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10-18 15:13:18
关键词行为金融证券投资基金羊群行为
现代金融理论是建立在投资者是理性人和有效市场假说(EMH)基础之上的。但EMH在实践与实证检验两方面同时受到了强烈挑战。大量存在于金融市场的“异常现象”对现代金融理论提出了质疑。与之不同，行为金融理论则主要从投资者在投资决策时相关的认知和情绪上的弱点来分析投资者的行为，研究个体心理决策程序对资本市场的影响以及如何运用心理学和经济学原理来改善决策行为，为金融研究提供了新的方法和路径。本文就试图运用这一理论，对中国证券投资基金的羊群行为进行解释和分析，
1基金羊群行为的表现
根据Bikhchandani（2000）的定义，“羊群行为”是指投资者在交易过程中存在学习与模仿现象，从而导致他们在某段时期内买卖相同的股票。近年来，国内已有不少学者对中国证券投资基金羊群行为的存在性和表现进行了不同角度的实证检验和分析，并得出较为一致的结论，即中国证券投资基金存在显著的羊群行为。
施东晖(2001)应用“从众度”作为衡量羊群行为的指标检验了从1999年1季度到2000年3季度中国股票市场上的投资基金，他认为，平均而言，投资基金对于单个股票的买卖存在显著的羊群行为。袁克、陈浩（2004）采用LSV方法检验了1999年1季度到2003年2季度上证和深证所有证券投资基金的季度投资组合样本。结果表明，基金对所有规模的股票均表现出较显著的羊群行为，而且羊群行为程度指标总体呈上升趋势。孙杰（2004）对我国的封闭式基金和开放式基金分别进行检验，认为我国封闭式基金羊群行为较开放式基金更为显著，并且一定程度上卖出股票的羊群行为要强于买入股票的羊群行为。基金对于高增长型、高风险和新兴产业股票的羊群行为更加明显。吴福龙等（2004）采用Wermers的检验方法，对模型进行了扩展，把机构投资者在某个时期内的交易行为分为只买不卖、只卖不买、既买又卖以及不交易。实证检验发现，中国投资基金在只买不卖方面的羊群效应高于美国互助基金相应的羊群效应，在既买又卖和只卖不买方面并不高于美国互助基金的羊群效应。
2基金羊群行为对市场的影响
羊群行为具有的学习与模仿特征使众多基金经理的行为具有一定的趋同性，削弱了市场基本面因素对未来价格走势的作用。当许多基金在同一时间买卖相同的股票时，对该股票的超额需求曲线将会向下倾斜，从而导致单个股票的价格大幅波动，破坏了市场的稳定运行。
也有学者认为，基金的羊群行为并不一定会导致市场的不稳定。如果基金经理比个人投资者拥有更多的信息来评估股票的基本价值，那么他们将同时买入价值被低估的股票，远离价值被高估的股票，这种羊群行为和个人投资者的非理产生相互抵消作用，促使股价趋向均衡价值。此外，基金经理的羊群行为可能是因为他们对同样的基础信息作出了迅速反应，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的交易行为加快了股价对信息的吸收速度，促使市场更为有效。
然而国内大量实证研究表明，基金羊群行为和股票价格波动之间形成了一种正反馈机制，这种机制是：基金存在较严重的羊群行为的情况下，当某些先知先觉的基金率先买入某些股票，这些股票价格的上涨导致基金资产净值大幅提升以后，追逐市值提升的动机必然促使越来越多的基金加入买进的行列，由于基金交易金额巨大，从而推动股价大幅上升；反之亦然。可见，基金的羊群行为加剧了某些股票的价格波动。更为重要的，基金在股票市场中起着风向标的作用，如果众多基金同时卖出大量价格不断下跌的股票，会对整个股市信心造成重大打击，甚至引起股市的崩溃。这也使得许多学者认为基金羊群行为是导致市场价格波动过度的一个重要因素。
3行为金融对羊群行为形成的描述
行为金融学通过对投资者投资行为的心理偏差的系统分析来描述羊群行为。当证券市场面临着众多不确定性和不可预测性时，投资者在进行投资决策时，其心理因素会随着外界环境的变化而发生着微妙的改变，人类固有的行为模式会不知不觉地主宰着投资者的行为。每一个投资者开始总是试图进行理性投资，并希望规避风险。但是，当他发现由于自己能力有限无法把握投资行为的可靠性时，便会向政策的制定者、媒体、专家或自己的感觉、经验等寻求心理依托，投资行为的前景愈不明朗，这种心理依托感就会愈强烈，人类特有的认知偏差的弱点就会显现。
金融投资过程可以看成一个动态的心理均衡过程，包括对市场的认知过程、情绪过程和意志过程。认知过程往往会产生系统性的认知偏差，情绪过程和意志过程可能会导致系统性的或非系统性的情绪偏差，意志过程则可能受到认知偏差的影响，又可能受到情绪偏差的影响。这些偏差由于金融市场可能存在的群体偏差或羊群效应而导致投资或投资组合中的决策偏差。投资决策偏差就会使资产价格偏离其内在的价值，导致资产定价的偏差。而资产定价偏差往往会产生一种锚定效应或框定效应，反过来影响投资者对资产价值的判断，进一步产生认知偏差和情绪偏差，这就形成一种反馈机制。在这个“反馈环”中，初始羊群效应使得偏差得以形成，而强化羊群效应使得偏差得以扩散和放大。
4成因分析
（1）委托—关系下，基金经理道德风险的存在和风险厌恶是导致羊群行为的深层次原因。在证券投资基金中，投资人是委托人，基金管理公司是人。投资者无法准确了解基金经理的素质，无法区分基金赢利是否由基金经理工作的努力程度所致。而对基金经理来说，他比投资者拥有更多的信息，更清楚自己的素质、能力和努力程度。他会想方设法利用自身种种优势减少努力程度，从而有可能损害投资者的利益，即产生道德风险。同时，基金经理对风险的厌恶使他在减少自己努力的同时认为与其他经理保持一致是最优选择，从而出于利益和声誉的考虑而选择羊群行为。
（2）基金经理关注声誉超过对盈利的关注是基金经理羊群行为的主要驱动力。基金经理可分为“能力强”和“能力弱”两种类型。“能力强”的可以从各种信息渠道观察分析得到关于投资对象的有用信息，而“能力弱”的观察后得到的是噪音信息。在作投资决策之前，基金经理和投资者均不知道他们属于哪种类型，只有通过决策后的结果得知。由于基金经理对自己的能力并不清楚，也就不知道自己观察到的是有用信息还是噪音信息。所以他可能会模仿其他经理的行为。因为，如果自己采取与其他经理不同的行为而事后证明自己错了，即证明自己“能力低”，而如果别的经理错了，自己和他们一样，并不能说明自己“能力低”，可以把错误归于不可预测因素。
（3）基金经理关注同样的市场信息，采用相似的经济模型、信息处理技术、组合及对冲策略，在投资行为上具有较高程度的同质性。席勒(Shiller，1981)认为，在经济主体拥有有限理性的情况下，投资者会在不同时点采用相似的模式进行投资决策，这种模式可称之为大众模式。Froot、Scharfstein和Stein(1992)指出，机构投资者通常关注同样的市场信息，采用相似的经济模型、信息处理技术、组合及对冲策略。在这种情况下，机构投资者可能对盈利预警或证券分析师的建议等相同外部信息做出相似的反应，在交易活动中表现为羊群行为。
5结论与建议
通过上述分析可知，中国证券投资基金存在显著的羊群行为，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股市价格的过度波动，而从行为金融理论的角度来看，这一非理主要源于基金经理在投资时相关的认知和情绪上的弱点以及制度缺陷为其认知和情绪弱点提供了发挥空间。为此，笔者提出如下建议：
（1）改善证券投资基金的市场外部环境。一方面要规范上市渠道，尽可能地扩大市场的容量，并重点提高上市公司的质量，另一方面要加快发展金融衍生工具市场，使基金在选择自己的投资组合时有更多的选择余地及足够的风险对冲工具，为基金投资创造一个良好的市场外部环境。
（2）建立科学适用的基金评价体系标准。鼓励更多高质量的独立的证券中介机构从事基金评级、证券分析等业务，逐渐改变投资者对基金只看收益不看风险的选择标准，引导基金向建立自身独特投资风格以吸引投资者的方向发展。
（3）进一步规范信息披露制度。一方面要加强我国股票市场信息披露的及时性、完整性和准确性，降低各种信息成本，控制内幕交易；另一方面要适时在基金界引入市场约束机制，建立形式和内容规范统一、全面、及时、准确的信息披露与报告制度，以加强基金信息披露的有效性。
（4）构建科学合理、有效的基金经理的薪酬激励体系。在基金经理层面，确定合理的业绩激励措施，在衡量业绩时还要衡量多方面的能力，如考虑创新性、设置工资水平下限、对赢利者设置额外奖赏，以避免委托—的激励不相容；在组织运作层面，特别是对于公司型基金管理公司，激励机制应该考虑对于关键人才的长期激励和职业生涯的发展，从建立柔性的组织文化入手，建立良性的心理契约。
参考文献
1易宪容，赵春明.行为金融学[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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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伍旭川，何鹏.中国开放式基金羊群行为分析[J].金融研究，2005（5）
5吴福龙，曾勇，唐小我.中国证券投资基金羊群行为的进一步研究[J].中国管理科学，2004（8）
关于这次金融危机产生的机理和原因,国内外学者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形成了不同的观点和看法。笔者根据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吴晓求教授关于“制度说”、“政策说”、“市场说”和“周期说”的提法,将学术界学者的观点归纳总结如下:
(1)制度说。“制度说”认为,高度自由、过度竞争的经济制度和金融体系是全球金融危机产生的制度原因。大卫•科茨认为,此次美国次贷危机的根本原因是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因为,解除管制是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没有国家严密监管的金融市场是非常不稳定的。日本共产党中央前主席不破哲三谈到国际金融危机对当今资本主义和世界社会主义的影响时指出,国际金融危机的性质是金融危机与生产过剩的结合,其根源是新自由主义的泛滥。程指出,次贷危机的深层次意思就是过度宽松的经济政策,即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此次金融危机就是由先前一阶段的次贷危机所引起的,而次贷危机产生的源头又于政府“放任经济、任其发展”的新自由经济政策密切相关。
(2)政策说。“政策说”认为,长期的低利率和宽松的货币政策是全球金融危机形成的政策基础。许小年指出,美联储所发行的货币超出实体经济的需要,金融机构的钱太多了,再加上对对冲基金监管不力,最终成为次贷危机的罪魁祸首。甄炳禧认为,美国次贷危机起源于近年来美国次贷市场的过分膨胀,是近些年来其国内积累的金融和经济风险不断释放的结果,也与金融创新、金融全球化及西方货币政策相关。美国的货币政策和与此相关的美国房地产行情的变化也是次贷危机发生的重要因素。孙音则指出,自2000年起美联储屡次降低利率来刺激经济鼓励消费,致使美国国内出现过低的储蓄率、长期的消费热潮、进口不断增加以及长期的经常性收支恶化,而美国之所以可以按照这种形势维持经济的繁荣,其最主要的原因是当前全球经济的严重失衡和不对等、不均衡、不稳定的国际货币体系,尤其是以美元本位制为特征的国际货币体系,存在着内在的重大缺陷。
(3)市场说。“市场说”从更微观的角度分析金融危机产生的原因,他们认为,金融的过度创新和监管的相对滞后,金融工具的结构化、衍生性和高杠杆趋势,导致了金融市场过度的流动性,加剧了金融体系的不稳定程度,是这次金融危机产生的直接原因。王胜国指出,美国政府为刺激经济复苏的宽松的货币政策促使了次级抵押贷款的迅速增长和美国居民的过渡消费,造成了资产价格泡沫;监管制度的漏洞和监管手段的不足使金融体系的风险逐步积累,是导致此次危机的主要原因;华尔街的经济精英们违背信用原则,漠视风险控制,缺乏制衡机制,在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迷狂中陶醉,将社会责任抛诸脑后;美联储为抑制经济过热和稳定通货膨胀预期大幅度地提高利率的货币政策,直接促使这次次级抵押贷款偿付危机的爆发。而究其根源在于金融创新中对于信用风险的控制不当。
(4)周期说。“周期说”认为,这次金融危机是全球经济长周期的一种反映,是20世纪30年代大危机以来全球经济结构、贸易结构、金融结构大调整在金融体系上的一种必然反映。它是对国际经济金融体系中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之间严重的结构性失衡的一次重大调整,以实现资本市场、金融资产在规模和结构上与其赖以存在的实体经济相匹配。在上述四种说法里,吴晓求教授比较倾向的就是“周期说”。并且他认为,“百年一遇”的全球性金融危机只会发源于美国、发端于华尔街。因为,在那里,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现代金融),无论在规模上,还是在结构上都已严重失衡,华尔街的极端利己主义行为把这种失衡推向了极端,从而使金融危机一触即发。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建中央主席成思危认为,美国金融危机并不单纯是监管不力,如果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深刻分析来看,实际上是虚拟资本过度膨胀的结果。
除了这几种主要的原因分析之外,还有的学者提出过度消费说,委托链过长说、流动性过剩说等不同的理论。2基于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的成因再探讨
上述关于金融危机产生原因的分析,分别从不同的视角阐释了危机的成因。各位学者虽然都提出了自己的独特看法,每种分析也都具有一定的解释力,但是都只是分析了金融危机的表面原因或者具体原因,并没有揭示出当前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或者深层次原因。因此,我们要从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的视角透析当前金融危机的本质,揭示危机背后的深层次原因。
虽然马克思的经济危机理论没有在完整系统的专著里给我们呈现,但是马克思早在19世纪40年代就已经开始研究资本主义周期性的、普遍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而《资本论》的写作并问世,标志着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的完成。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写道:“资本的生产过剩,仅仅是指可以作为资本执行职能即可以用来按一定剥削程度剥削劳动的生产资料——劳动资料和生活资料——的生产过剩;而这个剥削程度下降到一定点以下,就会引起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混乱和停滞、危机、资本的破坏。”可见,马克思认为,经济危机的实质是资本生产相对过剩引起的危机。这里特别要强调的是“相对过剩”,它是针对“绝对过剩”而言的。马克思又指出:“生活资料和现有的人口相比不是生产得太多了。正好相反,要使大量人口能够体面地、像人一样地生活,生活资料还是生产得太少了……但是,要使劳动资料和生活资料作为按一定的利润率剥削工人的手段起作用,劳动资料和生活资料就周期地生产得太多了……不是财富生产得太多了。而是资本主义的、对抗性的形式上的财富,周期地生产得太多了。”可见,生产相对过剩的经济危机的社会基础和根本原因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基本矛盾,即不断扩大的社会生产能力与相对有限的社会需求之间的矛盾。
资本主义当代危机的产生流程是:资本制度的内在矛盾——两极分化——有效需求不足——生产相对过剩——透支消费——违约率上升——经济危机——淘汰过剩生产能力——回到起点。通过增加透支消费、违约率上升两个环节,一方面延迟了危机;另一方面生产过剩不再直接表现为有效需求不足,而是表现为有效需求旺盛,甚至表现为有效需求“过度”(透支消费)。可见,其实质仍然是马克思早已指出的“生产相对过剩的危机”。自从“9•11”事件后,美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房地产市场繁荣,次贷机构为了获取利益,大量发放次级抵押贷款。当美联储为了避免通货膨胀而提高利率时,借款人无法正常还贷,导致了危机的发生。这种透支消费,正是由于消费者消费能力有限,而资本家要获取高利益,所以低估风险,盲目发放贷款,其根本目的就是为了缓解生产过剩。所以,透支消费,只不过是将危机从当时推迟到了未来。
可见,正是由于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才导致了社会生产无政府状态的矛盾。这也就引发了生产无限扩大和消费能力落后的矛盾,出现了消费能力不足,导致生产过剩。由此引发了透支消费,出现了违约率上升,引起了美国次贷危机的爆发,波及到全球之后出现了当前的金融危机。按照马克思的逻辑,只有用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实现生产关系的根本变革才能最终解决这个对抗性矛盾。这也就揭示了只要资本主义制度存在,经济危机仍将继续甚至更加频繁,资本主义也终将走向穷途末路。
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是一个科学的理论,它把握了资本主义的发展规律,从本质和根源上说明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发生的必然性。对今天而言,它仍然具有重要的价值。在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下,我国市场经济基本保持稳定发展,事实证明了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科学发展观是经得起考验的。
参考文献
[1]大卫•科茨.美国此次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是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J].红旗文稿,2008,(13).
