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12-28 22:43:15
证据契约[①]，由“证据”和“契约”二字组成，看起来既熟悉又陌生，熟悉是因为我们对“证据”和“契约”早已司空见惯，而对“证据契约”则比较新鲜陌生。然而，在大陆法系的德国、日本、意大利等国家，关于证据契约的研究由来已久并有不少立法采纳了证据契约制度，如意大利。我国台湾地区的学者在这方面的研究虽稍落后于德日等国，但成果不菲。相比之下，我国大陆学者的在这方面的专门研究却比较罕见，有的也是在讨论诉讼契约时论述一点点。[②]研究虽未成气候，但前辈们的相关见解皆具启发性，值得重视。
契约，一直以来为私法领域所垄断，自从19世纪后叶诉讼法学脱离私法学的支配而开始确立其理论时期时，学者们普遍不接受在诉讼法学领域的存在契约。[③]学者均是以诉讼的公法性为理由排斥契约在公法领域的存在。但目前更多的学者均对诉讼上存在契约持肯定说，认为诉讼上存在契约，使法律未予以明文规定的合意也并不当然禁止。[④]笔者当然是赞同肯定说，而且笔者同样认为，证据法上也存在契约。但笔者并非简单地从“诉讼法上存在契约”、“证据法属于诉讼法的分支”、所以“证据法上也存在契约”这样一个三段论得出来的结论。
契约，千百年来一直与人类相依为伴，但契约并非只存在于私法领域。在罗马法上，不仅私法上有契约的概念，公法和国际法上也有这个概念。优帝《学说汇纂》就把协议（Conventio）分为国际协议、公法协议和私法协议三种。[⑤]但承认公法领域也有契约，就会出现一个法律悖论：公法的规范不得由个人的协议变更，而契约属于私力范畴，承认公法领域也有契约，无异于承认“公法的规范可由个人的协议变更”。如何解释这一悖论，同样是证据契约不可逃避的问题。但去解释这一悖论就暗含这样的意思，即证据法是公法。笔者虽不完全认同证据法完全是公法，但问题终究是要解决的。到底什么是证据契约？证据契约的存在有何依据？它有什么效力？契约自由原则能否适用证据契约？证据契约在我国前景如何？
一、证据契约的概念
思维需要概念的支撑，尤其是对证据契约这样既熟悉又陌生的事物进行探讨。一般认为，证据契约有广义与狭义之分。狭义的证据契约是指有关诉讼中的事实确定方法的诉讼契约。广义上还包括变更举证责任分配原则的举证责任契约。此外，证据契约还单指为方便法官认定事实活动而订立的契约。狭义证据契约的典型例子有：自认契约、证据方法契约或证据限制契约、鉴定契约、确定各种证据方法和证明力的契约等。[⑥]“对一个概念下定义的任何企图，必须要将表示该概念的这个词的通常用法当作它的出发点。在对法的概念下定义时，我们必须从考察下述问题开始：一般称为‘法’的这些社会现象是否提供了使它们区别于其他同类社会现象的一个共同特征？这一特征在人的社会生活中是否重要到这样的程度，即可能成为有助于认识社会生活中各种概念的基础？”[⑦]因此，在笔者看来，对证据契约下定义与对法下定义一样，将表示证据契约概念的这个词的通常用法当作它的出发点，要体现“契约”这一共同现象，即在表述上一是应当体现契约的共性，二是应当突出证据契约的特性。
证据契约与私法上契约都属于契约，因而也具有契约最本质的特征：首先，证据契约的订立人是平等的诉讼主体，在诉讼中双方当事人的诉讼地位平等。其次，订立证据契约是出于自愿，当事人有选择订立或不订立证据契约的自由。再次，当事人之间达成证据契约时往往出于理性和功利的考虑。最后，却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证据契约是当事人之间意思一致的合意，只有双方当事人意思表示一致时，才达成证据契约，产生一定的法律效果。但是，证据契约也不完全等同于私法上的契约，最明显的区别体现在私法契约的内容完全是实体性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变动；而证据契约的内容大多是民事主体对其所享有的程序性权利的自由处分和对程序性义务的自愿负担，这种处分和负担行为可能会对各民事主体之间实体性民事权利义务关系产生间接的影响。另一重要区别即在于证据契约产生的效果不同于私法上契约产生的效果，前者旨在产生诉讼法上效果，后者产生私法上效果。在德国，研究者一般将证据契约与举证责任契约相区分，Rosenberg即在定义上将两者区分开来。[⑧]笔者认为，严格说来，证据契约与举证责任契约应有所区别，但是否有区分的必要性则仍存疑问。将两者区分开来，其优点在何处亦难以言明，再加上我们已经习惯把举证责任理论放入证据法学理论体系，故本文不对这两种契约作区分，而是采广义证据契约概念，即包括举证责任契约。综上所述，笔者认为，证据契约即为平等的当事人之间就诉讼中的事实确定方法的旨在产生诉讼法上效果的合意，包括在事实不能证明时的责任承担的合意，即包含举证责任契约。
二、证据契约存在的依据及价值
（一）法理依据
契约的本质即合意，其得以存在的理论根基在于当事人的“意思自治”。证据契约作为“证据”和“契约”结合生成的词语，本身体现了私法精神对证据法的深远影响，同时也蕴涵了解决民事纠纷的程序法独特的价值。而证据法的“两栖性”亦为证据契约的存在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
1.私法精神在民事诉讼领域的扩张。私权的救济有赖于民事诉讼权利的行使，当事人将发生的纠纷诉诸法院，目的在于通过民事诉讼解决其纠纷，保护其合法权益。此时，纠纷的解决过程可以被看作是由民事诉讼法与民事实体法共同作用的“场”，因为一方面民事诉讼要依照民事诉讼程序法进行，另一方面法官必须依照民事实体法作出判决，缺少任何一面都会使民事诉讼陷入停滞。“民事诉讼从国家对公民来说，这是公法关系，但是，从民事诉讼所要解决的纠纷的内容来看，显然民事诉讼又具有私法性质的关系”。[⑨]因此，私法上的“意思自治”原则必然会延伸到带有私法性质的民事诉讼法领域。当事人作为实体法的权利主体，既然可以在实体法领域处分自己的实体权利，同样可以在民事诉讼领域自由处分自己的权利。这一自由体现在证据法上，则应尽可能地树立尊重合意的观点，法官在对案件事实进行自由心证时，应当尊重当事人对证据处理和选择的合意，当事人有权就证据事项达成证据契约。可见，证据契约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私法自治精神向民诉讼领域的延伸。
2.程序主体性原则之体现。近代以来，程序主体性原则已为各国所公认。毫无疑问，当事人是其实体权利的主体。当事人将纠纷交由法院解决，形成“三角”结构，法官代表国家权力作为中立的第三方介入纠纷，但这并未改变当事人的主体地位。相反，实体上的主体地位转化成程序上的主体地位，当事人的主体地位在程序上应当得到充分尊重。依据程序主体性原理，在涉及当事人等利害关系人的利益、地位、责任或权利义务的审判程序中，应从程序上保障其有参与程序以影响裁判形成的程序主体权；而且，在裁判作成以前应保障其有能够适时、适式地提出资料、陈述意见或者进行辩论的机会；在未被赋予此项机会之情况下所收集的事实及证据，不得直接成为法院裁判的基础。[⑩]那么在程序设计上就应当充分考虑程序利用者――人的自主性、自觉性与选择性，赋予当事人广泛而充分的程序性权利，保证程序主体有充分地参与程序的机会。当事人作为一个自主的理性人，有权利也有能力在程序上作出选择，以满足其程序主体性之要求。而契约正好符合这一要求，契约的根源之一即选择，“没有选择，即使有了劳动的专业化和交换，对最简单的契约也没有意义。如果从契约的概念中去掉了选择，那么，世界上最好的契约当事人就不是人类，而是群居的昆虫，特别是蚂蚁了。”[11]当事人通过达成证据契约行使选择权参与程序，有了契约的权利，也就有了选择的权利，使其程序主体性得以充分体现。
3.证据法的“两栖性”为证据契约的存在提供了空间。不可否认，民事证据法由于涵括了法院调取证据、采信证据等一系列具有职权色彩的内容，因而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公法性质。但道德与法的结合在公法领域亦为势所必然。事实上，民事证据法中关于当事人举证、质证、证据披露，自认等许多规则本身即带有强烈的私法色彩，并且，随着诉讼证据制度设计上当事人主义模式与职权主义模式的融合，当事人主义模式渐为人们所接受，使得这种“私法化”必将更为明显，因而以私法的理念和原则来约束当事人之间的证据法律关系亦为必要。此外，民事证据法虽被大多数人界定为程序法，但其中关于举证责任分配等许多内容不完全是程序法问题，而往往是在实体法即民法中作出规定，况且，民事证据并不完全用于诉讼和审判，它同时也用于指导和规范民事行为，确认和证明民事法律关系的产生、变更和消灭，保护民事权利和避免民事纠纷。也就是说，证据问题离开诉讼也会发生，也正因如此，我国亦有部分学者提出可将民事证据置于民法典中来规定。[12]因此，证据法的内容不全为公法，总有那么一部分公益色彩不那么浓厚的“任意规定”。当事人通过证据契约处分自己的“私”权利，即使违反了“任意规定”，如果对方当事人并不提出异议，就没有必要视为无效，因为这反而有利于诉讼程序的稳定与经济。
（二）诉讼模式基础
在民事诉讼领域，向来存在职权主义诉讼民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之争，由于两种模式之间的某些差异带有根本性，这就使得某些具体诉讼制度的存在与适用实际上成为诉讼模式选择的结果。证据契约也不例外，其制度的生存依赖于诉讼模式基础，那就是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所谓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一是指民事诉讼程序的启动、继续依赖于当事人，法院或法官不能主动依职权启动和推进民事诉讼程序，二是法院或法官裁判所依赖的证据资料只能依赖于当事人，作为法院判断的对象的主张来源于当事人，法院或法官不能在当事人指明的证据范围以外主动收集证据。而当事人主义的核心和基调是辩论主义原则和处分原则。依照大陆法系的民事诉讼理论，辩论主义是指认定案件事实的有关诉讼资料只能由当事人提出，否则不能作为法院裁判的根据，即“当事者以什么样的事实作为请求的根据，又以什么样的证据来证明所主张的事实存在或不存在，都属于当事人意思自治领域”。[13]而处分原则作为当事人主义的另一重要表现，包括：一是诉讼只能根据当事人的申请开始；二是当事人决定审理对象的内容和范围，而且对于诉讼标的的变更，当事人也有决定权；三是诉讼可以基于当事人意思而终结。其中，“当事人对作为裁判基础的案件事实的处分是当事人行使处分权的重要内容。当事人对诉讼资料的处分表现在：当事人没有在特定阶段和场合（辩论过程中）提出来的案件事实，裁判者不能作为判案的依据”。[14]这说明，在对诉讼资料的处分上，处分原则与辩论主义原则不谋而合。
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集中体现了民事诉讼领域的意思自治；而证据契约作为反映私法自治精神的具体形式，也是意思自治原则在民事诉讼领域的体现。因而，对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辩论主义原则与处分原则的承认与尊重必然意味着对证据契约这一民事行为方式的肯定。由此可以得出结论，证据契约与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在制度上存在契合，而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也正是证据契约制度得以建立和发展的诉讼模式基础。在职权主义诉讼模式下，法院有全面调查取证的权力，可以在辩论程序之外寻求定案的依据，辩论主义和处分原则对法院没有约束力，因此在职权主义诉讼模式下讨论证据契约既缺乏法理依据，也无实际意义。
无论是英美法系还是大陆法系，都是当事人主义的诉讼模式。[15]这为证据契约制度在两大法系的发展奠定了制度基础，但证据契约的提法只存在于大陆法系，英美法系尽管在司法实践中存在当事人间的证据“合意”，却不使用证据契约这一提法。
（三）价值
笔者认为，证据契约存在以下价值：
1.有利于实现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契约即公正”[16]。根据当事人之间的证据契约认定案件事实解决纠纷，不仅是符合实体正义而且是符合程序正义的。“当某人就他人事务做出决定时，可能存在某种不公正。但当他就自己的事务做决定时，则决不可能存在任何不公正。”[17]当事人承认对方当事人提出的证据事实，在局外人看来或许是不公正的，但作为一个理性人的选择，其意图并非局外人所知晓。因此，自由订立证据契约就意味着正义。
2.提高诉讼效率，降低诉讼成本。案件事实毕竟是过去的事实，是独一无二的，想象或模拟的重建都不能确切的重现过去。[18]证明案件事实需要证据来证明，而人的诉讼能力又是有限的，搜集证据往往是一个艰辛的过程，使得诉讼周期变得越来越长。长时间诉讼不仅使当事人争议的利益得不到实现，反而增加了当事人讼累。而证据契约能够便捷诉讼，比如双方达成自认的契约，免除了对方当事人的举证责任，这样，原本必须进行的当事人举证、法院调查证据、质证、认证等环节被简化，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减少了证明的环节和费用，缩短了诉讼的周期，降低了当事人和人民法院在时间、人力、物力、财力等方面的成本支出，同时也提高了诉讼效率。
3.有利于限制法官恣意，弥补立法缺陷。证据契约充分凸现了当事人的程序主体地位，是个体自主决定自己命运的行为载体，通过自主决定的形式，主体的自由得到张扬。证据契约对法官的制约作用，亦可以促使法官充分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制约法官恣意。“法律不能完备无遗，不能写定一切细节”[19]，法律固有的缺陷使得立法追求的理想难以实现。通过双方达成证据契约，对相关的可支配事项达成合意，制定子规则，不仅满足当事人的权利需要，在客观上也弥补了立法的不足。
三、证据契约的性质与效力
（一）性质
证据契约的法律性质，则与其概念的界定密切相关。因若将证据契约以最广义方式理解，则实体法性质之确认契约亦为证据契约，但一般将他们区分，并不视为同一。[20]与之相似的诉讼契约的性质，存有争议，目前有“诉讼行为说”、“私法行为说”、“折中说”等，而“折中说”又包含两种相对立的观点：“两行为并存说”和“一行为两性质说”。[21]而对证据契约的性质，理论上争议似乎不大，一般认为是诉讼行为之一种。台湾学者邱联恭与陈计男即持此观点[22]。但台湾有学者认为：“有效之证据契约既发生诉讼法上之效果，自系诉讼契约之一种。”[23]尽管其结论可能是正确的，但以其产生的法律效果来判断一个行为的性质，似乎有悖逻辑。因为正确的逻辑应该是性质（因）决定效果（果），以效果作为标准判决一种行为的性质就颠倒了逻辑（结果决定原因）。笔者认为，应以合意的内容为基准、兼考虑目的来判断证据契约的性质。证据契约是有关诉讼中的事实确定方法的合意，目的是影响法官在选择使用证据材料，以产生诉讼法上的效果，没有涉及私法上权利义务的设定和分配。因此，证据契约属于纯粹的诉讼行为。
（二）效力
证据契约的效力，是指当事人之间达成的证据契约对当事人及法院产生的拘束力。表现在两方面：
1.对当事人的拘束力。证据契约既为当事人双方的合意，当事人就应当遵守合意。如双方当事人在契约中约定举证期限，超过期限向法院所提交的证据即无效。当一方当事人违约，另一方当事人有权提出异议。至于当事人违反证据契约义务应当承担的法律后果，笔者认为这已属消极责任，即法院应当依据合法有效的证据契约确认违约行为不发生诉讼法上的效果。
2.对法院的拘束力。根据私法中的契约相对性原则，只有契约当事人才受契约约束，也只有契约当事人才能享受基于契约所产生的权利并承担根据契约产生的义务。[24]证据契约也只有在当事人之间发生效力，对一般的第三人皆无约束力。但证据契约的目的在于发生诉讼法上的效果，如果只对当事人有约束力，无法解释证据契约何以产生诉讼法上的效果。因此证据契约的要达到目的，还依赖于一个不可或缺的条件：法院对证据契约的确认。也即，尽管证据契约一经成立，没有必要向法院申请批准即在当事人之间发生效力，但若要产生诉讼法上的效果，仍需要法院的参与。但其对法院产生拘束力的法理依据何在？
如前所述，证据契约的诉讼模式基础是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而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的主要体现之一即辩论主义原则。依据辩论主义，法院应当受当事人主张和举证的约束。辩论主义也反映了以私权自治为基础的诉讼中的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这与证据契约所体现的精神是一致的。因此，基于辩论主义原则，证据契约对法院有拘束力，法院必须尊重当事人的合意。如果法院违反了当事人的合意，将可能成为上级法院撤销判决的理由。
但是，证据契约产生效力的前提是必须合法，包括形式合法与实质合法两方面。一是形式要合法。证据契约的形成主体必须是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当事人、无民事行为能力当事人的法定人、经特别授权的委托诉讼人，并且合意的内容都应当以当事人的名义承担后果。必须是自愿订立证据契约，在欺诈、胁迫等情形下订立的证据契约当事人有权撤销。二是内容要合法。以损害国家、集体和第三人合法利益为目的订立的证据契约无效，限制法官自由心证的证据契约无效，如双方约定某一证据的证明力低于另外一个证据。但在有关证据的合意并不侵犯自由心证主义的领域，而当认为是可以采纳辩论主义时，则不认为其已对自由心证侵害，因此并不否定其效果。[25]
四、证据契约自由及其限制[26]
“所有权绝对、过错责任和契约自由为近代私法的三大原则，而契约自由又是私法自治（意思自治）的核心部分。”[27]既然证据契约是私法自治在私法领域向公法领域延伸的结果，作为私法自治核心部分的契约自由原则是否适用证据契约？
（一）证据契约自由原则
所谓契约自由原则，其实质是契约的成立以当事人的合意为必要，包括缔约与否自由、确定契约内容自由及缔约方式自由。其中，缔约与否自由包含是否缔约自由与选择契约相对人自由。契约自由原则是否适用于证据契约，“有谓诉讼行为原则上不适用契约自由之原则，帮不得订立证据契约者，有谓当事人之私权既得任意处分，自得订立证据契约以为约束”[28]，因此在理论上存在争议。笔者认为，证据契约符合契约的本质特征，而且从证据契约的缔约过程到缔约内容看，证据契约也应适用契约自由原则。证据契约的缔约主体是平等的诉讼当事人，订立证据契约是出于自愿，而且往往是出于理性和功利的考虑，当事人可以选择缔结证据契约的方式，如书面或口头方式,当事人有权在法律允许范围内选择证据契约的内容。因此，证据契约与私法上的契约一样适用契约自由原则，在表述上就是“证据契约自由”原则。证据契约由当事人自主缔结，法官不得随意干涉。
然而，证据契约毕竟不同于私法上的契约，尤其是在内容与效果两方面有很大不同。若证据契约完全自由，则有可能造成以下后果：
1.证据契约适用的泛化会抹煞民事诉讼制度固有的本质特征。民事诉讼制度作为民事经济纠纷的解决机制不同于其它民事纠纷解决本质属性就在于国家公权力的介入。对证据的收集、保全、提出、质证、认证等法律都有一系列的规定，因此证据制度中的许多设置具有相当程度上非选择性，如关于证据的审核认定的规定，须由法官依据民事诉讼程序，全面、客观的审核证据，依据法律规定，遵循法官职业道德，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对证据有无证明力和证明力大小独立进行判断。而证据契约的理念是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在一定程度上与民事诉讼制度或证据制度的非选择性冲突，其本身与民事诉讼制度的公法性质存在紧张关系。若不恰当处理两者关系，任由证据契约自由原则泛化，则会抹煞民事诉讼制度固有的本质特征。
2.证据契约达成的基础有时并不可靠，可能沦为强势当事人实现不法目的的工具。契约达成的前提是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的一致，只有建立在平等与合意的基础上的契约才是合法有效的。因此，契约自由建立的理论前提是主体平等。然而这一主体平等并非就是现实的平等，其忽略个体固有的经济上的、政治上的、知识结构上的区别，是一种抽象的平等。这样抽象的平等在现实中不免带有神化色彩，实际上，即使在古典契约理论建立之初个体间的不平等就是存在的，“古典的‘契约自由’概念甚至从一开始便存在着某些严重的缺陷。”[29]私法上契约自由的缺陷在证据契约中同样存在，当事人在缔结证据契约时很难真正实现地位平等与信息对称。尤其是证据运用的技巧性相当强，当事人能否在平等的地位把握缔约时的尺度不无疑问。因而往往会存在一方当事人利用自身经济或信息上优势，诱使、欺骗甚至强迫对方当事人签订证据契约的情况，从而导致意思表示不真实。并且证据契约呈现法院面前时是以书面或口头为表现形式的，很难从契约的形式或内容本身去判断证据契约是否为当事人真实意思的表示。证据契约固有的缺陷，必然导致现实当中出现以形式平等掩盖实质内容不平等的情况，沦为强势当事人一方欺骗法院、不正当影响诉讼程序和实现不法目的的工具的有效手段。这样缔结的证据契约背离了证据契约制度的初衷，可能妨碍案件公正审判。
3.证据契约系当事人主义下的双方法律行为，为诉讼欺诈提供可能。当事人主义要求法院裁判所依赖的证据资料只能来源于当事人，作为法院判断的对象的主张来源于当事人，法院不能在当事人指明的证据范围以外主动收集证据。证据契约在是当事人主义下的双方法律行为，法院必须尊重当事人双方的合意。法院对当事人缔结的证据契约考察的重点一般只是契约内容中权利的可处分性问题，以及该合意处分行为是否系双方真实之意思表示。对于后一点，意图串通的当事人双方自然不会主张其意思表示不真实；而前者在大多情形下当事人对契约内容是有处分权的，其欺诈意图难以为法院所察觉。这就为诉讼欺诈留下了缺口。如果说，“诉讼欺诈的发生，在一定意义上说，就是辩论主义所要付出的代价”[30]，那么在一定意义上也是证据契约制度所要付出的代价。
