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8-21 17:25:53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微观经济学的研究范畴，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关键词：微观经济学 教学方法 案例分析 双向互动式教学
基金项目：云南省《微观经济学》精品课程建设项目。
《微观经济学》是国家教育部指定的高等院校财经类各专业的核心主干课与专业基础课之一，这门课程是以单个经济主体为研究对象，主要研究各个经济主体如何将其稀缺的经济资源分配在各种不同的用途中以取得最大利益，并以此说明市场经济的基本运行规律和效率。这门课程理论性较强，内容丰富且相对抽象，同时又以较多的数学计算和推导为基础，结合模型、图形和高等数学方法，学生普遍觉得难度较大。在教学实践中，笔者不断加强学习，提高自身素质和业务水平，将《微观经济学》的核心思想、课程体系、重点难点等的理解和把握运用到课堂教学中，同时，笔者密切关注国内外经济形势，将热点问题作为案例引入课堂教学，丰富了授课方式和内容，活跃了课堂气氛，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培养、锻炼他们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取得了较好地效果。在此，笔者结合《微观经济学》课程的特点以及自己讲授微观经济学的实践谈点体会，希望能与有关教师交流探讨，共同提高教学效果。
1 《微观经济学》课程的特点
《微观经济学》课程属于理论经济学范畴，它既不同于农业经济学、劳动经济学、生态经济学等应用经济学课程，也不同于管理学原理、组织行为学、人力资源管理等管理学课程。作为理论经济学课程之一，微观经济学揭示了市场经济的运行规律，行业和市场是怎样运作和演变的，它们之间存在着怎样的联系以及它们怎样受政府政策的影响等等。《微观经济学》具有完整的理论体系，主要内容包括均衡价格理论、消费者行为理论、生产者行为理论、分配理论、一般均衡理论与福利经济学、市场失灵与微观经济政策。这门课程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理论抽象、要求学生具备较深的数学功底以及较强的用图形说话的能力。
1．1 理论抽象
《微观经济学》所介绍的经济理论是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市场经济几百年发展的总结，这些总结是以资本主义国家的市场经济为前提的，而且每一个结论的成立都建立在一系列严格的前提假设之上，这与我们国家的国情、市场经济发展的概况、人们的观念和行为方式均不同，这些差异必然增加我们理解的难度。同时，理论知识原本就是抽象的，学生很难将所学的理论、模型与日常生活联系起来，再加上微观经济学概念、定理、规律很多，相互之间又极易混淆，对于初学者来讲，总会存在理论与现实理解之间的差距。
1．2 要求学生具备较深的数学功底
《微观经济学》中最常用的经济模型法、边际分析法、均衡分析法、静态分析、比较静态分析、动态分析法等等都要求学生具备较深的数学功底和逻辑推理能力。因为《微观经济学》是财经类学生的专业基础课，一般安排在大一第二学期，有很多学生微积分知识还没学，这时要求他们将数学知识熟练地运用到经济学分析中，无疑增加了他们学习的心理负担。
1．3 要求学生具备较强的用图形说话的能力
图形在经济学中非常有用，用于说明各种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及其变化情况。美国第一个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著名经济学家保罗·萨缪尔森说过：“你必须具备足够的图形知识才能掌握经济学，图对于经济学家如同锤子对于木匠一样必不可少。”微观经济学每一个理论的得出与论证都与图形紧密相联，这对于刚刚步入象牙塔的学生而言，要学会正确地运用图形解释经济问题的确有些难度。
总之，如上所述微观经济学课程的特点以及学生的现实条件等各种因素决定了微观经济学这门课程的学习难度和学习强度相当大。笔者结合《微观经济学》课程的特点，采用理论讲授、案例分析、课堂讨论和课后练习等方法组织教学。
2 《微观经济学》课程的教学方法
2．1 理论讲授
理论讲授是微观经济学最基本的教学手段。笔者在讲授微观经济学的过程中，首先介绍基本的框架，在讲述每一章内容之前，都有一个本章提要，让学生对所学内容有一个整体的视野，然后再介绍具体的内容，通过课堂讲授，让学生理解基本的经济概念，了解市场经济主体的行为规律，授课过程中采取由点到线，由线到面逐层展开，脉络清晰，通过主线的引入，使学生系统地把握整门课程的精髓，同时，在每一章结束后都加一个本章小结，总结一章的主要内容，加深学生的理解。
笔者讲授微观经济学，以市场经济主体的最优行为选择为主线，主要体现在这五个方面：第一，单个消费者行为的最优化。即研究消费者在收入既定的情况下，怎样选择使得他的效用最大化，从而实现消费者均衡；第二，单个厂商行为的最优化。即研究单个厂商在成本预算既定的前提下，怎样选择使得他的利润最大，从而实现生产者均衡。这包括两方面的内容：（1）在成本既定时，如何选择使得所获产量最高，（2）在产量既定时，如何选择使得所付出的成本最低。为此，将问题深入一步区分不同的市场结构，进一步考察完全竞争、垄断竞争、寡头垄断与完全垄断市场厂商确定产量与价格的最优化行为；第三，单个生产要素市场的最优化。即研究消费者根据什么原则供给多少生产要素，厂商根据什么原则需要多少生产要素，从而实现生产要素的供给与需求的均衡；第四，商品市场与要素市场的同时最优化。即研究将消费者、厂商、商品市场与要素市场联系起来的整个市场的一般均衡；第五，政府目标决策的最优化。即研究市场失灵的问题，政府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来弥补市场的缺陷，从而达到宏观调控的作用。
2．2 案例分析
微观经济学是以个体经济单位为研究对象，厂商的生产经营决策与居民的消费决策都和现实生活息息相关，因此案例分析是微观经济学教学过程中必不可少的教学手段。优秀的案例是以现实问题为研究对象，以事实和数据为依据，并将理论知识寓于案例之中，将这些微观经济学的案例引入课堂，引导学生对典型案例进行剖析，一方面能够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加深对基本理论的理解和把握；另一方面，能带动学生实现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质的飞跃，提高学生们运用所学的知识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例如，在讲授需求价格弹性理论时，可以结合安全帽专卖店的广告“旧帽换新帽一律八折”来解释厂商针对消费者的需求弹性不同而进行区别定价，结合现实生活中的实例，能将枯燥的理论运用到鲜活的经济现实中，充分调动了学生的积极性。
2．3 课堂讨论
课堂讨论是活跃课堂气氛、提高教学效果的重要保证，对于微观经济学教学，不论是理论讲授还是案例分析，都离不开课堂讨论这一重要形式。通过讨论可以使教师从传统的“填鸭式”教学转向双向互动式教学，学生从传统的被动接受的学习方式转向主动参与的学习方式，变“要我学”为“我要学”，通过课堂讨论，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引导学生运用所学知识去发现、分析和解决现实生活中的问题，做到学以致用。
2．4 课后练习
微观经济学是研究经济变量的单项数值决定，其中涉及大量的数学关系，理论性强，要实现将理论用于解决实际问题有不小的难度，所以要给学生布置练习题，通过做练习巩固课堂上所学到的理论知识，特别是通过做计算题来加深对微观经济理论模型的理解。同时，这门课程是财经类各专业考研必考的基础课，因此，笔者在授课过程中对课后习题中出现的各种问题都给予特别强调和详细解答并进行适当延伸。
3 进一步提高《微观经济学》教学质量的想法
3．1 教师应不断加强自身学习
俗话说：“要想给学生一滴水，自己首先要有一桶水。”作为一名优秀的高校教师，首先自己要有扎实的专业知识功底，丰富的文化底蕴，因此，教师应不断加强自身学习，树立终身学习的理念。同时，西方经济学是一门具有演变性的学科，由于这门学科的特点，必然要求微观经济学相关的理论知识必须和现实的发展紧密结合才具有生命力，所以该门课程的理论体系更新较快，那么任课教师的这桶“水”，决不应是“陈年老水”，而应是不断地从知识发展的奔腾江河中汲取的“新鲜水”，任课教师应及时掌握知识点的更新，如新旧理论的增减，同时及时调整相应的案例分析并运用于课堂教学中。
3．2 充分利用多媒体课件与板书相结合的教学方法
多媒体课件集文字、图片、动画、音频、视频为一体，容易吸引学生的注意力，使其更积极地听取教师对知识点的讲解和分析，多媒体课件教学的引入改变了传统的教学方式，也使学生更容易地接受原本枯燥的教学内容。但是，课件不能完全取代传统的板书教学。目前，很多高校教师上课时过多依赖课件，整门课程知识点完全通过点鼠标放映课件讲授，微观经济学这门课程本身包含很多的数学推导和图表，完全依靠多媒体课件向学生讲授，即使利用动画使得推导过程一步步显现，学生也不容易跟上。因此，在讲授公式推导以及有关图表的过程中，笔者认为最好结合板书进行讲授，通过“黑板+粉笔”的方式推导和画图，能够充分地带动学生跟着教师的思路走，让学生看清推导的整个过程以及各种逻辑关系，形成知识间的连接，也更有利于帮助学生掌握公式的推导。比如，在讲到古诺模型中厂商的产量选择的时候，最好板书推导每个寡头厂商的均衡产量，这样，学生会更容易接受和理解。
3．3 鼓励学生充分利用网络资源
互联网信息时代丰富的网络资源为学生学习微观经济学提供了巨大的支撑，要鼓励学生学会利用网上教育资源，经常登录经济学论坛、经济学教育科研网、经济学家等网站，聆听专家讲座，参与学术讨论，这些经济学网站既提供了丰富的学习资料和各种各样的案例，又能够帮助学生将枯燥的理论知识和鲜活生动的经济实践联系在一起，使学生更好地接受微观经济学的知识点，最终实现提高教学质量，达到理想的教学效果。
参考文献：
[1]赵红梅.关于微观经济学体系的教学体会[J].山西财经大学学报（高等教育版）2002(1)
[2]吴冬霞.基于启发式教学的微观经济学教学方法探讨[J].广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S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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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童霞.微观经济学的本科教学思考[J].无锡教育学院学报，2006(3)
[5]蓝文妍.浅谈微观经济学教学经验[J].太原城市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1(7)
[6]谭超.浅析微观经济学教学[J].管理观察，2009(12)
[7]张秋.微观经济学教学中的几点体会[J].科技信息(科学教研)，2008(17)
[8]芦雷.微观经济学教学理念分析[J].黑龙江科技信息，2010(21)
内容摘要：方法论是一门学科研究的逻辑起点。本文对我国金融学研究的方法论问题作了一些探析，在金融学是经济学一个分支的范畴内，从分析经济学的科学性入手，探讨了经济学与金融学的研究方法，阐释了金融学研究与经济学研究的关系，并认为我国金融学研究方法论发展的方向将是建立更加坚固的经济学理论基础，向科学化的研究方法发展。
关键词：金融学 经济学 方法论 科学
我国金融学研究正在从货币金融理论发展到现代金融学的新阶段。目前，在金融领域普遍将研究的重点放在理论创新上，对金融研究中的方法论范式研究尚显不足，而金融研究方法论的范式转换与理论创新是密切相关的。故本文尝试对我国金融学研究的方法论问题进行一些探析。
一直以来，金融学被认为是经济学的一个分支，一直是一门属于经济学类的学科。更具体地来看我国，在学科划分上，金融学被归入了经济学类中的应用经济学。既然金融学是经济学的一个分支，那么金融学研究的方法从本质上讲也应该是经济学的方法论了；当我国的经济学向现代经济学发展时，也就必然要求我国的金融学向现代金融学发展。从本质讲，对金融学研究方法论问题的探讨就是对经济学研究方法论问题的探讨。
经济学的科学属性
对经济学内涵的理解，直接决定了经济学研究的边界。我国学术界曾对经济学是不是科学这一命题展开了深入的探讨，而且这种争论直到现在也没有得到最终统一的答案。科学一般概念是对现象规律性的系统解释。从这个角度说本文认为，判断经济学是否是科学的核心标准，在于经济学对经验世界（或者说现实社会）的解释力是否足够强大，如同数学、物理学对经验世界的解释能力一样，这一问题的实质在于探讨经济学理论是否有国界。如果经济学如同自然科学一样，在不同制度下的社会环境里同样具有很强的解释力的时候，那么经济学就是科学了，否则就还只是一门学科。随着经济学的发展，人们逐渐认识到了经济学理论是没有国界的，而存在不同的是约束条件即社会制度环境、文化、政治和民族等方面的差异。从边际革命那天起，经济学就逐渐发展成为了一门科学。
（一）经济问题和经济学问题的差异
经济学科学化的过程就是对经济学问题研究采取技术化手段的过程，在一段时间内我们把经济问题和经济学问题混为一谈了。经济问题是现实中涉及经济现象的所有问题，而经济学问题则是可以用经济学去解释的问题。正如，当我们讨论婚姻的法律效力确立的时候，婚姻是个法律问题而没有成为一个经济问题，但我们把婚姻的法律效力确立看成是一个契约过程时，此时它已经是一个经济学问题了；而当我们谈论农民工待遇过低是否公平问题时，我们是在谈论这一社会经济现象，但它已经超出了经济学研究的边界，因为在这里我们已经引入了价值判断，而当涉及价值判断问题时，经济学家们就应该住嘴了。这还是因为经济学的研究是有边界的。
（二）经济学问题研究的技术手段
什么是科学的研究方法问题，在很长时间内也存在着不同的看法。我们回顾科学发展的历程就可以明白，在人类社会目前的发展水平下，科学的研究方法是形式逻辑和数理逻辑。在经济学发展的早期，人们所研究的经济学问题还相对较为简单时，人们普遍使用形式逻辑的研究方法；而当人类社会日趋复杂化而形式逻辑不能满足经济学研究需要的时候，数理逻辑就取代了形式逻辑成为了经济学研究的主要方法，经济学研究走了一条被很多人称为“数量化的道路”。从对学科发展的历程来看，这无疑是经济学的进步。形式逻辑和数理逻辑这种技术手段的使用，使得经济学的研究逐渐开始规范，经济学的研究范式发生转变。经济学理论模型对经验世界进行了简化，经济学家们利用技术手段构造了一个理想中无摩擦的经济学世界，并且以这个“无摩擦的世界”作为比较基准去解释经验世界（张树民，2006）。
（三）经济学研究的方法论
由于经济学讨论的关键问题是稀缺性资源的如何配置，因而经济学关注的焦点在于效率，这就要求经济学家们在进行经济学分析时不加入价值判断，因而在整个西方经济学的分析中不包含着价值判断的内容。正义与公平这些含有价值观取向的内容，不属于经济学研究的范畴，而应被归入法学、政治学和社会学。
随着经济学的发展，人们发现经济学对现实世界有着极为强大的解释力。于是经济学的分析方法逐渐扩大到其它社会学科的分析中去，产生了制度经济学、法经济学、经济伦理学等交叉学科，这些新学科分析的基本框架依然是建立在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之上的。有人把经济学研究范围扩大的现象称为“经济学帝国主义”，其实这种现象的出现，正是说明了经济学科学属性的结果。一门学科之所以能成其为科学，就是在其对经验世界具有普遍的解释能力，只能局限于解释一定范围内世界的学科是不能成为科学的。
金融学研究与经济学研究的关系
总的来说，金融学理论发展是以经济学理论为基础的，那么金融学研究的基础也就是经济学研究。尽管迄今为止的金融学科相对于经济学学科而言并不完整，这种不完整不仅表现为金融学的假设前提、范畴、理论或研究的方法论均有待于完善和发展，还表现为金融学科边界界定的不完整。但是，金融理论使用了对于所有现代经济理论都很关键的基本假设，金融学的范畴亦是以经济学的范畴为基础，其研究的方法论依然根植于经济学研究的基本范式之中。经济理论及其某一分支的发展影响和拓展着金融理论，反之亦然（冯用富，1998）。正是随着经济学日渐科学化，金融学的发展也逐渐沿着科学的道路发展，金融学研究的边界逐渐清晰，也逐渐拓展。
（一）金融学的微观经济学基础
现代经济学是已经被定义为最优地利用稀缺资源的研究，即在约束条件下最大化的研究。被最大化的对象以及施加在选择上的约束，从一个背景变化到另一个背景：家庭的消费和劳动的供给，企业的生产和政府的政策。但是，所有约束条件下的最大化问题有一个共同的数学结构，这一数学结构又反过来为分析这些问题提供了一个共同的经济学直觉（阿维纳什•K•迪克西特，2006）。
Zvi•Bodie和 Robert•C•Merton 在他们合著的《Finance》一书中认为“金融学是一门研究人们在不确定环境下如何进行资源跨期配置的学科”，这一金融学的概念与经济学含义已经十分接近了。这一金融学的定义可以解读为，金融学其实就是以金融领域为研究对象的经济学。纵观现代金融学的发展历史，可以看到一个针对不确定环境的研究体系，其中的关键就在于如何为资产定价，而在其发展过程中，现代金融实现了从单期到跨期、从个体决策到市场动态一般均衡的拓展，形成了独特的无套利分析方法，从而得以初步建立起一个独立的学科体系。这一学科的两个基本要素是时间（跨期）和风险（不确定性），其目标则是通过确定合理的资产价格获得资源的最优配置和市场均衡。因此，Bodie和Merton所说的“金融学是一门研究人们在不确定环境下如何进行资源跨期配置的学科”，的确是对现代金融学的一个准确描述。
现代金融学的发展越来越强调微观经济学基础，这是金融学逐渐发展成一门科学的表现。有学者把金融学理论与经济学理论相融和的趋势看成是金融经济学的形成。金融学探寻微观基础可以理解为金融学家对整个现代金融学科体系统一理论基础进行归纳和总结的一种尝试和努力，可以说正是对金融学的微观经济学化，使得现代金融学初具系统性和完整性。从总体研究框架来看，现代金融学是从个体效用最大化出发，试图通过对个人和企业的最优化投资、融资行为以及资本市场的结构和运行方式的分析，去考察跨期资源配置的一般制度安排方法和相应的效率问题，这一研究体系显然和微观经济学已经相当近似了。
（二）金融学研究主要的方法
在什么是金融学的主要分析方法问题上，学术界一直存在争议。有学者认为无套利分析是金融学的主要分析方法，以此认为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和金融学的分析方法存在重大的差异。无可置疑，无套利分析是金融学的主要分析方法，但无套利分析背后的基础相对价格分析也是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方法之一。在众多的金融学理论模型中，主要包括两种分析方法：其一是均衡分析方法，如典型的跨期资本资产定价模型（ICAPM）、消费资本资产定价模型（CCAPM）等；其二则是无套利分析方法，其经典运用包括APT理论和期权定价理论等。
从金融均衡分析法来看，它就是经济学中的供求均衡分析在金融学中的运用，金融均衡分析法与经济学均衡分析在本质上是同一种分析方法和分析工具。首先，均衡分析法的整体研究思路是从市场投资主体的效用最大化出发，在一定约束条件下获得均衡状态的资产价格，该价格是最终的输出变量，这和经济学中消费者理论的演绎过程相当接近。其次，它们都属于均衡分析方法，更进一步说都属于绝对定价法。它们的核心都在于理解和度量那些导致金融资产（商品）价格变化的各种经济因素，用以解释资产价格的形成和变化过程。第三，金融学均衡分析和经济学供求分析的理论演绎过程，都比较侧重于问题的纯理性描述，往往形成一个理想状态下的均衡价格，其缺陷在于常常和市场相去甚远而难以实际运用，但在描述资产价格形成和变化的整体影响因素方面却往往具有更大的一般性，因此都被较多地看做一个分析资产定价问题的理论框架。
从无套利分析法来看，其基本思路其实非常简单，研究者唯一需要确定的是当市场中其它资产价格给定的时候，某种资产的价格是多少才使得市场中不存在套利机会。很明显，无套利分析法的诸多方面都是与金融学研究对象的基本特点相吻合的，既然数量―价格机制不存在，无法从均衡数量推导出最优价格参数，无套利分析方法就不再考虑价格运动后面的数量变化，而是将市场价格作为输入变量；既然金融产品之间具有高度的可替代性，投资者随时可以在供给方和需求方之间切换，他们关心的只是各种金融产品之间的相对价格水平，无套利分析方法就以“相对定价”为核心，寻求各种近似替代品价格之间的合理联系，通过对“无套利”目标的追求确定合理的市场价格。通过对无套利分析法的基本思路分析，可以发现其实质和核心是经济学中相对价格的分析方法，只不过这里是对资产这一商品定价而已。
我国金融学研究方法论发展的科学化方向
现代金融学在研究方法上与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在根本上是一致的，金融学在大量运用经济学的方法后，其研究范式正在走向规范。实际上，金融学研究方法已经和正在越来越多地被运用在那些涉及到时间和不确定性等领域，经济学的发展为金融学研究的深入提供了更加科学的分析工具。 在现代金融学已经向纵深发展的今天，凭借传统式的简单直觉进行研究的可能性越来越小，需要运用更加精密复杂的数学工具帮助我们在更高的层次上将直觉转化为理论和模型。诚然也承认思想的重要性，但是更要明白的是，思想的正确性要靠科学的方法来证明。这也正是数学技术在现代金融学中大量运用的原因。可以这样说，随着经济学研究方法的逐渐科学化，作为经济学分支的金融学，我国金融学研究方法论发展的方向将是建立更加坚固的经济学理论基础，向科学化的研究方法发展。
参考文献：
1.冯用富.金融理论的经济学基础.金融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M].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1998
2.张树民.中级微观经济学教程[M].中国经济出版社，2006
3.阿维纳什•K•迪克西特.经济理论中的最优化方法[M].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4.邵宇编著.微观金融学及其数学基础[M].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
5.郑振龙，陈蓉.金融学和经济学的相关关系探讨[J].经济学动态，2005（2）
6.Bodie,Z.,and Robert C.Merton, Finance. London:Pearson Education Inc,2000
作者简介：
「关键词公共财政；宏观财政；微观财政；公共经济；公有经济
财政学是经济学的一门分支学科，以经济学为基础，并随着经济学的发展而发展。我国经济体制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财政学也正在经历重大的转型。在转型的过程中，新的事物不断产生，旧的事物继续存在，新旧事物混杂在一起，形成特殊的转型状态。当前财政学教材版本众多，内容各不相同，甚至相互矛盾，使教师和学生无所适从。在财政学教学中，对经济转型期财政学属性要有一个全新的认识，才能走出困境。
一、公共财政具有公共属性，但以私人财政为基础
社会经济部门可划分为私人部门和公共部门两大部门。私人部门包括个人、家庭和厂商，公共部门主要是指广义的政府。研究私人部门行为的是私人经济，或称私人财政。研究公共部门行为的是公共经济，或称公共财政。我国习惯上将私人财政称之为财务，而将公共财政称之为财政。因此，在我国，财政仅指公共财政或政府财政，不包括公司和家庭等私人财政。因此财政具有公共属性，而不具有私人属性。从辩证法角度看，公共性与私人性既是对立的，又是统一的。“公共”是“私人”的汇总，“公共”建立在“私人”的基础之上[1].