[2]赵静.日共前主席不破哲三谈国际金融危机对当今资本主义和世界社会主义的影响[J].当代世界,200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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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许小年.次贷危机罪魁祸首是格林斯潘[DB/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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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非正规金融中小企业融资
在我国，由于中小企业普遍存在融资难的问题，因此在中小企业发展过程中存在诸多借助非正规金融途径缓解融资困境的现象。非正规金融一方面能够有效地为中小企业提供发展所需资金，同时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和负面效应。
一、非正规金融的界定
非正规金融（又称为民间金融）指的是在国家的金融法律法规规范和保护之外且不受政府金融监管当局直接控制和监管的金融活动，属于体制外金融。非正规金融包括那些分散、无组织地发生在各种非金融企业之间、企业或民间组织与居民之间以及居民相互之间的各种资金借贷活动，如民间借贷、商业信用、天使投资等。非正规金融交易区域狭小，信息搜寻、甄别以及监督贷款投向的成本较小，违约率比正规金融部门低，其游离于金融监管部门的视线之外，也游离于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调控以外，不受法定体系的约束。非正规金融与正规金融最大的区别在于交易是否处于政府的监管之下。
二、非正规金融在中小企业融资中的优势分析
在许多国家，非正规金融被视为中小企业获取生存和发展所需外部金融资源的重要途径。在我国非正规金融也已存在很长时间，并对中小企业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因为非正规金融具有如下优势：
（1）交易成本低、获得迅速快
融资交易成本可以从资金的财务成本和资金的可获得性两个方面来考察。对于中小企业融资而言，非正规金融经营成本低、交易手续简便、交易过程快捷、融资效率高、能尽快达成交易。因此中小企业融资常常选择民间借贷。
（2）社会风险低
不同于国有银行或者信用社会产生连锁反应，民间借贷产权主体明确，产权明晰，即使发生风波，承担的基本都是个人，不会对社会产生重大影响。民间信贷即使有违约风险，都是个人来化解风险,风险也是可以控制的。
（3）信息的对称性
无组织的民间借贷往往是发生在亲戚、熟人之间，发生借贷前，资金提供者就对借款人的情况非常熟悉,发生借贷后，资金提供者也可以通过非常亲密的渠道,及时了解借款人的真实信息，这种信息的对称性是正规金融(特别是国有商业银行)不可能拥有的。虽然民间金融机构也和商业银行一样，与融资对象很少存在私人关系，但是与之相比更有动力和能力获得信息，所以，非正规金融可以比较好地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
（4）利率在合理范围内波动
央行要求，民间资金利率可在官方利率4倍以内波动，这使非正规金融可以完全自由地根据风险收益相对应原则来定价，这种资金价格是民营中小企业可以接受的。在无组织的民间借贷中，由于存在着私人关系,它们的资金价格相对要高一些，但是利率也不会过高，因为非正规金融同样存在着多方面的竞争:①非正规金融和正规金融不是完全割裂的两个市场，而具有一定的替代性。过高的利率会导致资金需求者退出民间金融市场，转向正规金融市场。②非正规金融机构之间存在着竞争。这些机构资金实力有限，不能垄断民间金融市场，所以不能提出过高利率。
（5）对资金需求者的预算硬约束性
在无组织的民间借贷中，虽然一般是信用贷款,但是由于存在私人关系，借款者如果选择欺诈或者没有能力偿还贷款，将损害私人关系和招致舆论的谴责,为了防止出现这种情况，借款者的家庭，甚至父母、子女都存在潜在的还贷义务，即存在一种隐性担保，这促使资金需求者更加谨慎地运用资金。相对于商业银行，这些资金供应方会更加积极地追讨负债，甚至出现违法讨债行为，从而导致资金需求者受到非法律形式的有力约束。另外，民间金融组织具有强烈的地域性特征，与同样具有地域性的民营中小企业更容易建立长期关系，促使它们提高资金的运用效益和积极还贷，从而达到共赢的效果。
（6）抵押担保方面的优势
中小企业在申请贷款时无力提供必要的抵押品是其获得融资的最大障碍。许多在正规金融市场上不能作为担保的东西在非正规金融市场上可以作为担保，如土地使用权抵押、劳动抵押、农户房屋抵押、田间未收割的青苗抵押、未采摘的林果抵押、活畜抵押等；其次，由于关联契约的存在，使得借款人和贷款人之间除了在信贷市场上存在借贷关系外，还在其他市场上（如在商品市场上）存在交易关系，因此双方在签订信贷契约时还把其他市场的交易情况附加到里面。这不仅为贷款人提供了关于借款人资信、还款能力的信息，同时也增加了借款人违约的成本，使得贷款人能够对借款人保持一定的控制力，加强了借款人正确使用贷款以及履行还款义务的激励。可见,民间金融在本质上能够满足中小企业信息隐蔽性、融资要求的特质性需求以及中小企业家族经营、抵押品缺乏的现状,其能够更加灵活、有效地满足中小企业的融资需求。
（7）具有示范效应
非正规金融活动的特性使得所有存在不偿还贷款倾向的借款人望而却步，也限制了根本不具备还款能力的人进入信贷市场。由于借款者和贷款者之间因长期和多次交易而建立起的相互信任和合作关系，不仅能够抑制双方的道德风险，而且还会使违规者因受到社区排斥和舆论谴责而付出高昂代价。社区约束力越强，成员之间合约的履行率越高，从而借款者就更重视偿还非正规金融贷款，以便于其保持长期稳定的借贷关系。
由此可见，民间金融在本质上能够满足中小企业信息隐蔽性、融资要求的特质性需求以及中小企业家族经营、抵押品缺乏的现状。在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问题上，其相对于高度组织化的正规金融具有上述优势，这些独特优势是民间金融这一古老的融资渠道生存和发展的根本所在，是其能够和正规金融长期共存的重要原因，也正是这些特点使其对中小企业的融资需求有天然的契合性，因而成为中小企业融资的重要来源。
三、非正规金融的局限性和负面效应
在肯定非正规金融积极作用的同时，也应该看到它的局限性和负面影响。
（1）非正规金融的局限性
首先，社会资本的关系型和地域性特征决定了非正规金融的交易通常只能局限在一个小圈子里进行；其次，非正规金融部门的资金来源有限且不稳定，抗衡外部冲击的能力脆弱；再次，从总体上看，非正规金融的定价机制大体上反映了社会的平均利润率和市场竞争的均衡利率，但并不能排除高利贷产生的可能；最后，非正规金融由于缺乏法律的规范和
保护，容易产生敲诈、违约行为。
（2）非正规金融的负面效应
非正规金融的松散性、盲目性和不规范性，会对国家宏观经济运行及其调控造成冲击，包括造成大量资金体外循环，不利于经济结构调整，影响国家利率政策实施，截流信贷资金来源等。还可能扰乱正常的金融秩序，甚至酿成相当大的金融风险，包括袭扰正规信贷市场，妨碍中央银行现金管理，造成系统金融风险防范与监管的盲区，导致一部分国家税款流失；容易引发经济纠纷，增加社会不稳定因素等。因此，应该对非正规金融加强规范和引导，发挥其正面作用。
四、加强对非正规金融的规范和引导，发挥其在中小企业融资中的积极作用
非正规金融是一种重要的金融资源，是制定和实施金融政策的重要依据，特别是其所独具的与中小企业天然的亲和力，决定了其在中小企业发展中的地位。因此，对于非正规融不应持完全否定和排斥的态度，而应在规范中发展，在发展中规范，使其在法律的监督和规范下，更好地为中小企业服务，为整个国家经济服务。
（1）建立健全相关制度，规范非正规金融行为
非正规金融交易通常运作很不规范，一般没有合法的法律手续、可靠的信用担保和资产抵押，缺乏必要的监管机制，处于比较混乱的自发状态；而且所融通资金的投向具有较大的盲目性，风险较大。如果对那些负债率高、资信状况差的企业进行融资后一旦发生经营风险，必将损害投资者的合法权益，甚至会形成相当规模的金融风险。因此，应当尽快出台相关的政策法规，建立相关的制度措施。
（2）建立健全民间金融机构发展的监控体系。
世界上的大多数银行都是民营银行，他们之所以能够健康地发展壮大，原因之一就是它们被纳入政府监管的体系之中。民间金融机构一定要在国家必要的监控下才能健康发展。政府有责任在对民营金融机构进行合法、正当保护的同时，对其违法、不正当的行为给予坚决打击和惩罚，用法律手段来治理和规范民间金融，为中小企业创造更好的融资环境。
（3）引导成熟民间金融组织向中小商业银行转化。
当前中小企业融资难，相当程度上是由于银行业垄断程度过高，真正能够为中小企业服务的商业银行数量太少。因此，应引导民间金融组织逐步演化为规范化运作的、定位于中小企业融资服务的民营金融机构，使得民间金融能更好的服务于中小企业。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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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林毅夫，孙希芳.信息、“非正规金融与中小企业融资”，《经济研究》2005(7)
关键词:金融创新;金融风险;金融业影响
金融创新对金融业的正面影响,可分解为对金融机构、金融市场和金融制度的影响三个方面。
一、金融创新对金融机构的影响
金融创新提高了金融机构的竞争能力
金融组织创新使金融机构体系陆续有新军加入,造就了多元化金融机构并存的格局;金融工具创新、金融业务创新使传统的金融措施对客户的吸引力下降,带来的利润逐步递减。所有这些,都强化了金融机构的竞争。
金融创新提高了金融业的发展能力
金融创新不仅在业务拓展、机构放大、就业人数增加与素质提高等发面促进了金融业的发展,而且由于金融机构盈利能力的增强,带动了金融机构资本扩张能力和设备现代化水平的提高。也许更值得一提的是,金融创新还推动了金融业产值的快速增长,使之在一国第三产业和GDP中的比重迅速上升,为第三产业和GDP的增长做出了重要贡献。
金融创新增强了金融机构抵御经营风险的能力
金融创新对金融机构的这种影响,主要是通过金融机构对具有风险转移功能金融工具的运用体现出来。比如,浮动利率债券或浮动利率票据,这种建筑在对传统金融工具的特征进行重新组合基础上的金融创新工具,可使金融机构减少筹资利率风险。
二、金融创新对金融市场的影响
金融创新提高了金融市场的深度与广度
金融工具创新丰富了金融市场的交易品种,使金融市场容纳的金融资产种类不断增加。各种类型的债券纷纷面世。特别是金融衍生产品的序列不断延长,种类繁多且各具特色,技术性也越来越强。从衍生产品技术的组合设计看,也算得上是花样翻新,既有基础金融工具与衍生工具的嫁接,如外汇期货、债券期货、股票期货等;也有衍生工具之间的搭配,如期货期权、换期权等由两种衍生工具组合而成的“再衍生工具”。此外,还有对基础衍生工具的参数和性质进行重新设计后产生的创新衍生产品。
金融创新使国际金融市场融资证券化
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证券发行作为融资方式的重要程度大大超过了银行贷款,具体表现为银行贷款的数额下降,国际证券的发行量急剧上升。二是商业银行作为重要的微观金融主体,资产与负债日益证券化。商业银行的总资产中有相当一部分以证券资产的形式存在,商业银行成为国际证券市场上的重要投资者。此外,商业银行的贷款资产也实现了证券化。至于负债证券化,是指银行更注重通过发行浮动利率票据和中长期债券筹资,而传统的依靠吸收存款的筹资方式的地位下降。三是商业银行不仅作为国际证券市场的证券发行者,而且参与经营国际证券业务,成为新发证券及承销机构。
金融创新促进了金融市场一体化
金融创新对金融市场一体化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金融创新加速国际资本流动,促进了国际资本市场规模迅速扩大、并使其一体化程度加深。一些创新的金融工具在某一国内金融市场或国际金融市场面世之后,交易规模急剧放大并迅速向全球金融市场拓展,而这又在客观上要求这些金融工具的交易惯例、市场交易价格及投资收益率在不同的金融市场上大体趋同,从而促进了不同金融市场之间的关联度提高。二是金融衍生工具不仅为金融主体规避风险和套期保值提供了有效手段,而且由于同种货币的浮动利率与固定利率之间、不同货币的利率之间存在差异,进而为金融主体套汇套利赚取投机收益提供了可能。三是有些创新金融工具或衍生性工具的交易,本身就要以多个金融市场做依托,是一种跨市场的国际性金融交易。
三、金融创新对金融制度的影响
金融创新强烈地冲击了金融分业经营制度
