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5-19 04:32:02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居民消费，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我国消费率仍然偏低，但近年增长迅猛。在近些年我国经济持续高速发展的同时，总体消费率却呈现逐渐下降的趋势。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我国的消费率不仅低于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也低于我们周边的诸多东南亚国家。以2003年为例，我国最终消费率为56.8%，同期的世界平均水平为79%左右。即使在和由于地域、观念影响而消费率普遍偏低的周边国家的比较中，我国的最终消费率也处于较低水平。
从消费总量来看，按照2000年的美元计算，我国的居民与社会消费总量为世界第七位，约为第一位美国的9%，已经接近了意大利的整体消费水平。
值得注意的是，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消费平均增速来看，我国明显高于其余九大消费国家。如果按照1991~2003年各国的平均消费增速来预测（不考虑各国汇率变动），那么在2010年我国的消费总量将会超过法国和意大利，成为世界第五大消费国（见表1）。
我国工业化进程的深入可能预示着消费率已经见底。从亚洲周边国家的历史经验来看，虽然各个国家的工业化发展进程所处的历史时间不同，但无论是日本这种较早实现工业化的发达国家，还是菲律宾、韩国等新兴市场，都经历了一个在工业化发展的末期消费率开始回升的过程。日本大约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了进入工业大发展时期，在20世纪70年代实现了国家的工业化。而在工业化的后期，日本的整体消费率开始走出低谷，稳步上升。
韩国的情况与日本非常相似。韩国从上世纪70～90年代经历了工业化的快速发展时期，而在上世纪90年之后工业化率趋于平稳。与此同时，韩国整体消费率也止跌回升，两者的背离关系非常明显。
我们认为这一现象不是个别国家的现象，而是反映出了各个国家工业化发展的共同特征和轨迹。回顾早期的工业化国家：美国、德国、日本，再看看近期迅速崛起的亚洲新兴市场国家，他们在工业化的道路上往往都是采用了以内部制造业扩张来拉动整体经济增长的发展模式。在工业化初期，由于国家人力、资本、资源等方面受到诸多限制，因此工业的快速发展也往往是以牺牲本土资源、政策扶持等手段来实现的。很多国家都是依靠管制资源价格、低汇率、低人力成本来带动本国制造业的发展。同时，政府也可能采取各种措施吸引居民储蓄来保证社会发展的资金供给。这就不可避免地会使得工业生产、投资在拉动经济增长方面的作用有所加强，储蓄率增加，消费占生产总值的比重会相对下降。而在工业化后期，前期经济的增长模式可能会导致产能过剩、发展成本增加、贸易环境恶化等多种问题，经济的各种拉动力量将会趋于平稳。工业生产对于经济的推动力量将会减弱，同时前期快速工业增长也为消费提供了良好的基础，数据上面的反映就是消费率会有所回升。这种逻辑关系从菲律宾的发展轨迹上也能够明显地看出来。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菲律宾工业化率突然加速上涨，同时消费率也开始急剧下降。而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工业化率达到40%左右的顶峰之后逐渐回落，消费率则从上世纪80年代初开始稳步上升。
与其他国家相比较，目前我国的工业化率处于一种较高的水平，这和我国的工业化进程有关。以工业化率为衡量标准，2003年我国的工业化处于日本上世纪60～70年代水平，处于韩国上世纪90年代的水平，而上述时间段基本上是这些国家工业化进程的末端，也就是说我国目前的工业化进程也已经进入了中后期（见表2）。
从我国工业化率与消费率的走势来看，两者也出现了比较明显的背离现象。
按照上面的说法，如果我国已经进入了工业化进程的中后期，那么从其他国家的经验来看，这就意味着我国的消费率也已经达到了低点，绝地反弹指日可待。
从他国产业结构升级的历史经验来看，我国人力成本将会加速提高，职工工资收入不断增加。从一些欧美主要发达国家产业结构变迁的历史经验来看，在工业化的进程当中劳动力成本的增长都要明显快于经济发展的其他时期，这一现象在工业化后期尤其明显，其中最为著名的案例就是德国。在上世纪40年代，依靠低成本劳动力的路线，德国经济实现了飞速增长。我们的邻国日本也有着同样的经历。20世纪50～70年代日本工业化不断发展的过程也就是人力成本快速上涨的过程。在上世纪70年代中期，日本制造业名义工资指数的增长幅度达到了顶峰，随后涨幅开始回落。
早期工业化国家的上述现象，我们认为是经济快速发展的必然结果。在工业化进程的前期，人力资源相对于资本存量较为过剩，因此人力成本上升压力并不突出。
另外，人力成本也有被迫压低的成分，以便将更多的资金投入到工业生产当中。之后，经济的发展使得国家拥有了日益增多的资本存量，此时人力资源则相对不足，因此工人工资将会加速上涨。相对于德国、日本等国来说，我们的劳动力资源更为充足，因此工业化程度的提高对于我国人力成本的推动作用或许没有其他国家那么明显。但是，我们认为这种区别更主要的是体现在人力成本增加的程度和发生时间上，而我国人力成本加速上升的基本趋势将不会改变。事实上，近些年我国职工平均工资增速已经有了明显的提升，我们按照扣除物价后计算的职工平均工资实际增速显示，1980～1999年平均增速为5.7%，2000～2005年平均增速提高到11.9%。
对于我国人力成本增加的变化，我们最直观的感觉可能就是近两年沿海地区的“民工荒”现象。这一现象最根本的原因应该是我们上面提到的人力资源与资本的相对变化引起的。而对于中国来讲，政府的政策因素也不能忽视。政府对于“三农”的重视使得农民收入有了明显的增加，因此他们以往依靠外出打工的机会成本也会上升。我们还注意到，在农民收入加速增长的带动下，目前的农民消费增速已经超过了城市居民
可能很多人会有一个疑问，如果国内的人力成本上升太快，是否会对企业利润产生过大压力？是否会对仍然以出口为导向的中国经济产生影响？如果这样的话，整体经济的下滑将使得居民收入增加会无从谈起。对于这一点，我们的看法是，可以肯定我国企业利润必定会受到影响。从主要工业化国家的发展历程来看，其企业利润率也存在逐渐下降的现象（工业化中后期）。但是，必须认识到，劳动生产率的不断提高将会抵消一部分企业由于劳动力成本上升对于利润的打压。至于人力成本上升对于我国出口的影响，我们认为则更不必过分担忧。与世界其他国家的比较可以发现，我国2004年的制造业工资水平大约为高工资经济体的4%，是巴西的1/3，是亚洲主要新兴经济体的10%。虽然我国的职工工资保持了连续数年的两位数增速，但是低基数下的高增长并不会对缩小与其他国家的工资差距产生明显的作用。
同时，我们国家由于地理结构造成的经济区域性差异使得我国工人工资的提升可能更多的体现在区域层面上，即东部沿海地区的涨幅要大于中西部地区。
这样一来，我国制造业中的部分行业可能会由于向内地的逐步迁移而依然保持着较低的人力成本优势。因此，工资的上涨对于出口贸易的影响不必高估。
综上所述，我国人力成本在今后数年当中将会保持加速上升，职工工资收入情况将会不断好转。同时，人力成本的上升也不会对企业利润和中国整体经济走势产生太大的影响。因此，职工工资的快速增加将为居民消费的增长提供比较坚实的资金面基础。 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与城镇化进程的推进将会使得在今后10~15年左右的时间内“人口红利”对于我国经济的推动作用明显增强。
下面部分我们将会结合亚洲其他国家的发展经验来看一下“人口红利”对于我国整体经济的提升作用，这应该是推动消费增长的更深层次原因。回顾上世纪二战过后东亚经济的腾飞，很多经济学家、政治学家都从多个方面去进行了解释。我们从人口结构的角度观察发现，上世纪60年代东亚经济的腾飞过程也同时是相应国家的人口抚养比逐渐降低或者低位运行的过程，劳动人口的增加对于各国经济的推动作用不能忽略。
与其他国家比较，我国现在的抚养比例还处于较低的水平，比邻国日本低10个百分点，比世界平均水平低15个百分点。综合联合国和我国政府机构对于未来人口结构变化的预测，我国的“人口红利”将会持续10～15年左右的时间。需要说明的是，我们认为我国的“人口红利”必须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与城镇化进程的推进综合起来考虑。只有在我国劳动生产率提高与城市人口不断增多的基础上，“人口红利”对于经济的推动作用才能充分显现。
根据我们的估算，我国上世纪90年代开始第二产业的劳动生产力进入快速提升的阶段。扣除价格因素之后，1991年至2005年期间的年平均增长率接近12%。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一方面直接增加劳动人口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另一方面，由于劳动生产率的增速要高于职工工资，因此逐渐降低的单位劳动力成本也使得我国依然保持了人力成本的竞争优势。
从各国的城镇化水平来看，我国目前远低于欧美发达国家，在新兴市场当中也处于中等偏下水平（见表3）。在未来一段时间内，中国今后的城镇化进程还会保持相当的推进速度，越来越多的农村人口将会进入城市。根据联合国的预测，我国的城镇化率在2030年将达到60.5%，远高于2005年的水平。城市劳动人口对于经济增长较强的推动力将逐渐体现出来。
关键词：居民消费；变动
中图分类号：F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198（2013）22004802
投资、消费和出口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在投资与出口对陕西省经济的增长发挥了极大作用，并处于较难大幅提高的形势下，消费对经济的拉动成为了省政府和人民关注的话题。陕西省历来内需不足，消费能力不旺盛，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所谓没有消费就没有生产，消费是投资的最终目的，提高消费对陕西省的经济增长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国或地区的最终消费包括政府消费和居民消费，而居民消费是主体，占到最终消费的70%以上，所以消费问题的着眼点应是居民消费。衡量一国或地区居民消费的重要经济指标是居民消费率，它是指居民消费占支出法GDP的比重，即rc=C/GDP。
1.1陕西居民消费率与我国和国际居民消费率的比较
通过《中国统计年鉴》1999年-2011年的数据整理计算分析如表1所示，陕西省居民消费率从整体上看出于曲线下滑的趋势，陕西省居民消费率1999年还是45.94%，与我国居民消费率基本持平，但发展到2011年陕西居民消费率下降到30.04%，与2011年我国居民消费率35.42%相差5个百分点，处于历史最低水平。
在国际比较中，选择与我国目前发展阶段相似的国家，在与我国发展水平相近的阶段相比较。韩国、泰国、印度尼西亚、菲律宾、玻利维亚、哥伦比亚等六国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1000美元左右时的居民消费率的平均值为70%，2005年我国人均GDP达到1050美元时，居民消费率比上述六国平均水平低32%，而陕西省则比我国居民消费率还要低一个多百分点，相比，陕西省如此的居民消费水平想要担负起我省经济增长主要推动力的艰难程度可想而知。
1.2陕西农村居民消费率和城镇居民消费率比较
陕西农村与城镇居民无论是收入还是消费都存在很大的差距，作为居民消费率的两个有机组成部分，二者有着不同的变化趋势。
从城镇居民消费率和农村居民消费率的分来看，陕西省表现出城镇居民消费率较稳定，大部分维持在20%-25%之间，并没有因经济的增长而表现出消费需求的加快增长。而我国经济软着陆十几年间，陕西省农村居民消费率却在不断下降，从1999年的22.70%下降到2011年的751%，达到了历年来的最低水平，下降幅度达15.19%，充分体现出农村居民消费需求的疲软和城镇与农村居民消费水平的差距。
2陕西居民消费率变动的原因分析
2.1居民收入分配的影响
