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7-02 22:05:20
茶、茶饮、茶文化原生于中国，中国是世界茶文化的故土，这些都早已经是知识者尽人皆知的国际性常识。自中国、亦即世界第一部茶学专著陆羽《茶经》（成书于758年前后）以来，后经顾炎武等著名学人的考论推定，中国“茶之为饮，发乎神农氏”之说渐成流行共识。中国历史上最初的茶饮，发生在距今大约五千年左右的古史传说的“神农之世”，这也已经是20世纪后半叶以来中国考古学、农史研究、茶学史研究基本趋于一致的看法(1)。但自上古以下，直至中唐以前，中国茶文化可以说还是只有植茶、饮茶而无茶学，至少是谈不上可以称之为“学”的茶文化成就。
秦汉以后，茶饮习尚随着茶叶商品、继之是茶树栽培的沿长江逐渐东下，至5世纪时已经是广被长江流域及其以南的中国地区了。陆羽的所谓“茶者，南方之嘉木也。”(2)黄河流域的北朝人则称茶为“酪奴”、“水厄”，并开玩笑说南朝人“菰稗为饭，茗饮作浆”；称南朝人中的嗜饮茶者为“漏卮”(3)。也就是说，当时南中国的经济文化中心区域――杭州所在的下江地区已经是茶叶种植十分普遍、茶饮风习非常厚重了。但是，由于自三代以下大一统中央集权中国的政治重心、文化重心、经济重心（中世纪以后经济重心渐次缓慢下移东南）一直在北方，因此直到12世纪初，中国茶文化的兴旺与发达的中心均是在黄河流域长安――开封一线的帝国京师超级大城市。这里，一个既往茶文化研究者普遍忽略的问题是：直到12世纪初叶以前，中国茶文化中心与茶叶产区一直是分离状态，即茶文化中心所在的帝国首都的京畿一代基本不出产茶叶，而长江流域及其以南的广大地区则是以茶生产为主。
这种文化中心区与该种文化赖以生成、维系的物质生产区在地理空间上的远距离的长期分离，在今天看来应当说是不尽合理的。这种不尽合理性所以没有对中国茶文化的历史发展造成严重或明显的不利影响，主要是由于政府的管理职能、时代的技术水平、社会的物力与人力资源都在君权神授和高度中央集权的政权体制下得到了极限发挥的结果。贯通南北，低耗高效的京杭大运河；蛛网一样从京师延伸到全国各地的快马驰道；低廉到几近奴隶榨取的劳役制度；这一切曾一再让西方的学者和观察家惊叹不已(4)。正是这一切使得民族文化中心与茶业生产重心地理差距的负面作用极大地被消融了，中国茶文化在其中心区远离茶业生产重心地区的条件下获得了历史性的长足发展，取得了唐至北宋末约近5个世纪的辉煌，造成了中唐和北宋末的两个巅峰。
纵观中国茶道文化的历史演进，经历了唐、两宋、明三个递相承绪的历史发展阶段，并且在16世纪以下出现了晚明的第三个历史高峰。第一阶段以中唐开始形成的佛禅悟性、三沸煎煮风格、宫廷气派、士庶怀挟四派流风为特征，形成以士、释知识群体为主体的社会性尚茶风习，陆羽《茶经》和唐宫廷茶道是中唐茶文化的峰巅标志。第二阶段以都市好尚、社会流习、士宦清标、宫廷衿重为突出特点，蔡襄《茶录》、赵佶《大观茶论》所代表的茶学成就和士庶“斗茶”――点茶道艺术为北宋末的茶道文化鼎盛象征。第三阶段以明中期以后清饮法的再度张扬、市民的休闲品饮、和士群体的雅鉴茶事为特征，而以晚明士人茶饮美的极致追求为最高代表(5)。
两宋所以成为中国茶文化历史发展的一个襟带唐、明，独领的历史阶段，一些研究者已从茶叶生产、社会经济等诸方面做了不同程度的探讨。但许多文著基本是将北、南两宋混同叙述，而疏于对女真北踞、宋室南偏历史大格局下的中国社会茶饮生活、民族茶文化走向作更进一步的思考，因而对12世纪初中国茶文化中心地南移、杭州在中国茶文化发展史上的地位，以及其后中国茶文化发展第三个高峰的涌现等中国茶文化历史上的一系列相关问题缺乏应有的注意。而这又恰恰是深入准确认识12世纪以后中国茶文化历史发展的关键所在。公元1127年（北宋钦宗靖康二年、金太宗天会五年）女真人铁骑对积淀了十余个世纪的中原文化中心区实行了毁灭性的打击，彻底劫掠洗涤了人口逾百万、财富如山积、堪称当时世界第一大城市的这座北宋皇朝都城。在女真人的大肆屠杀、竭力搜刮、肆意焚毁政策下，“开封”的文化表征意义也随着开封城的财失人空而变成了一片废墟。以儒化汉族士人为载体的中原茶文化，也因为茶文化人群的整体飘散而与中国茶文化中心区开封不辞而别。中国茶文化历史因之发生了一次意想不到的大变故：文化中心由开封转而南下，因祸得福，杭州迎来了自己同时也是民族茶文化发展的新契机。
二、杭州中心区的确定与中国茶文化精神的嬗变
中国移民史学者的研究告诉我们，女真人在黄河流域北宋政权中心地带杀掠以尽行为的直接后果，是该地区不下500万人纷纷南下，这些移民基本分布在以临安为中心的地区，正如史籍所载：“西北人以驻跸之地，辐辏骈集”(6)；“大驾初驻跸临安，故都及四方士民商贾辐辏”(7)。其中临安、平江即有140万众之多(8)。值得注意的是，对于备遭苦难、失去家园因而深深怀眷故土、渴望北归的士大夫阶层来说，临安这个新的首都就是他们安全和希望的寄托。这个数量颇为庞大的族群，同时就是昔日的北宋社会茶文化主体群，“中朝人物悉会于行在”(9)；“西北士大夫多在钱塘”(10)。昔日帝国中心社会的名流人物、精英分子大多麇集于此了。
但是，中国茶文化中心12世纪初的这次席卷南迁，并非是既往5个世纪唐宋茶文化传统积势的自然走向，由开封到临安，绝不仅仅是地理位置的迁移。既定的社会秩序被彻底打碎，一个国家的历史存在被完全毁灭，从女真人的屠杀、劫掠、焚烧一系列地狱般灾难中逃得生命的这些聚居在钱塘的北籍上流社会成员，显然已经不能丝毫不变地完全重复孟元老笔下的“东京梦华”生活了。随着北宋政权的灭亡，女真人代表的北方草地民族鞍马刀弩文化再次称雄黄河流域，南下的北方人不免带着沉重的移植求存心态来适应非常陌生的新生态环境。北籍区域特征的中国传统茶文化人和北方印记的中国传统茶文化，开始了虽说缓慢、但却具有重要意义的“后开封化”，或曰“临安――南方化”过程。这个“后开封化”或“临安――南方化”过程的基本特征就是：社会茶文化中心与茶产区既往地域分离历史的结束和民族茶文化社会大众茶饮生活色彩的历史凸现。
我们知道，在自然经济和土地个人所有的封建制历史阶段，宴安享乐是地主阶级的阶级本性，也是一姓政权国家的制度属性；人们追求的基本是直接意义的物欲满足，文化、艺术和精神的探索追求主要不是社会的需求，凡具功能性的文化、艺术和精神，只有在适权贵阶层物欲玩好之需时才得到认可和支持。品茶艺术具有生理物欲满足和精神愉悦的双重属性，它首先是一种物欲生活艺术，于是决定了它的被社会各阶层群众认可，并首先被权贵阶层好尚的命运。但是，品茶艺术若是仅仅被权贵阶层玩味在生理物欲的层面，而不被更深化的精神透析和艺术升华，那也就不会有历史上的辉煌成就。中国历史上的权贵阶层成员，大多是拥有文化优势和较深的以文学为核心的文化修养的精神贵族。他们或者是科举入仕的官僚，或者是优悠濡染的文化人，而更多的未入仕士子则是他们的准形态，是他们构成了中国封建历史时代上层社会的主体成分和文化特征。正是在他们手里，品茶艺术的物欲和精神双重属性都得到了充分发掘与展示。应当说，这是中国茶文化发展的一般规律。
北宋品茶艺术的鼎盛发展，正充分展示了知识权贵阶层和广大知识分子群体尽情渲泄茶事的突出作用，有力证明了这种宴安文化对品茶艺术极致发展的滋润培植之功，揭示了中国封建历史时代文化艺术生存与发展的某种规律性。北、南两宋时代宴安文化的形成与形态，是10――13世纪中国军事对峙政治格局下赵宋国家政治集团苟安生存方式的结果。外对强敌乞和买安，内对权贵优渥怀柔，是自北宋立国之始便定下的权贵中心的基本格局。赵匡胤的感慨“人生如白驹过隙耳，所谓富贵者，不过欲多积金钱，厚自娱乐，使子孙显荣耳”，他的鼓励同伍共谋、新贵权臣出守大藩，“择便好田宅市之，为子孙立永久之业，多置歌儿，日饮食相欢以终天命”(11)，成了他身后300年里继承人人生与秉政的一贯理念。如：宋仁宗“一下箸二十八千”(12)；神宗的“一宴游之费十余万”(13)；“常膳百品”(14)，至于“半夜传餐，即须千数”(15)，几成宋诸帝平常饮膳之常。天子皇室为权贵富家表率，于是“宗戚贵臣之家，第宅园圃，服食器用，往往穷天下之珍怪，极一时之鲜明。惟意所致，无复分限。以豪华相尚，以简陋相訾。愈厌而好新，月异而岁殊。”(16)宋代贵胄达官、累世望族之家多有私酩名酒知名社会，优悠享乐，已成整个时代风气(17)。正是这种历史时代和这一社会族群，才造成了北宋时极力标榜的“非庸人孺子可得而知”的“中淡间洁，韵高致静”茶文化精神。北宋时茶饮生活是有着严格的社会族群等级区别的，一般庶民大众是无缘茶饮的，他们“常须而日用，犹且汲汲营求，惟恐不获，饮茶何暇议哉？”只有那些有条件“励志清白”的士宦之流成员才“莫不碎玉锵金、啜英咀华，较筐箧之精，争鉴裁之别。”到了女真铁骑即将彻底粉碎五百年累积的开封城茶文化建构之际，恰是“天下之士……竞为闲暇修索之玩，……虽下士于此时，不以蓄茶为羞”，已成“盛世之清尚也”的时代风气(18)。“闲暇修索之玩”一语的评介，可以说是北宋末中国茶文化中心界面个中人对茶之为学、茶文化时代精神最精当不过的认知界定。事实上，几乎可以说古往今来人类任何一种文化的精致发展，都是“闲暇修索之玩”的结果，茶文化能够成其为文化自然也不例外。在经济不平等因而教育明显不平等的封建等级社会历史上，“闲暇修索之玩”也就只能是有钱阶级的特权，因为只有他们才拥有“闲暇”，才会有“修索”的雅兴，才具备“玩”出艺术结果的文化优势。
受上层社会宴安尚侈之风影响，市井庶民亦濡被浸染，而早已成为国家财赋主要来源地的两浙东南地区，享乐奢华风气尤为天下最，对此，历史记载可谓不胜征引：“两浙妇人，皆事服饰口腹而耻营生……不以为怪”(19)；“三吴风俗，自古浮薄，而钱塘为甚。虽屋宇华好，被服粲然，而家无宿舂之储”(20)；“其民……四时嬉游，歌鼓之声相闻”(21)；“其俗工巧，羞质朴而尚浮华，且事佛为最勤。”(22)值得重视的是，富庶“浮华”的杭州得以成为赵构南宋政权中心所在地之后，在它自然而然的成了集政治、经济、文化优势于一区的国家政权的首都――临安（宋高宗建炎三年、1129年）之后，与仅仅是北宋余杭郡治时的杭州又是显然绝不可同日而语的了。对于下江地区主要因地利而成的富庶繁华历史积势和人们注重人生口腹物欲的传统风习，有学者曾从饮食史角度做过深入研究得出自13世纪以下直至近代社会“天下食书出下江”的结论(23)。正因为如此，才使成了南宋帝国首都的杭州能够集风俗之厚、天下之重、财富之丰、人文之昌、茶区之盛诸种得天独厚的条件，在南宋（1127～1279）偏安的历史条件下，用仅仅一个世纪的时间就跨越了长安――开封500年黄河流域中国茶文化的历史辉煌，造就了超越历史的中国第一大都会――深植于茶产区的南方型――市民消费综合特征的中国茶文化中心。
12世纪初叶以后一个多世纪时间里杭州社会茶饮生活与茶文化的显彰发展，历史文献为我们提供了生动有力的证明。如南宋末理宗端平二年（1235）有人记杭州繁华云：“自高宗皇帝驻跸于杭，而杭州山水明秀，民物康阜，视（昔日）京师（开封）其过十倍矣。虽市肆与京师相侔，然中兴已百余年，列圣相承，太平日久，前后经营至矣，辐辏集矣，其与中兴时又过十数倍也。”(24)南宋名茶仍贵北苑，宫禁用茶，“仲春上旬，福建漕司进第一纲蜡茶，名‘北苑试新’。皆方寸小夸。进御止百夸，……此乃雀舌水芽所造，一夸之直四十万，仅可供数瓯之啜耳。或以一二赐外邸，则以生线分解，转遗好事，以为奇玩。茶之初进御也，翰林司例有品尝之费，皆漕司邸吏赂之。闲不满欲，则入盐少许，茗花为之散漫，而味亦漓矣。禁中大庆贺，……谓之‘绣茶’……”(25)皇族贵戚如此，一心讨好敌国甘作儿皇帝的南宋朝廷对待金国来使，也是竭力以极品好茶奉承：“北使到阙，先遣伴使赐御筵于赤岸之班荆馆中，使传宣抚问，赐龙茶一斤，银合三十两。次日，至北郭税亭茶酒上马，入余杭门，至都亭驿中，使传宣赐龙茶银合如前，又赐被褥银、沙锣等。明日，临安府书送酒食，……又明日……赴客省茶酒，遂赐宴于垂拱殿。……是日赐茶酒名果……自到阙至朝辞，密赐大使银一千四百两，副使八百八十两……”(26)“龙团”、“凤团”茶是两宋朝廷皇家垄断的北苑贡茶，只有宋国百姓的主子和主子的主子们才能够如此适意享受；是两宋上层社会一脉相承的传统和风气，“虽辅相之臣，未尝辄赐。惟南郊大礼致斋之夕，中书枢密院各司人共赐一饼。宫人剪金为龙凤花草贴其上。两府八座分割以归，不敢碾试。相家藏以为宝，时有佳客，出而传玩尔。”欧阳修（1007～1072）为官四十余年，“自以谏官供奉仗内，至登二府二十余年才获一赐”，那已经是他任参知政事两年以后了(27)。因而这也就同时表明，南宋上层社会的茶品、茶艺、茶学审美情趣尚基本一仍北宋。但是，比较一下流传于今的关于北宋京师开封和南宋首都临安这样先后两大均称天字一号世界大都会的最具代表性的文献，就不难发现一个非常明显的不同：记开封者虽详述市井包罗无遗、酒楼诸行鲜不确备，却不仅未列茶的条目，且只是在“民俗”部分偶尔略略言及(28)。对比之下，叙临安者则将“茶坊”列为主要章节：“大茶坊张挂名人字画，在（昔日）京师（开封）只熟食店挂画，所以消遣久待也。今（杭州）茶坊皆然。冬天兼卖擂茶，或卖盐豉汤，……茶楼多有都人子弟占此会聚，习学乐器，或唱叫之类，谓之‘挂牌儿’。人情茶坊，本非以茶汤为正，但将此为由，多下茶钱也。又有一等是娼妓弟兄打聚处；又有一等专是诸行借工卖伎人会聚行老处，谓之‘市头’。水茶坊，乃娼家聊设桌凳，以茶为由，后生辈甘于费钱，谓之‘干茶钱’。提茶瓶，即是趁赴充茶酒人，寻常月旦望，每日与人传语往还，或讲集人情分子。又有一等，是街司人兵，以此为名，乞见钱物，谓之‘龊茶’。”(29)杭州茶肆“为勾引观者，留连食客”，于店内“插四时花，挂名人画，装点店面。四时卖奇茶异汤，冬月添卖七宝擂茶、馓子、葱茶，……今之茶肆，列花架安顿奇松异桧等物于其上，装饰店面，敲打响盏歌卖，止用磁盏漆托供卖，则无银盂物也。夜市于大街有车担设浮铺，点茶汤以便游观之人。大凡茶楼多有富室子弟、诸司下直等人会聚，习学乐器、上教曲赚之类，谓之‘挂牌儿’。人情茶肆，本非以点茶汤为业，但将此为由，多觅茶金耳。又有茶肆专是五奴打聚处，亦有诸行借工卖伎人会聚行老，谓之‘市头’。大街有三五家开茶肆，楼上专安著，名曰‘花茶坊’，如市西坊南潘节干、俞七郎茶坊，保佑坊北朱骷髅茶坊，太平坊郭四郎茶坊，太平坊北首张七相干茶坊，盖此五处多有炒闹，非君子驻足之地也。更有张卖面店隔壁黄尖嘴蹴球茶坊，又中瓦内王妈妈家茶肆名一窟鬼茶坊，大街车儿茶肆、蒋检阅茶肆，皆士大夫期朋约友会聚之处。巷陌街坊，自有提茶瓶沿门点茶，或朔望日，如遇凶吉二事，点送邻里茶水，倩其往来传语。又有一等街司衙兵百司人，以茶水点送门面铺席，乞觅钱物，谓之‘龊茶’。僧道头陀欲行题注，先以茶水沿门点送，以为进身之阶。”(30)茶肆的职业功能真可谓发展齐全、发挥极致，即便比较今日社会茶馆业，恐怕也是毫不逊色的。适应社会需要，杭州城还发展出了专门提供上门服务的“四司六局”商业项目，其中就有“专掌宾客茶汤”等业务内容的“茶酒司”名目，杭州城里因此长久流行着“烧香点茶，挂画插花，四般闲事，不忤戾家”的“常谚”(31)。杭城上述诸种名目“茶坊”的存在，恰恰表明市肆茶饮经营已经发展到可以满足不同阶层人群各种需要社会功能的充分显现。杭州城还应运而生出一种“茶汤会”的世俗性民间组织，“此会每遇诸山寺院作斋会，则往彼以茶汤助缘，供应会中善人。”(32)足见12～13世纪人口逾百万、宾客来四海、信息达八方的杭州城的茶饮生活，已经是充分市井化、十足世俗化了。“茶花子行”的形成是杭州茶饮商业兴旺的重要标志，因而也就促使政府为了税收与管理的需要而设立了专门的“茶槽巡检”(33)，而这无疑离不开下江地区茶产丰盛和天下名品咸汇来京的物质条件作支撑。据《宋会要食货志》载，高宗绍兴三十二年（1162）南宋辖区产茶总量为19，039，277斤200两20钱，这个历史上的统计数字还不包括漏税私茶、自饮茶食茶和贡茶，有茶史学者对此作过估算，认为比较客观的数据应当是5，480多万斤(34)。而照当时的统计数字，绍兴三十二年时京师临安文化强辐射的两浙西路和两浙东路为5，998，235斤43两9钱，即约占全国产茶总量的三分之一。两浙的东、西路各府州县均为产茶区，其在南宋一代茶叶生产与消费的地位与社会茶文化影响两方面无疑都是具有决定意义的。
