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10-05 03:31:35
一、作为科学—技术观的“技术化科学”
在现代科技叙事中，充斥着大量基于科学的技术和技术导向的科学，面对生命技术（biotechnologies）和新材料科学（newmaterialsscience）之类的称谓，人们往往为难以明晰区分科学与技术而倍感困惑。这种困惑的根源在于，在一种根深蒂固的观念看来，科学主要涉及抽象纯粹的理论知识，技术是纯科学理论知识的应用。这就是源于启蒙理性主义并为逻辑经验主义所强化的基础主义的科学－技术观：一方面，科学是追求自然永恒真理的活动，科学理论知识是对自然实在的镜像式的反映或表征（representation，又译“表象”，两种译法各有其意味，本文中采用“表征”，但在若干引文中为尊重原译也采用“表象”），技术被界定为应用科学；另一方面，虽然经验是科学知识的客观性的保障，但经验的获得要么被简化为被动的观察，要么被视为理所当然，工具和实验等技术性因素在经验获取中的作用未得到应有的重视。虽然在科技通史或科技通论中早就以“科学技术化”和“技术科学化”论及科学与技术渗透互动的事实，但这些大而化之的叙事的前提依然是基础主义的科学－技术观。就科学哲学和科学与技术研究而言，对这一科学－技术观的超越经历了一个迂回而趋同的过程。
在科学哲学中，经过后实证主义与新经验主义两次转向，实现了从理论偏向的基础主义到理论偏向的相对主义再到注重科学的技术性向度的科学－技术观的转变。汉森等人阐发的观察渗透理论的论点对中性观察语言的解构以及杜恒－奎因论点对知识整体论的倡导，从内部削弱了逻辑经验主义主张的基础主义预设，以库恩为代表的历史主义学派的兴起则导致了后实证主义转向。在后经验（即后实证）主义看来，科学共同体将自己的理论表征与其他理论表征相比较，而不是与被观察的、未经解释的世界相对照（劳斯，2004，第4页）。但不论是历史主义或后实证主义，依旧是理论知识偏向的，在科学－技术观上依然重科学理论而忽视工具与实验等技术性论题。后起的新经验主义则既不愿意回归逻辑经验主义坚持的基础主义，又不满足于历史主义和后经验主义的相对主义立场。赫斯（MaryHesse）、卡特赖特（NancyCartright）、哈金（IanHacking）等新经验主义者意识到：技术已经内化于现代科学之中，对自然过程进行技术控制不再是理论发现的副产品；科学或许无法通过实验室环境下产生的理论推演出统一的理论架构，但人们依然可以在发现现象、建构唯象理论、操控自然与获得经验的能力上不断进步。（同上，第9－11页）哈金看到，“值得惊喜的是从17世纪以来，我们居然积累了如此之多的经验知识。”（哈金，载皮克林编著，2006，第32页）他认为这表明实验室仪器能够稳定地捕获和累积物质现象，而导致这种稳定性的原因在于，当实验科学在整体上是可行的时候，它倾向于产生一种维持自身稳定的自我辩护结构。这自然会令人联想到杜恒－奎因论点，但哈金却明确指出，基于心智论的杜恒－奎因论点拘泥于理论论题，而未看到：我们在调整理论与观察的不一致时所改变的不仅是思想，还有我们的世界；如果从物质论（materialism）出发，将论题扩展至思想、事实和制造过程的关联性，杜恒－奎因论点将有助于我们理解我们的世界和我们关于这个世界的知识何以具有如此显著的确定性，而不再止于暗示经验证据对理论知识的不充分决定性。（同上，第32－33页）由此，新经验主义最终超越了基础主义的理论优位的科学－技术观，形成了凸显科学的技术性与物质性向度的科学－技术观。
在科学与技术研究中，经过社会建构论与异质性实践分析两个阶段，实现了从基础主义到建构论的相对主义再到基于异质性技术化科学实践的科学－技术观的转变。早期的科学社会学和技术社会学因受到基础主义的影响而鲜有针对科学认知过程和技术实践过程的探讨。在历史主义学派和后实证主义的影响下，科学知识社会学和新技术社会学（如SCOT）分别打开了科学知识的与技术实践的“黑箱”，试图以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诉求（行动者的力量）还原概念网络与人工物的不确定性的形成、拓展和终结。而这种社会建构论难以克服的悖论是，它一方面导致了相对主义并主张多元主义，另一方面却建立在本质主义的预设之上——将社会利益视为隐藏在科学概念和技术人工物背后的更本质的因素。使建构论得以摆脱本质主义的是拉图尔（BrunoLatour）等提出的行动者－网络理论（ANT）。它将科学理解为一种实践过程，从实践要素的异质性出发，关注实验室、仪器等技术性情境，用异质性要素的互动整合描述知识与人工物的建构过程。由此，科学、技术、知识、人工物、文化、社会等要素不再拘泥于逻辑与概念上的分殊，而在实践层面互动整合。正是基于此视角，拉图尔进一步引入了“technoscience”（鉴于这一概念较基础主义的科学－技术观更为重视物质性与技术的作用，本文将其试译为“技术化科学”）这一实践性概念。以此诠释具有内在关联的科学与技术实践的复杂性与多向性，便带来了基于异质性的技术化科学实践的科学－技术观：一方面强调技术与科学在知识与人工物的建构中整合为同一过程；另一方面坚持物质论立场——“科学与技术通过物质性的行动与力量的相互转换而运作起来，科学表征是物质性操控的结果。”（Sismondo,p66）
技术化科学这一新的科学－技术观的提出，超越了基础主义和建构论的相对主义，使科学研究与技术研究整合为科学与技术研究。但从哲学或科学哲学的层面来看，其内涵显然远不止于此。在进一步探讨这一观念的内涵及其对于当代科学哲学的意义之前，值得思考的一个问题是：技术化科学所蕴含的是一种前所未有的科学－技术观吗？
二、技术化科学是一种全新的科学－技术观吗？
纵观两千年来的科学技术史或者“真理的历程”，从阿基米德的杠杆到波义耳的空气泵，从高能加速器到多莉羊，这些技术与科学的相互交织与结合，都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技术对于科学的基础性作用。实际上，很多现代思想家并没有无视这些事实。意味深长的是，在当代科学哲学和科学技术研究之前，海德格尔和杜威两位思想大师曾分别从不同的角度深刻地阐发过与技术化科学十分投契的科学－技术观，对这些思想资源的回顾无疑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把握技术化科学这一观念的源流与谱系。
在海德格尔关于现代技术与科学的存在论反思中，所持的是一种超验化（transcendentalize）的本质主义立场，其基本理路是：（1）现代的命运取决于现代技术与科学共同具有的“技术之本质”——“座架”（Gestell）——兼具限定（stellen）与促逼（herausfordern）的去蔽（revealing）方式，使包括人在内的一切事物沦为技术对象和持存物（Bestand）(Heidegger，P252-264)；(2)然而，其所揭示出的并非存在而只是存在者，现代性的危机源于这种方式遮蔽了其他的去蔽方式，令真理无法彰显，并使存在本身无处安身；(3)由此，即便这个世界有其超验的本质，也跟现代技术与科学无关，从而在根本上颠覆了“科学探究真理，技术应用科学”这一基础主义的科学－技术观。
海德格尔对现代技术与科学的批判，实质上是从反思的角度论述了他的科学－技术观，其基本论点有二。其一，现代技术与科学统一于现代技术之本质。而在这种超验视角下，科学与技术又是一种什么关系呢？他指出：“科学乃是现代的根本现象之一。按地位而论，同样重要的现象是机械技术。但我们不能把机械技术曲解为现代数学自然科学的纯粹的实践应用。机械技术本身就是一种独立的实践变换，唯有这种变换才要求应用数学自然科学。机械技术始终是现代技术之本质的迄今为止的最为显眼的后代余孽，而现代技术之本质是与现代形而上学之本质相同一的。”(海德格尔，1996，p885)在《现代自然科学与技术》一文中，他更明确地指出，现代科学与现代技术在本质上是同一的，与其说科学是技术的基础，不如说现代自然科学拥有技术化思维的基本形式。(参见Glazebrook，p252)正是在共享“技术之本质”的意义上，“技术将存在揭示为持存物”与“科学将存在表象为对象”互为基础，科学与技术成为相互交织的统一体。
其二，现代技术与科学是一种操控性和制造性的实践。根据《世界图象的时代》的论述，科学研究即“认识把自身建立为某个存在者领域（自然或历史）中的程式（Vorgehen）”，在本质上具有可操控性；而“唯有在自然知识已经转换为研究的地方，实验才是可能的”，因为实验意味着“表象出一种条件，据此条件，在其过程之必然性中的某种运动关系才能成为可追踪的，亦即通过计算事先可控制的。”因而，内在于现代技术与科学的“技术之本质”，导致了世界成为图象和人成为主体这两大相互交叉、决定了现代之本质的进程，此进程就是作为图象的世界被征服的过程，其中“图象”（Bild）的内涵是“表象着的制造之构图”。（海德格尔，1996年，P887－904）
与海德格尔相反，早在1929年，杜威就在《确定性的寻求：关于知行关系的研究》中从正面阐述了他的实用主义的科学－技术观。首先，他将科学视为一种借助行动来进行认知的知行合一的探究活动。他认为，科学认知过程事实上已经废弃了对知行界线的划分：“知识必须有观察而观察是深入自然界所知对象之中的”（杜威，2005，P165）；“实验的程序已经把动作置于认知的核心地位”（同上，P26）。其次，他强调科学的目的在于控制，知识的价值取决于操作结果。他指出：“思想的任务不是去符合或再现对象已有的特征，而是去判定这些对象通过有指导的操作以后可能达到的后果”（同上，P104）；“知识的准绳在于用来获得后果的方法而不在于对实在的性质具有形而上学的概念”（同上，P170－171）。
在杜威的思想中，渗透着两种基本的哲学立场。其一为反本质主义。他将那种认为科学的发现揭示了最后实在和一般存在的固有特性的见解视为旧形而上学的残余，并对哥白尼革命做出了反本质主义的诠释：“我们并不需要把知识当作是唯一能够把握实在的东西。”（同上，P227）也就是说，基于知觉和经验的知识观念，不应该被视为被知觉和被经验的事物本身所固有的形而上学本质，不可以上升为形而上学的独断。其二为实用主义的实在论。他认为，认知活动意味着一种存在与另一种存在的交互作用。认知者在世界之内，其所经验的世界就是一个实在的世界（realworld），但其原始状态并非我们所认知的世界，所经验的对象唯有通过一系列的认知操作才可能被赋予以形式和关系，实在因此得到重构并可能被纳入受控制的变化进程。他认为，真正可与哥白尼革命相媲美的哲学变革在于：放弃本质主义并诉诸经验实在，不再试图通过把握本质而获得绝对的确定性，转而运用主动控制调节的方法寻求高概率的安全性，即把判断的标准从依据前件转变为依据后果，从无生气地依赖过去转变为有意识地创造未来。（同上，223－224）
三、非表征主义的技术化科学意象
杜威的反本质主义和实用主义的实在论观点发表多年之后，在科学哲学和科学与技术研究中，才开始反思杜威拒斥过的知识的表征主义模式。所谓知识的表征主义模式是基础主义的科学－技术观在认识论层面的表现，可上溯至西方哲学的源头，其大意是：我们可以获得对世界的表征，但世界又独立于我们对它的表征，因此知识所关注的是如何才能抵达那些被设想能与表征相符合的事物（劳斯，2004，p2-3）。在这种对于知识的镜像式的理解模式中，存在一个难以克服的悖论：一方面，为了保证表征的无误，认知主体只能被动地接受并反映认知对象或所与（given）；另一方面，在表征的过程中，认知主体又必然有其自身的视角并受到工具（即便这种工具拥有超越的透视功能）等条件的制约。因此，受到这种观念影响的传统科学哲学虽然曾经在对科学理论知识的研究中收获颇丰，但在其内部的知识整体论和历史主义学派的冲击下，作为其预设的经验论的基础主义和超历史的真理观不得面对相对主义的挑战。
在这一挑战下，科学理论不再理所当然地被视为具有真理性的、与世界相符合的表征，也不再拥有绝对优先的地位。这迫使科学哲学领域内外的一些学者或者视技术为科学的内在要素，或将技术与科学整合进异质性的实践网络，或将技术与科学统一于人的知觉层面的现象，开始从新经验主义、科学与技术研究（如后SSK）和现象学等不同的视角关注“作为技术的科学”（scienceastechnology），不再将技术视为低科学一等的“科学的应用”，而从技术与科学相互交织（interwoven）的角度统观二者，形成了一组不同于基础主义的科学与技术意象的非表征主义的技术化科学意象。
1、从实验实体到现象创造
面对基于后实证主义和建构论的相对主义的挑战，新经验主义的基本策略是诉诸实验以拯救实在论，强调实验实体与现象创造，这使狭义的技术化科学的意象——作为实验科学的意象得以凸显。
针对由相对主义激发的科学实在论与反实在论之争，哈金（IanHacking）提出了实体实在论。他指出，关于科学实在论与反实在论的探讨大多拘泥于理论、解释和预言等层面，在这些层面上的争论必然是没有结论的。只有在实验等技术实践层面，才可能为科学实在论辩护，并且这种实在论并不是一般意义上关于理论和真理的实在论，而是关于实体（entities）的实在论。哈金认为，尽管两种实在论看似孪生关系，但事实上大多数实验物理学家都是实体实在论者而非理论实在论者。在实验物理学家看来，电子不是理论实体，而是实验实体；当他们承认电子和夸克真实存在时，是因为对这些原则上无法直接观察的实体的有规则的操控，能产生出新的现象，并引向对自然的新探究。在他看来，干预与制造都是形成实在的素材（stuff）。他从培根的思想中看到，实验者之所以相信实体的实在性，是因为他们能把握实体具有的因果属性（casualproperties）并将其用于干预自然。一些实体在发现之初，不过是假设的实体，而一旦掌握了它们所具有的因果力量（casualpower），就可以用它们建造一些实验设施并产生新的效应，实体因此变得真实。（Hacking，1983a，p71-87）在实体实在论的基础上，哈金又提出了现象创造的论点，强调实验现象是由科学家创造的。他拒斥了“实验科学家发现世界中的现象”这一刻板意象，并指出“实验就是通过创造和制造获得精致而稳定的现象”，而现象是“公开的、规则的、可能是规律般的，但也可能有例外的”（Hacking，1983b，，p222，230）。他认为，有史以来在实验室中首次产生的现象就是制造出来的，如霍尔效应就是由霍尔在实验室中创造出来的。当然他也注意到现象创造不等于物理实体的创造。
对此，哈雷（RomHarre）也主张，论及真实世界的行动与实体时必须研究实验，科学之所以有所发现是因为它能制造人工物，研究者训练有素的行动是实验现象与自然的因果属性的中介；并且实验现象不能纯化为仪器探测的语用（pragmatics）关联，实验室技能不可通过归纳论证模式加以还原。他强调，在当代科学中，科学发现所与（given）实在而技术仅以造物为旨归的二分已经消弭，真实世界的因果属性是某些实体在一定条件下可探测到的能力（capacities，此概念在卡特赖特处得到发挥），只有透过恰当的仪器才能揭示实验现象的因果机制进而驱使自然释放其能量。（DanielRothbart,GeneralIntroductionin:Harre,ppⅷ-ⅸ）显然，正是实验实体的功能性的呈现和发挥使其得以证明自身的真实性：一方面支撑起理论实体对世界的结构性描述，另一方面也决定了可以揭示的现象的范围及其深度。实验科学中涉及的实体和现象的内在的功能性和技术性是使其成其为科学的前提，也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实验科学是技术化科学。
2、从实验室科学到实践的冲撞
拉图尓等人倡导的实验室研究和渗透于技术化科学概念中的异质性实践分析方法激发了后SSK研究，形成了整合性的科学与技术研究进路，也带来了广义的技术化科学意象——“实验室科学”或作为实践和文化的技术化科学。
拉图尓在《科学在行动：怎样在社会中跟随科学家和工程师》（1987）一书中提出了技术化科学这一概念，旨在描述“正在形成的科学”（scienceinmaking），并冀图以此涵盖所有与科学或技术实践相关的异质性要素。他从行动者－网络理论出发，在符号学的意味下考察了各种人和非人的作用要素的相互作用，从文本到实验室再到自然，将其诠释为一种以技术为中介并负载权力的创造和解决争端的社会建制。显然，他所说的技术是一般的操作和制造意义上的。一方面，作为中介的实验室是产生记录的地方，但我们并不是通过仪器直接把握自然，而是对仪器所显示的可视的内容进行解释。为了减少不同解释间的冲突，实验室会引入新仪器，直到就解释达成某种共识。因此，人们所说的自然或科学事实并不像传统科学观所声称的那样——被发现、独立于科学解释而存在并作为科学争论的裁判，而是恰恰相反——科学事实是在实验室中建构的，是实验室与权力关系相互影响的结果。另一方面，科学并不是少数人的事业，而是一种大规模的知识生产机制；当人们使用“科学和技术”这一虚构的概念来谈论科学活动时，会形成一种错误的刻板印象：少数科学家和工程师担负着生产事实的全部责任。（拉图尔，2005，第289页）
技术化科学这一概念的内涵并不仅仅指涉内在于当代实验科学的技术性，而意在进一步揭示当代科学技术活动的基本特征——异质性的社会文化实践。在拉图尔等人的实验室研究的基础上，实验哲学家哈金从对科学实验的关注转向对“实验室科学”的讨论，并与皮克林（AndrewPickering）等人共同开启了后SSK研究。在哈金看来，“‘实验室’（laboratory）是一个远比‘实验/试验’（experiment）严格得多的概念”，“实验室科学在孤立状态下使用仪器去干预所研究对象的自然进程，其结果是对这类现象的知识、理解、控制和概括的增强。”（哈金，《实验室科学的自我辩护》，载皮克林编著，第36页）而引入这一概念辨析的根本原因是，实验室科学能够较实验科学承载更多的实践与文化意蕴，以此为要津，可以透过实验室之中和实验室之外所有可见的异质性文化因素的相互作用，将科学理解为一种实践的过程。（皮克林编著，中文版序言第2－3页）正是在此意义上，实验室科学呈现出广义的技术化科学意象——作为实践和文化的技术化科学。