1998年我国正式启动西部大开发政策以来，国家加大对西部地区的开发投入和扶持力度，陕西居民收入有所提高。从1999年农村居民纯收入为1456元，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4654元逐步增长到2011年分别为5028元和18245元，分别增长了245%和292%，年均增长率为11.9%和132%。从收入绝对值来看，陕西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远远大于农村居民纯收入，2011年农村居民纯收入还不及2000年陕西城镇居民收入5124元。12年间陕西居民纯收入增长额为3572元，而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额为13951元，增长的额度远远大于农村居民纯收入，陕西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绝对数在扩大。从增长速度来看，陕西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速度大于农村居民纯收入增长速度。
对比近年来陕西和国家平均收入水平，陕西城乡居民收入与国家平均的差距越来越大，甚至城镇自1996年、农村自2004年开始，均低于同年国家平均值千元以上，这种收入状况从源头上限制了消费需求的增长。
从城镇居民角度看，主要制约陕西省城镇居民消费率的增长因素的是：居民收入低和稳定性下降。在用工主体的背景下，就业人员的增加直接推动劳动者报酬总量的增加，20世纪末，我国正处于国有体制转轨时期，市场开放的过程中，国企员工在2000年前后逐年减少，再加上陕西省居民收入本身偏低，工资的增长也往往需经历较长时间。与此同时，由于劳动福利保障、退休生活保障、医疗保障、物价补贴等方面的福利的不确定性增强，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镇的转移，市场化运作下企业可以自主决定员工的数量和员工工资水平的空间等因素的影响，使得陕西城镇居民未来收入水平的变动趋势不明朗。
从农村居民角度看，陕西省农业产业化经营水平低，农村经济运行质量不高，农业科技水平有限，农村劳动力就业技能局限性较大等诸多问题，都在不同程度上制约着农村居民收入的快速提升，农村收入增长缓慢，拉大了城乡收入差距。虽然国家政府在不遗余力的采取各种方式以增加农民的收入，如取消了农业税费，并在2000年前后加大对农民的直接补贴，提高农产品价格促进农民增收，但这些措施带来的效应仍然不足。
2.2公共政策的影响
政府把扩大内需的重点放在农村，以求在城市需求达到一定水平的基础上通过扩大农村内需增加消费从而增加GDP的目的。然而，公共政策在公共服务方面的不到位导致农民在一定程度上增收却不见消费的同比扩张。
居民消费过程中，耐用消费品的支出是首要的，而近年来一些基本生活要素如水、电、气、交通费及粮油等涨幅明显，也影响了城乡居民的实际收入。
另外，陕西保险保障覆盖面较窄、社会保障给付水平偏低。特别是，陕西农村居民的即期消费是非常低的，主要原因是农村的社会保障制度属于刚刚发展和完善阶段，农村人口的医疗保险、养老保险、失业保险、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等等还不太完善，再加上日益上涨的医疗费用和教育费用和住房费用的支出，使农村人口不得不加大以上费用的支出和依靠储蓄来应对未来的不确定性，即因社保体系的不完善而增加预防性储蓄，降低了即期消费，使居民消费倾向下降，继而拉低中国的居民消费率。
3扩大陕西内需的对策建议
陕西省消费市场开拓潜力巨大，具有巨大的消费群体和购买力，特别是农村，只有通过合理的政府引导，才能把潜在的内需激发出来。针对以上影响因素，笔者认为要扩大内需，必须从三个方面着手：
3.1大力提高居民收入水平
第一，努力提高农村居民、城镇居民中的低收入者的工资性收入。一方面，通过各种途径为居民提供就业岗位，提升工资性收入在居民总收入中的比重。另一方面，持续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并通过法律手段保障居民的合法权益。
第二，提高农产品的附加值，提高农业的综合效益，这是实现农民增收、农业增效、农村经济发展，解决“三农”问题的有效途径。在积极鼓励发展农业粮食生产的基础上，建立粮食作物、经济作物、饲料作物三元结构和适应现代化农业生产的产供销一体化饲料产业。通过发展农产品加工业，实现多资转化增值。
3.2加大政府对农业的投资
要真正启动内需，不能单纯的寄希望于居民消费，只有政府给居民提供一个良好的消费环境和提高居民收入的可持续方案，才能形成良性互动，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首先，从促进消费角度来看，主要包括：政府需提供相应的促进居民消费的公共服务和产品。加大基础设施建设，培育成熟的消费环境，使更多投资者愿意进驻市场，特别是农村市场；建立健全消费市场制度，创造良好的消费环境，提高居民需求欲望；健全个人征信制度，在降低信贷门槛，使有征信能力和还款能力的居民产生提前消费的可能。
其次，陕西省政府应发挥其引导市场的功能，采取各种方式，鼓励和引导农村人口在本地投资立足于农业经济的产业，如：鼓励投资者进驻农村投资，引导银行贷款投资农业产业经济，培养本土投资人员，引导农民积极参与、加入本土企业的发展，鼓励专业农业技术人员和农民沟通并积极改进农产品加工等技术的方式，促进农村可持续发展，引导农民通过自身努力，获得较高收入，而不是单纯以来农业的直接补贴提高居民收入。
再次，陕西省需加强对农业的财政投资，重点支持农村中小型基础设施建设、优势产业发展、农产品质量提高、社会化服务和科研推广，并完善农业生产补贴体系。
3.3建立健全社会保障特别是农村居民社会保障制度
改革户籍、就业、社保、医疗等体制，努力消除新二元结构，减少居民对不确定性的顾虑。财政支出需扩大民生支出、支农支出、教育、社保、转移支付支出的比重，改善居民消费环境。近几年，陕西省不遗余力发展社会保障制度，到2011年，陕西省城乡居民参保人数1558万人，参保率91%。缴费人数1252万人，发放人数245万人，基金收入41.6亿元，基金支出19.5亿元，基金累计结余40亿元。只有积极建立充分的社会保障制度，把分散的个人储蓄保障转变为规范的社会保障，才能提高城乡居民的预期稳定性，减缓为规避不确定性风险而快速增长的储蓄，相应提高全省的消费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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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将扩大居民消费作为推动经济发展的永久性、战略性举措，就必须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培育新的消费需求增长点，构建扩大居民消费需求的长效机制。本文以贵州省为例，利用主成分回归分析法，从消费意愿、消费能力、消费供给、消费环境四个方面全面探讨居民消费需求的影响因素及影响程度，并提出构建扩大居民消费需求长效机制的财政金融对策，以期为贵州省、中国西部地区乃至全国提高消费、扩大内需提供有益的借鉴。
关键词：
消费需求；收入分配状况与制度；财政金融政策；供给侧改革；主成分回归分析法
一、引言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GDP年均增长率达9.5%，2015年GDP预计达到68.2万亿元。早在2010年我国GDP总值已超过日本，成为世界上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体①。然而我国GDP的增长过度依赖于投资和出口，消费占GDP的比率（最终消费率）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出现投资、消费与出口不协调的局面。而在消费的变化上，我国政府消费率一直处于平稳状态，居民消费率和最终消费率的变化趋同（如右图），可见最终消费率的变化主要来自于居民消费率的改变。要通过扩大内需，提高居民消费，使其成为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就必须建立居民消费需求长效机制，发挥国家政策助力，以国家发展战略的高度长期推进。构建扩大居民消费需求长效机制的财政对策和金融对策，好比人的“左右手”，必须双管齐下。本文以西部十二省中相对落后的贵州省为例，根据贵州省实际，因地制宜分析该省居民消费的现状及其影响因素，探求有效的财政金融对策。
二、居民消费需求影响因素的定性分析
构建居民消费需求长效机制的财政金融对策，需要重点研究影响居民消费需求的因素及其影响程度。在借鉴现有文献和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本文将影响居民消费需求的因素归结为四大类：消费意愿、消费能力、消费供给、消费环境。一是消费意愿。简单的说，居民消费意愿就是民众花钱购买商品的欲望，居民的消费意愿是影响消费需求的主观因素，更多的是心理因素与偏好，难于量化。
在传统的西方经济理论中，学者们普遍认为社会保障体系对宏观经济具有“自动稳定器”功能，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事关居民的消费水平，很大程度上会影响居民的消费意愿。社会保障覆盖率越高，居民的消费意愿就越强烈。一方面，本文选择社会保障覆盖率②间接作为居民的消费意愿来反映不确定性因素对居民消费需求的影响；另一方面，流动性约束是限制居民消费意愿的重要原因，银行金融机构应当以居民的合理预期和未来收入为基础为其提供消费信贷，倡导超前消费，以增加居民现有购买力，缓解流动性约束对消费的影响，解决消费需求乏力的矛盾，进一步提高居民消费意愿。因此，本文选择个人消费贷款数额表示流动性约束对居民消费需求的影响。
二是消费能力。稳定的收入是居民消费能力最直接体现，是影响居民消费的重要因素。而收入主要用于消费和储蓄，凯恩斯的绝对收入理论认为，收入的增长速度总是快于消费的增长速度，这就往往造成居民消费需求的相对不足，消费滞后，故从根本上说，居民收入水平对消费水平具有决定性的影响。本文把收入分为居民收入水平和居民收入分配状况。其中，居民收入又可分为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及农村人均纯收入。考虑到城乡人口数统计存在缺漏，本文的居民收入水平用人均地区生产总值来表示。凯恩斯指出，不同收入阶层居民，其平均消费倾向(APC)也存在很大差异，高收入者具有较低的APC，而低收入者具有较高的APC，分配的均衡有助于平均消费倾向的提高。由于基尼系数统计存在遗漏，本文的收入分配状况用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比来表示，即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比值，比值越大，表明收入差距越大。
三是消费供给。消费与供给两者密切联系，供给创造需求，需求反之影响供给。一般情况下，供给越多，居民的消费需求就越大。此处所指的供给主要从政府供给的层面来讲。指出“：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③”当前，中国经济陷入产能供给过剩与新兴消费需求乏力的结构性困境，然而，通过政府投资和释放流动性手段的需求管理政策已经不能再次刺激经济增长，但由于政府公共服务供给不足也会挤占居民消费，限制我国消费需求的快速增长，因此，应该从供给侧改革层面上去化解结构性矛盾，寻求新的消费需求。本文借鉴已有文献方法用一般公共服务财政支出来表示政府公共支出水平。鉴于前面提到的流动性约束的影响，本文将金融机构的数量也作为消费供给的指标，金融机构的数量越多，居民进行消费信贷的选择越多，贷款的可能性也会增大，进而提高居民的消费需求。提供消费信贷的金融机构很多，但主要是银行，且鉴于数据的可获得性，本文用银行类金融机构的数量来表示。
四是消费环境。影响居民消费需求的外在环境因素很多，包括政治、经济、社会和法律环境等，但很多环境因素难以量化，本文主要选择经济环境中相对重要的消费物价水平和利率水平环境衡量对消费需求的影响。一般来说，物价的显著上升或下降将会引起居民购买数量的显著变动，人们会根据物价变动作出的预期来决定自己的消费支出，居民所处的消费价格环境是影响居民消费需求的重要因素，本文选择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来表示物价水平。利率对消费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主要取决于利率变动对储蓄的替代效应和收入效应，即由收入的时间成本和当前消费的效用权衡决定，如果收入效应占主导，那么利率对消费的影响为正，反之为负，总之，利率水平是影响消费的重要因素，本文用一年期人民币存款基准利率来表示。
