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4-03-22 11:21:43
关键词：盈余管理；审计意见；审计质量
盈余管理是企业管理当局在准则允许的范围内通过选择会计政策使其对外披露的会计盈余或企业价值达到最大化。可以从两个角度看，一是契约角度，在合同刚性或不完全时，盈余管理是一种符合成本效益原则的方法，从而使公司避免遭受到不可预知情况的影响。二是财务报告角度，管理当局通过盈余管理的手段来调节公司的市场价值。例如，上市公司想要营造一种会计盈余是平滑且持续增长的假象。因此，盈余管理可看作是管理人员向信息使用者传递公司内部会计信息的一种机制，从公司经营角度来看，在合理范围内的适度盈余管理应该是有益的。然而，一部分管理人员可能会过度使用盈余管理。从契约角度看，企业管理人员为了自身利益，存在投机性地运用盈余管理的可能性，其直接后果是牺牲其他契约参与方的利益。从财务报告角度看，管理人员提早或推迟收入的确认，或者可能低估费用来预计盈余。总之，过度进行盈余操纵会牺牲财务报告的可靠性。被喻为“经济警察”的注册会计师披露的审计报告到底有没有将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行为揭露出来是值得研究的问题。本文选取2014年和2015年在沪上市的制造业公司的财务报表数据，利用截面修正的琼斯模型和Logistic回归模型，对我国审计意见的有效性即识别上市公司盈余管理行为的能力进行实证检验。
一、理论分析及研究假设
对于盈余管理的概念和研究国内外学者将它大体分为狭义和广义两种。Scott（1997）指出公司管理层在公认的会计准则可容忍的范围内，通过自由选择会计政策，优先选择那些使公司市场价值或经营者自身利益最大化的会计政策的行为，这就是公司的盈余管理。这个定义被认为是最经典的狭义盈余管理的定义。广义的盈余管理，由KatherineSchipper（1989）提出，他认为盈余管理是公司管理层迫于相关利益集团对盈利的预期，或为获取一定的私人利益，通过对公司经营业务的记录进行有目的性地进行干预，在对外部信息使用者外进行披露财务报告时，有意地对其进行控制的过程。本文在研究盈余管理时采用的是狭义的定义。注册会计师以独立第三方的形式对证券市场行使经济检察功能，自身具有专业的会计、审计和税务知识以及丰富的审计实践经验，故理论上认为能够对公司的经济活动进行分析和监察，有能力用自己的专业判断来识别出企业的盈余管理行为，并体现在审计报告中，从而形成高质量的审计报告。当然，不排除出于激烈的市场竞争或追逐自身利益而放弃审计准则，甚至出具虚假的审计报告。但随着注册会计师行业各方面制度日趋完善，同时较高的犯罪成本使得审计师在出具审计报告时更为谨慎。基于此，提出以下假设：H1：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行为能被审计意见在相应程度上所揭示，即具有一定的信息含量。“非标准审计意见”和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行为呈正相关关系。公司的盈余，即净利润是由公司的经营性现金流量和应计利润组成的。经营性净现金流量是来自于现金流量表的，具有刚性，不易纵。而应计利润是会计方法的选择、运用以及会计估计的变动的结果，具有较强的主观性，容易纵。进一步将会计政策和估计的选择分成两类，虽然这个划分没有很严格的界限。例如固定资产计提折旧时是选择平均年限法还是加速折旧法，或者对发出存货计价是选择先进先出法还是加权平均，这都是第一类会计政策选择。在这里我们把第一类会计政策选择理论上称为非操纵性应计项目。其他的会计政策、会计估计被认为是操纵性应计项目，例如，坏账准备、固定资产减值准备和存货价值的备抵项目。而管理当局在使用第二类政策选择来进行盈余管理时更易被注册会计师发现。杨秀艳、郑少峰（2007）在构建Logistic回归模型时采用反映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的操纵性应计项目占总利润的比例这个指标进行实证研究，证实了审计意见和盈余管理存在相关的关系，并且审计意见的类型会随着盈余管理程度的增高发生相应变化的假说。徐浩萍（2004）将盈余管理方向和审计意见类型对样本进行分组对比，研究发现盈余管理方向的不同会对审计意见类型造成的差异。结论是注册会计师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企业盈余管理的程度，注册会计师在审计以操控可操纵性应计项目为手段的盈余管理行为中表现了较高的审计质量。基于此，提出本文第二个假设。H2：非标意见和可操纵性应计利润的绝对值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二、研究样本和变量
（一）样本的选取
本文选取2014-2015年在上海证券交易所A股部分上市公司作为研究对象。共有236个研究样本，其中2014年有53家上市公司被出具非标准意见的，2015年有65家上市公司被出具非标准意见的，共得到非标样本118个。另外，随机选取的118个配对样本来自于相同行业、相同资产规模且在相同期间被发表了标准意见的上市公司。本文抽样公司的审计报告来自于中国证监会网站，数据来源于国泰安CAMAR数据库，上市公司年报等信息来源于巨潮资讯网。统计软件使用SPSS19.0。
（二）模型的选取和变量的选择
1.选取盈余管理计量模型分离应计项目法是在研究盈余管理时最常用的计量方法，它是将应计项目通过回归的方法分离成操控性应计项目和非操控性应计项目，在衡量盈余管理程度时采用操控性应计项目的大小。在盈余管理研究领域，国内外学者通常采用的计量模型有：（1）希利模型（1985）、（2）迪安龙模型（1986）、（3）行业模型（1991）、（4）琼斯模型（1991）。将琼斯模型进行改进，衍生出截面琼斯模型和截面修正的琼斯模型。2.变量的选择（1）因变量将审计意见类型OP设定为因变量，它是一个虚拟变量。进一步将审计意见类型划分为“非标准意见”和“标准意见”。在模型赋值时，若上市公司被出具“非标准意见”时，取值为1，反之取值为0。（2）自变量在研究盈余管理的替代变量是采用操纵性应计利润（DA），将其设为自变量一，用来检验盈余管理程度和审计意见类型的关系。杨秀艳、郑少峰（2007）在构建回归模型时，采用的指标是非经营性收益占总利润的比例，证明了审计意见与盈余管理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李维安、王兴汉等（2004）的研究表明，通过操控非经营性应计利润来进行盈余管理是上市公司常用的手段。因此，本文选取非经营性应计利润比净利润（EM）作为自变量二，用来检验以操纵非经营性应计利润为手段的盈余管理和审计意见类型之间的关系。（3）控制变量在选取控制变量时根据国内外相关审计意见影响因素的研究文献，选取6个用以控制其他因素对审计意见类型的影响，将其作为控制变量。SIZE表示为公司总资产的自然对数值，用以衡量公司的规模。净资产收益率ROE及每股收益EPS作为体现盈利能力的指标用来衡量公司的业绩，经营业绩好的企业更易被出具标准意见。DR为资产负债率，代表公司的偿债能力，认为资产负债率越高的企业越易被出具非标准意见。上期的审计意见类型PREOP也会对本期的审计意见产生影响，例如注册会计师在审计时会额外关注那些上一年度被出具非标准意见的上市公司，因为这些公司本年度被出具非标准意见的可能性会上升。DIV是虚拟变量，代表年度的配股预案，如果公司本年度内披露了配股预案，则取值为1，反之为0，该指标体现了配股政策下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动机会对审计意见类型产生影响。以上提出的这些控制变量从公司的规模、盈利能力、偿债能力以及特殊监管政策四个方面来反映对审计意见类型的影响。3.回归模型的选择在分析审计意见类型与盈余管理之间的相关关系时，采用BinaryLogistic回归的方法，建立模型如下：OP=β0+β1DA+β2EM+β3SIZE+β4ROE+β5EPS+β6DR+β7PREOP+β8DIV。
三、实证检验和结果分析
（一）单变量分析
首先按照审计意见类型对样本进行分组，分为非标准意见组（OP=1）和标准意见组（OP=0）。然后利用截面修正的琼斯模型，计量两个年度盈余管理水平，接着对模型中的自变量和控制变量进行单变量分析。表1列示了分析结果：通过表1可以看出，非标准无保留意见类型样本公司的可控性应计利润的均值大于被出具标准无保留意见类型的样本公司的均值，显著性水平在1.5%，即审计意见在一定程度上揭露了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行为，从而验证了H1。对于非标意见样本公司的非经营性收益占总利润这个指标的均值，非标意见组大于被出具标准意见样本公司的均值。这说明非标准意见样本公司的盈余管理程度高于标准意见组，初步验证了H2。盈余能力和资产规模方面，标准无保留意见类型的样本公司的均值均大于非标准无保留意见类型的样本公司的均值，这说明基于风险导向审计原则，注册会计师更倾向于对盈利能力强，资产规模大的上市公司出具标准意见。从偿债能力看，标准无保留意见类型的样本公司的均值小于非标准无保留意见类型的样本公司的均值，说明收到非标准无保留意见的上市公司更易陷入财务困境。另外，本期的审计意见类型会受上期的审计意见类型和年度配股预案的影响。
（二）Logistic回归分析
上述是利用单变量分析的方法初步对提出的假设进行了初步的验证。接下来为了控制其他因素对检验的影响，对假设采用Logistic回归模型进行进一步检验的，分析结果如表2：回归结果显示，替代盈余管理水平的变量操纵性应计利润（DA）的系数符号为正，并且在5%的水平下统计显著，说明审计意见的类型会受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行为的影响，即盈余管理程度越大，越易被出具非标准意见。因此可以认为，审计意见有一定的有效信息含量，能在相应程度上揭示上市公司是否存在盈余管理的行为，即盈余管理行为和非标准意见呈正相关关系，从而H1得到了进一步验证。非经营性收益占比总利润EM这个变量虽然在单变量分析时非标意见组高于标准意见组，但在回归检验中没有通过验证，在统计意义上不显著，这说明公司在进行盈余管理时手段比较复杂，有待进一步进行个案研究。即H2没通过验证。进一步研究审计意见类型与其他控制变量之间的关系，发现EPS在5%的水平下统计显著，说明审计师更倾向对盈利能力好的公司出具标准意见。在回归分析中意外地发现，代表公司偿债能力的变量DR在5%的水平下统计显著，说明当公司面临财务危机时，审计师更易出具非标准意见，这是基于风险导向性的审计原则。上期的审计意见类型PREOP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与非标准意见正相关，这说明上期的审计意见类型会对本期产生影响。
四、研究结论和不足
本文通过对我国2014-2015年在上海证券交易所A股部分上市公司的审计意见类型和盈余管理活动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审计意见能在相应程度上揭露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的行为，即具有一定的有效信息含量。非标意见和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行为呈正相关关系，即盈余管理程度越高的公司更易被出具非标准意见。本文的研究不足在于未能对非标准无保留意见进一步分类，未能进一步深入的实证分析不同类型的非标准意见与盈余管理行为的关系。另外在构建Logistic回归模型时未能引入审计收费这个变量。因为审计收费也是影响审计意见类型的因素，有待今后进一步深入研究。基金项目：本文系浙江省教育厅科研项目《我国上市公司独立审计质量评价指标体系研究》（项目编号：Y201432388）的阶段成果。
参考文献：
[1]WilliamR.Scott,FinancialAccountingTheory(thirded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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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盈余管理;盈余操纵;盈余质量
盈余质量是目前会计信息质量系统中的研究热点，对投资者、债权人而言是最具相关性的会计信息。但是目前的研究多是从盈余管理、盈余操纵的角度来阐述盈余质量问题，学术界对其评价标准和测度变量还没有一致的结论。以往的研究多是从应计项目的操纵性来研究盈余管理的幅度，本文提出的以质量得分为技术手段的定量方法为盈余管理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
一、盈余管理，盈余操纵与会计作假
盈余管理的结果影响了盈余质量，而会计质量的要求就是为了控制会计作假行为，所以在理清盈余质量与会计质量区别之前，先要明确盈余管理，盈余操纵与盈余作假的关系。无论是盈余管理还是盈余操纵，简单地说，都是指管理层使用会计手段(如在会计选择中使用个人的判断和观点)或通过采取实际行动努力将企业的账面盈余达到所期望的水平。这种谋求私人利益是与对外财务报告过程的中立性相对立的。但是学术界认为盈余管理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契约成本和代理成本，大量的实证研究也表明投资者认为盈余是比现金流量具有更多信息含量的数据。以股东财富最大化为目标的管理当局采取一些盈余管理的措施，可以给企业带来正面效应，增加公司的价值。因此盈余管理和盈余操纵有交集，但不能等同。
盈余管理和会计造假是以不超过会计有关的法律法规为区分点的。如大量的研究所证实的，管理当局或为了迎合资本市场监管的要求而进行盈余管理，误导了投资者，造成市场资源配置功能弱化;或意图谋求更多报酬分红而进行的盈余管理，损害了公司的价值;或由于双重代理问题而进行的盈余管理，侵害了小股东的利益。当局者盈余操纵的手段按照方式分有会计政策选择盈余管理和实际交易盈余管理;按具体方法分有操控应计项目、线下项目和关联交易。这些貌似合法却不道德的行为，在允许会计政策自由选择、会计准则可操作性较低，以及新兴经济交易事项确认计量不确定的情况下，钻了准则和法律的空子，是一种投机行为，也是在盈余管理研究中难以把握的灰色地带。
盈余操纵真正包含的是投机性的盈余管理和会计造假。会计造假是企业管理当局采用编造、变造、伪造等手法编制会计报表，掩盖经营状况和财务状况操纵利润的行为。这种失真的财务信息不仅误导投资人债权人，更给整个社会的经济秩序、信用基础带来严重危害。它是会计各种法律法规严格禁止的行为。
据此，以A代表盈余管理，B代表盈余操纵，C为A与B的交集，代表投机性盈余管理，那么A-C是合理的盈余管理，B-C即为会计造假，如图1所示。
图1盈余管理、盈余操纵、盈余造假的关系图
图1中A=盈余管理;B=盈余操纵;C=A∩B=投机性盈余管理;A-C=合理的盈余管理;B-C=盈余造假
二、盈余质量的度量和评价
辨析盈余管理、盈余操纵、盈余造假这三个概念，有助于我们看清会计信息质量的层次关系，即从合理有效，到不合理不道德，不合法。盈余质量为会计信息中最敏感、相关性较强的一部分，一直没有统一的定义和评价标准。具有代表性的有:利奥波德?A.伯恩斯坦和约翰?J.维欧德(1999)指出的“盈余质量是指盈余和评价企业业绩之间的相关性”;彭曼和张小军(2001)从目前盈余预测未来盈余的角度，将盈余质量定义为“当期盈余作为预测未来盈余指示器的能力。从这两个定义来看，盈余质量是指当前盈余的可靠性以及预测未来盈余的相关性。作为盈余管理的直接影响结果，盈余质量区别于会计信息质量在于经历盈余管理之后，这种报告盈余与经济盈余的吻合程度。通常情况下，两者之间存在着差距。差距越大，盈余管理程度越大，盈余质量越低;反之差距越小，盈余管理程度越小，盈余质量越高。结合上述集合描述，笔者认为，如果把A与B的并集作为整体的会计质量，不妨将盈余质量描述性地定义为集合C在集合A中的比重，即投机性盈余管理质量在总体盈余管理质量中的比重。比重越大，即投机性盈余管理越多，报告的盈余质量越差;比重降低，盈余质量提高。
在盈余管理的研究中，目前多是用琼斯的应计项目作为操纵的替代变量。然而盈余质量作为盈余管理的直接影响对象，能更综合全面地反映质量状况，从而更准确反映盈余管理程度。盈余质量得分可以作为有效的替代变量，但如何得到这一得分?一般需要高度相关的评价指标和精确的得分计量过程(如常用的主成份分析、神经网络模型等)。本文给出盈余质量的评价体系，为得分测度提供了现实指标。
(一)盈余质量的可靠性评价
集合C即投机性盈余管理质量是盈余质量的核心部分，它是盈余管理的“灰色地带”，钻了现有会计法律法规的空子。所以这部分质量的真实性、可信性就成为评价的第一要义。一般而言，会计信息质量的可靠性主要从四个层次来分析——企业交易和性质分析;会计政策的选择和运用;会计估计与判断;会计信息披露。结合盈余管理的特点，盈余管理的主要手段就是滥用会计政策、应计项目，或安排实际交易、关联方往来交易操纵盈余。所以，笔者认为，盈余质量的可靠性分析应突出企业交易事项的性质与质量分析，即交易是否具有有效的经济实质;会计政策的选择和运用是否持续、稳定，是否存在平滑收益现象; 收入与费用的确认时点是否遵循一贯的会计估计与判断。应从经济业务的披露中分析企业核心能力的驱动因素，从会计方法的解释分析中考察企业会计准则的应用质量。
具体的分析指标有:关联方交易率，以关联方交易销售收入与主营业务收入的比率表示，该比率越高，则说明公司的盈余质量越低。资产减值准备率，以八项资产减值准备额与资产总额的比率表示，如果该比率降低，则说明公司改变了会计政策与会计估计，盈余的可靠性较差。应计额比率，以应计额与资产总额的比率表示，其中，应计额=(期末应收款-期初应收款)+(期末存货-期初存货)+(期末预付款-期初预付款)-(期末应付款-期初应付款)-(期末应计费用-期初应计费用)-(期末预收款-期初预收款)-(期末应付税金-期初应付税金)-折旧和摊销，如果该比率较高，则说明公司利用应计项目进行了利润操纵，公司的盈余质量不高。
(二)盈余质量的现金支持度评价
盈余质量第二层次的控制标准是它的现金支持度。基于权责发生制下的应计项目为管理当局提供了很大的会计选择空间，从而为提高账面盈利提供了便利。类似ROA，ROE等财务指标通过操纵可以较容易得出高盈利能力的评价，但并不能说明它的盈余质量高。评价盈余质量要以收付实现制为基础，以现金流量表所列示的各项财务数据为基本计算依据，对公司盈利水平进一步检验从而反映公司获取利润的“品质”如何;否则，没有现金的支持，依靠盈余管理、不良应收支撑，资产浮肿，盈利能力指标泡沫严重，必然出现盈利能力与盈利质量指标的严重脱离。
具体的指标可以有:收益变现比率=经营活动现金净流量+取得投资收益收现-利息付现-筹资费用)/净利润;净资产收益率= (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分得的股利或利润收现+债券利息收现-利息付现-筹资费用付现)/平均股东权益;总资产收益率= (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分得的股利或利润收现+债券利息收现-利息付现-筹资费用付现)/平均总资产。这些指标越高，说明盈余质量有流动性很强的资产支持，盈余质量较高。
(三)盈余质量的持续性和可预测性评价
盈余质量评价的第三个层次是质量的持续性和可预测性。企业盈余管理的重要手段之一是操纵线下项目——营业外收支、投资收益、补贴收益。那些偶发的、非持续的收益使得盈余缺乏持续性，对未来收益也无预测价值;而经常的主营业务则能够使盈余具有持续性、稳定性、预测性。经验研究中，科门迪和利普(1987)指出，当期盈余的持续性越高，市场反应越强烈，即盈余反应系数越高，反之就越低。费森和奥尔森(1995)的“干净盈余”理论也表明，由于盈余各组成项目在稳定性、风险性和可预测性方面的差异，因而对使用者估计企业价值具有不同的重要性。盈余的预测性可通过会计盈余的反转性来研究(李刚，2006[5])，即未来盈余的变化与当前盈余质量状况正相关。
在重组购并浪潮中，劣质企业在本质没有好转的情况下由于获得了巨额的重组利得而扭亏为盈;为到达资本市场增发配股的要求，上市公司操纵ROE净资产收益率的行为就立刻引起了监管部门的重视，证监发[2002]55号第一条规定，申请增发新股的上市公司的净资产收益率按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与扣除前的净利润两者中较低者作为净资产收益率的计算依据，这一规定也使以操纵线下项目的盈余管理不得不转向关联交易。但无论是线下项目还是关联交易在特殊动机下“创造”出的利润，都很难对未来企业的盈利提供相关的预测信息。
这一层次要求的具体指标有:主营业务利润比重=主营业务/利润总额;非经常性损益比重=非经常性损益/净利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每股净利润=(净利润-非经常性损益)/普通股股份;关联交易比重=关联交易应收应付净额 / 应收应付净额。
综上所述，盈余质量评价体系如图2:
三、结论与启示
盈余质量管理中，投机性盈余管理的比重可用盈余质量的可信度、现金支持度、主营业务的支持度等来衡量测度。这就从定性、定量的角度描述了盈余质量这一概念。盈利质量作为盈余管理的直接影响者，虽与会计质量一样对应于权责发生制下的一般财务报告体系，但其评价还依赖于收付实现制的现金流量表;盈余质量属于会计质量的子系统，集中体现着报告质量的相关性，盈利能力是盈余质量的一个方面，其可信度，现金流支持度，持续性等都有待于对盈余质量的评价。本文提供了盈余质量现实的评价指标，在未来的研究中，可以通过测度盈余质量给出质量得分来研究盈余管理。以往的研究多是从应计项目的操纵性来研究盈余管理的幅度，本文提出的质量得分的定量方法可以使得盈余管理从横向的企业间、行业间，纵向的时间差异中比较分析，拓宽其研究思路和视野。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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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张兰萍. 介绍几种衡量上市公司盈余持续性的指标[J].财会月刊(会计)，2006，(5).