沿着后SSK的脉络，其代表人物皮克林运用“实践冲撞”的概念，从人类学视角分析了作为实践和文化的技术化科学的意象。大抵受到德勒兹的影响，皮克林一反西方对隐藏于世界背后的永恒秩序的追求，转而主张一种基于人与物的力量（agency）的实践冲撞（mangleofpractice）所带来的开放式的世界场景。他指出，我们不应该认为世界是由隐藏的规律控制的，不应只关注表征，因为那样只会导致人和事物以自身影子的方式显示自身，即便是科学家也只能在观察和事实框定的领域中制造知识。而真实的世界充满了各种力量，始终处在制造事物（doingthings）之中，各种事物不是作为人的观察陈述而依赖于我们，而是我们要依赖于物质性力量，人类一直处在与物质性力量的较量之中（皮克林，2004，第6页）。因此，应该超越仅仅作为表征知识的科学，运用操作性语言（performativeidiom），把物质的、社会的、时间的维度纳入其中，将“科学（自然包括技术）视为一种与物质力量较量的持续与扩展。更进一步，我们应该视各种仪器与设备为科学家如何与物质力量较量的核心。作为人类的力量，科学家在物质力量的领域内周旋……构造各种各样的仪器和设备捕获、引诱、下载、吸收、登记，要么使那种力量物化，要么驯服那种力量，让它为人类服务”（同上，第7页）。在他的论述中，有一种德勒兹式的后人类主义存在论，即主张以人和物的非二元论组合来取代人类在历史行动中的中心地位。在作者看来，这不仅仅凸显了技术化科学的文化实践意象，更昭示着技术化历史这一后人类情境。3、从知觉拓展到工具实在
现象学作为一种欧陆的思想资源更倾向于将科学和技术作为一种整体现象加以考察，也就是说在相关的语境中，提及科学往往也包含了技术，谈到技术并不排斥其科学内涵。因而，在现象学乃至解释学层面更易于呈现技术化科学意象。
在科学哲学中，克里斯（RobertP.Crease）曾用现象学的方法探讨过实验（Crease，1993）。他将实验类比作表演（performance），认为其所上演的是自然之剧（playofnature）。他从胡塞尔的知觉现象的双重视域（内与外）出发，结合杜威的科学探究观，将科学实体视为可以运用可读技术加以把握和探究的现象。在后SSK谱系中，论及实验室作为解释科学成功机制和过程的场所时，诺尔－塞蒂娜（KarinKnorrCetina）放弃了理性或合理性等视角，转而诉诸梅洛－庞蒂（Merleau-Ponty）的“自我－他者－事物”（self-other-things）系统和科学所制造的现象域（phenomenalfield）在形式上的重组。她认为，“对于梅洛－庞蒂来说，‘自我－他者－事物’系统并不是独立于人类行动者，独立于主观印象，或独立于内在世界，而是一个被经历的世界（world-experienced-by），或与力量者相关的世界（world-related-to-agents）。实验室研究所暗示的实验室是一种改变与力量者相关世界的手段……它改进了与社会秩序相联系的自然秩序。”（诺尔－塞蒂娜，《睡椅、大教堂与实验室》，载皮克林编著，第122页）这种改进依赖于自然对象的可塑性：实验室很少研究那些仿佛是在自然中显现的现象，而大多研究对象是想象或视觉的、听觉的或电的等的踪迹，并进而研究它们的构成、提取物和纯化了的样本；以天文学为例，随着观测仪器和信息处理手段的提升，天文学正在从观测科学转变为处理影像的实验室科学。（同上，第133页）
伊德（DonIhde）的现象学意味的工具实在论所彰显的也是技术与科学相互会同的意象。他认为，假如人们可以借助仪器拓展知觉，即便是一些涉及高深抽象理论的科学研究也是与知觉高度相关的，甚至可以在知觉层面使人的身体获得拓展，而涉身（embodiment）于最前沿的科技现象之中。（ValDusek,pp22-23）他运用“知觉解释学”的方法将身体对世界的知觉与解释结合起来，由情境主义的方法揭示了作为经验中介的科学工具如何创造出新的知觉，并获得了工具实在论的立场：科学是一种解释学实践，依赖工具对事物的科学分析，真实的世界只有当其为科学工具所构建时，才成为科学探究的对象。他十分重视可视性，进而主张科学的视觉主义（scientificvisualism）。他指出，X射线、CT、MRI、声纳等图像技术使得事物变得可视，甚至像文本一样可读。在较弱的意义上，这种视觉主义的工具实在论认为，已经有越来越多实在被工具转换为图像。在较强的意义上，则意味着工具可以使得其他不可视的实在变得可视。这些科学透视装置不仅意味愈来愈多的科学的对象得到显示，还可能塑造和改变我们所能感知的世界。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伊德也谈到了技术建构（technoconstruction）。（Ihde,1999,pp158-177）伊德的研究再次表明，在现象学层面科学与技术可以在现象域整合为技术化科学。
四、面向技术化科学的科学哲学观
在对作为科学－技术观的技术化科学和非表征主义的技术化科学意象的思考的基础上，我们可以进一步探究技术化科学这一观念能否给我们带来一套新的科学哲学观念？
首先值得思考的是，技术化科学这一视角对物质性与技术性的强调有何存在论意味？在当代相关研究中，我们依然可以看到杜威与海德格尔思想的影响。诺尔－塞蒂娜（KarinKnorrCetina）在《知识的制造》中声称，实验室科学是关于可以制造什么的科学而非什么独立存在的科学。哈金在《实验室科学的自我辩护》中强调，他的主题是物质论的，其中只有一点与被称之为“实在论”的形而上学相冲突，即“实在论者通常设定科学的终极目的或终极理想是‘获得一个关于宇宙的真理’”（哈金，载皮克林编著，2006，第34页）。他认为，“理论不能在与我们所期望它们对应着的一个被动世界中得到检验，我们不能形式化一些猜想，然后去考察他们是否为真的”，“我们的理论至多对于那些从仪器抽象出来的现象来说是真的，而这些现象的产生就是为了更好地契合理论”（同上，第59页）。哈金和卡特赖特都曾表示，高能物理之类的理论只能在实验室中严格成立。这些观点表明，至少在实验科学或实验室科学中，科学知识是关于那些可以用于制作的自然物的知识，其目标不是（或不必要）由理论知识上升到真理性认识。人们很容易由此联想到实用主义，但根据艾慕士（S.Morris.Eams）的观点，实用自然主义（pragmaticnaturalism）能够更确切地涵盖通常被称为实用主义的美国哲学运动（艾慕士，序论第1页）。其中对自然主义的强调在于凸显人对自然的适应（adjustment）——顺应（accommodation）与改造（adaptation）（同上，第33页），透过这一立场，可以从人在世生存的视角反思技术化科学。
实用自然主义较一般的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更关注人的在世生存，并与海德格尔在世界之中存在（Being-in-the-world，简称“在世”）的思想具有类似的存在论（ontology）视角。在此视角下，人（此在）首先要应对（dealing）最为切近的周遭世界。在这种应对中，我们并非被动的观察者，而是现实世界的主动参与者。人（此在）周围的事物首先不是作为感知和认知的客体出现，而很自然地成为与日常实践相适切的工具性对象——最切近的应对方式并非一味地进行知觉的认知，而是操控事物并加以使用之类的操劳，这种操劳有其自身的“知识”（海德格尔，2006年，第79页）。基于人的在世生存的存在论是局域性的（regional），从这种存在论出发，认知对象乃至知识观念都不必纯化和提升为形而上学层面的实在（reality），人们只需在现象层面视其为局部实在（localreality）或情境性（contextual）的“现实”（actuality）。人们不再孤立地追问，认知对象是否独立于我们而存在？知识能否用于表征某种真正的实在？探求知识的直接目的转向以知识对象为手段带来行动上的差异或产出更多可以作为手段的知识和知识对象，即认知服务于行动并与行动整合为一体。
技术化科学所蕴含的科学－技术观与基于行动导向的知行整合观是契合的，这种契合或许与传统的科学哲学对科学的理论化、知识化解读大异其趣，但却更接近科学特别是实验科学或实验室科学的真实情境。在实用自然主义的影响下，包括新经验主义在内的很多科学哲学研究事实上都是以技术化科学为背景而展开的，我们不妨称之为面向技术化科学的科学哲学。由此产生的问题是，它们在科学的形而上学、认识论和方法论层面带来了哪些新的研究纲领？下面是对这个问题的尝试性回答，并以此作为本文的开放性结论。
（1）在形而上学层面，反对基础主义（fundamentalism），支持局部实在论（localrealism）。启蒙运动以来的基础主义的理性科学观将科学视为一种揭示所有自然现象背后的宇宙真理的独特的理性活动。但卡特赖特和吉尔（RonaloN.Giere）等人认为，这种科学观并未真实地反映科学家的探究实践。如果认真研究科学家在某些特定领域中建立抽象程度不同的模型和理论时真正做了些什么，就不难发现，科学所面对的不是基础论预设的理性化的世界——一个受系统的或齐一的规律（law）支配的统一的世界，而是一个斑杂的世界（adappledworld），科学家们只能获得适用范围有限的经验定律和模型，通过定律拼凑（patchworkoflaws）建立起非金字塔式的定律系统（卡特赖特，第25－36页）。值得指出的是，基于自然主义的立场，他们虽然不赞成形而上学的实在论（metaphysicalrealism）并质疑一切先验的宣称，但并未因为反对基础论的科学观而否定科学的实在性，或走向建构论的相对主义（constructivistrelativism）。他们所认同的实在论是局部实在论，其基本辩护模式是：我们通过局部科学活动可以进行预测、计划、操控等一系列活动，如果这些活动的对象不是某种实在，所有的活动会是不可能或难以想象的。（同上，第25页）
（2）在认识论层面，强调认知与操控的同一，主张透视主义的操控性认识论。杜威曾经预言：如果将认识中的“所与”（given）称为“被采取的”（taken），整个认识论可能会完全不同（杜威，2005，第136页）。古德曼（NelsonGoodman）也曾经指出：“规律的发现涉及草拟，模式（Patterns）的识别与构想和强加（imposing）高度相关，理解与创造同行。”（Goodman,p22）如果强调认知与操控的同一，就意味着操控不仅是认知的手段也可能与认知的目的发生关联。正是由于认知与主体的行动及目的相关，任何表征与干预的过程不必是绝对或唯一的，其认识论是操控性的和透视主义（Perspectivism）（乃至多元主义）的：某人S为了对A施行某种操控M而以B表征A，其中，A可以是自然实体，也可以是人工实体等各种实体及其混杂（hybrid），B所揭示出的命题或模型能够使S把握B的某些因果属性，以便实现操控M。科学中最常用分析方法（analyticmethod）也基于这种操控性的认识论：“要理解世界上发生了什么，我们把事物拆分成更基础的部分；要控制一个情境，我们把这些部分组合起来，并重新安排这些部分，它们一起作用时使事情如我们所愿地发生。”（卡特赖特，第97页）但这些都只是原则上的宣称，如果仅仅将科学观的重心从表征的一方移到操控一方，最多只能重申罗蒂的断言：所谓知识的“力量就是存在在那里有待人们去认识的一切——断言‘知道X’等于断言‘能够用X做些什么或对X做些什么？”（罗蒂，2003，p30）真正需要面对的问题是，我们何以找到那些因果属性，进而“能够用X做什么或对X做什么”？而这是方法论层面所必须回应的。
（3）在方法论层面，注重操控性（manipulability）因果观和溯因法（abduction）。恰如杜威所言：“科学的目的在于寻求动力因（efficientcause），而不是目的因（finalcause），在于寻求事物的外在关系，而不是寻求固有的形式。”（杜威，第78页）这里的外在关系应是科学方法论的着力点所在，即在操控之前或操控过程中，要对操控对象间的相互作用关系有所了解。这就涉及所谓因果属性或因果力——只有把握实验实体的因果属性，才可能以它们为工具展开深入的探究。对此，有关因果性与操控相关联的研究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值得关注的思想资源包括冯.赖特（VonWright）等人对因果性与主体作用（causationandagency）的讨论，以及伍德沃德（JimWoodward）最近提出的操控性的因果观。
冯.赖特很早就提出，可以用主体（agents）的作用来界定因果性：“P是一个与q相关的原因，q是一个与P相关的结果，当且仅当通过做p，我们能导致q，或者通过抑制P，我们能消除q或阻止其发生。”（转引SosaandTooley,p16）尽管其中的操控性的概念在科学家思考因果解释时扮演着相当重要的角色，但一直不为科学哲学与哲学界所重视。伍德沃德在2003年出版的《使事情发生》中指出，造成这一漠视的原因在于哲学家依旧持纯科学与应用科学（技术）截然二分的观点，而未看到科学中的因果解释往往与对自然的操控和改变相关（Woodward,2003a,pp9-11）。
伍德沃德认为，在表征主义的实在论那里，因果往往诉诸于形而上学层面，故容易受到工具主义的攻击，作为其对手的工具主义者则只谈关系，而回避因果性。但作为一名工具实在论者，他坚持任何科学理论如果要证明自己是真实的，都不可避免地要提出因果主张（casualclaims）：如果某个反事实条件改变了，可能会发生什么。（Woodward,2003b,p115.）在背后支撑这种主张的，就是某种相对稳定不变的因果关系，而且并不定需要诉诸规律、跟踪时空过程或把握整个系统也可能获得这种因果关系，即可以从模态或反事实条件出发，依据对条件的操控（manipulation）以及结果的获得来寻找原因：
声称X导致Y意味着，至少对于某些个体而言，在适当的条件下（可能包括的操控是使其他变量取某个值而保持不变，以与X区分），他们有可能操控X所拥有的某些值，以改变Y的值或者Y的可能分布。（Woodward,2003a,p40）
这种与主体作用（agency）相关的操控性因果观中所内涵的就是寻找因果属性、建构因果力的方法。正是由于物质性的操控力量的介入，使人们得以超越纯粹的逻辑与认知层面，而不断构建出操控性的因果关系，甚至形成一系列错综复杂的因果链。这令人回想到杜威意义上的哥白尼革命：“在知识中，原因变成了手段，而效果变成了后果，因而事物有了意义。所认知的对象是经过有意的重新安排和重新处理过的事前的对象，也是以它所产生的改造的效果来验证其价值的事后的对象”（杜威，第228页）
在操控性的因果关系的构建中，探究新的原因（或需要揭示的因果属性）的对于技术化科学的运行尤为重要；而新的原因的寻求，又是一个由（新的或重新组合的）物质性操控力量所引入的试探性行动与有助于形成假说的推理方法相结合的过程。关于后者，值得关注的是在最佳说明推理等领域得到应用的溯因法（abduction，又译假设推理、诱设法、外展推理等）。这个方法是皮尔斯在亚里士多德等人的相关工作的基础上提出的，其推理形式是：
令人惊讶的事实C被观察到了，
而如果A为真，C当然会发生。
因此，有理由猜测A为真。（转引Clarke,p11）
在皮尔斯看来，现代科学是实验性的，“溯因法”是一个形成“假设”的关键过程，是唯一能够导出新概念的“逻辑运作”（logicaloperation）；“演绎法”证明出某些东西“必然是”（mustbe），“归纳法”表明某些东西实际上运作着；“溯因法”仅仅提议说某些东西“可能是”（maybe）。（转引自古添洪，第41页）。值得注意的是，皮尔斯是在讨论认知与视觉判断的关系时提出溯因法的，可能正是由于这一渊源，它在基于模型的推理、可视化、仿真的哲学研究中倍受青睐。
如果将溯因法与操控性因果构建相结合，就有可能建立起基于现象外部的可能性和有效性关系的因果链。显然，这类因果链首先是相对于实验实体而不是理论实体而言的，是技术化科学得以重构世界和操控环境的基础，它们恰似莫比乌斯带，能够使原因与条件、规律与规则相互转化，将技术与科学内在地整合为不可分割的技术化科学。这种面向技术化科学的科学哲学观不仅有助于把握当代科技的真实过程，还使我们能够通过对可错的操控性因果链的追问，审视技术化科学中所渗透的内在风险和价值负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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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现阶段；科学技术哲学研究；概述
abstract: philosophy 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has been developing rapidly in recent years. the current academic research about it is ascendant. the article summarizes the recent studies on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from the following aspects: origin, discipline localization, development process, discipline board, current issues, tendency as well as the problems in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philosophy 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key words: present stage; philosophy study 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ummary
