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8-17 18:05:13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经济学经济理论，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关键词】低碳经济；理论基础；经济学价值
低碳经济（low-carboneconomy）主要是指降低碳排放的经济发展新模式，也就是减少传统化石燃料使用比如石油、煤炭等，以期减少其燃烧过程中向大气排放碳元素的含量，取而代之的则是利用新兴能源如风能、太阳能、潮汐能等实现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兼而有之。
一、促使低碳经济概念出现的社会背景
低碳经济概念诞生的社会大背景概括起来有两个方面。其一是传统能源组成的可预见性危机，也就是工业革命以来人类一直依赖的化石能源在经年累月的高消耗模式下，既有的储备即将耗尽，人类深恐不远的将来会面临因能源枯竭而形成的经济、政治甚至安全方面的种种危机。其二，也是当下已然严重危害到了社会生产生活方方面面的问题———全球变暖、气候恶化、环境污染等等，这是传统高碳经济给世界带来的不可回避的矛盾。仅仅是平均温度升高了一度，人类社会就已经为此付出了极其惨痛的代价———随着“厄尔尼诺”、“拉尼那”现象越来越频繁地交替出现，极端天气现象给人类经济发展、社会生活造成的损失也呈现几何级上升的态势。
二、低碳经济的理论基础
首先，从宏观层面看，低碳经济理论基础之一是世界经济学。这一理论是世界主义经济学的简称。也就是从经济学角度研究世界范围内人类发展的各种现象、问题，目的在于通过科学理论的研究实现造福于人类。世界经济学理论研究的是人类社会的发展与经济社会的发展，既涉及二者之间关系，又针对其间存在的矛盾冲突提供解决思路，而这恰恰与低碳经济扭转传统经济模式弊端的初衷不谋而合。
其次，低碳经济理论基础还包括气候经济学。这一点比较容易理解，气候对于人类经济的影响已经超越历史上的任何一个时期。一个最明显的佐证就是每个极端天气现象结束后，政府的公告中总是少不了“此次天气过程造成直接经济损失xxxx、间接经济损失xxxx”。若稍稍留心一下不难发现，若干年前这些经济损失的计量单位基本是“百万元”、“千万元”，而近年来则几乎全部以“亿”为计算单位。
最后，资源环境经济学是另一个理论基础。前面已经提到，正是出于对能源枯竭的恐慌，人类开始了对新能源的寻觅。而化石能源对环境显而易见的破坏则又让人类对新能源的清洁性充满了期望。因此，资源与环境的和谐共生是资源环境经济学研究的核心与重点，也是低碳经济追求的模式。
三、低碳经济的经济学价值
（一）转变生产与消费的方式
其本质实际上是观念的转变。也就是说，低碳经济概念的提出影响的是人类的思想方式，让人类社会发展的指导思想从传统粗放型、消耗型、破坏型转向了精细化、节约化、可持续发展化。观念的转变导致的是行为的转变，直接表现就是人类生产和消费方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以农业灌溉方式为例，传统农业采取的普遍是“大水漫灌”，宝贵的淡水资源被无情地浪费，而单位面积农作物产量却难以提升。而随着低碳经济概念的出现，以以色列为首的发达国家率先发明了“滴灌”技术，使单位面积农作物耗水量减少了大半。除了生产方式的转变，环保型消费则成为时下低碳经济在消费领域的体现。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就是人们出行方式的转变。仅就荷兰为例，这个国家已经成为了欧洲的“自行车大国”，包括王子和公主在内的多数国民外出时均以自行车代步为荣。
（二）对环境治理从“标”到“本”
传统高碳经济模式下，人类面对被污染和破坏的环境时采取的不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式的治理方式，就是“拆东墙补西墙”式的治理手段。总体而言就是治标不治本，没有从根本上找到环境治理的核心问题与症结所在。比如，面对河流沿岸重工业企业私倒乱排污染物的问题，传统治理方式不过一罚了事。而在低碳经济模式下，治理环境可谓釜底抽薪。比如那些沿河、湖或在环境保护区周边的重污染企业被关停并转，使直接污染源被彻底铲除，由此在根本上杜绝了潜在的污染可能。
（三）拓展了专业学科的研究范围
低碳经济的出现让传统经济学研究领域具有了“跨界”的可能，一些同时涉及环境领域和经济学专业的新定义、新理念层出不穷。而诸如“低碳生活”、“低碳城市”、“低碳技术”等专业术语除了不断出现在科学杂志、经济期刊等专业媒介上，更随着时间推移在普通百姓群体中普及，使基层人民群众日常沟通与交流中也开始不断出现“碳交易”、“碳关税”等前沿词汇。这些“跨界”概念不仅让经济学领域不断拓展，更为专业学者的研究指出了新的发展方向。
结束语
在我国各行业转型升级的历史转折关口，低碳经济理论的出现为中国经济发展给出了新思路、新理念。低碳经济除了代表经济学新兴研究领域和内容外，更是中国经济实现创新、创造和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
参考文献
[1]陈晓春，谭娟.政府环境规制视角下低碳经济发展理论研究[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
关键词：研究生；微观经济理论；多任务目标冲突；学科性质；对策
中图分类号：G64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6）13-0218-03
高级微观经济理论在经济管理类专业研究生的教学中占据极为重要的地位，基于个体理性选择发展出的消费者理论、效用理论、厂商生产理论、局部均衡理论、一般均衡理论是学习宏观经济学和其他学科的坚实根基。然而，高级微观经济理论的推演、证明中所使用的大量数学工具令众多学习经济学的学子望而生畏，并给任课教师的授课带来了极大的挑战。教学无小事，面对学生就定理证明过程所提出的疑问，笔者翻阅微观经济学理论相关经典著作和数学书籍，首先，对高级微观经济理论教学中的上述典型问题进行了补充；其次，对这些问题所反映出来的教师授课、研究生学习所存问题提出对策建议。
二、原因分析
以上是对研究生微观经济理论教学中所遇到几个问题的解析，导致上述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现在对其进行背后原因的探析。
（一）研究生对数学工具重要性认识不够
学生在学习微观经济理论时，需要学习和掌握微积分、线性代数、概率统计、拓扑学等数学工具，这样才能更好地掌握经济理论推导的逻辑，有效地训练经济学思维方式，使学生在面对现实经济问题时，掌握如何选取、界定经济变量，构建数理模型并进行静态分析、比较静态分析、动态分析。一旦发现模型的推导结果与现实不符，就可以观察现实经济环境与模型构建时的假定条件有哪些区别，进而全面、深刻地解释经济现实。
但是，由于数学语言抽象、数学定理的推导难懂，研究生在学习数学基础时感觉吃力，往往放弃微观经济理论数学基础知识的学习，直接追求故事化的描述过程和由此所得出的结论，对利用数学推导的分析过程不以为然。在自己的论文写作时，“临时抱佛脚”地选取数理模型进行实证分析，而对这些模型与所研究经济问题的契合程度置之不理。
（二）教师工作中多任务目标冲突
高级微观经济理论教师在授课时需要在教学目标的完成与保证教学质量两者之间权衡比较，其教学目标可以分解为以下两个任务：第一个任务是完成高级微观经济理论课程规定的知识，此时教学进度完成是第一位的；第二个任务是保证学生在高级微观经济理论课程的学习中掌握微观经济理论推导的工具和方法。这两个任务都是教学目标的必要组成部分，但是难以避免教师的“选择性授课”，将授课过程中的一些细节问题略去不讲留给同学们，如果学生课后缺乏动力对这些问题深入探讨，要么以后用到时“恶补”，要么继续不求甚解。由于授课过程中的“质”和“量”两个目标存在冲突，教师在授课时必然会有侧重，重“质”会导致学生对部分经济理论理解深入，但无法了解微观经济理论的全貌；重“量”则使学生有走马观花、蜻蜓点水的学习体验。这个问题在高级经济理论（高级微观、高级宏观）的教学过程中广泛存在，是影响研究生微观经济理论学习的重要因素。
（三）微观经济理论的学科性质
经济学是社会科学皇冠上的明珠，其在人类社会中的重要性毋庸多言。高级微观经济理论中的许多问题都要涉及各个经济主体之间利益的协调，如果缺少数学工具的分析，往往会使得研究者所得出的结论缺乏可信性，并有可能收到直觉和已有经验的约束，很难有新的发现。在数学工具在经济理论的运用上，有以下三种观点：①一些学者认为数学工具在微观经济理论中的作用可有可无，甚至不需要定量的分析就能够“定性”；②还有一些学者认为“定性分析为主、定量分析为辅”，“成功地运用初等数学也行”，经济管理专业的数学教学始终进步缓慢，课时经常被压缩；③还有介于两种观点中间的一种观点，例如保罗・罗默在《经济增长理论中的数学滥用》就同意经济学中的适度运用但反对数学工具的滥用。例如在经典的最优化数学方法不够用时，冯・诺依曼的对策论以及阿罗・德布罗的一般均衡理论使得人们对群体的经济行为和有利害冲突的经济问题的认识大大深化了。这些都是数学工具成功得到运用并极大地推动所研究学科取得进展的典型例子，同样的例子还有，对个体和整体的利害关系研究的福利经济学和社会选择问题正是由于成功地运用了数学公理化方法，使得阿罗不可能性定理所揭示的深刻关系是非数学方法无能为力的。经济学需要数学，甚至是不寻常的数学。[3]根本原因在于经济学家无法运用纯净的可控实验作为其研究后盾，除了逻辑上的一丝不苟，没有更好的方法。
三、对策建议
（一）增强研究生掌握数学工具的兴趣
“一种科学只有成功地运用数学时，才算达到了真正完善的地步。”经济学在分析问题时和科学的其他分支类似，往往出于数学上的便利进行假设，这种对现实经济问题的抽象能够发挥数学方法的巨大威力，使得分析过程不囿于直觉和经验的局限。经济学与物理学一样，允许在分析问题时进行假设，这样方便于将视角集中在所研究问题的重要问题，厘清理论的基准，从而对经济问题进行体验和观察。数学是自然的语言，这就要求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将复杂的数学公式语言转化为经济学语言娓娓道来，学生将这些公式转化为充满趣味性的经济学语言进行理解、掌握。反过来，在教学过程要将一些经济理论构建为数理模型的，即经济学语言转化为数学语言的过程教授给学生，培养学生用数学工具分析经济问题的能力。许多著名经济学家都擅长在经济学语言和数学语言之间挥洒自如地切换。例如，《萧条经济学的回归》作者，大名鼎鼎的克鲁格曼就善于将数学模型及推导转化为浅显易懂的语言展现给广大读者。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只有对微观经济理论所用数学工具产生浓厚的兴趣，学生才会自觉地在研究经济问题时借助于数学的逻辑性和严谨性，从而得出具有一定价值的经济结论。
（二）把握教学中“质”与“量”的关系
高校教师在日常工作中有“教学”和“科研”两大任务，这两个方面的成绩都直接决定教师的绩效考核与职称晋升，教师在平时的工作中也需要考虑将自己有限的时间和精力分配在两大任务上，根据效益最大化原则，教师会选择更有效率的教学方式。一般来讲，研究生的微观经济理论课程中大量的数学预备知识教学会占去总课时的1/3左右，即使保证数学基础知识的课时，学生的掌握情况也不尽人意，更遑论在经济学语言与数学语言之间自如转换了。这就要求：①教师在研究生微观经济理论授课时保证数学基础知识的课时，同时注重这些数学知识在经济理论的演进中的运用，借助于一些仅靠直觉和经验无法得出清晰结论但借助于数学轻松得出结论的典型案例，是学生体验到数学的强大作用，提高微观经济理论的教学质量。②研究生在学习微观经济理论时，可以选修数学专业的基础课程，如经济数学、微积分、拓扑学等，课前预习加上课后总结、主动解决学习中所遇到的数学难题，从而提高微观经济学学习的质量。当然，不是为了数学而学习数学，数学工具仅仅是桥梁和中介，通过它才能更好地学习微观经济理论。
（三）正确认识微观经济理论学科性质
在现实中，也确实存在一些学者或者天才能够凭借他们自身的经验或者直觉就能够对许多经济问题给出其正确的判断，然而这样的方法并不是科学的方法，运用这种方法所得到的论断绝对不可能是十分准确的，还需要进一步的科学论证，往往表现为科学发展史上的种种“猜想”。微观经济理论得到越来越深入的发展，对数学也就会提出越来越高的要求，“坚持数学的严格性，使得公理化方法不止一次地引导经济学家对其所研究的问题有更深刻的理解，并使适合于这些问题的数学技巧用得更好。”[4]微观经济理论到现在已经发展了一百多年，经济学系统地运用数学方法的最早的例子，通常都认为发轫于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创始人威廉・配第①的《政治算术》。实际上，从19世纪中叶开始，数学才真正与经济学结下不解之缘。以概率论研究开始其学术生涯的古诺②所发表的《财富理论的数学原理研究》，由于该书充斥了数学符号而被他同时代的经济学家认为是“胡言乱语”。马克思曾经写道：“在制定经济学原理时，计算的错误大大地阻碍了我，失望之余，只好重新坐下来把代数迅速地温习一遍，算数我一向很差，不过间接地用代数方法，我很快又会计算正确的。”[5]这也充分说明数学对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同样是至关重要的。
综上，教师和研究生正确认识微观经济理论学科性质要坚持以下三点：①在教授和学习微观经济理论时，要明确经济学中的那些部分适合用数学工具进行研究；②学会从数学的角度理解经济学理论与数学究竟有多深的关系，不用数学工具能否得到同样的结论，数学对经济理论的总体发展能够起到大大的作用；③在教学和学习中考察和展望数学和微观经济理论发展是怎样相互推动的。
注：
①William Petty，（1623-1687），英国经济学家。
②Antoine Augustin Cournot，（1801-1877），法国数学家、经济学家、哲学家。
参考文献：
[1]杰弗里・A・杰里，菲利普・J・瑞尼.高级微观经济理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
[2]安德鲁・马斯―科莱尔，迈克尔・D・温斯顿，杰里・R・格林[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906.
[3]史树中.数学与经济[J].大连：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2008：266.
