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5-20 05:22:45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保险研究论文，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所谓的农业保险，是指对种植业(农作物)、养殖业(禽畜)在生产、哺育、成长过程中可能遭到的自然灾害或意外事故所造成的经济损失提供经济保障的一种。保险机构通过保险的形式，组织农业从业人员集体互助，使受损单位或个人得到应有的补偿，以便及时恢复生产，保证农业生产顺利进行。
我国农业保险是在近二十几年的时间内才逐步发展起来的的，虽然发展速度较快，但与城市保险市场相比，尤其是与农村经济的发展及农村对保险的需求相比，农村保险的发展速度却非常缓慢，远远不能满足“三农”发展的需要，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农村社会的发展。目前，农村保险市场存在的主要问题有：
1.1农村保险种类单一
无论是从保险公司数量还是从农业保险品种上来说，目前的农业保险都不能满足农村发展的需要。与城镇居民不同，通常农民将财产保险放在第一位,而将人的身体的保险放在最后一位，然而保险公司在险种开发上基本上是以自我为中心设计保险产品,条款中的投保条件、费率、可保范围、缴费方式等一般都是固定不变、不可选择的,缺乏灵活性,抗风险能力也就较弱,尤其是专为农村设计的险种少,针对性不强。
1.2保险费用标准过高
由自然灾害导致的农作物的损失率和养殖物的死亡率通常较高，农业保险的费率也就通常高于一般财产保险和人寿保险的费率，因为只有通过较高的保险费率,保险公司才能够弥补成本甚至盈利。但是对于广大农民而言,这样的保险费率使得他们很难承受，再加上大部分农民的保险意识淡薄，所以很多农民普遍认为买保险是一件多余的事情。因此,当灾害来临的时候,受到损失的农业经济无法得到足够的农业保险的补偿,影响当地农业的恢复和发展。
1.3农业保险市场供给主体数量少
由于农业保险承保的风险发生的概率高,损失巨大而且覆盖面广,因此保险公司的赔付率也相对更高，从事农村保险有可能使得保险公司长期处于亏损状态。追逐利润的天性使得作为商业公司的保险公司不愿过多涉足农村保险。而专门从事农村保险业务的保险公司也没有能及时进入部分落后的农村开展农村保险业务,使得部分农村的保险业务呈现出相对萎缩的局面。
2拓展农业保险市场的对策
完善的保险市场必须具备四个要素：主体要素、客体要素、资本要素和生产要素。一个保险市场的发展,不仅需要成熟的保险人,也需要理性的投保人,农业保险业的发展更是如此。因此，拓展农业保险市场除了国家的政策支持外，还要在保险人和投保人两方面下足功夫。
2.1培育农业保险市场上的消费者农业保险解决的不仅仅是农业的再生产问题,更主要的是农民的生活问题,这与农村社会保障的目的是一致的,因此应把农业保险和农村社会保障放在一起考虑。对于农民来说，首要的问题是满足他们对于衣食住行的需要，所以在整个农村社会保障体系中，农业保险只能排在较后的位置。当农民解决了温饱问题后，便可以通过普及保险知识、提高保险意识来培育农村保险消费者了，这其中可采用的方法手段很多，例如组织保险知识讲座、挨家挨户讲解等等，让广大农民真正的了解保险、认识保险、购买保险、宣传保险，促成农业保险市场的良性发展。
2.2适时创新险种
农业保险在原则上要做到低保费、低保障、责任宽，农民易于接受，因此保险公司应充分遵循市场经济规律，对原有险种进行技术改造，重点开发一些收费低、保额低、责任宽的适销对路的新险种，满足农民的需要，还应根据农业保险的分类有针对性的开发相应的险种。对于贫困和富裕地区的农民，也应该针对他们的经济状况和不同需求设计不同的险种。
2.3扶持保险公司发展
由于农业保险赔付率较高，所以保险公司承担的风险也相对较大，所以国家财政和各级政府应该对从事农业保险业务的保险公司应给予一定的地方性的税收优惠,在鼓励这些商业保险公司积极开展农业保险业务的同时,让利部分所得给广大投保户,适当降低农业保险的保费费率,增加农业保险供给。另外,各地应逐步加大金融保险行业的开放步伐,还要积极吸引专业的农村保险公司进入农村开展业务。毕竟,专业的农业保险公司开发的产品更加具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
除此之外，政府应该积极为农业保险的发展创造良好环境，在政策、法律、经济等各个方面给予农业保险的扶持。同时继续推进科技兴农、减负减税以增加农民收入，促进农业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在物质层面为推动农业保险发展创造条件。
【论文关键词】农业保险；保险公司；险种；保费
【论文摘要】本文通过分析我国农业保险发展现状，指出了农业保险发展中存在的险种单一、保费过高、供给主体少等问题，并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了相应的解决办法。
参考文献:
[1]李霄震.农村保险存在的弊端及建议[J].浙江金融，2007（12）。
[2]曹凤鸣.对加快发展我国农村保险市场的思考[J].金融与经济,2007(9)。
一、保险业声誉的重要性
稍稍有些博弈论常识的人都知道，保险市场最重要的资源不是物质资本，也不是人力资本和技术资源，而是声誉。因为单个投保人和保险人的博弈都是有限次的，而次数极其有限的博弈导致投保人不相信保险人能够守信，即可以在发生保险合同约定的保险事故后从保险人那里得到相应的赔付，因此，投保人的一般选择是不参加保险。在单独的有限次博弈中，保险人和投保人的彼此欺骗是惟一的“纳什均衡”、“非合作博弈”和“囚徒困境”是保险交易的常态。在这种状态下，保险市场将无法长期存在，保险市场的基本功能和衍生功能也就无从谈起。
为克服囚徒困境，达到合作博弈状态，保证保险的持续性，保险人首先要做的事情就是将自己与单个投保人的有限次交易转变为与众多投保人的无限次交易，坚守信用的同时还必须要把自己与投保人交易过程中的守信状况以“强势信号”的形式散播出去，使与自己有限次交易的投保人也能够通过新闻媒体或民间传播渠道获得保险人会在交易中守信的信号，以坚定投保人群体购买保险的信心。而这种强势信号就是保险人的信用或者说是整个保险业的声誉。所谓“声誉是保险业的命脉”就在于此。
评价一个国家保险业的发展现状、分析其未来前景；衡量一个国家保险业的功能是否正常发挥、保险固有的消极因素是否得到了有效抑制，最重要的依据不是保险公司的数目、保费总量、监管部门分支机构的多少、人员的配备情况，而首先应该是一个国家保险业的声誉。
二、保险业声誉与保险业的功能
谈到保险的功能和作用，人们一般强调的是保险所带来的正效应，无论基本职能中的经济补偿职能和分散风险的职能、派生职能中的积蓄基金、监督风险职能，还是保险对宏观、微观经济发展的促进和保障作用，都是对保险功能的正面论述，而保险可能给社会带来的负面效应却普遍被忽略。而在一个低声誉的保险市场上，保险的负面效应，或曰“保险的代价”是恰恰不容忽视的。
在低声誉的保险市场上，面对保险，低风险的人会采取“用脚投票”的方式，拒绝加入或退出保险市场，保险发展的可持续性因此变得非常脆弱。这似乎可以解释为当前占不小比例的普通百姓对保险的冷漠乃至歧视，以及中国保险市场的各项指标，特别是保险深度和保险密度远远落后于其他国家的部分原因。在这样的市场上，保险应有的正效应得不到充分发挥，保险资源总量对应的总收益偏低，达不到应有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而更严重的问题是，低声誉保险市场的逆向选择效应使得正常的、风险较低的投保人退出市场的同时，吸引着更多非正常的、风险高的投保人的加入，有些投保人甚至投保时就以骗赔为目的，因为在保险人信用状况较差时，同样的保费支出，只有高风险的投保人的期望收益才会大于他支付的保险成本。2002年大连空难中的纵火犯购买多份航意险保单和乘客不足30%的航意险投保率就是低声誉保险市场的显著特征。
保险所固有的负效应在低声誉的保险市场上显得非常突出，比如，保险最主要的负效应之一——诱发道德风险的作用在低声誉的保险市场上就更为严重。投保人因保险的存在而疏于对保险财产的管理，甚至故意破坏保险财产或谋杀被保险人以谋取保险金等保险欺诈行为对国民财富、社会经济和公民的人身安全都构成了威胁——大连空难的根本诱因就是保险欺诈。保险欺诈是世界保险市场普遍存在的现象，在德国、西班牙、意大利、奥地利、芬兰和美国，5%-15%的非寿险索赔具有欺诈性质，各国每年都有因为寿险金而谋杀被保险人的事件发生。而研究显示，保险欺诈的程度与保险市场的声誉有很大的负向相关关系。两者相互影响、相互作用，良好的保险市场声誉抑制了保险欺诈等道德风险的发生，而保险欺诈案件则极大地损害着一个国家保险市场的形象和声誉。张某为谋取保险金而不惜将上百人的生命付之一炬，大连飞机纵火案既开创了世界航空业和保险业最丑恶的先例，也对中国保险业的声誉造成了恶劣的影响。
在低声誉的保险市场上，保险诱致社会资源的浪费也远多于高声誉的保险市场。比如，因为医疗保险的存在，医疗服务的提供方（医院和医生）可能会诱导被保险人购买更多的卫生服务和药品，而被保险人也会因为保险的存在同意甚至要求医生开出更多的药品，这既造成了有限医疗资源的浪费，也可能对被保险人造成医源性损害。在卫生经济学中，医疗保险对医疗需求的刺激作用以“保险因子”来衡量。而研究显示，医疗保险的保险因子也与保险市场的规范程度与市场声誉呈负向相关关系。低声誉的保险市场可能引致更大的资源浪费。
保险业最令人关注的负面效应是保险本身的问题可能引发的金融危机，甚至经济危机。各国政府对保险业的监管比对其他产业严格的一个根本动机就在于防止保险业的危机对金融和经济安全造成毁灭性的破坏。而早在1999年，张维迎教授就在留美经济学会“中国社会保障制度国际研讨会”上提出了保险业、养老金、基金是影响中国未来金融稳定的三个主要因素。他认为“中国保险业的道德风险主要发生在保险公司，这是保险业的真正危险所在。一个明显的事实是，保险公司普遍采取短期行为，他们只管眼下多收钱，很少考虑未来的支付；特别是许多公司为了提高所谓的竞争力，竟然提供给业务员高达40%的佣金。在这种过分的激励下，业务员为了拉客户，向投保者传递一些欺骗性的信息，甚至与投保人合谋，骗取赔偿，损害公司的利益。中国的保险业现在处于扩张期，保费收入总是大于理赔支付（人寿保险尤其如此），眼下不大可能出现支付危机。但一旦市场平稳之后，保险公司就可能发生支付危机。当然，这可能是10年以后的事情，但现在就应该注意这个潜在的金融危机的根源。”至今，张维迎此言仍具警示意义。
三、谁为保险业的声誉支付成本
尽管不能武断地把中国的保险市场界定为低声誉市场，但毋庸讳言，中国的保险市场具有低声誉保险市场的一些特征，现罗列如下：
多次社会调查显示公众对保险的认同率较低，保险投诉案件经常见诸报端；
一些保险公司为降低保险赔付率而无故拖延或寻找借口拒绝赔付，视对方情况，当赔者不赔，不当赔者滥赔；
一些保险公司有假数据、假账本、假报表、假保单、假收据等“五假”造假行为，账外账、小金库、截留保费等违法违规行为严重；
一些业务员或人在展业时虚假承诺、言而无信，误导甚至诱骗投保人购买保险，或诱导退掉高预定利率保单；
一些地方的保险公司之间恶性竞争，不惜通过降费率、提高手续费、任意加大返还比率、肆意提高赔款标准、违规支付无赔款优待或提供其他形式的回扣等方式进行掠夺性竞争；
保险公司和人之间关系不顺，业务员的流动性比较大，“孤儿保单”大量存在、“黑名单制度”缺失，对人的行为约束不利；
一些保险公司理赔人员与保险相互勾结，大量骗取赔款，“撕单”、“埋单”、“鸳鸯单”屡见不鲜；
一些保险公司与国有企业的管理者相勾结，将投保作为洗钱渠道，侵吞国有资产；
因垄断行为的存在，保险市场曾被政府部门定义为垄断性市场而受到大力整顿；
一些地方甚至出现了专门进行保险诈骗的黑势力团伙，内外勾结，对正常的保险业务构成极大威胁……
声誉作为保险业最重要的公共资源，在中国的保险市场上已经遭到破坏。“哈定悲剧”仍在上演。
经济学认为，哈定悲剧是由市场失灵造成的，是个体理性导致的集体行动的非理性。对哈定悲剧的防止有两种办法，其一是制度上的，即建立中心化的权力机构，既包括为维护整体利益的公共权力机构（实际上就是在众多的资源使用者以外建立奖惩机制），也包括能够对公共资源行使所有权或处置权的私营机构；其二是道德约束。
道德约束固然重要，但它的建立和改善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而中心权力机构实际上早已存在，那就是政府，在保险业就是政府设立的保险监督管理部门。
可以说保险业良好的声誉对保险人、投保人、被保险人、受益人、人、经纪人、公估人、乃至监管部门和整个国家和社会都有好处。保险业声誉的破坏也将为以上各方带来坏处，但坏处的大小对于其中每个具体的机构和个体却是不一样的，也就是说，大家为保险业的声誉破坏支付的成本是不同的。谁为保险业声誉破坏支付最多的成本？按哈定悲剧的逻辑，保险业低声誉的最终责任者可以直接推到保险业的中心权力机构，监督管理部门将最终承担保险业声誉破坏的责任，因为监管部门存在的价值就在于矫正市场失灵（市场经济的法则是：市场能解决的事情交由市场，市场失灵的地方由政府管控）。声誉遭到破坏这样的哈定悲剧是市场本身难以解决的问题，政府承担责任理所应当，政府监管部门意识到这一点非常重要。而在现实生活中，公众对保险业声誉的不满最终的指向对象也不是保险公司，而是保险业的监管部门。众口铄金，主要监督官在其他领域积淀了几十年的美誉也有可能被保险业的低声誉而毁坏；相反，如果保险业声誉能够迅速改善，他们的贡献也将被社会所认可并被铭记于一国保险业发展的史册上。
“守规矩”的保险公司和人是保险业声誉破坏的直接受损者，投保人、被保险人、乃至整个社会都在为保险业的低声誉付出代价，他们的利益需要得到保险业中心权力机构的保护。当然，保险业声誉的直接破坏者，比如不守规矩的保险公司和人，也要支付一定的成本，但短期内他们可能获得了更多的收益。虽然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他们也是受害者，然而问题在于他们没有放弃短期利益而争取长期收益的积极性，因为，若干年后他们可能已经不是公司的管理者或者已经改头换面，甚至不做人了，他们的短期行为源自产权制度和人事管理制度上的缺陷。
四、如何维护保险业的声誉