进入新世纪以来，科学技术哲学的发展呈现强劲势头。每年都有大量的文献发表以及一些重要的学术研讨会召开，使得科学技术哲学的一些专题得到了深入地探讨。文章就近年来有关科学技术哲学的研究情况作一概述。
一、科学技术哲学的产生渊源。科学技术哲学并非是无根之木，无源之水，科学技术哲学的产生有着深厚的学术渊源和历史背景，学界从不同视角阐述了科学技术哲学产生的渊源。如学者任元彪从学术渊源上指出20世纪中国科学技术哲学主要来自三个方面：（1）现代西方科学哲学及其学术传统；（2）马克思主义哲学自然辩证法传统；（3）中国传统哲学中的自然哲学传统［1］。而学者郭贵春、成素梅、邢如萍则认为“科学技术哲学”的根源在“自然辩证法”，他们比较突出“科学技术哲学”与“自然辩证法”的演变关系，认为“科学技术哲学”是从传统的“自然辩证法”的基础上演变过来的，是对“自然辩证法”学科的继承和发展［2］。学者吴国盛则认为中国的科学技术哲学实际上有三种构成因素、三重历史来源，即：（1）德国古典自然哲学；（2）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3）改革开放以来“大口袋”式的整合新学科［3］。关于科学技术哲学的产生渊源，笔者认同郭贵春等人的观点。科学技术哲学和自然辩证法关系密切，科学技术哲学是“自然辩证法”在新时期的时代体现，是对自然辩证法的继承和发展。
二、科学技术哲学的学科定位。学界对科学技术哲学的学科定位富有争议，学者有各自不同的见解。如学者黄顺基、黄天授和刘大椿在1991年编写的《科学技术哲学引论——科技革命时代的自然辩证法》一书中对科学技术哲学作出了明确的定位。他们把科学技术哲学定位为以现代科学技术革命提出的新问题为依据，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为指导，是自然辩证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发展，是科技革命条件下的一门新学科。学者刘大椿在2001年出版的《科学技术哲学导论》一书中又进一步把科学技术哲学定位为“对科技时代提出的科技及其相关问题、要求和挑战的哲学回应”［4］。而著名学者于光远先生也曾指出，“自然辩证法”是一个科学群或科学部门体系，它是具有马克思主义的特色和色彩的诸多科学部门的总称，其中包括许多不属于哲学的科学部门。学者于棋明据此认为，在自然辩证法旗帜下汇集或孕育、成长以至分化出了许多分支学科，其中包括科学技术哲学、科学技术历史、科学方法论、科学认识论、科学学、科学技术社会学等［5］，也就是说，科学技术哲学是自然辩证法的分支学科。学者陈其荣则认为，科学技术哲学是当代自然辩证法的新范式［6］，这意味着自然辩证法的范式在当生了改变。学者郑毓信则认为，要考虑科学技术哲学的定位问题，就应该认真考虑以下几个问题：（1）由于现代的科学技术哲学的研究已经极大地扩展了自己的研究领域，就要认真考虑对包括诸多现实问题进来的种种研究是否能被看成真正的哲学研究？（2）科学技术哲学的现代研究与科学技术活动的距离究竟是变近还是变远？（3）在强调中国科学技术哲学应当立足于国内的同时，还应当认真考虑如何走向世界的问题［7］。学者吴国盛则深刻地指出，中国科学技术哲学的学科定位实际上存在“名实冲突”的问题，科学技术哲学虽然定位在哲学的分支学科，科学技术哲学专业的实际研究内容却远远大于哲学领域［8］。学者贾北树、陈北宁认为，在定位科学技术哲学时应该强调以下四个方面：（1）继续强调必须在哲学的层面上来建设科学技术哲学；（2）强调在科学的基础上建构科学技术哲学；（3）科学技术哲学必须有自己独立的文化意识；（4）科学技术哲学必须关注现实。从以上众多学者对科学技术哲学学科定位的不同见解中，我们可以看出，现在要想对科学技术哲学进行学科定位，至少应该考虑这样几个问题：第一是否从“哲学”的范围内界定科学技术哲学研究内容，第二是科学技术哲学的内涵和外延的问题，第三是科学技术哲学的现实性问题。
三、科学技术哲学的发展历程。学界对科学技术哲学在中国的发展历程方面的研究结果基本一致，一般都趋向认同科学技术哲学在中国的发展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如学者张培富从历史的视角指出了中国20世纪科学技术哲学的发展大致经历四个阶段：（1）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在中国开始传播；（2）新中国成立之后，科学技术哲学及其教育步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3）文革十年动乱，中国科技哲学惨遭厄运，科技哲学工作受到任意摧残和践踏；（4）文革结束，中国科技哲学及其教育事业开始复苏，并迅速发展起来［9］。学者任元彪同样认为20世纪中国科学技术哲学的发展历程分为四个阶段：（1）1930年以前的“科学为本”阶段；（2）30到40年代的多种流派竞争阶段；（3）50至80年代初中国自然辩证法学派成型和发展阶段；（4）80年代中期以后的国际化开始阶段［10］。从以上对中国科技哲学的发展历程的研究，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科学技术哲学在中国是一门崭新的学科，存在巨大的发展空间。特别是在进入新世纪以来，科学技术哲学的发展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条件，科学技术哲学发展充满生机和活力。
四、科学技术哲学的学科板块。科学技术哲学的“学科板块”是指科学技术哲学的核心研究领域。当前，学界在科学技术哲学的学科板块的研究上争议较大，不同的学者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如学者吴国盛在1993年撰写《试论自然辩证法》一文中就明确表达了他对这个问题的观点，主张把自然哲学、科学哲学、科学社会史和科学史作为自然辩证法事业大力发展的四大学科［11］。而学者陈其荣则指出，随着20世纪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的发展，特别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自然科学的高度分化和综合的发展，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的汇流发展，以及科学技术的社会化与社会的科学技术化，为马克思主义自然辩证法的发展提供了新鲜的经验材料和理论思想，使它拓展成为包括自然哲学、科学哲学、技术哲学、科学技术与社会等在内的综合性的交叉学科——科学技术哲学［12］，也就是说，科学技术哲学应该包括“自然哲学、科学哲学、技术哲学、科学技术与社会”几个方面。而从学者张明国、崔伟奇、蔡永海撰写的《科学技术哲学学科发展的历史与展望》文章中可以看出，他们把“自然哲学、科学哲学、技术哲学、科学技术与社会、科学技术方法论”作为科学技术哲学的主要板块［13］。学者刘大椿指出，上个世纪70年代以后，自然辩证法在中国再度发展时，采取的是一个兼容并包的“大口袋”方针，比较有共识的内容可归纳为下述几大块：自然观研究、科学方法论研究、科学思想史和科学技术社会研究。他还指出，近20年来，自然辩证法在中国演变成科学技术哲学，是科学技术与哲学相连结的桥梁。同时他又指出，近10年来，科学技术哲学的研究框架有了重大突破，研究内容有了新的拓展，陆续分化和形成了一系列专门的学科分支和方向，如科学学、未来学、科学哲学、科学方法论、科学技术思想史、技术哲学、科学社会学等等［14］。从以上各位学者的研究可以发现，尽管他们在这个问题上分歧较大，但是一般比较认同科学技术哲学至少包括“自然哲学、科学哲学、技术哲学”三个方面的内容。新世纪以来，随着“科学——技术——工程——产业”知识链条的进展和理论联系实际的紧密需要，科学技术哲学出现了新的研究领域——工程哲学。在工程哲学的研究上，中国走在了世界的前列。2007年7月，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殷瑞钰、汪应洛、李伯聪等人编著的《工程哲学》成为中国工程哲学研究建立的标志。
五、现阶段科学技术哲学关注的主要问题。尽管科学技术哲学关注的问题与时代主题紧密相关，但学界关于现阶段科学技术哲学关注的主要问题的研究也有所差异。例如学者赵景来对近年来关于科学技术哲学研究的主要问题进行了梳理，他认为科学技术哲学关注的问题主要有以下五个方面：（1）关于科学与技术的划界问题；（2）关于技术的本质；（3）关于科学、技术与社会（sts）；（4）关于科技发展与人文关怀；（5）建构科技伦理何以可能［15］。学者安维复从科学哲学的视域指出了科学哲学主要围绕以下几个问题展开研究：科学与非科学的划界、科学认识的方法论、科学发现的本质、科学发展的判据、科学的社会监制等问题［16］。学者郭贵春、成素梅、邢如萍指出，就科学技术哲学的研究而言，90年代以来学术界一方面继承和发扬自然辩证法的研究传统，另一方面出现了更加专业化和多元化的研究局面。他们特别还从技术哲学的视域展现了当前科学技术哲学研究的热点问题。他们认为，对技术哲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问题：技术本质、技术认识论、技术价值论、技术伦理学、科学哲学与技术哲学之间的异同关系、科学与技术之间的异同关系、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科技战略与政策研究等［17］。学者张明国、崔伟奇、蔡永海分别从自然哲学、技术哲学、科学哲学、科学技术方法论、科学技术与社会五个方面总结了当前科学技术哲学研究的热点问题，并且还着重指出了他们在技术哲学方面主要研究技术与文化的关系问题；在科学哲学方面主要研究科学与价值的关系问题；在自然哲学方面主要研究环境问题的文化成因问题；在科学技术方法论方面主要研究创造力开发中的心理学问题；在科学技术与社会方面主要研究技术与文化的现实问题和sts教育问题［18］。可以看出，学者对现阶段科学技术哲学所关注问题的研究与他们对科学技术哲学的学科板块界定紧密相关。但是有一点比较明显，那就是学界一般认为“科学与技术的划界问题”、“科学与技术的本质问题”、“科学与技术的价值问题”以及“科学技术的人文关怀和文化问题”成为现阶段关注的热点。
六、科学技术哲学的走向趋势。随着社会的发展，科学技术哲学也呈现一些新的变化。学界对这个问题尤为关注，争议较大。例如学者黄瑞雄对学界近年对中国科学技术哲学的走向研究进行梳理，认为国内关于科学技术哲学走向研究分为5种类型：（1）以曾国屏和张明国为主要代表的认为从自然辩证法走向科学技术学；（2）以吴国盛为代表的认为从自然辩证法走向科学哲学；（3）以吴彤为代表的认为走向自然科学哲学问题研究；（4）以郭贵春和成素梅为代表的主张保持科学技术哲学的多元性研究；（5）主张继承发扬自然辩证法传统［19］。波士顿大学的华裔学者曹天予对21世纪的科学哲学的趋势作出了预测，他认为科学哲学的趋势大体上有两点：（1）分析哲学的逻辑语言方法要淡出，历史、社会、文化、人类学方法兴起，科学哲学要进一步融入科学学；（2）特殊科学的哲学会有很大的发展，物理学上，特别是有关复杂性问题，在生物学上，有关还原、突现、层次等概念的探讨会大大加强。在认知科学上，计算机科学哲学和神经科学哲学都将对语言哲学与心灵哲学产生重大影响［20］。学者赵跃红通过研究表明，科学哲学有三个方面的自我超越和三个路向，即：一是超越科学共同体这种社会建制的更大范围的社会建制——机制视域下的元理论建构；二是超越科学(技术)文化这种文化范型的更大规模的文化范式——机制视域下的(哲学)理性建构；三是超越了语言学、修辞学、解释学的语言学路向,以至超越了整个西方(语言-逻辑的)哲学传统，对于 (形式)逻辑范式予以彻底改造的“科学语言”的科学哲学。第一种路向是“科学社会学”的，第二种路向是“科学文化哲学”的，第三种路向似乎更多地承继了西方的哲学传统,并且还将是科学哲学的主流［21］。学者田鹏颖认为，“社会技术哲学”是科学技术哲学的新视域。他提出，确立社会技术范畴并对社会技术进行哲学反思，开拓了21世纪科学技术哲学研究的新视域。特别是随着工程哲学初步建立，社会工程哲学大有作为，社会工程哲学将成为工程哲学关注的重要内容［22］。
七、新时期科学技术哲学发展面临的问题。21世纪科技发展的机遇与挑战并存，科技哲学的发展也面临相同的境遇。国内一些学者通过研究认为，21世纪中国科学技术哲学的发展面临一些潜在的问题。中国科学技术哲学要想抓住机遇，迎接挑战，实现其未来发展，必须解决这些问题。那么科学技术哲学究竟面临什么样的问题？不同的学者给出了不同的答案。如学者程倩春、崔伟奇指出，21世纪科学技术哲学的发展面临三个问题：（1）对科学技术发展的总体性哲学反思；（2）对科技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关系重新反思；（3）确立知识创新的哲学基础［23］。而学者庞跃辉则认为，以现代科技变化发展规律和特征为主要研究对象的科技哲学，无论是从推进现代科技良性运行和创新发展的迫切需要，还是从科学技术哲学自身学科体系建设的迫切需要来看，科学技术哲学都必须下功夫解决面临的三大前沿问题：（1）如何认识现代科技和科学伦理的内在关系；（2）如何认识虚拟时空与现实时空的内政关系；（3）如何认识科学精神与科学方法的内政关系问题［24］。
从上文我们可以看出，目前学界在科学技术哲学的产生、发展历程以及未来发展面临的问题方面的意见基本相同，但是对科学技术哲学的学科定位、板块内容、关注热点和走向趋势方面的研究分歧较大。这也正好说明我国学界对科学技术哲学的研究进入了新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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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科学技术 哲学文化 探究
科学技术的进步对先进的文化发展也有着重要的促进作用，科学技术是科学的理论向着技术实践进行转化的过程。新的发展阶段，一些新型的技术不断得到发展，并开始引发比以往更加严重的全球性社会问题，技术哲学是对技术的哲学反思，所以加强这一领域的理论研究就有着实质性意义。
1 科学技术进步的作用效果及技术哲学分析
1.1 科学技术进步的作用效果分析
当前的科学技术得到了蓬勃发展，其对人们的生活及社会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科学技术的进步更能够凸显出国家和民族的重要性，也是一个民族永葆生机的基础。科学技术的进步发展使得人们对世界的认识不断深入，但是与此同时我们也在承受着科学技术所带来的危害，这一方面主要体现在环境的不断恶化层面。在目前由于环境的污染恶化造成的伤亡情况已经愈来愈严重，人们也为科技的发展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这就需要人们进行对科技进步加以严肃的思考，一方面不能没有科学技术的支持，同时也要能够在发展的过程中保障环境的污染最小化，或者在某些领域杜绝由于科技进步造成的污染[1]。
1.2 技术哲学的人文理解分析
科学技术的进步发展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也使得人们对此进行了反思，人文学派的技术哲学家对科学技术的人文理解主要从收到时代影响以及社会影响的负效应角度进行的阐述解读。马克思则认为，在科学技术的作用下才引发了工业的繁荣对人性进行了抑制，从而提出异化劳动学说，科学技术的进步不只是客观存在物，并已经逐渐上升到了人类世界构成方式的高度，所以在进行实际的研究时要能够通过辩证的角度思维进行理解。
2 哲学文化发展影响因素与科学技术的联系
2.1 影响哲学文化发展的因素分析
哲学文化发展的科学技术决定论是科学技术兴起和发展的一个结果，随着科学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其自身的弊端也在逐渐的凸显，最为常见的就是人们将思维观念和注意力都放置在科学技术的发展上，这就促使人们的发展较为片面，在这一问题的研究上要从几个层面进行分析。首先在没有现代意义的科学技术发展的过程中就已经存在着哲学文化，主要是通过对周围的自然界想象以及社会的欲望等观念，在这一阶段还没有通过科学技术进行引导也不是将其作为基础的，主要是因为人的欲望而行动的结果，是人类生命活动的重要结果，所以在这一阶段主要是人为了生存发展起来的科学技术[2]。
另外就是到了文艺复兴时期对近代意义上的科学技术的兴起对哲学文化的发展就有着重要影响作用，并由此出现了与之相应的哲学文化思想流派，常见的是和科学技术不同的非理性活动形成了哲学文化思想。再者的影响因素不仅是包含了人和自然的关系，并也包含了人和人的关系，哲学文化的产生同时也表现为人们的深化幻想的形而上思维结果，对哲学文化产生影响的因素是相互交叉和相融的，所以科学技术对哲学文化的产生和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