[摘 要]大庆市龙田建设开发有限公司原大庆市城市建设开发集团公司，成立于1988年11月，是大庆市成立最早，规模最大，实力最强的一家以房产开发为主体的国家一级建设单位，多年来，为百年油田建设、服务大庆经济做出了具大贡献，公司重视经济管理工作，本文就此进行论述。
[关键词]大庆 龙田 经济
随着经济学理论的发展，其对每个国家的经济政策的指导作用日益重要，世界上每个国家的经济政策都会有一定的理论作为依据，不可否认，经济学作为一门发展中的社会科学，还不完善，还有许多问题，甚至错误。那么一个国家以不完善或错误的经济学作为其实践中的指导，肯定会对该国家造成负面影响，即便在短期内没有体现出来，但长期必然出现问题，我国作为转型中的国家，使用正确的经济理论作为指导更为重要。
我国政府过去制定的经济政策依据的是马克思的经济理论，而现在是在逐步接受西方经济理论，而且已变为我国主流经济理论，从引进西方经济理论之初，我国学者就把其作为具有借鉴意义的理论，指导思想就是批判的借鉴，实际上也没有任何一个经济学者认为西方经济理论比马克思的经济理论具有更大的实践指导性，但从目前制定的诸多宏观政策来看，我国政府已经基本认同了西方经济理论的指导性，并且在不断的执行所谓的需求管理政策，尤其在1997年开始的拉动内需的政策，执行力度越来越大，效果却微乎其微，于是很多学者提出各种解释。分别通过对宏观经济理论目标、运行机制和前提条件的研究发现，其根本原因是我国并不适合使用西方的宏观经济理论。
、，宏观经济理论目标差异
研究经济学理论的目的就是产出最大化，那么西方的学者普遍认为，生产的两个基本要素是资本和劳动，在西方国家，尤其是发达国家，劳动相对于资本来说是稀缺的，只要保证劳动的充分就业，产出就会最大化，于是整个西方经济学研究就是围绕劳动的充分就业展开的，可见西方经济学理论是建立在西方国家，尤其是发达国家的资源禀赋基础上的，和我国的国情正好相反，我国是资本相对于劳动来说是稀缺的，如果还是把研究重点放在劳动的充分就业上，整个宏观经济体系还是维持西方的一套，那么对产出的意义并不大，如果直接拿来指导实践的话，首先错误的是理论前提，更别说结论了。对我国经济即便没有破坏作用，也不会有预期作用的。我国现在要做的是把研究重点放在资本的高效使用上，并以此为前提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宏观经济理论，很多学者也的确这样做了，如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等等，但仅是一些观点，并未形成令人信服的理论。
2，宏观经济理论与实际运行机制差异
在宏观经济研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模型就是IS-LM模型，该模型为执行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提供了清晰的思路，同时也决定了均衡的市场利率和产出，根据该理论模型，市场利率是由产品市场均衡和货币市场均衡共同决定，利率的自由浮动在宏观经济理论中起到关键作用，其逻辑如下：经济过热，政府要执行紧缩性的货币政策IS-LM，首先，通过公开市场操作出售政府债券，收回货币，货币供给减少，导致市场利率上升，利率上升，投资下降，进而产出下降，最后经济降温。可以看出，政府通过货币政策来影响市场利率，达到政府的经济目的，但在建立IS-LM模型时，货币市场均衡却出现了问题，传统货币需求理论认为货币需求是由交易动机和预防动机决定的，和收入成正比，提出投机动机是凯恩斯对货币需求理论的最大贡献，正是投机动机的存在，使利率介入货币需求理论，为建立IS-LM模型奠定了基础，可以这样讲，没有投机动机就没有Is-LM模型，西方国家由于拥有发达的证券市场，提出投机动机是符合其经济特征的，但在我国，这样的经济理论却与实际相背离，我国证券市场一方面起步晚，另一方面，由于各种管制的存在，市场规模及在居民中的影响远不及西方国家，居民以投机动机持有货币的数量甚至可以忽略不计，一旦没有投机动机，那么IS-LM模型在我国将不复存在，更别说用来指导实践了。 3，宏观经济理论前提条件的差异 从斯密开始，西方经济理论就把资本主义趋利行为发挥到丁极致，作为其中一个重要方面的宏观经济理论，成立的前提条件就是凯恩斯的三大心理规律：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资本的边际效率递减和流动偏好，由于三大心理规律的存在，消费减少，投资减少，利率极低，居民普遍持有现金，这样导致有效需求不足，这就为政府干预经济提供了理论支持。三大心理规律正是资本主义趋利行为的反映，是以西方长期以来的资本主义精神为基础。马克斯韦伯在
结论
正是因为宏观经济理论目标不一致，经济理论与运行机制的不一致和经济理论建立前提的不一致，一直以来指导我国宏观经济的理论并不适用，这也为我国1997年开始的拉动内需的政策，执行力度越来越大，效果却微乎其微提供了解释，在我国不能使用西方经济学理论。不可否认，西方经济理论经过几百年酌发展，汇集了大量的融思想性和科学性为一体的精华，我们还是应该回到引进西方经济理论之初的指导思想一借鉴，真正的经济理论还是要依靠中国的经济学者来探索。
(作者单位：大庆市龙田建设开发有限公司)
一、实验经济学的兴起和发展
实验经济学的研究，是在可控制的实验环境下对某一经济现象，通过控制实验条件、观察实验者行为和分析实验结果，以检验、比较和完善经济理论或提供决策依据的一门学科。
人们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始终固守着经济理论难以实验的思维定式。
弗农·史密斯教授敏锐觉察到实验经济理论的作用，并首次付之于实践。他在亚利桑那大学十一个班级进行了长达六年的实验，验证了竞争均衡理论。据此实验所撰写的论文《竞争市场行为的实验研究》在1962年的《政治经济学杂志》发表，标志着实验经济学的诞生。此后，实验经济学开始运用于验证市场理论和博弈理论，并取得了一定进展。例如，弗农·史密斯的“口头双向拍卖市场实验”提出了市场参数完全有可能影响均衡产出收敛性的结论；赫伯特·西蒙根据博弈实验结果分析了存在性理性（SubstantiveRationality）和程序性理性（ProceduralRationality）的区别。五六十年代的实验经济学主要局限在市场理论和博弈理论领域，原因有两方面。
一方面是理论自身的缺陷影响可实验性，研究过程往往是从假设前提出发，然后运用复杂数学推导出相关命题。由于假设前提的高度抽象，无法在实验室里得到证实，因而相关命题也就无法实验。
另一方面实验技术的不成熟也制约了经济理论的实验。上个世纪70年代以后，经济学的主导理论体系发生了变化。一般均衡理论、工业组织理论、社会选择理论和公共选择理论将经济研究的假设由抽象拉回到现实。行为理论的成熟和合理预期理论的出现为实验技术的发展创造了条件。
此外，计算机的广泛运用使得复杂经济现象的实验成为可能。实验方法越来越广泛应用于公共经济学、信息经济学、产业组织理论等诸多经济领域。
目前，实验经济学迅速发展，逐渐科学化和规范化，成为一个独立的经济学分支。越来越多的西方主流经济学杂志不断刊登实验经济学论文，实验经济专刊、专著和论文集陆续出版。实验经济学已从美国传播到法国、英国、德国、荷兰、西班牙、意大利、挪威、瑞典、加拿大、尼日利亚、日本、韩国、印度等许多国家。2002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弗农·史密斯，标志着实验经济学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已步入主流经济学的舞台。
二、实验经济学的方法和运用
经济理论的实验与物理、化学实验一样包含实验设计、选择实验设备和实验步骤、分析数据以及报告结果等环节。由于实验对象是社会中的人，需要验证的是行为命题，经济理论的实验需要运用有别于物理、化学实验的方法，主要有：
1.模拟和仿真
经济理论的实验不能刻意复制出现实经济的运转过程，而是要模拟出允许不同人类行为存在的环境，以便于实验者能够在这样的环境中观察人们不确定的价值观及其与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查尔斯·普洛特认为：“实验室建立的经济与现实经济相比可能特别简单，但是却一样地真实。真实的人被真实的金钱所驱动，因为真实的天赋和真实的局限，作出真实的决策和真实的错误，并为其行为后果而真实地悲喜”。弗农·史密斯采用只有三个网络节点的模型来模拟电力系统，其实验结果基本上能反映现实电力系统运行中发电企业和电力交易商的行为类型和特征。
此外，实验经济学还通过一些仿真技巧来提高实验结果的可信度和可重复性。
一是采取“随机化”方法，被实验者的选取、角色的分配均随机产生；
二是保密实验意图，十分小心地讲解实验，不出现暗示性术语，以防止被实验者在实验前对行为对错已有判断；
三是使用“价值诱导理论”（InducedValueTheory），诱导被实验者发挥被指定角色的特性，使其个人先天的特性尽可能与实验无关。
2.比较与评估
实验经济学高度重视比较和评估的方法。通过比较和评估，判断实验本身的好坏，分析实验失败的原因，验证理论的真实性。
首先，将“效率”作为比较标准。查尔斯•；普洛特和弗农·史密斯将实际付给被实验者的报酬总和与最大可能报酬的比率视作实验的“效率”，并把“效率”作为比较分析相互竞争理论的依据，探讨如何改进理论模型。甚至在没有现成理论的情况下，根据效率来提出和验证新的理论。
其次，方法上采取独立变动自变量。实验关系到两个或两个以上变量时，容易出现变量之间的混合作用。因此实验中应独立地变动每个自变量，获得每个自变量对因变量作用的最确切的数据，为比较和评估提供非偶发事件资料。
第三，评估的结论建立在概率分布基础上。现实生活中的人并不始终处于理性状态，非理性就会使人的行为出现变异，因而经济理论的实验数据呈概率分布状态。所以，评估出的结论不可能按照形式逻辑的模式，只存在真或伪两种结果，而是用结论与其概率密度的乘积来表示。例如，弗农·史密斯在电力市场竞争实验中得出的结论之一是高峰负荷时期电价提高的概率密度较小，而不是一定不提价。
3.行为分析和心理研究
经济理论的实验是把社会中的人作为被实验者，所要验证的是人的行为命题，自然就需要借助行为和心理分析的方法。
一是运用行为理论来完善和改进实验。例如针对行为人对重复行为有厌烦的心理，在实验设计中运用价值诱导方法，并把实验时间控制在3个小时内。
二是运用行为理论来解释实验结果。许多实验结果与理论预测出现差异，其原因是理论假设行为人是理性的，而被实验者的行为却是理性和非理性的统一。因此只有运用了诸如展望理论、后悔和认知失协理论、心理间隔理论等行为理论，来分析被实验者的非理，才能很好地解释实验结果。
三、实验经济学的意义和局限
实验经济学的兴起标志着经济学方法论上的重大变革。长期以来，西方经济学模仿自然科学的信念十分坚定，实证方法始终是主流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其范式是提出理论假设并力图避免和消除人类行为或经济关系中的不确定因素，然后在理论假设上建立数学模型并推导出主要结论，最后对理论结果进行经验实证并由此展开深入的理论分析。
不可否认，这种假说演绎方法有科学合理的方面，但同时也有不少缺陷。例如，理论前提假设和数学推导排斥了人类行为或经济关系中的非理性和不确定因素。又如经验检验具有被动性和不可重复性的缺点。实验经济学继承了自然科学的实证主义传统，弥补了经济学实证方法的缺陷。
首先，实验经济学以可犯错误、有学习能力的行为人取代以往的“理性经济人”假说，用数理统计的方法取代单纯的数学推导，解决以往实证研究的高度抽象和简化与现实世界不一致的问题。
其次，实验经济学家可以再造实验和反复验证，用现实数据代替历史数据，克服以往经验检验的不可重复性。
最后，在实验室里，可以操纵实验变量和控制实验条件，排除了非关键因素对实验的影响，从而克服了以往经验检验被动性的缺陷。
实验经济学的兴起促进了现代经济理论的发展。
首先，实验经济学拓展了经济理论的研究范围，将人类决策行为当作研究对象，把经济运行过程纳入到研究领域，从而发现更符合现实的经济规律。
其次，实验经济学还催生出新的经济学科。实验经济学的发展把心理学和经济学有机联系起来形成行为经济学。
再者，实验经济学构建了连接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的桥梁。宏观经济理论的实验建立在微观行为的基础上，而对微观经济论的实验也常常验证了宏观经济理论。例如查尔斯·普洛特模拟市场机制既验证了市场价格收敛于一般均衡，同时也考察了货币供给增加对产出的真实作用。
实验经济学的发展仅有短短的五十多年。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它还有一些不完善的方面。主要表现为：
作者：曾祥云 单位：南京政治学院上海校区
这是一个带根本性的经济哲学问题，对于它的不同回答，将决定和影响经济学的面貌以及对其它经济哲学问题的回答。这一论题又具体涉及到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什么、经济问题与非经济问题的划界标准是什么、经济学内部分类的原则和依据是什么、经济学究竟是一元的、多元的还是工具论的等一系列问题。对于这些问题，经济哲学可以在经济学提供的解答的基础上，作出自己的哲学分析与评价。例如，关于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在经济学说发展史上有“物质财富”说、“资源配置”说、“交换关系”说、“人类行为”说、“制度环境”说等不同认识与主张。但是，如果我们认识到，人是经济活动的主体，离开人及其活动就无所谓经济学，因此，作为一门社会科学，经济学研究的初始点和终结点都无法脱离人这一主线索，无法回避人在人类经济活动的主导作用。换言之，如果一种经济理论无视人的存在，忽视了人的因素，那么其科学性与合理性以及它的现实指导意义，就是非常值得质疑的。而由此又必然引发对经济理论合理性的哲学思考。又如经济问题与非经济问题的划界问题。经济学无疑是研究经济问题的，但究竟什么是经济问题?经济问题与非经济问题究竟如何区分?怎样看待经济问题与政治、军事、文化、法律等之间的关系?对这些问题的考察分析，对于深化经济理论研究，也无疑有其指导意义。二是关于经济学预设前提的哲学质疑。科学理论研究都有其最基本的前提预设和初始概念。不言而喻，前提预设的不同必然影响到一种科学理论的建构，必然影响到一种科学理论的逻辑推导结果，也必然影响一种科学理论对于现象层面的解释力。卡尔•波普尔指出:“如果不对假定的前提进行检验，将它们束之高阁，社会就会陷入僵化，信仰就会变成教条，想像就会变得呆滞，智慧就会陷入贫乏。社会如果躺在无人质疑的教条的温床上睡大觉，就有可能渐渐烂掉。要激励想像，运用智慧，防止精神生活陷入贫瘠，要使对真理的追求(或者对正义的追求，对自我实现的追求)持之以恒，就必须对假设质疑，向前提挑战，至少应做到足以推动社会前进的水平。”［2］P4“经济人”假设是西方主流经济学的逻辑起点和初始概念，被视为西方经济学建立的理论基础和开展经济分析的基本出发点。综观现代西方经济学，无论是均衡价格理论、公共选择理论和人力资本理论，还是理性预期学派、新古典综合学派等，大多都是以“经济人”假设为研究出发点和基本分析工具，都不由自觉地沿承和遵循着“经济人”这一前提预设。然而，“经济人”这一预设前提也始终遭到了来自经济学领域内外的非议与抨击。一些经济学家认为，“经济人”假设片面强调追求财富的自利动机，没有看到人类经济行为动机的多样性，没有反映人的全貌，因此，“经济人”是唯利是图的“抽象的人”、“虚假的人”。“经济人”假设是经济理论中又一个带根本性的问题，并且不可否认的是，这种“经济人”假设对于现实的市场经济社会中的各种经济现象具有较强的解释能力，对社会经济运行过程中出现的许多积极作用和消极影响都能给出较深刻的、独到的诊断。面对理论界对于“经济人”假设的褒贬不一，经济哲学有必要作出如下追问:“经济人”假设的合理性究竟何在?它是否属于“不证自明”?“经济人”的存在性质和存在方式是什么?“经济人”与“社会人”、“道德人”的联系和区别是什么?能否将“经济人”等同于现实的人?“经济人”究竟是前提假设还是科学抽象?应当怎样看待“经济人”的地位与作用?对这一系列问题的追问与哲学解读，对于澄清理论界在“经济人”假设问题上的认知偏差，必将产生积极的影响。三是关于经济理论合理性的哲学拷问。在我国实行改革开放及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过渡的一段时期，西方经济理论曾在我国出现严重的“水土不服”现象。而近几年随着西方一些国家出现金融危机，许多研究者又开始对自由市场经济理论产生怀疑。由此，人们不能不对经济理论的合理性问题展开一系列的追问:究竟什么是经济理论的合理性?经济理论成立的条件和依据是什么?如何看待经济理论中的预设前提?怎样理解经济理论与现实经济活动的关系?这些问题无疑要涉及到哲学的认识论和真理观，对它们的分析解答不仅有助于人们正确认识和深入理解现实经济现象，而且将为经济理论研究提供有益启迪。四是关于经济个人主义、经济自由主义、经济理性主义的哲学查审。这是经济学理论中对人们现实经济活动有着深刻影响的、同时又与哲学理论有着密切关联的经济观念或者说经济思潮。“个人”、“自由”、“理性”既是现代经济学理论中的基础性概念，也与西方哲学理论有着密切的关联。因此，借助哲学思维方式，并以哲学理论作分析工具，不仅可以对这类经济思潮给出深度分析与合理评判，而且对于人们树立正确的经济理念提供方法论指导。
