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2-03 02:06:51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社会学方法论，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关键词 社会学方法论 实证主义 整体主义 个体主义 价值中立
中图分类号：C91-06 文献标识码：A
0 引言
理论研究是社会学作为一门学科最为核心的任务，正如著名社会学学者马尔科姆・沃特斯所说，“社会学可以理直气壮地宣称自己毫无疑问属于一门学科，原因有两二：其一是它具有一个被广泛公认的理论传统；二是它在方法论上有一种严肃的态度，即以精密的方法论来指导研究。”①方法论研究服务于理论研究，对于基本的方法论问题的思考是社会学理论建构的先决条件。另外，社会学作为一门学科，其独立性存在的诉求会一直迫使它去开拓、去关注新的领域，如何去发现新的领域，如何在这些必将被相关学科竞相染指的领域实现社会学的作为，这无疑需要社会学方法论上的创新。创新既然是作为对过去的某种背离，那么首先就需要廓清先前的社会学方法论，而这一廓清更是不可避免的要从其源头着手。社会学方法论滥觞于迪尔凯姆与韦伯对于社会学方法论的自觉思考。本文尝试从方法论的哲学基础、整体主义和个体主义、研究的逻辑起点三个方面对二人的社会学方法论研究进行比较，以期获得对社会学方法论的新认识。
1 相关研究
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大陆社会学逐渐恢复后，开始有学者对韦伯社会学方法论思想进行探讨，成果显著。李建立从社会学方法论的哲学基础和方法论两个方面对韦伯的社会学方法论进行了评述。他认为，韦伯的方法论及其理论，充斥着实证主义和反实证主义、自然主义和反自然主义、理性主义与非理性主义的矛盾，这些矛盾都有其社会环境和哲学方法论、认识论的渊源。②侯钧生从“价值关联”和“价值中立”这两个概念入手，分析了韦伯的价值思想。他指出，韦伯的“价值关联”和“价值中立”是社会科学研究中同时并存的两个方法论原则，它们既是对立又是统一的。二者异曲同工，目的都是要求研究者将“形而上学”和世界观的认识从科学活动与科学结论中清除出去，从而保证科学研究的客观性。③覃方明从科学哲学和语言哲学的理论视角对社会学方法论二元对立状况做出澄清。他认为“传统上被认为构成了社会学方法论之根本对立的方法论个体主义与整体主义间的对立只在发现的层面上存在，而在验证的逻辑层面上消失。因此，两者间不存在本质的对立。而理解的方法与实证的方法则在验证的逻辑上分别对应于本质上不同的方式，它们之间的对立才是根本性的。”④上述社会学方法论研究都有具有开创性的意义，但大多局限于“就方法论而方法论”，而近些年，中国国内学者对于社会学方法论论述很少。
2 社会学方法论比较
2.1 社会学方法论的哲学基础
虽然迪尔凯姆受到德国和英国社会思想的强烈影响，但是正如塔尔科特・帕森斯所说，迪尔凯姆思想“绝大部分源于法国学术史”。在法国学术历史中，迪尔凯姆思想的主要来源是启蒙主义传统，尤其是卢梭和孟德斯鸠的思想。卢梭关于“共同意志”的概念以及他对社会现象和心理学现象的划分，孟德斯鸠的社会整体论观点，在迪尔凯姆学说中的影响巨大。但是对于迪尔凯姆思想影响最大的还是孔德和圣西门，迪尔凯姆本人亦多次强调自己是孔德和圣西门所开创的思想的继承人。迪尔凯姆认为社会学先驱还没有社会学方法论自觉，即使伟大如斯宾塞者，在他的全部著作中也没有一处谈到方法论问题，而穆勒在这个问题上虽然花费了很多时间，但也不过是用自己的辩证法将孔德已经说过的东西筛选了一遍而已，只有孔德在这个问题上有独创而重要的研究。孔德实证主义社会学信奉方法论的一元论假定，即自然科学的逻辑、方法和程序也同样适合于对人和社会的研究。面对来自仰慕和攻讦者加之于他的各种头衔包括实证主义社会学大师，迪尔凯姆本人申明他唯一能接受的称号是理性主义者，他的主要目的在于把科学的理性主义扩展到人们的行为中去，即让人们看到，把人们过去的行为还原为某种因果关系，再经过理性的加工，就可以使这种因果关系成为人们未来行为的准则。
韦伯对于社会科学方法论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有关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之间的差异的方法论讨论的影响。这些讨论在德国始自康德时期，19世纪再度活跃。康德认为，人作为文化领域和历史领域中积极的、有目的的、自由的行动者，是不能用适用于研究自然的那种分析和概括的方法去研究的。人的头脑和头脑的创造物是不遵循自然法则的。应用于人文科学的分析方法必须是特殊化而非一般化的。它们必须限于以移情方式去揣摸单个的历史行动者行动的动机，努力用直觉去把握全部文化整体。⑤不难看出，韦伯“理解”方法正是源于这一传统。
与韦伯同时代的三位重要德国学者对韦伯的社会科学方法论思想产生了中重要的影响，他们分别是狄尔泰、温德尔班以及李凯尔特。德国反实证主义先驱狄尔泰从科学分类入手吹响了向实证主义发起战争的号角。狄尔泰认为，科学当区别为自然科学和精神科学。自然科学研究的是自然事件的进程，而精神科学则是研究追求一定目的的人的自由活动，研究社会文化现象。他认为，尽管对于人的研究也要遵循所有科学共同的思想步骤和方法，但是如果不使用能与自然科学方法相区别开来的理解方法，则对于人的研究就不可能达到其研究的目的。德国弗赖堡学派的创始人温德尔班，继承了狄尔泰反实证主义的传统，批判了实证主义方法论上的自然主义取向。他认为，近代科学的发展，产生了实证主义万物齐一论的偏见，它无视个别认识领域里的自主性，意图使对于一切对象的理解都服从于一种方法的驱使，因而造成了不少差错。弗赖堡学派的另一位重要代表李凯尔特，三人之中，他的思想在更多方面对韦伯产生了影响。李凯尔特吸取了狄尔泰、温德尔班的基本观点，同样从科学分类入手，不同的是他采取的是从逻辑方法论角度，通过分析概念发生的不同途径来把握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区别。韦伯汲取了李凯尔特“价值关联”思想，李凯尔特在《自然科学与文化科学》一书中明确指出，价值关联是文化科学研究的主要方法。在他看来，研究者只有运用自己的价值立场去考察被研究的经验现实，才有可能真正揭示出经验现实的本质特征和它存在的真正意义。韦伯同意并发展了李凯尔特的这一说法。
2.2 整体主义和个体主义
迪尔凯姆认为，个人生活和集体生活的各种事实在程度上具有质的不同。在迪尔凯姆看来，“社会是由个人组成的”的这一说法，并不完全正确，但他承认个人是社会的唯一的能动成分。迪尔凯姆主动地将“整体大于部分之和”这一原理运用在了社会学领域，主张从社会结构方面来解释社会现象，认为必须用一种社会事实去解释另一种社会事实。然而，我们不能因此断言迪尔凯姆忽视社会个体。在迪尔凯姆学术生涯的后期，他转向了对宗教的研究，这一转向并非仅是学术兴趣使然，而是迪尔凯姆强烈的现实关怀、对人的关怀的必然结果。在《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这本著作的导言部分，迪尔凯姆指出，“社会学的主旨，并不仅仅在于了解和重建业已消逝的各种文明形式。相反，同所有实证科学一样，他所要解释的是与我们近在咫尺，从而能够对我们的观念和行为产生影响的现实的实在：这个实在就是人。更确切地说，就是今天的人，因为这才是我们最想要了解的东西。”⑥迪尔凯姆也明确地指出，他之所以选择研究非常古老的宗教，是因为它似乎更便于我们展示出人性的本质、永恒的方面。
韦伯认为现实的总是个别的，社会现实是由独特的、无限可分的事件构成，那些事件本身却有没有意义，所有的意义都是由认知主体和评价主体的活动产生的。在他看来，社会现实从根本上讲是由人的有意的社会行动构成的，理解的基本单位只能是个人及其行动。至于说诸如国家、民族、团体这些常见于韦伯政治社会学中的概念，在韦伯看来不过是“一定类型的人类相互作用”的标志。而且出于理解的目的，这些概念必须得转化成为可理解的个人或群体参与的社会行动。显然，韦伯社会学方法论是一种个体主义取向。
所以说，所谓的整体主义和个体主义的对立，存在于迪尔凯姆试图从社会事实去了解现实的人，而韦伯则径直地选择从有意义的社会行动出发。这种对立也完全在二人社会学研究的逻辑起点上可说。
2.3 社会学研究的逻辑起点
迪尔凯姆一生努力建立科学的社会学，他认为，这门后发的社会科学要被认可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它就必须要有自己的独特性。“一门科学只有形成自己独特的个性，才能让人视为达到了最后的独立，因为只有其他学科没有研究的那类事实成为它的研究对象时，它才有理由独立存在。”⑦在《社会学方法的准则》这本重要著作中，迪尔凯姆为社会学确立了有别于心理学、哲学、生理学及其他学科的独立研究对象：社会事实。“这类事实是由存在于个人之身外，但又具有使个人不能不服从的强制力的行为方式、思维方式和感觉方式构成。”⑧迪尔凯姆是这样定义“社会事实”这一概念的，“一切行为方式，不论它是固定的还是不固定的，凡是能从外部给予个人以约束的，或者换一句话说，普遍存在于该社会各处并具有其固有存在的，不管其在个人身上表现如何，都叫社会事实。”⑨迪尔凯姆强调，社会事实两个最基本的特征，一是社会事实的客观实在性，迪尔凯姆也一再表明关于社会事实的客观实在性的观点是全部社会学的出发点。二是超越个体的强制性。
“社会学是一门解释性地理解社会行动并对其进程与结果进行因果说明的科学”。⑩显然，较之迪尔凯姆将社会学分析的对象确定为社会事实，韦伯选择的是社会行动。韦伯对社会行动给出了这样的界定：“我们谈到‘行动’时，指的是行动中的个人给他的表现附加了某种主观意义――不管那是明显的还是隐蔽的、是被忽略还是被默认的意义。“社会”行动则是指，该行动的主观意义还顾及到了他人的表现，并据此作为行动进程的取向”。 韦伯强调了社会行动必须满足两个条件，一是行动者赋予其行动以目的和意义；二是行动者的行为必须关涉他人。
在韦伯看来，社会现实不过是由人的有意义的社会行动构成的。因此，理解的基本单位只能是社会行动。在韦伯那里，社会学是一门理解社会行动的科学，理解意味着把握行动者赋予行动的意义。对于主观意义的理解迫使韦伯在类型学上做出了思考，较之帕累托的逻辑行为与非逻辑行为，韦伯区分了四种行为类型：有目的的理；有价值的理；富有感情的或充满激情的行为及习惯的行为。显然，这种区分不是绝对意义上的，而是出于分析考虑的一种安排。
3 总结
中国社会学界对于迪尔凯姆与韦伯的社会学方法论的研究，大部分停留在实证主义与反实证主义、方法论整体主义与方法论个体主义的二元对立的认识。将迪尔凯姆与韦伯划分为以上两大阵营的对立，不过是后来人“类型学思维”的流弊。我们不加反思地接受了这样的一种认识，并在这一认识框架内去解读迪尔凯姆与韦伯，这样就已经先在的决定了我们对二人的认识难以做到公允，也局限了我们对于社会学方法论的认识，更遏制了社会学方法论的创新。社会学方法论创新的诉求需要中国社会学研究必须要跳出西方思维。梁漱溟先生曾指出过，“传统的中国文化是人类文化的早熟，早熟不是真熟，而只是露了一个头，出现一点影子。（中国）人对自然的认识、利用还没有走到高处、深处就拐了弯，拐到了人与人之间如何相处的问题上来。” 因此，可以尝试从中国文化深处寻找社会学方法论创新资源。
注释
① 马尔科姆・沃特斯.现代社会学理论[M].杨善华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0.
② 李建立.马克斯・韦伯的社会学方法论述评[J].河北大学学报，1994（4）.
③ 侯钧生.“价值关联”与“价值中立”――评M・韦伯社会学的价值思想[J].社会学研究，1995（3）.
④ 覃方明.社会学方法论新探（上）――科学哲学与语言哲学的理论视角[J].社会学研究，1998（2）.
⑤ 刘易斯・A・科塞.社会学思想名家[M].石人，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267.