[5] 李刚. 盈余持续性、盈余信息含量和投资组合回报[J].
关键词：盈余管理；上市公司；现状分析；治理对策
1、引言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市场经济蓬勃发展，上市公司大量涌现并日益成为重要的市场主体。然而，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加剧，公司之间的竞争越来越激烈，为了在竞争中占有一席之地，上市公司进行盈余管理的情况越来越普遍，其带来的诸多问题也日益受到各方关注，作为西北龙头的陕西省更是如此。虽然陕西省上市公司数目并不多，但其资本市场的情况却相当复杂：前有达尔曼、海星科技，后有西安旅游、咸阳偏转股份……似乎关于陕西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的恶性事件就一直没有间断过，使得投资者对陕西上市公司的印象极其不佳，严重打击了投资者的信心，而本文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展开研究的。
2、文献综述
2.1 盈余管理的研究综述
2.1.1 国外关于盈余管理的权威定义
自19世纪以来，国外学者便开始了对盈余管理的研究，形成了许多关于盈余管理的不同观点。现在比较公认的观点有两种：一是美国会计学家斯考特的观点，他认为，盈余管理是指"在GAAP允许的范围内，通过对会计政策的选择使经营者自身利益或企业市场价值达到最大化的行为"；另一种是美国会计学家凯瑟琳？雪珀的观点，他认为，盈余管理实际上是企业管理人员通过有目的地控制对外财务报告过程，以获取某些私人利益的“披露管理”（孙红梅，2006）。
虽然这两种观点得到了大多数人的认同，但这并不代表它们就是完美的。就第一种观点而言，它比较狭义，斯考特将盈余管理限定在公认会计原则的约束范围内，仅采取了会计政策选择这一种方法，显得过于单调。而在凯瑟琳？雪珀的观点中，主要突出了盈余管理的出发点是私人利益的满足，这种观点很容易导致企业行为的短期化，不利于企业的长远发展。
2.1.2 国内关于盈余管理的研究综述
同国外相比，我国对盈余管理的研究起步较晚，仅仅有30年的历史，关于盈余管理的概念认识，主要有三种不同的观点：一是“制度观”。这一观点认为企业管理层利用了权责发生制和会计准则的缺陷，通过选择会计方法、变更会计估计在不同会计期间的变化来实施盈余管理。二是“信息观”。这一观点认为盈余管理会增加或减少会计数据上的收益（即报告收益），从而影响相关利益人的决策。三是 “经济后果观”。这一观点认为盈余管理虽然不会改变企业的经济收益和现金流量，但通过对会计盈余数据的调整，来完成利益调整的过程。（宁亚平，2004）
上述概念反映了我国学者对盈余管理含义研究的三个特点。首先，与盈余操纵、盈余作假不同，盈余管理的前提是遵循相关会计法律、法规和制度，离开会计准则的约束，便不再属于盈余管理的研究范畴。其次，盈余管理主要的动机是实现某一主体利益最大化，在这种动机的支配下，可能会造成不同利益主体受益或受损，产生相应的经济后果。最后，从“信息观”的角度分析盈余管理问题，只要导致相关会计数据指示作用失效的会计行为，均属于盈余管理的研究范畴。
2.2 盈余管理的识别方法
在明确了盈余管理的概念后，我们来看第二个问题，即什么样的公司会进行盈余管理，我认为，主要分为以下三类公司：
2.2.1 内部控制体系不健全的公司
从目前我国上市公司内部控制的现状来看，董事会的健全情况较差，约54的上市公司只设立了四大委员会中的一个或几个；约95的上市公司尚未建立或完善高级管理人员激励机制；相当一部分上市公司没有明确设立内部控制机构，有的虽然已设立，但内部控制的独立性很差，明显受控于总经理，这就为企业内部管理层进行盈余管理提供了较大空间（张士强 张暖暖，2009）。他们很可能从自身利益出发调节利润，粉饰经营业绩，然后又通过控制董事会或监事会来掩盖其舞弊行为。
2.2.2 处于亏损边缘的公司
如果一个公司处于亏损边缘，获利较少，会有两方面的影响：一方面它给投资者分配的股利也会相应的减少或者不分配股利，同时也会打击潜在投资者的投资积极性，从而导致公司股价下跌；另一方面，如果公司连续两年亏损，被特别处理；连续三年亏损，会被要求暂停上市；如果亏损问题再得不到解决，那就只有被迫退市或破产倒闭了。所以对于亏损边缘的公司，盈余管理行为也是屡见不鲜。
2.2.3 有融资要求的公司
企业为了维持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必须进行必要的融资。企业的资本来源主要有两种，一是所有权资本，一是债务资本。负债融资既不会分散公司的控制权，利息又可以抵税，因此受到广大公司的青睐。对于债权人而言，他们都喜欢把钱借给经营业绩良好，实力雄厚的企业，而判断企业经营状况的一个重要依据就是上市公司的财务报告。所以对于有融资要求的公司，它们会费尽心机的进行盈余管理，向报表使用者特别是债权人呈现最好的一面，从而可以从债权人手中顺利地借到资金。
3 、陕西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现状分析
3.1.陕西上市公司盈余管理定性分析
从陕解放（000516）1993年上市开始，陕西上市公司已经走过了17个年头，在这17年中，陕西上市公司的发展用困难重重来形容一点也不为过。众所周知，陕西省的经济基础比较薄弱，在这种大环境下，使得陕西上市公司质量普遍不高，多家上市公司面临经营困难和财务风险，再加上监管不严，使得陕籍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现象比较普遍。通过深入的研究之后我们发现，陕西一些上市公司非常习惯于暗箱违规操作，粉饰财务报表，夸大业绩，掩盖违规问题。有的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随意占用公司资金，为关联企业提供违规担保，甚至利用关联交易输送利益，使得公司和中小股东的利益严重受损。有的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恶意利用上市公司造假圈钱、暗中转移资金、掏空上市公司，导致公司陷入瘫痪……（申草，2005）可以说，凡是能够想到的盈余管理手段都采用了。具体来说，在陕西所有的上市公司中，3家已“寿终正寝”，退市停牌。在未退市的上市公司中，*ST金花、*ST秦丰、*ST建机、*ST博通、ST长信、西安民生、开元控股、陕国投A、西安旅游、宝光股份、格力地产（海星科技）等都有被披露存在违规行为的经历。通过仔细分析我们不难发现，这些违规公司很多都已被特别处理，面临暂停上市或退市的风险，想必为了保壳，存在盈余管理行为的上市公司数目不在少数。
3. 2 结合净资产收益率的定量分析
我们以陕西28家上市公司为样本，以2008、2009年28家上市公司的财务报表数据为基准，进行陕西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的研究。在研究中，我们主要选用了净资产收益率指标，它是衡量企业盈利能力的主要指标，而只有盈利状况较差的企业才更热衷于盈余管理行为。通过计算我们发现，在28家上市公司中除去*ST精密、*ST数码、*ST达曼3家已退市公司外，有9家因为连续两年的净利润即净资产收益率为负值已被特别处理，戴上了“st”的帽子。但是截止到2011年4月，这9家已被特别处理的公司仍活跃在A股市场中，并没有传来任何一家公司退市的消息，促成这一切最“有效的”手段莫过于盈余管理了。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没有被特别处理的16家公司。1999年，证监会修改了对上市公司配股的规定，上市公司要想获得配股资格，最起码的条件是该公司指标计算期间内任何一年的净资产收益率均不得低于6%。通过研究2009年陕西省16家上市公司财务报表数据可以发现，净资产收益率大于6%的上市公司有10家，小于6的有6家且接近6%区间的上市公司几乎没有，两边的分布呈现明显的不对称现象？。在净资产收益率未达到6%的6家公司中，除了航天动力一家上市公司外，其他5家公司本来就没有配股打算。因此我们可以大胆猜想，由于不需要配股，公司管理者自然就不需要过于苛求其ROE是否达到6%，而那些有配股意图的公司，则很有可能通过盈余管理手段达到6%的配股条件。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以净资产收益率指标来衡量上市公司的盈利能力是有缺陷的，有时候并不能真实的反映企业的盈利水平。
4、陕西上市公司盈余管理动因
4.1 主观原因
4.1.1 竭力保壳，避免退市
我们首先关注一下陕西证券市场的发展。虽然陕西是西北的龙头老大，但陕西证券市场却有落后于西北的迹象，上市公司在市值、业绩、融资额、资产证券化率等指标上全面落后，甚至不及新疆、青海（石丽晖 王原 马集琦，2007）[7]。据不完全统计，目前陕西上市公司仅有37家，而在2009年，有13家公司出现严重亏损（这里只统计28家上市公司，2009年以来上市的9家公司由于难以获取数据，不列入研究范围），并且已有9家公司因为连续连年亏损被特别处理，面临退市危险，3家已经退市，正在等待机会重新上市。
鉴于陕西证券市场的形势比其他西北省份更为严峻，所以上市公司成为陕西省的一种更为稀缺的资源。为了竭力保住上市公司的外壳，各管理者不惜大力进行盈余管理，以维持上市及配股资格。
4.1.2 一笔勾销，扭亏为盈
当一个公司的亏损即将成为现实时，为了不至于在后续年度出现连续亏损，管理者倾向于增加当期亏损额，来减轻后续年度的盈利压力。这样一来，不仅把巨额债务一笔勾销，还为在以后年度扭亏为盈创造了有利条件，避免了连续两年亏损被特别处理或连续三年亏损被暂停上市（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2006）[8]，有的人把他形象的称之为“利润大洗澡”。这也是上市公司应对《公司法》退市规定的一个法宝。
4.1.3 增强实力，便于融资
之所以很多公司愿意负担较高的信息披露成本也要上市，主要是为了获得股票公开发行的机会，更好的方便其融资。但并不是所有的上市公司通过发行股票都能够顺利融资。我们知道，利润的多少决定着资本的流动，因为资本追逐利润，资本只会流向利润最大化的行业和企业。
就目前陕西省37家上市公司来说，其在规模、业绩、再融资、信用等方面，都给投资者留下了许多不佳的印象，有媒体甚至以“陕西上市公司造假成风”为题对部分陕股进行了批评。因此陕西上市公司融资面临着更大的困境。所以很多上市公司为了获得所需资本，都更加积极的进行盈余管理，做大利润，以显示其良好的经营业绩，增强投资者购买该公司股票的信心，为公司融资创造有利环境。
4.2 客观原因
4.2.1 上市制度的相关规定过于严格
我国的《公司法》、《证券法》及证监会对上市公司在上市、配股、特别处理及退市等方面都做了严格规定。首先在上市方面，我国《证券法》共规定了四个条件，其中之一就是必须在近三年内连续盈利。如果一个企业未达到盈余要求又想上市，那就只能借助一些特殊手段，进行盈余管理。上市之后，公司还面临着配股、增发新股等问题，这些问题的顺利解决都需要有较高的盈利能力。此外，如果上市公司连续两年亏损就会被特别处理，连续三年亏损就会被退市，上市公司很有可能为了防止这些情况的出现而进行盈余管理。
4.2.2 会计准则的静态性与滞后性
企业会计准则是一个普遍意义上的准则，只是一个大方向上的规定，不可能具体到每一个企业，每一项业务，所以在进行具体的会计处理时，主要取决与会计人员的职业判断。就拿利润来说，会计准则规定采用权责发生制，因此利润的计算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折旧计提，存货计价，费用摊配等方面不同方法的影响，主观性很大，很容易被某些管理者利用，使其为了达到不同的目的而采取不同的盈余管理手段。总之，会计准则固有的局限性和滞后性决定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无法通过会计法律、准则来消除盈余管理。
5、研究结论及政策建议
5.1 研究结论
综上所述，我们基本可以得出本文的研究结论，即：陕西省上市公司存在着普遍的盈余管理行为，而且其盈余管理的手段具有多样化的特点。在众多的盈余管理手段中，有四种手段在陕西上市公司中显得比较突出，它们分别是：资产重组、虚构收入、巨额冲销以及地方政府扶持。因此，我们很有必要针对陕西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的情况提出相应的解决措施。
5.2 政策建议
要解决陕西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问题，需要采取以下两个措施：
第一，调整股权结构，消除一股独大局面。为了解决国有股一股独大的问题，必须要调整公司的股权结构。我国股市存在着流通股与非流通股割裂的现象，有三分之二的股份不能流通。因此，要实现公司股份的有效分散，必须增加流通股的比例，这样一来，就能够降低大股东的持股比例，逐渐实现投资主体的多元化，从而使公司股权结构由集中化向分散化转变。
第二，完善《公司法》、《证券法》及相关法规，应改变目前单一指标的衡量标准，形成一个指标体系，这样上市公司就算再有本事，也很难做到面面俱到，从而有助于遏制其盈余管理行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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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宁亚平. 盈余管理的定义及其意义研究[J]. 会计研究， 2004，（9）：62-66.
[3] 张士强 张暖暖. 我国上市公司内部控制现状与存在问题分析[J]. 审计与经济研究， 2009， （3）： 102-107.
[4] 申草.陕西上市公司造假成风，背后隐含两大病根[J/OL]. http：//.cn，2005-10-08.
[5] 佚名. 西安海星现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非公开发行股票暨关联交易报告书摘要（草案）[N]. 上海证券报， 2008-2-1（B2）.
[6] 王鹏. 从51跌破1元 达尔曼将成陕西首家退市公司[N]. 西安晚报，2005-1-10（A3）.
[7] 石丽晖 王原 马集琦. 陕西证券市场和上市公司应有更大作为[N].上海证券报：2007-09-20（A4）.
[8] 法律出版社法规中心.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M]. 1. 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 2006-09-01.