二经济哲学研究的第二条路径或者说第二个维度，是对人类经济活动或者说经济行为的批判反思。哲学反思思想本身，并不意味着哲学可以放弃对现实世界的关注。哲学反思的虽是思想，但思想只能是关于思想对象的思想、关于人类现实生活世界的思想。因此，哲学在反思思想的同时，必然要触及到对于思想所反映的对象即现实生活世界的反思。经济活动是人类社会实践的重要形式。作为一门社会科学，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即是人们的现实经济活动。因此，经济哲学对经济思想或者说经济学理论的批判反思，必然要涉及到人类经济实践活动。换言之，人类经济实践活动必然成为经济哲学反思的重要视域和开展经济哲学研究的又一重要路径。经济哲学对于人类经济活动或者说经济行为的反思，并不是对现实经济生活中各种具体经济现象的简单描述。现实经济世界中各种具体的经济现象和经济问题，属于经济学理论的研究对象和研究范围，它们有经济学这门具体科学去研究。经济哲学对于人类经济活动的把握也是一种整体性和根本性的，它至少包括以下几方面的内容:一是关于人类经济行为的总整性把握。它包括对以下问题的追问:究竟什么是经济行为?区分经济行为与非经济行为的依据是什么?人类经济行为的基本特征是什么?影响人类经济行为的主要因素究竟有哪些?等等。经济学家大多以“自利性”或“利己性”来概括人类经济行为的特征。问题在于:“自利性”或“利己性”究竟是不是人类经济行为独有的特性?“自利性”或“利己性”又究竟是不是人的本性?它是先天生成的，还是后天才有的?在人类经济领域，是否存在纯粹的完全的“自利性”或“利己性”?又是否存在“利他性”?人类经济活动中的“自利性”或“利己性”与“利他性”，究竟是怎样的关系?这一系列的问题，都是需要经济哲学作出思考与回答的。二是关于非理性因素对于人们现实经济活动的影响。经济实践活动作为人类社会实践的一种重要形式，是一种有目的性的主体性社会活动，它总是在某种特定的世界观、价值观和特定经济理论的指导与牵引下进行的。因此，经济活动在本质上并不是盲目的、非理性的活动。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人们的经济活动就是“完全理性”的，并不意味着非理性因素对人们的经济活动没有任何影响。这是因为，现实世界的人既是一个理性的人，同时又是有血有肉有情感的人，人的实践活动实际上是理性因素与非理性因素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过程。同样，人类经济活动也是理性因素与非理性因素相互交织的过程。在现实经济活动中，人的欲望、直觉、无意识、情绪、情感、意志、习俗等非理性因素，都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人们的经济行为。经济学家马歇尔认为，经济学应当是研究人的欲望及其满足的科学。在他看来，一切生产要素都是作为实现和满足欲望的手段的要素，而对人的欲望及其满足的研究，即是对需要和消费的研究。那么，人的欲望等非理性因素究竟是如何作用和影响人的经济行为的?我们又应当怎样看待非理性因素对于人的经济行为的作用、影响?非理性因素对于人的经济行为的作用、影响，究竟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抑或是二者兼而有之?比如说习俗，我们知道，人是通过文化而实现自己的社会化的，而任何一种文化都是特定群体的文化，任何特定的文化形态、文化群体都具有其特定的价值观、行为方式、传统和风俗、习惯等。因此，“市场交换行为已不是单纯的经济关系的交换，同时也包含着文化关系的交换，习俗本身也是人们长期沿袭积久而成的社会文化的持有，是社会文化的一个支流，不同社会文化和亚文化构造着不同的市场习俗和行为者的文化心理模式，它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并制约着市场行为者的动机”。［3］P127－128由于非理性因素必然存在于人们的经济活动之中，也必然对人们的经济行为产生影响和作用，因此，经济哲学对于人类经济行为中非理性因素的批判反思，不仅对于深化经济理论研究，而且对于调整和规范人们的市场经济行为，都是很有意义的。三是对经济自由与经济正义的哲学省察。虽然社会科学各个具体研究领域都有对自由的特定视角的关注，但从践行对人的终极关怀的角度来解读和演绎“自由”，则属哲学的题中之义。市场经济是一种自由经济，因此，经济自由即是市场经济运行的一个基本前提和根本原则。如何从哲学的高度来认识和评判经济自由及其与经济正义的关系?如何在经济正义的框架下来实现人的经济自由?经济自由与哲学，尤其是哲学的自由观究竟存在怎样的内在联系?经济自由对于哲学及其自由观生成的意义何在?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应当怎样作出对于经济自由的现实选择?等等，这些都是经济哲学对于经济自由应该给予解答的问题。四是关于经济符号的哲学解读。哲学以其对于主观与客观、主体与客体关系的理性思辨而深刻启迪着人类智慧，人类也正是在对这种最普遍关系的批判反思中，不断提升对于整个人类世界的把握能力。而作为主观与客观、主体与客体关系基本表现形式的人类认识、实践活动，都与符号现象有着密切的关联。经济活动作为人们现实生活世界中的一种基本活动，无疑也是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符号活动。从产品包装到CI设计，从货币、支票到存折、信用卡，从商标、品牌到价格、广告等等，这一切都是人类现实经济生活中所特有的符号形式，即便是人们在现实经济活动中经常使用的语言文字符号、数字符号，也因其承载着某种特定的经济信息而显其特性。可以说，现实经济世界即是一个符号世界。符号都是有意义、有所指的。但经济哲学对于经济符号的分析考察，重要的不在于符号的所指及它的意义层面，而在于符号的价值功能。人是现实经济活动的主体，并在现实经济生活中发挥着主导作用，人又是特定文化群体的人，并具有其特定的文化观念和文化习俗，因此，任何人类经济活动的背后，都必然或多或少、直接或间接地刻有特定文化传统的印记。这表明，经济符号无疑具有其独特的文化象征的价值，而这种文化象征价值所潜蕴的变值功能，又无疑可以成为提升商品价值、影响商品价格的重要因子。因此，经济哲学对于经济符号的哲学解读、对于经济符号内在价值的发掘和揭示，也应是经济哲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视域。
三经济哲学研究的第三条路径或者说第三个维度，是对经济学研究方法和研究范式的批判反思。与其它科学一样，经济学也有它自身的独特的相对稳定的研究方法。在西方经济学说史上，就曾存在抽象演绎法与历史归纳法、证实法与证伪法之争。由于经济学研究方法的选择，关系到一种经济学理论的研究指向，关系到对于人类经济实践活动本质的认知，关系到一种经济理论体系的构建，因而，对经济学研究方法的哲学查审，既是经济哲学研究的题中之义，也是哲学为经济学研究提供方法论牵引、有力推进经济理论发展的重要途径。西方经济思想发展的历史表明，经济学研究方法虽因经济学家个人的经济观、价值观和研究视角不同，而呈现出多样性和复杂性，但是，任何一种经济学研究方法的背后，实际上都无不刻上了哲学世界观的烙印，哲学无疑是经济学研究方法的学理支撑和初始地平。那么，梳理经济学研究方法的哲学背景，对经济学研究方法合理性的恰当评估，就成为经济哲学应有的话题，并可由这一话题进而引发对如下一些问题的思考:如何看待经济学与哲学的关系?经济学研究方法对于哲学理论自身的发展有什么意义?哲学对经济学研究的意义何在?哲学应当怎样发挥自己对于经济学研究的方法论功能优势?等等。我们知道，古典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采用的基本研究方法是抽象演绎法，而抽象演绎法的哲学背景即是西方理性主义传统。在西方经济学说史上，以批判抽象演绎法而登上经济学论坛的历史学派，其采取的主要研究方法历史归纳法则无疑又是以经验论哲学为背景的。众所周知，在西方哲学史上，唯理论哲学遇到的最大挑战，即是来自经验论哲学对它的批判。因此，西方经济学史上关于抽象演绎法与历史归纳法的研究方法之争，实质是西方哲学史上理性主义哲学与经验主义哲学之争的翻版。在西方经济学研究中，还存在着实证分析与规范分析之争，而这无疑又是与西方哲学史上实证主义和规范主义的影响密切相关的。主张实证分析的穆勒本人，即是实证主义哲学的一个代表人物。而随着波普尔证伪主义哲学登上哲学舞台，在西方经济学研究中，证实法与证伪法之争亦随之而兴。实际上，无论是作为实证分析学理背景的实证主义哲学，还是作为倡导证伪法哲学根据的证伪主义哲学，又无论是作为抽象演绎法哲学基础的唯理论哲学，拟或是作为历史归纳法哲学背景的经验论哲学，等等，都只是被一些经济学家简单地“借用”于经济理论研究的。由于这些西方哲学理论或哲学流派因其观点本身就存在着某些片面、偏颇等不合理因素，因此，以这些哲学理论或哲学流派为背景的各种西方经济理论或经济学流派之间的相互论争与攻诘，自然也就不可避免。经济哲学对于经济学研究方法的根本性把握及其所形成的哲学理念，对于促进经济学研究方法的不断完善与发展，并进而推动经济学理论的不断完善与发展，无疑有其独特的方法论指导意义。经济哲学还应当关注经济学范式的批判反思。自库恩提出“范式”这一概念以来，有关具体科学门类的研究范式问题，引起了一些研究者的特别关注与重视，不仅有牛顿力学研究范式、哲学研究范式之说，而且也出现了对于经济学研究范式的分析考察。对经济学范式的研究，无疑属于经济哲学的研究论域。库恩的“范式”作为一种整体框架，对科学研究和科学发展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它不仅是开展科学活动的基础，确立科学认识主体的整合机制，而且是科学理论自我完善的手段和工具，是实现科学革命的内在动力。因此，加强经济学范式研究，对经济学研究及其发展也无疑有其重要作用。但是，我们看到，有的研究者由于对“范式”概念的理解存在偏差，误将经济学流派当成了“经济学范式”，结果变成了经济学范式“满天飞”。由于库恩的“范式”概念是针对以自然现象为研究对象的自然科学提出来的，因此，开展经济学范式研究，应当首先明确什么是经济学范式?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确定在经济学发展史上究竟产生和形成了哪些经济学范式?它们各自的特点又是什么?进而分析什么是经济学的“范式转换”?经济学范式转换的条件、方式又是什么?在库恩那里，所谓范式转换，是指新范式对旧范式的取代，且这种转换是整体转换，而转换的方式即是“科学革命”。作为研究人类社会经济活动及其发展规律的经济科学，其范式转换的方式又究竟是什么?如此等等，它们都是需要经济哲学来解答的。需要指出的是，从传统的对于哲学的理解及其相应的哲学话语体系来说，经济伦理也无疑是经济哲学的一个重要的不可或缺的论域。但考虑到在国内外的相关研究中，人们通常是把经济伦理当作与经济哲学并列的两门哲学分支学科来看待的，同时，经济伦理研究远较经济哲学研究要深入、成熟得多，且已形成相对独立的较系统的理论体系，因此，在这里，我们并未将经济伦理归入经济哲学研究的论域之列。经济哲学或许还有其它的研究路径和论题。国内外的经济哲学研究仍处于探索之中，迄今为止，也远未形成某种获得大家一致认可的统一的经济哲学话语体系。但基于对于哲学和经济哲学的理解，我们认为，上述经济哲学研究的三条基本技术路径及其相关论题，在经济哲学研究中应该说是相当重要的，自然也是主要的。
关键词：古诺；数理经济学；垄断
中图分类号：F0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14年3月17日
安东尼・奥古斯丁・古诺（Antoine-Augustin Cournot）是曾经对经济理论产生过冲击的最有创造性的思想家之一。熟悉微观经济学的人一定知道，在消费者选择行为理论中有一个概念叫“古诺加总”，在博弈论中有一个经典的模型叫“古诺模型”，这些都反映了他对经济学理论发展的伟大贡献。
一、古诺的经济思想
古诺1801年8月28日出生于法国格雷，1833年获巴黎大学博士学位，1877年3月31日在巴黎逝世。虽然古诺在今天的名声主要来自经济学，但他在数学、科技哲学和历史哲学方面也很有造诣，尤其是数学。古诺有两位大名鼎鼎的数学家老师，一位是拉普拉斯（Laplace），另一位是泊松（Poisson）。他的第一本学术著作写的是概率论，而接下来马上就将研究对象由数学转移到了经济领域，并运用其娴熟的数学分析方法于1838年写出了他的第一本经济类学术专著――《财富理论的数学原理之研究》。因此，古诺也被看作是第一位打入经济学界的真正数学家。后来古诺又分别于1863年和1877年出版了两本经济学著作――《财富理论原理》和《经济学说概要评论》，但这两本书都没有使用数学去处理经济问题，并且相对于古诺经济理论的开创性著作（《研究》）而言，它们都没有增添实质性的新东西，其中《财富理论原理》主要是使用所谓的文字语言专门来解释他的第一本著作。所以，古诺的经济思想以及他对经济理论发展的伟大贡献主要体现在《财富理论的数学原理之研究》这本研究水平极高的著作里面。尽管古诺对经济领域的研究还涉及到赋税转变、国际贸易等问题，但他最核心的经济思想主要在于以下几个方面，接下来我们一一阐述。
第一，古诺是最先力图用数学方法解决经济问题的经济学家。19世纪上半叶，当文字表达还是经济理论家唯一思路的时候，古诺却开拓了数学和图形的研究方法。他认为使用数学是表达复杂经济思想的便捷工具，倡导在经济研究中运用数学分析的形式和符号，以探索“不能够用数字来加以估计的各种量之间的关系，和其规律不能够用代数符号来表示的各种函数之间的关系。”这种数学分析不是非导向数学计算不可，它不一定需要精确的数字，只要能更简明地陈述问题、开辟研究途径、避免脱离主题，数学就有其有用之处。在古诺的心目中，经济分析应当建立在经验观察和事实的基础上，理论与模型不是从空想中推引制定出来的，而是从实际观察到的事实中提升出来，并经过加工得到的。如此推导出来的理论工具，可以在某些假设的基础上形成推理，更具有用性和普遍性。古诺至今仍被重视的原因正在于他用数学方法分析经济问题。以后的经济学家高度评价了他的这种贡献，认为他对已有的，但形态模糊的经济概念和经济命题给予了严密的数学表述；他的分析方法强有力地促使经济学从文字的叙述转向形式逻辑的和数字的表达。20世纪初的著名英国经济学家埃奇沃思指出，古诺的论著“是以数学形式把经济科学里的某些高度概括的命题陈述得最好的。”虽然古诺并没有用过“数理经济学”的名称，但他在经济学方法论的创新思想为数量经济学派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基础。因此，古诺被公认为是数理经济学的创始人之一，1838年《财富理论的数学原理之研究》的出版也被视作数理经济学的开端。数理经济学派对经济学发展的贡献是不言而喻的，然而几乎所有的理论与实际应用之间都有着不易跨越的鸿沟。一般而言，所有的经济理论特别是数理经济学理论，都会设定许多的前提条件，理论与模型都是在这些前提条件之下展开的。不同的前提条件代表着研究者认识事物的不同角度、研究对象的不同侧重以及研究方法的不同要求，因而也就会导出不同的结论和结果。而这正是数理经济学派饱受攻击的地方，因为有许多理论的前提条件与现实存在着明显的差别。然而，我们应该看到，经济学研究正是这样一点一滴地不断向前进步，先是假设一些严格的条件，得出应用性较差的结论，然后逐一地将条件减弱再得出应用性较好的结论。但我们也应该认识到，数学方法仅仅是经济研究的工具之一，经济学毕竟不是数学，经济学中还存在着一些不能运用数学方法的领域。
第二，古诺对“财富”的理解不同于斯密、萨伊、李嘉图等早期的经济学家。古诺把经济学直接称为财富理论。在他看来，财富不是亚当・斯密所说的那样，能卖出去的就是财富，有交换价值的就是财富，财富由交换价值决定，跟劳动含量无关，这世界上没有什么“真实价值”，只有交换。这样人们就可以通过市场上成交的商品的价值总量，来决定一个国家的财富总量。什么样的国家是富国？是市场交易的商品丰富、人均交易额巨大的国家。所以，在古诺眼中，阿富汗的酋长是个穷人，他一分钱也没有，虽然他可能拥有大量的实物资源，但他没有实物的交易，因此他是穷人；反之，如果一个国家很小，但它是世界贸易的集散地，交易量巨大，就会变得很富。我们可以看古诺举的例子，意大利城邦威尼斯就被他称为是富裕的典型。用交换价值反过来定义财富是古诺的一个天才的创造。什么是交换价值，是一般均衡的价格乘以一般均衡的商品量，这是交换价值总量，可是一般均衡的价格和数量应当依赖于初始的财富分配，而不是反过来。但是，古诺凭借其数学才能将它颠倒了过来，这一颠倒使得很多复杂的研究变得容易了。我们在宏观经济学里看到的总供给和总需求曲线的交点决定和度量了这个国家的财富总量，那就是总成交量。总成交量就是财富总量，这是根据古诺的定义导出来的，这样的“财富”很简单，可实证、可检验。所以，一个国家的富裕程度就由供求曲线的交点所确定了，于是，垄断就会造成贫困，因为垄断使得交换的数量小于一般均衡的数量，造成了效率损失。按照古诺的观点，一国的财富取决于交换价值的价格决定机制以及交换的价值总量。市场的交易总量等于成交价格P乘以总的需求量，也就是PF（P），这样只要运用经验的方法，就能实证地导出国民财富的总量。这里F（P）是古诺在研究需求规律时用曲线画出来的，表示在数学符号里就是总的需求量是价格的函数，即D=F（P）。古诺认为，使一个国家富起来最好的政策就是让总交易量最大的政策，总交易量最大的国家就最富，就这么简单。而只有完全竞争才能使财富总量最大，于是，他论证了今天经济学家普遍认可的一个观点――鼓励竞争。
第三，古诺的主要贡献之一还在于他运用数学方法创建了基于需求曲线的厂商行为的一系列模型。他用一种博大精深的创新的理论概念，为其他许多对经济学至关重要的观念诸如不完全竞争以及博弈论奠定了基础。古诺是第一位提出完全垄断、双头垄断和完全竞争的精确数学模型的经济学家。直到今天，垄断模型和双头模型（也称为古诺模型）仍然是标准教科书中的重要内容。可以说，古诺对于垄断理论的发展是任何现代教科书作者都难以比拟的，甚至精确地说，现代研究垄断的学者所阐发的正是古诺的理论。古诺的矿泉水所有者垄断模型清楚地揭示了“边际原理”，这一原理是经济理论中最核心的有机原理之一。然而，古诺发展的最著名的理论也许与他引进了一个追加的矿泉水销售者有关。古诺模型假定：市场上有A、B两个厂商生产和销售相同的产品――矿泉水，它们的生产成本为零；它们共同面临的市场需求曲线是线性的，A、B两个厂商都准确地了解市场的需求曲线；A、B两个厂商都是在已知对方产量的情况下，各自确定能够给自己带来最大利润的产量，即每一个厂商都是消极地以自己的产量去适应对方已确定的产量。虽然古诺模型只是一个只有两个寡头厂商的简单模型，因此也被称为“双头模型”，但是古诺模型的结论可以很容易地推广到三个或三个以上寡头厂商的情况中去。在现代经济学和博弈论经常引述的经典文献当中，古诺模型无疑是最早包含博弈思想的经典文献。古诺在1838年关于两个寡头通过产量决策进行竞争的模型是早期博弈论研究的起点。可惜的是，古诺并没有使用“博弈”一词，并且在后来的研究中也没有使用博弈的方法研究经济问题，更没有从模型中进一步发展出一般的经济理论。但是，这些都不能掩盖古诺辉煌的创造性见识，他的简单的模型曾经是并且仍将是经济理论中诸多思想的源泉。