（二）证据契约限制
一项美好的制度在某些方面的缺陷往往让我们陷入两难的境地。证据契约制度作为符合市场经济下意思自治原则的颇具浪漫主义色彩的事物，也同样存在固有的缺陷。这本身的局限性使得对证据契约进行适当限制成为必需。从前文的分析来看，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实现对证据契约的限制。
1.通过立法限制证据契约的适用范围，以避免证据契约适用的泛化。立法应当从社会公共利益出发，妥善协调民事诉讼制度本身所固有的公法性与证据契约的关系，证据法的“两栖性”应当为证据契约留下缔约空间，把个人可以自由处分的权利――包括程序权利和实体权利赋予当事人，努力平衡当事人诉讼权利与国家公共利益之间的关系。因此，在完善我国民事诉讼当事人诉讼权利体系的过程，证据契约的适用范围应当被限定在当事人权利体系内容之中，并随着该权利体系的变化而做出调整。
2.对于证据契约可能被强势一方当事人所利用的情况，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考虑对证据契约进行规制。一方面，借鉴私法契约救济的规定，赋予弱势一方当事人以请求救济的权利，同时对证据契约的意思瑕疵进行救济。这主要通过当事人向法院请求确认己方受胁迫缔结的证据契约无效，或请求法院撤销、变更在欺诈情形下所订立的证据契约。在缔约过程中意思表示有瑕疵的证据契约，也应当赋予当事人请求救济的权利，如允许自认契约的一方当事人撤回契约中约定的不真实且存在重大误解的自认。但救济需要满足三个条件：第一，需由当事人提出申请并承担举证责任，这样可以减少和防止当事人滥用救济权利；第二，应当在合理期限内提出，以免拖延诉讼和危及程序安定；第三，提出救济申请的当事人一方不存在过错。另一方面，法官要行使释明权[31]，主动审查证据契约的内容是否公平合法。现代的诉讼程序复杂冗长，没有经过专业训练的一般当事人难以胜任诉讼，尽管存在律师帮助，当事人也并不一定能够完全理解证据契约后果。因此，通过法官行使释明权，将证据契约的内容和其所将要引发的法律后果向当事人予以说明，协助当事人双方实现平等沟通与对话，使双方当事人信息得以对称，并使弱势一方有机会与对方进一步协商以变更或解除证据契约所确定之内容。
3.针对证据契约带来诉讼欺诈的可能，一方面应当适当强化法院的监督职能，在一定范围内对当事人的处分权进行限制，尤其是对涉及公益性很强的诉讼案件，法院应该依职权收集证据，彻底查清诉讼案件的事实。另一方面应赋予受诈害人一定的救济权。通过证据契约达到诉讼欺诈的目的后，其后果往往是对第三人造成损害，但这种损害在诉讼结束前可能不会表现出来。因此第三人应当得到就该证据契约向法院提出异议、申请变更或撤销的权利，以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如果诉讼已经结束的，第三人有权利据此对串通的双方当事人提起民事诉讼。也有学者建议设立诉讼通报制度来防范诉讼欺诈。[32]
对证据契约进行适当限制，并不破坏证据契约自由。相反，这更有利于保护证据契约自由，防止证据契约非当化。
五、展望：证据契约在我国的前景
尽管我国没有明文规定证据契约制度，但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规定》）中证据契约中的相当一部分内容已经得到承认。如举证期限契约[33]、选择鉴定契约[34]、证据交换契约[35]、自认契约[36]等。但这些规定的“契约”并非真正意义上的证据契约，受到法院的过多干预，如双方当事人对举证期限的约定必须“经人民法院认可”但什么情况认可什么情况不认可又缺乏相关规定，随意性太强。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证据契约”。
证据契约体现当事人的程序主体地位，是私法自治在公法领域的延伸，同时又可以彰显程序公正，促进实体公正，还可以节约诉讼成本，提高诉讼效率。这些优点于当事人于法院，无疑都有巨大的吸引力。再加上证据契约符合市场经济体制下的自由、平等、理性、功利的理念，是否在我国建立证据契约制度可以说是我国的法律是否适应社会发展的内在规律、是否能够跟上时代的步伐的判断标准之一。但盲目移植所谓先进、符合时代步伐的法律制度无疑是危险的，任何一种先进法律制度脱离了它赖以生存的制度基础就成了落后的法律制度，正所谓“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因此，如果我们不具备证据制度所赖以发展的制度环境基础，移植过来也会造成“水土不服”。那么分析我国相关制度环境，看我国是否适合建立证据契约制度就很有必要了。
（一）本土条件分析
1.公民权利观念淡薄
权利观念是指特定的社会成员对权利的认知、主张和要求。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公民的权利观念有所提高，公民的权利意识大大增强了。但就整体来看，我国公民的权利观念仍远远落后于现代法治建设进程的要求，制约着我国法治化的进程。这突出表现为：[37]（1）权力至上。公民习惯于服从权力，而不习惯、甚至不敢用法律来维护自己的利益。（2）重情义、轻权利。几千年来，人们习惯于用情感、伦理、道德来调节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对于通过法律来调节人际关系的做法不屑一顾。人们憧憬“和谐”，讲求“仁爱”，反映到法律领域就是“无讼”的心态。孔子曰:“听讼，合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38]即争讼是社会的一种恶和不道德行为，无讼的社会才是理想中的和平世界。尽管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已经不再把打官事看作不光彩的事情，但“情为上”、“和为贵”的“无讼”传统观念仍然具有一定影响。（3）对于权利，没有主动追求，只知被动承受。在西方的历史上，人们根据利益和意志自由的需要，向政府提出自己的要求。例如在美国，有以要求黑人权利为特征的“民权运动”，有妇女要求权利的“女权运动”，这些要求得到政府法律认可，便成为一种法定权利，自然权利变成法定权利往往是人们主动要求的结果。但在我国，改革开放以来，鉴于期间无视权利践踏权利的痛苦经历，人们曾经呼唤民主和法制，这些呼唤固然对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民主法制建设起到了推动作用，但人们始终没有形成主动追求权利的习惯。形成权利观念淡薄的原因有多方面，如民众素质不高，法律文化意识缺乏；也因为受“无讼”传统影响至深；还因为长期计划经济体制下经济主体的一元化限制了权利观念的成长。
证据契约是当事人对自己的权益作出理性和积极选择的表现，需要双方当事人的积极参与与处分，而公民权利观念的淡薄与“厌讼”的心态自然是和证据契约的理念、制度格格不入的。因此，提高公民权利观念成了建立证据契约制度的必要前提。
2.职权主义诉讼模式
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与《民事诉讼法》（试行）相比有一个比较显著特点，即民事诉讼程序中法院职权干预的弱化以及相应的当事人处分权的强化。但“从民事诉讼基本模式的角度看，现行民事诉讼体制依然属于职权主义类型。”[39]具体表现在：第一，各具体的诉讼程序的开始、进行和终结，法院具有主动性和决定性。当事人虽然是平等的诉讼主体，但实际上他们在诉讼中的能动作用受到很大遏制，很多重要程序如保全程序、执行程序的启动与否仍可由法院决定，法院可以在当事人没有申请的情况下启动这些程序。
第二，法院可以在当事人负举证责任的同时，依职权积极主动地收集证据，并将此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尽管新民诉法已将试行民诉法中规定的“全面、客观地惧和调查证据”，改为“全面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但同时又规定“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法院应当调查收集”，为法院独立收集证据留下了自由裁量权。[40]法院在作裁判时，往往对当事人依举证责任提供的证据不予考虑，而完全将自己独立收集来的证据作为裁判的根据，表现出明显的职权干预性。
第三，法官主宰整个庭审进程，当事人处在消极、被动的地位。在法庭审判中，法官控制、指挥诉讼，当事人彼此间的对抗作用受到很大的遏制。法官甚至可以打断当事人辩论。
由此可见，我国的民事诉讼属于职权主义诉讼模式。在此模式下，就不存在体现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核心的“约束性”辩论主义原则与处分原则。尽管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规定了辩论原则和处分原则，但与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下的辩论主义与处分原则相去甚远。现行法所规定的辩论原则仅仅是肯定了使人“有辩论的权利”，但这种辩论权的行使不会带来任何法律上的制约效果，以至于辩论原则实际上成为一种非约束性或非实质性原则，因此有学者将这种形式上的辩论原则称为“非约束性辩论原则”[41]。同样，我国民事诉讼法虽然规定了当事人“有权”处分自己的民事权利和诉讼权利，但却没有规定相应的法律后果，因而其处分行为对人民法院往往并没有约束力，人民法院完全可以置其于不顾并基于其他各种理由而对案件作出处理，相比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下的处分原则，我们的处分原则可以称之为“非约束性处分原则”。[42]
这就成为建立证据契约制度的基础。我们在职权主义诉讼模式下不仅无法移植证据契约制度，连目前已经具有的类似于证据契约的相关规定也难以贯彻实施。最典型的即为在最高人民法院若干司法解释里规定的自认制度，笔者认为显然是不符合我国的职权主义诉讼模式的。自认制度建立的基础是约束性辩论主义原则，是法院对案件事实的非职权探知，而我国职权主义诉讼模式显然不符合自认制度所要求的体制环境。同理，在没有完全实现模式转换之前，将证据契约制度移植到我国便会“水土不服”，在实践中无法正常运行，成为好看不好用的“摆设”。
（二）时展的要求：两个基本作业
如上所述，我国现有的条件是不符合证据契约制度需求的。证据契约的实现需要诉讼主体在权利观念的驱使下积极参与与处分，我国公民权利观念淡薄成为建立证据契约制度的首要障碍。同时证据契约制度与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具有深刻的内在联系，而我国是职权主义诉讼模式，使得证据契约制度建立缺乏体制基础。因此，如果要在我国建立证据契约制度，至少必须完成两个基本作业：
第一，加大法治宣传与教育力度，提高公民素质，加强公民权利观念。民众的权利观念对证据契约制度的实现具有重要意义。在证据契约制度中，当事人是程序主体，当事人的这种程序主体意识推动着其对诉讼程序的积极参与，并在诉讼过程中积极处分自己的诉讼权利，在恰当的时候缔结证据契约。而程序主体意识来源于权利观念的形成与加强，权利观念不仅包括法定权利观念还包括应有权利观念。前者是指公民能够充分认识并维护自己享有的法定权利，后者是公民依据现存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而产生的，但尚未为法律所确定的权利的观念要求，并能够在诉讼中得到满足的权利观念。然而，受我国历史文化传统的影响，民利观念先天不足。因此，加大法治宣传教育力度，加强公民权利观念是证据契约得以实现的前提。契约观念在一定程度上就是权利观念的反应，权利观念是证据契约得以构建的文化基础与心理基础。证据契约的实现离不开诉讼主体权利观念的驱动，权利观念越强，驱动越大，权利观念越弱，驱动越小。但权利观念的驱动功能又要受到多方面限制，如公民思想、道德及文化素质不高，就会妨碍程序主体意识的形成，从而公民权利观念对证据契约的驱动功能就会削弱，证据契约的实现就会受到制约。因此提高权利观念的前提是必须提高公民素质，使全体公民正确认识个人与社会、社会与国家的辩证关系，从而加强公民正确的权利观念，在诉讼中确立理性价值追求与选择，实现个人、国家和社会利益的平衡。
可见，在推进证据契约的过程中，必须加大法治宣传与教育力度，提高公民素质，克服传统思想，使公民树立牢固的权利观念、权利本位意识和自由平等精神，进而形成体现自由、平等、选择与理性正义价值观，提高公民参诉意识与能力，使公民真正成为程序的主体，能充分理解并运用证据契约这一有效手段解决纠纷维护权益。
第二，转换民事诉讼模式。在我国，民事诉讼职权主义诉讼模式的缺陷越来越为学者所批判，不少学者都意识到，无论是从民事审判方式改革、建立适应市场经济发展需要的民事诉讼机制方面看，还是从立法、理论上完善我国民事诉讼制度方面看，民事诉讼模式的转换或调整都势在必行。但在选择适用何种诉讼模式上则存在争议。有“激进”的，认为应该对我国民事诉讼结构进行全方位的改革，直接引入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也有稍微不那么“激进”但也前卫的建议在我国建立亚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还有“保守”的学者认为引进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不符合我国国情，对诉讼模式的改革只能在原有基础上进行微调。笔者认为，民事诉讼模式的问题是个基本问题，不仅是制约证据契约制度能否实现的关键，更是关系到证据制度改革、民事审判方式改革等若干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从理论上探讨民事诉讼模式问题，并结合证据契约作出正确选择，是基本作业的要求。
主张转换民事诉讼模式必然要涉及的一个问题是为什么要转换的问题，这个问题的答案就在于现有的职权主义诉讼模式本身。这一模式的弊端在实践中已经充分显现。在职权主义诉讼模式下裁判者可以依职权独立收集和提出证据，而不受当事人主张范围的限制，使当事人的辩论流于形式，造成“辩论原则”“空洞化”。职权主义模式还使民事诉讼这一解决平等主体间争议的性质不相适应。平等的落脚点在于当事人的意思自治，民事诉讼作为解决平等主体之间纠纷的一种方式，理应保障当事人意思自治，但职权探知对当事人处分权的过多干预使当事人的意思自治权利丧失殆尽。辩论主义与处分权的“非约束性”，又反过来造成职权主义诉讼程序裁判者不中立，挫伤当事人参与诉讼的积极性，使当事人在诉讼中沦为客体，显然这样的程序难以正义。而这都是与证据契约制度琴瑟不合，证据契约制度难以在职权主义模式下建立起来。因此，笔者建议应当选择建立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因为从证据契约的角度出发：
首先，证据契约要求法官对当事人诉讼权利包括处分权与辩论权的尊重与约束，这个要求只有在当事人主义模式下才能实现。在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下，自由表达自己的思想与观念，自由处分合法权利，使双方当事人在对抗中推动诉讼向前发展，能够在对抗中寻求契合并约束法官。当事人在此模式下的程序主体地位更加彰显，双方的积极性和主观能动性也被充分调动起来。这与证据契约制度要求的当事人具有充分主观能动性一致。同时当事人主义下的约束性辩论原则与处分原则使证据契约的建立才具有意义。
其次，证据契约反映的私权自治精神要求树立起当事人平等、当事人主体地位的理念，这也是与当事人主义一致。在职权主义下法官主导诉讼程序，而当事人则处于被动和相对消极的地位。这与程序主体性原理相悖。而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下，双方当事人是诉讼的主角，程序的控制权在于当事人，当事人在程序中能够积极充分地参与程序，程序的发生、变更、消灭以及证据的提供等均由双方当事人主动进行，法官中立并不偏袒任何一方当事人。这样的诉讼程序对当事人来说显得更具有民主性，这也符合证据契约内在的意思自治理念。
但需要说明的是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实际上还分为英美式的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和大陆式的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考虑到证据契约与法官职权有紧密联系，即证据契约还需要发挥法官的职权作用，由法官行使释明权，以及主动审查证据契约的合法性，防止证据契约非正当化，因此笔者主张建立大陆式的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但笔者主张建立证据契约制度并非片面主张诉讼程序的进行完全由当事人主导而使我国民事诉讼模式投向古典程序自由主义的怀抱，[43]因而笔者建议选择大陆式的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这一方面是因为我国民事诉讼体制从形式结构上与大陆法系民事诉讼体制有源缘关系，而且我国现行的法律术语、理论规范与大陆法系更为亲近，而且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对一国的文化形态也有要求，大陆式的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更适合我国的文化形态，对我国无根本性排斥。[44]英美式的当事人主义可能更关注程序正义，大陆式的当事人主义下法官职权的适当运用使得在追求程序正义时更有利于实体正义与效益。因此，选择大陆式的当事人主义，从而以这一模式为基点构建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与民事诉讼的特性相一致的诉讼模式，使我国民事诉讼体制成为具有充分实现程序正义与实体正义，凸现诉讼民主的诉讼制度，不仅可以在约束性辩论原则与处分原则下建立起真正的当事人举证责任制度，从而为证据契约制度的建立提供诉讼模式基础，还与证据契约中要求发挥法官作用相一致。
虽然从我们目前的条件来看我国还不适合建立证据契约制度，但这并不是说我们一点有利条件也没有。如，“无讼”传统观念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当事人权利观念的形成，但另一方面“无讼”观念下“和为贵”的思想又存在有利于证据契约制度建立的方面。因为证据契约本身要求处于对抗的当事人能够心平气和地谈判，达成证据合意。而“和为贵”的思想无疑有利于当事人从长远利益考虑，为免挫伤今后的长久关系而在诉讼中“得不偿失”，使当事人更愿意通过证据契约和和气气地协商达到证据上的合意，既有助于纠纷解决，又不至于挫伤今后长远利益，使当事人在诉讼后仍能够继续较好地维持原有的关系。又如，职权主义诉讼模式并不适合建立证据契约制度，但我们可以利用原职权主义法官职权探知的特点，在转换诉讼模式时保留小部分的法官依职权探知的权利，通过法官对证据契约进行主动审查，排除无效的证据契约，防止证据契约非正当化。
六、余言
综上所述，证据契约制度是私权自治原则在公法领域的延伸，有充分的存在依据。其反应了市场经济下私权自治的内在要求，满足民事诉讼当事人程序主体性的需要，迎合社会转型推动民事诉讼体制转型后的制度改革方向。但由于多方面原因，我国目前还不具备建立证据契约制度的条件，而证据契约制度的建立也需要其他领域或制度改革的配合才能实现。其中两个基本作业即公民正确积极权利观念的树立与民事诉讼模式的转换。笔者在此提出这两个基本作业并非只是为了建立一个证据契约制度就对民事诉讼制度作出那么巨大的改革提议，而是这两项基本作业本身就是时展的需要。如权利观念的树立，本身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充分发挥市场在社会资源配置中的基础的社会经济形态，在这种经济形态上所形成的法律价值体系必然以理性、公正和权利作为其基本精神要素。如果没有社会主体的自由创造精神，没有社会主体的现代平等意识，没有理性自律精神和对利益的不懈追求，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无法建成。树立正确积极的权利观念也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观念前提，是依法治国的文化根基，是推动法治进程必不可少的力量。为了建立证据契约制度而对民事诉讼模式“大动干戈”，定会让人耻笑，但民事诉讼模式的根本性转换不仅是建立证据契约制度的需要，更主要的是市场经济体制的需要。市场经济下经济主体在经济交往中所具有的主体性和自主性要求建立当事人主义的民事诉讼模式。
我国社会正处于大转型时期，各项改革正高歌猛进，法制建设也处于重建和转型之中。我们应当利用这一契机，推进民事诉讼制度改革，在将来建立证据契约制度。而证据契约理论在我国理论研究的空白，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民事审判方式改革方向极不协调。加强证据契约理论研究，也是学者们应尽的义务。