私人财政源于私人商品，公共财政源于公共商品。根据商品的特征不同，可将商品分为私人商品和公共商品，私人商品具有排他性和竞争性，而公共商品具有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在私人商品市场上，供求均衡决定商品的最优数量，私人商品的供给曲线来源于所有生产者的边际成本曲线的横向加总，而市场需求曲线是所有消费者的单个需求曲线横向相加得到。与私人商品不同的是，公共商品在消费上具有非排他性，公共商品的市场需求曲线是由所有消费者的需求曲线纵向加总得到的[2].
对于私人商品来说，效率要求每个人的边际替代率相同，且等于边际转换率。只要市场是竞争性的，且运行良好，就能保证这一条件成立。对于公共商品来说，边际替代率之和必须等于边际转换率。因为每个人必须消费相同数量的公共商品，效率要求每个人对所提供的最后一单位的总评价等于社会提供给它的增量成本。当私人商品在竞争市场中交换时，人们对私人商品的评价不会说谎。但是，人们对公共商品可能会隐瞒其真实偏好。这种让别人付钱，自己坐享其成的动机称为免费搭车者问题[3].公共商品的存在使得市场缺乏效率，同时公共商品的供给相对不足。因此，私人商品由私人部门提供更有效率，而公共商品由公共部门提供更有效率。
私人财政是私人部门为提供私人商品，满足私人需求，凭借私人权利，进行私人支出和私人收入的经济活动。与之相对应，公共财政是公共部门为提供公共商品，满足公共需求，凭借公共权力，进行公共支出和公共收入的经济活动[4].因此，公共财政具有公共属性，不具有私人属性，但公共财政以私人财政为基础，与私人财政对立统一。在财政学教学中，应注意比较公共财政与私人财政的区别与联系，才能使公共财政生动具体，脱离私人财政谈公共财政是抽象生硬的。
二、财政是宏观属性与微观属性的统一体
一谈到财政，有人认为属于宏观经济学的范畴，这是一种片面的观点。微观经济学集中研究构成经济的个体单位———厂商、家庭和个人———的行为，研究这些个体单位的行为是微观经济学的范畴。政府同样属于经济的个体单位，而非经济总体，因此专门研究政府的行为也是微观经济学的范畴。相反，宏观经济学研究经济作为一个总体的行为，特别是诸如失业率、通货膨胀率、经济增长和国际贸易平易这类总量指标的变化[5].
经济有微观经济和宏观经济之分，财政也有宏观财政和微观财政之分[6].宏观财政研究政府行为对经济总量的作用。政府可以通过财政政策对经济总量进行宏观调控，财政宏观调控的目标有经济目标和社会目标。财政宏观调控的手段是财政政策，财政政策工具主要包括：公共预算，公共支出和公共收入。实现经济稳定的财政政策有自动稳定的财政政策和相机抉择的财政政策。促进经济增长的财政政策有进行需求管理的短期财政政策和进行供给管理的长期财政政策。
微观财政研究政府作为一个部门的行为。“经济人”假设：在经济活动中，经济主体所追求的经济目标是自身经济利益的最大化。该假设不仅适合私人部门，同样也适合公共部门。根据公共选择理论，政府是带有不同的具体利益内容同时又抱有个人利益最大化追求的个人进行经济活动的一个舞台。公共选择理论认为，人类社会主要由两大市场组成：一是经济市场，二是政治市场。经济市场上的行为主体是消费者（需求者）和企业（供给者）。在经济市场上，人们通过货币选票能给他们带来最大满足的私人商品；在政治市场上，人们通过民主选票来选择能给他们带来最大利益的政治家、政策法规和法律制度[7].政治市场主体包括选民、政治家和行政官员。
微观财政不仅研究政府作为一个部门的自身行为，还研究政府对私人部门的直接管制。政府管制产生的原因主要是外部性、自然垄断、信息不对称及垄断与不正当竞争等问题。政府管制可以分为直接管制与间接管制，直接管制又可分为经济性管制与社会性管制。间接管制解决的是垄断与不正当竞争问题，社会性管制解决的是外部性问题，而经济性管制则是为了解决自然垄断与信息不对称问题。
因此，财政既具有宏观属性，又具有微观属性，财政是宏观属性与微观属性的统一体。财政既研究政府行为对经济总量的作用，也研究政府作为一个部门的自身行为，还研究政府对私人部门的直接管制。在财政学教学中，既要看到财政的宏观属性，又要看到财政的微观属性，宏观财政具有微观基础，离开微观财政来谈宏观财政是空中楼阁。
三、现代公共财政等价于公共经济，但有别于公有经济
公共财政的研究范围不局限于政府的收支，而是拓展到公共部门的经济行为。因此，公共财政学也称为公共经济学，或者称为公共部门经济学。现代意义的公共财政等价于公共经济。公共经济与私人经济是按商品特征划分的，而公有经济与私有经济是按所有形式划分的。
公有经济的典型是全民所有制企业，后改为国营企业，现在称国有企业。从规模上看，国有企业可分为大型国有企业和中小国有企业。我国实行“抓大放小”策略，采取多种方式放活中小国有企业。从类型上看，国有企业既有竞争性国有企业，也有垄断性国有企业。在竞争激烈的行业，国有企业亏损累累，我国实行“国退民进”战略，政府从竞争性领域退出。垄断性国有企业有行政垄断和市场垄断，我国垄断性国有企业主要是行政垄断，即采取行政手段，限制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的进入，维持国有企业的垄断地位。加入WTO后，我国对外资的限制减少，但对民营企业的限制仍然较多，造成“一等国民是国企，二等国民是外企，三等国民是民企，四等国民是民众”的现状。相对于竞争而言，垄断不增加社会财富，只是将财富从消费者向垄断厂商的转移，相反，垄断减少一部分消费者剩余，损害社会福利。因此，应尽快制定反垄断法，尤其要反对行政垄断，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取消对民营企业的种种歧视和限制，大力发展民营企业。
一种公共商品的公共提供并不一定意味着也由公共部门生产，比如政府提供路灯照明，并不一定设立国有企业生产路灯。政府是否出资设立国有企业生产公共商品，取决于效率。如果市场更有效率，政府设立国有企业生产公共商品则不可取。混合商品一般由政府和市场共同提供，但政府提供混合商品也不一定意味着也由公共部门生产，比如政府提供教育和医疗服务并不一定要设立公立学校和医院，政府也可以直接补助学生和患者，由学生和患者自行选择学校和医院接受教育和医疗服务。
法经济学和经济法学同属于法学概念的范畴，所以二者在很多层面具有相似性，但是又因为二者一个强调“经济”，一个强调“法”，所以二者又存在着明显的差异性。从研究实践来看，经济法学和法经济学二者互相渗透，以对方的发展来发展自己的趋势比较明显。目前，研究这二者关系的学者为了就二者有更加清楚的认识，分别从经济学的角度和法学的角度进行分析，取得了显著的成绩。
从研究来看，法经济学和经济法学都是法学和经济学交叉的产物，所以二者既有了法学的特征，也有了经济学的特质，但是由于二者的侧重点不同，所以差异性也比较显著。
一、 法经济学和经济法学的概念比较
法经济学和经济法学的研究首先要从概念上来进行区分，首先，法经济学这门学科在进行法律现象和问题研究的时候，利用的是经济学中的概念和方法。波斯纳作为最著名的法经济学研究专家，他在研究法经济学的时候，将其形象的分析为“法律的经济学”，所以西方的理论当中，对于法经济学又习惯称之为“法学与经济学”。
从这个层面来讲，说明法经济学研究的内容正好就是法学和经济学进行融合之后形成的法律体系。
其次，经济法主要指的是在社会化大生产的条件之下，政府为了对具有盲目性的市场经济进行调整，充分的使自己经济管理的职能得到发挥，进而实现对生产和市场的主体之间的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由于现在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完全确立，但是市场调节存在着盲目性，而政府通过有效的干预能够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从而使得市场的发展更加的健康。为了使得政府的调节更加的有效，也为了打击不规范的市场活动，所以需要利用法律来进行市场维护。在这样的环境中，经济法学的研究就变得尤为重要。
二、 法经济学和经济法学的相同点
(一) 理论基础
法经济学和经济法学的显著相同点就是二者具有相同的理论基础。 因为法经济学和经济法学都是在法学和经济学的融合中产生的交叉边缘学科，所以二者很好的将公平正义和效益理论进行了结合。在经济学研究当中，效益理论非常的重要，而在法学研究中，公平正义正好等价与效益理论，这就说明二者在理论基础上存在着相通性。法经济学家科斯和波斯纳关于“经济效益”这一问题在法经济学中有明确论述，他们认为效益作为作为衡量一切法律乃至是所有公共政策是否合适的根本标准，必须要实现资源配置达到价值最大化的目的。从这个效益的观念来分析，无论是法学，还是经济学，都必须重视效益。所以法经济学和经济学法学都需要在效益的理论基础上去实现自己的价值。
(二) 理念
法经济学和经济法学的另一个相同的地方就是拥有相同的理念。法经济学当中的许多理念，都体现了效益理念并且贯穿其中。
无论是在古代，还是在现代，人们对于法律价值的评判标准都是法律要体现公平正义的原则，从这个层面来讲，法经济学的领域被不断的扩展。效益的理念原本是经济学中的概念，但是将效益理念加入到法律体系当中后发现，法律不仅要体现公平和正义，还要体现效益，这就使得公平和正义成为了评价法律的新标准。
无论是法经济学还是经济法学，其中都有了公平正义和效益的理念，这种理念上的契合，使得经济法学和法经济学在研究实际问题的时候，有了统一的评判标准及公平正义和效益，这种全新的标准使得经济法学和法经济学的实效性更加的突出，其作用发挥也更加的巨大。
(三) 价值观念
法经济学和经济法学的另一个相同点就是二者拥有相同的价值观念。从理论上来分析，经济学中为了实效效益的增加，往往在价值体现方面会存在差异，而在法学中，为了体现公平正义，对于效益的要求则会降低。二者就价值观念而言从理论上分析是对立的，但是在法经济学和经济法学中，二者的价值观念却出奇的一致。法经济学的主要研究目的就是要完善部门法乃至整个法律体系，使其能达到公平正义，而经济法学的研究就是要规制国家干预经济中的范围，从而调整干预过程中出现的法律关系，使其达到公平，保证整体的效益。从经济法学和法经济学的最终实现目的来看，二者都是要实现法律的公平性和正义性，从而保证效益的产生，所以说法经济学和经济法学都是要在保证效益的同时实现公平正义，所以二者的价值观念在实际应用中是一致的。
三、 法经济学和经济法学的不同点
(一) 学科性质和调整对象不同
法经济学和经济法学的突出不同就表现在二者的学科性质和调整对象。法经济学主要是利用经济学当中的福利经济学原理和微观经济学原理来进行法律的形成、体系以及运作和经济影响分析的法律学科。在法经济学的研究过程中，著名的法经济学家波斯纳认为“把经济学的原理和分析方法系统运用到法律体系分析”中的学科就是法经济学。由此可以看出，法经济学的涵盖范围更广，其中不仅包括了民商法学和经济法学，还包括了宪法学、刑法学行政法学等所有的法律学科。
从调整对象来分析，经济法学是进行经济法理论问题和经济法规律研究的部门法学，主要的研究对象就是经济法。经济法学在研究的过程中，偏重于利用法律的原理和方法进行经济问题的分析，而研究的对象则是处于特定经济社会关系中的法律调整和规制问题。经济法的调整对象具有唯一性，也就是只进行对国家干预时产生的经济关系的调整，而其他的经济关系不在调整的范围之内。经济法的目的是要规制国家行使调整手段的范围，所以它和行政法又有所区分。行政法强调行政管理的干预，而经济法则主要强调的是经济关系调整的规制。
(二) 研究方法不同
法经济学和经济法学的不同还表现在二者的研究方法存在差异性。
首先是在进行法经济学研究的时候，利用的一般都是经济学的相关理论，在法律概念、法律体系以及法律运行等问题的解释上，主要运用的还是微观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在进行规范性的法律文件和判例的解读时，利用的也是经济分析法。因为法经济学的研究方法比较独特，所以目前形成了比较独立的法学流派。
其次就是经济法学研究的时候，利用的往往是法学的理论和研究方法。在研究实践中发现，经济法学的研究主要利用的还是规范性或者是非规范性的法律文件，通过研究来确定法律依据。在实际研究的过程中，利用法学理论进行特定的经济社会关系分析已经成为了经济法学的研究常态。这种研究和一般的法学研究并无差异，因此不具有特殊性。
综合而言，法经济学和经济法学都是法学和经济学研究中产生的交叉边缘性学科，但是二者在的理论和原理运用方面存在着差异，研究的目标和对象也有所不同，所以在研究方法上也就产生了分歧。由于法经济学的研究比较的特殊，所以能够形成独立的法学流派，但是经济法学和一般的部门法无异，所以其研究方法和其他法律研究而言，并无差异。
(三) 研究目的不同
法经济学和经济法学的不同还表现在研究目的的不同。
首先，法经济学产生于法学和经济学的逐步融合过程中，这门学科具有明显的边缘性特征，因为它的存在和发展，完全是为了辅助经济法体制和整个法律制度的需要。从功能上来看，法经济学主要是为法律的经济学分析服务，在具体应用的过程中，利用的也是经济学的原理和一些分析方法进行对法律的思考。可以说，法经济学是以具有经济法性质和基本特性的法律规范为研究目标所形成了部门法体系。主要目的是要解释经济法现象，并对其运行规律进行研究。
其次，经济法学主要是对法律制度规范运行的各个环节的一种控制，通过经济法学的运用，可以有效的规制国家在经济干预过程中的行为，从而保证经济参与主体的利益。从目的来看，经济法学的目的主是为了规制国家在宏观调控中的行为，也就是说经济法学的研究目的，根本在于保护经济活动的利益，从而使得经济活动在公平公正的氛围中开展。
四、结语
法经济学和经济法学作为法学和经济学研究融合的交叉边缘学科，在目前的法律体系中的位置不容忽视。深入的了解和分析法经济学和经济法学的概念，不仅会加深对经济学原理的认识，对于法学的认知也会进一步加深。法经济学和经济法学在实践中相互补充，共同作用，一方面完善了我国的法律体系，推进了法制化的建设，另一方面，又规范了政府在市场经济中的调节手段和范围，使得市场经济的发展更加的有序化和健康化。
摘要：文章先从个人偏好出发讨论考研与否的个人因素，再着重考虑其社会因素：通过分析硕士生的社会供需状况，讨论硕士生的就业现状；再进一步深入到各就业单位进行问卷调查，分析并权衡研究生的教育成本及未来收益，最后得出结论并对本科生提出几点建议。
关键词：考研；就业；硕士生；本科生
1引言
就目前而言，摆在大学生面前的道路通常有四条――就业、考研、出国和创业。据统计数据显示，就业和考研是会被绝大部分学生列入考虑范畴的两类出路。尽管就业和考研最终都是为了在事业和职业发展中有所收获，本文的研究主要从社会角度出发，通过社会调查，以客观因素分析为主，站在经济学的立场上考虑本科生到底该选择考研还是就业。
2方法
本文先从个人角度出发结合毕业学校、专业、家庭状况、自身兴趣、理想等方面进行分析；再在不考虑个人主观意愿的前提下，从经济学的视角出发，比较分析本科毕业生考研和就业的优劣；最终，综合考虑本科生自身及社会状况，为本科生选择考研还是就业提供参考。
2.1 个人因素
众所周知，并不是每个人都适合、需要考研的，这需要同时具备以下素质：
（1）学校、专业对就业不利或与自己的理想差距较大。通过查阅相关数据可以看出，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复旦大学、浙江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等各大名校的本科毕业学生考取研究生的比例并不是很高，而这个比例在其它非重点类院校基本可达60%－70%，有的甚至占90%之多。毕业院校固然重要，专业和自身理想也不可忽视。倘若想成为学术型人才，一般则需要较高学历；大部分学理工科的，尤其是打算从事科技研发工作的同学，读研无论是为提高自己还是更好地就业都是一个较好的选择。
（2）有经济后盾。考研准备过程中，涉及的各种复习资料名目繁多，资料购买是一笔不能小视的数目，如果跟着考研班学习，这将更是一个巨额成本，而且即使考上了研究生，其学费、生活费也将是一项高额费用。这就需要以强大的经济实力做后盾，否则中间任何一个环节出现了问题，都将前功尽弃。这一点对于那些经济尚有困难的学子来说也是一个必须正视的问题。
（3）身体和精神素质。俗话说：“身体是革命的本钱”，拥有一个健康的体魄是做任何事情的先决条件。考研是一个艰难而长久的过程，需要付出充沛的精力，更需要有吃苦耐劳的精神和超出常人的毅力意志。
（4）兴趣。爱因斯坦有句名言：“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它是一种无形的动力，不仅对人们正在从事的事情、活动、项目或工作起到直接的推动作用，还为将来可能开展的事情、活动、项目或工作做好积极的准备。只有当我们对某个职业和专业领域感兴趣，并具备足够的能力来胜任时，我们才能学会享受学习、享受工作、享受成功。
2.2社会因素
在不考虑个人主观意愿的前提下，以下将站在经济学的视角比较分析本科毕业生选择考研或就业的优劣。
假设：
（1）只考虑考研和就业两个毕业去向。
（2）只考虑本科生，且本科毕业生都能找到工作。
（3）不考虑其他补偿性工资差别 ，只考虑受教育成本的补偿性工资差别。
（4）工作和读研的生活费相等。
（5）不考虑往届硕士毕业生，只考虑应届硕士生。
一年一度的考研已进入冲刺阶段，2011年的考研战斗即将结束。考研或是就业，想必新一届的应届生又将为此纠结。其实，不妨把毕业生要做的决定，看成是一项经济学中常做的投资决策。既然是投资，就要考虑投资的收益与成本，还有投资回收期的长短等诸多因素。经过初步估算，或许能在收益与成本的权衡中找出相对满意解。
3分析
站在经济学的立场上，不考虑个人主观因素，从投资角度分析本科生应该选择考研还是就业，我们就要对这两者进行风险-收益分析。选择考研的风险主要是沉没成本，收益主要是更大的就业范围及工作三四年后的较高工资收入，权衡风险和收益，文章认为就长远利益而言，考研值得一试。
就个人而言，考研抑或就业，哪个才是更适合自己的选择呢？在大学彷徨的十字路口上，是准备考研，还是为就业而积累经验？对于这一问题，有相当一部分即将毕业的大学生难以做出取舍。
首先，根据自己的性格、爱好、专业等选择适合的工作类型，参考“3.6不同类型工作的教育投资回报率分析”部分并结合“3.4企业对硕士生与本科生的倾向调查”分析，我们将会得到初步的选择。硕士学位虽能让我们在选择职业的范围上有相对优势，我们可以结合自身状况分析自己是否需要这些优势岗位。
其次，综合考虑“3.7政策分析”，分析国家政策对本科生考研的利与弊：研究生教育更贴近社会需求，锻炼机会不断增加；考研竞争越来越激烈，考研准备可能产生的沉没成本不可忽视。文章认为，在能承受这种高竞争、相对高风险的情况下，在不影响本科学习实践的基础上，考研这一高回报的投资值得一博。
再次，分析总结“3.3硕士生的社会供需”状况，随着研究生教育方向的改革及社会发展对高技术人才的需求，就长期而言，硕士生就业相对本科生而言仍有其相对优势。硕士生的普及步伐正在逐步迈进……
4建议
4.1 无论是考研还是就业，本科生始终要以职业生涯规划为导向明确自己未来的道路，并为此做好充分的准备。根据自身个性特点和学习的专业特征，早日做出自己的职业生涯规划,设计好自己的阶段性目标、长远目标和实现途径，按照规划安排自己在校期间的学习、生活，在实践过程中对此进行修订和完善，始终做到有方向、有目标，并在一步步的实际行动中逐步实现目标，不断提高自身素养,努力成为社会需要的高素质人才。
4.2选择了就业的本科生在为就业积累社会经验的同时，应坚持研修本科所学的理论和专业课程知识, 全面完成各教学课程和教学环节的学习任务，夯实基础为今后的继续深造做好充分准备，也为就业实践提供理论基础。
4.3选择了考研的本科生应尽可能地降低沉没成本，减少风险，在准备考研的同时注重自身综合能力的提高，确保考研结束后能进入社会与其他同学具有同等竞争力，做到考研就业两不误。
参考文献：
[1]曼昆.《经济学原理（微观经济学分册）》，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关键词：特色财经院校；综合性大学；普通财经院校；教学方法
基金项目：本文系2011年江苏省高等教育教改研究课题一般项目《特色财经院校经济类课程教学方法创新与探索――基于与综合性大学、普通财经院校的比较研究》（146号）的阶段性成果
中图分类号：G64 文献标识码：A
一、问题的提出
在当前经济类专业的教学中，政治经济学、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货币银行学、证券投资学、公司金融、国际贸易、财政学等经济类课程构成经济管理类专业的核心课程，其教学也一直是国内外财经类高校教学的重点与难点。为便于分析，本文着重以西方经济学课程为例进行研究。
改革开放30余年来，中国高等教育无论是在规模还是质量上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经济学和经济学教育也实现了跨越式的发展。然而，笔者认为，在肯定成绩的同时，经济学教育中一直存在或新暴露出的困境和问题更值得我们关注。作为经管类专业核心基础课程的经济类课程，在我国大学中总体教学效果不佳，截至目前，“教师感觉很难教、教不好；学生感觉很难学、学不好”的现状或问题未得到根本性的扭转。在笔者的视野中，现有关于经济类课程的研究主要偏向问题式的罗列和宏观层面的困境分析，而相对具体的和具有可操作性的方法论和路径研究较为鲜见，对特色财经院校（如南京审计学院等）的专门性研究以及有关特色财经高校、与综合性大学（如南京大学等）、普通财经院校（如中央财经大学等）教学方法的比较研究更为缺乏。
基于此，本文结合近年来自身的西方经济学教研实践经验与体会，重点结合教师与学生两个主体的特征，尝试以综合性大学、普通财经院校和特色财经院校三类高校为研究个案，着重对特色财经院校经济类课程教学方法进行探索；同时，结合当前特色财经院校建设所面临的“新形势”、“新背景”，以及特色财经院校人才培养的“新目标”，研究面对“新受众”、“新主体”，教师该如何设计、开发、甄别与选择“新方法”以及相应教学方法评价体系与反馈机制的构建等问题进行探讨与研究。在教学方法创新与评价体系构建的过程中，不仅将重点凸显特色财经院校经济学课程教学方法与综合性大学的区别，还将聚焦其与普通财经院校课程教学方法的共性与差异性特征研究。
