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8-23 17:00:05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关于申诉的法律规定，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关键字：教师申诉，行政行为，处理决定书
各级教育行政机关对所受理的教师申诉案件作出处理的唯一法定法律文书是《处理意见书》。
前面的话
近日按教师朋友提供的信息，通过Google搜索引擎查在互联网（/asp/dzzw/TopMenu/banshizhinan/dudaoshi/01.doc）上查到《成都市教育局受理教师申诉指南》，从网址看该文件应挂在成都教育信息网上，但无法查到。而在成都教育信息网（/）上只查到：1998年9月3日《成都市教育委员会关于教师申诉若干问题的暂行意见》.这两个文件在处理教师申诉的程序上适用法律方面存在很多问题，本文试作简要评述。
一、再述教师申诉的法律性质
在《教师申诉行政制度中的若干思考》一文中已对教师申诉的法律性质作了基本阐述，在这里再作进一步讨论。
1、教师申诉的法律依据：
教师申诉法律制度的建立，是我国《教师法》第39条所规定。1995年10月6日国家教委的教人［1995］81号《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若干问题的实施意见》「八教师申诉对教师申诉案件的管辖、受理条件、以及处理程序、法律救济措施等方面作出了简要的具体规定。此后，依据该实施意见的「十、各地可从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出发，制定《教师法》的实施办法。的规定，各地对教师申诉作了相应的规定，如，《北京市教师申诉办法（自1996年4月1日起施行）》及《关于办理教师申诉工作若干规定》（1998年11月23日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政府西政发[1998]22号文件印发根据2000年7月27日西政发[2000]30号文件修改）、《苏州市教师申诉办法（自2004年1月15日起施行）》、1995年4月26日四川省人大颁布《四川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条例》、成都市教育委员会1998年9月3日颁布并施行《成都市教育委员会关于教师申诉若干问题的暂行意见》、而后（注：具体日期不详）成都市教育局制定了《成都市教育局受理教师申诉指南》等等。
各地所制定的办法、意见、规定等规范性文件，均以《教师法》、《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若干问题的实施意见》以及地方行政法规作为制定的法律依据。以此为据，我们完全可以这样认为：1、教师申诉制度是教育行政机关依据我国教育法律法规所建立的、一项“特殊”的为保护教师合法权益的法律制度。2、教师申诉法律有着较为严格的主体、受理范围、特定的处理行政机关、以及处理的程序与期限。3、对教师申诉案件作出处理是教育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而不是教育系统内部的纠纷调解行为，更不是教育系统的内部事务。4、教育行政机关予以受理的教师申诉案件处理作出的文书《教师申诉处理决定书》是行政法律文书。5、提起申诉的教师对于教育行政机关所作出的具体个案的《教师申诉处理决定书》不服可以提起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
2、相关法律问题
（1）、关于教师申诉的受理机关：
依据《教师法》、《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若干问题的实施意见》，教师申诉的受理机关应当是行政区域内的教育行政机关或人民政府有关行政部门，如政府法制局等。
（2）、关于教师申诉后提起行政诉讼的可诉性：
《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若干问题的实施意见》「八教师申诉规定“（四）行政机关作出申诉处理决定后，应当将申诉处理决定书发送给申诉当事人。申诉处理决定书自送达之日起发生效力。”、“申诉当事人对申诉处理决定不服的，可向原处理机关隶属的人民政府申请复核。其申诉内容直接涉及其人身权、财产权及其他属于行政复议、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事项的，可以依法提起行政复议或者行政诉讼。”
不少人认为，根据教育部实施意见对于教师申诉“凡申诉内容不直接涉及其人身权、财产权”的不能提起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这种观点是错误的：首先，教师申诉必然是涉及教师合法权益，而此时的合法权益往往直接或间接的包含着教师的人身权或财产权，如果申诉教师的合法权益得不到保护与保障，必然损害其人身权或财产权。其次，2000年3月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有“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具有国家行政职权的机关和组织及其工作人员的行政行为不服，依法提讼的，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的规定，司法解释规定得非常明确，即只要是“国家行政职权的机关和组织及其工作人员的行政行为不服”即可提起行政诉讼。教育行政机关所作出的《教师申诉处理决定书》只能是行政行为，也只能是教育行政机关或人民政府的其他行政部门方可有权作出这样的行为，其他行政机关和组织无此职权。第三、教育部的实施意见将教师申诉内容人为分为两类是不合适的，这点各地方所制定实施教师申诉制度具体的办法、意见与规定等规范性文件均已舍弃这种分类方式。《苏州市教师申诉办法》第16条规定“申诉当事人对申诉处理决定不服的，可以向原受理申诉机关的同级人民政府申请复核。申诉人对申诉处理决定不服的事项符合行政复议、行政诉讼受理条件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而未舍弃了“申诉内容直接涉及其人身权、财产权”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3）、关于教育行政机关作出处理的文书形式：
根据《教师法》、《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若干问题的实施意见》规定，教育行政机关依法决定予以受理的教师申诉案件处理作出的文书形式是唯一的、即只能是《教师申诉处理决定书》。
（4）、关于教师申诉后提起行政诉讼的可诉性：
二、成都市教育行政机关“教师申诉”处理存在的问题：
1、《成都市教育委员会关于教师申诉若干问题的暂行意见》存在的问题
该暂行意见系当时的市教委，现在的市教育局依据《教师法》、《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若干问题的实施意见》以及《四川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条例》所作的规范性文件。该暂行意见存在的主要问题：1、没有规定教师申诉当事人对《不予受理决定书》与《教师申诉处理决定书》的任何救济措施；2、未明确《不予受理决定书》与《教师申诉处理决定书》效力性质，其是否具有法律效力，对教师申诉当事人是否具有约束力均未作出规定。3、承担义务的一方若不执行教育行政机关作的《教师申诉处理决定书》如何处理也未规定。这样的暂行意见如何执行，其《教师申诉处理决定书》往往也是如同空纸一张，这样情形即使教育行政机关作出了正确的处理决定，也不能切实有效的保护申诉教师的合法权益，这一点是不可置疑的，并且在成都市也有现实的教师申诉案例（老兵网-转业干部配偶为何被成都大学除名）证明这一事实。
2、《成都市教育局受理教师申诉指南》存在的问题
该指南为成都市教育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和《国家教委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若干问题的实施意见》所制定。文中的“市人民政府教育督导室”，即成都市教育局下属的不具有国家机关法人资格的一个行政处（室）。该指南存在的主要问题：1、没有对处理文书的要求作出规定；2、在正文条款中使用了《教师申诉处理意见书》。这一错误作法的性质非常严重，其一、直接违法了法律与地方行政法规“作出处理决定”的法律规定；其二、“意见书”与《决定书》在法律性质上、法律效力上、国家公文的类别上均是两类截然不同的文书，使用“意见书”无疑将一个具体行政行为人为地变成了内部意见或建议，这样的做法无疑将侵害教师申诉当事人的申诉合法权益、残酷地、无情地剥夺申诉当事人寻求法律救济的手段与途径。3、使用“意见书”无疑推卸了教育行政机关保护教师与申诉教师合法权益的法定职责与义务、同时也逃避了承担以行政方式要求过错方（责任方）执行处理决定的法定职责与义务，充其量是个“督促执行”；4、在办事流程图的中送达与执行的办事流程中，又载明为《教师申诉处理决定书》，而无前面文字表述中的《教师申诉处理意见书》，此时给教育行政机关的下属具体经办机构与人员有了使用文书的自由选择权，即给有某些个人以权谋“……”或推卸责任的足够空间。
结束语：
对履行教育教学职责专业人员的教师，教育行政机关正是通过依法管理、依法行政来规范教师的教育教学行为，维护教师合法权益，而教师申诉就是最能体现教育行政机关维护教师合法权益的行政救济具体措施之一。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也是在教师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教师在通过其他合法途径无法达到维权目的的情况下，我国法律上设置最后一道司法救济途径。如果对于教师申诉不能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那么教师申诉就是空话，没有行政诉讼的法律救济手段，教师申诉制度也就是空中楼阁，没有任何意义。
教师申诉是我国法律针对教师这一具体主体的合法权益所特设的各项法律保护中的教师权益行政保护。也是一种行政法律救济。行政法律救济主要是通过相关的解决行政争议的行政实体法和行政程序法的规定，赋予行政相对人了解行政机关做出行政行为的权利和为自己的合法权益进行陈述、辩解和获得救济的权利。《教师法》中的对于教师权益保护的行政法律救济程序就完全体现在教师申诉制度上。应该强调指出，教师申诉制度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申诉制度，它是一项法定的申诉制度，具有行政法上的拘束力和执行力。
教师权益急需依法予以规制和保护，这是关系到我国教育事业盛衰成败的大事，教师权益的正确、有效、合法地维护与行政、司法救济途径的设置与选择是极其重要的，目前我国现行法律已有了相应法律制度框架，但尚需要明确的、具体的、具有极强的可操作性的法规加确定，对于不符合法律规定的地方行政规范性文件必须废止、重置，若国家能以行政法规的方式作出统一规定将是全国广大教师的佳音，也是正处于教师申诉期间当事人的福音。
参考文献：
1、苏州市人民政府令第46号《苏州市教师申诉办法》。
2、何宁湘《教师申诉行政制度中的若干思考》。
3、劳凯声教授《教育政策与法律分析研究》。
新《民事诉讼法》规定当事人对生效判决、裁定不服的，向法院申请再审的时限是判决、裁定生效后六个月内，特定情形下自知道或应当知道再审事由之日起六个月内。超过法定时限申请再审的，法院将不予支持。新规定较之以前当事人申请再审的两年时限，长度大大缩短。如此规定，是为了敦促当事人及时行使权利、节约司法成本，体现了修法兼顾司法效率与公正的价值追求。
当事人在民事裁判生效后，为了救济自己的权利，可以向法院申请再审，也可以有条件地向检察机关申请抗诉或者检察建议。修改后民事诉讼法第209条规定当事人向人民检察院申请检察建议或者抗诉的，应当满足下列条件：（一）人民法院驳回再审申请的；（二）人民法院逾期未对再审申请作出裁定的；（三）再审判决、裁定有明显错误的。也就是说，当事人对于生效民事判决、裁定申请检察监督，应以已向法院申请再审为前置程序。总体来看，该条的立法意图还是科学的。但在操作上，该条没有对当事人向检察机关申请民事检察监督的时限做出规定，难免让人产生疑问：是否当事人向检察机关申请检察监督没有时限限制？但是，如果当事人任何时间都可以向检察机关申请民事检察监督，就会出现这样一个问题：当事人在法定时限内没有向法院申请再审，依照法律规定其就丧失了申请再审的机会，而当事人仍可以通过检察机关监督而启动再审程序。设若如此，从某种意义上说就使得民诉法对当事人申请再审所设置的时限形同虚设，制度之间就形成了结构性矛盾。尤其是有些案件判决、裁定已经生效数年甚至更长时间，所涉法律关系已基本稳定，如果当事人仍可以申请检察监督，这等于变相鼓励了当事人怠于行使申请再审的权利，也有悖于民事诉讼法立法追求的效率与公正原则及督促当事人及时行使权利的立法本意，不利于维护法律关系的相对稳定、不利于社会和谐。
还应当指出的是，修法以前，民事诉讼法并未有当事人向检察机关申诉的规定。虽然从法理上来看，检察机关启动抗诉一般应当以当事人申诉为前提，实践中抗诉工作也多是基于当事人申诉办理的，但是鉴于民事诉讼法未有当事人向检察机关申诉的明确规定，因此无法确切的解读出当事人向检察机关申诉的诉权。修法之后，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了当事人向检察机关申请再审或者检察建议的条件和有关限制。从积极的角度看，这其实是明确了当事人向检察机关申诉的权利，从而使当事人向检察机关申诉成为了一种名正言顺的司法诉权。向检察机关申诉既已成为司法诉权，当然需要接受时限的限制，因为司法诉权的时间性是这种权利的通例。可见，修法后规定当事人申请检察监督的时限非常必要。
二、对当事人申请民事检察监督时限的以往做法
规定当事人申请检察监督的时限，历来是保证民事检察工作顺利开展的重要内容。2001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规范省级人民检察院办理民事行政提请抗诉案件的意见》中规定：“申诉人在人民法院判决、裁定生效二年之内无正当理由，未向人民检察院提出申诉的案件，应不予受理。”同年，最高人民法院也在《关于当前审判监督工作若干问题的纪要》中规定：“原审案件当事人在原审裁判生效二年内无正当理由，未向人民法院或人民检察院提出申诉的案件，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虽然最高人民法院直接对人民检察院的抗诉进行限制的做法并不妥当，但从两家规定的内容来看，在当事人申诉应接受两年限制的理解上还是趋于一致的。
2007最高人民检察院民行厅《关于王慎文申诉案时限问题的答复》中再次明确，当事人申请监督的时限原则上与当时民诉法规定一致，统一为二年。这说明，修法之前，高检院对当事人向检察机关申诉的时限规定，原则上是比照当事人向法院申请再审的时限规定处理的。
需要指出的是，修法之前，检察机关对当事人申请检察监督的时限规定为两年而不是三年、四年或者其他，原因是跟当时法律规定的当事人申请再审的时限相一致，而不是说两年是一个可以或者应该固定化的时限。时限自身的长短，是立法综合考虑当时影响立法选择的各种因素最终确定的结果。因此，从发展的眼光看，时限长短当然是可变的。
三、当事人申请民事检察监督的时限设定
在民事诉讼法修改之后，最高人民检察院正加紧修改《人民检察院民事行政抗诉案件办案规则》等有关工作规定。在新拟定的《人民检察院民事行政检察监督规则》（征求意见稿）中，规定了当事人申请检察监督时限的内容。具体是：“当事人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民事、行政判决、裁定或者民事调解书向人民检察院申请监督的，应当自人民法院裁定驳回再审申请或者再审判决、裁定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二年内提出。再审判决、裁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之日起二年内提出：（一）有新的证据，足以原判决、裁定的；（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是伪造的；（三）据以作出原判决、裁定的法律文书被撤销或者变更的；（四）审判人员审理该案件时有贪污受贿，，枉法裁判行为的。当事人超过前两款规定期限向人民检察院申请监督的，人民检察院不予受理。”这一规定原则上沿袭了之前的二年时限的做法。
《意见稿》关于当事人申请检察监督时限的规定，内容上比较细化，这较之以前是一大进步，强化检察监督职权、保障当事人权利的意图也很明显。因此，值得赞扬之处颇多。但我们也认为，这其中最为核心的两年时限段的规定，似有不科学之处。表现在：
其一，《意见稿》二年时限的规定，与民事诉讼法关于当事人向法院申请再审为六个月的时限相比，时间显然过长，严重偏离立法精神。立法把当事人申请再审的时限由两年缩短为六个月，应当说其中体现的追求司法效率和尊重裁判的既判力、程序的安定性的价值的意图是非常明显的。《意见稿》拟定的两年时限，显然不能体现这一立法上价值追求的变化。虽然说检察监督具有一定的特殊性，个别案件也具有一定的特殊性，但其不足以产生把当事人申请检察监督都视为具有特殊性的理解。即使从某些案件确实具有特殊性的角度考虑，也不应该不顾及效率问题。何况，按照新法的制度安排，当事人申请检察监督已经是后于向法院申请再审的行为，效率的体现已经很低下，某种程度上已经把“特殊性”考虑进去了。在此情况下，更无理由适用较长的申请检察监督的时限。
其二，《意见稿》两年时限的设定，也不符合法律统一性的原理和精神。法律的统一性的一个重要要求是，相同或相似的法律规范，内容上应该是一致的，应该避免出现矛盾的内容。从当事人的角度而言，其向法院申请再审和向检察院申请检察监督，通常情况下要求的内容都是救济自己的权利，两向申请的性质是一致的。也就是说，两者是性质高度一致的申诉权利。如此，立法既已规定当事人申请法院再审的时限是六个月，而《意见稿》却把当事人向检察机关申请检察监督的时限设定为两年，岂不是会产生冲突吗？另外，民事诉讼法是基本法律，检察机关的工作规定是司法解释性质，显然位序是不一样的。从避免矛盾的要求看，显然不可能要求立法的内容顺从司法解释。因此，调整《意见稿》的规定是适当的做法。
其三，从我国的司法实践看，对于申诉案件而言，并非申诉的时间越长、次数越多就越能实现公正，案件办理的质量就越来越高。《意见稿》在时限问题上隐含的追求并不一定能够达到，甚至有适得其反的危险。另外，无休止的诉讼进程不仅使法律的严肃性、权威性遭到践踏，也无谓地增加了诉讼成本，消耗了国家有限的司法资源，不利于督促当事人及时行使权利，不利于维护法律关系的稳定性。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国家赔偿监督程序若干问题的规定 为了保障赔偿请求人和赔偿义务机关的申诉权，规范国家赔偿监督程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及有关法律规定，结合国家赔偿工作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一条 依照国家赔偿法第三十条的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适用本规定予以处理：
(一)赔偿请求人或者赔偿义务机关认为赔偿委员会生效决定确有错误，向上一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提出申诉的;
(二)赔偿委员会生效决定违反国家赔偿法规定，经本院院长决定或者上级人民法院指令重新审理，以及上级人民法院决定直接审理的;
(三)最高人民检察院对各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生效决定，上级人民检察院对下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生效决定，发现违反国家赔偿法规定，向同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提出重新审查意见的。
行政赔偿案件的审判监督依照行政诉讼法的相关规定执行。
第二条 赔偿请求人或者赔偿义务机关对赔偿委员会生效决定，认为确有错误的，可以向上一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提出申诉。申诉审查期间，不停止生效决定的执行。
第三条 赔偿委员会决定生效后，赔偿请求人死亡或者其主体资格终止的，其权利义务承继者可以依法提出申诉。
赔偿请求人死亡，依法享有继承权的同一顺序继承人有数人时，其中一人或者部分人申诉的，申诉效力及于全体;但是申请撤回申诉或者放弃赔偿请求的，效力不及于未明确表示撤回申诉或者放弃赔偿请求的其他继承人。
