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8-18 17:15:57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西方经济思想的演变，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关键词：西方经济学；公平价格；公平价格思想；绝对公平；利益公平
中图分类号：F014.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972(2007)05-0012-05
价格是经济学的核心概念。在商品经济条件下，市场交换的利益关系是通过价格来调节的。所以，公平价格就成为分析经济伦理秩序的逻辑起点。“‘什么是公平’这个一般的问题和‘什么是公平价格’这个特殊的问题，从来都是作为关键的问题深深打动着富于思想的头脑”。纵观我国学界以往的研究成果，大多是从价值规律或供求关系的角度出发来考察商品价格的决定，对于价格机制背后的经济伦理思想，则少有涉及。本文拟从经济哲学的角度，对西方经济学中公平价格思想的演变进行探讨，以揭示经济公平所具有的历史的科学意义。
一、伦理的“绝对公平”价格思想
在古希腊罗马时期，自然经济占绝对优势，商品经济虽已存在，但尚不发达。市场交易仅是个人行为，还没有成为社会生活方式的内在组成部分。人们生活在基于权利和义务的道德体系中。经济学从属于哲学和政治学，并不是脱离一般社会思想的独立体系。思想家对经济问题的研究常常是为了解决更重要的伦理或法律问题，并无经济目的。就整个时代而言，价格思想具有鲜明的伦理特色，追求市场交换的绝对公平与公正。
古希腊思想家柏拉图认为，一切形式的渴望得到的行为，包括获取利润的交换行为，都具有潜在的破坏力，必须加以禁止。“在一个人承做一种作品时，法律给他以和卖者同样的警告，不要提高价格而是应索取其所值”。亚里士多德在《伦理学》中直接论及了交换的正义。他认为，公正的原则要求在交换前和交换后，交换双方都没有盈余或损失。“交换不应该比另一方更难以承受，他们之间的契约应该以事物的平等为基础，给人使用的一件东西的价值是用特定的价格来衡量的。因此，无论是价格超过物品的价值还是相反，都缺乏所需要的公平”。亚里士多德又根据交换动机将交换活动划分为两类：一类是合理地、恰当地运用物品是满足自然的需要；另一类是出于赚钱的理由来交换物品，这就是次要的、不恰当的运用。“如果一切交换都是非自然的，就很难看出人们是怎样拥有正义的品质的”。在他看来，交换必须建立在平等的基础上，才能使它与现行的社会和经济关系相协调。罗马法学家对买卖过程中的价格形成问题进行了探讨。如公元2-3世纪的法学家鲍鲁斯曾说：“在买和卖中，自然法允许一方以低于事物应有之价值购买，另一方以高于事物应有之价值出售，这就是准许任一方哄骗其对方”。乌迫努斯在考虑讨价还价行为之合法与不合法时指出：“一个卖者用来宣扬他的商品的讲话，既不能看作是他的声明，也不能看作是他的诺言。但如他的讲话是为欺骗买者，虽然这不是一种违反其声明或诺言的行为，却是一种欺诈行为”。在分析价格问题时，法学家们总是以两个交换者的讨价还价是否存在欺诈意图为主题，而没有从更广泛的范围探讨市场动向，因而他们考虑价格问题的层面是比较狭窄的。
西罗马帝国崩溃后，支配西欧的是日耳曼民族，其基本经济组织马尔克是自给自足的公社团体。团体成员间不存在、也不容许以利得为目的的交换，这种思想一直持续到基督教产生的早期阶段。早期基督教是“奴隶和解放的农奴，穷人和无权利人，被罗马人征服或被他们驱散的人们的宗教”。它的教义是严格遵循耶稣基督的诫令“爱人如己――无论何事，你希望别人怎样待你，你也要如何待人”。神学家对公平价格的分析着重于经济生活的道德基础。巴西尔强调了交换平均的思想，“爱邻如己的人愿意占有的不多于他的邻人”。哲罗姆则坚持认为，一个人的赢得必定是另一个人的损失。“因为没有人希望取得价格超过其所值的商品，所以没有人应该试着把它卖得贵于其所值”。著名神学家奥古斯丁在《创世纪》的注释中，把“公平价格”看作是商品交换的公平准则。他说：“我知道有这样的人，即当购求抄本时，看见卖主不知抄本的价值，而他却自然而然地给卖主以公平价格”。相似的思想还可以从当时一则普遍流行的寓言故事中反映出来：“一个到罗马朝圣的僧人为他的主教买了一只银制圣餐杯。在与一群商人一道返回德国的途中，他向他们展示了那只容器，并告诉了他花了多少钱。商人们向他表示祝贺，告诉他付出的价格远远低于那只容器的价值，并笑道，尽管他是一个不问世事的僧人，但他比任何人都会讨价还价。僧人吓坏了，马上返回罗马，付给圣餐杯售卖者足够的钱，以达到价格”。僧人重返罗马付给圣餐杯商人更多的钱，也是道德力量使然。
总的说来，在中世纪以前，西方社会对公平价格问题的关注，主要是从个人行为的道德性出发，按照伦理原则，要求每个人在交换中都要对他人承担责任，强调市场交易的绝对公平。他们把获取利得的商业交换看作是欺诈行为而予以非议，“正如钉子钉在石头的接合处一样，罪恶也钉在买卖之间”。这种在道德规范下的公平价格思想，从经济哲学的角度看，其根本目的就是要论证以土地为基础的自然经济的社会秩序的合理性和有效性。思想家通过宣扬商品、市场面前人人平等的交换原则来体现公平、正义，并以此证明人对人的、不变的农业村社关系是公正、和谐的，进而排斥商品经济的运作方式。它对于劝导人们注重社会群体的稳定秩序是适用的，但与财富导向、利润导向的市场经济行为不一致。自11世纪起，西方社会的经济形势逐渐发生了变化，与日俱增的、以市场为导向的生产方式和分配方式成为个体与个体之间、个体与社会之间的新型关系。基督教神父和教会法学者清醒地看到，是价格涨跌而不是道德原则成为影响人们关系的重要因素。于是，他们不得不屈从世俗，重新考虑公平价格的决定问题。在13世纪中叶，具有调和色彩的“等级公平”价格论登上了历史舞台，成为中世纪经济思想的一个代表性观点。
二、调和的“等级公平”价格论
随着封建社会的发展和商品货币关系的扩大，进入市场交换的商品种类越来越多。在这种复杂的、大量的、经常性的交换中，市场体系对价格的调节作用日益显现。商业意识和宗教观念之间的矛盾也日趋尖锐：一方面，按照当时的基督教教义，一个把全身心奉献给上帝的人要从道义上对他人负责，不可因追求财富陷入贪婪欺骗的境地；另一方面，任何人要想在市场经济中求得生存，就必须胜过他人，精明于他
人，并且要战胜他人。人与人之间是对手，而不是兄弟。道德两难成为社会转型阶段的重要因素。经过半个世纪的宗教辩论，教会原来所恪守的一套说教开始发生变化，出现了商业经营和教会教规相互调和的趋势。托马斯・阿奎那的“等级公平”价格思想作为这种调和论的代表，产生了较大影响。
托马斯・阿奎那从以下三个方面阐述了他的思想：
首先，他接受了前辈神学家反对商人通过不等价交换获取利润的行为，把公平价格归结为与商品的真正价值相符的价格。 “价格是商品本身的一种本质特征……无论把一件物品卖得贵于它的价值或隐瞒所出售的物品的缺点，都属于欺骗行为，从而也破坏了公平价格”。
其次，由于社会现实的变化，导致托马斯・阿奎那不得不关注人们生活中不断增长的市场取向。他以经验事实为依据，把公平价格定义为与产品的必要的社会成本相等的价格――“在不存在垄断和市场控制的情况下，售卖者间的竞争将使市场保持这样的价格水平，即仅仅收回生产成本和实现正常利润的价格水平。生产成本要足以维持工人的生存费用，包括维持家庭生活费用、教育和获取必要技能的费用。如果向工人支付的生活费用过少，工人的人口数量将会下降，市场供给将会下降，价格将会上升，直到必要的劳动力得到了再生产为止。如果利润太低，难以保证交易者去提供为购买者所需要的足够数量的商品，同样的过程将会发生。另一方面，如果价格上升，远远高于必需品的成本，供给将会增加，竞争将驱使价格下降”。在这里，托马斯・阿奎那将公平价格视为保证社会秩序不断再生产的价格，它促使生产者提供足够的生活必需品，得到正常利润并继续进行交易。同时，作为购买者，在保证售卖者必要收入的前提下，能够获得足够的必需品，使家庭得以维系。这种思想具有一定的合理性，类似于现代经济学中完全竞争条件下的长期市场价格。它在当时的欧洲广泛流传，成为一种影响至今的学说。
最后，作为封建主和神权政治的代言人，托马斯・阿奎那又从等级制观点出发，把公平价格看成是一个主观范畴，由物品的效用，也就是从物品所得到的利益来决定。“物品的公平价格不是绝对固定的，而是要取决于某种评价。……可出卖的物品的价格，不是取决于它们在自然界中的地位，而是取决于它们对人的用处”。物品的卖价比它的价值“稍微多一点或稍微少一点，并不算是破坏公平所要求的均等”。“公平价格是在特定地点和特定时间占支配地位的现时价格，由公正的人的估计决定”。因此，同一种商品由各个等级按照不同的价格出售被看作是公平的，进而说明封建贵族和教会有权从中攫取额外的收入。他觉察到把公平价格解释为效用的均等与前面两种思想之间存在着矛盾。为了调和这种矛盾，他采取了折中的态度。针对教会的观点，即商业必然包含欺诈和道德堕落，阿奎那建立起商人的意图或动机标准，为商业利润正名。“利润既不该谴责也不该赞美，在道德上它是中性的。……牟利本身并不包含任何有害的或违反道德的事情，因此，它也有可能转向某种诚实或必要的目标。……如果商人追求必要的或者甚至是高尚的目的，例如，自立、慈善事业或者公共服务，它就成为合法的、至少适度的利润是这样”。在此基础上，阿奎那为封建主以高于价值的价格出售物品进行辩护。把一件物品卖得贵于它的价值，“就本身来说是不公平的、不合法的”。但是，如果物品“对一方有利益而对另一方有损失，比如，一个人急需某种物品，而另一个人失掉这件物品就有损失的话”，那么卖主就有权把物品卖得贵于它的价值，因为“公平价格不仅根据所出卖的物品来决定，而且还根据由于出卖所给卖主的损失来决定”。“如果不是使用诈术，卖者以高于价值的价格出售，或买者以低于价值的价格购进，均是不违法的，唯在高或低失之过甚时，则按法律可以要求偿还。而且，所谓公正的价格不能以精确数字来决定，只是一种估计，稍有增减也无损于正义，交易上的正义只要求以现实之均等为主”。
可见，阿奎那这种调和的公平价格论，在商品经济有了巨大发展的事实面前，允许价格围绕其价值有所上下，将公平价格归之于客观的生产成本，满足了日益增长的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需要，促进了资本积累。同时，又从等级制观点出发，将公平价格归之于主观因素，断言公平价格必须照顾到出售者的等级地位，保证卖主有“相当于他的等级地位的生活条件”。在其概念的范围内“承认了某一物品对卖者的主观价值因素，虽然没有承认该物品对买者的主观价值因素”。因此，阿奎那的公平价格论尽管为现代经济分析提供了一些线索，但由于历史的阶级局限性，仍不适为一种纯科学性质的运作理论。不过，正如马歇尔所说： “经济学不会突然作巨大的飞跃，它在中世纪是爬行的，但却是按正确的方向前进”。
从中世纪起，人们的经济观念发生了变化，实物主义的个人行为得到了教会认可，但道德问题依然存在。社会发展的进程使成千上万的人为了个人利益而努力，他们按照自我的决断和价值判断在市场中沉浮，在这种机制背后，似乎存在着无序性和非理性。可是，人类社会的前进步伐是确定无疑的。那么，在个人主义的、竞争的、不断变化的市场体系中，产生有序的社会关系的原则是什么?这个问题表达了一种信仰，即社会进步不应该允许个人道德因市场力的作用而扭曲和泯灭。因此，市场体系自动运行和自我调节的思想在18世纪兴起，亚当・斯密给了这种思想以最有力的表述。他的竞争性市场均衡论为公平价格思想提供了一个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回答了一个世纪以来社会哲学家和伦理学家试图回答但未能回答的问题。
三、经济学的“利益公平”价格论
从16世纪起，在封建社会内部，资本主义关系开始萌芽和成长，中世纪的社会特征消失了，每个人都在弱肉强食中追求私利。传统思想中的矛盾逐渐加深，人们改变了对商业的态度，商业精神已经不是同宗教观念调和折中的问题，而是被置于一个同信仰领域不发生联系的世俗领域内。这种转变提出了一个新经济秩序下的道德问题，即个人利益能否与社会利益和谐一致。18世纪经济哲学的主要任务是“建造一座桥梁，一端搭在自利的经济人上，另一端搭在社会福利或公共利益上”。它促使价格分析从“等级公平”论转向“利益公平”论。
关于个人利益可被用来实现公共利益的观点，在人类学术史上并非没有先例。早在4世纪的教父思想中就可以发现这种论述。约翰・克吕索斯托曾教导说，“为自己的利益而工作同为别人的利益而工作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没有哪个工人不生产出满足别人需要的某种东西而能得到自己的工资。……人由他们的需要相互联系起来。……相互依赖创造了社会，而经济像全部人类生活一样建立在相互取予的基础之上”。世纪有关的思想再度出现。如在皮埃尔・尼科尔的作品《道德论文集》第三卷中，他特地把追求“文明的自私”与有益的效果联系起来，指出其有益的效应与
慈善活动产生的效果完全相同。洛克资助人的嫡孙沙夫兹伯利第三伯爵认为，人是赋有“道德感”的，它使人能够明辨是非，选择正确的行动。这种行动在人的利己主义与利他主义之间建立了一种完美的平衡，不仅给个人带来愉快，也有助于社会的福利。“根据私人利益和每个人的作用，导向了普遍的利益”。孟德威尔在《蜜蜂的寓言》中指出：私恶即公利。他认为，人类社会“每一部分分开看时都充满着败行恶习，但合拢起来则成了极乐世界”。18世纪20年代，坎提隆在其著作《商业本质通论》中提出了类似于现代经济学的一般均衡思想。他认为，在自由竞争的市场体系中，交易者的理性私利可以形成价格和交易量的协调与均衡，人类的理性可以使经济有序化。18世纪晚期，亚当・斯密在广泛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提出了“自然自由体系论”。
在该体系中，他提出了“理性经济人”假定，充分肯定了利己主义是经济生活中的自然的和正当的原动力。企业家们从事生产的目的，不是为了同情和怜悯他人，而是出自对个人利益的追求。“我从来没有听说过，那些假装为公众幸福而经营贸易的人做了多少好事。事实上，这种装模作样的神态在商人中间并不普遍，用不着多费唇舌去劝阻他们”。“我们每天所需的食物和饮料，不是出自屠户、酿酒家或烙面师的恩惠，而是出于他们自利的打算。……要想仅仅依赖他人的恩惠，那是一定不行的。他如果能够刺激他们的利己心，使有利于他，并告诉他们，给他做事，是对他们自己有利的，他要达到的目的就容易得多了”。他又指出：“对他来说，自己的幸福可能比世界上所有其他人的幸福重要，但对其他任何一个人来说并不比别人的幸福重要。因此，虽然每个人心里确实必然宁爱自己而不爱别人，但是他不敢在人们面前采取这种态度……那么，在这种场合，同在其他一切场合一样，他一定会收敛起这种自爱的傲慢之心，并把它压抑到别人能够赞成的程度”。由此可见，人类的本性是利己的，一个人的私利仅受到别人利益的制约，除此之外，没有任何东西能够限制它。既然追求私利来自于人的本性，那么这种追求就是合理的，有它存在的权利和理由。在西方经济学说史上，斯密第一次系统而清晰地论证了“经济人”假设，强调了利益是经济活动的驱动力，尤其是作为经济活动主体的人的私利在促进人的积极性方面的重要作用。对此，斯蒂格勒给予他很高的评价：“斯密的‘经济人’假设是在人的行为方面提供了一个几乎具有无限威力的原理，他创造了在竞争环境中追求自己利益的个人，这个创造就其普遍性而言可以与牛顿的创造媲美”。
如果人是既有利己心，又是有理性的，那么经济运行机制就是自我调节的市场――在商品交换中，每个为自己利益打算的人不能不顾及其他为自己打算的人的利益，从而自然而然地产生了相互和共同的利益。依此类推，斯密提出了“看不见的手”的著名论题，把利己与利他联系起来了。“一般说来，每个人既不打算促进公共利益，也不知道他自己在什么程度上促进了公共利益……他只是盘算自己的安全；在这场合像在其他许多场合一样，他受着一只看不见的手的引导，去尽力达到一个并非他本意想要达到的目的。但并不因为事非出于本意，就对社会有害。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在真正出于本意的情况下更有效地促进社会利益”。在斯密看来，市场交换是一个双赢的过程，买卖双方从利己目的出发进行交换，交换的结果会变得更好―卖者为了获得利润展开竞争，提供消费者需要的产品，消费者的愿望得以实现，同时，竞争所维持的利润水平足以对生产者形成刺激。正如布隆克指出： “斯密的‘看不见的手’隐喻自由市场能够自发地调节和平衡竞争的个体在追求自身利益时的要求。而在这个过程中，自我利益的行为可以自然地促进整个社会的经济利益”。“‘看不见的手’就是价格制度指挥经济交响乐的指挥棒”。021ao以此为基础，斯密提出了市场体系自我调节的“自然价格”思想。
