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4-20 17:16:19
现代社会的医院财务内控工作者通常都会觉得只要确保资金的合理使用便可以完全地规避发生财务损失的可能性。其实则不然，反之这种缺乏风险意识的思想对财务会计管理工作十分不利，当然这主要是因为大多数医院都是通过国家财政的差额补款，并且院方处于优势地位，所以通常医院不会存在亏损的状况。但规模较小、财政制度不够完善的医院将会面临更多的风险，所以说医院财务人员应当具有足够强的风险意识，并且继续改进财务会计预算工作，为增强医院抵御内外部风险能力做出应有的贡献。（四）对医院财务控制的监督不够到位如今，不少家医院对账目核对、监管等处理都存在着疏忽，同时没有形成一个有力的内部财务监管部门，长期处于这种缺乏监督的状态下很容易引发财务管理方面的问题，从而会对医院的财产安全、人身利益等造成不必要的威胁。
二、我国新财务制度的主要内容与影响
（一）新财务会计制度的基本内容概述
第一，新实行的财会制度把权责发生制作为内部核算的基本依据，同时确定了其主体核算地位。其明确指出了把医院的物资财产、收支以及资产负债等项目作为医院基本的会计要素，通常情势下采取权责发生制的核算方法。特别是在对固定资产项目实行核算时，如果使用以往较为传统的财务制度很可能会存在账实不符的现象，进而导致医院内部资金虚增的尴尬局面；比较之下的新政策制度更为详细地规范了计提折旧的净资产计算方式，增加了计算的准确度。此外，新的体制中还颁布了许多令财务核算更加贴近实际的规定，比如：医院的员工薪资、预收款项、风险基金等。第二，新制度规定了全口径收支和现金流量管理的各种形式，达到了预算和管理控制相互结合的目的。与此同时，把企业化的会计预算同事业单位的财务核算体系进行了整合，全面展现出现阶段国内大型医院的双重身份，刚好同国库改良方案同步。另外，全新的会计体制还把医疗、教学、科学研究等项目进行了合理分割，加大了扶持力度，完全颠覆了以往财务管理对科教资金等专项资金不进行核算的做法，提高了财务信息的真实性、完整性和透明度。如此之多的改动令医院内部的现金流管控工作也得到了提升，并且伴随着医保制度的继续深入，现金流量的控制将对医院财务管理工作产生更为深远的影响。想要令内部财务信息变得更加透明、真实、完整，一个系统的财务报表体系必不可少。在现阶段实施的医院新会计体制当中，财务报表体系涵盖了许多方面的内容，比如说：收支成本、收入明细、现金流量和财政补贴等等，这些专项报表一同组成了一个综合性、系统性的财务报表体系。较为完整的财务报表体系可以从各种角度及层面展示医院财务的相关内容，这种得天独厚的优势非常有利于政府部门及医院自身的管理。另外，新制度还把注册会计师引入到具体内容当中，使得医院的财务会计体制越来越充实，最重要的是它能够为院方长远的发展进步提供更多的帮助和支持。
（二）新财务会计制度对医院财务管理工作的影响
1.保障医院内部财务管理的制度化和规范化运行
众所周知，财务管理的基本作用是处理好医院内部与资金流转相关的协调工作，以及解决好各类财务矛盾。它的基本任务就是借助先进的科技手段实现对医院各项资金的合理、有效的配置，提升资金利用率，合理分配医院的经营成果。为了继续促进医院财务会计体制的优化以及财务管理能力的提升，就需要医院进行一些制度化、规范化的操作，以下几条建议可供参考：一、对医院的财务管理实行统一领导与集中控制相结合的方法。由于新的财务制度里已经明晰地提出了对医院等财务控制实行统一引导，也就是说总会计师这一职务将会出现在医院当中，而且任何经济活动均需总会计师的指挥领导。对比旧的体制，新的制度则做出了不同的规定：把医院管理工作者的权责进行更为细致的划分，进一步将责任明确落实到个人，同时，加强了法人管理机制，总体上形成了集决策、管理、监督、执行于一体的管理体系。除此之外，强调指出了单位相关负责人在财务会计管理方面的具体职责。二、加强内部的财务监控力度。新的财务会计制度明确指出了医院应当构建一个全面的财务监督体系，以避免在财务工作环节出现腐败行为，并优化资源配置。对于医院财务人员的岗位设置应合乎规定，做到相互制衡，更有效地确保财务管理的透明、真实。三、健全医院的财务分析体系，对整个环节进行监督和管理。新的财务环境下，医院的财务管理评价指标变得更加明确，医院需要作出预算、结余、费用、收支等方面的具体分析。这些新规定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推动医院内部财务分析工作的展开。经由对医院以前、现在及未来的财务状况予以分析，更全面地衡量经营效果，及时发现经营过程中存在的各种隐患。四、建立绩效评测及奖励机制。新的财政政策对国家补贴及相关补助作了详细的规定，结合财务管理、考核机制两个方面，开展奖惩活动，以此提高工作人员的热情和积极性。所以，对于目前的经济形势来讲，医院要想实现更加稳定、健康的发展，首先要建立一个完整的权责控制体系。
2.完善医院的成本控制体系
对于医院的成本控制，院方必须加强管理力度，提高重视程度。这一环节可以凸显医院的医疗水平及技术质量，也能够展现医院的竞争实力，所以必须加强这项工作。一般来说，医院在开展医疗卫生、科教等活动时必须具备充足的资金条件，这也是医院正常运作的基本前提，所以说若是医院无法实行有效的成本控制，便会导致医院走向亏损，进而影响到医院的综合实力。另外，必须对医院的各项成本费用进行合理分析、控制。目前来讲主要是通过系统的手段对有关内容进行关联性剖析，具体包含了成本参数、目标完成度、成本核算等内容，再把这些目标同之前几年的信息进行对比，既能够确定医院的发展状况，也能够更深入地发掘医院发展的潜力，进而减少费用成本支出。此外，推动医院奖惩及考核制度的发展也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实现提高财务工作效率、防止腐败现象发生、避免资金浪费等的功能。
3.健全财务风险预警机制
所谓医院财务风险，是指在运转工作时，因某些不同的原因而引发的相关损失，财务风险贯穿于医院运作的全过程，主要有资金筹集、投资、资金回收和利益分派等环节，其中又可以分为内部和外部两个组成部分。内部因素主要包括医院的内部控制能力、资金状况和医疗卫生水平等方面；而外部因素主要是有关部门的医疗政策等。就医院财务管理控制工作而言，其主要包括两方面的内容：首先，完善财务风险预防体系。预防医院财务风险的重要之处在于风险预警机制是不是有效、完备，所以说建立起一个全面、综合的风险体制对加强医院抵御财务风险的能力十分关键。依靠新财务会计制度的带动作用，加上对财务核算、成本预算、考核评测等都有了新的要求，所以为更好地适应这些全新的规定，建立一个健全的财务风险防范体系是迟早的事。其次，强化医院的财务风险控制意识。在前几年颁布的新财务政策中，明确地指出了医院进行会计处理的相关目标，并做出了一系列改革，有利于财务工作者财务风险意识的进一步加强。另外，医院各科室及机构也均根据财务预算的具体规定实行财务管理，进一步把财务风险意识落实到医院平时的管理工作当中。除此之外，尤其是对于负责财务预算、成本核算等工作的员工，加强对他们的专业培训力度、使他们自身的专业素养得到迅速提升，从而增强财务人员对于财务风险的防范意识和判断力，同时提高医院整体的抗风险能力。
三、结束语
1.1缺乏完善的财务管理机制
目前，大部分高校财务管理都是实施校长行使总会计师职权的模式，已经无法适应高校领导的要求。因此，高校必须设置专门的总会计师进行协助校长进行财务管理工作，才能高效管理多渠道所筹集经费，不断完善运行机制，使高校财务工作重点由核算转变到管理。
1.2难以健全财务内部控制制度
我国部分高校财务管理制度不断完善，但是却难以健全财务内部控制制度，导致部分资产管理中存在风险。由于财务内部控制制度的影响，在各种经济项目中难免会出现问题。内部控制制度内容不完整，可能会降低高校投资的准确性，造成经济损失。部分高校内部控制范围无纳入级单位财务，容易出现放贷款、非法集资情况。
1.3财务管理人员素质参差不齐
我国高校无法正确认识到财务管理工作的重要性，导致财务管理工作过于形式化。部分财务管理人员无经专业化教育培训，缺乏系统的财务管理理论知识与熟练的业务操作技能，无法明确工作中的责任与义务，将难以保证会计信息的质量。
二、分析新会计制度下财务管理模式
2.1健全高校财务管理机制
在现代财务管理中，高校必须改变传统的校长行使总会计师职权的模式，我国高校的办学规模不断扩大，必须全面实施两级财务管理制度。我国高校在接受国家拨款支持的同时，也可积极发展社会多渠道资金筹备，并进行安全合理的对外投资，以获取更多的资金。
2.2完善高校财务管理内部控制制度
新会计制度的实施，要求高校财务管理人员必须加强对专业理论知识与专业技能的学习，切实提高自身综合素质。根据新会计制度，进行完善财务管理知识基础，对外提高对外投资预算与资本核算水平。同时，完善财务报表制度，加强高校领导对企业财务信息的核查，对财务管理情况做到了如指掌，从根本上提高财务管理质量。
2.3提高财务人员综合素质
在进行招聘财务管理工作人员时，必须提高工作人员的招聘标准，可选取职业道德良好、专业素质较高、学习表现突出的学生留校就任本职工作，因为本校的专业人才具备一定的财务管理能力以及创新能力，为高校的财务管理注入了新鲜的活力。同时，不断完善岗位责任制度，实施奖励分明的考核机制，对高校财务管理人员进行理论知识与技能操作的测试，可对通过考核的工作人员给予表彰，对考核与测试不合格者，必须限期离职等。
2.4优化信息管理系统
现代化信息管理系统在高校财务管理工作中具有重要的意义，有利于健全财务管理信息，实现高校内部财务信息资源共享局面。同时，优化信息管理系统，可增强高校的财务管理内控信息的真实性，提高财务管理工作效率，从根本上提高财务管理水平。
2.5构建高校三维一体财务管理模式
分级管理作为财务管理的重心，主要手段为目标管理，绩效预算和管理为桥梁，进行构建三位一体的财务管理体系，全面发挥财务管理的重要职能。同时，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和网络技术，进行构建财务数据分析平台，实现各项财务管理目标。为了实现高效资源的优化配置，充分发挥分级管理的有效，必须立足于二级学院和单位调研上，进行完善预算管理模式，构建功能一体化的财务业务综合平台，实现资源优化配置模式，形成一体化的学校预算和预算控制。进行财务管理体系，可及时发现处理财务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实现学校可持续发展战略目标。
三、结束语
【关键词】科学发展观 全面统筹 协调发展 中国财税法学 理论创新
【正文】
一、科学发展观的内涵与要求
（一）科学发展观的提出与内涵
发展观，是对发展的本质、发展的规律、发展的动力、发展的目的和发展的标识等问题的基本观点与基本态度。[1]发展观作为意识形态，其正确与否，对于经济社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可以说，发展观在一定程度上直接决定了一个国家在发展问题上所采取的基本策略与基本方针。我们党历来重视发展观问题，也在不断探索科学的发展观，但一直没有将之明确表述出来。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新的、科学的发展观，这就是“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是在充分估量当今世界经济、科技和社会发展趋势的基础上，进一步从理论高度对发展的内涵进行的科学凝练，抓住了发展问题的关键和要害，揭示了发展的核心和实质，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战略意义。[2]
科学发展观的基本内涵就是“全面发展”、“协调发展”和“可持续发展”。“全面发展”就是要谋求国家经济、政治、文化的全面发展，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的全面发展，经济、社会、自然和人的全面发展。“协调发展”就是要谋求经济、政治、文化相互协作、相互推动，国际间、区域间人口资源环境相互配合、相互影响，形成结构合理、功能完备、速度适宜和效益兼顾的社会良性发展形态。“可持续发展”就是要把控制人口、节约资源、保护环境放到重要位置，使人口增长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使经济建设与资源、环境相协调，实现发展的良性循环。因此，科学发展观体现了当代共产党人的崭新发展理念，具有十分丰富而深刻的内涵。[3]
（二）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
科学发展观为我国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发展提出了新的、更高层次的要求，概括说来，新的发展观所提出的基本要求包括以下两个方面：
1. 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必须是以人为本的发展观，人的发展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本质，人是经济与社会发展的终极目的，人是社会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人的发展是经济发展的重要标志。[4]坚持以人为本、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科学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价值观的基本取向和核心理念，是我们党领导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表明我们党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共产党执政规律的认识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5]
2. 全面统筹、协调发展。科学发展观要求我们必须对重大社会关系进行全面统筹、协调发展。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了要对重大社会关系进行“五个统筹”：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其核心是“统筹”，充分体现了完善之意。这“五个统筹”构成了科学发展观的第二个基本要求。要科学地把握、正确地认识、全面地理解“发展”的内涵，就要做到“五个统筹”。“五个统筹”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强有力的体制保障，是一种新的发展观，它不仅是对客观世界最真实的认识，也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指导思想。在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以及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中，要特别关注人与自然的关系，这是解决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社会可承受程度的基础性工作。[6]
二、科学发展观对中国财税法理论创新的指导
（一）中国财税法理论研究之现状
中国财税法研究在老一辈以及新兴一代财税法学者的不懈努力下已经取得了很大进步。中国财税法学的理论体系基本上已经建立起来，[7]其基本范畴体系也已经提出并对某些核心范畴进行了深入、系统的研究，[8]在具体制度研究方面，也具有诸多建树。从中国财税法学近些年来出版的学术著作、发表的学术论文以及召开的学术研讨会来看，[9]可以说，中国财税法学已经初步显示出了蓬勃发展的新气象。
在看到成绩的同时，也必须看到中国财税法学发展所面临的问题与严峻挑战。从数量上来看，中国财税法学研究的确给人一种欣欣向荣的印象，但从质量上来看，就不是那么令人乐观了。中国财税法学界仍有一大批文章是照搬照抄经济学界的研究成果，其文章与其说是法学论文，不如说是财政税收学的论文，但作为财政税收学论文又明显感到理论层次不够，达不到经济学论文的水准。中国财税法学界的研究大多是应时之作，能够对中国财税法学的发展进行高瞻远瞩论述的论文仍是凤毛麟角。关注财税法具体制度建设的论文很多，但真正具有财税法理论味道并能够窥探中国财税法理论之精髓的论文数量仍然不多。中国财税法学的发展正面临一个巨大的转折点，找准方向并勇敢地迈出这一步，中国财税法学的发展与繁荣就是指日可待的事情，如果选错方向，中国财税法学只能在表面的繁荣景象下原地徘徊。在我们已经迈入新世纪征途上的时候，中共中央所提出的“科学发展观”理论给中国财税法学的发展指明了新的发展方向。
