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2-15 05:48:47
[关键词]书院；人文教育；学规；科举
随着知识经济的到来，大学将进入社会的中心，直接参与经济活动的运作，这使得大学的功利趋向愈来愈明显，直接影响到大学人文教育的实施，甚至因过分强调科学教育，使得大学沦为职业培训机构，这既不利于大学生的全面发展，也不符合大学自身的发展逻辑。人文教育是中国古代书院教育的主要特点，并形成了实施人文教育的较为完备的制度，挖掘古代书院人文教育的理论是构建当代大学人文教育理论的重要基础。本文主要从探讨儒家人文精神出发，对书院人文教育进行分析，力图管窥书院人文教育的一斑，以为当代大学人文教育理论建设提供些许借鉴。
一
北宋以降，书院逐渐发展成为传承、创新和普及儒家学说的重要机构，在中国传统社会的文化发展中担当了举足轻重的角色。可以说，书院是儒家文化传播、创新和普及最有力的推动者，也是儒家精神的有力践履者。
儒学是以人为本位的学说，主要表现为在对人的价值和人格肯定的同时，也强调人应该具备社会责任心，并认为这二者之间存在前后依存的关系，即中国传统思想中的“内圣外王之道”，通过“正心”、“诚意”、“修身”、“格物”、“致知”提高自身的道德修养，达到“内圣”的境界。在此基础上，儒家学者通过自身的努力实现“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社会责任，即所谓的“外王”。这种由内圣走向外王的思想，即是儒家人文精神的主要内涵。换言之，儒家人文精神包含着两个相互关联的层面：其一，士人通过忠实践履儒家的道德规范，并将其内化为自身人格、价值的追求方面，使个体道德达到完善的境界。其二，儒家人文精神的理想在于将儒家的道德要求付诸实践，最终实现“天下大同”的理想。儒家将这种人文精神渗透到教育的各个环节，使中国古代教育呈现出典型的人文特色。书院教育不仅将以道德养成为核心的人文教育摆在首要位置，而且按照儒家的理想来设计人才培养模式，使其人文精神得到贯彻落实。
作为宋代儒学的集大成者，朱熹一生创建、修复并讲学于多所书院，在长期的书院教学生涯中，朱熹将培养书院生徒的道德品质作为首要任务，他在《白鹿书院揭示》中指出：“熹窃观古昔圣贤所以教人为学之意，莫非使之讲明义理以修其身。”在朱熹的设想中，道德养成被视为人才模式的核心，他说：“而其所以教之之具，则皆因其天赋之秉彝而为之品节，以开导而劝勉之，使其明诸心，修诸身，行于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之间，而推之以达乎君臣上下、人民事务之际，必无不尽其分焉者。”他的这一人才模式的基本内涵与儒家道德所信奉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念是完全吻合的，道德培养被提高到首要地位。
不惟朱熹如此，几乎所有的书院大师都强调儒家人文精神在教育活动中的绝对地位。长期主讲南宋长沙岳麓、城南二书院的著名学者张拭则认为书院应该“传道而济斯民”，将以儒家道德为核心的“道”作为教学的主要内容。明代心学的代表人物王阳明的为学之路虽然与朱、张二人明显不同，但在书院人才培养模式的选择上，却是与二人一致的，对书院人才培养的首要标准也是“明人伦”。在(增修万松书院记)中他指出：“今书院之设……士之来集于此者……而进取之心，自吾所汲汲，非有待于人从而趋之也。是必有进于是者矣。是固期我以古圣贤之学也。”而“古圣贤之学明伦而已。”所谓“明伦”就是要精通儒家的伦理道德，并将其内化为信念，进而外化为行为准则。此外，王阳明还将书院的道德教育与自己的学术主张结合起来，认为书院教育应启发良知、培养圣人，即所谓的“致良知”。
尽管明清代大多数书院是以培养科举人才为主要任务，但书院仍然重视人文精神的灌输，强调良好的道德素养和扎实的儒学功底是科举应试的前提条件。道光中叶，主讲庐州泾川书院的著名汉学家胡培晕认为：“国家设立书院造就人才，原欲其讲明修己治人之道，备他日任使，非徒以膏火月廪周其空乏，亦并非望其博取科第为一身之荣已也。”许完寅认为当时书院教学的主要弊端是“聚诸生课文词，为科举而已”。尽管他也承认“当今之世，士之起于乡也以科举，势不得不专于文词”，但他还是认为片面追求科举文词会妨碍道德水平的提高，他说：“然而循习之深，则得于心者亦不自知其所至，其有道德而能文词者如彼也，其文词当于理而进于道者又如此也。夫何有今昔之异哉?”因此，他要求桐乡书院的生徒通过潜心学习儒家经典，提高自身的道德修养，他说：“吾愿吾乡之士，讲习于其中，无诱乎功名名利而存苟简之心，相与究孔孟之遗，为修己治人之大，勇于自立，而以积久持之，待其学之成履之为德性，发之为文章，举而用之为丰功伟业，斯所谓人材于此出，斯所谓造士于此始矣。”嵩阳书院的执掌者耿介也认为从事举业的生徒要重视“有本之学”的学习，他说：“今日论学，不必烦为之辞，即于举业加一行字，使修其辞为有德之言见诸用，为有本之学。”
虽然不同历史时期、不同书院对人文教育的重视程度不尽相同，甚至沦为科举附庸的书院对人文教育相当不重视，但人文教育贯穿于书院千余年的发展始终，成为其区别于中国古代其他教育机构的显著特征。
二
由于人文教育在要求生徒掌握儒家经典知识的同时，更重要的是将儒家人文精神内化为道德品格，因此不但要求书院重视教学环节的人文精神培养，而且将人文教育渗透到其活动的每一个环节之中，既体现在学规之类的制度化文件中，也从书院内部环境的创设、祭祀等方面鲜明地体现出来。
学规是规定书院的办学宗旨、办学目的、教学内容及其学习方法等方面内容的制度性文件，书院的人文教育也在学规中得到充分的表现。在中国书院发展史上，朱熹所制定的《白鹿书院揭示》是最有代表性、影响最大的书院学规，不仅为历代书院所采用，而且还成为南宋中后期以来官办教育机构的规范性文件之一。《白鹿书院揭示》将儒家的道德规范作为书院办学指导方针，首先就提出：“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为获得这些道德规范，《揭示》认为掌握儒家经书是关键，朱熹说：“圣贤所以教人之法，具存于经。有志之士，固当熟读而问辨之。”为此，他提出了“为学之序”：“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从这个“为学之序”来看，朱熹要求生徒学习儒家经典的最终落脚点就在于笃行上，即将道德规范转化为行为实践。在朱熹看来，行为实践更多地会表现在日常行为中，他说：“学、问、思、辨四者所以穷理也。若夫笃行之事，则自修以至于处事接物，亦各有要。”为此，《白鹿书院揭示》对生徒的日常行为规范也有相当严格的规定，在修身方面，要求生徒“言忠信，行笃敬，惩忿窒欲，迁善改过”；在处事方面，要求“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在接物方面，要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行有不得反求诸己”。为达到学规中的各项要求，朱熹强调自我主观努力的作用，他说：“则夫规矩禁防，岂待他人设之后有持循哉?”与此同时，他认为学规还有警示作用，对于生徒的道德教育必须具有一定的强制性，指示生徒严格遵守这一学规，“诸君其相于讲明遵守而责之于身焉……其有不然，而或出于禁防之外，则彼所谓规者，必将取之”。《白鹿书院揭示》不但规定了人文教育在书院教育中的地位，而且还提出了具体的实施办法。
与《白鹿书院揭示》强调主观自觉性不同，在同为南宋著名学者的吕祖谦为丽泽书院制定的《规约》中，则强调外部力量的强制性在人文教育实施过程中的作用。在道德教育方面，《规约》主张建立书院与社会的互动关系，将社会舆论作为人文教育的重要手段。他认为生徒违反道德准则之后，要先对其进行劝勉。如果劝勉无效，则要对其进行严厉的谴责。如果谴责仍然无效，则需要公之于众，借助社会舆论的力量来促使其悔过。对于那些屡教不改的生徒，书院应当开除其学籍。为使人文教育落到实处，《规约》要求生徒使用日记簿，将每天所学的内容和疑问记录下来，“肄业当常有，日纪所习于簿，多寡随意。如遇有干辍业，亦书于簿”。等到生徒聚会探讨学术时，各自提出自己有关于经书的疑问，互相商榷。对懒惰不愿意写日记的生徒，应当“共摈之”。我们认为朱熹和吕祖谦的学规在开展人文教育方面，各有特点，朱熹重视生徒的道德自觉性的培养，而吕祖谦则重视舆论的监督与强制作用。
尽管实施人文教育的方式不尽相同，但书院利用学规开展以儒家道德伦理为核心的人文教育的传统为后世所继承，只是在不同的时候和不同的书院根据实际情况补充一些大同小异的条目而已，使书院的人文教育在强调道德自觉和舆论强制方面走了调和的路线。
清代岳麓书院山长王文清于乾隆十三年(1748年)制定的《岳麓书院学规》，现仍刊在岳麓书院讲堂东墙之上。这一学规延续了书院重视人文教育的传统，从孝、忠、庄、俭、和、悌、义等方面对生徒作出了严格的要求，学规的前半部分为：“时常省问父母，朔望恭(谒)圣贤；气习各矫偏处，举止整齐严肃；服食宜从俭素，外事毫不可干；行坐必依齿序，痛戒讦短毁长；损友必须拒绝，不可闲谈废时。”不但保持了历代学规对儒家伦理道德进行严格要求的传统，它还将儒家道德伦理规范贯穿于日常行为中，力图使生徒养成良好的素养和人格形象。因此，这一学规使书院的人文教育更加易于落实，也使得书院人文教育效果更易于考核。
除学规之外，书院人文教育实施的方式还有很多，如书院内部环节的创设与祭祀是最为典型的。书院建筑的总体布局是遵循儒家纲常伦理的，内部环境的布置也时刻彰显出道德教育的重要性，采取类似潜在课程的方式实施人文教育。如岳麓书院讲堂的布置就十分具有代表性，讲堂东、西两墙上嵌有朱熹手书的“忠、孝、廉、节”和清代山长欧阳正焕手书的“整、齐、严、肃”八个大字，集中体现了岳麓书院的院风和人文教育传统。这种布置使书院生徒置身于浓厚的儒家伦理道德氛围之中，时刻警醒他们保持对儒家伦理道德的体悟和追求。
书院祭祀也是实施人文教育的重要途径之一。书院祭祀是中国古代庙学体制的延伸，并结合书院的需要形成了自身的特点。除与官学同样将孔子等先圣、先师、先贤作为祭祀对象之外，书院还供奉本院学派的创始人或代表人物以及与本院息息相关的人物，其目的在于一方面彰显本院的学派学风和旨趣，另一方面意在将这些人树立为本院生徒，甚至成为书院所在地的道德和学术的榜样。通过开展祭祀礼仪，向生徒与地方民众传达书院的道德与学术追求，使生徒与地方民众受到儒家人文精神的浸染。
这些实施人文教化的方式多是重在对于人文教育的第一个层面——完善自我道德修养的要求，而对于第二个层面——治国、平天下的方面则显得相对忽略。这与儒家认为道德修养是承担社会责任的基础的思想是一致的，加之书院作为教育机构，强调个体道德教育亦在情理之中。
三
尽管如此，书院在实际的教学过程中，对生徒参与社会政治的实际运作也是相当重视的，这使得书院人文教育的内涵进一步拓展。书院不是修道院，不以培养清心寡欲的儒学教徒为目标；书院亦不是纯粹的文官训练营，不以培养追名逐利为终生目标的势利之徒为任务。书院教育应该通过完善生徒道德，进而实现全社会道德的完善，以此充分体现出儒家所要求的人文精神。
为此，书院学者们往往将这种人文追求与社会政治、日常人伦结合在一起。而在传统中国的政治体制下，科举是几乎将儒家经典知识权力化的唯一制度，也是士人将文化话语权转化为政治话语权的必经之途，书院与社会政治的结合往往表现为对科举仕进的追求。因而，为实现个体道德完善与“治国、平天下”的理想，大多数书院都将道德教育与应试教育统一起来，目的在于培养“德业”与“举业”并重的人才。书院大师们认为士人必须在研习儒家经典的基础上，将儒家思想内化为良好的道德修养和崇高的品格，而不是片面追求科举之学，即所谓立志。朱熹说：“若高见远识之士，读圣贤之书，据吾所见而为文以应之，得失利害之度外，虽日日应举，亦不累也。”明代王阳明的高足王畿亦持基本相同的观点，认为“举业”与“德业”并不是对立的双方，二者是相互促进的，他说：“是非举业能累人，人自累于举业耳。举业、德业原非两事……其于举业不惟无妨，且位有助；不惟有助，即举业为德业，不离日用证圣功，合一之道也。”
此外，不少书院的创建者或修复者则进一步认为生徒努力学习“有本之学”，不仅能提高自身素质，而且还能提高科举及第的机率。广西洛江书院要求生徒全面研习《易》、《书》、《诗》、《礼》、《春秋》等儒家经典，将学习心得付诸实践。这样不但自然会形成观察社会的独特视角，而且还能在场屋竞争中稳操胜券。饶拱辰创建巴东信陵书院以后，反对书院生徒“惟是习文艺、取科第为富贵资”，注重在讲明义理和提高自身修养上下工夫，使自己成为学问淹通、修身慎行的君子，这样能使“其文艺必能卓然自树立于流俗之外”，在科场竞争中脱颖而出的机率自然也更大，即使“不得科第，亦能为乡党所倚赖而矜式”。
书院教育的这种转变，使得科举应试知识与人文教育结合在一起，成为实施人文教育的主要资源了。乾隆五年(1740年)制定的台湾(海东书院学规)云：“‘六经’为学问根源。士不通经，则不明理。而史以记事。历代兴衰治乱之迹柢，亦胥在焉。舍经史而不务，虽诵时文千百篇，不足济事。”以科举考试所必须掌握的基本知识与人文教育结合起来，将人文教育寓于科举应试教育之中，应该说这是书院科举化背景下，书院人文教育的一种自我调适，以适应生徒普遍读书应举的要求。
[关键词]高校图书馆；大学生；人文素质
