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8-05 21:08:09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社会经济论文，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1.1目前，由于各学者学科背景的差异性，针对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度评价的侧重点不同，给出的相应指标体系并未达成一致看法.因而，在对不同区域环境与经济协调度评价时，应避免盲目效仿，而应从研究区域实情出发，合理选取评价指标.为此，本文以协调发展理论内涵为依据，从区域环境与经济发展特征出发，遵循指标科学性、系统性、可获取性的原则，参考了近些年发表的关于环境与经济协调度评价的具有代表性的指标体系，并对使用频率较高的指标进行主成分分析和独立性分析处理后［23］，最终选取了27个评价指标构成山东省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评价指标体系﹙见表1﹚.
1.2数据来源文章所采用的原始数据及相关计算主要来自《山东统计年鉴2013》［24］，部分数据来自相关年份《中国统计年鉴》.
2研究方法
2.1数据处理与指标权重赋值
2.1.1数据处理由于评价指标体系选取的指标较多，为了消除指标间量纲的差异，使数据之间具有可比性，需先对原始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数据无量纲化通常采用极差标准化处理，用于计算山东省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中不同指标的功效系数。
2.1.2指标权重的赋值不同指标在评价系统中的重要性不同，当前学术界对指标权重赋值采用的方法众多，主要分为主观赋权法和客观赋权法.由于每种方法有不同程度的缺陷和片面性［26］，本文采用熵值法和主成分分析法分别求出指标权重后，再将两种方法所得权重进行综合处理，结果即为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各指标权重。
2.2协调发展度模型
根据山东省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发展状况，借鉴相关协调发展研究［3］的基础上，从耦合协调发展定义出发，建立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发展模型。协调度只是反映f﹙x﹚与g﹙y﹚两个子系统有序发展关联性和互动耦合作用，并未体现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整体“功效”和“协同”效应.为此，在协调度的基础上引入协调发展模型，以进一步反映区域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整体协调综合发展程度。通过﹙4﹚、﹙5﹚两式，测算了山东省2003年以来10a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综合效益、综合评价指数、协调度及协调发展度，协调发展度类型划分标准见文献［28］.
2.3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度预测
预测是进行决策与调控的基础，现有的预测方法主要有回归分析法、时间序列法等，这些方法难以适应系统复杂、数据量少的问题.灰色系统GM﹙1，1﹚模型不仅预测精度高，也能在数据有限、系统复杂的情况下有很好的预测效果［29］.为了深入探究山东省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度在未来发展趋势及演变情况，在协调发展度结果的基础上，通过GM﹙1，1﹚模型对其未来协调发展度进行预测.
2.3.1协调发展度预测根据GM﹙1，1﹚预测模型，得出社会经济预测模型为。
2.3.2预测精度检验为了检验模型预测精度是否符合要求，根据式﹙6﹚、﹙7﹚得到2003−2012山东省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预测值﹙见表4﹚，并将预测值进行残差检验和后验差检验［30］，结果均满足预测模型精度要求.根据表4预测值，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的误差都较小，平均相对误差分别为0.96%、2.19%.故在未来经济波动幅度不大的情况下，本文所建GM﹙1，1﹚预测模型可以用来进行预测.
3结果与分析
3.1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效益时序变化分析从图1可以看出，社会经济效益与生态环境效益总体上呈现出明显的上升的趋势.从时序发展速度来看，社会经济效益指数发展变化快，除2008−2009年稍有放缓之外，其他时间段均为均匀快速上升增长.与社会经济相比，生态环境则呈波浪形缓慢曲折发展.生态环境效益除在2006−2008年发展较快外，其他时间段平缓发展，且慢于社会经济.从效益指数值来看，生态环境效益初始值较高，但发展缓慢，且在2003−2006年为负增长，因而10a内变化量不大，社会经济效益初始值虽较低，但发展速度快，效益指数与生态环境差距不断缩小，自2010年超过环境效益后一直处于快速增长状态.从效益指数变化幅度来看，社会经济效益变化幅度大，平均年变化率为8.89%，生态环境变化幅度小，年均变化率仅为0.75%.这一方面说明经济发展在生态经济系统中占主导地位，另一方面也体现出环境对生态经济系统发展的制约作用.山东省是环渤海地区的经济大户，也是受渤海跨海通道建设影响最明显的地区之一.因此，在快速发展经济的同时，山东省要积极做好环境保护工作，努力实现社会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的双向促进和良性循环协调发展.
3.2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分析图2为协调发展时序动态，从协调发展类型来看，山东省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度处于0.660~0.852之间，即从初级协调发展阶段向良好协调发展阶段转变，说明山东省当前生态经济协调发展状况良好.根据协调发展度类型划标准，协调发展度可以明显分为3个阶段：2003−2004年为初级协调发展阶段，2005−2009年为中等协调发展阶段，2010年后开始转入良好协调发展阶段.在初级协调发展阶段中，经济发展一直滞后于生态环境，属于初级协调发展类经济滞后型，说明此阶段山东省生态环境发展状况较好.在中等协调发展阶段，虽然经济发展仍一直滞后于生态环境，但由于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二者之间的距离不断缩小，到2009年时，生态经济转变为经济环境同步发展型，反映了此阶段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相互协调，比例配合得当.在良好协调发展阶段，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的距离继续缩小，协调度不断提高，并在2010达到协调度最高点之后由于社会经济继续快速发展，生态环境开始滞后，生态经济在2012年开始转变为良好协调发展环境滞后型协调发展类型.在图2中，生态经济系统协调度、综合评价指数和协调发展均呈平稳发展态势，反映了各指数内在的互动关系和相互约束作用.生态经济协调度一直处于较高水平，而综合评价指数则相对较低，表征了在测度时间段内，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两个子系统虽是协调有序、相互影响，但由于各子系统低水平效益，未能使系统整体功能增强，因而协调发展度未能达到较高水平.在此阶段，协调发展的制约因素主要是综合评价指数，反映了在一定时期内，生态经济系统协调发展的主导方向是不断加强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相互影响、协同共生、促进物质交换频度的同时，努力提高二者的功效水平，增强系统整体功能.
3.3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预测结果根据山东省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预测模型，通过式﹙4﹚、﹙5﹚计算得到2013−2030年生态经济系统协调度和协调发展度发展状况，其发展趋势见图3.按照现状预测，生态经济系统协调度和协调发展度发展趋势将总体上处于先上升后下降状态.在协调度中，协调度曲线自2010年达到最高点之后逐渐持续快速下降，并于2030年低于0.4.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是：由于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和生态环境保护的滞后，使得原本处于协调一致状态的两个子系统数量上比例失调，结构上缺乏有效的相互促进和协同一致的交换匹配，导致二者之间的演化趋势背离系统整体的良性互动，从而引发对生态经济系统的负反馈调节和约束作用，促使其协调度不断下降.协调发展度曲线初期由于系统综合评价指数的提高而在发展初期不断攀升，并于2024年左右达到其最大值，但由于受生态系统协调度不断下降的制约和瓶颈作用，使得协调发展度在达到最大值之后开始下降，并呈加速衰退下降趋势.这种现象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促进生态经济系统的协调发展不仅要体现系统总体功效的协调，也要达到系统内部结构的和谐有序.2013−2030年是按照山东省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自2003年10a以来协调发展变化作出的预测，是在渤海跨海通道“零替代方案”下得到的结果.然而，渤海跨海通道的建设势必会在不同程度上影响山东省生态经济的协调性，特别是对生态环境的负向影响.因而，这种只重视经济的高速发展而以环境保护发展滞后为代价的发展模式，是难以维持区域的生态环境协调可持续，必须在当前及未来的发展中引起高度重视.
4结论与讨论
本文构建的CGE模型主要包括6个模块：生产模块、贸易模块、机构模块、社会福利模块、碳排放和碳税模块，以及均衡和闭合模块。
1.1生产模块生产模块中，生产函数描述各部门所使用的资本、劳动力、能源和中间投入以获得产出的方式。生产函数由5层套嵌常替代弹性函数（CES）构成，如图1。底层为煤炭、石油与焦碳、天然气与燃气的合成，以及火电与清洁电力的合成。第二层为化石能源与电力能源的合成；第三层为能源与资本的合成；第四层为资本-能源与劳动投入的合成；第五层为资本-能源-劳动与中间投入的合成。生产函数要素投入的合成采用CES函数形式。
1.2贸易模块贸易模块主要涉及北京地区消费者需求产品的来源与北京地区生产供给产品的分配。北京地区消费者所消费的商品由北京本地生产、外省调入和国外进口三部分构成。假设三者之间存在不完全替代关系，消费者会在这三者之间选择一个最优的消费比例，以z最小化其成本。第一层是消费者需求是在北京本地生产供给与外省调入供给之间合成；第二层是国内供给与国外进口产品之间的合成。需求函数采用CES函数形式，消费者在不同供给产品之间进行最优组合以实现成本最小化。北京地区生产的产品分配有三个流向，即供应北京市场、调出外省、出口国外。假设三者之间存在不完全替代关系，生产者会在这三者之间选择一个最优的销售比例以最大化其收入。第一层是北京地区生产的产品供应国内市场与出口之间分配，第二层是供应国内市场的产品在北京市场与调出外省之间分配。产品分配采用常转换弹性（CET），假设生产者在一定生产技术约束下在不同需求市场之间分配的最优策略，以实现收入最大化。
1.3机构模块模型中机构主要包括居民、企业、政府。居民模块包含居民收入与支出函数，居民的收入主要来自劳动收入、资本收入、政府的转移支付；居民支出主要包括居民消费，居民支付的所得税，居民收入扣除消费后为居民储蓄，居民消费采用斯通—盖利（Stone-Geary）效用函数形式。企业模块包含企业的收入与支出函数，企业的收入主要是企业的资本收入；企业支出包括企业对居民的转移支付、企业支付的所得税、企业的储蓄等。政府模块包含政府的收入与支出函数、政府收入主要是政府的间接税、关税、所得税等；支出包括政府对居民的转移支付，政府消费，政府储蓄等。
1.4社会福利模块在CGE模型中衡量社会福利变化，运用比较普遍的是希克斯等价变动（Hichsianequivalentvariation）。本文也通过希克斯等价变动来衡量实施碳税政策冲击后对居民社会福利的影响。希克斯等价变动以政策实施前的商品价格为基础，测算居民在政策实施后的效用水平的变化情况（以支出的函数表示）。希克斯等价变动为正时，说明居民福利在政策实施后得到了改善。反之，如果变动为负，则说明政策的实施将损害居民福利。
1.5碳排放与碳税模块-假设碳排放主要来自于化石能源（煤炭、石油、天然气）的最终消费，且能源消费技术经济水平不变。不同类型能源排放因子来自IPCC（The2006IPCCGuidelinesforNationalGreenhouseGasInventories），化石能源的CO2排放量是由各种化石能源的需求量乘以它们各自相应的碳排放系数。根据化石能源需求排放的CO2量征收碳税，并且将每种化石能源征收的碳税转化为该种化石能源的从价税税率，即对某种化石能源征收的碳税税额与该化石能源的国内需求的价值量之比。