⑥ 迪尔凯姆.社会学方法的准则[M].狄玉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
⑦ 涂尔干.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M].渠东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艺术设计作为一门新兴人文学科，自诞生之日起，就和社会学的“实现社会良性运行的目的”是一致的。艺术设计是一种应用文化。它所表现的形式与内容都与社会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艺术设计应社会需求而来，一经创造，必然要回到社会中去，接受社会认同。19世纪中期，英国艺术理论家约翰?拉斯金为了挽救英国社会审美欣赏水平的下降，提出了改造工业产品（审美层次）的主张，从而奠定了现代艺术设计发展的基础，也首次以社会学的视角看待产品审美，即艺术设计问题。
一、评判艺术设计作品的形式与功能因素
艺术设计是一种物质审美化的行为。这决定了艺术设计作品在释放产品物用功能的同时，其形式也应该符合所在社会和时代的审美观。因此，从功能和形式因素入手评判艺术设计作品，是我国设计批评领域中最常见的批评途径。而依据的社会学方法，更强调作为物质和精神表现的功能与形式相辅相成，辩证发展。
我国的现代艺术设计理论源自于西方。在西方艺术设计发展史上，关于功能与形式的探讨经历了“功能主义”、“式样主义”和“反功能主义”几个阶段。
“功能主义”和“式样主义”同属于现代主义设计理论。前者主张设计“形式遵循功能”；后者出现在1930年代美国拯救经济危机的努力中。美国式样主义设计的代表人物―――雷蒙?罗维提出“丑货滞销”的观点，指出产品的外型和式样的设计对于产品销售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反功能主义”出现在1960年代，作为后现代主义设计的排头兵崭露头角。“反功能主义”并不是反对产品的功能性，只是不赞成把功能作为产品存在和设计的唯一理由及指导原则。
我国现在的社会生产情况，和西方“功能主义”时期的社会生产十分相似。虽然，经历30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的经济实力得到很大提升，但是我国在享受了后工业成果的同时，还在为实现（传统）工业化而努力，另外我国许多地区依然处于传统农业的生产模式中。这种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决定了中国的艺术设计不应过多地追求个性化表现，而应走符合自己国情的发展道路，即坚持功能主义设计理念。我国的一些设计批评家对此有清醒地认识，“功能主义设计理论是与`为人民服务'的大众化设计教育理念联系在一起的，这种源自包豪斯的理念。坚持马克思的社会学观点，追求符合当前物质文化水平的精神文化建设，始终被我国视为建设和谐社会的重要途径。
二、评判艺术设计现象的经济与道德因素
艺术设计的直接职能是促销产品，为赢得市场。因此，进行艺术设计批评不仅关注产品的物用功能和形式趣味，还关注产品的供需平衡，也就是经济因素。因为，从全局的眼光看，艺术设计的社会职能能否实现，除了与自身品质有关外，还和社会的消费能力有关。试想超出人们消费能力的设计，如何能发挥应有的社会性呢？因此，紧随着功能和形式评判之后，对艺术设计进行经济方面的考量，进入社会学批评的视野。
对艺术设计进行经济方面的评估，意在考察它对社会经济的贡献。从大处看，它是考察设计是否符合社会（经济）的整体发展。从小处看，它是要求设计师在具体设计过程中，不但要关注产品的物用价值，还要顾及市场供需的平衡，以促进经济良性发展。
通过肯定艺术设计的物质利益动机，并兼顾全体社会成员的共同的道德基础，以促进整个社会的和谐发展，是以社会学进行艺术设计批评经常关注的。当设计师尊重社会整体经济和道德利益时，艺术设计可以在某些方面抵消功利主义对个体利益的片面强调，营造一个物质和情感相和谐的社会生活，促进社会生产和社会结构的优化。
以社会学方法论进行艺术设计批评，还涉及到民族化和传统化问题、区域化和全球化问题，以及生态保护和可持续发展问题等。不论涉及到哪一方面，这种方法论始终要求设计师进行艺术设计时，应充分考虑它的社会性，将艺术设计置身于社会各因素所构成的系统之中，在社会生产和生活的各个环节和层次上，对艺术设计进行全方位、多目标地整体思考和系统规划，以便发挥艺术设计的社会价值。
在艺术设计批?u过程中应用方法论，不仅仅是一套批评方法的应用，更是一种哲学思想的指导。它为我们提供了一种观念，一种看问题的立场和立足点。在社会学方法论看来，艺术设计是由一种看不见的社会力量决定的。它自始至终都受到社会结构的影响与制约，并在整个社会结构中展开自己的活动。它对艺术设计的价值定位，就是艺术设计必须为一个和谐的社会发展作出贡献。
我国的艺术设计批评较多地是以为基础。相比其他方法论，社会学始终强调艺术设计对社会的责任和意义。这一点深受人们赞许。但是，社会学自身所带来的缺憾―――过于关注客观的社会事件和结构的变化，而不注重个人创造性―――也在其方法论中显示出来。社会学方法论只把艺术设计现象和作品视为一个社会事件，而不是把它看成一个里面装有历史、现实、思想、感情的人性化产物，同时也忽视了艺术设计作为语言形式有自己独具的特性。指出社会学方法论的局限性，并不是否定它的价值，也不会影响我们对它的使用。因为，迄今为止，没有任何一种方法论能够全面地诠释一个社会现象和文化作品。所有方法论在发挥工具性的同时，都存在程式化和封闭化的缺点。在应用社会学方法论的时候，充分取其工具性的优势，注意艺术设计与各种社会现象之间的区别与联系，就能够减少在应用社会学方法论的过程中，避免对艺术设计现象作机械的社会学解释和评判。
摘要：文章是劳伦斯・A・博兰《批判的经济学方法论》一书的读后感，基于博兰对评判方法论的论述，对方法论的意义、方法论的逻辑、批判提了一些自己的认识。
关键词：方法论；逻辑；批判
劳伦斯・A・博兰的《批判的经济学方法论》虽然是一本经济学学科的方法论著作，该书很多内容是经济学领域的独有的方法论，但是，全书在与经济学领域的不同学者、不同流派的争论中，所运用的逻辑、批判的方法等却是适用于整个社会科学领域的，对社会学研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方法论的意义
方法论所涉及是研究过程的逻辑和研究的哲学基础，或者说，方法论所涉及的是规范一门科学学科的原理、原则和方法的体系（风笑天，2006）。方法论可视为对具体方法、技术的指导哲学层面的探讨和指导，但并不能直接促成产生实质性的研究成果。
博兰在书中就分析了经济学方法论上两大取向：实证主义经济学和规范主义主义经济学，前者大都是同事实相关的分析，注的问题为描绘出“是什么”；而后者则和价值有关，要解决的问题在于回答“应该怎么样”。博兰还从“工具主义”，“约定主义”，“归纳主义”三种不同的观点对实证主义和规范主义进行了剖析。不同的方法论往往可能出现争论和对立,比如“整体主义与个人主义”、“实证主义与人文主义”等等的对立，在社会学领域，具体表现出了孔德以降的整体主义的、实证的社会学，以及韦伯以降的个人主义、人文主义的社会学。所以，方法论决定了研究的视角，规定了对一些问题的基本命题和根本看法，造成不同学术流派的分野。
如同博兰提到的美国主流经济学家拒斥经济学方法论一样，中国社会学界似乎也存在同样的问题，国内每年发表的社会学相关的论文怕是数以万计，但是几乎没有研究方法论的，对具体的方法、技术的创新、改进、深化的论文也鲜有公开发表的，大都是针对具体的问题的调查、研究，或者对西方已有的社会学理论的辨析。从学科教育来看，当前我国大学教育对方法论几乎是忽视的，在社会科学教育中不仅是学生而且大多数的导师都只把注意力放在对现有理论的了解与掌握上，对于研究中的方法论问题则大多轻视。中国的方法论也许都避而不谈、存而不论了吧，可以用一句以哲学为指导就概括了。有学者认为我国社科领域对方法论的忽视“造成了对于西方的社会科学理论只有一种字典式的理解或望文生意式的理解很难从西方学者学术研究的成果中去掌握他们所独有的后设思维方式久而久之便造成了国内学术研究偏重模仿缺乏创造力的困境。”（刘莹，2005）
二、方法论的逻辑基础
单就博兰《批判的经济学方法论》一书的编排来说，在正式展开他批判的经济学方法论的论述之前，专门对方法论的逻辑进行了辨析，体现了逻辑的重要性。博兰在书中说经济学试图成为实证的科学，社会学目前也有一股力量试图使社会学科学化。科学的两个支柱分别是逻辑与观察，所以谈方法论，不能避开先讨论逻辑上的合法性。科学研究的逻辑属于科学哲学问题，回答的是“经济学如何才能够成为科学，或者从何种意义上经济学才是科学”的问题（李增刚，2004）。
科学研究要运用归纳和演绎这两套基本的逻辑体系。归纳是从经验观察出发，通过对大量现象的观察概括出具有普遍性或一般性的结论。演绎是从一般原理或理论出发，通过逻辑推理来解释具体的事件或现象。这两种方法虽然存在一定程度的差别，但却是不可分割的。我们常常会自觉不自觉地同时使用这两种方法。但是历史上的归纳逻辑和演绎逻辑往往是对立的，其实在博兰的书中，对不同学术流派的描述中，仍能看出遵循不同的两套逻辑的方法论的对立。
在《批判的经济学方法论》中，博兰对“最大化假说”的批判、对波普尔的澄清、对新古典动态学的模型的批判，也进行了大量的逻辑论证。博兰所运用的逻辑基础就是他在本书开篇部分所讲到的“归谬推理法”与“归真推理法”。“倘若你的论据是符合逻辑的，则在任何时候，任何一项结论若是假的，则你的假设也不能全部都是真实的”，通过一项结论的虚假性进行论证，以驳斥其假设的真实性这样的利用论据的方式被称为归谬推理法，反之，归真推理法从假设到结论、向前“传递”真实性。博兰通过对弗里德曼的那篇论文分析，强调了这两个逻辑的重要性，他说“明确识别论据的两种逆向方式是非常重要的。任何方法论的批判，倘若认为能被运用于归谬推理法任何形式的论据，则也能有效地被用于逆向的归真推理法，那就会犯严重的错误”，要充分利用推理法对合取型论据、析取型论据极其结论进行逻辑检验。经济学理论的发展以及能够成为科学，也就要求我们按照科学的标准，提出科学命题或假说，从逻辑上进行论证，并且不断进行检验，从而形成理论。
三、关于批判的方法论
博兰在书中对各种各样的既成的“真理”、“事实”进行了批判，对这些似是实非的观点进行了深刻了检讨和分析，包括新古典的动态学、价值中立等，在论文第一部分甚至对“批判”进行了批判。博兰在自己的这部经济学方法论著作中突出“批判”,不仅书名有批判二字,而且书中很多篇章标题也都有批判二字，作者在本书中通过20篇强调批判的论文系统说明自己的方法论的特点。他说：“对理论采取批判的观点,是我不同于传统方法论的核心之处。”（博兰，2000）
对波普尔的评析在该书中是重头戏,不妨看看博兰是如何进行批判的。通常认为卡尔・波普尔(Karl Popper)提出了科学的“证伪主义”标准，他提出了科学发现的四段图式：“问题――尝试性解释――排除错误――新的问题”，也就是猜想与反驳的逻辑。然而，博兰却对这种认识和波普尔的科学观进行了批判，他在文中说：“我反复指出，如果他们认为波普尔的观点可以公正地被描述为‘证伪主义’的话，那他们就是不理解波普尔。”他接着说“波普尔认为,科学的特点在于它强调批判。按照波普尔的看法,科学家竭力欢迎批判。阻挠批判是非科学的行为。”因而,在波普尔的科学哲学中,既有批判,又有可证伪性,因而必须分清主次。博兰认为,在波普尔主义中,批判是主,证伪为次。
有学者认为，理性的批判需先弄清这么几个问题：为什么要对社会进行批判?批判如何可能?依据何在?换句话说，批判理论本身建立的支点是什么?它如何证明自己是理性的表达而不是偏见和意识形态?这些问题都是社会批判理论不能回避的问题。这些问题不弄清楚，社会批判理论作为一种科学理论的合理性就总会受到人们有意无意的质疑。（伍学军，2004）
四、关于本书的批判
博兰给本书取名为《批判的经济学方法论》，是一本方法论的著作，但是本书中给人感觉有将经济学方法论与经济学研究方法、视角或经济学研究的“一般方法”混在一起进行批判的嫌疑，比如“批判新古典经济学的数学应用”的章节里面，对具体的经济学模型也展开了批判。有学者认为“经济学方法论与经济学是两门性质根本不同的学科，经济学方法论的研究对象是既有的经济学知识，而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经济现象或经济事实”（周建成，2005），故，方法论学者和经济学者之间应该是允许有一定的界限和分离，恐怕该书开篇博兰认为主流经济学家反感方法论也有这个原因。
参考文献：
[1][美]爱因斯坦.爱因斯坦文集(第一卷)[M].商务印书馆,1976.
[2]风笑天主编.社会学研究方法[M].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3]李增刚.对“经济学方法论”的几点思考[J].河北经贸大学学报,2004(3).