2.2 哲学文化和科学技术的联系
从上文的简单分析中能够看出，哲学文化的产生和发展都和科学技术的进步发展有着关系，将两者的关系进行研究的时候就要从外延上把科学技术作为是哲学文化的一个重要部分，或者是两者是并列存在的。在对科学技术进行介绍的时候也要对哲学文化进行相关的介绍，从关系上进行分析，主要体现在几个重要的层面。
科学技术作为是哲学文化的重要发展影响因素，它对哲学文化的发展起着推动作用，这一发展不只是从内涵上说起的，而是有着和物理作用所致的发展有着关系。哲学文化是人类社会实践的观念形态产物，其最为重要的还是科学技术，这也是人类物质生产生活的实践，而后对哲学文化进行了提升[3]。另外就是从纯粹的形式逻辑的外延及内涵关系上的分析，哲学文化所包含的重要内容就是科学技术的整体，而其实际的进步就使得人们对哲学文化发展有了更高估价，所以不管在量或者质上都是这样。但是也正如科学史所证明的一般，科学技术的进步不能孤立至此，而是要发生更为深刻和广泛的影响。
另外一个层面的关系就是科学技术是哲学文化间接性的决定因素对哲学文化进行的推动。科学技术的进步不仅是对哲学文化思考有了引出，同时也对其它的一些方面有着影响，对人们的生活的活动改变和社会心理等方面的改变，从而又对新的哲学文化造成了影响，这也正如马克思所言，社会生产力决定了一定生产关系的发展，并对一定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确立也有着一定的决定性，从而形成了和其相关的社会意识形态。
在这里需要注意的是，由于受到庸俗社会学的影响，有的论着对科学技术对哲学文化的简化等同于特定社会政治相关的意识形态给忽略了，只对学科技术间接影响哲学文化比较强调[4]。哲学文化对科学技术的进步有着重要的影响，而科学技术的进步对哲学文化的发展也有着重要影响，不仅是作为和特定科学技术相联系的哲学文化为某一特定科学进步提供思维方法，同时也是对旧有的理论范式的破除提供了论证，特别是在科学理论范式转变的时期以及社会制度转变时期更是如此。
3 结语
总而言之，科学技术的进步发展对人类社会文明的发展有着重要推动作用，但是哲学文化的进步发展也同样会对科学技术产生一定的作用，所以要能将这两者得到辩证的看待。这样在实际的具体发展中才能得到和谐的应用，保持发展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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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我国科学技术哲学的发展状况
1.1 以科学为本的发展时期
在以科学文本发展阶段，相关人员已经提出了以民生和科学为前提的新文化运动科学，对自然科学知识和自然科学发展中所渗透出的科学精神、科学文化、以及科学文化等都有了深度的研究，经过长时间的发展，又有著名人士如：陈独秀、丁文江等人提出了科学和思想文化问题，以及通过多种途径大力宣传科学世界观，使人们认识到实证主义哲学，从而逐渐养成了以科学文本的思想体系。
1.2 各学派相互竞争的发展时期
从上个世纪末开始，社会上已经用涌现出很多有关于哲学、科学方面的研究者，其著名的人物主要有：提倡唯物史观的陈独秀、主张文化科学观的胡适，已经逐渐形成了百家争鸣、相互竞争的局面，这一发展状况促进了科学技术哲学的快速发展。就目前的发展趋势来看，科学派的成就和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在社会上发行了大量有关于科学启蒙性的科学哲学类的文化作品，如：《科学导论》、《科学方法》、《科学的方法论》、以及《科学理论》等等。然后，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又出现了西方科技哲学的翻译作品，其代表人物有：汤姆生、皮尔生、德尔柏以及秦斯等人物，他们不仅发行了有关于科学哲学的著作，而且还发表了他们对科学的看法与思想，对推动社会发展具有非常大的促进作用。最后，薛岳霖也推行了这一方面的研究，他深刻批评了主观论和操作主义，并发行了《自然辨证论》。值得注意的一点就是，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已经成立了专门了研究团队。
1.3 快速发展时期和国际化时期
随着科学技术哲学理论知识进入到中国，自然辩证法与中国特色形成了相互应县的关系，促进了中国科学哲学学习得到了更好的发展，也取得了较大的研究成果。所以，相关人员应该从实际发展需要以及国家发展的实际状况出发，将自然辩证法与国家实际发展有效地联系在一起，以便于将建构成具有中国特色主义的科学哲学、马克思主义科学哲学以及科学社会学等教育体系、使得各个领域的学术都有了自身的价值和地位。相关书籍也有很多如：《科学哲学引论》、《科学认识论》以及具有代表意义的《一个哲学家学派正在中国兴起》等优秀作品，促进了国际与沟通，使得我国科学技术哲学走向了国际道路。
2 我国科学技术哲学研究的重点及方向
2.1 科学技术哲学研究的重点问题
一般来说，科学技术哲学的基本理论问题主要有：国外技术哲学、技术本体论、技术认识论以及综合研究四个方面。可见，技术哲学的基本理论研究就是这个学科建立和构建的基点，但由于该学科还是没有凸显出现实价值及前途。所以，为了改善这一现状，相关人员应该把抽象的思维逐渐转化为从语境和实践角度去思考问题和反思，只有把科学技术当成一个抽象的整体去研究，同时还应该就已有科学技术的经验来思考，方能将其生成生活世界。
2.2 科学技术哲学研究的方向拓展
现阶段，在科学技术哲学的研究领域中，相关工程已经逐渐有了自己的独特性和个性。著名人物李伯聪一直认为工程哲学主要是以工程知识的工程活动为研究对象的哲学分支。而田彭颖把技术理解当成一种实践性的知识体系，主要有自然技术和社会技术。简单来说，社会技术主要就是的人们改造、管理社会和调整、健全并完善社会体系。
2.3 技术哲学的未来走向
当下中国的科学技术哲学研究正由一个单一的研究模式逐渐走向了新的历史阶段，正面临着国外技术哲学述评向基本问题的转折。但是不管科学技术怎样发展，都应该遵循以下几个原则：第一，应坚持了解新兴技术与传统技术相结合的原则。第二，坚持引进国外技术哲学成果与中国语境相结合的原则。第三，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原则。只有将个体专一化与群体多元化有效的联系在一起，才能促进科学技术哲学的中国化。
3 结语
综上所述，虽然，目前我国科学技术哲学方面状况还是存在一定的问题，但是，只要相关人员敢于创新，敢于挖掘出最为合适有效的研究模式，以及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方向，做到与时俱进，就能推动科学技术哲学的快速发展，为经济社会提供一个更好的发展空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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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杨李（1983-），男，贵州省铜仁市人。理学学士学位。现为铜仁职业技术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科学技术哲学。
[关键词]萧焜焘；技术哲学；自然哲学
在哲学界，萧焜焘先生(1922-1999)以研究黑格尔哲学、自然辩证法著称，人们很少提到他的技术哲学思想。事实上，在他的哲学体系中，技术具有极为重要的地位。萧焜焘技术哲学的研究进路十分独特，其技术哲学的思想内容也极其深邃而广阔，学界应关注之。
一、技术哲学研究的基础地位
萧焜焘十分重视技术哲学研究。首先，可以从他的主要著作的文本结构中找到“客观证据”。这就是，在他最重要的学术著作《自然哲学》和《科学认识史论》中，“技术哲学”研究都处于极关键的“位置”。在《自然哲学》中，“技术论”作为整本书的四篇之一，是他整个《自然哲学》的终点。在他看来，“技术运动”是宇宙自然辩证运动的最高篇章。同样，在《科学认识史论》中，“工程技术与现代哲学唯物论”作为全书的最后一章，由他亲笔撰写。他正是在当代工程技术发展中看到了科学与哲学复归于“辨证综合”的现实途径。
其次，还可以从他的一系列言论中找到根据。关于“技术”地位的言论。一方面，萧焜焘指出，技术在生产、经济、社会的发展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在现代的巨大的社会生产力中，技术竞成了它不可缺少的核心力量。”另一方面，萧焜焘指出，技术在上层建筑、意识形态领域的作用也日益显著。“技术的这种从自然到社会、从理论到行动的两栖特点，奠定了它在科学与哲学中的主导地位。当今科学与哲学的发展，工程技术活动将起决定性的作用。”在这里，“技术”与“科学”、“哲学”并列，并被视为居于“主导地位”、对“科学”、“哲学”的发展将起决定性作用。如此高度地评价“技术”，这在哲学界尚不多见。
萧焜焘明确地反对轻视技术的思想传统。在中国历史传统里，在大学问家眼里，技术常常被看做无关乎天命人性，不足挂齿，不能登大雅之堂。对这种贬抑技术的思想传统，萧煜焘指出，这是很不正常的。
技术的这种“核心力量”、“主导地位”、“决定性的作用”，必然折射出技术哲学研究的突出价值。萧煜焘明确地讲：从社会生产力、生产方式、上层建筑、意识形态，即整个社会结构中，都可以见到“技术”的不可或缺的作用。于此，“技术”这一概念已进入哲学的广泛背景之中。我们必须从哲学的意义上，探讨技术的本质及其自身的发展。萧焜焘关于“技术哲学”研究地位的言论也有两方面。
其一，关于“技术哲学”研究在“自然哲学”研究中的基础地位的认识。在自然哲学研究中，萧煜焘没有使用“技术哲学”概念，而是使用“技术论”，并把它与“宇宙论”、“生命论”相并列。他认为，物质是宇宙自然的基石，“宇宙”、“生命”、“技术”是物质实体充分展开的三个环节。从物质论出发，自然哲学分三个环节展开：即“宇宙论一生命论一技术论”。宇宙论主要研究宇宙物质的演化过程；生命论主要研究宇宙的花朵——生命的演化过程；技术论主要研究宇宙的灵魂——人在宇宙自然基础上的物质创建过程。在萧焜焘看来，在这三个环节中，技术论不是可有可无的环节，而是整个宇宙自然辨证发展的否定之否定环节，具有突出的地位。他说：“技术论是我们的自然哲学的终点。”
其二，关于“技术哲学”研究在发展马克思实践唯物论中的基础地位的认识。萧煽焘提出，工程技术的哲学灵魂是革命实践，以工程技术作为进路，就更能窥探出实践的丰富的理论内容。在《科学认识史论》的结束语中，他说：“现在所面临的格局是科学整体化、哲学现实化、哲学科学一体化。‘一体化’表现在科学技术领域就是哲学层次的‘工程技术论’，表现在哲学领域就是‘现代哲学唯物论’”。这里的“工程技术论”是他对“技术哲学”的又一种称谓。萧煜焘认为，哲学层次的“工程技术论”将为马克思实践唯物论提供一个“更加硕壮、更加精力充沛的躯体”。
二、技术哲学研究的独特范式
萧焜焘的技术哲学研究分散在他的一系列论著中，如《自然哲学》、《科学认识史论》中的“关于辩证法科学形态的探索”，“唯物主义与当代科学技术综合理论”，“关于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几个问题”，“关于一个哲学唯物论体系的构思”等篇章。在《自然哲学》“技术篇”中，有三章自成系统的技术哲学内容，但萧焜焘没有专门论述“技术”的著作或论文，这在一个方面反映了他的技术哲学思想还没有得到系统的展开。即使如此，我们还是能感受到萧煜焘技术哲学研究的一些特色。
第一，从属于自然哲学。
萧焜焘的技术哲学研究从属于他的自然哲学研究，是其自然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他看来，没有技术运动，宇宙自然辩证运动就不能完成。与之相应，没有技术哲学研究部分，自然哲学就不能完整。
萧焜焘这种从属于自然哲学的技术哲学研究，极具独特性。从人与自然的关系角度，人们通常把自然哲学、科学哲学和技术哲学，看做是相互关联、相互区别、相互并置的三个哲学分支，进行独立的技术哲学研究。毋庸置疑，进行独立的技术哲学研究是必要的，目前大多数技术哲学研究学者也正在这样做。但不可否认，这种独立的技术哲学研究存在一定的片面性，或许真如海德格尔所言，技术的本质不在技术本身，我们主流所热衷的对技术自身的独立研究，很可能恰恰会遗漏或忽视一些技术的重要方面。由此，萧焜焘所倡导的从属于自然哲学的技术哲学研究就值得关注。他使我们看到了“另一种可能的技术哲学”。
第二，实践的观点。
实践的观点是萧焜焘技术哲学研究的建构原则。萧焜焘关于技术的形成、技术的本质、技术的发展的一系列论述中，都贯穿着主观与客观、能动性与受动性相统一的实践范畴。譬如，他讲“生产劳动对技术的形成与发展的决定作用”，“作为劳动方式的技术”、“物与人的交互作用的显现”、“革命实践是工程技术的哲学灵魂”等。
萧焜焘关于“工程技术”的定义突出地体现了其运思的实践观点。他把工程技术定义为：“是实现人的意志目的的合乎规律的手段与行为”。这种定义，与我们学界通常强调，技术是“方法”、“技能”、“知识”、“手段”等观点，的确不同。它更强调技术的“行动的意义”。
萧焜焘明确地意识到：“马克思主义特别强调‘实践’的作用，而实践的要义就在于行动。因此，‘技术’作为变换物质、协调关系、促进思维的一种能动力量，是可以与‘实践’范畴相通的。实践是技术的哲学灵魂，技术是实践的现实表现。”
第三，服务于发展马克思实践唯物主义。 萧焜焘主要是站在发展马克思实践唯物主义的高度来看待技术哲学的研究功能。比较而言，他不强调技术哲学研究自身的学术价值，而是强调技术哲学研究对于发展马克思实践唯物主义的重要作用。他认为，工程技术是实践唯物主义的客观基础。原因是：工程技术集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的大成，将科学与技术融为一体，并使主观见之于客观，达到主观与客观的统一。工程技术立足于自然，通过实践，面向人生，将宇宙人生凝为一体，从而体现了天人合一、人定胜天的哲学宇宙论的最高原则。在萧焜焘那里，深入开展工程技术的哲学研究，正是为了发展马克思实践唯物主义，使其青春永驻，大放异彩。
第四，以马克思恩格斯技术哲学思想作指导。
萧焜焘的技术哲学研究，主要受到了马克斯恩格斯的技术哲学思想的影响。他自己明确地说，他的技术哲学研究思路正是沿着马克思指引的方向前进的。
比较而言，萧焜焘的技术哲学研究受到恩格斯技术哲学思想的影响更突出。譬如，上述三点都可在恩格斯技术哲学思想中找到相对应的内容。具体来说，在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中，也暗含着一个从属于自然哲学的技术哲学萌芽；恩格斯也特别注意对“劳动”、“工业”的研究，也特别强调“工业”对哲学发展的推动作用；等等。注意到萧煜焘技术哲学研究与恩格斯技术哲学思想的联系，研究萧馄焘的技术哲学思想，也可以反过来帮助我们进一步认识恩格斯的不被人们注意的技术哲学思想。
三、自然哲学视野中的技术哲学思想内容
萧焜焘的技术哲学思想没有充分地展现出来，他提出的“哲学唯物论体系”中的精神哲学部分也没能面世。但这些缺憾不足以构成把握他的技术哲学思想的障碍。萧焜焘的技术哲学思想内容可概括为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作为宇宙自然辩证运动的否定之否定环节的技术现象。
技术现象古已有之，但古今中外的哲学家大都轻视技术现象，把它看做是“细枝末节”，不足为道。萧馄焘一反这种哲学传统，把技术现象置放在整个宇宙自然运动中来考察，视它为整个宇宙自然辩证运动的否定之否定环节。在他看来，宇宙自然辩证运动就表现为“宇宙的客体性”、“生命的主体性”、“技术的主客统一性”的否定之否定过程。
从整个宇宙自然辩证运动来看，“技术”是宇宙自然辩证运动的一个客观的必经阶段。“技术”的出现绝不是偶然的，而是具有客观必然性的。生命是宇宙自然辩证发展的跃进，生命的基质——自调节、自复制实体的出现，标志着自然界从自在状态走向自为状态。生命现象高度发展，产生了人类及人类精神，产生了主体及主体意识。人作为宇宙自然的“主体性”，不是简单的消极被动无所作为的派生物，而具有主观能动性、行为目的性。人的主观能动性、行为目的性的高度发挥便产生了“技术”。由此，萧焜焘指出，技术是生命的精灵，是生命的自适应、自调节的生理机能的“社会形态”。
从整个宇宙自然辩证运动来看，“技术”是生产劳动的结晶，是生产劳动的能动性、目的性内在本质的“物化形态”。生产劳动是人类社会行为从本能到自觉的转变，是人类社会的本质与灵魂。生产劳动有明确的目的性，一定的计划性，必要的专业性，以及为了达到目的、服从计划、配合专业的相应的工具手段。在生产劳动过程中，经验的积累与智慧的启迪，产生了改进劳动方式、提高劳动效率的技术。所以，生产劳动是技术进步的一个永恒的不可废弃的基础。
从整个宇宙自然辩证运动来看，技术是主观目的性转化为客观现实性的中介。技术既有其客观的生理基础，又有其社会实践的根据。这说明技术绝不是单纯主观性现象，也不是单纯客观性现象。主观目的性是技术产生的主体性根据，但主观目的实现可能性不等于客观现实性。技术正是使人之主观见之于客观的中介环节。由此，(1)技术具有中介性。技术是主观目的性中否定其主观抽象性的因素，即主观中的客观性，抽象中的具体性，潜在中的现实性。(2)技术具有二重性。技术是自然规律性与社会规律性结合的产物；技术是物的因素与人的因素结合的产物；技术是主观与客观结合的产物。(3)技术具有过程性。技术过程就是主观目的性向客观现实性的转化过程，也就是主观目的性在自我保持中超越其主观抽象性，否定其自身而客观化的过程。