当然，在我们讨论南宋时代杭州茶文化历史意义时，还不应当忽略其在中外茶文化交流史上的特殊地位与曾发挥过的作用。人们知道，日本茶道源于中国，这个“源”自唐而北宋，是个缓慢渐进的过程。但其明确确立，更确切说应当是源于中国南宋时期的杭州茶文化区――12世纪以后的中国茶文化中心区。南宋孝宗乾道四年（1168）、淳熙十四年（1187）日本国高僧荣西禅师两次入宋朝拜浙江天台山（后一次在中国滞留了4年4个月之久）。回国后在九州平户岛上的富春院播下自浙江带回的茶种，著名的“石上苑”茶园就是在此基础上发展而成的。荣西带回日本的茶种，被认为是正宗的“本茶”，其他地方的茶则被视为不正宗的“非茶”。宋宁宗嘉定十六年（1223），荣西的再传弟子日本佛教曹洞宗创始人道元入宋4年以后（1227）将天台山石梁“罗汉供茶”仪式带回了日本，并在日本一直流行到现在。荣西第二次入宋时曾在余杭径山万寿寺参加了盛大的茶礼，其后的大应国师南浦绍明和尚曾学于宋9年期间（宋开庆元年、日本正元元年、1259～宋咸淳三年、日本文永四年、1267）还曾拜径山虚堂智愚禅师为师、研习了径山万寿寺的茶礼。南浦绍明归国时还携回了7部茶典和“台子”――演示茶礼时摆放茶具的棚架。而日本僧人对杭州地区中国茶学、茶礼、茶道的学习，事实上早在北宋初期就已经见于历史文献记载了，如日本佛教天台宗大寺主成寻（1011～1081）的《天台五台山记》中就记有如下文字：北宋神宗“熙宁五年五月十九日（1072年）戌辰时参石桥，以茶供罗汉五百十六杯，……小僧（成寻）实知罗汉出现受大师茶供，现灵瑞也。”(35)
三、清饮法的再度张扬与杭州茶文化的意蕴
杭州中国茶文化中心地位的牢固确定，虽然只是临安作为南宋都城的短短的一个多世纪时间，但这种地域位置的南移与植根产区的转变却是大河东泻不可逆转的历史趋势。因此，尽管13世纪70年代草地铁骑再次用突进道路上的血改变了人们的茶汤，尽管蒙古贵族用马背上的草地饮食文化的粗犷摧毁了南宋权贵象牙之塔中品玩茶艺的精致，然而中国茶文化的中心却没有因蒙元政权的设于大都而随之北归。其后，直到明中叶再重新回归传统的清饮，以杭州为重心的下江地区同样发挥了中流砥柱的巨大作用。但是，蒙古骑士以扫荡亚欧的强大武力、雄视天下的浩荡胸怀、携日行中天的气势君临区区中华，不仅蒙元帝国的高等民族――蒙古族、色目种群心安理得的按草原习俗好尚享受中华故土的一切，就是广大汉族人群牢守古老传统的自信心也不免随之动摇。蒙古族和色目种群对醇厚食味偏爱的习尚很快就影响了汉族社会，并且将其影响一直延续到明代晚期。专门为蒙元皇帝后妃饮食提供参考而撰写的《饮膳正要》（天历三年、1330）记录了上层社会的茶饮风格：“炒茶：用铁锅烧赤，以马思哥油、牛、茶芽同炒成”；“香茶：白茶艺袋、龙脑成片者三钱、百药煎半钱、麝香二钱同砚细，用香粳米熬成粥，和成绩，印成饼”；“玉磨茶：上等紫笋五十斤，筛筒净；苏门炒米五十斤，筛筒净，一同拌和匀，入玉磨内，磨之成茶”；“酥签：金字末茶（湖州特造贡品）两匙头，入酥油同搅，沸汤点服”；“兰膏：玉磨末茶三匙头，面、酥油同搅成膏，沸汤点之”，等等(36)。尽管书中也开列有地方供奉的清饮茶品，但所爱尚者无疑仍是油茶、面茶等杂饮类品种。受其影响，城邑居民和一般社会层面也趋附成习，元代的居家生活用书中也开列了“酥签茶”、“兰膏茶”、“孩儿茶”一类为蒙古人喜爱的典型茶品(37)。连家世富豪、丹青名史，身前即享高雅盛誉的倪云林（1301～1374）也一向喜欢一种“清泉白石茶”：“用核桃、松子肉和真粉成小块如石块状，置茶中”，其实就是俗称的“胡桃松子泡茶”(38)。
当我们指出蒙元帝国时期社会茶习变化的这一特征时，我们更关注的是这一特征所以形成的原因。我们的目的是在说明：它主要是由于对社会饮茶好尚风气具有导向性影响的蒙古族、色目人群的爱好所决定的。事实上，在蒙古人入主之前，中国社会就有杂饮习俗的普遍存在，所不同的是杂饮之法并非是社会的主导性好尚，杂饮法不是宋代以汉族士人群体为中坚承担的茶人们的习尚。如果没有蒙元帝国约近一个世纪的存在，杂饮法应当不会有13世纪末至16世纪长达3个多世纪之久的强势发展。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不应忽视的：蒙元帝国时代中国儒家茶人的文化传统随同汉族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一道被打落了。成书于明万历（1573～1620）间的《金瓶梅词话》一书生动的反映了蒙古族爱尚的果品泡茶“杂饮”风习几乎影响了明代三个世纪之久的事实。《金瓶梅词话》一书言及茶事多达数百处，但冲泡清饮法仅三、二处，余则皆为入诸种干鲜果、花卉的杂饮，如第三回：“那婆子欢喜无限，接入房里坐下，便浓浓点一盏胡桃松子泡茶，与妇人吃了。”第七回：“只见一个小厮拿出一盏福仁（福建橄榄饯，俗称‘福果’）泡茶来，西门庆吃了。”“只见小丫鬟拿出三盏蜜饯金橙子（俗称‘广桔’、‘广柑’）泡茶来。”第十三回：“妇人又道了万福，又叫小丫鬟拿了一盏果仁（通常为杏仁、瓜橄榄等）泡茶来。”第六十八回：“斟上茶去，每人一盏瓜仁香茶。”第七十二回：“火边茶烹玉蕊，……点了一盏浓艳艳芝麻、盐笋、粟丝、瓜仁、核桃仁、夹春不老，海青拿天鹅，木樨、玫瑰、六安雀舌芽茶。”这一道茶竟然“泡”了十余种果品，今日想来不知是否还可以称其为茶，甚至难以想象如何吃法。《金瓶梅词话》书中明确叙及饮茶多达数十处，除极特殊者外，几乎无一不在茶中搀入果仁诸品：福仁泡茶、木樨金灯茶、木樨青豆茶、熏豆子茶、咸樱桃茶、桂花木樨茶、八宝青豆木樨泡茶、姜茶、瓜仁粟丝盐笋芝麻玫瑰香茶、芫荽芝麻茶，甚至还有梅桂泼卤瓜仁泡茶和土豆泡茶！上行下效，积久成习，积重难返，世俗社会的杂饮习惯竟牢固乃尔！
但是，当我们关注蒙元时代上层社会茶饮好尚、世俗社会杂饮风俗强势发展与长期流被的历史现象的同时，也不可忽视儒家茶人文化的历史存在与社会影响的消长。明帝国是在广大汉族人民对蒙元帝国统治仇恨与反抗的历史大势下取而代之的，因此，规复“汉官威仪”的文化政策就是朱明新政权伊始顺乎时势、民心的逻辑选择。事实上，朱元璋的权力中心也就是这样做的。朱元璋因势而行的一道“贡茶改制”重要决策，无疑对改变既往的烹煮法，普及瀹泡法，因而对清饮之风流被具极大助力：“国初四方贡茶，以建宁、阳羡茶品为上。时犹仍宋制。所进者俱碾而揉之，为大小龙团。至洪武二十四年九月，上以重劳民力，罢造龙团，惟采茶芽以进。其品有四：曰探春、先春、次春、紫笋。置茶户五百，免其徭役。按茶加香物，捣为细饼，已失真味；宋时又有宫中绣茶之制，尤为水厄中第一厄。今人惟取初萌之精者汲泉置鼎，一瀹便啜，遂开千古茗饮之宗。乃不知我太祖实首辟此法，真所谓圣人先得我心也。陆鸿渐有灵，必俯首服；蔡君谟在地下，亦咋舌退矣。”(39)清中叶著名学者俞樾据此认为“今人瀹茗之法起于明初”(40)。虽说瀹泡之法唐宋曾有之，但因饼茶不宜沸水冲泡而饮故未大行。有研究者已经注意到朱元璋的“罢饼重芽”政策是顺应了饼茶之法、饮法的衰落和散茶加工品饮风尚兴起的历史潮流(41)，无疑是有道理的。但是中国皇权专制国家“最高的”一声令下和封建国家大政确定对整个社会的影响力却是不容低估的，朱元璋的民食政策对明初社会的影响可以说是典型的一例，对此笔者多年前曾有文论及(42)。正是这种“罢饼重芽”的国策，给了“饼茶”生产、消费以毁灭性的打击，因为“饼茶”的生产、工艺、品饮等系统文化从根本上说就是贵族的需要。于是，散茶大行了，于是瀹泡法大行了，于是清饮之尚大行了。
入明以后，汉族儒家茶人的清饮文化无疑得到了舒张发展的更有利空间。尤其是茶人群体中的上层雅逸之士，更着力标榜倡行品清真本味的茶饮之风。如著名茶人屠隆曾论述说：“茶有真香、有真味，有正色，烹点之际不宜以珍果香草夺之。夺其香者松子、柑、橙、木香、梅花、茉莉、蔷薇、木樨之类是也；夺其味者香桃、杨梅之类是也。凡饮佳茶，去果方觉清绝，杂之则无辨矣。”如果固有此习或特有所需，即“若必曰所宜”，则“核桃、榛子、杏仁、榄仁、菱米、栗子、鸡豆、银杏、新笋、莲肉之属，精制或可用也。”(43)屠隆，浙江鄞县（亦即杭州茶文化区）人，明神宗万历五年（1577）进士，曾任颖上、青浦知县、吏部主事，是明代卓有成就和卓著影响的文人。屠隆的茶论，既是杭州――下江茶文化区文化茶人的代表，亦是江南茶文化区――中国茶文化中心区――明代茶文化清饮主流的时代代表。屠隆的确仅仅是一个代表，一个时代的代表，因为有明一代不足三个世纪时间的茶学著作就有50余部之多，其数量竟占到了自唐至清13个世纪间中国历史上茶书总数的二分之一。现择其要者考较作者地望分布，对于进一步阐述我们的观点或许是有意义的。
《茶谱》，著者朱权（1378～1448），明太祖朱元璋十七子，应天（今南京）人；《茶疏》（1597）作者许次纾（1549～1604），钱塘（今杭州）人；《茶录》（1595年前后）著者张源；《茶寮记》著者陆树声（嘉靖间）松江华亭（今上海）人；《茶笺》（1630年前后）著者闻龙；《茶谱》（1539～1541）著者顾元庆（1478～1565），长洲（今江苏苏州）人；《茶笺》著者屠隆（隆庆、万历间），鄞县人；《罗撇杓恰罚1608年前后）著者熊明遇（万历间），进贤（今江西南昌）人；《洞山撇柘怠罚1640年前后）、《阳羡茗壶系》著者周高起（？～1645）；《撇杓恪罚1642年前后）著者冯可宾（明万历至清顺治间），益都（今山东胶东）人；《煮泉小品》著者田艺蘅（约1570年前后），钱塘（今杭州）人；《制茶新谱》著者钱椿年；《水品》（1554）著者徐献忠（嘉靖间），松江华亭（今上海）人；《茶谱》（1529年前后）编者朱涕模明宪宗六子，封益王，国建昌（今四川西昌）人；《茶事汇辑》（1550年前后）朱曰藩、盛时泰（嘉靖间），上元（今江苏江宁）人；《茶经水辨》、《茶经外集》（1588年前后）孙大绶；《茶录》（1604）著者程用宾；《茶解》（1609）著者罗廪；《茗笈》（1610）著者屠本叮ㄍ蚶间），鄞县人；《蔡端明别记》（1613）、《茗谭》（1613）著者徐(火勃)（万历间），闽县（今福州）人；《茗史》万邦宁；《茶董》（1610年前后）夏树芳（万历间），江阴（今江苏江阴）人；《茶话》（1595年前后）、《茶董补》（1612年前后）陈继儒（1558～1639），松江华亭（今上海）人；《茶经》（1596）张谦德；《茶书全集》（1613）喻政（万历间），江西南昌人；《茶考》陈师（嘉靖间），钱塘（今杭州）人；《茶录》（1609年前后）冯时可（隆庆、万历间），松江华亭（今上海）人；《煎茶七类》著者徐渭（1521～1593），山阴（今浙江绍兴）人；《蒙史》（1612）龙膺（万历间），武陵（今湖南常德）人；《茶乘》（1623）高元浚；《茶酒争奇》（1643年前后）邓志，等等。
其他述论茶事、精擅茶学、茶艺博雅者尤难胜记，如：《草木子》著者叶子奇（元明之际）龙泉（今浙江龙泉）人，《多能鄙事》著者刘基（元明之际）青田（今浙田）人，《燕闲录》著者陆深（弘治进士）上海（今上海）人，《两山墨谈》著者陈霆（弘治进士）德清（今浙江湖州）人，《西吴里语》著者宋雷湖州（今浙江吴兴）人，《沙坪茶歌》等著者杨慎（1488～1559）新都（今四川新都）人，《辨物小志》著者陈绛（嘉靖进士）上虞（今浙江上虞）人，《本草蒙筌》著者陈嘉谟（嘉靖进士）广陵（今江苏江都）人，《天中记》著者陈耀文（嘉靖进士）确山（今河南汝宁）人，《七修类稿》著者郎瑛仁和（今浙江杭州）人，《名胜志》著者郭?（嘉靖进士）南海（今广东广州）人，《本草纲目》著者李时珍（1518～1593）蕲州（今湖北蕲春西南）人，《滴露漫录》著者谈修无锡（今江苏常州）人，《遵生八笺》著者高濂钱塘（今浙江杭州）人，《华夷花木鸟兽珍玩考》著者慎懋官，《闽大记》著者王应山，《吕锡侯笔记》著者吕兆禧，《事物绀珠》著者黄一正扬州（今江苏江都）人，《戒庵漫笔》著者李诩江阴（今江苏江阴）人，《本草原始》著者李中立，《广志绎》著者王士性（万历进士）临海（今浙江台州）人，《西湖记述》著者袁宏道（万历进士）公安（今湖北公安）人，《二酉委谭》著者王世懋，《闽书》著者何乔远（万历进士）晋江（今福建泉州）人，《快雪堂漫录》著者冯梦祯（万历会试第一）秀水（今浙江嘉兴）人，《月令广义》著者冯应京（万历进士）盱眙（今安徽泗州）人，《闻雁斋笔谈》著者张大复昆山（今江苏苏州）人，《泉南杂志》著者陈懋仁嘉兴（今浙江嘉兴）人，《三才图会》著者王圻上海（今上海）人，《翼学编》著者朱应奎、魏时应，《疑耀》著者张萱（万历举人）博罗（今广东惠州）人，《长溪琐语》著者谢肇〖HT5”，7”〗氵〖KG-*3〗制〖HT5”SS〗（万历进士）福州长乐（今福建福州）人，《金陵琐事》著者周晖上元（今江苏江宁）人，《益部谈资》著者何宇度（万历中官夔州通判），《客座赘语》著者顾起元（万历进士）江宁（今江苏江宁）人，《野获编补遗》著者沈德符（1578～1642）嘉兴（今浙江嘉兴）人，《蜀中方物记》著者曹学〖HT5”，7”〗亻〖KG-*3〗全
，《紫桃轩杂缀》著者李日华（万历进士）嘉兴（今浙江嘉兴）人，《群芳谱》著者王象晋（万历进士）山东新城（今山东济南）人，《野菜博录》著者鲍山婺源（今安徽婺源）人，《南归日录》著者萧士玮、《长物志》著者文震亨（明末清初）长洲（今江苏苏州）人，《潜确类书》著者陈仁锡（天启进士）长洲（今江苏苏州）人，《明辨类函》著者詹景凤休宁（今安徽徽州）人，《沈氏日旦》著者沈长卿，《香乘》著者周嘉胄扬州（今江苏江都）人，《楼山堂集》著者吴应箕（崇祯副榜）贵池（今安徽池州）人，《武夷杂记》著者吴拭休宁（今安徽徽州）人，《梅花草堂笔记》著者张大复江苏昆山人，《通雅》著者方以智（1611～1671）桐城（今安徽桐城）人，《陶庵梦忆》著者张岱（1597～1679）山阴（今浙江绍兴）人(44)。以上两组茶学著述与茶人的粗略排比资料尽管还很不全面，也已经可以告诉我们以下诸点是值得注意的：上述茶书著作者绝大部分都是下江籍人，其中不少则是杭州及其文化区籍者；而且除极个别者外，几乎所有茶书均成于晚明时代；著作者多为科甲出身，社会成分较唐宋更为广泛，所著继往开来，视角涉猎亦较既往广泛深刻；传统茶人的学养呈历史性提高；文化茶人在中国茶文化史上的地位与作用显见一斑。
17世纪中叶以后至20世纪初的2个半世纪多的时间，一直保存奶茶习惯的满族人很快又同时爱上了――并越来越深的爱上了明代茶人的瀹泡清饮法。由12世纪初社会茶文化中心南迁杭州开始的中国茶文化的历史，近10个世纪以来一直维系着杭州――下江――南方的模式与风格，中华民族的茶饮所以日益普及成为寻常百姓家“离之不可一日”的“国饮”文化，茶文化中心与茶产区紧密结合的悠久历史无疑是最重要的原因。
四、从“国饮”倡议看杭州茶文化建设的时代意义
20世纪90年代初，曾有人发出过将茶叶作为“国饮”的倡议。最近一段时间以来，将茶叶定为“国饮”之说又频频见于多种传媒。
一些部级茶叶科研、教育、文化专业机构和社会团体联合郑重倡议：“鉴于中国是茶的故乡和茶文化的发祥地，建议将茶定为国饮。”(45)应当说，这种倡议反映了时代知识群体的民族文化情愫和社会责任感，但它是否代表了民族意识，是否会成为社会大众的生活方式，却不能不说是一个并不轻松的现实问题。因为“国饮”倡议一旦以强烈的政治色彩出现，或偏重于以口号与宣传的形式注入人们的生活，则容易失于大众自觉性和热情的自然萌生。此外，大张旗鼓的倡言“定”国饮，似乎意味着中国没有自己的“国饮”，茶不是或还不是中国人的“国饮”。这样的理解，难免让大多数国人很难过。当然，问题还在于这个“定”的倡议似乎对中国人历史的茶文化与现实的茶饮生活并不恰切。照笔者的肤浅理解，“国饮”不仅仅是史实，同时也可以说是现实。因此，“定”国饮的倡议似乎应当以另一种方式来表达，譬如“继承发扬国饮”，“弘扬国饮文化”，等等，总之，在明确肯定“茶一直是中国的国饮”的理念下倡导、推助国人的茶文化认知与茶饮生活，也许会是更有积极意义的。
事实上，至少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茶文化一直是当代社会重要的文化热点之一。但是，我们同时也不能不承认现代科技与时潮文化有力地冲击、影响大众思想与生活的趋势与事实。应当说，不少“国人”的轻视“国饮”爱“洋饮”，是一个理性与非理性、合理与不合理因素同时存在的现实。引导人们珍爱自己的“国饮”，重要的是靠国饮自身的科学合理性，靠茶与饮茶固有的优点与优势。茶的更有益于健康，茶饮的独特意蕴，以及茶饮的经济等许许多多其他饮料所不可比拟的长处，才是“国饮”文化与时俱进发扬光大的真正厚积力之所在。