图书馆是人类文明的产物，是从事科学文化事业的社会实体。是开展社会教育的重要基地。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图书馆规程(修订)》总则第二条再次规定了图书馆在学校教育中的任务：“高等学校图书馆必须贯彻国家的教育方针，履行教育职能和信息服务职能，为培养德、智、体、美等全面发展的人才，发展教育科学文化事业，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服务。”明确了高校图书馆要对大学生进行品质塑造和扩大知识面的教育。可见，高校图书馆不仅是教学和科研的服务基地，更是大学生的第二课堂。它对大学生的教育是一种特殊的教育，在大学生人文素质教育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1 人文素质与人文素质教育内涵
“人文素质指的是做人应具备的基本品质和态度，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具有丰富的人文科学知识，这是形成人文素质的基础，包括文、史、哲、艺术、科学技术史、伦理史等；二是对人类、民族命运的关注和责任意识；三是高尚的人格要素和健康的心理素质。”人文素质是人的诸多素质当中最根本、最基础的素质，是人类发展中起基础性作用的品质，对于人的其他素质的形成和发展具有很强的渗透力和影响力。“人文素质教育，就是将人类优秀的文化成果通过知识传授，环境熏陶，使其内化为人格、气质、修养，成为人的相对稳定的内在的品格。”_2J人文素质教育的目的，主要是引导学生如何做人，如何处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的关系以及自身的理性、情感、意志等方面的问题。
2 大学生人文精神缺失分析与培养大学生人文素质的必要性
2.1 大学生人文精神缺失分析
近年来，由于就业压力，高等教育存在着趋向于实用技术教育。“重科技轻人文”，“重知识传授轻人格培养”，导致了我国大学教育中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严重不协调的弊端，使之呈现出“过弱的文化陶冶、过窄的专业教育、过重的功利导向”局面。商业主义对大学的入侵，大学的扩张，学生人数的剧增以及社会商业文化的泛滥使大学失去了象牙塔的氛围。许多大学的教育仅是为了把学生塑造成满足社会利益的有用工具，专门化、专业化、职业化已成为当今大学教育的主流，其结果造成高校学生人文素质的严重缺失。
2.2 培养大学生人文素质的必要性
大学生人文精神的缺失是当前大学教育必须面对的严峻现实，因此，加强大学生人文素质教育是培养新世纪人才的需要，也是培养大学生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的需要。大学生作为具有较高科学研究、人文探索能力的高级人才，不仅是自然人、经济人，更是文化人，他们理应热情地关注人类社会的发展和命运。在对大学生实施素质教育时，不仅仅要引导他们认真学习，还须教育他们注重自己知识的合理结构，做一个“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大学生。爱因斯坦曾经指出：“用专业知识教育人是不够的，通过专业教育的人，他可能成为一种有用的机器，但是不能成为一个和谐发展的人。”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现代教育呼唤一种能提高人的素质、陶冶人文精神的人文教育来与科学教育相互补充，我们必须用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融合来缓解科技发展对人性造成的缺憾。
3 图书馆对大学生人文素质教育的优势与作用
高校图书馆是学校重要信息源的发掘者、传递者、支撑力量和载体，可以说，它既是文化传播的集散地，又是文化创新的策源地。因此，我们要十分重视高校图书馆文化氛围的营造，充分发掘图书馆文化景观，发挥其在人文教育中的独特作用。
3.1 图书馆对大学生人文素质教育的优势
3.1.1 具有丰富人文底蕴的馆藏资源。“一个历史意识、人文意识觉醒较早的民族必定也是图书馆意识觉醒较早的民族，这种图书馆意识不仅应当是一切从事图书馆工作的人的事业，也应当是每个有文化教养的人必不可少的文化意识。书籍的可贵在于书籍中所载的人的心灵探索、创构或升华的可贵，这一点是所谓图书馆意识或图书馆精神的意义所在。”高校图书馆凝聚着博大精深的文化精灵之气，这座人文宝库中记载了人类悠久的历史，荟萃了中华民族古老而优秀的文化传统和人文精神。保存着大量珍贵的文献资源，这些古籍善本图书、名人字画及社会各界名人捐赠的资料等，具有较高的人文内涵和艺术欣赏价值的特藏珍品所独具的人文魅力，往往会给大学生以内在的鼓舞和启迪，对他们身心有意无意间产生深远的影响。
3.1.2 具有“绿色”的人文环境。高校图书馆有着独特的文化气息和文明氛围，它反映着学校的精神面貌，反映着校园文化品位和校园的人文景观，体现着学校浓郁的书香特色。高雅、宁静、舒畅的阅读环境，能使学生自觉地受到教育。优化的人文环境，如馆内条理清晰的规章制度，有序的借阅秩序等，对大学生形成一种约束力。馆内名人格言与字画点缀，工作人员热情周到的服务，和谐的人际关系，浓厚的学习氛围，再辅以人性化的管理措施，能使学生建立起自觉学习的意识，培养其形成良好的学风和积极向上的精神面貌。“绿色”的人文环境促使学生思考和感悟，形成一种积极健康的人格品质，从而提高精神品位，升华精神境界。
3.2 图书馆对大学生人文素质教育的作用
3.2.1 导向作用。引导大学生善于读书、多读书、读好书，对大学生的人文教育至关重要。如高校图书馆中优美的文学作品能引导读者走入诗情画意般的境界，并逐步领悟其作品所蕴涵的情感艺术。阅读人物传记类作品，读者在阅读过程中不知不觉地被主人翁优良品质所感染，会在思想领域里与主人翁达成共鸣。为此，高校图书馆应密切关注大学生读书倾向并及时加以引导。如我校图书馆对大学生在阅读目的、内容、方法等方面给予直接指导和帮助：首先在文献采集上调整购书比例，由原来医学专业书籍占60％、人文社科类占40％的比例结构，调整为专业图书占40％、人文社科类占60％；其次，选购中外历史名著和现代名著、艺术鉴赏、名家书画作品和有关励志、礼仪、人际交往、人格教育、心理健康等类型书籍供大学生阅读，并编写“新书目”“推荐书目”“导读专栏”等，通过校园网及板报专栏推荐给大学生。让大学生通过阅读吸收书中精华，使他们能够开阔视野、净化心灵、陶冶情操。
3.2.2 熏陶作用。高校图书馆是大学生继承前人文化遗产，丰富完善自身精神文化修养乃至创造精神文化新成果的集聚场所，它具有强烈的文化辐射功能，这种特有的文化功能，使图书馆成为提高大学生人文素质的重要场所。环境的熏陶是无言的教育，潜在的影响，大学生身处图书馆的文化氛围里，在潜移默化中接受文化气息的熏陶，并可通过艺术作品给大学生以力量和启迪，如我校将图书馆与艺术馆融合在一起，使图书馆既有丰富人文内涵的文献资源，又具有观赏性很强的立体艺术作品。现有的466件艺术藏品，为我校大学生提供了人文精神食粮。艺术馆为大学生提供直接参与艺术活动的机会，使大学生们“通过艺术活动，受到真、善、美的熏陶和感染，而潜移默化地引起思想感情、人生态度、价值观念等的深刻变化。”
1900―1919中国教育科学的创立时期。这一时期中国教育界基本采用“拿来主义”，大量翻译介绍日本及西方的教育学说，来不及也尚无力结合中国实际加以吸收，研究范围很狭窄，一本教育学讲义即可窥视教育科学发展的全貌。这一时期中国教育科学的发展突出表现为移植性，主要是通过日本传播德国的赫尔巴特教育学。赫尔巴特是德国著名的教育家、心理学家和哲学家，他以伦理学和心理学为基础构建了一个庞大的教育学体系，其代表作《普通教育学》（1806）的问世标志着科学教育学的诞生。百年之后，我国早期教育学者缪文功1919年―1949年是中国教育科学的发展时期。从1919年起，中国教育科学由原来经由日本间接传播赫尔巴特教育学到直接接受美国教育家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学，教育界有识之士对当时教育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和反思，已不满足于“拿来主义”，力图在借鉴和运用西方教育理论的基础上有所创新和发展，注重形成自己的理论及特色。此期间除赫尔巴特教育学说外，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学说针对传统的教育理论而提出，并在一定程度上击中了传统理论的弊端。更由于他提倡的民主与科学和中国新文化运动的思想氛围合拍，因而在当时中国教育学术界起了支配作用。同时以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论为指导思想的教育学也获得了独立的发展。这主要以杨贤江在1930年所编著的《新教育大纲》和1934年钱亦石编著的《现代教育原理》的出版为标志。嗣后教育界还出现一种以中国传统思想为指导的教育学派别，1942年汪懋祖所编著的《教育学》就是其中的代表之一。这个学派力图以儒家思想为主旨来阐释教育问题，认为教育的目的在于“明明德”，在于“亲民”，在于“至善”，提倡“礼仪廉耻、忠孝、信义、和平”的传统教育内容。另外，这一时期，教育科学的分支学科和边缘学科在中国也逐步得到了建立和发展。可以说，中国教育科学从移植走向了创建，西方教育理论和一本教育学讲义的僵死局面已被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多学派和多学科取代，从而也推动了中国的教育改革。这一时期，中国改革教育的主张纷纷出台，其中影响较大的主要有黄炎培的职业教育论、晏阳初的平民教育论、梁漱溟的乡村教育论和陶行知的生活教育论。这是中国教育家解决中国教育具体问题过程中提出的，反映了中国教育家此时理论上一种极为可贵的独立自主、积极创新意识，是中国教育理论界开始走向成熟的标志。
1949年至今60年，中国教育科学走过了一条曲折的探索之路。新中国成立伊始，中国社会全面地向苏联学习，教育理论界则以引进、传播苏联教育学家凯洛夫主编的《教育学》为标志。1956年以后由于中苏之间意识形态领域的摩擦日益加剧，结合中国实际，对学习苏联提出了明确、具体的意见。在这种背景下，凯洛夫教育学对我国的影响明显减退，中国教育科学也开始了中国化的探索。1963年，由刘佛年教授牵头主编了《教育学（讨论稿）》，在教育学中国化上迈出了可喜的一步。1966年至1976年关于教育的论述成为教育科学的主要内容，对教育科学的学术探索中断了十年。改革开放后，我国教育科学得到了长足的发展，教育学教材编写盛况空前，教育科学内部不断分化与综合，交叉学科层出不穷，教育科学的学科体系不断得到丰富和发展，关于教育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的学术争鸣如火如荼，通过争鸣促进了各家学派的形成。尽管目前中国教育科学研究水平不高，在政治与学术、移植与创新、理论与实践、个性与共性、科学性与非科学性诸多关系的处理上，仍有许多历史和传统的遗痕，我们所期待的具有中华民族特色和时代精神的教育科学体系尚未建立起来，但我们高兴地看到中国百年的教育科学尤其是改革开放后二十多年的教育科学历程，为我们在21世纪初面向世界建立现代化的中国教育科学体系拉开了序幕，准备了充足的条件。该书绪论最后指出：“中国教育理论工作者要以更加开放的心态，吸收古今中外优秀的教育遗产和教育经验，积极推动中国教育科学的‘本土化’、‘世界化’和‘现化化’，建构有中国特色的教育科学体系”。21世纪，“中国教育科学将逐步形成一套自己的比较系统和完整的学术体系……没有一套自已的比较系统和完整的学术体系，没有本学科固有的概念、范畴、理论预设、研究方法和手段，中国教育科学将无法在现代科学体系中立足，也无法参与国际学术竞争。客观形势和学科发展的内在逻辑都将使中国教育科学日趋‘系统化’”。该书从绪论到每章都以其详实的历史史料和严谨的逻辑论证反映出中国教育科学百年的发展历程──就是中国教育科学逐步移植和创新探寻中国教育科学体系的过程。同时，教育科学的每门学科亦然是在探寻自身科学体系的过程中成长成熟的。纵横于该书的字里行间，无不被它详实的史料、犀利的争鸣性、高度的概括性和前瞻的评价性所折服。该书虽然没有给中国教育科学勾划出合理的学术体系，亦没有展现出每门学科的学术体系，但能站在历史的、客观的立场，揭示中国教育科学及每门学科的发展历程、存在问题及21世纪发展的趋势，对我们认识、学习、研究和发展21世纪的中国教育科学将起到承上启下、继往开来的作用。尽管该书编委会在前言中说：“要想全面把握和论述中国教育科学各门学科的历史、现状和未来，其难度是不言而喻的，我们对此自然不会不清楚”。但我还是想提出一点修改的建议，既然书名叫《迈向21世纪的中国教育科学》，就必须对中国教育科学体系有个合理的交待，并在此科学体系“统帅”下叙述各学科的发展历程。哪怕这个体系只代表编委会甚至主编的观点也罢，这样就便于让读者清晰地了解中国教育科学的全貌及该书所选学科的理由。我们虽然不能像门捷列夫发现元素周期律那样发现中国教育科学的合理体系，但我们起码可以提出一种分类意见统帅全书，为21世纪的中国教育科学研究提供争鸣和发展的基调。我认为这是该书有待进一步修改完善的一个地方。该书列出的21门学科与附录《我国教育学学科研究现状与发展趋势调查报告》所列的12门学科都有出入，肯定与万紫千红的实有的教育科学出入不小，让人说不清该书为何选择了这21门学科而不选择其它呢？！这个选择标准是应该说清楚的，否则，人们会误以为百年来中国教育科学就探讨（成熟）了这21门学科，这显然不是。我想在此提出教育科学的体系，供同行学者批评指正。