1.6均衡与闭合模块模型的均衡模块包括各种要素市场、商品市场的供需均衡。（1）劳动力市场均衡，本文假设工资为内生变量，受到政策冲击后，经过工资的充分调整，实现劳动力市场的出清。（2）资本市场均衡，本文假设资本相对价格为内生变量，受经济政策冲击，经过资本价格改变，资本自由流动，企业充分调整资本存量，最终实现资本的充分利用。（3）商品市场均衡，每个部门产品的需求（居民需求、政府需求、投资、存货，中间需求）等于总供给。模型的宏观闭合通过三个主要的宏观恒等关系反映，即储蓄—投资平衡、政府收支平衡、贸易收支平衡。（1）储蓄—投资平衡，本文采用新古典的闭合规则，即投资由储蓄决定，经济中所有的储蓄都将转化为投资。（2）政府收支平衡，在这里政府的收入与其总支出的差额为政府储蓄，政府储蓄内生于政府账户的收支平衡。（3）外省调入调出平衡，外省调入与调出之间的差额为外省净储蓄。（4）国际收支平衡，本文选择汇率为内生变量，国外储蓄为外生变量的闭合规则。政策冲击影响汇率的变化，进而影响进出口的变化，以至影响整个经济。
2数据来源和部门划分
本文根据研究需要以及北京市投入产出表产业部门的实际情况，将北京市2010年投入产出表中的42个部门调整为18个部门。并尽可能地细分能源部门，本文将能源部分细分为5类：煤炭开采和洗选业、石油与炼焦业、天然气与燃气、火电生产和供应、清洁电力生产。根据北京市2010年投入产出表以及《北京市统计年鉴2011》编制北京2010年社会核算矩阵表（SAM）。
3模拟结果
本文设定五种情景下分析征收碳税对北京社会经济系统的影响，即二氧化碳排放量在2010年的基础上分别减少5%、10%、15%、20%、30%。
3.1碳税税率及对能源消费的影响表1显示了不同情境下碳税水平、化石能源从价税率、化石能源对减排量的贡献，以及碳税对能源消费的影响。随着减排幅度的增加，从量碳税会更显著地增加。由于不同能源的碳排放系数各异，由此对不同能源所征收的从价税税率也不一致。在同一情境下，化石能源中，煤炭的二氧化碳的排放系数最高（单位价值量的碳排放量），煤炭的税率最高，石油从价税税率居中，天然气与燃气的从价税税率比较低。与此同时，在北京市能源消费结构中，煤炭与石油占主导地位，因此，煤炭对于减排的贡献也是最大的，在各情景中，煤炭对于减排的额贡献都达到60%以上；石油对于减排的贡献也是比较显著的，因此严格控制煤炭和是石油的使用时减少碳排放的主要措施。征收碳税对于高碳能源需求的影响也是十分显著地，尤其大幅度的降低了煤炭与石油能源的需求量。征收碳税对天然气与燃气、火电能源需求的影响相对比较温和，同时提高了清能源的使用量。
3.2碳税对部门产出的影响由于征收碳税会导致化石能源价格的上升，从而使生产成本上升。由于不同部门化石能源投入占总投入比例差别很大，因此对不同部门产出有不同的影响。表2分析了征收碳税对不同部门产出的影响。由于征收碳税，13个部门产出都有不同程度的下降。其中煤炭开采和洗选业、石油与炼焦业、其他开采业的产出显著下降，尤其是减排目标提高后（如情境3和4），这些部分的产出大幅度地减少。天然气与燃气业、化学工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交通运输与邮政业等部门产出下降也比较明显。究其原因一方面由于这些高耗能的部门能源需求量大，能源投入在总投入中占的比例高，征收碳税导致其生产成本提高明显，供给下降；另一方面这些部门由于产品价格上升幅度高，部门产品需求下降程度也比较大，供给与需求的下降导致产品的产出下降幅度大。农林牧渔业、木材加工与造纸印刷业等行业产出收到的负面影响比较温和。但碳税对5个部分的产出具有积极的影响：纺织及其制品业、通讯仪表及其他设备制造业、机械设备制造业、服务业和清洁电力部门。因此征收碳税对非能源密集型产业具有积极的影响作用。
3.3碳税政策宏观社会经济变量的影响表3分析了碳税政策对宏观社会经济变量的影响。对居民来说，居民的总收入主要由劳动收入、资本收入及政府对居民的转移支付构成，由于劳动价格作为基准价格并假设劳动市场充分就业，因此居民的劳动收入不变。征收碳税导致产出和资本需求量下降，资本价格随之下降，从而导致居民的资本收入下降。征收碳税一方面增加了政府收入，另一方面由于政府收入增加而对居民的转移支付也增加，整体实现了居民的总收入的增加，但增加幅度有限。在居民需求方面，由于居民收入提高导致居民的需求增加，但由于碳税导致企业成本增加，产品价格提高，因此导致居民消费需求（实物量）下降，但由于价格上升，用价值量表示的居民消费略微上升。由于价格水平的上升和消费需求（实物量）的下降，居民的社会福利业也有所下降，但影响有限。对企业来说，企业的收入主要来自资本收入，而资本价格下降导致企业的收入下降，企业储蓄也随之下降。对政府来说，征收碳税在增加政府税收的同时也降低了间接税和居民所得税，而企业所得税有所增加，碳税与企业所得税增加幅度大于其它税收的减少幅度，导致政府收入随着碳税的增加也逐渐增加。相应的政府的消费（价值量）和政府消费（实物量）逐渐增加，政府储蓄企业储蓄随之下降。企业储蓄与政府储蓄下降导致总储蓄下降，总投资（价值量）和总投资（实物量）也均下降。名义GDP等于资本收入、劳动收入与间接税收入之和，总资本收入降低，劳动收入保持不变，间接税随着产出量降低而减少，因此名义GDP是不断下降的。实际GDP等于消费、投资加净出口，消费方面居民消费下降，政府消费上升，但是政府消费占消费的比例比较小，整体消费下降；由于假设投资等于储蓄，总储蓄下降，投资也随之下降。征收碳税导致国内产品价格相对提高，国外产品价格不变，净出口也有一定程度的降低，因而整体导致实际GDP下降。总体来说，征收碳税对宏观经济变量有负面影响，但这种负面影响比较有限。因此碳税政策对节能减排具有显著的积极作用，而对整体宏观经济的负面影响是比较温和的。
3.4结果对比文献[17-23]从国家角度探讨了碳税对社会经济的影响，由于不同文献在构建CGE模型时，基础数据的选取、基础数据部门划分、模型方程结构的构建、模型参数选择、碳税征收环节与征收方式都有所不同，因而研究结论存在差异。尽管差异较大，但也存在一些共同点：这些文献指出碳税是一种有效的减排工具，同时征收碳税会使实际GDP下降，但下降的比率大多在1%以内。文献[22]指出，虽然GDP下降的比率不大，但是由于我国GDP总量大，因此GDP下降的绝对值非常大。在碳税水平为5美元和10美元时，每减少一吨CO2，短期内GDP将损失87.10元和94.91元，远超过当时国际市场碳交易价格。本文从区域经济的角度，分析了碳税对北京市经济的影响，从整体上看，基本结论和这些文献基本类似：碳税对北京市减排具有显著的影响，实际GDP的下降比例有限，即使在减排30%的情景下，实际GDP将下降0.54%。采用与文献[22]相同的计算方法，北京地区每减少一吨CO2排放，实际GDP损耗达到191.37元至246.15元，远高于文献[22]的结论。同时，对部门的影响也与从全国角度的分析有显著的差异，比如与王灿的研究结果相比，当碳减排目标为30%时，王灿[23]的研究结果指出煤炭和天然气的产出分别减少37.4%和18.7%，而本文煤炭和天然气的产出分别减少33.73%和8.94%；石油与电力部门的产出将分别提高5.7%和16.7%，但本文结果说明石油和电力部门产出将分别减少31.03%和30%。这种差异除了来自于前述模型构建、数据、参数等因素外，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由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等的不同。因此，由于我国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等存在显著的差异，在制定碳税税率时要充分考虑到这种区域的差异。
4结论
高校林业经济论文范文一：林业经济发展问题策略
摘要：阐述林业经济发展的特征，分析林业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相应的发展对策，以供林业工作者参考。
关键词：林业经济;发展特征;问题;对策
林木的培育和种植不仅会带来经济效益，而且对于环境保护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也就是环保效益。随着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对林业经济的发展也日趋重视。
1林业经济发展的特征
一是林木的种植在防风固沙、保护环境、调节气候、减少水土流失等方面的作用明显，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基础。二是林木的种植和农业种植相似，都是以土地为最基本的生产资料，培育林木的生产过程不像农业种植有较强的季节性。三是林木的种植生产时间长，相对来说劳动时间短，生产过程具有一定的阶段性，既可以生产木材及其他辅料，也可以保护生态环境。四是林木的种植大部分都在荒山、滩涂等，这样的土地农业种植难以利用。
2林业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近年来，在林业经济发展中实行退耕还林、植树造林、封山育林等政策，使得林业发展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也存在一些不可忽视的问题。
2.1林业资源的开采和种植不合理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对林木的需求也是越来越大。由于林业资源的生长期较长，如果过度采伐，无法合理地按照林业资源的生长周期进行开采和种植，森林覆盖面积会不断减少，很容易对自然环境产生影响，造成水土流失、土地沙化、沙尘暴天气等，破坏人类的生存环境。
2.2林业经济发展结构单一
目前，在林业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人们大都忽视了林业种植相关副产品的经济价值，而是将林业经济的发展重点放在了对森林木材的加工使用上，譬如对中药材及菌类的培育，可以和林木培育共同进行，从而改变林业经济发展结构单一的模式，最大程度地增加林业经济效益[1-2]。
2.3林业经济发展的相关制度需要健全
现阶段，国家在林业政策上，鼓励全民参加植树造林，但由于土地和大部分的林业资源都属于国家，林业种植者和育苗者始终处于被动的局面，缺乏有力的保障，从而导致思想和竞争意识薄弱，需要有相关优惠政策支持对荒山荒地的承包及开采利用，要有相关制度对责任和义务进行明确的界定，切实保护广大林业种植和育苗者的切身利益，提高人们对林业种植和培育的积极性，有效促进林业经济的发展。
2.4缺乏林业技术性人才
林业种植存在着条件艰苦、工作单一、周期长等实际问题，真正懂技术会管理的人才都不愿意到种植一线工作，林业相关的工作人员技术知识缺乏，林业经济的管理团队实践经验不足等，这些都影响到林业经济的发展。
3促进林业经济发展的对策
3.1不断完善林业相关制度
林业的种植，不仅在于产生经济效益，而且应该注重保护生态环境的均衡发展，所以不管能否真正实现林业种植的经济价值，都应当有相应的保护制度，在这方面国家相关政策也给予了大力支持。但是现阶段我国林业种植中个体经营的比例日趋增加，因此在对广大林业种植和育苗者进行保护的同时，还应当重视发挥经济杠杆的作用，要充分利用经济手段来促进林业的发展。同时，要严格控制林木的采伐，尤其是天然林，因为与人工林不一样，天然林有着独特的生态环境和群落，一旦遭到破坏将很难恢复，要严惩任何非法开采行为。
3.2不断优化林业产业结构
要依托市场的发展需求对林业产业结构进行调整和转型，把林业资源优势转变成为经济竞争优势，从而实现林业经济产业结构的优化，促进林业经济发展。林业生产的目的是为了在多种效益方面发展，因此要将林业产业开发与市场经济发展有机结合，把握好林业产业的发展方向，建立循环经济的发展模式和节约型发展路线，根据市场经济的发展规律选择好发展的目标和方向，才能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更好地促进林业经济的发展，从而达到森林资源和土地资源利润的最大化[3-4]。
3.3不断创建林业产业环境
一个良好的产业环境，能够促进资源的深入利用，有效实现产业链上下游之间的原料和资金平衡，确保产业链健康循环发展。就林业产业来说，要保证从林木资源的开采、加工、深加工到市场需求中的每一个环节都得到充实，才能更好地提升整个林业产业的效益。这就需要相关部门充分发挥支撑作用，同时也要发挥民间组织的作用，通过社会多方力量搭建起林业产业平台，真正发掘市场的需求，给林业产业环境传递有价值的信息，从而创建良好的林业产业环境。
3.4不断开发林下产业经济
通过发展林业复合经营模式，从多种途径发展林业经济，更好地对林业资源进行合理利用，实现林下经济多元化发展，促进林业经济效益最大化。同时，要不断加强对林下经济发展的支持力度，选择重点区域、重点项目、重点品种对林下种植和培育在资金方面给予大力支持，这样可以促进相关林业资源的发展，有利于拉长和平衡林业经济的产业链，更好地提升林业产品的附加值。
4结语
通过以上分析，应该认识到林业经济在我国经济中的地位已经逐步显现，同时在发展林业经济的过程中要解决的问题和处理的关系也很多。因此，要通过不断总结林业经济的发展规律，探索解决途径，健全政策体系，加大投资力度，培养技术人才，优化产业结构，切实提高林业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