金融创新使金融机构的业务经营由分离型向综合型转变。以银行业务和证券业务可否兼营作为划分标准,金融制度可以划分为分业经营、分业管理和综合经营、综合管理两种模式。美、英、日、加拿大等主要发达国家均实行分业经营模式,只有德国、瑞士等少数欧洲国家采用综合经营模式。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金融自由化和金融创新浪潮的推动下,金融机构之间的竞争加剧,彼此间的业务渗透和交叉越来越广泛,银行业务与证券业务之间的界限变得越来越模糊。
金融业务分工的篱笆被逐步拆除,金融业从原来分业经营逐步转向综合化经营,反映了资本追求经济利益和自我扩张的欲望,体现了金融机构摆脱经营约束,改变生存和发展环境,获取更大经营空间的内在要求。归根结底,它是西方市场经济条件下自由企业制度和竞争性市场与严厉管制型金融制度矛盾运动的结果。而金融创新在这一转变过程中发挥了其他因素不可替代的作用,甚至可以说是某种决定性的作用。当明显带有业务交叉特点或规避分业管制的金融创新措施已经成为现实的金融存在时,政府不得不承认由于宏观经济、金融环境的变化,原有金融制度已经存在明显缺陷,因而采取了一种较明智的、现实主义的态度,即对已有的金融创新予以宽容和认可,并努力通过规范化的制度安排放弃原有制度,确立新制度。
金融创新模糊了融资界限
金融创新使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资本市场与货币市场的界限变得越来越模糊,从而导致融资制度发生了深刻的结构性变化。按照一般的金融学原理,间接融资是指以银行为信用中介的资金融通行为,而直接融资则是筹资人与投资人不需借助金融中介机构直接融通资金。至于货币市场与资本市场的划分,则以融资期限作为主要的客观标准。融资期限不超过一年期的市场为货币市场,反之则为资本市场。这样来诠释与融资制度相关的四个基本概念,在各类金融文献和金融教科书中似乎已成了一致公认的金科玉律。然而,金融创新却使这些划分标准遇到顽强的挑战。
金融创新促进了国际货币制度的变革
金融创新推动了国际货币一体化的进程。欧元启动就是这方面的一个典型实例。欧元启动的货币制度创新意义主要表现在两方面:其一,欧元制度是一种不与国家政权相联系的创新的货币制度。人类历史上的货币统一,基本上都是以的统一作为前提和条件。而欧元作为超国家组织的产物,则是在国家分立情况下实现货币整合,即欧元所体现的货币统一,是超越国家制约,与国家统一相分离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欧元启动不仅推动了货币制度的时间创新,而且对传统金融学的货币制度理论提出了挑战。其二,欧元是顺应经济、金融全球化潮流而出现的一种创新的货币形式。货币制度创新,不仅包括货币制度的深化沿革和货币形态的发展演变,而且也包括总体货币制度不变下的货币整合。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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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黄景瑄.论当代金融创新发展与中国金融创新.集团经济研究,2007,(1):126-127
关键词金融监管混业经营统一监管途径
我国加入WTO后，金融对外开放的步伐明显加快，国际金融环境的变化，使我国金融机构对混业经营需求日益增强，政府对分业经营的限制开始松动，开始尝试逐步向混业经营模式转变或为混业经营预留空间。混业经营已呈不可阻挡的趋势。这就为我国的金融监管提出了新的课题——金融监管何去何从？
1我国金融监管模式的发展现状与问题
1.1我国金融监管的发展历程与现状
我国现行的金融监管模式是分业监管模式。1983年，工商银行作为国有商业银行从中国人民银行中分离出来，实现了中央银行与商业银行的分离，标志着现代金融监管模式初步成形。当时，人民银行作为超级中央银行既负责货币政策制定又负责对银行业、证券业和保险业进行监督。这时的专业银行虽然对银行经营业务有较严格的分工，但并不反对银行分支机构办理附属信托公司，并在事实上成为一种混业经营模式。1984～1993年，混业经营、混业监管的特征十分突出。20世纪90年代，随着金融衍生产品的不断增加，以及资本市场和保险业的迅速发展，1992年10月26日中国证监会成立；1998年11月18日，中国保监会成立，进一步把对证券、保险市场的监管职能从人民银行剥离出来；2003年初银监会的成立，使中国金融业“分业经营、分业监管”的框架最终完成，由此形成了我国“一行三会”的金融监管体制。其中，银监会主要负责银行业的监管，包括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三家政策性银行和十大股份制银行，以及规模不一的各地近百家地方金融机构；保监会负责保险业的监管；证监会负责证券业的监管；人民银行则负责货币政策制定。2004年6月，银监会、证监会和保监会公布了《金融监管分工合作备忘录》，明确指出三家监管机构建立“监管联席会议机制”和“经常联系机制”。《备忘录》还提出，可以邀请中国人民银行、财政部以及其它相关部委参加“联席会议”和“经常联系”会议。《备忘录》的公布标志着监管联席会议机制的正式建立，并确立了金融控股公司的主监管制度。《备忘录》中提出，对金融控股公司的监管仍应坚持分业经营、分业监管的原则，对金融控股集团的母公司按其主要业务的性质，归属相应的监管机构，对子公司和各职能部门，按业务性质实行分业监管。
1.2我国当前金融监管模式的缺陷
（1）缺乏信息共享和行动的一致性。由于“三会”彼此地位平等，没有从属关系，各监管者可能对本部门的市场情况考虑的较多，而对相关市场则不太关心。尽管建立了监管联席会议机制，但监管联席会议机制更多地表现为部门之间利益的均衡和协调，信息沟通和协同监管仍比较有限。
（2）可能产生跨市场的金融风险。当金融机构的业务范围越来越广、涉及多个金融市场时，分业监管的模式使得同一金融机构虽在不同的金融市场上经营，但却面对不同的监管者，缺少统一金融监管的约束，故在决策时缺乏全局利益考虑，容易滋生局部市场投机行为。因此，综合经营趋势与分业监管的不匹配可能产生一些跨市场的金融风险。
（3）致使金融创新乏力。在分业监管模式下，由于各个监管者都选择直接管制的监管方式，对所监管范围内的市场风险过于谨慎，对所有创新产品进行合规性审查，强制金融机构执行其规定的资本要求，从而增加了金融监管的社会成本；而金融机构创新产品研发成本居高不下，同时又需要背负沉重的创新产品审查成本，则抑制了金融创新的动力。
2金融监管模式的国际比较分析
2.1美国模式
在混业经营前提下，美国仍然采用分业监管模式，既没有合并各监管机构成立一个统一的监管当局，也没有设立专门针对混业经营的监管部门。在金融控股公司框架下，美国仍然采取机构监管的方式，集团下属的银行子公司仍然由原有的(联邦或州)主要银行监管机构进行监督和检查。为了从总体上对金融控股公司进行监督，《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规定，美联储是金融控股公司的“伞型监管者”，从整体上评估和监管金融控股公司，必要时对银行、证券、保险等子公司拥有仲裁权。同时，该法案规定当各具体业务的监管机构认为美联储的监管措施不当时，可优先执行各监管机构自身的制度，以起到相互制约的作用。在协调性和兼容性方面，要求美联储、证券管理机构与保险管理部门加强协调与合作，相互提供关于金融控股公司和各附属子公司的财务、风险管理和经营信息。美联储在履行监管职责时，一般不得直接监管金融控股公司的附属机构，而应尽可能采用其功能监管部门的检查结果，以免形成重复监管。
2.2德国模式
德国金融系统的稳定性是大家公认的，这自然也与它的金融监管制度有关。德国实行的是全能银行制度，即商业银行不仅可以从事包括银行、证券、基金、保险等在内的所有金融业务，而且可以向产业、商业大量投资，成为企业的大股东，具有业务多样化和一站式服务的特点。德国的全能银行能够渗透到金融、产业、商业等各个领域，在国民经济中起着主导作用。为了减少和控制风险，德国政府对全能银行的经营行为进行了严格的监管和一定的限制。例如，规定银行的投资总额不得超过其对债务负责的资本总额；代客户出售证券可以卖给银行自己，但价格不得低于官价；代客户买入证券可以收购银行自有的证券，但价格不得高于官价等。德国虽然实行全能银行制度，但仍实行分业监管。德国的联邦金融监管司下有银行、证券、保险三个监管局，独立运作，分业监管。德国银行监管的法律基础是《联邦银行法》和《信用制度法》(KWG)。《联邦银行法》目的在于保障银行业的稳定性和债权人的利益，它规定了联邦银行在金融监管方面的权力。《信用制度法》规定了从事信用活动的金融机构，要在哪些方面接受监管。根据规定，德国的金融监管主要来自两个方面，即联邦金融监管局和德国联邦银行。联邦金融监管局是德国联邦金融业监督的主要机构。德国联邦银行是德国的中央银行。由于联邦金融监管局没有次级机构，具体的金融监管工作由联邦银行的分支机构代为执行，执行效果反馈给联邦金融监管局。联邦金融监管局和联邦银行的职能界定为：主管权属于联邦金融监管局；在制定重大的规定和决策时，联邦金融监管当局必须和联邦银行协商并取得一致；联邦银行和金融监管局相互共享信息。
2.3英国模式
英国的混业经营采用了金融控股集团模式。英国金融控股集团的母公司多为经营性的控股公司，且一般经营商业银行业务，而证券、保险等业务则通过子公司来经营。同时，英国的金融控股集团内部有较严格的防火墙制度，以防止各业务的风险在集团内部扩散。英国的监管体系已由分业监管过渡到统一监管。1998年，英国整合了所有的金融监管机构，建立了金融服务监管局，由其统一实施对金融机构的监管。2000年又颁布了《金融服务和市场法》，从而实现了由分业监管向统一监管的转变。2001年12月1日，FSA依照《2000年金融服务和市场法》规定，正式行使其对金融业的监管权力和职责，直接负责对银行业、保险业和证券业的监管。FSA也获得了一些其前任监管机构所没有的监管权力，例如关于消除市场扭曲或滥用、促进社会公众对金融系统的理解和减少金融犯罪等。
2.4日本模式
日本战后5O多年的金融监管体制一直是一种行政指导型的管制。大藏省负责全国的财政与金融事务，把持对包括日本银行在内的所有金融机构的监督权，大藏省下设银行局、证券局和国际金融局。银行局对日本银行、其他政府金融机构以及各类民间金融机构实施行政管理和监督。证券局对证券企业财务进行审查和监督。国际金融局负责有关国际资本交易事务以及利用外资的政策制定与实施。这种监管体制的行政色彩十分浓厚，大藏省在监管中经常运用行政手段，对金融机构进行干预。1997年，日本政府进行了金融改革，取消了原来对银行、证券、信托子公司的业务限制，允许设立金融控股公司进行混业经营。同年6月，日本颁布了《金融监督厅设置法》，成立了金融监督厅，专司金融监管职能，证券委也从大藏省划归金融监督厅管辖。1998年末，又成立了金融再生委员会，与大藏省平级，金融监督厅直属于金融再生委，大藏省的监管权力大大削弱。2000年，金融监督厅更名为金融厅，拥有原大藏省检查、监督和审批备案的全部职能。2001年，大藏省改名为财务省，金融行政管理和金融监管的职能也分别归属给财务省和金融厅。金融厅成为单一的金融监管机构，从而形成了日本单一化的混业金融监管体制。
比较以上四种模式，美国模式可以称为“双元多头金融监管体制”，即中央和地方都对银行有监管权，同时每一级又有若干机构共同行使监管职能。联邦制国家因地方权力较大往往采用这种监管模式。德国、英国模式基本可以划为“单元多头金融监管体制”，其优点是，有利于金融体系的集中统一和监管效率的提高，但需要各金融管理部门之间的相互协作和配合。从德国、英国的实践来看，人们习惯和赞成各权力机构相互制约和平衡，金融管理部门之间配合是默契的，富有成效的。然而，在一个不善于合作与法制不健全的国家里，这种体制难以有效运行。而且，这种体制也面临同双元多头管理体制类似的问题，如机构重叠、重复监管等。虽然德国和英国同划为“单元多头金融监管体制”，但是德国模式和英国模式相比，更加强调其银行监管局、证券监管局和保险监管局之间既要相互协作而且还要保持各自的独立。而日本的金融监管事务完全由金融厅负责，因此日本模式可以划为“集中单一金融监管模式”，其优点：金融管理集中，金融法规统一，金融机构不容易钻监管的空子；有助于提高货币政策和金融监管的效率，克服其他模式的相互扯皮、推卸责任弊端，为金融机构提供良好的社会服务。但是，这种体制易于使金融管理部门养成官僚化作风，滋生腐败现象。
3对我国金融监管模式选择的建议
3.1我国的混业监管的模式选择
通过国外模式的分析比较，笔者认为德国模式值得我国借鉴，即建立一个统一的监管当局，下设银行、证券和保险三个监管部门，实行一种混业监管和分业监管的混合模式。