（二）科学发展观对中国财税法理论创新的启示
科学发展观是指导社会发展的哲学，也是指导社会科学发展的哲学。把握了科学发展观的精神实质，并以此作为学科发展的指导方针，定会对学科的发展繁荣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中国财税法学发展到今天正需要一个科学的发展观的指导。
在当今知识经济时代，创新是事物发展的必然选择。中国财税法学作为一门新兴的学科、一门尚不成熟的学科，其发展更离不开创新。科学发展观对于中国财税法学的理论创新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1. 以人为本对中国财税法研究的启示
科学发展观贯彻以人为本的思想，财税法学的发展也应当强调以人为本。现代国家从获取财政收入的角度来看都是税收国家，税收是联系现代国家与人民之间关系的纽带。税收是国家得以存在并能够履行其提供公共物品职能的必要条件，税收也是现代国家的人民得以享有政治权利并获得国家提供的公共物品的必要条件。现代财税法作为规范财税关系的法律，其本质既是国家获得财政收入之法，又是纳税人权利保护之法。而现代国家的纳税人与公民的范围是大体相当的。因此，财税法学贯彻以人（纳税人）为本的思想是顺理成章的。
中国财税法学的二十年发展历程实际上也体现了对以人为本思想的重视与追求，从“税收权力关系说”到“税收债务关系说”从某种意义就是财税法学发展从以国（国库）为本向以人为本思想的转变。但中国财税法学从整理上来讲，以人为本的思想尚未真正全面贯彻。中国财税法研究仍然是以国家的税收权利为核心，仍然以保证纳税人依法纳税为重点，对于如何依法制约国家课税权的滥用，如何更好的保障纳税人当家作主的权利，仍没有给予充分的重视。特别是中国财税法的以人为本主要是以现代城市人为本，而没有将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村人口纳入财税法学研究的核心领域之中。由此，农民的众多财税法问题也就没有得到学界的重视，比如我国长期工农产品价格的剪刀差所造成的农民收益向工业领域转移的问题，农民收入低于城市职工，却要负担高于城市职工的类似个人所得税的农业税等等。这些问题更是我国社会所面临的具有“本土性”的财税法问题，也是我国财税法学能够为世界财税法学贡献一份特殊知识的领域。坚持以人为本，可以使得我国财税法研究的视野更加开阔，也能够使得我国财税法研究更好地把握中国的核心问题。
2. 全面统筹、协调发展对中国财税法研究的启示
科学发展观要求社会经济发展要全面统筹、协调发展，这种发展观对中国财税法学的研究和发展也是具有重大指导意义的。
中国财税法学近些年来的研究虽然有重大突破，也初步显示出欣欣向荣的景象，但从另一方面来看，中国财税法学研究也呈现出零散化、个体化和孤立化的倾向。中国财税法的研究往往体现在一个一个问题的突破，一个一个制度的研究，非常零散，问题与问题之间的内在联系，制度与制度之间的逻辑结构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所以给人的感觉就是就问题研究问题，就个案研究个案，没有从整理性、逻辑性和系统性的角度来审视财税法所要研究的问题，没有将财税法学的概念、范畴、理论形成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全面统筹、协调发展的发展观正好为中国财税法学未来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全面统筹要求财税法学研究必须把基础理论研究与具体制度研究结合起来，必须把财税法学的长远问题研究与当前问题研究结合起来，必须把国外财税法学研究成果与我国的现实国情结合起来，必须把财税法学理论引进与理论创新结合起来，必须把财税法学研究与相关部门法的研究以及相关社会科学的研究结合起来。以上这些财税法学研究的方方面面都需要一个宏观的、长远的全面统筹和协调规划的发展观的指导。唯其如此，中国财税法学才能走上健康的发展道路，才能走上通向光明的发展道路。
（三）在科学发展观下创新中国财税法理论的思路
科学发展观属于哲学层次的问题，它对各门学科的发展都具有指导作用，对于中国财税法学来讲，必须将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具体化为财税法学理论创新的思路，否则，谈论这种科学发展观的指导就有空谈之嫌。
1. 创新中国财税法学研究方法
方法是指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方式、途径、手段和规则的总和。古人云：“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没有科学的方法，就不可能形成科学的学科，没有方法论的创新，就不可能有学科发展的突破。
财税法学是一门新兴的学科，整个财税法学的学科体系仍处于不断完善之中，许多基础理论问题尚处于空白，许多具体制度问题尚待进一步研究。财税法学的学科建构需要财税法学界所有同仁的共同努力，而在这一学科建构的过程中，方法论的建构显得尤为重要和迫切。科学史上的大量史实证明，任何规律的揭示、理论的创造都得益于恰当方法的运用，没有方法的科学运用和创造，就没有科学的进步。
加快财税法学研究的步伐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就是财税法学的方法论问题，财税法学方法论研究的广度与深度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财税法学研究的广度与深度。没有财税法学方法论上的突破与创新，就很难有财税法学研究的突破与创新。没有财税法学方法论的发展与成熟，就很难有财税法学学科体系的发展与成熟。[10]
近些年来，中国财税法学引进了很多先进的财税法学理论和著作，德国、日本以及我国台湾地区的著名财税法学著作的大量引进大大拓展了我国财税法学研究的视野，这些财税法学著作给我们的最大启示莫过于方法论上的启示。[11]从宪法、行政法和民法角度研究财税法，结合判例研究财税法，从历史学、社会学和经济学角度研究财税法，从法认识论和法实践论相结合的角度来研究财税法等等，这些研究方法逐渐在我国财税法学的研究中运用并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我们认为，在财税法学研究中，特别有价值的研究方法包括经济分析法、政策分析法、系统分析法、社会分析法、个案分析法、规范分析法、实证分析法、比较分析法和历史分析法等。在财税法学研究中，既需要根据研究对象的不同特点分别运用某种方法，更需要多种方法的交叉和综合运用，以期更全面地把握被研究对象。
2. 构建中国财税法学的范畴体系
财税法范畴是指概括和反映财税法现象本质属性和普遍联系的基本概念。它是人们在认识财税法现象的过程中概括和总结出来的一些定型化的概念和术语。范畴是理论思维的工具和基本形式，是理论形成和发展的标志，是构造科学理论的基本单元，是学科和理论的标志，是学科和理论发展的动力。范畴的研究对于一门学科的发展和成熟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
根据财税法范畴概括和反映财税法现象的深度和广度，可以把财税法范畴分为一般范畴、基本范畴和核心范畴。财税法的核心范畴、基本范畴和一般范畴构成了财税法的范畴体系。 [12]
有了完整的财税法范畴体系，进行财税法研究才能高瞻远瞩、统筹规划、全面协调。至于我国财税法学的核心范畴是什么？有哪些基本范畴？有哪些一般范畴？这些问题需要中国财税法学在发展、创新中不断探索，最终形成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财税法学范畴体系。
3. 转换中国财税法学的研究范式
范式（paradigm）这一概念是美国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最早提出来的，是库恩历史主义科学哲学的核心。库恩所说的“范式”是指科学共同体的共有信念。 [13]研究范式是在某一学科领域内进行科学研究的包括规律、理论、标准和方法等在内的一整套理念和信念。它是某一领域的科学共同体在长期的研究实践中逐渐形成的，是这一领域中的研究人员进行科学研究的模式与框架，对这一领域的科学研究具有世界观和方法论意义上的指导作用。
在财政法学领域存在两种研究范式：国家分配论范式和公共财政论范式。在税法学领域中也存在两种研究范式：权力本位范式和权利本位范式。目前中国财税法学界正在进行着从前者向后者的转化。两种研究范式在财税法学中分别体现为两种学说：税收权力关系说和税收债务关系说。税收债务关系说的提出及其发展与完善直接导致了税法学研究范式的转换。
中国财税法学研究一致以来处于低水平研究和封闭研究的状态之中，研究力量分散，没有形成一个团队精神和财税法学术共同体。研究人员大多缺乏财税法学的学科意识和创新意识，没有意识到财税法学可以作为一门独立的法学分支学科而存在，没有意识到财税法学可以有自己独立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研究理念和研究框架，没有对传统财税法学研究予以批判性的审视并进行大胆的创新与改造。归根到底，就是缺乏财税法学研究的范式意识，没有意识到财税法学研究中进行范式转换的革命性意义。
财税法学研究范式的转换在理论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财税法学研究范式的转换带来了财税法学的革命与财税法学的重生。现代民主法治国家中的财税法学是建立在公共财政学说和税收债务关系说的基础之上的，公共财政学说和税收债务关系说是现代财税法学理论体系建立的根基，是现代财税法学理论的出发点和归宿，没有公共财政学说和税收债务关系说就不可能有现代的财税法学，甚至根本就不会产生一个独立的财税法学。 [14]
中国财税法学已经有不少学者在推动着这种研究范式的转换，但仍然遇到了不少的阻力，将来中国财税法学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能否沿着学界的这种研究范式转换的道路走下去。
4. 拓展中国财税法学的理论空间
在完成了创新中国财税法学研究方法，构建中国财税法学的范畴体系，转换中国财税法学的研究范式等基础性和前提性的工作之后，所要进行的就是拓展中国财税法学的理论空间。
中国财税法学的空白之地仍然很多，财税立宪、财税民主、财税法的基本原则、财税法的主体理论、行为理论、责任理论、救济理论等等仍然需要我们去深入研究，在研究方法、范畴体系和研究范式的基础之上去拓展这些领域必然能够统揽大局、推陈出新，迅速攻克财税法学上的一个个难题。
5. 加快中国财税法学的制度建设
中国财税法学面临一个良好的发展契机：中国财税法治建设正在中华大地上如火如荼地进行。理论发展的源泉在于实践的推动，恩格斯的那句名言至今仍在我们耳边回响——“社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则这种需要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当然，中国财税法学要想获得巨大的发展也必须关注实践，必须能够回答实践中提出的问题，必须能够给实践以理论指导。
中国财税法学在进行理论研究的同时必须对财税法治建设问题进行研究，内外资企业所得税法的合并、个人所得税法由分类所得税制向分类综合所得税制的转换、增值税由生产型向消费型的转化、农业税的改革、城乡二元税制的统一、遗产税的开征、税收基本法的制定、税务法庭的设立等等，都是需要中国财税法学界予以关注和研究的问题。
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无疑是一股春风，它给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带来希望的同时，也给包括中国财税法学在内的各门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带来了希望。相信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在中国财税法学界全体同仁的不懈努力下，必将在不远的明天迎来中国财税法学发展繁荣的春天。
【注释】
[1]参见刘福垣：《坚持以人为本 树立科学的发展观》，载《党建》2003年第12期。
[2]参见朱正昌：《坚持科学发展观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载《东岳论丛》2004年第1期。
[3]参见朱正昌：《坚持科学发展观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载《东岳论丛》2004年第1期。
[4]参见刘福垣：《坚持以人为本 树立科学的发展观》，载《党建》2003年第12期。
[5]参见朱正昌：《坚持科学发展观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载《东岳论丛》2004年第1期。
[6]参见冯之浚：《树立科学发展观实现可持续发展》，载《中国软科学》2004年第1期。
[7] 具有代表性的财税法学理论体系可以参见张守文：《税法原理》（第3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刘剑文主编：《财税法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
[8] 参见翟继光：《论我国税法的核心范畴与基本范畴》，载韦苏文、陆桂生主编：《世纪论坛》，中国社会出版社2003年版。
[9] 中国财税法学界的近期动态可以参考中国财税法网（/）的相关报道。
[10] 参见翟继光：《经济法学方法论论纲》，载《黑龙江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2年第3期；翟继光：《税法学方法论》，载中国财税法网（/）2004年3月16日。
[11] 参见翟继光：《独具特质的“北野税法学”》，载刘剑文主编：《财税法论丛》第2卷，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
[12] 参见翟继光：《论我国税法的核心范畴与基本范畴》，载韦苏文、陆桂生主编：《世纪论坛》，中国社会出版社2003年版。
大家好！我今天发言的题目是：充分发挥财政职能作用大力支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参加今天的演讲，非常荣幸、非常激动，局党组倡导开展的读书演讲活动，目的在于建设学习型机关，提高干部职工的文化素质和综合素质，使干部职工不仅在业务上合格，而且在政
治理论方面也要有较高的水平，从而为创建部级文明单位奠定基础。对此，我完全赞成，坚决拥护，借此机会我就学习《中国财政政策理论与实践》一书，谈几点粗浅的认识与体会，不妥之处，请领导和同事批评指正。金部长的《中国财政政策理论与实践》一书，闪耀着理论创新的光芒。全书在总结中国财政政策运用的丰富经验基础上，提出了较多的财政政策理论新观点，无论是从实践检验或是从理论的角度来看，都具有科学性。同时，该书第一次全面总结了财政政策调控的四条基本经验，即：财政调控必须依据经济形势变化相机抉择，这是财政政策作用的灵魂和关键；财政调控必须遵循市场经济规律，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基础性作用，注重推动体制改革与制度创新；财政政策必须加强与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以取得两大政策工具的组合效应；财政调控始终要坚持把促进发展作为首要目标，努力实现经济社会协调发展。这一科学论断是全书的精华和灵魂，也是财政政策制定和实施的理论指南。正是在对财政政策实践经验的科学总结所形成的理论指导下，该书做出了带有前瞻性的判断：财政必须在不断壮大实力的基础上，完善财政管理体制，推动税制和预算管理制度改革；通过重点支持完善收入分配、社会保障、教育和公共卫生四个方面的制度；通过税收、补贴和财政投入等政策手段，在支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推动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促进自主创新能力提高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推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构建和谐社会目标的实现。总之，《中国财政政策理论与实践》一书将科学发展观融入中国财政政策转向调整过程，并以此为指导，对具有中国特色的丰富财政政策实践进行理论总结及创新的重要著作。
