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10-08 10:23:38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经济和文化的关系，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三中全会《决定》提出“切实维护国家文化安全”，背后具有重大战略意义。
人的生存，不只需要物质力量，也需要精神力量。对一个国家来说，也是如此。
文化产业，不仅具有经济属性，更具有文化属性、文化功能。当这种文化功能表现为一个国家和民族文化身份和文化认同时，它就成为国家的重要象征和重要内容。在现代国际文化体系中，文化产品和文化产业的市场准入制度，就是这一文化功能的集中体现。维护文化，就是维护国家利益，而这种利益就是在文化上确认“我是谁”的根本文化认同。正因为文化产业具有文化创新、文化传承、文化认同和文化表达的功能，所以一个国家的文化发展制度必然是国家战略的一部分。
除了物质力量、国防力量之外，另一个能够改变国家间力量对比关系的就是文化。一个国家不仅要有足够的物质力量、军事实力保卫其疆土安全，而且还要有足够的精神力量、文化实力保障其文化精神领土的神圣性。
当前，文化产业已经成为一个国家文化力量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文化，尤其是通过文化产品形态输入的文化，拥有一种改变人们精神世界和文化行为、进而改变现存的文化关系和文化秩序的能力。这就使得文化产业及其文化产品具有一种战略意义。对一个大国而言，它不仅要大力发展文化产业，实施“文化走出去战略”，而且还要把文化产品的进口，控制在一个与国家文化战略力量相平衡的范围内。
提供价值系统和内容系统是文化产业的核心。虽然文化产业也创造巨大的货币价值，是现代经济发展与经济竞争的重要领域。但是，通过文化产业的全球性扩张，在获得巨大的货币财富的同时，推行和输出价值观体系却始终是世界文化产业大国的国家文化战略。对文化产业市场准入的限制和对市场准入制度的挑战，都不只是经济行为，更重要的是文化政治行为，是以市场经济的名义实施文化外交与文化扩张的国家行为。因此，一个国家能够在多大的程度上拥有在国际事务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除了它的政治和经济影响力之外，一个最重要的实现方式就是他的文化产业实现国际文化贸易顺差的程度。一个拥有巨大的国际文化贸易顺差的国家，一定是拥有在国际事务中最大话语权的国家，也是具有国家文化竞争力和影响力的国家。一个国际文化贸易严重逆差的国家，不可能拥有巨大的国家文化力量。所以我们看到，《决定》当中，一方面要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一方面在引进国外文化资源时，特别强调“切实维护国家文化安全”。
（作者为国家文化产业创新与发展研究基地办公室主任，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设计学院文化产业与管理系主任、教授、博导。）
责编/周素丽 美编/石玉
关键词：语言经济；文化产业；现状；关系
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7）13-0031-02
一、语言经济与语言文化产业现状
（一）语言经济的含义
当前，语言经济在我国产业体系中尚未被单独列为一种产业的门类，但是在现实中，许多生产创造语言产品、提供语言文化服务的产业发展迅速，如语言翻译服务、语言培训产业、语言信息处理服务等。笔者借鉴了国外语言产业的分类方式与产业界定，充分结合我国语言产业业态现状，以及相关学科研究者的研究成果，对语言产业核心含义进行了初步界定，把以语言为材料、内容、处理和加工对象，从事语言文化产品生产或提供语言类服务，以满足市场对语言产品或服务的需求的产业业态称为语言经济或语言产业。即，语言产业指以语言以及语言所承载的文化要素为对象或核心内容，向市场提供各类语言产品或者语言服务，满足不同的语言市场需求的新兴业态[1]。当前海内外发展较为成熟的语言产业经济领域主要有语言文化教育培训、新闻出版及翻译、语言信息处理、语言艺术创作与传播、语言能力测评、语言能力康复、语言广告创意等。
（二）国外语言经济发展状况
以欧盟国家为例，其语言经济涵盖的领域主要有翻译、智能翻译系统开发、电话与会议口译设备研发、语言类培训软件开发、字幕和配音服务等。在美国，目前还没有语言产业的说法，但是在现实中，以语言为核心内容的产品开发与服务发展较为成熟，如语言翻译服务等，而且近年来发展速度较快[2]。
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因受历史文化、国家政策、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地缘政治的影响，语言的构成和使用也具有不同特点，其各种特点也会相应地反映到语言经济的发展上。如在英语国家发展较为成熟的语言教育培训产I以及欧盟地区的语言翻译服务业等。另外，还有近年来新兴的美国电话口译服务业、德国语言会展服务业等。在英国、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国家，因为他们拥有着英语文化资源，使其英语培训的对外输出业成为较为重要的经济业态。在欧盟地区，由于其成员国众多，语言种类繁杂，因为政治经济一体化的需要，国与国之间在政治、法律、文化、经济、社会等领域的合作都必须解决语言交流问题，因此语言互译服务较为兴盛，其服务产品种类达到390余种。
总之，在欧盟和英语国家，其语言经济的主要业态为会展服务、语言技术服务、语言教育培训、语言翻译服务等，这些行业随着全球文化经济交流的不断深化，呈现出越来越好的发展态势。同时，在欧盟和其他一些发达国家，其民间交流、区域历史文化以及政策导向等因素都直接或间接地推动着语言经济的发展。
（三）我国语言经济发展状况
近年来，我国加速融入全球化步伐，对外经济文化交流日益频繁，相应地对语言产品和服务的市场需求越来越旺盛。有需求就会有供给。当前我国语言经济的主要业态为语言创意、会展服务、语言康复服务、语言艺术创作、文字信息处理、翻译服务、语言考试培训、新闻出版、语言能力测试等[3]。自改革开放以来，国家从政策层面不断加大对英语学习的支持，这催生了语言教育培训服务行业，并创造出广阔的市场发展空间，与之同时语言出版业也发展迅速。随着贸易全球化和对外文化交流的深化，语言翻译服务业也得到了快速发展，各类语言翻译公司具备了一定的规模。在现代信息技术快速发展的背景下，少量信息的传播应用对语言服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促使文字信息处理服务行业应运而生，主要经济业态涵盖了语音服务、网络搜索、电子排版、文字输出、文字信息识别等领域，而且成为人们日常工作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前，伴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语言信息处理技术也加快了革新步伐，这必将极大丰富语言经济发展领域，推动语言经济和其他经济业态进行互动发展、融合发展，语言经济的新兴业态将会进一步拓展发展空间。
二、语言经济与文化产业的关系
（一）语言和文化之间的关系
语言是人类用于交际的语音信息符号系统。而文化是包括语言、技术、机构、目标、风俗、信仰等精神世界和生活方式的总称。语言是文化传承传播的重要工具，也是文化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相互为用、相互促进，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在相互作用中促进着文明的进步。语言具有工具性，但也是独成体系的文化系统，它既是文化的外在体现，又是文化的核心内容。另外，有些珍稀的语言文化资源，如区域性地方文艺、方言、少数民族语言等，成为珍贵的文化遗产，这些语言文化资源的保护、开发、发掘与利用，催生了独特的文化产业形态的发展，这在语言经济和文化产业间建立了紧密的联系。
（二）语言经济和文化产业的关系
语言经济可理解为包括语言信息处理、语言能力教育培训服务、语言内容产业三个领域的产业形态。语言信息处理指的是运用现代信息技术和设施对语言相关要素进行开发、传播、翻译、复制、存储等服务的产业形态，如输入法的研制与开发、中文字库的开发、在线翻译、语音识别技术开发与设施生产、办公软件开发、文字编辑系统等[4]。语言能力教育培训指的语言能力测评、语言能力提升、语言能力习得等相关服务业态。语言内容产业，指的是对语言内容本身进行市场化、产业化开发的行业业态，如语言艺术创作、语言创意、翻译服务、出版发行等。文化产业指的是文化管理部门或文化产品生产机构针对市场对文化的需求，通过资本动作和专业化的分工，向市场提供满足消费者文化认知、文化审美等各类文化需求的市场业态。
按照文化产业分类的相关政策要求，文化产业主要包含文化产品与文化类相关产品两个类别，与语言经济、文化产业界定分类标准相对照，语言内容类产业中的大多数行业都属于文化产品生产类别，如语言艺术创造、语言创意、语言出版等。其中翻译服务较为特殊，它与文化产业中的门类并不对应，但是，其可为文化产品传播和生产提供技术和能力方面的支持，如自动翻译、同声传译、书籍翻译、字幕翻译等。语言信息处理业态与文化类相关产品类别有一定程度的相关性，但重合度不大。语言信息处理业态主要是设计和生产与语言相关的识别、传播、复制、存储等方面的技术开发与设施生产经营。文化类相关产品类别涵盖的主要业态是广播电视器材、设备等产品生产经营和销售，它和语言信息处理的重合度也不大。若对二者关联进行深入研究，如影视制作出版、文字印刷器械等要使用输入法以及文字处理系统等语言产品。语言能力教育培训业态中的语言能力测评、语言能力康复、语言教育培训等不属于文化产业的范畴，但是从文化市场消费的角度来衡量，语言能力的教育培训与评价，可相应地满足、开发与刺激市场对文化产品的需求，从而进一步带动文化产业的生产与供给，也是推动文化产业的动力之一。
综上所述，语言经济与文化产业的范畴既有重合，也有前者超出后者的现象，如计算机文字处理系统、语音存储、语言识别等语言技术开发与相应设备的研制生产。语言经济最终的目的是制造和传播语言文化信息，从某种意义上讲，语言经济也可归纳到高新技术和信息产业的范畴。如果从产业内容创新的角度看，语言经济又属于内容产业；如果从生产经营的过程来看，语言产业也是以语言信息为载体的智慧运用与知识创新的过程，因此语言经济也可称橹腔鄄业形态。从其创意价值和创新性的角度来看，语言经济又属于文化创意类产业。从不同的角度，语言经济的归属各有不同，这使语言经济与文化产业之间呈现出多元交叉的状态[5]。
如果从目前文化产业外延的角度来看，文化产业的重要领域都可与语言产生不同程度的关联性，这体现了语言文化是文化产业的核心载体，语言文字作为文化创意的载体和符号，是文化产业得以发展的基础性内容。同时，语言经济的发展也影响着文化产业的发展水平，如韩剧、好莱坞商业大片、日本动漫等产品，之所以能够占据全球文化市场的主流地位，根本原因在于其语言文化的强势地位以及各国发达的语言经济。另外，语言经济的根本支撑点在于语言文化的教育传播。语言经济的发展和语言产业第链条的延伸，离不开语言教育产业，纵观国内外教育活动，他们都以语言教育培训为先导。因此，语言与语言经济是教育与教育产业发展的基础，同时语言教育产业也属于语言经济的核心内容。
（三）语言产业与语言经济的关系
学术界认为，语言产业是语言经济理论和语言经济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语言经济理论研究的对象与出发点，体现了必要的学术研究应用价值。如果从归属的范畴来看，语言产业的范围要比语言经济相对较小，语言产业是语言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不是全部内容，因为语言经济活动包含着产业化内容，同志也辐射到了经济现象、经济体制、经济结构等另外的领域。但毋庸置疑的是，语言产业和语言经济都同语言经济学有着密切的关系，语言经济学作为学科基础，是用宏观原理和工具来测量语言经济、语言产业的具体性问题，将语言和相关要素当作变量开展系统性研究，如语言产业的GDP贡献率、语言文化的创新发展对经济结构的影响程度等。
三、结语
语言产业的构成部分有的作为文化产业的支撑，有的含于文化产业的范畴之内，有的是拓展文化市场消费的途径。总而言之，语言产业的发展对文化产业有着重要作用。在今后的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要大力提升语言能力，促进文化传播和文化市场消费，同时通过语言信息处理技术的发展推进文化产品的升级，努力使语言经济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新支点、新动力。
参考文献：
[1] 李现乐.语言服务的显性价值与隐性价值――兼及语言经济贡献度研究的思考[J].语言文字应用，2016，（3）：114-123.
