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3-21 11:19:28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票据法论文，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关键词】票据越权；构成要件；责任归责
一、票据越权概论
（1）票据越权的概念。票据根源于民事，是民事制度在票据单行法中的具体表现。所谓票据越权，指票据人以本人的名义进行的超越权的票据行为。（2）票据越权的表现形式。票据越权的表现形式是指票据超越权限在行为方式上的具体表现。主要有三种：一是提前票据到期日的票据越权行为。该类行为侵犯了本人的期限利益，可能会侵犯本人提前支付票据金额而造成利息的损失，并且不适当地增加了本人的票据义务。二是改变票据付款地的票据越权行为。三是增加票据金额的票据越权行为。增加票据金额的票据越权是实践中最常见的越权形态，我国《票据法》主要规定了此种形式的票据越权行为。票据法理论界探讨越权制度基本上也是基于这种情形展开。
二、票据越权的构成要件
（1）形式要件。根据有效票据的要式性、文义性特点，票据越权作为超越权的票据行为本质是票据行为。票据越权的形式要件包括书面、签章，在此基础上再完成票据法定的款式记载以及向权利人交付。（2）实质要件。票据越权的构成还包括实质要件，这是从权限的角度考察票据越权的构成。票据越权的实质要件包含两层含义：一是人具有权。人和被人之间存在着实质和有效的关系，这是发生越权的前提，如果人不具有权，则属于无权。二是人代为实施的票据行为超越了的权限。这是越权的根本性含义，超过权限而给被人增加了负担，则构成越权。
三、票据越权的归责
（1）违背票据金额不可分性原则。一是越权部分说，又称分别责任说。明确划分本人与越权人的责任范围，被人应就其授权部分承担责任，越权人应就其越权部分负责。该说优点在于比较公平合理地分配票据责任，符合民法的过失分配原则，但明显违背了票据金额不可分原则，也不具有很强的实践操作的可能性。二是全额责任说，又称“有限度的连带责任说”。该说主张由越权人承担全部票据责任，只有在票据金额部分或全部不获清偿时，才由被人就其授权部分负责。该说的优点是倾向于合理保护持票人的票据权利的实现，但同样在人无能力清偿时会破坏票据金额的不可分性。（2）不违背票据金额的不可分性原则的。一是本人无责任说。其目的是保护被人的利益。该说的优点在于持票人求偿程序简便，并维护票据的不可分性原则，但过于加重人的责任，忽略票据越权中有权限部分的授权，也无法保障持票人完全求偿的可能性。二是连带责任说。即本人和越权人对第三人承担连带票据责任。该说的优点在于比较充分的保护持票人的利益，但是将越权视为被人和越权人的共同行为，不符合票据制度的本旨。三是本人责任说。其主张应由本人先就全部票据金额承担责任，然后再通过民事责任程序，向越权人追偿其越权部分的金额。该说的优点是以本人较强的偿还能力维护持票人的利益并充分维护了票据的不可分性原则，不足之处在于严重侵犯了被人的权益，放纵了有过错的越权人。四是无权人全额责任说。该说主张由越权人先就全部票据金额承担责任，然后再通过民事责任程序向本人追偿其授权范围部分的金额。
四、完善我国票据法越权责任归责的设想
我国《票据法》第5条第2款规定：“人超越权限的，应当就其超越权限的部分承担票据责任”。遗憾的是没有规定具体的责任承担方式。在《票据法》修法准备完全成熟并提上日程之前，首要之务可以对《票据法》第5条做出司法解释。全额责任说、越权部分说，因违背票据法票据金额不可分性原则的而与现《票据法》基本立法精神相冲突，连带责任说因越权行为不可能是本人和人的共同行为而违背连带责任制度的本质，故排除在考虑的范围之外。在发生票据越权的情况下，其可以向人或是本人中的任何一方提出票据记载全额的支付请求，其中一方在全额支付后依民事途径向另一方追偿超额部分，这是《侵权责任法》不真正连带责任向《票据法》的延伸。这种设想：不违背票据金额的不可分原则，又完全符合现《票据法》第5条第2款的文义，是该条文在具体权利救济方式上的设想，且选择权的方式有助于持票人在票据金额上足额行使票据权利，保护持票人的利益；最后民事途径的追偿有利于本人和越权人在各自的义务范围内合理分配责任。
参 考 文 献
关键词：票据付款人；审查义务；形式审查 ；重大过失一、质疑的提出
票据付款人经谨慎审查确认票据形式不存在问题，对非真实权利人的持票人予以付款，构成善意、有效的付款，其即使为错误付款仍可依法免责。该规则的理论基础和法律依据为《票据法》之“付款人的善意支付”。中国人民银行《支付结算办法》与我国《票据法》立法精神相一致，认为付款人对票据的审查义务仅为形式审查义务，其对错误付款承担法律责任仅限于存在恶意或重大过失。根据该办法第17条的规定，银行对付款提示之票据应进行“善意且符合规定和正常操作程序审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票据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票据纠纷规定》”）第69条也对票据付款人的审查义务作出了规定。该规定将付款人及其付款人在付款时是否审查出伪造、变造的事实作为认定付款人是否存在重大过失的标准。这与《票据法》第57条、《支付结算办法》第17条的规定具有明显差别。事实上，审查票据是否伪造、变造已属于实质审查范畴，这也就意味着票据付款人负有票据实质审查义务。对票据进行实质审查固然能增强票据信用，强化对票据权利人的法律保护，但同时将明显加重付款人的法律责任。付款人若要完全履行该实质审查义务，将需更加全面地配备可准确识别伪造、变造技术的高新技术防伪设备，并需要进一步地完善防伪措施。笔者认为，《票据纠纷规定》将未审查出伪造或者变造的情形认定为“重大过失”的规定涉嫌违法越权，其合法性与合理性令人质疑。
二、对票据付款人审查义务具体标准的探讨
各国票据法一般会对票据付款人审查义务的具体标准进行规定，我国也不例外。根据《票据法》第57条之规定，票据付款人的审查义务包括两方面：一是审查背书的连续性，二是审查提示付款人的合法身份证明或者有效证件。在票据法基本原理上，付款人的审查义务一般包括三个部分：一是形式审查，二是实质审查，三是附带审查。[1]
（一）关于形式审查义务
有学者认为，票据付款人的形式审查义务主要包括两项：一是对票据自身的形式审查，即审查票据在形式上是否为合法有效的票据；二是对持票人进行的形式审查，即审查持票人在形式上是否为合法权利人，通常称背书连续的审查。[2]
一般而言，票据的形式审查事项包括票据样式和格式、票据记载事项、票据更改情况、票据签章和金额；对持票人的形式审查主要指审查背书是否连续。各国法律一般都会对票据的形式审查事项作出具体规定，如票据样式和格式，票据的绝对必要记载事项以及票据签章要求等；背书连续，顾名思义是指背书前后相接，未曾中断。由于背书连续是持票人证明自己为合法权利人的依据，因此法律要求最后持票人必须为所有连续背书的最后被背书人，否则付款人应依法拒绝付款。
（二）关于实质审查义务
实质审查，是指付款人对票据取得的合法性、票据记载事项的真实性等问题进行审查，从而确定持票人是否为真正的票据权利人。一般而言，若票据付款人对票据承担实质审查义务，将严重影响票据流通功能与支付功能的实现。“各国票据法之所以规定付款人的审查义务仅限于形式审查，不包括实质审查，这无非是为确保票据的流通及支付功能。”[3]如今票据及持票人的真实性与合法性辨识难度巨大，实质审查已远远超出一般付款人的能力范围。因此，让付款人承担实质审查的义务显得极为苛刻与不公平。正因如此，我国《票据法》与其他大多数国家的立法一样，规定付款人仅负形式审查之义务。“这种审查仅限于票据的外观形式，以票据的无因性、要式性和文义性为基础，不涉及票据外的事实和关系。”[4]
（三）关于附带审查义务
对票据以外的相关事项的审查称为附带审查，这种审查与上述两种相比稍显特殊，法律对该审查一般予以特殊规定。正如有的学者指出，“这种审查义务在性质上和效力上都与形式审查和实质审查不同。由于其对合法有效的付款行为的成立与否关系重大，故票据法给予特别规定。”[5]我国《票据法》也对付款人的附带审查义务进行了规定。根据第57条第2款的规定，付款人及其付款人应审查提示付款人的合法身份证明或者有效证件。在票据实践中，不法分子假冒他人名义，使用票据骗取贷款的现象时有发生。附带审查可在一定程度上防止此类行为的发生。然而，“在付款人未进行附带审查或未认真进行附带审查而发生重大过失，使当事人因他人冒领票据而受到损害时，票据付款人仅仅依其过失程度相应地承担票据外的过失赔偿责任，而不再承担票据上的再次付款责任。”[6]因此，附带审查的作用更多体现为防范假冒和骗取贷款的行为，对付款人要求的是提示与注意义务，并不发生票据上的效力。
三、《票据纠纷规定》第69条的问题与完善
如前所述，《票据法》规定票据付款人对票据及持票人承担的是形式审查义务。然而，《票据纠纷规定》第69条实际上规定了付款人的实质审查义务。付款人一旦未能审查出票据存在伪造或变造事实，即使其为善意付款行为，其仍将被认定为存在重大过失，不免除其对票据真正权利人的票据付款责任。笔者认为，该规定违反了我国《票据法》对付款人审查义务标准的规定，其对“重大过失”进行了不合法的扩大解释，有越权违法之嫌。对此，我们在司法实践中应该谨慎对待，从严解释该条的规定，并应启动相应的修改程序，对该条的规定进行重新修订与完善。
《票据纠纷规定》第69条存在的问题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扩大了对“重大过失”的认定标准。正如上文所述，《票据法》只要求付款人审查背书的连续性和提示付款人的身份证明，并未要求付款人对票据的真伪承担实质审查义务。在法理上，只有具备相当知识或者经验的人才能尽到的注意义务，一般人未尽到该义务不应认定为重大过失。显然，不论何种原因，只要付款人未审查出票据上存在伪造或变造事实就认定其存在“重大过失”，这显然有违一般法理。
其次，与票据法基本理论不相符合。票据法基本理论认为，票据具有流通性，流通性是票据之第一要义。
实质审查是对票据流通性的极大破坏，严重地损害了票据的流通效率。票据行为独立性也是票据的重要特征之一。如果付款人以票据存在伪造、变造为由拒绝付款，将直接否定票据行为的独立性，票据的流通性更无从谈起，这将使立法对票据独立性与流通性的设计变得毫无意义。
其三，不符合世界各国的票据立法实践和惯例。票据付款人的形式审查义务已经在世界各国票据法中得到普遍地确立。由于实质审查义务不利于票据的流通，甚至有可能会摧毁整个票据制度，因此各国票据法普遍摒弃了实质审查义务立法模式。只要付款人“对于背书在形式上连续之汇票付款者，即可免责也”。[7]根据《日本票据法》的相关规定，付款人对背书是否连续完整负审查义务，付款人对背书人的签名无审查义务。此外，《日内瓦统一汇票本票法》的相关规定亦是如此。由此可见，一般而言，法律只要求付款人对背书是否连续承担形式上的审查义务，对于背书人签名等票据记载事项之真伪则不具有审查之义务。
最后，关于该规定在具体实务中的可操作性问题。在具体的实务操作过程中，票据几经转手，要求付款人在当天内其对所有背书人的签名真伪承担审查之责实属强人所难。若票据付款人因不堪负担票据真伪审查义务之重，导致大量付款人不能依法及时付款，将对整个票据流通秩序产生重大的影响。
总之，《票据纠纷规定》第69条之规定不仅将降低票据的流通性，还将加重付款人的票据责任。该规定对《票据法》第57条之突破过分强调维护票据安全、保护票据权利人利益，这无疑将损害整个票据制度的健康运行。因此，《票据纠纷规定》第69条有必要进行修改，重新确立起付款人形式审查义务。具体而言，可参照《票据法》和《支付结算办法》的相关规定对其作如下修改：“付款人或者付款人应充分、谨慎地履行识别伪造、变造的票据所要求的形式和流程，并充分、谨慎地履行核查身份证件信息所规定的程序和流程。付款人或付款人违反前款所规定之义务而错误付款的，属于票据法第五十七条规定的重大过失，给持票人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承担相应责任。付款人或者付款人承担责任后，有权依法向伪造者、变造者追偿。”
四、结语
在形式审查、实质审查与附带审查义务三大审查义务的框架下，笔者从《票据纠纷规定》与《票据法》、《支付结算办法》对于票据付款人应承担的审查义务具体标准的不同规定入手，对《票据纠纷规定》规定的审查义务的具体标准提出了质疑，同时认为我国票据付款人仍应继续坚持形式审查标准。针对《票据纠纷规定》第69条规定中的问题，笔者提出了自己的修改建议，以期统一法律认定标准，实现立法规定和司法实践之间的合理协调。（作者单位：华东政法大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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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梁天宁.论票据付款人的审查义务标准[J].湖南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3（4）：77.
[4]姜建初.票据法[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15.
[5]王小能.票据法教程[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260.