《中国财政政策理论与实践》一书，给了我许多感悟和启迪，作为一名财政工作者，应该研究周口财政努力的方向、研究周口财政存在的困难和问题、以及解决的途径。周口市是一个农业大市、人口大市，矿产资源匮乏，经济结构单一，表现在财政上：收入总量小，支出缺口大，收支矛盾异常突出；来自于二、三产业的收入比重小，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和税收收入占一般预算收入的比重低；县乡债务包袱沉重；财供人员过多。周口财政是名副其实的“吃饭财政”、“要饭财政”。面对我市的财政困难局面，我们要按照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要求，认真落实稳健财政政策，用发展的理念创新财政支持经济发展思路，改革财政管理办法，规范财政收支行为，尽快实现我市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把周口的事情做好。
支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党中央、国务院的重大战略决策和部署，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财政支农工作的一项重大任务。财政部门要积极主动地发挥财政的职能作用，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伟大实践中作出应有的贡献。《中国财政政策理论与实践》一书为我们提供了强大的理论支持。
首先，要理清思路，增强支持新农村建设的主动性和责任感
大力支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要以“增加投入、引导放活，统筹兼顾、突出重点，规范管理、提高效益”为原则，着力支持现代农业建设，提升农民生活水平，改善农村落后面貌，让广大农民群众共享经济社会发展成果。作为财政部门要切实履行公共财政职能，大幅度增加支农投入，正确处理财政与市场和农民的关系，合理划分财政与市场和农民的投入责任，大力支持农村体制改革和机制创新，调动社会各方面增加“三农”投入的积极性。特别在财政支农资金安排和使用上，既全面支持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又区分轻重缓急，突出重点，坚持从实际出发，选准支持新农村建设的突破口和切入点，从农民最关心、最期盼、最受益的事做起，切实解决广大农民生产生活中最迫切的实际问题，让农民在短期内就能得到实惠。
其次，要抓住关键，逐步建立支农资金稳定增长机制
不断增加财政支农资金投入总量，逐步形成新农村建 设稳定的资金来源。按照存量适度调整、增量重点倾斜的原则，不断增加对农业农村的投入，积极鼓励和引导社会资金投入农业，通过运用经济杠杆等间接手段来管理和调控农业经济活动，充分发挥财政政策的导向作用、财政资金的引导作用，特别是要发挥好财政支农资金“四两拨千斤”的示范和带动作用，综合运用财政贴息、税收优惠、民办公助、以物代资、以奖代补、奖
补结合等激励手段，引导、吸引民间资金、社会资金投入“三农”，逐步建立起以政府（财政）投入为引导的多元化支农资金稳定增长机制。
第三，要围绕中心，着力支持发展农村经济，促进农民持续增收
支持新农村建设，要优先支持农村经济发展，做大农村经济财政“蛋糕”。积极支持发展壮大县域经济，紧紧围绕“农业增收，工业增效，财政增长，后劲增强”这个目标，把做强特色产业，做大块状经济、做优品牌产品作为提升县域经济发展水平的战略举措；把乡镇企业作为发展县域经济的主要载体和扩大农民就业的重要形式，积极支持符合产业政策的乡镇企业转变机制和增长方式，加快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
第四，要把握重点，增加公共产品供给，改善农村公共服务
财政要积极支持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按照“有所为、有所不为”的要求，着力提高财政对农村公共产品、公共服务及公益性事业的保障能力。要以改善农民生活条件，提高农民生活质量为突破口，支持村庄建设和村容整治，创建环境优美乡镇、文明生态村，逐步解决农村环境“脏、乱、差”的问题。
第五，提供保障，健全社会保障制度，完善农村义务教育
财政支出需更好地体现“以人为本”，关注民生，支持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建立。目前，我市农村社会保障体系还存在一些问题。如体系缺漏，保障不足，面向农村的养老、医疗、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尚未建立，老年人福利、残疾人福利等各项福利事业滞后于社会发展的需要，这种形势决定了我们要加快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在财政困难的情况下，我们的社会保障体系在短期内可以是一个低水平的，但必须是一个没有漏洞的体系，要使城乡居民在遭遇生活困境时都应当免于陷入绝望的境地，真正地做到“老有所养，病有所医，鳏寡孤独者皆有所助”。
第六，强化管理，完善财政支农资金的各项制度
【关键词】官员财产公开 新闻 舆论监督 策略
官员财产登记和公布制度，最早起源于230多年前的瑞典，成为极具约束力的反腐制度，被称为“阳光法案”。我们说预防腐败比惩治腐败更紧迫、更关键，那么就必须在源头防腐、治腐上下大力气，用硬手段。官员财产公开制度迫切需要最为有效的监督手段――新闻舆论监督。但是我们也要明白，新闻单位既不是权力机关，记者也不是法官，新闻媒体的发言自然不能代替法律。因此，官员财产制度的实施，需要各种监督手段共同发挥作用，以有效的遏制腐败，推进我国民主政治的发展，社会的进步。
一、官员财产公开制度与舆论监督的关系
1、官员财产公开制度
官员财产公开制度，是指法定范围内的国家公职人员依照法定的期限和方式向有关机关申报自己财产并向全社会进行公开，接受有关机关监督和公众检查的法律制度。在我国，官员财产公开制度作为民主政治制度的一个组成部分，备受人民的关注。从20世纪末开始，我国财产申报制度逐步建立和发展起来。最近的一次规定，除报告本人的工资及各类奖金、津贴、补贴及劳务所得等收入情况外，还需报告本人、配偶、共同生活的子女的房产情况及投资或持有金融理财产品的情况，并且要报告配偶、共同生活的子女投资企业的情况。
2、舆论监督与官员财产公开的关系
对于官员财产的公开进行监督是十分必要的，监督方式也有很多选择，但在现代社会里，90%以上的社会公众更加相信新闻媒体的监督力度及监督实效，这是为什么呢？媒介监督之所以被人们如此看重，首先，因为近年来新闻媒体对社会上众多不平事件，冤假错案，等等社会阴暗面进行的广泛深入的报道，使得社会大众十分信任新闻媒介。其次，舆论监督的范围之广、领域之宽、反应之迅速等等独特的优势，使它不仅能监督官员的“公”行为，而且还监督官员的“私”行为，包括对其个人的私有财产、家庭成员，工资，人品，道德等不仅做出合法性判断，而且做出合理性监督，因而媒介监督对政府部门、公职人员自律规范可以发挥积极推动作用。
信息公开是现代文明社会的一个基本的标志，信息公开制度也是现代政治文明的一个基本制度，官员财产信息公开是政府信息公开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如果仅仅依靠行政体系自身的监督而没有新闻媒体的监督，就会造成财产公开制度仅仅是流于形式的工具，成为应付社会公众的摆设，起不到任何实质性的作用。因此，应建立起一整套有效的财产公开制度。这套机制不仅包含政府部门危机管理的快速反应性、责任性、透明性和合法性，而且要包括新闻媒体充分介入，也必须强调危机管理系统中参与主体的多元化，最大可能地吸纳各种社会力量。①
二、新闻舆论监督对官员财产公开的影响分析
1、媒介监督在官员财产公开中的作用
在我国，新闻媒体素有“无冕之王”的美称。人民群众通过新闻媒体可以广泛了解各种新闻和信息、发表意见、监督官员的工作和财产状况。新闻报道能将官员的具体情况广泛地向社会披露，很受人民群众欢迎。新闻媒体介入官员财产公开这一制度中，对于防止官员的、中饱私囊，贪污受贿，保证国家财产安全，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新闻媒体对官员财产进行监督不仅包括监督官员本人的基本工资、福利、补贴、奖金等收入的具体情况以及官员的家人如本人配偶、子女及子女配偶的房产投资，金融理财等内容，还包括对官员的衣食住行进行监督，目的是最大程度上减少官员行为滋生。官员以及家人的每一笔收入都被列为财产公开的内容，公众可以及时掌握官员的收支状况，杜绝了的可能。
媒介监督在社会上有强大的舆论影响力，为此可以建立“曝光―追查”机制，对官员的行为进行及时曝光，引起广泛的舆论关注，必能引起对国家部门对相关问题的查处和追究。党和政府应当大力支持、鼓励新闻单位对于国家机关及其领导的违法违纪，贪污受贿，中饱私囊等腐败行为进行及时和有力的曝光，并进行深入的系列报道以求最大限度的打击这种贪污犯罪的行为。政府监察机构和相关职能部门应当建立健全的新闻机制，对监察的过程以及结果进行全程细致的向社会公众交代，在最大程度上发挥舆论监督的力量。这样就实现了新闻舆论监督与政府依法行政的互利共赢，实现了促进媒体新闻监督与政府互动。这样既可以提高新闻舆论的监督力和媒介的影响力以及媒介监督的曝光时效，又促进了行政机关依法行政，实现法定权利与法定责任的平衡，无疑具有双重意义。②
2、舆论监督对官员财产公开制度实施的推动意义
同志曾经说过“舆论导向正确是党和人民之福，舆论导向错误是党和人民之祸”，这进一步证明了舆论监督的力度和巨大影响力。在我国，媒介监督代表的不是个人的意见，代表的是广大人民，代表诸多新闻媒介，代表党和政府对社会公共事务进行公正而严肃的社会评价和建议，因此，媒介监督更能引起广泛的关注和共鸣。舆论监督不是一项国家权利，但是在其监督的过程中表现出来的参与公众之多，领域之宽泛、范围之大，影响效果之大、反应之迅速等独特优势都是其他社会权力制衡功能无法企及的。
对于官员财产公开的呼声已经在社会上持续了一段时间，在媒体的不断报导之下也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力。新疆阿勒泰地区率先进行官员财产公开，被称为“破冰之旅”。国内外媒体对此进行大幅度的报道在全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此之后湖北，重庆等全国十几个城市先后开展了官员财产公开的活动，虽然公开的内容、对象、制度还不是那么完善,但是这说明舆论监督已经发挥了极大的作用，引导广大受众对官员财产公开这一制度实施不同程度的关注，引起社会各界广泛的讨论，这对于官员财产公开制度的实施起到极大的推动作用。
同时在舆论监督越来越重要的时代,对媒体的职业道德、公信力的要求也将越来越高，现代社会的发展要求政府建立起一套开放透明、能够集中民智、代表民意的公众参与机制。政府部门的信息和政务公开，是公众有效参与公共事务管理的前提和基础，要让舆论监督发挥作用，信息的公开是关键。这从另一方面也呼吁官员财产公开制度尽快实施完善。③
三、从官员财产公开看当前新闻舆论监督的可行性策略
1、新闻舆论监督要抓住重点
新闻媒体不仅是党和政府的喉舌，也是人民群众的喉舌，这就决定了新闻媒体既要为党和政府排忧，也要为人民群众解难。实践告诉我们，舆论监督要真正做到成为群众的“发声器”，代表群众的声音。这就要求舆论监督的内容不仅仅是群众关心的问题，也是党和政府普遍关注并下决心要解决的难题。它要达到的效果，应该能够得到群众的欢迎以及党和政府的普遍重视。
官员财产公开解决的腐败问题正符合了这一特征，腐败不仅严重损害了人民群众的利益而且危及政府统治，损害政府的形象，新闻媒体应该加大舆论监督力度，对此进行深刻的报道，引导舆论导向，使这一制度早日顺利实施。
2、新闻舆论监督要加强与相关部门合作
时效性强、影响范围广、实施效果好等优点是其他监督形式所不具备的，因此新闻舆论监督具有不可替代性。但是新闻舆论监督毕竟只是一种舆论监督的形式，新闻媒体不是国家权力机关，在面对具体的问题时并没有强制实施的权力，有很多的弊端和不足之处。但是，新闻舆论监督可以与国家或地方文化部门开展相关活动，让广大群众寓教于乐，在轻松的环境中更好的发挥新闻舆论的监督功能。④
3、新闻舆论监督要选好“题材”
批评揭露是新闻舆论监督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并非全部。要多选择正面事例，以教育，鼓励为主，发挥先进示范的作用。在官员财产公开制度试点的地方、城市对那些表现好的地方或者廉洁的官员要多进行宣传报道，多表扬，以期对其他的官员产生好的影响。
4、新闻舆论监督与群众监督相结合
新闻媒体是人民群众的发声器，是帮着人民解决问题的一个重要渠道，在这个过程中媒介起到桥梁和纽带的作用，帮助群众上传下达，新闻舆论监督正是用这一点来实现其监督的实效，密切新闻媒体和人民群众之间的联系，真真切切做到为人民群众分忧解难。因此，要深入开展舆论监督首要的一点就是广开信息渠道，及时迅速地掌握舆论详情，而人民群众是舆论的主体，要广泛听取人民群众的意见，充分发挥群众监督的作用。
解决腐败问题不是一朝一夕或者一种监督手段就可以解决的问题，这是一个长久而曲折、复杂、艰难的过程，我们要正确看待事物发展过程中的反复和困难。把新闻舆论监督和其他各种监督结合起来，坚持长期反腐，坚决反腐，与腐败现象抗争到底。
参考文献
①王国华、武国江，《新闻媒体在政府危机管理中的作用》[J].《云南行政学院学报》，2004
②刘彦章，《浅论新闻媒介对政府的行政监督》[J]．《新闻知识》，2008
③蒙南生：《新闻传播策划学》[M]．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05：6
④徐兆荣，《媒体社会责任与做好舆论监督――兼及新闻舆论监督要处理好的几个关系问题》[J].《新闻大学》，2005
⑤左新军、樊宗贤，《权力监督为什么这样难――兼谈对监督的制度化思考》[J].《宁夏党校学报》，2007（5）
(一)财经类院校校园文化与企业文化对接的必要性财经院校教育是与社会经济发展联系最为紧密的一种教育类型，它必须与社会经济的发展保持同步。为解决学术研究与服务社会之间的桥接问题，在办学定位上，财经类院校应立足于社会和企业对人才的需要，为地方经济建设培养高素质的应用型人才，实现毕业生与财经行业之间零距离就业，财经类院校校园文化与企业文化对接的必要性毋庸质疑。通过对财经类院校校园文化与企业文化的对接研究，一方面可以丰富、创新财经类院校教育理论，促进财经类院校教育改革;另一方面，也可以促进企业文化升华，有利于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增强国际竞争力，使企业做到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相统一。财经类院校校园文化与企业文化的成功对接，可以实现二者在文化领域跨时空式的跨越发展，为实现财经类院校与社会经济的有效互动提供文化底蕴的理论支撑。
(二)财经类院校校园文化与企业文化对接的可能性财经类院校校园文化与企业文化有着众多的关联性，二者对接的可能性可以从以下几个角度梳解:首先，从特征上看具有相似性。其一，二者同具有综合性。一般由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制度文化、行为文化四个部分组成。其二，二者同具有社会性。作为社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都必然反映时代的变迁。其三，二者同具有历史性。都有其自身的形成、变化与发展过程;其次，从基本功能上看具有相通性。二者都具有导向功能、凝聚功能、激励功能和约束功能等;再次，从对接的基础上看:一方面，在指导思想上，二者均需坚持马列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特别是科学发展观的指导;另一方面，在目标与内容上，二者都必须使其成员学习科学文化知识，提高成员的人文素质与修养，调动成员的积极性、主动性与创造性，提高凝聚力与向心力，同时协调人际关系，改进方法，提升能力，在终极价值目标上，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
