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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外贸论文,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品牌一词的英文“brand”,原意为“烧灼、烙印”,最初人们用这种打烙印的方式,用于区别私有财产。到了中世纪,欧洲的手工艺人在自己的手工艺品上烙下印记,以便区别于其他产品和生产者,这就产生了最初的商标。美国现代著名市场营销学权威菲利普·科特勒(PhilipKot-ler)指出,所谓品牌,就是指一种关于某种商品的名称、术语、标记、象征或设计,又或者是以上这些的混合运用,以区分于其他竞争者或卖者。品牌是由品牌名称和品牌标志组成的,包括文字形式以及图形标志。
二、品牌竞争力的特征
1.竞争的比较性。品牌竞争力是在品牌竞争过程中表现出来的比较能力,这种比较可以是产品质量、成本价格上的比较,也可以是占有或控制市场能力的比较,还可以是人力资本、管理和经营,以及再生产等环节上的能力比较。在比较中,同一行业品牌表现出竞争的优势或劣势。
2.目的利益性。品牌竞争最直接的目的是获得更多的顾客,占有更大的市场份额,以实现再生产的高效循环。最根本的目的是利润的获取。
3.动态性。品牌竞争力的动态性表现为品牌竞争力随着市场结构和竞争行为的变化而变化,即品牌竞争的优势或劣势不是绝对持久的,优势品牌可能变为劣势品牌甚至消亡,劣势品牌可能变为优势品牌。
4.过程性。品牌竞争力的培育和建立以及竞争能力的消长是有一个过程的。
5.整合性。品牌竞争力是企业资源配置的产物,也是企业运作系统和品牌管理系统整合的产物,缺少任何一种必要的资源或系统中某一环节整合不佳,都会影响
6.品牌意识不强,管理能力较弱
目前,中国企业的品牌管理能力还较弱,企业商标保护意识薄弱。品牌竞争力的培育和建立。
三、我国对外贸易现状分析及问题
由于我国国民经济继续快速发展,产业结构不断优化,企业竞争力持续增强,所以对外贸易保持了强劲增长势头。2008年世界经济贸易将保持增长趋势,虽然存在一些不确定和不稳定因素,但是中国将继续加强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产业政策、土地政策和社会发展政策的协调配合,综合运用经济、法律和必要的行政手段,提高宏观调控的科学性和有效性,处理好投资和消费、内需和外需的关系,加大节能减排力度。居民收入将不断增长,城乡消费需求将继续扩张,投资过快增长将得到一定控制,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基础将更加牢固。但同时也有诸多问题的产生:
(一)对外贸易高速发展与品牌竞争力不足共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对外贸易的发展得到了世界的瞩目,但与世界第三贸易大国称号不相和谐的是,我国的品牌竞争力相对落后。
(二)品牌价值较低,附加值差距较大
总体说来,中国品牌显然较多,但品牌价值与世界品牌价值相比还存在相当的差距。部分消费品市场国产品牌竞争力极弱。在这类消费品市场中,国外的一个或数个品牌占据了很大的市场份额,在很大程度上占据了这类消费品市场,而国产品牌的市场竞争力极弱。另外我国外贸品牌的突出弱点就是品牌的附加价值低。品牌附加价值指品牌中所包含的、中肯的、被消费者欣赏的东西和产品的基本功能以外的东西,也就是通过品牌给消费者提供的信任感、满足感和荣誉感,它能通过其商品形式维持一种溢价。在国际上,商标被公认为最重要的知识产权,名牌商标更是如此。跨国公司和许多知名企业视名牌商标为国宝,采取一切可能的手段保护名牌。多年的计划经济使我国众多企业商标意识淡薄,缺乏品牌自我保护意识。不少企业为了眼前的利益而放弃自己的品牌。
四、提高我国对外贸易品牌竞争力的建议与对策
(一)营造有利于品牌竞争力提高的社会经济环境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作为社会经济中的宏观管理主体,它在促进企业品牌发展中的作用是间接地构建品牌竞争力的政策支持体系,并非在政策上保护中国品牌,而是要在宏观上为企业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条件,从而在微观上促进企业品牌竞争力水平的提高。
(二)面向国际,制定品牌竞争战略
缺乏战略意识和战略管理是中国企业普遍存在的问题。面向全球化和网络信息化,制定品牌竞争战略是中国企业提高品牌竞争力的必然选择。
(三)端正品牌观念,增强品牌整合管理能力
品牌必须保持与消费者的长期、稳定的交易关系,这种关系已经超越了以产品功能为基础的利益关系,包含了以喜欢为内容的情感关系和以某种信念为核心的忠诚关系.品牌整合管理的目的就是打造消费者对品牌的某种信念和在此基础上的对品牌的忠诚。
(四)重视核心技术,保障技术的持续创新
缺乏核心能力,是中国品牌参与全球竞争的最根本弱点。核心能力的缺乏根源于中国企业技术创新能力不强。在全球竞争和技术快速变化的市场,中国企业必须不断实现技术创新,以培育自身的核心能力。
鉴于中国工业化起步比较晚的现实,中国企业技术创新在未来的5-10年还应是采取引进、模仿、自主创新与合作创新相结合的方式,但应逐渐走以自主创新为主、合作创新为辅的战略,实现从“引进利用再引进”到“引进消化吸收输出”的战略转折。
五、结语
综上所述,世界经济发展到今天,世界市场竞争的焦点已转向了多样化、系列化、优质化、国际化和名牌化的竞争。名牌竞争已成为市场营销的焦点、核心问题,也是市场营销的新亮点。因此,我们要占领国际市场,从政府到企业就必须高度重视外贸出口中品牌的建设,增强品牌的竞争力,为进一步扩大出口提供保障,从而更进一步的提升中国的综合国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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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年小山,品牌学[M],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年、
[5]宋永高,品牌战略和管理[M],浙江大学出版社,2003年
我国的外贸制度历经二十多年的历史演变,在摸索中不断吸取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两大法系制度的精华,在坎坷发展中不断充实。八十年代以前,我国对外贸易实行统一领导、统一经营、统负盈亏的高度集中的对外贸易体制。这种外贸体制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有利于避免贸易逆差,有利于将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中各种不稳定因素隔离,起到保护国内尚处于幼稚的民族工业。我国的外贸制度与我国外贸改革实践密切相关而颇具中国特色,其不同于大陆法系或英美法系任何一种法系的制度,但同时又体现了两大法系相互融合的趋势。
2我国现行外贸制度的缺陷
(1)政策法规的滞后严重阻碍了外贸制的推广。我国外贸是以外贸经营权的审批制为基础而制定的,长期形成的对外贸易经营权的垄断以及不透明的贸易政策,与国际上贸易的一般要求有较大差距,不利于推行制。同时我国也缺乏推行外贸所要求的完善的法律保障体系,有关规范外贸制的法律、法规、规章相互之间缺乏统一和协调,甚至发生矛盾和冲突。在外贸实践中就表现为行为很不规范,国内纠纷频繁,对外则难以与国际通行规则接轨,造成索赔困难。
(2)市场体系不够完善影响外贸制的推行。目前我国市场经济体系还不够完善,现代企业制度还未普遍建立起来,部门、行业垄断还未有效清除,市场公平竞争环境不够理想,推行制的配套服务(信贷、税收、结汇、商检等)也不完善,使外贸机制难以真正建立起来。
(3)外贸企业和生产企业对推行的意义认识不够。外贸企业普遍认为进行外贸自己利少责大,只是为了完成上级下达的出口指标,有的还把推行看成是在目前资金紧张、退税滞后、出口下降、亏损严重局面之下的一种摆脱困境的权宜之计。这种偏差认识实质上是工贸双方对权利义务设定失衡的反映。
(4)外贸企业本身实力不强直接阻碍了外贸制的推行。由于我国外贸企业都是外贸垄断下的产物,计划经济色彩浓厚,存在不少问题:自有资金比例较小,企业基础薄弱;业务范围狭小,经营模式单一;企业管理者素质不高,管理水平低,人浮于事,工作效率不高;经营成本大,效益差;服务意识和服务质量差;再加上长期以来的政策性亏损及经营上的盲目性,相当多的外贸企业的经营已非常困难,有的已经资不抵债。
(5)外贸中的行政干预性强。实践中表现为:外贸企业与生产企业之间的合作大都不是自主选择。外贸企业尚未普遍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政企未完全分离,产权不清,企业无经营自;行政部门严格限定的收费标准,违背市场经济的基本要求;地方政府不顾外贸企业经济效益,对其规定硬性出口创汇指标,使其经营的非理性化现象更加突出。
3改善我国外贸制度的建议
3.1统一外贸法律法规
虽然目前调整外贸制的法律法规、规章有《民法通则》、《对外贸易法》、《合同法》及《暂行规定》,但在规范方面它们存在冲突,这严重影响了外贸制的推行。具体可作如下处理:
(1)先制定《民法典》。针对《民法通则》立法滞后的实际情况,首先,应扩大民法的法律概念,立法时要有前瞻性,针对种类越来越多,的特征越来越复杂,须为给出一个更广的定义,并对其基本特征加以明确界定。其次,要实现外贸制度和其它制度的统一。
(2)废止《暂行规定》并删去《对外贸易法》中的条款。目前《暂行规定》从其内容来看不适应市场经济的需要,从其效力来看,层次太低,也不能适应推行制的要求,应予废止。而《对外贸易法》为行政法,外贸属民商法效力范围,按照西方国家法律体制,《对外贸易法》是贸易管制法,不涉及私法条款,而且其规定不仅简单,甚至连“”字样都未出现,没有民商方面实质规范作用。
(3)制定《合同法》实施细则。《合同法》的制定,借鉴了大陆法系国家的行纪制度和英美法的隐名、身份不公开的规定,也吸收了《公约》的合理成分。相对《民法通则》而言,其对制度方面的规定有了较大的完善,不仅弥补了原外贸制法律效力的不足、拓宽了的内涵同时也平衡了当事人的权利义务。
3.2扩大内涵,引入新的制度
我国《民法通则》借鉴了大陆法中的直接制度,但因为没有引入行纪制度,因此概念太窄,无法适应实践的需要。鉴于我国法的现状,扩大我国的内涵确有必要,只有扩大的内涵,才能为制度奠定坚实的法律基础。与扩大内涵相适应,我国应重新调整法律体系,并引入新的制度,比如可以直接采用大陆法的直接制、引入行纪制度(间接)、吸收英美法中委托人身份不公开的合理部分等。
3.3增强外贸企业自身实力,促进制的健全和推广
我国外贸公司应以国际上通行意义上的以合理分工为原则、以追求效益为动因的工贸双方长期的稳定的外贸为依据,不断提高创新技术,提高自己的核心竞争力,提高在国际上的竞争力。
3.4减少政府干预,完善市场体系
(1)逐步取消外贸审批制。
目前我国的出口仍以审批制为基础,外贸经营权的取得,是由政府主管部门根据政策需要及考虑各方面因素进行审批的,政府通过行政手段来确定有权经营外贸的公司,无形中保证了其业务,确立了外贸企业的垄断地位,这与市场经济要求公平竞争环境不一致,这样也会使行为不是从经济角度来运作,仍然笼罩着浓厚的计划经济色彩。但是根据我国国情应随着时机的成熟逐步取消外贸审批制。
(2)进一步强化政企分开,排除行政干预。
目前我国很多国有企业仍是产权不清、权责不明,没有建立起真正的现代企业制度,仍是政府的附属物。很多地方对出口企业和外贸企业下达了出口创汇的硬性指标,这使企业不能从自身的经济利益出发选择经营方式。造成有外贸经营权的生产企业在经营方式的非理性选择,不惜成本和不讲效益的盲目追求自营出口。政府不合时宜、不切实际地对费的限制性规定,也影响了外贸企业出口的积极性。因此政府应加快外贸企业的改制,以法律、税收为主要手段加强宏观管理,排除政策性干预。
(3)完善市场经济体系,加强政府的服务功能,塑造统一市场。
一、我国面临的新一轮贸易保护现状及遇到的问题
在世界贸易组织强调推行贸易自由化发展的大背景下,各国不断调整政府干预对外贸易措施的形式,其中,非关税壁垒成为各国贸易保护的主要方式。这主要包括:
(一)反倾销。在各类贸易壁垒中,反倾销是我国遭遇最早、对我国影响最大的措施。根据世贸组织即WTO统计,自1995年以来,共有40多个VeTO成员国对我国出口商品发起过反倾销调查,立案总数超过3000件,最终实施反倾销措施超过2000件。当前,国际反倾销案件呈现以下特点:第一,反倾销案件数量近年有所下降。第二,发展中国家发起反倾销案件数量增长迅速。在WTO成立前,反倾销案件的绝大部分均由发达国家发起,WTO成立后,发展中国家成员发起的反倾销案件数量迅速增加,目前在全球案件年度数中所占比例已超过发达成员国,在2005年超过70%。第三,反倾销调查针对的目标仍集中在少数国家。据统计,全球反倾销调查针对的前8位分别为:中国、韩国、美国、中国台北、日本、印尼、印度、泰国。中国仍是国际反倾销措施针对的主要目标。
(二)反补贴。美国和加拿大是利用反补贴措施最多的国家,这两个国家对我国进行反补贴调查已成为当前贸易保护的新热点。我国遭遇反补贴调查的突出特点是:第一,来势猛。截至2007年底,我国共遭遇反倾销反补贴调查10起,反倾销反补贴再调查4起,另有2起正在立案前磋商中。第二,影响大。反补贴调查不仅直接影响我国涉案企业出口,而且也是对我国宏观经济制度的挑战。如果这些指控被认定为补贴,不仅会影响我国宏观经济政策,损害我国国际形象,还会影响双边经贸关系,使我国面临的国际经贸环境更复杂。此外,波及效应强。一方面,一个反补贴裁定中的补贴项目往往成为后续对我国反补贴的证据,从而引发更多新的反补贴调查。另一方面,美、加对我国进行反补贴调查的做法,容易引起他国跟进。据WTO统计,最近几年全球反补贴案件数量呈波动性减少,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WTO成员对其他国家政府进行调查通常持审慎态度。但对中国而言,这种趋势恰恰相反,近年来,我国是全球遭受反补贴最多的国家。第三,不公平。美国在对华反补贴调查中存在许多违反WTO规则之处,使中国企业遭受极不公平的待遇。如,在铜版纸初裁中,美方在已考虑补贴因素对国内产品正常价值影响情况下,又计算一个反倾销税,给中国企业带来双重负担。