论文摘要：承兑是汇票特有的制度，理论与实践都确认了汇票承兑自由原则。本文对该原则提出了质疑，认为当付款人与发票人之间存在充足资金关系的前提下，付款人基于合同法上的先契约义务有承兑汇票的义务，否则应承担拒绝承兑所导致的发票人的损失。对汇票承兑实践与立法规定的出入，笔者也提出了解决建议。
随着商品经济的逐渐繁荣票据日益成为市场经济中支付、结算、融资的不可或缺的工具。汇票是一种委托他人支付的票据，到期日的多样性是它的重要特点，正是这一特点使它的信用和融资功能远远高于支票和本票，在市场交易中的地位也更为突出。
汇票的自由流通和兑现与汇票的承兑密切相关。由于在汇票中所说的委托付款，是一种指示或命令，是出票人所为的单方法律行为，所以付款人的付款义务是不确定的。承兑的意义就在于确定汇票上的权利义务关系。不难看出，承兑对持票人利益的实现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本文对汇票承兑的若干问题谈点粗浅的看法。
一、关于承兑自由原则的思考
理论与实践都确认了汇票承兑自由原则，即（1）汇票持票人请求承兑自由，持票人可请求承兑，也可不请求承兑，其不因没有请求承兑而丧失票据权利；即使在特殊情况下，如汇票属于必须承兑，持票人会因没有请求承兑而丧失对其前手的追索权或无法行使付款请求权，但请求承兑仍就不成为持票人的义务。（2）汇票付款人承兑自由。汇票上的付款人经发票人在汇票上记载后，便取得在汇票上进行承兑的地位；但付款人不一定要承兑，没有承兑的付款人不负任何票据法上的责任。对于承兑自由原则的第一层含义，笔者没有异议；但对于第二层含义，则表示质疑。
付款人如拒绝承兑，势必严重损害发票人的利益。首先，发票人发出的汇票被拒绝承兑，发票人的商业信用将受到损害；其次，汇票被拒绝承兑后，发票人则成为被追索的对象。因被追索的金额往往大于汇票金额，则发票人经济上将受到损害；再者，汇票被拒绝承兑，也使票据便捷、迅速、安全的功能丧失。这一系列不利后果均源于付款人拒绝承兑，而付款人此时却不负任何责任。
当付款人与发票人之间存在预约关系，即民法上的合同关系时，可按民法上的合同关系来追究付款人拒绝承兑的法律责任。但是，若发票人与付款人之间事先不曾有预约关系，或预约关系根本无法追究付款人拒绝承兑的情形，又将如何呢？笔者认为，绝对的承兑自由实难周全保护发票人的利益，也有害于票据功能的发挥。
票据承兑的法律性质，通常有三种观点：一是单方法律行为说；二是命令接受说；三是承诺说。单方法律行为说认为，承兑是付款人的单方法律行为。
单方法律行为是根据当事人一方的意思表示成立的法律行为，其特点是不需依赖他人的意思即可成立。显然，将承兑看成是付款人的单方法律行为是不妥当的。首先，承兑必须依赖发票人对付款人的指定；其次，承兑的内容如支付的金额、支付的时间等，是由发票人决定的；最后，承兑还必须依赖于持票人的承兑提示。
命令接受说认为，承兑是付款人接受发票人的支付命令的表示。命令接受说容易使人认为付款人与发票人之间存在一种服从与被服从的关系，付款人的意志受制于发票人的意志；而实际上，付款人如拒绝承兑，将不承担任何责任。既然发票人的命令对付款人没有任何的约束力，那又从何谈起是个命令呢？倒不如说是个请求。
承诺说认为，承兑是付款人的一种承诺，是汇票的付款人接受出票人的付款委托，同意承担支付汇票金额的义务而将此项意思表示以文字记载于汇票上的行为。我国《票据法》采纳此说。如《票据法》第38条：“承兑是指汇票付款人承诺在汇票到期日支付汇票金额的票据行为。”在这里，我们应该区别承诺与承兑这两个概念。承诺是一种普通民事行为，而承兑是一种票据行为。在免为承兑的汇票中，付款人仍有一个付款承诺的过程，但无付款人的承兑。在持票人提示承兑时，如付款人并不在票据上签字盖章，而是通过其他方式出具到时付款的承诺，则不能认为是付款人对票据的承兑。承兑是付款人的承诺，该项承诺究竟系付款人对发票人的“支付委托”承诺，还是对持票人的“付款请求”承诺？
笔者认为，采纳对发票人支付委托的承诺比较妥当。其理由是票据的流通性，即请求承兑的持票人不一定是最终受款人，如把承兑看作是对持票人付款请求的承诺，容易使人认为付款人与承兑提示人之间建立了一种“合约关系”；而一旦付款请求人不是承兑提示人的话，付款人就会产生行使对人抗辩权的错误观念。同时，付款人承兑的内容如付款金额、支付时间等是由发票人记载确定的。在这里，我们确定了承兑是付款人对发票人支付委托的承诺。在民法上，受要约人对要约是否作出承诺，这是受要约人的自由；受要约人可为承诺也可拒绝承诺。但是，应注意到，在民法上，受要约人拒绝承诺并非在任何情况下都不承担任何责任；在特定的情况下，受要约人对要约人承担一种先契约义务。这种先契约义务表现为要约人与受约要人相互协力、保护、通知等；若受要约人违反此先契约义务而导致要约人受到损害，则受要约人就应承担相应的损害赔偿责任。反映在票据法上，笔者认为付款人在一定条件下同样对发票人应承担先契约义务，即对票据进行承兑的义务。以下几点分析能对笔者的论点提供更为有力的支持。
第一，我国法律允许通过票据的方式进行经济往来，发票人运用票据来清偿债权债务是其一项权利；但如付款人能够无正当理由而拒绝承兑的话，则是变相地否定或限制了票据的流通与使用。这显然是与法律的规定相悖的，并侵犯了他人的权利。正基于此，法律规定允许票据流通使用的同时，赋予了付款人对票据承兑的义务。
第二，付款人只是在一定条件下承担承兑的义务。而一定的条件是指付款人承兑的义务以享有相应的权利为基础。其权利表现为发票人应向其提供充足的资金关系；如发票人没有向付款人提供充足的资金关系，则发票人将构成自身义务的违反，付款人将不承担对发票人的先契约义务，即付款人无承兑的义务。此时付款人拒绝承兑将不承担责任。当然，此时付款人仍可为承兑，但此时付款人的承兑应视为付款人的无因管理行为。综上，当发票人已向付款人提供充足资金关系时，付款人有承兑的义务。这里应强调的是，充足的资金关系应是明确肯定的。若付款人认为发票人已向付款人提供了充足的资金关系。
第三，在一定条件下的付款人对票据承兑的义务，将有助于票据的流通与推广使用，也有助于交易的安全与迅速。最后笔者建议，我国票据法应增加以下内容：票据付款人无正当理由拒绝承兑，应承担因其拒绝承兑所造成的发票人的损失。当付款人与发票人预先有协议，就付款人拒绝承兑时的责任承担有约定时，则两种责任即票据法上的责任与民法上的责任竟合，允许当事人选择。
二、提示承兑期限
汇票持票人提示承兑期限在《票据法》中已有明确规定。如第39条：“定日付款或出票后定期付款的汇票，持票人应当在汇票到期日前向付款人提示承兑。”第40条第1款：“见票后定期付款的汇票，持票人应当自出票日起1个月向付款人提示承兑。”第3款：“见票即付的汇票无需提示承兑。” 转贴于
关于提示承兑期限，有以下几点应予明确：
（一）提示承兑期限是票据到期前追索权的预定期间或不变期间。持票人于此期限提示承兑，则享有对其前手的期前追索权；反之则不得享有期前追索权。这应与票据权利消灭期限相区别。在票据权利消灭期限过程中，票据权利本身已实际存在，期限经过则导致已实际存在的票据权利胜诉权消灭。由此可知，票据权利消灭期限的目的是维护与原有法律关系对立的新的社会关系，系属诉讼时效，可以延长、中止、中断。而在承兑提示期限过程中，期前追索权事先并不存在。在此期限中提示承兑，能享有期前追索权；反之，则不享有期前追索权。由此可知，提示承兑期限的目的是为了维护原有的法律关系。因此笔者认为，提示承兑期限系属除斥期间，不能发生中止、中断、延长等情形。
（二）提示承兑期限的经过，丧失的是期前追索权。即在票据到期前如被拒绝承兑时的追索权，付款请求权并不因此而丧失；同时，票据到期时行使付款请求权如被拒绝付款，发生期后追索，持票人仍可行使期后追索权。
（三）提示承兑期限的经过，丧失的是对汇票出票人在内的所有前手的期前追索权。
三、汇票承兑的实践操作
根据《票据法》的有关条款，提示承兑的提示人是持票人，提示承兑的对象是需要承兑的汇票。但是，根据《支付结算办法》和《支付结算会计核算手续》的有关规定，有两种与上述规定有所不同情形，也是实践中的通常做法。第一种做法是银行在汇票用纸上而非汇票作出承兑，第二种做法则是出票人在签发完汇票之后与向收款人交付汇票之前要求付款人承兑。
首先，这两种做法都与承兑的基本概念即由收款人或持票人而非出票人向付款人提示汇票要求承兑，而且第一种做法还违背了票据的文义性、要式性原理。其次，以损害票据法的整体功能为代价而追求促进银行承兑汇票的流通性，其价值取向值得商榷。最后，在两种做法的操作过程中，如果所谓的汇票在向收款人交付之前丧失，由谁作为权利人采取救济措施、由谁承担损失都成为问题和争议。
笔者认为，从其他方面加强规范，也完全可以达到增强汇票流通性的作用。例如，在出票人与付款人签订有承兑协议的情况下，只要在基础关系的法律责任承担上规定付款人在不按协议承兑时赔偿出票人所有直接和可以预见的损失，就足以督促付款人按约承兑，促进商业汇票的流通性。
四、汇票被拒绝承兑或拒绝付款后持票人的权利
在正常情况下，汇票的持票人在票据到期日时即可从付款人或付款人的人处得到承兑，实现付款从而使票据权利义务得以最后圆满消灭。但是付款人有适当理由时也有权拒绝承兑，如前所述，付款人的拒绝承兑的权利是付款人规避风险的屏障。相对应的，法律也赋予了持票人以追索权，即持票人有权在特定情况下以全体票据债务人为追偿对象，请求偿还票据金额、利息及费用。
目前，票据在社会中的作用举足轻重，市场经济的运转离不开票据的有效流通。票据之所以具有如此魅力，关键在于它的多种功能，特别是信用功能和融资功能。承兑作为汇票权利义务确定化的必经程序，其制度完善的意义不言而喻。当然，充分发挥票据信用功能和融资功能还应当从多方面着手，如应当允许远期票据包括远期支票、汇票、本票的存在；通过有关资信机构建立票据使用人的信用制度，等等。从而，使我们的社会更加具有效率，市场经济更加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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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吕来明主编.票据法前沿问题案例研究.中国经济出版社.2001.
[论文关键词]空白背书;空白补充权;外观理论
案情：A公司出具银行承兑汇票一张，票面金额100万元，付款银行为洪山支行，收款人为B公司，汇票到期日为2008年12月2日。B公司收到上述银行汇票后背书转让给C公司，C公司背书转让给D公司，D公司背书转让给E公司，E又转让给有色金属厂。后有色金属厂以该汇票不慎丢失为由向鼓楼区人民法院申请公示催告，康威包装厂在规定时间内申报权利，2008年8月5日，鼓楼区人民法院作出民事裁定书，裁定终结公示催告程序。康威包装厂所持票据中记载D公司背书转让给日日包装公司，日日包装公司背书转让给康威包装厂，但这两次转让过程中汇票的“被背书人”一栏均无记载。有色金属厂随即向法院起诉，要求被告康威包装厂返还票据。一审法院认为被告所持讼争汇票上的背书不具有连续性，被告不享有票据权利。原告系非经背书转让取得讼争汇票，但其已提供连续的证据证明其是该汇票最后的合法持有人，故其要求确认讼争汇票上的权利归其所有并返还该票据，符合法律规定，予以支持。一审判决之后，康威包装厂补记了空白背书中两个被背书人名称，之后提出上诉。二审认为二审法院经审理认为：上诉人在本案一审程序中出示的讼争汇票显示其中两处被背书人栏为空白，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票据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十九条规定持票人仅有权就其作为被背书人的空白背书进行补记，故一审认定讼争汇票背书不连续是正确的。故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司法实践中法院对空背书的态度一目了然，但其是否恰当值得探讨。笔者认为通过本案应该重视两个问题，一是本案讼争空白背书票据的效力问题;二是康威包装厂作为空白背书票据最后的持票人，其空白补充权的范围应如何认定。
一、空白背书票据的效力及存在价值
（一）空白背书的效力
在上述案例中，一审法院并未适用《票据法》第十三条直接否认空白背书的效力，而是通过背书不连续这一理由否认空白背书的效力。那么在直接承认空白背书有效的国家如何认定背书连续？从上述国家的相关规定我们可以看出，对于空白背书的连续性的认定采取反向推定的方式，即后一背书的背书人视为前一背书的被背书人。
总之，不管是日内瓦法系和英美法系均直接肯定了空白背书的效力，并不需要经持票人将空白补充后才生效。笔者认为我国也应该借鉴日内瓦统一汇票本票法的相关规定，在票据法中直接承认空白背书的效力。
（二）空白背书票据存在的价值分析
运用规范分析的方法很容易发掘出空白背书在理论及实践中的巨大价值。法的规范分析是法学方法论中的重要方法，它对于完善立法具有重要的意义。它以价值为核心范畴，以“应当怎样”为其研究的出发点，以立法者的眼光看待法的现状，指明法律的发展方向。运用法的规范分析方法来研究空白背书，可以发现其中主要价值有两个，即效率与正义。
1.空白背书票据的效率性。一般来说，有意思自治就有效率。众所周知，意思自治原则体现于法律行为制度中各个层面，行为主体无疑是自己利益的最佳关注者，也最懂得如何将自己的利益最大化，每一个合法契约的达成都将导致各方当事人效用的增加，体现意思自治原则的效率。
2.空白背书票据的正义性。如果每一个票据的受让人均需要通过考察票据的原因关系，识别该票据是否曾经存在空白背书之后再决定是否接受该票据，必然使票据无法流通。无法识别意味着不能禁止其存在。所以，对空白背书的法律效力评价并不会阻止其产生。其次，空白背书被补充后对于行使票据权利没有任何障碍。
二、空白补充权
本案中最值得关注的问题即康威包装厂对所持票据的空白补充权问题，而在空白背书理论中，空白补充权也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概念。
（一）空白补充权的性质
“形成权属一种辅助权能，权利主体享有法律上之力。”空白背书在补充权人完成补充后，外观主义就拟制其为完全票据，票据权利从此产生。不同学说下，补充权是否为空白背书的生效要件以及如何认定补充权，见解不同。
1.补充权主观说。补充权主观说从票据签名人的视角审视补充合意的有无及内容，主张认定补充权应根据签名人与相对人之间的、在票据之外的、授予补充权的合意。
2.补充权客观说。与补充权主观说相比，补充权客观说忽略了签名人补充权授予的意思，而是从证券的外观出发，考察是否具有补充的可能性。客观上能为补充，则空白背书即有效。这种客观基于两个事实，其一是空白背书中有背书人签名;其二是欠缺被背书人记载。由此二者可推断出可以补充。因此，可以认为，就客观说而言，空白背书生效要件并不含“须有补充权的授予”，该要件不过是另外两个要件的当然结论而已。客观说认为，补充权的内容抽象且无限制。
3.折中说。补充权折中说是主观说客观化的理论。其逻辑起点是须有补充权，从属主观说。但认定补充权的存在则依票据的外观，又从属于客观说。因此，折中说理论同样认为，补充权的内容是抽象且无限制的。折中说的不足之处在于，它采取拟制授权意思的存在，而且是一种法律上的确定推定。
（二）补充记载的权限和形式
本案中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即康威包装厂是否有权补记两个空白背书处的背书人名称。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票据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十九条的规定，持票人只有记载自己名称的权限。但笔者认为，将持票人的补充权内容限制在仅可以补充自己的名称，对补充权的理解过于狭窄，最后持票人应有权补记票据上所有背书人的名称。对于该问题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来分析：
票据背书人将补充权授予受让人的方式，各国法律及实践中均为做出任何限制。通说认为，该种授权可以是明示的基于书面或者口头形式进行，甚至对于背书人的“默示授权”也可以是一种有效的授权方式。背书人在票据上签章以后以其交付给他人，此处的交付行为就是一种典型的默示授权。
【关键词】证券；类别；分类；体系化；标准
【正文】
民商法学理论上，与证券有关的概念数量众多，分层别类，实为繁杂。尽管各种证券法、票据法著作无一例外的对该问题进行了或多或少的探讨，但各家学说不一，且对于各种证券相关概念的介绍更多的是流于形式，并未起到应有的提纲挈领作用。笔者试图综合各家学说，通过将不同的证券概念纳入不同层次的方式，进行逐级类型化，最终提出具有概念体系意义的证券类型化理论，作为证券权利客体制度与证券法律制度的理论接口，并厘清证券分类方式的适用规则和证券性质的描绘规则。
一、证券类别体系化的思路与目标
（一）证券类别体系化的思路