(三)财经类院校校园文化与企业文化对接的创新性诉求“创新实践是当代人的生存方式。当代的现实生活是由知识经济、全球化构成的，它们充满了创新实践的特点。”在经济全球化、知识经济时代，建设市场经济的当下，建设创新型国家成为我国发展战略的核心。建设创新型国家，科技是关键，人才是核心，教育是基础。因此，无论企业还是高校，都必须抓住培养创新人才这个核心，力求解答“钱学森之问”。换言之，以创新实践为特点的当下，创新无可非议的成为人才的内在属性，我国的任何一个领域，这里自然包括财经类企业与财经类院校，都必须把培养创新人才作为一种应然与实然的诉求，这是其一。其二，无论是从财经类院校的地位上，还是从市场经济发展的需求上看，亦或是从知识经济的客观需要，以及建设创新型国家的目标上来看，财经类院校必致力于与企业文化的对接与整合中谋求创新人才的成功培养。“从主观而言，创新人才就是具有创新意识、创新精神、创新思维、创新人格与创新能力的人，是以探究的态度不断地实现自我创新和超越的人;从客观而言，是以自己的创造性劳动，在某一领域、某一方面为社会发展和人类进步作出了积极贡献的人。
创新的普遍性与主导性使现代社会的一切人才都必须具有创新性，要求现代所有的教育都必须适应创新实践的要求作出相应的变革。”这意味着，一方面，财经类院校仍然是知识创新的平台与载体，与此同时，又为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及其它各方面创新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另一方面，财经类院校培养的创新人才，除了应具备相应的知识与技能素质以外，还应该具备创新意识、创新精神、创新能力等创新素质，与此同时，创新人才还必须以自己的创造性劳动为社会发展和人类进步作出积极贡献。换言之，财经类院校在创新人才培养模式上必须实现与企业培养创新人才模式的链接，实现理论创新、技术创新、实践创新与文化创新的整合。既要注重培养创新人才的基础———知识与技能，又要关照现代人才的内在属性———创新，以及创新人才的价值取向———以自己的创造性劳动作出积极贡献。“……创新人才的培养不是心理实验室里创造性人才培养的实验，并不仅仅是对学生创造力的开发，更不能把创新人才培养作为一个单独的项目去攻关，而要通过开放办学、参与创新实践等推进学校办学模式和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
二、缺位———财经类院校校园文化与企业文化对接问题厘析
(一)二者在自身特质方面存在差异财经类院校校园文化与企业文化除了具有上述关联性之外，各自又具有自身的特质。财经类院校校园文化的特质主要有:包容性、超前性、主导性，在多元化中倡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财经企业文化的特质主要有:效益化、竞争化、现实性、在效率至上的文化导向基础上存在众多需要进一步引导与规范的因素。二者自身存在的上述特质使二者的对接存在某种疏离。
(二)文化对接自觉性不强长期以来，我们对财经类院校校园文化的认知过于狭隘，以为财经类院校校园文化就是学工部等部门组织开展的各类文化活动。在实际工作中，财经类院校大多缺乏构建财经职业类型校园文化的自觉意识与行为，导致目前财经类院校校园文化建设缺乏财经特色。这样导致了如下的后果，一方面，有许多财经类院校毕业生根本无法适应企业的工作;另一方面，财经企业又无法找到自己所需的人才，进而影响到自身以至于国家经济的发展。“然而一些信息渠道显示，因为缺乏对职业文化、企业文化足够的理解和认同，不少刚走上工作岗位的财经专业毕业生的从业态度、专业意识和职业精神成为制约他们在行业、企业中生存、发展的瓶颈，相当一部分学生产生了对企业的不适应症，出现了心理差异、文化差异、习惯差异和经验不足等问题，这使得学生不能尽快融入企业并有效的开展工作，有的甚至不能达到企业的要求而最终无奈离开。”
(三)在实践对接中缺乏整合与创新目前，财经类院校学生职业精神、职业素质、职业道德、职业技能薄弱，究其原因，与财经类院校校园文化建设缺乏财经行业性、职业性、应用性的特点有直接的关系，也反映出我国财经类院校校园文化建设缺乏系统性与规范性的特点。“在财经教育与社会经济同步持续快速发展的大背景下分析原因，会发现目前财经类院校育人实践中专业知识教育重于职业素质教育，专业技能培养强于专业观念教育，注重能力的训练却忽视职业精神的塑造，校园文化建设注重高校校园文化的共性却忽视了财经人才培养职业化的特点这些带有一定普遍性的突出问题。”当前，整体上看，财经类院校还没有把职业化的校园文化建设作为学校发展战略来考量，缺乏系统的校园文化建设规划，还未形成学生的职业素质。在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制度文化与行为文化对接上，财经类院校与财经企业缺乏进一步的整合与创新，并没有形成“四位一体”的对接格局。在办学理念、办学目标、办学模式上，财经类院校尚没有突破传统“象牙塔”式的教育，没有形成现代开放式办学格局。在软硬件设施共享、网络及产学研用一体化建设、人才交流与合作方面、以及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融合方面，财经类院校与财经企业之间还没有形成创新的文化对接体制与机制。
三、重构———财经类院校校园文化与企业文化创新对接方式探寻
(一)理性的建构———财经类院校校园文化与企业文化对接的自觉、自信与自强
1．顶层设计方面，财经类院校在办学定位与理念上，应具有与企业文化对接的自觉性。在办学定位上，务求与财经行业零距离就业;在办学理念上，渗透重诚信、公平、效率与效益的企业文化精神。
2．文化对话方面，实现财经类院校与财经企业在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制度文化与行为文化全方位的对接。财经类院校校园文化建设在物质层面应体现财经行业特色，如在校园雕塑设计与使用上体现财经文化，在学校校园网、宣传栏、标语、指示牌设计上紧扣财经主题。在精神层面，应使大学精神与企业文化哲学相互渗透，这样做一方面可以使大学精神接地气，展现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社会效益;另一方面又可以使企业精神脱俗升华，展现企业精神的科学发展指向，实现可持续性发展。在制度与行为层面，以规范学生的日常行为为切入点，将财经企业严格的规范制度与体系、经营文化融入财经类院校制度与行为文化建设中，逐步引导学生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监督，使其在校期间成为准职业财经人。
(二)实践的导向如果财经类院校校园文化与企业文化各自“喜欢幽静孤寂、闭关自守并醉心于淡漠的自我直观”，那么二者之间的疏离就成为难以化解之殇，再合理的文化建构只能是孤芳自赏，无法达到雅俗共赏。因此，二者在理论层面顶层设计上，需诉求文化对话、沟通、理解与回应外，在实践层面具体操作上，实现产学研用一体化则成为破解二者疏离之殇之匙。“创新能力必须经过实践才能转化为创新成果，必须坚持知行统一。特别是大多数普通高校培养的是应用型创新人才，只有通过产学研的方式才能锻炼与实现创新能力。”
1．搭建科研与实习平台，实现产学研用一体化。财经类院校和财经企业双方都应搭建合作与交流平台，共同磋商理论与实际问题，实现知识创新体系、技术创新体系、管理创新体系、科技中介服务创新体系良性互动与整合。一方面，对于财经类院校而言，要把财经企业文化融入到财经类院校校园文化当中，充分发挥校内实验室、实验基地的科研功能，通过举办各种竞赛、讲座、聘请财经行业专家做兼职导师的方式，使财经类院校校园文化与企业技术革新、经营哲学紧密联系起来，解决企业发展过程中遇到的各类问题，促进科学技术向现实生产力的转化;另一方面，也要充分发挥财经企业实训基地的前沿作用，加强企业管理与学校管理的整合，全面提升学生的综合素质与能力，真正实现订单式培养。
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决议”指出:今后五到十年,是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时期,是进行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重要时期,也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扩大对外开放的重要时期。“三个重要时期”的科学论断,既明确了世纪之初我们面临的主要任务,又指出
了财政经济工作的重点,更为我们搞好财政科研工作指明了方向。具体来讲,主要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财政科研的深化提供了新机遇。大家知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经济体制,它的基本框架主要包括以下六部分:一是独立自主经营的微观市场经济主体;二是保证市场机制作用充分发挥的完备的市场体系;三是高效有力的政府宏观调控体系;四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分配制度;五是健全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六是维护公平竞争的法
制环境。这六个方面相辅相成构成了完整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我们讲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步伐,就是指要从这六个方面不断加大改革力度,即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建立拥有现代企业制度的现代企业;培育各种生产要素市场,加快市场体系建设步伐;综合运用经济、法律和行政手段,加强和改善政府宏观调控;坚持共同富裕目标,找准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的结合点;以经济发展水平为基准,建立资金来源多渠道、保障方式多层次、管理和服务社会化的社会保障体系;以规范经济发展为原则,进一步加快经济立法步伐。完成上述任务,需要财政部门不断改进对国有企业资产和财务的管理方式;不断修订相关的法规制度、完善财政法制;不断提高准确运用预算、税收、转移支付等宏观调控的水平;不断加强税收对收入分配的调节,促进共同富裕的进程;不断加大筹资力度,切实解决好社保资金的社会化筹集和财政兜底资金的来源问题,等等。这些问题,应该说是我们财政科研十分紧迫的和需要尽快突破的课题。
(二)进行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为财政科研的深化提供了新机遇。实现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必须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对经济结构进行战略性调整,从而在根本上扭转当前存在的产业结构不合理、地区发展不协调、城镇化水平低等问题。为实现这一目标,今后一段时期,我国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主要任务是:优化产业结构,全面提高农业、工业、服务业的水平和效益;合理调整生产力布局,促进地区经济协调发展;逐步推进城镇化,努力实现城乡经济良性互动;着力改善基础设施和生态环境,实现可持续发展。这就要求各级财政部门要调整财政政策,从资金、管理等方面给予大力支持。但财政如何支持农业产业结构优化,以何种方式支持高新技术开发与运用,制定哪些政策积极引导农村劳动力向城镇有序流动,怎样处理小城镇建设资金与城镇规划经费的关系,稳定推进城镇化进程等等,都需要财政科研在财政实践的基础上作出有益而有效的研究探索。
(三)扩大对外开放为财政科研的深化提供了新机遇。加入WTO的目标即将实现,我国经济将在更高程度和更大范围内融入世界经济体系。随着我国开放战略由“引进来”向“引进来”和“走出去”并举转变,我国将以更加积极的姿态参与国际竞争和合作。与之相适应,我国对外开放水平将逐步提高,对外经济贸易的发展步伐也将进一步加快。在这一形势下,财政工作面临着新的挑战。努力降低关税收入减少的影响。规范政府投资行为、控制税收征管成本、完善财政法制体系等一系列问题业已成为实现财政工作与国际惯例接轨的必然选择。与此同时,规范外资引人和管理机制,促进国际经济技术交流与合作,深化外经贸体制改革也要求财政部门拿出相应的对策和措施来。应对新挑战,承担新任务,这些都迫切需要财政科研工作的研究领域有新的拓展,研究成果有新的突破。
(四)社会的全面进步为财政科研的深化提供了新机遇。具体来讲,就是要积极支持群众性的精神文明创建活动,努力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思想道德体系;支持健康向上的精神文化产品的创作,努力提高全社会的文化生活质量;支持科学文化知识的普及和教育的发展,努力提高全民素质。发挥好财政对精神文明建设的支持与促进作用,我们必须正确区分积极与消极的文化活动,深入了解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化活动方式和内容,以确保财政行为的科学合理和财政资金的高效使用。这就需要我们通过广泛、深入、细致的财政科研工作了解新情况,掌握新规律,提供新指导。
(五)振兴财政的伟大实践为财政科研的深化提供了新机遇。建立“稳固、平衡、强大”的国家财政,实现财政振兴目标,就必然要求各级财政部门必须不断完善现行税制,大力加强税收征管;不断改革支出管理制度,切实提高资金使用效益;努力提高依法理财水平,进一步健全财政监督检查机制;统筹运用财政政策工具,逐步完善宏观调控机制;规范财政供给范围,加快社会主义公共财政体制框架的建设进程。要做好这些工作,单凭过去的老传统、老经验是不行的,还需要我们去创新理财观念、理财制度和理财方式,比如:要规范转移支付制度,需要创新财政体制;要实行部门预算,需要创新部门的经费管理制度;要推行国库集中收付制度,需要对集中收付的范围进行合理界定等等,这些也很需要财政科研的支持与配合。可以说,财政事业的发展与振兴正是财政科研工作蓬勃开展的成长之基动量之源。
二、财政科研要为财政改革与发展的实践服务
(-)认真贯彻实践是认识的来源和发展动力的观点,注意对财政改革与发展实践的总结和提炼。
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没有人的实践,客观存在着的自然现象、社会现象不会自动地反映到人的头脑里形成认识,客观事物只有成为实践的对象时,才会成为人们的认识对象,只有经过反复实践,才可能形成人们的认识,实践是认识的来源;实践为认识提出新课题,规定认识的发展方向,使认识得以向广度和深度扩展,并不断推动着人类思维能力的发展,实践是认识发展的动力。财政科研属于认识的范畴,理应遵循认识发展的内在规律,理应尊重实践,重视实践,注重对财政改革与发展实践的总结和提炼。这是财政科研一往无前的不竭之源。
多年来,全省广大财政工作者大力发扬主人翁精神,勇于实践,善于实践,在财政改革与发展中创造并积累了丰富的管理经验。如 1993年以来我们按照邓小平同志建立稳固、平衡、可靠的财政思想和委省、省政府的部署,结合山西省财政工作实际,逐步形成了符合山西实际的“树立五个观点、突出四个重点和建立三个机制”的理财思路,即树立财政工作讲政治、讲法制、讲改革、讲管理、讲效益五个观点;突出深化改革、大力调整支出结构、努力加强财政支出管理、有效实施财税监督四个重点;逐步建立以公共财政为目标的财政收入增长与经济发展相适应的收入增长机制,财政支出与政府职能转变。事业发展和效益提高相适应的支出管理机制,以及各级财政自求平衡的财政约束机制。再比如,为维护财经秩序、维护国家利益、强化会计监督在经济活动中的重要作用,山西省保德县在全国率先推行了会计委派制度;为了调动各级增收节支保平衡的积极性,省出台了消化财政赤字奖励办法;为了建立财政收入保障机制,我们组建了在全国为数不多的省级财政监察员办事组等等。这些实践探索,绝大多数是行之有效的,作用也是十分明显的,但美中不足的是至今还没有上升为较高层次的理性认识。如果这些有益的实践经验能及时被归纳、总结和提升为理论意义上的方法论的话,那么,它们所发挥的指导作用将更为直接、更为广泛、更有成效。
(二)认真贯彻实践是检验认识的标准和实践是认识的最终目的的观点,注意用先进的财经理论指导我们的财政改革与发展。
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决议”指出：今后五到十年，是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时期，是进行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重要时期，也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扩大对外开放的重要时期。“三个重要时期”的科学论断，既明确了世纪之初我们面临的主要任务，又指出