行文至此，拙文算告一段落。但其中的许多观点尚不成熟，笔者有意求教于大方之家，恳请老师与朋友对拙文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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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本文所指的证据契约如无特别说明，皆指民事诉讼中的证据契约。因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的公法色彩比民事诉讼来得更浓一些，本文暂不对他们进行讨论，又以证据契约代替民事证据契约可方便讨论。
[②]诉讼契约在德、日及我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同样研究得比较多，我国大陆学者研究的比较少些。但近年来随着研究的深入，已经有不少学者对公法上的契约开始感兴趣了。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有陈桂明教授：《诉讼契约》，收录在其专著《程序理念与程序规则》，中国法制出版社1999年10月版;张卫平教授：《论民事诉讼的契约化》，载《中国法学》，2004年第3期;于立深教授：《公法行为契约化》，载《法学理论前沿论坛第二卷》（文集），2003年11月版。
[③]参见陈桂明：《程序理念与程序规则》，中国法制出版社1999年版，第92页。
[④]前引陈桂明：《程序理念与程序规则》，第93页。
[⑤]李永军：《合同法》，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2页。
[⑥]前引陈桂明：《程序理念与程序规则》，第97页。
[⑦]［奥］凯尔森：《法与国家的一般理论》，沈宗灵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年版，第4页。
[⑧]Rosenberg认为，举证责任契约系指当事人以法律行为规定举证责任之分配，而证据契约则系指意欲藉以限制法官自由证据评价之契约。参见［台］姜世明：《证据契约之研究》，载（台）《军法专刊》，第四十七卷第八期，2001年8月号，第8~20页。
[⑨]兼子一，竹下守夫：《民事诉讼法》，白绿铉译，法律出版社1995年版，第109页。
[⑩]参见［台］邱联恭：《程序选择权之法理》，载《民事诉讼法之研讨（四）》，三民书局1993年第579页。转引自刘学在：《我国民事诉讼处分原则之检讨》，载《法学评论》，2000年第6期。
[11]［美］R·麦克尼尔：《新社会契约论》，雷喜宁、潘勤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3页。
[12]参见王利明：《审判方式改革中的民事证据立法问题探讨》，载王利明等主编、汤维建执行主编《中国民事证据立法研究与应用》，人民法院出版社2000年出版，第10~13页。葡萄牙、澳门、魁北克等地便是将民事证据法置于民法典总则中。
[13]［日］谷口安平：《程序的正义与诉讼》，王亚新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07页。
[14]张卫平：《民事诉讼处分原则重述》，载《现代法学》，2003年第6期。
[15]笔者赞同张卫平教授将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的民事诉讼模式归入同一类别――当事人主义的观点，因为两大法系的民事诉讼体制完全符合当事人主义的特征。尽管两种程序之间有很大的差别，法官在诉讼中的职权和当事人的权利义务也不尽相同，但两大民事诉讼体制在法院（法官）或陪审团裁决所依据的诉讼资料是由当事人提出，判断者必须受当事人主张的约束这一点上是完全相同的，即两大法系奉行辩论主义和处分主义原则。参见张卫平：《转换的逻辑――民事诉讼体制转型分析》，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34~41页。
[16]尹田：《法国现代合同法》，法律出版社1995年版，第20页。
[17]转引自尹田：《法国现代合同法》，法律出版社1995年版，第20页。
[18]参见沈达明：《英美证据法》，中信出版社1996年版，第2页。
[19][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吴寿彭译，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第168页。
[20]参见［台］姜世明：《证据契约之研究》，载（台）《军法专刊》，第四十七卷第八期，2001年8月号，第8~20页。
[21]前引陈桂明：《程序理念与程序规则》，第98~100页。
[22]参见［台］陈计男：《民事诉讼法论》（上），三民书局1999年，第445页。
[23]［台］王甲乙、杨建华、郑健才：《民事诉讼法新论》，三民书局1999年，第341页。
[24]参见王利明、房绍坤、王轶著：《合同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5页。
[25]前引陈桂明：《程序理念与程序规则》，第102页。
[26]此节写作结构参考了中国政法大学2005届诉讼法学硕士毕业生刘新波的硕士学位论文，特此致谢。参见刘新波：《试论民事诉讼契约》，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院，2005年4月。来源：中国期刊网“全国优秀硕博论文库”。
[27]李永军：《合同法》，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37页。
[28]［台］陈计男：《民事诉讼法论》（上），三民书局1994年，第412页。
[29]［英］阿蒂亚：《合同法概论》，程康正等译，法律出版社1982年版，第8页。转引自李永军：《合同法》，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63页。
[30]前引陈桂明：《程序理念与程序规则》，第122页。
[31]释明权是法官为澄清争端和公正裁判而询问当事人及向当事人提出建议的权限。参见杨克彬：《法官如何行使释明权》，载《人民法院报》，1998年4月18日。
[32]参见前引陈桂明：《程序理念与程序规则》，第132页。
[33]《规定》第三十三条第二款：“举证期限可以由当事人协商一致，并经人民法院认可。”
[34]《规定》第二十六条：“当事人申请鉴定经人民法院同意后，由双方当事人协商确定有鉴定资格的鉴定机构、鉴定人员，协商不成的，由人民法院指定。”
[35]《规定》第三十七条第一款：“经当事人申请，人民法院可以组织当事人在开庭审理前交换证据。”第三十八条：“交换证据的时间可以由当事人协商一致并经人民法院认可，也可以由人民法院指定。”
[36]《规定》第七十二条：“一方当事人提出的证据，另一方当事人认可或者提出的相反证据不足以反驳的，人民法院可以确认其证明力。”
[37]参见张学亮：《依法治国与公民权利观念》，载《理论导刊》，2002年第4期[38]《论语·颜渊》
[39]张卫平：《民事诉讼基本模式：转换与选择之根据》，载《民事程序法论文选萃》，中国法制出版社2004年版，第221页。
[40]试行《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第二款规定：“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收集和调查证据。”现行《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二款规定：“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第三款规定：“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
[41]张卫平：《我国民事诉讼辩论原则重述》，载《法学研究》，1996年第6期。
[42]参见刘学在：《我国民事诉讼处分原则之检讨》，载《法学评论》，2000年第6期。
本文作者：王新1祝轩2鲁文3作者单位：1吉安市青原区人民检察院2上饶市信州区人民检察院3江苏姑苏律师事务所
实际上，证据本身并无非法和合法之分，只不过是因为证据在收集的过程中出现了瑕疵而形成的分类。英文中“非法证据”的表述为“evidenceillegallyobtained”，也正是从取证手段的非法性来界定的。［4］所以，非法电子证据实质上说的是取证方式上的不合法，包括取证主体以及取证程序上的不合法。就我国的当前司法实践而言，非法电子证据主要存在于以下两种情形中:一种是侵犯宪法赋予公民如人身自由、人格尊严以及隐私权、财产权等基本权利所收集的电子证据，由于这类权利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本性权利，所以由此所取得的电子证据应当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之列;另一种是违反刑事法律所规定的法律程序而收集的证据，如刑事案件现场勘查时，没有邀请见证人在场，此时的证据很有可能因为违反法定程序而无效。目前我国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规定最为详细的是2010年出台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定》以及《办理死刑案件证据规定》，综合分析两个证据规定，我们可将关于非法证据的规定归纳为以下几个层面:第一，详细规定了非法证据的范围。对于非法言词证据的范围进行了细化界定，并对违反法定程序所取得的书证、物证予以否认，其中《办理死刑案件证据规定》第29条之三还规定了非法电子证据的排除。第二，明确规定了非法证据的排除原则，即将非法证据分为必须强制排除和选择性排除，如《非法证据排除规定》第一条规定个了非法言词证据必须强制排除，第十四条规定非法证据的选择性排除。第三，明确了我国有关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程序性规定。如提出非法证据排除的诉讼请求的主体、时间以及条件等，并且划分了证明责任的分配。那么，从以上法律来看，我国对于非法刑事电子证据的排除规则主要包含两个方面:“取证主体的合法性、”“取证程序的合法性”。笔者也主要从这两个方面来探讨。
取证主体的合法性
所谓取证主体的合法性，是指在刑事案件中，对于电子证据的取证只能由法定的司法人员进行，其他任何主体所进行的取证，都不能作为刑事案件的证据使用。笔者认为，非法定人员所取得电子证据并非完全的是非法证据，应当视情况而定，如在司法实践中，往往会有计算机专家以及第三方取证的情况发生，电子证据由于其证据形式的特殊性决定了并非所有的侦查人员都能够拥有足够的计算机技术加以取证，因此在此种情形下让计算机专家来取证时就应该赋予其取证主体的合法地位即为取证辅助人员。［5］又如在网络诈骗中，光有受害人的网络受骗记录还不足以形成完整的证据链，这就需要网络服务商提供犯罪嫌疑人与被害人之间的邮件、聊天等通信记录来证明犯罪嫌疑人向被害人实施诈骗的整个过案件事实，在这种情况，第三方机构也将作为取证主体的辅助人员，也应当视为合法的取证主体。对于私人主体进行的刑事电子证据取证，有学者认为，应当区别对待，认为只是一般的私人行为，便不在非法取证范围之内;而如果采取了非常极端的方式，就应当作为非法证据予以排除。［6］笔者赞同这个观点，因为电子证据的形式的特殊性，使得私人取证可能在第一时间能够取得并保全相关电子证据，这种情形之下所收集的电子证据不应当在排除之列，而如果是通过损害他人计算机系统或者利用病毒软件等侵犯他人网络隐私权所获得的证据，则属于“极端方式”，应当适用规则予以排除。
取证程序的合法性
有学者提出，在刑事案件中，对于违反法定程序所收集的电子证据不能一概地排除，应当分情况区别对待，一方面，在司法实践中，对电子证据应从其自身要素去审查，对瑕疵不合法的电子证据在征得异议人同意后允许补充完整，不应受排除非法证据的限制。另一方面，对以明显违法，情节严重的非法行为获得的电子证据，基于利益平衡原则应当考虑排除。［7］笔者赞同这个观点，实践中常见的违反法定程序的取证方式主要有两种情形:一种是侦查机关通过秘密方式取得的电子证据;另一种是非法搜查、扣押的电子证据。对于这两种情形下取得的电子证据如何认定?下文将详细分析。
1．侦查机关通过秘密方式取得的电子证据。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使得秘密侦查已经成为侦查机关查处网络犯罪的重要手段之一。秘密侦查再给侦查机关带来侦查便利的同时也严重侵犯着人们的基本权利。如网络警察普遍使用的网络监控方式取证，就不可避免的存在侵犯被调查人以及与案件有关人的隐私权和通信自由权，对于这种情形所取得电子证据应当予以排除。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检察机关侦查工作贯彻刑诉法若干问题的意见》规定，刑事诉讼中秘密窃取的电子证据本身不具有可采性，法庭只能使用由电子证据转换成的其他证据，如口供。笔者认为，该规定值得商榷。既然承认秘密取得的电子证据不具有可采性，不能直接作为刑事诉讼的证据使用，这表明已经将该类型证据排除在外，那么由此转化的其他证据也应排除在外。这就好比“毒树之果”无论如何是无法食用的。
2．非法搜查、扣押的电子证据。按照我国法律规定，侦查人员进行侦查时，必须向被搜查人出示搜查证，但是在执行逮捕、扣留的时候，如果遇到紧急情况不用搜查证也可以进行搜查。对于无证搜查的情形下取得的电子证据是否应当予以排除?笔者认为，由于电子证据存储形式的便利性和网络交互的快速性，犯罪嫌疑人很有可能将电子证据分散放于多个网络中或者多个地点的计算机系统中，而只在犯罪时进行数据交换，此时倘若侦查人员只取得某一地点的搜查证时，在其过程中关键的数据已经被传输去互联网一边的另一个计算机系统中。如果遵循一般程序再次申请搜查证，则该关键电子证据有可能已经被毁损或丢失。由此可见，在该种情形下无证搜查并不属于非法情形，其所取得的电子证据应当予以采信。
关键词：电子证据；证据法；传统证据；分类
ABSTRACT
Withthecomingofinformationera,people’slifeisbecomingmoreandmoredigital.Theelectronicevidencehasbroughtmanychallengesuptothetraditionallegalsystemofevidences.Theelectronicevidencehasmanyspecialcharacteristic,suchasdependency,vulnerability,diversity,truthfulnessandofhigh-technology.Howtoclassifytheelectronicevidenceisacontroversialissue,somescholarsmaintainthattheelectronicevidenceshouldbecategorizeintooneorseveraltraditionalevidence,butthispaperinsiststhattheelectronicevidenceshouldbetreatedasanewcategoryofevidences.Thedevelopedwesterncountriesmadesomeregulationsontheelectronicevidence;especiallysomecountriesinoceaniclegalsystemhavelessenedthedemands,fromthetraditionalruleofbestevidence,ontheelectronicevidence.ThelawsabouttheelectronicevidencehavemanyflawsinChina,soitisurgenttodrawontheexperienceofwesterncountriestoimproveChina’slegalsystemoftheelectronicevidence.
KeyWords:Theelectronicevidence;Thelawsofevidence;Thetraditionalevidences;Classfication.
1绪论
随着信息化时代的来到，人们的生活越来越信息化、数字化，但是信息化和数字化促进人类进步的同时，也给人类现有的法律文明带来了很大的冲击。例如，电子证据就对各国现有的证据制度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并且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各国现有的证据制度。我国近年来经济告诉发展，电脑、手机等高科技产品已经融入人们的日常生活和商务活动中，相关数字信息也给作为“呈堂证供”进入诉讼程序。这些“数字信息”的认定给人们带来了很多难题，因而成为法学理论界和实务界热议的话题。本文就是在此背景下，对电子证据展开一些研究，以期对推动我国电子证据立法和完善证据制度产生一些良好的效果。
2电子证据概述
2.1电子证据的概念
当代世界各国已经融入了信息化的潮流。电子证据是自电子技术出现及发展以后产生的一种新型证据类型。随着电子技术特别是计算机技术、通讯技术、软件和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和普遍运用，电子商务、电子办公已经或正在成为现代生活的一部分，人类进入经济全球化和全球信息化的新纪元。
电子技术特别是计算机技术已经成为人类生产生活的工具，给人们的生产和生活带来了很多便利，但是同时人们的商务纠纷、法律纠纷也往往涉及电子技术的内容，电子技术由于其本身的特点给这些纠纷的解决带来了很多难题。此外，一些传统犯罪和新型犯罪均把电子技术作为工具，如利用计算机和网络技术盗窃银行帐户等。由于这些犯罪行为和电子技术结合在一起，给司法机关的调查取证带了了很多困难。因此法学理论界和司法实务界对电子证据的相关问题展开了研究。
对于电子证据的概念，笔者认为应该如下定义：电子证据是产生于计算机系统或其他类似的电子记录系统，是人为输入计算机系统或者类似设备，或者计算机系统自动生成的数据或者信息，这些信息必须借助电子、光学、磁或者其他类似手段生成、发送、接收或者存储，能够反映案件真实情况。
2.2电子证据的特征
电子证据和当代电子技术、计算机技术具有密切关系，因而与传统证据相比有着很多不同的特点。综合来看，电子证据的特征主要体现在依赖性、易受破坏性、外在形式多样性、客观真实性以及高科技性五个方面。下面分别论述电子证据的这五个特征。
2.2.1依赖性
电子证据的依赖性是指电子证据必须依赖于一定的设备才能产生、存储、复制、转移、读取等等。而传统证据则不然，以传统的书证、物证来说，这些证据形式依靠一定的自然或者人工的材料得以存在，可以直接读取其中包含的内容。但是电子证据的产生、存储、复制、转移、读取则不能直接进行，必须依赖于某种中介设备。以Email为例，如果一封Email包含了与案件有关的信息，则必须通过电脑上网收取这封Email，才能通过电脑获知其中包含的信息。如果没有一定的硬件设备，人们是无法获知其中的内容的，因此电子证据和传统证据相比，具有依赖性。
2.2.2易受破坏性
与传统证据相比，电子证据特有的生成、储存和传递方式导致了其特有的隐蔽性，但同时也意味着电子证据容易被删改且不留痕迹。在这一点上，传统的视听资料与电子证据不同。传统的视听资料如录音、录像资料，由于是依靠模拟信号的连续性形成的，所以当原件发生变化后，可以采用特定的技术手段查明。在当今网络高速普及的时代，网络的高覆盖率和开放结构常常使电子证据会被不着痕迹地删改。删改者既可能是形成电子证据的计算机的使用者，也可能是穿越防火墙的黑客，还可能是来自无法意料的计算机病毒。另外，电子证据储存方便、体积小，持有人往往只需具备一定的知识技能就可以变更电子证据的内容，甚至销毁证据。电子证据的易破坏性使得它有不稳定的一面，因此有许多人把电子证据易受破坏的这个特性称为“脆弱性”。
2.2.3外在形式多样性
电子数据在计算机内部的存在形式是简单电磁形式的，但其外在表现输出形式却是多种多样的，它可以输出在计算机屏幕上成为图像、动画等视频形式，输出在打印纸上成为传统纸介文件，输出在音箱中成为音频信息，输出在缩微胶卷上成为视听资料，计算机程序的执行操作更是以不同的动作指令为表现形式，这都显示了它的外在形式多样性。多媒体技术的出现，更使电子证据综合了文本、图形、图像、动画、音频及视频等多种媒体信息，这种以多媒体形式存在的电子证据几乎涵盖了所有传统证据类型。使得证据外在形式复杂多样。
2.2.4客观真实性
前面谈到电子证据的易受破坏性，但是如果排除了来自外界的干扰和破坏，则电子证据比一般传统证据更能表达客观真实性。通常情况下，电子证据能准确地储存并反映有关案件的情况，正是以计算机这种高技术为依托，使它很少受主观因素的影响，其精确性决定了电子证据具有较强的证明力。电子证据不会像物证一样会因周围环境的改变而改变自身的某种属性，不会像书证一样容易损毁和出现笔误，也不像证人证言一样容易被误传、误导、误记或带有主观性。电子证据一经形成便始终保持最初、最原始的状态，能够客观真实地反映事物的本来面貌。
2.2.5高科技性
电子证据由于前述的几种特征决定了它较强的高科技性。不管是电子证据的复制、存储还是读取，都需要相关操作人员具备一定的电子技术操作技巧，否则很有可能造成证据资料的毁损、灭失，给取证过程带来很多不便。电子证据的产生、储存和传输，都必须借助于计算机技术、存储技术、网络技术等，离不开高科技的技术设备。因而，应该意识到电子证据的收集与审查判断必须依赖于一定的技术手段乃至尖端科技，并将伴随科技的发展进程不断更新、变化，较之传统的证据形式更难把握。
3电子证据的法律定位研究
法律对不同形式的证据有着不同的规定，电子证据作为一种新生事物究竟应该归入现有证据类型中的哪一类呢？对此，学术界有不同的看法。有的认为电子证据就是书证，也有的认为电子证据就是物证，还有的观点认为电子证据是视听资料，也有观点认为电子证据属于混合证据等。此外，电子证据是否应该作为一种独立的证据类型的观点也经常被法学界热议。本文在本部分论述中重点探讨电子证据的定位问题，通过研究电子证据与其他传统类型证据的关系来研究如何给予电子证据正确、科学的法律定位。