教育科学
教育理论：教育原理、教育学、教学论、课程论、德育论……
教育哲学：元教育学、教育方法论、教育价值论……
类教育理论：学校教育理论、高等教育学、中小学教育学、职技教育学……
交叉教育理论：教育政治学、教育经济学、教育社会学、教育文化学……
社会教育理论：职工教育学、社会教育学、家庭教育学……
教育史论：类教育史（各类教育史）
教育史学
教育评论：类教育评论（对一切教育的评论）
教育评论学
关键词：两汉；童蒙教育；述评
中图分类号：K24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26-0222-02
“”结束以来，两汉蒙学教育研究成果卓著，不仅形成了研究的热点，而且开拓了新的研究领域。本文分专著和论文两方面论述，专著方面又分综合著作、教育制度、教育史料、专题研究等部分。论文方面分蒙学教育内容、方法，识字教材和私学教育。
一、专著类
综合性研究方面，毛礼锐、瞿菊农、邵鹤亭《中国古代教育史》（人民教育出版社，1979年）（以下省去“年”）、王炳照等编《简明中国教育史》（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5）、毛礼锐、沈灌群主编《中国教育通史》（山东教育出版社，1986）、孙培青主编《中国教育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等以“中国教育史”命名的十多部。这些著作都对两汉的文教政策、学校制度、官学和私学，作了程度不同的叙述，对两汉蒙学教育的研究有很多借鉴。值得注意的是肖川、何雪艳《中国秦汉教育史》（人民出版社，1994）是论述两汉教育史的专著，其中两汉私学和蒙学教育的内容值得参考。
教育制度研究方面，李国钧、王炳照主编《中国教育制度通史（第一卷）》（山东教育出版社，2000）以儒家经学教育制度为主来介绍汉代教育制度，对汉代私学的恢复与发展、办学形式、教学内容、蒙学和蒙养教材、家庭教育等都作了较为详尽地论述。郭齐家《中国古代学校》（商务印书馆，1998）对汉代学校的发展作了介绍。姜维公《汉代学制研究》（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是目前对汉代学制问题研究较为深入的著作，该书详细地考察了汉代官学与私学的产生、发展乃至演变过程，分析了学校的施教人员、教学内容、师生关系及教学形式，论述了四姓小侯及皇储和诸侯王的教育，并指出太子教育与诸侯王教育的异同。对汉代家庭教育和书馆教育的论述也颇为翔实。
关于教育史料，程舜英《两汉教育制度史资料》（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孟宪承编《中国古代教育史资料》（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都是资料选编，程书以分专题按编年的方式陈述教育制度及其实施的历史发展，从文字和书籍、书馆和书师、私学等方面对汉代教育的有关材料进行梳理。熊承涤《秦汉教育论著选》（人民教育出版社，1987）选入的内容涉及两汉学校制度的建立、教育内容与方法、书师和师生关系等。
此外，还有一些专题著作也涉及童蒙教育的内容，如熊承涤《中国古代学校教材研究》（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吴洪成《中国学校教材史》（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对两汉学校教材作了较为系统的阐述。胡幸福《中国古代平民教育》（中国大地出版社，2008）等从蒙养教育与生存技能教育和生育教育等方面阐述了中国古代平民教育的状况。幼儿教育涉及两汉童蒙教育内容的有乔卫平、程培杰《中国古代幼儿教育史》（安徽教育出版社，1989）、杜成宪、王伦信《中国古代幼儿教育史》（上海教育出版社，1998）等。商务印书馆1997年出版的一套中国古代生活丛书，其中有毕诚《中国古代的家庭教育》、阎爱民《中国古代的家教》。马镛《中国家庭教育史》（湖南教育出版社，1997）的出版推进了中国古代家庭教育史的研究。
学界对蒙学教育的专题研究成果，影响较大的有喻岳衡主编、岳麓书社出版的《传统蒙学丛书》，主要是对古代的童蒙读物的搜集整理，并进行简单的注释、评价，进而汇编成书。徐梓《蒙学读物的历史透视》（湖北教育出版社，1996）按时期对古代蒙书进行了梳理，具体介绍了两汉时期各种体裁和类型的蒙学读物。徐梓的蒙学研究涉及两汉的还有《历史类传统童蒙读物的体裁和特征》（《史学史研究》1997年第1期）、《清代以前的启蒙教材》（《文史知识》1999年第1期）、《传统学塾中塾师的辛酸苦痛》（《中国典籍与文化》2004年第4期）等多篇论文。徐梓的研究深入而细致，是近年国内蒙学研究成果较为突出的研究者，为后学进一步研究打下了基础。
二、论文类
两汉时期的蒙学教育的研究论文较多，内容涉及蒙学教育内容、方法，识字教材以及私学教育等诸多方面，现择其要者概述如下。
王子今《两汉的童蒙教育》（《史学集刊》2007年第3期）兼用简牍和文献资料详细介绍了汉代童蒙教育的具体形态，指出汉代童蒙教育的时代特征和历史地位。熊承涤《我国古代的儿童早期教育》（《人民教育》1983年第4期）、黄智允《汉代童蒙教育中的儒家因素：以天才儿童形象的探讨为中心》（《兰州学刊》2012年第5期）介绍了我国古代儿童早期教育学习情况。周永卫《两汉教育的发展历程及其特点》（《唐都学刊》2000年第1期）、周慧梅《试析传统蒙学的主要教育方法》（《寻根》2007年第2期）也对蒙学教育方法、特点做了论述。曾钊新、刘良湖《古代儿童道德教育的内容、方法及途径》（《教育评论》1993年第5期）、张迎春《中国古代童蒙养成教育中的德育思想》（《晋阳学刊》2004年第1期）论述了勤俭、礼让、诚实、孝亲等古代童蒙养成教育中德育思想精华。
关于两汉童蒙教材方面论文数量颇多，比较有代表性的学者是熊承涤，他的《中国古代专科教育的教材》（《课程·教材·教法》1983年第2期）作者对中国古代的算学、医学、律学、武学、书学和画学等专科教育做了介绍。《谈谈中国古代的儿童教材》（《课程·教材·教法》1984年第1期）概要地介绍了中国古代儿童学习教材的发展和情况。《汉代学校的教材与经学（上、下）》（《课程·教材·教法》1986年第1、2期）指出汉代私学教学的程度不一，大致分为授字书、授《孝经》《论语》、讲授专经三阶段，但这三个阶段并没有明显的年级和年龄界限。吴洪成《试析我国古代蒙养教材的特点》（《课程·教材·教法》1997年第3期）、李良品《试论古代蒙学教材的类型、特点及教育功能》（《甘肃社会科学》2004年第3期）指出童蒙教材具有集中识字、押韵、注重实用知识和道德等特点。贺科伟《汉代蒙学识字读本出版及其特点浅述》（《出版发行研究》2011年第11期）介绍了汉代蒙学识字读本的编撰和出版特点。于兴汉《中国古代蒙学教材的编选特点》（《教育史研究》2000年第1期）、李宝迪《我国古代儿童历史教材编篡的特点》（《浙江师大学报（社科版）》1990年第1期）等介绍了两汉时期具有代表性的蒙学教材，并分析了教材的类型、特点及使用情况。
李建国《汉代的童蒙识字教育》（《文史知识》1999年第2期）概括介绍了汉代童蒙识字教育的情况，认为汉代童蒙教材承前启后，并指出汉代童蒙识字教学在西汉中期前以识字写字为始，对书法和文字规范非常重视。沈元《研究》（《历史研究》1962年第3期）从西汉社会生活史的角度来分析蒙学识字教材，并对《急就篇》进行了目录学的考察。丁毅华、陈国忠《的史料价值》（《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版）》2001年第2期）阐述了《急就篇》的史料价值。
近年来，利用简牍资料研究汉代蒙学教育也有突出成果。张金光的《论秦汉的学吏制度》（《文史哲》1984年第1期）对秦汉字书的性质提出了新的看法，认为秦时《仓颉》、《博学》、《爰历》，两汉《急就篇》都是当时学吏识字、学书、识名物的课本，并非一般的蒙学教材。又在《论秦汉的学吏教材——睡虎地秦简为训吏教材说》（《文史哲》2003年第6期）再次加以强调秦汉字书为当时学吏者专用的启蒙教材，其内容分为识字学书教本、吏德教本、法律典章教本。而张传官《谈等秦汉字书的性质——与张金光先生商榷》（《辞书研究》2012年第3期）反驳了张金光将《急就篇》等秦汉字书视为学吏者专用启蒙教材的说法，认为从秦“三苍”到汉之《急就篇》等，都是书写范本，与当时的籀文、小篆、隶书等书体紧密相关。启蒙教材、字书、和书写范本三位一体，是社会各阶层通用的启蒙教材，而非学吏专用。
两汉私学教育研究为考察童蒙教育提供了借鉴和依据。刘良群《论汉代的私学》（《争鸣》1992年第5期）、张鹤泉《东汉时代的私学》（《史学集刊》1993年第1期）、李军《论秦汉时期的私学》（《上海社会学院学术季刊》1993年第3期）都有对两汉蒙学教育的论述。其中，张鹤泉对东汉的私学类型、招收学生的特点及师生关系等都作了阐述，是目前对汉代私学问题研究较为深入的成果。并将私学划分为蒙学教育和“明经”教育两个阶段，蒙学教育与“明经”教育并不是截然分开的，二者既有区别，又密切联系。而孙峰、肖世民《汉代私学考》（《西安联合大学学报》1999年第3期）和肖世民《论汉代学校教育》（《唐都学刊》2002年第2期）则认为汉代私学分为蒙学（书馆）—初读经书（乡塾）—专经（精舍）三个上下相互衔接的阶段。而王炳照（《中国教育通史（第二卷）》，山东教育出版社，1986年）则认为初读经书作为私学教育的基本类型尚不十分稳定，有时和“书馆”教育相联系，作为蒙学教育的深入；有时又和“精舍”教育相联系，作为专经教育的过渡或预备。可见，对初读经书阶段还存在一定的争议。
我国台湾地区近年来有关两汉蒙学的研究也取得了一些成果。台东师范学院儿童文学研究所林文宝《历代启蒙教材初探》（《台东师专学报》1983年第11期），介绍了两汉的蒙学教材。本文后经作者丰富成《历代启蒙教材初探》一书，1995年由台东师院语文教育学系出版。妙芬《作为蒙学与女教读本的：兼论其文本定位的历史变化》（《台大历史学报》2008年第41期）对两汉童蒙研究也有一定的借鉴之处。
三、总结
关键词：书法课程 教学模式 生成
八、基础教育阶段书法课程教学模式的生成
我们知道，基础教育阶段的许多课程如语文、数学等，研发得相对成熟，有丰富的课程理论，也有行之有效的课程教学模式。这些课程理论与教学模式，是根据每门课程的目标、性质、特点、内容及对象等课程要素，不断研究和生成的，体系完备，经过了长期的实践检验。书法课程则不然，书法艺术历史悠久，但书法课程的合法身份，刚刚取得，地位也不牢固，教育教学理论、教学模式的研究与构建，还处于起步、摸索阶段。如何构建科学、合理、有效的书法课程教学模式，的确是一个需要努力研究与探索的课题。
（一）教学模式的基本理论
1972年，美国国乔伊斯（B.Joyce）和韦尔（M.Weil）出版了《教学模式》一书，对教学模式这一课题进行了开创性的研究。从此，人们开始关注课程教学模式的研究。教学模式的界定多种多样，如：教学模式即教学程序，“是指具有独特风格的教学样式，是就教学的结构、阶段、程序而言的。”教学模式即教学方法，它是由多种教学方法的综合，“根据教学目的和教学任务的不同在不同的教学阶段，协调应用各种教学方法过程中形成的动态系统。”也有人认为教学模式是教学程序和教学方法的混合体，是“在一定的教学思想指导下建立起来的与一定任务相联系的教学程序及其方法的策略体系。”
随着研究的深入，一般认为，教学模式是在一定的教学理论指导下，通过相关教学理论的演绎或对教育教学实践经验的概括和总结，而形成的一种指向特定教学目标的、比较稳定的基本教学范型。上述概念涉及几个要点：第一，教学模式是一种相对稳定的教学结构，即教学模式已经是一种比较固定的教学范型；第二，教学模式形成的途径有两种，包括教学理论的演绎和教育教学实验的归纳与总结；第三，教学模式具有稳定性与可变性，一经形成具有相对的稳定性，但随着理论与实践的发展，教学模式本身也在不断变革、修正和完善。
为了认识教学模式的本质和规律，必须深入到教学模式的内部，了解它的组织结构要素及其相互关系。一般来讲，教学模式主要包含五大基本构成要素：一是理论基础，教学模式是一定理论指导下的教学行为规范。比如，程序教学模式的理论基础是行为主义心理学，传授――接受模式是根据知识本位的教学思想。二是教学目标，任何教学模式都指向和完成一定的教学目标，它在教学模式的结构中处于核心地位。三是教学程序，每一种模式都有其特定的逻辑步骤和操作程序，它规定了在教学活动中师生先做什么、后做什么，各步骤应当完成的任务。四是运用策略，是指能使教学模式发挥效力的各种条件因素，如教师、学生、教学内容、教学手段、教学环境、教学时间等等。五是教学评价，即教学活动的评价标准和方法体系。
目前，国外有许多著名的教学模式为我们熟知，如夸美纽斯的教学模式、赫尔巴特的教学模式、杜威的教学模式等。国内对教学模式研究的成果颇丰，比较有名的有学导类教学模式、目标类教学模式、创造类教学模式、情景类教学模式、技能类教学模式等等；目前流行的还有自主探究教学模式、研究性教学模式、问题解决教学模式。