了财政经济工作的重点，更为我们搞好财政科研工作指明了方向。具体来讲，主要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财政科研的深化提供了新机遇。大家知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经济体制，它的基本框架主要包括以下六部分：一是独立自主经营的微观市场经济主体；二是保证市场机制作用充分发挥的完备的市场体系；三是高效有力的政府宏观调控体系；四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分配制度；五是健全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六是维护公平竞争的法
制环境。这六个方面相辅相成构成了完整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我们讲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步伐，就是指要从这六个方面不断加大改革力度，即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建立拥有现代企业制度的现代企业；培育各种生产要素市场，加快市场体系建设步伐；综合运用经济、法律和行政手段，加强和改善政府宏观调控；坚持共同富裕目标，找准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的结合点；以经济发展水平为基准，建立资金来源多渠道、保障方式多层次、管理和服务社会化的社会保障体系；以规范经济发展为原则，进一步加快经济立法步伐。完成上述任务，需要财政部门不断改进对国有企业资产和财务的管理方式；不断修订相关的法规制度、完善财政法制；不断提高准确运用预算、税收、转移支付等宏观调控的水平；不断加强税收对收入分配的调节，促进共同富裕的进程；不断加大筹资力度，切实解决好社保资金的社会化筹集和财政兜底资金的来源问题，等等。这些问题，应该说是我们财政科研十分紧迫的和需要尽快突破的课题。
（二）进行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为财政科研的深化提供了新机遇。实现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必须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对经济结构进行战略性调整，从而在根本上扭转当前存在的产业结构不合理、地区发展不协调、城镇化水平低等问题。为实现这一目标，今后一段时期，我国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主要任务是：优化产业结构，全面提高农业、工业、服务业的水平和效益；合理调整生产力布局，促进地区经济协调发展；逐步推进城镇化，努力实现城乡经济良性互动；着力改善基础设施和生态环境，实现可持续发展。这就要求各级财政部门要调整财政政策，从资金、管理等方面给予大力支持。但财政如何支持农业产业结构优化，以何种方式支持高新技术开发与运用，制定哪些政策积极引导农村劳动力向城镇有序流动，怎样处理小城镇建设资金与城镇规划经费的关系，稳定推进城镇化进程等等，都需要财政科研在财政实践的基础上作出有益而有效的研究探索。
（三）扩大对外开放为财政科研的深化提供了新机遇。加入WTO的目标即将实现，我国经济将在更高程度和更大范围内融入世界经济体系。随着我国开放战略由“引进来”向“引进来”和“走出去”并举转变，我国将以更加积极的姿态参与国际竞争和合作。与之相适应，我国对外开放水平将逐步提高，对外经济贸易的发展步伐也将进一步加快。在这一形势下，财政工作面临着新的挑战。努力降低关税收入减少的影响。规范政府投资行为、控制税收征管成本、完善财政法制体系等一系列问题业已成为实现财政工作与国际惯例接轨的必然选择。与此同时，规范外资引人和管理机制，促进国际经济技术交流与合作，深化外经贸体制改革也要求财政部门拿出相应的对策和措施来。应对新挑战，承担新任务，这些都迫切需要财政科研工作的研究领域有新的拓展，研究成果有新的突破。
（四）社会的全面进步为财政科研的深化提供了新机遇。具体来讲，就是要积极支持群众性的精神文明创建活动，努力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思想道德体系；支持健康向上的精神文化产品的创作，努力提高全社会的文化生活质量；支持科学文化知识的普及和教育的发展，努力提高全民素质。发挥好财政对精神文明建设的支持与促进作用，我们必须正确区分积极与消极的文化活动，深入了解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化活动方式和内容，以确保财政行为的科学合理和财政资金的高效使用。这就需要我们通过广泛、深入、细致的财政科研工作了解新情况，掌握新规律，提供新指导。
（五）振兴财政的伟大实践为财政科研的深化提供了新机遇。建立“稳固、平衡、强大”的国家财政，实现财政振兴目标，就必然要求各级财政部门必须不断完善现行税制，大力加强税收征管；不断改革支出管理制度，切实提高资金使用效益；努力提高依法理财水平，进一步健全财政监督检查机制；统筹运用财政政策工具，逐步完善宏观调控机制；规范财政供给范围，加快社会主义公共财政体制框架的建设进程。要做好这些工作，单凭过去的老传统、老经验是不行的，还需要我们去创新理财观念、理财制度和理财方式，比如：要规范转移支付制度，需要创新财政体制；要实行部门预算，需要创新部门的经费管理制度；要推行国库集中收付制度，需要对集中收付的范围进行合理界定等等，这些也很需要财政科研的支持与配合。可以说，财政事业的发展与振兴正是财政科研工作蓬勃开展的成长之基动量之源。
二、财政科研要为财政改革与发展的实践服务
（－）认真贯彻实践是认识的来源和发展动力的观点，注意对财政改革与发展实践的总结和提炼。
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没有人的实践，客观存在着的自然现象、社会现象不会自动地反映到人的头脑里形成认识，客观事物只有成为实践的对象时，才会成为人们的认识对象，只有经过反复实践，才可能形成人们的认识，实践是认识的来源；实践为认识提出新课题，规定认识的发展方向，使认识得以向广度和深度扩展，并不断推动着人类思维能力的发展，实践是认识发展的动力。财政科研属于认识的范畴，理应遵循认识发展的内在规律，理应尊重实践，重视实践，注重对财政改革与发展实践的总结和提炼。这是财政科研一往无前的不竭之源。
多年来，全省广大财政工作者大力发扬主人翁精神，勇于实践，善于实践，在财政改革与发展中创造并积累了丰富的管理经验。如1993年以来我们按照邓小平同志建立稳固、平衡、可靠的财政思想和委省、省政府的部署，结合山西省财政工作实际，逐步形成了符合山西实际的“树立五个观点、突出四个重点和建立三个机制”的理财思路，即树立财政工作讲政治、讲法制、讲改革、讲管理、讲效益五个观点；突出深化改革、大力调整支出结构、努力加强财政支出管理、有效实施财税监督四个重点；逐步建立以公共财政为目标的财政收入增长与经济发展相适应的收入增长机制，财政支出与政府职能转变。事业发展和效益提高相适应的支出管理机制，以及各级财政自求平衡的财政约束机制。再比如，为维护财经秩序、维护国家利益、强化会计监督在经济活动中的重要作用，山西省保德县在全国率先推行了会计委派制度；为了调动各级增收节支保平衡的积极性，省出台了消化财政赤字奖励办法；为了建立财政收入保障机制，我们组建了在全国为数不多的省级财政监察员办事组等等。这些实践探索，绝大多数是行之有效的，作用也是十分明显的，但美中不足的是至今还没有上升为较高层次的理性认识。如果这些有益的实践经验能及时被归纳、总结和提升为理论意义上的方法论的话，那么，它们所发挥的指导作用将更为直接、更为广泛、更有成效。
（二）认真贯彻实践是检验认识的标准和实践是认识的最终目的的观点，注意用先进的财经理论指导我们的财政改革与发展。
认识的最终目的是实践。财政科研的归宿是指导并推动财政改革与发展。为此，我们的财政科研工作者应注意把握科研工作的目的性，善于正确吸收人类社会创造的文明成果，把世界先进的财经理论与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古为今用，洋为中用，不断丰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财经理论，并为我们新世纪的财政振兴提供先进的理论指导。比如说，积极的财政政策是我国应对亚洲金融危机、拉动内需。促进经济增长的一项重大措施。这项举措的采取就借鉴了美国经济管理学家凯恩斯的有效需求理论。实施这一政策，虽然财政赤字和发债规模暂时扩大了一些，财政也面临一定的压力，但实践证明，这一政策有效地促进了经济增长和社会稳定，维护了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大局。可以说，不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就不可能有目前这样的好形势。但这项政策实践的空间有多大，时间有多长，有必要结合我国经济发展现状、财政收入预期做进一步的研究。如果我们的财政科研工作者成功地解决了上述问题，就会形成有中国特色的积极财政政策理论，从而为我们今后从容应对通货紧缩提供成熟的理论指导。
再比如，为了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相适应的财政体制，在我国，从1994年起，中央对地方以及省对市县实行了分税制财政体制。这项改革也借鉴了市场经济国家的做法。分税制财政体制实行几年来，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初步建立了与之配套的转移支付制度，这是财政体制的历史性变化，向适应市场经济要求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就税政而言，消费税、增值税等主要税权统一集中到中央，促进了全国政策的统
一、资源的优化配置和产业结构的合理调整；从强化政权管理来说，中央适当集中财力，中央收入占全国收入的比例逐步提高，增强了宏观调控能力，同时也促进了地方理财观念的转变。这是应该肯定的主要方面。但我们借鉴的西方分税制理论并未完全回答在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如何实行完全的分税和做好转移支付的问题，以及如何构建地方税收体系的问题。特别是在山西这样一个资源型经济的省份，如何使我们的经济税源与地方税收体系有机的统一起来，使我们的财力与省财政所承担的职能相匹配，就是一个急待解决的问题。如果我们的财政科研工作者把上述问题解决了，就会形成有中国特色的分税制理论，我们国家、我们山西的分税制财政体制的调整完善就会有一个先进科学的理论论据。
（三）坚持辨证唯物主义关于认识是能动的反映论的观点，要敢于让财政科研走在财政改革与发展的实践之前。
【关键字】新三元悖论，汇率制度财政政策，资本流动
一、引言
长期以来我国保持资本管制，并采用盯住美元的固定汇率制度。但近些年，我国外汇储备快速增长，虽然我国存在资本管制，但强度远不足以抵挡投机资本的流入与流出。国际经验表明在金融危机的环境下，资本流动的速度加快而流动的形式也越来越隐蔽，货币当局对资本流动难以实行有效管制。在汇率方面，人民币升值的压力也逐步增强。2005年7月21日，我国开始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今后我国将会根据国际汇率制度选择的趋势，进一步改革汇率形成机制，逐渐地过渡到更加灵活的汇率制度。
在Krugman提出的三元悖论的基础上，苗实（2010）探索性地提出了新三元悖论，即一国财政政策独立性、汇率制度选择与国际资本流动三个目标无法同时实现。该理论是否适用于中国？对中国的政策的选择有何指导意义？基于这些问题，本文通过实证检验验证了新三元悖论的存在性。
本文的研究框架安排如下：在第二部分中，回顾传统三元悖论的理论演进，并阐述新三元悖论的逻辑推导；在第三部分中，以我国财政支出额、外汇占款、人民币兑美元的名义汇率分别作为衡量我国财政政策、资本流动程度和汇率的指标，采用向量自回归（VAR）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第四部分在前文分析的基础上，对中国未来政策目标的选择给出建议。
二、传统三元悖论理论体系回顾与政策含义
Keynes（1930）指出，固定汇率制度和资本流动会限制一国货币政策的有效发挥。Meade（1951）提出的“二元冲突”，揭示了在货币政策有效前提下固定汇率制和资本自由流动之间的冲突。Mundell. R.A.（1963）提出了著名的蒙代尔――弗莱明模型，通过对开放经济中的小国在资本完全自由流动下货币政策的有效性进行了研究，得出结论：如果资本完全自由流动，固定汇率制度下货币政策只会影响外汇储备，对收入和就业不产生影响，即货币政策失效；而浮动汇率制度下货币政策对收入和就业有明显的影响。亚洲金融危机之后，Krugman（1998）首次明确提出了“三元悖论”这一论断，认为资本自由流动的情况下的固定汇率制是危机爆发的主要原因。
传统三元悖论中三元分别指固定汇率制、资本自由流动以及货币政策的独立性，这三者都是一国在经济发展中所渴求的宏观经济政策目标。首先，各国都希望能保持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主要是表现在能自主的根据国内的经济形势调整货币政策，尤其是作为中介指标的货币供应量和利率。其次，各国都希望保持汇率的稳定，本币的不稳定性会给经济尤其是对外贸易带来许多不利的影响。再次，各国都希望保持适合本国的合理货币流动，对于本国的资本流动都希望能控制在合理并且可控的范围内。但是，三元悖论表明这三个目标不可兼得，只能同时选择其中的两个。
三元悖论的图形描述见图1。三个角代表上述的三个政策目标，角对面直线的中点箭头
代表其反向目标。三角形的每个边上的三个政策目标是一个国家可以选择的政策目标组合。例如，在 20 世纪 40 年代到 70 年代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中，欧美各国的政策选择组合是三角形的下边，即稳定的汇率、独立的货币政策和受到限制的资本流动；在建立欧元区之后，其中的小国由于欧元这种区域货币的存在，更接近于资本自由流动、汇率固定，但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丧失，即三角形的右边。目前中国的政策选择更接近于三角形的下边，不同的是，汇率和资本项目不是极端的情况，而是处于中间状态，即汇率有一定的浮动空间、资本也有一定的管制。
三、新三元悖论与我国现实
（一）新三元悖论的逻辑推导
新三元悖论是IS-LM-BP模型的另一推论，由苗实于2010年提出。新三元悖论中的三元，指的是财政政策独立、资本账户开放和浮动汇率。所谓悖论，指的是：如果这三元中出现二元，其余一元就无法同时出现。具体说来，存在三种情形：
（1）如果资本账户开放和浮动汇率出现，财政政策独立就无法同时出现。
（2）如果财政政策独立和资本账户开放出现，浮动汇率就无法同时出现。
（3）如果财政政策独立和浮动汇率开放出现，资本账户开放就无法同时出现。
以上三种情形的逻辑推导如下：
在情形（1）中，一国的资本账户开放，并采用浮动汇率制度，如果该国实施宽松的财政政策，即IS曲线水平右移――利率升高――资本内流――本币升值――净出口减少――IS曲线水平左移到原位――产出不变，推理过程如图2所示。也就是说，在资本账户开放且使用浮动汇率的情况下，财政政策就无法保持独立。
在资本帐户开放的情况下，为了维护财政政策独立，就必须实行固定汇率。具体推理是：如果实施紧缩的财政政策，即IS曲线水平左移――利率降低――资本外流――本币贬值――为了维持固定汇率，抛售外币，购进本币――LM曲线水平左移――产出减少，从而保证财政政策所要达到紧缩的效果。如果使用浮动的汇率，那么本币贬值将会带来净出口的上升，IS会右移，导致财政政策无效。
在情形（3）中，在财政政策独立和浮动汇率出现的情况下，就必须实行资本帐户管制。具体推理是：在实行资本帐户管制的情况下，如果实施宽松的财政政策，就没有资本内流，就不会出现本币升值，就不会出现净出口的减少，所以宽松的财政政策就发挥作用，财政政策独立才能实现。