摘 要：整体与个体是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一对基本范畴，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是处于复杂、开放系统之中的各种社会现象、社会事件，在对这些研究对象进行研究之时，究竟是以社会整体还是以构成整体的社会个体为研究基点，对于这个问题的不同回答，直接导致了社会科学研究之中整体主义与个体主义，以及整体主义方法论与个体主义方法论之间的区分，进而也就决定了社会科学研究之中，社会与个人之间关系模型的构建。而在这些主义、方法、模型之中，都可以找到实证主义思想的渊源和影响。
关键词：实证主义；整体主义；个体主义
中图分类号：B1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2）25—0052—04
一、个体主义与整体主义
在社会科学的研究中，个体主义者的出发基点是这样一个经验观点：社会是由个人组成的。这是一个日常经验事实，就像公理一样能够不证自明，这一点与实证主义者的经验观点也是一致的。
实证主义者强调经验验证的原则，而在真实的社会生活中，只有一个个的个体行动是能够在经验层面上接受验证的，能通过经验验证的才是真实可靠的；反之，不能通过经验验证的都是应该被拒斥的“形而上学”。这种个体主义的观点，在人文主义者中也能找到共鸣之处。强调重视个体价值、个体意义，主张对社会个体的研究采取理解、诠释研究方法的人文主义者，在社会科学的研究过程之中更注重对个体主观意义、价值选择、个人意愿等方面的研究，主张对包含这些主观价值因素的社会行动，只能用个体主义的立场、方法来进行理解。
批判理性主义的代表人物波普尔认为个体主义的方法论也就是经验研究方法在社会科学中的运用，他深受经验论传统思想的影响，主张个体主义，认为在对世界、对自然界进行研究的时候，不可能观察或描述整体世界，我们的研究和描述都是带有选择性的，要选取某一个个体来进行研究、描述，整体是不能成为科学的研究对象的[1]6。在波普尔所主张的个体主义思想当中，逻辑实证主义的经验论传统立场对其影响很深。逻辑实证主义者坚持经验主义立场，主张以感觉经验作为衡量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标准，甚至还要用一种感觉经验的语言描述来统一各门学科，而感觉经验恰恰都是富含个体性色彩的。
有一些社会学家虽然同样受到实证主义思想的影响，但却并不都转向了个体主义的立场，例如法国社会学家迪尔凯姆，他继承的是孔德的实证社会学研究思想传统，但却坚持整体主义的立场。在社会学思想史的研究中也往往把迪尔凯姆看作是一个整体主义者。迪尔凯姆认为，“构成社会现象的是集体性的信仰、倾向和守则。那些名义上为集体的、实际上仍然属于个人性质的形式，也不能称为社会现象。”[2]7“要考察社会现象的原因，或者社会现象的产生，不能在那些组成集体的各个分子中去寻找，而必须对这个已经组成的集合体进行研究。群体的思想、感情和行为与组成群体的这些个人在未结合以前和结合以后的思想、感情和行为都是极不相同的。根据个人现象去推断群体，不可能准确理解群体中发生的各种现象。”[2]83这种整体主义的思想立场，直接导致迪尔凯姆在社会学研究中采取整体主义方法论，他更加强调社会现象的整体性，并以此为据来论证社会现象的客观性、外在性、强制性。
二、整体主义方法论与个体主义方法论
个体主义方法论强调个体性原则，这种方法论认为整体都是依赖于组成整体的个体的，社会作为一个整体，它也是由一个个的社会成员个体组成的，必须首先对构成社会整体的个体、个人进行研究。在坚持个体主义方法论的社会科学学者中，波普尔和韦伯都是比较著名的代表人物。“韦伯认为社会学分析的单元和对象只能是个人的行动，因为唯有个体才能使‘有意义的’社会行动成为可能。在他看来，为了某些目的，在某个时候把社会群体或集团看成像个人那样的整体是有益处的，但这仅仅是一种理论的虚构。因为社会是由人及其行动构成的，而人不是按照预先的指令进行重复运动的机器。人是遵循自己的动机和愿望而行动的，社会现象只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具有不同价值意向的人们相互作用的结果。”[3]77波普尔在《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中也有过这样的论述，认为“所有的社会现象和社会机构的功能都应该被理解成人类个体决定的结果……从所谓的‘集体’的角度作出的解释都不能使我们满意。”而且，社会机构不过就是为了解释个体经验的事实而被设计出来的一种“抽象模型”而已。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来说，“军队”这个词，描述的不过就是“复数的士兵”的概念，那么如果要对“军队”进行研究和解读，按照个体主义方法论的观点来说，这就等同于对“军队”中的“士兵”进行解读、研究。英国科学哲学家沃特金斯也认为，如果要使用其他的大规模的现象来解释另一种大规模的现象，这样不可能得出完整的解释，对于复杂的社会世界、社会现象、社会事件的解释，必须要通过对参与其中的参与者个体的行为进行分析、研究、解读，才能对整个社会现象、社会事件得到正确的理解和分析。
实证主义社会学家斯宾塞，也是采用个体主义的方法论来对社会进行研究的。“在他看来，社会是实现个人目的的工具，它的产生是由于人们出于利益的考虑，而结合起来的结果；社会的性质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组成社会的个人的性质，他强调，人类集合体表现出来的每一种现象，都来源于人本身的某种性质，因此只有研究其组成部分——个人的性质，才能建立起关于社会的真正理论。”[4]193英国的方法论个体主义者沃特金斯（Watkins）在《社会科学中的历史说明》里是这样来阐述方法论个体主义原则的：按照方法论个体主义原则来看，社会的终极构成要素，就是个体人，对于每一种复杂的社会状况、社会事件来说，都是各个特殊的个体组合的结果，就好比我们不可能使用像“充分就业”这种大规模的现象，来对另一种像“通货膨胀”那样的大规模社会现象来进行完全彻底的说明，只有在从对个体的倾向、信念等个体性方面的陈述中得出一种解释，才能得出关于某种大规模现象的根本性说明，对社会中的整体行为、现象的说明，要依靠对个体行为、现象的研究[5]116—117。例如，在经济学领域当中，通过对个体生产者、个体消费者的行为研究，来对整个市场的宏观特征进行说明，这种研究方法所体现的就是一种方法论个体主义。但同样也是在经济学的研究，整体主义者也提出了对方法论个人主义的反驳，他们认为，在经济学的领域中，需要从宏观层面来关注像国民收入、货币储备等这样的研究对象，仅关注微观层面的个体的经济行为、特征是不行的。
社会科学方法论作为一种具体的方法论，不同于历史唯物主义这一一般的哲学方法论，它是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历史观的基础上形成的，对于具体的社会科学研究具有直接的指导意义。历史唯物主义是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基础，它为社会科学方法论提供一般的方法论指导，而社会科学方法论是历史唯物主义在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的具体化。社会科学方法论是联结历史唯物主义和具体的社会科学研究的中间环节和桥梁，因而认为历史唯物主义可以取代的具体的社会科学方法论来直接指导具体的社会科学研究的看法是偏颇的。为了进一步推动社会科学研究的发展、丰富历史唯物主义，很有必要建构社会科学方法论这一具体的社会科学方法论。建构社会科学方法论可从以下两个方面人手。
一、积极扬弃传统社会科学方法论的研究成果
社会科学方法论的研究在100多年的社会科学方法论研究中，产生了大量的积极成果，主要包括以孔德、斯宾塞、迪尔凯姆、韦伯、温奇、吉登斯等为代表的众多社会科学家系统创建的两对相互对立的社会科学方法论，包括人文科学方法论（理解方法论）和自然科学方法论（实证方法论）、方法论个人主义和方法论整体主义以及对它们所做的种种有益的综合研究。就建构社会科学方法论而言，后一种研究的积极成果意义更大，因为社会科学方法论就是一种综合的社会科学方法论，而在社会科学方法论研究史上，韦伯、温奇、吉登斯等社会科学家试图将相互对立的社会科学方法论综合起来所取得的研究成果，则是建构社会科学方法论的直接的理论前提。
吉登斯在《社会学方法的新规则――一种对解释社会学的建设性批判》中，立足于解释学立场也尝试综合人文科学方法论和自然科学方法论以及方法论个人主义和方法论整体主义来开展社会学研究。吉登斯同意温奇对韦伯的质疑，即认为韦伯“错误地假定人类行为的解释可以采取一种逻辑上与自然科学特征相同的因果关系形式（如果不是在内容上）”，并进一步以他称之为“能动者因果关系”的理论探讨解释性理解和因果性说明之间的关系。
吉登斯又通过建构“结构二重性”理论来综合方法论个人主义和方法论整体主义。吉登斯在《社会的构成》中认为，“结构二重性”（dualityofstructure）指的是“�Y构同时作为自身反复组织起来的行为的中介与结果；社会系统的结构性特征并不外在于行为，而是反复不断地卷入行为的生产与再生产。”因而“在结构二重性观点看来，社会系统的结构性特征对于它们反复组织起来的实践来说，既是后者的中介，又是它的结果。
总体而言，他们的努力都加深了人们对于人文科学的理解方法论和自然科学的实证方法论之间关系的理解以及综合它们的基础的理解。这无疑为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建构提供了直接的理论前提。
二、基于唯物史观融合传统社会科学方法论
一般说来，有什么样的世界观或哲学观，就有什么样的方法论，世界观或哲学观和方法论是一致的。人们对于社会所形成的理论化、系统化的观点就是所谓的社会哲学，以这一社会哲学指导去观察、研究、分析和处理各种社会现象就是所谓研究社会的方法论，即社会科学方法论。因此，社会科学方法论是以社会哲学为基础的。
传统的社会科学方法论主要包括两对相互对立的科学方法论，即人文科学方法论（理解方法论）和自然科学方法论（实证方法论）与方法论个人主义和方法论整体主义，它们分别以两对对立的社会哲学为基础。
人文科学方法论（理解方法论）和自然科学方法论（实证方法论）以“社会独特论”和“社会类似论”的社会哲学为基础。“社会独特论”认为社会虽然是自然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但社会一旦产生就具有其自身的独特性，从而与自然区别开来。社会的独特性在于，它是一种人文或文化现象，是人的主观活动的结果。因此，在“社会独特论”看来，既然社会是一种不同于自然现象的独特的人文或文化现象。那么不应照搬在研究自然现象时十分有效的自然科学方法（实证的方法），而应运用人文科学方法（理解的方法）来研究这种独特的社会现象。“社会类似论”认为社会是自然长期发展的产物，又是自然的～部分，社会是一种“类自然现象”，具有类似于自然的客观特点和规律。因此，在“社会类似论”看来，既然社会是一种与自然相类似的现象，那么在研究自然现象时十分有效的自然科学方法（即实证的方法）对于研究社会现象也应是十分有效的。
关键词范式社会科学范式范式结构
科学哲学历史主义学派认为，科学知识进步增长的基本单元不是具体理论，而是“一般理论”或“伟大的理论”。为此库恩在本世纪六十年代提出了“科学范式”的概念和思想，七十年代，拉卡托斯提出了“科学研究纳方法论”理论，劳丹提出了“研究传统”的概念。现代西方科学哲学主要研究对象是自然科学，但我认为，若奖“范式”的思想观点扩展至社会科学领域，它对于社会科学也同样具有重要的方法论价值。
科学进步和知识增长问题是现代科学哲学的重要主题。库恩认为科学进步是常规时期和革命时期交替出现的过程，其中核心的概念是科学范式。“范式”(Pardign)原意是指语法中词形的变化规则，可引伸为模式、模型、范例等意思。库恩对范式有许多解释。英国的玛斯特曼认为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至少以二十一种不同的意思在使用范式，这二十一种含义可分析为三种主要意思：(1)形而上学范式或元范式：范式是一种信念、一种有效的形而上学的思辩、一个新的观察方式、一个指引感觉本身的有条理的原则，是某种决定广大实际领域的东西等等。(2)社会学范式：范式是一个普遍承认的科学成就，象一个公认的法律判决等。(3)人工范式或工具范式：范式是教科书或经典著作，是一些供给的工具等等[1]。拉卡托斯认为，科学总是以研究纲领的形式向前发展。研究纲领由三部分组成：(1)“硬核”。“硬核”是相对稳定的，是作为研究纲领未来发展基础的最普遍的基本假设和基本原理；(2)保护带。硬核外部是柔韧多变的保护带，它是由各种辅助假设构成，遇到反常时可通过调整保护带以保护硬核；(3)方法论规则。包括反面助发现法和正面助发现法。反面助发现法告诉我们应当避免哪些研究途径，禁止将矛头对准硬核。正面助发现法体现长期研究方针，提示、暗示如何改变、发展该研究纲领的“可反驳”的保护带。正面助发现法还提出一个纲领，此纲领开列一系列模拟实在的越来越复杂的模型，科学家遵循这个模型进行研究。[2]劳丹在其《进步及其问题》一书中认为，每一门科学都有一部充满研究传统的历史。“一个研究传统就是这样一组普遍的假定，这些假定是关于一个研究领域中的实体和过程的假定，是关于在这个领域中研究问题和建构理论的适当方法的假定。”[3]
不仅自然科学存在科学范式，在社会科学领域，范式也是社会科学理论体系和研究活动过程的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和构成因素。美国社会学家D.P约翰逊认为：“社会学理论象任何其他科学的理论一样，它的巨大基础是未说明的假定。……这些假定包含社会学家对他们的主题的基本意象、他们用以描述和分析这一主题的概念选择、为调查而对具体问题的挑选以及在分析过程中所运用的策略。……也可包括理论家的基本价值前提。”[4]我们认为，所谓社会科学范式，是指隐含在社会科学基本理论体系和研究过程中，关于研究对象和研究活动的一组基本观念。这组基本观念包括：
[1].关于研究对象属性和作用过程的本体论社会历史观观念；
[2].关于如何认识和把握研究对象的认识论方法论观念；
[3].由[1]和[2]所影响决定的作为理论体系和研究活动出发点的最基本的理论假设；以及
[4].研究领域和理论的兴趣主题；
[5].（某些学科中的）基本政策纲领。