(三)美国337调查。美国337调查是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简称ITC)针对不公平的进口行为,主要是进口产品侵犯美国知识产权的行为进行调查并采取制裁措施的做法。337调查逐渐成为美国遏制我国具有一定出口潜力,特别是技术密集型产品和高附加值产品对美出口的重要手段。美国对华337调查主要呈现以下特点:第一,调查案件数量迅速增长。从1975年美发起第一起337调查至2007年10月,美国共对我国发起75起337调查,其中,60起案件是2002年以后发起的,占全部对华案件总数的80%。2007年1月至10月,这一发展态势更为明显,美总计对我国发起14起337调查,占美同期立案总数的50%以上。第二,我国成为首要被调查国。上世纪,我国台湾地区、日本和韩国一直排在被调查国家或地区的前三位。自2002年以来,我国已连续5年成为遭受337调查最多的国家(地区)。第三,受影响的行业和产品集中。在美国对我国发起的337调查中,88%以上的案件涉及专利,仅有小部分涉及商标和外观设计。其中,机电产品成为重灾区,60%以上的案件针对机电类产品。第四,申请门槛低但制裁措施严厉。337调查中,原告无需证明侵权产品对其造成损害即可申请337调查,极大减少了原告的举证责任。此外,原告可不仅针对列名被告,而且可针对所有相关进口产品向美国际贸易委员会提出普遍排除令的请求。在美对华发起的337调查案件中,47%的案件原告都申请了普遍排除令,企图将中国产品全面排除在美国市场之外。
(四)技术性贸易壁垒。据WTO统计,从1995年至2007年5月31日,各成员国通报影响贸易的新规则总计23897件,其中技术性贸易措施16974件,占总量的71%。由于这些技术性贸易措施有涉及面广、隐蔽性强、技术性高等特点,会对全球贸易产生长期的影响,特别是会对发展中国家的国际贸易带来不利影响。2005年我国出口企业遭遇技术壁垒的比例达到15.1%,22大类出口产品中有18类遭受直接损失,金额达691亿美元,占全年出口额的9.1%;国外技术性贸易措施给我国企业造成的出口贸易机会损失高达1470亿美元,相当于全年出口额的19.3%。技术壁垒对我国影响的特点如下:第一,从趋势上看,国外技术性贸易措施的影响已从劳动密集型产品向高新技术产品延伸。机电类产品受发达国家在安全性、噪声、电磁污染、节能性、兼容性等方面的影响已开始显现。第二,具有国际比较优势的纺织、服装、轻工等传统出口商品,继配额、许可证、原产地限制之后,受到来自发达国家技术法规、环保法规等影响加大。第三,食品、土畜产品受到的影响面最宽。我国农产品因为受到种类繁多的动植物检验检疫程序、生态法规和国际公约,以及最近各国要求对转基因产品进行标识等多方面的限制,出口贸易阻力很大。据日本厚生省网站公布的资料显示,2006年日本厚生省查出违反日本《食品卫生法》并最终采取了废弃或退货处理的进口产品共1440批次,同比增加了82%。其中批次最多的是中国,共476批次。这对我国优势农产品出口产生了重大影响,大大削弱了我国农产品的出口竞争力。第四,美国、欧盟、日本、韩国是实施技术性贸易措施的主要国家和地区。
从我们自身存在的问题看,主要有:一是我国综合贸易影响率接近贸易摩擦警戒线。对外贸易规模突破万亿美元,标志着我国外贸发展正进入一个新阶段。然而,我国出口贸易规模大、增长迅猛,已接近贸易摩擦警戒区。目前,世界各国贸易综合影响率达25%以上的国家只有美国、德国和中国。按国际经验判断,国家贸易综合影响率在25%~30%之间还可以忍受,在30%~35%之间为警戒区,超过35%则难以忍受,可能引发全局性贸易摩擦。2003年我国出口对世界贸易的综合影响率为27.6%,2004年为26.9%,2005年至2007年保持上升态势。可以预见,随着我国经济不断发展,尤其是出口的快速增长,今后一两年达到甚至突破警戒区的可能性较大。所以,我国对外贸易的适度发展问题很值得重视。二是我国出口企业的管理和行业标准化体系的建立还不完善。长期以来,我国一些企业技术水平和管理水平不高,出口商品在安全和质量等方面与国际标准和法规要求存在一定差距。我国目前的技术标准状况不佳是存在差距的重要原因。如,在国际标准的采用方面,20世纪末,美、英、法、德等国家的国际采标率(采用国际标准的比例)就已达80%,日本新制定的国家标准有90%以上是采用国际标准化组织和国际电工组织的标准,而我国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技术标准的仅占43.5%。三是出口的无序竞争仍很严重。长期以来,我国企业竞争手段单一,主要实行薄利多销的营销战略,同行竞相压价,以低价求胜。这种策略必将受到国外的反倾销限制,也扰乱了出口市场。另外,我国产品技术含量低、附加值不高导致低价格,往往使我国产业成为国外贸易救济措施的受害者。四是执行WTO规定的补贴政策还不到位。加入WTO后,我国在补贴方面需要遵守《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定》和多边贸易体制下有关补贴的各项法律规定,并承担我国人世议定书承诺的有关义务。我国目前已在中央政府一级逐步取消过去的各种补贴,但个别地方政府考虑经济效益、就业等因素,还存在清理不到位的情况,这些补贴政策很可能招致反补贴调查。转二、应对新一轮贸易保护方式的对策
随着我国进入人世“后过渡期”,许多领域已按承诺对外开放,我国产业面临的国际竞争压力进一步加大,我国的国际贸易环境面临新的复杂局面,这就要求我们要适时调整外贸发展战略,妥善应对贸易争端,创造和谐的国际贸易环境。
(一)适当调整我国外贸发展战略
经过近30年的快速发展,我国的外贸事业取得巨大成绩。1978年,我国外贸总额只有206亿美元,外汇储备仅为1.67亿美元;2006年,外贸总额达17607亿美元,增加近80倍,成为世界上第三大贸易国;外汇储备达到上万亿美元,成为世界第一大外汇储备国。在现有外汇储备已充足且出口增长过快的情况下,必须清醒地看待形势,警惕并努力避免外贸依存度过高对我国经济造成严重的影响,维护国家经济安全和稳定。
1、保持对外贸易的适度发展。对外贸易适度发展的内涵包括适度规模和适度增长两方面。一定的贸易规模是一个国家对世界经济产生影响的基础,贸易规模越大,我国经济的外贸依存度越大,经济发展中的结构性问题就越突出,资源配置大量投向外贸,尤其是投向加工贸易,然后大量出口。这种资源配置倾向导致我国已发展成为世界的加工厂、贸易通道和交易平台。贸易增长要保持合理的水平,不能使综合贸易影响率超过贸易摩擦警戒线。对外贸易保持适度增长,不仅需要从整体规模把握,还要细化到具体的商品和市场。涉及贸易摩擦最多的商品一定是已超过警戒区的商品,而发生贸易摩擦最多的地区,一定是有某类商品在该区域市场占有率增长过快。
2、实现进出口基本平衡。从长远战略出发调控出口和进口,通过增收关税以及产业政策调整,对出口综合影响率指标超高的纺织品和资源密集型产品采取有所抑制的政策。调控进口增长速度主要通过调控国内经济、产业增长水平来实现。在继续适度发展外向型经济的同时,主动发展国内大市场,发展内需型经济,进口资源型及高科技型产品,尤其是关键技术设备产品,这不仅是平衡贸易、应对贸易摩擦的需要,也是我国整个国民经济建设和推进新兴工业化进程的需要,是使我国从贸易大国走向贸易强国的必经阶段。
(二)实施提升出口企业国际竞争力战略
1、提高企业核心竞争力。据调查,我国每100万人占有的发明专利只有1项,而日本达900多项,韩国达700多项。我国电子类100强企业2004年投入研发的资金总额还不如IBM公司一家企业的投入。目前,企业最迫切的就是要培育和提升核心竞争力,这需要依靠政府和企业从宏观和微观两方面下功夫。政府要综合运用技改贴息、研发扶持、标准认证等手段加大对企业研发,特别是出口产品企业自主研发的支持力度,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一方面,企业要培育自有技术、创立自有品牌、提高研发能力和商品档次,强化对产、供、销的管理,以对自己内部的资源进行整合。另一方面,要通过分拆、兼并、收购等行为,对外部资源进行整合,以达到优势互补、增强核心竞争力的目的。
2、努力建立企业知识产权体系。企业要想在国际贸易中占据有利地位,从根本上防范知识产权纠纷,必须从源头抓起,重视创新,加大产品研发力度,努力构建自身知识产权管理体系,将知识产权工作纳入企业日常的经营管理中来。企业要从产品研发、专利申请、专利管理、专利使用、市场开拓等各环节出发,跟踪了解竞争对手的专利情况。要重视专利检索,及时在主要出口市场申请专利和注册商标,依法保护自己的创新成果,全面提高企业的风险抵御能力。
(三)实施“以防为主,积极应对”战略
1、建立预警机制。我国应紧密跟踪重点出口的国家和地区情况,保持信息的高度敏感,以便及时了解国外某些贸易壁垒的动向,定期或不定期预警信息,建立一套有效的预警机制。有效的预警机制可帮助我国对国外可能实施反倾销调查、反补贴调查和新的技术法规时有所估计和预测,提醒企业及时进行价格自律,实现对外贸易保护前置化。
2、建立健全应对机制。国家商务部在总结多年指导应诉经验并在充分借鉴WTO成员应诉工作的成熟做法的基础上,本着“信息共享、协调沟通、形成合力、快速应对”的原则,鼓励形成商务部、地方各级外经贸主管部门、进出口商会和行业协会等中介组织以及相关企业的“四位一体”的出口反倾销和保障应诉工作机制以及“两横一纵”的反补贴应对机制,各方面都应积极参与,使之发挥积极的作用。
3、规范企业出口经营秩序。要充分发挥进出口商会的协调职能,加强行业自律,推动企业自我约束机制的建立。可通过各行业协会、主管部门等制定有关行业出口产品的最低限价,并通过公布信息、提供咨询服务,及时引导出口企业调节出口数量与价格,建立重要产品的进口数量、价格监测系统,尽可能将隐患消除在境内,争取产业保护工作的主动权。另外,发现有竞价销售等扰乱出口秩序的行为要坚决制止,对个别企业的恶性竞争,要建立必要的惩罚制度,以保障出口秩序的正常化。
稍微观察过当今的发达国家经济发展历史的人都会注意到,它们经济增长的共同特征之一是其产业结构的不断技术密集化,这种技术密集化的主要表现就是一国最有国际竞争力的产品变得具有了更高的技术含量。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品是一国能够形成净出口的产品,这种产品的技术密集化集中体现了一国全部产业技术水平的提高和技术密集化。这种产业结构技术密集化的过程就是台湾人所说的“产业升级”。这也与当代的经济增长理论相符:按照当代的经济增长理论,现代的经济增长、特别是人均收入的提高主要来源于生产中的技术进步。
确实,上述说法的前提是可以按生产的产品不同把生产分为“技术含量高的”与“技术含量低的”。这种分法当然并不很严格。可以用不同的方法生产同一种产品如棉布,这些不同的方法有着不同的技术含量。但是,如果考虑到企业总是在生产同种产品的不同生产技术中挑选成本最低的那种,不同种类的产品生产在技术密集的程度上就还是有着显著的区别。例如,纺纱的技术含量显然低机生产的技术含量。
19世纪以来各国经济发展过程中所走过的技术密集化道路有相当大的共同性。一国进入了开始工业化的快速发展过程之后,首先具有了国际竞争力的行业一般都是纺织业,因为它需要的技术水平比较低。此后的技术密集化道路取决于一国走哪一条产业升级的路径:在发展重工业上具有比较优势的国家(如德国、日本和韩国),其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依次变为钢铁、化工、造船、汽车和机器制造、飞机制造和计算机高技术成分(大规模集成电路和大型数据机)等等;而在发展轻工业上具有比较优势的国家和地区,其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则依次变为日用消费品、服装、电子产品等等。走这样的技术密集化和产业升级道路,世界各国几乎没有例外;产业结构的技术密集化越快,经济增长就越快;不能迅速实现产业结构的技术密集化的国家,其可持续的经济增长速度必定不快。最近几年陷入经济困境的东亚国家,多半都是由于没能将整个经济的支柱转向更加技术密集化的产业。例如,自80年代以来日本的优势产业就是汽车制造和家用电器产品,这种产业结构至今没有明显的改变,这就从根本上妨碍了日本经济的进一步增长。这是最近10年来日本经济陷入困境的深层原因之一。
由此看来,对一国实现快速的经济增长来说,对外贸易占总产出的比例有多高、对外贸易增长速度有多快,这些都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尽快实现产业结构的技术密集化。一个国家完全可能在短期中出现对外贸易增长快、整个经济增长慢甚至经济衰退的现象,这种情况下的对外贸易增长快是该国经济出现了重大问题的表现。对外贸易占总产出的比重更不是一个好的追求目标。任何严肃的经济分析都可以证明,对任何国家来说都存在着一个最优的对外贸易依存度,高于这个依存度和低于这个依存度都不是什么好事情;而且由于运输成本的限制,国家越大,其对外贸易的依存度就越低。新加坡这样的城市国家对外贸易占GDP的比例可以高达100%,而美国、日本的对外贸易占GDP的比例不过是20%。最有意思的是,象德国这样的国家对外贸易虽然占GDP的60%,但是它的大部分对外贸易是对周围的欧共体国家进行的,对欧共体以外国家的贸易只占其GDP的20%。整个欧共体对欧共体以外国家的贸易也只占其总产出的20%。而欧共体在土地面积和人口上与美国处于一个数量级。这是一个典型的证据,说明对外贸易占总产出的比例与国家的规模成反比。这被克鲁格曼概括成一个规律:越小的经济体对外贸易占总产出的比例越高。
