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2-27 12:06:17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历史文学论文，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一、新历史主义的出现
新历史主义从肇始之日起，就致力于为文学批评提供一个与以往不同的新视角，使读者有机会去了解作者的政治意图。所以，新历史主义一度被认为是专门为文学作品的政治性解读服务。此前，一些新历史主义的反对者们认为:“文学批评家应该跨越历史范畴，否则历史学家、心理学家们会对于文学批评领域造成新的威胁。”他们这样说的原因主要是对于他们而言，文学批评领域和其他领域是截然分开的。但是凯瑟琳格兰杰认为，一种好的文学批评方法应该始终对各个领域持开放态度。也就是说一个好的文学批评家必须打破传统批评方法的局限，将政治、权利和一些深刻影响人们生活的因素纳入文学批评的范畴。
二、后结构主义、福柯对新历史主义的影响
新历史主义作为后结构主义的一个重要分支，其理论形成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后结构主义理论的影响。一方面，先前历史主义对历史语境的重视在新历史主义的方法中得到了承继;另一方面，后结构主义对历史意义的消解又被新历史主义借用来突破既有的历史叙述。这样一来，新历史主义不可避免地秉承了后结构主义的一些重要思想。历史总是被叙述出来的，因此对“过去历史事件”的第一手把握或者最直接的感受已经不可能了。没有一个统一的、前后一致的、和谐连贯的、大写的单数“历史”(History)或者“文化”。所谓的历史其实是“断断续续充满矛盾”的历史叙述，这个“历史”是小写的，是以复数形式(histories)出现的。不可能对历史进行任何“置身于其外”的“客观”分析，对过去的重建只能基于现存的文本，而这些文本是“我们依据我们自己的特殊的历史关怀来予以构建的”。一切历史文本都应当得到重视，其中包括“非文学”的历史文献:一切文本或者文献都体现出文本的特性，它们相互都是互文关系，对文学研究都有帮助。新历史主义的文学观、文化观同时也受到法国的结构主义思想家阿尔都塞、伊格尔顿以及福柯等人的哲学思想的深刻影响。其中，福柯的哲学思想对新历史主义影响最为深刻。福柯指出:“文化”归根结底是具有“文本”特征的，而语言表达同样也是话语实践或认知的产物，其无法预知的断裂(rup-tures)也就成为了一个历史阶段思维的主导方式。由话语产生的“权力微观物理学”编织成一张关系网，把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统统网入众多互不相关的局部冲突之中，使个人成为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惩戒机制中的惩罚者和被惩罚者。所谓“真理”其实是权利关系的产物，具有意识形态性。此外，福柯认为对于历史的学习至关重要:历史学家的主要任务是忘却历史，历史所谓的完整性和延续性只是一种幻想，而实际存在的历史往往只不过是互不相关的话语碎片。这些理论在很大程度上指导了新历史主义的历史观。福柯对于文学研究的重新界定和他的文化观成为了新历史主义重要批评共识之一。在关注福柯对于新历史主义的重要影响的同时我们也应该意识到，尽管福柯对权力运行模式、自我监管和对文化、历史、意识形态三者之间的关系的阐述为新历史主义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但是新历史主义绝对不是福柯理论的延伸，也绝不是对于福柯理论的精细化演示。
三、新历史主义的基本理论
在以往的文学批评中，历史并不具有太多语篇功能，在文学批评家眼中，历史只不过是一系列的实验变量，在人所拥有的知识范围内，文本与历史事件是互不联系的、客观的且不受历史影响。新历史主义接受了传统的将文学文本置于特定的历史背景下进行研究的基本前提，但它又跳出了由于将历史当作文学的背景和文学所要反映的对象而把文学看成历史的“附带现象”的迷局。新历史主义认为历史与文学是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相互塑造、同时涌现的动态关系。历史和文学都不是思维活动的结果，而是不断变化的思维和认识活动本身，都是“不同意见和兴趣的交锋场所”以及“传统和反传统势力发生碰撞的地方”。文学与历史之间的关系无法被单一既定的意义理论给出;相反，文本与世界、文本的物质性与它所产生的意义、艺术与历史之间的交互作用，正是每一次批评实践的调查对象。新历史主义批评家认为，讨论文学与历史的“关系”，本身就是成问题的，因为一旦谈及“关系”，就等于默认了文学与历史的即定性和静态性，而这与新历史主义所倡导的文学及其历史“背景”之间的非稳定的动态的关联相悖。历史只有作为文本才能被接触，文本又是某些非话语实践力量的结果。历史既内在于文本又外在于文本。文学不是对“前文本的”世界和“历史”的“反映”。文学是塑造“历史”的能动力量。文学批评不应该将文学与历史之间的关系“单一化”和“固定化”。
蒙特洛斯提出的略显饶舌的文本的历史性和历史的文本性是新历史主义对于文本与历史的“关系”最高度概括的表述。文本的历史性是指一切文本都具有社会历史性，是特定的历史“背景”的产物。所以文学批评实践应该对文学文本和生产它的历史、文化、社会、政治、体制、阶级立场等因素以及这些因素对于文本的影响进行“双向”调查。此外，任何一种文本解读，都不可能做到纯粹的客观。解读都是在特定历史中发生，并且只有通过历史才能发生，因此也就不可避免地带有历史性。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文学文本是一种开放的、动态的、不断被重写重构的存在。而且，文本本身也不仅仅是历史的反映和表达，它本身也是构造历史的能动力量，是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历史的文本性是指历史可以是对于过去未加解释的认识。正如文学文本需要被读一样，历史事实也需要被“读”。“我们只能够(再)文本化才能接近历史。”从这一点上讲文学批评的方法和工具、修辞的使用、对于语言修辞的批评理解等在研究历史时有着研究文学时一样重要的作用。文本在权力关系和意识形态的制约下完成了对历史的文本构建。这些参与构建的历史的文本又在历史学家手里转化成了其重要的阐释媒介。无论格林布拉特和蒙特洛斯多么地反对接受将任何理论作为新历史主义的信条，也无论新历史主义的批评家多么坚定地声称自己与其他新历史主义批评家毫不相关，新历史主义文学批评在其批评实践中确实表现出了以下意图。文学具有历史性，文学作品绝不单单是对作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尝试的教条记录，它是被多个意识塑造的、对于社会与文化的构建。因此，想要理解文学作品，最好的办法就是通过了解生成它的文化与社会。文学绝不是人类活动的一个特殊领域，它必须为历史所同化，是历史的一个特殊版本。像文学本身一样，人本身也是被社会形塑的，是由社会与政治力量合力塑造的。历史学家和批评家们都受困于自己的“历史性”。没有人能够跳出社会意识形态而去真实地了解历史。现代读者很难像文学作品的同时代人一样去体验当时的文学作品。这样一来，凯瑟琳贝尔西认为的一个好的现代历史学方法可以帮助实现“以文本为基础重构社会意识形态”。新历史主义理论超越了传统的认为文学批评仅是对文本原始意义探索的文学批评理论。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新历史主义文学批评发端至现在已有三十多年，作为后结构主义的一个重要分支，新历史主义文学批评至今仍方兴未艾，格林布拉特等人至今也仍活跃在文学批评界。他们所倡导的文本与历史的互文性关系也为文学批评提供了新的方法。虽然新历史主义对历史文本性的片面强调和对文学审美性的忽视一直为许多新历史主义的反对者诟病，但新历史主义作为世纪之交文学批评领域重要的一支力量，已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并且这种影响还在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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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文学论文李白写实文学思想述论
在唐代文学研究中，历史传统和唐代文士的关系已经得到人们的关注，但有些问题还有深入讨论的必要，李白与史学传统的关系就是一例。不少相关的论文实际上已涉及这一问题，如李白诗歌中的历史人物及其人格范式、李白与六朝诗人及其文化传承等。本文则从李白使用“实录”一词的意义，进而探讨李白写实的文学思想及其在创作中的运用。 刘知几《史通》多次提到“实录”，《采撰》云：“至如江东‘五俊’，始自《会稽典录》，颖川‘八龙’出于《荀氏家传》，而修晋、汉史者，皆征彼虚誉，定为实录。苟不别加研核，何以详其是非？”[2]（卷5，P117）《邑里》云：“欲求实录，不亦难乎！”[2]（卷5，P114）《浮词》云：“夫文以害意，自古而然，拟非其伦，由来尚矣。必以庾、周所作，皆为实录，则其所褒贬，非止一人，咸宜取其指归，何止采其四句而已？”[2]（卷6，P160）《叙事》、《直书》、《鉴识》、《序传》都用到“实录”一词，大致是真实记载历史事迹和人物的意思。
李白的“实录”正是源于史学的概念，当将之转化为文学思想的角度来认识，可以理解为对真实性的追求，对写实的作风和技巧的追求。在李白的散文创作中表现出一种对真实的自觉追求和技巧的运用，这在同时代的作家中并不多见。为了追求真实的效果，李白自觉地运用了举证的方法。
方法之一引时人语坐实。他在赞美别人时，常引当时人的话来证明一种事实。如《上安州裴长史书》盛赞裴长史高义重诺，云：“故时人歌曰：‘宾朋何喧喧？日夜裴公门。愿得裴公之一言，不须驱马埒华轩。’”《与韩荆州书》为说明韩荆州在士人中的声望，云：“白闻天下谈士相聚而言曰：‘生不用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 方法之三以细节坐实，《秋于敬亭送从侄端游庐山序》：“初，嘉兴季父谪长沙西还，时予拜见预饮林下，端乃稚子，嬉游在旁。今来有成，郁负秀气。”[1] （卷27，P1267）对往事的追记，用了“嬉游在旁”的细节，栩栩如生，非常真切。《虞城县令李公去思颂碑并序》有总的概括，也有细节的记载。“先时邑中有聚党横猾者，实惟二耿之族，几百家焉。公训为纯人，易其里曰大忠正之里。北境黎丘之古鬼焉，或醉父以刃其子，自公到职，蔑闻为灾。官宅旧井，水清而味苦，公下车尝之，莞尔而笑曰：‘既苦且清，足以符吾志也。’遂汲用不改，变为甘泉。蠡丘馆东有三柳焉，公往来憩之，饮水则去，行路勿剪，比于甘棠，乡人因树而书颂四十有六篇。”[1]（卷29，P1387-1388）四个细节的勾划，表现了李公四方面的品德：一层是表扬李公教化横猾；二层是表扬李公正压鬼怪；三层是表扬李公德变泉水；四层是表扬李公政赢颂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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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批评的标准及方法有其终结性和适用性,作家的生活体验与文学体验,如同流动不居的河水不可能恒定不变,多样性的文学创作决定了文学批评不存在恒定的理论。不容忽视的重要因素是80年代波及全国的“文化热”历史背景,在活跃的“文化热”背景下,1985年3月厦门召开全国文学批评方法讨论会。之后,扬州、武汉、深圳等各地展开文学批评观念及方法的研讨,批评观念的变革成为文学发展的潮流。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之下,陕西文学批评的变化势在必行。总体来看,80年代陕西文学批评依然在传统现实主义批评范畴内进行,变化停留于个别局部,尽管触及具体文学现象研究时,研究视角明显地游移于传统的文学批评范畴,然而这种批评视角的游移表明文学批评理念内核在发生着微妙的裂变,而文学批评格局性的变革有待于文学阵地、文学批评队伍等诸多条件的成熟。
1985年1月在陕西省作家协会和中国小说学会的主办下,《小说评论》在西安创刊,它是全国唯一的专事小说研究的杂志。随着刊物的顺利发行,《小说评论》周围很快荟萃了一大批致力于小说批评及文学研究的省内外学者:胡采、阎纲、张韧、缪俊杰、蒙万夫、吴亮、白烨、肖云儒、陈孝英、曾镇南、何镇邦、费秉勋、刘再复、乐黛云、肖云儒、刘建军、王愚、雷达、何西来、季红真、蔡葵、刑小利、贺绍俊、周政保、吴秀明、畅广元、李健民、邰尚贤、李星、徐岱、孙豹隐、管卫中、李运抟、赵俊贤、王仲生、李国平、朱寨、秦兆阳、宋遂良、南帆、李昺、李洁非、周海波、丁帆、仵埂、郜元宝、韩鲁华、孟繁华、鲁枢元、温儒敏、王彬彬、孙绍振等等,他们及时评述当代小说创作、发表小说理论研究成果,很快《小说评论》杂志成为陕西小说批评研究的重要阵地。90年代,陕西文学的批评队伍由两部分人员构成,一是活跃在80年代文坛上的笔耕文学组成员,二是来自学院的一批中青年学者,他们以饱满的热情与良好的知识结构为文坛注入新鲜的血液,这批老中青三代批评者依托《小说评论》、《延河》文学月刊,从批评的理论基点、方法、风格等多方面展开多维的探索。陕西文学批评格局性的变动在90年代。长篇小说《白鹿原》、《废都》的面世,在当代陕西文学史上是界碑性的事件。实、贾平凹等作家对传统经典现实主义文学创作手法的超越,引发了文学批评界对传统批评模式的深层反思与话语策反。90年代文学批评阵地《小说评论》的成长以及陕西文学批评队伍的壮大,表明文学批评多元化发展条件已经具备。
在90年代以来的文学批评结构中,除了传统的社会历史学批评外,还有深受社会历史批评学影响又独具理论视角和批评方法的其他批评模式,如印象主义批评、心理分析批评、历史美学批评、地域文学批评、神话原型批评、文化诗学批评等,形成了陕西文学批评多种模式并存、风格纷呈的局面。这种多元化的文学批评模式,根本改变了陕西文学批评单调的文学地图,文学批评逐渐走向多维发展的空间。印象主义批评模式最初来自法国,批评者重视对批评对象的主观感受以及由此生发的对作品意旨的理解和发挥。笔耕文学研究组不少人驾轻就熟印象主义批评模式,他们的文章标题就以“有感”、“印象”、“漫谈”命名,行文不断出现“感到”、“似乎”、“恐怕”、“使你”等字眼,如肖云儒的《贺抒玉小说印象》、王愚的《贾平凹创作漫谈》。文本中批评者的阅读感受与印象随处可见,王愚这样评价贾平凹:“读贾平凹的作品,会使你情不自禁地去这丛山环绕、流水淙淙的山区,热爱山区生活中正在成长中的新一代,而这种热爱常常会激发你对我们整个生活、整个人民的深挚而又亲切的感情,这也就是贾平凹的贡献。”[4]王愚将个人的感受和情感浇注于批评对象,其批评散发出生命的激情和才情。笔耕文学研究组成员经历了当代革命史上的曲折动荡,对历史与革命、文艺与人生有着独特的体悟,这使得他们的见解富有深度、直抵事物本源。
心理分析批评随着现代心理学的发展而形成的文学批评模式,它在当代中国文学批评中能被广泛运用,在于东方文化重直觉、重体验、重灵性的精神活动与西方心理分析因素的契合。1993年畅广元等着的《神秘黑箱的窥视》是心理分析批评模式的重要成果,该书以贾平凹、路遥、实、邹志安、李天芳五作家为研究对象探微创作的神秘黑箱,论文有:吴进的《贾平凹创作心态探析》、费秉勋的《生命审美化———对贾平凹人格气质的分析》、李继凯的《矛盾交叉:路遥文化心理的复杂构成》、肖云儒的《路遥的意识世界》、李凌泽的《乡土之爱与现实忧患的变奏———实小说创作论》、孙豹隐的《谋理性与感性的统一》、陈瑞琳的《野火?荒原———对邹志安创造的“爱情世界”的思考》、陈孝英的《邹志安,一个又不安分的灵魂———与邹志安陈瑞琳对话》、屈雅君的《回首向来萧瑟处———李天芳论》、李星的《道德、理性、文化和人》。另外,赵学勇的《乡下人的文化意识和审美追求———沈从文与贾平凹创作心理比较》、韩鲁华的《贾平凹、路遥创作心态比较》、畅广元的《〈白鹿原〉与社会审美心理》、李继凯、李春燕的《新时期30年西安小说作家创作心态管窥》等论文也是心理分析的收获;专着有费斌勋的《贾平凹论》、李继凯的《新文学的心理分析》和阎庆生的《鲁迅创作心理论》;屈雅君、李继凯编的理论研究专着《新时期文学批评模式研究》是90年代陕西文学批评重要的理论收获,此书系统分析了影响新时期文学的八类批评模式,开篇首章对心理批评进行研究,对陕西及全国的文学批评理论与实践具有一定的意义。