摘要：经济全球化加快背景下，我国商业银行最根本、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如何提高我国商业银行的盈利能力。本文选取了我国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之一的中国银行2005 年至2012 年数据为样本，利用多元回归法探寻影响我国中国银行盈利能力的因素，并从中找寻提升中国银行盈利能力的途径，以增强中国银行的竞争力，从而在国际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关键词 ：中国银行；盈利能力；实证分析
一、引言
2001 年12 月11 日，我国正式成为WTO 的成员。
随着我国商业银行国际化进程不断加快，我国商业银行的经营和管理必须能够符合国际化标准。与国外其他顶尖银行相比，国内商业银行业还存在很多不足，在管理理念、管理体制、管理技术和激励机制等方面都存在很大的差距，这对银行业传统的盈利模式也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同时伴随着外国银行的入驻中国市场，银行间的同业竞争日趋激烈，导致越来越多的优质客户和金融人才流入外国企业，对中国商业银行造成了很大的打击。
银行竞争力的本质是银行能够持续良好发展的能力，而银行经营的首要目标就是盈利能力。这些现实的因素迫使中国商业银行对目前盈利模式进行创新。如何优化我国商业银行收入结构、怎样提高我国商业银行的盈利水平，是一个既有现实紧迫性也有理论价值的重要问题。通过对我国国有商业银行之一的中国银行的盈利能力的研究，寻求影响其盈利能力的主要因素，从而帮助中国银行从一个更贴近市场实际的角度来度量自己的实力，找出制约其盈利水平提高的影响因素，提高盈利能力，促进我国商业银行竞争力的提高，意义重大，也是商业银行积极探索和实践的重要工作。
二、文献综述
很过学者关注于国有商业银行盈利因素的研究，国外的研究分析主要集中在重于研究其市场结构方面,尤其是关于市场集中度的影响,并逐步增加对其他盈利能力影响因素方面的研究。在这一领域内的代表人物主要是Berger, Angbazo 以及Demirguc-Kunt&Huizinga 等对商业银行盈利能力的影响因素作了较深入的研究。
Berger(1995)重点关注了上世纪80年代美国国有商业银行盈利能力与资本市场结构之间的关系,通过分析发现这两者之间存在非常显著的正相关关系。Angbazo(1997)采用美国上世纪80 年代末至90 年代初银行业数据，采用流动比率、速动比率、资产收益率等分析，发现银行收益与这些收益比率存在明显的负相关关系。而Demirguc-Kunt&Huizinga(1999)的研究表明通货膨胀率、银行规模、资本收益率对银行利润率有正相关关系。
针对国有商业银行盈利能力的研究我国的学者也进行了很多探索，他们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我国商业银行的内部特征变量以及商业银行的技术效率还有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这一指标对其盈利能力的影响以及我国国有商业银行的资产规模和其盈利的影响因素等相关方面。在我国商业银行的内部特征变量方面，赵瑞和杨有振（2009）从资本结构的角度出发,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采用计量经济学的模型对我国商业银行资本结构与盈利能力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他们发现我国国有商业银行的融资结构与其盈利能力之间呈正相关关系,但是商业银行的股权性质与其盈利能力呈负相关关系，并且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与其资产利润率呈现出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周强龙和徐加（2010）重点关于银行技术效率对国有银行盈利能力方面的影响，他们发现中国商业银行整体的技术效率状况不佳，并且对银行业整体而言，商业银行的资产规模、费用控制能力以及治理决策水平的高低对于商业银行的技术效率方面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汪冬梅、王翠春和刘廷伟（2009）研究了资本充足率这一指标对盈利的影响，发现资本充足率监管对银行盈利产生负面影响，但该影响并不具有持续性。陆军和魏煜（1999）则是把研究的重点放在国有商业银行的资产规模与盈利之间的关系上，他们研究发现国有商业银行的资产规模与银行盈利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张雪丽(2004)研究发现资本结构的一般理论不能够准确的描述我国国有商业银行的资本结构选择问题,因此她认为应当将特殊因素引入到商业银行资本结构的决定模型中。政府的担保行为是影响我国国有商业银行最优资本结构的重要因素，尤其是在政府的存款保险发生时。
三、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与样本选择
本文是对国有商业银行盈利能力影响因素的分析，为了方便研究，本文以中国银行为例，研究中国银行从2005 年到2012 年的数据，找出随着时间的发展各因素指标变化对总体盈利能力带来的影响。本文中所有的数据均来自中国银行2005 年到2012 年年报，数据的搜集有很大的困难，由于2001 年中国加入WTO 之后，中国银行从制度和业务范围等方面进行了很大的调整改变，各个财务指标发生了很大的改变，而本文研究的是加入WTO 之后的中国银行盈利能力，故在年份的选取上选取了2005年到2012 年间8年的数据进行分析。
（二）模型构建与变量选择
根据国际上考察商业银行盈利能力的通用综合性指标为参考，一般的通用指标是银行的总资产净回报率（ROA），而且是对全部资产净收益的分析，是银行盈利能力的一个重要指标，因此本文将总资产净回报率（ROA）作为银行能力能力的指标，即因变量进行研究。
影响国有商业银行的盈利能力的因素包括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外部因素主要是经济活动的景气情况、宏观经济政策和市场竞争格局等因素。内部因素包括银行的制度安排、资产规模、资本充足率、组织架构、风险控制、内部经营、业务多样化水平、营运效率等。由于外部因素单个银行无法控制并且对所有银行的影响情况相差不大，所以这里只考虑内部因素。
对于商业银行的组织架构和内部经营管理，需要商业银行不断的改进和完善。本文主要从商业银行的产权结构、银行规模、资产质量、业务多样化水平五个方面研究内部影响因素对国有商业银行盈利能力有何影响。
经过对前面盈利能力指标和影响因素指标的分析，设定总资产净回报率ROA 为因变量ROA，资本充足率为自变量CAR，非利息收入占比为自变量FLS，资产总额为ZA，不良贷款率为BLD，资产负债率为LAR。
构建模型如下：
ROA=α+β1CAR+β2FLS+β3ZA+β4BLD+β5LAR+i（1）相关变量说明见表2
四、实证结果及其分析
通过对本文构建的模型进行回归如表3所示
通过对模型各参数进行统计检验、多重共线性的检验与修复、异方差检验以及自相关的检验与修正，我们得到最终的中国银行盈利能力影响因素的模型为：
^ROA=9.579469+0.006445ZAt-0.097095 LARt
模型的实际意义说明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当资产总额ZA 每0.00001 亿元时，银行总资产净回报率增长0.006445 个百分点；当资产负债率每降低一个百分点时，银行总资产净回报率增长0.097095 百分点，符合实际的经济意义。
模型最终的结果说明在我们选定的五个因素中，资本充足率、非利息收入占比和不良贷款率与中国银行盈利能力的总资产净回报率存在不确定的关系，因此这三个因素对银行盈利能力的分析不存在很强的规律性；银行总资产和银行的资产负债率的变动对银行的盈利能力带来了很大的影响，即银行的总资产提高可以提高银行的盈利能力，银行的资产负债率过高会降低银行的盈利能力。
五、政策建议
本文以中国银行为例对我国国有商业银行中的盈利能力和影响因素进行了系统化的分析，分析发现银行的总资产提高可以提高银行的盈利能力，银行的资产负债率过高会降低银行的盈利能力我国。因此我国国有商业银行在经营过程中可以采取以下的措施来提高自己的盈利能力，增强竞争力、
（一）扩大银行规模，提升竞争力
我国国有商业银行应该适当的扩大经营规模，由于我国国有商业银行的特殊性，其在经营规模上处于垄断竞争地位，因此商业银行的经营范围以及地域范围所受的限制很小，因此提高银行的规模，扩大总资产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提高国有商业银行的竞争力。
（二）不断深化我国金融机构体制改革，加强经营管理
针对我国国有商业银行所面临的问题，要有针对性的要不断调整金融机构的产权结构以及资产负债的结构，在产权多样化的基础上确定决策、经营与监督三权分立的有效制衡机制。同时完善内部治理结构，逐步建立完善的信息披露制度。同时不断加速资金的流动，进行机构以及人员的精简，采用绩效激励机制来提高人员效率。
（三）优化资产配置，建立良好运营基础
在资产配置方面，国有商业银行应当通过规范贷款操作程序，完善档案管理等相关措施来加强商业银行的信贷管理，从而降低坏账、呆账等不良贷款，提高银行资金的利用效率，提高银行资产的安全性、流动性和盈利性，形成良好的运营基础。
（四）逐步促进银行间的有效竞争，不断提高商业银行的效率
我国银行业市场在一定程度上属于寡头垄断型的市场结构，虽然在规模和地域上的限制较少，但是过高的银行业市场集中度高并不利于商业银行的良性发展，因此，必须不断完善资本市场机制,健全法律制度体系,构造一个良好的外部治理环境,同时逐步降低我国银行业的准入门槛，促进同业之间有效竞争，逐步提高我国国有商业银行的效率，不断提高其盈利能力。
参考文献：
[1]陆军,魏煜. 我国商业银行的盈利能力与资产负债结构分析[J].金融研究,1999,11:43-48.
[2]汪冬梅,王翠春,刘廷伟. 中国资本充足监管对银行盈利影响的实证研究[J]. 财政研究,2009,07:56-60.
[3]张雪丽.商业银行资本结构研究[J].财经问题研究,2004,01:33-36.
[4]赵瑞,杨有振.资本结构对商业银行盈利能力的影响分析[J].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09,06:85-92.
关键词：盈余管理；审计收费；影响因素
引言
审计收费（AuditFee）是审计服务供需双方就审计服务供求所达成的价格，是客户与注册会计师之间重要的经济联系，是会计师事务所的主要收入来源，并日益成为事务所之间进行竞争的主要手段。影响审计收费的因素比较多，国内外大量研究成果表明，审计收费的影响因素主要有上市公司规模、经济业务复杂程度、事务所规模、上市公司所在地、审计任期、审计风险等。在资本市场与会计市场的发展过程中，普遍存在着盈余管理现象，关于盈余管理，有人持否定态度，认为其是一种欺诈性（fraud）行为（GoelandThakor,2003），是一种不道德（immoral）行为（Brown,1999）；但也有人对其持肯定态度，认为盈余管理则是企业灵活运用法规准则所赋予的会计选择权利对账面盈余进行调整，是不会在会计法禁止行为之列（宁亚平，2005）。那么，国内外学者究竟对盈余管理持怎样的态度，其与审计收费之间有怎样的关系呢？
一、盈余管理的概念辨析
关于盈余管理的概念，目前学术界尚无统一的认识，仍处于进一步探索中，但总体上来说，国外比较通用和流行的定义主要有如下三种：
（一）美国会计学家WilliamRScott（1992）在其《财务会计理论》一书中，把盈余管理定义为，“在公认会计准则允许的范围内，管理者通过对会计政策的选择从而使经营者自身利益或企业市场价值达到最大化的行为。”该观点认为，盈余管理是通过弹性地运用会计准则来操纵会计数据，本身并没有公然违反会计准则，其中隐含之意，盈余管理是正当的。该定义的基础是“理性经济人”假设，即企业管理者为了达到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目标，便自然产生了盈余管理的动机。此观点的不足之处，即忽略了“人的非理性”。
（二）HealyandWahlen（1999）指出，盈余管理是管理当局运用职业判断编制财务报告和安排交易来改变财务报告以误导利益相关者对公司业绩的理解或者影响以报告会计数字为基础的合约的结果。该定义从管理层对盈余管理的目的或动机出发，认为盈余管理是管理层为了给企业或自己谋取私利而实施的一种欺诈行为，旨在误导那些以公司经营业绩为基础的利益关系人的决策行为或影响那些以会计报告数字为基础的契约后果。
（三）Schipper（1989）认为，盈余管理是有目的地干预对外财务报告过程，以获取某些私人利益的披露管理（disclosuremanagement）,该观点是基于信息观的，因而被称为“信息观”下的盈余管理。此定义把盈余管理限定在对外报告领域，实质上是对所披露信息的操纵。
国内学者围绕这三个观点，从不同角度、不同研究目的给出过盈余管理的定义。孙铮（1999）指出不管是通过什么手段，只要是生成虚假会计信息的行为都叫盈余管理或盈余操纵，他认为盈余管理和利润操纵同属一个概念。魏明海（2000）认为，盈余管理是企业管理当局为了误导其他会计信息使用者对企业经营业绩的理解，在编制财务报告和构造交易事件以改变财务报告时作出判断和会计选择的过程。宁亚平（2004）认为，盈余操纵包括盈余管理和盈余造假两个内容，两者既为互斥关系，又是盈余操纵的全部形式，两者的主要区别是盈余管理利用合法手段使公司价值最大化，盈余造假属于违法并损害公司价值的行为。
根据以上分析，学者们对盈余管理的认识虽然存在差异，但其均体现出了：盈余管理的主体是企业管理当局，目的是使自身利益最大化，手段是选择，即主观选择的结果。而且人们已逐渐认识到盈余管理是一种客观存在的现象，只要诸如分红、上市、配股、融资等与会计信息有关，只要存在信息不对称，盈余管理就会存在。
二、盈余管理与审计收费之关系分析
独立审计作为一种市场活动，其收费标准必然受到审计市场环境的影响。从经济学角度来考虑，在完全竞争的市场环境下，用于销售的产品和服务的价格完全由市场上的供给和需求自发调节决定，而在不完全竞争的市场环境下，产品和服务的价格除了受市场因素影响外，还受到其他因素如政府管制等的影响。根据中国特殊的国情及制度背景，目前，中国的会计、审计市场尚处于不完全竞争的市场阶段，因此，对注册会计师事务所的收费，往往会受到政府管制等因素的影响。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深入发展，1998年后中国注册会计师事务所脱钩改制，成为独立核算、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社会中介机构，其承接业务时不得不考虑成本效益问题。但是，过于降低审计收费，减少审计成本的投入，提供低质量的审计报告，一旦被资本市场和理性投资获取了相关信息，不仅妨碍事务所自身的发展，而且会影响会计师事务所的声誉。因此，为了防止会计师事务所的过于压低价格招揽客户，降低审计质量，财政、物价部门对审计收费制定最低标准，实行价格管制制度。而且，为了促进中国证券市场的健康发展，提高信息披露质量，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2001年12月24日，中国证监会了《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规范问答第6号——支付会计师事务所报酬及其披露》，就上市公司在年度报告中披露有关支付给会计师事务所报酬的内容进行了规定，明确要求上市公司在年度报告中将支付给会计师事务所的报酬作为重要事项加以披露。可见，在市场经济中，作为独立审计的收费问题已引起高度重视。
在资本市场中，公开披露的会计信息成为投资者投资决策的重要信息来源，尤其是其中的会计盈余信息及其质量正受到投资者的空前关注，因为会计盈余是企业制定各种契约的重要参数。如果上市公司的业绩表现低于投资者的预期，公司的股票价格可能下跌；当公司高层管理人员的报酬与公司盈余业绩挂钩时，还可能影响公司管理人员的报酬。基于此，公司管理层会不会与审计师合谋人为地修改会计盈余，即实施盈余管理行为呢？会计师事务所作为一种市场主体，在市场经济中，必然会参与市场竞争，虽然其收费受到政府管制的影响，但其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特征决定了事务所提供服务的价格必然受市场上供求关系的影响。我们不禁要问审计收费与盈余管理之间是否密切相关呢？下面分别站在上市公司及注册会计师事务所角度分析两者的关系，为此，本文从盈余管理的概念及审计风险两方面进行论述:
（一）基于盈余管理概念角度分析两者间的关系
本文在研究盈余管理与审计收费关系时，倾向认同上面谈到的有关盈余管理的第二种定义，即盈余管理是管理当局与审计师进行合谋，报告虚假或者不真实信息，以误导利益相关者的契约过程。这种契约过程，双方各有目的，比如公司管理层通过盈余管理行为以高额审计费用购买审计意见，获得财务信息，或为了使自身利益最大化，或为了获取配股资格、或为了保牌、或为了再融资，当然还可能为了某种政治目的等，在我国特有的监管制度下，保牌、配股等契约使经理人员进行盈余管理有着强烈的动机。会计师事务所作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经济组织，审计收费是其最主要的经济来源，是其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和基本动力，因此，注册会计师事务所为了扩大市场份额、获取收入等目的，通常难以抵制以低质量审计获取高额报酬的诱惑，于是违心认可，与之合谋。这种审计合谋是社会审计独立性丧失的表现，此情况下，注册会计师出具的审计报告的真实性必然受到较大干扰，从而极大地影响到审计独立性。正常情况下，注册会计师事务所对审计业务的收费应当能够真实地反映其所提供的专业服务的价值，过高或过低的收费都可能会影响审计的独立性和审计的质量，这种审计独立性和审计质量的降低往往正是审计师与公司管理层进行盈余管理的结果。因此，反过来可以推测，存在盈余管理行为的上市公司很可能给予会计师事务所更高的审计收费。
（二）基于审计风险角度分析两者间的关系
盈余管理受到人的主观意识的影响，容易被人为地操纵，在财务报表中盈余管理比其他要素更具有不确定性，注册会计师对该项目较难审计。通常在国外，盈余管理被视为高固有风险。固有风险包括管理人员的品行和能力、行业所处环境、业务性质、容易产生错报的会计报表项目、容易受到损失或被挪用的资产等导致的风险，在中国，盈余管理也被视为固有风险；而且，中国上市公司的治理结构中，一股独大、内部人控制等现象普遍存在，这样注册会计师在审计过程中会过高地评估固有风险和内部控制风险。在某一风险水平下，注册会计师要把审计风险降低到某个合理的水平就必须增加实质性测试的范围和时间，以降低检查风险，这样注册会计师在审计过程中就会付出更多的精力，投入更多的人力和物力，耗费更多的资源，搜集更多的审计证据，来识别公司管理层实施的盈余管理行为。导致注册会计师的审计时间和审计成本增加，从而就要求其收取较高的审计费用来补偿所花费的审计成本。
另外，国内外学者已通过大量实证研究，验证了盈余管理行为与审计收费之间具有相关性。Defond和Subramanyam（1998）通过分析盈余管理度量因素之一可操控应计项目金额(discretionaryitems)，结果发现，可操控应计项目金额越高，审计师面临的诉讼风险越大，为此会相应增加审计收费。王振林（2002）、李爽和吴溪（2004）从非主营业务利润比重的角度计量盈余管理，发现客户盈余管理迹象与审计收费负相关。孟焰（2003）研究发现上市公司亏损年度有多报非经常性亏损以“透支亏损”现象，注册会计师面临上市公司管理层利用非经常性损益调节利润总额和净利润的意图，必然会在非经常性损益的审计上花费更多的人力物力，导致审计收费的增加。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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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宁亚平.盈余管理的定义及其意义研究[J].会计研究，2004，（9）.