上面的国际比较表明,在当代,人口、土地面积与美国大致相当的工业化经济体的对外贸易占总产出的比例只应当在20%左右。中国的土地面积与美国大致相等,人口为美国的数倍,最近几年的对外贸易依存度却在40%上下。从发达国家的角度看,这是高得不正常的。形成这种过高的对外贸易依存度的原因,是相对于国外的生产率,中国生产可贸易商品的生产率相对较低而生产非贸易商品(如理发)的生产率相对较高,从而使中国国内以人民币计算的非贸易商品对可贸易商品的相对比价,大大低于发达国家的非贸易商品对可贸易商品的比价。这一方面低估了中国的总产出,另一方面又高估了中国的对外贸易依存度。有人以购买力平价方法估算,认为就实际产出来说,中国的GDP应当比现在的统计数字高4倍,相应地中国的对外贸易依存度就降到只有10%了。这说明中国的对外贸易依存度过高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统计方法问题,是由于按国内现行价格和汇率进行统计的结果。但是,对于我们现在研究的问题十分重要的是,在经济增长很快的国家,由于可贸易品相对于国外的生产率增长得快于非贸易品相对于国外的生产率,在进一步的高速经济增长中以本国货币计算的对外贸易额增长慢于当年价格GDP的增长,就是按国内现行价格和汇率统计的对外贸易依存度也会下降。日本和韩国都曾经出现过按现行统计数字计算的对外贸易依存度先上升后下降的现象。这不仅说明对外贸易依存度并非越高越好,而且说明经济高速成长到一定时期后还要求统计上的对外贸易依存度适当下降。
总之,落后国家经济发展的根本途径是尽快实现产业升级,尽快实现产业结构的技术密集化。必须围绕着这一点来决定国家的对外贸易战略,使国家的对外贸易战略完全服务于产业结构的技术密集化。东亚国家前几十年经济高速增长的根本原因不是它们实行了外向型经济,而是它们使自己的对外贸易战略、外向性经济以致整个的经济政策都为尽快的产业结构技术密集化服务。
对于中国来说,最有效地为产业结构技术密集化服务的对外贸易战略肯定不会是自由贸易政策。一般说来,自由贸易政策对任何发展中国家都不会是一个最优的政策。
二、自由贸易政策有害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
自由贸易已经成为西方经济界不可动摇的教条。西方人的灌输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控制了世界的舆论,以致发展中国家的许多人也相信,只有自由贸易政策才是真正的发展经济之路。在这种思想支配下,有人还煞有介事地搬用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算出了”中国如果接受一系列贸易自由化措施,2005年时的实际GDP会因此提高1.5%等等。按照这一类的论调,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要想发展经济,就应当实行自由贸易政策,放弃对本国产业的一切保护措施。而在实际上,西方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鼓吹自由贸易,是披着科学的外衣贩卖其损人利己的私货。自由贸易政策对发展中国家是一副毒药。
西方发达国家不断地向发展中国家兜售贸易自由化的药方,但是它们自己就不是靠自由贸易政策发展起来的。近200年来担当过世界经济最强国的那些西方发达国家,如英国、法国、美国、德国、日本,在历史上都曾经是工商业落后于别的国家的“发展中国家”。当它们急起直追发展自己的工商业时,它们都对自己的新兴产业实行了严格的保护,而且一般都是在自己成为世界第一(至少是第一流)的经济强国之后才转而实行自由贸易政策的。克鲁格曼这个国际贸易理论的权威自己就承认,美国、德国和日本“都是在贸易壁垒的保护下开始它们的工业化进程的”。其实何止是这三国,第一个现代工业化国家--英国就是靠保护贸易发展工商业的。英国转向自由贸易政策是在19世纪上半期,那时英国早已坐稳了世界第一经济强国的宝座。在这之前,当英国的纺织业还大大落后于其它国家时(那时纺织业是最“先进”的产业),英国政府曾经用最极端的手段保护本国的纺织工业,以致于禁止本国臣民使用别国生产的纺织品。而英国正是靠从纺织业开始的“产业革命”才成了以后一个世纪的世界第一经济强国。
把当今世界第一经济强国美国与南美国家、与中国比较一下,就知道自由贸易政策如何有害于经济发展了。虽然南美国家取得政治独立的时间比美国晚了40年,但是19世纪初它们的经济发展水平没有明显差别,其它的经济条件(如人均可耕地面积、人种)都相差不多,当时它们在经济上都远远落后于英国。但是在整个19世纪中,美国人在不断反对英国人干涉其内政的斗争中对自己的制造业实行高度的贸易保护主义,结果是很快就发展起了最先进的工业和经济,在19世纪末成了世界第一经济强国;而南美各国却被英国政府的“友好”姿态所迷惑,听信了英国人的甜言蜜语,实行自由贸易政策,听任英国的工业来摧毁自己的制造业,到20世际初终于全部落入第三世界国家的行列。世人现在都在传说拉美国家本世纪50年代以来保护本国制造业的“进口替代战略”如何不成功,他们却不知道,正是由于拉美国家吃够了19世纪的自由贸易政策的苦头,它们才在本世纪中期转向了“进口替代”的经济发展战略。我们现在有理由怀疑,这样大肆渲染拉美国家进口替代战略的失败,又闭口不提它们过去自由贸易的失败,是西方发达国家为破坏落后国家的自主发展以永远保持自己经济上的优势而搞的宣传伎俩。
中国与美国是一个更好的对比:自之后,中国被迫开放,到20世纪初清朝灭亡前夕,中国的对外贸易政策应当说是最合乎自由贸易理想的了。那时候在帝国主义列强的压迫下,中国政府不能也不敢保护本国的制造业,仅有的关税壁垒也被国际条约限制而不得超过5%,实际上平均关税率连5%都不到。可是这样的自由贸易并没有使中国发展起来。1912年,当中国的进口关税平均还不到5%之时,美国全部进口的平均关税负担却为18.5%。须知美国当时已经是世界的第一经济强国、工业最发达的国家,却仍然以这样高的关税保护本国的产业,中国那样落后,却只有那么低的关税保护,中国的工业怎么能发展!现在的人都批评那时的,认为它的封建主义本质注定了它发展中国工业的努力不可能成功。其实,这样落后的国家,光是没有象样的关税保护这一条,就注定了中国工业不能发展。
现实和西方人信奉的鼓吹“自由贸易优越性”的经济理论形成了如此明显的对立,有些人还是如此虔诚地相信和宣传这一套学说,这是为什么?
这里只说一个理论上的根本问题:按可计算一般均衡“算出”的自由贸易好处根本就不可信。对自由贸易好处的全部论证都是以李嘉图的比较成本学说为基础的。按照这个学说,只要两国生产同样两种物品的相对成本不一样,这两个国家就都可以出口自己生产的相对成本比较低的产品,进口自己生产相对成本比较高的产品,这种贸易可以使这两个国家都获益,因为它们都由此用自己有限的资源而得到了更多的商品。例如,如果英国用生产1单位呢绒的成本可以生产0.9单位酒,葡萄牙用生产1单位呢绒的成本可以生产0.83单位酒,那就不管它们的绝对生产成本是多少,都应该由英国向葡萄牙出口酒,而由葡萄牙向英国出口呢绒。而在自由贸易条件下,贸易结构自动就会达到资源最优配置的这个要求。李嘉图自己认为国家之间在相对成本上的差别来源于它们在生产率上的技术差别;而以后的新古典贸易理论则强调这种相对成本上的差别来源于不同国家在生产要素禀赋上的差别,即不同国家拥有的生产要素之间有不同的比例。可计算一般均衡不过是把这些理论化为具体的数学模型,再利用统计数据对这些模型作了估算而已。
为什么现在用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作出的估算不可靠?为什么作为这个模型基础的比较成本理论成了“自由贸易优越论”的论据,而自由贸易优越论与成功的发展经验有如此大的矛盾?其根源就在于,比较成本学说和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都用僵死的眼光去看待生产要素的生产率,不承认生产要素的生产率取决于生产的历史,不承认对外贸易政策可以影响生产率。如果一国生产某种产品的相对生产率高一些,它生产这种产品的相对成本自然就会低一些。但是生产率的高低不是天生的,它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取决于人们在实践中的学习和锻炼。一般来说,人们干同一种工作的次数越多,工作效率就会越高;同样,一个企业生产过的同一种产品越多,生产效率就越高,其生产成本也就越低。这个道理,有工作经验的人都会感觉到。而美国人早就作过测算:一种型号的飞机的累积产量增加一倍,其生产成本就会降低20%。这种“学习效应”有两个特点:一种产品的生产率取决于它的生产历史,历史上生产过的越多成本就越低;一种产品的生产历史越长,其成本降低的潜力越小。从生产第一架飞机到生产第二架飞机就可以降低成本20%,而生产出一万架飞机之后,要再生产一万架飞机才可以降低20%的成本。由此看来,生产没有生产过的产品可以很快降低其生产成本,而生产老产品则不会降低多少它的成本。
如果考虑到这种学习效应,我们就可以知道比较成本学说对自由贸易政策所作的论证错在哪里:发展中国家生产过的“新产品”(现代工业产品)一定很少,新产品相对于旧产品的生产率一定大大低于发达国家,新产品相对于旧产品的相对成本也一定高于发达国家。这就是人们抱怨“国产小汽车的价格高”的根本原因。出现这种现象,其根本原因在于生产率取决于生产的历史。而要使现代的新产品的相对成本降下来,最主要的途径就是要多生产这些现代的新产品。发展中国家降低现代工业产品的潜力最大,只要坚持生产这些新产品,许多产品的相对成本就会迅速下降。但是由于这些新产品的相对成本最初很高,如果实行自由贸易,这些产业中的企业就会亏本,这些新产品的生产就无法进行。但是不从事这些现代产品的生产,就永远得不到学习效应,这些新产品的相对生产效率也永远不会提高。而如果以高额关税保护本国的这些新产品的生产,使生产它们的企业不至于亏损,这些新产品的生产就会发展,坚持一个时期之后,这些新产品的相对生产率就会提高,其相对成本会随之下降。这样,自由贸易政策实际上可能阻止了一国提高其历史上生产很少的产品的生产率,而保护关税政策则有利于提高这种生产率。用保护幼稚产业理论之父、19世纪的德国经济学家李斯特的话说,保护关税牺牲的是现在的价值,得到的却是国家生产力的发展。这是经济政策本身可以影响生产率的最典型例证。
以其现在的情况看,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根本就没法考虑政策对生产率的这种影响。它根本就不考虑“学习效应”,因而必然夸大贸易自由化对发展中国家的好处,低估它对落后国家经济发展的长远的坏处。使用这样的模型作出的测算根本就是不可信的。
针对19世纪中期的发达国家英国扼杀后起国家德国的经济的阴谋,李斯特曾经一针见血地指出,自由贸易政策是最发达的国家扼杀其未来的竞争对手的手段。这在今日仍然是至理明言。克鲁格曼作为当代国际贸易理论的权威,在其所著的《国际经济学》教材中明确承认我们前边所说的学习效应的作用,也明确承认今日的发达国家多半都是靠保护本国幼稚产业起家,但是一谈到今日的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政策,就通篇都是它们的保护本国产业的政策如何失败,给人的印象就是发展中国家根本就不该保护本国的产业。对一种理论上完全有道理、历史上又是行之有效的贸易政策,他却硬要说它不适用于今日的发展中国家。这样的写法不能不让人怀疑他写作的真正动机:我们有理由怀疑他在这里并不是抱着真正的科学态度,而是为了某种利益而从某种偏见出发来说话。这种利益就是当今最发达的国家美国的利益,而这种偏见就是由美国的利益而产生的对落后国家发展的敌视。
落后的国家不应忘记,自由贸易政策是破坏其经济发展的一副毒药;而许多向第三世界鼓吹“自由贸易优越论”的人是披着科学的外衣贩卖毒药。
自由贸易的信徒们还有一个颇令人信服的论据:自由贸易可以打破国内企业在本国市场上的垄断,而这种垄断是无效率的,必然会造成低产出、高价格。这是对自由贸易的“促进竞争论据”。但是这个论据有偷换概念之嫌。从逻辑上说,也可以靠允许以致鼓励本国企业进入来促进国内市场上的竞争,打破垄断并不意味着需要引入外国企业。如果考虑到企业的最优规模这种效率因素,我们可以承认,“促进竞争论据”对小国是相当有道理的。以汽车制造业为例。当今这个行业最有效率的公司规模是年产150万辆轿车。如果每个汽车厂商都达到这个规模的话,按“一户一车”即平均3个人保有一台车、每台车使用10年计,象韩国这样的小国有一个汽车厂商就足够满足本国需要了。但是一家企业独占国内汽车市场当然会造成极严重的垄断。问题在于,这个例子也恰好说明,“促进竞争论据”并不适用于中国。由于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大国,即使达到“3户一车”、每台车使用15年,也要有6个年产150万辆的汽车厂才能满足中国的“稳态”需求。6个汽车企业还不足以造成足够的竞争吗?为什么只有外国企业来了才算竞争呢?实际上,中国汽车行业今日的问题仍然是厂商过多,竞争过度,而不是企业太少、竞争不足。这种举例分析的意义在于,它证明了,只要国内的经济政策得当,中国这样的大国完全可以即取得规模经济的好处,又仅靠国内企业就产生足够的竞争,完全不需要靠自由贸易让外国企业来制造竞争。“促进竞争论据”并不适用于中国这样的大国。
三、中国应当采取的对外贸易战略
前边的分析告诉我们,中国既不应当采取片面追求扩大出口的对外贸易战略,更不应当为了换取出口的扩大而过度开放进口。在今日之中国,对国内市场和产业的保护必不可少,问题只是应当保护哪些产业,开放哪些产业的国内市场。
