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8-30 16:47:56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农村养老商业模式，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关键词：小额保险；模式；选择
中图分类号：F84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31(2009)03-0051-04
一、我国小额保险发展模式的理论选择
(一)保险公司主导的商业模式
商业运作模式即由商业保险公司作为风险承担方，不依赖任何其他组织和机构。在产品定价、销售、保费的收取、核保、理赔、服务等方面，完全按照商业化原则运作。在商业运作模式下，提供小额保险的保险公司必须实力雄厚，规模较大，拥有较广泛的服务网络，具有较强的专业技术支持能力和风险承担能力。在这种模式下，保险运营的所有环节都由保险公司自己掌握和完成，对保险公司的专业化要求很高。
1 销售渠道方面。保险公司需要根据实际情况，寻找一种成本低且有效的销售方式，比如：依靠自己现有的营销队伍，在薪酬体系方面进行适当的改革，降低经营成本。或者建立专门的小额保险销售队伍，从人员招募、培训、薪酬体系方面充分考虑小额保险市场的特点，使小额保险的销售既高效又费用低。在佣金支付结构方面，应充分考虑首期佣金和续期佣金支付的平衡，避免人只重视新单销售而忽视后续服务，造成客户不满。
目前中国人寿以农村营销服务为支撑的驻村业务员模式与印度的塔塔友邦采用的农村社区保险团队较为相似，只是在人员招聘方面没有借助农村非政府组织的力量，完全依赖公司自行完成。营销员主要是来自在当地有群众基础、交际广泛、有业务能力、思想品德好、热爱寿险事业的人，包括村电工、协储员、医生、教师、村组干部、乡镇政府精减人员等。每个业务员主要负责本村的新单拓展和后续服务，同时又在每个乡镇网点配备专职的售后服务人员，售后服务人员主要负责收取孤儿保单续期收费，也可以销售新单。
2 产品方面。需要结合低收入市场的特点，设计开发低收入者真正需要的保险产品。保费相对低廉但又要保证商业保险公司具有一定的盈利可能，同时保证销售渠道的利润，使之有销售的动力。
3 理赔及服务方面，小额保险覆盖地区相对欠发达且距离市中心城区比较远，必须保证理赔及时和服务周到，这直接影响小额保险客户的满意度以及小额保险业务的进一步发展。因为，如果后续服务及理赔不及时，令客户不满意，会引起小额保险的覆盖率(参保率)降低，进而导致人均成本的上升，使小额保险业务的财务状况恶化，导致经营困难。但理赔和服务又是保险业务成本的主要构成之一，要提供更好的服务，一般来说成本也会上升，因此必须巧妙地寻找二者的平衡点。保险公司应该充分地利用营销服务部和电话服务中心、短信、网络、信函以及营销服务部的客服人员、驻村服务人员的现场服务，来提高客户服务的质量。
(二)政府支持下的半商业模式
半商业模式是指基于一定的社会管理需要。政府参与组织动员低收入人群投保，但不承担经营风险，由保险公司本着微利原则自主经营、自负盈亏。或者政府负责建立低收入人群的一个保险基金，保险公司通过获得管理费的方式提供第三方管理服务。
在这种模式下，保险公司负责产品开发、精算、核保、理赔、服务与风险管理等。政府根据对低收入者状况的了解和社会管理的需要，提出初步的产品需求或保险方案，寻找能够满足这些需求的保险公司。然后利用公信力，组织低收入者投保。由于政府的参与，小额保险在低收入人群中的可信度得到提高。因政府组织动员，甚至提供补贴，销售环节变得简单，有时可能仅仅是一个团体保单，覆盖率可以得到较大的提高。
这种模式通常能以较低的成本，在较短的时间内使保险覆盖率达到较高的水平。例如自2005年以来，中国人寿重庆公司针对外出务工的农民，推出了50元保一年的意外伤害综合保险，其中政府补贴30元，农民工个人出20元，最高意外伤害保额3万元，意外伤害医疗保额2000元。很快试点覆盖率已高达70％。
产品方面，除了考虑结合低收入市场的特点，满足低收入人群需求以外，还需要结合社会管理的目的和初衷，满足政府的需要，使政府有积极性参与组织、推动投保。
尽管有政府的参与，但理赔和服务仍然十分重要。政府主要参与销售过程，后续工作仍然需要保险公司承担，如果理赔和服务不到位，将导致低收入者的不满，会影响政府管理目标的实现，参保率也会随之下降，从而造成小额保险经营困难。
(三)多主体合作模式
多主体合作模式是让和低收入人群密切联系的公共或共同机构、联合组织等都成为小额保险市场的重要参与者，他们以小额保险人的身份介入小额保险业务。
这种模式与合伙模式类似，保险公司作为风险的承担者和保险产品的提供者，上述组织作为，将保险产品销售给他们所接触到的低收入人群。保险公司一般支付佣金或手续费作为给这些团体的报酬。但是，在这种模式下，这些组织并不应该简单以获取佣金为目的来销售保险，应尽量将他们销售的保险与自身的组织目标结合起来。争取与在产品和服务等各个方面都能满足本团体成员要求的保险公司合作，而不是为了简单地获取佣金而被动接受保险公司的委托而销售小额保险产品。只有这样，合作关系才能实现客户、保险公司和机构多方共赢。
在这种模式下，保费可以不采取单独收费方式，而是由组织机构统一收取，再定期划转给保险公司。保费可由组织机构直接从该组织的盈余或下拨费用中提取或者从会员个人账户中提取。这样避免保险公司去面对单个独立的被保险人收取保费，可降低经营成本。
按照这种模式提供给低收入者的保险产品，是组织机构根据他们所了解到的成员的保险需求，从保险公司挑选的符合要求的产品。如果是较大规模的机构，可以与保险公司共同开发产品，以更好的满足其成员的需要。保险公司也通过与这些团体机构共同开发产品，利用自身的技术优势与团体的市场信息相结合，拓展更广阔的市场。
在这种模式下，小额保险的一些管理工作可以转移给机构。比如客户记录与团体成员登记相结合，核保与成员资格取得相联系。甚至理赔与服务等环节也可以通过团体机构进行，充分利用团体接触客户的便利条件提高理赔的实效性和合理性，当然保险公司应在技术方面提供相应的支持。如果条件允许，可以在这些团体的理赔决策中引入客户代表这样更有利于保险公司了解低收入人群真实的想法，并作出积极的反应。
二、不同小额保险发展模式的比较分析
(一)保险公司主导商业模式的优势与不足
商业运作模式的优势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一是风
险承担者的专业能力强。这种模式的风险承担者为大型的商业保险公司，技术实力较为雄厚，在精算、信息系统、风险控制、经验数据等方面专业性强。小额保险业务整体风险较小，有利于长期经营的稳定性，对于低收入者来说，可以长期获得需要的保险产品。二是保险公司自主性强，销售渠道带来的风险相对较小。由于所有的流程都有保险公司实施和控制，保险公司可以根据客户的需要提供合适的保险产品，进行合理的定价，不会遇到通过其他渠道进行销售时的各种限制。如保险产品与销售渠道的主营业务相关，范围较窄，价格受到销售渠道佣金、手续费的制约等。在核保、理赔和服务时也不会受到销售渠道的压力，能够保持独立性。
但是完全的商业模式也有不足：一是通过商业模式提供小额保险服务难度较大。由于该模式要求的专业性比较强，因此采取这种模式的难度比较高。在成本控制、销售渠道建设、理赔与服务的平衡问题等方面都需要很高的管理水平。二是保险公司接触低收入人群的机会较少，难以确切的满足低收入人群的保险需求。传统商业保险一般是针对中高收入阶层，因而商业保险公司接触低收入人群的机会较少。由于保险公司对低收入人群的保险需求了解的不够充分，导致提供的小额保险的产品难以满足实际需要。保险公司只有花费较大的精力与这些客户进行沟通才能保证产品服务的有效性。
(二)半商业模式的优势与不足
半商业模式的优势在于有政府的参与对于小额保险的销售起到了较好的推动作用。我国目前大部分低收入者对保险所知甚少，在购买保险过程中最担心遇到保险欺诈和销售误导。如果保险公司直接销售小额保险，首先要取得客户的信任，否则销售比较困难。而政府具有公信力，人们更愿意接受政府主导的保险项目，这样销售会变得相对容易，销售成本也可以降低。如果政府还能够提供保费的补贴，就能减轻低收入群体的支付压力，提高低收入群体参保积极性。参保率大幅提升，对改善小额保险经营状况非常有利，也有利于保险公司迅速提升自身品牌形象的渗透率。
与商业模式比较，除了销售的难度和成本降低以外其他环节的专业程度要求并没有降低，尤其是在后续服务方面。因此进入门槛较高的问题仍然没有解决。同时由于该模式主体的增加还产生了新问题：一是保险公司的自主性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保险公司在设计产品和保险方案时，必须增加考虑政府的要求，有时在风险控制、价格等方面必须作出妥协，有可能影响小额保险业务的盈利状况甚至财务稳定。二是客户与保险公司产生分歧时，保险公司可能会面临来政府的压力。在保险业务中，客户难免与保险公司产生矛盾，在这种模式下客户可以寻求政府的帮助迫使保险公司满足其要求。即使有时客户的要求不尽合理，保险公司也不得不满足。
(三)多主体合作模式的优势与不足
多主体合作模式可以实现保险公司、机构以及客户的三方共赢。对于保险公司而言，可以借助团体机构较为轻松的解决销售渠道的问题，提高销售效率。对于团体而言，可以借助保险公司为其成员提供保险业务，扩宽服务领域，提高其成员的忠诚度。而且销售获得的佣金还有助于摊薄固定成本，提高组织效率。对于低收入者可以方便的获得保障，并且可以借助团体机构的力量与保险公司进行谈判，获得更优质的服务，在维护自身合理利益的同时，团体的力量也使低收入者处于更强势的地位。
同样多主体合作模式也存在不足之处：一是保险公司在一定程度上受制于团体的销售渠道，独立性受到影响。保险公司有时需要作出一定的妥协，从而有可能影响小额保险业务的健康发展。这就需要监管部门指定保险公司能够妥协的底线，避免陷入与目前国内银保市场类似的恶性竞争。二是如果保险公司与团体沟通不畅，将无法发挥各自的优势。尽管双方都有有价值的信息和技术，但是必须依赖于良好的沟通和协作。如果沟通不充分，提供的小额保险产品和服务不符合实际的需求，则不能充分发挥双方的优势。
三、我国小额保险发展模式的现实选择
小额保险既有一定社会性又有一定经济性，因此它既可以定位于为没有社会保险的低收入人群提供保障，发挥社会保险的作用，也可以是向低收入人群提供商业性质保险，因此其发展模式可以采取多种模式共存。从上文的分析可以看出，在我国现阶段发展小额保险可选的模式各有特色和不足，而这些又是由于政府、保险公司以及低收入人群在模式中不同的地位和作用所造成的。下面从政府的参与度、保险公司的参与度、低收入人群参与度三个方面来对三种模式进行综合的对比分析(见表1)。每个方面用强、中、弱指标来进行简单的评价。
在不同的模式中都是政府、保险公司以及低收入人群三方的博弈，开展小额保险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实现三方的共赢。在现阶段，我国可以选择政府支持的半商业模式为主，保险公司主导的商业模式为辅。探索多种主体合作模式的思路来开展小额保险。
(一)小额保险的性质决定了在其发展的初期离不开政府的支持
小额保险的目标客户群是低收入人群，因而它在经营时和一般的商业保险会有所不同，有其自身的特点。在国际上，小额保险的发展初期都得到政府的大力支持。在印度，保险监管部门直接规定了成立一定年限的保险公司农村业务发展必须达成的目标，极大地推动了农村业务的发展；在塞内加尔，国家社会保护战略将小额保险计划定义为扩大社会保护服务的重要机制；在卢旺达和加纳，在全国实施建基于地区和社区互助组织的健康社会保护计划。同样小额保险在我国的发展初期也离不开政府的支持。
从表1中可以看到政府支持下的半商业模式，政府参与小额保险的程度最强。小额保险主要是针对低收入人群的，它在一定意义上可以看作是社会保险的补充，可以为没有被社会保险所覆盖的人群提供一定的保障。低收入人群一般对保险了解甚少，有的甚至对保险产生一些误解。政府具有公信力，一旦政府也参与到小额保险中，有利于增强低收入人群对小额保险的信任，从而促进了小额保险的开展。同时，政府也可以利用小额保险发挥社会职能。例如，在我国农村很多人口都没有被纳入社会保险，截止到2006年年底我国农村养老保险的参加人数5373.4万人。政府可以和保险公司合作开展适合农村人口的小额保险产品解决农村养老、看病等难题。
(二)我国现阶段发展小额保险不能完全依赖保险公司
【关键词】互联网+ 智慧养老 健康服务体系
一、国内养老服务需求状况
目前，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大发展，我国养老政策在与市场的衔接上，还存在着明显脱节。尽管居家养老智能化逐渐得到社会的认可，社区智慧养老服务体系建设渐趋成型，但在实现智慧养老全覆盖方面仍然存在很多问题，智慧养老保障的水准比较低，还无法满足日益增长的养老保障需求。然而，近年来，老年人照顾服务需求持续上升，社区养老服务上门看病需求居于首位。城乡老年人的居家养老服务需求项目排在前三位的分别是上门看病、上门做家务和康复护理，其比例分别是38.1%，12.1%，11.3%。
如今，依托互联网平台，在线咨询、预约挂号，以及为老年人提供家政、关怀陪伴等养老互助服务层出不穷；为老年人设计的健康手环、健康腕表等可穿戴监护设备也日渐流行……互联网为老年人带来了哪些新变化？如何借助互联网推进我国养老服务转型升级？
二、“网络赋能”重构老年人生活
社会网络对老年人生活机会的重构：个体生活机会的增加，拓宽了老年人信息和知识获取渠道。在网络上阅读新闻可增加获取信息的渠道、增加生活常识、拓展兴趣爱好，丰富日常生活、深入社会参与。网络对老年人的影响主要在于工具性赋能、社会参与赋能和情感赋能。互联网逐渐融入老年人的日常生活，为老年人的交流方式增加新途径，使老年人能够通过网络参与个体生活和公共生活的实践，获取更多信息，培养兴趣爱好，增加情感表达，改善孤独状态。语音、视频等网络功能增强了老年人与子女的异地代际交流，提升了家庭凝聚力和归属感，互联网赋予老年人更多的机会和能力，使其能够主动参与到养老过程中来，实现养老观念的转变。
三、互联网养老服务需求丰富多样
（一）智慧养老服务多样化
老年人可通过微信预约、信息服务平台等参与文化养老活动，并享受到老年餐桌、心理辅导等养老服务，同时还可以进入虚拟养老院、穿戴智能养老服务设备等，极大推动了我国养老服务产业的发展。