无论科学家是否承认或有没有意识到，在实际研究过程中，哲学思想和方法论观点对研究工作具有重大影响。虽然某些人宣称拒斥形而上学，然而实际上哲学从前门被赶出去又从后门或窗口偷运进来。社会科学领域存在着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两大基本研究范式，它们的根本区别就在于两者在关于社会历史现象的基本性质以及认识论方法论观点上具有不同的信奉倾向。科学主义以实证哲学、经验主义为哲学基础，把人的认识局限于人的经验所及的领域。在认识论方法论上，受自然科学的强烈影响。他们认为社会历史现象与自然现象一样，具有一般性的普遍规律，社会科学的任务就是要运用自然科学的实证方法即观察法、实验法和比较法等，从观察到的经验事实出发，描述社会现象的外部联系，研究和发现社会历史领域的普遍一般规律。人文主义研究范式以新康德主义、现象学、释义学等哲学思潮为理论基础，认为社会历史现象是人的主体精神的外化，是精神世界、价值世界。社会科学研究对象是“一种个别的、……仅仅一度发生于一定时间内的事件。”与自然科学追求“普遍的定然判断”不同，社会科学的目标是“单称的实然判断”。因此，社会科学是运用“个别化方法”去研究对象。[5]狄尔泰把解释学方法扩展为社会科学的一般方法，韦伯则提出了“移情式领悟”的理解方法。如果说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的对立更多地表现为对自然与人的关系的不同认识，那么，与此相联系的方法论个体主义与整体主义的争论则由主要反映在对人与社会关系的不同看法。方法论整体主义以新黑格尔主义为哲学基础，以迪尔凯姆客观社会学为代表。他们认为社会本身是一个整体结构和有机系统，它不能够还原为个人或以个人为单位的现象或活动。社会规定制约着个人的活动。一个社会事实只有通过与其他社会事实的整体联系才能得到解释。因此，他们主张应该通过社会的整体来研究社会的理论，对社会进行分析、研究的基本对象不是个体或个体现象，而是社会的法则、倾向和运动等等。他们强调社会作为一个整体具有客观性，社会科学能发展客观规律进行科学预言。方法论个体主义受到霍布斯等“社会契约论”社会历史观的影响，以新康德主义为代表的人文主义思潮是其哲学基础，以韦伯的社会学理论为代表。他们认为社会个体的存在、活动必然先于、高于社会整体的存在和活动，这种个体及其属性又往往归属为某种特定的永恒不变的人性，所以，现代个体主义往往表现为心理主义。他们认为社会科学研究的基本单元是个人活动，而人的行为受动机支配，所以，应从主观动机、人的人性等着手去解释和分析社会历史现象，社会关系、社会制度等只具有从属意义，应从个人行为、个人心理动机出发去建构社会整体。两次大战以来，社会科学范式发生了重大变化，其中很主要的内容是研究方法论的变化，由以前的定性方法为主发展为定性定量方法相结合，由以前的分析归纳为主转变为走向系统综合研究。总之，本体论社会历史观和认识论方法论观念是社会科学范式的基本成份。
科学研究的基本任务是从感性认识中抽象出反映对象的本质和规律性的理性认识。著名物理学家海森堡谈到科学抽象时说：“抽象使我们能够从一种观点观察一个对象或一组对象，而抛开对象的所有其他特性。”[6]社会科学研究中，这种抽象过程的重要表现形式是对研究对象提出一些最基本的理论假设，作为科学研究的出发点。符合科学条件和要求的假设条件，往往构成理论体系的基础和核心。一般地说，各种理论之间的区别往往是基本理论假设的区别，而新旧理论的更替也首先表现为基本理论假设的变化。例如，在经济学发展史上，亚当·斯密的古典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是以经济自行调节、自动均衡等人们拥有完全知识能进行理性预期这些最基本的理论假设为基础的，而所谓经济学的凯恩斯革命，很重要的内容就是摧毁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这些最基本的假设。对此西蒙说：“研究纲领的转变已成为大势所趋，不可阻挡。在经济学中，人们开始在更加广泛的领域里利用更为现实的（和心理的）假设，即承认人类理性的限度以及这个限度对人类经济行为的影响，以取代传统经济学中过于简单化的假设。”[7]在社会学领域，G.里茨尔认为社会学有三种基本范式：社会事实范式、社会定义范式和社会行为范式。而这些范式的区别的基础是基本的理论假设的不同。例如，功能理论和冲突理论的基本理论假设是认为社会与有机体一样，社会制度和过程都有它们的生命。而互动理论的基本假设不同，他们认为社会和社会现象是人们互动过程的产物。可见，最基本的理论假设是研究范式的重要因素。
社会科学的一个特点是“范式的多重性”或者说是存在着许多“不可完全通约的”范式。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除了研究者所持范式中上述[1][2][3]三方面的区别外，还有一个重要方面是研究者的着眼点和理论兴趣主题的不同。例如：在社会学理论中，社会现实包括个人层次、人际关系层次和社会结构层次等不同层面。不同的范式往往关注不同层面的社会现象。象征互动理论和交换理论主要关注人际关系层面的问题，而功能理论和冲突理论的兴趣主要放在社会结构层面的问题。在经济学领域，被一些西方学者称为“边际革命”的边际效用学派与古典经济学研究范式的重大区别，是研究重点或兴趣的转变。他们一反传统经济学着重研究供给（生产）的传统，转而注重研究经济现象的需求消费效用方面，主要研究经济主体在经济生活中的个人行为如个别的消费行为等。同样，在凯恩斯革命中，也包括研究主题的变化，从传统经济学视野中的个人、厂商的经济行为以及个别市场、个别商品的经济问题等微观分析，转变到全力考察整个国民经济的总体分析上，开创了宏观经济学。在历史学领域，中国近代史学发展史上，以梁启超为代表的新史学，之所以“新”，重要原因在于他们突破封建传统史学以帝王将相为中心和以政治史为基干的研究主题，把史学研究领域扩大到人类生活和各个方面，特别是重点研究与现实生活联系更为密切的史学问题。英国著名史学家巴勒克拉夫在论述本世纪五十年代以来，世界史学研究范式的转变时，把研究兴趣的变化列为重要方面。[8]英国经济学家W.哈奇森分析社会科学革命构成因素时认为：“兴趣或研究重点的变化理所当然地也应该算做革命的一个构成部分。”[9]所以，范式应包含研究主题这一因素。
在一些应用性鲜明的社会科学如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法律学等学科中，理论研究往往与政策研究密切相关。理论研究为政策纲领提供理论支撑，而政策纲领的实践效果则检验其依据的理论学说。英国著名经济学家布劳格认为：“大多数经济学说不仅是拉卡托斯意义上的科学研究纲领，而且也是政治行动纲领。”[10]例如凯恩斯经济理论。他在理论上否定了传统经济学，在经济政策上也坚决反对自古典学派以来一直信奉的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大力鼓吹只有国家干预经济才能确保资本主义的生存和发展，提出了赤字财政、通货膨胀等具体经济政策。政策纲领是应用性社会科学理论体系的重要因素。所以，社会科学范式也包含基本政策纲领。由于社会科学范式包含政策纲领，这就给评价范式带来特殊困难。社会科学理论会影响人的意识和行动，特别是转化为政策纲领加以推行，其本身成为改变社会现象和运动进程的重要因素。仍以凯恩斯理论为例。两次大战后，凯恩斯经济理论和根据这一理论提出的政策纲领成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主要经济政策，在整个社会推行，从而大大地改变了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经济状况，使得经济周期的频率和幅度发生了很大变化，特别是出现了象滞胀这样前所未有的现象。随着这种政策的宣传推行，公众对国家政策由开始时的毫无预期逐渐转变为理性预期，结果导致了凯恩斯理论和政策纲领的失败，公众和国家对经济学的需求发生了变化。在这一过程中，凯恩斯理论本身虽不是唯一因素却是一个重要的原因。正因为如此，在社会科学领域，有可能出现一个范式既是“进步”的科学范式又是“退步”的政策纲领，或者出现相反的情况，从而使得社会科学范式的评价更为复杂。
社会科学范式是上述五个方面按一定结构组成的有序整体。本体论观念和方法论观念是范式的核心，它们影响决定着其他因素，而理论假设、研究主题和政策纲领则体现着本体论和方法论思想，表征其特征。范式中本体论与方法论观念对基本理论假设具有更直接明显的影响和制约作用。例如，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范式是以培根、霍布斯、洛克等人的唯物主义经验论为哲学基础，以伏尔泰、爱尔维修、边沁等人的“社会契约论”、“功利主义”的社会历史观为理论基础。洛克从感觉论出发，认为经验的标准是欢乐和痛苦。爱尔维修宣称人的永恒不变的本性是趋乐避苦。在方法论上，他们受到方法论个体主义思想和实证主义思潮的影响，正是在这些观念的指导下，斯密、李嘉图等古典政治经济学家提出了作为他们经济理论基础的基本假设：无数自私自利的“经济人”，在一双无形的手的指挥下，从事着对整个社会有益的活动。斯密说：每个人“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在真正出于本意的情况下更有效的促进社会的利益。”[11]
范式中的基本理论假设，对研究主题具有更直接明显的影响和制约作用。基本理论假设规定了理论体系和研究活动的基本特征和逻辑起点，因而常常逻辑地包含着理论的主题和研究方向。例如，古典经济学的基本假设是无数个“经济人”的自私自利的活动构成整个社会的经济生活，因此，他们的研究主题是个人、个别厂商的经济行为。凯恩斯认为人们不能完全预期经济现象，否定了供需自动平衡的伊森定律，由此出发，他自然要把研究视线投向国民经济的总体宏观问题。如前所述，社会学中功能理论、冲突理论与互动理论的基本理论假设不同，因而它们关注的问题也不同。互动理论从社会现象是人们互动的产物的基本假设出发，把理论视点集中在人与人的关系层次的问题。
政策纲领是以整个理论学说为基础，因而范式中其他四个因素对它都有影响作用。由于政策纲领与理论的具体观点内容联系紧密，而基本理论假设和研究主题对理论的具体内容观点有着直接的影响，因而，相对地说，基本假设和研究主题对政策纲领更具影响。以上分别对社会科学范式五个基本因素的相互关系作了分析。其实，在实际理论体系和研究活动中，范式的五个因素的相互联系、互为影响是错综复杂的，每一因素还受到其他条件比如当时的社会历史背景、科学家的气质、个性等等的影响。因此，范式五个因素之间，不存在有什么样的本体论就一定采用某种方法论，而这种方法论又一定提出某种理论假设这样简单的推衍关系。
社会科学范式与具体理论有着密切的关系。每种范式都与若干具体理论相联系。范式体现在存在于这些具体理论中，这些具体理论则说明或部分构成范式，例如：科学主义范式，在社会学中包括孔德的实证社会学、迪尔凯姆的功能理论、冲突理论等，在历史学包括结构主义史学理论、科学主义史学理论，在经济学中包括亚当·斯密的古典政治经济学以及现代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的绝大多数流派等等。范式对具体理论具有一系列作用。范式规范着具体理论的研究范围，指明哪些理论和问题是恰当的，哪些观点和问题是不恰当的等等；范式对建构具体理论具有重要的启发作用，能为具体研究工作提供思路；范式对具体理论还具有辩护作用，从更高的层次说明具体理论的合理性，提供理论基础。范式的转换是社会科学理论演进的主要模式。
范式和具体理论也有区别。首先，两者的内容结构和表现形式不同。具体理论是由一系列相互联系并系统地加以陈述的命题所构成的系统，它既概括地描述和解释某些社会历史现象及其规律。在具体理论的各种载体（如理论论著）中，理论的具体内容被明确地详细加以表述和论证。而范式是由一组基本观念组成，它本身不是对具体社会历史现象的陈述和解释，在具体理论的载体中，这些观念常常没有被明确地加以陈述和讨论，而是作为科学共同体“理所当然”的自明公理而隐含在具体理论中。其次，两者的作用目标不同。具体理论对具体的社会历史现象问题的描述和解释，为人们认识、解决这些问题提供理论指导。因而，具体理论原则上是可以直接检验的。范式则不同，它不是对某些具体问题的解释，也不预测未来的经验现象。如上所述，它的作用主要表现在对具体理论和研究工作的影响上。因此，一般不能用某些经验现象直接地检验范式。
综上所述，社会科学范式是由本体论社会观观念、认识论方法论观念、基本理论假设、研究主题和基本政策纲领等五个因素，按一定结构组成的整体，是社会科学理论体系和研究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构成因素。
注：
[1][2]拉卡托斯等《批判与知识的增长》，华夏出版社，1987年10第1版第76—84页、第171—178页。
[3]拉里·劳丹《进步及其问题》，上海译文出版社，1991年8月第1版第81页。
[4]D.P约翰逊《社会学理论》，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8年2月第1版第61页。
[5]文德尔班《历史与自然科学》，见洪谦主编《现代西方哲学论著选辑》，上海商务印书馆，1993年8月第1版第67—68页。
[6]转引自科普宁《认识论导论》，求实出版社，1982年第1版第209页。
[7]转引自W.哈奇森《经济学的革命与发展》，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1版第271页。
[8]参阅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2月第1版第12—15页。
[9]同[7]第368页。
论文摘要:阐述了社会学在体育研究中的地位、现状等.揭示体育社会学在体育研究中的作用。目的在于把体育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文化现象进行科学研究，将体育学逐步归纳成一个完整的科学体系，使之在体育研究中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
关于体育社会学是否作为独立的学科存在的问题，人们有不同的看法但无论如何.当今已从社会学的角度对体育活动开展了研究这一事实是谁都不能否认的。但是一门学科要取得承认首先必须有自己的方法论.并根据这种固有的方法论去把独有的知识系统地积累起来。从这个意义上讲、现在的体育社会学作为学问还正处在研究之中。要使体育社会学将来在科学之林中获得一席之地.必须把它归纳成一个体系。本文拟对体育社会学在体育研究中的地位及现状作一分析。
1、体育社会学在体育研究中的地位
18世纪后半期体育科学的研究主要是在医学领域内以解剖学和生理学的却识为基础、为了使身体运动的方法合理化以及提高其效果而开展起来的。后来，特别是进入20世纪以后由于借鉴了精神科学以及心理科学的成果，它又以体育中的精神与身体的相互关系为问题，开发了新的研究领域。然而.应用社会科学的方法，把体育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来认识，并把体育社会学作为科学的检验与分析的对象的研究的一部分，从而确立它在体育研究中的应有地位，那是20世纪后半期的事。这个新的研究领域—体育社会学.现在作为一门科学虽然还不大成熟，自成体系的知识的积累也还缺乏、但人们已经理解.从体育是社会现象、文化现象这一观点出发.它主要是根据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对体育现象进行分析和考察的体育研究的一部分。诚然，要把体育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来设定科学研究的范围还有一个重大的前提:这就是作为客观上的“体育”应作怎样的规定。为此，我们应该首先澄清目前我国体育概念的明显的混乱，以便排除隐藏在其中的认识上的偏见。
在我国，“体育”这个词所包括的事例是极其复杂而且具有多面性的。例如，作为国家的教育制度，即使在公办正规化的学校，也有课内体育与课外体育之分;在一般社会中，作为“群众体育”，更广泛地开展着各种运动以及文娱活动。如若再作进一步分析，体育作为伴随身体运动的人类活动不但有其共同的方面，而且对于每一个人来说.在身体的生理运动的同时伴随着感觉反应的活动.并且具有要进行活动的心理表象。这种活动不但处在一定的社会文化环境中，而且还是一种以主体和对象相互作用而构成的出色的社会活动。