2005年3月初稿于浙江工商大学诚公斋お
参考文献
(1)唐•陆羽《茶经》“六之饮”。尽管也有主张中国茶饮起源于八千年前吴越地区的观点，但尚缺乏更有力的证明，如中国茶叶博物馆陈珲《从跨湖桥出土的八千年前茶、茶釜及相关考古发现论饮茶起源于中国吴越地区》，《农业考古》2003年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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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后魏•杨衍之《洛阳伽蓝记》卷二“城东”、卷三“城南”。
(4)〔法〕佩雷菲特著、王国卿等译《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撞击》第十一章“忙碌的蜂群”、第十六章“分配住进一座庙宇”、第四十二章“信件的传送”。
(5)郑仁《宋徽宗与宋茶道文化精神关系初探》，《饮食文化研究》（香港）2002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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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宋史•寇准传》卷二百八十一。
(15)《邵氏闻见录》卷第八。
(16)《挥麈录•余话》卷第一。
(17)参见张能臣《酒名记》、清•张英、王士祯等撰《渊鉴类函》第三百九十二卷――第三百九十三卷等。
(18)北宋•赵佶《大观茶论》。
(19)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一零。
(20)北宋•苏轼《上执政书》。
(21)苏轼《表忠观碑》。
(22)北宋•秦观《雪齐记》。
(23)赵荣光《十三世纪以来下江地区饮食文化风格与历史演变特征述论》，《中国饮食文化研究》东方美食出版社（香港）2003年9月第1版。
(24)南宋•耐得翁《都城纪胜•序》。
(25)南宋•周密《武林旧事》卷第二“进茶”。
(26)南宋•周密《武林旧事》卷第八“人使到阙”。
(27)北宋•欧阳修《龙茶录后序》。
(28)两宋之际•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之五“民俗”。
(29)《都城纪胜•茶坊》。
(30)南宋•吴自牧《梦粱录》卷十六“茶肆”。
(31)《都城纪胜•四司六局》。
(32)《都城纪胜•社会》。
(33)南宋•西湖老人《西湖老人繁胜录•春教》。
(34)陈椽《茶叶通史》第三章第二节“宋朝茶叶产量”。
(35)童启庆《唐宋时期浙江茶文化的发展》，《农业考古》1997年4期。
(36)元•忽思慧《饮膳正要》卷第二“诸般汤煎”。
(37)元•佚名《居家必用事类全集•饮食类》巳集“诸品茶”。
(38)《云林遗事》。
(39)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补遗》卷一“供御茶”。
(40)清•俞樾《茶香室丛钞》卷二十三“今人瀹茗之法起于明初”，俞氏全文引录沈德符文而小有不同。
(41)郭孟良《明代的饮茶风尚》，《农业考古》1993年2期。
(42)赵荣光《朱元璋与明初社会饮食生活》，《中国饮食史论》黑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1990年3月第1版。
(43)明•屠隆《考般余事》“择果”。
关键词：杭州 文化创意产业 国际竞争力
随着国内外文化创意产业的兴起与快速发展，杭州在《杭州十大文化产业发展规划（2005-2010年）》中提出，创意产业要成为杭州文化的支柱产业。2008年，杭州文化创意产业实现增加值579.86亿元，增长17.6%，占全市GDP比重达12.1%，比上年提高0.2个百分点，对GDP增长贡献率为13.2%。2009年，全市文化创意产业实现增加值642.4亿元，文化创意产业增加值占全市GDP比重达12.6%。文化创意产业已经成为杭州经济发展的“新引擎”，表现出了一定的竞争力。
根据波特的“钻石模型”，产业国际竞争力主要取决于该产业的生产要素条件、需求条件、相关及支持产业、企业策略、结构与竞争等因素，同时政府与机会作为附加条件，对竞争力也产生一定的影响。而与其他的产业不同，政府因素对于文化创意产业而言应该是个主要因素，而不是附加条件；同时，区域品牌的建立对文化创意产业也有较大的影响，也应该作为主要因素来分析。因此，文化创意产业国际竞争力的影响因素包括生产要素条件、需求条件、关联产业、企业、政府和区域品牌等六大因素。
纵观近几年的发展情况，杭州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及其国际竞争力的提升，与其集聚发展有一定的关系。杭州设立了十大产业园区来推动全市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文章将围绕这六大因素，对杭州文化创意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展开分析。
一、生产要素条件
（一）人力资源
从目前从业人员构成情况来看，杭州文化娱乐业从业人员3.47万人，其中专业技术人员9682人，只占27.9%，而专业技术人员中，中高端人才只有10%。杭州国家动画产业基地、西湖数字娱乐产业园、运河天地文化创意产业园区的LOFT49、唐尚433、西湖创意谷一期――开元198，这些园区从业人员素质整体较高。但与北京、上海等文化创意产业较为发达的城市相比，还是有一定差距，人才结构也不够合理，前期的创意、策划和文化产业经营管理、推广类人才较为缺乏，创意意识和创业度都有待提高。
（二）资本资源
2008年，杭州实际引进外资33.12亿美元，比上年增加5.1亿美元。到2008年底，杭州部级开发区累计实际利用外资72.07亿美元，投产企业4198家。杭州是国内银行机构分布最为密集的城市之一，全市现有各类金融机构215家，本外币存款余额为11333.31亿元，同比增长21.41%，占全省比重超过30%。与此同时，全市银行机构不良贷款率仅为0.8%左右，是国内金融业最为安全的城市之一。2008年杭州全市文化体育和娱乐业投资额达99601万元（占总投资0.5%），比上年增长33.22%。杭州还设立了文化创意产业专项资金，资金总额高达每年1.52亿元，并将根据需要逐步递增。从各园区的资本情况来看，西湖数字娱乐产业园注册资金达3.1亿元，自发集聚形成的LOFT49创意园区注册资金5000万元。2007年，西湖区数字娱乐产业园、之江文化创意园、西溪创意产业园三大园区利用外资5亿美元，利用外资水平位居杭州之首。其它在建的以旅游、休闲产业为主的文化创意产业园区，凭借优越的自然资源也吸引了不少实力雄厚的上市企业来投资，如白马湖生态城吸引了香港玉皇朝集团、中兴通讯、华数数字电视、华荣房产、中投置业等在内的上市企业赶来投资创业。从上述可以看出，杭州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的资本资源具有一定优势的。
（三）基础设施资源
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截至2009年底，杭州十大文化创意产业园区规划建筑面积达275.62万平方米，建成面积达67.24万平方米，已使用面积达41.23万平方米，集聚企业837家。从表1可以看出，杭州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大部分集聚区投入度较高，水、电、通信、交通等生活基础设施较好。
表1杭州十大文化创意产业园区基础设施资源状况
西湖创意谷、西湖数字娱乐产业园、运河天地文化创意产业园、西溪文化创意产业园等位于杭州市区，交通比较便利，水、电、网络等基础设施比较齐全；而湘湖文化创意产业园、创意良渚基地离主城区较远，交通不便。湘湖文化创意产业园前身是杭州世界休闲博览会主场馆，是目前国内面积最大的文化创意产业园区，公共服务硬件设施较好。目前，西湖数字产业园、国家动画产业基地拥有一些信息、网络等现代技术，形成一些物质与信息服务平台；而以创意设计产业为主的LOFT49，唐尚433、A8艺术公社等园区，缺少创意设计信息交流、人才汇聚、产品集中展示的公共平台；其它文化创意产业园区公共服务平台更为薄弱。总体而言，杭州文化创意产业整体公共服务平台建设有待健全。
（四）文化资源
在文化资源方面，通过文化底蕴、生态环境因素方面进行分析、比较。
表2 杭州十大文化创意产业园区文化资源情况
通过表2可以看出，大部分园区文化底蕴浓厚，存在大量的名胜古迹，如西湖创意谷、运河天地文化创意园都有丰富的历史特色建筑、遗址、公园等，但以信息技术产业为主的园区，如西湖数字产业园文化底蕴相对较差。杭州文化创意产业总体生态环境状况良好，尤其是以发展旅游和休闲娱乐文化为主的园区生态环境方面具有优势。
二、需求条件
根据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人类的需求由低到高可以分为五个层次，即生理需要、安全需要、社会需要、尊重需要和自我实现的需要。当人们的物质生活达到一定水准之后，精神上的需求就会增加，这会促使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根据恩格尔定律，随着一户家庭可支配收入的提高，该家庭食物支出占总收入的比重会不断下降，反之，精神上的支出所占的比重会上升。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判定，恩格尔系数40%以下为富裕，生态市达标值为小于40%。2008年杭州人均GDP达到70832元（按户籍人口计算），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为38.34%，杭州市区已经达到生态市标准。2008年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为16719.1元，其中服务性消费支出5504.28元。消费性支出中，用于教育文化娱乐服务的支出是1782.02元（占总消费支出的10.66%），用于交通和通讯的是2589.77元。教育文化娱乐服务支出已经有长足改善。杭州的文化需求和消费在迅速增长。可见，杭州文化创意产业需求市场完全具有竞争优势。
同时，通过调查发现，大部分消费者对杭州文化创意产品持肯定的态度，主要的消费者是年龄在20-40岁之间的人群，工资水平一般比较高，工作和收入都相对比较稳定。
由此可见，杭州文化创意产业在消费市场和需求稳定性方面都具有比较强的竞争优势。
三、关联产业条件
文化创意产业的产业关联度十分强，它对上下游产业有极大的影响力。文化创意产业的主要关联产业有信息技术产业、教育产业和旅游产业。杭州2006年统计数据表明，杭州信息产业快速发展，电子信息产业实现销售收入1306.25亿元，占全市GDP的38.3%；信息服务与软件业127.7亿元，占市3.71%。教育产业状况，杭州教育产业产值131.4亿元，占GDP的3.8%。旅游产业发展状况，杭州旅游业增加值203.88亿元，占全市地区生产总值5.9%。创意良渚基地、西溪文化创意产业园、白马湖生态创意城和之江文化创意园等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有着得天独厚的旅游资源优势，相关支持产业旅游业发展情况很好。
除了动漫产业、软件开发等产业链发展比较完整外，杭州文化创意产业链不完整。2009年杭州市生产原创动画片35部、1477集、27409分钟，产量超过广州、长沙、深圳等城市，首次跃居全国第1；获得国家广电总局推荐的优秀动画片共8部，推荐数量同样位居全国第1。动漫产业的发展，还带动了衍生产品的制作和销售，已有近2000个品种的图书、音像、服装、玩具类产品进入市场推广阶段。同时，相应的手机动漫、动漫出版、影视传媒等相关新兴产业也不断涌现和发展。但是杭州其他创意产业链发展很不完整。
四、企业
杭州文化创意产业企业大部分是中小型民营企业，规模小、发展不平衡。例如，运河天地产业园区开业时的68家企业中，规模较大的只有5家；西湖创意谷入驻的企业规模都较小，大多是工作室；西湖数字娱乐产业园内入驻的企业数量也相对较对，规模也相对较大。
杭州文化创意产业99%是新型的中小型民营企业，有的甚至是个人工作室，企业竞争力较弱，但企业较注重与高校、科研机构合作。杭州文化创意产业企业在企业战略上有比较大的共同点，即比较注重与高校、科研机构的合作。安利星电脑动画有限公司与周边大学的图形学研究室、美术研究课题组实现合作；中国博客网与浙江工商大学以及惠普、NIKE、雅虎、蒙牛等知名企业建立合作关系，共同开展了线上MP3搜索技术等项目的研发。2009年，杭州全市专利授权量达到15507项，R&D经费支出196284万元。
总体而言，杭州文化创意产业企业具有一定竞争力，但还需要扩大企业集聚规模，提高规模效应。
五、政府
杭州市政府在文化创意产业的整体规划中充分体现了科学性和准确性。2005年，市委、市政府做出建设服务业大市的重大决策，并首次召开加快杭州服务业发展大会，加快了产业结构调整升级步伐；杭州在《杭州十大文化产业发展规划（2005-2010年）》中提出“创意产业”要成为“杭州文化的支柱产业”。2007年，杭州市根据当地资源特色、区位优势和产业发展特点规划了杭州十大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在西湖创意谷整合各类资源规划了一园三区，利用当地的历史古建筑及文化古迹，导入中国美术学院科学优势，在保持原有风貌的同时，将人文景观与自然生态景观和建筑景观有机融合，注入时尚、个性元素。下沙大学科技园也是根据当地众多高校科研机构的特点规划出的省内最大的大学城。杭州高新区依托白马湖区域自然条件和动画创意产业基地的产业优势，规划出白马湖生态创意城。2008年，杭州决定重点发展信息服务、动漫游戏、设计服务、现代传媒、艺术品、教育培训、文化休闲旅游、文化会展业等门类文化创意产业，构建杭州特色的文化创意产业群。政府对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方向定位比较科学，发展政策也具有准确性。
综上所述，杭州市政府在促进杭州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方面，起着很重要的引导和扶持作用，对于竞争力的提升有很大帮助，但在市场环境营造，市场监管、只是产权保护方面还需加强。
六、品牌
杭州文化创意产业已经形成了几个独具特色的区域品牌，这与深厚的文化资源和旅游资源紧密相关。如西湖创意谷――开元198形成了创意设计品牌；杭州国家动画产业基地形成了动漫品牌；LOFT49是杭州文化创意产业的范本，形成了LOFT品牌；西湖数字娱乐产业形成了数字信息技术品牌；西溪湿地产业园形成了湿地品牌；良渚创意园形成了玉文化品牌。但是这些品牌只是处于初步建立阶段，品牌潜力还有待挖掘。
综上分析，杭州文化创意产业在资本、文化资源、需求条件、政府政策等方面具有比较优势，而在人才、基础设施等资源方面没有明显优势，创作创意人才比较缺乏，各园区公共服务平台不够完善；除了动漫和电子，其他创意行业产业链不够完整；创意产业企业规模相对较小，缺乏竞争力；创意区域品牌建设还处于初级阶段，没有深入挖掘和开发。
参考文献：
[1]马军显.文化创意产业集群化发展的区域经济意义[J].中国经贸导刊,2007(14).
