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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正年度总结

时间:2022-06-10 19:42:11

转正年度总结

第1篇

严格遵守公司各项规章制度。上班伊始,我认真学习了公司的考勤等各项规章制度,并将其牢记于心,时刻提醒自己要严格遵守公司的各项规章制度,维护公司形象。下面给大家分享关于转正申请的工作总结,方便大家学习。

转正申请的工作总结1我来到纬创教育已到二个月,也结束了我的试用期,我自认识,目前我工作的薄弱环节在业务开拓,其它工作觉都可以独立完成,并知道如何去开展!

第一:在招生支持上,经过在岩峰及宣汉的招生支持已充分得到学校的肯定。对在招生宣传时间上的掌握基本到位,对企业宣传的重点也到位。

第二:教学支持上,在梓潼出差一周得到体现,对13级、14级学员讲企业文化第09讲和走进“走进你我的‘华尔街’”;在岗位技能课件上还没有得到体验。

第三:教育支持上,在梓潼、开江、岩峰等地出差得到体现,对“5S”管理的讲解,与各领导沟通如果推行格式化管理以及其意义及好处。

第四:集训工作,梓潼出差得到体现,在同曾星阳出差的一周里,知道并明白了整个集训的工作内容及重心,如果对每一次集训都配备相应的表格做支持,我觉得效果会更好些,也可以不会在集训过程漏丢某些重要事件,同时也是为下次集训进行查漏补缺的最好依据。

第五:业务拓展上,我自认为,这块是我工作最薄弱的工作,但现在我却要在我主薄弱的工作中做起,有一定的难度,但公司因为人员安排的关系,我将尽最多的努力来完成公司交派给我的任务。去乐山地区的出差,这些学校都是以前公司人员去进行几次的开拓,当然也有部份学校有遗漏的或在业务介绍上还不完善地方,所以,主要去说明的不是我们的企业,或是我们纬创教育工作的特色和亮点。

第六:其它工作,如就业服务流程、书籍、服装、发票等工作都能完成。

当然,通过这两个月的学习和工作,虽然没有实质性的成绩,但我还是希望公司能一致通过我的试用期转正工作。希望自己在以后的工作中在公司同仁的帮助下更上一层楼!

转正申请的工作总结2进入贵公司工作已经快两个月了,在公司领导和广大同事的支持和帮助及部门经理对我的正确指挥下,我坚持不断的学习行业理论知识、提炼以往工作经验、加强自身思想修养、严格遵守各种规章制度、提高综合业务素质。对自己的工作总结如下:

一、加强业务学习,提高业务素质

通过公司精心安排、组织的新员工培训,充分了解公司的基本状况。结合自己工作岗位,通过公司内部网、互联网以及领导、同事的介绍,学习相关行业知识、公司成功案例等,为以后的实际工作做准备。期间,在部门领导的指导下,编写了《浅议市场营销与管理咨询》,并作为项目组成员参与编写了《_公司企业文化建设项目建议书》、《_公司企业文化建设项目调研方案及调研提纲》、《_公司企业文化建设项目调研报告提纲》等相关文件。

二、改变思想,转换角色,严于律己

一位优秀的管理咨询顾问,不仅要掌握各行各业丰富的理论知识和实战经验,还必须能从中提炼出其精华之所在,同时结合客户的实际状况,提供整体解决方案。从自身角度考虑,一要改变思想,采取“空杯理论”的工作态度,不断提高;二要转换角色,尽快的进入工作状态;三要严于律己,不仅要遵守各种规章制度,也要把公司的企业精神、工作作风融入日常工作,并严格执行。

三、体会与感悟

公司从上到下全体员工的工作精神,使我感受颇深,正所谓:一言九鼎德胜天下。平时领导的指导与支持,方法方式独具匠心,恰到好处。给出了思路与方向,耐心观察,并及时指导,但不大包大揽,亲历亲为,培养后备人才。作为管理咨询顾问,对于客户企业,不是代替他们去做,而是引到思路,塑造其行为规范,并形成管理制度甚至员工习惯、企业精神。

总之,工作上虽有不足,但在公司领导及同事的关怀与呵护下,不断提高、成长。对于接下来的工作,充分信心!

转正申请的工作总结3我于20_年x月x日成为公司的试用员工,下个月即试用期满转正,工作的这一段时间里,在公司领导的带领下,同事的帮助下,自己在工作,学习等各个方面都取得了较好的成绩,现在将自己几个月内的工作、学习情况做一下自我鉴定。

作为一个应届毕业生,初来公司,曾经很担心不知该怎么与人共处,该如何做好工作;但是公司宽松融洽的工作氛围、团结向上的企业文化,让我很快完成了从学生到职员的转变。在轮岗实习期间,我先后在制造部各个车间参观实习将近一个月时间。车间各个岗位以及生产流程都是我以前从未接触过的,和我的专业知识相差也较大;但是各部门领导和同事的耐心指导,使我在较短的时间内熟悉了生产部门的整个操作流程,对公司产品及生产岗位有了进一步了解。

在本部门的工作中,我一直严格要求自己,认真及时做好领导布置的每一项任务,同时主动为领导分忧;专业和非专业上不懂的问题虚心向同事学习请教,不断提高充实自己,在其位,谋其职,尽其力。当然,初入职场,难免出现一些小差小错需领导指正;但前事之鉴,后事之师,这些经历也让我不断成熟,在处理各种问题时考虑得更全面,杜绝类似失误的发生。

在此,我要特地感谢部门的领导和同事对我的入职指引和帮助,感谢他们对我工作中出现的疏漏和不足的提醒和耐心指正,尤其在离职手续办理凭证、人员总表优化、各类单据编号存档电子备案等方面的建议与指导,更督促我应时刻具备人事岗位所需的缜密心思与责任感。经过这六个月,我现在已经能够独立处理公司员工从入职上岗、转档、转正、调岗、合同续签、奖励惩罚、离职等基本人事手续,整理归档员工合同,协助提供员工保险缴纳单据与名单,处理员工日常单据报销,以及协助整理提供公司各部门所需的人事相关资料和数据。

在近两个月参加了各高校20_年校园招聘会,学习并参考了各位同事与领导在招聘面试方面的经验与技巧,逐渐完善自己在招贤纳才方面的知识欠缺。当然我还有很多不足,处理问题的经验方面有待提高,部门协作能力也需要进一步增强,需要不断继续学习以提高自己业务能力。

这是我的第一份工作,这半年来我学到了很多,感悟了很多;看到公司的迅速发展,我深深地感到骄傲和自豪,也更加迫切的希望以一名正式员工的身份在这里工作,实现自己的奋斗目标,体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和公司一起成长。在此我提出转正,恳请领导给我继续锻炼自己、实现理想的机会。我会用谦虚的态度和饱满的热情做好我的本职工作,为公司创造价值,同公司一起展望美好的未来!

转正申请的工作总结4我于_年9月02日成为公司的试用员工,到今天2个月试用期已满,根据公司的规章制度,现申请转为公司正式员工。在实习期间,我在热力车间学习工作了一段时间。通过公司领导和同事的耐心指导,使我在较短的时间内适应了公司的工作环境,也熟悉了公司的整个操作流程。

在学习工作中,我一直严格要求自己,认真及时做好领导布置的每一项任务;专业和非专业上不懂的问题虚心向同事学习请教,不断提高充实自己,希望能尽早独当一面,为公司做出更大的贡献。当然,初入职场,难免出现一些小差小错需领导指正;但前事之鉴,后事之师,这些经历也让我不断成熟,在处理各种问题时考虑得更全面,杜绝类似失误的发生。在此,我要特地感谢领导和同事对我的入职指引和帮助,感谢他们对我工作中出现的失误的提醒和指正;同时我也非常注意的向周围的老同事学习,在工作中处处留意,多看,多思考,多学习,以较快的速度熟悉着公司的情况,较好的融入到了热力车间这个不算大的集体中。

当然我还有很多不足的地方,处理问题的经验方面有待提高,团队协作能力也需要进一步增强;在今后的工作学习中我会更加严格要求自己并虚心不断继续向公司的领导、同事学习以提高自己技术水平,与处理问题的能力。我相信凭着自己高度的责任心和自信心,一定能够不断完善自己的.缺点,争取在各方面争取更大的进步。

我很喜欢这份工作,二个月来我学到了很多,感悟了很多;看到公司的迅速发展,我深深地感到骄傲和自豪,也更加迫切的希望以一名正式员工的身份在这里工作,实现自己的奋斗目标,体现自己的人生价值,遵守公司规章制度,听从公司领导安排,和公司一起成长。

在此我提出转正申请,恳请领导给我继续锻炼自己、实现理想的机会。我会用谦虚的态度和饱满的热情做好我的本职工作,为公司创造价值,同公司一起展望美好的未来!

转正申请的工作总结5我于20_年10月28正式到公司上班,时至今日,3个月的试用期已满。在这三个月的时间里,在领导的关心和同事的帮助下,凭着自己的专业基础和工作经验,加上刻苦钻研和学习,很快适应了工作环境,较好的完成了交给我的工作任务。现将工作情况简要总结如下:

一、个人情况简介

_年9月—_年7月,在哈尔滨工业大学就读建筑环境与设备工程(建筑热能工程)专业;_年7月—_年10月底,在武汉市燃气热力规划设计院从事燃气、热力方面的设计工作;_年10月底至今,在公司工作。

_年9月,参加并通过了_年度全国注册公用设备工程师(动力)执业资格考试(基础科目);_年9月,参加并通过了_年度全国注册公用设备工程师(暖通空调)执业资格考试(基础科目)。

二、试用期间工作上的表现

1、严格遵守公司各项规章制度。

上班伊始,我认真学习了公司的考勤等各项规章制度,并将其牢记于心,时刻提醒自己要严格遵守公司的各项规章制度,维护公司形象。如坚持每天上班提早到公司,在跟业主交谈时,我时刻提醒自己我代表的是公司形象,时刻注意自己的言行。

2、根据我所学的专业,我的工作是做动力、暖通空调方面的设计工作。

根据领导安排,从我来上班那天起我就开始接触亚洲铝业这个项目,在张芳浩师傅的指导下我主要是做这个项目当中的动力方面的设计工作,主要有压缩空气、工业气体、蒸汽、天然气等气体的压力管道设计,在这之前,我从未接触过这样的项目,这个项目对我来说是个全新的,不但是知识方面不够,而且从形式上,做事的方法上也完全区别于我以前的工作,我突然感觉到全所未有的压力感紧迫感,在不打扰张芳浩工作的前提下,我尽可能的请教他,当然主要还要靠自己学习,在工作空隙我查阅各种资料,不断学习关于压缩空气和工业气体方面的知识,以便更好的做好工作。亚铝的这个项目从各个方面考验我的知识是否适应这项工作,包括语言方面的,因为业主提供的资料都是英文版的,这就使我不得不去提高我的英语水平,工作时我通过查阅工具书来帮助我理解,下班后,我通过学习软件来加强我的英语学习,以便提高我的英语水平。现在亚铝这个项目还在进行,到现在为止,我发现我已经适应了这种全新的工作方式,而且我也觉得我有能力继续把这个项目做下去,直到成功完成。

在这三个月中,除了亚铝这个项目外,我相继完成了以下几个项目:中成大厦职工食堂燃气工程、长兴(广州)电子新增空压机房、制冷机房空调项目、广钢南沙气体工程(竣工)、艾派模具新增厂房初步设计。通过完成上述工作,使我更全面的认识到我的工作内容,更使我认识到作为中冶南方一位工程师应当在具备扎实的专业基础下、熟悉的设计软件操作能力的同时,还要具备良好的学习态度和学习方法,并且要敢于多提出自己的想法和方案,敢于创新!当然,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是和领导及同事之间的沟通和提出自己想法的必不可少的。

三、工作中的不足及今后努力的方向

三个月来,虽然完成了一些任务,取得了一点成绩,但离领导的要求尚有一定差距,我也深知存在一些不足:比如刚来工作时,由于自己的感情问题没处理好,使得不能静下心来专心工作;另外工作主动性发挥的还不够,对工作的后续安排的预见性不够,离领导的要求还有一定的距离;在实际工作上,有时感觉专业知识和经验匮乏,力不从心。但这些缺点与不足,在以后的工作中,我都会注意并加以改正的,主要会做以下几个方面的努力:1、加强专业知识学习,学习新规范、新技术,不但向书本学习,更要向其他同事学习。2、加强英语的学习,努力提高口语方面的能力,使自己能尽快能使用英语和业主交谈。3、尽快的学会使用三维cad设计软件,提高自己的业务能力4、加强其他方面知识的学习,拓宽自己的知识面,了解更多的新知识,象管理、法律、营销等等。

第2篇

(吉林大学 生物与农业工程学院,吉林 长春 130022)

摘 要:文章以国内现有的研究影响农民土地转出/转入意愿与行为因素的量化实证结果为基础,利用元分析汇总出农民的个人特征、家庭特征、土地流转特征、生产特征、环境特征等方面的具体因素对农民土地转出/转入意愿与行为的影响情况,解决了现有研究结论分歧大、单个研究样本量小的问题。同时还研究了日渐完善的土地流转政策对农民土地转出/转入意愿与行为的调节效应,发现中央不断推行的土地流转政策对于家庭总人数多和非农收入比重低的农民土地转出意愿的影响力较强,对于文化程度低的农民土地转出行为、非农收入比重高的农民土地转入行为的推动力较强,从而找到了政策提升农民土地转出/转入行为的途径。

关键词 :土地流转;意愿;行为;元分析;调节分析

中图分类号:F3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3240(2015)07-0069-05

收稿日期:2015-04-15

作者简介:吕东辉(1967-),辽宁康平人,吉林大学生物与农业工程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 农业经济管理与系统工程、农产品期货市场与国际贸易;张桂颖(1981-),吉林通化人,吉林大学生物与农业工程学院博士研究生,通化师范学院数学学院讲师,研究方向:农业经济管理与系统工程。

土地流转是近几年来国内学术界研究的热点问题。土地流转能优化土地资源配置、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加快农民增收和农业结构调整,是中国农业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农民是土地流转市场的主体,直接参与土地资源的配置,农民所持态度直接影响着土地流转的效率,其意愿对实际的行为具有很强的导向性和影响力,对于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及其机制和模式选择有着根本性的影响。不顾农民的意愿而强制推行的土地流转模式终将失败。研究农民土地流转意愿行为的影响因素,有利于更好地把握农民土地流转的规模、速度以及解决由此而可能产生的一些纠纷,从而有利于更好地解决农村土地流转问题。

一、文献综述

为了更好解决我国农村土地流转问题,自2002年开始国内学者就从不同的角度高度关注了农民土地流转意愿与行为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大量量化实证研究。Feng, S. and Heerink, N.(2008)验证了土地租赁与劳动力转移之间的负相关关系[1],这与石敏和李琴(2014)[2]的观点相反。Huang(2012)、赵光和李放(2012)认为非农就业的出现会促进农户转出耕地[3][4]。黎霆等(2009)、杨丹和高汉(2012)分别认为劳动能力和地权稳定性预期、信贷资金可得性是影响农户参与土地流转的重要因素[5][6]。罗必良和郑燕丽(2012)、聂建亮和钟涨宝(2014)分别研究了农户产权行为能力、分化程度对土地流转行为的影响[7][8]。这些研究绝大部分样本数据都来自于对某一省(市、县)农民进行的抽样调查,单个样本量偏小不具有普遍性,且研究结论分歧大不具有一致性。本文以这些研究结果为数据基础关注两方面问题:第一,在国内关于各因素对农民土地流转意愿与行为影响的研究结论分歧如此大的情况下,应该如何评估各主要因素的影响?第二,中央推出并陆续实施了一系列土地流转政策,并加大对政策的宣传,那么日渐完善的土地流转政策会从哪些途径提升农民土地流转的意愿与行为?政策推动农民土地流转意愿与行为的效果对于不同农民有何差异?本文将对上述问题运用元分析的方法给予定量化解答。元分析近十几年来在管理学、经济学领域受到诸多的关注,但是在农业经济领域的应用甚少。目前为止,还没有关于土地流转方面的元分析研究,也没有关于政策如何影响土地流转的定量研究。

二、数据与模型

结合本文的研究目的进行精细的筛选,纳入元分析的关于农民的土地转出意愿/转入意愿/转出行为/转入行为的有效原始文献有45/34/49/42篇,样本量为23111/20794/35752/32795,覆盖了全国22/20/25/24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中国知网,万方数据库,维普数据库)。这些文献基本使用的都是logistic模型,对采用probit模型的系数先转化成了logistic系数以后才使用(本文所用元分析的原始文献检索截止到2014年11月,详细目录可向作者索要)。

本文以系数估计值作为效应值 (对于一些单位不统一的连续变量选用发生比),系数估计值的方差(标准误的平方)的倒数为权重 ,来计算汇总效应值

Q服从χ2(ki-1)分布,若Q值大于相应的卡方临界值,则意味着平均效应值相对应的总体存在异质性,可以进一步探索主效应的调节变量。当效应值之间同质时,应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当效应值之间具有异质性时应采用随机效应模型。本文在判断调节变量的存在性问题上将理论分析和同质性检验结果相结合。进而以调节变量为自变量、效应值为因变量进行回归分析来进行调节效应估计,筛选出导致异质性的影响因素。

三、农民土地流转意愿与行为的影响因素:主效应分析结果

最后纳入主效应分析的土地转出/转入意愿的影响因素有12/10个,土地转出/转入行为的影响因素有11/8个 (借鉴Hunter和Schmidt(2004), Borenstein等(2009)的建议,并根据国际惯例将主效应分析中效应值个数的最小值定为5[9][10]),我们将其分类为个人特征(性别、文化程度、年龄)、家庭特征(家庭总人数、农/非农业劳动力人数、家庭总收入、人均纯收入、农业收入,是否参加社会保障)、土地流转特征(是否有土地流转中介组织)、生产特征(非农收入比重、耕地面积、人均耕地面积)、环境特征(与城镇的距离),其测量方式分为虚拟、定序、连续,分别对土地转出意愿、转入意愿、转出行为、转入行为的主效应分析和同质性检验,结果如下(下面的K表示效应值的数目,Q表示同质性检验统计量),由于篇幅关系我们只报告显著的结果:

1.土地转出意愿的主效应分析结果:文化程度(定序,K=22,Q=134.986)的汇总效应值为0.215;文化程度(连续,K=12,Q=27.702)的汇总效应值为149.442;年龄(定序,K=10,Q=315.536)的汇总效应值为-2.593;年龄(连续,K=31,Q=20830.04)的汇总效应值为22.487;家庭总人数(连续,K=21,Q=160.989) 的汇总效应值为-3.229;农业劳动力人数(连续,K=17,Q=33.274)的汇总效应值为-16.559;家庭总收入(连续,K=7,Q=0.329)的汇总效应值为1.132;人均纯收入(连续,K=5,Q=8.825)的汇总效应值为1.803;非农收入比重(定序,K=5,Q=68.191) 的汇总效应值为0.843;非农收入比重(连续,K=8,Q=17.33)的汇总效应值为1.337。根据Q值与相应的卡方临界值的比较,只有性别、家庭总收入、人均纯收入和农业收入采用了固定效应模型,其余均采用的随机效应模型。

2.土地转入意愿的主效应分析结果:性别(虚拟,K=7,Q=19.649)的汇总效应值为-1.561;文化程度(定序,K=17,Q=61.354)的汇总效应值为-36.21;年龄(定序,K=10,Q=220.608) 的汇总效应值为4.232;年龄(连续,K=21,Q=253.005)的汇总效应值为-207.343;家庭总人数(连续,K=17,Q=118.231)的汇总效应值为-24.869;农业劳动力人数(连续,K=13,Q=64.934) 的汇总效应值为1.703;农业收入(连续,K=7,Q=6.468)的汇总效应值为1.753;非农收入比重(定序,K=5,Q=72.869)的汇总效应值为-0.742;非农收入比重(连续,K=6,Q=13.995)的汇总效应值为-378.415;耕地面积(连续,K=14,Q=2.333)的汇总效应值为1.065;人均耕地面积(连续,K=8,Q=0.975)的汇总效应值为1.073。其中文化程度(连续)、家庭总收入、农业收入、耕地面积和人均耕地面积采用了固定效应模型,其余均采用的随机效应模型。

3.土地转出行为的主效应分析结果:文化程度(定序,K=16,Q=12.488)的汇总效应值为0.184;文化程度(连续,K=14,Q=50.586)的汇总效应值为0.05;农业劳动力人数(连续,K=19,Q=221.653)的汇总效应值为-0.683;非农劳动力人数(连续,K=11,Q=391.896)的汇总效应值为0.438;非农收入比重(连续,K=12,Q=93.375)的汇总效应值为0.046;耕地面积(连续,K=20,Q=4.188E+12)的汇总效应值为473627100.3。其中性别、与城镇的距离和文化程度(定序)采用了固定效应模型,其余均采用的随机效应模型。

4.土地转入行为的主效应分析结果:文化程度(定序,K=11,Q=27.129)的汇总效应值为0.306;文化程度(连续,K=13,Q=49.632)的汇总效应值为-0.064;农业劳动力人数(连续,K=14,Q=59.592)的汇总效应值为0.14;非农收入比重(连续,K=13,Q=3966.036)的汇总效应值为-0.225;耕地面积(连续,K=18,Q=7927603913)的汇总效应值为16565.423;人均耕地面积(连续,K=16,Q=0.698)的汇总效应值为0.978;与城镇的距离(连续,K=5,Q=0.135) 的汇总效应值为1.053。其中与城镇的距离和人均耕地面积采用了固定效应模型,其余均采用的随机效应模型。

出现以上结果的可能原因是:

1.农民的个人特征当中,农民的性别对土地转入的意愿影响显著为负。说明男性的转入意愿弱于女性,这是因为农村男性相较于女性,与外界发生联系多,拥有的信息量多,适应社会的能力较强,更愿意从事非农产业。农民的文化程度对土地转出(入)意愿的影响显著为正(负);对土地转出行为的影响显著为正;对农民土地转入行为则有双向的影响。这是因为一方面,文化程度越高的农民,其见识阅历越丰富,对国家关于农村发展的相关政策也越了解,在非农技能方面有一定的优势,获得非农就业的机会较多,就业的稳定性较强,非农就业收入的水平也较高,因而愿意转出土地而不愿转入。另一方面,文化程度较高的农民,接受新知识,应用新技术能力较强,因而出于发展现代农业的考虑会出现扩大经营规模的行为。但由于当前农业比较收益低,这部分农民相对较少。农民年龄对土地转出/转入意愿具有显著的双向影响。一方面,年龄较大的农民,农业生产经验丰富,收入来源有限,又很难寻找各种非农就业机会。另一方面,年龄越大,劳动能力越弱。

2.在农民的家庭特征当中,家庭的人均纯收入对土地转出意愿影响的发生比大于1。说明土地转出的发生率在人均纯收入高的农民家庭大些。这是因为家庭的人均纯收入反映了农民的富裕程度,人均纯收入越高的农民家庭生活水平相对越高,越愿意从事比较收益较高的非农产业。农民家庭总人数和农业劳动力人数都反映了家庭的人力资源的丰富程度。尤其是劳动力人数更是一个专业、精细的指标。家庭总人数对于土地转出/转入的意愿的影响显著为负。一方面,家庭人数越多,土地越容易成为养家糊口的生产资料,此外人口多拥有的耕地也较多有利于农民集中经营。另一方面,农业与其它产业相比,比较收益低、经营风险大,而且农民从事二、三产业的机会增多,当家庭面临较大人口压力时,转入更多土地反而会使从事农业的机会成本增加,因而从事非农就业是理性选择。农业劳动力人数对农民土地转出(入)意愿/行为有显著的负(正)向影响。而非农劳动力人数对农民土地转出行为有显著地正向影响。这是因为农业劳动力人数越多说明整个家庭以土地为生的人数越多,越依赖土地,因而越愿意转入土地扩大规模,以提高农业经营的收入。而家庭中非农劳动力人数多则说明家庭中的非农收入比重较大,家庭对于农地的依赖性不高,进而土地转出的几率增加。家庭总收入对土地转出意愿的影响的发生比大于1。家庭总收入高一般都是非农收入高,或者是从土地转出中获得了较高收益,因而更增加了土地转出的信心。农业收入对土地转入意愿的影响的发生比大于1。农业收入反映了耕地对于家庭收入的贡献,因此农业收入高的农民更倾向于转入土地。

3.农民的生产特征中,非农收入比重对土地转出(入)意愿/行为的影响显著为正(负)。这是因为家庭非农收入比重能反映出土地对农民家庭的重要性,非农收入所占比重越高,说明农业收益对家庭的重要性越低,农民的土地情结越淡化。耕地面积对土地转入意愿、对土地转出/入行为影响的发生比均大于1。说明土地转出/入的发生率在耕地面积大的农民家庭大些。这是因为一方面,耕地面积越多,耕作压力越大,当家庭劳动力不足、种植成本高或想从事非农产业时,农民可能会转出农地。另一方面,耕地面积越多,土地成片的可能性越大,一些种田能手可以通过先进的技术和经验,进行规模经营,因而愿意转入更多农地。人均耕地面积对于土地转入意愿影响的发生比大于1,而对土地转入行为影响的发生比小于1。说明人均耕地面积少的农民愿意转入土地但是却很少发生转入的行为。虽然理论上人均耕地面积多有助于取得规模经营收益,但当前农业比较效益低下,农民种地仅是为了粮食自给,追求家庭收益最大化必然倾向于从事非农产业。

4.在环境特征中,与城镇的距离对农民土地转入行为的影响的发生比大于1。说明距离城镇远的农民愿意转入土地。一般来讲,距离城镇近的农民由于小城镇和现代农业发展速度快,对土地需求大。这里结果与常理相悖,可能原因是对“与城镇的距离”做主效应时的效应值个数过少。

四、政策提升农民土地流转意愿与行为的途径:调节效应分析

自1984年中央1号文件农地产权的可转让性问题有所体现之后相关研究已经跨越了30年,并且,农业部为引导农村土地有序流转已经确定33个市(县,区)为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规范化管理和服务试点地区。因此,时间点的探索以及样本采集地是否是试点地区可能会影响研究结果。

首先,我们将的时间作为一个调节变量,即将2014年与研究年份之差作为研究时间点这一变量的观测数据进行元回归,回归对于样本量的个数的限制为6。其次,将样本采集地是否为试点地区作为一个调节变量,采用0-1变量为因变量进行元回归。根据Hunter和Schmidt(2004)、Borenstein等(2009)的建议,政策调节前后效应值之差最小值为3[9][10]。

由于篇幅限制,只报告有调节作用的显著结果:

1.时间点的调节效应结果:时间点对土地转出/转入行为,土地转入意愿均没有调节作用,而对土地转出意愿中家庭总人数(调节系数为-0.124,P值为0.097)和非农收入比重(调节系数为-0.724,P值为0.068)起到了调节作用。具体点说时间点对家庭总人数和非农收入比重影响农民土地转出意愿的程度有显著的负调节效应。前文我们验证过家庭总人数多的农民土地转出意愿较弱,并且非农收入比重高的农民更倾向于土地转出。由此说明随着时间的变化,政策越完善对于家庭总人数多和非农收入比重低的农民土地转出意愿作用越强。

2.样本采集地是否是试点地区的调节效应结果:样本采集地是否是试点对土地转出/转入意愿没有调节作用,对土地转出行为中的文化程度(调节系数为-0.23,P值为0.047)、土地转入行为中的非农收入比重(调节系数为-4.997,P值为0.05)有调节作用。具体点说样本采集地是否为试点地区对文化程度影响农民土地转出行为的程度的调节效应显著为负,对非农收入比重影响农民土地转入行为的程度的调节效应显著为负。前文验证过文化程度高的农民容易发生土地转出的行为,而非农收入比重低的农民容易发生土地转入的行为。说明中央制定的政策对文化程度低的农民土地转出行为、非农收入比重高的农民土地转入行为的促进作用更大。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一)主要结论

1.通过对土地转出意愿的主效应分析发现对农民土地转出意愿有显著正向影响的因素有文化程度、年龄(连续)、家庭总收入、人均纯收入、非农收入比重;有显著负向影响的因素有年龄(定序)、家庭总人数、农业劳动力人数;而性别、农业收入、是否有土地流转中介组织、耕地面积、人均耕地面积则无显著影响。

2.通过对土地转入意愿的主效应分析发现对农民土地转入意愿有显著正向影响的因素有年龄(定序)、农业劳动力人数、农业收入、耕地面积、人均耕地面积;有显著负向影响的因素有性别、文化程度(定序)、年龄(连续)、家庭总人数、非农收入比重;而文化程度(连续)、家庭总收入则无显著影响。

3.通过对土地转出行为的主效应分析发现对农民土地转出行为有显著正向影响的因素有文化程度、非农劳动力人数、非农收入比重、耕地面积;有显著负向影响的因素有农业劳动力人数;而性别、年龄、家庭总人数、是否参加社会保障、人均耕地面积、与城镇的距离则无显著影响。

4 .通过对土地转入行为的主效应分析发现对农民土地转入行为有显著正向影响的因素有文化程度(定序)、农业劳动力人数、耕地面积、与城镇的距离;有显著负向影响的因素有文化程度(连续)、非农收入比重、人均耕地面积;而年龄、家庭总人数、非农劳动力人数无显著影响。

5.影响农民土地转出意愿与行为的共同因素有文化程度、农业劳动力人数、非农收入比重,且方向相同;而影响农民土地转入意愿与行为的共同因素有文化程度、农业劳动力人数、非农收入比重、(人均)耕地面积,其中除人均耕地面积外方向均相同。

6.调节分析发现,日渐完善的土地流转政策对农民土地转出意愿的推动强度与农民家庭总人数、非农收入比重显著负相关,对于家庭总人数多和非农收入比重低的农民作用较强。而对农民土地转出行为的推动强度与农民的文化程度显著负相关,对于文化程度低得农民作用较强。对农民土地转入行为的推动强度与农民的非农收入比重显著负相关,对于非农收入比重高的农民作用较强。

(二)政策建议及结论

1.扩大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空间,加强技术技能培训,实现剩余劳动力转移。政府应当大力发展非农产业,积极引导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 为农民土地流转创造先决条件。同时应开展对农民的公益性就业技能培训,提高其从事非农产业的竞争能力。而劳动力转移能否促进土地流转则取决于城乡统筹发展,因而政府需要不断的完善相关配套的户籍、养老、医疗、教育等制度,为促进土地流转提供有力的社会环境。

2.搞好信息服务。当前农民土地流转意愿与行为是有偏差的,尤其是需求。政府需要做的就是尽可能的收集和公布信息, 在政策和财政上进一步加强对农业的扶持力度,提高农业比较收益,让农民的转入意愿尽快地转化为现实。

3.政策应继续倾向于对文化程度低的农民的土地转出、非农收入比重高的农民的土地转入行为的推动。中央日渐完善的土地流转政策已然能够促进文化程度低的农民的土地流转供给和非农收入比重高的农民的土地流转需求。中央不断地创新现行土地流转制度, 政府加大宣传力度,加强对农村劳动者的培训,使得农民可以通过土地转出获得土地收益同时又学会了多种技能从事非农产业,提高了土地流转的供给。非农收入比重高的农民通常文化素质都比较高,掌握较多的科学技术的青壮年劳动力。在当前比较收益低下的情况下,这部分人群多数选择非农就业,造成农民转出土地动力极强,而转入土地的动力极弱。中央制定的政策转变了这部分人群的思想,使得他们愿意通过规模化、集约化、产业化经营来获得较高的农业收益,进而提高了土地流转的需求。/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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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HUNTER,J.E.,SCHMIDT,F.L.Methods of Meta-analysis: Correcting Error and Bias in Research Findings[M]. New York: Sage Publications, Inc, 2004.

第3篇

关键词:转投资;资本结构;成本效应;共担保效应;内部融资市场效应

一、引言

近年来,我国公司规模与收入不断地扩大,基于分散风险的考虑或者为了探索新的多元化投资领域,转投资(Reinvestment)活动在上市公司以及企业集团中普遍存在。企业为了追求快速、稳定地成长,往往采取多元化经营策略,对其他公司进行转投资活动,转投资对财务报表的影响表现在投资收益或者股利收入。此外,由于国内外经济环境的变迁与我国产业结构的转变,许多公司选择以合资或独资方式转投资其他公司,从事多元化经营,企业转投资行为影响着企业的绩效以及价值的成长,而投资计划的进行依赖于企业融资决策的配合。本文主要关注企业转投资活动与资本结构的关系,转投资活动是否实现了预期的效果,并在实际的表现中是哪种效应更为明显,同时为上市公司的转投资活动提供理论的分析模式。

从(表1)以及(图1)中可以看到,我国上市公司负债比率以及转投资比率(长期股权投资与总资产的比率)的变化趋势。上市公司的平均资产负债比率变化不大,2000年比率有所下降,而2001年则提高了近4%,此后稳步上升,而转投资比率大约在6%~7.5%之间,波动不大,到2000年达到7.31%后呈现下降趋势,但仍然高于1998年的6.13%。可见上市公司的转投资行为长期存在,并且在不同的年份有所调整,同时转投资也具有时间的依赖性,前期的转投资会存在若干年,具有长期的效应。

二、研究假设

企业的转投资是指企业简单投资于其他公司而持有其公司股权的行为。企业转投资行为与企业多元化动机密切相关,关于企业转投资行为,Weston&Copeland(1986)指出有以下优点:一是转投资能够以较低成本从事新的产业,相对于新成立的公司而言,可以在较低成本条件下获得资源共享与投资收益。二是分散风险,相对于拥有较多的事业部而言的单一复合式企业,若将各事业部各自独立成立公司,可使得各个公司的风险相互独立,不至于影响到其他被投资公司及投资公司本身。三是投资时可以不经过投资方的同意。转投资公司可以从股票市场上直接买入被投资公司的股票,以取得控制权,而不必经过被投资公司的同意。与转投资相关的主要理论有成本、共担保效应与内部资金市场等理论。Jensen&Meckling(1976)认为,当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人为追求个人的最大效用,造成个人在职位上的特权消费等,降低企业的价值,从而产生成本。Amihud&Lev(1981)认为人可能的特权消费倾向之一,即是利用多元化投资策略,降低经营风险。而债务作为公司治理的工具将减少这种成本,阻止企业的管理者通过转投资行为降低企业的价值(Jensenm,1986)。因此,从成本的角度看,可以得出假设:

H1:企业转投资与资本结构呈现负相关关系,即转投资比率较高的企业,其负债比率则较低

Teece(1982)认为当企业的产品市场需求减少,并且面对较低的需求弹性,企业将产生超额生产能力的剩余资源,为了增加资源的利用效率,企业会采取多元化的活动,将企业的剩余资源用到新的市场当中。Reed&Luffman(1986)也认为企业为避免受到经济周期与季节性波动的影响,利用转投资方式进行多元化,以降低企业经营风险。因此,转投资可以产生共担保效应(Lewellen,1971),即企业从事利用剩余资源投资于本企业并不完全相关的业务中可以降低企业的经营风险。这种共担保效应对企业的负债能力有正面的效应。短期投资可以有效地利用短期闲置资金达到获利目的,而长期投资的主要目的在于通过跨行业的多元化经营分散风险。Chatterjee(1986)与Carter(1997)认为公司转投资其他企业可以享受多元化经营的优势,并在研发、产销及采购制度的运用等方面享受规模经济的利益,达到提高综合绩效的作用,从而加强企业的竞争优势。企业的转投资方式涉及其他行业的其他领域,可以充分利用投资公司的各种资源特别是无形资产、品牌等无形资源。因此从事转投资可以降低风险、增加经济规模效益从而提高获利能力与竞争优势。因此企业的财务杠杆会因为企业的转投资而放大,并且转投资比率越大,转投资行为所造成的负债率扩大幅度就越大。因此,从共担保效应角度,可以得出假设:

H2:企业转投资与资本结构呈现正相关关系,即转投资比率较高的企业,其负债比率也较高

同时多元化的转投资行为也存在着内部融资市场效应。Williamson(1975),Stein(1997)提出由于信息不对称以及成本的存在,公司或者集团可能无法顺利向外部资本市场融资或者融资成本过高,这时由于多元化所产生的内部资金市场将提供公司迅速的融资渠道与所需的资金。这样,多元化的存在所产生的内部融资市场将减少企业对外部融资渠道的依赖,从而减少企业的负债比率。另外,从企业的绩效方面来看,多元化的绩效主要有范围经济,增加市场竞争力。Berry(1975)、Rosenbery(1977)与Carter(1977)对财富“500强”大企业为样本做研究,均发现企业的多样化程度与企业绩效有正相关关系,Simmonds(1990)运用会计衡量指标即总资产收益率、净资产收益率来衡量绩效,结果发现企业的多元化程度愈高,其绩效越好。即转投资比率较高的企业,其盈利能力较高。因此,我们也预测转投资与绩效的关系为正相关关系。由于存在内部资金市场而且内源融资的成本远小于债务这样的外源性融资,因此,企业盈利能力的提高将降低企业使用债务融资的可能性,内源性融资代替外源性融资,从而降低企业的负债比率。这样,企业的转投资行为可以提高企业的盈利能力,产生充裕的内部资金,从而企业更多地利用内部资金市场进行内源性融资,降低其负债比率,因此,从内部融资市场角度,提出假设:

H3:由于多元化的内部融资市场效应,转投资与资本结构呈负相关,即转投资比率较高的企业,其负债比率则较低

三、数据、样本及变量设计

本文选择了1998年以前在深沪两市上市的A股公司,考察了1998年至2002年五年的情况。其中剔除了ST、PT公司以及部分数据缺失的公司样本,共得到样本公司669个。同时采用Panel数据回归,共得到样本点3345个。本文的研究需要资本结构及其影响因素的财务数据,这些数据来源于深圳国泰安信息公司开发的《中国股票上市公司财务数据库V2.1》。根据以往的研究文献,影响企业资本结构的主要因素可以概括:行业、资本市场、盈利能力、规模、成长性、资产担保价值和非负债税收利益。国内研究资本结构影响因素的实证文章较少,陆正飞、辛宇(1998);洪锡熙、沈艺峰(2000)均以行业、盈利能力、规模、成长性、资产担保价值为影响

资本结构的主要因素。洪锡熙、沈艺峰(2000)的实证研究表明企业规模与盈利能力两个因素对资本结构有显著的影响,而公司权益、企业的成长性以及产业等因素对资本结构则没有显著作用。因此,我们选用企业规模与盈利能力作为企业资本结构回归模型的控制变量。

变量定义如下:(1)资本结构。也即是企业的杠杆比率或者负债比率,学术界有三种衡量的方法:一是总负债,总资产;二是总负债/股东权益;三是长期负债/总资产。本文采用总负债/总资产来定义资本结构,我国上市公司长期债务相对较少或者没有长期债务,因此本文采用总负债,总资产来衡量资本结构能够较为全面地反映企业的债务水平。(2)转投资比率。Bergsman&Shen(1995),Cassou(1997)等均以长期投资为转投资的替代变量。转投资比率为衡量长期投资占总资产的比重,用以评价公司转投资其他公司占全部资产的比率,从而来衡量公司转投资程度。本文采用长期股权投资占总资产的比重来衡量转投资比率。(3)盈利能力。Titman&Wessels(1988)以营业净利,营业收入、营业净利/总资产两项变量来代表营业能力,Baskin(1989)则以息税前利润(EBIT)/总资产来衡量企业的盈利能力,本文采用净利率即净利润与主营业务收入的比值作为盈利能力的指标,这与陆正飞、辛字(1998)、洪锡熙、沈艺峰(2000)的研究所选指标一致。(4)企业规模。Scott&Martin(1975)、Ferri&Jones(1979)以及Kim&Sorensen(1986)等均以总资产的账面价值来衡量公司规模的大小,本文采用总资产的账面价值作为规模变量,并根据以往文献的处理方法,用总资产的自然对数作为回归模型中的企业规模的替代变量,这与陆正飞、辛宇(1998)所选用的指标相同。

四、实证结果分析

从(表2)看,样本公司的负债比率最大值为85.16%,而最小值为1.17%,可以说样本公司中财务保守行为与冒进行为同时存在,样本的均值为42.33%低于全部上市公司的平均数近4.6%,而转投资比率最大值为60.01%,占到总资产的一半以上,而平均值为7.23%,与全部上市公司的平均值接近,说明ST、PT公司由于负债率相对较高,其对不同样本的负债比率影响较大,而ST、PT公司的转投资行为与非ST、PT公司差异不大。本文使用了SPSS软件对样本数据进行了回归检验,从回归结果中我们看到,F值为85.652,回归模型在统计上是高度显著的,因此可以用来进行结构分析。从(表3)中可以看出转投资与资本结构之间的关系。转投资比率的系数为负,并且在5%水平上是显著的,说明企业的转投资比率与资本结构呈现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转投资的增加将降低企业的负债比率,同时我们的回归分析验证了我们提出的假设1与假设3,即转投资所表现出的成本效应与内部融资市场效应明显,而共担保效应并不显著,这也说明企业进行多元化投资,主要的目的是为了解决成本问题,并通过转投资来追求额外的收益,这些通过转投资而获得的收益可以解决企业的资本需求,减少对外部资金的依赖性,而转投资在降低企业风险方面的效应并不明显。从其他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来看,盈利能力变量(净利率)的系数为负,系数在1%的水平上是显著的,这与以往的研究的结果(陆正飞、辛宇,1998)相一致,同时也与前面企业盈利能力的提高导致内源性融资代替外源性融资并可以降低负债比率的假设相一致,说明了企业盈利能力越强,所产生的现金流量越能够满足其生产经营的需要,企业越不必向外部进行债务融资,因此两者呈现负相关关系。规模变量(企业总资产的自然对数)的系数为正,而且系数在1%水平上显著,说明企业的规模对资本结构有显著的影响,而且企业的规模越大,其负债能力越强,越有可能保持较高水平的负债,两者的正相关关系与以往的研究(洪锡熙、沈艺峰,2000)相一致。

同时我们对转投资与企业的绩效指标(用净利率来表示)进行了相关分析,从(表4)中用面板数据得出的Pearson统计量(双尾检验)为0.102,采用五年平均的数据得出的Pearson统计量(双尾检验)为0.181,两个统计量都是在1%的水平下显著的,因此,也说明了转投资与企业的盈利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企业的转投资确实能够提高企业的盈利能力,也进一步验证了本文提出的假设3。

第4篇

个人转正工作总结有哪些?回顾过去,有许多进步和提高,同时也存在一些不足;展望未来,应当发扬自身的优点与长处,克服不足。共同阅读个人转正工作总结怎么写【5篇精选】,请您阅读!

个人转正工作总结1两个月试用期已经从前,我对本人所从事的出纳工作已经比拟熟习,也能胜任这项工作。以前在会计师事务所做业务助理工作时,对出纳的工作情况比较懂得。而且在这两个月里,我在公司_总和_会计的引导下,在公司同仁的援助下,在新的岗位中,我对本公司经营模式和治理制度有了全新的意识和深入的学习。现对本职工作总结如下:

一、一个人面对新的城市、新的工作,所有都将是新开始,都有一个从生疏到熟悉及粗通的过程,万事开头难,一个良好的心态――虚心的、踊跃的心态是干好所有工作的基础。刚开端的多少天是关键,于是我努力把自己的心态调解到最佳,以适应新的环境、应答新的工作挑战。

二、在这期间,在财务和内勤上我作了如下具体工作。

1、严格按照财务轨制的请求,办理费用报销,现金、支票的收付业务。

2、每月第八个工作日按时作好单位职工的薪金发放。

3、及时登记现金、银行存款日记帐。

月末编制出纳报告单。

4、填写税务申报表。

5、实现财务负责人交待的工作。

经过两个月的试用期,我在工作也取得了一些功能。出纳工作看似简单,做起来却难,以前的工作教训对我从事新的工作有一定的帮助,但很多事件还需要从新意识跟懂得,学习跟实际彼此融合才华产出成果,成绩的获得离不开单位领导的耐心教诲和无形的言教,离不开公司同仁的关心和支持。

三、要作好出纳工作绝不可能用“轻松”来形容,绝非“雕虫小技”,它是经济工作的第一线,财务收支的关口,在公司的经营管理中占据重要的地位。作为一个合格的出纳,必须具备以下的基本恳求:一.学习、理解和把持政策法规和公司制度,一直先进自己的业务水平和常识技能。二.学会制订本职岗位工作内部控制制度,发挥财务操纵、监督的作用。三.出纳职员要遵守良好的职业道德。四.出纳人员要有较强的保险意识,现金、有价证券、票据、各种印鉴,既要有内部的保留分工,各负其责,并相互牵制。四.很好的沟通才能。特别是和工商、税务、社保等单位的外联沟通才干。当然,在今后的工作中除了遵照以上的基本四点外,我还要始终的尽力学习国家出台的新的财经法律法规和提高的企业管理制度,以适应不断变革的社会环境和今后公司发展的工作。

以上是我对自己两个月工作的一些领会和总结。在当前的工作和学习中我还将不懈的努力和拼搏,与时俱进,做好本职工作,与公司的发展同步。同时,我要特殊感谢公司领导和各位同仁在工作和生活中给予我的支撑和关怀,这是对我工作最大确实定和激励,我诚挚的表示感激!

个人转正工作总结2转正答辩是公司试用期员工转正管理中设定的一个环节,同时也是试用期员工转正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是对试用期员工进行管理的最后一个环节,在新员工入职后满足转正条件的均可申请转正,经部门领导同意其申请后,便进入试用期员工转正答辩环节,答辩环节结束后由人事部开始走转正审批流程,审批流程结束则代表转正手续结束。

对这项工作的认识

正式接触人事工作将近一年,在这段时间里试用期员工转正成了我人事工作的一项重要工作内容。每个月及时安排试用期员工的转正答辩事宜,截止目前共完成办理40余名新同事的转正,在办理这些转正事宜的过程中,我对这项工作有了很多新的认识,也学到了很多东西,对公司各部门有了更多的了解。

一、这是一份有生命的工作

转正答辩和其他工作一样,就像每月的例行事务,有固定的工作流程,每个月都会有试用期员工需转正。将近一年的接触,我对这项工作的感觉是可以交流沟通,有生命的工作,相比其他工作而言,它的内容更加丰富,更具活力。也正是因为如此我开始喜欢上了这项工作。首先,这份工作让我对公司业务,及各部门各不同岗位不同层级的工作职责有了进一步的了解,虽然不能说的很全面,但从试用期员工的述职中,我能大致了解到该员工(或该岗位)大致的工作内容,譬如,设计师,成本管理,以及项目公司的工程师岗位,招商以及文化公司的文化研究等岗位的工作内容,都是通过新员工的答辩述职中学习了解到的;其次,从员工的述职过程,我能看到他们身上的很多优点,同时也能从他们身上看到自身很多需要提升的地方,他们工作的思维模式及对工作的专注度和执着都是值得我学习的地方,例如本月刚进行转正答辩的几位同事,投资副总李磊,招商经理洪强,信息专员张三,虽然部门岗位职责各不相同,但有一点是共通的,不论什么工作什么岗位都需要自身不断的学习,不断的总结才能进步,同时他们对工作的热情积极主动,以及演讲口才都是值得我学习进步的地方。当然,能和公司新同事一起见证他们正式转正的时刻,本身就是一件很开心很幸运的事情。虽然是同样的例行事务,固定的流程手续,但每一次转正,无论是对试用期员工,部门,还是在场的每位同事而言,都是一次全新的审视,一次坦诚的沟通,每次的转正都各具特色,他可以让每一个人从中收获各自所需的东西,所以我把它理解成一份有生命力的工作。

二、这是一个不可或缺的环节

在工作的过程中,我逐渐体会到了员工试用期的管理的重要性,一方面他可以帮助我们进一步识别优秀的员工,作为招聘甄选环节的补充,另一个方面也可以帮助新员工尽快渡过磨合期,真正融入企业,产生期望中的高绩效。

刚开始我以为这只是一种形式,走过场,但经过几次转正答辩我很快地纠正了自己的想法,因为我切实体会到了转正答辩存在的意义,也懂得当时顾总对我说的公司传承的东西我们不能轻易去改变,除非你有更好地想法,否则他肯定有其存在的必要性。首先,这是一个比较正式的沟通机会,而且是作为转正的必经程序,所以员工都比较重视这次答辩会。通过

回顾试用期期间几个月的工作,总结自己的得失,也会是一种显著的进步。部门领导也可借此机会,总结;其次,在这个场合,大家都比较坦诚,对做得好的地方予以肯定,对存在的不足提出改进的期望,新员工谈谈对公司对工作的感受,让人深受感染,这是一个团队氛围的体现,或许潜移默化中也是公司文化氛围的体现。例如,有同事在转正时说刚进公司,感觉公司的氛围特别友好,部门同事间关系也很融洽,也有一些同事提出公司的OA报销流程需要改进,需要加强公司文化建设等等建议,这些对公司的进步发展也是弥足珍贵的。

个人转正工作总结3虽然试用期转正答辩会也许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决定一个员工是否会转正,实际上大多数时候,在试用期过程中以及答辩会前,我们都已经得出他是否该转正的结论,但即使是作为一个形式,也有它存在的必要性,那就是管理沟通的机会。这种沟通的机会也可以理解为它是公司的一个窗口,员工以及公司双方都可以通过这种方式来提出自己的要求,以求更好地完成工作。在进行转正答辩工作安排跟进的过程中,我做了一个大致总结,具体内容如下:

一、试用期员工平时的工作动向

在答辩中每个试用期员工都会对自己6个月的工作进行总体的回顾及总结,在他们述职的过程中能看出很多新员工到职后基本能适应各自岗位的工作,从答辩过程中也可以看出公司的带教人及部门领导对新员工平时的工作都做了一定的要求,而且新员工入职后工作主要是和带教人接触,带教人和新员工平时的沟通也比较多。譬如,利坤项目部土建工程师的答辩中,能看出袁总平时与下级员工的沟通很多,而且要求很明确,从中也能看出领导对新员工的一个发展及培养方向。

二、对公司提出建议

在答辩的过程中,收集到了很多新员工提出的建议,总结出可归纳为以下几点:1、加强公司企业文化建设,加强公司员工关系的管理,增强新员工的企业归属感。几乎有过半数的试用期员工提出了这项建议,因为新员工进来感受不到企业的核心价值,也没有感觉被浓厚的企业文化渲染,甚至有部分新员工在试用期答辩时还没弄清楚公司的组织架构及组成部分,这些很难加强员工的企业归属感,部分同事也提出可以多组织公司的员工活动,这样不但可以增进不同部门间同事的了解,也可以增强员工的企业归属感;2、适当丰富各部门各条线的专业培训资源。这也是每位新员工提出的建议,也许13年的学习年让公司形成了很好的学习氛围,各新员工都很热衷于学习,力求扩宽自己专业知识的深度和广度,从而在更好地做好工作的同时也提高了自己;3、公司OA流程的完善提升,这项意见也是很多员工在答辩时提到的,OA系统和每位部门员工的工作息息相关,在提建议的时候主要是认为OA系统的报销流程过于繁琐或复杂,不过这些在提出时,公司也尽可能地进行了调整,如公司之前实行的出差报销流程。当然其他还有涉及考勤,薪酬,激励等方面的意见。

我很认可这项工作,认为这是一个不可或缺的环节,当然,这也需要部门负责人(带教人)对此加以重视,因为这的确给员工及部门负责人(或带教人)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载体,也给新员工提供了一个很好信息窗口,他们可以说出自己的想法,不论对错,都会有人做解答,如果部门负责人也带着走形式的心态,或许这项环节就不可能最大限度,个人认为如果转正答辩能和员工培训,以及员工晋升考核等方面结合,例如在现有的答辩审批表上增加一些答辩过程的打分项,以及记录答辩的一些重要内容,那转正答辩环节的重要性或许会得到

进一步提升,同时也更能引起公司同事的重视。当然,公司领导层对答辩环节总体还是较为重视,至少在答辩的过程中他们能给员工提出中肯的意见和要求。

以上是我近一年对转正答辩的愚见,也是对这项工作的一个小结,如有因个人能力局限导致见解不够全面或偏见,还请领导指点!谢谢!

