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4-12 17:13:22
一、回族建筑的发展沿革
在我国的55个少数民族中，回族是一个形成较晚而形成过程特殊的少数民族。它是唐宋以来经由海上和陆上丝绸之路来到中国的波斯和阿拉伯等各族穆斯林和元代时由中亚地区大批东迁的穆斯林在中国发展而形成的、在回族形成的过程中，逐渐同其他民族交融、特别是在早期与当地的汉族通婚后，就汇人了不少汉族血缘成份。这说明，第一，它是由多种民族成分融合而成的；第二，由于他们是穆斯林，汇人的其他非穆斯林民族的成员也必须信教，所以回族的主要文化便是伊斯兰文化；第三，由于分散居住在汉族地区，因而受汉族语言、文化和习俗等影响便深。经过历史的演变，回族先民的原有文化便逐渐消失或淡化。而伊斯兰文化与汉文化的融合，便形成了回族的新的民族文化，包括它的建筑文化。
清真寺是穆斯林进行礼拜活动的场所，作为礼拜的大殿、沐浴室和召唤穆斯林前来礼拜的班克楼便是清真寺的主要建筑。清真寺建筑还包括回族进行宗教教育和重大的宗教活动的讲经堂、师生宿舍和大厅。因为进行礼拜活动时必须面向麦加，所以大殿都是座西向东，而其他的建筑便分布在大殿前的两侧或者周围。这就是回族清真寺建筑群体布局的基本格局。
在全世界，由于各地文化、地域以及建筑风格的差异形成了清真寺建筑的千姿百态，它们反映出不同的社会文化和地方色彩。就我国的清真寺建筑来说，其发展便出现了三个不同的阶段。早期、大约从盛唐到元代，清真寺建筑大多用砖石砌筑，其平面布局、外观造型和细部处理基本上都是阿拉伯——伊斯兰模式；从明初至鸦片战争以前，清真寺建筑便又趋向于中国的传统建筑形态，即转向木结构的殿堂寺字型制，在大殿建筑中大量采用后窑殿并以无梁殿为其特点，唤礼塔亦趋于楼阁化或者消失，其他如色彩、雕饰、建筑小品等也都表现出浓重的中国传统建筑的特色。到了近代，由于西方建筑技术的传人，一些新建的清真寺为钢混结构，并出现了混合功能的楼层式型制。
在民用建筑方面，宋元时期南方的回族先民巨富很多，他们的豪华住宅和所创办的学校、医院也与早期的清真寺一样，大多是阿拉伯式或者中阿合壁的。到了明清以后，由于汉文化的巨大影响，回族的民用建筑基本上采用中国传统形式，现在还保存了不少这样的回族旧宅此外，回族还实行公墓制，墓地的木、石碑坊和陵墓建筑也颇有特点。特别是一些重要人物的坟墓，常常用灰砖箍筑，成长方形，由底部逐渐向上收拢，并且使正面类似碑形状。较为重视陵墓修建的是苏非派先贤的“拱北”，有的是从古代北亚穹隆发展而形成的半园形墓顶，有的则建成为中国传统式的建筑群。至于当代的一些回族建筑，则已经完全现代化了，民族特色已不太明显。
二、陕西的清真寺建筑
根据史料和碑文记载，陕西在元代就已经有清真寺了，但比较简陋。明初虽然敕建了西安的化党巷清真寺，但也不是现在的规模和布局。经过明清两代的发展，到了清代中叶，仅仅在关中就有大小清真寺800多座。至于它们的构建形式，从西安、汉中、洋县、安康、镇安等地现存的一些清真寺来看，其型制已与中国传统建筑相仿而汉化了。
从平面布局上看，这些清真寺都是由许多四合院组成，多为串连式，也有因地制宜的中心式。前者的大殿都建筑在最后一层庭院中，大殿前和中轴线两侧是讲经堂、沐浴室和阿匐的宿舍等。一般不再有唤礼塔，而是由院中的楼阁作为其象征或演变为藏经楼。这些清真寺的大门位置接街道走向来决定，有的在正中，有的是侧门，有的反而在大殿的后侧由通道通到前院。中心式的布局则是在较大的院内修建大殿，其他建筑分别建在大院的周围，因而建筑布局和大门的开口便各式各样。
清真寺的大殿是全寺的中心建筑，按照寺院的规模有三、五、七、九间不同的开间，且明柱较少。较大的大殿一般由两座殿堂建成“勾连搭”，最后部分缩小为单间（后窑殿）。在窑殿的西墙正中开有教长领拜的窑龛，俗称“窑窝” 陕西境内中等规模清真寺大殿的前殿大多是梁枋外露，后窑殿则镶有天花板，较大规模的清真寺由于建筑档次较高，大殿上全是天花并有藻井，所有的大殿都铺有木地板，供礼拜时跪拜之用。陕西不同于西北一些清真寺大殿的是殿前极少卷棚，殿顶一般是歇山顶，平脊上不加装饰或采用琉璃筒瓦。由于大殿的进深较长，一般便利用前殿的全开间满装格子门和窑殿两边的全部连窗采光。就现在典型实例来看，西安市最早的两座清真寺便表现了两种不同的形式。大学习巷清真寺基本上是四合院型式。其三开间的正中大门是过庭正开，前面是牌楼形的栅门，完全是中国传统的寺宇大门型式。为了进门后不直接露出大殿，所以紧接大门的门庭便有一座藏经楼，两边开月洞门。大院中的两庭、碑亭、建有石坊的月台以及大殿，组合得十分和谐，清幽中见其庄严。而化觉巷的大寺则是由系列院落组成的文庙式。该寺敕建于明初，在一条长约245米的东西轴线上布置了五进院落。第一进南北开门，东墙为照壁，院内原仅有高大的木牌坊一座，现建有南北接待厅。经由“五间楼”的二门进人第二进，布置有石牌坊和碑亭，经敕修殿（早期的礼拜殿）两旁的垂花门。便进人第三进生活院落。正中是唤礼塔的象征——省心楼，两边是讲经堂、客厅、浴室和宿舍。砖雕联三门将三、四进隔开，第四进便是全守的主院落，两旁是宗教活动的大厅，院中是木结构牌楼型“凤凰亭”、碑亭、海棠鱼池，经由围绕凤凰亭的石雕栏杆直通月台。月台由五座石门的石栏围绕，台下两旁是砖雕照壁。宽大的月台上便是巍峨的七开间大殿，体现了穆斯林尚“十”的宗教习俗。通过大殿台基下两侧的月洞门，便是大殿后的小院，院内堆小丘，现建有望月亭。这座清真寺总体布局合理协调，建筑类型丰富，建筑装饰精湛，一庭院处理得体，它是我国回族清真寺中较为宏伟精致的一座。
近代以来，在陕西出现了一些新的清真寺。其中除了仿古的木结构以外，都是新式的钢筋混凝土结构，如镇安县城清真寺。它们保留了四合院的基本布局，但在大殿或附属建筑的屋顶上大都装饰有绿色的葱头顶，有的也不再建筑后窑殿和壁龛。这些新寺院体现了中阿合壁的特点。
总之，从古到今，清真寺在其建筑功能上都充分注意到静思默祷的安静肃穆的气氛。因为静溢的气氛能使礼拜的穆斯林身心宁静，摆脱城市的喧扰，在这里找到外部世界中无法找到的本应属于他们的尊严和社会平等。
三、清真寺的建筑装饰
清真寺的建筑装饰在内容、布置和色彩上都表现出浓厚的伊斯兰教与阿拉伯的特点，而在用材的技法上融汇了以汉族为主的中国建筑传统。集二种文化的和谐发展于一体。
首先，在清真寺内严禁使用动物形象，同时又要表现出宗教的庄严与壮丽的气氛。较高档次清真寺内部的雕刻和绘画，以花卉、叶藤或卷云等烘托出一段经文，或者以阿拉伯几何图案以及中国传统的牡丹、松竹、果品、荷花出水、怪石秀峋、文房四宝等作为画面，来妆点各处的墙壁、门窗等。对于大殿内的天花、藻井以及窑殿的壁龛两旁，尤其注重彩绘装饰。如化党巷清真寺大殿内的600多幅明制天花，便是以方框彩画裹着团花衬托出中间园形的阿文。在壁龛两旁的整个墙壁上，也用木板镶以瑰丽茁壮的花叶形成伊斯兰教风格的“满花”，并衬托出库法体的经文，在其上往往运用门罩、垂柱等装饰构件，使窑殿的正面表现得更加壮丽和凝重，成为陕西清真寺建筑装饰中的精品。
其次，是装饰的色彩。伊斯兰教在色彩上是尚白和尚绿的。为了庄重，一些较小清真寺的柱枋门窗或大殿中的天花板便保持着木料原色而不加彩饰，对往枋尤其不用红色。即使使用油漆，也大多用淡棕色。枋问更少花花绿绿 的“庙”气、一些清真寺的大殿、”照壁和亭阁的屋瓦采用天蓝琉璃，而不用过于鲜亮的绿色以便与立面装修上的兰色和淡棕底色相呼应，从而形成全寺的一种淡雅清幽的色彩格调。
再次，是装饰的布局。在一些较大的清真寺内，为了不使全寺过于庙堂化，在建筑装饰中比较注重小品建筑的点缀，如碑亭、鱼池、假山、楼阁、石栏等。尤其是各种木石牌坊，虽然显得繁复，但却采用中国传统建筑形式，以显示尊贵。由于清真寺大多由许多四合院组成，因此便设置了不同山门、垂花门、过厅门、联墙门和月洞门等加以分隔和联系，使寺院显得曲折深远又丰富宏伟，各处的山墙、门梢（或门框）也以不同的花卉为内容对缝砖雕，组成各种画面，构图多变，刀法凌厉，花枝饱满，栩栩如生。有些活动大厅的格扇在节日是可以卸掉敞开的。这些格扇和大殿的门窗下部，大多是以花卉、果品、文房四宝为画面的精致木雕，玲挑剔透，形象生动。所有的砖雕和木雕虽然全是中国的传统风格，但与清真寺内的宗教、民族特征却结合得十分和谐。陕西清真寺内的门窗极少见到阿拉伯式的尖拱顶和几何棂窗形式。由于清代统治者的民族宗教压迫等原因；在个别清真寺的殿脊、甬道、碑座等部位，也装饰有龙、龟、兽等形象，从而留下了一些回族伊斯兰教建筑发展史中的不幸的痕迹。
四、民用建筑的概貌
在我国的55个少数民族中，回族是一个形成较晚而形成过程特殊的少数民族。它是唐宋以来经由海上和陆上丝绸之路来到中国的波斯和阿拉伯等各族穆斯林和元代时由中亚地区大批东迁的穆斯林在中国发展而形成的、在回族形成的过程中，逐渐同其他民族交融、特别是在早期与当地的汉族通婚后，就汇人了不少汉族血缘成份。这说明，第一，它是由多种民族成分融合而成的；第二，由于他们是穆斯林，汇人的其他非穆斯林民族的成员也必须信教，所以回族的主要文化便是伊斯兰文化；第三，由于分散居住在汉族地区，因而受汉族语言、文化和习俗等影响便深。经过历史的演变，回族先民的原有文化便逐渐消失或淡化。而伊斯兰文化与汉文化的融合，便形成了回族的新的民族文化，包括它的建筑文化。
清真寺是穆斯林进行礼拜活动的场所，作为礼拜的大殿、沐浴室和召唤穆斯林前来礼拜的班克楼便是清真寺的主要建筑。清真寺建筑还包括回族进行宗教教育和重大的宗教活动的讲经堂、师生宿舍和大厅。因为进行礼拜活动时必须面向麦加，所以大殿都是座西向东，而其他的建筑便分布在大殿前的两侧或者周围。这就是回族清真寺建筑群体布局的基本格局。
在全世界，由于各地文化、地域以及建筑风格的差异形成了清真寺建筑的千姿百态，它们反映出不同的社会文化和地方色彩。就我国的清真寺建筑来说，其发展便出现了三个不同的阶段。早期、大约从盛唐到元代，清真寺建筑大多用砖石砌筑，其平面布局、外观造型和细部处理基本上都是阿拉伯——伊斯兰模式；从明初至鸦片战争以前，清真寺建筑便又趋向于中国的传统建筑形态，即转向木结构的殿堂寺字型制，在大殿建筑中大量采用后窑殿并以无梁殿为其特点，唤礼塔亦趋于楼阁化或者消失，其他如色彩、雕饰、建筑小品等也都表现出浓重的中国传统建筑的特色。到了近代，由于西方建筑技术的传人，一些新建的清真寺为钢混结构，并出现了混合功能的楼层式型制。
在民用建筑方面，宋元时期南方的回族先民巨富很多，他们的豪华住宅和所创办的学校、医院也与早期的清真寺一样，大多是阿拉伯式或者中阿合壁的。到了明清以后，由于汉文化的巨大影响，回族的民用建筑基本上采用中国传统形式，现在还保存了不少这样的回族旧宅此外，回族还实行公墓制，墓地的木、石碑坊和陵墓建筑也颇有特点。特别是一些重要人物的坟墓，常常用灰砖箍筑，成长方形，由底部逐渐向上收拢，并且使正面类似碑形状。较为重视陵墓修建的是苏非派先贤的“拱北”，有的是从古代北亚穹隆发展而形成的半园形墓顶，有的则建成为中国传统式的建筑群。至于当代的一些回族建筑，则已经完全现代化了，民族特色已不太明显。
二、陕西的清真寺建筑
根据史料和碑文记载，陕西在元代就已经有清真寺了，但比较简陋。明初虽然敕建了西安的化党巷清真寺，但也不是现在的规模和布局。经过明清两代的发展，到了清代中叶，仅仅在关中就有大小清真寺800多座。至于它们的构建形式，从西安、汉中、洋县、安康、镇安等地现存的一些清真寺来看，其型制已与中国传统建筑相仿而汉化了。
从平面布局上看，这些清真寺都是由许多四合院组成，多为串连式，也有因地制宜的中心式。前者的大殿都建筑在最后一层庭院中，大殿前和中轴线两侧是讲经堂、沐浴室和阿匐的宿舍等。一般不再有唤礼塔，而是由院中的楼阁作为其象征或演变为藏经楼。这些清真寺的大门位置接街道走向来决定，有的在正中，有的是侧门，有的反而在大殿的后侧由通道通到前院。中心式的布局则是在较大的院内修建大殿，其他建筑分别建在大院的周围，因而建筑布局和大门的开口便各式各样。
清真寺的大殿是全寺的中心建筑，按照寺院的规模有三、五、七、九间不同的开间，且明柱较少。较大的大殿一般由两座殿堂建成“勾连搭”，最后部分缩小为单间（后窑殿）。在窑殿的西墙正中开有教长领拜的窑龛，俗称“窑窝”陕西境内中等规模清真寺大殿的前殿大多是梁枋外露，后窑殿则镶有天花板，较大规模的清真寺由于建筑档次较高，大殿上全是天花并有藻井，所有的大殿都铺有木地板，供礼拜时跪拜之用。陕西不同于西北一些清真寺大殿的是殿前极少卷棚，殿顶一般是歇山顶，平脊上不加装饰或采用琉璃筒瓦。由于大殿的进深较长，一般便利用前殿的全开间满装格子门和窑殿两边的全部连窗采光。就现在典型实例来看，西安市最早的两座清真寺便表现了两种不同的形式。大学习巷清真寺基本上是四合院型式。其三开间的正中大门是过庭正开，前面是牌楼形的栅门，完全是中国传统的寺宇大门型式。为了进门后不直接露出大殿，所以紧接大门的门庭便有一座藏经楼，两边开月洞门。大院中的两庭、碑亭、建有石坊的月台以及大殿，组合得十分和谐，清幽中见其庄严。而化觉巷的大寺则是由系列院落组成的文庙式。该寺敕建于明初，在一条长约245米的东西轴线上布置了五进院落。第一进南北开门，东墙为照壁，院内原仅有高大的木牌坊一座，现建有南北接待厅。经由“五间楼”的二门进人第二进，布置有石牌坊和碑亭，经敕修殿（早期的礼拜殿）两旁的垂花门。便进人第三进生活院落。正中是唤礼塔的象征——省心楼，两边是讲经堂、客厅、浴室和宿舍。砖雕联三门将三、四进隔开，第四进便是全守的主院落，两旁是宗教活动的大厅，院中是木结构牌楼型“凤凰亭”、碑亭、海棠鱼池，经由围绕凤凰亭的石雕栏杆直通月台。月台由五座石门的石栏围绕，台下两旁是砖雕照壁。宽大的月台上便是巍峨的七开间大殿，体现了穆斯林尚“十”的宗教习俗。通过大殿台基下两侧的月洞门，便是大殿后的小院，院内堆小丘，现建有望月亭。这座清真寺总体布局合理协调，建筑类型丰富，建筑装饰精湛，一庭院处理得体，它是我国回族清真寺中较为宏伟精致的一座。
近代以来，在陕西出现了一些新的清真寺。其中除了仿古的木结构以外，都是新式的钢筋混凝土结构，如镇安县城清真寺。它们保留了四合院的基本布局，但在大殿或附属建筑的屋顶上大都装饰有绿色的葱头顶，有的也不再建筑后窑殿和壁龛。这些新寺院体现了中阿合壁的特点。
总之，从古到今，清真寺在其建筑功能上都充分注意到静思默祷的安静肃穆的气氛。因为静溢的气氛能使礼拜的穆斯林身心宁静，摆脱城市的喧扰，在这里找到外部世界中无法找到的本应属于他们的尊严和社会平等。
