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1-11 23:21:34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汉语论文，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许国璋的论断不但促使我们对汉字的特点加以反思，而且使我们重新思考一般语言理论的文字观。这种文字观出于西方现代语言学尤其是结构主义语言学对于“文字威望”的批判。结构主义语言学家索绪尔力图把语言的研究从文字的研究中独立出来。因为在他那个时代，语言学视野中的文字每每凌驾于口语形式之上。人们“一般只通过文字来认识语言，研究母语也常要利用文献。如果那是一种远离我们的语言，还要求助于书写的证据，对于那些已经不存在的语言更是这样。要使任何场合都能利用直接的文献，我们必须像当前在维也纳和巴黎所做的那样，随时收集各种语言的留声机录音的样本。可是这样记录下来的原件要为他人所认识，还须求助于文字”〔6〕。根据索绪尔的分析，文字的这种威望是由于：
1.词的书写形象使人突出地感到它是永恒的和稳固的，比语音更适宜于经久地构成语言的统一性，更易于为人所掌握。
2.在大多数人的脑子里，视觉印象比音响印象更为明晰和持久。
3.文学语言增强了文字的重要性。它有自己的词典，自己的语法。人们在学校里是按照书本和通过书本来进行教学的。语言显然要受法则的支配，而这法则本身就是一种要人严格遵守的成文的法则：正字法。因此文字就成了头等重要的。
4.当语言和正字法发生龃龉的时候，差不多总是书写形式占了上风，因为由它提出的任何办法都比较容易解决。
索绪尔认为，文字的这种威望是一种专横和僭越。人们忘记了一个人学会说话是在学习书写之前。而且语言有一种不依赖于文字的口耳相传的传统，这种传统十分稳固。例如立陶宛语是1540年才有书面形式的，然而这时的立陶宛语依然在语音、词的结构、名词变格和声调方面都忠实保留古印欧语的特点。索绪尔断言：语言和文字是两种不同的符号系统，后者唯一的存在理由是在于表现前者。因此语言学的对象不是书写的词和口说的词的结合，而是由后者单独构成的。如果把声音符号的代表看得和这符号本身一样重要或比它更重要，这就好像要认识一个人，与其看他的面貌，不如看他的照片。
另有一些学者，讨论了从图画到文字的变迁这个问题。布龙菲尔德在他的《语言论》中指出，一个图画到了已经约定俗成时，我们不妨称之为字。一个字是一个或一套固定的标记，人们在一定条件下描绘出来，因而人们也按一定方式起着反应。这种习惯一旦建立以后，字跟任何特殊实物的相似之处就是次要的了。由于语言毕竟是我们画不出来的那些事物的一种互相交流方式，所以图画使用者到了某个时候便按照口语用词来安排他的字符，用某个字符代表口语片段的某一部分。真正的文字少不了这个前提。于是，有些字既代表一个可以描绘的事物，又代表一个语音的或语言的形式；旁的字失掉了它们的图画价值，只代表一个语音的或语言的形式；单纯的图画字同言语形式如果没有联系，用处就越来越不重要。语言的价值越来越占主要地位。因此，“在语言学家看来，除去某些细微的枝节以外，文字仅仅是一种外在的设计，就好像利用录音机一样，借以保存了过去言语的某些特点供我们观察”。〔7〕。
二
然而，问题并非这样简单。
首先，文字和口语相比，使用了完全不同的表达形式，这种形式本身参与着意义的建构，美国语言学家雅各布森在他的《结束语：语言学和诗学》中认为任何言语都有六个组成因素，它们的相互关系如下图所示：
这表明：任何交流都是由说话者所引起的信息构成的，它的终点是受话者，但交流的过程并不简单。信息需要一些必要的形式：首先是说话人和受话人之间的接触形式（口头的或视觉的，电子的或其他形式的），其次是信息的载体——代码的形式（言语、数字、书写、音响构成物等），最后是使信息“具有意义”的语境的形式（同样的话在不同的语境里会有不同的意义或失去意义）。这样看来，“信息”不提供也不可能提供交流活动的全部“意义”。人们在交流中获得的“意义”有相当一部分来自信息的传递形式——语境、代码、接触手段之中。它们和说话人、受话人、信息一道共同组成整个交流活动的要素结构。而且各要素的作用在交流活动中也时刻处于不平衡之中，这一个或那一个要素会在诸要素中多少居于支配地位。于是，交流活动在一种情境中倾向于语境，在另一种情境中会倾向于代码，如此等等。信息的性质取决于那个占支配地位的要素的功能。这样看来，文字作为一种代码形式，决不仅仅是语言的记录形式或外在设计。它是全部交流活动的“意义”的一种必要的构成。说出来的信息和写出来的信息会在交流活动中具有不同的意义。这种不同的意义事实上赋予代码形式本身（口语的或书写的）以“生命”。当我们面对文字的时候，我们不是简单地面对一种无意义的语言包装，而是面对一个有意义的自主的符号系统。
雅各布森在《语言和其他交流系统的关系》中指出，视觉和听觉是人类社会中最社会化、最丰富、最贴切的符号系统的基础。由此而使语言产生了两种主要的变体——言语和文字。它们各自发展着自己特有的结构性质。它们的历史也充满着时而互相吸引，时而互相排斥，时而握手言欢，时而剑拔弩张的辩证现象。这一点并不难理解：言语作为一种听觉符号系统，它的结构主要是以时间为建构力量的。文字作为一种视觉符号系统，它的结构主要是以空间为建构力量的。当我们把口语的词或句子用文字书写下来的时候，符号系统的转换伴随着功能的转换——文字要对空间作出承诺。
雅克·德里达曾提出要建立一门书面语言学。他在《书面语言学》、《文字和差异》、《声音和现象》等著作中提出：不应把写作看成是言语的外在“服饰”或声音的简化“编成代码”的翻版。世界不是限于和决定于一种以语音为中心的意义模式。通过对书面语言的分析有助于发挥“意义”的潜能，因为书写不是言语的影子，而是关于语言本质的模型。
其次，就文字本身来说，西方拼音文字和汉民族表意文字在书写系统的性质和功能上又有差异。前者因其“拼音”而与概念保持着距离，后者因其“表意”而与概念直接联系。即使是主张文字存在的唯一理由在于表现语言的索绪尔也认为，表意文字有一种强烈的用书写的词代替口说的词的倾向。对于汉人来说，表意字同样是“观念的符号”，“文字就是第二语言”。所以索绪尔称他的研究和结论“只限于表音体系”。帕默尔在《语言学概论》中也指出，汉字是一种程式化、简化的图画系统。它不是通过口语词去表示概念，而是直接表示概念，由汉字书写的书面语言独立于口语的各种变化之外。汉字的这一特质使它在中国社会、文化的统一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中国的统一完全依靠一种共同交际手段的存在，这同任何行政区域的统一是一样的，而这种共同交际手段就是全国普遍通用的汉字。中国各地的方言往往很难被别的方言区人听懂，可是各方言区的人都能看懂用汉字书写的文告。所以，汉字是中国文化的脊梁。一个学习古希腊文献的学生需掌握多种方言才能欣赏荷马、莎芙、希罗多德、狄摩西亚的作品，而一个学会约四千个汉字的学生就能读懂中国四千年的文献。德里达也指出，东方社会一直把语法学视为书面语言的科学。书面语言以视觉和读得懂的方式传达信息，它不是口语的替代品。研究书面语言的术语、条件和前提都与口语不同。
三
事实说明，正是汉字和西方拼音文字的不同特质，造成了中国语言学传统与西方语言学传统的很大不同。在中国古代学者的眼里，汉字不仅有字形，而且有字音、字义、字能。从字音来说，“一句之中，或多一字，或少一字；一字之中，或用平声，或用仄声；同一平字、仄字，或用阴平、阳平、上声、去声、入声，则音节迥异。故字句为音节之矩。积字成句，积句成章，积章成篇。合而读之，音节见矣；歌而咏之，神气出矣”（刘大魁《论文偶记》）。字音是句子音律的基础。所以，“神气不可见，于音节见之；音节无可准，以字句准之”（刘大魁《论文偶记》）。从字义来说，“文字有意以立句，句有数以连章，章有体以成篇”（王充《论衡·正说》）。字义是句义乃至篇章义的基础。从字能来说，“句司数字，待相接以为用”；“夫人之立言，因字而生句，积句而成章，积章而成篇。……振本而末从，知一而万毕矣”（刘勰《文心雕龙》）。字能是句法的基础。总之，中国古代的书面语言中，字是根本。它与句子的语音、语义、语法的关系是“振本而末从，知一而万毕”。所以，中国古代的语言学以汉字的研究为核心，《说文解字》之学始终处于小学的主导地位。王力在《中国语言学史》中也认为，西方的语言学和文字学可以截然分科，中国古代的语言学离开了文字学就好像无所附丽。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的文字学既不是西方的graphemi-cs（研究一种语言所使用的文字符号的字位学），更不是西方的graph-etics（研究一种语言在书写时用来表示言语的视觉符号形状的文字学），而是philology（语文学）。对于中西语言学传统的这种差异，我们不能简单地以西方语言学为标准来作价值判断，就像我们不能以西方文字、语音为标准来评价汉字和汉语一样。这种差异，本质上是一种文化差异，体现出完全不同的运思方向和价值取向。正如许国璋所说：“从语言的书写形式出发，去研究语言，这是汉语语言学一开始就有的特点。”〔8〕又说“汉语的文字学即是研究古汉语演变的历史语言学。”〔9〕还说：“中国的通行文字并不相当于拼音文字的字母，而相当于词素和词。词素和词通过组合规则构成语言，成为信息的载体。中国古代经学家考察文字，实际上是把文字作为文化信息的载体来进行的。”〔10〕
当代西方哲学从人类文明的多元性批判了以索绪尔为代表的现代语言学在拼音文字基础上建立的“语音中心论”（Phonocentrism），批判了现代语言学从西方传统文化承继下来的漠视和排斥书写文字的强大传统。“语音中心论”认为说出的话或语音与思想之间具有直接的内在联系，语音能够透明地呈现思想和内心经验，因而较之文字更接近自然和真实。而事实上对各种非拼音文字的研究表明，文字并不是语言的表达，不是为了表现语言而产生，它自身具有独立的起源。它的起源与政治、经济、宗教、艺术等有着密切的联系。因而“语音中心论”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种族中心论、西方文化中心论。当然索绪尔也认为表意文字一个词只用一个符号表示，而这个符号却与词赖以构成的声音无关，而与整个词发生关系，因此也就间接地和它所表达的观念发生关系。这种不必经过语音的媒介而直接与概念沟通的文字代表就是汉字。索绪尔认为，像汉字这样典型的表意文字，具有一种远甚于表音文字的强烈倾向——用书写的词代替口说的词。因为对汉族人来说，表意字和口说的词都是观念的符号，文字不是口语的记录者，而是第二语言。因此汉族人在谈话中如果有两个口说的词发音相同，谈话人就会求助于书写的词来说明他们的思想，但索绪尔还是将表意文字排除在他的语音优先论之外，显示出他的种族中心偏见。事实上，正如德里达所指出的：在汉字文化中“可以找到逻各斯中心论以外发展着的强大文明的证据。这是对西方中心论的有力驳斥”〔11〕。许国璋对汉语书面形式的性质、功能、价值、意义的论述，对长期以来以其主流追随西方“语音中心论”的中国现代语言学，是一种深刻的警省。
注释
〔1〕〔2〕〔3〕〔4〕〔5〕〔8〕〔9〕〔10〕许国璋：《许国璋论语言》，75、72、1、75、75、74、75、13页，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1。
〔6〕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
认知语言学认为，语言结构是非自主的。人类基本的认知能力和来源于经验的认知模型在语言中有广泛的体现，因此，语言结构为研究基本的认知现象提供了重要线索，人类的认知规律也会影响语言结构的选择。
图形与背景是认知语言学中的重要概念，这两个术语最早来自完形心理学中的形基知觉。图形指某一认知概念或感知中突出的部分，即注意的焦点部分；背景即为突出图形起衬托作用的部分。这一理论表明，当我们观察外部世界时，都会形成一个认知场，这个认知场就是由图形和背景两部分构成。在认知语言学分析中，图形与背景是认知运作和语义结构重要的和基本的特性。图形就是所要描写的对象，背景是其所处的环境。对图形的选择决定于注意的焦点、移动方向、观察的方位等。图形和背景也可以理解为一种位置关系，对象的所处位置、颜色对比、动静对比（易于移动的物体倾向于成为图形，但是在大量移动的物体中静止的物体又倾向于成为图形）、大小对比等都是区分背景与图形的因素，在一个认知场中，得到突显的部分是图形，没有得到突显的部分是背景，图形与背景相比总是更容易识别，更容易引起注意，也更容易记忆，并且更容易建立起一定的意义来。①例如，“在的右边。”和“在的左边。”这两句话虽然说的是同一个意思，但前一句中的“”是作为图形出现的，因而受到重视，“”是作为背景出现的，在人们的感觉中被忽视了；第二句正好相反，充任图形的是“”，充任背景的是“”。因此，我们可以看出，同一对象会因为充任图形而得到突显，若充任背景则被忽视。
从图形－背景论分析存现句
一、存现句的内涵
存现句作为汉语中一种特殊而重要的句式，传统的研究主要有以下几种基本观点：
从句意角度：吕叔湘最早从句义入手，指出“这一类有无句单纯表示事物的存在，也可称为存在句。”②张静认为存现句是表示主语有什么，在何处。或者只是叙述出现了什么，消失了什么的无主句。③
从句式结构角度：认为这种句子是由“处所词＋动词（着）＋（数量词）名词”三部分构成。④
同时从句意和句型入手：以宋玉柱为代表，认为它是表示什么地方存在着什么东西或人的句子。⑤邢福义在《现代汉语》里说“存现句是表明人或事物的存在、出现或消失的句子”。⑥
我们从各家的论述中可以看出，他们的落脚点显然是句子的语法结构，都是从句型、句义来下定义的。
二、图形－背景论分析存现句
运用图形－背景理论从人类认识事物的认知模式角度来描述存现句存在的合理性。存现句相对于相关的同义句式，我们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分析。