[2] 张晶.语言经济学及其在中国的发展[J].现代经济信息，2015，（21）：423.
[3] 李现乐.语言服务的价值与效益―― 一项针对本族语言的语言经济学研究[C]//第二届中国语言经济学论坛论文集，2011.
关键词：旅游业；文化遗产；文化旅游
中图分类号：K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728(2011)05－0074－03
一
我国是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悠久的历史为华夏子孙留下了丰富而独特的文化遗产。随着我国改革开放不断地深化，人们文化水平和文化素质的提升，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发现并认识到这些广泛分布于中国大地上的文化遗产所蕴涵的深厚的文化内涵和文化价值。于是，中国政府于1985年加入《世界遗产公约》，开始了“申遗”的历程。自1987年中国首批“世界遗产”问世以来，“遗产旅游”成为我国旅游新的热点，世界遗产地越来越受到国内外游客的青睐。然而，世界遗产地在从旅游业中获得显著经济效益的同时，也引发了旅游开发和保护的矛盾。特别是很多文化遗产和自然遗产正面临着商品经济的冲击和旅游经济过度、不当开发带来的严重威胁，甚至有从地球上永久消失的迹象。因此，如何正确认识文化遗产保护与旅游开发的关系在现阶段就显得极为重要。
文化遗产具有丰富的价值和作用。其中最核心的价值是象征价值即历史价值。遗产是历史的见证、情感认同的根基、自我认识和定位的基础。作为见证历史的实物，遗产能够使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人民产生情感上的认同，从而作为爱国爱乡教育的题材，增强民族凝聚力。遗产还具有美学价值、信息价值(科学价值)和存在价值，能够保护我们的记忆和精神家园，维护人类文化的多样性。这些都是文化遗产价值的主要方面，它决定了文化遗产保护第一的原则，同时也构成了文化遗产基本的文化内涵。这种独特的文化内涵、历史记忆和情感认同主要作用于文化与精神领域，与流行文化结合，能够对人们产生强烈的文化吸引力，从而使人们产生到遗产地旅游的欲望，为文化遗产的旅游和开发提供了可能性。此外，文化遗产还具有经济价值，它是由文化遗产的存在价值衍生出来的，可以产生直接的经济效益和间接的经济效益。这就决定了文化遗产是可以被开发和利用的，其中最重要的利用方式当属文化旅游。直接的经济效益是指与遗产地有关的门票和旅游直接经济收入，间接的经济效益是指与旅游业相关的服务行业的发展所带来的经济收入。对文化遗产的利用具有娱乐性、观赏性、体验性和休憩性，它以观赏与体验的方式进行，物质消耗少，可重复消费，是构成现代旅游产业的基础资源、稀缺资源。
然而，文化旅游对文化遗产来说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旅游者对文化遗产日渐增长的需求在政治上和经济上为扩大保护活动提供了强有力的证据；但另一方面，人们对文化遗产的访问量日渐增长，他们忽视其文化价值而对其过度使用、不恰当利用以及商品化处理，对遗产的完整性造成了真正的威胁。
二
ICOMOS于1999年颁布的《关于文化旅游的国际》指出：“国内和国际旅游继续作为文化交流的最重要的工具之一，为我们提供了解经历岁月沧桑和社会洗涤的有个性的生活经历的机会。它日益成为自然和文化保护的一支积极的力量，旅游可以为文化遗产创造经济利益，并通过创造资金、教育社区和影响政策来实现以保护为目的的管理。它是许多国家和地区经济的主要部分，如果成功地管理，可以成为发展中的一个重要因素。”人们通过文化旅游可以充分认识到文化遗产所蕴涵的独特魅力和文化价值，从而产生主动保护这一人类文化财富的自觉意识。地方政府会因为文化遗产成为当地的标志和象征而采取措施主动保护该地区的无形资产，旅游开发商会因为文化遗产旅游带来的经济效益和丰厚的利润而对其进行适当的保护和维护，以使文化遗产可以得到可持续利用，源源不断地创造经济价值。文化遗产的保护不只是少数文化遗产管理专家的责任，也不只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其他非政府组织和社会公益机构、国家及地方政府的责任，文化遗产的保护需要全世界公众的共同参与。要想提高民众的文化遗产保护意识，首先就必须让民众对这些重要的文化遗产有比较深入的了解，使他们能够真正认识到保护遗产的意义所在，而旅游是达到这一目标的最直接有效的途径。通过外出旅行，民众可以亲自到达遗产地，与文化遗产进行面对面的交流与接触，这一方式更容易给游客带来情感上的震撼，使他们的心灵更贴近文化遗产所代表的文化内涵和历史记忆，从而引起情感上的共鸣与认同。这将会促使民众产生想要保护文化遗产、使它们永存于地球家园、供更多的游客参观游览的愿望。因此，在文化遗产的保护问题上，旅游活动所起的宣传作用是不容忽视的，这种公众意识和支持会转化为对未来保护行动更为有利的政治上的和资金上的支持。
另一方面，旅游的本质是一种商业活动，商业活动必然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原则，将文化遗产的经济价值作为首要价值，努力使文化遗产创造出更大的经济效益。相反，文化遗产的保护以文化遗产的文化价值为首要价值，文化遗产的保护具有广泛的社会意义，保护的目标更多是追求一种公共利益和文化、社会效益，维护地方传统和特色，维护人类文化的多样性，促进人类文明的演进。因此，文化旅游活动和文化遗产保护是由两种不同甚至对立的价值观作为指导的，如果处理不好，两者间必然会发生矛盾和冲突。对文化遗产商业化的经营和开发模式与遗产保护产生的矛盾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过度的商业化经营会导致景区的城市化、商业化与人工化。以及超容量接待等。如丽江古城，大批外地人进入租房开店，原来的生活街区变成了商贸旅游区，主要街道商铺林立，人声嘈杂，古城那种宁静古朴的氛围被严重破坏。有关部门盲目追求短期经济效益，漠视、无视文化遗产的脆弱性和旅游承载力问题，超容量接待旅游者，数量庞大的旅游流造成各种污染，人为地加速了文化遗产的破坏程度和消亡速度。又如敦煌莫高窟，由于前些年过量的游客接待使得窟内局部环境进一步恶化，过多的游客呼出的二氧化碳使洞窟内的壁画迅速掉色、脱落，对莫高窟的珍贵文物造成了无法修复的破坏。二是在对遗产进行开发的过程中，无视遗产保护的真实性和完整性原则以及长期保护和可持续利用的需要，只考虑商业开发而对遗产乱搭乱建，使遗产逐渐丧失真实性和完整性价值，遗产本体和环境遭到破坏。在文化遗产地不适当的地方滥建宾馆饭店、商店、别墅、缆车索道和大体量景观建筑，如泰山为建索道，月观峰景点被炸掉1／3；庐山在核心景区建大型旋转观景台与周围自然历史环境形成鲜明的对比：南京在钟山风景名胜区内建山顶观景台，使得这座钢筋混凝土的庞然大物“雄踞”钟山之颠；等等。诸如此类的无序建设使得文化遗
产的真实性和完整性遭到不同程度的影响和破坏。三是商业化经营者“重当前利益，轻长远利益；重局部利益，轻全局利益；重直接利益，轻间接利益”的错误价值观和行为对文化遗产造成的潜在威胁。随着遗产旅游的快速发展，旅游人数急剧上升，遗产保护区开始面临着越来越大的生态环境压力。如交通流量剧增，用电量大幅攀升，废气排放量增多，空气质量下降，噪音污染加重，垃圾增多等等，生态环境遭到破坏。究其原因，在于不能正确处理遗产保护和发展旅游之间的关系。“先污染、后治理，先破坏、后重建”的遗产旅游发展模式导致了遗产地生态环境严重失衡。
三
BobMekercher和Hilarv du Cros在《文化旅游与文化遗产管理》一书中，从旅游管理学的角度为我们阐述了旅游与文化遗产保护之间可能建立的七种关系：一是完全合作，即双方为共同利益真正合作。二是工作关系，即意识到相同的需求和利益，并为确保双方的利益得到满足而努力。三是和平共存，即分享相同的资源，在文化遗产的利用中获得共同的利益，但是大部分程度上依然是独立分离的。四是平行生存，即相互分离，各自独立，很少接触或没有接触。五是温和烦恼，即一方利益相关者对另一方发生目标干扰，利益相关者之间缺乏相互了解，但没有真正的冲突。六是初期冲突，即难以用简单方法解决的问题出现，权力改变，主导性利益相关者出现，其需求对已存在的另一方利益相关者具有危害性。七是全面冲突，即利益相关者之间出现公开的冲突。在实际运作中，文化遗产保护与文化旅游间要形成完全合作的关系是很困难而且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两者的目标和价值观在根本上是不同的。缺乏根本上的共同利益不可能形成完全合作的关系。因此，文化遗产保护与旅游理想中的最佳关系应该是一种工作关系，尽管要形成这样的关系也很困难，但并非是不可能的。工作关系的建立能够使保护和发展协调进行，从而实现文化遗产的可持续利用和文化旅游的可持续发展。目前，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文化遗产保护与文化旅游的关系大都维持在和平共存与平行生存的关系上，并向工作关系的方向上不断努力，而在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与文化旅游的关系不容乐观，大都处在平行生存与温和烦恼的阶段，甚至有些地方处于初期冲突的阶段。
四
[关键词] 生态环境；少数民族；异地求学；文化断层；教育；塑造性
[中图分类号] D633.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893X（2013）01?0010?04
生态环境，即由生态关系组成的环境，指影响人类与生物生存和发展的一切外界条件的总和[1]。生态环境至少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人类与生物体赖以生活和生存的自然环境，包括大气、水、空气、土地、能源和资源；二是影响人类、生物的有利和不利的生态因子，包括生态结构和生态因子相互作用的关系和[2]。广义的教育是指一切增进人们的知识和技能、影响人们的思想品德的活动。狭义的教育主要是指学校教育，是教育者按照一定社会的要求，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地对受教育的身心施加影响，把他们培养成为一定社会所需要的人的活动[3]。无论是广义的教育，还是狭义的教育，教育都一个系统的、持续的、不断自我修正的过程。这个过程中，教育的效果又会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本文以异地求学的少数民族为研究对象，对生态环境变迁下教育塑造性发挥的影响因素进行初步的分析。
一、教育对个体的塑造和生态环境对教育的制约
1. 教育对个体的塑造
教育就是把人类积累的生产斗争经验和社会生活经验转化为受教者的智慧、才能与品德，使他们的身心得到发展，成为社会所要求的人[4]。教育自从产生以来就与人生活的生态环境息息相关。生态环境制约着人的物质生产、生活方式的选择、社会组织制度的选择和包括价值观在内的文化模式的选择。生态环境的改变也会影响居民的社会生活环境的转变，社会生活环境的转变进而引起以维持、延续人口生存繁殖和维持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制度的教育目的的转变。教育对个体的塑造性在于应社会的要求对受教育者提出不同的要求，并实施不同的教育过程。例如，古代母系社会中女性至高的地位，家族的继嗣制度的延续，都是由婴幼儿期起就耳濡目染的生活化教育过程所维系的。随着私有财产的出现，男性生产地位的提高，引起了母系社会向父系社会的渐变。伴随着这一过程的是整个社会体制、物质生产方式、男女地位的彻底转变，新一代的儿童们不再接受之前的母系氏族的社会化教育，转而接受适应于父系社会的亲属关系和社会关系的社会化教育。
2. 生态环境对教育的制约