个人转正工作总结4根据岗位职责的要求,我的主要工作任务是

(1)负责对外宣传,具体包括工业园网站建设、二期招商画册的设计制作及参加相关展会等;

(2)日常接待工作;

(3)相关活动的策划及筹备;

(4)担任讲解工作;

(5)领导交办的其他工作。

通过完成上述工作,使我认识到一个称职的招商主管应当具有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流畅的文字写作能力、网站建设维护能力、大型活动的策划及筹备能力。目前我在网站建设、大型活动的策划方面存在不足。在网页制作的过程中我发现,Frontpaeg根本无法适应精美网页的制作要求,于是重新学习了新的网页制作软件DreamweaverM_及图形处理软件FireworksM_。目前我已熟悉了上述软件的常用功能并能运用其进行基本的网页制作及图形处理。为了让自己做一个称职的招商人员,我阅读了网上的部分策划案例,以便在以后的策划工作中有所帮助。

____年又是一个充满激情的一年,在今后的工作中,我将努力提高自身素质,克服不足,朝着以下几个方向努力:

1、学无止镜,时代的发展瞬息万变,各种学科知识日新月异。

我将坚持不懈地努力学习各种招商引资知识,并用于指导实践。

2、“业精于勤而荒于嬉”,在以后的工作中不断学习业务知识,通过多看、多学、多练来不断的提高自己的各项业务技能。

3、不断锻炼自己的胆识和毅力,提高自己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并在工作过程中慢慢克服急躁情绪,积极、热情、细致地的对待每一项工作。

个人转正工作总结5时光荏苒,20__年很快就过去了,回顾一年来的工作,紧张中伴随着充实,忙碌中伴随着喜悦。在体检科主任的正解带领下,较好的完成了科里布置的各项护理工作,在同事们的关心、支持和帮助下,思想、学习和工作等方面取得了新的进步。

在这一年里,积极参加医院组织的专科理论知识学习,积极学习各项新技术、新业务,认真学习做好笔记,为工作提供理论指导。作为一名年轻的体检科护士长,无时无刻都在高标准、严要求自己。始终铭记“细节决定成败”,工作中严格执行“三查八对”,防止医疗差错事故的发生。虚心向他人请教,积极改进工作方式方法,增强工作能力,提高专科护理知识,提高护理服务质量,提高护理操作技术。对体检科科室引进的新仪器能熟练掌握。一年来,始终牢记“以体检客人为中心”的宗旨,对工作认真负责,对领导尊敬服从,圆满完成科室指派的各项特护任务。今后我将继续努力提高护理技术,争取做到“一针见血”,减轻体检客人痛苦;培养良好的心理素质,工作中不慌不忙,井然有序;认真学习专科知识,为专科工作提供理念依据。

第5篇

娄文妍、岳晓光(2012)提出用隐含语义统计模型结合的方法探讨企业资产结构和营运能力存在的相关性[5]。杜剑、刘洁(2013)以10家白酒企业上市公司为样本,采用逐步回归法,得出企业营运能力与盈利能力正相关,企业流动资产周转率的提升可以达到未来年度增加利润的目的[6]。知识经济时代,企业之间的竞争已不仅是物质与物质之间的竞争,更重要的是知识与知识的竞争。以知识为核心的智力资本,已经成为企业获取竞争优势、价值创造和绩效提升的战略性资源。学者南星恒(2013)认为智力资本是以个人智力资本为根源的、企业拥有的、能够创造价值的知识资本,这种知识资本是在企业内外环境共同作用的基础上形成的具有一定价值创造能力的组织知识[7]。同时,他将智力资本按三元论来进行划分,即将智力资本划分为人力资本、结构资本和关系资本,并将结构资本进一步划分为创新资本和流程资本。人力资本是员工知识与技能的总和,它凝结在个人体内,通过个人对物质的能动作用,使企业物质资本效用最大化。创新资本是企业投入于企业研发创新活动的资本,它是企业获取竞争优势的动力,其价值的实现在于企业各项专利技术或专有技术的形成。流程资本是企业投入用于维护企业内部良好运营,维持企业形象的资本。关系资本是企业为了保护其利益相关者(如客户、供应商、政府等)关系而投入的资本。马弗蒂斯(Marvidis,2004)以日本银行业为样本,研究智力资本与银行绩效的相关性,结果证明企业价值与物质资本有正相关性,但能够将智力资本良好运营的银行,其价值增值更为显著[8]。傅传锐(2007)选取2002~2004年A股信息技术业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得出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对企业绩效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随着公司业绩的不断提高,两者的效应分别表现出逐步增强和减弱的相反的趋势,只有在运营较佳的公司中结构资本才会对企业绩效产生积极影响[9]。李冬伟、李建良(2011)以我国高科技企业为样本,采用探索性和验证性因子分析的实证研究方法,以知识价值链为理论基础确定智力资本构成要素,研究结果表明,不同的智力资本要素在企业价值创造的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不同[10]。纵观国内外有关营运能力与企业智力资本的研究,大部分学者致力于营运能力影响企业盈利能力、资产结构和企业绩效以及智力资本与企业绩效、发展能力关系的研究,鲜有探索企业对智力资本的投入与企业营运能力的研究。因此本文从财务指标着手,考察智力资本投入与企业营运能力的相关关系。本研究拟运用实证研究的方法探讨智力资本与营运能力相关因素的关系,以进一步完善相关理论。

二、研究假设

企业的资产是指某一经济实体拥有或控制的、能够带来经济利益的全部资产。按照其流动性可将其分为流动资产与非流动资产。流动资产是企业具有流动性的资产,是企业进行盈利活动的主要工具。企业资产的流动性,一般是指企业资产转换为现金的能力。车嘉丽(2009)认为流动性可从短期和长期两个角度来考虑,长期流动性或结构流动性表现为资产和资本的最佳构成,影响企业现金获取的能力;短期的或实际的流动性,影响企业即时支付能力[11]。企业对智力资本的投入,目的是为了实现经济增长和收益的增加,从而实现资本增值。优质的员工培训、良好的流程运营、可靠的客户关系及企业具有活力的创新活动,都可以使企业现金获取能力增加,及时支付能力变强,也就是使企业资产具有流动性。长期资产,或称非流动资产,是企业持有的、没有及时变现意图的资产,其主要作用是维持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保证企业生产的有序进行。长期资产周转的快慢,主要由企业非流动资产存量及当期收入的实现来决定的。而智力资本是企业长期投资累计得到的结果。企业智力的结晶形成了智力资产,其变现能力差。企业对智力的投资决定了企业智力资产规模大小的同时,它又影响着企业其他长期资产的周转,企业内部流程的良好运营以及对利益相关者关系的投资决定了企业收入的实现,研发创新活动也可以提升企业营运能力,为企业创造价值。因此,企业对智力资本投资影响企业流动资产与非流动资产的过程,也就是影响企业总资产的过程。基于此,我们提出以下假设:H1:人力资本投入与企业总资产周转率存在正向关系。H2:关系资本投入与企业总资产周转率存在正向关系。H3:创新资本投入与企业总资产周转率存在正向关系。H4:流程资本投入与企业总资产周转率存在正向关系。针对以上假设,本文建立回归模型:TATit=α0+α1HCit+α2CCit+α3InCit+α4PCit+α5Size+α6Mperce+α7Bdiligent+α8Dposition+α9Committees+ε其中,it代表第i个样本第t期,IT表示存货周转率(InventoryTurnoverRatio),RT表示应收账款周转率(ReceivablesTurnoverRatio),CT表示流动资产周转率(CurrentAssetsTurnoverRatio),LT表示(LongTermAssetsTurnoverRatio),HC表示人力资本投入(HumanCapitalInvestment),CC表示关系资本投入(ClientCapitalInvestment),InC表示创新资本投入(InnovationCapitalInvestment),PC(Proce-dureCapitalInvestment)表示流程资本投入。此外,企业资产规模会影响规模效应、议价能力等,同时也会影响企业竞争力,导致绩效方面的差异,因此本文选用企业规模(SIZE)作为控制变量。而公司治理的好坏,也决定了企业营运效率是否良好。因此,本文也采用管理层持股比例(Mperce)、董事会勤勉度(Bdiligent)、两职合一(Dposition)以及四委个数(Committees)作为控制变量,以提高回归方程拟合程度。其中,①企业规模(SIZE):企业总资产的自然对数。②管理层持股比例(Mperce):管理层成员持股数/总股数。③董事会勤勉度(Bdiligent):Ln(1+董事会开会次数)。④两职合一(Dposition):董事长与总经理是否为同一人,是为1,否则为0。⑤四委个数(Committees):Ln(1+董事会专门委员会设立个数)。

三、实证研究

(一)变量选取

1.指标选择本文描述企业的营运能力,采用总资产周转率作为衡量指标。其度量指标,本文采用销售收入/期末总资产平均余额,期末总资产平均余额=[(期初总资产余额)+(期末总资产余额)]÷2。针对智力资本的指标选取,本文支持学者南星恒(2013)的观点,智力资本的形成都是企业从设立以来长期不断积累的结果,是智力资本投资的结果[7]。对于智力资本度量的指标选取上,进行如下改进:用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替代应付职工薪酬来描述人力资本投入,原因是企业各期计提的应付职工薪酬不一定都以现金方式分配给职工,各期应付职工薪酬中存在一部分重复;用2007年无形资产总额与6年研发支出合计额替代无形资产来描述创新资本,原因是企业无形资产里包含有与企业创新活动无关的土地使用权等,其对无形资产的影响较大,同时,我国大多数上市公司对研发活动的不重视导致研发支出为零,只用研发支出也无法完全反映出企业的创新资本;用管理费用代替各会计年度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原因是现金流量表中的该项目包括捐赠现金支出、罚款支出、支付的差旅费、业务招待费现金支出、支付的保险费等,其他现金流出如价值较大的,应单列项目反映,这一项目并不能够全面反映企业良好的内部运行,对流程资本的描述欠妥。2.数据样本选择本文选取新会计准则实施后2007~2012年间所有在上海和深圳证交所进行交易的A股上市公司作为初始样本(共1479家上市公司),并对样本公司按如下顺序进行筛选:(1)剔除新会计准则实施后上市的公司;(2)剔除期间曾被ST、PT以及退市的上市公司;(3)剔除期间任一年度所需变量数据缺失的上市公司。同时,根据中国证监会(CSRC)制定的《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2012年版),选择了沪深两市1040家上市公司2007~2012年间连续6年的平衡面板数据。所有财务数据取自CS-MAR(国泰安)数据库。

(二)实证分析

1.描述性统计从相关性分析表中可以看出:企业智力资本投入中,人力资本投入均值最大,流程资本投入次之,关系资本投入较少,而创新资本投入最小。关系资本标准差最大,流程资本标准差最小,总资产周转率均值为0.618,标准差为0.338。智力资本各要素与企业营运能力的相关关系中,总资产周转率与企业人力资本投入,关系资本投入和流程资本投入在1%的水平上存在正相关关系,说明企业智力资本的投入对企业营运能力存在积极的推动效应。而与创新资本的相关性并不显著,其原因可能是我国企业对研发创新活动的不重视导致的。控制变量与营运能力的相关性中,企业规模对总资产周转率、高管持股比例、两职合一、四委个数的相关性不显著,董事会勤勉度与总资产周转率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存在负相关关系。2.回归分析通过回归系数表可以看出,模型R2和Adj.R2均大于0,F值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说明该模型有较好的拟合度,可用该回归直线解释。D-W值在2附近,说明模型不存在自相关性。从其回归结果来看,上市公司总资产周转率与其人力资本投入、关系资本投入和流程资本投入存在正相关关系,且都通过了T检验,这支持了假设1、假设2与假设4,说明企业对人力资源、客户关系、流程维护的投入,能够提高企业的营运效率,而创新资本的投入与企业总资产周转率存在负相关关系,并且通过了T检验,拒绝了假设3,其原因一方面由于国内企业对研发创新活动的不重视,另一方面由于无形资产中包含了土地使用权的价值,致使对创新资本的度量不够精确。

四、结论与讨论

第6篇

【关键词】外输原油 提高温度 改进措施

1 目前路一转原油集输系统运行现状

路一计量接转站负责42口油井的加热、计量、外输任务,日产液量509m3。维持路一转正常运行的外输温度为40℃,2010年冬季路一转外输油温只有26℃,造成输油困难。

2011年初依据采油工艺配套方案井区新投油井4口,日产液量由468m3492m3。随着路一转日处理液量不断增多,路一转现有2台2001年11月份投产的HJ400-SY/6.4-2水套式加热炉,加热炉使用年限长,热效率低 ;无法满足正常生产任务,造成路一转外输困难。

2 影响路一转原油外输温度低的因素分析如下

2.1 水套炉热效率低

路一转旧锅炉热效率计算

锅炉热效率=站内总热负荷/Q总

原油升温热负荷 Q1=G液.C液.(tyz

tys)=5.63 kg/s×3570.0J/(kg・℃)×(22-15)=140KW

外输加热热负荷Q2=G液.C液.(tyz

tys)=5.63 kg/s×3570.0J/(kg・℃)×(26-22)=80KW

站内采暖热负荷Q3=Fq=180 m2×0.2 kW/m2=36 kW 其它负荷 Q4=10kW

站内总热负荷Q总= 1 . 1

(Q 1 + Q 2 + Q 3 + Q 4)= 1 . 1×(140+80+36+10)=266 kW

旧锅炉的热效率= Q总

÷800KW×100=266/800*100=33.25%

经分析计算后得出路一转锅炉热效率为33.25%,分析认为水套炉热效率低是导致路一转原油外输温度低的要因之一。

2.2 加热炉水盘管结垢、热水循环管线腐蚀

(1)站内加热炉2001年11月份投用,在运行十年时间内,由于加热炉所用炉水没有经过软化处理,硬度较高,造成加热炉盘管内结垢严重,盘管进、出口循环水压差较大(达到0.50MPa)。

(2)站内热水循环管线腐蚀严重,平均每月破漏2次,均为管壁长期腐蚀变薄及外壁腐蚀造成。

2.3 单井来油温度低

成员测得经过站内收球包的单井来油温度仅有15℃;同时,在现场调研中发现井组水煮炉陈旧、热效率不高。分析认为单井来油温度低是影响外输油温低的要因之一。

2.4 站内工艺流程不完善

新加热炉的热效率只有58.38%,借鉴新建转油站的单井来油二次加热工艺流程,站内单井来油一次加热工艺流程没有使加热炉得到充分利用,新加热炉的热效率不高。分析认为站内工艺不完善是影响外输油温低的要因之一。

3 解决方案

3.1 更换新的加热炉

(1)加热设备选型。

路一转站内总热负荷计算。

原油升温热负荷+外输加热热负荷=

Q1+Q2

=G液.C液.(tyz-tys)+ G液.C液.(tyz

tys)

=5.63 kg/s×3570.0J/(kg・℃)×(40-15)

=502KW

站内采暖热负荷Q3=Fq=180 m2×0.2 kW/m2=36 kW 其它负荷 Q4=10kW

站内总热负荷Q总= 1 . 1

(Q1+Q2+Q3+Q4)=1.1×(502+36+10)=550 kW

计算得出路一转站内总热负荷为550KW,考虑区块产能的不断增加。建议路一转更换2台400KW的加热炉。

(2)更换新的加热炉。

2011年6月份井区配合作业区将2台HJ400-SY/6.4-2水套式加热炉更换为2台CHJ400-Y/6.3-Q引射式原油加热炉。

3.2 更换腐蚀结垢严重的热水循环管线

2011年3月份井区组织人力更换路一转站内的热水循环管线120米。到目前为止,站内热水循环管线未出现破漏现象。

3.3 整改单井降回压炉,提高加热效果

天128井区目前部分单井降回压炉体破损严重,加热效果差,冬季难以起到原油加热降粘,降低管线回压的作用。为改善加热效果,2010年底对2个高回压井组加热炉进行更换;同时,把路38-15、路37-21井组的3个水煮炉供气方式由套气改为天然气,降低冬季回压。

3.4 路一转原油集输工艺流程改造

完善路一转原油集输流程,使单井来油由以前的“单井来油大换热器事故罐加热炉外输流程”改造成“单井来油大换热器加热炉事故罐加热炉外输流程”,增加单井来油的换热面积,提高加热炉的热效率。

锅炉热效率=站内总热负荷/Q总

流程改造后锅炉热效率计算

原油升温热负荷 Q1=G液.C液.(tyz

tys)=5.63 kg/s×3570.0J/(kg・℃)×(22-15)=140KW

外输加热热负荷Q2=G液.C液.(tyz

tys)=5.63 kg/s×3570.0J/(kg・℃)×(34-22)=241KW

外输加热热负荷Q3=G液.C液.(tyz

tys)=5.63 kg/s×3570.0J/(kg・℃)×(42-34)=160KW

站内采暖热负荷Q4=Fq=180 m2×0.2 kW/m2=36 kW 其它负荷 Q5=10kW

站内总热负荷Q总= 1 . 1

(Q 1 + Q 2 + Q 3 + Q 4 + Q 5)= 1 . 1×(140+241+160+36+10)=588 kW

流程改造后锅炉的热效率= Q总

÷800KW×100=648/800*100=73.50%

加热炉热效率由58.38%73.50% 。

4 路一转目前原油集输系统运行状况

由于我们坚定的执行了以下措施:

(1)更换新的加热炉;

(2)更换腐蚀结垢严重的热水循环管线;

(3)整改单井降回压炉,提高加热效果;

(4)路一转原油集输工艺流程改造。

经过努力,外输出口温度从34℃上升到42℃,加热炉热效率由58.38%73.50%.解决了外输油温低,输油难的问题,保障了冬季正常生产运行。

第7篇

企业盈利能力,也即企业的获利能力,一直是企业内外有关各方关注的中心问题。企业盈利能力的高低,决定了投资者是否能取得投资收益,债权人能否收回本息。而企业的资产结构,即各种类型的资产在企业总资产中的比列关系,往往影响着企业的盈利能力。白酒行业因其行业特性,往往存在着大量存货,这是因为,白酒年份越长,价格越高,所以白酒行业流动资产占的比重相对较高。流动资产,是企业重要的资产组成部分。流动资产伴随着企业生产经营的全过程,企业对流动资产进行合理管理,使流动资产加速周转,对各项流动资产合理分配,有助于提高企业的获利能力。可以说,流动资产的快速周转,意味着企业流动资产管理的高效管理,也意味着较高的获利能力。因此,一个企业的流动资产周转速度快,就应该具有较强的盈利能力和成长的空间。因此,合理有效的对流动资产进行管理,对白酒企业的盈利能力关系十分密切,对企业的决策制定也有深远影响。