1、句末呈现焦点
在语言研究中，图形－背景是一种认知结构或认知模型，图形是所要描述的对象，认知上较突显，背景是其环境，认知上不太突显。就句法结构而言，在一个简单的主谓宾句子里，主语是图形在语言中的现实化，宾语是背景在语言中的现实化，谓词是联系的中间环节。图形－背景理论为主谓顺序的合理性提供了认知上的理论支持。转、主于句末，方所词语（时间词语）位于句首的作用
存现句相对于相关的同义句式，结构上的特殊性有其存在的合理性，能给人提供不同的意象和感觉。存现句中的主体名词相对于相关的同义句式，它的位置在句末。
烟尘滚滚的场地上狂怒地蹦跳着一只斗牛。——一只斗牛狂怒地蹦跳在烟尘滚滚的场地上。
这组句子中，后一句式中主语的位置突出了“斗牛”对“蹦跳”，“两条汉子”对“立”的支配作用，前一句式中“斗牛”和“两条汉子”都是处于宾语的位置，就无法突出这种作用，但是却强化了“斗牛”蹦跳时和“两条汉子”立着时的状态。
方所词语（时间词语）在一般主谓句中位于动词之前或句末，存现句中的方所词语（时间词语）则必须放在句首，用图形－背景理论来解释，它就是充当了一个大的背景，位于句首更能起到展示大背景的作用，并能够使读者的注意力首先集中在这个背景上，然后再过渡到图形。
河堤上扔着我的镰刀和草筐。——我的镰刀和草筐在河堤上扔着。
试比较例的前后两个句式，后一句式中读者的注意力焦点是由已知物“镰刀和草筐”开始，然后扩展到环境“河堤”上，我们对环境认知的整体性以及关注的强度就会受到影响，前一句式则在我们认知尚处于空白状态时将一个环境“河堤”充塞到我们的视野中，从而保证只有在这个较为稳定的环境被确立为整个认知的背景时，对“扔着镰刀和草筐”这个对象的接受和理解才能顺利进行。另外，句首的方所词语（时间词语）之后直接与动词性词语相接，没有名词性成分干扰对方所词语、时间词语的理解，更保证了对背景的心理注意。
在实际言语交际中，这两种句式都是人们经常用到的，说话者究竟用哪一种，在很大程度上要依据个人的主观意图而定，不过，在这里我们强调的是，当我们说某部分是图形，另一部分是背景时，并不意味着背景不重要，只是说它不是焦点。但没有背景是不行的，一方面，没有背景句子不能满足完形特征，另一方面，没有背景
图形也得不到烘托。
结语
总之，认知语言学在分析句法时告诉我们，语言结构是基于人们对世界的经验，对语言的运用与我们怎样感知周围的事物和情景有密切关系。认知语言学对句法的分析不是试图说明句法之间的转换关系，也不是论证句法如何与客观事物相对应，而是试图阐明人们观察和认识事物的方式决定语言的形式。存现句的作用就在于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认知上的框架，它首先提供了一个明确的背景，然后将一个对象以引人注目的方式引入，作为轮廓鲜明的图形放置在背景下。作为一种特殊的句式，存现句通过主移到句末，成为句末焦点，句末图形，从而引起读者对其进一步的关注。运用图形－背景理论分析，我们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任何一种语言形式，不管它表面上看来特殊与否，在本质上都遵循了人类的认知规律，都反映了人类的认知结构和认知过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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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邢福义主编．现代汉语[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
现代汉语论文开题报告及格式
开题报告
题目：《浅谈贾宝玉与西门庆的悲剧性》
姓名：自己名字
指导老师：老师名字
专业：汉语言文学教育
系别：中文
年级：自己年级
1课题论证
(1)国内外研究现状
中国的两大世情小说《红楼梦》、《金瓶梅》。对他们的研究是中国古代小说研究领域中的两大学术热点。被称为中国第1奇书的《金瓶梅》从106世纪末问世后，研究者1开始不是很多，但是随着中国学术的从古典向现代转型，随着小说价值观念的变革与更新。对《金瓶梅》的研究渐渐的由微入深，被学术界称为“金学”。并受到国外学者的高度重视。现如今的外文译本有英、法、德、意、拉丁、芬兰、俄、日、朝、越、蒙等10几多种文种。对其做出了各方面的重大研究，并称其为中国通俗小说的发展史上1个伟大的创新。国内外的众多评论者并对其的创作时代、作者，及其所要暴露的社会矛盾和小说中所剖视扭曲的人性、悲剧性，性的描写，人物性格的刻画，语言的运用，并对其形成的网状结构做出了大量的归纳和探究。《红楼梦》与《金瓶梅》之间有着10分明显的继承和发展的关系。《红楼梦》是《金瓶梅》的1个重大的突破。引起了众多的人对《红楼梦》的评论和研究的兴趣，并形成了1种专门的学问——红学。《红楼梦》这部伟大的作品是属于中国的，也是属于世界的。《红楼梦》在国外有多种的译本：英、法、日等10几种语种的译本。并且国内外众多的评论者对其版本、作者，以及其的社会悲剧，人生悲剧，爱情悲剧，人物性格，个性化的文学语言，写实与诗化的融合，浑融1体的网状结构做出了大量的归纳和探究。然而，贾宝玉与西门庆作为是《红楼梦》和《金瓶梅》的两位男主人公。国内外的众多评论者都对其2人的人物形象，语言风格，现实原型，性格内涵，性的体验，个人悲剧等都做出了归纳和探究汉语言文学专业本专科生毕业论文开题报告及格式汉语言文学专业本专科生毕业论文开题报告及格式。《红楼梦》作为是《金瓶梅》的1个延续、1个发展，它的男主人公贾宝玉与西门庆有着1定的联系，对其2人的研究在今后应趋向于2人的社会悲剧，人类悲剧，男人悲剧的诠释及分析。
(2)现实意义
《金瓶梅》作为是中国的第1奇书，自问世以后，就为中国的世情小说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并且把我国长篇小说的发展划分成了才子佳人的故事和家庭生活为题材描摹世态的及以社会生活为题材、用讽刺笔法来暴露社会黑暗的两大派系。而《红楼梦》在批判的继承了《金瓶梅》的才子佳人小说的创作经验后又有了重大的突破。成为了世情小说最伟大的作品。在“54”文学革命者做出了新的评价，鲁迅等阐述了《红楼梦》的现实主义精神和杰出成就后，使《红楼梦》的现实主义精神得以回归。直到现在，《红楼梦》、《金瓶梅》仍是许多作家永远读不完、永远值得读的好书。成为中国作家创作出高水平的作品的不可多得的借鉴品。然而，探讨两大名著的男主人公贾宝玉与西门庆的悲剧性，可以对两大名著中的社会悲剧，人类悲剧，男人悲剧更好的认识和了解，以供后人借鉴。从而启发后世的世情小说的创作，使今后的世情小说创作中的人物悲剧性达到1个更高的巅峰。
2方案设计
(1)总论
没有《金瓶梅》就写不出《红楼梦》，从《红楼梦》与《金瓶梅》题材类似的角度引出中心论点。
(2)分论
全文分3个部分
第1部分：阐述西门庆的悲剧性
西门庆1个市井无赖、流氓、棍，1个精明的商人，靠着他对金钱的占有肆意的挥霍、放纵，以自我为中心来实现他对放纵，及其通过金钱获得了强大的权利，随意的鄙弃人间，在此背后所体现出的社会的黑暗、腐败。构成了其特有的社会悲剧、人类悲剧、男人的悲剧。
第2部分：阐述贾宝玉的悲剧性
贾宝玉1块晶莹剔透的宝玉1个显耀的贵族，他的个性、他的自我、他对女孩子的尊崇迫使他与封建传统相背道。他作为荣国府的唯1继承人，他肩负着荣国府的全部希望。但是他自身的性格特点，使他成为了“大逆不道的不肖子。”
第3部分：论证传统的价值观、传统的伦理观与贾宝玉、西门庆的悲剧性
传统的价值观、传统的伦理观，在贾宝玉与西门庆的行为中被肆意的践踏，新兴的与传统的极大的对立，但是封建的旧势力是无比强大的，最终，贾宝玉是失败的，西门庆是失败的，形成1个永恒的悲剧。
(3)总论
总括全文，证实论点
3计划进度
第1阶段：2007年10月20日——2007年12月18日阅读文献，收集资料
第2阶段：2007年12月19日——2008年1月6日拟定写作提纲
第3阶段：2008年1月7日——2008年3月31日撰写初稿
第4阶段：2008年4月1日——2008年5月11日修改定稿
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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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张国星编：《鲁迅王国维解读〈红楼梦〉》，辽海出版社，2002年版。
[11]智喜君著：《〈金瓶梅〉与欲》，辽海出版社，200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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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张国风著：《〈红楼梦〉趣谈与索解》，春风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
[14]朱1玄编：《红楼梦资料汇编》，南开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英文摘要】Thesourceofpoemandmusicisoralphrase,butthematerialofpoemislanguage,whichiscomposedofsoundandmeaning.Itisinevitablethatpoemlanguageseparatesfrommusic.Theactionofnotepoem（采诗）fuifilledbyYuefu（乐府）isoneofturningpointsoftheseparation.Thediscoveryofwenqi（文气）andinductionoffourtones（四声）,makelanguagediscovertherhythmofitself.Soitispossibleforthepoetictexttobecomeindependent.Thepursuitofperpetuitymakespoemspermanentbymeansofsilence.
【关键词】诗乐共生/乐府/文气/四声
originofpoemandmusic/Yuefu/Wenqi/Fourtones
一、诗歌的原生态——诗乐短语。词语在被诗歌挑选的开始，就进入了一个先于诗歌而存在的音乐结构，诗歌语音结构模式是先于诗歌语言，乃至于先于具体诗歌和音乐而存在的音乐模式
诗和音乐最初都是以“歌”这一形式出现的：“故歌之为言也，长言之也。说之故言之，言之不足故长言之，长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礼记·乐记》）刘勰在其所著的《文心雕龙·声律》中也指出：“夫音律所始，本于人声也。”诗乐共生，这是对于中国诗歌和音乐起源的描述。上古时代没有记乐谱的方法，也没有严格划分的音阶，在传播过程中，语言作为声音的载体，使得歌曲得以发生与传递：“《音初》讲四方之‘音’，此‘音’就指的民歌，其概念是包括了曲调和语言在内的。”[1](p.85)《燕燕歌》及《候人歌》作为汉语诗歌的发生神话，说明音乐形式在其发生之始，是以简约的口头语言为其载体，并且由此而得以显现。这一时期的音乐与语言同在，没有抽象的节奏和旋律，节奏在诗歌对于停顿以及韵律等等语言现象的运用中得以实现，旋律则通过诗歌语言音调的曲折实现；反之，诗歌语言生来就处于音乐形式之中，其每一个音节都有赖于音乐化组合与连接。因而，在诗歌语言中，句逗产生于音乐节奏，音乐和诗歌的共在也自觉强调了诗歌语言中的声之曲折，诗歌和音乐实为一体。
汉语诗歌的发生不是一音节一音节的堆砌，对于诗歌的具体发生状况，C.H.王在《钟鼓》一书中进行了具体考察，指出早期诗歌和音乐的基本形式是对于几个词语的反复吟咏：“口头诗歌的形式特征之一，便是诗歌语言由一些短语组合而成的，类似于马赛克结构。”[2](p.9)这一现象被作者称为“马赛克”，并以此分析中国早期口语诗歌《诗经》，指出：“我为《诗经》形式下如下定义：诗歌套语(phrase)是不少于三个词的结合体，它们同时组成语义单位，通过重复或者由于处于同一个或多个诗歌韵律中，被用来表达诗歌的主题。”[2](p.43)如果说《诗经》作为口头文学是语义单位的连缀，那么作为“北音之始”的《燕燕歌》和“南音之始”的《候人歌》，则体现了诗—乐套语的原生态。由此可以得出结论，诗歌作品最初形态是口头存在，并以动—宾或主—谓为其基本结构的。如C.H.王所说，“马赛克”是最早的诗歌结构方式，那么组合前的马赛克材料就是日后诗歌的基本声音单位——诗行。从诗歌单位短语的诞生到它们的组合、连缀，经过了漫长的时间过程。在音乐性声音的重复之中，词语也随同音乐一起重复，反之，在词语重复的过程中，由语调所衍生的乐曲也一同回环往复，音乐存在于词语之中，节奏就是词语音节本身，这些音节的延长和重复就形成朴素的旋律。诗歌短语的最初连缀方式，就是对于这一种或几种诗歌短语的不断重复与组合，成熟时期的音乐只不过是将这种声调与节奏的重复进行抽象、变形而已。我们在《诗经》中的很多作品里，都可以看到这一痕迹，一唱三叹作为《诗经》的主要结构方式，为这一时期的诗歌套语在音乐结构中的连缀方式提供了有力的例证。因而，《诗经》所收录的全是乐歌，以致于有的学者认为《乐经》没有佚失，《诗经》就是《乐经》（注：现代学者朱谦之先生在《中国音乐文学史》中以很大篇幅论证“《诗经》全为乐歌”，如果说这这理论仅仅是作者为证明中国文学皆为音乐文学寻找理论根据的话，那么顾颉刚对于“《诗经》皆为乐歌”也有专文论述。）。这一点是否确凿，本文存而不论，但是仅仅这一观点的提出就说明，《诗经》不仅仅是一个诗歌事实，同时它也是个音乐事实。