三、清真寺的建筑装饰
清真寺的建筑装饰在内容、布置和色彩上都表现出浓厚的伊斯兰教与阿拉伯的特点，而在用材的技法上融汇了以汉族为主的中国建筑传统。集二种文化的和谐发展于一体。
首先，在清真寺内严禁使用动物形象，同时又要表现出宗教的庄严与壮丽的气氛。较高档次清真寺内部的雕刻和绘画，以花卉、叶藤或卷云等烘托出一段经文，或者以阿拉伯几何图案以及中国传统的牡丹、松竹、果品、荷花出水、怪石秀峋、文房四宝等作为画面，来妆点各处的墙壁、门窗等。对于大殿内的天花、藻井以及窑殿的壁龛两旁，尤其注重彩绘装饰。如化党巷清真寺大殿内的600多幅明制天花，便是以方框彩画裹着团花衬托出中间园形的阿文。在壁龛两旁的整个墙壁上，也用木板镶以瑰丽茁壮的花叶形成伊斯兰教风格的“满花”，并衬托出库法体的经文，在其上往往运用门罩、垂柱等装饰构件，使窑殿的正面表现得更加壮丽和凝重，成为陕西清真寺建筑装饰中的精品。
其次，是装饰的色彩。伊斯兰教在色彩上是尚白和尚绿的。为了庄重，一些较小清真寺的柱枋门窗或大殿中的天花板便保持着木料原色而不加彩饰，对往枋尤其不用红色。即使使用油漆，也大多用淡棕色。枋问更少花花绿绿的“庙”气、一些清真寺的大殿、”照壁和亭阁的屋瓦采用天蓝琉璃，而不用过于鲜亮的绿色以便与立面装修上的兰色和淡棕底色相呼应，从而形成全寺的一种淡雅清幽的色彩格调。
再次，是装饰的布局。在一些较大的清真寺内，为了不使全寺过于庙堂化，在建筑装饰中比较注重小品建筑的点缀，如碑亭、鱼池、假山、楼阁、石栏等。尤其是各种木石牌坊，虽然显得繁复，但却采用中国传统建筑形式，以显示尊贵。由于清真寺大多由许多四合院组成，因此便设置了不同山门、垂花门、过厅门、联墙门和月洞门等加以分隔和联系，使寺院显得曲折深远又丰富宏伟，各处的山墙、门梢（或门框）也以不同的花卉为内容对缝砖雕，组成各种画面，构图多变，刀法凌厉，花枝饱满，栩栩如生。有些活动大厅的格扇在节日是可以卸掉敞开的。这些格扇和大殿的门窗下部，大多是以花卉、果品、文房四宝为画面的精致木雕，玲挑剔透，形象生动。所有的砖雕和木雕虽然全是中国的传统风格，但与清真寺内的宗教、民族特征却结合得十分和谐。陕西清真寺内的门窗极少见到阿拉伯式的尖拱顶和几何棂窗形式。由于清代统治者的民族宗教压迫等原因；在个别清真寺的殿脊、甬道、碑座等部位，也装饰有龙、龟、兽等形象，从而留下了一些回族伊斯兰教建筑发展史中的不幸的痕迹。
四、民用建筑的概貌
陕西回族的住宅建筑同当地的汉族差别不大，但在某些细节上还是有着一些回族的特点。
第一，建筑文化的差别。陕西汉族在选择庄址时，一般都有请“阴阳先生”看风水的习惯，而对“丁”字路口南向的住宅认为不吉利，于是便正对巷口立一块小石条，刻上“泰山石敢当”，或者在屋顶上竖起一面镜子，写着“吉星高照”。以阻挡由南而来的“凶神”。由于伊斯兰教不信鬼神，在回族的建筑文化中对这些迷信一概抛弃。另外，在木构架“上梁”的时候，汉族的习惯都要放鞭炮，杀一只公鸡祭神，同时给大梁上披上红布，贴上“上梁大吉”的。红纸，回族虽然对如此，跟又吸收汉族的部分风俗，用红纸写上一段古兰经文贴在大梁上。像这些习惯，便都反映出在建筑文化上两种不同信仰的差别及融汇。
第二，住宅平面——空间布局的共同性。陕西较大住宅的平面布局，大多是大门以后有两厢、过庭、两厦、后厅或后楼以及后院等。由于受建筑面积的限制，大门几乎都开在中轴线的左侧，这样便可省去在正中开门时需要建造隔挡外界视线的照壁。这种布局即使没有照壁，也可以避免外界从正中大门直接望到过庭以至后院。另外一些宅院却是在大门前构筑一道木板屏风门。至于大门另一侧的街房，有的向外作为铺面房，或者向内作为客厅。由于大院都是几进院落，于是便修建起二门和三门，讲究的家庭还装饰有砖雕门楼。对于较小的四合院布局，除了两边的单坡房以外，院子的正面往往建成为三间一明两暗的正屋，明间便称“敞房”。这种四合院大都是城市小户人家和农村房舍。至于农村中住窑洞的家庭，以正面的窑洞为主，有的在两旁还有厢房，羊圈和厕所便分别设在厢房的背后。在结构方面，除了一般的木结构以外，陕西一些地方还有在干打垒的墙上架起木梁的。总之，陕西回族的这些住宅建筑，基本上都是中国传统的住宅布局和结构。
摘要：甘肃回族人口众多，聚居地区分布广泛，地区内伊斯兰传统建筑具有十分明显的地域性与独特性。在当前西部大开发与文化大建设、大发展的背景下，如何保护好伊斯兰传统建筑，对民族地区文化传承、经济建设、民族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回族聚居地区；伊斯兰传统建筑；保护；发展
1.甘肃回族聚居地区
甘肃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省份，依据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世居本省、人口在千人以上的有回、藏、东乡、裕固、保安、蒙古、撒拉、哈萨克、满等10个少数民族。少数民族人口总数为2，410，498人，占全省人口总数9.43%。其中回族为省内人口最多的少数民族，人口总数为1，258，641人。从分布情况来看，回族主要聚居在临夏回族自治州和天水张家川回族自治县，散居在兰州、平凉、定西等地市。省内共有一个回族自治州（临夏回族自治州），一个回族自治县（天水张家川回族自治县），18个回族乡（1、陇南市礼县白关堡回族乡2、陇南市徽县东关回族乡3、平凉市崆峒区峡门回族乡4、平凉市崆峒区白庙回族乡5、平凉市崆峒区大寨回族乡6、平凉市崆峒区寨河回族乡7、平凉市崆峒区西阳回族乡8、平凉市崆峒区大秦回族乡9、平凉市崆峒区上杨回族乡10、平鍪谢亭县神裕回族乡11、平凉市华亭县山寨回族乡12、白银市会宁县新添堡回族乡13、庆阳市正宁县五顷塬回族乡14、酒泉市瓜州县沙河回族乡15、定西县安定区香泉回族乡16、甘南州临潭县古战回族乡17、甘南州临潭县长川回族乡18、甘南州临潭县卓洛回族乡）。
在回族聚居地区，由于汉族儒家文化、阿拉伯地区和西亚伊斯兰文化的交互影响，发展出了灿烂的回族文化，回族伊斯兰建筑就是这其中的重要代表。
2.甘肃回族伊斯兰传统建筑分类与特点
回族伊斯兰建筑可分为宗教建筑与非宗教建筑（也称世俗建筑），宗教建筑包括：清真寺、拱北、教经院；非宗教建筑包括村落、集市、官邸、民居、园林等类型。
清真寺是伊斯兰宗教建筑的典型代表，由于伊斯兰教在甘肃有着较为悠久的传播历史，所以境内清真寺数量众多。但历史长远的清真寺往往由于历经战乱和损毁，现存清真寺很多为后复建或近几十年来翻建，具有历史传统的清真寺相对较少，应加以删选和保护。
拱北是最能体现甘肃伊斯兰教及其文化的宗教建筑，甘肃境内拱北具有浓厚的地域特征，空间布局深刻地反映了甘肃传统伊斯兰宗教建筑风格。由于拱北是伊斯兰教门宦先贤的陵墓，往往年代相对久远，虽然大部分也在期间遭到破坏，但后期复建时多由当地匠人采用本地传统建筑形式和材料，按照历史原貌修造，并且拱北内往往装饰有精美的砖雕与木雕，所以具有较高的保护（文化）价值和研究价值。
甘肃回族多采用“大分散，小聚居”的生活模式，所以在境内容易形成典型的回族聚居区，如甘肃临夏市内的八坊就是典型的由清真寺、拱北、民居、集市等组成的城市回民街区，区内城市肌理清晰，民居历史悠久，但在城市扩张的大潮中正慢慢消失，十分可惜，对它的保护工作已经刻不容缓。
不仅上述建筑与聚落，其他形式的伊斯兰建筑也基本上是在发展的过程中，结合了甘肃回族聚居地区特有的气候、地理、资源、材料、工具、劳动方法，除在形制上满足伊斯兰教义要求外，建筑构造和材料更是创造出了风格迥异的地方特色，例如临夏的砖雕、木构，平凉的拼花、彩绘等等；还有回族村落在形式上与周边地区汉族村落的异同点，都十分具有研究与保护意义。
3.甘肃回族伊斯兰传统建筑保护的必要性
传统建筑是一个民族和地区珍贵的物质和精神财富。甘肃回族伊斯兰传统建筑不仅有着强烈的地域性建与宗教建筑风格，更承载了数百年来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这对研究和传承甘肃回族文化与传统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3.1传统建筑是回族文化与精神的载体
在回族形成的数百年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围寺而居的聚落模式，清真寺在回族的日常生活中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小至一日五次的礼拜，大到重要的穆斯林三大节日，穆斯林信徒均会不时地与清真寺接触，清真寺就是他们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样是宗教建筑的拱北，作为穆斯林先贤的陵墓，寄托了教民对宗教的深厚感情，所以说建筑中寄托了回族对民族、文化、生活的热爱，也是联系回族社区的重要纽带，是沟通教民之间感情的重要场所。
3.2传统建筑是启发和传承民族信心的载体
回族有着光辉灿烂的民族文化，而甘肃回族传统建筑艺术更是回族建筑的重要代表。它在使用功能上不但传承于伊斯兰建筑体系，建筑形式上更融合了中国传统建筑的精髓，并结合独特的地域环境发展出了不同的艺术表现形式。不论是大至教坊制的城市聚落格局，还是小至建筑中的装饰构件，都凝聚了回族数百年来的智慧与发展、承载了回族对美好事物的追求与向往，是这个民族自尊与自信的重要体现。
3.3传统建筑是甘肃回族地区文化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
回族文化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甘肃回族聚居地区历史文化与传统文化独特，今天的回族伊斯兰建筑由于受社会变革及世界建筑多元化发展趋势的影响，正经受传统与现代，已有文化与外来文化的撞击；当下中国，正在大力提倡弘扬传统文化，我们只有在保护传统的过程中，发掘出那些积淀在建筑中的精髓，结合新时期的要求，才能为少数民族地区文化的发展提供足够的历史与传统支撑。
3.4传统建筑已成为甘肃回族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
甘肃回族地区要全面发展，经济发展是最重要的基础。回族聚居地区及其伊斯兰建筑的独特风貌对促进当地经济发展有着很大的推动作用。中国的民族地区的民族建筑历来对外部有着强大的吸引力，同时也是对外交流的重要资源，合理利用甘肃回族文化与建筑特点，发展出适应当地条件的旅游资源，可促当地进经济多方面发展。
4.甘肃回族伊斯兰传统建筑保护的可行性措施
4.1应尊重回族群众对本民族、本地域文化的认同，教育群众热爱并延续自己的历史文化与民族文化。
传统建筑是历史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不可再生的人文资源，只有群众自觉地加入到保护的行列中，建筑才能永久长存。保护传统建筑尤其是文物建筑是全社会、全民族的共同义务，更是当地群众义不容辞的责任，由于条件所限，甘肃回族聚居区往往经济较为落后，群众文化水平较低，这就要求政府、社会应当积极的引导当地群众，加强对伊斯兰传统建筑保护的认知。
4.2做好城市与乡村回族聚居区发展规划，做到统筹发展
要保护好伊斯兰传统建筑，首先要合理的将其纳入到地区整体发展规划体系，做好城市与乡村发展规，避免在发展的过程中造成传统建筑无法挽回的损失。在当前城市现代化和乡镇城市化快速演变的大背景下，由于规划与保护的滞后，全国各地的传统建筑均受到严重毁坏；如何在地区经济发展的同时，更好得加强对传统建筑的保护，已成为一个需要认真思考和亟待解决的重要社会问题。保护一个地区的历史文化与传统建筑，首要的责任是各级政府应在地区发展过程中，把保护传统建筑作为地区发展规划的一个重要目标来对待，并且作为一项基本政策长期持之以恒，才会在城市与村镇发展中逐步显示出规划的重要性。
4.3采用切实可行的技术措施
保护伊斯兰传统建筑，不仅是保护建筑的现状、更是保护民族传统文化，在伊斯兰传统建筑保护中要充分认识到他的文化特殊性，确保在保护过程中做到维护传统建筑有形与无形的文化特征，适应宗教要求；要注重发掘各方面资料，开展历史、宗教、民族、社会、建筑、美术等多学科合作，通过多学科的综合研究、相互配合，综合运用各学科的知识对传统建筑进行研究；可以利用传统技术和现代科技相结合，全面、深入、确切地调查认知传统建筑，使得保护措施更有针对性，更科学。就在2014年，在甘肃省住建厅的主持下，由兰州交通大学、兰州大学、兰州理工大学等多所高校和单位共同进行的“甘肃传统居民、传统村落调查与保护”正式启动，相信这一工作会促进对甘肃伊斯兰传统建筑的保护。
4.4保护范围应适当、合理、重点突出
甘肃回族聚居区历史久远、分布广泛，伊斯兰传统建筑众多，保护范围可先涵盖重要的历史聚居区，应优先保护重要的传统建筑和传统工艺，突出重点与特点，在有能力与条件的情况下再将范围扩大。例如临夏伊斯兰建筑中广泛应用的砖雕技艺，在2006年5月20日被列入第一批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使得社会对此项传统建筑技艺产生了广泛关注，也引发了对临夏传统建筑的进一步研究和保护。
5.结语
甘肃的伊斯兰传统建筑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但全球化与现代化背景下的社会融合与发展也严重干扰了其特色鲜明的地域特征，对优秀的传统建筑产生了很大的破环。处于这样一种大的建筑文化环境之下的甘肃伊斯兰传统建筑要想做到传承与更新，除了自身的积极发展之外，有目的、有阶段的保护也是一个重要的手段，也是我们当下传承与发扬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体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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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余振贵.中国伊斯兰建筑艺术漫谈[J].中国穆斯林 2002，02.