美学历史批评②作为文学批评方法,要求将美学方法和历史方法结合起来,在艺术与历史分析的相互渗透中剖析文学作品。“美学和历史的观点”是文艺理论的文学价值标准和批评原则。当代陕西文学批评基本上是在美学历史批评的方法体系中进行,50、60年代强调文学与社会、时代环境的关系,80年代兼及文学与美学的关系,90年代美学历史批评将社会学、文化学、心理学、哲学、人类学诸多学科的新成果融入其批评体系中,实现美学与历史的双向渗透,使研究水平达到新高度。这方面王仲生的实研究成果喜人:《从与农民共反思走向与民族共反思———评实80年代后期创作》、《白鹿原:民族秘史的叩询和构筑》、《白嘉轩:文学史空缺的成功填补》、《人与历史历史与人———再评实的〈白鹿原〉》。王仲生“历史的观点”突破对历史的静态认识,关注到历史纠结处的关联性,把人与社会、环境、文化焊接一体,置于社会结构演变的流程中。他这样评述实的历史观:“人,人的命运,始终居于白鹿原的中心位置,他们不再是历史事件中的工具性存在,历史结论的形象性注释,他们是活生生的历史存在和血肉生命。这反映了实历史意识的现代性。”王仲生在研读文艺理论的基础上,有机汲取了新历史主义理论的成果,承认历史与人的平等关系和对话原则:“真正的历史对象,并不是一个纯粹的客体,也不是任主观意识摆布的玩偶,它是自身和他者的统一,是一种关系,一种对话。在这种关系中,同时存在着历史的真实和历史理解的真实。”[5]
此外,李星的《在历史与现实之交———读实中篇小说〈四妹子〉》、《走向〈白鹿原〉》、李震的《20世纪中国乡村小说的基本传统》、周燕芬的《贾平凹与30年中国文学的构成》等文,也是美学历史批评结出的硕果。神话原型批评是新时期文学批评中出现较晚的批评形式,早在1962年就有一组原型批评文章载于《现代英美资产阶级文艺理论文选》,1982年荣格的《心理学与文学》也有译介,但当时并未引起重视。直到1987年叶舒宪选编的《神话一原型批评》一书由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神话原型批评才激发起人们自觉运用的热情。其实,叶舒宪1986年在《民间文学论坛》第1期发表《英雄与太阳:〈吉尔伽美什〉史诗的原型结构与象征思维》,引起了学术界的注意。此后推出了运用原型批评的系列成果,专着有《探索非理性的世界》、《英雄与太阳?中国上古史诗的原型重构》、《太阳女神的沉浮———日本文学中的女性原型》(与李继凯合着)、《诗经的文化阐释》、《高唐神女与维纳斯》等。叶舒宪的研究成果填补了神话原型批评的学术空白,季红真给以充分肯定,认为原型批评对于人类精神之谜的解密极有意义:叶舒宪把原始思维即非理性的象征思维纳入原型批评的理论框架中,揭示集体无意识层面上文学原型的置换变形,拿到一把打开现代人和前人心灵沟通的钥匙。[6]叶舒宪的批评研究集中在古代文学与外国文学范畴,对陕西文学尚未涉猎,但对整体慢半拍的陕西文学研究而言,陕西神话原型批评由于叶舒宪等陕西师范大学学人③的践行,在全国文学批评中一时独领。
文化诗学批评段建军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他将陕西文化诗学批评研究水平提升到一定的高度,专着《白鹿原的文化阐释》是这方面的力作。段建军多年从事文艺美学研究,对西方哲学美学烂熟于心,萨特、尼采、海德格尔、杜夫海纳、福柯、巴赫金的思想影响着其学术的建构。在中国传统美学思想与西方文论的交汇中,他提炼出“肉身化存在”的文化命题:“长期受封建主义和理性主义压抑贬损的人类肉身是一种非常高贵的存在。它通过自己独特的肉身化思维,把整个世界人化。于是,世界具有了人的形体结构、情感愿望、生命追求。这个人化的世界实际是人肉身的诗意创造物。”[7]段建军在文本研读的基础上,将“肉身化存在”文化命题贯穿于陕西小说乡土经验的文化阐释中,并生成一套话语体系和审美理想。段建军文评的风格质朴、自然,没有西方文论的艰涩生硬,字里行间流淌着诗意、散发着智性,充满文学批评的创造性。王刚曾这样评述段建军的文学批评:“既遵循和重构了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审美趣味和伦理价值,又融汇应用了西方文论的方法论工具,生成了自身亲和、朴拙、兼具形象性和学理性的批评话语。”[8]
此外,女性主义批评和地域文化批评也颇有起色,这些批评在大文化视野的影响下,有机地汲取了哲学、文化学、人类学、历史学、心理学等诸多学科的成果。陕西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相和于全国文学批评,有屈雅君的《对传统男性形象的女性主义注视》、《执着与背叛———女性主义批评理论与实践》等文,而屈雅君倡议创办的“妇女文化博物馆”馆存的性别文化表征的女书、嫁衣、三寸金莲等,对女性研究的深入展开具有实践性的意义。地域文化批评方面,李继凯的《秦地小说与三秦文化》是90年代的重要收获,李继凯从历史、现实和心理三个维度对20世纪秦地小说进行阐述,涉及到秦人的生活方式、心态变迁、精神结构、文化传统、人文地理,专着融合了人类历史学、民俗地理学、精神心理学等学科的知识,是走向个性化审美“兼收并蓄”[9]的地域研究专着。此外,冯的《陕西地域文学论稿》、《陕西当代现实主义文学本体论》、赵德利的《情缘黄土地———新时期陕西文学的民间文化阐释》、孙新峰的《贾平凹作品商州民间文化透视》等专着、李春燕的论文《新时期30年陕西文学批评研究》也是陕西地域文学批评取得的硕果。
陕西文学批评不标新立异、趋新赶潮,多立足于陕西现实主义传统创作的本土,研究方法基本在社会历史批评的框架下展开适度地调整、突破,面对迭起的新潮抱着看看再说的姿态。神话原型批评起
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获得正式命名和系统阐释的主体论文艺学曾经产生过巨大的影响，其诞生意味着中国文艺学基本上完成了现代性转型。然而，由于以生态危机和人文危机为主要表征的现代性危机的加剧，主体论文艺学所隶属的现代性理论家族成为反思和超越的对象。本文通过分析主体论文艺学的诸多欠缺后认为其根本局限在于它所坚持的人类中心主义图式，未能意识到文学艺术从根本上说是天—地—人三元运动的产物。主体论文艺学的根本欠缺注定了它是必须被超越的文艺学样式，代替它的将是三种形态的新整体论文艺学：生态文艺学，新道论文艺学，存在论文艺学。因此，二十一世纪的文艺学家承担着重写文艺学的使命。
关键词
主体论文艺学局限超越新整体论文艺学
进入二十一世纪的中国文艺学承担着重新建构自身的使命。正如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艺术，一个时代也应有一个时代的文艺学。要建构真正属于二十一世纪的中国文艺学，就必须对二十世纪的中国文艺学进行系统的反思和总结。在二十世纪中国本土学者所提出的文艺学体系中，主体论文艺学无疑是其中重要的一种，它的诞生使中国文艺学的主流形态由自然本体论和社会本体论转向以人为中心的主体论，意味着中国文艺学基本上完成了现代性转型。但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开始，对于对现代性的反思在中国学术界渐成潮流，主体论文艺学作为现代性理论家族的成员也成为反思的对象，在更广阔的理论视野中显露出其局限。本文将通过分析主体论文艺学的局限来证明超越它的必要性，并探讨新的文艺学体系的可能形态。
一、主体论文艺学的局限与超越主体论文艺学的必要性
一个理论的意义空间也就是它的局限。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获得正式命名和系统阐释的主体论文艺学植根于二十世纪中国的现代性语境，是现代性实现自身的具体方式。所谓现代性是相对于前现代性而言的：前现代性将人性置于对自然性和神性的从属地位，而发源于文艺复兴时期的现代性则使人从世界体系中凸现出来，把人当作征服—认知—观照着的主体，所以，现代性的核心是人的主体性，弘扬人的主体性乃是现代性理论家族的共同特征。从文艺复兴时期起，现代性便成为西方现代文化的灵魂，笛卡儿、康德、黑格尔、费尔巴哈等大思想家经过数百年的努力完成了主体性理论的建构。自五•四发端之日起，现代性也正式成为中国人追求的目标。弘扬主体性的文艺学思想在五•四时期的文艺家那里就已获得了鲜明的表述，鲁迅、、郭沫若、周作人都曾是阐释和歌颂主体性的主将。（1）虽然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主体性思想在中国的发展曾受到过阻滞，但对于现代性的追求、弘扬、阐释仍是二十世纪中国文艺学的主旋律，而主体论文艺学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获得正式命名和系统阐释则使之达到了。
从根本上说，主体论文艺学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获得正式命名和系统阐释是主体性思潮自身进展的结果，然而具体的历史处境却使得它以反思1966—1976年间形成的神本主义／物本主义文艺学为出场的机缘。刘再复发表于1986年的专著《文学的反思》是主体论文艺学的最重要文本，在这本书中，对主体论文艺学的提倡与对期间趋于僵化的文艺学体系的批判是合二而一的。他认为1966—1976年间中国文艺学的最大悲剧是主体性的失落，具体表现为：崇尚物本主义／神本主义，信奉机械决定论，把人看作“被社会结构支配的没有力量的消极被动的附属物”（2）、“阶级链条中任人揉捏的一环”、“政治经济机器中的齿轮或螺丝钉”（3）。为了克服主体性在文学艺术中的失落，就必须建构主体论文艺学，完成文艺学的两个转型：从物本主义／神本主义的文艺学转变为人本主义的文艺学；从以机械决定论为核心的文艺学转变为以主体的自由为归属的文艺学。这双重的转型被刘再复归结为一句话——“给人以主体性地位”，具体来说就是：
我们提出要给人以主体性地位，就是要在文学领域把人从被动存在物
的地位转变到主动存在物的地位，克服只从客体和客观的形式去理解现实
和理解文学的机械决定论。（4）
给人以主体性地位，就是使人在整个文学过程中摆脱工具的地位，现
实符号的地位，被训诫者的地位，而恢复其主人翁地位，使文学研究成为一
个以人的思维为中心的研究系统。（5）
我们强调主体性，就是强调人的能动性，强调人的意志、能力、创造性
，强调人的力量，强调主体结构在历史运动中的地位和价值。（6）
经过转变以后的文艺学重新变成了人学——主体学。完整的文学艺术创造过程被视为由三类主体组成的体系——作为创造主体的文学艺术家；作为文学艺术对象主体的人物形象；作为接受主体的读者（或观众／听众）。对这三种主体而言，最重要的是他们的内在宇宙：它既是文艺创造的内在源泉，也是文学艺术必须表现的中心的中心。刘再复因此要求文学艺术家要向内（灵魂／性格／精神）、向深（深层精神主体）、向我（个性）拓展“人学”。（7）推论至此，主体论文艺学的基本结构已经显现出来。我们可以据此对主体论文艺学进行总体性的价值评估。
主体论文艺学获得正式命名和系统阐释基本上完成了中国文艺学的现代转型。这种转型造就了巨大的可能性空间，在具体的历史语境中涌现为激动人心的解放性力量。然而在二十世纪末为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的后现代视野中，主体论文艺学和它所隶属的现代性理论家族的局限开始暴露出来。我认为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主体论文艺学至少有以下欠缺和局限：1、它建构在虚构的人学图式、历史图式、精神图式上；2、它所信奉的“人学是文学”命题在生态主义日益深入人心的今天已显露出其狭隘性，蕴涵在主体性原则中的传统人文主义——个人中心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也成为超越的对象。
“主体性的失落”是主体论文艺学的一个基本命题。它所要说的是：人本来是有主体性的自由的人，但后来主体性失落了，人变成了非人。
由此而产生图式是：人＝作为主体的人＝个性化的人＝自由的人。由于人在这里是个体的同义语，因而问题出现了：在人类已有历史的大部分阶段内，大多数个体都并非作为个性化的自由的主体而存在，难道他们不是人吗？显然，主体论文艺学所说的人并不是指所有实存过和正在实存过的人，而是一种理想原型。用一个预悬的人的理想原型去衡量人类历史，就会把某些阶段的实在的人类史当作非人的历史，所以，人—非人—人这个图式的虚构性是显而易见的：根本不存在非人的人类历史，只存在人类历史的不同形态。实际上，如果真的把上述逻辑贯彻到底，那么，一切实存过和正在实存着的人类史都会被认定为史前史，因为所有实在的人都不可能完全符合人的理想原型。这样，人—非人—人的三元图式就转变为非人（从古至今）—人（未来）的二元图式：“人类社会，今天仍然处于‘前史’时代，这种社会是有缺陷的。处于这种社会状态的人，还不能充分地全面地占有人的自由本质，作为客体的世界，还不是真正人的对象，它对于人还只有有限的价值和意义，它还不能把人应有的东西归还给人。”（8）人＝理想的人，历史＝理想的人变为现实的人以后的历史，因此，符合主体论文艺学尺度的人和历史都是传奇化了的，而现实的人和历史则被判定为“非人”和“前史”。削足后足仍不能适履，便称足为非足：主体论文艺学的人学—历史学图式的欠缺至此已经充分显露出来。既然所有实存过和实存着的人都处于“前史”状态，那么，文学艺术的本体论功能就只能是在此岸建造乌托邦，变成此岸的宗教：“如果说，宗教在彼岸世界把人应有的东西归还给人，那么，文学艺术则是在此岸把人应有的东西归还给人。”（9）为了实现这种宗教式的归还，刘再复要求文学艺术家在创作中完成三重的人学还原：把不自由的人还原为自由的人，把不自觉的人还原为自觉的人，把不全面的人还原为全面的人。（10）然而，经过这三重还原，人岂不是又变成了高、大、全的神人了？文学艺术不是又变成新型神学了吗？如果要求文学艺术家都必须在创作中完成这三重还原，那么，文学艺术家将会再次丧失主体性，从而回到主体论文艺学所极力批判的“前史”状态。这大概是主体论文艺学的阐释者没有预想到的荒谬结论。主体论文艺学之所以会陷入自我反驳的逻辑困境中，是因为它预设了人的理想图式：自由，自觉，完整，拥有作为主体的人的全部本质。这种对于人的圣化源于现代性理论家族所信奉的人类中心主义，主体论文艺学的局限归根结底派生于现代性的局限。要从根源处追查主体论文艺学的欠缺，就必须对现代性本身进行反思。