毋庸置疑，书法课程的教学模式是书法教学活动的基本结构。每个书法教师在教学工作中，都在自觉不自觉地按照一定的教学模式进行教学，只不过是否基于书法课程的性质、特点、目标等相关理论，是否结合教学对象的生理心理特征、是否利用自身教学能力与专业水平的优势，来科学合理的生成、选择、运用得心应手的教学模式。
（二）古代传统的书法课程教学模式
有些人怀疑，古代究竟有没有比较正规的书法课程，当然更质疑有没有所谓的书法课程教学模式。然而，书法得以传承，绵延不绝，名家辈出，名作纷呈，几千年繁荣不衰，我以为非有独特之教育教学不可。古代有专门学习书法的学校，如弘文馆这样的学书之处，其书法课程教学自然体系完备，有传统的教学模式，亦顺理成章。只不过，学书者多为贵族子弟，寻常百姓所能学者甚少，不如当今普及而已。
古代私学十分发达。自西周以来，重视教育逐渐成为诸侯列国政府的传统，私学机构日趋健全，以文字为载体的思想文化传播，日渐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的一项重要内容。秦代既禁止私学，又不设官学，但唯独对童蒙教育相当重视，在“书同文”后用小篆字体编写了不少识字课本，如李斯的《仓颉》、赵高的《爰历》等，这些对儿童的书法教育起到极大的作用。汉代已基本形成童蒙教育，一般由经师大儒自设的“精舍”、“精庐”开门授徒，也有教授儿童的小学，称为“书馆”、“书舍”或“学舍”，教师称“书师”。汉代重视文字教育，有相应的制度，私学乃至家学逐渐发展，由此拓宽了书法教育的受众面，扩大了文字的使用范围，好书善书之人日多，为魏晋南北朝文字的快速演变、书法成为自觉的艺术奠定了基础。从唐代开始，书法教育是作为专门课程进行的。太宗李世民倡导以王羲之为“书圣”，“王字”为正宗，上行下效。民间多以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的书写为范本。此等风气，至明清而不衰，从而形成了古代传统的书法课程教育教学体系，不仅有诸如欧、颜、柳、赵四大楷书为主的专门写字教材，而且有成熟、完备、严格的书法教学程式规范。
古代私学中的书法教育，“师承制”即以师徒传授的形式最为重要，也最能体现因材施教的教育原则。这是中国书法教育中普遍存在、沿用的一种方式，几千年间从未间断过。杰出的书家大多经历过这种学习方式。如钟繇以刘德升为师，王羲之拜卫夫人为师，羊欣拜王献之为师。实践证明，汉字书写采用以师带徒，传授心法技巧，提高书写水平的效果是十分明显，不失为一种行之有效的教学模式。
古代私学中的书法教育，尤以“家学制”的传授形式最为独特，充分体现出家族的书写传统和家庭的文化教育。陈寅恪先生认为：“公立学校之沦废，学术中心转移于家族，太学博士之世业变为家人父子之世业，所谓南北朝之家学者是也。”赵翼先生也指出：“古人习一业，则累世相传，数十百年不坠。盖良冶之子必学为裘，良弓之子必学为箕，所谓世业也。工艺且然，况于学士大夫之术乎！”因此，家学世传是古代书法教育中一个典型的特征。汉字书写能成为书法艺术，书写能具有艺术的个性、风格和流派，家学世传贡献最大。
历代继承家学而名垂千秋的书家不计其数。东汉中后期如曹喜、杜操、班固、师宜官、罗晖、赵袭、张毡、刘德升、梁鹄等，皆各有擅长，为世所称，而崔瑗、崔父子，张艺、张昶兄弟，蔡邕、蔡琰父女，更是私相授受，一门相传。――如此风气，实为开启魏晋南北朝钟、卫、王、谢、郗、庾、崔、卢等世家大族的书写门风和世不替业的传统。之后，便有唐代欧阳询传其子欧阳通，虞世南传其甥陆柬之；有宋苏氏三代，米家父子；有明文氏家族；清代蒋衡、蒋骥、蒋和三代，何绍基、何绍业、何绍祺兄弟三人等等，翻开每位书法家的传世作品，均可见其家学渊源。
官学是古代书法教育教学另一种重要形式。西周继承了夏、商的学校教育制度，建立了典型的奴隶制时代官学制度，逐渐形成了一个以“六艺”为核心的教育体系。“书”即识字与书写，列为“六艺”之一，表明汉字书写教育是学校教育的一项基本内容。两汉时期的文化教育制度在沿袭秦朝的基础上有了发展。汉代秦之后，建立了中央和地方的学校教育体系，中央官学包括太学、四姓小侯学和鸿都门学；地方官学即郡国学校，郡国曰学，县道邑侯国曰校，乡曰庠，聚曰序，学校设经师一人，庠序设孝经师一人。如汉平帝在位时（公元前1年―公元5年），也曾征召爰礼等一百余人，叫他们在未央宫里面解说文字，并敕封爰礼为“小学元士”。东汉末年，灵帝设置的鸿都门学，实际上是一个进行书法教育、交流的场所。鸿都门学的教学中就有专门书法教育的内容，当时流行的《熹平石经》，从内容上讲是一本标准经书，而实际上是一部政府倡导的汉字书法标准字帖。
隋朝官学中的高等学校已设立了书法专业，并配备有相应的书法教师。据《隋书》载：“国子寺祭酒（一人），属官有主簿、录事（各一人），统国子、太学、四门、书算学，各置博士（国子、太学、四门各五人，书、算各二人）。助教（国子、太学、四门各五人，书、算各二人）、学生（国子一百四十人，太学、四门各三百六十人，书四十人，算八十人）等员。”唐代则延续并发展了隋朝的做法。唐代的官学非常发达，从中央到地方各级郡县都设有学校，国子监中设有专门的书法教育机构。“凡学六，皆隶于国子监：国子学，……书学，生三十人，算学，生三十人，以八品以下子及庶人之通其学者为之。”唐朝的官学体制中，书法是一门必修课程，有较为完整的教学体系和严格的考试制度，有专门的书法教师，并给予一定的职位。中央一级有“侍书学士”，如褚遂良、柳公权等均为侍书出身；国子监设书学博士、助教，“书学博士二人，从九品下；助教一人。掌教八品以下及庶人子为生者。石经、说文、字林为颛业，兼习余书。”又如内廷习艺馆设博士，地方学校则设助教。
北宋在国子监也设书学，配备书博士一名。宋徽宗精通书画，其时设立书艺所，以备专门研究书画。“大观四年，以算学生归之太史局，并书学生入翰林书艺局，画学生入翰林图画局，医学生入太医局。”
宋代的书法课程教学内容、模式，有文献记载较为清楚。宣和六年（1124）八月十四日，诏：“书艺置提举措置书艺所，生徒五百人为额。篆正法钟鼎，小篆法李斯，隶法钟繇、蔡邕，真法欧、虞、褚、薛，草法王羲之、颜、柳、徐、李。有兼经义举人及贵游子弟，又分士流、杂流为二，以尚书主客员外郎杜从古、大宗正丞徐竞、编修《汴都志》米友仁并为措置管勾官。”又，政和四年十二月四日，大司成刘嗣明等言：“近降小学条制，小学生八岁，能诵一大经，日书字二百，补小学内舍下等；诵二经，一大一小，书字三百，补小学内舍上等。十岁，加一大经，字一百，补小学上舍下等。十二岁以上，又加一大经，字二百，补上舍上等。”
元代程端礼在《读书分年日程》记录书法课程教学十分详尽，影写、看帖、读书、考字、执笔、抄书等内容、数量、规格、环节清清楚楚，呈现出清晰、完整的书法课程教学模式。“小学习写字，必于四日，以一日令影写智永《千文》楷字，如童稚初写者，先以子昂所展《千文》大字为格影，写一遍过，却用智永。如钱真字影写，每字本一纸影，写十纸止，令影写，不得惜纸。于空处，令自写以致走样，宁令翻纸，以空处再影写，如此影写《千文》足后，歇，读书。一二月以全日之力通影写一千五百字，添至二千、三千、四千字，以全日力如此写一二月乃止，必如此写，方能他日写多运笔如飞，永不走样。又使自看写一遍。其所以用《千文》、用智永楷字，皆有深意，此不暇论，待他年有余力，自为充广可也。盖儒者，别项工夫多，故习字止如此。用笔之法，双钩悬腕，让左侧右，虚掌实指，意前笔后，此口诀也。欲考字，看《说文》、《字林》、《六书略》、《切韵指掌图》、《正始音》、《韵会》等书，以求音义、偏傍、点画、六书之正，每考三五字或十数字，择切用之字先考，凡抄书之字偏傍，须依《说文》翻楷之体，骨肉间架气象，用智永，非写诗帖，不得全用智永也。”
明清时期的国子监，类似于唐朝的崇文馆，有专门为贵族子弟开设的学校，地方上亦有府、州、县学等，虽以“四书”、“五经”为主，但由于书法水平也直接影响科考结果，故书法教育是比较严格的。清代后期，学校教育内容有所改革，增加了西方传来的自然科学、科技发明等。同时，新的书写工具如钢笔等进入国门，由于便捷等原因，渐渐为国人所接受，但毛笔书法仍是小学一门重要的课程。
可以说，在整个书法史中，书法课程教育的事实是基本存在的。私学、官学都有体系完备的书法课程教育；其中“师承制”和“家学制”则是极为重要的课程教学模式，这一课题值得我们进行专门深入的研究，并且一定会对现代书法课程教育教学模式的生成，起到十分重大借鉴意义。
（三）现代书法课程教学模式的生成
教学模式的生成即教学模式的建构或形成。教学模式的生成既是一个理论问题又是一个实践问题。教学模式的来源不外乎三个方面，一是本国自己构建的教学模式，主要是指一个国家教育长期历史发展和教育改革过程中形成的教学模式；二是引进的教学模式，主要是通过翻译以及国外学者的讲学等方式直接从国外引进的模式；三是国外教学模式的本土化。教学模式的生成，有两个主要途径，即演绎式和归纳式。演绎式是指从一种科学教学理论的假设出发，推演出一种新的教学模式，然后用严密的实验验证其科学性和有效性，它的起点是科学的理论假设，形成的思维方式是演绎法，包括两种情况：一种是把有关基础理论研究的成果直接转化为相应的教学模式；另一种是在有关经验材料的基础上直接设计和组织相应的教学模式。而归纳式则是在对教学实践经验加以概括和总结的基础上形成教学模式，它的起点是经验，形成的思维方式是归纳法。这种教学模式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但同时也带有浓厚的主观经验色彩，其科学性也有待于在教学实践过程中加以检验。
1.教学模式生成要依据书法课程的目标与任务
书法课程的目标与任务具有特殊性，它被规定与语文教育相结合，既要实现素质教育的目标，也要完成艺术教育的任务；既是文字教育，又是文化教育，也是技法教育。学生既需要从书学理论上进行系统的学习和研究，更需要从书法实践、技巧方面进行强化训练；既要系统地学习和研究书法史论、文字等知识，又能熟练地掌握书写技巧和方法，手脑并用，能书善悟；既具有较高的理解、分析和鉴赏能力，又具有较强的艺术创作和实践应用能力。这就要求书法课程教学模式必须采取特殊的办法，灵活多样，行之有效。
书法课程教学模式生成，有几种基本思路：取法上以研习古代名家的经典作品为主，注重传统、基础的学习；教法上应精讲多练，因材施教，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理论上用史论架构，看书读帖，重在分析、理解和记忆；实践上要强化技法，形神兼备，从临到创，循序渐进。因此，选择和运用教学模式，应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四种能力：一是细致入微的观察能力，即读帖思考的能力，对古代优秀书法作品的用笔、结构、章法及风格气韵等，察之尚精，重在培养学生观察的主动性、敏锐性、持久性、深刻性；二是形神兼备的模仿能力，即动手实践的能力，所谓拟之贵似，重在培养学生模仿的准确性、持续性、成效性和综合性；三是融会贯通的感悟能力，即培养学生的艺术思考和觉悟能力，启发学生综合运用书法艺术语言，将文字、文学、文化内容和书法形式有机融合，发挥想象，为创造作充分的准备；四是创造能力，即在观察、模仿和感悟能力的基础之上进一步发挥主观能动性，创造出富于个性的书法艺术作品。
2.教学模式生成要符合书法课程的性质
课程性质不同，教学模式的生成也有所差异。自然学科的课程与社会学科的课程性质不同，知识架构的逻辑关系不同，研究方法和手段也不同，其教学模式的生成区别很大。
书法课程具有人文性、审美性、实践性三大性质。从文字、文化和人本来看，书法课程具有人文性的特征，这就要求书法课程教学模式的生成，应有利于培养学生的人文思想。
书法课程的审美性，具有唤醒、塑造和整合人格的力量，它通过对人审美能力的发掘和培养，通过建构人的审美心理结构达到人的心灵陶冶和人格塑造。书法课程的一切教育教学活动，是发现美、创造美、欣赏美、传承美的过程。由此，书法课程教学模式的生成，应有利于塑造“人”，让人类变得文雅和充满爱心。
书法课程的实践性在体现临摹实践、创作实践、欣赏实践，都离不开人的亲自参与和体验。没有实践，学生的能力不会发展，素质不会提高出。在实践中促进学生的思维能力、创造能力、审美能力的进一步发展，并在实践中检验其正确性。因此，书法课程教学模式的生成，应该彰显书法学习、临摹、创作、欣赏的过程魅力。
理解人文性、审美性和实践性是书法课程的根本属性，可以科学选择和运用课程教学模式，实施书法课程有效教学。
3. 教学模式生成要结合学生的身心发展和学习特点
学生的身心发展和他们的学习过程都有一定的规律。学生的身心发展特点、学习潜能、学习积极性直接制约与影响课程教学的效果与质量。如小学阶段的学生，正处在儿童少年身心发展的特殊阶段，正确认识与把握这一阶段学生身心发展的特征，并根据不同阶段学生的身心发展特点与规律，选择有针对性的书法课程教学模式，是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的前提与基础。同时，学生的学习有其共性的一面，但学生的学习本质上是一种个体化的活动，每位学生的学习都有其独特的风格，因此，选择教学模式就要与之相适应。也就是说，有效的教学模式应该是个性化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教学模式从来就不存在。