生态环境的改变包括所居住的生态环境的自然改变和由于人口迁移引起的所居住生态环境的改变。对于前者来说，随着生态环境的自然改变，居民适应自然、改变自然的生产生活方式随之而改变。如在草原环境中，少数民族牧民的学校多随着草场的变换而四季迁移。随着草原的减少和人口的增多以及城市化的发展，牧民们逐渐定居于某处，学校有了四季固定的场所。这种随着自然环境的变化而引起的学校校址的改变，不仅仅涉及到教学方式的改变，还包括教学内容和目的的改变。学校教学目的从促进受教育者适应牧民生产、生活的目的过渡到促进受教育者适应定居社会生产、生活的目的。另一种由于人口迁移而引起的居住环境的改变则侧重于迁移个体适应所迁移处的社会和学校教育。学校教育在一定程度上扮演着培养社会劳动力的任务，在湿地环境下的受教育个体迁移到严寒地区后，必要面对重新适应所迁入地教育的任务。而对两种教育理念、教育方法、教育目的的转换和衔接则是移居者所面对的主要问题。本文所探讨的对象属于第二种情况，即少数民族离开原有生态环境去异地求学而引起的生态环境改变的现象。
教育是实现个体社会化的工具之一，洛克（John Locke）的“白板论”虽然有夸大教育功能的成分，但是它指出了教育过程略带主观性以及教育为个体的可塑性提供了可能的教育基本性质。教育对个体的塑造性与个体对生态环境的适应性是人的可塑性和人的适应性的双重属性在社会和生态环境中的体现。
二、我国民族地区生态环境对少数民族影响的持久性和少数民族对生态环境的依赖性
1. 我国民族地区生态环境概况
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到1993年底，我国先后建立了5个自治区，30个自治州，123个自治县（旗），民族自治地方总面积为619.19平方公里，占全国总面积的64.5%。其中耕地面积1751.54万公顷，森林面积4786.67万公顷，森林林木蓄积量52.43亿立方米，淡水面积407.82万公顷。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的生态资源，虽然不乏肥田沃土、茂密森林、丰富矿藏，但我国少数民族大都地处祖国边疆、偏远山区、牧区，其中大部分属高山、高寒山区、山间盆地、坝区、草原、沙漠戈壁地区。土壤瘠薄、有机物含量较低，植被稀疏，岩石裸漏，降雨量少，气候多样，以寒冷、干燥为主，气温较低[5]。我国民族地区的气候类型也复杂多样，东部季风气候显著，主要包括：吉林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内蒙古东部、甘肃南部、青海东南部、川西和东南部的一部分地区。西部大陆性气候强，干旱、半干旱气候面积大。内蒙古高原、黄土高原、天山山地等民族地区，为半干旱气候区；塔里木、准噶尔和柴达木盆地等民族地区，为干旱气候区。在东部季风区的民族地区，从南到北有热带、亚热带、中温带、寒温带季风气候。民族地区东西部干湿变化明显，从东到西可划分为湿润、半湿润、半干旱、干旱地区。 2. 我国少数民族所处的经济文化类型
不同的自然环境影响着居民的经济文化类型。经济文化类型是指居住在相似的生态环境之下，并操持相同生计方式的各民族在历史上形成的具有共同经济和文化特点的综合体[6]。不同的生态环境制约着居民经济文化类型的选择。我国少数民族所处的经济文化类型有：采集渔猎经济文化类型组，如我国东北的鄂伦春族、赫哲族；游牧经济文化类型组，如我国哈萨克族、蒙古族、藏族和东北的鄂温克族和达斡尔族；农业经济文化类型组，其中属于山地雨林混合农业的有我国的门巴族、珞巴族、独龙族、怒族、佤族、德昂族、景颇族、基诺族及部分傈僳族、苗族、瑶族、畲族、高山族等族。属于锄耕狩猎农牧混合型的有我国的羌族、纳西族、彝族、白族、普米族、拉祜族、部分藏族、傈僳族等。属于犁耕农业的有我国的傣族、壮族、侗族、水族、仡佬族、毛南族、黎族、朝鲜族等；随着生产力和生产工具的进步，现在世界上多数民族已经过渡到现代工农业牧业类型组，即商品化农牧业、商品化的种植园农业和城镇工农业综合经济文化类型[7]。
3. 生态环境对民族群体的心理和文化影响的持久性与个体对其生存的生态环境的依赖性
不同的生态环境通过不同的经济文化类型和物质生产方式作用于居住群体的内心世界，对该群体的心理和文化都有重要的持久的、稳定的影响。该影响不仅通过饮食方式、居住方式等生活习惯来体现，还沉淀在民族心理中，并通过族系世代的延续不断地被条理化、合理化。生态心理学家尤·布朗芬布伦纳（U.Bronfenbrenner）基于环境对个体行为、心理发展的重要影响提出了人类发展生态学理论。注重生态环境对个体行为、心理发展影响的生态心理学家们普遍认为生存经济的执行不同，需要不同的技能，造成认识发展的差异。自然生态环境如气候、地理位置等客观因素的不同决定着不同民族采取不同的文化适应模式以维持自身的生存发展。生态环境既决定着民族共同体的生产与生活方式、民族共同体的经济水平及社会组织形态，也制约着民族共同体的社会心理和价值判断标准。
民族个体的社会化过程，既是个体在生态环境和社会环境潜移默化的影响下，把社会运作制度和文化模式内化为心理结构和知识结构的过程，也是在系统的学校教育指导下的学习和成长过程。民族个体通过家庭生活、社区教育和学校教育等多种途径不断地社会化，逐渐形成了适应其所在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思维方式、生存心理和文化模式。这一文化适应过程具有连续性，不易被改变。不同民族由于生存环境的不同，形成自己独特的观察力、记忆力、注意力、想象力、思维力、创造力等智力因素以及不同的兴趣，情感、意志、性格、气质、动机、信念、世界观等非智力因素。这些特征都是与其生存的生态环境和社会文化环境相适应的。移居到异地求学的民族个体，由于异文化的不同，在教育衔接的过程中会出现的心理发展连续性的断层和文化的断层乃至冲突现象。
三、异地求学的少数民族在教育衔接过程中面临的文化断层和再适应过程
随着经济的发展、科技的进步和通讯交通工具的发展，异地求学、就业已经成为一种社会现象。少数民族地区，尤其是少数民族自治区的少数民族学生异地求学是一种普遍的特殊社会现象。少数民族异地求学群体的不适应不仅表现在外显的语言文字、人际交往方式、生活方式和风俗习惯上，还表现在由于其不同的、行为准则、思维方式而引起的心理体验上和文化模式上的冲突。生活在少数民族自治区的少数民族个体进入到异地学校之后，课堂教学的方式、课堂教学语言的选择都发生了变化，作为学习手段的语言使用情况的变化引起了学习成绩的变动，以汉语为主要交际的普通学校，会使少数民族个体学习过程中出现语言转换的困境，引起学习成绩负向的波动。此外不同的和宗教习俗也会引起教育过程中的不适应情况。不同的宗教含有不同的民族禁忌，对于宗教风俗习惯的忽略会引起不同民族同学间隔阂，在这种隔阂中，作为外来移居者的少数民族个体更容易产生心理上的不适应现象，从而在促进少数民族个体适应主流文化的教育过程中停滞不前。
生态环境的不同决定着社会生产、生活方式和社会规范的不同以及社会群体心理的不同和文化发展模式的不同。著名人类学家爱德华B.泰勒（Edward Burnett Tylor）首次完整的界定了文化的定义，即文化是一个复杂的总体，包括知识、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人类在社会里所得到的一切能力与习惯。异地求学的少数民族在教育过程的衔接上会出现心理和文化的断层问题。适应于原居住地的心理状态和文化模式不再适应新移居地。一种文化的承担者对在一定生态环境下形成的、由一定生态环境所制约的文化的继承是适应于该种生态环境的表现，生态环境的转变要求个体对新的生态环境做出新的反应，个体在尚未找到合理的方式适应新环境的情况下，会出现心理发展上和文化适应上的断层，这需要个体努力在新旧文化上找到衔接点和平衡点进而适应新环境，这种反应过程是个体通过广义的教育过程进行的再适应、再社会化过程。
四、生态环境变迁下影响教育塑造性发挥的相关因素
任何人都是一定社会关系的总和，是社会的人。任何社会都是在一定的生态环境的基础上形成和维系的。生态环境对人的影响是潜在的，系统化的。教育也是一定生态环境下的产物。当个体与原有生态环境和原有教育体制相分离，转移到新的生态环境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新的教育体制中时，已经内化的心理模式和文化模式与新的文化模式的冲突，使移居者出现心理发展的断层现象，这也是一种文化的休克现象。在这种情况下，适应于新的生态环境和社会环境的新的教育在多大程度上能改变旧有的已经内化的心理模式和文化模式，在一定程度成为检验教育对人的塑造性的尺度。而通过新的受教育过程进而成功的再适应于新生态环境和社会环境的个体在多大程度上受益于教育的塑造性，又在多大程度上受益于个体主动对于新的生态环境和社会环境的适应，也成为环境决定论在多大程度上制约人的发展的有效材料。本文认为教育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发挥其对人的塑造性至少与下列因素有关：
1. 移居者的年龄因素制约着新环境下教育的塑造性
生态环境转变的影响范围是包含教育目的和教育方式的转变在内的一系列物质生产方式和社会环境的改变。原有生态环境对人的影响的持续性与受教育者的移居年龄和生活经历有密切的关系。按照人类学文化与人格学派的观点，人格与环境有密切的关系。故幼儿期移往新环境中的人更容易与旧生态环境和旧社会环境的影响再剥离，进而融入新的环境中。随着人的生理阶段的推进，沿着幼儿期-儿童期-青少年期-成年期-老年期的顺序，在满足移居者在新环境中生存和发展需要的前提下，教育对个体的塑造性的大小，相对于原有生态环境和社会环境对个体影响的持久性的延长，在强度上呈下降趋势。
2. 移居者所处新旧生态环境和文化的相似程度制约着新环境下教育的塑造性
生态环境制约着文化的发展，新文化环境与旧文化环境中的相似文化因子是教育发挥其对人的塑造性的文化保障。德国的格雷布纳（Graebner，Robert Fritz）和奥地利的施密特（Schmidt，Wilhelm）的“文化圈”理论，对世界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目前学术界基本上把文化分为五大文化圈：西方文化圈（拉丁文化圈），东亚文化圈（汉字文化圈），伊斯兰文化圈（南亚文化圈），和东欧文化圈（斯拉夫文化圈）。文化的不断发展使文化内部不断细化，同时使不同文化相互交融，逐渐形成了适应于不同族群的文化模式。即使在同一文化圈内部，文化的发展模式也不尽相同，例如同属于汉字文化圈，日本、朝鲜和中国的文化也有所区别。新旧文化环境中文化因子较高的相似性有利于移居者的适应和学校教育的连续性。来自伊斯兰教文化圈的移居者在汉字文化圈的适应过程相对于来自同来自汉字文化圈的移居者要长期和复杂得多。
3. 移居者主观上采取什么样的态度适应新环境决定着个体在多大程度上接受新环境下教育对其自身的塑造和再社会化过程的实现
教育是教育者和受教者互动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受教育者的主动性是使教学内容内化为自身的知识结构和心理结构的重要一环。移居者采取外向型的开放态度还是回避型的封闭态度是新环境下教育能否发挥其塑造作用的关键。教育的塑造性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受教育者对教育内容的内化程度。社会和文化环境对个体潜移默化的社会化作用的发挥是社会与人长期作用的结果，而教育作为一项有组织的、系统的渗透和塑造活动，其是否能在短期内促使移居者发生转变，并积极主动地适应新环境与移居者本身的对新环境的适应态度有密切的关系。
4. 新环境对新移居者的接纳度是新环境下教育塑造性发挥的物质保障
丰富的生态资源是原居民接纳新移居者的物质前提。有限的生态资源与一定规模的潜在人口相适应。如果新移居者对原有居民在教育、就业、福利等方面构成了威胁，新移居者更易面临不被接纳的资源饱和困境。新环境对新移民的接纳度，除了受制于生态资源是否能容纳新移民外，还受历史传统、社会文化和价值观念的影响。每个国家和民族对于人员的流动、阶层的流动等社会问题都有着不同的态度和接纳度。在资源饱和的情况下，即使有着移民传统的地区或国家也会逐渐减弱对外来新移民的接纳度，形成渐趋稳定的社会成员构成状况。而另一方面，新移民不断向生态资源和社会环境较好的地方流动依旧是世界移民的主要趋势。
五、结语