5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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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林业经济论文范文二：林业经济创新管理与发展趋势
摘要：近年来我国的经济发展十分迅速，在林业发展方面也逐渐呈现出了新的趋势。当前阶段要向促使林业管理向更加健康长远的方向发展，就一定要重视起林业经济创新管理，建立起全新的管理体制，促使林业经济能适应于社会。本文主要对林业经济创新管理和发展趋势进行了分析，希望为我国的林业经济稳定提供有益帮助。
关键词：林业经济;创新管理;发展趋势;研究
林业经济对我国的经济水平整体上升具有重要的意义，近年来我国的林业经济管理已经取得了一些成效，但在发展中仍然受到一定的问题限制。当前积极的对我国林业经济创新管理进行研究局有限现实性意义。下面将对林业经济创新管理和未来的发展趋势进行详细讨论。
一、林业经济发展现状
近年来我国的林业种植得到了广泛的重视，林业发展的速度也得到了明显的提升，在经济方面林业更是展现出了十分巨大的潜力，但在进行实际的管理和发展中仍然存在着一些问题限制着林业经济的健康发展。下面将对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和讨论:
(一)受自身影响。林业的经济主要依靠自身发展，因此，在当前阶段我国的林业经济，必然会受到林业本身的影响和限制。近年来我国的生态环境受到了工业化的影响，并呈现出了较为严重的污染，这对林业的发展势必会造成一定的影响。而林业本身难以发展也就会给林业经济的发展造成限制，当前林业本身的限制问题已经成为了林业经济发展中要解决的关键问题。
(二)林业产权问题。林业经济发展主要是由企业的经营和管理来实现的，因此，林业企业的管理和在林业经济发展中占有重要的位置。但当前我国的林业企业在产权方面一直存在问题。众所周知，林业资源是国家资源，林业企业并没有相应的所有权，同时林业企业经营过程中所产生的税需要作为国有财产当中的一部分。其次，林业企业的内部通常都存在着政企不分的问题，这些问题都严重的影响着林业经济的健康发展。在当前是一个十分明显的问题，需要及时进行解决。
(三)经营管理问题。林业企业的经营管理对林业经济的健康发展具有重要的导向性作用。当前阶段我国的林业企业在进行林业经营管理的过程中仍然采取传统的管理方式，导致林业经济发展受到了一定的限制。而在其管理模式下给林业的发展速度提升造成了不良的影响，这些都是影响林业经济的重要因素，也是当前比较突出的管理问题。
二、林业经济创新管理
(一)加强生态保护。要想促使我国的林业经济得到持续稳定的发展，首先应重视起生态环境的保护。对此，应尽快地完善我国环境保护法，以此来保证林业经济的管理中能受到法律的支持。同时，应对环境进行定期或者不定期的检测，促使林业资源能始终受到保护和管理。
(二)优化经济产业。当前阶段我国的林业经济发展中，对林业资源的深加工将是促进林业经济稳定发展的重要方向和重要的支撑点。但要想促使我国的林业经济发展中逐步向深加工发展，就需要在专业技术上进行不断的提升和强化。先进的科学技术和设备将是促使林业经济发展的重要保证。对此还需要林业企业积极的与政府合作，传统观政府的调控来实现技术上的提升和能力上的上升。其次应建立起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化发展路线，不仅要促使我国的林业经济在国内稳步发展，更加需要国际中强化林业经济，促使其带动我国的对外贸易，真正的为国家经济发展做出贡献。
(三)积极转变管理方式。我国传统的林业管理中主要以粗放型为主，而在现代社会中这种模式显然已经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需求，因此有必要向集约化方向个发展。对此，应在林业管理当中建立起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发展原则，并在此基础上逐步的提升生态环境发展目标。
(四)重视人力资源的管理。林业经济的发展中，应重视起人力资源管理。对此，应积极的打破传统的管理模式，广泛的从社会中招揽人才，来作为林业经济发展中的主力。同时应将人力资源的管理理论和知识积极的转换成为现实性的实践能力，在长时间的应用中促使自我得到提升，也帮助林业经济管理结构得到优化。
三、林业经济发展趋势
林业经济要想得到稳定健康的发展，一定要认识到未来林业发展的趋势。我国的林业经济发展首先一定要与世界林业之间持平衡一致的状态。当前阶段我国的林业经济已经逐渐的向战略方向进行转换，人工林数量在不断的增加，同时生态环境也逐渐的受到重视，并成为了社会各界所关注的重点内容。其次，未来发展中我国的林业经济需要向全面性和科学性方向发展，在管理上做到真正的全面化才能促使林业经济在我国经济中起到重要作用。林业经济是我国国民经济发展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社会稳定和经济稳定具有重要的意义。当前阶段我国的林业经济发展中存在着一些问题，限制着经济的发展。面对这些问题，林业企业和政府应积极的联系在一起，制定全面化的管理措施，并创新管理模式，促使林业经济能得到持续稳定的发展。这将对未来我国的社会发展起到重要的保障作用。
参考文献：
[1]祝燕红，缪卫根，金久宏.杭州市萧山区现代生态林业经济示范区建设构想[J].华东森林经理，2015(04)
[2]申恒海.林业经济创新管理和发展趋势分析[J].科技资讯，2015(23)
交通运输经济论文范文一：浅谈区域经济发展与交通运输
[摘 要]区域经济即在一定区域内经济发展的内部因素与外部条件相互作用而产生的生产综合体，以一定地域为范围，并与经济要素及其分布密切结合的区域发展实体。近年来，中国的经济发展呈现出明显的区域性特征，受制于地区资源、环境等因素的影响，交通运输的发展目前也只能按地区，分阶段的重点推进，交通运输的发展和区域经济提升互为因果关系，交通运输是区域经济发展的血脉，而区域经济的发展则是国家繁荣富强的动力，为此，为了促进区域经济发展，加强交通运输设施建设迫不容缓。
[关键词]区域经济发展;交通运输;科学发展观;全局;资源配置
2009年12月5日至7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2010年经济工作的主要任务之一，是要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和引导产业有序转移，促进区域协调发展。要继续实施西部大开发、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振兴、中部地区崛起、东部地区率先发展的区域发展总体战略，积极扶持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贫困地区加快发展，加大扶贫开发力度，提高自主发展能力，改善群众生产生活条件，让各族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交通运输是经济发展的基本需要和先决条件，现代社会的生存基础和文明标志，社会经济的基础设施和重要纽带，现代工业的先驱和国民经济的先行部门，资源配置和宏观调控的重要工具，国土开发、城市和经济布局形成的重要因素，对促进社会分工、大工业发展和规模经济的形成，巩固国家的政治统一和加强国防建设，扩大国际经贸合作和人员往来发挥重要作用。总之，交通运输具有重要的经济、社会、政治和国防意义，交通运输发展对于协调区域发展意义深远。
一、区域经济发展与交通运输之间的联系
1.区域经济发展是交通运输发展的基础。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济发展了才有实力去发展交通运输业，经济的发展在极大程度上制约着交通运输规模的扩大和方式的改革，交通运输业的科技创新受经济的影响很大，作为国民经济发展的先行官，交通运输产业的平稳发展依赖于经济的发展。例如在近10多年里，在我国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我国的基础设施加速改善，铁路里程从1998年的6.64万公里增加到2010年的9.1万公里;高速公路里程从0.87万公里增加到7.41万公里，达到世界第二位。近年来，我国交通运输能力显著上升，运输效率和服务水平不断提高，运输成本有了很大幅度的下降，其对国民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推动及保障功能日益显著。因而在发展交通运输业的同时要注重其和经济整体环境的平衡和协调，深入研究经济发展和交通运输进步的关系和具体数量比例，遵循经济发展和行业进步的客观规律。只有社会经济的发展，才能给交通运输带来更大的需求和市场基础，同时也为其提供了更好的资金支撑，两者是相互推进，共同发展的关系。
2.交通运输发展加快区域经济发展。便利的交通设施可以优化产业结构，开拓区域经济圈，吸引大量投资。交通运输条件的变化直接影响产业布局的变化，进而影响区域产业结构的变化。为追求低成本优势运费占较大比重的重型原材料工业大都集中在港口或铁路交通枢纽附近;而航空所具有的优势能满足产品特征为轻、薄、短、小的新兴工业的需要，从而形成了临空型的新型工业区，一般来说，交通运输条件优越的区域其产业结构的层次比较高。区域经济系统的空间演化与交通运输线的联系不断密切，逐步形成以交通干线或运输通道为发展轴的产业和城市高度发达的经济集聚带，它是运输通道与经济活动在空间上长期相互作用的结果。在其发展过程中人员、产业、技术等要素在空间上沿交通干线集聚和扩散，并且由于运输可达性和经济可达性的提高，改善了经济地理区位，促使企业间、产业间、各极点间实现要素在以交通运输干线为主体的线状基础设施束上进行空间运动。便利的交通方便人员、要素流动，降低运输费用形成新的有利区位和优良投资环境，产业和劳动力会受到新的交通干线的吸引向交通轴线积聚，由此既吸引了外资又开拓了市场。
二、从交通运输角度思考区域经济发展
1.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走内涵式交通运输发展道路。面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形势和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新要求，交通运输的进一步发展必须走以提升系统协调能力为主的内涵式发展道路。首先，要满足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总体需要，特别是满足经济社会向循环经济、绿色经济、生态经济、知识经济发展的基本需要;其次，要符合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对交通运输的总体要求，建立安全、高效、经济、协调、绿色的交通运输体系;第三，交通对资源的占用、对环境的破坏及交通伤亡等要控制在国家允许范围内，实现资源、环境、交通的和谐统一。
2.从区域发展全局出发，交通运输与经济协调发展。在区域发展过程中，当地政府要从全局和长远出发，结合各区域交通发展的实际，对交通设施、交通道路进行科学设定，在科学论证和反复研讨的基础上，制定有助于区域经济发展的差异化的交通运输发展战略，使交通运输与区域经济能相互促进，达到经济发展最优和交通设施布局最优的效果。具体就是要加快区域交通运输市场一体化进程，强化整体发展观念，实现区域内不同要素，不同运输方式的互补，努力形成区域发展的统一大市场;不断完善交通运输制度规范一体化进程，从区域整体利益出发，制定相关的管理制度及标准规范，加强区域内各政府之间的沟通协调，健全区域发展的协调、磋商机制。地方政府要在充分分析区域内的交通运输和经济社会发展之间的适应性问题，不断提升交通的运输量与经济发展的适应性，要合理配置区域空间的交通资源配置，不断加强交通运输和区域经济发展的一体化规划和建设从而促进区域经济的发展，最终实现交通运输和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
3.合理配置交通资源，改善区域经济。道路建设项目能推动与之有关的各项生产的发展，道路建设项目资金的投放必然会在社会生产中引起连锁反应从而带动一系列部门和行业的发展。道路建成通车后，因通行能力增加和行车条件改善带来客货在途时间节约，交通事故减少，运输费用降低等由道路使用者直接获得的经济效益，以及因缓解交通瓶颈制约，大大改善了投资环境，并对其他产业发展产生了巨大波及作用。为此通过实地考察，交通运输部门可以充分的发挥主观条件，灵活地做出调整，制定科学的区域道路交通建设策略，确保资源分配的最优化。随着道路交通运输的发展，使发达地区的资金、人才、技术、先进管理经验等区域经济发展必备因素向落后地区进行扩散，整合区域内原有资源，带动落后地区的发展。
三、结语
综合评估公路运输各种运输方式造成的土地占用、能源消耗、运输费用、环境影响、运输安全等成本效应，未来我国交通运输应选择优先发展铁路、促进铁路公路协调发展的战略模式，既要摆脱对公路运输过于依赖的发展束缚，也不能因强调铁路发展而削弱其他运输方式的发展。总之，区域经济发展与交通运输关系密切，相辅相成，为了协调区域经济发展，需充分发挥政府投资的引导和带动作用，建立政府促进交通运输业的投入机制，以保障交通运输基础设施的建设，进而带动区域经济发展，提高全国人民生活水平。
参考文献
[1] 王洪伟.交通运输与经济发展的关联性研究[J].环渤海经济t望，2011，03：29-31.