建筑，作为人类文明史上最具表现性的艺术形式之一，与人类文明的形成与迁徙有着重要、密切的关系。某种意义上，建筑就是人类文明的活化石，以最直接的方式保存并展现了人类文明进程的细节。海南，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成为了一个较好的文化保存体。以建筑而言，目前海南就有较多种类的建筑风格，如民族建筑艺术中的各种风格、南洋建筑风格等，这些建筑风格的形成与海洋迁徙文化有着怎样的关系？
提及海洋迁徙文化，首先应明确何谓海洋文化。按照学界普遍观点，所谓海洋文化，就是和海洋有关的文化。它的本质是人类与海洋互动关系的产物，外在形式是人与海洋互动过程中形成的有关文化形式，包括文学、艺术、科学等；其内在核心与精神则是一种开放、沟通交流形成的文化。海洋文化的开放性最为突出的表现就是文化的迁徙、交融，这种迁徙与交融不仅是在区域内进行，也是跨越了民族与地域范围的局限。文化的迁徙始终与人类的发展相贯穿，在这个过程中，物质与非物质的文化特征，都会出现一系列的重新选择、保存。这种变化影响到了文化群落的生成，民族、国家的出现。虽然目前海南民族主要为黎、苗、回、汉四族，但其形成历史却是复杂多元的。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海南文化本质上是海洋迁徙文化，其历史经历了数次的迁徙。在宏观的迁徙文化视野下，按照海南民族形成的历史，对海南建筑的艺术风格构景进行理解或许可进一步理解海南建筑艺术风格的形成。
二、海南民族形成过程与建筑艺术风格初步确立
（一）黎族迁徙史与黎族建筑艺术风格的形成
海南是一个较早出现人类的地区，其史前文化遗址最早可上溯到旧石器时代。1992年3月，考古学家在落笔洞发现一万年前的三亚遗址，是迄今为止中国旧石器文化分布最南的一处遗址。据考古资料显示，海南新石器时代原始文化遗址约有130处，大约距今五千年左右。这些考古出土文化遗物被证明与大陆远古文化一脉相承。而且，落笔洞遗址还发现了海南史上从未记载过的华南虎、亚洲象、貘、豺等12种动物化石，更加深了这种沟通。
据复旦大学金力、李辉等人关于人类基因迁徙图的相关研究，距今1至2万年前的人类迁徙中，一支在南亚率先取得发展的黄种人，在沿云贵高原西侧北上形成汉藏语系的同时，从中分离出一支南亚先民朝东南方向迁徙，绕过老挝的崇山峻岭，南方的北部湾形成了澳泰语系祖先。这一支黄种人从越南和广西方向进入中国，沿着海岸线往东北走，形成了覆盖面从越南交趾到浙江一带的百越民族。在千百年的分化中，诞生了黎、侗、水、高山、壮、傣等民族。这些民族在语言、文化上有很强的一致性，所以也统称越人，在历史上亦被泛称为：“骆越” “里” “俚” “僚”等。 “黎”这一专有族称则始于唐末，到宋代才固定下来，沿用至今。如此看来，海南黎族祖先出现在海南的时间较早，且与大陆关系密切。历史上关于黎族最早迁入海南的时间说法是殷周之际渡海入岛，东方早在4000多年前就有黎族活动的记载，置县历史也有2000多年。
1.海南黎族船型屋。黎族是现存海南居住民中的最早民族，黎族的建筑被认为是海南最早出现的建筑形式之一。船型屋是海南黎族历史上保留较长、最具典型性的一种建筑，船型屋主要是竹木结构建筑，外形像船篷，拱形状。用植物藤扎架，拱形的人字屋顶上盖以厚厚的草叶，因其形似倒扣的船，固被称为船型屋。高约三四米，宽约两米，门开左右。
船型屋根据建构房屋顶部造型特点，可分为船底形（图1）和金字形（图2）两种。船底形为圆拱造型，利于抵抗台风的侵袭，架空的结构有防湿、防瘴、防雨的作用，茅草屋面也有较好地防潮、隔热功能。金字形屋以树干作支架，竹片编墙，木料多用优质、坚固耐用的格木。船型屋从最纯粹的船型到金字塔型的变化是有一定的演进关系的，似乎船型屋出现的时间更早一些。根据据黎族民族歌谣、传说是黎族先民在民族迁徙过程中模仿倒扣的船而建造的，有纪念渡海而来的黎族祖先的意义。后逐渐演化为黎族民居最重要的一种建筑形式。船形屋因建筑材料易得、拆建方便，得以世代流传下来。
而根据更科学详细的风格特点，船型屋又可以分为低架（落地式）与干栏式两种类型的船型屋。
落地式船型屋以地面为基，屋型长而阔，茅檐低矮（图3、图4），这样的风格有利于船形屋防风防雨。一般屋内中间立高柱三根，两边立矮柱六根，分别象征男女。墙体用泥土筑成，四壁用树枝扎成方格形，再用稻草和泥糊墙。茅草屋檐向外伸展出前廊，供家人公共活动用。
干栏式又称高架式。干栏式建筑是建筑史上出现较早的一种建筑形式，主要出现在炎热、潮湿的地区。其基本原理就是利用支柱架空，离地而建，居住面抬离天然地表的高度自三四十厘米以上乃至数米，主要作用就是为了避湿防潮、防蛇虫。屋分上下两层结构，居者沿竹梯而上，上层居人，下层用于如饲养家畜。 族船型屋干栏式建筑可分两种：一种是离地三四十厘米，下面一层除了防潮等，不做其它功用（图5）；另外一种则距离地面距离较高，下层可做其他功用（图6）。屋制依落地式，一般分为三间，中间为厅，两边为居室。以竹木为架，茅草为屋顶。海南境内，居住在南渡江发源地南溪峒的润方言过去普遍保留着此种“上人下畜”的高架船形屋。
干栏式建筑是人类历史上出现最早的一种建筑形式，我国古代文献多有记载。海南黎族独特的船型屋造型中，呈现出多样性的变化。这种从传统的船型屋到干栏式船型屋，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变化。如果说落地式船型屋只是在实用的基础上更讲究一种文化迁移过程中的纪念性，那么干栏式船型屋显然更多发挥的是实用功能。在这个过程中，纪念性的功用已经被极大削弱。海南气候炎热、潮湿，多蛇虫蚂蚁，船型屋中演化出干栏式也是较为正常，也显示了移民建筑文化与地域环境的一种有效融合。
2.?D家人的“船屋”。谈到建筑的文化纪念性，特别是黎族的“船型屋”，不得不谈及海南另外一种“船型屋”――?D家“船屋”。?D家人被称为“?D民”，即水上居民。目前?D家人被认为是汉族的一支，也是东部沿海一带陆续随海迁徙入海南。?D民迁徙入海南时间明显晚于黎族，最早在宋代赵汝适的《诸番志》及其它一些史料有相关记载。至明、清时期，海南?D民迁入人口有了较高的增长峰。
?D民长年累月漂泊环岛海港河口，居于舟船。船艇便成为了他们的主要“建筑”形式，上面有遮蔽阳光风雨的篷盖或帆架，船艇中部则是家人日常起卧的居室。其船屋建筑亦分两类：主要是船（图7），其次是水面的干栏式建筑（图8）。
（二）海南回族的构成与伊斯兰建筑风格
海南民族建筑形式中，除了黎族船型屋，伊斯兰建筑风格也是海南较有特色的建筑风格之一，其分布从海南南部、东南部，一直延伸到北部海口。对于产生于阿拉伯半岛的伊斯兰文化如何辗转到达海南落地、生根，学界不乏研究。一般认为海南回族来源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大陆迁入回族；另一类是从海路迁入的外籍穆斯林，这类人群有包含波斯、阿拉伯人和越南占城的占城族人。后一类穆斯林海上落籍海南岛主要因为：一是行船过程中遭各种自然灾害或抢劫，被迫落籍海南；二是躲避战乱。现三亚羊栏的回族先民，有一部分便是由越南占城于“宋元间，因乱， 家驾舟而来”。从他们的语言中仍可清晰看到这段历史，如番坡、番岭、番坊等带“番”字的地名，以及“拱北”这种类型的伊斯兰教的特殊用语。根据语言学家的进一步研究，三亚回族语言与印度尼西亚语有着无可辩驳的亲源关系。跟他们的语言一样，海南回族建筑主要遵循穆斯林建筑传统，主要体现为宗教与民居宅造型，宗教建筑艺术成就高于民居，总体装饰风格上做了一些简化。
三、南洋建筑风格：迁徙文化中的新元素
如果说黎族船型屋、回族的伊斯兰建筑是在海洋文化迁徙背景下，迁入民族的一种文化记忆性的体现；那么海南的番禹村骑楼类建筑则是对海南民族下南洋文化传承中“主动性”的一种直接见证。海南人下南洋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南宋时期，历史上称为“番客”。番客本来是指客居于本国的他国人士，但是在海南，番客不仅是指迁入海南的穆斯林等国外人士，也指客居南洋或其它国家后又回海南的中国人。番客人数在近代急剧增多，他们给海南带来了南洋化的建筑风格。
海南南洋风格的建筑可以归纳为两大类型：一类是骑楼，一类是番客村落建筑。
所谓骑楼是一种近代商住建筑，在两广、福建、海南等地曾经是城镇的主要建筑形式。骑楼多为廊柱式，建筑一般都是沿街而建，楼层为两到四层砖木结构楼房。建筑物上楼下廊，底层沿街面后退且留出公共人行空间的建筑物，即人行道。骑楼下的廊具有遮阳防雨的作用，既是居室（或店面）的外廊，又是室内外的过渡空间。上层为敞廊或住房，楼面多为薄红砖或木板铺设。楼顶则以木梁、桁条、青瓦铺筑。临街立面为连续梁柱式或卷柱式柱廊，立面造型主要是欧洲巴洛克式，多为横向三段对称式。下层骑廊和廊板，中层楼面和上部山花墙。檐口均为带孔洞的山花墙，又称女儿墙，俗称“风洞墙”，造型风格较多，包括中式、欧式和伊斯兰式，中式有马头墙式，表面装饰纹样有植物花卉及螺旋形图案，用砖雕及彩瓷装饰，也有传统如意纹及宝瓶式瓷栏杆。
海南骑楼主要分布在海口地区，包括博爱路、新民路、中山路一带。其爱路是海口最早的骑楼，即所谓的四牌楼，始建于1849年。除此，海南中北部其它地方，也都有骑楼建筑分布。
另外一种南洋风格的建筑便是番客村落建筑。这类建筑以琼海及琼北地区多见，是归侨民居的民居建筑形式，是传统建筑与南洋风格的融合。一般为二层的房屋，装饰有拱?唬?廊柱、脚线等欧洲建筑装饰，如位于海南省琼海市一带的建筑。
关键词：蒙古族；传统吉祥图形；现代建筑；传承；发展
在全球化飞速发展的当下，整个世界呈现出多元化的发展趋势，而民族作为一种个性比较鲜明的文化载体，围绕它而形成的具有独特形态的民族文化，正在以多种多样的形式出现并应用着。蒙古族作为一个具有悠久历史与文化的北方少数民族，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这个草原上的民族受地域环境、民族特点、等因素的影响，形成了特有的文化，这些文化也包括蒙古族传统吉祥图形的形成。随着历史的迁移以及生活环境的改变，蒙古族由原来的逐草而居发展到现在的定居生活，很多习惯都有所改变。在这种环境下，传统吉祥图形的传承与发展除了在服饰上、民族工艺品上有所体现外，建筑也是一个很好的载体，特别是在民族地区会体现得更加明显。
1蒙古族传统吉祥图形的起源
艺术来源于生活并高于生活。蒙古族特殊的生活环境与生活方式形成了其特有的文化，蒙古族传统吉祥图形以蒙古族人民对自然环境及生产生活中接触到的物象为基础，运用抽象的手法设计而成，寄情于物，表达出一定的民族心理与审美情趣，这些吉祥图形从原始社会开始就已经形成了。在古代原始社会，人们在狩猎之前，通过在岩壁上进行简单的描绘来祈求狩猎成功，并希望得到神灵的庇佑。远古的图腾崇拜也是吉祥图形形成的原因之一。先民们对自然现象、宇宙万物与飞禽走兽、花鸟虫鱼等物象无法理解，产生了敬畏之情，充满了幻想与猜测，于是通过象征、借喻与双关谐音的手法，创造出了具有审美价值的图形。这些图形体现出了吉祥、祈福求安之意，并运用在生活中各种用具、服装及建筑上。
2蒙古族传统吉祥图形的内涵
“吉祥”一词寓意“好运之征兆、祥瑞、吉利、幸运”等，所以每一个民族都会有吉祥图形。蒙古族是游牧民族，逐草而居，生产生活都是流动性的，很不稳定，再加上蒙古各部落之间的征战，使蒙古人对平安、吉祥极度渴望，因此蒙古人以身边的事物为题材，像自然现象、牲畜走兽、植物花鸟、英雄人物等，通过比喻、借喻、谐音等多种手法来表达吉祥之意，同时也借鉴其他民族的特点，赋予各种图形以吉祥的含义。最有代表性的有哈木尔云纹、犄角纹、寿纹与万字纹、蒙古盘肠等，越是文化底蕴深厚的民族，在审美情趣上就越倾向于自然、豪放、洒脱与圆满。哈木尔云纹类似中国传统云纹，是蒙古族特有的纹样。“哈木尔”在蒙语中是“牛鼻”的意思，其外形跟牛鼻很像，因此而得名。哈木尔云纹呈对称形式，多用于边饰纹样，象征着五畜兴旺、风调雨顺、吉祥如意。哈木尔云纹简约、饱满、具有张力，经常会用在蒙古人的毡房、马鞍和蒙古袍上，哈木尔云纹几乎是区别蒙古族与其他民族的主要特征，成为蒙古族独具特色的符号。盘肠纹是中国古代吉祥纹样中最常用的一种。盘肠是佛教法器八宝之一，佛说“环贯彻一切通明之谓”，其有规则的穿插，盘缠连接，纹样无头无尾，无终无止，形成许多结，寓意“恒长永久，连绵不断”。盘肠纹在中国古代的装饰中四个角是圆角，象征着圆圆满满。在蒙古族装饰中，随着蒙古族人审美的变化，逐渐发展为直角构成的菱形，直角与圆角的结合，简单畅通，相互缠绕无始无终。盘肠纹作为蒙古族吉祥的符号，经常被绘制在蒙古族传统建筑中，是蒙古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犄角纹是以盘羊的犄角为基本造型，在蒙古族装饰中经常可以看到。寿纹经常与盘肠纹、回纹组合使用，具有健康长寿、生命延续繁衍的含义。
3蒙古族传统吉祥图形在现代地域性建筑中的传承与发展
建筑除了具有实用功能外，还具有审美功能。建筑的形式与风格都体现出显著的民族特色，是一种体现社会特征、民族特征与美学特征的文化类型。
3.1蒙古族传统吉祥图形在传统建筑中的应用