它使我们认识到.今日的体育在普遍的、形式的概念上已经具有不可否认的多层构造.这是众所周知的.一是因为以前体育的概念不太规范.以致使体育现象本身的个性、特性被迫迁就实践的要求，从而使其机能互相抵销;再就是以此为对象的体育科学研究中，每一个领域或者观点的假定都被暖昧地原封不动地袭用、非建设性的议论在不断地反复着。又由于体育概念在实质上包含着多种意义，因而在对体育现象进行分析时几乎涉及到现今存在的所有科学，并按照各自的理论和方法分散地进行着多方面的知识积累。特别是在我国，虽然作为综合知识的“体育学”已经存在，但其研究领域不但包括身体本身的科学分析、进行运动的动机，由于运动而造成的成长、发育过程的变化，而且还包括人类的潜能，作为存在的体育在社会、文化中的价值等等，而且研究范围还有无限扩展的趋势。但至少在目前，在“体育学”的名称下所集合的各门科学还没有组成明确的有机联系。可以认为，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的体系化工作现仍没有积极地进行。
由此看来，“体育学”作为一门学科体系已经形成的理由是不充分的，研究范围以及方法论这样的一般性问题还没有达到确立的地步，更重要的是既是研究对象又是研究目的体育概念。在我国，体育概念一般来说确实是结合教育观念开展的，其本身只限定于具有一定的教育目的的身体活动，这是不可否认的。就是在今天，扩大了的体育科学的研究事实上也是在教育的既有领域内归纳成体系的。然而，要把体育研究的所有方面直接按照倾向于对事实进行精细的分析以及发现其规律的科学的要求归纳成一门学问体系是困难的，这是因为，体育现象不但可作为没有价值的身体运动来分析，而且，根据不同的目的而行动的人们必然会受到其历史和社会条件的制约，从而获得一定的文化价值。
例如，如果从无价值的角度看由于身体运动而产生的体力的提高，那只不过是系列上的变化。但如果以一定的标准来评价，体育中必定会存在着开辟更新的进步方向的观点。因此，体育研究若全面地寻求体育对于人类生活的作用，其中就一定能加上某种评价。关于体育学的目的，曾有学者说“体育学的目的与数学中的‘数’本身就是学的情况多少有不同，这是因为‘体’本身并不意味着学，只有‘身体教育’才是学”。暗示出在有关体育的研究中.即使是在科学的名誉下进行，也不能完全摆脱与存在于体育中的教育以致人类形成这样的基本价值概念的关系。表明至少在现时，体育研究与身体运动之间不但在研究角度及方法上，而且在对象以及范围上应该作怎样的规定还存在着相当大的分歧，而要使他们在作为横断科学的体育学或者运动学上完全统一起来是极其困难的。
目前，有关体育的研究几乎都是沿用现有的相关学科进行的。而且有一种倾向，为了使现象具体化，所有的领域都显著地依据纯科学的分析方法。但是。如前所述，体育在本质上含有价值的概念，为了使体育学能够成立.必须从人类科学的立场出发，对有关体育的个别学科的研究成果进行有选择的整理并使之体系化。而且.体育学不应该只是作为“学”而存在，还应该在有助于使体育实践更加合理化。并赋予它新的方向方面起积极的作用。因此，在这种情况下的体育不仅对充分地获得适应于现实的知识是有效的，而且还应该承担起总结其观念以及展望新的方向的任务。不言而喻，有关体育学存在的价值问题是重要的.笔者认为，无论今天或将来，不要把体育学只是作为纯科学而独立，而要确立它在实践科学仍至现实科学中的地位，并在此基础上重新定出它的学向范围。为使体育学成为独立科学，有必要填平自然科学与精神科学之间存在的沟壑，要完成这个任务的并不是人类本身，而是人类的教育。从而强调体育学在人类科学之林的位置，也强调了体育学要成为一门独立科学，就必须与教育科学沟通。
2、体育社会学的现状与课题
作为科学，一般都有几个经常和反复的命题，其中尤其重要的是怎样才能适应现实社会需要的问题。特别是考虑到所有科学都与社会的、现实的问题纠缠在一起，具有深刻的关系、不断增加实践性这样一种倾向，体育社会学当然也不能例外。体育社会学作为现实科学正积极地适应社会的需要，并正处在寻求作为科学的具体观点的困难状况中，然而我们必须谋图使它作为学问而独立。基于这样的认识，并根据方法论的观点可有一个大概的概括:
体育社会学一词是考虑到“将来整理从社会学方面对体育进行研究的成果，并把这些成果体系化”而开始使用的，但是，把体育活动作为特别的社会现象来认识，用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来分析它，从而把它作为经验科学的一个领域是可以理解的。
体育社会学“是从社会学的角度研究体育的现实和问题.并企图使它更合理化的学问”。这样，他就把体育社会学的研究观点大致置于体育学的基础研究领域。
体育社会学是“从社会科学方面对体育社会进行研究”的一门学问，它的研究有两个分支:一是从社会集团学的观点出发研究存在于体育中的社会现象;再就是从社会文化的观点出发研究存在于社会中的体育现象。从对体育社会学特征的定义上讲，体育社会学是体育学的基础科学，同时又是具有独自体系的独立科学。应该说体育社会学作为学问而应占有的地位，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也就是说，体育社会学不单是作为社会学的应用科学而有助于体育研究;而且体育社会学是把在基本文化教育领域中所开展的人类身体运动的状况作为社会现象来看待的很具有个性的特殊社会学。
总之，体育社会学的研究虽然起初特别有利于教育科学中的教育社会学的发展，但在每一个研究中，它都明显地有其独立科学的鲜明特征。但是在我国，人们往往不注惫这一点，一些人几乎把体育社会学与运动社会学看成是同义词。在以前的很多研究中虽然都标榜着“体育社会学”，但实际上其着眼点和精力都集中在运动社会学里。当然，作为一个研究方向来说，这是具有一定意义的。然而，目前的研究往往只看到“体育”与“运动”相互依存的关系而把它们概念上完全不同的特性含糊地等同起来，或者采用实用主义的态度，对“提高体育的合理性”采用傍观者的态度。所有这些，都是体育社会学依然不能完全摆脱含糊不清状况的重要原因。
事实上.社会学是一门着眼于人类共同生活，对社会现象进行分析的学问。在这种情况下，传统的一般的社会学的学问方法论的焦点是认识和分析专门集团或社会所产生的共同现象。然而为了使体育社会学适应其特殊的客观内容，假若从它在K·曼海姆的所谓“连字符社会学”系统所处的位置来看，其分析的焦点与其说是集团以及社会的一般法则，倒不如说是社会现实的体育活动本身。但是，过去体育社会学的研究几乎没有在明确体育社会学的分析焦点就是体育活动本身方面下过功夫，这清楚地表明，在体育社会学的文献或者论文中，不论是国内还是国外都几乎没有对既是体育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又是其研究目的“体育”究竟是什么方面作过明确的规定。
当然，如果只是从形式上对事实加以注明，体育科学研究是不必提出一般的概念限定的，但如果把体育看成是具有极大价值或者是具有目的性倾向作用的话，我们就必须具有把它作为事实而加以限定的某些基本概念。即“体育是作为社会存在的人类在各自的生活过程中，以自己为主体，把可以选择且能实现的身体活动内容与形式有计划地合理地体系化的社会教育机能的一部分”。这定义本身包含着把体育作为社会现象来规定的几个重要的内容笔者认为，由于对体育的概念作了以上的限定，我们最少在某种程度上明确了下面这样一些问题、这就是体育社会学不单是把体育运动当成生理现象、生物现象来研究，而且还把它当成社会文化现象来研究，它除了探索符合于身体运动目的合理价值以外，还分析存在身体运动的社会本身的结构和职能的特征。从这一点上说，它倾向于社会科学和教育科学。
3、结语
一、朦胧阶段：职业教育社会学研究的初起
如果从广义的角度分析，早在职业教育产生时，我国就开始了职业教育社会学的相关研究。之后，职业教育的研究范围更深、更广，为职业教育社会学的产生和发展奠定了良好的社会基础。而早在本世纪初，黄炎培先生就对职业教育的理论和实践问题提出了一系列论述，鲜明地提出了社会化的职业教育办学方向。1913年，黄炎培在《学校教育采用实用主义之商榷》中提出了教育与学生生活、学校与社会实际联系的教育思想，并倡导职业教育必须体现社会化。1914年，他在《黄炎培考察教育日记》第一集中又反复强调：“离社会无教育，欲定所施为何种之教育，必察所处为何种社会”。可以看出，在民国初年，黄炎培就意识到要把社会化作为职业教育的办学方向。但是，真正意义上的职业教育社会学研究是在改革开放后的20世纪90年代开始的，从改革开发初期到九十年代末的二十年都处于这一时期。这一时期职业教育社会学研究的主要特点是，职业教育社会学并未形成一个专门的研究领域，人们尚未充分认识到职业教育社学会在职业教育研究中的独特地位，研究也仅是在其相关领域的探索，包括从经济、文化、政策、人口等方面单独阐述职业教育与这些相关社会因素的关系，而很少将这些因素作为职业教育社会学的领域来进行综合研究。仅有少数人试探着从事了一些职业教育社会学的研究。因此，职业教育社会学的研究成果很少。这些研究成果主要存在于一些职业教育学的著作和教材中，讨论的主要问题有职业教育社会学的理论基础、实践基础，作为职业教育目的的理论基础的马克思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思想以及教学认识论等，很少有对职业教育社会学内部各要素之间的关系进行统一探讨。此前虽然有大量的职业教育社会问题和社会的职业教育问题，并引起了我国职业教育理论界和社会学界的重视，但一直没有形成独立的职业教育社会学学科，也仅出现了少数基本涉及职业教育社会学的著作，如《技术教育概论》（华东师范大学教育科学研究所，1983年），提到了职业教育与社会生产之间的相互关系和发展规律。应文涌的《职业教育与社会经济发展》（云南教育出版社，1993年）则较为典型，表明已经明确开始了职业教育与社会互动的研究工作。在期刊文献上，完全以职业教育社会学为主题的研究则较为稀少，只是相关的职业教育经济、政治、文化、人口等方面的研究论述。如张先锋、张庆彩1999年《教育与职业》第十期上发表的《对我国中等职业教育发展的几点经济学思考》就从经济学角度分析我国中等职业教育发展困难的原因并提出对策。
二、发展阶段：职业教育社会学研究的初步成型
职业教育社会学研究在21世纪初期则受到越来越多教育工作者的关注，基本形成了职业教育社会学的体系框架，可以称为职业教育社会学的初步成型期。未来一段时间将是我国职业教育社会学的完善期。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职业教育理论研究步伐加快，不少研究都表现出了广阔的社会学视野，出版了一些研究和分析职业教育与社会发展关系的研究专著。其中以钱民辉的《职业教育与社会发展研究》（黑龙江出版社，1999年）较为典型，但是也是从职业教育与社会发展的历史、职业教育与社会发展的经济关系、职业教育社会发展的劳动力需求等方面来进行逐一阐述，还尚未提出职业教育社会学的相关内涵和概念，但也表明已经明确开始了职业教育与社会互动的研究工作，标志着国内在这一领域的研究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该书把职业教育的发展放在中国社会整体性发展、放在不同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背景下去考察分析，把职业教育与人的社会化历程、与社会及其变迁、与社会劳动力市场等的需求结合起来，体现了作者独特的社会学视角和宏观的研究视野。
从21世纪初期开始，我国的职业教育社会学研究则基本成为一个独立、系统的研究体系。其重要标志之一是2001年全国教育科学规划办公室将“职业技术教育的社会学研究”列为教育部重点课题（河南职业技术师范学院职业教育研究所承担，主持人：王清连、张社字，课题编号：DJB10747）。该课题组2002年在《河南职业技术师范学院学报》（职业教育版）2002年第2期上发表了题为《职业教育社会学学科体系的构建》的文章。通过对我国职业教育理论与实际问题的分析与透视，梳理了近2O年来我国职业教育发展的历程和基础。提出建立职业教育社会学，用社会学的观点和方法解决职业教育问题的路径。并对职业教育社会学学科体系构建的理论基础、现实条件、研究对象、理论体系等进行了分析。这不仅是对社会学理论的丰富和发展，而且是职业教育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的创新和拓展。标志之二是张社字于2002年提出过职业教育社会学学科体系的构建，提出建立职业教育社会学学科体系势在必行。认为职业教育与经济、职业教育与文化、社区职业教育、职业教育与人口、职业教育政策、职业教育体制等相关研究已具背一定的深度，基于相关研究，职业教育社会学学科建设已经具备了一定的理论基础。
标志之三是华东师范大学职业教育研究所、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学院职业教育系开设了“职业教育社会学”讲座。2003年，在天津工程师范学院（原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学院）则在职业教育学院研究生教育中开设了职业教育社会学课程，并设立了职业教育社会学的研究方向。尤其需要说明的是，原国家教委职业技术教育司司长，现任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学会副会长、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学术委员会主任杨金土先生，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即开始职业教育的社会学思考，并对职业教育发展的社会基础、经济基础、教育背景等进行了广泛和深入的研究，如教育结构问题（《防止教育结构失衡》）、女性职业教育问题（《职教女性颂》）、户口与职业教育（《漫议户口与教育》、职业教育公益性问题（《职教的公益性不容忽视》）、职业人问题（《职业人并非社会人的全部》）等，设计职业教育社会学不同领域、不同层次的问题。而对这些问题的研究和阐述不仅丰富了职业教育理论，而且使职业教育的社会实践活动更加理性、科学和规范。
三、深化阶段：职业教育社会学研究的反思与展望
在职业教育社会学研究的深化过程中，其研究的领域和辐射范围已越来越大，从职业教育与社会发展的经济、文化、政治等方面的研究，继而深入到职业教育与社会和谐、职业教育与社会公平、职业教育与社会发展及职业教育与农村建设等热点问题。这些相关领域和问题的研究，充实和完善了职业教育与社会发展的研究。如论我国农村职业教育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针对热点社会问题进行相关研究。尽管我国的职业教育社会学研究已经开始起步，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还未成为一个有影响的研究领域，还未有具备说服力的成果出现。没有形成相互关联的、能够被广大学者所接受并为职业教育社会学所独有的概念体系。另外，尽管目前的研究工作提出了一些具有职业教育社会学特点的相关观点理论，但是这些观点和理论不仅表现出明显的“借鉴”特征，而且具有相互分离的问题，具有职业教育学与社会学“糅合”的痕迹。另外，所提出的相关概念和理论缺乏时间的检验，没有形成一个能够检验理论和假设正确与否的特有标准，缺少有说服力的实证研究。因此，回顾我国职业教育社会学研究的历史和成果，对未来一段时期内我国职业教育社会学研究的重点将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职业教育社会学的学科体系建设
