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10-16 17:18:26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经济金融论文，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金融危机的发展历程长于经济危机，在过去，金融危机是由于人为因素的投机过度或者商业战争等原因导致，而经济危机时生的金融危机主要是生产过剩所引发，金融危机是经济危机的预兆。
马克思的金融危机思想以货币危机为基础，商品与货币价值形态的对立与转换是导致经济危机与金融危机的原因。其表现之一为商品的买卖之间分离就存在危机的可能，买和卖在时间与空间上分离，因此导致了货币和商品之间的转换具有不确定和随意性，因此导致了商品生产与价值实现间有危机存在；表现之二为信用发展导致了商品买卖活动中的商品与货币在时间上的差异加剧。因为信用可以促使统一货币进行支付职能的多次执行，但是如果企业发生了支付障碍，那么可能会牵连其他企业或者信用机构受到影响，从而导致社会中支付链条的多处中断，金融危机由此产生。在马克思看来，社会经济活动中，经济危机无法阻止，金融危机为突出表现。一般危机表现为生产过剩与银行信用两种危机种类。在2007年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中，就属于银行信用类别的危机，也可以称为货币危机，但是与生产过剩也有一定联系。当年主要是由于银行家们要解决资本家的生产过剩状况，并分割超额利润，从而想通过设计超现实的买卖商品金融衍生品来解除生产过剩的现状，但是却导致货币和支付能力不足的百姓在其设计下超前消费，从而将信用资金链延长，一旦资金链过度拉长就会形成货币危机以及全社会的经济危机。之所以商品出现贬值，在于商品不能正常转换为货币，而无法如期偿还债务在于无法让债务转变为现实的货币，而信用货币不充足则引发银行与企业的破产倒闭。马克思认为，金融危机具有突发性、传递性等特点。
以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为例，在之前亚洲的飞速经济增长被人们视为契机，国内生产总值和人们的生活水平都得到快速的增长，然后就是在此背景之下突然爆发了亚洲金融风暴，让很多国家、企业都有一种猝不及防的感觉，足以凸显出了金融危机的突发性特点。此外，传递性也较为突出，特别是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当下，所有国家的经济都牵连在一起，一旦发生了金融危机，将会快速、有力地波及到更大范围，从最近几次的金融危机中就可以很好的感受到这一特点，金融危机绝对不是独立存在的。其中操纵型主要是由于货币资本家进行货币市场的操纵来达到获取暴力的目的。如在市场上进行公债的抛售，然后得到等额的银行券，相当于是可支配的借贷资本，从而让市场的紧迫情况高涨，如果主要银行联手操作，就可以让这种紧迫情况转变为一种市场恐慌。贵金属外流型主要是国内的贵金属有减少的发展趋势，促使银行的贵金属储备低于市场的中等水平，从而让国家的信用情况受到波及。如果国人对货币形式没有了信任感，那么就会导致金融危机的发生。之所以这样，是由于在这个情况之下，人们希望得到更多现金，过度地支配信用手段。而这样的发展必将导致市场过剩，信用的迅猛收缩，从而双方面导致形式的激烈化。而信用膨胀型主要是由于信息的错误引导导致了商业投机的活跃，从而导致信用膨胀，进而又让商业投机增高，引发商品过剩而导致金融危机发生。而信用收缩型则与膨胀型相反。举例来说，商品销往远方或者囤积在国内的商人资本的回流速度较慢，数量少，从而银行进行催收货款，或者进行商品购买开出的汇票在商品卖出前就到期，从而导致了金融危机的发生。
2经济金融危机案例分析
以2007年的国际金融危机为例，其主要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在2008年开始波及到其他国家，是由于美国当时次级抵押贷款机构的大规模破产、投资基金的关闭、股市震荡导致的金融海啸。有美国次贷危机导致的美国金融危机，由此又引发全球金融动荡，进而导致全球的经济危机。在这次危机中，人们开始对按揭证券失去信心，虽然许多国家将巨额资金投入到金融市场中，但是也无法改变危机局势的继续发展。在2008年时金融危机完全处于失控状态，同时引发大型的金融机构破产倒闭，甚至部分金融机构开始被政府接管。2007年的金融危机，如金融思想所认为的，这是世界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矛盾不断激化所致。当年的金融危机广泛影响了股市、楼市、银行、保险等多种经济领域，甚至影响到全球所有地方。而当年的金融危机对美国产生的经济影响可以分为几个阶段：次贷危机转化为金融危机，进而引发信贷危机，最后是经济危机。
2007年前的10年左右时间，美国住房拥有量从64%提升到69%，当发现泡沫问题时，美联储进行加息的反应，连续操作了17次，从基准利率提升到了5.25%，但是这加重了次级贷款借款者的压力，同时房价下滑又导致无法让借款者得到贷款，从而贷款违约率情况迅猛提高，并且抵押资产的价值迅速缩水，造成了大批的金融机构发生财务问题，从而破产倒闭。当危机显现阶段，美国的次级债问题凸显，银行金融机构等开始大规模倒闭破产，而为了应对危机，美联储开始进行降息，但是金融机构又相继陷入危机。在危机全面爆发阶段，政府开始接管房利美和房地美，但是同样导致了全球的金融海啸，美国的两大银行面临着破产的窘境，美国政府进而收购美林投资银行，接管美国国际保险、华盛顿互助银行，同时失业率也大幅度提升。
本次金融危机发生与美国国民消费过度超出收入水平，负债情况严重，市场缺乏有效管控，投机、金融衍生工具、高额利润和高收入的无限制状况等都有直接原因。当年的房地产泡沫是危机的触发点，而金融衍生品的超量下有巨大的潜在风险，金融方面的监管水平落后让市场缺乏有效的管制，这些也是人们对2007年金融危机的一种说法。但是这些都没有触及到根本，2007年金融危机爆发本质原因如马克思所说，是社会化大生产与生产资料私有制之间的矛盾，这是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问题。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本质在于生产的相对过剩，这种情况不是偶然，而是社会制度所面临的必然问题。生产和商品的供给进行无限制的上升发展，但是资本剥削提高，普通民众贫困日益严重，其购买能力增长放缓或者停滞不前，这种情况就必然导致经济和金融危机的周期性发生。而这种金融危机的发展已经不仅仅局限在资本主义国家，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当下，当年的金融海啸已经波及到全球各国，甚至在社会主义中国也受到一定影响，特别是当年沿海经济的发展受到了一定程度的波及。
作者：李峥钰 单位：天津渤海职业技术学院
《国际金融：交易、政策和法律》（InternationalFinance：Transactions，PolicyandRegulation，HalS.Scott，PhilipA.Wellons）是美国哈佛大学法学院哈尔·S·斯卡特和菲力普·A·维仑斯教授写的教科书，这本书整理了他们多年的研究和教学成果。
该书的内容分为三大部分，第一部分着重论述了“国际上主要金融市场的法律与监管”，在这部分介绍了美国的证券法，美国的国际银行法，银行与证券领域的资本充足率监管，欧洲单一金融市场，欧洲货币体系和汇率体系，欧洲货币联盟和日本银行与证券市场的国际化等问题。
第二部分介绍了“国际金融工具和离岸市场业务”。在这一部分介绍了欧元存款和银行存款，国际支付系统，跨国的资产冻结，欧洲债券和全球债券，国际资产证券化，国际股票市场的竞争，国际清算结算系统，国际期货与期权等衍生金融工具，国际掉期和离岸互助基金等内容。
第三部分介绍“国际新兴金融市场”。这部分着重介绍了亚洲一些国家的项目融资、新兴市场国家的民营化与机构投资者、亚洲货币危机。
从内容来看，书中收录了两位教授的有关论文，选摘了其他著名教授的有关论文和著名著作中的片断，还引用了一些法律和国际条约的原文，严格说来，本书是作者“半写半编”而成的。由于本书的领域涉及广泛，内容复杂，每部分都请最好的专家来写，请最有名的权威来支持。这种既突出重点，又体现合作的方法，使本书内容的每个部分都是最好的，全书也是最好的。
这两位法学教授在分析国际金融法的时候，不是就有关法律条文或判例进行介绍，而是从经济学与统计学的方法出发，用统计数字和图表向读者展现国际金融的现状与发展，然后进行金融市场的各种交易分析，再转入各国的国际金融政策分析、国际机构的政策分析，最后才落实到各国的有关法律和国际金融机构的条约。这种风格是本书的一大特点。
同美国法学院着重案例教学和司法技术研究不同，在曾经创立了案例教学法的美国哈佛法学院里，这两位教授居然不用案例分析，却用经济统计的数字来分析，以引起读者对国际金融宏观的兴趣。
维仑斯教授进入法学院之前，是经济学教授，而斯卡特教授则是欧美“30人小组”的专家之一。这个小组的主要成员几乎都是著名的经济专家，斯卡特教授作为法学专家参加这个小组可见他的经济学功底之深厚。
美国的法学院近20年来有跨学科研究与教学的倾向，经济学与法学，管理学与法学，政治学与法学，国际关系与法学等不同学科，现在越来越融合在一起。法学院聘请了经济学博士当教授，欢迎国际政治学的教授到法学院加盟，法学家与经济学家在一起开研讨会，他们之间使用同样的跨专业术语，使用同样的语言，对原来属于两个领域的概念，现在有同样的认识，学者们的跨学科融合导致了研究的融合，这本书就是国际金融学与法学相结合的产物。
该书于1994年面世以来，1995年、1996年和1997年每年修订，1998年由大学判例系列图书公司又出版了第五版，作者在修版时有一个特点，不是将全书的内容普遍更新，而是每次更新一部分，由于版权的原因，其他人写的部分内容不变，有时新旧资料会在不同场合出现。
（一）机构布局与地域经济发展不适应
目前，乌兰察布市辖区450家金融机构网点中，中心城市集宁区105家，占比23%，其他县域旗县345家，占比77%。按户籍人口计算，全辖每万人拥有金融网点数1.57家，集宁区达到3.26家，其他县域为1.36家，最高的卓资县1.77家，最低的商都县仅1.13家。分机构看，国有商业银行网点117家，占比26%，其中县域网点61家，占其网点总数的52%；农村信用社网点237家，占比52.7%，其中县域216家，占比91%，占县域机构总数的62.6%；新进驻的股份制银行网点8家，仅占1.8%。从网点密度（金融机构网点数与行政区域面积之比）来看，乌兰察布市的网点密度为81.8个/万平方公里，远高于全区水平（44.22个/万平方公里），但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210.5个/万平方公里）。从网点形式看，除实体网点之外，各机构也大力发展金融服务自助机具，以补充网点不足造成的服务空白（见表3）。全辖2013年末共有ATM机具642台，其中网点式自助银行57个，共布设POS机3728台。其中设在中心城市集宁区的自助服务设备占到总量的将近一半，分别为45%、49%和47.5%，国有商业银行的自助设备布设较多，ATM机具占到65%，其中自助银行占到96.5%。
（二）机构业务发展与地区总体经济发展水平不适应
全市金融机构2013年末存款余额为655亿元，贷款余额为432亿元，当年地区生产总值833.8亿元，银行贷款对GDP的“贡献率”（贷款余额与GDP的比率）为51.8%，远低于全国的126.4%、全区的76.9%。从网点效能看，乌兰察布市点均存、贷款为1.46、0.96亿元，低于全区的2.9、2.47亿元，更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5.3、3.66亿元，说明辖区网点规模偏小。从辖区内部看，中心城市集宁区的贷款对GDP贡献率高，达121%，接近全国平均水平，县域的贡献率偏低，为36%，最低的化德县、后旗仅为18.8%，最高的兴和县为68.8%。辖区金融网点点均存款中心城市集宁区达到2.3亿元，县域为1.2亿元，但分布不均，设在乡镇的农村信用社点均存款约为0.4亿元左右；点均贷款中心城市为1.78亿元，是全辖平均水平的2倍，县域及以下为0.71亿元，最低的商都县仅为0.38亿元，这其中农村信用社的点均贷款普遍要高于其他银行，一些国有银行基层网点普遍不发放或很少发放贷款。分机构看，辖区机构网点数、存贷款存量和增量都居首位的农村信用社，网点效率最低，点均存贷款分别为0.84、0.55亿元，而国有商业银行和新进驻的股份制银行网点效率较高，如建设银行点均存贷款达到3.9、4.55亿元，分支机构较多的农业银行也达到2.4、1.3亿元，新进驻的内蒙古银行和包商银行分别达到5.9、3.66亿元和5.7、3.07亿元。
（三）人员年龄结构、学历结构与工作不适应