证券类别体系化的思路，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证券树型结构分层与同层证券分类。笔者将各种体系化指标区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用于按照层级化的方法对证券种类进行体系化，称为“证券分层”；另一类是用于对不同的层级证券内证券的区分，称为“证券分类”，两者结合，构成整个证券分类体系。证券分层是一种树型结构，逐级展开而没有交叉；证券分类则是在证券分层的不同层次，从不同的角度对该层次证券进行的分类，具有交叉性的特点。各种学说对于证券的体系化之所以显得混乱，其主要原因在于只注意到了各种证券分类的交叉性，而没有区分其层级性。以票据为例，有学者列出了票据的十种分类属性：设权证券、有价证券、金钱证券、债权证券、文义证券、要式证券、无因证券、流通证券、提示证券和缴回证券。[1]另有学者列举了九类属性：设权证券、要式证券、文义证券、无因证券、金钱证券、债权证券、提示证券、缴回证券和流通证券。[2]考虑到后者所称证券实际上是指有价证券，二者对于同样的列举内容竟然作了完全不同的顺序排列，凸现出证券分类体系的混乱性。另外这样的罗列方式如果不考虑证券性质的层级性，根本没有任何意义。部分教科书甚至没有区分证券种类与证券分层、证券分类，也可能造成一定的混淆。[3]因此本文首先希望通过构建分层体系，再对每一层级的证券适用不同的分类标准。
第二，分层标准选择与同类型合并。证券分层标准实际上也是一种分类标准，只不过是作为整个证券类型化体系的主干。证券分层体系在每一下级层级可以选择的路径很多，分层路径的选择具有目的性。证券分层体系不是为分层而构建，而是通过这种分层体系的构建将重要的证券类型，按照类型化的层次，将法律规定的对象逐级剥离出来，纳入最后展开层级，成为某些法律制度的调整对象，需要指出的是，传统民法以货币证券（票据）为分类核心，随着资本证券市场的不断发展，现在的分类体系已经呈现出货币证券和资本证券两大分类核心。在同层证券的分类上允许树型展开结构之外的多种分类标准存在，但每种标准必须保持其一致性。按照每一分类标准进行的分类同时决定了该分类项的排列顺序。对于统一标准下的同类型进行合并，减少不必的分类项以避免混乱。
第三，二分法与多重划分相结合。同一层级上的分类可能存在典型的二分法与不典型的多重划分的多种选择。凡是对证券的二分法，均是以其中一类为分类核心，通过某一分类指标，将另一类证券排除开，凸现剩余部分的重要性，并作为下一层级分类的上位概念。多重划分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某一分类标准实质上存在一定的渐变性质，因此可能同一标准下区分出两个以上的类型。另一种情况是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二分法交叉适用的结果，只是分类上的习惯，显现出同一层级上的多重划分。对于每一种证券分类的方式，首先应该判定其分类方法的实质，才能够把握其分类的效果。无论是二分法还是多重分类，只要坚持一条单一而不交叉的分类路径，就能够获得另一个重要的分类效果——分类结果的平面化，即将不同分类层次的被排除项与最后一个层次的分类项并列起来，不会产生交叉。第四，以法律规定为导向，兼顾商业习惯。对于证券种类的确认和分类以法律明文规定为导向，避免分类的过于理论化而脱离了实际运用的目的。这种分类的指导方式最重要的价值在于每一种分类在其适用的层次上，都能够与某种法律制度相对应，保证其实用性，这一点与物的分类原理是相通的。有学者根据证券表彰的权利是否具有财产性，将证券分为财产权证券、非财产权证券，后者典型如会员卡、出席证。[4]这种分类并没有对应的法律调整规范与之对应，因此本文也不纳入分析框架。分类过程中也应兼顾商业习惯，尤其对于有价证券、证券等用语的称呼，保持其用语方式的前提下，用广义与狭义的概念进行区分，例如区分广义证券和狭义证券，广义有价证券和狭义有价证券。更为重要的是，整个证券分类体系实质上是以广义有价证券为构建核心，而这个概念的内涵实质上是列举式的，即以实现商业交易作为纳入广义有价证券的标准。因此，即使在学理上部分证券具有广义有价证券的属性，由于商业交易习惯的限制，仍然不纳入广义有价证券体系中去，避免由于强制性的理论分类导致与实务的脱节，这一点在彩票、大额存单、代金券和请求交付一定范围内的不特定物的商品券[5]上表现得特别明显。这些证券都具有一定的有价证券的特征，但如果纳入广义有价证券分类体系，将大大冲击分类的科学性与合理性。
（二）证券类别体系化的目标
证券类别体系化的目标，包括基本目标和理想目标两个层次。基本目标是构建一个体系化的证券分类体系，包括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兼容通说对各种证券分类的判断。笔者试图协调各种《证券法》、《票据法》教科书、专著、论文对于证券分类的各种描述，在确定与合并不同称谓同一所致的分类前提下，以通说对于各种证券类别的分类描述作为研究的考察目标。第二，用不完全归纳方法构建证券层级。在确定证券分类的通说前提基础上，推定将要构建的证券分类体系能够确保兼容通说的分类，用不完全归纳的方法，反向推导证券应有的层级和每一层级上的分类。第三，基于证券层级和分类检验体系正确性。将通说认定的各种证券分类纳入建立其的证券分类体系进行检验，确保每一层级的确立和层级上分类方式与通说相同。同时对于尚未定性的疑难证券分类和部分可能存在争议的分类提出我们的建议，另外也将揭示一些证券较为被忽略的分类属性，以确定与该类证券分层和分类所对应的法律制度的适用性。
理想目标是通过该分类体系定义证券类别。如果本项研究能够到达上述基本目标，所带来的体系效应就是每种证券按照层级递进和同级分类并列交叉的方式，一定能够筛选出一定数量的分类属性用于描绘某一实际的证券种类。那么，对于证券的分类描述将体现出三个体系强制特点：第一，描绘顺序上应该按照上下层级递进关系进行，这样能够逐步缩小分类的范围，便于相应法律制度的适用。第二，在同一层级上，不同的分类标准通过交互分类的方式，能够将下一层级的分类对象较为清晰的区分出来，但同时也可能出现空项。空项的出现提示了新的证券种类诞生的可能。第三，通过这样的方式定义出的证券类别，应该是唯一确定的，否则应该引入新的分类标准，或者是分类体系上出现了问题。因此某种意义上讲，证券分类的理想目标同时也是检验证券分类体系构建的最严格标准。
二、证券层级的区分与展开
根据上述体系化思路和目标，经过笔者的分析，拟将整个证券体系分为四个层级：第一层级是证书与广义证券的区分；第二层级只针对广义证券展开，分为特殊证券和广义有价证券两类；第三层级在特殊证券和广义有价证券体系中分别展开，其殊证券分为金券、资格证券、信用证券和其他证券四种，广义有价证券包括物品证券和狭义有价证券两类。第四层级在狭义有价证券中展开，分为资本证券和货币证券，其中货币证券主要是指票据，资本证券包括股票、债权以及各种证券衍生品种。具体分类方式及其说明如下：
第一层级之一：证书
史尚宽先生认为，与私法上之权利义务有关系的书据都可以被称为证券，按其在法律上之效力，大致可以分为二类乃至三类，即分为证书与有价证券之二类或与起外加上资格证券一共三类。[6]证书与广义证券的区分，是划定证券范围的最基本路径。对此谢怀栻先生提出了两种区分方式：按照“作用说”，证书只有证明作用，与权利本身没有关系，而证券是行使权利的充分条件。按照“结合说”，证书只是从权利以外来证明权利的存在，不与权利相结合，所以行使权利与持有证书无关。而证券是权利与证券凭证的结合。[7]需要指出的是，部分台湾学者所说的“证权证券”，如所有权状，实质为证书。[8]而许多关于有价证券的文献中，均提到了保险单，实际上保险单只是一种合同书，属于证书而已。
第一层级之二：广义证券
我国学术界通说认为，广义的证券包括金券、资格证券和广义有价证券三类，这种分类的标准是证券凭证与权利的结合程度。如果是按照这样的分类方式，则证券的分类排列顺序应该是金券、广义有价证券和资格证券，只是因为证券分层体系的目的性，需要将资格证券剥离出来，突出广义有价证券的地位。具体来说，金券与证券权利密切结合，不可分离。广义有价证券与证券权利只能经过特殊程序分离，与金券一样，都是行使权利的充分必要条件；资格证券与证券权利实际上可以通过其他证据证明分离，因此是行使权利的充分非必要条件。
我国台湾地区学者对于证券的研究，一般是重宽泛的角度理解，几乎所有与权利有关的契据、凭证都可以被称为证券，只不过以广义有价证券为研究主体，其他证券只是陪衬。[9]例如曾世雄先生认为，证券，实质上乃表彰私权利之书据。准此以言，凡纸张记载一定之文字，足以表彰私权利之法律关系者，不问其名称为饭票、车票、电影票、提货单、仓单、房屋所有权状、土地所有权状、门票，均为证券。[10]因此有台湾地区学者提出，有价证券之外另有特殊证券，包括证明证券、免责证券、现金证券、信用证券。[11]所谓证明证券，实际上就是证书；所谓免责证券，实际上就是资格证券；现金证券大致相当于金券。这样的观点实质上是将多层分类平面化后，将有价证券突出出来，而没有显示出证券类别体系化应有的结构，但有两点可借鉴之处：第一，将信用证券独立出来，指称仅具有供应信用功能的证券，如银行发行的信用证、信用卡。第二，使用了特殊证券的概念，凸现出了广义有价证券。我们建议，借鉴这种分类方法，略加改造，在第二层级，将广义有价证券单独分离出来，特殊证券再进行分类，便于在广义有价证券领域进行更加技术性的展开。
第二层级之一：特殊证券
特殊证券包括传统民法所称的金券、资格证券以及信用证券，这三种列举式的类别自成一体。另外，对于商事交易上未纳入广义有价证券分类的其他证券，作为开放的体系存在。
第三层级之一：金券
传统民法认为的金券又称金额券，是标明一定金额并为特殊目的而使用的、证券形式与证券权利密不可分的证券，其典型形式是邮票和印花。一般认为，金券具有三个基本特征：第一，证券形式与证券权利密不可分；第二，金券是为特殊目的而使用的证券形式，如邮票用于信件邮寄，印花则只为缴纳印花税而使用；第三，金券由国家或国家授权机构制作，在形式上具有标准化和一律化的特点，任何其他机构或个人无权随意制作或随意变更其记载的内容。事实上，后两者都是对邮票和印花的总结，只有权证密不可分才是金券的本质特征。
需要指出的是，货币不是金券。有部分学者认为，货币，特别是纸币属于金券。[12]笔者倾向于赞同谢怀栻先生认为的纸币本身就是财产，而并非代表财产，[13]同时也认为，货币的本质是一般等价物。[14]至于金券和货币本身的某些类似性，只不过是适用规则的类似性而已。
第三层级之二：资格证券
资格证券[15]是表明证券持有人具有行使一定权利的资格的证券，凡是持有并出示证券者，被推定为享有并有资格行使权利的人；拒绝向持券人履行义务的，须提供确切证据。若法律有特别规定的，且证券持有人能以其他方式证明其权利人资格，则无须持有证券即可行使权利。学者列举的资格证券典型包括银行存折、车船票、存车票、行李票等，笔者认为可以进一步分为积极资格证券和消极资格证券。积极资格证券即服务证券，即证券义务人对证券权利人有提供一定服务义务之证券。[16]如车船票、门票和购物票证（如粮票、布票等）。其中，购物票证有时被称为无价证券，如山西省交城县1962年购物分值卡片背面便印有“本证系无价证券，不记名，不挂失，允许互相转让，妖严禁倒贩买卖”等字样。[17]消极资格证券即保管证券，如银行存折、存车票、行李票等。
第三层级之三：信用证券
所谓信用证券，是指仅具有信用功能之证券，而不具备有价证券流通之本质，如银行信用证和信用卡。[18]
第三层级之四：其他证券
本类别用于安排一些难以纳入传统类别的证券，例如彩票、无记名大额存款单等。不少学者认为，彩票属于一种有价证券，[19]其理由是彩票上的权利与彩票密不可分，因而彩票不属于资格证券或者免责证券，进而认为彩票不属金券，因此就是有价证券。[20]这种论证的逻辑较为混乱，按照该作者的思路，既然权利和凭证密不可分，应该被认定为金券而非有价证券。现行的《彩票发行与销售管理暂行规定》、《中国福利彩票管理办法》和《中国体育彩票管理办法》都将彩票定性为“有价凭证”，实际上难以纳入以资本证券和货币证券为分类核心的广义有价证券系统。鉴于我国首部《彩票管理条例》已经提上国务院议事日程，并有望于明年出台，[21]建议坚持这种表述，避免不必要的纠纷。无记名大额存款单具有类似性质。
第二层级之二：广义有价证券
广义的有价证券是记载和反映财产权利的证券的总称。如《瑞士债务法》第965条规定“有价证券是一切与权利结合在一起的文书，离开文书即不能主张该项权利，也不能将之移转于他人”《蒙古民法典》第78条第1款规定：“有价证券是证明偿还一定数额之金钱的请求权、已在股份公司投资并因此享有的收益权，以及对财产及法律规定的其他财产权的接受和处分权的文件。”[22]广义有价证券包括狭义有价证券和物品证券两类。狭义有价证券又称金钱证券，物品证券又称为非金钱证券，作此区分，应该是针对物品证券而作，主要是解决传统民法的给付不能问题。[23]
第三层级之一：物品证券
物品证券，也称为“商品证券”、“货物证券”，是指针对特定商品拥有提取请求权的证券，它表明证券持有人可凭证券提取该证券上所列明的货物，其典型类型包括提单、仓单。
第三层级之二：狭义有价证券
商品经济高度发达的时期，有价证券成为了信用手段，因此狭义有价证券，包括货币证券和资本证券，实际上就是商事信用工具，这才是法律关注的重点对象，又根据其功能[24]分为货币证券和资本证券。事实上，为了强调二者的区分，理论上还创造了完全与不完全证券、绝对与相对证券、短期与长期证券等多个维度的分类方式，对此后文有详细分析。第四层级的分类实际上就是证券分类的核心。
另外，还存在更为狭义的资本证券概念，仅指代表对一定资本所有权和一定利益分配请求权，而不包括债券。考虑到“国务院依法认定的其他证券”可能是债券，也可能是狭义资本证券，因此本文不再对资本证券作如此区分。
第四层级之一：资本证券[25]
资本证券就是常说的狭义证券，是指资金需求者通过直接融资方式向资金供应者直接获得资金后，向资金提供者签发的证券。资本证券作为独立证券类别，关键在于其直接融资功能，是不完全、相对证券，是一种长期信用工具。根据《证券法》第2条，我国法上的不完全证券包括以下六大类：
第一类，股票。根据《公司法》第126条第2款的规定，股票是股份有限公司签发的证明股东所持股份的凭证。
第二类，公司债券。公司债券是指公司依照发行程序发行的、约定在一定期限还本付息的有价证券。
第三类，政府债券。政府债券是指中央或者地方政府为了筹措财政资金，凭借其信誉按照一定的程序向投资者出具的、承诺到期偿还本息的格式化债权债务凭证。
第四类，证券投资基金份额。基金是一种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集合投资方式，即通过发行基金单位，集中投资者的资金，由基金托管人托管，由基金管理人管理和运用资金，从事证券和产业投资。投资基金分为产业基金和投资基金，我国尚未颁布产业投资基金法。基金还可分为契约型（信托型）基金和公司型基金，我国目前尚未准许设立公司型基金，契约型基金适用《证券投资基金法》和《信托法》的规定。《证券投资基金法》同时规定了开放型和封闭型基金两种类型。
第五类，证券衍生品种，包括权证、存托凭证（DR）和期货交易合同等。权证是指标的证券发行人或其以外的第三人发行的，约定持有人在规定期间内或者特定到期日，有权按约定价格向发行人购买或者出售标的证券，或者以现金结算方式收取结算差价的有价证券。权证赋予权证持有人的是一种选择的权利而不是义务，权证持有人可以根据市场请自主选择行权还是放弃行权，且无须对自己的选择承担违约责任。权证按照其权利类型分为认购权证和认沽权证。认购权证，又称认股权证，即看涨权证，是持证人在一定期限内，以确定价格购买一定数量普通股份的权利凭证。认沽权证就是看跌期权，认沽权证的意义是，权证发行人承诺在行权期内，认沽权证持有者可以按事先约定的价格把某个股票卖给权证发行人，权证发行人必须以事先约定的价格买入股票。存托凭证（DR）
存托凭证通常是指由一国之存托银行收集并保管本国投资者于境外投资所获得有价证券后，向该等投资者发行的代表投资者对原始有价证券享有证券所有权的流通证券。
期货交易是相当于现货交易而言的，期货交易是指买卖双方成交后，按契约中规定的价格延期交割。在期货交易中买卖双方签订合同，并就买卖证券的数量、成交的价格及交割期达成协议，买卖双方在规定的交割时期履行交割。该合同本身可以作为交易的对象，是一种证券衍生品种。
第六类，国务院依法认定的其他证券。国务院通常通过如下三种方式认定其他证券：第一，国务院直接制定和行政法规认定其他证券；第二，国务院授权机构，如中国人民银行，制定和行政法规认定其他证券。第三，国务院授权机构个案认定其他证券。
第四层级之二：货币证券
货币证券是替代货币进行支付和结算的有价证券，实际上就是“票据”，是指代表定额货币支付请求权的有价证券。[26]尽管不同学说对于票据的概念有不同的认识，本文所说的票据是指我国《票据法》规定的汇票、本票和支票三种。票据是一种完全、绝对证券，是短期信用工具。
三、不同层级上证券的分类方式及其对应的法律制度
在不同层级之上，理论和实务上对于证券还有其他分类方式，这些分类方式是依托于证券层级展开的。不同层级上的分类方式主要有以下种类：
（一）广义证券的分类方式
广义证券层级上的分类方式，主要包括技术性分类和从广义证券中分离出票据的分类方法两大类：
第一大类：技术性分类。对广义证券的技术性分类主要包括以下两种：第一，要式证券、非要式证券。按证券的做成方式是否必须依照法定形式作成才能产生效力为标准，证券可分为要式证券和非要式证券。要式证券通过对证券格式的要求达到一定的格式控制，确保其安全性和流通性。第二，流通证券、非流通证券。按照证券能否在社会上以公共性规则，进行公开的流通为标准，证券可分为流通证券和非流通证券。能在社会上依公共性规则进行公开流通的证券，为流通证券，如上市的股票、债券等；不能依公共性规则在社会上公开流通的证券，为非流通证券。有学者认为，流通证券是英美法概念，是指得以背书或者交付而转让的证券，其范围较有价证券为窄。[27]这就证明流通证券与非流通证券的分类是广义有价证券之上层次的技术性分类方式，在特殊证券中也同样适用。