赔偿义务机关被撤销或者职权变更的，继续行使其职权的机关可以依法提出申诉。
第四条 赔偿请求人、法定人可以委托一至二人作为人代为申诉。申诉人的范围包括：
(一)律师、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
(二)赔偿请求人的近亲属或者工作人员;
(三)赔偿请求人所在社区、单位以及有关社会团体推荐的公民。
赔偿义务机关可以委托本机关工作人员、法律顾问、律师一至二人代为申诉。
第五条 赔偿请求人或者赔偿义务机关申诉，应当提交以下材料：
(一)申诉状。申诉状应当写明申诉人和被申诉人的基本信息，申诉的法定事由，以及具体的请求、事实和理由;书写申诉状确有困难的，可以口头申诉，由人民法院记入笔录。
(二)身份证明及授权文书。赔偿请求人申诉的，自然人应当提交身份证明，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应当提交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书、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身份证明;赔偿义务机关申诉的，应当提交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身份证明;委托他人申诉的，应当提交授权委托书和人身份证明。
(三)法律文书。即赔偿义务机关、复议机关及赔偿委员会作出的决定书等法律文书。
(四)其他相关材料。以有新的证据证明原决定认定的事实确有错误为由提出申诉的，应当同时提交相关证据材料。
申诉材料不符合前款规定的，人民法院应当一次性告知申诉人需要补正的全部内容及补正期限。补正期限一般为十五日，最长不超过一个月。申诉人对必要材料拒绝补正或者未能在规定期限内补正的，不予审查。收到申诉材料的时间自人民法院收到补正后的材料之日起计算。
第六条 申诉符合下列条件的，人民法院应当在收到申诉材料之日起七日内予以立案：
(一)申诉人具备本规定的主体资格;
(二)受理申诉的人民法院是作出生效决定的人民法院的上一级人民法院;
(三)提交的材料符合本规定第五条的要求。
申诉不符合上述规定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并应当及时告知申诉人。
第七条 赔偿请求人或者赔偿义务机关申诉，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
(一)赔偿委员会驳回申诉后，申诉人再次提出申诉的;
(二)赔偿请求人对作为赔偿义务机关的人民法院作出的决定不服，未在法定期限内向其上一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申请作出赔偿决定，在赔偿义务机关的决定发生法律效力后直接向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提出申诉的;
(三)赔偿请求人、赔偿义务机关对最高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作出的决定不服提出申诉的;
(四)赔偿请求人对行使侦查、检察职权的机关以及看守所主管机关、监狱管理机关作出的决定，未在法定期限内向其上一级机关申请复议，或者申请复议后复议机关逾期未作出决定或者复议机关已作出复议决定，但赔偿请求人未在法定期限内向复议机关所在地的同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申请作出赔偿决定，在赔偿义务机关、复议机关的相关决定生效后直接向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申诉的。
第八条 赔偿委员会对于立案受理的申诉案件，应当着重围绕申诉人的申诉事由进行审查。必要时，应当对原决定认定的事实、证据和适用法律进行全面审查。
第九条 赔偿委员会审查申诉案件采取书面审查的方式，根据需要可以听取申诉人和被申诉人的陈述和申辩。
第十条 赔偿委员会审查申诉案件，一般应当在三个月内作出处理，至迟不得超过六个月。有特殊情况需要延长的，由本院院长批准。
第十一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决定重新审理：
(一)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决定的;
(二)原决定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的;
(三)原决定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是伪造的;
(四)原决定适用法律确有错误的;
(五)原决定遗漏赔偿请求，且确实违反国家赔偿法规定的;
(六)据以作出原决定的法律文书被撤销或者变更的;
(七)审判人员在审理该案时有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判行为的;
(八)原审理程序违反法律规定，可能影响公正审理的。
第十二条 申诉人在申诉阶段提供新的证据，应当说明逾期提供的理由。
申诉人提供的新的证据，能够证明原决定认定的基本事实或者处理结果错误的，应当认定为本规定第十一条第一项规定的情形。
第十三条 赔偿委员会经审查，对申诉人的申诉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申诉人主张的重新审理事由成立，且符合国家赔偿法和本规定的申诉条件的，决定重新审理。重新审理包括上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直接审理或者指令原审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重新审理。
(二)申诉人主张的重新审理事由不成立，或者不符合国家赔偿法和本规定的申诉条件的，书面驳回申诉。
(三)原决定不予受理或者驳回赔偿申请错误的，撤销原决定，指令原审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依法审理。
第十四条 人民法院院长发现本院赔偿委员会生效决定违反国家赔偿法规定，认为需要重新审理的，应当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
最高人民法院对各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生效决定，上级人民法院对下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生效决定，发现违反国家赔偿法规定的，有权决定直接审理或者指令下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重新审理。
第十五条 最高人民检察院对各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生效决定，上级人民检察院对下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生效决定，向同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提出重新审查意见的，同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应当决定直接审理，并将决定书送达提出意见的人民检察院。
第十六条 赔偿委员会重新审理案件，适用国家赔偿法和相关司法解释关于赔偿委员会审理程序的规定;本规定依据国家赔偿法和相关法律对重新审理程序有特别规定的，适用本规定。
原审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重新审理案件，应当另行指定审判人员。
第十七条 决定重新审理的案件，可以根据案件情形中止原决定的执行。
第十八条 赔偿委员会重新审理案件，采取书面审理的方式，必要时可以向有关单位和人员调查情况、收集证据，听取申诉人、被申诉人或者赔偿请求人、赔偿义务机关的陈述和申辩。有本规定第十一条第一项、第三项情形，或者赔偿委员会认为确有必要的，可以组织申诉人、被申诉人或者赔偿请求人、赔偿义务机关公开质证。
对于人民检察院提出意见的案件，赔偿委员会组织质证时应当通知提出意见的人民检察院派员出席。
第十九条 赔偿委员会重新审理案件，应当对原决定认定的事实、证据和适用法律进行全面审理。
第二十条 赔偿委员会重新审理的案件，应当在两个月内依法作出决定。
第二十一条 案件经重新审理后，应当根据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决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应当维持原决定;
(二)原决定认定事实、适用法律虽有瑕疵，但决定结果正确的，应当在决定中纠正瑕疵后予以维持;
(三)原决定认定事实、适用法律错误，导致决定结果错误的，应当撤销、变更、重新作出决定;
(四)原决定违反国家赔偿法规定，对不符合案件受理条件的赔偿申请进行实体处理的，应当撤销原决定，驳回赔偿申请;
(五)申诉人、被申诉人或者赔偿请求人、赔偿义务机关经协商达成协议的，赔偿委员会依法审查并确认后，应当撤销原决定，根据协议作出新决定。
第二十二条 赔偿委员会重新审理后作出的决定，应当及时送达申诉人、被申诉人或者赔偿请求人、赔偿义务机关和提出意见的人民检察院。
第二十三条 在申诉审查或者重新审理期间，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赔偿委员会应当决定中止审查或者审理：
(一)申诉人、被申诉人或者原赔偿请求人、原赔偿义务机关死亡或者终止，尚未确定权利义务承继者的;
(二)申诉人、被申诉人或者赔偿请求人丧失行为能力，尚未确定法定人的;
(三)宣告无罪的案件，人民法院决定再审或者人民检察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出抗诉的;
(四)申诉人、被申诉人或者赔偿请求人、赔偿义务机关因不可抗拒的事由，在法定审限内不能参加案件处理的;
(五)其他应当中止的情形。
中止的原因消除后，赔偿委员会应当及时恢复审查或者审理，并通知申诉人、被申诉人或者赔偿请求人、赔偿义务机关和提出意见的人民检察院。
第二十四条 在申诉审查期间，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赔偿委员会应当决定终结审查：
(一)申诉人死亡或者终止，无权利义务承继者或者权利义务承继者声明放弃申诉的;
(二)据以申请赔偿的撤销案件决定、不起诉决定或者无罪判决被撤销的;
(三)其他应当终结的情形。
在重新审理期间，有上述情形或者人民检察院撤回意见的，赔偿委员会应当决定终结审理。
第二十五条 申诉人在申诉审查或者重新审理期间申请撤回申诉的，赔偿委员会应当依法审查并作出是否准许的决定。
赔偿委员会准许撤回申诉后，申诉人又重复申诉的，不予受理，但有本规定第十一条第一项、第三项、第六项、第七项规定情形，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该情形之日起六个月内提出的除外。
第二十六条 赔偿请求人在重新审理期间申请撤回赔偿申请的，赔偿委员会应当依法审查并作出是否准许的决定。准许撤回赔偿申请的，应当一并撤销原决定。
关键词： 高等学校 教师权利 法律保障
一、高校教师的法律地位
我国1998年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规定：高等学校是指“大学、独立设置的学院和高等专科学校，其中包括高等职业学校和成人高等学校”；1993年颁布的《教师法》第3条则对“教师”的概念作了明确阐述：教师是指“履行教育教学职责的专业人员，承担教书育人，培养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提高民族素质的使命”。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蓬勃发展，高校从政府部门剥离，成为独立的法人，教师的身份不再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高校与教师在平等地位下签订聘任合同，由合同规定双方的权利义务。由此，国内学者对高校与教师的法律关系产生了不同观点：
有学者认为根据《高等教育法》的规定，高校实施教师聘任制后，由于聘任合同本身是在双方地位平等原则的基础上订立的，其产生的法律关系取决于法律双方的约定内容，表现为民事法律关系。“在法学理论上，将教师定位为劳动者，教师通过基于平等自愿的劳动合同与学校产生法律关系，把教师在教育教学工作中的权利义务明确化，将对教师的合法权益保护产生积极影响”[1]。
有学者认为，高校与教师之间不是纯粹的民事法律关系，而是一种特殊的行政关系。因为公立高校是政府举办，以为实现教育公益目的而设立的。教师有权参加学校的管理，虽然教师不是公务员，但可以认定为国家工作人员[2]。
二、高校教师权利的法律保障现状
教师的权利，就广义而言，是指教师在教育教学活动中享有的国家法律赋予的为或不为一定行为的权利；就狭义而言，是指《教育法》和《教师法》及其他教育法律法规赋予教师的权利[3]。
高校教师的权利因特有的职业性，主要体现于教学、科研和高校管理之中。《教育法》第4章第32条至第34条规定，教师的权利主要包括：“享有法律规定的权利；国家保护教师的合法权益，改善教师的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提高教师的社会地位；依法规定教师的工资报酬、福利待遇；国家实行教师资格、职务、聘任制度，通过考核、奖励、培养和培训，提高教师素质等”。《教师法》第2章第7条更加具体地规定了教师权利，以此为基础，有学者将高校教师的基本权利简单概括为：“进行教育、教学活动；从事科学研究与学术交流的权利；指导学生和评定学生的权利；按时获取报酬的权利；对学校教学管理提出意见和建议的权利；参加进修和培训的权利。”[4]
以上规定主要体现了教师所享有的一些实体性权利，为保障教师的各项实体性权利能够真正得到实现，法律进一步规定了保障教师合法权益的有效措施。如《教育法》第8l条规定，侵犯教师合法权益造成损害应当承担民事责任；教师的合法权益同时受到刑法的保护，如《教师法》第35、36条规定：“侮辱、殴打教师的，根据不同情况，分别给予行政处分或者行政处罚；造成损害的，责令赔偿损失；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对依法提出申诉、控告、检举的教师进行打击报复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机关责令改正；情节严重的，可以根据具体情况给予行政处分。”“国家工作人员对教师打击报复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第一百四十六条的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教师法》还明确规定了教师申诉制度，权益受到侵害的教师可以依照规定通过向上级教育行政主管部门申诉的方式寻求法律救济。《教师法》第39条规定：“教师对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侵犯其合法权益的，或者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作出的处理不服的，可以向教育行政部门提出申诉，教育行政部门应当在接到申诉三十日内，作出处理。教师认为当地人民政府有关行政部门侵犯其根据本法规定享有的权利的，可以向同级人民政府或者上一级人民政府有关部门提出申诉，同级人民政府或者上一级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应当作出处理。”除此之外，教师还可援引《行政复议法》、《行政诉讼法》和《国家赔偿法》等救济性法律获得救济。
三、现有高校教师权利保障制度存在的问题
1.高校教师法律地位比较模糊
《教师法》认为高校教师是履行教育教学职责的专业人员，这个名词解释说明了教师职业的专业性，但并未明确指出高校教师的法律地位。《高等教育法》第48条规定：“高等学校实行教师聘任制。教师经评定具备任职条件的，由高等学校按照教师职务的职责、条件和任期聘任。高等学校教师的聘任，应当遵循双方平等自愿的原则，由高等学校校长与受聘教师签订聘任合同。”依据本条款，教师的聘任合同与普通意义上的一般劳动合同规定并未体现出性质差异。然而，不同的法律地位，其权利义务，特别是权利救济的途径是完全不同的。我国现行法律对高校教师法律地位界定模糊，使高校与教师之间法律关系无法确定，必然导致导致高校教师权利难以得到确切的保障。
2.立法内容过于笼统
虽然《教育法》、《教师法》都对高校教师权利范围作出明确规定，但随着我国教师人事制度改革的发展，旧的相关规定已不再完全适用现有的聘任制模式，许多与高校教师聘任制有关的问题存在立法缺失，尤其容易导致教师权利侵害的发生。
3.救济渠道单一
目前我国教师的明确救济途径是《教师法》规定的教师申诉制度。但对教师申诉制度的内容规定得十分简略笼统，例如教师申诉机关为“教育行政部门”，但关于教育行政部门针对教师申诉的机构设置、申诉流程、处理结果的效力、执行办法等均没有明确的规定，使得整个申诉制度存在一些漏洞，缺乏足够严谨的法律依据。
四、完善高校教师权利法律保障的思考
1.明确高校教师的法律地位
高校教师的法律地位与相关法律的适用有着直接关系，是权利救济方式所依据的基础。当教师与所任职的高校发生纠纷时，究竟应当受到民事法律关系还是行政法律关系的调整，适用行政诉讼、行政复议等救济手段吗？关于这一问题，我们可以参考不同国家对教师的法律地位设定，结合我国现实状况，进行适度的思考与借鉴。在法国、德国、日本，公立学校教师由政府聘用，教师的身份等同于国家公务员，其中，日本还把公立高校教师定位为“教育公务员”，专门制定《教育公务员特别法》进行调整；英美明确规定教师属于公务雇员身份，即公务员身份与雇员身份同时存在。
我国法律没有明确高校教师的法律地位。笔者认为，在实践中高校教师属事业单位工作人员，不受《公务员法》调整，同时教师聘任制决定了高校与教师之间存在雇佣关系，然而因教师本身职业具有特殊的公益性与公共性质，导致高校与教师之间既有民事法律关系，又存在行政法律关系，比较接近于英美两国的情况。因此，“将教师作为特殊的公务员和特殊的劳动者看待、原则上关于教师的权利义务和权益保障适用特别法律规定，在法律无特别规定时，适用《公务员法》和《劳动法》的一般规定”[5]。这种观点相对最适合于界定教师的法律地位，能够比较全面地保障教师的合法权益。在具体操作上，可考虑通过专门的教育立法，区分教师与一般劳动者的概念，并对教师的权利、义务和管理作出更加细化的规范，尤其是与每位高校教师切身利益息息相关的教师聘任制问题与职称评定问题，急需有更加具体的法律依据。
2.完善高校教师申诉制度
随着高校人事制度改革的不断深入，高校与教师之间不断出现新形式的纠纷，加上《高等教育法》、《教师法》等法律制定时间过于久远，其中规定的高校教师权利救济方式早已不能满足现代高校的需求。
在现有的法律救济途径中，教师申诉制度是经《教师法》确立的教师权利救济的最主要方式，但由于《教师法》对申诉制度中的申诉流程等重要部分均未做出明确的规定，使该制度在实际操作中容易陷入困境。笔者认为，我国应在立法中体现对教师申诉制度更详细的补充规定，内容包括教师申诉制度的具体处理机构、具体申诉程序、申诉有效期限、申诉处理结果的效力、处理结果执行办法等。针对申诉受理机构规定不明确的问题，可以借鉴台湾地区的做法，在各级教育行政机构中设立专门的申诉受理部门，用于独立处理高校教师的教育行政申诉案件，一来提高纠纷解决效率，二来维持处理结果的客观公正性，不断完善高校教师权利校外救济制度，使其与教育行政复议制度、教育行政诉讼制度一起，形成一条较为健全的教师权利校外救济链条。
3.引入教育仲裁制度
仲裁是指当事人双方在纠纷发生前或发生后，自愿签订书面协议，或根据有关的法律规定，将纠纷提交双方所同意的第三者予以裁决，以解决纠纷的一种方式。教育仲裁制度是指学校、教师（或学生）将双方在教育过程中发生的法律纠纷，提交给依法专门设立的教育仲裁委员会进行处理，最终作出对双方均有约束力的裁决从而解决纠纷的制度。教育仲裁制度在国外已存在多年，颇有些成功经验。例如美国的教育仲裁制度，一般发生在教师的招聘、晋升、职称的评定，以及对教师行为的处理等环节上[6]。不同于行政机构的行政处理，仲裁机构与国家行政机关是没有隶属关系的，这就使仲裁制度具有相对独立、公正、便捷的特点，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排除教师作为弱势群体所可能导致的不公平隐患发生。教育行政仲裁制度的引入或能有效解决高校与教师之间的内部纠纷。
参考文献：
[1]廉海明.高等学校教师法律地位的合理定位[J].高教视窗，2010（10）.
[2]申素平.论我国公立高等学校与教师的法律关系[J].高等教育研究，2003，24（1）：67-71.
[3]郑良信.教育法学通论[M].广西：广西教育出版社，2005：173.
[4]王春辉.高校教师基本权利的法律保护[J].辽宁高职学报，2003（3）：2.