首先，我们可以从以《诗经》为代表的上古诗歌结构中看出，一唱三叹是其典型的结构方式。李纯一先生在《先秦音乐史》中，以《诗经》的诗歌语言结构方式来界定当时的音乐形式，将它们形式概括为“单一部曲式”和“单二部曲式”。[5](p.11)前者是对于一个段落成一个诗句的不断重复，形成AAA结构。例如：《王风·采葛》：
A彼采葛兮，一日不见，如三月兮。
A彼采萧兮，一日不见，如三秋兮。
A彼采艾兮，一日不见，如三岁兮。
在这种重复中，绝大多数词语以及句子结构不变，个别词语产生变化。单二部曲式是两个诗歌段落在交错中重复，也就是两个诗歌段落的交替出现。例如《秦风·黄鸟》：
A交交黄鸟，止于棘。谁从穆公？子车奄息。维此奄息，百夫之特。
B临其穴，惴惴其栗。彼苍者天，歼我良人！如何赎兮，人百其身。
A交交黄鸟，止于桑。谁从穆公？子车仲行。维此仲行，百夫之防。
B临其穴，惴惴其栗。彼苍者天，歼我良人！如何赎兮，人百其身。
A交交黄鸟，止于楚。谁从穆公？子车针虎。维此针虎，百夫之御。
B临其穴，惴惴其栗。彼苍者天，歼我良人！如可赎兮，人百其身。
整个诗歌过程采取了AAA或ABABAB的结构，也就是重叠和变化，如果把AB作为一个声音过程A’来看的话，单二部式可以简化为A’A’A’，本质上和前者同构。声音的特征就是瞬间生灭，对于远古的声音无法追究，但仅仅就《诗经》文本也可以窥见它和音乐的共生，以及由于诗乐共生所带来的诗乐的共同结构。二、诗歌与音乐共生的一刻，同时注定了诗歌和音乐的分离，其根源在于诗歌是语言艺术，而语言本身就是声音形象与概念的二元组合
《诗经》以及其它口头存在的诗歌作品，含有大量的虚字，它们不仅是语气助词，同时也是音乐化的节奏助词，声词一体，这是诗乐合一的另一个重要痕迹。但是在诗歌与音乐共生的一刻，就注定了诗歌和音乐的分离，其根源在于诗歌是语言艺术，而语言本身就是声音形象与概念的二元组合。这种二元存在导致了对于《诗经》的“声用”与“意用”[4]，简单地说，就是《诗经》作为“歌”以及作为外交辞令的功能二元化，而对于诗歌语言“声”和“意”的自觉，使得音乐和语言不可避免地各自呈现自身。诗歌语言在其发展过程中不断脱离声意同时反复的连缀方式，在保留抽象的音乐数目以及声音单位的同时，词语以及词语的变化、丰富显得越来越重要。诗歌语言的内在能动性在诗歌形式变迁中的不断自我生发，原有简单的重复式连缀方式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变化，虽然这种变化仅仅发生在诗歌语言内部，但是它直接导致了诗歌和音乐关系的变化。诗歌语言从《诗经》式的简单重复方式中渐渐解脱出来，形成具有连续意义的结合体，诗歌的音乐性由外在语音的音乐化联系向语义渗透，在词语与词语、诗行与诗行之间逐步形成意义的有机横向联系。从以后的乐府诗歌中我们可以看出，这一时期的诗歌形式已经超越了《诗经》诗—乐套语的拼凑方式。乐府诗在句与句之间，已经不再是简单的重复了，虽然乐府诗本身也朗朗上口，具有很强的音乐性，但这种音乐性来源于其词语在音节数量和句逗方式上的音乐化组合，这事实上是具体诗歌文本和具体音乐分离的第一步。在诗歌语义不断丰富的同时，对于语言声音形象处理也不断更新与复杂化。诗歌语言声音形象和概念，或者说音与意的二元发展，最终导致了对于“声”与“辞”的分别记载，《诗经》中声辞合一的存在方式，一变而为“辞”与“歌声曲折”（《汉书·艺文志》）的二元并立，“辞”就是诗歌语言，“声曲折”就是与“辞”相配的乐谱，而这一变化的具体促成者便是作为政府音乐机构的乐府。
文人对于民歌的参与，诗歌的口头存在向案头存在的转化，则是诗乐共生状态解体的重要契机。“采诗”这一过程，便潜在地存在着文字和曲调的分离。据《汉书·食货志》载：“盂春之月，群居者将散，行人振木铎徇于路以采诗，献之太师，比其音律，以闻于天子。”而“采诗”的过程，就是由文人参与，诗歌语言从诗乐一体的口头传播中被分化出来的过程，或者说是“歌”的文字化过程，这已经暗含了诗乐分离的端倪。随着诗歌存在方式从口头向案头的转化，诗歌的音乐性也发生了从声音层面向意义层面的转换，这一点将在下文有详细论述。最初诗歌声音层面的高度音乐化，无疑和当时诗歌的发生方式以及传播方式密切相关。英加登指出口头文学和书面文学“这种作品是一个纯粹的语音学构成。但是，一旦它以手抄本以及后来的印刷形式记录下来，从而主要是供阅读而不是听的，这种纯粹的语音学性质就改变了。印刷品（被印刷的本文）不属于文学的艺术作品本身的要素（例如尼古拉·哈特曼曾认为它是一个新层次），而仅仅构成它的物理基础。但是印刷的板式的确在阅读中起着一种限定作用，所以语词声音和印刷的词语建立起密切联系，尽管它们并不构成一个统一体。印刷符号不是在它们个别的物理形式中把握，而是像语词声音一样作为观念的标志而被把握的，它们在这种形式中同语词声音联系在一起。这对文学艺术作品整体形式造成一定的损害，但是另一方面，它比口头流传更忠实地保持了作品的统一性。”[5](p.13)说文本存在方式的转变对于作品整体“造成一定损害”是不准确的，但是存在方式与传播方式的改变，对于艺术作品本身所带来的改变则是毫无疑问的。这种以“采诗”为主要存在目的政府音乐机构——乐府，对于汉语诗歌形式的改变，具有不可估量的影响。这里，我们便不能不对“乐府”进行一个简要的考察。
在汉语诗歌发展史中，“乐府”是一个出现频率非常高的诗歌术语，但是正由于这一术语的频频出现，使得其内涵十分模糊。首先，乐府是一个收集歌曲的政府机构，同时也被用来称呼这一机构所收集的歌曲，并且用来称呼沿袭乐府某曲调模式所创作的诗歌。乐府作为一种诗歌体裁一直延续到明清。尤其是唐代白居易等人掀起的“新乐府”创作活动，又赋予它以新的内涵。这一时期的“乐府”几乎成为现实主义文学的代称，这就使这一本来不甚明了的概念变得更加模糊。乐府诗歌从其来源划分，是乐府作为一个音乐机构所收集的民间歌曲以及歌词；从其曲目以及声音类型划分，就是按照一定曲目或一定声音模式所创作的诗歌；从其内容划分，就是具有现实主义倾向的诗歌群体，是《诗经》讽喻传统的延续。宋人郭茂倩编撰的《乐府诗集》更是华夏本土与异域曲辞兼收，列出大小条目十二类，且从汉一直收集到唐，体兼合乐与不合乐两类，形式上横跨古体诗和近体诗两种绝然不同的诗歌形式。所幸编者是宋人，自然收集不到明清作品，否则将会更加汗漫无端涯。近代有诗歌研究者提出：“大概归纳下来，乐府中的诗歌，凡是在近体诗未成立以前的诗都叫做‘古诗’，继续古诗的便是近体诗，所以乐府诗之与古诗，实在是二而一，一而二的东西，在诗体上来说是古诗，在合乐方面来说是乐府，乐府并不是特殊的诗体。”[6](p.20)而自古以来，对于乐府是什么，似乎也只是给出经验性的界定，王渔洋在其《师友诗传录》中指出：“如《白头吟》、《日出东南隅》、《孔雀东南飞》等篇是乐府，非古诗：如《十九首》、《苏李录别》，是古诗，非乐府，可以例推。”乐府和古诗的具体划分原则是什么，王渔洋并没有交代，仅仅列举了一系列作品名称以供“例推”。但无论“乐府”作为音乐机构这一实体而存在，还是以与诗歌语言相分离的单纯的音乐曲目而存在，它在客观上是促使诗乐解体的重要契机。乐府事实上促使了诗乐共生状态下诗—乐形态文字化并案头化，诗歌语言内部潜在的“音”、“意”二元存在被明朗化了。歌的声音系统被加工为独立存在的乐曲，诗歌的写作程序由诗乐共生变为依声填词，“感于物而后动”的放歌，一变而成为在某种具体音乐形式限制下的文字活动了。
如同音乐之瞬间的消失是一种宿命，诗歌和音乐的分离也是一种宿命。乐府的采诗过程所造成的诗歌传播与存在方式的改变，为诗歌和音乐的分离作出准备：诗歌从口头向案头的转换为诗歌内在音乐系统——“文气”，以及外在声音系统“平仄”创造了条件，“文气”以及“平仄”系统的产生都是案头创作的结果，是对于声音和意义的精心构造，它们的出现使得诗歌成为一种沉默的歌唱。
此外，需要补充一点的就是，诗乐一体的主要基础是伴随诗歌语言，并为之提供基本节奏的古乐器——钟鼓：“原始音乐本来是很简拙的，看它和集体劳动和舞蹈结合得那样紧密，可以推知节奏应是它的基本因素。古人说原始歌曲‘乐而无转’应是可信的。”[3](p.11)而丝竹管弦的出现，以及它对于金石钟鼓的势不可当的冲击，使得在诗歌和音乐的合作中，旋律不断代替节奏，旋律的出现为音乐从诗乐一体的组合体中独立出来，提供了可能性。与节奏相比，旋律以其相对复杂化和个性化，自觉形成了“声曲折”。这种逐步脱离语言的“声曲折”和节奏相比，首先是需要记载的，同时也容易佚失。在诗歌语言本身的进化过程中，音乐也逐步独立，形成具有独立审美价值的艺术门类，“从西周到春秋中叶，诗与乐是合一的。春秋末叶，新声起了，新声是有独立性的音乐，可以不必附歌词”[7](p.366)。但是音乐具有独立的可能，并不意味着诗歌和音乐的不相容，即使在诗歌和音乐完全独立以后，语言和音乐的共同产物——声乐还是有它存在的理由。只不过，诗乐各自成为一种独立的艺术形式以后，音乐与语言的不断分分合合，都是以音乐和语言形式各自作出相应改变为前提的。三、由寂静抵达永恒——诗歌文本的独立。对于永恒的追求，进一步成为诗歌摆脱音乐瞬间生灭这一宿命的契机，促使诗歌超越声音趋于永恒
对于诗歌和音乐的分离，人们给出的最常见的解释就是语言四种声调的发现，四声以及对于四声的二元化——平仄的发现与归纳，导致了语言诗歌内部音乐性的觉醒，使得诗歌独立于外在曲调以及乐器而存在。四声对于诗歌音乐性的独立的确是一个重要契机，并且四声的发现对于“合乐”的诗歌，也可以称作诗歌语言自身的音乐要素的发现，但诗歌作为一个整体而言，声音层面的因素虽然极其重要，相比之下还是外在要素，属于传统中国美学中的“形”这一层面。因而，仅仅是四声的发现，似乎还不足以使得传统诗乐一体的存在方式发生如此巨大的变化，特别是对于艺术外在要素“形”极度蔑视的中国传统审美思维而言。笔者认为，在四声对于诗歌声音规则进行彻底革命之前，汉语诗歌语言已经具备了使其独立存在的灵魂——文气（注：关于“文气”以及“文”与“气”的内涵，王运熙先生在其《中国文学批评通史·魏晋南北朝卷》给出了较为详细的界定。魏晋时代的“文”当包含诗歌，在后来“文”“笔”之争中，“文”进一步被界定为“有韵为文”。“气”则不但是一个更广义的概念，同时也是一个重要的音乐概念，王先生在书中指出：“它既包含了声音的宫商节奏，也还可以包含诗歌在内。因此‘乐气’与诗文之‘气’不是毫无关系的。”以上论述详见《中国文学批评通史·魏晋南北朝卷》，第20-38页，另参《中国历代文论选》，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163页。），“文以气为主”这一命题只不过是经曹丕之口明确提出而已。“文气”的完备，为诗歌的独立在语言内部或者说在语义层面提供了可能性；为诗歌在“神”这一层面，成为超越声音的永恒存在，提供了可能性。对于“文气”，曹丕的确是用音乐来比喻的，甚至可以说是用音乐来界定的：“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以力强而致。譬诸音乐，曲度虽均，节奏同检，至于引气不齐，巧拙有素，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曹丕《典论·论文》）
对于“文气”的自觉，使得汉语诗歌经历了一次创造行转型。原始诗歌和音乐以一种马赛克的镶嵌结构存在，那么其特点之一就是拼凑。诗歌语言作为一个文本碎片，在语义层面没有一个完整的内在发展线索。在反复吟咏中，语言与直观的音乐形式同在，或者说借助于对于本源性时间的直观呈现成为诗歌，而语言一旦和音乐相分离，就显得相对单调。并且，回顾先秦两汉对于诗歌的界定，就可以发现，它们都是从或者主要是从声音角度出发的：“言之不足故长言之，长言不足故咏歌之……”，或者将诗歌作为音乐的一部分提出来：“诗为乐心”、“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等等不一而足。在诗歌语言不足以表达歌唱主体的情感的时候，人们仅仅着眼于对语言音调进行再加工，也就是求助于外在的音乐以及乐器的配合，而不是挖掘文字本身的表达能力。虽然，早在孔子时代就提出“文质彬彬”，“言之无文，行而不远”等关于“文”的命题，其中的“文”并不仅仅是指文字而言，而主要是立足于“声成文”来谈论文字的，并且“文”和“辞”属于两个不同的层面。这可以从孔子在《论语》中对“文”的用法中得出结论，他在提出“周临于二代，郁郁乎文哉！”（《论语·八佾》）的同时，提出“辞达而已”。但其中“文”是针对周代的“礼乐”而言的，而不仅仅是文字。先秦时代的“文”常常被用来指整个人类文明，甚至是天地万物本身，“天文”、“人文”等便是。总之，在以《诗经》为代表的上古诗歌一唱三叹的歌唱方式之下，使诗歌语言得以贯通并成为一体的是“声气”，而不是文字本身内在气脉的流动；使得诗歌短语有机连接的是音乐，而不是诗歌语言本身。在乐府的采诗以及依声填词的过程中，诗歌作为一种相对单纯的语言活动显得无所依傍，并且只能求助于语言自身。“文以气为主”这一命题的提出，明确地将诗歌的重心放在诗歌语言内部，其宗旨就是使得诗歌语言本身成为一个有机整体。曹丕为了更清晰地说明“文气”，反复使用了音乐或者音乐术语，例如“气”不仅仅和作者的个性相联系，甚至具有地方特性：“徐干时有齐气”，这同样是音乐话语的运用，从音乐发生之日起，中国音乐美学就以地域——“南音”、“北音”为音乐命名。需要说明的一点就是，“文以气为主”中的“文”也不仅仅是文字的语义层面，而是将语义和语音作为一个整体提出来的，“声气”的绵延与语义的绵延密不可分。