2013年末，乌兰察布市全辖共有银行金融从业人员6933人，其中高管人员458人，剔除各机构管理层人员外，各营业网点点均人数为10人左右。从人员年龄结构看，国有商业银行从业人员年龄普遍老化，新进员工少，连柜台一线人员也都是40岁以上的老员工，服务能力和效率不高，同时由于年龄问题，员工在册不在岗现象占一定比例。这种情况在县域基层网点尤其突出，各旗县也基本雷同。农村信用社作为网点最多、人员最多的机构，网点数占全部网点的52.7%，人员数占金融从业人员总数的40.8%，近些年实现了人员的新老交替，新进员工大多服务在基层一线网点，面貌大为改观。包商银行、内蒙古银行和村镇银行属于新设机构，一线员工普遍年龄小、学历高，管理层人员都有多年银行工作经历，服务和管理能力较强。如包商银行30岁以下员工占88.7%，内蒙古银行员工平均年龄28岁。从人员学历结构看，工商银行、农业银行、建设银行、农业发展银行和农村信用社由于历史原因，人员结构比较复杂，与年龄老化相对应，学历层次普遍不高，大专以上学历不足60%，且多数是在职后取得学历。中国银行以及包商银行、内蒙古银行相对来说属于新成立机构，人员采取招录制，学历层次较高。如中国银行具有大专学历以上人员占到91%，全日制大专学历以上人员占到39%，在职大专以上学历占到52%；内蒙古银行本科以上学历人员占到67%；包商银行本科以上学历人员占到98.2%。各机构中高学历人员凤毛麟角，研究生学历极少，如中国银行仅3人，包商银行仅5人，内蒙古银行仅2人。从人员流动和人才流失情况看，随着金融业态的变化和机构发展的多元化，金融系统也出现了人员流动加速的趋势。这种趋势表现为基层机构向上级机构流动、国有银行向股份制银行和商业银行流动、股份制银行与商业银行双向流动，也有向政府部门流动（参加公务员招录）的情况。参与流动的绝大多数都是高学历、高能力人才，其中国有银行向股份制银行流动最为明显，导致国有银行人才和资源流失严重。以上辖区金融从业人员年龄结构和知识结构状况及人员流动情况，反映出辖区金融从业人员结构总体上合理，但局部分布有问题。一是国有银行人员老化，虽然近几年人员招录机制趋于社会化，但步伐缓慢，整体人员老化问题突出，影响业务的发展和服务的提高。二是新设机构人员低龄化，学历较高，工作经验欠缺。三是高学历人才不足，创新能力不强；项目人才缺乏，现代新业务推进缓慢。
（四）金融内控机制僵化，制约基层网点业务拓展
辖区除农村信用社和村镇银行为独立法人机构外，其他机构全部为下属分支机构，业务拓展为授权型模式。由于对风险控制要求严格，各金融机构普遍呈现授信权力上收，导致审贷环节链条加长，审贷效率下降，基层行发放贷款周期变长，难以满足县级中小企业短、平、快的信贷需求，无形中排斥了一些资金需求较急的客户。在基层，基本形成了这样的融资格局“：便宜贷款找国行，着急用钱找农信、即时用款找小贷”。同时，目前国有商业银行在考核上以存款考核为主，对信贷增量和盈利指标考核权重低，造成基层机构缺乏贷款业务拓展的利益驱动机制，主动性不高。而且由于过分偏重于风险管控，普遍实行新增贷款“零风险”控制，实行贷款质量终身追究制，这种权力与义务、责任与收益上的不对称，使信贷人员存在“贷不如不贷，多贷不如少贷”的心理，贷款营销积极性不高，在针对县域经济特点和特色产业研究创新金融服务产品方面也没有给予足够的智力支持和机制鼓励。
（五）新设县域金融机构竞争激烈
2011年—2013年乌兰察布市新开业县域金融机构18家。由于县域经济资源有限，各家金融机构竞争激烈，存贷款市场份额出现新的变化。2014年4月末地方法人金融机构存款市场份额32.17%，同比上升1.73个百分点；国有商业银行市场份额53.2%，同比下降1.32个百分点。地方法人金融机构贷款市场份额33.6%，同比下降0.46个百分点；国有商业银行市场份额53.07%，同比下降0.18个百分点；城市商业银行（内蒙古银行和包商银行乌兰察布分行）市场份额5.66%，同比上升1.3个百分点。
二、合理确定县域金融机构机制、结构、发展的建议
（一）合理布局区域金融机构，形成高效有序的金融竞争环境
目前辖区金融机构数量虽然较多，但分布不均衡、点均效益不高。银行机构营业网点的建立和布局，会受到当地经济发展水平、金融资源总量、地域环境和人文环境等众多因素的影响，也要考虑银行自身的盈利能力和发展定位，需要在充分调研、严密考察的基础上确定。乌兰察布市近三年来虽然新设机构不少，但金融总量扩张不明显，只是在市场份额占比方面出现一些变化，属于“此消彼长”。这样的增长只能加剧银行业区域内竞争。因此，必须加强对金融机构扩张和布局的引导，一是改变单纯追求规模速度和市场份额扩张的粗放式发展模式，注重对目标市场的研究，注重效益与效率的平衡；二是在中心城市着重发展证券、信托、租赁等非银行机构，提升在金融中介内部的比重，构建均衡的金融结构体系，完善金融机构的整体功能，满足实体经济多元化和差异化的金融服务需求；三是完善县域领域服务体系，在机构种类少的县域适当增加网点设置，形成比较充分的地区竞争环境。
（二）积极拓展业务，加大支持力度，适应县域对金融的需求
一是要强化商业金融对“三农”和县域小微企业的服务能力。各国有商业银行要转变观念，重新审视和调整经营策略，适应县域经济和小企业发展的新形势，给予县域分支机构一定的信贷权力，促其找准追求利润与支持县域经济发展的结合点，合理授权授信，加大贷款营销力度，增加对县域工业、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和主导产业的信贷扶持，在支持县域经济壮大的同时，搞活县域国有银行。二是加强农村信用社改革，增强支农服务功能。要通过加强产权制度改革，促进内部机制的转换，通过建立决策、管理、监督相互制衡机制，增强自身营运能力和资金实力，提升农信社对县域经济发展的金融服务水平。三是支持村镇银行和小额贷款公司业务发展，拓宽融资渠道，完善管理政策，加快接入征信系统，发挥支农支小作用。四是开展金融机构间的合作，在明确自身定位、发挥自身优势的基础上，不拘身份、不拘地域、不拘所有制，交叉金融业务，创新金融产品，形成综合发展、相互关联、协作配合的金融综合经营体。
（三）重视县域机构金融人才发展和金融从业人员素质提升，适应县域金融创新发展要求
人力资源的合理配置对金融业的发展至关重要。各金融机构都要重视人才的培育和人力资源的合理安排。一是要尽快实现人员的新老交替，特别是国有商业银行要加快新陈代谢，构筑金融业的人才高地。二是要增加基层服务点的人员配置，提高窗口服务人员的业务素质，培育综合能力强的客户经理队伍。三是要适当引进高学历、高素质人才，创新适合地区经济融资要求的金融产品。
（四）重视金融规划和业务合理拓展，倒逼区域经济合理调整结构
关键词:金融危机;国际经济;国际货币体系;国际游资
金融危机是由外部因素还是由内部因素造成的,历来学术界有两种比较对立的观点:阴谋论和规律论。阴谋论认为金融危机是经济体遭受有预谋和有计划攻击造成的,是外因造成的,特别是在东南亚金融危机以后,这种观点较为流行。规律论认为金融危机是经济体的自身规律,是内因造成的。三代金融危机理论①基本上是承认规律论。随着金融监管技术提高,一个国家因监管或管制出现问题而导致金融危机的可能性变小;而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增强,现代的金融危机基本上表现为在国际经济失衡的条件下,国际资本在利益驱动下利用扭曲的国家货币体系导致区域性金融危机爆发,因而从本质上说,金融危机的性质和成因都发生了变化。本文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从国际经济的视角具体解析金融危机的形成原因。
一、国际经济失衡
黄晓龙(2007)[1]认为国际收支失衡导致国际货币体系失衡,虚拟经济导致流动性过剩,进而导致全球经济失衡和金融危机。黄晓龙是国内较完备地从外部因素来研究金融危机的,然而从根本上说全球经济失衡的根源应该是实体经济的失衡,国际收支失衡只是实体经济失衡的表象,实体经济失衡导致货币资本的国际流动,国际资本流动导致虚拟经济膨胀和萧条,由此形成流动性短缺,最终能够导致金融危机。因而全球实体经济的失衡是导致金融危机的必要条件,而虚拟经济导致的流动性短缺是金融危机的充分条件。
纵观金融危机史,金融危机总是与区域或全球经济失衡相伴而生的。1929年爆发金融危机之前,国际经济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英国的世界霸主地位逐渐向美国和欧洲倾斜,特别是美国经济快速增长呈现出取代英国霸主地位的趋势,这次国际经济失衡为此后的金融危机埋下了祸根。20世纪末期,区域经济一体化趋势要快于经济全球化趋势,拉美国家与美国之间的经济关联度使得拉美国家对美国经济的“蝴蝶效应”要比其他国家更为强烈。20世纪末的20年里,当拉美地区的经济结构失衡时,往往以拉美国家的金融危机表现出来。欧、美、日经济结构失衡同样是导致欧、美、日等国金融危机爆发的根源。当区域的或全球的稳定经济结构被打破时,新的经济平衡往往以金融危机为推动力。1992年欧洲金融危机,源于德国统一后德国经济快速发展,打破了德国与美国以及德国与欧洲其他国家间的经济平衡。1990年的日本也是因为美日之间的经济平衡被打破后,在金融危机的作用下,才实现新的经济均衡。
区域或全球经济失衡将导致国际资本在一定范围内的重新配置。在区域经济一体化和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一个国家宏观政策的影响力可能是区域的或全球性的。从短期来看,在某个时点国际经济是相对平衡的,全球资本总量和需求总量是一定的,而当一国经济发生变化,会引起国际资本和国际需求在不同国家发生相应的变化,如果是小国经济,它的影响只是区域性的,如果是大国则它的影响是全球的。当一个大国经济趋强,则会吸引国际资本向该国流入,产生的结果是另外一些国家的资本流出,当资本流出到一定程度时,会发生流动性短缺,金融危机就从可能性向必然性转变。这种转变的信号是大国高利率政策,或大国强势货币政策。而对小国经济而言,经济趋强后,则会吸引国际资本的流入,当国际资本流入数量较多时,该国的实体经济吸收国际资本饱和后,国际资本会与该国的虚拟经济融合,推动经济的泡沫化,当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严重背离时,国际资本很快撤退,导致小国由流动性过剩转入流动性紧缩,结果导致金融危机爆发。
从国际经济失衡导致金融危机的形成路径可以看出,国际经济失衡通过国际收支表现出来,国际收支失衡的调整又通过国际货币体系来进行,如果具备了完善和有效的国际货币体系,那么完全可以避免国际经济强制性和破坏性调整,也就是说可以避免金融危机的发生,然而现实的国际货币体系是受到大国操纵的,因而国际经济失衡会被进一步扭曲和放大。
二、国际货币体系扭曲
徐明祺是国内学术界较早把发展中国家金融危机的原因归结为国际货币体系内在缺陷的学者。徐明祺(1999)[2]认为,一方面是秩序弱化在改革和维持现状间徘徊的国际货币体系;另一方面是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贸易、投资和债务方面的弱势地位;处于双重制约下的发展中国家不得不一次次吞下金融危机的苦果,因而现存国际货币体系的内在缺陷难逃其咎。也就是说国际货币体系在调解国际收支不平衡时遵循了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基本原则和理念,而各国在制定货币政策协调国际经济失衡时却失去了原有的秩序和纪律性,因而现在的国际经济的失衡被现在的国际货币体系放大了,加剧了。
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后,现有的国际货币体系是一个松散的国际货币体系,尽管欧元和日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作用逐渐增强,但是,储备货币的多元化并不能有效解决“特里芬难题”,只是将矛盾分散化,也就是说储备货币既是国家货币也是国际货币的身份不变。充当储备货币的国家依据国内宏观经济状况制定宏观经济政策,势必会与世界经济或区域经济要求相矛盾,因而会导致外汇市场不稳定和金融市场的动荡。实行与某种储备货币挂钩或盯住某种货币的国家,既要受该储备货币国家货币政策的影响,同时还要受多个国家之间货币政策交叉的影响。储备货币之间汇率和利率的变动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大为增强,使得外汇市场更加不稳和动荡,这种影响可以分为区域性的和全球性的。鉴于美元的特殊地位,美国经济政策变动影响既可能是区域的,也可能是全球的。
以美元为例,美元的价值调整是通过美元利率的调整实现的。美联储在制定美元利率时,不可能顾及盯住美元或以美元作为储备的国家(地区)宏观经济状况,因而当美元利率调整时,往往会对其他经济体,特别是和美国经济联系比较密切或者货币与美元挂钩的国家和地区造成冲击[3]。首先,以美元为支柱的不完善国际货币体系,不论采取浮动汇率政策还是固定汇率政策,美国的经济影响着所有与其经济密切相关的国家及这些国家的货币价值变化。如果浮动汇率政策能够遵守货币体系下的货币政策制订的纪律约束,那么世界金融市场上就不会出现不稳定的投机性攻击,也不会出现由此造成的货币市场动荡乃至金融危机。由于制定货币政策的自主性和经济全球化相关性存在矛盾,因而目前的货币体系不能够保证美元在浮动汇率的前提下的纪律性,因而一个国家的宏观政策将会导致经济相关国家的货币市场动荡,在投机资本催化下爆发金融危机。就目前现状来看,虽然布雷顿森林体系已经崩溃,但是相对于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美元不论是升值还是贬值,依然会造成这些国家经济的强烈波动。美国经济繁荣时,美元升值会导致资本的流出;当美国经济萧条时,美元贬值会导致这些国家的通货膨胀。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现在的国际货币体系保留了原来国际货币体系的理念和原则,但却失去了原来的秩序和纪律,强势经济体可以利用这样的体系转嫁金融危机和获取更多利润,而不需要承担过多的责任。