三、贵州省居民消费需求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一）变量选取及数据说明本文建立模型所选用的因变量是居民的人均消费水平Y，根据前面对影响因素的定性分析，选择的相应自变量是：社会保障覆盖率（X1）、个人消费贷款（X2）、人均地区生产总值（X3）、城乡居民收入差距（X4）、地方财政一般公共服务支出（X5）、全省银行类金融机构数量（X6）、居民消费价格指数（X7）、一年期人民币存款基准利率（X8）。本文以贵州省2004~2013年的相关数据进行分析。其中，个人消费贷款和全省银行类金融机构数据来源于《中国区域金融运行报告——贵州省金融运行报告》；一年期人民币存款基准利率根据中国人民银行网站原始数据计算得出，计算方法为加权平均法，以利率持续天数占整年天数之比为权重；其余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贵州省统计年鉴和统计公报。
（二）实证分析与结果解释首先，对贵州省的居民人均消费水平（Y）与所有的因变量（X1，X2，X3，X4，X5，X6，X7，X8）做相关分析，得到变量间的相关系数矩阵（见表1）。可见贵州省人均消费支出除了跟自变量居民消费价格指数（X7）和一年期存款基准利率（X8）的相关性不是很强外，跟其他自变量之间的相关性都很强。从表2可以看出，8个自变量的容许度都接近于0，而容许度越小，表明共线性越严重，一般T<0.1时，说明共线性非常严重；方差膨胀因子（VIF=1/T）越大，说明共线性越严重。综上可知，本文的自变量之间存在着严重的多重共线性，因此，本文采用主成分回归分析方法重新建立回归模型进行分析。对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并得到了相关系数矩阵的特征值（见表3）和未作旋转的载荷矩阵（见表4）。从表3可知，第一主成分解释了总变异的69.738%，第二主成分解释了总变异的20.272%。前两个特征值的累积贡献率达到90.01%（>85%），因此，本文选择前两个主成分进行分析，其成分矩阵见表4。上面所有影响因素中，贵州省个人消费贷款额（X2）对人均消费水平（Y）影响程度最大，个人消费贷款每提高1%，贵州省人均消费支出水平增长0.183%，说明贵州省居民的消费水平很大程度上受流动性约束的影响，要提高贵州省居民的消费水平，必须发展其个人消费信贷，解决流动性约束问题。其次，人均地区生产总值（X3）和地方财政一般公共服务支出（X5）每提高1%，分别会导致贵州省人均消费支出水平增长0.18%和0.177%，二者对于人均消费支出提高的效果是非常强的，说明贵州省人均消费支出高度依赖于人均收入和地方政府财政对居民消费的支持。再次，贵州省城乡居民收入比（X4）每提高1%，会导致贵州省人均消费支出水平下降0.164%，说明收入分配的不均会很大程度上抑制居民消费需求的发展。而社会保障覆盖率（X1）和全省银行类金融机构的数量（X6）对贵州省居民消费支出的正向促进作用相对弱些，但绝对比例仍然达到0.161%和0.15%。最后，我们可以看出，居民消费价格指数（X7）和一年期人民币存款基准利率（X8）对人均消费支出的影响均为负，即物价水平的提高，会降低贵州省居民的消费需求，同时，利率对人均消费支出的影响为正，说明替代效应占主导，但是两者对人均消费支出的影响均较小。
四、构建扩大居民消费需求长效机制的财政金融对策
(一)创新金融产品，丰富小微金融服务，以消费信贷刺激居民消费需求增长从上面实证分析看出，个人消费信贷对贵州省居民消费支出的影响最大，贵州省各金融机构应该调整信贷机构，主动积极地向消费者提供信贷支持，允许、鼓励和扶持更多的中小商业银行、小贷公司等相关金融机构开展向广大居民、个体私营户等提供个人消费信贷业务，提供人性化的消费金融产品，大力加强消费信贷业务营销，帮助居民了解和树立新型消费观念，合理引导居民的消费预期。同时，要在政策允许范围和风险控制能力以内开发多样性金融产品，适合农村多元化的金融服务需求以刺激居民消费转型升级。此外，可适当扩展消费信贷对象的外延，为生产大量消费品的企业提供消费信贷，这样也会间接带动消费的发展。
（二）建立收入稳定增长的长效机制贵州省是全国贫困人口最多、贫困面最大、贫困程度最深的省份，人均收入全国靠后。实施脱贫攻坚战略，应当有政府和政策性金融机构协力推进，政府部门加大财政支出，政策性金融机构实施扶贫开发，人民自立更生。通过增加就业岗位，鼓励创业创新，将扶贫工作漫灌式输血变为精准式造血，拓开居民收入来源，提高居民实际收入，特别是边远地区农民和城镇低收入居民的收入，缩小居民收入差距，调节居民收入分配比例，提高社会平均消费倾向，构建城乡居民收入稳定增长的长效机制。
（三）推进供给侧改革，培育新兴消费增长点需求与供给相辅相成，需求是通过对产品的最终消费拉动经济增长，而供给侧则是从生产端和供给端来“推动”经济增长。贵州省经济发展相对落后，但是具有环境未曾遭受破坏、资源丰富等后发优势，因此贵州省有必要将资源要素供给从产能过剩的行业中释放出来，完善政府供给机制，健全社会保障体系，讲求供给效率，将资源的有效供给、资本的有效供给和好环境的有效供给向新兴产业转移，优先发展某一方面消费如服务业消费，然后通过乘数效应带动其他方面消费，进而更加有效的带动整个消费的发展，以培育贵州省新兴的消费增长点。
（四）推动新型城镇化，营造良好消费环境，促进潜在消费转化为现实有效需求总理再三强调，要坚持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这是我国未来发展的潜力所在。因此，贵州省必须抓住国家建设新型城镇化发展的契机，引导社会资本投入城镇公共设施建设，为广大居民营造一个环境舒适，公正诚信的消费环境，加速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提高劳动生产率，进而使农村潜在的消费需求变为现实的有效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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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刘兴远.扩大消费需求的瓶颈因素与路径选择——基于江苏省的实证分析［J］.现代经济探讨，2007（4）.
摘要：随着科技在现代社会中应用的日益广泛，居民接受信息的渠道多样化，居民的消费方式也发生了很大的改变。本文以浙江省金华市的居民消费外流情况为研究对象，具体剖析了目前金华市的商业消费环境，运用德尔菲法和层次分析法构建了影响居民消费外流的因素评价指标，并提出一定的改善措施和建议，尽最大可能减少本地居民的消费外流，保证城市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居民消费;消费外流;外流控制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居民生活水平的逐步提升，居民的消费支出也越来越多。本地居民的消费支出是拉动城市经济发展、促进城市建设的源动力，但是当今社会交通越来越便捷、信息传播的渠道越来越多样化、电子商务的迅速发展，受到种种因素的影响，居民的消费观念和消费行为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以前居民的消费行为基本发生在居住的区域范围内，但是如今居民的消费不仅可以跨城市，甚至可以跨越国界，城市就会出现居民消费顺差和居民消费逆差。对于一个城市而言如何尽可能地留住本地居民的消费资金，这成为了影响城市经济发展的至关重要的因素。
浙江省金华市是浙中区域内的中心城市，同时又是交通枢纽，与上海、杭州等一线城市的交通非常便捷，这种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使得越来越多的金华居民在其他城市进行各类商品和服务进行消费，金华市居民消费外流的情况非常严重。消费外流使得金华区域内的百货业、旅游业、零售业等一蹶不振，发展停滞不前，这些会严重影响金华GDP的水平，各产业的发展都会受到或多或少的影响，产业发展不好居民就越觉得本区域内能够提供的各类消费约差，就会更加出现消费外流的情况，长此以往就会形成一个恶性循环的怪圈。图1本地消费外流恶性循环怪圈示意图。通过对金华市的商业环境进行深入地调研走访，采用了个别访谈、专家访谈法、调查问卷等各种方法，大量收集各方面信息和数据，对所收集的信息进行筛选和整理，在此基础上对金华市目前的商业环境进行了梳理分析，最后运用德尔菲法和层次分析法建立居民消费外流影响因素的评价指标体系。居民消费外流影响因素的评价指标体系主要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次A：总目标层，就是居民消费外流的影响因素；第二层次B：准则层，包括城市商业建设，居民因素，周边城市建设三个方面；第三层次C：指标层，包括购物环境、物价水平、商品种类、消费观念、消费习惯、消费宣传、购物环境、交通便捷等因素。影响居民消费外流的因素主要包括本城市的商业环境建设、居民因素和周边城市建设三方面，首先，本城市的商业环境建设会直接影响本地居民的消费，本地的商业环境建设包括购物环境、物价水平、商品种类等因素，城市购物环境好可以吸引本地居民进行消费，而且目前信息发达，消费者能够获取信息的渠道非常广泛，消费者能够对其将要购买的商品在网络上面进行询价，所以物价水平成为吸引本地消费者的重要因素之一。随着购物渠道的多样化，如果消费者在本地总是买不到自己想买的商品，逐渐就会对本地的商业环境失去信心，所以本地的购物场所能够提供充足的商品也是防止消费外流的有效方法之一。其次居民的消费观念和消费习惯也会影响居民的消费地点，而且消费观念和消费习惯是一个长期积累形成的因素，所以这两个因素对于居民消费地点的选择影响重大且持续时间很长。最后是周边城市的建设也是直接影响本地居民消费是否会外流的重要影响因素，如果周边城市的购物环境远远好于本地，且交通便利，同时周边城市又经常在本城市进行宣传引导，那么本地居民的消费最容易流向的就是周边的城市。
居民消费外流影响因素评价矩阵列举了会影响居民消费外流的各项因素，但是各项因素对于目标层的影响大小是不一样的，根据不同因素作用大小的不同，可以采用不同的策略去控制居民消费外流的情况，所以各项影响因素权重的确定就非常重要。计算各个影响因素的指标权重步骤主要如下：1.计算判断矩阵A的每一列的总和Mi；2.计算判断矩阵A的每一项aij除以它所在的列的总和得出Wij；3.计算每项平均值ω，ω即为所求各项指标权重。经过上述三个步骤计算以后，可以得到二级指标的权重向量ω，如表2所示：从上述表中可以看出，影响城市居民消费外流最大的影响因素就是城市的商业环境建设，一个城市的居民消费外流会直接导致整个城市的GDP下降，各产业发展停滞或倒退，城市就业机会减少和就业环境恶化等消极的影响，所以必须针对本地的情况积极做出相应的改变，留住本地居民的消费。首先是从政府层面，采用有效的干预机制，比如加大投资力度，重点打造几个城市的核心商业区，保证居民多样化的消费需求，让居民的消费资金尽可能留在本城市，促进本城市的发展；二是各相关产业，可以形成产业联盟，降低产品的进货成本，尽可能地销售促销、低价、高品质的产品，多多举办各种大型的购物节活动等来吸引留住本地消费者，形成一个良性循环的购物环境。从各个角度着手，提升本地的购物环境，保证本地居民的消费不外流，促进城市的可持续健康发展。
作者:邵瑜 单位:上海财经大学浙江学院
一、虚拟变量与回归模型
在现代经济计量分析中，利用模型进行回归分析是应用比较广泛的一种数量分析技术。一般回归分析中变量都是定量变量，这是因为模拟回归需要样本数据。但实际中有时模型仅考虑定量变量是不够的。因为经济现象不仅受一些定量因素的影响，还可能受到一些定性因素的影响。比如，不同时期的不同政策、战争、自然灾害等非常时期，人的不同性别、文化程度、婚姻状况等。如果某一应变量的确存在这种定性影响，那么仅用定量变量对被解释变量进行解释显然是不够的，利用虚拟变量技术可以解决此类问题。所谓虚拟变量技术就是把定性变量虚拟化，并把它作为解释变量或者是自变量纳入回归模型的一种方法。在这里，定性变量就是虚拟化的变量，即虚拟变量。一般可根据定性因素的二分特性进行人工赋值，即0和1，其中“1”表示具备某种属性或受到某种因素影响，而“0”则表示不受某种因素影响或不具备某种属性。定性变量虚拟化后就可以纳入回归模型，从而进行模拟分析或预测。
假如我们知道变量X和变量Y存在着显著的线性相关关系，其中变量Y是由定量变量X来解释的，则可以建立一个简单的双变量模型，并采集样本数据进行拟合。但如果进一步观察到还有一个定性因素对Y的变动也起作用，这时可以建立一个包含一个定量变量和一个虚拟变量的回归模型：
Yt=B1+B2D1t+B3X+Ut （1）
