疑人民币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关键作用呢？中国已经成为经济、政治和货币大国”④。随后的《二十国集团戛纳峰会宣言》声明：“SDR （特别提款权） 的组成应继续体现各种货币在全球交易和金融系统中所扮演的角色。SDR组成的评估应基于现有标准，我们将要求IMF进一步阐明这些标准。为体现货币随着时间推移的角色变化和特点，SDR的组成将在2015年甚至更早时进行再评估，而符合现有标准的货币才能进入SDR的篮子”。在戛纳峰会的新闻会上，萨科奇再次重申：“到2015年要重新审议特别提款权的货币篮子，能够纳入新的货币。就像我曾提到的那样，考虑到中国已经表示会逐渐实现货币可兑换，人民币成为当然的候选货币”⑤。其实，早在戛纳峰会召开之前，这一提议已经得到美国政府的支持⑥。
但是，一个经常被人们提起的问题是中国的资本账户还没有完全开放，人民币还不是可兑换货币，因此不能被纳入到特别提款权之中。这一看似合理的说法其实并不正确。事实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从来没有明确规定纳入特别提款权的货币必须是可兑换的，而是规定候选货币必须是“可自由使用的货币（freely usable currency）”。这也就是说这种货币必须大量应用于贸易结算与金融交易中，而且这一定义非常主观，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化。其实，回顾过去就会发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曾经把一些不可兑换货币纳入到特别提款权中来。实际上，“可自由使用的货币”这一概念是1982年才提出的，有些国家的货币虽然不符合这一规定，但仍然被纳入特别提款权中。即使是那些被公认的国际货币，在被纳入特别提款权时，其经常账户和资本账户仍然没有完全开放[11] 。
在1974年到1980年期间，被纳入到特别提款权的货币相当多，而其中有些货币是不能自由兑换的，比如沙特阿拉伯里亚尔和伊朗里亚尔。另外，对一些发达国家来说，即使其货币被纳入到特别提款权之中，但其资本账户仍然没有完全开放。比如，德国马克、法国法郎和日元从1974年以来就一直是特别提款权中的一员，但德国和日本直到八十年代初才开放其资本账户，法国则更晚些，直到1990年才取消对资本账户的管制。因此，可以看出资本账户的开放和货币的自由兑换并不是被纳入特别提款权的绝对标准，也就不能构成人民币被排斥在特别提款权之外的理由。
另外，是否被纳入特别提款权的标准也随着时间发生变化。2011年9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出四个指标来评估一种货币是否能被纳入到特别提款权之中①。它们是：（1）在即期外汇市场的交易量；（2）在外汇衍生品市场和场外交易市场的交易量；（3）存在市场化利率工具；（4） 外汇储备的构成。遗憾的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并没有对上述指标作出更明确的规定，这说明一国货币是否能够被纳入特别提款权最终是出于政治考量，而不是经济考量。退一步说，即使按照上述四条指标，人民币也有可能成为候选货币。人民币无疑已经满足第一项指标的要求，而且正在为满足第二项指标而努力。对于第三项指标，需要加快人民币利率市场化改革来实现。对于第四项指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留了很多可以操作的空间。因为它还提出了一条辅助指标，即持有该种货币作为外汇储备国家的数量。对此，人民币显然具有优势，因为就像我们前面所提到的，已经有一些国家的中央银行明确表示将人民币纳入其外汇储备当中，而且这种趋势还将继续扩大。在2015年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重新审议特别提款权的货币构成时，人民币很可能将被纳入到其中。一旦进入到特别提款权，人民币将在国际储备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因为在必要的时候，相关国家可以通过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出要求，把其手中的特别提款权兑换成相应的人民币，这显然会增加人民币在国际储备中的份额。
五、结论
2008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使中国陷入两难的境地。一方面，美元的贬值使中国蒙受巨大的储备损失。另一方面，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指责中国操纵汇率，并要求人民币升值。因此，中国认为是摆脱美元束缚的时候了，而其最好的方法就是加快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从而拥有属于自己的国际货币。对于人民币是否能够成为未来的国际货币这一问题，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赞成者认为，中国持续的经济增长为人民币成为国际货币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反对者认为，对资本账户的控制及人民币的不可兑换成为人民币国际化的最主要障碍。但学术上的争论似乎并没有干扰人民币国际化的步伐，因为随着最近几年中国政府一系列有利于人民币国际化政策的出台，人民币成为国际货币的趋势似乎不可阻挡。鉴于历史上货币国际化的经验和中国具体的实际情况，人民币将走一条以贸易为突破口，以金融市场为依托，以成为国际储备货币为目标的国际化道路。届时，一个由美元、欧元与人民币构成的三足鼎立的国际货币体系即将形成。但是，这种诱人的前景并不会使中国在短期内开放资本账户并允许人民币自由浮动。虽然中国已经明确了人民币国际化的战略目标，但“摸着石头过河”的理念仍然主导着中国的经济改革，人民币成为国际货币将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但无论如何，人民币的崛起必将改变二十一世纪国际货币体系的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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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周小川.关于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思考[EB/OL]，[2009-03-23]，http：///.