（二）我国实际与新三元悖论的适用性
目前，我国已经实现经常账户的开放，但是仍保持着对资本账户的一定管制，这种制度在某种程度上存在一些的不合理之处。在近几年来，尤其是根据 WTO 的要求，我国已经逐步放开资本账户，所以我国目前的资本流动已经相对比较自由。
自 2003 年开始，大量外资涌入我国市场，使得我国外汇储备量一跃成为世界第一。但是大量资本流动的增强却影响了国内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主要表现在： 货币供给量受到资本流动影响、利率政策受到诸多政策目标的限制，资本流动通过各种渠道影响国内资产价格和投资活动，造成我国中央银行制度货币政策时的被动性。
当前我国的汇率制度是“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参照一篮子货币调节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从有管理浮动汇率制度本身看，它既具有固定汇率制度的某些优点，又能使汇率保持一定的弹性。在当前金融危机没有完全消退的情况下，关于人民币升值的问题以及人民币区域化、国际化的问题也获得了广泛的关注，这对于我国汇率的稳定有着重要的影响。
基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资本的自由流动、汇率弹性的扩大，已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一种趋势。根据新三元悖论，这将会对我国财政政策的独立性造成影响。那么，资本流动、财政政策独立性、浮动汇率制度在我国是否存在新三元悖论所揭示的动态关系？对此，本文采用向量自回归模型（VAR）进行分析。在模型的方程中，内生变量对模型的全部内生变量的滞后值进行回归，从而估计全部内生变量的动态关系。二十多年来，VAR模型在实证研究中得到了相当广泛的应用，成为一种非常流行的分析经济体系动态特征的有用工具。李树杰、黄薇、潘国陵和苏平贵等也应用了相应的模型进行了汇率制度的分析与实证。
四、新三元悖论在我国的实证检验――基于VAR模型
（一）模型变量选取
1.衡量财政政策的变量。本文采用我国政府月度财政支出数额作为衡量财政政策的指标。由于财政支出在每年年末都存在“翘尾”现象，即支出数额高于全年平均值，因此我们对该时间序列样本数据进行Census X12季度调整。
2.衡量资本流动的变量。目前衡量资本流动的方法较多，本文选用月度外汇占款的数据作为衡量指标来反映资本流动的自由程度。
3.衡量汇率的变量。我国目前采取的是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参照一篮子货币调节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不再是完全盯住美元。但是由于我国主要的外汇储备和投资仍然是美元，所以本文中采用人民币兑美元的名义汇率作为我国汇率制度的衡量指标来反映我国汇率制度的变化。
（二）模型分析。本文从Wind数据库中整理了从1996年1月至2011年6月，共186期月度数据来进行实证研究。其中y1表示财政支出额，y2表示人民币兑美元的名义汇率，y3表示外汇占款额。为了消除异方差的影响，对上述三个变量分别取自然对数，即ly1、ly2和ly3。
1.数据平稳性检验――ADF检验。本文采用ADF检验对三项数据进行平稳性检验。我们发现三个时间序列均为一阶单整序列，即ly1、ly2和ly3都是I（1）。因此可以对三个变量进行协整关系检验。
2.Johanson协整关系检验。虽然上述各变量都是非平稳序列，但根据协整理论，单整阶数相同的非平稳变量之间的线性组合可能是平稳变量，这种平稳的线性组合就是所谓的协整方程，它揭示了各变量之间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本文的三个变量恰符合进行协整检验条件，经检验得出回归方程如下：ly1=o.774ly2+0.715ly3。各变量均通过1%的显著性检验，说明汇率及资本流动程度对财政政策具有显著的长期影响。
3.VAR模型建立及脉冲分析。在变量间存在协整关系的情况下，本文使用对 VAR 模型进行脉冲响应分析，计算各个变量对 VAR系统分量正交化信息冲击产生的脉冲响应函数。
要建立VAR模型，首先对三个时间序列进行Granger检验。从Granger因果检验的结果来看，三个变量是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因此具备建立VAR模型的条件。据各指标结果综合考虑，我们选择滞后三期为模型的滞后期。根据下表中所显示的决定性残差协方差、对数似然函数和AIC与SC信息量可知，该VAR系统可行。（VAR模型参数估计结果见附录二）
接下来对所建立的VAR模型进行脉冲响应效果分析：财政支出的增加引起汇率及资本流动的正向变动，即本币的升值和资本的流入，这种正向影响的效应会存在较长一段时期，但财政支出则很快回归零值附近。符合第三部分中对于情形一的分析，即在浮动汇率及资本开放的条件下，一国将丧失其财政政策的独立性。
五、新三元悖论对我国未来政策选择的启示
通过实证检验，我们发现新三元悖论在我国经济体中确实存在。它揭示了开放经济条件下经济体系内部所蕴含的另一种矛盾，可以为我国宏观调控的政策选择提供一个全新的理论分析框架。
从我国资本账户开放的程度来看，经过近年来的改革，较多限制和严格管制的项目越来越少，资本开放的格局基本形成。2004年底，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分类的43项资本项目交易中，我国共有21项限制较多，其中严格管制的有6项。而截止到2009年3月底，我国仅剩下11项资本项目不可兑换。另一方面，从人民币汇率制度来看，2005年7月21日，我国开始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今后我国将根据国际汇率制度选择的趋势，进一步改革汇率形成机制，逐渐地过渡到更加灵活的汇率制度。
由此可见，开放资本账户以及实施浮动汇率已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那么根据新三元悖论，可知今后我国财政政策的独立性将会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因此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1.更多地选择货币政策调节经济，保持货币政策的独立性，灵活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适度调节存款准备金率和存贷款基准利率，逐步扩大汇率浮动范围，引导商业银行合理安排信贷投放进度和结构，强化央行公开市场操作能力。
2.深化人民币汇率改革。从相对固定的汇率制度中稳步退出，完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最终过渡为自由浮动的汇率制度。在浮动的汇率制度下，汇率可以自动调节实现外部均衡，进而货币政策可以从维持固定汇率的政策限制中解放出来，实现货币政策的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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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财务治理作为公司运行的一种制度安排，应当从定性方面、从制度层面来展开对公司财务的研究，本文首先探讨支撑财务治理的基础理论，接着阐述财务治理的概念、主体、客体等要素架构的基本理论，最后针对财务治理的机制、模式等重要的相关理论进行分析。关键词：财务治理利益相关者财权配置目前，我国公司的制度安排受经济转轨时期的影响，透过一些问题公司事件，不难发现市场上许多公司的问题往往表现在财务方面，如：财务报表的粉饰造假，募股资金的随意挪用，委托理财行为不规范等。这些问题单纯从财务技术的角度已无法解释，必须考虑公司形成的财务契约的过程及其制度环境，重视公司赖以存在的治理基础，转而从定性方面、制度层面来展开对公司财务的研究，即着重从财务治理的角度来进行研究已成共识，财务治理就是规范各产权主体之间的财务关系，确保相关者利益最大化。公司财务治理的基础理论（一）新制度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是由科斯和诺斯等开创的一个新的经济学流派。它在对新古典经济学进行批判性继承的基础上，引入契约、不对称信息、成本等基本分析工具来分析企业问题。根据分析工具和侧重点的不同，新制度经济学主要划分成以下理论分支。契约理论，企业是一组契约的结合体，是一个在其框架中由相互合作的不同生产要素所有者等利害关系人组成的契约组织。哈特等人直接提出了企业合约不完备的论点，将契约规定外的权利即剩余权利称之为剩余控制权，而且把剩余控制权定义为所有权。“由于合同的不完全性，就推导出了控制权”而完全契约理论却忽视了“控制权”、“权利”等范畴，这些恰恰是企业问题当中的关键所在。委托理论，指出企业是一个存在个人相互抵触的利益冲突的契约关系。因此，必须设计某种制度：一是通过财务治理来明确各级委托人和人在财权流动和分割中的地位和作用。二是委托人欲实现自身目标的最大化，必然要采取某种方式对人的行为进行激励与监督。信息不对称理论，认为市场活动的参与者对市场特定交易信息的拥有不相等，有些参与者比另一些参与者拥有更多的信息。签约前的信息不对称会存在逆向选择，它包含隐藏信息的问题；签约后的信息不对称就会导致道德风险，它既包含隐藏信息的问题，也包括隐藏行为的问题。财务治理应该保证财务信息的畅通流动和财务权利的合理配置与有效执行，使利益相关者的权利落到实处。正是高昂的成本配合不完全的契约促使人们关注对财务治理的研究，因此是财务治理研究的理论基础。（二）公司治理理论哈特提出了公司治理理论的分析框架，指出在合约不完全的情况下，治理结构确实有很大作用。公司治理结构是一套制度安排，用来支配若干在企业中有重大利害关系的团体，包括投资者、经理、工人之间的关系，并从这种制度中实现各自的经济利益。其实质是“剩余索取权和控制权的配置”，最优的公司治理结构应该是一种状态依存的控制权结构，不同状态下的企业应当由不同的利益要求者控制。杨瑞龙则强调利益相关者在公司治理中的作用。公司治理理论的出现是财务治理理论的产生前提，作为公司治理的一部分，财务治理在研究思路、方法等方面必然借鉴、遵循公司治理理论，公司治理理论对财务治理的指导是很重要的，没有公司治理理论的成熟与拓展，就不可能有财务治理理论的产生、发展和完善。（三）公司财务理论本金理论，是财务理论体系中最为基础的理论，财务治理就是对本金流向、流量的合理协调、控制；是对本金的控制权、剩余索取权等权能的合理配置。财权流理论，汲取了“价值流”的优点、考虑了现代企业制度的产权思想、挖掘了价值背后的本质力量——权力、注重了“价值”与“权力”的高度结合。财务分层理论，该理论的提出是在1997年，汤谷良、谢志华、王斌的三篇论文，分别从出资者财务、经营者财务和财务经理财务三个层次，阐述了现代企业财务分层管理的架构、内容、特点等财务理论问题。后经不断发展，基本上形成了如下观点：财权分属所有者和经营者，在股东大会、董事会、经理层（首席执行官和财务总监）之间划分。公司财务治理的基本理论（一）财务治理的概念目前学术界对于财务治理的概念众说纷纭，尽管概念描述不尽相同，但一般认为财务治理是一组联系各相关利益主体的正式和非正式关系的制度安排，其根本目的在于试图通过这种制度安排，来达到相关利益主体之间的权力、责任和利益的相互制衡，科学决策，实现效率与公平的有机耦合。（二）财务治理的主体财务治理的主体是指在财务治理中占据主导地位、起主导作用的要素，确定财务治理主体，关键是“考虑参与财务治理的行为主体是否有能力和动力来行使其权利”。从交易费用的角度来看，财务治理作为一种制度安排，参与主体不可能太多，只能择其要者来规范调整他们的关系。应将政府包括在内，在公司财权配置和制衡关系中，政府对公司的财务政策和财务行为进行规范，是不可避免的，撇开政府研究财务治理问题，难以保证财务治理结构合理，在实践中会带来不利后果。作为财务治理的主体倾向应为目前主流经济学所关注的“真实的利益相关者”（包括股东、债权人、经营者、员工和政府等）。（三）财务治理的客体财务治理的客体也即财务治理的对象，对财务治理的客体研究，不应只停留在“价值流”的层面上。在现代企业制度下，支配价值流的“权利”是隐藏在“价值”背后更为抽象、更为实在的具有支配能力的本质力量，以“财权流”作为现代企业财务的本质是现代财务的主流。作为财务活动的财务治理的客体就是“价值流”与“权力流”相结合的“财权流”，即财权在财务治理主体之间的有效配置。（四）财务治理的目标随着公司治理的创新，“股东至上”理念，近年来受到越来越多的挑战、质疑。尽管都没有否定股东在企业中的决定性地位，但动摇了股东作为惟一的剩余风险承担者的假设，因而使股东作为惟一的剩余收益享有者的制度安排的合理存在疑问，利益相关者理念应运而生。现代企业是众多利益相关者缔结的一系列的“契约网”，利益相关者的利益结构复杂性和可能存在的利益冲突，会损害相关利益者的利益，从而影响企业的可持续发展或长期稳定发展，需要谋求一种对利益关系的平衡、制衡机制，遵守效率、公平原则。因此，将财务治理的目标定位为利益相关者价值最大化，体现了财务治理效率性目标与公平性目标的有机耦合，是一种现实选择。（五）财务治理的核心财务治理权配置是财务治理的核心，表现为某一主体对财产所拥有的支配权，包括收益分配权、投资权、筹资权、财务决策权等权能。合理配置财权可以增强控制的广泛性和渗透性，减少失控区域；可以有效地防止人的败德行为，遏制利益流失；可以提高信息的透明度和公平性。公司财务治理的相关理论（一）财务治理机制财务治理机制，就是要有效运用财务手段，解决有关因素在相互关联和制约过程中所涉及的权力和利益关系。一个完善的现代公司财务治理机制应该是财务决策机制、财务激励机制和监督约束机制以及财务治理信息披露机制等几方面的有机结合体。财务治理机制作为公司运行的一种制度安排，分层配置的财务决策机制的建立居于财务治理机制的首要位置；完善的信息披露机制是提升公司财务治理效率的重要内容，利益相关者需要利用公司披露的信息，尤其是财务信息进行相关决策；而财务激励与约束机制的健全有效则是财务治理机制的核心，需要通过建立有效的激励与约束相容机制，以协调各权层之间的利益关系，实现财务治理的目标。（二）财务治理模式现代企业是众多利害关系人的利益联结体，为使契约得以顺利履行，必然要求各主体能够平等、独立地参与公司财务治理，拥有与特定经济地位相一致的财权，进行利益相关者共同参与财务治理的制度安排成了必然的选择。但这不是也不可能是平均分配公司财权，重点在于强调“参与”。当然，这也只是公司处于正常经营状态下的治理机制，体现了利益相关者间的合作。为确保公司在非正常经营状态下，有适当的制度安排帮助受损的利益相关者，必须有一套制度设计安排来确保对控制权的适时适度、有序有效转移来改变利益分配格局，这套制度安排就是相机治理。基于传统的单边治理模式正在经受严峻考验，并在内外部压力下走向共同参与治理和相机治理相结合的新模式。但各种财务治理模式理论也仅是提供了分析研究的基本框架，鉴于各种内、外在客观因素并非一成不变，财务治理也就没有一个固定的治理模式。总的说来，关于财务治理理论研究时间并不长，基本上缺乏总体架构的认识，系统性的理论成果不多，本文试图为财务治理体系的完善提供一点借鉴。参考文献：1.朱俊晶，纳鹏杰.公司财务治理理论的思考[J].云南财贸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2)2.汤谷良，谢志华，王斌等.涉及“现代企业财务分级管理问题”的系列文章[J].会计研究年会，1997(5)
【关键词】公共财政;财政职能;现代财政制度
一、引言
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以张馨(1997)为代表的学者们首次为“公共财政”正名，数百年来西方财政学的发展特征表明市场经济需要公共财政，并且明确了“财政”与“公共财政”是完全不同的概念。在1998年年底召开的全国财政会议上我国正式提出“构建公共财政基本框架”。自此之后，以赵志耘（1998）、郭庆旺（1999）为代表的学者开始对其进行激烈地争论与批判，出现了学术上的“百家争鸣”。当时主要争论的问题包括“公共财政”的译名和概念、公共财政论与国家分配论的关系、公共财政论与公共经济论等，虽然这场争论并未达成最终共识，但是为我国财政及财政学的发展奠定了深刻的理论基础。2013年年底召开的十八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提出：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将在2020年全面建立现代财政制度。于是，社会各界围绕现代财政制度的概念、特征、职能等各抒己见，然而，与以往不同的是，这一次争论的焦点更多的是政策导向的解读和说明，将财政赋予了更多的内涵与功能。这一方面说明了财政学界对财政的认识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另一方面也暗含了在已有的关于公共财政的十几年研究中，尤其是近年来随着国家治理环境的变化，对于公共财政模式能否在我国继续走下去，这是一个必须再一次认真思考的问题。归根到底，社会各界倾向于从财政实践出发来探讨现有的政策体系，缺乏了从财政及财政学的理论源头来分析当前财政制度的有效性与可行性。