[2]马军显,韩仙琴.文化创意产业集群化发展理论探讨[J].理论视野,2007(10).
[3]高红岩.创意产业面临的统计问题与对策分析[J].统计与决策,2007(5) .
关键词：中国特色；建筑哲学思想；杭州；旅游胜地；文化名城
1 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建筑理论的必要性
改革开放几十年来，中国大中小城市的快速发展，造成我国的各种建设和建筑活动，其规模是前所未有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要有自己特色的建筑理论来指导我们的各种建筑活动。如果我们没有自己独具特色的建筑理论体系，那么我们的建筑理论就会严重脱离实际，落后于实践活动，从而使得我们的城市建设出现千城一面，各种建筑活动出现跟风、重复建设等现象，从而不能体现我们源远流长的民族文化特色。只有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建筑理论体系，我们的城市建设才会赶上世界先进水平。
2 有中国特色的建筑理论的主要内容
具有中国特色的建筑理论，是根据中国近现代的建筑设计实践，结合中国古代的各种皇家园林等建筑，从低级到高级从简单到复杂所形成的一套建筑理论体系。它所涉及的内容，主要包括有中国特色的建筑概论、有中国特色的建筑构图、有中国特色的建筑设计原理、有中国特色的建筑空间等等。总体来看，有中国特色的建筑理论可以分为以下几个层次。
第一层次：属于具有中国特色的建筑理论体系的哲学层面，它主要研究建筑理论体系的主体是什么，也就是研究建筑理论的起源、构成和发展规律及一个地区的建筑与周围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的相互关系等哲学内容。
第二层次：属于具有中国特色的建筑理论体系的社会行为学层面。它主要研究中国的建筑风格与中国各地气候、地形、河流水文等自然地理要素及中国源远流长的历史文化等人文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研究中国的各种建筑形式与各种建筑材料、结构色彩、人的主观意识之间的相互关系。
第三层次：属于具有中国特色的建筑理论体系的核心层面，它主要总结归纳中国建筑创作和实践中的基本理论与方法，大部分都比较明确突出，具体包括中国的建筑构成、中国的建筑组合、中国的建筑形式构图、中国的各种建筑空间组织和各种建筑构架、中国的各种建筑设计与环境的关系、中国各种建筑过程中的艺术处理及中国的建筑创作等。
3 有中国特色的建筑理论的主要特点
（一）城市建设特别注重绿色建设
城市建筑是一个国家各种建筑中最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一个国家经济实力和经济的发展水平。中国历来都很重视城市的建筑建设。在这套有中国特色的建筑理论体系里，它明确要求要把中国的城市建筑和园林建设有机结合起来，特别是那些环境污染比较严重的工业城市在进行城市规划建设时更要把自身的城市建设与自身的城市园林建设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入使用同时验收，确实把城市园林建设摆在首要地位来抓。例如浙江省省会杭州的城市发展过程就说明这一点。杭州选址在浙江省中部偏北，杭州湾内北岸，京杭大运河南端，这里环境优美、交通便捷。杭州，早在1953年的城市总体规划中就提出围绕着绿色建设为中心进行城市建设，把绿地系统和庭院绿化作为杭州城市建设的两个重要组成部分，使绿色成为杭州城市的主题，“建筑在园林中，园林在建筑中”这是杭州的一大城市建筑特色。经过几十年的发展，杭州在今天已成为中国著名的风景游览胜地。
（二）建筑理论着重突出人地和谐，生态保护
有中国特色的建筑理论体系非常重视中国建筑要与自然相协调，与周围环境要和谐统一。杭州在整个城市发展过程中，不管是城市建筑建设还是普通民居建设都是因地取材、因地制宜、因时制宜，真正做到与自然和谐统一。因此在这套有中国特色的建筑理论体系指导下，杭州改变了原来以重工业为基础的综合性工业城市建设，形成了以自然和谐、旅游疗养等为主的城市整体规划，从而最大限度地保护杭州的生态环境，维持了杭州的生态平衡，减少了大气污染、水污染等环境问题对杭州的影响。给杭州人创造一个生活方便，生态质量高的居住环境。
（三）有中国特色的建筑理论特别重视传统文化的继承
我国具有五千年的悠久历史、全球最多的人口。全国各地地域差异大。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各地和各民族都形成了自己独具特色的传统文化。杭州，在城市布局中，就是按照“保护西湖风景，开辟钱(塘)江新区，逐步改造旧城，统筹生活设施，调整工业结构，发展卫星城镇”的原则进行城市总体建设的。在具体城市建设中，杭州市委就明确指出，在今后建设和规划城市的过程中，不仅要考虑建设新的建筑空间环境，也要重视建设与杭州原有的建筑历史文化相结合，最大限度保留和发展杭州原有的地域民族文化，把杭州新的建筑文化和当地历史文化结合起来。今天，杭州已发展为全国一座历史文化名城。
从以上阐述，可以看出，随着我国各项事业的快速发展，人民的安居乐业，我国建筑理论研究也在朝着有中国特色的这个方向发展，并且日益成熟，从上世纪70年代，通过借鉴外国优秀的建筑理论经验和保持我国优秀历史文化的基础上，已经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建筑理论，并在我国的各项建设中发挥出越来越大的作用。
参考文献
[1]阿尔多。罗西，城市建筑学[M]，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6，09
关键词：杭州 休闲旅游 发展策略
一、杭州休闲旅游发展现状
杭州自古就有“人间天堂”之称，是知名度很高的国际旅游城市，是首批入选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的城市。近年杭州跻身休闲旅游城市的大军，其发展模式代表了新兴的发展中国家城市休闲建设的一个方向。据了解2012年杭州黄金周期间，共接待旅游人数达到了1760万人次，旅游收入达到了87.65亿人民币，与去年黄金周相比，分别增长了18%和21.3%，创历史最高纪录。杭州的旅游已经从传统观光型旅游转变为城市休闲旅游，将旅游与整个城市、市民生活紧密融合，让游客能感受到杭州从骨子里散发的休闲魅力，休闲旅游的概念在杭州发挥得淋漓尽致，上述数据充分说明杭州已迎来了休闲时代。
二、杭州休闲旅游存在问题
（一）休闲产品的个性不够鲜明，缺乏文化内涵
文化性是休闲旅游产品的内容和深层表达，是休闲旅游者的出发点和归宿点，是休闲旅游产品的灵魂，是休闲旅游的突出特征。虽然杭州已经初步形成了五大类旅游休闲场所和设施，如以宋城、杭州乐园等为代表的休闲度假类；以五大博物馆和浙江图书馆等综合性文化设施为代表的文化娱乐类；以黄龙体育中心等为代表的体育健身类；以杭州大厦和武林女装一条街为代表的都市购物类；以“楼外楼”和“张生记”等新老酒家和各类休闲吧与茶室为代表的休闲餐饮类，但休闲旅游产品的个性不够鲜明。例如，一些温泉度假区仅将温泉休闲开发成“泡澡堂”，而没有将其上升到温泉文化产品的层面，这必然直接影响到杭州休闲旅游档次的提升和可持续发展。
（二）品牌观念淡薄，缺乏创新意识
旅游景区品牌的创立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但一旦确立起来就是一笔无价的财富。旅游市场变幻之快让人应接不暇。一个品牌热点刚出来可能会引起人们的关注，但不久之后，人们又会被新的热点吸引过去。因此，杭州休闲旅游光有一个热点是不够的，要有多个热点，形成热点群。目前杭州形成若干品牌休闲项目的措施实施创新度不够。围绕打造国际知名、国内一流的休闲旅游目的地的目标还未实现，品牌观念淡薄，并未将积极发展休闲、浪漫、幸福、女性、水滨、丝绸、茶叶、民俗、宋都、西湖、运河、艺术等为主题的杭州特色休闲旅游事件进行相关创新。
（三）国际知名度不高，国外市场开拓力度不够
一直以来，杭州在国际上的知名度并不高，例如在近邻日本，杭州的知名度除了低于北京、上海、西安、桂林之外，还低于苏州，甚至低于大连、长春、哈尔滨。在韩国，更是低于青岛、烟台等地，旅游形象缺位的直接后果就是入境游各项指标不尽如人意。
三、杭州休闲旅游的发展对策
（一）加强休闲旅游产品的开发，注重休闲文化体验的提升
休闲旅游强调休闲文化氛围对人的心理需求和精神需求的满足。休闲旅游经营者在设计休闲旅游产品时应给顾客全新的亲身体验经历，又为其提供交流的平台，满足游客的交际需求，从而给旅游者留下独特的休闲文化体验。
杭州可依托“丝绸之府”的有利条件，大力开发丝绸文化旅游；依托西湖龙井茶的美名，发掘龙井茶文化内涵，开发杭州的特色茶艺，形成新型茶文化圈；借助西湖的深厚历史文化底蕴，可建立西湖变迁史、西湖名人、西湖文物、西湖文学、西湖艺术等西湖文化专题博物馆，充分展示西湖文化内涵。
（二）树立“休闲旅游天堂”新形象
形象是旅游产品形成独特个性的灵魂，一个旅游产品要持续发展，必须要创造性地塑造自己鲜明的旅游形象，走品牌发展的道路。杭州无疑拥有丰富的休闲旅游资源，但如何彰显资源的独特性，如何凸现其独特的魅力，则是关系到杭州休闲旅游发展的重要因素。杭州素有“人间天堂”的美誉，因此，大胆地把“休闲旅游天堂” 新形象的牌子打出去，加强对国内外的宣传促销，逐步树立起杭州“休闲旅游天堂”的形象，抓住2011 年杭州举办休闲博览会的机遇，将杭州“休闲旅游天堂”的新形象深入人心，必定能促使杭州休闲旅游业较大的发展。
（三）加强政府主导，推动国际发展
杭州建设国际休闲之都是十分有优势的，但是我们应该理性地认识到，真正打造“东方休闲之都，生活品质之城”绝对不是一蹴而就的。杭州在国际影响力和知名度上，与一些国际著名城市相比差距仍不容忽视。国务院颁布的《国民旅游休闲纲要》把“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旅游休闲需求，促进旅游休闲产业健康发展，推进具有中国特色的国民旅游休闲体系建设”作为一件国家大事来重点推动，充分体现了我国在全面推进小康社会建设过程中的政策导向。众所周知，休闲、旅游是人的基本权利，将国民休闲旅游这件“闲事”纳入国家社会经济发展战略，便成为了各级政府和企事业单位共同关系、推动的大事和广大人民群众日常生活的常事。
1.积极发挥政府的先导作用，设立研究小组
杭州市政府应组织专门的休闲规划部门和研究小组，在全面详实的调研基础之上加强有关理论的研究，从深层次上提出远见卓识，在某些观念上达成共识，从而形成正确的政策导向和必要的社会条件支持系统。要从学术和政府研究的角度考察休闲文化、休闲经济、休闲产业的概念，它们之间的变量关系，以及它们与社会的关系，尤其应对基础性的问题进行系统、科学、规范的论证，以减少实践过程中的失误，提高效率。
2.把握时代命脉，加快国际化建设
实现国际化的根本途径是加速城市化和实现城市现代化。当前，依据杭州旅游休闲的优势与机遇，可以通过接轨上海，合作长三角，借船出海；搞好申遗，提升品级；办好世界“休博会”；发展国际会议；加强国际合作等途径，早日实现杭州旅游休闲业与国际接轨。杭州的市容环境、基础配套、市民素质和城市功能距离一个国际都市还是有不小的差距。因此，应更多地吸引和争取相关的国际和地区性会议、展览、文化体育交流、艺术访问、美食节庆、休闲旅游活动等在杭举行。抓住国际休闲流行趋势并结合杭州特色，开发设计新的休闲项目。小型休闲项目的运作可考虑以民营为主，政府应鼓励股份制休闲娱乐公司，鼓励中小型的投资，以个性化的特色丰富休闲业的品种。同样重要的是，政府应借鉴引进海外对休闲业的管理模式，这不仅能满足市民的需要，也将吸引海内外人士来杭。
例如杭州毗邻国际大都市上海，并号称上海的“后花园”。我们完全可以好好利用这一地域优势，借用上海国际知名度的延伸，来提高杭州的国际知名度。杭州可以与上海联手发展休闲业，休博会的一些项目也可以让上海直接参与，甚至还可以将一些项目放到上海去举办。当然，另一方面，杭州也可以积极协助参与上海的一些休闲与会展活动，比如担当上海的一些大型休闲会展活动的协办或承办者等。
3.引进与培养国际旅游休闲人才并普及国内休闲教育
当前世界的竞争，实质是人才的竞争。杭州大力发展国际旅游休闲业，要加大力度引进海归和外地的精英，也要积极输送当地管理、研究人员出国培训深造。就地培养也是一种可行的办法，但必须引进先进国家的教材与教师，实行国内外院校联办的方式。目前在杭大专院校尚无旅游休闲等专业，必须尽快增设。对于一般管理人员，要加强专业化学习，进行在职培训，逐步推行真正的现代化、专业化、国际化管理。
休闲教育在我国还是一个盲点，这应当充分引起市政府的高度重视。应及时开设专门性的理论教育，在大专院校经济、管理、社会院系设置与休闲有关的专业和课程，普及和倡导正确的休闲旅游观。
参考文献：
[1]马惠娣.休闲问题的理论探究[J].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1（6）.
[2]马惠娣. 21 世纪与休闲经济、休闲产业、休闲文化[J].自然辩证法研究， 2001（1）.