保险业声誉破坏的最大受害者自然应成为维护保险声誉的最主要力量，因此，维护保险业声誉最重要的是有效监管。校正哈定悲剧这样的市场失灵，出发点应是从制度层面激发保险公司和人及其他保险机构建立长期信誉的积极性。
当制度设计能够保证“建立长期信誉”可以给保险公司和人带来的期望收益的现值大于短期利益时，保险公司和人就有了建立长期信誉的积极性。为此，必须建立有效的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在激励机制方面要深化保险公司的产权制度改革和推动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当前主要是在保险业资源重新配置基础上的产权制度改革、股份制改造加上国有公司人事制度和薪酬制度的改革；在约束机制方面，要加大对破坏保险声誉者的惩罚力度，增加其以破坏声誉为代价攫取短期利益的成本。
首先，重新配置保险业资源是中国保险业改革的第一要务。资源重组应从存量和增量两个方面推进：在保险资源存量上，应退出一定量的国有资本组建政策性的保险公司，借加入WTO后财政支农政策和外贸保护政策发生重大转变的时机，把其他领域闲置出来的存量资本整合进政策性保险领域，让政策性保险的功能得到发挥，使农业保险、出口信用保险、房地产抵押贷款保险、存款保险制度的功能发挥出来，展现保险制度全面的社会功能，改变中国保险业只注重经济效益而忽视社会效益的整体形象，从而使保险业的声誉得到决定性的扭转。而保险业增量资本的改革是另一个主要内容，以在海内外上市为契机推动商业保险公司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促进国有商业保险公司所有权结构的优化，明晰产权，建立有效的法人治理结构，促进人事制度和薪酬制度的改革，从而彻底改变政企合一、权责不明的现状，最终使公司的长期利益和管理层与普通员工的长期利益相一致，从而奠定从业者建立长期信誉的制度基础。
其次是建立保险信用等级评价制度。借助社会信用评估力量，利用保险监管信息资料，准确分析投保人、保险人、中介入信用状况并将结果公之于众。根据评估结果和保险机构违规情况，建立保险业三级“黑名单”制度。第一级是保险公司、公司、经纪公司和公估公司的黑名单；第二级是针对保险机构内部的高级管理人员、公司员工、人、经纪人、公估人的黑名单；第三级是针对投保人或被保险人的黑名单。通过各家保险机构和保险监管部门的信息交换平台，记录并分享投保人和被保险人保单信息和信用评价状况。将信用等级低于警戒标准的投保人和被保险人列入黑名单。建立保险业信息披露制度，保险监管部门、保险公司、、经纪、公估公司都要通过监管部门指定的渠道向公众披露指定信息，其中包括保险机构、保险中介机构的经营情况、保险资质情况、产品费率和收益情况等关键信息，以促进保险业信用信号的传播。
再次，完善保险监管体系。政府监管、行业自律和保险企业内部监管是保险业监管的三维构架，但目前全国性的行业自律组织建立的时间不长，为数有限的地方性行业自律组织也大多没有发挥应有的功能，其维护保险业声誉的重要作用没有发挥出来。因为缺少相关的法律，行业自律组织重要的监管职能多被政府监管所占据（即使是资格考试、发证这样的事务也由政府监管部门组织实施）。同时，保险企业的内部监管也未真正发挥作用，2001年保监会组织的财务大检查暴露出的问题也说明了这一点。监管主体缺位造成了一个怪圈：行业自律和企业内部监管功能没有发挥作用，必然要求政府监管部门“”其相应的职能，而这样的又使行业自律和企业内部监管的作用更加无法发挥。结果是，产品设计、分保安排、企业分支机构设立、高层管理者的选定、内部财务检查等等应该是由保险行业协会和保险企业自己做的事成了政府监管部门穷于应付的重担，而该由政府监管部门做好的事情，比如维护保险业声誉这样的大事却没有人力和精力去做了。这种状况必须改变。
最后，应重视保险业整体声誉的培养。以“酒后驾车险”的开办为例，尽管从责任保险原理上，“酒后驾车险”不存在问题，但这样的险种推出和宣传的时机未必恰当。当前的情况是贫富分化仍在进行中、保险声誉欠佳、公众对保险理解不深、意识不强，这样的险种若仅从字面理解无疑会导致一些社会阶层的反感。政府监管部门的匆忙表态，无疑会将矛盾集中到一点，凸显保险的负面效应。而从保险业的声誉角度考虑，实际上有更好的选择，比如可以借鉴英、美、日、韩等保险市场比较完善国家的经验，由保监会或保险行业协会组织建立“未投保第三者责任保险的机动车辆第三方损害赔偿基金”，在肇事车辆违规未购买第三者责任保险且发生事故后，肇事者不具备经济赔偿能力的情况下，由基金给第三者予以一定的经济补偿。基金来源于对未购买第三者责任险车辆的罚款和从各保险公司车险利润的课赋。两种方式对保险业声誉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
参考文献：
[1]张维迎。中国未来金融稳定的三大潜在威胁[N].中国市场经济报，1998-07-10.
[2]王国军。中国保险业资源配置的效率分析[N].金融时报，2000-08-02.人大报刊复印资料——金融与保险2000，（11）。
[3]庹国柱等。国外农业保险立法的实践与启示[J].法学杂志，2000，（11）。
1.直接设立在华分公司
美国友邦保险公司是在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前获准进入北京的。根据保险市场的对外开放时间表，北京最迟在今年12月11日对外资开放。在2001年12月份取得内地独资寿险牌照后，2002年6月在北京正式开始寿险业务。作为最早进入上海的外资保险公司，虽然友邦只能做个人业务，但目前的市场份额已经达到10％左右，稳稳进入上海寿险市场第二集团。美国国际集团AIG在中国是最大的外国保险公司，也是获得该地区同时开展寿险和财险业务许可的唯一一家外国公司。该公司是目前最早在中国设立保险代表处的外企之一，于1992年获得第一个营业许可。直接设立分公司是外资保险公司进入中国市场的最优选择，但是由于目前政策以及我国加入WTO的逐步放开的协议规定限制，绝大多数的外资公司无法设立其全资分公司。那些对中国保险市场已经有一定了解并且积累了成熟经验的外资保险公司（比如从1992年就进入上海的美国友邦保险公司）才敢于承担设立全资分公司的经营风险。
2.直接参股我国股份保险公司
2002年5月28日，相互有关联的3家美国保险公司通过股权受让形式，获得华泰保险公司22.13％的股权。这是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后外资保险首次以较大比例参股我国保险企业。获得华泰股权的3家美国保险公司分别是ACE集团旗下的ACE天平再保险公司、ACE北美洲保险公司和ACE美国公司。由63家法人股东于1996年发起设立的华泰公司，由于投资结构和方向的调整，有？家股东将股权转让。华泰保险公司还与ACE集团建立了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华泰保险完成外资参股，以及与ACE建立战略合作关系，将使华泰保险进一步优化公司股权结构，转换经营机制，引进国际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加快华泰公司产品、技术、服务和培训的创新。ACE集团参股华泰保险公司后，双方将在产品开发、业务管理、人员培训、信息技术及再保险方面展开合作。ACE集团的高层管理人员将进入华泰公司董事会，参与公司决策。同时，ACE集团还将向华泰保险派遣顾问人员，提供精算、财务、承保、信息技术等专业指导和咨询。
在中外对垒中，中资保险最大的优势是网络健全，这正是外资最大的弱点。外资保险公司利用直接参股我国本土保险公司，虽然没有将自己的品牌推人中国市场，但其凭借合作伙伴的本土优势，可以在最小的经营风险下获取——定的利润，并且在内外环境都趋于成熟的条件下收购更多的本土公司的股权，达到控股地位，从而以自己的身份最终进入中国市场，这也是一种战略目的和发展方向。
3.与非保险企业合资成立保险公司
这是目前外资保险公司进入中国市场使用最多的方法。人世没几天，刚拿到执照的美国纽约人寿就牵手海尔，攒起一家合资寿险公司—一“海尔纽约人寿保险公司”。海尔和纽约人寿各占50％股份，注册资金为2亿元人民币。英国标准人寿保险公司将与天津泰达投资控股公司合资筹建恒安标准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其实选择业外企业，除了价格较合算外，还有原因就是国内大的保险公司在人事和业务管理方面的体制和外资有较大差距。合资后的摩擦不可避免。但与业外企业合作，恰恰因为对方对保险业的陌生，给了外资在管理上更大空间，等于有了更大的话语权，可以处在比较主动的位置。美国大都会人寿保险公司的总裁威廉。托比塔一语道破：我们需要的合作伙伴对中国的市场、中国的消费者、中国的本土文化有着深刻的了解，并不一定要懂保险业，因为我们非常了解保险行业，希望合作伙伴能带来其他领域的专长。
跨国保险公司的区域战略选择
外资保险获准在华经营不断增多，外资对公司所在地的挑选出现了多元化的趋势。但是上海，广州和北京的位置仍是最爱。从外资业务拓展的角度看，几大城市的经济实力以及保险业的扩张速度是其进入要考虑的因素。
1.上海
尽管随着中国正式加入WTO后，向外资保险开放的城市逐渐增多，但上海的独特魅力仍然吸引着外资保险公司。据悉，去年底获准筹建中外合资寿险公司纽约人寿和荷兰AGEON已基本决定将合资公司的大本营安在上海。此外，还有一家外资非寿险公司和一家中外合资寿险公司的分公司打算选址上海。外资公司这些动作，意味着停顿了一年多的外资保险公司落户上海的情况又有了新的进展，上海的外资保险公司将迎来新——轮扩容。
对于外资选择上海，一个最好的理由是上海有特殊的金融地位，而成熟的上海保险市场，更令外资保险公司心动。据中国保监会上海保监局的统计，截至1月底，上海保险市场保费收入23.07亿元，同比增加8.65亿元，增幅59.95％。其中：中资保险公司保费收入21.03亿元，同比增加8.27亿元，增幅64.79％；外资保险公司保费收入2.04亿元，同比增加0.38亿元，增幅22.80％。
2.广州
对市场的争夺，除上海之外，广州已是目前外资保险又一集中屯兵之地。最新加入的将有英国商联保险与中方伙伴组建的合资公司。此前，继友邦保险之后，由英国保诚集团和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合资组建的信诚保险以及意大利忠利保险与中国石油合资的中意保险也已先后在广州落了户。而首家中外合资寿险公司中宏保险和金盛人寿的首家分公司目标城市也圈定了广州。
广州之所以成为外资保险公司眼下—个最佳的选择，同样在于其市场相对成熟，而竞争对手尚未完全占据市场，更让不少外资保险青睐。业内人士分析指出，广州经济总量位居全国前茅，人均收入同样位于全国大城市前列。而广州保险业的竞争主体远没有上海多，广州又是珠江三角洲的中心。可以说，广洲的保险市场潜力很大，而市场还远未饱和。
3.北京
目前北京市场上已在营业的外资公司有美国友邦保险公司北京分公司，它是在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前获准进入北京的。根据保险市场的对外开放时间表，北京最迟在今年12月11日，将对外资开放。除了信诚人寿外，首家中外合资保险公司中宏保险在去年成功获得广州分公司的营业许可后，日前已经递交厂开设北京分公司的申请。而先期已经获得中国保险市场“入场券”的法国国家保险、美国全美人寿、大都会人寿等也正在积极筹备在北京分公司的开业事宜。恒安标准人寿的外方股东英国标准人寿亚太区总裁在还未取得牌照前就明确表示，如果让他选择的话，北京将是首选。北京保险业去年保费收入达233亿元，同比增长67％，保险增长率跃居全国首位。保险密度（人均保费）1792元、保险深度（保费收入占GDP的比例）7.4％，同比分别提升了515元和2.4％。
根据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承诺，北京、重庆等10座城市将陆续对外资开放，而北京由于人均收入较高，尤其是具有保险产品需求和实际购买力的潜在客户群相当可观。其保险市场一直被国外保险公司视为上海之外最理想的开业地点。虽然潜力巨大，但寿险客户资源毕竟有限，谁先进入市场就会占得重大的份额。
4.其他北方地区
一些先期在其他北方城市设立机构的合资公司对北京市场同样也是虎视眈眈。在天津，目前已经有了光大永明，而恒安标准人寿也将注册地安在了天津市。在大连，首创安泰已经开业。由于要到人世2年后，外资寿险公司、非寿险公司才被允许在北京等地提供服务，因此合资公司的地点选在周边，首先进入开放的其他北方城市是抢压北方市场的最优选择。
5.西南地区
成都和重庆成为中国保险业对外开放的城市。西部尤其是西南地区，正成为中国保险业新兴市场。目前有7家境外保险公司和3家外资保险公司分别在成都和重庆设立代表处，更多的外资保险公司已在西南地区进行保险市场调研，多看好这个市场。比如，美国利宝互助保险公司重庆分公司正在紧张筹建中，开业后将成为重庆首家外资保险公司营业性机构。公司营运资金拟定为2亿元。根据保监会有关规定，外资财产保险公司的业务范围只针对外资企业的财产保险业务，短期内对重庆财产险公司的冲击还十分有限。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及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为中外保险企业在西部市场的存在和发展提供了契机。跨国保脸公司主推险种的选择
1、在华外资保险公司开发新险种频率远高于本土企业
中德合资安联大众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新近连续推出三种保险新产品，其中包括“福星高照分红终身寿险”、“联众恒悦重大疾病保险计划”以及一种新型意外险产品。在此之前，这家公司几乎每个月都有一个新品种上市。安联大众总经理冯康君博士说：“中国加入WTO，随之而来的将是更大的开放度和更加激烈的市场竞争。我们现在多开发一些符合市场需要的险种，就能在大竞争到来之前多争取一些客户和市场份额。”
2、集中在本土保险公司空白或薄弱的市场