二、特色财经院校、综合性大学与普通财经院校经济类课程教学比较
（一）共性特征。从我国目前的特色财经院校、综合性大学与普通财经院校经济类课程教学过程现状来看，如西方经济学课程，具有以下共性特征：
首先，教材使用上基本相同。特色财经院校、综合性大学、普通财经院校在西方经济学课程教材的选用上较以往有所变化，目前已基本选用相同的教材。一方面是由于教育主管部门近年来的教育教学改革所推进，尤其是向全国高等学校推荐该类课程的精品教材；另一方面特色财经院校与普通财经院校的快速发展与质量稳步提升也推动了在教材使用上的共性特征。当然，也有其他方面的诱因，比如特色财经院校与普通财经院校为了尽可能地缩小与综合性大学的差距，提升教学质量最为快捷的方式是先在教材使用上实现统一。再如，特色财经院校与普通财经院校为了提升学生能够考取综合性大学研究生的概率，进而有动力选取统一的教材。
其次，教学体系上差异不大。结合笔者的教学实践以及与不同类学校间同行的交流，发现西方经济学课程教学体系的设置上也基本相同。比如，对微观经济学而言，一般是先从西方经济学课程的全貌介绍来让学生有个概览；接着通过供求理论引出课程核心理论――一只看不见的手“市场之手”，尤其强调“价格机制”的调节，随后将价格理论作为课程体系的主线；然后进入微观经济学的两大微观主体之一，即居民或家庭的消费行为理论的介绍；紧接着，从“生产论”、“成本论”开始介绍另一大微观主体――企业的供给行为决策过程，同样是阐释前面供给理论中厂商在既定价格水平下生产者均衡的微观决策过程。在此基础上，连接两大微观主体的纽带是什么呢？显然是市场，之后即围绕完全竞争、完全垄断、垄断竞争和寡头垄断四种市场类型展开对市场行为包括商品与要素市场需求与供给的介绍。在上述无论是商品还是要素市场研究中，采用的均是局部均衡分析方法，即单纯研究商品市场或生产要素市场，而现实中这两大市场显然紧密相连，随后引入一般均衡研究方法，主要探讨在市场体系中是否存在一般均衡？如若存在，是否存在经济效率？后一问题带着学生进入福利经济学的学习范畴。最后，市场显然不是万能的，存在多种“市场失灵”的情形，这就决定了微观经济干预的必要性。
再次，三类高校面临的大环境也基本相同。一方面三类高校均处于中国高等教育国际化、大众化的新形势、新背景之下；另一方面新受众、新主体也逐渐成为三类高校面临的新特征与新问题，主要是高等教育的主体，不仅包括“90后”新的大学生受众，还包括越来越多新的教育工作者与教师队伍，即“70后”、“80后”这一主体的加入，新主体的加入给高校教育教学提出了新要求，对于三类高校经济类课程的教学改革与创新也不例外。
（二）差异化比较
1、课程教学深度的差异化。由于特色财经院校、综合性大学与普通财经院校学生主体在层次上的差异以及人才培养目标的诉求不同，综合性大学适合在西方经济学课程教学的深度上进行深挖，尤其是对重点和难点内容进行较大程度的研究式教学，学生不仅不觉得枯燥或任务过于艰巨，相反学习主动性和积极性会得到提高，而且掌握了利用经济学基本原理分析现实问题的方法，尤其是拓展了分析问题的思维、视角，提升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而特色财经院校与普通财经院校在西方经济学课程深度上应与综合性大学有所区分，而不能过度地在深度上与综合性大学竞争。具体来说，综合性大学在微观经济学教学过程中，对企业的介绍部分，可以引导或要求学生掌握究竟什么是企业或如何认识企业的性质？企业的边界又是由什么来决定？而特色财经院校与普通财经高校则基本采用直接引入企业，向学生介绍企业的类型与企业的特征等。
2、课程教学特色的差异化。我国特色财经院校显然与综合性大学在综合实力上有较大的差距，实质上普通财经高校也是如此，那么如何实现与综合性大学、普通财经高效的差异化竞争，尤为关键。笔者认为，特色财经院校需要结合自身的主要特色或品牌专业，如南京审计学院应该重点依托支撑近年来学校迅猛发展与质量显著提升的大审计平台，发挥审计行业的比较优势，将经济类课程的教学与审计相结合，既可以全力和全身心打造和巩固审计的专业特色与品牌，又可以强化对经济类课程的理论把握与拓展经济理论课程（如西方经济学）在实践中的应用。而对于综合性大学而言，课程讲授过程中的广度与深度方面显然构成其主要特色。
3、教学方法方式的差异化。尽管近年来特色财经院校实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然而其综合实力与综合性大学仍不在同一起跑线上，论办学历史与底蕴也有一定的差距，这就决定了如何提升与确保特色财经人才的培养质量成为了关键。笔者认为，特色财经院校经济类课程的教育教学则构成了人才培养质量提升与人才培养目标实现的重中之重，教学方法方式上的创新则是培育特色财经高校人才的核心路径。笔者认为，在深度与广度上无法与综合性大学形成竞争的情况下，特色财经高校可以将自身的特色专业与特色品牌优势与课程教学相结合，抓住学生对特色专业的浓厚兴趣，在课程教学过程中将对专业的这种兴趣转化为对经济类课程的兴趣，采用多方法的融合，如换位思考教学（教师与学生身份的互换，了解学生的需求与学习特点、难点所在）、批判与内容创新式教学（对教材内容错误的纠正以及学界众多观点的批评与商榷，引导学生进行一定的创新）、研究式教学（侧重激发学生对学术研究的兴趣）、兴趣式教学（特色专业兴趣与课程学习兴趣的结合）、实验教学法（通过有趣的经济学实验，让学生成为经济实验主体进而身临其境，使得复杂的经济理论变得更为浅显易懂并让学生深刻掌握）等方面。值得说明的是，综合性大学、特色财经高校与普通财经高校在方法上的选取与甄别上有所差异。具体来说，尽管三类学校在教学方法的选取与使用上有交叉，但综合性高校一般偏向研究式教学、专题式教学的选用，批判与内容创新式的教学也构成其重要内容；然而，对于特色财经高校来讲，一方面研究式教学或批判与内容创新的教学方法构成其主导性方法，而另一方面应用性较强的方法理应构成教学方法创新与改革的重点，比如兴趣式教学法、实验教学法等。这里有学者会针对这种教学法提出如何与高职类、专科院校相区别的疑问。笔者认为，尽管与其有应用的共同特征，然而其一方面要在理论深度上有一定差异；另一方面要在利用经济理论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培养上形成特色财经院校的比较优势。在这一系列方法的综合应用中，特色财经院校与普通财经院校的显著差异在于巧妙地将自身的特色专业优势与品牌优势应用于经济类课程教学的全过程中去，显然对于特色财经院校的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三、结论与启示
本文以西方经济学课程为例，针对特色财经院校、综合性大学与普通财经院校经济类课程教学方面尤其是教学方法层面进行了共性与差异化的比较，笔者偏向认为特色财经院校应注重多方法的融合，重点强化经济类课程教学方法上的创新、探索与自身“特色”的结合，发挥二者的协同效应；综合性大学在教学方法的选取上需重点聚焦于课程广度与深度上的结合，尤其要注意不宜广泛的铺摊子，应该通过研究式教学、专题式教学等方法在深度上进行挖掘。而普通财经高校与特色财经院校除了特色上的差异化之外，具有一定意义上的共性特征。然而，从长远来看，普通财经高校也需要在自身应用财经类人才比较优势的凝练方面做文章。
（作者单位：南京审计学院经济学院）
主要参考文献：
[1]高鸿业.西方经济学（微观部分、宏观部分第五版）[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2]刘友金等.地方综合性大学经管类本科人才培养目标定位[J].当代教育理论与实践，2009.1.
关键字：中国经济思想；西方经济学；西方经济学
中图分类号：F01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9-9166（2008）36（c）-0121-02
一、中西经济思想的比较
古希腊思想家色诺芬、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等在约公元前三世纪虽然发现了商业和手工业的存在和作用，并且初步论证了社会分工，但他们却鄙视手工业和商业。中国也是一个中农轻商的国度，经商被人们视为“贱业”。中国古代有“士农工商”四大行业，“商”被排在了最后，甚至有时一提起商人，人们便会想到“无商不奸”、“为富不仁”等贬义词。
由此可见，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和西方古代经济思想中均有“重农轻商”的观点。
亚里士多德认为，生财之道有两种：一种是属于家务管理的一部分，一种是“货殖”，即无限制地追求货币增殖。前者是把大自然提供的生活资料安排好，积累对家庭具有使用价值的财富，取得这些财富是为满足消费，这种财富是有限并合乎自然的。后者的目的是增加货币，因而这种财富是无限的，也是违反自然的。而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写道：“积著之理，务完物，无息……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财币欲其行如流水。”它的意思是根据市上货物的多与少，就知道是贵还是贱。贵的上涨到极度反而要贱了，贱的下跌到极度反而要贵了。贵了就要把它像大粪脏土一样出掉，贱了就要把它像珍珠宝玉一样取进。钱财一定要让它活动、运转、流通如同流水一样。
由此可以看出不管是亚里士多德还是司马迁都非常重视货币流通的作用。
柏拉图在他的《理想国》一书中从分工出发看到了分工、交换、货币和商人之间的关系。强调了社会分工的重要性。中国古代的范蠡早在公元前400多年就提出了“农末兼营”的经商思想。范蠡在齐国经商时，聘请了木工、丝工以及一些各具专长的男女女仆，并把他们分成各个不同工种的小组进行劳作。可见范蠡很早就意识到社会分工对提高劳动生产率的作用，并在自己的经营实践中对工人进行分工劳动。
二、中国经济在实践中总结的观点与西方经济学理论的联系
（一）关于“经济人”假设与自由经济主张。包括司马迁在内的许多古代学者与巨商肯定人的经济欲望本能，并主张自由经济政策。他们认为，现实社会是普通人的群集。要讨论现实社会的经济，就要勇于承认普通人所共有的欲望，应把人的物质欲望当作已知条件来讨论经济。司马迁对此有精辟的论述：“夫神农以前，吾不知已。至若《诗》、《书》所述虞夏以来，耳目欲极声色之好，口欲穷刍豢之味，身安逸乐，而心夸矜势能之荣。使俗之渐民久矣，虽户说以眇沦，终不能化。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这就是说，人的经济欲望是自然的东西，它作为原动力，产生想要提高生活水平的欲求，从而经济活动也就活跃起来了。经济政策顺应人的经济欲求，使经济活动自由扩张，是最上者；运用权力予以压抑和限制，继而与民争利，则是最下者。西方经济学即研究人类经济欲望与稀缺性的关系的学问。离开对人的经济欲望和“经济人”特征的肯定，经济学难以确立。西方经济学开山鼻祖亚当•斯密在其代表作《国富论》中论述了市场经济中一只“看不见的手”的作用，这只手就是“价格”。他认为价格可以调节资源的合理流动与配置，同时主张政府采取放任的自由经济政策。这也是基于经济人假设的判断而得出的结论。
（二）关于供求原理。生于战国时代的商祖白圭晚年总结了他的经商理论。例如“人弃我取，人取我与。夫岁孰取谷，予之丝漆；茧出取帛絮，予之食。”这句话的意思是：当货物过剩，人们低价抛售时，他就收购；当货物不足，人们高价索求时，他就出售。谷物成熟时，他买进粮食，出售丝、漆；蚕茧结成时，他买进绢帛棉絮，出售粮食。后世的吕不韦的《吕氏春秋》中说：“民之情，贵所不足，贱所有余。”有句俗话可以用来加以注释：物以稀为贵。白圭与吕不韦都深谙经济学中的供求原理。
西方经济学对此阐述是先通过分析需求定理，再分析供给定理的基础上提出了市场的均衡价格。而均衡价格的变动是因为供给或需求曲线的移动引起的，也就是供求不平衡引起的。又因古代经商的环境基本上可以认为是自由经济环境，在没有垄断存在的条件下，货物的价格是由市场所决定的。
（三）关于信用的论述。现代市场经济是信用经济。中国古代商人认为：以诚信作为人生的准则，这是对商人的根本要求，也是儒家先哲子贡所提倡的美德。诚信是立身之本，也是经商之本，是商业活动顺利进行和企业稳步发展的必要前提和条件。在《论语・颜渊》篇中，子贡与孔子有这样一段对话，叫做“子贡问政”，也就是子贡向孔子请教治理国家的办法。子贡问政时，孔子说：“一个好政府应该有充足的粮食，充足的军备和人民对政府的信任。”子贡问道：“如果迫不得已要去掉一项，三项中先去掉哪一项？”孔子说：“去掉军备。”子贡又问：“如果迫不得已还是要去掉一项，两项中先去掉哪一项？”孔子说：“去掉粮食。自古人都难逃一死，但如果没有人民的信任，那就什么都谈不上了。”在这段对话中，孔子强调了一个“信”字。“信”是本，没有“信”，一个政府立不起来。再具体地说，没有“信”，一个人也立不起来，那么一个企业无信自然也会没有商家和他合作。把诚信二字分开来解释，诚就是真诚、诚实、虔诚之意，信就是信用、信誉、守信之意。诚偏向于内在，偏向生命主体，而信则偏向于外在，偏向行为表现。诚为体，信为用，以诚为本，方能有信用和信誉，方能言行一致，一诺千金。
在西方社会发展的历程中，经历了多种货币形态：实物货币、金属货币、纸币、信用纸币。信用纸币具有三个特点：一是由国家发行；二是国家强制使用；三是纸币仅是货币符号，本身没有价值。信用纸币之所以能在经济社会中充当一般等价物，完全是建立在信用的基础之上的。微观经济学的市场经济理论对市场类型的论述有些基本假定。例如完全竞争市场存在的条件有：市场上有大量的卖者和买者；参与经济活动的厂商出售的产品具有同质性；厂商可以无成本地进入或退出一个行业；参与市场活动的经济主体具有完全信息。这些基本假定也都是建立在信用的基础上。没有信用作为支撑，则这些基本假定都是空中楼阁，包括市场理论在内的许多微观经济学理论也就失去了假定基础。
所以，中国古代经济实践以信用经济为基础；微观经济学的许多理论亦以信用为基础。
三、中国古代经济思想阐述方法与西方经济学理论阐述方式
通过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中国古代许多经济思想很先进、很发达，完全可以与西方经济理论相媲美。中国古代的经济实践也较西方社会更早、更丰富。但这些宝贵而丰富的经济思想没有形成象西方经济学那样系统的经济理论。究其原因有以下几点：
其一、中国传统思想的禁锢。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自汉“废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封建统治者就对文化领域进行思想清洗，限制其他自由思想的发展。用道德、仁爱精神，“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三纲五常”等儒家思想来教化民众、治理社会。在这样的土壤中很难诞生“经济人”假设这样的经济思想。中国传统思想的禁锢还表现在近代社会对自然科学研究的缺乏，这使得中国古代对经济学概念的表述很模糊。比如本末、奢俭、兴利、除弊、富民、长技、商战、轻重、子母等，都没有明确的公认的定义。这说明经济理论范畴和经济概念的非确定性。非确定性就极大阻碍了经济学理论的传播、理解与创新。
其二、近代中国没有经历资本主义社会的实践。经历了漫长的封建社会后，中国近代社会的发展并没有经历资本主义这个社会形态。而西方经济学理论经历着西方资本主义经济数百年实践的洗礼。许多重要的假设、推断、理论都在实践中加以运用、检验、修正，故其系统性渐强。而中国自明代以来经济社会一直在走下坡路，经济观点的实践基础和环境较弱。
其三、疏于理性思维。司马迁以后，先秦典籍如《管子》中许多优良传统，例如，重视用数字、重量、尺度统计方法研究经济问题，重视理论探讨和充分说理的学风等，都没有被继承下来。中国历代经济思想家从来没有想到通过深入研究、仔细观察建立真正“以不变应万变”的理论体系。两汉以后，经济思想的实用更加明显，他们在理论上很少突破先秦经济思想基本框架。著名学者甘乃光说：“我国经济思想除了先秦以外，汉以后的思想家实不能越先秦思想家的雷池一步；汉后的经济思想不过是延先秦的余绪罢了……汉后什么王莽、李觏、王安石，以至最近谭嗣同等实在无特别研究价值。”这个说法虽然过激、绝对、片面，但从理论成就上说，决不是毫无道理的。经济思想的实用性，大大妨碍了它本身的一般性指导意义。
作者单位：南京铁道职业技术学院苏州校区工商管理系
参考文献：
[1]陈岱孙.从古典经济学派到马克思[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
[2]郭庠林.中国封建社会经济研究[M].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1998
[3]濮阳华子.中华商圣[M].中国纺织出版社.2007
[4]蒋自强,史晋川等.当代西方经济学流派（第二版）.上海.复旦大学出版.2001
摘要：风险是保险需求存在的前提，风险的变动会引起保险需求的变动。在期望效用(EU)框架下，根据不确定性的一些研究结论推知，风险增加将引起保险需求增加；在均值一均方差方法下，Battermann等人推导了风险增加、风险厌恶弹性和保险需求三者之间的关系，ThomasEichner和AndreasWagener证明，在风险分布之间具有线性关系的条件下，Battermann等人的结论在EU方法中也成立。笔者证明，只要随机变量的分布具有二阶占优，则该方法可以完全替代EU方法，从而Battermann等人的结论可以推广到分布族不同的风险决策中。
关键词：风险变动；保险需求；随机占优
一、引言
尽管保险是金融业中非常古老的行业，但是在新古典经济学的范畴内，保险常常被看作为或有商品，有时又被当作与赌博有关的概念来讨论。自从1947年Neumann和Morgensten发展了期望效用之后，对不确定性经济行为的研究提供了分析工具，保险活动才纳入了主流经济分析的框架，Arrow，Borch和Mossin在20世纪60年表的几篇重要论文，既可以看作是对保险进行现代经济分析的开端，也是保险经济的经典之作，此后大量的研究是围绕它们展开的。Arrow认为极少有风险能在市场上被完全转移，道德风险、逆向选择和交易成本是风险转移受到限制的三个主要因素，并指出，在不考虑道德风险因素的条件下，如果保险费包含了固定比例附加费用，则有绝对免赔额的足额保险是最优的。Borch论证了风险帕累托最优交换的充要条件，提出了风险厌恶是如何影响参与者的最优保险金额。Mossin提出了风险厌恶决策者保险需求的一个简单模型，从该模型中得出了两个结论：一是当保险费为精算公平保险费时，被保险人购买足额保险，否则购买部分保险；二是当被保险人为递减的绝对风险厌恶时，保险对他来说是劣质品。
从微观经济学的视角来看，阿罗、博尔奇和莫森讨论保险经济问题的主题是价格和产品需求(保险费率和保险金额)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但是对于保险需求而言，与一般商品的最大区别在于，保险需求的产生以风险的存在为前提，因此风险的变动是保险变化的主要影响因素之一，而风险的变化从期望效用的角度来说，表现为效用概率分布的变化，因此很难得到一个明确的数学解析表达式来说明其经济学上的意义。
Markowitz发展了另外一种分析工具，他把不确定情形下个人的决策归结为对不确定性的均值和均方差两个变量的选择，这种方法由于简单明了，被广泛应用于投资等金融活动的决策分析之中。但是这种把完整的概率分布信息仅仅归纳为两个特征数字，很可能丢失某些有用的信息，得
的上具有不同分布族的风险作出保险决策时，笔者的结论表明，只要这些风险存在二阶占优关系，基于(μ，σ)偏好与基于期望效用会有相同的结论。显然，这一结论不仅在保险的需求决策上成立，对于保险市场其它问题的分析，如保险价格的决定、收入效应、替代效应等，也是成立的。
事实上，由于不同风险对应的概率分布不同，从而间接导致了不确定性的经济分析进展不快。把对随机变量的概率分布分析缩减为对均值和均方差两个数字特征的分析，无疑可以大大加快对其它不确定性领域研究的进程，在金融领域里取得的许多重大理论成果就是非常有力的写照。
一、市场失灵的经济学界定
作为微观经济学中的理论，市场失灵特指市场经济中的一些经济问题，这些经济问题产生于微观的市场环境中并可能降低社会资源配置效率，而且，这些经济问题一般不能单纯依赖市场机制得到解决。这些经济问题包括:第一，不完全竞争(垄断)。第二，经济的外部性，即生产或消费的某些外在影响未被包括在市场价格中。第三，公共物品短缺。第四，信息不对称。总体而言，经济学探讨市场失灵问题都是围绕如何提高经济效率这一主题展开的，因为经济学的基本任务就是探讨在社会资源总体稀缺的情况下如何实现资源利用效率的最大化。为解决市场失灵导致的经济效率降低问题，经济学理论也主张政府运用法律、政策等方式解决。比如针对不完全竞争问题，政府可以通过行政监管(控制价格)或运用法律制度(反垄断法)保护市场的竞争性;针对经济外部性，政府可以通过法律制度在界定产权或减少交易成本方面发挥作用，或者政府通过征税以及(可转让的)生产许可证实现经济外部性的内部化［2］。由此，经济学解决市场失灵的基本理论可以概括为运用国家的有形之手解决仅凭市场的无形之手所不能解决的经济效率降低问题，而这与经济法学强调的经济法是国家干预之法似乎有某种暗合之处。因为经济法也是以“国家之手”(代替“无形之手”)来满足社会协调性要求而制定的法［3］。也正是由于这一原因，经济法学借鉴经济学的市场失灵理论作为经济法存在的重要理论证明。但是，如果从抽象的理论命题研究回到具体制度的实证考察上，经济法的具体制度与经济学的市场失灵理论又是什么关系呢?或者说经济法的基本功能就是解决市场失灵问题吗?