[2] 刘秉镰，赵金涛.中国交通运输与区域经济发展因果关系的实证研究[J].中国软科学，2005(6).
[3] 寇学聪.市场经济体制下的道路运输管理[J].汽车运输研究，2008(1).
交通运输经济论文范文二：试论如何强化交通运输经济管理
【摘 要】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对如何搞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运输经济管理管理，不少专家已从国家立法、税费改革、管理体制理顺等宏观方面提出了有益的见解，对指导全国加强运输市场宏观调控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笔者就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强化交通运输经济管理，结合一些地区管理现状提几点建议。
【关键词】交通运输 市场经济 经济管理
近几年，国家相继颁布了道路交通安全法、道路运输条例等，为运政管理部门开展工作提供了有力武器。本文为此具体探讨市场经济条件下交通运输经济管理的一些变化与改革。
一、交通运输经济管理实行市场化改革的必要性
在目前市场经济体制下，交通运输管理部门如何适应市场的需求，建立适应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运输市场，使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真正适应市场经济的需要，并逐步走向系统化、规范化、法律化的轨道，这是当前及今后一项较为突出的任务，那么市场化改革是其最重要的一条出路。
(一)是教育运输企业转换经营机制的客观要求
随着市场体制的逐渐完善、市场机制作用的逐步发挥，必将导致一些国有企业、特别是大中型企业经营机制的转换，从而增强国有企业的活力，提高经济效益。同时市场经济可以通过价格杠杆和公平自由竞争，促进交通运输行业经营管理整体水平的提高。交通运输市场是进行道路运输商品交换的场所以及交换双方经济关系的总和。而运输企业则是运输要素市场的一部分，要落实企业的经营自主权，转换企业的经营机制，必须要有健全的运输市场做后盾，只要有了健康的运输市场机制，才有可能搞活国有大中型企业，促进经营机制的转换，从而推动整个运输行业的发展。
(二)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客观需要
市场经济是商品经济生产社会化程度发展到一定阶段时的必然产物，只要是社会化大生产基础上的商品经济，无论其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还是私有制，都必然要求实行市场经济体制，而交通运输市场经济是商品经济和社会化大生产的一部分。因此，交通运输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是现代生产力高度社会化发展的客观要求和必然趋势。
二、市场条件下加强交通运输经济管理的措施
(一)强化运输收入的稽查
随着交通运输企业经营环境的变化，企业必须采取内部审核、会计核算、实地稽查的方法，对运输进款的资金运动及运输收入实现的全过程进行检查与监督，对发挥稽查的职能作用提出更高要求。收入稽查工作重在防范和纠正运输收入核算中发生的差错，查处运输收入领域违法犯纪和贪污舞弊行为，维护运输收入的正确与完整。新颁布的《运输进款及运输收入管理规定》新增了各级收入管理部门有权对客运售票系统、行包制票系统、货运制票系统生成的原始信息进行稽核、检查，并对客票信息、行包信息、货票信息网络传输的安全性、准确性进行检查与监督的条款。新形势的工作要求我们的收入稽查人员既要帮促基层收入部门提高运输进款的核收业务，防止多少收款或漏收款，减少收费上的差错，又要具备较高的政治素质、良好的工作作风与职业道德，强化稽查力度，准确分辨违纪行为的隐蔽化、多样化，严肃运输收入纪律，尽可能挽回国家运输收入经济损失。
(二)积极应用现代技术
近年来，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交通运输经济管理也逐步向科学化、制度化、现代化发展，许多新的现代经济管理方法都会相继问世。企业要尽快的掌握市场动态、对经济信息进行快速模拟分析，就必须重视广泛不断运用先进的通讯技术和电子计算机，采用现代化市场的一些数字模式和理论以提高管理工作的效率和准确性。
(三)实行全面预算管理
全面预算管理是发达国家多年积累的先进管理经验，它是建立在责、权、利相结合基础上的各责任单位的预算体系，通过其监督、激励及分配功能，解决企业的内部管理问题，完善企业法人治理结构。企业管理者只有广泛采用现代管理观念，充分认识全面预算管理的重要意义，不但懂得如何科学地编制全面预算，而且善于运用全面预算管理，才能使企业真正成长为现代企业，才能不断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交通运输企业要推行全面预算管理应着力解决的以下两个问题。第一，要同深化目标成本管理相结合。全面预算管理直接涉及到企业的中心目标―利润，因此，必须进一步深化目标成本管理，从实际情况出发，找准影响企业经济效益的关键问题，瞄准国内外先进水平，制定降低成本、扭亏增效的规划、目标和措施，积极依靠全员降成本和科技降成本，加强成本、费用指标的控制，以确保企业利润目标的完成。第二，要与实行现金收支两条线管理相结合预算控制以成本控制为基础，现金流控制为核心。通过控制现金流量才能确保收入项目资金的及时回笼及各项费用的合理支出;只有严格实行现金收支两条线管理，充分发挥企业内部财务结算中心的功能，才能确保资金运用权力的高度集中，形成资金合力。降低财务风险，保证企业生产、建设、投资等资金的合理需求，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四)加强路车综合管理
因为交通运输市场的主要场所是路。交通运输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之后，没有路便没有交通运输劳务商品的交易，也就没有道路运输市场。因此，离开路来进行运输管理，路子会越来越窄：而路车综合管理，才能保证运输市场管理的生命力。可以设想各级交通主管部门将养路费稽征机构与运输管理机构台并，设置道路运输市场管理机构，实行分级管理。
(五)实行合同运输
交通运输实行经济管理，依法尤为重要。实行合同运输能增强运输业户的责任心，保证货主单位物资及时安全运输，有利于加强运输市场管理，维护运输市场秩序，是深受车主、货主及管理部门欢迎的管理措施。认真贯彻执行《合同法》，在运输业户、货主中推行合同运输，就是依法管理运输市场的有效途径。
总之，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和完善，运输市场将不断探入发展，运管部门当致力于探索研究，同时运输企业在经营中面临着严峻挑战，如何在实际工作中提高经济管理水平是各级收入部门都要积极面对并探索。我们既要培育、完善和发展运输市场，又要采用科学的切实可行的管理模式建立一个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运输市场。
参考文献：
[1] 张辉.适应市场经济-提高运输收入管理水平[ J].铁道财会， 200(6)： 56-57.
清代前期苏州众多经商冲突的发生，至少有两个具体效果。一方面，经商冲突给利益相同的商人更多的交往协商机会，有助于商人捐款产生团体，使众多会馆公所随着经商冲突增加而不断出现；另一方面，商人将经商冲突呈请地方政府处理，也给苏州官员对工资争议、经商安全和商事纠纷等相关讼案有更多的处理经验。
在各类经商冲突事件当中，或是合作对付工匠、或是合作控告无赖胥吏、或是与商场竞争对手从事商业竞争，商人和商人之间，产生了更多的或合作、或冲突的紧密互动关系，彼此间的交往与竞争机会愈来愈多。互动关系的增多，才使商人加强了定期捐款创建维持一个团体组织的意愿，会馆公所这类团体组织才有成立运作的坚强基础。会馆公所成立以后，不仅使捐款商人在贮货、议价、陈设公定度量衡等方面节省了交易成本，也使捐款商人和同乡官员增加了交往亲近的机会，使许多商人具有更省成本与更多保障的经商环境。
同时，苏州地方政府官员也在诸如协议工资、保护商标等经商冲突的处理经验中，不断累积着各种相关赋砂浮沟拇砭椤5娜罚僭辈⒉皇俏舜俳梅⒄苟；ど倘说木倘ㄒ妫晒僭倍跃坛逋皇录拇矸绞嚼纯矗僭倍陨倘烁髦志套杂珊筒撇ɡ谋；と肥荡嬖谟谇宕捌诘乃罩荩荒芩嫡僭痹谥葱兴降摹敢稚獭拐摺V敝镣砬逡郧埃泄晕丛嬲鱿执罅χС志梅⒄沟摹钢厣獭拐吖倘皇鞘率担床荒芙宕捌谡粗С稚桃捣⒄沟南窒笏党墒恰敢稚獭梗种粕桃敌枰导实闹贫群驼撸伤罩莨僭贝砭坛逋坏姆绞嚼纯矗比晃薹ㄋ凳恰敢稚獭埂?BR>
到底传统政府「重农抑商政策的有效性如何？其实这要区分差异来看。中国上的政府的确执行过所谓「重农抑商政策。至少自战国以来，政府对商人经营商业采取压制措施的「抑商政策即已形成。有学者指出：禁榷制度、官制度和土贡制度三者，即是秦汉以下政府落实「抑商政策的三项「重要支柱，政府以此将民间和政府的消费需求以及地方特产，束缚在官营事业和皇帝的直接控制之下，有效地阻碍和缩小民间商人的经商范围（傅筑夫，1980b：667）。政府执行「抑商政策的原因，是和战国时代部份富商大贾以「轻重术造成贫富不均有关，政府为抑制严重的贫富不均，有时便藉官营手工业等制度来抑制商业贸易的自由（杜正胜，1990）。另外，为避免富商大贾勾结资助政敌，先秦时代政府也曾采取「抑商政策以保持政权的稳定，这种历史经验也到战国秦汉以下政府采取「抑商政策（吴慧，1982）。
然而，战国以来政府的「抑商政策其实并非没有变化。至少自宋代以来，不少官员即已指出「抑商政策的不切实际（谷霁光，1942）。晚明以后，有更多官员看到粮价和物价变动对平民生活的影响力与日俱增，无论是抑制商业或是加重商人税捐，结果不仅对商人不利，更造成平民百姓生活因为粮价物价上扬而受到严重骚扰，反对政府执行「抑商政策的改革主张也愈来愈多（林丽月，1988），很多官员都公开主张保障商人的经营自由和财产安全。更重要的是，晚明以后，各种官手工业解体崩坏的速度日益加快，许多资源的开发和生产都转由民间商人接手经营（陈诗启，1958；徐泓，1986），政府更加丧失了落实「抑商政策的制度基础。在清代前期，官手工业没落的趋势仍然持续发展。整体来看，将宋元明清传统政府有关管理民间商业经营的政令概约简化为「抑商政策，其实是错误的。由清代前期苏州的经商冲突案例来看，政府官员对商人经商自由和财产安全的保障和维护都是很明显的事实。尽管有不肖官员胥吏骚扰商人的经商安全，但却不能将这种骚扰事件当做是政府正在执行一种刻意侵夺商人财货和危害商人经商自由的「抑商政策。也就是说，当时官员和商人之间的关系绝非是一种「抑商政策下的官商关系。清代前期政府之所以成为阻碍经济发展的重要原因，并不是因为政府「压抑民间工商业的发展，而是因为政府始终没有「扶持民间工商业的发展（Perkins，1967；Feuerwerker，1984；张瑞德，1992）。如果说「压抑是种消积的「抑商政策，则「扶持便是种极积的「重商政策，清代前期政府执行的固然不是晚清才开始的「重商政策，但却也绝非是一种「抑商政策。
本文未讨论上商人的地位，因为如何有效地界定「社会地位并不容易，需要更好的取径才能深入讨论。本文重心只放在所谓「重农抑商政策中的「抑商政令部份，用清代前期苏州经商冲突事件的案例来做检视其中的。来看，若以所谓的「重农抑商政策来概括清代前期最发达的苏州地区，其有效性是很令人怀疑的。如果当时中国的经济先进地区不是因为「抑商政策而阻碍经济，则草率地使用「重农抑商政策做为检讨近代中国经济发展受挫的历史原因，则这种论述便有很大的局限性。
表一：道光以前苏州商事纠纷中的商人联名立碑统计
号|年代|人数|联名立碑人身份|立碑缘由|官府级衔|类别|立碑地点|资料来源
1|1650|55|「商民|禁「关棍假冒盘诘|苏州府正堂|乙|未详|苏碑158号
2|1662|18|木商；木牙人|木商木牙联控漕船占泊码头|长吴二县|乙|未详|苏碑70号