从整个宇宙自然辩证运动来看，技术与人类同呼吸、共命运，是人类改造世界同时改造自己的一种现实力量。一方面，技术从属于人，是人的合理的意志的外化与物化。世界上如果没有人，就绝不会有技术。人通过技术改造世界，以符合自己的生存目的。另一方面，技术是人之为人的一种本质属性。劳动创造人，技术改造人。技术是构成与推动人变化发展的根据和力量。
第二，作为社会精神运动起点的技术现象。
由上所述，萧焜焘从整个宇宙自然辩证运动的视角，深入揭示了技术的生理基础，技术的社会实践根据，技术的性质，以及技术的价值。毋庸置疑，这种视角及其研究成果能较好地揭示技术的“客观性”、“物质性”的一面。但比较而言，萧煜焘认为，技术作为一个整体过程，它更多地应该属于社会人文现象。作为社会人文现象的技术，它与社会生产经济系统、政法伦理系统、文化意识系统密切相关。遗憾的是，萧焜焘的关于“技术作为社会人文现象”的研究还没有充分展现出来，我们只能叙述要点如下：
在萧焜焘看来，技术作为社会生产力的核心，决定生产关系的性质及其发展，它们的结合成为社会生产方式。生产方式作为核心与地理环境、社会人口构成“社会存在”。社会存在是“社会性的物质”，它作为社会精神现象、意识形态的客观出发点。
技术作为生产经济系统的内在因素。技术是生产劳动的产物，它从属于生产，进而指导生产，最终变成了社会生产力的核心。作为社会生产力的核心的技术，深刻影响社会经济的发展。
技术作为政法伦理系统的内在因素。政法与伦理是社会统治阶级的意志的表现，政法是硬性的压制手段，伦理为软性的舆论手段。技术与政法伦理内在相关，政法伦理可以越过经济障碍，促进技术；也可以不顾经济利益，遏制技术。
技术作为文化意识系统的内在因素。技术物化为工具、产品，它类似于所谓“硬件”；技术作为人类经验与智慧的凝聚，它类似于“软件”。软件型的技术属于文化意识系统。技术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是一个时代的标志，它反映一个社会的性质以及进步水平。技术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是人类主观能动性、行为目的性的体现，是实践唯物主义的内在实质。
第三，技术自身的辩证运动思想。
萧焜焘重视对技术自身的辩证运动的研究，他从逻辑和历史两个方面揭示了技术发展自身的辩证法。
哲学学科的研究领域较为广泛，有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哲学、西方哲学以及科学技术哲学、道德哲学等具体门类和分支；哲学学科所研究的问题也较为复杂，有的是一般的哲学问题，有的是各哲学门类或分支的特有问题，还有的是哲学不同分支之间以及哲学与其他学科门类因交叉而出现的问题。因此，通过cssci收录论文所标引的关键词，通过分类处理、具体分析来考察学科研究的热点，是一个较为客观的方法。本文通过分析2005－2006年度cssci哲学论文关键词标引数据，对2005－2006年的哲学热点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分析：哲学门类；哲学基本问题；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哲学；西方哲学；科学技术哲学；道德哲学。希望通过这样的分类处理，既把握哲学学科的基本热点和研究趋势，也能够说明各哲学门类和分支的具体热点与趋势。
2005－2006年cssci共收录哲学论文8278篇，这些论文所标引的关键词有16000多个，其中被标引15次以上的有160个左右。下面分类对这些标引频次较高的关键词加以分析，了解2005－2006年哲学研究的热点和趋势。
一、哲学门类关键词分析
根据我们对哲学研究成果的观察和了解，哲学论文中如果直接标引哲学或哲学各门类的名称为关键词，则所研究和分析的内容大多与学科或各门类的自我描述、反思或建设有关，即便是具体人物、流派或问题的研究，也与上述内容有密切的联系。如表1中被标引的哲学(60次)、哲学研究(22次)、哲学观(18次)，显然都是学科相关问题的标示。
分析表1中的关键词可以看到，在2005－2006年间的哲学研究中。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哲学、科学技术哲学和西方哲学是哲学研究的重心。
如果合并马克思主义哲学(324次)、马克思主义(133次)、马克思(132次)、马克思哲学(87次)、西方马克思主义(33次)等高度相关的关键词的标引数量，可以看到，在2005－2006年间哲学研究中，与马克思主义哲学有关的关键词标引数达到577次。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自我描述、反思和建设是哲学研究领域的一个热点。
如果合并中国哲学(112次)、中国哲学史(33次)和中国古代哲学(15次)，与中国哲学相关的关键词的标引数达到了160次，排名第二，但与马克思主义哲学有较大差距，这种差距主要是由研究力量和研究成果的规模决定的。但就中国哲学自身来说，学科的自我反思和建设显然也有较高的热度。如果将科学哲学(83次)、技术哲学(54次)和工程哲学(20)这些通常视为科学技术哲学的关键词相加，其标引数为157次。与西方哲学相关的关键词标引数，如西方哲学(61次)和西方哲学史(15次)，共76次。这表明科学技术哲学和西方哲学的学科反思和建设也有一定的热度。
分析表1还可以看到，一些具体分支和方向是2005-2006年的研究热点，如政治哲学、实践哲学、道德哲学、语言哲学、分析哲学等。特别是政治哲学、语言哲学和分析哲学，通过关键词的标引数来看，2006年比2005年有大幅度提升，增热趋势明显。
二、哲学基本问题关键词分析
哲学作为一个形态较为成熟的人文学科，学科研究所围绕的核心问题通常包括一些历久弥新的“老问题”。同时，哲学在发展过程中，也会不断致思于一些“新问题”，这些“新问题”往往是在新的理论和实践境遇中出现的，需要展开新的探索。
表2给出了2005－2006年哲学论文中有关“哲学基本问题”的标引关键词。
通过分析表2可以看到。一些哲学学科中的基本问题，如形而上学、本体论、认识论、实践、辩证法、方法论、自由、存在论等，仍是哲学研究所关注的热点问题，虽然这些问题的探讨不一定是专门进行的，往往更多地是在具体研究中加以涉及。另外一方面，一些现当代哲学研究中所凸现的“新问题”也受到广泛关注，如现代性、后现代主义、生活世界、人类中心主义、真理、主体间性等，作为关键词的标引数排列较前，且基本上呈上升趋势，成为哲学研究所关注的对象。特别是现代性、后现代问题的讨论，显然成为热点。
三、马克思主义哲学关键词分析
表3给出了2005－2006年cssci哲学论文所标引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关键词的统计情况。
根据表3，有关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自我描述、反思和建设是该领域研究的一个重要话题。我们注意到，一些关于科学社会主义实践的具体理论问题也成为研究的热点，如和谐社会、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可持续发展、荣辱观也成为重点的关键词或标引数上升幅度较快的关键词。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研究中，除马克思之外，关于恩格斯的研究也有增强。在马克思主义哲学问题的研究中，唯物史观、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也是重点。此外，西方马克思主义、后马克思主义也获得了持续关注。
四、中国哲学关键词分析
表4给出了2005－2006年cssci哲学论文所标引的中国哲学关键词的统计情况。
根据表4，有关中国哲学学科的自我描述、反思和建设是该领域研究的一个重要话题。从哲学学派的研究看，先秦儒道哲学、周易哲学、宋明理学、现代新儒学等仍是研究的重点。从研究的重点人物看。先秦的孔子、老子、孟子、荀子，汉代的董仲舒，宋明理学家中的朱熹，明清之际的黄宗羲，以及现代新儒家中的冯友兰、牟宗三等，是研究所关注的对象。就哲学问题而言，天人合一、和而不同、人生境界等中国哲学所蕴含的独特问题，仍有广泛的理论效应。此外，关于中国文化、民族精神的思考，也成为中国哲学研究者所关注的重要内容。
五、西方哲学关键词分析
表5给出了2005－2006年cssci哲学论文所标引的西方哲学关键词的统计情况。
根据表5，在西方哲学的研究中，古希腊哲学、德国古典哲学、现象学是研究的重点。此外，西方哲学中的语言哲学、分析哲学等研究热度有较大上升。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亚里斯多德，德国古典哲学中的康德、黑格尔，现代哲学家海德格尔、哈贝马斯、胡塞尔、德里达等是研究的重要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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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科学技术哲学关键词分析
表6给出了2005－2006年cssci哲学论文所标引的科学技术哲学关键词的统计情况。
根据表6，有关科学哲学和技术哲学的描述与思考，是科学技术哲学研究领域的重点，虽然相关描述
与思考更多地通过具体问题的研究而展开。就问题而言，对科学的反思以及技术哲学领域中的技术创新、技术理性等，是研究领域所关注的重要对象，与这些问题相关的关键词的标引数也呈现出较大幅度的上升。
七、道德哲学关键词分析
cssci在哲学特别是道德哲学的考察中，将伦理学的内容也纳入其中，因此设计了表7，对2005－2006年哲学论文中道德哲学方向(包括伦理学)标引关键词加以统计并作分析。
根据表7可以看到，与道德哲学自我描述相关的关键词道德(60次)、道德哲学(38次)有较高的标引频次，说明相关问题是讨论的热点。在道德哲学的理论方面，如价值观、道德规范、道德价值、人性、人性论、德性等，这些问题是道德哲学研究所关注的基本问题。此外，在有关道德的具体实践领域，也有相应的理论思考，如道德建设、道德教育、公民教育、社会主义荣辱观等，成为研究的热点。值得注意的是，社会主义荣辱观作为关键词标引出现于2006年，并达到27次。显然这与由国家所主导的道德建设活动密切相关。
根据表7，“伦理学”作为关键词标引频次达到71次，说明伦理学领域的自我描述是一个重点。伦理学领域的热点还体现在具体的伦理学方向和分支的研究。在中国学者这里，除了传统的儒家伦理受到重视之外，当代的生态伦理、环境伦理、经济伦理、政治伦理等，获得了广泛的关注，应用伦理学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也受到重视并成为热点。
八、结语
本文就哲学研究的自我描述、哲学基本问题和哲学各分支学科研究热点进行了分析。通过分析对哲学研究的热点和趋势有了客观的了解和把握。下面通过关键词标引频次的升降趋势对相关问题加以总结和说明。
笔者注意到，有些关键词的标引频次有显著增长，说明相关的研究处于上升态势，学者较为关注，研究正在加强。如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自我反思和描述。是目前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领域中的一个重要问题，这可以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标引频次的显著上升得到印证。语言哲学和分析哲学作为关键词的标引频次也有迅速上升。语言哲学在2005年被标引8次，2006年则被标引30次；分析哲学在2005年被标引5次，2006年则被标引21次。这说明。在2005－2006年间，以分析哲学和语言哲学为中心的研究显著增强。
在哲学问题的研究领域中，除了形而上学、本体论、认识论、实践等传统问题受到关注外，一些与当论发展和社会实践密切相关的新问题也成为研究的重点对象，其增长的趋势明显。如现代性与后现代问题，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以及社会主义荣辱观等问题。
就哲学各学科门类自身来看，马克思主义哲学领域中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哲学领域中的天人关系研究以及孟子研究，西方哲学中与语言哲学和分析哲学相关的学派和问题研究，科学技术哲学领域中的技术哲学(如技术创新和技术理性)研究，道德哲学领域中的生态伦理和经济伦理研究等，增长趋势明显。
[论文关键词]技术哲学素养 大学生 理论思维 创新精神
一、技术哲学素养的概念及其内涵
技术哲学是一门关于技术过程的根本观点和普遍规律的学问，侧重于对人类改造自然过程的总体性思考。作为独立学科分支的技术哲学诞生于19世纪70年代，尽管相对于自然哲学、科学哲学而言它成型很迟，但随着技术要素在现实生活中的影响力越来越大，技术哲学已经成为当今科技哲学研究范畴内发展迅速、较为活跃的重要研究领域之一。
技术哲学素养作为一个学术概念，目前还没有十分准确的、被学术界公认的定义。造成这种现象的最重要原因，是技术哲学自身正处速发展之中，其研究内容正在不断丰富，研究方法正在不断完善，影响力也在不断扩大。尽管如此，这并不影响人们对技术哲学素养的探究，以发展的、批判的眼光审视技术哲学素养的形成、发展及功能价值，本身就是一种良好的哲学素养的体现。参照哲学素养的一般逻辑概念，技术哲学素养应理解为一定的技术哲学知识、技术哲学思维能力与技术哲学品格三个维度的有机统一体。而所谓工程类大学生的技术哲学素养，指的是工程类大学生的技术哲学素质和修养，即运用技术哲学的思想和方法去把握技术发展的特点与规律，从而能够在一定高度上观察技术现象，考虑技术问题，开展相关技术课题的研究与应用推广工作。它主要包括三方面：一是通过对基本的技术哲学知识的学习，形成正确的物质观、技术观，这是培育工程类大学生技术哲学素养的核心问题。二是高层次的理论思维能力与水平，主要表现为工程类大学生对技术发展过程应具有的高度抽象概括能力和客观辩证地思考问题的能力。三是良好的技术道德操守，主要表现为工程类大学生创新、创业、创优精神的培养，以及面对现代科技提出的伦理问题。
二、培育工程类大学生技术哲学素养的现实意义
1.高等学校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客观要求。进入新世纪以来，党中央、国务院提出了“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 “大力推进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 “建设创新型国家” “实现可持续发展”等一系列国家建设发展的战略思想和方针政策。科学发展观是我党立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总结我国发展实践，借鉴国外发展经验，适应新的发展要求提出的重大战略思想。在高等教育领域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就是要求高等学校和广大教育工作者紧扣时代主题，按照现阶段国家建设发展的客观要求，大力推进教育教学改革，培养和造就一大批能满足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的高素质创新型人才。从中外哲学家们对“哲学”一词的本意解释看，哲学是智慧之学，是“现世的智慧”。毫无疑问，哲学作为智慧之学，从产生伊始就是要给人们以智慧，帮助人们获得知识，从总体上教导人们善于处理和驾驭一切。而作为一门相对独立的哲学分支，技术哲学从诞生之日起便对社会文明的进步起着不可小觑的巨大作用。因此，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引下，引导广大工程类大学生以技术哲学的观点考察技术发展的特点与规律，审视技术的社会价值与负面影响，以便更好地从事科学研究与技术发明创造活动，是非常必要和可行的。