按照上述观点，每一种商品都有一种“自然价格”，当商品的市场价格偏离自然价格时，市场的力量就会调节市场价格，并使之回到自然价格。“当市场中的商品数量低于人们愿意支付的有效需求时……人们需要的商品数量得不到供给……就会有人愿意增大供给。在他们之间就会展开竞争，市场价格就会升高……当市场中的商品数量超过有效需求时，商品就无法全部售给那些想按照地租、工资和利润之和的价格购买的人们，情况就会发生变化，市场价格将下降……如果市场上这种商品量不多不少，恰够供给它的有效需求，市场价格便和自然价格完全相同，或大致相同。所以，自然价格就是中心价格，所有商品的价格都围绕这一价格波动。有时一些偶发事件会使价格高于自然价格，有时会低于自然价格，但是，它总是持续、不断地趋向中心价格即自然价格。市场中的全部产品同样按照这样的机制与有效需求相吻合。从而达到充裕的商品供给，既不多也不少，恰好与需求相等”。可见，自然价格不仅是所有商品价格向其不断趋近的中心，也是市场行为的各种动机经过细致的平衡，最终实现人与人之间利益相等的结果。
综上所述，斯密的“理性经济人”假定与“看不见的手”和关于“自然秩序”的思想一脉相通，像一根红线贯穿于他的经济理论体系。在斯密的论证中，自由社会的利己形成有序的市场竞争，不仅可以实现他人利益的最大化，而且可以达到社会整体利益的最大化。从逻辑一致性来看，社会进步和国民财富的快速增长依赖于“看不见的手”的调节作用，“看不见的手”的调节作用依赖于自由的市场竞争，自由的市场竞争又依赖于经济人假设。斯密将这几种关系表述在同一体系中，从而使构筑以现实市场为背景的价格运动模型成为可能，也为从理论上说明以利益公平为核心的价格机制提供了方法论基础。早期学者所面临的道德困境在斯密的分析中得到了解决。“亚当・斯密的天才闪光在于他认识到，在买者与卖者之间的资源交易中――简单地说就是在自由市场上――出现的价格能够协调千百万人的活动。人们各自谋求自身利益，却能使每一个人都得益。亚当-斯密认为，经济秩序可以作为许多各自谋求自身利益的人的行动的非有意识的结果而产生，这在当时是个惊人的思想，直到今天仍不失其意义”。
[论文摘 要]西方经济学作为大学经济学及相关专业的主要必修课程之一，始终博得人们的广泛关注。但随着人口数量膨胀与资源稀缺之间地矛盾锐化，其所蕴含的传统经济学理念无法跟上时展，更无法对现在盛行的循环经济体系给出合理解释，呈现出一种与生态文明渐行渐远的趋势。而环境教育的多学科渗透特性可以弥补传统西方经济学的发展弊端。因此，在大学西方经济学课堂中渗透环境教育是十分必要。本文在阐述目前大学西方经济学概况的基础上，指出在大学西方经济学课堂中渗透环境教育的必要性，并给出几点建议。
一、西方经济学概述
西方经济学被西方国家誉为“社会科学的皇后”，其受重视程度可见一斑。我国各高校的经济学专业一直将此课程设置为专业必修课，管理类专业也纷纷将其视为专业基础课。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无论从实践还是理论研究的角度，此门课程受重视程度都逐步提高，有越来越多的专业开设了本门课程。
对于西方经济学的介绍，国内出版过多种图书。在大讲意识形态的年代里，介绍西方经济学的目的主要是为了批判，因此在介绍时，一般是为树立批判的靶子，甚至断章取义，改革开放之初，虽然我们开始强调有批判地借鉴西方经济学，但由于从主导思想上否定市场经济，所以对可供借鉴部分的分析很不充分。80年代中后期，随着对外开放步伐的加快，忽视国情、盲目照搬西方经济学的倾向又有所抬头，一些在西方国家也存在很大争论的理论和主张，诸如凯恩斯主义的用高消费和高投资及温和的通货膨胀刺激经济发展的主张等，被不加具体分析地应用到中国经济的研究和实践之中，造成了认识上的混乱，并给实际的经济运行带来许多消极影响。
我国大学现行的西方经济学课程使用的课本极其多样化，但均由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两大部分组成。目前我国大学广泛使用的西方经济学课程经过以古希腊思想家色诺芬为代表的“家计管理学”以及早期重商主义者安·德·蒙克来田、亚当·斯密主张的“政治经济学”逐步演变而成。西方经济学的诞生是以19世纪微观经济学从经济学的阵营中独立出来为标志，并由萨缪尔森在《经济学》一书中综合宏观和微观经济学，最初形成西方经济学的完整体系。此后西方经济学学术成果辈出，并对整个世界经济格局起到不可忽视的影响。
二、在西方经济学课程中渗透环境教育的必要性
在环境问题日益恶化的今天，如不符合自然发展规律，西方经济学的发展就会日陷浅滩。为此，在大学西方经济学课程中渗透环境教育是十分必要的，具体表现在：
（一）弥补课程自身缺陷
西方经济学课程的自身缺陷，总的来说就是传统经济学理念的缺陷。从经济理论来看，西方主流经济学认为，只有进入市场体系的资源才是真正的经济资源，才具有经济分析意义。那些市场上难以计量的东西，如环境服务、自然资源、生态功能等即使很重要，但由于无法通过价格机制进行配置，就无法进行经济分析，也就当然被排除在经济理论考察范围之外了。这种观念从斯密、李嘉图开始一直延续到现代经济增长理论之中。在研究现代经济增长的许多有影响的经济学家的观点中，他们无不忽视资源与环境的地位和作用。他们只是根据报酬递减现象进行表面化的经济分析，只注重对资源与环境可以纳入市场核算的经济价值部分分析，从未深究报酬递减的原因是什么。事实上，对土地等自然资源要素的过度使用超过环境承载力，导致边际报酬递减现象。[1]而自然力服务并非是通过狭隘的经济核算就可以完全计量的。很显然，在西方经济学狭隘地崇尚市场机制的视野内是无法看到自然资源与环境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性的。为此西方学者埃尔斯曾经形象地比喻道：“看不见的手，没有绿拇指”。[2]因此在西方经济学课程中渗透环境教育，能有效促进新时期课程发展。
（二）促进可持续发展
可持续发展是“指既要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要不损害后代人满足其自身需要的能力”的发展。[3]如果人们的过度生产、消费超出环境承载力，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遭到破坏，就会威胁人类的可持续发展，造成“不经济”。为此，西方经济学的覆盖范围应从原有的人与人扩大到人与自然之间的利益平衡，也就是偏重于循环经济、稳态经济研究。循环经济是指物质、资源的循环利用，以达到节约资源成本目的。稳态经济是循环经济发展的完美境界，指物质、能量能够得到无浪费的充分再利用。 转贴于
在21世纪，这个提倡生态文明、发展循环经济的时代背景下，应将环境教育融入到西方经济学课堂中，使学生懂得人类如果过度破坏、利用环境，就会造成人类发展的不可持续。
三、在西方经济学中渗透环境教育的建议
西方经济学课程分为微观、宏观两大部分，其中微观经济学中主要讲授关于供给与需求、消费者行为、生产、成本、生产要素定价等理论问题。宏观经济学则主要介绍国民收入核算、国内生产总值、宏观经济政策、经济增长等理论问题。那么如何在这些复杂的经济问题中渗透环境教育，使新型的西方经济学可以弥补对于解释循环经济、自然环境与资源稀缺性等方面的缺陷？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一）从微观经济学层面渗透
微观经济学主要研究单独个体之间的经济关系，研究内容主要分为两个层面：
1．企业层面，西方经济学主要介绍供给需求、生产、成本等内容。教育者可以以一个企业为例，将循环经济的清洁生产观介绍给学生。比如丹麦的瓦伦堡工业园区的建设：这个工业园区的主体企业是电厂、炼油厂、制药厂和石膏板厂，以这四个企业为核心，通过贸易方式利用对方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弃物和副产品，作为自己生产中的原料，不仅减少了废物产生量和处理的费用，还产生了很好的经济效益，形成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良好循环。通过对瓦伦堡工业园区的建设以及一系列具体数据的换算，学生可以轻易的得出哪种生产模式更节省成本、更环保。从而让他们受到很好的环境教育。
2．个人消费层面，传统的西方经济学所介绍的消费者行为强调“拼命生产、拼命消费”的理念。而通过渗透环境教育，我们则要求学生理解适度消费、层次消费理念。从而使学生建立起一种新的消费观念，这种消费观念应该是符合生态文明要求的绿色消费观。
（二）从宏观经济学层面渗透
宏观经济学研究整体经济学现象，主要包括GDP、经济政策两方面内容。
1．关于对待国内生产总值（GDP）的了解应更上一个层次。不能凭借传统的思路，一味的追求GDP的盲目增长。在传授与其相关的经济学理论的同时，引用绿色国内生产总值GGDP概念，使学生在接受传统经济理念教育的同时可以认识到它的非决定性。
2．关于宏观政策方面，可以联系下新制度经济学的内容，让学生们在了解传统的经济政策同时，也能了解些关于政府改善生态环境，坚持循环经济的决心与方针政策。
参考文献
[1][2]闫敏，循环经济国际比较研究[M]，新华出版社，2006(7)，17-18
[3]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我们共同的未来，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12，52
关键词：经济学说史；思辨能力；综合能力；励志
《经济学说史》是经济学专业重要的专业主干课程之一。该课程主要讲述西方经济学说产生、发展和不断演变的历史过程。通过学习该课程，可以加强学生经济学理论功底，有助于提高学生思辨能力和研究能力，同时为学生学好其他专业课奠定重要理论基础。笔者结合自己多年教学感受，总结了学习课程后对学生的益处，与同行共勉。
1 通过经济学说史学习，加深学生对经济理论的理解
财经院校的大学生都是通过学习“西方经济学”课程，开始接触经济学，但在学习过程中学生的反映是“经济学”充满了高等数学，不是晦涩难懂的均衡计算就是复杂多变的图形，大部分的学生对此课程都有“想学但难学”的感觉。即使是所谓学的好的学生，也只局限与对图形的掌握和计算题的解题而已。对于经济学的真正意义和在现实经济生活中的作用，学生难以理解和体会的，使得学生头脑中的经济学只停留在“纸上谈兵”而已，这就失去了我们学习经济学的真正作用。
而经济学说史课程，讲述的是经济学说从无到有的发展演变过程，通过不同历史阶段展现，产生了不同经济学说并影响当代经济的发展。学生通过对经济学说史学习，可以深刻感受到经济理论存在的重要作用和意义，同时跳出固有模型和惯性思维的影响，站在一个比较高的视点加深理解以前所学微观和宏观经济学知识，从而得到新启示，使经济学学习与时代相结合，落实到现实经济生活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2 对不同学说的客观评价、理解，可以提高学生思辨能力
在学习西方经济学过程中，大多使用国内教材。为了能够较系统的介绍西方经济学的理论，国内出版的教材基本上都是以主流经济学理论为主，也就是说讲述的是一种看法和思路。随着近年来教学计划调整和课时压缩，教师在有限课堂时间里讲述大纲考试的相关内容都紧张，根本没有时间去介绍其他的理论。这样很容易让学生产生误解，认为经济学只有所学的一家之言。而学说史的学习就可以弥补这个缺陷，通过介绍不同时期不同的经济理论，让学生看到经济理论之间的差异和继承以及不断发展、演变，思考为什么某人理论能够成为主流，为什么若干年前的支流后来又变为主流学说，背后形成和推动的原因是什么。通过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在对经济学说不断演变分析中就会逐渐提高学生思辨能力，在学习中不断成长，成为一个不只会考试做题，关键是有思想和思辨能力的大学生。
3 从学说演变的历史进程中体会经济理论运用对国家经济发展和变革的重要性
经济理论是社会经济生活的产物，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变化的。虽然通过历代经济学家努力和奋斗，现代经济学已经成为社会科学中的“显学”，但是在大学教学中，由于教学体制和课时限制，学生很难在课堂上体会到自己所学的经济理论到底对经济发展能起多大作用。而在经济学说史课程讲述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就是经济学说的时代背景分析，通过结合当时历史现实，讨论理论产生的根基和成为主流后对现实经济的影响。如经济学说史上著名的“三次革命和三次综合”对于经济学走向现代成为社会科学殿堂的“明珠”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同时理论的正确运用可以促进各国经济发展，德国历史学派、美国新制度经济学派、英国剑桥学派等经济学家的理论，不但对本国经济造成重大影响，同时通过经济理论变革也为促进全世界经济快速发展发挥了重大作用。
虽然国内的教材中对此介绍相对较少，但国外经济学说史的教材却叙述内容多而且面广。因为任何时期经济学说产生都是时代缩影和需要，其内容是与历史背景不可分割的，所以把时代背景介绍与经济学家理论结合起来讲解，有助于学生深入理解理论体系，同时体会经济学说的历史性、阶级性和政治性，理解所谓“纯粹经济学”的欺骗性。在经济学教学中经常讲“为什么学习西方经济学”，但学生却不能够在现实经济生活中体会到“西学中用”目的是有选择的，甚至有很多人会被西方表面宣传所迷惑，认为“全盘西化”就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最好选择。而如果从经济学说发展的历史过程来看待此问题，就可不辨而胜，让学生感受到学习该课程重要性和实用性，改变固有的“历史无用论”的想法，同时可以激发思考的主动性。
4 有利于学生对不同课程内容的链接，融会贯通提高学习综合能力
不管什么专业对于在校大学生，每天都穿梭于各个教室之间，听着不同老师在讲述着不同的课程。所以在学生脑中所学的各个课程只是大学知识结构中若干个点而已，至于不同点应该摆放在哪里，各个点之间有什么联系他们并未思考过或能够得出清晰构图。这正是造成社会所说大学生“高分低能”的一个重要原因。“高分”是表明学生在校把所学课程即各个点掌握的很清楚，“低能”是因为其脑中只是零散“点”的堆积，而不能形成一个有形、有用的“网”去解决现实中的问题，这正是现在大学教学的一个弊端。大学中开设的有些课程只是强调理论性，而没有教会学生如何使用知识。同时各个专业课程都是“各自为政”，针对某个问题任课老师只讲本课程理论和观点，而现实中任何问题都绝不是只用一门课程知识就能解决的，所以要求有综合应用所学各门课程的能力，而这正是学生所缺乏的，也是在现有学校考核制度下所不能衡量的“高分低能”就不奇怪了。所以如何去构建这个“网”既要学生自己主动学习，也要借助于老师在课堂上思路引导和勾画线条，帮助学生在学习中提高知识运用的综合能力。而经济学说的发展是现实经济现象的浓缩，是众多历史原因的综合物，演变中涉及宏观、微观经济学，金融学、财政学、福利经济学等各课程内容，所以在讲解某经济学的理论时经常会涉及到不同专业领域课程，如斯密的理论，既有宏微观的理论，还有国际贸易、税收、财政、金融等各方面的知识，这些理论成为不同的点，围绕“国家财富如何增长”这个中心，以“经济自由”为主导的思路构建出了斯密的《国富论》的全部内容，同时也成为经济学永远追随的主题和方向，这种情况在许多经济学家理论中都会有所体现，教师就可以与学生已学课程情况结合，提供一个新视角去理解学过的理论，搭建起贯通各个课程的思路，让学生体会到对同一个问题不同课程是如何寻找解决之路的，哪些是现实中可行的或效果更好的，通过分析、梳理理论脉络，锻炼学生知识的综合应用同时增强解决现实问题能力。只有不断的加深理解变为自己的知识达到“融会”，才有可能去“贯通”，把各个点链接起来构建实体的专业知识结构，在现实经济生活和工作中解决问题，成为有文凭也有水平的大学生，成为企业和社会欢迎的人才。
5 经济学家的生平可以触动学生，有励志的作用对学生成才有所启示
关键词：中国经济学；坚持；走向
中图分类号：F0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5656(2007)04―0021―05
随着我国改革的深入，对于经济学理论的要求愈来愈高，努力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学理论，是中国经济学建设与发展的根本任务，要完成这个任务，中国经济学必须坚持四大走向。
一、走向规范
经济学作为一门科学，有其客观性和历史继承性，经济学的发展也存在着一些共同的规律和经验。为了更好地学习其它国家的经济发展的经验和经济学发展的优秀成果，也为了更好形成和完善中国经济学，宣传中国经济学，让更多的人了解中国经济学，必须通过交流、争论、分工，来实现知识的积累、体系的形成、理论的创新、理念的演进。改革开放以来，由于中国经济学家不懈努力，使中国经济学的研究视野不断开阔，方法不断创新，比较成功地实现了传统经济学研究范式向现代经济学研究范式的转型，越来越走向规范化。但是，中国经济学从总体上看还是不成熟的。基础理论还比较薄弱，研究方法还比较落后，学科规范还不够严格，中国经济学作为一种科学体系还在形成，中国经济学必须坚持走向规范。建立学术规范，发展学术评价，是中国经济学进一步发展和提高的重要条件和必由之路。