现代性的根本图式是主体—客体二分法，由此二分法又派生出人—自然、目的—手段、中心—边缘等诸多二分法。因为主体在这里指的是人，所以，现代性图式在具体化为人学图式时就是人类中心主义。人类中心主义乃是人道主义的极端化，它在将人推到最高主体和绝对中心位置时忽略了其他存在物的独立性和价值：人是目的，所有非人存在都是实现人的本质力量的手段。中国的主体论文艺学推崇人道主义的初衷是以它来反抗将人视为“政治或经济机器中的齿轮或螺丝钉”的庸俗社会学，但由于受现代性的内在逻辑支配，它将“人是目的”这个结论推向极端，自身也变成了人类中心主义的文艺学。由此产生了主体论文艺学的一个根本局限：忽略人之外的存在物的独立价值，而把它们当作纯工具性存在。刘再复在批判物本主义的文艺学时认为物本主义的错误是“本末倒置，既见物不见人——人服役于物，而不是物服役于人，人本身没有足够的价值”（11），他要求颠倒物本主义的文艺学：“不应把人的存在视为工具，好象他与内在目的无关。这就是说，作家在表现人的时候，要把人当作人，把人视为超越工具王国的实践主体，而不是把他当作自然存在，当作牲畜、草荠、工具。总之，人应该是目的性因素，而不是工具性因素。”（12）但是实现人的主体性就一定要以牺牲物的独立性为前提吗？人与物的关系是不是注定是目的—工具的关系？如果把人当作绝对中心和终极目的，把物当作服役于人的纯粹工具性因素，那么，人与物、人与自然、人与世界的关系必然是一种紧张的、暴力的、征服与被征服的关系，其直接后果只能是物乃至自然界的毁灭，亦即我们通常所说的生态危机。由于人与人的关系直接受制于人与自然的关系，人对待自然的态度与人对待人的态度在本质上是同一的，因此，在人与自然的关系充满暴力的情况下，彻底的人道主义也就无法实现。雪莱对此早有断言：“人既使用自然做奴隶，但是人本身反而依然是一个奴隶。”（13）海德格尔讲得更为透彻：与“物的毁灭”一同发生的是“人的本性之死”。（14）二十世纪是人的主体性获得空前实现的世纪，也是有史以来生态危机最为严重的世纪，是人与人斗争最为惨烈的世纪，而生态危机与人文危机的共生性说明极端的主体主义并不能真正保护人的福祉。所以，我们有必要重申下述真理：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的伟大是由大地托举的”（15），属于人的一切都最终依赖于造化的神力和机缘，因此，人不能将自然界视为纯粹的工具，而应以敬畏和感恩的态度对待自然界。刘再复在写作《论文学的主体性》时显然未认识到这个真理，他对庄子的一段话的误读便是明证。这段话是：“舜问乎丞曰：道可得而有乎？曰：汝身非汝有也，汝何得有夫道？舜曰：吾身非吾有也，孰有之哉？曰：天地之委形也。”（《庄子•知北游》）此对话显然言明的是天地对人的在先性，人乃是天地之委形之造化，然而刘再复却由于其人类中心主义视野将之解释为：“庄子在这里感叹的是：人往往为外物所役，因此，身不由己，不能做主。这种情况表现在主体性部分丧失或完全丧失”。（16）由这个解释可以看出：他已由“见物不见人”的极端走到了“见人不见物”的极端，他所推崇的“文学是人学”乃是一个人类中心主义的命题。此类文学观念虽然在特定的历史语境中产生了巨大的解放效应，但是其欠缺也是明显的：世界上不仅仅存在人，还存在日、月、星、山川、河流、植物、动物，存在天与地的交感与宇宙的秘密话语，所以，将文学定义为与自然失去了原始联系的人学既削弱了文学的丰富性，又看低了文学的价值。进而言之，将文学与更广阔的存在割裂开来必然使作为人学的狭义的文学丧失方向。刘再复所倡导的文学的三个还原如果不以对世界整体的感恩和敬畏为前提，就根本不可能实现：1、要把不自由的人还原为自由的人，必须实现人与其他存在的和解，否则，永远与其他存在处于紧张的对立状态，人如何能实现自身的真正自由呢？；2、要把不全面的人还原为全面的人，必须知道“全面”的含义是什么，而人的全面发展显然应包括人与自然的和解，否则，处于物我对立状态的人谈何全面？；3、要把不自觉的人还原为自觉的人，涉及到人“自觉”以后做什么，其中包括是自觉地将世界当作工具性体系，还是将之领受为家园。这些问题只有在超越了主体论文艺学的基本原则后才能解决，所以，主体论文艺学的欠缺和局限本身就证明了超越它的合法性和必要性。
主体论文艺学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获得正式命名和系统阐释后曾引起了短暂而热烈的反响，但未产生其提倡者所预期的长久效果。造成这种状态的根本原因是；主体论文艺学隶属于现代性理论家族，而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现代性在世界范围内已经成为反思的对象，各种各样的后现代学说开始取代现代性理论，成为新的主流话语。尽管内容庞杂的后现论并不都是理所当然的真理，但是现代性的二元对立逻辑（主体—客体二分法）和由此逻辑生发出的生态危机和人文危机，意味着它将被真正后现代的后现代性所超越。这注定了八十年代中国的主体论文艺学只能是个短暂的过渡。
二、从主体论文艺学到新整体论文艺学：一个必要的导言
主体论文艺学分有人类中心主义的根本欠缺：将人设定为面对整个世界的主体，忘记了人乃是在世界中的存在（Being-in-theworld）。要超越主体论文艺学的人类中心主义图式，我们就必须重新领受世界的原始结构：人在世界中，意味着他生存于天地之间，因此，人永远是天—地—人三元整体的构成，把世界理解为天—地—人三元结缘而成的整体是对世界的最恰当言说。老子在《道德经》中将天—地—道—人称为域中四大，实际上说出了由域中四大结缘而成的世界结构：“故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人居其一焉。”（17）此处的道脱离了天、地、人而又被当作独立本体，实属虚构。海德格尔在著名论文《物》中写道：“这种大地和天空、神圣者和短暂者纯然一元的转让的反射活动，我们称为世界。”（18）这便是广为人引用的世界四重结构说，与老子的域中四大说是同构的。然而，正如脱离了天地人的道是纯然的虚构，神的唯一属性也是并不实在地存在，所以，世界是而且只能是天—地—人三元构成的整体。《周易•系辞下传》对此有明晰言说：“有天道焉，有地道焉，有人道焉。”（19）天—地—人三元整体的存在是人的实践的前提和支撑，故而我们所居住的世界绝不能仅仅被理解为人化自然的结果，而是天—地—人三元互动本身。以此原始而全新的世界观来审视文艺学的历史，便会发现：前现代的以天道主义／神道主义为核心的文艺学与现代的以人道主义为中心的文艺学都是片面的，最完整的文艺学体系乃是将世界领受为天—地—人三元整体而又承认人的主动性的新整体主义文艺学。因此，文艺学的发展历程可以清晰地归纳为：天道主义／神道主义文艺学（前现代）人道主义／主体主义文艺学（现代）新整体论文艺学（后现代）。
前现代文艺学明确地将人道归结为天道／神道，虽正确地认识到了人不过是世界的一部分，但未能领受到人在文学艺术创造过程中的能动性，有把人的人道放得过低的毛病。主体论文艺学把人推到了最高主体的地位，固然激发了人在创作中的主动性，却忘记了下面的事实：1、人是世界整体的一部分，将人道抽离于整体性的世界之道，既不符合世界的原始结构，也会使人道找不到最人道的发展方向；2、主体—客体的二分法将世界中的非人存在物都当作客体／手段质料，因而在对物的物性的忽略中伤害了物乃至整个世界。我们可以通过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一首普通的中国民歌看到无限制的征服对世界的伤害程度：一脚踢倒山／一拳捅破天／张口吞宇宙／革新地球翻／以大山做鞍／以大河做鞭／挺起胸膛／征服自然。（20）走向极端的主体主义在二十世纪已经造成了严重的生态灾难和人文灾难，因而不受限制的主体主义是必须超越的，但这超越不是回到前现代文化去，而是要为人的人道找到最确切的位置。那么，人的人道的最确切位置是什么呢？1、人是宇宙的一部分，其主动性也是由实在的世界结构所支撑的，他上受惠于天，下托福于地，因而其主动性不能朝着破坏其基础的方向发展，而应赞天地之化育，守万物之生机，这是天道—地道—人道三元辨证关系对人道的最基本规定；2、既然人是天—地—人三元运动中的一元而又有主动性，那么，他在“赞天地之化育”和“守万物之生机”的同时也有权力发展自己的主动性。所以，新整体主义文艺学是对前主体论文艺学和主体论文艺学的共同超越，指向全新的文艺学形态。
新整体论文艺学是个开放的概念：所有真正超越了主体—客体二分法而又承认人的主动性的文艺学都是它的可能形态。从目前可以预见到的范围而言，下面三种文艺学将构成其主流形态：1、生态文艺学；2、新道论文艺学；3、存在论文艺学。
1、生态文艺学
生态论文艺学是新整体论文艺学在当下的主要形态。它从反思人类中心主义所造成的灾难出发，系统地批判了人类中心主义，要求超越主体论文艺学所推崇的人类至上观念和征服自然的学说。它认为人是生态系统的一部分，不能将人凌驾于生态系统之上，而应以生态系统整体的平衡为终极价值尺度，以生态伦理学代替人类中心主义的伦理学，约束人的行为。文学艺术家必须结束对征服自然的歌颂，发现生态系统整体的和谐之美，倡导人与生态系统中的其他成员友好共处的生活方式。在中国，建立生态文艺学的工作已经开始，鲁枢元教授多次撰文阐释生态文艺学的基本观念。（21）曾文成教授则出版了《文艺的绿色之思——文艺生态学引论》（22）可以预见，二十一世纪将是生态文艺学渐成主流的世纪。但是我们在倡导生态文艺学时也应注意到：生态文艺学的视野还局限于生态／生命领域，其根本原则是维护生态平衡和敬畏生命，而生态系统不过是自然界和宇宙的一部分，所以，生态文艺学的视野虽然比主体论文艺学广阔，仍是有视野局限的文艺学。
2、新道论文艺学
新道论文艺学是东方文艺学可能的后现代形态。这里所说的道既不是纯然的天道或神道，也不是在文艺复兴以后处于至高无上地位的人道，而是天道—地道—人道三元统一的道。天道、地道、人道由于人的实践而交道，乃是文学艺术产生的机缘。有天—地—人三元的交道，人才能知—道、说—道、弘—道，才有文学艺术。由于我们所讲的道是天道—地道—人道的三元统一，所以，后现代的道论文艺学不是对中国古代的道论文艺学的简单复归，而是肯定人的主动性的文艺学体系。它与中国古代的道论文艺学有根本的区别：（1）中国古代道论文艺学中的道主要指的是天道，所谓体道、明道、弘道的终极目的是认识天道并因而赞替天地之化育天行道，新道论文艺学则认为人道是不能归结为天道的本体性存在，有自己相对独立的价值和尊严，充分肯定人在赞天地之化育的前提下自我筹划、自我创造、自我生长的能力和权力；（2）传统道论文艺学的理论视野集中在人道对天道的倾听、遵从、弘扬上，对社会之道即世道的具体结构的探讨几乎是空白，缺乏社会本体论这一维，而新道论文艺学则致力于自然本体论、社会本体论、人类本体论的统一。虽然这种意义上的道论文艺学作为体系尚不存在，但其观点散见于国学功底深厚而又具有当代意识的文艺学家的论述中。由于新道论文艺学的独特性，其建构过程固然要吸收西方文艺学的逻辑建构方法，更要发现汉语自身的可能性空间，因而它的成功建构将使中国文艺学超越后殖民语境。
3、存在论文艺学
存在论文艺学乃是新整体论文艺学另一种已经诞生的形态。由于存在（Being）是一切存在者（beings）之存在,人不过是诸存在者之一，所以，存在论文艺学自在地意味着对主体论文艺学的超越。（23）它的基本逻辑前提是：人与其他事物最原始的关系不是主体与客体的关系，而是一种存在者与另一种存在者的关系；人之独特性在于他能够主动筹划自身的存在并让其他存在者重新结缘，成为存在的发明者和守护者。所以，文学艺术在其更高阶段必然要从“人学”进展到“存在学”，与此相应，文艺学要完成从主体论到存在论的转型。存在论文艺学在西方的最大代表当推后期海德格尔。这位诗人哲学家在《诗•语言•思》等后期著作中建构出存在论美学，其中也涵括了存在论文艺学的始初形态。他认为对存在的遗忘是西方乃至整个世界的现代性危机的根源，因此，拯救之路必须从回到存在开始。回到存在的前提之一是超越主体—客体二分法，恢复人与世界最原始的关系，重新发现人的人性和物的物性。现代性理论将物当作对于主体而言的客体，当作质料和资源，忽略了物的独立和自足品格，无法认识物的真正物性，自然也无法为人的人道找到最确切的位置。那么，物的物性从根本上说是什么呢？海德格尔通过细致的诗意之思指出：在任何一个世内存在物中都居住着大地和天空、神圣者和短暂者（人），所以，物是天—地——人—神四元的聚集。（24）不仅物是天—地—神—人的四元聚集，而且，世界也是天—地—神—人四元的统一：“这种大地和天空、神圣者和短暂者纯然一元的转让的反射活动，我们称之为世界。”（25）从这种全新的存在论—世界论—人论出发，海德格尔得出了艺术作品的本性是“存在者的真理将自身设入作品”（26）、“人言说在于他回答语言”（27）、“话语是嘴的花朵，在语言中大地朝着天空开放”（28）、回到本性中的人将致力于“守护中的参与”（29）、“诗意是人类居住的基本能力”（30）等美学和文艺学观点。尽管后期海德格尔的学说有将人的主动性定位偏低的局限，但总的来说它指出了建构存在论文艺学的基本思路。
上述三种形态的新整体论文艺学都是对主体论文艺学乃至现代文艺学的超越。由于它们的诞生，以主体论文艺学为典型形态的现代性文艺学已经暴露出致命欠缺，因此，重写文艺学成为文艺学家们在新时代必须完成的使命。本文作为对主体论文艺学的解构和新整体论文艺学的导言，将从以下三个方面概略地论证重写文艺学的可能途径。
1、文艺起源观
被主体论文艺学所认同的文艺起源论——如游戏说、巫术说、劳动说——都是从人的活动出发探讨文学艺术的起源。这固然没有错，但人的活动依赖于天—地—人三元的总体运动所造就的机缘，所以，仅仅着眼于人的活动而忽略三元的整体运动，就不能在最本源的本源处理解文学艺术的起源。没有天—地的二元运动，就没有人，自然无所谓文学艺术，同样，只有天—地的二元运动而没有人的劳作，文学艺术也就失去了其直接创造者。因此，对文学艺术起源的最恰当言说只能是：天—地—人的三元运动是文学艺术最原始的起源，人的活动作为对天—地—人三元的创造性聚集乃是文学艺术诞生的直接动因。前现代文艺学虽然承认天—地—人三元运动是文学艺术产生的根源，但对人在此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地位过低（如柏拉图的回忆说和刘勰的原道说都把人放到从属的位置），主体论文艺学则走向了另一个极端，把人的主体性当作文学艺术的绝对源泉，忘记了天—地—人三元的整体运动对于文学艺术产生的本体论意义，所以，前现代文艺学和主体论文艺学都应该被超越，代之以全新的文艺起源论——以承认人的主动性为前提的天—地—人三元互动理论。
2、文艺本质论
“文学（艺术）是人学”乃是主体论文艺学的基本命题。它的含义是：文学艺术是由人创造、以人为中心、为人而存在的活动。这个定义虽然对超越神本主义和物本主义的文学本质论有积极意义，但其人类中心主义的偏狭视野使得它未能揭示文学艺术更本质性的本质：文学艺术从根本上说是天—地—人三元运动的文学艺术化，因而文学艺术大于人学，人学不过是文学艺术的一部分。文学艺术不仅仅大于人学，而且大于生态学或纯然的自然本体论，因为文学艺术乃是表现天—地—人三元运动的整体学。
3、文学功能论
以主体论文艺学为典型形态的现代性文艺学对文学艺术的看法是人本主义的。无论升华说、美育说、实践说、自由创造说或自我表现说，其着眼点都是文学艺术对人的意义。这种文艺功能观在更广阔的文艺学视野中显露出其欠缺：见人而忘物，忽略了人不过是生态系统乃至宇宙的一部分，因而孤立地谈论人的自我实现和自我解放，把文学艺术的功能定位得过于偏狭。既然人不过是天—地—人三元运动的构成，那么，守护—参与—表现此三元运动必然是文学艺术的总体功能，亦即，既要实现人的人道，又要赞天地之化育，守万物之生机，将人文关怀与生态关怀、宇宙关怀、存在关怀统一起来。与此相应，文学艺术家不仅仅是社会的良知，也应是“天地之心”或“宇宙的良心”。
本文从上述三个方面展示了重写文艺学的可能途径，其目的并非是言说新整体论文艺学的典型，而是对某种可能性的预演，由于不存在一个绝对在先的文艺学供我们重写，所以，这里所说的重写实质上是建构。建构新整体论文艺学的具体行动会产生我们现在意想不到的可能性。这正是建构的魅力所在。我们为正在诞生中的新文艺学命名和正名，意在于呼唤更多的文艺学家走上建构新整体论文艺学的大道。
（1）如鲁迅作为的主将，就极力颂扬文学创作乃至日常生活中的主体性，推崇“发挥个性，为至高之道德”、“以己为中枢，亦以己为终极”、“主我扬而尊天才”等个体—主体性原则。见《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出版，第46—56页。
（2）（3）（4）（5）（6）（7）（9）（10）（11）（12）刘再复《文学的反思》，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出版，第46页，第55页，第46页，第50页，第54页，第58—59页，第91页，第92页，第47页，第66页。
（8）（16）刘再复《论文学的主体性》，《文学评论》1986年第1期。
（13）伍蠡甫胡经之主编《西方文艺理论名著选集》，中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出版，第77页。
（14）（18）（24）（25）（26）（27）（29）（30）海德格尔《诗•语言•思》，文化艺术出版社1991年出版，第104—106页，第158页，第159页，第158页，第36页，第183页，第183页，第193页。
（15）徐刚《绿色宣言》，当代文艺出版社1997年出版，第32页。
（17）《道德篇》，湖南出版社1994年出版，第54页。
（19）《周易》，湖南出版社1993年出版，第336页。
（20）《中国青年》1960年第15期（当时《中国青年》为半月刊）。
（21）参见鲁枢元《走进生态领域的文学艺术》，《文艺研究》2000年第5期。
（22）见《当代文坛》2000年第5期相关报道。
论文导读:行说理明事,具有鲜明的浪漫主义文学色彩。另一类比较着名的散文类别即为历史题材性散文,里程碑式的作品以司马迁的《史记》和班固的《汉书》为代表,《汉书》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以语言和叙事风格凝练、表达手法新奇成为历史性散文中的佼佼者,作者班固也因此着作而成为中国历史上为数不多的伟大的史学家之一。《史记》代