3.1电子证据与书证
持书证说的学者认为电子证据就是书证，这种观点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其理由主要有：
（1）书证是将某一内容以文字、符号、图形等所表达的思想或记载的内容对案件起证明作用的文件或其它书面材料，电子证据也是以其所表达的思想和记载的内容来反映案件情况的，两者具有相同功能。
（2）电子证据通常以其代表的内容来证明案件某一问题，必需输出打印在纸上形成计算机打印材料之类的书面材料后，才能为人们所感知与运用，因而具有书证的特征。
但是这种学说也有明显的缺陷。首先，书证和电子证据的特征悬殊太大，书证并不具备电子证据拥有的易受破坏性、高科技性、外在形式多样性等特点，此外，电子证据也不一定要借助于纸张成为书面材料才能被人读取，如视频材料和音频材料就可以进行当庭播放，根本无需打印。显然，把电子证据归入书证是非常牵强的。
3.2电子证据与物证
目前很少有学者认为电子证据是物证。物证是以物品的存在、形状、质量和特征来证明案件事实的证据。电子证据的诸多属性显然不符合物证的特征，两者不能归为一类。电子证据主要的存在方式是一定的数字信息分布于某种介质上，并且需要一定的硬件设备才能读取这些信息。而物证就直接表现为现实世界中的某种物或者物品上一定的痕迹。显然这属于两种不同的证据类型。
一些学者认为，电子证据亦会因某种原因而被法庭扣押，有时还需要对电子证据进行鉴别真伪，因而电子证据属于物证。笔者认为这些观点都是片面的，不能简单地因为这些原因而把电子证据归入物证，至少上述把电子证据归入物证范畴的观点是很不充分的。
3.3电子证据与视听资料
大多数学者认为电子证据属于视听资料，如电子证据里面的视频资料可以播放出视频信息，电子证据里面的音频信息可以播放出音频信息等，在这种情况下，电子证据与视听资料就非常相像。另外把电子证据当作视听资料的理论与我国的立法实践也有很大的关系。我国1979刑事诉讼法中并没有规定视听资料可以作为一个独立的证据类型，但是后来在刑事诉讼中出现了以视听资料为表现形式的证据。我国1982年民事诉讼法为了回应现实的变化，首次规定了视听资料，我国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第42条第七项也把视听资料作为一个独立的证据类型，也就是说，视听资料在我国作为一个独立的证据类型是得到立法认可的。
笔者认为，电子证据中有一定的视听资料内容，如前述的视频资料、音频资料等等。但是除了视频资料和音频资料之外，电子证据包含的内容还有很多。还是以Email为例，一封Email到底是否属于视听资料呢？笔者认为Email不是视听资料，因为通过硬件设备读取Email所获得信息的方式和播放视频资料获得信息的方式是不同的。将电子证据中文字的“可视”和视听资料中的“可视”混在一起没有充分的理由将电子证据视为视听资料不利于电子证据在诉讼中充分发挥证据的作用。
3.4电子证据与鉴定结论
将电子证据归为鉴定结论，这是极少数学者的看法。如有的学者认为“如果法院或诉讼当事人对电子数据的可信性有怀疑，可以由法院指定专家进行鉴定，辨明其真伪，然后由法院确定其能否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
显然这种观点是不值一驳的。如果法院制定专家多电子证据的真伪作出鉴定，那么鉴定的结果属于证据分类学上所说的鉴定结论，但是鉴定过程并不改变电子证据本身的性质，电子证据自身的性质不会因为鉴定而发生改变。因此，电子证据不能为归入鉴定结论，两者的属性相差太大。
3.5电子证据属于混合证据说
持电子证据属于混合证据这一说法的学者也不在少数。这些学者认为电子证据包含了很多不同的证据，应当把电子证据分为书证、视听资料、勘验检查笔录和鉴定结论四种证据。也有的学者把电子证据分别归入现有的七种证据类型中。
笔者认为，把电子证据视为混合证据的观点注意到了电子证据与传统证据形式相似的特性，但却忽略了电子证据自有的特点。另外，虽然电子证据与传统证据在某些形式上有交叉的地方，但是电子证据本身的特性又将其与传统证据从本质上区别开来。因此，将电子证据分类归入传统证据中，可能会对现有的证据类型划分造成干扰，不利于构建科学和谐的证据分类体系。
3.6本文作者对电子证据定位的观点
在研究电子证据究竟如何定位之前，我们有必要先考察一下证据分类的依据。笔者认为，证据分类的依据不是证据的外在形式，因而把电子证据归入现有七种证据中的某种或者几种的观点都是有失偏颇的。举例来说，如果有一封书信反映了案件真实情况，显然书信可以作为证据材料。那么此时的书信究竟属于书证还是物证呢？显然还难以定论。因为如果是需要获取书信里面所描述的信息来确定案件真相的时候，书信是书证；如果需要鉴定书信的笔迹来确定该书信究竟为何人所写，以此来获取和案件有关的信息的话，那么书信是物证。
从中可以看出，同样是一封书信，有时候作为书证来处理，有时候作为物证来处理，也就是说证据的外在形式并不能作为证据分类的依据。同样地，我们不能因为电子证据在形式方面与传统七种证据类型存在某种相似而把电子证据分别归入现有七种证据中的某一种或者某几种。
那么，证据类型划分的依据究竟是什么呢？笔者认为，证据类型划分的依据乃是证据材料自身的不同属性以及立法对于不同属性之证据材料的不同需要。换句话说，证据类型的划分标准是一个主客观相统一的概念，客观方面在于证据材料自身所拥有的属性，主观方面在于立法者对于不同属性的证据材料有不同的要求。还是以上述书信为例，当该书信的内容在证明过程中毫无价值，但是该书信的笔迹却可能为证明过程提供某种可靠信息的时候，该书信应当是物证，而非书证。一旦该书信被归入物证，则该书信必须遵从有关物证的特殊规则。
从这个角度来看，电子证据自身的属性有特殊性，与传统的证据类型大相径庭，同时立法者对于电子证据也有着特殊的需求。随着信息化进程的加快，电子证据在电子商务等人类活动领域的重要性不断凸显出来。如，我国2005年4月1日生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签名法》，就承认了数据电文中的电子签名具有法律效力。电子证据在产生、存储、复制、转移、读取应该遵从特殊的规则，这些规则是现有证据立法所没有提供的。因而有必要把电子证据作为一种新的证据类型。
4不同国家关于电子证据的规定
西方发到国家信息技术发达，甚至“信息高速公路”的概念也是美国最先提出来的。因此，通过比较法的视角去研究国外的电子证据法律制度，会对我国理论界和实务界对于电子证据的认识有所裨益。本文在本部分中重点考察西方国家在电子证据方面的做法，以期对我国相关研究能产生一些有意的启示。
4.1大陆法系关于电子证据的规定
大陆法系国家的证据制度比较单一，这些国家规定，只要和案件事实有关的材料均有可能作为证据材料进入司法程序。事实上，我国也承袭了大陆法系的这一做法。大陆法系的证据制度是开放的，因而大陆法系的证据制度并没有排斥电子证据，电子证据也有可能作为诉讼证据。也就是说，在大陆法系国家，电子证据天然就具有证据资格。如法国、意大利、德国、奥地利、瑞典、丹麦、日本等大陆法系国家的证据法就属于这一类型
4.2英美法系关于电子证据的规定
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相比最大的特色就是对程序的重视，如“正当程序”之类的概念就是起源于英美法系。总体上说，英美法系证据规则繁多，非专业人士很难掌握。英美法系证据法内容比较复杂、具体，而且证据规则数量多，与证据法相关的判例也很多，这些判例是英美法系证据制度的有机组成部分。
近年来，随着科技的发展，网络和电子商务也迅速发展，它们对传统证据制度的冲击是全球性的，因此，英美法系国家纷纷在这几年内进行证据法的相关修正、解释，或者做新的立法，而其中又以美国最为典型。
美国1965年的判例就承认电子邮件可以代替口头通讯，与口头通讯具有同等的效力。但是，美国的最佳证据规则显然对电子证据的可采性产生了很多障碍。但是由于美国独特的司法制度，法官在很多案件中巧妙、适当地避开了最佳证据规则对电子证据的限制。如，在1992年的Doev.UnitedStates案件中，原告美国政府管辖的军事医院在给他输血的过程中，由于医院的不负责任使他感染了艾滋病病毒（HIV）。美国政府提供的一份证据是从陆军航空队电子数据库打印出来的文书记录。原告认为这份证据有违最佳证据规则和传闻规则。法官向政府提出证实打印文书真实性的要求，随后政府补交了程序性证明资料，被法官采纳，并据此认定该文书是计算机数据的准确打印物。法官认为，“这虽与典型的最佳证据规则不相符，但是也不构成对该规则的违反。”
由于此类案件大量出现，美国的成文法也对电子证据作出了回应。如1995年美国犹他州通过了世界上的第一部数字签名法典——《犹他州数字签名法》（UtahDigitalSignatureAct），推动了世界电子商务立法的发展。美国的《联邦证据规则》也对电子证据放开了限制，使电子证据摆脱了最佳证据规则的限制。
其他英美法系国家对电子证据也都是认可的，并且修改原有法律，制定新的法律，完善和电子证据有关的法律，使电子证据具有可采性，并且遵从某些特殊的规则。
4.3这些规定对我国的借鉴意义
从西方国家的经验来看，这些国家对于电子证据的态度是积极的，即认识到了电子证据的特殊性质，并且承认了原有证据制度可能无法满足现代社会的需要，进而对相关法律作了修改，或者对相关概念作了新的解释，使法律能够满足社会发展的需要，保持旺盛的生命力。
我国近年来对于电子证据的热烈讨论反映了我国法学界已经深入地认识到了这个问题。但是我国证据立法则明显显得滞后，我国尚不存在统一的证据法或者证据规则，对于证据的一些规定散见于三大诉讼法和司法解释中，体系相当不和谐，不利于我国证据制度的发展。
笔者认为，我国应该放开思想上的局限，适当扩充证据法律体系，可以学习英美法系国家的做法，对于传统的证据规则作适当的变更，使电子证据不再被排斥于法庭之外。
5我国电子证据立法研究
结束了对西方发达国家的有关电子证据立法的考察后，我们有必要继续反观我国的电子证据立法，发现其中的不足，并且分析造成这些不足的原因，在此基础上对于完善我国电子证据立法进行一些有益的思索。
5.1我国电子证据立法的现状
严格来讲，“电子证据”这一用语早已见诸报端，但是它还不是我国法律体系正式的法律用语，在我国法律体系中是找不到“电子证据”这个词语的。电子证据立法上的缺失造成了实践中的混乱。但是我国并非没有相关的法律法规。下面简要介绍一下我国和电子证据有关的相关法律法规。
（1）《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签名法》。该法于2006年4月1日生效，迄今已经生效2年。《电子签名法》是我国首部对数据电文有确切描述的法律，它是一部针对电子商务发展的立法。近年来随着我国信息化的发展，不断涌现出和和电子证据有关的法律案件。如人们普遍使用手机短信进行相互联系，对于手机短信能否作为证据产生了很多争议，一些法院已经根据电子签名法认定了手机短信可以作为电子证据，并且作出了相关判决。但是我们应当看到，电子签名法毕竟不是专门的证据立法，其对证据制度的作用有限，电子签名法不能作为证据法的替代。
（2）《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199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11条规定：“书面形式是指合同书、信件和数据电文（包括电报、电传、传真、电子数据交换和电子邮件）等可以有形地表现所载内容的形式”。该法条的规定，前者承认了电子合同的合法性，肯定了在我国民商法体系中电子证据满足书面形式的要求。《合同法》第33条还规定当事人采用数据电文订立合同可以“要求签定确认书”。另外，《合同法》的第16条、第26条、第34条规定了电子合同要约的生效时间、承诺的生效时间、及合同成立地点。这些条文都涉及电子合同生效的要件，可以说是对电子合同效力的一种探索。但是这样的规定也只能是局限在民商事领域，承认了法律列举的电子证据形式可以适用书证的效力。
（3）三大诉讼法对于视听资料的规定。前文谈到，电子证据不能划入视听资料的范畴，但是视听资料应该被归入电子证据。由于三大诉讼法制定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视听资料被作为单独的证据类型，但是从原理上说，视听资料应当是电子证据的一个分支，因而三大诉讼法对于视听资料的规定也可以被看作是我国现有法律对电子证据的一些不成熟的规定。
（4）某些司法解释。如2002年4月1日生效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22条规定：“调查人员调查收集计算机数据或者录音、录像等视听资料的，应当要求被调查人提供有关资料的原始载体。”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在民事诉讼中，最高人民法院是把视听资料作了扩大化解释，把电子证据涵盖其中，以解决司法实践中出现的立法空白。
（5）其他部门规章和地方性法规。我国一些部门规章和地方性法规也对电子证据有所规定，如交通部于1997年5月4日并实施了《海上国际集装箱运输电子数据交换管理办法》，该规章第23条规定：“符合规范要求的电子报文具有与书面单证同等的效力。”当然，这些规定的效力有限，不会对我国证据法律体系构成实质性的影响。
5.2我国目前电子证据立法的评价
从上述对我国电子证据立法现状的描述来看，我国法律体系已经发现了电子证据的重要性，并且已经尝试性地对电子证据作了一些规定。但是总体上看，这些规定相当零散，也难以自成体系，对于电子证据的规范很不到位，和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有很大的差距，显然这样的立法状况很难满足我国社会现实的需要。
笔者认为，上述这些立法仅仅是和电子证据有关，但是不是正式的电子证据立法，这些立法对于电子证据的合法性、证明力等均没有规定。这些都造成了我国在电子证据立法方面的严重滞后性，因此有必要以时代的眼光重新审视我国的证据立法。
5.3本文对我国电子证据立法的建议
（1）对于电子证据的概念作出法律界定。我国法律应该尽快吸纳电子证据的概念，并且对它作出法律界定，以避免实践中出现的概念模糊的问题。对于电子证据的概念作出法律界定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可以统一人们的认识，使人们明确电子证据的内涵，便利于人们进行民商事活动，也便利于人们在司法实践中使用电子证据。
（2）明确电子证据的立法模式。笔者认为，我国未来应该会出台统一的证据法或者证据规则，届时可以考虑在证据法或者证据规则中专设电子证据篇，对电子证据的适用原则作出详细的规定。这样做的原因是因为电子证据的人们的现实生活中的使用程度越来越广泛，甚至超越了对传统证据的使用程度，因而有必要详细规定之。
（3）完善与电子证据有关的详细规则。笔者认为，在这方面应该对电子证据的定位作出明确的规定，即电子证据是一个独立的证据类型，不要把电子证据归入现有的证据类型。此外，还要详尽规定电子证据的证明能力条款或者可采性条款，即电子证据在哪些情况下可以被用作证据，在哪些情况下应该被排除等等。最后，应该对电子证据的特殊的运用规则作出规定，如可以借鉴美国的相关做法，在最佳证据规则方面对电子证据适当放松要求，使之具备更强的证明能力，以便法官采纳。
结论
本文在对电子证据基本理论进行研究的基础上，把电子证据和传统的书证、物证、视听资料、鉴定结论等作了详细的比较，认为电子证据应该作为一个独立的证据类型，而不应该被归入现有的证据类型。在比较、借鉴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电子证据法律制度的前提下，结合我国电子证据的立法现状，认为我国应该吸纳西方发达国家的相关经验，尽快出立的证据法典，并且对电子证据制度作出专门的规定，以完善我国的电子证据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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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证据是自电子技术出现及发展以后产生的一种新型证据类型。由于电子技术特别是计算机技术、存储技术、网络技术的飞速发展和普遍运用，电子商务、电子办公已经呈现如火如荼之势，深入到人们的工作、生活和娱乐之中，成为现代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伴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随之而来的网络侵权、计算机犯罪、电子商务纠纷等等也频繁发生。如何在司法工作中运用、审查和确认电子证据，成了法学理论界和实务界共同关心并亟待解决的问题。对此，国内专家学者和司法工作者进行了一定的基础研究，但远远没有达成统一。本文就电子证据的有关基础性问题作一综合评述和论证，以期抛砖引玉，促使电子证据规范地采纳和运用。
一、电子证据是一种新型证据
在电子技术出现之前，没有电子证据的概念。随着无线电技术的发明、使用，通过电子设备和电子技术而产生、储存的电子信息逐渐向社会生产生活渗透。法律作为调整社会、政治秩序的工具，也逐渐接受和使用了电子证据这一新型证据。特别是在电子技术相对成熟和飞速发展的今天，电子证据出现的频率越来越高，范围越来越广，已经成为证据系列的一个重要方面。对电子证据的定义，目前有两个应用得较为普遍。其一是电子证据是指以储存的电子化信息资料来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电子物品或者电子记录。其二是电子证据又称为计算机证据，是指在计算机或计算机系统运行过程中产生的以其记录的内容来证明案件事实的电磁记录物[1]。
在这两个定义中，第一个定义包含的内容较为丰富。据此定义，以电子化（模拟和数字）形式存在的信息资料及其载体均可以作为电子证据。在其存在的形式和适用的范围上，不仅仅包括计算机设备中的电子资料，也包括其他电子设备产生的资料；不仅包括了电子记录，即电子产品所产生、储存的电子数据，而且还包括产生、储存这些电子数据的设备和储存介质；不仅包括模拟信号的电子信息，也还包括数字信息。第二个定义则将电子证据仅仅局限于计算机（个体）和计算机系统（计算机网络系统）之中。对比这两个定义，我们会发现第一个定义完全可以包涵第二个定义，将第二个定义称为计算机证据更为妥帖。
对于电子证据的特点，有人认为其具有双重性、多媒性、隐蔽性[2]；有人认为其具有高科技性、无形性、复合性、易破坏性[3]；也有人认为其具有内在实质上的无形性、外在表现形式的多样性、客观真实性、易破坏性[4]；还有人认为其具有技术含量高、易被伪造和篡改、复合性、间接性[5]。此外还具有收集迅速、易于保存、占用空间少、传送和运输方便、可以反复重现、易于使用、便于操作等等特点。
归纳以上各方观点，电子证据的特点基本可以归结为以下几点：
1、技术性。电子证据的技术性表现在电子证据依赖于一定的技术设备和技术手段而存在。它是电子技术的产物。磁带的发明、应用，产生了音、视频电子证据；磁盘、光盘的应用，产生了多媒体电子证据。这些证据的产生，都是通过一定的技术设备和技术手段来实现的，离开了这些储存技术、计算机技术、网络技术，电子证据就无法存在，也无法再现。随着电子技术的发展，电子证据在产生、存储、传递、加工以及显示等方面也会有相应的发展。此外，电子证据的调取与再现也必须通过一定的技术手段，借助一定的设备、借助于一定的专业技术人员来实现。
2、复合性。电子证据包括视听资料和计算机证据。在表现形式上，视听资料大多表现为单一的媒体形式，而计算机资料则不仅可以为单一媒体形式，更多的表现为多媒体形式。所谓多媒体，是指集合了文本、影像、图片、声音、图画等多种形式的复合媒体。因而电子证据在表现的形式上具有较强的复合性。
3、无形性。电子证据是以声、光、电、磁等形式存在于媒体介质之上的，它的实体是电磁波和二进位数据编码。这些信号和编码是肉眼无法直接观看的无形体，只有通过特定的设备和技术才能显示为肉眼可见的有形内容。
4、脆弱性。对于电子证据来说，不论是数字形式还是模拟形式，由于它是保存在可擦写的数据记录介质上，如磁带、磁盘、可擦写光盘等等，在其存储、传输和使用过程中，极易遭受到外来的破坏，如监听、窃听、截取、篡改、删除等等，并很容易因为使用中的误操作而被破坏。比如在播放录音时误按录音键、在查看电子邮件时误按删除键等等。除了误操作导致的破坏，人为破坏也十分容易，产生它的人或其他接触它的人都有可能随时、随地、随意地对其进行编辑、修改，使其面目全非，甚至不留任何痕迹地予以删除，使其消失。电子证据的脆弱性，导致了电子证据的审查、认定难度，也成为部分学者和立法机构将其作为间接证据的一大动因。
二、电子证据具有独立法律地位
电子证据作为一种证据，即电子证据具有可采性，学界的认识是统一的，司法实践也是认可的。但它在我国证据体系中的定性、定位到底是什么，至今尚未完全明确。目前基本上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电子证据属视听资料，这是我国法理和证据学普遍认可的观点。另一种意见认为它属于书证。这种意见认为，书证的特征在于以其内容证明案件事实。电子证据虽有种种外在表现形式，但其中的计算机证据无一例外地是以其内容证明案件事实的，符合书证的特征[6]。此外，合同法第11条规定：“书面形式是指合同书、信件和数据电文（包括电报、电传、传真、电子数据交换和电子邮件）等可以有形地表现所载内容的形式”。这是将电子证据作为书证的例证。
但是笔者认为，电子证据既不属于书证，也不属于视听资料，而是可以取代视听资料而独立存在的一种证据类型，应当作为单独序列证据。理由如下：