一门独立的研究领域成熟的标志是形成一个独立的学科，因此未来职业教育社会学研究的一个重点方向将是从学科建设的角度出发，解决职业教育社会学本身中存在的“问题”和外在的“需求”，探寻形成职业教育学科的理论和实践基础，发展和完善职业教育学科环境和学科意识，因此职业教育社会学未来发展的一个重点就是学科体系建设问题，即不仅要建立科学、完善、合理的职业教育社会学学科体系，而且将逐步完善职业教育社会学相关学科的大学科体系，如职业教育学校社会关系学、职业教育学生社会学、职业教育教师社会学、职业道德教育社会学等。
（二）职业教育社会学研究方法论的建立
独立的方法论是一门学科成立的一个重要标志，但是目前职业教育社会学研究方法论的建立和创新难度太大，基本上是沿用相关学科的方法论，如教育学、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因此未来一段时期内职业教育社会会学研究将具有方法论上的突破，在职业教育社会学的理论探讨和实证研究的过程中，逐步探索和形成具有学科特色的方法论体系。
（三）职业教育社会学研究队伍的逐步壮大
目前，职业教育社会学研究人员并不是很多，也未有专门的在学术领域有权威影响力的专家学者。从收集到的著作文献来看，职业教育社会学的研究还是处于比较分散的状态，研究工作人员的研究方向并不完全是职业教育社会学，而是涵盖了职业教育原理、职业教育经济学、职业教育文化学等，职业教育社会学还是一个很新的研究视域，因此职业教育社会学研究队伍将逐步扩大。
（四）职业教育社会学的研究视域将更加深入和扩大
编者按：本文主要从师资队伍；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材建设；教学管理；进行讲述。其中包括：师资队伍扩大、任课教师的学历结构、业务水平大幅度提高、增加研究方法论部分的教学内容，鉴于方法论对于本课程学习的重要性，本课程增加了社会认识论、社会理论与研究等内容、加了实践教学内容的比重，这一点在后续再述、增加了应用性强的内容、重学生的选题论证能力、问卷设计能力、访谈能力、统计分析能力、调查报告撰写能力的提高，并将其作为学生学习成绩考核和教学效果评估的主要指标、在教学管理方面，我系在社会学理论与方法教研室专门设立了本课程教学文件管理专用文件柜，并指派专人管理等，具体材料详见：
1．师资队伍。在师资队伍方面，为了提高本课程的师资队伍，经系学术和教学委员会讨论，在学校的相关政策的支持下，我系引进了两位本课程的专任教师，一位是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博士后**，主讲社会研究方法论；另一位是**，主讲调查统计分析部分。另外，我系还专门招收了一位在社会调查研究方法方面有一定特长的博士生，目前该博士生正兼职讲授我系新闻系相同课程。总体来说，本课程的师资建设具有两个特点：一是师资队伍扩大，从立项时的一位专任教师增加为目前的三位专任教师；二是任课教师的学历结构、业务水平大幅度提高，三位专任教师中有两位具有博士学位。
2．教学内容。为了使课程的应用性更强、更适应于当代大学生特别是我校学生的实际，在大量借鉴国内外相关经验的基础上，经课程建设组的多次讨论、经过教研室和系教学委员会的同意，社会学理论与方法教研室根据20**年教育部社会学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编制的《社会学专业十门主干课程教学要求》和我系学生的实际情况，制定和修订了本课程的教学大纲，本课程严格按大纲要求执行，内容科学严密、信息量合适。课程建设对教学内容的改革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增加研究方法论部分的教学内容，鉴于方法论对于本课程学习的重要性，本课程增加了社会认识论、社会理论与研究等内容；二是增加了实践教学内容的比重，这一点在后续再述；三是增加了应用性强的内容，如目前正在中国兴起的电话调查、市场调查、民意测验等内容；四是多次调整了课程体系，课程从原来的20章，合并调整为目前的四编十二章，课程体系更合理、结构更清晰。
3．教学方法。由于本课程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本课程从教学理念到教学实践，都非常注重学生实际能力的提高，结合社会学学科的特点，在本课程的教学过程中，注重学生的选题论证能力、问卷设计能力、访谈能力、统计分析能力、调查报告撰写能力的提高，并将其作为学生学习成绩考核和教学效果评估的主要指标。在课程建设与改革后，课程探索出了一条课堂实践与课外实践相结合、可操作性、可行性高的教学方法。在课堂教学方面，由于学生学习时间的限制，本课程的课堂调查让学生全程参与，学生从选择调查研究题目到研究假设的操作化、问卷设计、调查访谈、数据录入与统计分析、撰写调查报告都必须提交相应的作业，如20**级学生的《大学生闲遐生活调查》、20**级的《大学生社会支持状况调查》、20**级的《文化视野下的大学生消费调查》、20**级的《大学学生干部角色意识调查》等调查项目。与此同时，本课堂还组织学生参与大量的破例实调查活动，如《**市公民道德现状调查》、《高校女知识分子调查》、《妇女生理与心理健康调查》、《**地板市场状况调查》、《**社区福利建设模式研究》、《进城农民工状况调查》、《中国城市社区福利调查》、《**省未成年人违法犯罪调查》、《**小学生的学习状况调查》、《**师范大学党员基本情况调查》。
我系建有**区常二社区、**市戒毒所、**区社会福利院、洪山区珞南街办事处、**省少年犯管教所等5个固定的挂牌社会调查实践基地；拥有相对固定的**省劳动厅、**省监狱管理局、**省少年犯管教所等相对固定的社会调查实践基地6个；同时，我系还与**大学社会学系、**科技大学社会学系、**农业大学社会学系按“集体建设、分头管理、共同使用”的原则，已共建社会调查实践基地15个，这些社会调查实践基地的建设完成能够充分满足《社会调查研究方法》课程的实践需求。我系自办的学生刊物，至今已正式出刊6期（试刊1期，正刊5期），每期我们都将它寄往全国所有的社会学系，是我系学生学习本课程后发表调查报告和实证调查论文的重要园地。
另外，由于本课程基础较好，20**年底，校教学委员正式批准本课程进行基于网络教学使用的多媒体课件立项建设，目前已完成课件的脚本制作，也已通过第一阶段专家的验收。目前正处于试用阶段，新开发的课件将使教学效果更好、互动性更强。
4．教材建设。20**年4月，社会学理论与方法教研室编印了一本简易教材《社会调查原理与方法》。它在结构和内容上已经非常完整，并在现有众多教材（偏重介绍西方主流方法）的基础上有较大创新，突出了社会调查中国化和本土化这一特色。但由于该学期教学的需要，我们只对普通教材忽略的地方（特色部分）进行了完整的论述，其它地方则相对简略。20**年9月至20**年12月，我们已将该简易教材扩充成一本完整的自编教材，目前正在试用，且已列入我校出版社系列教材出版计划（光明日报已刊出消息），准备经过今年暑期的最后修订就正式交付出版。
20**年9月，社会学理论与方法教研室组织编印了一本教学参考资料《社会调查选题参考》。它收集的选题均以本科生个人或多人合作能顺利完成、关注热点问题为原则，共分：农村社会学、城市社会学、青年社会学、文化社会学、教育社会学、家庭社会学六个主题。该教学参考资料的编印，使我系学生社会调查选题的创新性、可行性、操作性都有了很大的提高。
20**年暑期，经过建设小组全体成员的努力，我们正式建成了本课程的《试题库》。20**年1月，我系建立了一个拥有大中小型学术调查、国际合作调查、市场调查、电话调查以及学生自己组织的调查所使用过的全真《问卷库》。这两个子库是我系《社会调查研究方法》课程建设的重要部分。20**年4月，我系将多年收集的调查数据分类整理，建立了一个《SPSS教学数据库》。
另外，**参编了**科技大学社会学系李教授主编的《社会调查与课题研究》一书中《SPSS操作方法》一部分（约4万字），本书即将由**科技大学出版社出版。**副教授参编了由郑教授主编的《社会学研究方法》一书，即将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
5．教学管理。在教学管理方面，我系在社会学理论与方法教研室专门设立了本课程教学文件管理专用文件柜，并指派专人管理。在课堂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等多个环节都指派专门的指导教师指导，并接受教研室和课程建设小组的督导。
[关键词] 传播；学派；翻译范式；翻译社会学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翻译研究取得了巨大的发展。翻译理论就像特殊目的语言的研究一样，从许多学科那里获取了大量的灵感启发。20世纪翻译研究经历至少有三个方面的贡献：一是丰富了翻译研究的对象；二是拓展了研究领域；三是增加了研究手段。这些巨变，在90年代引发了对翻译本体的集中思考以及为翻译定位的努力。新世纪，更引发了对翻译研究的领域、方法和手段的性质的反思。多学科、跨学科的研究方法以及理论新说不断涌现，呈现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景象。
一、21世纪西方翻译理论的新发展
1、学派之分愈加明显
长期以来，译界对西方翻译理论学派的划分，见仁见智，并不统一。普遍可以接受的划分方法是文化学派和语言学派两大派别。从宏观上看，语言学派可包括“综合”学派；而文化学派可包括多元系统学派、描写学派、解构主义学派、后殖民主义学派和女权主义学派。
2、翻译社会学研究成为热点
翻译的社会学研究是近几年翻译学比较热门的一个领域，意在从社会学的角度研究翻译现象，研究重点主要在于翻译的社会历史研究、翻译的社会文化研究、翻译的社会机制研究以及翻译的产业化研究。
翻译社会学提出的主要目的旨在进一步加强翻译研究和社会学的紧密联系，从而促进翻译社会学的理论框架和方法论的形成。认为翻译研究应该善于借鉴和吸收文化研究、文学研究、语言学、历史学、哲学和社会学等学科知识。翻译社会学基本可分为三种类型，即行动者的社会学（sociology of agents），翻译过程的社会学（sociology of the Translation process），以及文化产品的社会学（sociology of the cultural product）。此外，翻译研究的社会学（sociology of translation studies）最近也在逐渐形成。
二、现代西方翻译理论对中国译界的影响
中国的翻译研究起步较晚，但是也取得了很大的进步，我们必须对西方现代译论加以系统研究，取其精华，去其糟粕，采用“拿来主义”的辩证态度，在批评中接受，使之最大程度地融入我国译论之中，从而调和中西翻译理论，为完善并建立我国的翻译理论系统找到合理的途径，争取创建更具鲜明理论个性和生命力的话语体系或翻译学派，融人世界译学大系，在国际翻译理论界与同行直接对话，平等交流。中国的翻译学者在借鉴和吸收了大量的西方翻译理论的基础上总结出以下几点，为我们以后的工作指明了方向。
第一，加强对译学基本形态、基本范式的具体客观描述和深人系统研究，包括本体论问题，系统论问题，主体论问题、价值论问题等等宏观层次和微观层次各领域的研究。
第二，拓宽研究视野，对翻译学相关学科进行跨学科的吸收性研究以及各学科之间的交叉渗透研究。语言学、哲学、文学、文化学、美学、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等等都是人类知识与创造性活动的各个领域的理论形态，同时也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方面对翻译活动产生影响。因此，在译学研究中，借助上述各学科的研究成果，实现学科之间的互相吸收互相促进，从而实现翻译研究在理论深度和广度上的全面系统发展。
三、存在的问题
这些翻译观在中国的传播，丰富了中国的译学思想，繁荣了中国的译学建设。然而，理论在接受过程中难免不会出现一定的问题，产生一定的损失。下面就此略呈管见。
1.虽然语言学派日渐衰退，文化学派蒸蒸日上，但是也不能盲目地抛弃语言学派，把文化学派当做唯一的研究目标，要将二者辩证结合在一起，各取其用。
2.翻译社会学的发展也面临着不少的问题。例如，方法论的问题。翻译社会学的方法论目前还缺乏系统的论述，使研究者仍然无法对翻译研究的一些社会问题开展深人细致的调查和科学理性的分析，这无疑制约了翻译社会学的应用研究和学科发展。还要指出的是，与西方当前如火如茶的研究状况相比，国内学术界的翻译社会学研究还显得比较薄弱，仅有零星篇章散见于各种学术报刊，而且不够系统深人，仍然有大量的研究工作需要做，专著形式的论述至今尚未出现。
四、结语
对待西方译论，第一，我们不能盲目“拿来”，也不能盲目反对，要看它的影响和实效；第二，任何事物都有不完善之处，西方译论也不例外，关键是其精华之处能为我用；第三，不要盲目“西论崇拜”，要立足于自身译论的长处，不断地开拓和创新。
参考文献：
[1]潘文国：《当代西方的翻译学研究》，《中国翻译》2002年第2期
[2]王洪涛：《建构“社会翻译学”：名与实的辨析》，《中国翻译》2011年第1期
[3]李红满：《探索翻译研究的社会学途径—评介Michaela wolf与Alexandra Fukari的》，《中国翻译》2008年第6期
论文摘要:20世纪六七十年代，诺伯特·埃利亚斯运用过程社会学对体育社会学进行了研究，梳理过程社会学理论，阐释过程社会学对体育社会学研究中的启示。在研究视域上，通过过程的视角去考察体育的功能价值、体育运动的起源、现代体育制度的核心演变;在研究方法上，采用开放性、动态比较的方法指导体育社会学的研究。埃利亚斯启发了一批西方学者运用过程社会学致力于体育社会学的研究。
20世纪五六十年代，涌现出第2代体育社会学家。体育运动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现象被接受和承认，研究者对体育运动从社会学的视角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研究。研究者多为大学社会学专业的教师，其中不乏后来成为社会学研究领域的巨擎，如狄奥多·阿多诺、诺伯特·埃利亚斯、马克斯·霍克海默、乔治·斯通、皮埃尔·布尔迪厄等。研究者认为体育对社会生活产生着重要影响，由此引发了一些现象和问题，有必要对体育引发的社会学现象和问题进行解读和解答。
诺伯特·埃利亚斯是过程社会学的创造者和实践者。在20世纪30年代，埃利亚斯就提出了著名的“文明的进程”理论，却并没有被主流的社会学所认可。60年代中期，埃利亚斯对英国体育运动较为关注，并把过程社会学应用到体育社会学研究中，取得了一些成就。因此，很多人似乎认为埃利亚斯的过程社会学是集中关注体育社会学方面的研究。他对英国足球运动的演变、足球运动中的暴力行为、足球流氓问题、参与运动动机、体育运动文明的进程、运动中个体与社会之间的关系、运动的社会价值等方面较为关注，扩展了体育社会学的研究领域，从而引导了一批学者应用过程社会学对体育运动进行研究。
1过程社会学
过程社会学(figurational sociology)是埃利亚斯研究社会学时运用的主要方法之一，也是他的主要思想之一。这门社会学拒绝为研究世界而将世界分割化和碎片化，它将宏观研究和微观研究结合起来以研究社会。它重视详尽历史分析和联系发展的方法论，使社会学免于“方法论上的个人主义”及“具体化的结构主义”任一者。