（二）互联网医疗与养老服务：期待与矛盾并存
老年人在使用互联网医疗的过程中，多数也只使用预约、挂号功能，对于药品配送、问诊、报告等功能很少使用。整体来看，当前我国老年人的互联网医疗服务使用率仍然较低。要真正把技术和服务结合起来，推进“互联网+”养老服务创新，运用智慧养老发展慢性病管理、居家健康养老、个性化健康管理、互联网健康咨询、生活照护、养老机构信息化服务等健康养老服务模式，使智慧养老服务更加多元化。
四、当前我国智慧养老服务体系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当前我国‘互联网+养老’还处于初级阶段，很多市场还需要去开拓和探索。随着市场化的推进，要从企业生存环境的良性循环入手，找到一个可营利、可持续的“互联网+养老”商业模式，利用信息化手段，不断提高养老服务水平。
一是政府在支持与保障智慧养老服务发展的有效制度供给不足，全面建设智慧养老服务的投入很大，会给财政带来巨大的压力。二是传统的家庭养老服务功能不断弱化，居家养老服务发展不能满足互联网时代养老的实际需求。三是民办养老机构面临用地、用人、融资和运营困境，床位空置率高。四是老年人口受欧教育程度普遍较低，对于信息网络技术要求较高的新产品的使用出现困难。五是农村养老服务体系建设滞后，留守老人的智慧养老服务难以保障。
五、构建科学合理的智慧养老服务体系的建议
一是政府要做好制度供给，兜底没有家庭依靠的老年人的基本养老服务底线，但不能^度大包大揽，应准确划分政府、市场、家庭、社会的职能与边界
二是要大力发展居家养老，发挥互联网+时代家庭在养老服务中的第一支柱作用，大力发展智慧养老服务，推行老年健康管理，推进医养结合，实现居家养老服务内容的精细化。通过智慧养老服务平台的数据采集、信息交互系统优化融合社会养老资源，不断满足老人个性化多样化的养老需求。
三是要多管齐下，缓解民办养老服务业用地、融资、用人以及智慧养老服务平台呼叫中心建设和配套服务项目等运营困境。尽管近年来政府不断鼓励和扶持民间资本进入养老服务领域，但仍然难以真正扩大社会养老服务有效供给。在信息技术发展的今天，政府应该抓住互联网+这个大机遇，大力支持并给予为智慧养老服务的社会企业力量一定的优惠政策，培育一批创新的民办智慧养老品牌，推动养老服务产业升级。
四是加强对老人群体的互联网知识的培训，提升老人信息技术水平和使用产品的技术。然而，现阶段老年人口整体教育程度偏低，使得老人在接受和使用高科技产品的时候遇到困难。因此，要大力发挥社会以及政府力量，组织老年群体进行互联网知识的学习，由于老人记忆力和学习能力下降，因此，在设计产品的时候，要充分考虑老人的现实情况，如视力下降、动手能力较差等，使得产品易于操作。
五是解决乡村人口智慧养老服务资源有限形成的困境，要进一步完善农村智慧养老保障制度，加大财政资金的支持力度，大力推行智慧养老服务产品进入乡村，加快农村智慧养老服务体系建设，改善农村养老基础环境，构建农村互助式智慧养老服务体系。
六、总结
智慧养老建设体系是提升养老服务能力和水平的一个重要创新的举措，在提升老人生活质量、提高老年人服务质量、优化资源配置等方面具有重要的作用。当前我国‘互联网+养老’还处于初级阶段，很多市场还需要去开拓和探索。当前的首要任务就是充分利用信息化手段，推动智慧健康养老服务的不断创新，提高养老的服务水平，使得养老服务业成为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动能。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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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统计局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截止到今年9月底，我国第三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51.4%，高于第二产业10.8个百分点，提前完成了“十二五”的目标。不过，与国外服务业占比动辄达70%甚至更高相比，我国服务业依然显得体量不够。不仅如此，我国大量的就业人群多集中在中低端服务行业，中高端服务行业的就业人群数量相比发达国家仍较少;同时，我国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远低于工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因此，“开展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行动”就成为了“十三五”规划的重头大戏。
观察国际趋势，服务业往往是伴随着工业化过程的演进而不断提档升级。在工业化初期，服务业以商业、交通运输、通信业为主题业态，在工业化中期，金融、保险和流通服务业得到快速发展，到了工业化后期，服务业内部结构调整加快，旅游、娱乐等等新型业态开始出现，同时研发、设计、物流等生产业成为了服务业发展的主流。“十三五”期间，我国将逐步进入后工业化阶段，工业特别是制造业增速将逐步放缓甚至下降，生产型制造开始向服务型制造转变，大力发展生产业应当是整个服务业棋盘上的最值得期待的看点。
与欧美生产业占GDP比重的70%相比，目前我国生产业占比只有15%左右。鉴于此，作为一个量化目标，我们建议国家“十三五”规划应明确将生产占比提升至30%-40%。为此，需要进一步放开生产业领域的市场准入，将服务业领域的国有资本从一般竞争性领域中退出来，为社会资本释放更大额腾挪空间;要通过完善财税政策、强化金融创新和健全价格机制等措施，创建生产业聚集的平台，进而引导生产服务业在区域间形成合力的分工协作体系和各具特色的产业集群，促进生产业的区域性聚集发展。为了促进生产型制造向服务型制造转变，须引导和支持制造业企业延伸服务链条，特别是鼓励优势企业“裂变”专业优势，以流程再造向行业提供社会化、专业化服务;同时大力扶持发展产业调整基金、劳务猎头、技术风投和职业技术培训等服务型公司，鼓励和支持制造业企业通过发展个性化定制服务、全生命周期管理、网络精准营销和在线支持服务等，由提供设备向提供系统集成总承包服务转变，由提品向提供整体解决方案转变。
信息经济可以被视作“十三五”期间在服务业领域能够大展拳脚的一个新角色，为此，须重点推动云计算服务企业、大数据服务企业、3D应用服务企业等新IT阵容的成长与壮大。这些新型的服务业主体不仅可以成为为企业研发设计、生产制造、经营管理、市场营销、售后服务等产业链各环节的应用支持平台，还能为企业和政府提品定制、认证认可、质量诚信提升等解决方案。它们最终在带动管理方式变革、商业模式创新和产业价值链体系重构的同时，将极大地伸展整个服务业的价值空间。
分享经济无疑可视为“十三五”期间值得鼎力支持的服务业又一个全新业态。这种建立在对社会闲置资源开发利用并让参与者互利互惠的新经济业态不仅能够提高存量资源的开发利用价值，而且能够遏制一、二产业产能扩张的冲动，并能节约资源，保护环境，扩大生态文明的张力。在国外，分享经济的典型代表是提供车辆服务的Uber和提供旅游租房服务的Airbnb，国内主要有提供车辆出行服务的滴滴快的和神舟租车，提供旅游短租服务的木鸟短租，提供创意设计、网站建设、文案策划的猪八戒网，以及智力资源共享的果壳网“在行”和大咖驾到等。由于分享经济自身具有延展性和投资成本较小等特点，未来极有可能向金融租赁、物流运输、教育培训、广告创意等领域大范围渗透，并将成为互联网时代创业与经营的主流商业模式。不过，与全球分享经济已占GDP的0.1%相比，我国分享经济则刚刚起步，未来五年将有更广阔的伸展空间。
借助大力发展服务贸易出口从而壮大国内服务业也应当成为“十三五”期间的一个政策主基调。虽然过去五年我国服务贸易的进出口均出现逐年递增态势，但服务贸易逆差却是一个长期未见逆转的事实。为此，我们需要进一步提升中国出口在全球价值链的地位，扩大技术密集型产品的出口份额，提高高附加值、低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的产品的出口和国际竞争力。可以期待的是，“十三五”期间人民币国际化的步伐会加倍提速，人民币成为全球主流货币指日可待，由此所带动的中国国际金融服务能力将显著加强。另外，伴随着高铁、核电等高端装备走出去，中国的劳务、维修以及技术输出量也将明显放大;而在中韩、中澳以及中美投资协定达成之后，国外金融、证券、旅游、教育、医疗以及养老等服务也将迅速进入中国，成为拉动中国服务业的重要力量。
通过改善消费需求结构来刺激服务业的发展同样是“十三五”期间值得政策用力的一个重要点位。资料显示，目前我国居民最终消费支出对GDP的贡献率已上升到58.4%，而且随着“二孩”生育政策的全面放开，还会形成新的消费成长力。这样，我们完全可以通过扩大与引导居民消费来达到促升服务业的目的。如降低税费和完善基础设施，支持和规范电子商务发展，促进绿色消费;落实职工带薪休假制度，引导和鼓励旅游休闲消费、文化消费、体育消费;优化生活服务业发展环境，大力发展养老服务等。
基于农村服务业在整个第三产业中依然处于“短腿”状态的现实，除了配合城镇化的提速从而加强商业、交通运输、通信以及金融与保险等传统业态的发展外，重点要策应农村三次产业融合和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的构建，大力推进农村生产业建设，即在发展农产品 加工业的同时，积极扶持农产品流通业和仓储业的建立与完善;健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加快构建以公共服务机构为依托、合作经济组织为基础、龙头企业为骨干、其他社会力量为补充，公益和经营相结合、专项服务和综合服务相协调的新型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
（作者系中国市场学会理事、经济学教授）
关键词：房地产；开发模式；城市运营
中图分类号：F71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118（2012）08-0152-02
我国的房地产开发在经历过20年左右的市场历练之后已经取得了长足发展，并且作为一个能够集纳多个行业的重要产业在国民经济与人民生活中都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目前，在中国城镇化飞速发展过程中，城镇化的发展也进入了一个从规模扩张到品质提升的整体转型时期，迫切需要解决诸如城市的战略定位、城市规划、城市公共产品短缺、城市运行效率低下、城市环境污染、城市民生、人口的素质提升等一系列问题。
如果说最初的房地产开发还只限于满足人们基本的居住需求的话，那么今天的房地产开发无不在沿着住宅地产、商业地产、城市综合体和产业地产的路子在走。而从项目的开发到一个片区乃至新区的城市运营才是房地产开发中的更高的层次，也是一种具有开拓性的尝试。
一、城市运营的理念和意义
（一）城市运营的理念
城市运营，就是站在更高的角度，通过先进的定位、科学的策划、产业整合，强调产业合理布局，提升城市功能和效率，实现城市的效能优惠和土地价值提升，实现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同步增长。
城市运营是房地产商主动适应当前城镇化和城市发展的需要而形成新的房地产运行模式。房地产开发商由传统房地产商转型为城市运营商，必须自觉围绕城市的总体发展目标和发展规划，充分运用市场化的机制和手段，通过发挥企业产业和资源优势，结合城市发展的特殊机遇，在满足城市居民需求的同时，使其开发项目能够成为城市发展建设的有机组成部分。
（二）城市运营的目的和意义
城市运营商不是以单个地产项目为基础发展堆积木式的项目管理，也不是通过简单的项目叠加来实现短期盈利；城市运营模式，更像一个价值藤，围绕区域经济藤，逐渐深度植入不同产业，房地产业是主要支藤，在协同发展中，逐渐与其他产业彼此给养，共同造血同生，最终使得价值藤整体成长茁壮。正如中国城市发展研究院常务副院长章惠生所说：“城市运营模式的出发点是将地产资源与其他的资源整合，把土地开发升华为区域经济增长点的培育。把政府给的土地，用来孵化出一些先导产业的实体来，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提升经济水平才是我们真正要搞城市运营的目的。”在此基础和前提下，实现土地价值提升和企业效益增长也就顺其自然了。
城市运营商可以有效的实现居住价值、产业价值与城市价值三者的统一与良性循环，促进房地产投资向产业运营方面的转化，促进房地产资本转化为实体资本和产业资本，促进房地产开发商提升区域运营能力和产业运营能力，抵御政策的周期性风险。通过对与城市发展紧密相关、与产业升级相关的旅游、文化、教育、养生、养老、酒店等产业项目进行整合，为城市发展做出贡献。
二、城市运营与传统房地产开发的区别
城市运营比单纯的二级房地产开发要复杂、要艰难，前期的论证更系统，后期的运营也要认真筹划，不是一个简单的设计、建造、销售、后期物业管理的过程。它涉及到更多的科学定位、产业支持，资源整合更艰难、规划设计更广泛、营销推广更综合。如果说二级开发的产品是房子，那么城市运营的重点是土地本身即土地上所需要引进的产业，其难易程度、专业化水平、综合统筹能力等要求差别巨大。
（一）项目选择原则不同
一般住宅及商业地产通常选择成熟区域尤其是城市，商业地产讲究地段、地段还是地段，但如果城市运营亦按此原则选点布局，要么土地容量不够，要么成本高，要么缺乏旅游支撑资源，失去整体运营的意义。城市运营对于区域的选择针对不同的模式有不同的核心点，通常不会选择城市已经成熟的板块，因为其讲究的是先期低成本控制资源，然后运作资源整合，产业导入提升区域品牌与价值，逐步进行开发，最终获得超值利润；讲究的是资源占有及最终价值，前期小资金占有大资源是综合运营首要考虑的因素，否则就失去了运营的价值。
（二）城市运营行业跨度大
二级地产开发行业链清晰而简单，从论证拿地到开工建设周期很短，涉及的产业基本为设计、建造、销售、物管等单一产业链上的过程，而城市运营属于复合开发的大范畴，但比复合开发更为复杂，不仅要考虑企业运营的部分，还需要考虑社会运营的部分，是以土地为载体，整合多种产业，是一种全新的经营模式。其涉及的产业几乎涵盖一个城镇建设的全部进程，行业跨度大、运营复杂程度高。产业与产业的复合能够达到协同效应，这样的效应也才是城市运营所追求的。