2.高等学校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重要切入点。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高等教育实现了历史性跨越，进入大众化发展阶段，无论在体制和规模上，还是在质量和效益上，均取得了突飞猛进的进步。但是，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高校在培养造就拔尖人才方面还存在着很大的差距，与我国建设创新型国家的要求还有许多不适应、不符合的地方。“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这就是著名的“钱学森之问”。“钱学森之问”是关于中国教育事业发展的一道艰深命题，需要整个教育界乃至社会各界共同破解。而造成这种窘相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恩格斯曾经指出，“一个民族想要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除了学习以往的哲学，直到现在还没有别的手段。”培养高素质拔尖人才，不仅需要专业知识教育，还需要伦理道德教育、哲学教育、艺术教育等非专业知识教育。因此，培育工程类大学生的技术哲学素养，可以看作是高等教育界破解“钱学森之问”的重要尝试，对于提高我国工程类大学生的培养质量，增强我国科技人才的国际认可度，建设高等教育和人力资源强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3.工程类大学生提高自身竞争力的现实需求。自人类进入工业社会以来，以机器生产为主要特征、使用强大动力机的近代体系迅速建立起来，技术进步之迅速是史无前例的。工业社会的极度扩展以及向信息社会的快速过渡，对社会成员的专业技能与综合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多数大学生已经意识到，只有具备了优秀的道德品质、过硬的专业技能、较强的思维能力才能在激烈的社会竞争中处于优势地位。作为自身成长的现实需要，越来越多的工程类大学生已经在有意识地加强自身人文素养的培育，包括哲学素养。而在现实生活中，广大工程类大学生在致力于自身的全面发展的同时，也遇到了不少有关专业学习、择业就业等方面的困惑。一是广大工程类大学生在进行自身专业学习和研究的过程中，面对前人积累下来的浩瀚科技知识，如何根据自身实际状况有取舍地加以消化吸收？二是在各门学科日益融合、交叉学科不断涌现的情况下，广大工程类大学生如何立足自身专业的学习，寻找切入点，尝试学术创新？三是在就业形势日益严峻的情况下，广大工程类大学生如何正确地选择自己今后的职业发展道路，真正使自己的专业知识能“学以致用”？上述这些问题，恰恰是工程类大学生技术哲学素养培育过程中致力于解决的问题。而这些问题的解决过程，也正是工程类大学生自身竞争力提高的过程。
三、培育工程类大学生技术哲学素养的路径选择
培育工程类大学生的技术哲学素养，必须结合国家对高等教育的要求和教育受众的实际状况进行。在新形势下，工程类大学生的技术哲学素养培育工作应从以下四个方面展开：
1.开展基本的技术发展史教育，引导工程类大学生树立正确的技术史观。技术史、技术的历史学研究是构成整个技术哲学研究的重要知识领域，是技术哲学的基础，技术哲学应当是技术史研究的总结和概括。人类的技术发展史浩淼博大，记载着涉及人类生存的材料、能源、信息三大物质基础领域的重大技术事件及其相互联系，其中蕴涵着丰富的关于技术发生、技术发明、技术管理等的历史经验，当然也记载了先人们在追求技术进步中遭遇的种种曲折与苦痛，以及理性的狂欢。古人云，“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技术发展史上的许多技术发明家之所以能颇有建树，多有发明创造，这与他们深谙技术发展史、能够触类旁通有很大关系。因此，引导工程类大学生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回顾科学技术特别是技术的发展史，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不断作出新的总结，对于扩大工程类大学生的知识面，提升他们的技术哲学素养很有帮助。一方面，开展客观的技术本身的演化史教育，帮助广大工程类大学生系统地了解技术本身的演化兴替过程，特别是人类自进入工业社会以来的三次技术革命中主导技术以及以主导技术为基础的技术群的更迭过程；另一方面，开展主体的技术概念的演化史、技术的认识史教育，帮助广大工程类大学生了解技术认识过程的曲折性，了解相关的技术概念的生成、发展、演化与嬗变。
2.普及必要的技术哲学知识，培养工程类大学生良好的理论思维能力。良好的理论思维能力，是工程类大学生必备的技术哲学素养，是全面地、辩证地认识和理解客观事物，创造性地开展专业学习和技术研发工作的重要前提。掌握系统化、理论化的技术哲学基本观点、概念和原理，是培养工程类大学生良好理论思维能力的重要基础，有助于他们在完成大学学业后用科学的、正确的、优化的技术思维、技术方法、技术手段开展技术理论研究与技术创新活动，服务社会文明进步，从而确保高校人才培养的高质量。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技术哲学知识的掌握，不是对技术哲学概念、原理等死记硬背，不能把学习技术哲学变成死记一些脱离大学生的实践活动和思维方式、脱离大学生的人格培养和道德养成的哲学教条，而是通过对技术哲学概念、原理等基本知识的了解后进行独立思考，深入地理解和领悟其中的内涵，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关注内涵，以实际问题为中心来学习技术哲学。因此，应引导广大工程类大学生通过对技术哲学知识的掌握和理解来提高解决实际问题的综合性思维能力，即通过对他们进行必要的技术哲学普及教育，广大工程类大学生可以使自己有一个善于获取技术知识、运用技术知识、更新技术知识的头脑，树立起立足实情、开拓创新、锐意进取的思维方法，以及既能从实际出发、尊重实践，又能摆脱陈旧观念和僵化思想束缚的创新意识。
3.弘扬良好的技术哲学品格，塑造工程类大学生高尚的技术道德观念。人类技术发展的历史早已证明，技术是一把双刃剑，人类在享受技术文明所带来的成果的同时，却发现其自身也陷入自己挖掘的技术陷阱中。绝大多数工程类大学生毕业后将从事技术开发、技术管理、技术咨询与决策等相关的工作，因此，有必要将工程类大学生技术哲学素养的培育纳入高校德育工作的范畴。除了对他们进行必要的理想信念教育、社会公德教育等以外，还应充分考虑这一群体的特殊性，帮助他们把握技术发展的规律，树立正确的技术价值观和良好的技术道德观念。具体而言，高校应积极引导工程类大学生学会用技术哲学的观点审视技术，将社会价值分析理论、社会公正理论以及对人类社会的终极关怀精神与一切技术活动、技术行为紧密结合、相互渗透，正确把握技术活动的航向，努力使技术真正成为人类的福音，而不是灾难。在实际工作中，高校可以通过科技活动、科技讲座、社会实践等方式，引发工程类大学生对所处技术社会进行哲学反思，对技术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进行积极的思考，帮助他们树立生存危机意识和社会责任意识，抛弃技术至上主义、技术决定论等片面观点，用全面、辩证、系统的观点审视技术变革，以及技术变革造成的正面和负面影响。
4.组织广泛的技术实践活动，提升工程类大学生的创新创业创优意识。技术过程需要科学理论的指导，与此同时，科学理论需要技术实践的验证。新中国成立六十多年来，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各条战线上涌现出了许许多多创新创业创优人才。“创新人才就是像获得国家最高科技奖的袁隆平、吴文俊、王选等那样，瞄准世界科技前沿，攻坚克难，在重点领域取得突破，掌握核心技术，勇攀科技高峰。创业人才，就是像创办高科技快速成长型企业的施正荣、邓中翰等那样，敏锐把握市场需求，把科技成果迅速转化为现实生产力，不断创造经济效益和社会财富。创优人才，就是像高技能人才的杰出代表许振超、李斌、窦铁成等那样，干一行、爱一行，钻一行、精一行，在平凡的岗位上创造一流的成绩。”创新、创业、创优“三创”人才的共同之处，除了在于他们都具有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心，都具有刻苦钻研与开拓创新精神外，还在于他们能密切关注社会发展对科技成果转化的实际需求，在技术实践中开展学术研究与发明创造活动。“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培育工程类大学生的技术哲学素养，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积极创造条件，引导他们积极投身技术实践活动，在形式多样的技术活动中增知识、长才干。具体而言，高校必须高度重视工程类大学生教学计划内的课程实验、课程设计、生产实习、毕业设计等实践教学工作，同时通过组织工程类大学生进行企业岗位见习、参与科研训练与课外科技作品竞赛、开展社会实践等形式丰富实践教学的内容，使他们在广泛的技术实践活动中增强创新创业创优意识，为国家繁荣富强、社会文明进步、人民安居乐业，实现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可持续发展局面贡献聪明才智。
[ 论文 关键词]《技术创新论》；技术创新 哲学 ；哲学视野
[论文摘要]国内学者主要从 经济 学、管 理学 、社会学等学科对技术创新进行研究。李兆友教授的著作《技术创新论一哲．学视野中的技术创新》，站在哲学的高度，从全新视角解读技术创新，开创了国内技术创新哲学系统研究的先例，并为其他研究者提供了从话语、范围到方法在内的一整套研究范式。笔者确信，在李教授及其著作的引导下，将会有愈来愈多的学者站在哲学的高度来全面把握技术创新，技术创新哲学也定将取得应有的 发展 。
技术创新理论成为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肇始于熊彼特1912年出版的《经济发展理论》一书。在该书中，熊彼特论证了创新是经济发展的核心力量，是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把一种前所未有的关于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组合引入生产体系。他还根据创新对利息、利润、经济周期等经济学基本概念、基本现象进行了重新的界定。由于美国经济在20世纪50年代的快速发展无法用传统的资本、劳动力因素来解释，人们开始相信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再加上研究开发方面公共投资的意义相继得到证明，加深了人们对技术创新的经济意义的共识。于是，技术创新理论也就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之一。在当今，技术创新成为 现代 经济增长的最主要动力，因为 科学 技术是“ 历史 的有力的杠杆”，是“一种在历史上起着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正是由于技术创新在现代社会和经济发展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以及人们对技术创新重要性的认识愈来愈强，关于技术创新的研究越来越成为学术研究中的热点之一，它已经成为一个涉及经济学、管理学、社会学等多学科领域的研究课题。
一、技术创新研究的几个主要视角
我国对技术创新理论的研究相对较晚。在1973-1974年间，北京大学经济系的内部刊物《国外经济学动态》上，有专文介绍了熊彼特的创新理论。1981年
第四章是技术创新能力论，作者从剖析技术创新的能力系统结构人手，提出提高 企业 的研究开发能力、设计能力、生产制造能力、市场营销能力以及创新管理能力的具体措施。第五章是技术创新条件论，探讨推动技术创新的外部环境或条件，如制度创新、知识产权制度的建立、国家创新系统的建立、健全的研究开发和设计制度以及文化创新。由于篇幅的限制，在此不一一加以详细介绍。
总的说来，作者站在 哲学 的高度，从全新视角解读技术创新活动，在论述时旁征博引，与主题相关的学术成果都尽可能地收集和引用，在空间和时间上都有所覆盖，对于受众而言，《技术创新论》提供了一个了解技术创新学术界信息的好机会。阅读本书，读者会感受到其独特的研究视角，新颖的内容，丰富的资料，庞大的信息量，引人深思的见解，尽管对于从哲学的视角来解读技术创新活动，读者可能见地各异，但可以肯定的是，《技术创新论》确实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解读技术创新活动的全新视界，毫无疑问将对学界产生深远的影响。
三、《技术创新论》与技术创新哲学研究的兴起
技术哲学(技术创新哲学是其中之一)本来就是一个较新的哲学分支学科。技术很晚才进入西方哲学的视野。究其根源，这与西方哲学的“理论”取向有关。“哲学一 科学 ”史从苏格拉底一亚里士多德以来，一直以理论活动为主要研究对象，而对实践活动则不予重视。技术创新活动一向被看成知识贫乏的实践活动，因而被认为不值得哲学研究。到了今天，即使有人考虑到 现代 技术的巨大影响，但也认为这种影响主要来自现代科学的运用，现代技术工程被看作“应用科学”，对技术及技术创新的哲学反思通常是科学哲学的附属产品。因此，尽管技术(及技术创新)与人类同时产生，甚至人类漫长的 历史 是由它来标识的(石器、铁器等)，技术及技术创新对历史 发展 也有巨大影响，但技术及技术创新向来没有进入哲学思考的核心。不过，夏保华教授认为，在技术创新中，大量存在的、迫切需要解决的虽然是 经济 学与管 理学 的问题。但是，在技术创新中，也包含了靠穷根究底的思考来解决的哲理性问题。他列举了八组技术创新的哲理性问题，包括：关于技术创新本质的问题，关于技术创新客体的问题，关于技术创新活动的问题，关于技术创新主体的问题，关于技术创新动机的问题，关于技术创新知识的问题，关于技术创新条件的问题，关于技术创新方法的问题。他还特别提出，解决诸如此类的问题需要用哲学的知识、观点和方法，而且不是短期能彻底解决的。为此，他呼吁科技哲学界应着力进行技术创新的哲学研究，以“面向文本”、“面向现实”和“面向自我”的“三个面向”为基础，为发展一门技术创新哲学而努力。技术创新哲学的兴起，本质上反映着技术创新对哲学发展的影响。我们不能指望从最普遍的哲学或“元哲学”的发展中派生出技术创新哲学，而是要从技术创新研究和实践中提出的问题引导出技术创新哲学；同样，也不是技术创新研究需要有哲学转向，而是哲学研究需要有技术创新的转向。这样才能显示出哲学关注时代变迁，作为时代精神精华的特征。
【关键词】自然辩证法；科学技术哲学；发展贡献
马克思主义认为，物质是万物的本原，自然界是由一切物质所构成的巨大的系统整体、自然界、人、科学技术，社会这四者之间形成了一种相互作用，相互制约，密不可分的关系。在自然辩证法的学习中，我们只有通过对概念的认识，研究对象和内容的深入了解，进一步解读自然科学、哲学、社会科学和现代科学方法等多重知识结构的层次的构建，才能取得卓有成效的研究成果。
一、自然辩证法在科学发展过程中的表徵
自然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关于自然界发展和科学技术发展的一般规律、人类认识和改造自然的一般方法以及科学技术与社会发展一般关系的学说。与此同时，自然辩证法作为马克思主义的自然哲学、科学技术哲学、社会学等研究，不仅具有哲学属性，而且也具有交叉学科的性质。
我们知道，自辩法诞生于19世纪中叶绝不是偶然的，而是当时三个方面的重大变化和发展冲击着人们原有的自然图景和思维方式，为其创立提供了客观基础。表现如下：一是大机器生产带来的人类生产活动的高度社会化，加强了人们之间的社会联系和交往，改变着人们旧有保守的、静止和孤立的思维习惯和方法；二是自然科学的一系列伟大发现展现了自辩法发展的本性和规律，冲击着人们业已形成的机械的、形而上学的自然观：三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创立，为自然辩证法的创立提供了科学的理论基础，使自然观的革命有了理论指导。自然辩证法就是在这种历史条件和诸多因素下，辩证唯物主义哲学与自然科学和技术相结合的一场伟大的理论革命。自然辩证法揭示了自然科学发展的内在逻辑、人对自然界的能动关系等，建立了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思想观点等，诸多体现具有划时代的变革。
二、自然辩证法与科学技术哲学诸学科关系的文献综述
恩格斯结合当时的自然科学和哲学成果，对这种自然哲学进行了多方面理论变革，发展出了一种新的关于自然的学说，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自然辩证法。首先，他改造扩展了自然哲学的研究对象。其次改造了自然哲学的方法论基础。再次摒弃了自然哲学的唯心论等基础，成功的实现了自然哲学和科技哲学的基础构建。自然辩证法和自然哲学都从整体上研究自然界并提供自然界的总图景。
科学哲学是以自然科学为研究对象，主要研究科学的逻辑结构、科学知识的获得和检验、科学推理的程序、科学发展的模式等认识论、方法论和逻辑学问题，而明显忽视对自然界本身的研究，存在一些属于本体论的问题。
科学社会学是关于科学的社会研究，它是与自然辩证法紧密相关的一门学科，着重研究社会诸方面与科学的关系，也就是研究科学体制“外部”的经济、政治、文化等社会因素对科学发展的影响和作用。
三、从自然辩证法看科学技术与社会发展
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使科学技术与生产的关系越来越密切，科学技术作为生产力，越来越显示出巨大的作用。“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著名论断。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科学技术观和生产力理论的创造性发展，也是我国发展科学技术和进行现代化建设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指导思想。