这种模式的优势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银行、证券和保险三个监管部门相互独立，各部门对自己的职能范围较为明确，有利于各部门进行专业化管理。同时各部门之间可以形成一定的竞争，从而有效地提高监管效率。其次，由于三个监管部门统一在一个监管当局下，因此有利于各部门之间的信息交流和合作，能够同时对分业经营和混业经营的金融机构进行监管，从而避免出现监管的真空和重叠，同时也有利于根据金融市场的变化在各部门之间合理分配监管资源。再次，我国金融混业的主要形式，即金融控股集团，具有“集团混业、个人分业”的特点，而德国模式下的监管机构设置与这种金融机构设置相对应，因此其监管效果会更好。最后，这种混业监管模式的建立是将我国现有的三个监管委员会进行整合，不需要重新设立或撤销机构，既能减少现行体制下机构和功能重复设置导致的资源浪费，又使得改革的社会成本最低。
具体对我国来说，首先可以在中国人民银行成立一个分部，专门负责处理全国金融监管事务，并从银监会、证监会和保监会抽调人员和资源设立一个协调委员会。该委员会受人民银行管辖。其主要职能是：三个监管委员会收集的各种信息和数据汇集到协调委员会，由该委员会负责整理和分析，建立相应的金融信息数据库，结果由三个监管委员会共享，并且与中国人民银行、财政部等部委的数据库进行实时的交流和互换；协调委员会没有监管权力，仅负责三个监管委员会之间的协调与合作，负责召集联席会议和经常联系会议，并由协调委员会与中国人民银行、财政部等相关部委进行沟通和联系。为了节约成本，可以成立协调委员会常务委员会，进行日常协调。
3.2建立适合我国混业监管模式的途径
（1）对现行的中央银行法、商业银行法、证券法和保险法等进行修改，确立混业经营的合法地位，为金融机构进行混业经营预留空间，并鼓励金融机构进行金融创新。针对现行的混业经营的机构和方式，制定相关的法律法规，使得监管机构有法可依。
（2）构建适应《新巴塞尔协议》的银行业风险监管框架。尽管巴塞尔委员会并不具备任何凌驾于国家之上的正式监管特权，也并不强求成员国在监管技术上的一致性。但是，由于巴塞尔委员会提出的原则影响到全球主要国家的跨国银行，因而这些原则在事实上成为许多国际性银行遵守的共同原则。中国作为国际清算成员国，尤其是加入WTO后，随着外资银行的大量涌入，金融全球化、一体化的步伐加快。在新的形势下，我国必须按照《新协议》的要求，针对《新协议》的原则和监管框架及时采取措施，以适应国际银行业监管发展的需要。
（3）转变监管理念，加快监管创新。一是要调整监管目标，二是将监管重心转移到新业务、新品种的监管上来；三是监管手段要创新，改变目前金融监管“救火队”的现状，实现专业化的监管；四是加强金融立法的创新，一方面对中国现行金融监管法律法规进行系统清理，另一方面，补充制定新的金融监管法律规范。
（4）注重金融监管专业人才的培养和选拔。在这里，我们不得不承认和尊重监管的专业性。金融业是现代经济的核心，其组织形式和业务活动相当复杂，是最体现技术性与专业性的领域。金融监管专业化是必然选择，其运作离不开强大的专家体系。因此，选拔专业监管者必须极度看重专业能力。在机构、人员设置上摒弃“官本位”。
（5）建立有效的危机处理机制和存款保险制度。由于金融业的高风险性，出现金融机构破产倒闭是不可避免的。因此，建立有效的危机处理机制和存款保护制度是必不可少的。只有这两种制度的存在，才能将金融机构破产倒闭的发生率降到最低，最大限度地保护存款人的利益，从而维护金融秩序和社会的稳定。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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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供给与货币总量
1.货币供给是指在现代信用体系下，一个国家和地区的货币供给由其银行体系的负债所构成的。具体来说，在同时满足资金来源主要是存款和资金运用主要是贷款的金融机构就是银行，当代的银行主要是指中央银行和商业银行，中央银行的现金发行是它的负债，商业银行的存款是它的负债，即是由中央银行发行的现金货币和商业银行的存款货币构成。货币总量涉及两个概念，一个叫货币存量，一个叫货币流量。存量是指在一个时点上的货币供给量，货币流量是指在一定时期内货币流通总量，货币存量和货币流量之间的关系是流量=存量*货币流通速度，一般来说流量是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情况来定的，经济发展越好则流量越多，是较为稳定的。而存量在一定的情况下的货币流通速度会加快，如果货币的流通速度加快了，整个社会会对货币的存量下降，存量是一个相对变动的概念。在通货膨胀的情况系啊，物价上涨飞快，会导致整个社会所需要的货币单位增加。、2.商业银行通过推出新的金融工具，能够吸收更多的资金存入银行，给商业银行带来了更多的存款货币。原来的活期存款是没有利息的，通过金融创新新型存款款如Nows——可转让支付命令账户，新型活期存款是用支付命令取代了原来的支票，同时银行要为它支付利息，这样厂商及个人就愿意到银行开这种账户使银行的存款货币总量扩大。但与此同时，也会带来一些问题，如狭义货币原来主要是为了满易支付的需要，本身是不增值的，但现在这种新型的活期存款推出来后，导致狭义货币的定义不再像以前那么纯粹。金融创新使得货币的定义或货币的层次遭到混乱，也对货币的总量发生影响。在现代这样一个金融创新时代，货币的研究变得更加复杂，货币政策的制定面临的难度也就更大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货币层次划分是M0=流动于银行体系之外的现金，如我们口袋里的硬币、纸币，家里面、企业中存放的现金.等等；M1=M0+活期存款（活期存款只有商业银行可以接收）；M2=M1+储蓄存款+定期存款+其他存款。
存款货币的多倍扩张与多倍收缩
1.原始存款是指以现金和支票方式存入银行的活期存款，现金是流通中的现金，存入银行表明银行存款的净增长，支票是每个企业它所得到的买方所支付的支票方式，代表着一定的货币数量，活期存款是为了满足购买、支付、交易的需要。派生存款是由于银行提供贷款或银行参与投资所衍生出来的存款。银行的派生存款的产生是需要些前提条件的，它不仅仅是因为有投资、贷款这些因素，还受到银行存款准备金和存款准备金比率的限制。银行存款准备金是指为了防止银行在紧急关头流通性不足导致不发应对客户的提存，使银行被挤提的问题。中央银行规定各家商业银行吸收存款后都要缴，一部分的存款准备金，使得在出现上述问题时，中央银行能来向商业银行提供贷款，帮助商业银行通过难关。存款准备金通常它只是吸收存款当中的一部分，当存款准备金占存款比例较高时，这个经济体中银行的可用资金相对比较少了，当存款准备金占存款比例较低时，这个经济体中银行的可用资金相对比较多了，这个存款准备金的高低就成为中央银行调节商业银行可以运用资金多少的手段。当中央银行觉得经济过热，通货膨胀的压力比较大的时候，中央银行就会提高法定存款准备金比率；当中央银行觉得经济疲软，通货紧缩的压力比较大的时候，中央银行就会降低法定存款准备金比率。2.存款货币的多倍扩张，需要假设整个银行体系由一个中央银行和至少两个商业银行构成，中央银行规定的法定存款准备金比率为10%，商业银行只有活期存款，没有定期存款，商业银行并不持有超额准备金，银行的客户得到贷款后没有提取现金。在这些假设条件后，假设存入甲银行活期存款一万元，缴纳存款准备金1000元，剩余的资金甲银行全部用于贷款，也就是负债一万元，资产一万元。甲银行提供贷款9000元给客户，客户将所取得的贷款又存入另一家银行乙，乙银行的9000元是从甲银行的贷款转化而来，这9000元就是派生存款。但无论是原始存款还是派生存款都需要交纳存款准备金，乙银行交纳准备金900元，剩下的8100元又用于贷款。这样就商业银行一方面吸收人们的原始存款，另一方面通过它自身的业务，它能创造出更多的派生存款。原始存款加上派生存款就构成了银行可以运用的资金，也是银行可以向社会提供的货币资金。所以，商业银行是货币供给最重要的一个机构。而存款货币的多倍收缩与存款货币的多倍扩张的演变情况刚好相反。金融理论的研究范式随着相关科学的发展而不断革新。系统科学能够全面有效解决非线性、复杂性、动态性问题，20世纪80年代系统科学理论逐步应用于金融研究中。为发展金融理论、指导金融实践，有必要构建完善的系统科学范式下的金融理论体系。系统金融理论采用非线性、复杂性和系统动力学的方法，能够更加准确地揭示金融系统的演化规律，因而较现代金融理论和行为金融理论更加接近于实际情况，是金融理论研究范式未来的发展方向。
本文作者：兰琳工作单位：江西财经大学会计学院
关键词：行为金融；信用风险；金融租赁
信用风险又称违约风险，是指借款人、证券发行人或交易对方由于种种原因，不愿或无力履行合同条款而构成违约，致使银行、投资者或交易对方遭受损失的可能性。基于传统金融学理论许多金融机构和研究者对信用风险管理作出积极探索并取得了卓有成效的计量模型和支持工具，但也存在明显缺陷。随着行为金融学的兴起和发展，为我们提供了新的视角来研究信用风险管理。
1行为金融学的产生
20世纪50年代，冯·纽曼和摩根斯坦(VonNeumannMorgenstem)在公理化假设的基础上建立了不确定条件下对理性人(rationalactor)选择进行分析的框架，即期望效用函数理论。阿罗和德布鲁(Arrow，Debreu)后来发展并完善了一般均衡理论，成为经济学分析的基础，从而建立了经济学统一的分析范式。这个范式也成为金融学分析理性人决策的基础。1952年马克威茨(Markowi)发表了著名的论文“portfoliosdeefion”，建立了现代资产组合理论，标志着现代金融学的诞生。此后，莫迪戈里安尼和米勒(Modigliani－Miller)建立了MM定理，开创了公司金融学，成为现代金融学的一个重要分支。自上个世纪60年代夏普和林特纳等(Sharp－Limner)，建立并扩展了资本资产定价模型(CAPM)至布莱克、斯科尔斯和莫顿(Black－Scholes－Merton)建立了期权定价模型(OPM)，至此，现代金融学，已经成为一门逻辑严密的具有统一分析框架的学科。
随着金融市场上各种异常现象的累积，模型和实际的背离使得传统金融理论的理性分析范式陷入了尴尬境地。20世纪80年代，通过对传统金融学的反思和修正，行为金融理论悄然兴起，并开始动摇了CAMP和EMH的权威地位。行为金融理论在博弈论和实验经济学被主流经济学接纳之际，对人类个体和群体行为研究的日益重视，促成了传统的力学研究范式向以生命为中心的非线性复杂范式的转换，使得我们看到了金融理论与实际的沟壑有了弥合的可能。1999年克拉克奖得主马修(MatthewRabin)和2002年诺贝尔奖得主丹尼尔·卡尼曼(DanielKahneman)和弗农·史密斯(VemonSmith)，都是这个领域的代表人物，为这个领域的基础理论作出了重要贡献。国外将这一领域称之为behaviorfinance，国内大多数的文献和专著将其称为“行为金融学”。
行为金融学发现，人在不确定条件下的决策过程中并不是完全理性的，会受到过度自信、代表性、可得性、锚定和调整、损失规避等信念影响，出现系统性认知偏差。而传统金融学是基于理性人假设，认为理性人在不确定条件下的决策是严格依照贝叶斯法则计算的期望效用函数进行决策的。即使有些人非理性，这种非理性也是非系统性的，会彼此抵消，从而在总体上是理性的；如果这种错误不能完全相互抵消，套利者的套利也会淘汰这些犯错误的决策者，使市场恢复到均衡状态，达到总体理性。
2行为金融对信用风险管理的影响
2．1风险偏好
根据行为金融学的基本理论，投资者的风险偏好不同于传统金融学理论下风险偏好是不变的，而是变化的，是会随着绝对财富等一些其他因素的改变而发生改变的。因此，我们就没有理由相信借款人是特殊的群体，他们借款的目的大多都是为了投资，也是众多投资者中的一部分，他们的风险偏好也会发生改变。风险偏好的改变就会直接影响到他们面临的风险，最终会影响贷款方面临的信用风险。
2．2过度自信
过度自信或许是人类最为稳固的心理特征，人们在作决策时，对不确定性事件发生的概率的估计过于自信。投资者可能对自己驾驭市场的能力过于自信，在投资决策中过高估计自己的技能和预测成功的趋势，或者过分依赖自己的信息而忽视公司基本面状况从而造成决策失误的可能性。这种过度自信完全有可能导致大量盲目投资的产生，盲目的多元化和贪大求全。
2．3羊群行为
企业决策由于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并涉及较多的技术环节，其决策往往由决策团体共同协商作出，主要属于群体决策，而群体决策有可能导致羊群行为(HerdBehaviors)的发生。羊群行为主要是指投资者在掌握信息不充分情况下，行为受到其他投资者的影响而模仿他人决策的行为。在企业决策中，羊群行为的表现可能是决策团体中多数人对团体中领导者的遵从，也可能是领导者对决策团体中多数人的遵从，而且是一种盲目的遵从。决策中的羊群行为可能造成决策失误。
2．4资本结构与公司价值
1958年，美国经济学家费朗哥·莫迪格里安尼(FraneoModigliani)和默顿·米勒(MertonMiller)在《美国经济评论》发表了题为《资本成本、公司财务和投资理论》的论文，提出了著名的MM定理，主要内容是：在市场完全的前提下，企业的资本结构与企业的市场价值无关。即企业价值与企业是否负债无关，不存在最佳资本结构问题。如果证券价格准确地反映了公司未来现金收入流量的值，那么不管发行的是什么类型的证券，只要把公司发行的所有证券的市场价值加在一起，一定等于这个公司未来利润的现值。无风险套利活动也使得资本结构无关紧要，如果两个本质完全相同的公司因资本结构不同在市场上卖出的价格不一样的话，套利者就可以将更便宜的公司的证券全部买下，然后在价格相对较高的市场上卖出。因此，公司的资本结构就不再是不相干的问题。不同的现金收入流量对不同的投资者的吸引力也会各不相同，这些投资者对于他们感兴趣的现金收入流量愿意付出高价。特别是由于噪声交易者的存在，套利仍充满风险。所以，不同的资本结构，其公司价值显然是不同的，其信用风险必然不同。