三、国际游资的攻击
国际经济失衡是金融危机的前提条件,不完善的国际货币体系会加剧国际经济失衡,然而金融危机的始作俑者是国际游资。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金融危机离不开国际游资的攻击。1992年欧洲金融危机,索罗斯通过保证金方式获取1:20的借贷,在短短的一个月时间内,通过卖空相当于70亿美元的英镑,买进相当于60亿美元的马克,迫使英镑大幅贬值,在偿还借贷后净赚15亿美元[4]。在1994年墨西哥发生金融危机前,国际游资持续大量地进入墨西哥证券市场,在墨西哥所吸收的外资中,证券投资占70%～80%,但在墨西哥总统候选人遭暗杀事件后的40多天内,外资撤走100亿美元,直接导致墨西哥金融危机爆发[5]。1997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也是国际游资首先攻击泰铢,低买高卖,并巧妙运用金融衍生工具获取高额回报。
根据IMF对国际游资的统计,20世纪80年代初的国际短期资本为3万亿美元,到1997年底增加到7.2万亿美元,相当于当年全球国民生产总值的20%。2006年末,仅全球对冲基金管理的资产总额就达1.43万亿美元,比1996年末增长约6倍。对冲基金的投资策略也不断丰富,从最初的“卖空+杠杆”策略(市场中性基金),发展成为单策略型(包括套利型、方向型、事件驱动型等)、多策略型(包括新兴市场型、并购型等)、基金的基金等多种投资策略。其风险特征也呈现多样化趋势,既有高风险、高收益的宏观对冲基金,也有低风险但收益相对稳定的市场中性基金。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国际资本流动的最显著特征是国际间的过剩资本流动造成了国家、地区乃至全球经济发展的不稳定性,巨额的国际货币资本必然要在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猎取利润。
国际游资为什么能够摧毁一个国家的金融体系?众所周知,国际游资规模较大,它完全有能力影响和缩短被攻击国家的金融周期。金融周期是指一个国家金融市场由繁荣到萧条的自然过程。当国际游资进入被攻击国家,它会影响一个国家的利率和汇率变化,从而加快金融市场由理性发展向非理性繁荣转变[6]。按照金融市场的心理预期自我实现原理分析,当大量国际游资进入一个国家时,即使这个国家经济发展表现一般,在大量资本进入的情况下,也会带动金融经济的快速发展,与此同时,在国际金融家掌握话语霸权的情况下,他们通过有意识地夸大被攻击国家发展中的成绩或存在的问题,以产生正面或负面的心理预期。从拉美国家和东南亚国家的实际情况来看,一般先用“经济奇迹”、“新的发展模式”来吹捧经济成就,然后用“不可持续”、“面临崩溃”来夸大经济中出现的问题。在整个过程中,国际游资有预谋进入和撤退,就会导致金融市场的崩溃。国际游资娴熟地利用金融衍生工具在金融繁荣时期赚取高额利润,也可以利用金融危机赚取高额利润或者收购危机国家的优质资本,进而控制被攻击国家的经济命脉。这就是在新兴市场国家爆发金融危机后,国际直接投资(FDI)为什么会低价收购危机国的优质资产,形成新的经济殖民主义的根本原因。
四、中国预防攻击性金融危机之策
在中国股市由狂飙到暴跌和中国房地产市场经历了火爆到等待观望以后,中国的经济是不是进入由繁荣向危机过渡的转折点?中国会不会爆发金融危机?从经济表象来看,在我国经济运行中依然表现为流动性过剩、通货膨胀和人民币升值预期等等;从经济本质来看,我国经济运行中存在着产业结构调整滞后、技术自主创新能力弱和金融市场不完善等问题。出现这些现象和问题既有外部因素的作用,也有内部因素的作用。
当前,全球经济失衡的特征较为明显,首先美国经济进入萧条时期,次级债危机使得美国经济雪上加霜,而欧盟、日本、中国和俄罗斯经济持续增长。其次,美元的发行泛滥导致美元对欧元和人民币持续贬值,致使其他国家面临通货膨胀的压力。再次,国际游资在世界范围内流动的规模越来越大。美国为了振兴经济采取降低利息的货币政策,美元对其他货币也在快速贬值。
中国从2005年开始出现人民币对美元的利差,2006年2月利差曾达到3%,境外资本流入后往往会兑换成人民币再放贷出去,其收益不能以存款利率衡量收益,而是以贷款利率衡量收益,1年期基准贷款利率是7.47%,如果每年人民币升值预期是5%的话,那么国际游资的回报就接近13%。如果国际游资不是采取放贷形式,而是直接投资中国房地产或股票,其收益率会更高,2007年投资中国房地产的利润不低于30%,该年度上证指数上涨了96.7%。
人民币升值预期和国外游资在中国投资的高额回报吸引了大量外资通过各种渠道进入中国。2007年究竟有多少国际游资进入我国,国内学者有不同的计算。采用简单的计算,以外汇储备的增加值减去外贸顺差和外国直接投资,2007年通过各种渠道进入我国的国际游资近800亿美元。800亿美元国际游资流入完全可以解释流动性过剩、房市与股市的泡沫和我国目前通货膨胀的压力等现象。只要人民币升值预期存在,国际游资就不会抽走。人民币升值预期还存在的根本原因是我国实体经济还在持续增长,表现为我国国际贸易顺差还存在,我国非贸易品的价格还远远低于发达国家。国际游资现在急迫要做的是要继续抬高我国的非贸易品价格,并在适当时机抽逃,在羊群效应下引爆中国金融危机,之后国际资本再回来收购中国优质资本。
中国要能够有效地预防上述攻击性金融危机,首先必须严格控制虚拟经济的非理性发展,快速压缩楼市和股市泡沫,套住国际游资刺激实体经济的增长。套住国际游资有两种思路:一是由国际游资短期内获得暴利向长期内正常利润转变,降低使用外资的成本,让外资为我国经济建设服务。二是构建长期的心理预期,使外资留在中国;其中,很重要一点是保持中国实体经济的持续增长。其三是有计划地减持我国的外汇储备,特别减少以国债形式存在的外汇储备,把外汇储备转化为有形资产,实现外汇的保值和增值,并用外汇储备调控国际经济,使之有利于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最后,加强跨境资本的管制,积极干预和监管短期国际游资的流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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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宗良.对国际游资冲击金融市场的若干思考[J].金融研究,1997,(11).
（一）研究模型
文中对于农村金融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对农村经济的影响，在研究的过程中相应的变量包括农村经济和农村金融，将农村的相应投资作为控制变量，使用对于传统金融环境评析的函数模式进行计算，通过农村金融和农村经济的关系可以得出相应的方程，并可以表示为：Y=（fK，F），其公式当中Y主要的表示农村经济的发展的现状，K表示为农村的资本投入，F则是代表农村金融的发展水平。通过这个模型进行响应变量的实际调整能够有效的减少误差的产生，确保在衡量实际的相互之间的关系的过程出现偏差。
（二）指标选择
在进行农村金融和农村经济增长的关系的研究当中，实际涉及到农村金融和经济增长两个方面的内容。在农村金融指标的选择方面，包含两个方面的指标内容，其中农村经融发展规模指标和农村金融发展效率指标。在衡量农村发展规模指标时涉及到一个相关的公式FIR=DL/RGDP，这个公式表示的是农村的存款金额和农村的信贷总余额之和。农村金融发展效率指标指的是农村金融中介将农村的金融存款进行转移，转化成信贷行业的支持，促进农村的经济的增长效率。因此，指标的正确选择能够有效地减少实际在进行计算当中的差值。
二、实证分析与检验
（一）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在20世纪末期以及21世纪初期进行实际的选择和控制，对于相应的农村资本投入、存款余额以及贷款余额进行有效的数据统计。通过这样的资源的和数据的收集，在实际计算当中的准确性是对于社会发展当中农村金融的真实性有着重要的保证。因此，在模型RGDP=（fK，FIR，RLD）中，其中RGDP代表的是自然数值K代表的是在农业经济当中的固定投资额自然对数值，以及RLD贷款比的自然对数值。
（二）单位根检验
在进行分析之前，应该对于相应的监测系统VAR进行单位根的检验工作，确定数据在实际计算当中的准确性和运行的平稳性。因此，在进行单位根的检验当中应该重视农村金融当中包含的各个项目，并对于其中的平稳变量和不平稳变量进行相关的控制工作，并报相关数据的稳定性，在对于单位根的检测当中。
（三）Granger因果检验
Granger因果检验是对于标量之间的因果关系的检验工具，这个因果检验的结果是在20世纪70年代当中进行提出并实用的，其实际的操作过程对于X和Y之间的研究进行实际英国关系的评测，并且在X变量能够对于Y进行精度的改善能够有效地预测Y的精准度，则确定X是Y的Granger原因，如果不能预测Y的精准程度则认为其不是Y的Granger原因。农村的金融环境长期的影响着经济增长，并且二者之间具备一定程度的协调关系。
三、实证分析结果评述
通过上述的研究结果，并且通过相应的数据进行研究，得出农村金融和农村经济增长的关系的相关性的实际结论，下面对相关结论进行叙述。
（一）农村经济货币化的正向相关性
在实际的农村货币的现金流通和实际的贷款金额的增加，以及农村的GDP的比重的增加在农村的经济发展进程当中真有重要的比重，同时也是货币现象的重要形式。并且相应的货币现象的增加，有利于推动农村经济的发展，提升经济交易的环节和交易的速度，使得相应成本有效地节约，同时金融环境的提升使得农村的经济发展速度逐渐地加快，为经济的发展提供相应的保障。农村经济增长使得货币大量的增加，呈现出正相关的关系，使得农村经济发展具有强有力的支撑，符合经济增长与货币化的基本规律。
（二）农村的金融贷款对经济增长的负相关性
对于农村的金融贷款呈现出以下的特点：一是农村的金融贷款具有表面化的特点，其中的贷款仅仅是形式上的信贷模式。在农业当中的实际应用并不是很多，非农业化的现象相当严重。二是农村的金融机构对于金融的实际运用存在相应的弊端，没有重视到农业的发展规律，其在活动的过程中没有将农资发展作为重点。三是金融制度的问题，金融是维持农村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金融制度的正确实施能够有效地推动社会的发展和农村经济水平的提升。
（三）农村投资对经济增长作用不明显
在实际的农村经济当中，投资对于农村经济的发展不会产生显著的成效。这与投资和经济增长的关系相悖。在改革开放的初期阶段，国家解放农村的剩余劳动力，使得农村的经济得到相应的发展。但是在发展进程中，还是存在很多的问题，农村经济现状不能够良好地利用投资。并且在实际投资时造成农村金融环境和投资脱节，造成无效投资和投资浪费等深层次的原因。
四、结语
传导在危机发生以前，美国的金融监管系统具有功能性监管和一体化监管的综合特征，所以美国监管模式就兼具了二者的优势，即一个专业化的监管者用一以贯之的原则对具有不同法律性质的企业实施相同的监管，同时避免了功能性监管模式的权限界定模糊问题。但是美国这样的监管结构也避免不了以下弊病，即因为该监管机构过于庞大，会将工作划分为不同的业务部门，那么如果不同部门的信息交流存在障碍且得不到重视，那么危机隐患就深植于系统中了。美国从两个层面进行金融监管，即从联邦层面和州立层面分别进行监管。在联邦政府层面上，有五个机构行使监管和审查的权力，即货币监管署、美联储、联邦存款保险公司、储蓄管理局和国家信用社管理局。除了国家信用社管理局，上述机构管辖权的边界经常是模糊的，并且他们的责任是重叠的。日本的监管结构具有一体化监管模式的特点，即由金融危机管理局独自负责日本金融服务领域的安全稳健发展，日本金融危机管理局下设了金融服务管理局、财政部和日本央行三个机构，可以掌握企业经营活动更加综合全面的信息，并且避免了功能性监管和机构监管模式的权限界定模糊问题;但是如果日本金融危机管理局监管缺失，那么监管体系内就没有其他机构弥补错误。德国和英国都是采用一体化监管模式的主要代表。在2002年之前，德国采纳的是机构监管模式，即联邦银行监管办公室、联邦证券监管办公室和联邦保险监管办公室分别监管银行、证券和保险业。但是鉴于跨领域经营的金融产品的日渐增加，德国采纳了一体化监管模式。在该模式下，联邦金融监管局和德意志联邦银行共同进行金融监管。联邦金融监管局负责监管的是三个传统的金融部门，即银行、证券和保险，德意志联邦银行负责监管银行业。并且鉴于德意志联邦银行对银行业的监管与联邦金融监管局有一定的重叠，二者在理解备忘录中重新规定了具体的权力界限。综合考量上述三个经济体的监管结构，我们可以观察到三个经济体在经济危机发生之前都采纳了一体化监管模式，那么危机的发生就使得我们不得不重视一体化监管模式的缺点。在一体化监管模式下，如果监管者忽略经济发展中的致命缺陷，或者没有发现监管缺陷孕育的系统性风险，那么就没有其他的机构来弥补该过失了。除此之外，由于一体化监管者过于庞大，所以一般会被划分为易于管理的几个部门，而且一些国家由于历史遗留问题等原因，还有一些与一体化监管者监管领域重叠的机构存在。所以要想发挥一体化监管的优势，就必须要加强各个部门的信息交流和协调。三个经济体都采纳了类似的一体化监管模式，各自的一体化监管者都忽略了监管系统中的致命缺陷，危机影响的广度就不仅限于美国国内，也不限于美、日、德三大经济体，而是还包括与它们有密切经济往来的新兴经济体，危机迅速在世界蔓延。