模型可以直观地解释为：在不考虑定性因素影响的情况下，常数项或者说模型的截距为B1，而在定性因素有显著影响的时候，则为B1+B2。但模型（1）仅考虑定性变量的固定影响，而实际中由于定性变量的存在可能影响到定量变量，从而使应变量产生边际或变动影响，因此模型可以扩展为：
Yt=B1+B2Dt+B3Xt+B4(DtXt)+Ut（2）
此模型可以推广到多个定量变量和定性变量。
由于经济现象的复杂性，定性影响的因素也较多，其程度也不同，因此判断一般线性模型是否应加入虚拟变量。首先，必须运用正确的理论，对现象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其次，对加入虚拟变量前后的模型模拟结果进行比较，如果加入虚拟变量后模拟回归的可决系数或估计标准误差等效果更好，则可考虑增加虚拟变量。
二、虚拟变量技术在我国居民消费研究中的应用
研究居民消费的计量方法较多，消费函数是其中应用比较广泛的一种。消费函数是研究消费其影响因素之间关系的数学模型，由于居民消费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因此根据不同因素与消费之间的关系，可以建立多种回归模型，典型的消费函数模型有绝对收入假设模型、相对收入假设模型、持久收入假设模型、生命周期假设模型以及随机游走模型等，这些模型都是基于一定的理论假设，从不同的角度反映了居民的消费行为及其变化。本文采用凯恩斯的绝对收入假设模型，并加入我国政策变化这一虚拟变量来对居民消费行为进行分析。根据凯恩斯理论，居民消费主要受当前收入的影响，其模型为：
式中Ct为消费，Yt为当前收入，这是通过模拟计算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来反映居民总体消费选择行为，由于我国社会的二元结构，故在实际模拟时分别选择农村与城镇居民两种不同的收入水平，又考虑到我国长期以来计划经济的影响，我国居民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并不具备真正意义上的消费选择行为，故选择1980年以来的相应数据分别进行模拟，结果如下：
农村居民：
（2.96） （54.06）
R2=0.993S.E=51.70 F=2922
城镇居民：
Ct=99.92+0.779Yt（5）
（5.51） （146.04）
R2=0.999 S.E=53.73 F=21328
以上结果可以看出：当前收入对消费的解释度非常高，各种检验比较显著，这表明我国居民消费受当前收入影响较大。从消费与当前可支配收入关系来看，在此期间农村居民与城镇居民的平均边际消费倾向比较低，分别只有0.738、0.779，这的确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国居民的消费现状。但同时需要注意的是，这种结果是假定在此期间居民消费与收入之间的关系没有受到其他因素的显著性影响，也就是说它们之间的关系没有发生结构性改变。如果此间两者之间的关系受到别的因素影响，则这种结果就可能是毫无意义的。从我国实际情况来看，自九十年代中期以来，随着市场化改革的进一步深入，我国陆续推出与居民日常消费直接相关的系列改革措施，如住房商品化、就业、高等教育市场化、公费医疗制度改革等，所有这些都是在我国社会保险制度还不完善的情况下进行的，这样势必给居民未来的收入与支出增加不确定性。根据生命周期理论、预防性储蓄理论消费假说，当不确定性增加时，居民就会从更长时间的角度安排消费支出模式，其消费特征可能发生变化。因此，可考虑对（3）式增加政策性因素作为虚拟变量。具体以1992年为界限，以前假定不受此因素影响，而以后则相反。这时消费函数可设定为：
Ct=B1+B2Dt+B3Yt+B4DtYt+?着t （6）
其中Dt为虚拟变量。1992年以前取0，1992年以后取1。利用（6）式对所有数据进行再次模拟，结果为：
农村居民：
-0.238(DtYt) （7）
（-0.80）（3.78）（12.50）（-3.21）
R2=0.996 S.E=41.68 F=4648
城镇居民：
-0.086(DtYt) （8）
（0.90）（2.48）（25.01）（2.41）
R2=0.999 S.E=48.11 F=8870
关键词：农村；消费现状；评析
中图分类号：F323.8 文献标识码：A
1 消费支出增长加快
据江苏省统计局网站2011年12月14日公布的数据显示，江苏农民消费支出2010年人均达6543元，比2001年翻了一番多，年均增幅10.8%。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也能说明农民消费水平的提高。2010年，江苏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中乡村地区实现1516.79亿元，比2000年增长了85.2%，反映最近10a来乡村地区的消费需求呈增长趋势。
2 收入水平对消费的影响
收入是消费的基础。自20世纪90年代末期至2003年，农民收入始终低速增长。1997年至2002年，农民人均纯收入6年只增加549.5元，每年平均增长不到4%。尽管2003年以后，农村居民收入有所增加，但仍然十分有限，只有农民收入大幅增加，农村居民消费才能同步增长。
3 收入分配差距对农民消费的影响
目前，农村的收入和消费水平远低于城市。江苏省统计局2011年12月份公布的数据显示，按收入5等份分组计算的高收入户与低收入户的差距由2000年的5.4：1变为2010年的6.7：1，绝对差距从2000年的6452元变为2010年的16983元，扩大了2.6倍。这个结果表明，农村居民中只有一部分人的消费可望得到扩大。
4 消费结构逐渐转型
消费结构是反映居民生活消费水平、生活质量变化状况以及内在过程合理化程度的重要指标。一般所指的消费结构就是衣食住行和文教、医疗等几大类消费支出占生活消费支出的比例。目前，农民的教育消费太高，以高等教育为例，教育改革前，全国高校年人均学费仅为200元，1997年教育改革后，学费从1998年的1000余元攀升至目前的5000元左右。国家统计局的《2004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表明，2004年全国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实际增长6.8%，但农村家庭的教育支出年增长率超过20%。教育费用的昂贵，是农民进行现期消费的“后顾之忧”。
5 农村社会保障机制不健全
预防性储蓄理论认为，当消费者面临收入的不确定性越大的时候，他更多的是依据当期收入来进行消费。而且，未来的风险越大，他越会进行更多的预防性储蓄。当前，虽然农民收入有所增加，但出于谨慎动机，用于预防意外事件的货币量也随之增加。例如，农村中“看病难”“养老难”仍是目前农民反映最强烈的问题。不久前，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组织专家实地调查显示，52%的人头痛感冒就自己买药吃，有近20%的人是自我治疗或者硬挺着等病好。农村社会保障机制不健全，使得农民有钱也不敢大胆增加现期消费。
6 农村消费环境较差
主要表现在：
6.1 乡村道路建设问题突出
尤其是山区农村，农民有特产运不出，工业品也难以进入，形成一道较难逾越的鸿沟。
6.2 我国当前电视广播
通讯设施虽然发展很快，但在农村尤其是广大偏僻山区仍然是盲区，限制了广播电视及手机等产品的消费。
6.3 因缺乏对消费品质量的有效监督
大量劣质产品拥入农村市场，农民深受其害，消费积极性严重受挫。
7 消费水平总体偏低
从总趋势上看，江苏农村居民消费支出不断增长，但农民消费水平总体仍然偏低。2001～2010年江苏地区生产总值使用额中，居民消费从3027.67亿元增加到10942.82亿元，年均实际递增12.4%。其中：农村居民消费从1373.31亿元增加到2676.41亿元，年均仅递增5%；而城镇居民消费从1654.36亿元增加到8266.41亿元，年均递增16.7%。由此可见，在江苏近10a的经济发展中，来自农民消费的贡献非常小。
8 消费心理因素对农民消费的影响
现实生活中，农民的消费行为还受到传统消费习惯和消费观念的影响，如平时省吃俭用，到节假日过度消费，重视人情消费、非科学消费，消费方式讲究从众与求同，造成实际改善生活的支出受到挤占，使得农民消费增长乏力。
9 财政与金融市场的支持力度对农民消费需求的影响
近几年，国家财政、金融在支持农村消费上做了很多工作，但相对于对城市消费的支持，还是很小的。就金融信贷来说，一来因农民金融信贷观念相对落后，在生产生活消费时，如自有资金不足，大多数选择向亲戚朋友等个人借款，甚至向不法高利贷者借贷。其次是银行等金融机构不太愿意向回报率较低、风险相对较大的农村或农民贷款。另外，宏观经济环境、就业机会等因素同样会对农村消费产生作用，或将成为制约消费需求的阻力。
参考文献
一、我国居民消费现状分析
1、最终消费率逐年走低。消费率是衡量一国消费需求情况的重要经济指标，新世纪以来是最终消费率、居民消费率下降最决的时期，其中最终消费率从2000年的62.3％下降到2008年的48.6％，居民消费率从2000年的46.4％下降到2008年的35.3％，不到10年时间，二者分别下降了13.7和11.1个百分点。
2、消费结构不合理。一是我国消费主体结构呈现出居民消费比重偏低而政府消费比重过高；二是我国偏重于温饱型消费，发展享受型消费不足。三是我国物质型的消费较多而服务型的消费较少。四是我国居民消费水平城乡差距较大。
3、社会不同阶层消费严重分化。据媒体公布数据显示，2010年我国千万元以上富豪达96万人，这部分群体最有消费能力，但缺乏消费意愿；而低收入阶层有最强烈消费需求，但没有消费能力；处在两者之间的是有稳定收入，相对较高社会地位的社会阶层，应该是社会消费的主力，但由于多方面制约因素，有消费能力，也有消费需求，但多选择保守消费。
二、我国居民消费被严重束缚的因素分析
1、居民总体收入水平偏低。数据显示，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从1985年时的56.18％下降为2007年的39.7％，22年下降了近16个百分点；而政府收入占GDP的比重，却从1995年的17.39％上升到2007年的32.87％，12年中上升了15个百分点，形成国富民不富的利益分配格局。
2、商品与服务的价格过高。数据显示，中国宏观税负已经达到31％，中国全社会物流成本占GDP比重达21，3％，而发达因家约10％，增加了商品价格，央视曾对此进行过深入报道。
3、通胀与通胀预期。目前正在发生的通胀既有外部因素，也有深刻的内部因素。数据显示，2010年中国货币问题M2为72万亿，而GDP为39万亿，货币已经严重超发，决定着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中国百姓必须忍受持续通胀的事实。
4、社会贫富分化导致消费畸形化。2010年我国基尼系数已跨过0.5，中国社会的贫富差距已经突破了合理的限度。
5、社会保障不健全。一般来说，一个国家或地区社会福利支出增长较快，则该国或该地区居民的消费倾向就较高，消费增长就快，反之则较慢。社会保障的不健全不完善，百姓对未来没有安全感，当然会少消费。
6、高房价与城市化绑架消费。现在还房贷成为百姓最主要的支出之一，高房价绑架了中国居民消费、特别是城市中低收入阶层的消费。
7、商品质量不安全严重制约消费。近年来，严重食品安全事故屡屡曝光，表明食品安全已经不是一个孤立问题，而是有深层次原因与背景。从消费角度看，百姓希望明白消费，放心消费，并在消费中得到满足，生活品质得以提升，然而现实是问题商品比比皆是，让人不敢消费，不敢多消费。
三、拉动居民消费的对策
1、积极扩大就业，增加消费人群。就业既关系到社会稳定，也影响社会消费。目前，中国就业陷入结构性矛盾，一方面是每年毕业600万大学生就业难，另一方面是很多企业闹人荒，显示出人力资源供给与需求的结构性矛盾。国家应该改变高等教育的方向，一方面改革高等教育体制，提高高等教育质量，体现真正的人才培育与精英教育，重质量，压数量，重广度，重深度；另一方面，应该恢复更多的职业教育，与企业需求与实践相结合，培养更多有职业技能专长的蓝领，重数量，重质量，重专业，为提高中国制造水平提供人才保证。只有通过扩大就业，培养更多有消费能力的社会阶层，未来的消费才有可能可持续提升。
2、切实提高居民收入，增加消费能力。提高居民收入水平包括工资性收入水平与财产性收入水平，现在由于房产调控，限制投资，股市亏多赢少，储蓄负利率，黄金等保值商品价格高居不下风险大等原因，通过理财方式大幅增加财产性收入的渠道也非常有限。在十二五规划中，中央提出居民收入倍增计划，我认为主要还是要依靠工资性收入倍增。但如何实现，除了尚未定论的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外，没看到有其他具体举措。眼下是社会矛盾多发期，政府不能独自给自己先普涨工资，而应该考虑通过减税、降低费率、支持企业职工工资集体协商制等措施，支持企业率先提高职工收入水平，在稳定影响力最大的企业职工的同时，对公务人员及财政拨款的事业单位人员、退休人员特别是基数低的企业退休人员实施收入倍增计划。对于农民收入如何提升，由于第一代吃苦耐劳的农民工数量越来越少，而社会需求越来越大，在未来会出现供不应求的局面，通过市场调节收入将会不断提升。