过程社会学所要强调的是一种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依赖，它不同于微观社会学的社会行动理论，也不同于宏观社会学的社会结构理论。它突破了传统的社会学的这种二元对立，而试图提出新的理论来化解(尽管埃利亚斯本人否定这一点)。埃利亚斯想表达人是一种社会关系的存在，在这个概念下研究的就是人们相互依赖的形态。我们不能过度偏重人们的个体性，也不能过度强调其社会性，而应该是研究人生活在各种社会形态中，一方面被社会影响或制约，另一方面则在与别人相互依赖的各种形态中发展自我。埃利亚斯的过程社会学有两种意识，第1种意识是过程社会学关注解释生物学、心理学、社会学和历史学之间的联系，对体育运动的起源演变、个体在体育运动中的心理演变，不同历史形态下的体育运动的表现进行解释。第2种意识是过程社会学试图建构一种体系，这种体系试图很好的融合经典社会学和现代社会学中的最好的特性。埃利亚斯是当代社会学代表人物之一，但是他的理论沿革跨越了经典社会学时代，并从经典社会学中汲取思想。他的过程社会学思想深受涂尔干集体意识、韦伯的社会行动理论、方法论的影响。
梳理埃利亚斯运用过程社会学对体育社会学的研究，可以发现，运用过程社会学对体育运动的模拟性和表象性的研究，认为某些运动源于战争，在演变过程中对战争进行模拟，运动确定了时空范围，即在特定的场所以及特定的时间进行比赛，是对人类战争行为的表象反映。在模拟性和表象性的过程中，运用规则对个体的行为进行控制;对某一项运动起源以及演变的研究。认为运动的起源和演变是个体之间的情感交流，最终形成群体情感意识，个体到群体的情感意识的形成伴随着运动的演化全过程。对体育运动中暴力形成的个体心理表现的研究，认为暴力是体育运动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体育运动自开始时，就存在着暴力行为，人类不同历史社会形态时期，体育暴力表现的结果不同，体育规则对暴力行为进行约束体现出人类文明的进程。埃利亚斯对体育社会学的一些研究很有预见性，例如，他认为体育运动发展过渡商业化会导致运动发展的畸形。当时他的观点并不被人接受，而现在看来，无疑是正确的。兴奋剂泛滥、种族歧视、假球黑哨、年龄造假等体育运动中的异化现象，都是由于现代奥林匹克运动的过度商业化发展致使功利主义盛行的结果。
2过程社会学对体育社会学研究视域的开拓
作为过程社会学的主要批判者，Horne John和JaryDavid却首先指出了将该理论用于体育社会学分析上的3大成就。他们认为，埃利亚斯的研究在以下3个方面，对体育社会学的研究视角进行了开启:注意到现代体育运动是由政府所控制，用来取代过去的真实暴力的“虚拟战争”;将劳动分工和阶层关系视为现代体育运动发展和制度化的核心;注意到体育运动作为传达国家和群体呈现，以及个人认同来源的符号性角色。对体育运动项目起源的过程性阐释。
2. 1虚拟战争—规则化下的游戏
体育控制用以取代真实暴力，成为模拟战争。游戏具有战争模仿性。实际上，以前用规则约束的争斗都具有游戏的形式特征，这些形式特征就是规则。我们可以把战争叫做最猛烈、最费力的游戏形式，也可以把战争称之为最明显、最原始的游戏。考察当代社会学，就会发现一种强烈的研究趋向:对规范和规则的研究。运用过程社会学考察英国的猎狐运动后，埃利亚斯认为，运动中的一些规范和规则对运动者进行了限制和约束，从而对个体暴力行为进行了规范，这种行为规范逐步内在化，形成个体的自我意识，这种意识在个体与个体之间泛化。这种外部的约束和内部的自觉，推动了体育运动的发展。赫伊津哈和埃利亚斯所关注的都是规则所带来的个体行为的变化，个体行为的变化实际上是战争行为的虚拟。如果将体育赛场上的竞技运动与人们在现实生活中的争斗做一比较，其实也发生了类似的摹仿、转化。经过规则不断完善、自我约束不断加强等近现代的“体育化”，赛马、拳击或足球等竞技运动也具有摹仿性特征。人们在现实生活中的相互争斗以及与之相关的各种情感也有部分被带到了体育竞技的赛场，但是这些现实争斗的情感经验也发生了转化。在体育竞技的摹仿性对抗中，人们体验着强烈的激动与，但是一般不会发生危险与伤害。因此，在埃利亚斯看来，体育竞技是一场在“想象性场景”里所发生的游戏，一场与人们在现实生活中所发生的各种竞争与争斗有部分相似，但又迥然有异的游戏叫。埃利亚斯进而提出，对情感的限制和对理性的高度强调是文明的基础，情感的限制和理性的高度强调是通过规则来实现的，规则很好地对情感进行了控制。很多体育运动源于战争需要，并保留了战争中的斗争意识，例如拳击、田径和一些球类运动。体育运动在规则规范下成为情感限制的器，表现出对战争行为的模仿。战争虚拟化，规则制约下成为游戏。运动的规则化过程中体现了体育运动文明的进程。
2. 2现代体育制度的核心演变—权力的分配
埃利亚斯在研究体育运动发展和体育内在核心演变的过程中，并没有局限于单论体育文化现象，他把研究视角扩大到整个社会学领域中。不仅重视重大的事件，而且大处着眼，小处着手，探讨行为举止、日常生活，以小见大。他从英国传统的猎狐运动窥见出国家权力的分配(劳动分工导致)、议会制度的形成、群体的重组(阶层关系的形成)。猎狐运动的产生、发展与近代民族国家的诞生、发展几乎是同步的，它与当时国家的不断扩展以及国家权力的日趋集中和重新分配相关。英国君主制发生变革以后，议会制逐渐建立，国家内部的权力、利益分配往往通过在各部门、各势力之间的充分讨论协商来进行，不再像以往那样凡事诉诸暴力，谁力量大谁上台，谁上台必清除异己。这些在议会政治里精通力量平衡的绅士、贵族，在球场上和狩猎活动中也要执行体现同样趋势的规则。这种对暴力的限制也逐渐内在化，逐渐成为自觉的意识。上层社会的精英们把这种意识自上而下扩展，伴随着工业化的发展，深人到各个阶层。
现代体育制度的核心演变就是在劳动分工下引发了权力的重组与分配，并逐渐内化，形成了自觉意识。劳动分工促使了现代商品经济的发展，又催生了现代体育运动商业化发展。现代奥林匹克运动商业化所带来的制度的变化、权力的变化、运动训练的变化，以及产生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影响，都与现代体育制度的核心演变分不开。
2. 3体育运动项目起源与演变一一从个体意识到群体意识
过程社会学将现代体育运动的产生、发展看作是随着文明发展一起变化的社会过程，重点探讨现代体育运动有哪些特点、为什么最先出现在英国、现代体育运动各个项目出现的过程、与西方社会文明的进程有什么关系、体育运动在当前全球化的进程中有什么变化等。
埃利亚斯的过程社会学理论能从社会学的角度很好的解释一项运动的起源与演变，在研究足球运动中，他首先思考这样一个间题:个体之间的对抗运动如何形成群体之间的运动?群体之间对足球这项运动不同的理解又如何传播开来的。他认为在这一过程中，有重组的过程。他们会用一种群体能接受的风格的方式自我重组群体，如同喜欢跳舞的群体会自我重组群体以致整个舞蹈群体都能接受这种舞蹈。在持续的运动中，运动员从启初自我运动过程转变到其他运动员的运动过程中，最终形成了群体重组。运动的起源是一种随机的，不会被精心策划的，运动首先是群体之间产生了某种融合，在群体动力的推动下，经过反复的的重组，在个体与群体之间建立起一种关系。他们的活动在这种建立的社会构造中展开，经历长期的发展，形成组织体系。这一过程便是运动产生的过程社会学。埃利亚斯依据过程社会学的研究，仿照工业化，提出体育化(sportization)，以此来说明英国的现代体育的起源和发展与传播和工业化有关，是一种自为发展形态，伴随着个体意识到群体意识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工业化只是创造了一系列的条件，催生了体育化的形成。
3过程社会学对体育社会学研究方法的启示
3. 1对体育社会学研究方法的扩展
早在20世纪60年代，埃利亚斯就认为之所以体育社会学需要多种研究方法，是因为一种研究方法的局限性是显而易见的，社会科学有很多分支，并且经常会产生新的学科分支，那么原有的方法如果仅限于在某一学科点上研究，就会出现研究误差，一种方法不能窥探一系列问题，也不能清晰地解释这些问题。因此，对于体育社会学者来说，应当在研究之初，就应具备广泛的理论框架，或者结合其他的理论，这种理论能使研究者理解所研究的问题，超出了研究此领域的流行的理论。
过程社会学倡导在动态环境下研究，对事物的考察应当是过程式的，即事物的产生、发展、本身之间的关系以及和外界的联系。通过过程的视角，揭示事物的本质。体育社会学的研究方法，不能仅针对封闭，静态的社会环境下的社会现象进行研究，而需要适应不断变化、开放的系统，体育所表现的社会结构并不是稳态的，而是不断变化和发展的。传统的小群体理论是静态、闭合的，对解释面对的困惑的问题没有多大帮助。因此，这些问题需要专门的方法，不同于目前仍在运用的对小群体的社会研究的方法。事实上，埃利亚斯是对当时占社会学主流的结构功能主义研究方法的一种批判。过程社会学在研究体育社会学时，注重把体育社会现象置于动态的过程中进行考察，从个体、个体相互依赖，以及群体、权力之间的关系来对体育所引起的的社会现象进行解读，把某一体育运动放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来看待，而不是放在静态的系统中考察它的功能价值。因此，在方法论上，体现出的发展观。
3. 2动态的比较研究方法
埃利亚斯在运用过程社会学研究某项运动时，总是把这种运动的发展演变史考察了一遍，并且对这种运动的发展会做出他的理论意义上的比较。在研究古代体育运动时，埃利亚斯认为，认识到通常作为体育之伟大典范的古代竞技活动具有许多特征，并且在完全不同于我们的竞赛环境下发展起来，这并不困难。竞技者的精神风貌、裁判的标准、比赛的规则、运动员的表现等都在许多方面明显不同于现代体育特征。古代奥林匹克运动会延续了一千多年，其间有关摔跤的暴力标准有一些变化，但不管怎么变，整个古代对比赛活动中身体伤害甚至丢失生命的敏感限度，相应地，整个比赛的格调，都跟今天称之为“体育”的比赛活动有着根本区别。因此，在动态中比较了两种奥林匹克的运动项目，“体育”从过程社会学的角度来看是文明了、进步了，不再流血冲突了。
国际体育史学会主席格尔特鲁德·普菲斯特曾经这样评价埃利亚斯的研究:埃利亚斯指出相同形式的运动可以有不同的目的和意义。他把体育文化准则和标准的差异归因于文明化进程中不同阶段的差异，其标志是相互依赖、垄断、权力的控制以及压力的内在化的发展趋势。他注意到“国家的结构和意识的结构、受社会承认的体育暴力的水平和使用或旁观它的矛盾的界限，将以特殊的方式区分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身体和身体的力量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也起着不同的作用，文明化的进程伴随着身体的“文明”。普菲斯特的评价是对埃利亚斯体育社会学研究很好的总结。
【关键词】人类学转向/人种志方法/科学技术人类学/文化解释学/本土方法论
【正文】
社会学与人类学1是两个有着密切关系的独立学科, 在它们的发展史中,其理论与方法的互相渗透与借鉴,对这两个学科都产生了重大影响。就科学社会学的发展史来说,至70年代中期以来,与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兴起相伴随,出现了“人类学转向”这种现象〔1〕, 在文献中也出现了科学技术人类学这个提法。
科学社会学的“人类学转向”(anthrohological turn),也可以称之为科学社会学的人类学研究角度(anthropological perspective),我简称为对科学的人类学研究。
那么,这种人类学取向的研究究竟包含着什么意思?我认为,至少包含着两个方面的意义。第一个含义是把现代科学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来研究。在这里,作为文化现象考察,并不是斯诺所提的独立于人文文化之外的、与人文文化相对立的科学文化,而是把科学当作整个人文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当作与宗教、艺术、语言、习俗等文化现象相并列的文化形式的一种。这样就把现代科学纳入了人类学的研究范围。第二个含义是,对科学的社会研究采取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方法,选出某个科学家集本的场所,对科学家及其活动进行人种志〔2〕(ethnography)的研究,即对所观察到的现象作详细的记载、描述和分析的方法。如果说第一层意思是从宏观上把现代科学纳入人文文化范围,决定了研究的总倾向,那么,人种志的研究就属于微观的经验研究。在我看来,知识社会学的宏观定向相一致的研究和微观倾向发生学的研究[2] 正好与这两方面是相对应的。从这个角度说,整个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兴起,都和“人类学转向”有直接关系。
(一)
人类学转向的含义之一:科学是诗文化系统之一
特拉维夫大学教授、科学史家耶胡达·埃尔卡纳在《关于知识人类学的尝试性纲领》一文中明确地提出要把科学作为一种文化系统来考察。他提出,在传统上,“科学很少被认为像艺术或宗教那样是属于人文文化整体的,因为它被看作是某种不相同的、独一无二的、互相背离的东西”,但他的“基本前提是,文化的不同维度:宗教、艺术、科学、意识形态、普通常识、音乐,是相互联系的,它们都是文化系统。”[3埃尔卡纳从人类学角度探讨这个问题,认为把科学作为一种文化系统来考察的观念,可以追溯到当代着名文化人类学家克利福特·格尔茨的观点。在他的论文《深描:迈向文化解释学的理论》中,格尔茨说:“我所采用的文化概念,……本质上是符号论的。和M·韦伯一样, 我们相信,人类是挂在由他自己织就了的意义之网上的动物。”我们必须把“文化看作那些网,因而对文化的分析并不是一种寻求规律的实验科学,而是一种寻求意义的解释性科学”。[4]我注意到, 虽然格尔茨在他的论述中是把科学列入文化解释的范围中的,但是他采取了审慎的态度(后面还要讲这一点)。而埃尔卡纳同样是把科学作为文化解释的对象,并且根据他对格尔茨的“深描”方法的理解,对科学史中的“深描”作出了解释。
而这也正是科学知识社会学的主要论题。科学知识社会学的主要代表人物,马尔凯、巴恩斯、布鲁尔等人都在他们的主要代表着作中,把对科学的社会研究的重点放到科学知识上面,并把自然科学知识等同于其他知识和信念、看作是文化现象。关于这个问题,我已在拙着《科学社会学》一书的第十章作了比较详细的论述,在这里主要是把这种理论倾向与“人类学转向”联系起来。
爱丁堡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巴恩斯,在他的着作《科学知识和社会学理论》一书中就指出,科学是一种信念,只是一种被接受了的信念,而不是正确的信念,他认为,科学是一种文化现象,“科学是亚文化的4集合’,作为一种亚文化现象,科学当然受到外部的整个大文化的影响。[5] 因提出“强纲领”主张而着名的布鲁尔也是把科学当作文化现象、人类学现象来对待的。他的“强纲领”的第一条就把科学知识与信念并列,并且认为可以归结为社会的原因。[6] 他在评述维特根斯坦的知识的社会理论时曾明确地说“数学是人类学现象”。[7]
马尔凯在他的着作《科学和知识社会学》中,以专门的篇幅论述了这个问题。该书第三章的标题就是“科学中的文化解释”,鲜明地表示出文化人类学的倾向,这也就是说,他要对科学作一种文化意义的解释、文化意义的分析。他的这种文化意义的解释和分析是怎样做出的呢?