当经历了2008中华民族自尊心得到空前放大的奥运年后，共和国60周年大庆正式为我们迎来了中国话语权时代。这个时代以中国的企业从代加工的低成本、高密度劳动、克隆式企业的低谷上升至中国创造、国货领先为特征，被中国企业家们自豪地美誉为二次创业。那些经历了制造业第一轮大浪淘沙的英雄制造商们不约而同地将二次创业的核心直指构建品牌文化，他们不约而同地把目光聚集国货、民族和本土消费者上。这一点记者从2009年11月17日杭州市化妆品行业协会的高峰论坛上感同身受。
杭州市化妆品协会会长、杭州孔凤春化妆品有限公司总经理江宏波先生告诉记者，为寻求更大的发展空间，提升杭州化妆品品牌力，杭州市化妆品协会举办“美在西湖――寻根访源”2009高峰论坛，以品牌’合作・发展为主题，联合了全国、省、市美容美发化妆行业协会，邀请来自全国化妆品行业的高层领导和权威专家，国际著名化妆品企业领导，杭州化妆品行业知名企业代表，就“品牌力”的打造和提升，通过行业领袖峰会，高峰论坛的形式对化妆品行业的发展进行深入解析，与会人员参与讨论，共同为杭州化妆品行业的发展出谋划策。
浙江省聚集了一批化妆品行业精英企业家，他们为社会稳定、经济的繁荣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也得到了当地政府的首肯。2009年10月杭州市经济委员会许虎忠副主任表示：“杭州美容化妆品行业与全国一样取得了长足进步。仅化妆品生产企业有60余家，其中有许多国际、国内著名品牌，2008年销售产值近60亿元。”
这些企业家们秉承了浙商重合同、守信用、讲科学、务实创新的优秀品质，又有浓厚的中华民族情节，在中国化妆品企业史上创下了美丽的奇迹。这些企业家有横穿美容教育、专业化妆和日化品牌的毛戈平；有掌控5大化妆品品牌的珀莱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侯军呈先生，有浙江省护肤品研发、生产、销售第一名牌的小青董事长周文超先生，还有百年老字号孔凤春化妆品总经理江宏波先生以及奥洛菲、欧诗漫、雅思等企业的掌门人。
这些品牌无一例外地都深植于中国文化，醉心国货精粹的锻造。品牌历史最长的是始于1862年的皇家贡品、经典尊贵的孔凤春，它以中医理念打造产品，创造一品三颜专为东方女性定制护肤养颜品，如今以宝蓝、大红、帝王金装饰的专卖店、精品店遍布杭州的大街小巷，产品涉及两大品牌、9个系列数十个单品，小青品牌源于杭州西子湖畔的美丽传说，更具有鲜明的中国式传奇特色，它在传播美丽的同时与女性消费者分享神话和梦幻。企业董事长深信“罗马非一日之功”，要在发展中创品牌，用品牌促发展，早年他就树立了科技兴业的理念，携手业界原料巨头，上海花王、美国道康宁、瑞士罗氏、美国国际特品、法国罗地亚，不断研制新品。以传奇带品牌，助推了品牌的知名度和影响力，令“小青来了，肌肤亮了”传颂浙江商超，一跃而成浙江护肤市场四大花旦，销售名列前茅；在高峰论坛上，以外资企业注册的奥洛菲也宣布从11月16日起奥洛菲要求其旗下所有产品要全部标注中文……
在采访中，江宏波会长坦言，杭州化妆品企业的发展得到了政府的大力支持。据悉杭州市委和市政府把美容化妆行业作为重点打造的“十大特色潜力行业”之一，建设杭州“生活品质之城”的金名片，在杭州的各企业得到最为方便的政策环境，可以安心在杭州生产经营，建立长期发展目标。
[关键词] “杭州范”；整合；实践
一、基于地域特色的课程开发背景
（一）地方文化的深度剖析
笔者所在学校位于杭州市滨江区，其历史传承悠久，文化底蕴深厚，所辖西兴、长河、浦沿三街道有2500多年历史。该区古迹遗存，随处可见，造就了滨江区极具特色的地域文化背景。而杭州，众所周知人文古迹众多，仅西湖及周边就有大量的自然及人文景观遗迹，美食文化、西湖文化、茶文化、丝绸文化、文化传说等都成为了杭州文化代表，是教师可以挖掘的丰富的课程资源。
（二）学校具备深厚文化的积淀
从2005年笔者任职学校创办至今，就把开发校本课程作为落实新课程标准，推进教育教学改革、提升学校品质、促进学生发展的一个重要举措。“江南踏歌行”综合实践活动课是笔者学校小学部开发的一门校本课程。“江南踏歌行”踏歌而行，这是一门行走课程，旨在让学生在行走中扩大活动范围，不断加深对社会的认识和对自然的亲近。这一校本课程的开发极大地丰富了本校孩子的生活，促进了学校教育教学工作的开展，积累了丰富的校外实践资源。
（三）学生丰富的课程经历
笔者所在学校较早开设综合实践活动课程，形成一套比较完整的体系。近几年在校长的带领下，许多教师积极投身综合实践活动课程的研究中，学科教师用综合实践活动的理念整合学科教学，班主任运用主题探究形式进行班级文化建设，年级组借助“江南踏歌行”的平台组织开展丰富的校外实践活动。这些课程的建设，极大地培养了学生自主探究、积极参与的意识和能力，使学生获得丰富的课程实践技能。
（四）家长层面的强烈需求
滨江区极大多数人员都是来自全国各地的“新杭州人”，他们在杭州创业、生活，但对于滨江乃至杭州的文化渊源却了解不多，他们有强烈融入本土的意识，因此“杭州范”课程的开发能够得到家长的大力支持。
二、“整合・实践・活动”的课程整体架构
我们试图开发一门课程，将教材资源、人力资源、地方文化资源进行整合，试图告诉孩子一种探索地方文化知识的方法以及传递地方特色的方法。在这样的理念指导下，笔者所在学校探索基于“整合・实践・活动”为路径的“杭州范”小学地方课程架构与实践。基于这样的构想，笔者所在学校在推进地方课程校本化实施中做了整体规划，架构了寻访美食、走遍滨江、探访杭城三级课程设置。
低年级设置“寻访美食”模块，中年级设置“走遍滨江”模块，高年级设置“探访杭城”模块，每个班级根据自己年级的模块选择不同的项目进行探究。
低年级依据年龄特点，从最吸引人的杭州美食开始研究，通过搜集杭州美食的相关资料，对杭州美食进行实地调研、与父母合作制作杭州美食等方式获得亲身参与实践活动的经验；初步知晓信息资料的搜集、分析与处理的方法和参与社会实践与调查的方法；认识和了解杭州美食，加深孩子们对家乡杭州的热爱和对传统杭州文化的认同，体验收获的快乐，促进家庭亲子关系的和谐。
中年级以自己所处的滨江地域文化为研究方向，通过走访身边的地方地域资源，收集独特的地域文化资料，通过亲身体验，动手实践等理解滨江文化背景及渊源；初步掌握访谈等调查方法，提升孩子的实践能力；在对滨江本土资源的深入调查及随访过程中，感受到滨江在传承优秀文化的同时大力发展经济，现已树立全国闻名的国际滨江形象，提升学生身为滨江人的自豪感。
高年级以品质杭州方向的研究为主，通过搜集杭州代表性文化的的相关资料，对杭州文化事项进行实地调研获得亲身参与实践活动的经验；初步掌握问卷的设计方法，信息资料的搜集、分析与处理的方法和参与社会实践与调查的方法等，提升孩子们对实践活动的参与热情；通过对杭州代表性文化的调研，加深他们对于杭州的了解和热爱，加深对传统杭州文化的认同，并树立起我是杭州小主人的意识。
从呈现的课程架构不难看出，笔者所在学校在地方课程校本化建设中，主打的关键词是：整合、实践、活动。“整合”，即将有关杭州的教材资源部分进行了全年级打通整合拓展，将地方区域的所有资源通过一个大模块进行整合，包括教师资源和社会资源的整合；“实践”，即实施的途径以学生自主体验、自主探究的形式获取地方文化知识；“活动”，即课程_展的载体是以教师为引导且以学生为主体，在实施过程中呈现的一种教育教学样态。
三、基于“项目学习”的课程实践探索
在每个年级模块下，每个班级以项目为载体引领学生深度观察、了解身边某一特色文化。基于项目学习实施模式，其操作流程是：“项目确定-整合内容-课例设计-活动实施-成果交流-表现评价”逐步推进、环环相扣，最终形成一个完整的项目开发和学习过程。
（一）整合：打通界限，实现资源互通
1.打通教材界限，实现内容资源的整合
目前全市地方课程主要采用两套教材，很多地方课程的教师在实施教学过程中，对这两套教材很难取舍，随着杭州不断地发展，教材中可以摒弃的内容和互相重复的内容详细区别见表格1。
2.打通学科界限，实现人力资源的整合
在内容上可以整合，在操作过程中也可以将资源进行整合，每一个地方课程项目都可以由不同的学生、不同学科间的教师合作开展，以求达成“学科优势互补、融合、延伸”的整合态势。在活动开展的过程中，往往会收到意外的惊喜。
（二）实践：基于综合实践活动理念的组织和实施
“综合实践活动是在教师引导下，以学生的生活经验、生活背景、生活中感受到的问题与需要为内容，以学生已有的认识、已有的经验为基础，以‘活动主题’为基本的组织形式，强调学生经验的发展价值，注重学生通过自主探究问题与解决问题，实现课程具有发展价值的经验性课程、体验性课程。”综合实践活动以学生体验、实践为主的这一理念适用地方课程的实施，地方课程完全可以让学生在实践中了解、传承地方文化，课程的着力点也应该放在学生的探究、体验，而不是更多的知识上。以“探访杭城”实践模块为例，具体阐述这一理念下的地方课程，便可从课例设计到活动实施及成果交流与评价的全过程。
1.品质杭州知多少
（1）具体目标：每班选取一种能代表杭州文化的事物作为自己品质杭州地方课程的探究项目，成立假日调研小组，选择该项目下某一主题，鼓励学生采用多种形式去调查、了解该主题。
（2）操作策略：每一小队设计调研方案，依据方案走访地方文化项目，鼓励采用多种渠道获取信息，如互联网、报刊、书籍、实地走访等，注意资料的收集、保存和整理。
2.美丽杭州我呈现
（1）具体目标：汇总调查的资料，设计讨论成果呈现方式并制作完成。
（2）操作策略：将收集到的资料进行整合、改进，讨论运用何种方式呈现收集到的成果，邀请相关学科教师或家长作为辅导员进行指导，并完成小队成果呈现整体布局。
3.成果展示我设计
（1）具体目标：整体设计教室布置的方案，呈现各组调研成果。
（2）操作策略：
①确定本班场馆主题，为本班的场馆设计一个响亮的名称（如杭州传说、杭州十门等），既要结合杭州独特的文化，又要突出班级的主项目文化内涵。
②教室场馆布置设计，将学生按教室布置的区域分成前门组、窗户组、板报组、走道组等，每个组负责一个区域的布置方案。学生整理出设计思路，写出设计方案。将自己组里的设计方案在班上同学面前展示并改进。
③教室场馆功能区设计，讨论本班的展示方案，将教室划分为几个不同的功能区，讨论各个功能区所在的位置，需要哪些器材或材料，如何布置。每个班至少要有几个实践成果展示区（讲解区）、游戏互动区等。
④伴手礼设计：伴手礼既可作为在互动活动区给表现优异的参观者的奖励，也可以作为纪念物送给每一个前来参观的人。伴手礼的设计要与班级的项目相一致，并且要做到既经济实惠又有纪念意义。
4.为您服务我能行
（1）具体目标：设计成果展示当天的服务岗位，重在培养学生的服务精神，在向来宾介绍自己小队的实践成果过程中传播杭州地方文化，并完成项目学习的评价。
（2）操作策略：
①服务岗位设计，按照展示活动的内容，讨论不同的功能区里需要设置哪些服务岗位，这些岗位要做些什么事情、穿什么样的服装、需不需要相应的辅助工具、怎么换班等问题。
②服务岗位竞聘，学生根据自己的兴趣和特长报名相应的服务岗位。按岗位进行分组，填写服务岗位设计表并进行展示。
③服务岗位品质，要做到令人满意，每个队员必须就如何文明有礼地为别人服务到位树起大拇指，赢得夸奖。
四、基于“全员联动”的课程实施机制
学生在体验项目化地方课程实施中所带来的愉悦及综合能力的提升是显而易见的。他们可以在项目的选择中，有趣味地、自由地参加内容多样、形式多种的地方实践活动，在行走、体验、合作中，既有机会适时到校外去放飞心灵。同时，学以致用，在参与项目下的多元式主题实践活动过程中，捕获、收集信息的能力在发展，与人交往、团队合作的水平在提升，认识家乡变迁，热爱家乡的情怀在增涨。
在活动过程中，对家庭成员产生了极大的辐射作用。首先，家长资源的丰富多样性有效拓展了地方课程资源的外延，弥补了学校在实施课程时的一些短板。其次，活动的开展促使更多的家长关注学生的实践活动，有些家长甚至充当家长辅导员的角色与孩子一起参与地方课程的探究，家长在关注、指导的过程中潜移默化传承了地方文化，与学生达到教学相长。
众所周知，“优质活动资源”是保障课外活动成功与否的关键。在地方主题项目下，笔者所在学校对周边的地方教育资源进行了统一的对接与管理，比如与白马湖创意管委会、长河、西兴等街道以及杭城的第一课堂实践点等建立了长期的学生校外实践基地合作关系。如此一来，教师们在开设地方课程时，可以随时调取相应的地方文化资源，从学校用娓予了课程的保障。
参考文献
[1]浙江省教育厅教研室.浙江省基础教育地方课程（通用内容）标准（2016版）[S].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16，（08）.
论文摘 要：杭州西湖申遗成功，给杭州的旅游业带来了新的高潮，也给杭州的旅游商品消费带来了新的商机。杭州旅游纪念品的发展与杭州旅游业的发展相比，呈现比较缓慢的趋势，主要表现在缺少地方特色，形式单一，样式陈旧，缺失创新，做工粗糙，销售体系不完善，缺少旅游纪念品的品牌等。为了满足杭州旅游纪念品市场的庞大需求，杭州旅游纪念品在未来的发展中将往特色化、品质化、多层化、便携化等方向发展，并完善旅游纪念品的服务体系，加大杭州旅游纪念品的品牌建设。
1.杭州旅游业的发展
有着2200年悠久历史的七大古都之一——杭州，是国务院确定的重点风景旅游城市和历史文化名城，作为知名的国际旅游城市，越来越吸引海内外游客的到来。2011年6月25日，巴黎召开的第35届世界遗产大会将“杭州西湖文化景观”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功申遗的西湖，也是中国第41处“世界遗产”。杭州的旅游业日益增长。
随着一些国际化的会展在杭州的开展，如休博会、西湖博览会、国际动漫节等等，也都给杭州这座历史名城，带来了鲜活的时尚元素、科技元素，给这座老城赋予了时代的新貌，吸引世界各地的游客前来。
据杭州市假日办统计，今年10月1日至7日，杭州市各景区景点共接待游客1490.01万人次，与上年“十一”黄金周相比增长了15.9％，其中西湖景区各景点累计接待游客385.05万人次。国庆7天，杭州市共实现旅游收入63.2亿元人民币，与去年“十一”黄金周相比增长19.6％。
2.杭州旅游纪念品发展的必要性
杭州旅游业的迅猛发展是大家有目共睹的，但是杭州旅游纪念品的发展脚步却没有跟上旅游业的发展步伐。
2.1发展旅游纪念品，可以加大杭州旅游收入
随着杭州旅游业的发展，杭州旅游纪念品的市场需求也在大大增加。在发达国家旅游纪念品销售收入占旅游总收入的比例相当高，而我国还比较低。开发杭州的旅游纪念品，可加大杭州旅游纪念品的销售收入，从而增加杭州旅游的总收入。
2.2发展杭州旅游纪念品，宣扬杭城文化
旅游纪念品是游客对于这个城市的纪念，也是这个城市给游客的名片。而杭州现有的旅游纪念品，多老旧缺新，且粗制滥造，更缺少了杭州特色。杭州旅游纪念品做为杭州的城市名片和无形的城市宣传单，可以宣扬杭城文化
3.杭州旅游纪念品的现状
对杭州旅游景点和旅游纪念品，以及周边地区的旅游纪念品的调查发现，杭州旅游纪念品存在以下几个特点：
3.1样式陈旧，没有更新
保守的传统工艺品，与几十年前的一样，没有随着时间而进行再设计，导致在游杭州的游客无从下手。如油纸伞，虽然极具杭州特色，赋有杭州古城的文化，记载了杭州爱情的千古绝唱，已经成为了杭州旅游纪念品中的经典，但几十年不变的造型与样式，没有与时俱进的进行再设计，越来越不符合现代人的审美与生活。
3.2品种单一，缺少创新
杭州的旅游纪念品多在各个景点的服务站销售，不难发现在不同景区的旅游纪念品，没有根据景点特色而设计，全城统一。除了油纸伞，就是丝巾；不是茶叶，就是藕粉。为什么六和塔的旅游纪念品和雷峰塔的会是一样呢？为什么西湖新老十景的服务站，卖的都是一样的旅游纪念品呢？旅游景点虽然在不断增加，但是纪念品的开发并未跟上 ，面对一成不变的产品，游客在消费上也倦怠了。
3.3做工粗糙，缺少品质感
杭州现有的旅游纪念品，除像王星记、张小泉这样有品牌的产品，大部分产品本身做工缺乏精细度，包装也极其拙劣。这样的产品虽然价格低廉，但其与品质杭州的城市主题所不相符，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游客对于杭州的认识，以及游客在杭州旅游的愉悦度。
3.4与周边城市产品雷同，缺少地方特色
一直在探寻杭州特色，可是到底如何才能做到与众不同呢？游客们会发现，杭州的旅游纪念品在样式和种类上与周边城市的大相径庭甚至是一模一样，如竹制纪念品，浙江作为竹子的盛产地，由竹子加工而成的工艺品，随处可见，可是在绍兴、乌镇等地游客也可以买到与杭州一样的竹制品旅游纪念品。如何使杭州的旅游纪念品具有杭州特色，这还需要旅游纪念品的开发商们发挥聪明才智。
3.5杭州旅游纪念品的服务体系不完善
在杭州购买过旅游纪念品的游客们，大多都买过油纸伞。我曾经与两个外国游客在西湖边相识，他们买了两把油纸伞，在那整天的行程中，他们都不得不抱着那两把油纸伞到处游玩，这两把油纸伞给他们的旅途带来很大的不便。
在国外大城市旅游，许多旅游纪念品商家会为游客们提供包装运输服务，并提供24小时供货以备不时之需。杭州旅游纪念品在售后服务方面的缺失，给许多远道而来的游客带来了许多的不便，使游客对大件的旅游纪念品怀着只可远观的态度。
3.6品牌意识薄弱，缺乏统一性
杭州的旅游纪念品多以小商小贩的形式存在，大的品牌也屈指可数。而更多的杭州旅游纪念品机构更不是专业的旅游纪念品机构，缺乏系统的管理和完整的服务也是杭州旅游纪念品市场的主要现状。
4.杭州旅游纪念品的发展趋势
西湖申遗成功，越来越多的游客来到杭州，如何让他们不仅仅是观赏杭州的湖光山水，更要让他们带走在杭州旅游的美好记忆，这也需要杭州旅游纪念品的发展跟上杭州旅游的发展。
4.1杭州旅游纪念品作为杭州的城市名片，必须特色化
杭州不仅是一个有秀美山水的风景胜地，更是一个有着多元文化的历史文化名城，从西湖到西溪，从宋城到杭州大厦，从梅家坞到西泠印社，从灵隐到六和塔，从万松书院到雷峰塔……这是一个汇集了良渚文（上接196页）