我国近年来白酒行业高效成长,广大白酒企业特别是名酒企业,不断调整产业结构,勇于创新,转变增长方式,提高盈利能力。在通胀的大环境下,白酒行业持续表现出收入增长大于产量增长,利润增长大于收入增长的良好发展势头。并且,不同于其他产业,白酒的年份越长,市场价值越高,白酒行业的高流动资产比重,对于我们研究企业流动资产营运能力和盈利能力的关系十分有利。

二、研究设计

(一)研究假设 本文选择总资产收益率作为体现企业盈利能力的指标,并选取了流动资产周转率、流动资产比例、主营业务利润率三个指标来研究影响白酒企业盈利能力的影响因素。并选择公司规模作为控制变量,并根据已有文献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1:流动资产周转率、主营业务率和企业盈利能力成正比

显然,流动资产周转越快,说明周转速度越快,利用越好,流动资产的相对节约,相当于流动资产增加了投入,会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企业的盈利能力。而主营业务利润率,则表明企业主营业务的盈利能力。只有企业的主营业务业绩突出,才能说明企业的市场竞争力强,有较高的发展潜力和较强的盈利能力。

假设2:流动资产比例与企业的盈利能力成反比

流动资产占总资产的比例高,那么企业的偿债能力强,但是较之于固定资产,流动资产的获利能力差。虽然白酒行业的流动资产大多为存货,也即所谓的陈年佳酿,时间越久价值越高,但笔者认为,流动资产比例仍应与企业盈利能力呈反比。

(二)样本选取 本文以白酒行业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流动资产营运能力对企业盈利能力的影响。样本数据包含了2008年~2010 年度共三年的季度财务报表数据,共包含了10家白酒企业上市公司,分别为:泸州老窖、贵州茅台、五粮液、山西汾酒、伊力特、沱牌曲酒、古井贡酒、老白干酒、金种子酒、古越龙山。本文使用的数据来自和讯财经网站。

(三)变量选取 具体如下:

(1)被解释变量。在进行财务报表分析时,体现企业盈利能力的指标有很多,如销售利润率、股东权益利润率和总资产收益率等。本文选择总资产收益率作为被解释变量,因为总资产收益率是一个综合指标,等于净利润与总资产的比值,其主要取决于总资产周转速度的快慢和销售净利率的大小,比较有利于结合行业特点来评价企业的盈利能力。总资产收益率用变量Y表示。

(2)解释变量。本文选取了三个变量,来研究对企业盈利能力的影响因素。

第一,流动资产周转率。流动资产周转率指企业一定时期内主营业务收入同平均流动资产总额的比率。本文选择用流动资产周转率来表示流动资产周转速度。显然,流动资产周转率越大,流动资产周转速度越快,表明流动资产相对节约,企业的流动资产利用率就越高,营运能力越好。流动资周转率用变量X1表示。

第二,流动资产比例。流动资产比例,是流动资产在总资产中的份额,其反映了企业的营运资本管理策略。一般来讲,长期资产的盈利能力大于流动资产,所以,企业流动资产占的比重低,说明收益率较高,但是风险也较大。而白酒行业的行业特点,也致使企业普遍存在大量的存货,流动资产比重高。本文选用流动资产百分比,来测试企业的营运资本策略给企业带来怎样的收益。用变量X2表示。

第三,主营业务利润率。主营业务利润率,是净利润与主营业务收入的比值。这里考虑的是主营业务对利润的贡献,其体现了企业经营活动最基本的获利能力,一个企业主营业务对利润的贡献越大,企业运行就越健康,竞争力强,发展潜力大,盈利能力高。用变量X3表示。

(3)控制变量。本文选取总资产的自然对数作为控制变量,为了与另外三个解释变量保持一致,本文采用的是总资产数额的对数代表企业规模。企业的规模经营,也对企业的经济效益有影响。一般来说,生产经营规模越大,企业效益越好。规模经营可以降低成本,使得企业获得成本优势,所以这一变量必不可少。记为x4。

(四)模型构建 本文利用白酒行业10家上市公司三年的季度数据,共120组数据建立多元线性回归模型:

Y=α1+?茁1X1+?茁2X2+?茁3X3+?茁4X4+?着

其中,Y表示总资产收益率,X1表示流动资产周转率,X2表示流动资产比例,X3表示主营业务利润率,X4表示总资产的对数,α1、?茁1、?茁2、?茁3、?茁4为估计参数,?着表示残差项。

得到模型为:

Y = -8.40010157774 + 0.11523330027*X1 - 2.75412590776*X2

+ 0.183264251482*X3 + 0.244415810247*X4

(-0.316852) (4.450857) (-0.351377) (5.694652) (0.172291)

(R2=0.978128 R2=0.965629 D.W.= 1.496458 F=78.25923)

从上述结果可以看出,X1,X3,X4的符号为正,说明了流动资产周转率、主营业务利润率、总资产对数,与总资产收益率呈正比关系,而X2 流动资产的比例的符号为负,均支持原假设。这是由于,相较于固定资产,流动资产的获得能力较低,白酒行业流动资产占的比例越大,总资产的收益率就越小,这也反应了白酒行业自身的特点。白酒行业会有一部分存货储存起来,因为酒是越久越香,年份越久的酒价格也就越高,因此,流动资产比例与总资产收益率呈负相关。此外,流动资产本身相对于固定资产的获利能力就低,也造成了X2的符号为负。

可以看到模型的拟合程度较好,可决系数达到了0.978128,而调整可决系数也达到0.965629,在四个变量中,X2对被解释变量的影响最大,即流动资产比例对总资产收益率的影响最大,当流动资产比例变动1个百分点时,总资产收益率将反向变动2.754126个百分点,这又一次充分说明了白酒行业流动资产比重较大,对企业盈利能力影响大的特殊性。另外D-W值也靠近2,说明方程不存在序列相关。

三、实证结果分析

(一)初始回归分析 模型中解释变量之间关系可用它们之间的相关系数表示,统计结果显示X2和X4存在高度相关性,相关系数高达0.964921,并且X1与X3也存在近似相关性,相关系数达0.739396,为此做初始回归,来解决变量相关性问题。分别进行Y与X1,Y与X2,Y与X3,Y与X4的初始回归。

(1)Y与X1的回归,结果如下:

Y = -3.27720047934 + 0.213614288349*X1

(-3.640636) (7.193526)

(R2=0.838048 R2=0.821853)

(2)Y与X2的回归,结果如下:

Y = -1.38499122053 + 7.33767438664*X2

(-0.253632) (0.832206)

(R2=0.064771 R2=-0.028752)

(3)Y与X3的回归,结果如下

Y = -3.88308799386 + 0.289445374903*X3

(-4.293866) (7.827415)

(R2=0.859685 R2=0.845654)

(4)Y与X4的回归,结果如下

Y = -10.69746183 + 0.634847751891*X4

(-3.308344) (0.399283)

(R2=0.015693 R2=-0.082738)

从上述回归结果中,可以看到X3对总资产收益率的影响最大,这也是符合现实的,一般来说主营业务利润率越大,则其总资产的收益率也越大。说明这几家白酒企业的经营状况良好。

(二)逐步回归分析 本文以X3为基础,再将X1,X2,X4引进方程中进行逐步回归。结果如表1所示:

从表1中可以看到,在初始回归X3的基础上引入解释变量X1,模型的拟合程度得到了提高,D-W值也得到提高,并且变量均通过了显著性检验。然后在此基础上再引入X2,这时发现模型的拟合程度略微下降,但是D-W值仍然变大,而X2变量的显著性检验却未通过。因此删除X2,继而引入变量X4,然而引入X4不仅模型的拟合优度比引入X2时还小,并且D-W值也下降,X4也未通过显著性检验,因此删除X4,最后比较引入X2与未引入X2的模型,通过综合比较和考虑,留下X2,最后的模型也即是X1,X2和X3对总资产收益率的回归。

模型方程表示:

Y=-3.83647712479 + 0.112585221965*X1 - 1.44486535023*X2

+ 0.184873854033*X3

(-3.836477) (0.184874) (0.112585) (-1.444865)

(R2=0.978035 R2=0.969798 D.W.= 1.462080 F=118.7373)

变量X2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其与总资产收益率是弱相关的,即虽然酒储存得时间越长价值越高,但是由于其存在不确定性(如失窃)和不易储存性(储存费用大),因此白酒企业并不是将越多的酒储存起来,利润就越大,这其中还要看市场的供需情况,以及企业要保持其产品在市场的流通和提升企业的形象与知名度,必须要有大部分的流动资产。因此,可以预知,白酒类行业应该加大流动资产周转率和主营业务利润率,适量进行白酒的储存以达到未来年度增加利润的目的。

三、结论与建议

通过对白酒行业上市公司进行回归分析,可以得出如下结论:主营业务利润率、流动资产周转率、流动资产比例和企业规模,对企业的盈利能力都有很大影响。

(一)白酒企业应提高其流动资产周转率 由上诉分析可以看出,流动资产周转的快慢,与企业的盈利能力呈正相关,企业应当重视并合理管理流动资产,提高流动资产周转率,适时减少资金占用,增强流动资产营运能力,以获取更大的利润。存货方面,企业应当加强其管理,保证合理的库存,以提高其整体盈利能力;应收账款方面,提高应收账款周转率,加强应收账款管理,加强应收账款事前评估分析,制定事中控制策略,建立事后评估绩效,最大限度的减少坏账损失。

(二)合理控制流动资产的比例 流动资产所占比例大,是白酒行业的典型特点,酒是陈年的香,白酒的价格和储藏年份成正比。但是,流动资产的获利能力,又相对固定资产较低,流动资产过多,也会降低企业现在的盈利能力。所以,维持流动资产的合理比例至关重要。白酒企业应根据自身的特点,有所选择的储存其产品,保证品牌的价值和未来的长远发展,并兼顾到近期盈利水平。

(三)维持主营业务收入的稳健增长 企业的主营业务收入占企业总收入的比重大,对企业的经济效益的影响大。主营业务收入对企业利润的贡献,也是企业是否健康发展的判断依据。从得出的检验结果来看,主营业务收入对企业的盈利能力十分重要。而经济的快速发展,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对白酒的需求量稳步提升,白酒行业迎来了快速发展的机遇。白酒企业可以适当考虑,加大主营业务的投入,扩大生产能力,以获得更大的发展机会。

(四)注重企业规模效应 规模效应又称规模经济,即因规模增大带来的经济效益提高,但是规模过大可能产生信息传递速度慢且造成信息失真、管理官僚化等弊端,反而产生“规模不经济”。规模效应是一个经济学上研究的课题,即生产要达到或超过盈亏平衡点,即规模效益。白酒行业的规模效应还是比较明显的,虽然规模效应可以降低成本,提高利润,但是企业的规模并不是越大越好,企业规模越大,经济学中的规模效应递减规律也显现出来。所以白酒行业应当进行战略分析,选择自身适合的规模,稳步发展,提高效益。

参考文献:

[1]刘言昭:《企业流动资产管理问题研究》,《会计实务》2010年第3期。

[2]李丽:《流动资金的管理初探》,《集团经济研究》 2005年第8期。

第8篇

    库存是负债并不是企业资产的观念已经被国内大多生产制造企业接受。近年来国内企业不断实施各类降低库存成本的管理策略和信息系统。如六西格玛、准时制造、协同规划与预测补充(CPFR)、供应商管理用户库存(VMI)和集中采购等管理策略,ERP和MES等管理信息系统,企业通过成功实施这些管理策略和信息系统显著降低了库存水平,改善了服务水平,竞争优势进一步增强。

    但库存仍然是国内生产制造企业当前面临的棘手问题之一,如何进行库存优化降低库存成本已成为企业关注的焦点。如图1所示,从1997到2010年,六大典型制造行业库存比重均维持在30%以上,其中信息设备、家电和汽车业库存比重高达40%-60%,食品饮料、纺织服装和医药行业库存比重则维持在30%-40%左右。另外食品饮料、纺织服装和医药行业库存比重在2005年后有明显的上升趋势,而另外三个行业虽没有明显的升降趋势,但依然维持在高位。库存比重越高,表明库存占流动资金越多,库存费用越高;由此可见制造企业依然面临着库存水平过高的严峻问题。

    

    图1 国内制造业上市公司库存占库存和固定资产之和的比重

    由图2可见,各行业库存持有天数总体呈下降趋势,但不同的行业差异明显,其中汽车和信息设备平均库存持有天数约为40-100天,明显低于其他行业,而食品饮料行业则高于其他行业约为100-160天,是何种原因造成这种现象呢?影响制造企业库存管理水平的关键因素又有哪些?国外学者对此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但国内学者则主要集中在微观库存控制模型的构建与求解上,较少涉及企业层面的实证研究。本文以国内256家沪深制造类上市公司1997-2010年的年度财务数据为样本,并分成医药、食品饮料、纺织服装、信息设备、家电和汽车六大行业,考查国内制造业库存水平的变动趋势和关键影响因素,进而探讨库存水平与企业绩效的关系,以期为制造企业库存管理活动提供决策支持。

    

    图2 国内制造业上市公司各行业平均持有库存天数

    1 文献综述

    关于制造业库存管理实证研究的文献有Lieberman & Asaba(1997)对比研究了美国和日本汽车制造企业库存减少与生产率的关系,根据美日两国的数据,发现库存水平与生产率呈正相关关系。Lieberman & Helper等(1999)研究了大规模汽车零部件制造企业原材料、在制品和产成品的库存管理,结果显示和经典库存理论一致,员工培训和与顾客的有效沟通等管理活动与库存水平降低有较大关系。但发现在美国的日本企业库存水平与美国企业没有显著差异,与前人结论截然相反,表明日本企业的库存管理经验并没有很好的移植到美国。Rajagopalan & Malhotra(2001)从原材料、在制品和产成品三方面考察了美国制造企业1961-1994年库存水平的变动情况。Chen,Frank & Wu(2005)考察了美国制造业上市公司1981-2000年间库存水平的变化趋势和影响因素,以及和长期投资回报率之间的关系,发现库存水平过高的企业投资回报率较低。Roumiantsev & Netessine(2007)发现库存水平与需求不确定性、提前期和毛利率呈正相关关系,与库存成本呈负相关关系,公司规模越大库存水平越低,并采用批发、零售、机械制造和化工等八个行业数据进行经验分析。Olivares & Cachon(2009)研究了竞争如何影响经销商的库存持有水平,通过收集通用汽车200家经销商在6个月内的库存和销售数据,结果发现经销商在面对竞争者进入时为了保证服务水平会持有更多的库存。稳健实验表明通用汽车如果减少经销商数量,能在不影响销售的前提下库存减少14%-27%。Cachon & Olivares(2010)发现美国的汽车制造企业在供应链中表现出不同的产成品库存持有天数,丰田汽车不仅在制造效率,产品研发方面保持竞争优势,在产成品库存水平上也明显低于克莱斯勒、福特和通用。作者利用面板数据分析了销售增长率、经销商数目、产品替代性、产品多样性、生产率和生产柔性等因素对这四家汽车制造商产成品库存水平的影响,结果发现经销商数目和生产柔性是造成差异的主要原因。赵泉午等(2009)利用1996-2008年财务数据对国内服装制造类上市公司库存水平的变动趋势及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发现公司绩效与库存周转率之间无相关关系,库存周转最慢和库存周转居中的公司投入资本报酬率高于库存周转最快的公司。赵泉午和黄志忠(2010)系统考察了1996-2005年间国内零售企业库存管理现状,重点考察了企业地理区位、经营业态和渠道力量对库存周转率的影响。综上,现有文献缺乏对国内生产制造多行业库存水平变动趋势和关键影响因素的系统研究。

    2 研究假设

    影响企业库存水平的因素很多,本文结合现有文献和经典的EOQ模型,采用国内沪深制造类上市公司数据重点研究以下三个问题:(1)在控制毛利率、库存比重、公司规模影响后,制造类上市公司库存周转率是否显著受销售增长和提前期等因素的影响?(2)控制毛利率、库存比重、公司规模、销售增长因素的影响后,1997-2010年间国内制造业上市公司库存水平和修正库存周转率的变动如何?(3)国内制造业上市公司库存水平与公司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如何?基于此提出如下假设。

    生产制造企业总是根据需求预测和订单组织生产,但任何先进科学的需求预测方法都不能做出精确的预测,需求预测往往滞后于实际需求的变动趋势,当实际的销量高于预期时,库存水平会低于预期水平,库存周转率会升高,当实际销售量低于预期时库存水平会高于预期水平,库存周转率会降低。此外,Gaur & Kesavan(2005)研究发现当销售额下降时企业的库存管理变得更加困难,库存周转率下降速度更明显。据此,本文将销售增长率分成两个部分,分别考察销售增长率大于0即销售增长时和销售增长率小于0即销售下降时,库存水平对销售增长的反应程度,并假定销售增长率小于0时,库存水平反应程度更大。综上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1:销售增长时,库存水平增长速度小于销售增长率,销售下降时,库存水平降低速度小于销售降低速度。

    假设2:销售下降时,库存水平对销售增长率变动的反应更敏感。

    根据提前期不为0的EOQ模型可知,提前期变长会带来更高的库存水平,另外提前期越长,面临的需求不确定性越大,在保证服务水平不变的前提下企业会倾向持有更多的库存。本文采用Sergey Rumyantsev(2007)提出的应付账款周转天数 度量提前期,该指标是基于产品循环(原材料投入到产品卖出)周期与现金循环周期同步的假定,企业发出订单贷记应付账款,供应商接受订单发运原材料和零部件,企业付款入库借记应付账款,因此可用应付账款周转天数作为衡量提前期的指标。综上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3:库存水平与提前期呈正相关关系。