二、美国金融监管的改革危机发生之后
美国监管政策和监管框架的变动经历了从《现代化的金融监管结构蓝图》到《金融监管改革:一个新基础》监管改革意见出台，再到《多德－弗兰克华尔街改革与消费者保护法案》监管改革法案的出台。最终，在《多德－弗兰克华尔街改革与消费者保护法案》颁布后，美国的监管框架有了较大的变动。《多德－弗兰克华尔街改革与消费者保护法案》是在《金融改革:一个新的基础》与沃克尔法则的基础上加工而成的法案。《金融监管改革:一个新基础》方案主要提出要实现以下五个监管目标:
一是推进对金融机构的有力监管。该目标的提出主要是因为，监管者没有要求公司在经济繁荣时期持有足够的资本金来防范可能到来的萧条时期的风险;
二是建立对金融机构的综合监管。此次经济危机是在金融市场经历长时期显著增长和创新后发生的，伴随增长的不是风险被适当地分散，反而是以隐蔽并且复杂的方式将风险集中化，所以要对涉及的所有受益方都进行监管;
三是保护消费者和投资者。虽然许多机构都有保护消费者的权力，但是监管空白和监管不力的问题还是存在的;四是为政府提供治理经济危机的必要工具。银行持股公司或者非银行金融机构面临破产时只有两个选择，即外部融资或者破产申请。但是这两种方式都不能将纳税人的损失最小化来阻止系统性风险蔓延;五是提升国际监管标准和加强国际合作。全球见证了危机跨越国界漫无边际地快速传播，但是现在建立的监管仅仅局限于单一国家层面，没有统一的监管框架会加剧全球金融系统中的系统性风险。《多德－弗兰克华尔街改革与消费者保护法案》旨在“通过改善美国金融系统的透明度来推进金融稳定，结束‘大而不倒’的状况，通过终结紧急救助来保护美国纳税人，使消费者免受金融服务行为不当造成的伤害等”。法案改变了危机前的监管结构，如增设了新机构，同时合并和废除了某些机构来监管系统性风险。受该法案影响的危机前设立的机构有联邦存款保险公司、证券交易委员会、货币监理署、美联储、证券投资人保护公司和储蓄监管局。其中储蓄监管局被废除，其权力被移交给货币监理署、联邦存款保险公司和美联储。
经济危机主要暴露了以下监管系统的缺陷:
首先，没有机构负责整个金融系统的风险评估，所以法案想要建立一个使管理者能够纵观全局的体系。设立的金融稳定监督委员会和金融研究局附属于财政部，前者负责识别繁殖于金融和非金融组织中的、对美国金融稳定有威胁的风险，后者负责提供关于金融系统管理、技术和预算分析;其次，“大而不倒”问题严重。法案提出该类型的公司将要比其他公司获得更加密切的监管，并且禁止了银行的附属机构使用自己的账户进行交易，每年要接受一次美联储的压力测试，还要每年自测一次。此外，法案通过了“有序清算机构”使大型机构安全地倒闭的决议。在清算之前，联邦存款保险公司和证券投资人要确保清算对于维持金融系统的稳定是必要的，而不是从清算涉及的金融公司的角度来判断清算实施的必要性;
再次，危机暴露了重复监管问题。法案通过对监管机构调整，将权力移交给货币监理署、联邦存款保险公司和美联储，废除了储备监管局。总的来讲，美国、日本和德国等主要发达经济体都采取了一体化监管模式，各自的一体化监管者都忽略了监管系统中的致命缺陷。
美国经济目前正处在全面爆发的金融危机之中，这导致了许多银行纷纷因亏损而濒临倒闭。银行业普遍更加关心平衡自己的资产负债水平，从而出现借贷紧缩甚至借贷枯竭，其必然后果就是美国经济陷入衰退。现在我们正在步入经济衰退期，美国政府正在采取步骤，向银行注入资本，并希望制定有效的政策来结束这场金融危机。
我认为目前的经济衰退会直接导致美国经济的负增长，也许年度累计会达到1%到2%的负增长。随后经济的恢复会比较缓慢，因此未来两到3年内我们都会感受到这场危机带来的伤痛。
然而全球经济恐怕不会出现紧缩，因为世界经济增长率会潜在地高于目前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欧盟经济会出现紧缩，中国和印度经济的增长会明显放缓。我认为这场经济衰退会让世界很多国家的金融机构接受考验，不仅仅是美国和西欧，包括中国、印度、以及亚洲其他国家的金融机构。
美国经济多年以来1直在巨额赤字下运行，我想现在差不多是改变状态的时候了。这意味着美国的消费需求在国内会降低，美国人会把消费更多地转向商业投资和更加保守的理财策略。这对中国的影响主要是对美国的消费品出口贸易会出现减少，同时美国企业在中国的投资依然会继续保持。由于对美国出口贸易降低或者出口贸易增速出现减缓，我认为中国经济需要做出相应的调整。
如果我们展望未来20年或者30年，你会看到中国的经济规模日益接近美国的水平。在看到中国追赶美国的同时，你会看到中国经济重心从制造业向服务业领域转换，就像510年来美国和欧洲所经历的1样。这将让中国经济与今天截然不同。与其做1个制造业大国，不如成为1个以高科技创新为驱动，面向消费服务的经济大国。
我认为在提高国内需求和对美出口贸易萎缩的问题上，中国应当进行认真的思考，使得中国经济全方位地平衡发展。其中的1个方面是，中国应当适度地进行真正的投资。假如中国在房地产领域过度投资，那么房地产市场的价格崩溃就会动摇中国的金融体系。如果对经济高速发展做出盲目的乐观估计，因而进行过度商业投资，这同样也会影响中国金融体系的稳定。我认为中国需要思考国内投资策略，比如说在房地产和商业投资领域追求健康适度地发展。
实际上，我想中国也应当关注如何建立和保持1个健康的金融体系。经济繁荣的背后容易掩盖银行业没有得到有效监管的事实，当经济出现衰退迹象的时候，银行业监管方面的漏洞就显露出来。中国的银行业长期受到坏帐的影响，我认为中国当务之急是建立稳固的现代金融体系，不要建立现在美国和欧洲的那种债权过度的金融体系，应当建立那种债权较少且不以房地产业为主的金融体系。
最后我想补充1点，在美元是否是良好的储备货币问题上，过去几年，许多人关注欧元或者储备多种货币以备不恻。我们现在看到了灾难的发生，在世界金融危机中，美元表现10分强劲，这表明美元实际上是很好的储备货币，当危机来袭，美元实际上出现了升值，这正符合我们储备货币的愿望。我知道中国因为储备有大量美元，多年获得很少的回报而受到批评，但现在是得到报偿的时候了，美元的走强使中国获益。
[关键词]：西部地区；经济；金融
一个地区的经济成长必须具备四种基本资源：金融资源、技术资源、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我国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最大的障碍来自于区域金融资源利用效率低下和金融积累不足．本文试图剖析当前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差距形成中，货币政策金融制度等金融约束的生成机理并寻求缩小金融差距、实现金融趋同拔而达到“内聚”的金融发展战略．
一西部地区金融资源的现实背
经济系统向前推进需要大批金融资源，金融资源无疑是地区经济发展中的动因和关键约束．受历史的、自然的、地理位置的赴会文化的，尤其是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约束，西部地区的金融业总体不发达，金融在西部地区经济成长中的贡献不如东部，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金融相关比率差异(即金融资产GDP的比值)．西部地区的国土面积约占全国总面积的55％，占全国该行业国内生产产值的14．5％；1999年，西部地区金融业、保险业的国内生产产值为607亿元，仅占全国该行业国内生产产值的14．7％，而同期东部为39％．这说明西部地区金融对经济的贡献不及东部大．
2．金融资产总量较小。1997年，西部地区金融机构各项存、贷款余额分别占全国金融机构的13．4％和15．3％，而同期东部地区为65％和57．l％；1999年，西部地区金融机构各项存贷款余额分别占全国金融机构的142％和16．3％，而同期东部地区为63％和58％．这说明西部地区资本形成存在障碍．
3、金融组织结构中．西部地区金融业务集中于国有商业银行，中小金融机构和外资银行业务发展相对缓慢．1999年，西部地区国家银行存款余额占全部金融机构存款余额的78％：贷款余额占全部金融机构贷款余额的83．4％．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5个百分点左右．而中小金融机构和外资银行业务的比例均较小．这说明西部地区存在金融浅化的倾向．
4．金融发行和交易额较小．1997年．西部地区上市公司总数137家，同期东部地区上市公司总数473家1999年，西部地区上市公司总数148家，仅占全国上市公司总数的17．39％；1999年，西部地区有价证券发行量仅占全国发行旦的3．57％．同时，到目前为止，产业投资基金、证券投资基金和风险投资基金基本上还是空白．
5．金融经济开放度大大落后于东部．东西部地区经济开放度存在东高西低的特征．东部地区的开放度为16.60％，高于全国平均水平，高出西部地区(2．68%)近14个百分点．1998年，西部地区实际利用外资13．74亿美元，仅占全国利用外资的3％，低于广东、江苏等东部任何一个省(市)规模．这说明西部地区金融经济未打破“内循环”态势，如图示：
东西部地区对外开放程度比较
二西部经济成长中金融约束的原因
地区间金融资源开发的差异并不能完全归咎于自然环境，否则，最终将陷于“自然决定论”，区域经济的崛起无法实现．从理论上讲，同一国中区域经济的差异应该是暂时的，从政策上讲，也允许区域经济的发展有先有后，但若西部长期贫困下去，也无法实现共同富裕的梦想．
按照哈罗德·多马的增长模型，假定在短期内资本产出率不变的情况下，资本形成率(储蓄率)成为经济增长的唯一因索．同样，在纳克斯的“贫困恶性循环理论”中，资本稀缺(低储蓄能力)成为国家经济．贫困的直接原因和必然结果．再者，罗斯托的“起飞理论”认为，把资本积累提高到10％是经济发展的先决条件．而刘易斯则更加直接地把一国从5％的储蓄率提高到12％的储蓄率，称之为经济增长的“中心问题”．所以，地区经济发展快慢从根本上取决于金融资源的开发和金融资本的积累．魏后凯认为，1986—1997年间中国三大地带和中西部各省区独立核算工业总产值增长率的差异大约有33％一56％是由资金投入增长率的差异引起的．
在我国的经济成长中，西部地区经济相对落后造成了人均收入水平低，从而边际储蓄倾向低，以至于资本形成和有效需求都不足．经济运行过程中既缺乏资本供给方面的推动力，又缺乏资本需求上的拉动力，导致贫困的恶性循环．西部地区经济成长的主要障碍在于金融资源效率低下和资本积累不足．造成西部地区经济成长中存在严重的金融约束的主要原因为：货币金融制度内在的缺陷对西部金融资本形成负面影响．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一元货币政策下货币价值的“二元性”
(1)西部地区货币价值被低估．货币具有内在价值和外在价值，货币的内在价值表现为货币的购买力，货币的外在价值表现为货币的价格，即货币的利率或汇率。西部地区货币价值呈双低态势。一方面，西部地区货币外在价值低．由于货币币值和通货膨胀率在地区之间的高低不同，从而使市场利率的决定与形成也不一致．一般而言，通货膨胀率高的地区市场利率水平应该较高，资金的利润率也比较高．货币逐利的本性引起地区之间的货币交易投机，造成西部地区资金向沿海地区流动，进一步弱化储蓄能力较低地区的储蓄率，导致西部地区资本不足．另一方面，西部地区货币的内在价值低．从理论上讲，货币购买力高的西部地区购买股票、债券的收益率应该高于货币购买力低的东部地区，可由于现代电子通讯技术的高度发达，股票质券等有价证券在二级市场上的价格是统一的，因此，尽管东部地区与西部地区同时在资本市场上交易操作，无形中中西部地区的一部分储蓄却被东部地区剥夺了．
(2)西部地区货币乘数值较低．由于国家规定了统一的法定准备金率，因此，法定准备金要求全国同一水平，但由于西部地区的总体存款水平低于东部地区，因而按同一水平上缴存款准备金加剧了西部地区的资源紧张状态．同时，由于西部地区信用文化水平低于东部地区．存款中所需现金比率较高，在统一的法定准备金率下无法得到照顾．因而西部地区的货币乘数长期低于东部地区以至全国平均水平．
(3)西部地区受宏观货币政策调控的影响较大．首先，信贷规模控制对东部地区已经失去作用，而对西部地区的作用还在强化．从1990年代起，随着金融市场的发展，地区间的资金流动渠道增加，非金融机构的快速成长和商业银行逐利动机的强化．导致东部地区的资金不但没有流出，反而中西部地区的资金大量流入东部存差地区．加剧了东部地区的存差和西部地区的贷差．结果，东部地区一方面向中央银行要求增加规模．另一方面又通过非金融机构放贷出去。而西部地区一方面向中央银行要资金，另一方面资金又流向东部地区．其次，利率政策的调控力度东部弱西部强，进一步助长了西部地区资金的东流．由于地区间资金利润率的不同和经济的市场化程度不同，东部地区虽然执行统一的官方利率，但实际上利率已经市场化。而西部地区严格执行统一的官方利率，使实际利率长期处于低利率或负利率之下．资金的逐利天性，必然加剧西部资金被“虹吸”到东部．所以，东西部地区对“一刀切”的货币政策的承受能力不同，在央行采取紧缩的货币政策下，东部地区的“抗震”能力必然高于西部，受到的冲击会相对较小。