4. 教学模式生成要发挥教师自身的优势
每个书法教师都有书法某一方面的学习专长，所谓“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教师之长，往往是学生所专。教师是选择和运用教学模式的主体，应发挥其中的主导作用。因此书法课程教学模式的生成，应考虑教师自身的条件，尤其是能发挥书法教师自身的优势能力。
5. 教学模式生成要借助现代科学技术
教学模式正在日益现代化。在当代教学模式的研究中，越来越重视引进现代科学技术的新理论、新成果。有些教学模式已经开始注意利用电脑等先进的科学技术成果，教学条件的科技含量越来越高。创建现代化书法教学平台，充分利用可提供的教学条件来设计教学模式，充分利用现代技术设备和科技手段进行书法教学。运用现代科学技术而生成的教学模式，往往可以扩大学生的艺术视野，增强书法鉴赏能力，从而突破传统书法教学模式的局限，凸显现代书法教学的直观性与可视性，使书法教学易懂、易学。（未完待续）
――本文为2012年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12JCWH11YB）和绍兴市教育科学规划重点课题成果之一。
（作者单位：绍兴文理学院兰亭书法艺术学院、兰亭书法文化研究与传播中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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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清）赵翼 《廿二史札记》 [M] 卷五“累世经学”条 北京 中华书局 1984
[7]（唐）魏徵等 《隋书》 [M] 卷二十八 北京 中华书局 1973
[8]（宋）欧阳修 宋 祁 《新唐书》[M] 卷四十四 北京 中华书局 1975
[9]（后晋）刘等 《旧唐书》 [M] 卷四十四 北京 中华书局 1975
[10]（元）脱脱等 《宋史》 [M] 卷一百五十七 北京 中华书局 1985
[11]（清）徐 松 《宋会要・崇儒三・书学》 《续修四库全书・史部・宋会要三》 [M] 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 第670―671页
一、指导思想：
以我校教师读书计划为行动指南，通过读书锻炼思维能力和对教育问题的思考能力，努力转变思想观念、思维模式，努力提高自身素质，不断进行教育创新；通过阅读经典、名著来丰富自己的人生，让生命在阅读中更加精彩！
二、我的读书目标
1.通过学习教育经典理论，转变教育观念，提高教育教学能力、教育创新能力，同时通过阅读接触更广的课外知识,深化更多的学科内容 , 逐步养成多读书，读好书的习惯。
2.通过读书，培养自身好读书的习惯，提升内涵，从而更加积极地投入教育实践与改革，言传身教，为人师表。
3.通过学习名篇名著，丰富自身个人文化涵养，强化自身修养，使自己的精神世界变得更为丰富多彩。
4.通过读书活动，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教师职业观，建立新型的师生关系，塑造良好的教师形象。
三、读书措施。
1、根据学校读书活动方案，制定个人切实可行的读书计划。
2、每天要保证至少1小时的读书时间，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真正做到静心静神，沉溺于书中，读出意味、读出情趣。
3、读书要与思考有机结合。要能边读边想，紧密联系自己教育教学实践，读出自己的思考与见解，提高认识，培养自己独特的思维与创新意识。做到在读书过程中，认真做好读书笔记，及时批注、摘录优秀语段，提出质疑，积极思考，及时写下心得体会，努力寻求读书成效的最大化，不断提高自己的各方面素质与综合能力。
4、将读书活动与当前教育和教学改革的实践活动联系起来，与自己日常教育和教学工作实际结合起来，在反思中实践，不断提高自己的理论水平、科研能力和运用理论处理教学实际问题的能力，做到“读”有所悟，“悟”有所用，“用”有所得。
5、积极和组内教师相互交流，相互启发，共同发展，并参与网络论坛交流。借此，提高个人人文素养，培养完善的读书人格，使自己不断成长，成为有知识、更有文化底蕴的教师。
6、每学期末认真撰写一份读书心得或经验总结。
四、读书安排。
大量阅读书籍，做好读书笔记，使知识不断积累，思想与时俱进。用先进的教育思想、教育理念武装自己的头脑。每周阅读两篇教育教学文章，每月通读一本教学杂志，每学期精读一本教育教学著作。
1.必读数目：《我的教育心》、《做最好的自己》
一、我的读书目标
1、营造积极进取、努力学习的读书氛围，提高自己的学习理论的热情，逐步养成多读书，读好书的习惯。
2、努力提升理论和实践水平，增长教学智慧,推进课程改革进程，全面提高教育教学质量和效益。
3、通过读书进一步提升教师的理念，开阔教师的视野，积累教学经验从而形成自己独特的教学风格。
二、在我的读书活动中我将遵循以下思路
1、基础性与发展性的统一、科学性与人文性的统一、经典性与时代性的统一、民族性与世界性的统一等活动原则，以原理掌握、方法习得为基础，以专业拓展、学科纵深为发展，引发教师可持续发展的思考，从而形成终身阅读的良好习惯；
2、弘扬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在重视科学性的基础上，彰显人文性；
3、在经典读物中汲取营养的同时，用时代的眼光去衡量，把真正优秀的读物用自己的思想去思考、内化为自己的经典；放眼世界，增进国际了解，尊重各国、各族文化，以继承传统文化和光大中华民族精神为主流。
在我的读书活动中，要把读书活动作为教师“行动研究”或者“校本教学研究”的一个部分。在“问题—设计—行动—反思—新问题—新设计??”的过程中，将读书活动融入到我的行动研究或校本教学研究的每一个环节和步骤。不断是为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提供“教育的眼光”和“教育的心情”。
三、开展读书活动的主要措施
1、积极参加学校组织的各项读书活动。 教师读书之后重要的是形成自己的“想法”并转化为“做法”，将教师个人化的教育想法称为“教师的信念”。有了“教师的信念”之后，“教师的行动”将随之发生改变。我希望通过近期以及以后的读书实践，能大面积提高自己的理论水平、科研能力和运用理论处理教学实际问题能力，提高人文素养，培养完善的读书人格，成为有知识、更有文化底蕴的优秀教师。
2、以自学为主，在课外和休息日主动学习、摘录。 “读书活动计划”分三个“领域”：“教育新理念”、“课程改革”和“教育随笔类”。在日常的读书活动中可以从三个领域中各选一本自己感兴趣的书，构成自己的“三本书”。在某个阶段（如每学期），可以重点阅读自己选择的“三本书”。也可以在某个阶段任意选择一本书重点阅读，同时随意泛读剩下的其他推荐书。
3、主动与同事交流，讨论读书体会心得。
读书内容将遵循由浅入深、由易到难、螺旋上升的原则，与教育教学工作有关的先读、精读，政治理论、古今中外文学名著选读、略读、速读。
4、每天确保半小时到一小时的读书时间。
5、充分利用网络，进行网上阅读，了解、把握教育教学的信息和动态。
6、坚持读书与反思相结合，带着问题读书，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法，潜心写好读书心得。坚持读书与课程改革相结合，充分理解新课程，在课堂教学中融入新课程理念，实施新课程。
四、必读书目
1、《给教师的100条建议》———苏霍姆林斯基
2、《赏识你的孩子》———周泓
3、《教育的信念》------肖川
【关键词】书法教育 操作主义 反思 实用理性
当前，操作主义让书法教育得以实用化，人们通过一系列的操作程序在有限的时间内实现了可预见的书写能力方面的提升。从古到今的书法理论都是按照操作主义的要求为学习者制定规则，因而由于具有有目共睹的“实效性”，从而获得了书法教育界的普遍认同。但是，在实效性之余，操作所带来的价值理性的缺失，使得书法教育仅仅停留在书写者习得一手漂亮字迹的基础上，缺乏厚重的文化知识，书写便成为一种形而下的手艺，难以进入当代社会的文化语境，这种操作主义倾向值得当代书法教育界反思。
一、从中国文化精神角度反思
哲学家李泽厚曾经在《中国古代思想史论》一书中说：“儒家思想为基础的思维模式使中国民族承载着一种清醒冷静的中庸心理：不狂暴，不玄想，贵领悟，轻逻辑，重经验，好历史，以服务于现实生活，保持现有的有机系统的和谐稳定为目标，珍视人际，讲求关系，反对冒险，轻视创新 ……”①在这种思维模式左右下，实用观念占有统治地位。而儒家思想对于古代书法教育的影响，是将单纯的书写教育发展成为借书法教育来进行人格塑造和道德培养，故古代书法教育可确切地称为“基础之学”。学习书法是“博雅”教育中一门重要的课程，因此古代的书法家也大多是文学、绘画等方面有一定才能的贤德之才。虽然，当代书法教育中许多学书者仍然沿用诗、书、画、印为一体的传统知识结构，但是操作主义的内核仍然左右着现代社会人们的思考方式。由于当代教育的本质不同于以往的博雅教育，书法教育的初衷不再是单纯地进行人格塑造和提升文化修养，学书者也不再是单纯地为了修身养性，消遣把玩。这种在操作过程中的诗、书、画、印就已经是隐藏在传统文化背景下的一种新形式的操作主义，目的是运用这种知识结构直接便利地完成艺术创作。但是，在当代的社会语境下，这种仅为了达到艺术创作的实用主义知识结构已无法满足于当代书法教育所需，当代书法教育需要心理学、哲学、美学、教育学等多学科形成的综合型学科体系。对于此点，陈振濂在《书法美学》中曾论述道：“一个现代意义上的书家，首先应该是一个艺术哲学家，只有当他能从哲学、美学高度去把握书法的真旨时，他才会在书法学习、书法创作、书法研究诸方面游刃有余，左右逢源。”②因此，操作虽是学习的必由之路，但无形的价值判断及当代多角度的文化学习在书法教育中也同样重要。
操作主义作为一种行为模式的代名词由西方人首先提出。其实，在中国传统文化领域内，实用理性精神与其有相似之处。中国的实用理性在中国的科学、文化、艺术中的各个方面互为联系、互为渗透的长期发展延续的过程中形成。这种文化心理作为文字与书法密不可分的精神支柱，在书法艺术的发展中，使文字始终保持记录、表义、传递信息的社会公用。因此汉字对于书法不仅是一种独有的艺术形式，更为基础的是一种社会文化。
随着封建社会的远去、帝王将相思想的疏离，当代书法教育将单纯的文字书写从古代文化中剥离出来，以历代书法家们的书论捷要为手段，从操作主义的立场出发去掌握一些字体的书写秘籍，形成了当代书法教育单向度的艺术发展趋势。然而书法家和抄字匠毕竟存在着本质的区别，在现今的书法教学中，书写的内容虽然仍是传统的诗词歌赋，但是对于学习者来说由于文化语境的陌生，对于古代文字认识与否往往不在学习之列。处于书写之所需，借用古诗词进行书法创作时，也并未深入研究体会其文学意义和象征意义，仅注重文字的象形性，文字作为文化的载体作用反而成为一种字体构架之外的驱壳。书法教育的表象是对汉字做艺术化的书写处理，实质却是承载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重要载体。但是，随着书法艺术的发展，“书法主义”“后现代主义书法”“书画归一”等现象的提出，引起了广泛的争论和探讨。在当代书法艺术中一个重大的问题就是书法艺术与传统文化的疏离。在这样一个重技术、重操作的社会背景下，让我们担忧的是：书法在经历数千年的演变后，终于完全成为一个独立的艺术门类，同时是否又会走进另一误区――书法的唯艺术化，书法艺术的发展是否仅是一个与形式相关却悬浮于空中的创新过程。
二、从当代科学角度反思
谈及书法学习中的操作主义，当代科学意识的提升给予了一定推波助澜的作用。当今社会人文学科几乎被人文科学所取代，教育的目的不是培养“人性之品质”，或者最高层次的哲人，而是向自然科学或社会科学那样，培养各种专业的专家。人文学科的退化形成了当代教育思想的蜕化，在书法教育这种突出实用性、操作性的学科门类内，传统书法思想的遗留有限，且当代科学意识对操作主义教育模式的加深，一正一反将书法学习置于实践教学的模式之下。操作挤占了思想、理论层面的思考，形成了当代书法教学中思想学习的虚空化。
在重视技术的时代，操作主义的盛行将书法教育置于为艺术形式而形式的境地，当代人文精神的缺失使书法转化为一门无水滋养、濒临干枯的艺术门类。思想的薄弱会制约实践的发展，尤其是在艺术的重大转型期，思想价值的凸显尤为珍贵。只有操作性的实践与思想上的思辨和谐发展，一个艺术门类才会发展。从一定的高度看待书法教育是书法学习者必备的眼光。
结语
我们讨论操作主义的倾向在书法学习中的不足，并不是要祛除实践性的价值，而是反思其文化性的缺失。在艺术史中形式与内容是一对难以调和的矛盾，只是在一段历史时期某一方面会集中显现，书法教育不等同于书法创作，让学习者从“文”和“质”两个方面去观照事物，更有利于教育的进步与和谐。
注释：
①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M].天津：天津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290.