1．全面理解规范的内涵。
中国经济学要走向规范，必须全面理解学科规范的内涵，并判断在哪些方面还不够规范。经济学规范包括三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指学科发展的一系列的规则。一是学术自由的规则，保证任何一种新的观念和研究角度不受压抑；二是公平竞争的规则，保证在不同观念和理论的具体竞争(如争论，发表等)中，不受学术之外因素的影响。三是连续性的规则，保障学科在连续性基础上的有序发展。在这些规则下，更有优势的观念或理论就会被更多的人接受、继承和传播，而较有劣势的观念和理论就有可能被逐渐淘汰，或者居于非主流地位。第二个层面是指研究范式。一是研究的模式，包括学科的概念、语言与文字。在学科的研究、讨论中应使用本学科规范的概念、语言、文字。二是研究的方法，深入实际，并采取多元化的方法，从不同方面进行分析、比较，揭示经济发展的趋势和内在规律。三是学科的组织方式，包括怎么样组织学术会议，论文的选用应依据一定的标准或程序，论文体裁应遵循一定的格式。研究范式是在平时的研究中逐渐形成的，众多经济学家研究现实问题，慢慢形成了一套相对固定的研究方法、研究模式、组织方式，大家都遵循它，范式便在此过程中慢慢形成、规范并指导以后的研究。研究范式的形成是学科发展的必然，也是学科真正成熟的标志。第三个层面是指严谨的逻辑体系并以实证资料对理论进行严密的经验检验。中国经济学在第一层面和第三层面的规范相对而言做得比较好些，重点是第二层面的规范，即研究范式的规范更需要进一步加强。
2．走向规范不是要按照西方经济学的范式来构建自己的体系。
我们需要有一个研究范式来规范中国经济学，建立严谨的逻辑体系并以实证资料对理论进行严谨的实践检验，但走向规范不是要按照西方经济学的范式来构建自己的体系。
现代市场经济理论是在西方发达国家产生并发展起来的，是西方经济学家经过长期观察、思考、体验和深入求证而形成的。这些理论命题的成立是有相当严格的适应条件的，但这些条件在中国经济改革的实践中可能并不完全具备。中国目前正处于由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过渡时期，不论是在传统高度集权体制下，还是在体制转型阶段，中国经济所面临的问题，所需要解决问题的理论，显然和西方经济学具有不同的社会历史背景。西方经济学不可能承担起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使命。同时，经济学的研究范畴广泛，并且随时间而变化；经济学问题层次复杂多样；经济学并不存在一劳永逸、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研究范式。经济学的研究范畴和研究范式是阶段性的、相对的，是在不断研究问题中逐步形成和发展的。西方经济学原有的规范，必然随着世界经济实践的发展而发展。体育竞赛的规范就是各种竞赛规则。这些规则虽然都是人为制定的，但却是得到体育共同体的一致认同的。世界范围内的经济学的规范，必须由世界经济学界的学者共同制定，一致认同，否则就不是共同的规范。如果仅仅把西方经济学的规范作为世界范围内的经济学的规范，是不公平的。中国经济学的规范是在研究中国问题中形成的，也是在不断地同西方经济学的交流、争论中形成的。
3．规范的过程是中国经济学创新的过程。
经济学的发展是一个不断创新的过程，中国经济学是在中国经济实践的基础上通过创新形成的。自主创新是中国经济学的立学之本。当代中国经济学如果不进行理论创新，不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它就不可能解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经济问题。在目前条件下，中国经济学家应当加强经济发展问题的研究，将注意力集中在对中国市场经济运行的若干重大问题进行系统深入的研究上，注意新的理论生长点的发掘，不断研究新问题、解决新问题、总结新经验、提出新观点、形成新的理论思路。只有在理论上经过相当的积累，才是获得突破性进展的有效途径，也才能使中国经济学不断发展，并且逐步规范。我们所讲的走向规范，是在创新中规范，规范的过程就是中国经济学创新的过程。
二、走向实际
中国经济学的生命力在于其对现实问题的解说力和影响力。在中国经济学的艰难曲折的发展历程中，中国经济学界并没有照搬西方模式，而是结合中国的政治特征、历史传统、文化背景、经济条件，合理吸收和消化，并在此基础上进行理论创新。
20多年来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相应地带动了中国经济研究的空前繁荣，中国经济学家的努力在许多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展。经济学家对中国改革的最主要贡献，是逐步地为中国找到了市场化、比较优势、对外开放等一系列重要的改革方略。但是，中国经济学理论落后于实践的问题并未从根本上得到解决。中国经济学理论的发展在相当程度上仍受着传统思维方式的束缚，理论研究相对于实践总是处于被动求解的局面，对中国改革和发展过程中的问题难以作出完全令人信服的、系统的经济学解释。为此，中国经济学必须坚持走向实际。
1．面对中国经济的实践
对于中国经济学来说，当务之急是要从实际出发，搞清楚中国所面临的究竟是什么样的经济问题，仔细分析问题背后的原因，找出解决问题的具体方法和途径并且揭示出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规律。市场制度在西方经历了几百年的演变过程，许多制度安排，经过长期的磨合，已经达到了相对稳定的状态。但在中国，我们的改革，是要实现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轨。如果设计得不好，那后果就可能是灾难性的。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经济学家所面临的挑战，比西方经济学家所面临的挑战将更为严峻。
因而中国经济学家更需要立足现实、脚踏实地，不仅要有大刀阔斧的勇气，而且要有小心翼翼的谨慎。中国在长期经济发展中遇到的许多问题，如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制度因素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企业组织形式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农村家庭经营方式与农业资源、商品市场发展的关系，自力更生与对外开放的关系等等，对这些问题在较高的理论层次上加以概括和抽象，可以加深我们对经济发展规律的认识。因而，具有十分重要的实践价值和理论价值。
2．面对中国传统文化
中国经济学是要解决中国经济问题的，因而中国经济学要扎根于中国现实经济的土壤，吸收、继承和发展中国古今一切优秀的经济思想和经济理论，运用中国文化对中国现实经济问题进行分析和研究。中国经济学如果脱离中国独特的经济环境、人文背景、理念习俗、历史路径等，也就失去了生命力。因而，中国经济学必须联系中国的传统文化特征、中国经济发展的制度特征，全方位、多视角进行系统研究，创新企业文化和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管理秩序；提供深化改革和观念更新以及市场经济体制培育与发展的指导。中国经济学的学科建设，一方面要坚持继承中国传统优良思想，在解决实际问题时充分考虑中国的传统文化背景；另一方面我们要发展符合现实的经济理论，建立起一套反映中国实际和与时俱进精神的学科体系。中国经济学既要面向我国国情，又要跟踪世界学科发展前沿。
三、走向开放
经济学的开放是不可避免的。首先，我们需要一个开放的思维框架――的形成就是最好的例证。其次，我们需要一个批判的思维框架：既勇于肯定，又勇于否定，一切取决于是否经得住实践的检验，而不论源于何时，出于何人，来自何方。经济学走向开放包括两个方面：
1．坚持引进来
搞市场经济并要在国际经济舞台上取得生存空间，不能不学习一直以市场经济为研究对象并在指导市场经济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经验的西方经济理论。关键的问题是如何学?
自1978年以后，中国经济理论界以非常开放的态度引进了东西方各国的不同流派的经济理论。这种引进一方面是经济理论研究的基础工作，更为重要的还是中国市场化改革对理论的需求。因此，对国外经济理论引进的选择大多是受到了市场化改革进程的影响。在改革之初，对市场化改革目标的论证和对改革道路和方案的选择，主要依赖于当时现成的理论资源――经济学和古典政治经济学。这包括对“生产目的”的讨论，对“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的重新肯定，以及对“重建个人所有制”的倡导。更有意义的是，对现代经济学分析方法的初步运用。在这之后，对经济理论界产生影响的，是东欧的改革理论。例如，科内尔的《短缺经济学》曾在我国引起广泛关注。改革以后，中国所面临的宏观经济状态的变化，引起了人们对凯恩斯主义、货币主义、理性预期理论和供给学派理论的兴趣。接着，新制度经济学理论也进入了中国经济学家的视野。虽然在引进外来理论中，存在着对一些理论方法的简单生硬的应用，但随着中国经济学理论，尤其是有关制度变迁过程的理论的发展，中国经济学家越来越把外来的理论作为自己的东西综合到中国经济学理论整体中去。毫无疑问，中国要搞市场经济，中国经济学要研究市场经济，还要进一步引进、学习、吸收有着悠久历史的专门研究市场经济的现代西方经济学理论，并融化到中国实际问题中，形成中国自己的经济学理论。
2、坚持走出去
中国经济学在引进方面已取得很大的成就，现在应当关注“走出去”。那么，应当如何“走出去”?
一方面，要加强交流。经济学如果画地为牢，将无以在世界立足。所以，无论如何，中国经济学向世界的开放以及向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的开放是不可避免的。这就必须走出去。通过走出去，加强经济学者之间的交流和讨论，形成不同国别的学者之间、特别是不同经历和不同教育背景的学者相互切磋的良好风气，以便长短互补，共同提高。中国是发展中大国，中国近代化、现代化的过程为理论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实践经验与教训。21世纪的中国应该成为世界经济学研究的中心，这对中国经济学家而言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遇；对于西方经济学而言，也是难得的深入发展的机会。西方经济学是在研究西方国家自由市场经济到国家调控市场经济中产生和发展的；对于中国如何从计划经济到国家调控市场经济，并不理解，更没有深入研究，何况西方国家的国家调控市场与中国的国家调控市场，做法也不相同，吸收中国经济学的理论成果，将使西方经济学理论更加丰富。
另一方面，要加强不同学科间的联系。当代科学发展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不同学科间的联系越来越密切。与这个特点相联系，在研究方法上，也出现了应用一门或几门学科的研究方法去研究原属另一门学科的对象，使得不同学科的研究方法和研究对象有机地结合起来。科学方法的这种应用是通过研究方法的移植、渗透和融合实现的。跨学科研究的具体方法不少，但面对日益复杂的跨学科研究课题，并不是靠某一种现存的研究方法的简单的单独运用就能解决的。为此，必须通过走出去，加强不同学科间的联系，进行多学科理论、多元研究方法与手段的综合运用。
四、走向世界
我们所处的时代，是一个日新月异的时代，是一个与世界广泛对话的时代，是一个走向全球化的时代。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已经基本融入全球化和经济一体化之中。相应地，中国经济学也正在逐步走向世界。但是，中国经济学走向世界与国际接轨并不完全相同。当前，与国际“接轨”的提法相当时髦。的确，市场要“接轨”，市场经济体制要开放，但是，关于如何建立、发展、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的理论却各有各的主张，各有各的做法，是很难“接轨”的。中国的经济结构和文化积淀，使西方经济学理论难以完全与中国经济运行的现实直接衔接，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不断深化的现实已经给现成的西方经济学理论提出了一系列难以回答的问题，因而试图简单地直接利用西方经济学推导出中国经济问题的政策性结论，肯定是行不通的。中国经济学走向世界，并不意味着要完全与国际接轨，而有其具体路径。
1．立足本土，走向世界
中国经济学走向世界，首先必须立足本土。经济文化的全球化进程与民族性发展既有冲突又有一致性，两者的因果关系比较复杂，“越是民族的，才越是世界的”是较好的表述。在经济全球化浪潮中，文化的全球化同样明显加快，证实了经济文化具有内在关联性，全球化为民族性提供了丰富自身的机遇和吸收外来养分的新契机。经济学是社会科学的重要领域之一，作为科学，它存在着某种普遍的和一般的规律或原理；而作为社会科学，它又具有社会、制度、文化等特殊性，同本土化紧紧相连。中国面临许多挑战性的问题，如果我们能够回答这些问题，对于世界其他国家也具有借鉴意义。越是中国的，就越有可能是国际的。本土化不是对国际化的否认，恰恰是更高层次的国际化。当然，我们必须有全球意识和时代观念，对问题的回答，争取在国际通行的学术规范条件下进行，把两者结合起来。从中国经济、文化背景出发提出问题、解决问题，拿出创新性成果，形成新的定义、新的定理。同时，中国经济学界应该关注“经济学改革国际运动”中所提出的诸多质疑，采取本土化渐进的改革办法，把本土化、传统化的东西放在全人类、国际化的文明系列中加以定位，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学发展之路。
2．立足经济，关注技术
中国经济学必须立足经济，但是，经济与技术是密切联系的。日新月异的高新技术正在改善人们生活，改变人们习惯，改变一个国家的社会文化。对于研究经济学发展的人来讲，当然要懂得技术。如果不懂技术，将很难有突破，不利于未来经济学的发展。在过去的经济学中，对技术没有做更深人地分析，虽然也强调技术很重要，但是没有分析过它，没有分析经济生活的实现条件。未来的经济学家应是经济和技术的复合型人才，应当立足经济，关注技术。
一、西方经济学流派发展进程
（一）古典学派
古典学派诞生于1776年英国的工业革命，当时社会生产力获得了极大提升，生产技术和经验都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进步，并且在世界范围内积累了大量的财富，市场需求也不断增长，从而促使古典经济学学派的诞生与发展。该学派遵从经济规律，认为经济规律会主导价格和要素报酬，认定价格体系可以很好地配置生产资源，十分信赖市场自身的调节能力，不需要政府给予任何干预，主要的代表人物是李嘉图和亚当斯密。古典学派有两个比较著名的理论，一个是亚当斯密的国际贸易绝对优势理论，一个是李嘉图的相对优势理论。
（二）新古典学派
新古典学派又称剑桥学派，起源于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学派创始人是英国著名的经济学家马歇尔。新古典学派产生的重要经济学理论，包括分配论和价格均衡理论，主张将供求论、边际效用论、生产力论以及生产费用论等融合在一起，形成了一个完全竞争的前提。新古典学派的核心理论是均衡价格论，认为不同需求量和产品价格的构成是由边际效应递减规律决定的，并以均衡价格论替代了价值论。并在均衡价格论基础上发展出分配论，对国民收入中各种生产要素所占比例的大小进行了分析，认为其比例大小由各自的供求关系主导的均衡价格决定，并认为经济总量是由各种生产要素共同组成的。
（三）凯恩斯主义
凯恩斯主义诞生于资本主义世界大萧条时期，失业率高涨、产出能力严重下降，社会经济发展十分缓慢，甚至出现了经济倒退。凯恩斯主义可以解释为总需求管理，对经济萧条作出了科学解释：“消费需求不足和投资需求不足”。所以需要政府发挥经济主导作用，通过财政政策或者货币政策去拉动需求增长，促进经济消费和投资，进而带动经济复苏，恢复正常运转。凯恩斯主义的核心内容是IS-LM曲线，是由凯恩斯主义者希克斯总结并写出来的，是对凯恩斯主义最好的阐释。但是却受到了新古典学派的质疑与批评，认为凯恩斯主义将经济学又重新拉回了古典经济学领域中。