对于“文气”的分析，古今都不乏其人和其文，本文仅从一侧面，分析这一命题对于诗歌内在音乐性的建立所起的划时代作用。“气”是“乐”的根本因素，乐之产生的根本原因就是“气之动物，物之感人”。而“文气”的自觉，使得文字与文字之间不仅仅是语义上简单的横向联系，或者是语音本身的重复，而是一种特殊的体现个性的联系，这种个性化的横向联系就是我们诗歌的内在旋律。如果说，以《诗经》为范本的上古诗歌只是一种诗乐短语的连缀的话，那么，“文气”的完备，则标志着这种拼凑痕迹的消失，使得诗歌不但在声音形式上是一个有机整体，同时在内在语义层面也“一气贯通”为有机的音乐化整体。“文气”有两方面的属性，首先是创作主体的气质与天性，其次是这种气质和天性在诗歌中的反映，“文气”来源于主体对于“道”的独特分享以及“道”在文字中的映现。需要再次强调的是，并不是曹丕提出“文气”这一概念以后它才存在于诗歌语言中，他仅仅是陈述一个事实而已。在诗歌发展的过程中，由于曲和辞分离的宿命，由于文人对于诗歌创作活动的参与，诗歌的内在“文气”已经具备了，不过经曹丕之口明确提出，正式从理论上宣告了诗歌内在音乐性的独立，同时，“文气”进一步成为诗歌创作自觉的美学追求，这是诗歌作为音乐化文本独立于外在曲调的前提。
“文气”作为语义层面的音乐，为诗歌的独立提供了内在的可能性，但是也仅仅是可能性而已。诗歌的真正独立，还需要语音层面的自觉，毕竟，内在的文气是通过外在的声音形式显现出来的。“气”是诗之神，只有形神兼备，神才有所依附，而对于汉语声调的发现以及声音功能的探讨，为“文气”的显现和依附提供了物质条件。朱光潜指出：“中国诗在齐梁时代走上‘律’的路，还另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乐府衰亡以后，诗转入有词而无调的时期，在词调并立以前，诗的音乐在调上见出；词既离调以后，诗的音乐要在词的文字本身见出。”[8](p.200)在四声发现以前，诗歌语言是通过对语音的音乐化处理，如延长、重复、曲折化等等以获取其音乐效果；而四声发现以后，音乐音响则是在对于单个语音有选择的运用与组合中自然获得。作者开始从个别词语的音调入手，考虑诗歌整体的音乐效果，于是在汉语诗歌的发展过程中，音乐形式从与诗歌语言的共生状态下抽象出来，为诗歌语言提供规定性。[9](p.167)虽然平仄系统并不是音乐结构本身，而仅仅是它的一个相对固定的外在表现形式。但外在形式的变化，一方面揭示了先于具体诗歌而存在的音乐形式由隐而显的历程，同时也揭示了主体对于世界的观照方式。平仄系统对于诗歌语言的规范，揭示出更深层的主体对于世界的观照方式的改变：“我甚至认为，律诗的形式体现着中古以来中国文人一种对宇宙人生的至深的，潜意识中的信念”[10](p.136)；“中国诗歌之律化过程是魏晋时期以王弼易学所代表的新的宇宙观念，以及向视为‘天地之和’的音乐观念之输入文学所共同催生的概念下的结果”[10](p.137)。笔者认为，律诗是律化宇宙的自觉而直观的表现，它反映出宇宙与生命的音乐化关联。四声不仅仅是对于诗歌语音的技术性处理，有人甚至指出：“夫四声者，无响不到，无言不包。”（刘善经《四声论》毫无疑问，这是对于四声功能的夸大其词，而对于四声功能的无限扩大化，使得四声已经超越了功能性存在，一变而为对于世界的观念性存在了。如此，语言是存在之家，而四声则成为语言之家，它的发现最终使人们意识到，语言是一个自足的体系，诗歌是一个可以和律化大宇宙同构的小宇宙。平仄系统对于诗律的制定，事实上就是为诗歌这一完整的艺术形式“制礼作乐”的过程，使得诗歌语言本身就具备了和谐的声音，而无需通过对于语音的外在音乐化处理，更无需通过外在的曲调或乐器使得诗歌与“乐”同在。四声的发现以及对于平仄系统的不断严格化，使得诗歌语言在内部建立了自己的规范。于是，“文气”以及“四声”从内外两个方面宣告了诗歌的独立，使得诗歌内部以四声为物质基础的“形”与以“文气”为筋骨的“神”完全齐备，诗歌通过语言本身，已经形成一个形神兼备的律化世界。以上一切为汉语诗歌最辉煌的声音——唐诗的出现作好了一切准备，同时也为诗歌以“词”、“曲”等不同形式的出现做好了准备。【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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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联绵词和外来词的定义
联绵词是古代汉语的遗留。指两个音节连缀成义而不能拆开的词。可以分成：
双声联绵字：
例如：犹豫慷慨含胡玲珑：
叠韵连绵字：
例如：腼腆朦胧玫瑰怂恿
非双声叠韵连绵字：
例如：珊瑚妯娌囫囵嘀咕。
汉语发展史表明，任何语言在其与汉语交往过程中。都无例外的要留下它们的痕迹。汉族社会发展到近代和现代阶段，由于和外族社会的接触更加频繁，所以，汉语中的外来词更是不断地大量地产生着。如“几何”“比重”“方程”“意识”“抽象”“范畴”“客观”等等。
二、联绵词和外来词中的音节缩减或成为构词成分的现象
和所有的事物一样，语言也是永无止境地运动着，并且永远在不断地运动、变化和发展，但同时也具有相对静止的静态形式。语言正是在这两种形式的不断相互作用和交替中。得到了不断的变化和发展。
联绵词是古汉语的遗留，指两个社会和语言的发展变化下，一部分联绵词中的某个字逐渐独立出来，可以代表整个联绵词的含义而存在。或与其他字组成新词，在新词中仍然代表整个联绵词的含义。
例1：“妩媚”是联绵词，指姿态美好。随着时代的发展，“媚”字可以代表整个“妩媚”的语素义。如：她笑得很媚。同时“媚”字又可以组成新词“媚眼”。
例2：“豆蔻”原义指多年生草本植物。后来用来指少女芳龄十三四岁。“蔻”无语素义，随着社会发展，在新词新语“扮蔻”中的“蔻”有了指少女芳龄的“豆蔻”的整个语素义。如：扮酷的人威风冷峻，扮蔻的人则漂亮、可爱。
例3：“蘑菇”。随着科技日新月异。蘑菇的品种增多。就有了对应的一系列新词的出现，如“白蘑、口蘑、鲜蘑、香蘑、草蘑、春蘑”等等。
同样，外来词的发展也具备这个趋势，即外来词中几个字原本组合在一起才能表示这个外来词的词义。但随着社会发展，外来词中的某一个字即可代表整个词义，或产生与其他字组合的功能，组合后，这个字仍代表原来的词义。
例1：“因特网”是“internet”的译注。但现在说“网”即指因特网。产生了“上网”“网吧”“网友”“网恋”等新词。
例2：“脱口秀”是“talkshow”的译注，指电视上的一些访谈节目。后来人们对“秀”(show)情有独钟。产生“做秀”“时装秀”“宝宝秀”的新词。
例3：“汉堡”是“harnburzer”的译注。当前逐渐用“堡”简称整个词，如“我在肯德基吃了个堡”。并产生新词组合。如“鸡腿堡”、“牛肉堡”。
例4：借用日语中的汉字词，但不读日语读音而读汉字音。如“引渡，瓦斯，茶道，景气”等，其中“引渡”一词后来就有了“偷渡”一词的出现。
再比如“伏特——伏，瓦特——瓦，米突——米，佛陀——佛、佛法。魔罗——魔、魔鬼、魔法，忏摩——忏(悔)，刹多罗——(宝)刹，比丘尼——(尼姑)，僧伽——僧、僧侣、僧徒、僧尼……”
由此可见，汉语在吸收多音节外来词时。往往只吸收多音节外来词中的一个音节作为构词成分，以满足构造新词的需要。在汉语词汇发展史，这类外来词音节缩减而形成的词或构词成分在汉语中并不是个别的。
三、这种现象产生的原因和结果
推究此种语言现象的成因，一是现代生活节奏的加快，人们用简称来指代整个联绵词或外来词词义。二是语言的发展总是本着经济省力的原则，简称的出现能使语言更好的为人类的交际服务，因此被人们所接受。三是新新人类求异的思想对这种现象的发展也起促进作用。
这种语言现象仍然处在发展中，我们能看到，一方面，这的确使语言简洁、流畅，对便捷人们的交际起到促进作用，而且丰富了我们的汉语词汇；但另一方面，如果任这种现象没有规律的发展。那就会造成语言的混乱和交际的困难。尤其，现当今网络撒谎能够流行的一些外来词和联绵词已经难于使人们表已明确。如“望洋”原为联绵词，意为“仰视貌”，但被人们歧解为动宾结构“望着海洋”，由此还派生出了一个“望X兴叹”系列：望书兴叹、望楼兴叹……以至于还有人以为。该用“望X兴叹”的地方而用了“仰视貌”的望洋兴叹，大有含混和滥用的嫌疑。
1．1自《马氏文通》问世以来，有关汉语语法的论著对短语的分类基本上是按外部功能和内部结构这
两个标准来进行的，其中以内部结构为标准的分类占有更重要的地位。其实，汉语短语分类中的“功能说”和
“结构说”都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叶斯丕森和布龙菲尔德理论的影响。在结构分类方面，布氏的句法结构观念似
乎特别适合于汉语，因为汉语词的构成方式、短语的构成方式和句子的构成方式是那样相似，以至布氏的句法
结构类型的分析可以直接应用于汉语每一层面上的语法单位的结构分析。短语在汉语语法单位中处于一种枢纽
地位，因此，短语的结构类型可以上通句子下至词。这是汉语语法单位进行结构分析的一条捷径，发展到顶峰
就是“词组本位说”。如范晓先生在《说句子成分》、《关于结构和短语》①等文中多次提出：汉语的句子结
构和短语结构的构造原则基本上是一致的，除独词句外，句子只不过是独立的短语而已。根据这种观点，应当
是有多少种结构的短语，相应地便会有多少种结构的句子。
1．2“词组本位说”把句法结构类型和短语类型完全对应起来，即以分析短语的结构类型为基础，扩
展到句子结构。作为一种分析方法，它有可取之处；从实际的作业上看，它也具有相当的成效。它操作起来十
分简便，似乎可以一以贯之地分析汉语的一切“结构”，然而从另一个角度看，恰恰是这种简便掩盖了汉语短
语类型分析的句法分析中的一些实质性问题，如（一）是不是每个短语都可以在结构类型中找出它的归属？有
的虚词和实词组合，其内部结构关系如何看待？（二）结构类型相同的短语，为什么其语法功能和转换关系不
同？比如“人才交流”和“学者讨论”在结构分类中都是主谓关系，但前者能作“进行”类动词的宾语，后者
不能；前者能在受定语限定之后作主语或宾语，后者不能。（三）许多结构类型不同的短语却有同样的语法功
能，这是为什么？
短语同词一样是静态的、备用的语法单位，对它内部进行分析以及据此而进行的分类，其标准与动态的、
使用的语法单位—一句子的分析不应该是一样的，事实上，构成短语的成分和构成句子的成分也并不具有完全
的同一性。吕叔湘先生认为“从语素到句子”有一个“中间站”，即短语。②这里我们借用下“中间站”这个
说法。我们认为，如果说汉语语法单位由静态转化为动态有一个中间站的话，那末这个中间站不是短语，而是
句子成分。语和短语都需要这个中间站的过渡，才能由静态的备用单位转化为动态的使用单位。③“词组本位
说”所做的单纯的结构分析究其根源是混淆了两种不同性质的单位，因而没能解决上述问题，也就不能使短语
研究向更深的方向发展。
正因如此，目前有些学者对“词组本位说”提出质疑，试图把短语的结构和句子的结构区别开来，进而建
立词法、短语法（有的学者叫“下句法结构”）、句法三足鼎立的语法分析体系，④这一步迈得很勇敢，也颇
有见地。如果把短语法单列出来，那末短语分类就和句法结构分类有了质的区别。但他们的分类如仍按短语内
部的结构关系来确定，上面提出的问题就仍无法解决。
二短语分类的原则
2．1为了解决上述问题，我们试图从一个新的角度来给短语分类。有一个原则问题必须加以强调，那
就是同划分任何语法单位类别一样，给短语分类也应该遵守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则：划分出来的类别能够有效地
服务于分析。反过来说，就是：不管用什么标准来划分，只要划分出来的类别可以用来有效地说明语法规律，
这个分类就应该是有效的语法分类。
基于上述原则，就我们已经掌握的语言材料进行试验的结果来看，依据短语内部的语义关系进行的分类能
够较好地服务于语法分析的目的，能够较好地解决至今尚未很好解决的一些句法分析问题，如句法分析中的主
宾类问题。用这个新的分类能够较好地说明短语作为与词一样的静态单位，其内部语义关系的不同对它的句法
功能以及对包括它在内的更大一级的句法结构有什么影响，而这些问题是依据结构关系分类所无法说明的。事
实上，类似这种分类的观点已经有人在实际的语法分析中运用过，只不过是非自觉的罢了。比如许多学者分过
“受事主语句”的特点，从这些分析中可以看出：在他们的意识中肯定是把“施事—一动作”格式和“受事—
一动作”格式加以对比，而这两种格式正是从分析语义关系的角度确定的。我们不过是试图把这种零散的、不
自觉地运用语义关系进行语法分析的做法当作一种理论依据加以系统化而已。
2．2我们给短语分类的标准是词与词之间的语义关系。当然，语义是一个相当宽泛的概念，因此这里
就需要给语义标准界定一个范围。如前所述，从分类的目的和结果来看，以语义关系为标准的分类也应该是语
法分类，因为它最终是为解释语法现象或语法规律服务的。这种词与词之间的语义关系不是指个别的词与词之
间的具体关系，而是指某类性质的词与另一类性质的词之间的概括关系。
任何一种语法分析方法都至少要完成两个任务：一是切分层次；二是揭示被切分出来的直接成分（immedi
ateconstituent）之间的关系。切分层次是对结构的处理（实际上也与语义有关），而说明直接成分之间的
关系却与语义直接相联系，要想完全脱离开语义关系是不可能的。由于这种事实，再加上没有分清作为静态的
备用单位的短语和作为动态的使用单位的句子是两种不同性质的语法单位，目前许多语法论著中对短语结构关
系类型的说明实际上是把短语内部的语义关系（如并列关系、补充关系）和句子成分之间的结构关系（如主谓
关系）以及句法成分的语法地位（如偏正关系）纠结在一起了。
2．3有的语法学者早在十年前就提出了短语和句子是两种不同性质的语法单位，短语同词一样是静态语
法单位，“其内部的词与词之间就只有单纯的语义关系，而不存在其他关系”。并据此提出了十类语义关系，
见下：
Ⅰ并列：机关学校阅读欣赏
Ⅱ限定：秀丽景色大胆设想
Ⅲ补充：解释清楚热得淌汗
Ⅳ施动：风吹人住
动施：吹风住人
Ⅴ动受：展览书画维修房屋
受动：书画展览房屋维修
Ⅵ评议：应该参加能够胜任
Ⅶ同Ⅶ判断：是高山叫海洋
Ⅷ同一：首都北京班长小李
Ⅸ描写：衣着朴素成就辉煌Ⅹ双受：问他问题给我知识［⑤］
就我们目前收集到的资料看，这种分类大概是第一次以语义关系为标准的短分类，比较全面地体现了短语