关于保护幼稚产业的理论分析告诉我们,最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贸易政策是保护它们的现在生产率相对较低、但是提高生产率的潜力又很大的产业,这些产业可以将本国产业的技术密集程度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在根据这种考虑来选择贸易保护的对象时,中国有一个很好的参照系,那就是现在已有的产业结构。
在转向改革开放政策之前,中国为了不受美国和苏联等超级大国支配,曾经致力于建立一个独立自主的工业系统,从而形成了一个相对完整的工业体系,它包括了几乎任何一种工业部门。以当时甚至现在中国的科学技术水平来衡量,这样建立起来的许多工业部门必定是产品性能和质量差、成本高从而缺乏国际竞争力的。生产要求的技术含量越高的部门情况越是如此。这在航空工业等部门中表现得十分明显。在转向改革和开放政策之后,这种部门的企业大都陷入了亏损的困境,成了经济上的包袱。
现在的人们大都忙于嘲笑建立这些企业时没有考虑经济上的承受能力,嘲笑这些企业是闭关自守的落后思想的产物。但是,现在真正重要的已经不再是清算过去,而是在现在的情况下将来应当怎么办。从经济发展要求产业结构技术密集化的角度看,这些现在还没有国际竞争力的高技术产品生产正是中国今后几十年的产业升级中应当大力发展的生产部门。一个产业的成长需要时间和经验,决不是有了资金能够买进设备就可以一下子办成的。台湾90年代初期的经济已经足够发达,但是当它要建立自己的航空工业时却没有任何基础可作支持。当时台湾为了发展自己的飞机制造业,曾经想买下美国的麦道飞机公司,只是由于美国政府的干预而没有成功。这个例子生动地说明一国现有的工业基础是多么重要,它本身就是国家的一笔最为宝贵的财富。
如果我们采取适当的措施保护和扶植这些现在还没有国际竞争力的高技术产品的生产,保存并发展其技术力量,我们将会大大加快整个国家技术能力提高的速度,并且为国家将来达到发达水平时的经济准备好支柱性的产业部门。如果我们听任这些现在还没有竞争能力的部门在市场竞争中消亡,国家也还是要解决这些部门的那些往往是高技术的员工的就业和生活救济问题,还是要背上沉重的经济包袱。得失相权,最有利的作法只能是不仅不放弃、反而要进一步扶植和发展这些部门的生产。而扶植这些已有的高技术产品生产的主要方法,除了国家通过各种渠道给予补贴之外,就是在对外贸易上保护这些部门的国内市场。
经济发展上的一般规律是,一国新生产的一种产品通常都是先占领本国市场,然后才发展到对外出口。对于中国这样的人口如此众多的国家来说,只要人均收入能够很快提高,任何高技术产品在国内都可以有极其广阔的市场。就是对客运飞机这种最高技术水平的产品,中国也已经是世界最大的需求国之一。问题只是要以适当的贸易政策保护好自己的这个国内市场。
从中国目前的生产和贸易模式看,中国产业结构的技术密集化已经达到了这样一种水平:中国的技术含量相当于造船和家用电器生产的部门已具有了国际竞争力,因为中国已经开始大量出口技术档次比较低一点的家用电器和船舶。在这种情况下,目前中国应当全面放弃对技术含量低于这些产品生产的部门的贸易保护措施,将有限的关税和非关税贸易保护的可能性集中用于技术含量高于这些产品生产的部门。那些原则上放弃保护的技术含量较低的生产部门从纺织品和服装生产部门一直到钢铁生产部门。在这些部门的国内生产中,只有个别的技术含量比较高的产品品种生产需要保护。因此,限制这些部门产品进口的贸易保护措施应当集中在它们的那些技术含量比较高的品种上,如某些特殊的纺织面料、某些特殊的合金钢或钢材等等。在这些技术含量比较低的生产部门中,只有一个部门应当是例外,那就是农业部门。尽管农业部门产品生产的技术含量一般比较低,但中国还是应当对农产品实行高度的贸易保护措施,以尽可能地保护本国的农业生产。这不仅是为了保证中国的农业和食品安全,更是为了保护仍然占中国人口一半以上的农民的利益。
根据这样一种对外贸易战略,目前中国需要重点保护的国内工业部门有:化工(包括石油化工)、机器设备制造、汽车制造、飞机制造和计算机产业中的高技术组成部分的生产(如集成电路的生产和软件开发)。我们应当动用可能使用的一切关税和非关税贸易保护措施,将这些部门的国内生产保护好。为此必须对目前的关税和其它各种对外贸易政策作重大调整。目前我国的关税和对外贸易政策是鼓励企业使用外国产的设备而不使用国产设备,鼓励企业使用进口飞机而不使用国产飞机,这种状况不应当再持续下去了。
目前机器设备的进口占中国进口的一个很大部分。转向重点保护技术含量高的产业可能导致中国的进口增长以致整个对外贸易的增长放慢,甚至导致对外贸易占中国GDP的比例下降。但是本文的第一部分中已经说明,在经济进一步高速增长的过程中,统计上的对外贸易依存度下降是正常的。对目前的中国来说,只要这种下降是逐渐的而非急剧的,在对外贸易对GDP的比重下降到20%以前,我们根本就不需要大惊小怪。
中国未来真正的经济问题在于中国的人均资源远远低于世界的平均水平。中国要变成一个经济上的发达国家,就必须成为一个以技术含量高的产品的生产、包括机器设备的生产为支柱产业的国家,在国际分工的体系中侧重于生产机器设备和其它技术含量高的产品。中国的经济发展是一个向这一地位迈进的过程,而为了完成这一发展,中国必须在对外贸易中全力保护和发展这样的产业。如果能够完成向这种经济结构转变的过程,中国的进口将以资源和初级产品、特别是原油为主;向这种经济结构的转变同时就是进口结构向以原油等初级产品为主的转变。我们现在就必须准备并着手开始这一转变。为此必须对整个对外贸易战略作大调整,整个国家的经济和科技政策也都必须作大调整。
对外贸易战略上的最大调整,就是转向全力以赴地以关税和非关税手段保护本国的装备和机器制造业、高科技产业。这一方面会加快中国产业结构的技术密集化,因此加快中国长远的经济增长,另一方面又将出口所得的外汇收入节约下来进口石油及其它重要原材料。在成功地作到这一点的前提下,中国应当学习美国的战略,减少对本国领土上的石油资源的开采,将本国的石油资源储存起来作为应付重大国际危机的战略储备。在对外经济关系上,中国还应当尽可能加入俄罗斯和中亚的石油开发,与这些当事国达成“投资开发后换取石油和天然气供应”协议。这样可以使中国未来的原油进口来源多元化,一方面可以分散供应上的风险,更重要的是使中国能够顶住未来可能出现的西方的“禁运”和封锁。
与这些对外战略相适用,中国应当结合“科教兴国”战略的实施,在企业自主开发先进技术、取得自主的知识产权的过程中,在使用和开发技术上将应用节约能源的技术、特别是
论文摘要:随着我国经济融入世界经济程度的加快,我国的外贸依存度迅速上升,2007年达到了65%。而较高的外贸依存度既影响我国国内产业的发展,又关系到国家经济安全,使得我国对外贸易摩擦加剧。究其原因,是因为我国产业结构不合理,加工贸易比重过大,也有汇率变化方面的关系。只有做到大力发展第三产业,促使加工贸易转型升级,完善外汇制度,才能消除高依存度给我国经济带来的不良影响。
外贸依存度是指一定时期内一个国家对外贸易总额占其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它是衡量一国经济开放程度的重要指标,也是测算一国经济与世界经济联系紧密程度的重要依据。
一、我国高外贸依存度的表现
近年来,我国参与国际分工的程度日益加深,对外贸易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日趋重要;同时,随着我国对外贸易的迅速增长,外贸依存度显著提高,据最新统计,2007年我国的外贸依存度为64.5%;而根据WTO和IMF的数据统计,全球外贸易依存度仅为45%左右,我国已超过了世界平均水平,而且远远高于美国、日本、印度、巴西等经济大国[1]。这一方面表明中国参与全球一体化的进程加速,另一方面也对我国的国内产业带来了诸多影响。
二、我国外贸依存度较高的原因分析
(一)国内产业结构不合理,第三产业比重较低
一般认为,当一国GDP中第二产业占主导地位,第三产业发展滞后时,进出口是以劳动密集型产品或简单加工的技术密集型产品为主,此类产品都将计入对外贸易总额中,这样以贸易计算的外贸依存度就比较高;而当第三产业在GDP中的比重较高时,对外贸易获得利益的主要途径是通过资本、技术及服务贸易等方式,而不是商品进出口,这样以贸易计算的外贸依存度就比较低。而我国国内产业结构以加工制造业为主,第三产业的比重偏低,这是造成我国外贸依存度高的原因之一。
(二)加工贸易比重大,战略资源产品严重依赖进口
在我国外贸商品结构中,加工贸易所占的比重过大,上升速度过快。据商务部公布的数据显示,2006年,中国加工贸易进出口总额8319亿美元,占同期进出口总额的47%,几乎占到贸易总额的半壁江山[2]。由于对外加工只收取少量的工缴费,没有过多的附加增值,国内采购、配套率亦较低,即中国从其他国家进口大量的原材料和中间产品,进行组装之后再出口到国外。这一进一出加以汇总再除以当年的GDP,使得外贸依存度明显地虚高。此外,能源、矿产品等战略资源进口量连年增长也是导致我国外贸依存度不断升高的原因之一。
(三)外汇汇率的影响
1980年——2003年,我国的GDP年平均增长率为9.5%左右,而进出口总额增长明显高于GDP增长,而汇率却从1980年的1美元兑换1.53元人民币,下降到了2003年的1美元兑换8.26元人民币。若按1980年的汇率计算,2006年我国的外贸依存度仅为13.49%,这一计算充分显示了汇率变动对外贸快速增长以及外贸依存度迅速走高的影响;而2005年汇率改革以来,人民币不断升值,又使这两年的外贸依存度略微下降。这些事实都反映了汇率的变化是导致外贸依存度变化的直接因素之一。
三、高外贸依存度对我国经济的不良影响
外贸依存度的提高是一柄双刃剑,一方面,它反映了我国更加积极主动地参与国际分工和世界竞争,提高了我国的经济地位和世界影响力;另一方面也为中国经济发展带来了新的风险和影响,过高的贸易依存度暴露出中国的贸易目的地过于集中的问题。一旦主要的贸易伙伴国经济状况发生变化,我国的经济发展不可避免的也会受到波及。以美国为例,美国是我国最大的出口目的地和顺差来源国,我国产品对美出口占到我国出口贸易总额的19.4%,近两年来,中国对美国净出口贸易对国内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约为3个百分点,因此,美国经济放缓将对中国经济增长产生较大的负面影响。然而,自美国次债危机爆发后,中国对美国的出口就出现了大幅回落,中国贸易顺差额从2007年11月起不断下降,2008年1月份的顺差额自2007年5月起首次低于200亿美元,许多中国出口企业手中的海外订单正在大幅减少。据分析,今年美国经济减速的可能性相当大,甚至有可能出现衰退。如果今年美国GDP增速回落至1%至4%之间,估计中国对美出口增幅可能回落至15%至22%区间。如果美国经济由于陷入衰退而需求大幅度萎缩,中国经济增长对美国市场的依赖就会受到严重影响。四、调控高依存度的合理措施
(一)大力发展服务贸易
服务贸易是现代经济中最具增长潜力的领域。从当今世界经济大国的发展历程看,服务贸易比重的不断增加提高了一国GDP的数值,优化了其产业结构,同时也降低了外贸依存度[4]。为此,我国政府要加强政策协调和指导,加快服务贸易国际化进程,支持有实力的企业“走出去”,特别是鼓励有优势的服务贸易出口,在更高层次上参与国际分工和竞争,使之成为未来我国对外贸易新的增长点。
(二)重视加工贸易的转型升级
尽管加工贸易有各种缺陷,但它仍是国际贸易的重要方式。为引导加工贸易转型升级,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促进加工贸易健康协调发展,2006年9月15日,财政部、发改委、商务部、海关总署、税务总局联合了《关于调整部分商品出口退税率和增补加工贸易禁止类商品目录的通知》,明确由商务部会同有关部门另行制定加工贸易禁止类目录。加工贸易转型升级的步伐加快,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外资企业把更高技术水平和更大增值含量的加工制造环节转移到我国;同时,加工贸易的技术和管理溢出效应促进了企业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加工贸易逐步形成了产业和产品结构不断优化、产业链条不断延伸、国内配套能力不断增强、地域分布不断扩展的发展态势,呈现三个特点:一是产业结构不断优化;二是加工贸易区域布局有所改善;三是产业链条不断延伸。随着国家越来越重视加工贸易的升级转型,我国的对外贸易结构将越来越合理。
(三)完善人民币汇改,保持汇率合理稳定
人民币贬值曾是刺激我国外贸快速增长的重要原因之一,同时也是造成外贸依存度不断提高的主要因素。近年来,随着我国出口规模的快速增长和贸易盈余的增加,日本和欧美发达国家纷纷提出人民币升值的要求。为此,2005年7月21日,中国人民银行宣布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消息一出,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一路攀升。08年以来,人民币兑美元汇率累计升幅达到6.13%。我国货币的升值,也就意味着他国货币的相应贬值,从而使得我国出口商品在他国市场上以外币表示的价格上涨,对扩大出口不利;而在本国市场上以本币表示的外国商品价格下降,对扩大进口有利。海关总署6月11日公布,今年1-5月我国累计贸易顺差为780.2亿美元,比去年同期下降8.6%,净减少73.2亿美元,其中出口增长连续降低,而进口幅度则连月大涨,这说明,汇率的适当调整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降低外贸依存度,减少贸易摩擦。
综上所述,为科学发展对外贸易,使我国国民经济在平衡中寻求增长,我国的对外依存度必须适中,否则势必带来一些副作用,不利于整个国民经济的协调发展。
参考文献:
[1]、高国珍.高外贸依存度对我国经济的影响及对策[J].商业时代.学术评论.2006.11:66-67
[2]、张旭宏、庞锦.我国外贸依存度分析和政策建议[J].中国经贸导刊.2005.9:39-41.