（四）新古典综合学派
新古典综合学派诞生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凯恩斯的众多追随者在当时社会经济发展的背景下，对凯恩斯主义没有解决的问题进行了重新研究，并试图找到问题的答案，例如繁荣和通胀的分析等。新古典综合学派的代表人物有萨缪尔森、托宾以及索洛等，学派理论观念中比较著名的就是萨缪尔森所著的《经济学》，强调了使用财政和货币政策去调节社会经济总需求，促进就业、消除经济危机。并且提出了混合经济论，以此应对经济制度方面的问题。
（五）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派
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派诞生于七十年代的美国，当时美国的社会经济发展严重滞涨，失业率很高，并且通胀问题严重。由此引出了货币主义和理性预期分析模式，并由此演化出经济发展体系。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派相信并十分依赖个体利益最大化、市场出清、理性预期以及自然律假说四个假设，认为私人经济能够保持自身的稳定，货币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是中性的，货币在短期发展的过程中也是中性的。并对凯恩斯的经济学理论作出了批判，认为其主张的积极干预经济的政策手段，对于经济发展是有害的。
（六）新凯恩斯主义
新凯恩斯主义是在凯恩斯主义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新经济学流派，其汲取了凯恩斯主义中经济学理论上的不足，并在新古典宏观主义的理论基础上进行了进一步的发展，从而发展出新凯恩斯主义，诞生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期，建立了微观经济基础，对宏观经济学微观基础问题的辨析奠定了良好基础。
二、宏观经济学的微观基础问题
（一）代表个体分析模式问题
经济学经典的分析模式是代表个体分析，可以将微观分析和总转化当作宏观总量，为宏观经济分析提供必要工具。代表个体分析模式的问题主要有三点，第一是社会经济个体数量多，并且个体差异大，代表性个体分析的工作量太大，无法准确把握每一个个体的行为和信息，容易出现误差和失误。第二是该模式的分析前提是假定个体本身存在缺陷，但是在现实社会中，代表个体的占比是一小部分，使其代表性遭受巨大的质疑。第三，在代表个体分析模式下，总量如果假定合理，其在分析时也会受到经济市场中各种因素的干扰，使得加总行为出现问题，得到的结果并不是统一的和固定的。
（二）理性预期分析模式问题
在理性预期分析模式下，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之间的差异是很大的，新古典学派认为宏观经济的理性预期分析需要建立在个体行为最优化的基础上，认为经济主体的发展就是宏观经济理论覆盖下的最优经济行为。但是，在理性预期分析模式下，完全理性的经济活动和行为是不存在的，个体的经济行为受到宏观经济形势以及经济环境等因素的影响，会不断发生变化，如果采取理性预期分析的方式去预测经济形势的变化和发展趋势，必然会存在一定的经济风险，无法做到完全准确的预测和分析。
（三）计量验证分析模式问题
计量验证分析模式在经济学中使用比较多，并且相对常规的分析方法，首先要提出问题，并引入函数模型，然后提出假设，最后根据实证数据分析的形式去开展计量验证分析。经济学流派会根据自己对宏观经济微观基础问题的理解和研究成果，建立与之相对应的函数模型，进而对经济系统开始假设，并使用数据工具去推理、演绎，得到经济规律的数学表达。在计量验证分析过程中，分析的结果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利用提出的问题脱离实际，函数模型使用不当等。分析模式的问题容易导致过于理想化的缺陷出现，并且分析过程中有很多关键性的因素是无法被准确量化的，使得分析结果存在较大误差。
三、西方经济学流派对宏观经济学微观基础问题的辨析
西方经济学流派经历了数百年的发展与演化，经历过迷茫，也获得过成功，其对宏观经济学微观基础问题的辨析还是比较到位的。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的具体划分，应该从凯恩斯主义说起，但是其革命的根本目标是颠覆，并不是分立。当然，凯恩斯的颠覆思想也受到了很多质疑的，很多经济学家认为宏观经济变量间的关系会受到经济政策的影响，使得其相关的问题分析出现错误。以卢卡斯为代表的经济学家认为，如果没有微观基础，宏观经济学的分析是无法正常开展的，无法获得正确的分析。另外，正是因为存在质疑，才会一直推动西方经济学流派的发展与演变，引导经济学者不断探索着宏观经济学微观基础问题，致力于找到两者的协调发展途径，促进经济持续发展，对经济做出最准确的解读和辨析。
关键词：范式；范式转换；经济哲学；经济思想
“范式”是美国著名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最早提出来的，是库恩历史主义科学哲学的一个关键、核心的
概念。“范式”理论在影响自然科学史研究的同时，也在社会科学界尤其是经济学界引起了积极的回应。文章将利用库恩的“范式转换”理论将西方经济思想的转换，从范式上作初步梳理并加以简要的分析。
一、库恩“范式”理论概述
在《科学革命的结构》著作中，库恩定义“范式”是指“特定的科学共同体从事某一类科学活动所必须遵循的公认的‘模式’，它包括共有的世界观、基本理论、范例、方法、手段、标准等等与科学研究有关的所有东西。”这一定义得到其他学者们的认同，并且在归纳了库恩在不同场合关于“范式”的多元解释的基础上，重新将“范式”定义进行了整合，给出了更为完整的表述：“范式是某一科学共同体在某一专业或学科中所具有的共同信念，这种信念规定了他们的共同的基本观点、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为他们提供了共同的理论模式和解决问题的框架，从而成为该科学的一种共同的传统，并为该学科的发展规定了共同的方向。
库恩认为：在前科学时期，一门科学尚未形成范式，即研究者对该学科的基本理论、观点、方法没有达成一致，各种学说争论不休。经过一个长时期的激烈论争，在该科学领域逐渐有一种学说得到公认，这时便形成了该学科的范式。范式的形成标志着该学科已形成了系统的学说体系，标志着该学科进入了常规、稳定、持续的发展时期。在学科的发展时期，学者们对该学科的基本理论一般不存在怀疑和争论，而只是争论和修正自己对范式的理解。在学科发展的后期，随着理论研究的深入、实践的发展、研究对象和问题的变化，原有范式未被利用的逻辑空间越来越小，可供研究者调整自己观点的余地变得越来越狭窄，原有范式已很难解释实践中出现的一些新问题，人们开始对原有范式丧失信心，这时便出现了范式危机。在经济学领域，随着常规经济学过程的持续和经济生活的不断变化，经济生活中的新问题、新情况层出不穷，而在原有范式的逻辑空间和理论空间中又很难获得合理解释，使原有范式理论的解释力下降，从而出现了经济学的范式危机。
范式危机的出现蕴涵着科学革命的到来。在危机到来之时，人们在怀疑原有范式的同时，也在开始寻求新的理论和方法，寻求建立新的科学逻辑系统。也就是说科学发展是有规律可循的，有一个动态的模式：前科学常规科学反常和危机科学革命新的常规科学。库恩认为：整个科学发展史就是遵循这样一个动态模式的周期运动规律而不断向前推进的，科学从一个阶段发展到另一个阶段，必然有其自身产生、积累、发展、消亡的过程，即科学革命。简言之，科学革命的实质是“范式转换”，即新范式代替旧范式的过程。库恩的范式理论，尤其是“范式转换”理论，揭示了事物发展的历史状态和内在发展规律，对人们理清所从事领域的发展路径以及把握其领域的未来走向都有启发作用。
二、从范式转换看西方经济学发展史
西方经济思想的历史起源可以追溯到古希腊哲学，然而现代意义的经济学却只是在最近的二三百年里才真正形成。从这个角度考察，经济学被认为是一门年轻学科是有根据的。在西方经济学发展史上，曾经发生过五次经济理论革命，分别由亚当斯密（1776年）、大卫李嘉图（1817年）、约翰穆勒（1848年）、艾尔弗雷德・马歇尔（1890年）和凯恩斯（1936年）发起。这些不同历史时期主导理论的形成和发展，无一不体现了库恩的范式转换思想，从而将西方经济学发展史分为了三个经济学范式：前古典经济学范式、古典经济学范式、现代经济学范式。
（一）前古典经济学范式
前古典经济学范式首先起始于古希腊和古罗马的经济思想，古希腊是西方经济思想的源头，在公元前6世纪就开始探讨商品、货币、贸易和生息资本等问题。而古罗马则将希腊人的经济思想发展成为一些制度，对后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个时期的思想家们对于财富或有价值的东西有一些直觉的观点和经验的论述，但并不真正涉及经济学含义的价值形成问题。形成于这个时期末的重商主义学派把货币看作是唯一的财富，但这种定性的规范是以黄金和白银的自然属性为根据的。他们认为经济体系中只有农业生产才会创造和产生财富，而其他部门都不会创造或形成价值，因此重农学派主张土地是财富的真正源泉。此种经济范式在欧洲历史上最典型的封建统治时代非常兴盛。这个时代经济思想的核心是维护封建土地私有制度，并力求对逐渐出现的商品货币关系加以规范。
（二）古典经济学范式
1、亚当斯密的“经济人假设”。亚当斯密不认同重农学派的价值观。他认为重农学派的观点太过狭窄，不应该将当时已日益重要的工业生产排除在价值形成过程之外。因此，他修正了重农学派的观点，用比农业生产宽阔得多的逻辑外延来界定“劳动”概念并分析经济体系的价值形成。亚当斯密认为，凡人类劳动都会创造财富，从而都会形成价值，所以财富的产生不单单局限于农业生产，而且也不局限于工业生产，甚至不局限于经济体系的生产过程。他建立了政治经济学的范式和理论体系，使政治经济学成为一门独立的科学，并提出了“经济人”假设，把人的本性视为利己的欲望和互利的道德理性。同时他的“看不见的手”理论，创建了经济学最初的分析框架。
2、大卫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亚当斯密以后，经济学围绕斯密自由主义范式继续发展。一方面，古典政治经济学不断成熟，大卫李嘉图把经济学抽象为一种工具，既发展了亚当斯密的体系，同时也走向了只注重逻辑推理的极端。另一方面，亚当斯密体系中的庸俗成分也获得了发展，并逐渐从古典政治经济学体系中独立出来。与此同时，亚当斯密范式不断面临来自现实的诘难。早期的社会主义者、国家主义者、历史学派都先后对斯密的自由主义提出了质疑。大卫李嘉图最早采用了理性逻辑演绎法，就经济学方法论而言，逻辑演绎就是利用一个抽象的理论结构，揭示经济现象的因果关系。他吸收了亚当斯密劳动价值理论中的合理成份，抛弃了亚当斯密把消耗的劳动与购买的劳动混为一谈的二元劳动价值论。他认为，“商品的价值或其所能交换的任何另一种商品的量，取决于其生产所必需的相对劳动量，而不取决于付给这种劳动的报酬的多少。”他创造性地解决了商品的价值构成问题，从而破除了“斯密教条”，此外他还坚持劳动价值论，并以之为基础，探讨资本主义分配关系，又通过分配关系的研究深化了劳动价值理论，使之成为古典政治经济学最成熟的劳动价值理论。
（三）新古典经济学范式
新古典经济学范式，也称为现代经济学范式。其代表人物有约翰穆勒、艾尔弗雷德・马歇尔和凯恩斯。
约翰穆勒代表的经济学范式。从1820年到1830年间，英国的经济学界发生了一场拥护和反对大卫李嘉图理论的斗争，争论的焦点是他的价值论是否能够解释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特别是能否以它为基础解释资本利润的存在及其合法性。争论的结果导致了劳动价值论的破产及其学派的解体。大卫李嘉图学派解体后，西欧主流经济学的发展呈现出若干新动向。以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提倡的经济自由主义虽然仍被推崇，但其理论的基础即劳动价值论已经遭到置疑，从中得出的劳动和资本相对立等一系列不利于资产阶级统治的结论，已经遭到批判和抛弃。形势的发展要求提出新的理论解释和对策，西尼尔、巴师夏和约翰穆勒经济学就是适应这种需要而产生的，并逐渐转向新古典经济学范式。约翰穆勒坚持，经济理论要成为科学，不但要有对经济世界中基本范畴的抽象，更要确定各范畴间相互作用的方式，而后者往往产生混乱。他在《政治经济学原理》中对亚当斯密提出的但却缺乏系统论证的观点，提供了更细致的分析，并用生产、交换、分配等范畴对经济活动进行划分，重新安排了政治经济学体系，使之形式更加完备，论理更加充分。
（四）艾尔弗雷德・马歇尔经济学范式
继约翰穆勒后，艾尔弗雷德・马歇尔以完全竞争的自由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为背景，对边际革命以后的经济理论进行了一个最为全面的总结和综合，开创了当代西方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先河。他强调经济学或经济思想的发展是连续的。在此基础上，马歇尔综合了前人的范式，尤其是调和了古典经济学和边际主义，把经济学理论重新整合到“看不见的手”的旗帜下，完成了经济学向新古典主义的过渡，形成了一个空前庞大的理论体系――新古典经济学。他将“政治经济学”改为“经济学”，并在实际上从经济学中取消了价值论。此后，西方古典经济学就沿着马歇尔所指出的方向不断发展。直到美国制度学派开创制度研究的方向和方法。
（五）凯恩斯经济学范式
1929年，资本主义世界爆发经济危机，出现了经济大萧条。以“市场能够自动调节平衡”为理论支柱的传统经济学面对如此严重的“反常”一筹莫展，由于“反常”反复出现而又未能被消化，终于使旧范式穷于应付而陷入危机。在这一背景下，凯恩斯进行了经济学范式转换的又一次革命。他的经济理论范式可以概括为三点：第一，有效需求不足。由于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资本边际效率递减以及流动性偏好的存在，会造成有效需求不足。这在新古典经济学范式中是不会出现的，因为按照曾经的范式，供给总是能创造需求。第二，工资刚性。由于存在工资刚性，价格的变动是很迟钝的，不能适应需求不足的变化。而在新古典经济学范式中，工资和价格的变动都是迅速及时的。第三，市场无法自动出清。由于存在有效需求不足和工资刚性，市场就无法自动达到供需平衡，即无法自动出清，所以会出现大萧条。因此，凯恩斯主张国家干预市场。
从研究的思维方式和方法上，他的经济理论是从“总量”上来研究资源利用问题的，着重考察总体经济的运行和调节，注重总量分析、短期分析和非均衡分析。因而，他的理论被称为宏观经济学，它有效地解释了大萧条，从而取代了旧的经济范式。
三、经济学中新经济范式替代旧范式的条件
范式危机的出现预示着经济学的范式转换革命即将到来。考察经济学范式转换的历史发展，可以看到，在理论林立、观点纷争的经济学范式转换时期，能够脱颖而出最终上升为新范式的理论观点大都符合以下条件：
第一，新的经济范式取代旧的经济范式必须能够为经济学新的常规发展带来更广阔的逻辑空间和理论空间并更加优越，使经济学的发展能够进入一个新的常规发展时期。
第二，新的经济学范式必须对现实经济活动具有指导意义，只有能够有力地解释经济现实，并据以引申出更有效的经济政策，才有其存在的意义。
第三，新的经济学范式必须符合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决定着一个经济学范式是否能够更好地对经济实践进行总结，决定着一个经济学范式是否能够对现实经济活动发挥积极的指导作用。
第四，新的经济学范式必须同经济学知识系统之外的其他知识形态和思想形态的主流思想相吻合，特别要与一定历史时期作为“时代精神精华”的哲学观点及其方法论相适应，这是因为经济学范式的转换是发生在经济学思想的开放性逻辑层次上的。
从经济学发展演变历程看，经济学的每一次重大突破，都伴随着经济学范式的革命性进展，通过对经济命题的完整阐述和科学推理，证明经济学发展的客观逻辑性，使之符合逻辑发展进程。可以预测，随着经济的迅猛发展，经济学理论研究必将面临更大挑战，唯有通过加强以范式为主要研究内容的经济哲学的研究，才能应对经济发展的挑战，促进经济哲学的成熟。
参考文献：
1、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2、张九海.意识形态的内在结构探析[J].上饶师范学院学报,2005(2).