1，电子证据与书证在性质上有着巨大的区别。书证是指用文字、符号、图画等所表达的内容来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一切物品。以形态、结构和以内容来证明事物和事实是证明的两个方面。在书证与电子证据中，两者都是以其内容来证明案件事实的，但这并不是两者独有的特征，勘验笔录、鉴定结论也都是以其内容来证明事实真相的，但民诉法并未将这三者归为一类。在书证与电子证据之间，区别是十分明显的。从载体上看，书证中的文字、符号、图画等是以直接的方式存在于载体之上并能直观地再现。而电子证据则是以模拟和数字信号形式存在于载体之上的，不经过一定的技术手段不能直接显现。此外，书证的介质是多种多样的，纸张、布匹、塑料、泥土等都可以成其载体，而电子证据的介质则比较专一，主要是磁性介质和塑料，两者在储存方式、再现方式上都有区别；从两者的特性来看，书证具有不易篡改、保真性较好的特点，一旦被涂改很容易被发现，而电子证据则十分脆弱，易被删改、易被复制，且一经删改不仅不留痕迹，而且难以恢复；从两者的证明力来看，书证具有较强的证明力，只要其外形、物质载体存在，其所记载和反映的内容就不会改变，一般可作为原始的、直接的证据使用。而电子证据由于其脆弱性，证明力相对较弱，大多只能作为间接证据使用。综上所述，将电子证据归为书证缺乏说服力。
2，电子证据与视听资料在内涵和外延上错位。从传播媒体来看，视听资料的本质是通过影像和声音来表现，以视觉和听觉来直接感知的。声音证据和书面证据一样，是通过单一媒体来表现的，影像证据有单一媒体形式（如照片），也有复合媒体形式（如影视节目），而电子证据则具有多媒体性质，它既可以是文字的，也可以是图像的（包括静态图片和动态影像），也可以是声音的，还可以是两者以上的组合。它可以以单一媒体和多种复合媒体形式来表现，这是其他视听资料所不具备的特点。从这点来看，视听资料实际上不仅不能包含电子证据，反而被电子证据所包含，因而以视听资料来包含电子证据是不符合事物本来面貌的。
由于电子证据与物证、证人证言、勘验笔录、鉴定结论等证据类别显而易见的区别，电子证据不可能成为它们其中一类，本文也就不再将其相互对比讨论。
3，电子证据的独立性及独立意义。民诉法第63条将证据分为七类，将视听资料与书证、物证等证据并列，明确并强调了视听资料的地位。由于立法时计算机证据尚属新生事物，对其各方面的认识尚不到位，因而将计算机证据归类于视听资料，是建立在电子证据新起、事物本质未清的基础上的权宜之计，随着对电子证据的深入认识，这种归类已经到了做出修改的时候。在以上的分析中我们看到，电子证据既不属于书证，也不属于视听资料，它在证据体系中具有明显区别于其他证据的特点，理应有其独立的位置。因此，笔者建议在今后的立法中以电子证据取代视听资料，与书证、物证、证人证言、当事人陈述、鉴定结论、勘验笔录并列，作为一种独立证据系列，以恢复和加强电子证据的法律地位，促进电子证据的科学、规范使用，适应时展和现代法学的需要。
三、电子证据证明力相对低下
证据的证明力是指证据对查明案件事实所具有的效力。证据的证明力决定于证据与案件事实的客观内在联系。对于原始证据、直接证据，其证明力就大，有“一证定案”之效。而传来证据和间接证据的证明力相对较弱，需要有其他相关证据做辅证，才能作为定案的证据。目前对于电子证据的证明力也有两种认识，一种意见认为电子证据是直接证据，而另一种则认为是间接证据。到底电子证据的证明力如何呢？笔者认为，电子证据的特性决定着它的证明力是低下的。具体分析如下：
1、从电子证据的原件属性看。民事诉讼法第68条规定，书证应当提交原件，提交原件确有困难的，可以提交复制品、照片、副本、节录本。从这里可以看出，原件是针对书证而言的，似乎与电子证据无关，但电子证据特别是计算机证据在某些方面是可以以书面形式来表现的。比如网页页面，就可以打印成书面形式。所谓原件，是指信息首次固定于其上的介质。对于计算机证据来说，其产生于计算机并以数字方式存储于计算机磁盘之上，用肉眼是不可能看到其内容的，它只有通过转换、复制而显示在显示屏或者打印到其它介质上才能被肉眼所见，因而，计算机证据不是没有原件，而是这个原件不能为肉眼所见，当它以某种方式显示出来时，已经失去了原件的属性，只能作为复制品对待。在复制传播过程中，由于其所依据的技术设备的安全性、稳定性、兼容性各有不同，显示的技术手段、方法不同，电子证据显示出来的外在形式和内容有时候与其本来的形式和内容并不相符，会出现失真、变形、丢失等现象，比如在800×600分辨率与1024×768分辨率下，所见得网页页面会有所不同，在是否启用了Java、flash等技术的情况下也会有所不同。对于以打印方式显示的，因打印功能的限制，也不能完全反映页面的真实情况。如网页动画在打印件上就不能正常显示。这些都将影响到电子证据的真实性和全面性。因此，从电子证据的应用角度来说，电子证据没有原件，其证明效力也会因此而打折扣。
2、从电子证据的原始证据属性来看。原始证据与传来证据是以证据的来源方式为标准确定的。凡是直接来源于案件事实或案件有关事实，没有经过中间环节传递的第一手资料，即为原始证据。电子证据中的视听资料和计算机证据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具有复制内容上的统一性和数量上的众多性。对于视听资料，其原始拷贝、母版是直接来源于原始事实并反映事物本来面貌的，是原始证据，而其众多的复制品则为传来证据；对于计算机证据，则应以复制平台的硬盘信息为原始证据，其它的均为传来证据。在实践中，制作、产生电子信息的计算机与储存并提供复制平台的计算机往往并不是一致的，在某台计算机上制作、产生的电子信息虽然可以而且也存在自己提供复制平台向公众提供复制服务的现象，但大多数时候是通过另外一台专门服务器的复制平台提供服务的，而且服务器储存并提供复制的电子信息与制作、产生它的计算机中的信息多数时候也不是同步的，这台服务器实际上是电子证据的源头，是原始证据，其他计算机通过复制虽然获得了与原始信息相同的电子信息，但只能作为复制品、作为传来证据对待。由于电子证据中原始拷贝、母版和服务器相对于复制品来说显得极少，案件当事人提交的绝大多数只能是复制品，是传来证据，这也影响到电子证据的证明力。
3、从电子证据的直接属性来看。直接证据与间接证据是以证据与案件主要事实的关系来划分的。能够单独和直接对案件主要事实作出肯定与否定结论的证据为直接证据，反之则为间接证据。由于电子证据的脆弱性，民诉法第69条规定：“人民法院对视听资料，应当辨别真伪，并结合本案的其他证据，审查确定能否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这就明确规定了电子证据的间接性。分析电子证据，我们会发现电子证据的无形性、脆弱性对其所证明的内容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力。因为其无形，因为其脆弱，其安全性和真实性极易遭到外界的破坏，甚至有时其所反映的事实并不是本质的真实，而仅仅是表象的真实。如拍摄下来的经过化装、伪装的影像；经过模仿的声音录音；链接标题与链接网址、内容的不符；虚拟网名与真实身份的不符；经过“黑客”篡改的网页；伪造的电子信件等等，如果这些证据没有第三方证据来进行印证，极有可能出现误断。虽然电子证据的性质并不是直接决定其直接、间接证据属性的标准，但它的性质却直接妨碍了其独立证明事物的准确性和可靠性。首先，电子证据的技术性、无形性会影响其独立而直接地证明事物。电子证据不能直接为人的视觉所感知，必须经过特有的设备和技术方法来再现，而在这个再现的过程中，因为设备、技术的原因，会导致原始信息失真、丢失，必须经过多个样本相互比较，才能得出一致的结论；其次，电子证据的脆弱性会影响其独立而直接地证明事物。我国的证据制度采取的是本质真实原则，要求证明必须客观真实。对于一个容易遭受破坏且破坏后仍显得天衣无缝的证据，在司法实践中轻易地予以认定，很有可能侵害到它方的合法权益。在不确定因素相对较高的情况下，根据举证责任的要求，有必要由举证责任人提供相应的证据来印证事实，证明其所提交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以及关联性。从以上的分析中，我们不难得出这样一个结论：电子证据属于间接证据。显而易见，相对于书证、物证等其它证据来说，电子证据的弱点显得十分突出，十分致命，这就决定了它只能是间接证据。
毫无疑问，将电子证据定位于间接证据，将会直接影响到电子证据特别是计算机证据的价值。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网络的普遍使用，工作网络化、贸易网络化、贸易无纸化、传播网络化、通讯网络化等等基于网络、赖于网络的网络时代已经初步形成，在这样的网络时代，大量的工作、贸易、交流全部依赖于网络，数据直接在网络上产生、储存、传递、使用。这些产生、运用于网络上的证据不能作为直接证据，显然不利于网络的发展，不利于网络使用者的利益，但由于电子证据所固有的特性，在目前技术水平尚未出现合适的可准确监控、记录计算机及其网络系统的条件下，只能按照其性质来确定其间接证据的地位，并寄希望于电子技术、网络技术的发展能够改变其脆弱性的特质，提高其自身的证明力。
四、结论
为了在法学研究和司法实践中科学、规范地使用电子证据，明确电子证据的概念、特征和分类，予以科学的定性和定位是十分必要的。电子证据的引入，是现代科学技术影响法律实践的结果。在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的现代社会，法律的滞后是难免的。但为了尽量缩短期间的差距，在研究和立法上采取前瞻与务实相结合的态度无疑是科学和明智的。笔者认为，通过以上论证，可以明确电子证据以下几个问题：
1、电子证据的概念与分类。电子证据是指以储存的电子化信息资料来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电子物品或电子记录。它包括视听资料和电子证据。视听资料是指借助于录音录像设备和其它设备所呈现出来的能够证明案件事实的信息。电子证据是指在计算机或计算机系统运行过程中产生的以其记录的内容来证明案件事实的电磁记录物。
2、电子证据的特点。与其它证据相比，电子证据具有技术性、复合性、无形性和脆弱性等主要特点。另具有收集迅速、易于保存、占用空间少、传送和运输方便、可以反复重现、易于使用、便于操作等一般特点。
3、电子证据的地位。电子证据是独立于书证、物证、证人证言、当事人陈述、勘验笔录、鉴定结论之外并与该六类证据地位平等的证据类型。视听资料在证据体系中的地位应被电子证据所取代。
4、电子证据的证明力。电子证据因为没有适当的原件形式，以复制品形式大量存在，原始证据属性较弱，且缺乏直接证据的性质要求，属于典型的间接证据，因而证明效力较为低下。
参考资料：
[1]、[2]、张西安：论计算机证据的几个问题人民法院报2000年11月7日
[3]、吴晓玲：论电子商务中的电子证据《互联网世界》，1999年第七期
[4]、韩鹰：对电子证据的法律研究中国律师2000年大会论文集
关键词：证据法，利益衡量，原则
法律证明受多重因素的制约，公正与效率等法律内在价值的冲突，安全和秩序的价值与婚姻家庭保护、青少年保护、职业保护等社会价值之间的冲突，加之人类认识能力的局限性、司法资源的有限性等主客观因素的制约，使内涵并不复杂的证明变成了令人难以琢磨的真理迷宫。证明的主体、手段、对象、标准、程序、后果等因此成为一个相互冲突而又相互依赖的复杂系统。协调客观真实的目的追求与其他法律价值和社会价值之间的冲突，是证据法成为独立法律部门的发展路径所在。以协调价值冲突为目标的利益衡量由此成为证据法的一个方法原则。下文论述。
一、利益衡量原则的一般法理
利益衡量原则是指国家机关在行使公权力过程中，应当全面调查有关利益，进行轻重缓急的选择和协调，确保各方利益得到最大化实现。
（一）利益衡量原则的基础。利益衡量成为一般法律原则的具有多方面的原因：
1.多元化社会。[1]现代社会是一种利益共同体，而这个利益共同体形成的前提却是利益及其主体的多元化。不仅国家利益、公共利益、社会利益、私人利益之间越来越分化，而且它们自身内部也存在不断分化的趋势。地方利益、部门利益不断从笼统的国家利益中分离出来，行业利益、团体利益、阶层利益不断从概括的社会利益中分化出来，个人利益不断从对他人利益的依附性中摆脱出来而日益独立化、结构化。在这个过程中，公共利益的传统正当性不断被剥蚀，成为一个集合概念的象征性空壳，单纯为公共利益而牺牲个人利益已经失去了社会正当性基础。如今，公权力机关不可能借用含糊的公共利益推行什么政务，不仅因为它太含糊，而且因为其自身内部已经分化。
利益分化带来的是一幅二律背反的画面：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冲突越来越多，但他们之间的互动性和依赖性却越来越大；不同利益主体的自主性越来越强，但他们却越来越需要根据地方、行业、职业、身份、性别、年龄等因素，结合成利益共同体即社群；得到利益的群体努力保持现状，而失去利益或者期望发展的利益群体却努力改变现状，以重新分配利益；同一个利益主体本身也陷入多元化的利益主张和角色冲突之中，裂变、异化的危险时刻存在，个人越来越从自然的我走向社会的我。
上述社会背景给作为上层建筑的法律制度提出了利益的分配、协调、平衡和最大化的保护要求。
2.实质法治国家。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西方国家的法治类型从形式阶段转入实质阶段。形式法治追求严格守法和形式平等，而实质法治则追求个案正义和实质平等。立法机关制定法律要充分考虑社会各方面的需要，要使各方利益得到法律的确认和保护。法律不再是立法机关的单方面决定，而是社会各方面经过理性协调而达成的合意。政府代表公共利益的方法不是充当一方当事人，而是作为中立于各方当事人的协调者和裁决者。利益衡量不仅成为立法机关制定良法的标准，而且成为执法机关解释、发现和适用法律的强制性要求，此即所谓的利益权衡要求（Abwaegungsangebot）。具体的利益衡量规则被学界和实务界不断发展，其中的部分被上升为具有宪法位阶的一般法律原则，例如比例原则；越来越多的利益衡量方法被发现，例如近年来兴起的法经济分析方法。
3.利益法学和平衡论。利益法学将法和利益联系考察，但在法理学上存在多个分支。英国功利主义学者边沁认为个人的利益是追求个人幸福，而法律的最终目的是社会利益的最大化，立法机关的职责之一是在两者之间协调。德国法学新功利主义法学家耶林提出的“社会利益说”强调社会利益与个人利益的协调和结合。美国社会法学派学者庞德提出了公共利益、社会利益和个人利益的三分法，认为法的功能在于使最重要的利益得到最大的满足，而使最少的利益受到最小的牺牲。马列主义法学则从法和利益之间的关系做了阶级分析，认为统治阶级借助法律将其利益普遍化、社会化，批判资本主义法律的自私自利性。我国学者提出法律具有利益表达、平衡和配置等三大功能。[2]利益的多元化及其最大化是各利益法学分支的共同点，这构成了利益衡量原则的法理基础。
与利益法学异曲同工，20世纪90年代中期行政法学界展开了一场有关行政法学基础理论的热烈讨论，平衡论在这场理论争鸣中胜出。平衡论主张的“平衡”有状态、方法和价值等三个层面的含义。状态的平衡是指行政法律关系主体之间的地位在行政程序和诉讼程序中的两个不平衡折合成的平衡状态；方法意义上的平衡是指公权力机关在协调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冲突的过程中制定、解释、发现和适用法律，其目标是利益最大化，亦即利益平衡是发现法律的一种方法；价值的平衡是指价值的平衡状态、方法和技巧是法的价值所在。[3]
利益法学和平衡论的实质共同点是利益、衡量、最大化，而这恰恰也是利益衡量原则的部分要点。将利益衡量确定为一般法律原则，不仅有多元化社会和实质法治国家的实践需要，而且是将理论成果转化为法律的需要。
（二）利益衡量原则的内容。根据德国学理，利益衡量原则的内容要点是：[4]
1.利益衡量的过程。学理上有“三阶段说”和“两阶段说”，但没有实质区别：
（1）利益调查。公权力机关在作出决定之前进行的调查不仅是一个信息的收集和整理过程，而且是一个利益的发现过程。听取意见的实质是发现利益，听取意见越是充分有效，利益发现得就越全面、客观。在调查过程中，公权力机关需要总结法律问题，然后根据法律问题的概念和事实要件对发现的利益进行归类整理，对号入座。
这里的一个难题是：并非所有的利益都有人主张，尽管有时这些利益非常重要。公权力机关不能因为没有主张，便不考虑这些利益；公权力机关应当努力寻找利益相关人的代表，使分散的利益群体化、组织化。
（2）利益分析。被发现的利益可能数以千计，类型多种多样。有些微不足道，提出这方面要求的人可能是为了打岔（利益的重要性）；有些利益是不正当的要求，提出这种主张的人怀有拖延或者扰乱程序的目的（利益的正当性）；有些利益与本案无关，不应当纳入考虑和平衡的范围（利益相关性）。利益分析阶段的主要任务是筛选出重要的、值得考虑的利益，必要时予以排序，寻找不同利益之间的共同点或者冲突。利益分析的目的应当明确，公权力机关应当中立、客观。
（3）利益权衡。凡纳入权衡范围的利益都具有重要意义，权衡的目的是各方利益的最大化实现，这里只存在协调，而不存在绝对的牺牲。不能为了一个利益而绝对地牺牲或者放弃另外一个利益。均衡性和最大化是利益衡量的基本要求。
利益衡量应当遵循公开原则。利益衡量的过程应当开放、透明；利益衡量的结论和理由必须明确。
2.利益衡量的方法。我们认为，利益衡量的主要方法是：
（1）价值衡量。在目的不明确时，应当采取这种方法，以便为协调或者解决多个目之间的冲突提供道德上的正当性。价值衡量不仅是价值论的范畴，也是目的论的范畴。证据法中的价值冲突有三种情形：一是秩序、自由、公正、效率等法律与婚姻家庭保护、特定职业保护、特定社会制度促进等社会价值之间的冲突；二是公正与效率、程序正义与实质正义等法律价值之间的冲突；三是客观真实的目的与特定的法律价值或者社会价值之间的冲突。其中，第三种冲突是证据法的特殊问题和重心。
在平衡价值冲突时，不存在绝对的放弃或者牺牲，否则，所谓的平衡或者协调无从谈起。协调价值冲突的有效方法有：
第一，“原则加例外”前者指将主要价值确定为原则，将其他价值确定为例外。这种方法的缺陷是：在多个价值同等重要时，例外会非常多，以致于将原则空洞化，而例外反而成为实际的原则。
第二，“替代性方案”。指为了一个价值而必须牺牲另外一个价值时，考虑被牺牲的价值是否通过替代性方法得到弥补。这种方法缺陷是错综复杂的循环替代，即替代性方案可能殃及其他价值，而其他价值也需要例外或者替代性方案，如此循环往复，以至无穷。
第三，区别对待。即区别不同情况采取不同的价值取向，例如德国证据法在刑事诉讼、行政诉讼、财政诉讼、社会诉讼中实行客观真实原则，而在民事诉讼中实行形式真实原则。
（2）比例原则。这是从目的和手段的角度确定进行利益衡量方法。在目的已经确定而手段的正当性难以确定时，需要应用这种方法。将冲突的利益按照目的和手段之间的关系归类，运用该原则的适合性、必要性和相称性等三个要求，进行目的（利益）和手段（成本）之间权衡。实现的利益必须大于放弃或者牺牲的利益。
（3）经济分析。即应用经济学的均衡、最大化、边际效用、效率等原理，对权衡结论进行成本收益分析，我国有学者称这种理论为“证据经济学”。[5]根据这种观点，证据是一种量（证据链）和质（证明性和合法性）都稀缺的资源，原因是当事人举证能力、证据的自然属性、证明主体的认识能力、证据的边际效用递减原理等。只要证据的边际效用大于边际成本，当事人就存在不断取证和举证的动力，这也是证据合理性的表现。
举证责任一方面是证据稀缺性风险在当事人之间分配的机制，在证据完全不稀缺的情况下，举证责任分配没有意义；另一方面是当事人之间有关证据与胜诉关联度预期的博弈，即当事人受对诉讼结果宏观预期的激励，进行的证据攻防交锋，没有效益，当事人就不会举证。就证明激励机制而言，当事人主义优于职权主义，因为前者着眼于当事人，而当事人“自己是自己利益的最好保管人”。
证明标准是经济真实的度量，与最后的审判结果（诉讼请求是实现量）成正比关系，法官确信的程度越高，当事人的胜诉量就越大，这种比例也是经济正义的表现。
（4）参与原则。利益衡量的一种有效方法是让各方当事人自己讨价还价，公权力机关仅作为中立的协调人，其职能是主持协调程序、执行协议。在法定范围内，利益衡量的结论由当事人各方在讨价还价的妥协过程中自主形成，合意性即正当性。这是主体自治的利益衡量方法。
3.利益衡量瑕疵及其后果。利益衡量的瑕疵主要是：
（1）片面。没有充分考虑各方利益，给适当的排序和协调。
（2）武断。公权力机关不中立或者不客观，没有充分听取利害关系人意见。
（3）疏漏。公权力机关没有发现或者考虑重要的利益。
（4）失调。利益衡量的结论违反利益的均衡或者最大化要求，放弃或者牺牲的利益大于追求的利益。
上述瑕疵导致有关立法或者决定缺乏实质的正当性，构成实质意义上的违法。
二、证据法中的利益衡量
证据法是证明领域的利益衡量法。这里的一切利益都可以归结为实质公正与程序公正、客观真实与形式真实，而所谓的利益衡量，正是这些利益发生冲突时的协调和利益最大化。例如：
1.非法证据排除。非法证据排除及其例外的范围大小取决于人权保护和打击犯罪、实质公正与程序公正、公正与效率等法律价值的权衡，以及非法取证的严重性、证据本身的重要性、证据因违法取证失真的可能性、证据的可复得性、案件的性质和社会影响等。打击犯罪和保护人权两者协调的结果是非法证据的排除在刑事诉讼中相对化（限于言辞证据[6]），而依法行政的压倒性需要使非法证据排除在行政诉讼中绝对化（全部排除）[7].
有关非法证据排除的衡量采证说实际上是利益衡量说；德国实务界将比例原则作为决定非法证据取舍的标准，这是在证据法领域中应用利益衡量原则的一个典型。
2.传闻证据排除。这里涉及当事人质证权保护、证据来源可靠性审查、程序的对抗性和公开性要求、事实认定的准确性等方面的利益，和证人安全保护、出庭支出等成本之间的权衡。
3.证人拒绝作证特权。这是一个遍布利益衡量的证据法领域。律师拒绝作证权涉及律师行业和司法制度的利益保护，医生拒绝作证权涉及医师行业利益和当事人隐私权保护，亲属拒绝作证权涉及婚姻家庭保护和隐私权保护，职务秘密的拒绝作证权涉及重要的国家利益。这些利益有时比客观真实价值更为重要。孟德斯鸠的认为，证人拒绝作证权的实质是禁止以恶制恶的法律道德要求[8].