（三）城市运营运作周期长
二级房地产项目通常要求运作周期短、资金回笼快，这与房地产特性相关，即自有资金与信贷资金结合的特性。而对于城市运营来说，其定位论证、资源控制、配套建设、资源整合、前期营销等都将花费非常长的时间，这个时间一般不低于3年，先控制资源再逐步开发是城市运营后期是否可控的主要因素，由于开发面积大、产业多，且后期不仅仅涉及房地产物业管理，还涉及资产运营和区域管理，其开发周期比单纯二级地产要长很多。
・中国的金融机构和监管层所面临的挑战，不是如何抑制次级贷款的增长，而是如何建立和发展可持续盈利的次贷业务，以及在合适的阶段实行证券化
美国次贷危机已经导致美国信贷收缩和经济增长放缓。暂且不谈中国将如何受到美国经济放缓的影响，当务之急，是中国应从这场美国金融危机中吸取经验教训。
值得注意的一种倾向是，由于美国次贷危机的影响，中国可能会因为风险过大而排斥开展次级贷款及信贷衍生品证券化的进程。事实上，促进次级贷款和证券化市场的发展，对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会有重要作用。
中国的金融机构和监管层所面临的挑战，不是如何抑制次级贷款的增长，而是如何建立和发展合适的商业模式，以实现可持续盈利的次级贷款业务――包括在合适的阶段实行证券化。
次级贷款的优势
首先我们应当知道次级贷款到底是什么，它可以带来何种好处。
次级贷款是银行或贷款机构发放给那些信用等级或收入较低、无法达到普通信贷标准客户的贷款。这类高风险人群包括收入较低、收入不稳定、抵押品较少或者还款记录欠佳的借款人。
无论对于个人消费者还是小型企业业主，次级贷款的优势显而易见：即客户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融资渠道。在中国，欢迎次级贷款并能从中获益的借贷人比比皆是。除了亲属和地下钱庄，许多个人、业主、经营者以及小型企业很难有其他融资渠道。在农村地区，融资渠道更加有限。
贷款机构的成功关键是要确保所收取的利息与较高的风险（客户可能无法还款）挂钩。有两种方法可以做到这一点――要么保证利息率相当高，使之足以应对额外的风险；要么通过管理和监控客户关系，以减少风险并使之与贷款利息率相吻合。当然，两者也可同时采纳。
我们同样必须理解证券化的优势所在。随着金融业越来越多元化，投资者如保险公司、养老基金和对冲基金，对于风险、收益及流动性的选择各有不同。银行往往通过现有客户群寻找贷款机会――在美国次贷危机中，这些客户就是想以按揭方式购买房产的高风险等级的借贷人。当按揭贷款可流通时，如有机构投资者一旦比银行更看好某项风险、收益及流动性的组合时，就会以具吸引力的价格从银行购买这些按揭贷款。这种交易降低了借贷成本，并且使银行可以从贷款中抽出资本。
在美国，证券化产品日益增加的复杂性，以及金融市场在发展和规范方面存在的缺陷，导致并加剧了次贷危机。然而，如果实施得当，证券化好处良多。
从次级贷款中获利
美国出现次贷危机，并不是因为借贷人风险较高，而是因为银行没有正确地对风险进行评估、定价和控制。
同样，中国大多数银行尚未具备这些能力，只有一些领先的农村信用合作社正在完善这方面的管理。同时，大多数银行目前尚未为风险较高的客户进行风险定价――这一点正在不断改善之中。因此，那些从事高风险农村贷款的银行正在减少借贷业务，并逐步转向收费业务。
然而，与之相对的是，许多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银行的次贷业务却盈利颇丰且发展良好。
由于高风险客户无法通过其他信贷渠道获得贷款，因此通常愿意支付与其风险相对应的较高的利息。举例来说，英国的Provident Financial向130万低收入客户提供贷款。其高风险客户的信用卡年利率为40％，而市场平均水平仅为17％左右。同样，向高风险客户提供的小额贷款的利息收入（年利率一般在15％-25％）足以抵补客户违约成本和营运成本，而且尚留有利润空间。
然而，确定合适的利率还不是主要的挑战。与大多数人的想法相悖，许多成功的次贷借贷机构的客户违约率非常低，尤其是那些所谓的小额贷款（通常放贷金额约合400元-15000元人民币）。如此优异的表现，已足够将次级贷款转换为优良级贷款。
以印度尼西亚的Bank Rakyat Indonesia（BRI）为例。这家银行通过其印尼境内的4000家小型支行向低收入客户提供贷款，并将个人客户贷款违约率成功控制在1％以下，相反，其企业客户的违约率却相当高。印度主要小型贷款集团之一――SKS小额信贷(SKS Microfinance)，目前为印度境内分布在15个州的2万个村庄的1700万客户提供服务，坏账计提水平在2％左右。实际损失率一般会更低。一些类似的金融机构正准备在华开展相关业务，并有信心取得优良业绩。
次级贷款获利可观，并且投资者相信这些利润具可持续性。SKS获得了美国风险投资机构红杉资本的注资。BRI于2003年在雅加达证券交易所成功上市。
然而，如前所述，很多中国的银行的次级贷款业务则面临截然不同的处境，尤其是农村地区放贷业务。那么，次级贷款业务如何取得成功？怎样才能将次级贷款客户转换为优质客户？
事实上，客户还款的可能性（即客户风险水平）并不是一成不变的。银行可以通过运营水平的提高以及其所选择的经营模式，控制和降低风险水平。
根据我们的分析，发达国家中，超过七成的坏账归咎于银行放贷后不合理的客户关系管理方式，即放贷决定本身并无问题，问题在于随后的客户关系管理。
成功次级贷款业务的商业模式具有相辅相成的五大要素：
管理侧重点
成功的次级借贷业务，首先必须完全了解客户未来还款的经济基础。
这些经济基础各有不同。提供短期的薪水质押贷款从本质上讲，这是现金流融资。大多数小额信贷机构向小型企业或业主/经营者提供贷款，后者利用这笔钱投资生产，产生回报，从而还清贷款。
如在最贫困的印度村落，村民获得贷款购买手机后，将手机“租”给其他人打电话，获得收入后还清贷款。在消费性贷款业务中，客户使用可支配收入来偿还贷款（如购买洗衣机），阻碍其还贷的因素可能就是客户自己其他的消费冲动。
美国的次级抵押贷款机构，并不是一如既往地将贷款管理的重点明确在如何偿付的问题上，特别是当还款利息增加的情况下。买一栋房子本身不能增加个人的收入，还款能力要么来自工资收入上升，要么来自房价持续上涨的因素。然而，这些因素对于放贷的规模来说都是不确定的。
流程
设立管理侧重点后，成功的次贷放贷机构通过设计其业务流程，来系统性地管理和降低风险。常规性地（通常是每周）与客户面对面交流，并收集客户的每周还款，可以成为客户关系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如，英国的Provident Financial雇用了1.2万名业务，每周对其上百万名客户进行家访。面对面的交流使得客户关系更加个性化，所以客户也很难“忘记”还款。客户经理也能够借此通过客户肢体语言及不经意的交谈，在早期阶段察觉出客户还款问题。
此外，由于还款每周都会发生，因此每次还款金额较小且便于控制。同样，在向借款人发放小组贷款（即小组成员为其他人交叉担保）时，农村银行通常会详细列明每周还款的具体情况。这种贷款金额较小，如果发生还贷问题，其他小组成员可以更容易地筹集资金，帮助个别借款人渡过难关。
信息
信贷风险评估的第一步通常是收集客观、定量和具分析性的数据。这些信息构成了信用评分卡的基础，评分卡正是美国和其他发达经济体决定大部分消费贷款的依据。
一些信贷机构，如Household International等已经具备了通过分析定量行为数据来评估次贷风险的强大能力。强大的运算实力、高度自动化的消费者评分卡以及风险管理机制的成功运用和持续发展，却导致了对一些关键领域定性信息的忽视。美国次贷市场就过分依赖于定量分析，而并没有充分探究这些分析在运用于抵押贷款市场时的可靠性。
事实上，中国（包括英美低收入人群）这方面的定量数据并不存在。因此，金融机构需要通过收集一些其他信息来预测偿款实力和偿款意愿。这些因素常常可以归结为个人的品格和可信赖程度，并与同侪的压力和周围群体的影响紧密相关，本身很难量化。
面对面的客户关系管理流程可以提供有价值的线索，说明客户是否可能面临问题。在乡村小社区中，与个人客户建设可信的关系往往可以为其个性和信用程度进行快速可信的评估。
奖励机制
要确保客户经理关注正确的信息，同时进行所需的客户管理工作，就需要对正确的工作方法进行奖励。奖金和佣金奖励制度是刺激高绩效的有效管理工具。两者目的在于对雇员的工作态度施加正面影响。正基于此，由于遵循通过销售产品获取佣金这一机制，美国抵押贷款销售机构才会过度地对消费者推销产品，而没有花时间真正分析每宗交易背后的风险。
与之相反，Provident Financial公司不按销售额，而是按照客户经理收回的贷款额发放佣金。这一做法不仅对经理选择客户发放贷款行为产生积极的影响，同时又能确保他们花时间从客户那里催收还款。
监管
商业模式的最后一个重点是监管的职能。监管机构在保护消费者利益以及保障金融机构实现业务盈利方面都承担重要职能。
首先，监管机构需要确保市场的充分竞争：换句话说，高利息率并不应该由垄断造成。如果开放了竞争，市场规则将会允许消费者自己做出是否借贷的决定。更重要的一点在于对消费者的教育，让他们了解他们要付出的代价。最后，监管机构需要注意银行索取本息的方式。过去我们在全世界许多国家已经看到过很多过激的带有胁迫性的索款行为。当银行将索款工作外包给索款并提供佣金时，这一情况变得更为严重。
借贷行为要考虑的流程、信息、奖励机制以及监管这些因素对次债资产的成功证券化同样起决定作用。美国为了将这些要素校正经历了很多问题。考虑到这一点，同时由于中国总体还处于证券化相对欠发达阶段，中国不应该立即对次级债资产证券化。
扩大可持续的次级借贷业务
中国消费者和企业都可以从可持续的次级借贷扩大中获益。在推广初期，这些益处可通过资产负债表内借贷形式，而不是证券化来实现――尽管在中国资本市场向更深、更广、能力更强的方向发展过程中，证券化将起到极富价值的作用。
然而，成功地扩充次级借贷需要监管机构以及金融机构高管层进行谨慎的设计以及监管。推广的成功需要有多项相关的能力共同完成。
对于冀望抓住次级借贷巨大机遇的金融机构来说，首要工作是必须建立独特的商业模式，即对借贷和偿还流程（从第一次接触客户至本息成功收回）要有一个具体的定义。然后将此流程成功地应用到信贷员和客户经理每天的工作中去。
这需要获取信息，包括定量信息和定性信息，以优化风险评估并在早期发现问题。这里的关键点在于设立奖励机制来鼓励银行雇员实现高绩效，并产生可持续的利润。
最后，金融机构还需要监管机构的参与，来确认其是否已经具备了能力，风险也得到了良好的管理，定价和借贷收回的方法是否公平、是否与竞争市场的特征相一致，其他竞争对手的行为与行业长期发展也相一致。
一问题的提出
2008年下半年以来,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外贸发展造成严重影响,市场供求失衡,企业经营困难,中国生产制造型企业的出口陷入多年未见的困境。据海关统计,2009年前3季度,我国对外贸易出口总值8466.5亿美元,比去年同期下降21.3%;与三大贸易伙伴欧盟、美国、日本的双边贸易总值同比分别下降19.4%、15.8%和20.0%;在一向有中国外贸形势“风向标”之称的106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上,出口成交额同期下降3.4%。这些现象无疑告诉外贸企业一个重要的信息:国际市场需求萎缩对中国出口冲击仍在继续,外贸企业必须要拓展国内市场,改变单纯依靠出口的发展模式。因此,外销企业转攻国内市场成了消化庞大的出口产能的“求生稻草”。但是转型并不意味着成功,因为转型过程本身便伴随着风险和不确定因素。外贸企业在转型过程中将会遇到哪些困难与挑战?这些困难又应如何解决?本文尝试对此加以分析并提供具有参考意义的对策。
二、外销企业开拓国内市场的困境
外销企业出口转内销绝不仅仅是把商品拿到国内销售这么简单。企业面对的是一个全新的市场,对企业的组织架构、经营模式等都提出了新的要求。以下从企业和外部环境的角度来探讨出口转内销企业目前所面临的困境。
(一)国内外需求水平不足及竞争激烈:开拓国内市场的困境
1.国内外需求水平不足。一方面随着欧美经济进入衰退时期,对我国的进口需求不足,而且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明显上升,许多中小外贸企业承受能力接近极限。另一方面“多储蓄少消费”仍是大部分国人的选择。在目前养老、医疗等保障体系不够完善的情况下,虽然有家电下乡、汽车下乡等政策的鼓励,居民消费水平仍然较低。可见,外贸企业“内销”潜力不大。
2.国内市场竞争激烈。外贸企业多数集中在劳动力密集型行业,比如服装、玩具、电子产品等。这些行业在国内大多已有强大甚至过剩的产能,竞争激烈。其中既有品牌响、影响力大的优质企业,也有众多的代工厂家。这些企业在国内运营多年,有自身的营销与供应链渠道。即使是在经济运转正常的年份外贸企业想要在国内市场立足也相当不易,更别说是在金融危机的严峻形势下开闸内销。显然,“内销”之路阻力重重。
(二)出口转内销:转变企业经营理念的困境
外贸企业大多只是生产车间式的企业,结构与模式都相对简单。而内销企业必须构建“品牌+生产组织+国内销售渠道”的经营模式,涉及到产品的设计、生产、流通、销售,再到售后服务、客户关系管理等整个供应链体系。
因此,外贸企业出口转内销要求企业转变经营模式,构建新的内部组织体系,在原材料供应及产品销售、财务运营方式、用人选人机制、企业制度与文化建设等一系列问题上都需要做重大调整,会涉及到整个企业的价值观念转变。在目前出口形势日益恶化的情况下,很多企业的转型是一种迫不得已的选择,企业家如果急功近利,对以上问题斟酌不够,会陷入进退两难、雪上加霜的窘境。
(三)从生产导向到消费导向:转变营销模式的困境
大部分外销企业只是按订单要求负责生产,销售与客户都比较稳定,逐渐形成了“生产导向”营销模式;转向“内销”就必须转变营销模式,一切以国内需求和消费为中心,树立国内消费导向的理念与模式。其困境在于:
1.缺乏营销组织和渠道。大部分外销企业对营销人员的数量要求不高,普遍存在企业老总就是公司最大业务员的现象,其人才也不适应国内市场的开拓。外销企业转型内销需要较长时间配置人力资源,招聘到了解国内市场的营销人才,才能在开拓国内市场时游刃有余。此外,人才引进本身涉及与公司管理人员的融合、与工作团队的合作等众多问题,如何减少花在这方面的时间、精力、资源,快速形成有效团队,对企业同样非常重要。另外,在“酒香也怕巷子深”的时代,外销企业同时面临着内销渠道缺乏的尴尬处境。中国市场区域广、网络渠道复杂,转攻国内市场后,企业如果没有自己的销售网络,会导致大量的货物积压在仓库,或者在销售中将大量利润拱手让人。
2.缺乏自主品牌。大部分外贸企业做加工、做出口,多以贴牌生产为主,没有自主品牌。外销产品转向国内市场后,如果自建品牌,需要复杂的手续和长时间的申请过程、品牌得到用户的认可也要经过长期推广并花费大量费用。若是以贴牌生产的方式进入国内市场,不仅要得到品牌注册人的许可,并且可能要一笔不菲的费用。因此,以何种方式打入国内市场、建立怎样的商业模式和品牌销售模式是企业要考虑的重要问题。
3.缺乏产品研发能力。外贸企业大多按单生产,对产品的设计、工艺、研发能力等没有太高的要求,更没有主动设计开发新产品的需要,使得大部分企业产品创新能力较差。此外,外销产品都是根据国外消费习惯进行市场定位、产品定位、价格定位,因此,产品的规格、型号、适用范围不一定适合国内市场。企业转做内销,需要根据国内用户的需求和使用习惯重新设计和开发产品。
(四)国内外市场机制差异:降低制度成本的困境
1.国内不良竞争提高了外贸企业转内销风险。国内销售一般采用“压帐”方式,导致“拖欠货款”和“三角债”的情况时有发生;不少行业尚处于发展阶段,经营方式和手段相对不规范,价格战、仿制假冒、信用不良等现象是目前普遍存在的问题,其中针对产品设计、品牌、商标等的知识产权的侵权问题尤为严重。以上因素都不同程度地增加了外销型企业开拓国内市场的难度。
2.税务问题不可避免导致销售成本增加。外贸企业转内销需要补缴设备和进口料件的增值税和关税。产出成品在销售前还需征收关税和增值税,约为产品销售价格的20%～30%。补税比例太大,相当于成本大幅增加,这对许多资金已非常紧张的外贸公司来说,难以负担。而且降低了与国内同行竞争的能力,使外贸企业强大的生产力优势降低。
三、外销企业开拓国内市场的策略
(一)外贸企业理念与思路的转变
1.公司从理念到形式的转变。公司形式的转变,涉及到公司组织架构、人才选拔、团队建设等诸多方面。一支强有力的运作团队,是企业在激烈的国内市场竞争中赢得先机的保证。这就要求企业经理层重视企业人才建设,一方面广泛招聘具有丰富内销和品牌建设经验专业人才,构建价值观统一的营销团队。另一方面,加大内部员工的培育,选拔熟悉公司运作、诚信的人才,委以重任。另外,根据公司的实际情况对内部人才进行整合,通过部门间的适当流动,形成一个有部门、无隔阂的整体。
2.两条腿走路,国内外相互补充。国际市场与国内市场是相互依存,互为促进的关系。一方面,利用在国际市场代工的强大的生产能力以及良好的质量声誉,发展国内市场,积极创建品牌,建设营销体系。另一方面,继续开拓外销市场,正视外贸出口中存在的出口市场集中于欧美发达国家,不利于风险分散,做代工没有任何话语权等问题,积极探寻亚、非、拉等新兴市场,增加出口的广阔性。对于已在国内树立自有品牌的外贸企业,可尝试在国外进行品牌推广,逐步建立销售体系,卖产品,更卖品牌。
(二)企业寻找合理的商业模式和营销策略
1.市场定位策略:选择合理的商业模式。国内市场竞争非常激烈,外贸企业必须清楚自身在产业链的哪个利润区,才能根据自身特点选择发展路径,确定商业模式。这里大致可以分为向上走的高端、专业化轻资产的模式和向下游走的发展模式。若走上游发展的模式,外贸企业可主攻品牌、产品、客户,以价格优势、渠道模式改变传统的企业结构。产业链的下游,可以选择产品的深加工以及相关的服务业等。此外,纯粹的外贸公司可以在进口产品的售后服务、技术咨询和其它信息反馈方面提供更加专业化的外包服务。总之,从商业模式选择入手,准确定位外贸企业今后的发展方向,是外贸企业转做内销的重中之重。
2.渠道策略:推动外销企业成功转内销的关键。除了常规的营销渠道以外,企业应发散思维,在网络、在农村、在已有的经销商上去发展销售渠道,开拓潜在市场。目前,网民网购消费习惯的形成和电子商务的发展,使B2C网上销售这一成熟的营销模式成为外贸企业规避传统渠道成本高、获利慢的好方法。分销渠道上,企业可采用经销商来开发经销商的方式,选择较为熟悉的经销商作为公司的业务代表与潜在经销商进行接触和商洽,将经销商之间的联系转化为经销商与公司的联系。此外,国内市场的渠道建设,最好先选择样板市场试点。而样板市场的选择,可以是在企业比较有知名度的地方,可以是在竞争对手比较少的地方,也可以是在尚待开发的农村市场。模式可以有很多种,只要适合企业,有利于发展,就是好模式。通过样板市场的开拓,一方面检验企业商业模式的对错,以便随时调整,另一方面培养未来向更多区域甚至全国市场扩张的精英团队。
3.产品策略:在产品特色和品牌建设上下功夫。外贸企业一方面要充分利用其生产能力强大的特有优势,提供有竞争力的高质量、多层次的产品。另一方面要注重品牌建设:对一些实力较强的转型企业,可考虑建立自己的品牌;对一些为国外名牌产品做代工的企业,可利用合适的传播渠道告知经销商和消费者自己是国外名牌代工生产商,较快获得消费者和行业认同,以推出自己的品牌;对实力一般的小型外贸企业,则可采取与同行进行商业联盟,或选择市场上有一定知名度和规模的加盟体系,直接享受品牌效应带来的好处。另外,售后服务是产品的外延质量,良好的售后服务是优质品牌的重要特征之一,不仅能提升产品的影响力,也是打通与客户后续沟通渠道,建立稳定客户群、培养客户的重要方式。
(三)利用政策环境和寻求政策支持
1.保护知识产权,维护合法权益。外贸企业进入国内市场有会遭受到诸如不正当竞争、在产品设计与品牌等方面的侵权、经济不景气下的信誉风险等问题。企业一方面要做好相关防范,树立产权保护意识,先行一步,做好应对策略。在遭受到侵权时,要及时处理,积极与政府合作,对相关违法行为予以打击,保护市场不受侵害,尽量将损失最小化。
2.密切关注国内市场的产业政策。金融危机席卷全球,外贸出口全面萎缩之际,出口转内销也为政府部门鼓励与支持。例如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联合宣布从2009年6月1日起第7次提高约2600个税目的商品出口退税率;有关部门将“出口转内销”的平台从会议形式推向摊位洽谈形式―在广交会上设立“国内采购中心”等。转内销企业要密切关注此类国家及地区政策和信息,努力为企业的转内销赢得时间和成本上的优势,从而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节约成本赢得先机。
总之,出口转内销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脱胎换骨的过程,转型企业只有针对自身特点和市场需求制定相应的企业战略,谋定而后动,才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转内销企业要对转型有信心,通过拓展内销市场,可以改变企业完全依赖国外市场的经营模式,有利于企业的长远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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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教育部公布的数字,2009年高校招生报名人数为1020万,比去年减少了40万,降幅3.8%。这是多年来高校报名人数的首次下降。将这一变化解释为毕业生就业困难降低了学生上大学的兴趣,是难以成立的。
其实,从十几年前的人口变动数据,完全可以预见到今天的局面:若不是因为近年来的大学扩招、入学率提高,和大量积累待消化的复读生(今年的考生中便包括了270万往届生),高校考生会在两年前就已开始减少。而人口数字显示,今后几年考生人数将继续大幅减少,降幅的高峰将出现在2018年。
考生减少,除了对高等教育市场的供求对比带来直接影响,它更是一个重要的信号,提醒人们注意人口格局的变迁,和这一变迁即将给各个产业带来的影响。
在德鲁克所阐述的创新机遇之七大来源中,唯一具有高度可预见性、而事实上却又经常被忽视的一个来源,就是人口变动。导致这种忽视的原因大概是:决定人口趋势的基础变量(生育率和各年龄段死亡率)的变动,和它们的经济后果最终表现出来,这之间往往有数十年的时间差。这种潜移默化的改变构不成新闻事件,也就很难得到媒体的关注。
而对于中国,又多了一个因素:独一无二的计划生育政策将造就出一条从未有人见过的人口结构变动曲线,这条曲线的特殊形状,将让那些从对发达国家发展历史的观察中获得的经验归于无效。对此,产业界必须引起警惕。
每个在中国做生意的人,必须牢牢记住一个年份:1987年。新生人口在这一年达到了2550万的顶峰,此后便以平均每年48万的速度下降,直到2004年后暂时趋稳。
我们不妨把这一为期16年的人口绝对数下行段想象成一个倒梯形箍圈,它随时间流逝而沿着人口金字塔慢慢往上撸,沿途所经之处,每个以特定年龄段人口为主力消费群的产业,将一个挨一个地遭受打击。现在,它正走在5~21岁这个年龄段,刚刚压过初等教育,正在撞向高等教育。几年前已经碾上摩托车,两三年后推进到住房租赁市场,六七年后将碾到汽车,后将冲进首次购房市场……在我们所能观察和评估的宏观变量中,没有比这个更加确凿无疑和无法抗拒的了,漠视它的人们,很快将品尝到它的厉害。
需要牢记的另一个年份是2003年。这一年,离开农村进入城市的人口达到历史顶峰2000万,此后便以平均每年170万的速度下降,降至去年的1100万,显然,城市化进程已经走过了拐点。
请注意:2003减1987等于16,这恰好是初中毕业的年龄,我们知道,许多农村孩子正是在这个年纪进城打工,现在,城市化的这一来源正在枯竭;同时也要注意,170万3.5倍于48万,因而城市化降速还有其他原因,很可能是农村16至45岁这一青壮年潜在进城人群正在全面萎缩。
如果是这样,那对于许多产业将是个十分不祥的信号。这些产业过去十年能在目标年龄段人口缩减的情况下保持高速增长,全赖于每年从农村涌入的大批新增城市人口,而现在,这一动力源正在迅速枯竭。
还是2003年,该年死亡率达到了1980年代以来的最低点:6.40‰,此后便以平均每年0.13个千分点的速度上升,对应着死亡人数平均每年22万的递增;考虑到人均寿命还在不断延长,这显然是人口年龄结构老化的结果。殡葬业、墓地、临终医疗、老年护理、养老院,这些产业已经进入一个快速增长期,这一增长将延续到2050年代。在此过程中,整个赡养模式和医疗产业的面貌,都将经历一次彻底的改造,大量创新将随之而涌现。
和经济危机一样,人口箍圈横扫之处,每个产业都将经历一次大扫除。效率低下和盲目扩张的企业将被清除,那些陶醉于过去十年高速增长所带来的兴奋与乐观之中、对自己一度行之有效的商业模式信心满满的企业,将死得最惨;懂得未雨绸缪,善于在逆境中创新的企业,将脱颖而出。要做到这一点,起码要先弄清楚自己的目标消费群年龄结构,再算算离紧箍咒还有多远。■
智慧养老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是养老领域的一场革命，也将成为经济增长的新动力。用技术的方法替代人力，延伸和改变人的生活角度，成为我们在这个领域当中的一场革新。
养老产业是一个大市场
中国已经初步构建了以居家为基础、社会为依托、机构为支撑、宜养相结合的社会养老服务体系，为老年人提供了生活照料，精神慰藉、康复护理、医疗保健、文体休闲等多样化多层次的服务。
民政部部长李立国提出，中国养老服务业的发展极具活力和前途，到2020年中国每千名老年人养老机构存位数将达到35至于40张，养老服务设施将覆盖所有城市社区90%以上乡镇和60%以上农村社区。养老服务就业岗位将超过850万个，失能半失能老年人生活照料和护理服务的潜在市场规模将达到1万亿元人民币，养老服务业增加值在服务业中的比重将显著提升。
中国养老服务业发展还处在起步阶段，政策和制度不完善，服务和产品水平不高，市场培育和规范缺少经验，科技创新和应用比较薄弱。养老服务增加值不高，迫切需要借鉴国际先进经验，加以改进和提高。
业内人士认为，养老服务业是增长潜力巨大的产业。他预测到2020年中国60岁以上的人口大概是2.43亿，2025年会超过3亿。从家庭结构看主要是呈现倒三角形的模式，传统依靠儿女养老模式是支撑不起来的。这就意味着社会化服务需求会大量释放，养老服务产业未来增长可能是指数级增长。
在不久前召开的信息社会50人论坛年会上，中国人民大学信息学院教授左美云给出了一个数据，目前，中国上网的老年人有1200万人。统计数据表明，上网人数的2%是60岁以上的老年人，也就是说，老年人触网、上网已经成为重要现象，但从产业的角度观察，老年人适合的信息化产品、应用发展不足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左美云认为，智慧养老离不开信息化，离不开移动互联网的技术来实现。通过技术能够实现养老服务更加规范化、科学化、专业化，但信息产业应加大创新力度，以更丰富的产品和应用来为老年用户服务。
在现有的老年人信息技术与应用中，有很多网站重点提供老年人的生活信息，有的搭建了报警系统、信息化老年人公寓、信息化社区，还有不少社区在建设虚拟养老院，这些都是瞄准老年人生理需求提供信息服务。在安全需求方面，有不少机构也开始搭建老年人的健康追踪系统、开展远程医疗等等。在养老政策信息方面，也有很多相关的网站。但总体而言，企业关注得比较多的还是生理和安全需求。对老年人情感需求方面的信息服务相对较弱，比如亲友活动的信息、公益社交等等。最缺乏的是满足老年人自我尊重的需求。比如老年人的身体自我评价、精神自我评价，这方面还非常薄弱。老年痴呆症前期是有症状的，如果有提供评价的信息服务软件，子女就可以通过父辈的一些行为进行预判。
智慧养老的平台式创新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研究部部长冯飞指出，养老产业创新主要集中在商业模式创新。其创新集中于三个领域。第一，平台经济企业的重要性。平台经济有一个一揽子服务，下线的一些具体服务可能由各个企业来做，直接面向老年客户。这种服务平台可以通过各种信息化的手段建起来。第二，需考虑PPP模式的具体实现，即公私合营，国内叫政府和企业合作伙伴关系。养老产业和社区、基层政权能够合作建立起这种模式非常关键。第三，考虑个性化服务，特别是个性化医疗问题。另外信息技术应用在提升养老服务业效率方面很重要，使老年人获得服务的便利性大幅度提高。目前劳动力成本提高的压力较大，行业也面临着用工难，靠技术提升服务的品质、降低成本，就变得非常重要。