董事会和CEO之间的关系一直是公司治理领域备受关注的问题。CEO作为经理层的领导人物，肩负着执行董事会具体决策与领导企业日常经营活动的重大责任，而董事会则履行着决策与监督职能。因此，董事会与CEO在职能、权力和责任方面相互作用与联系，董事会与CEO之间良好的关系，能够协调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导致的各种委托问题，是公司最终业绩好坏的决定性因素之一。CEO在公司具体经营决策上具有绝对权力，而在一些战略决策中也具有重要的影响力，其经营能力和努力水平会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公司业绩，而公司业绩决定了CEO薪酬和声誉的高低。当上市公司设置了CEO薪酬激励和职业契约时，CEO为了满足盈余门槛具有强烈的盈余管理的动机。如Malmendier和Tate（2009）研究发现，明星CEO为了满足市场的高业绩预期而操纵其盈余，上市公司的正向盈余管理程度较高，当CEO权力越大时，CEO操控盈余管理的倾向越明显。那么作为履行监督职能的董事会，其是否能有效遏制CEO盈余管理的倾向呢？随着2006年股权分置改革的基本完成，我国上市公司的大股东减持现象越来越多，导致上市公司股权结构趋于分散的状态，CEO实质上掌控上市公司的现象越来越多。因此，研究作为公司股东代表的董事会如何监督CEO的自利行为显得尤为重要。
二、文献回顾、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文献回顾
1．CEO权力与盈余管理。盈余管理作为会计学理论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一直是理论界和实务界的研究热点。公司管理层会通过操纵盈余来满足不同的盈余目标，如扭亏、大清洗、“保壳”以及再融资等等。随着我国市场化进程的不断推进，上市公司经过不断增发新股和并购交易，创始人股权比例逐渐下降，股权随之分散或多元化，而股权分置改革实现了上市公司股份的全流通，致使许多原非流通股股东能够减持其持有的股票，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日趋分散化。股权的分散将会导致以高管人员为代表的管理层在企业中的权力逐渐扩大，其地位逐渐提高，有些人事实上成长为企业的实际掌控者，不仅将企业所有者的权力逐渐架空，还使所有者与管理者之间出现严重的信息不对称。企业管理层掌握着财务信息，他们可以决定是否对外提供真实的信息。管理层为了自身的利益，往往会在会计准则允许的范围内采用最符合自己利益的会计政策，或“构造”真实的交易事项，对企业的盈余信息进行调整或控制。
2．董事会监督与盈余管理。作为公司治理核心内容之一的董事会能够有效地保护投资者利益，遏制管理层的盈余管理行为。文献中较多地研究了董事会的活动、规模和独立性等特征对公司盈余管理的影响，如公司的独立董事能够有效遏制公司管理层盈余管理行为，公司董事会规模越大，盈余管理行为发生的可能性越大。但张逸杰等（2006）研究发现，独立董事的比例和盈余管理的程度之间存在U型曲线关系，董事会独立性的增加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盈余管理［9］。杨清香等（2008）研究则发现，董事会规模与盈余管理的关系不确定，独立董事比例以及审计委员会与盈余管理之间的负相关关系并不显著，董事会会议频度则与盈余管理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周冬华和赵玉洁（2014）研究发现，不同的董事会特征对公司管理层的盈余管理遏制作用并不一致，董事会规模、董事长与总经理的双职合一、独立董事比例并没有对上市公司扭亏和大清洗盈余管理行为发挥出一致有效的遏制作用。综上所述，文献对董事会监管与盈余管理之间的关系并不一致，究其原因，上述文献都较少考虑董事会自身的监督能力这一内生变量。董事会监督遏制盈余管理的效果取决于上市公司董事会监督能力和管理层权力之间的角力结果。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根据管理层权力理论，由于不完善的公司治理结构，管理者实质上成为了其薪酬制定的控制者，从而旨在降低成本的股权激励机制实际上成为了管理层寻租的工具。此外，为了掩盖寻租行为，管理层通常会进行盈余管理或操纵信息披露或其他伪装。虽然上市公司的薪酬业绩契约可以激励管理层为实现契约目标而努力工作，但也诱发了管理层从事盈余管理的动机。Healy（1985）研究发现，存在上下限的管理层奖金计划的上市公司，若当期盈利高于上限，管理层有动机降低当期盈余，以避免永久丧失这部分红利；若当期盈利低于下限，则管理层有可能采取“大洗澡”的盈余管理方式来获取奖金［15］。当CEO薪酬更多使用股票和期权激励时，管理层更倾向进行盈余管理，而且应计项目比较高的企业CEO更倾向执行期权以及出售股票［16，17］。随着CEO权力的增大，公司内部股东、董事会与高管的权力制衡将趋于失效，此时，董事会对他们的监督能力更加低下，CEO可能对董事们的选聘施加影响而控制董事会，限制董事会职能的发挥［17］。在董事会监督失衡的状态下，CEO利用盈余管理来满足其薪酬契约或者资本市场预期的可能性越大。基于此，提出研究假设1。假设1：CEO权力越大，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程度越高。在理论框架内，董事会与CEO的关系表现为董事会对CEO的监督控制。董事会通过选拔、聘任CEO、指定临时CEO、培养现任CEO的继任者；制定高管人员的薪酬、奖励CEO及其团队；审批公司中长期发展战略、监督战略实施来监督管理层以约束CEO的自利行为，遏制公司管理层机会主义行为的发生。但根据管理者霸权理论（ManagerialHegemony Theory），当CEO权力过大时，董事会实际上被管理层支配，无法解决问题。因此，董事会对CEO的监督能力取决于董事会和CEO权力的角力结果。董事会稳定性特征可以作为量化董事会监督的有效性指标，公司董事会稳定性主要表现为董事会成员变动的频繁程度，并主要通过董事会规模变动或规模不变时董事会成员的更迭来表现。从具体形式来看，稳定性机制是利用内外部控制和声誉机制，通过董事会规模结构的调整和董事成员的任免和激励，监督、激励董事会有效运作，进而控制管理者的经营活动不偏离企业的长远规划和股东利益最大化目标，因此，董事会成员越稳定，其监督效果越明显［12］。董事会成员越稳定，很多先于CEO加入公司的董事会成员会继续留在公司，董事会被CEO架空的可能性越小，其监督公司管理层的效果越明显。基于此，提出研究假设2。假设2：董事会的稳定性有利于削弱CEO权力与盈余管理之间正相关关系。
三、数据来源及研究设计
（一）研究样本与数据来源选取
沪深A股主板市场（不含创业板）2007～2012年非金融类上市公司。样本筛选过程为：（1）剔除上市年限不足3年的上市公司；（2）剔除采用证监会2位代码行业分类后，年度行业数据不足10家的行业上市公司；（3）剔除财务数据缺失的上市公司。执行上述筛选过程后共收集到6835个样本数据。数据来源于CSMAR、CCER、WIND数据库，个别数据进行了手工收集，收集源于巨潮资讯和证券时报网站的年度财务报告。本文主要使用统计分析软件Stata12．0和SPSS15．0来处理相关数据并进行后续的计量分析。
（二）模型设计与变量定义
根据研究假设，采用多元回归方程检验CEO权力、董事会稳定性与盈余管理之间的关系，具体模型如式（1）和式（2）所示。其中被解释变量DA为盈余管理程度。当上市公司存在异常经营绩效的情况下，采用Jones模型（包括修正后的Jones模型）估计存在一定的偏误［18，19］。Kothari等（2005）针对此问题提出了业绩调整的方法，采用资产收益率来修正异常应计项目的估计方法，该模型发生错误的概率均低于修正后的Jones模型。因此，本文采用Kothari等（2005）业绩修正后的Jones模型来估算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程度，具体如式（3）所示。式（3）中，TAijt为第j行业中第i公司在第t期的总应计项目，以营业利润减去经营活动现金流量的余额来度量；Aijt－1为第j行业中第i公司在第t－1期的资产总额；REVijt为第j行业中第i公司在第t期的营业收入较上年度的变动额；RECijt为第j行业中第i公司在第t期的应收账款较上年度的变动额；PPEijt为第j行业中第i公司在第t期的固定资产原值；ROAijt为第j行业中第i公司在第t期的资产报酬率；εijt为第j行业中第i公司在第t期的残差。对模型（3）进行分年度分行业回归得到参数估计值，并据此计算模型拟合值。根据被解释变量的实际值和拟合值计算残差，取其绝对值来度量盈余管理程度。解释变量CEO为CEO权力。本文对于CEO权力强度的度量参考Finkelstein（1992）［21］和权小峰、吴世农（2010）［22］的研究，他们认为，CEO的中心任务是处理不确定性，这就意味着权力基础在于有能力来处理内部和外部的不确定性。内部不确定性主要来自于董事会和其他高管人员，而外部的不确定性则主要来自于公司的目标和外部制度环境。因此，他们将CEO的权力具体划分为组织权力、专家权力、所有制权力和声望权力。将CEO权力从以上四个维度进行划分，并从每个维度各自选取两个虚拟变量来度量权力强度的大小，对上述四个维度和八个测度指标进行主成分分析，采用主成分分析结果来构建CEO权力的度量指标。具体指标的定义和解释如表1所述。解释变量Stability为董事会稳定性，借鉴Crutchley等（2002）的研究方法，采用衡量董事会成员的变动比例来度量，如式（4）所示。该稳定性指标的计算结果介于0～1之间，数值越大表明该公司的董事会越稳定，反之亦然。其中，Mj表示第j期的董事会人数，Sj表示第j期的董事会成员的集合。＃（Sj＼Sj＋i）表示原来属于第j期的董事会成员集合，但已不属于第j＋i期的董事会成员集合的人数。＃（Sj＋i＼Sj）表示属于第j＋i期的董事会成员集合，但不属于第j期的董事会成员集合的人数。根据姜付秀（2013）等相关文献，模型中还加入了财务杠杆、公司规模、盈利能力、增长率等公司层面的控制变量，以控制其他变量对盈余管理的影响。各控制变量的具体含义如下所示：财务杠杆LEV，采用公司的资产负债率来表示；资产规模Size，采用公司年度资产规模取自然对数来衡量；盈利能力ROA，采用公司的资产利润率来衡量；增长率Growth，采用前3年的主营业务收入增长率来衡量；扭亏动机NK，若上市公司上年度净利润为负，当年度净利润为正，则为1，否则为0；配股资格Ins，若上市公司前三年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介于6％～7％之间，取值为1，否则为0；账面市值比MB，采用公司的每股净资产／（年末流通股市值＋非流通股×每股账面价值每股市价）来衡量；审计意见Opin－ion，若上市公司当年度被出具的审计报告为标准无保留意见，则为0，若为无保留意见加强调事项段或说明事项段，则为－1，若为无法表示意见，则为－2，否则为－3。会计师事务所Big4，若当年度上市公司审计事务所为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则为1，否则为0；公司性质SOE，采用实际控制人类别来划分公司的所有权性质，若为国有控制，则为1，否则为0；管理层持股比例Mshare，采用当年度管理层持股占总股本的比例来度量；独立董事比例OutDir，采用上市公司当年度独立董事占董事会人数的比例来度量。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分析
根据研究模型中所涉及的主要变量，计算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量，结果如表2所示。研究发现，样本公司的盈余管理整体表现为正向盈余管理，盈余管理DA变量均值为2．7798，表明我国上市公司存在着向上的盈余管理现象，但该变量的最大值和最小值差异非常大，标准差为499．8228，变量存在极端异常值现象。采用主成分因子分析后，CEO权力的均值为－0．0777，中位数为－0．0534，总体上我国上市公司的CEO权力较小。董事会稳定性的均值为0．8355，中位数为0．8889，表明我国上市公司董事会稳定性较强，董事会成员的更迭并不明显。公司特征变量方面，各变量体现出一定的差异性。部分变量存在异常的极端值，后续回归处理时将对上述所有连续变量进行1％数值的缩尾（Winsorized）处理。
（二）回归结果分析
首先基于混合数据采用最小二乘法检验CEO对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的影响，回归结果如表3所示。表3列示了模型回归结果，其中模型1研究CEO权力对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的影响，模型2和模型3进一步将盈余管理划分为正向盈余管理和负向盈余管理，研究CEO权力对正向盈余管理和负向盈余管理的影响。表3中模型1表明，CEO权力与上市公司的可操控应计绝对值呈正相关关系，表明CEO权力越大，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程度越大。模型2表明，上市公司CEO权力与正向盈余管理显著正相关，模型3回归结果显示，上市公司CEO权力与负向盈余管理显著负相关，这表明，上市公司CEO权力越大，其会向上操控盈余以满足薪酬契约和资本市场对其的业绩预期。同样地，当上市公司业绩超过预期时，CEO也存在向下操控盈余的动机，以避免永久丧失这部分红利［15］。其他控制变量方面，公司资产规模Size、资产负债率LEV以及账面市值比BM与盈余管理程度显著负相关。其原因可能是，上市公司资产规模越大，资产负债率越高以及账面市值比越高，越容易受到监管机构监督，导致盈余管理程度下降。上市公司的资产净利率ROA与盈余管理程度显著正相关，与正向盈余管理和负向盈余管理都显著负相关，这表明上市公司资产净利率越高，向上进行盈余管理程度的可能性越低，但向下进行负向盈余管理来隐藏利润的可能性越高。上市公司的扭亏动机NK和再融资动机Ins与盈余管理程度显著正相关，而且正相关关系主要体现在正向盈余管理子样本中，这表明具有扭亏动机和再融资动机的上市公司，越可能向上盈余管理以达到监管机构的要求。产权性质SOE与盈余管理程度显著负相关，这表明相对于非国有企业，国有企业的盈余管理程度较低。表4回归结果表明，董事会稳定性Stability与盈余管理显著负相关，表明董事会成员越稳定，越有利于遏制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行为，降低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程度。董事会稳定性与CEO权力的交乘项（Stability×CEO）与盈余管理显著负相关，表明董事会的稳定性能够有效削弱CEO权力与盈余管理之间的正相关关系，董事会成员越稳定，对CEO监督能力越强。进一步研究发现，这种监督能力主要体现在正向盈余管理子样本中，表明公司董事会成员对于CEO正向盈余管理行为要求比较严格，而对于CEO负向盈余管理行为可能持默许态度，因此监督效果并不明显。
（三）进一步研究：CEO权力、董事会稳定性与盈余管理———基于不同产权性质
在不同产权性质下，CEO对公司业绩的敏感程度不同，从而盈余管理的动机可能存在差异。与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相比，非国有控股管理层进行盈余管理尤其是正向盈余管理的动机是比较强的［24］。同时，国有控股企业的CEO由控股股东单位委派，且大多数总经理同时兼任董事长，形成了高管自己聘用自己，自己监督自己的局面，这势必降低股东和董事会对高管的监督和约束，赋予了高管较大的控制权［17］。因此，根据管理者霸权理论，此时董事会实际上被管理层支配，董事会对CEO的监督可能流于形式。表6的回归结果显示，在非国有上市公司子样本中，董事会稳定性Stability与CEO权力的交乘项Stability×CEO与盈余管理显著负相关，表明董事会稳定性能够有效削弱非国有上市公司CEO权力与盈余管理之间的正相关关系，而这种监督机制主要体现在正向盈余管理子样本中。但我们并没有发现国有上市公司的董事会能够有效监督CEO权力对盈余管理的操纵，表明在国有上市公司中可能存在CEO控制董事会的现象，国有上市公司董事会监督能力较弱。
（四）进一步研究：CEO权力、董事会稳定性与盈余管理———基于CEO任期的视角
董事会监督CEO的能力也会随着CEO任期的变化而变化，在CEO任职早期，新上任CEO可能有强烈的动机专注于领导力发展以适应新的工作环境、熟悉公司竞争环境、发展新的工作关系、学习新的技能和知识来满足新职位的需求，而这些都要求CEO和董事会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通过董事会的重重考验，得到董事会的认可［25］。因此，此时CEO相对董事会权力较弱，董事会能够有效地阻止这些任期较短的CEO牺牲股东的利益，去追求个人利益。而随着CEO任职时间的增长，说明CEO通过了董事会的绩效考察，其经营公司的能力得到了肯定，CEO获得了更多的公司经营运作的信息，掌握了更大的权力，董事会对CEO的约束力减弱。因此，在CEO任职晚期，CEO权力的显著增加使得其对董事会的控制力逐渐增强，董事会相对CEO权力较弱，董事会并不能有效监督CEO操纵盈余管理行为。 表6的回归结果列示了不同CEO任期下CEO权力、董事会稳定性与盈余管理的回归结果。结果显示，在CEO任期较短（Low CEO Tenure）的子样本中，董事会稳定性Stability与CEO权力的交乘项Stability×CEO与盈余管理显著负相关，表明董事会稳定性能够有效削弱任期较短时CEO权力与盈余管理之间的正相关关系，而这种监督机制仅体现在正向盈余管理情形，表明公司董事会能够有效监督CEO的正向盈余管理行为，但对于CEO负向盈余管理行为可能持默许态度。但未发现董事会能够有效监督任期较长的CEO对盈余管理的操纵，这表明随着CEO任期的增长，CEO相对于董事会权力越强，可能存在CEO控制董事会的现象，导致董事会对CEO的监督机制失效。
（五）稳健性检验
1．重新定义应计项目盈余管理指标。前文采用Kothari等（2005）模型计算了盈余管理程度，为了增强结论的稳健性我们又分别采用修正后的Jones模型重新计算公司的盈余管理水平，进行上述回归分析，研究结论保持不变。
2．重新定义CEO权力。前文采用了主成分因子分析法度量了CEO权力，由于本文研究的是CEO权力和董事会稳定性对盈余管理的影响，直接表现为CEO相对于董事会的权力。因此，采用CEO相对于前3董事会薪酬比例来度量CEO权力，该数值越大，表明CEO相对于董事会的权力越大。进行上述分析，研究结论保持不变。