技术性贸易壁垒指一国或一个区域组织以维护国家或区域基本安全、保障人类健康和安全、保护动植物健康和安全、保护环境、防止欺诈行为而采取的一些强制性或自愿性的技术性措施。技术性贸易壁垒对出口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对市场准入上的影响,即达不到设定的技术标准,就不能顺利的出口;另一个是对产品竞争力的影响。企业技术、环保及为改善工人劳动条件的投入都直接增加了产品成本,企业要获取相关认证的费用也相应增加了企业的成本,从而丧失了产品价格优势,削弱了其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
2知识产权贸易壁垒
贸易中关于知识产权的纠纷很多时候是包括在技术性贸易壁垒之中的,但是在这里我们单独把它拿出来讨论是因为与其他的技术性贸易壁垒相比较,它有其特殊性,而且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都会对中国的外贸产生非常大的影响。知识产权壁垒是在保护知识产权的名义下,对含有知识产权的商品,如专利产品,贴有合法商标的商品,以及享有著作权的书籍、唱片、计算机软件等实行进口限制;或者凭借拥有的知识产权优势,实行“不公平贸易”。中国屡遭国外知识产权的调查,严重的影响了中国产品的出口。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一方面是中国同发达国家技术差距的不断缩小而造成的出口对其国内产业的威胁的不断扩大,另一方面是我们同发达国家真实技术差距的存在。
产品附加值通俗的讲就是指产品在生产过程中,从原材料到成品的过程中所凝结的技术、创新、人力劳动、品牌和附加服务等价值的增值。它与产品的价值增值链的长度,技术含量,创新程度,附加服务的质量和产品品牌价值等有很大的相关关系。日本经济学家关志雄先生的“附加值”理论告诉我们:在一个产品的业务链上,组装的附加值最低,研发的附加值最高;中间值的生产虽有技术含量,也会慢慢递减,而到了销售和售后服务,附加值会随之高涨起来,因为它有品牌和健全的售后服务体系。由此可见,在组装的上游,是技术、信息与知识;在组装的下游是包装、销售及服务。而在产品的中游组装阶段,是廉价劳动力在创造财富.中国的出口产品基本上集中在初加工的产品、棉纺织品和机电产品上,这些产品的技术含童低,加之中国的国际名牌少,尤其是机电产品甚至包括高新技术产品都是处于产品的中游组装阶段,这是中国利用廉价劳动力的比较优势参与国际分工的结果,但是带来的一个问题就是中国出口产品的附加值低,出现所谓的“丰产不丰收”现象。这主要是由我国技术能力低所导致的。
3贸易条件恶化
贸易条件是指一国的出口商品价格对其进口商品价格的比率.当这个概念用于两种以上商品时,它的定义则是出口商品价格相对于进口商品价格的一种指数量值,也可以解释为出口每单位商品所能购买进口商品的数量。贸易条件恶化是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贸易中面临的主要问题之一,最早.由阿根廷著名经济学家劳尔•普雷维什在1949年5月提出,他在一份题为《拉丁美洲的经济发展及其主要问题》的报告正式提出了“贸易条件恶化论”,认为发展中国家初级产品的贸易条件存在长期恶化的趋势。他指出,在资本主义国际分工体系下形成的“中心—”体系从一开始就是不平等的,滋生了一些不利于国家初级产品贸易条件的因素。这些因素包括技术进步利益的不平等分配,贸易周期运动的不平等影响,发展中国家不利的产品需求条件和世界经济中心的低进口数。
4贸易竞争优势将受到更大挑战
目前中国最大的比较竞争优势就是处于各层次的廉价的劳动力,也就是说中国不仅有廉价的简单劳动力,还有相对发达国家廉价的熟练劳动力、技术人员和高级技术人员。从本质上来讲,中国现在正是在利用这一竞争优势参与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的。但是,这一优势能够持续多久呢?也就是说廉价劳动力优势是否能够成为中国经贸发展的持续竞争优势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虽然在今后的一段时间内廉价劳动力还能够作为我国参与国际竞争的比较优势,这是因为中国有着广大的农村人口,可以不断的向城市输出廉价劳动力,但是城市的资源是有限的,其人口的容纳程度也是有限的,目前已经出现了大城市综合症,而且中国的城镇化进程并不十分迅速,因此有可能农村人口的输出在一段时间之后会放缓直至停滞,在那个时候中国的劳动力成本将会不断的上升,而随着新的开放国家,比如印度加入国际分工,中国的廉价劳动力竞争优势将会逐渐削弱。
5结束语
总之,中国现今和以后还会遇到同样的问题。因此,没有技术创新就很难继续缩小同前方国家的技术差距,而后方国家则会更快的缩小同我们的差距,表现在贸易上,就是竞争优势的削弱和贸易竞争优势受到更大的挑战。我们只有技术创新,掌握有用自主专利权的技术,才能在对外贸易上取得有利地位。
参考文献:
[1]李平:《论国际贸易与技术创新的关系》,载《世界经济研究》,2002年第5期.
[2]宋健学、赵新刚、刘虎兴:《关于我国技术提升和贸易发展的思考》,载《中国软科学》,2002年第1期.
[3]胡艺:《中国企业提升技术能力的国际渠道》,载《世界经济研究》,2003年第2期.
[4]高正平:《政府在风险投资中作用的研究》,中国金融出版社,2003年.
论文关键词:外贸持续恢复增长,下半年变数犹存
今年上半年以来,世界经济继续复苏,国内经济回升向好势头进一步加强。在国内外良好经济环境的支持下,我国对外贸易也延续了去年年底以来较快的恢复性增长态势。但是,由于主要发达经济体持续的高失业率,消费仍然不振,以及由欧洲债务危机的影响将逐步显现,下半年,世界经济复苏的步伐可能放缓,我国外贸发展仍面临诸多不确定因素。纵观全年,我国外贸形势仍不容过分乐观。
1、我国外贸持续恢复性增长
从2009年11月起,我国进出口已经延续了8个月的恢复性增长。据海关统计,今年1-6月国际贸易论文,进出口总值13548.81亿美元,同比增长43.1%。其中出口7050.90亿美元,增长35.2%;进口6497.92亿美元,增长52.7%;贸易顺差552.98亿美元。与金融危机前2008年1-6月相比较,进出口、出口和进口分别增长9.8%、5.8%和14.5%。除了全球经济逐步复苏,进出口商回补库存的因素外,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较快的恢复性增长也与去年同期全球经济下滑,进出口商品价格下跌,外贸基数较低有很大关系。
6月当月进出口增速放缓,而顺差有所扩大。6月进出口值2547.69亿美元,增长39.2%。其中,出口1373.96亿美元,增长43.9%;进口1173.74亿美元,增长34.1%。当月贸易顺差200.22亿美元。
表1 2010年以来我国月度进出口情况
年 月
出 口
进 口
贸易差额
(亿美元)
金额(亿美元)
同比(%)
金额(亿美元)
同比(%)
2010.01
1094.75
21.0
953.07
85.5
141.68
2010.02
945.23
45.7
869.10
44.7
76.12
2010.03
1121.12
24.3
1193.48
66.0
-72.36
2010.04
1199.21
30.5
1182.39
49.7
16.81
2010.05
1317.61
48.5
1122.28
48.3
195.33
2010.06
1373.96
43.9
1173.74
34.1
200.22
2008.1-6
6662.51
21.8
5675.49
30.6
987.03
2009.1-6
5215.29
-21.8
4245.95
-25.4
969.33
2010.1-6
7050.90
35.2
6497.92
52.7
【论文摘要】绿色贸易壁垒是当今国际贸易保护主义的新动向,是非关税壁垒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对国际贸易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程度的影响。文章在探讨绿色贸易壁垒的相关概念的基础上,系统地阐述了绿色贸易壁垒产生的原因、基本形式、特征及发展趋势,详细论述了它对我国对外贸易的影响,在此基础上,从政府和企业两个层面上提出了应对绿色贸易壁垒的对策建议。
一、绿色贸易壁垒
(一)绿色贸易壁垒的含义
所谓绿色贸易壁垒,也称绿色壁垒,是指在国际贸易活动中,一国以保护环境为由而制定的一系列环境贸易措施,使得外国产品无法进口或进口时受到一定限制,从而达到保护本国产品和市场的目的。由于发达国家的产品科技含量和公众的环境意识普遍较高,他们对环境标准的要求非常严格,不仅要求末端产品符合环保要求,而且规定从产品的研制、开发、生产、包装、运输、使用、循环再利用等整个过程均需符合环保要求。这无疑会给广大发展中国家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及出口带来很大的障碍。这一概念的界定基本上立足以下两点:一是绿色壁垒的外在表现形式是各国采取的法规、政策与措施;二是绿色壁垒的性质,即以保护生态环境或人类和动植物的健康为由而采取的一种技术性贸易壁垒,是非关税壁垒的一种形式。如果进口国是以保护生态、人身健康和可持续发展等社会进步为动机,制定与实施相应的政策、法规及技术标准,则被可称之为善意绿色壁垒,是在贸易中应提倡和遵守的。如果进口国是以环境保护为名、行贸易保护之实,目的在于利用其拥有的技术优势阻止发展中国家的产品进入本国市场的一种贸易壁垒措施,笔者认为这就是恶意绿色壁垒,是在贸易中要加以抵制和防范的。
(二)绿色贸易壁垒的表现形式
目前绿色壁垒主要有以下几种表现形式:①强制性技术水平标准。发达国家依赖其科技和环境水平,通过立法手段,制定严格的强制性技术标准以将来自发展中国家的产品拒之门外。②环境措施。由于我国出口的大多为劳动密集型产品,受环保因素的影响较大,加之我国企业的环境意识不强,使我国越来越多的出口产品受发达地国家环保法规的影响。③认证制度。除了ISO14000系列认证外,发达国家还有各国的实验认证以及某个行业的认证,对我国出口商品的压力越来越大。④绿色包装和标签制度。
二、绿色贸易壁垒对我国国际贸易的影响
发达国家为维护其长期以来在经济和资源上的霸主地位,一方面利用自己在经济和科技方面的优越地位,设置环境壁垒措施,限制其他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产品的出口,从而影响国际竞争,限制贸易自由;另一方面将被污染的废弃有害物品和污染型产业越境转移到发展中国家,造成对发展中国家生态资源的大肆掠夺和破坏,加剧全球环境恶化的同时,进一步削弱了发展中国家产品的国际竞争力。
1、影响我国的出口市场。目前中国主要贸易伙伴有美国、日本、欧盟、韩国、东南亚以及中国的香港和台湾地区,与他们的贸易额占中国进出口总额的85%以上。而这些国家和地区大多数是世界贸易组织“贸易与环境委员会成员”,也是绿色贸易保护主义最为盛行的地区。由于我国长期忽视环保产业的发展,出口产品很难在短时间内达到发达国家制定的环境标准。如果发达国家凭借自身在环保方面的优势,制定对发展中国家过于苛刻的环境标准,并通过世界贸易组织将贸易与环保紧密挂钩,这将使我国的外贸出口市场面临缩小的可能,对我国的外贸出口造成十分不利的影响。
2、削弱我国出口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一些发达国家对我国出口货物征收绿色关税和反补贴税,将使我国出口产品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丧失竞争优势。此外,绿色贸易壁垒的制定实施必然会涉及到产品从生产到销售、使用乃至报废各个环节的监督和检测。这样,我国出口产品的各种中间费用和附加费用将大幅增加,使产品的出口成本大为增加,进而削弱我国出口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同时,也使我国出口产品的生产企业和外贸企业的经济效益下降。3、影响双边或多边贸易关系,引发贸易摩擦。近年来,发达国家以保护环境为名经常采取单方面的贸易措施,限制外国商品的进口,由此引发双边或多边贸易摩擦日益增多。当前世界经济区域化和集团化趋势的不断加强,像欧盟和北美自由贸易区这一类区域性经济组织的成员基本上都是发达国家,他们的环保水平和环境标准大致接近,个别成员国存在的差距也在趋于协调一致。
三、应对绿色贸易壁垒的措施和建议
1、依据原则,积极抗辩。我国在面对无理的绿色贸易壁垒时,应沉着应战、据理力争。我国可根据双边或多边贸易协定所确定的国民待遇原则和最惠国待遇原则提出抗辩,充分利用环境条约协议对发展中国家的特殊照顾原则,通过采取双边磋商、谈判解决。
2、加强国际合作。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应与其他发展中国家保持密切联系,在国际事务中代表发展中国家的利益。
3、加强宣传教育,提高环保意识。我们必须要有清醒的认识,要通过多种途径和形式,加大宣传教育力度,使绿色经济意识融入每一个人的生产、生活中。建立绿色贸易制度,把绿色贸易思想作为开展国际、国内贸易的一个基本思想和基本原则,顺应世界绿色潮流。
4、大力推行环境标准制度和环境认证制度。ISO14000体系是国际标准化组织颁布的关于环境管理的标准体系,该体系由国际标准化组织的专门机构—环境管理技术委员会(TC207)负责起草制定。
5、严禁国外污染产品和产业流入我国。发达国家在设置绿色贸易壁垒的同时,正将污染产品和产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我国对此应提高警惕,加强对进口产业的环境监测。
【参考文献】
[1]李培良.中美绿色壁垒的法律比较[J].对外经贸实务,2004,(5).
[2]李树.技术性贸易壁垒下我国政府的行为选择[J].经济问题探索,2004,(2).