我国的企业年金市场一直是保险市场的空白。中法合资金盛人寿保险公司继去年推出三款分红系列产品后，今年年初又开始在上海销售“盛世延年”养老年金保险（分红型·）。据悉，这是上海市场上第一款终身分红个人养老年金保险产品。荷兰国际集团（1NG）旗下的荷兰保险公司和北京首都创业集团有限公司在大连共同组建的首创安泰人寿保险公司，将进入中国养老金市场。荷兰国际集团目前正与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及几家大学紧密合作，积极分享自己所掌握的信息，同时为中国的养老金行业的发展提供参考建议。
3、推出成熟的新型险种
中外保险公司在传统产品方面差别并不大，主要差别在于新产品。
【论文关键词】保险资金运用；风险管理与控制
一、引言
保险公司资金运用的问题是我国保险理论界近几年来一直都在研究的重要课题，但是从现有的文献和论著的研究成果来看，对保险资金运用的分析主要集中于保险公司资金运用现状和存在的问题以及扩大我国投资渠道等方面，而对于保险公司资金运用从风险管理的视角进行分析研究的还比较少。当前，我国保险公司资金运用面临着多方面的压力，譬如保费收入递增的压力、产品创新的压力、行业竞争的压力以及适当财务结构的压力等，这些压力都迫使保险公司越来越重视资金的运用，期望通过保险资产业务取得良好的投资收益，来缓解这些压力。但是，我们还应该看到在保险资金的运用中，面临着各种各样的风险，这些风险不仅包括有一般性资金运用的风险，还包括有基于保险资金自身特殊属性而产生的区别于其他资金运用的风险。面对这些风险，保险资金的运用如何实现预期的目标，如何分散风险、选择投资工具、如何进行投资组合、投资策略如何制定，采取什么样的内部和外部风险控制方法就显得更为重要了。增强保险公司的风险管理能力，完善保险公司资金运用风险管理体系，提高资金收益率并有效地防范风险，是目前中国保险业面临的紧迫任务。
二、保险资金的资产配置
保险资金在直接进入资本市场后可以在更多的投资品种间进行资金配置，但在具体配置资产时，保险公司既要充分考虑保险资金的负债性质和期限结构因素、各类投资品种是否符合保险资金流动性、安全性和盈利性管理的要求，还要考虑监管层对最低偿付能力的要求。因此在分析保险资金的资产配置时应特别注意如下方面的问题。
第一，寿险和非寿险资金期限的差异将导致不同的投资选择。财险公司的资金来源主要由未决赔款准备金和未到期责任准备金构成，期限大都在1-2年；而寿险公司的资金来源主要由人身险责任准备金构成，期限可以长达20-30年。由于各类保险准备金均为保险公司的负债，因此在将这类资金进行投资时风险控制相当重要，而资金期限结构上的差别将导致财险公司更注重投资品种的流动性，寿险公司更注重投资品种的安全性和盈利性，由此产生不同的投资选择。
第二，国内保险市场快速增长产生的新增保费足以解决保险公司流动性需求。从保险公司现金流量角度看，基于对我国保险市场正处于一个快速增长时期的判断，每年不断增长的保费收入将能够满足当年保险赔付和给付的资金需求以及营运费用的支出需要，而以各类准备金形式存在的保险资金需要寻找安全的增值空间，以应对保险金未来集中给付的高峰。
第三，保险资金对风险的承受能力和对收益的要求从理论上分析，与社保基金和QFII基金相比，保险资金对风险的承受能力和对盈利的要求处于它们两者之间，在进行资产配置的过程中会综合考虑银行存款、企业债券、基金、流通股股票、可转债等不同投资品种间的平衡。随着投连险、分红险和万能保险等新型寿险产品销售份额的不断增长，保险资金直接进入股票市场的规模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广大投保人和保险人对股票市场运行周期的判断，保险资金的风险承受能力也将相应提高。
第四，保险资金的盈利模式将呈现多元化趋势。在投资品种的选择上，保险资金可介入的品种除了常规的流通A股、可转债之外，还将介入非流通股的投资，随着国内资本市场的不断发展和投资品种的不断丰富，可供保险资金选择的余地仍将不断扩大。目前有关保险资产管理公司管理规定的相继出台，有关保险资产管理公司业务范围的规定将成为这部法规的核心要点。
三、保险公司对资金运用风险的管理控制
目前，我国保险资金运用主要有三种模式：一是成立独立的资产管理公司；二是委托专业机构运作；三是在保险公司内设资金运用部门。不论是采用哪种模式，保险公司都是资金运用的决策者和风险承担者，也是进行风险防范的第一道防线。为保证资金的运作安全，应有效的安排组织结构、内控制度、管理系统与和风险预警体系。
1、建立健全分工明确的组织架构
保险公司资金运用涉及的机构和部门包括董事会、总经理室、风险管理、内部审计、风险监督等诸多机构和部门。这些机构和部门职责分工不一样，其协调运作是做出科学投资决策的机制保障。如董事会的职责有负责制定资金运用的总体政策，设定投资策略和投资目标，选择投资模式，决定重大的投资交易，审查投资的组合，审定投资效益评估办法等，总经理室的职责是根据董事会决定的总体政策，负责研究制定具体的经营规定和操作程序，包括多种投资组合的数量和质量比例、制定风险管理人员守则和职责、风险管理评估办法等，内部审计的职责是直接向董事会负责，独立对所有的投资活动进行审计，及时发现并纠正公司内部控制和运营制度存在的问题，风险管理部门的职责是分析市场情况和风险要素变化，对存在的风险进行评估和控制，研究化解风险的措施，风险监督部门的职责是通过现场和非现场检查，及时、全面、详细地了解资金运用单位和部门对董事会的投资策略、目标达成与实施过程，投资人员的从业资格和整体素质以及胜任工作情况等。
2、制定严密的内控制度
资金运用的决策、管理、监督和操作程序复杂，环节多，涉及面广，人员多，风险大。所以有必要沿着控制风险这条主线，制定严密的内部控制制度。一方面，这些制度必须涵盖所有的投资领域、投资品种、投资工具及运作的每个环节和岗位；另一方面，使每个人能清楚自己的职责权限和工作流程，做到令行禁止，确保所有的投资活动都得到有效的监督、符合既定的程序，保证公司董事会制定的投资策略和目标顺利实现。
3、建立资金运用信息管理系统
信息管理是一种重要的风险管理工具。公司要有发达的信息网络，对外要与国内外各个资本、债券、货币市场连接，让有关人员随时了解市场变化情况；对内要与董事、总经理室成员、风险管理、审计、监督、财务、业务部门联接，在系统中及时录入各种业务发生情况。这些信息要足以为决策者提供第一手决策依据，为管理者提供及时详实的分析数据，为监督者提供全面的全科目资料，为投资操作者提供信息平台，同时真实记录交易情况，使准确信息在公司各个机构和部门之间充分交流。
4、建立公司评估考核和风险预警体系
在资金运用的全过程中，有几组指标评估办法是保险公司必须关注和建立的，比如风险评估和监控，资金流动性考核评估、资产负债匹配评估、风险要素评估、资金运用效益评估等。此外，还要健全投资风险预警体系，包括总体及各个投资领域、品种和工具的风险预警，使投资活动都纳入风险管控制度框架内，使公司经营审慎和稳健。
四、加强保险资金运行的监管建议
1、为保险资金运用营造好的法制环境
一是修改《保险法》，进一步拓宽资金运用渠道，并留有一定空间。二是对业已批准办理的业务，抓紧补充制定各项规章，如《保险资产管理公司管理规定》等。三是对保险投资高管人员、具体操作人员规定资格条件；对银行、证券、基金、信托等交易对象限定基本信用等级标准；确定资产委托人、受托人和托管人的职责和标准。四是在拓展投资模式，开放投资领域，增加投资品种和工具之前，要有较长时间的酝酿期，根据我国国情，借鉴外国经验，反复讨论、论证，必要时还可听证，听取多方面意见，制定监管法规规章。
2、对保险资金运用范围的划定
拓宽保险资金运用渠道，并不意味着不限制范围，全方位地放开。应该根据国际国内经济金融运行环境，结合保险业经营风险的特殊性，按照保险资金运用的安全性、流动性、盈利性要求，借鉴国外的成功经验，逐步放开保险资金运用领域和范围。可考虑放宽以下限制：一是放宽现有投资品种的比例控制，可考虑进一步放宽购买企业债券的限制和提高投资股市的比例。二是可在国家重点基础建设和实业投资方面有所突破，特别是对水、电、交通、通讯、能源等的投资。三是在适当的时候允许办理贷款业务。四是放开与金融机构相互持股的限制，进行股权投资。五是适度允许投资金融衍生产品，使保险公司通过套期保值有效规避风险等。放开保险投资渠道要循序渐进，要综合考虑各种因素，成熟一点放开一点，避免以往那种一放就乱，一抓就死的状况出现。注意防范保险风险，坚决杜绝因投资不当对保险公司偿付能力造成严重影响，切实维护被保险人利益。除此之外，对流动性差、风险较高的非上市股票和非质押贷款应予禁止，同时还应禁止对衍生金融产品的投机性投资。
3、按投资比例监管
近年来，随着社会和公众对保险的需求加大，我国保险业迅猛发展，保险险种和产品急剧增多。这些产品因其性质、特点、责任周期、成本效益不一样，具体体现在承担责任的时间有先有后，规模有大有小，效益有好有差。相应地，用各种产品所形成的保费收入进行投资，其投资渠道、方式、期限等也应有所区别。我国保险业还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市场机制不健全，营运欠规范，资本市场不成熟，资金运用渠道不畅。借鉴国外的监管经验与运营惯例，应选择谨慎经营和监管，在保险资金的运用上进行具体的严格的比例限制。一方面，应对一些投资类别规定最高比例限制，如对企业债券现行规定不高于20%的投资；投资次级债不超过总资产的8%；直接投资流通股的资金不超过总资产（不含万能和投连产品）的5%等。将来保险资金投资渠道进一步放开后，对项目投资、质押借款、投资金融衍生产品、境外投资等同样也要进行比例监管。另一方面，对单项的投资也要有严格的比例限制。如投资一家银行发行的次级债比例不超过总资产的1%；投资一期次级债的比例不得超过该期发行量的20%；投资单一股流通股票按成本价格计算不超过保险资金可投资股票的资产的10%；购买同一公司的债券，投资单个项目的比例，以及对个人贷款等要控制在一定比例范围内；资金存放在单家银行的比例也要受比例限制，等等。总之通过投资比例限制，可以调整高风险和低风险投资结构，选择盈利性大、流动性强和安全性高的不同投资方式进行组合，使投资组合更趋优化。当然，投资比例限制不是一成不变的，可根据市场变化及需求对公司的运营情况进行调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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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刘新立：我国保险资金运用渠道的拓宽及风险管理[J].财经研究，2004（9）。
[关键词]巨灾风险，巨灾产品，风险防范
一、对巨灾风险的认识
“巨灾”一词最初是OEDC(经合组织)在2003年提出的，其内涵是指某一灾害发生后，发生地已无力控制灾害造成的破坏，必须借助外部力量才能进行处置。例如，1976年的唐山地震，1998年的特大洪水。自2007年7月1日起施行的《保险公司风险管理指引(试行)》规定保险公司应当识别和评估经营过程中面临的各类主要风险，包括：保险风险、市场风险、信用风险和操作风险等。其中，保险风险是指由于对死亡率、疾病率、赔付率、退保率等判断不正确导致产品定价错误或者准备金提取不足，再保险安排不当，非预期重大理赔等造成损失的可能性。财产保险是产险的传统业务，企业财产险承保的主要是两类风险，自然灾害和意外事故，其中自然灾害中的巨灾具有更大的破坏性，对财产和人的生命构成很大威胁。2007年全球人为和自然重大灾害造成的保险损失高达276亿美元，其中自然灾害233亿美元。2005年8月24日的“卡特里娜”飓风造成的保险损失高达380亿美元。2008年1月10日至2月6日发生的冰雪灾害是中国自1954年以来最为严重的冰雪灾害天气，中国西部及整个长江流域共计19个省市自治区遭遇了50年难遇的严重冰雪之灾。此次受灾面积之大、受影响人数之多、损失之巨，出乎意料，灾害所造成的直接损失达到1516.5亿元人民币；2008年5月12日14时28分，在四川汶川县发生里氏8级特大地震，截至5月27日，汶川地震已造成6.8万人遇难，36.5万人受伤，累计失踪2万多人，损失巨大。自上世纪开始，全球平均温度上升了0.6度，自80年代以来，灾害损失呈增长趋势，我国的巨灾频率和损失程度正在呈不断上升趋势，2008年上半年时间间隔不长的两次巨灾的发生，使个人、家庭、企业和社会付出了惨痛的代价，社会对巨灾风险的意识势必会有明显的提高，对承保巨灾的保险产品需求也将会有一个显著的增长。1995年日本神户大地震一共摧毁了10万栋房屋，之后日本各地多次发生地震。由于房屋倒塌不仅要负担房屋贷款，还要承担新建房屋的费用，因此引发了居民购买地震险的浪潮，使地震险的普及率由2.9%上升到了20%。保险业应立足于有效的风险管理，通过产品创新来满足被灾害激发的保险消费需求，实现多赢。
二、建立以政府为主导的巨灾风险管理体系
巨灾因其破坏力巨大，导致的直接损失极大，远远超出了商业保险公司的承保能力和偿付能力。1992年美国东南部发生的Andrew飓风造成的承保损失高达164亿美元，就导致了至少10家保险公司破产。从国际经验来看，一般对于巨灾都是由政府主导进行管理。新西兰是世界上第一个将地震险作为主要险种列入法定保险的国家，新西兰地震委员会设立地震基金，一旦地震灾害发生，地震委员会负责法定保险的损失赔偿，商业保险公司依据保险合同负责超出法定保险责任部分的损失赔偿。美国加州的地震保险主要是由州地震局提供，墨西哥的地震保险附加于火险保单上，有全额投保、保户负担25%共保、以火险金额的75%投保等可供选择的投保方式。
日本的地震保险体制是以1964年新泻地震灾害为契机，于1966年国会审议通过而建立的。与此同时，日本还颁布了地震保险相关法规和地震再保险特别会计法案，以确保地震保险制度的顺利实施。该制度规定以各保险公司出资成立日本地震再保险公司，专门负责地震再保险业务。日本的地震保险制度最终由政府对地震再保险公司进行“再再保险”，以分担保险公司地震保险的风险。投保人可以到属于日本地震再保险公司成员的任何一家普通的保险公司购买地震保险，各保险公司再将本公司卖出的地震保险到日本地震再保险公司全额购买地震再保险(称为“A特别签约”)，而地震再保险公司则将所有保险公司购买的地震保险再分成3个部分，一部分向各普通保险公司购买地震再再保险(称为“B特别签约”)；一部分向日本政府购买地震再再保险(称为“C特别签约”)，最后一部分作为自己承担的份额保留。地震风险由政府、地震再保险公司、保险公司三方来分担。