3|1670|21|布商|商匠争端并核定踹匠工价|苏州府正堂|甲|阊门附近|苏碑40号
4|1676|12|糖果铺户商人|「永禁铺户当官|长洲县正堂|乙|未详|苏碑159号
5|1677|19|花素缎行经纪牙人|禁止县胥、市棍滋扰|苏州府正堂|乙|城隍庙内|苏碑09号
6|1680|48|木商；木牙人|禁止派取木料滋扰商民|苏州府正堂|乙|未详|苏碑71号
7|1682|18|米铺商人|重申官定度量衡并定脚夫价|长洲县正堂|丙|山塘街|苏碑151号
8|1683|49|木商；木牙人|与「省商均派木料|苏州府正堂|乙|大兴公所|苏碑73号
9|1688|141|木商；木牙人|禁止木牙借「行头病商|长洲县正堂|丙|大兴公所|苏碑74号
10|1693|72|布商|定踹户与踹匠工价|苏州府正堂|甲|阊门附近|苏碑41号
11|1701|69|布商|以「包头约束踹匠|苏州府正堂|甲|阊门附近|苏碑43号
12|1715|72|布商|禁立「踹匠会馆|长吴二县|甲|阊门附近|苏碑44号
13|1720|45|布商|将踹坊与踹匠编为坊甲制度|长吴二县|甲|阊门附近|苏碑45号
14|1722|100|「金阊市民公立|禁革流丐勾结胥吏勒索抢劫|苏州府正堂|乙|广济桥上|江碑253号
15|1734|61|机户作坊主|「永禁机匠叫歇|长洲县正堂|甲|玄妙观|苏碑12号
16|1739|45|布商|定机匠工资与禁机匠叫歇|元长吴三县|甲|阊门附近|苏碑47号
17|1741|14|冶坊作坊主|定冶坊坊匠工资|元长二县|甲|西园|苏碑97号
18|1742|240|腌腊渔肉商人|定订牙佣|长洲县正堂|丙|高宝会馆|苏碑161号
19|1756|34|纸坊作坊主|定坊匠工资与禁止停工勒价|元长吴三县|甲|阊门附近|苏碑58号
20|1779| |「长元吴三县布商等|议定踹匠工价|苏州府正堂|甲|广济桥上|苏碑49号
21|1781|5|贩木商人|禁止牙行脚夫自称「小甲|长洲县正堂|丙|大兴公所|苏碑76号
22|1793|34|纸坊坊主|定工资与定坊甲司月制|元长吴三县|甲|仙翁会馆|苏碑59号
23|1806| |「山塘铺户居民|禁革结党勒索商家与商船|元和县正堂|乙|山塘街|苏碑257号
24|1810| |「湖南北、江南西通帮|禁地痞索诈米商商船|元长吴三县|乙|枫桥镇|苏碑258号
25|1822|26|账房机户|禁机匠停工并立机户规条簿|元和县|甲|云锦公所|苏碑20号
26|1832|28|布商|禁革踹坊勒借累业|元长吴三县|丙|新安会馆|苏碑51号
27|1837|26|造箔坊铺作坊主|申定工匠工资|吴县正堂|甲|丽泽公局|苏碑104号
28|1844|13|酒牙商人|设立官定公砠并禁阻私牙|长洲县正堂|丙|醴源公所|苏碑169
注一‧「立碑缘由的「类别说明：甲类——与工资争议有关者；乙类——与经商安全有关者；丙类——与商业契约有关者。
注二‧「苏碑指《明清苏州工商业碑刻集》。「江碑指《江苏省明清以来碑刻资料选集》。
征引书目
基本史料
1.碑刻与档案数据类
《上海碑刻资料选集》，上海博物馆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
《江苏省明清以来碑刻资料选集》，江苏省博物馆编，北京：三联书店，1959年。
《明清以来北京工商会馆碑刻选编》，李华编，北京，文物出版社，1980年。
《明清苏州工商业碑刻集》，苏州博物馆等合编，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年。
《苏州商会档案丛编》第一辑，武昌：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
2.笔记小说、诗文集类
《三异笔谈》，(清)许仲元，约成书于道光七年(1827年)，台北：新兴书局，《笔记小说大观》一编九册，1978年。
《丹午笔记》，(清)顾公燮，书成于康熙年间，江苏古籍出版社，1985年新校本。
《石隐山人自订年谱》，原作成于咸丰年间，收入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附录，排印本，台北：艺文印书馆，1975年。
《安吴四种》，(清)包世臣，有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序，台北：文海出版社，《近代史料丛刊》三十辑，1968年。
《江南经略》，(明)郑若曾，书成于嘉靖年间，影印本，台北：商务印书馆，《四库全书珍本》二集，1971年。
《吴门表隐》，(清)顾震涛，据道光年间刊本点校，扬州：江苏古籍出版社，1986年。
《明代史料选编》，谢国桢编，褔州：褔建人民出版社，1980-1981年。
《宦游笔记》，(清)纳兰常安，书前有乾隆十年(1745年)序，台北：广文书局，1971年。
《陔余丛考》，(清)赵翼，据乾隆五十五年(1790)湛贻堂板本影印，台北：华世出版社，1975年。
《清诗铎》（原名《国朝诗铎》），(清)张应昌编，新校本，据同治年间刊本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
《清嘉录》，(清)顾禄，书前有道光十年(1830年)序，台北：新兴书局，《笔记小说大观》一编九册，1978年。
《巢林笔谈》并附《巢林笔谈续编》，（清）龚炜，据乾隆卅年(1765)、乾隆卅四年木刻本排印，新校本，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
《广阳杂记》，（清）刘继庄，《人人文库》本第426号，台北：商务印书馆，1976年。
《阅世编》，(清)叶梦珠，原书成于康熙年间，台北版：木铎出版社，1982年点校本。
《镜湖自撰年谱》，(清)段光清，新校本，记嘉庆二十五年至同治七年(1820-1868年)间事，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
《续见闻杂记》，(明)李乐，收入《见闻杂记》，影印万历年间刻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
3.政典政书判牍类
《正谊堂集》，(清)张伯行，收入(清)吴元炳编《三贤政书》本，影印光绪五年(1879)刊本，台北：学生书局，1976年。
《佐治药言》，(清)汪辉祖，书成于乾隆年间，台北：新兴书局，《笔记小说大观》六编十册，1975年。
《吴中判牍》，(清)蒯德模，书前有光绪四年(1878)序，台北：新兴书局，《笔记小说大观》四编九册，1974年。
《宦游纪略》，(清)桂超万，影印本，书有咸丰二年(1852)序，台北：广文书局，1972年。
《清史稿》，（清）赵尔巽修，台北：鼎文书局，1981年。
《清朝通考》，(清)刘锦澡编，影印本，台北：新兴书局，1963年。
《资治新书初集二集》，(清)李渔编，书前有康熙六年(1667)序，清「得月楼板。
《雍正朱批谕旨》，影印本，台北：文海出版社，1965年。
《福惠全书》，(清)黄六鸿，书前有康熙三十三年(1694)自序，(日本)「诗山堂1850年板。
5.地方志书类
崇祯《吴县志》，(明)牛若麟等修，崇祯十五年(1642)刊本。
《肇域志》，(明)顾炎武编，书前有嘉庆三年(1798)序，同治年间蓝栏钞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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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金融论文2260字(一)：关于财政金融推动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探析论文
摘要：我国是世界农业大国，在农业生产中一直以政府财政拨款作为资金支撑，但是在工业化发展进程下，对农业建设的投入的资金较少，对农业现代化发展形成一定程度的制约和影响。本文主要针对财政金融推动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进行分析和探究，希望给予我国相关部门以些许参考和借鉴。
关键词：财政金融；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优化措施；分析
我国是世界农业大国，农业生产也是推动社会发展和经济建设的支柱型产业，但是当前，在我国产业结构角度分析，农产业与工业发展存在较大差距，对农业生产者的经济效益和生产热情带来负面影响，甚至对社会稳定发展带来一定制约。在此背景下，想要推动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有序进行，需要以财政金融作为支撑，通过提升资金扶持力度，推动农业的稳定以及可持续发展。
一、财政金融推动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积极意义
（一）缓解环境压力
我国农业在长期发展进程中，受到粗放式经济模式的影响，对生态环境保护没有给予重视，农业生产大量使用杀虫剂、除草剂、农药以及化肥，对附近生态环境造成巨大影响。推动结构性改革可以促使农业趋于绿化型和生态型方向发展，缓解农业生产和生态环境的矛盾，对促进二者的协同发展具有积极意义。
（二）优化产品质量
当前，我国居民的生活质量获得显著改善，对农产品质量也提出更为严格的要求，不仅要吃的好，还要吃的健康。推动结构性改革可以转变农户固化的生产理念，更加重视农产品质量和当前市场的需求，进而为我国社会提供更加健康的农产品。
（三）降低生产成本
当前，随着我国农业的不断发展转型，在种养大户、家庭农场、专业合作者以及农业企业等新型生产主体中，其普遍存在生产成本高的问题，不利于农业的可持续发展，深化结构性改革是降低农业生产成本的重要举措。
二、财政金融推动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优化途径分析
（一）整合金融机构职能
在开展结构性改革中，农村金融机构承担着重要职能和关键任务，想要发挥其职能，需要对金融机构进行整合和优化，改变以往的职能缺位问题。首先，对农村地区的金融机构给予政策扶持，规范金融机构组织体系，发挥各大银行的核心力量；其次，鼓励国有大型银行的经营重心从城市转移到农村，为农村经济发展提供更为便捷、更为广泛的金融服务；最后，建立农村区域金融组织，与国有银行相互作用、相互促进，鼓励更加资金从城市流向农村。
（二）改善农村金融环境
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下，金融环境改善与优化属于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其对促进农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具有积极意义和重要价值，尤其对于结构性改革而言，更是起到了基础性作用，因此，当地政府要采取有效措施改善金融环境。首先，优化征信管理，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和互联网技术，全面建立征信体系，完善相关业务、建立农户信用数据库，为征信管理提供数据支撑；其次，政府、企业以及银行要构建合作关系，以信息技术为支撑构建信息化平台，政府要起到牵头以及引导作用，与企业和银行机构进行有效对话，根据当地农村的经济发展实际情况，有针对性的提供金融服务；最后，利用重大节日、农村赶集等途径，普及以及宣传金融知识，尤其对于金融犯罪要重点宣传，通过典型案例的方式突出金融犯罪的危害性以及严重性，为了帮助农村居民更好的接受知识，还可以利用土话歌谣或者趣味手册的方式进行宣传，促使其加深理解和记忆。