    制造业不仅对世界经济有重大影响,同时也是许多产品设计和生产制造技术创新的来源地。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国外先进的生产制造理念逐步引入国内,如以丰田汽车为代表的准时生产(JIT)生产方式,70年代向北美国家扩散,90年代被国内汽车工业引入,同时由美国兴起的精益制造和敏捷制造的生产经营方式也在90年代末和本世纪初引入国内,20世纪初期大规模定制生产的思想逐步成为引领汽车制造工业的潮流,低成本、低缺陷和低库存正在成为国内制造企业管理创新的目标。在国外库存管理思想的引导下,国内制造企业开始注重库存管理,不断实施新型管理创新活动,如延迟制造、模块化和快速响应等供应链管理策略;看板管理、全面质量管理、六西格玛等质量管理方法;ERP和CRM等信息系统实施等。但另一方面,竞争加剧,消费者需求个性化使得企业不得不采取产品多样化和系列化的策略,导致企业库存持有量大幅上升。库存水平的变动取决于以上两方面力量的综合影响。本文假定先进的库存管理理念在制造企业中占主导地位。据此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4:控制毛利率、库存比重、公司规模和销售增长因素后国内制造业上市公司1997-2010年间修正库存水平下降。

    库存周转率越高表明公司存货周转越快,当假定投入一定时,库存周转越高则收益越大,据此可认定库存周转快的企业绩效好于库存周转慢的公司。但根据Chen,Frank & Wu(2005)和Roumiantsev & Netessine(2007B)等的研究结论,库存周转率越高并不代表公司企业绩效就越好,库存周转率略高于行业平均水平的公司,企业绩效明显要好于行业内其他公司。本文根据库存周转率将样本分成高库存周转率、中库存周转率和低库存周转率企业,并用总资产报酬率指标来衡量企业绩效,以验证国内制造业企业是否符合上述研究结论;据此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5:国内制造业上市公司中库存周转率居中的企业绩效显著好于高和低库存周转率企业。

    3 样本选择、变量定义和模型

    3.1 样本数据

    制造业可分为食品制造、医药制造、橡胶制品和金属制品业等,同一行业中,由于所处供应链位置不同,又可分为原材料制造、半成品制造和产成品制造三类。对于产成品制造企业来讲,在供应链中比前两类企业更接近销售终端,更接近消费者,因此产品多样性和需求变动大。产成品制造企业会根据历史销售数据和订单状况进行需求预测,并据此制定生产采购计划,同时需要管理大量的供应商和经销商,使得库存管理难度要远远大于原材料和半成品制造企业,库存管理水平的高低会对企业绩效产生较大影响。本文选取产成品型制造企业作为研究对象,另外根据Wind咨询金融终端数据库的行业分类标准,发现医药、食品饮料、纺织服装(剔除半成品型纺织类制造企业)、信息设备(包括手机和电脑等通信设备)、家电和汽车(整车制造)六大细分行业属于产成品型制造。据此本文选取国内沪深六大类256家产成品制造型上市公司作为样本,考察库存水平的变动趋势、库存水平的关键影响因素和库存管理水平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数据均来源于沪深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上市公司年报以及Wind咨询金融终端数据库。

    3.2 变量定义

    库存水平、库存周转率、总资产报酬率、毛利率、库存比重、公司规模、销售增长率和提前期等指标的定义详见表1。

    

    3.3 计量模型

    模型M1a:

    

    i是企业标识,t是时间标识,模型M1a主要考察库存比重、毛利率、企业规模、提前期和销售增长率等因素对库存水平的影响,同时加入年度变量用以考察库存水平随年度时间变动是否有显著的变化趋势。模型M1b采用库存周转率做被解释变量,目的是为了对M1a进行稳健性分析,以保证结论的可靠性。

    模型M2:

    

    

    模型M2在M1a的基础上加入变量max(0,),将销售增长率进行分类,当销售增长率大于0时,该变量取值为即变量值本身,当销售增长率小于0时,则取值为0,通过如上变量设置来考察在销售上升和下降时,库存周转率的反应程度。

    

    构建模型M3,用来考察库存周转率和企业绩效的关系,为区分不同库存周转水平的公司库存周转率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将样本公司按每年的库存周转率排名进行分类,排名在前30%以内的为高库存周转率公司,排名在最后30%的为低库存周转率公司,其余的则是库存周转率居中的公司。在模型中则加入Q,L两个哑变量,变量取值如表2所示,高库存周转率公司Q取值为1,L取值为0,低库存周转率公司L取值为1,Q取值为0。另外根据Fama & French(1993)的三因素模型可知,公司规模是影响公司股票回报的主要因素之一,本文据此把公司规模作为影响企业绩效的控制变量。

    模型M3:

    

    4 实证分析和讨论

    在进行回归分析以前,先对样本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如表3所示,六类制造行业平均库存水平最小为医药行业26700万元,最大为家电行业115000万元,另外总资产报酬率最大值为食品饮料行业5.99%,最小值为家电行业2.50%,可见行业间差异明显。

    

    由于本文采用的是非平衡面板数据进行分析,在分析前先进行Pearson相关性检验,检验变量间的相关性,如表4所示,模型各变量相关系数绝对值均小于0.5,表明各变量间不存在强性关系,避免了多重共线性的影响。本文在分析过程中,发现存在被解释变量二阶滞后的影响,如果继续用静态面板模型的处理方法,会因为内生性的问题造成估计结果发生偏误。为避免内生性的影响,本文采用广义矩估计GMM,对非平衡动态面板数据模型进行参数估计。另外因广义矩估计使用了大量的工具变量,为了检验工具变量的有效性,使用Sargan和AR两类统计量。Sargan检验的原假设是新增工具变量有效,AR统计量的原假设是残差项不存在序列相关,在本文中将给出Sargan检验的p值,p值大于0.05则表示工具变量有效,给出AR(1)和AR(2)检验的p值,通常认为如果没有二阶序列相关则接受原假设,即AR(2)检验的p值大于0.05。

    表5是模型M1a的分行业回归和总样本回归结果,据总样本回归结果,库存比重增加1%,库存水平提高0.41%,毛利率增加1%, 库存水平提高0.1%,公司规模增加1%,库存水平提高0.31%,提前期增加1%,库存水平提高0.15%。且库存比重、毛利率、公司规模与库存水平在1%水平上显著正相关,与Gaur & Kesavan(2009)等和Gaur & Fisher等的结论一致,提前期与库存水平在1%水平上显著正相关,与假设3一致,从分行业回归结果来看,结论与总样本回归也大体一致。据总样本,销售增长率与库存水平不显著相关,假设1不成立,但纺织服装和家电的结论与假设1一致,医药行业和信息设备行业则与假设1相矛盾。总样本回归结果显示库存水平与年度变量显著正相关,表明库存水平随年度变化呈增长趋势,这与假设4相矛盾,且分行业来看医药、食品饮料和纺织服装库存水平均与年度变量显著正相关。

    

    从回归结果来看,剔除了公司规模、毛利率、库存比重和销售增长因素的影响后,修正库存周转水平随年度变化逐年增长,与假设矛盾。造成这种矛盾现象的原因有两方面:一是消费者过去对产品价格或品质的单一诉求逐渐变得开始追求个性化、多元化,使得企业不得不采取多样化、系列化的产品策略,导致企业库存水平大幅度提高,库存管理难度急剧上升。加上国内激烈的竞争环境和产品同质化趋势,产品替代性增强,使得企业的缺货成本远高于存储费用,为了保证供货及时,企业不得不提高库存水平。二是虽然制造企业近年来加大了对库存管理的重视程度并引进了先进的库存管理技术,如建立自动立体化仓库、物流配送中心以及购置安装EDI、MRP、ERP、CRM等,这些举措有效提高了物流运作效率、供应链信息共享和反应程度,实现了库存管理的规模效应。但从分析结论来看,竞争和消费者需求变化对企业库存水平的影响依然占据主导地位,医药行业和信息设备行业销售增长率和库存水平的矛盾现象也反映了在产品寿命周期短更新换代快的行业中,库存水平的增长速度已经超过了销售增长速度。

    

    表6是模型M1a的对照模型M1b的回归结果,其被解释变量用库存周转率代替M1a的库存水平,结论与M1a一致。另外发现公司规模不仅与库存水平正相关和库存周转率存在正相关关系,表明扩大公司规模虽然提高了库存水平,但也发挥了库存管理的规模效应,加快了库存周转。

    表7是模型M2的分析结果,据总样本分析结果,在销售下降或上升时,销售增长率和库存水平的相关关系并不显著。但据分行业回归结果可见食品饮料和家电行业在销售下降时,销售增长率每增加1%,库存水平分别降低0.26%、0.99%,在销售上升时,销售增长率每增加1%,库存水平分别降低0.05%、0.01%。医药行业在销售下降时,销售增长率每增加1%,库存水平降低0.38%,在销售上升时,销售增长率每增加1%,库存水平增加0.03%。纺织服装业在销售下降时,销售增长率每增加1%,库存水平增加0.701%,销售上升时,销售增长率每增加1%,库存水平降低0.001%。以上结论表明销售下降时,库存周转率反应比销售增长时更敏感,与假设2一致,且与Gaur & Kesavan(2009)的结论一致。但医药行业在销售上升时,纺织服装行业在销售下降时,销售增长率增加而库存水平却提高,与食品饮料和家电行业相比发生相反方向的变动。

    

    由以上结论表明食品饮料、家电和医药行业在预测销售下降时会过度采取规避库存积压的策略,如调整生产计划缩减产量,极力向供应链下游的经销商“压库”,造成上游库存周转加快,下游库存积压,大打价格战,采取各种促销策略促进销售等。另外医药行业在预测销售增长时,会过度预判销售形势,造成库存水平过度积压,而纺织服装在预测销售下降时,库存调整速度远落后于实际销售变化速度。医药行业前期研发成本高,且服务水平要求极高,销量变动会造成库存水平更大比例的变动。纺织服装行业产品季节性差异明显,消费者需求变化快,加上日趋激烈的竞争环境使得库存调整滞后销售变化,库存积压现象严重。

    模型M3用于考察库存周转率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表8是利用模型M3对总样本和分行业进行分析的结果。据总样本可知,库存周转率最低或库存周转最慢时,库存周转率每增加1%,总资产报酬率增加0.05%,库存周转居中时,库存周转率每增加1%,总资产报酬率增加0.04%,库存周转率最高或库存周转最快时,库存周转率每增加1%,总资产报酬率增加0.05%,以上结论表明库存周转居中的公司库存绩效对企业绩效的贡献低于库存周转最慢和最快的公司,结论不符合假设5。分行业的分析结果可见食品饮料、纺织服装和信息设备行业库存周转居中的公司库存绩效对企业绩效的贡献显著高于库存周转最慢和最快的公司,结论与假设5一致。

    

    5 结论与启示

    本文考察了1997-2010年间国内制造业库存管理的现状,发现制造企业库存水平与库存比重、毛利率、公司规模和提前期显著正相关,当销售下降时,库存水平对销售增长率的变动反应更敏感。控制相关因素后修正库存水平逐年上升。纺织服装和家电行业,销售增长率与库存水平显著正相关,医药和家电行业,销售增长率与库存水平显著负相关。食品饮料、纺织服装和信息设备行业库存周转居中的公司库存绩效对企业绩效的贡献显著高于库存周转最慢和最快的公司,医药行业库存周转最快的公司高于周转居中和最慢的公司,家电行业和汽车行业库存周转最慢的公司高于库存周转居中和周转最快的公司。

第9篇

劳动力无限供给、劳动力转移、人口红利是中国和东亚模式得以成功的重要因素。然而,这一广大发展中国家普遍遵循的二元经济模式或迟或早将面临刘易斯拐点所带来的重大转折与挑战,乃至重新定义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模式和经济增长潜力。对我国而言,刘易斯拐点到来后,劳动力由无限供给向有限供给转变,人口红利逐渐枯竭,资本边际报酬不断下降,过去依靠“要素驱动”的高投资高增长模式亟须转换到未来以“效率驱动”的科学增长模式。因此,正确认识和理性考察“刘易斯拐点是否已经到来”这一重大“国情”变化,对我国今后一段时期的农村发展政策与工业经济导向乃至劳动与人口政策都极为重要。近年来由我国沿海地区逐渐向内地蔓延的“民工荒”以及农村劳动力工资的快速上涨,引发了社会各界对“我国刘易斯拐点是否已经来临”的广泛关注和热议。不少学者认为我国已经进入了刘易斯转折点,但也有相当一部分学者认为在目前阶段谈论刘易斯拐点为时尚早。由于概念不明或方法未究,造成当前我国学术界对这一基本“国情命题”的认识存在较大分歧和争议(王德文,2009)。[1]国务院研究室综合司司长刘应杰认为我国已经到达了刘易斯拐点,农村劳动力的无限供给时代正在走向结束。中国社科院研究员蔡昉利用农民工工资上涨、人口红利消失以及人口结构老龄化转变等实证材料,证明我国在“十一五”期间进入了刘易斯拐点区间。[2]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巴曙松(2011)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确认中国已于2004年越过了刘易斯拐点,“人口红利”窗口期即将于2015年关闭。王德文(2008)通过考察农民工工资变化,判断近年“民工荒”意味着劳动力市场正在发生根本性转变,我国已经越过了刘易斯第一拐点。安信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高善文(2010)分析了我国农产品价格的时间序列,认为存在比较充分的证据显示我国已经走过刘易斯拐点。高铁梅(2011)基于对农业、劳动密集型行业及收入差距变化的实证,表明我国已在2005年越过刘易斯第一拐点,进入劳动力有限供给阶段。[3]周立(2011)通过民工荒、城市化进程和城乡劳动力市场一体化进程的新态势,综合判定我国农村显性剩余劳动力已基本转移完毕,刘易斯拐点在金融危机后的2008—2009年已经到来。除此之外,还有学者认为我国已经或者即将到达刘易斯第二拐点。吴要武(2007)从非技术劳动者的工资变化、非正规就业规模变化等角度指出,我国经济发展阶段中的第二个刘易斯转折点已经到来。[4]日本学者大塚启二郎利用中国城镇制造业的实质工资变化判断中国已经到达了第二个刘易斯转折点。田岛俊雄(2008)预计2013年前后中国将很快越过第二个刘易斯转折点。然而,有关“我国刘易斯拐点已到来”的看法也遭到了不少学者的质疑。著名经济学家樊纲认为刘易斯拐点还远未到来,中国社科院研究员光认为把“民工荒”称为所谓刘易斯拐点有些牵强,白南生(2009)认为刘易斯拐点已经到来的结论有待商榷,世界银行高级经济学家高路易认为现在断言刘易斯拐点已经到来还为时过早。中央党校周天勇教授认为当前我国经济还未面临刘易斯拐点的考验,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劳动科学研究所张丽宾(2011)认为刘易斯拐点尚未到来。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刘伟(2008)推算出我国刘易斯拐点至少在2026年之前不会到来。[5]贾先文、黄正泉(2010)对照日本、韩国计算出我国现有农村剩余劳动力基数,推算我国刘易斯拐点应在2030年前后出现。孙自铎(2008)修正了蔡昉的相关数据,推算出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还将有20年的转移时间。[6]钟笑寒(2006))通过国际经验对比认为,中国的刘易斯拐点尚未到来,劳动力仍有释放空间。[7]张宗坪(2008)认为民工荒所显现出来的我国劳动力市场的种种特征与刘易斯拐点的含意相悖,刘易斯拐点在我国并没有出现。此外,钱文荣(2009)[8]、周祝平(2007)、韩俊(2007)、刘建进(2007)[9]、耿元(2008)[10]、燕晓飞(2009)、宋世方(2009)、陈衍(2010)等认为我国农业仍然存在数量可观的劳动边际生产力为零的剩余劳动力,中国现阶段尚未真正进入刘易斯转折点,而是处在通往拐点的发展进程之中。由此可见,针对当前“我国刘易斯拐点是否已经来临”这一基本“国情命题”的认识,学术界并未达成共识。存在诸多分歧和争议的事实,一方面凸显检验刘易斯拐点的困难性,表明刘易斯理论在解释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中国劳动力剩余形势与经济发展阶段的复杂性,另一方面也反映这一认识问题无论是在理论研究层面还是在政策实践层面的广泛关注性与极端重要性。正因为如此,从理论上尤其从实证上加以正确检验,从而避免对基本国情的“误判”,十分必要。与现有研究文献不同,本文主要基于“刘易斯-拉尼斯-费景汉模型(Lewis-Ranis-FeiModel)”的边际生产率理论,通过计算、比较和分析1990—2010年我国农业和工业部门的劳动边际生产率数据,表明我国的确已经在2005年前后跨越了刘易斯第一拐点,但要到达刘易斯第二拐点仍然还很漫长。