【关键词】高职院校；经济学基础；实践教学
经济学基础实践性教学，让学生深入领会和熟练掌握西方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提高分析和研究经济问题的实际应用能力。掌握需求、供给与价格理论、弹性原理；理解消费者均衡的条件；领会生产、成本理论；理解厂商均衡理论、生产要素的分配理论；理解国民收入的核算方法；掌握简单国民收入决定理论、货币需求、供给与利率的决定理论；理解IS—LM模型；领会财政、货币政策的种类及其手段。促进学生对经济运行有一个比较全面的了解，建立起经济学的基本思维框架，为进一步学习其它专业课程奠定理论基础。能够正确领会和理解经济运行的逻辑关系和基本规律，能够对经济问题和经济现象进行简单分析，具备初步分析问题的能力。
1.总论实践教学
（1）教学要求。经济学是研究如何将稀缺的资源有效地配置给有相互竞争的用途的科学。了解经济学产生的客观必然性，理解经济学研究的对象及其解决的问题，熟悉经济学基本概念，了解经济学的主要研究方法。（2）教学内容。稀缺性与基本经济问题：生产什么产品，各生产多少？用什么方法去生产？生产出来的产品如何在社会成员之间进行分配？如何生产？生产可能性曲线与机会成本；资源配置的经济体制；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的区别与联系；西方经济学的分析方法。
2.需求和供给实践教学
（1）教学要求。了解需求与供给的含义及规律；理解市场均衡价格原理，掌握价格分析方法；了解弹性的含义，掌握简单的弹性计算。（2）教学内容。需求：一种商品的需求是消费者在一定时期内在各种可能的价格下有购买能力且愿意购买该商品的数量。供给：一种商品的供给是指生产者在一定时期内在各种可能的价格下有出售能力且愿意出售该种商品的数量。均衡价格；需求价格弹性；供给价格弹性。
3.偏好与效用实践教学
（1）教学要求。熟悉消费者的偏好；知道完全替代品、完全互补品、厌恶品、中性商品；了解效用的概念；理解边际效用的递减规律；掌握边际效用分析方法；掌握无差异曲线分析法。（2）教学内容。欲望与效用；边际效用分析与消费者均衡；无差异曲线分析与消费者均衡；替代效应、收入效应与价格效应。
4.厂商理论实践教学
（1）教学要求。了解生产函数的概念；了解单一可变生产要素条件下的产量变化规律；理解生产的合理区域；掌握两种生产要素合理组合的无差异曲线分析法。（2）教学内容。生产与生产函数；成本收益与利润最大化；厂商均衡理论。
5.成本与收益实践教学
（1）教学要求。理解成本的含义；了解短期总成本、平均成本、边际成本的关系；掌握短期成本的简单计算；了解长期成本与短期成本的区别；理解厂商的利润最大化目标。（2）教学内容。成本的含义；短期成本；长期成本；收益与利润最大化。
6.市场理论实践教学
（1）教学要求。了解四种市场结构类型及其特点；理解完全竞争厂商的特点；掌握完全竞争市场商品价格的决定以及厂商如何决定其产量；理解完全垄断厂商的特点；掌握完全垄断市场商品价格的决定以及厂商如何决定其产量。（2）教学内容。市场与市场结构；完全竞争市场上的厂商均衡；完全垄断市场上的厂商均衡；垄断竞争市场上的厂商均衡；寡头垄断市场上的厂商均衡。
7.要素收入理论实践教学
（1）教学要求。理解生产要素需求的特点；了解工资.利息.地租和利润的决定；了结洛伦斯曲线的含义；掌握基尼系数的计算。（2）教学内容。生产要素价格的决定；工资、利息、地租、利润；洛伦斯曲线与基尼系数。
8.市场失灵与政府垄断实践教学
（1）教学要求。掌握衡量收入分配平等状况的标准和收入再分配政策；掌握收入分配不平等的原因；了解收入分配的一般原则。（2）教学内容。市场失灵；解决市场失灵的对策；政府失灵论。
9.总需求与总供给实践教学
（1）教学要求。总需求函数，宏观生产函数，消费函数、平均消费倾向与边际消费倾向的含义；乘数的含义与计算；IS曲线、LM曲线的含义；了解需求变动时国民收入与价格的影响；总供给曲线变动时国民收入与价格的影响。（2）教学内容。消费函数、边际消费函数的含义；乘数的含义与计算；IS曲线与LM曲线的含义；需求变动和供给变动是国民收入与价格的影响。
10.失业与通货膨胀实践教学
（1）教学要求。了解通货膨胀的含义和类型；了解失业的含义和类型；理解通货膨胀和失业对国民收入的影响；了解凯恩斯的有效需求理论；了解菲利普斯曲线。（2）教学内容。通货膨胀和失业的含义和类型；凯恩斯的有效需求理论和菲利普斯曲线。
11.经济增长与经济周期实践教学
（1）教学要求。了解经济增长的含义；了解经济周期的含义；了解经济周期的成因。（2）教学内容。经济增长的含义；经济周期的含义和成因；增长核算方程；新古典增长模型中，人口增长对经济有哪些影响；经济增长的源泉。
12.宏观经济政策实践教学
（1）教学要求。了解财政政策目标；了解财政政策的运用；了解货币政策的含义；了解货币政策的运用；资本证券市场；金融衍生品市场；（2）教学内容。经济政策：充分就业，价格稳定，经济持续均衡增长，平衡国际收支。财政政策：财政的构成与财政政策工具，自动稳定与斟酌使用，财政思想的演变，财政政策在实践中的制约因素，充分就业预算盈余与财政政策方向，赤字与公债，西方财政的分级管理模式。货币政策：中央银行和商业银行，活期存款的货币创造机制，货币政策的三大工具，货币政策其作用的其他途径，货币政策在实践中的制约因素，债券价格与市场利息的关系。资本证券市场：股票和债券，证券的发行和流通，证券的交易与价格，证券投资收益及风险。金融衍生品市场：期货交易，垫头交易，期权交易，双向期权。
13.国际经济的基本知识实践教学
（1）教学要求。熟悉国际贸易理论；国际贸易组织；国际金融体系的演变；有关倾销的基本知识；政府调节国际经济往来的措施。（2）教学内容。国际贸易理论：绝对优势理论，比较优势理论，赫克歇尔-俄林理论，规模经济理论。国际金融体系的演变：金本位制的优点，金本位制的不足之处，布雷顿森林体系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欧洲货币体系的演进。倾销的含义，倾销的特征，反倾销的措施，倾销的确定。限制进口的贸易政策，鼓励出口的贸易政策，外汇市场干预，关税。
参考文献：
[1][美]哈尔·R.范里安著，费方域等译.微观经济学：现代观点[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03.
读过本书后，我通过书中内容对中西方的体育文化有了一个系统的了解，以下是我读过以后的一些体会和总结，希望能记录下来对自己对体育文化的认识有所提高。
一、中西体育文化演变背景对比：
中国是个历史悠久的大国，位于亚洲东部大陆，东面是海洋，西北是高山、沙漠，将近1000万平方公里的领土形成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在这样一个相对的地理环境中形成了一种独立的文化系统。中国体育文化的产生与发展的经济基础是“以农立国”的农业经济，折旧决定了其思想核心是重视人与自然的和谐、追求天人合一、顺应自然的发展。中国的体育文化有着深厚的根基，它是由中户个民族、各地区交流、融合产生的。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由“和”与“合”二字是我国体育文化固有的特质的深刻内涵。传统体育以“养生”为主，因而很少有激烈的运动项目及方式，大体都是身体运动以内部为主，淡化了身体外形的锻炼。其目的是为了健身、养生、益智。中国古代人人为运动要适宜，量不可大也不可小，运动量大了会伤身，反之小了就达不到修身养心的目的了，同时还要注意饮食起居这些方面。所以中国体育发展的背景是以整个中国的文化为背景。
西方竞技体育发祥于古希腊，希腊文化对西方近代竞技体育有着基础性的影响。希腊三面临海，境内多山。大多数地区不宜农耕，但宜海外贸易，因此希腊人养成了自强奋斗、热烈追求、思变好动、善于竞争的民族性格。希腊文化经历文艺复兴、产业革命，逐步形成了以宗教为核心、以追求个人自由、冲上个人奋斗为特色的海洋性文化。西方人更重视身体外在的塑造以及竞争的能力，崇尚“力”与“美”的体现，通常都是把最强健的一面展现出来。他们的体育是一种竞技体育，以异常激烈的竞争为体育的过程，以体育比赛的输赢为目的。因此，西方经济体育文化从一开始就具有竞争性、功利性的特点。
二、中西方体育文化理念对比：
中国自古流传下来的是“天人合一”、“崇尚和谐”、“恪守中道”的人文精神，由此形成的体育文化也是“重文轻武”，重精神轻身体的选择意趣。例如中国传统体育典型项目太极拳，其特色是以柔克刚、动静结合、以静制动、以不变应万变，将人与自然融为一体不受外界因素干扰，并且要有良好的心态，不急不躁、静观其变。中国体育文化旨在突出和谐。
西方的人文精神以突出“个人中心”、“崇尚竞争”，以自己为中心，重视个人能力的发展。要想突出个人，就必须要在竞争中赢得胜利才会“鹤立鸡群”“独领”成为霸主。西方体育还极力推崇超越自然、征服自然，向自然挑战，在挑战和超越了人的生理极限后，就要开始挑战超越自然。所以竞争是西方体育的核心理念，“更高、更快、更强”的经济体育是西方体育的主流。
三、中西方体育文化竞技观对比：
中国体育以心为本，崇尚超人的智慧和完美的贤德。中国体育以心为本，以身为标，在心的统摄下，通过身体的整体锻炼，达到身心健康是中国传统体育的一大特点。由于中国传统文化对人的培养更注重的是内在气质、品格和精神修养，把人的身体视作是寓精神之舍。因此，中国传统体育主张通过身体锻炼以外达内，由表及里，由有形的身体活动，促进无形精神的升华，实现理想人格的塑造。在体育活动的方式手段上也形成了与之相应的特点，高度重视心理状态的训练，一切肢体活动与心紧密结合，并服务于“调心炼意”。在诸多的以养生为主的传统体育活动中，强调的是“澄心如镜”、“守志如一”、“形随神游”，而极少有单纯锻炼人体外形的活动。
关键词：中国企业；企业起源；制度分析
中图分类号：F27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0892(2010)01-0066-06
当代企业似乎是我们再熟悉不过的经济体，小企业、大企业、跨国公司、企业集团等企业形式层出不穷，而合伙制、有限责任、股份制、公司制等企业制度也是不断生成或被设计。但对于中国社会和历史背景下的企业是如何形成的起源问题，我们过去却较少思考或鲜有有说服力的答案。
在这里，我们仅提出关于中国企业起源问题的思考和主观推断，而暂不做严格的论证，为的是拓展研究边界，引出其他学者对这一问题的关注。
一、什么是中国企业起源问题
首先，我们需要明确，中国企业起源问题的研究情境是中国社会和历史背景。这里的中国社会和历史背景主要指的是中国古代的政治制度、科学技术、思想文化与价值观念。
其次，我们要重点解释中国企业起源问题的研究对象。在学术界，人们普遍认为，企业可以有一般企业和现代企业两种理解。所谓一般企业，是指包括手工业企业和使用机器及机器体系的现代企业在内的所有企业基本特征的，即从事着产品生产和服务活动的，独立的经营单位。所谓现代企业，是一般企业的进一步深化和发展，是社会化大生产和市场经济高度发展的产物，具有“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基本特征。要追溯企业的起源，我们应该将企业理解为一般企业。那么对于中国一般企业的起源研究，则理所当然地要以中国古代的作坊、作场、工场、店铺、商号0的产生和发展过程为研究对象。
最后，关于中国企业起源问题的研究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对中国企业史的研究，而历史的研究自然是以时间为脉络的，因此我们应对这一问题的时间跨度做一界定。上文提到中国古代的作坊、作场、工场、店铺、商号是中国企业起源问题的研究对象，而要知道，这些组织形式也可以看做是手工业和商人群体在不同阶段发展的映照。那么，对中国企业起源问题的研究是否要以家庭生产和商人的出现，甚至是以分工、交换等古老的人类活动的形式作为时间上的研究起点呢?我们认为意义不大。因为，最初的交换活动发生在人类原始共同体(氏族)之间，最初的交换形式为礼品互换，礼品互换一开始是以男女之间互赠礼物的形式出现的，相伴随的是对偶婚配制度的日趋固定化，从而逐渐转变为个体婚配制度形式。氏族组织内部的生产力发展，尤其是生产方式由采集和渔猎向畜牧业乃至定居农业的发展(亦即人类社会在物质生产过程中出现了初步的社会分工)，对偶婚配向个体婚配的演化，以及礼品互换向商品交换的转变，这些因素共同构成了氏族组织向家庭组织的历史演进，进而以家庭组织为前提条件的家庭生产、个体商人逐渐出现。可见，这一历史进程大致来说是全人类发展的普遍轨迹(只是在具体演进时间上有所不同)，进一步地讲，在尚未出现国家的概念，更没有形成政治制度、成熟的科学技术、思想文化和价值观念的原始社会阶段，并不存在讨论中国社会和历史情境下企业起源问题的预设条件，因此我们选以西周时期作为时间上的研究起点。那么对中国企业史的研究以什么时期为终点呢?我们以1840年这一历史事件为终。的爆发意味着中国长期以来闭关锁国的局面被改变，而在晚清政府开始“师夷长技以自强”，移植西方企业制度(如股份制)的环境下，原有的中国本土的企业萌芽也得以根本性的转变，已显现现代企业特征的中国近代企业至此产生。那为什么我们对中国企业起源问题的研究以为终，而舍弃对之后产生的中国近代企业的研究呢?我们认为，西周至以前，中国企业的起源应是一个历史演进过程，有着一定历史发展规律，与中国古代长期的政治制度、传统文化和价值观念有着密切的关系。而后的中国近代企业的形成则可以说是一种“激进式”的变迁结果，并在很大程度上是以西方已有企业制度为依托的。也就是说，对中国近代企业的研究与发生在中国古代的企业萌芽形成和演变过程，并不具有理论分析上的一致性和延续性，中国近代企业与中国古代企业萌芽有着显著的区别，
“中国古代手工业的生产力表现为手工劳动(人力)、畜力、风力和水力等，换言之是以自然力为基础的，在此生产水平上的手工业，一般采取劳动密集型的生产，生产过程中的协作不是很高，生产成本比较高，而近代生产力则表现为机器生产力即自然资源(煤、天然气和蒸汽等)转化的机械力，机器生产代替了手工劳动，企业生产力得到了长足发展。另外，二者之间的主体地位也不同。中国历史上的手工业存在于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当时官府手工业是历代王朝的附属物，民间手工业则是次生物，它们不可能取得法人地位，全凭官府的需求和政府的‘照准’经营；近代企业则是具有法人资格的注册公司，对企业经营负有限责任。”
至此，我们便可以总结什么是中国企业起源问题了，即对西周至期间，在中国古代的政治制度、科学技术、思想文化与价值观念条件下，商人和手工业者如何艰难发展和兴起，他们所主导的作坊、作场、工场、店铺、商号等企业萌芽是如何形成和演变的。
二、已有的相关理论能否适用于解释中国企业起源问题
在人们的印象中，关于中国企业起源的问题似乎已得到了很好地解释。这一判断主要源于亚当・斯密和马克思的劳动分工理论对企业起源问题的论述，以及以科斯为代表的交易费用理论学派所开创的企业理论。那么是否他们的理论确能适用于对中国企业起源问题的解释呢?