冯飞主张，在智慧城市建设中，老年养老应作为其重要的环节，即智慧养老服务。智慧城市的七大构成中，其中有一个叫智慧生活，养老服务应该归入其中。
5月4日至6日，由中国民政部、全国老龄办和北京市政府共同主办的“第三届中国国际养老服务业博览会”在北京举行。
有媒体报道，在青岛百灵智慧养老平台展会的现场，只要发送了入住申请，老年人的所有信息就会发送到院长、医务室、护理员，然后多个部门在网上对老人进行入住评估，评估过后就可以发消息给护理人员接待，还包括以后的护理记录、探访记录康复训练、请假、用药等，都可在这个平台的指挥下完成。比如老人用的智能腕表还可以检测老人心跳，脉搏，体温，位置等信息；控制中心则实时显示老人状态，心跳、脉搏、血压、体温、位置信息；异常报警则对老人离床、心跳异常、血压异常、位置脱离管理区等进行报警。 老年人还可以在家利用便携的自助健康管理设备使老人足不出户完成血压、血糖、心电、血氧等健康指标的检测，对老人进行康复训练计划的监督和跟踪，为康复数据分析提供有效反馈。
子女可以通过手机、平板、电脑等，查看老人从入住评估，到老人离院的所有状态，甚至“衣、食、住、行、学”等所有在院信息。医护人员、后勤管理人员等配备移动终端，及时响应会员的服务请求和上级指派的任务。 服务终端可以接收所属服务范围内的服务请求，在服务完成后通过指纹仪对每一次服务提供有效记录。
“有了这个平台后，老人或者家属虽然不在养老院也进行登记注册，同样享受养老院的服务。”现场工作人员对媒体谈到，护理人员可以到家里进行护理，床位分散到每个家庭中，通过智能养老平台进行管理。
“其实这个养老平台就是解决的如何为老年人提供标准化的服务，把不同的资源进行整合。”目前，青岛百灵跟青岛福彩四方老年公寓已经达成了战略合作协议，第一步，青岛百灵对养老院进行智能化的改造，比如：打造网络、信息化平台，提供医疗、监护、定位、点餐等服务，下一步将跟社区日间照料中心、家政公司、卫生机构进行整合，为老人居家养老提供服务。
物联网下的智慧养老构想
到明年6月，南京市物联网“智慧养老”项目将在鼓楼区覆盖5000户，让老人充分享受物联网带来的便捷和舒适。
据介绍，物联网“智慧养老”项目就是利用物联网技术，通过各类传感器告知家人，使老人的日常生活处于远程监控状态。比如，老人在家中摔倒，地面的安全传感器就会立即通知此前协议约定的医护人员和老人亲属；如果正在煮的东西长时间无人问津，那么，装在厨房里的传感器会发出警报，提醒健忘的老人；如果万一老人已经外出，也没有关系，传感器发出警报一段时间还是无人响应的话，这时煤气便会自动关闭。
“智慧养老”不仅将时刻保护老人的安全，还能全方位监测老人的健康状况。比如，借助手腕式血压计、手表式GPS定位仪等，随时随地监测老人的身体状况。
目前，物联网“智慧养老”项目在南京鼓楼区还只是在社会福利院和两个试点小区推开，300位老人从中受益。
上海交通大学教授郑世宝撰文提出，智慧养老是基于远程老人健康监护服务的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系统，它依托先进的物联网信息化技术和社会化的专业养老服务团队，以社区为单位，为居家老人提供像托老院式的全天候健康与生活的监护服务。
智慧养老，是将传统的机构养老搬在了网上，用上了物联网时代的特征，即将远程医疗、健康监护和生活监护资源从固定的时空范围内释放出来，让老人触手可及。智慧养老的核心是空中养老网和社区服务站。
他详细解释道，智慧养老的服务体系通过空中医院网、空中养老网将传统医疗机构的医疗资源、养老机构的养老服务资源通过城市光网相连，实现医疗资源、养老服务资源的集中、整合及共享，提供远程的、虚拟的健康与养老服务。进一步，空中医院网、空中养老网基于三网融合网和泛在无线网连接到社区养老服务站或移动养老健康服务车等小型医疗健康、养老护理服务机构，将医疗资源转接分发到公众社区。通过社区的上门服务，打造30分钟车程应急服务和10分钟步行上门服务。最后以家庭为单位，通过数字家庭物联网，实现家庭健康监护（如家庭医疗床、便携式健康监护仪和可穿戴监护服）与社区养老服务站的对接，达到全天候实时健康管理和疾病诊疗的目的。
另外，社区养老服务站作为离老人最近的服务机构，可以在有需要的时候或是紧急情况下提供快速上门服务。这种实体服务作为健康物联网所提供的虚拟服务的补充，使得智慧养老服务体系更加完备，形成一种"日常健康管理的虚拟服务"与"应急快速上门的实体服务"相结合的养老服务体系。
健康物联网可以将传统实体医疗资源从特定的时空内取出来，进行虚拟化处理，分享到公众的身边，融入到人们的生活中，如影随形，无处不在。它将在突发疾病时的应急响应和日常生活中的慢病管理两方面起到关键作用，与传统的实体医院相辅相成，共同打造以个人为中心的全生命周期健康质量管理。
居家养老系统功能主要包括关爱老人电视电话系统、穿戴式健康监测服、睡眠健康保健床垫、家庭远程诊疗床、防摔倒报警器、防盗窃监控报警系统、煤气电气设备使用安全报警等等。这些系统都通过家庭物联网络和家庭网关与社会网络相连。
其中，根据老人生理特点设计的关爱电视电话系统，是一种老人智能电视系统，是居家老人的基本配置。该系统，以宽带网络电视为平台，配备无线耳麦、遥控鼠标、屏上摄像头和平板网络电视机，支持老人喜爱的电视节目、音乐节目推送、延时播放，支持老人友好操作界面（声控或盲摸）的电视电话和上网等功能。移动监护终端，作为老人随身穿戴的移动电话，采用耳麦接听，图像式拨号，还可具有无线定位、一键式报警等特殊监护服务功能。家庭远程医疗监护床是支持居家老人远程医疗和远程监护服务的最重要措施。
消费启动将带动消费金融进入快速发展期
过去几年，虽然经历了外部经济衰退和金融危机的影响，但我国的消费市场比较稳定，没有受到较大冲击，国内银行仍然在住房抵押贷款、信用卡、汽车消费贷款等业务领域实现了强劲增长。未来相当长时间内，在经济转型和居民个人收入提高的带动下，我国消费金融将进入“黄金发展期”。
城市消费步入更新换代期。从国际经验来看，人均GDP达到4000美元以后，居民消费结构将从生存型向发展型和享受型转变。目前，我国人均GDP已突破5000美元，消费结构升级已现端倪。从城市消费来看，城市居民消费的重心正逐渐转向以汽车为代表的中高档消费品，“可选品”及“奢侈品”的消费增长将快于“必需品”。
农村消费追赶城市。近年来，农村居民人均收入增速快于城镇居民收入增长水平，已步入10年前城市众多耐用品消费开始爆发性增长的收入水平阶段。根据城市消费经验，未来农村的电脑、空调、照相机、冰箱、手机、汽车等消费需求空间巨大，而且增长速度可能比城市消费增速更快。此外，政府逐步建立农村社保体系，提高农产品价格，加大农村基础设施投入也将有利于提高农村居民的消费倾向。
人口结构对消费起到重要推动作用。据预测，2015年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可能转为负增长，人口红利将逐步消失，由此可能导致过去30年“低消费、高投资”经济增长方式的改变，这将对消费信贷提供广阔的市场空间。此外，我国仍处于结婚的高峰时期，年轻人口的消费水平和消费倾向都在提高。这一人口特征推高了房地产需求、婚庆消费等，并且在旅游、餐饮、服装、文化娱乐、汽车等项目上的消费倾向高于上一辈。同时，父母对子女的“跨代转移”也提高了年轻群体的消费水平。
支持消费升级的重要支柱行业崛起。房地产、汽车等重点行业将成为推动经济转型发展的重要支撑点。以汽车为例，过去几年，我国的汽车销量实现了爆发性增长，销售总量跃居全球第一，并且增速高于其他国家。但是，我国的汽车保有量处于世界低位，远低于发达国家，也低于俄罗斯、巴西等金砖国家保有量水平。从国际经验来看，一旦居民收入达到某个临界点，汽车需求便会爆发性增长，而中国正处于此阶段。汽车的普及以及更新换代将是中国消费步入黄金时代的重要标志和主要支撑产业。
国内消费信贷发展呈现的主要特征
从我国的情况来看，消费启动的迹象越来越明显，大众消费特征也逐步显现，推动了消费信贷的快速发展。总体来看，目前国内消费信贷发展呈现以下几个重要特征：
规模快速扩张。经过快速发展，我国目前消费信贷余额已近10万亿元（见表1），是1997年的近600倍，消费信贷在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中的占比也从1997年的0.23%上升到目前的16.21%。回顾这些年的发展，消费信贷经历了两个快速发展期。第一阶段是业务初期，需求集中释放，贷款数量逐年成倍增长，2000年末的消费贷款余额是1997年末的24倍多。随后，市场进入了稳步发展期。第二阶段是2008年下半年后，中央为应对金融危机出台了一系列促进消费和发展消费信贷的政策措施，消费信贷呈现爆发性增长。
从中长期来看，消费信贷已进入了“黄金增长期”。目前，政府拟定的“十二五”规划将大力推动消费发展，计划2015年个人消费占GDP的比例增至42%～45%。同时，政府已出台相关措施刺激汽车、家电和家装消费的发展，银监会也鼓励银行发展一般性消费金融业务，批注设立汽车金融公司和消费金融公司。根据相关预测，“十二五”时期我国消费信贷增速将保持24%的增长速度，2015年消费信贷的规模将突破20万亿元人民币。
渗透率稳步提高。通常而言，衡量一国的消费信贷发展水平的指标是消费信贷渗透率（消费信贷/GDP）。近几年，我国的消费信贷渗透率稳步提高，已从2007年的12.3%提高到2011年的18.8%（见图1）。但是，我国消费信贷渗透率仍远低于其他发达市场水平（见图2）。随着市场的日渐成熟，社会各阶层收入和消费水平都会不断提高。在过去五年，富裕家庭（可投资金融资产在50万元人民币以上的家庭）和中产阶级家庭（可投资金融资产在20万至50万元人民币的家庭）的财富以15%的速度快速扩张，这些家庭有很强的消费欲望，并且对消费信贷产品需求旺盛。这部分需求的释放将快速推动消费渗透率的提高，根据相关预测，预计2015年中国市场的消费信贷渗透率将接近30%。
组织架构逐渐完善。随着消费信贷业务的快速发展，各家银行纷纷将消费信贷业务从原来的信贷业务中独立出来，成立了零售业务部、个人金融部、住房信贷部、信用卡中心等部门，专门从事和管理各类消费贷款。主要大中型商业银行目前已搭建起“大零售”的组织框架，并在重点城市设立了个贷中心。
产品体系日趋丰富。过去，我国消费信贷以住房抵押贷款等长期贷款为主，占比一般保持在85%～90%的水平。但是，随着以信用卡分期贷款、一般性消费贷款为代表的短期消费贷款快速发展，改变了过去产品较为单一的局面，形成了多样化的产品体系。目前，短期消费贷款占比从2007年底的9.5%提高到2012年第三季度末的18%。未来，消费信贷还将渗透到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逐步形成以住房抵押贷款为主体，汽车消费贷款、信用卡分期贷款、一般性消费贷款等多样化产品体系。总体来看，有以下几个特点：
首先，个人住房贷款仍将占主导地位。近年来，我国个人住房贷款发展迅猛，目前在消费贷款中的占比保持在80%左右。从长期来看，我国房地产市场的需求仍然庞大，特别是城镇化的加速推动了住房需求的快速增长。未来，我国城镇化率快速提高，城镇人口快速增长，这需要大量的住宅与配套房地产与之对接。同时，房地产市场热点也正由大城市向中小城市展开，这些因素都是住房贷款增长的重要保障。
其次，信用卡消费信贷将保持强劲增长。过去几年，信用卡业务快速发展，已成为消费信贷产品的第二大市场。总体来看，信用卡已成为国内银行零售银行业务发展重点，发展已步入快速增长通道，主要商业银行在组织架构、运营管理、产品创新等方面取得明显进步。未来几年，预计我国信用卡的发展还将保持强劲增长。随着银行与商户间的合作不断增多，联名卡、借贷合一卡等创新层出不穷，以及账单分期、消费分期、车贷分期、邮购分期等分期贷款业务快速发展，将进一步刺激消费者的消费金融需求。根据相关预测，未来几年信用卡收入将以每年约40%的幅度增长，2015年有望达到2.5万亿元人民币。
再次，汽车消费信贷市场日趋成熟。根据美国、日本、韩国等发达国家经验，在千人汽车保有量低于50辆的国家，汽车销量都会随着人均GDP的提高经历一个大幅增长的过程，我国的发展实际也验证了这一规律。2009年，在政府政策的推动下，我国汽车销售出现了40%的爆发性增长，销售总量跃居全球第一，且增速显著高于其他国家。同时，居民对汽车消费贷款的保守态度有所改变，在商业银行和汽车金融公司的大力推动下，汽车消费信贷出现了快速增长，成为仅次于个人住房贷款的消费信贷品种。长期来看，在汽车价格下跌、居民收入水平提高等因素的推进下，汽车销售将会继续保持增长，居民贷款购车的比例有望提高到20%以上，汽车消费贷款有望快速增长，未来几年预计将保持30%左右的增长速度。
最后，一般性消费贷款发展潜力巨大。一般性消费贷款通常指消费者对耐用消费品、教育和医疗服务、房屋装修、旅游度假、奢侈品消费等的短期消费信贷。目前，一般性消费贷款的渗透率非常低，占全部消费信贷余额的4%左右，而香港、新加坡等成熟市场的占比通常在10%以上。从国内来看，一般性消费贷款也是政策刺激国内消费的关键点，2009年银监会启动试点项目，在四大城市批准设立了四家消费金融公司，国内银行也普遍将一般性消费贷款作为消费信贷发展的重要增长点。未来几年，我国一般性消费信贷将保持45%左右的增长速度，成为消费信贷产品中增速最快的市场，潜力巨大。其中，医疗保健、房屋装修、旅游、家用电器等领域可能成为一般性消费信贷或分期贷款的重要增长点。
地区之间发展不平衡。我国地区之间经济发展的差异造成消费信贷发展表现出明显的不平衡性，主要全国性商业银行普遍将消费信贷的发展重点集中在东部沿海发达地区。根据相关统计，北京、上海、广东、浙江、福建5省（市）消费信贷余额占比就达到了60%左右。在消费信贷品种方面，地区差异也很大，西部地区产品发展滞后于东部地区。比如，西部有些地区至今还没有开办助学贷款业务。此外，我国的农村地区消费信贷还存在很多空白区。从未来几年发展来看，以北京、上海、广州为代表的三大城市和一线城市未来的消费信贷需求较高，未来五年将保持消费信贷市场的核心定位。
不同消费群体的渗透率差异较大。相关调查，消费信贷的群体可以按照年龄和富裕程度进行划分，不同类别消费群体的未来发展空间有所差异。在这些消费群体中，年轻富裕群体的消费潜力最大，他们的渗透率提高空间很大，并且热衷于使用信用卡。退休群体的消费需求和增长潜力则较低，主要原因在于缺乏新的收入增长预期。虽然年轻群体的渗透率最低，但是其未来的渗透率是最高的，特别是在住房抵押贷款和一般性消费金融的需求很高。其中，这类群体在住房抵押贷款市场的渗透率提高会较快。