关键词：南宁地铁；导视图形符号；设计研究
1 地铁导视系统中的图形符号界定
1.1 标识系统中的图形符号
地铁标识系统没有特定的概念，从内容上，大概可以从两方面进行理解：一是指和视觉系统联系的标识图像（包括指示方向、代表区域的图形符号等）以及与其相依附的标识载体形式。二是指和空间环境联系的图形符号在特定空间环境中布局和规划。视觉信息占人们接收信息总量的70%，所以标识系统在地铁导视系统中尤为重要，它承担着指路和视觉审美两个重要方面。图形符号是信息传递中最直观、最有效且无障碍交流的一种方式。在现代传媒和传播手段多样化的今天，图形符号已经成为承载信息和传播观念的主要载体，其作用的发挥也越来越重要。图形符号利用视觉要素（文字、图形、色彩等）进行编码、信息传达和观念劝服，并赋予对象情感属性或文化气质。
1.2 地铁导视系统中图形符号的意义延伸
地铁导视系统中的图形符号不仅仅局限于导视标识中的图形，还应该包括符号象征意义范畴在空间环境布局中充当装饰作用的图形符号或被符号化的装置景观等。例如，波恩机场的导视图形符号，大胆地拓展了图形符号载体的局限性，（一般用于导视牌）而作为一种装饰图案运用到了机身、机场玻璃等载体上，充分发挥了在视觉上的优势，让地点和时间更容易识别。
2 南宁市地铁1号线导视图形符号设计
南宁市地铁1号线是连接南宁市东西方向的骨干线，线路途经大学路、衡阳西路、朝阳路、民族大道、高坡岭路等道路，连接西乡塘客运站、火车站、朝阳广场、民族广场、金湖广场、东盟商务区、岸客运站等大型客流集散点。作为南宁城市轨道交通线网规划中的骨干线路，1号线覆盖南宁中心城区东西方向的主要客流走廊，衔接主要客流集散点和对外交通枢纽，重要性显而易见。其导视系统设计体现城市文化风貌，向旅客展示民族特色“壮乡文化”（如：民歌节、壮锦等）和现代文明“国家生态园林城市”“东盟博览会永久举办城市”相结合的“绿城”形象。
2.1 南宁城市地域文化特征
提到南宁，大家熟悉的城市标签是“绿城、壮都、中国东盟友好城市”。文化是民族之根、民族之魂，是一个城市保持其独特性和竞争优势的核心资源。换言之，文化是城市的灵魂和形象，建设文化南宁的过程就是塑造南宁城市灵魂的过程。[1]从民族根系上说，壮族是我国少数民族中人口最多的民族，壮族创造了，如稻作文化、铜鼓文化、织锦文化、山歌文化、圩市文化等宝贵的民族文化传统。壮族和东南亚某些民族皆同源于百越，作为百越族重要的一枝，它承袭了百越文化的诸多特征，并善于兼收、整合并蓄多种异质文化。
2.2 提升城市品牌识别的文化图形符号设计
第一，图形符号在地铁站点标识中的设计。地铁站点的图形符号设计应以站点文化、地理环境、历史背景为设计导向，同时要考虑整条地铁线站点图形的统一性和整体性特征。地铁站点往往十几个到几十个不等，在统一的图形格式或图形风格下设计出不同站点特色是对设计师水平的检验。同样，从“统一识别”功能优先的条件下，设计创新能够表现地域文化的特殊的图形符号，也是对设计师的考验。优秀的导识设计师不仅在于如何设计更为合理科学的导识系统，更在于如何在合理科学的基础上设计蕴含独特地域文化个性的设计作品，使旅客在快、准识别的同时，感受这个城市的独特魅力，这种设计并不违背统一识别的基础。反而，从另一方面更引人注目，增添了识别的有效性和清晰性。英国主要火车站的独特名称和特殊历史特征的符号相对应，充分展示了图形的整体性和站点特殊文化的独特性。