首先,他分析了科学社会学中关于科学家行为的社会规范的争论,分析了默顿的规范和米特洛夫的反规范,认为,在科学中,科学家的社会行为规范是多种并存的,并不是所有的人在所有的场合都共同遵守某种特定的规范,并不存在一种体制化的机制来保证科学家们都一致遵从或信奉某组特定的规范。在科学中, 存在着许多不同的语言公式(verbal formulation),这就为科学共同体、 为科学家们提供了节目单(repertoire)或字典(vocabrary), 科学家们可以灵活地使用它去分类不同社会背景中的不同职业行为。”因此,关于规范的讨论就走到了关于科学的文化资源的说明。”[8]这也就是说, 科学规范并不是像默顿所说的那样,并不是体制化的要求,而是“磋商”的结果,科学家们是从代表着不同文化资源的节目单及字典中去寻找自己的道德信奉原则的。
马尔凯的文化解释还在于对科学知识生产的动力学考察。他研究了若干实际案例,从中做出分析,他的结论是,对于科学实验结果的意义是什么的评判、对于科学论断的有效与无效,并不存在普遍的、一成不变的标准,在实验和解释的过程中,个人的特点、具体的环境都会产生作用,他说,“科学一致,因而科学知识,并不是仅由证明正确或拒斥来达到的。科学家们经常面对的是不确定性和模棱两可。思想和智力方面的信奉不是由于应用事先确立的正式标准来实现的,而常常和必定是制作而成的。对于研究纲领的拒绝或采纳,是一个更加实用的过程,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科学家的相对具体的旨趣利益影响的。”[8] 马尔凯承认在知识形成过程中,是存在着认识因素的,科学的判断和解释是受认识和社会因素影响的。他认为,不仅社会规范是社会地变化着的,而且对于任何一个研究纲领来说,认识和技术规范也是可能有很不相同的解释的。”在社会意义的磋商和知识主张的评估之间并没有明确的界限。社会与技术的公式表述,在具体情况下,是由每个参加者所选定的,所说明的;这两种资源,在具体科学知识被认可的过程中,在非正式的相互作用和正式的证明程序中,是紧密地综合在一起的。”[8]
马尔凯关于科学的文化解释的结论是:“社会学家和哲学家已经会聚到这样一种观念,即把科学看作是一项解释性的事业,在这个过程中,物理世界的本性是社会地建构起来的。”又说:“更好的普遍的公式是,科学知识是由磋商过程确立起来的,也就是被那在社会互动过程中对文化资源的解释建立起来的。在这种磋商过程中,科学家们也运用认识和技术的资源;但最终结果还是依赖于可利用的其他社会资源。因此,通过科学磋商建立起来的社会结论并不是物理世界的确定性说明,而是在特定的文化和社会背景中的特定行动者群体看来是正确的科学主张罢了。”[8]
以上是对科学知识社会学所代表的“人类学转向”的第一个含义的简单说明。需要说明的是这个转向并不是没有历史根源的,也不是孤立的现象,它代表着旧的“知识社会学传统的复活”,它反映的是“社会和人文科学注意重点的变化和重新取向的过程”。[1] 深入的研究将会说明,这种转向与当代哲学的、社会学的以及文化的思潮有着多种复杂的联系,不过,这已不是这篇文章所要讨论的问题了。
(二)
人类学转向的含义之二:对科学作人种志研究
文化是人类学的研究领域。人类学对文化的研究,起源于对初民社会(primary society)的研究, 起源于欧洲和美国的学者对于“不开化的”、非欧洲文化的研究。与人类学的发展相联系,形成了一种主要研究方法,这就是人种志方法(ethnogranhicat method)。 人种志研究就是对一个特定的民族群体的社会和文化生活进行详细的描述和分析。这种研究首先要选定地点,即某个部落或民族的聚居地,作为田野调查(field work)的基地,进行参与观察,作详细的记载,最后形成描述性分析性人类学着作。许多文化人类学的名着都是人种志研究的成果。这种研究要求有较长的时间投入(一般在一年以上,离开以后有时还有通讯联系或回访);这种研究要求研究人员学习当地的方言土语,尽可能地参与研究对象的日常生活,并保持一个观察者的客观独立的立场,除了参与观察以外,研究人员通常选定或培养某个当地人作为信息提供者(informants),等等。这种研究也常常运用比较的方法,对于所研究的文化与其他文化进行对照性的分析。
当代人类学的人种志研究已经不再仅仅局限于对于初民社会的研究(可研究的初民社会愈来愈少),已经发展到为对现代社会中某个社区、某些特殊人群的研究,例如,对城市中少数民族聚居地的研究,[9] 对于工厂、精神病院、科层制的研究,等等。[10]人种志研究的技术也有很大进展,如广泛利用电影、录音、录像等等手段。显然,这种方法是可以同样应用于研究科学活动所在地和科学家人群的。
这就是我们要讨论的科学社会学的“人类学转向”的第二个含义:对科学作人种志研究。具体说来,这就是科学知识社会学代表人物对科学进行的人种志研究。70年代中期以来,一些对科学知识持有建构主义观点的学者,以人类学家的身份进入实验室,他们以实验室为田野调查的基地,进行长期持续的参与观察,对于实验室的环境、仪器设备、科学家的日常活动和对话,对于科学家与实验室以外的联系,以至于科学论文的形成、发表,论文引证等等方面的情况,进行详细的记载,做出分析,写出研究报告或专着。这就是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出现的一批研究成果,它们有一个概括性名称,即“实验室研究”(Iaboratory S-ludies)。在这种成果中,除了我们已经知道的拉都尔对美国加州萨尔克实验室的研究、谢廷娜对伯克利大学中生物化学等相关实验室的研究和这两项研究的成果《实验室生活》和《知识的制造》以外,还有若干研究及其相应的成果。[2] 虽然这一批着者在他们的进一步分析中表现出差异和分歧,但他们的共同认识是“深入到科学家的日常生活中,得到经验材料,就可有益于对科学的理解”。[11]而谢廷娜则把这一批“实验室研究”看作是说明科学知识的建构主义纲领的,她说:“这个纲领是被若干个实验室研究所支持的。”[2]
拉都尔的《实验室生活》一书的工作基础是长达一年零十个月的田野调查,他进入实验室观察科学家的日常活动,进行相关研究,他的书内容确实展现了人种志研究所得的大量资料:有实验室场景的多幅照片,有科学家在不同场合的对话记录,有科学仪器状况的一览表,有某项化学物质合成的报告记载,有科学家个人事业经历的摘要,等等。拉都尔运用这些资料得出了认识论的结论:实验室是文学标记的系统,仪器所显示的现象是“技术现象”,科学实验室中的事实是“人工事实”,因而科学事实不是被发现的而是被制造出来的,科学的陈述是磋商的结果等等。其实,拉都尔在《实验室生活》的第2版后记中就说过, 他在进入实验室之前就已经形成了一种看法即科学认识是受社会因素制约的,他在参与观察中的工作只不过是搜集详尽的材料罢了。这就使得这部运用人种志研究的着作读起来与其他文化人类学的着作很不相同:其描述与分析结论似乎有某种不连贯;这些分析,与其说是文化人类学的,不如说是认识论的,与其说是社会学的不如说是哲学的。
《知识的制造》这部书的特点就更加明显了。这部以人种志研究为基础的专着,已经完全把调查来的资料编纳入作者的认识论结论的框架中了。“科学家作为实践的推理者:知识是在环境中建构起来的”;“科学家作为索引性推理者:科学研究的机会主义和情境性”;“科学家作为类比推理者,取向的基本原则和革新的隐喻推理批评”;“科学家作为社会环境中的推理者,从科学同体到跨越科学的领域;”“科学家作为文学的推理者,或者实验室推理的嬗变”;“科学家作为符号推理者,或‘我们以什么造成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区别’”,这就是该书的章节标题所构成的框架。这样,在文化人类学着作中通常见到的对文化现象的完整而生动的描述性记载不存在了,资料“沦为”结论的例证。
在这里,我们不能详细讨论这些结论与哲学、社会学思想的具体联系,那是需要专门的研究的。我们在这里要说明的是,科学知识的微观建构学派是运用人种志研究方法寻找经验资料支持和论证科学知识的建构主义纲领的,因而就恰好代表了科学社会学的“人类学转向”。不过,我们又可以看到,这个学派的运用,与本来意义上的文化人类学人种志研究是不完全同一的,因为他们进入了认识的领域,而且是科学认识的领域。拉都尔也承认了这一点,他说,他“所使用的人种志方法,只是在最一般的意义上与人种志方法相一致。”[11]因此,我们一方面把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微观建构学派的“实验室研究”看作是“人类学转向”标志;另一方面,从严格的人类学意义上考察,又只能把这些研究看作是特殊的、值得讨论的具体运用。
(三)
科学技术人类学:有待开发的领域
科学知识社会学所代表的“人类学转向”,只不过是科学技术研究的人类学取向或者科学技术人类学的一种类型。全面系统论述科学技术人类学,笔者尚力所不及,仅就目前的初步认识,说明以下要点:
(1)科学技术人类学,在严格意义上说, 应该是训练有素的人类学家,运用人类学的理论与方法,对于科学技术所作的研究。在人类学领域,早已存亡可以归纳入这个范畴的研究成果,这就是:考古人类学及人种志研究对于含有科技内容的“物质文化”的研究;人类学家所考查的非西方的知识系统,为民族数学(ethzo-mathmeties)、民族心理分析(ethnopsycehiatny)、民族植物学(ethnobotany);医学人类学所研究的与健康和疾病有关的非西方的知识系统〔3〕,等等。 因此,有的学者指示,“在这个意义下,人类学开始研究科学技术,要比跨学科领域STS研究科学技术早得多。”[13]当然, 人类学家在上述研究中所涉及的科学,是非西方文明中的传统科学,并不是现代科学技术。
(2)正因为人类学的研究传统是关注欧洲以外的文化,所以, 在欧洲文明中发展起来的现代科学技术就必然处在专业人类学家的研究视野之外。现在,对于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研究已经发展为大的跨学科的综合研究,人类学家进入这个领域的仍然为数不多,为1988 年美国的4S’学会召开会议,有来自各学科的学者529人,其中人类学家只有18人。[13]
但是在70年代中期以来毕竟出现了一批人类学取向的科学技术研究,其中就包括有前面提到的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研究,那么,这些研究成果是由什么人完成的呢?”绝大部分科学人类学研究或者人种志研究是由社会学家、哲学家及其他并没有受过社会文化人类学的专门训练的人完成的。”[14]这样一些社会学家哲学家在采取了人类学研究角度、完成了具有人类学特点的着作以后,就获得了人类学家的称号,如拉都尔就是一例。这些不是人类学家(或者说准人类学家)所作的研究,被人类学家看来是存在着某种混乱的,有人指出,“实验室研究”作为人种志研究的一种版本,是与人类学家的研究不相同的。”[14]拉都尔也谈到他的人种志研究所引起的批评。[11]
(3)正因为如此,为了更好地发展这个领域, 关心科学技术研究的人类学家的建议是:必须弄清人种志方法的真谛,弄清这种方法的要害在于记和写(grapy)、在于描述, 在于通过写他们来说明人民和他们的文化;必须了解文化人类学发展史上的重要学者:以马林诺夫斯基为代表的整体主义的人种志学,以列维斯特劳斯为代表的比较主义方法,以格尔茨为代表的符号象征主义的文化解释学等等。[14]我以为对于当代有重大跨学科影响的文化人类学家格尔茨及其文化解释学尤应引起注意。[15]
(4 )科学知识社会学所做的工作也许是接近于格尔茨的文化解释学的。如前所述,马尔凯按照他自己的方式对科学进行了文化解释,埃尔卡纳则以专门的章节论述了“深描”方法在科学史中的运用,讨论了科学知识增长、科学与其他文化因素,历史舞台上的科学等。但我们没能读到埃尔卡纳或是马尔凯都没有运用人种志的“深描”方法所作具体的研究。而“实验室研究”所作的经验描述的意义在于得出认识论的、哲学的结论,是完全不同的版本。这是因为他们给自己规定去研究的文化现象,是格尔茨都认为是棘手的问题:科学。格尔茨是有法律实践经验的学者,他从文化解释的角度说明了法律现象,但是当他把科学与其他文化现象并列时,却不止一次地说过:“尽管我们很偏爱科学,但它仍然不失为一种棘手的事务”,“但物理学和雕塑以及其他所有的知识体系,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人类学上难以理解的问题。”[16]
(5)科学技术人类学的研究,决不局限于对实验室的研究, 可以从实验室、研究所、研究中心扩展到学术会议上的扩展到法庭中的科学家,[10]这也就是说要“从实验室走向更为广阔的和多元的领域。”[13]有的社会学家选择了科学事业管理组织及其附属机构,[17] 有的学者进入了政府设立的海洋生物养殖经济研究组织[18]在这些研究中,注意的集点也不单纯是科学知识的生产过程,涉及到了这些机构中科学家的社会身份,涉及到实验室与顾客、科学知识与生产方法以及科学政策和经济组织的关系等问题。特别要揭示的是,同样进入实验室,其研究重点也不一定就是科学知识的生产,以特拉维克对美国及日本的线性加速器中心的研究,其重点就是实验室组织结构,领导风格及什么是“良好”的物理学工作条件的模式差别。[19]
(6)正是因为如此, 科学技术人类学的研究可以并不局限于人种志的田野调查,其研究方法也可以多样的;发展一种“跨学科的、批判的、文化的方法”,这也就可以包括历史的研究、比较的方法、文本阅读、……等方法;并且基于这种种方法的运用,“对于‘科学技术’意义的定义,不可避免地以理解专家到理解非专家。”[13]虽然我们对于上述这些方法也许还不能都了解和掌握,但多样性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7)总之,科学技术人类学的研究,极为扩散,各具特点, 我们只要看看《诸科学与诸文化》(《Sciences and Cultures》[1])和《知识与社会第9卷,科学技术学人类学》[13] 这两部文集的论文题目就可以知道了。每个作者都按照自己对于人类学的理解,按照自己的目的和注意焦点,进行不同的人类学探讨。研究这些以及其他科学技术人类学的论着,要在纷云繁复的论述中弄清来龙去脉把握要害,我认为,有一项工作要做,这就是要注意作者所使用的主要关键概念,诸如“人工事实”、“技术现象”、“磋商”、“文本”、“深描”、“反思性”(reflexivity)、“结构的和形容的”(emve and etic),等等:它们就好像一片模糊背景中的亮点,了解除它们可以有助于深入的研究。
(8)在谈到实验室的人种志研究的时候, 不能不提到对实验室的民俗学研究,这就是社会学中民俗学方法论(ethnomethodology )〔4〕代表人物加芬克尔及其学派的工作。麦克尔·林奇把这一批研究称之为“对科学工作的民俗学方法论研究(tthnomethodological studiesof scientific work), 指出这种研究要详细考察实验室中“自然地组织起来的日常活动”“讨论”有关实验室工作的暂时的秩序”[20]。他并且专门着书论述了民俗学方法论与科学的社会学研究的关系。[21]那么,这种研究与前述人种志研究有什么关系?在民俗学方法识者看来,人种志研究是与“民俗学方法论的文献是有密切关系”的,甚至认为那些作者都是“民俗学方法论的说明者”[20];而人种志研究的学者则认为民俗学方法论是人种志研究的一种。[10]弄清这两种研究的区别与联系,决不是轻而易举的工作。我们要指出的是,从已有的人种志研究的着作来看,他们确实从民俗学方法论者的着作中吸取了某些概念工具和分析方法。了解这一点,对于认识知识社会学微观研究的特点也许是重要的。
(9)最后要说的是, 科学技术的人类学研究中的专业人类学家在增加,〔5〕但是非人类学背景研究人员仍然会占相当大的比重。 因为,专业人类学家即使转向现代社会生活的广大领域,能够专门研究现代科学技术的也毕竟是少数。这种情况,对于在人类学科并不充分发展的中国从事于科学的社会研究的学者来说,也许是一种机会:他们也许可以增添几分勇气,去涉足这个确实颇为陌生的文化人类学的研究领域。
注释:
〔1〕人类学是一个大的综合性学科,包括有体质人类学、 考古人类学、语言人类学、社会(或称文化)人类学等分支学科,本文所涉及的主要是社会(文化)人类学。
〔2〕ethnography 另一种译法是民族志,我这里采用的是《大英百科全书》的中文版的译法。
〔3〕1996年我到美国科罗拉多大学(特尔多)人类学系讲学时,就见到一位研究藏医的研究生,她已不止一次到西藏作田野调查。
〔4〕这个词在社会学中有多种译法,如:民俗学方法论, 人种方法论。
〔5〕从两本文集中的撰稿人可以看到这一点:1992 年出版的《知识与社会》第9卷9名作者中有4名是人类学家;而1982 年出版的《诸科学与论文化》9名作者中只有1名是人类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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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詹姆斯·匹科克:《芬三流派:韦伯、帕森斯、格尔茨》,《国外社会学》,1996年1—2期,pp.106—110.
[16] 格尔茨:《地方性知识》,《国外社会学》1996年1—2期,p.91,p.93.
[17] Slacie E. Zabushy: " Multiple Conlexts, MultipleMeaning: Scientist in the Europea Space Agency, in "Knowledgeand Society, Vol.9.".
[18] M. Collon and J.Laws:" On the Construction of Socio-technicee Networks: Content and Context Revisited", in"Kowlege and Society, Vol.8,1989 Sludies in the Sociologg ofScience Past and Preseut, JAL Press INC.
[19] Karin Knorr-CETina: " Laboratory Sludies and TheConstruction Approach in the Stndy of Scince and Technologg,(日)《科学·技术·社会年版》1993、卷2p.13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