明汉代文学思想及创作观念分析汉代文学思想在古代文学历史长河中占有极其重要的位置,到底是怎样肥沃的土壤孕育出这样一批优秀且出色的文人,而又是在何种观念的影响下,文人的创作热忱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使汉代文学成为历史长河中熠熠生辉的明星,在千余年后仍旧绽放其华彩。这一切与统治者的政治主张分不开,更与盛世时期安定统一的国情分不开。东汉初年,汉光武帝得天下结束了新莽时期国家纷乱的局面,继而以前朝历史为鉴,汲取过去政治的弊端和错误,以儒家思想为本,推行仁治、德治,东汉取得统治后休养天下,汉光武帝知道长期以来的兵戎交战导致民力疲乏,因此政治不言军事。例行简约,退功臣进文人,重视文臣在政事中的地位,一改以往各朝代以功论赏罚的惯例,同时天下大治,更有防止权贵依势掌权干涉政治的功能,一箭双雕,将东汉时期的统治推向。而另一方面,汉朝大力推崇儒家学派的学术地位,以汉明帝为首,在其后执政的君主如汉章帝也十分强调儒学的作用。在汉朝,无论官学还是私学都以儒学经典五经作为其主要讲授内容。因此时下的文人也受当时统治思想的影响,儒学在其文学作品中得到显示。班固作为东汉时期的着名文学家、史学家,其文学创作思想往往受时政的主导思想影响,显示出相同或相近的特征来。汉代人才选拔制度以察举制和征辟制为主,避开了秦朝世禄世卿制下遗漏、片面的人才录用现象,从这一点来说为文人群体的形成大开方便之门,同时给更多人才提供机遇,两汉时期的人才选拔十分强调人的品格,注定了人才中涌现出一批高风亮节的贤人。而汉朝的天子大多是文学爱好者,以文才论官爵现象出现的很多,如武帝、宣帝、元帝等对文学十分重视,东汉皇亲国戚文学素养都很高,淮南王刘安招其门客所着《淮南子》成为****名作,汉初招致文人的着名的诸侯王还有吴王刘濞、梁孝王刘武等人,招纳任用贤才,又特别设立乐府这一重要的文学机构,因此这一时期,各种式样的文学形式得到长足发展,同时也出现了很多文学题材,以文聚士、以文会友的风气成为汉代文学大肆兴盛发展的主要理由之一,汉代也成为中国历史上文学发展迅速且成就极高的重要时期。
汉朝文学的发展
1.汉赋的兴盛
提起汉代文学,最有特点的莫过于汉赋了。赋是继承《诗经》、《楚辞》中的优秀传统,在春秋战国时期肆意的文风基础之上融合先秦诸子百家的思想,集各家文化特点之大成而形成的新的文学体式。赋又介于诗和散文之间,是诗的散文化、散文的诗化,同时又兼具二者的优秀特点。
汉赋的种类又分为汉大赋、抒情小赋和骚体赋,三者随着时间推移而不断形成。骚体赋是诗赋在秦汉时期的过渡,继承了战国遗风,在汉朝初期十分盛行,代表作家贾谊,所作骚体赋气势宏大,现今有作品****,可称为汉代第一位作赋文人。其所作《吊屈原赋》和《鹏鸟赋》,前者主旨多表现政治感慨,以抒情为主要表达方式;后者多为人生感悟,更倾向于以说理为主。在情感和赋的体制形式上看,贾谊与屈原在一定程度上有所相似,都表现出赤胆忠心的爱国情怀和怀才不遇之心、遭谗被放的愤慨之情。在文学体式上,与楚骚体相似的是都使用兮字,整齐划一,注意用韵,气势流畅。以贾谊为首的骚体赋创作在整个汉代时期几乎未曾间断,即便在汉大赋盛行时期,骚体赋也与汉大赋一明一暗,并行不悖。在贾谊之后,这种骚体赋在文人间也十分盛行,司马相如、董仲舒等人也纷纷进行骚体赋的创作。汉大赋是汉代最主要的赋体之一,源自于汉代,在这期间也有一个渐变的过程,汉大赋词采华茂,特点是铺张扬厉,追求骈丽之美。在汉代颇受文人的喜爱,在大赋中,凡是能够成为写作对象的,都要包举囊括,细致不遗。西汉末期出现了抒情小赋,这一新兴赋体在当时也颇受文人的喜爱,张衡的《归田赋》是抒情小赋的杰出代表作品,也是自它开始,人们逐步发现抒情小赋的独特魅力。《归田赋》是张衡在看清****黑暗面后决定归隐所作的赋,通篇营造的是自然家园的宁静和乐。语言表述清新流畅、沁人心脾,同时不造作,与内容衔接恰到好处。抒情小赋的特点是理胜于情,多为作家知天命后对人文社会的理性之作,同时不似西汉抒情赋那样慨叹自己怀才不遇或有不世之材却未能尽其用的愤懑。但同时却也渗透出人的渺小对命运的无能为力的消极感情。在抒情小赋中也不乏有积极参与政治,关心家国命运的情感,在后期如蔡邕的《述行赋》不仅仅述说自己的不幸,同时也替社会伸张正义,具有积极的入世思想。
2.汉代的散文创作
在秦朝和汉初时期,文坛呈现落寞沉寂的景象,而历史进入汉朝明汉代文学思想及创作观念,希望对您的论文写作有帮助.中期,文景之治下新的文学作家群获得新生,在汉代政治严明的有利文学土壤下,孕育出各方面的人才,秦朝时期的文学虽然没有大放光彩,但是其在政治上的错误却为汉初文人提供了一个新的文学题材,即这一时期着名的政论体文学,文人参与政治的热情十分高涨,表现在着书立作的内容之中,最初是陆贾作的《新语》,接着是贾谊的政论文,以《过秦论》、《论积贮疏》为主要代表,又如晁错,所作的《论贵粟疏》倡议汉文帝应提倡重本轻末,论据充足又精练明快。这一时期的文人带着战国策式的写作风格,语言气势磅礴,据理论争,以前朝历史为鉴,为国家统治出谋划策,多角度提醒当朝皇帝汲取前朝教训。西汉时期的散文种类丰富多彩,除前面提到的以晁错、贾谊为代表的政论体散文外,还有许多其他类型的作品,值得一提的是淮南王刘安使其门下宾客编写而成的《淮南子》,大体讲来此文为汉初黄老之学的延续,具有明显的道家思想倾向,然而却并不完全是单纯为宗教论道而着书立作。文章内容多借助古代神话传说、典故来进行说理明事,具有鲜明的浪漫主义文学色彩。另一类比较着名的散文类别即为历史题材性散文,里程碑式的作品以司马迁的《史记》和班固的《汉书》为代表,《汉书》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以语言和叙事风格凝练、表达手法新奇成为历史性散文中的佼佼者,作者班固也因此着作而成为中国历史上为数不多的伟大的史学家之一。《史记》代表古代历史散文的最高成就,成书于汉代散文前期与后期文风交替的过渡时期,因此风格既具备前期文章中气势宏大、感情真切的特点,又具备后期
不论是对于西方理论的深入思考，还是对当下文艺问题的热切关注，或者是古代文论的研究，2011年的文艺学研究都呈现出了新突破，表现出更加缜密的理性思考与更为开阔的学术视野，所思考的问题更加深刻，研究的方法更为多元化，提出的观点也颇多创新与突破。本文试择取其中若干重要问题予以论述。文艺理论时逢建党九十周年，不论是学术会议还是论文报告，都对文艺理论予以了特别的关注，研究者特别致力于文艺学当代价值的挖掘。以往研究多侧重于分析法兰克福学派与的关系，认为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工业”理论承继了的批评传统，对垄断资本主义社会文化工业进行了批判，而近期研究则侧重于挖掘英国文化批评与美国文化批评对于的吸收。如冯巍《纽约学派文化批评的纬度》［1］一文提出，所倡导的社会—历史维度是纽约学派文化批评的重要理论来源。
论文认为，纽约学派只是将视为一种批评方法，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批评家的结论。韩振江《齐泽克:新文化批判理论》［2］认为，齐泽克在继承西方从哲学、意识形态层面对现代性以及西方资本主义进行批判的同时，深入分析了全球资本主义语境中美学、文学、电影、艺术、大众文化等诸多审美领域，深化和拓展了西方的文化批评。周海玲在《历史中的文本———托尼•本尼特对大众文化文本的研究》［3］一文提出了阅读构形与文本间性理论，在对文本与读者之间关系、社会历史的动态生成过程的考察中，建立了一套历史化文本实践的方法，从而实现文学研究向文化研究、大众文化研究的理论转轨。刘坛芸、孙鹏程《西方文论的本质主义困境及解构策略———以托尼•本尼特的反本质主义文论为视角》［4］同样关注托尼•本尼特对马克思社会化和历史化逻辑的借鉴。论文指出，托尼•本尼特从通俗文学与批评的关系入手，认为西方的文学定义是僵化的、非历史化的，属于文学本质主义，因而将通俗文学排除在外。如何实现文艺理论的中国化?高建平《发展中的艺术观与美学的当代意义》［5］通过对艺术观的回溯，特别是对康德美学和杜威美学的分析，揭示出美学的科学性就在于肯定艺术对物质财富生产所带来的社会变化起到调整、制约和平衡的作用，进而肯定其当代意义就在于美学应回到一种批判的立场，在论争中使自身得到发展。赖大仁《文论与当今时代》［6］指出文论作为一种开放性文论形态，其把文艺问题与时代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联系起来的方式是具有长久生命力的，不断激发人们去探索和回答新的时代问题。不论是立足于中国实际还是探讨西方学派，这些研究都不约而同地关注到文学研究对于社会———历史阐释纬度的重视。正如我们所知，马克思、恩格斯在分析文学时，并不是将文学视为一个自足体，简单地就文学论文学，而是将文艺问题置于宏阔的历史视野中，置于社会历史发展和现实问题的深刻考量之中。这一开放性阐释方式，使文艺学和美学在时代性和思想性上超过其他文论形态，是值得我们进一步借鉴吸收的。文学的全球化与地方化不论是全球还是我们本国疆界都可以看作是一个同心圆式的“中心—边缘”结构。随着经济的全球化，各国之间联系越来越密切，之前以西方为中心的格局不断被打破，呈现出多元化发展的趋势。于是，文学创作的全球化与地方化问题凸显出来。文学应“全球化”还是“地方化”?总体而言，大部分研究者都主张在有世界视野的同时着力于本民族特征的展示。如，王大桥《审美习俗的历史性和地方性———以孙悟空视觉形象的建构为例》［7］就以中外文化中多样化的孙悟空视觉形象来探讨审美习俗的强大影响力。不同时代不同文化根据既有的审美习俗赋予孙悟空形象以不同内涵:中国在绘画、戏剧、影视、动漫的不断变迁中最终确立了潇洒英俊的美猴王形象，人性、神性、兽性完美融合;日本动漫则在时展中将本民族特征注入孙悟空形象;韩国基于国内文化产品市场考虑，赋予孙悟空形象更多现代性和全球性;而泰国则将孙悟空作为神灵崇拜。通过对孙悟空形象本土演变和海外流传的考察，我们看到，所有的文化信息和符号都是在民族的历史和文化语境中产生的，而这些文化信息和符号作为民族归属的象征，有利于民族身份的认同。有的研究则通过中国当代小说创作来考察世界性与本土化之间的关系。
张清华《在世界性与本土经验之间———关于中国当代文学的走向与评价纷争问题》［8］认为，世界视野与本土经验、现代性与民族性之间的对立，是造成中国当代文学评价纷争的根源。本土经验这一命题应包含几个维度:传统性、地方性或地域性色彩、本土的美学神韵;在实现本土经验表达方面，中国当代小说实际上获得了长足的发展;超越种族和地域限制的人类共同价值的含量，对于本民族文化和本土经验的充分展示了“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而孟繁华《文学革命终结之后———近年中篇小说的“中国经验”与讲述方式》［9］重点研究了中篇小说创作的本土经验，认为中篇小说代表了这个时代文学的高端成就:浪漫主义文学暗流涌动，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正在重建，多样化的讲述方式构建了一个没有主潮的文学时代。也正因为如此，尽管文学不可能再产生当年的轰动效果，但对于人类社会潜移默化的影响却不会消失。贺绍俊《从思想碰撞到语言碰撞———以严歌苓、李彦为例谈当代文学的世界性》［10］选取严歌苓、李彦两位华人女作家进行比较研究，通过分析异质性文化碰撞对于她们写作的影响，认为尽管同样是处理“红色资源”，严歌苓侧重于思想层面，以一种建立在基督教文化基础上的思维模式来彰显苦难生活中人性的光辉，而不是追问生活的意义和价值判断;而李彦更着力于语言层面，摆脱现代汉语的思维局限，用英语思维来处理红色资源，虽在思想层面并未触动国内主流的历史评判，但仍能够突破历史而超越到精神层面。近代以来，在东西方关系中，中国始终处于弱势地位，使得其一直在现代与民族、世界与本土这一悖论中艰难地寻找着平衡。而20世纪90年代末中国本土经验的生动呈现，反映了中国文化、文学自信力的增强。但是这份自信万不可走到极端，变成了民族主义。我们认为，世界文学具有一种超民族性，但并不是存在着超民族或是民族应该取消。因为文学作为人学，总有些意蕴是超越了阶级、地域、民族、国家等界限，能够引起全世界的共鸣。好的文学总是能够拨动所有人的心弦。文学创作一定要“眼高手低”，既要有远大的追求，不局限于为本民族本时代的人而写作，而是为全世界、未来的读者而写作，此即为“眼高”;又要充分汲取本民族传统文化的养料，立足于当代社会现实，自觉探索人的内心，捍卫作为人的尊严，保持关注现实的公共知识分子的品格，此即为“手低”。从空间维度上处理好现代性与中国性之间的关系，即西方与中国的关系;从时间维度上淡化古代文学与现代文学之间的差异。边疆文学的研究在本年度得到了强化。如，张柠、行超《当代汉语文学中的“边疆神话”》［11］认为，新时期的“边疆小说”具有自身特殊的叙事模式:朝圣模式、历史叙事和探险叙事，作家笔下的“边疆”已经被神化成了一个类似乌托邦或是香格里拉的符号，作为福地乐土被人所向往。这一方面是现代文明种种弊端的暴露，不断被异化的人只能希冀于遥远的边疆;另一方面是边疆经济、文化、基础设施等落后的局面被遮蔽，呈现出来的是边疆纯真朴实的精神、顽强的原始生命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研究也涉及世界性与本土化关系问题。宋建林《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现状》［12］首先肯定了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取得的成就，特别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的颁布、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的启动、少数民族文化生态保护区的设立、民族民间文学艺术的保护等等。而面临的问题我们更是不能忽视的，如遗产资源所赖以生存的民族文化环境和社会生活基础不断恶化、老一代传承人的相继离世造成了文化传承的后继不足、外来文化的强力介入与冲击不断改变着民族文化传统。少数民族的弱者心态上是双重的，一方面是发达与落后之间的落差，一方面是中心与边缘的对立。而民族问题始终是衡量社会发展的标志之一。
文学创作向边疆迁移，整体上是有利于少数民族经验的展现。同时我们也应借助“申遗”热，应加大对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力度。视觉文化与文学之关系首先被关注的是视觉文化下文学的命运，对此有截然对立的两种观点。赵勇《影视的收编与小说的末路———兼论视觉文化时代的文学生产》［13］对小说的命运持比较悲观的态度，认为小说在视觉文化时代面临着严峻的挑战。论文通过对中国当代作家及其作品与影视交往历史的回顾，认为80、90年代之交第五代导演与先锋作家的合作是建立在精神气质、叙事模式等方面相似的基础上，是精英文化之间的对话;而在市场经济冲击下文化开始转型，作家与导演之间的关系也发生变化，由精英文化转为大众消费文化。标志性事件是六作家为张艺谋电影撰写《武则天》小说剧本。至此作家便频频“触电”，引发视觉思维与影视逻辑对于小说构成的渗透:小说生产方式逆向化，先有剧本后改写成小说;叙事手法剧本化，对话增多，语言运用能力退化;故事通俗化;思想肤浅化。因此，现在小说创作的繁荣只是一个假象，实际上小说的“闲”与“慢”的阅读传统已经被视觉文化所谋杀，而影视化小说用视觉思维和影视逻辑所创作出来的快节奏小说不可能成为文学的救世主，因为其所追求的画面感、节奏感不断满足人们的感官刺激，使小说成为一种消遣，进一步摧毁着小说阅读。所有这些使得小说在视觉文化时代命运岌岌可危，不可能有大的作为。而戴文红和黄发有均认为视觉文化对于文学的确存在着冲击，但是文学并非不堪一击，仍然能够找出突围之路。戴文红认为，突围之路是构筑“可能生活”;其《构筑“可能生活”———视觉文化中经典的接受及其意义》［14］一文认为，电子书只是作为传统书籍的延续，不可能取代传统书籍。而可视化阅读这种动态接受方式才是经典的最大威胁。但可视化阅读通过将经典转为影像或是电视文化讲座的方式，却使经典沦为一种空洞媚俗的浅层阅读，成为戏拟消解政治、刺激感官、商业炒作的“景观制造”。而这也正需要经典的力量予以拯救，为我们构筑“可能生活”，给我们以向上的指引，诗意地栖居于大地上。黄发有《浅阅读语境中的浅写作》［15］则从接受者角度来分析视觉文化下文学写作的命运。影视图像和网络媒介的盛行导致普遍的浅阅读，特别是作家、批评家对于深度阅读的背叛更是令人痛心疾首。而这种浅阅读又刺激着浅出版的盛行。浅阅读与浅出版之间的恶性循环抑制了文学的创造性。这一切不仅冲击着文学，也制约着知识创新和文化传承，因此我们必须在深度阅读中重新发现和激活伟大的文学传统。学者们对于视觉文化的态度也所差异。肖伟胜《视觉文化的衍生与艺术史转向》［16］对视觉文化的发展历程进行了回溯，认为其作为反对文化精英主义的一种理论工具，是由围绕着文化界定所引发的一系列争论所兴起的，以一种多中心、对话性与关系化的阐释模式，成为进入互文性对话的多元世界的入口。另一方面与艺术史学科的发展密切相关。“在大众传播时代，视觉形象已成为文化实践的中心”。而视觉文化通过对形象所传达的社会思想、信仰和习俗的揭示，成为文化建构的新领域。邹广胜《谈文学与图像关系的三个基本理论问题》［17］则主张语言与图像并不存在孰高孰低的问题，应该充分尊重两者的差异和价值。从插图本对绘画叙事与语言叙事的充分融合入手，认为对图像的感受力是与生俱来的，具有语言难以取代的优点，而且受众面更为广泛。潜在于语图之争背后的是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之间的冲突。吴琼《视觉机器:一个批判的机器理论》［18］以视觉文化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视觉机器为对象，指出其产生背景是19世纪开始的视觉转向。这次视觉转向不同于以往之处就在于充当观看中介的是真正的机器，因而将改变原有的观看手段、观看机制、观看主体、权力配置等。视觉机器作为一种批评理论，只有对机器作解构式的批评才可能为观众摆脱机器的配置提供一条路径。作为当代主导性的文化形式，视觉文化的发展是不可逆转的，我们不可能螳臂挡车般予以阻止。视觉文化确实对当下文学创作产生了冲击，就作家而言与影视的结合在带来名利双收的同时，造成作家创作水平的下降;在商业利益面前迷失方向，在市场操纵下文字已经失去了力量。就读者而言，影视图像和网络媒介使得人们不断追求感觉刺激，放弃生命的沉潜与思考，更追求空洞流于表面的东西，不再阅读传统的文学与文化经典。