3．重新定义了董事会稳定性。前文采用公司董事会成员的变动比例来度量，但该比例可能受到董事会正常换届的影响，董事会成员正常换届时，该比例越大。因此，为了避免董事会正常换届导致影响董事会的稳定性，本文手工整理了董事会离职人员中的任期和离职原因，扣除了任期到期后正常换届的董事会人员后，采用董事会成员非正常变动比例程度来重新度量董事会的稳定性，进行上述回归分析，研究结果不变。
五、研究结论
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行为阻碍了真实会计信息的传递，误导投资者对公司真实价值的判断，损害了投资者利益并严重干扰了资本市场的正常运作。因此，遏制上市公司盈余管理行为一直是各国资本市场监管的重点内容。研究CEO权力和董事会稳定性对盈余质量的影响，结果发现：
（1）CEO权力越大，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程度越高，稳定的董事会能够有效削弱CEO权力与盈余管理之间的正相关关系，而这种监督机制主要体现在正向盈余管理中，董事会对于CEO的负向盈余管理行为并无明显的遏制作用；
（2）进一步划分不同产权性质后发现，上述研究结论主要体现在民营上市公司中，国有控股企业的CEO由控股股东单位委派，CEO相对于董事会的权力更强，董事会的稳定性并不能有效监督CEO的盈余管理行为。
[关键词] 旋转门；盈余管理；关系；审计质量；公司治理
[中图分类号] F230 [文献标识码] B
一、研究背景
很大一部分审计师或者注册会计师在会计师事务所工作几年以后，通常都会选择到客户企业继续工作，到上市公司担任财务方面的负责人往往会是他们首要的选择，这被形象地称为会计行业中的“旋转门”现象。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人员的一个十分重要的职业选择和职业规划就是到企业的管理层任职。因为会计师事务所内部为审计人员提供的职业选择机会有限，而且升迁成本也相对较高，面对如此巨大的竞争压力，审计人员通常有理由和动机在会计师事务所任职几年以后跳槽到上市公司继续工作。会计师事务所人员上的这种高流动状态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这样的职业特点。审计人员和注册会计师在事务所的工作经历为他们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这对于企业的财务工作可谓是得心应手、游刃有余。这种角色的转换能给他们带来更大的发展空间和更好的发展前景。基于以上这些原因，我国目前旋转门的现象在上市公司中越来越明显。
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人员和注册会计师通常会把到企业的管理层，尤其是财务领域的管理层（财务负责人或者财务总监等）任职当做一个非常重要的职业选择和职业规划。审计人员在事务所内部获得的职业选择机遇并不多，升迁的资本也比较高，工作压力、竞争压力都相对较大。基于以上种种原因，审计人员在会计师事务所任职一段时间后再到企业继续任职的现象就不难解释，通常情况下其审计过的客户企业会作为其首要的选择对象。由此，旋转门的现象在会计师事务所和企业之间也就越来越明显。然而，现在发生的很多财务丑闻中都能发现注册会计师和客户公司之间的这种关系，也就是旋转门现象。例如曾经轰动一时的美国安然事件，经调查发现安然公司中有一百多名财务人员都是曾经为其提供审计服务的安达信会计师事务所的前雇员，而安然公司的财务总监也在安达信会计师事务所任过职，并且进行了很多盈余操控。有此可见，旋转门现象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审计的独立性，导致审计质量下降，从而会对财务报告盈余质量造成不良的影响，从而可以看出旋转门现象在一定程度上会造成严重的后果。目前我国上市公司中的旋转门现象日益明显，其与盈余管理的关系也引起了专家学者的广泛关注，然而研究的成果和结论尚且并不是很多。为了弥补这一不足，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之上进一步探究旋转门和盈余管理之间的关系，希望可以得出有意义的结论。
在规范研究方面，本文首先采用了文献分析的方法，在阅读、梳理大量的国内外文献的基础上，总结了已有文献的精华与局限，提炼出对本文具有支持指导意义的理论依据与研究思路，从两种盈余管理方式角度来看，真实盈余管理与应计盈余管理分别由两个不同的模型进行计量。
二、研究目的
目前我国的旋转门现象使监管者和行业组织者感到非常的担忧，他们普遍认为旋转门的做法可能会对客户公司的审计质量和财务报告质量产生不利的影响。旋转门效应可以协助事务所在将来的竞争中取得新业务而且躲避一定水平的审计风险，但其负面影响是可能对审计师的独立性产生影响和加剧审计市场的垄断。然而，旋转门现象会对审计师独立性或审计质量产生怎样的影响，目前国内对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并不多，而且已有的研究成果中尚未形成一致的结论。为了弥补这一空缺，进一步剖析上市公司中旋转门现象对盈余管理的影响程度，本文通过选取发生旋转门现象的上市公司和没有发生旋转门现象的上市公司作为样本，将其盈余质量进行比较，观察发生旋转门现象的公司是否进行了更高程度的盈余管理，以进一步理解审计师与客户公司形成雇用关系的潜在机理。在横向比较之外，本文也进行了纵向比较。我们考查是在审计师在与客户公司形成雇佣关系之前，审计质量已经发生减损，还是在发生了旋转门现象后由于进行了盈余管理使审计质量发生减损。本文从实例出发，通过数据处理分析，从旋转门的角度研讨对企业盈余管理的影响，并提出了相应的监管对策。希望能对克制我国企业盈余管理水平、提高审计质量、完成上市公司经营信息透明化有所贡献。
本文的研究主要是要解决两个方面的问题：（一）：通过实证分析对旋转门和盈余管理进行计量，经过修正后的Jones模型计算发生旋转门公司与没发生旋转门公司的盈余管理数值，进而经过T检验和中位数检验观察是否发生旋转门的公司盈余管理程度更高一些。（二）根据研究的结论提出相应的政策与建议，希望通过此项研究能更加引起监管部门的重视，从而加强对旋转门公司盈余管理程度的监督。
三、研究意义
财务报告反映的是企业的各项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现金流量等重要信息。它的主要作用是为企业的投资人、债权人以及管理层等利益相关者进行投资决策提供数据依据，尤其是高质量的盈余信息往往具有更大的参考价值。因此盈余信息也成为相关监管部门进行监管的重要依据。但这些年来发生了一系列的财务丑闻中大都触及企业利用盈余管理来掩盖问题，操纵利润、美化账面价值等，对投资者、债权人的决策造成了不利影响，并且打破了资本市场的良好氛围。盈余管理的研究越来越得到各国会计学家的重视，通过规范性研究和实证分析研究等方法探究了企业进行盈余管理的动机、盈余管理测度方式、与公司治理的关系等。但是就目前来看，旋转门现象与会计盈余管理之间关系的研究比较少。本文从旋转门角度出发，研究发生了旋转门现象的企业是否对其会计信息进行了更高的盈余管理。通过样本选择、数据处理进行实证分析，得出了很多有意义的论断，为监管部门抑制盈余管理提出了很多政策倡议。希望通过此项研究能更加引起监管部门的重视，制定出相应的有效的管理办法。
四、“旋转门”的含义与特征
会计行业中的“旋转门”现象可以被细分为以下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审计人员或注册会计师并不选择自己之前提供过审计效力的客户公司作为企业雇主；第二种情况是，审计人员和注册会计师选择自己之前提供过审计效力的客户公司作为企业雇主。这两种情况在表面上具备一些相似的特质，例如在会计师事务所工作过的审计人员和注册会计师通常会在财务会计与审计方面拥有更强的能力，因而为新任雇主提供财务或审计方面的服务也就更加专业。然而，这两种情况也都存在着潜在的负面结果，例如：具有审计工作背景的财务高管通常对审计业务的一般程序和方法具有更强的预见能力和反审计能力，再如，虽然离开了会计师事务所，但由于种种联系使得他们更倾向于为其原会计师事务所提供经济利益，包括影响公司选聘会计师事务所的结果，从而导致了客户公司和所聘会计师事务所之间形成了利益捆绑，不利于保护审计质量。当然，与第一种情况相比较第二种情况具有以下更为突出的特征：在到客户公司工作之前，作为审计项目组的成员，审计人员可以参与到客户公司的整个审计过程，在到客户公司工作之后，跳槽者自然会对该审计业务具备更强的预感能力和反审计能力，也更熟悉原审计项目组成员和事物所高层人员，从而也可能进行更高层级的盈余管理。
五、“旋转门”的产生原因
很大一部分审计师或者注册会计师在会计师事务所有过几年的任职经历以后，都会选择到企业继续工作，特别是到上市公司担任财务方面的负责人，这也就是会计行业中的“旋转门”现象。到企业管理层就任，是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人员和注册会计师的普遍选择。因为会计师事务所内部为审计人员提供的职业选择机会有限，而且升迁成本也相对较高，面对如此巨大的竞争压力，在会计师事务所工作若干年以后寻找一家企业作为职业发展的出路无疑是最佳的选择。会计师事务所的职业特点主要表现在其人员的高流动率方面。在会计师事务所的工作经历使他们积累了更加丰富的审计经验，从而对企业的财务工作可谓是得心应手。这种角色的转换能给他们带来更大的发展空间和更好的发展前景。基于以上这些原因，我国目前旋转门的现象在上市公司中越来越明显。
六、“旋转门”现象的可能后果
随着旋转门现象日益严重，对它的研究也越来越多。旋转门现象会产生哪些后果也是专家学者研究的重点，然而目前对旋转门现象是否会伴随着审计质量的减损，发生旋转门的公司是否会进行更高程度的盈余管理，如果进行盈余管理通常会采取哪些手段等这些问题学术界并没有得出一致的论断，而且近期的研究结论显示在旋转门现象发生后并未出现明显的审计质量减损情况；而另有一些研究结果则指出发生旋转门的公司确实进行了更高程度的盈余管理。有此可见，学术界对旋转门现象的研究尚且没有得出统一的结论，也就是可能产生两个后果：发生旋转门现象企业的审计质量并没有明显的降低，也就是说旋转门现象对盈余管理的影响不大；发生了旋转门现象的企业其盈余管理程度也更高，旋转门现象降低了审计质量，也就是说旋转门现象对盈余管理有重大的影响。本文在总结了之前所有研究结论的基础上，将进行进一步的分析与研究，希望能为旋转门和盈余管理关系的研究增添有意义的论断。
[参 考 文 献]
本文以2006～2013年沪深两市实施股权激励方案的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实证检验CFO持股对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的影响，结果表明:我国上市公司的股权激励制度激发了CFO的盈余管理行为，显著提高了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水平。进一步的研究发现，与非国有控股企业相比，国有控股企业CFO持股对盈余管理的影响更为显著，且CFO持股与正向盈余管理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与负向盈余管理之间无显著关系。
关键词:
CFO;盈余管理;可操纵应计;股权激励
一、引言
长期以来，CFO被视为CEO的人［1］，受到的舆论关注度也较CEO低［2］。但随着重大财务丑闻案件的不断曝光，作为公司财务最高负责人的CFO逐渐被推向公众视野。自美国萨班斯法案颁布以后，CFO被赋予了与CEO相等的法律责任，共同对公司财务信息的真实性负责。自此，学术界有关CFO的相关研究逐渐展开。现有文献表明，CFO在企业生产经营过程中肩负着双重责任———信托责任和经营职责［3］，监管着财务报告的整个制作过程，是会计信息质量的把关者［4］，对会计信息质量及盈余管理产生独立的影响［5］［6］［7］［8］。我国学者采用国内上市公司的经验数据进行研究，如:杜胜利和周琪(2009)在研究CFO制度特征与业绩相关性时发现，公司的业绩指标ROE与CFO的税前年薪显著正相关，由总经理或非财务专业背景人员担任CFO对公司ROE产生显著的负面影响［9］;苏文兵等(2010)利用我国沪市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进行研究，发现CFO变更对盈余管理有显著影响［10］;王霞等(2011)发现CFO的背景特征对会计信息质量产生显著影响［11］。此外，所有权性质作为企业的重要特质之一，对企业的盈余管理活动会产生显著的影响［12］。章卫东等(2014)的研究也表明，在股票期权授权前，国有控股企业的经理人比民营控股企业的经理人有更高程度的负向盈余管理倾向［13］。民营企业的CFO通常由CEO任命，而国有控股企业的CFO多由主管部门任命，使得国有企业的CFO比民营企业的CFO拥有更多的自;同时又由于国有企业内部政治升迁的刺激，国有企业的CFO会有更强的动机操纵盈余。综上所述，在研究CFO持股对盈余管理的影响时，还应把产权性质作为重要的影响因素加以考虑。国内外相关研究，大多集中在CFO变更、特征、薪酬等对上市公司业绩、盈余管理的影响方面，鲜有关于CFO股权激励对公司盈余管理影响的研究文献。股权激励具有一定的公司治理效率，但同时也会激发管理层的盈余管理动机，作为公司内部最高财务负责人的CFO，其持股对上市公司盈余管理行为有何影响?该影响对于不同产权性质的公司是否存在差异?这些都是值得我们研究的问题。因此，运用我国上市公司的数据，研究CFO持股对盈余管理的影响，对于完善CFO股权激励制度，遏制公司盈余管理行为，提高会计信息质量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本文以2006～2013年沪深两市实施股权激励方案的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实证检验了CFO持股对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的影响，以及在不同产权性质企业中的影响差异，并进一步区分正、负向盈余管理进行分组测试，分析了CFO持股对不同方向盈余管理的影响差异。我们的研究发现，股权激励制度激发了CFO的盈余管理行为，显著提高了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水平，与非国有控股企业相比，国有控股企业CFO持股对盈余管理的影响更显著。进一步的研究发现，国有控股企业中CFO持股与正向盈余管理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与负向盈余管理无显著关系，CFO持股后更倾向于粉饰公司的会计信息。本文的贡献在于:(1)以往文献大多研究的是高管股权激励对上市公司盈余管理行为的影响，鲜有学者研究CFO股权激励对盈余管理的影响，然而CFO作为公司财务工作的最高负责人，对企业会计行为选择有着不同于一般公司高管的重要作用，将CFO持股引入上市公司盈余管理行为的研究，拓展了盈余管理行为影响因素的研究范围;(2)对不同产权性质企业CFO持股对盈余管理的影响进行对比研究，验证了CFO持股激发盈余管理行为的制度背景差异。本文其余内容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为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第三部分为数据选取和研究设计;第四部分为实证结果及分析;第五部分是研究结论及建议。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
假设现代企业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产生了委托问题，所有者为了降低信息不对称产生的成本，对高管实施了股权激励措施，通过给予管理者一定数量的股权，把管理者的利益与股东的利益联系起来，进而激励管理者按照股东的目标经营企业。然而Goldman和Slezak(2006)认为，股权激励是一把“双刃剑”，股权激励既可以促使高管努力经营，提升公司价值，也可能因利益驱动诱导高管的会计信息操纵行为，从而致使公司价值下降［14］。Hall和Murphy(2002)也指出，高管股权激励机制可能成为高管谋取私利的途径［15］。Bergstresser和Philippon(2006)通过实证检验发现，当股权激励数量每增加1%时，操纵性应计利润增加11%，股权激励程度与盈余管理显著正相关［16］。谢振莲和吕聪慧(2011)在利用我国上市公司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后同样发现，管理层股权激励程度越大，盈余管理程度越大［17］。CFO作为公司核心高管中的一员，区别于一般的管理层，其对公司财务体制的管理负有终极责任，在会计政策的选择与调整上拥有直接决定权［18］，在生成财务报告的过程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19］，更便于实施盈余管理行为。Fuller和Jensen(2002)的研究发现，CEO和CFO薪酬中股票期权所占的比重越大，CEO和CFO越倾向于获取短期的股票收益，有更强的盈余管理意向［20］。而Jiang等(2010)的研究发现，在萨班斯法案出台后，相较于CEO，CFO股权激励对盈余管理的作用程度更大［21］。
同时，林大庞和苏冬蔚(2012)对中国CFO股权激励的治理效应做了研究，也发现实施股权激励会引发CFO的盈余管理行为［22］。因此，我们提出以下假设:H1:CFO持股与上市公司盈余管理水平显著正相关。已有文献研究指出，不同产权性质的企业，由于自身发展所追求目标不同，导致其所采取的会计行为也存在差异。与非国有控股企业相比，国有控股企业的管理层除了追求经济利益目标外，政治升迁也是其考虑的重要因素，甚至超过经济利益目标外。而政治升迁考核指标大多建立在经济业绩基础之上，这迫使国有控股企业的管理者努力经营，提高业绩，以获得政治提升，这也为管理者提供了盈余管理的动机。周晖等(2010)的研究发现，国有控股企业的管理者通过盈余管理手段实现个人利益，虽然管理者持股与公司业绩的相关性并不显著，但高管持股在一定程度上诱发了其盈余管理行为［23］。宋文阁和荣华旭(2012)的研究也指出，相较于非国有上市公司，国有上市公司的股权激励与其盈余管理程度之间的相关性更加显著，且国有上市公司在实施高管股权激励后，更易出现盈余管理现象［24］。而作为公司核心高管成员的CFO，在国有企业的环境中自然也避免不了追求自身业绩的提升，进而更易发挥股权激励的福利性作用，导致CFO的盈余管理倾向更强烈。此外，盈余管理按照其结果不同可分为正向盈余管理和负向盈余管理，不同方向的盈余管理对公司会计信息的影响也不同。Hribar和CraigNichols(2007)认为，仅考虑盈余管理程度而不考虑盈余管理方向，将导致错误的研究结论［25］。姜付秀等(2013)在研究CFO和CEO任期交错对盈余管理的影响后，发现两者任期交错只对正向盈余管理有显著影响，而对负向盈余管理不存在显著影响［26］。而在不同的企业性质中，盈余管理各项影响因素对于正、负向盈余管理的作用也是存在差别的。一般来说，向下的盈余管理具有隐藏性，但是向上的盈余管理与管理层的利益最大化需求相符。又由于国有企业性质的特殊性，享有“父爱效应”，使其因违规而负担的成本比较低［27］，使得国有企业更偏向于正向的盈余管理。同时国有控股企业中的CFO一般都有行政级别，注重自身的政治升迁，进而更需要业绩的支持，这也使得CFO更青睐于做大盈余。因此，国有控股企业中CFO的股权激励促使CFO更倾向于进行正向的盈余管理。基于以上分析，我们提出以下假设:H2a:与非国有控股企业相比，国有控股企业CFO持股对盈余管理的影响更为显著。H2b:与非国有控股企业相比，国有控股企业CFO持股对正向盈余管理的影响更为显著，对负向盈余管理无显著影响。