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和个体发展的需要，少数民族异地求学不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少数民族在异地求学中面临的文化断层现象和再适应过程是少数民族在社会合理流动中所面临的社会问题。随着生态环境以及由生态环境制约的文化环境的转变，少数民族在异文化中形成了暂时性的心理断层现象和文化断层现象。少数民族主观性上是否对新文化的采取非排斥和主动适应的态度会因人而异，从而体现为不同少数民族个体在适应新环境上采取不同的态度并进而产生不同的结果。教育的重要性根植于人的可塑性，生态环境的重要性在于通过社会和文化对人的塑造性。生态环境对人的塑造具有持久性和稳定性，随着生态环境的转变，新教育过程对受教者的塑造性大小不仅仅取决于教育目的是否正确，教育方式是否得当，教育师资和资金是否充足，也受制于原生态环境制约下的原文化模式对少数民族影响的持久性强弱和新生态环境制约下的新文化环境中教育塑造性的发挥程度，即在个体心理结构上，原环境下形成的文化模式与新环境所需文化模式的转变与个体的再适应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移居者的年龄阶段高低、移居者所处新旧生态环境和文化的相似程度、移居者主观适应态度以及新环境对移居者的接纳度等因素影响着教育塑造性的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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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几年来，有人提出人文经济学的概念。它的重点在于，调整经济学的叙事方式，把经济学从枯燥的数字演算里解放出来，用日常生活语言加以表述。但这只是人文经济学最表层的部分。在我看来，人文经济学的起点，是重设我们的经济思维，修复经济和文化的亲密联盟，让我们回到经济和文化彼此依存的常识上来。
从这种逻辑出发，就旅游开发中的经济价值和文化观的关系，我想提出人文旅游经济学的概念。这种经济思维具有双重价值，也就是以文化为轴心，以经济为动力，实现市场价值和文化价值的共赢目标。
人文旅游经济学的第一要义，就是把人文精神视为灵魂和目标，重设产业的价值观体系，确认人的价值高于物的价值，社会价值高于利润价值，游客价值高于产品价值。这意味着我们必须放弃唯利是图的经济动物的本性，放弃把文化符号当作工具和装饰的习惯性做法，真正把人文精神变成新一代旅游项目的营造目标。
人文旅游经济学的第二要义，是要把文化资源当作它经营的主要内容。现在各地政府都要求开发商在拿地之前先拿出以文化为题材的项目方案，但是许多发展商发现，项目策划中的内容贫困，正在成为整个旅游地产业的最大困扰，我们甚至不知道应该做一个什么样的文化主题公园。是的，我们可以有大面积的旅游用地，但我们既没有主题，也没有文化。上世纪90年代以来，大规模的城市建设浪潮风起云涌，城市居民欢天喜地住进新房，却被迫丢弃了自己的文脉和乡愁。旧的历史建筑作为生命记忆的最后载体，作为最后一点物质文化遗产，无法抵挡来自铲车的攻击。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但是文化的大规模死亡，却使其正在滑向文化穷国。
人文旅游经济学的第三要义，是学会甄别什么是好的文化，什么是有害的文化。国庆60周年时，北京天安门广场上树起了56根民族柱，我认为这些用金红两色涂抹出来的物体，颠覆了庄严肃穆的广场，甚至可以作为一个滥用文化的典型案例。
人文旅游经济学的第四要义，是捍卫文化的尊严。历史文化遗产有着它们自身的灵魂、品格和气息，它拒绝被随意模仿和粗制滥造。前段时间媒体报道的河北石家庄的山寨版狮身人面像，造型拙劣，无法传递原型的价值，只能构成对北非文化遗产的践踏。还有全国各地新式住宅小区里的那些罗马柱和塑像，更是对欧洲古典文明的嘲弄。上世纪90年代以来出现在中国各地的仿古旅游景点大多是劣质的造伪品，甚至连外貌都无法准确复原，更谈不上传递华夏古典文明的神韵。这些产品的唯一作用，就是摧毁历史文化遗产的尊严，并且颠覆我们对历史文化遗产的神圣情感。
今天我们发现，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第一次城市建设浪潮制造了日新月异、千城一面的景观，夺走了我们的精神家园，我们甚至找不到当年跟初恋情人约会的地点。在文化记忆方面，我们流离失所，无家可归。这种夸张的城市陌生化效应，过去曾经是官员的政绩，而今天则应该成为官员的耻辱。
旅游业之所以兴旺发达，是因为它提供了一种柔软的、穿越时空的治疗。优秀的旅游产品，将能成为好的医院，具备完美的精神疗法，让游客心力交瘁地进去，容光焕发地出来。就现象学的层面而言，旅游是一次对自身存在的否定，是对我们厌烦的生活方式的短暂逃离。营造一种乡愁旅行的气氛，让游客在乌托邦公园里做梦，寄居在怀旧的诗意当中，当是人文旅游经济学的基本方向。（作者为同济大学文化批评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
关键词： 政府文化管理 文化导向 价值观 管理原则
政府，受托于全体人民而存在，以管理公共事物，实现社会整体公共利益为主要职责。当今时代，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丰富精神文化生活越来越成为我国人民的热切希望。随着我国社会主义的发展，文化将在国家发展大局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是各级政府面临的新形势新局面。本文仅谈谈政府部门文化管理的作用与原则。
一、坚持正确的文化导向
管理是指与他人或通过他人有效地达成组织目标的过程。政府行政管理的核心功能是导向功能，它是国家行政机关“导航”和“掌舵”的具体体现。政府着眼于提高国家的核心竞争力，在决定国家和民族前途及命运的政治、经济、教育、科技、国防、文化等领域起主导作用。
政府文化管理关系到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关系到国家文化安全和社会政治稳定，关系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文化建设最重要的前提是正确的导向不能变，坚持社会主义原则不动摇。具体来说，就是要根据社会主义建设的特点和规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始终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得到快速发展。但是，在社会生活领域也存在一些不健康、不文明现象，如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少数人思想混乱，道德缺失，是非、善恶、美丑混淆，凡此种种损害了社会风气，影响了社会的健康发展。因此，中国文化发展的根本任务是迅速构建起新时期的中国文化价值观体系。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给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既带来了机遇，又带来了挑战。市场经济在产生积极作用的同时，带来了不可忽视的负面效应和消极作用，出现了许多前所未有的新情况和新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仅仅依靠市场，问题是不能得到解决的。这就需要政府采取一定的管理行为，保证文化发展沿着正确的道路前进。
目前，我国社会价值取向呈现多样化的趋势，政府文化管理可提供正确的价值导向。因此，政府必须利用管理手段充分发挥先进文化的引领作用。群众的文化需求千差万别，政府的文化管理必须对其进行科学引导，使其养成健康向上的文化消费习惯。政府可营造良好舆论氛围，通过发挥媒体的舆论导向和信息沟通作用，弘扬社会正气，通达社情民意，引导社会热点，疏导公众情绪，引导广大干部群众特别是青少年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促进良好社会风气的形成和发展，这些都离不开政府的管理行为。
二、保证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顺利进行
政府具有服务功能，指国家行政机关为了维持社会的正常运行与长远发展，提供公共产品，兴办公共事业，建立公共设施的功能。在文化建设上政府通过资金、人才、技术的支持，提供公共文化服务，切实保障人民的公共文化权利。在现代社会，公民文化权利是公民享有的基本权利、政府应承担的基本职能，而保证公民文化权利实现、提供公共文化服务同样是政府的职责。加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就是要按照结构合理、发展平衡、网络健全、运行有效、惠及全民的原则，以政府为主导、以公益性文化单位为骨干，鼓励全社会积极参与，努力建设公共文化产品，组织与建设覆盖全社会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看电视、听广播、读书报、进行公共文化鉴赏、参加大众文化活动等基本文化权益，使人民群众切实地享受到文化建设的成果。
政府对文化的管理可确保公共文化体系的建立。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构建，政府是主体，应承担主要职责。在欧美等发达国家，社会的公共文化设施基本上是政府投入的，他们的管理体制和机制值得我们学习和思考。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政府的作用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通过政策扶持和资金导向，建设必要的文化设施。二是组织引导文艺工作者和业余作者创造紧扣时代脉搏、体现地方特色、富有现实意义、人民喜闻乐见的精神产品。三是建立人才保障机制，加强公共文化服务人才队伍建设。四是通过政策指导、典型示范和组织文化创建，大力加强基层文化建设，活跃群众文化生活。五是以广播电视、网络、书籍、报刊、图书馆、博物馆、群艺馆、文化馆站、书店等为载体传播精神文明和公共文化信息，为人民群众提供高效优质的文化服务。六是出台相关政策和配套措施，鼓励和扶持文化产业的发展。七是加强文化市场监管，规范文化市场秩序，为发展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八是做好历史文物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传承、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九是加强文化体制改革，制定文化发展战略和文化政策，保障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有效建立和持续发展。文化行政部门作为政府的组成部门，应该有所作为，充分履行职能，担负起文化工作使命。
政府对文化的管理可有效促进文化的发展。政府管理要制定发展规划，指导社会发展，推动社会进步应成为政府管理义不容辞的职责。政府可通过制定科技文化教育发展的总体战略和规划、制定和颁布相关的文化法规、组织重要的文化活动、指导监督个行政机关等活动有效促进文化的发展。政府管理通过自身的活动，推动社会各个方面走向现代化。社会文化建设已成为政府工作的重要任务之一。政府目前通过相关的政策大力鼓励文化创新，使全社会的文化创造活力充分释放、文化创新成果不断涌现，使当代中华文化更加多姿多彩、更具吸引力和感染力，这就是政府促进文化发展的最好体现。
政府实行文化管理可充分发挥其权威性、强制性，协调处理各种社会关系和利益，维持社会的良性运行功能，并且维持稳定，保持协调。政府进行文化管理可有效维持社会各种关系和活动正常运转，使社会生活稳定地持续下去。进入新阶段，我国文化建设的一个重要内容是文化发展与市场经济结合起来，这就需要政府实施有效的宏观调控。政府在培育文化市场、开拓文化市场中扮演重要角色。
政府文化管理可以有效遏制一些不良文化活动。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文化的发展也和市场产生了千丝万缕的联系。市场对文化产生了各种各样的影响。一些文化活动为了取得经济效益而置社会效益于不顾，这时政府的管理作用就凸显出来。例如，一些低俗的文化活动被政府勒令叫停。政府对文化市场的管理是文化管理的核心。