3行为金融对金融租赁公司信用风险管理的启示
一、金融问题中的不确定性研究
在21世纪以前的经济学研究中，研究者大多关注的是企业中的投入产出效率问题，由于当时资本市场化程度低，很少有人专门研究与资本决策有关的问题，尽管如此，还是有些研究成果对以后金融学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其中最大的贡献是资金时间价值概念的提出。
随着金融市场的发展，以及人们对不确定性概念的认识，进入30年代以后产生了大量对金融决策问题的研究成果，同时这些成果又积极推进了金融市场的活跃与发展。在本文以下部分简要概述与评价了这一时期的重要研究成果。
（一）不确定性研究在资产定价领域中的应用
1.证券组合理论与资本资产定价模型
在整个金融分析的框架中，不确定性概念的引入是具有重大作用的。最早Kenes(1936)和Hicks(1939)提出了风险补偿的概念，认为由于金融产品中的不确定性的存在，应该对不同金融产品在利率中附加一定的风险补偿。随后，VonNeumann(1947)应用预期效用的概念提出了解决在不确定性条件下的决策选择的方法，在此基础上Markowiz(1952)发展起了证券组合理论，他认为投资者选择证券组合时关注的只是未来现金流的均值与方差。他假设投资者的预期效用符合二次分布或者是多项式分布。Markowiz的主要研究结论是在不确定的前提下，最优的投资决策是分散化持有。Tobin(1958)认为投资者出于自身流动性偏好的不同选择收益与风险的均衡。这进一步完善了证券组合选择理论的框架。
在资产定价领域另一著名的理论模型就是资本定价模型(CAPM)，Sharp(1994)和Lintner(1995)用公式简明地表述了资产组合的价值与无风险利率以及资产的风险水平之间的关系。Black(1972)推出了即使在不存在无风险资产的情况下，Sharp和CAPM公式仍然成立，只是无风险利率被包括整个市场上所有资产的证券组合的预期收益率代替。与CAPM模型同时代出现的资产定价模型还有Ross(1977)的套利定价模型(APT)和Lucas(1978)典型资产定价模型。
以CAPM为代表的资产定价模型，为资产定价提供了一个简洁的计算方法，并且得到了一些在实证方面的研究的支持(FamaandMacbeth,1973)，但是对现实中的一些异常现象仍然缺少有效的解释能力，Brennan(1989)认为CAPM是建立在所有投资者对投资的预期与风险都具有共同的估计与判断，并且所有投资者的效用函数一致的假设基础之上，这一假设与现实不一致，这是导致CAPM对一些现实问题缺少解释力的根本原因。以后正是对这些假设的质疑，推动了信息不对称概念的提出与研究。
2.市场有效性假说
市场有效性假说认为，在一个完全竞争市场中，不存在不对称信息与市场摩擦，影响未来平均收益的只是投资风险的不同。在20世纪60年代有大量研究工作者对市场有效性假说进行了检验，Fama(1973)通过对美国证券市场的实证检验，认为有效市场假说是成立的，但是很多研究人员发现了在市场中，存在着许多市场有效性假说或者CAPM模型解释不了的异常现象。例如，Basu(1977)发现资产的平均收益除了与CAPM中的β系数有关外，还与资产的价格盈利比率（P/E比率）有关，在相同β系数下，价格盈利比率高的股票（成长型股票）的市场价格好于价格盈利比率低的股票（价值型股票）；Benz(1981)发现股票的市场价格还与上市公司的规模有关；Stattman(1980)发现股票的价格与账面价值的比率（P/B比率）也是影响股票价格的重要因素。Fama和French(1993)在以上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三因素模型，即在影响资产价格的β因素外，加入了P/E比率和P/B比率因素。
另外，许多研究人员从时间序角度研究也发现了一些市场有效假说与CAPM解释不了的异常现象，其中最为著名的就是Pozeff和Kinney(1976)发现的所谓“一月效应”；他们发现在纽约证券市场的指数在一月期间的存在明显低于其他月份的现象；还有就是Cross(1973)和French(1980)发现存在类似的“星期一效应”，以后许多研究人员在世界范围内验证了这两种现象的存在。
对这些异常现象的解释，有效市场假说显得无能为力，有人曾经试图将“一月效应”解释为到年末税收流出的影响，但是在英国、澳大利亚等税收年度不在12月份的国家，仍然存在“一月效应”就无法解释了。有些学者从心理学的角度解释这些异常现象，例如，Dreman(1982)将股票价格的P/E比率效应解释为，由投资者总是过高估计具有高成长性股票的成长性，导致市场中具有高P/E比率的股票的价格被高估了，这是导致股票收益率低的原因。
3.连续时间模型
在资产定价理论中的另一个重要假设是：证券市场总是在连续过程中，在这一假设前提下，Merton(1969,1971)将CAPM发展为瞬时资本资产定价模型(ICAPM)，同样在信息对称、无摩擦的市场中，资产价格的变化符合Ito过程，在这种条件下，资产的价格与投资者的效用偏好无关。在随后的研究中Merton(1973)和Black(1973)应用以上连续时间模型成功地得到了期权定价公式，这一公式后来被大量的实证研究所证实，并且被广泛在实践中应用。
（二）不确定性研究在公司财务管理中的应用
金融分析研究的另外一个重要领域是公司财务管理，主要研究公司在投资决策中的有关负债与权益比例选择、公司的红利政策等问题。最早这方面的研究成果由Modigliani和Miller(1958)作出，他们的研究显示，在完全市场中（没有市场摩擦与信息不对称存在）公司的价值与公司的负债比率无关（M-M定理）。类似的研究结论还有，公司的价值与公司的利润分配政策无关。显而易见，这些研究结论与现实中的事实不符。依据M-M定理的结论，公司在利润分配时，由于派发现金红利会有现金流出，公司将更愿意选择股份回购的政策，而不是红利政策，而在现实中，许多公司更愿意选择分红而不是股份回购，这一现象被Black(1976)称为“公司红利的困惑(DividendPuzzle)”，对此Miller(1977)所能给出的解释是，M-M定理的结论之所以与现实不同在于税收与所谓的破产成本对财务结构的影响，是由于一定的负债可以使公司达到税收减免的作用，另外由于对高负债率公司存在着破产的风险，所以负债率对公司股票价值存在影响，Miller以及其他的学者对这些财务问题做出的解释总体来说都不很令人满意，直到后来引入不对称信息以后，似乎才对这些问题的解释取得了突破。
二、金融中的不对称信息问题的研究
正如前文所述，对现实中的一些现象很难单纯用不确定性（风险）来得到满意的解释，正是在对这些问题的研究引起了人们对金融问题中的不对称信息的关注，加上在20世纪60年代以博弈论为代表的信息经济研究方法的突破，使得许多学者在对金融问题中的不对称信息的研究中取得了很多成果，特别是用不对称信息可以完美地解释许多有关财务结构方面的问题。以下仍然分两部分概述这方面的成果，首先是在财务决策方面的成果，接下来是在资产定价方面的成果。
（一）不对称信息在公司财务管理中的应用
1.红利信号模型
关于公司红利决策的困惑引起了许多学者的关注，除了以上提到的公司更愿意支付红利而不愿意将利润用于股份回购的异常现象之外，Lintner(1957)还发现公司在进行红利决策时，由于受累进税制的影响，更愿意使各年的红利平滑些，所以公司每年的红利波动要远远小于股票价值波动，有关税收减免的理论解释较为理想，并且在以后被许多学者用实证方法证实了这一现象的存在（例如：FamaandBabiak,1968）。但是税收效应并没有很好解释公司为什么更愿意支付红利的困惑。
最早Miller(1961)注意到红利可能是向投资者揭示公司发展前景的信号，但是直到Bhattacharya(1979)才应用博弈论方法建立起了红利模型，Bhattaeharya成为第一个将博弈论引入金融分析的学者，Bhattacharya认为公司的管理者对公司投资项目的前景与其他普通投资者相比具有信息方面的优势，管理者通过公司的尽可能高的红利向普通投资者传递信息，如果公司红利水平高意味着公司投资项目的未来前景好，而对于无法支付高额红利的公司将不得不向银行贷款，从而担负过高的财务成本。以后许多学者在此基础上对模型又进行了一个改造(MillerandRock,1985;JohnandWilliams,1985)。但是仍有学者质疑认为，按照以上模型认为只有在公司需要为新项目向市场融资时，才有积极性支付高水平的红利，但事实上模型的红利支付水平并不受公司是否有新项目的影响。也就是说，上面的信号模型不能很好解释红利的平滑性。为此，Kumar(t988)发展出了一个粗糙信号(CoarseSignaling)模型，其结论认为公司在一定的利润范围内会支付同样水平的红利，直到公司的利润水平超出了这一范围，公司管理者才会调整红利支付水平。红利信号模型的另外一个问题是，公司为什么愿意支付红利，而不是股票回购。Ofer和Thakor(1987),Barclay和Smith(1988)用逆向选择原理解释了这一现象，他们认为公司更愿意在市场上自己股票被低估时回购股票，所以回购股票行为向市场传达了股票价值被低估的信号，所以会引起股票价值的上涨，从而使公司支付了额外的成本，而用红利分配利润不存在这一逆向选择问题。
2.资本结构
正如上文提到的，公司资本结构问题的研究在引入不对称信息以前一直没有得到令人满意的结论。应用博弈论描述公司资本结构的决策过程，大大推动了对公司基本结构决策研究的发展。
最早Ross(1977)建立了一个公司负债决策的博弈模型，其中公司通过负债率向资本市场传递公司未来经营前景的信息，由于高负债率可能导致公司破产的风险加大，而一旦公司破产将为公司的经营者带来损失，所以只有公司管理者对公司未来的现金收益乐观时才会在资本结构决策时选择贷款，提高负债率。而前景乐观的公司提高负债率的决策是前景悲观的公司所无法模仿的，所以对资本市场来说，高负债率是公司发展前景乐观的信号。随后在Myers(1984)的模型中，认为如果管理者在公司项目发展需要融资时，如果管理者认为目前市场上自己公司股票价值被市场高估了，会选择通过发行股票的直接融资方式，而如果管理者认为公司股票价值被低估了，就会选择贷款等间接融资方式，所以说公司增加发行股票向资本市场传递的是公司目前股票价值被高估的信号。Myers认为经营者在面对新项目需要投资时首先选择的是用自身盈利积累完成投资，其次是选择贷款等间接融资方式，最后才会选择发行股票的融资方式，这被称之为“融资顺序理论(Peckingordertheoryoffinance)”。
在金融分析中应用博弈论的不对称信息理论取得较大成绩的研究就是所谓的问题的研究，Jensen和Mecking(1976)指出公司中存在两类问题，其一是债权人与股东的矛盾，其二是股东与公司管理者的矛盾。债权人与股东间的矛盾表现在股东总是扩大公司投资风险，因为项目成功了超额收益全部是股东的，而如果公司经营失败，破产的成本由债权人与股东共同负担。Diamond(1989)通过研究认为，在长期重复博弈条件下，股东的声誉可以在一定程度改善股东和债权人间的矛盾。股东与管理者间的矛盾是由于股东不能有效控制管理者的经营行为，因而管理者会最大化自己的利益，可能会损害股东利益。
在80年代末与90年代，出现了有大量关于问题的研究成果，Hart和Moore(1989,1994,1998)研究发现当企业家计划投资新项目而需要向外融资时，与投资者签订贷款合同是最优合同，得到这一结论的关键在于虽然企业家与外部投资者在项目未来进展的各个时期都可以观察到项目的收益情况，但是第三方（例如：法官）无法观察到项目的收益，此时贷款合同是最优融资合同，并且Hart认为由于贷款人在企业家不能偿还贷款时可以控制公司的资产，所以企业家有积极性偿还贷款。
3.公司所有权控制市场
公司所有权控制市场的概念最早是由Manne(1965)提出的，他认为为了有效的配置资源，公司所有权控制市场的存在是必要的，现代资本市场的有效运转离不开公司所有权控制市场的存在。在公司所有权控制市场中所有权的转移方式是多样化的，包括：收购、兼并、股票的发行以及委托关系的变化等手段。在传统的完全竞争、无摩擦的资本市场假设下，很少考虑公司所有权转移对公司价值的影响，而事实上每次兼并收购活动都会引起公司股票价值的大幅波动。直到进入80年代以后非对称信息概念的引入，使得人们认识到了公司所有权控制市场对资本市场影响的内在机制。