二、市场规制法与市场失灵的关系
作为经济法的代表，市场规制法律制度产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本主义进入垄断阶段时期。在市场规制法产生之前，资本主义国家主要依靠私法(民商法)作为调整市场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进入垄断阶段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在发展中遇到了很多社会问题，比如日益强大的垄断集团在逐渐控制市场后，开始采取很多限制竞争的方式打击与之竞争的中小企业;资本家为谋取高额利润无视消费者的健康，掺杂使假、偷工减料的现象非常普遍，严重损害消费者利益［4］。资本主义国家逐渐意识到要解决这些社会矛盾，仅仅依靠强调意思自治、主体平等的民商法是行不通的。因为在市场主体日益分化为强者与弱者的情况下，如果片面强调契约自由，只会导致强者的自由和弱者的不自由。在这种社会背景下，以追求社会公共利益为价值取向的经济法便产生了。其中，在市场竞争领域出现了反垄断法、反不正当竞争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产品质量法等具有市场监管性质的法律。这些法律的基本功能主要表现为两点:第一，维护自由、公平的市场竞争秩序。
立法者制定反垄断法以防止垄断集团控制市场。同时，立法者还通过制定反不正当竞争法打击市场上的各种不正当竞争行为，净化市场竞争环境。第二，保护市场竞争中以消费者、劳动者为代表的弱势群体的利益。为避免消费者受到假冒伪劣商品的侵害，消费者保护法律制度倾斜性地配置权利义务，对消费者规定了更多的权利，对经营者规定了更多的义务;而产品质量监管法律制度则从产品的行政监管和产品侵权责任等方面作了更多有利于消费者的规定。在明确了上述市场规制法的基本内容和基本功能后，我们需要探讨市场规制法与市场失灵理论的关系。我们可以先将两者涉及的内容作简单的对比以便分析。首先，从市场规制法的角度考察，垄断问题是市场规制法与市场失灵理论都涉及的内容;而不正当竞争问题作为市场规制法的重点却没有在市场失灵理论中出现，消费者保护以及产品质量监管也没有作为专门问题在市场失灵理论中讨论。市场失灵理论仅仅将经营者和消费者间的信息不对称作为信息不对称的典型例子加以探讨。其次，从市场失灵理论角度考察，经济的外部性以及公共物品缺乏问题也没有作为专门问题出现在市场规制法领域。所以，我们可以得出基本结论:市场规制法和市场失灵理论两者涉及的内容存在交叉，但并不重合。由此，试图以解决市场失灵问题作为指导经济法具体制度构建的论点就存在并不令人完全信服的情况，至少市场失灵理论不能完全指导市场规制法的制度构建。笔者认为，造成这两者区别的原因在于经济法和经济学具有不同的研究视角。经济学的基本任务是探讨在社会物质资源稀缺的情况下如何实现经济效率的最大化;而解决不正当竞争及消费者保护问题虽然也可能有助于市场经济效率的提高，但归根结底，这些问题的本质并不是经济效率问题。
三、将经济学的市场失灵理论作为经济法依据存在的问题
基于上文的论述，笔者认为经济法学界将市场失灵理论作为经济法存在的理论依据的通说值得商榷。对这种质疑主要基于以下两点理由:
第一，这种观点混淆了经济法和经济学在价值观上的基本区别。经济法体现法律自身所追求的公平、正义的价值取向，而经济学则围绕提高社会资源配置效率展开研究，这是两者的基本区别。就经济法(市场规制法)而言，其功能的发挥可能会有助于经济效率的提高，但法律对公平、正义的追求始终是其最坚实的价值基础，经济法不会完全服务于经济效率价值。假设存在实现经济效率最大化的方式，但这种方式却有损于公平、正义价值观，这显然也是法律所不允许的。以经济法和经济学都涉及的反垄断法为例可以进一步探讨经济法和经济学的区别。经济学关注垄断问题，是因为垄断可能会降低经济效率，造成社会福利状态的净损失。经济法关注垄断问题，是因为垄断不但损害经济效率，还会损害自由、公平的市场竞争机制和参与市场竞争主体的合法权益。经济学和经济法的分歧不仅体现在基本的价值观念上，还体现在解决垄断的具体思路上。尽管经济学界一般也将反垄断法作为解决垄断问题的手段之一，但并不是所有的经济学家都赞成通过反垄断法解决垄断问题。一些经济学家怀疑反垄断法的立法目的、执法效果，认为政府与其动用大量的行政、司法资源不如依靠市场机制自身去解决垄断问题［5］。在经济学家看来，市场竞争是一个自生自发的过程，任何企业都很难长期维持垄断优势，比如当企业试图通过垄断高价获得垄断利润时，就会吸引其他企业进入相关市场，从而扩大供给，恢复供求均衡。在市场由旧均衡向新均衡的调整变化过程中，市场主体之间的经济资源的流转过程本身是一个客观的变化过程，市场主体之间利益的得失变换是客观的，本身并不需要价值判断。比如当垄断企业通过垄断高价谋取垄断利润时，消费者剩余向生产剩余的转化只要没有造成社会福利状态的净损失，政府就没有必要干预垄断行为。因为只要经过一个调整变化的过程，市场均衡最终会实现。与之相比，经济法则遵循传统法学的思维方式，更关注市场主体之间利益的得失变更是否是公平合理的，要考虑垄断企业实施的行为对相关市场主体造成的影响。比如中国反垄断法第17条第1款就规定:“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企业不得以不公平的高价销售商品或以不公平的低价购买商品。”显然，从经济法角度考虑，因市场行为导致的市场主体之间利益的得失变更并不是客观的、与价值无涉的，而是需要接受法学传统的公平、正义价值考量的。
第二，这种观点还造成了经济法理论内部的紧张和矛盾，使得经济法理论内部出现无法融合、难以自圆其说的问题，即所谓的“经济法总论分论两张皮”现象。这种现象表现为经济法总论作为基础理论却难以指导经济法分论具体制度的建构。在论述经济法总论时，经济法学界都会将市场失灵理论放在重要的位置进行阐释，以表明经济法存在的重要意义。而在探讨经济法分论(市场规制法)时，在涉及反垄断法、反不正当竞争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和产品质量法时，则主要探讨市场竞争中存在的不公平现象。正如前文所述，经济法的基本功能就在于维护公平、自由的竞争秩序以及市场竞争中弱者的合法权益。经济法的具体制度(市场规制法)体现了对社会公平、正义价值的追求。这与经济法总论强调经济法解决市场失灵以提高市场经济效率的论述存在一定的脱节。为弥补经济法总论与分论脱节的问题，经济法理论界也做出了努力。比如，在研究经济法总论时，指出经济法的价值不仅体现在追求经济效率上，还体现在追求社会公平上。在论及经济法分论时，也会时常引用市场失灵理论，并指出经济法分论的具体制度建构也有助于实现对经济效率价值的追求。再比如在论及消费者保护问题时，经济法学界会引用市场失灵理论的信息不对称理论来论证经济法的具体制度(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产品质量法)有助于解决消费者和经营者间信息失灵的问题。然而，经济学探讨信息不对称问题是因为这种情况会导致市场经济效率降低，即信息失灵基本模型揭示的是由于信息不对称使一部分潜在的市场交易无法达成，市场资源无法通过市场交易自由流动，市场资源的配置效率降低［6］。这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侧重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并不是同类问题。在经济法(市场规制法)的理念中，保护消费者权益是一种值得追求的社会公共利益。由此，经济法(市场规制法)采取倾斜性的权利义务配置方式，赋予消费者更多的权利以保证消费者在微观市场交易中能够真正获得与经营者交易的平等条件。这种对消费者利益的保护与经济学主张的对经济效率的追求并没有必然的联系。经济学强调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乃是基于市场主体理性经济人的假设。消费者追求消费效用最大化和厂商追求利润最大化都统一于理性经济人的逻辑假设前提下，即在具体的交易关系中，交易双方作为市场主体都追求经济利益的最大化，交易双方(无论是消费者，还是经营者)的利益在本质上属于同一性质，交易双方的地位是平等的，交易双方的地位也是可以互换的。因此，在具体的交易中就没有必要基于身份(消费者还是经营者)对交易双方进行区分。通过市场自由交易实现的利益分配不但有利于交易双方，而且在总体上也有利于市场资源的配置效率。经济学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的目的是为了促进有效率的市场交易，而不是为了对交易的某一方(消费者或是经营者)进行倾斜性的保护。信息不对称理论的逻辑前提(理性经济人假设)也暗含着承认市场主体的地位平等。在这点上，经济学与民商法的逻辑是一致的。只是进入现代社会后，企业和消费者实际上不仅地位不同，追求的利益也不同，从而显示出异质利益冲突的问题，异质的利益间用什么标准去衡量真正成为了问题［7］。显然，在消费者和经营者的利益冲突中采取倾斜性地保护消费者的立场是基于法的价值判断和利益衡量的结果。这与经济学强调价值中立、单纯追求经济效率最大化是完全不同的。笔者认为，长久以来，经济法学界一直试图将存在一定矛盾的公平和效率价值统一于经济法理论内部，并试图以此来证明经济法理论强大的解释力与说服力。但是，研究基本理论与制定现实政策有本质的不同，制定政策需要平衡不同价值利益的关系，不能片面追求某种价值利益而不顾其他价值利益的诉求。基本理论的价值范畴应该是明确而一致的，应具有逻辑的内在一致性。反之，如果我们将彼此冲突的价值主张都纳入自己的理论体系并作为基本的价值追求，这样不仅会造成理论体系内部的逻辑矛盾，也很难有真正的说服力。
四、市场失灵在经济法中的实质意义
基于上文论述，笔者不赞同将追求经济配置效率最大化为导向的市场失灵理论作为论证经济法存在的根据。那么，市场失灵对于经济法理论是否就没有任何意义了呢?对于市场失灵与经济法的关系，笔者认为还应结合经济法产生的原因做进一步的探讨。从经济法角度理解，市场失灵不是指市场机制未能解决经济效率降低的问题，而是指那种盲目迷信市场，相信仅凭市场机制就能创造公平、自由的社会经济秩序的理想价值观的破灭。虽然市场作为交易场所自古就存在，但将市场机制作为配置社会资源的基本方式却是自资本主义社会开始的。当时的资本主义社会对市场机制有一种狂热的迷恋，人们相信市场机制不仅能够配置资源、创造财富，而且还能培育人们自由、平等、独立、自主的价值理念。市场是自由的，在市场机制下人们通过交易来实现各取所需。为了保证交易顺畅进行，就需要交易双方彼此尊重对方对财产的占有、使用、收益、处分的权利，同时交易双方还要尊重对方的自由意志。因为只有双方取得合意，交易才能进行。市场是平等的，市场交易中并不区分贵族与平民，没有基于身份产生的特权。在人人平等的理念下，市场机制鼓励人们通过竞争来实现对财富、价值的追求，每个人都需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既承担市场竞争中带来的收益，也承担市场竞争中带来的风险。由此，独立、自主、公平、自由的价值理念深深地贯穿于市场机制之中。当时的人们深信市场机制不只是配置社会资源的最佳方式，还是人们值得追求的理想生活状态。市场机制对个人自由的尊重与保护为民主政治提供了坚实的体制和物质基础。与此相对，法律的作用仅仅是维护市场经济体制，为市场机制的正常运作提供体制性的一般条件。具体而言，法律的功能就表现为保护私有财产(物权法)和保障契约履行(债权法)，即国家运用私法(民商法)调整经济生活的目的在于保障私人自治的自主性空间，避免国家通过法律干涉私人的经济生活。但正如上文所述，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本主义社会由自由竞争阶段进入到垄断阶段后，社会矛盾日益增加，这使人们对市场机制承载的价值理想产生怀疑。工业生产力的发展虽然创造了巨额财富，但也导致了严重的财富两极分化，在“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竞争法则下，市场竞争日益演变为经济强者和经济弱者的尖锐对立。面对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暴露出来的种种社会问题，人们开始反思:工业进步真的必然带来政治和社会的进步吗?目前的困境仅仅是进步过程中的暂时挫折，还是前途堪忧呢［8］?人们逐渐认识到市场机制的弊端，市场机制虽然鼓励人们创造财富、追求财富，但市场中的强者却往往采取不公平、不正当的方式追求财富，他们打着自由竞争的旗帜践踏着他人的尊严与自由，剥削他人的合法收益，并以此来实现对巨额财富的攫取。这种行为不但引发了社会冲突，而且也严重损害了人们心中有关市场机制应承载的美好价值理想。这时的资本主义国家也意识到，如果片面维护形式意义的契约自由只会形成经济强者对经济弱者的支配与控制，使得经济弱者完全丧失经济自由。毫无疑问，国家必须采取措施以解决这些日益激化的社会矛盾，维持基本的经济生活秩序。由此，以体现市民社会公共性一面的经济法产生了。经济法的出现打破了市场经济生活完全由民商法调整的局面，打破了私法自治的价值理念。经济法的理念强调国家对经济生活的控制和干预，经济法的理念意味着在某些微观、局部的市场交易领域必须体现国家意志，市场竞争和市场交易不再完全由个人意志来主导。可见，市场失灵对于经济法的实质意义就在于那种盲目相信市场机制(以及保护市场机制的民商法)能够创造公平、自由的经济秩序的理想价值观的破灭。
[关键词]社会政策经济学社会健康保险政策养老金经济学
TheTheoreticalFoundationsoftheEconomicsofSocialPolicyandtheEffectsofSocialPolicy
PersonnelBureau,ChineseAcademyofSocialSciences
[Abstracts]ProfessorRosnerusesthesetofmicroeconomicconceptsandtoolstoanalyzethecauseofsocialpolicy,theextentofsocialpolicy,theobjectivesofsocialpolicy,somepoliticalscienceaspects,andtheeffectsofsocialpolicy.Itprovidesanewparadigmfortheanalysisofsocialpolicy.WeintroducethefindingstoChinesescholars.