4.自白的任意性。被告人处于绝对的劣势，因而需要特殊加强的保护，自白任意性规则是保护措施之一。在这里，防止刑讯逼供和冤假错案、人权保护和诉讼文明等方面的利益明显大于客观真实的利益。另一方面，在确保自白任意性的前提下，出于程序经济、减轻司法负担的需要，辩诉交易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认可。
5.举证责任的分配。无罪推定和被告人保护的重大利益使公诉人承担举证责任，但反对腐败的紧迫需要使巨额财产案实行举证责任倒置；诉讼的效率性和公平性利益使民事诉讼举证责任实行“谁主张谁举证”原则，但弱者保护的原则性利益和公平的价值取向使污染案件、危险作业案件的举证责任倒置。依法行政的原则性利益和先取证后裁决的制度性利益使被告承担举证责任成为一般规则，而诉讼效率和公平性的利益则使原告在赔偿、不作为案件中承担一定的举证责任。
6.证明标准的确定。案件越是重大，对客观真实和实质公正的要求就越强烈，证明标准就越高。
三、证据法的经济分析
法的经济分析是运用经济学原理对法律进行成本收益分析，这是一种特殊的利益衡量方法。波斯纳的《证据法的经济分析》[9]是证据法经济分析的典范，要点是：
1.证据法经济分析的意义。证据法是确定向法庭如何以及提供何种信息解决事实争议的一套规则，而信息的收集和处理需要成本，因此，证据法是一个在裁判的精确性和审判成本之间寻求平衡的法律部门，是为了追求证明效率而设置有关激励制度的法律部门。简言之，证据法的核心问题是准确性和成本。
2.证明过程的成本收益分析。为此，波斯纳提出两种模型：搜寻模型和成本最小化模型。第一种模型是将证据视为耐用消费品，考察取证、举证、质证和认证的成本，对证明过程进行一般性的成本收益分析。第二种模型是成本最小化模型，即将证明过程视为一个成本最小化的过程，经济分析的意义是在于确定成本最小化（或者收益最大化）的度。上述两种分析方法的一般性结论是：
（1）证明过程需要成本，也产生收益。收益有：收集证据、疏导争议、保护公民权益、确立行为范式、预防犯罪违法行为、确立司法权威、实现社会公正等，成本有司法资源成本、错误风险成本等。
（2）获取的证据越多，对案件结果的影响就越小（边际收益递减），尤其是从最具有证明力的证据开始取证；搜寻的范围越大，证据搜寻的起始优势就越少，而成本就越高（边际成本递增）。
（3）案件越大，准确性要求越高；证明的准确性越高，裁判的随意性就越小，司法的威慑力就越大，诉讼案件就越少，法律程序的总成本就越低。因此，证据是一个很好的投资方向。
（4）证明过程的目标是错误成本和避免错误的成本最小化，最小化的度在于获取新证据的成本等于因此而降低的错误成本（均衡）。
（5）证据的收集、采纳和排除以效率为导向，有效率的证据予以采纳，而无效率的证据予以排除。
（6）显而易见和众所周知事实的证明只产生成本，而不产生收益；以对当事人权益没有影响的证据认定错误（无害错误）发回重审，只产生成本，不产生收益。
（7）经济分析不能绝对化，其局限性在于：案件争议标的大小并非衡量社会收益的完美尺度；裁判准确性使收益向非当事人转移（外部经济），损害当事人的证据投资兴趣；证据的增加可能不产生任何社会收益，或者走向另外一个极端：对证据的投资收益大于改变裁判结果的收益。
3.证明中的激励机制。在其他条件相同时，证据越多，越接近客观真实，追加证据的影响也就越大（边际收益递增），取证和举证的积极性就越高（激励）。波斯纳对对抗式和纠问式进行激励机制方面的比较分析，一般性结论是：
（1）法官并非有效率的证据搜寻者，因为高薪制法官的成本高昂，而且他们很少有证据搜寻数量最优化的动力。
（2）与案件结果的利害关系使律师和当事人取证和举证的激励因素很大，但他们存在滥用雄辩术而不顾事实真相的倾向（偏好），而这是对抗式审判制度尤其注重交叉询问和传闻排除原因所在，因为交叉询问和传闻排除是制约律师和当事人不良偏好的有效手段。
（3）对抗式体制具有更强的证据搜寻激励，但可能造成证据搜寻过多或者过少；纠问式体制下的法官更有能力确定证据搜寻边际成本和收益的均衡点。对抗式体制中的法官通过证据开示、确定审理日期、限制审理长度等方法被动地确定均衡点。
4.证明责任的经济分析。要点是：
（1）判决无罪人有罪的冤案成本远大于放纵有罪人无罪的错案成本，必须将主要的说服责任分配给公诉方，并且设置排除合理怀疑的严格证明标准。这是为了凸显冤案的重要性并且尽可能降低成本，对被告人取证和举证资源配置不平等的公平补偿。
（2）在民事诉讼中，事实主张得到优势盖然性证明的，裁判的支持即具有正当性。民事诉讼证明标准低的原因是当事人自身错误与错案的关联性比说服责任分配与错案的关联性大。
综上所述，证据法之所以产生和发展，是因为证明不仅是一个案件事实真相的查明过程，而且是一个不同法律价值和社会价值之间的冲突协调的过程。无数的立法和司法实践已经表明，法律价值和利益的冲突不可避免，只能协调；法律追求的不是完美，而是和谐。证据法不可能回避或者消灭客观真实与形式真实、实质公正与程序公正之间的冲突，而只能在这些冲突中寻找各方认可的平衡点，这是利益衡量原则的独特作用所在，也是证据法内在矛盾律的一种表现形式。
参考文献：
[1]参见孙立平：《构建以权利为基础的制度安排》，载《南方周末》2003年12月31日（社会分化越来越细的趋势称为“社会的碎片化”）。
[2]参见赵震江、付子堂著：《现代法理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6章“法与利益”。
[3]甘雯：《行政法的平衡理论研究》，载罗豪才主编：《行政法论丛》，法律出版社1998年1月版，第40-55页、第87-91页。
[4]汉斯·J.沃尔、奥托·巴霍夫、罗尔夫·施托贝尔著：《行政法》第2卷，高家伟译，商务印书馆2002年8月版，第262-266页。
[5]陈慰星、程春华：《证据法的经济学分析》，载《诉讼法学研究》第4卷，第254页。
[6]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61条。
[7]《行政证据规定》第57条第1-4项、第9项（“不具备真实性和合法性的其他证据材料”）。
1经典逻辑回归
给出企业的真实数据格式（整理后的财务报表数据），如表1所示，其中违约标志一栏为响应变量Y，0表示正常，1表示违约，xij，i＝1，…，n，j＝1，…，m表示第i个客户的第j个指标数值。首先要介绍经典的线性回归。假设响应变量为向量Yn×1，n为样本个数；设计矩阵为Xn×（m＋1），m＋1表示常数列以及m个变量（表1）。将常数列放在X的第一列，经典的线性回归具有如下表达：该式即为经典的逻辑回归模型。其中求解关键未知参数β的简单而直接的方法是根据极大似然估计（利用式（2）写出似然函数继而利用NewtonRaphson方法求解极大值点［4］）。经典逻辑回归相关理论已经比较成熟并且已经用到实际风险评级模型中，相关的结果可参考文献［2］。
2证据权重逻辑回归
在实际的风险评级模型中，经典逻辑回归模型有着诸多缺陷。首先变量个数m过大，例如在下一节做的真实数据中m＝147，于是需要在建立逻辑回归模型之前做变量选择的工作，而变量选择一直是统计学中的难题［1］；其次，在逻辑回归模型中，假定中间变量θ与设计矩阵X呈线性关系即θ＝Xβ，这一假设在实际中也并不是都满足的。再次，对于实际的风险评级模型，往往真实数据的采集质量比较差（设计阵不可逆、变量方差过小或者过大等）导致模型偏差较大，甚至无法建立模型，需要新的手段来解决这些问题。在风险评级模型中，我们实际上更关心的是违约样本分布与正常样本分布之间的距离，于是利用信息论中相对熵的思想，证据权重方法（weightofevidence）与经典逻辑回归结合，设计了证据权重逻辑回归模型，用以估计违约概率。
21信息价值与证据权重在这一小节中，介绍信息论中熵、相对熵与信息价值的概念，并且借此引出证据权重（weightofevidence）的定义。实际上，证据权重的概念是Good正式提出的［5］，用来处理假设检验问题。而真正应用到风险评级模型中，则是近年来国际主流评级模型的发展方向［2］。对于连续随机变量X，密度函数为f（x），熵的定义为对于风险评级模型，基于相对熵判别能力的测量工具是信息价值（informationvalue），用以刻画违约样本分布和正常样本分布的差异［56］。对于某个特定的变量，将对应违约样本密度函数记为fD；该变量正常样本密度函数记为f珚D。信息价值定义为违约样本对应于正常样本的相对熵与正常样本对应于违约样本相对熵之和［2］，即从式（5）可知，信息价值的取值范围为［0，∞）。按照定义，信息价值刻画的是正常样本与违约样本分布之间的差异，对于选定的变量，为了得到具有高的判别能力的风险评级模型，该变量的信息价值应当尽可能的大。信息价值越高，说明该变量对于样本违约与否的判别能力越强。而信息价值与响应变量（违约与否）的相关关系［5］如表2所示，此外根据信息价值可以变量选择，将信息价值足够大（如＞03）的变量引入逻辑回归模型，而舍弃那些信息价值偏小（对于样本违约与否，几乎没有判别能力）的变量。即正常样本与违约样本对数似然函数的差。为使信息价值即式（5）达到最大，我们希望WOE值与该选定变量的原始数据呈单调关系，即该变量x数值越大，则对应WOE值单调变化（越大或者越小）。此外，这种单调关系，同时反映了该变量对于违约与否的判别能力。定义式（6）反映了正常样本与违约样本对数似然函数的差，于是该选定变量WOE值的增加意味着违约概率的降低。利用单调的WOE值作为新的设计阵代入经典逻辑回归，能够克服本节一开始讨论的第二个经典模型的困难，即中间变量θ与原始数据可能并非线性。
22算法在实际风险评级模型中，考虑第j个变量即设计矩阵X的第j列X•j＝［x1j，x2j，…，xnj］T，响应变量yi＝0或1，i＝1，…，n表示第i个样本的实际违约情况。证据权重逻辑回归的算法可以归纳如下，（1）将原始连续数据离散化，寻找第j个变量的最优划分，并计算信息价值。具体来说，将X•j按照升序排序，记为X（•j）＝［X（1，j），…，X（n，j）］T。假设希望将X（•j）分成k个区间（即寻找k－1个分点）且找到的分点必须使得WOE值为单调序列。若不存在这样的划分，则舍弃该变量；若存在多个这样的划分，则选取使得信息价值最大的划分方式（即最优化分）。设Gi、Bi分别表示该变量第i个区间的正常、违约样本个数，G、B表示全部的正常、违约样本个数，则由式（5）和（6）可得相应的样本估计形式为。在实际风险评级模型中，区间个数k依赖于经验，建议取8～10。（2）根据信息价值（IV）的大小选取变量。选取第一步中信息价值较大的变量（如IV＞03）；舍弃信息价值较小的变量。（3）将选取变量对应的WOE值作为新的设计阵，代入经典逻辑回归模型。利用经典模型中的方法解决选取变量间可能存在的多重共线性问题［7］，计算违约概率并给出相关统计推断（系数的极大似然估计和置信区间等）。
3真实数据分析
这一节将结合某商业银行真实的近两年来的制造业数据，给出上述证据权重逻辑回归算法的应用。通过与经典逻辑回归模型作比较，来验证证据权重逻辑回归模型的功效。数据格式如表1所示，其中违约企业为60个，正常企业240家，涉及的财务指标为147个，即该训练模型设计阵Xn×（m＋1），n＝300，m＝147。此外，我们选取另外150家企业，30条违约样本、120条正常样本作模型功效检测。在算法第一步中，取区间数为8，计算信息价值与WOE值，选取了10个变量（权益乘数、流动负债率、全部资产现金回收率、现金流量净值、固定资产成新率、盈利能力、现金比率、资本化资金充足率、（应收票据＋应收款）／（应付票据＋应付款）、保守速动比率）进入经典逻辑回归模型。继而利用经典模型相应结果（参数估计与假设检验等），计算违约概率（PD）、正常样本与违约样本违约概率的累计分布函数曲线、训练样本和检测样本的功效曲线（ROC曲线）［1］如图1～4所示。从违约概率分布来看，证据权重逻辑回归模型很好的将正常样本（实线）与违约样本（虚线）分开，且大多数的正常样本的违约概率估计值远小于违约样本的违约概率估计值。从ROC曲线功效来看，无论是训练模型还是检测模型，结合证据权重的逻辑回归方法的功效（实线）都要明显的高于经典逻辑回归方法的功效（虚线）。此外，若取02为分界点（即若样本违约概率＞02，认为该样本违约，02是正常样本违约概率分布密度与违约样本违约概率分布密度交点，如图1～4。且从图中可以看出，选取02作为阈值可以对违约客户有较好的识别，若选另外两个曲线交点为阈值则对违约客户误判升高），该模型对于训练样本的辨识度如表3所示。特别地，对于违约客户的辨识高达88％。而对于检测样本，辨识度如表4所示，对于违约客户的辨识达83％。
4结束语
本文将信息论中的证据权重方法与经典的逻辑回归相结合，应用于国内商业银行的真实数据并且建立了信用风险评级模型，此外通过比较经典逻辑回归模型，验证了证据权重逻辑回归方法的功效与可行性。且该模型在国内多家商业银行已经成功上线，使得评级模型对违约概率有了精准的刻画。
作者：甘信军杨维强单位：山东大学数学学院山东大学金融研究院
存疑不的实体要件在于“证据不足”，所谓证据不足，笔者认为是指有证据证明犯罪嫌疑人有犯罪嫌疑，但经过侦查和补充侦查，全案的证据仍未达到所要求的证据确实充分的程度，不能形成严密的证据锁链。
证据不足中的所谓“不足”，是指证明犯罪事实证据不充足。与之相对“证据确实、充分”而言。实际上，证据不足在于“证据确实、充分”与“无证据”的两者之间。证据不足，表现为运用已经查证属实的证据不能达到足以证明犯罪事实成立的程度，同时用以证明犯罪事实成立的证据中有的没有达到确实可靠的程度，或者是与犯罪事实无关联并无其他证据所印证。在办案实践中，通常出现证据不足的情形有:一是只有犯罪嫌疑人自己的供述，而没有其他证据印证证实。二是对犯罪嫌疑人定罪量刑的证据存在无法查证属实的疑问。三是虽有间接证据证实，但间接证据因缺少某一环节，不能形成链条而构不成证据体系。四是对犯罪嫌疑人定罪量刑的证据和证据之间的矛盾不能合理的排除(如一个情节，有几种证明形态)。五是动用查证属实的证据难以得出犯罪事实的唯一结论，并且又不能排除其他的可能性。
二、关于“证据不足”的几个表现方面
1.犯罪的一般客体要件证据不足。
首先根据犯罪行为所侵犯的社会关系的不同层次，犯罪客体分为:一般客体、同类客体、直接客体三种。这三类客体之间的关系是一般与特殊、整体与部分的关系。一般客体，是指一切犯罪行为所共同侵犯的社会关系，即我国刑法所保护的整个社会主义社会关系。由于一般客体所涉及的是犯罪的性质问题，而人民检察院决定或者不的根据是行为人的行为是否侵犯一般客体。因此，证据不足，应当理解为证明犯罪的一般客体的证据不足即可。这是由于，证明犯罪同类客体和直接客体证据不足，涉及到的是此罪与彼罪的问题，虽然在决定中应当尽量予以解决好，但并不妨碍或不。
2.犯罪客观要件证据不足。
在犯罪构成的要件中，犯罪客观要件处于核心地位犯罪客观要件，即犯罪客观方面，是指刑法所规定的，证明侵犯某种客体的行为客观事实特征，是犯罪活动的客体外在表现。构成犯罪客观方面的事实特征主要有:危害行为，危害结果，危害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和犯罪的时间、地点、方法(手段)等。证据犯罪客观方面的证据不足，包括上述三个方面的某一个方面的证据不足:第一，证明危害行为的证据不足〕危害行为，是指行为人自己的意志或意识支配下实施的危害社会的客观活动。犯罪危害行为的客观表现多种多样，但其表现可归纳为两种基本形式:作为和不作为。证明危害行为的证据不足包括证明作为或者不作为的证据不足。第二，证明危害结果的证据不足危害结果即犯罪结果，是危害行为给客体即刑法所保护的社会关系造成的损害。危害结果，包括行为人的行为造成的实际危害结果、行为人实施了刑法分则条文规定禁止的某种行为或者实施了具有发生某种严重后果的危险。证明危害结果的证据不足，包括证明上述三种危害结果之一的证据不足。第三，证明危害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因果关系的证据不足危害行为与危害结果的因果关系，是指危险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引起与被引起的关系。危害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有必然因果关系和偶然因果关系之分。在查明犯罪事实过程中，证明必然因果关系或偶然因果关系之分。在查明犯罪事实过程中，证明必然因果关系或偶然因果关系证据不足，就是证明危害行为之因果关系的证据不足。第四，证明犯罪时间、地点、方法的证据不足。任何犯罪都是在一定的时间、地点，以一定的方法实施的，但它们不是所有犯罪的构成要件，而是少数犯罪的构成要件。但是，在此特定的时间、地点，为犯罪构成要件的案件中，行为人的行为是否在特定(刑法规定)的时间、地点实施，都成了能否认定构成犯罪的必备条件(如刑法规定的禁渔区和禁渔期)。犯罪方法一般不是构成犯罪的必备要件，但是在刑法规定只有行为人实施了某种方法才构成犯罪时，这方法就构成犯罪的客观要件，例如，罪和抢劫罪等都规定必须以暴力、胁迫等方法进行。是否采取上述方法，就成为区别罪与非罪的原则界限。又比如破坏性采矿罪，是以“采取破坏性的开采方法”作为构成犯罪的必备要件。因此，证明犯罪的时间、地点、方法的证据不足，是指证明刑法所规定的构成某种犯罪必备的时间、地点、方法的证据不足。3.犯罪主体要件证据不足。
我国刑法规定，只有达到法定的责任年龄并且具有责任能力的自然人才能成为犯罪主体。所谓犯罪主体，是指具备刑事责任能力，实施犯罪行为的自然人或者单位。犯罪主体是犯罪构成中的一个必备要件，任何犯罪都有主体，没有犯罪主体，就不可能有犯罪行为。犯罪主体的法定责任年龄和责任能力是构成犯罪的必备条件。犯罪主体的证明证据不足，有三种情形的证据不足:(1)证明行为人刑事责任年龄的证据不中。(2)证明刑事责任能力的证据不足。(3)证明刑法规定的特殊主体的证据不足。
4.犯罪主观要件证据不足。
犯罪主观要件，即犯罪主观方面，是指行为人对自己所实施的危害行为及其危害结果所持的心理态度。犯罪主观方面包括故意、过失以及犯罪目的和犯罪动机。犯罪主观方面证据不足可分为犯罪故意的证据不足和犯罪过失的证据不足。(1)证明犯罪故意的证据不足。根据行为人对自己危害行为及其危害结果的认识程度和所持态度不同，刑法理论将犯罪故意分为直接故意和间接故意两种。人民检察院决定或不，是解决认定行为人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的问题。为此，不管是直接故意还是间接故意，在刑法规定的故意犯罪中，只要证明行为人故意犯罪的证据不足，就可能存疑不。(2)证明犯罪过失的证据不足。(3)犯罪目的证据不足。犯罪目的，是指行为人实施犯罪行为所希望达到的危害结果的心理态度。我们刑法规定把犯罪目的作为构成某些犯罪的必要要件，因此，只要是刑法规定的以行为目的为犯罪构成必备要件证据不足，也可能存疑不。:
三、关于“证据不足”的正确把握
关键词：电子文件；法律凭证性；法律效力；实现障碍
电子文件是通过调用储存在磁盘中的文件信息利用显示在电脑显示屏上的文字来表现，其存储介质是电脑硬盘或软件磁性介质。因此，与传统书面文件相比，电子文件有一定的不稳定性，加之一些来自外界的对计算机网络的干扰，都可能造成它的丢失、损坏和更改。在诸多研究电子文件法律效力的文章里，我们看到，作者都把电子文件的法律凭证性与电子文件的法律效力混为一谈。其实，电子文件的法律凭证性与电子文件的法律效力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应该加以必要的区分。
（1）电子文件的法律凭证性。讨论电子文件是否具有法律凭证性，即指电子文件在司法过程中能否用以作为证据、发挥凭证性作用来认定事实的特性和能力。电子文件虽然是计算机技术和现代办公发展下的产物，但其在本质上与传统纸质文件一样。电子文件应该和纸质文件一样具有法律凭证性，这是国际社会和国内学者近年来趋于公认的观点，笔者亦赞同这一说法。
（2）电子文件的法律效力。在传统上，法律效力是指法律规范的生效范围。即法律规范对什么人、在什么地方，和什么时间产生效力。法律效力强调“法律和法律文件的约束力，通过国家权力赋予法律以效力，是国家意志而不是个人意志的体现[4]。”由此不难看出，“法律效力”是根据国家的权力获得或丧失的。既然如此，讨论电子文件的法律效力时，更多地需要考虑其是否具备法律赋予的约束力。理论上，电子文件具有不可争辩的法律效力，但是实际生活中，电子文件因其不同的信息载体及信息记录方式而难以确定信息的原始纪录性，故其存在易出错、易丢失和易破坏等问题，从而使得法律效力的确认工作难以进行，致使其在司法过程中难以接受为证据，这也许就是至今国内外法律仍未明确规定电子文件可作为法律证据的原因所在。不过我们知道任何技术都是在不断进步的，如果我们通过一定的技术手段与法律法规手段的结合来保证电子文件的原始纪录性，当可以保证电子文件信息具有依据凭证作用而具有法律效力。
电子文件的凭证作用表现之一就是它的法律效力问题。由于电子文件原始性界定困难，极易引起人们对电子文件的法律凭证作用产生怀疑。电子文件的法律效力的确立，需要解决两个基本问题：首先，要依靠科技真正攻克电子文件原始性的界定关[5]，这是解决电子文件法律效力问题的基础。其次，要加强立法工作，从法律上明确电子文件的凭证作用及法律效力，做到有法可依，这是解决电子文件法律效力问题的法律依据。
根据我国现有法律规定，证据是能够证明某一特征事实的真实存在的一切事实，它具有客观性（也称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等三个基本特征。因此，文件是否具有证据价值，就取决于这三个特征。