化、茶文化、印学文化、宗教文化、丝绸文化、陶瓷文化，拥有美丽山水，赋有动人爱彩，更是具有现代人时尚消费的城市。
要开发杭州的旅游纪念品必须从中真正提取具有代表性的杭州元素，与产品相结合，让其赋有浓厚的文化语义，让消费者产生深刻的共鸣。这样的产品也更具有杭州代表性，从而对杭州进行宣传，吸引更多的游客。
4.2杭州旅游纪念品是杭州品质的代表，必须品质化
杭州的城市发展主题为“品质杭州”，那在杭州的旅游纪念品开发生产上，也应该紧紧围绕主题，杜绝粗制滥造。高品质旅游纪念品让游客在旅游消费的过程中赏心悦目，并可以促进旅游纪念品的消费。旅游纪念品代表杭州被游客带回家、赠送亲友等，其将会遍布世界各地，大程度上宣传杭州，更是杭州旅游的无形宣传单。
旅游纪念品的品质化有利于在优胜劣汰的市场环境中建立杭州旅游纪念品的品牌，更有利于杭州整体品质的提升。
4.3杭州旅游纪念品是大众消费的产品大类，必须多层化丰富化
杭州吸引无数的中外游客前来旅游，其中有老有少、有男有女。不同的国度、不同的兴趣爱好、不同的知识构架、不同的世界观、不同的审美都影响游客对于旅游纪念品的选择。但是相同年龄层的游客对于旅游纪念品的选择还是具有一定的相同性，如年龄稍长的游客，会选择一些具有收藏价值的传统工艺品，如官窑、印章、书画；中年的游客会选择特产类的和一些传统的普遍的传统工艺品，如龙井茶、丝巾、团扇等；青少年游客则会选择一些符合他们年龄层的创意产品，如丝绸制品的衍生品，融合现代元素的扇子等；儿童游客当然是选择充满了童趣的玩具了。
杭州旅游纪念品应该多层化丰富化，满足不同的游客的需求，丰富旅游纪念品的风格种类，提供给游客丰富的选择。
4.4杭州旅游纪念品必须考虑游客心理，应该更加的小巧便携化
探究游客的旅游心理和消费心理，游客们希望自己购买的旅游纪念品具体地方特色，并且可以携带方便，不影响旅途。在对于杭州旅游纪念品的开发上，应该让纪念品更加的小巧化，在包装设计上，应该更加的方便提拎存放。
4.5建立杭州旅游纪念品的品牌，完善行业体系
杭州的旅游纪念品从开发制作销售售后，都没有完整的体系，也没有专业的人员来实施操作，导致政府很难对其进行管理，也导致市面上的旅游纪念品参差不齐。杭州旅游纪念品必须向着系统化的方向发展，由专业的开发销售管理人员介入，逐渐建立完整的体系，建立行业的规范和标准，发展杭州旅游纪念品的品牌。
发展杭州旅游纪念品是势在必行的，杭州市政府也在大力支持旅游纪念品的开发，并设立了专项管理资金。杭州旅游纪念品的发展必然越来越好，并促进杭州旅游商品的消费，吸引更多的海内外游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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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国际化是城市发展的高级阶段和重要动力。随着我国城市化的加速和城市社会的来临,在全球化的背景下许多城市正加快推进“国际化”步伐,国际化问题逐步凸显。本文将在城市国际化的视角下对杭州市城市营销策略进行研究,着重分析杭州市城市营销存在的不足之处,并结合其国际化的目标给出了营销策略建议。
一、城市营销与城市国际化
1.城市营销。Ashworth&voogd(1994)认为,城市营销是通过城市活动尽可能与目标顾客群的需求相关,根据既定目标与相应的战略规划,追求社会及经济功能最大化的过程。Meer(1990)、Berg(1990)、Ward(1998)等学者,也分别从城市竞争、城市发展、城市规划乃至城市推销等多个角度,就城市营销的概念给出自己的定义。科特勒(2002)从更广义的地区角度对地方营销作出了定义,认为“地方营销是满足地区目标市场的需求而进行的规划和设计,成功的地方营销应该使得市民、企业对其所在的社区感到满意,游客和投资者对地方的期望得到满足。”郭国庆和刘彦平(2005)提出城市营销是指城市根据其现有或潜在的目标市场如市民、旅游者、投资者、企业、出口市场等的需求及竞争现实进行甄别、发掘和创造城市的价值与利益,通过设计、生产和提供比竞争城市更能满足城市顾客特定需求的城市产品或服务,来提升城市竞争力、促进城市发展的一系列研究、计划、执行和控制的过程。
2.城市国际化的主要标准。衡量城市国际化的标准是城市的辐射力、吸引力是否超过本国范围、波及国际领域。具体而言,一是城市具有比较强的综合竞争力,成为国际经济不可或缺的重要节点。二是城市规模达到或接近特大规模,发展格局进入多中心分散化的阶段。三是城市拥有多样化和包容性的文化,国际观念逐步被广大市民所接纳。四是城市拥有现代化的设施和服务体系,综合服务功能和辐射能力快速提升。
二、杭州城市国际化的基础分析
1.杭州城市国际化的优势分析
⑴杭州的自然地理环境奠定了国际化的坚实基础。杭州地处亚热带季风区,气候温暖湿润、四季分明,动植物资源丰富多样,地形复杂齐全:山地、丘陵、平原、河流与湖泊兼具,湖光山色、园林风景美不胜收,西湖名胜和西溪湿地更是得天独厚、天下独绝,所有这些使杭州成为名副其实的生态城市、山水城市和宜居城市,当之无愧的“人间天堂”,奠定了国际化的坚实基础。
⑵杭州的人文生态环境铸造了国际化的重要品质。作为浙江省会城市、全国重要历史文化名城和风景旅游城市,杭州具有先天禀赋资源,拥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和优美的自然风光,自然景观和历史文化水融、相得益彰。
⑶杭州的经济环境提供了国际化的发展动力。首先,“钱塘自古繁华”。吴越、南宋时期作为国都,杭州的繁华不必多说;元朝时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盛赞杭州是“世界上最高贵和华丽的城市”;由此可见,史上的杭州是个经济繁荣、生活富庶的地方。杭州作为长三角经济圈的中心城市,依然是最发达、最具活力的城市之一,经济实力雄厚。2003至2008年,杭州连续被美国《福布斯》杂志评为“中国大陆最佳商业城市”。良好的市场经济环境,造就了经济繁荣和城市活力,并转化为城市国际化的发展动力。
⑷杭州的社会制度环境构建了国际化的支持体系。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杭州不仅取得了令人瞩目的经济和文化成就,政治民主和社会民生等各方面也同步发展,并达到了较高水平。杭州创建优越的社会制度环境,构建了国际化的支持体系,吸引了全世界各类人才,为国内外的各界组织、商务和会议提供了落户杭州的条件,为他们提供生活与创业的舞台,真正实现“住在杭州、学在杭州、游在杭州、创业在杭州”的城市目标。
2.杭州城市国际化的劣势分析
⑴经济腹地的制约。上海与杭州同为我国东南沿海特大城市、长三角中心城市,但两者相距不足200公里,杭州处在以上海为经济中心的长三角核心区,受上海辐射。杭州受上海影响,周边直接腹地不大,城市国际化发展受到一定的影响。
⑵对外交通的制约。对外交通国际化程度不高制约了杭州成为国际通枢纽。首先,杭州没有自己的国际深水港,远洋货物需通过上海和宁波的深水港运送,这些影响了杭州的出口以及重化工业的发展。其次,杭州缺少与境外直航的客源地,杭州萧山国际机场目前已开通的国际航线不多,而且班次较少。
⑶空间的制约。受杭州地形地貌条件约束,以及农保地用地性质的制约,今后一段时期,可用于城市建设的土地资源较为有限,用地矛盾主要集中于工业用地。截至2006年,杭州市区8个开发区可供开发的用地不足10平方公里,不少优秀企业因无法落地而流向其他城市,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杭州提升产业结构、优化产业布局、推进产业集聚和用地集约的步伐,难以适应国际化产业发展的要求。
⑷社交的制约。杭州的城市语言环境国际化程度不高,外籍人员的距离感较大。与北京、上海、广州等城市相比,杭州普通市民和窗口行业工作人员中英语的普及率较低,缺乏外语类广播电视栏目,缺少专门面向外籍人员的
教育机构。到目前为止,杭州仅有外籍小学1所,没有专门的外籍中学。
⑸其它制约。适合外籍人员居住的房源不多抑制外籍人员长期居住的愿望。据调查,希望长期在杭居住的外籍人员占在杭工作外籍人员的65.5%,其中相当一部分人的工作地点在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杭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萧山经济技术开发区等组团,而目前这些组团的生活设施配套水平、交通可达性都与市中心房源存在较大的差距,难以满足外籍人员对居住环境的要求。
三、杭州城市营销的现状与不足之处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推进,现代科技的快速发展,经济危机在全球范围内的蔓延,杭州市不可避免地卷入到了区域城市相互竞争的行列当中。杭州市凭什么参与竞争、如何在竞争中取得有利地位、如何在竞争中获取发展资源,杭州市城市营销势在必行。
1.杭州城市营销的现状
⑴杭州拥有众多的对外宣传口号和行业品牌。近年来,杭州提出了一系列对外宣传的形象口号。纵览杭州发展过程中的不同形象口号,我们也发现,其中大部分形象口号其实是源于行业品牌而非城市品牌,如女装之都、会展之都、茶都等,只是揭示了杭州的某一方面特色,难以作为杭州的总体城市品牌。而且,多种形象口号的同时存在,容易导致城市定位不清,在对外宣传时也难以把握城市的核心价值。因此,杭州急需一个定位清晰并且能囊括城市各种优势的总体品牌。
⑵节事活动是杭州城市营销推广的重头戏。“在杭州,平均一天一个展览九个会。”利用会展、节事的机会营销城市,是杭州城市形象传播的重头戏。杭州是中国现代博览会的发源地之一,各种会展数目繁多。2008第十届西湖博览会正式冠名为“国际博览会”;2010年建成并启用杭州国际会议中心、杭州国际博览中心等世界一流的会展设施,会展业的规模和品质不断提升,成为杭州经济社会走向国际化的发动机。西湖博览会,休闲博览会,国际动漫节,这三大具有绝对代表性的会展,尽管举办次数,主题内容,以及着力方向的各有不同,却无一例外地对其举办城市—杭州,在各个领域起到了推动和提升作用,可以说,杭州的经济,文化,科技,以及正为杭城内外广大民众所关注的品牌建设,都得益于会展影响的合力作用。
⑶对外形象宣传种类各异,色彩纷呈。杭州作为国内外知名的旅游城市,历来十分重视对外形象宣传活动。杭州每一阶段的形象宣传活动都有不同的主题,针对性较强。此外,杭州的对外宣传善于“借势”,如2003年配合法国“中国文化年”活动远赴欧洲进行宣传促销,2005年又以参加日本爱知世博会为契机,深入日本的中小城市进行宣传活动,借助国际大型活动的良好平台传播自身形象,得到了事半功倍的传播效果。总而言之,杭州近年来持续不断的公关促销努力极大地提升了杭州城市的国际知名度,为杭州总体城市品牌的传播提供了丰富的经验和良好的基础。
2.杭州市城市营销主要存在的不足之处
第一,城市营销观念初步形成,国际化起步较晚。城市营销观念起源于欧美地区,我国在20世纪80年代起才逐渐出现城市营销的观念。目前,一些城市的决策者对城市营销理论知之甚少,学习的经验十分有限,城市营销的观念远未普及,单凭有限的阅历和感悟很难应付这一复杂的工作。城市营销十分粗糙,甚至产生许多问题。全国600多座城市,最早明确提出营销城市的是昆明,杭州虽然较早就有了城市营销的意识,也有一些相关的实践,比如说杭州城市形象的塑造,但至今未明确提出城市营销的观念。
第二,城市定位变换过快。休闲之都、爱情之都、中国茶都、动漫之都、女装之都、会展之都……这些都在杭州的城市定位中出现过。在不断被这些形象口号刷新的同时,我们不禁会迷惑:杭州到底要建设成一个什么样的城市?杭州的城市定位到底是什么?杭州的城市营销到底是对应着哪一个定位?过多的城市形象定位不仅不能突出杭州城市的特色,反而会让人们模糊杭州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城市,分不清杭州的城市主要特色的是哪些方面,在城市认知的时候无所适从。
第三,城市营销的“产品”还不够强大,国际吸引力有所欠缺。国际大都市的软实力是建立在城市文化、公共管理、人力资本、城市创新、生活质量、国际沟通等非物质基础上的,以非强迫的方式达到自己期望结果的能力,是城市说服力、导向力、吸引力和同化力的总和。2010年,杭州市生产总值接近6000亿元,杭州市的经济总量在全国名列前茅,但是同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相比,杭州的实力还有待提高。杭州市经济转化速度太慢,而导致经济结构转化速度如此之低的主要原因是杭州的产业结构提升速率很低;非农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的增长率和第三产业占GDP比重的增长率都很低。除此之外,杭州的交通较为拥挤,好多道路已经过于狭窄,跟不上城市发展的步伐。杭州近几年房地产过热,商品房价格居高不下。这些问题都严重的制约了杭州市的国际吸引力。
第四,国际营销力度不够。根据笔者的调查,杭州“生活品质之城”的相关报道在国内外媒体出现频率较少,以网络媒体来说,登载“生活品质之城”相关信息的网站大多是浙江乃至杭州本地网络媒体,国内媒体如新浪、搜狐等略有涉及,但大多数主流网络媒体上的信息较少,国外媒体更是廖若晨星。另外,从宣传的内容上看,大多也局限在对杭州市的各个旅游景点的宣传,关于杭州市整体形象、招商引资的政策等方面的内容很少。可见,城市品牌知名度尚有一定的提升空间,品牌整体对外宣传的广度和深度有待提高。
第五,具有国际重大影响力的事件营销还不多。经过多年不懈努力,杭州已经在旅游、休闲、教育、动漫、文化创意、节庆会展等优势方面率先实现了国际化并达到一定水平。同时促进了旅游、金融、贸易和信息等现代服务业的发展,有力促进了城市功能的国际化。但是同北京、上海等国际化程度更高的城市相比,杭州还缺乏影响力更大的事件营销,如北京奥运会、上海世博会这种能引起世界范围广泛关注的重大事件。
第六,城市营销不够全面,国际化推进系统不完善。城市营销是一个系统的工程,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等多个方面;城市营销也是一个长期持续的过程,城市形象的塑造必须持续不断地进行美化和强化。不少城市营销时常常缺乏规划,往往漫无边际、分散出击浪费了大量时间和金钱,收效甚微,甚至削弱了城市的营销和创富能力。杭州市在城市营销方面的各项举措还缺乏统一合理的规划,未能充分发挥其在文化、经济和旅游方面的优势,各项基础设施建设也没有跟上城市发展的步伐。如,杭州近年来提出了生活品质之城的定位,但居高不下的房价和拥堵不堪的交通很难提高市民真正的幸福指数。
四、国际化视角下杭州城市营销策略建议
第一,创新营销观念和方法,加速国际化进程。观念是行动的先导,要实现国际化,首先要有国际化的理念。杭州市要实现跨越式的发展,必须转变观念,以国际化的视野去开拓事业,加快自身的建设步伐,不断地创新方法,以提升在世界各国中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在这个过程中,杭州政府、企业、居民都应该成为积极的策动者和参与者。政府需要解放思想,不断提高自身的管理水平和决策能力,提高行政效率和廉洁,敢于、善于创新观念和方法,成立或聘用专业的营销机构 ,成为国际化的积极推动者;作为企业,提高自主产权意识和创新能力,积极研发新工艺、新方法、新流程,勇于开拓世界市场,不断提高产品和品牌的知名度、美誉度,通过企业品牌带动杭州市城市营销;作为居民,积极提高自身综合素质,树立良好的精神风貌,拓宽国际视野,形成高度的责任感和自豪感,也是杭州市国际化的重要条件。树立城市形象,降低不良影响,需要城市利益相关者共同努力去完成。
第二,提炼城市品牌,提高在国内外的竞争力。品牌已经成为城市最宝贵的无形资产,名牌则是市场的敲门砖,也是城市竞争力的重要来源。杭州市应该强化并持续的维护其“生活品质之城”的城市品牌定位,不宜再频繁更换城市定位,要让世界都对杭州市有一个清晰的城市品牌认知,对杭州市的形象了然于胸。
第三,提升城市营销的“产品”质量,增强“产品”的国际吸引力。要增加杭州市的国际吸引力,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去努力。一是要加快基础设施建设,为国际化提供更多的便利。加快杭州道路交通等旅游相关配套设施建设,完善口岸建设,努力增开潜在的国际航线,并积极推进磁悬浮等现代化交通设施的建设,完善道路交通服务系统。二是要积极推进产业升级,大力发展低碳经济。加速提高非农产业和第三产业在GDP中的比例,并努力打造特色产业,吸引更多的国际性企业落户杭州。低碳产业是世界发展的趋势,同时能够促进杭州城市环境的改善。三是配合党中央,更有效的控制杭州的房价,降低人民的生活成本。
第四,加强对外宣传,提升国际营销。国际的城市品牌传播,首先应该满足国外的传播对象对于“东方”理念的解释需求和心理满足需求。杭州的生活品质之城首先是东方的、中国的,在传播中应该用足有关东方和中国的相关元素。其次,必须根据不同国籍传播对象的文化心理结构特征,采取针对性的传播。再者,生活品质之城的国际形象应该是现代的、文明的,与国际接轨的,让国际受众在接受传播之后能够留下对杭州之旅或者杭州居住高品质生活的感觉。传播载体的选择十分重要,当今信息时代,网络媒体已经成为国际营销传播的有效载体之一,国际受众对于中国城市的信息大多是来自网络。因此,城市网站的建设显得十分重要,但以杭州的现状来说,在栏目设置、内容丰富、信息更新方面都存在一定问题,而且在城市品牌相关信息的方面有所欠缺,因此难以真正发挥网络国际营销的效力,这方面的建设应该是杭州市今后应该努力的方向。