一、指导思想
逐步养成“多读书、读好书、好读书”良好习惯，1把读书作为教师精神生长和专业化发展的需要。促进自己更新及理论素养、教育能力、人文素养的整体提升，争做人民满意的教师，每天要研读1小时。
提倡带着问题读书，2读书要与反思相结合。研究问题，解决问题；读书要与实践相结合，学以致用，注重实效；要个人阅读要与集中学习相结合，广泛交流，相互启发，共同提高，理解新课程，融入新课程，实施新课程；
二、读书目标
转变教育观念，1通过学习教育经典理论。提高教育教学能力、教育创新能力和教育科研能力。
使自己业务精良，2通过学习教育经典理论。胜任新课程教学，成为符合素质教育要求的充溢生机活力的小学教师。
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教师职业观，3通过学习教育经典理论活动。建立新型的师生关系，塑造良好的教师形象。
丰富自身个人文涵养，4通过学习教育经典理论活动。强化自身修养。
有所思就记录下来，5读写结合。旨在养成习惯。养成做读书笔记的习惯，养成固定时间读书的习惯，从书中反思自己。重点谈学习体会、感悟，提出思考性问题，
三、读书内容
1小学教学设计》小学数学教师》听窦桂梅老师讲课》
2教育类的书籍：家庭教育》夸赞孩子的艺术》
3自己喜欢的文学性教强的书籍：杂志《读者》家庭》女报》外国经典名著等。
4儿童文学：淘气包马小跳》海蒂》秦文君小说系列
四、读书形式
集中学习为辅。充分利用课余时间阅读有关书目，1个人自学为主。做好读书笔记，写好心得体会。及时认真地进行教学反思。让读书成为自己的自觉行动，学习成为自己的一种需要。
论文内容摘要:构建历史学习知识体系是一个系统工程，历史教学知识体系又是这一体系中重要的一环。以新课改理念为指导，历史教科书为基袖，了解、熟悉、把握科学的教育学知识、课程与学习论知识和历史教育知识，充分认识历史教育教学规律，建构起适合每一个学生学习发展需要的历史教学知识体系。
历史学科体系、历史课程知识体系、历史教科书知识体系、历史教学知识体系、历史学习知识体系是历史学习知识体系建立的五个层次，从历史学科知识体系到历史学习知识体系是层进的关系。也就是说历史学习知识体系得以最终确立必须以它前面四个层次体系的完整建立为依托。所以，这其中任何一个体系的建立都至关重要。
历史教学知识体系，即历史教师知识体系。它是中学历史教师把握课程教学理念，依据课程标准，钻研历史教科书，并应用其他课程资源，从教学的实际倩况(主要是学生的学习状况，包括学习需要、学习水平与能力、学习兴趣等)出发，自己所构建起的、具体的在日常教学中所应用的历史知识体系。历史教师知识体系，上承历史教科书知识体系，下接历史学习知识体系，是历史学习知识体系得以建立的不可或缺的一环，基于其对建立历史学习知识体系的重要性，笔者在此仅就如何构建历史教学知识体系(历史教师知识体系)做一论述。
一、课程理论、教学理论、学习理论是历史教学知识体系建立的理论先导
理论引导实践。历史教师自身教学知识体系的建构，离不开教育理论的指导，教师的教学知识体系往往取决于其教育观、课程观、教学观。历史教师只有接受现代的、符合社会现实的教育教学理论，不断吸取历史知识，充分开发和利用课程资源，采用现代教育科学技术，贯彻“以学生发展为本”的教育理念，才能把历史知识与其他各种知识内化为符合教育教学的历史教学知识。
然而，纵观教育史，教育理论、课程理论、教学理论纷繁，莫衷一是。这就要求我们历史教师要有先进的教育理念惫识，明辨的思维能力，对这些理论去伪存真，去繁就简，去粗取精。在学习教育学理论时，能明确教育的最本质功能。如自1978年以来的20年间我国教育学术界主要研究的内容有:教育功能的界说与分类、教育的育人功能、教育的社会功能、教育育人功能与社会功能的关系以及教育功能的发挥等;从纵的方面看，关于教育功能间题的研讨经历了“从阶级斗争工具职能到生产斗争工具职能，从工具功能到教育多种功能的综合”的发展过程。以当前新课程改革理念为指导，要清楚地知道教育的作用是要使受教育者成“材”成“人”，发展学生个性，即牢牢把握住“以学生发展为本”。
课程强调的是学习者的经验和体验而非学科内容;是课程过程本身而非课程目标、计划;是教师、学生、教材、环境四因素的整合而非单一的教材因素;是显性课程(指学校教育中有计划有组织的实施的课程)与隐性课程(指学生在学习环境中学到的非预期性和非计划性的知识、价值观念、规范和态度)的有效结合而非只是显性课程;是“实际课程”(学校和社会在课程变革中选择的课程)与“空无课程”(学校和社会在课程变革中排除学校课程之外的课程)的并重而非只强调“实际课程”;是学校课程与校外课程的整合而非只是学校课程。
在课堂教学情境中，教师和学生都是人格绝对平等的主体，教学过程是师生间的交往过程，教主要是教师的行为，学主要是学生的行为，教不同于学。不过，教与学又是相互依赖的，它们互为基础，互为方向，不存在没有教的学，也不存在没有学的教，教师的教就意味，学生的学，学生的学也内含着教师的教。在教学过程中，以教师为主体对学生单向的教为中心的“教师中心论”和以学生为主体而放弃教师的教学组织、指导、咨询的“学生中心论”都是片面以至错误的。教学论界长期存在教学是科学还是艺术之争，教师要认识教学既是科学义是艺术，才不会认为教学是科学而忽视教学过程中人的主观能动性与情感价值及创造性，也不会以为教学是艺术而使教学不能量化、不能理性、无规律准则可循。
教师对这些理论的准确解读与把握，结合历史教科书，就能创造出自己的教学知识体系。当然，这种知识体系不是教育理论加教科书知识的简单结合，它是一种动态的生成过程，其内容是开放的、丰富的，其方法是灵活的、多样的。不熟悉课程教学理论，就不能有正确的理论指导，也就难以正确理解历史教育的目标，拿握历史教育内容，把握历史教学的方式方法。其教育思想会迷途，其教学行为会盲动，其历史教学知识体系会窄化、甚至异化。教师对课程教学理论的不同理解，拥有不同的课程教学观，教师对历史教科书各知识内容取舍将会有所轻重，教师历史知识构成必然有所差异。教师只有熟知教育理论，具备科学的课程观、教学观，才能做到高屋建辘，充分级取各种教学资源为自己的历史教学服务，建构起完普的历史教学知识体系。
二、教师对裸程改革文本、历史课程标准、历史教科书的解读能力
新课程在课程目标、课程结构、课程评价、课程管理与课程资抓等方面都有了全新的理念。为适应新课程改革，教育行政都门领布了一系列课改纲要、文件;此外还有一些教育教学专家有关课程改革方面内容的著作、译著等也相继面众。解读这些文本，教师能对我国学校教育面临的形势、课程改革的目标、这次课程改革的实质有一个清趁明确的认识，也是教师能胜任新课程的必要前提。
贯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家质橄育的决定》和《国务院关于攀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文件精神，教育部决定大力推进基础教育改革，调整和改革基础教育的课程体系、内容、结构，建构符合索质教育要求的新的基础教育体系。《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对课程改革目标、课程结构、课程标准、教学过程、教材的开发与管理、课程评价、课程管理、教师的培养与培训、课堂改革的促进与实施等内容做了纲要性的规定，在新课改下每个教师必须要领会其内容与内涵。《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只是有关课程改革内容的纲要性文本，它以离度浓缩的语词涵盖了新课程改革的全部要领，对教师充分把握这次课改显然存在课程改革资料信息源上的不足。因此，教师还可读阅《新世纪中国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当议》、《面向素质教育、墓于信息技术的课程与教学改革》、《发达国家课程改革的趋势与启示》及((墓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解读》等关于课程改革的文本、洽楚了解这次课程改革的背景、任务、使命、方向、方法、目标以及机遇与挑战。特别是《(墓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解读)》》，该书以详实的资料、生动的文笔对《纲要》进行了全方位的解读，理念先进，视野开阔。此外，《普通高中新课程方案(实验)》及《方案》导读对普通高中新课程做了具体规定，是高中历史教师了解高中新课程的必读文本。
《历史课程标准》是历史教材编写、历史教学改革、历史教学评估和历史考试命题的依据，是国家教育意志在历史学科中的具体体现。标准一般包括前言、课程目标、内容标准与实施建议四个部分，具体包含了历史课程的性质、历史课程的墓本理念、历史课程的设计思路、知识与能力、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与价值观、历史教学内容、教学建议、评价建议、教科书编写建议、课程资源的利用与开发建议等。从中可以看出，标准对历史课程的学科功能、学科结构、培养学生的目标、历史教科书的编排、历史课程资源的开发与运用及历史教学的方式方法等做了纲要性规定。因此，历史教师梅建自身教学知识体系，就要认真研究历史课穆标准，把握课程标准中趁涵的历史教育塞本理念，逐步提高执行历史课程标准的水平。
作为执行历史课程的最主要载体的历史教科书是依据《课程计划》与《历史课标》在浩如烟海的历史知识中选择符合中学生心理特点与认知水平的、为学生学习发展所浦的最墓本最重要的历史内容编侧而成的。教师掌握并内化教科书内容知识是对其起码要求。不过，教师把教科书知识内化为自己的教学知识，不能仅限于历史教科书上的文字内容，还要认识与理解教科书的功能、结构、体系，拓展教科书上知识内容。做到教科书上有我有，教科书上无我亦有〔实现历史三维日标教学为准则)，以丰富的史学知识为基石，以深刻理解教科书功能、结构、体系为支柱，把丰富的史学知识、教科书功能、结构、体系各自作用及它们之间的关系了然与脚，在教学时运用自如，构筑起坚实的历史教学知识体系大厦。
三、历史教师对历史课程资源的开发利用能力
凡是对实现课程目标有利的因家都是课程资佩。历史课程资源包括教材、教学设备、图书馆、博物馆、互联网以及历史遗址、遗迹和文物等物质资源，也包括教师、学生、家长及社会各界人士等人力资源。能否充分利用与开发历史课程资源直接影响着教师的历史教学知识。历史教科书只是历史课程资源的一部分，虽然是最为重要的部分，但它毕竟是固定化文本，它所承载的历史资料与历史信息是有限的，在网络化信息化的今天，如果历史教师在应用课程资源时仅限于此，教师的教学知识将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历史教师的教学也会因此陷人绝境。可见，历史教师充分利用与开发历史课程资源对充实和完善历史教学知识体系多么重要。历史教师利用和开发课程资源可做到:
(一)以历史教科书为核心
历史教科书是历史课程资源核心。我们知道，历史教科书是历史学科专家、学者、历史教科书编辑依据历史教学大纲(或历史课程标准)，选取符合学生的认知和发展需要，能理解并且是学习其他学科以及学生一生中必不可少的知识。它的趣味性、形象性、可读性很能激发学生的阅读兴趣与求知欲，它也具有历史学习指南的性质、带有读书笔记的功能，充当史料选集的作用。能拓展学生视野，引导他们进行思维活动，在学习过程中掌握一定的方法，形成并发展一定的能力。教师应有意识、有计划、分阶段地指导学生阅读与学习历史教科书，在使用教科书的过程中掌握历史学习的基本方法;教师要以教科书提供的历史内容为基础，结合其他资料来拓展、充实教学内容，讲述历史，发掘教科书蕊涵的各种教育因素，启迪学生思维，力求全面落实历史教育的三维目标。
这次课程改革，历史教材实行的是“多纲多本”，新高中历史教科书有供全国选用的人教版、人民版、岳麓版、大象版以及供上海使用的上海版等，义务教育历史教科书版本更有十几种之多。学校、教师和学生可依据本地区的特点和自身的需求，在教育行政部门的指导下选择合适的教材。
(二)开发自身资源
历史教师是最重要的人力课程资源。教师的素质状况决定了课程资源开发与利用的范围与程度。在课程资源建设过程中，要始终把教师队伍的建设放在首位，通过对教师这一重要课程资源的开发，带动其他课程资源的优化发展。影响历史教师的素质的因素有很多，如道德情操、价值观念、人格魅力、思考问题的方式方法、知识储备、历史专业知识量、业务能力及创新能力等。这就要求历史教师要有离尚的道德情操、正确的价值观念、独特的人格魅力、丰富的知识、过硬的业务本领及不断的创新能力。
(三)开发其他资源
如图书馆、历史音像资料、家庭、社区、历史遗存、互联网等。图书馆中有历史文献、历史读物、历史报刊、历史文学艺术作品等历史资源，充分利用图书馆中历史资源，对历史教学有积极作用。历史音像资料包括图片、照片、录音、录像和历史题材的影视作品等，充分利用历史音像资料，有利于培养学生学习历史的兴趣和历史理解能力。每个家庭都有不同的经历，学生通过照片、实物以及家长和亲属等，有利于了解家庭历史和社会的变迁，充分利用家庭资源，可以增强学生对历史的感悟和体验。
社区资源包括社区的图书馆、资料室、少年宫、文化宫以及人力资%}等，充分利用社区资源，采取社会调查、小组活动等方式，提高学生动手、动脑与参与社会实践能力。还有历史遗址、遗迹、文物以及蕴涵历史内容的人文景观和自然景观等，利用好这些历史资源，能够增强学生直观的历史感受;当然，有条件的地方和学校，教师可以利用信息技术和网络技术，收集丰富的网上资源，制作历史课件，展示历史资料，制作多媒体教学软件，开发历史网页等，使学生更直接、更全面、更迅速地了解历史，在更大的范围内共享高质量的历史教学资源。
四、把历史教科书上的知识转化为历史教师自己的知识
在众多的历史教育资源中，历史教科书是进行历史课堂教学的最基本的载体，也是众多的历史教育资源中教师的教与学生的学的最重要课程资源。所以，在对教育教学理论、课程理论、这次课改的理念及历史课标有一个基本的了解后，在明白其他的课程资源开发与利用的必要与方法后，构建历史教师知识体系，关键在于把历史教科书的知识转化为历史教师自己的知识。对教材开发，新课程提倡“多纲多本”，目前，初中段有十几种历史教科书，高中有五种。这些教科书虽然都是围绕“以学生发展为本”的新课改理念，但在教科书具体内容与结构安排上又不尽相同，有的还相差甚远。那么，教师怎样使用历史教科书并把它转化为自己的知识呢?