“天似穹庐，笼罩四野。”蒙古族崇拜长生天，每年都会举办祭天的仪式。广袤无垠的天空像一个巨大的穹庐，笼罩着茫茫的草原。蒙古包在古代也称为“穹庐”，是蒙古族传统的建筑。蒙古包是由木条搭建的简单建筑衍生的，最早可追溯到青铜器时代早期。蒙古包外观呈圆形，顶为圆锥形，顶高10～15尺，围墙长约50尺，包内有四大结构分别为哈那（蒙古包围墙支架）、套脑（天窗）、橼子和门，包门朝南或东南开，蒙古包以哈那的多少区分大小，蒙古包便于拆建，非常适合逐草而居的游牧生活。蒙古族吉祥图形讲究图形连续性与圆满，图形是与圆形紧密相连的，构图非常紧凑，而圆形的蒙古包正适合这个特点。蒙古包是草原人民重要的居住场所，白色蒙古包的外部装饰图形非常丰富，蒙古包的外饰跟内饰多以吉祥图形为主。其中，包括哈木尔云纹、盘肠纹、寿纹等具有一定美好的寓意。蒙古包的顶毡一般用洁白的羊毛擀制而成，在罩布上，贴补上精美的哈木尔云纹或其他蒙古族传统的纹样。还有一种没有罩布的，直接在顶毡上围绕套脑装饰一圈环状的哈木尔云纹。除了包顶之外，在哈那与套脑的连接处也会围绕一圈犄角纹，连而不断，圆圆满满。盘肠纹作为代表吉祥寓意的图形，很早就被应用到了蒙古族传统建筑中。蒙古包上下两个端头的边缘会以简洁的盘肠纹进行装饰，在对蒙古包的中间线进行装饰时会选择较复杂的盘肠纹进行装饰，蒙古包的圆与连绵不断的盘肠纹很好地结合在一起。门扇作为入口的重要部位也会选择盘肠纹进行装饰，就像中国的门神一样保佑着蒙古族人民。在蒙古包内部的天窗，装饰性是最强的，底色主要以红色为主，再配以用鲜艳的颜色绘制的图形。天窗的多饰以回纹、植物卷草纹，中心多饰以寿纹等具有吉祥意义的适合纹样。蒙古包内的地毯、生活用具等都绘有精美的传统吉祥图形。
3.2蒙古族传统吉祥图形在现代地域性建筑中的传承与发展
建筑的形式与风格具有显著的文化特征，一个民族的审美经验与审美趣味等都可以通过建筑来诠释。随着时代的变迁，存在了数千年的蒙古包建筑也发生了改变。明清时期，蒙古族人民在建筑上吸收了汉式建筑的特点，已经出现了固定建筑。到如今，蒙古族游牧民族已经开始了定居生活，以生活为主的传统蒙古包的数量已为数不多，但民族心理与民族特征还在。近年来，各地都在挖掘历史文脉，结合现代建筑美学，把民族文化与地域文化结合起来，为现代建筑的发展提供导向。针对这一大的趋势，内蒙古民族文化被挖掘整理出来，内蒙古各城市开始打造民族性建筑。特色文化要融入特色建筑中，蒙古族传统吉祥图形作为一种“符号”，一种代表蒙古族特色的符号融入现代建筑中，代表着蒙古族文化的发展。第一，蒙古族传统吉祥图形在现代地域性建筑外立面的装饰。在蒙古族地区的现代建筑中，为了体现蒙古族特色，会在现有的建筑顶部增加蒙古包造型，这是蒙古族传统建筑与现代建筑的结合。材料已不再是毛毡与木材，而是以钢筋水泥为材料，也已不具备实用性，主要起到装饰的作用，但不变的是蒙古包上的哈木尔云纹——这种代表蒙古族特色的吉祥图形。在现代建筑的檐口的设计上，以蒙古族回形纹为主，建筑外墙的面积较大，多绘以盘肠纹、寿纹以及马的图形。这些传统吉祥图形多以手绘、浮雕或者马赛克的形式存在。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察右后旗要打造蒙古族察哈尔文化品牌，在对城镇建设与改造中，对蒙古族传统的建筑符号及图形进行了全新的诠释，整体营造具有民族特色的城市文化风貌，在原有建筑的基础上，在重点建筑上增加了蒙古包顶，对二类或三类建筑则以大气、简单的传统图形进行装饰。在城镇的街道上，随处可见蒙古族的各种吉祥图形，现代建筑成为传统吉祥图形的载体，得到了继承与发展。第二，蒙古族传统吉祥图形在现代地域性建筑内饰中的应用。在蒙古族地区，民族特色图形除了体现在建筑外立面上以外，在具有蒙古族特色的建筑内饰中也被大量使用。建筑内饰相比较建筑外立面，受限制的因素较少，无论是公共空间还是私人住宅，传统吉祥图形可以通过对界面围和的墙壁进行装饰，还可以装饰在室内陈设品上，这些都充分体现了蒙古族人民的吉祥文化思想与审美标准。传统的哈木尔云纹、犄角纹、盘肠纹、寿纹与回纹在蒙古族地区的现代建筑的内饰中几乎随处可见。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国际商品贸易中心主要以经营各个国家的商品为主，在这个中心里面，哈木尔云纹作为建筑的顶饰，与地面上的云纹遥遥相对。立柱上绘以盘肠纹，围和墙体的边饰及货架的边饰上以犄角纹及回纹为主。这些传统吉祥图形以雕刻或大理石拼图的方式为主，完全融入现代建筑中，体现了浓厚的民族气息。
4结语
蒙古族传统吉祥图形是蒙古族文化中重要的一部分，是展现民族特色与民族文化底蕴的重要符号，特色文化要融入特色建筑中，把这些符号融入地域性建筑中，既体现了民族审美又强化了民族意识，彰显了民族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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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方（建筑施工企业）：
名称：法定代表人：
地址：电话：
乙方（农民工）：
姓名：性别：年龄：文化程度：
住址：身份证号：
甲乙双方根据《劳动法》及《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建设部等部门关于进一步解决建设领域拖欠工程款问题意见的通知》规定，平等自愿、协商一致，签订本合同。
一、合同期限
自年月日起至年月日止或者工作（工程）结束止。
二、工作内容
甲方分配乙方在岗位担任职务（工种）。在正常情况下乙方应当完成生产（工作）任务，具体生产（工作）任务和质量标准为：
三、工作时间
1、甲方实行每日不超过8小时、每周不超过40小时工作制；如实行综合计算工时或不定时工作制，由甲方报劳动保障行政部门批准后实行。
2、因生产工作需要，经协商安排乙方加班加点，甲方按规定支付工资。日加班不超过3小时，月加班不超过36小时。
四、劳动报酬
甲方按月足额以货币形式支付乙方工资，每月日为发薪日。工资制度和分配形式按下列第项执行：
1、实行计时工资制，乙方完成生产工作任务，每日工资元，每月工资元；
2、实行计件工资制，具体标准为：
五、劳动保护
1、甲方按照自治区人民政府的规定参加工伤保险，乙方因工负伤、致残、死亡依法享受因工伤亡待遇。
2、甲方为乙方提供符合国家、自治区有关劳动安全、职业卫生规定的作业场所和防护设施；
3、乙方遵守甲方的安全规定和操作规程，不得违章操作。
六、其他约定的事项
七、违约责任
本合同具有法律效力，双方应严格履行。一方违反本合同，应承担违约责任；给对方造成经济损失的，依法赔偿相关损失。
八、因履行本合同发生劳动争议，甲乙双方均可以向
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
九、本合同一式两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
甲方（章）：法定代表人（签章）：
乙方（签章）：
年月日
鉴证机关（章）：鉴证人（签章）：
年月日
关于制发建筑施工企业农民工
劳动合同书的通知
壁画砖雕地域性
一、黑龙江流域蒙古族的典型壁画
黑龙江流域的蒙古族除黑龙江省内外，还分布于内蒙古呼伦贝尔盟和兴安盟的大部分地区。蒙古族壁画艺术是黑龙江少数民族美术的继续，它在草原传统文化基础上发展，又吸收省内其他民族优秀美术成果，壁画是蒙古族美术的重要艺术形式。
（一）美岱壁画
美岱是北元时期所建的第一座城，城内壁画内容为经变故事，是佛经的故事画，以极丰富的想象力描绘西方极乐世界的种种前景，结合藏式建筑的描绘，激起人们对这种虚幻世界的向往。
从壁画的特点和表现手法看，受敦煌和鄂尔多斯地区阿尔泰壁画的影响，用色方面黄色较多，它以黄色调压倒优势，在精神上给人以崇高的思想影响。美岱壁画具有传统的构图特点，画中用线部分多用铁线描，笔的起落粗细一样，活泼生动。构图上不讲求透视关系，用大小不同的人物突出主要人物，一般地位高的人物画得大些并画在上部，仆人一般画在下部而且小些，主次分明，避免给人片段、残缺的感觉。绘制方法采用干壁画法，干壁上重彩，视觉效果很好。壁画到处可见五颜六色的装饰图案，其藻井、建筑彩画、莲座、服饰、壁画边饰等都充满佛教色彩，图案多以佛像和各式纹样组合而成，可见与元代佛教艺术的连续性。这些图案看上去和谐而有变化，富丽而古朴。由于建筑年久失修，许多珍贵的建筑壁画、彩画是目前研究蒙古族美术的宝贵真迹，也是北元现存壁画的早期典型实例。
（二）庆缘寺壁画
壁画是在庆缘寺正殿左右两面墙壁上绘制的，每幅壁画长12.6米，宽3.55米。壁画分上下两层，每幅壁画上层绘有7尊不同姿态的菩萨、神像。这些尊像图或骑马，或骑狮，或骑大象，或骑山羊，雄壮威武，尊像基部都有火焰背光与云纹相互连接。壁画的下层绘有丰富多彩的山石林木。壁画中的很多动物都属于祥瑞图，或称为吉祥图案。这些动物与不同的树木山石景色相连接，与上层尊像图融为一体，构成殿内左右两幅巨大的喇嘛教壁画。
在壁画的艺术特点和表现手法上，主要运用铁线描，起落无大变化，能把人体从柔软的衣褶中给予很好的表现。这些正是波斯绘画特征，也是北方民族绘画的用线特征。庆缘寺壁画通过佛教艺术吸收了印度与波斯的风格，也继承了北方民族的古老传统。这种用线方法不仅在壁画上多用，在唐卡艺术、现代绘画中也经常使用。这种线描适合表现蒙古族的强壮体魄和健美的造型，塑造勇猛的威严形象和气魄宏大的英雄姿态。这些尊像图形成了连贯的完整形象，其笔墨、色彩、构图都具有雄厚健美的特色。从壁画色彩运用看，古代民间画师有着丰富的色彩知识和熟练的制作技巧，同时对蒙古族的风俗习惯和传统技法十分熟练。庆缘寺壁画的白色调，与蒙古族尚白的风俗有关。基本上运用白灰涂壁，黑线打稿，线条流畅活泼。从壁画的建筑彩画看，古人喜欢用金、银色彩。在菩萨、四大天王和各种神像的宝冠、项圈、手镯及各种服饰，为求其亮光和立体感，多用立粉堆金的方法。具体方法：一是勾金（泥金），二是贴金，三是扫金，四是拔金。这些方法在蒙古族壁画中普遍使用，壁画、藻井、泥塑、唐卡等都用不同的方法使用金色，使其殿堂富丽堂皇。
美岱壁画和庆缘寺壁画集中体现了草原文化与西方文化融合，在制作和艺术表现上也具有很高的水平，至今许多艺术图案的编排和绘制方法还被现代美术所沿用，在北方民族美术史中具有重要地位。
二、黑龙江流域回族的壁画装饰
我国回族是伴随伊斯兰教的传入而逐步形成的，回民自元代开始进入东北地区，清朝初年开始定居黑龙江。回族信仰伊斯兰教，以信仰真主为宗旨。清真寺是伊斯兰教活动的场所，也是回族社会活动的中心。黑龙江地区最早的清真寺是依兰清真寺，始建于清顺治十二年（1655年），齐齐哈尔清真寺建于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还有宁安、阿城、呼兰清真寺在1840年以前建成。
回族的壁画装饰主要体现在清真寺和陵墓建筑的墙壁装饰上，其建筑及装饰在很大程度上保留了阿拉伯的建筑风格及装饰特点，同时又融汇多民族建筑艺术的特征，壁画装饰艺术的突出表现就是出现了砖雕的艺术形式。砖雕艺术大体出现在元末明初，主要运用于清真寺和陵墓的壁面上。砖雕即在特别的青砖上用平刀、斜刀等工具刻出花卉、鸟虫以及阿拉伯几何图纹等，民族气息和乡土气息浓厚。整个过程一般要经过烧制、打磨格方、落样、雕刻等工序。砖雕题材一般是以牡丹、石榴等花草为主，同时受汉族习俗的影响，出现了如招财进宝、金玉满堂等图案。
齐齐哈尔清真寺大殿墙上的砖雕是鲤鱼卧莲图案，形象栩栩如生。除砖雕外，在活页门上雕有琴棋书画、四季花草和桃李佛橘等精美花纹。大殿前有宽阔的卷棚室门廊，飞檐翘壁，彩椽相接，上面都刻有各式图案。窗殿为三层方形塔式，正面石雕上刻有“天房捷境”，中间一层通体为砖殿，里面有8个图形砖雕，刻有阿拉伯文的圣主名字和圣形，砖殿周边图案呈柱形、齿形、回纹形，刀法精细、精工细雕，具有很强的装饰美感。这些精美的砖雕壁面装饰代表了回族在黑龙江流域少数民族中所独有的壁画装饰特色，对其他少数民族的建筑装饰也有深远的影响。
三、黑龙江流域锡伯族典型壁画
黑龙江流域的锡伯族历史悠久，大兴安岭、嫩江北部和嫩江北岸呼伦贝尔草原、松花江流域的扶余是锡伯族祖先的发祥地。锡伯族和其他北方民族一样信奉萨满教，许多艺术样式都有其信仰的特点，其中雕、绘、绣、铸制品都有明显民族特色。
壁画是锡伯族美术作品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最早的壁画是靖远寺和纳达齐牛录村关帝庙和娘娘庙里的壁画。寺庙墙上壁画一类是描绘大自然景色的花、鸟和其他动物及山水；另一类是描绘历史故事的组画。总体上看，锡伯族壁画的色彩非常协调，画面生动，绘画艺术水平高超，充分体现了锡伯族人的审美意识和聪明才智。
总之，黑龙江流域蒙古族、回族、锡伯族早期壁画装饰手法各不相同，都具有其独特的民族特色，对黑龙江现代城市装饰壁画的制作、文化传承具有积极的影响；对如何发掘黑龙江壁画的地域性文化内涵，促使黑龙江壁画产业健康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注：本文为黑龙江省教育厅2011年度人文社会科学（面上）项目，项目名称：《黑龙江壁画装饰艺术的地域性特征研究》，项目编号：12512111）
参考文献：
[1]陈兆复.中国少数民族美术史[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1.