一、启动模式
检察机关对民事调解行使检察监督权的启动模式一般有两种模式：一是依当事人申请启动监督；二是检察机关依职权启动监督。在民事诉讼监督中，原则上应当以当事人申请监督作为基本模式，对检察机关依职权监督的模式应受到严格的限制，在立法上采取列举主义，明确划定监督范围，检察机关自身则应采取审慎态度，恪守谦抑原则，除非法律明文规定，不宜依职权主动介入。［1］
1、依申请启动监督
如果案件调解的内容不涉及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而是仅仅涉及个体权益的案件，只有在公民、组织提出申请且符合检察机关受理条件的情况下，检察机关才启动监督程序。具体讲依当事人申请启动监督程序应具备三个条件：一是当事人提出申诉。这是检察机关介入监督的前提条件。根据“意思自治”原则，案件当事人对自己的民事权利和诉讼权利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享有处分权。对当事人的处分权，检察机关必须予以尊重。因此，检察机关对案件提出抗诉，一般要以尊重当事人向检察院提出申诉为前提，当事人没有提出申诉的，一般不予抗诉。［2］二是当事人对申诉事项提出证据，体现了“谁主张、谁举证”的举证规则，这是启动监督的重要条件。三是证据能够证明调解违反了自愿或合法原则，案件处理在程序上严重违法，在实体上明显错误。这是启动监督的实质条件。
2、依职权启动监督
民事审判权行使的一个重要特征是不告不理，即如果当事人不行，法院不会立即审理。民事检察权是居中监督，不站在任何当事人一方的立场，是站在国家法律监督者的立场行使监督权，民事检察权的行使不完全是不告不理，对于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或调解损害国家或社会公共利益的，检察机关应当依职权立案审查。［3］也就是说，涉及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的案件，检察机关应当依职权启动监督程序。因为在现有法律框架内，对国家和社会公益的损害往往缺乏适格的诉讼主体，在这种情况下检察监督显得尤为重要。2011年3月两高《意见》明确了检察机关可以对损害国家和社会公益的调解提出抗诉，这无疑是对现行法律的突破。体现了国家对某些私权的适度干预。具体讲依职权启动监督应具备两个条件：一是调解损害了国家和社会公益；二是法官严重违法，即审判人员审理该案时有贪污受贿、、枉法裁判行为的。符合上述两个条件之一的，即使案件当事人没有提出申诉，检察机关也应依职权提出抗诉。
二、审查方式
根据民事调解案件的特殊形式及调解结案的特点，检察机关对民事调解案件的审查应当遵循以“书面审查为主，调查核实为辅”的原则。
1、以书面审查为主
根据民事诉讼关于“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当事人既然向检察机关申诉，就应当提供申诉的理由和依据，故检察机关在办理民事抗诉案件中一般不进行调查。［4］对调解书内容无涉国家和社会公益，虽有错误但不至于严重违法，如法官违反自愿原则强制调解或变相强制调解；应回避的未予回避；在调解中明显偏袒某一方当事人；当事人恶意串通损害他人合法权益等。这些案件需要当事人向检察机关申诉为前提，需要当事人实质性举证，检察机关只需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并结合案件卷宗进行书面审查，一般不应介入调查。［5］体现了“私权自治”原则。
2、以调查核实为辅
检察机关民事调解监督的来源除了当事人的申诉外，还有一部分是依自身职权。对依自身职权提出监督的，事先往往需要调查。如当事人恶意串通损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通常涉及案件标的真正权利人的确认；当事人进行虚假诉讼或虚假调解，侵占国有、集体或第三人财产的等都有调查核实的必要。笔者认为，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检察机关可以向当事人或者案外人调查核实：（1）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调解可能损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2）审判人员在审理案件时有贪污受贿、、枉法裁判行为的；（3）民事诉讼的当事人在原审中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证据，书面申请人民法院调查收集，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而未调查收集的；（4）民事审判活动违反法定程序，可能影响案件正确判决、裁定的。［6］
三、标准和范围
《民事诉讼法》第182条规定：“当事人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调解书，提出证据证明调解违反自愿原则或者调解协议的内容违反法律的，可以申请再审。经人民法院查证属实的，应当再审。”可见，对调解再审的条件是违反自愿原则或者调解协议的内容违反法律。因此，笔者认为，对民事调解检察监督的标准应当以违背自愿和合法原则为标准，对调解进行检察监督的范围原则上应与法院对调解案件的监督范围一致。
1、对违反自愿原则调解的审查
调解制度的本质属性及正当性基础是当事人的合意。如果一方当事人或双方当事人都坚持不愿调解，法院就不能强制调解或变相强制调解，否则，人民法院在调解活动中违背当事人真实意思，该调解就因缺乏当事人的合意而不合法。在司法实践中如何审查调解是否违反自愿原则应结合以下因素考虑：一是一方当事人是否存在欺诈或者威迫行为，并直接影响到另一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的。二是审判人员在调解过程中违反自愿原则强制调解或其他违反中立原则的行为。
关键词：高校学生；权利救济
中图分类号：G6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2851（2010）12-0086-02
2003年12月，山东某高校学生王某因在学校的一次考试中作弊未被授予学士学位而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2007年1月4日南京某高校学生傅晨因作弊曾三次状告母校讨学位。近几年来，学生因受处分问题或学位授予问题等问题与校方发生纠纷对簿公堂的事情屡次发生，这种现象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也给教育界很多警示。这些案件一方面反映出大学生维权意识的增强，另一方面也反映出高校在管理制度和学生权利救济制度的建设上存在种种缺陷。
一、高校学生权利的界定和权利救济的涵义
（一）高校学生权利的界定。高校学生权利是指被规定或隐含在法律规范中，高等学校学生在法律关系中以作为或不作为的方式获得利益的一种手段。高校学生一方面因公民身份而享有公民权利，另一方面是因高校学生身份而获得了高校学生权。
高校学生的公民权利，包括宪法规定的公民基本权利和法律规定的其他普通权利。我国现行宪法规定我国公民享有平等权，政治权利和自由，信仰自由，人身权利及自由，批评、建议、申诉、控告、检举以及依法获得赔偿的权利，社会、经济、教育和文化方面的权利，婚姻家庭方面权利等一系列基本权利。其他法律规定的普通权利主要有民法上的人格权、身份权、物权、债权以及知识产权等。
高校学生权，是指具有高校学生的特殊身份而享有的权利。高校学生的一般权利在我国《教育法》中作了规定。高校学生的特有权利根据《教育法》、《高等教育法》和《规定》的有关规定包括教育教学活动参与权与教育教学资源利用权、获得公正评价权、获得学历学位证书权、获得奖励和资助权以及获得救济权。
（二）权利救济的涵义。权利救济指的是法律意义上的救济，是对遭受损害的权利的一种补救和修正，是保证权利实现的重要途径和措施，缺少救济的权利将是空中楼阁，很难真正实现，正如法谚所云有权利必须有救济，没有救济就没有权利。本文分析公力救济，按照给予救济的机关不同，又可以行政救济和司法救济。行政救济指的是通过专门的行政监督机关或上级行政机关等行政主体对行政行为进行审查，撤销违法或不当的行政行为，对行政相对人进行权利救济，主要有行政申诉、行政复议等；司法救济是指人民法院通过诉讼的方式，实现权利的救济，使被侵害的权利得到恢复的一种救济方式，主要包括民事诉讼、行政诉讼、刑事诉讼等。
二、高校学生权利救济的必要性
（一）对高校学生权利进行行政救济是保障学生权利的需要。有权利必有救济，没有救济就没有权利。宪法和法律赋予高校学生的基本权利、民事权利，以及依据教育法律法规高校学生享有的特定权利，作为一种实体权利，有赖于立法者通过法律予以确认，有赖于行政权力的拥有者和执行者予以尊重和保护，并在法治行政和正当程序原则下依靠高校的作为得以实现，更有赖于法律救济予以保障。救济（无论作为手段还是权利本身），不仅是“当实体权利发生纠葛时”为实体权利提供解决纠纷或冲突的途径，而且，由于实体权利的“可诉性”的存在，使实体权利的合法实现或实体义务的普遍履行成为可能。
（二）对高校学生权利进行行政救济是促使高校依法行政的需要。《高等教育法》第十八条规定：“高等教育由高等学校和其他高等教育机构实施。”因此，高等学校作为法律授权的实施高等教育的机构，承担着国家教育权的职能，拥有法律法规授权的诸如招生、颁发毕业证书、学位证书等行政权力，具有管理学生的法定职权。其招生、颁发“两证”、退学等学籍处理行为和开除学籍等纪律处分行为都会对学生的声誉、入学、毕业及未来发展产生重大影响。作为行政主体的高等学校，按照依法行政和正当法律程序原则行使职权，是高等学校的职责所在。以权利制约权力，作为控制行政权力的一个基本原理，在高等学校同样具有理论和现实意义。学生通过行政救济，借助行政机关或司法机关的力量，维护自己的权利，成为促使高校依法治校，合法、合理地行使职权的助推器。
三、我国高校学生权利救济的现状
近几年来，我国的高等教育法制作为我国法制建设的一部分取得了较大的进步，《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和2005年3月的《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等法律和规章的相继颁布和实施，为我国高校学生权利救济提供了一定的制度支撑。
（一）高校学生权利救济的理论现状。理论的发展是制度建设和实践发展的先导。关于高校学生权利救济的相关问题，理论界已作了一些有价值的探索。但面对高校法治化的迫切要求，高校学生权利救济理论的发展还是相对滞后的，制约了高校学生权利救济制度的建设和实践发展。高校的准确定位是进行高校学生权利救济的前提，但当前学界对高校的法律地位尚未达成共识。在高校学生权利救济的一些其他理论上也存在较大的争议。高校学生权利救济有关理论的发展是促进高校学生权利救济制度建设和救济实践发展的基础，这种基本理论的不确定性成为制度建设和实践发展的极大障碍，因此厘清高校学生权利救济的有关理论乃当务之急。
（二）高校学生权利救济的制度现状。目前我国有关的法律、法规和规章对高校学生权利救济作了一些规定，但还不完善。《教育法》第四十二条明确规定，受教育者有权“对学校给予的处分不服向有关部门提出申诉，对学校、教师侵犯其人身权、财产权等合法权益，提出申诉或者依法提讼”。新《规定》第五条规定：“学生对学校给予的处分或者处理有异议，向学校或者教育行政部门提出申诉对学校、教职员工侵犯其人身权、财产权等合法权益，提出申诉或者依法提讼。”上述规定为高校学生权利救济提供了一定的制度保障，但对些救济途径如行政复议、行政诉讼能否在高校与学生的纠纷中适用缺乏明确的规定，还存在较大的争议；对于高校学生申诉，学生申诉处理委员会的人员组成以及申诉与教育行政复议、教育行政诉讼的关系等方面的规定还不完善，影响了在实践中具体运作。
（三）高校学生权利救济的实践现状
在教育行政实践和司法实践中、对于高校学生权利的救济还不充分，阻碍教育法治的实现。近年来大学生因权利被侵害，与学校发生纠纷的事件逐年增多，对簿公堂也屡见不鲜。但在大学生诉母校的很多案件中、法院往往作出不予受理或驳回的裁定，使学生权利缺乏应有的保障。以上情况表明，在高校能否成为行政诉讼的被告的问题卜还处于见仁见智的状态，有待深入研究。日前，教育行政复议仅仅局限于对教育行政部门的具体行政行为提起的复议，据资料表明到目前还没有对高校的处理处分行为直接提起行政复议的先例。
四、完善高校学生权利救济的对策
（一）高校应转变观念，重视学生权利的实现
在中国的传统教育中，学生属于从属地位，学生权利常常被漠视。在传统思想的影响下，一些教育管理者的法律意识比较淡薄，盲目追求“高校自治”，高校学生管理规章制度的制定和高校学生管理工作的开展都以学校和管理者为主体，以学校和管理者的意志为转移，这就一定会造成对学生权利的侵害。所以，高校一定要转变观念，重视学生权利的实现，积极推行学生事务公开制度和听证制度。高校要通过电视、网站以及广播等多种形式和程序公开学校教学、科研、管理、教育、改革发展等与学生权利密切相关的重大事务，以及涉及学生切身利益的重要事项，除党和国家规定的需要保密的事项外，引导广大学生积极参与到学校改革等过程中来，让学生关注学校的发展，正确对待学校改革中的事物，合理合法地维护自身权利。
（二）现行高校学生权利救济机制亟待完善
我国现行学生权利救济的途径主要有校内申诉、行政复议、行政诉讼三种救济渠道，但都存在一些不足需要进行完善。
1.学生申诉制度的完善
各级教育行政主管机关应成立教育行政申诉机构，合理划分教育行政申诉的管辖范围，规范申诉的程序,完善教育行政申诉听证制度。高校学生对高校作出的纪律处分不服或因高校侵犯其人身权、财产权、受教育权等合法权益提起申诉，受理申诉机构应当是教育行政申诉机构，否则学生遇到类似权利受侵害的情况便不知如何维权。同时，在高校学生行使申诉救济权利的过程中，由于学生处于弱势地位，教育行政机关不应对教育纠纷进行封闭式处理，只告知学生申诉处理结果，不告知申诉处理的程序以及学生依法享有的各项权利。因此，应通过申诉听证会等制度，保证申诉处理的公正、公开，保障学生应有的知情权、申辩权等各项权利。
2.扩大行政复议的范围
国家要对教育行政复议的复议内容、处理程序、受理部门、受理时限、处理结果等作出明确规定，教育行政部门必须充分履行行政复议职责，遵循公正、合法、及时、准确等原则，应避免各部门相互推诿或官官相护的状况；应严格按照法律规定的职责权限，对学生申请复议的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审查，判明其是否合理、合法，处理结果要清楚明了。
3.充分发挥行政诉讼在大学生维权过程中的作用
目前理论界认为司法可以干预高校事务的范畴有：入学、转学、退学、毕业、学位授予、勒令退学、开除学籍、社会活动（涉及宪法规定的政治权利部分）等。因此，法律部门必须明确大学自主管理范畴和司法能够干预的范畴；同时也要明确司法受理部门、具体审查程序、处理时限、最后结果等，都要以法律的形式确立下来。只有将高校管理的司法审查范围及其学生的权利救济在立法上作出明确规定，教育行政诉讼才能对学生权利救济予以最彻底、最权威的保障。
4.正确使用民事诉讼救济手段
高校与学生的关系不仅有隶属型的，也有平权型的。当处于纠纷中的校生关系为平权型关系时，这种纠纷则应采取民事诉讼途径，这样才能更好地对学生进行权利救济。如在教学管理过程中教师对学生造成的伤害，学校教学设施对学生造成的伤害以及因高校的管理活动而侵害到学生的隐私权等。在这些纠纷中，学生对高校提起民事诉讼更能实现权利的充分救济。
（三）建立高校学生教育救济途径之间的合理联系
校内申诉机构受理高校学生的申诉后到期后没有处理的，学生可以向行政申诉机构提请申诉。行政申诉机构受理学生的申诉后，逾期未作处理的，学生可以向其所属的上级教育行政主管机关申请复议，或根据不同的情况分别采取以下的救济渠道：一是申请教育仲裁；二是对涉及侵犯学生人身权、财产权的行为，可以直接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三是对高校对其作出开除学籍的处分或作出拒绝发放毕业证书或学位证书的决定不服的，认为严重侵犯其受教育权的，应当向上一级教育行政机关申请复议或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四是学生对高校对其作出一般违纪处分不服的（但未严重侵犯其受教育权的），可向行政申诉机构再次申诉，行政申诉机构作出的处理决定应为终局决定。在建立起规范、有效的法律救济制度后，鼓励学生先穷尽申诉、复议的救济途径，再提起行政诉讼。
参考文献
关键词：民间借贷；纠纷；案件
经济的快速发展，必然和资金的多寡产生密切的联系，由于国家对金融机构的紧松政策规定和引导，资金的短缺有时不可避免，法人和个人、个人与个人之间的民间借贷行为自然日渐增多。伴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法制建设也快速发展，公民法律意识逐渐增强，经济生活中的很多民间借贷纠纷，通过民事诉讼的方式加以妥善解决成为一种合法有效的途径。
近年来，沛县院受理的民间借贷纠纷案件逐年增多，提请市院抗诉或者向沛县人民法院发出再审检察建议的案件，2009年2件，2010年4件，2011年5件，2012工作年度刚开始受理的第一件申诉案就是民间借贷纠纷。
我院受理审查的民间借贷纠纷申诉案件的诉讼标的各案不等，从案外人赵娟申诉的赵侠和陈梅的几万元，到案外人陈侠申诉的马玉芹和朱红法的几十万元，甚至案外人王福顺申诉的张继义和王高河的几百万元均有体现，反映出案件的重大性和复杂性。
一、 民间借贷纠纷申诉案件的类型分为两类。
一类是针对法院的判决，另一类是针对法院的调解。申诉案件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针对法院的调解案件占了民间借贷纠纷申诉案件的三分之二，而且我院2011年和2012年受理审查的民间借贷纠纷申诉案件均为调解结案；二是案件的来源除了当事人申诉外，第三人及案外人到检察机关申诉的比重也大幅上升，2011年和2012年我院受理的民间借贷纠纷案件，100%均为案外人认为法院的判决或者调解侵犯了第三人的合法权利而申诉。
民间借贷纠纷申诉案件的激增，引起了我们检察机关的高度关注和重视，通过依法审查民间借贷纠纷案件，针对案件出现的原因和现象，积极探索解决的办法，在实践中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二、 民间借贷纠纷申诉案件出现的原因。