二、古诺经济思想的时代背景解读
对某一位经济学家的思想，某一种社会思潮的分析理解都离不开对当时历史背景的认识。古诺出生于雾月后的第二年，他的一生尤其是前半生所处的时代，是法国历史上最为动荡的时代之一。在这样的年代里，古诺的人生道路并不算坎坷。古诺在他出生当地的学校接受了最初的教育，20岁时进入著名的巴黎高等师范学校学习数学，1823年至1833年他在巴黎大学完成了博士学位，并开始与当时知识界的顶尖人士相接触，他先后在巴黎大学和里昂大学任教，后来担任格勒诺布尔学院院长，成为法国勋级会荣誉军团成员，并被任命为巴黎的教育总巡视员。尽管他视力一直很差，晚年几近失明，但生活还是安逸的。然而，古诺的经济思想在当时并没有多大的影响力，甚至到他1877年去世，也几乎没有人知晓他关于经济理论的著作。后来被证明充满了新思想的伟大著作《财富理论的数学原理之研究》在出版后的40年里无人问津，直到之后受英国W.S.杰文斯和法国L.瓦尔拉斯的高度推崇，才知名于世。古诺对现代经济学的贡献直到其死后80年才被全面地肯定。因此，与他的人生经历相比，古诺在经济学领域的思想之路却充满了悲剧与失望，可以说他是生不逢时。
现代一些学者对古诺有一个客观的评价――“超越于他时代的新古典理论家”，那么为什么古诺会超越他的时代？为什么他的经济思想会被他同时代的人所忽视，而后来又被认为是经济理论史上最丰硕的成果之一？实际上古诺的经济思想被人们后知后觉，既有其必然性，也有其偶然性。
从18世纪最后三十年起，西欧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开始了第一次工业革命，随着工业生产中机器生产逐渐取代手工操作，工厂这种新型的生产组织形式出现了。机器大工业代替工场手工业使各国生产力突飞猛进，很自然引起了生产关系上的变化。包含古诺主要经济思想的《财富理论的数学原理之研究》出版于1838年，然而19世纪三四十年代，法国已经基本完成了第一次工业革命，进入了自由竞争资本主义阶段，当时资本家与工人的对立是社会的主要矛盾，法国学术界关注的是对大革命的争论以及日益增长的社会主义思潮。圣西门和傅立叶的空想社会主义，蒲鲁东对私有制的抨击，路易・布朗的工人合作思想，这些都是人们关心争论的话题。但古诺并没有提及这些话题，他的研究使用了当时经济理论权威们不熟悉的数学推理，而且研究的重点是与当时资本主义自由竞争的状态截然不同的“垄断”。因此，古诺的思想必然不会成为那个时代的主旋律。到古诺晚年和去世之后，也就是19世纪七十年代以后，第二次工业革命开始发生发展。当时，电力和内燃机等的发明和广泛应用，使社会生产力又有了很大的发展。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因之发生的巨大矛盾，使经济危机频繁爆发。这些都促使生产和资本加速地集中，并逐渐使垄断代替自由竞争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居于主导地位。垄断在一些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中开始成为全部经济生活的基础。资本主义逐渐从自由竞争阶段过渡到垄断阶段。这一转变使不完全竞争、垄断等问题引起了人们的注意，而古诺的《财富理论的数学原理之研究》早在几十年前就对垄断经济进行了探讨，建立了精确的数学模型，并且包含了现代分析垄断问题最重要的工具之一――博弈论的思想，因此可以说古诺超越了他同时代研究经济学学者的普遍水平。他的作品在问世之后并没有受到关注，而是在资本主义进入垄断阶段后，人们才认识到他著作的深远意义也就不足为奇了。
另一方面，必然性和偶然性是对立统一的，既没有脱离必然性的纯粹偶然性，也没有脱离偶然性的纯粹必然性，必然性总是通过大量的偶然性表现出来，并由此为自己开辟道路的。因此，古诺的经济思想被人们后知后觉也存在一些偶然性的因素。古诺性情忧郁，性格孤僻，是个内向型的人，他不关心自己的作品是否有吸引力，同时他的作品又是法文版的，要想获得广泛的认可还存在一个语言翻译的问题，所以古诺在有生之年并没有引起同时代人太多的注意，至死仍然默默无闻。但真金不怕火炼，古诺的著作一经人们发现，便把他带到了一个在经济理论史上很少有人达到的成就高峰，他强有力的思想对经济理论发展的冲击和影响已经渗入到了现代经济理论的真正核心。
主要参考文献：
［1］蒋自强等.经济思想通史［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3.2.
一、区域经济理论的形成
区位选择与区域经济发展是西方区域经济理论的两大主题，微观经济活动主体理性的区位选择导致经济活动在某一优势区位的聚集和扩散，在中观和宏观上表现为区域经济增长。西方区域经济理论的形成和演进始终沿着区位论和区域经济发展两条线索进行，其间对区域经济理论的研究日益深化。
西方区域经济理论在渊源上最早可以追溯到19世纪初创立的区位理论。德国经济学家杜能(tunen，1826)从区域地租出发探索因地价不同而引起的农业分带现象，创立了农业区位论，奠定了区域经济理论的学科基础。20世纪初，资本主义进入垄断阶段，德国经济学家韦伯(weber，1909)提出了工业区位论。30年代初，德国地理学家克里斯塔勒(christaller，1933)根据村落和市场区位，提出中心地理论。
稍后，另一德国经济学家勒什(losch，1940)利用克里斯塔勒的理论框架，把中心地理论发展成为产业的市场区位论。总的看来，农业区位论和工业区位论立足于单个厂商的区位选择，着眼于成本和运费的最低。中心地理论和市场区位论立足于一定的区域或市场，着眼于市场的扩大和优化。这些区位论都采用新古典经济学的静态局部均衡分析方法，以完全竞争市场结构下的价格理论为基础来研究单个厂商的最优区位决策，因而又叫古典区位论。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空间相互作用模式、各种规划模式、网络和扩散理论、系统论及运筹学思想与方法的应用使区位论获得迅速发展，对区域经济运行的动态性、总体性研究促使地域空间结构理论、现代区位论逐渐形成。地域空间结构理论主要有地域空间结构阶段论、城市空间结构理论、地域空间相互作用引力理论。
值得一提的是，在地域空间相互作用与市场均衡的区域经济运行研究中，萨缪尔森(samuelson，1952)的市场在空间上呈离散分布的空间市场均衡模式与柏克曼(beckman，1968)的连续流模式从处于一定地域空间中的生产和消费活动出发，为空间经济理论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而现代区位论一方面使区位研究从单个厂商的区位决策发展到区域总体经济结构及其模型的研究，从抽象的纯理论模型推导，发展为建立接近区域实际的、具有应用性的区域模型。另一方面，使区位决策客体扩大到第三产业。
现代区位论的区位决策目标不仅包括生产者利润最大化，而且包括消费者的效用最大化。战后区位理论的发展主要是由美国学者推动的，其中，艾萨尔德(1sard，1956，1975)把古典区位论动态化、综合化，根据区域经济和社会综合发展要求，把研究重点由部门的区位决策转向区域综合分析，建立区域的总体空间模型，研究了区域总体均衡及各种要素对区域总体均衡的影响。
现代区位论开始立足于整个国民经济，着眼于地域空间经济活动的最优组织，但其整个理论框架仍然是新古典经济学的完全竞争和规模报酬不变假设，这极大地影响了现代区位论对现实区域经济问题和区域运行的解释力。
传统的区域经济增长理论分为区域经济平衡增长理论和区域经济不平衡增长理论。在新古典经济学的基本假定下对区域经济增长问题研究的主要成果是索罗一斯旺增长模型。索罗和斯旺(solow and swan)在生产要素自由流动与开放区域经济的假设下，认为随着区域经济增长，各国或一国内不同区域之间的差距会缩小，区域经济增长在地域空间上趋同，呈收敛之势。
不平衡增长是短期的，平衡增长是长期的。美国经济学家威廉姆森(williamson，1956)在要素具有完全流动性的假设下，提出区域收入水平随着经济的增长最终可以趋同的假说。这两种理论实际上就是新古典经济学的空间均衡论，即市场价格机制能够使区域间的收入均等化。
20世纪50年代以来，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的同时，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日益拉大。而发达国家以追求经济高速增长为目标，把大量资源和要素集中投入到经济发展条件较好的区域，经济高速增长的结果，不仅没有缓解反而加剧了发达区域与欠发达区域之间的两极分化。
这种差距拉大和两极分化表明仅仅依靠市场的力量已经很难解决所有的区域发展问题，区域经济增长并不像新古典经济学家设想的那样收敛，即发达区域与欠发达区域的经济增长情况并不一致，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区域差距没有缩小反而拉大。
为了对这一现实经济问题进行解释并为促进发展中国家和欠发达区域经济增长提供理论和政策依据，部分经济学家提出了一些很有见地的区域经济不平衡增长理论。主要有缪尔达尔(myrdal，1957)的“循环积累因果理论”、赫希曼(hirschman，1958)的“核心-边缘理论”等。缪尔达尔指出，市场力作用倾向于扩大区域差距而不是缩小区域差距，一旦差距出现，则发达区域会获得累积的竞争优势，从而遏制欠发达区域的经济发展，使欠发达区域不利于经济发展的因素越积越多。
赫希曼的观点与此类似。他认为，增长在区际间不均衡现象是不可避免的，核心区的发展会通过涓滴效应在某种程度上带动外围区发展，但同时，劳动力和资本从外围区流入核心区，加强核心区的发展，又起着扩大区域差距的作用，极化效应起支配作用。要缩小区域差距，必须加强政府干预，加强对欠发达区域的援助和扶持。20世纪60年代，美国发展经济学家p·弗里德曼从国家角度提出“中心边缘理论”对赫希曼的“核心-边缘区理论”进行补充。
与此同时，西方区域经济理论对区域贸易的理论研究也取得进展。瑞典经济学家俄林(olin)把区际贸易引入新古典经济学，使其成为一般均衡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俄林从贸易角度研究了要素流动、要素价格与商品价格之间的关系。认为，区际贸易、国际贸易与要素自由流动会带来区域之间生产要素价格与商品价格的平均化。
总之，为了解决区域问题，西方经济学家在新古典经济学的假设下，根据凯恩斯的理论，利用宏观经济分析方法，对区域内部资本积累、劳动力就业、技术创新与国民收入增长的关系，区内产业结构演进与升级，区际分工与区际贸易，中心城市及乡村的可持续发展等问题进行了研究，现代意义上的区域经济理论框架已经成形。
二、西方区域经济理论的新发展
在新古典经济理论框架下的西方区域经济理论，主要从规模报酬不变和不完全竞争出发来研究现实的区域经济问题，把由于规模经济和聚集经济带来的规模报酬递增看成是一个外生变量。新古典经济理论模型中，要素流动是瞬间、无成本的，生产要素、商品和劳务不完全流动性、经济活动不完全可分性的存在，使规模经济和完全竞争假设的矛盾无法解决。
随着建模技术的升级，一些原先被忽略的因素可以重新纳入到自由的框架中，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西方区域经济理论在不完全竞争和规模报酬递增的框架下获得新发展。
目前，西方区域经济理论研究最活跃的领域是新经济地理学。迪克斯特与斯蒂格利茨(dixit and stiglitz，1977)建立的垄断竞争模型为空间因素纳入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奠定了基础，新经济地理学由此产生。
广义地讲，新经济地理学的研究有两个发展方向：一是用新方法对区位选择进行再研究，二是以新方法为基础，用“空间”观点分析区际贸易。新经济地理学的主要代表是美国经济学家克鲁格曼(p．krugman)、藤田(fujia)、莫瑞(mori)、瓦尔兹(walz)、马丁(martin)、沃纳伯尔斯(a．venables)等。
克鲁格曼试图通过建立一个不完全竞争市场结构下的规模报酬递增模型，把区域经济理论研究纳入主流经济学。
1991年，他在总结哈里斯(harris，1954)的“市场潜力”理论与普里德(bred，1966)的以市场规模与区域产业范围间循环关系为基础的进口替代区域经济增长理论的基础上，采用迪克斯特与斯蒂格利茨的垄断竞争假设，把一个经济分为生产同质产品的农业和生产不同的可以替代产品的制造业，农民不能流动而工人可以流动，农业没有运输成本，制造业的运输成本与萨缪尔森的“冰山”形式存在(及任何之成品在运输过程中都有一部分丢失)建立了。
一个两区域两部门模型。他认为，收益递增的作用就是使每一种产品只有在一个地方生产才有利可图，其结果是不同地方就生产不同的产品，生产差别产品。当一个地区有劳动力流入时，它不是生产更多的现有产品组合，而是生产新产品。
模型分析的结果表明，一个经济规模较大的区域，由于前向和后向联系，会出现一种自我持续的制造业集中现象，经济规模越大，集中越明显。运输成本越低，制造业在经济中所占的份额越大，在厂商水平上的规模经济越明显，越有利于聚集，“中心—边缘”结构的形成取决于规模经济、运输成本和区域国民收入中的制造业份额。
克鲁格曼还建立了一个动态的多区域模型来解释当空间结构均衡时，动态的力量确实趋于形成沿地形大概等距离分布的聚集点(城市)。他通过区域跑道模型演绎了区域运行的几何结构。区域跑道模型反映了区域经济体系中各个构成部分呈环状分布，认为运输费用仅仅受环形周长的影响，制造业的同一布局总是处于均衡分布状态。地平面并不是稳定不变的，集中的区域环形分布会产生轻微紊乱的地平面，自发演化出一个或多个制造业集中。这样，制造业区域布局由最初的均衡发展到两区域集中布局，而这两个最终集中布局区域特征正好相反。
瓦尔兹(waltz，1996)则认为，区域经济一体化会导致规模收益递增的生产和创新产品的区域性集中，区域经济增长源于产业部门的地理集中及由此产生的持续的生产率提高。
马丁(martine，1999)研究了聚集经济条件下的区位竞争问题。他通过模型分析得出结论，在最初的区位竞争中获胜的区域对其他企业具有较大的吸引力，参与最初区位竞争的第一个企业虽然可以获得较大的财政激励，但随后的其他企业却能够从该区域的产业聚集形成的外部经济中获益。对在区位竞争中获胜的区域而言，更重要的利益在于为随后进入的厂商提供了一个良好的环境。在同一区位的厂商数目会随着外生的相对成本优势和内生的聚集优势的增加而增加。
藤田和莫瑞(fujita and mori，1997)研究了多制造业经济体系中的运费与规模经济差异，认为经济体系会自动发展为一个中心地体系，他们(1996)对克里斯塔勒的中心地等级体系模型进行了修正，通过构建基础模型进行预测分析后，发现人口增加会引起新城市在一定时期内在一个长而狭窄的经济体系产生，并沿着一条线逐渐向外扩展，形成多城市空间。与古典区位论一样，这些研究都强调经济活动聚集带来的外部经济对区位选择的重要影响。所不同的是，克鲁格曼更强调由经济活动聚集带来的、与市场供求相连的金融外部性的作用。
在区际贸易方面，沃纳斯伯尔(venables，1996，1999)把新经济地理学模型作为区际贸易新类型的基础。认为，假定生产要素不能自由流动，如果中间性商品受到规模经济和运费的影响，生产过程中所引起的区际经济分化必然出现。在这种情况下，拥有大量制造业门类的区域能为中间性商品提供比较广阔的市场，使这些国家和地区趋向于区域一体化集中，从而使下游生产具有成本优势，并强化这种优势，循环往复。
他通过研究发现，在高收入的工业“核心”区与农业“边缘区”的分化过程中，市场规模扩大的驱动远远超过区域一体化增长的驱动力。此外，沃纳斯伯尔还把运输成本纳入赫克歇尔-俄林(heckscher—ohlin model)的区际贸易模型，发现贸易方式和生产方式不仅取决于资源禀赋和要素密集度，而且依赖于运输成本，后者与国家或区域的地理位置有关。新贸易活动的区位选择相对于已有的贸易活动密度而言，依赖于要素密集和运输密集度。
巴德温和弗斯开尔德(baldwin and forskild，1997)则提出了区域与贸易分析的另一种观点，认为现有的区域分析方法应主要用于区域经济增长内部。因为在各种区域模型分析中，循环过程不仅涉及到生产要素的流动，而且涉及到生产要素的积累，市场规模大的区域，投资额越大，又会进一步增大市场规模。
新经济地理学力图把“空间”因素引入对区际贸易的分析，通过把运输成本作为“空间”因素纳入区际贸易模型来解释贸易量随距离的增加而迅速减少，价格、要素报酬和行业生产率在不同区域间差异等与区际贸易问题。
此外，随着发达国家从工业化社会向后工业化知识社会的转变，经济中更多的有形投资流向高技术商品和服务，在研究与开发、教育与培训等方面的无形投资也越来越重要。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一方面将技术进步当作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另一方面又假定技术进步是外生变量而把它排除在模型之外。为了更好地解释经济现实，一些经济学家直接把知识纳入生产函数之中，用于说明知识对经济长期增长的作用，建立了新经济增长理论。
阿罗(arrow，1962)最早用内生技术进步来解释经济增长，他假定整个经济体系内存在着技术溢出，在不存在政府干预时的竞争性均衡是一种社会次优，均衡增长率低于社会最优增长率，政府可以采取适当政策提高经济增长率，使经济实现帕累托改进。此后，罗默(romer，1986)在其知识溢出形模型中，用知识的溢出效应说明内生的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唯一源泉，强调知识的外部性对经济的影响。卢卡斯(lucas，1988)的人力资本溢出模型则认为整个经济体系的外部性是由人力资本的溢出造成的。
新经济增长理论通过技术进步内生化为区域经济增长和发展理论奠定了微观经济学基础。实际上，内生技术进步的经济增长在地域空间上表现为区域经济增长的不平衡，聚集经济、规模经济产生的技术外部性和金融外部性(技术外部性即技术溢出效应，金融外部性则是与市场扩大相联系的外部经济)使要素边际收益递增，从而引起经济活动的地域空间聚集和扩散，这样，规模经济就不再是一个外生的经济变量，而作为内生经济变量进入到区域经济增长模型中。