南宁地铁1号线主要途径比较有个性特征的站点，包括广西民族大学、南宁市动物园、民族广场、南湖、会展中心、东盟商务区。在统一的图形形式、表现风格下，可以分别提炼出站点周边的特殊文化背景元素。例如，走近民族大学给人最突出的视觉印象就是其建筑的特殊形式：大礼堂――以青色琉璃瓦覆盖楼顶，彰显了古骆越建筑风格的特色和广西少数民族建筑工艺的高超本领；基地楼――全泰国风情建筑是泰国佛教的表现，以及很多建筑屋面为传统的坡屋顶，铺设红色琉璃瓦为建筑风格。其地铁站点图形可以结合民族大学建筑特征，选择较为突出的“坡屋顶建筑”风格和“大学”两个层面的意义来进行构思设计。再如，东盟商务区作为南宁城市国际化的一张亮丽名片，这样一个商务区在图形符号设计上就应当充分展现“东盟”特色，以“博览会”为设计内涵，对准“国际化”这一方向。
第二，图形符号象征意义在地铁站空间载体中的延伸。南宁地铁1号线导视图形符号设计应该以塑造城市地域品牌文化符号为设计指南，结合地铁站点周边环境空间，设计布局合理、导视清晰、与环境相辅相成的个性化导视系统。同时，为纪念南宁地铁1号线东段试运营这一盛事，南宁轨道交通集团推出纪念邮折和系列文化产品。其中，包括比较突出的南宁地域文化特征的“铜鼓”“壮锦”“绣球”等文化元素。同样，可以把重点传播的这几类民族文化元素融入地铁导视系统中，整体性强化城市品牌文化识别符号。
“壮锦”――是最具广西民族代表性的文化瑰宝之一。其独特的编织工艺和精美的图案与色彩，蕴含着吉祥如意的寓意，体现了壮族人民热爱生活，勤俭劳作，心灵手巧，自力更生的乐观主义精神，这种的精神符合城市文明传播的方方面面。“壮锦”元素理所当然地可以作为文化元素代表，融入地铁导视图形符号设计之中。南宁东站的地铁站处处都有壮锦元素。南湖站除了壮锦元素外，地铁站还有水墨画荷花图作为点缀，颇有一番古色古香的韵味，与附近的南湖公园相得益彰。
“铜鼓”――壮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该铜鼓出自铜鼓之乡广西河池市，为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传统手工工艺制作。铜鼓装饰富有民族特色，是富贵、吉祥的象征，更是传统民族文化与地铁文化的完美结合。南宁东站把“铜鼓”元素融入景观雕塑中，体现了符号的象征意义在形式载体上的延伸。
3 结语
地域文化内涵与视觉信息设计相统一是城市品牌构建和提升城市视觉识别性的重要手段之一。地铁作为城市对外展示的重要窗口和形象名片，更应该担当起宣传城市文化特质，构建个性化、体现地域化人文特质的城市形象。在地铁导视图形符号设计中，除了遵循统一识别功能外，还应注意与导视载体、与环境、与人统一协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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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黄凤祥，徐杰舜.壮族文化及其对东南亚文化的影响[J].右江民族师专学报，1998（1）.