3、改革税制，降低物价水平，控制通胀，让居民乐于消费。我国商品价格高是相对于我们的收入水平而言的。我国的商品税是以间接税为主，以刚刚过去的2010年为例，国内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与进口税收占全年全国税收总收的69.5％，而这四项税收都是通过隐含于商品价格，暗中向消费者征收。政府应该降低与减少商品税的税率与税项，使商品税在税收总额中的占比缩小，使人们商品税的税负降低，降低物价。另一方面，改革所得税征收标准与方式，加大高收入阶层、隐性高收入阶层、高财产性收入的税负比重，逐步使所得税成为主要税种，在降低社会中多数人税收负担的过程中，真正发挥个人所得税收入调节与社会稳定的功能。对于通胀，由于受内外部因素的影响，很难受控，但就内部因素而言，主要是因为对冲外汇储备、政府大规模投资原因导致的货币超发，在未来只有对这两项进行严格的控制，逐步回收货币投放量，才能有效控制通胀。
4、完善社会保障，让居民敢于消费。加快社会保障“扩面”、“提标”。“扩面”的重点是：加快推进城镇基本养老保险有效覆盖进城务工人员、灵活就业人员和低收入人群；加快建立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建立一个平台、两个标准的城乡居民合作医疗制度；将正规就业或劳动关系稳定的进城务工人员的养老、医疗、失业保险纳入城市社会保险制度框架；建立失地农民基本生活保障基金和社会保险基金，解决失地农民的基本生活、养老和医疗保障问题；从保障“人人有房住”出发，加大对低收入城镇居民的住房保障力度，为低收入阶层提供必要的住房保障。“提标”的重点放在，健全城乡居民社会保障待遇标准正常调整机制，不断提高养老金发放标准；通过提高报销比例、增加报销药品、扩大特殊病种报销范围、降低甚至取消报销起付线等方式，提高医疗保障水平。
5、保证食品安全，让居民放心消费。对百姓高度关注的食品安全问题不能仅从道德的角度提要求与希望，必须要认识到深层次的原因，系统分析，系统解决。解决好食品安全问题，一要考虑国内和国外食品安全标准是否一致，中国应该参考和制订较高的标准。二是要加大对食品安全违法违规行为的打击力度，对食品安全违法实行“零容忍”。三是下大力气改革当前监管体制的内在缺陷，即“多头管理、职能交叉、管理效率低下”的问题。
6、创造消费热点，引导居民消费。20世纪90年代后期，美国兴建许多主题公园或大型游乐场所，发展旅游、娱乐和消遣业，娱乐消费增长已超过医疗、衣食住行等。正如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原院长张维迎所说：“真正的消费不是刺激出来的，而是开发出来的。”
7、大力发展针对个人消费的现代服务业，提高居民服务业消费占比。在美国，个人服务业消费占比70％，商品消费占比30％，我国应该加强在金融理财、文化、教育、养老、餐饮娱乐、社区服务等方面的服务创新与引导，提高服务质量，提升服务水平，提供服务消费多元化的选择。
关键词：消费；居民资产；财富效应
作者简介：赵怡虹(1978-)，女，河南西平人，南京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理论经济学研究；李峰(1977一)，男，山东文登入，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企业与经济组织研究。
中图分类号：F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096(2008)01-0024-04 收稿日期：2007-10-23
现代消费理论认为，消费水平不仅与消费者当期可支配收入有关，而且与居民财富水平有关；并且财富形式不同，对消费水平影响不同。我国居民拥有的财富形式不断增加，家庭持有的各类资产对消费水平影响各不相同。近年来，股市大幅波动，房价一路攀高。这些资产价格变化对消费是否存在影响、是否存在财富效应?如果存在，又是如何的财富效应?这些都引起了当前研究者的广泛关注。
一、财富效应问题研究回顾
财富效应也称实际余额效应。《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将其定义为“货币余额的变化，假如其他条件相同，将会在总消费开支方面引起变动”。哈伯勒(Haberler，1939)、庇古(Pigou，1943)和帕廷金(Patinkin，1956)认为，在消费者和实际货币余额之间存在着明确的关系。Modigljani(1971)研究发现，家庭持有财富增加1美元，消费会增加5美分。自此，消费会对财富变化作出相应调整的观点得到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的广泛思考。同时，生命周期理论认为，消费者对财富增加的预期会影响消费。在此基础上，大量经验研究引入协整方法重新检验消费、财富、收入之间的长期均衡关系，采用误差校正方法检验这些变量之间的短期动态关系。这些研究主要围绕房产和股票财富效应展开，研究结果各不相同。Ludvigson(2004)利用计量模型分解财富的暂时性、持久性波动，发现大部分财富波动是暂时性的，没有引起消费变化，只有小部分财富变动与总消费变动有关。传统的生命周期理论没有区分不同财富形式的不同边际消费倾向。Case，Quigley，Shiller(2005)的分析认为，不同的财富积累能力、不同的留遗产动机、对持久性和暂时性财富增加的不同理解引起的不同财富形式有区别的边际消费倾向。
与国外的研究成果相比，国内研究主要是针对股票和房产财富效应。研究结果主要可以分为存在财富效应和不存在财富效应两大类。郭峰等人(2005)通过对1995年～2003年股票价格指数与消费支出的季度数据的实证分析发现，无论时期长短，中国股票价格指数与消费支出均呈较弱的正相关性，说明中国股票市场在其发展过程中存在一定的财富效应。马骥(2005)的研究也得出了类似结果。而有人研究认为，股市财富效应对消费的影响仅占总消费变动的1.33％；1995年、2001年和2002年的股票资产甚至对消费起到了减少的反作用；股票资产的财富效应相对于收入对消费的影响来说，非常微弱(骆祚炎，2004)。魏永芬、王志强(2002)和马辉、陈东守(2006)等人的实证研究也表明，我国股票资产还不具有财富效应，居民消费对股票价格变化只有替代效应。国内关于房地产财富效应的研究虽然不多，但观点也不尽相同。朱新玲、黎鹏(2006)对我国房地产财富效应进行实证分析，认为房产不存在财富效应，房价上涨并未引起消费增长。而洪涛(2006)对我国31个省市的面板数据分析发现，中国房地产价格波动与个人消费支出间存在反向关系。
总结众多学者的实证研究，各种分析结论都占有一定的市场。但现有研究大多分析单一资产类型对消费的影响，综合分析股票价格和房产价格变化相互影响的研究不多。同时，研究中样本数据和计量方法的不同导致结论不同，甚至相反，并且研究分析中大多采用年度数据，样本容量较小，没有考虑时间序列的非平稳性。另外从时间段上看，一些研究的时间范围过于狭窄，另一些研究则没有反映近年股市和房市的新发展。我国股市自2001年经历了5年熊市，2006年出现了大幅上涨。这期间股市从大跌到大涨，股票财富变化剧烈。并且我国城市房价一路攀高，房产占据家庭财富主要比重，购置房产对家庭消费影响重大。考虑到我国财富的新变动，本文利用2000年～2006年月度数据，采用协整方法，动态分析我国家庭持有的不同类型资产的财富效应。本文第二部分利用协整技术和VEC模型对各类资产的财富效应进行实证分析；第三部分从理论上分析我国财富效应对消费的影响机制；最后是结论。
二、经验分析
1 变量的选取
鉴于数据的可获得性，本文选取了2000年1月至2006年12月的月度数据。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局网站、经济景气月报、中宏数据库。数据都以1978年为基期的不变价格进行了调整，用x11季节调整消除了季节因素影响并取对数。
消费水平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Leon)来衡量。由于股票资产和房地产等通常都被城市居民持有，因此用加总市和县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来代表城市居民的消费水平。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Linc)反映了了居民的当期收入，是影响消费的主要因素。居民家庭资产包括股票资产(Ls-to)、房地产(Lhou)、居民储蓄存款(Lsav)。由于缺乏家庭持有股票资产的详细信息，本文用上证A股指数的收盘价作为股票资产的变量，用房地产销售价格指数作为房产财富的变量，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作为居民储蓄的变量。
2 单位根检验
宏观经济时间序列变量通常存在自相关，是非平稳的。首先要进行平稳性检验，考察变量是否具有时间趋势。经过对变量的ADF检验发现所有变量水平值非平稳，其一阶差分平稳，服从I(1)过程。平稳性检验结果如表1。
3 协整检验
当非平稳时间序列间存在长期稳定关系时，其线性组合可能是平稳的。非平稳时间序列间的这种关系称为协整关系，使用具有协整关系的变量进行分析可避免伪回归。本文用动态分布滞后模型(VAR)来估计模型的长期均衡关系，以得到一个有效的无偏估计。相对于过去经验研究中单变量协整模型，本文采用了多变量协整模型，残差较小，解释力更强。协整变量如果存在共同随机趋势，意味着变量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随着时间推移，误差修正机制将时间序列带回长期均衡水平，将变量间的关系有效分解为长期均衡关系和短期动态关系之和。误差修正项捕捉变量偏离其长期均衡水平的
程度，误差修正项的系数反映对偏离的调整幅度。
根据Johansen和Juselius(1990)提出协整检验的迹统计量检验方法，对5个变量进行协整检验，结果如表2。
结果说明变量之间存在一个协整关系，都服从I(1)过程，标准化的协整方程
由Johansen检验可知，这5个协整变量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系数都具有显著性。长期中人均可支配收入是消费增长的主要动力，人均可支配收入增加1单位，将促进消费增加14.896单位。房产增加1单位，消费将增加4.157单位。储蓄和股票资产对消费具有负向影响作用，储蓄增加1单位，消费将减少9.648单位；股票资产每增加1单位，消费将减少0.512单位。房产财富对消费有较大的正向影响，股票则具有较小的负向影响，储蓄和收入仍然是影响消费的主要因素。
4 向量误差修正模型(VEC)
协整检验结果证明消费、人均可支配收入、储蓄、房地产和股票资产之间存在唯一长期均衡关系，但是这种均衡关系的短期调整过程如何还需要进一步验证。Englee和Granger(1987)指出，变量间存在协整关系可以建立向量误差修正模型，以此来研究模型中的短期动态特征。本文中具有协整关系的5个变量所构建的误差修正模型(VEC)可以表示为
其中，dyt为序列构成的列向量，Ti为系数矩阵，ε是随机误差项矩阵，t表示时期，i表示滞后期，k表示最大滞后期。a为调整系数向量，包含着变量的过去值对现在值的影响信息，可以反映系统中上一期的均衡误差修正项在决定变量的当期增长中起的重要作用。预期a的符号为负，消费者能够自动调整消费来平滑在生命周期中对消费计划的偏离。在模型分析时，我们根据赤池信息准则(AIC)与施瓦茨准则(sc)确定合适的滞后期。篇幅所限，本文仅给出消费的VEC方程误差修正系数a为-0.0047，符合反向修正机制。
5 方差分解
下面进一步对影响消费的这些因素进行方差分解，结果如表3。
从方差分解的结果可以看出，消费序列方差受上一期消费的影响最大，占84.48％，消费波动主要还是受其自身影响。10期以后的波动中仍然有67.81％由自身来解释。消费具有惯性，但惯性影响逐期减小。根据持久收入理论，在短期内收入波动对消费影响不大，消费者可能视该波动是暂时性还是永久性才逐渐调整消费。股票资产对于消费的冲击在第2期是所有财富类型中最大的，占6.94％，从第3期开始就小于房地产的冲击了，股票资产对于消费的影响是暂时的。从股票和房产的影响程度看，房产财富的波动影响度逐期增加，增加幅度及最终影响度要大于股票财富的波动影响度。这证明从长期看，房产的财富效应要强于股票财富，股票的财富效应较弱。此外，我们可以看出储蓄的波动影响度一直维持在较小的变动幅度0.36％～O.30％之间，且逐期减小。