(一)明晰教科书意图
历史教科书是教科书编者依据《历史课程标准》编制而成，《标准》是教科书编写的唯一依据。《标准》在教材编写建议中规定教科书必须完整准确地体现标准在知识与能力、过程与方法以及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等方面的基本要求，在此基础上，教科书可以适当增加一些“内容标准”之外的知识。这就保证了在目标教育一致的基础上能使教科书表现出一些个性。当然，由于教科书编者的史学兴趣、史学方法、价值观念及编制方式的不尽相同，就是在同一内容段不同版本教科书在呈现方式上也有差异。如有的概括，有的描述;有的叙事详细，有的较简略;有的说明，有的议论;有的配图，有的则作表等。这就需要我们教师把握所使用教科书的风格，明晰教科书意图，做到使用时得心应手，讲解时条条是道。
(二)把握教科书内容呈现方式
《历史课标(北师大版)》(初中)规定，“教科书中的学习内容要有利于培养学生的能力，呈现方式要尽量多样化”，“在实现课程目标的前提下，教科书编写者不必囿于《标准》所建构的内容体系，可以对内容标准中的知识内容进行重新建构，编写不同体例的教科书”。《历史课标(人教社)》(高中)中的教科书编写建议中指出:“历史教科书呈现方式应多样化，为师生创造性的教和学，留有充分的空间，有利于学生的探究学习。”在这样编写教科书思想的指导下，教科书体例与结构可呈现多样化，如编年史、专题史、中外合编史等。
在前面讲到为适应这次历史课程改革，出现了许多新版的教科书，这些教科书在编写体例与内容呈现上就各不相同，多种多样。如岳麓版高中历史教科书依据课程标准，对专题进行重组，把标准中的九个专题整合成教科书中的七大单元，教科书单元的排列顺序也按时间先后把中国史内容与世界史内容统整成一体加似编排。
新课程下这种教科书的开发模式改变了过去“千人一书”、“万人一面”的局面，有利于丰富历史教与学，有利于提高学生学习历史的兴趣，更重要的是利于学生的个性化成长和高素质人才的培养。同时，多样化教材给教师施教带来了挑战。体系多样的、内容灵活的各版本新教科书已不同于过去程式化的教科书，除了模块—专题式的教科书结构不同于过去教科书结构，课文内容呈现方式比过去更多样、更活泼。如人教版课文内插栏目“历史纵横”、“学思之窗”、“资料回放”，测评部分的“本课测评”、“学习延伸”、“重要概念解释”、“归纳与总结”及“历史感悟”等;人民版高中的“学习建议”、“重点归纳”、“收获与存疑”、“学习评价”、‘一学习活动记录”等。这些栏目及内容的设置，有的补充、说明或延伸了正文，有的拓展了自由学习的内容，提高了学生学习历史的兴趣，迎合了不同学生的不同要求，贯彻了因材施教的原则，力求彰显“以人的发展为本’‘的新课程理念。这对教师驾驭教材的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面对形式多样、内容各异的教材，教师应以手中使用的教科书为“本”，熟练、灵活应用;以其他教科书为“末”，参照使用，切莫因怕遗漏知识点而把其他教材的内容寒来一概使用，本末不分，甚至本末倒置，违背教材改革的初衷。
(三)广采博取、深化与拓展教科书知识
历史教科书内容很大的一个特点就是知识的包容性，它涉及汉语言、地理历史风情、民族风貌甚至物理、化学、生物等知识，历史教师不仅要具备扎实的史学功底，还应对语言学、文学、地理学、民俗学、社会学、人种学、等社会学科和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等理科学科有所涉猎。当然，一个人的精力和能力是有限的，这就有一个学习的指导思想与方法问题:要以服务于历史教学为指导思想，以与教科书上有的或者可能涉及的知识为学习对象。现代教学论提倡教学资源共享、交流与合作。历史教师可与其他教师交流合作，如与历史组其他老师相互探讨、互相切磋;向其他学科老师请教等。这样不仅能节约时间与精力，深化与拓展教科书知识，也能开阔视野，获得差异教学方式方法，这对教师形成完整的教学知识体系也很有益处。
(四)认识学生个体差异，分化、归类教科书知识
读书会文化传承全员育人“读书会”是为大学生读书学习、拓展视野、宏观思维、交流知识、提升素质而搭建的读书平台。“读书会”以“明理启智彰显人文精神，宏德博学力促文化传承”为理念，以“启学智、聚学力、明学理、养学德，促进学生全面健康成长”为目标，根据“教书育人、管理育人、服务育人、文化育人与实践育人”相结合的思路，充分发挥全员育人的积极性，整合相关资源，开展读书育人活动，力求构建高品位、内涵丰富、参与面广、知行合一的文化育人氛围，增强全员育人的长效性和实效性。
一、以“读书会”为契机，搭建全员育人平台，深化全员育人理念
第一，从教育教学内容看，“全员育人”的“育”不仅指专业知识和技能，也指学生的思想政治素质，包括学生做人的基本品德和综合素质等方面。“读书会”以学生为主体，深化“爱专业、知专业、学专业、用专业”教育，倡导师生共同参与，学科紧密结合；强化读书“立品、启智、宏德”，通过读书立言立德立行、明事名理明德、塑造理想人格，培养人文精神。
第二，从教育教学主体看，“全员育人”中的教育教学主体，不仅指思想政治辅导员，还包括专业院系教师和学生事务管理相关部门。“读书会”依托“三个阵地”互配合，即第一课堂、第二课堂和网络博客相辅相成，积极整合图书资料室、学生公寓资源，拓展读书阵地，搭建全员育人平台。
第三，从教育过程看，“全员育人”不仅指教师对学生的教育教学、学校部门的管理服务，而且包括学生的自我教育。“读书会”依据“四个相结合”，即教师指导与自主读书相结合，读书活动与理论研究相结合，书本读书与课外实践相结合，专业提高与素质养成相结合，实现“教育管理与自我提升”协调双赢的效果。
第四，从教育教学方式看，“全员育人”不仅包括理论教学，还包括实践教学。“读书会”倡导书本读书与课外实践相结合，通过实践活动，将专业的影响力从课堂扩展到校园，从书本延展到生活。“外学形、内炼神，由外而内领略加深，由内而外推陈出新，从而达到内外兼修，全面发展”，力求用学习风气感染人、用学习成果服务人，加强学风建设，引领读书风尚，丰富校园文化。
二、以“读书会”为载体，发挥各队伍育人功能，增强全员育人实效
1.发挥专业教师、学术导师在教书育人和科技育人中的作用
充分发挥专业教师教书育人的作用，深入推进“师生沟通计划”，选拔政治素质高、业务能力强、懂管理、善服务的专业教师作为“读书会”读书小组的指导教师，从书目选取、阅读方法、心得交流等方面进行引导帮助，与学生进行深入的思想交流。开拓学生思路，启迪学生智慧，探索学科前沿问题，鼓励学生积极参加课外科技竞赛，并指导学生的科研、考研和就业工作。专业教师指导学生读书过程中，为人师表，身正为范，虚怀若谷，踏实钻研的作风，都是无声的教科书，对促使学生艰苦奋斗，积极向上，爱国爱民，追求真理，也起到了耳濡目染、细雨润物的潜移默化作用。
2.发挥思想政治辅导员在文化育人和实践育人中的作用
思想政治辅导员是大学生的知心朋友和心灵导师，充分发挥思想政治辅导员文化育人、实践育人的作用，通过第二课堂开展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读书论坛活动，引导学生能动参与自我教育，用所读书目解读专业课程，解读热点问题，将所读书目融会贯通，提高人文素养，提升学以致用的能力；以读书指导实践，开展对外交流，传播先进文化，发挥大学文化传承功能，使学生在“读书会”各项活动中陶冶情操、锻炼能力、提升修养。
3.发挥非教学岗工作人员在管理育人、服务育人和环境育人中的作用
充分发挥行政部门管理育人和服务育人的重要作用，行政部门是高校教育教学的有力补充和基本保障，以学生的全面发展作为工作的落脚点，为学生办实事、做好事、解难事。图书资料室有效整合资源，资料室管理员作为“读书会”指导老师，在服务学生过程中，尊重学生，理解学生，爱护学生，根据读书小组需求，增添图书，为“读书会”活动提供了支撑。学生公寓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阵地，“读书会”活动倡导在学生公寓会客厅建立图书角，在休闲之余畅游书海，营造浓郁的学习环境，有助于激励学生认真学习、奋发进取的精神。
三、以“读书会”为示范，探索全员育人长效机制
1.坚定全员育人理念，提升育人水平，育人为本德育先行
总书记指出：“思想政治工作说到底是做人的工作，必须坚持以人为本。既要坚持教育人、引导人、鼓舞人、鞭策人，又要做到尊重人、理解人、关心人、帮助人。”教育之核心在于育人，育人之核心在于德育。德育的本质在于促使学生综合受益，而全员育人是推进德育的必然途径。社会发展现状给德育工作提出了新的考验，当代大学生的成长环境发生了明显变化，他们的思想政治状况呈现出许多与以往不同的新特点。这就要求全体教职工紧跟时代步伐，加强师德师风建设，群策群力参与到学生德育工作中，形成“人人是德育工作者、处处是德育工作阵地、事事是德育工作内容”的新育人观。注重校园文化的引导和大学精神的重塑，以引领社会的主流走向，培养学生自我的归属感和社会的责任感，担当起建设祖国的重任。
2.整合育人资源，统筹育人主体，改善育人部门单一现状
以“读书会”为载体，实践了全员育人理念，探索了学校各部门参与思想政治教育的途径。首先，应努力建立统一、科学的领导体制，加强党委的统一领导，并建立健全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责任制；其次，建立规范、高效的全员育人工作机制，完善考评体制，进一步推进中层干部联系班级制度、学工系统与教学系统定期联系制度等；再次，建设坚强有力的育人工作队伍，思想政治理论和哲学社会课教师、思想政治辅导员和班主任、学校各级部门形成强大的育人合力。以此增加思想政治教育的深度与厚度，提高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同时充分调动起了学校各育人部门和校院两级组织的积极性，解决了学校学生工作部门之外其他各部门参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缺乏长效机制和稳定平台的短板，以此保障育人工作的有效开展。
参考文献：
[1]韩广梅.更新学生工作观念，构建全员育人新理念[J].高教论坛，2006，（4）
[2]程亚萍.论高校全员育人思想政治教育机制的构建[J].湖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0，（3）
[3]古桂琴.全员育人多路径探析[J].辽宁行政学院学报，2009，（1）
[关键词]民办独立学院 教学秘书 教育教学管理 科研
科研能力是指利用科学的手段和必要的物质条件，根据现有知识、信息，去探索客观事物内在本质和运动规律，并得出科学结论的能力。
在科技发达的今天，无论何种行业、职业和岗位，都非常注重科研能力实现与提高。特别是在民办独立高等院校，科研能力的强弱，是衡量一所高等院校办学能力的重要标准。民办高等院校充当教育教学管理关键性环节的教学秘书（若非特别指明，本文所称教学秘书，均指民办独立学院的教学秘书），是否应当进行教育教学科研，又有无能力去进行科研，是值得探讨的问题。
一、实现和提高教学秘书科研能力的重要性
教学秘书科研能力的实现，是指教学秘书以科学的思维和适当的方法，根据教务信息资料，对与教务工作相关的问题进行探索、分析，从而创造性地完成预定的工作任务和科研目标。