清末民初这段时间,江南地区的纺织品在市场流通量上并没有出现大的萎缩,就苏州地区而言,主要是得益于丝织品出口的大幅增长。根据民国初年的统计,1918年,苏州丝织业年产纱缎为107040匹,外销77930匹,占总产量的72.8%,年产值2414250元,外销1184550元,占总产值的49.02%,共有丝织工人16779人,其中生产外销产品的9949人,占工人总数的59.29%(注:王翔:《对外贸易与中国丝绸业的近代化》,《安徽师大学报》1992年第2期。)。海外市场的不断开拓一度成为刺激近代苏州地区丝织业不断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
"纱缎为数千年之实业,各国未通商以前,遍销全国,虽因丰欠,营业年有盛衰,然平均计之,频年造货与销货之比较,尚足相抵,机工即无辍业之虞,原料亦无造匮之虑,自海禁洞开,各国互市以来,虽有船舶来品之输入,内地纱缎销场,不无渐减。然丝织品之运销出口者,亦足相抵,其时各国税率,尚属平等,中外通商,名实相符。……自日、俄两国,于光宣年间,先后加税至五六倍至十余倍不等,纱缎之销路遂绝"(注:"汤一鹗关于苏州丝绸原料生产,销售和出口等情况的调查报告",1919年2月5日,转引自《苏州丝绸档案汇编》,第1385-1386页,苏州市档案馆编,江苏古籍出版社1995年,下同。)。
19世纪中期的运动曾给江南经济以沉重打击,江南丝织品业几遭灭顶之灾,直到19世纪80年代初,江南丝织业织机总数不过3万余台,不及战前盛时之半数(注:徐新吾主编:《近代江南丝织工业史》第92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下同。)。"几乎所有桑树均已根除或被毁,从事丝业的居民,大多数星散。丝业的普遍衰落就是这几年骚乱的结果"(注: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1840-1949),第二卷,第68页,三联书店,1957年版。)。运动及日后的社会动乱,导致了社会购买力的下降,这对以国内王公贵族富商大豪为主要消费对象的丝织品市场而言,无疑是一沉重的打击,这一时期的海外贸易刺激了苏州丝织业的恢复发展。1853年,太平军进入江南后,南京城乡约5万台织机停产,江浙一带所产生丝得以大量挤进外贸市场。同时,由于意、法等欧洲国家生丝减产,"从1853年下半年起,中国生丝出口猛增,到1858-1859年度,仅上海一个口岸出口的数量即扩大到85970包,较上海开埠初期1844-1845年度的6433包增加了12.4倍"(注:《上海对外贸易》(上),第62页,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11月。)。海外贸易的发展,使得苏州地区丝织业的恢复速度高于同时期的南京等地,到同光年间,为苏州地区纱缎业的全盛时代。"营业总额年达六百余万元,纱货远销俄国、高丽(朝鲜)、缅甸、印度等处,官方特设织造府于苏州,从事办差"(注:《中国实业志·江苏省·第八编工业》,实业部国际贸易局,1933年2月初版,下同。)。
革命也使苏州地区著名的丝绸中心盛泽镇异军突起,盛泽镇是江南著名的丝织品集散地,"盛泽纺绸昔蜚声于世,在前清乾隆嘉庆年间,营业即已发达,各省客商来该地办货者极多。在全盛时代,出品不但行销国内各埠,且销行南洋各属,甚至推广至于欧洲"(注:《中国实业志·江苏省·第八编工业》,实业部国际贸易局,1933年2月初版,下同。)。由于其地理位置的特殊性--距京杭大运河5公里,非水陆要冲,在运动中损失轻微,并成为众多富商大贾的避难地,据《吴江文史资料》记载:清咸丰十年,太平军与清军数度鏖战,尤其是清军在攻陷城镇后的大肆劫掠,江南地区普遭荼毒,南北交通受阻,苏州及浙江的杭州、湖州、双林、濮院等传统丝绸城镇受到重创。浙江嘉兴府的濮院镇,"机废业,织工失业"(注:徐新吾主编:《近代江南丝织工业史》第87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下同。);王江泾"当兵道,被兵后十九瓦砾……泾之士商同时避乱迁盛(泽)者无虑数百家";"湖州逃难来者,尽至盛泽,人众比平时数倍"(注:《吴江文史资料》,第十辑,第58-59页。)。来盛泽避难者多为丝绸富商,其中王江泾以绸商居多,双林镇以丝商占优,太平军占领后有"商民苟安"的记载,并划归浙江秀水县管辖。据《盛川稗乘》记载,太平军在盛泽设局抽厘,两年零一个月获银数十万,盛泽绸市呈现"千家一簇万间楼,估客如云采买绸,分寸黄金分寸土,行人不断市捎头"(注:《吴江文史资料》,第十辑,第58-59页。)。这一切为苏州及至江南地区丝织业的继续发展保存了实力,即便在中国丝绸被排挤出西欧市场之时,盛泽的狭幅轻绸仍在南洋地区拥有广大的市场,并带动了江南丝织品的出口量,使之维持在一个相对稳定发展的水平上(注:徐新吾主编:《近代江南丝织工业史》第110页。)。
二
丝绸与生丝是苏州丝织业的重要内容,也是当时出口商品的重要组成部分,前夕,由于西欧发展了近代丝绸业,中国丝绸逐渐被排挤出西欧市场。同时,又增加了对中国生丝的需求(注:徐新吾主编:《近代江南丝织工业史》第58页。)。当时中国丝类出口主要"有白丝、白经丝、白缫丝、黄丝、黄经丝、黄缫丝、野蚕丝、野蚕缫丝、蚕茧、乱丝头、烂茧壳之分"(注:《1916年3月21日在江苏税务处为出口丝茧价格致苏总商会函》,《苏州丝绸档案汇编》第788页。)。苏州地区的吴江县是其重要的丝织业基地,震泽丝是吴江蚕丝业的支柱,长期以来,震泽只缫丝而不织绸,其缫丝纯是以出售为目的的商品经济,由于家庭缫丝业零星分散,生丝购销极为不便,丝行行业应运而生,以沟通产销渠道(注:《明清苏州工商业碑刻集》,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年:孔令奇:《清前期苏州的手工业行会》,中国人民大学复印资料:《经济史》1996年1月。)。建于清道光咸丰年间的徐世兴丝行是近代震泽镇上有记载的最早的丝行(注:《吴江文史资料》,第十辑,第80页。)。
盛泽镇作为丝绸生产中心,同时也是生丝聚集地。盛泽本地不产丝,其生丝主要来源于浙江的双林、菱湖、新市、濮院等地。据《盛湖杂录》记载,盛泽丝业在清"咸同间局面极阔在,外县皆直接收买,用护照运销各地,而以上海出口为大宗,名曰洋庄,岁销额值银千余万"(注:《吴江文史资料》,第十辑,第62页。)。
同治以后,盛泽丝业经营范围仅限于织造用丝的购销,震泽丝经则始终保持出口。替代辑里湖丝而崛起的震泽辑里干经,出口外销全盛期在19世纪下半叶至本世纪二十年代中期,清光绪6年(1880),仅震泽一地出口即达5500包(每包约60.48公斤),最多的年份是光绪33年(1907),达13100包,其后至民国8年(1919)均在万包以上(注:《吴江文史资料》,第十辑,第82-84页。)。当时全国白丝经出口仅南浔和震泽两地,震泽的白丝经出口约占总数的一半左右,出口地大半为欧洲市场。
民国初年丝织产品出口基本保持上升趋势,本世纪20年代中期,出口开始下降,在出口商品价值比例上,生丝比重高于丝绸的比重。当时中国出口英国的商品中,主要是丝、茶两类,其中丝在英国市场上的贸易量仅次于法国和英属印度,在英国市场上尚有一席之地(注:《苏州丝绸档案汇编》,第864-966页。)。而丝绸在欧洲的市场贸易量则远远低于生丝。
苏州丝织品的对外贸易主要以日、俄、朝、南洋等地为大宗,"清光绪间,运俄绸缎岁有巨额,以海参威为无税口岸,运商皆由此进口"(注:《苏州丝绸档案汇编》,第890页。)。日本市场方面,清朝末年尚有苏缎商"自往设庄营业,关税值百抽五"(注:《苏州丝绸档案汇编》,第890页。)。"苏、浙、闽商往长崎贸迁寄居者,络绎不绝"(注:王翔:《对外贸易与中国丝绸业的近代化》,《安徽师大学报》1992年第2期。),朝鲜市场更是当时苏州丝绸的主要出口地,其纱缎销售高丽市场占30%(注:《中国实业志·江苏省·第八编工业》,实业部国际贸易局,1933年2月初版,下同。)。1919年至1921年,我国驻朝鲜元山和仁川领事馆的商务报告中,均有各类盛纺输入的记载(注:《吴江文史资料》,第十辑,第58页。)。"韩人夙爱祖国,故其全国所需要之礼服,向来悉用苏州专造之高丽纱缎"(注:《苏州丝绸档案汇编》,第890页。);"吾苏纱缎一业,向为中国大宗贸易,每岁产额几千万元,工商之赖以生活者几千万人,其对外贸易较大者向有二种,一行销高丽、安东等处者,名高丽纱缎,一行销南洋群岛各处者,各曰阔货"(注:《苏州丝绸档案汇编》,第921页。)。到前,苏州纱缎销售到朝鲜的,有宫纱、亮纱、仿绸、素罗、板绫、库缎等品种(注:《苏州丝绸档案汇编》,第893页。),岁值一千五百万以上,工商之赖以生活者甚众(注:《苏州丝绸档案汇编》,第937页。)。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日、意、法等国蚕丝生产锐减,给中国蚕丝出口一绝好的机会,辑里干经供不应求,丝价飞涨,每百两自45元涨至100元左右(注:《吴江文史资料》,第十辑,第85页。)。盛泽绸在其行销极盛时代,"远及南洋群岛、东方诸国,甚至北欧、南美、俄国,每年输入国外及供给全国各地,统计生产约一千数百万,故当年有一日万绸之豪语"(注:《吴江蚕丝业档案资料汇编》,第285页。江苏省吴江县档案馆,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经济史课题组编,河海大学出版社,1989年。)。自日俄等国开始征收高额关税之后,销路锐减。1928年,苏州纱缎业海外贸易中,仅南洋群岛尚有运输之货。为此特设苏州出口阔缎检查所以管理运销南洋的丝织品(注:《苏州丝绸档案汇编》,第922页。)。到30年代后期,海外市场由于受世界范围内的经济危机的影响,盛泽绸的销售急剧下跌,"已不及以前三分之一"(注:《苏州丝绸档案汇编》,第285页。)。
海外贸易的发展推动了苏州地区的丝织业,吴江县则保持领先地位,据不完全统计,1913年江苏省25县桑田总面积为1023004亩,其中吴江县200000亩,占总数的19.55%,位居第一(注:《吴江蚕丝业档案资料汇编》,第16页。江苏省吴江县档案馆,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经济史课题组编,河海大学出版社,1989年。),全省全年共产茧63081689斤(其中春蚕茧49366655斤,夏蚕茧13715034斤),吴江县产茧5800000斤(其中春蚕茧5000000斤,夏蚕茧800000斤),位居第一(注:《吴江蚕丝业档案资料汇编》,第43-44页。江苏省吴江县档案馆,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经济史课题组编,河海大学出版社,1989年。);1913年江苏省21县制丝人数达350417人,吴江县945000人,仅次于溧阳县(制丝人数134024人,占总数38.25%);全县全年共产丝2049486斤(其中人工拣制1715266斤,机器拣制334220斤),而吴江县产丝1100000斤(全系人工拣制),占总数53.67%,高居首位(注:《吴江蚕丝业档案资料汇编》,第29页。)。
到1917年,苏州吴江的盛泽镇大约"共有8000台织机,几乎全部都在盛泽镇周围二十五华里以内,所产丝绸,大部分是轻量的,所有生丝再缫,牵经上机以及织绸全由妇女为之"(注:《吴江蚕丝业档案资料汇编》,第29页。)。据估算,当时盛泽镇各类丝绸每天正常产量为三千匹,按一年三百个工作日计,年产90万匹。每匹平均重量以九两计,共重506250斤(合303750公斤)。生产过程中生丝的损耗,当时苏州为35%,而盛泽镇已减至15%。因此,若再加上15%的重量,则全年共用生丝的总数为582187斤(合349312公斤)(注:《吴江蚕丝业档案资料汇编》,第47页。)。由于盛泽本地不产丝,这些丝绝大部分来自南浔、平望以及浙江省的嘉兴、王店、濮院、新市等地,带动了周边地区商品经济的发展。
三
市场需求的发展促进了苏州丝织业发生了许多新的变化,首先是在生产技术方面的进步,民国时期的苏州丝织业已开始注意现代新技术和机制工具的引进。1919年,由民间袁钟瑞、沈鹏、张文蔚等集资创设经成丝织有限公司,购进提花铁机24架,改用新法制造,"每年可出绸1650匹,每匹价值37元至40元,运销上海、广东、天津、北京及长江各埠"。其织出之绸,"新丽夺目,精美异常,尤推为绸业中之特色"(注:《吴江蚕丝业档案资料汇编》,第32-33页。)。这一行为荣获当时农商部的奖励(注:《吴江蚕丝业档案资料汇编》,第32-33页。)。1920年,苏州从日本引进了第一台电力丝织机,不久即发展到24台(注:王翔:《对外贸易与中国丝绸业的近代化》,《安徽师大学报》1992年第2期。)。到30年代中期的抗战前夕,苏州丝织业已拥有电力织机2100台(注:徐新吾主编:《近代江南丝织工业史》第10页。),生产工具发生了很大变化。
其次,产品的原料结构发生变化--改变了传统的以纯天然丝为原料的生产形式,一些人造丝与天然丝的混纺品也加入了丝织品的行列。产生这一变化的主要原因是随着国外人造丝和人造丝织品的输入,传统的天然丝织产品受到冲击(注:据海关贸易报告,我国1919年始有输入人造丝的记录,参见《吴江蚕丝业档案资料汇编》第282-284页的有关资料。)。
由于人造丝与棉纱的混合品较纯蚕丝品价值低廉,很快为国内各个阶层人们所喜爱,其"光泽之美丽逾于真丝,更以纺织学之精巧,与棉纱混合制造人造丝之织品价值既廉,用途尤广","财力不能着绸缎者固所为唯一用品,即平昔衣绸缎者亦以其值廉与夫光泽美丽而购用之",因而"服用人造丝织品者变渐增多"(注:《吴江蚕丝业档案资料汇编》,第281-283页。江苏省吴江县档案馆,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经济史课题组编,河海大学出版社,1989年。)。人造丝及外国机制产口的输入给传统的苏州纱缎以极大的冲击,"生机益形断绝矣"(注:《中国实业志·江苏省·第八编工业》。)。这是世界市场经济对苏州丝织业的又一影响;由产品原料结构的变化带来了苏州丝织品销售市场的变化--丝绸贸易开始倾向国内市场,到1933年,盛泽丝织品运销总额五百余万元,天然丝织品仅百余万元,其销路则"东北已绝迹,南洋亦甚微,大部在苏浙闽及长江流域一带"(注:《吴江蚕丝业档案资料汇编》,第178页。江苏省吴江县档案馆,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经济史课题组编,河海大学出版社,1989年。)。丝织品结构及销售市场均发生了很大变化。
30年代中期,以蜡线和人造丝为原料的中山葛年销额已占总销售额的75.12%,其他人造丝织品如条子纺和天真纱,年销近10万元;而传统的天然丝织品盛纺年销仅6万匹,加上印度纺,洋纺等品种,仅占总数的16.435(注:《吴江蚕丝业档案资料汇编》,第180-182页。江苏省吴江县档案馆,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经济史课题组编,河海大学出版社,1989年。),销售市场也主要转向国内。
第三方面,丝织业的发展,带来了苏州地区市场机制及社会关系上的新变化。
19世纪下半叶,震泽业市由内向转为外向,著名的辑里丝及丝经由湖丝船装至上海转口输出,震泽丝市东延至沪,咸丰十年(1860),震泽、南浔两地丝商为推动出口,在上海合力组织江浙丝经同业总公会,震泽各丝行,丝经行或单独或联合派员常驻上海丝栈,办理收货及成交和结算等业务,丝栈建有仓库,丝货入栈后,由通事(兼翻译和跑街双重角色)到各洋行接洽销售,丝栈与丝行,丝经行之间建有相对固定的业务关系(注:《吴江文史资料》,第十辑,第84页。)。
本世纪20年代,震泽镇上丝行共有二三十家,丝行按其经营性质,范围主要分为三类:乡丝行--收购土丝,略加整理后转售于丝经行,绸丝行--收购土丝,大部分为肥丝,分档后售于苏州、丹阳、盛泽等地织造绸缎;吐丝行--收购缫丝及摇经过程中剔下的废丝,整理卖出,大多用于制造丝线。
盛泽镇的绸领头,既要帮绸庄选办货物,又要代替机户销绸,成为介于绸庄与机户之间的仲卖人,按绸价之高低收取佣金,机户将绸送交绸领头,即可向绸领头支借现金约七八成,绸领头负责将绸卖出,若有余则交给机户,不足则向机户追回前所支借现金的一部分,其特点为绸领头必须替机户将绸卖出,而何时卖出,则机户不能过问(注:《中国实业志·江苏省·第八编工业》。)。从这些丝行绸庄所反映出来的市场机制来看,这一时期江南市镇内部管理流通的市场机制较以往相比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牙行、领投和生产者之间的关系已大不同于传统封建制度下牙行、领投和生产者之间的关系,牙行内部和领投之间分工极细,它们向生产者传递商品市场信息,向商人传递产品生产信息--从而更接近于近代市场机制的运行功能(注:樊树志:《江南市镇的市场机制--吴江个案再分析》,《中国经济史研究》1997年2月号。)。