就文学本身而言，一方面经典被戏拟、大话、重构，在传承经典的同时摧毁着经典，另一方面各种迎合读者趣味的畅销书取代了经典，量多而质不高的作品充斥着网络与图书市场。但这并不意味着文学就没有发展的空间，相反，任何危机的背后都是发展的机遇。因为，文学从根本上说，不是媒介事件和现象，也不是纯粹的物质性商品，而是同我们的生命存在休戚相关的东西。西方文论研究之反思近年来，人们对于西方理论研究从盲目引进介绍到开始进行审慎的反思。任何理论都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都有其思想渊源和产生的具体社会历史背景，有发展也有衰落期，有优势也有弱点。几乎每一波西方理论大潮涌入都会成为中国学术的研究热点。比如说女性主义引进之后，我们会惊奇地发现出现了很多以此为解读视角的研究。诚然，理论工具的创新对促进术研究新的增长点的出现是有其价值。但是对于每一外来理论没有审慎地考察其源流，是不可能真正理解的。热点有时就像被风吹过的的海平面不时掀起波浪，但是风平浪静之后我们又能在沙滩上找到什么却是一个大问题。所幸，近来的研究早已去掉了刚开始时的激动与焦虑，开始以一种平静审慎的态度来深入研究西方理论。如，章辉《后殖民理论与当代中国文化批评》［19］从历史、现实、文学、个人四方面分析了后殖民理论在全球兴起的原因，指出这是数百年来东西方反殖反帝的文化运动和实践的产物。怎样看待文化研究，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金惠敏认为，文化研究已然进入到了一个全球化的时代，其《走向全球对话主义———超越“文化帝国主义”及其批判者》［20］一文提出，全球化文化研究极不简单认同现代性，也不是后现代性的产物，而是对二者的综合和超越。刘方喜《当代文论的“跨学科性”》［21］从理论的跨学科性来揭示在学科分化弊端凸显的当下文艺学应该怎么做。我们既不曾拥有真正的“跨学科”眼光，只强调文艺美学与其他学科的分化，把其他学科视为是恒定不变的，又不曾认识到现代学科在分中有合的状态中总有一种学科的理论范式处于主导地位，特别是没有真正理解“文化研究”背后的社会学范式。文化研究对于跨学科是有借鉴意义的，超越学科分化、遵循社会学范式而具有“去经济化”的特点、“去哲学化”。在当挥文论跨学科优势，必须拓宽文论的研究范围和哲学基础，特别是马克思的“关系哲学”意义重大。盛宁《走出“文化研究”的困境》［22］则认为，文化研究十多年来虽然轰轰烈烈却鲜有真正有分量的成果问世，造成这一困境的首要原因是把本应是批评实践的文化研究误当作是理论与那就来深入研究，只有把对文化研究的理论兴趣转向具体的个案分析，立足于中国的社会现实，去挖掘探究和当下文化现状密切相关的问题，避免以政治利害作为评判思想是非的标准，而是在义理层面对各种文化现象进行全方位的研究。“日常生活审美化”也是新世纪的热点问题之一。乔焕江《日常生活转向与理论的“接合”———从“日常生活审美化”论争说起》［23］认为，当代文艺学由于对自身结构性的盲视，如过分强调审美造成与日常生活之间的距离不断被拉大，放弃了价值判断与历史认知，从而丧失了介入现实的能力等，并且未能认识到当代社会文化结构的未定性与复杂性。而正是这双重结构性盲视，使得当代文艺学未能认识到生活世界转向这一理论生产的趋势。段吉方《理论的终结?———“后理论时代”的文学理论形态及其历史走向》［24］对“理论之后”、“反理论”、“理论的抵抗”等观念的生成语境与论域进行了深入的剖析，“理论之后”并非意味着理论真正的危机，而是理论在一种新的文化生态中的价值诉求，呼唤着更高层次的理论形态的出现。中国古代文论研究新进展2011年古代文论研究成果很多，依然聚焦于古代文论的基本理论和主要问题的探索与推进。限于篇幅，仅选取其中较有特色的研究予以概述。
童庆炳《〈文心雕龙〉“物以情观”说》［25］以刘勰《文心雕龙》反复提出的“情”的范畴为讨论对象，论文分三部分:第一部分，认为刘勰突出提出“情”的问题是有现实针对性的。他批判“为文而造情”所针对的就是当时作品的空洞之情、虚假之情和艳俗之情，他说“体情之制日疏”，也是具有丰富的现实感的，并不是没有根据的。至于刘勰对与山水诗、咏物诗和田园诗所体现出来的“情”，即那种社会性较小个体性较强的“情”，也加以肯定。刘勰既肯定那种以《诗经》为传统的情志，也肯定因自然景物的变化而变化的人的自然情感，既肯定社会的、群体的、理性之“情”，也肯定个体的、自我的、感性之“情”，刘勰在“情”的问题上是在古典与新声中徘徊，反映出他的折中主义思想倾向。第二部分，刘勰对于文学情感问题的贡献在于他全面揭示了情感在文学创作中的运动。作家心中的情感是怎样产生的?主体触物起情后，所产生的情感是如何“移入”作家的心中的?作家在构思或动笔之时，心中的情感又是如何灌注到外物，与外物融合为一?即主体如何把心中的情感“移出”，投射于对象上面?概言之，“情以物兴”是情感从外物移出到作家的内心的过程，“物以情观”则是情感从作家内心移入到对象的过程。从“物以情兴”(“物感”)到“物以情观”(“情观”)，是情感的兴起到情感评价的过程，是审美的完整过程，它们构成了诗人在创作中的情感全部运动。第三部分，讨论中华古文论中情感的表现方式。长期以来，人们只是注意到“物感”说，而忽略了“情观”论即情感的移出过程。此文对于“物以情观”的再发掘，突破了以往的研究，完整揭示了刘勰的情感表现理论。王文生认为研究《文心雕龙》者都称赞其体系严密完整，但很少有人对《文心雕龙》思想体系的内涵及作用进行深入的研究。其《＜文心雕龙＞思想体系考辨》［26］一文从《序志》、《原道》、《徵圣》、《宗圣》等篇入手，认为儒家思想在刘勰文学思想体系中仍然占据主导地位，刘勰所建立的思想体系实际上是用儒家思想来文艺自身特性和规律，用伦理政治价值来取代文学自身价值，刘勰对中国文学思想发展的贡献在于其实事求是、细致精微地对文学传统和现实经验进行总结而形成的文学创作论。在对《文心雕龙》“体大而虑周”一片赞扬声中，本文发出了不同的声音，值得《文心雕龙》研究者关注。吴子林《超越“实用”之思———孔子诗学思想之再释与重估》［27］一文对“《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这一孔子诗学思想中最系统、最集中、影响也最大的诗学命题作了全新的系统阐释，认为该命题所论为“学诗之法”，并非人们一般理解的诗歌功能论。具言之，诗的兴发感动使个人的主体生命开始觉醒，进而反省社会、他人与自我，从《诗》中“彻悟”或“发现”某些人生的“意义”;在学《诗》过程中，“兴”与“群”构成了互动互补的关系，诗情的兴发感动，使学诗者在共同感受之下相互联结起来，产生对于自己所处社会的归属感、亲和感;“兴”与“观”的学诗阶段不介入到外部的对象世界，到了“群”则认识到了个体存在的有限性，而力求参与、融入到对象世界之中，达到人与天、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之间的和谐，个体的人格由此提升了一层。“怨”是由于达不到“群”的理想境界，而表现为主体与对象世界的疏离、冲突，其真正目的是追求“群”，以根本的消除自己为目标。在“学诗之法”之中，最重要、最根本的意见是《诗》“可以兴”，审美的优先性毋庸置疑。这篇论文颠覆了20世纪以来郭绍虞、刘若愚、李泽厚等学者对孔子诗学思想的论说，提出与其说孔子的诗学思想是“实用理论”，毋宁说是重视人格修养之人生实践的生命诗学，追求理想的人格精神和生命存在的完美境界，是其最高旨趣:这是一种“内在目的”论，而不是“外在目的”论。在培育生命意识，涵养人的情性，协调理性与感性、理想与现实，造就一个充实、整全、和谐的社会等方面，孔子的诗学之思有着极其重要的现代意义。这对于深化我们对于孔子思想的认识具有一定意义。
李春青《中国文论中“文统”观念的文化渊源》［28］借鉴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趣味”的观点，从“贵族趣味”的角度对中国古代“文统”生成的历史轨迹进行探讨。论文指出，西周至春秋时期的贵族趣味在社会生活层面上表现为身份意识与荣誉感，而精神层面表现为对“文”与“和”的追求，而这一切都与审美产生了直接的关联，为文统形成奠定基础，对于中国文艺思想史发展演变起着重要作用。洪越《结构分析:解读唐诗本事故事的一种方法》［29］采用研究口头文学时常用的结构分析，选取中晚唐诗本事故事中为数众多的“三角情”(两个男人和一个女人之间的感情纠葛)作为分析个案。认为唐本事故事主要以口头方式传播，真实性存在很大问题，不完全能够作为了解一个诗人性格和写作具体情景的史料。但这些故事却具有丰富的社会文化内涵，“在中晚唐，‘文化’有可能是或被想象是一种能够与政治权力对峙的资源。而这个‘文化资本’，既包括写诗和运用诗的能力，也包括人的情感能力”。本文从一个极小的研究点出发，进行细致而具体的比较分析，得出的结论令人信服。八股文之价值的研究近年来得到了重视，研究也相对较多。如，陈才训《清代小说与八股文关系三论》［30］从三个方面探讨了八股文教育对于清代小说所产生的潜移默化的影响，论文先是枚举了文康、李绿园、蒲松龄等清代小说家坚持“以古文为时文”的理念，以及小说所呈现出的“间杂以经史掌故话头”的语言特色，接着详细分析了小说家如何以八股思维与写作技法来创作小说。此外以徐述夔为例指出小说家除借诗词、小说以炫耀才学外，还存在着以八股自炫的心态。对清代小说与八股文的关系进行了具体而细致的论析，揭示了八股文对小说文体的多维渗透。黄霖《＜西厢＞名句为题之八股文的文论价值》［31］深入挖掘了中国文论史上少有的八股“句论”(以单篇论文的形式对作品中某一单句作专门的分析和批评)，这些对《西厢记》中一些名句进行解读的八股文章，对《西厢记》的写情主旨、情景创造等进行细致而精彩的论述，不仅文辞优美动人，而且分析细腻而有创见，是值得进一步研究的。从整体上看，一方面，2011年度的古代文论研究的方法多元化，其视阈更加宽阔，越来越多的研究呈现出古今中外的融合会通;另一方面，创新性有所提升，不少论著在前辈学者的基础上有所创新与发展，不论是具体篇章的解读还是思想的阐发，都有了可喜的推进。文学研究的观念与方法如何解决学科过度分化、学科壁垒森严所造成的种种弊端，已经成为当下哲学社会科学不可回避的重要问题，而文艺学也在文化研究冲击下，不断打破学科分化，呈现出跨学科的趋势。冯黎明《文学研究如何走向体制化》［32］着重探讨了文学研究是如何在现代性的分解式理性的作用下，从古典知识的整一性结构走向现代学科化知识，进而在现代学术体制中获得了一个合法化地位。就英语世界来看，在古典自由主义人文教育型大学时代，文学研究侧重于审美教育;在近代研究型大学时代，文学研究倡导“文学性”;而在现代multiversity时代，文学研究力主文化理论。
可以说文学研究至今没能够形成稳定的知识依据、思想资源、价值准则和阐释技术。就中国而言，则有几个关键的时间点:癸卯学制开启了文学研究的学科化之路，上一世纪20、30年代大学课程设置确立了文学研究的学科化学术方式，50年代院系调整文学研究成为政治伦理的一部分，失掉了独立的研究对象和学科价值，80年代文学主体性讨论，在追求政治解放的情况下寻求文学的独立自主，90年代学术体制化，在文学研究“向内转”的同时削弱了对现实世界的批判力。而正因为如此文化研究因其跨学科性才能大行其道。姚文放在《文化政治与文学理论的后现代转折》［33］中提出文化政治虽然是一个后现代社会的概念，但却从来没有在学术理论中缺席，虽与社会政治一样关注权力问题，却侧重于文化方面。文化政治作为一种微观政治，更为关注具体、局部、感性的东西，而这正与文学理论不谋而合。由于文化政治的介入，晚近以来文学理论在许多方面出现了后现代转折:从对总体性、全局性的“元问题”的思辨转向众多微细理论的交织;从逻辑性结构转向各种零散、示例性概念的集结;更为关注文学批评和文学解读的实用性和可操作性。由此认为文学向文化政治转移是恰当的。文学理论的人文理想和终极关怀正是文化政治所追求的，而文化政治始终保持着一个文学的支点。关于文艺学研究的走向问题我们认为，文艺学研究不应该是一种百科全书式的材料堆积，跨学科只能将文化作为文学研究的一个维度，而不是将文化变为文学研究的中心。如何在“文学”与“文化”之间保持一种“张力”，有效地将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有机结合起来，这是每一个文学研究者必须认真对待和考虑的理论问题，更是具体的研究实践问题。顾祖钊《文化诗学三题》提倡以文化诗学来应对文化研究对传统文学研究的冲击。文化研究的盛行模糊了文学与非文学的界限，尽管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传统文学研究的局限，但文化研究的“反诗意”性却只把文学作品当作社会学、人类学等学科的例子，因而兼顾文化与诗意批评的文化诗学在当下有着重要意义。童庆炳《当前文学理论发展新趋势》［35］一文以罗钢集十余年之力完成的王国维《人间词话》学案研究为例，指出“学说的神话”必须破除，研究的方法必须革新，真正的学者需要一种持久坚韧的研究精神。在童庆炳看来，文艺学研究陷入了危机状态，摆脱危机的办法有两种，第一是密切文学理论与当下创作实际的联系;第二是静下心来，反思百年来文学理论走过的路。他认为，文案研究、学案研究是反思百年现代文学理论的结节点，现在进行这种研究正当其时，是目前文学理论研究的新趋势。对于日益凌空蹈虚的文艺学研究，这的确是一剂良方。文案研究、学案研究将从历史与现实的文学经验中汲取新的营养，使一些常谈常新的话题产生新的活力，使文艺理论研究切实地建筑在历史与现实的实践之上，做到不浮躁、不大言欺人、不贩卖移植，真正具备“接地”或“及物”的理论品格。
值得一提的是，童庆炳在文中还指出，凡欲有所作为的研究者，应安下心来，以一种平和的心态，放慢了节奏，慢慢地搜集资料和证据，以“十年磨一剑”的工夫，无比坚韧的研究精神，去研究一个众说纷纭却始终没有解决的学案，从而给现代文学理论发展校正航标，拨正航路。可以说，这是老一辈学者对年轻一代学者提出的殷切希望!在物质至上的时代，学术泡沫、学术垃圾风行一时，人们已然忘了学术是一种文化积累。波普尔在写于1952年的《猜想与反驳———科学知识的增长》中说过:“真正的哲学问题总是植根于哲学以外的那些迫切问题，这些根烂了，哲学也随之死亡了。”文学与哲学一样，归根结底说的都是与我们现实生存境况相关的道理。我们在焦虑如何摆脱文艺理论危机的同时，真的该想想明天我们的书桌如何放平的问题了!