重要机遇与挑战：互联网金融正在快速崛起
当前，以互联网为代表的现代信息科技对传统金融模式产生了重大影响，特别是移动支付、云计算、社交网络和搜索引擎等所带来的变革。显然，互联网带来的不仅是渠道革命，更重要的是商业模式的创新，涉及到产业链资源的重新组合以及新商业模式的产生：价值链被分拆和重组、新产品和服务出现、新分销渠道出现，以及更广泛客户群体的出现。在这一过程中，以商业银行为代表的金融业，利用互联网技术，推出网上银行、移动银行甚至电子商务平台，掀起渠道的电子化革命；而第三方支付企业和网络贷款平台则利用互联网平台进军金融业，在消费金融领域与商业银行展开了竞争，主要体现在两方面：
第三方支付企业：支付领域的强大竞争者。消费金融不仅仅表现为消费信贷，而且体现在银行对消费行为提供金融服务的整体过程中，特别是支付结算服务。近年来，商业银行在网络银行等先进安全便捷的支付领域快速发展，极大的缓解了柜面压力。第三方支付企业在加快发展电子商务的同时，也在不断寻找替代银行支付结算的机会，甚至中国移动、中国联通等通信公司也推出了手机支付的结算方式。2012年6月，央行公布了95张新的第三方支付牌照。在1年时间内，央行已经连续四次下发支付牌照，总共有196家企业获得了不同类型的支付许可证。具体来看，央行颁发的牌照涵盖了货币汇兑、互联网支付、移动电话支付、固定电话支付、数字电视支付、预付卡发行与受理和银行卡收单等七大业务类型。其中，互联网支付市场潜力巨大，竞争也尤为激烈。
第三方网络贷款平台：融资领域的新模式。互联网不仅将支付宝、快钱等第三方支付企业带入了金融支付领域，而且也把阿里巴巴网络贷款公司等第三方网络贷款平台也带入了银行融资核心领域，商业银行的传统贷款业务正面临着网络化商业模式的冲击。根据相关统计，2010年我国网络贷款已达到130亿元，并且这一规模在国家政策和市场的推动下正快速攀升。如此高速增长的网络贷款市场的主要驱动力还是来自消费金融和中小企业融资的巨大需求。有关专家预测，20年后社会将进入“互联网金融模式”，支付便捷、搜索引擎和社交网络降低了信息处理成本，资金供需双方直接交易，可以达到与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一样的资源配置效率。基于这种判断，商业银行的“融资脱媒”趋势可能会越来越明显，如果不能抓住网络金融的发展机遇，必然会在消费金融的竞争中，甚至在整体的战略转型中功亏一篑。
相关对策建议
当前，虽然我国发展消费金融还面临着诸多挑战，比如居民收入水平不高、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个人征信体系不完备、消费结构不平衡、人口分布不均衡等因素。在这样的背景下，我国消费金融体系建设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是，目前消费金融发展的趋势性已经非常明确，未来必将迎来历史性发展机遇。建议商业银行从战略上尽早谋划，提前布局，加快消费金融业务发展。这不仅是发展零售银行业务的重要机遇，也是深化转型和结构调整的重要方向。
加大资源投入，提高消费信贷业务占比。商业银行应继续加大资源投入，提高消费信贷业务占比，特别是要在住房按揭贷款、信用卡消费贷款和汽车消费贷款业务领域加快发展，形成核心业务基础和主要利润区。可积极关注医疗保健、房屋装修、旅游、家用电器等一般性消费贷款市场的快速发展，有重点的培育和开发市场。
加大市场细分，加强信贷政策指引。从客户分类来看，年轻富裕群体是消费信贷的重要客户群体。从财富维度分析，我国富裕群体（可投资金融资产在50万以上）对消费信贷产品需求旺盛，在收入预期及房屋、汽车、教育和奢侈品等消费意愿上更为明确和积极。同时，这类群体普遍重视财富管理，并习惯于用消费信贷或分期付款产品。从年龄维度分析，年轻群体消费潜力较高，特别是在住房抵押贷款和一般性消费金融领域需求较高，未来渗透率提升空间较大。
加快模式调整，优化消费信贷审批。加快消费信贷的发展，商业银行要尽快完善消费信贷审批模式，对零售客户的信用风险要依靠大数定理、标准化流程等措施进行管理。要尽快建立适应零售银行业务特点的审贷体系，建立区域审批中心，加强对标准化个贷产品的集中审批、集中放款和集中管理，提升审批效率和审批专业化程度。
加强业务协同，打造大零售金融平台。商业银行应加快建立零售金融板块的协同机制，有效协调客户资源共享、产品研发和交叉销售、专业中心与分行渠道发展之间的关系，核心就是零售客户管理协同和零售渠道力量协同，提高客户和渠道资源的使用效率，提高客户忠诚度。
加强产品创新，加快网络金融发展。加强消费金融领域创新，可以重点考虑三大领域：
首先，传统领域创新，可加大四类产品创新：一是住房按揭贷款，除了传统贷款按揭，可围绕房产存量开展消费、养老、留学等住房按揭产品创新；二是信用卡分期贷款，重点加强账单分期、消费分期、邮购分期等分期贷款业务领域的创新，优化审批流程；三是汽车消费贷款，完善车贷模式，探索多渠道车贷营销模式创新，探索二手车贷款、车辆免抵押贷款等汽车消费金融业务；四是一般性消费信贷，在医疗保健、房屋装修、家用电器、旅游、教育等增长潜力较大的产品上，重点加强营销模式、审批流程、还款方式等方面的创新。
其次，加强协同创新。加强银行内部的协调联动，形成全面协同创新的局面，挖掘内部客户资源和渠道资源的潜力。重点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加强公私联动的协同创新。可以在对公客户基础上，通过联动营销、产品定制等全方位的创新，挖掘市场潜力，批量开发消费金融客户。二是加强大零售的协同创新。比如，创新借记卡和贷记卡合一产品，掌握客户资产负债信息，精准营销消费金融产品。同时，加强存贷互促，提高零售产品组合营销创新。
[关键词]农业保险，财政支持，推进策略
一、我国农业保险的现状
(一)保险市场现实需求不足
农民在许多方面属于相对弱势群体，而农业又深受自然条件限制，在整体抵抗自然灾害和意外事故能力较差的情况下，通过保险救助渠道，有利于建立农村灾害保障体系。但在单户分散生产条件下，生产成本较高，农民在可支配收入并不宽余的限制下，对较高费率的农业保险望而却步，内在的旺盛需求也不能形成现实的消费能力。在农民眼里，与购买生产资料、供养子女上学等消费需求等更加重要和迫切的开支相比，参加保险还属于一种高消费的奢侈品，投保支出在其支出排序中一直处于较次位置。尽管农民也想获得保险救助，但农业保险的市场需求仅仅处于一种潜在状态，而非现实需求。
(二)保险机构产品供应短缺
目前农业保险陷入展业难、收费难、理赔难的“三难”困境，商业化体系下衍生了“大干大赔、小干小赔、不干不赔”的被动境况。高额的农业保险赔付率和有限的农民付费能力，迫使按照商业模式运作的保险公司，理性地选择了削减甚至放弃此类业务，在追求利润最大化过程中自然地减少对农业保险的承保能力，转而热衷于其它险种，直到农业保险与其它险种的边际承保利润相等时为止。十多年来，在我国利润丰厚的多险种市场上，保险公司把业务向赢利险种转移，自然促使农业保险的供给主体出现不足，供给力量渐趋萎缩。
二、农业保险业务的内在特征及其徘徊不前的原因分析
(一)我国农业保险业务内生的显著特征
1.农业保险特殊性的经济学分析。新制度经济学认为，由于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是一个融合了经济发展、政治稳定和社会繁荣的系统性问题，完全不同于单纯的市场商品交易业务，其“市场失灵”和“外部效益”的现象值得关注。在纯粹没有外力作用的农业保险市场，农民个人在投保活动中购买农业保险的边际私人收益势必小于边际社会收益，边际私人成本大于边际社会成本。私人收益小于社会收益、私人成本大于社会成本的差异就是农业保险的正外部性。在这种外部特征极为明显的格局下，全社会就演绎成了投保人的“搭便车”者。但是，保险人、投保人都基于其自身制度限制而无法对由其产生的正向外部效应进行收费，从而导致了农业保险产品的消费量低于社会的理想消费量，需求出现不足，农业保险的供给量也小于社会理想的供给量，供给出现不足。因此，从社会整体效益看，就存在着农业保险产品并不是严格和完整意义上的“私人产品”，而是介于私人物品和公共物品之间的更多地趋向于公共物品的一种准公共物品。在农业保险市场的产品属性具有极强的正外部性，农民的风险转移和分摊责任应该是社会性、多元化的固有特征下，没有政府的“有形之手”，必然会出现“供给有限，需求不足”的“双冷”局面，导致市场失灵。
2.农业保险特殊性的保险学分析。传统保险理论认为，保险经营以大数法则为基础，保险基金是“取之于面，用之于点”，保险业务能够稳定地实现“风险分散和组织经济补偿”职能的首要前提条件就是要求承保的风险必须是“独立的随机事件”。然而，农业保险具有强烈的系统性，并不完全符合传统的“理想可保风险”准则，由于风险单位地域的广阔性和灾害的系统性特点，保险公司就难以通过集中大量风险单位来分摊损失，已经成为保险赔偿能力的最大障碍。从保险运营技术看，经营农业保险存在着特殊的技术障碍：第一，保险责任的确定与保险费率的厘定比较困难；第二，定损理赔难度较大，农业保险的标的都是有生命的动植物，对损失程度、未来产量和产品质量以及市场价值的估测都很困难。
(二)我国农业保险徘徊不前的主要成因
1.农业保险的外部化特征屏蔽了农业生产者的投保热情。我国的粮食供应主要依靠国内生产而不是依赖于进口解决，因此，如果农业生产者愿意购买并且保险公司也愿意供给农业保险，必然会引起农产品的市场供给量增加，所有消费者都将从中受益。而在农产品市场的需求缺乏弹性时，农业生产者获得的实际收入则可能会下降，这时，农业保险的全部收益都转移给农产品消费者；如果农民不愿意购买或者保险公司不愿意供给农业保险，则可能会导致农产品的供给量减少，而在农产品需求缺乏弹性时，农业生产者获得的实际收入并不会相应下降，甚至可能上升。这种外部特征在一定程度上注解了为什么农业生产者对投保缺乏足够的积极性。
2.农业生产的低、小、散特征影响了保险参与者的运营效率。“低”指农民收入相对于保险费率而言处于低层次，“小”是指农村生产活动相对于保险运营而言属于小作坊，“散”是指农业生产活动相对于规模经营而言呈现散状化。由于收入的局限，农业生产者在购买保险商品时，将会考虑保险标的出险率和出险损失两因素，只有当保险标的在其财产结构或收入来源中占据比重较大，且出险率也较高时，才会为它投保。而目前我国农民收入格局明显变异，由于农产晶价格持续下跌，来自于农业生产的收入占据农民家庭收入的比重明显减少，大批农民弃农打工，农业甚至有演变为农民“副业”的趋势，农民普遍认为自费农业保险没有特别的必要性。同时，从保险公司来看，由于农业生产野外进行，受系统性、灾害性天气及疫情影响较大，在家庭化劳作情况下，部分投保者可以在信息不对称下，存在着侥幸心理和逆向选择，通过隐蔽信息和隐蔽行为来索取保险赔偿，由此也加大了保险公司的经营成本与风险系数，费率不可能大幅度下降。
3.政府政策的扶持性缺位加重了市场保险者的经济负担。农业保险是国家保护和发展农业的重要手段之一，但农业保险既不同于一般商业保险，也不同于救灾救济，而是带有公益性的经济活动，需要政府经济政策的支持。但是，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启动经费巨大，启动政策性农业保险的难度较大。这样，势必把本该在政府扶持下前行的农业保险推向商业化操作轨道，政府资金的驱动力作用没有得到合理的体现。
三、农业保险发展模式的国际经验及启示
美、加等国的政府主导模式。以国家设立的专门保险机构为主经营政策性农业保险，并提供部分基金以及大量的管理费用。1980年以后，美国鼓励私营、联合股份保险公司承保农作物一切原保险和再保险，对他们承担的这部分业务也同样补贴保险费。
日本等国的政府支持型合作互助模式。农业保险由基层民间不以盈利为目的的保险相互会社承担，中央政府通过农林省进行监督和指导，并由官方和非官方机构为农业共济保险组合联合会提供再保险，通过大藏省一般会计给农业保险保费补贴和管理费补贴。
西欧国家的民办公助模式。农业保险主要由私营公司、部分保险相互会社或保险合作社经营，但他们一般只经营雹灾、火灾和其他特定灾害保险。国家也支持私营公司举办农作物保险，同时为了减轻参加农作物保险的农民的保费负担，也给予一定的保费补贴。
亚洲部分国家的重点选择性扶持模式。农业保险主要由政府专门农业保险机构或国家综合保险公司提供，主要承保国内主产粮食作物，如水稻、小麦、棉花，目的就是确保粮棉生产的稳定，此类保险都是强制的，并与农业贷款相联系。
在我国国内农业保险模式上，上海安信的政府实质性参与模式、河南的互助统筹模式、浙江的政府牵头共保模式等，都是一种探索。透过上述几种农业保险模式的对比分析，可以发现；农业保险需要与所在环境相适应，并离不开政府的重视和支持；农业保险走单纯商业化之路行不通，但也离不开商业保险公司的支持；农业保险是WTO环境下实施政府扶持农业发展的合理途径。
四、我国农业保险制度安排的探讨
(一)选准基本模式，培植农业保险的动力
我国农业保险的基本模式应该是基于政府参与的财政支持型商业保险模式。其特征表现为：
1.农业保险扩大投保范围的行政支持环境。在农业保险的初始启动时期，单靠农民自愿保险，势必导致投保面过小、范围过窄的局面。需要通过各级政府和相关部门尤其是基层政府的大力支持、配合和参与，区别不同类别，分类推进。
2.农业保险投保费用筹集的财政支持措施。解决农业保险费用分但是关键所在，我国农业保险的财政补贴方式，拟实行“投保费用补贴为主，管理费用补贴为辅”的制度。有关部门应建立农业保险专项风险基金，以应付特大自然灾害和意外事故。政府可以利用财政补贴、金融手段来扶持农业保险。
3.农业保险企业相关税费的国家扶持政策。政府需要对农业保险企业实施税费优惠措施，以减轻其经营负担，如对农、林、牧、渔等险种给予免征营业税的特殊优惠；对农业保险经营主体的盈余，可在一定期间内不纳税或少纳税；并允许经营主体从税前经营盈余中扣除一定比例的资金作为保险准备金，以增加经营主体的资金实力。
4.注重农业保险对涉农保险市场的橇动功能。政府应利用利益诱导机制来推动“三农保险”的全面联动，即通过开展种植业和养殖业保险业务，吸引农民参加农业保险之外的财产险和寿险，甚至于向农户提供“一揽子保险产品”，包括房屋、机械、牲畜、收获方面的财产保险，职业工作和个人生活中的责任保险、医疗保险、意外伤害保险、养老保险等。
(二)统筹初保再保，配套农业保险的整体