二、刘易斯拐点的判断标准

刘易斯拐点,即劳动力过剩向短缺的转折点,是指在工业化过程中随着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逐步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逐渐减少直到最终枯竭的变化过程。如何识别刘易斯拐点,学术界并没有一个统一的尺度。一般的做法是,根据刘易斯拐点变化前后的一些重要特征,单独或综合运用以下经验标准来大致判断刘易斯拐点是否已经到来。一是工资标准,即剩余劳动力的工资上升可看做是刘易斯第一拐点的来临,现代工业部门和传统农业部门的工资趋同则可以看做是刘易斯第二拐点的来临。因此,若出现了农业剩余劳动力实际工资持续上升,那么,在一定程度上就标志着出现了刘易斯第一拐点的变化。白暮凯(BaiMooki,1982)采用此标准作为识别方法,认为韩国大约在1970年前后达到刘易斯拐点。[11]李月(2008)验证了台湾出现刘易斯拐点大约在20世纪60年代后半期。[12]二是数量标准,即通过测算边际产出等于0的农业剩余劳动力的数量来判定。如果观察到农业剩余劳动力数量出现持续下降趋势,则预示着刘易斯第一拐点的到来。三是结构标准,即从宏观经济结构比率上,例如农业产值占GDP比重、农业人口占就业人口比重、第二产业占GDP比重、城市化率、收入分配差距等等,来大致界定刘易斯拐点出现的时间区间。例如,黎煦(2007)归纳了英美日等发达国家经历过的拐点特征,认为人均GDP在300至500美元且农业劳动力比重为40%—50%时会出现刘易斯拐点。四是综合标准,即同时结合使用工资标准、数量标准和结构标准来判断刘易斯拐点的出现。例如,蔡昉通过农民工工资上涨、农民工供给数量短缺、人口红利消失以及人口结构老龄化转变等,论证我国已进入刘易斯拐点区间。白南生、钱文荣、周祝平、刘伟等则主要从农村剩余劳动力的精确测算数据、农民工供求结构矛盾、城乡二元结构短期内无法走向均衡,以及劳动力工资占GDP比重明显下降等角度来证明现我国尚未出现刘易斯拐点。然而,以上标准大都是基于经验观察得出的判断指针,能否正确评判刘易斯拐点的出现,在某种程度上还是受到了来自实践层面的质疑和批评。对于工资标准,刘易斯本人认为,资本积累大于人口增长、不利于工业部门的贸易条件、农业生产率大幅提高,以及存在工会压力等等都可能成为以工业为代表的现代部门工资提高的原因,因此工资上涨并不一定就是刘易斯拐点到来的标志。[13]在刘易斯拐点到来之前,现代部门的工资水平也可能提高。譬如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日本城市产业工人工资高涨,并不能说明日本刘易斯转折点的到来。目前,关于“我国刘易斯拐点”到来的主要论据就是农民工工资水平的变化,对此,唐茂华认为目前我国工资上涨主要由外生变化引起的,工资上涨不完全是市场原因。张宗坪(2008)认为近年来中央一系列三农政策,调动了农民务农的积极性,农产品价格上涨使农民收入普遍增加,国家经济政策改变了农民的比较收益,而不是工业部门把剩余劳动力吸收完毕造成的工资水平提高。崔传义(2011)认为不宜简单套用刘易斯理论提出的工资增长等显示劳动力市场供求变化的标志。从实际工资增长率来看,农民工工资增长幅度小于职工平均工资增长幅度。农民工工资增长更多的是与社会平均工资同步增长,而不是单独的特殊增长。关于数量标准,从实证角度看,测定劳动力剩余数量仍然是一个十分棘手的问题。由于方法和数据上的差异,农业剩余劳动力数量的估计结果自然有很大分歧。对于农村劳动力大规模外出务工就业之后的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数量,目前还缺少权威性的、具有充分说服力的实证研究的支持(王德文,2009)。至于结构标准,由于刘易斯二元经济理论实际上是一种发展经济学理论,在依此理论判断经济社会发展阶段时,需要更充分、全面、深入、细致的指标分析,而目前我国的统计指标体系并不能提供支撑。如果简单地从劳动力市场的一些指标和局部现象分析,得出的结论很可能不正确。鉴于上述原因,本文决定从刘易斯理论模型出发,采用劳动边际生产率的变化来判断刘易斯拐点的出现。正如日本学者南亮进所指出,判断刘易斯拐点应该根据边际生产力,而不是工资水平。从实证角度看,南亮进(Mi-nami,1968)[14]和白暮凯(Bai,1982)利用日本、韩国的资料分析发现,在两国经济高速增长过程中,都观察到农业劳动边际生产率大于农业工资水平的持续变化,据此表明两国在其经济发展阶段上出了刘易斯拐点的深刻变化。

三、刘易斯模型中的劳动边际生产率变化规律

1961年,拉尼斯、费景汉(RanisandFei)在刘易斯模型的基础上构建了包含工业部门与农业部门在内的二元经济结构下的人口流动模型,即发展经济学中著名的“刘易斯—拉尼斯—费景汉模型”[15](1961),提出了从二元经济到一元经济要经历两个拐点的论述。发展中国家既存在生产效率低下的传统农业部门,又存在高效率的现代工业部门,农业部门充斥着大量边际生产率为0(甚至为负)的剩余劳动力,以仅够维持生计的工资水平无限地向现代工业部门转移。随着工业部门规模不断扩大,在实际工资不变的情况下将农业剩余劳动力逐渐吸收完毕,继续吸收劳动力转移必然导致工资水平提高,由此产生了经济学上的第一个“刘易斯拐点”。此后农业劳动的边际生产率不断提高,农业剩余进一步增加,农村剩余劳动力得到进一步释放,当传统农业部门与现代工业部门的劳动边际生产率相等时,也就是说传统农业部门与现代工业部门的工资水平大体相当时,不存在实质性的城乡收入差距,意味着城乡一体化的劳动力市场形成,经济发展将结束二元经济的劳动力剩余状态,开始转化为新古典学派所说的一元经济状态,此时,“刘易斯第二拐点”开始到来。图1为农业部门的总产出图,OA轴代表农业部门投入的劳动力,OB轴代表农业总产出,曲线ORCX代表农业总产出曲线,其边际生产率递减,水平段CX表示农业劳动的边际生产率为0,这意味着将AD部分的剩余劳动力全部转移出农业,农业总产出不会受到任何影响。平均产品线OX代表农业部门的工资,在剩余劳动力被完全转移之前保持不变。剩余劳动力由两部分组成,一是边际生产率为0的劳动力,如图中的AD所示;二是边际生产率大于0但小于平均收入的劳动力,如图中的DP所示。拉尼斯和费景汉指出,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存在三个不同的阶段以及两个转折点,农业劳动力的边际生产率将依次经历从“0”(甚至为负)到逐渐提高,再到和工业部门劳动边际生产率持平的三个阶段。在第一阶段,人图1农业总产出与刘易斯拐点均农业剩余等于不变的制度工资水平,劳动力转移对工业和农业均无影响;第二阶段,由于将边际生产率大于0的劳动力转移出来,农业总产出将下降,从而出现农产品短缺,引起农产品价格和劳动力工资上涨;到第三阶段,当剩余劳动力全部转移完毕,工业和农业部门所面临的劳动供给曲线均为正斜率,两部门工资将由市场来决定。拉尼斯和费景汉把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的临界点称为“短缺点”,也即刘易斯第一拐点,此时,农业劳动力的边际生产率将从“0”(甚至为负)转变为“正”且逐渐提高;把第二阶段和第三阶段的临界点称为“产业化点”,也即刘易斯第二拐点,此时,工业和农业部门的劳动边际生产率趋于相等。因此,通过测算农业劳动的边际生产率的变化,并和工业部门的劳动边际生产率进行比较,就能判断出所处的刘易斯拐点或区间。

四、模型、数据与实证结果

(一)我国农业劳动边际生产率测算

考虑到农业总产出曲线存在边际生产率递减,因此借鉴高铁梅、范晓非(2011)的处理办法,引入劳动投入的平方项,并使用1990—2010年农业投入产出的时序数据估计农业总产出曲线,待估计的农业总产出曲线实证模型的回归方程形式设为:Yt=α0+α1Lt+α2L2t+α3GTt+α4St+εt(1)(1)式中,Y、L、L2、GT和S分别表示农业实际总产值、农业从业人数、农业从业人数的平方项、农业固定资产投资和农作物播种面积。其中,农业固定资产投资GT和农作物播种面积S为模型的控制变量,t为年份,ε为误差项。回归方程中各变量数据分别查找自《中国统计年鉴2011》、《新中国60年统计资料汇编》、《新中国农业60年统计资料》、《中国农村统计年鉴2010》。农业实际总产值由年鉴中的农林牧渔总产值经过第一产业平减指数(1990=1)平减后得到,农业从业人数由年鉴中的第一产业就业人员数据表示。由于没有农业固定资产投资的统计数据,本文使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按城乡划分)中的农村部分的投资数据加以代替,并经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1991=1)平减得到。经过数据整理,模型主要变量的描述统计如表1所示。由此计算出1990—2010年我国农业劳动的边际生产率,结果见表2所示。从1990—2004年,我国农业劳动的边际生产率一直为负,从2005年开始转变为正,此后逐年提高,年均增长9.29%。根据“刘易斯—拉尼斯—费景汉模型”,可以判断在2005年我国正式越过刘易斯第一拐点,农业剩余劳动力开始由无限供给转向有限过剩。实证结果支持蔡昉、高铁梅等学者关于“我国已进入刘易斯拐点”的研究观点。(二)我国工业部门劳动边际生产率测算对于工业部门劳动边际生产率的测算,本文参考曲玥(2010)的做法,首先估计出我国工业部门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再根据估计出的生产函数中的劳动产出弹性系数和相应的产出与劳动力数量计算出工业部门的劳动边际生产率。[16]我国工业部门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对数型)的待估方程形式设为:lnYt=β0+β1lnLt+β2lnKt+β3lnEt+μt(4)(4)式中,Y代表工业总产值(亿元),L代表工业劳动投入(万人),K代表资本投入总量(亿元),E代表工业中间性投入,t表示年份,μ表示误差项,其余为待估参数。模型中各变量数据分别查找自《中国统计年鉴2011》、《新中国60年统计资料汇编》、《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2010》。工业总产值由年鉴中的GDP平减指数(1978=1)折算成(1990=1)的平减指数再平减后得到,劳动投入由年鉴中的工业从业人员数表示。关于资本投入总量,由于没有工业固定资产投资的统计数据,不便于直接计算历年工业部门资本存量值,所以本文采用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固定资产净值年平均余额作为替代指标,然后经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1991=1)平减得到。工业中间性投入选用工业能源消耗总量(万吨标准煤)作为变量,以控制中间投入因素对模型估计所带来的影响。此外,为消除异方差的影响,各指标均作对数化处理。模型的回归方程估计结果如下:由(6)式计算出1990—2010年我国工业部门的劳动边际生产率,结果如表3所示。从1990—2010年,我国工业劳动的边际生产率呈现逐年提高趋势,年均增长4%。到2010年,我国工业部门的劳动边际生产率大约为农业部门的5倍左右。如图2所示,要完全消除此生产率缺口,达到两者相等的所谓“刘易斯第二拐点”从而实现“一元经济”还有相当长的过程。按照农业劳动边际生产率年均增长9.29%,工业部门年均增长4%,在不考虑其他因素影响的静态估计下,农业劳动边际生产率赶上工业劳动边际生产率至少需要32年左右,即将在2043年迎来 刘易斯第二拐点。因此,在未来的32年中,我国仍将处于二元经济的发展阶段。

五、结论与政策启示

第10篇

关键词:产业结构;份额转移;分享增长;区位优势

中图分类号:F127 文献标识码:A

原标题:中部崛起战略对中部六省经济增长影响——基于份额转移分析法

收录日期:2013年5月27日

一、引言

经济的发展主要包含总量与结构两方面,而总量的增长则一定程度上取决于结构的状态。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经济增长本身就是一个结构变化的过程。一定条件下,产业结构是经济增长的基础,是促进经济增长的根本因素之一,而经济的增长将导致产业结构发生相应的变动。因此,充分认识中部六省产业结构与其经济增长现状,对促进中部地区调整产业结构,实现经济健康快速发展具有积极意义。本文在借鉴国内外学者已有研究结果的基础上,运用份额转移分析方法,从产业结构角度考察其变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对中部地区经济增长、产业结构、竞争力状况与全国平均水平进行比较分析,在此基础上对中部地区实施中部崛起战略前后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变化情况进行比较分析,为中部地区进一步调整产业结构,改善经济增长质量,更加有效振兴经济发展提供参考。

二、理论简介

1、份额转移分析方法。1942年由美国经济学家丹尼尔·B·克雷默提出,其后经E·S·邓恩和埃德加·胡佛等人进一步发展的份额转移分析方法,是一种产业区位或结构的分析方法,主要用来分析产业结构变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该方法认为,区域经济增长总量可以分解为分享增长量与转移增长量之和,其中,分享增长是指目标区域(本文为中部六省)在某一时期以背景区域(本文为全国水平)的平均增长速度增长所获得的增长量,该部分反映了目标区域经济增长在标准区域中所占的份额,是测定各地区经济增长偏差的标准参数。该法在揭示区域与部门结构变化原因,确定区域经济未来发展主导方向方面具有明显的优势。

2、主要分析指标。以Ej0和Ejt分别表示j区域在0时和t时的总产值,E0和Et分别表示背景区域对应时段的总产值,Eij0和Eijt分别表示j区域i产业在0时和t时的总产值,Ei0和Eit分别表示背景区域对应时段的总产值,则有:

(1)分享性增长量Nj=Ej0×(Et/E0)-Ej0;

(2)结构性增长量Pj=∑[(Eit/Ei0)-(Et/E0)]×Eij0,若区域专业化部门是背景区域经济中的高速增长部门,则Pj>0,否则Pj

(3)区位性增长量Dj=[Eijt-(Eit/Ei0)]×Eij0,一个具有区位优势的区域,其Dj>0,否则Dj

(4)转移性增长量Sj=Pj+Dj,如果区域实际增长率高于背景区域的平均水平,那么区域总转移增长量为正,否则为负;

(5)区域总产值增长量Gj=Ejt-Ej0=Nj+Sj

由此得出:分享增长贡献率Hn=Nj/Gj×100%;结构性增长贡献率Hp=Pj/Gj×100%;区位性增长贡献率Hd=Dj/Gj×100%。

三、数据处理与分析

文章选取实施中部崛起战略前的l998~2003年国内生产总值数据和实施中部崛起战略后的2004~2010年国内生产总值数据为样本,以l998年、2004年为基期,2003年、2010年为报告期,分别对样本进行份额转移分析,并进行对比,找出实施中部崛起战略前后中部地区经济发展状况和产业结构变动状况,根据“统计年鉴”数据计算出表1、表2、表3、表4。(表1~表4)

1、中部六省的分享增长量呈现递增趋势。由表1和表3可以看出,实施中部崛起战略前后,六省的分享增长量都较大,表l中除了山西的分享增长量低于1,000之外,其他五省的分享增长量均超过了l,000;表3中六省的分享增长量均超出l,000,特别是湖北和安徽均超过2,000。充分说明这些地区的经济随着中部崛起战略的实施获得了较大增长。同时,中部六省在实施中部崛起战略前,其结构增长量和体现竞争优势的区位增长量均为正值,分别为481.82和1.75,总转移增长量为483.56。实施中部崛起战略后,六省结构增长量减至-254.74,区位增长量上升至427.72,总转移增长量为172.98,低于实施中部崛起战略前的水平,这是由于结构增长量较之实施中部崛起战略前有较大幅度下降所致。

竞争力方面,中部地区在实施中部崛起战略前后,整体区位增长量由1.75跃升至427.72,表明区位因素对促进中部地区经济增长具有较大影响,第二产业竞争力因素影响尤为显著,说明中部地区具有良好的工业化基础和工业原料基础。第一产业的区位增长量由之前的-399.46上升至61.44,表明中部地区正在逐步发挥其耕地广阔、生态环境良好、水资源丰富、气候条件适宜的区位优势,对中部地区经济增长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与此相对应,第三产业的区位增长量由之前的360.29下降至-57.59,说明实施中部崛起战略前具有较强竞争优势的第三产业在实施后相对全国而言衰落了,第一、第二产业的优势相对全国而言有所增强。

2、具体来看,各省的情况大相径庭。首先,中部崛起战略实施前,湖北、河南、山西三省的总转移增长量为正,说明三省地区生产总值实际增长快于全国比例增长量,其他三省则相反。正转移增长量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最多的省份是河南,达到695.52,是中部总转移增长量的143.83%,表明l998~2003年河南省经济增长高于全国和中部比例增长量,增长优势较志其余五省比较明显。负转移增长量最多的是安徽,主要原因在于产业结构分量的负推动效应(-215.14)和竞争力因素不足(-116.90)的双重影响,说明安徽省在产业结构调整和竞争力建设方面的不足和不力,因而有必要得到加强,要采取措施积极促进产业结构合理化和优化升级,充分利用其长三角辐射地的有利区位优势,创造竞争力以取得中部崛起的有利地位。

3、对比4表可以看出,中部崛起战略实施前后,六省分享增长贡献率都较大,说明都在很大程度上享受了全国经济增长带来的好处。尤其是江西和安徽两省前后的分享增长率均超过100%,说明两省经济增长主要是由全国经济推动。实施中部崛起战略后,按贡献率大小依次为河南55.04%,山西31.42%,湖南1.48%,江西-21.62%,湖北-57.18%,安徽-88.51%。六省中,河南省占据东西与南北交通要道,与山西并列属于黄河中游经济区,具有丰富的煤炭、水能资源;湖北、湖南、安徽、江西四省属于长江中游综合经济区,是我国水稻、棉花等农作物重要的生产基地和深加工基地。表明中部六省有其自身区位优势,但安徽、江西两省并未表现出来,这也是今后两省产业结构和经济发展的关键和重点。

主要参考文献:

[1]于今.统筹区域协调发展[M].党建出版社,2004.

[2]吴风庆.经济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偏离分析[J].山东工商学院学报,2004.2.

[3]谭崇台.发展经济学概论[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1.