第五,更多的运用国际性的事件营销来提高杭州的国际知名度。在提升杭州各项软硬件的同时,杭州市政府还应该积极寻求更多的国际机会,向北京、上海学习,更多的举办在国际上有更大影响力的盛会,并辅以更加有效的宣传。在举办大型盛会的同时,加大宣传力度,比如说在举办国际动漫节的时候可以在国外具有影响力的城市进行广告宣传,让世界在了解盛会的同时认识杭州并爱上杭州。
第六,营销方式系统化、国际化,全面推广杭州市。杭州市的城市营销决不能只从某个方面去做,一定要紧紧围绕其生活品质之城的定位,全面的去规划和建设。首先,城市规划要有适度的前瞻性,要以明确的方向性引领城市的现实发展。其次,要以营销理念建设城市,由于基础领域所提供的服务是面向全社会的生产者和消费考虑,具有竞争性与垄断性并存、公益性和盈利性并存的特征,因此基础设施建设有着广泛的经济意义。要在营销思想的指导下,创新城市建设模式,吸引各民间资本参与到城市建设中来。再次,要以营销理念管理城市,实现城市基础设施、环境绿化、公共资源等方面管理的市场化和产业化运作,立足于城市主要吸引的客源市场进行全面营销。最后,在服务和争取顾客上,在每个环节都要考虑顾客需求,做到顾客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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巡展是北京展的延续和新生，是一次雕塑与西湖的心灵交流。
说“延续”，因为巡展展出了遴选自北京展的150件雕塑作品，兼顾了“继古开今”“越界解构”“工艺复兴”“城市再造”“获奖作品专区”五大区域，承继了“中国动力”的社会理想，把生动、丰富、昭示了社会发展现状与潮流的当代雕塑作品推向更为广泛的人群。罗杰・麦克法兰在北京展的时候并没有到场，当他见到现场的雕塑作品时，不禁惊叹：“非常得丰富，有些作品很有趣。我回国之后一定要把这个展览带给我们的会员，向他们介绍我此次的所见所闻!”雕塑家李秀勤认为：“中国动力”是一个非常好的主题，这个展览是年鉴展，因此需要兼顾到整体面貌的呈现，将来组委会还可以把这个主题继续深入下去，从而探索中国传统文化在雕塑艺术创作上的内在的表达途径。她所指出的正是中国国际雕塑年鉴展所秉持的态度、所追求的方向。参加北京展的30余件国外雕塑作品悉数在杭州展出，引起了嘉宾和观众的极大兴趣。西湖博览会组织委员会办公室的郭初民副主任谈到：杭州曾经办过一些雕塑展览活动，但是令年的年鉴展不大一样，一方面，我们对于如何将雕塑艺术运用到城市建设中的理解，正迈入一个新的阶段；另一方面，巡展作为西湖博览会下的一个活动，预示了西博会往国际化方向做进一步提升的决心。
然而，如果巡展只是总展的一个机械复制，那是准都可以做的事情。之所以说“新生”，因为既然到了另一个城市巡展，就必须使得展览与这个城市本身的文化展开对话，才能激荡出新的思路与观点，为这个城市的发展作出实际的推动。所以展览开幕前，组委会举行了以“雕塑与西湖”为主题的高层对话。来自国内外的雕塑家，杭州市政府有关管理人员及一些文化学者聚集在西湖的一条画舫上，围绕着“雕塑艺术如何融入以两湖为代表的杭州文化，并互相助益”进行一次“头脑风暴”。
这个对话活动由浙江著名电视节目主持人亚妮主持，参与人员包括钱绍武先生、全国城市雕塑建设指导委员会段喜臣秘书长，杭州市西博办郭初民副主任、《雕塑》杂志社范伟民社长、杭州市西湖博览会组委会闻文元处长、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理事朱炳仁先生、中国美术学院公共艺术学院于小平副院长、中国台北雕塑学会杨奉琛会长、杭州民间艺术家协会吕春生主席、《雕塑》杂志宋伟光副主编、中国美院雕塑系李秀勤教授，以及外宾罗杰・麦克法兰、意大利雕塑家迪奥尼两奥及20余家新闻媒体的人员。
对话活动开始时，吕春生提出，在中国国际雕塑年鉴展杭州巡展开幕之前，大家在游览西湖美景的间时，就着杭州、西湖和雕塑的话题，为杭州的城市雕塑建设和公共艺术多出出主意、把把脉。
杭州这个城市的文化，是典型的中国传统文人式的写意文化，她的审美情趣中氤氲着江南的湿气，浪漫、多情，恬淡。这一切文化的核心在于“西湖”的存在，可以说，如果杭州没有西湖，那她和其余的江南城市并没有太大的区别，因为现代化的历程既带来进步，也抹杀了城市的个性。正因为“西湖”，杭州弥漫着强烈的气质。对一个有独特气质的城市而言，想要与一种新的文化和谐相处并发展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做的不好，那就是画蛇添足。
杭州也可以说是一个很有文化理想的城市，从这几年它对西湖的整治就可以看出，她并不甘心于守旧，而渴望在新时代中再创造一些奇迹。据杭州市西湖博览会组委会的闻文元处长介绍：“市政府提出的西湖综合保护工程，通过整治西湖水质、扩大西湖水面、重建雷峰塔、引人‘印象西湖’项目、恢复清河坊老街等等举措，在充分展现西湖原有风貌和特色的基础上，形成‘东热南旺西幽北雅中靓’的西湖新格局。环视西湖，找不到一根电线杆。为了避免对自然景色的破坏，它们全都被埋在了地底下。”
《雕塑》杂志社社长范伟民在谈到杭州西湖和雕塑的关系时，他具体地点出：“西湖边上不适宜放更多的雕塑，因为西湖的人流量大，所以雕塑以少而精为宜。杭州的雕塑总体感觉缺少亮点。雕塑在美术里是‘重工业’，是最有影响力的。”他还提出了杭州雕塑发展存在的一些问题：“杭州的雕塑总体来说还是‘少了’和‘小了’。杭州的文化底蕴深厚，可以表达的东西很多，但是这方面有冲击力的作品不多，反映杭州文化和地域特色的还不够。”
关下杭州和西湖的历史文化，在座的专家都深有体会，并且一敛地认为发展雕塑艺术是“锦上添花”，但是需要多费思量，从本质层面去理解城市公共艺术与城市文化的问题。
对于公共艺术，于小平副院长谈了他的见解：“在国内开始认真讨论公共艺术的概念，始于深圳，那时候还没有很多的公共艺术理论家，都是一些美术史家和美术批评家。讨论者发现，城市文化发展到这个阶段以后，单独的有壁画，雕塑、景观，但很难把一个城市需要的东西融在一起……公共艺术的出现需要两个背景，一个是当代艺术的出现，一个是对艺术的综合性要求。例如，刚开始有铜雕、石雕，后来出现了光，后来又有了水、雾、硬质的、软质的，它的语言越来越丰富，越来越复杂，和场景融合在一起了。人们研究这属于什么?这就是公共艺术的一个现象。但这是一个形式语占方面的东西。”随后于小平指出：“支撑它的最核心的东西是人。二战以后，很多殖民地消亡，人们的民族意识增强了，大家发现艺术仍是为人服务的。现在政府重视在城市中建设‘市民广场’，因此专家的作用不能偏废，要尊重老百姓，把老百姓置于很重要的位置，要考虑怎样引导大众文化朝着更高层次健康发展。”他认为“西湖的雕塑可以融进去一些人文的因素，肖像的，与典故相结合的东西，也可以适当做一些抽象性的，实验性、前卫性的艺术作品。但是西湖的雕塑是小可能无休止地做下去的，一定要恰当，宁缺毋滥，少几个没关系，多了就难受了。杭州城里山水和都市有很明显的界限，都市里还有很多的文章可以做。”他总结说：“杭州的城市雕塑发展，一定要把公共艺术的概念融在里面，这才更有当代性，体现出我们的发展和进步。”
对此，朱炳仁先生也有同感，他认为“杭州现在存在一些现代雕塑，从历史中也留存下一些雕塑，这些雕塑是否可以和两湖和谐共存，并且是否可以长久传承下去，成为西湖的有机组成部分?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其次他谈到：“西湖太美了，可能一百座雕塑里只有几件是为湖光增色的。所以雕塑家的努力就在于这里，是否可以创造出为湖光增色的作品。那些可有可无的，则没有意义。”他指出了西湖 目前的雕塑太少、太表面的问题，他认为应该积极地发展更多体现杭州自身文化品格与历史积淀的作品。
来自中国台湾的杨奉琛与大陆的雕塑家来往颇多，他的作品多表现人和自然的关系，他在谈话中说道：“一切好的作品来自于大自然。”他甚至提议：“如果我们今天看到的西湖必须要有雕塑，那么创作者先要长久地住在西湖，了解西湖，理解西湖，有感而发。”他主张立于东方的审美思想来创作，“东方的思想是读天、读地，然后得知人的渺小。读天，是从一个至高点去看待世界；读地，读地面上像西湖这样好的山水景色，我们从中有感而发。好的雕塑应该像哲学、像文学，像会说话的巨著，然后我们与环境呼应，用艺术去诠释它。理解西湖，我们可以读解古人的智慧，知道我们未来的方向。所以一件好的作品可以穿梭古今，创造未来。在身体与心灵上，我们的修养，我们对西湖的感受，可以产生出作品。”
在座的谈话引起了迪奥尼西奥先生的共鸣，谈到了传统、和谐，他说：“我的祖国意大利与中国非常相近。要在中意两国之间谈这个话题，我觉得有很多的共同语言。”迪奥尼西奥强调了“尊重雕塑”，并关注“雕塑所在的氛围”。他说：“我们必须尊重雕塑，特别是要关注雕塑所处的位置。放在杭州的雕塑，跟放在北京、上海、澳大利亚或者意大利的雕塑肯定是不一样的，它肯定要跟周围环境相协调。如果在杭州创作雕塑，必须考虑到杭州优美的自然风光及历史的积淀……对我而言，雕塑的材质、形状、表现手法及其颜色都是非常重要的，而且要关注雕塑所在的氛围。对各位提到的雕塑要与周围环境相和谐这一点，我很赞同。我们尤其要关注雕塑的意境而不能做那些可有可无的雕塑。如果各位去意大利的话可以发现，意大利的雕塑对周围的风光是一种增色，它能够增加美感。当然在中国，我想很多地方，特别是具有悠久历史的名胜区，雕塑也给名胜区增色不少。关键的一点，雕塑不应该破坏自然环境，应该增加自然的平衡与和谐。”除此之外，他还对中国城市雕塑建设中所存在的“复制”现状进行了批评，他提出：“今天我觉得中国面临的危机，尤其是像上海这样的现代化大城市，我们试图把别的地方的雕塑进行复制，我觉得这样的做法是错误的。我们不应该把加拿大、纽约、伊朗其他国家和地方的雕塑进行复制，我们应该研究历史、了解历史，并且在此基础上进行创新，杭州应该开发出一种‘杭州模式’……让全国甚至全世界都来看杭州开创了一个成功的雕塑发展模式。在历史的基础上进行创新，这一点非常重要。”
段喜臣秘书长在谈到城市雕塑的发展中凸显出来的问题：“总的来讲，在整个城市建设的过程中，城市雕塑的发展不是很充分，而且各地域发展得不均衡。一方面很多专家担心大规模的城雕建设造成‘’的态势，但是和我们城市建设总量、发展速度、发展水平比较，发展不够充分。”接着他指出，“认识问题和经济发展水平问题”是影响城市雕塑发展的两大重要原因。“从政府行政管理的角度而言，对城市雕塑的发展进行整体的引导，并扶持各个城市发展其特有模式是他们最重要的任务。另外，通过艺术如何客观地表现历史事件和时代文化的是一件非常需要智慧的事，决策者必须认识艺术规律、开拓思路、慎重考虑。
宋伟光副主编面对西湖中一座亭子，随口吟来“半桥水遮半桥烟，夜帆春水送美人。”因此他从城市文化定位展开思路：“我们不要把雕塑局限为一个作品放在一个空间里，雕塑是个软文化，软到可以把人化解掉。我注意到，杭州的公交车站，名字叫平湖秋月、柳浪闻莺、曲院风荷。车站名都非常文雅，这是其他城市所没有的。这就是把语言文化和情景文化相对应……杭州的文化定位应该是雅致文化，不要搞得波澜壮阔。钱江新城固然很好，但是它是硬化的，离人心很远。路面硬化，树荫很少，公共区域都没有一个板凳可以休憩。我们不太需要这样的文化状态，我们需要融合到心脏里的东西。雅致文化有两种形态，其中一种是消遣型，这是从南宋以来一脉相承的。杭州作为休闲之都要把这一点把握好”。
李秀勤教授更为强调西湖文化自在的“写形、写意、写神”特点，“雕塑作品其实是一种历史记忆，任何雕塑的产生都是要经过时间的磨砺和历史的检验。我们当代艺术家要表现对当代西湖的认识，表现对西湖的时代感受，如果失去了这一点，那么我们今天对西湖的记录就是空白的。各个朝代下来，每个朝代都留下那么多诗词来描写西湖，到了我们这一代，我们就不写诗了吗?我们对西湖就没有认识、没有感慨了吗?我认为是有的。只要作为一个人，他会思考、会感受，他就会抒发他的情感。”并且李秀勤从“水”文化的角度建议杭州为西湖的雕塑建设举办专门的活动。
罗杰・麦克法兰则站在一个艺术家的立场谈到具体的创作思路，他说：“我觉得我来创作的话，这些雕塑必须是对自然风光的添加，或者说补充，不能让人工的雕塑占主导地位。很多人来到杭州，是为了欣赏漂亮的自然风光，雕塑可以为自然风光做一个补充。我会以比较抽象的方式，比如说，做一个自然的镜框，游客可以通过镜框来透视背后的优美的西湖风光。刚才有谈到雕塑应该与当地的文化传统保持一致，我觉得雕塑确实是要反映当地的自然条件，与当地人的具体风俗联系起来。”
在：对话期间，钱绍武先生的激情完全被调动起来，他洋洋洒洒、口若悬河，对于“雕塑和山水如何配合”发表了一番精彩的演讲，演讲内容见本刊“精彩点击”：《钱绍武先生关于“雕塑和西湖”的发言》。
另有诸多观点，在此不赘述。总体而言，“雕塑与西湖”的对话深入分析了杭州(西湖)文化的内在特质，从宏观层面提出“创建城市雕塑乃至城市公共艺术发展模式”的建议，并且在操作层面提示了各种策略和案例，相信专家们的见解将有助于城市的管理者进行决策，有助于建设一个“更高品质”的杭州。在西湖与雕塑对话活动的最后，郭初民进行了总结，本次巡展集合了国际上许多的优秀雕塑作品，加强了国际间的文化艺术交流。就雕塑本身而言，他从三个方面表达了自己的感受：“第一个是雕塑作品要合适，要与大环境相融合相和谐；二是雕塑作品要独特；三是雕塑要体现出中国文化的积淀。”他具体说道：“在杭州这座城市，不同区域，雕塑的要求也截然不同。比如西湖的周边，西湖已经是浑然天成的完满的作品，是自然与人工结合的典范。在这样的作品面前，雕塑不应该再作为一个主体来建设，而应该是锦上添花。”考虑到近几年杭州有着较快的建设速度，在这样的背景下，他指出：“一些新建设的区域，它的历史积淀、人文积淀、景观方面都处于较为缺失的状态，做雕塑就要注重它的主体性，像中国画的‘补白’，逐渐把建筑和景观不足的部分，用雕塑弥补得更加完满。这应该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而不是一步到位的。不管是雕塑的设计和创作，还是政府对雕塑建设的指导，都不应该急功近利。创作者需要发挥很长的时间对一个地区、一种文化有较深的判断和了解。”另外，他还谈到人才建设的重要性。从他的发言中，我们可以感受到杭州有信心有决心去打造一个雕塑艺术的平台。
现在，对话内容已经被整编成一个电视节目并通过电视台对公众，相信此举可以推动雕塑艺术进一步走人民众的日常生活。正如范伟民社长在对话时，从巡展本身出发提出的“雕塑与老百姓互动的问题”，他认为：这次巡展虽然规模不如北京的大，但是展览地点位于西湖景区内，并且是一种开放式的形态，具备了很好的互动性。而雕塑只有让大众认知，能够解读欣赏，才对城市的发展起到本质性的作用。
杭州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和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与其集聚发展有一定的关系。杭州确定将西湖创意谷、之江文化创意园、西湖数字娱乐产业园、运河天地文化创意园、杭州创新创业新天地、创意良渚基地、西溪创意产业园、湘湖文化创意产业园、下沙大学科技园、白马湖生态创意城等十大园区作为主平台，推动全市文化创意产业实现集群发展。
本文通过数学建模，对杭州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度进行测算，经过纵向比较和横向比较，指出杭州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发展的现状，并从经济学角度对影响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发展的因素进行分析，最终提出应对策略和建议。
一、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度测算
(一)杭州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度测算
一地区某产业的集聚度可以通过该产业单位数量、从业人员数量、产业的成果数量等指标的人均值与全国平均水平之比来体现。由于文化创意产业包括多种子产业，要想把所有子产业的数据都收集起来是相当困难的，因此选取能反映产业发展的、具有代表性的指标。文章研究数据仅仅选取人均文化事业单位数、人均剧团演出场数、人均报纸发行数、人均杂志发行数和人均图书发行数、文化事业单位从业人员在总就业人数中所占比重等。以下为杭州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发展的样本数据。
杭州文化创意产业相对于全国平均分布水平其集聚程度可以通过以下方法来测算： 杭州文化创意产业集聚程度HCIGE=1／4[人均文化事业单位数与全国平均水平的比值+人均剧团演出场数与全国平均水平的比值+1／3(人均报纸发行数与全国的比值+人均杂志发行数与全国的比值+人均图书发行数与全国的比值)+文化事业单位从业人数在总就业人数中的比重与全国平均水平的比值]
按照以上测算方法，可以得到以下结果：
根据测算数据，我们发现最近几年杭州文化创意产业集聚程度有所下降，2003年集聚程度较高，2007年集聚程度最低，而2008年与2007年相比集聚程度又有所提高。
(二)与相关城市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度比较得到历年上海、北京文化创意产业集聚程度如下：