自2007年11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第二章第35条规定：“国家发展保险事业，建立国家财政支持的巨灾风险保险体系，并鼓励单位和公民参加保险”，《国务院关于保险业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发[2006]23号)明确指出要“建立国家财政支持的巨灾风险保险体系”。笔者认为，我国应当建立以政府为主导，商业保险和再保险为补充的多层级的巨灾风险分担机制。在财政支持下建立地震保险基金，并通过减免税收等方式鼓励商业保险公司开办地震保险业务。
三、商业巨灾保险产品的设计及风险管控策略
(一)开发地震附加险产品
面对被巨灾唤起的风险意识和保险需求，保险公司应研究开发适销对路的产品扩大商业保险的覆盖面，这对于扩大承保面，分散风险，提高保险的深度和密度，以及行业可持续的发展是极其重要的。例如，对于涉及面很广的家财险，可通过在主险基础之上以扩展地震责任的附加险方式予以承保，且地震附加险保险金额按主险财产保险金额的一定比例确定。由于附加险的承保责任和厘定的费率是基于主险的基础之上，其内部存在风险因子之间的关联性，在定价设计过程中应特别予以注意。
(二)制定行业产品标准
目前车险、家财险一般是将地震列为除外责任，企业财产险需要扩展地震附加条款，而人意险的保险责任一般包含地震责任在内。有关地震风险的保险责任或责任免除在不同类别的产品中的规则各不相同，需要行业根据惯例，制订不同类别产品的行业规范。哪类产品是含地震责任，哪类是可以通过附加险形式扩展承保，哪类是地震免责等等，建议保险行业协会牵头就财产保险的16类产品制定各自的产品规则，包括条款中与巨灾相关的原生灾害、次生灾害、衍生灾害的释义，尤其是责任免除中的重要款项应统一制定行业规范，以避免理赔时保险人和被保险人双方发生认识和理解上的偏差，产生纠纷，损害保险当事人双方的合法权益和保险关系。与此同时，应加大产品差异性的社会宣传力度，以免使投保人和被保险人对产品产生认识上的误区，便于在投保时作出合适的选择，在出险时就损失是否属于保险责任作出初步甄别，有利于提高保险交易的效率。此外，需要对巨灾风险制订行业纯损失费率。保险产品定价最重要的是纯损失率的厘定，由于地震保险至今尚无科学的精算基础，加之地震发生频率低、烈度高，并且损失还取决于建筑物抗震强度，地震发生的季节、时间段以及消防等诸多因素的影响，损失的预测难度很高。这种地震灾害的不确定性，导致了难以用常规统计方法确定保险费率，对合理厘定地震风险的损失率带来了很大困难。常规险种的核心问题是费率客观合理，地震保险的核心问题是基金积累的程度。墨西哥依照地质结构在全国划分7个保险区，每个保险区内又把投保建筑划分为6个等级，这样共有42个基本保费率，范围自0.02%至0.533%，各种修正系数的修正范围则在0.75～1.30之间。再保险公司要求保险公司每年至少提供两次相关地震资讯，以随时修正再保险费率。日本地震再保险公司和相关研究机构，通过对日本的地震发生规律和震害特征分析研究，对日本各地的地震危险作了评价，并根据地震危险性大小，将日本划分为4个等级，并按此等级确定基本费率。地震风险发生的频率和损失程度等数值不同于普通灾害或意外事故容易获得并作出有效的统计分析和假设。因此，对灾害损失数据资源的采集、挖掘、开发和应用是地震保险产品开发的关键所在。保险行业应加强与国家地震局、中央气象台等专业机构建立技术合作，对于各类自然灾害的历史数据、近阶段灾害活动趋势分析、巨灾及次生灾害和衍生灾害损失开展评估，尽可能地了解灾害风险发生的频率和烈度，为厘定保险费率提供可靠的数据。
(三)考虑巨灾产品服务的特殊性
巨灾保险产品有别于常规的商业保险产品，在产品设计过程中就应考虑到巨灾发生时的特殊情形，对理赔阶段的被保险人义务等作出具有特殊情形下可操作的条款规定，以便与保险公司的巨灾理赔特殊作业流程相匹配。例如，对于索赔时保险合同无法提供的问题，预付赔款的规定，是否可以不在保险公司认定的医院救治等等，在产品开发设计阶段就考虑到使被保险人或受益人在巨灾发生能够得到快速救治和快速理赔服务的合同规定。家财险中最好能设计房屋被毁坏后，安置居所的每日补贴经费，使产品设计更加人性化。
(四)加强巨灾产品的销售管理
《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以下简称《保险法》)第四章第99条规定：“经营财产保险业务的保险公司当年自留保险费，不得超过其实有资本金加公积金总和的四倍”，《保险法》第四章第100条规定：“保险公司对每一危险单位，即对一次保险事故可能造成的最大损失范围所承担的责任，不得超过其实有资本金加公积金总和的百分之十；超过的部分，应当办理再保险”，如果在实际操作中不能在既定产品保障范围和费率浮动范围内操作，将使前期的产品设计阶段的风险控制形同虚设，过低的费率将使分保受影响，积聚过高的巨灾风险，对承保公司乃至行业造成威胁。同时，关于巨灾风险在《保险法》第四章第101条规定：“保险公司对危险单位的计算办法和巨灾风险安排计划，应当报经保险监督管理机构核准。”保险公司应根据保险相关法规，从自身的偿付能力出发，在优化业务结构的过程中，调整产品结构和风险结构，确定年度的风险管理政策，确定对包括巨灾在内的各类风险的容忍度，进而落实在产品策略、销售策略、核保政策之中。同时，应当与专业的巨灾风险咨询公司合作，引入地震巨灾模型，模拟测算不同风险等级所可能导致的最大损失，科学地应用再保技术来锁定自身的巨灾损失，保证整体经营的稳定性，形成连续的风险管控链，确保总体经营风险处于可控制状态。
(五)加强巨灾的防灾防损
在地震风险管理的过程中，应当树立和强化“防重于赔”的防灾防损理念，通过改善社会基础管理工作，从根本上降低财产和人身的出险率及损失程度。例如，1995年1月17日发生的日本神户大地震，神户市内超过80%的死者是由于建筑物倒塌。地震后，日本政府先后3次对《建筑基准法》加以修订，大大提高了建筑物抗震设计的级别，从根本上提高了社会抵御巨灾的能力。1998年3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防震减灾法》第三章第17条规定：“新建、扩建、改建建设工程，必须达到抗震设防要求。”全社会应重视防灾救灾规划，减轻灾害发生后的损失程度，抗灾防灾规划包括城市生命线规划(水、电、气、交通、通讯)以及医院和学校等重点工程。保险公司应加强对保险标的风险评估，对于承保的重点单位、企业的房屋、厂房、库房等定期进行防灾安全检查，向客户提示风险，防患于未然，降低出险率。
(六)完善保险单证的信息要素
论文关键词：存款保险制度；金融；风险
论文提要：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迅速发展，我国金融市场也不断开放。在这种背景下，我国长期实行的隐性存款保险制度越来越显示出局限性。如何保护存款人利益，维护金融秩序的稳定，尽快建立符合市场化改革要求的存款保险制度，已是我国金融业亟待解决的问题。
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程度的扩大，外资商业银行的涌入将使金融机构间的竞争更加激烈，缺乏竞争能力的中小金融机构将面临退出市场的危险。20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国际金融市场动荡加剧。目前，美国的金融风暴使全球主要资本市场波动加剧，国际金融运行的不确定性增加，我国面临的金融风险因素也逐渐增多。存款保险制度的建立，对维护以银行业为轴心的金融信用体系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和功能。2008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将“建立存款保险制度”。这意味着，作为一个国家金融安全网重要组成部分的存款保险制度，将全新登场。
一、存款保险制度的历史
所谓“存款保险制度”，是有效保护存款人利益和维护金融稳定的一项基础性制度安排。通俗点讲，为防止和应对金融机构倒闭破产等风险，银行缴纳保费，参加存款保险。当危机发生时，存款保险机构及时向存款人予以赔付，依法参与或者组织对这家银行的清算。
存款保险制度有着十分悠久的历史，早在1829年，美国即从纽约州开始建立存款保险机构，形成世界上最早的存款保险体系。直到六十年代，世界上才有9个国家建立了存款保险制度。而从八十年代开始，存款保险制度进入高速发展期：一是因为1994年欧盟将存款保险制度作为新创立的单一市场的一个基本要求；二是因为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选择建立存款保险制度。截至2003年，全球已经有88个国家建立了存款保险制度，这个数字大约是1984年的四倍。其中，30个属于高收入国家，17个属于中高收入国家，30个属于中低收入国家，10个属于低收入国家。而且，存款保险制度与一个国家收入水平高低有很大关系，只有16.39%的低收入国家采用这一制度，而60.71%的中高收入国家和75%的高收入国家也采用了这一制度。无论怎样，存款保险制度已经成为当今各国维护金融体系安全的重要手段。
二、存款保险制度的作用
近几年，金融业发展迅速，大小银行如雨后春笋般纷纷成立，而建立存款保险制度以稳定金融体系、保证储户利益、加强银行监管正成为政府十分迫切的需要。
（一）存款保险制度有利于保护存款人的利益，提高社会公众对银行体系的信心。如果建立了存款保险制度，当实行该制度的银行资金周转不灵或破产倒闭而不能支付存款人的存款时，按照保险合同条款，投保银行可从存款保险机构那里获取赔偿或取得资金援助，或被接收、兼并，存款人的存款损失就会降低到尽可能小的程度，有效保护了存款人的利益。存款保险制度虽然是一种事后补救措施，但它的作用却在事前也有体现，当公众知道银行已实行了该制度，即使银行真的出现问题时，也会得到相应的赔偿，这从心理上给了他们以安全感，从而可有效降低那种极富传染性的恐慌感，进而减少了对银行体系的挤兑。
（二）存款保险制度有利于提高金融体系的稳定性，维持正常的金融秩序。在经济金融全球化背景下，国际金融市场动荡加剧，频频发生金融风波。这不仅严重影响了本国经济的正常运转和社会安定，还给国际金融市场带来了巨大冲击。要防范风险，稳定金融，只能“防患于未然”，国际经验表明，建立存款保险制度不失为防范金融风险的可行选择之一。存款保险制度通过向参加保险的金融机构收取一定数额的保险费，可以集中一笔巨额的保险基金，从而为保护金融业的稳定与发展架起了一道金融安全网。同时，由于这一制度对公众心理所产生的积极作用，也可有效防止银行挤兑风潮的发生和蔓延，从而促进了金融体系的稳定。
（三）存款保险制度有利于提高金融监管水平。存款保险制度的建立，使存款保险公司成为银行的专业监管机构，这就要求存款保险机构要对日常的银行经营活动进行监督。当银行管理不善或经营非法、风险较大的业务时，存款保险机构可以提出警告，勒令整改，帮助银行渡过难关。存款保险制度的职能不仅在于事后及时补救，更着重于事前防范，因此可作为一国中央银行进行金融监管的补充手段和重要的信息来源，从而有助于金融监管水平的提高。
三、我国建立存款保险制度路径选择
从已经建立存款保险制度国家的发展历史和现状来看，存款保险制度确实在化解金融危机，维护金融稳定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为了使存款保险制度在中国能更好地发挥其积极作用，有效地避免其弊端，我们有必要借鉴各国的经验，吸取教训，使得存款保险制度的设计更加符合中国的国情。
（一）立法先行。鉴于我国金融业对外开放和近年来国内部分中小金融机构不断暴露的经营风险。有必要在法律基础上建立存款保险制度，以防范银行挤兑与系统性金融危机。具体建议：一是在存款保险制度建立和实施的同时，初步建立存款保险制度的法律框架，使存款保险制度的运行有法可依；二是在法律框架下明确强制保险的基本原则；三是建立健全银行业产权法、破产法、最后贷款人规则等必要的金融法规，从而完善存款保险制度的法律基础环境。
(二)加强监督管理。我国监管体制仍处于不断改革与完善中，在这种情况下，存款保险制度不应成为一种简单的付款箱制度，应在《存款保险条例》中明确赋予存款保险机构适度的监管权与资产处置权，以加强对银行业的监管。同时，由于监管效果决定了存款保险制度的最终运行效果和基金运作的财务目标，所以存款保险机构有内在动力来执行这种监管与资产处置职能，能与其他监管机构形成信息共享，增强我国金融安全网的功能。
（三）存款保险的方式。在构建的模式上，鉴于我国的银行市场主体主要体现为四大国有银行与非国有银行性的其他股份制银行及信用合作机构三大类，是选择强制加入或是金融机构自愿加入，又或是强制与自愿加入相结合的方式。笔者认为，在存款保险制度构建的模式上有两种模式可供选择。
第一种模式是自愿式的存款保险模式。其设想如下：我国可以考虑在各银行集团内部设立一种由相应成员机构出资所构成的存款保险体系，即国有商业银行的保险体系由国有银行出资，非国有的新兴股份银行亦出资组成自己的保险体系，信用合作社组建自己的保障体系。
第二种模式是政府强制性存款保险制度。这样的模式从建立时起即要求将国有银行、非国有银行性股份性银行及具有银行性的信用合作体系一并纳入其中。客观而言，要在近期内达到该目的是有相当大的难度，因为各银行体系所面临的金融风险不一。再者，我国银行内部的控制制度还很脆弱，现有的监管水平还存在事后性监管的特点。
鉴于上述的种种原因，笔者认为在已有的法律基础及金融发展层次的情形下，我国目前还不宜采取统一的、垂直式的、强制保险模式。相反，我国应采用具有行业自律色彩的存款保险体系，即自愿式存款保险模式。
[关键词]海上责任保险；保赔保险；强制保险
以海上民事损害赔偿责任作为承保对象的海上责任保险是海上保险的重要类型之一，保赔保险以及船舶碰撞责任险等都属于海上责任保险的范畴。自从海上责任保险诞生后，海上责任保险在规模数量、承保范围以及组织形式等方面都有了很大发展，船舶碰撞责任条款已经成为船舶保险的必备内容，大的船东保赔协会也已发展到十几家，其所承保的船舶总吨位占世界船舶总吨位的90%以上。不过，随着近几十年来人类科技和文明的巨大发展和进步，海上责任保险正面临着一场新的变革，海上责任保险开始出现独立化，其立法出现强制化和国际统一化的趋势。
一、海上责任保险的独立化倾向