（三）建立完善保险机制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保险行业获得快速发展，但是在众多保险企业中，尚未有一家专业为农业发展提供保险服务的机构，对农村经济发展带来一定的制约和阻碍，因此，国家要鼓励保险企业推出各种农业保险服务，并且从国家层面建立保险企业，落实和贯彻国家出台的各项保护政策。首先，通过各种形式的农业保险服务，可以帮助农户分摊经营风险，例转移农业生产所承担的市场风险和灾害风险，并且通过自愿自主的形式参保；其次，保险企业要积极落实和相應国家相关政策，并且结合当地农村实际情况，推出各种形式的保险产品，加大在农民群体的宣传教育力度，让更多的农户认识到农业保险的作用和价值；最后，鼓励各种证券公司、信托租赁以及保险企业向农村转移，与农村企业开展深度合作，构建多元化的保险组织体系，为农村经济发展注入资金与活力。
（四）财政支持创新模式
财政支持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关键抓手和重要驱动力，但是以往的财政支持模式较为固化陈旧，当地政府要结合市场经济体制的特点，引入财政支持创新模式。首先，制定普惠金融政策，发挥财政资金的作用和价值，政策要向农业主体倾斜，提升财政资金的应用效率，强化信贷产出和投入效率；其次，对于部分贷款以适当给予政策贴息，并且鼓励大型金融机构积极参与到住房财产权和土地经营权抵押朱红，扩大农村贷款抵押物范围；最后，对于偏远山区要极大贷款服务力度，并且开展各种保险工作，为当地农户提供保费补贴，转变农户对保险的错误认识。
三、结语
总而言之，在我国经济发展新形势下，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可以推动农业的稳定以及可持续发展，在改革进程中，财政金融具有关键作用和重要价值，因此，当地政府和相关部门需要结合当地实际情况，通过有效途径和方式，强化财政金融在改革中的作用性和重要性，为改革的有序进行奠定基础。
财政金融毕业论文范文模板(二)：财政金融支撑下低碳经济的发展浅析论文
摘要：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们逐步意识到绿色、环保的重要性。在财政金融的支撑下提出了低碳经济的概念，其不仅有利于减少环境污染，同时，还能够进一步调整并优化经济结构。在低碳经济发展的过程中，财政金融为其提供了根本性的帮助。本文基于低碳经济的概念进行基本阐述，并分析财政金融的支撑下我国低碳经济发展的现状以及存在的问题，提出财政金融支撑下完善低碳经济发展的策略。
关键词：财政金融；低碳经济；基本阐述；现状；问题；策略
目前我国面临的最大的矛盾就是经济发展和社会资源的可持续利用问题，在改革开放后，我国大力的发展工业，忽略了环境以及资源的可承受能力，继而导致环境破坏问题严重，影响了我国的可持续发展。随后我国便提出了低碳经济的概念，低碳经济不仅有利于缓解资源的矛盾问题，同时还能够解决金融危机，为金融行业探索出一条新的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促进全球经济的稳定、持续发展。就目前而言我国的低碳经济在财政金融的支撑下仍然面临着一些问题，有待进一步的优化和完善。因此加强对其进行研究就显得尤为有必要。
一、低碳经济的基本阐述
在18世纪英国工业革命之后，各个国家都出现了环境恶化、资源短缺的问题。因为时间的逐步积累，导致了现如今全球气候变暖，灾害天气在逐步增加。基于此原因，各个国家都开始提出了关于发展低碳经济的概念。实际上低碳经济不仅是一种理念，更是涉及到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一系列生产模式以及观念。低碳经济属于全球性的一次革命。所谓的低碳经济，即是从传统的高排放、高污染、高耗能，转变为当下的低排放、低污染、低耗能等经济发展模式。这是促进我国经济发展的必然选择。通过发展低碳经济可以优化石油、煤炭等高碳资源所消耗的能力，进一步减少我国温室气体的排放量。笔者总结了发展低碳经济的三个特性。第一个特性经济性，低碳经济是反对以牺牲环境来发展经济的，其要求通过更加高效的方式来实现经济的可持续性发展。第二个特性创新性，在发展低碳经济时，是离不开技术的，通过对技术的不断创新来提高生产的效率，进而实现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绿色发展。第三个特性可持续性，低碳经济的最终目标是通过合理的技术来控制住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高耗能产业，保护好生态环境，促进社会的平衡发展[1]。
二、财政金融支撑下低碳经济发展的问题探析
（一）缺乏完善的金融支持体系
我国虽然对低碳经济的发展提供了相应的财政金融的支撑，但是内部仍然缺乏完善的财政金融支持体系。比如能源等一些领域在技术创新方面、企业的贷款方面就缺乏相应完善的金融支撑体系，企业在发展的过程中，仍然不具备绿色可持续发展的金融理念。除此之外，金融机构在支持低碳企业发展时，缺乏对创新力度。同时对资金的管理能力也有待进一步的优化，这些也都阻碍了低碳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二）财政金融支持能力不足
首先从我国在公开渠道中所公布的政府预算中可以发现，我国用于环境治理的财政支出较少，和英美一些发达国家相比远远不够。从政府预算中的财政支出中可以判断我国在发展低碳经济时，极度缺乏资金，这也是影响低碳经济发展的根本性原因。其次我国财政金融在支持低碳经济发展时缺乏完善的手段，一般低碳经济中的财政金融支持主要包含财政补贴以及财政支出，其他一些间接性税收优惠政策较少，这也导致我国财政金融支持缺乏支持力度[2]，影响了低碳经济的有序发展。
（三）财政金融支撑下的碳交易市场并不成熟
笔者在上文简单介绍过我国是建立清洁发展机制项目最多的一个国家，在全球都占据着重要的比重。虽然数量上占有一定的优势，但是我国碳交易市场和西方国家相比仍然缺乏成熟度，这也是我国在世界碳交易市场中仍然无法占据首要地位的根本性原因。我国碳交易市场是从2017年开启的，随后便成为我国的第三大宗商品交易市场。但是由于我国的碳交易市场和西方国家相比，仍然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原因有两点，第一起步比较晚，第二内部缺乏完善以及先进的金融体系，缺乏对碳金融的全面认知，继而在交易价格方面的设置方面缺乏合理性。除此之外，在我国的碳交易市场中还表现出缺乏碳金融的衍生产品、创新能力不足等等情况，阻碍了低碳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四）财政金融支撑下仍然缺乏健全的环境税收体系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人們逐步意识到资源的消耗以及过度浪费，给人类未来的可持续性发展带来的重大阻碍，也导致了全球气候变暖。因此为了更好的遏制这种不良经济发展行为，于是我国建立了环境税制。例如资源税、消费税以及增值税，这些环境税在资源利用的过程中，确实起到了一定的调节性作用，但是在对能源消耗补偿的过程中，仍然存在一些负外部性的成本，使得节能以及环保的最终效果并未展现，和发达国家在标准问题上仍然相差较大。综合各个国家的环境税收体系，可以发现像西方国家美国、日本、英国等国家的税收体系比较健全，不仅能够遏制企业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环境问题，同时还可以帮助企业提升成本，通过税收的模式帮助企业进行技术的创新，在内部融入一些新的节能型技术。我国在此方面应该向西方国家多学习。
三、财政金融支撑下完善低碳经济发展的策略
（一）融入绿色金融的理念
为了进一步建立健全金融支持体系，在财政金融机构内部要积极的建立相关配套政策体系，比如风险投资机制、绿色信贷等等，不断的完善与之相匹配的风险评估机制以及环境评级标准等，进一步发挥出财政金融支持的作用。除此之外，应该对金融机构内部的相关贷款业务进行绩效方面的追踪，建立健全监督体系。根据当地融资政策合理的引导企业能源审计的相关活动，加强财政金融对低碳经济的支持，促进低碳经济的有序发展。
（二）加强碳金融衍生品的研发，完善碳交易市场
就目前而言我国的碳交易市场并不完善，因此需要进一步的加强碳金融衍生品的开发以及创新，在创新的过程中融入绿色金融的理念。根据实际情况，进一步拓展中间业务，例如在内部融入风险投资基金。其次我国要积极的像国外先进的发达国家学习经验，加大碳金融衍生品的开发，比如碳期货、碳基金等，拓展内部的投资渠道，通过不断的完善内部的机制，来降低碳交易市场的风险。除此之外像一些低碳型的企业，政府要给予支持，比如在政策上给予优惠，为这些企业在内部建设通道，帮助企业的发展以及上市，以此来鼓励更多的企业在发展的过程中不断的创新技术，将低碳概念融入到企业发展的方方面面[3]。
（三）加大财政资金支持力度，丰富财政金融支持手段
中央以及地方政府应该合理配置政府的预算，在资源的利用以及环境治理方面要加大资金的支持，通过进一步的完善资金管理的配套性措施以及整合资金来加大对节能以及环保技术的支持。与此同时，也应该不断的丰富财政支持的手段，例如通过财政贴息、财政补贴、对税收给予优惠等形式，来对低碳经济进行支持，提高企业在发展过程中创新技术的积极性，保证资源能够被合理的利用。除此之外了为了进一步鼓励企业加大技术创新，在企业内部引入相关先进设备来提高内部的生产效率时，财政金融应该给予相应的优惠，便于企业更好的实施低碳经济。
（四）财政金融支持状态下，进一步完善环境税收体系
我国的资源税以及环保税都在面临着改革，因此我国应该进一步的完善并落实环境税收，保证环境税收可以在企业发展的过程中起到相应的调节作用。比如加大对产能低、耗能高的一些企业的税收，通过这种方式来鼓励企业发展时不断的进行技术的创新，加强企业内部经济的转型，以进一步发挥出环境税收体系的调节以及引导作用。其次在内部建立负外部性成本的补偿，将这类资金主要用于环保类技术的开发和推广，以促进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五）建立绿色金融的监管机构
［关键词］企业理论；实体资本；虚拟资本；企业黑箱；道哲学；阴阳
作者简介：徐 鸣（1956―），男，江西财经大学当代财经杂志社（南昌，330013），研究员。研究方向：现代企业理论与企业管理。
企业是什么？企业的边界在哪里？当我们回顾企业理论的历程，企业犹如一个深不可测的“黑箱"，各派学术观点众说纷纭，以至于张五常说：“我们不知道企业究竟是什么”。［1］要打开企业这个“黑箱"，我认为中国的“道”哲学为我们提供了方法论工具，那就是顺应“阴阳”。在当代，企业的资本构成正在发生质的变化，特别是在知识型企业中，“阳”性的物质资本比重在不断下降，“阴”性的人力资本、智力资本比重越来越大，并在企业中起主导作用。
一、新古典企业理论：企业是一个利润最大化“黑箱”
新古典企业理论是与古典企业理论一脉相承的。从道家的观点分析，古典企业理论和新古典企业理论都是从“阳”的视角来分析企业本质，立足于企业的“有形”资源和“实体资本”因素的组织和协调，重视企业外部因素的影响，企业内部“阴”性的“无形”资源和“虚拟资本”的因素被忽视了。
(一)古典企业理论
亚当•斯密虽然在《国富论》中，从来没有直接论述企业理论，但他以“别针工厂”的例子说明了分工协作能促进工厂生产效率的提高，从而暗示了企业为什么存在与发展原因。既然分工协作导致企业不断地发展，那么企业的规模是不是会一直扩大下去吗?斯密认为企业的规模不会持续地扩大，它将受地区消费结构以及市场范围的限制，为此，他专门在《国富论》中写了“论分工受市场范围的限制”一章。他指出，当市场规模很小时，分工会导致分工的企业生产出来的产品无法进行交换，进而影响效益的提高。［2］所以, 斯密在讨论分工的同时，也描述了分工的协调机制――市场，由于“看不见的手”的自发力量，使每个人都为自己利益最大化行动的同时，使人们的交互行为达到和谐的效果。
(二)新古典企业理论