对3个城市进行横向比较，从文化创意产业集聚程度指标数值可以看出，北京的历年数值都远远大于上海和杭州，北京是我国文化创意产业的集聚中心，但杭州的集聚程度要超过上海。对3个城市进行纵向比较，北京和上海的集聚程度日益下降，这说明北京和上海的文化创意产业在全国的比重呈下降态势。虽然这2个国内顶级城市在文化创意产业上有较大的发展，但是，由于国内其他省市文化创意产业的重视和快速发展，北京和上海与全国总体水平相比，其集聚发展速度在减缓。杭州2003年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度最高，之后几年有下降趋势，但2008年集聚度又有所提高。这与杭州政府瞬时采取措施，促进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有关。
二、杭州文化创意产业集聚程度影响因素分析
文化创意产业集聚的程度与需求、劳动力、资本、人文、信息通讯、相关产业发展等因素有关，而且呈正相关关系。下面来分析杭州这些影响因素的状况。在数据选取上，我们采用人均GDP和消费支出来反映地区文化创意产业的需求水平；采用高校师生数来衡量地区文化创意产业的劳动力供给情况；采用文化、体育和娱乐业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来反映地区文化创意产业的资本供给情况；采用固定电话用户、移动电话用户、因特网注册用户和宽带业务用户数量来衡量文化创意产业信息通讯情况。
(一)人均GDP和消费支出情况
需求是由购买欲望和购买力两个要素构成的，人均GDP能反映该地区的购买力情况，而消费支出能反映该地区的购买欲望和消费者偏好。杭州人均GDP始终高于全国人均GDP，自2006年以来就超过了北京，2008年杭州人均GDP为70832元，位居全国第2名。杭州较高的人均GDP反映了杭州人的购买能力。
2008年杭州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为16719.1元，其中服务性消费支出5504，28元。消费性支出中，用于教育文化娱乐服务的支出是1782.02元(占总消费支出的10.66％)，用于交通和通信的是2589.77元。教育文化娱乐服务支出比率与1995年的7.8％相比，已经有较大提高。这说明杭州人对文化创意产品的需求在不断增加。如果进行横向对比，2008年全国城镇居民教育文化娱乐服务支出在总消费支出中占13％，北京为14.5％，上海为14.8％。可见，文化娱乐在杭州人们日常生活中的比重还有待提高。
(二)所在区域高校师生情况
所在区域高校师生情况能从一定程度上反映该地区文化创意产业的劳动力供给。据统计，2008年杭州高等学校有36所，在校学生409559人，专职教师24017人，高校在校学生和专职教师与总人口比例达到1:15.63。2008年全国高校在校学生和专职教师与总人口的比例为1：66.23，北京为1:19.50，上海为1:25.77。由此可见，杭州高校学生和专职教师的密集度比较高，文化教育的密集度比较高，文化创意产业的劳动力供给后劲比较足，有利于杭州文化创意产业的长远发展。
同时，省教育厅对高校进行整体规划，开辟了杭州下沙高教园区、杭州滨江高教园区、杭州小和山高教园区、萧山高教园区等。这些高教园区和高校师生是文化创意产业的后盾，通过教学、科研、实践等活动的融合，为文化创意产业提供高素质人才。
(三)文化、体育和娱乐业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
固定资产投资额能反映某地区资本供给的整体情况，而文化体育娱乐业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能反映该地区过去这段时间文化创意产业的资本供给情况。2008年杭州全市文化体育和娱乐业投资额达99601万元(占总投资0.5％)，比上年增长33.22％。杭州还设立了文化创意产业专项资金，资金总额高达每年1.52亿元，并将根据需要逐步递增。
纵观全国，2007年全国文化娱乐业投资占总投资的0.9％，北京3.31％，上海0.69％。相比之下，杭州文化创意产业的投资额度还不够大，而北京对文化娱乐业相当重
视，投资比例是全国平均水平的3.68倍。
(四)固定电话用户、移动电话用户、因特网注册用户和宽带业务用户
文化产业与信息传播息息相关，由于信息技术的进步，网上图书、文献搜索、网络电影、网络电视、网络音乐应运而生。固定电话用户、移动电话用户、因特网注册用户和宽带业务用户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该地区的信息通讯情况。2008年末，杭州全市固定电话用户416.35万户，移动电话用户866.81万户，因特网注册163.67万户，宽带业务132.12万户，4个指标共计1578.95万户，比上年增加4.8％。
按户籍人口计算，2008年杭州人均固定电话0.61部，人均移动电话1.28部；全国人均固定电话0.28部，人均移动电话0.41部；北京人均固定电话0.75部，人均移动电话1.32部；上海人均固定电话0.73部，人均移动电话1.28部。杭州在信息传播方面远远优越于全国平均水平，但比北京和上海逊色一些。
三、结论与建议
经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杭州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度是比较高的，在相关城市的比较中，杭州文化创意产业集聚程度高于上海和北京；最近2年杭州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度相对与全国平均水平又有所提高，这是《杭州市大文化产业发展规划(2005―2010年)》实施的效应体现。但是，基于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发展影响因素的分析，杭州各因素情况有优有劣，对此笔者提出以下建议：
第一，进一步扩大对文化创意产品的需求。杭州人均GDP证明了人们强劲的购买力，因此，政府和有关部门可以采取一定措施激发人们对文化创意产品的需求。影剧院可以通过降低票价等吸引更多的观众；各种艺术表演团体可以通过表演进社区等方法，缩短与观众的距离；各旅游景点可以通过降低门票或实施节假日门票等方式，吸引更多游客；政府可以通过发放专项消费券鼓励消费者对文化创意产品的消费。
第二，鼓励高校扩大文化创意产业相关人才的培养规模。创意人才是文化创意产业可持续发展的源泉，政府及相关部门应该在高校招生计划中有意识地增加创意产业相关专业和专业招生人数。对高校专职教师可以采取顶岗实习等方法，促使专业人才与文化创意产业的融合，这不仅可以促进教学质量的提高，以实践指导教学，还可以带动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当然这也需要政府的引导和支持。
2012年6月17日，父亲节。一位蒙古族老学者，从北国来到杭州西溪，见证了“杭州西溪红学陈列馆”和“杭州土默热红学研究中心”揭牌。
这位老学者，就是“土默热红学”的创始人—土默热先生。
而他致力半生研究的成果，正是扎根于西溪、扎根于洪园的事业—《红楼梦》作者不是众所周知的曹雪芹与高鹗，而是杭州人洪昇，洪昇曾经居住生活过的西溪洪园，正是《红楼梦》的原型地。
说起西溪洪园，可能很多杭州人也有点搞不清楚。
今天已经建成的西溪湿地国家公园分东、西两个园区。东区所在地为西湖区，2005年开园，是第一期工程和第二期工程。西区所在地为余杭五常，2008年开园，为第三期工程，主打洪氏文化，于是也叫洪园。以前以一期、二期、三期来区分的；后来，也叫过西溪国家湿地公园东区（西湖区）、西区（余杭区）；但最终，大家都觉得，后者还是直接叫西溪洪园最好，因为，洪园本就是西溪三期工程最大的亮点。
洪园有两个入口：沿天目山路向西，右拐转入五常大道，不到300米，是西溪洪园的龙舌嘴入口。“杭州绕城高速”五常出口下来之后，沿访溪路进来，便是西溪洪园的洪园入口。
日前，我走进洪园，满目皆绿。湿地内，随处是溪流、河荡、泽地。荡中有岛，岛中有塘，港汊纵横。堤岸上的池杉、垂柳、翠竹、桑树、香樟、枇杷树、柿树、桂花树，水边的草已经长得很高，偶有野鸭白鹭出没，还来不及惊呼，便已从水边掠过。在这里，有300亩芦苇、4000棵柿子树……
可是，这样一片充满了原生态自然风光的地方，土默热先生为何会把它与《红楼梦》的创作联系起来呢？带着这样的疑问，我请教了与土默热先生相熟的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杭州土默热红学研究中心顾问桑士达老师。
土默热与“土默热红学”
对于土默热先生踏上研究西溪与红学道路的生平，桑士达娓娓道来：“土默热1951年10月出生于吉林扶余，1973年8月入吉林师范大学地理系学习，1976年9月进吉林省扶余县教师进修学校工作。其后进入政界，现为吉林省总工会主要负责人。”
土默热最早接触红学，是在期间。当时，主席号召读《红》评《红》，土默热积极地投入了活动，研读中却得出了与众不同的结论—《红楼梦》是杭州人洪昇原创，故事发生地就在杭州西溪！为了印证自己的研究，30多年来，他数次南下杭州实地考察，寻踪搜古、查典求籍，登山踏水、筚路蓝缕，终于对杭州的历史文化了如指掌，讲起来头头是道，比我们许多杭州人更熟悉杭州！
“土默热红学”，是土默热积30余年之功创立的红学新说，可谓是对一直以来定论的“离经叛道”之说！概而言之，“土默热红学”对《红楼梦》产生的时代背景、思想源流、文化传承、民俗宗教等，进行了全新的探索；对作品的创作缘起、故事素材、人物原型、审美建构等，做出了最新的诠释。
土默热积多年研究之功，早在2003年，就开始在“红楼艺苑”网站发表阐述其研究成果的系列论文。2006年，《土默热红学》一书由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
其后，土默热依然笔耕不辍，先后出版了《土默热红学》及其续补三卷、“土默热红楼文化丛书”五卷、《〈红楼梦〉与西溪文化》、《土默热红学新突破》等专著。台湾出版界出版发行了《土默热：红学大突破》一书。专著文字总量达600余万字，在港台和海外引起了较大反响。
洪氏文化 洪园之魂
在桑士达老师的指点下，笔者在西溪洪园里，除了看到原生态的自然风光，更体验到了独特的洪氏文化。
在西溪洪园，在庄严肃穆的“钱塘望族”、“洪氏宗祠”里，在展品丰富的“洪氏家族文化展览馆”中，在园林般的洪园里，人们可以深深感受悠远的家族文化带来的历史厚重感。
洪氏家族，相传始于远古时代的共工氏，姓姜，是炎帝的后裔，生活在河南辉县一带，后人奉为水神。约至东汉，后裔避仇居敦煌，改姓洪。后支系繁衍，多籍东南。
唐时洪家移居盱眙（今属江苏）、徽州、江西鄱阳等地。洪士良的先祖“世世业耕桑”，靠农耕为业。到了洪士良时，他则“志操不群”，立志于发家致富，要由农耕渐变为农商兼做。
到了南宋，洪皓立功，封为魏国忠宣公，赐第杭州葛岭，赐田西溪，称为钱塘洪氏之始。洪皓三子，都官至宰执大臣，始成钱塘望族，明王守仁《谥襄惠两峰洪公墓志铭》称：“自宋太祖忠宣公皓赐第于钱塘西湖之葛岭，三子景伯、景严、景庐皆以名德相承，遂为钱塘望族。”
自南宋洪皓始由江西鄱阳迁居杭州开始，历经宋、明、清三代，几百年来人才辈出，有“宋朝父子公侯三宰相，明纪祖孙太保五尚书”之说（西溪洪园所在地五常的由来也是取自五尚的谐音），在中国历史上有着很高的文化价值和影响。自南宋起，洪氏家族出了三位宰相、五位尚书。
晚年归隐于西溪五常的明尚书洪钟，建了洪园，作为休憩吟咏之所。以诗书礼家，传承优秀家族文化，为官清廉而传世，为民重教重德而扬名，洪氏家族在此繁衍生息数百年，涌现了洪楩、洪昇等一批历史文化名人，被誉为“钱塘望族”。
桑士达老师告诉笔者，现在的洪园，按明代尚书洪钟晚年归隐西溪所建“洪园”复建而成。走进园内，有一种柳暗花明、豁然开朗之感。碧水幽幽，绿影婆娑，白墙黛瓦，亭阁石桥，安静而恬淡，体现西溪湿地的一种归隐文化。
值得一提的是，洪园以私家园林的面貌出现，布局遵从“前府后院”格局，由洪府、三瑞堂、书院、园林等部分组成。建筑为明末风格，面积3000平方米，让人仿佛看到了洪家在宋、明、清时期数百年的辉煌家史。
——与时俱进，推进重大主题报道时代化操作。所谓“时代化”操作，就是要赋予重大主题报道以时代特色，体现与时俱进理念，着力解决好重大主题报道长期存在的模式化、程式化，读者不爱看、报道效果不佳等问题。在传达党委、政府声音的同时，尊重新闻传播方式变化规律，积极探索符合民众视角、民众表达、民众情感的新闻呈现方式，丰富传播载体，创新传播形式，激发人民群众对于宣传内容的兴趣，真正做到喜闻乐见，入耳入心。
如浙江省委常委、杭州市委书记黄坤明亲自点题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宣传，对于这样一个抽象的体系，用什么样的传播手段和宣传方式才能让群众自觉接受，内化于心，外化于行?杭报集团策划了“我们的价值观——大型报网互动思辨论坛”。通过报纸报道、网络视频、嘉宾访谈等组合形式，就群众普遍关心的热点、难点进行访谈讨论，以事论理，让专家、市民共商共议，求索、普及、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由于论坛深入浅出，互动参与，手段多样，突出时代感、大众化和地方特色，有效推进了群众性社会主义价值观讨论。在此基础上，杭报集团又推出 “我们的价值观”主题核心词公开征集活动，进一步引导读者的参与热情和对价值观的深入思考。
我们还抓住新闻事件带动价值观讨论，使之具象生动。杭城“最美妈妈”吴菊萍徒手接住了从高空坠下的女孩妞妞，杭报集团各媒体第一时间将其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宣传结合起来，把“最美妈妈”吴菊萍作为一个典型、一种象征，通过生动而深刻的报道，推动了关于价值观的对话与讨论，加深了人们对杭州这座城市价值观的认识。
此外，杭报集团坚持媒体的精神导向追求和社会责任，不断推出各类公益活动，大力弘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努力宣传、普及、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大众化、时代化。杭州日报发起“拯救民勤·绿色传递”活动，组织市民到千里之外的甘肃荒漠植树，倡导“一座城市的集体爱心”;都市快报秉持以“生活因温暖而美好”理念，积极举办各类公益活动，强势推出“公益中国”、“浙江慈善榜”等品牌栏目，成立“广济之舟”志愿者联盟，开展为贵州贫困山区孩子提供“免费午餐”等公益活动。
——以民为本，推进经济新闻大众化操作。经济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大事，关系社会稳定和民心向背，但经济报道往往容易做得艰涩生硬，导致百姓看不懂、不愿看。“经济新闻大众化”操作就是切实加强对经济现象、经济政策的解读，让经济新闻通俗易懂，贴近百姓，有用且实用，积极发挥媒体传递主流资讯、粘合社会力量、助推经济发展的作用。
在实践中，杭州日报的 “财经三人吧”、每日商报的“商报大学堂”和“深读”等专栏专版坚持从市民百姓视角，强化宏观经济的微观解读;都市快报推出的“‘农超对接’畅通农产品流通渠道”系列报道帮助种植大户、农业合作社和超市、农贸市场建立直线对接，充分发挥媒体牵线搭桥资源整合作用;每日商报“浙江中小企业一线行”系列报道和都市快报“为成长助力——中小微企业融资对接活动”等，携手各方力量积极为中小微企业搭建融资服务平台;“浙江中小企业生存状况调查——信心”、“价格突围背后的需求博弈”等系列报道积极回应社会关注，体现媒体理性和专业性，见微知著，使经济报道更贴近民生、浅显易懂。
——正面向上，坚持社会新闻主流化操作。社会新闻因其富有趣味性、可读性，一直为读者所关注，但不可否认的是，部分媒体社会新闻过于碎片化、格调不高，甚至为了迎合一部分读者的庸俗趣味，出现过度渲染色情和凶杀、揭人隐私的情况。“社会新闻主流化”操作就是牢固树立正面报道为主的方针，多报道社会生活的好人好事;以建设性和理性的思维，遵循新闻操作规律，对待负面新闻和舆论监督;改进公共突发事件报道，在抢占报道第一时机、第一落点的同时，牢记媒体心系大局、维护稳定的社会责任。
去年以来，集团各媒体强势推出了“最美妈妈”吴菊萍、姜家镇浮林村救火英雄群体、法官陈辽敏等典型报道，营造了正面和谐的舆论氛围。在淳安姜家镇浮林村山林火灾报道、“7·23”动车事故、建德苯酚泄露污染水体、日本强震引发“抢盐风波”、钱塘江流域抗洪等公共突发事件报道中，发挥了主流媒体析事明理、解疑释惑、凝聚共识的正面引导作用;在文明创建活动中开设 “文明出行·杭州先行”、“文明随手拍”、“曝光台”、“小辣椒”等舆论监督栏目，做到帮忙不添乱、尽责不越位。
——民主民生，推进民生新闻平台化操作。民生新闻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是媒体服务百姓的重要领域。民生新闻平台化操作就是尊重百姓对于城市生活的知情权、话语权、参与权，以活动和栏目为抓手，通过打造平台，深化党政、市民、媒体“三位一体”民主促民生工作机制，加强对民生热点难点问题的宣传和引导，为政府分忧，替群众解难。
比如杭州网开设的“杭网议事厅”，就是“用网络构建民主促民生机制”的一种全新尝试。“杭网议事厅”是国内首个由党委政府与媒体联办的网络议事平台，各级领导与部门负责人通过与网民面对面的在线交流，听民声、察民情，在沟通中取得理解，在互动中达成共识。此外，围绕百姓强烈关注的错峰限行缓解交通“两难”、房地产调控、控烟禁烟、食品安全、教育、卫生、抗洪抢险等热点难点问题，杭州日报“新闻1+1+1”、每日商报“维权”、都市快报“我要问快报”等品牌栏目发挥一头联系市民，一头联系党委政府的桥梁纽带作用，坚持正面引导服务民生，强化百姓参与互动，推动问题妥善解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