规模经济内生化的结果是区域经济增长差距越来越大。巴罗与萨拉-艾-马丁(barro and sala—i—martin，1991)认为，虽然国家收入水平与长期趋势之间的差距越大，其增长也越快，但由于缺乏长期增长的潜能，递增收益阻碍着各国经济增长差距的缩小，各国经济增长最终趋向发散。鲍莫尔(w．j．baumol)从生产性角度研究了发达国家与欠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趋势，发现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之间不存在收敛趋势。
随着北美自由贸易区和欧盟的形成，新区域主义开始取代传统的旧区域主义。新区域主义以新经济地理学为理论基础，埃斯尔(ethier，1998)总结其特征如下：鼓励世界区域贸易和多边贸易的自由发展，发展中国家放弃闭关自守、反对市场经济的政策，而代之以融入多边贸易体系的政策；区域协定往往涉及到深层次的一体化问题；区际贸易自由化是适度的；企业的区位、发展极、区域增长方式和发展模式的选择也随之发生变化。汉森(hanson，1998)通过实证分析发现经济一体化对各国生产的空间组织有重要影响，其中对发展中国家企业的区位选择影响大于发达国家。
三、评析
新古典经济理论在完全竞争市场结构和生产函数规模报酬不变的假设下研究微观经济活动和宏观经济增长，把要素流动看成是瞬间的、无成本的，认为市场力量会使经济趋于均衡，当经济运行偏离了原有的均衡状态，市场经济体系具有一种自我恢复均衡的力量。其理论中不包含空间因素。
一些经济学家根据区域经济增长的实际，对这一观点提出了挑战，建立在新古典经济理论基础上的传统区域经济理论认为，微观经济活动主体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行为促使生产要素流向区位条件优越的地方，经济活动聚集在某一区位会产生外部性，多个厂商相互作用的结果会获得规模经济效益。
规模经济效益的产生，一方面源于由于厂商规模扩大所带来的利益增长，另一方面源于由于厂商外部性增长所带来的利益增长。后者是由那些在生产或分配上存在密切联系或在布局上指向性相同的产业按一定比例与规模集中布局在拥有特定优势的区位所产生的增加收益。
他们认为，单个厂商内部的规模经济通过外部性可以汇总为总量生产函数的规模报酬递增，在完全竞争条件下，价格机制的作用使经济活动和产业趋向于集中在市场潜力大的区位，而市场潜力大的区位往往又是经济活动和产业集中的地方，区位决策是内生的，区域经济增长和衰落具有自我增强性。生产要素不断向优势区位和区域聚集，引致区域经济不平衡增长。从地域空间来看，权衡规模经济和运输成本后，厂商聚集在一起形成一种城市架构，为相互交错的六边形市场区提品。
传统的区域经济理论研究者假设某个区位或区域的要素供给具有高弹性，都意识到高弹性的要素供给对发展过程中的外部性形成十分重要。实际上，无论是微观的区位决策，还是宏观的区域总体空间均衡及区域经济发展，外部性与规模报酬递增都起着关键作用。
与新古典经济学家不同，当代区域经济理论研究者更强调金融外部性对规模经济形成的意义。在他们看来，单个厂商生产能力的规模报酬递增，运输成本和要素流动性等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导致了聚集现象的出现。但他们在新古典经济理论假设下提出的挑战，却因规模经济与完全竞争理论上的不相容而缺乏微观经济理论基础。
从理论上讲，完全竞争假设与内生的规模报酬递增是矛盾的，为解决这一新古典假设带来的难题，传统区域经济理论在坚持完全竞争的条件下，把规模报酬递增当作外生经济变量，这样就可以在个体最优化和一般均衡的模型下研究区位选择。
然而，这种假设处理的一个必然结果是无法从理论上解释生产活动地域空间聚集与扩散的循环累积性，使区域经济增长和衰落具有自我增强性思想停留在粗略的描述性阶段，使其难以融入主流经济学。而且受当时已有的建模技术限制，区域经济学家和发展经济学家们在研究区域经济发展问题时，无法把他们的思想用形式化的严谨的模型表达出来。
他们在研究经济发展问题时，大多采用一种非数学的风格，没有意识到对形式的追求正在很大程度上要求经济学朝着建立明确模型的方向发展。
此外，他们的研究没有明确说明市场结构，即他们在描述的假想经济中的竞争状况时，往往想当然地认为规模经济是欠发达区域工业化的一个制约因素，而未对这种规模经济的形成机制和结果进行深入的分析。除了刘易斯的过剩劳动理论比较容易被模型化外，许多其他的经济发展理论则很难被模型化，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其思想的传播和交流。
西方区域经济理论的发展与主流经济学的发展密切相关。随着主流经济学的发展，不完全竞争模型的建立为传统区域经济理论的两难困境提供了工具。20世纪90年代以来，新经济地理学的经济学家们通过建立不完全竞争与规模报酬递增相容的模型，把区域经济活动聚集和扩散的内在机制用严密的数学模型表示出来，努力把空间因素纳入到主流经济学的理论体系。
不完全竞争模型为当代西方区域经济理论奠定了微观经济学基础。区域经济理论就像新经济增长理论一样，吸引着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的注意。
关键词:中国经济学;精神品格;价值取向
中图分类号:F12;B018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07)05-0005-03
经济学的精神品性是经济学发展的灵魂支撑,也是经济学走向学科成熟和繁荣的标志｡中国经济学从它诞生之日起,就融进了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和经济生活之中,鲜明地呈现着自己的精神品格和价值追求｡
一、当代中国经济学的精神品格
1.实践性――中国经济学发展的合理内核与内在追求｡实践性既是中国传统文化知行哲学中一种具有普遍性的合理内核与主张,也是哲学的内在灵魂｡中国经济学所凸显出的这种实践品性是指经济学对社会世界的理解､阐释及构成关系｡这是经济学区别于一般自然科学的一个重要特征,也是我们正确认识经济学的属性和合理评价经济学当代社会意义的重要前提｡经济学与现代社会,与现代社会的经济制度､政治制度､法律制度和社会的整体结构有着内在的契合和构成关系,在这个意义上,经济学领域具有明显和强烈的实践性｡
中国经济学从诞生到今天,历史虽短,却始终充溢着浓郁的求实致用性和求真致知性｡在经济学最初从西方导入之时,就有“经世之学”､“富民之学”､“强国之学”之称｡当时因内忧外患而引发的救亡图存的迫切形势与中国传统文化经世致用的精神的契合,使中国经济学从一开始就被蒙上了“经济强国”､“实业救国”等求实致用性色彩｡不仅如此,19世纪末经济学在中国的导入和产生,也使中国学者在研究学问､获取知识途径和方法等方面产生了深刻的变化｡经济学中大量借鉴采用的自然科学领域的观察比较和分析的方法,开辟了从社会现实和经济事实中求取真知,获取学问的道路｡这一道路的开辟也更强化了经济学走向生活走向实践的取向,推动了一大批学者走出书斋步入生活,步入民间,步入工厂,步入田野,熔铸了中国经济学求实致用和求真致知的实践性品格｡
在当代,经济学更是不断地､及时地渗入到经济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改变和改造着作为经济学之研究对象的社会本身,影响着人们行动价值判断和目标选择,以至于我们难以区分经济学理论与经济现实生活和边界,也难以确定经济现实､生活经验与经济理论之间的因果关系之链｡如果说,中国经济学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就是研究如何以最小的经济代价获取最大的社会进步和经济繁荣,那么,中国经济学始终如一所进行的,就是这一具有求实致用､求真致知性工作｡在求真的基础上,它始终不渝地将自己的问题视阈同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始终不渝地把现实的中国经济与中国现代化作为自己的立足点､源点和归宿｡
2.科学性――中国经济学方法论的内在逻辑与理性诉求｡经济学是一门应用性､实证性､综合性的科学,它并不将自己建立在一般经济常识和依靠无确凿根据的经验与信念的基础上,它是一门科学,必须依靠科学的证据和科学的研究方法｡这些科学的证据和认识是通过对社会经济生活的系统研究和理性分析所获得的｡经济学的“科学性”,主要表现在研究过程上的实证取向､逻辑和表述上的因果分析,以及研究结果及其理论目标的客观规律性,等等｡经济学这种既区别于自然科学,又区别于传统人文学术的知识体制,从根本意义上说,就是要解决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现实问题｡因此,立足于社会实际,以经济运行和发展中的重大问题为导向,经验而客观地研究经济的现状,探讨矛盾和冲突的根源,分析建立和完善合理的制度的可能路径,是经济学发展的必由之路,也是经济学的根本使命｡
由于经济领域不具有自然界的实体性和可直接操作性,经济学研究往往要借助抽象力,借助“经验假设”､“变量语言”和“理想模型”方法手段,来探求经济要素之间的因果关系｡就是尽可能多地把定性与定量的方法､解释与实证的方法､科学与人文的方法有机地结合起来,就是要尽可能多地运用类似于自然科学的方法,如物理学方法,生物学方法｡马克思曾说过,任何科学只有发展到能够成功地利用数学的阶段,才算达到了科学的水平,获得了真实的发展｡
当然,经济学的“科学性”并不是对自然科学规律和模型的简单搬用,也不是机械地用某一自然要素和生物的机能来说明经济历史现实及人的能动行动｡自然科学中的观察､实验､比较是基于“物”的层次,具有很强的实体性､可控性和可操作性｡但对经济现象将这些方法简章照搬,将无法深入到经济活动的本质中去,虽然在逻辑上具有内在的一致性,更趋向于“科学”,然而,这种理论没有多少实质性的理论创新,离现实也会越来越远｡
3.人文性――中国经济学根本价值的源点和归宿｡如果追溯经济学的“根”,显然,道德哲学是经济学的母体｡当斯密在《国富论》中强调“看不见的手”之后,又在《道德情操论》中强调道德体系的建立｡尤其是在晚年,他不再将社会秩序的希望寄托于“看不见的手”,而是呼吁伦理道德这只“看得见的手”,通过民众､特别是有权势的人物来创造有利于社会发展的人文条件｡由此可见,经济学从其产生之日起就与人文交织在一起,排斥人文因素不仅将使经济学流于肤浅和表面化,而且容易使经济学迷失“自我”｡从经济学的属性来看,“人文”意味着一种特殊的认识方法,它不同于经济学本身的实证方法,是一种以主体的体验､理解为基础的认识方法｡科学主义最重要的特点是实证性,它的最高价值在于求“真”｡与科学主义相对,人文通常是关于人的存在价值和意义的学问,它的特点是包含价值的规定性,即好与坏､善与恶､美与丑等,它的最高价值在于求“善”｡经济学作为一门以人为主体的社会实践活动,它不仅要求运用自然科学的实证方法来准确地､客观地反映经济现实,而且要从人的社会因素这一本质出发来考察经济活动本身｡
事实上,作为经济学所涉及的供给与需求､生产与消费､资源与效率､投资与就业等每一环节无不蕴涵着人的因素和价值诉求｡正因为如此,马克思将人文因素纳入经济分析当中,并认为,分析经济问题既不能用显微镜,也不能用化学试剂,而必须用抽象力｡应该看到,经济发展的根本目标归根到底是以促进人与社会的全面发展为根本目的｡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进步不仅取决于物质文明,而且取决于精神文明､人文文化的进步｡因此,经济学既要研究财富,又要研究人,只重经济缺乏人文的经济学是残缺的经济学,经济学应该是科学与人文的统一｡正是在此意义上,萨缪尔森指出,经济学介于科学与人文之间,而布坎南则把经济学定位于“介于预测科学和道德哲学之间”｡
4.本土性――中国经济学从依赖性走向主体性的标志｡ 本土性是学术发展的客观要求,是科学社会化的必经之路,也是一切世界性的运动｡所谓本土性,其实质就是用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去研究中国现代进程中的经济现实与问题｡这是一种“民族意识”､“问题意识”和“社会责任意识”｡通过这种有针对性研究,科学地描述和解释中国的经济现实,解决中国现代化发展进程中的经济问题,预测中国社会发展的前景,并在此过程中检验､改进､完善和发展经济学理论和方法,丰富人类和世界经济的知识体系｡
由于中国经济学最初是按照西方模式构建学科体系和理论框架的,采用脱离中国实际的西方教材培养学生,并以西方人的思维眼光和方法来观察中国人的社会现实和经济生活｡这样在经济学发展的早期就不可避免地带有照搬､模仿国外模式的公式化､教条化､庸俗化的缺陷,也不可避免地出现观察中的误差､认识上的误导和文本间的误读｡因此,经济学的本土性取向,也可以说是摆脱西方学术垄断或优势的一种反映｡是经济学从依赖性向主体性转变的一个标志｡
应该看到,从世界范围来说,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学占据了世界经济学的中心位置,广大的发展中国家与不发达国家的经济学处于边缘位置｡在此种背景下,中西经济学的对话与交流难免不对等,往往有着“中心”与“边缘”的区别,处于中心位置国家的经济学文献总是被广泛讨论和引用,而处于边缘位置国家的经济学往往被认为没有什么价值｡可以说,这种状况的产生往往是由于西方发达国家和不发达国家的政治经济与文化发展水平的不平衡所造成｡作为这种状况的一个必然结果,就是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学处于“强势”,而相对落后国家的经济学则处于“弱势”,并容易造成自主性的丧失和被殖民化倾向｡这要求我们的经济专家学者必须建立自己的民族自尊心和信心,在民族经济与文化的比较与剖析中探寻经济的精微与要义,对世界先进经济理念进行本土化的阐释与升发｡通过与其他文化背景下的经济理论开展平等､深入的对话,正确吸收和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新思想和新成就｡力求通过维护､更新或建立自己的学术传统,摆脱中国学术的边缘化状态｡
二、中国经济学价值取向与追求
1.理论与实践的内在统一｡经济理论来源于实践,但又终究要回到实践中去｡实践是经济学的起点和归宿｡经济学的这种实践属性表明,理论不再被概念所固化为抽象认识,理论总是在人类具体的经济实践中不断生成和创造｡正是在此意义上,生动鲜活的理论才真正获得了与丰富实践的本然结合｡从实践―理论―实践的循环往复知识获取的路径中,可以获得关于经济理论与实践本然联系的重要启示｡这种探索将依照社会经济生活本身的性质,在实践领域而不仅仅是作为认识去回答“经济究竟是什么”这种问题,也不是仅仅以知识概念形态作出表述,而是以实践自身为目的,在践行中得以显然,并因此而体现一种基于实践导向的经济理论与实践的本然统一｡
经济的理论与经济实践分离,根源不是在于它们之间的距离,而是在于没有意识到他们在性质上的本然统一性｡经济理论应当始终保持它应有的实践品格,让经济实践活动完整地表达自身｡经济理论不应当是对经济实践的抽象反映,经济实践也不应当是对经济理论机械地应用,二者之间是相辅相成的关系,它总是表现在具体的经济实践活动中,并在参与现实的经济生活当中成就并实现自身｡因此,经济理论不仅是理论的,而且还是实践的,其价值不仅仅在于认识到什么,更重要的在于实现着什么,其意义也不仅在于得到一个概念认识的结果,还在于一个不断实现的过程｡经济学理论和实践就在参与和实现中表现出本然统一,经济理论亦在这种参与和实现关系中获得其合法性和有效性｡
经济学在本质上是实践的｡从经济之作为实践的本性出发,在一个相当根本的层面上,经济理论应当有这样一种探索和建构,它属于实践哲学的范畴,作为实践的理论形态,完成并实现于经济实践活动之中,它并不与经济实践相对立､相分离,而是具有一种总是不可分割的本然联系｡当我们获得这样一种理解时,经济理论的生动性､丰富性和鲜活性也就跃然于我们眼前,经济理论与实践也才真正获得了本然的统一｡
2.科学性与人文性并重｡经济学既具有科学特征,又具有人文特征｡经济学应是科学与人文的统一｡经济学首先是一门科学,它的研究过程上的实证性､逻辑上的因果分析､研究结果及其理论目标客观规律性等表明它具有明显的科学性特征｡但经济学又不仅仅是科学,由于经济学脱胎于伦理学(或道德哲学)｡经济学既要研究“物”,又要研究“人”,并且从根本上说,经济学是研究人的科学｡从人类社会的发展趋势来看,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需要综合知识的运用和创造性的发挥,需要由创新来实现｡而创新不单纯是一个科学技术问题和经济问题,它需要科学与人文两者相结合才能获得成效｡经济中的科学与人文是无法分离,也不应该分离,经济分析必须将人文性品格因素纳入其中｡
经济学本应是科学与人文相权衡的,二者不可偏废｡但在科学主义占主流的经济思潮中,道德伦理作为经济学的本身的属性,往往被当做影响其“科学性”的绊脚石,科学主义认为自然科学工作者是人类知识的典范,通过科学家所描述的科学方法能够获得应用于任何的知识,相信科学方法可以推广到一切领域,包括文化领域,主张科学是价值无涉的两极｡科学主义在经济学中最突出的表现是实证主义和经济学的数学化｡然而,将自然科学工作者的研究方法(如观察法､实验法､比较法､数学方法等)完全照搬到经济学的研究中来,无视人的社会因素这一本质,难免造成研究的表面化､简单化,从而脱离经济社会现实｡对于现代社会的整个经济体系来说,既有“看得见的手”,又有“看不见的手”｡有时,“看不见的手”远比“看得见的手”更为重要,真正的幕后英雄往往是“伦理道德”｡从这个意义上说,经济学介于科学工作者与人文之间,或者说介于科学与道德哲学之间｡经济学中的科学与人文,正像一枚硬币的两面,是无法也不应该分离的｡