[3] http：///news/nntt/g/2016-6-27/146699975117.shtml[DB/OL] . 2016-06-27.
关键词：民俗文化；与时俱进；边境城市；宣传设计
黑龙江民俗文化的特色主要体现在地域文化和少数民族特色文化，但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才是更为重要的民俗文化体现，黑龙江民俗文化是丰富多彩与时俱进的。黑龙江省边境城市的宣传设计离不开黑龙江的民俗文化，可以说边境城市的宣传设计与黑龙江的民俗文化是密不可分的。要对城市进行宣传设计，首先要了解城市文化特色。
1 黑龙江民俗文化丰富多彩
丰富多彩的少数民俗与黑龙江的民俗文化密切相关，并形成了鲜明的地域特色，同时也逐渐融入汉民族的民俗文化之中。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由于黑龙江省位于中国最东北部，因其独特的地理环境，冰雪资源尤为丰富，使得生活在白山黑水间的少数民族为了抵御严寒，强身健体，增加精神文化生活，而产生了独特的冰雪文化习俗，包括雪雕、冰雕、泼雪、滑冰、滑雪等技艺竞赛及游戏活动。满族是冰雪体育活动最丰富的少数民族，主要包括跑冰鞋，抽冰尜、冰上足球等都比较擅长，其他各少数民族的冰雪体育运动也是丰富多彩，各具特色，争奇斗艳。
随着时代的进步，逐渐消失了一些冰雪体育运动，一些则融入了新鲜的内容，并逐渐发扬光大，从而新的冰雪文化脱颖而出。如哈尔滨的雪博会、冰雪大世界都成为了全国乃至世界名闻的冰雪文化。
黑龙江省的赫哲族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少数民族，赫哲族起源于东海女贞赫哲部落。主要分布在黑龙江省的同江市、饶河县、抚远市。少数人散居在桦川、依兰、富锦三线的一些村镇和佳木斯市。赫哲族人赖以生存的一项生产活动就是狩猎。其狩猎工具主要有猎犬，是猎人捕兽的有利助手，护身的好卫士，又是拉雪橇的蓄力，是狩猎中不可缺少的工具。
赫哲族人又能歌善舞，很多种类的舞蹈流传至今，有萨满舞、叉草球舞、鱼鹰舞、篝火舞等。赫哲族人民似乎天生具有艺术天赋，赫哲族妇女的绘画刺绣都很精巧，尤其是图案艺术，样式多、造型美，其内容大多反映渔猎文化生活，其原料多是鱼皮、鱼骨等做的工艺品。鱼皮剪纸，以表现动物的最为多见，赫哲族人是黑龙江艺术最天才的代表者。
朝鲜族应该是我们生活中 最为熟悉的一个民族了。居住在中国东北部，特别是在吉林、黑龙江、辽宁居多的一个少数民族。朝鲜族也具有它的民族风俗特色。
朝鲜族喜穿素白衣服，一般为短衣长裤。男子上衣斜襟无扣，用布条打结外加坎肩，下衣裤肥大，裤脚系带。妇女短衣协进无纽扣，以彩带为结，长裙分为缠裙、筒裙（只限婚前）。老年妇女多穿白色长裙，中年妇女多穿缠裙，长及脚跟。年轻妇女的裙幅多为色彩鲜艳的绸缎。近代男子多穿平面白胶鞋，劳动时穿草鞋。女子穿船形胶鞋。现在除节日或民族集会外，朝鲜族基本不穿民族服装，和汉族以基本没有差别。
朝鲜族的饮食也极具特色。朝鲜族以米饭为主，多为大米饭、二米饭、汤是每餐必备，尤为喜爱大酱汤。朝鲜族的特色以辣食泡菜主食以冷面最为著名。
2 边境城市宣传设计的传达
从人类文明史上考察，城市是人类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城市的出现是人类步入文明的重要里程碑之一。城市受地域的限制，地域文化受一定的历史人文条件的影响而各具特色，并与其他地域相区别。
有人曾说过：“民族的就是世界的。”也就是说具有鲜明的民族特点的东西才能在世界文化宝库里占据一席之地。现在全球化趋势日益形成，在艺术设计领域，由于国外艺术思潮的引入，我们的审美观也产生了动摇，许多作品也越来越远离民族个性和本土化。在城市现代化建设的今天，城市形象的提高有助于提高城市的竞争力，促进城市的进一步发展。良好的城市形象是城市的一项无形资产，边境城市地域特色显著 ，城市形象设计尤为重要。城市形象的视觉传达设计是城市形象设计中的基础性工作