第一、法院的工作考核机制。近年来，法院系统对审判人员的考核业绩的主要的指标是案件的调解结案率，这就导致法官在工作中片面追求调解而结案。第二、案多人少导致法官的审查不完整和不完善。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民事诉讼案件特别是民间借贷案件日渐增多，但法院的审判人员面临着案多人少的实际情况，而法律对审理期限又有明确的规定，于是审判活动中法官对证据的审查不完整而出现瑕疵。第三、当事人之间的恶意串通逃避债务。很多调解结案的民间借贷纠纷，当事人之间多具有亲密的亲戚朋友和同学战友关系，采用虚假调解的方式予以结案，使自己的财产逃避被真正的债权人执行而恶意调解结案。因为当事人对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及合法性均无异议，法院为了案件的快速办结，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也忽略了严格审查导致申诉案件发生。第四、法官在适用法律上确有错误。判决类的民间借贷案件，当事人特别是第三人（案外人）申诉的理由多是法官适用法律确有错误。事实上我们经过审查最后提起抗诉的理由也是判决适用法律确有错误。第五、法律对虚假诉讼规定的滞后。虽然民事、行政和刑事诉讼对妨碍诉讼行为如何进行处罚均有规定，但对于故意虚假诉讼却没有相应明确的规定。2002年10月24日《最高人民检察院法律政策研究室关于通过伪造证据骗取法院民事裁判占有他人财物的行为如何适用法律问题的答复》规定：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通过伪造证据骗取法院民事裁判占有他人财物的行为所侵害的主要是人民法院正常的审判活动，可以由人民法院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作出处理，不宜以诈骗罪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根据该答复，虚假诉讼不属于诈骗行为，不构成刑事犯罪。这类法律规定的滞后，给虚假诉讼者以可乘之机。
三、民间借贷纠纷调解结案案件的共性。
1、原、被告双方当事人具有利益共同性。2、诉讼过程具有合谋性和非对抗性。民间借贷纠纷诉讼过程一般不具有对抗性，被告通常主动到庭，自动放弃答辩期等诉讼权利，对原告诉请的事实与证据也没有任何异议。为迷惑法院和法官，当事人也会有“虚假”的对抗，但从不否定基本事实与证据的真实性，往往选择还款期限、利息、违约金等非关键细节进行辩解。3、诉讼的内容具有财产性。诉讼的内容均体现债务的确认，以达到相对第三人的虚构债务、转移财产之目的。4、诉讼双方当事人多数自愿以调解方式结案。争议的最终解决通常取决于双方当事人的合意，因此民事调解很容易被虚假诉讼者利用。虚假诉讼的双方当事人为尽快达到其诉讼目的，规避法官对详情的审查，往往选择调解结案，通过诉讼调解的合法形式掩盖其非法目的。
四、解决虚假民间借贷纠纷的方法。
第一、加大对民间借贷纠纷案件的审查力度。检察机关是宪法赋予法律监督职责的司法机关。对审判机关的审判活动依法进行监督也是民事诉讼法规定的职责，对法院违法的审判活动，案外人或者利害关系人申诉到检察机关的，检察机关要审查法院的审判活动是否对当事人的诉讼主张和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进行审慎审查，是否是违法调解，涉嫌虚假诉讼的，要坚决予以抗诉或者发出检察建议予以纠正。
第二、运用科学的鉴定方法明辨是非。在沛县院受理的民间借贷纠纷案件中，几乎全部都是对借条进行司法鉴定辨别真伪后，再通过询问双方当事人突破案件。在疑是虚假的民间借贷纠纷诉讼中，对存疑的有可能损害国家、集体及第三人利益的伪造的证据，要及时委托中介的司法鉴定机构进行鉴定，使清者自清，浊者自浊，还事物以本来面目。当然司法鉴定机构的执业水准也决定着鉴定结论的权威，要规范和提高鉴定结论的准确性才能给司法机关以识别虚假诉讼的第三只“火眼金睛”。
第三、加大对虚假诉讼的惩处力度。从立法的角度对虚假诉讼的行为予以禁止，并对虚假诉讼的行为予以严惩直至追究刑事责任，使虚假诉讼者望而却步，不敢以身试法。
一、国外刑事控告制度述评
（一）国外刑事控告制度简述
许多国家将举报视为发现和惩治犯罪的利器，在刑事诉讼中均不同程度地规定了控告举报制度。其中法律对举报人所享有的权利与对国家对举报人所承担的义务的相关规定明确具体：一是在控告主体上，出于同犯罪作斗争的需要，均规定得较为广泛。诉讼发生前称为举报人，诉讼发生后称为证人。英国规定任何人均可直接向治安法院控告犯罪，或直接向警察局告发；日本的刑事诉讼法对控告主体的外延规定得较为广泛，犯罪中的被害人及其法定人，可以独立提出控告。在亲告罪中，没有人可以提出控告时，检察官可以代为提出控告。同时规定任何人认为有犯罪情况，都可以告发；二是在控告方式上，大多数国家都规定了口头和书面两种方式。日本刑事诉讼法规定，控告或告发，必须用书面或口头的方式向检察官或司法警察员提出，并由其负责对口头控告进行书面记录；法国刑事诉讼法规定，任何人都有资格拘捕罪犯，扭送最近的司法警察官；三是在控告的受理上，各国不尽相同。英国《1964年警察法》规定，凡是从公民的告发中发现了犯罪，或者是根据警察或警方侦探发现了犯罪，就认为具备了开始刑事诉讼的证据，就可以开始侦查；法国刑事诉讼法第40条规定，共和国检察官应接受告诉和告发，予以处理；第44条规定，共和国检察官有权指挥驻在其管辖内各违警法庭的检察院官员，他可以把告诉自己的违警罪通知各该检察院官员并命令他们。必要时，他也可以要求并开始正式侦查。日本刑事诉讼法第242条规定，司法警察员在接受控告或者告发后，应立即将文件或有关证物送交检察官。第258条规定，检察官认为案件不属于其所属检察厅的相应裁判所管辖时，必须将文件或证物一并移交管辖该案件的裁判所的相应检察厅的检察官。第260条规定，检察官在对有控告、告发或请求的案件作提起公诉或不提起公诉的处置时，必须迅速将其意思通知控告人、告发人或者请求人。在取消公诉或将案件送交其他检察厅的检察官时，情况相同。第261条规定，检察官在对有控告、告发或者请求的案件不提起公诉的场合，控告人、告发人或者请求人有要求时，必须迅速将不的理由告知控告人、告发人或者请求人；四是在举报人保护问题上，各国均规定保护举报人，保护举报权利至上。比较而言，国外有些国家的举报人制度较之我国有一些不同的地方：例如，对打击报复举报人或证人的惩罚力度就比较强。在这方面，美国的处罚明显严于中国。如美国各州都将对证人进行打击报复作为犯罪来处理，最高刑可至死刑，而我国最高刑为七年。另外，对举报人的身份保密严密。德国《刑事诉讼法典》规定：“可以许可证人不对个人情况作出回答或者只告诉以前的身份。可以确定证人身份的文件要存放在检察院保管。”新加坡《防止贿赂法》规定：“不得披露举报人的姓名或者住址，或者任何可能导致举报人暴露的事项。……对含有任何关于举报人姓名、特征或者有可能导致举报人暴露的记载，法庭应当将所有这类材料予以隐瞒，必要时予以涂去。”有些国家和地区还作了“知情不举”为犯罪的规定。我国澳门特别行政区《公务人员廉洁操守指引》规定：“凡知情不举或假装不知情，即使当中并不涉及任何利益提供或收益，亦可被追究纪律责任。如果不检举是为了使某人得益，或为了损害某人利益，则也必须承担刑事责任。”台湾地区《“戡乱时期”贪污治罪条例》规定：“直属主管长官对所属人员，明知贪污有据，而予以庇护或不予举发者，处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会计、审计人员，因执行职务，对于贪污有据，不为举发者，处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二）国外刑事控告制度简评
世界各国不仅扩大了控告主体范围，严格受理程序，而且都较为重视对举报人的保护，一般实行诉讼全程保护：第一个阶段是对举报人提供举报前的保护，目的是预防，营造良好的举报氛围，让举报人打消顾虑；第二个阶段是对举报人提供举报期间的保护，因涉及举报人的诸多权利和有关国家机关的义务，对举报人来说意义重大；第三个是对举报人进行事后保护，政府对举报人进行必要的帮助，使其在案件结束后工作生活不受影响。同时，在国外，对于公务员的一般渎职行为的惩处非常严厉，对于泄露举报人身份的泄密行为惩处非常很重。国外这种重视举报人权利保护的理念值得我国检察机关借鉴。
二、国外刑事申诉制度述评
（一）国外刑事申诉制度简述
从国外的情况来看，申诉专员制度起源于1809年瑞典宪法规定的“司法申诉专员。（Justitieombudsman，简称Jo）”。按照有关法律的规定，Jo从有资格担任最高法院或最高行政法院法官的人士中选任，以维护公民的自由和权利为使命。Jo任期为四年，可以连任且没有退休年龄上的限制。但每年必须向议会提出年度报告并接受审查，不能获得议会信任的Jo得以投票过半数的表决结果被免职。而现代各国的刑事诉讼立法都以专编或专章的形式规定了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刑事判决、裁定发现错误进行重新审查处理的程序，具体分为再审程序和监督程序两大类。其中再审程序是指对确定的裁判发现事实有错误而进行重新审理的程序，即审理的对象是事实上的错误；而监督程序是指发现确定的裁判有违背法律的错误而依法予以纠正的程序，即审理的对象是适用法律上的错误。大陆法系国家大都设置了再审程序，对申请再审的主体、理由、程序等都有明确的法律规定。大陆法系国家的再审程序以重在保障人权还是同时兼重维护社会安全为标准，分为法国式和德国式两种。法国式的再审程序重在保护被告人的人权，再审仅限于为被告人的利益而提起，禁止不利于被告人的再审。德国式的再审程序兼重维护社会安全，再审既可为被告人的利益而提起也可为被告人的不利益而提起，不受被告人利益的限制。但是大陆法系国家根本就没有监督程序这个名词，多数国家称之为“非常上告”。而英美法系国家由于采取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认为事实、证据既经控辩双方质证、辩论，并由陪审团判定，据此所作出的判决即视为真实，不得再行变更，因此未设置再审程序，但设置了类似监督程序的“人身保护令、禁审令”等诉讼程序之外的补救措施来纠正裁判错误，美国甚至允许被告人提起再审，体现出被告人权利保障的至上性。
（二）国外刑事申诉制度简评
从世界各国的法律制度来看，普遍规定了刑事申诉制度，即对不服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而提出的刑事申诉，各国在法律上设立一定的诉讼程序予以处理。一般来说，国外刑事申诉制度的内容包括刑事申诉的主体、刑事申诉的理由、刑事申诉的期限（时效）、刑事申诉的处理程序等。综合评析：一是刑事申诉主体有所限定。尽管范围不尽相同，但多有所限制，一般限于与刑事判决、裁定具有直接或密切关系的人员。主要有被判刑人及其法定人；被宣告无罪的人、被害人及其法定人；被害人及其人；其他诉讼参与人等；二是各国对刑事申诉理由的规定不尽相同。如有的国家将所有刑事申诉主体都可以提出刑事申诉的各种理由概况、统一地规定在一起；有的国家则视是否有利于被判刑人而分别规定其刑事申诉理由；有的国家是根据新发现的情况和新的情况分别规定刑事申诉理由。尽管形式不一，但一般都包括原判决、裁定或决定存在事实方面的错误、法律方面的错误和司法官员方面的违法行为三方面内容；三是刑事申诉时效原则上不作限制，但对于不利于被判刑人的申诉却有例外限制。从各国法律来看，对申诉期限大致分为刑事申诉不受时间限制、对刑事申诉的期限没有规定或者没有完全的规定、刑事申诉的期限按有利于被判刑人和不利于被判刑人分别规定；四是处理程序不尽一致。各国都规定了处理刑事申诉的程序，从规定的方式来看，各国对刑事申诉的处理程序主要有以下对所有的刑事申诉都采取统一的处理程序和根据刑事申诉的不同而规定不同的处理程序两种类型。总体来看，由于世界各国的法律制度不同，对不服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的申诉的处理方面的规定也有差异，但对法院的错误判决，许多国家都在法律上设立了一定的诉讼程序以救济错误的裁判（刑事申诉制度多规定在各国刑事诉讼法典的再审程序中），或有诉讼程序之外采取其他补救措施，以调和裁判的“既判力”与真实性之间的冲突。
而在刑事诉讼中，公诉则是的主要方式，自诉作为公诉的有效补充已被《刑事诉讼法》所确认。但对于刑事自诉案件检察机关如何进行监督，《刑事诉讼法》中并没有明确规定。
《刑事诉讼法》中虽没有单独明示检察机关应如何监督自诉案件的审理，但我们在实际工作中应深刻理解法律的内涵，可以用以下几种方式对自诉案件进行法律监督。
一、充分利用审判监督程序
《刑事诉讼法》第二百四十一条规定了对生效的判决、裁定不服的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检察院申诉；第二百四十二条规定了对五种情形的申诉案件，人民法院应当重新审判；第二百四十三条规定了上级检察机关对下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和裁定，如果发现确有错误，有权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向同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诉，接受抗诉的人民法院应当组成合议庭重新审理。《刑事诉讼法》的这些规定，既包括公诉案件，又包括自诉案件。检察机关对刑事诉讼中自诉案件的监督方式，在此与民事、行政诉讼中检察机关对自诉案件的监督方式是一致的。
这一方式是目前检察机关对所有的自诉案件进行监督的一种有效手段。但这一手段的监督范围较窄，只能对已经生效的判决裁定，当事人或其人申诉的自诉案件在审判监督程序中进行监督，而对其它程序如、审判、调解、执行等程序的执法行为无法有效监督。对于自诉案件检察机关不可能像公诉案件那样通过审查批捕、审查而对整个案件的办理进行法律监督，因而需要其他手段来强化、补充。
当前，就是要充分利用好审判监督程序。当事人及其法定人、近亲属认为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确有错误，向人民检察院申诉的，人民检察院刑事申诉检察部门应当依法办理。通过受理申诉、审查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等活动，监督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是否正确。人民检察院认为同级人民法院第一审判决、裁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提出抗诉：（一）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二）有确实、充分证据证明有罪而判无罪，或者无罪判有罪的； （三）重罪轻判，轻罪重判，适用刑罚明显不当的；（四）认定罪名不正确，一罪判数罪、数罪判一罪，影响量刑或者造成严重社会影响的；（五）免除刑事处罚或者适用缓刑、禁止令、限制减刑错误的；（六）人民法院在审理过程中严重违反法律规定的诉讼程序的。
当事人及其法定人、近亲属认为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刑事判决、裁定确有错误，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向人民法院提出抗诉：（一）有新的证据证明原判决、裁定认定的事实确有错误，可能影响定罪量刑的；（二）据以定罪量刑的证据不确实、不充分的；（三）据以定罪量刑的证据依法应当予以排除的；（四）据以定罪量刑的主要证据之间存在矛盾的；（五）原判决、裁定的主要事实依据被依法变更或者撤销的；（六）认定罪名错误且明显影响量刑的；（七）违反法律关于追诉时效期限的规定的；（八）量刑明显不当的；（九）违反法律规定的诉讼程序，可能影响公正审判的；（十）审判人员在审理案件的时候有贪污受贿，，枉法裁判行为的。
当事人及其法定人、近亲属向人民检察院申诉的，人民检察院刑事申诉检察部门应当依法办理。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刑事判决、裁定的申诉复查后，认为需要提出抗诉的，报请检察长或者检察委员会讨论决定。人民检察院刑事申诉检察部门对不服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刑事判决、裁定的申诉案件复查终结后，应当制作刑事申诉复查通知书，并在十日以内通知申诉人。经复查向上一级人民检察院提请抗诉的，应当在上一级人民检察院作出是否抗诉的决定后制作刑事申诉复查通知书。对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出抗诉的申诉案件，人民检察院认为人民法院作出的判决、裁定仍然确有错误的，由派员出席法庭的人民检察院刑事申诉检察部门依法办理。
二、切实加强立案监督
《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规定了自诉案件的范围，其中第三款规定：被害人有证据证明对被告人侵犯自己人身、财产权利的行为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而公安机关或者检察机关不予追究被告人刑事责任的案件。
在上述自诉案件中，对于公安机关作出不立案处理的案件，可以首先进行立案监督程序。即公民接到不立案通知后依法申请复议，经复议决定维持的，根据《刑事诉讼法》规定，被害人如果仍认为公安机关不立案决定错误的，可向人民检察院提出。此时人民检察院应要求公安机关说明不立案理由，认为理由不能成立的应通知公安机关立案。公安机关接到通知后应当立案，如果公安机关仍不立案，被害人就可根据已经掌握的证据直接向法院自诉，检察机关对公安机关的不立案行为进行调查处理。被害人及其法定人、近亲属或者行政执法机关，认为公安机关对其控告或者移送的案件应当立案侦查而不立案侦查，或者当事人认为公安机关不应当立案而立案，向人民检察院提出的，人民检察院应当受理并进行审查。
人民检察院接到控告、举报或者发现行政执法机关不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应当向行政执法机关提出检察意见，要求其按照管辖规定向公安机关或者人民检察院移送涉嫌犯罪案件。人民检察院控告检察部门受理对公安机关应当立案而不立案或者不应当立案而立案的控告、申诉，应当根据事实和法律进行审查，并可以要求控告人、申诉人提供有关材料，认为需要公安机关说明不立案或者立案理由的，应当及时将案件移送侦查监督部门办理。
人民检察院侦查监督部门经过调查、核实有关证据材料，认为需要公安机关说明不立案理由的，经检察长批准，应当要求公安机关书面说明不立案的理由。
有证据证明公安机关可能存在违法动用刑事手段插手民事、经济纠纷，或者利用立案实施报复陷害、敲诈勒索以及谋取其他非法利益等违法立案情形，尚未提请批准逮捕或者移送审查的，经检察长批准，应当要求公安机关书面说明立案理由。公安机关说明不立案或者立案的理由后，人民检察院侦查监督部门应当进行审查，认为公安机关不立案或者立案理由不能成立的，经检察长或者检察委员会讨论决定，应当通知公安机关立案或者撤销案件。
侦查监督部门认为公安机关不立案或者立案理由成立的，应当通知控告检察部门，由其在十日以内将不立案或者立案的理由和根据告知被害人及其法定人、近亲属或者行政执法机关。人民检察院通知公安机关立案或者撤销案件的，应当依法对执行情况进行监督。
三、严厉惩治自诉案件审理过程中的职务犯罪
审判人员在审理自诉案件过程中徇私枉法、徇情枉法、贪污受贿、枉法裁判，构成犯罪的，检察机关可通过查办、惩治职务犯罪，对自诉案件进行法律监督。惩治职务犯罪是对审判人员的一种具有普遍性的监督手段，它并不是监督自诉案件办理的特有方式，因而我们应从一般意义上认识它对自诉案件的监督作用，这是检察机关对自诉案件进行法律监督的重要渠道。司法腐败是最大的腐败，因为它践踏了社会的最后一道公平正义防线，必须深刻认识其危害，加大查处和打击力度.