以马歇尔为代表的新古典企业理论把企业看作一个“黑箱"，从“黑箱"的一端投入土地、资本与劳力等生产要素，从“黑箱"的另一端输出产品。在这种前提下，企业被定义为：将若干投入转化为产出的生产经营性组织。企业被视为单纯的生产者厂商，实现利润最大化是它的唯一目标。为了实现这个目标，理性的生产者在能够获得市场完全信息的前提下，根据技术、市场需求和竞争环境等约束条件有效地组织生产，从而实现利润最大化。在这种条件下，企业的生产函数被定义为：在技术水平不变的情况下，厂商在一定时期内使用可能的生产要素组合与所能生产的最大产量之间的关系。这样，企业的内部运行就如一个“黑箱”，从而企业唯一的功能是根据边际替代原则对生产要素进行最优组合，实现最大的产量或最低的生产成本。为了实现利润最大化，企业必须在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收益的点上作出生产决策，从而实现企业资源的最优配置。
新古典企业理论放弃了社会生产关系和经济制度的影响，单纯从“阳”性生产因素―― 物质资本的方面上分析企业的生产运营，企业存在的意义就在于提供物质产品满足市场的需求。新古典企业理论忽略了企业内部的管理和组织对于企业获利能力的影响，因为管理和组织属于无形的“阴”性生产因素，在当时的社会经济条件下，人们还没有认识到管理和组织的重要性，而把物质生产放在第一位。企业的概念只是为了把生产过程与消费过程分开，只是为了区分生产者与消费者理论含义的不同。在这种理论中企业所需要的就是劳动、资本、土地等几类生产要素，并以之来决定分配关系。在新古典企业理论中，企业只是一个生产单位而已，当然它也可以是一个人的单位。
新古典企业理论认为：企业的生产属性是企业性质中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属性，但只是简单地将企业视作一个生产函数，未能认识到企业所扮演的社会角色以及企业内部或企业与外部的联系问题。新古典企业理论还把企业看作是同质的，决定企业的活动边界和生产率的变量是外生的。严格的“供给――需求"分析框架是静态的，这样，企业自身的交易性质和能力问题被完全忽视了。
二、现代企业契约理论：企业是一组交易契约的集合
新古典企业理论长期在理论界起支配地位，直至科斯（Coase）提出了交易成本的概念，并形成新制度经济学和现代企业契约理论，才标志新古典经济学及其企业利润最大化的“黑箱"论面临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从道家的观点来看，新制度经济学和现代企业契约理论的出现，经济学家的目光已经从企业的“阳”――“有形”和“实体资本”因素转向企业的“阴”――“无形”和“虚拟资本”因素了。因为交易本质上指的是所有权的转移，体现的是一种人们之间的“无形”关系，交易费用可以认定为企业中的一类“虚拟资本”。所以我认为，新制度经济学和现代企业契约理论主要是从“阴”――“无形”和“虚拟资本”的视角来探索企业的本质。
关于交易成本的概念，最早康芒斯对交易的理解是全面而深刻的，他认为交易指的是所有权的转移，也即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包括：（1）买卖交易，即作为市场上平等主体的买卖双方的交易；（2）管理交易，即企业内部各级管理人员的交易，主要是上、下级之间命令与服从关系；（3）限额交易，即企业或组织对个人进行的各种交易。康芒斯指出:“这些交易都是机能上的相互依赖，它们共同构成了我们称之为‘运行中的机构’的整体。交易本质体现的是一种人们之间的关系，企业的存在必然会与外界发生各种交易与联系，没有交易的企业不能称其为企业。”［4］但在康芒斯后人们的注意力一直在生产方面,忽略了交易问题。
直到科斯在1937年发表了《企业的性质》一文，并在40 年后引起经济学界对资源配置方式进行重新思考,人们才注意到交易问题的重要性。科斯通过引入“交易成本”这一全新范畴，弥补了新古典企业理论以利润最大化作为终极目标，脱离企业现实状况的缺陷。科斯指出，迄今为止对企业的起源所给出的解释都是有缺陷的。特别是，企业的存在不能用“斯密”式的劳动分工用语来说明。虽然劳动分工自然会产生对某种整合力量的需要，但是由于价格机制可以满足这一需要，那么需要企业家控制的是什么呢？科斯对企业中权威命令替代价格机制的解释是，后者这一协调机制比前者具有成本节约的优势：“建立一个企业是有利可图的主要原因似乎是，使用价格机制是有成本的”。［5］按照科斯的观点，这些成本包括，营销（或契约）成本、使用价格机制的成本（其中包括搜寻和谈判成本）。他指出行政机制（科层企业组织）和市场机制是两种可以相互替代的协调生产手段，企业的存在与否在于它究竟能在何种程度上替代价格机制，替代的效率边界取决于交易成本的节约程度。［5］
科斯认为，当在企业内部组织一笔交易的边际成本，等于在市场上组织同样一笔交易的边际成本时，企业的边界达到最大。企业契约之所以能够节约交易成本，是因为直接通过市场组织生产，某一生产要素需要与同它协作的生产要素签订一系列契约，而通过企业家权威组织生产，这种生产要素只需要与企业家签订一份契约，“一系列契约被一个契约替代了”［5］，发现相对价格的交易费用就大大降低。因此，企业组织是市场机制的替代物。市场交易费用与组织协调管理费用相等的均衡水平确定了组织的边界，企业成长的动力就在于节约市场交易费用。
科斯之后，威廉姆森（OWilliamson）、克莱因（Klein）、格罗茨曼和哈特（Grossman ＆ Hart）等试图从不同侧面进一步完善和发展交易成本理论。他们以交易为基本分析单位，观察企业内部的交易、契约和组织结构，将企业作为资源配置的机制，强调其交易属性，在假定交易形式不影响生产过程的前提下，侧重于从企业能降低交易成本的角度对企业的本质和边界进行阐释。科斯及其追随者的交易成本理论、契约理论、理论、资产专用性理论、产权理论等统称为现代企业契约理论。
现代企业契约理论虽然对新古典企业理论提出了挑战，它注意了企业的交易性，但它忽略了企业的生产性，它在指责新古典企业理论是“利润最大化黑箱”的同时，自己却陷入了“交易成本最小化黑箱”。［6］对照康芒斯交易的概念，现代企业契约理论对企业内部交易的性质与特征进行了深入地研究，但对于企业外部也即市场交易成本的研究与关注则相对缺乏。尤其是随着知识经济的出现与发展，市场上出现了多种基于合作的企业组织形式――企业战略联盟和虚拟企业，这是现代企业契约理论无法作出解释的。
三、演化经济学企业理论：企业是资源与能力的创新组织
演化经济学的基础是动态演化的有机世界观，20世纪80年代其发展成为西方经济学中一个富有生命力的新流派。与主流经济学相比，演化经济学以适应行为（包括惯例和创新行为）代替了理，以有序结构代替了均衡结构，以渐变和突变代替了静态不变，在经济学理论上进行了重大突破。演化经济学体系以“新奇"为研究中心，强调经济的演化过程包含着周期性出现的新奇和创造性，并由此产生和维持制度、规则、商品和技术的多样性。
(一)熊彼特：“创造性毁灭”论
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是演化经济学的鼻祖，演化经济学作为一个独立的理论分支而出现应归功于他对创新过程的研究。熊彼特认为:资本主义本质特征就是创新，创新是“企业家对生产要素的新的组合"，是一个“创造性毁灭"的过程。借用生物学，熊彼特把不断地从内部彻底变革的经济结构，不断地毁灭旧产业、创造新产业称作“产业突变”，认为这种创造性毁灭过程是资本主义的基本事实。这种观点非常类似于生物学中“间断均衡”的生物进化理论。熊彼特认为经济发展的质变可以是渐近的，也可以是非连续的。［7］
熊彼特在《经济发展理论》中写道，我们应当“仅仅把经济生活中不是外部强加给它的而是内部自发的变化”理解为“发展”。［7］他认为，主要的发展过程就是“实现新的组合”，而且在竞争的经济中，“新的组合意味着竞争性地消灭旧的组合”。实现新组合的是企业家，所谓企业家，并不是一种职业或工作，而是创造性运用资源组合的独特能力。企业家的活动就是一系列创造，正是它们造成了不间断的竞争性经济重组活动和经济增长。企业家心理活动的变化导致创新活动的变化并进而导致总体性经济波动。［8］
熊彼特“创造性毁灭"的创新理论为后来学者研究企业的动态能力理论提供了思路，他对竞争过程的基本性质予以重新定义：实质性的市场竞争不是价格竞争，而是创新竞争，他的“创造性毁灭"观点，“非连续历史跳跃"观点是对边际替换概念的否定，其与《易经》“日新之谓盛德”的思想不谋而合，是从求新求变中去发现去创新。［9］而从当代经济学来看“创造性毁灭"的源泉来自于企业的“人力资本”和“智力资本”。
熊彼特使我们明白了，以企业为主体的创新是经济进化的发动机，企业具有超越外部经济条件的自主能力，而且能够塑造市场条件。熊彼特还把创新和发明分开。他认为，虽然大多数创新可以追溯到过去的某个发明，但创新并不一定来自发明，发明亦不一定必然引起创新，发明对分析经济变迁过程并不重要，它是一个外生性因素，而创新是一个内生性因素。熊彼特关于创新和发明的区分，既推动了技术进步的理论发展，又加快了技术创新的实证研究。而我认为熊彼特暗示了：企业的创新和发明都源于企业的“虚拟资本”――发明起源于企业“智力资本”，而创新起源于企业“人力资本”。
(二)彭罗斯：“资源―能力”二分法
艾迪斯•彭罗斯(Edith Penrose)于1959年出版了《企业成长理论》。在这本书中她进一步深入研究企业成长问题并提出了企业内生成长论的思想。彭罗斯的企业成长理论最具革命性的贡献在于将“资源"与“服务（能力）"区分开来，提出了“资源―能力"二分法，并明确地将“服务（能力）"界定为企业成长的源泉。这体现了中国哲学中的“阴阳”分析方法，其将“阳”的“资源"与“阴”的“服务（能力）"区分开来，这为以后的企业资源基础论、企业核心能力论、企业动态能力论等理论奠定了学术基础。
从“阴”的视角来看，在彭罗斯那里，企业的生产机会主要来自于企业内部的未利用服务，而这种服务能够为企业带来扩张。因此，企业成长是内生性的，企业成长的源泉就是企业内部资源所形成的服务（能力）。彭罗斯认为，服务分为企业家服务和管理服务，企业家服务用以发现机会，管理服务用来实现扩张。而真正有进取心的企业家不把需求看作给定的，而看成是它应当能够创造的。［10］
彭罗斯认为,对于企业而言，资源是企业为自己使用而购买、租借或生产的有形物品，以及使这些资源得以高效运行的雇员，这属于企业“阳”的方面；而服务是这些资源创造出来的，为企业生产运作做出贡献。一种资源可以被看作可能的服务流，而这属于企业“阴”的方面。由于服务（能力）只能产生于资源的使用过程，“阴阳和合”从而使每个企业的能力是独特的、异质的。
彭罗斯强调了能力的默示性和难以捉摸的性质,认为许多知识是不能被正式传授或通过语言进行交流的，而只能在“干中学”进行传递。这显然是表达了“人力资本”和“智力资本”这类企业中的“虚拟资本”问题，尽管她没有用“人力资本”和“智力资本”这个概念。她认为：“‘企业’必须被赋予比企业理论中的‘企业’更多的属性，而这些属性的重要性，不能简单地由成本和收益曲线来表示”。［17］
彭罗斯的观点引发了学者们开始重视资源――能力与企业成长的关系,进而关注在无形资源与资源特性方面的研究，而这实质上是把企业中的“虚拟资本”――“人力资本”和“智力资本”作为企业成长的源泉来研究。虽然彭罗斯早在1952年就对经济学中的生物学类比提出了批评，但内生成长一直是演化经济学的基本框架，所以，霍奇逊（Hodgson）仍认为她属于演化经济学派。［11］
(三)纳尔逊和温特：自然选择理论
纳尔逊和温特（Nelson and Winter）批判地继承了熊彼特的创新理论和西蒙（Simon）关于人类行为和组织行为的理论，在他们1982年的《经济变迁的演化理论》中，提出了一个吸收自然选择理论和企业组织行为的综合分析框架。［12］他们借用达尔文“自然选择”的思想，认为在经济中，也有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自然选择”， 其思想本质与老子的“道法自然”思想不谋而合。他们认为，企业在市场中的竞争，也如物种竞争一样,赢利的企业增长扩大，不赢利的企业收缩衰弱，直至被淘汰出局。企业要在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需要不断创新，扩大自己的优势和在行业中所占的份额，因此，创新是企业生存发展的根本原因。