与句子的本质不同。我们将在这种分类的基础上探求一下语义关系的不同是如何影响短语本身的句法功能，如
何影响包括短语在内的更大一级句法结构的。
需要说明的是“歧义结构”，因为从语义关系的角度无法确定“咬死了猎人的狗”是限定关系还是动受关
系。“歧义结构”是短语脱离语境而产生的现象，在具体语境中，短语的内部关系只有一种，因此“歧义结构
”对我们以语义关系为标准的分类没有影响。三、验证语义标准短语分类实用性的方法
3．1如前所述，我们所做的语义标准分类是为了揭示短语内部语义关系的不同对句法结构和句法分析产
生的影响。就我们观察的结果来看，它至少在以下三个方面产生的影响是不可忽视的：一是充当句子成分时的
搭配能力；二是句子结构的变换关系；三是如果短语由语言单位转为言语单位，即成为句子时，这些句子所具
有的特点。语义标准短语分类的实用性即在于此。这里需要说明一点，在下面具体验证的时候，并不一定在三
个方面同时进行验证，因为在大多数情况下它们并不能在三个方面同时产生影响。这里只就其中的一个或两个
方面进行验证。
验证的方法是比较，比如用语义标准划分出来的两种不同类别，用结构标准来划分却是相同的，属于这种
情况的如施动短语不同于受动短语，但两者的结构关系；却是相同的类别，用结构标准来划分却是不同的，与
此相反，用语义标准划分出来的两种相同属于这种情况的如施动短语广义上相同于施动短语（主席团坐着／坐
着主席团），但就结构关系看却是主谓短语和动宾短语。
3．2由于篇幅所限，本文只选择比较重要而且具有典型意义的施动动语和受动短语来比较。倘若把这两
种短语区分开来能够更好地分析和说明一些语法现象和规律，那就证明语义标准分类是有实用价值的，因为，
如果用结构关系标准来分，它们就没有什么区别，都是主谓短语。我们希望这种比较能起到“管中窥豹，可见
一斑”的作用。
比较两种事物必须以一个在外的条件为参照点，被比较的事物在这个参照点上呈现出相同或相异之处，这
样的比较才有意义。对施动短语和受动短语进行比较，也需要参照点。我们找到两个参照点：一是两类短语由
静态的语言单位转为动态的言语单位时的自足条件，二是两类短语充当句子成分时的搭配能力。下面我们分节
讨论。
四两类短语由语言单位转为言语单位时的自足条件
施动短语和受动短语在结构类型中都是主谓短语，按照一般语法著作的说法，一个主谓短语具备了一定的
语调或加上一定的虚词就可以由语言单位转为言语单位—一句子。但是，是不是必定转成一个自足的句子呢？
回答是否定的。一个有趣的事实是：许多语法著述都讲到受事主语句的特点（或限制），而不提或很少提到施
事主语句，因此给人的印象是施动短语似乎更容易直接转为自足的句子。其实不然，施动短语和受动短语转为
言语单位进有各自的自足条件，而各自的自足条件又呈现出明显的对立，这种对立又主要表现在谓语动词方面
。
4．1丁声树先生在谈到受事主语句的特点时说：“……从谓语方面看，谓语往往不是一个单独的动词，
动词的前后多半有别的成分”。［⑥］这个概括当然是正确的，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受动短语转成的言语单位
就是受事主语句，因此，我们谈受事主语句谓语方面的限制，实际上就是分析受动短语转为受事主语句（言语
单位）时表现在谓语动词方面的自足条件。施事主语句对谓语是否由一个单独的动词充当的这一要求不是强制性的，如一些不及物动词作谓语，前后
可以没有别的成分，如：
（1）明天下午的会李校长发言。（2）我休息，他劳动。以上两例的谓语都是由一个单独的动词充当的
，而且这几个动词本身又不能带宾语，这和动词本身是不及物动词有关。
但是，汉语中的动词绝大多数是及物动词，多数施事主语句的谓语动词也是由及物动词充当的。另一方面
，受事主语句的谓语动词则必须由及物动词充当。恰恰是在这一点上，施动短语和受动短语转为句子的自足条
件完全不同。
由施动（及物）短语转化而来的施事主语句，及物动词必须带着它的受事，否则尽管从结构上看主语和谓
语俱备，但它是不自足的，比较下面两个例子：
（3）医生们治好了他的病。
（4）＊医生们治好了。
例（4）是不成立的。而由受动短语转化而来的受事主语句，因主语是它后面的及物动词的受事，因此，
动词一般不带受事宾语仍是自足的，如：
（5）他的病治好了。
（6）这首诗背下来了。
4．2事实上，人们在理解句子时，必然会受到两种短语的不同自足条件的影响。我们可以通过比较下
面两个例句来证明这一点：
（7）敌人打退了。
（8）我们打退了。
例（8）无论怎样理解都是不自足的，“我们”不会是“打退”的受事，而例（7）尽管“敌人”也可以
是“打退”的施事，但这个句子只有理解成受事主语句时才是自足的，而且按照常理，人们一定会把这个句子
的主语理解成受事。
受动短语转化而来的受事主语句，其主语担负着语法和语义两个层面的任务：从语法上看，一个句子必须
有一个话题，即主语。假如这个话题在表层结构中没有出现，它一定被语境承担了。话题可以是施事，可以不
是施事，受事主语句的受事就是话题。从语义上看，一个及物动词必须带着它的受事，不管这个受事在什么位
置，也就是说，受事可以出现在动词的后面，也可以出现在动词的前面。及物动词的受事若不出现，它在语义
上就没有着落，以施事、受事与同它们相联系的及物动词的关系而论，受事似乎更重要一些，这一点还可以通
过“把”字句和“被”字句的比较中看出来。
“把”字引进受事，“把”字后面的受事不能省略，如：
（9）我把信写完了（不说“我把写完了”）而“被”字引进施事，在许多情况下施事可以省略，如：
（10）小王被人打了（可以说“小王被打了”）我们认为受事主语句可能就是为了满足语法和语义两个
方面的要求而存在的，也正是因为满足了这两个方面的要求，例（5）（7）才是自足的，而例（4）（8）
不成立。又如：
（11）罪犯枪毙了。（12）行刑人枪毙了。例（11）是自足的，因为它是由受动短语转成的句子；
例．（12）不自足，因为按通常的理解，它是由施动短语转化而来的，如果它原本是个受动短语，那末当它
转化为句子时，动词的前边必须加上表示被动意义的虚词，如“被、给”等才合乎自足的条件。当然它也可以
是施动短语，那就必须在及物动词的后面加上受事“犯人、罪犯”等才能自足。
总之，按结构关系标准分类，施动短语和受动短语属同一类型，那末这种分类对揭示两类短语因语义关系
不同而导致的不同的语法特点就没有任何成效，相反，按语义关系标准把它们加以区分，就能很好地说明它们
各自不同的语法特点所产生的根源。
五施动短语和受动短语作句子成分时的搭配能力
按结构类型来说，主谓短语（包括施动短语和受动短语）可以充当六大句子成分（这里仍沿用传统的称谓
）中的任何一种，但是，充当某一相同的成分时，由于二者的语义关系不同对句子的另一成分有不同的要求，
或者对短语本身有一定的要求。下面分别讨论。
5．1作谓语
受动短语作谓语要受到比较严格的限制：一方面句子的主语必须是受动短语中动词所表示的动作的发出者
（施事），另一方面短语内部的受事的范围也比较窄，或者由泛指代词“什么、谁”等充当，或者由遍指性名
词或名词性词语充当，并且动词前有副词“也、都”等与之呼应。如果不是这样，往往是同式句子并列出现，
如：
（1）他什么都不说。（2）他样样事都会做。（3）大水……，头也不抬，话也不说。在意念上，以上
各句的主语都是受动短语中动作的施事。从变换式上来看，遍指性句式的施事主语可以和短语里的受事互换而
不改变句意。如：
（4）什么他都不说。（5）样样事他都会做。它们可以自由变换的原因大概是这类句子的格式比较固定
，以“S-O（遍指性受事）一也（都）－V”这样的格式作标志，不会把动作的施事和受事弄混。
当然，除了上述两个条件外，还有一种情况，即受动短语里的受事是一般名词或名词性词语，如：
（6）我这辆车买贵了。（7）王师傅那套西装做大了。（8）小刘帽子戴歪了。⑦（6）－（8）的主
语都是施事，受动短语里的受事都是由一般名词或名词性词语充当的，而非周遍性词语充当的。这三句有两个
共同的特点：一是主语和受动短语里的受事之间具有领属和被领属关系；二是充当谓语的受动短语中的动词后
面都有形容词补充成分。我们知道，描写短语作谓语时，主语和描写短语里的被描写成分之间一般情况下是领
属和被领属关系，如“他性格坚强”、“李明眼圈红了”。我们是否可以这样推测：这类受动短语作谓语对短
语内部动词的要求是，必须有形容词补充成分，这个形容词补充成分的语义指向是短语里的受事，如例（8）
的深层语义关系是“小李戴帽子，帽子歪了”，可以简说成“小李帽子歪了。”后者的结构关系和语义关系与
“李明眼圈红了”完全相同。因此我们可以说，动词后面带形容词补充成分是这类受动短语作谓语的一个必要
条件，如果没有形容词补充成分，这个句子就不成立，如“＊小刘帽子戴了”，如果把形容词补充成分换成时
态或趋向补充成分，句子就觉得不够自然，如“＊小刘帽子戴过了”，“＊小刘帽子戴出去了”。
如果把主语和受动短语里的受事调换过来就成了施动短语作谓语。施动短语作谓语时对上述要求不是强制
性的，而是可有可无的，如：
（9）这辆车我买贵了。—一这辆车我买了。
（10）那套西装王师傅做大了。—一那套西装王师傅做了。
施动短语作谓语，一般不受这么严格的限制，其主语一般是非生命体，在语义上是作谓语的施动短语中动
词的受事（这是最常见的形式），但也可以是生命体。如：
（11）桌子我搬走。（12）这个人我认识。
例（12）的主语和施动短语中的施事都是生命体，可见施动短语作谓语对句子的主语和短语本身结构的
要求都不严格，只要是生命体作施动短语的施事就可以了。又如：
（13）谁的孩子妈都爱。
当然，这方面没有限制，那方面就要有所“补偿”。从变换式上来看，许多施动短语作谓语，其主语又是
非生命体时，二者往往不能自由互换，下面例子中右侧的句子都不成立：
（14）汉语我辅导，（英语你辅导。）—一＊我汉语辅导，（你英语辅导。）
（15）桌子小王搬走了—一＊小王桌子搬走了。
有的施动短语作谓语，虽然主语是非生命体，但二者仍然互换，如例（9）（10）句可变换成例（6）
（7）那样，这可能和二者之间具有领属关系密切相关，例（14）（15）句的主语和施动短语中的施事之
间没有领属关系，因而二者不能互换。
还有一种受动短语作谓语的情况，如：
（16）姐姐手扎了。（17）我眼睛迷了。
这种受动短语作谓语和上文讲过的情况不同，其主语在意念上并不是受动短语中的动作的施事，而是受事
，真正的施事是另外一种事物，如“针、木刺”或“沙子、风”等等，在表层结构中它们都没有出现。主语和
受动短语中的受事，在意念上不是施受关系，而是领属关系。正因为二者都是受事，它们之间尽管具有领属关
系，仍不能像例（6）和（9），例（7）和（10）那样互换，而且这种“O［，1］（受事）—一O［，2
］（受事）—一V”句式的谓语只能是受动短语，下面的句子是不成立的：
（18）＊姐姐木刺扎了（手）。（19）＊我沙子迷了（眼睛）。
5．2作宾语
施动短语和受动短语都可以作宾语，表示事件或抽象的事物。但它们作宾语时，整个句子的谓语动词要受
到一定的限制（这一点和它们作主语时对谓语的要求是一样的），即很少以动作性很强的动词作句子的谓语，
往往由表示心理活动、感觉现象或表示判断的动词来充当。因此，从总体上说施动短语和受动短语作宾语时没
有什么太大的区别。但是有些意义类型比较特殊的动词作谓语，对两类短语有不同的选择；反过来说，正因两
类短语的内部语义关系不同，才使其一可与此类动词搭配，另一个不可以与之搭配。如“进行”这个动词在意
义上表示持续性活动，在语法上它是一个形式动词，本身不表示动作，真正表示动作的是它后面的动词，“进
随着中国经济的稳定发展，对外汉语教学蓬勃发展，自1992年成为独立学科。目前，来华留学生生源范围已达180多个国家和地区，全国有将近600所高等学校招收留学生，开设对外汉语课程(崔希亮，2010)。在班级编排上，各高校多参照留学生汉语水平，实行小班制混合编排。这种情况使得对外汉语教学呈现对象多样化、课堂语言复杂化、教学方法的多样性和个性化趋势。在对外汉语教学的混合小班内，留学生多以英语为第二语言，少数为母语，至少学过英语。这样，在对外汉语教学初级阶段，学生汉语水平较低的情况下，当师生不能用目的语实现交际目的、不能顺利意义协商时，英语作为通用语(Englishaslinguafranca)，义不容辞地充当了媒介语的角色。长期以来，我国的对外汉语教学工作者也大多数把英语当作通用媒介语(王汉卫，2007:111－117)。因此，在英语作为通用语的对外汉语课堂，汉英两种语言并置使用的语码交替现象成为课堂话语特点之一。
国内外对课堂媒介语早有研究，普遍认为语码交替使交际更有效、更顺畅，它所起的交际作用，是单语所不能及的。国外学者讨论了课堂语言的选择，提出三种原则(Hobbs，Matsuo，andPayne，2010:1)只使用目的语，2)反对只使用目的语，3)中间状态。第二个原则认为，如果没有母语或媒介语的参与，学习者会承受认知加工上的负担。在对外汉语教学方面，是否使用英语作为课堂媒介语也是热烈讨论的话题之一。大量留学生涌入中国学习汉语，汉语教师的教学实践正受到多语言文化背景的留学生的检验，因此，英语作为通用语的使用是应对在文化和语言上日益趋异的留学生群体的一种教学策略，课堂上，策略性的使用英语，能起到解释、管理和互动的功能(Wang＆Kirk-patrick，2012:1)。研究表明，英语作为通用语的对外汉语课堂，语码转换通常发生在师生会话回合的第三个序列，对教学内容起到解释、翻译、和语篇衔接功能(王召妍、郑新民，2012;王召妍，2013)。国家汉办明文规定，多使用汉语，尽量少使用英语或其他语言作为课堂媒介语。但据笔者观察，初级阶段的对外汉语教学，使用英语作为媒介语的现象仍然存在。因此，有必要对使用英语通用语的切入点、功能和教学效果进行研究，这对对外汉语课堂媒介语的使用及教学方法有理论和实践上的研究意义，本文因此提出以下三个研究问题:(一)在对外汉语课堂教学中，英语通用语在什么情况下使用的?(二)英语通用语对汉语教学起什么样的作用?(三)英语通用语的使用是否促进对外汉语教学?