第二大类：从广义证券中分离出票据，主要包括以下三种：第一，“狭义的有价证券”与“广义的有价证券”。谢怀栻先生将“狭义的有价证券”等同于“完全的有价证券”，将“广义的有价证券”等同于“不完全的有价证券”。[28]前者实际上是最狭义的有价证券，特指货币证券即票据，后者实际上就是指资本证券和物品证券以及资格证券，但不包括金券。这种分类方式实际上也是试图将票据从其他证券中分离出来。
第二，设权证券与证权证券。依证券形式与证券权利设定之间的关系，可将证券分为设权证券和证权证券。设权证券是指证券所代表的权利本来不存在，而是随着证券的制作而产生，即权利的发生是以证券的制作和存在为条件的。设权证券实质上是指票据。票据签发前，当事人之间虽可有债权债务，但出票人签发票据，为持票人设定了一个请求票据上载明的债务人“无条件支付一定金额”的权利，此种权利，与签发票据前的债权债务彻底独立，是“新生之权”。证权证券，是指旨在证明证券权利的证券。证权证券仅具有证券权利的证明作用，即使证券遗失或毁损，若有其他证据能够证明权利人享有证券权利，权利人依然可以行使证券权利。典型的证权证券包括提单、仓单、记名股票等。
第三，无因证券与有因证券。所谓无因证券，又称为“不要因证券”，是指证券效力与作成证券的原因完全分离，证券权利的存在和行使，不以作成证券的原因为要件的一类证券。“有因证券”，又称为“要因证券”，是指以作成原因的有效性为证券有效的必要条件的证券。为了保持证券的无因性、法律上限制了证券上的抗辩种类，限制当事人在授受证券时进行审查的权利和义务。一般认为，无因证券就是指票据，[29]而其他证券，包括股票、债权、提单、仓单等都是有因证券。
（二）广义有价证券的分类方式
在广义有价证券上的分类方式是最为复杂的，包括以下五种：
第一，记名证券、指示证券、无记名证券、选择无记名式证券与证券流通方式。这是对于有价证券最为基础性的分类方式。一般认为，记名证券是指证券券面上记载权利主体的姓名或名称的证券。无记名证券是指证券券面上不记载权利主体姓名或名称。无记名证券的持有人被推定为证券权利人，得依照法律或相关规则的规定行使证券权利。指示证券是指由权利人以指示性文句确定的权利主体，通常使用于票据法领域，其规则类似于记名证券。除了上述三种权利人确定方式之外，还有一种复合变体，即选择无记名式证券，证券上记载“权利人或持票人”为权利人，这种证券在使用上与无记名证券相同。[30]这种分类的效果区分主要体现记名证券与无记名证券之间，包括三个方面：第一，流通性。首先，记名证券具有“认人不认券”的特点，流通性相对较弱；无记名证券有“认券不认人”特点，往往具有较高程度的流通性。第二，安全性。记名证券的行使依照证券持有人与证券权利登记人的一致性加以判断，提高了证券的安全性；无记名证券则依行为人持有证券券面的事实加以认定，不排除持券人并非合法持有人。第三，证券遗失后果。记名证券遗失或毁损的，可依照诉讼法规定的公示催告程序，申请注销原证券并补发新证，但无记名证券则不挂失，即使有充分证据证明证券遗失，也不补发新证。与记名证券、无记名证券对应的法律制度是证券的移转方式，记名证券通过背书方式转让，无记名证券通过交付方式转让，因此记名证券也被称为背书证券，无记名证券被称为交付证券。
第二，物权证券和债权证券、社员权证券。依证券上所载权利为标准，广义有价证券可分为债权证券、物权证券及社员权证券，这是一种依托民法学理论对财产权分类的分类方式。[31]所谓债权证券，即以债权作为客体的广义有价证券。物权证券是指以物权作为证券表彰内容的证券形式。“其内容虽系以证券所记载货物之交付为目的之债权；但其证券之交付，与物品之交付有同一之物权的效力。”[32]此时，从物的流通角度来讲，被记载于证券上的货物已由提单、仓单及载货证券所代替，具体物已表征化为有价证券。在我国法律中，提单、仓单是典型的物权证券。所谓的社员权证券，即是社员权的证券化，典型的就是股票，是股权的证券化。关于债权证券与免责证券的关系是值得探讨的理论问题，传统民法认为免责证券与资格证券是同义词。例如在谢怀栻先生的经典分类中，对于有价证券的举例仅限于票据和各种债券，且在其阐述的“资格证券”与“有价证券”中均提到“持有证券的人可以凭证券向义务人行使一定的权利，义务人（依照证券负有义务的人）向持有证券的人履行义务后即可免责”的共同点。[33]按照谢怀栻先生自己的阐述，债权的有价证券包括三类：（1）以请求金钱为债权内容的金钱证券，包括票据和各种债券；[34]（2）以请求交付物为债权内容的物品证券，如仓单、提单，以及请求交付一定范围内的不特定物的商品券。（3）其他给付为债权内容的有价证券，如车票、电影票等。[35]但后文又提出仓单和提单兼有物权的有价证券性质，[36]因此笔者建议按照合并同类型的分类思路，确认“免责证券”等同于“债权证券”，后者恰恰揭示了“免责”的含义，这样有助于消除由于分类标准不同造成的混淆，减少分类上的困惑。有学者认为作为娱乐场所门票的“磁卡”是有价证券，同时又是免责证券，[37]实际上就混淆了这两种分类的层级，因为免责证券必然是广义有价证券，但又可能不属于狭义有价证券。
第三，政府证券、金融证券和公司证券。一般认为，按证券发行主体的不同，证券可分为公司证券、金融证券和政府证券，事实上还存在个人证券，如个人支票，但一般关注较少。公司证券是指公司、企业等经济法人为筹集投资资金或与筹集投资资金直接相关的行为而发行的证券，主要包括股票、公司债券、优先认股权证和认股证书等。金融证券是指银行、保险公司、信用社、投资公司等金融机构为筹集经营资金而发行的证券。主要包括金融机构股票、金融债券、定期存款单、可转让大额存款单和其它储蓄证券等。政府证券是指政府财政部门或其他机构为筹集资金，以政府名义发行的证券，主要包括国库券和公债券两大类。这种分类的法律意义在于发行条件不同。公司证券发行条件最为严格，政府证券最为宽松。[38]
第四，上市证券与非上市证券。按证券是否在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交易，证券可分为上市证券和非上市证券。上市证券，又称挂牌证券，是指经证券主管机关批准，并向证券交易所注册登记，获得在交易所内公开买卖资格的证券。非上市证券，也称非挂牌证券、场外证券，是指未申请上市或不符合在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条件的证券。上市证券流通必须遵守证券法及证券交易所置顶的严格交易规则，非上市证券的交易规则相对简单扼要。[39]第五，资本证券与非资本证券的区分。资本证券与非资本证券的区分，是一种对于广义有价证券区分物品证券、货币证券和资本证券三类基础上，将资本证券独立出来的技术性分类，包括如下几种区分方式，实质上也是对应的法律制度：
第一，集中发行（公共）有价证券和个别发行（商业）有价证券，前者相当于资本证券，后者相当于物品证券和货币证券。
第二，文义证券和非文义证券，这是按照证券上权利与所载文义之间关系的分类。一般认为，证券上权利的内容仅依证券记载确定，对于证券的善意取得人，证券义务人不得以证券上未记载事项相对抗，此种证券即为文义证券。文义证券实质上就是物品证券和货币证券，而资本证券就是非文义证券。
第三，提示证券与非提示证券。提示证券是指证券持有人向债务人请求履行证券上的义务时，必须向债务人提示其证券的有价证券。提示的意义在于让义务人人知晓权利人证券上的权利而便于履行，因此如果持有人未提示其证券而请求履行义务，债务人不因到期未履行而负迟延责任。提示，分提示承兑和提示付款，主要适用于物品证券和货币证券，而不适用于资本证券，因此也是区分资本证券与非资本证券的一种方式。
第四，缴回证券与非缴回证券。缴回证券又称“返回证券”，是指证券持有人只有交出证券才能受领给付的有价证券。实务和理论上很少有人作此区分，只是在对于物品证券和货币证券的描绘中，正面使用这一描述。而从理论上讲，资本证券行使权利无需缴回证券，因此，也可以认为这是一种资本证券与非资本证券的区分方式。
第五，以证券之给付人为标准，非资本证券可以分为自付证券与委托证券，资本证券不存在给付问题，不适用这种分类，这也是资本证券与非资本证券的一种区分。前者为证券发行人自己为给付者，如仓单、提单、本票等。后者乃委托他人为给付者，如汇票、支票等。正式由于存在委托证券，才又出现了承兑的问题。承兑是指票据付款人承诺在票据到期日支付汇票金额的票据行为。
（三）狭义有价证券的分类
狭义有价证券的分类方式主要有以下两种：
第一，完全有价证券与不完全有价证券，也称绝对证券与相对证券的分类。按照证券上权利的独立性，学理上将狭义有价证券分为完全有价证券和不完全有价证券。[40]所谓非完全有价证券，又称为“相对证券”，是指民事权利的设定或者行使、转让无须与证券形式相结合的有价证券。在最典型的意义上，非完全有价证券之持有人的权利取得或产生，无须与证券形式相结合，但证券权利的行使和转让应以持有证券为必要。所谓完全有价证券，又称为“绝对证券”，是指凡是民事权利的设定、行使和转移都必须与证券行使相互结合，并以证券行使的存在作为前提的证券。因此，完全有价证券作为对私权的表彰形式，其证券形式与证券权利在权利设定、行使和移转三方面具有密不可分的关系，这种证券也称为“绝对证券”。叶林教授认为，在理论上，同时符合上述三个属性的证券，事实上仅指票据。学者常表述不完全有价证券是证权证券，而不是设权证券，实践中常见形态就是资本证券。[41]而一般认为货币证券具有设权证券和完全证券性质，资本证券则是证权证券和非完全证券。这些表述似乎让人误解为完全有价证券既然是特指票据，者就应该是广义证券中分离出票据的方法，其实不然。“完全”与“不完全”的这种分类，实际上仅用于狭义有价证券的分类，而不适用于物品证券，也不适用于其他广义证券，只有这样，得出的结论才能够与上文从广义证券中分离出票据的方法保持理论上的一致性。
第二，短期信用工具与长期信用工具的区分，这实际上是一种会计学上的分类。票据属于短期信用工具，在货币市场上，一定条件下可以转让和流通。以债券、股票等形式存在的资本证券，属于长期信用工具，在资本市场上，可以流通，具有交易价格。习惯上，人们通常所说的证券，是指资本市场上的债券、股票等长期信用工具，资本市场也因此称作证券市场。
（四）货币证券（票据）的分类方式
所有的有价证券制度，在票据上都发展到了极点，表现得最为典型，所以票据法就成为了现代证券法的核心。[42]因此许多有价证券的分类，实际上都是专门为了指称票据而作的。有学者认为，我国主流民法教材[43]认为的有价证券是设定并证明某种财产权利的文书的观点是错误的，混淆了有价证券、设权证券和完全有价证券混淆了，认为有价证券与设权证券是交叉关系。其理由在于引用德国法分类，认为与设权证券相对的是宣言证券，并举例遗嘱和记载不动产物权之移转或设定之书面文书。并认为设权证券记载的权利并不都是可移转的权利，甚至并不都是财产权利，因此认为设权证券不必是有价证券。[44]笔者认为，遗嘱和不动产物权变更文书，都属于证书而不是证券，不应该纳入证券考虑。而非财产权的设权证券，更是不知所指，非财产权包括人格权和身份权，二者似乎不能以证券方式设定。因此，设权证券实际上就是专指票据。无怪乎该文作者也承认：事实上大部分有价证券都不是设权证券，如股票、公司债券、提单、仓单等。不过，若干有价证券（如票据）因同时兼具设权证券之性质，学理上称之为完全有价证券。[45]如前文所述，完全有价证券实质上就是指票据。有关票据的分类方法又分为票据内部体系的技术分类与票据种类自身的分类两大类：
第一大类：票据体系内部的技术性分类。许多被学者提到的分类方法，实际上是仅针对货币证券的技术性分类，用于区分出支票、汇票和本票等实际运用的票据种类。适用于各种票据的常见分类方式主要是几种：第一，支付证券与信用证券。[46]以票据的性能，即票据的授受是依据信用还是依据现实资金关系，以及票据的支付期限为标准，票据可分为信用证券和支付证券。以金融机构信用为基础的票据是支付证券，即支票；以发票人自身信用为基础的票据是支付证券，即汇票和本票。第二，通常有价证券和准有价证券，其分类标准是有价证券之形式是否完备。证券上记载之文字，足以形成证券法律关系者，是为通常有价证券；证券上记载之文字，尚须补充方可形成证券法律关系者，为准有价证券，例如空白授权票据。[47]第三，即起证券和远期证券。理论上讲，汇票和本票除见票即付外。还可以另外指定到期日，但我国《票据法》只规定了即起汇票与远期汇票，本票仅限于见票即付。
第二大类：各种票据种类自身的分类。还有一些证券的分类，则更纯粹的是汇票、本票和支票自身的不同种类，已经不能作为分类方式来使用，如根据常见的不同标准，汇票可以分为银行汇票与商业汇票、光票与跟单汇票、一般汇票与变式汇票等，本票可以分为银行本票和商业本票、国内本票和国际本票，支票可以分为普通支票、保付支票、划线支票和转帐支票。票据的种类受到法律的限制，例如目前我国只有银行本票，而没有商业本票，支票只有普通支票、现金支票和转帐支票等。
四、证券分类方式的适用规则与证券性质描绘规则
（一）不同层级分类方式的适用规则
笔者建立本证券分类的目的，是为了厘清不同层次上各种分类标准的关系，因此不同层级的分类方式本身也必须统一适用证券类别体系化带来的体系化效应。不同层级证券分类方式的适用规则主要包括以下几条：
第一，上级分类方式可用于本层级和下级分类。按照证券分类层级展开的证券类别体系，其主要效果之一就是区分不同分类方式的适用层级，层级越高的分类方式，自然可以适用于本层级和下级分类各个层级中的各种证券分类和证券类别。一些适用性可能在单独列举时候被学者忽略，但通过体系化的解读，我们能够将一些高层级的分类方式，引入到某些证券类别上，同时引入的就是这种分类方式所对应的法律制度。
第二，下级分类方式不能适用于上级分类方式中其他类别。与第一条规则相反的，就是下级分类不能适用于上级分类中的其他类别。以广义有价证券为例，适用于该层级的分类方式，如记名证券、无记名证券，物权证券、债权证券和社员权证券，政府证券、金融证券和公司证券等分类方式，都无一例外的可以适用于物品证券和狭义有价证券，进而适用到资本证券和货币证券，但这些分类却不能适用于任何一种特殊证券，更不可能适用于证书。特别需要注意的是，尽管记名与无记名的法律技术可以适用于部分特殊证券，但这种法律技术与广义有价证券意义上的记名和无记名证券的含义是不同的，后者与相应的法律制度和交易制度相联系。作出这种层级区分恰恰是为了保证这些法律制度和交易制度运作的纯洁性。
第三，同一层级上不同分类方式的交叉适用规则。包括分层标准在内的同一层次上的不同分类方式，对于该层次以及该层次下的所有证券分类和类别都可以交叉适用。其基本规则是，在每一种分类方式中只能选择一种类别，分类标准之间不能混淆。
（二）证券性质描绘规则
上述不同层级分类方式的适用规则，同时也适用于证券性质的描述，能够解决证券性质描述中的层次、顺序和数量问题，并避免错误和混淆。笔者建议，按照分类层次从高到低、同一层次以分层方式为主的顺序排列对证券的描绘，未涉及则不列，如记名、无记名等技术性类别。以票据为例，应该包括三个层次的性质描述：第一层级：要式证券、流通证券、设权证券、无因证券；第二层级：狭义有价证券、债权证券、个别发行证券、文义证券、提示证券、缴回证券；第三层级：金钱证券、完全有价证券（绝对证券）、短期信用工具。对于各种不同的票据种类，在票据性质的基础上，再增加描绘：支票是委托证券、支付证券，本票是自付证券、信用证券，汇票是委托证券、信用证券。这样才不至于遗漏，也不会发生混淆。
【注释】
[1]参见梁宇贤：《票据法新论》（修订新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0－22页。
[2]王志诚：《票据法》，台湾元照出版公司2004年版，第52-58页。
[3]参见叶林：《证券法》（第二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1－16页。
[4]曾世雄、曾陈明汝、曾宛如：《票据法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8页。
[5]参见谢怀栻：《票据法概论》（增订版），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10页。
[6]史尚宽：《有价证券之研究》，载郑玉波主编：《民法债编论文选辑》（下），我国台湾地区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84年版，第1361页。
[7]参见谢怀栻：《票据法概论》（增订版），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4页。
[8]曾世雄、曾陈明汝、曾宛如：《票据法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8页。
[9]参见范中超：《证券之死——从权利证券化到权利电子化》，知识产权出版社2007年版，第21页。
[10]曾世雄、曾陈明汝、曾宛如：《票据法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页。
[11]王志诚：《票据法》，元照出版有限公司2004年版，第16-20页。
[12]张谷：《商法，这只寄居蟹——兼论商法的独立性及其特点》，载高鸿钧主编：《清华法治论衡－法治与法学何处去（下）》（第6辑），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13]谢怀栻：《票据法概论》（增订版），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3页。
[14]参见杨立新、王竹：《论货币的权利客体属性及其法律规制》（未刊稿）。
[15]传统学说认为“资格证券”与“免责证券”系同一所指，本文研究后认为，“免责证券”范围更大，参见后文。