3.开放性与本土性相融合｡中国经济学的发展必须保持一种开放的姿态,努力学习､吸收和借鉴世界各国先进的文化和理念｡中国二十多年改革开放的历史和实践经验也一再表明,中国必须实行对外开放政策,使经济从封闭走向开放,并逐步扩大开放的广度和深度,融入国际分工体系,成为经济全球化的主动参与者｡但由于各国､各民族的历史背景不同,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社会实际状况不同,经济活动的具体表现也就各具特色｡因此,这就存在经济学本土化的问题｡一方面,经济学的发展要立足于借鉴和移植西方经济学的合理因素以及经济治理的成熟经验,并以此作为创建中国现代经济学的前提｡中国经济的发展及相关理论的完善与西方现代化的经济活动和理论经验在许多层面上都具有共性｡西方市场经济的发展已有几百年的历史,与之相配套的､历经曲折发展至今的经济理论和经验总结几经锤炼,因此,这些经验是可以为我所用的｡另一方面,在移植西方理论和经验时必须充分考虑本国国情｡目前,与国际接轨已经在我国各界达成共识,但在接纳和学习西方的经济理论和经验时,切不可忘记本国的传统和特征,要将西方经验与本国传统结合起来,使西方的理论和经验本土化｡我国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发展市场经济,借鉴和移植西方的经济学说时,也必须立足于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的国情,能动地将国际经验转换为本国的具体经济实践,而不能完全套用或照搬别国的经验｡这是与我国的市场欠发达,还处于完善和提高阶段的实际状况相适应的｡
开放性与本土性相融合的过程也是两者不断寻求契合点的过程｡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经济学的本土化过程,不仅要注意“本土”的要求,更要注意“现代化”的发展需求｡经济学理论和经验的形成及其被世界各国､各民族的认可说明其有存在的合理性因素｡中国经济要想与国际接轨,在走向和完善市场化的进程中就必须考虑开放性､国际化的要求｡“本土性”不等于抱残守缺,经济学理论的本土化的根本目的在于在移植和借鉴西方经验的同时,使之与本国国情相适应,使国家在经济､文化､科技等各个方面都走向“现代化”｡只要是科学的理念､先进的经济发展模式及管理方法我们都可以“拿来”为我所用｡这样不仅可以减少我国社会经济发展所付出的成本,而且可以加快我国经济发展的步伐｡
参考文献:
[1] 于祖尧.理论经济学在中国改革中的命运[J].经济学动态,2004(2).
[2] 樊纲.经济学现代化和中国化的再思考[J].中国书评,1995(5).
作者：1、东华理工学院经管学院2、东华理工学院文法学院黄新生1陈宗贵2
内容摘要：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背景下的商业经济理论，研究方法表现为，社会制度的本质决定以马克思经济理论分析和探索流通领域的社会生产关系。计划经济的转轨决定以历史的方法，根据中国国情研究商业发展规律。
关键词：商业经济商业理论立场历史方法
经济理论的研究方法是建立经济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独特的研究方法可以形成一个学派或流派。从分析方法的角度分类，经济理论以及有着内在的逻辑关系的诸理论组成的理论体系或经济学，大体上包括三大类别：静态分析与动态分析的区别；均衡分析与非均衡分析的区别；纯经济分析与制度、结构分析的差别。由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商业是计划经济时期商业的传承，同时在社会制度方面有别于资本主义，决定了商业经济理论的研究方法是世界观，历史观和发展观的辨证统一。
商业经济理论研究的立足点
当前我国商业经济理论的危机，表现在西方经济理论的涌入，反映西方经济思潮的市场营销学替代了商业经济学，而市场营销学主要研究流通领域人和物的关系，忽视了流通领域生产关系的研究。在揭示生产关系的运行规律方面，由于社会制度的不同，商业经济理论只能是以为指导的，解决我国实际问题的，中国式的商业经济理论，是西方经济理论无法取代的。我们认为，作为反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特征的商业经济学研究对象是生产方式，首先要研究流通产业所有制结构、国有商业的地位、商业劳动的地位、商业企业人与人的关系，是符合科学发展观的，科学发展观就是以人为本的发展观，也是建立和谐社会的需要。
政治经济学与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根本对立，在于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辩证法与形而上学的对立。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科学成分表现在它提出了与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类似的理论命题。但是，它不能揭示劳动价值是创造商品价值的惟一源泉。发展马克思劳动价值论，根据“新的活劳动价值一元假设”以及马克思关于劳动创造为市场交换而生产的商品价值的观点，商业劳动价值同样也是商品流通领域创造商品价值的惟一源泉。我国社会主义的性质决定流通产业要充分肯定商业劳动在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地位，保护和解放劳动者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固有职责和根本任务。必须尊重劳动，尊重劳动者，不断提高商业劳动者的素质和劳动效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商业，承认商业企业独立商品经营者的地位，同样也承认商业资本追逐剩余价值的本性和在增进社会财富的作用，不论是国有企业，还是私有制企业都表现为企业人格化资本的特征。也必须根据“按劳分配”的原则，正确处理好劳资双方的利益关系，切实保障商业劳动者在分配领域的合法权益。
比较的动态分析的历史方法
历史和现实的比较是总结经验、展望未来的重要分析方法。安岗（2005）的研究表明历史方法的重要地位：中国经济学界的首要问题是了解国情，发现经济学研究中的问题，找到问题的结症，并寻求解决问题的思路。这就需要我们应特别重视历史方法，从实际出发来研究问题。不容否认，计划经济时期的商业结构模式存在许多缺陷，但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商业理论，离不开计划经济商业的历史背景，一味否定并不是历史辨证的观点，既然是计划经济时期商业的传承，就要定性和定量的比较相结合。既吸收历史的长处，又展望未来。我国公有制为基本经济制度的社会主义发展历程经历了计划经济、转型经济、市场经济三个阶段。计划经济时期的商业，从总体上说，符合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对我国社会主义的发展也起了积极的作用。在转型时期表现出来的企业小型化、极度竞争等问题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补课”，是迈向市场经济过程中生产力水平低下的反映。是对计划经济流通模式的第一次否定，是极不成熟的市场经济。市场经济建立以后，商业的竞争必然走向商业的垄断则是第二次否定。经过否定之否定，是计划经济时期流通模式的扬弃。计划经济时期的大流通观点，经过所有制改造以后拓展为国际市场商品流通之势。
科学抽象法
揭示社会经济现象的发生、发展、消亡的过程，需要进行科学的抽象而提炼反映经济现象本质的经济范畴。马克思资本论中，大量采用了抽象方法。马克思通过对商品、价值、劳动二重性、资本等经济范畴的抽象，揭示了商品交换的本质和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规律。与此相对应，通过商业劳动的分析，揭示商品的流通价值，是商业活劳动创造的，正是商业价值规律的总结。从而反映商业的目的并不是执行产业资本的商品形态向货币形态转化的职能，商业资本不但是社会独立的资本，而且遵循自身的运行规律。过去人们思想认识上的误区，总是认为商业利润来源于商业投机，不能正确对待商业劳动价值的地位，这主要来源于“双轨制”的负面影响以及短缺经济的特定历史条件，私营个体户在短期内“掘得了第一桶金”。这种历史暂时的现象只是表象。商业微利时代的特点是市场价格回归价值。因此，商业资本的运动规律，要围绕商业劳动价值展开，从而进一步揭示商业微利时代的本质特征。
数理经济学严格来说是一门定性的学科，它研究一类可定量化的定性经济系统。数理经济中的公理化内容是严格定性的，它只追求形式上的同构性。它也研究经济变量并确定一定的经济关系，但只是给出它们之间质的联系，而无须确定其具体量是多少。
二、MathematicalEconomics一词在中国最早翻译为“数学经济学”或“经济数学”，数理经济学只是到了20世纪80年代初才正式引入到中国来。虽然早在40年代就有中国学者涉及到这一领域，但并未引起学术界注意。在50年代从欧美回国的留学学者，有极个别人曾从事过数理经济学方面的研究，并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但回国之后只能改做从事数学研究与教学工作。在相当一段时间，数理经济学既不是一门学科，也没有专门的研究人员，更没有正式的科研成果。时至今日，辞海尚未列入数理经济学一词。
进入90年代末，尽管在经济学科分类中，把数理经济学作为应用经济学学科中数理经济学一级学科里的二级学科，但是中国经济学界对数理经济学还是采取一种不接受的态度，在介绍和引进西方经济理论和学说时，极少有人予以关注，或一概斥之为“没有多少实质内容的”，“玩弄数学游戏的装饰品”。
实际情况并非如此，不管在西方市场经济国家的经济理论研究，还是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理论建设，数理经济学起着或即将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在国际经济学界自不必言，就是在中国，在向市场经济制度转轨当中与之后，数理经济学的重要性不会在我们习惯上所称的“西方经济学”之下。从某种意义上说，甚至更为重要。当面临着“中国经济学向何处去？”的理论危机而研究西方经济学理论时，中国经济学界非常注重两本著作，一是萨缪尔逊与诺德豪斯的《经济学》，二是斯蒂格利茨的《经济学》。一致的评价是，认为前者将新古典的微观经济分析与凯恩斯主义的宏观经济理论综合在一起，形成了“新古典综合”体系，后者以微观经济理论为基础，逻辑推导出宏观经济理论，使微观与宏观经济理论有机地结合起来成为一个具有内在逻辑一致性的理论体系，在更高层次上实现了新古典理论范式的新综合。我们不得不佩服这种“戴高帽”式的研究方式的渲染作用。
其实，萨缪尔逊的《经济学》也好，斯蒂格利茨的《经济学》也罢，都只不过是大学一年级采用的初级经济学教科书，专为学生学习经济学方便而提供的一种入门式导论性课程而已。从研究的角度看，真正值得我们学习与借鉴的并非“范式”，而是西方经济学家研究问题时所采用的方式方法，中国经济学的发展与进步缺少的也正是先进的研究方式与精确的研究方法。因为只有研究方法正确有效，才能真正能够解决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各种理论问题。比如说，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的兼容性问题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一个基本命题已被正式提出和认可，但是，采用中国传统经济学那种通常采用的思辨式论证方法就不能或根本不可能科学地解决这一问题。从近代经济思想史可以了解，阿罗（K·JArrow）和德布鲁（G·Debreu）采用公理化分析方法最终证明私有制与市场经济相容性问题，从1874年瓦尔拉斯提出一种一般经济均衡模型开始，到1954年阿罗和德布鲁共同建立了私有制经济的一般均衡模型，并首次利用不动点定理证明模型中均衡价格的存在性为止，其间经历了整整80年之久。那么，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相容性问题应采用什么样的研究方法和运用什么样的工具才能有效
地解决这一问题呢？总不能说问题的提出就是问题的解决！根据不完全统计，就这一问题的讨论，全国发表在各种报刊杂志的文章、*不下500篇，许多人都自称他们已经解决了这一问题，中央电视台在中华学人节目中还专门报道了山东某高校一位学者已经成功地解决了这一问题。根据本人的研究了解，在找到新的研究工具之前，是不可能圆满地解决这一问题的。
科斯说过，“我们现在能看到的市场经济制度基础也只有私有制一种；但历史并没有对公有制基础上的市场经济证明其能否可行”，“如果在公有制制度的基础上也能建立市场经济，则这是真正的中国特色”。可见，这个问题并非一个简单的理论问题，而是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学的一个理论难题。为此，相对于“瓦尔拉斯之谜”，我们可以把科斯的这一论断称之为“新瓦尔拉斯之谜”！显然，一种难题就不可能靠用通常的简单的方法来解决，反之，能用通常的简单的方法来解决的问题就不能算是一种难题，这就需要寻找一种先进的研究方式或研究工具，那么它们又是什么呢？根据科学学的观点，一门学科存在的充分条件是要有自己的难题，一门学科存在的必要条件是它能够解决难题。要问“中国经济学向何处去？”它必须找到自己的难题，而且必须解决这一难题。解决难题必须靠严密的科学方法，萨缪尔逊的《经济学》能提供吗？不能，但萨缪尔逊的《经济分析基础》也许会对我们有所帮助。数理经济学能帮助我们学会如何找到一种正确的经济研究方法，这正是这门经济学科的科学价值所在。因此，重视对数理经济学的研究，不但对数理经济学学科本身，而且对促进中国经济学的进步与走向国际化是非常重要的。
三、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演化对经济理论的需求，我国经济理论研究的重点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倾向于经济政策逐渐转到重视对基础理论、经济主体行为以及经济机制的研究。同时，经济理论工作者也越来越明显地意识到，过去经济理论研究中普遍采用的文字描述方法进行思辨式推理分析，很难保证对所讨论问题的前提的规范性，前后推理的逻辑一致性和严密性，同时也就极难保证研究结论的准确性、易实证性和理论体系的精密性，也无法更好地实现中国经济学科知识的积累与增长。显然，缺少严格的科学研究方法，是我国经济理论研究严重滞后于现实经济发展需要的重要原因，也是影响我国经济理论繁荣进步的一个重要原因。
经济学是一门用模型来思维的科学（凯恩斯语），而数理经济学则恰好是一门用数学模型方式来思维的经济学。现代数理经济学既是经济理论又是经济研究的方法论，借助于数学这一严密的语言，数理经济学把自亚当·斯密以来200多年发展起来的现有的经济理论精确化，把经济理论的基本概念与术语进行严格的形式化定义，构成可供严密思考的数学模型，形成严密的理论体系，并且在构造理论模型的同时，对理论工具（方法）本身来说，经过从“批判的武器到武器的批判”，在工具（方法）的选择过程中，逐渐淘汰落后的研究工具与方法，引进新的或改良已有的研究方法，使数理经济学充满息息生气，成为一门繁荣的科学。中国理论经济学的发展也应该吸取数理经济学的精华，不但要使自己的理论体系更加严密，而且还要使自己的理论也具有选择工具（方法）的功能，从而更好地实现中国经济学科知识的积累与增长。
科学进步理论的观点认为，用不同的方法获得不同的理论知识之后，理论还要经受检验才能成为真正的科学知识。如果把理论看成是一个相关的系统，我们就会清楚地看到，输入的是一些假设和条件，输出的是结论或观察结果，而中间则是一系列从假设推出结论的步骤，一种理论只有经受过对应性、一致性、可精简性和普适性检验之后，才能被认为是正确的，这就是模型构造的过程。模型的这种构造过程同时也是一种选择艺术。理论是抽象的，从而是现实的简化。换言之理论就是现实的模型。理论创造的目的是要使现实世界成为可以理解的，而不是用一个虚构的框架来取代现实世界，因此，理论又是具体的。数理经济学很好地融进了这种模型选择的艺术。现代数理经济学最重要的研究成果之一的经济机制设计理论就体现了这种抽象与具体、科学与艺术的统一。经济机制设计理论产生的背景与本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那场著名的“社会主义计算的合理性”大论战有关。1920年，新奥地利学派著名代表人物米塞斯以《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计算》为题发表*，指出计划经济由于不存在市场，从而缺乏经济计算的标准，而没有计算就不可能获得维持经济运转的信息。
由于社会主义没有私有制和市场，因此不可能有经济上的合理性，从而认为社会主义制度的存在是不合理的。哈耶克更进一步具体地指出，社会主义制度在逻辑上虽然可以进行合理计算的，但社会主义经济机制是个高度集中化的中央计划，每一个基层单位或企业要先向中央机构传递有关技术、成本、消费需求等方面的信息，然后再由中央机构制定详细的计划下达给企业，这就需要知道消费者的偏好、企业的生产技术条件，并且还要列出几百万个以上的供给和需求联立方程式进行求解，但这似乎是不可能的。因为即使知道这些信息并能解出这些方程式，但解出并得出结果之后，它们所依据的信息也已经过时了，这又需要重新计算它们。因此，社会主义在实际操作上是不可能的。但是以兰格和勒纳为代表的一方认为，社会主义摒弃私有制但可以利用市场机制，而且完全可以通过计划模拟市场的方法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这场大论战虽然以没有胜负的结果而结束，但是数理经济学家利奥·赫维茨（Leo·Hurwicz）则通过总结这场大论战的成果，利用构造模型的方式创立了经济机制设计理论。
赫维茨注意到，论战的双方尽管各执一方，但有几点却是共同的，就是信息及其信息分散是什么？它们应该包括哪些内容？在什么意义下认为信息成本是大还是小？数理经济学家不仅仅需要对这些概念的外延与内涵进行界定，而且更重要的是要构造一个模型来讨论经济机制和信息之间的关系。人们需要一个统一的模型来研究什么是信息分散化经济机制，这一模型应能够包括信息分散化过程，信息集中过程，市场经济机制、计划经济机制，以及