21世纪初兴起的民办独立院校是我国公办院校的有效的补充。这种办学模式有利于提高我国在读高中生的升学率，有利于普及我国的高校教育。促进了我国高校由精英教育模式向普及教育的转变，在提高国民综合素质与人才培养上作出较大的贡献。民办独立院校的教学秘书，是教育教学管理的关键性环节，其工作水平、效果及科研能力，对民办独立院校的其他各项工作的展开乃至对民办独立学院的生存和发展，都有不可估量的影响。
（一）教学秘书的岗位分析。
独立学院二级学院的教学秘书工作就是服务教学、服务师生。归属系（部）主任直接领导，接受教务处指导，从事教学管理工作，执行教学管理各项规章制度，其岗位职责有两大特点：其一是各项教育教学工作环节联系的桥梁和纽带。权力小、职位低，但工作效果的影响大；其二工作千头万绪，任务艰巨。
教学秘书的能力要求不能简单地作为某一方或某一人的传声筒，而是要在千头万绪的工作中及时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并创造性地解决问题。要做到这一点，除了具备相当强的实务处理能力外，还要具备较强的科研能力，以便及时总结工作经验、规律，形成合理化的工作模式，并不断地完善。
（二）实现和提高教学秘书科研能力的重要性。
教学秘书是实施教育教学管理的主要前沿阵地，是各二级学院领导在教学管理中的协助者与执行者。实现和提高教学秘书的科研能力有其重要作用：
1.有利于教学管理工作的开展。随着素质教育的全面实施和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教育科研日益成为教育改革的一股洪流。教学秘书在做好日常教学管理工作同时，实现和提高科研能力，对抓好学校管理、全方位实施素质教育有着较深远的影响。民办独立院校的教育要迅速、有效地发展，要在激烈的竞争中立于不败地位，都有赖于教育管理科学研究的引导。进行教育管理科研是教学管理人员特别是教学秘书的一项重要任务。
2.有助于提高教学秘书的管理水平和实务处理能力。笔者在民办高校任教学秘书七、八年来，深感在管理过程中，应与时俱进。在从事日常教学管理的同时，积极投身教育科学研究活动。不仅可以增强自身学习教育管理理论基础知识的兴趣，还可不断提高自己的管理水平和实践能力，保证自己能快速地在繁杂事务中理清轻重缓急，做好本职工作。
3.有利于提高教学质量。教学质量，是民办高校的生命所在。前述所说，教学秘书是教学管理的关键环节。其工作绩效，对院系领导工作意图的实现、教师教学水平的发挥、学生学习积极性的调动，都会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最终影响到学校的教学质量。要提高教学秘书的工作绩效，实现和提高其科研能力是一条有效的途径。
二、教学秘书的科研条件
教学秘书要实现和提高科研能力，与教育理论工作者和任课教师相比，有独特的优势，也存在比较严重的困难。
（一）教学秘书的科研优势。
1.教学秘书比教育理论工作者掌握更丰富的教学实践材料。
“传统教育观念认为，从事教育科学研究应该是那些受过训练的专业理论工作者的事。”①然而，“昔日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随着教育的发展和普及，教育教学科研不应当继续成为专业理论工作者的专利。与之相比，教学秘书虽然未必有高深的理论功底，但身处教学管理第一线，具有丰富的学校教育管理经验，更容易体察教育活动中复杂的人际互动和深层的意义建构。他们参与教育科研是建立在“实践”基础上的，通过探讨教育管理规律，反思自身管理实践，结合自身工作需要，有的放矢地进行研究。这种自我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研究过程，能从中获得一种内在的启迪和解放的力量，从而打开新的思考维度和确定新的探究方向，增强实践能力和自我超越的能力。教学秘书这种“行动研究”成果，是理论与实践高度结合的产物，其中既有通俗易懂的管理学理论，又有身体力行的实践体验，其现实性、可操作性要比一般单纯从事理论研究的成果强。对教育教学实践的指导作用更为直接、有效。
2.教学秘书比专任教师了解更多的教育管理信息。
专任教师身处教学第一线，在其任教的学科领域有较高造诣，对教学方法，有精深的理解，从事专业学科和教学方面的科研，他们有自身的优势。与其相比，教学秘书从事教育教学方面的科研，也有自己的特点。他们是接收教育新信息新政策的“一传手”，新文件精神的第一执行者。他们必须熟读新文件，有较高的对新教育政策的领悟力和参透力，才能准确无误地贯彻和执行。执行的过程中，师生会有信息反馈，再经过教学秘书这个通道，反映到上一级领导或部门。如此来回传递，为教学秘书从事科研提供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基础，给教学秘书科研提供了第一手材料。
（二）教学秘书的科研困境。
教学工作成效取决于学校对教学的科学管理。因而，学校的教学管理工作，就成学校管理的中心工作。教学秘书正是这个中心工作之中心。
我国有300多所独立院校，教学秘书在这些独立院校的教学管理中有着不可忽略的作用。现在各独立院校都茆足劲头，要办出特色。只有办出特色，才能在激烈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要办出特色，就必须抓紧抓好教学教改的科研。教学秘书同样要积极参与科研，以提高个人的管理水平。然而教学秘书的岗位性质，要在工作之余从事科研，还存在着很不成熟条件。即会出现与日常工作发生冲突和很多无法摆脱困境。
首先，工作量大，空余时间少。笔者所在学校教学秘书服务学生比为1：1200人，要完成好1000多师生的服务工作，不仅上班时间忙，有时需要加班。科研工作是心有余而时间不足。
其次，没有提升学习培训、进修、考察的机会。民办独立学院的办学规模有大有小，教学秘书工作难度不太大，技术含量不太高，只是头绪较多。作为办学方，均不会为教学秘书提供学习或考察的机会和平台，教学秘书接触理论研究的机会几乎为零。
再次，专业学历层次参差不齐。教学秘书岗位对学历要求不高，专业针对性也不强，更注重实干能力与细心耐心程度。他们都缺乏教学管理的理论基础知识作为支撑，属被动管理。办学方只要能推动学校正常运转，对教学秘书科研能力不作要求，更不会去抓科研，从不对此岗位制定统一的科研标准。有的独立院校为了转设，在评估期间会对科研成果实行奖惩，可激励教学秘书的科研兴趣，但由于平时积累不够，科研水平就捉襟见肘达不到预期效果。
第四，教学秘书岗位工资待遇较低。笔者所在学校教学秘书一个月所有收入为2000―2500元，除去保险等扣款所剩无几。在当今物价高涨的时代，不能满足日常生活所需。这使民办独立院校的教育教学管理衍生出不少隐患，比如：工作积极性不高，教学信息不全、学生成绩的丢失、教学材料保管不完善等。这是教学秘书进行科研的一大瓶颈。
第五，教学秘书岗位人员变动频繁。教学秘书岗位“走马灯”式的换人。特别是年轻人干一年就辞职或换岗的居多。这不利于及时发现管理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不利于教学管理材料的搜集、整理和归档，不利于教育管理经验的积累，科研更是空中楼阁。
三、实现和提高教学秘书科研能力的方法
教学秘书作为一个学校教学的管理群体，我们不能忽略其科研成果所体现的实用价值。那么该如何提高教学秘书岗位科研能力呢？
（一）教学秘书要转变观念，树立和增强从事教育科研意识和自觉性。教学管理过程是一门艺术，需要我们积极探索教学管理规律，推出新的教学管理方法，这是教育管理科研的最终目的。多年来，在教育实践中我们面临的主要问题不是教学秘书能否从事教育管理的问题，而是教学秘书缺乏进行教育管理科研的意识，头脑中存在“被动管理为上”的错误观念；也有教学秘书把教育管理科研简单化，认为能发表文章就是从事科研，削弱了教学秘书的研究意识和研究能力。教学管理也是科学，教学秘书要认识到研究是本职工作必需的活动，是教学秘书提升素质的必经之路。仅仅会教学管理而不会教育研究的教学秘书，不是新时期独立院校的合格教育管理者。
（二）教学秘书应努力提高自身的科研素质。
我国经济发展正逐步与世界接轨，教育亦然。重庆人文科技学院现提出的办学理念是：培养应用型人才。此种理念下，教育管理的新模式更应广泛而深入地应用到教育科研中。教学秘书要以积极的心态投入到科研工作中，培养科研素质，有踏踏实实的工作态度；勇于探索创新，敢于怀疑习惯行为和常规做法；善于留心观察生活，从细小的行为中寻求其带有普遍性规律；不怕挫折，锲而不舍。这些素质对提高自身科研能力十分重要，才使自己在科研战线上拥有一块属于自己的高地。
（三）教学秘书要努力掌握教育科学研究的基础知识和基本方法。
教学秘书每天面对的是千变万化、活生生的人，教学秘书不深入研究教师和学生，怎么能做好管理？教学秘书要想成为师生精神世界的服务者和研究者，就需要有新型的理论知识作为基础。笔者经过多年的思索发现，教学秘书日常的管理工作就是教育科研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关键问题是你是否以科研的态度对待自己的教学管理工作，是否在日常教学管理工作中不断地学习、探讨、总结和创新。教学管理科研可以从记录教育现象、记录自己的感受、记录自己的思路开始，把这些分散的素材、理念，用教学管理理论串起来，变成理论研究。
（四）多学习、多交流、多积累。
苏霍姆林斯基说：“每天不断地读书，跟书籍结下终身的友谊。”②现在网络给从事科研提供了很多便利。我们可以在网络上查阅教育教学杂志，每期重点读几篇文章。通过阅读，不断吸取新的教改信息，尽快转变教育思想，更新教育观念，提高理论水平，跟上时代步伐。教学秘书比其他岗位人员辛苦，需要更多投入时间和精力到科研工作中去，积极与专业教师们尤其是老教授多交流学习，撰写科研报告和科研论文，从工作研究和经验总结中提出有新意的课题，用科学理论指导自己实践和研究。尽量避免抽象的纯理论研究，避免大题目下作小文章，争取小题目下作大文章，研究成果意义在于是否能够用于指导工作实践。把从书刊、报纸上看到在教学管理过程中的小技巧和自己教学管理实践中想出的好点子写出来，供教学管理研究时查用。
（五）主动与外界联系，想办法参加一些学习培训、教研教改等活动。从别人的研究、讲座和讨论中学习新方法、策略。
（六）提高教学秘书的福利待遇，稳定教学秘书队伍
一直以来，民办独立院校的教学秘书队伍工资福利不尽人意，因缺乏安全感与归属感而不稳定。人只要满足生理的第一需要，才能进行精神层面的探讨与研究，教学秘书科研能力的实现与提高也不另外。
总之，教育要发展，科研要跟进，只要我们认识到教学秘书从事教育管理科研在教育管理中的重要作用，从现在开始做起，“亡羊补牢，为时未晚”。不难预料，如果能实现和提高教学秘书的科研能力，民办独立院校的办学质量将会得到一个新的提升。
[注释]
①苏耕水，教师参与教育科研的意义、现状与对策[A]教育探索，2003年第10期
②苏霍姆林斯基，《怎样培养真正的人》专著
[参考文献]
①叶文生.以课题调研来引领校本教研的深入开展[J]《中小学教师培训》2005年第八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