[2]谷文双.黑龙江回族[M].哈尔滨：哈尔滨出版社，2003.
首先，中原封建王朝对西部边疆各民族采用怀柔、羁縻政策，鼓励倡兴宗教，促使西北地区宗教繁荣，宗教建筑日益繁多，样式丰富多彩。元以后，藏传佛教格鲁派兴起，且大量回族集中于西北，因此，大量兴修清真寺和佛教寺院。其次，西北是多民族聚居地，各民族杂居，导致战争不断。战争中各种建筑首当其冲受到破坏，频繁出现建了毁、毁了建的恶性循环。这样的状况致使白塔木匠的修建工程从未间断。同时，由于当时宽松政策，民族聚居地客观上摆脱了中原“营造法式”的束缚，匠人可以尽情发挥艺术想象进行艺术创作，表达出自己对古建风格的感受，这为他们施展聪明才智提供了自由的舞台。发展到现在，白塔掌尺们已能熟练修建宫式、藏式、回式、回汉结合式、藏汉结合式等风格的古建筑，并在此基础上发挥他们的智慧进行独特的风格创造，不仅丰富了中华民族的建筑形式，而且以独一无二的显著特色，在西北乃至华夏建筑史上闪耀着炫目的光芒。
二、区域环境
（一）自然环境永靖县位于甘肃中部西南，临夏回族自治州北部，东与兰州市接壤，南邻刘家峡水库，素称“河州北乡”。永靖地处内陆，大陆性气候显著，属温带半干旱季风气候，境内沟壑纵横，植被稀少，气候干燥，年平均温度5～9℃之间，年平均降水量为300多毫米。过去，这里山大沟深，交通闭塞，文化落后，气候干旱，土地贫瘠，有“十种九不收，过完春节就出走”的民谚。而现在，时代变迁，永靖县交通四通八达，水利便给，特产丰饶。
（二）人文环境永靖县总面积1863.6平方公里，有17个乡（镇），人口23万人，县境有汉、藏、东乡、撒拉、回、土、保安等11个民族。黄河由南而北贯穿全县，其间有洮水、夏河、湟水注入，水利资源丰富。永靖县处于黄河古文化荟萃之地，是中华民族黄河古文化的发祥地和传播地之一，有五千年灿烂辉煌的黄河古文化。此地还是古丝绸之路唐蕃古道的要冲，古生物的伊甸园，彩陶之乡。优秀历史文化对当地古建筑技艺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促进了永靖白塔乡古建筑技艺的发展。白塔乡，因在刘家峡库区内有一座白塔而得名。国家第一个五年计划，在这里兴建了当时全国最大的水利电力枢纽工程———刘家峡水库。原白塔寺川百姓被迁至现今的三塬、岘塬、盐锅峡、西河等乡（镇）。
三、种类特征
（一）建筑种类及特征白塔木匠所营建的古建筑经历了时代变迁，发展到今天大致可分为九大类别：宫式类、藏式类、藏汉结合类、回式类、回汉结合类、雕刻类、交通运输类、生产生活类、风格创造类。官式类为一套完整的具有严格形制的汉族宫殿建筑施工技艺。藏式类有红教建筑、黄教建筑两种。藏汉结合类是藏式风格和汉式风格的有机结合，如《妙因寺》。回式类分拱北型、多脊型、狼尾脊型等。回汉结合类分攒尖式的唤醒楼、拱北、多脊前卷式大殿。雕刻类有深雕、浮雕、镂雕、悬雕。交通运输类有飞桥、廊桥、弓桥、渡槽、浮桥、棧桥、木船、轿车。生活用具类分水车、船磨、渠磨、净粮风车、鼓风箱。风格创造类又分斗拱和结构两种。斗拱又分七小类；结构又分十六类，生活工具型有：黄河船磨、净粮风车、渠磨。永靖白塔古建技艺具有起源和发展的历史长久性、建筑营造技艺辐射地域的广阔性、流派兴起地域的唯一性、家族式的传承性、建筑类型的独特性与丰富性以及多民族融和性等特点。
（二）营建工具种类白塔木匠的建筑别致新颖，技艺精湛，创造出许多美轮美奂的作品，更少不了各式各样的工具，据永靖县存档中记载，主要分为以下几种；加工用具类：锯、凿、刨、锛、斧；雕刻用具类：刀、铲、锥；其他用具：尺、墨盒、墨斗、木马、放线锤、刮刀、钻子、撒钻、吊线锤、碰头、大锉、中锉、小锉。
四、传承与保护
（一）传承方式永靖白塔乡古建技艺是家族世代相传。受传统观念影响，有条件的白塔木匠首先考虑还是送子孙去上学，学而优则仕。而继承人大多为家里经济条件困难、无法完成学业被迫回家的孩子，或是学业不精通而被迫学艺。由于生长在建筑技艺世家，他们从小耳濡目染，跟随父辈接触、学习古建营造技艺。这种古建技艺传承方式为“言传身教”，并没有文字记载；古建技艺传承者大多学历较低或目不识丁，也有一些掌尺学习技艺时会自学一些文化知识。目前，由于世代相传的局限性和对技艺的传承和发展的考虑，有少数掌尺开设拜师学艺的方式，广纳贤才、弟子，传授自己古建营造技艺。然而，出现的问题是学习古建筑营造技艺非一日之功，学习周期长，出师慢；再加上木匠本是苦力性劳动，出力多、收入低。因此，迫于经济压力，纳入的徒弟大多半路出门，自立门户。艺无止境，永靖白塔寺川的古建营造技艺也是如此。事实上，目前的传承人都是在无止境的学习过程中练就的技能，即使是年近80的传承人肖怀贤老人至今仍在不断的学习和练习中。
（二）保护现状及措施目前，白塔寺川古建筑营造技艺的传承与保护形势不容乐观。一方面，随着全球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人们的生活方式和观念产生了很大的改变，“可持续发展理念的提出”、西方现代建筑的影响、木材的缺乏，导致古建筑的修建数量跟从前相比已大大减少；另一方面，由于古建筑营建人力投入大，工期长，且木工培养周期长，出师慢，收入低等原因，导致白塔木匠数量已大为减少。同时，由于急功近利，许多木匠做工粗糙，艺术水平已无法与前辈相比。随着一些能工巧匠相继谢世，白塔寺川古建筑营造技艺的保护现状令人担忧。据永靖县调查显示1954年，白塔工匠1686人，2013年仅有520余人。针对目前的传承危机，永靖县政府已积极采取了一些措施对其进行保护和抢救，并初步取得了一些成效，如成立永靖县古典建筑公司；开展普查工作，包括对辖区内古建筑艺术的人员分布范围、传承人谱系、作品分布区域等情况进行普查，以及对陕、青、宁等省内主要精品建筑进行普查；每年举办四期培训班，请老掌尺传授经验并到现场指导；利用媒体进行宣传等。此外，政府还根据木匠的技能掌握程度，对其颁发古建技艺荣誉证书，共分为初级、高级、副高级及高级四个等级，有效促进白塔木匠在外承包古建筑工程。
五、结语
关键词：北方建筑色彩设计应用
前言
建筑设计发展到今天，对于建筑师而言，不仅是造型的设计、结构的设计，同样是色彩的设计，色彩是造型艺术语言中较为活跃、丰富和敏感而富有表现力的视觉因素。色彩与造型共同构成建筑设计的艺术性要求。其中，建筑色彩是城市色彩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城市色彩体现一个城市的特征。在我国城市化进程中，建筑设计成为城市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建筑色彩的设计对于城市景观的规划显得尤为重要。在我国北方季节交替频繁，温差大的情况下，总体气温低的情况下，研究建筑色彩的设计，使之适应北方的自然环境不仅是建筑师情感意识和艺术修养的体现，更是建筑师的一项重要使命。
1、色彩的心理效果及其设计应用
作为建筑师，应该充分认识和了解色彩的心里效果，以此来指导我们如何运用色彩为建筑增添无穷的魅力。不同的色彩会使人产生不同的感性、联想和象征，甚至还会引起喜、怒、哀、乐的心理反应，这就是色彩所引起的心理效果。如红色、桔黄色等色彩，使人产生色觉反应，有温暖、刺目、强烈、振奋、大胆等心里感觉，它们会使人神经兴奋。如米色、奶油色等柔和的中间色有利于放松神经，使人感到柔和、温馨。如淡绿色、天蓝色等冷色调常易使人感到自然、清醒、舒爽。
北方气候寒冷，建筑色彩就以采用中等明度的暖色或中性色为主。如北方的哈尔滨，建筑色彩就常以暖色调为主，浅黄色的墙面加之白色的线条，在冬季给人们温暖的感觉，这些建筑又常以红色、墨绿等为屋面色调。在夏季，绿树成荫，使人感到清晰明快，心旷神怡，从而体现出建筑的美感。
2、北方建筑设计中色彩设计要考虑的因素及应用
2.1与周围的环境色调相协调的色彩设计
建筑不是单独存在的，必然与周围的环境相适应。包括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如道路、桥梁、广场等交通设施的色彩，树木、草坪、花卉等植物的色彩，河湖等水面的色彩等。我们在做色彩设计的时候都应全面考虑这些问题。
一般情况下，一个城市都有他固有城市文化和城市特征，也就是整体格调，我们在做设计时要尽量适应这个格调，在满足了大的环境协调的前提下，再来关注单体的建筑色彩。在考虑外部色彩的处理时应充分考虑周围景观色彩，包括自然景观和人造景观，尽可能地结合自然环境从而创造出和谐统一的色彩效果。
例如：北方城市哈尔滨市阿城区曾经是金的古都，金源文化的发源地。在阿城这个城市中，建筑群金京仿古一条街、金城仿古一条街就用青灰色的墙面作为建筑群的主色，配以金黄色的琉璃瓦屋顶，屋顶下是青绿色调的彩画装饰，屋檐以下是成排的红色立柱和门窗，这蓝天、黄瓦、青绿色彩画、红柱红门窗与青灰色墙面形成了强烈的对比，给人以极鲜明的色彩感染。这些色彩的设计适应了阿城是金源古都的这一整体特色。
通常，在不同的环境中，建筑色彩设计做到统一中有变化，变化中有统一。
2.2符合建筑功能性特征的色彩设计
根据使用功能的不同，建筑可分为公共建筑和民用建筑。具有不同使用功能的建筑，采用的色彩也应有所不同，这样才能体现出建筑美感。如纪念馆等常以橘黄色的琉璃瓦来做檐口装饰，在心里上给人高贵和永久之感；疗养院、医院就应该用白色或中性色为主调，在心理上给人清洁、安静之感；如公安局和法院等执法部门就应该以灰色为主，从心里上给人庄严、公正之感；而民用建筑，就该以紫红色、浅粉色为主调，这样从心里给人活泼向上的感觉。但目前一些地区的建筑物，不管是什么功能，都喜欢用白色瓷砖，这和其功能是很不相称的，也很难体现建筑美。
2.3“调节”气候的色彩设计
色彩有冷暖感。我们可以利用这种感受，设计建筑的色彩，使人们通过色彩来调节自然环境的冷暖感知，达到改变人们感受环境冷暖的目的。当然，这种改变只是人的心理感觉而已，就是通过色彩的搭配让人们在酷热的环境下并不觉得热，在寒冷的环境下并不觉得冷。
在北方的城市中，北纬40度左右的地区气候非常寒冷，建筑色彩常用中等明度的暖色和中性色来设计，比如常以暖色为主浅黄色的墙面加之白色线条，在冬季给人以温暖之感。这些建筑又常配以降红、深绿等屋面色调，在夏季，绿树成荫之时，使人感觉清新明朗，而得以实现建筑美。
2.4地域性、民族性的色彩设计
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色彩偏好，不同的民族同样有不同的色彩。比如：汉民族喜欢红、黄、绿；维族、哈萨克族、回族受伊斯兰教影响，喜爱将绿、蓝、白、金色等用于清真寺上，我们的设计就应该在注重功能的前提下，注意民族特色，设计出具有民族风格的设计。例如：北方城市哈尔滨有很多回族聚集区，我们在进行建筑设计时，要注意适应其民族性特征，回民学校的校舍设计、回民小区的色彩设计及清真寺的设计，要考虑其民族性。使用蓝色的色彩装饰，以表现我们对其的尊重及民族融合。
2.5综合运用色彩规律
综上所述，无论是在进行哪种色彩设计时，都不能只涉及到一种单一的色彩，因此我们应该综合运用色彩的基本规律，协调好建筑设计中的各种色彩的运用，从而让单一色彩之间，色彩与建筑达到完美的统一。
[关键词]元上都；北京故宫；传统文化；应用启示
一、都城地理位置选择及布局形态
自古以来，都城的地理位置选择都至关重要，关乎着统治者的安危及管理全国的便捷。都城是全国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宗教、社会制度等于一身的集合体，功能复杂，内容繁多，一切为皇权服务。因此，都城的选择受各个方面的影响。虽然每个朝代确定都城的原因各不相同，但在水源的选择是一致的。良好的水利条件，不仅供应着城市人民的生活用水，而且解决了漕运问题，发展了经济。
1.都城地理位置及规模格局
元上都位于燕山北部与大兴安岭西南部相交的地段，它四面环山，地势险要，南面有闪电河流过，可谓是易守难攻的好地势。滦河以南和东西两面是一马平川的大草原，便于调兵南下控制中原地区；北面又与漠北蒙古帝国联系十分便利，可谓是联系中原与漠北的交通要道。史籍这样记载元上都：“龙岗蟠其阴，滦水迳其阳，四山拱卫，佳气葱郁（王《中堂事记》，《秋涧集》卷80）。”元上都是由城址和关厢两部分组成，城址由宫城、内城、外城三部分组成。宫城是全城的核心部分，位于内城中央偏北。平面呈长方形是宫殿建筑的主要聚集区，东西宽570m，南北长620m，四角建有角楼。内城和外城均呈方形，内城中的建筑多为官署和寺庙建筑，外城的东、西、南、北四面分布着关厢，关厢是根据其功能属性进行布置的。北关易守难攻，设为兵营区；南关位于都城的前方，设为御道；东关紧邻宫城，置为供前来觐见者的居住区；西关为商业区（如图1）。北京地处东部大兴安岭和北部内蒙古通往华北平原和江淮地区的交接部位。不论在抵御北退的蒙古贵族的入侵还是南部叛军的推进，这里无疑是至为重要的枢纽和前沿地段。再加上朱棣对其根据地的依托，共同铸就了明代定都北京的选择。明北京城是在元大都的基础上改建的，平面呈“凸”字形。由京城、皇城、宫城三重城筑成。宫城居于皇城中心位置，平面呈长方形，宫殿建筑布局严整宏伟。皇城内部功能庞杂，建筑形式多样。京城分为外城和内城两部分，内城中城市街巷规划有致，商业繁荣。外城是后期加建的，以抵挡外侵者的骚扰。由于宫廷建筑贯穿城市南北中轴线，因此城市中主要交通要道只能平行于轴线规划（如图2）。
2.都城内建筑空间布局