[16]张谷：《应久庆诉上海杰西公司案的法律分析》，中国民商法律网。
[17]/mini/shopstation/SHOP/detail.asp？table=供应票&id=76517。
[18]王志诚：《票据法》，台湾元照出版公司2004年版，第19-20页。
[19]韩世远、邢军：《彩票合同四题》，《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3期。
[20]韩世远：《彩票的法律分析》，《法学》2005年第2期。
[21]参见《问题探讨：彩票立法值得期待》，《工人日报》2007年12月9日。
[22]海棠、吴振平译：《蒙古国民法典》，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年版，第31页。
[23]参见曾世雄、曾陈明汝、曾宛如：《票据法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4页。
[24]董安生：《票据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4页。
[25]参见叶林：《证券法》（第二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8-25页。
[26]参见董安生：《票据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4页。
[27]谢怀栻：《票据法概论》（增订版），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9页。
[28]参见谢怀栻：《票据法概论》（增订版），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9页。
[29]参见王志诚：《票据法》，元照出版有限公司2004年版，第14页。
[30]参见谢怀栻：《票据法概论》（增订版），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11页。
[31]参见谢怀栻：《论民事权利体系》，《法学研究》1996年第2期。
[32]史尚宽：《有价证券之研究》，载郑玉波主编：《民法债编论文选辑（下）》，我国台湾地区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84年版，第1366页。
[33]参见谢怀栻：《票据法概论》（增订版），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3－4页。
[34]相当于该书前文的“有价证券”，参见谢怀栻：《票据法概论》（增订版），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4页。
[35]相当于该书前文的“资格证券”，参见谢怀栻：《票据法概论》（增订版），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3页。
[36]参见谢怀栻：《票据法概论》（增订版），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10页。
[37]张谷：《应久庆诉上海杰西公司案的法律分析》，中国民商法律网。
[38]参见叶林：《证券法》（第二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4页。
[39]参见叶林：《证券法》（第二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5页。
[40]参见董安生：《票据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7页。
[41]叶林：《证券法》（第二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2页。
[42]谢怀栻：《票据法概论》（增订版），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13页。
[43]按照张谷先生的列举，包括佟柔主编《民法原理》，法律出版社，1983年，75页；王利明主编《民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93页；魏振瀛主编《民法》，北大和高教出版社，2000年，127页。参见张谷：《商法，这只寄居蟹——兼论商法的独立性及其特点》，载高鸿钧主编：《清华法治论衡－法治与法学何处去（下）》（第6辑），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注释94。
[44]张谷：《商法，这只寄居蟹——兼论商法的独立性及其特点》，载高鸿钧主编：《清华法治论衡－法治与法学何处去（下）》（第6辑），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45]张谷：《商法，这只寄居蟹——兼论商法的独立性及其特点》，载高鸿钧主编：《清华法治论衡－法治与法学何处去（下）》（第6辑），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关键词】电力企业 保理电票业务 财务融资管理
随着互联网的快速发展，部分供应模式空前创新，特别是近年来，大量的电子商务平台，如商品交易市场应运而生，从小，从弱到强，欣欣向荣。传统的点对点的供应和销售模式逐渐取代，爆发出互联网供应链模式，产生了巨大的互联网金融服务需求。
一、电票发展迎来旺季
（一）产能过剩、应收账款增加呈现权放大电动车票
近年来，国家统计局表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应收账款和成品库存水平从高位增长，意味着目前产能过剩的现象在国民经济中仍然十分严重。很多家上市公司2014元净利润总额高达2兆2312亿元，应收账款净额为1.34倍，根据应收账款过高而造成净经营现金流出，提高企业资金成本。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对微实体经济增长的制约，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不是货币供应不足的根本原因，但在巨额资金被沉淀下来的不合理的经济结构，减缓循环速度，降低货币效率。答案是：中央银行应该控制货币，尽快减少利差，信用约束电票系统同时发挥的环境，电票电子货币信用的功能和支付，可以实现低成本融资的多功能纸的特点，那么货币创新理念，引导企业使用电子机票为应付账款，应收账款的工具，为企业盘活应收账款，才能真正达到降低实体经济融资成本槟勘辏解决融资困难的问题。
（二）金融发展互联网企业，东风接收电子账户
在2013年发射电票，总是没有完美的发展，一方面企业发展银行纯银还并不理想，大量中小企业银行、纯银还在场，不仅开始建造电力系统、机票更不用说普及和发展市场。另一方面，银行业务不熟悉企业会计电声音采取缓慢、不愿使用。近年来，金融发展通过互联网经过多年的发展，企业市场纯银得到普遍承认，即使在中西部，如西部地区银行，我积极利用互联网银行企业客户为60%。在网上银行建设银行也完善各种电气渔票系统，绝大多数银行没有业务发展支持电票硬件环境以及企业客户账户、网上银行以及终端已经熟悉操作，可以接受电子票同意手术，加上电子账单更方便和更相信，越来越多的企业接受。
二、电力企业的保理电票业务的财务融资管理思考
（一）创新能源供应链贸易融资背景真实性标准门票
目前企业在贸易背景真实性议案权是合同债权和其他一级贸易形式发票和合同，审查交易每张发票的副本，而是实际问题实际银行虽然做了很多正式的贸易背景真实性的确认工作，但企业通过交易合同和发票等表单元素还可以避免支出审查银行贸易融资工具，假背景现象仍然存在。而价值链电票融资方法，通过数据分析，可以通过网络购物，网络数据和贸易背景真实存在，表水充分确认交易背景。为了提高电子供应链贸易融资工具和减少银行审查合同、发票和支付费用，人力物力积极促进电子供应链融资工具，需要从理念和制度创新规范要求。供应链融资为电子工具，通过印刷、网络和数据网络购物交易清单可以水，没有背景的真实性合同和发票为增值税审计。
（二）敦促加快建设电力系统中小银行，加快更换纸质票电票
虽然电子提交论文情况突变年均增长超过100%，但至今，纸质车票机票电替换率尚未达到50%。有关部门应对中小银行、农村合作银行电票系统安装施工要求严格，并敦促金融机构加快建设电票系统电子纸为中小企业加强宣传；中小企业；提高利率；减少纸张使用电子发票票同意加快发放纸质机票；电票完全取代的过程。企业积极实施功率电子供应链融资账户创造基本条件。
（三）建立电子账单尽快的法律地位，以促进电子客票的发展融资
目前，电子票据的法律规范只有“电子商业汇票业务管理措施”，“措施”的有效性水平的部门法规、有效性的程度较低，缺乏“票据法律”“电子账单账单作为有效的形式”。同时，电子帐单发行和流通网络中实现，使用没有无纸化电子交易，交易签名是实现电子签名在电子签名的形式，但随着票据真正具有法律效力，促进电力的快速发展票据融资应尽快明确，法律地位的电子账单，一是丰富的实践的内涵和外延上的“票据法律“保护范围比尔支付与结算的纸作为一种工具，扩大电子账单的数据基于消息的付款结算；二是电子签名的法律效力，建立票据、电子签名和签名手动显然已经在法律上平等的法律地位，使电子票据融资的供应链根据供应链，然后促进电子票据融资业务的发展。
（四）帮助建立一个更有效的信用体系，促进全国统一的票据市场的形成
电子商业汇票系统构建信贷环境，商业票据债务人的所有记录和付款历史细节，发行更多的行为电子商业承兑汇票，付款计划，将有效地提高他们的信誉，获得银行的录取率。同时，电票系统规范的商业接受客户信息，但也看到他的过去的信用情况，也为越来越多的公司使用电子票提供了一个更好的环境和条件。
作为传统金融服务线模式，适应强和后续调用格式为互联网快速发展形势，占领市场，参与市场竞争，商业银行抓住机遇，勇于挑战和创新，所以机票业务有利于电力供应链融资。虽然现阶段我国电力企业是投资和融资项目活动过程仍然存在一些问题，但与不断创新战略预防风险，有效控制风险，无疑对投资和融资，促进企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有效的帮助。
参考文献
[1]《互联网金融理念下基于供应链的电子票据发展模式探讨》―邓伟伟，《金融会计》（2015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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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地点：浙江大学之江校区
【联系电话】 010-51656177 010-51651981
【免费直拨】 4000,716,617
论文关键词：职业教育；教学改革；商法教学创新；实训
当前，我国的高等职业教育发展迅速。但是，高职法律专业的现状却令人堪忧。据(2009中国大学生就业报告》显示，2008年高职高专法律类毕业生就业率为75％，在所有高职专业中排名倒数第一，工作与专业对口率为29％，排名倒数第一。法学专业就业难，有社会大环境的因素，但是学校在人才培养方面，没有体现职业教育的特色，难以适应社会对高职法律人才的要求是一个不争的事实。高职法律教育必须结合自身特点找准专业定位，切实强化实践环节教学，提升其适应社会需求的能力。商法是法律专业的主干课程，商法教学改革是法律专业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笔者结合自己的商法教学实践，谈一谈商法的职业化教学问题。
一、高职商法教学存在的问题
首先，高职法律专业以培养具有法律实际运用能力的实用型人才为目标高职商法教学与本科商法教学应当体现出差异性，如果说法学本科应偏重学术教育还是职业教育尚存争议，对于高职法律专业是职业教育应当没有异议。培养目标上的差异必然导致教学内容、教学方法上，教科书选择等方面的差异。但实践中，高职商法教学成了本科商法教学的缩编版，除内容简单点，课时少了点外，没有体现出职业教育的特色。多数学校在教学过程中以讲解法律条文、法学理论为主，缺乏与实践的衔接。学生只重视法学理论的掌握，却不知在实践中如何利用这些理论知识，面对个案不知如何着手。而案例教学，小组讨论，模拟法庭、法律实训侧成了形式主义走过场，不是在课时上保障不了，就是资金保障不到位，导致教学效果低下。
其次，商法是一门与金融学、经济学、管理学等密切相关的学科，又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商法的实践化教学操作起来并非易事，它要求教师具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和多元化的知识背景。而现在高职法学教师队伍基本是理论型的而且从发展趋势看，越来越朝清一色的理论型、研究型发展，这不利于职业教育的发展。教师因为所学专业的局限缺乏对法律之外的经济专业知识的了解，另一方面没有律师、法官、公司业务等实务经验，教学内容与实践脱节，难以对学生进行职业技能训练。
再次，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具有扎实的民商法专业理论知识的应用型法律人才在法律人才中的需求比例将越来越大，民商法是有利于学生就业的课程。因此在高职院校应当确立民商法学在教学中的基础性地位，加大课程比重。但目前的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在高职院校，往往重视理论课的开设而轻视应用部门法课程的开设，在部门法课程中，民商法课程所占比重并不大。以我院为例，商法课程为64学时，内容包括商法总论、公司法、破产法、票据法、保险法，内容多，时间紧。教师在教学中讲述原理和条文后，往往没有时间进行实际操作技巧的训练。
最后，是关于商法教材建设的问题。虽然一些学院根据高职教育的特点编写了一些教材，但是这些教材或多或少有一些摘抄本科教材的痕迹，教材的内容根本不能突出高职的特点，适应不了市场的需求，跟不上法制发展的步伐。另外，随着经济的发展，商法的重心也发生转变，从贸易法转到企业法再转到金融法。公司融资、并购、金融衍生工具的膨胀、电子商务等都成为商法的新课题。与此同时，传统的票据制度已随着交易电子化的发展而萎缩，在商法体系中的地位在逐步下降，为适应这种变化，高职商法课程在教材上应体现出来。目前的情况是，教材老化，授课重点不突出，直接影响了教学的效果。
二、高职商法教学改革的建议
商法教学改革应体现出思想性、知识性和实践性，其实际运用不仅有助于学生学习任务的完成，并且应当有助于学生在学习期间形成对未来工作至关重要的学习能力、理解能力和实践能力，为了实现这一目标，笔者认为应着力做好以下几点。
(一)改善商法教学队伍的知识结构
调整教师队伍知识结构。高职法律专业培养的是技能型人才，而培养这样的学生需要有既懂理论又会实务的法学教师队伍。因此，要使法学职业教育适应这样的教育目标，就必须改造现行的法学教师队伍。因此，要加强教师培训，与其他院校进行交流、合作、学习。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的商法课程是全国唯一的商法国家级精品课，江西财经大学的商业法律网络模拟课程十分新颖，都值得我们学习借鉴。同时我们要与其他高职法律院校合作，共同探索高职法律教育的发展路径。鼓励教师参加社会实践，允许教师适度兼职，从目前我国的国情看，主要是兼职律师，从发展趋势看也可兼职法官、检察官。笔者主张有条件的学校可以培训一批专职从事法律实务工作的、类似理工科的实验教师，专门带领、指导学生从事法律实务模拟训练。除此而外，还可聘请优秀的法官、检察官、律师担任兼职教师。
(二)大力加强教材建设
促进教学内容不断丰富与更新，教学内容要涉及学术前沿，如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引起的法律问题，电子商务，法律全球化等问题。要鼓励教材不断更新，强化教材对实践法律运用技巧的讲解。推出更多、更适用的商法案例教材。关于教材编撰的问题，虽然目前统编和自编的商法教材数量很大，但是，深入反映商法实践中的问题、信息量大、视野开阔、适合高职教学的教材却为数很少。笔者主张高职院校商法教师应当与司法实践部门合作编撰适合高职教学的经典化教材。推出符合职业化教育需求的特色教材，除传统的基本概念说明、主要学说梳理外，特别需要突出判解研究的说理、示范功能，以及重大实务问题的指引和动态研究。
(三)改进教学方法
变教师讲、学生听这种单向的教学方法为教师学生交互式教学方法，应提倡提出问题，由学生自己解决问题，鼓励学生发表不同的见解，进而改善学习态度，学会自主发展，提高实际能力。课堂讲授要从纯理论的讲授方法向理论结合实际的讲授方法转变。商法教学中应当吸收实践性的内容，商法教师应当注意收集分析司法实践中具有新颖性、典型性、可议性的商法案例的裁判规则，把这些典型案例运用到商法教学中去。案例教学法的目标，不仅是使学生通过对案例的讨论所得结论来深化对理论知识的理解，更重要的是使学生感受获得这些法律知识的过程，体验法律职业的思维方法和解决实际问题能力的具体运用，从而获得职业技能方面的发展。改进教学手段，教学手段的现代化不仅是解决学时少课时紧的方式之一，更是提高教学质量，培养学生能力的重要途径。法学的内容包罗万象，要加强高职法学教学的趣味性和吸引力。同时要充分运用各种教学媒体和教学手段、如幻灯、投影录像、计算机教学软件等，这将会大大提高课程的教学质量。