文学批评的标准及方法有其终结性和适用性，作家的生活体验与文学体验，如同流动不居的河水不可能恒定不变，多样性的文学创作决定了文学批评不存在恒定的理论。不容忽视的重要因素是80年代波及全国的“文化热”历史背景，在活跃的“文化热”背景下，1985年3月厦门召开全国文学批评方法讨论会。之后，扬州、武汉、深圳等各地展开文学批评观念及方法的研讨，批评观念的变革成为文学发展的潮流。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之下，陕西文学批评的变化势在必行。总体来看，80年代陕西文学批评依然在传统现实主义批评范畴内进行，变化停留于个别局部，尽管触及具体文学现象研究时，研究视角明显地游移于传统的文学批评范畴，然而这种批评视角的游移表明文学批评理念内核在发生着微妙的裂变，而文学批评格局性的变革有待于文学阵地、文学批评队伍等诸多条件的成熟。
1985年1月在陕西省作家协会和中国小说学会的主办下，《小说评论》在西安创刊，它是全国唯一的专事小说研究的杂志。随着刊物的顺利发行，《小说评论》周围很快荟萃了一大批致力于小说批评及文学研究的省内外学者:胡采、阎纲、张韧、缪俊杰、蒙万夫、吴亮、白烨、肖云儒、陈孝英、曾镇南、何镇邦、费秉勋、刘再复、乐黛云、肖云儒、刘建军、王愚、雷达、何西来、季红真、蔡葵、刑小利、贺绍俊、周政保、吴秀明、畅广元、李健民、邰尚贤、李星、徐岱、孙豹隐、管卫中、李运抟、赵俊贤、王仲生、李国平、朱寨、秦兆阳、宋遂良、南帆、李昺、李洁非、周海波、丁帆、仵埂、郜元宝、韩鲁华、孟繁华、鲁枢元、温儒敏、王彬彬、孙绍振等等，他们及时评述当代小说创作、发表小说理论研究成果，很快《小说评论》杂志成为陕西小说批评研究的重要阵地。90年代，陕西文学的批评队伍由两部分人员构成，一是活跃在80年代文坛上的笔耕文学组成员，二是来自学院的一批中青年学者，他们以饱满的热情与良好的知识结构为文坛注入新鲜的血液，这批老中青三代批评者依托《小说评论》、《延河》文学月刊，从批评的理论基点、方法、风格等多方面展开多维的探索。陕西文学批评格局性的变动在90年代。长篇小说《白鹿原》、《废都》的面世，在当代陕西文学史上是界碑性的事件。实、贾平凹等作家对传统经典现实主义文学创作手法的超越，引发了文学批评界对传统批评模式的深层反思与话语策反。90年代文学批评阵地《小说评论》的成长以及陕西文学批评队伍的壮大，表明文学批评多元化发展条件已经具备。
在90年代以来的文学批评结构中，除了传统的社会历史学批评外，还有深受社会历史批评学影响又独具理论视角和批评方法的其他批评模式，如印象主义批评、心理分析批评、历史美学批评、地域文学批评、神话原型批评、文化诗学批评等，形成了陕西文学批评多种模式并存、风格纷呈的局面。这种多元化的文学批评模式，根本改变了陕西文学批评单调的文学地图，文学批评逐渐走向多维发展的空间。印象主义批评模式最初来自法国，批评者重视对批评对象的主观感受以及由此生发的对作品意旨的理解和发挥。笔耕文学研究组不少人驾轻就熟印象主义批评模式，他们的文章标题就以“有感”、“印象”、“漫谈”命名，行文不断出现“感到”、“似乎”、“恐怕”、“使你”等字眼，如肖云儒的《贺抒玉小说印象》、王愚的《贾平凹创作漫谈》。文本中批评者的阅读感受与印象随处可见，王愚这样评价贾平凹:“读贾平凹的作品，会使你情不自禁地去这丛山环绕、流水淙淙的山区，热爱山区生活中正在成长中的新一代，而这种热爱常常会激发你对我们整个生活、整个人民的深挚而又亲切的感情，这也就是贾平凹的贡献。”［4］王愚将个人的感受和情感浇注于批评对象，其批评散发出生命的激情和才情。笔耕文学研究组成员经历了当代革命史上的曲折动荡，对历史与革命、文艺与人生有着独特的体悟，这使得他们的见解富有深度、直抵事物本源。
心理分析批评随着现代心理学的发展而形成的文学批评模式，它在当代中国文学批评中能被广泛运用，在于东方文化重直觉、重体验、重灵性的精神活动与西方心理分析因素的契合。1993年畅广元等著的《神秘黑箱的窥视》是心理分析批评模式的重要成果，该书以贾平凹、路遥、实、邹志安、李天芳五作家为研究对象探微创作的神秘黑箱，论文有:吴进的《贾平凹创作心态探析》、费秉勋的《生命审美化———对贾平凹人格气质的分析》、李继凯的《矛盾交叉:路遥文化心理的复杂构成》、肖云儒的《路遥的意识世界》、李凌泽的《乡土之爱与现实忧患的变奏———实小说创作论》、孙豹隐的《谋理性与感性的统一》、陈瑞琳的《野火荒原———对邹志安创造的“爱情世界”的思考》、陈孝英的《邹志安，一个又不安分的灵魂———与邹志安陈瑞琳对话》、屈雅君的《回首向来萧瑟处———李天芳论》、李星的《道德、理性、文化和人》。另外，赵学勇的《乡下人的文化意识和审美追求———沈从文与贾平凹创作心理比较》、韩鲁华的《贾平凹、路遥创作心态比较》、畅广元的《〈白鹿原〉与社会审美心理》、李继凯、李春燕的《新时期30年西安小说作家创作心态管窥》等论文也是心理分析的收获;专著有费斌勋的《贾平凹论》、李继凯的《新文学的心理分析》和阎庆生的《鲁迅创作心理论》;屈雅君、李继凯编的理论研究专著《新时期文学批评模式研究》是90年代陕西文学批评重要的理论收获，此书系统分析了影响新时期文学的八类批评模式，开篇首章对心理批评进行研究，对陕西及全国的文学批评理论与实践具有一定的意义。
美学历史批评②作为文学批评方法，要求将美学方法和历史方法结合起来，在艺术与历史分析的相互渗透中剖析文学作品。“美学和历史的观点”是文艺理论的文学价值标准和批评原则。当代陕西文学批评基本上是在美学历史批评的方法体系中进行，50、60年代强调文学与社会、时代环境的关系，80年代兼及文学与美学的关系，90年代美学历史批评将社会学、文化学、心理学、哲学、人类学诸多学科的新成果融入其批评体系中，实现美学与历史的双向渗透，使研究水平达到新高度。这方面王仲生的实研究成果喜人:《从与农民共反思走向与民族共反思———评实80年代后期创作》、《白鹿原:民族秘史的叩询和构筑》、《白嘉轩:文学史空缺的成功填补》、《人与历史历史与人———再评实的〈白鹿原〉》。王仲生“历史的观点”突破对历史的静态认识，关注到历史纠结处的关联性，把人与社会、环境、文化焊接一体，置于社会结构演变的流程中。他这样评述实的历史观:“人，人的命运，始终居于白鹿原的中心位置，他们不再是历史事件中的工具性存在，历史结论的形象性注释，他们是活生生的历史存在和血肉生命。这反映了实历史意识的现代性。”王仲生在研读文艺理论的基础上，有机汲取了新历史主义理论的成果，承认历史与人的平等关系和对话原则:“真正的历史对象，并不是一个纯粹的客体，也不是任主观意识摆布的玩偶，它是自身和他者的统一，是一种关系，一种对话。在这种关系中，同时存在着历史的真实和历史理解的真实。”［5］
此外，李星的《在历史与现实之交———读实中篇小说〈四妹子〉》、《走向〈白鹿原〉》、李震的《20世纪中国乡村小说的基本传统》、周燕芬的《贾平凹与30年中国文学的构成》等文，也是美学历史批评结出的硕果。神话原型批评是新时期文学批评中出现较晚的批评形式，早在1962年就有一组原型批评文章载于《现代英美资产阶级文艺理论文选》，1982年荣格的《心理学与文学》也有译介，但当时并未引起重视。直到1987年叶舒宪选编的《神话一原型批评》一书由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神话原型批评才激发起人们自觉运用的热情。其实，叶舒宪1986年在《民间文学论坛》第1期发表《英雄与太阳:〈吉尔伽美什〉史诗的原型结构与象征思维》，引起了学术界的注意。此后推出了运用原型批评的系列成果，专著有《探索非理性的世界》、《英雄与太阳中国上古史诗的原型重构》、《太阳女神的沉浮———日本文学中的女性原型》(与李继凯合著)、《诗经的文化阐释》、《高唐神女与维纳斯》等。叶舒宪的研究成果填补了神话原型批评的学术空白，季红真给以充分肯定，认为原型批评对于人类精神之谜的解密极有意义:叶舒宪把原始思维即非理性的象征思维纳入原型批评的理论框架中，揭示集体无意识层面上文学原型的置换变形，拿到一把打开现代人和前人心灵沟通的钥匙。［6］叶舒宪的批评研究集中在古代文学与外国文学范畴，对陕西文学尚未涉猎，但对整体慢半拍的陕西文学研究而言，陕西神话原型批评由于叶舒宪等陕西师范大学学人③的践行，在全国文学批评中一时独领。
文化诗学批评段建军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他将陕西文化诗学批评研究水平提升到一定的高度，专著《白鹿原的文化阐释》是这方面的力作。段建军多年从事文艺美学研究，对西方哲学美学烂熟于心，萨特、尼采、海德格尔、杜夫海纳、福柯、巴赫金的思想影响着其学术的建构。在中国传统美学思想与西方文论的交汇中，他提炼出“肉身化存在”的文化命题:“长期受封建主义和理性主义压抑贬损的人类肉身是一种非常高贵的存在。它通过自己独特的肉身化思维，把整个世界人化。于是，世界具有了人的形体结构、情感愿望、生命追求。这个人化的世界实际是人肉身的诗意创造物。”［7］段建军在文本研读的基础上，将“肉身化存在”文化命题贯穿于陕西小说乡土经验的文化阐释中，并生成一套话语体系和审美理想。段建军文评的风格质朴、自然，没有西方文论的艰涩生硬，字里行间流淌着诗意、散发着智性，充满文学批评的创造性。王刚曾这样评述段建军的文学批评:“既遵循和重构了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审美趣味和伦理价值，又融汇应用了西方文论的方法论工具，生成了自身亲和、朴拙、兼具形象性和学理性的批评话语。”［8］
此外，女性主义批评和地域文化批评也颇有起色，这些批评在大文化视野的影响下，有机地汲取了哲学、文化学、人类学、历史学、心理学等诸多学科的成果。陕西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相和于全国文学批评，有屈雅君的《对传统男性形象的女性主义注视》、《执着与背叛———女性主义批评理论与实践》等文，而屈雅君倡议创办的“妇女文化博物馆”馆存的性别文化表征的女书、嫁衣、三寸金莲等，对女性研究的深入展开具有实践性的意义。地域文化批评方面，李继凯的《秦地小说与三秦文化》是90年代的重要收获，李继凯从历史、现实和心理三个维度对20世纪秦地小说进行阐述，涉及到秦人的生活方式、心态变迁、精神结构、文化传统、人文地理，专著融合了人类历史学、民俗地理学、精神心理学等学科的知识，是走向个性化审美“兼收并蓄”［9］的地域研究专著。此外，冯的《陕西地域文学论稿》、《陕西当代现实主义文学本体论》、赵德利的《情缘黄土地———新时期陕西文学的民间文化阐释》、孙新峰的《贾平凹作品商州民间文化透视》等专著、李春燕的论文《新时期30年陕西文学批评研究》也是陕西地域文学批评取得的硕果。
陕西文学批评不标新立异、趋新赶潮，多立足于陕西现实主义传统创作的本土，研究方法基本在社会历史批评的框架下展开适度地调整、突破，面对迭起的新潮抱着看看再说的姿态。神话原型批评起步于陕西，在陕西却并没有真正形成气候，尤其是叶舒宪到中国社科院以后，陕西神话原型批评声音甚为微弱。结构主义批评、叙述学批评、解构主义批评等具有现代意识的文学批评，虽则80年代兴起于中国，在陕西要寻觅踪迹却在新世纪。陕西文学批评缺乏创造性强、引领创作的文学批评，那些能吸收现代西方理论成果而进行新批评的批评者寥寥无几，哪怕生吞活剥的拿来套用也微乎其微，和全国文学批评尤其是京沪等地先锋凌厉的文学批评相比，陕西文学批评显得滞后愚拙，尤其在现代意识的突破上远远不够。当然，某种批评的兴起、发展极为复杂，它涉及到作家、作品、接受者及环境等因素。评价90年代以来陕西文学批评，经过理论的辨析以及实践操作，印象主义批评、心理分析批评、美学历史批评、神话原型批评、文化诗学批评、女性主义批评和地域文化批评等模式，毕竟丰富了陕西文学批评的内涵，这也是不可忽视的事实。在以科学理性多元包容为时尚因素的新世纪，我们渴望着文学批评焕发出前所未有的主动性和创造性，现在我们依然行走在路上。
关键词：综合性学习；人文性特征；整合能力；成果展示
中图分类号：G623.2 文献标志码：B 文章编号：1674-9324（2012）03-0247-02
语文历来就是一门综合性学科，所以工具性和基础性是其本质特性，新课标关于综合性学习的提出，大大地刺激了当前各科的教学，它必将使很多教师改变教学理念和教学方法，从而更有利于教学活动的展开。那么，如何在初中语文教学中更好地进行综合性学习呢？
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一、初中语文教师要充分发挥语文学科的人文性特征
语文学科是一门与时事密切相关的学科，作为初中语文教师在语文教学过程中，要注意紧密结合时事，充分利用信息报道来训练学生的辨别和总结归纳能力，提高学生的综合性学习能力。如神州五号飞船上天，教师就可以充分利用学生强烈的好奇心，组织学生积极搜集材料，进行热点问题讨论会，让学生积极发言，在轻松的氛围中培养他们综合性学习的能力。另外，教师还要让学生及时了解当地民俗风情，经常组织学生开展热爱祖国、热爱家乡的讨论会，培养学生的爱国主义精神，全面提升学生的综合素养。
二、初中教师要以点带面地提升学生的整合能力
想要提升学生的综合学习能力，首先一定要提升学生的整合能力。语文学科和其他学科都具有密切的联系，作为初中语文教师要注意运用各种教学方法来促进语文学科和其他学科之间的结合，提高学生的整合能力。语文和历史学科的结合可以通过经典的成语故事和深厚的历史积淀来进行；语文学科和地理学科的结合可以通过对于某个地方的人文历史和方言宗教等进行深入的研究；语文和政治的结合可以通过关于道德伦理的规范性来结合；语文和英语的教学可以通过不同文化的比较来进行。总之，要提高学生的综合性学习能力，教师一定要以点带面地与其他学科相融合，从而提高综合性学习的效率。
三、初中教师要尝试运用多种多样的学习方式来实行综合性学习
教学无一定之规，要想提高学生的综合性学习能力，教师可以通过多种方法来进行。
1.教师可以通过组织学习举办讨论会的方式来提高学生的综合性实践能力。如笔者讲到三峡的时候，为了让学生更深刻地理解这一“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伟业时，我们就开展了一次激烈的辩论会。学生先是大量地搜集关于三峡的材料，并撰写了充分的文字材料。为了更好地提高学生的综合学习能力，笔者还特地邀请了历史教师、地理教师和政治教师参加本场议论赛，并请他们分别从自己学科的角度对三峡工程进行了专业性评价，最后笔者做总结。
2.教师可以通过让学生写调研报告和科技小论文来提升综合学习能力。当代的学生要有一点儿研究者的钻劲儿，笔者就让学生学写调研报告。如笔者参考物理、化学、历史和生物各科教材，让学生针对某一问题写成调研报告，并要求其用语要准确、实验过程要清楚，养成良好的学语文用语文的好习惯。另外，针对某一次实验，笔者还让学生就本次活动练习写作文。如《绿色植物的生活需要水》一节，让学生通过水是绿色植物的生命之源加以拓展，从而了解到人类也需要水，所以我们要珍惜现有水源，节约用水，有感而发，学生写出了一大批文质兼美的小议论文。
3.初中语文教师还可以通过展示自我风采、再现历史等方法来提高学生的综合性学习能力。语文教师在讲述的语文人物传记类课文或名家名作的过程中，要学会充分运用各种方式方法对学生渗透一些相关的历史知识，从而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和掌握课文，比如鲁迅先生的生平事迹，以及其所处的历史时期、社会现状等，这种方式进行教学一方面加深了学生对课文的理解，另一方面也拓展了学生的知识面。对于一些特殊体裁的文章，如历史故事或话剧等，笔者还会把学生组织起来，排成小话剧来一个历史再现，不仅活跃了课堂教学的气氛，还锻炼了学生的表演能力，提高了学生学习语文的积极性，起到了很好的教学效果。
关键词： 王充 《论衡》 综述 补充
从汉朝至今，王充的《论衡》引起了无数人的兴趣，对它的评价也是褒贬不一。20世纪以后，学术界对《论衡》中所显露的求实精神、唯物哲学思想以及科学方面的识见，给予了较多关注，涌现出了许多专著与论文。章炳麟《国故论衡》、《王充的论衡》、钱穆《国学概论》等等，都给予其积极的评价。稍后，黄侃、任继愈、徐复观、周桂钿、侯外庐、张岱年、李维武以及前苏联的阿·阿·彼得罗夫等很多学者，都陆续发表过对于王充及其《论衡》的高见。比较引人注目的是邓红的观点，其《王充新八论》完全批判了王充，对于他的疾虚妄、颂汉、命论与气论的唯物意识给予了否定，虽然有惊人之举，但也有一些偏颇。通过分析近五年学术界对王充及其《论衡》的研究，本文拟从思想、文学两方面对这些研究状况做一些综述。
一、王充思想研究
1.总的思想的研究。赵平安的《王充哲学思想研究》（安徽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2年）从人性论、政治观等方面论述了王充的天道思想；李冬的《王充性、命思想研究》（陕西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9年）对王充的“用气为性”和“命”的思想进行了解析；杨萍、王全权的《王充天体论、人性论、性命论中的伦理思想探析》（《淮海工学院学报》2009年第3期）用伦理学思想解析了王充的天体论、人性论、性命论。
2.天人思想的研究。张立文的《王充的天人之间》（《杭州师范大学学报》2010年第6期）指出了王充天道思想的两重性；刘敬的《王充天道思想浅析》（《工业技术与职业教育》2010年第2期）论证的是天道的自然观，对灾异应政、福瑞说进行了贬斥；王先亮的《从“天人”处看董仲舒、王充哲学思想的内在趋同》（山东大学，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2009年）对王充和董仲舒的天人观念做了对比，指出了二者的异同；王先亮的《论董仲舒、王充哲学天论思想的内在趋同》（《连云港高等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11年第3期）对王充的天论思想的各种表达做出了论证；王永哲、何丽君的《“自然”而“命不可勉”》（《温州大学学报》2011年第5期）详细论述了王充的命的观念和自然的关系；宋志明的《批判思潮中的天人学》（《徐州师范大学学报》2010年第6期）对王充天人学批判中的困惑进行了论述；王先亮的《论董仲舒与王充哲学人性论思想的内在趋同》（《衡水学院学报》2011年第6期）对王充的善恶以渥泊区分，通过教化改造善恶人性的观点进行了论述，并和董仲舒的观点作了区分。
3.其他方面。吴从祥的《从〈论衡〉看汉代孟学之发展》（《阴山学刊》2009年第5期）阐释了王充对于孟子地位提升的贡献；梁娅华的《王充〈论衡〉性、命论之伦理思想研究》（重庆师范大学，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2010年）运用伦理学阐释了王充的性命学观点，指出王充的哲学观点是元气自然论；陈未名的《浅析王充唯物主义哲学思想》（《南昌教育学院学报》2010年第3期）论述了王充的唯物思想体现在对宇宙观、认识论、历史观、性命论的理解上；赵恒伟的《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下王充“命论”研究》（四川师范大学，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2009年）运用唯物史观，对王充的命论进行了详细的辩证分析；刘祝环、李永洪的《王充既批灾异说又谈瑞应矛盾的辨析》（《和田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10年第6期）分析了王充批判灾异说却又谈瑞应的矛盾；赵清文的《王充〈论衡〉中的惠民观及其借鉴意义》（《金华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8年第5期）充分肯定了王充满足人民正当需求的惠民观，肯定了德治与教化；刘敬的《论王充对有神论的批判》（兰州大学，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2008年）批判了王充的天论、鬼神论的不合理因素，指出了王充对有神论批判的现实价值；史少博的《王充〈论衡〉对〈周易〉术数的贡献》（《青岛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2期）指出王充对《周易》术数的贡献，并论述了其对易学的重要价值；何杉的《王充的生死观研究》（江西师范大学，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2011年）对王充的自然生命观、神鬼论、厚生薄死进行了探析；沈茹的《王充“天人相分”自然观考论》（《江苏大学学报》2011年第
6期）分析了王充的天人相分思想以及它的局限性和地位；魏义霞的《万物之生，皆禀元气》（《孝感学院学报》2012年第3期）论证了王充提出“万物之生，皆禀元气”的观点。
二、《论衡》文学研究
1.《论衡》文学思想研究。周立明的《东汉前期士人心理与王充的文学思想》（西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9年）从东汉士人的心理入手分析王充的心理精神特质，并指出了真美实诚的文学观及真美的关系；金鑫的《王充〈论衡〈与东汉文学思想》（哈尔滨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0年）论述了王充与东汉文学的关系，并分析了王充文学思想的文质观、语言观等等；刘文勇的《王充及其文章观重估》（《殷都学刊》2011年第4期）提出王充主张文章的创新，但却忽略了以故为新；田茉莉的《〈论衡〉真美观及文学传承》（西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2年）从文学角度阐释疾虚妄、立实诚的含义；钟志翔的《王充文主实诚论平议》（《九江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1期）分析并阐释了王充为文合乎情理、精诚由中的理论；张恩普的《论王充“疾虚妄”“务实诚”的文学观》（《东北师大学报》2009年第6期）论证了王充的文学理论即质文相称、文学语言的通俗观等；张春蕊的《王充的文艺思想研究》（陕西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9年）论证了王充文学思想的气性、文质论等；李进超的《王充与刘勰的意象论之关系》（《社会科学战线》2009年第9期）将王充与刘勰的意象论进行了对比。
2.《论衡》文学表现研究。郑二利的《王充的象征意象研究》（《山西农业大学学报》2008年第2期）对王充的意象论及象征论进行了详细的阐释；韩夏的《简析王充对夸饰的朦胧感悟》（《教育教学论坛》2010年第12期）指出了王充对于夸饰的两面性；胡文文、张斌荣的《从〈自纪篇〉中的王充形象管窥〈论衡〉的情感力量》（ 《鲁东大学学报》2009年第3期）揭示了《论衡》中的情感即对理想的执着和顽强的斗争精神；董钦的《〈论衡〉与〈潜夫论〉之比较研究》（福建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9年）指出了《论衡》与《潜夫论》在气论、文学主张和文学风格等方面的异同；王济民《〈文心雕龙〉与〈论衡〉》（《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10年第6期）指出了两者在立意、体系上的相近；王治理的《〈论衡〉对〈文心雕龙〉的影响》（《厦门大学学报》2011年第1期）指出《论衡》的文士博通、文质关系以及文气对于刘勰的作品的影响；黄文雁《〈论衡〉中的空间叙事》（《西南农业大学学报》2010年第4期）以一种新的角度对《论衡》进行探讨，重构了王充的叙事空间结构；张长明、李后生《王充“论说”思想探析》（《湖南行政学院学报》2010年第2期）对王充的“论说”进行了阐释；董晓可的《浅论汉代文质观的重质倾向》（《青年文学家》2010年第3期）主要以王充的文质观进行说明；郭永良《王充的论证逻辑及其社会功能》（《重庆工学院学报》2009年第6期）探讨了王充在逻辑论证方面的思想；祁长见《王充的逻辑思想探析》（西南大学，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2009年）论说了王充的认识论思想、逻辑思想、论证思想以及它们的影响；李牡琼的《论王充论证逻辑产生的渊源及其理论知识》（《广西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0年第2期）阐释了王充的论证逻辑。
3.关于文学的其他方面。石慧《论王充文人观与文人精神》（湖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0年）对王充的文人观进行了分析，并与气相联系，阐释了王充的文人精神；凌继尧《〈淮南子〉和〈论衡〉的艺术学思想》（《杭州师范大学学报》2010年第3期）对两者的艺术思想进行了比较，并指出了优缺点；黄平《从〈论衡·龙虚篇〉解读中国龙的形象》（《重庆三峡学院学报》2011年第6期）阐释了王充对龙的认识及其对后世小说的影响；杨阔的《王充〈论衡〉对孔子形象的重塑性研究》（西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2年）阐释了孔子形象的演化，以及王充对孔子的认识；申向群的《王充〈论衡〉的实用文写作理论研究》（广西师范学院硕士学位论文，2012年）分析了王充对于实用文理论、原则、语言的要求；吴从祥《王充神话观探析》（《天中学刊》2011年第6期）指出了王充对于神话的矛盾性；吴从祥《〈论衡〉中的禹形象探析》（《绍兴文理学院学报》2012年第2期）详细分析了王充对于禹形象的理解，体现了王充的个性；张利群《论中国古代作者“超奇”说的批评学意义》（《广西师范大
学学报》2012年第5期）论证了“超奇”对于作者的意义与要求；高有鹏的《汉代民间文学观述略》（《天中学刊》2013年第1期）指出王充对于民间文学的重要性。
通过以上归纳，不难发现近五年来学术界对王充及其《论衡》文学方面和思想方面的研究越来越多，也越来越细化深入，但也存在一些不足，有待完善。
首先，王充的思想和文学观点在许多方面存在矛盾，但目前的阐释大部分是单方面的。王充文学和思想中的矛盾具有或多或少的联系，对这两方面的联系进行探讨，对王充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其次，对王充与现代文学的意义联系得很少，尽管王充反对文学色彩，但是他对于现代文学的意义也是巨大的。
参考文献：
[1] 黄晖.论衡校释[m].北京：中华书局，1990.