它们之间的各种组合形式的机制，因为仅仅把一个个的机制如市场机制或计划经济机制分别加以研究是不够的。显然，模型的构造过程就是一种理论抽象过程，因为它不是简单地把它们拼凑在一起，而是用一个统一的模型把所有的经济机制放在一起进行研究的。经济机制设计理论把经济组织过程中的可设计性高度揭示出来，具有普遍的方法论上的意义。从整体性来说，这个理论是非常抽象的，它能把任何一个经济机制作为研究对象，例如它不但可以把市场机制、计划经济机制或它们的各种组合形式作为对象进行研究，同时还可以把无穷多种其他机制作为对象进行研究。从广度上来说它所研究的对象大到整个经济制度的一般均衡设计，小到对某个经济活动的局部均衡设计。从个别性来说，它又非常具体，对所要研究的具体机制，它能得出非常详细的结果。再进一步地，经济机制设计机理论推引出这样一种普遍性问题：任给一个目标（社会的或经济的）在分散化决策的前提下，如何设计一个经济机制（方式、规则、法令等），使得经济主体的个人利益和设计者的预定目标相一致呢？可见，经济机制设计理论同时满足了对应性、一致性、可精简性和普适性的检验。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数理经济学领域中所取得的每一进步，几乎全部可以概括为逐步改善对模型的选择，从而使它更加符合真实的经济世界。同时，我们也将领悟出一种理论创造的真谛。
四、构造数理经济学模型需要“原型”，这里的原型所指的就是经济理论的存在背景。在我国经济理论界，经过十几年艰难的理论探索，应该说理论的选择已经完成：从计划经济到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再从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经济改革时期，各种理论的竞争是必然，理论的替代也是自然的，但是我们可以说，把中国数理经济学的“理论原型”确定为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背景应该是相对稳定的，现在关键的问题是如何建立起认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的方法论，使构造的数理经济模型与我国的经济现实相符合。这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系统的基本性质及其研究的方法论，二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规律及其理论体系的方法论特征。
从理论模型方法的选择角度看，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体系的过程也就是探索理论选择的更合理方法的过程，与西方私有制市场经济理论体系是以一种完全竞争系统为研究的出发点不同，我们认为，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系统是一种竞争合作系统。现代经济学的研究方法表明，在整个经济系统中，商品市场和资本市场具有较高程度的竞争性特征，而劳动市场则具有合作性特征，所以总体市场的特征恰恰是竞争合作的。竞争合作经济系统可以较为完备地描述公有制市场经济这种既竞争又合作的本质特征。与一般的社会冲突行为不同，经济主体的市场竞争行为的结果并不是零和性的，即一方所失就是另一方所得，而是得失之间有剩余。有剩余是经济系统与其他系统的主要区别。有剩余就要再次进行瓜分，于是就有商量、协商、谈判、勾结等既竞争又合作的行为。再者，从经济系统的结构来看，作为一种契约结构的企业“可以替代市场”（科斯语），使一种由有组织的基本单位为基础的经济体制具有更高程度的合作性质。完全竞争经济的概念对自由（无组织）的市场制度的描述是恰当的，但是，它对有组织（具有企业结构）的市场制度的描述则显得相当空泛，只不过是“自由商业领域中的一个空洞无物的花架子”（熊彼特语）。相形之下，竞争合作经济的概念内涵则要丰富得多。对竞争合作行为，对策论方法可以作出精确的描述与解释，并直接应用于经济理论研究。竞争合作经济正是基于对经济系统的这种本质认识，以及找到对策论这种恰当的研究方法的前提下提出来的。以竞争合作系统为研究出发点而得以发展的中国理论经济学将要证明公有制与市场经济具有相容性这一理论难题。
合作对策论方法非常适合于竞争合作经济系统的研究，是研究该系统的有效理论工具。以数理经济学家夏普利（S·Shapley）、苏比克（M·Shubik）为首的耶鲁学派在合作对策论研究上积累了丰富的理论成果。合作对策与非合作对策方法的根本区别在于前者允许局中人事先形成协议而后者则不能。在非合作对策中，局中人不许事先商定如何选择策略，对已取得的收益（或报酬）也不许在局中人间进行重新分配。而在合作对策中，对局中人不作这些限制，他们可以进行充分的合作，允许事先商议，交流信息并协调他们的策略，在结局后并可以对局中人所得利益的总和进行重新分配。由此可见，非合作对策集中研究局中人的个人理性决策对博弈结果的影响，而合作对策则侧重于探讨如何取得合理的或公平的可能性条件对可接受结果的影响。合作对策论方法用来表达竞争合作经济系统，将会演绎出与传统经济理论许多不同的新的性质，为经济世界中丰富多样的各种竞争合作现象提供科学的解释。
五、在完成寻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原型和确定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系统的基本性质之后，构造数理经济学模型的另一项重要任务就是再根据原型，运用“清醒的观察（凯恩斯语）选择性态良好的模型，这是数理经济学研究的一道程序。“清醒的观察”是什么意思？凯恩斯指出，好经济学家是很少的，因为运用清醒的观察选择好的模型的天才看来是非常少的，虽然这样做并不要求有高度专业化的知识技术。很显然，他所指的是经济学家敏锐的透视力，并利用它来理解模型的方法论特征的能力，而这一点，恰恰是非常困难的。正如前所述，一旦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原型和系统的基本性质已经确定，接下来的关键问题是要整理出认识公有制市场经济的规律及其理论体系的方法论特征，使所构造的数理经济学模型与我国的基本经济现实更加吻合。这也就是说，认识的方法论模式也必须通过筛选而确定下来，才能有利于模型构造者进行清醒的观察。
从认识方法的角度看，我们认为，与传统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理论体系的特征是非均衡的、集中化的、控制的和解释性的相反，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原型的中国经济学的新理论体系的特征应当是均衡的、分散化的、激励的和设计性的。
一般均衡理论家哈恩（
F·Hahn）曾经指出，均衡是个未能被人们、甚至未被经济学家充分理解的基本概念。均衡是一种只与市场相联系的理论概念，一个市场被看作处于均衡状态是指买卖双方都不打算改变他们的出价。然而，一般均衡理论关于均衡的含义却使用了一个限制性的定义，即认为假如成交价格是均衡价格，那么市场上买方按照价格愿意购买的数量恰好就等于卖方按照该价格愿意卖出的数量，这时市场就处于均衡状态。但是可以证明，从市场均衡的一般意义来说，市场的供需平衡只是一个充分条件，而不是一个充分必要条件。也就是说，单个市场极难保证处于均衡状态，只有各个市场间的相互作用才能确保均衡状态的存在。所以，均衡分析方法论主张通过找出一套相对价格，而不是单个的市场均衡价格来了解一个经济系统的性质。
市场均衡的最准确模型是由瓦尔拉斯的“拍卖喊价”形象地给出的，人们对外在环境发出的信号作出反应而进行讨价还价摸索地进行。没有任何一个集团可以控制这一过程，因为每个人的具体情况是如此复杂多样，以致没有一个“能人”能通过某些巨大的交换台或计算机，有意识作出与之对应的计划或安排。“拍卖喊价模型”能体现了均衡概念的最本质特征，不但具有非常广泛的社会科学意义，契约模型、合同模型、协商模型等多种不同种类的社会科学模型都只不过是它的不同表现形式而已，而且最重要的是它与社会系统的本质特征是同构的：社会是一个不断变化的系统，系统中的个人间的相互适应，产生出一种“自发的秩序”，与生物过程一样通过自然过程形成的整体，体现了机能上的有机结合。但是人们的计算能力根本不可能完全预测和提供这种多样性的任务，而多样性正是自然力量的创造性特征。“清醒的观察”到这一模型的普遍性意义是经济学对社会科学作出的重大贡献，正如熊彼特所声称的，瓦尔拉斯在120年前所写的《纯粹经济学要义》一书中所阐发的这一模型，其意义可称得上是“精确的经济学的一部大”。
人们计算能力的有限性意味着分散化的合理性是其自然的特征，从经济学理论上看，这种分散化可以解释为信息分散、利益分散、决策权分散。特别是信息分散化问题把空间因素纳入经济模型的构造要件中来，通过特定经济机制的作用，信息从一个经济活动主体传递到另一个经济活动主体，这就造成了用于传递信息的空间。信息空间大小决定着传递质量的优劣与成本的高低，信息空间大，传递的信息量就大，速度就快，质量就好；相反，就会造成信息拥挤。但是大的信息空间将会提高信息传递的成本，影响信息传递的效率，因此人们总是在信息空间大小与信息传递的成本高低之间进行选择。数理经济学家把这种选择关系抽象为信息空间的维数与传递指标之间的关系问题，信息空间的维数决定着传递指标的多少，因而可以从信息空间的维数大小来评价经济效率的优劣。只有信息传递方式最为简洁同时信息空间维数最小的经济机制才是最有效率的。显然，分散化是构造市场经济理论模型的一个重要的方法论特征。
分散化必然导致激励的普遍存在。数理经济学研究的结果表明，激励是对称性经济结构破缺的产物。例如，经济结构的一种微观的经济利益结构就是这样，凡一个人所做的每一件事都会有利益与代价，这种利益与代价可以是有形的，也可以是无形的，对称性的利益结构是利益与代价相等的结构。但是当利益与代价不对称时就会产生激励问题：利益大于代价时，他就会做并把它做好；当利益等于代价时，他可做可不做；当利益小于代价时他不做或不想把它做好。显然，个人、组织和社会的利益不可能完全一致，因此社会中每一个经济单位都会出现激励问题。从经济体制的转变上看，由于计划经济体制原有对称性的集中结构经历分散化过程形成了经济活动中不同层次上的不对称性，孕育了契约关系，特别是形成了委托关系，这就在体制中产生了一种博奕结构，于是就需要一种能够激励经济主体提供真实信息的内容和手段，这样就演化出了激励机制。具有博弈结构的经济制度要解决的关键问题就是如何通过某种制度的安排促使或诱导人们努力工作。
某种能够把人们的自利行为和互利结构有机地结合起来的激励机制就称为激励兼容机制，它既是制度安排的结果又是一种制度优劣的检验标准。一个经济机制是否运行良好要看它能否提供内在的动力（激励）使人们努力工作并把工作做好，一个经济制度如果没有能够产生激励机制，就意味着这种制度力量正在衰竭，这个制度就不可能长期存活下去。但是，在自利的行为下，有效的资源配置和社会成员如实地显示他们的偏好，即使是在分散化私有制市场机制下也是不可能达到的，这就是著名的激励兼容不可能性定理。赫维茨证明了，即使对只有私有商品的经济社会，只要这个经济社会中的成员数量是有限的，就不可能存在任何经济机制，无论是市场机制，还是计划机制，能够导致帕累托最优配置，并且让每个社会成员激励出真实地显示自己的偏好。但是，有一种结论是肯定的，就是缺少激励机制的经济就更没有效率。集中化减少激励，分散化增加激励，而激励使分散更为有效，分散化链条使激励无限逼近激励兼容。数理经济学家在这方面的探索将会揭示出更多令人激励的崭新结论。
寻找激励兼容配置的等价形式导致了经济机制设计方法的广泛应用。正如前面分析得出的结论所指出的，设计性具有普遍的方法论特征，这一特征当然也应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体系所具有的。如何设计出一种方法、方案或机制，使得每个社会成员都不虚报自己的偏好与信息，从而使整个经济系统能够达到帕累托最优，资源配置有效，经济持续发展，这正是向市场经济过渡的中国经济体制所要解决的中心问题，从而也就规定了中国理论经济研究的主要方向和主要内容。
经济机制的可设计性减少人们在经济改革过程中照搬某种现有的模式。经济学不像物理学一样具有很强的实验基础，经济实验的成本太大，代价太高，因而用设计代替实验，通过模型来理解经济现实，预测将来是唯一可行的方法。有关设计合理性的争论比起“事后诸葛亮”聪明的解释无疑将体现了中国经济理论研究的进步。
济体制的伟大实践，是一场前无古人的宏大制度革新系统工程。正因为如此，外国经济学家在不同场合、不同地点与不同对象跟中国经济学家进行学术交流时就同一问题问道：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础理论是什么？这是使中国经济理论界感到十分尴尬的问题，因为直到现在似乎尚没有明确的答案。一方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学没有找到自己的基础理论，但另一方面，却有如此众多的中国经济学家都在极力构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体系，这不能不说是中国经济理论研究最不令人满意的事情，没有基础理论的理论体系不就是一座座空中理论楼阁而已！
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没有基础理论？这是中国经济学界最终要给予明确答复的理论问题，更为重要的是，论证以公有制为主体，促进共同富裕的市场经济存在着其基础理论，是一项严肃的却又是相当艰难的研究课题，但又要必须极力予以解决。显然，寻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础理论，只能靠中国经济学家来完成。我们不能期望西方经济学家来为我们解决这一问题。恰恰是在这一关键问题上，数理经济学的理论与方法可以为寻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础理论这一重要的理论任务服务。
数理经济学注重分析经济系统的最优性、稳定性和存在性问题，三者之中存在性问题最主要。一个经济系统只有明确地说明它具有存在性，系统的最优性和稳定性才有着稳固的基础。如果一个经济系统无法找到它的存在性，论证它的最优性或稳定性是没有什么理论意义的。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集中化的计划经济体制，经过前苏联和东欧众多经济学家，其中包括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康托洛维奇在内几十年的不懈努力，找到了实现这种经济系统最优性、稳定性的基本条件，但却无法证明这种经济系统的存在性。如果说前苏联的解体宣告了集中化计划经济的失败（或它的制度运行的生命周期就为70年左右）不是某种政治力量的作用，或制度力量的衰竭，从经济理论方面来考察，恰恰说明了集中化的计划经济系统没有存在性。这充分显示了现代数理经济学方法的预示能力：遵循科学的方法建构的经济体制具有“永葆青春”的能力，违背经济科学规律构造的经济体制只有有限的“生命周期”。数理经济学理论的预示与现实的启迪都给予我们一个明确的结论，经济系统的存在性问题是最基本的理论问题。于是我们可以推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存在性问题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础理论问题。
经济系统存在性的证明运用的是一种经济公理化分析工具。经济学的公理化研究由美籍法裔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德布鲁首创于1959年，迄今为止已有40年的历史，但现在尚不为大多数中国经济学家所熟悉。严格地说，经济公理化分析语言不是数学，而是经济学家用来进行严密思维的与集合论语言相类似的一种理论分析工具。中国经济学家必须熟练掌握运用这种严格的标准的现代经济分析方法，通过构造一个准确的公有制市场经济均衡模型并找到恰当的证明方法，才有可能科学地解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系统的存在性问题。在这方面，数理经济学家可能会比其他经济学家做得更好。
七、早在80年代初，赫维茨在多次访问中国后说：“我所以对这个国家感兴趣，不仅仅因为它是一个美丽的国家，还因为我是一个经济学家。你们当然比我更清楚，最近几年内中国的经济制度发生了重大变化，在不久的将来还要进行很多重要的改革。我认为新古典经济学对你们的经济改革是有帮助的，但现代数理经济学的帮助可能更大。我不是中国经济政策问题的专家不打算谈这方面的问题。我要讲的是一些分析问题的方法和技术，它们有助于研究经济改革的各种可能性和后果”。赫维茨指出了现代数理经济学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时期经济理论建设的作用。很可惜，十多年来，中国经济理论界有意无意地忽视数理经济学的这种重要性，使得中国的经济学研究不能像其他科学一样进行有效的分工，推迟了中国经济学基础理论研究的发展和研究力量的积蓄。
作为一个完整的学科系统，经济学也应像其他“直正的科学”一样，具有基础科学、应用科学和工程技术三个完整的层次。中国经济学家也应根据自己的兴趣与专长进行有效的选择，集中有限的研究资源和短暂的生命周期，在一两个学科领域里真正做点具有实质性意义的研究工作。这比现今那种无所不能、包打天下、追逐热点、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的研究风气，无疑将是一种进步。从学科性质上看，数理经济应是经济学的基础科学，就如同理论物理是物理学的基础科学一样。重视对数理经济的研究，对于中国经济学基础理论研究的深入，健全完整的经济学学科系统，形成经济研究分工机制，最终促进中国经济学研究水平的提高，都是非常重要的。【收稿日期】1999－01－01
【参考文献】
[1]李子奈.入主流，创一流，我国数量经济学的历史使命［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1996.1.