二、财政职能及其时代性
（一）西方财政职能的演变
第一，自由资本主义时期的财政职能。在十八世纪自由资本主义时期，古典自由放任学派信奉完全的市场自由竞争，而对国家干预始终持否定的态度，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经济学家们坚持市场机制是完美的，国家干预对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会起到反作用，因而应该减小政府的活动范围，充当“守夜人”的角色。尽管如此，在其著作《国富论》中，亚当•斯密（1776）还是肯定了政府存在的必要性，至少在自由放任的体制下政府被赋予了三项基本职责任务：首先是保护国家免遭外来入侵，维护国防安全；其次是维持司法制度的权威，保护国内居民享受公平的对待；最后就是基于全国大部分居民的需要，建立相应的公共工程和机构。从早期来看，国家在提供公共物品的理念上得到了认可，财政实际上也就是在市场失灵时履行了资源配置的职能。第二，垄断资本主义过渡时期的财政职能。1970年代进入垄断资本主义时期，由于西方国家自身的阶级矛盾日益尖锐及经济危机的不断涌现，以“看不见的手”自动调节的市场机制已经难以为继。当市场机制无法解决外部性，即面临市场失灵，以及全国的个人需要和利益得不到有效满足时，此时依据一定政治程序建立起来的国家开始发挥重要作用。德国财政学瓦格纳（1882）在对政府职能与财政支出二者进行区分的基础上，就政府职能而言提出了“政府活动扩张”法则，并且主张国家可以采取相应财税政策来改善全社会的福利水平。基于此，当时执政的德国俾斯麦政府为了稳定工人的情绪、维护自身统治，成为史上第一个建立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的国家。英国经济学家庇古（1920）在其著作《福利经济学》中用其严格的数量逻辑论证了财政收入分配职能的科学性与合理性。此后，财政不仅具有最初的资源配置职能，还增加了一项新的职能即收入分配。第三，混合经济时代的财政职能。1929年及之后的四年间，以美国为首的经济危机蔓延，迅速让整个世界陷入了经济大萧条，让曾经不可一世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受到了严重的考验与质疑。当时的经济大萧条将凯恩斯主义推上了历史的舞台，国家干预经济成为挽救资本主义制度的救命稻草，这时候的政府几乎成为了全能政府而非有效政府———扩大财政支出、克服有效需求不足、调节收入分配、促进社会公平等。从所处的环境来看，凯恩斯的理论之所以受到政府的欢迎，主要原因是其理论思想代表了政府执政的基本理念，可以使国家充分地发挥自己拥有的权力，例如罗斯福新政取得的卓越成绩则进一步印证了这一观点。由此之后，凯恩斯也奠定了西方经济学的重要地位，而政府通过一系列财税手段在干预经济、调节市场波动、维持经济秩序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与此同时，财政也蕴含了具有稳定经济的又一职能。综上所述，马斯格雷夫在1959年出版的《财政学原理———公共经济研究》一书中最终提出了财政的三大职能，并强调该书并不是公共财政理论研究的延续，而是由于社会背景及时代的变化，对财政包含的内容进行了调整。具体来讲，该书是充实了“公共物品”的基本内容。其中财政三大职能的提出代表了他个人具有社会民主的思想，认为当市场失灵后，政府的有效干预总能解决存在的问题且还能提高全社会的福利水平。特别是，“滞胀”这一特殊情况于20世纪70年代在西方经济中产生，于是以芝加哥大学卢卡斯（1976）、弗里德曼（1968）等学者主张的新自由主义对凯恩斯提出了责难。这一时期，尽管他们主张减少国家干预，但也不主张无政府主义，政府还是要扮演好制定规章制度的角色。到了1990年之后，经济学家所反对的只是全能政府所包含的懒散的官僚、权力的自我膨胀以及腐败的官员，但各国依然肯定政府对经济的调节功能，尤其在西方国家经历了世界大战、十月革命、经济危机、大萧条等众多对经济影响深远的事件之后，财政的发展趋势还是朝着民主的方向，国家财政的三大职能始终没有发生变化，而唯一发生变化的只是财政对经济干预程度的变化。
（二）我国财政职能的演变
第一，计划经济体制下的财政职能。1949年至1977年，我国实行社会主义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该体制的重要组成内容就是公有制，且社会主义构成的经济基础就是公有制制度，国有企业一统天下，分布于国民经济的各个领域。国家对社会再生产加以组织，并充当配置社会资源主体的角色，在资源配置的范围内国家计划占主导地位，政府通过计划调节经济运行，计划控制并影响着社会再生产中的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等各个环节。计划经济体制下，财政依附于国家计划，其基本任务是协助政府组织和发展经济，该时期的财政也拥有着财政分配和监督的职能。财政的分配职能主要体现在政府首先要按照财力的高度集中权衡之后，再通过财政分配到各行各业之中，进而实现“计划—控制—分配”的目的。而针对财政的监督职能，因为当时没有建立相应的有效管理机制，为了便于计划经济条件下政府分配社会产品过程中的科学性与合理性，于是财政又参与了国民经济活动的监督管理，实现政府计划经济的目标。第二，向市场经济过渡时期的财政职能。改革开放至1991年，是我国经济开始从计划向市场转变的过渡阶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未来工作重点，并围绕“放权让利”启动新一轮经济体制改革，如1983年、1985年的“利改税”改革进一步规范了国家和企业的分配关系，具有代表性。因此，该时期我国经济改革总体上是在放权让利的指导思想下进行的，并没有真正地针对原有体制的弊端进行解除，“一放就乱、一管就死”是当时经济面临的典型特征。相比政府而言，财政除运用控制基本建设投资和集团购买力等直接手段外，还通过深化财政体制和税收制度改革以及补贴、贴息等多种间接手段，来不断调节经济。与此同时，原有的财政分配和监督职能也随着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发生了相应的变化。一是分配职能缩小。国有企业的放权让利以及“拨改贷”、税利分流、承包经营等改革措施的推行，再加上个体、私营企业等经济成分的不断发展，国有企业不再一统天下，经济结构出现了新的变化，而这些企业的利润、工资分配等都超出了财政的控制。二是监督职能也发生了新的变化。监督职能以分配职能为基础，分配职能的变化直接导致监督职能范围和内容的调整。第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财政职能。1992年召开的党的第十四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正式确定了改革的目标，即要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也意味着经济运行不再依靠政府通过计划去组织，而是依靠市场机制去调节。针对新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及其资源配置方式，中国财政学界认真研究和讨论了财政职能，最终达成的共识是：在市场经济体制下，财政依然具有资源配置、收入分配以及稳定经济的职能。这也是现代财政学之父马斯格雷夫（1959）提出的财政三大职能。基于对市场缺陷的认识和财政自身的压力，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是否应该建立市场经济的公共财政的问题引起了社会各界以及实践部门的激烈争论。最终在1998年召开的财政会议上，明确提出公共财政的基本框架。此后，公共财政的理论思想也成为了我国财税改革的指导方向。
（三）启示
首先是财政具有三大职能。从近年研究成果来看，由现代财政学之父马斯格雷夫在1959年所提出的财政三大职能，当前逐渐得到国内外财政研究者的支持和赞同。通过梳理、比较、分析中西财政的发展史，显而易见，财政三大职能在各个历史时期的作用和地位以及表现形式并不一样，尤其是前两个时期，财政的三大职能并不能完全体现，只是到了近代当市场经济逐渐发展和成熟起来后，这三大职能才被国家社会所认可，并通过政府之手将财政三大职能更好地运用到社会经济的各个领域。其次财政职能具有时代性。从我国公共财政到现代财政制度的演变就可看出，财政职能并不是一成不变。财政职能的内涵和作用方式由时代背景所客观决定，其含有不可忽视的变化规律。财政职能随着社会资源配置方式、政府职能的转换和国家社会所追求目标的转变而在不断调整；财政职能的广度、深度以及其作用的方式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展现出不同的变化。最后财政职能要适时调整。尽管财政的三大职能得到了各界的认可，但是这三大职能的效用强度、地位层次以及作用方式却都随时代的变化而在不断调整，这是由社会发展程度、经济体制以及国家战略目标等背景所客观决定的。只有适应当时发展环境的财政模式，才能够使财政的调节作用发挥到最优，推进时代的进步。超前或滞后的调整财政职能，都会为经济社会的发展带来阻碍甚至反作用，因此，必须选择适当的时间对财政职能加以调整。
三、对公共财政的反思
（一）公共财政的基本内涵
关于公共财政的定义，我国众多学者都给出了其个人的理解和观点主张，比较有代表性的学者有安体富（1999）、杨良初（2003）和高培勇（2008）等，他们对公共财政的定义内容基本相同，并没有观点上的冲突和矛盾，本文不再逐一介绍，在此仅引用财政部于2011年在《中国财政基本情况》一书中对公共财政的定义，该定义综合了上述学者的观点：公共财政是指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主要为满足社会公共需要而进行的政府收支活动模式或财政运行机制，国家以社会和经济管理者身份参与社会分配，并将收入用于政府公共活动支出，为社会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保证国家机器正常运转，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秩序，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公共财政具有公共性、非营利性、调控性、一视同仁性以及法制性的特征。
（二）对公共财政的再理解
通过对中西方财政职能的演变和我国公共财政内涵的梳理，我们不得不承认财政是个历史范畴，在其共同的本质属性下，财政职能是不断变化的，且这种变化在财政拥有三大职能的前提下适时进行调整，从而用较为宏观抽象的语句来定义财政，就会显得其理论意义比较偏离实际。本文认为财政应是某个时期内国家（政府）为达到一定的目标，在财政三大职能的指导下而采取的一系列财政手段、主张和政策的综合。由此我们可以将我国公共财政的定义归纳为以下内容：①将满足社会公众所需的公共产品和服务作为目标和基本出发点，重点关注民生领域，提高民众的生活质量；②公共财政的活动只适合在市场失灵的领域发挥作用；③财政活动应该退出竞争性领域；④财政活动不是为了赚取经营利润，其宗旨在于保障最大化的社会利益；⑤财政行为应对市场中所有的经济活动一视同仁，公平对待，不能因经济成分、行业性质、身份地位、国籍、民族等因素而区别对待；⑥通过对财政收支的安排，达到平衡的社会供求，使得经济能够稳定增长；⑦通过一系列财税手段的运用，保障收入分配的公平；⑧政府的财政活动和运作要遵从法律法规的约束和规范，同时要接受社会公众的监督。公共财政已在我国实施了十几年之久，我们既要看到所取得的成果也要面对当前我国的现实情况，也就是以“公共产品”和“市场失灵”为理论基础来界定国家（政府）财政的职能和活动范围，对于人口众多、资源禀赋不均衡的中国来讲，其仅是一个“小财政”，虽是时展的产物，但它并不能解决我国财政中错综复杂的问题。尤其是对于公共财政所主张的一些政策和观点，不论是在过去的十几年中，还是在当前，我们都不敢完全苟同。
（三）对公共财政的反思
首先，公共财政的内在矛盾性。公共财政的职能范围是通过“市场失灵”的理论推导出来的，要求财政活动限制在市场失灵的领域中，为财政职能的发挥划定了一个边界，同时，公共财政还具有财政应有的三大职能，涉及到社会经济的各个领域，这一职能的范围必然要大于“市场失灵”这一领域。可见公共财政的职能与职能范围出现了现实中的不匹配，直接对有效发挥财政职能产生了影响。其次，财政退出竞争性领域尚早。财政应从竞争性领域中逐渐地退出，这一方向是值得肯定的，但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来看，至少在现今及之后一段时期内还不能实现。一是我国的经济结构和产业构架还有待完善，由于市场的逐利性，仅通过市场机制的自发调整是做不到的，必须通过财政的资源配置职能对经济和产业的结构进行调整。二是在未来一段时期内，处于竞争性领域的国有企业依然是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动力，这些企业的转型仍需要较长的一段时间，尤其是在计划经济条件下政府全面干预所形成的国民经济“瓶颈”企业。三是对于民航铁路、邮电通信和城市公共交通等一些自然垄断性质的企业，其为社会提供着最基本的生产和生活条件。政府对这些企业的干预和控制，是对受益区居民提供的一种社会福利，也是财政作用于资源配置公平与效率的重要领域。更重要的是，中国近十年的经济发展并不稳定，经济波动的周期缩短，尤其是在经济萧条的阶段，政府不得不通过财政政策调节经济，这就难免进入竞争性领域。因此，财政活动真正退出竞争性领域还为时尚早，实质上这是一个漫长的过渡阶段。再次，财政营利亦有其合理性。众所周知，由于公共物品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特征，公共产品的消费过程中便会出现“搭便车”的情况，这也就是说对公共产品和服务加以提供是一种“亏本”行为，而以获利为目的的私人部门就不会参与公共产品和服务的生产，这便形成市场失灵区域。由此公共财政论者认为政府只能从事非营利性活动，应以社会利益最大化为宗旨，可惜这种主张出现了“现实不能支持理想”的现象。整个国民经济的命脉是由国有经济主导的，且国家要为巩固和发展国有经济提供保障，那么财政作为政府经济活动的代表，必然要体现国有经济的质量，但是，依据公共财政论者的观点，公共财政只能进入非营利领域，就意味着国有经济是非营利的经济，国家的经济主体是亏损的不良资产，这与我国的经济发展的实际不相符，与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更加不匹配。最后，一视同仁政策的不合理性。一是市场主体不会接受一视同仁的财政政策。我国分别实施了计划经济、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每个经济时期，国家政策对不同的经济成分和市场主体的政策都是不同的，如私有经济的成长经历了压制、鼓励、大力支持的过程，而国有经济的历程刚好相反。从“国进民退”到“国退民进”，各类企业的发展是严重不平衡的，如果实施一视同仁的财政政策，则这些企业就处于起点的不公平，从而为公平的待遇带来不公平的竞争。二是一视同仁的财政对待政策，限制了财政的调控作用。依靠市场自发的调节作用来促进经济和产业结构的合理化存在很大难度，需要通过政府对财政资金的配置进行引导。而一视同仁的财政对待政策，将导致政府使用财政资源时不能偏向任何一方，进而使得财政不能通过“区别对待”来引导经济和产业的发展，限制了财政调控作用的发挥。而当前我国存在着严重不合理的产业结构，针对此现象，必须要通过“政府之手”对财政资源在产业之间进行差别配置，而使其在较短的时间内趋向合理化。可见，“区别对待”的财政政策在某些情况下也是对“市场失灵”领域的弥补。三是国内企业拒绝一视同仁的财政政策。与国外相比，我国的企业在管理水平，技术配套，人才资源等方面还有差距，如果采取无差别的财政对待，必然会导致国内企业竞争力的下降，更无法保证经济持续、健康的发展。虽然我国经济还处于新常态阶段，但我们可以在财政上给予国内企业更多的支持和保护，来培育和促进其成长，增加其与外资企业的竞争力。此时，财政的政治影响也是不可忽视的，绝不能顾此失彼。