三、到位而不越位的管理原则
政府在文化管理中首先应该遵循“到位而不越位”的原则。
政府不要再管那些不该管、管不了、管不好的事情，而主要是履行好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对文化的管理有必要通过规制市场行为和规范市场秩序，维护文化市场竞争活动的公平、公正。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文化的发展离不开市场，精神文化产品绝大多数都要进入市场进行流通，这就必然受到市场那只“看不见的手”的制约。我们既要鼓励文化单位和文化产品迎接市场的挑战，遵循市场规律与价值规律，又不能完全由市场决定文化的生死存亡，必须坚持以社会效益为最高准则，力求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共同提高。那么，就要通过法制进一步规范和发展文化市场，严厉打击各种违法行为，用健康有序的文化市场，丰富多彩的文化产品促进我国文化健康、有序持续发展。在文化产业的发展中，应正确处理市场与政府的关系，坚持政府引导，市场主导。企业能做的行业组织不去做，行业组织能做的政府不去做。
我国的文化建设离不开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发展。文化事业主要包括自然科学和哲学社会科学的学术研究，以及图书馆、博物馆、纪念馆等公益性文化。其主要特点是原创性和公益性，前者突出地表现在学术研究上，后者突出地反映在提供给公众的文化设施上。这就要求文化事业发展，必须按照党和国家的有关方针政策，由政府或公益性组织提供公共文化服务，保证人民的基本文化权益得到享用。
政府在文化产业的管理上转变政府职能，要继续推进政企、政资、政事、政府与市场中介组织分开，杜绝对文化产业生产经营的直接干预，切实把工作重点真正转移到为市场主体服务和创造良好发展环境上来；充分运用经济和法律手段实施行政管理；要全面推进依法行政；按照合法行政、合理行政、程序正当、高效便民、诚实守信、权责统一的要求，推进依法行政；全面建立政府问责制度，切实做到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侵权须赔偿、违法要追究。政府在文化产业发展中的主要工作应当放在为各类市场主体服务和创造良好发展环境上。如加快法律法规建设，促进市场体制和机制完善，加强市场监管，引导和鼓励企业多开发有创意、有活力、内容向上的文化产品，保护知识产权等。
四、坚持“双向发展”的管理原则
坚持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共同提高，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共同发展。
文化生产是精神生产，精神生产不同于物质生产。文化生产力是人类社会意识、社会心理等精神方面的发展成果，具有突出的意识形态特征。文化产业具有双重属性，“文化”要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精神需求，具有鲜明的精神属性。经济学认为精神生产力就是文化生产力。文化产业的发荣和发达，有利于增添健康有益的、人们喜闻乐见的精神产品，不仅能够满足人们的物质需求，而且能够激励人们奉献社会，促进社会和谐。由此可见，文化产业健康发展、规范管理的首要原则便是坚持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共同提高。
在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上，必须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统一起来。社会主义文化属于上层建筑中的意识形态范畴，这就决定了必须坚持正确的思想导向，必须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武装头脑，创作出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反映人民主体地位和现实生活的优秀精神文化产品。
文化建设离不开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公益性文化事业的根本任务是为人民群众提供公共文化服务，满足人民群众最基本的文化需求。发展公益性文化事业，应坚持以政府为主导，在改革中贯彻“增加投入、转换机制、增强活力、改善服务”的要求，最大限度地发挥公益性文化事业的社会效益。经营性文化产业的主要任务是繁荣文化市场，满足人民群众多方面、多层次、多样性的精神文化需求。发展经营性文化事业要创新体制、转换机制、面向市场、壮大实力，满足广大人民群众多方面、多层次、多样性的精神文化需求。要正确把握和处理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发展的关系，推动其可持续发展。一是处理好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与公共文化服务社会化的关系，增强公共文化服务的效能。对兼具公益性与经营性文化事业单位的经营性部分，该放开的要逐步放开，真正确立其在市场经济竞争中的主体地位，以有利于更好地发展文化产业，为实现“产业创造物质财富、事业带来公众幸福”的双重目标提供有力保证。二是以发展文化产业为枢纽，大力推进文化发展。文化产业是一个蓬勃发展的朝阳产业，由于其创新性强、生产规模大和市场运作的灵活性，具有不断再生和扩张的功能。因而，以文化产业为枢纽，带动文化事业和文化公益事业已成为重要趋势。
五、要遵循“依法行政”的管理原则
我国宪法规定：“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级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组织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政府担负着依法管理国家事务、经济和文化事业、社会事务的繁重任务。行政权力的运用，最经常、最密切地关系着社会公共利益和公民个人利益，体现国家政权的性质，影响国家政权同广大人民群众的关系，事关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依法行政是依法治国的重要内容。依法行政是现代政府的一个基本特征，是建立合理的政府与社会、政府与市场、政府与公民关系的前提。我国政府就其本质来说，是依据宪法原则建立并按照宪法原则运作，宪法是我国的根本大法，只有尊重宪法并按照宪法原则办事，才能在全社会树立政府的权威，确立政府的社会公信力。
摘要：我国文化产业面临着加快发展的新机遇，通过对文化产业发展与金融关系的合理分析，明确指出了文化产业的发展能够带动金融的发展、金融支持文化产业的快速发展，最终实现金融与文化产业的有机融合，并提出促进金融与文化产业逐步融合的方法以适应当今全球经济的大发展。
关键词 ：文化产业；金融支持；融合
文化产业是一种新兴产业，为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带来积极影响。当国内人民的物质生活在不断得到满足的同时，精神文化需求也会随之扩大，此时，文化产业的发展潜力将会越来越凸显，文化产业能够反映一国的综合实力，它的发展与金融有着密切的关系。当今，推动文化产业已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目标之一。文化产业的发展离不开金融的鼎力支持，两者是密不可分的。两者之间的关系主要为以下几方面：
一、文化产业———新的国际经济竞争的主要引擎
五大重要效应：内需导向效应，具有改变消费观念、创造消费供给、刺激消费升级和扩大内需空间的作用；产业升级效应，加强了文化产业与传统产业的关联作用，生产性的功能开始发挥作用；产业关联效应，文化产业的发展能够带动信息，旅游，体育等产业的发展，文化产业与网络技术的结合也衍生出许多与传统文化产业完全不同的“新文化产业”；就业孵化效应，由于现代文化产业的门类较多，产业链较长，能够适合多种类型的企业和人群的加入，这样既能为高端人才搭建展现自我的平台，又能接受民间具有一技之长的草根艺人和普通高校的毕业生，甚至是本土农民；文化图强效应，文化产业的发展通过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间接影响人们的思想和行为，提升全民的文化素质和道德境界，从而推动经济效益以及社会效益乃至生态效益的多层叠加。文化产业正逐步成为国民经济中支柱性产业。不仅对经济的发展产生综合性的联动效应，也对可持续发展的战略和扩大就业产生有利的作用。
所以说当今世界的发展趋势是经济与文化的相互融合，文化产业的上升和发展必将推动经济社会的发展。
二、文化产业———以金融行业为基础支持动力
随着经济转型升级需要，我国文化产业融资需求日益扩大。由于文化产业自身具有知识和资本密集的特点，文化产业的发展需要进行更多的创意和研发工作，要求大量的资金投入。因此金融需要从提高其经营管理能力和资金运营的规范化水平来引导文化企业。然而，金融投资文化产业的比率并不高，金融投资的企业存在结构不平衡现象，只看重大企业集团的获得银行贷款。在创新信贷产品、完善金融服务和创新、扩大直接间接融资规模、培育文化产业保险市场，建立和完善配套机制等方面未做出明确规定和政策突破。
随着以信用交易为主要内容的金融业迅猛发展，文化企业的发展既可以通过发行股票、债券或者进行社会集资等直接融资方式来获取资金；也可以通过流动资金贷款、固定资产贷款、项目贷款等间接融资方式，来解决资金短缺的问题。另外，一些文化企业无论是采用注资式的增量调整，还是通过兼并、购并、联合等方式进行存量重组，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都应该有金融部门来参与，通过金融市场来实现。
三、金融和文化产业———共同发展实现有机融合
近期的金融与文化产业水平对接涉及到金融服务业和文化产业两个部门，仅仅依靠单一领域的功能提升和拓展无法实现二者的有效对接，只有二者有机结合，才能达到融合发展的目的。
资金是文化产业发展的重要资源，文化产业基础设施的建设、文化产业资源的挖掘等都离不开资金的支持。然而，文化产业的主体是“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法人实体和市场主体，在其发展过程中必然要求进行必要的资产兼并和重组。事实证明，在这个发展过程中，单独靠文化企业的力量是难以完成的，必然要有金融系统的参与和保障。
四、金融———加大对文化产业的支持力度
我国文化产业的有序发展，必须加大金融的支持力度，如果离开金融业的全方位支持，文化产业就难以真正形成其产业规模。优良的金融环境是我国文化产业加速发展的基石。但就当前情况来看，由于文化产业和文化产品的特殊性，使金融业在文化产业的投融资问题上举步艰难，文化产业的发展缺乏全方位的金融扶持。这是影响我国文化产业发展的重要制约因素。鼓励金融业介入文化产业，加强金融业与文化产业的融合，对我国文化产业的快速发展起着重大的作用。
拓宽金融业的投融资路径，探索建立银行业对我国文化产业投资的信贷机制，是实现文化产业跨越式发展的必然要求。充分利用证券市场进行融资，也是金融业对文化产业投资的主要途径，因为金融在不同行业、不同领域之间，不同的经济主体和不同的经济活动之间，以及不同经济过程、不同经济环节之间，都形成了比较稳定的制约机制和渗透渠道。
金融机构要加强金融产品创新，提供金融支持。文化企业有形资产少，无形资产多的特点需要银行等金融机构针对不同的企业类型、发展阶段，积极探索适合的信贷产品和贷款模式。
五、文化产业———更融洽的对接金融
1.培育合格的文化产业融资主体
文化企业要获得金融机构的扶持，必须采取积极措施促进文化企业自身的有序发展。文化企业要认真贯彻落实分类改革的相关精神，不断推进经营性文化企业的改制，建立现代化企业制度，明晰产权关系，加速完善公司的治理结构。
2.重新塑造优化的、合理的文化产业结构
要改变我国文化产业目前规模较大、结构不合理的状况，就必须加快我国文化产业的现有存量改造和升级。积极拓宽我国文化实体的重组引资的空间，要积极吸引外部增量资本进入文化产业。