[KeyWords]EconomicsofSocialPolicy,SocialHealthPolicy,EconomicsofPensions
前言
社会政策一直是一个重要的社会问题，也是一个重要的政治问题。社会政策针对贫困、失业和社会供养等等问题规划蓝图，因而能让人们对未来充满希望。社会政策的制度设置应当被视为对具体社会问题的回答，要理解一项社会政策制度设置的应力，我们必须理解它为什么要建立。一个国家的制度选择要考虑它的历史传统、政治体系和社会结构。对于探询在不同制度结构下，社会政策产生什么样的后果，经济理论是一个有用的分析手段。维也纳大学经济学系罗斯那先生（Rosner,2003）[1]的专著《社会政策经济学》，运用主流经济学的理论对社会政策的研究基础进行了深入的探索，为社会政策研究提供了新的范式。笔者将其中主要研究成果介绍给国内学者，以期拓宽我们社会政策研究的视角。
1、社会政策经济学的基本范畴和计量方法
1.1社会政策的范围：
社会政策范围不仅覆盖资助贫困人口，还包括帮助人口中的其他社会弱势群体。从实践上讲，社会政策的内容应当包括：（1）健康保险，（2）退休人员和老年人的供养，（3）帮扶失业者，（4）有关家庭的政策，（5）贫困。这种限定不是基于任何理论界限，而是基于需要限定和大多数国家现存的制度安排。
1.2社会政策的目标：
为了评价社会政策的效果，我们必须清楚所提出的社会政策计划的原因，否则，我们无法评价社会政策的福利效果。社会政策的目标有：（1）反贫困，（2）防止意外事件（保险），（3）再分配，（4）规定有利于弱势群体的契约结构（例如，劳动法、租金管制）。
不同的社会政策计划，其目标的重要性是不同的。反贫困计划不是为全体人口提供公共健康保险的主要目的，尽管反贫计划对减少贫困有贡献，对于贫困人口来说非常重要。基本养老金是反贫非常重要手段，但几乎不适合防止风险的计划，特别是对于私人退休供养。我们并不清楚建立社会保险计划的原因，个人要面对许多风险，其中一些风险可以通过商业保险避免，如防止火灾、汽车被偷等等。社会政策计划则不涉及防止火灾和汽车被偷遭受的损失。但大多数国家针对一些不测事件，建立了社会政策计划。因此，我们将思考，为什么一些风险被纳入社会保险计划，而其他的则没有被纳入。社会保险计划赖以设立的最重要的风险有：（1）失业，（2）疾病，（3）残疾，（4）与退休有关的财富损失，（5）寿命超过个人资产和财富承受力，（6）照料需求。
“再分配”概念通常指从富人征收财富转付给穷人，这个概念太狭窄，不能很好地说明社会政策计划的范围。我们需要区分四种再分配类型：（1）垂直的：由于不同水平的收入和财富，在个人或家庭户之间进行的再分配。（2）水平的：在相同收入水平的群体内，根据个人或家庭户的具体特征进行的再分配。（3）个人所处的生命周期阶段：将个人或家庭户在某个时点的钱挪到相同个人或家庭户另一个时点上使用。（4）在不同的同批人之间的再分配：如果在某时刻出生的人必须支付给先于他出生的那些人多于（或少于）他从之后出生的人得到的，这是有利于先他出生（之后出生）的同批人的代际再分配。第一、二、四种类型是人与人之间的再分配，第三种类型是个人自身的再分配。
1.3社会政策的经济学方法
经济学家们用经济学的方法分析社会政策。这种分析的基本要素是：经济学家探讨人们面对不同的选择，将如何行动。经济学家把社会现实看作是个人选择的结果。但社会政策涉及到不可忽视的危险局面，在这种局面下，理性个人不可能做出连续的选择。而且，对于一些人，理性选择假设不适用，例如，精神有障碍的人。限制选择的一个特别重要的例子是法律框架，尤其是社会政策的背景。
社会政策分析使用微观经济学的概念和技术分析工具。它假定在某些限制下，家庭户效用最大化。这些限制包括预算限制和现存的管制。例如，最长工作时间限制。形式分析使用适当的数学，即受约束的最优化技术。如果做一般的了解，图表分析通常足够了。
1.4政治科学方面的问题
就社会政策来讲，存在着不同的政治结构。按照个人受影响的方式进行区分，社会补助金有：（1）只针对贫困或首要针对贫困的社会援助计划；（2）对所有那些主要通过与工资收入相关联的支付缴费款的人员的计划；（3）针对所有公民的计划。如果第一种方式是社会政策的核心，减少贫困是它的主要目的。这种类型社会政策的意图可以与自由思想相联系，即支持穷人，把其他的事情交给市场。在第二种方式社会政策中，保护工人的收入是重要的目标。第三种类型的社会政策希望为每一个人提供最低限度的保护，同时，保护工人的收入。有人认为，社会民主思想支持这种类型的政策。20世纪90年代，这三种类型政策的区分越来越模糊。当评价不同社会政策体系的实际运行情况时，这些区分就更加模糊了。
我们同样需要对国家作为社会政策的管理者和国家作为社会政策计划的组织者的差异。我们也可以区分不同的社会政策的组织结构：（1）国家组织健康服务等活动。国家按照中央或地方的水平，直接提供服务。如果服务的平等性被认为是必不可少的话，国家组织活动是一种切合实际的供给方式。（2）国家为社会政策建立特别机构，使之为社会政策提供基本的框架。这些机构通常有法律限定的组织领域和活动范围，在这种情况下，机构之间不存在针对顾客或活动领域的竞争。这些的机构通常按照职业界限来划定。（3）国家强制公民操心自己的福利，并可能补贴付款，但把组织的机构留给市场。
2、社会政策的经济学分析
2.1一般均衡、帕累托有效与福利经济学定理[2]
讨论社会政策计划的效果，必须提及比较的标准，否则，不可能阐述一项计划的引入以及它的实施范围是否有利于或者减少福利。
前面已提过，人与人之间的收入再分配是社会政策一个重要的目标，经济学家的任务是发现如何用最低成本实现这些目标，以及这样的政策的效果是什么。但其它社会政策计划怎样呢？用保险防止不测事件和确保个人自身的再分配？人们能自我照料吗？社会政策对市场经济是一个有意的、必要的补充。为了理解这种背景下社会政策，我们需要探讨介入市场体制的运行。第一个问题是：商品和服务只通过市场分配给个人，这种经济的后果是什么？这是一般均衡理论所探讨的。有两个问题需要提及：（1）有均衡吗？均衡是价格的向量。（2）如果有，这样的均衡从社会想望的意义上讲，是件好事吗？有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对社会政策特别有意义，在一些情况下，自愿合约不被社会接受，不被法院受理，如卖身为奴。在什么情况下，认识均衡在特殊意义下是件好事，这就需要引入“帕累托效率”概念。
帕累托有效分配不必是一种值得想望的分配，它可以是一种极端不平等的分配。关于“帕累托效率”，一般均衡理论的有一个强有力的定理：在某种经济状态下，市场均衡是帕累托有效。我们从一般市场均衡理论导出福利经济学的两个定理。福利经济学第一定理：不可能使某人改善而不损害他人。第二定理：在稍加严格的条件下，通过再分配资财可以实现每一个合理的帕累托有效分配，而把其它的分配叫交给竞争的市场。第二个定理能用于社会政策的背景吗？这有一个很大的益处，因为这样，国家可以把它的活动限定在再分配。这个命题的基本内涵是政府征税，以资助特殊群体。不幸的是，事情并不那么简单，在大多数情况下，征税和转移支付产生大量的分配效应，因此，没有任何分配效应的再分配是不切实可行的选择。
2.2不确定性分析
冯纽曼-摩根斯坦（NM）效用函数：经济学中分析不确定性问题，最重要的一个概念是预期效用函数或者叫冯纽曼-摩根斯坦（NM）效用函数。NM效用函数不是处理不确定性问题唯一的效用概念，但却是一个最重要的概念。从数学上讲，NM效用函数的优越之出在于他容易操作，并且经过适当修正，均衡分析（包括福利经济学定理）的基本结果有效。不确定性对于社会政策具有重要意义，即使在帕累托意义上不存在外部性，一些人在不确定性得到解决后，情况变得相当糟糕——一些人可能失去工作能力，得病，或者寿命超过他们的预期和他们积累的财富资源，解决这样问题的一种方法是保险。不测事件有关的涉及社会政策的基本问题是：为什么可以通过市场来保险来防备有些不测事件的发生，而对其他一些不测事件，则不存在市场保险，必须由社会政策来补充？
是否存在与不确定性相联系的特定的市场失灵？从帕累托意义上讲，保险市场有效运行的条件是什么？均衡有效的条件有两个（1）事件的独立性，（2）不存在信息不对称，与不对称信息相联系，导致非帕累托最优均衡的两个问题：一是逆向选择（事前机会主义），另一个是道德风险（事后机会主义）。这些都是研究社会政策经济学的重要概念。
2.3.制定社会政策的经济原因
首先是风险分离与保险金供给不足。在不同的保险计划中，风险分离不被社会想望，有两个原因：一个是规范方面的原因：为什么具有不同风险的人要支付不同的保险费？二是如果出现信息不对称，风险分离可能导致保险金供给不足。避免风险分离的一个办法是建立社会保险。当社会保险建立后，它不可与以能够分离风险的保险公司为竞争对手。因为保险公司会拿走风险很小的保险对象，而把风险很大的保险对象留给社会保险。这并不是说就没有竞争，但风险分离必须被抑制，抑制的办法是，强制保险公司为申请人提供一份合约。另一个办法是，竞争的社会保险机构之间横向补贴，即拥有风险很小的保险对象的社会保险机构必须给拥有风险很大的保险对象的社会保险机构提供补贴。一种风险，由于它产生恶劣后果的概率很高，市场保险公司不愿为它保险，而社会保险机构可以为它保险。社会保险是在一种制度安排内保险和再分配收入的设置。
第二个方面是经典的市场失灵观点，即信息不对称。由于信息不对称，市场分配的结局是非帕累托有效，从这个意义上讲，出现市场失灵。这可以不是社会政策一个重要的问题，因为它是没有被覆盖的风险很小的保险对象。然而，如果抑制个人所属的群体产生成本，可以看到，在这种情况下，高风险群体被约束在市场中，那就是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了。[3]
2.4社会政策的效应
不管社会政策的意图是什么，我们必须考虑社会政策所产生的经济效应。有时候，这种考虑会被拒绝，因为一些人认为社会政策颁布的目的是应当将经济考虑置于一边。但社会政策经济学探讨的是：经济学家要做的事情不是讨论一项社会政策计划是否应当实施，而是分析社会政策应当怎样实施，并有收效，即以最小的成本达到社会政策的想望的效果。
社会政策计划有两种类型的效应：一是A型分配效应（allocativeeffects）,二是D型分配效应(distributiveeffects)。这两种分配的意思几乎一样。之所以做出区分，是为了分析两种不同的问题：A型分配问题是分析社会政策计划怎样影响资源的使用，即在引入养老金制度后，总的储蓄是更高了还是更低了，以及劳动供给由此受到怎样的影响。自由地享用健康服务如何影响社会政策计划的供给，这是总的福利问题，不考虑在不同人群之间如何分配。对D型分配后果的分析是探讨既定的福利总量如何被分配。它探询的是谁受惠和谁支付的问题。尽管在许多情况下，这两个问题不可能被明确地区分，但为了分析的方便，必须做出区分。
2.4.1A型分配效应（Allocativeeffects）：A型分配效应最重要的原因是通过实施社会政策计划，相对价格改变。价格变化是因为某种商品或活动变的便宜了，以及资助计划需要缴纳保险费改变其它商品或活动的相对价格。为了了解税收或收益如何通过改变相对价格影响经济活动，我们可以使用标准的微观经济学分析工具。在家庭户理论和公司理论中，有替代效应和收入效应之分（具体分析略）。这些A型分配效应是目前许多国家社会政策最重要的问题之一。在社会政策背景下讨论的最重要的A型分配效应包括：（1）劳动力需求和劳动力供给（如养老金计划、失业保险、贫困减少等）。（2）储蓄和消费（如养老金计划、健康保险等）。（3）使用免费和（或）补贴价格供给的商品和服务（如健康服务、住房补贴、贫困减少等）。
2.4.2D型分配效应。分析一项社会政策计划的收入分配的效应时，我们必须对下列问题做出判断和假设：
（1）、比较分配的标准是什么？我们是使用“历史上既定的分配”还是使用“理论上解释性的分配”作为标准呢？一个现存的制度的D型分配效应的理论分析，使用理论标准更可取，不应把这条标准看成规范标准——一个公平的分配或非常不公平的分配，而是在具体假设下的奏效的分配。经济学可以分析一项社会政策计划产生什么样的变化。
（2）、计算再分配的使用什么样的计量单位？一方面使用以个人、家庭户或家庭为计量单位的数据，会使研究的结果产生差异；另一方面的问题是数据的可得性。在一些国家，关于家庭户的收入数据很难得到。
（3）、再分配或保险？我们不能从理论上区分一项社会政策计划是提供保险好还是再分配收入好。有时候，把再分配计划看作保险是一个有用的方法。因此，当探询一项计划的垂直再分配的问题时，我们把收入流看作是既定的；而当探询一项计划的水平再分配的问题时，我们把某些特征看成是既定的（如家庭规模、发生疾病的概率等等）。
（4）、缴费和补助金的归属，即：谁得到补助金，谁缴费？社会政策法规只从形式上规定谁必须纳税和缴费，谁接受补助金，而不决定谁实际承担税收负担和谁实际得到补助金。“税收归属”探讨这些问题。
（5）、应用研究，使用解释性的案例，还是使用真实数据，哪个更好？在大多数研究中，研究者更喜欢用实际数据，但研究社会政策时，使用实际数据会出现问题的。这些问题是由于在终生框架和在同批人之间的再分配中，分析收入再分配出现的。首先，研究者会需要几十年个人化的数据，这样的数据很难得到，因为缺乏对过去几十年数据的系统处理，另外，还因为被分析的制度设置存在的时间不够长。其次，在使用经验数据的时候，研究者可能混淆社会政策计划的效应和结构变迁的效应。例如，分析垂直再分配，研究者需要生命周期过程的收入数据，但由于不同的时间环境，收入发生变化了。由于经济增长，对于特定的同批人来说，收入增加对分析一项社会政策计划的垂直再分配是无关紧要的。
3、应用分析
在这部分，我们重点介绍社会健康保险政策和养老金政策。
3.1社会健康保险政策
3.1.1研究卫生健康政策的两种方法
在研究卫生健康政策的文献中，通常有两种方法：一是精选的假设方法，另一个是社会政策方法。精选的假设方法把健康看作一种资本储存，这种资本存量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下降，并增加健康支出。以这种方法为基础进行的研究所使用的工具是那些标准的微观经济学理论。社会政策方法是建立在这样一种假设上：就卫生健康问题来说，只有在技术的可得到的情况下，才有特殊服务需求在卫生健康与其它商品消费之间没有多少替代的可能性，这种方法不探究卫生健康效用，但是探究卫生健康服务的效用，不考虑卫生健康服务消费与其它商品之间的选择。这种方法是大多数涉及卫生健康的社会政策立法的基础。这两种方法只有在事实的和规范的假设下才切合实际。精选的假设方法假定关于自己的卫生健康服务消费，人们能够并且应当做出决策。社会政策方法则拒绝这种观点，并假定哪有疾病，那里就有服务。我们可以把这两种方法与事前和事后的观点联系起来：经济方法采用事前的观点，它考虑预期效用；而社会政策方法关心实际结果，采用事后的观点。每种方法都不全面，因为一种方法忽视的重要方面往往被另一种方法包含。概括地说，精选的假设方法忽视了需求问题，而社会政策方法没有考虑提供卫生健康服务的经济问题。
3.1.2公共健康保险的目标：规范方面的问题
（1）贫困。让一些收入太低买不起保险的人能够得到健康服务。（2）维护人口健康。一项成功的政策不仅减少疾病发生率，还要提高健康水平，这是一种定位于输出型的目标。还有一种定位于输入型的目标，即保证良好的健康服务的供给。我们必须清楚地认识到，人口健康并不随着医生和医院床位数量的增加而提高。（3）社会健康政策要覆盖没有被商业保险的风险。（4）实行有利于家庭的再分配计划。（5）实行有利于高风险人群的再分配计划。
3.1.3A型分配效应
社会健康政策具有A型分配效应，它影响一个国家经济资源的使用。我们要关注的问题是社会政策是否导致更高的效率或更低的效率。随着人均GDP的增加，人均健康支出也增加，健康支出成本增加的原因归结于（1）价格上涨。我们必须对价格上涨与质量提高做出区分，因此可以说，成本的增加不一定就是由价格上涨引起的。（2）政治和社会的因素。许多国家越来越多的人得到良好的卫生健康服务，部分归结于政治和社会因素，即越来越多的人享受服务、健康服务延伸到都市以外、过去被认为是偏离行为现在被看作是健康问题。（3）人口演变。人口参数的变化会影响健康支出：预期寿命增加和人口构成的变化。（4）技术进步。由于技术进步，许多医疗服务变得便宜了，但同时刺激新的医疗产品的研制，增加医学研究成本。
3.1.4D型分配效应
社会健康制度具有许多D型分配效应：人与人之间垂直的、水平的和代际的再分配，以及个人在不同生命周期阶段的再分配。评价人与人之间的再分配的基础是公平保险。评价再分配的数量，必须假设收益和成本的归属。我们还必须进一步假定在社会健康政策体系中没有赤字或剩余。假设社会健康政策体系仅仅是一项以健康服务成本为标准的保险、别无其它，把分析D型再分配效应建立在这样的假设的基础上是明智的。健康支出还要考虑社会地位和教育等问题。
3.2养老金经济学
3.2.1养老金制度的理论基础：与基金制度比较，非基金制度的长处
要了解养老金制度的运行情况，我们很自然地假定人们追求效用最大化，即探讨最优的储蓄量是多少。为了方便起见，通常把养老金制度放在一个特殊的框架内，即迭代模型中来分析。假定把一个人的一生分为两个时期，每个时期有两代人，一个人在第一时期工作，在第二时期不工作、如果没有公共退休制度，只能消费储蓄金。再假定他只关心自己的消费，不打算留下遗产，进一步假定死亡的时间是确定的，那么:
maxU(c1,c2)
c1是第一阶段的消费，c2是第二阶段的消费。如果没有公共养老金，他必须考虑以下限制：
c1=w-s
c2=s(1+r)
s为储蓄，r是利息率，结果是最优储蓄数量为s*。在封闭经济中累计的储蓄决定资本存量。
为了讨论公共养老金引入后的效应，需要区分非基金制和基金制。在基金制下，如果缴费比率不大于人们自愿选择的储蓄率，那么，限制不会改变（b：对养老金制度的缴费比率）。
c1=w(1-b)-s
c2=s(1+r)+bw(1+r)
如果义务储蓄挤出自愿储蓄，那么最优储蓄量s*(=s+bw)，。如果引入非基金制计划，并且缴费比率定为β、养老金为p，那么个人面临不同的限制，假定非基金养老金制度既没有赤字也没有剩余，β决定p，反之依亦然：
c1=w(1-β)-s
c2=p+s(1+r)
可以看到，如果两个时期消费的都是正常物品的话，∂s/∂p<0，非基金制养老金计划的引入减少了私人储蓄。在实行PAYG（现收现付）制的国家，由于较少的资本存量，利息率更高，边际劳动产量更小，这是引入非基金制的结果：第一代的消费增加，而后代的资本存量更少。这对福利有何意义呢？为了比较非基金制和基金制的差异，仍需要采用帕累托标准（具体分析略）。由于人口增长，实行PAYG制使所有几代的福利更好。
通过引入非基金制确保所有几代人更多效用的另一个假设是：什么时候通过要素W，一代人与下一代产生捐赠，W相当于劳动生产率的增加。那么如何比较两种养老金制呢？如果缴款率不超过最优储蓄率，那么基金制养老金计划的引入不起什么作用。为了比较两中制度，我们需要比较两种收益率。假定缴款率b不变，如果（1+w+n）>1+r,或(w+n)>r，其中，w表示劳动生产率（W=1+w），n表示人口增长率（N=1+n），r表示收益率。那么PAYG制比基金制有更多的收益，因而更优。如果利息率低于人口增长率和生产率增长，那么引入PAYG制将确保帕累托改进。从长远来看，我们不得不假定利息率不比人口增长率和生产率增长低，这就是为什么非基金制通常不是帕累托改进的原因。概括地说，将PAYG制转为基金制通常不会产生帕累托改进。
3.2.2A型效用：劳动力供给
大多数国家的有效退休年龄在下降，分析这个问题必须假定养老金制度不改变个人财富，即这种养老金是一种公平养老金。尤其是如果一个人提前退休回推后退休，财富不变。如果有公平养老金，是什么原因刺激在某个具体年龄退休？假定一个人的效用函数分为消费和闲暇两部分，U(ct)+V(lt)。其中，ct表示消费，lt表示闲暇。他从t=0工作到N；储蓄率为s；缴款率为b。那么c+b+s=1。终身效用是（T为最大生命跨度，c为一年的消费）：
U(c)N+[(U(c)+v)(T-N)]=U(c)t+(T-N)v
人们最大化效用：
Max:TU(c)+(T-N)P
N,c
s.t.Tc≤N(1-b)+(T-N)PP:养老金
养老金制度是公平的，因此：
P=bN/(t-N)
预算限制减少到Tc≤N
如果没有遗产，他消费所有工作期间所挣，养老金不影响退休时间。如果有借贷限制，情况就不同了。如果贷款的利息率明显高于储蓄利率，那么养老金制度会影响退休决策。C*表示工作期间最优消费量，如果C*>1-b，他不能有最优的消费，因此他在工作期间的消费是1-b，。最优化问题变为（Cr表示退休期间的消费）：
maxNU(1-b)+(T-N)[U(Cr)+v]
Cr,N
s.t.N(1-b)+(t-N)C*≤N
可以看到∂N/∂b<0。增加缴费率相当于增加养老金，降低退休年龄。但实际上几乎没有什么养老金制是公平制的，通常有最低退休年龄和最低缴纳年限的限制，另外不同的税收规定可以使用于工资收入和退休收入，还有对提前退休的特殊规定等。
3.2.3D型分配效用
没有养老金制度的D型分配效应的一般理论，养老金制度的D型分配效应完全取决于制度是如何被解释。许多养老金制度慎重地再分配收入，通常是低收入人群受益，但也有意外的再分配效应，主要是由于收入与生命预期的相互作用。与低收入人群相比，高收入人的预期寿命更高，因此由于生命预期的差异，有利于低收入人群的有计划的再分配通常被削弱。而且，比较不同养老金制度的再分配效应，必须考虑其他社会政策计划，如社会援助、健康服务等。
影响再分配总量的三个重要方面是：（1）性别。女性预期寿命长于男性，平等对待男女的公共养老金制度，收入再分配有利于女性。（2）收入。由于高收入人群预期寿命更长，公共养老金制度的收入再分配有利于高收入人群。（3）婚姻状况。大多数养老金制度支付幸存者养老金，主要接受者是女性，因为女性预期寿命比男性长。如果幸存者养老金制度根据经济状况调查结果确定补助，那么幸存者养老金制度的再分配有利于单身有工资收入的家庭户，如奥地利。
3.2.4人口变迁与同批人之间的再分配
预期寿命的增加和总和生育率的下降减少劳动人口，这两种人口学要素的变化对养老金制度产生的影响有：（1）从绝对数和占GDP上讲，加重养老金负担。（2）为了保持养老金制度收支平衡，必须增加缴款比率。（3）缴纳的保险费的收益率显著下降。（4）不同的同批人之间的再分配规模发生变化。
4、评论
罗斯那先生的研究成果至少给我们这么几个印象：
第一、多学科交叉研究问题。罗斯那先生不仅使用了微观经济学的概念和方法作为分析社会政策的原因和效果的基础，还在分析过程中，涉及了政治科学方面的问题，将经济学与政治学巧妙地结合起来。另外，将人口学的变量（如预期寿命、生育率、人口增长、抚养比等概念）纳入到分析中来。当然，这在西方学者中并不希奇，但对于我们研究社会政策来说，仍然是富有启发性的。我们国内的有些学者一般比较熟悉或习惯于局限于自己的研究领域，很少或甚至不太愿意关注去他学科的研究成果，但在研究中如果需要运用相关学科知识的时候，知识结构不合理的缺陷就暴露出来。常常是研究经济学的不熟悉社会学，研究人口学的不熟悉经济学和社会学。错用、误用其他学科概念、理论和方法的现象时常发生。单一的知识结构是远远不能社会政策研究的，社会政策研究需要大量的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人口学、统计学等学科甚至是自然科学的知识背景，不仅如此，还需要在研究中把这些知识综合起来，作到融会贯通，只有这样，社会政策研究的根基才会厚实。从我们阅读的大量的西方经济学、社会学、人口学等社会科学的文献来看，多学科的交叉研究已经成为学术研究和政府政策研究的一种趋势，我们需要补课并迎头赶上。
第二、社会政策的理论基础。经济学有新古典主义、后凯恩斯主义、制度经济学和经济学等学派，大多数经济学家的研究成果体现了新古典学派的思想，罗斯那先生的社会政策经济学也不例外，很自然地让人想到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贝克尔的研究[4]。但不管怎样，罗斯那先生为我们研究和制定社会政策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视角。他提示我们社会政策不仅仅是对社会问题简单的描述和提出解决的办法，社会政策更是一门学问，需要有理论基础。广泛地说，在经济学内部，不仅新古典主义，其他学派同样能够为社会政策提供理论基础，其他学科的理论如社会学理论、政治学理论等也是如此。我们国内的有些学者做社会政策研究，习惯于就某种社会问题和现象提出问题、进行就事论事的分析，不太注意基础理论的阐释，使得政策建议显得单薄、空泛，缺乏说服力，往往是一项社会政策研究学术论文不象学术论文，政府工作报告不象政府工作报告。象中国这样一个国情复杂的国家，一种社会问题涉及许多方面，更有必要采用多种学科的理论、从不同的角度对社会政策的原因进行阐述，并在研究中总结出一套有效的理论。
第三、社会政策的研究范围。一般来讲，社会政策应当有其研究的范围，不能将其外延泛化。罗斯那先生总结了发达国家的经验，将社会政策限定在五个方面，并指出这种限定不是基于任何理论界限，而是基于需要限定和大多数国家现存的制度安排。对这种限定可能会有争论，但我们认为这种限定具有一定合理性。我们需要做的是，根据我们国家的社会结构和制度安排，中国社会政策的范围和研究领域，在外延是否需要扩大或缩小，在内涵上是否需要增加或减少，值得进一步探讨。时下，学术界和政府界关注的农村养老保险和农村新型合作医疗制度，以及计划生育政策等等，他们与社会政策的关系如何，都需要深入研究。
第四、社会政策的效应。罗斯那先生区分了社会政策两中不同的效应，我们的理解是，A型分配效应主要从物的或者说是资源总量方面反映社会政策的效应，D型分配效应则反映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他的这种划分为我们评价社会政策的实施效果提供了新的范式。他启示我们进一步分析：除了这两种经济学的效应，是否还有其他效应呢？比如，社会政策的政治学效应是什么、社会学的效应是什么，这些都需要我们发挥空间思维能力，认真思考。罗斯那先生的两中划分对于我们建立和实施一种崭新的社会政策评价体系和评价的手段也是很有意义的，而且评价体系和评价手段也应当是多样化的。如果一项社会政策研究有理论基础，恰当的方法，细致的实证分析和可行的评价体系，那是再好不过了。
第五、社会政策的适用性。罗斯那先生明确指出，他的社会政策经济学的研究是针对发达国家的，对于东亚国家和穷国几乎没有涉及。西方发达国家实行的是资本主义制度，市场化程度、城市化水平比我们高得多，由于是一元化的社会结构，他们的社会政策主要针对城市人口的，他们没有也不会涉及农村人口。而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城乡差别仍就很大，二元结构还要持续很多年，我们的社会政策显然与西方国家既有相同的地方，更多是存在很大差异。通常我们做社会政策研究时，对城市和农村问题是分别论述的。所以，我们必须考虑西方社会政策经济学在中国的适用性。我们借鉴西方研究的最新成果，但决不能盲目地追随，盲目的追随会使我们失去方向。我们借鉴要善于从社会政策经济学中体会其活跃的思想火花和开放的学术精神。我们研究和制定一项社会政策时需要考虑中国的历史传统、政治体系和社会结构，发现有关社会政策的制度结构的信息，从中发展出中国的社会政策经济学。
参考文献
[1]Rosner,PeterG..TheEconomicsofSocialPolicy[M],EdwardElgarPublishingLimited,Cheltenham,UK·Northampton,MA,USA,2003.1-21.