关键词: 杂文学;纯文学;大文学;“沉思翰藻”;“缘情绮靡”;文学传统
一要编写一部汇通古今的文学史，前提之一是对古今演变中的“文学”范畴作一梳理和辨析，从中提炼出足以贯通全局的质素来;不然的话，古代有古代的论述对象，现代有现代的论述对象，一部历史总不免打成两截.
众所周知，在我国古代传统中，并没有今天意义上的“文学”观念;虽有“文学”一词，主要指学术文化①，迥不同于今人心目中的文学创作。约略与今天的“文学”概念相通的，是两汉以后的“文章”之说，它指的是以经、史、子书以外的成篇章的文辞组合(汇集这类篇章的书册因而称作文集，在图书分类上构成集部)，同时也标志着那种驾驭文辞以组合成篇章的写作能力(所以有时也将经、史、子书的好文辞阑入)，这就是跟今天所谓的文学创作靠近了。但古代的文章毕竟包罗广泛，不仅有诗、赋之类文学作品，亦有论、说、记、传等一般议论文和记叙文，更有章、表、书、奏、碑、诔、箴、铭各类应用文章，通常是不列入文学范围的。古人讲求文体辨析，对各体文章的源流、体制、作法等均有所考述，偏偏不对文学文本与非文学文本作出界定。六朝时期出现过“文笔”之辨，那么一点要将美文同一般实用性文章区划开来的用意，但多停留于“有韵”、“无韵”之别②，未能切中肯綮，且在唐宋古文复兴后已不再受人关注。整个地说，古代的文学传统实际上是在“文章”谱系的笼罩之下衍生和发展起来的，从而导致今人以“杂文学”的称呼加诸其上，用以标示古今文学内涵的差异.
“杂文学”一词显然是相对于“纯文学”而被创造出来的。据此，则“纯文学”更体现了现代学者的立足点，这跟西方近代文学观念的引进分不开。近代学术的一大特点是学科分流，文、史、哲、政、经、教界限分明，不容混淆。文学作为语言的艺术，既不同于其他艺术门类，亦有别于各种非艺术功能的语言文本，于是成了“纯文学”。拿这样一种至“纯”的观念为标尺来衡量古人集子里的文章，自有许多格难合之处，所以嫌它“杂”，嫌它不够“文学”。另一方面，西方的文学观念来自西方文学创作经验的总结，未必全然切合中国的实际。比如说，在西方传统中，叙事文学一向是大宗，于是形成了西方人重视文学想象和虚构的职能，乃至主张通过艺术概括以超越历史实然性的见解，就跟我们民族的传统大异其趣。我国古代戏曲、小说的发展迟晚，抒情诗是主流，情感的要素非常突出，想象和虚构则不占很重要的位置，至于与诗并列的各种文类中，更大多缺乏想象、虚构的成分。一味用西方观念来整合我国的文学事象，必然要大量丢失其中的精华。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出版的若干种文学史著作，将叙述的内容局囿在诗歌、小说、戏曲等纯文学样式上，对古代异常发达的散文和骈文传统视而不见，便是显例。即使后来作了调整，在先秦两汉时期收入诸子散文和历史散文，魏晋南北朝时期收入某些骈文与骈赋，唐宋时期收入家古文，也远远不能反映古代各体文章流别的完貌，可见“纯文学”观念对我国文学史研究的拘限.
有鉴于此，便有了“大文学”的口号，“大”相对于“小”而言，当是意在救正“纯文学”观的狭窄和和偏颇.
但是，“大文学”之“大”，其幅度又该如何掌握呢?考诸史籍，“大文学”的提法实发端于谢无量《中国大文学史》一书，该书叙论部分将“文学”区分为广狭二义，狭义即指西方的纯文学，广义囊括一切语言文字的文本在内.
谢著取广义，故名曰“大”，而其实际包涵的内容基本相当于传统意义上的“文章”(吸收了小说、戏曲等俗文学样式)，“大文学”也就成了“杂文学”的别名。及至晚近十多年来，“大文学”的呼唤重起，则往往具有另一层涵义，乃是着眼于从更广阔的视野上来观照和讨论文学现象。如傅璇琮主编的《大文学史观丛书》，主张“把文化史、社会史的研究成果引入文学史的研究，打通与文学史相邻学科的间隔”[1]。赵明等主编的《先秦大文学史》和《两汉大文学史》，强调由文化发生学的大背景上来考察文学现象，以拓展文学研究的范围，提示文学文本中的文化内蕴[2]。这种将文学研究提高到文化研究层面上来的努力，跟当前西方学界倡扬的文化诗学的取向，可说是不谋而合。当然，文化研究的落脚点是在深化文学研究，而非消解文学研究(西方某些文化批评即有此弊)，所以“大文学”观的核心仍不能脱离对文学性能的确切把握.
杂文学、纯文学、大文学，从以上三个递进演化的文学观念中，可以引申出什么样的结论来呢?如果说，杂文学体制的缺陷在于混淆了文学与非文学的界限，使得近代意义上的文学史学科难于以建立，那么，纯文学观的要害恰恰在于割裂文学与相关事象间的联系，致使大量虽非文学作品却具有相当文学性的文本进不了文学史家的眼界，从而大大削弱乃至扭曲了我国文学的传统精神，造成残缺不全的文学历史景观。要在两难之间寻求折中的大文学史观，除了取宏大的视野以提升文学研究的历史、文化品位之外，还必须在文学文本与可能进入文学史叙述的非文学文本间找到结合点，那就是通常所说的“文学性”，因为只有这种性能才有可能将纯文学与非纯文学绾接起来而又不致陷入“杂”的境地，它突破了纯文学的封闭疆界和狭窄内涵，又能给自己树立起虽开放却非漫无边际的研究范围，这才是“大文学”之所以“大”的合理的归结点.
二能否从我们的传统中提炼出足以构成中国文学的“文学性”的那种质素来呢?我以为，历史上曾经有过这样两种提法可供选择。一是“沉思翰藻”，再一便是“缘情绮靡”，让我们分别加以探讨.
“沉思翰藻”一语，出自萧统《文选序》。作为现存最早的文章总集，萧统在书的序言中着重说明了其选编的原则，那就是选取经、史、子书以外的各类好文章，其着眼点不在于“立意”、“记事”，乃在“以能文为本”。这个原则显然是从文章学的角度提出来的。“能文”的具体内涵是什么呢?萧统未加解说，而“沉思翰藻”即为最好的注脚。“沉思”当指精心构思，“翰藻”谓注重文采，这两点要求本来是针对史书中的赞论序述而发的，但不录史篇而又选录其赞论序述，实际上意味着将这类文字当作文章看待，于是“沉思翰藻”便成了区分史书与文章的标记，也就是“能文”的进一步申说了。后世论者如阮元，在其《书梁昭明太子文选序后》一文中，径以“沉思翰藻”为萧统名“文”的依据，实非出于误读。当然，以“沉思翰藻”界定文章的特质，亦非萧统独创。溯其远源，春秋时代士大夫交往中讲求言辞的修饰，所谓“言之无文，行而不远”[3]，即其肇始。汉以后文章勃兴，言辞的修饰转为文字、篇幅的修饰，重视文采便成为文士的习性.
至陆机撰《文赋》，深究为文之用心，将文辞与运思结合起来考虑，于是有“其运意也尚巧，其遣言也贵妍”的提示，正是“沉思翰藻”的直接底本。由此看来，“沉思翰藻”作为传统杂文学(即文章)的普遍性标志，是源远流长且已成为人们的共识的.
然而，”沉思翰藻”之说仍有其不可克服的弱点在，那就是偏重于文章的表现技巧，却忽略了构成”文学性”的内质.文学作品之所以动人，不光要有美的形式，更需要有足以打动人心的美质。而若缺少这种美质，内容空虚浮泛，一味在”沉思翰藻”上下工夫，虽也能制作出一些高文典册，毕竟嫌其苍白而无生命力。这就是古人集子里的文章并不都具有真正的文学兴味的原因，也是传统杂文学体制终难以卸脱一个“杂”字的缘由。再从另一个角度看，“沉思翰藻”的提法又明晰地打上了文人雅士的烙印，显示着雅文学的情趣，而对于那些出自天籁的民间歌谣、故事，尚处在萌生状态中的笔记小品与野史杂说，乃至停留于俗文学阶段的的小说、戏曲、讲唱等，都显得不适用或不那么适用。因此，坚执“沉思翰藻”为准则，一方面会阑入许多不具有内在生命力的膺品，另一方面又会排斥那些虽够不上雅趣却不乏真趣的艺术杰构，可见它只能成为杂文学的共同质性(即文章之为文章的表征)，尚不足以提炼、上升为合格的“文学性”，以承担会通古今文学范畴的使命.
现在让我们转过来看“缘情绮靡”。首先要说明的是，这个命题出现在陆机《文赋》中，仅仅作为诗这类文体的独特性能而予指认，为什么要把它放置到“文学性”这样一个大题目下来研讨呢?不错，“缘情绮靡”的原初表述只限于诗体特征，但诗体特征同时便是诗性特征，而由于我们的民族文化是一种诗性文化，诗在整个文学传统中长期占据主导地位，所以体现着诗性特征的“缘情绮靡”说便也逐渐越出其原初的范围，进入了更广阔的领域。明显的证据即在《文心雕龙》中的《情采》篇.
大家知道，《文心》一书论文是取最广义的“文”，各类文章连同史传、诸子皆在讨论之列。《情采》所谈正是文章的内质与外形问题，“情”标示其质，采显扬其形，“五情发而为辞章”、“辩丽本于情性”则是说两者之间的本末主从关系，这同“缘情绮靡”基本上是一回事，不过立足点已从诗这一特殊文体转移到了文章的普遍质性上来.
稍后，萧子显在《南齐书·文学传论》中所下的断语:“文章者，盖情性之风标，神明之律吕”，也有同样的意思.
我们还看到，与这种泛化“缘情绮靡”说同时并存的，还有一种着力突出其审美性能的倾向，代表人物便是萧绎。在《金楼子·立言》中，他继承并发展了六朝“文笔”的话题，称“不便为诗”、“善为章奏”的现象为“笔”，而将“吟咏风谣，流连哀思”归属于“文”，更指出:“文者，唯须绮纷披，宫徵靡曼，唇吻遒合，情灵摇荡。”其区分“文”“笔”的标准，虽仍带有“有韵”“无韵”的痕迹，而重心似已转到文章适用功能与审美功能的差别，尤其是“情灵摇荡”、“绮纷披”诸语，实即“缘情绮靡”的进一步发挥。据此，则萧绎在拓展“缘情绮靡”说的应用范围的同时，更注重于深化其审美内涵，而经此一来，“缘情绮靡”作为传统杂文学体制中的“文学性”的表征意义便愈形凸显了.
其次，关于“缘情绮靡”说的确切涵义，亦有稍加检讨的必要，因为后世争议甚多，毁誉失实不在少数。依我之见，“诗缘情”命题的提出，并不具有直接否定和取代“诗言志”传统的用意，更谈不上倡导文学，但在整个六朝文学个性化、唯美化风气的影响下，“缘情”的极度发展，确有可能导向“发乎情，而不必其止乎礼义”[4]，这从萧绎的“流连哀思”、“情灵摇荡”以联系萧纲的“文章且须放荡”之说[5]，似可得到印证。不过在陆机的本义，只是平实地表达诗歌的内在生命基于人的感情这一判断，它开启了中国诗学的新传统，当是后来的事.
再说“绮靡”一词，也并非如后人所解为专指浮藻华辞甚或丽文风。“绮靡”的提法直承自曹丕《典论·论文》中的“诗赋欲丽”，无非讲诗歌语言要优美动人，李善释作“精妙之言”[6]，能得其实。由此看来，诗要“缘情”，要“绮靡”，在当时都不是什么惊人之谈，亦非陆机新创，而陆机的贡献则在于将“缘情绮靡”连成了一体，由诗歌的内在生命推导出其外在形式上的文采焕发，换言之，将文采视为生命本根的自然显现，这就给古代文学传统的诗性特征和审美性能提供了一个完整的概括，其意义十分深远.
这里不妨将前引“沉思翰藻”之说拿来作一比较.
两个命题中，“翰藻”与“绮靡”的含义大体相当，都是指文辞优美，看来这是古代文章的普遍质性，是“能文”的重要表现。不同之处在于，在前一个命题中，“翰藻”是跟精心构思相联的，而精心构思和讲求文采又都属于“能文”范围，也就是表现技艺上的事，不涉及作品的审美内质，所以用来揭示文学的审美性能便不够全面。至于“缘情绮靡”一说，正如上面的分析，是将文学的内在生命与外在形体结合起来，其体现作品的审美性能便更为周全。由此引出的一个推论是，“沉思翰藻”有可能适应古代整个的杂文学谱系(因其本身是从文章学角度总结出来的)，而“缘情绮靡”则更多地偏向于美文的传统(故萧绎用以界分“文”“笔”)。但也正因为此，后者或许更宜于用作杂文学体制中的“文学性”标志，它不仅能将杂文学中的文学文本(美文)与非文学文本(实用性文章)区划开来，而亦能用以探究和测定各类非文学文本(包括经、史、子书)中可能蕴含着的“文学性”成分(即审美因素)，这就给大文学史的编写创设了必要的前提.