Crossman和Harl(19803研究了在公司收购过程中存在所谓的“免费搭车问题(FreeRiderProblem)”，他们认为当收购方发现一个目标公司的运营效率低下，而决定收购目标公司时，面对外部的标购，原有的股东知道收购者通过收购后公司在新的经营者经营下，效率会提高，所以会自发抵制收购，等待收购价格的升高，直到收购价格升高到在新经营者的经营水平下的合理的价格时，原有股东才会出售手中股票。考虑到收购方在收购过程中搜集信息、组织收购是有成本的，所以采用标购行为实际上为收购方带来了损失。Shleifer和Vishny(1986)认为，如果收购方在标购目标公司以前就已经持有了目标公司的一定股票，可以解决上述“搭车问题”的困惑，收购方可以用自己手中股票的增值弥补收购带来的损失。然而Shleifer和Vishny的结论并没有在实证中得到证实，反而Desai和Kim(1988)的实证结果认为大多数的收购方在标购前并没有持有目标公司的股票。
在收购行为研究方面的另外一个困惑就是收购行为往往导致股票价格的大幅上涨，例如：Jennings和Mazzeo(1993)发现收购发生时的收购人对目标公司的首次出价，大多数高于收购前10天的股票价格的20%。Fishman(1988)将这种现象解释为是由于有潜在竞争者随时会加入收购，较高的出价是为了阻止竞争者加入。
4.新股发行(IPO)
在1963年在由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组织的一项研究中，首次发现在新股上市后的短期存在着明显的超额回报的现象，以后许多学者在许多国家发现了这一现象，例如：Ibbotson和Ritter(1995)统计得出美国纽约证券市场1960-1992年发行新股的首日的超额回报是15.3%。在许多年中IPO现象成为挑战市场有效性假说的又一个证据。
对IPO现象最早的解释是由Rock(1986)作出的，Rock认为IPO现象实质是个逆向选择问题，新股上市时市场上存在着两类投资者，一类是具有信息优势的投资者，一类是不具信息优势的投资者，信息投资者只是在新股定价低于其真实价值时才购买，而当定价高于其真实价值时只有不具信息优势的投资者才会参加购买，所以平均来说，不具信息优势的投资者购入了较大比例的被过高定价的股票，为了在市场中留住不具信息优势的投资者，公司在初次发行新股时常常有意低定价。类似Rock对IPO超额回报问题的解释，许多研究人员给出了这一问题的其他合理解释，例如：Allen和Faulhaber(1989)以及Grinblatt和Hwang(1989)将新股发行低定价解释为公司未来前景良好的信号；Hughes和Thakor(1992)认为公司新股发行低定价是为了规避诉讼风险；Ruud(1993)认为新股上市后的短期高回报是由于承销商的价格稳定活动造成的。
在IPO领域中的另外一个难以解释的现象就是新股上市后长期表现不好。Ritter(1991)研究发现，在1975-1984年间发行的新股在发行后3年间的回报比正常股票的回报至少低15%。以后Loughran(1993,1995)再次证实了这一现象的存在。Shiller(1990)用所谓“主持人效应”解释新股长期回报不好的现象，他认为新股上市的初期承销商出于对自身声誉的考虑会创造短期超额需求的假象，随后随着承销商从市场的退出，导致了新股长期回报不佳的现象。
（二）不对称信息在资产定价领域中的应用
Grossman和stiglitz(1980)最早将非合作不对称信息的概念引入资产定价领域的研究中，建立了所谓资产定价的理性预期均衡理论，他们认为资本市场中的每个参与者都从市场价格的变化中获得信息（所谓的学习过程），并且每个参与者的行为不会对市场价格构成影响。在80年代初期这一理论成果主要用于解释公司财务方面的问题，直到Kyle(1985)以及Kyle和Milgrom(1985)研究做市商制度下的价格形成机制的成果出现以后，不对称信息对资产价格的影响才越来越多地引起人们关注，以后在KyleMilgrom框架的基础上出现了大量的研究成果。由于在这一框架下的价格决定机制不同于ModiglianiMiller的市场均衡机制，是通过研究具体市场条件下的资产价格形成机制，所以常常将这部分研究成果称为市场微观结构理论。
Kyle研究了在做市商制度下证券市场的价格形成机制，在Kyle的模型中，市场由三类参与者构成：风险中性的做市商、噪音交易者和信息交易者，噪音交易者出于自己的流动性需求进入市场交易，信息交易者根据自己的信息交易，为了最大化自己的利益，信息交易者选择自己在市场上的交易数量。与Kyle不同之处在于，Milgrom建立的序贯交易模型(SequentialTradeModel)中交易者每次交易的数量都是固定的，即每次都只能买入或卖出一个单位的资产，做市商根据交易指令的类型来设定买卖价差，在均衡条件下，由于有竞争做市商的存在，买入报价是做市商收到卖出指令时关于资产价值的条件期望值，卖出报价是做市商收到买入交易指令时关于资产价值的条件期望值，因而交易者的交易指令将促使做市商调整其买卖报价，这种调整从本质上是一种贝叶斯学习过程。
Easley和O''''Hara(1987)在Milgrom模型的基础上考察了交易规模对做市商价格行为的影响，其结论是做市商的定价策略会依赖指令的规模，数量比较大的指令往往以比较差的价格成交。以后Easley和O''''Hara(1992)又考察了交易时间对价格行为的影响，发现交易时间会影响价格，并且交易间隔影响交易价差的大小。
现代金融理论方法经过近一个世纪的发展，取得了许多重大突破，特别是进入80年代以后，越来越多的金融难题得到解释。但是由于金融市场的复杂性，至今对许多问题的解释还很难令人满意，例如：对P/E比率和P/B比率对资产价值的影响的现象至今还没有合理的解释，对IPO以及基金中的折价现象的研究结果也没有较为统一的认识，另外市场中是否存在信息操纵问题也是一个争论的焦点。对这些问题的研究与解释，将进一步推动金融理论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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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金融学(behavioral finance，BF)作为新兴的金融学分支与占据金融学统治地位已经有三十年之久的有效市场假说(efficient market hypothesis,EMH)，对金融学的基础——套利，投资人理性以及自1980年代以来涌现出来的大量异常现象进行了达二十年之长的争论，双方此消彼长，加深了人们对金融市场的理解，促进了金融学向更广更深的方向发展。 一、介绍 在传统金融学的范式中，“理性”意味着两个方面：首先，代理人的信仰是正确的：他们用于预测未知变量未来实现的主观分布就是那些被抽取实现的分布。其次，给定他们的信仰，在与Savage的主观期望效用（SEU）概念相一致的意义上，代理人做出正常可接受的选择。 BF是一种研究金融市场崭新方法，至少部分地以对传统范例面临的困难做出反应的面貌出现的。广义上，BF认为通过使用某些代理人不是完全理性的模型，可以更好的理解某些金融现象。在某些行为金融学模型中，代理人的信仰不完全正确，大都是因为不恰当的应用贝叶斯法则。在另一些模型中，代理人的信仰是正确的但做出的选择通常是有疑问的，与SEU不相容。 BF最大的成功之一是一系列理论文章表明在理性交易者和非理性交易者相互影响的经济体中，非理性对价格的影响是实质性的和长期的。文献称之为“套利限制（limits of arbitrage）”，这构成了BF的两大块之一。（见第二部分） 为了做出清晰的预测，行为模型常需要指定代理人的非理性形式。人们究竟怎样误用贝叶斯法则或偏离SEU呢？在此引导下，行为经济学家们典型地求助于认知心理学家汇编的大量实验证据，这些都是关于人们形成信仰时潜在的偏误，和人们的偏好或给定信仰后怎样做出决策的。因此心理学构成了BF的第二大块。（见第三部分） 我们考虑BF的特殊应用：理解整个股市，平均回报的横截面情况，封闭式基金定价；理解投资者特殊群体怎样选择其资产组合和跨时交易；理解证券发行，资本结构和公司的股利政策。最后总结和指出未来的研究方向。 二、套利限制 2．1 市场有效性 EMH认为实际价格等于基本价值。在有效市场中，没有免费午餐：没有投资策略可以赚得风险调整的超额回报。BF认为资产价格的某些特征最有可能用对基本价值的偏离来解释，而且这些偏离是由非理性交易者的存在引起的。对此种观点持长期反对意见可追溯到Friedman（1953）。他认为，理性交易者（也称为套利者）会很迅速消除非理性交易者（也称为噪声交易者）引起的偏离现象。本质上，这种观点基于两个主张：首先，只要偏离基本价值——较简单地说，误价（mispricing）—一一个有吸引力的投资机会产生了。其次，理性交易者将立即抓住机会，因此纠正了误价。BF对第二个主张很少有异议，但对第一个主张有争论。即使当一种资产被广泛的误价时，设计纠正这种误价的策略可能非常有风险（即下面将要提到的四种风险），使之失去了吸引力。因此，误价仍是存在。 2.2 理论 在前一节中，我们强调了当误价发生时，设计纠正它的策略不担有风险而且成本昂贵，因此允许误价存在的思想。现在我们就讨论一些已确认的风险和成本。 2.2.1 基本面风险 关于某只股票基本价值的一些坏消息，引起股票进一步下跌导致损失。而且替代性证券很少是完美的，经常是高度不完美的，使得消除所有基本面风险成为不可能。 2.2.2 噪声交易者风险 指被套利者利用的误价在短期内恶化的风险。此思想由De Long et.al（1990a）提出。即使某只股票拥有完美的替代性证券，套利者仍面临那些本来使这只股票低估的消极投资者更加消极促使估价进一步下跌的风险。一旦想当然认为估价不同于其基
关键词：金融机构；金融监管；发展趋势
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经济一体化和金融全球化进程加快，金融创新不断涌现，金融机构日益转向多元化经营，一方面促进了各国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也使各国发生危机的潜在可能性提高，这对金融监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迫使各国金融监管不断变革，由此金融监管在理论上以及实践上都呈现诸多新的发展趋势。
一、国外金融监管理论的发展趋势
金融监管理论的争论实际上是围绕着要不要监管，如果要监管的话在多大程度上以及采用什么样的方式进行监管展开的。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信息经济学的兴起，金融监管理论呈现出以信息经济学为分析范式的趋势。信息经济学认为在一般市场中普遍存在信息不对称、信息不完全的现象。金融体系中存在两类不对称：一类是金融机构与存款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金融机构与存款者间的信息不对称使得金融市场上的价格信息不能有效地传递，从而加大了金融市场交易的成本，降低了市场交易效率。另一类是信贷市场上金融机构与贷款企业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即使没有政府的干预，由于存在贷款人方面的逆向选择和借款人方面道德风险的行为，信贷配给可以作为一种长期均衡的现象存在。信息经济学向人们说明，不仅仅是贷款人，银行也有可能产生道德风险，这就改变了以往金融监管理论只对贷款人进行监管而忽略了对银行监管的做法，使监管更为全面。
作为对信息不对称和信息不完全理论的回应，2009年6月，巴塞尔委员会公布的新资本协议(《统一资本计量和资本标准的国际协议：修订框架》)把信息披露(市场监管)作为该协议的第三大支柱载入其中。①
除此以外，还有三种主要的金融监管理论：(1)从金融合同的角度研究金融监管。经济合同理论，最初是用于工业和公共事业监管领域。金融交易包含着金融机构和金融消费者之间、金融机构和监管者之间、监管者和社会之间显性和隐性合同的复杂结构。监管可以被视为被监管者和监管者之间的一系列隐性合同关系，合同决定了签订该合同的各方应该遵守的行为，以及对违约方可能采取的措施。设计得好的合同可以促使金融机构的行为避免或者减少系统性风险，反之，则可能在金融活动中产生系统性风险。所以监管合同的首要目的就是要使金融机构的行为和反应朝着社会所期望的方向发展。几乎所有形式的外部监管都存在根本性的道德风险问题。监管既然被视为一种隐含合同，那么由此可能产生的道德风险问题就是它会使投资者认为，既然这些金融机构的金融服务是经过权威部门授权并得到监督的，那么它们理所当然是安全的。而且，监管者在阻止监管失灵方面的历史记录越好，投资者这样的印象就越深。然而，投资者必须认识到监管的局限性，监管无法消除所有的风险。而且金融市场和金融合同本来就包含着风险，投资者本身也存在发生决策错误的可能。(2)金融监管的成本和收益问题。大多数国家对监管机构的直接成本都有比较可靠的数据。但对施加于被监管对象所造成的额外负担却没有数据可利用。所以精确计算监管的成本和收益几乎是不可能的，而且区分哪些成本是金融机构为了自身风险控制和内部管理所必需的，哪些是由于监管制度所强加的也不是十分容易。但它的意义却是现实的：监管任何时候都是在成本和收益的权衡中做出判断，所以，偶尔的监管失灵是否可以视为监管体系(假使已经设计有效)的必要成本，增强监管的强度是否可以消除所有出现的监管失灵，所有这些问题都值得分析。(3)金融监管的激励问题。投资者认为监管者保证了金融机构的安全和端正良好的品行，而金融机构认为它们所要做的就是遵守一些监管者所要求的具体规定。双方认识的差距还可能对监管一方和被监管一方造成逆向激励的问题。西方学者现在认为监管者也是利益最大化的主体，所以有没有合意的激励就会影响执法的效果。拉丰和梯若尔及其后来者所发展的激励规制理论和新管制经济学为研究激励性金融监管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法。②