[2]Myles,GarethD.Publiceconomics.[M]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95.10.
在关于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的众多经济学思想流派中，厉以宁先生是所有制改革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他在西方经济学、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国民经济管理学、经济改革理论、经济转型理论、比较经济制度理论方面均有很深的造诣，形成了独特而系统的思想体系，历来被论者认为是沟通中西、治学谨严、体系恢宏、独树一帜的经济学家，对中国经济学的学术发展以及中国经济改革的政策趋向均有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力。本文拟从六个方面评述厉以宁先生的主要经济思想：（一）非均衡的中国经济：经济改革的现实条件和理论起点；（二）政府调节和市场调节：新经济体制与资源配置方式；（三）所有制改革优先论：重构具有充分活力的市场主体；（四）体制、目标、人：经济学研究的挑战与创新；（五）经济转型和经济发展：发展经济学的中国版本；（六）经济学的伦理视角：经济运行和道德调节。
关键词：
经济非均衡二次调节所有制改革转型发展道德调节
引言
在中国自七十年代末期以来的以渐进式制度变迁为特征的市场化进程中，歧见纷纭的经济学家们以其各自的知识背景和社会立场为我们展示了丰富精彩的经济改革理论，形成了众多的思想流派，使得经济学成为中国社会科学中最为繁荣活跃的领域。这些思想，映射着中国的经济学者在深刻反省传统经济体制和理论范式的基础上所经历的艰辛而勇敢的探索轨迹，携带着鲜明的时代转折的印记；尽管这些思想家们也许并未形成缜密而成熟的理论体系，然而他们独特的理论进路和富有创新色彩的思想必将在经济思想史上留下值得珍视的篇章。事实上，中国经济学家在经济发展理论、经济增长理论、比较经济体制理论、制度经济学理论等方面的卓越成就正在受到国际学术界越来越多的关注。
如何对中国从集中计划经济体制到市场经济体制的极具民族特色的变迁路径进行合乎逻辑的理论阐释，如何为中国的经济改革寻求和选择一种社会成本最低的推进战略，一直是中国经济学家们试图解决的两大问题。对这两个问题的不同回答，形成了在理论前提、分析方法和政策主张上迥然相异的思想派别。其中有以强调价格体系的全面改革从而建立竞争性市场机制为理论核心的“协调改革派”，有从中国非均衡的经济现实出发、强调企业改革优先、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从而重塑具有充分活力的市场主体的“所有制改革派”，有把改革宏观管理体制作为研究重心、把转换政府职能作为改革中心环节的“宏观改革优先派”，有以稳健见长的、主张把双重体制模式的转换和双重发展模式的转换相互衔接有机协调的“宽松学派”，有以所有权和经营权相分离的两权分离理论为其理论基础的“经营权主导改革派”，有将如何明晰企业产权作为研究重点、主张通过产权制度变革改造传统体制、重塑适应社会主义市场机制需要的微观基础的“产权改革派”，有借鉴西方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分析工具和范畴、从制度变迁和制度创新的视角来研究改革的“制度学派”，不一而足。这些极具政策意味的改革理论经历了学术上的激烈纷争和与现实经济的碰撞摩擦，在大浪淘沙般的甄选和淘汰之后，有些理论被淡忘了，而有些理论却日渐被中国改革的实践所证实和接纳，从而奠定了它们在经济改革思想史中的不朽地位。
厉以宁先生是所有制改革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他在西方经济学、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国民经济管理学、经济改革理论、经济转型理论、比较经济制度理论方面均有很深的造诣，形成了独特而系统的思想体系，历来被论者认为是沟通中西、治学谨严、体系恢宏、独树一帜的经济学家，对中国经济学的学术发展以及中国经济改革的政策趋向均有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力。厉以宁先生著述宏富，视野开阔，在许多领域都进行了富于独创性的研究，要对他的经济思想进行一番科学梳理并进行恰当中肯的评价，殊非易事。本文拟从六个方面评述厉以宁先生的主要经济思想：（一）非均衡的中国经济：经济改革的现实条件和理论起点；（二）政府调节和市场调节：新经济体制与资源配置方式；（三）所有制改革优先论：重构具有充分活力的市场主体；（四）体制、目标、人：经济学研究的挑战与创新；（五）经济转型和经济发展：发展经济学的中国版本；（六）经济学的伦理视角：经济运行和道德调节。
非均衡的中国经济：经济改革的现实条件和理论起点
一般均衡理论自1874年瓦尔拉《纯粹经济学要义或社会财富理论》发表以来，已经有一个世纪的历史，到20世纪的50年代，阿罗和德布鲁等人完成了一般均衡理论的现代化阐释工作。一般均衡理论所要回答的，一是经济均衡的存在及其稳定性，二是经济系统的帕累托最优状态以及经济均衡和帕累托最优状态的相互关系。一般均衡的哲学基础是相信自由竟争的市场机制是一个精巧的装置，经济主体的利润最大化行为和效用最大化行为使得市场自动产生供求的均衡，分散决策的市场行为下面存在着一般均衡结构，均衡价格把市场秩序强加于可能发生的市场紊乱之上。这种以理想主义的完善的市场结构和灵敏的价格体系为基本假设前提的均衡理论是长期以来西方经济学研究的基本起点。而非均衡理论在1936年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出版以后作为一种新的经济学假设逐渐得到了主流学派的关注和认同，非充分就业均衡和市场缺欠作为经济学研究中的常识被人们所接受。60年代后期，克罗沃（Clower）和莱荣霍夫德（Leijonhufvud）有关宏观经济学的微观经济学基础的研究开创了现代非均衡理论的新时期，并产生了以帕廷金（Patinkin）、克罗沃、莱荣霍夫德、巴罗（Barro）和格罗斯曼（Grossman）等人为先驱的非均衡学派，此后的经济学家更是把非均衡理论从单一的市场经济领域扩大到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领域，贝纳西(Banassy)的非瓦尔拉均衡模型和波茨(Portes)的计划经济非均衡理论对社会主义经济研究都有深远的影响。与西方经济学中非均衡理论发展演变的轨迹相似，在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的研究中，以巴罗内和兰格为代表的经济学家从一般均衡理论出发，主张中央计划当局借助“试错法”达到模拟市场的目的，形成均衡价格，以保证社会主义国家的资源合理配置，这种乌托邦式的模拟市场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被实践证明是行不通的。现实运行的社会主义经济是一种偏离瓦尔拉均衡状态的非均衡经济，著名的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内（Kornai）甚至认为，非均衡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经济体系的共同特征，在其代表作《短缺经济学》和《反均衡》中，他认为短缺非均衡是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的正常状态，并从这个观念出发试图建立以说明现实社会主义经济机制为基本内容的微观和宏观经济学，他的开创性研究，正如他在《短缺经济学》的中文版前言中所希望的，对处于深刻变革之中的中国经济和中国经济学家的思想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厉以宁先生是较早对非均衡理论进行系统研究的国内经济学家，他在借鉴和吸收西方经济学家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尤其在汲取科尔内等现代经济学家关于社会主义非均衡经济运行的学说的基础上，对中国经济的内在本质特征进行了深入独特的解析，指出中国经济的非均衡性是研究中国经济的基本出发点，也是探讨经济体制改革理论的现实起点。早在80年代初期撰写《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之时，厉以宁先生就提出了社会主义经济总量失衡和结构失衡的问题，即社会主义经济中社会总供给和社会总需求的失衡问题，并认识到失衡或者说非均衡是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的现实状态。而社会主义经济所追求的均衡，是一种相对的动态的均衡，不是一种静态的绝对的平衡；在此基础上，他探讨了社会经济的动态相对平衡和社会发展战略的动态相对平衡。根据动态相对平衡的观点，厉以宁先生认为，从我国现阶段以及从更长远的时间来看，需求略大于供给的状况是发展中社会主义国家的现实，而且为了实现预定的经济与社会发展目标，为了保证一定的经济增长率，需求略大于供给的相对动态的失衡是对经济发展较为有利和现实的状况。这就是他提出的“以平衡为分析的出发点，但不以平衡为必然达到和必须达到的境界”的著名命题。这些早期的思想奠定了他以后的“均衡非目标论”的理论基础。
80年代末期撰写的《非均衡的中国经济》被厉以宁先生认为是最能代表自己关于中国经济的学术观点的著作，在这部专门论述中国经济运行的体制特征的著作中，他从中国目前的非均衡经济现实着手分析，以说明资源配置失调、产业结构扭曲、制度创新的变型等现象的深层次原因，并进而合乎逻辑地提出中国经济改革必须构建具有充分活力的微观经济主体的政策主张。两类不同的经济非均衡的提出，是厉以宁先生对于非均衡理论的重要发展和突破，也是他全部所有制改革理论的根基所在。何谓两类不同的经济非均衡？西方的非均衡理论所考察的是市场不完善、价格信号不能起到自行调整供求关系的条件下的经济运行过程，而厉以宁先生观察中国的经济现实所看到的情形是，中国固然存在着市场不完善以及价格信号不灵敏的经济非均衡状况，但是，中国非均衡经济运行中隐藏的更为严重的非均衡现实是缺乏具有充分活力的、能够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具有独立市场决策权利的企业或者厂商。换句话说，经济的均衡状态固然以市场的完善和价格的灵活为前提，但是一个更为重要或更为基本的前提是微观经济单位的充分活力的存在。由此，厉以宁先生作出了两类经济非均衡的区分：第一类非均衡是指，市场不完善，价格不灵活，超额供给或超额需求都是存在的，供给约束或需求约束也都存在着，但是参加市场活动的微观经济单位却是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独立商品生产者，它们有投资机会和经营方式的自由选择权，他们自行承担投资风险和经营风险；第二类非均衡是指，市场不完善，价格不灵活，超额供给或超额需求都是存在的，供给约束或需求约束也都存在着，不仅如此，参加市场活动的微观经济单位并非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独立商品生产者，它们缺乏自由选择投资机会和经营方式的权利，也不自行承担投资风险和经营风险，这样的微观经济单位尚未摆脱行政机构附属物的地位。厉以宁先生认为，发达的成熟的市场经济所出现的非均衡属于第一类非均衡，而在传统的和双轨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之下，由于企业并没有摆脱国家行政机构附属物的地位，所以这种非均衡属于第二类非均衡。而经济改革的首要使命，是建立一种新型的经济运行体制，重新塑造具有充分活力的、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有投资与经营自并相应地承担投资风险和经营风险的独立商品生产者，从而由第二类非均衡过渡到第一类非均衡。
厉以宁先生在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改革时期双轨运行体制的最核心的本质特征上的深刻洞见，澄清了人们在经济改革路径选择的优先次序上的许多模糊认识，中国在举步维艰的改革初期所遭遇的众多经济陷阱，诸如产业结构调整的迟滞，国民经济的非正常剧烈波动，政府宏观调控的效果微弱等，都与中国经济所处的特殊的非均衡状态有关。正是由于中国经济处于第二类非均衡状态，因此双轨运行时期的经济改革的首要任务是完成企业运行机制和企业产权关系的改革，培育具有充分自和活力的市场主体，而不是首先进行大规模的价格体系的调整，也就是说，中国经济改革必须以现阶段的经济非均衡作为出发点，而不应当迷恋完善的市场体系和灵活的价格体系；从我国特殊的非均衡状态出发所得到的有关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总体构想只能是，企业体制改革是整个经济体制改革成败的关键所在。正是由于中国经济处于第二类非均衡，因此双轨运行时期的资源配置方式就不能只依赖价格调节和市场调节，而应该将数量调节和价格调节、市场调节和政府调节加以有机整合，积极发挥政府在商品市场配额调整和建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秩序中的主导作用，从而使得商品市场配额均衡的实现对于经济由第二非均衡向第一类非均衡的过渡产生积极影响。可以说，两类经济非均衡的区分，是厉以宁先生全部经济改革理论的基石，他的所有制改革优先理论和资源配置理论都是非均衡理论的合乎逻辑的延伸和拓展。
政府调节和市场调节：新经济体制和资源配置方式
资源配置是全部经济学理论的最终指归，也就是说，由于资源供给的有限性，经济学研究的最终目的就是要解决如何有效地把经济中有限的资源配置于各种不同的用途，以便用这些既定的资源达到最大的社会物质产品和劳务的产出。自从古典经济学时代以来，在资源配置的研究方面大致有两种不同的趋向：一种趋向认为，市场机制是能够完善地、合理地在社会有限资源条件下配置各种资源的唯一有效的机制，因此资源配置学说无非是一种市场经济自发进行调节的学说，其实质是相信竞争性的市场价格机制能够导致资源配置的帕累托最优。另一种理论趋向认为，从资源配置过程和效果来看，市场机制具有相当大的局限性。这种局限性或者反映于对社会资源的利用不善，从而造成资源闲置或者浪费，或者反映于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之间的不协调。这种理论趋向强调政府调节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主张政府调节应当与市场调节在不同程度上结合起来以克服市场失灵的弊端。古典学派之后的新古典学派、凯恩斯学派、货币主义学派、供应学派以及理性预期学派，在资源配置的研究上，无不是这两条理论进路的发展和演化，他们的理论分歧，实质上是对市场机制作用的估计程度的分歧，或者说对政府调节效应的判断的分歧。厉以宁认为，尽管西方经济学关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资源配置的理论对研究我国资源配置模式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但是由于我国在经济体制转轨时期的特殊性和复杂性，西方经济学的现有理论不可能成为适用于解决我国资源配置失调的现实可行的对策。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个实质性问题是寻找一种合理的资源配置方式，这种资源配置方式包含宏观和微观两个层次的含义。宏观层次上的资源配置是指资源如何分配于不同的部门、不同地区、不同生产单位，其合理性反映于如何使每一种资源能够有效地配置于最适宜的使用方面。较低的微观层次的资源配置是指在资源配置为既定的条件下，一个生产单位、一个部门、一个地区如何组织并利用这些资源，其合理性反映于如何有效地利用它们以达到最大的符合社会需求的产出。厉以宁先生指出，这两个不同层次的资源配置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其最关键的区别在于，两个层次的资源配置实现的途径不同，较低层次的资源配置可以在不转移生产要素的前提下，通过生产技术措施或组织管理措施来实现资源利用效率的提高；而较高的宏观层次的资源配置合理化的实现，通常要涉及生产要素的流动、产权关系规范化、固定资产的转让、宏观经济调节手段的运用、宏观经济管理体制的改革等问题。通过区分较高的宏观层次的资源配置和较低的微观层次的资源配置，厉以宁先生认识到，与两个层次的资源配置方式的合理化相应的是两个层次的企业体制改革。较低层次的企业体制改革是改革企业的内部经营机制，由此使得企业变得充满活力，企业在经营过程中将更加关注自身的经济效益并更好地发挥经营中的主动性和创造性；而较高层次的企业体制改革是改革企业的经济地位，使企业由过去作为行政机构附属物的地位转变为真正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使企业的产权关系明确化，使企业成为承担投资风险和经营风险的投资主体和利益主体。因此，经由对资源配置理论的研究，厉以宁先生顺理成章地得出了他的关于经济改革顺序的基本选择，即：要使资源配置由不合理趋向于比较合理，经济管理体制和经济运行机制的改革是必要的，而在经济体制改革中，必须以赋予企业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地位作为突破口，明确产权关系，实现政企分离，培育和完善市场，在此基础上实现市场定价的格局和资源的有效配置，而价格改革既不是唯一重要的改革，更不可能成为改革的突破口。经济转轨时期的资源配置合理化的这种路径特征，是由我国经济的非均衡性质所决定的，因此，厉以宁先生的资源配置学说的最大特色，或者说他对资源配置研究的最大贡献，在于他从中国的经济非均衡的独特状态出发，从经济体制变革的角度，从微观经济基础和宏观经济调控相互协调衔接的角度来研究资源配置。
按照厉以宁先生从资源配置角度所设想的新经济体制的目标框架，这种体制将是一个企业具有充分活力，生产要素可以自由流动和重新组合的经济体制，企业的内部经营机制已经完全不同于传统经济体制之下的情形，较低层次的资源配置将因企业对自身利益的关注而趋于合理；同时由于产权关系规范化和生产要素有可能在社会范围内重新组合，资源在社会上不同使用方向之间的合理配置亦将成为事实，于是较高层次的资源配置目标将得以实现。但是这种达到资源合理配置的新经济体制的正常运作离不开政府调节和市场调节的有机结合，离不开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的协调。在厉以宁先生关于政府调节和市场调节的结合以及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的协调方面的一个贯穿始终的基本观点，可以归结为一个准则，即：对于经济运行（包括资源配置）来说，在运行目标上，宏观目标优于微观目标，而在运行机制上，市场调节优于政府调节。政府干预经济的目的在于使微观经济和宏观经济趋于协调，具体而言，政府调节就是在市场机制保证微观经济运行合理性的基础之上，通过适度科学的政府干预去实现某些单靠市场调节所实现不了的宏观目标。政府干预经济的目标是要从资源配置的宏观经济视角来考虑资源投入的社会边际收益，而政府干预经济的手段或方式是尽力通过市场机制来影响微观经济单位的决策，通过微观经济单位的资源投入调整和资源转移来达成资源配置的优化。这就是厉以宁先生著名的“二次调节论”的基本观点。
对资源配置中政府行为非理想化以及政府行为适度与优化的深入理论解析是厉以宁先生资源配置学说中颇具特色的篇章，他通过对政府调节局限性的剖析划定了新经济体制中政府干预的边界。政府行为的理想化建立在这样一种假设之上：即假定存在一个理想化的政府，它作为经济活动的主持者，拥有调节经济的丰富手段并掌握充分的信息，它能够通过及时科学的分析对客观存在的经济问题和政策实行的后果进行准确的预测和周密的考虑，并能够针对各种可能发生的情况一一采取适当的对策。这种政府行为理想化的假设是建立在政府有一种非凡的万能的力量的信念之上的。而厉以宁先生认为，根据非均衡理论，由于经济中存在的大量不确定性，由于政府所获得的信息的不完全性，由于政府政策效应的滞后性和不平衡性，政府行为必然是非理想化的，而只有从政府行为的非理想化出发，才能正确估计和有效利用政府干预在非均衡经济的资源配置中的作用。考虑到政府行为的非理想化特征，政府在资源配置过程中调节行为的优化应当以限制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消极作用并促进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积极作用为原则，政府调节应当通过对市场的影响而体现出来。