(四)进行商法课程设置改革，提高商法地位
目前看来，商法课程所占课时仍然偏少，急需加强。笔者认为应当把商法分为三门课，商法一(总论、公司法、合伙企业法)，商法二(证口法、票据法)，商法三(破产法、保险法)。每门课48学时，都是必修课，二年级第一学期开设商法一，第二学期开设商法二和商法三，这样可以把商法各部分讲透，也有充裕的时间进行案例教学。除此以外，还应当在三年级开设金融法选修课，内容包括信托法、期货法、电子商务法、银行法等内容，以适应商法发展和创新的实际需求。还应当鼓励开设实践性、技术性强的法律运用课程，如律师诉讼技巧、商务法律实用非讼处理、谈判技巧等课程。
(五)开展商法实训
【论文摘要】新破产法的实施对商业银行影响重大，它降低了银行的破产风险和债权风险，有利于债权的回收，控制了财务风险。但是其新引进的制度和规定也增加了银行财务管理的难度、增加了清收保全工作风险和偿付风险。
一、引言
新《企业破产法》已经实施近一年，相对于旧破产法，该法在内容上有了大幅调整，其中最为突出的是创建了破产管理人、破产企业重整、金融机构破产等制度，调整了破产财产范围及清偿顺序。毫无疑问，新法的出台对商业银行的影响重大，在降低商业银行财务风险的同时，也提出了新的风险管理要求。
二、新《企业破产法》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商业银行的财务风险
1、强化了对银行的监管，降低了银行因诉讼造成的破产清算风险。新破产法第134条首次提出了金融机构的破产操作程序，这意味着银行、券商等金融机构不再是经济体中的独立王国，也被纳入依法破产的轨道。与此同时，新法也规定了金融机构破产不会仅仅根据破产法执行，而是要根据国务院有关规定和其他法律制定实施办法，这强化了金融监管机构对陷入债务困境的金融机构的行政干预，可以避免因调整失控而造成的金融风险和信用危机。
2、银行债权安全性大大提高，降低了银行债权风险。新破产法对金融机构保护自身债权、防止企业通过恶意破产逃废银行债务有着积极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在老破产法中，只要企业主管部门不同意，企业就很难进入破产程序。新法已经删去了相关的限制条件，其中第七条规定债务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债权人可以向人民法院提出对债务人进行重整或者破产清算的申请。因此，作为债权人，银行参与企业破产有了更强有力的法律依据，其可以通过申请企业破产的程序，保障自己的利益，也避免了地方政府等相关利益主体对企业破产进行不恰当的行政干预，把企业破产的自主权真正交给了市场。
（2）旧破产法只适用于全民所有制企业，银行在参与其他非全民所有制企业破产问题时由于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无法理直气壮地以债权人的身份保护自身权益，加之这类企业破产通常是一拖再拖，迟迟无法解决，导致银行产生大量的不良贷款。而新破产法适用于所有在内地注册的企业，包括民企和外资企业，保证了银行在参与各类企业破产事务时可以适用统一的法律规定。
（3）以往由于企业对职工欠薪及应交的各类福利金数额庞大，银行申请企业破产，可以回收的欠款很少，所以银行根本就没有动力去处理，结果使这些问题贷款仍然计入银行资产，形成“水分”，增加了金融机构的风险。
3、明确担保债权在清偿顺序上优先于职工债权，有利于银行不良贷款回收率的提高和化解财务风险。旧破产法行政色彩浓厚，在各个破产程序中都将政府置于主导地位，出于政治方面的考虑将破产企业员工的利益置于债权人的利益之上。新破产法突破了关于优先清偿抵押债权还是职工债权的争议，确立了优先清偿抵押债权原则，使得我国的破产制度比较彻底地告别了非市场化因素的干扰，对市场经济秩序起到了长远的保障作用，银行债权将从中受益。
4、新增了对无效资产处置行为的规定，有利于银行控制财务风险。旧法对“隐匿、私分或者无偿转让财产”的追回时限仅限于在“在人民法院受理案件前的六个月至破产宣告之日的期间内”，超过期限则无法追索。新破产法第33条规定涉及为逃避债务而隐匿、转移财产的行为无效。这一项规定有利于银行控制风险。在以往的破产实践中，许多已达到破产界限的企业为恶意逃废银行债务，通过多种途径掏空企业，6个月之后才申请破产，常常导致银行受偿率为零。新破产法对这一内容做出修改，对银行不受时间限制就可以追回被恶意转移的财产是非常有利的，银行只要发现企业在任何时间的恶意逃废债务行为，均可要求管理人予以追回，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减少银行的信贷损失。
5、追究相关人员的破产责任能够其产生威慑作用，防止恶意逃废债。新破产法第125条规定：“企业董事、监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违反忠实义务、勤勉义务，致使所在企业破产的，依法承担民事责任。有前款规定情形的人员，自破产程序终结之日起三年内不得担任任何企业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与其相关联，刑法修正案（六）增加了“虚假破产罪”，对相关人员可以追究其刑事责任。这些条款加强了对“假破产、真逃债”以及对破产企业高管责任的追究力度，弥补了以往法律上的空白。此外，新破产法第77条也对债务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持股转让做出了限制，有利于重整计划的执行，更有利于众多债权人权益的实现。这些新规可以有效地防止这些人员从企业破产中渔利，对于维护银行权益具有重要意义。
三、新《企业破产法》某些条款增加了商业银行的财务风险
1、新破产法引入的一些新制度加大了银行的财务风险。新破产法引入“管理人”、“重整”、“和解”等制度，破产案件由债务人住所地法院管理。根据这些规定，破产程序开始后，银行的权利主要是审议通过破产财产分配方案，无权干预管理人对企业的管理，如果债权人会议未通过破产财产分配方案，在特定条件下，法院还可以通过裁定，强行进行财产分配。对于最终的重整方案，即使债权人不同意，在满足特定条件时，法院也有权裁定强行通过。由此可见，债权人的权利在新法的重组事项中并没有得到加强，而且，银行的债权也还可能会因为地方保护主义而受损。
2、可撤销行为期限的延长使银行清收保全工作风险加大。根据新破产法第31条的规定，破产企业若有无偿转让财产；以明显不合理的价格进行交易；对没有财产担保的债务提供财产担保；对未到期的债务提前清偿、放弃债权的行为，管理人有权请求法院予以撤销。该条款的目的是为了打击以往司法实践中普遍存在的破产欺诈行为，体现了诚实信用原则，维护了正常的经济秩序。但针对银行贷后清收业务，新法将可撤销行为期限由旧法的6个月延长到1年，意味着银行的正常收贷行为在后续1年内都有可能因企业申请破产而需退还债务人，银行清收风险增大。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前6个月，银行的债权如果从破产企业获得清偿，即使是正常的偿债行为，只要其他债权人没有同时受偿，破产企业管理人有权申请返还已偿还的款项。这种规定将导致银行可能被迫退还正常清收的账款。
3、破产申请受理时即停止计息直接影响银行信贷计息和受偿数额。银行债权自法院受理破产申请时停止计息，无论此时银行是否知道法院已经受理破产案件。破产申请受理是法院行为，法院自受理到通知所有债权人尚有25日的期限，除非银行本身是破产申请人，否则无法准确掌握破产受理的时间并及时停息。目前银行贷款利息均为系统自动产生，如按该条规定执行，可能导致计息系统及相关债务调整问题。另外，计息停止的时限提前，银行可申报的债权数额也相应减少。
论文关键词 民商法 价值取向 公平 效益
关于商法和民法的界定标准一般认为最主要的是两者在调整内容和调整对象方面有着显著的差异，但是这并非是区分这两者的唯一标准。两者在价值取向上的明显差别也是区分民商法之所以分属于不同的法律部门的原因。不同的价值取向会直接影响到法律立法的目的，因而不同的价值取向也是对各法律部门进行区分的主要依据之一。商法和民法正是由于其不同的价值取向才使得其在调整手段和立法目的上存在的显著差别，这种差别也决定两者在市场经济中的不同的作用和地位。公平是民法最高的价值取向，即当民法在立法过程中，若公平原则与其他原则发生冲突时，应当以公平原则为依据，没有公平这一重要指标也就没有了民事和民法相关法律制度。效益是商法最基本的价值取向，即当其他原则和公平原则与发生冲突时，应当以效益原则为根本，其次兼顾公平。
一、立法价值取向的意义和表现形式
立法的价值取向包含有两个方面的意义：一是在制定法律时，国家期望以立法这种形式达到其所制定的社会效果和目标；二是在法律制度和实施过程中其所选择的价值取向出现矛盾时，应当以某一个为最高价值取向作为最终选择目标。价值取向主要涉及价值判断、价值选择和价值界定，其中价值选择的实现方式主要有两种：一是价值本身的可取性；二是在多种价值中，价值取向的重要程度。不论制定何种法律，其都必须具有其相应的立法目标和价值取向。价值取向虽然是一种较为主观的价值评判，但是其依旧要受到客观的社会经济条件的约束。法律原则的制定是价值取向最集中的体现，且价值取向可直接体现和转化相关的法律原则，而相关的法律原则必定会具化为相关的法律制度和规范。法律部门所制定的法律规范应具有一致的价值取向，这样可以有效的避免具体法律条文之间的冲突。
不同的调整对象虽然可以直接限定不同法律的执法内容但是价值取向却会直接决定法律的立法目标。虽然所有法律均以公平为共同的立法前提，公平性原则也在各法律条款中有所体现，但是不同性质的法律对公平的需求程度是不尽相同的。在市场经济的大环境下，所有的法律均带有市场经济的气味，均对效益的需求做出了相应的调整，民法也随着市场经济的变化做出了相应的调整，将一些与效益相关的内容融入到了其法律条款之中，但是公平原则依旧是其最高的价值取向。在商法中最基本的立法原则即效益，当商法中其他的法律原则与效益原则相冲突时有坚持效益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商法和民法在价值取向在对效益和公平的态度上有着明显的不同，这点不仅体现了在立法方面商法和民法的不同价值，而且也体现了商法和民法在对市场经济进行调节时各自所发挥的作用和独特价值。
二、民法和商法价值取向的产生基础
（一）公平优先原则的产生原因和体现
民法归属于私法一类，私法最基本的立法点是保护私人权利，市民社会中的基本法就是民法，市民社会的内容是以个人意志自由为主，独立于国家，且完全分离民事权利与政治权力。市民社会要求国家限制自己的权力界限和范围，应当最大限度发挥个体的积极性和能动性，以此最大化社会效益，保障社会公平。因而，每个国家在其民法典中均有涉及到契约自由和私有财产的神圣不可侵犯相关的内容，以此作为个人权利不受国家侵犯的法律保障。民法公平优先的原则是以市民社会中的意思自治和私权神圣为基础的。
社会学将所有的法律规范分为了两大部分，即技术性条款和伦理性条款。商法具有强烈的技术性，而民法则归属于理论性条款。在民法为市场经济提供的法律规则中，大多是对市民社会的经济基础及其本身的概括，而且作为社会伦理生活中一部分的民事活动对社会具有较强的趋向性，并且法律语言很难将伦理规则精确的描述出来。由于民法调整对象是社会关系，因而民法的绝大多数条款都归属于伦理性条款。简单来说，其行为的性质判断可以以社会主体的伦理为依据，无需当事人具有专业的判断能力和法律的专业知识，而公平的原则在法律价值的判断标准中无可争议是最具伦理性。民法所具有的伦理性是其以公平优先为原则理论基础。
民法与其他法律相比更具广泛性，其适用对象包括所有的社会大众，是所有市民的法律保障基础。就民法本身的属性来说，其应当使社会主体的生存要求得到最大限度的满足，即要保障社会大众的财产、个人尊严、生命以及公平对待的权利。只有真正做到这些才能满足社会主体公平的愿望，才能使得社会得以和谐健康的发展。民法的公平优先的原则是基于其适用主体的社会大众性所决定的。
商品经济与民法之间是紧密联系起来的，只要存在商品经济就必然存在着行对应的法律，而民法则是对商品经济进行调整的基本法律。商品经济有两个必要的存在条件，其一是由于社会分工的原因，每一位社会成员不可能实现自我生产所有需要的商品，使人们必须以商品交换为途径满足自我需求。其二是由于社会财产非一人所有，使得每一位社会成员在承认相互之间的财产所有权的前提下，相互之间进行等价的劳动价值交换。由于商品经济对任何事物和人都不具特权，其骨子里带有平等的天性，只受控于商品竞争。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所有参入经济行为的主体在法律上享有平等的权利。商品经济是民法公平优先原则产生的经济基础。
公平优先的原则在民法的各个方面均有体现，不但在民事主体、所有权和民法债权中均体现了公平原则，在民法的其他部分中也均体现了公平性的原则。如民事行为中的可撤销和无效制度主要是用于对公平的维护；第三人制度中即时取得制度、表见制度等内容也是为了保护民法的公平性；在婚姻法中自由是其最基本的要求，而自由本身就是对公平的一种体现，其他的如平均分配夫妻共有财产、在法律上夫妻地位平等婚姻法条例均体现了民法的公平原则；在遗产继承法中对继承关系和根据权利义务一致进行遗产分配等法规同样是民法公平原则的体现。公平优先原则是法律最高价值的体现，与人类生存发展的基本需求相符，有助于充分激发民事主体的潜能。
（二）效益优先原则的产生原因和体现
市场经济是商法效益优先原则产生的经济基础，市场经济是商品交换和社会分工的产物，商品经济不同于市场经济，其侧重点在于产品所具有的交换属性，通过交换生产者之间就能获取对方的产品。商法的最初产生就源于对商品经济进行的法律调整。计划经济是相对于市场经济的存在，是以市场机制为手段在整个社会范畴内对社会资源进行调节配置的经济发展模式。只有当商品经济发展某一高度后市场经济才得以产生，商法的作用和内容都与市场经济紧密相连。
相当数量的技术性规范也是商法效益优先原则产生的基础，商法从诞生之日起就具有职业性和专门性，直接对市场经济进行调整，商法规则可以说主要是由市场经济的基本方式、运作、内容和规则等构成。即商法规范应当依据不同的市场交易内容和交易方式进行调整。这就从根本上确定了商法规范应当具备相当程度的技术性和操作性。商法所设计的大多数技术性规范其目的都是为了保护主体的营利性行为，且其行为效果不能单凭伦理道德进行评定。商法规范不仅要有对事项进行定性的相关规定，更加要有对其进行定量的规定，如票据法中有关于票据的要式性、发票行为、票据抗辩、无因性规定、承兑行为和背书行为等都具有相当强度的技术含量。只有运用相当数量的技术性规范对不同规则进行调节才能实现商法的宗旨和营利性。
商法制度和商法原则上处处体现着效益优先的原则，而且商法以效益为其最高价值取向的同时甚至会牺牲某种程度的公平，其中票据无因性制度和有限责任制度最为典型。票据无因性制度的产生主要是为了将票据关系和因其产生的民事基础关系进行严格的法律区分。其主要是为了使得票据流转的速度加快，使票据在支付、流通和充当信用工具时发挥出最大限度的价值。但是一旦票据基础关系失效，那么票据义务人将对其履行单方面的义务。有限责任制度将特定的投资行为进行合法化的保护以实现社会财富的最终增长。但是债权人不仅没有对其所投资的生产活动进行经营的权利甚至没有进行监督的权利，从而使得债权人承担了出资人所应当承担的一定的生产经营风险。
三、民商立法价值取向对我国立法的影响
虽然民法和商法之间的调整范围和价值取向存在着较大的差异，但是这种差异并不足以撼动我国民商合一的立法体系，由于我国的经济发展模式依旧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而且民法和商法之间在调整方法和调整内容上具有较多的相同点，因而民商合一的立法模式依旧是我国的立法发展趋向。
首先，民法和商法之间的价值取向存在较多的相同之处。合法性价值、平等性价值、诚实信用原则和效益原则等价值取向均为民法和商法之间所共有的。这些相同价值取向产生的主要原因有：市场经济和商品经济是商法和民法共同的调整内容，社会主义市场的经济关系是商法和民法共同的调整对象，且二者均以当事人意思自治为特色的任意性规范为调整手段，且都以市民社会为制度观念。商法于效益的追求和民法于公平的追求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不仅具有相交融的一面同时也具有趋同性。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大环境下，对效益的追求应当受到公平原则的制约，而对公平的追求也应当是基于对效益实现的公平。
从1982开始,我国票据市场经历了起步、快速发展、停滞、规范发展等多个阶段,并从1997年进入稳步快速发展阶段。2000年全国票据业务总量比上年增长了90%,2001年又在上年基础上增长了88%。经过多年的发展,我国票据市场不仅在量上不断增长,在质上也得到了很大提高,在中央银行进行宏观调控以及在促进经济金融发展方面正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