依照通常的定义，民事再审程序即审判监督程序，是指人民法院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发现确有错误，依法对案件进行再审的程序。[2]再审程序不同于一、二审程序，再审程序既不是民事案件审理的一级程序，也不是审理裁决民事争议的一种独立程序。而是一种特殊的救济程序。一审和二审程序的启动是基于当事人行使其权和上诉权。权直接源于当事人的诉权，上诉权源于程序基本保障权。为了维护和保障当事人的诉权，保障和实现公民、法人受公正裁判的最基本权利，一审和二审程序的启动均不要求有既存的事实理由。即使要求有理由，这种理由也是一种以当事人主观判断为转移的理由，法院在启动一审或二审程序时，并不对这些理由进行实质性的审查。与此不同，再审程序作为一种特殊的纠错和救济程序是在一般救济手段即一审或二审程序终结之后，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但仍有错误的民事判决和裁定加以纠正的程序，即可以通过撤消已经生效的判决和裁定，以再次审理来保障民事争议解决的公正性。由于是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的否定，这就意味将破坏已经稳定的法律关系，导致所谓通过裁判的诉讼终结实际上并不存在。因此，为了保持法律裁判的稳定性和权威性，作为一种事后的补救程序，就要求该程序的启动应有严格的限制，否则，也会影响民事争议解决的效率。科学地设定提起民事再审的事由是为了在实现再审程序目的--对实体正义和程序正义的追求--与保障生效裁决稳定性以及争议解决效率性之间求得一种衡平。民事再审事由即法院审查应否启动民事再审程序的理由或根据，是打开再审程序之门的"钥匙"。[3]
依照大陆法系国家民事判决效力的理论，法院的判决已经发生法律效力以后，该判决便具有了形式上的确定力。判决所具有的这种形式上的确定力，使得任何法院都无权撤消或变更该判决。另一方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还具有实质上的确定力，即既判力。既判力既要求后诉法院在审判中受前诉法院确定判决内容的拘束，同时还禁止双方当事人对确定判决的内容予以争执，即提出任何形式上的异议。[4]一般来讲，已经确定的终局判决具有了形式上的确定力和既判力这样的双层保护，就使得被判决的法律关系处于一种稳定态。而再审的启动无疑将打破这种双层保护壳，其理论依据是该判决本身欠缺使既判力正当化的根据。再审事由的存在就是对判决既判力正当化的直接否定。因此，法院可以在当事人指出再审事由后，通过再审否定原判决。[5]这种理论的深层基础是国外的现代法治理论。该理论认为，当事人有权获得法院公正的裁判。这既包括实体上的，又包括程序上的。所获得的裁判没有体现实体上和程序上的公正时，该裁判就没有正当性，应当予以否定。[6]与此不同，我国诉讼法学者通常认为，再审的提起是基于"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理论或认识。[7]应当再审的判决、裁定并不是基于该判决、裁定缺乏既判力的正当性，而是因为该判决、裁定存在错误。因此，再审事由的基础是原判决、裁定的错误。对这种"错误"的认识，过去只限于判决、裁定实体上的错误，现在，随着人们程序正当理念的树立，判决、裁定的所谓"错误"的认识包含了法院在判决、裁定过程中的程序性错误。从再审的直接目的在于否定错误或不正当裁判这一角度来讲，无论国内国外，人们的认识并无二致。
我国现行的再审在制度构成上也与大陆法系各国所实行的再审制度有所不同。在大陆法系国家，再审程序的开始是基于当事人的再审诉讼请求，没有当事人的再审诉讼请求，法院不能主动以职权启动再审程序，因此，在这些国家的再审制度中，再审事由成为当事人再审之诉的理由。在我国，再审的提起主体是法院，而不是当事人。再审事由是法院启动再审的理由和根据
民事再审事由与一审所要求的诉讼理由不同，时所要求的理由是当事人主张成立的根据，不是一审程序启动的程序性理由，而再审所要求的理由是再审程序启动的程序性理由。当事人在时即使没有实体上的理由，只要符合的形式要求，一审程序就应当启动。再审事由作为法院启动再审程序的根据，法院就有权利进行审查，再审事由在理论上是一种客观存在的事实，因此，不以申诉人和法官的意志或主观判断为转移。
由于再审事由是再审程序启动的根据，因此，在现行的再审体制下，再审事由一旦法定化也将对当事人的申诉和人民检察院的抗诉有直接影响，这种影响表现为当事人提起申诉和人民检察院提起抗诉时，必然也要以再审事由为依据。因此，即使今后继续维持现有的申诉和抗诉制度，再审事由的法定化也有利于规范申诉制度和抗诉制度。
二现行民诉法中的再审事由及缺陷
民事诉讼法第177条规定，各级人民法院院长对本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发现确有错误，认为需要再审的，应当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该条第2款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对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上级人民法院对下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发现确有错误的，有权提审或者指令下级人民法院再审。根据该条，可以理解为法院提起再审的理由即再审事由是原判决、裁定"确有错误"。但何谓"确有错误"该条中并不明确，进一步的说明，可以在民事诉讼法第179条中找到。第179条中规定，当事人申诉的场合，人民法院应当提起再审的再审事由有五种。即1、有新的证据，足以原判决、裁定的。2、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不足的；3、原判决、裁定适用法律确有错误的；4、人民法院违反法定程序，可能导致影响案件正确判决、裁定的；5、审判人员在审理该案件时有贪污受贿，，枉法裁判行为的。同时，民事诉讼法第185条也规定，最高人民检察院对各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上级人民检察院对下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发现有该条规定的情形之一的，应当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出抗诉。这些情形是：1、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不足的；2、原判决、裁定适用法律确有错误的；3、人民法院违反法定程序，可能影响案件正确判决、裁定的；4、审判人员在审理该案件时有贪污受贿，，枉法裁判行为的。根据民事诉讼法第186条的规定，人民检察院提起抗诉的案件，人民法院应当提起再审。因此，人民检察院提起抗诉的事由实际上也是再审的事由。检察院抗诉的事由与当事人的申诉事由相比，除了当事人申诉事由中的第1项在检察院的抗诉事由中没有之外，其他全部相同。[8]
从再审的司法实践、民事方式改革的发展、再审制度的目的以及再审制度的有效运行来看，现行民事诉讼法关于再审事由的规定尚欠不足。
其一：关于法定再审事由的表述不够准确、合理，主要有以下几点：
1、关于"有新的证据，足以原判决、裁定的"。
所谓新的证据应当理解为在原审程序没有提出的证据。这包括三种情况：第一种情况，当事人在原审程序中没有发现该证据，因而不可能提出该证据；第二种情况，当事人知道存在该证据，但因无法收集而没有提出。此种情况也包括当事人虽然向法院提出证据线索，但法院没有收集该证据或没有收集到该证据；最后一种是当事人持有该证据，但因各种原因而没有提出，例如，未能充分认识其证据的重要性和关联性。因上述两种情况当事人没有提出的证据，在原判决、裁定生效以后提出的，经法院审查足以原判决、裁定的场合，当属于再审事由，法院应提起再审。但还存在第三种情况，这种情况比较复杂。现在有不少法院在民事审判方式改革中推行证据失权制度，即在法院指定或确定的期间或期限内没有提出的证据，不得在以后提出，即使提出也不具有法律效力，即法院将不予采纳，作为裁判的依据。现在有的法院，例如广东省高级法院规定在庭审前没有提出的证据，在以后不得提出。即使在没有明确规定证据失权制度的许多法院中，也存在法官在庭审的法庭调查时，确定当事人以后提出证据的时限，如必须在一周以内提出证据，如未提出，法院将不予采用。证据失权的合法性尽管在学术界尚存争论，[9]由于证据失权制度有助于提高诉讼效率，实现诉讼时间上的经济性，促进诉讼的进行，因此，有其存在的必要。如果证据失权制度合法化，则现行民事诉讼法所规定的这一再审事由就不够准确。如果不对何谓"新的证据"加以界定，就可能与证据失权制度相冲突。在证据失权制度化后，对"新的证据"的限制可以是，当事人在法律规定的时间或诉讼阶段无正当理由而没有提出来的证据除外。也就是说，即使是原来没有提出来的证据，而且也能够原判决、裁定，但由于已经失权，而不能成为有效的证据，当事人就不能在申诉中以新的证据理由要求提起再审。当然，证据失权对我们原有的一些观念造成冲突。因为从实体正义的角度来看，新的证据足以原判决、裁定的，就应该作为再审的理由。但如果程序正义的角度观，既然程序已经规定了证据失权，即使该证据是真实的，也因为没有证据效力，而不再具有法律上的意义。[10]
2、关于"原判决适用法律确有错误的"。
原判决、裁定在适用法律上确有错误，根据再审纠错的基本目的，应当提起再审，原则上构成再审事由。问题在于原判决、裁定适用法律确有错误作为一项具体的再审事由就不够明确。该事由的规定不过是"原判决、裁定确有错误"的简单展开。"原判决、裁定确有错误"可以直接展开为"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确有错误"和"原判决、裁定适用法律确有错误"。然而这种简面的展开并没有给予我们更具体的，有助于判断是否应当提起再审的标准或根据。
原判决、裁定适用法律确有错误仍然是比较原则和含糊的表述。"适用法律有错误"总体上可以解释为法院适用的法律不正确或不准确。大体上有以下情形：1）应当适用此法，却适用了彼法；2）应当适用此法的此款，却适用了彼法的彼款或此法的彼款；3）应当适用新法，却适用了旧法。4）应当适用旧法，却适用了新法；5）存在应当适用的法律，却没有适用。6）适用了已经废除或尚未生效的法律；7）断章取意地适用该条法律规定等等。
法官适用法律，首先要理解法律。如何适用法律也就有一个如何理解法律规定的问题。我们并不否认法律规定的客观真理性，作为判决、裁定的大前提，人们在立法时总是要求法律的规定是明晰，无歧义的，但法律规定有时并不是像数学公式或定理那样非常明确（实际上有些复杂的数学公式或定理也会因人们的理解不同，而发生歧义，只是这种现象不像社会科学领域那样突出。），由于人们对法律规定的语义往往会有不同的理解，因此法律规定的内容就因认识主体的不同而具有了相对性或不确定性。这一点在审判实践当中是经常发生的。实际上法官们在接受法律教育时获得的法学知识（包括方法）以及生活实践的认知也都存在差异。不同的法官对法律的理解也自然会存在差异。这种差异往往与法学知识水平的高低没有直接关联。[11]因此，如果以法官个人的理解来判断原判决、裁定是否存在错误就有可能导致再审提起的随意性。笔者并非指责现行民事诉讼法对此规定的错误，只是指明这样的规定不利于更好地把握再审的启动。如果能够十分明确、具体地规定再审的事由将能够有效防止再审启动的随意性。
其二、忽视了违反了程序正义作为再审事由的独立存在。
在再审事由方面，议论最多的莫过于民事诉讼法关于"人民法院违反法定程序，可能影响案件正确判决、裁定的"的规定。这里涉及的问题是，在理论上，作为再审的事由是否一定要求有可能影响案件正确判决、裁定这样的限制。按照现在民诉法的规定，虽然违反了法定程序，但如果没有影响判决、裁定的正确性就不能提起再审。这样限制的依据显然是因为判决、裁定在实体上是正确的。这种理解也是基于民事诉讼法规定的"确有错误"中的错误是指实体上的错误，而不是指程序上的错误。否则，就不会将违反法定程序与判决、裁定的正确性加以分离。随着人们对程序正义独立价值认识的加深，这种限制就存在了问题。依照民事诉讼法关于再审事由规定可以发现，违反法定程序不能成为再审的事由，所有事由都是以实体正义为基准的，这样一来程序正义的独立价值实际上就不存在，所谓程序就只能仍然依附于实体，而只具有工具价值。从程序正义、实体正义与法律正义的关系来看，法律正义应当是程序正义与实体正义的统一。诉讼的任何结果都只能从该结果是否充分满足程序正义和实体正义，只要有一个方面没有得到满足，这个结果就不是正义的，是不合法的。对结果的合法性，不能只看是否满足实体正义，仅从实体上来加以考察。这正是程序正义论所要强调的。再审程序作为一种纠错救济程序，如果也只强调实体正义，而忽视程序正义，则必然动摇一审、二审程序的程序独立价值。因此，笔者认为，违反法定程序应当独立成为再审事由，具有自己的独立地位。即不管是否会影响案件的正确判决、裁定都应当可以提起再审。判决、裁定形成过程中的瑕疵已经转化为其自身的瑕疵。
其三、现行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遗漏了应当作为再审事由的诸多事项。例如，无权审判的法官参加了审判；当事人在诉讼中被剥夺辩论权；作为判决、裁定根据的主要证据是虚假的等等。遗漏了重要的再审事由对于正确有效地运行再审制度，达成再审制度的目的自然是不利的。
三国外再审事由的比较
在大陆法系国家的民事诉讼法中大都设置了再审制度以保证在法院的错误判决已经发生法律效力后仍能得到纠正。同样，基于再审程序的特殊性，各国对于再审程序的提起也设置了法定的再审事由。通过对一些国家法定再审事由的比较，将有助于我国再审制度的完善。
奥地利民事诉讼法典是大陆法系国家中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民事诉讼法典。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在奥地利有两种方法，一种是通过提起判决无效之诉；另一种是提起再审之诉。在该法典的第5编就规定了无效及再审之诉。从我国再审的概念来认识，奥地利的无效之诉也应当属于再审制度的范畴。
在奥地利民事诉讼法中，无效之诉和再审之诉提起的根据有所不同。无效之诉提起的根据有两个：其一，作出该判决的法官，对该案件已经不能行使法律上的职务；其二，在诉讼程序中，人没有进行，或者应当有法定人或法定代表人代为进行诉讼，但该法定人或法定代表人却没有进行诉讼，在他人实施诉讼行为后，又没有得到法定人或法定代表人的合法追认。（奥地利民事诉讼法第529条）
依照奥地利民事诉讼法第530条的规定，尽管法院已经对本案作出了裁判，终结了诉讼程序，但如果有本条所规定的事项的，根据当事人的申请，可以再次审理。这些法定的事由在奥地利民事诉讼法中属于"再审的要件"，具体包括以下几项：
1、作为裁判依据的文书是伪造或变造的；
2、证人、鉴定人或对方当事人在其询问中作了虚假陈述（属于刑法288条规定的有责虚假陈述），而法院的裁判又是根据这些陈述作出的；
3、法院的裁判是在当事人的人、对方当事人及人实施了下列应受处罚的行为情况下作出的，这些行为是，抢夺（刑法第134条）、欺诈（刑法第146条）、伪造文书（刑法第223条）、伪造特别保护的文书（刑法第224条）、伪造认证（刑法第225条）、间接制作违法文书或认证、藏匿文书（刑法第229条）、移动界标（刑法第230条）；
4、法官在裁判时或以前作出某一个裁判时（该裁判成为本案裁判的依据）违反职务上的义务，并应受到刑法的处罚，而法官的这些行为因与本案诉讼的关系，会给当事人造成不利的影响；
5、作为裁判基础的刑事裁判已被其他确定判决所取消；
6、当事人发现对同一请求或同一法律关系已经作出的确定裁判在再审程序的当事人之间创设了新的权利，并且当事人还可以利用这种新创设的权利。
7、当事人发现了新的事实和证据方法，如果过去的诉讼程序提出这些事实或证据方法的话，法院将会作出对自己有利的判决。[12]
德国的再审是通过两种特殊的诉讼请求来实现的，一是取消之诉，一是回复原状之诉。不同的诉，要求有不同的法定事由，这些事由均可以统称为再审事由。取消之诉的事由为：
1、作出判决的法院不是根据法律的规定组成的；
2、依法不得执行法官职务的法官参与了裁判，但主张此种回避原因而提出回避的申请或上诉没有得到许可的除外；
3、法官因有偏颇之虑应行回避，并且回避申请已经被宣告有理由，但该法官仍参与裁判；
4、当事人一方在诉讼中未经合法，但当事人对于诉讼进行已明示或默示地承认的除外。
提起回复原状之诉的事由为：
1、对方当事人作出了宣誓陈述，判决又是以其陈述为基础，而该当事人的此项陈述违反了真实义务属于应受处罚的行为；[13]
2、作为裁判基础的证书是伪造或变造的；
3、判决系以证言或鉴定结论为基础，但该证人或鉴定人的行为（作证或鉴定过程中的行为）违反真实义务，属于应受处罚的行为；
4、当事人的人或对方当事人或其人犯有与诉讼案件有关的罪行，而判决是基于这种行为作出的；
5、参与判决的法官犯有与诉讼案件有关的、不利于当事人的，违反其职务上义务的罪行；
6、判决是以某一普通法院、或原特别法院或某一行政法院的判决为基础，而这些判决已由另一确定判决所撤消；
7、当事人发现以前就同一案件所作的确定判决，或者发现了对当事人有利的文书，依据该判决或文书当事人就能够得对自己有利的判决。
日本民事再审制度与德国和奥地利有所不同，即没有像德国那样，将否定确定判决的诉讼分为取消之诉和回复原状之诉，也没有像奥地利那样分为无效之诉和再审之诉，而是以再审之诉加以概括。日本民事再审制度的再审事由包括：
1、没有按照法律规定组成判决法院；
2、根据法律规定不能参与该判决的法官参与了该判决；
3、欠缺法定权[14]、诉讼权或人在实施诉讼行为时没有获得必要的授权；