中国异彩纷呈的传统艺术文化都是设计师的创作源泉，在边境城市宣传设计中，要让传统的民俗文化得以继承和发展。任何文化设计都需要以传统艺术文化为依托，才能显示出其独特的魅力，因此边境城市宣传设计需要从传统民俗文化艺术的元素中汲取营养。
3 如何将民俗传统艺术与视觉传达设计相结合呢
中国的传统元素是中国文化的精髓，在视觉传达设计中主要体现在，造型、色彩的运用、民俗元素的内在精神及所营造的意境这三方面上。
在造型上，北京2008年奥运会，中国结的设计就是结合了中国的传统民俗元素。中国结是一种中国特有的手工编织工艺品，它身上所显示的情致与智慧正是中华古老文明中的一个侧面。它原本是由旧石器时代的缝衣打结，后推展至汉朝的仪礼记事，再演变成今日的装饰手艺。周朝人随身的佩戴玉常以中国结为装饰，而战国时代的铜器上也有中国结的图案，延续至清朝中国结才真正成为了盛传于民间的艺术。 当代多用来装饰室内、亲友间的馈赠礼物及个人的随身饰物。因为其外观对称精致，可以代表中国悠久的历史，符合中国传统装饰的习俗和审美观念，故命名为中国结。中国结中，有：双钱结、纽扣结、琵琶结、团锦结、十字结、吉祥结、万字结、盘长结、藻井结、双联结、蝴蝶结、锦囊结等多种结式。中国结代表着团结幸福平安，特别是在民间，它精致的做工深受大众的喜爱。
在色彩上，每一个民族都有不同的颜色暗示及寓意，世人对某一种颜色的心理感受不同，世人对某一种颜色的喜恶往往源于地域的差异和民族的风俗。色彩随着民族的地域、文化、民俗等而缤纷无限。民族服装的颜色，器物的颜色也有着不同的特色。
民俗传统元素是边境城市的显著特征。其传达的精神与意境在现代生活中仍有延续，更有传承民族文化的作用，水木清华的地产广告就较成功地结合了中国画传统技法与现代设计。设计师进行了大胆的剪裁取舍，表现了灵动的空间和浓郁的诗意，画面情感交融，传达出如诗如画的境界。
边境城市的宣传设计体现了城市生活者和居住者的城市生活品质，城市宣传设计是人们对城市的一个认知符号，能体现城市的特性，文化形态的个性化。边境城市的宣传叙述着城市文化，并在城市运作中发挥重要的作用，因此我们更应该了解黑龙江省的民俗文化，更应重视边境城市的宣传设计。
参考文献：
[1] 王娟.民俗学概论[M].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2] 柯玲.中国民俗文化[M].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一、新时期市井小说的主题转换
什么是新时期市井小说，这是个很难严格定义的概念。陈思和、洪子诚等在提到这一概念时，亦只是简要概述了相关作家对象和相应作品，并没有对其具体的精神内涵进行确切的界定。我们在这里大致上接受如下这样一种界定，即认为新时期市井风俗小说主要是指“以都市或城镇下层人物为描写对象的小说……注重独特风俗民情的描绘，在意趣盎然的‘风俗画’里，表现丰厚的历史文化内涵和人生底蕴”。具体说，其思想内涵和审美特点可以大致归结如下:一是描写对象都是生活在都市或城镇的普通市井小民;二是描写普通市民的日常生活状态和其所蕴涵的人生底蕴和文化内涵;三是努力挖掘风俗文化特征及其所蕴涵的历史文化内涵和审美情趣。
首先，在主题选择上的突出的特点是不再选择具有重大社会意义的时代题材，而开始将注意力转向在市井社会里默默生存的普通市民的生活状态。