（四）小结
总之，公共财政是为了适应市场经济而建立的财政模式，这是基于当时的时代背景，它拥有公共性、非营利性、调控性、一视同仁性和法制性五项特征，意在将公共财政的资金安排和政策主张进行规范化与合理化。本文对公共财政进行再理解，将其归纳为八项政策主张的综合，当然这些归纳只是对公共财政核心内容的提炼，并不能涵盖公共财政的所有内容。然后从四个方面对公共财政的一些政策主张进行了反思，我们发现公共财政的一些内容不能满足我国当今和今后一段时期内的发展要求，也不能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且发挥财政的宏观调控职能更加困难。但不可否认的是，公共财政理论确实对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了一定的成效。我们不能因为计划经济体制将财政职能的范围界定得过于宽泛，避免陷入极端，而把财政的范围限制在“市场失灵”的狭小领域内。当前，我们需要在公共财政的基础上继续开拓出适应时展需要的财政模式，进而提出了一种完全崭新的财政模式———现代财政制度，它不是破空而出的，是在公共财政的基础上加以修正、完善以及创新，从而服务于当前时展需要的新型财政。
四、建立现代财政制度
（一）现代财政制度的内涵
关于现代财政制度的内涵，到现在仍然没有严格统一的界定，学者们对此都有自己不同的观点。高培勇（2015）认为现代财政与公共财政是一脉相承、相互联系的一个整体，二者是不存在矛盾的。王庆（2014）认为现代财政与公共财政包括三点区别即现代财政是指财政的发展问题而非本质问题，核心是实现现代化而非满足公共性，以及提出现代财政是要提升国家的组织能力而非与经济体制转型相匹配。杨志勇（2014）指出现代财政制度是有着特定财政管理机构与治理技术的、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相适应的、且集民主与法治于一体的制度。赵云旗（2016）认为必须要全面认识现代财政制度与公共财政的关系，不能把公共财政与现代公共财政等同起来，一定要正确处理现代财政制度与公共财政两者的关系，以服务于现代财政制度的建立。段炳德（2016）表明现代财政制度应该包含税收、预算、法治财政方面的制度以及有关政府间财政支出责任的财政制度。综上所述，现代财政并不是凭空捏造的一种完全崭新的财政模式，而是在公共财政的基础上加以修正、完善和创新，从而服务于当前时代和社会发展需要的新型模式。第一，现代财政建立的基础是我国尚不成熟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人口众多、资源禀赋差距大、地区发展不平衡等错综复杂的社会背景；第二，现代财政的三大职能依然是资源配置、收入分配和稳定经济。应充分有效发挥其前两项职能，以促进社会公平，并通过财政手段对经济结构和总量进行干预和控制，保证经济稳定持续增长。第三，从满足社会需求的角度出发，对财政的“缺位”与“越位”进行纠正。“缺位”和“越位”是一个相对的内容，随着时代和社会需求的发展变化，两者的内容是在调整的，不能以“市场失灵”作为唯一的依据，应根据我国当前的现实情况确定“缺位”与“越位”的内容，进行恰当合理的调整。第四，应针对我国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内面临的问题，制定相应的政策主张。财政要解决的问题不只包括经济领域，还涉及政治、社会、文化和生态文明等多个领域，需要全方位考虑和部署，做到统筹兼顾。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财政的现代化与国家治理的现代化紧密相连。我们急需结合现代财政制度的内涵和当前全面深化改革的设计思路，建立以“现代性”为取向的财政制度基本框架。要政府与市场、社会以及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展现在现代财政制度基本框架的安排中，构建科学合理的税收制度与高效公开化的预算管理制度，并逐步实现财政法制化建设，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实现打下坚实的基础，从而促进我国新一轮全面深化的改革进程。
（二）建立现代财政制度的基本框架
尽管距离十八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现代财政制度的概念已经有三年多时间，无论是从理论还是实践都充分证明了在当前我国现实经济的背景下建立现代财政制度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更为关键的是，关于现代财政制度的核心与重点，社会各界都对此展开了深入地研究与分析，具体而言，万家瑞等（2016）基于我国目前财政制度存在的问题，提出应从加强财政预算管理编制及促进预算透明化以加快财政法制建设、努力加快税收立法并健全税收体系等方面，推进现代财政制度的构建。岳军等（2015）指出现代财政制度的构建，首先要实现法治财政，并努力加强预算公开透明度，建立合理的税收体系。贾康、龙小燕（2015）、白彦锋等（2015）在“财政全域国家治理”理论框架下，鼓励对预算制度与税收制度现代化，同时大力支持建立事权与支出责任相适应的财政体制以及创新财政投入的机制，进而服务于现代财政制度的建立。还有些学者们如钱巨炎（2017）等从创新、协调等五大发展理念，全面推进小康社会与依法治国等多个角度进行有关建立现代财政制度的研究。由此，本文认为，主要从四个方面简述建立现代财政制度的基本框架：1、建立现代政府预算制度。高培勇（2013）表明现代预算制度是建立现代财政制度的基础。许安拓（2014）认为预算制度是现代财政制度的核心和基础，建立现代财政制度必须首先进行预算制度得改革。国家权利的核心之一就是预算权利，应该在立法与审计机关、政府和政府财政职能部门等各组织机构间对预算权力进行合适的分配，以促进权利相互制约运作体系的产生。要树立正确的预算管理理念，促进预算效率的提高，同时要扩大社会公众在预算管理过程的参与度，促进预算的民主性和透明度。同时，建立跨年度预算平衡机制。2、建立科学合理的现代税收制度。税收即是政府收入的基本方式，也是进行国家宏观调控和收入调节分配的重要手段。当前我国需要进一步优化税制结构，将国家与企业、个人的税收分配关系整理清楚，进一步促进有利于社会公平、市场统一的税制体系的构建，使得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有效的发挥。同时要继续全面推进增值税改革，使房产税的立法和改革进程加速，完善个人所得税征管体制以及国税和地税征管体制等各项税制，补充和完善相关税制的法律建设，推进我国的税收法定原则，保证税收的稳定性和持续性，促进税收调节与资源配置作用的最大化发挥。3、建立事权和支出责任相适应的财政体制。划分事权是财政改革和转型的一个关键，也是使得现代财政制度能够有效发挥的重要先决因素。张学博（2016）认为应清晰的界定中央与地方的事权，同时对事权与支出责任相适应的财政体制加以合理的强化。楼继伟（2013）指明当前在政府职能“不缺位、不越位”的前提下，对政府的事权范围与各级政府间的支出责任进行清晰的界定，构建中央、省、市县三级政府间事权与支出责任体系，使各级政府的事权能够承担相应的支出责任。借鉴以往财政改革的经验教训，彻底划清各级政府间事权与支出责任，需要以法律规范作为保障。4、完善立法，实现财政法制化。马骁、周克清（2014）指出现代财政制度的推进需要制定财政基本法、政府间财政关系法，同时对实体性和程序性的财税法律制度体系加以完善。刘剑文（2017）认为要靠法治方式来进行现代财政制度的构建，进而促进财政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实现。不管改革有多么的睿智，要是没有法律来提供保障，其只能成为历史进程中的一颗流星，细数当达国家的发展史，无不将法治建设作为国家治理的重要工具。尽管我国在财政改革的过程中也对建设法律制度有所强调，但立法工作相对较慢，从而没有建立完备的法律体系，无法做到有法可依。现代财政制度的建立关系到全面深化改革战略部署的实施，务必将法律法规的完备和建设摆在工作的重中之重。实现财政法治化，不仅要实现税收的法定主义，而且要实现预算法定主义、事权划分的法定主义，将财政法治建设作为今后一个时期的动态过程，将有法可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依法治国理念认真贯彻落实到改革的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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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新医院会计制度；固定资产；核算；管理
[DOI]10.13939/ki.zgsc.2016.22.187
会计制度是指针对商业贸易与财务管理进行分类登记、编制与审核、上报的相关制度。从狭义上分析医院的会计是关于医院经济活动的系统性进展和信息分析，将统计的数据总结成报告的过程称为财务会计，一般称这种报告为财务报表，财务报表分为三种，第一种是资产负债表，说明医院的资产和债务；第二种是损益表，报告医院的总收入情况、开销、获利或者亏损；第三种是现金流动表，分析现金流进和流出医院的情形。为了医院内部经营管理的需要而作的报告称为管理会计。固定资产是指单位价值在规定限额以上，使用期限超过一年，在长期使用中能保持原有物质形态的劳动资料和消费资料，一般分为生产性固定资产和非生产性固定资产。本文将简单介绍新医院会计制度和固定资产，分析固定资产核算与管理的问题，并提出个人见解。
1 新医院会计制度和固定资产的定义
2011年，著名会计准则主讲专家袁小勇出版了代表作《新医院会计制度》，全书内容新颖，讲解全面而精确，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该著作的第一章论述了新医院会计制度的十大变化，即调整了制度的适用范围；突出权责发生制，全面提取固定资产折旧；规范了国库集中支付会计核算；同时体现预算和财务两种信息；将科教资金纳入收支管理；完善医院成本核算体系；将基本建设项目纳入医院会计“大账”；配合新医改，药品收支不再单独核算；解决了净资产严重不实的问题；完善医院会计报表体系。
医院的固定资产包括医疗设备仪器、机械、病房和建筑物等，也就是医院为了正常运营、提供服务而持有的使用时间超过一年的非货币性资产。
2 医院固定资产核算与管理的问题
2.1 固定资产采购体系不完善
目前，医院固定资产核算与管理还存在一些问题，最主要的是作为重要固定资产之一的医疗设备仪器采购的核算与管理问题。医院更新或者购买固定资产的资金通常来源于专用基金，如果专用基金余额不足又得不到政府财政资金的支持，就会严重限制医院的发展。医院的正常运营必须采购大量的医疗设备，在采购过程中，大多数医院都是由财务部简单编制采购计划书，并交给财务部管理人员进行复核，审核通过后，由财务部签订采购合同，合同要规定采购内容、名称、数量、规格技术要求、交付时间以及付款模式、违约办法等；签订合同后，由医院的监督机构进行跟踪监督合同执行与货物验收；最后由财务部进行货款结算以及供应商登记，这样做虽然可以加强对固定资产的管理，但是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医院的采购成本，影响医院的经济效益。而且，医院对固定资产的评价体系有问题，选择固定资产供应商时，仅以价格作为评价标准；和供应商的合作主要集中交易关系上。从长期战略来看，这种价格判断法对医院获取长期稳定和优质固定资产货源是十分不利的。这种合作关系造成的竞争多于合作，致使固定资产采购与核算管理的不确定性增加，阻碍合作的通畅进行。
2.2 医院核算固定资产的技术方法有待优化
医院在核算固定资产过程中采用的技术相对落后，很多医院没有采用新医院会计制度所提倡的先进技术与会计管理模式，财务与会计混为一体，核算固定资产时仅以单位价值为基准来进行判断，这种方法并不科学，严重影响核算质量，不能正确反映固定资产的实际价值。
2.3 会计师的专业水平不高
医院固定资产核算与管理对会计师的专业素质要求很高，但是部分会计师的专业水平有限，不能熟练运用现代管理会计来进行固定资产核算与管理工作，爱岗敬业意识不足，不能保证固定资产的安全质量。
3 新医院会计制度下固定资产的核算与管理策略
3.1 完善固定资产采购体系
在采购医疗设备时，医院的财务部应该与质检部相配合，财务部负责核算成本、付款等相关程序；采购完毕后再由质检部进行固定资产质量检验，做好固定资产的验收工作，提高医院的固定资产管理效率，降低采购成本，提高医院的经济效益。而且，医院不能只使用专用基金来购买医疗设备。医院应使用现代管理会计来核算医院固定资产，现代管理会计与财务会计相并列，注重改善医院内部财政经营管理，优化经济资源的信息系统，研制先进的计算机会计软件。现代管理会计主要包括执行会计和决策与计划会计，决策会计是决策与计划会计的核心内容，充分利用所掌握的信息资源，深入地分析各种方案，可以权衡利害，做出正确的判断，从而选择最佳方案，实现决策目标。决策是计划的基础，计划相当于财务预算，是用货币的形式核算医院固定资产，预算固定资产的运营现状及其经济效益，并汇总预算体系。执行会计的前提基础是决策与计划会计，更加重视医院固定资产消费经营项目的进度、过程和收益，会将医院固定资产的年度预算的各项指标进行分解、落实和具体化，并建立责任会计体系。
3.2 优化医院核算固定资产的制度与模式
优化医院核算固定资产的技术方法，首先要挖掘财务会计的职能，需要构建更加完整的财务会计理论体系，建立会计电算化宏观管理模式，拓宽财务会计理论研究领域。为了适应新医院会计制度，需要重构财务会计理论体系，制定与新医院会计制度相适应的财务会计理论，形成有结构层次的理论体系。完整的财务理论体系应包括会计概念结构框架、会计基本理论和会计应用理论三大基本理论。要注意医院的固定资产并非永久不变的，不能只根据固定资产的价格或者使用时间来制定标准，必须做好固定资产折旧的计提工作。
新医院会计制度要求建立会计电算化宏观管理模式，从而规范医院的各项经济管理制度，约束医院的监督机构和决策机构。建立简介管理型的会计宏观管理模式，促使会计准则体系更加成熟化、科学化。必须制定新医院会计法、企业会计电算化准则、会计职业道德规范以及会计工作人员的资格与监督体系等。
另外，医院要拓展财务会计的职能，即拓宽财务会计理论研究领域，需要综合探究会计基本理论、管理会计、财务会计、电算化会计、成本会计、审计、财务管理等方面的理论体系，而且要吸收西方的先进会计理论。目前，会计理论界在基本理论问题方面已不再只注重文字表述，而是更加注重学术认识在电算化会计中发挥的作用。财务与会计必须一分为二，财务管理是医院固定资产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新医院会计制度下的财务管理属于职能管理部门，承担着财务工作，促使财务发挥应有的价值与作用。但是，会计不是职能管理部门，只有提供综合性财务信息的权力和职能，无权干涉财务。此外，要注意推动医院内部审计制度趋向成熟化与科学化，发挥管理会计的职能，建立医院内部固定资产管理制度、自我监督机构与自我约束、自我调控的理论体系。
3.3 提高会计师的专业素质
医院必须加强会计师队伍建设的质量，完善以注册会计师为主体的自我监督与咨询服务体系，注重提高会计师的专业素质，对会计师进行定期培训，引导他们树立爱岗敬业精神，不断提高自身的专业技能。会计师要辅助医院进一步完善财务制度与会计制度，使其规范化、科学化，还要从新医院会计制度建设出发，协调医院各部门和各科室的关系，可以用现金流量表来代替财务状况变动表。
4 结 论
综上所述，医院会计制度是指针对医院的商业交易与财务管理进行分类登记、编制与审核、上报的相关制度。医院的固定资产主要包括病房、建筑、医疗设备。目前，医院在固定资产的核算与管理工作中还存在一些必须解决的问题，因此，医院应使用现代管理会计来核算医院固定资产，发挥管理会计的职能，推动医院内部审计制度走向科学化；将财务与会计一分为二，注重提高会计师的专业素质，这样才能全面贯彻落实新医院会计制度，做好固定资产的核算与管理工作。
参考文献：
[1]王靖，逢青，李贝贝.浅议医院固定资产信息的真实性对医院净资产的影响[J].医院管理论坛，201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