所有制改革优先论：重构具有充分活力的市场主体
在中国当代经济学家有关经济体制改革的优先次序的论战中，厉以宁先生是一贯强调所有制改革对于传统体制转轨的决定性作用并把所有制改革或企业制度改革置于首要位置的代表性人物。所有制改革优先论是厉以宁先生从他的经济非均衡论和资源配置学说中必然推致的结论，从逻辑上来看，只有彻底改造宏观经济的微观基础，构建真正具有独立地位的充满活力的市场主体，从而使企业成为真正拥有自主经营权利并承担经营风险的商品生产者，才能真正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达到资源的有效配置和经济运行机制的真正转轨。所有制改革派（企业改革派）和协调改革派（价格改革派）之间关于经济体制改革主线的长期论争，从不同的思维侧面和理论视角丰富和拓展了人们对经济体制改革的认识，在中国当代经济思想史上具有深远的意义。
新古典经济学将市场机制归结为价格机制，认为市场配置经济资源的核心是均衡价格向量的确定；而这种论点的基本前提是，经济当事人的行为是合乎理性的，经济当事人的交易界区和产权界定是极其明确的，因此交易行为发生过程中的交易成本为零，不存在交易摩擦，从而资源按照市场经济原则的配置就只取决于均衡价格。诚然，帕累托最优是市场机制配置资源的最理想境界，但是它的成立条件和理论前提是相当苛刻的，事实上，如果引入市场机制，至少需要三方面的制度前提：（1）经济生活中的当事者是分散决策的，这种分散决策不仅应当成为整个社会生活的基本形式，而且应当有制度保证其决策的独立性；（2）决策者之间必须是平等的，相互之间的决策不能发生直接的影响，即不能存在外在性；（3）分散决策的行动结果事先谁也无法掌握，否则便无公平竞争可言。然而这三方面的制度前提又必须以产权界区明确为前提，因此，若要使中国的市场经济机制真正建立和运转起来，必须首先创造这样一种制度条件。在我国特有的经济非均衡的现实条件之下，经济当事人尤其是企业由于尚未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独立商品生产者而使得均衡价格的形成遭遇阻碍，因此试图以放开价格为先导从而建立一种竞争性市场机制的观念是不切现实的。实际上，科斯（R.Coase）在30年代《企业的性质》一文中就指出市场机制赖以运转的微观基础是完善的企业制度，只有在企业产权制度确立、企业之间的财产权利界区明晰的基础上，企业与市场之间以及企业与企业之间的联系才是明确的，才能够最大限度地节约交易成本降低交易摩擦，从而市场价格机制才能有效运转。厉以宁先生从中国在经济转轨时期所处的第二类经济非均衡的现实状态出发所得出的结论同样印证了科斯的理论。
兰格和哈耶克之间关于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的持久的论战对于中国经济改革理论的影响是相当深远的，五、六十年代的经济理论界曾经普遍接受兰格的通过试错法建立模拟市场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这种经济运行模式，不同于经典作家所设想的完全取消商品货币关系的产品经济模式，也不同于苏联高度集权的指令性计划经济模式，而是一种试图以计划模拟市场的经济运行方式，这一模式以取消消费者为前提，中央计划当局只是被动地反映消费需求和生产成本的变化，制订模拟的市场价格，并通过这种价格调节资源的有效配置。青年时代的厉以宁先生同样认同和服膺兰格的思想，但是六十年代后的社会经济现实迫使他重新审视和反省传统经济模式在公平和效率上的体制缺欠，他认为，在传统经济体制下，由于国有企业在政府行政的强大约束之下丧失独立自主的商品生产者地位和决策权力，由于存在严重的政企不分产权不明晰的体制顽疾，国有企业既不能实现收入的公平分配，更不能实现资源的有效率的配置。这样，厉以宁先生由对兰格模式的推崇转而对兰格模式的质疑和批判，并从自己的理论框架出发，确立了自己的改革思路，即改革必须从企业改革也就是所有制改革入手，所有制改革是中国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和关键环节，在没有进行企业改革从而企业尚未成为独立的商品生产者的条件下，在改革并不触及计划经济体制的产权基础和产权结构的前提下，中国真正的竞争性的市场经济体制就不可能稳固建立并有效运转起来。在1986年4月25日北京大学“五四”科学讨论会上，厉以宁先生以非常精彩的富于个性的语言表述了他对于经济体制改革路径选择的基本观点：“经济改革的失败可能是由于价格改革的失败，但经济改革的成功却并不取决于价格改革，而取决于所有制的改革，也就是企业体制的改革”。这句在理论界被广为传播的名言集中体现了厉以宁先生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观点，可以说，所有制改革是整个经济体制改革最为核心也是最为艰难的部分，所有制改革主线论由于触及最为敏感的产权问题的“”而在实践过程中倍受磨难，厉以宁先生在强大的压力面前始终以一个诚实谨严的学者的姿态阐扬自己的所有制改革理论，充分表现了一个经济学家巨大的理论勇气和科学精神。
以厉以宁先生为代表的所有制改革派（企业改革主线派）和以吴敬琏先生为代表的协调改革派（价格改革主线派）的论争的焦点在于对市场机制的理解的差异。在厉以宁先生看来，市场经济体制的核心内容是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能够适应市场经济的市场主体的存在，在独立的产权明晰的商品生产者缺位的情况下，以价格为调节资源配置基本信号的市场机制就不会真正起到引导资源有效配置的作用，以企业的灵敏反应为前提的政府宏观调控也不会达到预期的目标，只有通过所有制改革彻底改造市场经济的微观基础，一个有效率的市场机制才会最终建立并正常运行。在吴敬琏先生看来，市场经济是一个有机体系，这个有机体系由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企业、竞争性的市场体系、主要通过市场进行调节的宏观管理体系三个要素组成，三者相互制约缺一不可，但是竞争性的市场机制是以完善的价格机制为基础的，在价格改革大大滞后、竞争性的市场机制尚未建立起来的条件下，协调改革派更强调价格改革在构建市场经济体系中的作用，认为只有理顺价格建立公平竞争的市场经济环境，才有可能进一步推进所有制改革从而构建整个市场体系。所有制改革派和协调改革派之间的长期论争，从不同的视角为中国经济改革总体思路的形成提供了宝贵的思想资源，而更加富有象征意义的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历史进程恰是选择了一条中庸的路线，在重塑充满活力的市场主体、构建竞争性的市场机制和完善政府宏观调控体系三个方向上同时展开全面推进。实际上，价格改革主线论和企业改革主线论只是分别强调了市场机制的两个不同侧面，前者强调经济运行机制和宏观环境方面的改革，后者则强调经济运行主体和微观基础方面的改革，而在整个经济体制改革中，这两方面的改革都是极为必要的：没有独立的产权明晰的企业就不可能有真正竞争性的市场，同样，企业也无非是市场关系的总和，没有竞争性的市场也不可能有真正意义上的企业。经济体制改革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从系统论的观点来看，无论是企业改革先行还是价格改革先行都是不切实际的，只有将经济体制改革的诸方面协调推进配套进行，注重多种路径选择和目标取向的折中和谐，才能够实现经济体制的真正转轨。
体制、目标、人：经济学研究的挑战与创新
现代意义上的经济学往往被视为一种具有严格经验主义和实证主义性质的社会科学，因而在大多数经济学家看来，经济学应该处于一种完全超脱的摒弃“价值判断”的“道德中立”状态。在马克斯·韦伯看来，所谓“价值判断”，即是指研究者“宣称他接受从某些伦理原则、文化观念或哲学观点中所推演出来的实际价值判断”，而“道德中立”，是指两种极端的状态，或是认为“应把纯粹从逻辑上可推演的断定和经验事实断定与实际的伦理价值判断或哲学价值判断区分开来”，或是“主张即使不能用某种逻辑上的完整方法作出这种区分，但还是有希望把对价值判断的断定坚持到最低限度”。然而每一个经济学研究者都必然痛苦地感受到区分经验事实的陈述和价值判断是如何艰难。这就产生了一个令所有学者都感到尴尬的悖论：一方面：“科学经济学”的鼓吹者们总是顽固地维护经济学本身的纯洁性和道德中立姿态，认为经济学的根本宗旨是追求“具有科学意义的在逻辑上和事实上正确的结果”；另一方面，所有经济学赖以存在的理论预设却又与“经济科学不能把主观性评价作为其分析的主题”这种貌似公允的判断相左。在厉以宁先生看来，经济学非但不能摒弃和回避价值判断，不能完全摆脱或忽视价值观念在经济学研究中的作用，相反，作为一门社会设计和社会启蒙的科学，经济学应该将规范研究和实证研究紧密地结合起来，将对客观经济运行规律的研究与对人的行为的研究紧密地结合起来，将现实社会经济状态与经济学家经由自我的价值判断而形成的对理想社会的科学设计结合起来，将经济学的科学目标和道义目标结合起来。作为社会启蒙的科学，经济学的最终目标是要通过科学研究告知人们对经济行为和经济事实的肯定与否定的客观标准，从这个意义而言，经济学不是超越阶级的纯粹抽象的数理科学和逻辑哲学。作为社会设计的科学，经济学将告诉人们，如何进行经济建设，如何制定发展目标并且把目标实现的可能变为现实，如何促进国民经济的协调，以及如何把人们创造出来的物质财富用于满足人们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经济学的社会启蒙作用和社会设计作用在实质上是统一的。经济学作为社会设计的科学，如果不能在明确经济中的是非的前提下进行设计，不能对一种社会设计的经济运行后果作出恰当的科学的价值判断和是非辨别，那么经济学仍然不可能起到促使发展目标实现的作用，其社会设计功能的道义上和科学上的可信任度就要降低。同样，尽管经济学作为一种社会启蒙的科学能够告诉人们如何评价一个目标和经济政策，但是如果不发挥经济学作为一种社会设计的科学应有的作用，不研究如何使目标可能变为现实，那么即使是构想科学并且符合道义标准的目标，它也不会自动实现。厉以宁先生将经济学的本质界定为社会启蒙和社会设计的科学，强调价值判断和规范研究在经济学中的作用，但是这并不表明他不重视实证研究在经济学中的地位，相反，他认为实证研究所获致的成果将会丰富规范研究的内容，使得经济学中有关社会评价、政策探讨的判断建立在更有实证根据、更有说服力的基础之上。
新技术革命在最近几十年的突飞猛进给经济学研究带来了巨大的挑战，这不但是经济学研究方法上的创新的挑战，而且更是经济学研究的根本内容上的创新的挑战。以新技术革命为出发点，作为社会启蒙和社会设计的科学的经济学，就必然将研究的重心置于科学技术对人类经济行为和社会经济运行方式所产生的深刻影响方面，这种影响在三个主题上同时展开：就“体制”而言，什么样的经济体制能够有效地配置资源以促进和适应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科学技术的新发展又对经济体制提出哪些新的要求？以“目标”的研究为例，考虑到科学技术的发展，在发展目标方面应当如何把经济上的要求与社会上的要求联结在一起？微观经济单位和宏观调控主体在制定目标时，应该如何趋于现实化和合理化以适应科学技术发展的形势？从“人”研究层面来说，在科学技术和社会生产方式发生巨大变化的情况下，人类福利的含义和度量标准发生何种变化？如何使得科学技术的发展真正有利于人的全面发展和总体福利的增进而不会成为科学技术发展的牺牲品？由此，厉以宁先生认为，经济学研究要在新的时代面前回应挑战，就必须在三个层次上进行全新的探讨：第一个层次是对现行经济体制以及该种经济体制条件下的经济运行的研究，第二个层次是对经济和社会发展目标的研究，第三个层次是对人的研究，也就是对人在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的研究。三个层次的经济学研究在逻辑上有相互关联和相互渗透的关系，但是其内容各有侧重：经济体制的研究主要是一种比较经济体制研究，即在现存的世界各国的经济运行体制中，从集权体制和分权体制各自的优劣比较出发，寻找一种既能够实现较高的经济效率又能够有利于宏观经济调控的经济体制，即探求一种将微观经济的管理与宏观经济的管理有机结合的经济运行机制；发展目标的研究是基于信息不充分和政府行为非理想化的理论预设，在摒弃最优经济原则的前提下，将现实原则而不是理想原则作为制定经济政策的指导原则，在微观经济和宏观经济决策中使得目标的确立走向现实化、多元化、综合化，追求多种发展目标之间的均衡和谐的实现方式；对“人”的研究建立在经济学的终极人文关怀的观念之上，在这种观念中，对人的研究被置于经济学研究的最高层次，对经济体制和发展目标的研究都是为了人的总体福利的增进和人的全面发展，在经济学研究的这个层次上，经济学的视角与伦理学的视角往往产生相互的交叉与认同。
厉以宁先生将“体制、目标、人”作为经济研究的三个层次，而他所设想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正是从这三个层次的研究的角度出发去构建的，他的较早期著作《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反映了他试图以自己独特的理论框架来对传统经济理论进行重新阐述的积极而有意识的努力，即使以现在的眼光来看，我们仍可以明显觉察这本著作在体系创新方面的开创性贡献。在他看来，社会主义经济研究的重点是社会主义经济的运行，而经济运行总是在一定的经济体制条件下实现的，因此，必须将一定的经济体制作为社会主义经济研究的前提。在厉以宁先生的设想中，理想的目标经济体制应该包含以下特征：（1）这是一个建立在多种所有制形式并存基础之上的、自觉依据和运用价值规律的、以市场经济为基本框架的经济体制；（2）这是一个企业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真正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从而拥有独立法人的经济体制；（3）这是一个在资源配置中以市场为主要调节方式的、市场调节和国家宏观调控有机结合的经济体制；（4）这是一个有着基本合理的灵活的价格体系从而价格能够比较灵敏地反映社会劳动生产率和市场供求关系变化的经济体制；（5）这是一个依据按要素分配和按劳动分配相结合的原则促使社会成员的收入分配走向合理化的经济体制；（6）这是一个基于政府行为非理想化的基本理念使得政府的行为趋于合理化从而在政府的宏观调控和战略指导与微观经济主体的自主行为之间寻求协调平衡的经济体制。在这样的经济体制分析框架的前提下，可以从国民经济运行、企业经济活动、个人经济行为三个层次分别考察，探讨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的基本规律和经济改革的基本路径。在发展目标的研究中，两个最为关键的问题是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即在给定的经济体制之下研究资源配置的有效性和收入分配的公平性两大社会经济目标。由给定经济体制条件下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的实证分析转入有关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合理程度的确定的规范分析，反映了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探讨的深化。社会主义发展目标是一个包含社会发展目标和经济发展目标的综合体系，这种目标体系的动态相对平衡性要求在制定发展战略的时候注重多种目标的统一协进，并考虑到在目标的变动中社会承受能力的强度。在对“人”的研究中，厉以宁先生始终以一个关注民生的经济学家的姿态，主张“对人的关心和培养是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认为在理想的社会制度中，人应该成为全面发展的人，他们能够充分发挥自己的创造力，充分拓展自己的潜在能力，不断深化自身历史使命的认识，社会生产发展的最终目标与人的全面自由发展达到统一。以这种人文关怀的理念为出发点，厉以宁先生对平等与效率问题、社会福利的基本含义问题、人的地位的社会评价标准问题、社会主义民主问题等进行了广泛深刻的探讨。
经济转型和经济发展：发展经济学的中国版本
发展经济学作为经济学领域一门新兴的学科，在最近几十年中取得了很多学术界公认的成果。但是发生在中国的广泛而深刻的制度变迁却给发展经济学提出了崭新的挑战，这种挑战不是对以往成果的否定，而是对发展经济学基本研究对象所提出的挑战：中国制度变迁中面临的转型和发展的双重使命是传统发展经济学中所未曾涉及的命题。所谓转型，是指中国的经济体制要从初始的传统计划经济体制逐渐过渡到与国际主流社会相一致的现代市场经济体制；所谓发展，是指中国的经济发展状况要从不发达的状态逐步走向繁荣富强的发达状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在这种转型发展的双重背景之下，中国经济所面临的许多命题诸如资本形成、人力资本培育、市场化、企业家成长等，都与传统发展经济学有着不同的内涵。由于传统的僵化的经济运行机制和长期积淀的传统社会结构的合力影响，强化了中国转型发展的特有的路径依赖特征，逼使许多经济学家在正统发展经济学的教条之外寻求中国独特的转型发展之路。厉以宁先生在他九十年代后期的著作和讲演中，一直关注于转型发展问题的研究，坚持“在转型中发展，在发展中转型”的基本观点：所谓在转型中发展，就是要在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化的过程中创造经济发展的条件，而在这种体制变迁中，最为核心最为关键最为艰巨的使命是重新构造宏观经济的微观基础，塑造具有充分活力的市场主体；所谓在发展中转型，是指通过经济发展增加社会对剧烈的体制转轨的承受力，增加整个社会力量对改革事业的支持和理解，从而更加深入地推进以市场化为根本指归的经济体制变革。针对中国在转型发展初期所面临的特殊社会经济背景，厉以宁先生提出了中国转型发展的三个基本命题：以构造市场经济微观基础的产权改革相比于价格改革应居于优先的地位；转型发展时期的失业问题相比于通货膨胀问题应居于优先的地位；转型发展时期经济增长分析相比于货币流量分析更加有用。在这三个命题之外，厉以宁先生还对与转型发展密切相关的宏观经济调节、社会协调和观念更新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而在九十年代后半期，他对关系中国转型发展的重大课题诸如区域经济发展和反贫困、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等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
关于第一个命题，厉以宁先生认为，以产权改革为中心的改革既是实质性的，又是渐进性的，“实质性”意味着产权改革将彻底改造深受传统体制束缚的微观经济主体，从而实现中国真正的市场化改革，而“渐进性”意味着中国产权改革的路径选择将摈弃激进论者的路线而采取较为谨慎的推进战略，以最小的社会震荡成本换取最大的改革收益。厉以宁先生在产权改革上的这种立场，一方面将自己与以维护中国经济的社会主义性质为依据而对所有制的改革采取抵制姿态的保守人士区别开来，另一方面又与那些主张效仿苏联东欧的经济转轨模式从而对中国实施大规模彻底而迅速的私有化的激进人士划清了界限。以股份制为新企业体制的目标模式促进中国尽快建立适应市场经济的现代企业制度，以股份制改造为突破口完善和促进中国企业的管理模式变革和体制创新，是厉以宁先生产权改革的基本政策主张，经过十几年的改革实践的检验和学术界的长期论争，股份制已经成为我国企业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关于第二个命题，厉以宁先生历来主张“就业优先兼顾物价基本稳定”的经济发展战略，在政府宏观政策目标体系中将就业目标放在首要的位置加以强调，认为惟有将就业置于突出地位即把发展置于突出地位，才能增强综合国力提高人民生活福利水准，使社会得以稳定协调发展，除非是在物价急剧上涨而引起社会强烈动荡的特殊情形之下。而产权改革和就业优先这两个政策主张在逻辑上是相辅相成的：产权改革的顺利进展带来的企业发展将为就业问题的解决提供宽松的环境，而就业目标的优先策略带来的良好就业态势又可以减少产权改革引发的社会震荡，降低产权改革的社会成本。关于第三个命题，厉以宁先生认为，尽管货币流量分析是现代宏观经济分析中常用的说明经济增长与波动的方法，但是由于中国在经济转型发展时期经济分析对象的特殊性，应用货币流量分析具有较大的局限性，而经济增长分析比较适宜于研究转型发展中的中国经济。中国不但是一个处于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阶段的发展中国家，而且是一个处于非均衡状态的发展中国家，在这种特殊的转型发展背景之下，体制的非单一性、市场的不完善、非经济因素对经济运行的有力干扰、社会总需求大于社会总供给的状态长期存在、隐蔽失业和隐蔽通货膨胀的公开化等，都使得传统的货币流量分析方法无法对困扰中国转型发展的诸多问题进行有说服力的准确的阐明，而更为严重的是，应用货币流量分析对中国转型发展的扭曲解释会使我们的战略决策受到相当的误导，影响中国经济发展和转型战略的制定。具体而言，货币流量分析无法说明通货膨胀、失业和经济中的短线部门“瓶颈”制约背后真正的体制与结构根源，而由这种分析方法所导致的将治理通货膨胀置于首位的经济政策选择会严重忽视就业和经济增长的重要意义，同时货币分析法所推出的理想化的平衡增长战略在处于特殊转型发展时期的中国是缺乏现实意义的。