三、我国财富效应的影响机制分析
上文通过对我国城镇居民家庭资产财富效应的协整分析，建立了误差修正模型进行实证检验。实证结果表明，股票资产的财富效应不显著，证券市场的波动并不是消费波动的原因；房地产的发展在长期中对居民消费有一定的影响。财富变动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度与财富变动、居民消费之间的传导机制有关。结合我国资本市场、房地产市场的发展状况，可以从财富效应传导机制的角度解释我国居民资产财富效应现状。
1 股票资产价格变化对消费的影响渠道
股票价格变化对消费的影响渠道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首先是直接财富效应。当股票价格上升时，持有股票的消费者可以通过卖出股票套现方式获得实际收益的增加，从而直接促进消费增加。其次是间接财富效应。当股票增值收益并未实现时，居民预期未来收入和财富增加，也将增加消费。由于这些财富是未实现财富，对消费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再次是流动性约束效应。当股票市场持续繁荣时，股票财富的急剧膨胀能促使持有者更大胆地进行消费信贷。基于市场的渗透性、示范性，财富效应对不拥有股票的家庭也产生影响，进而扩大社会总需求。最后是替代效应。股价不断上涨产生赚钱效应对社会资金形成巨大吸引力，从而减少储蓄和即期消费；或者由于股价持续下跌，投资者被套牢而减少消费。这种替代效应即股票的负效应。因此，股票价格变化对居民消费的影响主要来自于其正负效应的比较。
实证结果表明，2000年初到2006年底，我国股票资产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微弱。证券市场波动只能作为未来消费波动的征兆，不能成为刺激消费的源泉。方差分解结果显示滞后1期股票资产对于消费具有较大负向影响，原因可能是股票价格上涨带来的赚钱效应吸引投资者放弃当前消费进入股市，其后的第1期对消费产生替代效应。而长期中股票资产财富效应不显著，源于我国股市发展不成熟，波动剧烈。股市趋势不明朗，股票增值收益在消费者的精神账户中只能算作暂时性收入，对消费的影响是暂时的，没有产生间接财富效应。总体而言，我国居民家庭投资股票的户数和资金数都较低，持有股票资产的家庭比例较低，尽管2006年底投资者总开户数接近8000万户，但很多账户都是未启用的“空户”.因此股票市场财富效应对居民消费的总体影响很小。
2 房地产价格波动对消费的影响渠道
房地产价格波动影响消费水平的渠道主要包括以下五个方面：一是直接财富效应。房产所有者因房产价格上涨导致实际净财富增加，所有者可通过再融资或出售形式兑现收益，此收益将刺激所有者增加消费。二是间接财富效应。如果房价上涨的财富未兑现，但可能影响持有者心理预期，认为自己将来会变得更加富有，也会增加当期消费。三是预算约束效应。对于计划购房者，由于房产价格上涨，在收入不变的情况下，只能缩减当期消费支出来应对。同时房价上涨推动房租上升，使不拥有房产者可支配收入减少，当期消费减少。四是流动性约束效应。这一效应的具体影响考虑了金融体系的作用。如果房产价格上升，消费者可以用升值的房产申请更多信贷获得更大流动性；但是，如果房产价格大幅下跌，银行可能进行风险管理，对住房价格进行重估，同时要求住房者提供更多的新信用。由于房产属于一种特殊资产，其变现过程比较复杂，变现力也较其他金融资产困难，因此房价上涨导致的所有者财富增加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五是替代效应。由于土地资源的不可再生性使人们在房价不断上涨时产生“惯性心理”，预期未来房价将会持续上升。在此消费心理下，房价上涨反而会刺激潜在购房者放弃或减少消费而将资金投资于房地产，从而将部分潜在消费资金吸纳进房地产市场。
从前面方差分解结果可以看出，短期内房产财富效应稍大于股票，但不显著。原因一方面可能是我国居民住房作为消费性资产，主要用于个人基本消费自住；房价上升、家庭财富增加，但实际收入并未增加，即未产生直接财富效应；另一
方面，我国目前房价涨幅较大，超出了买房者的购买力，就只能通过减少当期消费来增加储蓄以购房。而且替代效应使人们在房价不断上涨时产生惯性心理，从而减少消费。
3 股票资产与房地产对居民消费影响的差异分析
房产财富效应在长期中相对较大，对消费有正向影响是由于房产具有与金融资产不同的特性。首先股票价格与房地产价格相比，具有更大的波动性和不确定性。股票价格变动带来的财富增加很难判断是暂时性收入还是持久性收入。相反，房产是一种不动产，大多数拥有房产财富的家庭都是为了享受这种服务(即用来居住而不是为了出售赚钱)，所以房产财富的不确定性要比股票小得多。另外，由于城市土地的稀缺性和区位的不可替代性，房产财富在家庭生命周期内具有长期增值潜力。因此，房产被人们认为是一种持久性增值财富，促进人们增加边际消费倾向。而且随着房产价值上升，家庭可用于消费信贷的杠杆也增高，这使房产财富价值增加在长期对消费的影响效应相对较大。
四、结论
内容摘要:文章利用数据包络分析(DEA)对我国2006年东、中、西部地区政府民生消费性支出对居民消费影响的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进行研究,得出东、中、西部地区的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呈梯度变化,东、西部地区的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分别居首位的结论,并提出相关建议。
关键词:数据包络分析 技术效率 规模效率
投资需求、消费需求和净出口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三大支柱也被称为促使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我国的经济虽然一直以高速增长,但是发展的动力是不均衡的。国内消费率的低迷促使政府通过投资和出口的方式保持经济的增长,这造成了经济中投资、消费结构的失衡,以及贸易过度顺差导致的贸易摩擦和对外的过分依存度。2008年下半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使得我国对外出口下滑,因此在《2009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了“扩内需、保增长”的工作基本原则。从财政支出的经济性质来看,社会保障、教育事业、医疗卫生及住房的支出属于民生性消费支出。近年来政府向民生倾斜力度不断加大,使民生消费性支出在财政支出中的数额呈快速增长趋势(见图1)。随着政府民生消费性投入的加大并且政府民生消费性支出与居民消费支出存在互补关系(洪源,2009)。因此,从效率方面来研究政府民生消费性支出对居民消费影响成为了本文研究的主旨。
DEA简介
本文将采用数据包络分析(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简称DEA)方法对我国政府民生消费性支出对居民消费影响进行分析。与其他效率分析方法相比DEA方法具有如下优点:第一,为了避免各指标确定权重带来的主观性,DEA方法采用决策单元的投入和产出的权重作为变量以最优的方法内定了权重。第二,DEA方法对某种投入和产出存在的关系不确定显示表达式。第三,在处理经济学中的生产函数和规模经济问题过程中,DEA方法具有独特的优势。DEA方法具有很多种模型其中CCR和BCC模型最为典型。
CCR模型是由Charnes,Cooper和Rhodes(1978)将Farrell的“两投入-产出”模式推广至“多投入-多产出”的模式。CCR模型基于每一决策单元的技术规模报酬不变的假定从投入面进行分析,利用线性规划方法计算决策单元的相对效率。假设有n个决策单元, 每个决策单元均使用m 种投入生产s种产出, 某一特定的相对效率可由以下原始模型求得:
BCC模型是Banken,Charnes and Cooper(1984)在CCR模型的基础上提出的,与CCR模型假设规模报酬不变不同,BCC模型放宽对规模报酬的限制,计算处于不同规模报酬状态下的相对效率。在BCC模型中,技术效率被分解为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规模效率通过规模报酬不变技术效率与可变规模报酬技术效率之比得到的。如果两者的效率值相同,则表明决策单元的无效率并非来自规模报酬因素;如果两者的效率值不同,则表明决策单元的无效率来自规模报酬因素。因此,可以衡量技术无效率和规模无效率对决策单元的无效率各起多少作用。BCC的模型如下:
实证研究
指标选取。由于本文考察的是政府民生消费性支出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因此以政府的教育事业、医疗卫生以及社会保障等支出作为输入指标,以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以及城乡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作为输出指标。为了更好的对东、中、西部地区进行分析以及考虑到DEA建模的原则,将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浙江、江苏、福建、山东、广东、海南,中部地区包括山西、内蒙古、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西部地区包括重庆、四川、贵州、广西、云南、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
输出结果。本文数据利用《中国统计年鉴2007》相关数据,利用DEAP2.1软件整理得出结果,如表1所示。
实证结果分析
表1中给出了2006年30个省(直辖市、自治区)政府民生消费性支出对居民消费影响的综合技术效率、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的测试结果。
(一)政府民生消费性支出对居民消费影响的综合技术效率情况
从表1可以看出:我国东、中、西部地区的综合技术效率值偏低,虽然违背了DEA建模要求输出值大的原则,但由于本文研究的是政府民生消费性支出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因此效率值偏低也可以说明问题。政府民生消费性支出对东部居民消费的影响效率最大,其次是中部,影响效率最小的是西部,因此呈现出了明显的梯度特征。
(二)政府民生消费性支出对居民消费影响的纯技术效率情况
从表1可以看出:我国东、中、西部地区的纯技术效率值也呈现出了依次递减的梯度特征,但数值要比综合技术效率值高。其中,东部地区55%的省(直辖市、自治区)达到了技术效率的前沿,这些省(直辖市、自治区)包括北京、上海、浙江、福建、广东和海南。技术效率水平最低的是山东,其纯技术效率仅为0.162。山东省在东部地区各省(直辖市)中人口总量是最多的省份,因此人均政府民生消费性投入比较低,从而导致政府民生消费性支出对居民消费的影响效率较小。与东部地区大部分省(直辖市、自治区)处于技术效益前沿相比,中、西部地区的政府民生消费性支出对居民消费的影响效率均无达到技术有效状态。其中,中部地区技术效率最高和最低的分别为黑龙江省和河南省,西部地区技术效率最高和最低的分别为贵州省和青海省。总体来看,中、西部地区在政府民生消费性支出的利用率上落后于发达地区,从而其对居民消费的影响效率较小。
(三)政府民生消费性支出对居民消费影响的规模效率情况
如表1所示:2006年30个省(直辖市、自治区)仅有福建省和海南省达到规模效率有效状态。从全国来看,各地区的规模效率呈梯度变化,西部大于中部,中部大于东部。原因是最近几年,政府向中、西部地区的财政倾斜力度加大包括政府民生消费性支出。东部地区除福建省和海南省,其他省(直辖市、自治区)规模效率均处于递减状态,表明有资源未被充分利用。东部地区除河北、辽宁、广东、海南等省的技术效率与规模效率大体相当,其他省(直辖市、自治区)二者之间的反差很大,这表明政府民生消费性支出对居民消费影响的技术效率水平很高,但投入增长相对有限,因此规模效率相对不合理。中部地区整体的规模效率是呈递减变化,除黑龙江、江西、湖北、湖南四省,其他中部地区省(直辖市、自治区)的规模效率大于其技术效率,表明政府民生消费性支出对居民消费影响的规模效率水平很高,但可能由于支出方式、结构等因素造成技术效率水平偏低。西部地区除重庆、四川、宁夏,其他省(直辖市、自治区)的规模收益均处于递增阶段,说明这些地方的政府民生消费性支出的规模还比较小,具有很大的发展空间。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较发达地区弱,导致政府民生消费性支出投入不足,以至于对居民消费的影响较小。因此,加大对西部地区的政府民生消费性支出可以促进西部地区居民消费。