元上都的城市规划是汉制文化和蒙古族文化的智慧结晶。宫城总体布局呈现中轴对称，且中轴线两边的建筑布局对称，规整有序，营造出了庄严肃穆的氛围。然而，城市中其他建筑却各成体系，随地形和周边环境的特点自由散落布置。同时宫城中有多处湿地，建筑多环水布置，自成一体，道路曲折迂回，又完全没有了宫殿建筑的庄严之感，真可谓是夏都的离宫别馆（如图3）。北京故宫由若干组封闭院落组成的建筑群集，这些院落串联在城市中轴线上，并在尺度上加以变化，运用欲扬先抑的手法，烘托出了庄严、肃穆、恢宏的环境氛围。与前朝宏伟壮阔的建筑相比，后朝的寝室建筑显得亲切宜人，整个居住区的空间尺度更加适宜人们的日常生活。纵观整个宫城的建筑布局可以发现：在主轴线上的建筑是严格对称的，而主轴线两侧次要轴线上的建筑则采取大体对称、灵活布置的布局方法（如图4）。图4北京故宫外三殿平面图（图片来源：作者自绘）
3.小结
都城地理位置的选择都是站在统治者安危、防御及交通便捷程度等角度考虑的，对调兵和防守的考虑至上，元上都位于联系中原与漠北的交通要道（燕山北部与大兴安岭西南部相交的地段），北京故宫位于东部大兴安岭和北部内蒙古通往华北平原和江淮地区的交接部位。都城内建筑空间布局都是以皇权为中心，但是建筑格局却截然不同。元上都建筑布局随行就势，与自然环境融合为一体；北京故宫建筑布居严谨，运用一系列空间对比、建筑体量对比来烘托庄严的环境氛围。
二、从传统文化的角度分析元上都和北京故宫
1.元上都建设中的文化根基
（1）逐水草而居随四时变迁的游牧生活是蒙古族不同于汉民族的鲜明之处。回溯辽代的“捺钵制度”，其早已将北方少数民族适时而居的生活方式体现得淋漓尽致。同时辽代的“捺钵制度”对中国北方民族建立的金、元、清三代政权却产生了深远影响。捺钵制度是北方少数民族渔猎文化的产物，也是北方少数民族治理国家军政统一的另一种方法。随着北方民族受农耕文化的不断影响和对中原文化的吸收消化，在元代时期，受捺钵制度的影响也只限于文化精髓而非制度本身。因此，元代时期采用了“两都巡幸制”，即元上都和元大都。这不仅是出于对皇帝生活适宜性的考虑，更多的是考虑到建造两个可以相互替换的政治中心，以应不时之需。“两都巡行制”的建立不仅加强了中央集权的统治，也促进了各个地区之间的文化、政治交流、推动了北方地区的经济发展。不论是帝王还是游牧百姓，他们对居住地的选择都会考虑水源。水源对于他们而言，不仅仅是解决自身生活用水，五畜的放牧更加离不开水源。因此，不论是帝王都城还是百姓毡包的建设，都和水源紧密联系。罗布桑却丹这样写过蒙古民俗：“每到夏季三伏天，蒙古人就要避暑。避暑时，大家搬到一个河边高地或湖边高地居住……（罗布桑却丹《蒙古风俗鉴》《三伏天避暑》卷九）。”（2）生物圈蒙古族的游牧生活使得每家每户都散落居住，因此在自家的草场范围内，人们和五畜是以蒙古包为中心画同心圆的方式生存。从外界进入人家，远远的会看到骆驼，然后是马、牛、羊，最后才是居民的蒙古包。蒙古包的搭建也要根据地形地势、便利交通、临近水源等来选择地点。这种生物圈的布置是自然形成的，羊行走的距离短而且每天都要赶回家里，因此在离人家最近的生物圈内，而牛、马、骆驼行走距离远，不用每天赶回家里，可以几天去照看一次，因此是在离人家稍远的生物圈内各自一体活动。这种生物圈的布置同样影响到了元上都的建筑布局：元上都首先以宫城的主殿为中心作为生物圈的核心，宫城内的其他建筑散落在主殿的周围作为生物圈的第二圈，而内城、外城、关厢的建筑群则依次作为生物圈的第三、四、五圈。它们之间相互影响又自成一体，共同维系了元上都的独特风格（如图5）。图5蒙古族文化生物圈（图片来源：作者自绘）
2.北京故宫建设中的文化根基
（1）伦理文化中国传统伦理思想的基础是三纲五常，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妇纲和任、义、礼、智、信。这种伦理文化在5000年的文明传承中影响着中国建筑空间秩序的规模体量。皇权至高无上的伦理文化就好比金字塔，皇帝高居金字塔的顶端，皇权之下依旧按照等级划分。都城建设在《周礼•考工记》中就有明确论述：“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世朝一夫。”建筑也有明确的等级化和模数化的制度，这种伦理文化在北京故宫的建设上达到了顶峰。它是在一条主轴线上串联主体建筑，次要建筑在两侧大体对称。皇权所在的建筑在尺度、规模、装饰上都是最高等级，并通过一系列的空间序列烘托出了皇权至高无上的意愿。整个北京故宫的建筑布局反映了皇权至高无上和尊卑有序的伦理文化。（2）风水学中国的风水学是站在以人为本的高度上，把人、建筑与周边自然环境三者相互协调。它影响深远，不论是都城选址、规划还是建筑布局亦或是陵墓建设都与风水学息息相关。中国风水学在基地选址上讲究依山傍水，在布局上讲究左青龙、右白虎、前朱雀、后玄武。北京故宫以景山为背，周围有金水河河水环绕，形成了背山环水的风水格局，体现了“负阴抱阳、背山面水”的思想。阴阳五行是中国古代的世界观和宇宙观，金、木、水、火、土五行分别与色彩相匹配，即东青、西白、南朱、北黑，中央为黄色。“土”为黄色，是万物生长的本源，是五行的中心，因此北京故宫的色彩以黄色为贵。以土为中心的阴阳思想还反应在北京故宫的三大殿的布置上，三大殿坐落在“土字形”平面的台基上。这一方面抬高了基座是为烘托皇权至高无上的地位，另一方面也是这种五行思想的映射。
3.小结
元上都和北京故宫不论从都城建设还是建筑布局上都与其建筑文化息息相关。它们虽然都是帝王都城、一切以皇权为中心，却以完全不同的形态呈现在世人面前。元上都的建设是蒙古族逐水草而居、生物圈的传统文化与环境融合的直接产物，北京故宫的建设是汉族伦理文化、风水学的传统文化的映射。
三、快速化进程中传统文化对当代建筑设计的启示
全球化的进程、现代建筑思潮的冲击和科学技术的发展，使得建筑呈现国际化的趋势。文化融合下的建筑风格趋同似乎成为了不可逆转的潮流。站在特定的环境下，不同地区不同民族应有适应其生存、生活的不同建筑类型。社会、经济在快速发展，材料、技术在不断更新，地域建筑的设计也在发生着变化。但唯一不变的，是对蒙、汉民族建筑古老文化中精髓的传承和发展。当代建筑设计应是站在人本理念的高度上，从本地需求出发，尊重当地特定的自然地理条件是建筑设计首要考虑因素。以本地区特定的气候特点作为建筑创作依据出发的同时，也满足了人的客观需求。设计应当从整体的环境秩序、经济和文化的现实基础、使用者的心理和生理需求上入手，最终达到建筑与环境、人的和谐共存。如内蒙古盛乐古城博物馆，由于内蒙古地区冬季时间长、气候寒冷，因此外部从整体着手，塑以敦厚的建筑外形；内部则为了弥补环境上的劣势，塑造宜人的建筑空间（如图6）。挖掘深藏在人们心灵深处的文化内涵，是现代建筑设计的灵魂。建筑设计应当回归本质，脱离固有的形式化，应当注重建筑内涵的表达，追求形式之外的精神意象。从固有的蒙、汉建筑中提炼出的文化特征，塑以人文精神的表达。如锡林郭勒草原东苏旗牧业合作社，采用了“铺”的手法创造了草原上的建筑。建筑因地制宜，就地取材，将本地的材料作为建筑材料。造型虽采用蒙古包的原形，但是并没有生搬硬套。沙袋建筑在建造时直角的平面建造并不适宜，反倒弧形更加适宜（如图7）。图6内蒙古盛乐古城博物馆（图片来源：内蒙古工大建筑设计有限责任公司）图7锡林郭勒草原东苏旗牧业合作社（图片来源：内蒙古工大建筑设计有限责任公司）现代许多大型公共建筑在延续中国传统文化的同时，注入了更多新的历史使命。即在速度之殇的当下坚守理性，尊重历史、尊重自然、尊重使用者的心理、生理需求，最终达到了建筑、环境与人的和谐共生。
四、结语
帝王都城及宫殿的建筑形制是历朝历代统治者政治思想和文化精髓的缩写，也是本时代建筑技术与艺术的真实写照。纵观历史发展长河，元、明两朝是这一文脉中不可或缺的文化元素。元上都和北京故宫的建设，映射出了蒙古族和汉族文化的不同。发掘其建都背后的文化力量，是现代建筑规划设计的理念精髓与核心载体。（1）元上都是一座建设在草原上的大都会，它虽然仿汉族宫殿的中轴对称、四角建角楼等形制，却完全没有宫殿建筑高墙林立的压迫感。它的都城规划和空间营造与蒙古族随水草而居、生物圈的空间布局紧密相连，体现了天人合一的宇宙观。（2）北京故宫是封建帝王都城规划达到登峰造极的成果，都城规划和布局上采用了汉族传统的伦理文化和风水学，其建筑布局的每个细节都通过一系列的对比来烘托皇权至上的环境氛围。故宫是统治者精神意愿的直接体现，忽略了建筑尺度的人性化设计要求。（3）蒙、汉文化的源流至今依然流淌，在顺应时展的今天，我们应当在现代建筑设计中本着从本地需求出发和回归本质的理性坚守，最终达到文化的延续和传承。
参考文献
[1]潘谷西.中国古代建筑史（第四卷）元、明建筑（第二版）[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8.
[2]孙大章.中国古代建筑史（第五卷）清代建筑（第二版）[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8.
关键词：泉州回族；文化遗产；历史记忆；文化特性
中图分类号：G127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2-0586（2013）01-0102-08
一、文化遗产：泉州回族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记忆
泉州回族文化遗产呈现多元形态，既有物质形态的碑刻、墓葬、寺庙建筑、族谱、典籍、书法、绘画及展览馆，又有非物质形态的口头传说、民俗活动、礼仪与节庆文化以及仪式与文化。既有伊斯兰文化特色的清真寺、古墓、碑刻、书法、博物馆、民俗遗迹，也有闽南文化特色的祠堂家庙、民居建筑、祭祖仪式、生活习俗、家族礼仪、。它们共同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闽南回族文化遗产群落。
泉州回族文化遗产是中阿经济文化交流历史的记忆与表达。泉州自唐宋以来即是海上交通的重要门户，长期以来与波斯湾阿拉伯诸国有密切的商业交往。葬于泉州灵山的两位圣贤，在唐武德中（618-626年）来泉州传播伊斯兰教，他们来华只是在阿拉伯人中传教的。可见，当时的泉州和广州、扬州一样也是阿拉伯人聚居的地方。“1965年，在泉州郊区出土的一方古体阿拉伯文墓碑石，初步辨认，其义为‘这是侯赛因・本・・色拉退的坟墓。真主赐福他。亡于回历二十九年，三月……’回历二十九年即我国唐贞观二十三年（649年）。可见早在7世纪中叶，在泉州的阿拉伯人中间已有信奉伊斯兰教的”。五代时，中国与阿拉伯国家通过印度中转进行贸易。据《蒲寿庚考》记载，阿拉伯人马考地说，唐末五代间，阿拉伯商人东航者，皆乘中国船。宋元时期，泉州港海外通商空前繁荣，海上交通航线也日益发展，由泉州出航，经南海、三佛齐、故临至波斯湾，再由波斯湾沿阿拉伯海岸西行，至亚丁湾和东非沿岸。从泉州至波斯湾沿岸的阿拉伯诸国，往返一次需两年时间。1225年，与泉州发生贸易关系的阿拉伯国家和地区有大秦（今伊拉克）、麻嘉（今沙特阿拉伯麦加城）、瓮蛮（今阿曼）、白达（今伊拉克巴格达）、勿斯里（今埃及）、波斯（今伊朗）等。当时泉州陶瓷业兴旺发达，是为适应当时东南亚各国和阿拉伯国家人民的需要。泉州进口的香料主要是从阿拉伯等地进口的。“南宋绍兴年间，大食商人曜辛来泉州贩卖乳香价值三十万缗”。南宋周密在《癸辛杂识》中说：“泉州有巨贾南蕃回回佛莲者，蒲氏之婿也。其家富甚，凡发海舶八十艘。”元朝继续执行招徕外商来华贸易的政策，元至元十年（1273年）在泉州设立市舶提举司，管理海外贸易。并任用原南宋掌管泉州市舶司的蒲寿庚，继续主持泉州市舶提举司的工作。元代泉州港出口的商品主要有丝绸纺织品、瓷器等，其中泉州产的“泉缎”（又名“刺桐段”）驰名海外，远销南洋、印度、西亚、东北非、欧洲等地。“在叙利亚大马士革以北的哈玛遗址，曾出土中国的青花瓷片，经鉴定是元代的产品”。“阿拉伯人把泉州缎子叫做Zaituni，这个名词随着阿拉伯人贩卖的泉州缎子传入欧洲，就成为欧洲各种语言中缎子的名称”。以至英语、法语和德语中的缎子“Stain”一词，也由阿拉伯语“Zaytuni”（刺桐）转音而来。在伊本・白图泰的著作中还提到大食、波斯的商人侨居泉州的很多。波斯的毛彘、鞍鞯、兵器、铜器、珐琅等，由泉州输入中国内地，而泉州的瓷器则输往印度、阿曼等地。从唐、宋至元代，有众多的阿拉伯人、波斯人侨居泉州。他们以泉州为据点，来我国转贩货物，经营香药、珠宝等贸易。他们当中，“象蒲寿庚这样几代久居中国的阿拉伯商人，在宋末元初，主持泉州市舶司达三十年之久，在外商中有较高的声誉，这对招徕南洋、印度、阿拉伯等国商人来华贸易，也起过积极的作用”。元朝官方的记载说“泉州那里……做买卖的‘前往’回回田地里，忻都田地里‘经商’”。在寓居泉州的亚非各国人民中，以阿拉伯和波斯人为最多，泉州人称他们为“南海蕃客”。他们把泉州作为自己的第二故乡，有的人甚至死后也埋葬在泉州。有的和当地人互通婚姻，他们的子孙后代，早已成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一员。当时泉州民间流传有“回半城”“半蒲街”的说法。据族谱记载，“现在泉州居民中的金、丁、夏、马、郭、葛、蒲、卜、哈、铁等姓，他们的祖先都和阿拉伯人有血缘关系”。宋元时期，由泉州出洋远航亚非各地贸易的中国商人，也受到各地人民的欢迎和接待，增进了彼此之间的了解和友谊。马可・波罗在他的游记里也记载了元代中国商船将药材运到埃及亚历山大港的情况。1953年，泉州市文管会在泉州南校场，发现一块元代石刻，记载“元大德三年（1299年），泉州人奉使往波斯湾的火鲁没思（即忽鲁谟斯），受到该国哈赞大王的接见，并带回特赐的‘七宝货物’呈现给元朝廷”。指南针、火药、印刷术三大发明是中国劳动人民勤劳智慧的结晶，“其中指南针和火药，就是通过海外交通贸易，经阿拉伯商人西传到欧洲的”。我国大量的瓷器经由泉州运销亚非各地。元代游历过泉州的摩洛哥旅行家伊本・白图泰说到当时中国的瓷器曾远销到他的故乡摩洛哥。考古工作者在伊朗发掘出大量的中国瓷器。在伊朗的古勒斯坦宫，成对成对地摆着中国元明两代的青花大瓷瓶和其他精美的古瓷器。在波斯语里，瓷器叫做“泰尼”，意思是“中国的”。在医药方面，当时侨居泉州的阿拉伯人和波斯人把中国的医术和药材带回各自的国家。例如阿拉伯名医阿维森纳的《医典》，其中许多医方是从中国医学著作里获得的。“从阿拉伯、南洋等地输入泉州的乳香、龙涎香、木香、苏合香油、肉豆蔻、没药、蔷薇水、安息香等十二种香药，其中有七种，在宋时已入药，成为民间常用药品”。如“苏合香油，出大食国。……蕃人多用以涂身。闽人患大风（麻风病）者亦傲之。可合软食及入医用”。现存的泉州清净寺，寺的总体结构，具有典型的阿拉伯伊斯兰式的建筑风格；寺的细部结构，也吸收了中国古建筑结构的优点，清净寺是中阿文化艺术交流的珍贵遗迹。“在中国与阿拉伯之间所进行的千百年间的航海贸易中。从阿拉伯经印度洋到南中国海，再至泉州之间，从事海上贸易的各国商人形成了他们之间的经济、物产、航海地理知识的交融。形成了一种在阿拉伯与中国的航海人所共有的文化。比如说，阿拉伯《一千零一夜》中的不少素材当与行商于泉州港的阿拉伯人有直接关系。中国的泉州港毫无疑问地，应该是中国的‘阿拉伯走廊’。泉州是中国人认识阿拉伯、前往阿拉伯的通途。”