4、参与判决法官在该案件的审理过程中实施了职务上的犯罪行为；
5、因他人实施了应受刑事上惩罚的行为使当事人自认（强迫自认）或妨碍了当事人提出对判决产生影响的攻击和防御方法；
6、作为判决证据的文书或其他证据材料是伪造或变造的：
7、证人、鉴定人、翻译或已宣誓的当事人、法定人的虚假陈述成了判决的证据。
8、作为判决基础的民事、刑事判决以及其他裁判或行政处分被以后的裁判或行政处分变更；
9、对判决有影响的重要事项在判断时被遗漏；
10、被申诉的判决与以前的确定判决相抵触。[15]
比较三国民事诉讼法关于再审事由的规定，可以将其再审事由的内容加以归纳为以下几类：第一类，裁判主体本身构成的不合法；德日奥三国均规定，如果作出判决的法院或法官在主体资格上不合法的，可以提起再审之诉。这包括法官没有作出该项判决的权力（这当中有包括应当在本案中回避的法官没有回避）和作出判决法院是违反构成的。第二类，在原审诉讼中没有实现合法的。例如，人没有没有进行或未经合法。第三类，判决所依据的证据不合法。例如，证据材料是伪造或变造的。证人、当事人等等的陈述是虚假的。第四类，判决的根据已经变更或被否定。例如，作为本判决依据的民事刑事判决或行政处分已经变更。第五类，原审诉讼中有可能影响判决公正性的其他因素。例如，外部因素影响了当事人提出攻击或防御的方法，应当判决的事项被遗漏等等。通过三国再审事由的比较，可以发现再审事由主要以维护判决的实体正义为中心，只要会影响判决的实体正义的事由都应将其纳入再审事由。轻微的单纯违反程序性规定的事项似乎没有作为再审事由。这与大陆法系的实体正义中心主义或追求实体真实的理念有直接的关系。
四我国民事再审事由的重构
在重构我国民事再审制度时，笔者认为法院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不宜以其职权主动提起再审程序，而只能依据利害关系人的再审之诉，是利害关系人行使了再审之诉的诉讼权利，才使法院能够根据诉讼请求开始对已经生效判决的审查，并在该再审之诉具有再审事由时，才进入再审程序。[16]因此，再审事由就成了再审之诉的理由。
笔者以为，在将再审事由法定化时应当注意以下几点：
1、法定的再审事由应当是具体和明确的。现行民事诉讼法在规定法院提起再审的事由时，就没有具体化，而是抽象地规定为"确有错误"。尽管在规定当事人申诉的场合时，具体规定了法院应当再审的根据，但这两条的规定似乎表明，当法院以职权主动提起再审时，其提起再审的事由是法院依职权自由裁量，而不受民事诉讼法第179条关于当事人申诉事由规定的限制。因为判决裁定有"错误"当然比第179条规定的事由要宽泛。而且这里所指的"错误"又没有指明是实体性错误，还是做出裁判的程序性错误。不管原审判决是否存在错误，提起再审对当事人都存在着直接的利害关系。在现实中，试图通过"关系"提起再审的情况时常发生，即使是原审判决实际上确有错误，但要纠正这种错误也需要通过关系启动再审，这样就使不正当的手段也具有了目的上的正义性，使不正当的行为具有了道德上支持，于是不正当行为也就很难抑制和消除。宽泛、含糊地规定"确有错误"实际上是一种"无意创租"，[17]从而导致"寻租"的发生。因此，明确再审事由，并将其法定化，就可以在在一定程度上抑止法院的工作人员不正当行使再审启动裁量权，也就同样抑制了利益关系人的"寻租"行为。
另外，能否在法律条文规定中将再审事由的原则表述为原判决、裁定"确有错误"，同样是值得商榷的。虽然大多数提起再审的判决或裁定都是因为确有错误，但有的判决、裁定应当提起再审却还不能直接认为是有错误。例如，当事人在原审程序中没有提出该证据，且有正当理由，在原判决、裁定生效后，当事人发现或找到了足以原判决、裁定的新证据，并申请再审的场合。当事人在原审程序中没有提出该证据，法院在原审程序中依据双方当事人提出的证据作出的判决、裁定就不能认为是错误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经济审判方式改革问题的若干规定》第38条也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根据当事人提出的新证据对案件改判或者发回重审的，应当在判决书或者裁定书中写明对新证据的确认，不应当认为是第一审裁判的错误。"依据同理，因有新的证据而提起的再审，也就不应当认为是原审裁判的错误。当然，也许有人会从认识论的角度认为，只要法院的原审裁判与案件的真实事实不一致，就是错误。但这种认识仅仅注意到了认识论的理论层面，而没有注意到法律制度约束的层面。从法律制度约束层面，有时法院的裁判可能与案件事实存在不一致的情形，但如果存在权利失效或失权时（例如诉讼时效、主张和证据失权），在法律上就不能认为法院所做出的裁判是错误的。鉴于此，我认为没有必要将再审事由作"原判决、裁定确有错误"这样的抽象原则性规定，而直接规定具体的各项再审事由。在法律规定上可以用这样的表述："原判决、裁定有下列再审事由的，应当予以再审"。如果对原审裁判有错误的表述质疑成立，则应当进一步考虑再审是否应当称为纠错机制或制度的问题，笔者认为还是称为"纠错和救济"机制或制度比较妥当。法律上的"救济"包括了通过程序对权利人正当权利缺损的补救。权利人正当权利缺损的发生往往并不是由于某一主体的主观过错所致，因此，其原因难以归结为一种主体上的错误。但基于法律的正义性要求，又必须对这种非人为过错所造成的权利缺损进行补救。再审制度也就应当具有这种救济功能。依照这种认识，当有新的证据，足以原裁判时，法院所提起的再审，在性质上就是一种法律上的救济。
2、再审事由的规定与再审的客体有直接关系。按照现行民事诉讼法规定，再审的客体既包括判决，又包括裁定。这样的规定是只得商榷的。根据民事诉讼法第140条的规定，明确适用于裁定的有10项。除此之外，在实践中还有许多事项是适用裁定来解决的。显然对这些事项的裁定是否都应当纳入再审的客体范围是存在疑义的。最高法院《关于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208条规定，对不予受理、驳回的裁定，当事人可以申请再审。该条的表述有些含糊，既然民事诉讼法已经明确规定对裁定可以提起再审，那么最高法院再做这样的解释就有两种可能，其一，意味着只有这两种裁定才能提起再审。对其他裁定不能提起再审。但最高法院的解释又没有加以限制。其二，意味着对两种裁定可再审性的肯定。澄清人们对两种裁定是否具有再审性的模糊认识。笔者以为，应该在今后修改民事诉讼法时在民事诉讼法中明确加以规定只有不予受理和驳回的裁定才能提起再审，其他裁定不得提起再审。因为不予受理和驳回的司法行为涉及当事人的基本诉权问题，所以，应当给予当事人提起再审的机会。
3、违反程序性规定的判决、裁定是否都作为再审事由应当慎重考虑。再审制度作为一种纠错机制，是程序正义的在法律上最后保障手段。因此，再审制度应当纠正的裁判错误，当然也应当包括对程序性错误。但程序正义的实现，包括消极的实现（通过纠正违反程序正义的错误，保障程序正义的实在化）都要受到各种条件和因素的限制。程序正义的实现是相对的。"有错必纠"也是有条件的。程序正义实现的相对性主要体现在实现的成本与实现的价值平衡上。程序正义实现的合理性表现在实现成本与实现价值比是处于一种均衡态。从基本原理上讲，程序正义的实现与诉讼的经济性（包括物质上的经济性和时间上的经济性）存在着天然的紧张关系。因为任何目标、要求的实现过程都将是物质和时间的投入，是一种耗费。再审的纠错必然是事后救济，为了纠错将有更大的物质和时间上的投入。加之确定判决、裁定多数已经经历了一审二审程序，诉讼成本已"变本加厉"。所以必须谨慎考虑确定法定的再审事由，以便做到程序正义实现的相对合理性，即适当的实现成本与实现价值的均衡比例。从法经济学的原理来看，启动再审这种成本很高的程序来纠正并不严重的程序性违法是不值得的。实际上，不仅程序违法的场合如此，判决违反实体法时也是如此。在权利的内容表现为一定量的存在时，判决与实体法规定的不一致如果只是较小的差异，在实务中是不太容易提起再审的。另外，再审毕竟是一种诉讼终结后的特别救济程序，人们对它的启动必须要考虑裁判的安定性问题。如果，只要出现程序性违法就可以启动再审程序，将必然影响正常诉讼程序和法院裁判的安定性和稳定性。根据再审制度设立的目的、再审制度的有效运作、再审的成本，借鉴国外法律中关于再审事由的规定，笔者认为我国再审事由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规定：
1、裁判主体的不合法。
裁判主体不合法又具体包括：1）裁判机构不合法。主要指合议庭组成不合法。2）法官对本案没有审判权。既包括审理和判决的法官本身不是合议庭的法官或不能成为独任法官，也包括应当回避的而没有回避的法官。3）参与该案的法官在审理该案件的过程中实施了职务上的犯罪行为。包括接收当事人的贿赂等。从法理上讲，人民有接受合法裁判的基本权利。这也是合法裁判的最基本的要求。所谓合法裁判也包含裁判者的合法性。
2、裁判根据不合法。
裁判根据不合法包括两个方面：事实根据和法律根据。
事实根据方面具体包括：1）作为裁判基础的证据材料是虚假或不真实的。虚假证言、伪造或变造的书证、勘验笔录、鉴定结论等等。对于作为裁判依据的有些证据在程序上存在不合法的，是否也构成再审的事由，应当加以分析。证据不合法主要包括证据材料取得的不合法和证据认定程序的不合法。例如违法收集的证据和没有经过质证的证据材料等等。如果能够判断这些证据材料属于主要事实的证据时，应当可以提起再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违反收集和没有经过质证的证据（材料）不能作为判案的依据。法院在原审判决中以这些不能作为证据的材料作为判案的依据显然是违法的。但如果只是证明间接事实的证据材料，从控制再审启动的司法政策角度考虑不宜作为再审事由。2）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不足的。3）应裁判的重要事项有遗漏。4）当事人的自认是在他人实施违法行为的情况下被迫作出的。
法律根据方面包括：1）作为原判决、裁定依据的判决和裁定已经被撤消或变更（该判决、裁定的这种变更使得原判决、裁定如果依变更后的判决、裁定为根据的话，其判决、裁定的内容将与原判决、裁定的结论不一致）。2）作为原判决、裁定依据的行政处分被撤消。3）原判决、裁定无明确的法律根据。
3、法院严重违反法定程序。
如前所述，现行民事诉讼法关于再审事由规定的一个缺陷是忽视了程序正义的独立性，因此，在设置再审事由的规定，应当充分考虑这一点。从程序正义的独立性视角考虑，应当把与实体正义的实现无关联的程序性违法作为独立的再审事由。问题是否只要违反法定程序的都可以成为再审的事由呢？如何理解"法定程序"这一概念呢？从字面上理解，所谓"法定程序"，一般是指法律所规定的过程。"违反"在这里强调的是一种对法定行为过程的不可逆转性和存在的否定。例如，没有经过开庭审理、没有合法传唤被告到庭、没有对重要的证据进行质证等等。但如果仅仅这样理解违反程序仍然陷于局限性。因为民事诉讼法（广义的）中的有关规定并不都是关于程序过程要求的规定。有相当一部分是关于程序性问题的规定。所谓程序性问题的规定不同于关于程序过程要求的规定。程序性问题是相对与实体问题而言的，不直接涉及实体权利义务。这些程序性问题的规定也体现了民事诉讼的程序正义性，例如，关于管辖的规定。因此，在将违反程序正义作为再审事由时，应当对违反程序正义的内容加以具体的规定，而不是抽象地设置一种不具有操作性的原则。具体规定尽管有可能遗漏一些在理论上应当作为再审的事由，但其好处在于便于司法操作。像民事诉讼法现在所规定的"违反法定程序，有可能影响案件正确判决、裁定的"，在实践中就给予了司法者相当的自由裁量余地，不便于对司法的合理性加以判断。
作为一种基本的程序规范形式，民事诉讼法应当最集中地体现程序正义，并保障程序正义的实现。因此，以现实的态度来对待程序正义，就可以发现追求和实现程序正义的最佳途径，就是贯彻执行民事诉讼法。实际上是否违反程序正义的认定就转化或具体化为对违反民事诉讼法规定的认定。违反民事诉讼法就是违反程序正义。是否符合程序正义，如果从司法的角度看，判断的基准只能是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那么，问题就转化为，是否只要原审判决、裁定违反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就应当成为法院提起再审的事由呢？民事诉讼法作为一种规范体系，主要制约法院和当事人及其他诉讼参与人。通过许可或禁止行为主体作为或不作为。民事诉讼法对行为的规范当然要考虑如何实现和体现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在设置行为规范时，为了保证行为规范能得以实施和具有实际约束力，立法者还必须考虑同时设置保障规范，明确违反行为规范的法律后果。但应当注意，法律不可能对行为主体的任何行为规范都设置相应的法律后果，其中包括对行为人的制裁、对行为人已实施行为结果的否定，后者在民事诉讼法当中占有相当大的比例。
从理论上讲，行为主体的违反行为规范要求所应承担的法律后果与行为主体行为的法律意义是一致的。从违反法律规范的角度看，法律后果的大小、轻重程度与违反规范行为所招致的影响有关。这里所指的法律后果的大小轻重程度，并不仅指某种行为主体所要承担的法律责任的大小，包括对已实施行为法律效果的否定程度。即行为人违反了程序法的规定时，有权纠错的主体应当在何种程度上对行为人的行为加以否定。假设程序法的规定完全体现了程序正义，那么，在诉讼中，诉讼当事人和裁判者违反程序法的规定，就是违反了程序正义。违反程序正义将导致两方面的错误结果，即违反程序正义本身的错误和因为反程序正义所可能带来的实体上错误，有时，违反程序正义的错误与实体上错误往往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违反程序正义的行为也是一种错误，那么按照"有错必纠"的原则，必然应对这种程序上的"错"加以纠正，也就是对行为的结果予以否定，以体现和维护程序正义。
在这里由于没有实体正义这样的参照系，因此，在探讨将哪些违反程序法规定的事实作为再审事由时，就必然要考虑将违反程序法行为的严重程度加以排序，其理就是前述关于程序正义实现的相对性。[18]只有严重违反程序法规定的行为才能适用通过诉讼成本很高的再审程序来加以纠正。解决这一问题的难度在于如何界定哪一些违反程序法规定的行为（包括作为和不作为）是严重的，哪一些是比较轻的。如果人们的认识是从程序正义的独立价值这一视角出发的话，则不会只考虑是否影响实体公正的程度问题。这里涉及从什么角度来考量的问题。大体上应该有三种理路：其一，从程序违法是否构成对基本程序权利和程序利益的侵害。当事人基本程序权利和基本程序利益所以称为"基本"，就已经说明了权利和利益的重要性。这又进一步将问题推进到何谓界定"基本程序权利和基本程序利益"这个层面。其二，从程序正义的基本要求来考量。[19]没有满足程序正义的基本要求，在逻辑上很自然地推出没有满足基本要求的就应该加以纠正，以便最终得到满足。与第一种路径一样，也会将问题引导到何谓"基本要求"的探讨上。当然，程序正义的基本要求要比基本程序权利和基本程序利益的涵盖面要广。几乎所有的基本程序权利和基本程序利益都可以被程序正义的基本要求所包容。但程序正义的基本要求却没有基本程序权利和基本程序利益那样容易明确。民事诉讼法中对基本程序权利和基本程序利益一般都有较明确的规定。而程序正义的基本要求比较抽象，不容易直接推出将其作为再审事由与法律根据的逻辑联系。其三，将两者结合起来加以考虑，综合评价其作为再审事由的科学性。认为第三种思路是最可取的，如果将其具体化，则严重违反程序法的，应包括以下几种情形：
1）违反民事诉讼法的规定，没有给予当事人陈述或答辩的机会。包括应当开庭审理的案件却没有开庭。没有通知当事人到庭参加诉讼。当事人参加诉讼，陈述和答辩自己的主张是民事诉讼程序中最基本的权利，法院违反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剥夺其基本诉讼权利的，应当提起再审。
2）违反专属管辖。专属管辖的特性是它的排他性。之所以规定排他性，在于一旦违反专属管辖会将导致比违反其他管辖的规定有更严重的利益损失。既然肯定其排它性，就应该使这种排他性具有实在的作用。但由于我国民事诉讼法中没有规定违反专属管辖的法律后果（主要是指国内案件）。因此，无法区别专属管辖与其他管辖在法律上的不同后果，导致专属管辖实际上没有专属性。对于法院没有管辖权的场合是否都可以提起再审，是值得研究的问题。在司法实践中，原审法院违反民事诉讼法关于合同案件的管辖规定的，最高法院也曾经以此为由提起了再审。[20]而许多情况下即使管辖有错误也不会提起再审。
3）无诉讼行为能力的当事人没有通过法定人直接进行诉讼。
4、当事人有新的证据，足以原判决、裁定的，但当事人在原审诉讼中以迟延诉讼为目的，故意不提出该证据的除外。现行民事诉讼法从实体正义角度虽然考虑到了在有新的证据，足以原判决、裁定的情形，但却没有考虑证据失权的情况给予限定。[1]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
[2]王怀安主编：《中国民事诉讼法教程》，人民法院出版社1992年版，第323页，
[3]在大陆法系的民事诉讼理论中，民事再审事由也被认为是原裁判所存在的瑕疵，正是因为原裁判存在着无法治愈的瑕疵，所以才导致通过再审，宣告原裁判的无效。参见（日）上村明广：《再审事由》（石川明、高桥宏志编集：《注释民事诉讼法（9）》有斐阁1996年版，第18、19页。
[4]参见（日）中野一郎等编：《民事诉讼法讲义》，有斐阁1995年版，第474页。
[5]参见（日）兼子一等：《条解民事诉讼法》，弘文堂，1995年版，第1267页。
[6]参见（日）上村明广：《再审事由》（石川明、高桥宏志编集：《注释民事诉讼法（9）》有斐阁，1996年版，第21页。）
[7]参见柴发邦主编：《民事诉讼法学》（修订本），法律出版社，1987年版，第379页。