亚当・斯密是最早涉及企业起源问题的，他强调了分工的重要性，认为分工所创造的生产力是手工工场(企业的早期形态)存在的原因。而马克思则继承并深化了斯密的分工思想，认为分工与协作是企业的本质，强调了企业的生产属性。并以唯物史观的高度从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出发，认为商品的生产和交换发展到一定高度就产生了企业。
不可否认，在我们今天看来，亚当・斯密与马克思的思想对解释特定社会和历史背景下的企业是如何产生的依然有着重要的价值。但由于受到时代的限制，他们的观点仍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马克思关于企业是如何产生的解释，并不能完全套用在中国社会和历史背景下企业是如何形成和演变的研究。首先，马克思所阐述的西方资本主义企业产生的时代背景与我们所说的中国企业萌芽的形成和演变的时代背景，分别是议会民主与皇权专制、工业革命与奇技巧、海外贸易与闭关锁国、科学精神与人文关怀、新教伦理与儒家思想，从政治制度、科学技术到思想文化与道德宗教都有着诸多的不同，这使我们自然
就不能将亚当・斯密和马克思的理论不加思考就作为中国历史背景下企业是如何形成和演变问题的解答。马克思本人也认为其关于企业起源的理论不是普适性的。1877年马克思在《答米开洛夫斯基书》中，就坚决反对有人把他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论断作为一种历史通则。
其次，斯密和马克思都是以当时的手52_32场作为其研究的案例。这一案例对象的选择大大限制了他们理论的适用范围。手工工场是一典型的生产性企业，这也使马克思的企业理论自然忽视了对企业流通职能的关注，商业性企业的产生也就很难用马克思的企业理论进行解释。此外，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将手工工场认为是企业的初级形态，从而将手工工场看作了企业产生的起点。但是与欧洲的情况不同，中国在手工工场之前还长时期存在着家庭作坊等更为简单、初级的企业形态。这类初级的企业形态的分工和协作水平自然也非常简单，所以当时的作坊主们更多的是考虑如何摆脱“农本工商末”等意识形态和抑商政策的制约，而不是考虑如何更好地分工协作。马克思关于企业起源问题的论述在这里也就显得不那么有解释力了。
另外，以科斯为代表的交易费用理论学派或称现代企业理论学派以交易费用为主线，认为“企业是对价格机制的替代”、“一个契约替代另一个契约”、强调企业的交易属性。但他们只是解释了“企业为什么会存在”的逻辑问题，而没有清晰地描述出企业是如何形成的历史过程，其理论的核心――交易费用至今仍被众多学者指为概念不清、定义模糊、定量困难。从研究范式和方法论上说，交易费用理论并未突破新古典经济学的收益一成本分析框架，仍是以比较静态均衡的分析方法进行讨论的。
科斯的交易费用理论，是从总体全局(整个社会)的角度，考虑了企业内部分工与市场分工的费用问题，却并未指明是何种人做了怎样的替代选择。按照笔者的理解，这种替代应是最初的没有组织的单个自然人的生产对组织成一个企业后的生产的替代。科斯直接的比较静态均衡的分析方法，忽略了企业之间的雇佣关系、忽略了企业家和工人的选择。其实，从最初单个的生产者到后来企业的组成，是一个帕累托改进的“互惠”过程，无论工人或企业家的收益都是有所增加的。也许从个人收益的角度，而不是从整个社会交易费用的角度来分析企业的存在性问题，会更有效一些。从这点上来看，交易费用理论学派的其他代表人物的观点如威廉姆森的资产专用性理论、阿尔钦和德姆塞茨的团队生产理论倒是从个人收益的角度来分析问题的。如阿尔钦和德姆塞茨提到“企业之所以会产生，主要是因为单个的私产所有者为了更好地利用他们的比较优势而进行合作生产”。
科斯在利用交易对企业的存在性进行论述之时，只注意到了企业对交易费用的节约，却没有注意到企业在专业化和分工协作上带来的生产效率的提高以及对于单个自然人生产的规模优势。而这也似乎是科斯在看到新古典经济学只把企业看做是生产函数后，有些“矫枉过正”忽视企业的生产职能的结果。
由此可见，已有的相关研究并不能很好地解释中国企业起源问题，这些研究要么是注重逻辑演绎的理论分析却缺少对历史过程的关注；要么是极具历史感却并不能作为通则，而难于在中国情境下得以适用。进一步地说，现有理论不能很好解释中国历史背景下企业是如何形成的在于两点：一是没能从历史视角考察这一本来就属于历时性的过程问题；二是没有把中国特殊情境嵌入企业是如何形成的这一过程的分析。
三、可行的研究思路
正是看到以往的经典理论依然不能很好地对中国社会和历史背景下企业起源问题进行解释。我们提出以博弈论框架下的制度分析方法来研究中国社会和历史背景下的企业起源问题。而若要以此方法来开展对中国企业起源问题的研究，则必须做以下的说明和界定。
1 把企业的产生看作是制度的形成
把企业的产生看作是制度的形成，就是说组织也可以被认为是制度。对于这一说法，学者们有争论。赞成的有康芒斯、舒尔茨、拉坦等人。康芒斯说：“制度……这种运行中的机构(组织)，有业务规则使得它们运转不停；这种组织，从家庭、公司、工会、同业协会、直到国家本身，我们称为制度。”可见，在他看来具有业务规则的组织都可以称为制度。舒尔茨在谈到制度的类型时，也是把合作社、公司、飞机场、学校和农业实验站等组织看作是制度。拉坦也是明确认为，制度概念包括组织的含义。
而持否定观点的则有诺斯、柯武刚和布罗姆利等人。诺斯明确地将组织排除在制度的概念之外。他指出，要将制度与组织区分开来。组织是在基础规则即制度约束下，为实现一定目标而创立的个人团体。制度类似于运动员的比赛规则，而组织则是运动员在该规则下为赢得比赛胜利，把其策略和技能加以组织或模型化的方式。柯武刚与史漫飞“组织是对资源的系统安排，其目的在于实现一个共同目标或目标集。因此，公司、银行、政府机构是有目的的组织，而基督教的‘十诫’和交通规则却是制度”。
从以上各学者的观点中，我们不难看出，反对把组织看作是制度的学者，是将组织狭义地看作是只有人组成的一个团体，而赞成派则是广义地认为组织包括组织中的人以及约束组织中人的行为规则，所以组织也可以算作是制度的一种。
在这里，我们不能主观地认为以上两种判断谁对谁错，因为众多有差异的定义并不意味着谁对谁错，这取决于分析的目的。
基于此，我们也可以从广义上认识组织，认识企业，并将中国历史背景下企业的产生过程看作是一系列制度(契约)的形成过程。而这些契约主要包括手工业主与雇工之间的雇佣契约，手工业主与统治者之间、商人与统治者之间的承诺契约，手工业主与商人之间的合作契约等等。之所以把中国历史背景下企业的形成和演变过程看作是这些制度(契约)的形成和变迁过程，是因为这种方法恰恰可以将马克思的分工理论与科斯的交易费用理论进行某种程度的融合，并较好地从人的主观意愿出发来考虑企业是如何产生的问题。这种融合是指手工业主与雇工之间的雇佣契约和手工业主与商人之间的合作契约的形成过程，正是企业的分工协作以及专业化相较于自给自足生产而带来的收益过程。为了改变自然经济的局面，手工业主与统治者之间、商人与统治者之间的承诺契约，是经营手工业和商业企业的基础，从而需要克服统治者设置的各种抑商政策而带来的高交易费用。
2 把制度看作是博弈均衡
在明确了使用制度分析方法来研究企业是如何产生的问题后，我们则需要确定采纳何种制度分析方法。
关于制度分析的方法，林毅夫在《社会制度的经济理论》一书的中译本中提到，西方经济学现有三个流派的方法研究制度问题。第一个流派是以交易费用为分析工具,Ronald Coase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派”；第二个流派是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Kenneth Arrow、Frank Hahn、Joseph Stiglitz和George Akerlof等一批当代新古典主流经济学家，使用一般均衡的分析方法，引进交易费用，或从信息的不对称、克服道德风险的角度来研究制度的作用和选择。第三个流派是以博弈论，尤其是90年代中后期发展起来的演化博弈论为工具的制度分析，主要代表人物有Ken Binmore、H_Peyton Young、Robert Sugden、Avner Grief等。
自安德鲁・肖特(Andrew Schotter)(1981)最早将博弈论运用在制度分析中，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钟情于以分析人与人之间相互选择的博弈论为工具来研究影响人们行为的制度问题。为什么博弈论的制度分析方法如此受欢迎呢?聂辉华(2008)给出了三个博弈论制度分析的好处，第一个好处是，当我们发现真实世界的社会制度不完美时，我们不是去对人进行思想改造，而是去通过改变约束条件来改进现有制度。博弈论方法的第二个优点是，它强调了结果对于规则的敏感性，这有利于将历史因素融入到制度分析之中。第三个优点是，博弈论允许多重均衡，有助于解释现实制度的多元化。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博弈论制度分析方法既可以容纳历史过程的分析，又可以适用于解释特定社会背景下的制度形成，而这两点恰恰就是我们之前提到的解释中国企业起源问题的关键。
因此，我们又选定了博弈论制度分析方法作为研究中国企业起源问题的工具。而在博弈论中，一般又将制度视为博弈均衡，即如Schoaer所说，把制度当作是行为人的行为均衡(equilibrium 0f behavior)，在模型中则表现为经济行为主体的目的是通过不同的策略选择以达到其收益的最大化，即所谓制度的博弈均衡观。旧
笔者非常认同制度均衡观，认为制度是内生于行为人在相互策略选择后自我实施(self enforced)的“共有信念”
(shared belief)，而这种“共有信念”又是与人的偏好、认知互动演化的。而回到我们讨论的主体――中国企业的起源问题上，则可以表达为，中国社会和历史背景下的企业形成过程是人们(包括平民和统治者)从原有的稳定的自给自足经济，到逐渐接受企业这种经济形式，接受雇佣关系中产生的经济利益不平等和企业主“富甲一方”后对统治者政权构成威胁的过程。这种人们对新的“共有信念”的接受和旧的“共有信念”的抛弃，又是因为人们收益的变化对原有偏好和认知的影响，而偏好和认知的改变又进一步增强了人们对新的“共有信念”的认同感。同时，我们还可以尝试把惯例、习俗、已有信念等非正式制度对参与人的影响考虑进去，并试图体现企业相较于原有自然经济的分工协作及规模的优势。具体来说，由于一般认为自主经营、自由雇工、自由支配财产是企业的最基本权利，也是现代企业相较于中国古代的企业萌芽最显著的区别。所以我们可以通过对中国古代手工业自由雇佣制度的形成，民营手工业能否在皇权的统治下自主经营和发展，中国古代商人在传统儒家思想和统治者重农抑商政策下财产权是否得到稳定的保护等一系列问题，从制度均衡的视角来考察，以说明在中国历史背景下的企业起源问题。
四、研究中国企业起源问题的意义
我们所知道的历史事实是，在西周至时期的中国古代的作坊、作场、工场、店铺、商号等企业萌芽虽不断形成和演变，手工业者与商人群体也逐渐兴起、壮大。但是，基于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和传统文化的社会背景，中国的企业萌芽却未能自发演进为具有现代企业特征的组织形式(即具备自主经营、自由雇工、自由支配财产等最基本权利的组织形式)，而是最终以屈辱的方式，在西方列强的侵略下直接移植西方企业制度，“突变”为近代企业。
这使我们不得不在中国日益成为全球经济重要的一极，中国企业正快速发展成长的今天，认真反思在唐宋时期曾盛极一时的中国，为何于17世纪后全方位(主要指经济方面)逐渐落后于西方，而中国企业萌芽虽早已出现，但却未能如西方一样产生现代企业制度。
关键词：时间；演化经济学；革命；创新
中图分类号：F0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5656(2006)03--0021―08
时间在一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中部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元问题。时间本身是人类认识的对象，同时也是我们感知与认识世界的一种方式。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时间概念的内涵也在不断地发生着变化。时间观念的改变，日益改变着我们认知世界的方式，尤其是在经济学领域里，它几乎成为牵动经济学快速发展的引线，以至于马歇尔视时间为“差不多是每一经济问题的主要困难之中心”[1]2。经济学所取得的辉煌成就，也是时间观念更新的果实。
一、时间概念的演化
人类对时间的认识是伴随着人类文化的提升而演化的，不同文化的社会拥有不同的时间观。在西方哲学史中时间概念的演化可大致分为四个阶段：循环时间观、线性时间观、近代物理学时间观以及现代时间观。
循环时间观源于古希腊人对太阳、月亮等天体的运动所引起的昼夜、季节变化的感性认识，古希腊的哲学家把具体的周期现象当作宇宙的一般模式，注重事物运动的“周期”变化。这种循环时间是可逆
线性时间观源于基督教文化，基督降生和最终审判的存在赋予了时间方向性和不可逆性。耶稣之死是独一无二的，人们只能由此走向神圣的饱含预言实现可能性的未来，历史从一个预言间隔走向另一个，直至最终审判的到来。这种单向时间的未来是开放的，能动的，由于有可能使耶稣复活从而也是充满希望的。基督徒将他的一生置于对上帝日益增长的爱中，为了建造上帝在尘世的社区，为了灵魂的得救，个人必须有积极的工作态度。劳动被视为个人最大的快乐以及与上帝取得一致的工具。基督教时间是一种必须得到有效利用但没有任何质变的时间之流。
近代由于物理学的相对发达，特别是牛顿定律的发现促生了近代物理学意义上的时间，最具代表性的是牛顿及其追随者的时间理论。对于牛顿来说，时间只是运动的一个外在参数，它同物质及其运动本身并没有内在的联系。这是一种脱离了物质运动的独立存在的均匀流逝的绝对时间。牛顿的时间还是一种“可逆的对称时间”，“未来”同“过去”没有区别，对时间只有量的规定，完全没有质的区别，没有对时间的方向的规定。时间不具有方向性，它既不标志着世界的进化，也不标志着世界的退化，只是标志着运动和变化的量的大小。
循环时间和经典物理学的牛顿时间都是一种可逆的、无始无终的客观时间。后现代主义大师罗蒂曾川“视觉时间”来对之进行批判，这种时间观将科学作为文化的基础，将视觉作为认识事物的唯一可信的方式，从而将时间空间化、进而客观化。牛顿时间由于其坚实的自然科学幕础成为近代最深入人心的时间理论，并对产生于这个时期的古典经济学和后来在其基础上发展的新占典经济学理论产生了重大影响。中世纪的线性时间尽管强调时间的一维性，强调时间的过去、现在和将来，但是这种线性时间的现在和过去仅仅是相互外在、互为区别的不同时刻，而不是创造的源泉，从而与现代西方哲学思潮中的强调时间的创造与生成的现代时间理论有着本质的区别。
在时间理论的演变中，最富有革新意义的是现代时间理论的诞生。首先是现代科学的发展突破了牛顿力学的机械论和决定论的时间观。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以空间所发生的事件(钟表)来标识时间，钟表在不同的参照系中所标识的时间不同，这同牛顿经典力学的时间观相悖。著名的“双生子佯谬”则进―步暴露了包括相对论时间在内的测绘时间的缺陷：由于外在测量标准的不同，使处于不同参照系的人的生命节奏也随之改变，这是不町思议的。以普里高津所创立的耗散结构理论为代表的非线性、非平衡态热力学从科学上证明了时间的不可逆性，统计物理学的创始人玻尔兹曼则用几率的方法从分子运动推导出一个不可逆的演化方程，为现代创生性思维时间理论的诞生提供了坚实的自然科学基础。
柏格森、胡塞尔与海德格尔是现代始源性时间理论的三个代表人物。从柏格森到胡塞尔再到海德格尔，时间不是外在于人的客观存在而成了具有属人本性的人的存在方式，是一个不断生成、创造和超越的过程，柏格森深受达尔文进化论的影响，并以之为自己的理论基石，他认为牛物的进化是创造的进化，进化的动力是生命冲动。时间与绵延是柏格森哲学的核心，绵延是人的生命的绵延，时间也是人的意识的时间。其中，时间是“一种状态的连续，其中每一种状态都预示未来而包含既往”[2]5，在柏格森的时间里每一刻都意味着创造、意味着新质的创生。源自于柏格森理论的时间源始性问题是胡塞尔和海德格尔哲学共同的核心问题之一。胡塞尔继续着柏格森的内在时间意识的研究，从“现象学还原”来追寻时间的起源，考虑时间的“原始构成”。胡塞尔认为存在两种把握时间的方式，一种是通过空间中的运动来把握时间，即客观时间；另一种则是从人的意识现象中来把握时间即“意识进程的内在时间”[3]72，这种关于经历的纯粹时间、即“显现的时间”或“意识进程的内在时间”才是真正的、有意义的时间，海德格尔同胡塞尔一样试图寻找时间的“原始起源”，只是他不再象胡塞尔那样从意识现象中寻找，而是转向“此在的生存过程”。海德格尔将时间视为“此在”对存在的一切领悟，是一切存在者存在的方式。而存在并非固定静态的具有规定性的现成存在物，而是处于永恒的流变、展现、生成中的。作为人的“此在”的生存过程是一个不断生成、超越自己的创造过程，人在这个过程中获得自己的规定、本质。源始的本真的时间是不断绽出、涌现、不断出离自身，富于创造和生成的绵延过程，由于“此在”能感悟到时间性、有限性，从而它有”曾在”、“现在”和“将在”的区分。