(四)政府民生消费性支出对居民消费影响的技术和规模效率的差异
从表2可以看出:东、中、西部三大地区,西部地区的技术效率变异系数最大,说明西部地区政府民生消费性支出对居民消费影响的技术效率的扩散程度要弱于中部和东部,其可能性原因是西部地区省(直辖市、自治区)对于民生消费性支出的利用程度之间的差异要比中部和西部小。
东、中、西部三大地区,东部地区的规模效率变异系数最大,说明政府民生消费性支出对居民消费影响的规模效率扩散程度要弱于中部和西部,这有悖于常理(发达地区要素的投入增长空间有限,欠发达地区要素的投入有很大的增长空间),其可能性原因是东部地区居民的消费观念差异程度小于中部和西部。
结论
政府民生消费性支出对居民消费存在一定的影响,从DEA方法证明了洪源的结论。从支出规模来看,政府应该加大对西部地区民生消费性支出,促进西部地区居民消费。从支出利用程度来看,政府应该调整支出结构和规范支出方式,提高支出利用率,避免浪费。就地区而言,政府应该把提高资源利用程度的重点放在中部和西部地区。缩小东、中、西部三大地区政府民生消费性支出对居民消费影响的内部差异,关键在于缩小东、中、西部地区内部政府民生消费性支出利用率和居民消费观念的转变。
参考文献:
【关键词】金融 消费 支持 对策
【中图分类号】F83 【文献标识码】A
研究背景
我国GDP增长贡献率分析。近年来，在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中，投资和出口的贡献率一直很高，而消费相对不足。出口和消费规模过大，带来了一系列的负面作用，因此，要想经济持续稳定增长，必须增加消费在三驾马车中的份额。
近十年来，我国居民最终消费在GDP中的贡献率不断上升，由2003年的35.8%升至2012年的55%，投资由2003年的63.3%降至2012年的47.1%，虽然2009年投资出现了大幅度上升，那是由于2008年美国金融海啸影响造成的短暂现象。消费贡献率的不断上升、投资贡献率的不断下降，得益于近年来我国持续出台的刺激消费的政策措施。但是从横向来看，我国消费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依旧偏低，与美国超过70%的消费贡献率相比，还是有较大差距。
我国GDP增长中的问题。经济增长过度依赖投资和出口，引起了很多问题，如不改变这种模式，我国经济不可能持续、稳定、健康发展下去。
高投资困境。近年来我国严重依赖投资来刺激经济增长，已经付出了资源和环境的沉重代价。我国每年消耗全球60%的水泥和50%的钢材，高比例数字的背后是我国资源的过度浪费和自然环境的破坏。
中国能源消费缺口不断扩大，2010年能源缺口总额为28023万吨标准煤，是2001年6531万吨标准煤缺口的1.76倍。我国不但能源消耗量大，能源加工转换率还偏低。能源加工转换率是指一定时期内能源经过加工、转换后，产出的各种能源产品的数量与同期内投入加工转换的各种能源数量的比率。它是观察能源加工转换装置和生产工艺先进与落后、管理水平高低等的重要指标。2000年，我国加工转换总效率为69.04%，2009年为72.01%，十年仅提高2.97%。
高投资拉动不但带来环境和资源的代价，还使得政府债务增加，尤其是地方政府债务。据估计，我国地方债总额约为20亿元，跟高房价一起，成为影响我国经济稳定发展的重要隐患，因此，今后不可能再进行大规模的投资刺激政策，要想使经济健康稳定发展，以往的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高债务模式必须结束，取而代之的是增加国民消费，通过刺激消费来拉动经济增长。
高出口困境。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还得益于近年来出口的持续快速增长。巨额的贸易顺差，带来了我国巨额的外汇储备，截止到2014年5月，我国的外汇储备额已达3.94万亿美元。在我国目前的汇率制度下，央行需要用大量的人民币来买外汇，也就是进行大量基础货币的投放，因此，很可能导致国内的通货膨胀。在人民币不断升值、美元相对贬值的情况下，持有巨额外汇储备也是极大的浪费，美元每贬值1%，中国就损失将近400亿美元。另一方面，由于贸易伙伴国处于逆差，又引起了不断发生的贸易摩擦和反倾销、反补贴调查，影响我国国外商品市场的开拓。
通过以上分析，我国原来的高投资、高出口拉动经济增长模式已经不可持续，必须寻求更好的解决方式。解决这一问题的最好方法就是扩大内需，也就是刺激消费，增加国内市场的有效需求。
制约我国消费能力的因素分析
我国消费贡献率偏低，原因是多方面的，如居民收入水平、社会保障体系、金融歧视、近年来的高房价、高学费、高医疗费等等，这些因素加起来，制约了我国消费水平的提高。
居民收入水平不高。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近年来有了较大幅度的增长，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也下降到了30%～40%，农村居民的恩格尔系数首次低于40%，这说明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居民收入水平逐步提高。但是与其它国家相比，还是有较大差距。早在20世纪90年代，美国的恩格尔系数就在20%以下，达到16%；欧洲、日本、加拿大，也一般在20～30%之间，因此，我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特别是近年来的高房价、高学费、高医疗费，使得居民的实际收入大大缩水，严重影响居民的消费水平。
社会保障水平有限。近年来我国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有了很大的改善，保障水平也在逐年提高。2013年，全国城乡居民的基本养老保险（即五项社会保险：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生育保险）基金收入合计35253亿元，比上年增长4514亿元，增长率为14.7%。基金支出合计27916亿元，比上年增长4585亿元，增长率为19.7%①。但目前我国存在着缴费偏高的状况。清华大学教授白重恩说，根据有关研究统计，中国五项社会保险法定缴费率之和相当于工资水平的40%，这一比例超过了大多数国家。另外，在我国居民总体收入水平不高，恩格尔系数又约40%的情况下，这就意味着居民仅仅食品支出，就占用了将近40%的份额，再加上高比例的社保缴费率，居民用于其他消费的资金就显得少了很多。我国社会保障还有一个问题，那就是保障水平低，在面临失业、医疗、养老等问题时，社保资金能够给予的保障不足，我国居民的储蓄率居高不下，跟这个有很大的关系，因为我国居民的储蓄大多是保障性储蓄。
金融歧视的存在。目前我国金融机构种类繁多，主要包括银行类和非银行类金融机构，银行类金融机构又包括中央银行、商业银行、政策性银行，非银行类金融机构包括证券公司、保险公司、信托公司等等多种业态。但是在诸多的金融机构中，愿意给居民个人提供消费金融服务的并不多，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我国消费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发挥。因此，必须探索金融支持消费的体制机制，改变以往的金融歧视，增加消费的GDP贡献率，才能为我国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发展提供保障。
我国金融支持消费现状分析
关于金融支持消费的含义，目前并没有一个规范的定义，笔者认为，金融支持消费是消费者个人享受的、以商业银行为主体的金融机构向消费者个人提供的用于消费目的的金融产品和服务。它对于补充居民消费资金的不足、提升消费在经济增长中的地位具有重要意义。我国的金融消费正处于不断发展之中，虽然进行了一定的探索，但跟巨大的需求相比，仍有不小的差距。主要呈现以下特点：
商业银行是金融支持消费的主体。目前，提供金融消费产品和服务的金融机构主要是商业银行。商业银行是最重要的一类金融机构，它的业务主要包括负债类、资产类、中间业务类，能够提供的金融服务也最齐全，有“金融百货公司”之美誉。在提供金融消费产品和服务的过程中，商业银行也是充当了主力军。商业银行提供的金融消费以各类消费贷款为主，并提供一些咨询、服务类的中间业务。
商业银行提供的消费贷款目前主要以房贷为主，其次是汽车贷款，另外，还有一些商业银行提供较为细分化的消费贷款，但是基本上业务量很小。住房贷款严格意义上来讲，不能算是纯粹的消费贷款，相反，它对于居民的其它消费还具有很强的“挤出效应”。因为房价居高不下，尤其是大城市的房价到了令人咂舌的地步，一套房子就把夫妻双方三代人的积蓄搜刮干净，势必会影响到消费的支出额度。现在的房价已经出现了泡沫现象，各银行目前纷纷减少住房贷款。汽车消费也是一种主要的金融消费方式，但目前以年轻人为主，年长者一般不接受汽车贷款，但从长远来看，还是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因为一方面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对私家车有需求，另一方面还有之前的私家车主面临汽车的更新换代问题，也会形成较大的消费需求。近年来有些商业银行开始尝试其它消费贷款形式，但只是处于起步阶段，业务量比较小，还需要大力拓展。
商业银行的中间业务是指通过提供服务等手段来获取利润的业务，不需要占用自己的资金，是我国商业银行今后发展的方向。在金融支持消费服务的提供中，以前主要是咨询类，现在各商业银行大力发展个人理财、网络支付等服务，业务范围大大拓宽，但是跟国外商业银行及实际需求相比，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保险公司对消费的保障开始显现。保险在金融支持消费中也扮演着重要角色。因为很多银行不愿意提供消费类贷款，一是因为目前社会资金需求大，商业银行愿意发放经营性贷款，该类贷款的资金成本低，规模经济优势明显；二是因为个人消费贷款相对来讲风险较大，个人缺少可以抵押的资产，信用贷款风险较大。因此，如果有保险公司的加入情况就会好很多，保险对于消费信贷的拉动作用不可小觑。我国也有一些保险公司开展了房贷险、车贷险，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我国消费市场的发展，尤其在北京等一些大城市，比较受欢迎。但是从近几年的实践情况来看，业务开展的并不顺利，有些保险公司又陆陆续续取消了房贷险、车贷险等。
专业性金融机构欠缺。在金融市场比较发达的国家和地区，提供金融消费的专业性金融机构很多，如金融消费公司、汽车消费公司等专业性贷款公司，市场规模也很大。但是我国的专业性金融公司处于刚刚起步阶段，虽然也成立了一些消费金融公司、汽车金融公司，但是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业务量不大，额度小，抵押、保证等手续比较复杂，贷款成本也比较高，风险相对较大。
提高我国金融支持消费水平的对策
针对我国目前金融消费水平较低的现状，我们应该从多方面入手，提高居民的消费水平和消费能力。一方面要提高居民收入水平，完善社会保障体系，解决居民消费的后顾之忧；另一方面，银行等金融机构也要大力提供金融消费服务，创新金融消费产品，从资金上解决居民消费能力不足的瓶颈。
增强商业银行支持消费的力度。虽然目前我国金融支持消费的主力军已经是商业银行，但是跟实际需求相比，尤显不足。目前只有少数的商业银行愿意提供除住房贷款外的消费信贷。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一是目前商业银行并不缺少客户，商业银行的可贷资金有大量的优质客户争夺，商业银行一直以来提供的经营性贷款相对来讲风险较低，贷款成本也能享受规模经济的好处，因此，商业银行愿意提供贷款给自己熟悉的、能够提供抵押担保的工商业客户。二是目前我国个人信用记录没有完全建立起来，很有可能出现拿到消费贷款后改变资金用途的情况，也存在取得贷款的个人因无力偿还跑路的现象，因此商业银行发放消费贷款非常慎重。