纳尔逊和温特对新古典经济学的两大理论支柱――利润最大化和经济均衡进行了全面地批判，他们认为这两个概念妨碍了新古典理论充分认识经济变迁的特点。纳尔逊和温特的演化理论认为，经济主体（特别是企业）的目标是追求利润，但不是利润最大化。他们受西蒙等人的影响，认为人的理性是有限的，这就使得企业的决策不能是最优的，企业对自己选定的方案感到满意即可，而这个方案不一定是最优方案。纳尔逊和温特基于有限理性和知识的分散性强调了“惯例”概念。“惯例”――我认为是起源于康芒斯对“习惯法”的论述，其内涵与管理学的“智力资本”概念类似。［13］企业的生产计划、价格确定、研究与开发资金的分配等都遵循以“惯例”为基础的行为方式，而不是随时计算最优的解决方案。
纳尔逊和温特把每个企业的“惯例”看成是企业知识和经验的载体，由于“惯例”的无形特性，它实质上体现为企业中的“虚拟资本”――“智力资本”。各个企业的“智力资本”之间存在一定的差异性，它们构成企业之间相互区别的特征和异质性。企业的“惯例”或“智力资本”是可以“遗传”的，如果企业按照惯例运转能够获得满意的收益，那么这些“惯例” 或“智力资本”往往不会发生变化。但是，如果企业的运转出现异常而使收益低于某一个限度时，企业将有可能对“惯例”或“智力资本”进行调整。
纳尔逊和温特提出了“搜寻”概念，把企业努力调整惯例的行为称为“搜寻”。企业的研究开发活动以及市场开拓活动都属于这种“搜寻”行为。［18］我认为，“搜寻”是在已知的技术和惯例中寻找适合自己需要的东西，这主要体现在“智力资本”的获得上；而创新则是通过研究和开发去寻找原来没有的技术和惯例，这主要体现在“人力资本”的激励上。创新意味着改变原有的惯例，创新使创新者对非创新者有较大的优势，从而获得较多的利润。纳尔逊和温特还以企业拥有的智力资本对企业进行了分类。基于“惯例”、“搜寻”、“创新”和“选择环境”等概念，纳尔逊和温特对整个企业理论研究的基础进行重构，提出了经济演化理论，为演化经济学的进一步发展打下了基础。
四、基于演化视角的企业理论
在前面我们提到彭罗斯的“资源―能力”二分法为以后的企业资源基础论、企业核心能力论、企业动态能力论等理论奠定了学术基础，由于它们都着眼于生物学的视角，注重于企业的内生增长，所以，我将三者统列为演化企业理论学派，下面就这三派观点作个简要分析。
(一)菲尔特、巴尼的资源基础论
资源基础论是在彭罗斯内生成长理论的基础上，经过沃纳•菲尔特、巴尼等人的发展而形成。菲尔特于1984年在《战略管理杂志》上发表的《企业资源基础论》一文入选“年度最佳论文”之后, 资源基础论获得了应有的重视。［14］菲尔特在文中借鉴了彭罗斯的观点,明确提出了“资源基础观念”(RBV)一词,视企业为一有形与无形资源的独特组合而非产品市场的活动，认为以“资源”代替“产品”来进行企业战略决策，对当代企业来说将更具有现实意义。我认为，这标志着将人们习惯的企业战略思考由“阳”的“产品”观念转变为“阴”的“资源”观念, 其“资源”内涵与彭罗斯的有形物品不同，是有形与无形资源的独特组合，而更注重于无形资源，从而我将其作为“阴”来看。此种转变将战略制定的基础由外部的“阳”的“产业结构分析”,逐步转移到内在的“阴”的资源与能力分析的“资源基础观念”上。反映了企业战略视角由产业结构的“实体资本”分析，逐步转移到企业内部的资源与能力的“虚拟资本”分析上。之后,资源基础论不断发展,巴尼(Barney)、皮特拉夫(Petelaf)、爱密特(Amit)、格兰特(Grant)等学者为此做出了重要贡献。
1986年，巴尼在探讨企业的竞争优势时,发现企业可由本身的资源与能力的积累与培养,形成长期且持续性的竞争优势，并将其称之为“资源基础模式”。他认为，如果战略资源在所有相互竞争的企业中均匀分布而且高度流动的话，企业就不可能预期获得持续的竞争优势。某些企业之所以能在产品市场上获得竞争优势，就是因为它们能够通过不完全竞争的要素市场获得低价格高产出的战略资源。巴尼在1991年提出了一个较为综合的分析框架，来阐述企业产生持续竞争优势的资源特性。他认为,具有下列四个特征的企业资源才是可持续竞争优势，即有价值、稀缺性、不可模仿性、不可替代性，它有助于判断企业可持续竞争优势的来源。他认为企业资源包括企业内部所有的资源,可以分成3类：（1）物质资源,是指企业的厂房、设备、机器、原材料等以物质形式出现的可以看得见的资源；（2）人力资源,指员工、经验、培训、关系等与人有关的资源；（3）组织资源,是指正式的结构,包括正式与非正式的计划、控制、协调系统、组织与外部环境之间的非正式关系等与组织有关的资源。［15］
(二)海默、帕拉德的核心能力理论
海默(Hamel)和帕拉德(Prahalad)在1990年提出了核心竞争力的概念，从而形成了核心能力理论。核心能力理论认为，资源与能力不同，能力是配置资源的主体能力，企业的本质是“能力的集合体"，企业竞争优势来源于企业的核心能力，而资源基础论忽视了人的作用，偏离了企业成长的本源。也就是说，核心能力理论的观点不同于资源基础论，而与彭罗斯的观点是一致的。在此，我们能够清晰地发现，资源基础论与核心能力论的观点分歧恰好来源于彭罗斯理论中的“资源―能力"二分法，一个立足于资源，另一个则立足于能力。但我认为，这二者都比彭罗斯的观点更进了一步，资源基础论中的“资源”包括了“智力资本”等无形资源，而核心能力论的“能力”则更强调“人力资本”等无形资源，所以二者都是重视企业中“阴”性的要素，他们都是将人力、智力这类“虚拟资本”作为企业竞争优势的源泉。
核心能力理论将核心能力定义为各种技术和生产技能的组合,它贯穿于公司金字塔式的生产过程中。成功的竞争者能够进入新的、表面看起来毫不相关的行业或经营领域，具有核心能力的企业似乎更具有多元化扩张的能力。核心竞争力是开发新的经营业务的源泉,它是组成公司战略的核心。海默还形象地将多元化的企业比喻成一棵大树,树干和主枝是核心产品,小的支干是经营业务单元,树叶、花和果实是最终产品,提供营养、支撑和稳定性的根系是核心竞争力。如果企业仅仅盯住竞争者的最终产品,就会忽略竞争者的真正实力,正如只注意叶子就会看不到一棵树的力量一样。［16］
虽然核心能力的思想非常具有解释力，但有的学者认为核心能力没能对公司战略制定提供实践意义上的指导，它是一个精致的理论，但在实践中却不好操作，缺乏可依赖的工具。堪培尔认为，能力的概念比核心能力的概念更广阔些,它包括整个价值链(核心能力只体现在某一个或几个环节)。从这个意义上说，能力对消费者来说更可见，而核心能力对消费者来说是很少看得见的。因此，在面对竞争者方面，最好的母公司应该比其各个战略经营单位能创造更多的价值。［16］
(三)提斯等人的动态能力理论
1997年，提斯等人参考核心能力概念提出了动态能力理论，核心能力是独特能力、组织惯例和核心竞争力，而动态能力是企业整合、构建和重构企业内外部能力以应付快速变化的环境的才能。他们提出了动态能力的流程•位势•路径的模型(即3P模型)，并指出动态能力的本质内嵌于各种各样的组织和管理流程中，而这些流程是由企业的资产位势(特别是专用性和互补性资产)和历史演化路径所塑造的，它们决定着企业的竞争优势。艾森哈特和马丁则认为，动态能力是一系列具体的可识别的组织过程，这些具体的过程包括产品开发、市场拓展、收购整合、策略性联盟、业务部门的剥离和战略决策制定过程等等。从这些研究结论中可以看出，动态能力既不是模糊的,也不是同义反复的，而是一系列具体的可识别的组织过程。导致企业发生变化的活动有很多，并不是所有导致变化的活动都能称为动态能力。［17］
在提斯等人的研究中,把动态能力的“能力”严格限定为“惯例”，即限定为智力资本范畴。这种理解得到了学术上的广泛认可。“组织能力”是一个严肃的概念,其严肃性在于它必须是一种惯例。如温特所说:“即兴发挥从来都不能称之为能力”。动态能力不仅关注企业特有的组织惯例，其焦点更是放在克服能力惯性的创新和开拓能力上。在动态环境中，动态能力崇尚建立开拓性学习能力。开拓性学习能力是为了在长期内向企业提供新的战略观念而进行的侧重于变革的学习。因此，企业为了获得持续竞争优势，需要具备进行创造性毁灭的能力。
企业动态能力主要是由企业中的“智力资本”――组织设计和“人力资本”――人力资源管理这两个因素决定的。这是因为：一方面企业通过智力资本，建立科学的组织结构，形成企业业务多样化的动态能力；另一方面可以通过加强人力资源管理来促进动态能力的形成，并强调人力资源管理从几个方面着手：选人要重视知识的宽度和深度；职位描述概念要详细具体；以培训来扩展员工现有知识的宽度和深度；以及激励成功，宽容失败。
动态能力观学者认为，以波特(1980)等学者为代表的产业结构分析和以沃纳•菲尔特(1984)与巴尼(1991)等学者为代表的资源基础观,无法解释为什么某些厂商比其他的厂商能在动态的市场竞争环境下表现得更好。他们认为资源基础观的不足在于，厂商在建立有效且具竞争力资源时，必须基于动态产业环境与竞争状况的考虑，且以市场测试来考验资源，因为资源的真正价值应该取决于市场力量。厂商的竞争优势来自于厂商的管理与组织流程、专用性资产和发展路径。而位于稀缺性的、顾客需求的、且能用于消费者愿意付钱购买的商品上与具有专属集的资源，才是真正有价值的资源。因此，动态能力观比产业结构分析和资源基础观更能够解释厂商竞争优势的来源。［18］
动态能力理论更接近于中国的《易经》思想，它立足于企业的“变易”，即从企业与环境的动态变化中，去把握企业的实体资本与虚拟资本的“阴阳和合”，最终达到企业持续稳定地良性循环和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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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Real Capital to Virtual Capital: Dao of Modern Firm
Theory Evolution: Analysis from China's Daoism
Xu MingAbstract: From the evolution of firm theories, the development of firm theory in economics has undergone three stages: neo-classical economics, neo-institutional economics and Evolutionary Economic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hina's Daoism, the three-stage development of firm theory evolves from tangible resources and real capital emphasizing on yang to intangible resources and virtual capital emphasizing on yin, and finally to the stage of integrating tangible resources with intangible resources, mixing real capital with virtual capital, which emphasizes on the integration of yin with yang. The final stage represents the trend of integrating tangible resources, real capital with intangible resources and virtual capital for analysis, which reflects holistic and harmonious philosophic view of Lao-tze and is closer to the nature of firm in real economic practic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