[8]从合理性上讲，检察院抗诉事由与当事人申诉事由应当一致。既然当事人申诉时，有新的证据，足以原判决、裁定，法院应当提起再审，那么，当检察院遇有此种情形时，也应当提起抗诉。因为按照我国的检察理论检察院抗诉目的就是纠正法院的错误判决，因此，当检察院发现有的证据，足以原判决、裁定时就应当提起抗诉。
[9]关于证据失权的合法性问题，学术界存在争论。持肯定论者认为，证据失权的合法性可以从民事诉讼法的诚实信用原则中找到根据。当行为人以迟延诉讼为目的不提出证据时，就违反了诚实信用原则。笔者认为，证据失权尽管没有明确具体的法律规定，但从权利行使的正当性上也是可以找到根据的。法律所赋予的任何权利都要求其权利人予以正当行使，如果不正当行使权利，自然就发生权利失效。
[10]参见张卫平：《论民事诉讼中失权的正义性》，载《法学研究》，1999年第6期。
[11]按照四方法律形式主义或规则主义的观点，法律具有确定性和结果的唯一性。整个法律运作就如同一台加工机床，只要提供一定的材料，就会产生确定的产品。这种法律观在现代法制形成过程中曾占据过主流的地位。韦伯就认为只有形式主义的法律才适合资本主义的发展。但这种观点受到了来自社会学法学和现实主义法学的极大冲击。这些学者提出了"法律不是逻辑，而是经验"，"法律是不断变化的规则"等观点，指出了法律本身及适用的不确定性。见王晨光：《从"错案追究制"看法律运行中的不确定性》（梁治平编：《法律解释问题》，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252-256页。）
[12]奥地利民事诉讼法530条规定，如果当事人没有发现新的事实和新的证据方法是由于自己的过错所致，则不能构成再审事由。
[13]法律出版社1984年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一书中将该法第580条第1款第1项译为"对方当事人宣誓作证，判决即以其证言为基础，而该当事人关于此项证言犯有故意或过失违反宣誓义务的罪行"，有欠妥之处。（该书第166页-167页）该项中的"宣誓作证"应为"宣誓陈述"，是指当事人在宣誓之后所做的陈述。在德国民事诉讼中，当事人在本诉中是不作为证人作证的。
[14]日本民事诉讼中法定人的含义与我国不同，其法定人的含义不仅指我国法律中的法定人，还包括我国法律中所规定的法定代表人。
[15]日本于1996年对实施长达百年的民事诉讼法进行了世纪性大修改，但关于再审事由的规定却没有任何改动，可见日本民事诉讼法关于再审事由的规定是经得起时间和实践推敲的。
[16]笔者认为，法院不宜作为再审程序启动的主体。其一，再审虽然是一种比较特殊的程序，但再审程序仍然是民事诉讼程序的一个组成部分，应当适用民事诉讼的当事人处分原则。再审程序的启动是因为当事人积极地处分了自己的申诉权。只要这种权利的行使是符合条件的，法院就义务开始再审程序。法院的决定是对当事人申诉是否符合条件予以审查的处理。其二，法院在整个民事诉讼中的基本地位应当是中立的裁判者。中立本身就表明了中立者应当是消极被动的，法院以职权主动启动再审程序将破坏这种中立的立场。裁判者的中立性是程序正义的基本要求。中立不仅应表现在裁判过程中的超脱，也体现在程序启动的被动消极方面。积极以职权启动，就不能使法院超然于当事人之上。法院如果以职权主动启动再审程序，势必将自己推到再审结果有利的一方，而无法保持与双方当事人之间的等距。也难以吸收不利一方当事人的不满，有损法院的中立形象。法院的公正形象中就包含着中立的形象。离开了中立就没有了公正，法院裁判的社会说服力就在于法院的公正形象。从民事诉讼体制改革发展来看，如果承认我国民事诉讼的基本模式从职权主义向当事人主义转化，就应当在再审程序的启动上改革现有的方式，把启动权交给当事人，以当事人的再审之诉启动再审程序。现在存在的一种倾向是，意图给法院加挂一些社会干预职能，使裁判机关变成具有多种职能的国家机关。即使有的职能很少发挥，但在观念上也必须保留。这样往往造成法院社会角色的冲突和紧张。裁判的中立与职权干预就是其表现之一。
民事诉讼法之所以赋予法院启动再审程序的职权，在认识观念上，"有错必纠"是其主要根据。有错必纠就意味着不管是通过当事人的申诉发现错误，还是法院自己发现其错误，法院都有义务或责任加以纠正。人们常常会问：如果没有当事人的申诉或检察院的抗诉，法院自己发现了判决的错误，也不能提起再审程序加以纠正吗？问题在于我们在认识这一要求时，忽视了有错必纠的实现所受到的制约。我们不能为追求一种价值观念的实现，而破坏另一种价值观念的存在。有错必纠的具体实现方式和程度对应顾及民事诉讼中处分原则、法院在诉讼中的中立性、当事人在诉讼中的主体性。不能把某种十分理想的观念绝对化。就像刑事诉讼中上诉不加刑的原则一样，为了顾及被告的上诉权，就要牺牲对真实的追求。
[17]按照经济学家的观点，在"寻租社会"里，"租金"有三种：权力主体的"无意创租"、"被动创租"和"主动创租"。"无意创租"的基本喻义包含了不恰当权力干预和权力不当裁量所造成的势差。参见贺卫等：《市场经济与转型期经济中的寻租比较》，载《经济科学》1999年第6期。
[18]应当注意，明确再审事由并非没有缺陷，其缺陷在于由于再审事由以外的违反程序法的行为不能得到纠正，从而有可能放任违反程序法的行为。
一、高校的行政主体地位
在大学生和高校的权利义务关系中，高校的主体地位与权利义务关系的性质具有决定性的影响。高校的行政主体地位，可能导致学生与高校间的关系成为行政法律关系。在学理上，行政主体是指享有国家行政权，能以自己的名义行使行政权，并能独立地承当因此而产生的相应法律责任的组织。通常人们所把握的行政主体是指行政机关和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除行政机关外，行政主体的具体形态包括行政机构及其他社会组织。其他社会组织包括:行政性公司、事业单位、依据授权欧诺个时一定行政职能的企业单位以及被授予一定行政职权的社会团体、群众性组织及其他社会组织。③那么，高校能否归入这类行政主体的范畴呢?以甘露诉暨南大学案为例，这一案件被定性为行政诉讼案件，并最终做出行政判决，说明法院认可高校的行政主体地位。同样，各级法院在审理过程中均认为，高校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的规定，有权对受教育者进行学籍管理，实施奖励或者处分。可见，从法院的立场看，高校系接受授权的行政主体。笔者认为，判断高校是否具备行政主体地位，应当看其是否具备了行政主体地位的相应要件。通常认为，行政主体地位的成立需要三个要件:享有国家行政权、以自己的名义行使行政权以及承担由此产生的相应法律责任。而对高校来说，其根据《教育法》与《高等教育法》等一系列法律的授权，首先具备了国家行政权的要件。如上所述，本案中，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终审判决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的规定，暨南大学有权对受教育者进行学籍管理，实施奖励或者处分。这即可认为是授权具备国家行政权的一种表现。我国《教育法》第28条规定:“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行使下列权利:(一)按照章程自主管理;(二)组织实施教育教学活动;(三)招收学生或者其他受教育者;(四)对受教育者进行学籍管理，实施奖励或者处分;(五)对受教育者颁发相应的学业证书……”该规定简要列举了高校在日常管理中的相应职能。笔者认为，如果高校根据这些职能而进行的行为满足行政行为的特征，就应当认定为行政行为。高校进行这种行为，也应当认为形式国家行政权的一种表现。学理上通常认为，行政行为具备公共服务性、从属法律性、裁量性、单方意志性、效力先定性和强制性等特征。从高校的职能来看，其办学显然具备公共服务的性质;其依据法律规定，制定校规校级，对学校进行日常管理并进行办学，本身也具备法律从属性;学校根据单方面的裁量与认定，可以对学生进行处分、记过、留校察看、开除学籍等单方面的决定，显然具备裁量性和单方意志性的特征。此外，学校对学生的处理规定，在被判决宣布撤销前，本身具备约束力，假定其符合法律规定，因此也具备相应的效力先定性。当然，学校做出的处罚等行为也显然具备强制性。因此，笔者倾向于认为，学校根据法律规定行使其职权的行为系行政行为。高校在办学活动与日常管理中确实行使的是相应的国家行政权。其次，高校以自己的名义行使此种行政权，至为显然。我国《高等教育法》第三十条规定:“高等学校自批准设立之日起取得法人资格。高等学校的校长为高等学校的法定代表人。高等学校在民事活动中依法享有民事权利，承担民事责任。”该条款已经明确高校行使其职权时的独立法人资格。其行使上述国家行政权，也确实系以自己名义独立行使，并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因此，笔者认为，高校能够以自己的名义行使行政权以及承担由此产生的相应法律责任，满足行政主体地位所应具备的后两个要件。综上所述，笔者认为，高校应当具备行政主体地位。高校对学生行使行政权的行为，也应适用我国《行政诉讼法》等相关法律规范，认定为行政法律关系。
二、高校行政行为的可诉性问题研究
如上所述，高校对学生行使行政行为，双方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属于行政法律关系。由于行政行为本身的特征和后果，法律应当提供司法途径为学生权益提供司法保护。这就是说在应然层面上，学校对学生进行的行政行为应当具备可诉性。在本案中，甘某仅仅因为校方的一纸处分，就丧失了在大学继续接受教育的机会;而且由于丧失了五年光阴，不愿再完成大学学业，返回学校继续读书。可见，学校的行政行为本身由于具备裁量性与单方意志性等特征，稍有不慎就可能对学生的一生造成重大影响，继而改变学生的整个人生轨迹，影响其生存发展的权益。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司法途径不能对这类可能造成严重后果的单方行为进行纠偏，就难以保障学生的权益不受非法与不当的侵害而获得应有的待遇和补偿。因此，司法应当对高校的行政行为进行约束，为大学生权益提供救济的途径和渠道。这是可诉性问题在应然层面上的一阶理由。此外，《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第5条第五项与《教育法》第42条第四项———该项规定仅涉及人身权、财产权的侵害———的规定赋予了学生在不服校方行政处分，认为其侵害自身合法权益的情况下的向校方乃至教育主管部门等行政主体的申诉权。尽管申诉权不同于与受案的相关规定，而条文中涉及的“依法提讼”也应当视为转介条款而不具备单独的适用效力。但是这些关于申诉的规定也凸显了行政行为违法甚至失当的现实可能性以及纠偏与救济的迫切性。因此，这些规定仍然为校方行政行为的可诉性在应然层面上提供了比较强有力的二阶理由。而在实务当中，高校行使行政权力的行为纳入行政法律规范的适用范畴，是大势所趋。就以本案为例，甘某不服学校的处分，认为侵害自身合法权益，遂向人民法院提讼。人民法院依法对本案进行审理，并作出行政判决。回顾大学生维权案件的发展历程，这类行政诉讼案件已经早已不是先例，而成为惯例。早在甘露诉暨南大学案发生的十年之前，田永就曾经自己的母校北京科技大学，并最终根据行政法律规范作出了相应的审理和判决。这说明，我国司法系统已经开始为大学生权益的维护提供司法上的救济途径。高校对学生行使行政行为不当，侵害学生合法权益的案件，在实然层面也具有可诉性。
三、大学生权益的维护与救济途径体系
(一)行政诉讼如上所述，大学生在与高校的地位中出于被动与弱势地位，高校对学生进行的行政行为也理应收到行政法律规范的约束。学生作为行政相对人，其权益应当和可以通过司法途径而加以维护。司法救济是大学生权益维护中最为核心的一种途径。这种途径同其他各种途径一并，构成了大学生权益的维护体系。
(二)行政行为本身的规范落实在广泛意义上，特别是在行政诉讼案件中，行政行为本身与行政相对人通常处于对立地位，行政行为的落实构成对相对人的保护而非侵害，似乎违反常理。然而，学校行使行政权力系法律授权，本身也有比较严格的规范可循。这些规范的设计初衷，也是希望行政职权的行使能够正当、合法与规范，进而既保障行政职权能够顺畅运行，有保证相对人的合法利益不受侵害。因此，行政行为本身严格按照行政程序加以规范的落实，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行政行为的不当造成大学生权益受侵害，进而构成大学生权益维护的一种途径。在甘露诉暨南大学案中，校方于2006年6月1日将调查谈话通知单送达给甘某母亲赵小曼，并于当天就甘某违纪事件进行调查。6月2日，暨南大学华文学院向暨南大学学生违纪处理委员会办公室建议给予甘某开除学籍的处分。此后，暨南大学研究生部向学校领导提交有关给予硕士研究生甘某开除学籍处理报告，建议对甘某作出开除学籍的处理。暨南大学此后将违纪处理告知书送达给甘某母亲赵小曼，并制作了告知笔录。在这一过程中，行政程序的规范性比较有力地保障了行政行为过程中的程序正义，体现了行政程序的规范性。这对于大学生权益维护，即便不能说难能可贵，但也至少是必不可少的。因此，行政程序的规范落实对于行政行为本身的纠偏作用，应当构成大学生权益维护途径体系当中的一个基础的部分。
(三)申诉与行政复议我国《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第5条第五项规定:“对学校给予的处分或者处理有异议，向学校或者教育行政部门提出申诉;对学校、教职员工侵犯其人身权、财产权等合法权益，提出申诉或者依法提讼”。解释上应当认为该条款规定了学生在不服校方处理决定，认为其侵害了自身合法权益的情形下，向学校或者教育主管部门申诉的权利。而这种权利显然相比于行政程序本身的规范行使，对行政相对人来说具备更强的主动性。在行政纠纷当中，行政相对人通常采取申诉的手段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在本案中，甘露与其母亲赵小曼在接到学校开除处分的处理结果后，第一时间递交了申诉材料，启动了申诉程序。可见，申诉占据了大学生权益维护途径体系当中相当首要的地位。有学者认为，现在高校在处分学生违纪行为的过程中申诉制度十分薄弱，难以起到实质性的作用，而行政复议制度也仅仅是流于形式。④这其实对于大学生权益维护是极其不利的现象。笔者认为，要解决这一问题，就需要从外部形成更加强大的倒逼机制，为申诉与复议制度的完善提供足够的动力。因为，作出行政行为的行政主体由于行思维模式以及主观立场上的原因，对于自己作出的决定主动性意愿不强;而一套强大的司法系统如果能够发挥作用，对行政行为的错误进行追究，那么也必将促使行政主体在行使行政职权的过程中更加谨慎，力所能及地避免错误的发生。至于行政复议，必然与申诉程序相辅相成，相伴而生，共同构成维护大学生权益的一道屏障。至于行政复议的适用范围，学界一般认为，根据我国《行政诉讼法》第37条的规定，凡是可以提起行政诉讼的行政案件，都可以申请复议。⑤因此，在申诉无果的情况下，行政相对人通常也会诉诸复议制度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促使行政主体在行使行政职权的过程中更加谨慎和负责。当然，正如前文提到，行政复议制度在实际执行中也有流于形式的倾向。这更凸显了行政诉讼作为行政纠纷的终局性解决方案的重要性;也凸显了大学生维权体系的系统性，即只有通过各种途径相互组合，相互影响与相互制约才能把每种途径的作用最大限度地发挥出来。
四、结语:大学生维权，道阻且长
通过甘露诉暨南大学一案的全过程，我们能够清晰地体会到一个孤零零的行政相对人面对一整套行政职权系统时的弱小与无助。能够救济他的途径是如此至少，以至于他们会在走投无路的时候选择和自己的母校对薄公堂;选择在青春的大好年华当中放弃学业和继续深造的权利。或许在个案当中，人们可以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随意指责他人“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但让我们想象，如果如此深重和惨痛的代价，只是由于一个错误，连挽回的余地都无从谈起，那么我们思考更多的就必然应该是大学生个体权益如何得到周全的维护与救济。大学生拥有自己的权利和义务，这些权利可以通过一整套由行政行为的规范执行、申诉、复议乃至提起行政诉讼等途径共同构成的系统来加以维护。而这套体系越是走向健全，就越是符合每位大学生的期待，也就越是高校行政管理良策善治的一种体现。甘露诉暨南大学案或许只是一个良好的开始，未来恐怕还会有更多“甘露”来拷问我们的行政与司法，让大学生维权的事业在不断的斗争中向前推进，为高校管理的法制前景增添希望。
作者：邓溥单位：北京大学法学院
关 键 词：再审程序，重构再审，再审之诉
所谓再审程序，指为了保障法院裁决的公正，使已发生法律效力，但有错误的判决、裁定得以纠正而特设的一种再审提起和审理程序，也叫审判监督程序。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以下称民诉法）规定的再审程序尽管对纠正确有错误的裁判和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该程序在实际中发挥的作用还远未达到令人满意的程度。随着审判方式改革的进一步深入和诉讼制度的不断完善，随着人们法律意识的不断增强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进程的不断推进，有必要认真总结和反思我国民事再审程序的经验和实践，改造与重构民事再审程序。
一、我国民事再审程序存在的问题