二、国外金融监管实践的发展趋势
金融监管是一个实践性很强的问题，涉及的内容十分庞杂，并且各国在具体的金融监管实践上更是差异明显。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金融市场的一体化进程加快，金融创新不断涌现，金融机构也日益转向多元化经营，金融监管呈现新的发展趋势。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金融监管的目标从单纯强调安
全性向安全与效率并重的方向转变。20世纪70年代以前，金融监管主要侧重于维护金融体系的安全性。各国纷纷建立金融安全网，同时对金融机构从市场准人、利率限度、业务范围等多方面施加了严格的限制，最有代表性的是1933年美国颁布的《银行法》，但这些措施限制了金融机构的自由，造成金融机构经营效率低下。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末，规避管制的金融创新已使不少限制性措施名存实亡，同时人们认识到金融监管给金融业的运行所带来的成本，于是各国开始采取灵活的应变措施。美国在1999年11月通过的《金融服务现代化法》，以促进金融业的效率和竞争力为主要目的；日本从1994年着手进行的“金融大爆炸”改革，新诞生的“金融厅”将确保金融体系的安全、活力和金融市场的公正和效率作为自己的首要任务；英国《金融服务与市场法》则提出了“好监管”的六条原则，如“使用监管资源的效率和经济原则”、“权衡监管的收益和可能带来的成本”等，显示了监管当局对效率目标的重视。③
2．监管主体从分散走向集中。20世纪七、八十年代，随着金融自由化浪潮的推进，金融业务逐渐走向综合化，分散的监管很难满足金融业发展的需要，金融监管主体具有从分散走向集中的趋势，但已经不再是集中于中央银行。挪威于1986年、加拿大于1987年、丹麦于1988年、瑞典于1991年、英国于1997年、澳大利亚于1998年分别成立了统一监管机构，并将其移出中央银行。日本、韩国、新加坡相继效仿，爱尔兰、以色列、拉脱维亚、墨西哥、南非、奥地利、德国、爱尔兰和比利时都有类似改革倾向。美国1999年《金融现代服务法案》掀起了金融综合化的浪潮，但是，分散化的金融监管并没有被放弃。④
3．金融监管范围不断扩大。在许多国家，金融监管机构无权对银行的附属公司或银行的母公司进行监督检查。在这种情况下，要想对整个金融形势做出客观准确的评价是相当困难的。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难题，必须先从两方面着手：一是扩大金融监管的范围；二是统一监督标准和方法。在国际范围内只有对金融机构进行并表监督，才能使母行(或母公司)及其国内外分支附属机构在有效的监控下开展业务活动，从而最大限度地从整体上保证各金融机构安全稳健地经营。⑤
4．金融监管手段计算机化。在监管方法上，各国普遍强调管理手段的现代化，充分运用计算机辅助管理，尤其是实时清算系统在金融监管中的运用，并且促进金融机构日常监督、现场检查和外部审计的有机结合。⑥
5．金融监管内容标准化。在金融监管内容方面，各国金融监管体系也呈现了一些共同特征，逐步统一资本充足性的国际监管标准；流动性管理也普遍强调区别对待，强调监管灵活性和依赖经验对监督的重要性。⑦
6．金融监管方式从单一合规性监管转向合规陛监管与风险性监管并重。合规性监管是指监管当局对金融机构执行有关政策、法律、法规情况所实施的监管。合规性监管注重事后的补偿与处罚，不能起到风险预测和防范的作用，使监管者长期扮演“救火队”的角色，监管效率低下。风险性监管是指监管当局对金融机构的资本充足程度、资产质量、流动性、盈利性和管理水平所实施的监管，以求最大限度地减少金融风险及其影响。风险监管较之于合规性监管的最大优点在于它侧重于对风险的事前防范，能够及时地和有针对性地提出监管措施。国际银行监管组织相继推出了一系列以风险监管为基础的审慎规则，对信用风险、市场风险、国家和转移风险、利率风险、流动性风险、操作风险、法律风险、声誉风险实施全面风险管理。⑧
7．金融监管体系的集中统一化趋势。随着经济的发展和金融自由化的不断深入，20世纪90年代后期金融业由分业向混业经营的趋势在进一步加强。在美国，先后开放银行从事公债回购以及以子公司方式经营证券承销业务。当金融市场变得越来越一体化时，通讯和计算机的运用使得金融风险在现行监管体系下难以集中控制和监管，这就要求更集中或者至少很协调的监管体系——监管体系应适应被监管的对象的变化而变化。在英国，新的工党政府已提出将所有金融机构的管制(包括银行的监管)归到证券投资委员会的领导下。⑨
8．金融监管体制的组织结构体系向部分混业监管或完全混业监管的模式过渡。各国金融监管体制的组织结构千差万别。英国的大卫T·卢埃林教授1997年对73个国家的金融监管组织结构进行研究，发现有13个国家实行单一机构混业监管，35个国家实行银行、证券、保险业分业监管，25个国家实行部分混业监管，后者包括银行证券统一监管、保险单独监管(7个)；银行保险统一监管、证券单独监管(13个)以及证券保险统一监管、银行单独监管(3个)3种形式，并且受金融混业经营的影响，指定专业监管机构即完全分业监管的国家在数目上呈现出减少趋势，各国金融监管的组织机构正向部分混业监管或完全混业监管的模式过渡。⑩
9．金融监管更加注重风险性监管和创新
业务的监管。从监管内容看，世界各国监管当局的监管重点实现了两个转变：第一，从注重合规性监管向合规性监管和风险监管并重转变。第二，从注重传统银行业务监管向传统业务和创新业务监管并重转变。⑾
10.金融监管越来越重视金融机构的内部控制制度和同业自律机制。金融机构的内部控制是实施有效金融监管的前提和基础。世界金融监管的实践表明，外部金融监管的力量无论如何强大，监管的程度无论如何细致而周密，如果没有金融机构的内部控制相配合往往事倍而功半，金融监管效果大打折扣。许多国家的监管当局和一些重要的国际性监管组织也开始对银行的内部控制问题给予前所未有的关注。金融机构同业自律机制作为增强金融业安全的重要手段之一，受到各国普遍重视。以欧洲大陆国家为代表，比利时、法国、德国、卢森堡、荷兰等国的银行家协会和某些专业信贷机构的行业组织都在不同程度上发挥着监督作用。尽管金融业公会组织在各国监管体系中的地位不尽相同，但各国都比较重视其在金融监管体系中所起的作用。⑿
11．以市场约束为基础的监管体系正在形成。巴塞尔委员会《新资本充足框架(征求意见稿)》对1988年制定的《资本充足协议》做出了重大的改革，其中最引人关注的内容是将外部评级引入风险管理框架，要求银行使用公共信息确定其风险加权资本，根据评级公司的评级确定信贷风险权重，新框架的适用对象仍是那些在国际业务领域活跃的大型国际性银行。欧洲委员会公布了一些关于新的资本充足性规定的建议，将比巴塞尔资本协议所针对的范围更大，涉及所有的银行和证券公司，该规定试图将真实风险与资本金更紧密地联系起来。⒀
12．金融监管法制呈现出趋同化趋势。金融监管法制的趋同化是指各国在监管模式及具体制度上相互影响、相互协调而日趋接近。由于经济、社会文化及法制传统的差异，金融监管法制形成了一定的地区风格，在世界上影响较大的有两类：一是英国模式，二是美国模式。20世纪70年代以来，两种模式出现了相互融合的趋势，即英国不断走向法治化，注重法律建设；而美国则向英国模式靠拢，不断放松管制的同时增强监管的灵活性。⒁
13．金融监管法制呈现出国际化发展趋势。
随着金融国际化不断加深，金融机构及其业务活动跨越了国界的局限，在这种背景下，客观上需要将各国独特的监管法规和惯例纳入一个统一的国际框架之中，金融监管法制逐渐走向国际化。双边协定，区域范围内监管法制一体化，尤其是巴塞尔委员会通过的一系列协议、原则、标准等在世界各国的推广和运用，都将给世界各国金融监管法制的变革带来冲击。
14．金融监管全球化的趋势在不断加强。随着金融业的全球化，国际金融市场上不稳定性增大，金融风险在不同国家之间相互转移、扩散的趋势不断加强，单靠一国或一家银行控制金融风险已变得力不从心；另一方面，由于各国监管政策的不一致，客观上为跨国银行利用遍布全球的分支机构逃避各国监管从事高风险甚至非法的经营活动创造了条件。而且，跨国银行由于在别的国家领土上进行经营，本国监管部门鞭长莫及，监管的有效性受到削弱。在全球性统一监管的进程中，巴塞尔委员会发挥了重要作用，该委员会颁布的一系列监管原则成为银行业国际监管的重要标准。尽管这些协议原则在世界范围内不具有硬性约束力，但由于其适应了国际金融监管的现实需求，因而得到了国际金融业特别是银行业和各国监管当局的普遍运用⒂
三、结论
金融监管是一个实践性很强的问题。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金融市场的一体化进程加快，金融创新不断涌现，金融机构也日益转向多元化经营，金融监管呈现新的发展趋势。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金融监管范围不断扩大；金融监管手段现代化；金融监管内容标准化；金融监管方式从单一合规性监管转向合规性监管与风险性监管并重；金融监管体制的组织结构体系向部分混业监管或完全混业监管的模式过渡；金融监管更加注重风险性监管和创新业务的监管；金融监管越来越重视金融机构的内部控制制度和同业自律机制；以市场约束为基础的监管体系正在形成；金融监管全球化的趋势在不断加强；金融监管体系的集中统一化趋势；金融监管法制呈现出趋同化、国际化发展趋势。
注释：
①③④吴源从．西方国家金融监管的新趋势及对我国的启示[J]．海南金融，2006，(9)：32—35．
②张慧莲．论西方金融监管理论的最新发展[J]．成人高教学刊，2004，(6)：18—21．
⑤⑥⑦⑨⒀高峰．国际金融监管发展趋势[J]．东北财经大学学报，2001，(4)：24—26．
论文关键词：银行不良资产；成因分析；风险管理；法律规制
一、金触不良资产之现状与成因
(一)金触不良资产现状
1999年底，国家成立了四大资产管理公司—华融、信达、长城和东方，目的在于协助消化四大国有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中国农业银行)的19001)亿元不良贷款。2001年底，时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的戴相龙指出，四大银行的不良资产已达18001〕亿元左右。截至2003年底，四大银行的不良贷款已达20001〕亿元。据统计，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信贷资产，1990年为2952亿元，1996年达9500元亿,6年间增加了两倍多。至1999年高达18001〕亿，3年间几乎又翻了一番。国有银行在近五年间消化了将近15001〕亿元不良贷款(尤其是四大资产管理公司经过长期不懈的努力)，但新出现的不良贷款总量几乎保持在原有水平上。国务院批准成立四大资产管理公司，是我国借鉴国际经验和方法，处理国有银行不良资产的重大举措。但是，五年过去了，国有银行的不良资产总量却有增无减，这使得我们不得不从多角度、深层次分析金融不良资产的成因。
(二)金融不良资产现状的成因
1.国家所有“虚位”、具体责任“真空”、金融风险意识淡薄、银行经营管理不善。
2.银行体制弊端、金融监控缺漏、银行职员素养缺失、金融犯罪问题严重。
3.银行有法不依—法治观念淡薄。
4.国企效益低下—债务转嫁银行。
5.诚信观念缺失—逃废金融债务。
6.人情关系文化渗透—银行借贷关系扭曲。
二、金触不良资产之法律规制
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我们应认真学习、研究和借鉴西方银行管理经验，健全完善风险管理机制。
(一)巴塞尔原则及经脸
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于1988年7月通过、于1997年4月补充修订的(关于统一国际银行资本衡量和资本标准的协议》(通称《巴塞尔协议》)规定:资本对风险加权资产的最低目标标准比率为896，其中核心资本成分至少为496。该协议出台之后，德国为首的欧共体各国纷纷响应，英国、日本等国银行均严格达标。美国银行不仅确保资本充足标准，并创造性地建立了资本风险预替系统，从而保障监管机构防患于未然，有力地促进了美国金融业的稳健运行。1997年9月，巴塞尔委员会通过的《有效银行监管的核心原则》，规定了有效银行监管的条件、审批程序、持续监管手段以及监管权力等有关方面的25项原则。巴塞尔委员会于1998年9月针对银行出现问题的主要原因颁布的《银行内控制度的基本原则》，先后在内控文化、风险识别评价、内控措施与责任、信息及其沟通和内控制度监测等方面，规定了13项原则。同时，巴塞尔委员会在吸取一些银行沉痛教训的基础上，了《关于操作风险管理的报告)(关于银行透明度的建设》等文件。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的上述一系列原则之所以日益得到其成员国与众多的非成员国的高度重视并适用，就在于这些规则和要求是巴塞尔委员会聚集了大批业内专家，针对银行金融业务数年开展过程中的突出问题深人研究的结论、对策和成果，符合国际商业银行发展的趋势，具有内在的科学性和外在的权威性，是巴塞尔委员会与许多国家和国际性组织共同合作的结晶。