经济学的伦理视角：经济运行和道德调节
道德问题并非经济学研究的核心命题，经济学的核心命题是资源配置和效率增进。然而经济学并不是不涉及道德问题，相反，在对经济学的许多命题的最终解答中，价值判断和道德判断似乎总是难以回避的。但是经济学的界限在于，它只是在给定的道德规范和价值体系下进行分析，它把人们的“偏好”、“价值观”、“生活目标”、“社会公德”等等当作外生的经济学体系之外决定的变量来看待，当作自己分析的前提条件加以接受。然后在多种给定的道德准则、社会规范范围内，进行经济学分析，告诉人们如何行为、如何选择、如何决策、如何配置资源，才能最大限度地实现自己的目标，增进自己的幸福。经济学和道德哲学的这种学术分野并未成为经济学家关注道德问题的阻碍，事实上，每一个严肃的有着人文关怀的经济学家必然怀有道德忧患意识，在20世纪末中国学术界有关道德问题的饶有兴趣的论争中，许多经济学家以其精彩的论述和独特的理论视角引起伦理学家们极大的关注。经济学家“不务正业”介入道德研究领域，在世纪末的中国似乎具有某种象征含义：在中国由传统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变迁的进程中，经济学家对伦理道德问题的普遍的强烈的关注不仅反映出学者的强烈的道德忧患意识和社会使命感，而且折射出整个社会在制度转型期面临道德规范的混乱与道德意识的迷茫时对于道德秩序的普遍呼唤与强烈渴求。
厉以宁先生是国内经济学界较早关注道德伦理问题的学者之一，从他许多著作中我们可以看到他试图从伦理学的视角对经济学的诸多范畴进行规范分析的努力，作为一个经济学家，其理论进路与伦理学家的相异之处在于，他并不将眼光贯注于有关道德的是非判断与善恶评价，而是将道德置于整个经济运行体制中去考量，探讨道德在经济发展和经济转型中对经济运行的调节作用。在厉以宁先生看来，由于存在着市场缺陷和政府失灵的情形，因而单纯依赖市场调节和政府调节就不能达到预期的经济运行目标，而市场调节和政府调节所遗漏的空白，应该由习惯和道德调节来填充和弥补，在交易活动中如此，在非交易领域就更是如此。由此，厉以宁先生提出，道德调节和习惯调节是超越市场和超越政府的一种调节，它的社会整合和经济调节功能介于作为“无形之手”的市场调节和“有形之手”的政府调节之间，作为第三种调节起作用，共同维系和引导着整个经济的和谐有效的运转。习惯和道德调节的力量来自于经济中的行为主体内部，即来自每一个行为者自身，它表现为各个行为者按照自己的认同所形成的文化传统、道德信念和道德原则来影响社会生活，使资源使用效率发生变化，使资源配置格局发生变化。因此，习惯和道德调节的约束力和有效性取决于社会成员对群体的价值观念和传统信仰的认同程度的高低，取决于社会成员建立在共同价值谱系基础之上的自律程度的高低。换言之，道德作为维系社会运行的一种手段，是通过各个行为主体自身的道德约束和相互之间的道德约束从而形成一种渗透于社会生活的道德风尚，它使得经济行为主体对他人的行为和社会前景形成稳定的预期，以此为整个社会经济运行提供一种道德坐标和道德秩序。
道德力量为我们探讨经济学中的一些规范问题诸如效率与公平等提供了新鲜而有说服力的视角。厉以宁先生认为，效率具有双重基础，即效率的物质技术基础和效率的道德基础，单纯用物质技术因素来阐释效率是不够的，事实上，物质技术因素只能产生常规效率，而道德力量才能够真正挖掘效率增长的潜力从而产生非常规效率，从这个意义上而言，道德力量是效率的真正源泉，这个结论已经被经济史中无数例证以及管理学的现论所证实。道德视角的引入同样可以加深我们对于公平的标准的理解。从收入的绝对或相对平均而言的公平并不能为公平的衡量提供一个客观统一的尺度，类似的，用机会平等来测度公平同样会遗漏下许多难以解释的空白点。厉以宁先生认为，公平以对群体的认同为基础，在一个群体内部，成员对群体的认同程度越高，其公平感就越强，当社会中的成员从其处于超利益的考虑而参与的群体中普遍感到一种受到尊重和和谐的氛围，其公平感就会增进社会的协调的效率的提高。
厉以宁先生强调道德力量在经济运行中的作用，但他并非是一个“道德乌托邦主义者”或“道德万能论者”。第一，他一直强调道德激励与利益动机的相容性。社会成员的道德的自我激励使他们激发起为公共利益和公共目标的实现而努力的热情，自愿地在个人利益和公共目标冲突时将公共目标的实现置于个人利益之上，但是，社会群体对于个人正当利益动机的尊重是社会成员实现自我道德激励的必要前提，而社会成员的持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的发挥既来自自我的道德激励和道德约束，也来自自我的正当的利益动机。第二，他始终重视现代社会运行中法律的作用。从制度经济学角度来看，习俗或道德传统属于非正式制度，而法律属于正式制度，在现代社会中，社会习俗和道德文化传统等非正式的制度安排与政府的法律规范等正式的制度安排一起确立着社会成员的行为准则。习惯和道德调节在社会经济运行中起着重要的不可替代的制衡功能和协调功能，但是，习惯和道德调节必须以法律的规定作为边界，不能违背现行的法律规范。第三，他关注政府的道德自律并主张建立一套严密的筛选机制、保障与激励机制、约束与监督机制，以此规范政府的行为。政府是一种通过自己的立法行为为社会经济运行提供强制性秩序的组织，政府的成员需要有道德激励和道德约束，但是更重要的是，政府调节行为必须建立在符合法律规范的基础上，需要建立一种由公众实施的监督和约束机制，促进政府行为中的民主程度并防止因政府滥用权力而对社会秩序造成的破坏。
处在制度转轨关头的中国既需要经历经济体制变迁的洗礼，又必然经受伦理道德体系和文化传统更新的阵痛，对于一个具有长期集中计划经济传统并拥有丰厚的历史道德资源的国家来说，这种经济体制与道德传统的双重变迁的使命注定是意义深远而步履艰辛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道德重整既具有迫切性，同时又具有长期性和渐进性。
结束语
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那就是，我们有幸生活在一个中国伟大变迁的时代，我们目睹这个曾经饱受患难的国家重新以一种难以置信的勇气和信心，向着民族复兴的梦想靠近。而尤其令我们感到荣幸的是，作为经济学的研究者，中国在当代经济发展中所经历的巨大变迁为我们的研究工作提供了无可比拟的丰富而生动的素材，这是时代赐予经济学者的宝贵的际遇。而经济学界诸多学派之间严肃的探讨、论战和争鸣，不但促进了经济学科的繁荣，也为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提供了可供借鉴的理论视角。厉以宁先生是同时代这些优秀的经济学家当中的一个，假若以对中国经济学术界和中国经济改革决策的影响力作为衡量标准，他又是其中最杰出者之一；他以独特的理论进路、勇毅的创新精神、坚实敏锐的现实感和严密宏大的理论体系，为中国经济改革思想贡献了丰富的思想资源，确立了自己在当代中国经济思想史的位置。但他又不仅仅是一个经济学家，他以深远的忧患意识对国家命运和民生的关注，使得他的思想浸透着一种强烈的人文精神，充满终极关怀的意味。当然，如同所有深受传统经济体制和传统经济学知识结构影响的经济学家一样，厉以宁先生的理论体系和论证范式不可避免地带有时代所遗留的深刻的印记，对此，厉以宁先生亦有清醒的自我估价。“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历史使命”，中国经济学的繁荣昌明有赖于中国经济学人一代接一代的持久而不懈的努力。
参考文献：
1．《超越市场与超越政府：论道德力量在经济中的作用》，厉以宁著，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
2.《股份制与现代市场经济》厉以宁著，江苏人民出版社，1994
3．《非均衡的中国经济》，厉以宁著，经济日报出版社，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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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关于经济问题的通信》，厉以宁著，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
6.《经济漫谈录》，厉以宁著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7.《经济体制改革的探索》，厉以宁著，人民日报出版社1987
8.《经济·文化与发展》，厉以宁著，北京三联书店，1996
9.《经济学的伦理问题》，厉以宁著，北京三联书店，1995
10.《厉以宁九十年代文选》，厉以宁著，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11.《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厉以宁著，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
12.《体制·目标·人：经济学面临的挑战》，厉以宁著，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6
13.《中国经济改革的思路》，厉以宁著，中国展望出版社，1989
关键词：会计准则 制定 演化经济学
Paul A.Volcker(2001)指出，高质量的财务报告依赖于会计准则、会计与审计实践以及立法和管制，而后两部分可以归纳为会计准则的实施问题。可见，高质量会计标准即会计准则是生成高质量财务报告的基础，实施有力的会计准则执行机制是生成高质量财务报告的保证。美国次贷危机(Sub-prime mortgage crisis)的爆发，再次引发了人们对制定高质量会计准则的关注。
一、会计准则制定研究述评
(一)会计准则制定基础(导向)会计准则制定基础也被称作会计准则制定导向，其涉及了在会计准则范围内的会计政策的选择空间。在国外倾向性的观点是原则基础的会计准则优于规则基础的会计准则。Mason,Gibbins(1991)认为，原则基础的会计准则从总体上优于规则基础，更有利于提高会计信息质量。如果会计准则是规则导向的，那些期望在会计准则上获取自我利益的组织，就有了可以进行“对策”的目标与方式(Lys、Vincent，1995)。Engle(1999)阐述了管理者利用会计准则形式规避经济交易实质的行为。安然事件后，国外对会计准则的原则基础和规则基础的研究可谓数不胜数。Nelson等(2002)通过问卷调查研究得出结论，从业者包括公司会计师、注册会计师更偏爱具体的会计标准。Dye(2002)的研究进一步证实了Nelson的观点。Nelson(2003)通过对上市公司管理层及审计师的问卷调查得出结论，会计准则越具体，管理层越可能通过交易进行利润操纵oWebster，Thomton(2004)以加拿大资本市场为例，发现原则基础的会计准则及其所赋予会计人员的职业判断空间有助于提高财务报告盈利质量。我国会计学者对会计准则制定基础的讨论主要是在安然事件之后。葛家澍(2002)对会计准则制定基础作了一个概括性描述，他认为制定一项高质量会计准则，其指导思想是规则基础还是原则基础，是一个有争议而必须通过反复实践才能回答的问题。关于“原则基础或规则基础哪个更优”的讨论研究文献有很多。如平来禄、刘峰、雷科罗(2003)从自利经济人假定出发，推断出：如果准则是规则导向的，这表明那些期望在运用会计准则中牟取私利的人就有了可借鉴的方式；如果采纳原则导向不给定具体的政策界限，当存在利益冲突时，最终只能诉求道德操守，这显然有违经济学自利经济人的基本前提，其长期有效性程度也值得关注。同时吸取原则和规则的优点，以目标为导向制定我国会计准则(路德明、邱昱芳，2003裘宗舜、李栗，2004；林钟高、韩立军，2005；张美霞,2005)，他们认为，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提出的“目标导向”为最优的制定模式还有待于实践的检验，但同时吸取原则和规则的优点，以目标为核心制定与我国经济发展相适应的准则这种思路是可取的。从会计监管的视角，洪剑峭、娄贺统(2004)提出，会计准则的制定基础与会计监管的有效程度相关，准则基础的变迁应该与具体的会计监管环境相适应。基于政治学视角，张力、陈许高(2007)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制定导向的内生性、会计准则的形成机理及财务舞弊行为的责任认定等角度探讨了我国当前会计准则制定导向的选择，认为规则导向的会计准则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都有存在的合理性。但是这些研究多是从理论层面进行规范分析，没有取得严格的实证证据作为支撑。魏明海(2005)从理论推演和数据实证两方面得出结论，我国会计准则制定要选择基于原则基础的规则基础。
(二)会计准则制定主体Carey(1969)反对将上市公司会计规则的制定权赋予联邦贸易委员会这个政府管制机构。以GeorgeMay为首的，与纽约证券交易所合作的专门委员会(A special eomnnttee On co-operat ionwith stock exchanges)1932年向股票上市委员会提交了一封信，该信建议纽约证券交易所应要求上市公司遵循基本原则，这些原则应当由包括公司管理人员、律师、会计师等的专家委员会经过研究后确定(Zeff，1972)。Nolan(1972)认为，众多的规则必须由像FASB这样的机构来制定。Most(1986)提出，会计准则应该由一个研究型组织制定，一个合适的研究型组织应该包括学术界的优秀人才，并得到职业界和产业界的资助。我国关于会汁准则制定主体的大部分研究结果并不支持完全由政府及相关机构制定会计准则。按照“无知之幕”的要求：准则制定者应该是毫无自身利益要求的无利益关系人(薛云奎，1999)。陈冬华、陈信元(2003)在对世纪星源案例的研究中发现，会计会计准则的制定不仅仅是技术问题，而且是关乎利益协调的政治问题，利益相关者应参与会计准则制定。纂好东、杨志强(2003)，吴联生(2004)的实证调查数据结果显示被调查者大都赞成利益相关者参与会计准则的制定。基于博弈分析，林钟高、韩立军(2005)，高筠燕、卢锐(2005)指出，政府在准则制定权的博弈中处于强势地位，会计准则制定权合约配置应以政府为主导、民间机构为辅助的结合方式。王建新(2001；2005)，张嘉兴、张俊民(2006)，宋英慧、高铭(2007)，李宁(2007)，李桂荣(2007)，林钟高、徐虹(2007)也分别从会计准则制定权的博弈视角、游说视角、创造性会计视角、熵理论视角进行了研究，结果也表明利益相关者应该更广泛地参与会计准则制定。但是粱爽(2005)运用产权经济学等理论，分析了有效会计准则制定机构应具备权威性、效益性和公正性的特征，得出了我国会计准则制定机构(财政部会计司)是一种有效的会计准则制定机构的结论。刘浩、孙铮(2005)从新制度经济学的企业所有权理论出发，对会计准则制定权的归属提出经济解释，为了遏制经理的的“特定控制权收益”，政府拥有了会计准则的制定权，而经理仅拥有了在会计准则框架内做出会计判断的权利。
(三)会计准则制定程序杨有红(1999)认为，将经济后果博弈机制引入会计准则制定过程并建立高度标准化的会计准则制定程序。由于我国会计准则的制定机构的博弈机制缺乏独立性(王建新，2001)，在这种博弈机制下，准则的博弈程序流于形式，征求意见往往难以得到重视，即使得到重视也难在准则中有体现。在借鉴FAsB和IASB的会计准则应循程序的基础上，2003年财政部颁发了我国会计准则的制定程序，从此，我国会计准则的制定程序分为立项阶段、起草阶段、公开征求意见阶段和阶段四个阶段。遵守公开的应循程序，对拟立项的准则公开讨论意见稿或举行听证会，并将有关的问题、原则和方法、相关理论等全部加以公开，在
制定过程中最大限度的让各利益集团参与并发表意见(裘宗舜、韩洪灵，2003)。基于演化经济学理论，林钟高、徐虹(2007)提出，建立会计准则征求意见稿反馈系统，让会计准则制定能够更多地听取各方面的意见。这些文献研究结果表明向利益相关者公开会计准则制定程序的程度仍然不足。在会计准则制定的研究过程中，学者们较多地采用了制度经济学理论对会计准则制定模式进行研究，代表性的理论有交易成本理论、契约理论、产权理论和公共选择理论。运用这些理论研究会计准则制定问题，有利于得出更清晰的结论，但这些理论属于新古典经济学的研究范式，新古典经济学是以经典物理学的力学方法为基本的分析方法，以简单的均衡决定论来分析复杂的经济问题。新古典经济学的企业黑箱理论将企业简化为一点，并在给定各种偏好、技术、制度等参数的情况下，静态地对经济过程进行分析。但随着社会的发展，恰恰是这些给定的参数，对企业及经济的发展会产生重要的影响，经济是不断向前发展的，新情况、新问题的涌现势必要求会计准则随之演化，因此，会计准则的制定是一个动态的过程。然而新古典经济学的以原子论和机械力学为隐喻的静态均衡分析方法并不能真实地表现会计准则制定基础、主体、程序等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也不能反映外界环境变化对会计准则制定的影响。所以，使用传统制度经济学方法很难对会计准则制定进行动态分析，于是也就难以制定出高质量的会计准则。演化经济学理论是针对动态过程的演化分析方法，以此为基础对会计准则制定进行研究将是一种崭新的思路。
二、演化经济学的起源和发展
(一)传统的演化经济学思想 在早期的经济理论中，演化思想就大量存在。马克斯把资本主义的生产组织视为一种动态的演化体系，这种演化的动力来自于他提出的社会进步的根本动力，即生产力的发展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马歇尔(1948)曾指出，“经济过程是动态演化的，经济学家的麦加(Mecca)应当是经济生物学……。”凡渤伦在《有闲阶级论》中提到了社会经济系统的演化思想，1898年，在他著名的论文中“为什么经济学不是一门演化科学?’宣布了制度主义的“演化经济学”研究议程。另外，熊彼特在其《全至济发展理论》中提出了一个旨在解释经济变迁和社会进步的演化经济学框架。阿尔钦在《不确定性、生物进化与经济理论》一文中，以其特有的理论视角，对经济演化理论做了开创性的研究工作。哈耶克在《自由秩序原理》中提出了“社会秩序可以自发或自由演化”的制度演化学说。
(二)现代演化经济学的发展 1981年博尔丁出版了《演化经济学》，1982年纳尔逊和温特出版了《经济变迁的演化理论》标志着现代演化经济学的诞生。进入20世纪90年代，有关演化经济学研究的文献激增，1991年，《演化经济学》杂志正式诞生，同时，主流期刊也对有关演化经济学的文章充满兴趣。2011世纪90年代以来，演化经济学方法及其理论在技术创新研究领域得到了广泛应用。学者们针对学习、模仿等技术扩散过程，经验的渐进积累过程以及学习模式等问题构建了演化模型，并由此建立了从微观范畴到宏观领域的技术创新理论。此外，演化经济理论在社会规则和制度的起源与变化、经济演化过程中的路径依赖现象、技术的变化及其对人口和社会福利的影响、经济行为主体的行为动机及其理解等方面的研究，也在不同层次上展开了。同时，一些诸如自组织理论、演化博弈论、实验经济学、混沌理论和非线性动力学等分析工具也在演化经济模型中不断涌现，使得研究对象的发杂性与分析工具之间有了很好的一致性(陈劲、王焕祥，2008)。2000年波茨出版了《新的演化微观经济学――复杂性、能力和适应》，该书是演化经济--学领域内最早的一本个人专著，其建立了一个以“连接为基本分析范畴的演化微观经济学框架。这些研究的发展趋势表明，演化经济学理论已经成为分析和描述复杂经济现象和研究制度变革发展的重要理论。
三、会计准则制定的演化分析框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