要使绝大多数商业银行愿意提供消费类贷款，以上方面的问题一定要解决。从近几年的情况看，越来越多的商业银行开始意识到个人消费信贷对于银行长远发展的重要意义，开始加入到消费信贷中来，这是一个很好的迹象。今后国家也要出台相关的政策措施，支持和鼓励商业银行发放消费贷款，在商业银行指标考核上予以照顾，增加商业银行支持消费的动力，只有这样，居民消费资金不足的问题才能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才能在经济增长中起到很好的拉动作用。个人信用记录也要尽快地建立起来，这已经成为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一大阻碍，很多领域的发展都受制于个人信用记录不健全。
商业银行支持消费的具体形式还要进行创新。从贷款方面看，除了住房贷款，商业银行还可以在多种领域参与到消费支持中来，如开展住房装修贷款、家电家具消费贷款、旅游贷款、个人综合消费贷款等。目前虽然有一些银行开展了这些业务，但在我国，并没有像住房贷款、汽车贷款那样全面推开，主要原因是这些贷款的需求没有那么迫切，在居民的消费理念中，属于可贷可不贷之列，但是对于买完房子之后手头较紧的年轻人来讲，还是有较大的吸引力，应该加大宣传力度。商业银行除了提供各种消费贷款，还可以通过开展个人理财服务、信息咨询服务、互联网支付服务等方式支持居民消费。信息咨询服务主要拉近个人与银行的关系，个人理财服务可以提高居民长远的消费能力，互联网支付能够更加方便地促使消费行为的发生。
提升保险对消费的支持力度。保险对于消费的支持主要来自于对各种风险的分担。一是居民个人的各种保障性保险，它能有效地解决居民消费的后顾之忧，减少居民的预防性储蓄，从而提高居民的消费能力。我国目前居民个人的商业保险密度和深度都远远不足，保险意识较强的浙江省，保险密度和深度也不及发达国家的1/2，其它地市情况更不容乐观，因此，应大力发展保险市场，从而间接地支持消费水平提高。二是保险跟银行等金融机构合作，将消费信贷与保险结合起来。商业银行不愿意发放消费信贷的原因之一就是风险问题，如果能将两者有机结合，将会大大促进消费信用的发展。目前也已经有保险公司跟商业银行进行消费信贷合作，但只是处于试水阶段，合作模式、风险分担、利润分享等很多问题都在摸索之中，将来会有很好的发展前景。
发展新型消费金融机构。以商业银行为主体的、传统的金融机构对于消费的支持，目前来看显得有点单薄，需要发展新型的消费金融机构。从国外的情况来看，金融在支持消费方面，机构设置非常具体，消费信贷市场细分化很到位，有专门的住房贷款银行、汽车金融公司、小额消费贷款公司、旅游贷款公司等等，覆盖居民个人消费的全领域。我国近几年也涌现了一些汽车金融公司和消费金融公司，银监会网站上公布的汽车金融公司有16家，消费金融公司4家，与巨大的市场需求相比，显然不足。小额消费贷款主要是指额度小、期限短、用于购买市场价值不太高的消费品的贷款，这一部分的市场需求也很大，小额消费贷款公司可以解决这一部分需求，但是我国目前开展这项业务的金融机构很少，专业的小额消费贷款公司几乎空白。发展这类消费金融公司应注意风险的控制。旅游贷款公司也属于新兴的消费金融机构，目的是解决旅游资金的不足，从目前情况来看，大城市的年轻人群体是这类消费的主体。
出台对金融机构的倾斜政策。消费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长远动力，对于支持消费的金融机构，政府应该出台相应的激励措施，从财政、税收、金融等方面加以倾斜。因为消费金融毕竟存在一定的风险性，金融对消费的支持就是对我国经济发展的支持，目前在各金融机构都追求利润的情况下，通过政策引导，将一部分信贷资金引入消费领域，对于我国经济的转型升级具有重要意义。在央行对各金融机构进行指标考核时，也可以考虑将用于消费的信贷部分进行技术处理，降低金融机构的存贷比，使商业银行切实得到一定的利益。
（作者单位：中国石化财务有限责任公司山东分公司）
【注释】
笔者以中央电视台央视调查中心，人民日报社新闻信息中心和国家统计局提供的最新定量数据为基本依据，经过定性的综合分析研究，总结出中国居民消费品市场十大特征，综述如下：
一、居民消费高速增长
1998年与1979年相比，全国居民消费指数（按可比价格计算）增长3.1倍，其中，农村居民增长2.8倍，城镇居民增长2.5倍;全国居民消费绝对数(按当年价格计算)增长15.8倍，其中，农村居民增长13.1倍，城镇居民增长15.1倍。(见图1、2)
二、海内外市场一体化
今天，世界市场已经打破了国界，中国市场已经成为全球一体化市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大陆消费品市场，品牌结构已经实现了大陆与海外一体化。在分类消费品市场占有率第一的最畅销品牌中，大陆品牌占56.7%，居压倒优势，其中广东拥有10类第一品牌，居大陆品牌领先地位，尚有15个省份占48.4%处于没有全国第一品牌的劣势地位;海外品牌占43.3%处相对劣势，其中美国品牌在60类消费品中居第一品牌的有12类，占20%的绝对优势。(见图3、4)
三、消费商品供过于求
改革开放20年来，我国居民消费品市场已经实现了“三大转变”——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从卖方市场向买方市场转变，从供不应求向供过于求转变。仅以家用电器为例，重复建设十分严重，企业生产能力总利用率还不到一半。（见图5）
四、民族品牌主导市场
全国居民消费品市场已经形成了民族品牌为主导的格局。在60类居民消费品中，民族第一品牌有36类占60%。在8大类居民消费品中，烟酒、家电、饮料、保健品、交通通讯、食品6大类民族第一品牌占有率超过50%。（见图6、7）
五、占有率向名牌集中
当今，中国居民消费品市场已经进入了“优胜劣汰”的品牌竞争时代，居民消费品市场份额正在不断地向质量上乘、价格合理、购买方便、服务周到的名牌商品集中。一般都认为，商品的市场占有率达到25%以上，就成为了市场地位稳固的领先品牌。比如，上述15个品牌就是中国居民消费品市场领先品牌的突出代表。（见图8）
六、消费群体迅速扩大
1998年与1978年相比，全国消费群体增加28551万人，增长率达29.7%;城镇居民消费群体增加迅猛，增长1.2倍;农村居民消费群体增加相对缓慢，仅为9.9%;全国居民消费群体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城镇居民消费群体比率跃升12.5%，农村居民消费群体比率相应下降12.5%。（见图9、10）
七、城镇消费超越农村
1998年与1978年相比，城镇居民消费量从666.7亿元上升到16046亿元，增长23.1倍，占全国居民消费总量的比率从37.9%上升到52.9%，超越了农村居民消费量;同期农村居民消费量从1092.4亿元上升到14286亿元，增长12.1倍，占全国居民消费总量的比率从62.1%下降至47.1%。（见图11、12）
八、耐用性消费品骤增
农村每百户居民家庭耐用消费品拥有量，1998年与1985年相比，10年之间冰箱增长153倍，彩电增长41倍，洗衣机增长11倍，摩托车超越了城镇居民水平。
城镇每百户居民家庭耐用消费品拥有量1998年彩电、洗衣机和冰箱已经普及，1994年相比4年之间空调就增长3倍，摩托车增长1.5倍。
九、城镇居民达到小康
20年来，我国城乡居民生活水平随着经济建设的高速发展，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和极大提高。根据国际公认的恩格尔系数标准——居民生活消费支出中食品所占比重（%）：50-59为温饱型生活水平，40-49小康型生活水平衡量，1998年我国城镇居民生活已经达到小康型水平，农村居民生活摆脱贫困型正从温饱型向小康型迈进。
关键词：城乡居民；消费行为；对比分析
中图分类号：F208 文献标识码：A
原标题：中国城乡居民消费行为对比分析
收录日期：2013年4月23日
由于我国是一个典型的二元经济结构发展中国家，城乡经济发展水平极其不平衡，导致城乡居民的经济行为具有很大的差异。其中，城乡居民的消费行为差异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国内需不足的现状，同时通过对城乡居民消费水平对比分析，对我国制定经济改革政策可提供有力依据。
一、城乡居民消费额对比
我国城镇化的发展相对缓慢，不同的地区之间、城乡之间由于自然条件、经济发展模式的差异，生活水平之间存在着较大的差距，消费水平也相差甚远。据统计，1978年我国农村居民的人均消费额为138元，城镇居民则为405元，是农村居民的2.9倍。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乡居民的消费额分别扩大了29.1倍和30.1倍，城乡居民消费水平的差距也从1978年的2.9倍增加到2009年的3.7倍。
20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我国城镇居民的人均消费额几乎为农村居民人均消费额的3倍左右。截止到2009年，城镇居民的消费水平为农村居民的3.7倍。由此看来，我国农村市场销售乏力、城乡市场差距加大的状况并未得到改变，而且城乡消费差距呈现逐年上升之势。
二、城乡居民消费率对比
1978年以来，全国居民的消费规模不断扩大。1978～2009年全国城乡居民消费分别从1，092.4亿元和666.7亿元提升到2009年的28，833.6亿元和92，296.3亿元，分别增长了25.4%和137.4%。我国居民的消费水平得到快速提高，生活水平也显著上升。因此，从规模上说，我国城乡居民的消费额有了很大的提高，城乡消费差距愈加显著。
从居民消费率来看，城镇居民消费率在1978年到2002年区间，一直处于上升阶段，随后几年持续下降，而农村居民消费率在20世纪八十年代初就已经达到高峰之后一直呈现下降的趋势。31年间，城镇居民消费率从1978年的18.49%上升到了2009年的26.75%，上升了8.26个百分点，年均增长0.26个百分点；而农村居民消费率则从1978年的30.30%下降到2009年的8.36%，下降了21.94个百分点，年均下降0.71个百分点。通过对比可知两者之间的差距，作为居民消费率的有机组成部分，城镇居民消费率和农村居民消费率呈现出不同的变动趋势：城镇居民消费率基本呈现稳定的上升趋势，仅在近几年有所下降，下降幅度不大，而农村居民消费率却呈现相反的变化趋势，经历了1978～1983年仅仅六年的上升期之后，出现了大幅度的下降，从最高点1983年的32.34%，下降到2009年的8.36%，下降了23.98个百分点。在居民消费率中，农村居民消费所占比重从1978年的62.1%下降到2009年的23.8%，共下降了38.3个百分点；而根据中国人口的统计数据显示，农村人口所占的比重始终高于60%。由此可见，农村居民消费率低迷以及消费率的持续下降是导致我国居民消费率长期偏低的最重要原因。
三、城乡居民消费倾向对比
居民消费倾向包括平均消费倾向和边际消费倾向两个方面。总体看来，1985～2009年我国城乡居民平均消费倾向基本上呈现出不断降低的趋势。城镇居民平均消费倾向从1990年的0.92下降到2009年的0.71，年均下降1.11%，边际消费倾向从1985年的1.29下降到2009年的0.73；农村居民平均消费倾向从1985年的0.88下降到2009年的0.78，边际消费倾向也从1985年的1.03下降到2009年的0.58，年均下降1.89%。总体而言，城镇居民消费倾向的波动要大于农村居民，前者比后者的波动幅度高出2个百分点。在大部分年份，农村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大于城镇居民，这从侧面反映了城乡的收入差距问题。居民消费的下降表明居民消费的决策与当期收入的相关性减弱，居民收入用于储蓄的比重增加。
四、总结
影响我国城乡居民消费行为差异的因素大致可分为以下几种：
1、经济发展水平因素。经济发展水平对居民消费行为的影响主要表现在收入水平和消费环境上。据统计，2007年我国人均国民总收入（GNI）为2，370元，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1/3，属于中等收入国家。而且恩格尔系数偏高、居民消费率偏低。这是由我国现阶段经济发展水平所决定的。加之，我国是典型的二元经济结构的国家，城乡的发展水平极不平衡，这也是导致城乡居民消费需求差异的主要原因。
2、体制改革因素。改革开放以前，我国实行“高就业、铁饭碗”的保障制度。虽然工资水平较低，但是福利待遇较高，医疗、养老、住房、子女教育费用全部由国家或单位承包，基本没有后顾之忧。20世纪九十年代以来，随着我国各项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化，住房价格、医疗费用、教育费用上涨，而且上涨速度超过大多数家庭收入增长的速度。这些体制变化增加了未来支出的不确定性，使人们很难做出稳定的支出预期，导致预防性储蓄增多，当期消费减少，居民消费率处于较低的水平。
主要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