三、数据选取与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择及数据来源本文以2006～2013年沪深两市实施股权激励方案的A股上市公司所有观测值为初始样本，在研究过程中，对初始样本进行了如下处理:(1)剔除金融、保险类上市公司的观测值;(2)剔除ST、PT以及退市的上市公司观测值;(3)剔除存在样本数据缺失的上市公司观测值。最终共获得有关CFO持股记录的样本观测值2555个，其中，2006～2013年的观测值个数分别为165、177、209、195、273、461、537和538。最后，为了减弱极端异常值的影响，对所有的连续变量在1%和99%分位进行了win-sorize缩尾处理。本文所有研究数据来自锐思数据库。
(二)研究模型和变量定义1．盈余管理的度量。根据Dechow等(1995)与夏立军(2003)的检验结果［28］［29］，可操纵性应计利润DA(DiscretionaryAccruals)能够较好地衡量公司的盈余管理水平。因此，本文以可操纵性应计利润作为盈余管理的衡量指标，采用分年度、分行业的修正Jones模型来计算可操纵性应计利润DA。2．模型构建。为了检验本文的假设1，参照杨海燕等(2012)的研究文献［30］，构建模型(2):为了检验假设2，本文设计了公司产权性质CONT和CFO持股的交叉项CFO×CONT来比较不同产权性质企业CFO持股对公司盈余管理的影响差异。其中，CFO是本文的解释变量，表示CFO持股①。此外，LaFond和Roychowdhury(2008)与Berg-stresser和Philippon(2006)的研究表明，对CEO实行股权激励将增加其进行盈余管理的可能性，CEO持股与企业的盈余管理水平具有较强的相关性［34］［16］，因此本文将CEO持股作为重要的控制变量加入到模型中，以减少其对CFO持股与盈余管理之间关系的影响。另有大量文献证实，可操纵性应计利润DA与公司规模、盈利能力、成长能力、财务杠杆等因素相关［35］［36］，因此本文将这些影响因素作为控制变量，具体的变量定义见表1。根据本文假设，我们预计模型(2)和模型(3)中的系数α1都大于0。
四、实证结果及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与相关性分析表2报告了各主要连续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从表2中可以看出，上市公司CFO持股的均值为0.0037，中位数为0.0006，说明我国上市公司对CFO实施的股权激励比例较低;CFO持股的最大值和最小值分别为0.0279和0.0000，表明我国上市公司CFO持股水平存在较大差异且总体持股水平较低。CEO持股的均值为0.0626，最大值为0.6911，高于CFO的持股比例，且在样本企业间的差距也较大。可操纵性应计利润DA的中位数为0.0699，其最大值和最小值分别为0.6591和－0．8983，说明我国上市公司既存在正向的盈余管理，也存在负向的盈余管理，但50%以上的上市公司存在正向的盈余管理。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FIRST的3/4分位数为0.4519，表明有75%以上的公司的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低于50%;盈利能力ROE的1/4分位数为0.0523，说明净资产收益率小于0的上市公司比例低于25%;成长能力GROWTH的1/4分位数为0.0195，说明有75%以上的公司营业收入增长率大于0。此外，本文对主要变量进行了相关性分析(限于篇幅略去)，发现盈余管理程度DA与CFO在1%水平上显著正相关，说明CFO持股会显著提高公司的盈余管理水平，初步验证了本文的假设1。至于产权性质对CFO持股和盈余管理水平之间关系的影响，有待于下文的回归分析。
(二)回归分析1．CFO持股与盈余管理相关性的回归结果表3报告了上市公司CFO持股与盈余管理相关性的回归结果。回归结果显示:在未加入CEO持股这个控制变量时，CFO持股与可操纵性应计利润DA在1%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表明CFO持股显著提高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水平，假设1成立;在对CEO持股因素加以控制后，CFO持股与可操纵性应计利润DA的回归系数仍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假设1得到了进一步的验证。另外，回归结果显示:独立董事比例DU越大，可操纵性应计利润DA越大，但影响不显著;控股股东性质CONT对可操纵性应计利润DA有显著的负影响，说明国有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程度更低;公司规模SIZE的系数显著为负，表明公司规模越大，盈余管理程度越低;负债比率LEV的估计系数也显著为负，说明负债水平越高，盈余管理水平越低;审计意见OPIN与盈余管理显著负相关，即审计意见为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公司，其盈余管理程度更低。2．不同产权性质的公司CFO持股与盈余管理相关性的回归结果表4报告了模型(3)的回归结果。由表4可以看出，CFO×CONT的系数显著为正，表明与非国有控股企业相比，国有控股企业CFO持股对盈余管理的影响作用更显著，支持了本文的假设H2a。同样，在进一步区分正向和负向盈余管理进行回归后发现，CFO×CONT与正向盈余管理显著正相关，而对负向盈余管理不存在显著影响，研究结果同样支持了本文的假设H2b。其他控制变量对盈余管理的影响结果与表3的结论基本一致，不再赘述。
(三)稳健性测试1．前文采用分年度、分行业的修正Jones模型计算可操纵性应计利润DA，为了增强文章结论的稳健性，我们采用Kothari等(2005)设计的经业绩调整的Jones模型重新计算了可操纵性应计利润［37］，重复了上文的回归分析，除显著性水平略有变化外，实证结果未有实质性变化。2．前文对CFO持股的定义只是单纯地考虑了CFO持有的股份在企业总股份中所占的比重，而对CFO的股权激励，还应该重视CFO持股所带来的股权财富在该CFO总薪酬中的比例，这样定义体现的激励效果更为直接。因此，本文借鉴Bergstresser和Philippon(2006)以及苏冬蔚和林大庞(2010)的研究［16］［38］［39］，将CFO持股重新定义为“CFO持有的总股数"年末收盘价(年初开盘价)/(CFO总薪酬"10000)”②，CEO持股也采用类似的定义，并再次进行回归。回归结果显示，CFO持股仍与盈余管理在1%水平上显著正相关;相较于非国有企业，国有控股企业CFO持股对盈余管理的影响作用在接近10%的水平上更显著，与前文研究结论基本一致。通过上述稳健性测试，验证了本文的研究结论是稳健、可靠的。
五、结论与启示
本文以2006～2013年沪深两市实施股权激励方案的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了上市公司CFO持股对公司盈余管理的影响。检验结果表明:上市公司CFO持股与可操纵性应计利润显著正相关，说明CFO持股显著提高了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水平。然而这种影响在国有控股企业中更为显著，并且在通过正负向盈余管理分组测试后发现，在国有控股企业中CFO持股与正向的盈余管理之间的正相关关系更显著，对负向盈余管理无显著影响。以上研究结论说明，我国上市公司CFO的股权激励机制在提升上市公司会计信息质量方面并未发挥应有的积极作用，CFO倾向于通过正向盈余管理行为来粉饰报表，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这种现象在国有控股上市公司中尤为明显。本文的研究结论具有以下方面的政策启示:首先，应当充分认识CFO在公司治理中的独特作用，上市公司应该建立完善的CFO制度，明确CFO财务监督的法律责任，健全上市公司会计信息质量的保障机制。其次，重新认识CFO的股权激励制度，警惕股权激励机制的负面影响，审慎选择CFO的激励方式，在对CFO进行激励的同时，还必须对其进行约束。最后，从CFO持股对上市公司盈余管理影响方向的差别来看，监管部门和审计人员应该更多地关注上市公司的正向盈余管理行为，对实施CFO股权激励的上市公司要制定严格的监管制度，防止为了实现高管利益而粉饰公司业绩，从而确保会计信息的真实性和可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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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盈利质量，国内外学者进行了不少的研究，到目前还没有形成统一的认识。主要的观点如下：（1）强调盈利的可实现性的现金流量观点；（2）强调盈利的真实可靠和可实现性的真实性观点；（3）强调盈利的可持续性的持续性观点；（梁玉梅、叶强，2009）（4）认为盈利质量应包括盈利的真实性、可实现性、持续性、成长性的观点（王秀芬，2010）；（5）认为盈利质量应包括盈利的真实性、可实现性、持续性、成长性、获利性的观点（曾观群，2007；冯志敏，2011）。前三种观点比较片面，后两种观点较为全面。第4种观点本质即认为盈利能力是获取利润的数量方面，盈利质量是获取利润的品质方面（魏标文、陈纪南，2003），两者是同一事物的不同方面，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这是狭义的盈利质量观点。第5种观点是广义的盈利质量观点，既包括狭义的盈利质量，又包括通常所说的盈利能力。本文所指的盈利质量是指狭义的盈利质量。随着我国成为全球汽车产销第一大国，汽车产业已经成为我国国民经济重要的支柱产业，在促进经济发展，增加就业，拉动内需等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汽车行业的盈利状况如何呢？单纯的盈利能力分析并不能完全说明企业的盈利情况，只有盈利质量与盈利能力同步时才能说明企业的经营是成功的（杨莉贞，2012）。那么，汽车行业上市公司的盈利质量与盈利能力是否同步呢？本文拟构建一个综合性的盈利质量评价指标体系，对汽车行业上市公司的盈利质量及其与盈利能力的关系进行分析研究。
二、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本文以全球行业分类标准中确定的消费者非必需品行业中的汽车行业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剔除已经退市的广汽长丰、暂停上市的*ST轻骑、被特殊处理的*ST嘉陵和ST宝龙等4家公司，共得到23家上市公司的数据。文中所使用的数据为这些公司2009年―2011年的年报数据，数据来源于锐思金融数据库和中国上市公司资讯网。
（二）研究方法 为了充分研究汽车行业上市公司的盈利质量情况，本文将首先根据前面设计的盈利质量评价指标体系分项对汽车行业上市公司的盈利质量情况进行分析，然后采用综合评分法综合评价各公司的盈利质量及其相对顺序。本文之所以采用综合评分法这一传统而基本的方法却没有选择使用因子分析等客观赋权的方法是因为汽车行业部分上市公司盈利情况较差，单纯的比率分析不足以揭示上市公司真实的盈利情况，需要与相应的绝对数结合起来分析。如扬州亚星2011年的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为-152042295.6，净利润为-41646066.26，净利润现金含量指标为3.65，如果只看净利润现金含量指标该公司盈利质量很好，而事实上该公司净利润为负且经营活动现金流量甚至远小于净利润，盈利质量很差。当然，我们也可以剔除这些异常指标，但如果这样的话剔除的都是盈利质量较差的公司，最终的评价结果将较真实情况偏好，从而不能反映汽车行业上市公司真实的盈利质量。为了探讨汽车行业上市公司的盈利质量与盈利能力是否同步，本文还将首先对盈利能力进行分析。
（三）盈利质量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如图1所示，盈利质量评价主要是回答以下问题：企业的盈利真实吗？已实现的盈利收到现金了吗？没收到现金的盈利收现风险大吗？未来盈利能持续吗？未来盈利是否会增长呢？因此，本文主要从盈利的真实性、收现性、收现风险性、持续性、成长性等方面设计评价指标。另外，从财务行为角度来讲，真正赚了钱的企业与名义上赚了钱的企业是不同的，如前者会保持较高的分红率，而后者经常找理由不分红或不花钱的分红（何华、干胜道，2006）。为此，本文还从财务行为的角度引入每股现金股利指标对盈利质量进行评价。
盈利质量评价指标体系所使用的评价指标主要是一些财务比率。考虑到相对数的一些缺陷，在设计评价标准时同时结合了计算这些财务比率所用到的绝对指标。当计算这些财务比率所用到的绝对指标中有负值时认为盈利质量很差。当计算这些财务比率所用到的绝对指标均为正值时，设计具体的评价标准见表1。
三、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盈利能力分析 首先对汽车行业上市公司的盈利能力进行分析。这里使用最具综合性的净资产收益率指标。根据计算，汽车行业2009年―2011年使用净资产加权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为18.43%，其中2009年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为14.82%，2010年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为21.52%，2011年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为18.05%，可见，汽车行业上市公司2010年盈利状况最好，其次是2011年，最差是2009年。从公司的角度，宇通客车、江铃汽车、上汽集团的三年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遥遥领先，分别为32.6%、25.4%和25.2%，而其他上市公司均低于行业均值，其中亚星客车、林海股份、海马汽车、钱江摩托、金杯汽车均不足4%。
（二）盈利质量分项分析
（1）盈利的真实性分析。通过查阅这23家汽车行业上市公司的审计报告，除金杯汽车2009 年、2011年的审计意见为带强调事项段的无保留意见外，其余均为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说明会计师事务所对样本公司的财务报告质量给予了充分肯定。根据汽车行业上市公司虚拟资产占净利润的比重的统计结果，绝大多数公司虚拟资产所占比重不高，53.62%的公司虚拟资产所占比重在1%以下，累计75.36%的公司虚拟资产所占比重在5%以下，其中江铃汽车、一汽夏利、长安汽车、江淮汽车、宇通客车、东风汽车、林海股份、中航动控、中航电子、中通客车连续三年虚拟资产比重不足1%，只有金杯汽车2001年、安凯客车2009年、一汽轿车2011年的虚拟资产比重超过10%，分别为37.1%、15.5%、11.2%，有利润操纵的嫌疑。由此可见，汽车行业上市公司利用虚拟资产操纵利润的情况较少，整体盈利真实性较高。
（2）盈利的收现性分析。由净利润现金含量指标的统计结果可知，有31.88%的公司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是净利润的两倍以上，盈利的收现性很好；累计有50.72%的公司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超过净利润，其中，比亚迪、安凯客车连续三年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超过净利润，宇通客车、长安汽车、中通客车、曙光股份、江铃汽车、上汽集团、金龙汽车、迪马股份连续两年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超过净利润，盈利的现金实现程度较高，盈利质量较好。其余的公司中，有10.14%的公司净利润现金含量在-1～0之间，盈利质量较差，有18.84%的公司净利润现金含量小于-1或者净利润为负，盈利质量很差。一汽夏利连续三年盈利的收现性很差，广汽集团连续三年盈利的收现性较差。
根据主营业务收入现金含量的统计结果，31.88%的公司主营业务收入现金含量大于1，40.58%的公司主营业务收入现金含量在0.8～1之间，27.54%的公司主营业务收入现金含量不足0.8，可见三成公司的主营业务收入现金保障程度较高，盈利质量较好；近三成公司主营业务收入现金保障程度较低，盈利质量较差。从公司的角度看，上汽集团、江铃汽车、林海股份连续三年主营业务收入现金保障程度较高，一汽夏利、福田汽车、江淮汽车连续三年主营业务收入现金保障程度较低。
（3）盈利未来收现的风险性分析。根据盈利未来收现风险性指标的统计结果，10.14%的公司应收账款不足净利润的10%，假设坏账损失率为20%，则有不足2%的净利润未来无法收现，即98%以上的净利润未来可以收到现金，盈利质量很好；18.84%的公司应收账款与净利润的比例在10%～50%之间，在坏账损失率为20%的假设下，至少有90%的净利润可以收到现金，盈利质量较好。但同时有27.54%的公司应收账款是净利润的5倍以上或者净利润为负，在坏账损失率为20%的假设下，这意味着即使是正的净利润也无法收到现金，盈利质量很差。还有17.39%的公司应收账款是净利润的2～5倍，这意味着在前述假设下，有40%-100%的净利润无法收到现金，盈利质量较差。因此总体而言，汽车行业上市公司盈利未来收现的风险性偏大。从公司来看，江铃汽车、广汽集团、一汽轿车、一汽夏利连续三年盈利未来收现的风险性较低，而亚星客车、金龙汽车、中通客车连续三年盈利未来收现的风险性很大，钱江摩托、安凯客车、金杯汽车、迪马股份、中航动控、曙光股份连续三年盈利未来收现的风险性较大。