在组建财政扶持型农业保险公司的同时，打通专门针对农业保险业务的再保险渠道也是一个必须解决的问题。一方面可以通过再保险机制尽可能在全国范围内分散农业风险，提高保险公司经营农业保险的积极性；另一方面可以以差额补贴的方式补贴各地区农业保险的亏损，使保险公司农业保险的损失降到最低限度。再保险公司在经营农业保险过程中，为体现财政支持的作用可考虑不向农业保险经营主体收取再保险管理手续费。同时，可以接受各种形式的保险机构对低于实际市场费率的价格承担农业风险，当赔付率超过一般赔付率时，由再保险公司补足，既保证农民以可以接受的费率参加保险，又使一地的风险能在更大的空间上和更长的时间内分散，减轻专业政策性农业保险机构的负担，同时调动被保险人、保险人双方的积极性。
(三)通过立法渠道，开辟农业保险的通途
农业保险的发展应以法律法规的完善为基础，从国外农业保险立法的背景和农业保险制度变迁乃至农业经济发展的历史视角考察，其立法的意义远超出一般的商业规范性法律制度。发达国家在发展农业保险过程中，始终用法律来保障农业保险产业的发展。而在我国目前尚没有针对农业保险的专门农业保险法律、法规，甚至连农业保险的组织制度、业务经营和会计核算等都是参照商业保险的相关规范。因此，为了使我国农业保险走上正规化、法制化的道路，必须制定一部专门的《农业保险法》，确定其基本法律依据，使农业保险有法可依，依法推进其持续稳定地发展。
三十多年来，计划生育政策的累积效应和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带来的技术进步与人们生育观念的转变，使得中国的人口再生产类型逐步由第二阶段( 高出生率—低死亡率—高自然增长率) 过渡到了第三阶段( 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 ，在这个转变过程中，中国的人口结构发生了较大变化。这种变化是经济社会变化在人口领域的反映，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经济社会结构的转变，我们可以从人口结构的变化中窥探出经济社会结构的状况。而经济社会发展与作为一种经济制度和经济发展要素的保险的发展有着密切联系，经济社会发展是保险发展的基础，保险发展支持经济社会发展。在寿险领域，人口结构变化和寿险发展更是具有直接联系。所以，人口结构变化对保险发展的意义不言而喻。保险发展如何应对人口结构转变的现实与趋势，不仅关涉到保险发展的前景，也涉及到保险业在经济社会发展中作用的实现。基于此，厘清人口结构与保险发展的关系，分析中国人口结构转变现实与趋势，为我国保险发展建言献策，无疑对我国保险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但是，作为概念而言，无论是人口结构还是保险发展，不同的划分标准，内涵不同。另外，不同的具体人口结构对保险发展的影响也不一样。所以，对相关概念进行范围界定十分必要。人口结构又称人口构成，是指将人口以不同的标准划分而得到的一定地区、一定时点人口总体内部各种不同质的规定性的数量比例关系。通常按人口生物学、人口社会学特征和人口居住地域状况将人口结构划分为人口自然结构、人口社会结构和人口地域结构。人口自然结构包括人口年龄结构和性别结构; 人口社会结构包括阶级结构、民族结构、文化结构、语言结构、宗教结构、婚姻家庭结构、职业结构、部门结构等; 人口地域结构主要有人口的自然地理结构、人口的行政区域结构和人口城乡结构。从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反映和对保险发展的影响来看，语言结构、宗教结构等的作用非常微小，没有必要对之进行研究，职业结构、部门结构等虽然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经济社会发展的变化，但是仅从职业、部门等结构中仍然难以全面了解人们的经济状况，难以直接地从这些结构中分析出其对保险发展的影响。所以，这里主要分析对保险发展有重要影响的相关人口结构，包括人口性别结构、年龄结构，文化教育结构、婚姻家庭结构、行政区域结构、城乡结构。为便于说明，仍按原分类进行归类分析。根据提供保险的目的不同，保险可以分为商业保险和政策性保险。商业保险是以赢利为目的，由商业保险公司经营，保险双方自愿建立经济契约关系，通过市场实施，当发生保险事故时给予被保险人补偿的一种保险制度，包括财产保险和人身保险。政策性保险有广义和狭义两种含义，广义的政策性保险包括社会政策保险和经济政策保险两大类型，狭义的政策性保险指经济政策保险，包括出口信用保险、农业保险、存款保险等，经济政策保险属于财产保险范畴。社会政策保险不按商业模式操作，不受《保险法》的调整和约束①，其发展情况不受现行保险经营和监管的影响，因而对保险的研究无实质影响和实际意义。经济政策保险虽然有财政上的补助，且不以赢利为目的，但是操作模式与商业保险区别不大，且保险公司符合条件的仍可以经营经济政策保险。因而本文的保险包含商业保险和经济政策保险，主要是商业保险。
二、人口结构对保险发展的影响
我们知道，保险的主要作用在于分散风险和经济补偿。人们对保险的需求源于风险的存在，风险存在的领域及其广度，决定了保险市场的领域与广度。分析人口结构对保险发展的影响，主要就是分析不同人口结构面临风险的差异以及由此产生的对保险的需求差异，这种差异，影响不同保险产品的市场规模，同时，催生新的保险产品诞生。下面，我们按通常的人口结构分类对其进行分析。
1． 人口自然结构对保险发展的影响
根据生理学和心理学的研究，在得益条件下，男性比女性偏好风险; 在损失条件下，女性比男性偏好风险。女性为了避免损失更愿意冒风险，男性为了获得确定利益更愿意冒风险( 何贵兵等，2002) 。保险主要功能是对损失的弥补而非利益的获取，从这个意义上，女性对保险的需求强于男性。在现实中，女性平均寿命和预期寿命都比男性高，但是女性退休早，且有生育耽误，导致社会整体上出现就业的男性偏好，使得平均而言女性经济状况弱于男性，导致女性对未来的不安感高于男性，客观上也使得保险需求上女性强于男性。另外，根据《中国人寿保险业经验生命表( 2000 ～ 2003) 》②显示，女性在各年龄段的死亡率都小于男性，女性患重大疾病的概率也小于男性，女性在人生的各个阶段所面临的健康风险低于男性。男女生理差异和生活习惯差异会导致患特定重大疾病机率的差异，自然影响到特定的重大疾病保险的费率和投保率的差异。寿命差异使得不同的寿险品种和商业养老保险预期回报率也出现男女差异，直接影响到寿险多个险种和商业养老保险的费率和销售。根据大数定理，如果性别差异明显，那么潜在的保险需求差异将凸显出来。从年龄结构看，不同的年龄结构对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不同效果。如果人口年龄结构中间大两头小，这样的结构被联合国人口基金会称为“人口红利”( UNFPA，1998) 。“人口红利”从理论上为经济增长提供了机会，如果利用得当，将带来经济的快速增长。反之，如果人口年龄结构中间比重偏小，两头比重偏大，表明社会的抚养负担增大，劳动年龄人口减少③，经济发展后续力量不足，将导致经济发展趋缓。如前所说，经济发展是保险发展的基础。保险发展必须关注人口年龄结构可能带来的经济发展变化。另外，如果老年人口比例过高，则老龄化④问题严重，老龄化不仅迟滞经济发展，还通过影响国民收入分配比例而对保险发展产生作用( 孙秀清，2004) 。在商业养老保险和人寿保险方面，人口年龄状况更是具有明显的直接影响。如果老年抚养比高，对储蓄类保险产品需求增加，对纯粹死亡类保险产品的需求将会更少( 郭金龙等，2005) 。另外，根据研究显示，人口老龄化率与人身保险密度之间存在着稳定的正相关关系，中国的老龄化进程对人身保险市场发展存在着明显的促进作用( 张连增等，2011) 。
2． 人口社会结构对保险发展的影响
从理性上分析的人们的保险需求和现实中实现的保险需求并不一致，就是说人们有保险需求，但是人们不一定购买保险，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人们对保险的认识并非完全理性。很多人对保险产品的排斥不在于其不需要保险产品，而在于其对自身需求和对相关保险产品的非科学性的判断和认识。文化教育水平高低无疑影响着人们对自身保险需求和相关保险产品的认识，文化教育素质的提高有助于人们把理性分析的保险需求转变成现实的保险需求，从而助推保险业的发展。在经济状况方面，事实证明人们的收入水平和文化教育程度呈正相关关系，而收入水平又是影响人们保险需求的重要因素，所以，文化教育水平的提升无疑还会提升人们对保险的需求。在提升文化教育本身方面，提升文化教育无疑延长了自身被抚养的时间，增加了家庭对死亡保险的需求，而且由于自身人力资本的增加，提高了未来收入预期，会促进本人对储蓄类保险产品的需求( 郭金龙等，2005) 。另外，在一个教育普及化的时代，各种教育机构层出不穷，教育风险增大，教育本身也成为保险的对象，为教育保险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空间。婚姻家庭结构方面，现阶段，我国保险需求更多的还是靠城市家庭推动，城市家庭的数量和状况将影响到保险市场的规模和保险产品的种类。就风险承受力而言，不同类型的家庭对风险的承受力不同，大家庭优于小型家庭，小型家庭优于单身家庭。如果家庭趋于小型化，由于个体家庭遭遇风险的因素加大，将扩大家庭的保险需求，社会整体保险需求将随家庭小型化趋势而扩大。对于单身家庭而言，相对的个体封闭会使得其具有某些相对特殊的保险需求，单身家庭的增多将影响家庭保险产品的种类发生变化，刺激新的保险产品的开发。家庭的稳定状况也将影响相关保险产品的市场，人们对婚姻稳定性的渴望将促使相关的婚姻保险产品的需求。另外，由于现代社会风险的增加，独生子女的安全和抚养已成家庭的重要问题，一般的家庭在抚养和照顾孩子方面皆愿意做出最大的付出，与孩子有关的保险产品市场前景可观。可以说，家庭变化的方方面面都对保险发展有着重要影响。
3． 人口地域结构对保险发展的影响
在中国甚至世界绝大多数国家，行政区划和经济发展具有密切的关系，很多经济发展政策是以行政区划为界，不同的行政区域有着不同的资源禀赋，不同的具体政策，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是一种现实和常态。不同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自然导致不同的保险发展水平，这是其一。其二，不同区域的政策不同，特别是对保险发展的政策差异也是影响区域保险发展的重要因素。另一方面，人口分布的不均衡性是现实与常态，不同区域有着不同的人口状况，人口状况的差异对潜在的保险市场规模，特别是寿险市场规模有着直接的影响。人口城乡结构对保险发展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城乡人口对保险的观念差异; 二是人口聚集程度对保险网点布局的影响; 三是人口流动带来的风险转移和风险增加导致的保险整体需求上升。这里无意贬低农村人口的素质，但是，从对保险的认识上看，整体上城市人口对保险的认识远远强于农村人口，这不仅和城市人口文化素质相对较高相关，也与城市生活环境风险系数高于农村相关。无疑，城市人口的多少影响着保险市场的规模。另外，农村人口居住地常常处于分散状况，而保险网点通常布局在一定的人口聚集区，人口太过分散，布局保险网点的成本将提高，而保险网点的布局情况又直接和当地保险发展有着密切关系。只有布局相应的保险网点，才便于把当地理性分析的保险需要变成现实的保险业绩。城乡结构的另一影响在于，城市化的趋势不可避免，城市化带来的人口流动将成为常态，而人口流动自然带来风险转移和风险增加，同时，人口流动也会让流动人口的保险意识增强。所以，从人口生活于农村的静态看和农村人口流向城市的动态看，保险需求差异巨大。
三、中国人口结构转变的现状与趋势
如前所说，计划生育政策的累积效应和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带来了中国人口结构的转变，这种转变，体现在多个方面。下面我们按类别进行分析。
1． 人口自然结构
表 1 显示，出生性别比严重失衡，0 ～19 岁人口中男性远远高于女性，而 65 岁以上人口中性别比开始逐步下降，特别是 70 岁以上人口，随着年龄的提高，女性比例越来越大。表 2 反映了我国人口总抚养比一直呈下降趋势，表明我国正处于“人口红利”时期。同时，少儿人口所占比例逐年下降，老年人口所占比例逐年上升，表明未来我国将面临劳动年龄人口不足①和老龄化严重的问题。根据学者的预测( 图 1，王金营等，2011) ，未来三十多年，我国少儿人口变化不大，但是劳动年龄人口和老年人口变化呈明显的相反趋势。从上面的资料可以得出: 尽管劳动年龄人口开始出现减少趋势，但是从抚养负担的角度，未来二十年我国的总体抚养负担还属于有利于经济发展的抚养负担，之后，人口负担的压力逐步增大。从性别比来看，我国未来的婚姻挤压现象将更加严重。“在今后二十年里，比例会明显提高，很可能会从现在的 1． 05 增加到1． 1，偏远地区可能比例更高。青壮年劳动力二十年里将从现在的 42． 6% 下降到 31． 3% 左右 ( 高圣国，2011) 。”性别失衡( 出生性别男多女少和老年性别女多男少) 、老龄化、婚姻挤压、劳动年龄人口短缺，将成为我国未来人口自然结构变动的趋势。基于这种趋势，未来家庭模式、经济结构和消费方式也必将发生一定变化，这种变化必然会影响到保险市场的发展。
2． 人口社会结构