科学技术不仅作为促进生产力发展的第一要素，具有主导作用，同时对其他要素也起着渗透作用，特别是现代科学技术已融合、扩散到生产力诸要素之中，从而促进了生产力要素的全面飞跃，推动了生产力系统的发展。
当代自然辩证法以科学、技术、科学技术与社会的关系为研究对象，所要揭示的是人类认识和改造自然中的一般规律以及科学技术发展中的一般规律，而不是自然界中个别的过程，人类认识和改造自然个别领域或者科学技术个别学科的特殊规律。这个一般规律也正是哲学研究区别于科学技术研究的特殊之处。自然辩证法一方面是辩证唯物主义的普遍原理在自然界中的具体表现和科学技术领域的具体应用，另一方面又是对科学技术及其发展的哲学概括。
四、科技哲学视角下的自然辩证法
自然辩证法作为关于人类认识和改造自然，科学技术及其与社会关系的已有成果的概括和总结的哲学学科，不仅对于整个哲学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而且对于指导人们正确认识和改造自然，发展科学技术，协调人与自然以及科学技术与经济，社会的关系，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在理论价值上，不仅为科学的世界观提供坚实的理论基础，而且为认识论和方法论提供具体的理论论证。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提出：坚持以人为本、推进素质教育是教育改革发展的战略主题，是贯彻教育方针的时代要求，核心是解决好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的重大问题，重点是面向全体学生、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着力提高学生服务国家人民的社会责任感、勇于探索的创新精神和善于解决问题的实践能力。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指出：“高等教育要重视培养大学生的创新能力，科研能力和创业精神，普遍提高大学生的人文素质和科学素质”。高职院校在培养应用型技术人才的同时，也担负着提高学生人文素质的使命。因此，对于高职院校来说，努力探索和构建学生科技素质培养体系，对于培养创新人才具有重要意义。
通识教育视阈下
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融合
“通识教育”的要素包括：第一，教育目的是培养自由、高尚的人，这一目的特点表现为明显的非功利性；第二，其教育对象是少数“社会精英”，只有“社会精英”，才能有闲暇超然物外，终日沉溺于非功利的活动中；第三，注重培养人的智能，教育内容全面、广泛。只有培养人的智能，才能使人成为自由且高尚的人。
高等职业教育的目的是让学生为未来所从事的技术型职业做准备。同时，要开阔他们的视野，培养他们广泛的兴趣。知识经济时代需要的是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同时具备的融合型人才。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的融合是素质教育的核心内容，也是高职教育改革和发展的必然趋势。高等职业教育肩负着对学生进行应用技能和高素质培养的双重重任，培养学生健全的人格，造就技术与文化兼备、赋有科学精神与人文素养、既会工作，又会生活的全面发展的人。因此，我们必须看到当前高职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融合的现状与问题，加强对高职学生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的培养。提高高职学生的综合素质是时代的要求，也是当前高等职业教育发展的主要方向。
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的内涵十分丰富。“科学精神”是指在长期科学活动中形成的一种观念、意识和态度。“科学精神”体现在科学知识、科学思想和科学方法中。“人文精神”是指以人为本、高扬人性大旗、揭示人的生存意义、体现人的尊严和价值、追求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文化精神。“科学精神”的性质与特征，有人认为是人类认识自然、适应自然和变革自然活动的理想追求、价值准则和行为规范的集中表征，是人类认识自然活动及其认知成果的升华。其要点可概括为：科学精神的首要要求即客观、求实精神；科学怀疑精神即追求真理、不盲从潮流、不迷信权威；不断求知的精神；创新的精神；继承的精神。所谓“人文精神”，孟建伟认为应当是整个人类文化所体现的最根本的精神，或者说是整个人类文化生活的内在灵魂。它以追求真善美等崇高的价值理想为核心，以人自身的全面发展为终极目的。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作为人类精神的两种极端存在方式，对人类文化的创造所起的作用各异。“科学精神”是人类进行科学探索的不竭动力，在科学精神的指引下，科学技术取得持续进步。同时，若无人文精神的激励，不可能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通识教育维度的高职
科技哲学教育的合理性
科学技术哲学课程包括四部分：自然观、科学观与科学方法论、技术观与技术方法论、科学技术与社会。科学技术哲学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研究对象是自然界发展和科学技术发展的一般规律、人类认识和改造自然的一般方法以及科学技术在社会中的作用。通识教育维度下，在高职教育中施行科技哲学教育，解释科技哲学中的科学理论、科学观念，如科学理论与技术理论的结构、科学知识与技术知识的本质、科学范式与技术范式的区别等。通过课程使高职学生树立正确的科学技术哲学观，正确认识高职思想教育与科技哲学之间的辩证关系。科学技术哲学课程是培养高职学生辩证思维方法，提高高职学生科学素养的主要课程，关系到高职学生的理想信念和精神支柱。其课程性质决定其人文主义思维方式与情怀。科技哲学课程的定位为：对科技发展进行哲学的反思，亦即对自然科学的发展进行人文主义的解读与反省。
高职院校开展的职业教育基本上是属于技术性教育和进入职业的适应性教育，还没有哪所高职院校设置了与科学技术发展相关的哲学课程。这就大大限制了高职院校学生对科学技术的认识。在我国，高职教育起步相对较晚，办学经验尚需积累。当前，高职教育存在两种不利倾向：一是教育目的的功利化，二是教育目的的工具化。教育目的的功利化，表现在教育者一方，就是将主要力量集中在专业教育和应用开发研究上；在课程结构方面，知识性课程比例偏大，方法类、思维类课程比例相对较小，其结果是职业教育近于专业训练。表现在受教育者方面，当前严峻的就业形势催生了文凭热、证书热、考研热等，社会现实促使高职教育的功利性增强。金耀基认为，今日之大学最流行的形象不是“象牙塔”而是“服务站”。由于社会需要什么大学就给什么，不知不觉中大学日趋社会化、政治化和市场化。大学如斯，高职则更甚之。教育目的的工具化，使人越来越专业化、技术化，人成为科学技术或工业发展的手段和工具。教育目的的功利化和工具化所导致的结果必然违背教育的初衷，表现为只突出做事的教育，忽略了对人的全面教育，培养的人才素质得不到全面发展。在急功近利思想和浮躁情绪的外部环境作用下，大学生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缺失现象比较严重。《高等教育法》总则第五条规定：高等教育的任务是培养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高级专门人才。同时，对科学技术发展的反思也需要纳入人才培养体系中来，特别是对于高职院校来说，如何使学生全面发展，成为21世纪的科技创新人才，是高职教育面对的一个重要问题。鉴于此，科学技术哲学应成为高职通识教育中的一项主要内容，在高职院校中开展科技哲学教育，让高职学生对科学技术的功能进行哲学反思是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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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高职院校培养体系中，融科技哲学于通识教育中，促进高职学生对科学技术这把“双刃剑”有正确的认识，完成自然和人性道德的完美统一。加强科学技术哲学教育对于高职院校通识教育有着重要的意义，具体有：
增强高职学生对科学技术的全面认识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它促进了人类的进步和文明，改变了世界面貌，科学技术创新已成为当今社会的主题。但创新不仅仅指科学技术创新，更重要的是对科学技术的认识和深层次理解。通过科技哲学教育，可培养高职院校学生对科学技术发展的系统思想。同时，让学生认识到对科学技术的不合理利用会带来负面效应，科学技术有“双刃剑”的性质。对科学技术若没有全面认识，只看到和利用其功利性一面，而无视科技对人类和社会的负效应，将会给人类和社会带来灾难。
培养高职院校学生的科学素养，弘扬科学精神 在教育过程中，选择正确的教育方式促使学生辩证地认识、感受科学技术内含的人文精神，全面认识科学技术的能动性、主动性和科学理性。从某些方面说，科学精神是人文精神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孟建伟认为，科学像人类其他各项创造性活动一样，充满着生机和最高尚、最纯洁的生命力，科学在追求知识和真理的同时也在追求着人类自身的进步和发展，在创造物质文明的同时也在创造着精神文明，它给人类以崇高的理想的精神，永远激励着人们超越自我、追求更高的人生境界。因此，作为整个人类文化生活重要组成部分的科学活动，它所体现的精神本身就是一种人文精神。
促进高职学生对科学与技术的统一性有充分认识 “科学”、“技术”是两个不同概念。对高职院校的学生而言，区分两个概念之间的不同是十分重要的。目前，科学和技术的普适性、可检验性和统一性为人们普遍认同。特别是科学技术发展至今，任何一种商品都是科学与技术的高度复合体、统一体。通过科学技术哲学教育，高职院校学生对科学进行理性认识。学生在高职院校得到的不仅仅只是技术的掌握和提高，理论知识更有助于认识科学技术发展的历程和规律。因此，正确引导、认识科学与技术的统一性及其辩证关系，对于培养高职学生的科学与人文素质是必要的。
强调科学技术哲学对科学技术发展的指导意义 无论是科学技术工作者或者是人文社会工作者，在从事社会实践活动时，必须既具有科学精神，又具有人文精神。唯有如此，才能做到在处理科学技术问题时既遵循科学精神，又顾及其人文社会后果。
建构科学人文的高职通识教育桥梁
素质教育是21世纪中国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战略方针。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的融合是素质教育的核心内容，也是高等教育改革和发展的必然趋势。因此，必须看到当前高职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融合的现状与问题。推进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有机融合的主要途径，一是改革人才培养目标和学科专业结构及课程体系，二是培育高职学生正确的科学技术哲学观。
科学技术哲学课程的开设具有广泛的意义和沟通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双重功能。面对高职院校的实际，我们所要做的，就是要坚持与时俱进，加强师资队伍培养，改革教学方法，积极探讨在高职院校开展科技哲学教育，弥补当前高职学生综合素质的缺失，促进科学教育人文化，把科学技术作为一种文化、哲学观念，而非单纯的技术传授给学生，使他们不仅掌握科学技术本身，而且还了解科学技术与社会的关系，懂得如何合理地运用科学技术，使之造福于人类。
在我国研究生培养体制中，“科技哲学”类课程是指针对理、工、农、医类研究生开设的政治理论公共课。目的是通过对科学技术哲学这门课程的系统学习，使培养出来的理工科研究生对科学技术的功能有全面正确的认识，在正确的科学技术哲学观指导下运用科学技术于实践。高职院校的专业或学科设置以工程、技术应用类为主，与普通高校的理、工、农、医类有相类之处。笔者认为，高职院校并不能因为其学位层次较低就视科学技术哲学教育为可有可无；反之，对于毕业以后直接从事工程技术类工作的高级应用型技术人才开展科学伦理、技术伦理教育，让他们具备工程良心，对科学技术的“双刃剑”性质有全面认识是十分必要的。由于高职学生培养的特点是在校学习时间相对较短、理论与实践并行，所以，在高职院校开展科学技术哲学教育还是个崭新的课题。笔者认为，在高职院校中开展科技哲学教育不能像大学那样系统，可按以下步骤：
第一步：通过问卷方式选取部分对象对高职院校学生的科技哲学观进行调研，考察学生对科学技术的基本认识、对科学素质课程的教学需求，包括教学内容、教学形式、考核方式等。根据问卷调研报告设定选题目标。
第二步：以开设选修课程《科学与人文素养》或专题讲座的形式，在高职教学中融入科技哲学的通识教育内容，为高职学生建构通识教育桥梁。选修课程《科学与人文素养》或专题讲座的内容力求体现当前最新科学技术实践的最新经验，科技的最新进展，让高职学生学习了解科学技术哲学是体现现代科学的理性文化，是人类理性发展到科学时代的产物。
在整个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长河中，科技给人们带来的益处是显而易见的。在科学技术的发展过程中，中国科学技术发展史在世界科技发展史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中国的许多科技发明为世界各国所应用。但同时也产生出了著名的李约瑟难题：尽管中国古代对人类科技发展做出了很多重要贡献，但为什么科学和工业革命没有在近代的中国发生？
一、中西方哲学的差异
哲学是关于世界观的学说，是系统化、理论化的世界观，是社会的意识形态之一。是对自然、社会、思维知识的概括和总结，是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统一。同时，哲学还是社会意识的具体存在和表现形式，哲学是以准求世界的本源、本质、共性或绝对、终极的形而上者为形式，以认识、改造世界的方法论为研究内容的科学。在哲学的发展过程中，产生了很多流派。中西方哲学在发展过程中也存在很大的差异。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中国哲学更加强调伦理性，而西方哲学则强调逻辑性
通过对中西方哲学发展过程的比较，我们不难看出，中国的哲学是一个“求善”的过程，侧重于伦理性；而西方哲学则是一个“求真”的过程，更加侧重于逻辑性。中国哲学从诞生之日起就突出了对社会政治和伦理的研究，中国哲学的主要研究内容是人际关系以及人的社会价值，形成了以道德为核心的天人合一的理论。在中国进入到文明社会之后，中国的哲学发展成为以孝悌的伦理关系为依托，在讨论世界本源的过程中，始终带有浓重的伦理气息。无论是儒家学派“仁”的思想，还是道家学派追求的“清静无为”等都是以对道德的自我追求和完善为宗旨的，所以说整个中国哲学发展史都是以“求善”为宗旨的一个过程，以道德伦本文由论文联盟收集整理理为依托，来关注社会的发展。以人为中心，达到社会的长治久安。
西方哲学的追求与中国哲学的的出发点和归宿则不同，西方哲学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对自然的探索，是一个“求真”的过程，更加强调逻辑性。从古希腊哲学开始，无论是早期对世界本原的“水本原说”、“火本原说”、“气本院说”，还是中后期的“原子论”、“理念论”、“实体论”，以及后来的西方许多哲学思想家，都是对自然界的一种探索。由此可见，整个西方哲学的发展，无论在知识结构还是在思维兴趣上，都是在揭示自然的本质，寻求自然界的真谛。他们对事物的内在构成、形成原因、发展方向和转化可能都进行了有益的探讨，力求达到对世界、对自然至真的认识，从而形成了系统哲学理论，形成了不同于中国哲学的独特的研究对象。
（二）中国哲学更加强调体验性，西方哲学强调思辨性
西方哲学除了辩证法之外，所体现出的实用性不是很强，而中国哲学注重伦理政治、讲求实用，和我们的生活密切相关。中国哲学可以应用到我们生活的每个方面，如我们的中医理论、武术、书法以及中国人的生活方式等等。中国哲学通过从自我主体出发对自然、社会的探求，更包含了一种从物出发以求识物的思维方式。但所有这些，都没有超出“直觉”、“顿悟”的思维方式，没有超出内心体验的思维特点。他们谈论“体认”、“顿悟”，追求“诚明之知”和“湛然之知”，而且“藏识”、“禅定”等方法也充当了哲学家认识社会、体验人生的重要方法。
而西方哲学更加强调思辨性，我们知道，在西方哲学一直被认为是聪明的学问，哲人即是聪明人，是思辨的学问。如，西方的辩证法是康德根据我国的太极图中提取出来的，而中国哲学是来自于就没有西方哲学的思辨性。
（三）中国哲学更加强调“人道”，西方哲学强调“神道”