二、研究设计
以沿海某大学国际交流学院对外汉语短训班作为研究对象，进行个案研究。进行浸入式课堂观察并录音，获得真实语料，然后自建语料库，以数据为支撑，对英语通用语的使用情况、功能和效果进行描写和统计分析。下面对研究对象、研究工具、语料分类与编码进行描述。(一)研究对象从汉语初级短讯班中，笔者接触到对外汉语教师约30名，通过访谈，了解到他们课堂用语大致情况，从中选取了杜、房(化名)两位教师及所带班级作为研究对象。杜老师教龄两年，本科和硕士的专业分别为对外汉语、普通语言学，英语为大学英语六级水平。房老师教龄三年，硕士和博士的专业分别为对外汉语、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英语专业八级水平。她们所带班级分别是初级2班和5班。授课科目为汉语综合课。教材是《成功之路1:进步篇》(2008年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出版)。两个被观察班级共有23名国际留学生，来自墨西哥、俄罗斯、英国、刚果、印尼、日本、韩国、法国、葡萄牙、意大利、西班牙、新加坡等十二个国家。他们英语水平参差不齐，学习时间2－20年不等，个别学生英语为母语;汉语水平处于初级阶段，来华前学习汉语的时间为3－10个月。(二)研究工具本研究采用课堂观察、半结构访谈、刺激回忆法、笔头调查等研究工具，进行语料收集。课堂观察时间为三个月，每班每周观察两节课(每节50分钟)，共录音40小时。课堂观察时，写观察日志。课堂观察前后，对师生分别进行半结构访谈。对教师的访谈主要涉及教师的教育背景、从教经历和对课堂使用英语的目的和效果的教学认知。课后采用刺激回忆法，边放录音，边让教师回忆课堂上某个节点使用英语的原因和动机。对学生的调查包括笔头信息调查和访谈，内容涉及他们的语言背景，对课堂使用英语的态度和教学效果的反馈。(三)语料的转写、分类与编码转写。从三个班的课堂观察录音中抽取16小时(每班8小时)进行语料转写，播放课堂录音，如实把语音转写成文字，主要转写使用英语的课堂片段，以TEXT文档形式保存，以备分析。分类。把转写好的语料进行分类，分三步处理。1．教学内容分类。以会话回合(conversationalexchange)为单位，按教学内容进行分类，分成词汇、句法和会话三类。2．语码交替分类。整体上讲，英语作为通用的媒介语是嵌入在汉语为主体的目标语之中的，汉英语码交替使用又表现为句际轮换、句内混合两种形式。3．学习者领会(learneruptake)分类。学习者领会是使用英语后学生的即时反应，是判断使用英语通用语教学效果的主要依据之一(Lyster＆Ranta，1997;Slimani，1992)。本文参照Lyster＆Ranta(1997)的学习者领会分类标准，将学习者领会概括为吸收(说出正确的语言形式)、修改(学生修改)、重复(重复正确的表达)和认同(做简单的附和反应)等四种。相对于以上四种领会类型，学习者没有理解教师，或没有正确输出，或没有反应，称为没有领会。语码交替、学习者领会编码都统一在会话回合内部，以ConversationExchange47为例。上例子中，VOCExchange47表示会话回合47是词汇教学，编号47。话轮发生顺序是从左到右。ALT，MIX教师语码交替具体形式，REPA，REPE表示学习者由部分修正自己的话语到重复教师话语、正确输出，属于成功领会。
三、教师使用英语作为媒介语的切人点
对师生会话进行分析，我们发现，教师课堂语言的选择与郭长荔(2012)的研究结论是一致的，即对于汉语初学者，教师很好地履行了目的语优先的原则，先汉后英和嵌入英语的汉英语码交替使用方式。分析语料，教师使用英语主要有两种情况:
1．发话话轮引入英语。教师为了预防学生理解障碍，或单独使用目的语不能更好地进行意义协商，以中英交替的方式，在发话话论就对自己的话语进行重述，这种属于说话者表达需要所做的语言上的修补。如例1，大夫中“大”的读音是dai，为了防止学生读成da，教师将英语语码嵌入在汉语句子中，强调读音，并进行语义解释，以避免错误发生。从学生的反馈来看，学生确实不知道在“大夫”作医生一义时，“大”的读音是dai。例(1)1T林大夫，你好，林，大(dai)夫，doctor。2Sdafu，daifu?
2．话轮过渡关联位置(transition－relevanceplace)，引入英语。即当出现较长时间的沉默，一般是教师发话或提问，而学生无应答或不能完全回答问题时，教师主动采取措施，加入英语进行重新解释，创造过量的语言输入，以避免交际障碍，这种情况是针对听者的语言缺陷所做的语言上的修补。如，例(2)，例(2)1T你在课堂上表演过吗?2S．．．．．．3TYouperformedintheclass?4SNo．例(2)中，当学生没有回答出来(话轮2)，并有较长时间停顿时，教师才引入英语，进行语码轮换，最后学生明白问题内容，才进行回答。总之，教师引入英语的切入点有两个，一是在发话话轮，为了预防学生有理解问题，二是在话轮过渡关联位置，为了解决学生的理解问题。
四、英语通用语的会话调整功能
上节中，两种类型的话语重述被称为会话调整(Gass＆Varonis，1985;Larsen－Freeman＆Long，1991;Long，1996)，即在师生互动中，交际者往往通过增加形式和意义上的协商来解决交流障碍，语言能力强的一方(或教师)常预先考虑可能出现的理解问题，并在适应对方(语言能力弱的一方)的过程中不断修复自己的话语，达到交际目的，这种协商被称为会话调整。如图1。在师生双向交流中，当教师或学生出现语言缺陷或交际障碍时，教师有意识地引入英语，中英语码交替使用，帮助话语修正，促进学生的输入理解和语言的正确输出。因此，客观上，对外汉语课堂的英语通用语起到了会话调整的作用。如例2中的话轮3，用英语对话轮1进行重述，学生就顺利回答了老师的问题。Cogo(2009)对英语作为通用语在语言教学中所起的作用的研究报告中，也指出语言教师利用语码转换作为调整策略，使输入更易于理解，她发现，语码转换对成功的交际具有创造性作用。下面从输入理解和语言输出两方面，分析对外汉语课堂中英语通用语是否促进对外汉语教学。
五、结果与讨论
本节对英语通用语对汉语教学效果进行分析。定量分析使用AntConc软件，统计学习者领会频次与使用英语进行会话调整的话轮之比;定性分析则结合教师访谈、刺激回忆法、学生访谈和信息调查。
(一)基于学习者领会的英语通用语效果分析
英语通用语是否对汉语教学有促进作用，定量分析主要依据学习者的即时或延时反馈，本文考查前者。前文已将学生反应分成吸收、修改、重复和认同等四类，其中，前三项被认为是语码交替促进了语言输出，四类反应都被认为是语码交替促进输入理解。学习者领会频次与教师的语码交替话轮之比，被认为是验证语码交替的效果的直接量化证据。下面把杜、房两位教师词汇、句法、会话教学回合中学习者领会与语码交替频次之比进行定量统计，见表3。表3显示了杜、房两位教师的词汇、句法及会话教学中，含英语通用语会话调整的会话回合中，学习者领会所占比例，结果显示:1)总体上看，在315次语码交替的会话调整中，学习者领会205次，成功率为65%。我们认为两位教师在教学中使用英语作为会话调整的效果是明显的，对汉语教学有一定的促进作用。2)整体上是有效的，语码交替的两种形式中，汉英语码轮换的效果(77%)比汉英句内混合(59%)效果要更好一些。下面看四类具体学生反应情况，见表4。汉英语码交替是理解性输入的有效教学策略，英语作为课堂媒介语在输入理解方面起到明显的促进作用。表4显示了学生的四种反应情况，成功领会共205次，其中，吸收69次，修改21次，重复26次，认同89次。四类反应均可视为学生理解了语言输入，吸收、修改和重复三类反应，可看作是语码交替对语言输出作用的结果;而认同，表现为学生理解了教师话语，或与老师答案一致，但还不能被认为是正确语言输出。所以我们认为，没有直接证据显示引入英语对学生的语言输出有明显的促进作用，而在理解性输入方面效果明显。
(二)讨论
综上所述，当师生互动中，交际出现停顿、不畅时，教师采用英语作为媒介语言，以汉英语码轮换或混合的方式进行会话调整，对汉语教学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具体分述如下:
1．英语通用语的使用，在促进理解输入方面，作用明显。定量数据显示，成功领会在315次，会话调整占65%，而四类反应中，认同所占比例最大。定性数据显示，教师和学生都赞成一定比例的英语介入，促进理解。对外汉语教学初级阶段教学大纲规定，原则上不使用学生母语或其他语言作为课堂媒介语，对此，汉语教师是知道的。但访谈得知，受试教师认为英语作为媒介语，在关键的时候，起到较好的辅助理解作用。杜老师说，"有时候他们不懂，我用英语说一下，全明白了。"房老师的课堂也是如此，例如，学习"大夫"一词，她用英语单词对应讲解，“林大夫，你好，林，大(dai)夫，doctor。”促进学生理解，效果很好。受试留学生来华前，汉语学习时间为3－10个月，汉语水平处于初级，有限的语言资源，客观上决定了教师使用语码交替进行教学，如，“还有其它的answer吗?”，当课后用刺激回忆法问及杜老师，为何不说，“还有其它答案吗?”她说“答案”一词，学生没学过，听不懂。学生的访谈记录也证明了，适量使用媒介语，进行会话调整，能促进学生的输入理解。一个日籍学生说，“我希望老师能说简单的英语，那样能帮助我们理解，但不要说太多的英语，我们是来学汉语的。”
2．汉英语码交替的两种形式中，句际轮换比句内混合的效果要更好一些。可能的原因是，对某一语言项目，用中英文交替呈现，简洁的语言并置，使关键词语义对等，对汉语为初级，英语为二语的学习者来说，易被理解，易使其做出成功的领会反应，用简单的中英文对译，把语言输入变得可理解，没有干扰项，这是轮换效果明显的主要原因。相比之下，语码混合时，中英文夹杂，容易造成输入冗余。输入冗余虽然能在数量上增加输入内容，促进语言学习，但容易造成理解干扰，如果教师话语重构使用的元语言词汇，学生并不熟悉，会造成新的理解问题;或者重构时，表达上逻辑不清，就会造成理解不畅，教师应慎用语码混合。Panova＆Lyster(2002)也有相似的论述，即在保留原意的基础上，教师对学习者的话语较隐晦地进行部分或全部重构时，常常反复或重新解释学习者正确或错误的表达方式，这时，纠正性意图在具体的语篇环境下常常显得十分模糊，这不太容易引起学习者的修正性反应。
3．汉英语码交替的功能是会话调整，不同教师会话调整的切入点不同。杜老师预设难点，常常在会话的发话话轮就使用英语，她的教学方式是有形式焦点的前摄性形式教学。即教师根据学生学习的难点和重点提前设定讲授和操练的形式焦点(何莲珍、王敏，2004)。杜老师课前有精心的准备，预设问题，围绕某一词汇内容，准备双语释义，课堂上以意义为中心，在具体语言情境中呈现语言形式并对某一语言项目做不同形式的解释，并结合实际语例，对字、词进行汉英语码交替呈现和释疑，所以杜老师的会话调整在词汇教学中效果较好。而房老师会话调整的切入点是在会话过程中，她的教学方式为反应性形式教学。即比较注重语言形式在使用中学得，不预设语言形式目标，而是根据学习者在会话过程中做出的反应，给出即时的调整，注意的焦点是意义协商(何莲珍、王敏，2004)。访谈及课堂观察得知，房老师的语码交替是在会话中根据学生的反应，临时调整语言选择，尽量用学生掌握的中英词汇，进行即时调整，她的会话调整在会话教学中效果教好。
六、结语
诚然，中国在实施对外汉语教学中不断的文化因素的融入，客观上生成了民族软实力构建的一条路径，但这条路径的实质性建树，还有待于对外汉语教学中现实若干文化传播困境的突破。这些困境集中体现在四个方面。
第一，文化教学目标遭遇困境。回顾对外汉语教学的三个发展阶段，虽然文化因素被不断引入，也有学者呼吁对语言教学和文化教学的双重重视，但在具体的教学中，主要目标依然主要着眼语言的工具性。建国初期到1978年时期旨在培养学生的读写听说语言技能，这是单一的语言培训；1978年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时期旨在培养学生的汉语交际能力，这在一定程度上关注了影响语言使用的文化背景；20世纪90年代末期至今旨在培养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这主要是为了解决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在同一语境中的交互能力。由此可见，所有时期的着眼点依旧是语言，即便人们意识到了文化的重要性，“这种文化不是游离于语言教学的总目的———交际，了解和熟悉所学语言国家的文化，目的在于更顺畅地进行交际，而非其他。”事实上，将文化教学限定在训练语言技能的范畴之内，固然可以培养学生的汉语运用能力，然而若仅仅出于工具理性的实用思考，不仅会削弱语言教学所应具备的人文关怀教学功能，而且无法满足人们的实际需要，更会在今天的国际背景中丧失以语言推广承载文化传播的战略意义。
第二，文化教学表述遭遇困境。由于直到20世纪80年代，文化因素才真正被较为主动地导入对外汉语教学，因此，就面对涉及语言交际中文化影响的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而言，人们因其诞生时间过短而来不及基于充足经验清晰界定应突出的表述内容，即人们无法较好地给跨文化交际能力下定义，无法较好确认其内涵，无法较好明晰其培养要求，其“本身具有多学科性质，没有一套一成不变的理论和研究方法”。由此带来的结果，便是相关的文化教学表述更多只能作为一个新观念停留于模糊的理论层面。而更为重要的是，基于文化竞争日益白热以及对中国威胁忧心忡忡的国际形势，外国媒体便可借中国“文化教学表述不清”之题发挥，有意指责中国的真实目的仅仅在于文化扩张，从而在抵制中国对外传播文化操作上“师出有名”。