2.金融制度安排上的约束
(1)从金融监管制度安排看：东部地区的监管力皮有所放松，使东部地区在发展中积聚了一大批资金，加速了其资本积累和资本形成．首先，在金融机构和非金融机构的准入条件下，人民银行的台规性检查在东部地区宽松，但对西部地区的监管集中在经营的合法性和风险性中，因而投资诱导不足，造成了资金的沉淀，增大了银行的负债成本．其次，目前我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主要以现场监管为主，东部地区的金融机构数量较多，人民银行的监管力度和监管范围相对有限，而西部地区金融机构数量有限，所以监管的力度和范围相对较大．这样．虽然在防范金融风险上取得了成效，但也造成西部地区金融效率偏低的结果．最后，由于东部地区的金融经济市场化程度较高，基本上实现了“大社会、小政府”的体制格局，政府对金融监管干预较小，而西部地区政府对金融监管的力度较大，因而限制了西部地区金融业的发展。
(2)从金融组织制度安排看，西部地区以国有商业银行为主，而非国有金融机构如新兴商业银行城市合作银行、其他非银行金融机构、外资金融机构主要集中在东部地区。这种金融组织制度安排的结果，一方面增强了东部地区吸纳资金的能力，另一方面由于增加了金融业的竞争，从而提高了东部金融业的效率．而西部地区的金融机构在投资选择上受到的行政干预较多，并且实行国有商业银行统一法人制度和系统内统一调度资金制度，经营原则上以公平为主，必然在效率和发展上落后于东部．最后，在地区市场经济含量不同的前提下，金融机构设置条件过份强调统一，西部地区增设的金融机构失去比较优势，这实际上是对西部的政策歧视，并不利于西部金融资源的利用．
(3)从金融市场制度看，我国目前的金融市场呈现出地理上的二元金融市场结构，无论是货币市场还是资本市场，东部比较发达，西部处于起步阶段．就货币市场来说，西部地区的同业拆借市场处于自我封闭发展，或者将其变成绕开央行规模管理的渠道，把相当一部分资金投放到沿海地区获取级差资本利润率；就资本市场发展而言，国家着力培育东部市场，东部地区有价证券发行量占全国近一半，全国性的右实力的证券商集中于东部地区，上市公司数量东部占了很大比例，资本市场的发展东部基本已实现按市场经济原则动作，而西部地区几乎还靠行政手段推动．如此发展态势，自然加速了东部地区的资本积聚，东部地区经济成长发展必然会快于西部，西部地区经济的成长必然会受到严重的金融约束。
三解除金融约束并加大金融支持力度
我们并不认为一国总体经济的增长、市场的自发力量能够使地区经济差异逐步缩小、相反．市场力量倾向于使稀缺资源向回报率高的地区流动，从而更可能使穷者更穷、富者更富．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地域辽阔人口众多、自然资源禀赋千差万别的国家来说，区域经济的发展差距在所难免，但对提升我国的国家竞争力来说，西部地区的经济成长至关重要，解除金融约束是当务之急．
1．近期战略——解除西部地区的金融约束
在这个阶段，要求国家采取不同于开发东部的、有区别的金融发展战赂和金融发展政策。为此，政府在货币政策金融机构金融市场、引进外资上应该实行分层次调控，以达到解除西部地区金融约束的初期发展战略。
(1)通过“强政府”作用，实施政府替代，强化政府对西部地区的调控作用和政策支持．政府的作用在于弥补“失效”的市场运行机制，通过直接或间接地干预区域经济的发展政策、目标、原则和决策等．实现金融资源的合理配置和有效运用，迅速推动区域经济的成长．既然通过市场的力量无法使区域经济均衡地发展，“强政府”金融安排就是最现实的抉择．具体应做好下述几方面工作：创造稳定的金融环境，取消不利于缩小地区差异的经济金融特权；坚持区域经济均衡发展目标，认真搞好不同地区的经济金融反向调节；制定明确的区域金融政策和金融发展目标；并使之法律化，在利率、难备金率、金融机构的设置原则与条件及信贷政策等方面对西部实施优惠顷斜；加大政策性银行对西部地区开发的力度，发挥政策金融机构在财政转移支付中的作用，并促使金融资本与产业资本融合，促使西部金融业产生大集团；建立西部开发基金，可从国家基本建设专项基金中提取一定比例的非经营部分．或者由政策性银行运用，或者作为吸引东部企业的补贴。
(2)发挥间接融资渠道的作用，调整西部地区国有商业银行的信贷投向，大力发展新的区域性商业银行金融机构，增强西部吸纳资金的能力。西部地区信贷政策应首先支持产品结构和技术结构调整，以实现西部地区经济结构的优化，所以，应提高企业技术改造贷款比重，加快西部地区企业技术设备的更新换代．其次，应加大对民营经济的贷款比重，促进民营经济的发展．最后，应提高第三产业贷款比重，加速第三产业发展和劳动力商品化程度。另一方面，应考虑在西部地区设立区域性的商业银行，积极引外资银行“西进”，发展投资基金和金融中介服务机构，为西部地区企业的资本运营创造条件，为西部资本市场的建设奠定基础。
(3)发挥直接投资渠道的优势，充分发挥资本市场的筹资功能和资源配置功能．利用现有的股票市场融资，在扩大西部资金来源时，对国有企业进行资产重组，实现国有企业的产权重组，实现国有企业三年减亏增效、有进有退的战略目标。为此，西部企业应充分利用“壳资源”，即一方面用好“壳内资源”，通过剥离不良资产，注入优质资产，进行壳内重组；另一方面，以收购、兼并托管等方式，进行壳外重组，实现存量资产的优化配置．西部资本市场不仅要在量的方面有所突破，还应在质的方面有所提高．西部资本市场应着力在完善公司治理结构提高企业素质上下功夫，只有实现了资本市场的主体——上市公司的持续发展，资金才会源源不断地流入西部．政府应加大对西部资本市场的扶持，采用适当的优惠政策，如税收返还、实行公共投创倾斜、改善区域基础设施条件、增加专项补贴等，以促进资本市场的成长和发展。
(4)吸引民间投资和积极引用外资．由于西部的投资利润率低于东部，此阶段应给予民间投资和外资优惠政策．可考虑对特定地区的投资实行税收优惠政策，或借鉴发达国家开发落后地区经验，在若干个可以成为经济增长级的“点”上，由中央政府对投资者实行以补贴为主的“诱导型”政策，逐步建立起一套完整的经济“造血机制”，从根本上改变西部经济运行的环境。
2．远期战略——实现金融制度创新和金融深化
(1)建立市场主导型的国家调控信用制度，实现金融制度创新。我国长期存在的计划信用体制的经济基础已不复存在，西部地区应在本轮经济成长中率先进行金融制度创新．建立与现代企业制度相适应的金融机构内部法人治理结构，以“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担风险、自我约束”为目标，进一步完善各种管理制度，加大内部稽核力度，使金融机构内部决策和业务经营程序化、规范化，从而健全内部约束机制和激励机制．
1.1更好的监管金融企业
通过信息化管理的实行，金融企业的决策人员可以将先进的信息管理技术给应用过来，准确掌握全企业的生产运营情况，对经营过程中的各种状况进行明确了解，对细节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发现。然后，决策者可以全面的观察突发事件，结合具体情况，将相应的针对性解决措施给应用过来。这样一来，决策人员就可以对整个企业的运行情况进行全局操控，并且构建相关的监管制度，对金融企业的顺利运营起到有效的推动作用。
1.2合理配置资源
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竞争日趋激烈，很多金融企业都有子公司成立，并且在外地建立，那么信息化的管理和支持就更加的重要。借助于信息化的实现，可以有效连接不同地区的企业和部门，以便促使管理人员和决策人员更好的配置资源，对于过去因为地域差异导致的金融企业管理和运营的弊端，进行有效的改善，管理者可以实时掌握整个企业的运营情况。
1.3促使金融企业的综合竞争力得到提升
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完善，促使金融企业在发展过程中面临着日趋激烈的市场竞争，可以金融企业要想获得发展和壮大，就需要对信息化产生足够的重视。金融企业只有强化信息化建设，方可以与激烈的市场竞争环境所适应，对管理模式进行转变，提升自身的综合竞争力。
2强化信息化管理的途径
调查发现，信息化在金融经济管理应用中还存在着很多的问题。首先，管理理念较为落后，很多的金融企业依然在经济管理中采取陈旧的管理理念，没有结合实际情况和时展的要求进行革新。很多企业管理者都对企业的盈利和收入过分关心，却不注意控制成本，这样一来，就容易出现入不敷出的问题；其次，信息化平台落后，如今大部分企业都将计算机信息系统应用了过来，它可以促使人们对服务的要求得到满足。但是却没有构建统一的信息化平台，这样系统之间就无法同步的传输信息，无法得到准确的数据；最后，就是信息化建设水平较为落后。我国金融企业在经济管理方面，人才缺失问题较为严重，经济管理人员往往身兼数职，这样虽然可以减少劳动成本，但是却无法提高工作效率。我国金融企业开始重视信息化建设，将计算机信息技术应用到了产品改造过程中，但是却没有较高的信息化建设水平，信息化还没有得到完全实现。
2.1优化资源配置
在金融经济管理中，信息化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金融企业要想将信息化管理的优势给充分发挥出来，就需要对统一的管理系统进行构建，促使组织从上到下从内到外的协调性得到实现。通过合理配置资源，金融企业内部的各个部门之间都可以将自己的工作做好，将相应的责任承担下去。此外，还要对财务和会计部门的建设充分重视，这样金融企业的管理人员就可以及时的了解和分析企业的投资和运营状况。
2.2对信息化平台进行构建
要从意识上来强化企业内部各个部门各阶层的工作人员，并且大力培训，传授信息化管理知识，将先进的技术应用过来，对信息化管理系统和信息化平台进行构建。借助于信息化平台，可以更好地分析和整理企业经济管理数据和信息，企业管理人员可以更加全面的了解财务信息，对企业的未来发展趋势和基本走向进行把握，对于企业的经济走向做出科学的判断，进而提升企业的综合竞争力，市场需求也可以得到有效满足。
2.3对信息化管理队伍建设进行强化
金融企业信息化建设质量，会受到经济管理人员素质高低的直接影响，因此，就需要大力培训管理人员，促使其信息资源的管理工作质量得到提升，以便得到更加合理和准确的信息数据。另外，还需要对经济管理信息化制度的建设充分重视，要明确的规定信息化工作的流程、要求和工作内容等。
3结语
本文的研究共分五章来进行。
第l章主要考察了金融成长为经济发展重要推动因素的内在规律和发展过程，研究金融在500年经济发展进程中的历史贡献和金融作用性质的两次质变，即从最初的“适应性作用”到“主动性作用”，再从“主动性作用”到“先导性作用”。第2章现实地考察金融与现代经济的密切联系，从经济与金融的逐步融合分析经济货币化、金融化过程中的经济增长，从金融产业发展和金融国际化分析金融在现代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增长，并在这种分析中，考察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寻找欠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缓慢的金融原因。第3章考察金融在现代经济发展中的贡献程度，分析金融通过促进资本和劳动量增长、促进资本和劳动生产率提高以及金融业自身产值增长对经济增长作出的贡献比率。第4章主要分析金融效率。金融在推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金融效率起着关键的作用。金融效率的高低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整个经济发展的效率。在历史分析和数量分析基础上，第5章对如何提高中国的金融效率进行了探讨。
第1章的研究是从货币和信用最初发挥的作用开始的。
金融对经济的推动作用最初是通过货币与信用这两个相对独立的范畴体现出来：货币以其自身的属性方便了交换和贸易，提供了财富积累的新形式-积累货币，从而为扩大再生产提供了重要条件；信用使生产要素得到最及时充分地运用，并且使生产者能够超过自己的资本积累从事扩大再生产，同时也促进了资本的积累和集中。但在15世纪之前，由于商品经济处于很低的发展水平上，货币和信用的作用范围还很狭小，对经济的推动作用还只是“适应性的”。
15、16世纪，随着商品经济逐步占据主导地位，货币和信用的作用范围急剧扩展。货币积累代替实物财富积累成为主要的积累形式，同时，信用的发展又使不流动的货币积累转变为流动的货币资本，既加快了货币流通速度，又增加了生产资本。在这个过程中，货币和信用逐步融合为一体并形成一个新的范畴-金融。金融范畴的形成使货币和信用在它们以各自的方式推动经济发展的同时，又以它们的结合提供了新的作用力，金融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迅速提高。但就总体来看，这一时期，金融作用的性质尚未发生本质的转变。