泉州伊斯兰文化遗产是海上丝绸之路上泉州伊斯兰文化繁荣的历史见证。“自从公元7世纪以来，由于海上丝绸之路畅通，泉州就出现了由阿拉伯和波斯商人组成的、渐趋中国化的独特的穆斯林社会”。泉州是伊斯兰教传入我国最早的地区之一，公元622年（唐武德五年）暨伊斯兰教历元年，先知到麦地那建寺传教，唐武德中（618-626年）伊斯兰教传入泉州。据闽书记载“门徒有大贤四人，唐武德中来朝，遂传教中国。一贤传教广州，二贤传教扬州，三贤、四贤传教泉州，卒葬灵山”。泉州灵山圣墓便是这一历史的见证。泉州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唐代，由于朝廷对海外交通的重视，在泉州专门设“参军”，招引外商贸易，而此时非常重视海外贸易的阿拉伯国家正在发展兴起，所以自唐以来一直是中国海外贸易的伙伴。宋、元时期泉州港被誉为“东方第一大港”，随着泉州对外贸易的兴盛，大量的外国人如阿拉伯、摩洛哥、波斯、叙利亚、印度等国的商人和传教士涌进泉州，尤以阿拉伯等信奉伊斯兰教的国家为多，他们中许多人与当地汉人通婚，产生了从中国姓氏的第一代“土生蕃客”。在泉州东门外的圣墓，涂门外的津头浦、法石、云麓、美山、后渚以及后渚对岸的惠安百崎一带，都曾发现阿拉伯人的石棺式墓葬，多达数百座。从墓碑石刻可以看出，他们当中既有贵族、官吏、商人及传教士，也有妇女和儿童。《诸蕃志・大食国》记载“有蕃商日施那帏。确（侨）寓泉南，轻财乐施……作丛琢于城外之东南隅，以掩胡贾之遗骸”。据考定，“十二、十三世纪时，泉州的阿拉伯公共墓地，是由阿拉伯人蒲霞辛合纳只卜・穆兹喜鲁丁经营的”。据《泉州府志》记载“胡贾航海踵至，富者赀累钜万，列居郡城南”。新中国成立后发现的大量的阿拉伯文墓碑石刻印证了他们绝大部分居住在泉州城南的历史。1932年，在拆除泉州东门城墙时，发现一方两面皆阴刻阿拉伯文的穆斯林墓碑石，译文是“死者名伊萨尔德，阿拉伯人，到中国泉州经商兼传教。……卒于回历721年（1321年，元至治元年。碑的另一面，刻伊斯兰教的《古兰经》经文”。北宋大中祥符二年（1009年）在泉州涂门街建造清净寺，至元代，随着穆斯林来泉人数增多的需要，泉州清真寺又建了好几座，根据吴鉴《重立清净寺碑记》记载“今泉造礼拜寺增为六七”。“泉州海交馆也从一块阿拉伯文石刻碑文中考证出一个清真寺”。泉州古老的清真寺和圣墓以及众多的伊斯兰教宗教墓碑石刻，是海上丝绸之路上泉州伊斯兰文化繁荣的历史见证。
泉州回族文化遗产是海上丝绸之路上中外文化交流、冲突、适应、变迁与融合过程的历史反映。“遗产属于一种特殊的记忆形式，是一个特定族群的集体表述与历史记忆。研究遗产必须与它的时间和记忆联系起来”。泉州古老的伊斯兰教古墓、千年历史的清真寺以及众多的伊斯兰教墓碑石刻，记忆着泉州回族在历史上的社会文化繁荣景象。泉州回族的宗祠与族谱、祭祖仪式和以及浓郁的闽南汉族习俗礼仪，贮存着泉州回族迁居汉族社会后的文化变迁的历史记忆。“陈埭丁氏对于宗族和‘祖教’伊斯兰教的认同远远强烈于对民族的认同，无论是族谱的修撰，还是祠堂的建立，抑或是对祖先的历史记忆，都是在强化宗族和祖教的认同感。泉州穆斯林后裔互称‘同宗’，海外泉州穆斯林后裔的‘清真五姓联宗会’，皆以‘宗’为纽带”。宗祠的建立和祭祖仪式的举行，目的在于对祖先的崇拜，是泉州回族“汉化”的一个表现，反映了闽南回族伊斯兰文化的变迁。同时，在祠堂建筑中、祭祖仪式和丧葬习俗中保留的伊斯兰文化遗迹，反映出文化融合的特色和民族意识的表达。正如《陈埭丁氏宗祠刍议》中写道：“……建造宗祠采用了当地汉族的传统建筑形式。然而，陈埭丁氏的民族意识并没有消失，……特将宗祠的形制建成‘回’字型”。“建于明代的丁氏祠堂外观和周边族姓的宗祠没有什么区别，但是内部布局却颇有暗喻，廊院建筑呈现汉字“回”字形结构。这一闽南地区绝无仅有祠堂建筑，是丁氏族人对于自己回回身份的隐语”。厦门大学郭志超教授认为百崎郭氏回族墓制经历了元代石墓、明代整石雕成的石墓、明清三合土墓、清代以来的“内回外汉”式墓共五种墓制类型的变化。在形态上墓围、墓表石雕纹饰、墓葬构造等方面是明代以来社会变迁与回汉文化交流、冲突、适应、变迁与融合的历史反映。
二、开放与包容：泉州回族文化的多元兼容
“文化的开放和开放的文化必须以经济的开放和开放的经济为基础和先导，泉州回族的形成本身就是开放的经济和文化交流活动的结果”。经济活动同时伴随着文化的交流与互动，四通八达的商业活动本身就是一项最具开放性的经济和文化交流活动。泉州回族先民通过海上丝绸之路来泉州进行商业贸易，这本身就是一种开放的经济和文化交流举措。泉州回族海外经济贸易不仅是一项经济活动，而且是不同文化进行交流的文化互动。回族传统文化中的重商价值观和兼容并蓄的泉州文化特质乃至福建沿海具有的海洋文化开放性的特质共同塑造了泉州回族开放性的民族性格和文化的组合性格特质。并形成了勤劳、坚韧、拼搏、务实、开放的民族精神和品质。泉州回族继承了其先民的伊斯兰文化，积极主动地学习和借鉴中原和闽南汉文化，融合生成了多元包容与开放的泉州回族文化。
不相容或相异的文化在经过抗据与冲突，通过各种文化的相互渗透、互补和共生，从而构成文化内部的结构张力，这就是文化的兼容。“文化兼容、整合和文化冲突是一个矛盾的统一体。文化冲突是文化发展演进的重要动力，它有时会改变文化原来的性质，为新文化特质的产生创造必备的条件。文化的兼容实质上是异质文化重新组合的过程，当然整合后新的文化中保留各种文化成分的多少取决于各种文化的势能高低，原来渊源不同，性质不同以及目标取向不同的文化（最关键的是文化价值取向的不同），经过相互接近与冲撞，彼此协调、接纳，它们的内容与形式、性质与功能以及价值取向等为适应现实社会的需要不断进行修正，逐渐变化、融合，从而最终形成一个新的文化体系，这种整合兼容是一个有机的动态过程”。历史上泉州回族伊斯兰文化和闽南特色文化经过相互接近与冲撞，彼此协调，接纳，它们的内容与形式，性质与功能以及价值取向等为适应现实社会的需要不断进行修正，逐渐变化、融合，从而最终形成一个现今泉州回族多元兼容的文化体系，这种整合兼容是一个有机的动态过程。泉州回族文化遗产的多样性，体现出泉州回族文化多元兼容的特性。首先，泉州回族文化体现出是儒家文化、伊斯兰文化、闽南文化相互融合的特质。泉州回族文化从它一开始就不是单一体，而是多元文化兼容并蓄的复合体。其次，从泉州回族宗教文化体现出伊斯兰教，佛教、道教、基督教和闽南民间信仰文化相结合的特质，目前有许多陈埭回族家庭是佛教、基督教、道教、伊斯兰教及民间信仰等多种信仰合一的家庭，体现出宗教文化兼容并包的特点。
三、适应与变迁：泉州回族文化的发展路径
泉州回族闽南特色文化遗产是泉州回族适应社会经济环境变化和主动寻求生存发展的历史反映。元朝末年，由于长达十年的“亦思巴奚战乱”给泉州人民带来惨烈的痛苦，1366年陈友定进讨泉州“凡西域人尽歼之”。长期的战乱一方面导致泉州回族的生存状况急剧恶化，另一方面破坏了泉州同亚非国家的贸易关系，泉州港衰落不堪，外商罕至，商业凋敝，正常的贸易活动已经无法进行，传统的商业生计无法维持。为了躲避战乱获得更好的生存和发展空间，泉州丁氏回族和郭氏回族迁居陈埭和百崎，由城市迁居农村。为了适应地理与生态环境等自然环境的变化，他们采用当地汉族的基本谋生方式，改行商为务农，广置田产，充分利用当地的自然条件，以海涂养殖和田畴维系生计，发展海滩养殖业和农业，获得适应当地的自然环境相适应的生计方式。同时，为了适应闽南农村浓郁的宗族社会文化环境，通过采借汉文化的封建伦理道德观念和宗族制度，建立宗祠和家庙，与汉族通婚形成相互依赖的密切关系，通过重视汉文化教育和科举入仕而获得社会权力，通过入乡随俗适应了汉族生活方式，这一系列的主动性适应使他们更好地融入到闽南汉族社会，从而获得长期的生存和发展。“陈埭丁氏对族群身份和的理性选择，他们把祖先的历史资源和文化资源转化为一种生存和发展的策略”。泉州回族具有闽南文化特色的遗产是泉州回族适应性文化特质的见证和表达。
一个民族的民俗习惯，一般取决于经济基础和与之相适应的文化和意识形态，如果社会环境、经济基础变了，人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以及传统文化观念等都发生了剧烈变革，那么，民俗文化也必然会发生相应的变化。民俗的变异，就其方式而言，有内容变异、形式变异以及内容形式变异；就其范围而言，有局部变异和整体变异；就其程度而言，有渐变和突变。在泉州回族民俗中，上述的这些变异都有，但总体来看，是以内容与形式整体的渐变为主。泉州回族民众在与汉族民众的世代相处中，由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环境、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以及传统观念都逐渐发生了变化，泉州回族的民俗也相应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其原来的回族以伊斯兰文化为主的习俗逐渐演化为以汉族民俗为主。明代万历年间（1537-1620年），丁氏第10代丁衍夏所撰谱牒《陈江丁氏族谱》，记述了他年幼时所见到的和宗教仪式，具有明显的伊斯兰文化特征，他同时还描述丁氏家族伊斯兰教信仰正逐渐削弱，取而代之的是民间宗教色彩正在加浓。根据厦门大学石奕龙教授的研究“陈埭回族宗教转化过程的开始大致可以从丁姓一世祖时算起。这以后，汉民族的民间宗教因素不断增长，伊斯兰教的因素渐渐减少。通过了300年左右的时间的量变之后，大致到明代万历年间，才导致了质变，最终从信仰伊斯兰教转化为几乎全部信奉汉族的民间宗教”。根据笔者对陈埭回族社区和惠安百崎回族乡的调查，人生礼仪、婚庆习俗、丧葬习俗、祭祀礼仪都呈现出汉族民俗的特点，但其与当地的汉族习俗又有所不同，体现在其民俗在逐步汉化过程中，还保留了回族原来的风俗痕迹。例如百崎回族逢年过节，红白喜事，祭祀祖先，家家都要煎炸“油香”以表示尊祖继俗，在祭祖时要摆上《古兰经》，举凡丧事必须“请经”，在春节张贴春联，有的回族群众写的不是汉字，而是阿拉伯文等，都体现出民俗的变异。
四、迁移与互动：泉州回族文化的传播
随着泉州回族移居台湾、香港、菲律宾、韩国、美国等国家和地区，将具有闽南回族特色的文化传播到海外各地。目前居住在陈埭的丁姓回族逾2万，而分布于包括台湾在内的全国各地以及海外超过5万人之多，百崎历史上民穷地痔，飘洋过海者居多。“时至今日多有族亲生活于东南亚和香港、台湾等地，在台湾鹿港郭厝有百崎郭姓的衍派所”。这些移居他乡和海外的丁氏和郭氏后裔，将具有丁氏和郭氏回族特色的文化传播到海内外各地。台湾丁氏与陈埭丁姓回族一样，具有很强的宗族观念和认同意识，这种宗族观念和血缘认同，更强烈地反映在祖先崇拜方面。台西乡光华村的十张犁供奉有丁氏四世祖仁庵公之神主，在海南村的六堍厝，还有“丁家世传祖”的崇拜。他们经过多年的“调查联络”，于1973年9月30日在云林县台西乡举行隆重的仪式，成立了“丁氏宗亲会”，并推选出由32人组成的以丁治磐为理事长的“丁氏宗亲会第一界理监事会”，台湾各地以及美国、菲律宾、韩国和香港的丁氏宗亲参加了这次大会。陈埭鹏头村的丁王爷信仰，不仅在当地传播，而且随着移民运动多渠道地传播到台湾岛内。移民台湾的丁氏族人，去世后就地埋葬，有的在台西嫡亲，家眷总是想方设法将遗骨运回祖籍安葬，让其魂归故土。台湾丁氏回族移民后裔也不断有族人来到祖籍陈埭，两地宗亲在丁氏宗祠举行隆重的祭祖仪式。一则在台湾丁氏中广为流行的传说“祖先是被牛撞死的，不吃牛肉是背祖”，透出了一种民族成分的信息，与在陈埭流传的“不吃牛肉不是陈埭丁”之说，有着深刻的异曲同工之隐语――他们同是“回族工”。早在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就有美国人类学者皮尔斯伯里到百崎郭姓的台湾衍派所在地一鹿港郭膺从事田野研究，并据此获得博士学位（Pillsbury，1973）。她的研究涉及了鹿港郭姓穆斯林的汉化，“认为他们‘祭祖不用猪肉’的习惯表明了他们的少数民族特殊性”。这些都说明陈埭丁氏和郭氏回族的文化通过移居台湾的丁氏和郭氏移民而传播到台湾地区。菲律宾的清真五姓联宗会是社会文化组织，为泉州回族传统文化的海外传承和发扬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和祖籍地的回族一样，五姓侨民无信奉伊斯兰教，无明显的回族文化特征，但有自己的民族心理，而祭祖禁用猪肉则与陈埭丁和百崎郭的习俗完全一样。清真五姓的丁、郭等姓既有对清真堂传说远祖的崇拜，也有对可依族谱追溯的始前祖和先贤祖先的崇拜。如菲律宾聚书丁氏宗亲组团回乡祭拜泉州灵山圣墓附近的丁氏先祖墓，清真五姓也组团参加了这项活动。清真五姓联宗会和其他华侨宗亲会一样，以敦亲睦族，弘扬中华民族文化和泉州回族文化为宗旨，使得泉州回族文化在海外得以继承和弘扬。