二、基于中华民族软实力构建的对外汉语教学的文化传播对策
第一，以对外汉语教学双重目标突破现有的单一目标。对外汉语教学的“语言传播”和“文化传播”并重的双重目标，强调对外汉语工作者既要注意语言本身的教授，更要着眼隐藏在语言教学背后的文化价值。当前的对外汉语教学过于重视语言的工具属性，而未来的对外汉语教学应在以培养语言能力为基础的同时，凸显其促进文化交流的深层内涵。一方面，文化传播的目的性（人类的文化传播是在一定意识支配下的有目的活动）、媒介性（文化传播需要通过某种媒介）、交互性（主体与客体之间通过交流共享信息）、创造性（在文化传播过程中通过信息加工处理进行创新）、永恒性（文化传播跨域时间、空间界限）这五大属性决定了语言作为其不可分离的媒介和符号。另一方面，作为产生教学的原动力的文化传承需要，决定了教学的根本目的便是执行文化推广的任务，具体就对外汉语教学而言，对外汉语工作者需要自觉并自信地透过教学手段推广中国文化，从而最终促进中国软实力的增强。
第二，以清晰的文化教学表述突破“文化霸权论”以及“文化”。“文化霸权论是后殖民理论中的一支，有两种情况：一是在被殖民国家取得独立后，原宗主国试图在文化上对原被殖民国家施加影响和控制。二是在文化交流过程中，原宗主国试图将自己的文化强加给对方。”对于“文化霸权论”的警惕主要存在于曾遭受过殖民的众多发展中国家，这也便决定了它们对于外来文化存在着一种本能的排斥。具体就中国而言，因为曾经作为东亚朝贡体系核心而无法否认中华文化强烈的影响能力，中国今天在这些发展中国家的文化传播便可能被理解为一种文化霸权，因此便更需要在对外汉语教学的文化传播过程中，清晰表明我们的目的是让世界了解中国、提升中国形象而非意图在文化上统治别国。另一方面，面对部分“中国崛起威胁世界”西方理论相伴生的“中国文化”，我们需要在以大国心态从容平和应对的同时，尽可能通过明晰文化教学表述来削弱西方世界对中国的疑虑，进而避免越开展对外汉语教学却越引起世界警惕中国的本末倒置现象。
第三，以明晰的文化内容定位和新颖的教学手段应用促进对外汉语教学实践。类似于对外汉语教学中的词汇、汉字、语法等语言要素，文化要素也应该确立相应具体的内容定位。具体就内容选择而言，“首先应基于教育哲学视角，选定的课程资源要有利于实现教育的理想和办学的宗旨，反映社会的发展需要和进步方向；其次应基于学习理论的视角，让选定的课程资源与学生学习的内部条件相一致，符合学生身心发展的特点，满足学生的兴趣爱好和发展要求；最后应基于教学理论视角，让选定的课程资源与教师教育教学修养的显示水平相适应”。进一步而言，我们需要有针对性地客观选取有价值性的多元文化，例如兼具中国特色与普遍意义的核心价值理念、反映中国国情的特色艺术文化、影响语言运用的文化。与此同时，就教学手段的创新而言，我们应该采用有利于强调文化感悟的体验式教学、有利于文化间平等交流的对话教学、有利于缩小不同文化间差异的对比教学等模式，让文化教学更为有趣的同时也更容易达到传播的目标。
第四，以“全球地方化”的理论逻辑指定对外汉语教学的文化传播战略。“全球地方化”理论由罗伯森教授提出，该理论认为“全球”与“地方”不断互动，“地方”并非一味被“全球”同化，二者处于彼此互补、相互合作、交叉渗透的状态，该思想最早起源于20世纪60年代日本动画产业的外销出口，而若从文化层面来思考日本动漫企业的营销策略，便可得出唯有全球范围的思想和产品与地方环境相契合才能具有强劲生命力的结论。基于上述理论逻辑，中国在推行对外汉语教育时，亦应以更加自信的文化风貌在理解异质教育文化的基础上，通过吸收其他国家的相关成功经验，改革和塑造我们自己的对外教育体系，具体而言便是需要基于一种让别人能够接受的方式讲好别人愿意接受甚至认同的“中国好文化”。
三、结语
关键词：现代汉语；连动式；语法化
连动式（serialverbconstruction,SVC）是现代汉语中一类重要的句法现象，是许多语法现象的温床。由于涉及到语法体系的基本问题，而且具有语言类型学的价值，连动式问题长期受到海内外语法研究者的重视。但是，由于连动式自身的复杂性，随着研究的深入，问题层出不穷，甚至到了怀疑乃至一度要取消这种句式的地步。高增霞博士的《现代汉语连动式的语法化视角》(中国档案出版社2006，以下简称《视角》)，采用历时与共时相结合的研究方法，通过语法化的视角，运用连续性、典型性等概念，在一个新的理论层面上认识连动式，不仅为人们观察和研究现代汉语连动式现象提供了新的方法和新的视角，而且得出了不少很有价值的结论，把连动式的研究向前推进了一大步。
一、精道的选题与立意
按照比较普遍的定义，如果一个小句含有两个或者更多的动词结构而没有任何明显的连接语素，这种结构就是连动式。连动式不仅仅是汉语中的一种重要句式，也是东南亚、西非、大洋洲许多语言中的一种重要语法结构。学术界对它的研究已有百余年的历史。不过，汉语连动式的研究才不过是半个世纪前的事情。因为早期的汉语语法著作大都以印欧语法为蓝本，而印欧语法的特点是“一个小句，一个动词”，动词有限定动词和非限定动词之分，一个句子只有一个限定动词。受其影响，早期的汉语语法著作，如《马氏文通》、《新著国语文法》等，对于一句一读之内有二三动字连书者必定区分坐动和散动，尽量把汉语中出现的一个句子含有两个或两个以上动词的格式分散到其他句法格式中去。后来，汉语语法学者逐渐认识到，要建立符合汉语特点的语法体系，就必须尊重汉语事实，不能简单套用其他语言的体系。这个事实就是，动词无论是在谓语还是主语、宾语的位置上形式都一样，性质也没有什么改变。这是汉语区别于印欧语言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正是在这种理论背景下，连动式的概念被提出来了：不管功能语义上是否有不同，只要在形式上还都是动词，就都称为连动式。由于在形式上找不到区别主次的形式标记，不能证明其中一个是核心，另一个是从属，“连动式”这个概念，虽然不那么让人满意，甚至一直有人要取消它，但它还是“赖着不走了”（吕叔湘语）。不过，连动式作为一种句式从一开始建立得也很勉强，只能是“赖”下来“不走了”，争论中肯定与否定的双方并没有完全说服对方。总体上看，虽然学术界对连动式的研究已经有五十多年的历史，但由于其自身的复杂性，人们对它的认识至今分歧重重。反对者认为，建立连动式这样一个句法范畴对于语法现象的认识、句子分析、语法教学并没有什么实际的帮助，连动式不过是一个包罗万象的大杂烩，在语言规律的说明上，连动式起不了什么作用，把它列为一种“式”是值得考虑的，它对于语法分析甚至是有害无益。问题在于，否定连动式范畴的学者自己也承认连用的几个动词或动词结构语义上功能上有主次之分，可又无法找到一个形式上的坚强证据证明它们在形式上属于主从关系；他们只是主张把连动式归到其他句式里去，但在到底应该归到哪一种句式的问题上却始终无法达成共识。连动式的深入研究可以说非常之难，在汉语语法研究中始终是一个相对薄弱的环节。这种“难”，一是经过五十余年的反复研讨和争论，学术界对连动式现象的描写已经非常细致，叙述的空间已经极其有限。据《视角》一书统计，目前被各家纳入连动式的格式已达29种之多。二是多种方法的分析都不同程度地尝试过，如果没有新的研究方法和理论框架，很难写出新意和获得突破。
作者以“现代汉语连动式的语法化视角”为题，迎难而上，从语法化这一动态角度切入，对汉语的连动结构以及与此相关的一些语法现象进行理论探讨，可谓独辟蹊径，立意独到。以往的研究基本上都是把连动式看成一个离散范畴，采取“界定特征”的方式去区分连动结构与否。结果，标准的差异常常导致对连动式本身认识的分歧。《视角》首次把连动式作为一个典型范畴来研究，用“时间的先后性”和“目的性”这两个典型特征把连动式区别为典型连动式、非典型连动式和边缘连动式三种类型，并从客观—逻辑—认知三层面论证了这一范畴。典型连动式、非典型连动式和边缘连动式三种类型由高到底依次显示了连动式的语法化程度的差异。在语法化的视域里，长期困扰学界的一些有关连动式的死结被化解，一些规律被揭示出来，许多困惑得到解答，大大推进了汉语连动式的研究。
二、新颖的视角与方法
传统的连动式研究存在着一些明显的不足。首先，缺乏动态的研究。以往的研究大多没能结合历史发展去看待连动式的性质等问题，只是对共时层面的现象就事论事，只是试图对连动现象进行穷尽性的描写，而没有对连动现象加以限制，也没有确定哪种才是最基本的连动式。事实上，历时变化总是把表层句法结构和语义解释之间的理想对应关系打乱。连动式并不是一个均质的同一体，不用发展的眼光看问题，就很容易陷入困惑。其次，缺乏系统的研究。以往的研究大多没能把连动式放在整个语言体系中去观察。事实上，连动式并不是孤立的，它与篇章、其它句法结构、词汇等都有关联。只有把连动式放到整个语言体系中去把握，才能对连动式的性质等问题进行全面、准确地认识。再次，缺乏成熟的理论框架，以往连动式研究比较重视语言义的研究，主要工作似乎就是分小类。为什么汉语会出现连动现象？连动式在汉语里的作用是什么？为什么一个句子会有一个以上的动词，这些动词处于什么样的语法形式中？诸如此类的深层理论问题长期以来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学术界在连动式问题上纠缠，与该领域的研究缺乏一个成熟的理论框架有着直接的关系。最后，缺乏自觉、积极的理论思考。客观地看，传统研究中连动式问题的提出以及对其性质的关注实际上都带有非常强的“功利”目的，是直接与句子分析联系在一起的，而不是自觉、积极的理论思索的结果。例如，在句法分析中发现连动式与并列结构不同，便把它单列出一类；在分类的时候发现单复句不能截然分开，便考虑把连动式看作是“中间环节”。显然，这种探索本身固然也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归根到底，这种探索带有很大的“被动性”、“被迫性”，从某种程度上甚至只是暂搁置了问题，并没有从更深层的理论层面对问题本身进行深入积极的思考。
也就是说，连动式研究问题上的突破，首要的是要进行理论的创新与方法论的突破。为此，首先需要把连动现象本身视为语言发展和进化过程中的一种客观存在，从而把连动式有关问题的研究从其它问题研究的从属的、附带的地位中剥离出来，进行一番认真的梳理，把过去对这一问题的消极的、被动的研究转变成积极的、主动的思考。其次，需要把某些成熟的理论框架适时引入连动式问题的研究，或者在适当的时候进行新的理论建构。《视角》把语法化引入现代汉语连动现象分析，把现代汉语的连动现象置于语言的进化与发展进程中，放在整个语言体系中去考察，力图从静态研究与动态研究相结合的角度，从系统关联的角度进行一种新的尝试，不失为一种新颖的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
作者从语法化的角度对连动式这一重要句法现象加以系统全面地审视和考察，这在学术界还是第一次。语法化包括三个方面：句法化、词汇化和实词虚化。关于连动式的句法化，《视角》第二章和第三章都有涉及。《视角》第四章探讨了与连动式有关的词汇化现象，第五章探讨了与连动式有关的实词虚化现象。作者的研究打通了篇章、句法和词汇，认为连动式是话语组织向句法组合演进的中间环节，是句法化程度较低的一种句式，表现出种种不稳定性。应该说，这一判断是符合汉语实际的。同时，作者还提出了连动式在典型性上的连续性也就是语法化程度的连续性这一颇富洞察力的观点。作者的研究大大加深了我们对连动式在共时平面上复杂表现的认识，如动词的限定性问题可以从从句的非句化和主句动词的虚化这两个变量进行考察并发现两者的共变关系等等。语法化的研究是一种动态的研究，这种研究不仅仅要看共时平面的现象，还要看历时层面的演进轨迹。在方法论的意义上，在共时语法研究中引入历时性质的语法化研究，这一思路具有普遍意义，有助于深化对汉语语法的研究。
三、务实的态度与学风
在学术研究中，一种理论框架的引入，最容易出现的问题是“削足适履”。《视角》一书的作者对中外相关文献的掌握非常充分，并对这些文献进行了认真的梳理。这些文献涉及到多种学派和研究方法，正是这些文献中体现的新视角和新方法大大提升了作者在汉语连动式方面的认识和研究水平。可贵的是作者对自己所掌握的文献进行了很好的消化和吸收，而没有停留在教条式地搬用“洋理论”的层面上。作者从语法化视角运用认知语言学、语法化理论和语言类型学等理论和方法审视连动式，把相关的理论与汉语实际紧密结合起来，真正做到了“洋为中用”，反映出作者务实严谨的治学态度与良好的学风。其成功之道，是长于从不同学派的成果中学习有效的方法，从而使不同学派的长处在书中应用得颇为协调而各得其所。如从篇章语法的角度来分析语法化的起点，用类型学的成果来总结连动式发展的共性，用角色—指称语法来测定句法化的程度，等等。作者以连续性典型性概念从语法化的视角研究连动式，归纳出非主要动词的限定性原则；用隐喻解释连动式，得出了连动式成分顺序是时序原则在客观世界、逻辑、认知表达等层面操作的结果的结论。这些成功处理展示了作者长于吸收并善于创新的一面。
从儿童的心理上看,一年级新生正处于从幼儿向儿童的时期过渡。处于这一时期的儿童理解能力差，记忆全靠死记硬背，他们擅长于记忆形象、具体的材料。另外，一年级新生的记忆效果与他们的情绪有着极大的关系，即在高兴时记忆效果好，反之较差。
依据一年级新生这样的认知特点，我在拼音教学中重点开发教学的直观性和趣味性，以达到调动学生的兴趣和营造活跃欢乐的课堂气氛的目的。让儿童在不拘一格的学习方式中积极愉快地度过小学学习的第一道难关──汉语拼音<br><b>大量采用生动、有趣的教具，开发直观性教学。
由于汉语拼音无法进行实物直观，所以它的直观性教学的开发，其实就是开发课堂教具。因为与汉语拼音教学配套的教具不多，所以许多教具都得教师自己来制作。下面我介绍几种教具制作的方法，以供。