（4）盈利的持续性分析。由主营业务利润贡献率指标的统计结果可知，有33.33%的公司主营业务利润占利润总额的100%以上，盈利的持续性很好，累计有53.62%的公司主营业务利润占利润总额的80%以上，盈利的持续性较好，但同时有31.88%的公司主营业务利润不足利润总额的30%，盈利的持续性很差。故而总体而言盈利的持续性一般。从公司来看，宇通客车、中通客车、中航动控、金龙汽车、中航电子、曙光股份、北汽福田、江铃汽车的盈利的持续性一直较好，一汽夏利、东风汽车、林海股份、亚星客车、广汽集团、海马汽车盈利的持续性一直很差。根据净收益营运指数指标的统计结果，累计有43.48%的公司扣除非经常损益后的净利润占净利润的80%以上，盈利的持续性较好，其中，长安汽车、宇通客车、一汽轿车、江铃汽车盈利的持续性一直较好。累计有31.88%的企业扣除非经常损益后的净利润不足净利润的60%，盈利的持续性较差，其中海马汽车、金杯汽车、亚星客车连续三年净收益营运指数指标低于30%，盈利质量很差。所以总体而言盈利的持续性一般。
（5）盈利的成长性分析。根据主营业务收入增长率指标的统计结果，有26.09%的公司主营业务收入增长率在30%以上，累计有57.97%的公司主营业务收入增长率在10%以上，而同时只有11.59%的公司主营业务收入增长率在-10%以下，故而总体而言盈利的成长性较好。上汽集团、江淮汽车、江铃汽车、宇通客车、东风汽车、比亚迪、安凯客车、海马汽车、广汽集团等公司实现了主营业务收入三年持续的正增长。中航电子、钱江摩托、林海股份的主营业务收入增长情况较差，盈利的成长性较差。根据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增长率指标的统计结果，33.33%的公司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增长率超过50%，盈利的成长性很高，但累计只有44.93%的公司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实现正增长，被评价为盈利的成长性很差的公司比例却高达49.28%，没有公司连续三年实现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正增长，故而总体而言盈利的成长性较差。
（6）财务行为角度的分析。根据每股现金股利指标的统计结果，累计有18.84%的公司每股现金股利大于0.2元，盈利质量较好，但累计有55.07%的公司每股现金股利低于0.05元，盈利质量较差，其中有42.03%的公司没有发放现金股利。因此，从财务行为的角度分析，汽车行业上市公司总体盈利质量不高。就公司来说，江铃汽车、宇通客车连续三年每股现金股利不低于0.3元，盈利质量较好，而海马汽车、中航动控、钱江摩托、比亚迪、亚星客车、中航电子、金杯汽车三年内从未发放过现金股利，盈利质量很差。
（三）盈利质量综合分析 为综合反映汽车行业上市公司的盈利质量，了解汽车行业上市公司盈利质量的大致顺序，本文将评价结果很好、较好、一般、较差、很差分别赋予4分、3分、2分、1分、0分的分值，并将前述各反映盈利质量的指标主要依据相对重要程度赋予一定的权重，根据加权算术平均的方法计算综合得分，得分在0分至4分之间，分值越高盈利质量越高。盈利的真实性指标是盈利质量评价最基本的指标，本应赋予最高的权重，但考虑到审计意见指标除金杯汽车外均为标准的无保留意见，虚拟资产比重指标评价结果也较好，区分度不大，故赋予20%的权重，各指标分占10%。盈利的收现性指标、持续性指标、成长性指标分别赋予20%的权重，各分指标分别占10%，盈利未来收现风险性指标、财务行为角度评价指标分别赋予10%的权重。表2列示了汽车行业上市公司盈利质量的平均综合得分以及综合得分低于2分或高于2.5分的公司的得分情况。
根据表2的数据，汽车行业上市公司盈利质量三年平均得分为2.28分，比中值2分略高一点，可见盈利质量一般。2010年盈利质量指标得分最高，为2.53分，其次是2009年，2.34分，最差是2011年，1.97分。而前述盈利能力指标显示，汽车行业上市公司2010年盈利状况最好，其次是2011年，最差是2009年。造成这一差异的原因可能是盈利质量指标考虑了盈利的成长性和持续性，2009年汽车行业上市公司盈利能力虽然较差，但成长性和持续性较2011年好，故而盈利质量总体较2011年好。
从公司来看，汽车行业上市公司盈利质量综合得分低于2分的有5家公司，分别是金杯汽车、亚星客车、钱江摩托、一汽夏利、海马汽车，它们的盈利质量较差；高于2.5分的有6家公司，分别是江铃汽车、宇通客车、上汽集团、比亚迪、一汽轿车、江淮汽车，它们的盈利质量较好；居中的有12家公司，盈利质量一般。宇通客车、江铃汽车、上汽集团恰好是盈利能力排名前三位的公司，可见它们实现了盈利质量与盈利能力的同步，经营是成功的。比亚迪、一汽轿车、江淮汽车的盈利能力分别排名第9、8、6位，也是比较靠前的，它们的经营也比较成功。广汽集团盈利能力排名第5位，而盈利质量却因盈利的持续性、成长性等指标表现较差，排名第18位，未能与盈利能力同步，盈利前景堪忧。金杯汽车、亚星客车、钱江摩托、一汽夏利、海马汽车等5家盈利质量最差的公司，其盈利能力也全部居于后7位，可见其盈利情况无论是从数量上还是从品质上都是很差的，它们要改善盈利情况还有较长的路要走。
四、研究结论
从盈利的真实性来看，审计意见除金杯汽车外均为标准的无保留意见，虚拟资产所占比重也普遍较低，反映出盈利质量总体上是真实可靠的；从盈利的收现性来看，约半数公司的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超过净利润，主营业务收入现金保障程度较高的和较低的均分占三成左右，反映出盈利的收现性总体上一般；从盈利未来收现的风险性来看，应收账款与净利润的比例在50%以下的不足三成，超过200%的却高达四成半，盈利未来收现风险偏大；从盈利的持续性来看，两个指标均显示盈利的持续性一般；从盈利的成长性来看，主营业务收入虽然普遍增长，但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增长的不足半数，盈利的成长性也一般；从财务行为的角度来看，超过四成的公司没有发放现金股利，反映出盈利质量不高。
汽车行业上市公司盈利质量三年平均得分为2.28分，可见盈利质量一般。三年中，2010年盈利质量最高，盈利能力也最强。汽车行业上市公司盈利质量与盈利能力基本同步。江铃汽车、宇通客车、上汽集团盈利质量与盈利能力均排名前三位，经营很成功；比亚迪、一汽轿车、江淮汽车盈利质量和盈利能力紧随其后，经营也比较成功。金杯汽车、亚星客车、钱江摩托、一汽夏利、海马汽车盈利质量和盈利能力均较差。广汽集团等个别公司盈利质量未能与盈利能力同步，盈利前景堪忧。
本研究创新主要有：（1）明确了盈利质量的内涵。近年来关于盈利质量的研究越来越丰富，盈利质量的内涵也不断扩大，本文明确提出盈利质量应包括盈利的真实性、可实现性、持续性、成长性的观点，即盈利质量是获取利润的品质方面的观点为狭义的盈利质量观点，而盈利质量包含了获利性（盈利能力）的观点为广义的盈利质量观点。（2）理顺了盈利质量评价的逻辑关系，绘制了盈利质量评价逻辑结构图。（3）率先将尚未收现盈利的收现风险性指标和财务行为角度的每股现金股利指标引入到盈利质量评价之中，使盈利质量评价体系更为完善。（4）传统的盈利质量评价主要是对所使用的评价比率的考察，而本文将这些评价比率与计算这些比率所使用的绝对数结合起来考察，从而是评价结果更为科学。（5）没有因种种原因剔除任何正常上市的汽车行业上市公司的数据，保证了研究样本的完整性和研究结果的客观性。
限于篇幅，本文仅用6类10个指标对上市公司的盈利质量进行综合分析与评价，在设计评价标准和评价权重时有一定的主观性。何种指标在评价盈利质量时最具代表性，如何客观地设计评价标准和评价权重都是后续研究要解决的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将使评价结果更为科学。
摘要随着电力行业体制改革的加快，电力企业在生产经营中的决策已经越来越重要。为了降低企业经营风险，提高决策的科学性，运用电力技术经济分析的方法和原理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结合电力企业的实际，在可行性决策阶段和日常管理中对盈亏平衡的技术经济分析法进行阐述。
关键词电力工程 技术 经济分析
引言：传统电力工程建设项目的决策过程中，凭借的是决策者的知识能力和经验水平，具有高度的不确定性。然而，在现代电力建设中最优的技术方案都是运用技术经济分析方法理论，针对性的所要决策的问题进行定性和定量的分析论证，在此基础上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电力工程的投资效益。
1.经济分析法在电力工程可行性决策阶段的应用
1.1技术经济在可行性研究阶段中的特点
技术性经济分析在可行性决策阶段的主要任务是制定投资估算、比较参与方案、项目财务进行评价以及敏感性分析。其显著特点主要表现为:所采用的规范文件均为行业性文件和定额;工程复杂；专业技术性强，工程造价可比因素有限;方案在对比选择的过程中，将输变电工程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综合经济评价比较;工程量粗略，大多参照过去类似规模工程指标设立;工程造价受外部因素影响非常大;项目投资回收期长。因此，项目财务分析需要与投资估算同时完成。
1.2技术经济在可行性研究阶段中的内容
近些年来，国家电网公司制定了典型设计、限额设计、通用造价等多项规定和相关文件，要求各省电网公司必须重视电网规划及技术经济可行性研究工作，并对其提出了严苛的要求，可行性研究的估算编制方法及深度较以往有了很大的不同。
在新的规定文件中，电力工程可行性研究估算的内容应要满足技术经济专业核查的要求。其中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工程规模简述、估算编制说明、估算造价分析、总估算表、专业汇总估算表、工程估算表、年价差计算表、调试费计算表、贷款利息计算表及勘测设计费计算表等。
可行性研究估算需要包括项目造价分析，满足限额设计控制指标，起到控制投资的作用。在编制过程中需要注意: （1）测算编制说明需清晰地显示出工程规模和技术条件，包括估算编制的原则和依据，采用的定额、指标及设备、材料价格来源等;（2）土地征用和拆迁赔偿等应有费用计量依据;（3）分开计列工程本体和建设场地清理应;（4）工程进口设备或材料，应说明输变电工程所用外汇额度、汇率、用途，并制定相应的进口费用表;（5）提供推荐方案和对比方案的技术经济论证依据，将输变电工程投资估算与同类工程造价进行对比，列举构成造价的主要因素，并有相应的对比分析表。
可行性研究投资估算是可行性决策阶段确定工程总投资的限额。由此，为避免给项目后期建设管理带来困难和风险，科学的技术经济可行性研究工作是一项非常有价值、有意义的系统工程。
2.电力企业盈亏平衡分析是技术经济分析在经营中的应用
2.1盈亏平衡分析的原理
盈亏平衡分析是对生产经营项目从经营保本的角度来预测投资风险性的分析方法。通过对项目营运后的盈亏平衡点或保本点的预测分析，来判断该项目可承受多大的风险而不会发生亏损，并据此作为决策的依据。
2.2 盈亏平衡分析在电力需求测算方面的应用
2.2.1测算电力企业的产销量或售电量达到多少企业才能做到收支平衡。这个指标是电力企业经营决策的主要依据，是任何电力企业为了实现盈利的必要前提。
2.2.2测算电力需求量或销售额达到多少时，企业才能实现目标利润或确保完成企业的盈利计划。
2.2.3测算企业固定成本或单位变动成本发生变化时，对供电成本和利润造成的影响。
2.2.4测算供电价格发生变化时，对电力销售量和利润造成的影响。
2.2.5测算电能质量、电力服务、供电可靠性等发生变化时，对企业成本、销售收入以及利润所造成的影响。
2.3盈亏平衡分析在编制计划中的应用
为了实现用较少的资源获取较大的经济效益，达到利益的最大化，就必须事先制定好计划，提高企业应对市场变化的能力。盈亏平衡分析法在制定计划工作中主要用于:
2.3.1根据测算已有的成本、产销量和资源拥有量等有关资料来制定企业盈利计划。
2.3.2依据企业目标利润计划以及测算的供电价格、电力销售数量来确定企业成本计划，制定目标成本。
2.3.3根据企业目标利润和资源状况明确运营成本、电网改造与维护及销售计划。
2.4盈亏平衡分析在决策方面的运用
2.4.1在电量销售方面的决策。运用盈亏分析法可以解决某一时期内电力商品供应的数量、质量、服务水平与电力企业经济效益之间的关系，使其得到最优化方案。
2.4.2在经营成本方面的决策。电力行业是资金密集型行业，突出规模效益。运用盈亏分析法能科学地解决成本投入与收益规模之间的关系。
2.4.3在电力销售价格方面的决策。由于电力行业市场化的逐步建立和完善，企业在日常经营过程中，常会遇到电价调整的相关情况。例如根据用电性质和实际使用量实行梯度电价，以平衡需求量与效益的关系。在实施电价营销策略时，需要企业决策者作出正确的判断，盈亏平衡分析法可以提供科学有效的方法。
3.结束语
在电力企业的生产经营过程中，技术经济分析是提供企业科学决策的重要基础。在当前和以后的经营决策中，使用科学合理的决策与客观的评价办法，是不断提高企业的生产经营水平、决策水平的前提，对于提升企业管理，提高经济效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文章提出在可行性决策阶段和日常管理中对盈亏平衡的技术经济分析法，是两种简单实用的方法，在电力企业的生产经营中有广泛的应用前景。
参考文献：
[1]西北电力设计院等合编.电力工程设计手册.上海科技出版社.1982.
【关键词】 制造业； 盈利能力； 因子分析法； 财务绩效
中图分类号：F27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937（2016）01-0078-06
一、引言
盈利能力就是企业运用其拥有的资本和资产进行经营，从而创造出现金流量的能力。盈利能力与公司股东取得的回报成正相关的关系，也就表明判断一个上市公司是否具备投资价值与盈利能力息息相关。对于投资者来说，如何客观公允地判断某上市公司的盈利能力，一直是经济投资领域的热门话题，也是学术界研究的热点。然而，我国的证券市场还不完善，在信息的获取上，投资者与经营者、管理者获得的信息不对称。一般来说，投资者所能获取到的信息，主要是通过上市公司公开披露的财务报表，可见对财务报表所披露的信息进行真伪判别就显得很重要。因此，只有深入地分析上市公司的盈利能力，才能对上市公司的财务评价有一个客观公允的认识。
二、文献回顾与评述
自从有了生产活动，绩效评价思想也就随之产生，而以盈利能力分析为主的绩效评价真正出现，是在20世纪30年代之后伴随着后现代公司制企业的建立而发展起来的。
国外企业绩效评价体系的发展背景，以美国、英国为主要代表，大致分为了观察性、统计性、财务性、战略性评价四个阶段。20世纪之初，随着资本市场的发展，企业两权分离，利益相关者也就越来越关注企业的经营状况和财务状况，从而促进了企业绩效文化的发展。
1903年，在美国学者Pierre Dupont的主持下，杜邦公司首次把净资产收益率分解成几个重要的财务指标，从而更深入地分析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盈利能力，这也是公认的经典业绩评价方法――杜邦分析法的产生。美国学者Alexander Wole（1928）在出版的《信用晴雨表研究》和《财务报表比率分析》中首次提出信用能力指数的概念，主要将其用于评价公司的信用水平。Michael Kesneer（1939）首先研究了美国经理人的报酬和公司绩效评价之间的关系，在对公司绩效评价中对公司盈利能力进行了研究。Edward（1971）分析了30家美国跨国公司的盈利能力评价系统，指出投资报酬率（ROI）是被公司使用最多的评价盈利能力的财务指标。1991年，美国Stern Stewart咨询公司开发了一种新型的价值分析工具和业绩评价指标――经济增加值（EVA），从资本价值增值角度反映公司的盈利能力。Prowse（1992）以净利润作为因变量，通过分析1979―1984年的数据，实证研究了各个因素对公司盈利能力的影响。
我国对企业绩效评价的研究与西方国家相比较为迟缓，我国企业绩效评价的发展始于20世纪中期，财政部于1999年6月颁发的《国有资本金效绩评价规则》，奠定了我国绩效评价的基础。其中规定评价的主要内容表现在资产运营、财务效益、偿债能力和发展能力四个方面。2002年3月，财政部又修订了《国有资本金效绩评价操作细则》，将原有的指标进行了删减，较大地改进了其可操作性以及合理性。
而在西方诸多先进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我国对于盈利能力的研究起点相对比较高，从目前国内研究文献来看，主要是针对企业盈利能力的相关基本指标的讨论，以及提出各类修正评价体系的指标。尤其是近年来，对于评价企业盈利能力，更多的学者利用各类数理分析方法，并结合修正后的指标体系，进行实证研究。何有世（2003）将现行工业企业经济效益指标体系进行改进，结合十几家企业进行了因子分析法的实证研究。张俊瑞（2004）以国内外上市公司为样本，利用5年的财务会计信息，应用因子分析法，发现评价盈利能力的财务指标并不全面。张红（2010）采用主成分分析法构建了盈利能力的综合评价计量指标，利用2000―2007年的财务数据，运用因子分析法提取主成分因素，最终确定综合计量指标，并结合相关指标对房地产上市公司盈利能力进行了分析与预测。王吉恒（2013）以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为例，通过设置各盈利指标的权重，利用层次分析法得出盈利能力评价模型，并对万科企业盈利能力进行定量分析。唐建民（2013）利用因子分析法对2009―2011年家电行业板块27家上市公司的经营业绩进行了分析，结论是我国家电行业经营业绩两极分化严重，多数上市公司经营绩效表现欠佳。宋光辉（2015）从营运能力、偿债能力、盈利能力、成长能力四个角度出发，运用因子分析法和聚类分析法，综合评价了我国零部件类上市公司的经营绩效。在参考以上国内外学者的研究成果基础上，本文采用因子分析法对制造业企业盈利能力分析模型进行了构建。
三、研究设计
（一）盈利能力指标的确定
要进行模型分析，首先要选取合适的指标作为研究对象。有关盈利能力分析常见的会计利润指标与现金流量指标如表1。
指标的分析和选择过程如下：
1.由于股票市值不稳定，变动性大，通过借鉴胡志勇（2004）在《国有资本金效绩评价体系的价值相关性》中的观点，认为效绩评价值较每股收益和净资产而言，它与股票市值的价值相关性较低，难以发现其与增量价值的相关性，所以本文在指标选取中，剔除了与股票市值有关的市盈率和市净率这两个指标。