近代牛顿时间的主导地位对古典、新古典经济学的思维方法和理论范式影响巨大；时间观念的现代变革即始源性时间观念的诞生在主流经济学之外的经济思想中时有体现，对西方经济学的最新发展产生了更大的冲击，影响更为深远。西方哲学“时间之思”的演变在经济理论发展中起着重大的作用。
二、牛顿时间观中的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
经济学作为一门真正的学科始于17世纪古典经济学的诞生，这个时期发达的力学背景使古典经济学不可避免地将经典力学的研究法则和思维范式运用到自己的理论中来。经典物理学视野中的中顿时间就成为古典经济理论的时间观，并深刻影响着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发展，成为其理论发展最基本的支点之一。
古典经济学留给后人的思想遗产主要包括价值理论、人性的自利假设及利益和谐沦。在占典经济学的劳动价值理论中，时间是计量劳动的参数，如同牛顿运动定律中的t，劳动价值论中的时间是一个客观的、静止的、可测量的变量，随着单位产品劳动时间的延长，产品的价值也会增大。在斯密那里，购
买劳动决定商品的价值，商品的价值量与生产商品的劳动时间成正比。而对于李嘉图来说，最差劳动条件下生产商品耗费的劳动决定商品的价值，商品的价值仅仅与生产商品的时间有关，而对于商品中由于制度变革、技术创新所可能发生的价值变化不作探讨。因而占典劳动价值论主要以静态时间为分析的座架。
在古典经济学最杰出的代表斯密那里，分工和交换等与财富生产相关的主题是其理论探讨的重要内容之一。由于分工和交换可以成千上万倍地提高：正效，从而能节约大量的时间。这种时间是一种静态的牛顿时间，分工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从而使单位产品的劳动时间减少，相反，当劳动生产率降低时，则单位产品的劳动时间增加。斯密的生产理论看重分工与交换，生产中的技术、创新及制度、历史等与财富增加密切相关的主题都不是其研究的重点，因为这些内容涉及到不可逆的时间与时间中的变化与积累。古典经济学发展至李嘉图，在斯密那里备受重视的有关社会财富增进的生产过程被完全忽视，财富的分配成为经济学讨论的主题。在资本、利息以及地租等与时间的流逝明显有关的问题上，牛顿时间观的主导地位使古典经济理论的相关解释难以自圆其说。斯密价值理论的混乱是人所周知的，斯密的混乱一则源于他以牛顿的静态测绘时间为基础的劳动价值论，同时他又凭直觉看到了事物随时间一维流逝所发生的变化。
新古典经济理论主要内容包括微观经济理论中消费者行为理论、生产者行为理论、厂商理论和市场理论等，无不以具备完全信息、完备理性、时刻追求最大化的“理性经济人”为其全部理论得以成立的基本假设，以均衡为基础，从资源配置的角度对经济现象进行超历史分析，抛弃经济过程中一切以制度为转移、随时间变化而变化的因素。在时间观上，新古典经济理论并没有超越占典经济学的视角，依然是以较为低级的牛顿时间为基础的，其源渊于古典经济学的思想很自然地承袭了古典经济学的牛顿时间视角。
首先，源自于斯密的人性的“自利假设”、作为新古典经济理论之核心概念的“理性经济人”假设，是以牛顿时间为背景的。牛顿时间观中时间具有同质性、对称性，时间是一个能包容万物的容器，时间是静止的、永恒的，时间中的一切也拥有与之相同的特质。这种时间观中的经济人是一个偏好给定、不受制度和文化习俗等因素影响、拥有永恒不变的人性的自我存在。这个原子式的个人拥有完全信息、完备理性、在经济活动中永远作着利益最大化的选择。然而，理性经济人假设仅是一个有局限性的理论抽象：第一、没有永恒不变的人性，人性在人类社会的不同阶段、不同文化形态中拥有不同的特征。第二、经济行为中的人永远不可能获得相关的完全信息。相反，信息的获得是同时间有关的。人在时间中所获得的信息是变化的，从而选择也会不同。人永远不可能获得相关事物的完全信息，就像人无法穷尽时间一样。第三、人并不具备完全理性。如同人不能获得完全信息一样，人也不可能拥有完全理性。因为人在经济行为中所获得的相关信息决定着他在经济过程中的选择。维克尔斯认为人是时间的创造物，人对过去、现在及未来的感知同知识量的获得密切相关，经济学必须考虑个人在时间、过程中的不同时刻的经济选择，知识是积累性的，随着知识的获得，经验的增加，个人不可能回到他的从前，今天他所了解的事是昨天的他所无法想象的，时间流逝，它带来了经济行为者新的复杂认知，而行为者今天的选择与策划决定了明天的历史。他进而感叹：“经济现实，认识潜能变化的复杂性及相应的个人选择模式、偏好和决策的不稳定性都被传统的新古典理论所忽略，新古典理论可以被认为是‘逻辑时间中的故事’”。[4]15
其次，古典与新古典经济学中的均衡思想以牛顿时间观为理论基础的。均衡思想贯穿于从“斯密教条”到“萨伊定律”再到乩尔拉斯一般均衡模型中。许多人认为古典、新古典经济学的均衡理论只研究“瞬时交易”，它的市场理论只研究市场的运作而对市场自身如何发展并不涉及，历时制度演化是不存在的。卡尔多在他的《非均衡经济学》中对此有一段很经典的批评：“在一般瓦尔拉斯模型中，所有m种产品或n种产品都可以在一个市场内实现……，只存在一个所有产品都能在同一个时间出清的价格系统，没什么要费时间：所有的生产计划、生产过程、出售意图和实际的出售，计划的和实际的购买及商品的消费都在同一个时刻发生。即是说，它通过将时间降为一个维度然后再将它拉长从而每下一个时刻都是上一个时刻原样的复制，而这样消解了时间。”[5]20由于相信经济过程结果会趋向均衡，因而对均衡本身的研究代替了对经济过程的关注，从非均衡到均衡的过程被忽视了，从而也忽视了过程中的时间。预置了时间的同质性便排除了经济行为中变化、创新的可能性。
最后，新古典经济学的均衡分析与边际分析的一系列模型，在分析每一个自变量的变化轨迹之时，无一不以相关变量保持不变为前提，这就使有机的经济体成为独立无关的自变量的组合。而在追求用这些独立变量的数学关系来建立数学模型的过程中，作为工具的数学逐渐成为经济学理论的目的，使经济学日益成为一个“不可能再作任何进一步改进和完善的‘数学水晶’，一个要么正确要么不正确没有折中方案的僵硬东西”[5]60。这种数学化做法体现了形而上学的特点，这种分析方法的前提是将研究的对象加以简化和分割，通过归纳或逻辑演绎或数学推理得出想要的结论，并能通过下一层次的推导和证明来验证前而的结论并依此发展理论。西方主流经济学静态均衡分析中，时间常常作为其经济模型的一个向量，如同牛顿定律中的t与-t，只要知道了初始条件，我们既能预知所有的后继状态，也可以推出先前的状态，一切都是确定的。新占典经济学受这种决定论的影响，认为通过一系列的假设，设定经济系统的初始条件即可确知经济过程的结果。
牛顿时间观导致了以之为基础的新古典理论时间缺位的假象，时间是同质的、对称的、可逆的――任何一个交易同另一个交易没有任何不同，时间是与经济行为无关的量。关于古典、新古典经济学的牛顿时间观所造成的缺点已经引起了人们长篇累牍的批判，其中卡尔多的批判很具有代表性。在著名经济学家卡尔多看来，一般均衡理论在瓦尔拉斯之后一百年来的发展只是后退而非进步，因为其假设的前提只是比从前更为严格从而也更为抽象。瓦尔拉斯均衡原本就是经济现象的一个“典型事例”，而这个“典型事例”通常与真实的经济过程完全相反。均衡理论假设价格机制引导一切经济行为使市场趋于均衡，但价格机制发生的过程与瓦尔拉斯设想完全不同。瓦尔拉斯均衡中只有生产者与消费者两类人，而在真实的市场中，商人和中间商是市场的制造者，是他们发起了价格变化来调整生产者的供给与消费者的需求，他们依靠“差价”为生，“差价”必须包括利润和存货成本以补偿未来市场价格跌落的风险。出售和购买的任何差异都会反映在存货上，这迫使商人必须同时调整其售价和买价以适应市场的动荡，价格变化的幅度取决于商人对商品价格的预期及对这种预期的坚信程度。数据证明商品价格的动荡通常十分剧烈。不幸的是，价格的动荡及与之相连的存货变化并不是一定的，只有关于未来供需的
预期频繁变化时才会有价格调整，投机商人的存在更加剧了价格的运动。为了减少时刻面临的风险，他们会在高价时减少他们的存货，低价时增加货存量。商品市场的这些特点无法满足一般均衡理论的要求。首先，它们不是严格理论标准下供需均衡意义上的“市场出清”，市场中存量时时在变，即需求不是超过就是少于供给，即使最短时间内的交易也不是在统一的价格下进行，市场价格在每分钟都在变化。供给的变化通常是数量信号作用的结果而非价格信号的作用，数量的多少决定价格的高低，价格变化只是反映了供求的变化。经济过程远非如一般均衡理论所描述的均衡过程，而是充斥着大量的失业与通胀现象的非均衡。
卡尔多对新古典经济学的批判击中了其理论的要害。古典、新古经济学的静态、可逆的牛顿时间使其不得不忽视经济过程中的所有随时间变化而变化因素的存在，如技术革新、制度的历时演化、风险、经济行为人的心理预期与选择以及经济过程中的不确定性和历史的重要性。而这些因素又是真实经济世界最基本的构成部分，甚至是一切经济过程的决定因素。新占典理论所探讨的常常只是经济现象的特例。“如果我们想跳出当前的困境，我们必须建构一个完全不同的抽象模型，这个模型必须从一开始就将时间视为一个持续的和不可逆的过程。没有任何事物可以超越时间，如劳动和资本的供给，对商品的心理偏好，商品的质量和数量或技术知识。”[5]61
三、经济学的时间革命：演化经济学
对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反思、批判及突围的尝试产生了许多富有创见的新的经济流派，其中演化经济学由于其独特的时间视角成为现代西方经济学的一个富有生命力和发展前景的新领域。与新古典经济学的静态均衡分析相比，演化经济学注重对“变化”的研究，强调时间与历史在经济演化中的重要地位，创新是它的理论硬核。最近20年来，演化的思维、方法与范式有替代新古典经济学范式的趋势，这成为20世纪末、本世纪初国际学术界最引人注目的现象。
演化思想在经济学中有着悠久的历史，早在19世纪上半叶至20世纪初，在西方哲学开始自己的现代转向时，西方经济学已经对此有所知觉并作了呼应。在早期的经济学家马克思、凡勃伦、马歇尔及熊彼特等人的经济理论中，演化思想十分丰富。
马克思被现代演化经济学派追认为演化经济思想的先驱之一。《资本论》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的矛盾的分析，展示了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结构和必然灭亡的命运。作为生产力的技术构成了社会制度变革的动力系统，当技术革新有了质的变化，就必须有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人类社会制度的演化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新制度经济学家诺思认为，马克思的社会变迁动力源于一种技术的组织规则和现在产权之间的紧张关系：技术的变化导致生产工艺的进步，而其潜力并不能在现有的经济组织中得以实现。“在详细描述长期变迁的各种现存理论中，马克思的分析框架是最有说服力的，这恰恰是因为它包括了新古典分析框架所遗漏的所有因素：制度、产权、国家和意识形态。”[6]68马克思是从现代时间视角来分析经济现象的，客观静态的测绘时间在马克思那里也是人类把握时间的一种方式，但他也并没有忽视时间的一维性、主体性与创造性，其经济理论中的时间达到了主观时间与客观时间的统一，个人时间与社会时间的统一。马克思既承认经济现象微观领域的均衡(如关于价值规律的沦述)，又看到其宏观层面的非均衡的本质，从而将人类社会的演化视为一个从低级向高级演化的过程。资本、利润、利息和地租以及剩余价值的转化形式，从而也都是一个历史范畴而非永恒范畴。对时间的深刻认识使得技术创新、制度、历史这些与历时演化不可分割的经济现象成为马克思研究的重心，从而也使他成为演化经济学最伟大的先驱。
与马克思几乎同时代的德国历史学派，将演化的方法应用于经济学中，着眼于经济积累和增长的研究，强调将经济学作为一个整体依据历史的发展进行研究的重要性，反对古典和新古典经济理论的抽象的、演绎的、静态的、不看重历史的分析方法，从而被现代演化经济学视为先驱。
早在主流经济学发展之初，经济学力学隐喻的机械性和牛顿时间视域的局限性就已为当时一些杰山经济学家如凡勃伦、马歇尔、熊彼特所发觉并试图在生物学中寻找经济思想的源泉。凡勃伦同马歇尔一样认为理想的经济学隐喻应该是生物学而非机械力学，基于对主流经济学静态均衡分析的反感，他断言，在关于演化的经济理论中，将没有均衡分析的位置。熊彼特对创新过程的研究使演化经济学真雁成为一个独立的理沦分支。他强调经济过程的非均衡性及质变的作用，变化是一个“创造性毁灭”的过程，企业家和技术创新是其中的核心要素。马歇尔将经济学与大自然、生物学及演化作了许多富有趣味的联系，如将公司的成长与发展喻为“林中树”，这一类比经过后人的发展对企业理论产生了重要影响。马歇尔尽力将一维的、不可逆的时间纳入他的需求与供给分析中。马歇尔强调“时间会带来困难，也会带来变化，有了变化就有了发展与进步的可能。”[7]60由于意识到经济生物学发展的巨大困难，马歇尔最终放弃了自己的以生物学为经济学隐喻的没想。以门格尔和哈耶克为代表的奥地利学派试图将生物进化的观点引入对社会经济秩序的分析中，提出社会秩序自发演化的观点。
可见在早期富有演化思想的经济学家那里，经济生物学比经济力学概念更为复杂，蕴含更为丰富从而也更为符合经济发展的现实。然而，经济学与生物学的进一步“亲合”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愈来愈受排斥，最终导致西方主流经济学抛弃了马歇尔、凡勃伦等倡导的以生物学为研究方法，继续它的以牛顿力学为基础的将微观静态均衡分析精致化之路。演化经济思想的这种淡化缘于20世纪20年代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失败。20世纪50年代实证主义科学哲学的发展卷起了经济学数学化的狂潮，新古典经济学藉此逐渐取得了主流地位。然而此后却不得不步入门己的极限，被延误的演化经济学思想必然以不町遏止之势逐步受到世人的重视。60年代，新制度经济学的代表重新发现演化思想，80年代初博尔丁的《演化经济学》和纳尔逊与温特的经典著作《经济变迁的演化理论》标志着演化经济学的再生。演化经济学在形成过程中吸收了历史学派、奥地利学派、制度经济学派、西方学派、熊彼特主义、管理主义和行为主义等观点从而使其成为具备独特视角的经济理论并在近几年的发展中高歌猛进。
现代演化经济学吸收了富有演化思维的经济思想，以自然科学的最新发展为自己的理论基础，完成了经济学时间观念的革新。这种时间观念的革新表现在其对经济学力学隐喻的怀疑，对制度与历史的重视，对生产过程中的技术创新发生过程的极端关注，以及对创造性、不确定性和非理性因素对经济过程影响的研究，对新古典理论的完全信息、完备理性、时刻追求最大化的理性经济人假设的批判等方面。在研究方法上，更注重历史主义整体论的方法而非个体主义方法，以动态演化分析法取代静态均衡分析，用创生性的、演化的思维取代近代经济学的基础主义思维：
1．作为理论硬核的创新理论。演化经济学以现代时间观为基础，在现代时间观中，时间不再是传统
的可计量、空间化、同质的，而是一维的、不同质、不可测的、流变的。时间有过去、现在与将来，它们都感融于人的心灵，具有属人本性。人的创造、超越本性赋予具有属人本性的时间创造性和生成性。演化经济学从这种流变时间的视界去观察真实世界的经济现象，那么变化及变化中的创新就成为研究的主题，并采用动态演化的观点来看待经济发展过程。
2．多样性思维。在思维方法上，演化经济学认为多样性本身就是基础性实在，是演化赖以发生的基础。“它更注重由无数个体努力带来的由小的和递增变化组成的恒稳的‘细流’而不是那些稀少且重大状况的发明。”[8]108进化是一个试错过程，一些小试验会逐渐汇聚成大河，而这些小的试验最终被选择为成功的实验从而得以保存下来。