另一方面,丝织业的发展也带来了苏州地区社会关系的许多新变化。"吾苏纱缎一业,向为中国大宗贸易,每岁产额几千万元,工商之赖以生活者几千万人"(注:《苏州丝绸档案汇编》,第921页。),"苏州纱缎业在盛时,共有木机9000余架,职工30000余人,连同摔花、机具工、掉经等男女人几之赖以生活者,约十万余,占全城人口三分之一"(注:《中国实业志·江苏省·第八编工业》。),仅盛泽一地,当时"以丝织为业者,殆不下万户,男女工作人数殆在五万以上,所织之绸如绫、罗、绉、纱、纺等类,岁可出数十万匹至一百万匹,行销各地,除本国各省外,其外洋如高丽、@①罗、印度以及欧美各国,莫不有盛泽绸之销路"(注:王翔:《对外贸易与中国丝绸业的近代化》,《安徽师大学报》1992年第2期。)。众多的人以丝织为业,不同程度地改变了传统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格局。以苏州地区的吴江县为例,1935年2月,吴江县各乡镇各类副业总收入为15015942元,其中机织品收入最高,达9580000元,占总收入的63.8%,加上丝、丝茧、绸收入,共10543400,占总收入的70.21%(注:《吴江蚕丝业档案资料汇编》,第309-311页。江苏省吴江县档案馆,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经济史课题组编,河海大学出版社,1989年。)。换言之,吴江地区的纺织业收入已大大超过农业收入,纺织业实际上已成为农民经济生活的"主业"。
在传统的中国农业经济中,农村副业无处不在,农副业紧密结合所表现出来的小农经济的坚韧性,是中国传统农业经济的重要特征,但是,江南地区纺织业的发展,却导致了传统农业结构中"副业"一词内涵的变化。以盛泽为例,盛泽的织绸并没有大规模的工厂,"盛泽纺绸,为一种农民副业,无所谓绸厂,农家织绸,卖于绸庄,农民为生产者,绸庄为销售机关"(注:《中国实业志·江苏省·第八编工业》。)。换言之,盛泽的丝织品"皆系零散机户,散处乡间,工人即系本地之乡人,纯为家庭工业,……盖乡人之居室即为织造之工场。凡机户家庭中人口多者,便有织机三、四具,人口少者,只有一、二机,且机户中亦有时织时止者"(注:《吴江蚕丝业档案资料汇编》,第190页。江苏省吴江县档案馆,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经济史课题组编,河海大学出版社,1989年。)。这些机户都是地地道道的本地农民,盛泽的纺织业,也确是农村副业的一种。但是,仔细探究其内部的关系,就会发现,盛泽的纺织业做为副业,和普通地区的副业大不相同,我们通常所讲的副业,主要指农民在不影响农业生产的情况下,于农闲时从事的从属于农业的一种职业,农民的主要收入当然还是以农业为主,而盛泽的情形则不然,"该地农家多以纺绸所得为主要收入,农田收获,反漠视之,大约农户依此为生者,约2万余人"(注:《中国实业志·江苏省·第八编工业》。),"从事纺绸业的农民,固然都有土地,而大部都是自耕农,可是对于农业并不重视。他们的重要经济来源是在于纺绸,这一年纺绸业如兴盛,他们竟至可让土地去荒芜。所以,年岁的丰歉,他们视之漠然,而纺绸业的盛衰,却是他们全部的生活所系"(注:《吴江蚕丝业档案资料汇编》,第187页。江苏省吴江县档案馆,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经济史课题组编,河海大学出版社,1989年。)。在这里,传统意义上的副业实际上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主业"。这一变化在当时的全国范围内或属凤毛鳞角,但在经济相对发达的江南地区却是不争的事实,正是这一"主、副业"的颠倒,带来了江南地区土地关系的新变化。
自清代道咸以来,上海地区农村土地分散化已呈明朗趋势,其主要原因是,伴随近代化的步伐及新兴工商业城市的发展,出现了各种农业外的投资机会。与工商业利润相比,传统的地租就显得微不足道,最富有者对购买土地已不感兴趣,他们逐渐放弃了传统的雇工经营方式,全部出租土地,携带着从土地上积累起来的财富,迁往新兴的工商业市镇,把它们变成新式的工商业资本。因此,不可避免地带来地权的分散化(注:樊树志:《上海农村土地关系述评》,《上海研究论丛》第八辑。曹幸穗:《论旧中国苏南经式农业的消长及其经济背景》,《中国农史》1990年第3期。)。地权分散化的直接体现是以中农为主体的自耕农经济比重增大,并出现了"一田二主"、"田底权与田面权分离的"现象(注:樊树志:《上海农村土地关系述评》,《上海研究论丛》第八辑。曹幸穗:《论旧中国苏南经式农业的消长及其经济背景》,《中国农史》1990年第3期。)。像上面提到的盛泽镇从事纺织的农民,他们固然都有土地,且大部分都是自耕农,可他们对于农业并不重视,"农家织绸卖于绸庄为该地农家之主要收入,农国收入反漠视之"(注:《吴江蚕丝业档案资料汇编》,第188页。江苏省吴江县档案馆,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经济史课题组编,河海大学出版社,1989年。)。他们还常常把土地转租给来此地打工的绍兴、温州等外乡人,传统的封建土地关系实际上已被打破。
苏州及至江南地区纺织业的发展及由此带来的土地关系的变化确实值得注意。从明清到民国,江南地区经济发展的总体生产力基础并没有发生质的变化。从历史"长时段"的发展角度来看,民国初年的苏州经济实际上是明清以来江南经济发展延伸的缩影。在农村,像盛泽及其周围地区的经济仍是以传统的小农经济为主,但由其纺织业的发展而带来的土地关系上不同于其他地区的新变化,则为我们展示了中国传统的小农经济逐步解体的一种途径,也是传统农村经济发展前景的一个缩影;在城镇,随着大量的专业经济市镇的崛起及原有的中心城市经济功能的增强,吸引了大量的农村地主投资。以苏州而言,从20世纪开始建立的近代手工工场及机制工厂,开辟了近代机械工业的先河,预示着传统手工业经济向近代工业经济过渡的必然趋势。
四
本世纪20年代后期始,苏州丝织品的国际市场呈萎缩态势。其原因,除传统产品自身的缺陷--式样老化,不规范,生产工艺落后,难以适应欧洲新潮多变的市场需求以及消费观念的局限、管理方式的滞后等因素外(注:据有关史料,生产工艺的落后,制约了苏州丝织业海外市场的进一步拓展,市场信息的闭塞,消费观念的局限使丝织品生产者不能主动调整产品结构,也缺少主动适应市场变化的意识。)。帝国主义的关税壁垒和本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世界性的经济危机则是导致其丝织品海外贸易下降的直接原因。
民国初年,日俄等国为排斥中国丝织品开始征收高额关税,苏州丝织品销路锐减。1928年,苏州纱缎业海外贸易中,仅南洋群岛尚有运输之货。为此特设苏州出口阔缎检查所以管理运销南洋的丝织品(注:《苏州丝绸档案汇编》,第922页。)。1932年盛泽各类纺绸的28个品种中,外销产品只有8个,主要销往香港、@①罗、新加坡等地,其余均销国内(注:《中国实业志·江苏省·第八编工业》。)。到30年代后期,盛泽绸的销售急剧下跌,"已不及以前三分之一"(注:《苏州丝绸档案汇编》,第285页。)。具体地说:
朝鲜市场:后,日本吞并朝鲜,并把持入朝商品关税。1920年以前尚未加税,其最高税率为百分之三十,最低税率为百分之十五(注:《苏州丝绸档案汇编》,第893页。)。1920年始征高额奢侈关税,值百抽百"以拒华绸"(注:《苏州丝绸档案汇编》,第935-937页。)。到1931年,日本人造丝大量倾销朝鲜,并趁杜绝中国丝织品进入朝鲜市场之际,"仿造我国同样丝织品及人造丝织品,以廉价竞卖给朝鲜人所用",至此,中国丝绸在朝鲜完全绝迹(注:《苏州丝绸档案汇编》,第893-895页。)。
日本市场:自1924年7月开始征收奢侈品税,值百抽百,"遂无运往者"(注:《苏州丝绸档案汇编》,第890页。)。
美国市场:美国人"好著光彩多目之绸",而"华绸门面太狭,裁西服颇不合算",且"货物之光彩"不及他国机织产品,丝绸被挤出美国市场(注:《苏州丝绸档案汇编》,第954页。)。生丝方面,由于中国缫丝方式陈旧,丝条不均,不能应付美国绸机之用,因此曾一度风靡美国的辑里丝也逐渐退出美国市场,1923年,中国生丝出口美国仅占其市场的6%(日本占80%强)(注:《苏州丝绸档案汇编》,第959页。);1928年9月,纽约组织生丝交易所以推动日益发展的美国丝业,但交易所明确声明,"惟将来交易以日本丝为限",以"华丝价格过高,行销不广",不能迎合美国之标准为理由,拒绝华丝进口(注:《苏州丝绸档案汇编》,第961页。),中国生丝在美国竟无立足之地。
另外,在越南、加拿大、英国、意大利及澳洲等地,中国丝织品销售市场均出现萎缩(注:光绪《归安县志》,卷13。)。
丝织品作为消费层次较高的商品,售价也较高,没有棉布的消费层次广,"吾乡绫一匹,平价银2两以上,织文极细,……弘治间,绫匹官给银一两,……近时乃有银10两,买绫四十匹,布二佰者,率计绫匹银一钱,布匹银三分而已"(注:光绪《归安县志》,卷13。)。换言之,一般性的丝织品,其价格要贵于棉布三倍左右,这就使它失去了人数最多的广大的国内下层消费者,就清代苏州地区丝织品市场变化看,虽然其在国外市场销售中仍然保持优势地位,没有像棉布那样受到其它地区产品的严峻挑战,且受江南民俗奢靡之风的影响,消费层次有不同程度的降低,国内市场有所扩大,但总体上看,丝织品的市场贸易没有棉布市场贸易广泛,其产品市场贸易的触角虽很遥远,但经济意义则逊于棉布(注:张海英:《明清江南地区棉布市场分析》,《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91年第1期。)。就市场购买潜力而言,江南丝织品的真正出路还应该是海外市场。
本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波及全球的世界性经济危机,则成为苏州丝织业海外贸易剧烈萎缩的致命原因,震泽丝产销路停滞,价格惨跌,"丝商遂无法维持,相继歇业"(注:《吴江蚕丝业档案资料汇编》,第270页。江苏省吴江县档案馆,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经济史课题组编,河海大学出版社,1989年。),加上淞沪战争、日丝倾销的影响。1934年后,丝价一蹶不振,震泽"丝行相率停业,开行应市者,以严墓平望计之,不及从前十分之一"(注:《苏州丝绸档案汇编》,第961-984页。);苏州地区的众多工厂"先后报闭,无力经营",创于光绪元年的著名老字号同泰怡纱缎庄"鉴于纱缎业之一蹶不振",亦不得不于1933年宣告停业(注:《苏州丝绸档案汇编》,第593-595页。)。丝织业陷入一片萧条。
曾以英明能干著称的L公司董事长陈总经过一番思量,决定重回国内市场,实行国内国外两条腿走路。听起来很不错,然而开发国内市场并不是一句话那么简单的事情。半年过去了,L公司的国内市场开发工作丝毫不见起色,只有投入不见产出。L公司的陈总和高层管理人员迷惑了,面对挑剔的外商他们也没有犯过这么大的难,如今却对自己的家乡市场束手无策。
外贸型企业的内销困惑与出路
在普遍意义上,只要公司的产品或服务能够满足需求就可以获得市场,但如今的市场又伴随着十分复杂的问题,涉及到竞争、渠道、价格、业务模式等方面。在竞争如此激烈的今天,满足需求已经不能让公司轻松地获取客户和市场,要想获得市场的青睐公司还需要做到在某些方面比竞争对手优秀才行。毫不夸张地说,当今世界的任何一个角落都被浓郁的商业气息侵染着,任何一块市场都被不同的对手霸占着,任何一个后来者想进入新市场都不再是轻而易举之事。基于以上事实,L公司转做国内市场基本上等同于重新开发陌生市场,也必定要经历一番艰苦的磨难过程,其困惑也可想而知。但是,L公司的困惑绝非是他们一家公司的困惑,也许我国众多外贸型的公司都同样面临着这样的难题与困惑。
内销之因
前十年中,外贸型企业的日子是十分舒服的,几乎是每天坐等大把的订单,但是今天外贸型企业纷纷转向国内市场,其间是有很多原因的。经过总结,外贸型企业转做内销主要出于以下三个方面的原因:
首先是由于国家政策调整导致外贸利润微薄:随着我国加入WTO后各项承诺的逐步兑现,政府对出口退税大幅度降低,这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外贸企业的利润收入。外贸型企业为客户代工生产本来就是赚取价值链最末端的微薄利润,出口退税政策的挑战让很大一部分这样的企业面临着严重的生存压力。
其次是由于人民币升值造成外币吸引力下降:由于人民币相对外币的升值,导致企业在和外商交易的过程中实际收入下降,随之外币对外贸型企业的吸引力下降,也就出现了赚外币不如赚人民币的情况。
最后国外贸易壁垒增多,竞争也更加激烈,市场开发难度加大,订单也不像以前那么好拿。
外贸企业生存环境的逐渐恶劣致使他们产生转做国内市场之念,很多企业也已经付诸行动。
内销之困
在做国内市场一段时期之后,外贸型企业发现国内市场并非如自己所想,他们也越发的不自信和困惑。他们最大的困惑就是:自己生长的自认为最熟悉的地方怎么一下子变得如此之陌生。外贸企业虽然做的是外国人的生意,但是自己生在中国、长在中国,可以说是地地道道的中国人,但是同中国人做生意怎么又这么难呢?国外客户的挑剔,我们都有所耳闻,他们严禁、严格甚至挑剔,不会轻易地把订单给你,然而很多企业就是和这样的客户做生意赚得盆满钵满。今天,他们转向国内做生意时,理所当然地认为客户会乖乖地听从他们、门庭若市,但事实是国内市场根本不买账。如此之大的反差造成了外贸型企业的最大困惑,L公司就是一个典型代表,其董事长陈总在和我们交流的过程中就曾说过这样的一句话:没有想到,国内客户竟比国外客户还难伺候,我们的确要重新认识自己和国内市场了。
困从何来
做习惯了国外贸易,而在做国内市场受到打击后的外贸型企业在巨大的反差面前剩下的只有困惑了。这些困惑绝非凭空而来,而应该是他们不协调的市场行为带来的结果。
首先,是外贸经验主义思维所致。我国目前阶段的外贸型企业基本是按单生产,客户要什么他们就按照客户的要求生产什么,在国际市场上也很少有自主品牌。在这样的认知情况下外贸型企业转做国内市场,由于思维的惯性他们也想通过一些宣传和简单推广让客户找上门来,这在国内成功的概率是非常小的。
其次,是需求错位所致。全球区域市场之间的差异性是十分明显的,企业不能用满足欧洲需求的产品来满足国内客户。很多外贸型企业在做国内市场的时候,往往硬将其以前产品推向市场,或者对名字进行改动,这样做的结果只能是换来市场的冷漠。
解困之策
在竞争如此残酷的今天,外贸型企业转做国内市场的确不是件容易的事情,这种困难不只是由于其固有内在思维所造成,更是由于外部竞争的加剧和市场的变化所致。但是任何时候的任何市场也都是有机会所在的,作为外贸型企业应该如何把握国内市场的机会发挥自身的优势是当务之急。外贸型企业要想在国内市场有所发展和突破,应该着重从以下几个方面发力:
首先要清醒地认识自己。清醒地认识自己是为下一步进军国内市场为自己明确定位做铺垫,不至于四处出击导致力量分散。认识自己包括认识自己的优势和劣势,并做出客观评估。作为外贸型企业,相对于国内市场其优势应该存在于质量方面,国外客户对质量的严格要求造就了外贸型企业的质量提升能力。但是这个能力不是绝对优势能力,因为竞争对手也同样可以通过质量管理监控体系和科学的方法来提升产品质量。外贸型企业的另外一个优势是迅速反应能力,为外商贴牌生产就会遇到不同的技术标准和要求,而且要对产品进行相关认证,但交货期却是既定的,在这种情况下企业就要各个部门迅速反应马上行动才能满足外商客户的需求。
外贸型企业的劣势相对来说要多些,但主要表现的在两个大的方面:产品不成系列以及对国内市场的资源占有不足。与外商做生意是被动式的按单生产,不同的客户就会有不同的需要和不同的技术标准,而外贸型企业的生产就是围绕这些客户的标准进行的,没有自己的产品系列和品类。在国内市场如果企业还等着客户来给你下单显然是不可能的。国内市场资源包括渠道、知名度、消费群体以及公共关系等方面,对这些方面的占有不仅仅是不足,而是根本谈不上占有。
清醒地认识自己的优势和劣势之后,一方面要想法维持和发扬自己的优势,把优势展现于市场开发过程中,充分发挥其积极作用;另一方面要迅速利用资源弥补自身的劣势,至少这些劣势不能够影响正常的业务发展。比如缺乏产品系列方面,企业在决定进入国内市场之时就应该立刻对国内主流产品进行研究,并结合市场进行开发或前并形成自己的主要产品系列。如果连基本的产品都不具备的话,又拿什么和竞争对手进行竞争呢?