（1）电子文件的客观性。电子文件是各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在运用电子计算机或者网络设备进行事物处理过程中形成的真实历史记录，只是在记录内容的信息载体上发生了变化。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使得电子文件的内容不易为人修改，从而确保了电子文件的客观真实性。
（2）电子文件的关联性。电子文件的关联性是通过电子文件的背景信息和结构信息表达出来的。普通的纸质文件本身已经包含了背景信息，如机关的印章、签名等本身就包含在文件载体上。而电子文件的背景信息指伴随着电子文件的生成和运作过程产生的人员和机构等方面的信息，其客观地反映了电子文件与事务之间的关联性。只要电子文件的保管者能妥善地管理好背景信息，那么电子文件的关联性就有了可靠的保障。
（3）电子文件的合法性。电子文件的合法性可以通过建立健全电子文件的收集、保全和审查制度来实现。如通过严格的审查制度来确保电子文件来源的合法性与真实性，通过建立安全可靠的计算机信息处理系统来确保电子文件不被非法用户修改甚至销毁。可见电子文件的合法性也是可以得到保障的。
纸质文件所具有的客观性、关联性、合法性特点，电子文件同样也可以具备，这就构成了电子文件法律凭证的基本理论依据。
电子文件的法律效力主要是指电子文件作为证据在法律上的证明力。然而，证明力的强弱本身就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有不确定性性。尽管我们不能机械地将某一类证据归属于证明力强的证据，而将另一类证据归属于证明力弱的证据，但是证据证明力强弱之分确有规律可循，例如历史档案、历史物证都有强大的无可争辩的证明力。我认为，讨论证据的法律效力应该从证据的客观真实和法律真实方面来看，客观真实是指在意识之外，不依赖于主观意识而存在的事物和状态，而法律真实则是指法学家根据诉讼规律、证据规则对客观世界的一种认识。法律真实和客观真实之间是有距离的。从以上所述的档案学界对档案的本质属性所做的研究，我们可以发现，档案本身的特性与作为法律证据所应具有的“书面”“原件”“存档”等要求的高度吻合，使档案作为证据时能够达到法律真实与客观真实的高度统一。这也正是在法律诉讼中，原始档案具有无可争辩的法律效力，而电子文件的法律效力尚存争议的关键。如果我们能证明电子文件的法律真实和客观真实具有高度的统一，那么电子文件就确实有和档案一样的法律效力，但是目前关于这方面的研究尚未达到成熟的地步。
以下几个当面成为影响电子文件证据性的重要因素：
（1）来自传统档案学观念的影响。档案学理论将档案的价值基于其原始性，原始性是档案区别于其他资料的本质属性，人们往往习惯用“原件、原本、原稿”来强调档案这个概念。而电子文件不具备白纸黑字的直观性，因此，如果继续拘泥于“原件”的概念，必然会阻碍人们对电子文件价值的认识和利用，这是电子文件法律凭据效力难以确定的障碍之一。
（2）电子文件的不完善管理易导致电子文件证据性的丢失。第一，电子文件本身所具有的数据易消失性、非安全性、易改动性、易出错性和对电子计算机系统设备的依赖性等特点，使得电子文件的安全保管和维护有一定的难度，从而使电子文件容易丢失其真实性和证据性。第二，电子文件管理理论与实践的不成熟，使得外界对电子文件证据性的维护难以放心虽然国外对电子文件的研究起步比较早，但目前仍然缺乏统一的电子文件管理国际标准。
当然，我衷心希望，科技和网络的发展最终将弥补其自身的缺陷，使电子证据成为证据王国中的“后起之秀”。
【参考文献】
[1]赵雪.电子文件法律效力认识的几个误区[J].湖北档案，2002（07）：4
[2]董杜骄.电子证据研究的认知起点[J].技进步与对策，2003（02）：14
【摘 要】视听资料在我国是一种独立的证据种类，它对于民事案件的审判具有其他证据无法替代的优越性，但其本身又具有易于伪造和篡改的缺陷。我国关于视听资料证据效力的认定经历了一个比较长期的发展过程。笔者认为, 为了促使司法机关在实践中客观、公正地了解案情, 应对视听资料的证据能力进行合理地判断, 并通过有效的途径赋予其证据能力,对非法证据进行排除。此外, 为保证定案的准确及视听资料的证明力, 应对其证据力进行审查判断。本文拟对此方面的问题作一些初步的探讨。 【关键词】证据 视听资料 证据效力 证据能力 审查判断 视听资料是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而出现的新的证据形式，我国1982年制定的《民事诉讼法（试行）》率先将其规定为一种独立的证据种类。其后，1989年制定的《行政诉讼法》和1991年经修改补充后通过的《民事诉讼法》继续确认视听资料为独立的证据种类。〔1〕它是我国《民事诉讼法》中七种法定证据之一。当今世界各国将视听资料作为一种独立的证据形式或证据立法尚属罕见，两大法系国家都是倾向于将视听资料划归某种传统的证据形式或证据方法范畴（英美法国家归入书证，有的则归入物证）。而视听资料集书证、物证之优点于一体，有助于司法机关客观、公正地了解案情，但其自身又有一些无法克服的缺陷。因此，视听资料在司法实践中的若干问题，值得我们进一步探讨。 一、 证据的概念在英美法系国家，人们在传统习惯上往往不从概念上来理解证据，而主要是从判例法或诉讼程序的角度来对证据加以认识和理解。一般认为“诉讼上的证据被认为是包含待证证明事实的命题与另一个包含证据性事实的命题之间，存在一种理性的关联性”。〔2〕而“关联之证据，指证据之具有任何趋势，足以证明任何重要事项者”。〔3〕在我国，并未对证据的关联性作出明确规定，实际上是等于在司法审判活动中委于审判人员对有关证据加以自由裁量。台湾学者王甲乙在其《民事诉讼法新论》中认为，“证据一语，在有形方面，指法院为取得某事项之认定资料，而作为调查对象之有形物（证据方法）而言。在无形方面，指因调查证据，由证据方法获得心证形成之资料（证据资料）而言。在结果上，指就该事项能使法院确信之原因（证据原因）而言”。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中明确规定“证明案件情况的一切事实，都是证据”。笔者认为，事实是客观的，它并不必然成为证据。一种事实是否可以成为证据，必须经过相关的程序才能确定。证据只能是一个法律上的概念。因此, 这个界定是不完整的。但在我国先行《民事诉讼法》中，并没有对证据的概念进行明确的规定。我们将民事证据定义为 “是在民事诉讼过程中，能够依法定规则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一切事实”。〔4〕它是“真实的古事之足迹”, 是我们窥知过去事实的唯一手段。 二、 视听资料的概念和特征 视听资料是用录音、录象磁带或者其他科学方法反映的形象和声音，以及电脑中存储的资料等，来证明案件事实的一种证据。〔5〕它主要有四种表现形式∶录音资料、录象资料、电子计算机存储资料和其他科技设备提供的资料。虽然众多学者就视听资料的概念界定不一而足，但主要在于一些字面上的差异，其内涵与外延并无较大的差别。均认为视听资料是以具有科技含量的物理器材所再现的案件发生过程中的声音、图象、电子资料等来证明案件事实的证据，这些证据包括了与案件事实有关的录音带、录象带、磁带等，〔6〕 也有人称之为音像资料、音像证据。视听资料作为一种证据，是现代科技发展在法律上的一种表现，也是司法实践发展的必然结果。视听资料与其他证据一样，都能够证明案件的真实情况，它们都具有某些共同的属性，比如客观性、关联性等等，〔7〕但视听资料与其他证据种类相比，又具有以下一些特点：（一）视听资料具有物质依赖性；视听资料的本质是一种信息, 是 借助于有形物质而存在的无形物质。〔8〕它的形成以及对该证据的感知、了解都必须依靠一定的特定仪器和设备。记录、反映案件事实的声音、动作和数据资料并不能单独存在，它必须依赖于一定的物质载体（如录音带、录象带、磁盘等）。没有这些物质作为依托，可供人们视听的信息资料就会瞬间即逝，无法捕捉。这种物质依赖性是其他证据所不具备的。（二）视听资料的储存容量大、稳定性强；视听资料信息量大、内容丰富，具有高度连续性，且录音、录象的磁带和电子计算机存储的数据具有体积小、重量轻、便于保存、反复使用的优点，同时与证人证言等容易受主客观因素影响发生变化情况相比，视听资料不易受这些因素影响，具有较长时间稳定性。（三）视听资料具有高度的准确性和直观性；视听资料具有高度的准确性和直观性，能够真实的“还原”在一定时间和空间内的声音、视频内容及其变化情况。视听资料属于实物证据，一般来讲，这种证据在形成过程中，只要录制对象正确、录制方法得当、录制设备正常，一般不会受到录制人主观因素的影响，并能十分准确地记录案件审理过程中的所需事实。借助相应的技术设备，视听资料可以原原本本地反映案发情况，使人得到最直观的感受来帮助判断是非。（四）视听资料的易于伪造、仿造性；视听资料是科技发展的产物，它的形成是借助于一定的科技手段的，同样，人们也可以借用一定的科技设备对其进行伪造和篡改。因此，视听资料具有易于伪造和仿造的特点。在审查过程中应对其真实性作出科学判断，对有疑点的视听资料，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当然，对于视听资料的真伪，还可以通过证据的关联性加以鉴别。 三、 有关视听资料效力认定的发展伴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及视听资料在司法实践中的活性化，视听资料在效力认定上经历了一个从理论模糊，不易操作到解释较为明朗，较易操作的曲折发展过程。〔9〕基于司法实践的需要及要求，1995年3月最高人民法院就私自录音的证据效力问题作出了《关于未经对方当事人同意私自录制其谈话取得的资料不能作为证据使用的批复》，这是我国司法实践中第一个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该批复中指出，“证据的取得必须合法，只有经过合法途径取得的证据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未经对方当事人同意私自录制其谈话，系不合法行为，以这种手段取得的录音资料，不能作为证据使用”。这一规定对于法院在司法实践中认定私自录音的证据效力时具有普遍的约束力。〔10〕 但从效果上来看，其标准对于民事证据而言过于严厉。在实际生活中，一方当事人同意另一方当事人（无论是默认还是其他方式）录制其在法庭上有可能不利于自己的谈话内容作为证据是比较罕见的。著名法学家耶林曾经说过“我们普通法所提供给权利人的救济通常是以完全不可能得到的证据为前提的。”根据此《批复》，审判人员即使确信证据内容的真实性也无法对权利人进行有效的保护。由此可见，民事诉讼中有关视听资料的规定瑕疵不符合司法实践的顺利开展，有待进行进一步的改进。鉴于此，2009年4月1日最高人民法院又出台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为《规定》），其中第68条、69条就视听资料有效证据的条件、证据能力等作出了较为具体的规定。第68条规定：“以侵害他人合法权益或者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的方法取得的证据，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这条较之于95年的《批复》，在一定程度上完善了我国司法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进而第69条规定, 存有疑点的视听资料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该条被有的学者认为是补强证据规则。在新的《规定》中，虽然并没有直接对《批复》加以否定，但实际上它已经突破了过去未经对方同意的录音、录象资料不能作为证据的限制，规定除“以侵害他人合法权益或者违反禁止性规定的方法取得的证据”外，都可以作为认定案件事实依据。视听资料证据效力认定的发展虽然经历了一个从“须经对方当事人同意”到“合法手段取得，无疑点”的过程，但比较前后两个司法解释，不难发现存在着理论上的界定模糊。所以, 理论上的模糊和相悖，必然会给司法实践带来巨大的混乱。〔11〕 由此可见，新《规定》的启动应该说是我国民事诉讼工作中的一大飞跃，它将规范视听资料证据的使用，促进民事审 判工作的进一步发展。 四、 视听资料的证据能力以及其证据能力的判断标准证据能力, 也叫证据资格, 证据的适格; 是指证据方法或证据资料可以被采用为证明案件事实的资格, 亦即证据的可兼容性。凡属可受容许的证据, 即可被法院接受。〔12〕凡适用证据排除规则被排除的证据材料, 则就丧失了证据能力。〔13〕（一）视听资料的证据能力——合法性及证据化证据在诉讼活动中举足轻重，是决定当事人胜败的关键因素。而视听资料在司法实践中是否具有证据能力，与它的取得方式、手段、途径等是否合法密切相关。只要视听资料的合法性问题得到了解决，其证据能力的认定也就迎刃而解了。在证据的合法性问题上，无论是大陆法系国家还是英美法系国家在法律规定及司法结实上都未作出正面回答，均采取以排除规则反射出其范围的办法，这就是所谓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从学理上看，非法证据是指在收集证据的过程中, 违反法律规定, 侵犯了当事人或其他公民特定的合法权利而收集的证据。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就是指这种非法证据不具有证据能力, 不能被法院采纳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14〕 我国的最高人民法院在95年2号批复中确立了第一个非法证据的排除规则。在证据化方面，笔者认为，由于视听资料的易于仿造、伪造性，因此对于其虚假性的审查是十分必要的。只有经过法定程序筛选后的视听资料才具有证据能力，方可作为证据使用。与此同时, 也应视情况应给予法官一定的自由裁量权。（二）“偷拍偷录”的证据能力在现实中，人们为了防止日后纠纷的产生而约定将双方的交谈或行为用录音带记录下来的事例是比较少的。绝大多数的视听资料都是当事人一方采用私录即人们常说的“偷拍偷录”手法取得的。那么，“偷拍偷录”的视听资料是否具有证据效力呢？它与“未经同意”有区别吗？根据我国1995年《批复》中的相关内容，“偷拍偷录”所形成的视听资料系“不合法行为”，应归结为非法证据之列。但“未经同意”并不完全等同于“偷拍偷录”。根据公共场合无隐私原则，一般而言，未经对方当事人同意（应当是明示或作为的默示）私自录制其在公共场合的言行，所形成的资料可以作为证据使用。〔15〕例如，银行里的监视器是为了保护公共利益而设，这些设备的架设银行方面并未履行告知义务，但人民群众对此是广泛认同的。而对于那些未经利害关系人同意但又侵害了对方合法权益的私自拍录, 就其本质而言, 侵犯了他人合法权益, 是要受到排除的。〔16〕（三）视听资料证据能力的判断标准2009年4月最高院的《规定》中规定了非法证据的排除规则，它意味着未经对方同意的视听资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作为证据使用，除非这些视听资料的取得方法侵犯了他人的合法权益或是法律的禁止性规定。但，“侵犯他人合法权益”的概念是十分抽象和广泛的。一方面，“合法权益”是法律上类型化的权利，需要由法官根据个案来进行判断和确定，这也给了法官极大的自由裁量权。另一方面，“侵犯他人合法权益”是否构成侵权也是不确定的。“侵犯他人合法权益”并不一定构成侵权，可能行为人的行为并没有造成损害，或者其具有某种抗辩事由等。且“侵犯他人的合法权益”较之于“侵权”的伸缩性和任意性更大，例如，在实践中出现的聘请私家侦探跟踪、打梢、拍照，是否构成侵害他人合法权益，是完全可以由法官自由裁量的。〔17〕总之，在现行的法律框架下，就视听资料是否具有证据能力之判断标准难以寻求到一个定论性的规律。但可以肯定的是, 若该证据是以犯罪手段或方法获得的、以法律明令禁止的方法或手段取得的，或是以违背善良风俗的手段或方法取得的，均不能作为证据使用；另外, 有提出证据负担的一方当事人，在诉讼期间，故意或因重大过失行为而未提出的，也应排除其证据效力。 五、 视听资料证据力的审查判断由于视听资料具有传统的证据形式所不具备 的一些特点，且事实上也有可能造成视听资料失实的诸多因素，因此，和其他证据一样，视听资料也必须经过查证属实后，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18〕人民法院审查视听资料时，应当辨别真伪, 并结合本案其他证据, 审查确定其能否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 〔19〕判断视听资料是否具有客观真实性, 与案件的关联性和合法性, 以保证视听资料的证明力。在这里主要应查明该项视听资料的来源，录制的时间、地点，收集过程, 录制的内容、目的，参与录制的人等。（一）审查视听资料的来源是否可靠 对视听资料来源的审查主要包括以下两个方面：1. 应对视听资料的制作主体进行审查，排除臆造的可能性；这里主要是审查它们源于司法人员收集还是非司法人员提供。若是前者, 则只需审查收集是否符合程序即可; 若是后者, 则要进一步审查他们是在何种条件下何种环境中收集的。2. 对视听资料来源方式进行审查, 即确认有关视听资料是原始证据还是传来证据。如果是传来证据, 就要审查它们在转录过程中是否完整, 有无遗漏和删节等。（二）审查视听资料的形成时间、地点具体来说，分为公共场合下视听资料的录制和非公共场合下视听资料的录制两种情况。根据公共场合无隐私原则，一般而言，未经对方当事人同意私自录制其在公共场合的言行，所形成的视听资料可以作为证据使用。在非公共场合下，在场人未经对方当事人同意的视听资料在一定程度上会侵犯公民的隐私权，故不能作为证据使用。而非在场人的私录实质上是一种了解他人秘密（包括隐私）的侵权行为，不论其内容是否涉及隐私，所形成的视听资料均不能作为证据使用。（三）审查视听资料的收集是否合法首先, 审查视听资料的收集主体; 新中国成立后, 我国民事诉讼在证据问题上一直实行当事人提供与人民法院调查取证相结合的方针。〔20〕一般认为，通过专门机关职能性的收集行为而获得的视听资料证据，比通过其他单位和个人任意性的收集活动所获的视听资料证据具有更强的客观性和真实性。其主要原因在于，这种职能性的活动是按照特定的法定程序所实施的规范性收集行为。但对于专门机关的收集行为取得的视听资料，也应审查其收集程序是否合法，对其证据能力进行认定; 对于其他人员收集的视听资料，也不能一概否定。其次,审查视听资料的收集是够依法进行; 对于专门机关收集的视听资料, 应审查在此之前是否依法履行了必要的审批手续。〔21〕对于专门机关以外的有关单位和个人为了维护自身合法权益而收集的视听资料，法律往往对此不加设置专门的程序。但是，不得违反法律上的禁止性规定和公民的隐私权或单位的商业秘密，否则收集到的视听资料不能作为证据使用。〔22〕 （四）审查视听资料的内容是否真实可靠视听资料的证明力首先决定于它的客观真实性。由于视听资料具有易于伪造和篡改的缺陷，故在司法实践中，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审查也必不可少。而对于视听资料内容真实性的审查, 则主要取决于其记载内同是否真实可靠, 在审查证据过程中, 若发现该资料有被裁剪、篡改等情形的，应不承认其证据资格。（五）审查其关联性即使内容上保证了真实可靠，但如果它与案件事实之间没有关联性，那么这种真实可靠内容的视听资料对证明案件事实本身也不具有证据力, 失去了它分得证据意义。因此，对视听资料所涉及内容相关性的审查，对确认证据力也是十分必要的。对视听资料内容的审查, 主要是从大量的视听资料中寻找与案件有关的部分。如果这份视听资料中有与案件相关的情节, 那么它则是证据意义上的视听资料, 反之则不是。另外, 对于视听资料证据效力的审查判断, 应结合本案的其他证据进行综合的审查, 将视听资料同有关书证、物证等相印证, 发现矛盾、排除矛盾。在现实生活中，视听资料作为一种独立的证据形式与其他证据形式比较而言，尽管有许多优势, 但也还有很多不完善的地方，加之我国重实体、轻程序的观念，非法证据如果不予排除，则不利于司法实践的发展和法治目标的实现。笔者认为, 在不损害公民基本权利的情况下下所取得的视听资料都应赋予其证据能力, 在这一前提下, 对视听资料进行严格的审查，审查合格之后才可以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只有 这样才有利于我国民事审判的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1〕樊崇义. 刑事诉讼法学〔M〕.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 〔2〕毕玉谦. 民事证据法及其程序功能〔M〕 . 法律出版社.1997〔3〕刁荣华（台）. 比较刑事证据法各论〔M〕 . 台湾汉林出版社〔4〕王清镇. 证据的属性问题研究——浅析民事诉讼中视听资料的合法性〔J〕 http：//www.law-lib.com/lw/lw-view.asp？no=714法学论文资料库〔5〕毕玉谦. 民事证据法及其程序功能〔M〕 . 法律出版社.1997〔6〕郭美松. 视听资料的证据能力及采信规则〔J〕. 现代法学.2004(4)〔7〕岳国民. 浅谈刑事诉讼中视听资料证据的若干问题〔J〕. 法学论文网 〔8〕胡锡庆、叶青. 诉讼证据学通论〔M〕 . 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1995〔9〕郭美松. 视听资料的证据能力及采信规则〔J〕. 现代法学.2004(4)〔10〕潘福仁、陈福民. 私自录音的证据效力研究〔M〕 . 法律出版社.1995〔11〕郭美松. 视听资料的证据能力及采信规则〔J〕. 现代法学.2004(4)〔12〕常怡. 比较民事诉讼法〔M〕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13〕吴英姿. 论民事诉讼“瑕疵证据”及其证明力〔J〕. 法学家.2003(5)〔14〕陈桂明、相庆梅. 民事非法证据排除问题初探〔J〕. 现代法学.2003(4) 〔15〕游冰锋. 民诉中私录视听资料证据合法性解析〔J〕. 人民法院报.2003(3.11)〔16〕汤维建. 民事诉讼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刍议〔J〕. 法学.2004(5)〔17〕王利明. 民事证据规则司法解释若干问题研究〔J〕. 法学.2009年(1)〔18〕樊崇义. 刑事诉讼法学〔M〕 .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19〕石先钰. 民事诉讼法学新编 〔M〕 .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20〕江平. 民事诉讼法〔M〕 . 高等教育出版社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21〕陈一云. 证据学〔M〕 .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 〔22〕何家弘. 新编证据法学〔M〕 . 法律出版社.2000