尽管海上责任保险在19世纪上半叶就已经在英国出现，但在其后近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它并没有得到人们的特别重视。船舶碰撞责任险一直隶属于船壳险，而且它在海上责任保险中只占很少的一部分。虽然保赔保险在海上责任保险中几乎占有垄断地位，但是由于保赔协会所具有的相互性和会员封闭性，普通人对其根本就不了解，更别说理解其制度模式与运作机制了。在20世纪早期，一位保险评论家在谈到保险时认为海上保险所承保的风险不过是货物、船舶、运费以及造船人的风险；而到了20世纪中期，另一个评论家认为海上保险的三个分支是货物保险、船舶保险和运费保险，保赔保险则只是在对船舶险所作的注解里被提及到。这正是对当时海上责任保险地位的形象说明。
不过从20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始，海上责任保险的地位开始发生转变。在“托利·勘庸”事件后，1969年《国际油污损害民事责任公约》(以下简称《油污责任公约》)规定了海上油污强制责任保险制度。由于商业保险人拒绝承保船东的上述责任风险，船东互保协会就成为唯一可以向船东提供此类责任风险保障的组织。保赔保险由此引起人们的极大关注，其在海上保险中的地位也得以大幅提升。现在，占世界商船总吨位90%以上的船舶都在保赔协会投保了保赔险，每年“船东保赔协会国际联盟”的16家保赔协会的保费(会费)收入总额都在10亿美元以上。在海上保险领域已经形成了货物保险、船舶保险和责任保险三足鼎立的局面。
但是，这种“三分法”也并不能真正反映海上责任保险的性质与地位。责任保险虽然也属于财产保险，但它是一种消极保险，其弥补的是被保险人因为承担损害赔偿责任而遭受的损失；而货物、船舶保险则属于积极保险，补偿的是有形财产的积极损失。二者在承保标的、保险赔偿的对象和法律适用等方面都有着重要的区别，因此，严格说来，在海上保险中应采用财产保险与责任保险的“二分法”，海上责任保险是与货物、船舶等财产保险相并列的一种海上保险类型，它不依附于财产保险，具有自己独立的法律地位和理论内涵。同样，海上保险立法也将会在责任险与非责任险之间划清界限，以适应时代的要求。
尽管海上责任保险在海上保险中占据日益重要的地位并有独立发展的倾向，但是由于海上责任保险内部又有保赔保险与商业保险之分，因此由谁来承担和推进这一发展趋势和历史重任就存在选择问题。尽管商业保险承保的责任范围和种类有所扩张，但碰撞责任仍然是最主要的商业责任保险类型。即使在有的国家商业保险人承保“4／4”的碰撞责任，但在很多情况下商业保险人承保的责任仍然要少于保赔保险所承担的责任。例如在船舶碰撞要适用交叉赔偿原则时，本船的船期损失将不能从商业保险人那里得到赔偿，而只能向保赔协会请求赔偿，这样即使在财产损失方面也有可能出现船东互保协会承担的责任要大于商业保险人承担责任的情况。而且，对于人身伤亡的索赔是由保赔协会而不是商业保险人来承保的。因此即使在碰撞责任方面，保赔保险所承担的责任也可能大于商业保险人所承保的责任。
除此之外，由保赔协会来承保碰撞责任还具有商业保险人所不具备的优势。首先，传统商业保险市场的保费是预先估算和确定的，保险人不能因为保险事故的发生使保险人遭受损失而要求被保险人补交保费，这样一旦发生巨灾风险，就可能给其带来严重损失。而在一些新的责任风险领域，如海上油污责任保险，由于商业保险人无法正确估算其所遭遇的责任范围的大小，因而也就无法正确估计保险费率，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保险人对油污责任的承保。相反，基于保赔保险的相互性、共保性，除了入会时缴纳的预付会费外，保赔协会还可以通过向会员征收追加会费和巨灾会费等方式，对协会的赔偿和费用支出超过会费收人的部分予以弥补，从而使协会在发生不可预期的巨损时仍然能转危为安。其次，保赔协会可以提供卓越的索赔处理服务。由于保赔协会拥有大量的专业技术人员，而且在世界各地都有通讯处，因此一旦会员船舶发生碰撞事故，就能得到协会及时、专业的处理，可以节省大量的时间和费用。同时，由于通讯处往往熟悉本地的法律和其它情况，因此能够更妥善地处理问题，减少麻烦。而且，由于保赔协会提供的担保具有较高的可信度并得到广泛的认可，因此在船舶被扣押时，保赔协会可以迅速提供担保帮助船东摆脱困境。
正是因为保赔协会所具有的这些优势和便利，以及保赔保险在海上责任保险中所具有的绝对优势地位，有人呼吁将碰撞责任从商业保险人的承保范围中排除出去，而改由保赔协会承保。因此，传统商业保险中的责任险可能与商业保险人诀别而投入保赔协会的怀抱。如果这种观点一旦成为现实，那么保赔保险就成子海上责任保险的同义词，从而在海上保险领域与海上非责任保险分庭抗礼、齐头并进。
不过，商业责任保险并非一无是处。商业责任保险的费率是固定的，无需被保险人另行补加。而且，将船舶碰撞责任在船壳险中附加承保不仅便于船东的投保，也便于船东在发生碰撞事故后一并提起索赔和保险公司合并理赔，因为在发生碰撞事故后通常不仅招致船东的责任，同时也会造成船舶的损失。此外，在海上石油污染责任保险方面，美国的实践也证明商业保险人和其它商业财务担保公司同样可以替代保赔协会为船东的油污责任提供经济上的担保，并可以实现责任保险立法所预期的效果。因此，保赔保险并不是不可替代的，其所具有的优势地位并不仅仅是体制和制度的原因，也是历史形成的，商业责任保险完全可以发挥自己的优势和长处，成为保赔保险的有力补充。
除此之外，从保险市场的角度来看，商业责任保险的存在使得保赔保险有了竞争的对象，而竞争可以促使保赔保险不断改进和发展自己，以保持自己的活力和竞争力，竞争也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海上责任保险市场的健康、良性发展。从船东们的角度来说，商业责任保险的存在会使他们有更多的选择，他们可以按照自己的实际情况去选择最符合自己利益的保障方式。毕竟，他们才是海上运输和保险的承担者，没有他们，就没有海上运输和海上贸易，也就不会有海上责任保险。因此，至少从目前来看，没有废除商业责任保险的必要，相信商业责任保险还将与保赔保险一道促进未来海上责任保险的发展。
二、海上责任保险立法趋势
(一)立法更加注重对受害人的保护
虽然注重对被保险人利益的保护已经成为当前保险法与海上保险法的共同发展趋势，但是在海上责任保险法领域却更加注重对受害人的保护，强调对受害人利益的保护已经成为海上责任保险立法的一大趋势。
之所以如此，一方面，是基于保护弱者的法律理念。现代社会进步的一大标志，是对人的关怀和重视，强调对弱者的保护已经深入人心。在海上责任事故中受害的当事人，无论是在社会地位、经济实力还是专业技能方面，与船东相比都处于弱者的地位，因此强调对受害人利益的保护符合这一理念。另一方面，这是由责任保险的特性所决定的。责任保险作为第三人保险，天然具有保护受害第三人的内核。首先，如果没有第三人的存在，就没有被保险人的损害赔偿责任，而没有被保险人的损害赔偿责任，也就不存在责任保险了，责任保险天然具有保护受害第三人利益的目的；其次，船东参加责任保险的目的，从直接上看，是为了弥补自己因为承担损害赔偿责任遭受的损失，但在间接上，乃是为了给受害人提供充分的补偿；责任保险人所支付的保险金，表面上是弥补被保险人因承担损害赔偿责任而赔偿给受害人的损失，但最终仍然支付给了受害人。因此，在海上责任保险中强调对受害人利益的保护也就不奇怪了。
在海上责任保险立法中强调对受害人利益的保护是从1969年《油污责任公约》开始的，其标志是强制保险和直接诉讼的确立。由于海上石油污染事故所造成的严重后果，船东所要承担的损害赔偿责任常常十分地惊人，一次事故就足以使船主破产倒闭；而船主的破产又意味着受害人将无法得到足够补偿，这往往使得受害人陷于经济困境而无法自拔。为了保证船东具有足够的经济补偿能力，从而使受害人得到方便、及时和充分的补偿，1969年《油污责任公约》创立了强制保险制度，要求船东必须投保责任险或提供其它财务证明，以确保船东具有足够的经济赔偿能力。当然，仅有强制保险是不够的，因为在船东无力或拒绝赔偿时，保险合同条款中的“先付”或“不得诉讼”等条款往往会使得保险人免于承担保险补偿责任，这样强制保险对受害人来说就形同虚设。为了避免出现这一问题，1969年《油污责任公约》同时确立了直接诉讼制度，赋予受害第三人直接请求责任保险人承担损害赔偿责任的权利。这样，受害人在公约的管辖范围内就可以获得最大限度的保障。
由于1969年《油污责任公约》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在它的示范效应下，1996年《HNS公约》、2001年《燃油公约》也都相继确定了强制保险和直接诉讼制度。也正是出于确保海上旅客运输承运人履行其赔偿义务、保护受害旅客利益的考虑，2002年《雅典公约》同样也建立起海上旅客承运人强制保险和直接诉讼制度。正在起草中的《沉船打捞公约草案》也将包括同样的规定。由此看来，强调对受害人利益的保护确已成为海上责任保险立法的发展趋势。这一趋势，不仅在思想观念上为人们所普遍承认和认可，而且具有了立法和制度上的坚实保障。
虽然在上述一些新的领域里确定了强制责任保险制度，不过在传统的责任保险领域，如碰撞责任、货物索赔责任等仍然采用自愿投保的方式。由于强制责任保险制度能够很好地保护受害人的利益，而且海上责任保险具有进一步强制化的趋势，但是强制责任保险不仅不会全面取代自愿责任保险，而且也不应该取代自愿责任保险，主要因为：
1.自愿责任保险的功能，在于使一般人能够以保险合同来转移自己的责任风险和损失，责任保险合同订立与否，全凭自己对于危险程度的判断和承担危险能力的衡量，因此属于“私法自治”与“契约自由”的范畴。而强制责任保险则含有浓厚的社会公共政策的意义在内，更加注重强制保险的保障功能，从而构成了对“私法自治”与“契约自由”的限制。
但是，“私法自治”与“契约自由”作为私法和契约法上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原则之一，具有重要意义和功能，是不能被轻易限制和剥夺的。在自由的社会里，每个人都会为了追求个人利益和福祉而努力。通过自愿的交易，一方面人们可以最大程度地追求和实现个人的利益，另一方面交易会产生消费者剩余和生产者剩余，二者相加即是此次交易对社会产生的福祉，交易会产生福祉，因此鼓励交易，藉由更多的交易便能达成更多的社会福祉。由此可见，在通常情况下，契约自治原则上符合公共利益，有利于契约正义的实现。因此，除非有正当事由，当事人依自己的意愿缔结碰撞责任险、货物索赔责任险等的自由不能被无故剥夺。
不过，如果存在不完美的因素，使促进私益的行为无法同时促成公益，或者当私益与公益相互冲突时，契约自由便无法符合社会公益的要求；而且契约正义属于平均正义，其与实践(实质，矫正)的正义仍有相当之距离。因此为了促进社会公益和实质正义的实现，有对契约自由进行限制的必要。而对海上油污责任的强制保险正是为了保护受害人的利益、促进海上安全与环境保护的目的而设立的，反观碰撞责任险、货物索赔责任险等并无此必要。而且，自愿责任保险作为责任保险的常态，完全因个人或企业的需要而发展、变化，全部代之以强制责任保险也是不现实的。
2.强制保险制度强制当事人缔结保险合同，既是强加给当事人的义务，又是对当事人自由与财产的限制和剥夺，因此强制保险除为社会公益之目的外，还必须符合法律保留原则和比例原则。
所谓法律保留原则，是指除非依法律规定，否则不得剥夺人们的自由和财产。海上油污责任的强制保险一般都是通过立法确定的，如在国际公约方面，1969年《油污责任公约》第7条第8项规定了海上油污责任的强制保险制度；在国内法方面，英国通过其1995年《商船航运法》第163条、美国通过其1990年《油污法》第1016条、加拿大通过其《海事责任法》第60条、挪威通过其1994年《海商法典》第10章第197条、俄罗斯通过其1999年《联邦商船航运法》第18章第323条，分别确立了海上油污责任的强制保险制度。由此可见，对海上油污责任的强制保险符合这一要求。
除法律保留外，对海上油污责任有无采取强制保险的必要，还应该以比例原则进行检验。通常认为，比例原则有三项子原则：(1)妥当性原则。所谓妥当性原则，是指限制人民自由权利的措施必须能达成法律规定的目的，如果立法者所确定的限制措施根本无法达到立法的目的，那么该项立法就欠缺妥当性。实践证明，海上油污责任强制保险制度很好地保护了受害人的利益，实现了其立法的目的，因此它符合妥当性原则的要求。(2)必要性原则。必要性原则，是指在妥当性原则获得肯定后，立法者必须在所有能够达成相同法律目的的手段中，选择对人民自由权利侵害最轻的方法或限制最小的方式。在海上油污保险中，既可以强制船东投保责任险，也可以强制受害人投保意外伤害险，但由于在海上油污事故中，受害者在事前往往是不确定的，而且受害者通常数量众多，其受到的损失也常常十分惊人，因此强制受害人投保意外伤害险不仅不便于操作，还会构成对受害者利益和社会公益的更大损害。而船东作为海上运输的承担者，本身即负有安全保障的义务，违背此项义务即应承担责任，因此强制船东投保责任险不仅在情理之中，与强制受害人投保意外伤害险相比，也属于限制最小的方式。(3)狭义性比例原则。狭义性比例原则，是指法律所采取的限制措施，虽然为达成立法目的为必要，但不能因此给人民带来过度的负担，也就是说，必须衡量制定该法律所获得的利益与人民自由权利的侵害是否合乎比例。一般适用该原则时并非积极地来认定两者间是否存在合理适当的关系，而是消极地来认定两者有无不适当、不合比例关系存在即可。如前所述，海上油污责任强制保险的目的，在于保障不特定的受害者得到充分、及时的补偿，以维护社会公益、促进海上航行的安全和海洋生态的平衡，这与船东的自由与财产权利相比更值得保护，因此可以认为符合比例性原则。
综上所述，尽管海上责任保险出现了逐步强制化的趋势，但是海上强制责任保险无法也不应该全部取代自愿责任保险。
(二)海上责任保险法的国际统一化
由于海上运输的国际性，要实现海上贸易的繁荣发展，就必须有一个统一的标准，这其中就包括海上保险法律和保险条款的统一。
海上责任保险的这种趋势首先体现在海上责任保险的实践中，其具体表现为海上责任保险单的趋同与统一。在船舶碰撞责任险方面，碰撞责任险作为船舶保险的附加部分予以承保已经成为各国的普遍做法，而且其内容也都大同小异；而在国际上，目前几乎有2／3的国家都在采用英国的海上船舶和货物保险条款，这一数目还在增加，英国的海上保险条款很有可能在不久的将来在全球范围内被接受，从而实现海上保险条款在世界范围内的统一。在保赔保险方面，这一趋势几乎已经变为现实。由于保赔协会在机构设置、承保范围以及协会的章程、规则、条款规定等方面并无根本区别，因此保赔保险在实践中已经趋于统一。