2.本文运用聚类分析中的层次聚类分析将各财务指标变量分类，层次聚类就是将距离相近的指标分为一类，本文将表1列示的除市盈率与市净率之外的11个财务指标和现金流量指标运用SPSS 13.0进行分类，分类结果如表2。
由表2可知，系统将上述11个指标分为三大类：第一大类包括了每股收益、总资产净利率、资本保值增值率、主营业务收现率；第二大类包括销售净利率、净资产收益率、每股净资产、每股股利；第三大类包括收益质量利率、每股现金净流量、盈利现金比率。在每个大类中结合指标在实际运用中的具体情况选取两个重要的指标作为研究对象。
3.第一大类中选取每股收益和总资产净利率，这两个指标在现实会计工作中经常使用。每股收益指可供分配净利润除以流通在外的普通股加权平均股数所得到的比率，反映每只普通股当年创造的净利润。总资产净利率排除了企业经营活动、投资活动、筹资活动以及国家税收政策的影响，反映每一元总资产创造的净利润，总资产净利润是企业盈利能力的关键。
4.第二大类中选取销售净利率与净资产收益率。销售净利率表示每一元的销售收入与其成本费用之间可以“挤”出来的净利润。该比率代表盈利能力的强弱。净资产收益率反映每单位股东权益所赚取的净利润，可以用来衡量企业的总体盈利能力。对于投资者来说，其综合性较好，较为全面地反映了企业的经营业绩和财务业绩。
5.第三大类中选取收益质量利率与每股现金净流量。收益质量比率表明每单位净利润中由经营活动所产生的现金净流入，反映企业净利润中的变现水平。由于企业操纵利润一般没有相应的现金流量，所以该指标可以有效防止企业操纵利润，避免给投资者带来信息误导。每股现金净流量反映单位流通股平均所获得的现金净流量，反映的是公司分派股利的最大能力。
综上所述，选择每股收益、总资产净利率、销售净利率、净资产收益率、收益质量率和每股现金净流量作为评价上市公司盈利能力的指标。
（二）盈利能力指标样本数据的搜集
本文所研究的样本数据来源是：首先在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网站搜集所有深、沪两市制造业上市公司代码，在剔除其他制造行业类公司和ST公司后，为了分析结果的准确性，在剩余的1 604家制造业上市公司中运用Excel软件随机抽取50家公司作为本次研究的样本公司；然后分别搜集这50家上市公司2012年、2013年、2014年年度财务报告数据，经过Excel整理得出各上市公司的六个财务指标，经过数据标准化处理、KMO检验和Bartlett球度检验，发现2012和2014年的KMO值分别为0.65、0.67，只有2013年数据的KMO统计量的数值在0.7以上，为了分析结果的准确性，选择2013年的数据作为样本，经过整理计算后形成50家上市公司的财务指标数据样本。
四、盈利能力分析模型构建
得到样本数据后，运用统计软件对数据进行分析，本文模型分析运用的软件是SPSS 13.0。按照以下正确步骤对数据进行详细全面的分析。
（一）数据检验
数据检验是判断收集的数据是否适合进行因子分析（用于因子分析的变量必须具有相关性）。本文采用KMO检验和Bartlett球度检验的方法对数据进行检验。其中，Bartlett球度检验是以变量的相关系数矩阵为基础，若相关系数矩阵为单位阵，则各变量是独立的，也就意味着无法进行因子分析。而KMO检验用于检验变量间的偏相关性，KMO统计量的取值一般在0―1，统计量的取值越接近于1，变量间的偏相关性则越强，因子的分析效果就越好。一般来说，KMO值在0.7以上时，就认为因子分析效果较好；低于0.5以下时，则认为因子分析效果就较差。
由表3的结果可以看到Bartlett球度检验统计量为211.394，其Sig值接近于0，可以认为相关系数矩阵与单位矩阵有显著差异，表明六个变量之间有较强的相关性。KMO统计量为0.764，大于0.7，说明该六个变量适合作因子分析。
表4是给出的共同度量表，由表4可知，所有变量的共同度量均在70%以上，因此可以认为，提取出来的公因子对原始变量的解释能力是较好的。
（二）因子提取
因子提取是从原始变量中提取出少数几个因子来反映原始变量的绝大部分信息，从而实现降维的方法。因子的提取方法有多种，本文选择的是主成分法。因子方差的累计贡献率决定了因子的数量，一般情况下，累计贡献率达到80%以上的因子，就可以确定为最后的公因子。
从表5可以得知各因子的方差贡献率和累计方差贡献率。表中第2列是“特征根”，它反映的是引入该主成分后，可以用于解释的原始变量的信息。第3列是“方差贡献率”，是某个特征根占特征根总和的比例。第4列是“累计方差贡献率”，是进行主成分个数选择的依据。一般来说，选择累计方差贡献率超过80%的前几个作为主成分。表5中因子1能解释盈利能力的权重为58.728%，因子2能解释盈利能力的权重为21.431%，因子1解释原变量的程度高于因子2，表中前两个因子总共解释了原始变量方差的80.159%，表明这两个因子能够对原始指标能够进行较好的解释。
（三）因子命名和解释
因为通过因子分析所确定的因子的含义是较模糊的，需要进行重新命名，针对所要研究的问题作出更为清晰的解释。当因子含义模糊不清时，即需要进行因子旋转，旋转后能够得到较为合理的解释。
表6是采用Varimax法得到的旋转后的因子载荷矩阵。表中第一个因子与总资产净利率（X2）、销售净利率（X3）、净资产收益率（X4）和每股收益（X1）这四个变量的荷载系数较大，主要解释了这几个变量。从实际意义上看这几个变量主要反映了与会计利润相关的指标，故将因子1命名为“会计利润”因子。而第二个因子与收益质量率（X5）和每股现金净流量（X6）这两个变量的载荷系数分别为0.85和0.774，相对其他变量较大，主要用于解释这两个变量，从实际来看，这两个变量也是与现金流量相关的变量，因此命名因子2为“现金流量”因子。
（四）因子得分的计算
因子得分，从便于理解的角度来讲就是各因子在各样本的具体取值，是各变量的线性组合。表7是由SPSS软件按照回归法估计的因子得分系数矩阵。表中第1列数据表示的是因子1中各个财务指标变量的系数，表中第2列数据表示的是因子2中各个财务指标变量的系数。
根据表7可得因子1与因子2上的得分函数：
F1=0.273X1+0.233X2+0.286X3+0.28X4-0.126X5+0.028X6 （式1）F2=-0.113X1+0.089X2-0.033X3-0.056X4+0.655X5+0.549X6 （式2）
上式中的Xi是经过标准化处理的数据，根据上式就可以确定每个上市公司因子1和因子2的数值，也被称为因子得分。有了因子得分的函数，便能得出综合盈利能力模型。
（五）盈利能力模型的确定
盈利能力模型的公式为：F=λ1/（λ1+λ2）F1+λ2/（λ1+λ2）F2 （式3）
式中的λ为每个因子对应的方差贡献率，根据表5的结果可知λ1=58.728，λ2=21.431。将λ1，λ2带入式3中，因此有了综合盈利能力得分方程：
F=0.733F1+0.267F2 （式4）
其中F1，F2分别为因子1得分与因子2得分，结合因子得分函数式1与式2通过计算整理就可以得出制造业上市公司盈利能力模型，如式5：
综合盈利能力=0.17X1+0.19X2+0.2X3+0.19X4+0.08X5
+0.17X6 （式5）
式5中Xi为标准化后的数据，X1为每股收益、X2为总资产净利率、X3为销售净利率、X4为净资产收益率、X5为收益质量率、X6为每股现金净流量。由上可以看出盈利能力的综合得分由会计利润因子与现金流量因子得分共同构成、互为弥补。其中因子1的方差贡献率为58.728%，因子2的方差贡献率为21.431%，可见因子1，即会计利润因子在盈利能力评价时占有较为重要的地位，故会计利润指标在进行盈利能力的分析时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对于摒弃传统的会计利润，一味强调现金流量指标的做法是不可取的。就盈利能力模型来说，每股收益、总资产净利率、销售净利率净资产收益以及每股现金流量对盈利能力的影响相差不大，都在0.17―0.2之间徘徊，销售净利率是影响最大的，占0.2的比重，然而要指出的是收益质量率这个指标变量对综合盈利能力的影响力相对于其他指标来说较低，只有0.08。因此，投资者在关注一个制造业公司的盈利能力时可以重点关注销售净利率。按照上述盈利能力模型就可以计算出各制造业上市公司的盈利能力综合得分，并以此进行排名。
特别要注意的是，因子得分和综合得分为负值并不代表盈利为绝对的亏损或者盈利能力为负，综合得分为负值只表明该公司的综合盈利水平处于平均水平之下（由于因子经过标准化处理后的结果）。综合得分的高低并没有一个绝对的评价标准，仅作为一个判断该企业在同行中所处位置的依据。利用盈利模型计算出制造业上市公司的综合盈利能力指数，把会计利润指标与现金流量指标进行了融合，科学地分配了现金流量指标与会计利润指标对盈利能力的影响，从而有效地克服了传统企业绩效评价体系中单纯用会计利润指标，或过多强调现金流量指标重要性的缺点，能够给投资者提供一个更为精确、客观公允的参考依据，选择盈利能力强、发展前景好的公司进行投资，从而提高投资收益，降低投资风险。
五、盈利能力分析模型的应用
将得到的综合盈利能力模型运用于实际投资决策当中，随机选择两家制造业上市公司来进行盈利能力的比较。作为投资者，现有两个投资方案：方案一是投资苏州斯莱克精密设备股份有限公司；方案二是投资东莞劲胜精密组件股份有限公司。选择这两家制造业上市公司的原因是，将因子分析得出的排名与传统的杜邦分析得出的排名进行分析比较后，发现这两家公司的排名差异大，并且都属于精密构件与精密模具加工和制造公司。假设选择投资方案的依据是盈利能力，不考虑其他因素。接下来用传统方法与盈利能力模型对其盈利能力分别进行分析，根据其2013年资产负债表日的财务数据资料得出各会计利润指标与现金流量指标，基本资料如表8。
从传统的盈利能力指标分析来看，表8中会计利润指标与公司的盈利能力呈正相关关系，即指数越高代表盈利能力越好，可以直观地得知在会计利润指标下，斯莱克公司的盈利能力指标均高于劲胜精密，从会计利润的角度看应选择斯莱克公司作为投资对象。但是，从现金流量指标来看，劲胜精密公司现金流量又都优于斯莱克，应该选择劲胜精密。如此一来，问题就显而易见了，两者得出的结论不一致，导致投资者很难作出投资选择。
从综合盈利能力得分模型的角度来分析，首先将模型中所需的每股收益、总资产净利率、销售净利率、净资产收益率、收益质量率、每股现金净流量这六个变量进行标准化。将标准化后的六指标带入综合盈利得分模型中，可以得出斯莱克因子1得分为1.63，因子2得分为-0.25，盈利能力综合得分为1.68，劲胜精密因子1得分为0.17，因子2得分为1.53，盈利能力综合得分为1.38。由因子1与因子2的得分差异可以看出，斯莱克的会计利润因子得分虽高于劲胜精密，但是现金流量因子得分为负数，低于行业平均水平，收现能力差，存在着财务风险。综合会计利润指标与现金流量指标，斯莱克的综合盈利能力大于劲胜精密的综合盈利能力，因此可以确定斯莱克公司作为投资的选择。
从以上案例分析的结果来看，在投资者进行投资时，传统盈利能力分析单个指标的比较无法判定投资选择，不能满足投资者的需求，而本文的盈利模型则能够有效解决这一问题，结合会计利润指标与现金流量指标，能够全面、准确、客观地评价该公司的综合盈利能力，给投资者提供了一个有效的参考依据。
六、结论
本文的研究立足于样本数据本身，运用层次聚类法将初选的11个会计利润指标与现金流量指标分成三大类，然后结合各个财务指标实际运用情况在每个大类里选出两个合适的指标，最后形成了六个合适的指标变量作为研究制造业上市公司盈利能力的样本指标，分别是：每股收益、总资产净利率、销售净利率、净资产收益率、收益质量率和每股现金净流量。这组指标的确立弥补了会计利润指标或现金流量单一指标基础的缺陷，并且，随着经济的飞速发展，现代盈利能力评价体系必然是将会计利润指标与现金流量指标进行融合。本文从两者相结合的角度，运用因子分析得出综合盈利能力模型公式。
从因子分析的结果来看“会计利润”因子能够解释大部分的盈利能力，其在盈利能力分析体系中的重要性是不容忽视的，由此可以看出在盈利能力分析中摒弃传统的会计利润分析指标与过分强调现金流量指标都是不可取的。从得出的综合盈利能力计算公式的分析中可知，投资者在进行投资时，应格外关注会计利润指标中的销售净利率与总资产净利率以及现金流量指标中的收益质量率。运用因子分析法将会计利润指标与现金流量指标有机结合起来，得出综合盈利能力方程，克服了传统单一指标对公司盈利能力比较的缺点，能更系统、客观、全面地对制造业上市公司盈利能力进行对比，二者具有互补性。对于投资者来说，这是一个决策投资制造业上市公司较好的评估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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盈利预测信息作为一种事前信息，能弥补传统财务报告只提供历史信息的缺陷，为投资者提供了全面而有用的决策信息。自2001年3月14日证监会将IPO公司盈利预测信息强制性披露改为自愿性披露后，我国上市公司披露盈利预测信息的意愿逐渐减弱。而且，公司披露的盈利预测信息也存在不规范和可靠性不高的情况。国内外不少学者从公司治理的角度研究了影响盈利预测信息自愿性披露的各种因素。综合起来是从股权结构、董事会特征、监事会特征等方面来研究的，而广义的公司治理结构除了股权结构、董事会特征和监事会特征外，还应包括债务结构。目前我国的有关研究中未考虑广义的公司治理结构中债务结构对盈利预测自愿性披露的影响，基于此，本文将从债务结构角度出发，研究二者之间的关系。 一、研究假设 公司短期负债由于具有速度快、弹性好、成本低的特点，在公司的债务筹资中占据很大的比重，因此，公司为获得更多的短期融资，就会自愿披露公司的盈利预测信息，向投资者显示公司的盈利能力，以提高投资者信心。因此，提出以下假设：H1：流动负债比率与盈利预测信息自愿性披露正相关。从主观的动机来看，企业长期负债比率越高，公司的筹资压力就会相对增大，在短期行为上，公司管理者为吸引更多的投资者，以较低的资本成本筹集到所需的资金，缓解长期偿债压力，就会更有动机去自愿披露盈利预测信息。因此，提出以下假设：H2：长期负债比率与盈利预测信息自愿性披露正相关。 二、数据来源和样本选取 本文将样本总体限制在IPO的上市公司，拟从2001年3月15日至2009年12月31日间在上交所上市的所有A股IP0公司中选取。IPO公司盈利预测来自于上交所网站，经下载招股说明书后整理所得，搜集数据遵循以下原则：（1）可以取得招股说明书、上市公告书；（2）盈利预测信息在招股说明书披露；（3）国泰安研究服务中心CSMAR系列数据库的财务数据可得；（4）盈利预测信息没有显著的错误。经过相关数据的整理，本研究共获得263个有效的观测值。 三、实证分析 （一）变量的选取 1．因变量 上市公司是否自愿披露盈利预测信息（DISCLOSE），如自愿披露则DISCLOSE=1，未自愿披露则DISCLOSE=0 2．自变量 流动负债比率（SDEBT）=公司平均流动负债/公司平均总资产×100%长期负债比率（LDEBT）=公司平均长期负债/公司平均总资产×100% 3．控制变量 公司规模（LNSIZE）=Ln（公司平均总资产）盈利能力（ROE）=净利润/公司平均总资产×100%预测期间（PERIOD）=IPO公司招股日期距年底的天数/360 （二）模型的建立 相比于最小二乘法，Logistic回归利用逻辑概率分布函数，能最大限度减少回归结果的失真，因此本文采用Logistic回归模型，用极大似然法来进行参数的估计。模型的表达式如下：DISCLOSE=0+1SDEBT+2LDEBT+3-nControls+ （三）相关性分析 为检验各解释变量之间是否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对各解释变量进行了相关性分析，各解释变量之间的简单相关关系如表1所示。根据表中相关系数检验结果显示，各解释变量间的相关性并不强，大多是不相关的。其中流动负债比率与长期负债比率之间的简单相关系数为0.496，并且在0.05水平上显著，说明二者之间存在相关关系。 （四）Logistic回归分析 鉴于本文的被解释变量服从0-1分布，本文选择具有普遍适用性的Logistic回归模型进行研究分析。采用Logistic回归分析，对方程的检验结果如下：根据logistic回归得出的结果，分析显示：长期负债比率、公司规模、预测期间的P值都在0.05范围之内，表明在0.05的显著性水平上，长期负债比率、公司规模、预测期间与IPO公司盈利预测自愿性披露显著相关，有上表可知，长期负债比率与IPO上市公司盈利预测自愿披露程度负相关，即上市公司长期负债比率越高，公司管理层更不愿意披露盈利预测信息；公司规模与自愿性披露水平具有正相关关系，即公司规模越大，公司管理层盈利预测披露的自愿性越高；预测期间与自愿性披露具有一定的负相关关系，也就是说，公司预测期间越长，公司管理层越不愿意进行盈利预测信息的自愿披露。而流动负债比率和净资产收益率与IPO公司盈利预测自愿性披露不存在显著相关关系。 （五）回归结果分析 （1）流动负债比率与盈利预测信息自愿性披露正相关未通过检验。表明流动负债比率对盈利预测信息自愿性披露水平的影响不显著。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随着资本市场的发展和各种类型融资工具的产生，流动负债因其灵活、多样、可转化的特点，更利于公司资本结构的调整。然而，短期负债的财务风险很大，流动负债比率较大的公司为缓解偿债压力，便于企业再融资，就更不愿意向外披露盈利预测信息，导致流动负债比率对盈利预测信息自愿性披露水平的影响不显著。 （2）长期负债比率与盈利预测信息自愿性披露正相关通过检验，但与预期结果相反。基于信息披露的动机，要想在充满竞争的证券市场获得一手信息，上市公司必须满足机构投资者、分析师以及一般投资者的需求。然而在我国，企业的股权相对比较集中，机构投资者和分析师还不足以影响上市公司管理层的决策，中小投资者的影响力也不明显。又由于长期负债比率越高，企业面临的财务风险就会越大，上市公司越不倾向于披露盈利预测信息。导致长期负债比率与盈利预测信息自愿性披露呈现负相关性。 四、结论 本文的两个假设中，假设2长期负债比率与管理层盈利预测信息自愿性披露正相关通过了检验，但检验结果与原假设相反，即上市公司的长期负债比率越高，盈利预测信息自愿性披露水平越低。导致这一结果的原因可能是，当企业长期负债比率较高时，企业面临的财务风险就会增大，上市公司越不倾向于披露盈利预测信息。另一方面，由于我国债券市场还不发达，现有的负债融资并未发挥其公司治理效应，导致长期负债比率与盈利预测信息自愿性披露呈现负相关性。假设1没有通过检验，说明流动负债比率与净资产收益率对管理层盈利预测信息自愿性披露的影响不显著。这与我国流动债务比率较高现状有关，短期负债的财务风险很大，流动负债比率较大的公司为缓解偿债压力，便于企业再融资，就更不愿意向外披露盈利预测信息，导致流动负债比率对盈利预测信息自愿性披露水平的影响不显著。#p#分页标题#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