3.整体提高我国文化产业的现代化水平
不断深化文化体制的改革，建立起全国统一的文化市场，培育健康的文化市场竞争机制，进而提升我国文化产业整体市场化的水平。
文化产业在传输文化、拉动消费和促进经济增长上发挥着重要作用，加快发展文化产业，是党和国家近年来日益关注的问题。在经济不断增长的态势下，文化产业呈现出一个快速发展的趋势。但由于我国文化产业发展存在特殊性，在其拓展的过程中，资金问题是阻碍其发展的主要制约因素。金融对文化产业的支持力度的加大，不仅能拉动自身经济增长，还能够拥护国家政策方针，促进文化产业迅猛发展，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
基金项目：
2013年唐山市科学技术局项目（编号：2013CX—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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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文化远见；中原经济区；发展战略
建设“中原经济区”国家战略的确定，恰逢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出台“文化强国”战略之时。这一历史性的巧合，折射出巨大的文化自觉、文化自信和文化远见的吸引力、感召力的时代新声！紧跟国家文化强国步伐，趁势借力国家“文化强国”战略平台，把“中原经济区”构设在科技创新与文化创新融合推进的历史起点上，是历史赋予中原人的重大使命。
一、充分认识文化是民族的根基
文化是人类特有的生存方式、认同标准、精神记忆和创造成果的总和。人类的历史就是文化的历史。人类正是在延绵不绝的文化创新累计加厚中，告别贫穷走向富裕、消灭混乱迎接秩序、远离平淡享受繁荣的。进入20世纪80年代，未来学家托夫勒就预言：“我们正在进入一个文化比任何时候更重要的时期。”事实上，无论纵观历史，还是放眼现实，人类的竞争，本质上都是文化的竞争。回溯历史，前的中国，国家生产总值占世界总产值的三分之一，但保守封闭的文化状态和思想观念束缚，却使中国遭受了西方列强的合力瓜分；而西欧在经历了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后，技术创新和文化创新则催生了工业革命的到来。放眼现实，文化发展发挥着乘数效应。今天，文化不仅直接贡献于经济增长，而且对提升经济社会发展质量越来越发挥出巨大的作用。文化产品是最高端、经济社会效益最好的产品；文化产业是典型的“低碳”“绿色”“朝阳”产业。文化与经济、科技相互交融、共生发展，能够产生极大的裂变效益。当经济具有更多文化含量的时候，其发展就进入更高层次，就具备可持续发展能力。事实上，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民族或地区，就有无法阻挡其崛起的命运。因此，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以界他国而自立于大地”，一定要有深厚的文化根基和持之以恒的文化创新。文化大繁荣，可以兴邦，雄踞于世界民族之林；文化搞不好，必然误国，处处受制于人。这一真理，同样蕴含在区域的崛起之中。
二、全面把握文化拓展的效力
文化是一种软实力、巧实力，是综合发展能力的核心和灵魂。在国家层面上看，它是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渗透、贯穿和连接综合国力各个要素，而且是综合国力竞争中最根本、最持久、最难复制替代和模仿的核心力量。特别是当今，在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社会信息化的历史关口上，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正在成为一个国家在世界大家族中真正崛起的标志，成为一个民族文化成果和价值观念被世界自然认可的标志。从一定意义上讲，未来谁占据了文化发展的自高点，谁就能够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赢得优势和主动。在地区层面上说，它是找准发展源头、把握发展动力、显示发展优势、争取发展主动、促进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关键。“中原经济区”的发展，不是要复制东南西北的任何一种发展模式，不是模仿跟进别人已经走和正在走的发展道路，而是要在世界眼光、大局观念、科学态度的要求下，从中原作为古老中华民族摇篮那深厚的文化底蕴、地处中华腹地四通八达的区域优势、优越的农田水利自然资源、现成的国家交通运输的枢纽、劳动力极其丰富的状况、以及最核心的国家授予探索“三化”协调发展新路的重任和机遇等综合因素出发，探索一条通过推进科技创新、文化创新合力驱动的创新发展道路。创新的探索需要在领导方式、发展理念、实践能力等多方面敢于突破、勇于尝试，这是极其艰巨的任务和考验。必须给本地区的传统优势与工业化、城镇化有机协调发展上赋予更多文化的特质，形成科技创新和文化创新合力驱动的更高层次的独特新型发展模式。为此，就要自觉地下工夫，把文化固有的理论号召力、理想拉动力、科技生产力、道德教化力、法制整合力、艺术感染力、价值选择力、信息先机力等，发挥到极致。
三、趁势借力国家“文化强国”战略平台
在文化已经成为一种战略资源的今天，“中原经济区”的建设，必须充分利用文化自觉、文化自信和文化远见，自觉地把“中原经济区”放在国家“文化强国”大战略背景下设计，把趁势借力国家“文化强国”战略平台作为其崛起的时代起点；把精心依托技术创新和文化创新合力驱动作为“中原经济区”发展的路径选择；把着力构建低碳经济规模产业链作为“中原经济区”打造的战略重点；把强力推进信息化向经济社会全面渗透作为“中原经济区”整体功能优化的抓手；把拓展延伸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能力作为“中原经济区”凸显的优势特色等。
为此，要下大力做好如下筹划：吸引大批国内外优秀科技、文化人才创业于中原；着力推进以文化为轴心的战略格局和产业重组；积极引领现有传统产业、产品不断注入中华文化、中原文化和时代文化的内涵；创新、调配、对接产学研相结合的文化与经济社会一体化体制机制；在引进拓展高技术低能耗绿色产业中构建起规模化低碳经济产业链；协调理顺区域内产业布局的合理化结构，实现传统与创新的有机统一和相互促进；筹建中原“信息谷”，为低碳经济提供技术支持；拓展电子商务、政务平台，加快利用国内、国际电子贸易多种平台步伐；内引外联世界500强、国内100强企业入住中原；走出去请进来，加快与世界主要文化名城建立友好关系……如此等等。总之，要把国家给的许多政策支持用好用足，在创新上取得不断突破，在发展上取得最佳效益。
关键词：文化消费；经济发展；协整分析
一、引言
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和人们收入水平的持续改善，在物质生活需求不断得到满足的同时，对文化产品和服务的消费也在不断增加。文化消费现已成为新的消费增长点，对经济发展具有积极的影响。那么经济发展和文化消费之存在怎么样的关系呢？本文以辽宁省1992-2014年的时间序列数据为基础，通过协整分析，来研究二者之间的关系。
二、文献综述
国外学者对于文化消费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关于文化消费的定义研究，国外学者主要从社会学的角度来定义文化消费。二是文化消费在经济社会中的作用研究。Tak Wing Chan等学者认为文化消费者的社会角色和文化教育联系更密切。三是文化消费的影响因素研究。Koen van Eijc采用了同胞模型（Sibling models）来估计不同家庭背景和教育获取程度对文化消费的影响。表明先辈的文化资源是衡量同胞文化参与度最为重要的因素。
国内对于文化消费的重点研究大概始于20世纪80年代，研究大概分为三种：一是集中在文化消费的内涵界定、特征探讨上的研究。二是关于文化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韩海燕运用1993-2010年城镇居民的相关数据做了具体的分析，表明：我国城镇居民文化消费与经济增长成正相关性。三是文化消费的影响因素研究，此方面大都运用理论分析得到结论。
三、经济发展与文化消费的协整分析
文化产业与宏观经济是互动增长的。文化产业对经济发展的作用体现在直接和间接两个方面，宏观经济发展对文化产业发展也影响巨大。在本文中，使用“城镇居民家庭人均教育文化娱乐服务消费支出”来衡量文化消费（ACC），使用“辽宁地区生产总值”来衡量辽宁地区经济发展状况（MLD）。
（一）辽宁省文化消费与经济发展的现状介绍
1992-2014年，辽宁地区城镇居民家庭人均教育文化娱乐服务消费支出与地区生产总值的变化呈逐年上升的趋势（如图1所示）。从图像可以看出生产总值上升的速度远远大于文化消费的上升速度。
（二）协整分析
在进行协整分析时，必须首先对变量序列的单整阶数进行检验。时间序列可能由高于一阶的自回归过程生成，或随机干扰项并非是白噪声，如用OLS法进行估计均会表现出随机干扰项出现自相关，导致检验无效，所以笔者采用ADF（Augment Dickey-Fuller）单位根检验确定变量单整阶数。检验结果可以显示，城镇居民文化消费与地区生产总值均为非平稳序列，但一阶差分均在10%的水平下平稳。即城镇居民文化消费与地区生产总值都是一阶单整时间序列，即[LNACCt～I（1）]，[LNMLDt～I（1）]）。根据协整定义，二者是同阶单整，意味着两个时间序列有可能存在协整关系。
建立城镇居民家庭人均教育文化娱乐服务消费支出与地区生产总值回归方程，并用最小二乘方法（OLS）进行估计，结果见表2。估计得出的模型为：
如果LNACC和LNMLD这两个变量是协整的，则他们的残差[μt]就是平稳的。接下来对差[μt]进行单位根检验。可以发现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LNACC和LNMLD这两个变量的残差[μt]是平稳的，从而证明了LNACC和LNMLD是协整的，具有长期均衡关系。
根据回归结果可以发现，文化消费（ACC）与地区经济发展（MLD）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有方程（1）可知，地区经济发展（亿元）增加一个百分点会使城镇居民文化消费（元）增加1.154416个百分比。经济的不断发展会促进居民的文化消费，反过来文化消费的增加也会促进经济的发展，从而形成良性的循环。
四、政策建议
当前及今后一段时间，我国经济发展正从传统增长点向新增长点转变，为了适应这种转变，具有低资源消耗性、低环境污染性、市场需求广阔性、高成长性的文化产业将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新增长点，成为重要的经济发展新动力。能否提高文化消费一方面依赖于地区的经济发展，但还有许多其他诸如需求、供给的因素影响着文化消费的多少，基于此，一方面我们要加强文化消费教育，提升文化消费能力，另一方面要促进文化产业发展，降低文化产品价格。
参考文献：
[1]Kocn van Eijck，Roel van hining Material and Cultural Consumption：Fading Boundaries or Increasing Antagcnism[J].Poctics，2005（33）：283-2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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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严小平.文化消费：拉动文化产业发展的引擎[J].消费经济，2013，02：69-72.
[4]韩震.文化生产文化消费共同实现着文化大繁荣[J].前线，2011，12：22-23+26.
[5]杨晨.文化消费研究述评[J].牡丹江大学学报，2013，02：116-118.