但近年来管理层出台的一些管制措施对票据市场发展产生了较大影响,一些地方的票据业务增长幅度急剧下降,票据市场相对萎缩。本论文由整理提供以票据业务总量占全国2%的票据中心城市武汉为例,2001年票据业务总量为731亿元,同比增72%;但2002年该地区票据业务总量同比增长小于20%,票据承兑、贴现增幅大大下降;2001年一季度再贴现发生额为21亿元,2002年再贴现业务没有发生一笔,完全停滞。国内其他票据中心城市也出现了类似情况,票据业务发展面临严峻考验。由此,严厉的金融管制约束票据业务发展与金融创新推动票据市场的进一步发展将成为下一阶段的主题,金融创新作为规避管制和推动业务发展的有效手段已经成为当前我国票据市场的现实需求。
一、当前票据市场发展的制约因素:严厉的金融管制
一般认为,金融管制对规范金融机构业务经营、防范金融风险起着积极作用。但这种管制必须适时、适度,即符合当时的形势需要,否则会阻碍金融机构业务经营的健康发展。就我国票据市场而言,近年来已经走上了稳步、快速的良性发展之路,此时首要的是扩大市场规模、培育市场主体,充分发挥票据市场具有的拓展企业融资渠道、引导规范商业信用、促进银行资产结构优化和作为央行宏观调控工具等多方面作用,其次才是纠正违规和适度管制。2002年我国票据业务量急剧下降,票据市场出现萎缩,与过于严厉的管制有着很大关系,这些管制措施不利于市场主体积极性的发挥,对市场的进一步培育和发展产生了一定的负面效应,成了当前我国票据市场发展的“瓶颈”。
1.票源管制:5%的比例限制不利于票据市场规模的扩展。2001年人民银行印发了《关于加强开办银行承兑汇票业务管理的通知》,规定商业银行的承兑汇票规模不得超过上年末存款余额的5%。出台这一管制措施的初衷在于防范风险,但由此带来的负面效应却十分突出。(1)这种一刀切的做法明显限制了票据市场规模的扩展。目前银行承兑汇票是票据市场的主要票源,对总量实行比率限制必将导致整个票据市场票源不足,影响市场的培育和发展。而且实践中各商业银行按此要求层层下达比例控制,对票据业务的正常发展产生实际上的损害。(2)无法有效控制票据风险。商业银行依照规定能够将承兑汇票业务的规模控制在5%比例之内,但5%比例以内承兑汇票的风险包括伪票风险、套现风险、无真实贸易背景风险等依然存在。(3)不利于商业银行资产结构的优化。票据业务不仅为银行增加利润,而且是优化银行资产的重要途径,商业银行可以视资金富裕情况,通过签发承兑汇票、卖出已贴现汇票、办理贴现或转贴现等操作,调节资产流动性、提高资产收益,进而达到优化资产结构防范风险的目的。将银行承兑控制在存款余额的5%以内的规定与原来将贴现纳入75%存贷比例考核相比,银行办理贴现的空间明显缩小。
2.利率管制:过高的再贴现利率剥夺了银行盈利空间。2001年9月,人民银行下发了《关于提高再贴利率的通知》,将再贴现利率由2.16%提高到2.97%,提高了37.5%。这项举措减轻了人民银行的再贴现压力,但带来很大的负面影响。(1)银行和企业办理票据业务的积极性明显降低,票据市场业务量因此萎缩。随着市场的发展,票据贴现市场上已初步形成了以再贴现利率为基础,以市场资金供求关系决定的贴现利率,一般在3.3%—3.6%左右,这样对银行而言,其贴现和再贴现之间的利差收益只有0.33—0.63个百分点,考虑到贴现和再贴现过程中的各种交易费用,银行已基本无利可图。如果银行相应提高贴现利率,则一方面加重了企业的利息负担,不利于促进当前经济的发展,而且在另一方面也会导致民间票据市场的滋长,这在一些地区已经成为现实。(2)再贴现率作为一种货币政策工具,对整个金融市场的利率具有指导效应,提高再贴现率意味着中央银行在紧缩银根,这与目前我国支持扩大内需,继续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相矛盾。2002年2月21日人民银行再次下调存贷款利率,唯有再贴现利率没有下调,从而进一步缩小贴现率与再贴现率之间的利差,票据市场利益决定机制再次受损。
3.苛求的金融监管:挤出票据风险的同时也挤出了票据信用。有效的金融监管对规范票据经营行为、防范票据风险至关重要,但过于苛求的金融监管同样会对票据业务的发展形成负面影响。长期以来我国由于信用体系不健全,作为信用基础的商业信用并不发达,实践表明,票据业务以商品交易为基础,以真实票据为前提,对引导和规范商业信用,将分散的商业信用引导到银行信用轨道上,从而“倒逼”商业信用的发展起到了很好的作用。近年来人民银行以金融监管工作为重心进行机构调整后,监管部门不断加大检查和处罚力度,严厉打击各种无真实贸易背景的票据业务和贴现资金违规流入股市等违规行为,并追究有关人员的责任。此举对防范信贷风险起到一定作用,但在目前商业银行缺乏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责任和利益的不对等的情况下,必然影响到商业银行开拓票据业务的积极性,从而阻碍票据市场的快速发展;这种将票据贴现资金等同于信贷资金严禁入市,过分要求银行保证企业贴现资金专款专用和全程管理的做法既有悖于票据的抽象性也不切合实际,苛求的金融监管在挤出票据风险的同时也挤出了票据信用。
二、中国票据市场发展的前提:放松管制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各国特别是发达国家金融改革如火如荼,金融监管主体不再墨守成规,而是积极顺应世界经济金融发展趋势的客观要求,不断进行金融改革,如美国对商业银行和存款机构的放松管制,日本近年连续推出的金融自由化改革等,这些改革的一个共同特点就是放松管制。从我国情况看,严厉的金融管制对票据市场的发展已经形成瓶颈,制约着市场扩容和功能提升,我国票据市场要摆脱目前的困境和取得进一步发展,从管理层面上来说,应及时适度放松管制。
1.放松票据市场利率管制,适应市场化需要。目前贴现的市场利率在3.6%左右,这是由市场供求双方根据银行贷款利率决定的,反映了以票据贴现方式获取资金应付出的成本。银行作为资金供给方,如果提高贴现利率,则企业的资金需求必然减少,这意味着银根紧缩和票据市场发展受阻;如果不提高贴现利率,则银行几乎没有盈利空间。为加快票据市场的发展,同时给商业银行一定的盈利空间,人民银行有必要降低再贴现利率,对再贴现率定位应由市场供求双方决定,适应市场化需要,而不能由单方确定,另一方被动执行。
2.放松票源管制,取消对银行承兑汇票5%的比例限制。银行承兑汇票的需要量是由企业之间的商品交易价值量决定,或者说由经济发展水平决定的,与银行存款余额并无必然的联系;通过5%的比例限制以期达到降低风险的做法既缺乏科学依据和实践佐证,而且比例明显偏紧。目前我国的票据市场还不发达,银行承兑汇票总量占GDP之比还相当低,说明经济发展对这种信用形式的需求还很大,必须鼓励企业在商品交易中使用银行承兑汇票,支持和引导商业银行发展票据业务。目前银行承兑汇票业务中出现了一些违规和风险问题,有商业银行原因,有企业原因,还有管理制度不适原因,这些问题通过完善票据业务管理规章、制度,加大事后监督可以得到解决,客观存在的风险比信贷风险小得多,基本上可以控制,对银行承兑汇票进行比例限制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的和控制风险。
3.放松金融监管,创新监管理念,为票据市场发展创造宽松的环境。金融管理当局为了保证金融市场的稳定和经济的正常发展,通过法律、法令对金融机构实行管制是很有必要的。通过监管,维持金融业的稳定来保持国民经济的发展,保障社会经济效益的最优化,这是金融监管的最终目标;同时,处在金融监管的环境中,银行为了实现收益最大化的目的,在市场竞争和金融管制的夹缝中求生存是一个无可厚非的事实。显然在一个过于苛求的监管环境中二者要达到本论文由整理提供平衡是不可能的,必须要有一个高效、宽松的市场环境。对当前的票据市场来说,完善、发达的市场对经济金融发展起到很好的推动作用,尤其是作为资金需求者的企业创造了融资便利,由此形成很好的社会经济效益。从目前情况看,过于苛求的金融监管与票据市场的现实发展需要并不吻合,实际上破坏了市场平衡,导致交易量萎缩、企业融资难度加大,社会经济效益因此受损,必须放松过于苛求的金融监管,实行适度监管,为票据市场的新一轮发展和质的提升创造宽松的环境。鉴于我国票据市场尚处于初级阶段的实况,应树立边发展边规范和在发展中化解风险的理念,切不可采取苛求监管的做法,以致在挤出市场风险同时将信用也挤出。
三、当前中国票据市场的金融创新思路
关于金融创新的成因,经济学界有两种解释,一种解释是金融机构的内在需求,即金融机构为追求潜在利润而进行的金融创新;另一种解释认为是外在供给所致,即金融机构为逃避金融管制、规避风险进行的金融创新。纵观我国票据市场,金融机构将票据业务作为新的利润增长点,同时外在环境又存在严厉的金融管制,票据创新的内在和外在诱因均具备。无论哪种原因,金融创新无疑会起到积极的建设性作用,充分发挥票据市场融资、信用、宏观调控、降低风险的功能,使票据市场摆脱目前的低迷和困境状态,推动票据市场的发展。
(一)放松对银行承兑汇票必须具有真实性贸易背景的苛求,将其作为融资性票据发展
融资性票据与真实性票据相对应,是指没有真实商品交易背景,纯粹以融资为目的的商业票据。票据在承兑、贴现过程中不强调具有真实贸易背景则意味着这种票据就是融资性票据。它在本质上是一种类似于信用放款,但比信用放款更为优良的融资信用工具。之所以进行融资性票据业务创新,不强调真实性贸易背景,主要基于以下几个方面原因:
1.世界经济金融形势的发展要求我国进行融资性票据业务创新。随着世界经济金融的发展,西方国家早已抛弃真实票据要求(即现在我们强调的真实贸易背景票据),企业凭借自己的信用度来发行商业票据已成为基本的票据融资形式。美国、英国、日本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融资性票据市场已经具有相当大的规模,美国的商业票据市场和欧洲票据市场的主要交易工具都是商业票据,这种商业票据不要求具有真实性贸易背景,企业仅凭信誉就可以签发,是一种纯粹的融资性债务凭证。这些经验和做法为我国发展融资性票据业务提供了很好的参考和借鉴,随着我国加入WTO后中外资银行竞争的加剧,中资银行迫切需要开办融资性票据业务。
2.我国经济金融转轨为融资性票据业务创新创造了适宜的外部环境。我国一直未主张发展融资性票据主要是受限于1995年制定的《票据法》,而当时中国面临特殊的经济形势,通货膨胀达到了顶峰,整个社会信用、经济秩序混乱、社会乱办金融,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开始实施了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经过6年经济转轨,当时的通货膨胀已转化为现在的通货紧缩,国内商业银行的贷款发放也由于有效需求不足而出现被动收缩,近几年一些银行的新增存贷比连50%都没有达到。而且票据市场已经走上稳步快速发展轨道,在这种情况下,从试点开始逐步开放融资性票据业务就具备了较好的外部环境。
3.融资性票据在我国已经有现实的需求和基础。尽管有关法律对融资性票据进行了限制,但实际上由于我国融资工具缺乏,银行承兑汇票已经常被作为融资工具使用。根据监管部门对票据业务检查,商业银行已经采取开新票还旧票、超商品交易金额签发银票等多种变通方式,对没有真实交易背景的出票人签发银行承兑汇票,这实际上是使用融资性票据。尽管监管部门对这些违规行为进行严厉管制,但效果不佳;同时在一些地方的民间票据市场上,融资性票据业务也有较大的发展。这说明融资性票据在我国已经有较大的需求和现实基础。
4.发展融资性票据可以节约监管成本。目前监管部门对已经有着较大需求和现实基础的融资性票据业务主要采取了防堵措施,事实证明此措施效果不佳,票据“违规行为”屡禁不止,而且花费较高的监管成本,包括信息收集成本、监督检查成本等直接成本,还包括过度监管带来负面效应形成的间接成本,也就是在挤出票据风险的同时也挤出了票据信用。在这种情况下开办融资票据业务,通过科学的制度安排,加强引导和规范,有效控制风险,无疑能够有效降低监管成本,同时有利于中国票据市场的长远发展。
5.融资性票据更符合票据无因性特征。票据是一种无因的债权凭证,票据的原因作为其基础关系同票据上的权利、义务是分离的,当债权人持票据行使票据上的权利时,可以不明示其原因,只要占有了票据,就可以向票据所记载的债务人请求票据表示的金额。从这点上说,过分强调票据真实性贸易背景以及严格审查票据的原因关系与票据的无因性特征背道而驰;不强调真实性贸易背景的融资性票据则更加符合票据无因性特征,也更能遵循票据演变发展规律。
如同其他金融创新一样,融资性票据作为一种金融创新工具,在对金融市场乃至整个社会经济带来富有建设性的积极影响的同时,也存在着负面效应,其中最大的问题亦即推行融资性票据最大的障碍就是创新带来的风险。当然这种创新本身会使金融机构资产结构优化,抵御风险的能力加强,但这并不意味着消除了风险,相反发展融资性票据在减少风险的同时,也产生了一些新的风险。因此必须做好配套措施,强化对融资性票据的风险控制。可采取的措施包括:
1.分阶段逐步放开融资性票据,在区域信用环境较好的地区先进行试点,积累相关经验后由点到面,逐步推广。目前运作成本较低的方案是直接将银行承兑汇票“改进”为融资性票据,即选择一些资信情况较好、经营状况正常、现金流量稳定的大型企业进行试点,不再强调其签发的单笔票据的真实贸易背景;然后推广到效益好、信誉高、管理规范的中小型企业;最后是建立专业性的商业票据发行公司和规范的票据交易所,通过严格控制票据再贴现,鼓励转贴现和票据转让行为,活跃和培育规范、高效的融资性票据市场。
2.实行“一户一行”管理制度,企业只能在一家主开户行银行签发融资性银行承兑汇票,这家银行就是企业的管理行,管理行对企业开票情况进行监控,尤其是对开票限额进行控制:(1)销售收入控制法,要求企业签发银行承兑汇票余额不超过上年销售总额的一定比例,从实际情况看,生产型企业通常应在上年销售收入的1/5以内开票;流通型企业按上年销售收入的1/10控制。(2)资产负债控制法,要求签发银行承兑汇票额与企业其他负债之和要小于企业资产总额,其资产负债比率须控制在85%左右。(3)现金流量控制法,从企业现金流量管理中寻求合理的经济评判标准与监控机制,通过分析和掌握其现金流量,正确评价票据融资的偿债能力和资金周转能力,使票据融资保持在可以控制的安全性、流动性和风险限度以内。应该说这一评判标准较具科学性,因为票据融资的基本功能在于满足企业短期资金流动性需求,通过分析现金流可以预测一个企业未来某个时期的现金回流情况,以便确保票据融资如期得到偿付。
3.银行在签发和贴现银行承兑汇票时必须如实逐笔将其录入到信贷登记系统中,由于信贷登记系统所有信息共享,当企业签发票据与其现金流量不对称时,银行可以停止对该企业签发银行承兑汇票。
4.建立票据融资企业退出机制,约束企业严格守信,对出现银行到期垫款的融资性票据的情况,由监管当局采取警告并勒令还款、黑名单通报直至取消票据融资资格的处罚,淘汰劣质企业,净化市场环境,有效降低市场风险。
(二)应大力推进商业承兑汇票的发展
商业承兑汇票作为一种便利的结算和融资工具,在发达国家的信用制度乃至经济金融发展过程中起到很大的支撑作用。在我国,商业承兑汇票发展缓慢,基础薄弱,市场规模偏小,主要原因在于社会信用环境不佳,企业逃废债较严重,企业信誉度很低,加上市场缺乏企业以外的强力推动,这些因素使得由企业签发的商业承兑汇票很难得到社会认同。事实上,从我国当前经济金融发展形势以及票据市场现状看,扩大市场规模,大力发展商业承兑汇票相当有必要:(1)商业信用是社会信用的基石,对社会经济发展起着重要作用,我国商业信用不发达使得信用发展不是遵循由商业信用向银行信用演进的自然过程,而是由银行信用反推商业信用的发展。当前通过发展商业承兑汇票这一载体将对商业信用的发展起到助推作用;通过授予企业商业承兑汇票签发资格形成一种有效的激励与约束机制,逐步改善社会信用环境。(2)签发商业承兑汇票的成本较低。与银行承兑汇票相比,商业承兑汇票仅靠企业信用就可以签发,它不需要企业到银行三番五次申请,也不需要向银行交纳保证金、手续费,企业花费的成本较低;另一方面,商业承兑汇票主体较简单,通常只有一对主体,信息容易获取,银行监管较方便,管理成本相应降低。(3)银行能够通过商业承兑汇票业务操作盈利。商业承兑汇票签发后,银行可以对其进行贴现、转贴现,还可以申请再贴现,这无疑能够增加银行的贴现收入。(4)企业自身也愿意使用商业承兑汇票,不仅能获得融资便利和降低企业经营成本,而且能提高资金利用率,支持企业加快发展,还可以树立企业形象。因为企业一旦获得签发商业承兑汇票资格,首先意味着企业拥有一笔很大的无形资产,说明企业形象、信誉度非常高,这对企业的发展相当有利。(5)商业承兑汇票签发的安全度较高。与融资性银行承兑汇票不同,商业承兑汇票的签发必须强调真实性贸易背景,主要原因在于:商业承兑汇票主要以企业信用作保证,而企业信用尚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通过要求真实性贸易背景限制可以大大降低这种不确定性,排除恶意融资行为;而且,商业承兑汇票简单的流转关系,使真实性贸易背景要求具有现实的可行性基础,管理层很容易进行监测和控制,商业承兑汇票必须具有真实贸易背景要求才能有效提高票据签发的安全度。