金融对经济作用性质的第一次质变是在17世纪初，其标志是新式银行的成立。其中阿姆斯特丹银行银行券的发行与流通是这一质变的转折点，也是金融发展史上一个重要的里程碑。虽然银行券的最初发行是为了节约金属铸币和在支付体系内提高效率，但它却为后来信用货币制度的建立作了重要尝试，开辟了通过创造廉价货币以促进经济发展的道路。所谓“廉价货币”，有两重涵义：其一是相对于金属货币来说，银行提供的信用货币（最初主要是银行券）是“廉价的”，并且在技术上可以超过金属货币量的限制；其二是相对于高利贷而言，新式银行促使借贷利率纳入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之内，所提供的货币是低利的。银行廉价货币的提供，使经济发展在单个资本和社会资本积累之外获得了新的货币支持。英格兰银行把银行券的发行扩展到用于向新兴工商业提供贷款支持，并把经营获利作为中心目标，又开辟了银行向产业化发展的道路。新式银行的成立。银行券的发行和银行把货币资本投向新兴工商业，不但加快了资本主义制度确立的进程，而且使金融对经济的推动作用，从最初的“适应性作用”转变为“主动性作用”，金融地位发生了一次重要质变。
金融地位的上升和作用性质的转变以及由此带来的作用力度的迅速增强，促进了18-19世纪工业革命的完成和资本主义企业制度的建立，推动着资本主义经济迅速走向成熟。
金融对经济作用性质的第二次质变是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其主要标志是金本位制的解体和金属铸币流通的终结。在二战之前的三、四十年间，西方世界虽然经历了一次世界大战和一次大的经济危机，但就经济总体的整个发展过程看，还是以上一世纪未有的速度在发展。在这个过程中，金本位制度逐步走向解体，不兑换信用货币代替金属铸币面广泛流通。从国际支付体系看，这一变化似乎是破坏了原有体系的稳定性，给经济发展造成影响，而实质上，这却是一大进步。金属铸币的流通，黄金与信用货币（银行券）的自由互换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保持了支付体系的稳定，但也限制了金融对经济推动作用的发挥。因为在信用货币与黄金自由兑换条件下，金融通过提供廉价货币支持经济发展的数量是有限的。不兑换信用货币的广泛流通为金融通过提供廉价货币最大限度地推动经济发展铺平了道路，使其不再受各国黄金储备数量的制约，信用货币可以在生产潜力允许的条件下先于生产而出现在经济生活中，并带动经济的发展。这一重要转变使金融在经济发展全部推动因素中的重要程度大大提高。金融对经济的推动作用也便从“主动性的”转变为“先导性的”。
70年代，随着国际货币支付体系中美元与黄金的彻底脱钩，完全意义上的信用货币制度建立起来。在完全的信用货币制度下，货币供给在技术上已无限制，为金融最大限度地推动经济发展解除了最后一道屏障，随着日新月异的金融创新，金融对经济的“先导性作用”更加突出出来。
完全的信用货币制度，为金融最大限度地推动经济发展提供了充分必要条件。但新的问题也会同时产生。以保持良好金融秩序，为金融推动经济发展作用的充分发挥和提高发展效率为目标的金融政策，在国家整个宏观调控体系中的地位大大突出了。
第2章现实地考察金融与现代经济的密切联系
在现代经济中，尽管各个国家的发达程度差异还很大，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即金融已经与各国的经济密不可分。现代经济基本上已不存在没有金融的纯实物经济运行，金融已渗透到经济活动的各个方面，并且其影响力越来越大。货币经济、信用经济、货币信用经济、金融经济的提法都从一个侧面描述了现代经济这一基本特征。
对现代经济的宏观分析，西方经济学者在起始点上都是通过把国民经济划分为几个部门进行的。这种分析方法在80年代之后的中国也逐渐被采用，并呈现出统一化和规范化的趋势。在这种分析中很容易看出，资金运行是现代经济运行的传送带。而在资金运行中，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起着关键的作用。如果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有着较高的效率，则可以最大限度地促使资金从盈余部门向赤字部门的转化，即最大限度地促使储蓄转化为投资。如果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效率很低，储蓄向投资的转化便会受到约束。储蓄不能全部转化为投资，其差额是闲置储蓄，这意味着社会生产潜力没有得到充分运用。从而可得一个重要结论：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的运作状况以及效率高低决定着储蓄向投资的转化数量和质量，从而决定着经济的发展。
对现代经济中金融重要地位的上升和经济与金融的交融运行，可通过经济货币化和金融化分析来考察。
金融在现代经济中重要地位的上升，一个主要的标志是经济货币化程度的提高。世界经济发展史表明，经济货币化程度的提高快于经济本身的发展，并成为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对经济货币化程度的衡量，可借用货币量与经济总量的比值来进行。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弗里德曼和施瓦茨在《美国和英国的货币趋势》一书中曾对美国和英国1870年以来100年间的货币量和经济量进行过统计分析，按照他们的统计数据，在120多年前的1871年，当时经济最发达的英国，货币化比率已达到0.516，美国则为0.216。到本世纪40年代初，货币化比率英国和美国均在0.7左右。从发展过程看，在起始点上，英国的比率远比美国为高，直到20年代初期美国的该项比率才达到英国1871年的水平。但从发展趋势看，美国的货币化比率提高的速度远比英国为快。这一分析结果与英美两国的经济发展和金融发展状况大体吻合。
按照经济货币化的定义，经济货币化比重的理论极限值为1，并且事实上不可能达到1。因为不论经济和金融发达到什么程度也总会有一部分为自己消费而进行的生产和服务是非货币化的。但分析中借用的货币量与经济量的比值却完全可能达到1和超过1。美国经济学家戈德史密斯在《金融结构与发展》一书中采用另外的途径对60年代一些有代表性的主要国家的货币化程度进行了分析，其结论是，在60年代，美国货币化比率在0.85-0.93之间，日本则为0.85-0.88，这个比率在发达国家基本相同。但在欠发达国家，该比率要低得多。平均在0.5-0.6之间，大约与90前英国的水平相当。货币化比率的差异反映了金融在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地位的差异以及在经济发展程度上的差距，同时也意味着发展中国家在提高经济货币化比率方面具有很大的潜力。
实证分析还表明，当经济货币化比率达到一定程度时，该比率的提高便会放慢，也即经济实现了货币化或货币化了。那么，在货币化了的经济中，货币的作用范围与作用力度是否也就不再增长了呢？不是！它以另外的形式表现出来。这便是货币外金融工具的增长。在50年代，西方国家出现了现在被称之为金融创新的一系列带有革命性的变革，这种变革在70年代之后再次掀起并且一直持续着。金融创新使一大批新型的金融工具或货币替代物不断涌现，反映在统计数据上，便是“货币”外金融工具的迅速增长而原定义下“货币”存量增长的相对放慢。虽然大的金融变革自17世纪新式银行出现以来发生过多次，但在本世纪50年代之前，那些变革基本上都反映在不断扩展的“货币”范围之内，而50年代开始的金融变革已扩展到“货币”之外。由于各类新型金融工具难以用“货币”的概念所涵盖，所以，经济货币化分析便不能准确地反映金融对现代经济作用的增长。由此，把不断扩展和迅速增长的全部金融工具（包括广义货币和非货币金融工具）与经济总量联系起来分析，也即分析“经济的金融化”便是观察现代经济运行与金融作用增长的一个较为科学的方法。
衡量经济金融化程度的指标可用金融一经济相关比率。金融一经济相关比率分析开始于美国经济学家戈德史密斯，尽管他并没有使用“经济金融化”这一概念。在戈德史密斯的分析中，金融一经济相关比率是用金融工具总值与国民财富总值的比率衡量的。根据他的分析，发达国家的这个比率在110年前不到0.2，到1963年已增长到1.5，即金融工具总值超国民财富总值的50%。由于国民财富和金融工具总值的统计数据在各个国家都比较缺乏，为便于分析比较，本文用国民生产总值代替国民财富，用金融机构的金融资产代替全部金融工具。从替代计算的金融-经济相关比率看，发达国家在1880年大约平均为0.78，到1963年，该比率上升为1.55；而欠发达国家分别为0.025和0.54。1963-1993近30年间，世界所有国家的金融化趋势都在加快，发达国家已达到2.2，比较发达国家达到1.6，欠发达国家也已超过0.8。中国在改革之前的1978年，该项比率仅为0.57，15年后，迅速提高到1.5，高于欠发达国家，接近比较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
在经济货币化和金融化的过程中，金融业也按照产业发展的一般规律和特有规律不断推进着自己的发展进程。金融产业的初步形成是在17世纪初，而过渡到现代金融产业则经过了2个多世纪的时间。现代金融产业的形成与发展，使金融在推动国民经济发展的同时，也通过自身产值的增长为经济发展直接作出贡献。在目前，发达国家的金融业产值已占国民生产总值的15-20％。
随着经济现代化进程的加快，金融的国际化趋势也在迅速增强。这种趋势通过三个方面表现出来：一是跨越国界的金融业务已占据很大比重；二是金融机构的跨国设立；三是金融市场的全球一体化。金融的国际化既是金融自身所具有的内在特征，又是国际经济发展和金融业竞争的必然结果。金融国际化是国际经济一体化发展的重要前提，并在这个过程中起着有力的推动作用，而国际经济的一体化又为金融的国际化创造着坚实的基础。
第3章重点考察金融在现代经济发展中的贡献程度。
现代经济增长理论把促进经济增长的力量归结为两个方面，一是要素投入量的增加，二是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并且认为这两个方面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大约各占一半。按照这一思路，对金融贡献的分析也可以从两方面考察，即金融在促进要素投入量增加中的贡献和在促进要素生产率提高中的贡献。此外，由于金融在现代经济中还是一个重要产业，对金融贡献的分析还应包括金融业自身产值的增长。
金融在促进要素投入量增加中的贡献主要通过促进储蓄率、储蓄向投资的转化系数和就业量的增长体现出来。
金融发展能够促使社会储蓄率提高，这主要是由于以下二个原因：一是金融的发展使储蓄转化为未来消费变得非常容易，如货币储蓄显然比实物储蓄更为方便；二是利息的存在使储蓄能够带来增值从而为将来更多的消费创造条件。虽然金融发展（如提供消费信用）也有促使消费倾向增加的可能，但就总体说来，金融对消费一储蓄天平的改变是向储蓄一方倾斜。因此，金融可以在一定范围内使储蓄率上升，从而为投入量的增加提供源泉。根据世界银行的分析，在1965-1991年的26年间，全世界平均储蓄率上升了3个百分点，年均0.114个百分点。虽然储蓄率的上升并不仅仅是由于金融这一个因素，但金融无疑是最主要的一个。第二章第三节曾分析过金融量与经济量的增长关系，结论是金融机构资产量的增长和各种有价证券余额的增长大大快于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也快于世界银行分析的平均储蓄率的增长。这说明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的发展是促使社会储蓄率上升的主要原因。
金融不但能够通过自身发展促使可能消费（或可能储蓄）转化为实际储蓄，而且还能够促进储蓄向投资的转化。在任何社会中，在储蓄量既定的条件下，投资数量都取决于储蓄向投资的转化能力。在储蓄向投资的转化过程中，利息的高低和金融机构与金融市场的运作效率起着关键的作用。如果考虑到金融在现代经济中还可以提供超过储蓄量的信用货币投入，那么金融对要素投入量增加的促进作用就更加明显。
如果用储蓄率的年增长率和储蓄向投资转化系数的提高率代表金融对资本投入量的贡献，这一因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大约占到总经济增长率的7.36％。
金融促进劳动投入的增长，主要是通过促进就业比重的提高体现出来。金融不能使人口增加，也不能使劳动力增加，但可以使总劳动力中的就业比重增加。一方面，金融通过促进资本投入量的增加吸纳更多的就业人数；另一方面，金融领域直接吸纳了就业量。从就业结构来看，随着金融的发展，金融部门的从业人员比重在不断上升。如果用金融业就业人数占全国就业人数的比重的增长率代表金融对劳动投入量增长的贡献，那么这一因素在全世界范围内大约占到总经济增长率的2.5%。