关键词：文学研究；文化研究；流动的范畴；转化
中图分类号：I02？摇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3）47-0123-02
一
文学研究通常分为：作品研究、创作过程研究、文学批评、作家研究。这就如一种狭义的研究，而我们现在普遍混合了文学研究中非文本的、文化的元素。诚如钱谷融所说，“文学是人学”，研究人的共通本质，文学研究必然会和社会性、自然性的因素相结合，因而又具有一定的社会学意义，文化人类学意义。于是文学和其他知识门类的种种关联可表述为和“文化”的联系。文化也是一个有共识性的私人化概念。在此，我认为有必要区分“共识独立”和“个体独立”，或曰“日常化的独立”和“先锋独立”，后者总是包括在前者之中，以流动的范畴和流动的形式与前者互相碰撞并转化的，亦即个体的独立意识和行为是包融在日常生活的具有共通意识的独立性之中的，但前者的创造性与破坏性，不失为对日常化的生活的突破与反击，从而产生由弱及强的影响——当此影响达致一定程度后，“日常化的独立”就会波及更多层次的人群，从而又反过来影响着“个体独立”——而复杂的过程中还包含了相互融合与分离的可能。我所说的“以流动的范畴和形式相互碰撞与转化”，可用来解释文学和文化的转化关系，亦可描述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的关系，即二者总在进行着以各自所统摄的内容为基础的相互碰撞，由此产生着概念、意识、言语表达结构及更多认知层面的转化。这与传统的对二者关系的看法有所不同。
文化研究的对象，乃是一切可以称之为文化的现象和具体事物（在泛文化层面），将之付诸学术规范和深层次的系统性的探究，就可以获得某种自成体系的结论。起初，是先产生文化性的东西，也就是值得保留的技艺类东西，之后，人们需要在闲暇之余表达日益深化的感情，于是才有了文学。文学首先并不是应用性的，而是抒情性的，因为应用性的文字绝不会表达关系感情的意思。原始的诗词中如“断竹，续竹飞土，逐宍”，这就是一种劳动号子似的，但这种表达着对力量的崇拜的词语，难以想象具有多少文学性。随着时间推移，文化的力量开始显现，人可以经由抒情性语言，或是稍作抒情性修饰的语言不断表达内心和外界变化对于自己的感受，于是文学渐渐上升了自己的地位，成为人文研究的中心。这在西方的文艺复兴和中国的魏晋时期，当出现“文学是自觉的”时代到来的时候更加明显。
二
文化的多元化，是伴随着物质的丰富，生活方式的变迁而变化的。这就导致文学研究的传统发生变革，在某些方面，渐渐与文化研究相媾和，将之式微的姿态重新摆正。文学研究中涉及文化的，文本的文学性又很强，或说很优美又有深度的，像是被重新注入了活力，一些弱势的文字，则被判处了死刑，被纳入了文化研究。
在上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的社会急剧转型期，出现了关于怎么看待文化研究的问题。文化研究是否包含庸俗社会学，或说是否包含社会学、政治学批评，都是显见的不应成立的——按陶东风的说法，“文学研究是建立在对庸俗社会学的批评上的”。文学研究在英国的雷蒙·威廉斯的叙述中，就有对其时经济批评的不相一致的看法。20世纪80年代后期，后现代主义对文化研究益发影响大，愈益偏离对文化本质的追问，更私人化的元素、更多的个人体验受到前所未有的尊重。文化研究和文学研究的一些范畴和研究的方式方法的不同点很大。文化研究对文学研究造成了冲击是显见的，二者不是简单的对立。追溯文化研究的源头，在现代性发生以后，就包括了符号学、语言学、形式主义等内容。如语言学、叙事学的发展，就告诉了文学和文化研究者在语言的无力和粗糙终于走到尽头之后，开始了两种倾向：一种是回归原文本的研究，一是混合文化文学的界限，并模糊之。二者都有各自的原因，不应该继续调和现在的研究方式和内容。文化研究走出了文学的审美性这一被认为是本质的内容，与政治，与社会学，有了较为密切的联系，但是也应看到，文化的审美特性也是很多的，且其更多的还是被限制在了大众文化和日常生活研究上。文学研究则更多地保持着自律——对主体纯洁性的保护。
90年代大众消费文化和娱乐文化兴起以后，一味坚持审美的文学自律论的论调已不受激赏，这二者固然可以认为是当前的市民文化心理的表现，文学创作也就部分地变得切近甚至迎合它们，而消费文化和娱乐文化正是社会矛盾的软化剂。文学和文化研究的另一侧面——语言学研究提供了较为丰富的新的本文分析方法，而这方法对文学和文化的研究意义是不同的——文化研究更多地在追问作品的结构或曰构造，认为文学作品是有各种权力和作家行动的影响的。这些结构的视界是什么，是什么样的文化因素导致了这样结构的作品。它把文本分析，意识形态分析和政治分析等都打通了。文化研究有很多时候故意逃避着对文化产业的支持，并未直接跻身于对文化生产的服务中去，而文学研究虽在象牙塔里，却以一种文化发言人的身份，想更多地告诉别人自己的成果。布迪厄说，“文化和文化研究的功利性，是超功利的功利性”，我认为其潜意识里对功利的诉求存在着矛盾，这种矛盾才导致文化经济与其他商业经济的不同。有观点认为，“后现代社会的特点就是艺术与日常生活的差异的消失”，依据此说，差异性的消失使得一些人在接受这一变化时产生困难，这也是文化研究和产业脱节的原因之一。
三
可以想象，原初的评论或说批评，是文化研究的初源。雷蒙·威廉斯认为，文化是“整个生活方式”。狭义的文化批评，是指文学批评和从文化视角切入文学与社会关系及文学与文化研究关系的文学研究。文学研究在第一次的以形式主义批评为代表的科学主义思潮冲击后，如今正受着文化研究的冲击。文学既包括纯文学，也包括其他文学，这种不对等的二分使得在文化研究里表现出对“其他文学”的探讨的一种专业化倾向，而对纯文学的文化方式的研究则趋向于理论层面。
综上，文化研究始于文学研究的观点虽不够全面，但是部分成立的。二者的关系可用“流动的范畴”来解释，是互相不对等地转化的。独特的个人化的文化批评作为文学研究和文化研究的中介，解决了在这二者之间国人的失语问题——我们过分应用西方话语，致使无法回归自己的母语优势。文学研究和文化研究不仅具有差异，也具有不少共同点。
对于纯文学以外的其他文学，要侧重外部研究，对纯文学，可以侧重内部研究。这种基于文学层面的文化研究，就可使研究者更好地理解社会、文本及其内在的文学性，并发现文学之外的文化范畴中未曾涉及的领域。
尤其是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与其时的文化研究密不可分，在侧重由宏大叙事向个体化的微观叙事演变的同时，以客观的尊重历史的态度来对史料加以互证和考据，当是研究中重要一环。研究中国现代的文学与文化，也离不开对西方的理论知识的探究。
参考文献：
[1]程朝翔.“人文”与“文学研究”和“文化研究”[J].国外文学，2000，（2）.
[2]陶东风，刘张杨.从文学研究到文化研究——陶东风教授访谈[J].学术月刊，2007，（7）
[3]王宁.全球化语境下的文化研究和文学研究[J].文学批评，2000，（3）.
关键词：全球化；文化研究；文学研究
中图分类号：B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5349（2016）03-00141-02
一、前言
在全球化的状态下，如何能实现东西方文化的交流和平等对话？在文化碰撞和文化侵袭的大潮下又如何保留住本国的优良传统文化？甚至是全球化的发展对文学研究所可能产生的影响，如此种种都对文化研究和文学研究的进一步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故而，本文更希望从全球化的角度出发，试分析全球化大潮下所可能的对文学、文化研究产生的积极或消极的影响，以此浅析文化研究和文学研究究竟该走向何方。
二、从经济转向文化的全球化浪潮
全球化的大规模浪潮将我们带入到了一个新的国际时代，但它的出现对发展中国家也是巨大的挑战。全球化的本质便是优胜劣汰，处于优势的发达国家总可以从与发展中国家的合作中获得更大的利益。[1]同时，我们也不得不承认，全球化不仅仅是单纯的经济或政治上的联合，发达国家更是通过了这一浪潮，将本国的意识形态或者说文化逐步传输到了其他国家。但即使是文化形态领域受到了比经济更大的挑战，很多人却还是只能重视到全球化对经济的影响，反观人文社会科学方面，却开始逐步被边缘化。实际上，在经济全球化所衍生的文化全球化大潮下，各民族的文化早已无法像以前一样固守着本国的传统，而如果遵循着全球化大潮中既定的优胜劣汰原则，那么大多数国家的文化发展形态都需要向美国或欧洲发达国家看齐。一旦文化模式被固定化和制度化，那么于世界文明大潮而言，完全不诋于是文化末日一样的存在。[2]而在时下，由于经济政治发展的不平等，文化上的不平等也时刻存在，占据主导文化位置的西方世界，在他们的强势输出下，很容易导致发展中国家文化的不自觉趋同。
由于全球化的发展，文化研究从发达国家所在的第一世界开始向发展中国家的第三世界扩散，并且与发展中国家原有的文化产生了激烈的碰撞，这种现状的冲击令我们不得不为尚属于第三世界的本国文化感到深切忧虑。但就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来讲，文化全球化的发展不得不说是利弊参半，它使得我们能够充分吸收来自先进国家的文化，并将之应用于本国的文化建设，使得本国的学术研究进一步向世界方向看齐。但另一方面，它也造成了本国的精英文化和平民文化间的矛盾加剧，使原本的传统文化受到冲击。对于我国而言，全球化和本土化已渐渐形成二元对立的趋势，如何在保留本土化的基础上利用全球化得以发展，从而将两者得到完美的互补，这对我国人文社会方面的学者而言，大概也是其需要注意和讨论的。
三、 文学批评与文化研究领域的崛起
早在20世纪80年代，文化研究的发展就已经出现雏形。在当时，随着后现代主义理论的不断衰退，文化研究开始慢慢走向前台。到了20世纪90年代，文化研究的大潮开始广泛在世界范围内传播。许多学者认为文化研究可以和文学批评混为一谈，事实上这是对两者概念的一种混淆。文化研究和文学批评实际上是两种全然不同的概念。对文化批评而言，它似乎更侧重于从文化视角出发，从而对文学进行批评判性的研究。这种思想出现2极早，19世纪的阿诺德就已经提出了此类观点。但文化研究则不同，它不仅仅侧重于对人类的文学研究，而是将它延伸到了人类的精神文化方面，更侧重于对人类所有精神文化的考察，包括消费文化甚至是媒介文化也被包含在了其中。而正是由于文化研究的大力发展，文学研究的局限范围越来越狭窄，故而才有许多文学研究的学者由衷地感叹道：长期以往，文学研究终将彻底消融在文化研究之中，被文化研究所彻底同化。[3]
现代社会普遍性认为：文化研究应该包括如下几方面：首先，文化研究多以曾做过殖民地的第三世界国家为描写群体，着重于批判文化霸权主义和新殖民主义。而随着全球化的进一步发展，文化研究与传媒的关系进一步密切，但与原本的同根同源的文化研究却渐行渐远，这可能也是为什么文学研究者对文化研究一直心存抵制态度的原因。
需要注意的是，文化研究虽然在当今社会受到了极大的欢迎，但有关它的非议却同样不小，学界认为：文化研究其实并算不上是一门有着单独规范要求的学科，而是主要侧重在大范围的文化的研究之上，也就是说，它并非通俗意义上的精英文化和高雅文化。而因其侧重于研究第三世界国家的文化，于是更被许多欧美的学者认为是第三世界国家通过“文化研究”这一平台将本国的文化传输到世界的过程。
然而我们无法否认的是，文化研究的很多基础理论都是以后现代主义作为基石从而获得的，这也就是说，文学研究在某种程度上要远远早于文化研究。“利维斯主义”的创始人英国评论学家F.R利维斯曾认为：所谓文化研究，即是传统中的文学艺术的集合和成品。他认为文化研究应该是一种“精英文化”，理当存在于少数人的手中，故而，他热衷于在大范围内对文学知识进行广泛的传播，试图让其他人先获得文学知识的浸染，进而再进行实质意义上的文化研究。
文化研究虽在英国被首先提出，但它在美国社会和第三世界国家却受到了极大的欢迎。我们有理由认为：正是因这些国家的文化起源史时间较短，且长期处于相对弱势的地位，故而文化研究在这些国家反倒获得了更热烈的反响。[4]在20世纪90年代后，文化研究于西方世界又出现了长足的进展。在这一过程中，它开始受到了整合和分化，随之也就呈现出了两种态势，一则是其完全脱离传统的文学研究，全面转向单纯的文化研究，加强与新时期传播媒介的联系，格调也开始变为大众化，而另一则，则是扩大传统文学研究的界域，使文学研究变为跨学科的大范围的研究。从这一方面断言，这样的文学研究虽然仍侧重于文学知识，但它已演变成了大规模的跨领域的研究过程。实际上，文学研究中很多课题和知识理论都脱胎于传统的文化研究，所以反过来推断，当文学研究的领域扩大后，它和文化研究间依然会产生诸多的交融点，故而，笔者认为，将文学研究剥离于纯粹的理论范围，将其和文化批评得到交融与互补，这对当今大背景下的文学研究来讲是完全可行的。
四、 新时期下文学与文化研究的关系走向
在新时代下，文化研究和文学研究究竟应该共同进步还是相互对立？这在全球化的大语境下也是学者不得不重视的一个问题。毫无疑问的，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被大方向的知识经济时代所取代，开始变得愈加的边缘化，传统观感上的文学研究也受到了文化研究的大力冲击，文学研究的愈加弱势甚至导致了大学的文学课也遭到削减，反而文化研究类的课程大幅度出现。
在两者愈加对立的基础上，我们有理由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两者之间能否得到一个纯粹的统一，以消弭现在两者愈加对立的局面？经过研究我们可以发现：语言学转向方面的研究不失为一种新时代下的研究方向。或者说，语言学转向有可能帮助找到文化研究和文学研究的平衡点。时下单纯的比较文学和经典文学研究范围越来越窄，于是许多学者对这两门学科的研究前景无法避免地持悲观态度，但却也有学者表示：文化研究虽然有着挑战，但其中却也蕴藏着机遇，故而，许多学者开始通过对文化加以研究，将文化研究的合理因素试图融入到文学研究当中。如此一来，不仅使文学研究的范围得到了扩大，同时也为东方和西方间的文化交流搭建了新的平台，为比较文学的研究也注入了新的活力。很多曾属于文学研究的引领性人物，如英国学者雷蒙德・威廉斯、利维斯、加拿大学者诺斯洛普・弗莱、美国学者弗雷德里克・詹姆逊和爱德华・赛义德，现在在文化研究方面也成为了新的领军人。他们不仅没有反对文化研究，反而将文化研究和文学研究融会贯通，不仅对文化研究领域，而且对文学研究领域也有了一定创新性影响。
五、小结
综上，我们有理由认为，文化研究和文学研究不仅是一味对立的关系，也可以相辅相成，在合理的因素下相互影响和发展。甚至，笔者认为，将文学研究纳入文化研究的背景下进行新的研究，通过对东西方文化的比较来促进比较文学、经典文学等各学科间的发展，这于当代的文学研究而言，也不失为一种新的发展和进步。
参考文献：
[1]黄青喜.全球化语境下的文化研究与文学研究[J].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5（06）：94-97.