(二)西方银行风险管理
金融业高度发达的西方国家对风险管理理论和实践的不懈探讨和深人研究已取得了卓有成效的经验。20世纪30年代由美国建立的存款保险制度，有力地促进和稳定了美国银行制度，亦先后为日本、联邦德国、英国等国家所借鉴。目前，许多国家均建立并完善了存款保险制度。存款保险制度的创立和完善，丰富和发展了银行监管体系，已成为防范金融风险的行之有效的举措。
德国商业银行在风险管理中的VAR(ValueatRisk)风险度量法以及综合运用风险规避、风险分散、风险转嫁、风险补偿等多管齐下的策略，加强金融监管，有效地防范和化解了风险。
我国商业银行尤其是国有商业银行，真正步人金融市场可谓是刚刚踏上征程。我国加入WTO之后，商业银行无疑要在经济全球化的大市场中运作、经营和发展。如何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控制、减少、避免不良资产，应当认真汲取和借鉴西方发达国家商业银行的管理经验和管理措施，逐步提高对我国商业银行的监督管理水平和我国商业银行风险管理水平。
(三)确立风险防范理念
学习和借鉴西方商业银行管理经验，牢固树立风险防范理念。金融风险防范应是整个国家、银行系统和银行全体职员共同的事业。风险管理、风险防范、风险控制的观念和意识，应根植于整个银行系统内的每个部门、每个岗位、每位职员的灵魂深处。正如巴塞尔委员会颁布的“银行内控制度的基本原则”的报告所要求的，董事会、管理层与全体员工应该在银行内部营造一种“内控文化”。银行的所有职员都应该了解各自在内控制度中的作用，全面投人内控制度建设。
(四)建立完善风险管理机制
借鉴巴塞尔委员会颁布的原则、规则、标准和建议，汲取西方发达国家商业银行行之有效的管理经验，建立和完善我国银行系统的风险管理机制·，应是我国商业银行防范金融风险，减少、避免金融不良资产的系统性工程。巴塞尔内控基本原则强调，内部控制是需要董事会、高级管理以及全体职员不懈努力而实现的过程，是一个能够不断进行风险控制信息反馈并能进行自我调整的动态过程。巴塞尔委员会在《有效监管核心原则》中指出，在有效银行监管体系中，监管者必须具备操作上的独立性和实施监管的能力和手段，必须全面了解各类银行业务性质，并尽可能确保银行自身适当风险管理，使各个银行的风险水平得以评估，确保银行具有充足的资源承担风险。有效的银行监管体系，必须具有统一、明确的责任和目标，必须具有银行监管的适当法律框架，包括银行机构的许可规则和持续性监管规则，监管者实施法律和执行审慎监管权的规定以及对监管者的法律保护，还应建立监管信息分享安排及信息保密制度等。根据巴塞尔委员会上述有关原则及其精神，健全完善的风险管理机制应是有效的银行监管与银行内控制度的有机结合。
(五)健全银行内控制度
从银行内控制度而言，首先应建立决策科学化、管理规范化、运作现代化的风险管理机构。建立由董事会直接领导的、监控全面风险的、相对独立的风险管理决策机构，决定银行风险管理原则和风险管理程序，制定风险管理政策，监督评估执行管理层控制风险的管理状态，提出风险管理的改进建议并监督其在限期内完成改进任务。风险管理决策机构下设独立于银行业务部门的风险管理职能部门，具体跟踪监督风险管理政策和程序的执行，开发风险管理技术，监管授信业务的授权和受信决策程序，识别评估银行风险，分析确定可控性风险与不可控性风险，并对可控风险提出相应的控制程序和措施，向有关业务部门提出;对不可控风险，要及时报告风险决策机构，以便迅速采取相应对策。。其次，要建立和完善信用风险、管理风险、经营风险、操作风险、市场风险等所有各种风险的防范和控制制度。实现制度化、流程化、规范化的管理，杜绝任何一个不受制度约束的职员，避免任何一项不受规范监控的业务。第三，要不断创新风险管理措施，积极借鉴西方商业银行风险规避、风险分数、风险转嫁、风险补偿等风险处置策略和经验，建立健全配套规范的风险处置制度。第四，要造就整体优化的员工队伍。1995年1月，巴林银行因资不抵债，被荷兰国际集团以1美元的价格收购。几代人为之努力了200多年的一座金融大厦，被一个普通操盘手毁于顷刻之间。因此，“当银行行长就像坐在火山口上。任何一个普通员工的一个违规操作，都可能诱发火山爆发而导致灾难性后果”的说法不无道理。这正是金融企业不同于其他企业的特别之处:企业安危不仅仅系于管理层面，而且系于每个普通员工的手里。因此，商业银行的员工队伍务必整体优化。首先要创新队伍建设理念，确立“员工为主人为本”、“我与企业共长久”的队伍建设战略，促使企业与员工目标一致、员工与企业同步发展。着力营造了解员工、理解员工、关心员工、尊重员工的人文氛围，给予员工自我发展的空间，满足员工施展才能的需求。每一位员工均有成就感和归属感之时，也就是商业银行的向心力和凝聚力形成之日。其次要有完善的员工培训机制。通过有计划、有步骤、分层次、分业务持续性地对不同岗位的职员进行系统性地培训，以全面提高全体员工的综合素质，日益增强每一位员工的风险防范意识和廉洁敬业意识，不断提升员工的职业道德素养。第三要建立合理规范的工资福利制度。通过对不同岗位绩效的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确定相应的工资福利待遇，同时辅助以奖励机制。第四要创立科学的业绩测评和职务晋升制度。针对不同的岗位和不同的层次以及不同的类别，分别确定相应业绩质和量的指标，定期对每位员工的业绩和潜能进行客观全面的测评。确立科学的人才观念，建立公平竞争、因材施用的人事制度，拓宽晋升渠道，从而形成良性循环的激励机制。
【关键词】金融危机倒“微笑曲线”启示
随着世界金融危机的全面爆发,全球经济呈现萎缩状态,我国实体经济也受到了巨大的冲击。大量中小企业在这次危机中陷入了生产经营困境,濒临倒闭。然而一部分企业却趁全球金融危机加速优胜劣汰之机,巩固了其在行业的优势地位,开拓了企业发展的新篇章。这种现象究竟该如何解释,又给我们带来哪些启示,本文就此进行探讨。
一、“微笑曲线”理论
“微笑曲线”理论是20世纪90年代初,享有台湾“IT教父”之称的宏基(ACER)总裁施正荣先生根据波特理论和他多年从事IT产业的丰富经验提出的。这个理论后来又被不断拓展,现已成为许多产业和企业分析的重要基础与依据。
顾名思义,这一曲线形似微笑(见图1),“嘴角”上扬的程度代表了企业经营活动所产生的附加价值的多少,反映了处在价值链上游、中游和下游环节所带来的附加价值的变化。“微笑”的底端代表着价值产生的中间环节,是劳动力最为密集的环节,它产生的附加价值最低。曲线的左端代表价值链的上游,集中表现为设计和研发环节,具有较高的附加价值。右端代表建立品牌、提供服务的价值链下游环节,附加价值相对也较高。
同时,不同的行业之间也存在附加值的差别,“产业微笑曲线”簇就是不同行业附加值的体现(见图2)。图2列出了一般制造业、中等技术密集度产业及高新技术产业三组曲线组成的“产业微笑曲线”簇。三条曲线之间的位置差异反映了不同产业因素对曲线空间位置的影响。一般来说,资金—技术密集度越高的产业,其曲线的位置越高、曲线的弯曲度也越大。图2的“微笑曲线”只是一种定性的描述,还没有严格具体的尺寸大小与长短的精确定量意义。
“微笑曲线”理论是以附加价值的高低来看待企业和产业的竞争力:只有不断往附加值高的区块移动和定位,才能赢得良好经营效益与持续发展。在全球化的条件下,企业在累积了足够经验和能力之后,只有不断创新进取,向“微笑曲线”两端逐步升级,才能赢得竞争的主动,扩大产品的附加值及利润空间;产业结构调整只有在产业链上的不同位置和不同产业之间的调整,才能取得更多的附加值,获取更多的利润,才能赢得更强的国际产业竞争力。
二、金融危机下的倒“微笑曲线”
在次贷危机和金融风暴的全球背景下,我们发现了这样一个现象:不同的企业受金融危机的影响是不同的。主要表现在:从规模看,规模较小的企业受到的影响要大于规模大的企业;从价值链看,处于中游的制造环节受冲击最大;从行业类别看,劳动、资本密集型企业受到的冲击相对较为严重,而技术密集型相对较小。
这一现象与我们熟悉的“微笑曲线”正好相反,在这里,我们称之为倒“微笑曲线”(见图3),它反映了处在价值链上游、中游和下游环节所受金融危机影响的变化。倒“微笑”的顶端代表着价值产生的中间环节,比如模块零部件的生产、组装产品等等,它受金融危机冲击最大。曲线的左端代表价值链的上游,即设计和研发环节,它在金融危机中受到的影响最小,甚至得到了快速发展。右端是品牌营销及服务环节,它处于价值链下游,受到的冲击相对也较小。
同样,不同的行业之间受到的金融危机冲击也存在差别,它与“产业微笑曲线”簇基本相对,形成了倒“产业微笑曲线”簇(见图4)。与“产业微笑曲线”类似,它表明在图示的三种产业中,高新技术产业抗击金融危机的能力最强,而一般制造业受到的负面影响最大。
三、倒“微笑曲线”原因分析及启示
为什么会出现金融危机下的倒“微笑曲线”,结合产业经济学理论,我们不难发现其中的原因。
首先,从上游企业看。处于价值链上游的企业之所以能有效地抵御金融危机,最主要的原因就在于它注重研发,坚持走自主创新之路,从而提高了抗风险能力,确立了长期的竞争优势。研发、设计属于价值链上游环节,它是提高一个企业竞争力的关键。取得竞争优势的企业可以获得技术上的领先,率先进入市场,甚至决定该行业的技术标准,并在一定时期内形成行业上的垄断。由于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和模仿本身的难度,产品的附加价值可以在一定时期内处于较高水平。因此,企业本身的抗风险能力得到加强,竞争力得到提升。可以说,在当今社会,自主创新是一个企业生存的关键。只有坚持走自主创新之路,不断扩大投资规模,才能形成规模优势,最大幅度地降低产品成本,从而在激烈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在这次金融危机中,处于产业链上游的企业就是凭借自身高技术、低成本的优势,有效地控制了经营风险,将负面影响降到了最低,甚至取得了可观的赢利。
其次,从中游企业看。处于价值链中游的企业往往被认为是附加值最低、受冲击最大的部门,越来越多的企业在这一价值链的管理上选择了外包的模式。我国有很大一部分企业由于没有自己的核心技术,只能靠廉价的劳动力竞争。随着竞争压力加剧,客户要求提高,产品生命周期变短,以及大量新技术的出现,这些企业的利润被大幅挤压。再加上现今社会生产标准的一致性,以及机器设备,生产技术等的通用性,价值链中游的进入门槛较低,竞争缺乏保护,从而引发了这一段竞争的残酷性。因此,在金融危机冲击下,一方面由于产品附加价值低,运营负担重;另一方面抵御风险能力差,易受到资金短缺、订单减少的冲击,这些企业纷纷陷入生产经营困境,甚至濒临倒闭。
最后,从下游企业看。价值链的下游是企业在区域性竞争中发展的主要基础,企业可以通过把握市场需求,迎合消费者的喜好,迅速建立销售渠道,率先取得市场占有率,从而获得较高的利润水平。随着产业竞争的加剧、技术的扩散和标准化,同业产品的差别越来越小。这时,企业之间的竞争就不再是单纯产品的竞争,而逐渐转变为服务的竞争,品牌的竞争。因此,很多企业长期实行名牌战略,致力于创立一个知名品牌,生产质量好、样式新、最有创新的产品,以引起顾客的兴趣,并将这种兴趣发展为“品牌忠诚”。在金融危机下,这一战略的正确性得到了验证,很多企业就是靠着长期建立起的良好企业形象和优质的产品品质,赢得了客户的信任,从而取得了不俗的销售利润,成功的应对了这次冲击。
我们不难看出,在金融危机下,运行良好的企业都存在一些共性:注重研发、实施品牌战略、尽量往产业链两端移动、专注主业、注重公司结构治理和制度建设、注重人力培训等等。因此,这也给我国企业今后的发展提供了指导。
各企业要根据自身特点,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实施不同发展策略,积极进行产业优化升级,适时进行产业转型。如向上整合价值链,坚持走自主创新之路,提高技术含量,注重人才培养。同时,学会舍弃,可适当将制造环节外包,提高企业整体效益。注重向下延伸价值链,建立品牌,增强服务过程中的附加值。总而言之,不断优化生产关系,不断提高生产力水平,这应是我国企业持之以恒的一项非常重要的战略任务。
【参考文献】
[1]施振荣:再造宏基[M].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
[2]马永驰、季琳莉:“微笑曲线”看“中国制造”背后的陷阱[J].统计与决策,2005(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