3．有限理性、搜寻利润、有限信息理论。新古典经济学的三大假设：理性经济人假设、利润最大化假设和完全信息假设，被演化经济学的下述一系列理论所代替：“有限理性”、“企业搜寻利润行为”和“信息连续、分散”理论所代替。演化经济学认为经济变迁是一个动态过程，利润最大化的实现过程是企业的搜寻信息与追求最优决策的过程，这是一个反复试错过程。企业在试错的过程中选择，由于经济者过去的经验，选择将不会相同，而不相同选择的积累，构成企业的演化过程。在这个历史模型中，任何一个事件都是唯一的。
4．经济过程非均衡。在演化经济学看来，经济系统的均衡是相对的，非均衡状态才是经济系统的常态，非均衡状态有向均衡状态逼近的趋势，但可能长时间达不到均衡。凡勃伦认为，演化经济学府是“一种严密的理论体系，是一种关于过程的理论，一种逐渐展露序列的理论。”[9]404由于人类理性的有限性和信息的稀缺，经济行为人在决策与选择的过程中不可能确切知道自己行为的后果。事实上，是人们所拥有的大量的默会知识左右着人们的决策，而这些默会的甚至处于无意识的知识是不可测的。经济过程并不完全受必然性的控制，相反，许多偶然性因素常常对经济过程起着关键作用，因而经济过程充满了不确定性和不可预测性。
5．重视制度演化。在演化经济学的视界里，制度分析被认为是研究经济现象的最重要的环节。历史和时间是经济过程中直接影响着经济绩效的内生变量，二者在制度演化中的意义特殊。演化经济学将制度的演化视为一个由本能、习惯、习俗变化和技术变迁综合作用的结果，是人类对环境变化的适应性反应，这个反应的过程同时是一个学习和选扦的过程。制度变迁是一个基于干中学基础上的试错过程，其中选择性模仿至关重要。技术创新、学习与选择都是在时间中进行的，时间是制度演化的纵轴，时间中的制度演化是一个历史的、同生物进化类似的过程，正如历史不能重来一样，在这里，时间也是不可逆的、不同质的。正是这种独特的历史观、时间观构成了路径依赖理论的哲学基础。路径依赖强调制度变迁中“人们过去作出的选择决定其现在可能的选择”[6]，即制度变迁的初始路径一旦选定，便会在自我强化机制的作用下，沿着原有的轨迹运行下去。路径依赖理论本身便暗含了时间的特殊性和一维性以及地点的特殊性和人类理性的有限性。演化经济学将制度从近代哲学的“目的论”和“预定论”中赦免出来，“经济过程的路线不再被假定为是在‘事物的自然状态’中被预告预先确定的或者是由某些神圣的造物主设计出来的。”[10]3，将制度视为一个演化的、不可逆的、具有路径依赖特征的复杂动态过程，这个过程充满了不确定性、偶然性和创造性，“制度最好被认为是无数互动的个体行为的无意识的结果”[10]3。“这个过程充满了不确定性，包括实质性不确定性，即由信息问题引起的，及程序性不确定性，即由知识引起的，创新者所具有的默会的知识。”[11]167
演化经济学抛弃了主流经济学的机械还原论的简化法，抛弃新古典的以牛顿力学为理论基础的静态均衡分析、完全理性、充分信息及价格理论，试图在达尔文进化论的理论基石上运用系统的、演化的、整体的观点建立动态经济演化模型。在这个模型中，受到强调的是借用进化论概念所提出的自然选择的经济思想即创新－选择机制和有限理性假说。同以新古典经济学为代表的主流经济学相比，演化经济学由于它对时间、历史、制度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和对微观个体差异性、技术创新中技术的多样性及创新过程的路径依赖性的重视而更加符合经济现实。演化经济学的产生带来了西方经济学发展的新方向，其繁荣意味着西方经济学范式革命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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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贸易差额思想的起源
15世纪末、16世纪初,西欧封建制度瓦解,代表新兴政治力量的民族国家产生,与此相适应的新的经济力量——商业资本日益兴起。这个时期的商业资本已经成为不断冲击自然经济并因此而发展壮大的力量。重商主义就是这个时期社会政治经济剧烈变化在经济理论和政策上的反映。
“贸易差额”概念最早出现在1549年的《使英格兰王国繁荣富裕的政策》论文中,当时该文使用的是“贸易剩余”这个词。此后,“贸易差额”一词频繁地出现于17世纪最初几十年,弗朗西斯·培根于1615年使用了这个词。在许多场合,贸易差额代表商品贸易差额。尽管人们在很早的时候就列出了收支差额所有各项的明细表,但却迟迟没有为此创造出一个新词。1697年,波勒克斯芬才开始使用“账目差额”一词,詹姆斯·斯图尔特于1767年首次使用“收支差额”一词,在此期间,人们在讨论贸易差额时,常常是指“收支差额”。这里面有特殊的原因,按照熊彼特的解释:在当时的情况下,贸易差额是最重要的项目,也是最容易处理的项目,因此,一个实际上关心收支差额的经济学者,很可能会把注意力集中在贸易差额上。
此外,当时的巨商大贾、政府官员、学者都认为世界的资源是有限的,本国商人、制造业和航海业为获得足够多的利润而不断扩大业务的结果是必然地会和其他国家发生经济冲突以及由此引起的政治军事冲突,政府要维护本国利益,就必须保持国家强大。国家积累财富的途径除了对外掠夺之外就是贸易顺差,而贸易顺差则是最可靠、最有效地积累财富的途径。贸易差额的思想由此产生。
二、贸易差额思想的主要观点
早在四百多年前,重商主义者就着重研究了贸易收支问题。他们把研究贸易差额的重点放在金银的输入和输出上,认为只有对外贸易才是国家获取财富的真正源泉,必须遵循多卖少买,多收入少支出的原则,以保持对外贸易顺差。重商主义者首次采用了贸易顺差这一概念。在他们看来,财富并不在于保有更多的金银,而在于比世界上其他国家保有更多的份额,通过贸易差额获得的一定数量的白银比新开采出来的同一数量的白银更能增加一个国家的财富。贸易差额是增加一国在世界财富总额中所占份额的唯一手段。然而,在如何保持顺差问题上,重商主义者们产生了分歧。
以英国的斯塔福德(Stafford)和法国的孟克列钦(Montchrestien)为首的早期重商主义者们认为,积累财富的主要途径就是对外贸易顺差,因此,在对外贸易活动中必须使每笔交易和对每个国家都保持顺差,以使金银流入本国;而在顺差中流入本国的金银必须窖藏起来,以通过金银积累实现国家力量的增强。另一方面,为了增强国力,应阻止本国金银货币外流,禁止金银输出。因此,早期重商主义也称为“货币差额论”。以托马斯·孟(ThomasMun)为代表的晚期重商主义却认为,国内商业只是对外贸易的一种辅助,并不能使国家致富,只有对外贸易才是使国家致富的手段。他说:“对外贸易是增加我们的财富和现金的通常手段,在这一点上我们必须时时谨守这一原则:在价值上,每年卖给外国人的货物,必须比我们消费他们的为多。”托马斯·孟还进一步提出了贸易差额论。他认为,在对个别国家的贸易中,应该允许贸易收支逆差存在,只要总的贸易差额保持顺差就可以了。为此,他提出了增加本国的商品输出和减少本国对于外货的消费的特殊途径和手段。
三、关于贸易差额思想的一些简评
在经济思想史发展的历史进程中,自由放任和国家干预这两大对立的思潮一直贯穿于其中。重商主义是最早的国家干预经济思想的体现,后者在历史的不同阶段对贸易差额思想持有不同的观点和评价。
(一)李斯特的贸易差额思想
关键词：人事管理；人力资源管理；产生
中图分类号：F272.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09)02-0134-02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企业管理在恢复、整顿中起步，伴随着企业改革和重组，企业竞争的焦点也已集中到人力资源这一核心要素上来。德鲁克曾经说过“所谓企业管理，最终就是人力资源管理”。这句话阐明了人力资源管理在企业管理中的重要性。
在计划经济时代和改革开放初期，在传统管理思想的影响下，企业无论规模大小，性质如何，都有一个专门从事人事管理的部门，诸如劳资科、人事科、组干科等，尽管称谓不一，但究其工作内容都大致相同，即负责接收安排上级分配给企业的员工以及在此基础上的任用、培训、考核和报酬定级、档案管理等工作，其职能主要是对劳动力进行管理，停留在事物性管理的阶段。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和企业国际化步伐的加快，以人力资源开发为重点的人力资源管理引起广泛重视，人力资源管理部作为一个关乎企业生存发展的职能部门在众多企业的组织机构中得以设置。那么为什么会产生人力资源管理，人事管理是如何演变到人力资源管理的?要解决此问题，我们必须从两者的形成背景中加以阐述，从中可以自然而然地得出人力资源管理产生的必然性。
1 人力资源管理产生的理论背景
在改革开放初期，人事管理作为企业管理的一个组成部分，它侧重于雇佣关系的管理者一方，特别是有关招聘、选拔、培训和报酬、激励以及与雇主交流等方面。它起源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科学管理运动与福利工作运动两大运动的融合。这两大运动的出现和结合，使得人事部门作为企业一个单独的职能部门得以出现，对劳动力的管理便成为企业经营管理活动的重要一环。科学管理提出的“劳动定额”、“工时定额”以及“计件工资制”等一系列的管理制度与方法奠定了人事管理的基础。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作为对科学管理和福利工作运动的缺陷的修正和补充，“人际关系”和“工业民主”运动的成果丰富和完善了人事管理的内容。人际关系理论强调把员工个人所得与企业所得连在一起，不仅鼓励了努力工作，而且强调公正对待和个人进步。工业民主概念的引入，使得“职工代表制”作为增进工人和雇主双方利益的途径。20世纪50年代，在“社会人”理论基础上，随着工业心理学和行为科学的兴起。形成了现代管理理论支柱之一的组织行为学。它强调对人的管理不仅要依靠一定的规章制度和一定的组织形式，而且要保持组织对其成员的吸引力，激励并保持组织成员的责任感、成就感、事业心、集体精神和高涨的士气。行为科学极大地丰富了人事管理的内容，表现为人事管理领域的扩大，它除了对工作人员的选用、迁调、待遇、考核、退休等进行研究之外，还注意对人的动机、行为目的加以研究，以求了解员工的心理，激发他们的工作意愿，充分发挥他们的潜能。
20世纪50年代后期，由于科学技术的进步，社会生产条件的发展以及其他社会性因素的影响，人力资源在生产中的地位发生了巨大变化，一些西方经济学家敏锐地捕捉到这种变化，开始对人力资本进行系统地研究；另一方面战后西方经济理论的研究领域和研究方法都发生了重要变化，宏观经济学的兴起和经济发展理论的逐步成熟，使人们对于诸如总投资、总收入、总储蓄和总消费之类的总量关系的探讨日益深入。这种总量分析方法揭示出的一个重要现象是：对于不同国家和地区来说，相同的实物资本总投入量会带来差异悬殊的收益增长。对这种差别的进一步研究揭示了其主要原因是人力资源的质量存在的差异。显然，这些研究过程说明，人力资本理论的产生有其客观必然性。
人力资本理论的产生使人力资源开发和管理有了充分的依据。通过不断地获取人力资源，把得到的人力整合到组织中而融为一体，保持和激励他们对本组织的忠诚与积极性，控制他们的工作业绩并作相应调整，尽量开发他们的潜能，以支持组织目标实现。现代人力资源管理强调通过有效的管理方式激发人们的工作潜力和主动性。依靠对于职工内在因素和外部管理环境的系统协调，提高劳动生产率。
2 人力资源管理思想产生的必然性
传统的人事管理向现代人力资源管理的转变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管理学史上的跨时代的转变。人力资源管理是在人事管理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是从以工作为导向转变成以员工为导向的一种以人为本的管理。从国外企业管理研究的经验上来看，造成这种转变的主要原因有以下几点：
(1)关于人的哲学的演变。关于人的哲学先后有过4种观点：经济人假设认为人的行为受经济因素制约，其目的在于获得最大经济利益；社会人假设则认为人工作的主要动机社会需要；自我实现人假设认为人都有发挥自我潜能的需要，组织应当把人作为资源，提供富有挑战性的工作，这样人就可以自我激励；复杂人假设更深入地认为人有复杂的动机，不能把所有的人简单地归类为某一假设，不同的人以及同一个人在不同的环境下会有不同的动机需要。由于对人的本质认识的不断深化，因而引起对人的管理的思想理论不断演变。
(2)管理理论的演变。以泰勒为代表的科学管理思想，基本以经济人假设为前提。此后人际关系学说以及行为科学理论基本以社会人假设、自我实现人假设和复杂人假设为前提。特别应强调的是，行为科学理论使传统的人事管理发生了质的变化，变注重外在要素管理为内在要素管理，变注重外在量的调整为内在要素质的提高。它特别强调人的心理、价值观、群体文化等。理理论的变化必然引发实际工作中管理内容的变化。
(3)管理内容的演变。一是由雇佣管理的劳资对立，逐步转向劳资双方根本利益渐趋一致。雇佣管理认为人是一种成本消耗，人事管理的主要任务就是控制成本。因而在一系列实际管理措施中人被工具化，势必出现劳资双方严重对峙。劳资双方根本利益渐趋一致的观点则认为，人是一种可以创造比消耗的成本价值大得多的可再生资源，人事管理不仅要控制人工成本，更重要的是要有效地发挥人的潜能，维持并激励人的工作动机。二是由劳动力的事务性管理为主，逐步转向继续教育为手段，事务性管理为保障，潜能持续开发为目的的过程性资源开发管理。
(4)人事部门负责人角色的演变。伴随着对人的管理的一系列演变，人事管理的角色也悄然发生变化：一是由偏重对员工监督、控制和操作性管理，转向支持、支援、关心、关怀、督导、咨询、激励的角色；二是由传统型单一的资方代表，转向劳资双方的沟通桥梁；三是由企业人工成本的单纯控制，转向为企业目标实现而进行全方位经营人才的开发
培养。
3 我国企业传统人事管理存在的弊端
在人事管理思想的引导之下，我国大多数企业人才观念淡薄，企业缺乏有效的人员激励和约束机制，最终导致企业人才流失严重；员工缺乏工作积极性；出现了人力资源相对过剩与绝对匮乏的矛盾等。具体来看，有以下几点：
(1)人事管理在员工激励方面，一是缺乏总体激励策略和措施，没有形成系统的激励机制；二是缺乏激励手段、方式、力度与激励对象、拟定目标的一致性，没有形成科学的激励机制；三是缺乏合理可行的考核评价方法，没有形成有效的激励机制；四是缺乏灵活多样的激励方式，没有形成多元的激励机制。
(2)人事管理在员工约束方面，一是轻约束，有的甚至无约束；二是约束体系不健全，约束目的不明确；三是重违法违纪责任的追究而轻经营成果责任的追究；四是重事后追究轻过程控制；五是没有建立经营者信誉制度，经营者没有生存危机。
(3)人事管理在绩效管理方而存在的弊端：
弊端之一，绩效管理缺乏系统性。主要表现是：①缺乏系统的绩效目标和刚性的制度约束，组织绩效与员工绩效相分离。②没有建立系统的绩效考评系统，只有对员工的考评，缺少对管理者的绩效考评，且以非正式谈话为基础考评员工，员工绩效考核与实际工作相脱节。③绩效考评标准模糊、不切实际，随意性强，绩效保证体系不严密，透明度不高，可操作性差。④绩效管理缺乏全过程的沟通或沟通不恰当，绩效考评的结果对员工没有及时地反馈。⑤绩效考核与人力资源管理的其他环节相分离，激励与约束不对称，缺乏一致性。由于绩效管理没有系统性的支撑，造成绩效管理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仅有的绩效考评也流于形式，而且奖金计划在企业业绩较低的时候，对员工往往缺乏激励，而当业绩水平达到一定高度时，对员工的激励又显得不足，员工的薪酬支付并没有与企业的利益实现共享。
弊端之二，绩效考评指标设计不当，容易产生误导性。从组织的绩效考评来看，过分强调定量指标的考核。忽视定性评价指标的使用，并且在定量指标的选取上，与企业的发展战略产生偏差。并且将员工的素质考评与绩效考评混为一谈，以至在员工的绩效考评指标中，对员工基本素质的考核占了相当大的比重。
弊端之三，强调激励的统一性而忽略了激励的差异性。受环境的影响，企业内部各组织之间以及员工之间存在较大的差异，即便是同一员工，在企业的不同发展阶段，其需求也存在较大的差异，这在客观上就决定了企业激励的层次性。不对环境和员工的需求进行具体分析，一味追求企业激励政策的统一性，其结果必然导致激励效果停留在浅的层面上，最终流于形式，发挥不了应有的作用。
弊端之四，员工对绩效管理的认识缺乏统一性。通常，被考核者是最易感到焦虑的群体，员工对绩效考评首先采取自我保护的态度，以至自评分普遍接近满分的水平，基本上失去相互比较的意义。在对管理者的评议上，受个人价值观和偏见的影响，那些成绩突出但个性较强的管理者，员工评议的平均分明显低于那些工作四平八稳且性格温和的干部。而基层管理者往往又用员工知识多少、印象好坏作为评价标准。从而导致绩效管理的结果与初衷大相径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