与此同时，在上述责任保险的法律适用方面也出现了这一趋势。各国的海上保险法律在许多规则和制度方面已经逐步趋向统一，在这方面英国1906年《海上保险法》更是居功至伟，几乎所有的英联邦国家的海上保险法都是以1906年《海上保险法》为蓝本拟定的，有的甚至不加以任何改变；美国常常以1906年《海上保险法》作为其海商法的依据；有的国家，如我国，在制定自己的海上保险法律时同样是以1906年《海上保险法》作为参考的。可以说，各国关于海上保险的许多制度和规则已经逐步趋于统一。
除此之外，统一化的努力在海上油污责任保险方面也取得了成功。规范海上油污责任保险的1969年《油污责任公约》及其1992年议定书已有100多个缔约国，而且除美国以外大多数国家的国内油污责任保险立法也都以上述公约为蓝本制定的，许多几乎是完全照搬了公约的规定。在其它的领域里，如有毒有害物质运输、燃油污染、旅客及行李运输等方面，也在各自领域内实现了立法上的国际统一，并形成了1996年《HNS公约》、2001年《燃油公约》和2002年《雅典公约》等法律文件。尽管上述公约并没有生效，但其获得广泛的认可和适用不过是时间问题。
关键词：强制性个人账户养老金；商业年金产品；替代率
一、强制性个人账户的设计原则与现存问题
我们通常提到的养老保险体系包括三个层次：第一层次是国家强制实行的社会基本养老保险。目前，我国实行的社会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是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部分积累制；第二层次是国家给予政策优惠、企业自主实行的企业年金；第三层次是居民自愿进行的养老储蓄或购买的商业养老保险。本文的研究对象是第一层次的国家强制性个人账户。正因为是国家主导、强制实行的基本养老保险，这就注定了国家最后风险承担者的地位。也就是说，如果强制性个人账户出现收不抵支，国家会不惜动用财政手段来确保养老金的发放。因此，如何利用强制性个人账户为个人退休后的生活提供适度保障，又避免给国家财政带来过大压力，就成为摆在国家政策制定者面前的一个现实问题。
国家设立强制性个人账户的主要目的是为了避免因个人的短视行为而造成老年贫困问题，希望通过一种强制性制度安排来帮助个人平滑其消费，争取实现个人效用最大化。未来总是充满着不确定性，一个人要想凭借个人力量来解决未来所有的不确定性风险，可能不太现实。因此，国家通过这样一种强制性措施，可以在更大的范围内实现风险分散，给人们提供一份基本的养老保障。这样，原本个人需要面对的各种风险，比如长寿风险、投资风险等也转移给了政府。所以，政府必须认真设计强制性养老金个人账户。若设计不好，会引起社会动荡和增大财政风险。
强制性个人账户的运行包含两个阶段：积累阶段和养老金发放阶段。在积累阶段，国家需要确保个人账户的缴费及时到账，然后要努力实现个人账户的保值增值。个人账户的投资原则应该是在确保资金安全的前提下，实现基金增值。在养老金发放阶段，计发办法的设计显得尤其关键。因为这不仅直接关系到个人退休后的收入流，而且也决定了国家所要承担的风险。国务院2005年12月3日颁布的《国务院关于完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决定》(国发[2005]38号文)规定个人账户养老金月标准为个人账户储存额除以计发月数，计发月数根据职工退休时城镇人口平均预期寿命、本人退休年龄、利息等因素确定。另外，国家制订个人账户基金管理和投资运营办法，实现保值增值。但是，实际上，要合理确定计发月数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我国的个人账户从本质上来说属于一种强制储蓄，强调个人所有权及可继承性，并没有再分配的功能，不能实现保险分散风险的目的，目前最主要的就是不能实现财富从短寿者向长寿者的转移，所有的风险都由国家来“兜底”。所以，计发月数越长，个人账户养老金替代率越低，国家财政负担越轻；计发月数越短，个人账户养老金替代率越高，国家财政负担越重。无论如何，政府必将负担长寿者超出计发月数的那部分养老金。如果政府想减轻自己最终承担的责任，则只有增加计发月数，以降低替代率为代价。综合以上分析，强制性个人账户的设计原则是要综合考虑个人退休后养老金替代率水平与国家财政“兜底”风险之间的平衡。
近几年，国内学者对养老保险个人账户的研究兴趣日渐浓厚。吕江林等(2005)[1]、王积全(2005)[2]、张勇(2006)[3]等分析了现行个人账户养老金计发办法的不合理之处，指出如果按现行计发办法坚持下去，个人账户基金将会出现巨大基金缺口。同时，他们也认为只要不强调个人账户余额的继承权，根据生命表，参考商业年金产品的做法计发个人账户养老金，就可以大大降低个人账户基金收不抵支的风险。但是，这种说法只是从个人账户基金平衡的角度来考虑问题。在强调个人账户基金平衡、减轻政府债务风险的同时，我们同样也应该关心个人账户养老金的替代率水平，因为这与个人退休后的福利密切相关。据我们所知，国内目前相关文献主要集中于改革养老保险个人账户养老金计发办法的政策建议，而缺乏对改革后个人账户养老金替代率的测算分析。针对此现状，本文的目的是借鉴商业年金产品的设计，结合个人账户的积累和发放过程，对我国强制性个人账户养老金的替代率水平进行实证研究。
二、商业年金产品类型和基本计算公式
按照给付方式进行划分，商业年金产品可以分为两类：生命年金(lifeannuity)和固定期限年金(termcertainannuity)。前者为退休者提供收入流一直到其死亡，后者的期限可以是10年、15年等，这类年金在预先设定的期限内进行支付。如果个人在指定期限未到期之前死亡，通常会返还部分本金给受益人。最常见的固定期限年金为预期寿命年金(lifeexpectancyannuity)，此时指定的期限长度为个人购买年金时的预期余寿。
商业年金产品为强制性个人账户养老金的计发办法提供了非常有益的借鉴。个人可以将退休前一年的个人账户储存额转换成生命年金或预期寿命年金进行发放。但是，针对预期寿命年金，我们还需要特别注意：在商业保险中，若年金领取人在指定期限未到期之前死亡，保险公司通常会返还部分本金给受益人，而且即使年金领取者到期后依然存活，保险公司也不会继续支付。但是，国家强制性个人账户却不能采取这种做法。首先，作为强制性制度，国家必须承担个人的长寿风险，即为长寿者提供退休收入直到其死亡，而且国家也需要利用过早死亡的年金领取者未领完的本金来抵消部分年金领取者的长寿风险，否则国家将承受很大的支出压力。
信贷保证保险是指以信用风险为保险标的的保险。它包括两类保险：一类是狭义的保证保险，另一类是信用保险。它们的保险标的都是被保证人的信用风险，当被保证人未按照基础合同约定履行义务，使权利人遭受经济损失时，保险人负代为履行付款义务(给付保险赔偿金)责任。凡被保证人根据权利人的要求，由保险人承担自己(被保险人)信用的保险，属狭义的保证保险；凡权利人要求保险人担保对方(被保证人)信用的保险，属信用保险，权利人即被保险人。
狭义的中小企业信贷保证保险的被保证人指的是中小企业，它在保证保险中作为投保人，通常是保费的缴纳者；受益人是债权人，在中小企业信贷保证保险中指向中小企业贷款的金融机构。信用保险的权利人指的是向中小企业贷款的金融机构，它是信用保险的投保人，通常是保费的缴纳者，同时也是保险合同的受益人；被保险人是债务人，即中小企业；保险责任是被保险人到期不能履行还本付息的风险。
二、建立中小企业信贷保证保险制度的意义
(一)增强中小企业信用等级，缓解中小企业资金需求
中小企业贷款难的原因之一是由于大型商业银行对中小企业的还款能力存有疑虑，而中小企业又无充足的资产作为抵押。中小企业信贷保证保险制度的建立可以使中小企业信用等级得到升级，将有效地消除大银行对中小企业还款能力的顾虑，当中小企业不能如期还本付息时，保险公司要按照保险合同约定履行替中小企业还本付息的责任，银行也不会因此而遭受损失。因此，在具有中小企业贷款保险制度的情况下，中小企业将可以和其他大企业一样从银行获得更多的贷款，以满足自身发展的需求。
(二)降低信贷金融机构的风险，提高银行资金收益率
近年来，我国商业银行的存款总额在逐年扩大，而贷款总额相对缩小，存贷比自1995年首次突破“广后，逐步放大。由此可以看出，我国的商业银行存在着大量的剩余资金，银行的资金利用率较低，不利于银行本身的发展。但银行在提高收益率的同时必须考虑资金的安全性，如只注重收益而忽略资金安全则有可能对银行更加不利，所以银行在资金运用上常常处于矛盾的境地。若中小企业信贷保证保险制度得以建立，则商业银行可以在保险公司的参与下，将资金贷给中小企业，既可以提高资金的收益率又可以保证资金的安全。
(三)拓宽保险业务，提高保险公司整体竞争力
保险公司承办中小企业贷款保险业务，可以扩大保险公司的业务量，增强保险公司的竞争实力。自1980年我国恢复办理国内保险业务以来，我国的保险业得到了迅速发展，截至2006年底，保险业总资产达1.9万亿元，但我国的保险深度与保险密度仍然很低，总体上来说，仍处于发展阶段，竞争能力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比较弱。加之我国加人WTO后，国外的保险公司不断涌人，国外保险公司具有技术与资产等方面的优势，将给我国的民族保险业造成巨大的威胁。发展中小企业贷款保险业务，可以使我国的保险公司增加资金实力，提高整体竞争能力。
(四)促进金融深化与宏观经济的迅速发展
开展中小企业贷款保险业务，一方面可以使银行、保险公司等金融部门之间相互配合，扩大自身业务，增加其资金实力，促进金融深化进程，增加金融部门对宏观经济的贡献率；另一方面，该业务还可以解决生产部门，尤其对中小企业的资金短缺问题，促进中小企业等生产部门发展；最后，金融部门与生产部门的发展是相互促进的，其任何一方的发展都离不开对方的支持，它们的发展是互为因果、轮番促进的。开展中小企业贷款保险业务，可以为之创造出一种相互促进、相得益彰、和谐发展的大好局面。
三、中小企业信贷保证保险制度建立的可行性
(一)建立中小企业信贷保证保险制度符合国家扶持中小企业发展的政策
我国政府一直在积极为中小企业解决资金短缺难题，如创建中小企业板、设立担保机构、进行银行制度改革等，虽然有较大的财力投入，但效果不佳。推出中小企业信贷保证保险业务，符合国家扶持中小企业发展的政策要求，客观上会得到政府的大力支持。因为，该业务属于一种纯商业行为，保险公司是以盈利为最终目的，无须政府太多投入。在这种情况下，保险公司实际上是为政府分担了部分职责，政府再通过诸如税收等优惠政策予以扶持，就可以在不增加财政支出的基础上缓解中小企业资金短缺这一棘手问题。
(二)建立中小企业信贷保证保险制度会得到信贷机构的支持
信贷风险是银行等信贷金融机构面临的重大风险之一，如违约数额较大，则会对其稳定经营造成威胁。信贷金融机构可以通过避免、自留、转移等多种方式进行风险管理。进行风险管理时，风险主体应根据自身抵抗风险的能力以及风险的大小来选择防范风险的最佳方式。对于这样重大的风险，风险转移是银行等信贷机构处理风险的最好选择，而保险又是风险转移中最完善、最合理的方式。因此，信贷保证保险制度的建立必将得到信贷机构的支持。
(三)建立中小企业信贷保证保险制度可以拓展保险公司业务，提高经济效益
我国的保险业经过二十多年的迅猛发展，正在逐渐走向成熟，已在各种传统险种以及近年来推出的汽车信贷保证保险、住房信贷保证保险、出口信贷保证保险等险种的经营方面取得了丰富的经验。无论对标的风险的评估，对风险的技术处理，还是对风险的承保能力都已达到了一定的水平。另外，近年来我国的保险人才不断涌现，保险精算师的数额在逐年增加，为信贷保证保险条款的设计及保险费率的计算提供了人员上的保障。最后，通过开办中小企业信贷保证保险业务能给各保险公司带来经济效益。
四、建立中小企业信贷保证保险制度可能存在的问题
建立中小企业信贷保证保险制度在中小企业、金融机构、保险公司三方“共赢”的同时，还会产生不少问题，其中最严重的问题是“逆选择”与“道德风险”。
“逆选择”是由于信息不对称引起的。中小企业对自己的经营水平、还款能力有着充分的了解，而保险公司对各中小企业的具体情况没有深入了解，常常处于信息不对称状态。在这种情况下，那些经营状况好，还款能力强的企业不愿意投保，而那些经营状况差，还款能力弱的企业则非常愿意投保，这最终将危及保险业的稳定经营，更不利于信贷保证保险制度的实施。
“道德风险”则主要主要来自中小企业和银行等信贷机构两方面。对于中小企业而言，如果投保了信贷保证保险，往往会将资金运用到高风险的项目，如果投资成功则会给企业本身带来巨大的投资回报，倘若投资失败也会有保险公司为其偿还贷款；对银行等信贷机构而言，有了信贷保证保险往往会忽视债务人的信用等级，对于本不应贷款的客户，大量放款，以追逐利润的最大化。道德风险的存在给信贷保证保险制度的建立带来了难度，应为此筹划相应的策略，以化解这些负面因素的影响，充分发挥其积极作用。
五、建立我国中小企业信贷保证保险制度的总体思路
(一)合理选择中小企业信贷保证保险制度建立的方式
建立我国中小企业信贷保证保险制度的方式大体有两种模式：一是筹建新型的专业保险公司来承办中小企业的信贷保证保险业务，出资形式可以由政府承担或由某些大机构牵头组建股份公司；二是由现有的优质保险公司在原有基础上开办该种业务，由专门的下属部门从事中小企业的信贷保证保险业务。考虑到我国的现状，后一种形式应该更为合适。因为这样不仅可以为国家节省财政资金，避免重复建设的问题，还可以增强我国现有公司的实力，树立国家民族保险晶牌。综上所述，建立我国中小企业信贷保证保险制度的最佳方式是利用现有的优质保险公司，先开展试点业务，待机会成熟再全面放开。
(二)实行强制保险，差别费率，防止逆向选择
为了避免出现“逆选择”问题，我国应该对中小企业贷款采取强制性政策。如果实行自愿投保，那么银行对于实力较强的中小企业贷款则不愿投保，而对实力较差的中小企业贷款却非常愿意投保，这将不利于保险公司的长远经营。鉴于此种情况，对于中小企业贷款应采取强制性的贷款保险。
但采取强制性保险，采取相同费率，会产生对各个投保主体有失公平的问题。因为，保险公司在制定保险费率时，是根据投保者的风险等级进行计算的，对于违约风险较小的绩优公司的贷款，应实行较低的保险费率；而对于违约风险较大的绩差公司的贷款，应实行较高的保险费率。所以，在实行强制保险，防范逆选择的同时，还应对于不同的信贷主体实行差别费率，以保证公平合理。
(三)实行比例赔付、免赔额等措施，防止道德风险