（一）依葫芦画标
这是一种最简单的教具制作方法。主要用于第一课学习新声母、新韵母或整体认读音节。把与新授拼音相对应的图片，照教材上的样子画下来，贴于黑板一即可。这一方法一般都用拼音卡片代替，但拼音卡片有一个缺陷，它是图片拼音同时出示的，而且色彩也不够鲜艳，若教师自制图片的话，就可避免这些缺陷。不过自制图片需要一些时间，且较为麻烦，所以这一教学手段主要用于一些在字形或发音上较难掌握的拼音上。如：单韵母o、u；声母b、d；f、t；p、q；复韵母等。
（二）活动激趣法
这类教具主要用于较难掌握的拼读过程。把章节读过程以活动教具的形式展示出来。让死的书本"动"起来，寓教于乐以达到激发学习兴趣的目的。例1、在教学b-aba时，由于这是第一次接触声韵相拼，是个重难点。于是我准备了两个大小适当的纸盒。在第一个纸盒上的两个面上分别写上b和p，另一个纸盒的四面分别写上a的四声。教学时，先出示b，再出示a，两个纸盒相碰撞，表示声母b和韵母相拼，得出ba。这样的出示方法简明、有趣，学生也感兴趣，而且制作十分简便。例2、在教学j、q、x与ü相拼时，去掉两点的规则是一个学生最难牢固掌握的内容之一。这个规则的讲解可以用故事的形式来叙述。小ü是学生，j、q、x是老师，学生见老师要脱帽行礼。可利用教具进行表演。把小ü画成一个小学生的样子，戴一顶有两个小绒球的帽子，j、q、x画成老师的模样。教师可以一边讲故事，一边手拿教具来表演。这样，学生即有的听，又有的看，很容易就把小ü的去点规则记住了。例3、为了训练学生的直呼两拼音节的速度，我还制作了一个"快乐大转盘"。先剪一张长方形的纸板，在上面并列挖出两个窗口。在纸板的反面钉一两个圆形的纸板，分别写上下23个声母和24个韵母。练赠直呼时，教师转动两个纸盘，声韵随机组合，学生快速直呼。如果要带调训练，还可以在韵母的窗口上方再挖一个小窗口，在纸板的反面再钉上一个小转盘，写上四声即可。这个"快乐大转盘"制作简便，可反复使用，效果也很好。
大力开展趣味教学，营造愉快宽松和谐的课堂气氛。处于幼童期的孩子，是十分贪玩好动的。单靠图片和活动教具是远不能满足他们的需求的。他们不仅好看、好听、还要好玩。所以上课时让他们动动手，做做知识性游戏是十分必要的，也是极为有效的。
（一）多开展动手练习
动手练习的形式很多，有动笔的,有模仿老师动作的,有摆放学具的等等。在这儿我想重点谈谈动手摆学具的练习。摆学具这一教学手段数学教学中运用得很多，在语文教学中就很少了，不过它十分适合拼音教学。前面我介绍的"快乐大转盘"是教师摆出拼音，让学生读，而摆学具则是与之相反，是教师发音，学生用拼音片摆出相对应的拼音。练习之前，只需要让学生准备好23个声母和6个单韵母，再让学生自制四个声调。外加一个小圆点（摆整体认读音节和轻声时用）。复韵母卡片不用。摆学具练习要由易至难，循序渐进,先练习找拼音，即：老师读出一个声母或韵母，让学生观察老师的口形，而后快速地找出对应的声韵母。然后再练习拼复韵母，同上，用单韵母来组合。再练习摆带调韵母。再练习摆二拼音节，最后练习较难的三拼音节和带调音节。在进行摆事实放练习时，可以同时开展各种各样的比赛，也可以指名到磁性黑板上进行摆入表演或比赛。摆放练习不仅可以巩固学生的拼音知识，更可以训练学生的反应速度和动手能力，是一项十分实用有效的综合性教学手段。
(二)结合游戏、娱乐来进行拼音的教学
低年级最常见的游戏就是"找朋友"。不过这个"找朋友"可以找不少名堂。可以复韵母找朋友（如：an一个学生拿a，另一个学生拿n）；可以整体认读音节找朋友，也可以两拼、三拼音节找朋友，还可以图文找朋友（如："转笔刀"，一人拿图片，另一人拿相对的拼音词语名称）。形式多样，灵活实用。除了"找朋友"，还有"摘苹果"比赛。在"苹果"后面写上音节，进行拼读比赛。还可以利用拼音的声母、韵母、整体认读音节来编成"汉语拼音休息操"。既可以在上课时进行放松休息，同时又可以巩固拼音知识。"1、点点头，伸伸腰，我们来做拼音休息操。动动手，动动脚，我们来背声母表b、p……2、扭扭脖子，扭扭腰，我们来背韵母表a、o……站要直，坐要正，我们来背整体认读音节表zhi、chi、shi、ri……3、专心听，勤动脑，学好拼音基础牢。"每次不必一次做完，只要做一段即可。
（三）提前读写，巩固拼音，初试写话
我国现行的汉字部首主要有214部(《辞源》正文排列采用)、250部(《辞海》正文排列采用)、189部(《新华字典》《现代汉语词典》部首检字表采用)、201部(《汉字统一部首表》(草案),一些字典、词典的部首检字表采用)、200部(《汉语大词典》《汉语大字典》正文排列采用)这几种部首的立部和使用,有着各自的学术理据和历史背景,在社会上都很有影响。我们看到,《汉字统一部首表》(草案)后,新出版的辞书已经陆续采用了201部,体现出规范化的趋向。当然,目前也不必强求一律,《汉字统一部首表》(草案)修订稿中就明确说明:各种类型的辞书可以变通处理。
归部问，汉字归部上的处理不一致，主要表现在据形归部和据义归部的分歧。据形归部，就是采用先上后下，先左后右，先外后内的方法提取部首;据义归部，就是当汉字中存在两个或两个以上部首时，采用其中与字义相关的一个。据形归部便于统一，方便查检，在中文信息处理上有明显的优势;据义归部薄!传统，有利于语文教学。两种观点是对立的，但在汉字排检中却往往并不矛盾。第一，汉字中大多只能提取一个部首，没有形义之争;第二，即便字中存在着两个或两个以上的部首，两种取法大多是一致的，如那些含有了、脸、宁、乡、气、穴、鱼等部首的汉字。真正出现归部分歧的相对数f并不多。
通用字中.些可能出现归部分歧
统计结果表明，在现代汉语通用字中，可能产生归部分歧的只有420个左右，占7000字的6%。它们是:
A类败敌放改攻牧赦/划到利
刮利列刘别则/朝韩翰
戟乾斡/邓对观戏欢鸡艰
难劝/解料/功勒/郁郝邝祁邓
邪耶邺那/耐射/鹉俩鸽鹤，‘
翻翔/雅雄/颇项须/欣钦故/融
蚀/般/魄/辞/冯/和/即/既/靖/栽/取/飒/肆/
酥/甜/相/研/鸿/做/瓣辩辫/斑/乱/取
B类悲惫葱忌恳思息悉恙意
志/卑毕章/应/备番亩幽/孚季
草孝/典/辈/泵余汞泉佘/币帛/
变受/百/采萦某某柔/尘垦垄
皿/曹/聋聋/蛋蜚蜜肠/凳/冬/翡/分/
斧/负贡贾贞/盖益盘/各古
名台召咨/灵灾/焦}/累紊/署/
奢/弄异异/委妾耍妥委/六/密/
票/去/辱寺寻/舍/粟/肯胃肖晋
青/务/袭/下/象/兄允/舀/矣/琶/莺/旨/主/
常穿裳党赏堂棠掌/雍容
赛攀赛塞赛寒/蓦芬墓幕
暮慕/备/曾/参/察/充/率/帚/莫/合/亘/
毫/豪/盒/壳/克/夔/垒/t/亮普/幸/牵/善/
兽/李索/歪/奚/喜/充/旁帝/总/纂/哀
褒衰衰裹裹哀裹衷/劳荣
荣莺茎荧莹萤营萦鉴/庵
摩糜房靡磨魔/卒C类问闷闯闲闽闰闺闻
D类幽/幽/翅/彪/贰戒式咸武威/裁
哉栽载/由/盾/反/腐/赓/句旬旬/后/
启/肩/虱/司/夙/唐/犀/席/雁/质鹰/愿/危/
质/展魔/差
E类自囱
F类秉乘/重/电甲申由畅/更曳/史
吏/击/束棘枣朱/丸/夫/弗/奉
G类咒/雍/永/粤/减/兆/整/咫些/舔/粗/夜/疑/
摊/赣/奇暇/孵/卵/徽/9}/嘉/疆/就/瞿/润/
可/哥/哭/赖/黎/劣雀/雷/鳌/叛/舍/平/商/
升/师/事/舒/蜀/爽/舜/望/危/樊/颖颖/膛
腾腾滕胺/毅毅毅毅/旅旅燕
旅/皿/刁/半/豫
关于以上汉字归部的讨论
上列汉字虽然为数不多，但都是处理归部的难
点。要妥善地解决这些问题，确实还要花费相当的气力。总的印象是:不能简单地采取一刀切的办法。
不能完全采用据形取部的原因主要有:
1.其中一些简化字，它们的上部、左部部首，在未简化前不成其为部首，如“敌、划、恳、惫、币”等。如果据形取部，势必将这个宇的简体和繁体安排在不同的部首，似不合情理，也不便查检。
2.有的简化字，它据形取部的部首，是符号性质的，代表着多种形体，如“邓、对、观、戏、欢、鸡、艰、难、劝”中的“又”，分别代表“登、凿、往、度、莫、奚”，还是以通开为好。
3.有些汉字，它们上部貌似部首，实际不是，如“荣、荣、茸、全、荧、莹、萤、营、萦、费”中，“鸿”是从“麟”简化而来的，可以视为汉字的一个部件(有人称之为“劳字头”)，这里“‘”不能看作“草字头”，因此也不宜作为部首。
4.有些部首，一般在字的右部或下部，又与字的意义有关，如“}J、文、a(邑)、心、系、土”等，如果统统据形取部，那么它们的作用就会偏废，或者讲解字义时才提及，反而增加学生的记忆负担。
不能全部采用据义取部的原因主要有:
1.有些汉字，它们与字义相关的部首在字的一角，不便查检，我们应该从实际出发，统一归部。如“滕、腾、膝”等不归土部、马部、水部，而统归月部，“问、闻、闰”等不归口部、耳部、王部，而统归门部。目前，《汉语大字典》《汉语大词典》等已经这样做了。
2.有些汉字，它们传统的部首是笔形交叉的，现在看来有些难于辨认，如“秉”(禾部)、曳(日部)、弗(弓部)、朱(木部)等，是否可以统一改作按起笔定部首?
美国哈佛大学教授霍华德·加德纳用多方面的研究成果证明每一个人至少有7种不同的“智力中心”，分别是语言智慧、逻辑数学智慧、视觉空间智慧、肢体运作智慧、音乐智慧、人际智慧、内省智慧。他认为在人的一生中，这些智慧不断受先天及后天的影响启发或开闭，而教育最主要的目的，不只是在知识的传授上，更是在发掘并引领这些智慧的发展。多元智慧理论对于规划孩子的教育，开发他们的智慧潜力，提高综合素质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因此，我尝试着用多元智慧理论来指导汉语拼音教学。在课堂上，我不断变换讲课的方法，从语言到视觉再到音乐等等，经常以创新的方式激活孩子不同的智慧，活跃课堂气氛，调动他们自主学习的积极性，使抽象枯燥的拼音符号变得具体可感，学生易于接受也乐于接受。
一、联系生活，发展语言智慧
鉴于拼音符号抽象枯燥的特点，教师如果不为刚刚进校的一年级孩子在头脑中建起一座抽象符号与具体事物之间的桥梁，那么，拼音将有可能成为孩子学习上第一道无法逾越的鸿沟，这对于保护他们刚刚萌发的学习兴趣与信心是极为不利的。所以，我认为应让拼音教学生活化，即让学生从熟悉的生活环境中提炼出对拼音符号的认同、理解。语言来源于生活，在拼音教学中，教师应努力地为儿童创设一种语言环境，最常用的手段就是用带调音节组词或者说一两句简单的话，赋予音节以意义。例如，在教“ai”这个音节时，我请一个孩子上台来和老师站在一块比身高，然后让学生把观察到的用一两句话说出来。孩子们有的说：“胡老师高，xx小朋友矮。”有的说：“胡老师比xx高，xx比胡老师矮。”甚至有一个孩子还用这样两句非常精彩的话来概括出他所要表达的意思：“老师是a，我是i，高高矮矮在一起。”由此可见，当音节仅仅作为符号单独存在时，它对学生是没有意义的，而没有意义的识记又是非常困难的。可一旦把音节放在具体的环境中，让它与生活密切地联系起来，就不仅能引起儿童的注意和学习兴趣，更关键的是在强化音节教学的同时，又能够发展孩子的语言智慧。
另外，通过讲故事的方式也能极大地激活孩子的语言智慧，使其得到充分的发展。例如，在教“zhi”这个整体认读音节时，我请孩子们用讲故事的方式来告诉大家这个音节不能分开拼，只能整体认读。因为在教“zi”时，我就是采用故事的形式来带领他们学习的，因此，孩子们的兴趣很高，各种各样有趣的故事被他们编了出来。有一个孩子这样讲道：“zh是妈妈，i是孩子，有一天妈妈带着孩子上街，可孩子不听话，到处乱跑，走丢了。最后在警察叔叔的帮助下，才找到了妈妈，小i哭着对妈妈说，妈妈，我再也不离开你了，我要永远和你在一起。”听了这样充满童趣的故事，我惊异于他们丰富的想象力和精彩的语言表达力。作为孩子，天生就喜欢听故事、讲故事，那么在我们低段教学中，何不利用这个特点作为我们设计教学环节的组织策略和依据，来促进学生语育智慧的发展和提高呢？
二、色彩记忆，发展视觉空间智慧
低段儿童对记忆材料是以视觉加工为主，即主要是以看来进行记忆。所有的孩子都喜欢生动直观的图画和鲜明的色彩，强烈的视觉刺激除了能够引起视神经中枢的兴奋外，还能在他们的“心灵黑板”上留下深刻的印象。在教学中，我坚持以学生为主，培养学生的主体意识，把学习的主动权交给学生。我常设计这样的环节，让学生自由选择自己喜欢的颜色给声母和整体认读音节涂色，给前鼻韵母和后鼻韵母涂色，给字母和音节涂色等等，使抽象的拼音符号变成一个个美丽的彩色记号，让学生在填色过程中不仅受到美的熏陶，记住了这些抽象符看见卡片上的颜色，我就知道它叫什么了，因为我把声母全部涂成了红色，把整体认读音节涂成了蓝色。”受到这个孩子一番话的启发，我黑板上的“拼音角”也利用了不同颜色的粉笔来书写；红色代表声母，黄色代表整体认读音节，白色代表韵母。这种符合儿童认知特点的教学设计我想可能比老师直接把知识灌输给他们要深刻得多。
三、儿歌串连，发展音乐智慧
儿歌是一种将所学内容本身转化为音乐智慧的最便捷、最直观的形式，而这种形式对于爱说爱唱的一年级孩子来说，尤为喜欢。在拼音教学中，无论是教字母的发音，还是规范字母的形式，我都运用了大量的儿歌，有的是传统的儿歌。例如。“圆圆脸蛋羊角辫，张大嘴巴aaa；太阳出来红彤彤，公鸡一叫ooo；清清池塘一只鹅，水中倒影eee。”有的是我为了教学需要，自编的儿歌。例如在教“ei”这个复韵母时，我就编了这样一首儿歌：“小兔飞飞，爱喝咖啡。e前i后，喝了一杯。”像这样的儿歌还有很多。例如，在教“ing”这个后鼻韵母时，我问他们怎么记住这个韵母的发音，有个孩子站起来说，她要用儿歌来记：“天上一颗星，树上一只鹰，墙上一颗钉，地上一块冰。”由此可见，通过儿歌，学生不仅可以记住拼音字母的音、形，而且还创设了一种充满韵律的课堂节奏，学生一边拍手，一边说唱，在流动的节奏感中发展了音乐智慧。
四、游戏活动，发展肢体运作智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