把金融对资本投入量增长的贡献和对劳动投入量增长的贡献一并计算，则金融在现代经济中通过促进要素投入量增加而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大约占到总经济增长率的10%。
金融对要素生产率提高的贡献，在理论上分析并不十分困难，但作定量分析要困难得多。这是因为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是多种因素交织在一起共同起作用的结果。分析金融在其中的作用，可借用投资主体的外部融资比重来进行。要素生产率的提高首先从边际投入与边际产出的对比中反映出来，一般地，边际投人收益的提高意味着投资主体具有更强的投资欲望。在投资主体自有资本积累一定的情况下，会通过外部融资扩大投资。因此，投资主体外部融资的增长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投资主体的外部融资有两条途径：一是向金融机构借款，即间接融资；二是在金融市场上发行产权证券（股票）和融资证券（企业债券），即直接融资。企业间接融资比重的增长可通过金融机构资产（负债）总额与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增长来反映。企业直接融资比重的增长可通过股票债券总额与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增长来反映。根据所能得到的有关国家的数据分析，金融在这一方面的贡献程度在经济总增长率中约占1.3%。
金融业自身产值增长对经济的贡献分析比较容易，可用金融业产值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变化率来衡量。随着金融业的快速发展，金融业产值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不断上升。发达国家在60年代该项比值大约为10%，到90年代初，上升至15-20%，平均每年上升约0.3个百分点，在国民经济总增长率中的贡献程度约为8.6%。
总之，金融通过促进要素投入量的增长、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和自身产值的增长使其在总经济增长中的贡献大约占到1／5。
4章重点分析金融效率。
在金融推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金融效率起着关键的作用。金融效率的高低决定着金融发挥作用的成本和作用力的强弱，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整个经济效率的高低。
金融效率是指金融运作能力的大小。由于金融的特殊性，对金融效率的分析很难在一个统一的层面上进行，而应分层次考察。第一层次便是金融作为一种现代产业，金融机构作为这一产业主体在经营发展中的效率，它基本上代表着金融的微观效率；第二层次是金融作为经济发展中的一个重要因素在市场运作中的效率，也即金融市场效率，它反映了金融微观效率和宏观效率的结合；第三层次是通过金融机构经营发展效率和金融市场效率所反映出来的综合效率，也即宏观金融效率；第四层次是国家对金融的调节控制效率，反映着国家对金融的管理能力。
1．金融机构效率。金融机构效率主要通过金融机构的经营效率和发展效率体现出来。经营效率包括业务能力和盈利能力。业务能力体现在所提供的金融商品和金融服务对社会需求的满足程度、银行的清算速度、资产的增长率等方面；盈利能力建立在业务能力基础上，主要通过资产盈利率和资本盈利率来衡量。金融机构的发展效率是指金融机构作为金融产业主体在市场竞争中开创未来的能力，它主要通过金融机构的创新能力、资本的增长能力、设备的现代化配置能力及更新能力、人员素质和经营管理水平等体现出来。分析表明，近30年来，世界各国的金融机构效率都有了较大增长，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差距还很大。
2．金融市场效率。金融市场效率是指金融市场的运作能力和金融市场对经济发展的作用能力。金融市场的运作能力通过5个方面体现出来：①市场上金融商品价格对各类信息的反映灵敏程度；②金融市场上各类商品价格具有稳定均衡的内在机制；③金融商品数量及创新能力；④市场剔除风险的能力；⑤交易成本的大小。金融市场对经济的作用能力突出表现在市场对融资需求的满足能力和融资的方便程度这两个方面。
按照上述衡量标准进行分析，西方发达国家的金融市场效率要比欠发达国家高得多。西方发达国家的金融市场效率达到目前这样高的程度，经历了二、三百年的时间，其间也付出了一定的代价，出现过数次大的金融市场危机和几十次小的金融市场动荡。欠发达国家在确定本国金融市场发展战略和提高市场效率的过程中，认真研究发达国家的经验和教训，是极其必要的。
3．金融的宏观效率。金融的宏观效率是金融机构经营发展效率和金融市场效率对整个国民经济的作用效率。它综合体现在货币量（包括通货量、货币总量和货币结构）与经济总量的关系上。对金融宏观效率的分析可通过货币一经济比率、货币结构比率、货币乘数等来衡量。
（1）货币一经济比率。
货币量与经济总量比率既是反映经济货币化程度的指标，也是从宏观上衡量货币作用效率的基本指标。货币的作用效率越高，对货币的需求也就越小，货币量对经济量的比率也就越低。货币一经济比率可再分为三个层次考察，即通货一经济比率、货币（通货十支票账户存款）一经济比率和广义货币（货币十准货币）一经济比率。这三个层次的比率分别反映了不同货币口径下货币的作用效率。从通货一经济比率来看，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统计数据分析，1965年发达国家的通货量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平均为0.079，低于其他国家约1／3。到90年代初，该项比率在发达国家降至0.054，而欠发达国家则上升为0.12，比较发达国家该比率基本没有变化，保持在“0.1左右。发达国家的该项比率与比较发达国家相比大约低80%，与欠发达国家相比则低1倍多。中国在改革之初的1980年，该项比率为0.077，到1993年，上升为0.187，比发达国家高出2倍，也高于欠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只比埃塞俄比亚低一些。如果把通货一经济比率反算为经济一通货倍数，货币作用效率在不同国家的差异看得就更加明显。例如，1993年美国用3275亿美元的通货量实现了63779亿美元的国内生产总值，通货与GDP之比为1：19.5，而中国同年实现31380亿元人民币的国内生产总值却需要5864.7亿元的通货量，通货与GDP之比为1：5.4，经济-通货倍数反映出两国的通货作用力相差2.6倍。
由于一个国家的货币化、金融化程度对货币的需求有很大影响，因此在使用货币一经济比率分析金融效率时，还必须把这一因素考虑在内。
（2）货币结构比率
货币结构比率是指货币内部通货占货币的比重、货币占广义货币的比重和广义货币占金融资产的比重。随着各国金融化程度和金融效率的提高，货币结构比率也在发生相应的变化。但数量分析表明，在不同的金融发展阶段，货币结构比率的变化呈现不同的特点。
由于经济发展的复杂性和各国金融制度的差异，用货币结构比率衡量金融效率，需要把3种比率统一起来分析。可用3种比率之积代表货币结构综合比率，此值越低，意味着金融的宏观效率越高。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统计资料分析，近30年来，该项比率在三类不同的国家全部下降了，发达国家从1965年的0.073下降到90年代初的0.029，比较发达国家从0.172下降到0.068，欠发达国家从0.346下降到0.143。说明近30年间，所有国家的宏观金融效率均有了很大提高，但就水平衡量，发达国家、比较发达国家和欠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还很大。
（3）货币乘数
一般来说，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运作效率越高，货币乘数也就越大。因此，货币乘数的大小也是衡量一个国家金融宏观效率的重要指标。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994年报的数据计算，在1965-1993年的近30年间，几乎所有国家的货币乘数都增大了。发达国家平均从65年的5.53上升为93年的12.9，增长1.3倍；比较发达国家平均从65年的2.9上升为93年的6.1，增长1.1倍；欠发达国家则从1.85上升为3.4，增长约80%。虽然三类国家的货币乘数都增大了，但就总体而言，发达国家的货币乘数要比欠发达国家高出约3倍。
4．中央银行对货币的调控效率。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把中央银行（或货币当局）对货币的调控能力看作金融效率的一个指标是合理的，也是有意义的。一般来说，金融效率越高的国家，中央银行对货币的调控能力也越强。这是由于高效率的金融运行对中央银行的调控措施具有灵敏的反映度。因此，提高中央银行对货币的调控能力，必须着眼于提高总体金融效率，并在此基础上加强金融监管和货币政策工具的灵活操作。反过来，中央银行对货币的调控能力越强，也意味着金融的效率越高。中央银行对货币的调控效率可以通过两个方面来评判：一是调控措施的影响力；二是调控效果与预期目标的偏离程度。
全部数量分析表明，近30年来，不管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金融效率都大大提高了，但从横向比较，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仍然很大。金融发展在发展中国家具有巨大的潜力，而金融发展的重点应该在提高金融效率方面，而不应单纯依靠数量扩张。
第5章对如何提高中国的金融效率进行了探讨。
改革以来，中国的金融效率有了一定提高，但与发达国家和比较发达国家相比仍然存在较大的差距，特别是金融效率的提高远没有金融数量扩张那样显著。以金融数量扩张为主推动经济发展的基本格局，使经济在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带来许多新的问题，以致有人对经济发展和经济问题归结为“功在金融、罪在金融”。虽然发展中国家在经济起飞阶段和金融地位迅速上升时期，金融效率的提高慢于金融数量的扩张有一定的必然性，中国也不可能跳出这一规律，但当金融发展达到一定程度之后，金融效率的提高就具有更加重要的意义。中国目前的经济发展和金融发展已处在这一水平上，因此，如何提高中国的金融效率，是今后发展的一个主题。本章从7个方面提出了一些看法。
1．应该把金融业真正作为现代产业来发展。西方经济和金融发展史表明，金融对经济促进作用的发挥是在自身产业发展的过程中实现的，金融效率也只有在产业发展格局中才能得到提高。因此，要使中国的金融效率不断提高，就应遵循金融产业的发展规律确定金融发展战略。①真正把货币、资金作为“商品”来对待，努力创造条件，尽快取消用行政手段分配资金的办法;②金融商品价格的形成应逐步市场化；③建立和完善多元化、且具有竞争性的金融机构体系；④建立一个公平合理的规范化的市场金融运作机制；⑤把金融市场放到经济发展与金融业整体发展之中；③建立一个灵活有效的间接调控机制和金融监管机制。
2．从紧控制货币、着力搞活金融。主要依靠金融数量扩张促进经济发展往往伴随较严重的通货膨胀，而用创造多种非货币性金融工具而少扩张货币的办法满足投资需求，则能保证在低通货膨胀下实现较高的经济增长。要做到这一点，必须一方面从紧控制货币，一方面着力搞活金融。
3．调整金融市场发展重点，规范金融市场运作。发展金融市场的本质意义在于为投资者和筹资者提供环境与条件进而促进投资和经济发展。中国目前的金融市场状况有脱离真实经济发展的趋向，其主要表现是二级市场的独立发展和企业在一级市场上筹资困难并存。要使中国的金融市场健康发展，必须脚踏实地，立足于基础，而不能弃本求末，追求虚假繁荣。中国作为一个正在起飞中的发展中国家，资金的需求量很大，金融市场应该成为提供资金来源的重要渠道，因此，金融市场发展的重点应转移到以融通资金为主要功能的货币市场和与实质投资直接相关的证券一级发行市场上，在此基础上再稳步发展二级市场。二级市场的发展应以提高证券的流动性、为一级市场创造良好环境为目的，而不应脱离一级市场单纯追求交易量。西方国家的金融市场发展到今天这种程度用了几百年时间，虽然我们不必重走几百年的西方金融市场发展之路，但也不能完全模仿西方金融市场现有的一切做法。中国的金融市场应该与现阶段经济发展水平、信用基础与企业和金融机构状况相联系，并应带有中国的一些特色。
4．强化金融机构内部管理，提高金融机构素质。金融效率的提高，起基础作用的是金融机构的高效率。金融机构效率的提高，虽然需要良好的外部条件，但加强自身内部的管理也是关键的一环。金融机构内部管理包括业务管理和行政管理。在西方国家，金融机构的内部管理已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在我国，管理的科学化还只是刚刚起步。