信贷保证保险过程中，无论是信贷机构还是中小企业都会出于利润最大化的动机，人为的增加贷款风险以及资金运用风险，产生道德风险。实行比例赔付、免赔额等措施是防范道德风险的有效方法。
比例赔付是指在贷款发生损失时，保险公司只对贷款进行部分赔偿，其余部分由中小企业和银行承担。实施比例赔付可以使中小企业和银行等贷款机构在发生贷款损失时，承担部分损失。所以，贷款机构在贷款时会非常谨慎，中小企业在利用资金时也会再三珍重，从而有效地防止道德风险。
免赔额是指被保险人根据保险合同，在赔付之前，先要自己承担的损失额度。其实施的意义有两个：第一，免赔额可以大大减少保险公司的工作量，减少赔付率，提高其偿付能力。第二，免赔额的实施，可以使信贷机构贷款后保持对贷款人的监督，督促中小企业合理运用资金。由此看来，免赔额同样可以抑制道德风险。
(四)实行再保险、共同保险方式分散风险
大额的信贷保证保险如果一旦债务人违约失信则会给保险公司的稳定经营带来巨大的影响，直接损害其它投保人的利益。因此，保险公司对于数额较大的信贷保证保险应采取合理的风险分散机制，以避免风险集中。具体方法有再保险和共同保险。
再保险是指原保险人在与投保人签订保险合同后，与再保险人签订再保险合同，当贷款发生损失时，原保险人和再保险人按合同约定进行赔偿。再保险使原保险人在不损失保险业务的情况下，分散了巨额风险，防止了风险集中，是原保险人经常采取的一种化解巨额风险的方式。
共同保险是指由多家保险公司对同一巨额风险共同承保。共同保险同样也可以做到使保险公司扩大承保能力，分散巨额风险的作用。
(五)完善损失补偿机制
加强代位追偿原则的实施，完善损失补偿机制是促进中小企业信贷保证保险制度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代位追偿是指当债务人违约失信，保险公司代之向债权人履行了赔偿义务之后，所取得的向债务人追偿的合法权益。保险公司为了能有效地对债务人进行追偿，可以建立自己的追偿队伍，或者委托专业追账中介机构履行代位追偿的权利。在权利人的积极配合下，代位追偿可以使保险公司的损失得到部分补偿，降低信贷保证保险的经营成本。
(六)建立信用机制，提高信贷主体的透明度
信用机制被称为市场调节的一双“隐形的手”，相对于法律来讲，是一种成本更低的机制。一个没有信用机制的社会是不可能有真正的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小企业信贷保证保险制度同样也离不开信用机制，只有建立完善的信用机制，才能保证信贷业务的顺利实施。建立信用机制应做到：首先，建立信用中介机构。充分发挥机构征集信息、评估中小企业信用等级的功能，解决信用信息的征集、分析和共享问题，使保险人能够提高获取信息的速度，降低使用信息的成本，同时也为企业进行信用风险管理提供便利。其次，建立信用记录体系。信用记录体系是指对合同的每个主体，包括银行、中小企业、保险公司等的每一次行为进行相关的记录，并以此为依据对相关主体进行评估，对于信用低下的主体要建立“黑名单”，形成各部门共享的资源。其作用主要是对信贷主体起到激励与约束功能，对于良好信用记录的主体，可以树立良好的社会形象，以获得更多的合作机会；而对于记录信用较差的主体，则会起到相反的作用。
(七)健全法律，增加惩罚力度
中小企业信用保险是一新鲜事物，仅仅靠信用机制这双“隐形的手”进行软约束是远远不够的，还应用法律、法规这双“有形的手”进行硬约束。但目前我国的保险法、公司法、担保法等相关法律对此也少有涉及，尤其是对于以隐瞒、欺诈等手段骗取贷款或骗保者的违约失信行为仍缺乏相应的制裁措施。所以，我国要尽快出台相关的法律、法规，对失信行为严厉制裁，从而从根本上消除信贷者的不良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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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保险业；监管；保险产品
保险业是经营保险商品的特殊行业。保险业作为经济损失补偿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的安定，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和作用。因此，世界各国对保险业都进行监管是必然的。
一、保险业的特点
保险业作为社会经济系统中专门处理风险的行业,具有区别于其他行业的特点。这种特点具体体现在保险商品的特殊形态和保险经营方式的特殊性。
1.保险商品的特点
保险是一种提供风险保障的经济活动，保险商品是无形的商品。一般商品有具体的价值与使用价值，而保险商品不具备感官性特征,其价值与使用价值很难直接被人感知，又因为是无形的商品，看不见摸不着，很难刺激人们的感官，因此很难激起人们的购买欲望。人们对风险及其后果的畏惧与对保险的必要性的理解往往局限在风险事件发生后，在这之前容易存在侥幸心理。然而，安全观念上的保险消费则需要在风险事件发生之前发生。保险商品的这种需求严重滞后于消费的特点对保险经营具有重大的影响。
保险商品不同于一般商品的另一方面是：商品功能的迟滞性。它虽然是服务形态的商品，但不同于旅游、文化之类的服务形态的商品，因为旅游等形成的商品生产过程和消费过程几乎是同步进行的，生产过程的完成往往就是消费过程的结束；而保险商品则不是这样；消费者购买的是一个对未来不确定事件的承诺(提供赔偿或保障)，人们购买的保险商品不能获得现时的利益，这种承诺是一种信用，被保险人交纳保费在前，遭受风险损失后能否得到赔偿则取决于保险人履行合同的愿望和能力。
2.保险经营的特点
保险商品是一种特殊的商品,保险经营具有不同于一般商品经营的特点。
（1）保险经营资产具有负债性。一般企业的经营资产来自于自有资本的比重较大，因为他们的经营受其自有资本的约束，所以必须拥有雄厚的资本为其后盾。保险企业也必须有自有资本金，但是保险企业的经营资本主要来源于投保人按保险合同向保险人缴纳的保险费。而这些保险费正是未来赔偿或给付责任的负债。
（2）保险经营风险的特殊性。一般工商企业来讲，债权人是比较少的，是少数人，一旦破产，对社会的危害比较轻。但保险公司总是需要有至少一定的保费规模，总得有相当多的保单件数，才能维持它的稳定经营，才能平衡业务的风险。所以任何一家保险公司的保单持有人都不应该太少，哪怕是相对较小的保险公司，一开始比较小，发展到一定规模之后，即便是比较小的保险公司，它持有的保单件数都不应该太少。太少的话，经营是不稳定的，没办法经营的。一旦破产，就会涉及到几千万人的利益损失。一般的工商企业破产的时候，债权人比较少，他们一般不会引起整个社会的不稳定。但是保险企业的债权人是比较多的，一旦破产对整个社会的危害则比较严重。它的风险是具有长期隐蔽性的，是不易识别的。
（3）保险经营成本的特殊性。保险业的经营是以大数法则和概率论为基础的。保险经营的成本与一般工商企业商品成本相比具有不确定性。由于保险商品现时价格制定依据是过去的、历史的支出得平均成本，而现时的价格又是用来补偿未来发生的成本，即过去成本产生现时价格，现时价格补偿将来成本。同时确定历史成本时候需要大量的数据和资料，如果不能获得足够的历史数据和资料，而且影响风险的因素在不断的变动，使得保险人确定的历史成本很难和现时成本相吻合，更难和将来成本相一致。因此,科学地测定保费或费率,是保险经营中极为重要的一项工作。
二、保险监管的目标
国家对保险业监管的目标，是指国家监管机构在一定时期内对保险业进行监管所达到的要求或效果。最主要的是：一是维护保险市场秩序，二是保证保险人的偿付能力。
据保监会对2008年保险业监管工作的要求：保险监管部门要加强和改善监管，提高保险监管的科学性、针对性和有效性，切实维护好投保人、被保险人的合法权益。重点抓好偿付能力执行力监管、公司治理结构监管法规落实的监督。财产保险公司要加强和改善经营管理，着力加强内控建设，提高内控执行力；着力强化数据质量管理，提高经营数据的准确性、真实性和可靠性；着力调整优化业务结构，提高经营管理的安全性、效益性和可持续性；着力改进服务质量，提高社会的认知度、认可度和信任度。以服务民生、保障民生为中心，创新产品和服务，更好地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实现又好又快发展的目标。
三、当前监管工作的重点
1.加快完善保险监管法律体系
对保险业进行法律监管的基本方式是建立完善的保险法律体系。保险法的组成主要包括保险业法、保险合同法和其他方面的保险特别法，它们分别调整不同范围内的保险关系。保险业法是对保险企业进行管理和监督的法律、法规、具体规范保险企业的组织形式，保险企业的设立程序和条件，保险企业的主管机关，保险资金的管理、使用财务计算，保险企业的解散和清算，以及违章处理等内容和行为。保险合同法是规范保险合同权利义务关系的法律、法规，是保险法的主要组成部分和基础。保险特别法是规范某一保险的法律，例如国家关于法定保险的各种法律规定。
需要完善的法规包括对各类专业机构（人、经纪人、公估人）的监管、保单持有人权益保障、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反保险欺诈以及会计制度等诸多内容。为了提高监管部门的权威性和独立性，提高监管效率，修改后的法律应进一步明确保监会对保险业所拥有的专属监管权利，其行为能力不得受有关各方的干预和牵制，并适度增加保监会及其派出机构的编制。此外，在法律上应进一步确立以保监会为主、其他相关机构为辅的多重监管体系，明确各职能部门的分工和职责以及保险业行业协会、专业性的保险同业协会（如人协会、经纪人协会、公估人协会、精算师协会等）的地位和作用。
2.强化非现场监管
（1）以非寿险业务准备金充足性和偿付能力额度为重点，提高监管执行力。全面落实《保险公司非寿险业务准备金管理办法》，加强准备金评估规范性和充足性监管，加强财务核算和绩效考核监督。对于偿付能力额度未达到监管规定、未严格执行《保险公司非寿险业务准备金管理办法》的公司，保监会将依照法律法规从严处罚，通过采取停止分支机构设立审批、停止高管任职资格审批、限制公司分红和高管层薪酬、强制分保、停止相应业务、直至退出市场等措施，督促公司改善偿付能力额度状况，提高偿付能力监管执行力。
（2）建立与公司主要股东、独立董事和监事长的沟通制度。保监会将向公司主要股东、独立董事和监事长通报监管情况，特别是公司在偿付能力、经营状况、市场行为、数据真实性、行政处罚、投诉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强化股东、董事和监事对公司管理层及公司经营情况的考核监督。
（3）加强财产保险公司合规管理及内部稽核审计工作监管。全面落实《保险公司合规管理指引》、《保险公司内部审计指引》，充分发挥合规管理和内部稽核审计在依法规范公司经营、加强风险防范、提高内控执行力等方面的重要作用。根据产险市场实际，对公司合规管理和稽核审计工作提出要求，明确工作重点和原则。
3.对高层管理人员加强管理
为加强保险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队伍建设，规范保险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行为，强化风险意识、创新意识和诚信意识，推动保险公司规范运作。
保监会2008年4月28日，《保险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培训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培训对象包括保险公司总公司总经理、副总经理、总经理助理；等中国保监会认为应当参加培训的其他高级管理人员。
《办法》规定以上人员需接受基本理论、法律法规、专业知识及职业规范等方面的培训。基本理论培训主要包括国家经济金融形势与政策、保险业改革与发展理论以及保险业发展政策等。法律法规培训主要包括国家有关法律法规、保险监管有关规定以及保险公司运作的法律框架和要求等。专业知识培训主要包括保险公司战略管理、保险公司经营管理、保险公司内部控制以及财务知识等。职业规范培训主要包括保险公司的社会责任、职业道德与诚信以及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权利、义务和法律责任等。
4.对偿付能力进行严格的监管
《保险法》第108条规定：“保险监督管理机构应当建立健全保险公司偿付能力监管指标体系，对保险公司的最低偿付能力实施监控”。这是《保险法》规定的保险监管机构的一项职责。《保险公司管理规定》第81条规定“保险公司应具有与其业务规模相适应的最低偿付能力”，这是给保险公司设定的一条义务。赋予保险公司一项义务，就是保险公司应该保持和必须具有最低的偿付能力。
长期以来我国保险监管机构习惯把监管目标放在对保险主体市场行为的合规性监管上，忽视对偿付能力的监控，部分助长了一些公司重速度、轻效益、重发展、轻管理的粗放型经营方式的发展，今后应逐步将重点放在对保险企业的偿付能力监管，要定期对保险公司进行偿付能力的测试，确保保险公司财务状况的稳定，从而根本上保护被保险人的利益。
保监会成立了偿付能力监管标准委员会，这个标准委员会的组成人员除了保监会的人员以外，还有保险公司的人员与院校的专家。另外，还建立了一个偿付能力监管协调机制，这就把有监管职责的有关部门协调统一起来，把这个工作做好，其中还包括统计信息部门要对保险公司的信息质量进行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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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保险诚信诚信原则保险人
1保险诚信缺失是威胁保险业生存乃至政府诚信和社会诚信的重要因素
保险诚信是社会诚信的重要组成部分，保险诚信理论上说是对双方而言的，但这里要着重强调保险企业的诚信问题。
目前，部分保险企业和员工的保险诚信问题严重影响了保险业的形象和健康发展。可以说，影响保险业发展壮大的，首先不是保险产品的创新、不是保险霸王条款，而是保险的不诚信。保险的不诚信极大地打压了潜在的保险需求，阻碍了潜在的保险需求转化为现实的保险需求。虽然从中国GDP的总量、保险深度、保险密度等指标来看，中国的保险是一座待开挖的金矿，但乱开乱挖的现象十分严重，保险资源被破坏殆尽，而且挖掘本身在最近几年呈现出速度放缓的势头。