一方面，如前所说，人口性别失衡客观上将造成婚姻挤压现象，大量单身男性无法找到伴侣，同时，对婚姻观念的认识差异和理想与现实的反差也使得一部分人，特别是“三高女性”( 高学历、高收入、高年龄) 主观上难以步入婚姻殿堂，社会上单身家庭增多。另一方面，由于价值观、经济状况的变化和人们交往面的扩大，婚姻风险增加，“闪婚闪离”已成司空见惯。据婚姻登记部门统计，2009 年全国共有 230． 5 万对夫妻办理离婚手续，北京有 25 872 对夫妻办理离婚登记，其中五分之一的婚姻维持不到 3 年，三分之一婚姻维持不到 5年( 博文，2010) 。婚姻问题必将成为中国未来的一大社会问题。另外，家庭小型化和独生子女现象也不容忽视。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家庭户均人口呈下降趋势，2000 年“五普”显示为3．44 人，2005 年人口抽样数据显示为 3．13 人，2010 年“六普”数据显示为 3．10 人。户均人口逐年下降反映了家庭小型化的趋势。如前所说，小型家庭与大家庭对风险的承受力完全不同，整体保险需求将随家庭继续小型化而增加。独生子女家庭增多是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带给家庭的最大变化，在城市，大多数“80后”人口都是独生子女。在计划生育政策还没有根本改变的情况下，中国今后较长一段时期内家庭还将处于独生子女和少子女状况，如前所说，这种状况将为与孩子相关保险产品的开发与销售提供广阔市场。文化教育方面，中国的发展十分明显，图 2①显示了五年来中国中等以上教育的发展现状，表 3 显示了十年来中国整体教育发展情况。图 2、表 3 显示: 近年来中国各级学校的招生人数数量庞大，特别是高等教育，招生人数逐年上升，表明中国的中、高等教育已经向普及化方向迈进。从每十万人中的受教育情况来看，十年来，文盲率下降了2． 64个百分点，受过中、高等教育的人数明显增加。这种趋势还将持续，未来中国人口教育结构将逐步趋向优化。文化教育素质提升必将为经济发展提供优质人力资源，同时提升人们对保险的认识，保险发展的大环境将趋于优化。
3． 人口地域结构
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各地在人口和经济发展方面出现了巨大差异。以 2010 年的数据为例①，广东、山东等地的人口是、宁夏等地人口的几十倍，广东、山东、河南、四川、江苏、河北 6 省常住人口就占了全国总人口的33．25%。人均 GDP 方面，上海、北京、天津超过7 万元，江苏、浙江超过5 万元，而贵州、甘肃、云南、等地才1 万多元，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十分明显。各地的人口年龄结构等也不一样，等地的人口年龄结构年轻，老龄化比例不高，而四川、北京、上海等地则老龄化比例偏高。人口数量和经济状况特别是人均经济状况是决定一个地区保险市场容量的重要参数，各地人口结构状况是各地不同保险需求的重要影响因素。人口行政区域结构在短时期内还不可能出现明显变化，保险发展必须考虑地区的经济和人口差异。人口地域结构另一变化是中国城市化率的持续提高( 图 3，根据国家统计局统计年鉴数据绘制) 。城市化过程是产业结构优化、要素配置优化、集聚发展的过程。以 2008 年数据为基准预测点，可以估算出城市化率每提高 1 个百分点，带动最终消费新增加 2 160 亿元。到 2015 年，全国人口的 54% 将居住在城市( 陈玉和等，2010) 。可以预计，随着城市化的发展，带动的消费将持续增加，保险需求和购买能力将增加。同时，中国产业结构将逐步优化，产业风险将发生改变，保险市场必须应对这样的变化。另外，与城市化同步发生的是人口流动现象。根据“六普”资料，大陆 31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口中，同 2000 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居住地与户口登记地所在的乡镇街道不一致且离开户口登记地半年以上的人口增加116 995 327人，增长 81． 03%( “六普”公报，2010) 。人口流动将成常态，人口流动带来保险风险的增加和保险意识的增强，保险需求将扩大。
四、中国人口结构转变下的保险发展对策
不同人口结构的变化对保险发展的影响虽然有区别，但是也有联系，有些影响是具体的、个别性的，有些影响是共同的、综合性的、甚至交叉的。因而除了根据三类人口结构变化情况提出对策外，也从综合的角度提出了几点建议。
1． 应对人口自然结构转变的对策
从性别比失衡来讲，单身家庭增多不可避免，由于一切靠自己，单身人士对自身的健康问题和将来的养老问题具有本能的关注。性别比失衡原因之一是“养儿防老”观念，在“养儿防老”观念还难根除的现实下，女孩家庭父母对自己的健康和养老问题同样具有本能的担忧。从老龄化的影响来讲，未来抚养负担的加重将让现在的年轻人担心未来自己的生活状况，同样对自己的健康和养老问题有所担忧。而社会保险提供的更多是一种基本保障，难以满足人们期望老年过上美好生活的愿望，所以，商业保险具有潜在的巨大市场。作为社会保险重要补充功能的商业保险，成为了转嫁老龄风险的第三个有效途径( 张连增等，2011) 。各保险公司应从长远谋划的角度，分析人口结构的这种变化趋势，分析单身人士、女孩家庭父母和一般年轻人不同的担忧，推出适应不同人士需要的商业健康保险和商业养老保险产品，应对市场所需。从老龄化的现实来看，由于老年人具有特殊的需求，如何应对未来老年人特殊需求这个广阔市场，需要各保险公司针对老年人的生理、心理特点推出相应的老年关爱型保险产品，这方面目前还比较薄弱。从男女预期寿命来看，平均寿命差异对寿险市场有重要影响。一是平均预期寿命延长，会降低对纯粹死亡保险的需求，但是另一方面，正是因为男女寿命差异，女性对生存保险的潜在需强于男性，男性对死亡保险的潜在需求强于女性。老年人中女性比例明显偏高，生存保险市场前景光明。目前生存保险囿于道德因素等，主要集中于一些消费型的重疾险和意外残疾型，保险公司可以尝试开发新的产品。
2． 应对人口社会结构转变的对策
婚姻家庭关系的不稳定为“爱情保险”提供了广阔市场，“爱情保险”产品曾陆续出现，比如“红玫瑰”、“世纪同祥”、“百年好合”、“爱家之约”等产品。这里的“爱情保险”并不一定能保障爱情，但是由于通常是男方给女方购买，受益人为女性，保障了离婚后女方能获取一定的利益。在“闪婚闪离”常见的今天，“爱情保险”不仅对婚姻寄予了一种美好期待，同时可以让女方心理感觉一丝温暖。保险公司应抓住新时代青年人追求浪漫同时冀望稳定的心态，做大“爱情保险”这一市场。对于家庭内部来说，独生子女和少子女时代，孩子是家庭的重心。虽然学校有各种保险，但是重大疾病和教育仍然是家庭担忧的问题，所以针对小孩的重大疾病保险和教育保险仍有广阔的市场。另外，小型家庭和大家庭对风险的承受力和面临风险的种类等也不同，保险公司应该重点研究家庭小型化带来的保险需求变化，从而制定出对策，开发相应的产品。针对教育结构而言，教育文化素养的提高为保险发展提供了重要基础，各保险公司应采取主动出击，利用教育结构改变的有利条件完成人们保险意识的提升和发掘人们的保险需求，适时推出教育培训风险保障、教育期意外保障等有关保险产品。在提升保险意识方面，教育从娃娃抓起，保险至少要从大学生抓起。可以定期到各高校进行保险宣传，一来提升未来社会主力人群的保险意识，二来培养潜在的保险人才。同时，保险进社区也是今后保险宣传的方向，把普通百姓潜在的保险需求激发出来，变成现实的保险需求。
3． 应对人口地域结构转变的对策
保险的发展离不开各地的人口和经济状况，从数据上看，以四川为例，2010 年人身保险保费收入占整个保险业保费收入的 74． 99%，在财产保险中，车险业务占比 75． 31%，①而机动车辆的车主以中年人居多，而购车能力显然和当地人口的经济收入相关，可以看出，人口和经济状况对保险发展的影响极为明显。保险公司应分析各地的人口数量和人口结构状况，分析各地的经济发展、特别是人均经济状况，测度出各地大致保险需求总量，确定不同地区差异化的保险发展战略，配备相应的保险资源，避免重点地区资源不足，非重点地区资源浪费。在这个过程中，和地方政府相关部门密切沟通，获取地方政府对保险发展的支持十分重要。为顺应城市化的发展，保险网点应迅速覆盖新的人口聚集地区。银行成为人们生活的一部分固然和银行本身功能有关，但是商业银行网点相对分布较广也是重要原因，目前保险公司和银行在网点布局上不可同日而语。结果是常见普通百姓主动上银行的门，而罕见普通百姓主动上保险公司的门，人们对保险和银行的认识也差之千里。既然保险从功能上讲应该为普通百姓所需，为什么保险公司不可以学习银行网点的布局经验，让客户由被动变主动呢?城市化的另一现象是人口流动。流动人口工作强度大、风险高，对意外伤害保障需求强烈，其生存现状决定了对医疗保证需求也很迫切。同时，养老保障方面，流动人口整体保障水平也较低。尽管如此，70% 的流动人口不愿意为未来生活和未知风险购买保险保障，其中和商业保险机构主动提供配套服务意识不强，用工单位对用工风险存在侥幸心理等不无关系( 杨济时等，2010) 。如何把庞大的流动人口的潜在保险需求变现，无疑需要各保险公司认真思考。变被动为主动，和政府沟通，和企业联系，让企业明白为员工提供一份他们所需的商业保险，价钱不多，但是体现了企业对员工的关爱，同时可以增强员工对企业的爱心，从长远看，对企业发展利大于弊。保险人员不仅仅需要一定的推销技巧，更需要一定的讲解能力。把政府说通，把企业说通，和企业与政府合作，定期进企业，主动出击，必将为保险公司带来丰厚回报。另外，与人口流动和城市化相伴随的乡村留守儿童和留守老人的安全，外出之后家庭财产的安全，庄稼的安全等也是广大外出农民工的心病，“人口流动时代”农村家庭财产保险和农业保险无论是风险概率、保险需求，还是保险产品类别都发生了一定变化，很多保险公司不愿意涉足这块业务，认为风险大，效益低。但是这毕竟是一块巨大的市场，如果保险公司在解决这些问题方面做出努力，必将实现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的双丰收。
4． 综合应对措施建议
必须坚持发展是硬道理的战略思想，决不能有丝毫动摇。党的十强调要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要求的是尊重经济规律、有质量、有效益、可持续的速度，要求的是在不断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不断优化经济结构中实现增长。要牢牢把握扩大内需这一战略基点，培育一批拉动力强的消费增长点，增强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基础作用，发挥好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关键作用。要增加并引导好民间投资，同时在打基础、利长远、惠民生、又不会造成重复建设的基础设施领域加大公共投资力度。要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逆周期调节和推动结构调整的作用。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要结合税制改革完善结构性减税政策。各级政府要厉行节约，严格控制一般性支出，把钱用在刀刃上。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要注意把握好度，增强操作的灵活性。要适当扩大社会融资总规模，保持贷款适度增加，保持人民币汇率基本稳定，切实降低实体经济发展的融资成本。要继续坚持房地产市场调控政策不动摇。要高度重视财政金融领域存在的风险隐患，坚决守住不发生系统性和区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
二、夯实农业基础，保障农产品供给
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必须长期坚持、毫不动摇，决不能因为连年丰收而对农业有丝毫忽视和放松。我国有13亿人口，只有把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才能保持社会大局稳定。要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严格保护耕地，大兴农田水利，加强科技服务，不断提升农业物质技术装备水平。要稳定完善强农惠农富农政策，充分保护和调动农民生产经营积极性，使务农种粮有效益、不吃亏、得实惠。要在坚持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基础上，创新农业经营体制，加快发展现代农业。要加强绿色生产，从源头上确保农产品质量安全。
三、加快调整产业结构，提高产业整体素质
实现尊重经济规律、有质量、有效益、可持续的发展，关键是深化产业结构战略性调整。要充分利用国际金融危机形成的倒逼机制，把化解产能过剩矛盾作为工作重点，总的原则是尊重规律、分业施策、多管齐下、标本兼治。要加强对各个产能过剩行业发展趋势的预测，制定有针对性的调整和化解方案。要着力增强创新驱动发展新动力，注重发挥企业家才能，加快科技创新，加强产品创新、品牌创新、产业组织创新、商业模式创新。要合理安排生产力布局，对关系国民经济命脉、规模经济效益显著的重大项目，必须坚持全国一盘棋，统筹规划，科学布局。
四、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着力提高城镇化质量
城镇化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历史任务，也是扩大内需的最大潜力所在，要围绕提高城镇化质量，因势利导、趋利避害，积极引导城镇化健康发展。要构建科学合理的城市格局，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城市群要科学布局，与区域经济发展和产业布局紧密衔接，与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相适应。要把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作为重要任务抓实抓好。要把生态文明理念和原则全面融入城镇化全过程，走集约、智能、绿色、低碳的新型城镇化道路。
五、加强民生保障，提高人民生活水平
要按照“守住底线、突出重点、完善制度、引导舆论”的思路做好民生工作。重点保障低收入群众基本生活，做好家庭困难学生资助工作。要注意稳定和扩大就业，做好以高校毕业生为重点的青年就业工作。要善待和支持小微企业发展，强化大企业社会责任。要加强城乡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继续完善养老保险转移接续办法，提高统筹层次。要继续加强保障性住房建设和管理，加快棚户区改造。要引导广大群众树立通过勤劳致富改善生活的理念，使改善民生既是党和政府工作的方向，也是人民群众自身奋斗的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