写作倾向上，关注世俗人生，以生活在都市和城镇中的普通市民为描写对象，叙述普通人的日常生活状态。从描写对象上来看，描写最普通的生活在社会中下层城市平民、小贩等。新时期市井小说写性格各异的普通市民，真正实现人物形象的丰富性。再者，从描写内容上来说，市井小说描写的都是普通市民的日常生活，写普通人的衣、食、住、行，关注他们的家庭关系、业余生活等。“日常生活是通过对诸如家庭、婚姻、两性关系、劳动场所、文化娱乐活动、消费方式、社会交往等问题来具体化为人的存在内容的”。市井小说真实地展现了普通市民的生活方式，还原了普通人的生活原貌，不搀杂过多的政治色彩，真正关注人类的生存和发展。
其次，在主题选择上的另一特点是市井小说超越政治主题，进入文化主题。
市井小说的作者精细的手笔书写所熟悉的一方风土，穿插市井风俗文化，传达民俗韵味。新时期市井小说把文化视角引入当代小说之中，有评论者把新时期市井小说和乡土小说、寻根小说都归类到文化小说的行列，认为“正是市井乡土小说的出现，开拓了新时期文化小说的先河”。
新时期初文学创作的政治倾向化，引起了作家的高度警惕，他们开始认识到必须以新的审美视角来实现新的价值突破，一部分作家遂开始把“文化”特别是其中的“民俗风味”引入文学创作，这在市井小说家中尤为自觉。邓友梅的一系列市井风俗小说，如《话说陶然亭》、《寻访“画儿韩”》、《“四海居”轶话》、《索七的后人》、《烟壶》、《那五》等小说，描写老北京普通市民的日常生活状态，书写民风民情，向读者展示了丰富的文化内涵。在某种程度上，他的《烟壶》“为以后的文学脱离政治的意识的干扰，自由地表现民俗世界提供了先例”。陆文夫的《小贩世家》、《美食家》、《门铃》、《井》、《圈套》等市井小说亦以苏州文化为创作背景，描绘苏州的风俗习惯、人情世态。苏州小巷文化，美食文化都尽显在陆文夫的笔下。冯骥才于80年代中期创作的的《神鞭》、《三寸金莲》等小说则也开始关注传统文化和民间习俗。《神鞭》通过对傻二的神奇辫子揭示了其蕴涵的传统文化，并展示了天津特色的地方风俗文化。
的确，每一座城市都有自己的文化品格和文化特色，其特定的地理位置、风味美食、特色建筑、风土人情等无不透露着地域风情。新时期市井小说中的文化因素为文学开拓了新的领域，以文化视角取代以往单一的社会视角，力图在文化的介入下还原生活的多样性和人生的丰富性。
二、新时期市井小说主题转换的缘由
市井小说家们进行这样的精神“论域”的转换，除了时代的机缘以外，最主要的还与作家的生活经历有关。综观市井小说家们的生活经历和创作经历，有“五七”族作家:邓友梅、陆文夫等，他们在1957年反右斗争中遭到错误批判，被驱逐出文坛搁笔数十年，政治风云将他们推入社会底层;有新时期崛起的中年作家:刘心武、冯骥才等，他们虽没有在反右斗争中受到直接冲击，但整个社会的动荡和“文革”的经历，也使他们受到磨难和教训，使他们比一般人更加看清了政治干预文学的危害。
另外，他们之所以选择超越政治，在一定程度上还与深藏在民间的超政治的道家文化价值观有关。一旦时代精神提供一定的触媒和契机，这一观念就可能借机要求表达自身。纵观中国文学，儒家文化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文学的主体精神形态，影响文学的格局，特别是当官方的意识形态观念十分强烈的时候尤其如此。中国的知识分子自古以来，就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生存方式。他们过多地关注社会政治，同政治之间缺乏必要距离，使文学创作失去独立性和审美性。而道家一开始便是以儒家思想对抗者的立场出现的，反对将人的价值唯一统一在政治等社会价值中。这遂使它们特别多地存在于民间社会，或成为一种“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式的“退隐”智慧。一句话，市井小说家的确是想在极富生命力的市井社会里寻求自己的另类精神家园，特别是寻找一种远离政治的另类文化欣趣和文化观照，以在拓宽自己的精神视野的同时，传达出别样的也许是更丰富多彩的存在关怀。