但对电子邮件来说，所有这些审查方法均不可行，因电子邮件的传输方式已决定了电子邮件不具备上述特点。如仍以该种方法审查电子邮件，无异于将电子邮件排除在证据之外。当然，对于一般人员来说，直接在Internet mail的收件箱中删改纯电子邮件信件亦非易事，因收件箱中的电子邮件是只读文件，拒绝删改。其另存方式也只是改变文件的位置，文件的属性并未改变，仍是.eml文件。从外观上看，纯电子邮件信件的信头上均带有收发件人、收发件人的网址、收发件时间等详细资料。故对这类文件只要上述信息清楚，以笔者见，可以作为证据认定，如还有疑问，可要求当事人将电子邮件“转发”至承办人指定的计算机上或干脆通过“连机”、“共享”的方式直接到举证人的计算机上查阅原始信息(虽目前法院在设备上尚不能满足)。可能发生的删改一般是随电子邮件以“插入”“附件”方式发送的MIME非文本文件，如Word、Excel、gif、mpg文件乃至声音、影像等多媒体文件，因该类文件的打开是在相应的编辑软件下进行，故可以删改。该类文件的电脑打印件，与普通电脑打印出的文件无异。故仅凭打印件很难起到证据的作用。此外，另有一类电子邮件是被收发件人从其电脑中永远删除了，并据此否认收发过电子邮件。对此类情况目前尚无较好的办法。从技术上讲，已可以做到将所有“网上信息”搜集起来并永久保存，在必要时，通过检索使其还原。由于我国目前尚无要求网络服务商对传输的电子文件储存记录或转存的制度，造成了一旦发生争议，将无第三方可出具中立性的证据。而部分地方法规已有了相应规定。如《广东省对外贸易实施电子数据交换暂行规定》就规定：电子数据服务中心应有收到报文和被提取报文的回应和记录；电子报文的存贮期最短不得少于5年；对进行电子数据交换的协议双方发生争议时，以该中心提供的信息为准。如该方法被用于司法实践，将给审判工作带来极大便利。三、 合法举证问题在通常诉讼过程中，谁主张，谁举证。但无纸化电子邮件交易中，举证是个难题，证据不好保存，也不便提取原告对于其主张的事实即却没有任何证据。因原告无法举证证明其主张的权利或法律事实令其承担败诉的风险，这是不公平的。如果要求被告承担举证责任，存在原告是否受到侵害尚不明确，且不谈受害的原因系电子签名（密码）被冒用，或因网络系统的不安全隐患所致，如何举证才合法呢？笔者认为；1. 由当事人将邮件打印出来作为证据提交，其可信度较低，而且以Attach方式发送的非txt纯文本文件和Html文件，有时还不能随原邮件一块打印出来，需在其它专用软件中打印，而在专用软件中一般都有对原文件进行更改的功能。2．在诉讼之前，当事人可以请公证机关作出公证文书,也可以采取律师见证、外交机构认证、工商行政管理部门鉴证以及利用先进的电子设备制成视听资料等方式保存证据,或者申请人民法院采取诉前证据保全。 取证的方式，最好以查看源代码并Coyy出所有内容粘贴到字处理软件中编辑并打印，这样能够取得邮件中的所有内容；附件中的内容，应根据不同的文件格式，尽可能不失真地用高档设备打印出来；如是声音文件的，可记录成文字后打印出来，并保留原声音文件便于将来庭审中质证。3．在诉讼中，当事人可以将导出的邮件放在软盘中提交人民法院，经对方质证后无异议的，可打印出来经双方当事人签字后附卷。如对方有异议，应由人民法院按现场勘验的方法取证，现场勘验的笔录应由双方当事人当场签字。另外，当事人只提交打印稿，而原件已从电脑中永久删除的，除非对方承认，否则无论对方是否有能力提出反证，该打印稿均不可作为定案的根据。因为此时无法判断该文件是否就是原件，更不能因对方举不出反证而确认该证据有效。4.认证机构在网络化的商事交易中处于枢纽地位，其义务之设定与履行，关系到电子商行业的成败。认证机构具有安全、真实、及时、公开、谨慎、保密等方面功能。因此，从认证机构出具的证据真实有效。目前，虽然我国尚无完整规范Internet、E－mail的法规，Internet的普及程度亦无法与发达国家相比，司法机关的设备尚无法满足审理此类纠纷的物质需要。但是，Internet、E－mail所带来的法律问题却已实实在在地摆在了我们的面前。电子证据的法规与其他法规相比，需要电子等方面的专业知识比较多，这就给立法、司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国外的Internet的发展和普及，已使国外有了相对完善的计算机法律。因此我们应借鉴国外计算机法律，根据我国的实 际情况，借助专业人士的帮助，来制定并完善我国的电子证据法律。电子证据法律必将成为网络时代的又一护航者。
一、掌握议论文的三要素：论点、论据、论证
论点（证明什么）论点是作者所要议论、阐述的观点，主张、见解，在形式上是个完整的简洁明确的句子。从全文看，它必能统摄全文。表述形式往往是个表示肯定或否定的判断句，是明确的表态性的句子。论据（用什么证明）证明作者见解的材料。 论据的类型：（1）事实的材料，（2）理论的材料。 ①作为论据的事实材料，可以是a. 具体的事例，b．概括的事实，c. 统计数字，d. 亲身经历、感受。 ②作为论据的理论材料，可以是a．前人的经典著作、至理名言，b. 民间的谚语和俗语，C．科学上的公理、规律等等。（3）使用论据的要求：①确凿性。我们必须选择那些确凿的、典型的事实。引用经过实践检验的理论材料作为论据时，必须注意所引理论本身的精确涵义。②典型性。引用的事例应该具有广泛的代表性，代表这一类事物的普遍特点和一般性质。③论据与论点的统一。论据是为了证明论点的，因此，两者应该联系紧密一致。 论证（怎样证明）以材料证明观点的过程。
二、论证方法
道理论证、举例论证、对比论证、引用论证、比喻论证。
三、论证方式
立论（以充足的论据正面证明作者自己论点正确的论证方式）；驳论（通过反驳错误或反动的观念从而树立起自己的正确论点）。驳论文的阅读 ⑴作者要批驳的错误观点是什么？⑵作者是怎样进行批驳的，用了那些道理和论据；⑶由此，作者树立的正确的观点是什么？
四、常见题型及答题技巧
1、分析论证方法的作用及格式：①、举例论证：通过举具体的事例加以论证，从而使论证更具体、更有说服力。格式：使用了举例论证的论证方法，举……（概括事例）证明了……（如果有分论点，则写出它证明的分论点，否则写中心论点），从而使论证更具体更有说服力。②、道理论证：通过讲道理的方式证明论点，使论证更概括更深入。格式：使用了道理论证的论证方法，论证了……了观点，从而使论证更概括更深入。③、比喻论证：通过比喻进行证明，使论证生动形象、浅显易懂。格式：使用了比喻论证的论证方法，将……比作……，证明了……的观点，从而把抽象深奥的道理阐述得生动形象、浅显易懂。④、对比论证：对比论证的作用就是突出强调。格式：使用了对比论证的论证方法，将……和……加以比较，突出强调了……的观点。⑤、引用论证：引用论证比较复杂，这与具体的引用材料有关，有引用名人名言、格言警句、权威数据、名人佚事、笑话趣闻等各种情况，其作用要具体分析。如引用名人名言、格言警句、权威数据，可以增强论证的说服力和权威性；引用名人佚事、奇闻趣事，可以增强论证的趣味性，吸引读者往下读。格式：使用了引用论证的论证方法，通过引用……证明……的观点，使论证更有说服力。（或更有趣味性，吸引读者往下读）
2、分析论据的类型和作用：论据可分为道理论据和事实论据两种类型。答题要点二个方面：（1）、明确论据类型；（2）、具体分析作用。规范性答题格式如下： 这是……论据，在文中起着证明……（论点，如果有分论点，则写出它证明的分论点，否则写中心论点。）
文章提出中心论点的方式：（1）、文章标题、开头、结尾点明中心论点。（2）、文章中间用某个承上启下的句子提出中心论点。（3）?、归纳每段的中心句总结中心论点。
4、分析文章的论证思路：首先应该了解一般议论文的结构：提出问题（引论）——分析问题（本论）——解决问题（结论）。分析议论文的论证思路，其实，就是在段落层次的基础上加上一些诸如“首先”、“然后”、“接着”、“最后”一类表承转启合关系的词语。做这个题目，尤其要注意开头结尾的表述。
开头的内容有：（1）、提出中心论点；（2）、引出论题；以上二个方面，要具体回答出提出中心论点或引出论题的具体方式，有的是通过名人名言、有的是通过名人佚事、有的是通过趣闻笑话等。
结尾的内容：（1）、深化中心论点，提出……的结论；（2）、重复或强化……的中心论点；（3）、发出……的号召或劝勉人们……；（4）、补充论证了……。
5、领会议论文语言特点：概括、严密、辩证
6、议论文写作特点分析：议论文写作特点分析的角度比较多，如修辞手法、论证方法、写作手法（1）、修辞：如比喻，可结合比喻特点谈，那就是形象生动；如排比，增强了文章论证的气势；如引用古诗文，使文章富有文采等。（2）、论证方法：参考论证方法的作用。（3）、写作手法比较固定，常见的就是：?、举例论证与道理论证相结合（夹叙夹议）；?、以……论证方法为主。同样，做这类的题目一定要有具体文句支撑，也就是用文章中的具体例句为例子进行分析。
一、对刑事裁判文书论证与说理的认识
1、司法权威的公信力来源于法院的中立地位和法院裁判理由的说明。法院对各类刑事案件审理，主要的结案方式就是以裁定书、判决书的形式向社会公布审理的结果。由于法院审判经常受到各种因素的干扰和绝大多数公众不可能到庭旁听审判过程了解全部案情的限制，法院取得公信力的最佳途径就是公开自己的判决理由，使判决的根据最大限度地反映审判结果，对做出的裁定、判决书进行充分论证，以理服人，以理取信于民。所以，提高刑事裁判文书质量，增强裁判文书的论证与说理，对提高司法权威的公信力有着重大的意义。
2、裁判文书的论证与说理对培养公民的法律意识有着无可替代的作用，也是落实司法为民、反映民众意见的综合体现。在提高公众法律意识的前提下实现判决与公众意见一致，更需要通过裁判文书的论证与说理来体现，民众的法律意识会在与自己现实生活密切相关的具体判例中培养起来，对裁判文书的合理论证与说理，让社会和民众相信判决的公正与合理，从而接受判决内容，对进一步提高公民法律知识和法制教育起到积极的作用。
3、刑事疑难案件和被告人不认罪犯罪案件裁判文书的论证与说理，对挽救和教育罪犯尤为必要。在刑事案件中，多数简单案件相对的裁判说理容易把握。疑难案件和被告人不认罪犯罪案件的裁判不仅有诸多法外因素渗透，还面临着价值判断的挑战。法官在对抗的当事人之间对裁判的论证尤为必要。如果裁判文书的论证与说理充分，依据法庭查证的事实和证据依法做出的裁判，被告人就会自动放弃狡辩，认罪、服判，也可避免案件的上诉和申诉，真正达到挽救和教育罪犯的目的。
4、裁判文书的论证与说理对促进法官司法实务水平提高，推进法官的职业化进程有着积极的意义。在当今依法治国普及公民法律知识的前提下，公民的法律意识在不断的提高。社会对职业性法官的呼声更加强烈，对法官能否公正司法、严格执法的社会监督力度也在不断加强。所以，裁判文书是代表国家行使审判权的重要标志，法官司法实务水平的提高反映在裁判文书的论证与说理中极为重要。真正将裁判文书提高到新的水平，需要法官具有驾驭法庭审判的能力，而且具有研究、推理、分析、判断、解决各种复杂疑难案件的能力，还要具有演绎、归纳、论证、说理的文字功底，将所审结的案件以规范的法律用语，简捷的文字方式，论证讲理的在裁判文书中表达出来，展现在社会和公众面前的是一份让人信服、公正、具有司法权威的裁判文书，才能提高法院在社会上的公信力，真正实现司法为民、保护人民、打击犯罪的目的。
二、如何对刑事裁判文书充分论证
裁判文书论证的前提离不开审判活动，法院只有依法对个案进行审判以后才能做出结论性的裁判结果。
1、审判活动中经过法庭审理查明的案件事实是制作裁判文书的基础。裁判文书要尽可能反映庭审活动的全过程，要按照庭审中依法查明的事实和证据为根据来制作裁判文书。它除了在文书格式上采取最高人民法院《法院刑事诉论文书样式》的规定制作外，在内容上应当全面反映庭审活动。目前，有个别裁判文书强调要张扬法官的个性，脱离样式的规定任意将裁判文书的制作混同于撰写学术论文，追求长篇大论式的风格；有的根本就不进行论证、说理，过于简单化，不区分个案事实情节，以至于裁判文书任意制作，失去了法律的严肃性。其实裁判文书的制作一定要根据个案情况，该长则长，该短则短，而且能短则短，长短相宜。
2、法院裁判文书应全面客观地反映控辩双方或者诉辩双方当事人的意见。在刑事案件诉讼过程中，除自诉案件外大部分刑事案件是由检察机关代表国家支持公诉的，指控的犯罪事实经过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的调查取证，收集了大量有关指控被告人犯罪的证据，在列举公诉机关指控的犯罪事实中，把指控被告人犯罪的手段、行为、目的和在犯罪中的作用综合叙述，并简要列举向法院提供的主要证据和适用法律，请求事项等，防止出现照抄书全文，不进行归纳叙述的作法；对于被告人的陈述、辩解和辩护人的辩护意见，应当在裁判文书中对辩方提出的无罪、罪轻、从轻、减轻和免除处罚的辩护观点全面客观的反映，综合辩护的主要论点及有争议的事实和证据要进行具体分析、列举，以充分体现控辩式的审理方式，突出依法论理进行充分论证。
3、审理查明的事实是法院裁判文书的核心，是判决的基础。制作刑事判决书，首先要把事实叙述清楚。要对查明事实进行归纳性论证，要层次清楚，重点突出。应当写明案件发生的时间、地点，被告人的动机、目的、手段，实施行为的过程、危害结果和被告人在案发后的表现，按时间先后顺序叙述，一人犯数罪的应当按罪行主次的顺序叙述；一般共同犯罪案件，应当以主犯为主线进行叙述；集团犯罪案件，可以先综述集团的形式和共同的犯罪行为，再按首要分子、主犯、从犯、胁从犯或者罪重、罪轻的顺序分别叙述各个被告人的犯罪事实。并以是否具备犯罪构成要件为重点，兼叙定性处理的各种情节，把在庭审中查明的事实作为认定案件的充分根据和理由。案件事实未经法庭调查的，没有证据证实的，有重大分歧的，在认定事实上不能采纳。
4、对证据的论证是裁判文书中认定事实的依托。证据的采纳应当以庭审经法庭举证、质证的证据为前提，要注意通过对证据的具体分析、认证来证明判决所确认的事实。对一审公诉普通程序审理的“被告人认罪案件”和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公诉案件，此类案件均是以被告人认罪为前提，附带相应的适用条件，被告人对犯罪事实供认不讳不持异议，应当在裁判文书证据部分尽量予以简化，对证据的具体内容无需再行系统论证，可以仅就证据的名称及所证明的事项作出说明即可。相对于疑难案件和被告人不认罪案件的裁判文书，不但要引用证据的名称及所证明的事项，还要对证据的来源和证明的主要内容进行列举，并以论证的方法归纳引用，应当将能够证明案件事实的证据运用到裁判文书中，尽量使用法律术语，并注意语言精炼。要防止并杜绝抽象、笼统的说法或者用简单罗列证据的做法。引用证据和论证时，切忌说空话、套话，要论点明确、论据充分又不失证据的原意，全面反映案件的真实情况。
5、证据要尽可能写得明确、具体。应当因案而异。案件简单或者控辩双方没有异议的，可以集中表述；案件复杂或者控辩双方有异议的证据要进行具体分析、认证，庭审举证、质证、认证的过程也应在裁判文书中反映出来，裁判文书要突出依法论理进行充分论证。一人犯数罪或者共同犯罪案件，还可以分项或者逐人逐罪叙述证据或者对证据进行分析、认证。对控辩双方没有争议的证据，在控辩主张中可不予叙述，以避免不必要的重复。
三、刑事裁判文书理由部分的论证与说理
刑事裁判文书的理由是将犯罪事实和判决结果有机联系在一起的纽带，是判决的灵魂，是人民法院对个案审理后作出的综合性结论。其核心内容是针对案件特点，运用法律规定、政策精神和犯罪构成理论，详细阐述公诉机关的指空事实和罪名是否成立，辩护方所辩护和辩解理由是否符合案件事实，最终得出被告人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犯的什么罪的结论性判决结果。所以，裁判文书理由部分的论证与说理决定着全案的定罪量刑。
1、裁判理由中对被告人是否构成犯罪的论证与说理。在判决理由论证中，要结合我国刑法的有关规定和犯罪构成理论，全面阐述被告人的行为是否触犯了我国刑法明文规定的犯罪条款和犯罪构成的要件，要将犯罪的性质、侵犯的对象、实施的手段及造成的危害结果进行说理性的论证，并对被告人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以及被告人在犯罪中的作用，从重或者从轻处罚意见都应明确表述。防止只引用法律条文，不阐明适用法律的道理。在确定罪名时，应当以刑法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确定罪名的规定》为依据。对一人犯数罪的，一般先叙述重罪，后定轻罪；在共同犯罪案件中，应在分清各被告人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作用和刑事责任的前提下，正确确定罪名。
2、对公诉机关指控的罪名是否成立，指控的犯罪事实和法庭审理过程中出示的证据是否被采纳，要进行综合性论述。对于法庭审理中公诉机关提供的证据没有当庭得到认证的，判决书中在证据部分已予采纳和引用的，在理由中应当作出明确的答复。特别是对于的内容与案件事实不符，判决的结果改变定性，或者证据不足、事实不清将要判处无罪的案件，要充分依据事实和法律，全面阐述改变定性和无罪的理由，摆事实、讲道理，说理力求透彻，逻辑严密，无懈可击，使理由具有较强的思想性和说服力，真正达到维护法律的尊严和保护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
3、对辩护方提供的证据和辩护意见的论证与说理。对被告人及其辩护人所提供的证据和辩护意见应当有分析地表明是否予以采纳，并阐明理由。如果被告人具有从轻、减轻、免除处罚情节的，应当分别或者综合予以认定。对被告人的辩解和辩护人的辩护与案件事实相悖，法庭不予采纳的意见，应当按照事实和证据予以说理性的驳回。防止不说理或者采取不答复的作法，避免引起辩护方对裁判结果的不信认，也可能会以此为由而提起上诉、申诉。
4、二审刑事裁判文书的论证与说理。要针对上诉、抗诉所提出的意见和理由，进行全面的分析、论证。详细阐明一审原判认定的事实、证据和适用的法律是否正确，用说理的方法对上、抗诉的意见进行综合叙述，提出采纳或驳回的理由要具体、充分，有理有据，实现裁判的终结效果。
综上所述，只有对裁判文书充分的论证与说理，达到实体与程序的密切配合，真正把案件办成公开、公正、公平的铁案，才能实现教育、挽救罪犯的目的，提高社会对人民法院的公信力。
参 考 文 献
1、《法律语言学》，刘红婴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2、《律师法律文书制作与文本——诉讼事务文书》於向平、单丽华、白雅君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3、《法院刑事诉讼文书样式的修改与制作》，周道鸾主编，人民法院出版社，1999年版。
4、《昆仑法字论丛》第1版，王作全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5、《中国刑事诉讼法教程》，程荣斌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6、《中国法院诉讼文书教程》，祝铬山主编、解士明副主编，人民法院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
7、《司法文书教程（第二版）》，熊先党主编、周道鸾副主编，法律出版社，1993年5月第1版。
8、《司法改革研究》，王利明著，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