综观整个中国哲学的发展，神的概念始终没有成为一个重要范畴而列入中国哲学的范畴。中国的哲学始终围绕着对人的道德的教化而进行，如“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都是以人的道德伦理为发展轨迹的，所以可以说中国哲学是重人道而轻神道。而西方哲学从一开始就和宗教结合在一起，“上帝”或“神”的观念始终是同哲学的发展揉为一体的，神被认为是同人、自然一样的实在物，这便体现出物活论和泛神论倾向。
二、中国哲学对中国科学技术史的影响
由于中西方哲学存在的差异，所以就出现了上面所提到的李约瑟难题，因此说，中国哲学对中国科学技术史的影响是深远的。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重伦理、轻逻辑
哲学注重伦理本来不是一件坏事，可太注重伦理就会适得其反。我们可以看到其的弊端所在，比如：伦理控制窒碍了社会发展所需要的普遍主义、一元主义的形成；伦理控制只讲义务（下对上、卑对尊等）不讲权利，制约了人对自身权利的认知；伦理控制过分注重安的意义，缺乏对进步动力的深刻认识。这些弊端必然会对中国科学产生一定不利的影响。中国人的道德关爱天地万物，关心个人社会国家的命运，而且非常强调个人修身，因而在对技术活动的约束机制上也有自己的特色。中国人的天人合一思想以道驭术思想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也逐渐被滥用与曲解。以道驭术的含义是伦理道德对科学技术的驾驭和制约，这里的科学技术关系国计民生与社会稳定，而“奇技淫巧”不在其中，“奇技淫巧”指的是容易使帝王“丧志”，或使百姓耽于享乐而不做“正事”的技艺，所以以道驭术思想并不是鄙薄科学技术，而是在近代被滥用，由于重重阻挠，西方科学技术的引进步履艰难，直接导致中国近现代化进程缓慢。
（二）强调实用性
关键词：过程论;动态过程;技术创新;技术创新哲学
一、作为动态过程的技术
美国技术哲学家米切姆区别了四种类型的技术概念,即作为客体的技术,作为过程的技术,作为知识的技术以及作为意志的技术。关于作为过程的技术,米切姆曾提出,工程师注重制造的一面,社会科学家注重使用的一面,而传统的人类活动就划分为制造和使用两类。工程师认为技术的基础内容是发明和设计[CD2]制造的原初意识,社会科学家则认为是生产和实用,技术的社会应用才是最重要的［1］。在此,米切姆已经把技术理解为包含发明、设计、生产、使用的不同阶段的过程。
东北大学远德玉教授是国内较早探讨技术本质的学者之一,1981年11月,远德玉教授参加在苏州举行的第二届全国技术史学术讨论会,提交论文《技术是一个过程[CD2]略论技术史与技术论研究》,首次提出了技术过程论的观点。1982年,远德玉教授在《技术是一个独立的研究对象》一文中提出,把技术列为科学的一个层次是不妥当的,需要从技术的角度来研究技术与社会、生产、经济、哲学的关系［2］。1983年,远德玉教授又提出,技术是一个人类实践的动态过程,技术在人类利用、控制和改造自然的过程中才体现出自己的面目［3］。1984年10月,远德玉教授向第三届全国技术史会议提交了题为《历史中的技术》的论文,分析了原始时代、工匠时代和近代技术的各自存在方式和存在特点,提出技术概念是一个历史性的范畴,它本身是在不断发展变化的,人们对技术的不同理解,是由于技术形态的不同引起的;不同时期人们侧重于技术的某一形态,便产生了不同的技术理解。在1986年出版的《论技术》一书中,他进一步论证了技术是一个动态过程的思想,并把技术是一个动态过程作了三方面的概括:技术是从无形技术向有形技术转化、从潜在技术向现实技术转化的过程,是技术软件与技术硬件在动态过程中的统一,是知识、能力、物质手段不断更新的过程［4］。2003年,在《技术过程论的再思考》一文中,远德玉教授对技术是一个过程又增加了一条概括,即技术是目的与手段在动态过程中的统一。目的性在技术形成与发展过程中不断变化,相应的手段也在变化,由此才有技术形态的变化［5］。
关于技术是一个过程的思想,是理解技术本质属性的关键。在《过程论视野中的技术本质》一文中,笔者从技术目的实现的过程性与技术形态转化的过程性两个方面作了分析［6］。一方面,目的性是整个技术系统发展的动力,是支配技术各要素的灵魂,技术的目的性指的是人们有意识地把某种自然对象转变为受人影响和被人加工、改造、控制的对象,使技术成为变革自然的手段,而不是指技术本身就是目的。在技术逐渐成为满足人们需要的物品的过程中,技术目的性也逐渐地得到实现,即技术目的的实现也是一个过程。另一方面,技术目的在技术形成与发展过程中是不断变化的,技术目的的变化就会导致技术手段的变化,由此产生技术的不同形态。由潜在的知识形态的技术到现实的物化形态的技术的转化过程,就是技术的目的性具体化的过程:从抽象的技术目的性转化为具有特定功效性的目的性,并进一步转化为符合特定经济性和社会性的目的性。
从过程论的角度看,技术本来就是表现为多种形态的,诸如知识形态的技术与物化形态的技术,有形的技术与无形的技术,潜在的技术与现实的技术,一品技术与多品技术,等等。技术形态的转化就是它向生产力的转化过程,也是技术本身的不断完善化过程。由主观技术构想、创意而产生的技术发明是技术的初始形态,必须经过设计、试制和试验加以客观化、物质化,才能纳入到生产劳动过程中去,成为现实的生产技术。而单一的生产技术仍不能实现技术的最终目的,因为它只能完成产品生产的一部分或一个环节,必须有许多与之相匹配的一系列生产技术才能形成产品和服务;只有多种生产技术的综合,即完成生产技术的体系化或形成产业技术,才能实现技术的最终目的
［7］。
二、技术发明与技术创新
从技术动态过程的分析可以看出,完整的技术活动并不仅限于技术发明,它至少包括两部分的内容,其一是技术发明活动,即技术知识的创造、积累,科学知识的拓展;其二是技术创新活动,即把技术发明活动的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实现技术的目的性。这两部分内容对于技术活动来说是互补的、缺一不可的。实际上,在技术创新过程中也会伴随着技术发明的出现,这样的技术发明仍可申请专利,而且其应用于技术创新过程的时滞也许更短,因为这种发明是更加接近和适合市场需要的。因此,只有两者的结合,才能完整地理解历史上和现实中的技术。正如英国牛津版《技术史》一书的主编T·I·威廉斯在该书的6、7卷序中所指出的,我们不能把技术的发展与管理部门和工会的作用分割开来。在当代,曼哈顿工程和登上月球的实现,代表了技术发展的顶峰。但是,公正地说,这些成就既是科学家和工程师们以精湛的技术能力工作的结果,同样也是这些极为复杂的工作的管理者的巨大胜利［8］。
熊彼特最早对“发明”与“创新”进行了区别。他认为,企业家的职能是把新发明引入生产系统,创新则是发明的第一次商业化应用。只要发明还没有得到实际的应用,那么它在经济上就是不起作用的。而实行任何改善并使之有效即创新,是同它的发明完全不同的一个任务,而且这个任务要求具有完全不同的才能。把发明创造同技术创新相区别,被认为是熊彼特的重大贡献之一。日本学者森谷正规认为,创新与发明之所以被大大地混淆,是因为从20世纪40年代至60年代的技术发展,包含创新与发明两方面的内容。作为这个时期标志的创新是众多发明的产物,一系列革命性的发明为技术创新提供了动力,掀起了滔滔不绝的技术创新的洪流［9］。我国理论界也探讨了技术发明与技术创新的区别。陈昌曙教授与远德玉教授合著的《技术选择论》一书,较早地初步区分了技术发明与技术创新,提出企业技术活动的中心环节,是如何把科学技术成果转化为生产力并实现经济增长,即做到技术创新。他们认为,技术发明是技术创新的一个环节,而不是技术创新的全部和实质。技术创新是研究、开发、工程设计、市场分析和管理决策等相互交错的全过程,是把发明应用于生产并实现经济增长的全过程,是过程创新［10］。陈文化教授则把技术发明比喻为“鸡下蛋”,把技术创新比喻为“孵小鸡”,认为技术创新是“孵化企业”的过程,只有不断地孵化出企业,才能实现科技与经济的一体化;相反,如果把创新等同于创造,就是了创新的本质和灵魂,其结果又会退回到科技与经济相分离的老路上去［11］。对技术发明和技术创新进行的这种区分,其意义在于指出了技术(经济)活动包括的丰富内容不仅仅局限于技术发明,事实上停留于技术发明的技术活动是不能为一国或一地区带来实际的经济效益的,技术活动还有其更为重要的一面,即技术创新。由此必然会合乎逻辑地过渡到技术创新的研究,因为技术创新实质上就是在技术原理基本不变的情况下的技术形态转化过程。
就目前所见到的技术史方面的著作来看,重点是研究技术发明,弄清哪些人在什么时候用什么方法发明了什么新技术,而且对做出过发明的人物生平进行较为详细的叙述。这种研究是很必要的,因为只有从这些发明家身上总结并吸收更多有规律性的东西,才能有利于我们在今天和未来的实践中做出更多的发明来。然而,仅有这种研究又是不够的。从过程论的角度看,只有深入到技术创新的内部,揭示技术创新活动的规律,才能完整地理解技术过程,因为在当代社会,发明家的创造性成果只有经过技术创新主体的创造性活动,形成技术商品而直接被最终消费者所使用和体验,技术发明家的目的性以及技术发明物的价值才能得以展现,才能实现技术的现实过程。在这种意义上,技术创新成为唯一能够揭示技术存在的方式,人们正是通过对技术创新的每一个阶段或环节的具体把握,才能领会技术的真实含义。不弄清技术创新问题,就谈不上真正理解技术的本质问题;脱离对技术创新过程的理解进行的有关技术本质和意义的探讨,也是缺乏现实针对性和理论活力的［12］。
三、技术创新研究的新范式
从过程论的角度看,技术创新的内容可以理解为技术本身的、经济的以及管理的创新的结合。技术创新首先是技术本身的过程创新,包括技术本身的不断完善化过程,又包括该项技术同相关的一系列技术结合实现体系化的过程;其次是经济的过程创新,包括一系列的经济决策与经济行为的创新;再次是管理的过程创新,它使得生产过程中技术的诸要素、生产力的诸要素得以完善地组织、协调、平衡和配置,实现生产经营系统在功能和结构上的整体优化。三种创新在技术创新的不同阶段,所起的作用和侧重点是不同的。技术的过程创新在创新的开始阶段比较强,随着创新过程的发展,技术的创新内容呈现弱化趋势,而经济的和管理的过程创新则呈现日益强化的趋势。只有三者的有机结合,才能实现技术成果的商品化,使技术变为直接生产力［13］。由于技术创新是一种呈现为某些阶段性的连续的渐进过程,因而研究不同阶段的创新特征、内容和方法,对于人们弄清技术创新的规律和规则,并按照这些规律和规则进行创新,从而缩短从发明到商业应用的时间,都是极为有益的。正因如此,远德玉教授积极倡导进行技术创新的工艺性研究,并提出了创新工艺研究的课题,包括如何对技术的、经济的、管理的三类过程创新的结合及其阶段性的研究,如何认识创新的内容随着创新阶段的变化而不断变化的特点、规律,如何探求创新过程中不同阶段所采用的创新方法和手段。
沿着过程论的思路,技术创新研究的新范式逐步得以形成。这种新范式以技术创新的经济学研究、管理学研究、技术学研究、政策学研究等为基础,认为技术创新既不是纯经济学范畴,也不是纯技术学范畴,更不是纯管理学范畴,它是经济与技术相互结合的,既具有经济特征又具有技术特征的技术—经济范畴。在实现技术与经济的结合过程中,管理起着关键性作用。从企业来看,技术创新是把发明成果创造性地应用于生产经营活动,使之向产品化、商品化不断逼近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生产函数的多次转移,技术在形态上的多次改变,最终成功地把创新产品推向市场,并获得显著的经济效益,才是完成了技术创新的一个周期。技术创新一开始就是技术实践、生产经营实践、管理实践结合在一起的特殊的社会实践活动,具有技术实践、生产经营实践与管理实践的三重属性。尽管在整个技术创新实践活动中的不同阶段,上述三者的表现有所不同,但缺少任何一个方面,都不能构成现实的技术创新活动;而只有三者的有机结合,才能创造出满足市场需求的产品,使技术成果转变为现实的生产力,为企业带来可观的经济效益。因此,技术创新的研究需要突破线性思维的误区,需要充分把握技术创新过程的非线性作用机制,充分调动创新主体的积极性和创造性,通过各种途径对已有的技术创新活动进行必要的认识和总结,从中发现不同创新活动在其实施过程中的具体表现以及遇到的具体问题,从而根据这些创新活动暴露出来的共性问题,预见现实技术创新过程可能遇到的不利情况,以便在创新实践过程中加以特别注意,减少技术创新活动的盲目性。把技术创新看做是科学技术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社会化过程、产业化过程和商品化过程,是技术创新研究视角改变和研究新范式得以确立的方法论基础,也是技术创新的哲学研究同经济学的和管理学的技术创新研究区别开来的标志。
刘则渊教授在《试论中国技术哲学的东北学派》一文中指出,以陈昌曙教授为代表的技术哲学专家在20多年的研究历程中逐渐形成了中国技术哲学的东北学派,他们基于技术本质、特征、体系、结构以及相关范畴的哲学分析,并把这种哲学的分析应用于技术选择的现实活动。其中,技术创新哲学理论是技术哲学东北学派的突出成果,它基于《论技术》中关于“技术是一个过程”的观点,把技术创新看做是科学技术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社会化过程、产业化过程和商品化过程,率先提出“技术形态的过程创新”思路,在技术创新实践中实现技术、经济、管理三方面的过程创新［14］。这种评价从过程论的视角来看,是比较中肯的。
四、技术创新哲学研究的新进展
技术创新哲学的兴起和发展,本质上反映着技术创新对哲学发展的影响。在这里,技术创新哲学并不是从最普遍的哲学或“元哲学”中发展派生出来的,而是从技术创新研究和实践提出的问题中引导出来的;同样,也不是技术创新研究需要有哲学转向,而是哲学研究需要有技术创新的转向。从哲学的视角研究技术创新,就是要对各有差异的技术创新实践中遇到的带有普遍性的问题进行哲理性的思考,从中揭示技术创新的本质规定和基本特征,探讨影响和制约技术创新活动的根本因素,研究促进技术创新的能力与动力机制,以便为技术创新实践及其理论研究提供方法论指导。
就国内学术界对技术创新哲学的研究来看,陈其荣教授在对不同的技术创新观点进行归纳、比较后,根据实践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从哲学角度把技术创新界定为“作为创新主体的企业在创新环境条件下通过一定的中介而使创新客体转换形态、实现市场价值的一种实践活动”,并说明了技术创新的五个基本特征,即创新性、实践性、社会性、历史性、不确定性［15］。肖信华以范式思维方式为研究方法,从技术创新的特点、机制、方法、途径等研究入手,对技术创新的哲学理性进行了初步的研究和探讨,并提出了技术创新的三对范畴,即必然性和偶然性,可能性和现实性,形式与内容［16］。夏保华教授则呼吁自然辩证法学者应特别着力于进行技术创新的哲学研究,并为发展一门技术创新哲学而努力。他还开列了关于技术创新的本质、客体、活动、主体、动机、知识、条件、方法等八组哲理性问题［17］,并探讨了作为哲学范畴的技术创新,认为技术创新是一种在人与自然、
人与人、自然与自然之间展开的由新技术构思到新技术物品生产的创新性社会活动价值系统［18］。宋海龙以明代中期以后中西方火药、火器理论及技术的发展为例,讨论了哲学思想对技术创新的影响,认为哲学思想通过影响技术创新主体的创新意识、创新题目的选择、创新方法的设计以及创新成果的理论解释等渠道,渗入技术创新的全过程。在近代史上,西方以实验为基础的实证主义哲学对于技术创新具有积极意义,中国“经世致用”、“天人合一”等传统哲学思想对于技术创新具有消极影响［19］。
除了上述研究成果外,东北大学技术与社会研究所自1993年获得科学技术哲学博士学位授予权以来,远德玉教授和关士续教授就开始招收“技术论与企业技术创新”研究方向的博士生,先后指导完成有关“技术创新主体”、“技术创新的制度安排”、“产业技术生态化”、“技术创新的历史阶段性”、“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技术改造”、“技术创新与管理创新的整合”、“基于信息过程的技术创新研究”、“技术创新的契合模式”、“企业技术创新的多层次分析”、“产业技术范式的演化分析”、“产学研合作创新体系的历史与实践分析”、“技术创新与产业变革”、“IT企业的知识管理与技术创新”、“创新系统中的知识流动分析”等14篇博士论文,另外陈昌曙教授、陈凡教授和娄成武教授分别指导其博士生完成了技术创新研究方面的7篇博士学位论文,内容涉及企业持续技术创新的结构、技术创新组织及其演化、企业孵化器创新功能及其实现机制、企业形象及其创新、民营企业技术创新、创新系统中的多主体合作及其模式、技术创新过程中的创造性思维及其培养模式。这些博士学位论文的选题与完成,均以过程论作为方法论指导,从不同的层面深化了技术创新哲学的研究,而且取得了一系列的研究成果。如今,东北大学科学技术哲学博士点仍然继续招收“技术发明与技术创新”和“技术创新哲学”方向的博士生,并就高新区自主创新、技术创新的价值取向、技术创新柔性激励机制、技术创新过程的协同创造、技术创新文化等内容展开哲学方面的研究。这些研究也是以过程论为方法论的,正如李宏伟博士在自己的学位论文的致谢辞中所说的,过程论思想已经上升为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哲学观念和思想方法,成为贯穿论文始终的思想基础［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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