我国商业承兑汇票发展尚处于起步阶段,目前主要由人民银行推动,在发展过程中面临的难题主要是如何规范管理和防范风险。实践证明,通过金融创新进行合理的制度安排可以达到有效控制风险的目的。这些创新性制度安排包括:(1)推荐制度,企业的主开户行对符合条件的企业进行推荐,为人民银行选优企业提供参考。(2)评级制度,人民银行认定的权威性评估公司对待选企业进行评级。(3)公示制度,由人民银行对候选企业名单在银行系统进行预公布,广泛征求各方意见。(4)审批制度,人民银行对候选企业的资格进行严格审查。(5)管理行制度,企业的主开户行为管理行,监控企业的开票及承兑情况,对企业签发的商业承兑汇票办理贴现和转贴现,用银行信用弥补企业信用的不足,为推动商业承兑汇票业务的发展提供保障。(6)公告制度,在新闻媒体上公告,列出企业和管理行名单、商业承兑汇票承兑额。(7)检查制度,人民银行对签票企业及管理行的业务开办情况进行现场检查,纠正违规行为。(8)评先制度,定期评选商业承兑汇票优秀管理银行和优秀企业,实行正向激励。(9)淘汰制度,每年对商业承兑汇票业务开办不佳、到期未能及时兑付、超限额超期限签票以及签发无真实性贸易背景票据的企业,列入黑名单,吊销签票资格。
通过以上制度创新,解决了票据市场上两个极为关键的问题:(1)信息不对称问题。通过推荐制度、谈话制度、公示制度、公告制度的推行,银行可以获得企业的生产经营情况和信用情况,企业借助于管理行可以了解签发商业承兑汇票企业的有关信息,从而大大减少签票企业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机会,有利于票据市场的健康发展。(2)风险分摊问题。签票企业通过管理行制度、淘汰制度,受到相应的约束和管制,承担到期不能兑付就退出市场的责任,但企业通过签发商业承兑汇票增加了一笔无形资产,同时降低了资金成本;管理银行投入了人力、物力和财力,对企业进行监测管理,但获得了票据贴现的利息收入,权责对称;人民银行对企业进行审查和管理,进行市场准入,要花费成本,同时承担一定的政策风险,但通过推行商业承兑汇票取得了较好的社会效益。因此商业承兑汇票的市场风险和收益实现了高水平的对等,较好地解决了风险分摊问题。超级秘书网
(三)建立票据专营公司
所谓票据专业公司,就是专门从事票据市场交易的法人公司。一般来讲,票据经营大约有四种运作模式:柜台交易模式,就是银行设一个票据交易的柜台;专营窗口模式,就是银行开辟专业性的票据业务窗口;交易所模式,就是建立经纪人共同交易的场所;票据专营公司模式,就是建立法人公司,专业从事票据市场交易。从实际来看,前两种模式我国都已经实行,但成效并不理想。设立交易所则需要标准化的金融产品,以商品交易为基础的承兑汇票,难以满足金融产品标准化的要求。从英国、日本以及我国台湾地区的发展经验来看,票据专营公司是一种较好的可行模式。
从我国来看,由于目前票据市场发展存在多重的制度性缺陷和阻碍,成立票据专营公司是一项重要的制度创新,有利于解决我国票据市场发展存在的制度性问题。票据专业公司作为高效率的机构,可以加大票据市场拓展力度,促进业务的发展,提升市场规模;有利于防范票据业务经营风险,实现票据业务的市场化和规范经营;有利于形成票据市场发展的本论文由整理提供竞争机制和创新能力,为我国票据市场的形成发挥孵化器的重要作用。票据专营公司由中国人民银行进行监督和管理,采取股份有限责任公司的形式组建,实行自筹资金、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经营管理体制,参股单位可以是银行、非银行金融机构和企业集团。业务活动范围包括:(1)对企业办理商业票据的承兑和贴现;(2)对金融机构办理商业票据的回购和转贴现;(3)与金融机构开展商业票据的买卖;(4)办理短期信用票券质押;(5)受托办理企业的短期债券的发行和还本付息;(6)提供短期票券投资和融资的信息咨询服务;(7)充当票据市场票据交易的中介;(8)为企业和金融机构提供票据鉴定服务等。资金来源可以为自筹,或通过再贴现、回购等方式向人民银行进行短期资金融通,也可以向商业银行进行同业拆借,还可以持有未到期票券作为抵押向商业银行申请短期贷款。
参考文献
1.阙方平:《票据市场运作原理与实践》,武汉出版社1997年版。
谢波
摘要：在传统交易活动中，“签字盖章”是许多法律的基本要求。但随着网络技术的日新月异，电子签名和认证已经十分普遍。电子签名和认证作为电子商务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的法律问题阻碍了电子交易的进行，也制约了电子商务的发展。本文将对电子签名和认证中的法律问题进行深入的探讨和论述。
关键词：电子签名，认证，电子商务，电子合同，法律问题
在传统交易中，人们常常通过亲笔签名的方式来确保合同当事人身份的真实有效和意思表示的一致。同时，亲笔签名也是许多法律的要求。例如，我国《合同法》第32条规定：“当事人采用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的，自双方当事人签字或者盖章时合同成立。”我国《票据法》第4条规定：“票据出票人制作票据，应当按照法定条件在票据上签章，并按照所记载的事项承担票据责任。持票人行使票据权利，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在票据上签章，并出示票据。”然而，在电子商务环境下，由于合同当事人可能相隔千里，甚至在整个交易过程中并不谋面，这就使传统的亲笔签名方式就很难运用于电子交易。但是，传统的亲笔签名方式所具有的功能，特别是它所具有的证明合同的真实性和完整性的功能，对一直为网络安全问题所困扰的电子商务仍然具有重要的价值。所以，签名的要求在电子商务环境下不仅不应被放弃，反而应该得到强化和更有力的保障。当然，这里所说的签名已经不再是传统的亲笔签名，而是电子签名（Electronic Signature）。
新加坡1998年颁布的《电子交易法》（Singapore Electronic Transactions Act 1998，SETA）对电子签名和数字签名作了相关规定。它将电子签名定义为：“以数字形式所附或在逻辑上与电子记录有联系的任何字母，文字数字或其他符号，并且执行或采纳电子签名是为了证明或批准电子记录”；将数字签名（Digital Signature）定义为：“通过使用非对称加密系统和哈希函数（Hushing Function）来变换电子记录的一种电子签名”。可见，数字签名是电子签名的一种。根据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电子商务工作组1999年颁布的《电子签名统一规则（草案）》（Draft Uniform Rule On Electronic Signature）第1条的规定：“‘电子签名’，是指以电子形式存在于数据信息之中的，或作为其附件的或逻辑上与之有联系的数据，并且它（可以）用于辨别数据签署人的身份，并表明签署人对数据信息中包含的信息的认可”。笔者认为这一定义颇值得我国立法的借鉴。
电子签名的主要目的是利用技术的手段对数据电文的发件人身份做出确认及保证传送的文件内容没有被篡改，以及解决事后发件人否认已经发送或者是收到资料等问题。[1]电子签名是法律上一个重要的创新概念，它作为电子认证技术在法律上的总括，得到了许多国家的认可。目前，国际上通用的电子签名主要有以下三种模式：
一、智能卡模式。智能卡是安装了嵌入式微型控制器芯片的IC卡，内储有关自己的数字信息。使用者在使用智能卡时只要在计算机的扫描器上一扫，然后键入自己设定的密码即成。
二、密码模式。使用者可以自己设定一个密码，该密码由数字或字符组合而成。有的单位还提供硬件，让使用者用电子笔在电子板上签名后存储起来，电子板不仅可以记录签名的形状，而且可以记录使用者签名时的力度以及定字的速度等，以防他人盗用签名。
三、生物测定模式。该方法以使用者的生理特征为基础，通过计算机对使用者的指纹、面部等进行数字化的同一认定。
随着电子商务的发展，为了消除电子商务在法律上的障碍，许多国家已经着手研究电子签名的问题。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电子商务工作组一直以《电子签名统一规则》作为拟定草案的标题，并得到了许多国家的一致认同。欧盟的相关指令也同样以“电子签名”为题。自世界上第一部电子签名法——美国犹他州于1995年颁布的《数字签名法》以来，迄今为止，国家级的电子商务立法有德国的《数字签名法》和《数字签名条例》、美国的《电子签名法》、意大利的《数字签名法》、爱尔兰的《电子签名法》、马来西亚的《数字签名法》、新加坡的《电子交易法》、韩国的《电子商务基本法》等。从内容上来看，这些法律以电子签名（数字签名）与认证机构的相关规定为主，多数立法文件直接以“电子签名”或“数字签名”为标题。电子签名法不仅能解决电子合同的法律效力、电子交易中的风险和责任分配等基本问题，而且能有效地维护电子商务活动中国家的经济利益，因此在整个电子商务法律体系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由于电子合同未必具有传统合同的书面文本，这就使得传统的亲笔签名方式被电子签名所替代。如同传统合同须双方当事人签字盖章方能生效一样，如果电子签名不具有法律效力，则无法使电子合同有效。在传统合同中，亲笔签名或盖章的行为主要有两种功能：一是表明合同当事人的真实身份；二是表明合同当事人愿受合同约束的意思。但在电子商务活动中，传统的亲笔签名方式很难应用于这种电子交易方式。因此，人们开始采用电子签名来证明彼此的身份。
在电子合同上的签名，最大的障碍仍然是技术上的，也就是说现有技术仍不能使当事人像在合同书上签字那样方便、简单。[2]但需要指出的是，一旦从技术上解决了电子签名的问题，电子签名在电子商务中的实用性以及所产生的法律效力将不会低于在传统合同书上的签名。同时，我们还应看到，既然承认电子合同属于书面形式，那么就必须承认电子签名的效力，因为在没有电子签名的情况下，任何人都可以自由地进入计算机系统，并对文件的内容进行篡改，电子合同就很难存在了。
目前，世界各国以及国际组织的立法已有将“电子签名”视为签名的倾向。例如，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促进国际贸易程序工作小组认为：只要贸易文件上的签名，能够据以认定文件的来源（即据以追溯出文件的作者）并利用该签名认证该文件，签署文件者就要对文件单据上事项的正确性及完整性负责。[3]《汉堡规则》（Hamburg Rules）第14条规定：“提单上的签字可以用手写、印摹、打孔、盖章、符号或如不违反提单签发地所在国国家的法律，用任何其他机械的或电子的方法。”在我国的实体法中，除法律有特别规定以外，当事人订立合同可以采用书面形式、口头形式和其他形式，而并不以书面形式、签字盖章等方式为要件。就这点而言，与英美法系所强调书面形式和签字盖章等要件才能使合同成立、生效的基本原则有很大的不同。因此，我国对签名或盖章的法律要求在具体法律条文中并未过多涉及。[4]但我国《合同法》采用了一种灵活的方式。我国《合同法》第33条规定：“当事人采用信件、数据电文等形式订立合同的，可以在合同成立之前要求签订确认书。签订确认书时合同成立。”根据这一规定，如果当事人在签订合同时使用了电子签名，既可以不签订确认书，也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在合同成立之前要求签订确认书。当然，采用后一种做法可以更加明确合同的真实性，以防电子签名的伪造。
笔者认为，政府相关部门应该积极向大众广为推介说明电子签名的定义、目的、适用范围、使用方法等，然后再由法律提供一套公平合理的游戏规则。通过建立完善的电子签名和电子认证体系，一方面可以促进电子商务的发展，另一方面可以提高人们对电子签名的接纳度并减少电子签名的伪造、变造和其他欺诈行为。
认证是一种证实某人或某事为有效或名副其实的过程，其目标仍然是着眼于“安全”。电子商务的安全问题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从技术上建立安全认证机制，以确认交易各方身份的真实性以及信息的保密性、完整性和不可抵赖性；同时，利用现代密码技术以及电子签名技术等，来保证电子商务活动的安全。二、当电子商务活动出现差错时，如何运用法律手段解决交易各方的责任以及权利义务关系等问题。在计算机系统或通信中，认证是良好的数据安全措施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电子信息技术的发展极大地增强了人们获得信息的能力，同时也增加了某些敏感或有价值的数据被滥用的风险。如何确保交易对方的主体资格以及交易数据资料的安全，是电子交易各方都极为关注的问题。因此，我们必须保证买卖双方在电子交易中身份的真实可靠。电子认证的作用就在于确认交易双方真实有效的身份。
电子认证与电子签名一样都是电子商务活动中的安全保障机制。它是由特定的第三方机构提供的，对电子签名及其签名者的真实身份进行验证的服务。电子认证主要应用于电子交易的信用安全方面，以保障开放性网络环境中交易人身份的真实可靠。电子认证是确定某个人的身份信息或者是特定的信息在传输过程中未被修改或者替换。[5]
在电子交易过程中，除了交易双方以电子签名的方式来识别彼此的身份和确保传输信息的完整性外，对电子签名本身的认证问题，并不能由交易各方自己完成，而是由一个具有权威性、可信赖性和公正性的第三方来完成，从而为电子交易建立一种有效、可靠的保护机制。此第三方被称为认证机构（Certificate Authority，CA）。认证机构提供电子交易过程中的认证服务，能签发数字证书并能确认用户的真实身份。同时，由于电子商务活动常常是跨国境的，因此交易各方当事人就需要有不同国家的认证机构对各自的身份进行认证，并向电子商务活动的相对方发放电子认证证书。在实践中，就需要各国相互承认对方国家认证机构发放的电子认证证书的效力，以保证电子商务活动的顺利进行。
认证机构在电子商务活动中既不向在线当事人出售任何商品，也不提供资金或劳动力资源，它所提供的服务只是一种无形的证书信息。这种数字证书包含一个公开密钥、交易相对人的姓名以及认证机构的电子签名、密钥的有效时间，发证机关的名称，证书的序列号等。在整个电子交易过程中，认证机构不仅要对进行电子交易的各方当事人负责，还要对整个电子商务的交易秩序负责，因此，它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机构。
在认证机构的设立上，我们必须强调它应是一个独立的法律实体，即是说它能够以自己的名义提供服务，能够以自己的财产提供担保，同时能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独立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认证机构在整个电子交易过程中必须保持中立，它一般不得直接和客户进行商业交易，也不能代表任何一方当事人的利益，而只能通过客观的交易信息促成当事人之间的交易。另外，电子认证机构不能以盈利为目的，它应当是一种类似于承担社会服务功能的公共事业。从国外的经验来看，设立专门、独立和非营利性的认证机构是比较合适的作法。
结合国际上电子商务立法的先例，认证机构一般应承担以下义务：一、信息披露与通知义务。其根本目的就在于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和保护信息弱势群体。二、安全义务。安全可信度是公众对认证机构的要求，认证机构应当采用能够满足条件的安全系统。三、保密义务。认证机构不得对外披露需要保密的信息。此外，认证机构还负有其他义务，如：举证义务，即交易当事人在使用证书过程中发生纠纷，认证机构可以根据交易双方或一方的要求，为其提供举证服务。
同时，认证机构在提供认证服务的过程中会面临许多潜在风险。其风险的种类主要有：（1）运用技术过失致使数字记录丢失；（2）对信息未进行严格审查致使证书含虚假陈述，第三人信赖其陈述，并基于证书的等级进行交易，将损坏认证机构的可信度；（3）未经过合理适当的辨别而终止或撤销证书；（4）由于服务器故障或周期性离线修整而造成认证服务中断；（5）内部人员即认证机构有权访问证书数据库的雇员制作虚假证书或涂改证书记录；（6）外部人员使用多种方法改造认证机构的通用协议；（7）作为网络机构随着技术更新其淘汰率高，服务可能难以长期维持，但是某些长期证书的管理又需要服务一直持续下去不能中断，等等。[6]
由上述认证机构的性质与风险分析可以看出，电子认证的产生与发展将引发电子商务领域的许多新的法律问题，这主要包括：一、数字证书与认证机构的法律地位以及对电子认证的法律监管应得到立法规范，否则无法保障电子认证的有序发展。二、电子认证所面临的风险将引发认证机构的责任问题，因为认证机构有可能在某些场合给证书持有人或证书信赖人造成损失。三、认证机构作为一个在电子商务领域具有重要价值的新型信用服务主体，将会面临许多现实或潜在的执业风险。四、电子认证所应实现的服务标准或技术标准应得到相应的规范与完善，以真正达到保障电子交易安全的目的与价值。基于以上这些法律问题，笔者认为，对于在电子交易中保障网络交易安全以及信用制度起重要作用的电子认证，应在未来的电子商务立法中占据应有的地位。
参考文献：
[1] 蒋坡：“论我国电子商务法律体系和基本架构”，《科技与法律》2002年第2期。
[2] 王利明主编：《电子商务法研究》，中国法制出版社2003年版，第89页。
[3] Perritt, Legal and Technological Infrastructures for Electronic Payment Systems, 22 Rutgers Computer & Technology Law Journal 53 (1996).
[4] 万以娴、朱瑞阳：“签名与盖章之新课题——论电子签章之法律效力”，2002年全国信息网络与高新技术法律问题研讨会论文。
[5] 刘满达：“数字签名的法律思考”，《法学》2000年第1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