更为言重地说，诚信问题已经威胁到了保险行业的根基。在老百姓的心目中，现在保险行业的信誉度很差，有些人甚至将保险营销和传销等同起来。如果任一些影响保险诚信的现象持续下去，保险行业本身的生存都会受到挑战。剖开表面的繁荣，保险业内危机重重。如果不提升保险业的诚信，整个行业的生存根基将会受到摧蚀，保险本身将不复存在。
更广范围说，保险诚信是社会诚信的组成部分、也是政府诚信的组成部分和典型代表。我国较大的保险企业多具有国有股份或性质，再加上部分保险企业的宣传导向，造成社会上将其视为国家的企业、政府的企业甚至是政府的部门之一。比如普遍的保险业宣传都说保险公司不会破产，最后会有政府来给大家保险。这样保险企业的诚信不仅是保险企业本身的诚信，而且在某种意义上成了一种准政府诚信。在许多场合被认为代表着政府诚信，使用着政府诚信，行使着政府诚信的职能。一些保险企业借助于政府诚信的严正和威望，促进了企业自身和保险业的发展。但一些保险企业经营中的不诚信透支着政府诚信，不仅给保险行业，也给政府诚信带来了一些负面的影响。而政府诚信是社会诚信的最重要构成部分和航标。如果政府不诚信，那么不仅会严重影响政府在公众中的形象，而且也会使全社会诚信意识缺乏。
保险业本身还附有人类善良使者的天然特性。而如果一个所谓的善良天使带给人的总是失落、怀疑、欺骗和损失，那将是对个人乃至整个社会的正面价值观和信仰体系的动摇。长此以往，将不仅仅是诚信的缺失，而是整个社会信仰的缺失和迷惘。如果人与人之间总是互相猜忌防范，人们找不到信仰的正确取向，那和谐社会的建立何日能谈起呢。
诚信是保险业的生命线，诚信不仅是影响保险业发展的问题，更是影响到保险业存在的千秋大计。保险诚信还是社会诚信和政府诚信的重要因素。它关系到政府的形象、社会的稳定与和谐社会的建立。我们应该从生存的危机意识来认识保险诚信。只有这样，才是从思想上和行为上真正重视保险诚信。
2保险诚信原则首先要求保险人的最大诚信
一般而言，保险诚信要求保险的各方当事人明诚守信，诚信原则是保险活动应当遵守的基本原则。在保险活动中，既不可能要求所有的投保人都是或者都会成为保险专家，也不可能要求保险人对所有的承保对象都掌握得很细致透彻，这就是保险的信息不对称性。由于这种信息的不对称性，在保险活动中，当事方对风险的判断均依赖于对方的如实告知或说明，任何一方的隐瞒或者欺诈，就有可能导致对方判断失误而深受其害。由此可见，诚信的程度对保险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所以保险中的诚信原则有“最大诚信”原则之称。
从诚信原则中可以看出，保险诚信不仅应该最大化，应该是对双方而言的。然而在实际运作中，由于历史上的垄断性质和卖方市场，保险业似乎更多的要求和强调投保人和被保险人对保险人的最大诚信(现行我国的保险法似乎也有意无意强调投保人的最大诚信，换个角度说，是怀疑投保人的诚信问题)，而忽略了保险人自身应该做到最大诚信。由于这种思想的作祟，往往在纠纷和法律诉讼中，保险公司总是认为自己是无辜的无罪的，总是认为错的不是我而为什么受伤的败诉的却偏偏是我。在投保人和媒体面前，最后往往是保险公司息事宁人，赔了夫人又折兵。凡此事例，不胜枚举。夸张地说，有一些保险人认为自己做了善事却受到了委屈，好心得不到好报，总是感叹现在的“刁民”太多、世风日下，感觉自己是弱势群体。而很少从保险人自身找原因。
由于保险行业的专业性强，行话术语多，而且保险合同和产品往往由保险公司“生产”，保险人自然会占有一些天然优势。这样，诚信原则首先要求保险人诚实守信，而且应该是最大程度的诚实守信。要“群众”做到的，“干部”要首先做到而且要做得最好。保险人不仅要做到客观上的最大诚信，更应该是主观上的最大诚信。最大诚信原则应该是保险人的道德准则，保险人的诚信应该是诚信的最高标准和境界。保险人对自己的要求应该是理想主义和完美主义。这就要求保险人要在以下方面做到：
在告知上，保险人应该履行无限告知义务而不仅仅是询问告知，只要实际上与保险标的风险状况有关的事实都有如实告知的义务。凡是涉及到保险的事项、条款与术语等都必须诚实地告诉或解释给投保人，而且要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既要全面、深刻，还要在解释中尽可能通俗化或者使保单通俗化，在一些容易引起歧义和争议的条款上应该加以注释，一些非常关键的内容例如退保有损失等应该加以突出。在保险的宣传中做到实事求是，不夸大其辞，不只说好的一面，而故意忽略不利于投保人和被保险人的一面。遗憾的是，目前的保险立法仅仅规定了投保人的如实告知义务以及违反告知义务应当承担的责任,而未规定保险人的如实告知义务以及未履行此义务应当承担的法律责任。这也许是保险人对最大诚信地如实告知不够重视的原因之一吧。相信以后的保险法会在这方面做一些修订。
在保险合同的履行过程中，要积极协助投保人和被保险人做好安全预防工作，尽量避免或减少损害的发生。保险人要提醒投保人及时缴纳保费。对延迟未缴纳保费者，采取必要的催告措施和宽限期。
在保险事故发生或者保单约定的条件满足后，保险人应该按照合同的约定及时足额地履行赔偿或者给付义务，最大限度的减少被保险人的损失。
3诚信原则是客户的一条基本的法律准则和行事规范
虽然保险诚信原则从原则上说是双向的，但由于保险的专业性，以及投保人时间精力有限或者理解能力的原因，往往在保险信息的理解识别和获取上处于劣势，存在偏差。多数投保人未能如实告知往往是不能也，非不为也。也许投保人和被保险人想真诚地向保险人“倾诉”，但不知该说些什么。这样虽然他们主观上想达到最大诚信，但这种主观上的最大诚信与令保险人最大满意的最大诚信还有一定差距。所以对客户而言，做到最大诚信有一定“技术”难度。如果再加上有些投保人和被保险人的主观态度问题，那么达到令保险人满意的最大诚信几乎不可能。基于此，保险人对投保人和被保险人应该是现实主义，而不是理想主义和完美主义，只能要求投保人的相对诚信和信息结果的相对满意。比如各国保险立法中对于投保人和被保险人的如实告知，许多都是采用询问告知立法的形式。投保人一般仅就保险人对保险标的或者被保险人的有关情况提出的询问如实告知，对保险人未询问的情况，投保人无需告知。。
因此，如果说对保险人，最大诚信原则是一条道德标准，那么，对于投保人和被保险人而言，诚信原则是一条基本的法律准则和行事规范。投保人和被保险人是普通的群众，而非圣贤。不能强求他们做到尽善尽美，只能是引导他们在遵守基本诚信原则的基础上，不断追求更高的诚信层次。投保人要做到的是让投保人和被保险人对保险合同涉及的基本事项的诚信，是保证保险合同的签订与执行公正客观的诚信。通俗地说，不保证你是好人，不保证你有恶念，但我保证不让你做坏事。
因此，保险人必须围绕如何达到或者保证投保人的最基本的诚信下功夫。在保单的条款的设计上要紧密衔接，尽量明了易懂，要能使客户真实表达自己的信息，要能便于客户表达自己的真实信息；在投保、核保、理赔查勘等各个环节上建立足以保证客户各种相关信息真实的一些规章和机制。
4建立互信机制，促进良性互动
就目前保险人对投保人的态度而言，是充满着某种程度的不信任。从许多保险合同的条款可以看出保险人的这种态度。保险人总是担心投保人会有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总是担心他们会不如实告知。因此，我们的保单条款象防盗门一样设计，而且不断的升级堵塞系统漏洞。现行我们的保险法也将投保人作为犯罪嫌疑人对待，只有对投保人未能履行如实告知义务的惩罚性规定，没有对保险人的相关规定，这与投保人需要承担惩罚性的法律后果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是立法上的不公正和不平等。
第一阶段从1980－1987年，为无投资或忽视投资阶段。保险公司的资金基本上进入了银行，形成银行存款；
第二阶段从1987－1995年，为无序投资阶段。由于经济增长过热，同时又无法可循，导致盲目投资，房地产、有价证券、信托、甚至借贷，无所不及，从而形成大量不良资产；
第三阶段始于1995年10月，为逐步规范阶段。1995年以来，《保险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法》等有关金融法律法规先后颁布，但由于限制过紧，加之1996年5月1日以来的七次利率调整，给保险业发展带来了新的问题，因而，政府曾多次调整保险投资方式，1998年以来先后允许同业拆借、购买中央企业AA十公司债券、保险资金间接入市，并不断调整入市比例，尤其是近期保监会公布的把投资连接保险的投资比例放宽至100％，为拓宽保险投资渠道奠定了基础。
基于我国目前经济发展处于起飞阶段，在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投资工具有限、规范交易的制度及组织有待完善，对投资市场的监控和引导乏力，保险投资应注意以下几点：
首先，保险公司的投资应在遵循安全性原则的前提下达到尽可能多的盈利。因为保险公司是企业，在确保其资金运用安全的条件下，要以盈利为目标，从而保证资产的保值增值。这样不仅有利于保险公司经营规模的扩大，而且有利于其赔偿能力的增强。
其次，完善投资环境。一个完善的投资环境，应包括有效的投资工具、公平的交易规则以及保证这种制度有效贯彻的组织，即投资工具的多样化、交易规则的规范化、交易方式的灵活化、投资监管的有效化，以保证保险资金运用的安全、有效和畅通。
完善投资工具。由于保险投资涉及不动产投资及金融市场的投资，因而投资工具包括不动产投资和金融市场的金融工具。其中，金融市场的投资是保险投资的主体，因而金融工具的完善至关重要。其投资工具包括：债券、股票、票据、贷款、存款、外汇。其中；票据属于短期金融工具，分为汇票、支票和本票；债券和股票属于中长期金融工具，债券分为政府债券、金融债券和公司债券，政府债券分为公债券、国库券和地方政府债券；股票，含普通股和优先股。
金融市场的投资工具应该是长期、短期和不定期的结合体，安全性、盈利性和流动性不同层次的匹配，以便不同投资者根据自身业务特点选择，可利用灵活多样的投资工具，有利于保险投资者的选择，进行投资组合，也有利于提高其变现能力。就总体而言，保险公司应根据金融市场的成熟程度以及自身业务的特点选择投资工具。如在金融市场尚不成熟时，应选择流动性强、安全性高的投资工具。但寿险投资则宜选择安全性和盈利性均较高的投资工具，而不十分要求其流动性。同时，应建立与投资工具相配套的避险工具，如期权交易、期货交易，以防范和分散投资风险。
完善涉及保险投资的法规。投资法规的完善，在于建立保证投资市场公平、有效交易的法律法规和制度，如不动产交易法、证券交易法、票据法、保险法、担保法等，保证市场交易有据可依。
理顺投资监管机构的关系。法律的真正价值在于它的实施。为保证有关投资法律法规的有效实施，必须建立相应的组织来保证。这些组织包括投资的行政主管部门以及配合行政主管部门实施的司法机构，如投资主管部门、工商行政管理局、法院、仲裁机构，并且保证这些组织的合理分工与协作，严格按照法律法规或规章办事，切实保证投资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的有效实施，严禁任何组织或个人凌驾于祛律规章之上。
再次，保险投资方式多样化。在保险投资方式的选择方面，基于我国经济发展处于腾飞阶段，金融市场发育不全，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的建设资金缺乏，而这些产业投资回报率较高，应允许抵押贷款或有区域选择的不动产投资；无限度的政府债券投资、有一定限度的金融债券投资和限制较严的股票与公司债券投资；长期银行存款在目前是必要的。从长远看，待我国金融市场发育完善，则可转向证券投资。
第四，在放松投资方式的同时控制投资的比例。从政府监管的角度看，在放松投资方式规定的同时，如允许投资于有价证券、不动产、抵押贷款、银行存款等，同时应规定投资比例、前者是为了提高保险投资的盈利能力，多种投资方式，为保险公司提供可供选择的灵活的投资工具，从而，为保险公司提高投资回报率创造条件，当然，也为理智的保险公司投资者提高投资组合来控制风险提供选择机会；后者则为控制投资风险提供条件。这一比例分为方式比例和主体比例，方式比例规定风险比较大的投资方式所占总投资的比例，可有效控制有关高风险投资方式所带来的投资风险主体比例可有效控制有关筹资主体所带来的投资风险，从而为控制投资风险提供条件。主体比例也应按投资方式的风险情况分别对待，对于高风险的筹资主体、高风险的投资方式，其比例应低一些，如购买同一公司股票不得超过投资的5％；购买同一公司债券不得超过投资的5％；购买同一公司的不动产不得超过投资的3％；对每一公司的抵押贷款不得超过投资的3％；对于较安全的投资方式但存在一定风险的筹资主体，其比例便可高一些，如存款于每一银行不得超过投资的10％。保险投资必须强调盈利，提高保险公司的偿付能力。但由于某项投资报酬是该项投资所具风险的函数，如对保险资金运用不加以限制，势必趋向风险较大的投资，以期获得较大的报酬，而危及保险企业财务的稳健。因为每一种技资方式的风险大小不同，一般而言，高盈利的投资方式伴随着高风险，低风险的投资方式则伴随着低盈利，显然，全部用于盈利性高的投资方式，必将使保险公司面临着全面的高风险，使被保险人有可能得不到应有的保险保障，也不利于保险公司的生存和发展，因而，为了保证保险投资的盈利性，同时控制高风险，应规定有关高风险投资方式所占的比例。同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任何工商或金融企业均有破产的可能性，无论采用风险大的亦或风险小的投资方式，保险公司都会面临着筹资主体对保险投资所带来的风险，因此为了控制每一筹资主体给保险公司所带来的风险，必须规定投资于每一筹资主体的比例。
第五，寿险和非寿险的保险投资应有所区别。由于寿险是长期保险，许多寿险带有储蓄性，更强调安全性，因而，一般可用于安全性和盈利性高、但流动性较低的投资方式，如不动产、贷款；非寿险是短期保险，要求流动性强，不宜过多投资于不动产投资，而应投资于股票、存款。同时，从风险控制看，寿险公司投资的比例在主体比例方面，应严于非寿险，因为寿险期限长、带有储蓄性，控制主体比例，便于保证保险公司的偿付能力，从而保护被保险人的合法权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