然则，“缘情绮靡”或者“情采”之说，究竟能否起到会通古今文学范畴的作用呢?我以为是可能的。前面说过，近代文学观念起于西方，西方的文学传统与我们有异，故西方的文学观念也不能简单拿来套用。“五四”前后的学者如周作人，在1908年5月于《河南》杂志上发表的《论文章之意义暨其使命因及中国近时论文之失》一文中，据英国评论家亨特的见解，将文学的构成要素归纳为思想、意象、感情、风味诸方面，并要求做到“裁铸高义”、“阐释人情”、“发扬神思”和“普及凡众”。罗家伦1919年2月发表于《新潮》第1卷第2号上的《什么是文学———文学的界说》，则将文学定义为“人生的表现和批评，从最好的思想里写下来的，有想象，有情感，有体裁，有合于艺术的组织”。这些说法对于更新国人的文学观念，推动文学创作的现代化，无疑是有好处的，但并不全然合我们的民族传统。三十年代里刘经庵据以编撰其《中国纯文学史纲》，公开宣称“除诗歌，词，曲，小说外，其余概付阙如”[7]，正是用的这把“西洋宝刀”，一下子砍去了古代文学版图中的半壁江山。不过话说回来，古今文学观念也并非全无沟通，一些现代学者的现代眼光里仍有暗合古人之处。如在《什么是文学———答钱玄同》一文中说到:“语言文学都是人类达意表情的工具;达意达的好，表情表的妙，便是文学。”[8]拿情意表达的“好”和“妙”来解释文学，跟“缘情绮靡”说所寓有的以精妙之辞抒述情怀，意思不是很相近吗?不光是，不少文学家和文学史家在谈论文学时，都特别重视其中的情感因素与美的表现，可见用“情”“采”二端来概括“文学性”，还是有最大的普遍效应的，当然，这所谓“情”，决非脱离思想的情感，而应是渗透着人生智慧的情意，是一种真切的生命体验和经艺术升华后的审美体验;所谓“采”，也不限于“翰藻”、“绮靡”之类的古典式样，更重要的，是指传达情意的巧妙而合适的艺术手段，以及由此而造成的具有动人力量的文学形态。经过这样的理解，传统的“缘情绮靡”说当可获得其新的时代内涵，不仅能用以会通古今文学，甚且好拿来同西方文论中的某些观念(如苏珊·朗格的“情感符号”说)开展对话与交流，而大文学史之“大”，便也会在这古今中外不同文学体制、精神的碰撞和融会中逐渐生成.
注释:① 按文学之名，始见于《论语·先进》中的“文学:子游、子夏”，刑《论语疏》释“文学”为“文章博学”，并不确切。二人不以“文章”著称，孔门传授中亦无“文章”之目。“博学”庶几近之，但非一般意义上的博闻强记，乃特指文化典籍与文化思想的承传，近于后人所谓的“学统”。两汉时期称“文学”亦复如此.至刘宋立“文学”一科，始有文章之学的含义，但也不同于近世的文学创作.
② 据《文心雕龙·总术》所云，“无韵者笔”、“有韵者文”乃当时常言，不过所谓的“韵”不光指押韵，还包括声律、对偶等因素在内，故“文笔”之辨实际反映出骈体文章兴起后的骈散之争，并不能等同于纯文学与杂文学的区分.
参考文献
[1] 大文学史观丛书(总序)[M].现代出版社，1990.
[2] 先秦大文学史·导论·后记[M].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1993.
[3] 左传·襄公二十五年[O].记孔子语.
[4] 纪昀.云林诗钞序[A].纪文达公遗集(卷九)[O].
清嘉庆刻本.
[5] 萧纲.诫当阳公大心书[A].艺文类聚(卷二三)[O].中华书局本.
[6] 李善注.文选(卷一七)[O].中华书局，1974影印本.
[7] 中国纯文学史纲·编者例言[M].北平著者书店，1935.1.
[8] 文存(第1集第1卷)[M].上海:上海亚东图书馆，1921.
OnCharacteristicsofLiteratureinTraditionalChineseLiterature
关键词：汉语言文学；应用型；本科；人才培养
中图分类号：G642.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5）26-0109-03
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时代的到来，高校的分类定位被确立为三种基本类型：综合性研究型大学、专业性应用型多科性或单科性的大学或学院、职业性技能型高校。1998年以后升格的300多所新建本科院校多属第二种类型，其人才培养，正在朝着“从象牙塔学术型人才培养走向满足社会多样化需求和民众谋生就业的应用型人才培养”转型。在这样的背景下，针对应用型人才培养中存在的问题，琼州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探索进行新一轮的专业综合改革，在专业建设理念、人才培养方案设计、课程内容改革、教学方法改革、实习实训模式、信息管理平台等方面做出了有益的探索和实践，取得了明显的育人成效。
一、制订“一体两翼”式汉语言文学专业应用型人才培养方案
1.构建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明确汉语言文学专业应用型人才核心能力。专业认真研究了国内二十多所高校的汉语言文学人才培养方案，借鉴兄弟院校成功办学经验，探索应用型人才培养的新路子。汉语言文学专业根据社会发展对人才需求结构的改变，对专业建设转型发展进行顶层设计，2011年报海南省教育厅批准改为非师范专业，但并不是丢掉师范教育的优良传统，而是探索构建应用型与师范性统一、师范性与民族性相融，能力为本，素质为本，“一体两翼”式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明辨明晰汉语言文学应用型人才核心能力为“口才、诗书、文笔、技能”，进一步提出核心能力培养的措施，围绕核心能力构建专业课程体系和实践教学体系；明确汉语言文学应用型人才培养的内涵、目标、标准、路径、措施、方法、平台等，对地方本科院校培养汉语言文学应用型人才具有参考价值。
2.重新明确专业培养目标，核心课程建设精品化，整体构思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核心能力培养策略。汉语言文学专业组织专业教师认真研究，充分比较了教育部1998年版和2012年版的《普通高等院校本科专业目录及专业介绍》，发现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培养定位、培养目标、人才规格、核心课程和实践环节内容都发生了较大的变化，首先，2012版的“专业目录”取消了汉语言文学（师范）专业，将汉语言文学（师范）与汉语言文学合二为一；其次，2012版确立8门核心课程，比1998年的22门减少了14门，并首次将《写作》定为核心课程。再次，实践环节突出写作训练和教学实习，增加“文化考察”环节，突出汉语言文学专业学应用能力的培养。这些变化明确释放出汉语言文学专业办学由单一培养师范生转向应用型复合型人才培养的信号。专业通过比较，明确核心课程一定要“精”，不追求“多”和“深”，也不追求紧跟时髦，而是按照“专业目录”要求开设《古代汉语》、《现代汉语》、《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文学概论》、《语言学概论》、《世界文学》、《写作》等8门教育部规定的核心课程，增加这些核心课程的学时学分。同时专业核心课程的实践学分占总学分的三分之一。增强专业核心课程的精品意识。从师资队伍、教材建设、课程大纲、教学方法、教学资源、教学科研成果等方面加强建设。经过6年有步骤的规划建设，目前在汉语言文学专业的8门核心课程中，拥有6门省级、校级精品课程和4个省级、校级教学团队，真正实现了核心课程的精品化。
3.整体构思汉语言文学专业应用型人才核心能力的培养策略。在进一步强化核心课程的内涵的同时，争取每一门核心课都有延伸性的选修课。改变专业任意选修课划分过细，并有重复的现象。改变文学课程的原典阅读比较薄弱的现象。开设了经典精读或导读课程。核心课程的设置与选修课的开设形成立体融合、相互支撑的格局。
4.加强民族文化课程的建设。在海南省教育科学规划研究项目“学校教育中黎族文化的传承与发展研究”和全国教育科学规划研究项目“基于黎族文化资源的地方课程的开发研究”等科研项目的带动下，专业课程内容改革走向深入，陆续开设了《海南文化概论》、《海南黎族文化概论》等课程。通过地方文化课程的讲授，激发学生研究地方文化的热情，提高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在汉语言文学专业历届毕业论文选题中，海南文化研究、民族文化研究成为同学们重点关注的问题。
二、优化课程体系，强化课程改革和教学方法改革
1.基于“文本细读”的课程内容改革与建设。随着高等教育育人理念由知识本位向能力本位的转变，教学方法改革已经成为应用型本科院校人才培养模式变革的突破口。基于文本细读的合作式教学法的研究和实践源于当前文学课程教学的困境，在指导中文专业的学生进行教学试讲时，我们发现教学的技巧和一般方法是学生易于掌握的，最难的是他们不知道怎么进入文本分析，自己认真阅读过的文学作品非常少，几乎不具备解读作品的能力，一旦遇到具体的文本语言问题就无从把握。大学的文学史课程教学普遍存在重视文学思潮和史料知识，轻文本细读的问题，文学专业课在学生的理解中只不过是背熟作家生平、主要作品以及文学史意义而已，在浮躁的心态下，学生们倾向于阅读一些经典作品的简缩本、了解一些故事的梗概、写一些印象式的读后感或概念式的说教。课堂上的文本分析则越来越走向简单化和程式化。针对这些问题，本专业尝试实施基于文本细读和合作学习的教学方法改革，该项目2014年获得省级教改项目立项，强调主干课程教学方法的改革，强化原典作品阅读，在课程建设上从三方面加强力度：文学类课程以作品阅读阐释为核心，辅以文学史线索；试题多从理解作品角度出发，增设原典导读课程。增设课外古诗文背诵的实践必修环节。通过这些做法加强学生对原典作品的阅读深度。
2.基于“合作学习”的教学方法改革与实践。为了改变文学课程大班教学困境，同时也为了解决学生文学理论知识概念认知与学生文学感悟能力和写作能力提升的教学冲突，我们对教材具体内容的讲授环节上积极开展了基于文本细读的合作式教学方法改革。首先，把以往的语文课程与教学、文学史课程进行提炼，对不同时期的文学史教学注重以经典文本细读为主。其次，在课程上注重研究性课程的开发，以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应具备的能力结构和将来的发展需求为依据来开设。如开设读书报告实践课程，同学在教师的指导下完成名著细读，提交读书报告，以读书会的形式进行研讨交流。再次，将课堂知识讲授与合作式小组研讨相结合，变课堂教学“教师为中心”为“学生为中心”，变课堂讲授“讲到没有问题”为“讲出问题”。根据教材及相关备课资料，教师事先分配研讨任务，确定讨论焦点――指定具体文本，明确文本细读的内容和研讨的题目，分发拓展阅读资料或告知资料检索途径，同学在备选研讨题目中任选一题进行查阅资料，学习委员对讨论题目进行分类、分组，并确定组长，每组6人左右，8人一小组利用课余时间进行文本研究性细读，并写出个人学习报告，之后小组内进行充分讨论，并形成汇报课件，由一人代表进行汇报。
经过6年的实施，基于文本细读的合作式教学方法改革提高了学生的课堂参与度和学习兴趣，培养了学生知识学习和研究应用能力。第一，有利于培养学生文本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将文学理论学习向实践能力迁移；合作式教学方法有利于提高学生学习兴趣及对课堂的参与度。第二，有利于增强教材的实用性，对改变高校文学课程课堂照本宣科、盲从教材、效率低下，学生被动学习等状况具有较强的针对性。第三，促使教师关注学科发展和研究的前沿动态，引入最新的研究内容，给学生指出发现问题的空间，留出探究的空间。第四，通过文本细读，教师有了自己的阅读体会，教师也在运用自己所掌握的理论知识进行文本解读，在教学中容易使学生产生共鸣，从而形成教与学的良性互动。从教学层面上说，文本细读教学法还有助于教师对教学内容删繁就简、吐故纳新，改变一个讲稿用几年的状况，促进教师做教学反思，从而提高教师水平，推动教师进行教学改革。
三、加强实践教学体系建设，培养学生专业核心能力
1.实践教学大纲完善。本专业在2013年教育部本科教学合格评估前已组织全体教师对专业核心课、选修课、集中性实践环节实践课程的教学大纲进行了全面修订。培养方案上体现实践教学四年不断线的“全过程”培养，为培养学生自主、学习能力，拟定《汉语言文学专业背诵熟读篇目600篇》、《汉语言文业必读书目100本》，写作训练4年不断线，有各种文体类型的写作训练，学年论文毕业论文一体化。为了强化学生的知识积累和增强人文素养，增设《诗文朗读与背诵》实践课程，为了解决学生毕业论文选题难的问题，增设《论文选题与写作专题训练》，为了开阔文化研究视野，同时根据教育部《高等教育专业目录及介绍》要求，增设《海南文化考察》实践课程。
2.特色项目。毕业论文写作呈现鲜明的地域文化、民族文化研究特色。许多毕业论文写作呈现鲜明的海南地域文化研究、民族文化研究特色，其中不乏优秀毕业论文，如校级优秀论文《海南黎族民间故事中英雄人物》、《黎族民间故事中的机智人物》；指导教师的科研项目促进了毕业论文指导，如2014年省教育厅科研课题“黎族与其他百越后裔民族民间故事比较研究”，2014年海南省哲学社科科学研究课题“海南黎族民间故事中世居黎族历史研究”，黎族民间故事研究成为毕业论文选题的一大亮点。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显著提高。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在诗文创作、论文写作、演讲比赛、辩论比赛、朗诵比赛、创业大赛、研究生考试中表现突出，成果丰硕。学生在各类诗词楹联刊物上发表作品百余篇，部分作品在中国诗词界最高刊物《中华诗词》发表，海南省诗词学会、海南省楹联学会专门为我校开设师生创作栏目，许多毕业生在我省各地成为诗词楹联教学和创作的骨干和新秀。
四、继承师范办学优势，积极参与“国培计划”顶岗支教实习，培养学生服务民族地区基础教育的综合素质
汉语言文学专业有着较长的师范教育办学历史，积累了教师培养的宝贵经验，教师的培养实际上也属于应用型人才培养的范畴，因此，虽然汉语言文学专业改为非师范专业，但仍然继承师范办学的优势，积极参与“国培计划”顶岗支教实习，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汉语言文学专业分别派出了两届毕业生参加海南省教育厅“国培计划”顶岗支教，为海南少数民族地区9个市县的57所初中学校提供初中语文学科教学服务。参与“国培计划”顶岗支教的实习生留下数百万字的《汉语言文学专业顶岗实习记录汇编》，完整记录了在海南少数民族地区农村中学三个半月的实习经历，师范生面对真实教育情境的困惑与难题对提出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的对策提供了参考。
五、结语
汉语言文学专业是高校文科中的传统基础学科，办学历史都比较长，“在全国同类专业中逐渐形成了一套固有的基本教学内容与模式”，在应用型人才培养的问题上，汉语言文学专业面临如何改变传统教学模式，突破原有的教学理念，增强人才培养对社会的适应性的问题，以上的教学探索与实践是我们在长期专业建设中的一次较为成功的尝试，作为一项教学成果获得了2014年省级教学成果二等奖，成果的获奖激励着我们在专业改革发展上继续走向深入。
参考文献：
[1]潘懋元，石慧霞.应用型人才培养的历史探源[J].江苏高教，2009，（1）：7.
在开展历史教学时, 教师可以为学生提供大量适用于课程教学内容的教学材料, 文学硕士论文要求学生根据历史课程内容进行学习材料的选择, 引导学生进行自主探究, 这样不仅可以提升历史知识的真实感, 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 还能够培养学生分析历史问题和解决历史问题的能力, 从而提升学生的历史解释能力。需要注意的是, 教师需要制定规范的历史材料选择原则, 即客观、全面及与教材内容相符合。以“百家争鸣与儒家思想的形成”这一课程为例:
首先, 教师需要将学生划分为若干个小组, 要求学生按小组进行史料分析, 从历史角度分析百家争鸣为何被称作第一次思想解放运动, 通过史料解释“解放”的意义。在小组探究过程中, 通过对史料1及史料2的分析, 学生可以明确礼乐制度在维护社会稳定及思想教育中的重要作用, 从而得出礼乐制度是思想束缚的根本原因, 再结合教材中关于西周的历史背景, 就可以发现当时社会已经出现变革, 而史料3恰好证明了礼乐文化的衰落, 诸子百家思想不断涌现。在历史发展到这一时期, 需要新的思想与新的思考, 解决社会变革问题, 而大量思想家的涌现使这一历史时期出现了多种思想, 将人们从单一的礼乐文化中“解放”出来, 所以百家争鸣成为我国历史上第一次思想解放运动。>>>我们为什么不需要培养那么多博士
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可以为学生提供如下史料:史料1:人教版教材中关于西周礼乐制度的介绍;史料2:西周礼乐制度的历史地位阐述, 礼乐制度可以看做是西周的治国之道;史料3:《论语》中提到的“礼崩乐坏”以及《庄子》中提到的“道术将为天下裂”。教师需要引导学生对上述三种史料进行自主分析, 分析“百家争鸣”为何是我国第一次思想解放运动。
通过上述教学案例得知, 教师可以引导学生对史料进行自主探究, 通过史料分析, 使学生明确历史事件发展的因果关系, 分析史料中蕴含的历史史实与历史发展规律, 从而引导学生使用史料解释历史史实, 培养学生的历史解释能力, 贯彻落实素质教育理念。更深刻的教学案例分析可以到文学博士论文栏目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