文化的互动、交流与交融，对文化质地的变化、创新和发展都有重大的作用，是文化发展的必由之路。“新的文化形式的出现，总是不同文化传统相互作用的结果，总是不同文明互动的产物。”在泉州繁荣的历史时期，文化互动与商业交流结合是那么亲密无间，文化依托商业活动传播，商品交流依靠文化互动形成交易网络，通过商业贸易，使泉州回汉两种不同文化产生了有效的交流与互动。当时由商业贸易从国外传来的文化，其中大量的是阿拉伯文化，他们开始与泉州文化碰撞、交融。泉州和阿拉伯的文化交流，远非一般文化形式的交流，而是进行深层的交流，甚至熔化在血液之中，建立血缘、亲缘的密切关系，所以，这是一种血浓于水的文化互动关系。随着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文化的互动，中阿人民交往更为频繁，泉州便更急剧地由汉人聚居之地变为“民夷杂处”之区。这个“夷”中，以信仰伊斯兰教的阿拉伯和中亚的穆斯林为最多，包括商人、手工业者、航海家、学者和宗教职业者。这些人被称为“土生蕃客”“五世蕃客”，他们居住在泉州，看到中华民族文化博大精深，便积极主动地学习儒家文化，甚至很多人热衷于中国的科举，以为自己的晋升之阶。泉州陈埭丁氏回族家族是一个注重汉文化教育、积极鼓励科举、诗文传统累代相传、文学名人辈出的大家族。也有泉州人受传教士的影响，便随阿拉伯人信仰伊斯兰教。不同文化拥有者之间的通婚是文化互动的一种独特形式，历史上在泉州地区，回汉两族男女互相通婚是很正常的现象，甚至还出现世代通婚的现象。也有泉州人航海经商至波斯者，有娶回波斯女子为妻者，出现“有从妻为色目人者，有从母为色目人者，习其习俗”。通过拥有不同文化个体相互通婚的方式，使中外文化产生了互动、交流与融合。建筑和习俗是表达文化互动的特色符号。在泉州城内，涂门街燕支巷中，有一个名门望族，泉州人称之为“祖阊苏”。现在还存在着一系列比较完整的古民居建筑群，其中有一座祠堂，名日“绥成堂燕支苏氏宗祠”，这一传统的闽南文化建筑物内，蕴涵着多元一体的文化，清楚地看到当时泉州与阿拉伯文化互动的生动情况。苏氏宗祠的建筑保留了明代建筑简朴的特点，也有别于其他汉族姓氏宗祠的宗教色彩。宗祠的建筑外观类似泉州回族聚居区的祠堂。祠堂与民居住区的大门只漆黑色，没有彩绘汉人祠堂传统的门神，整座建筑肃穆典雅。燕支苏氏宗祠的祭祀仪式也有浓厚的伊斯兰教的色彩。在汉人的习俗中，牛肉之类的食物是不能用来供奉祖先的，但燕支苏氏宗祠的祭品，无论春祭、秋祭或坟祭，牛肉的供品占一半。这种汉回结合的祭祀礼仪是泉州地区一种罕见的民俗文化现象。“亚非自古多兄弟，唐宋以来有会盟”，不仅是诗的语言，而且是反映丰富的历史事实。类似可以证实泉州与阿拉伯文化互动的现象，俯拾皆是，在泉州回族中可以看到同一对的春联，同时写着中阿两种文字。在墓葬方面，一般穆斯林是不崇拜偶像的，树碑的现象很少见，“但是泉州回族死后，一般都立有墓碑，在同一块墓碑上，可以看到同时刻有中阿两种文字，这些都是两种不同文化传统互动互相参照的结果”。百崎回族从小范围看，有若干村落的聚居点，而从大的范围看，又是同汉族村交错杂居，或者说回族是处在汉族的大海之中，这个长期形成的分布格局，决定了回族受到汉族习俗的严重影响，使回族不少习俗趋同汉族，如岁时习俗，春节、元宵、端午、中元、仲秋、重阳、冬至等，同汉族习俗的活动内容基本上是一致的，婚姻方面主要也是受中国封建社会一夫一妻制和家族家长制的影响，封建买卖包办婚姻等旧时都存在过。但另一方面回族习俗对汉族的影响也是不可否认的，如回族的明洁为尚的卫生习俗，对汉族影响很大，在百崎的汉族也像回族一样，建造得是清一色的石块楼房，整齐清洁明亮，家家收拾的井井有条，各项用具洗刷得干干净净，特别是同回族交错而居的汉族，“如崎村的陈、黄、李、孙等姓10多户、奥厝贺姓20多户、克圃陈姓30多户、下棣杨姓20多户，也同回族一样有讲究卫生整洁的习惯。可见这些良好的习俗对汉族也有颇深的影响，此种回族和汉族民俗文化之互动，也有力地促进了回汉之间的文化交流”。陈埭丁氏祠堂建成一个“回”字型，丁氏回族祭礼中的伊斯兰文化遗迹也是中外文化交流互动与融合的一个历史见证。
五、文化遗产与文化身份：泉州回族认同与发展的象征资本
泉州回族文化遗产已成为泉州回族表达民族认同和打造民族边界的符号，成为他们争取民族权力与获得民族经济发展的象征资本。当今时代被认为是文化自觉的被传承、被发现、被打造的时代，“无意识的传承”传统常常为来自国家和民间的力量进行着“有意识的打造”，这种打造的过程正是一种“文化的生产”与“文化的再生产”的过程，是一种“地方或民族文化的张扬”过程。王明珂认为，“认同与区分是人类社会结群现象的一体两面。空间、资源环境与人群在其间的资源分配、分享与竞争体系，是人类社会分群的主要背景”。民族文化遗产属于民族性资源，因而是一种民族认同的话语符号，成为特定族群身份认定、价值体现和民族边界打造的符号。“几经起伏的地方穆斯林史给百崎回民留下来的文化遗产是多方面的。正是凭着这些地方穆斯林史的文化遗产，使百崎郭姓的穆斯林身份首先得到外界的认可（recognition），并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就被国家确认为回族”。百崎回族将“民族”作为当地发展经济的有利条件，主要是鉴于国家对少数民族的优惠政策提出来的。百崎乡政府认为，百崎乃福建省唯一的回族乡，同时也是泉州地区唯一的少数民族乡，因此将获得最为优惠和最特殊的政策。“这一政策也将对海外资金有巨大的吸引力”。在百崎回族民族文化重新打造的过程中，地方政府接受了当地知识人士的一些有关强调“民族特色”建议，将这一特色在空间上充分表现出来，以期与发展商品经济、招商引资相结合。百崎回族乡行政大楼在建设中充分体现了民族特色，其中部顶层立着三座黄色穹顶，正面装饰则是巨大的拱形加网状线条部分，与地面起建的圆柱状楼体衔接起来，柱状体内则是通往各楼层的楼梯。这一设计显然受到国外清真寺常有的、用来招呼做礼拜的“望月楼”（minaret）之启发。此外，所有突出和明显之处的窗户均为拱形，整个建筑之外还有围墙，大门门框亦呈拱形。远远望去，总共六层的乡政府行政大楼犹如一座阿拉伯风格的清真寺。乡政府于20世纪90年代初期推出了集镇总体规划，在这一项目中，建设“伊斯兰商业街”为重要组成部分。既用“伊斯兰”来冠名街道，自然要有所体现。的确，在回族乡的都市规划里，如何表现百崎的“伊斯兰文化”成了具体任务。在建筑表现上似乎只有拱形窗、门和弯顶方能作为伊斯兰文化的代表。之所以如此，除了力求通过体现所谓民族特色以获取外界的“认可”之外，它还有一些十分现实的用意。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一次工作会议上，前民族乡领导就曾直截了当地点明，突显百崎的伊斯兰传承，还有一个重要的目标，那就是在伊斯兰国家开发商机，争取让百崎的产品进入这些国家的市场。当时，百崎为数不多的乡镇企业主要生产鞋类产品，包括皮鞋和运动鞋。由是观之，在建筑理念上追求某种阿拉伯文化表现还有增强对伊斯兰国家的亲和力的诉求。1978年后，随着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的贯彻与落实，晋江县（今改市）政府于1979年1月重申了陈埭丁氏回族的民族身份。1984年成立“陈埭镇回族事务委员会”，具体管理丁氏宗族所有事务，包括教育、社会福利、宗族内部纠纷、对外交流等。“回委会所开展的活动灵活地运用了少数民族身份这一‘象征资本’，来致力于宗族的事务，这不能不说是宗族实践的一种策略。是以少数民族身份这一象征资本作为生存和发展的策略”。1985年在丁氏祠堂开辟“陈埭回族史馆”，展示本民族的历史和文化，同时成立“伊协小组”，举行开斋节、古尔邦节纪念活动，并创办《陈埭穆斯林》小报，介绍伊斯兰文化和报导陈埭回族活动等。还于1991年建筑陈埭清真寺，请阿洪主持做“主麻拜”。2006年6月，陈埭丁氏回族宗祠荣膺第六批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9年建成泉州清净寺新的礼拜大殿并举行盛大的泉州清净寺千年庆典仪式，正是凭着民族文化的打造和再生产，泉州回族重塑民族身份认同，实现了泉州回族独具闽南回族特色的民族文化边界的重新打造和民族文化资本的再利用。
关键词：清真寺；形制演变；植入；中国化；多元趋向
中图分类号：J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3）32-0146-01
一、清真寺的植入
唐朝永徽二年（651年），第三任哈里发欧斯曼首次遣贡使，携带大食的国况及伊斯兰教义至长安晋见唐高宗，这次晋见被学界视为伊斯兰教传入我国的开始。
唐、五代、宋，至回族产生前，来华的伊斯兰信徒多是波斯、大食的商旅“蕃客”，他们大都集中在通商大埠封闭的“蕃坊”中，这一时期两种异质文化的接触尚在萌发状态，多数“蕃客”还只是侨居中国，并未融入至主流社会中去，封闭的“蕃坊”模式令清真寺“养在深闺人未识”，对外部社会散发的信息量十分薄弱，同时在建筑形制上也还未受到太多汉式建筑的影响，这一时期的清真寺基本类同于中世纪阿拉伯的建筑形式。史学界称为移植时期。
始建于唐朝的广州怀圣寺是这一时期伊斯兰教的代表性建筑。从寺内光塔的形制来看，筒形的塔身由上下两段组成，砖砌，面层抹灰，沿内部两条砖蹬道盘旋可至塔顶，这座塔楼具有阿拉伯邦克楼的典型特征。另有始建于宋的福建泉州清净寺，尽管大殿已毁，从现存状况来看，门楼的砌筑技术、门券、穹顶，以及奉天坛礼拜殿的平面布局和凹壁的外观，皆呈现出同时期阿拉伯建筑的特点。
二、“本土化”历程
有元一代，随蒙古贵族西征东来的穆斯林数量远胜过以往任何时期，伊斯兰教迅速发展，“回回遍天下”的局面缔结了穆斯林与华夏民族密切的地缘关系，也促成了两种意识形态的交结、渗融。身处强势的汉文化圈场中，穆斯林意识到，脚下这片土地上传统儒家文化源远流长，是任何外部文化都无法相与抗衡的，唯有“求同”才是保持民族发展的最好策略。于是穆斯林开始积极寻求与华汉文化的“伊儒相通”，伊斯兰教中国化的趋势在所难免。
明初，回族作单一的民族共同体逐渐形成，此时的回民已经极大地汉化，他们放弃了母语，改用汉字，从服饰外观上也几乎与汉人没有什么区别了，舍却一般外在的东西，只在内心恪守着伊斯兰的信仰。这种意识形态的取向当然无一例外地反映在清真寺建筑中，这一时期的清真寺，主体建筑的外观更多地与传统宫殿建筑表现出类同的取向，砖木结构取代以往的建筑材料，平面布局采取合院形式，中轴对称，封闭内向。
重建于元代的杭州凤凰寺，现存后窑殿是一座三间攒尖顶并列的砖砌大殿，正中为八角重檐攒尖，左右两间为六角单檐攒尖，从外观上看系典型的传统构制，而其攒尖顶下实际上包裹着三个阿拉伯穹顶，这种外观上与中国传统建筑求“大同”，内部则依然保持阿拉伯―伊斯兰风貌的处理手法，具有典型的过渡期建筑特征。纵观这一时期建造的清真寺，也基本类同于上述状况。
明、清直至鸦片战争前，内地清真寺逐步完成了本土化的过渡，并在清代形成了我国独有的形制特征，平面布局为纵轴对称的方正四合院落序列，礼拜大殿及配殿均为大木起脊式木构体系，大殿一般采取勾连搭来加大进深，带前卷棚及后窑殿。建于明初的西安化觉巷清真寺是这一时期的典型建筑，纵轴线上布置了四进院落，一、二进院落均有牌坊及大门，第三进院落的邦克楼为三层八角攒尖塔楼，大殿已无砖砌后窑殿，单从建筑外观上来看已无法与中国传统建筑相区分。
三、滞缓与衰退
鸦片战争至解放前的百余年间，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状况令国民经济遭受重创，一批传统清真寺在战火中损毁，政府无力承担修缮的费用；与此同时，受到西方建筑体系的冲击，钢筋混泥土技术、楼层布局及欧美样式的门窗洞口和建筑装饰开始出现在一些新修建的清真寺中，但整体而言，其建筑艺术和审美水平皆无法与前代相比。
这种衰退的状况一直延续到接下来民国和建国初期，中大批优秀的清真寺遭受拆毁破坏。“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在这种特定的时代下是难以奢谈清真寺建筑风格的。
四、当代清真寺的多元趋向及发展与保持的矛盾
改革开放带来我国经济的迅猛发展，各地区新建的清真寺在政府经济的扶持下呈现出规模宏大、风格各异的势头，但与此同时新修建清真寺中对阿拉伯样式的刻意追求或跟风现象也有出现，辩证地来看待，这大抵是社会在体制转型期面临的经济与意识未能完全对接造成的矛盾现象。所幸人们已经开始意识到“中国特色”缺失的问题，经济、社会发展的趋势是不容改变的，一个开放的城市当然应是多元建筑文化的集合体，但具有个性的文化气质也必不可缺，创新或保存，借鉴与创发，发展和保持，这也是今天我们每个建筑从业者需要慎思而笃行的一件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