5．加强金融监管，改善金融调控方式。金融监管着眼于金融运作，金融调控着眼于金融总量。加强金融监管，是在市场金融运作中保证金融机构安全和提高资产质量的内在要求，加强金融调控，是经济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因此，金融监管和金融调控不是限制金融发展的因素，面是促进金融健康发展和提高金融效率的重要措施。要使金融活而不乱，实现发展、效率、稳定三者的最优结合，监管方式的科学化和调控方式的灵活有效是最为关键的一环。
6．积极创造条件，逐步实现与国际接轨。金融国际化是世界金融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它带动了国际贸易和整个世界经济的发展。中国金融改革的目标之一是逐步实现与国际金融的接轨，国内金融机构必须为此作好充分准备，并且还要积极创造条件。
1.1制度变迁模式的影响因素
制度变迁模式主要包括强制性与诱致性变迁制度。前者是以国家为主体的制度模式，农村金融与经济的不协调很大程度是政府强制供给的结果。这种制度模式下信息具有滞后性，是创新率以及有效性低的表现，受到外部因素环境影响时，很容易造成农村经济瘫痪的情况，在过去的计划经济体系模式下经这种制度模式被广为使用。另外一种诱致性制度一般指企业或个人自行组织和实行，经过国家确认的制度模式，制度的弹性有效率比较高，创新成本比较低。改革开放以后，诱致性制度模式开始用于城乡企业之中，促进了经济的飞速发展。金融体系的不完善抑制了农村经济的发展，主要原因在于农村金融制度以政府行为为主导，农村经济主体缺乏自主性，如农业发展银行的成立、农村信用社的改革等。因此在金融制度不完善的情况下，经济的发展也受到很大影响。
1.2制度创新环境的影响
制度的不断完善以制度的创新环境为前提，创新环境中最有效的制度便是创新激励制，农村金融体制与经济制度创新不协调的重要原因就在于农村金融制度中缺乏激励机制。现阶段国家的金融管制一直比较严格，尤其对民间金融不认可，因为它没有法律地位，所以经常以打击的手段将其抹杀，导致整个农村金融市场缺乏竞争性。另外对农村金融制度的创新需要太多的成本，新制度体系代替旧制度过程中，会影响到很多政府部门以及金融组织的利益，所以在没有健全的制度保障下，制度的创新改革很难得到支持。同时农户的创新能力也没有得到重视，没有完善的制度体系来保障农民的实际话语权，所以在金融制度完善过程中很难发挥作用。
2农村经济与农村金融不协调发展的制度分析
2.1信用制度分析
制约金融发展的因素很大程度上来源于信用，但农村经济中，金融信用体系一直不够完善，严重阻碍了农村经济的发展。现阶段农村的企业信用体系与个人信用体系不健全，导致金融机构很难对企业及个人的经济活动做出信用的评估。另外农村获取消息的渠道过于狭窄，经济信息开放的程度很低，企业及个人在信息量掌握方面都很欠缺。同时金融机构也无法合理地分析农村企业及个人的经济活动。
2.2法律制度的分析
从一定程度上分析，我国农村金融主体在法律法规体系中缺乏制度保障，如产权制度和治理结构等。金融债券方面很没有明确的法律法规，使农村金融机构得不到有效的法律保障，严重阻碍了金融机构的发展。
2.3监管制度的分析
农村的金融监管缺乏完善的法律法规体系，很多金融监管的法律法规是为内部利益以及监管权利服务的，忽视了农村金融需求主体的利益，另外现阶段的正规监管机构以及非正规的金融监管机构都缺乏健全的规范体系，大多以无序化的方式进行管理，导致监管不能真正落到实处，农村金融方面问题日趋增多。
2.4中介制度的分析
当前农村金融业务主要体现在企业和个人的贷款方面，很多个体企业中存在做假账、虚假报税等现象，导致金融机构很难了解企业的实际情况，对个人贷款用方面也难把握，加之中介机构的虚假审计信息频频出现等，使农村金融制度的完善受到很大阻碍。
3农村金融与农村经济不协调发展的措施
3.1建立健全信用体系
农村金融体制的完善需要加强企业与个人的信息统计，并利用计算机进行信息储存与传递，保证金融机构与金融需求者的信息沟通。此外必须要采取责任制与奖惩制，使每个部门严格执法，减少金融生活中的失信现象。
3.2创造农村金融法律环境
现阶段农村企业及个人必须摆脱计划经济的束缚，将自身融入新的经济体制模式下。法律法规体系需要不断完善，明确企业和个人的权利、义务及利益。同时农村信贷金融机构也需要不断健全法律法规，为农村金融的发展创造良好的法律环境。
3.3完善农村金融监管制度与中介制度
农村金融监管方式需要逐步调整，根据农村实际情况，以现代化方式和理念进行金融管理，主动采取风险控制与防范的措施，将监管工作做到透明化，使监管制度更加完善。此外对于农村金融的中介机构，需要逐渐转变意识，使整个行业向市场化以及竞争化方向迈进，以相关的政策规范引导中介机构提高服务水平。同时要多引进发达国家的金融管理经验及组织形式，完善农村金融中介制度。
4结论
生态环境，指由生物群落及非生物自然因素组成的各种生态系统所构成的整体，主要或完全由自然因素形成，并间接地、潜在地、长远地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产生影响。虽然生态环境与自然环境在含义上十分相近，但两者并不等同，自然环境的外延比较广，各种天然因素的总体都可以说是自然环境，但只有具有一定生态关系构成的系统整体才能称为生态环境。生态环境是自然环境的一种，二者具有被包含关系。将生态环境这一自然科学的概念引入金融领域，与金融这个社会科学的概念相结合，便产生了具有崭新内涵的金融生态环境这个概念。
从理论上讲，金融生态环境是个仿生概念，是借用生态学上的提法对金融环境进行的描述，通常指金融运行的一系列环境要素。广义上的金融生态环境是指宏观层面的金融环境，指与金融业生存、发展具有互动关系的社会、自然因素的总和，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地理、人口等一切与金融业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方面，主要强调金融运行的外部环境，是金融运行的一些基础条件；狭义上的金融生态环境是指微观层面的金融环境，包括法律制度、行政管理体制、社会诚信状况、会计与审计准则、中介服务体系、企业的发展状况及银企关系等方面的内容。而区域金融生态环境则是指某一个区域内的金融生态环境，即某一区域范围内金融运行所涉及的所有影响因素，其状况的演化与变革是整个金融生态环境建设、优化的前提和基础。由此，金融生态环境的概念，既包含通常意义上的微观层面的金融环境，也包括整个金融市场得以生成的环境。与通常的金融市场的概念相比较，金融生态环境更强调金融系统与所处环境的相互依存、相互影响以及协调发展。而区域金融生态环境，指一个国家或地区的金融生态环境。从生态角度看金融发展问题，反映了科学发展观的根本要求，也是系统性和可持续性观念的体现。
二、优化金融生态环境与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的关系分析
良好的地区金融生态环境，不仅有利于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和地区金融业的健康发展，对促进该地区经济发展同样重要。在当前经济发展阶段，提出改善地区金融生态环境是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一种必然的要求。
（一）促进地区经济与金融和谐发展的要求
改革开放以来，各地区在金融生态环境建设方面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由于我国金融生态环境本身基础差，起点低，加上长期的计划经济体制和观念下遗留的弊病，各地金融生态环境的现状尚远不能满足该地市场经济环境下金融业健康可持续发展的要求。主要表现在：有些企业利用破产法的不完善，以破产逃避还债，导致银行内大量坏账的产生；由于没有完善的社会信用评价体系及其相应的管理系统，银行在通过借款人信用对贷款风险作合理评估方面还有很多困难；由于会计、审计、信息披露等标准不高，“骗贷”现象依旧屡禁不止；相关的中介行业的专业水平普遍不高，容易被买通作假。所以，为了促进地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必须采取有效措施以改善地区金融生态环境，达到金融与经济环境的和谐发展。
（二）适应新形势下对内、对外进一步扩大开放的要求
改革开放以来，外资对各地区经济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但各地区吸引外资的手段基本一致，即通过优惠政策（主要是税收和土地两个方面）鼓励外资到本地进行投资。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某一阶段，这种在所得税、土地等生产要素上，对内资、外资有不同待遇的政策对经济发展具有积极促进作用。但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这种差异的继续存在将对本国以及本地区民营经济的发展不利，对国家和本地区的税收也会产生负面影响。同时，经过这二十年的发展，国内可利用的资金总量也达到了相当水平。因此，下一阶段的发展就应该在继续扩大对外开放的同时扩大对内开放，逐步实现包括企业所得税在内的内外资优惠政策体系的并轨，逐步把外资的激励机制由优惠政策转变到公平竞争的软环境上来。而建设公平竞争的软环境的关键之一就是建立良好的金融生态环境。（三）区域金融与区域经济发展的正反馈机制
市场经济条件下，良好的区域金融生态环境不仅能促进区域金融的可持续发展，并且通过金融核心作用的发挥能够推动区域经济的快速发展，而区域经济的快速发展反过来又会推动对区域金融的发展，从而形成两者良性互动的正反馈机制。因此，应该采取措施，不断优化区域金融生态环境。实践证明，一个金融生态环境良好的地区必然吸引资金。地方政府要想吸引资金，促进当地经济发展，就必须高度重视金融生态环境建设，把加强和改善本地区的金融生态环境作为一项基础性工作来抓。
三、优化区域金融生态环境的对策
（一）提高地区经济竞争实力
加快本地区经济市场化进程，按照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努力培育本地区的市场经济氛围，不断改善经济运行环境。加快地区经济结构调整，要根据国家宏观调控要求和地区经济发展优势，坚持有保有压、区别对待，切实加强和支持地区经济发展中的薄弱环节，使地区经济真正实现全面协调与可持续发展。积极深化本地区企业的改革，使企业真正成为独立的市场主体，完善公司制度建设，特别是要健全财务会计制度，规范财务报表行为提升企业的经营管理能力，进而提高企业赢利能力，从根本上降低银行的贷款风险。
（二）健全地区社会信用基础
健全维护金融债权的法律和执法体系，完善市场经济条件下调整和规范交易主体之间债权债务关系的法律体系，在立法上要充分体现保护债权人利益的原则，特别是在企业合并、分立、中止等过程中，要突出和强化银行权益，切实保证债权人权利。建立和完善多种形式的信用征信和评价体系，各级有关部门要充分整合利用各种信息资源，建立以政府主导、市场化运作、社会化服务的信用评价机构，制定出统一的信用体系、规范标准和查询体系，提高信用数据的开放共享程度，使信用度真正成为银行在考察贷款申请者时所能依靠的最重要的指标之一。重塑“诚实守信”的社会价值观念体系，把强化信用意识作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一项基础工作，加强全民信用教育，强化道德约束，提高民族信用水平和信用素质。
（三）加快地区金融市场建设
要发展多种类型的金融机构，构建多类型、多层次的金融市场，尤其是利用地区经济发展优势，借助发达的现代信息技术和网络，树立区域金融机构的优势；规范发展社会中介服务机构，要提升中介机构的专业化服务水平和诚信水平；要从政策上鼓励和扶持与金融生态环境密切相关的一系列专业化的中介机构的发展，培植一批诚信水平高的有代表性的专业化中介机构，形成良好的中介行业道德风范；要继续提高审计、会计、信息披露等标准，在向高水平国际标准看齐的同时，结合我国自身行业和企业制度特点，制定适合我国国情的高标准的审计、会计、信息披露标准；同时还需要在标准的执行方面进一步改进，努力保证审计会计准则不论在大企业还是中小企业中都得以真正严格执行。
在建设地区金融生态环境过程中，地方政府要前瞻性地认识到资金按市场原则流动在市场经济日益深入发展形势下的客观必然性，高度重视改善金融生态环境对增加信贷投入、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战略意义，把争取金融支持的重点放在主动地、超前性地改善金融生态环境上。地方政府应重视商业银行在内部评级中对本地区的看法，有针对性地采取措施，提高自己的评级等级，以此争取商业银行在资金调度、信贷授权等方面对自己给予支持。同时进一步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推行政务公开，提高依法行政水平。规范政府服务收费，取消不合法的收费项目，合并或取消重复设置的收费项目，进一步简化抵押、评估费用和手续，降低企业经营和信贷成本。
参考文献：
1、徐亚军.优化区域生态环境的思考[J].上海金融,2006(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