[2]王宁.全球化语境下的中国当代文学和文化研究[J].探索与争鸣，2007（10）：102-103.
关键词:城市价值;房地产价值;城市经济;城市文化
中图分类号:F293.3 文献标识码:A
随着全球化的日益深入,我们进入一个充满竞争的新纪元。新世纪竞争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不同城市之间的竞争。然而,城市竞争力一个内在的决定因素就是这个城市固有的价值。城市是房地产活动的场所与载体。不同城市的价值与城市房地产的价值有着密切的关系,认清两者的关系,有助于我们在城市发展过程中规划统筹,合理地开发和指导房地产活动的进行,从而达到顺应市场规律因地制宜、增强城市房地产开发的活力和进而增强城市竞争力的目标。
在以往的研究中多把城市价值和房地产价值两者分而述之。对城市价值的探讨往往以城市竞争力为题来进行多因素的分析,而房地产价值分析则往往从传统的价值规律进行论述。也有学者对城市价值对房价的显性变化进行了实证研究,但仅仅从量上论证不足以揭示城市价值与房地产价值之间的内在联系。笔者认为,城市固有的内在价值与不同城市的房地产价值,两者具有独立性,但同时也有不可割裂的关系。城市价值本身就是城市所具有的资源和影响力的综合评估,为微观主体的房地产开发活动提供了隐性的竞争力,理所当然是主体和载体的关系。
一、城市价值和房地产价值概念界定
城市的发展目标是多元的,包括经济、社会、文化和政治等多方面的目标;反之,城市的价值同样也是由城市的经济、政治、文化、历史、地理等多方面因素所决定的。因此,城市价值可以描述为:根据一个城市的环境和区位优势,聚集利用和优化配置更多的资源,为所在地区和人们创造更多的经济价值和社会文化价值等的能力。
同样,我们也可以把房地产价值描述为:房地产产品在市场竞争中所表现出的一种外在的市场力量,通过对人的消费和生活品质追求的导向获取利润所表现出来的能力。房地产包括房产和地产两个部分。所以,房地产价值也由这两个部分的价值构成。具体的房地产价值我们可以分解为不变资本价值和可变资本价值。
二、城市价值与房地产价值的关系
(一)城市价值是房地产价值的外生影响因素。当今的城市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开放的系统,而房地产正是城市系统中一个重要的有机组成部分。在城市内部,房地产行业与城市的关系是个体与环境的关系,环境因主体而存,主体因环境而变。城市价值是房地产价值的决定性因素,是促进房地产价值提高的根本保障。房地产价值的确立和提高依赖于城市价值的各构成因素的大力支持,没有这些因素的促进,房地产价值就难以实现和提高。所以,城市价值是房地产价值的外生影响因素。
1、城市经济对房地产价值的影响。城市经济是城市价值的决定性因素,是城市作为一个系统运作和发展的基础。一个城市的经济基础直接决定了该城市的购买力水平、资源配置和利用水平、配套设施情况等。经济全球化来临,商业化成为城市发展的一个时代主题,我们可以从现实中的例子可以看出,经济越是发达的地区和城市,商业化越是发达和成熟。经济基础为商业的繁荣提供了保障。一方面城市的工业化使人们日益富裕,从而使人们的购买力不断提高,同时在生活品质的追求上也不断提升;另一方面城市经济不断发展的要求使得城市自身在硬件设施和软件配套上也在进行不断的更新和发展。作为商品,房地产在经济发达的城市已经被赋予了更大的价值。首先,经济发达城市中的地产价值和生产房地产过程中消耗的可变成本皆提高,这两种价值正是房地产价值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次,城市的资源是房地产运作的基础,原材料的供应情况、技术资源供应情况、人力资源供应情况与基础设施情况都影响房地产的开发和运作效率,所以经济基础直接决定房地产价值的产生和循环;最后,我们知道市场化的程度和经济的发达程度有很大的关系,在市场经济下的中国,发达的城市就是一个开放的城市,市场化的程度和对外交流的能力对房地产市场意识和市场能力起到间接催化作用,使得房地产业不断在市场竞争中提升品质,传递价值。所以,城市的经济状况不但是一个城市价值的决定性因素,同样也是城市房地产价值大小的决定性因素。
2、城市文化对房地产价值的影响。毫无疑问,城市文化是一个城市最重要的无形资产。城市文化作为一种价值概念,是城市具有的城市特点和文化模式,是物质与精神的结晶,代表着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同时,城市文化作为社会文化的写照,反映着它所处的时代、社会、经济、科学技术、生活方式、人际关系、哲学观点等等。城市文化是个复杂的、多层次的体系,包含着自然环境、历史积淀、人文景观、风俗习惯、、方言等文化特色。当今社会的城市竞争已从单纯的经济竞争转向包括城市文化在内的复合竞争,人们更多地从文化、景观、生态等角度认识城市、评判城市。城市要提高其竞争力,关键在于形成自己的文化特征与文化个性,唯有发挥文化的独特影响力,才能树立鲜明的城市形象,提高城市的知名度。城市文化是怎样提升城市价值的呢?首先,文化为城市发展提供内在动力。城市文化为城市的建设和发展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起着统率和导向的作用;其次,城市文化成为城市的重要经济增长点。文化与经济的相互促进、融合已成为当今世界的个新特点、新趋势。城市文化不仅是种精神活动,它本身也能创造巨大的经济效益和财富,促进经济的发展;第三,文化能够塑造城市形象,提升城市品位,是城市面貌与内在精神的有机统一,历史文化与现实文化的统一;第四,城市文化是城市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
根据以上分析,可以得出:城市文化对房地产有着比较深刻的影响。首先,人们对城市生活的追求本质上是对城市文化的追求,人们生活品质的提高,最基本就是“衣食住行”等基本生活要素的提高,优秀的城市文化在积攒城市人气、提升生活品质的同时,也提升了房地产等基本生活要素潜在的价值;其次,城市文化影响着房地产产品存在的特点,城市文化作为一个物质和精神有机统一体,房地产本身就是城市文化的表现和组成部分,城市文化中包含的价值成分其中一部分就已经在精神气质层面向房地产产品实现了价值转移;最后,人们对城市文化的其他组成部分的追求,比如自然景观、人文环境、历史积淀等的追求,间接地带动了房地产的发展。
3、城市的其他要素对房地产价值的影响。城市的其他要素是指除城市的经济、文化以外包括政治、地理、科学技术等一些其他基本要素。这些要素也是城市存在和发展的血液和灵魂,是城市实力的重要内容,对城市价值与房地产价值的形成有着重要的影响。一个地区或城市的政治制度和政治氛围对其竞争力有着决定性的意义。中国经历了很多不同制度的更替,通过历史和市场的检验,从结果上我们可以看出,先进的政治制度是包容的、开放的、具有活力的。这种积极政治氛围下的结果是,科技发展,经济文化繁荣;最直接的表现就是城市越来越具有吸引力,房地产价值也随着城市的发展逐渐提升。地理要素也影响和制约着城市的发展。一个城市的地理优势通常可以表现在是具有战略地位或者交通便捷,那么这个城市的经济、政治、文化通常都比较发达,房地产价值也相应的较高。中国沿海、沿江等地区和城市的房地产业往往比内陆的一些地区和城市的房地产业具有更高价值就可以证明这一点。
城市的政治、经济、文化各要素本身就是一个整体,相互依存相互影响,共同影响城市的发展和体现城市的价值。综合起来:房地产作为一种商品本身具有一定的价值,但从根本上讲,城市价值是房地产价值的外生影响因素,城市的价值决定着房地产价值。(图1)
(二)房地产价值是城市价值的内生影响因素。城市与房地产是整体与个体、载体与主体的关系,两者是有机统一的,我们不能把两者分开来讨论。城市价值决定着房地产价值,房地产价值同样也影响着城市价值。在影响和制约城市发展的过程中,房地产的发展处于基础性的位置。房地产是大众生活和生存最基本的保障,房地产从其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两个方面影响着城市影响力和竞争力。房地产是国民经济的基础性行业之一,作为一种商品,其生产出来后就具有一定的价值,是城市价值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就是其自然属性的重要表现形式。房地产的社会属性对城市价值的影响或许远远高于其自然属性。首先,城市社会的和谐稳定问题是城市问题的重中之重,而城市的和谐稳定关键是要保证城市居民的基本生活要求,住房的要求和住房的品质无疑就是城市居民的基本生活保障。其次,房地产本身就包含很多独有的文化,是城市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房地产文化中蕴含的建筑之美、科学技术、自然和文化景观、风俗习惯等,无不是映射出城市文化的特点,同时也体现出城市的价值。最后,房地产是一个城市的通俗名片,在城市化的进程中越来越多的人们进入了城市,而人们在对城市的选择过程中,最初的选择也是基于生活品质提高的要求,最直观的评判就是从城市房地产的评价开始的。(图2)
三、建议与启示
本文论证表明:城市价值决定房地产价值。政府应该明确地进行城市定位,在城市发展战略的指导下,提升经济实力,大力发展城市社会和文化建设,改善城市的环境,提升城市公共服务水平,以增大城市的内在价值,在此基础上对城市形象进行塑造和推广。另外,政府应该以可持续发展的眼光,规划统筹,合理地开发和指导房地产活动的进行,使城市价值和房地产价值相统一,顺应市场规律和价值规律,从而打造出城市和房地产的综合竞争力与核心竞争力。房地产价值反作用于城市价值,房地产价值是城市价值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房地产开发也应该用可持续的眼光,合理指导,优化配置资源,使房地产产品在使用功能和文化内涵上与城市相统一并有所提高,最终达到提升城市形象和城市价值的目的。
(作者单位:1.重庆大学建设管理与房地产学院;2.中建六局四公司)
主要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