[4]高新才.区域经济与区域发展[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

[5]吴殿延.区域分析与规划高级教程[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

第11篇

关键词:宁省 经济转轨 就业效应 宏观经济政策

宁经济进入转轨阶段、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进入转轨深化期以来,经济增长与就业变动之间的矛盾不断加剧,长期性就业隐忧开始显现,其持续演进必将成为制约宁经济社会进一步发展的阻碍力量。

一、宁经济转轨的就业增长效应

自20世纪80年代进入经济转轨期以来,经济体制的全面改革极大地促进了宁经济总量的增长,11164.3亿元的GDP使宁于2007年跨入“万亿俱乐部”省份行列。但是,尽管随着宁地区经济转轨的不断深入和经济发展速度的不断加快,就业总量由1996年的2031.8万人提高到2007年的2180.7万人,但是宁省的就业弹性却表现出了总体下降趋势。有数据显示,1978―1996年间宁省的平均就业弹性为0.283,但1997―2009年间的平均就业弹性则仅为0.056(见图1)。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1979年以来,宁省就业弹性累计四次出现负的情况,且全部发生在经济转轨比较激进的1997―2009年间。这与国有企业在此期间大比例、密集性退出关系极为密切,同时与宁地区“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的延续和强化密不可分。我们对1985―2007年宁省经济增长与固定资产投资的相关关系进行了线性回归分析(95%显著水平),结果显示,二者之间始终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但是固定资产投资对GDP的增长弹性却在不断下降,已经由1981―1996年的0.404下降至1997―2007年的0.277,这表明宁经济增长方式的集约化程度不但没有得到加强,反而趋向于日益弱化。与此同时,通过计算1985年以来各年度固定资产投资的就业弹性,发现宁省固定资产投资大比例增长的同时, 其就业弹性则始终在低水平波动。这样,在国民经济越发依赖于固定资产投资的同时,后者对就业的拉动效应又是极低的,就业总量的变动情况自然也就难以令人乐观。

二、宁经济转轨的就业结构效应

从理论上判断,经济体制转轨主要表现为国民经济所有制结构的调整过程,但它通常会伴随较为强烈的产业结构调整,从而会对就业结构产生显著冲击。

一方面,从所有制结构调整与就业结构变化角度看,随着经济转轨进程的加快和国有企业退出速度的提升,原本滞留在国有企业中的隐性失业者不断流出原有单位而公开化。有数据显示,2000年宁省非国有单位就业人员的比重为49.68%,城镇国有单位就业人员占全部城镇基业人员比重为50.32%,二者比例接近1∶1。但是到了2009年,城镇国有单位就业人员的比重则迅速降至28.61%,而非国有单位的就业人员比重则跃升至71.39%,二者比例已经远远超过了2∶1。

另一方面,从产业结构调整与就业结构变化角度看,产业是就业的载体,因此产业结构的变动必然引发就业结构的变化。如果定义各产业从业人员占全域从业人员比重与其生产总值占全域生产总值的比重之差为产业结构偏离度的话,那么图2表明,宁省30余年来第一产业的产业结构偏离度始终为正,说明该产业的就业增长比重始终高于产值增长比重,产业内部仍然积存着劳动生产率较低从而有待于迁出的过剩劳动力;第二产业的结构偏离度始终为负值,尽管1978―1992年期间其绝对值总体上不断下降,但随后就在总体上不断上升,表明该产业的比较劳动生产率始终较高,其对增量劳动力的潜在就业拉动效应正在趋于下降。与此同时,第三产业的结构偏离度的变化稍显复杂,自1986年起由正转负,而后又于2006年开始由负转正,表明该产业的技术和知识密集度已经开始提高,其对增量劳动力的人力资本需求也越来越高,从而新增劳动力的进入难度也正在不断加大。

三、宁省的长期就业隐忧

近期人口变动抽样调查结果显示,宁省人口的总负担系数稳步下降。鉴于此,能否在经济转轨不断深化的同时,充分利用由这一有利的人口红利期所带来的劳动力资源优势,加速推进经济社会的发展,就成为一项重大课题。抛开前文已经分析的经济增长的就业拉动效应非常微弱和就业结构偏离度过高问题不论,摩擦性失业趋于普遍、周期性失业端倪初显等长期就业隐忧均已成为决策科学化的严峻挑战。

(一)摩擦性失业趋于普遍

以下岗和失业人员的再就业成功率为例,有数据表明,2000年以来宁省下岗和失业人员的再就业成功率平均水平只有52.6%,最低数值出现在2000年,为43.3%。2000年以后,这一数字尽管有所提高,但即使是最高年份(2005年)的数值也仅为58.7%。

(二)周期性失业端倪初现

以1997年以来宁省的城镇登记失业率为因变量、经济增长率为解释变量的线性回归结果显示,在95%的显著水平下,二者的相关系数为0.007,已经表现出了微弱的正相关关系。这种情况表明,宁省就业总量的变动将可能在未来经济运行进入下行通道时,随着经济增长速度的下降而同步性下滑。

四、宁省就业促进型宏观经济政策调整

(一)转变宏观经济调控政策的目标取向

将就业增长与失业治理目标放在宏观经济政策的首位而加以优先考虑,并通过各类政策手段协调性地推进经济增长和结构调整进程,实现经济发展同就业增长的协调演进。

(二)多元措施并举,加大就业需求的创造力度

一是要加大对中小企业的扶植力度,提高其存活概率和存续时限,提高其就业吸纳能力。二是紧紧抓住开发和建设“沿海经济带”、“沈阳经济区”和突破“西北”的有利时机,进一步统筹规划相关县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布局,特别是要加强相关县区内部的小城镇建设,使其真正发挥就业需求的“引擎”效应;三是有效激发全社会的创业热情,鼓励各类社会成员自主创业,特别是鼓励就业困难群体自主创业,实现就业的“倍增效应”,提高全社会的就业增长速度。

(三)改善劳动力供给,切实缓解就业供需之间的数量和结构矛盾

一是在充分发挥就业主管部门主导作用的同时,广泛发动各类社会团体,继续开展形式多样的公益性就业培训,有效提高下岗、失业群体的再就业能力和再就业信心,促进其顺利实现再就业。二是统筹规划,根据全省产业布局和结构调整方向,大力发展各类职业教育,特别是鼓励社会资本进入职业教育领域,实现职业教育和就业的“一元化”。

(四)加速产业结构适应性调整步伐

在大力发展资本密集型和科技领先型产业的同时,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特别是要丰富服务业内涵,促进劳动密集程度较高的第三产业迅速崛起,使之成为解决长期就业问题的主力军。当然,在政策倾斜方向的选择上,则应在鼓励传统的餐饮服务业、批发零售业发展的同时,大力促进金融服务、现代物流、信息服务、旅游、社区服务等新兴服务行业的发展,以此引导新增劳动力向第三产业流动。

(五)加强就业服务体系建设,应对摩擦性和周期性失业难题

一是要不断充实劳动主管部门就业服务机构的服务内容,提升其服务意识和服务能力,使之在劳动力市场的发育和成熟过程中发挥应有的示范效应。二是鼓励各类社会力量进入劳动力服务市场,充分发挥其信息来源广泛、服务形式灵活、服务内容广泛的优势,快速成为行业中的生力军。

参考文献:

①蔡,都阳,王美艳.中国劳动力市场转型与发育[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②蒲艳萍. 转型期的产业结构变动与中国就业效应[J].《统计与决策》,2008(7)

第12篇

(一)完备逻辑性原则

指标体系是相互联系,相互补充,能够进行全面评价的一套指标的集合。作为一个有机结合的整体,指标体系不但要能够从不同角度全面地反映出农业高新技术园区的本质内容和主要特点,对园区经营状况的好坏进行客观地评价,而且还要反映出系统的动态变化,从而使园区的经营管理者和决策者能够把握系统的发展趋势。另外,既然是一个指标体系,各个指标或指标组之间要具有严密的逻辑性。

(二)准确科学性原则

指标体系中具体指标的选择应该建立在充分认识、系统研究的科学基础上,并且能够反映出农业高新技术园区各项目标的实现程度。

(三)可操作实用性原则

设置指标体系要简明概括地反映出园区评价的实践性。指标体系的设置既要考虑理论体系的完整和理论概念的准确,以及各类评价指标内在的逻辑联系;又必须从实用的角度出发,考虑指标体系在实际评价工作中的运用效果。要层次分明,以减少评价工作中不必要的重复计算。真正提高评价指标实际运用的效果。另外,指标体系并不是越庞大越好,要考虑到指标的量化和获取数据的难易程度和可靠性,尽量选择那些有代表性的综合指标和主要指标。

(四)动态性和稳定性相结合的原则

指标体系一旦建立起来,应该保持相对的稳定性。指标体系的内容不宜变动过频。但是随着农业高新技术园区的不断发展完善,指标体系也要随之逐步进行调整、完善和补充,也就是说指标体系还要具有一定的动态性。另外,在指标体系内部,既要有静态指标,也要有动态指标,使两者有机地结合起来。

二、农业高新技术园区评价指标体系

农业高新技术园区作为改造传统农业的一种模式,其主要目的就是为了促进高新技术与农业生产的有效结合,扬科技之长,避资源稀缺之短,把以依靠资源为基础的农业逐步转变为以依靠科技为基础的农业,促进潜在生产要素快速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在追求经济、社会、生态效益的基础上,建立高新技术转化为农业生产力的有效运行机制,探索运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农业的道路。所以,对农业高新技术园区进行综合评价,应该从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三方面入手。

(一)经济效益评价

农业高新技术园区是区别于传统农业的一种新型农业开发方式。利用先进高新技术手段和先进管理方法组建而成的高新技术园区,打破了传统观念的束缚,将“旧四靠”转变为“新四靠”,即一靠科技,二靠资金,三靠人才,四靠管理。这种转变正是农业高新技术园区评价指标体系与以往农业生产评价指标体系的不同之处,也正是该指标体系独巨匠心之处。农业高新技术园区经济效益评价指标体系分为七个子系统,每个子系统又由若干具体指标或指标组组成,并以年为一个考察评价的周期。这七个子系统分别为科技子系统,资金子系统,人才子系统,规模子系统,成果子系统,生产经营子系统和产品子系统。

1•科技子系统。高新技术是园区得以蓬勃发展的动力所在。因此,本套指标体系将科技作为考察评价的一项重要内容。科技子系统包括以下六个指标:(1)园区与科研院所等科技实体结合的紧密程度(或规模)。这是一个相对的定性指标,结合越紧密,规模越大,园区利用高新技术的可能性越大,技术就越具有先进性。(2)先进科技成果的应用数量。这是一个绝对指标,其数量越多,高新技术对农业生产的贡献就越大,园区产品的技术含量就越高,经济效益也就会相应增加。(3)科技进步贡献率。科技进步贡献率=农业科技进步率总产值增长率×100%。努力接近发达国家水平是我国农业高新技术园区的奋斗目标。(4)新品种使用率。新品种使用率=本年度使用的新品种数量本年度使用的品种数量的总和×100%。(5)农用设备(或设施)更新率。农用设备(或设施)更新率=本年新增设备(或设施)全年使用的农用设备(或设施)×100%。(6)科技成果转化率。科技成果转化率=已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科技成果数量科技成果总数×100%。

2•资金子系统。充足的资金投入是园区有效运作的经济保障。依据效益最大化的原则,为了更大程度地降低投资者的投资风险,正确合理有效地利用这些资金是绝对必要的。因此,如何从各个侧面考察资金的使用效果是设立资金子系统的出发点。(1)投资总量衡量指标组:①年度投资总量;②投资增长率。(2)资金分项使用指标组:①科技投资比重:科技投资比重=引进高新技术的投资量本年度投资总量×100%。②科研投资比重:科研投资比重=科研开发投资量本年度投资总量×100%。①、②两项指标考察园区对科技、科研的引进、开发在资金上给予的重视程度,也反映了园区持续发展是否具有后劲。③设备更新投资比重:设备更新投资比重=用于更新设备的投资比重本年度投资总量×100%,先进的农用设备不仅可以解放劳动生产力,还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节约资源。因此,设备是否能够做到必要的更新是一项重要的评价指标。④科技培训投资比重:科技培训投资比重=教育、培训投资量本年度投资总量×100%。(3)资金运用效果指标组:①资金产出率;②资金净产率;③资金利润率;④资金利税率。

3•人才子系统。园区人才层次的高低直接影响着园区科研开发的进展。对于园区引进、培养人才的情况可以通过人才子系统的诸项指标来进行检测和评价。(1)园区科技人才比重:科技人才比重=专业科技人才数园区总人数×100%。此项指标值越大,说明该园区具备的技术人员数量越多,其产品科技含量越高。这种技术上的先进性,使园区产品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具有较强的竞争优势。(2)园区人员的职称结构。职称结构可分为初、中、高三个级别。中、高级人才所占比例越大,承担园区科研开发、技术创新等重任的能力越强,成功的可能性越大。(3)年度接受科技培训的人员数量(或人次数)。(4)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业部门转移的比重:农转非比重=本年度农转非的劳动力数量年初农业劳动力总数×100%。通过科技的提高,可以将一部分农业劳动力从土地上转移出来,进入到非农业部门。农转非的比重越大,说明科技进步的程度越高。(5)二、三产业人数增长率:二、三产业人数增长率=本年度二、三产业从业人数-上年度二、三产业从业人数上年度二、三产业从业人数×100%。

4•规模子系统。建设规模是从总体上反映农业高新技术园区发展成熟度的衡量指标。可以通过以下指标来评价园区的规模状况,及时掌握园区的发展进度和目前所处的阶段,以便于准确制定下一步发展规划。(1)园区等级;(2)园区占地面积;(3)园区人员总数;(4)园区成果类别及总量;(5)园区中企业总数;(6)园区固定资产总额。

5•成果子系统。先进的农业技术是现代农业的主要推动力。加强先进农业技术的推广应用是提高农业生产科技含量,促进农业生产科技化的关键环节。(1)推广的成果数量;(2)成果推广数量的增长率:成果推广数量增长率=本年度推广的成果数量-上年度推广的成果数量上年度推广的成果数量×100%。(3)成果推广转化比重:成果推广转化比重=本年度已推广的成果数量本年度科研成果总数×100%。(4)成果推广的辐射程度。这是从定性的角度考察成果推广效果的指标。可以分为几个等级,即周边县市全省周边省份全国世界范围。

6•生产经营子系统。农业高新技术园区在运行中采取的是公司制,即正在逐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作为一个企业,它的目标是利润最大化。围绕利润的增长情况,可以通过以下指标来考察。(1)总量指标组:①园区农业总产值;②园区农业产值增长率;③各类作物(或畜种)的总产值;④各类作物(或畜种)的产值增长率;⑤园区年利润总额;⑥园区年利润增长率;⑦园区年出口创汇能力;⑧劳动生产率;⑨投入产出率。对于园区出口创汇能力的评价,可以依据以下三个指标来衡量:园区年出口创汇总额;园区年出口创汇增长率;园区年出口创汇总额占年度总产值的比重。(2)个量指标组:①各类作物平均亩产量(或者各类畜种平均头〔只〕产品产量);②各类作物平均亩增产率(或者各类畜种平均头〔只〕增产率);③农民人均纯收入;④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率。

7•产品子系统。园区产品的市场前景是农业高新技术园区最基础的属性和指标值。(1)园区产品市场前景,这是一个定性指标,需要有丰富预测经验的专家根据产品目前的营销状况做出评价。(2)产品市场占有率:产品市场占有率=本园区生产的该种产品的销售额国内(或国际)市场该种产品的总销售额×100%。(3)产品专业化程度:产品专业化程度=形成专业化生产的产品产量该产品总产量×100%。(4)初级产品加工率:初级产品加工率=已加工的初级产品产量初级产品总产量×100%。

(二)社会效益评价

农业高新技术园区社会效益评价,是在经济评价基础上更进一步的评价。它是从社会角度出发,通过分析园区的建设、发展所产生的间接效益和辅助效益,来评估园区对实现社会目标方面所作的贡献。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评价:

1•示范带动作用是否明显:农业高新技术园区是一定农业经济区域内的龙头,对当地的农业经济发展有着重要的带动作用。一方面,带动该地区的农业走上品种优良化,产品优质化,生产规模化,结构、布局合理化,服务社会化,经济特色化、市场化、高效化的发展道路。另一方面,进一步增强了农民“科技兴农”的意识。

2•是否具有展示观赏功能:优秀的农业高新技术园区是农业发展的一个“窗口”和“典范”,具有一定的观赏功能,将高新技术展示给外界,进一步推动科技成果的转化。同时,园区还起到改善城市生态、生活环境,为居民提供观光、旅游的场所,满足人们的精神生活的需要。

3•是否有助于缓解社会就业压力:农业高新技术园区通过引进高新技术,将一部分农业劳动力输送到急需劳动力的非农业部门。通过产前、产中、产后一系列产业链条,特别是社会化服务体系的建立,吸纳了大量闲置劳力。由于有效地缓解了就业压力,园区产生的社会效益也是巨大的。对于这一社会效益的考察,可以通过单位投资所创造的就业机会这一指标进行评价,即E0=JEIA。其中,EO———百万元投资所创造的就业机会;JE———建立园区所创造的全部就业机会;IA———创造新就业机会的全部投资。

(三)生态效益评价

对农业高新技术园区生态效益进行评价是不可忽视的一个方面。我们可以从几个方面进行评价:是否推行了无公害作物种植、节水灌溉、生物防治等高新技术;是否建立了绿色食品、有机食品生产基地,其规模如何;森林覆盖率是否得到了提高,能否达到国家或国际先进水平;是否有效控制了水土流失;是否对环境造成了污染,程度是否较低等等。

三、运用指标体系进行评价时应该注意的问题

(一)各类指标要结合运用

指标体系当中各类各项指标都只是从某一个角度、某一个侧面说明问题、反映情况的,单纯采用一个指标,就会很容易导致片面性,对园区的评价就会缺乏客观性,甚至造成决策失误。因此,一定要将各指标结合使用,全面反映问题的真实情况。

(二)指标体系的运用要具有针对性

全国各地农业高新技术园区的建立虽都具有普遍的共性,但同时也具备了各自的独特之处。应用指标进行评价时也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针对不同地域特点和不同环境条件、不同发展阶段,有所侧重地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