再者，在政治风暴的冲击下，也让他们对个体生命有了新的感悟，比一般人更注重个体生命的生存，转向对普通市民生存状态以及朴素情怀的关注。在经历了建国后特别是“文革”中一系列的政治运动后，遂使知识分子从儒家那里学到的经世致用的入世哲学在现实面前被一再击毁，所以，一旦“新时期”来临，一些作家选择关注在民间生存的非政治化的个体，关注他们的生存状态，特别是他们作为市井小民所自由承载着的往往是远离了官方政治意识形态的独特价值取向，就可以看作是一种自然的精神转向。
汪曾祺说“‘市井小说’没有史诗，所写的都是小人小事。‘市井小说’里没有‘英雄’，写的都是极其平凡的人”。新时期市井小说展现20世纪以来不同时期人物的生存状态，也展现了形形色色为生存奔波的普通人生。例如，没落八旗子弟那五的庸庸碌碌、无所用心、悲喜交杂的人生命运(《那五》);一生忙忙碌碌，辛苦奔劳，在寒冷的深夜给人带来温暖的小贩朱源达(《小贩世家》);为吃而生，为吃而活，以吃为乐，讲究吃出美味、吃出学问，无论时世如何变迁，始终坚持着自己的人生情趣和人生追求的美食家朱自冶(《美食家》)等等。
陆文夫认为“文学的主要特征是写人”，他写的多是“小巷人物”，这与他的生活经历有关，他说“我只熟悉一般的工人、农民。干部不超过科长，知识分子最多到讲师一级，再加上一些做小买卖的”。他的作品从小人物的现状出发，从“吃”、“住”等方面关注他们的生存状态。冯骥才也表示“作家最关键的是他的视野，视野的关键是视角的独特性，而文学的关键是视野的果实——人物”，同时他又强调“在干预生活上，任何政治家和政论家的能力都会超过作家;只有在干预人的灵魂上，作家才显示别人不能替代的才能和职能”。总之，正是因为有了市井小说家这样的创作实践和创作理念，市井小说才真正体现了对个体生存状态的极大关怀，真正体现了小说“载人”的特性。
三、新时期市井小说文化视角的消解批判意义
新时期市井小说在主题的选择上超越了政治的束缚，把文化引入文学创作，注重对普通人物个体生存的关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首先，新时期市井小说在题材和主题的选择上对当时的政治叙事起了消解的作用。小说详细叙述了各地的市井风俗文化，把文化视角引入小说创作，逐渐把小说从依附于政治的状态中分离开来，对长期以来文学的泛政治化起了十分重要的消解作用。17年文学和“文革文学”都从属于政治，作品中所反映的生活单调、乏味，致使作品有严重的公式化、概念化倾向，缺乏一定的思想深度。只有真正有文化底蕴的作品才能产生无穷的魅力。
一般来说，我们可以大致认为文化是指一个国家或民族的历史、地理、风土人情、传统习俗、生活方式、文学艺术、行为规范、价值观念等等。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对于一个民族的发展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新时期市井小说以富有深情的笔调精致描绘了形形色色的市井风俗，挖掘其中所蕴涵的传统文化底蕴，极大地丰富了小说的内容和深度。小说不再是政治的传声筒，它向读者传递了更多的政治以外的信息，如各地的风土人情、风俗习惯和人们的生活方式等等。文化视角进入小说创作，使小说所表现的内容更广更宽，更加展现了生活的丰富性。
再有，市井小说在书写市井风俗文化的背景下，写普通市民的美好的人情人性，表达对普通市民的朴素关怀，淡化了文学“载道”的功能。市井小说注重对普通市民生存状态的关注，从物质层面到精神状态，使文学真正成为“人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