其次要懂得整合资源。开发新市场,参与激烈的市场竞争,在当前来说对企业的要求越来越高,没有足够的资源和能力是不会取得什么成绩的。作为外贸型的内销企业不一定什么事情都要从零做起,尤其是渠道建设和产品规划两个关键方面。渠道对任何企业来说都是十分重要的资源,掌握了渠道就掌握产品通往最终客户的桥梁,但是国内市场的渠道都已基本趋于成熟和稳定,这时候外贸型企业的进入难度是相当大的。对于产品来说,其更新换代的速度也是十分快的,如果企业从调研立项开始再进行研发生产可能会导致出来的产品已经落后于市场。在这样的渠道和产品状况下,企业就没有必要按部就班来做,而应该通过自身的实力进行相关整合。最好的办法就是和同行进行合作,或者收购具有一定资源的企业,通过合作或收购将自身的优势资源注入这些企业并与这些企业的有用资源整合,从而达到优势互补。
整合外部资源对于开发国内市场虽然是条捷径,但也存在很大的风险,尤其要注意的是整合后双方可能出现的文化差异导致互不兼容,以及由此带来的人员流失。合作对象的渠道和产品资源都是由其人员掌握的,合作很重要的工作就文化整合,让两者相互兼容保证员工不流失,否则整合后的渠道和产品资源也会受到严重影响。
(一)对外贸易发展面临资源环境的制约
对外贸易的发展会对环境和资源造成一定的压力,环境和资源又约束着对外贸易可持续发展的质量。伴随着工业的快速发展及人口的高速增长,河南省的资源绝对消耗量不断增加,河南省平均每天能源消耗量由2000年21.70万吨标准煤到2013年的67.82万吨标准煤。2013年河南省单位GDP能耗为0.7699吨标准煤/万元,全国单位GDP能耗为0.6624吨标准煤/万元,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河南省在工业化道路过程中不仅消耗了大量资源,而且环境遭到严重破坏,“三废”的增多给生态环境建设带来巨大的压力。虽然河南省强调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树立了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努力构建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生产方式和消费模式,提高可持续发展的能力,但资源和环境对经济发展的约束仍不容乐观。与此同时,进出口的不断扩大,对自然资源和环境带来了一定的压力,出口增长主要依赖资源、土地、劳动力和环境等要素投入,科技、管理、创新等要素投入不足。有些产品的生产甚至是以环境为代价,如果不加强外贸发展的环境保护意识,将会进一步恶化生态。
(二)对外贸易发展面临产品生产标准提高的挑战
随着人们消费能力的提高和健康意识的不断加强,人们对产品的安全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除了关注食品方面有毒有害物质的残留量以及产品本身对人类健康造成威胁外,还关注产品的能耗和碳排放。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的环境标准与发达国家还有相当大的差距,外贸产品在生产环节中面临生产标准提高的挑战,安全标准、卫生标准、包装标识标准、环境标准、劳工安全标准和福利标准等对产品的出口造成极大的阻碍。无论是国际环保使命的要求,还是消费者的绿色消费需求,都要求河南省外贸企业适应当前各种复杂的贸易保护措施,摒弃传统的外贸增长方式,积极优化调整商品结构,提高商品技术含量和附加值,走外贸可持续发展道路。
二、河南省对外贸易可持续发展对策
(一)大力发展绿色贸易
当国际绿色贸易大潮滚滚而来时,河南省企业首先应积极顺应绿色贸易的潮流,及时转变观念,重新审视发展与环保的关系,树立绿色产品竞争意识,优化出口产业结构,大力发展绿色贸易;其次,企业应充分利用国家支持发展低碳经济这一有利时机,积极与科研院校联合起来,提高环保技术,开发高效节能环保产品,促进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使绿色产品、环保技术产品、环境标志产品等成为对外贸易导向型产品。在吸引外资和承接产业转移方面,河南省应逐步提高污染产业中外国投资者的市场准入条件,采取限制或拒绝进口的贸易管理措施限制国外高污染产业向本省转移。
(二)进行技术创新,提高国际竞争力
对外贸易在扩大企业市场规模的同时,也引入了世界范围内更多的竞争对手,加强了企业间的竞争。企业为在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中生存下来,取得自身的发展,就必须加快技术创新步伐,提高自身的竞争优势。河南省很多中小企业目前仍处于围绕外商需求进行生产的阶段,在出口过程中只注重生产忽略技术创新,产品缺乏自主知识产权。这些企业应抓住历史机遇,加大科技投入,依靠自主创新,提高产品技术含量,通过创建自主品牌,贯彻落实品牌战略,提高国际竞争力。河南省政府同时还应加大投入研发资金,鼓励企业提升产品科技含量,提升对外贸易的质量,并以重点企业为引领,积极开展国际化经营,形成辐射和带动作用,形成产业集群,通过产业集群推动企业国际综合实力的提升。
(三)促进贸易整体协调发展
河南省外贸企业要在巩固原有市场的基础上不断拓展新兴市场,逐步降低对发达国家市场的依赖。拓展新兴市场,开拓成长性好、潜力大的发展中国家的市场份额,既可以化解企业在原有出口市场上遭遇的激烈竞争,也可以有效规避贸易壁垒,在更广的空间、更高的层次上提升对外经济发展水平。同时,河南省是农业大省,应在扩大高新技术产品出口的同时,发展高端农产品的种植与加工,提高有机农产品的出口数量,将农业资源优势转化为竞争优势,创立和打造一批国际品牌的特色产品,提高河南省农产品的国际知名度和市场竞争力。另外,产业结构升级的主导因素是技术进步,进口是技术进步的主要途径,从国外直接进口和使用已经成熟的技术可以节省自己研究与开发的支出,提高技术进步的效率。所以,河南省政府应完善进口税收政策,扩大先进技术、关键设备及零部件和短缺能源的进口,促进资源进口的多元化。
(四)继续推进加工贸易升级
经济全球化的内涵可归纳为各国在经济上相互依存不断加深的历史过程。其突出表现为商品和资本、技术等要素的国际流动日益加强;其主要因素是信息革命以及贸易和金融的自由化。经济全球化表明,生产的社会化和国际化了升到了一个新的历史高度,各国的扩大再生产过程必须在世界范围的紧密联系中才能正常运行,这不仅决定了各国在经济上的相互依存空前加深,也要求资源在世界范围内优化配置,从而在客观上为经济的持续增长开辟了广阔的前景。故从生产力角度看,全球化是一个进步的历史过程,我们应当积极地适应它、促进它。但从生产关系的角度看,这一过程是在资本主义制度占统治地位的条件下进行的,少数发达国家的垄断资本起着主导作用,因而必然带来深刻的阶级烙印和扭曲的表现形式,决定了这一过程是跛脚的,即在南北之间是不对称进行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在经济上与全球化进程不相适应的矛盾将更加突出。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我国的经济也面临着这样的矛盾,必须从战略上加以重视和调整,才能保证我国经济在进入21世纪后持续稳定地增长。
二、经济全球化下的贸易保护
贸易保护最初源于重商主义,以本国利益最大化的目标使各国竞相采取贸易保护主义措施。后来的凯恩斯的贸易保护学说、李斯特的幼稚工业保护理论,都为贸易保护提供了理论基础。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自由贸易显得愈发重要,也越来越表现出一定程度上的为一个国家的国民经济的发展带来利益,但是对外贸易这把双刃剑在带来利益的同时也在冲击着国内的产业,这点对于世界上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尤其重要。因此,尽管当今世界的主流是倡导自由贸易,但是国家都在一定程度上实行着贸易保护政策,其中也包括美国在内的很多发达国家。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逐渐发展和渗透,自由贸易显得愈发重要,越来越创造出更多的经济利益,但是国际贸易在为本国经济带来利益,拉动经济增长的同时,也冲击着国内民族产业的生存与发展,尤其是对发展中国家的产业影响非常重要。因此,尽管当今世界的主流是倡导自由贸易,但是大多国家都在一定程度上实行着贸易保护政策。总而言之,在经济全球化发展的过程中,国外贸易保护主义正在抬头,它主要兴起于发达国家,以高新技术的发展为载体,以技术壁垒为核心,体现出来的是更高级、更隐蔽、更歧视的新特征和健康、安全、环保等新内容向着多边贸易规则发展的动态趋势。
目前已进入各国共同实行自由贸易的公平贸易时代。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在分享他国自由贸易的好处的同时,在本国实行保护贸易政策。需要注意的是,发展中国家薄弱的经济基础和相形见绌的竞争力,使其难以在经济全球化和自由化中短期受益。因此,发展中国家应该考虑各自国情、经济发展水平和承受能力,谨慎选择参与的方式。但是,发展中国家必须认识到,自由贸易已经成为经济全球化的重要动力,融合到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浪潮中去是发展中国家的唯一选择。而全球化作为过程和主流的经济发展方向,自由贸易和贸易保护两种力量总是处于不断的较量之中,但是贸易自由化始终是经济发展的趋势。
三、我国对外贸易的对策
1.按WTO规则参与国际贸易。在经济全球化过场中运到的一切问题的磋商,归根结底都是综合国力的对抗。经济不是孤立的,特别在社会全面发展进步的当代,经济问题时刻与政治和文化甚至军事等实力有直接的关系。所以要想在游戏中取胜,必须掌握好游戏的规则,全面地提升综合国力。中国刚加入WTO几年的时间,就受到了纵多反倾销案件,从成功的案例中我们得出教训,就要熟悉和掌握好全球经济运行机制。积极参与WTO的运行机制的完善建设,增强世贸组织决策的透明度、公平性,使世贸组织向更加平衡的方向发展,将着力点放在WTO允许的保护规则的优化上。
2.完善市场经济体系,优化贸易结构,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借助全球化,使国内企业在保护和潜在的竞争之下推动我国的战略性产业的发展。在不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中,借助政府的干预使国际贸易向有利于本国获取更多限度的利益方向发展。尽管这些企业最终也会将利润转移到企业自身的发展上去,从而活得更多的市场占有率或者更多的利润,但政府对这些产业的选择是根据本国有关产业在不完全竞争市场中的地位确定的,而不是根据我国产业的发展或者成熟程度确定的。
3.完善和健全我国相关的法律法规制度。根据WTO最新的贸易规则,了解和借鉴欧美国家成熟的法律和相关政策,结合我国国情,制定适合我国企业快速健康发展的法律法规。转变政府职能,企业与政府形成良好共识。
尽管全球化的进程中存在比较严重的负面影响,但全球化趋势是不可逆转的,是任何力量都无法阻止的。因为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能从全球化进程中得到颇大而长远的利益。在经济全球化浪潮中,我国应结合国情,选择开放型的适度贸易保护政策,有效地参与国际市场竞争,改善我国的贸易条件,提高综合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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