现行民诉法实施以来的实践表明，再审程序中的问题非常突出。一方面，不少明显存在错误的裁判仍无法通过再审程序获得纠正，此谓“申诉难”；另一方面，有些案件却被不必要的拿来再审，裁判的稳定性和权威性也因此受到严重破坏，[1] 此谓“再审滥”。实则法院、当事人都对此很有意见，对再审程序进行改造、完善成为现实要求。
1、申诉与申请不加区分。作为宪法保障下的公民的申诉权利在民诉法中的延伸体现，便是请求案件再审的权利。[2]这种权利，正如宪法所保障的其他任何公民权利一样，当需要通过司法程序获得救济之时，必然要按照司法的特定来设计并行使。所谓宪法规定的公民申诉权利应不受限制的主张，既是对宪法本身的曲解，也与现代司法理念不相符。然而，长期以来的审判实践中，当事人一方面可以直接向法院申请再审，另一方面又可以申诉方式通过多种非法定渠道要求对生效裁判进行复查以及再审，对这种申诉没有时间等任何条件的限制，以致于各级法院门前时常为这些申诉群体拥挤不堪。
2、职权色彩过于浓厚。这从审判监督程序的名称即可看出来。原本审判监督程序的法律价值，在于回应当事人对生效裁判不服的申诉愿望。但是，由于现行审判监督制度下，只有人民检察院的再审抗诉权以及人民法院的自行决定再审权可以直接启动再审程序，致使当事人的申诉愿望常常被无限期搁置，申诉权大有形同虚设之感，当事人对此极为不满。
3、审级不合理。我国现行的民诉法规定，当事人可以向原审法院或其上一级法院申请再审。按照最高人民法院的有关规定和审判实践，实际上大多数案件都是由原审法院再审或先由原审法院复查，当事人对原审法院的再审或复查结果不服的，再向上一级法院申请再审。这种做法理论是想减轻上级法院的压力，及时处理再审案件。实际上不仅达不到目的，还带来了一些其他问题，首先，不利于保护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和实体权利。因为由原审法院纠正自己的错误就如同由病人自己切除自己身上的病灶一样困难，这是非常朴素的道理。[3] 而且人民法院作为一级审判机关，自己撤掉自己代表国家所作出的具有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理论上还有一定障碍。其次，延长诉讼时间，增加诉讼成本。从审判实践上看，不论再审或复查结果如何，当事人一般都不会就此止诉，不是原申请再审人就是对方当事人继续向上一级法院申请再审。这显然增加了许多重复劳动，无谓地增大了诉讼成本，不符合诉讼经济原则。
4、再审无次数限制。我国民诉法未规定再审的次数限制，司法实践中反复再审的情况也时常发生，一个案件经过一审、二审、再审、再再审，甚至次数更多，翻来倒去，这表面上看来似乎是“有错必纠”，实际上是十分有害的。就诉讼程序来讲，再审程序不是一种普通程序，而是一种特殊程序，它是对可能有错误的判决的一种救济，这种救济应当是有条件、有限制的，而不应是无止境的。[4] 否则，不利于权利义务关系的稳定，不利于保护对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当事人尤其是民事诉讼的当事人，其诉讼的重要目的是要通过司法手段将自己与对方当事人发生紊乱的权利义务关系确定下来，以期使争议的诉讼标的尽快恢复到正常的流转之中。而这种“确定”必须具有稳定性才有实际意义。判决、裁判生效后，双方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就确定下来了，根据这一“确定”，他们都可以安排和进行下一步的社会生活和社会交往。但是，如果判决、裁定生效后，可以无限的再审，实际上等于生效的裁判没有法律约束力，终审不“终”，这势必使这种权利义务关系的稳定性遭到极大破坏，使当事人在社会生活中永远处于不安全状态，这对当事人权利的正常行使无疑形成了巨大威胁。同时，也有损于法律和人民法院判决的严肃性。总之，再审无次数限制，无论从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是讲不通的，也是十分有害的。
5、未审先定。按照我国现行民诉法的规定，本级人民法院院长对本院生效的判决、裁定提起再审程序和最高人民法院对地方人民法院对地方人民法院，上级人民法院对下级人民法院生效的判决、裁定提起再审程序的前提，均是对原判决、裁定“发现确有错误”，当事人对发生法律效力的调解书提出证据证明调解违反自愿原则或者调解协议的内容违反法律的，也是“经人民法院审查属实的”应当再审，这里显然有个矛盾，尚未提起再审程序进行再审，何以知道原判决、裁定“确有错误”？怎么能对当事人申请再审的依据和理由“审查属实”？显然，这是“未审先定”的表现。
二、立法指导思想的更新
通过以上弊端的分析，不难看出弊端之产生固然有立法技术、司法者素质等原因，但其根源在于“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指导思想的偏颇。
实事求是、有错必纠在一般意义上无疑是对的，但是当把这一思想不加分析的运用到民事诉讼程序上去时，其正确性就不再是绝对了，如果把它强调和运用过头了，真理可能会变成谬误。实事求是、有错必纠意味着司法机关无论什么时候发现生效裁判的错误都应当主动予以纠正，对当事人来说只要他认为生效裁判有错误就可以不断地要求再审。如果完全按照这一指导思想来设置再审程序，那么纠纷的解决将永无尽头。[5]
立法指导思想偏颇必然反映在再审程序的设置上，它在程序上的具体表现是：（1）法院可以主动发动再审，撤销其认为确有错误的判决，不仅上级法院可以通过再审撤销下级法院的判决，原审法院也可以通过再审撤销自己的判决。（2）对法院和检察机关发动再审无期限的限制。民诉法对当事人申请再审规定了两年的期限，要求当事人在判决、裁定发生法律效力后两年内提出，但却未为法院和检察机关提出抗诉规定期限，这就使得法院和检察机关只要认为生效裁判确有错误，无论过多长时间都可以发动再审。（3）允许当事人未经上诉直接申请再审。在实践中，一些当事人虽然可以通过上诉对一审裁判声明不服，但他们却放弃上诉，等到裁判生效后申请上级法院再审或申请检察机关抗诉。对当事人这种舍近求远，直接申请再审或抗诉做法法律未作禁止。
因此，欲改造我国的民事再审程序，首先就需要转换和更新原有的立法指导思想；树立兼顾纠正错误裁判与保持生效裁判稳定的新的指导思想。
三、改造民事再审程序的具体原则
由上所述，民诉法立法指导思想必须更新，新的指导思想应体现以下原则：第一，再审条件应有严格的限制，以避免再审程序的频繁启动，影响判决的既判力；第二，当事人在再审程序中享有诉权和处分权，再审原则上应当由当事人提起；第三，对实践中存在争论，法无明文规定的情况，再审法官如与原审法官认识不一致，应不与改判。[6] 以上原则具体表现在改造民事再审程序中为：
1、有限再审原则。如前所述，正是由于无限再审弊端的存在，致使当事人通过多种渠道、以多种理由并以申请再审、申诉、伸冤等多种方式无止境的挑战者司法权威，而当同一案件可以反复审理以及多次裁判成为普遍现象之时，人们对司法权威的崇拜必然淡化。[7]如此，司法权威则难以保障司法手段作为社会纠纷的最终解决机制，而一个纠纷最终解决机制受到怀疑与挑战的社会，其秩序的稳定同样令人怀疑。正是基于现行再审程序的弊端带给社会这样的不良冲击，因而必须将再审程序有限化。
2、再审之诉原则。长期以来民诉法对于当事人引发再审程序的权利予以轻视，致使当事人原来受宪法所保护的申诉权在程序法中却未能明确加以规定，在司法实践中亦得不到应有的对待。当事人将其难以引发再审程序的怨恨集中与法院，并积极主张检察院以及人大代表甚至党政领导对法院施加个案监督，法院审判工作面临从未有过的被动局面。为此，应将当事人的申诉或者说申请再审的权利，按照诉权的模式重新定位，在即将完善的再审制度中，合理设计当事人提请再审之诉的形式与实质要件，规范法院按正当程序管辖，受理并审理再审之诉是否成立，因而决定案件是否重新审理的规则，同时明确提请再审之诉的当事人预交诉讼费用并承担败诉风险的义务与责任。总之，以当事人的再审之诉原则为指导，不仅可以扭转法院审判工作由于再审程序所带来的被动局面，而且切实维护当事人本应享有的申诉权。
3、再审回避原则。再审程序最为特殊之处，是其仅为针对既判效力案件而事后适用的复核审理程序，案件既判效力的存在是再审程序适用的前提。[8] 正因如此，适用再审程序所面对的，除了原案当事人之间的纠纷关系外，还存在原裁判终审法院及法官与再审法院及法官之间的冲突与对抗关系。这种双重矛盾关系的存在，决定了再审程序的适用必须与原裁判终审法官乃至终审法院相回避，以保证再审程序适用前提的公正，而这也是任何人，任何机构面临与自己有可能发生利益冲突的案件应当回避的司法价值理念的必然要求。
与此同时，再审之诉是否成立的审查工作，也不应当由先行申诉立案的部门继续担负，自立自审同样与现行司法改革立审分立的目标发生冲突。现行申诉与再审案件立审分立机制之所以总是难以划清界限，究其根源，在于将再审程序狭隘地理解为重新审理或重新审判的程序，因而将再审程序中最为主要的发动再审之诉亦即现行的复查程序不视为正当的再审程序，这与再审程序意在回应当事人申诉愿望而并非当然引发案件重新审判的根本价值理念是相违背的。因此，再审回避原则，亦必然要求再审案件的立审分立，但分立的界限与标准，必须将再审发动之诉是否成立的审查亦即现行的复查程序视为正当的审理程序，并按正当的程序规范之，这是以正当程序保障当事人再审诉权的法律要求。
四、重构我国民事再审程序的立法建议
（一）重构再审程序的发动方式
我国现行民诉法规定了三种发动再审的途径：法院、检察院启动再审程序，当事人申请再审。在发动再审的三种主体中，法院和检察院享有充分的发动再审的权利，且均没有时间的限制，这使得再审程序的规定过于原则，再审程序的发动就有了很大的随意性，并因此而成为滋生司法腐败的一块土壤。[9] 鉴于此，重构再审程序不得不重视再审程序的发动主体及相互之间的关系，在理论界和实务界主要有四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我国发动再审程序的主体中，法定机关特别是法院应处于主导地位，而检察院处于一种附属地位，当事人申请再审与申诉并无大的区别。这种观念和做法形成于计划经济时代，表现为强调国家对民事法律的干预，忽视当事人的诉权与处分权，在法院系统是一种占主流地位的观点，司法实践中大部分法院实际上也正是这样做的。第二种观点是章武生先生过去提出的发动再审应以当事人申请再审为主，以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提起再审为辅，且它们之间在发动再审上应有所分工。当事人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自由处分自己的民事权利和诉讼权利是民诉法一个重要原则，当事人这种处分只要不违反法律，不损害国家、集体和他人合法民事权益，即使裁判有错误，当事人不申请再审，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也不应主动干预。[10]（P364）通过现行法颁行的司法实践来看，保留法院发动再审权弊端很大，因没有相应的制约措施，很容易被滥用，这种观点日益受到学术界的批评。于是景汉朝、卢子娟等提出了要废除法院、检察院发动再审的权利的第三种观点。他们认为，现行民事审判监督程序途径过多且不合理，法院自身监督和人民检察院抗诉监督没有必要。[11] 第四种观点是李浩先生提出的取消法院依职权发动再审，完善检察机关的抗诉监督，建立再审之诉。[12] 其允许检察机关对一般民事案件仍享有抗诉权的主张值得商榷。因为这会导致许多案件通过检察院又移向法院，影响裁判的稳定性。
基于上面的认识，随着市场经济的确立，人们诉讼观念的改变，我们认为应该重构再审程序发动主体，完善再审程序。笔者认为：
1、取消人民法院的自行决定再审权。确保人民法院司法公正以及树立司法权威的一个基本前提是人民法院应处于中立者地位，然而人民法院凭决定再审权自行启动再审程序，使得人民法院难以保持中立者地位，不符合诉审分离的原则。[13]且，司法实践中，人民法院之所以决定再审，绝大部分基于当事人的申诉，既然已经赋予当事人凭申请再审启动再审程序的法定权利，那么继续保留人民法院自行决定再审权是没有必要的。为此，应取消人民法院的再审决定权。
2、弱化人民检察院的民事抗诉权。民事案件的特点在于都是私权利益争议的案件，赋予人民检察院对民事案件不受限制的广泛抗诉权力，使得人民检察院作为国家利益法律代表人的主体地位变得模糊起来。司法实践中，诸如人民检察院抗诉出庭的身份、调查取证的权力，抗诉与申诉以及申请再审的关系等，皆难以得到满意的解答。为此，应在完善民事再审程序中规定，人民检察院提出民事抗诉，应当是生效裁判的结果危害到国家利益或社会公共利益。
3、建立再审之诉（下文详细论述之）
（二）关于再审之诉若干重要制度之设计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特别是市场经济的发展，我们对社会主义性质的认识也逐步深化，承认了商品经济的存在，反映在立法上，正式颁行的民诉法增加了当事人申请再审的规定，但是，在司法实践中，当事人申请再审即使符合条件，也很难引起再审程序，原来的申请难变成了申请再审难。为充分发挥当事人申请再审的作用，建立再审之诉，笔者提出自己的拙见：
1、强化当事人的申诉权利。当事人对生效裁判不服，享有申诉的权利，这是民诉法所认可的，而且民诉法还明确将申诉表述为申请再审。但长期以来，当事人的申诉权一直得不到应有的对待，甚至受到轻视，当事人对此极为不满。世界范围内，较为一致的做法，是将当事人对生效裁判不服的申诉权利定位于再审之诉，即按照诉权的模式定位申诉权利。为此，合理设计当事人提请再审之诉的法律要件，规范法院按正当程序管辖，受理并审理再审之诉等环节，应成为修正再审程序予以重点关注的内容。
2、重新规范再审事由。民诉法第179条对人民法院应当提起再审的案件规定了五种情形，又称五种再审事由，其中有部分再审事由规定得不够具体、规范，过于简单，容易产生理解上的分歧，应予以进一步规范。比如：
（1）本条第一款规定：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的，人民法院应当再审。这里的“新的证据”概念不确定，是指“新提供的证据”，还是指“新发现的证据”，所谓 “新提供的证据”是指生效裁判作出前当事人已经收集和掌握由于各种原因而没有提供的证据，包括新发现的证据；而“新发现的证据”则仅仅是指由于客观原因在生效裁判作出前没有发现、收集的证据，于生效裁判作出后才发现、收集的证据，如损害赔偿案件中因科技的进步原因，原来不能或无法作出鉴定，现在可以作出技术鉴定的，或者有新的鉴定结论证明原鉴定结论是错误的。笔者认为构成再审事由的“新的证据”应该是“新发现”的证据，而在生效裁判作出前已经发现和收集的证据没有提供的不得作为再审事由。这样规定不仅符合两审终审制的原则，而且也与我国民事审判方式改革中即将建立的举证时效制度相一致。
（2）本条第二款规定，人民法院违反法定程序，可能影响案件正确判决、裁定的，应当再审。这一规定将违反法定程序和裁判结果实体上的错误联系起来，并且将实体上的错误作为再审的必备要件，即如果只违反法定程序，但没有影响裁判结果的正确性就不能提起再审，也就是说仅仅违法法定程序不能成为再审理由。笔者认为任何公正合法的裁判结果必须同时满足实体上的正确和程序上的正确，只要有一个方面不符合，这个裁判结果就是不合法的、不公正的，这是司法公正的实质性要求。再审制度作为一种纠错机制，不仅要纠正实体上的错误，同时也应该纠正程序上的错误；可以说，通过再审程序纠正错误是程序正义在法律上的最后保障手段。因此建议将违反法定程序也单独列为再审事由，不管其是否可能影响案件的正确裁判。
3、实行再审一审终审制。2002年9月份最高人民法院作出了关于再审一审终审制的规定。再审终审权问题，不仅是我国司法界普遍关注的问题，而且也是“入世”后，国际社会非常关注的问题。许多国外人士担心的不是中国的司法是否公正，而是中国到底有没有终审的裁判，法院作出的裁判何时才算有效。因此，这个司法解释的出台，是大势所趋。从理论上讲，申请再审人在再审中一旦再次败诉，从心理学上讲，其息诉可能性也将增大。
4、设立申请再审无理承担责任制度。这促使当事人慎重行使申诉权。所谓申请再审无理承担责任就是由申请方承担败诉的经济责任。即由申请人在申请再审时先交纳一定金额的诉讼费等值的保证金，以保证再审胜诉。否则，要承担经济责任。这要缘于以下两个理由：一是设立该制度能够防止一些当事人为逃避交纳诉讼费故意不上诉而走再审的路子；二是有法律可以借鉴，如德国法律规定，当事人提起申诉后，如果案件维持了原判，申诉人要负责偿还启动再审程序的全部费用。[14]
总之，民事再审程序的改造是一项十分复杂的系统工程，既要考虑对个案的纠正，又要考虑对社会整体秩序的维护；既要注意司法的公正性，又要注意裁判的严肃性和稳定性；既要借鉴外国的经验，又要研究我国的国情。要从大局出发，从宏观着眼，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和充分的理论论证，使再审程序的改革与完善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之上。
参考文献：
[1][9]章武生。 论民事再审程序的改革 [J].法律科学，2002 （1）。
[2][7][8]虞政平。 我国再审改革的必由之路 [J].人民司法，2003 （1）。
[3][11]景汉朝、卢子娟。 论民事审判监督程序之重构[J].法学研究，1999 （1）。
[4]景汉朝。 论再审制度改革 [D].中国审判方式改革理论问题研究 [C].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
[5][12][14]李浩。民事再审程序改革论 [J]. 法学研究， 2000 （5）。
[6]郭妮、邓强。 民事再审程序重构之设想 [J].开封法院内部资料， 2001 （12）。
[10]章武生。民事诉讼法新论 [M]. 北京：法律出版社，1993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