[2]苑风歧，李子江.数量经济学研究的若干问题［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1994.4.
[3]L·赫维茨.经济机制与资源分配，数量经济技术经济资料，1985.7.
[4]李子江.关于公有制市场经济均衡模型的构造［J］.学术研究，1997.11.
[5]李子江.关于公有制市场经济的机制设计问题［J］.学术研究，1998.6.
1 关于教学目标
教学目标是课堂教学的灵魂，是判断课堂教学有效性的依据。根据美国著名的教育心理学家布卢姆的教育目标分类理论，结合我国的教育教学实际，将课程教学目标分为知识与技能、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与价值观三个维度。具体到西方经济学的教学，结合课程建设目标，其教学目标也分三个层次：第一是经济学知识理论与技能的传授;第二是经济学思维方式的训练与研究方法的培养;第三是对社会的正确认识以及生活态度、责任、价值观的熏陶与塑造。作为本科层次上的经济学教学，仅仅停留在第一层次上的教学是不够的，必须向第二、第三层次上拓展。也就是学习经济学不仅仅是学理论，更重要的是要求学生掌握课本知识后面所体现出的思维方式与研究方法，也就是人们所说的要像经济学家那样思考，为在以后的工作和学习中遇到问题和障碍时提供研究思路和解决方法。在这一点上，凯恩斯说得很明确：经济理论并未提供一套立即可用的完整结论，它不是教条，只是一种方法，一种心灵的器官，一种思维的技巧，帮助拥有它的人导出正确的结论。在此基础上对我们这个时代、社会、自身有更清楚的认识，不盲从、有方向，有动力，成为对社会对家庭有用的人。
2 关于教学内容
教学内容是实现教学目标的保证，传统的西方经济学教材在内容上局限于基本的微观和宏观经济学理论，只涉及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而缺乏对非主流经济理论及前沿学科发展的介绍，更缺乏对政治经济学的比较研究。教师如仅以教材为蓝本实施教学会导致学生对经济学的认识是以一斑窥全身，达不到最高的教学目的，因此有必要对教学内容进行拓展，在此注意两点：
2.1 适当增加西方经济学与政治经济学的比较研究内容
经济学属于社会科学，它与国家制度、意识形态密切相关。西方经济学与政治经济学作为经济学的两大体系在哲学基础、研究对象、研究方法上有所不同，而我们对待西方经济学的态度在建国前后期也有所不同。建国前期我们持全盘否定、盲目排斥的态度，而现在我们又出现了对西方经济学的盲目推崇，政治经济学的教学不断弱化的现象。政治经济学是在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指导下，在对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进行科学分析基础上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发展以及最终为社会主义所替代的客观规律的理论。而西方经济学的哲学基础是资产阶级世界观，是为资本主义经济基础服务的。如果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不注意或不明确这一点，学生在学习中与以前的政治经济学基础知识进行对比，极易出现理解混乱，从而产生对马克思经济理论的正确性的怀疑。因而在教授西方经济理论时，首先必须按照马克思政治经济学观点对其进行科学而全面的分析，明确哪些内容是反映社会化生产和市场经济规律的内容，带有相对真理的性质;哪些内容在意识形态上是掩盖资本主义世界本身的矛盾，宣传资本主义的合理性和优越性，是属于庸俗的东西而应该摒弃。只有确立了对待西方经济学的一分为二的科学态度，我们才能合理选择与改革西方经济学的教学内容为教学目标服务。
2.2 适当增加最新经济学前沿及非主流经济学流派的介绍
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是在以萨缪尔森为代表的新古典综合派的理论体系发展而来的，同时适当吸收了其它学派如货币学派、理性预期学派的观点。其特点是把凯恩斯的宏观经济理论和新古典微观经济学机械地组合在一起，其实质是把经济学分为两种不同的部分：当社会资源配置达到充分就业时，新古典微观经济理论发生作用，是为微观经济学;当杜会资源配置没有达到充分就业时，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理论发挥作用，是为宏观经济学。这种二者相互独立而很少有关联的理论体系受到了西方各派经济学家一致诟病。近些年来，为使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真正融为一体，经济学家进行了广泛探讨并取得了重大进展;而且现代经济学众多流派所探讨的问题与当今现实经济实践联系非常紧密，解答的是一些热门、棘手的经济学问题，而这些在我国现有经济学教材并没有反应出来。因此在教学中要把这些最新的经济学研究介绍给学生，同时适当增加对供给学派、新剑桥学派、新奥地利学派，新制度经济学的观点介绍，如此使学生对经济学有一个完整的认识，同时可以开拓学生的视野，提高学生的思维水平。
3 关于教学方法
在明确教学内容的基础上，选择合适的教学方法是实现教学目标的关键。结合西方经济学的课程特点，在教学中采取多种教学方法保证教学效果。
3.1 问题教学法
教师在系统讲授基础理论的同时，鼓励学生对感兴趣的热点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督促学生每次课前必须预习并准备好问题，也可以在课堂教学的过程中随时提问题。这对教师的备课和教学是极大的挑战，促使教师必须把更多的精力投入教学中。
3.2 案例教学合法
精选中外经典经济案例，教师提出一些疑难问题，引导学生运用经济理论，分析经济事件成功与失败的原因，以及解决问题的途径。运用事例来说明关键性概念和对基本定理给予正式证明。案例分析可以加强对所学知识的理解，学会结合实际分析经济现象，找出经济运行的一般规律。能够综合训练学生的分析、判断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3.3 理论联系实际教学法
用西方经济学的微观部分的基本原理剖析我国企业科学决策中存在的热点、难点问题，将宏观经济理论与国民经济运行状况有机地联系起来，使学生对现实国内外经济社会中出现的各种问题有更加深刻的理解和认识。在教学中采用互动式教学，根据教学内容的特点灵活的采用课堂集体讨论、学生社会调研进行，采用现代企业西方经济学的实际案例进行案例教学和影像教学。并通过开展课程外社会实践，把理论教学与课外社会实践结合起来，以提高学生的理论联系实际能力，并促使他们综合素质的提高。
关键词：现代市场经济理论；古典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新自由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混合经济；政府干预；效率与公平
以凯恩斯为代表的现代市场经济理论，是在总结了古典自由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实践经验与教训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这种理论既继承了自由放任市场经济理论的优点，又在相当程度上克服了其缺点，把市场调节与政府调控结合起来，把私人经济与政府经济结合起来，既保留了市场机制调节的效率，又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社会公平，是一种比较成熟、比较完善的市场经济理论。正是在凯恩斯主义的影响下，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才从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发展到现代市场经济。
凯恩斯的现代市场经济理论，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理解：
1 混合经济
混合经济是一种由市场机制和政府调控相结合的经济。
凯恩斯认为，现代市场经济的产权基础不仅有私有产权的私人经济，而且还有政府经济以及私人经济与政府经济相混合的经济。他在《劝说集》中说道：“事业的性质不一，有些在技术上是属于社会的，有些在技术上是宜于个人经营的，对两者必须加以区别。有些事业个人已经在进行，已经有了成就，而有些事业则在个人活动范围以外，关于后一类，政府如果不做出决定，就再没有人来过问；政府最重要的任务是与后者而不是与前者有关的。在政府方面，主要不是在于去做那些个人已经在那里做的事体，不是在于比个人去做得好些或坏些，而是在于去做那些现在还没有人在那里做的事体。”
在《通论》中，凯恩斯的混合经济思想更为明确。他说：“我们对于经典学派理论之批评，倒不在发现其分析有什么逻辑错误，而在指出该理论所根据的几个暗中假定很少或从未满足，故不能用该理论解决实际问题。”他主张“让国家之权威与私人之策动力量互相合作”。
而古典自由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则认为，政府在市场经济中只能是国家的保卫者，公共事业的管理者，货币发行与法定利息率的决策者以及征税人，而不能是市场主体，不能是经济运行的调节者。
现代市场经济的主体不仅有企业和居民，而且还有政府，政府也是市场经济的一个重要主体。萨缪尔逊就指出，市场经济的“全部主体”是消费者、厂商和政府。这种观点无疑是非常正确的。在现代市场经济中，政府像企业和居民一样，也进行投资生产（政府主要投资生产公共产品），进行采购和消费，它是市场经济中一个主要的投资者和生产者，也是一个主要的商品采购者和消费者。
对于新自由主义者来说，混合经济体制是难以忍受的。他们认为，只要有政府存在，就有垄断存在，就有计划存在，就有权力存在，就有垄断和计划的弊端存在，就有权力寻租存在。如此，则“看不见的手”就是受限制的，阻碍生产力发展的“体制性障碍”就将继续存在，改革就是不彻底的。正是由于这个原因，经济学上的老自由主义和新自由主义都把国家作为罪恶的渊源，其最彻底者甚至把欧美的福利国家也称为“通向奴役之路”。
事实上，任何务实的而不是极端的经济学家，都能认识到强政府干预的优缺点和纯自由市场的优缺点。当然，由于存在双重缺陷，混合经济体制既不像纯粹的自由市场经济那样能够得到市场神学的支持，也不像强政府干预那样，能够得到计划神学的支持。市场神学与计划神学都能够得到大多数头脑简单的人的支持。我们真正应该思考的，不是以自由市场排斥政府干预，或以强政府干预排斥市场调节，而是如何尽量减少混合经济体制的缺陷，尽可能发挥混合经济体制的优点。这是心态平和的、不走极端的结论。从这个意义上，各种类型的社全经济制度都具有一定的优势。
2 政府干预
凯恩斯革命中最根本的一条就是反对自由放任，主张国家调节经济生活。《通论》一书，在批判自由主义的基础上，提出了现代国家干预主义的政府职能理论。
凯恩斯指出，古典自由主义经济理论背后隐含着一个很重要的假设：市场机制是完全的。即市场机制符合以下条件：（1）每个当事人都拥有完全的经济信息，每个生产者或消费者都能够充分地了解市场的价格变化。在经济当事人之间经济信息是对称的；（2）存在着一个充分竞争的市场，没有任何一个生产者可以控制或影响价格，没有任何企业或集团在生产和销售上具有垄断的地位，也不存在几个大企业集团之间的垄断竞争；（3）规模报酬不变或递减，由于其他条件的约束，边际产品的增加量随投入增加而递减，增加产量不会减少单位产品的生产成本；（4）企业和个人的经济活动都不产生外部效应，不会对其他人的福利产生正的或负的影响；（5）交易成本很小，可以忽略不计；（6）经济当事人完全理性，即每个生产者都可以合理地追求利润最大化，消费者追求效益最大化。完全的市场机制是“看不见的手”充分发挥作用的基础。凯恩斯通过分析，得出完全竞争的市场在现实生活中是不存在的，由此导致“市场的失灵”（marketfailures）。他指出，由于人们的经济行为总是受到三个基本心理因素（即“心理上的边际消费倾向”、“心理上的流动偏好”、“资本边际效率”）的影响，纯粹依靠市场调节的资本主义不可能导致社会供求的均衡，从而引发社会有效需求的不足，经济危机也就由此产生。
按照凯恩斯提出的“有效需求原理”，在小于充分就业的情况下，只要存在着一定量的总需求，社会就会产生相应数量的供给。既然“看不见的手”不能充分有效地对市场进行调节，那么就应当让政府担当起调节供求关系的部分责任。凯恩斯认为应当放弃古典自由主义的政策主张，在市场失灵的情况下政府应当积极干预经济。应当扩大政府经济职能，用提高资本边际效率或降低利率的办法来提高投资意愿；或者直接增加政府投资来弥补民间的消费和投资不足；抛弃传统的节约观念，鼓励消费，扩大社会需求；扩大商品输出和资本输出。政府应当通过宏观的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等手段来对国民收入进行再分配，鼓励消费，引导需求，以此克服市场缺陷所带来的种种经济困难；在增加有效需求，实现充分就业的过程中，政府甚至可以执行“举债支出”的赤字政策。
然而，进入20世纪70年代，西方各国的经济先后遇到了麻烦。先是通货膨胀加剧，随即出现了在物价总水平急剧上升的同时失业也大量增加的“滞胀”现象。这些问题的出现使人们对政府干预调节的功效失去了信心，特别是70年代的两次石油危机严重地打击了西方各国的经济，动摇了凯恩斯主义的基础。“政府失效”的概念开始出现。
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相继成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官方经济学。
他们针对“政府失效”，积极提倡自由企业制度。弗里德曼指出，西方国家干预的实践并不成功，它的实际效果与预期效果之间有着相当大的差距：正是国家的干预活动阻碍了市场的健康发展，导致了西方经济“滞胀”现象的出现；各种福利措施造成极大的浪费，降低了人们的工作积极性；更为重要的是，国家干预的过程中还包含着对公民个人自由的限制。因此，政府的干预必须减少而不是增多，它的主要职能在于“防御外来敌人的侵略，确保我们的每一个同胞不受其他人的强迫，调节我们内部的纠纷，以及使我们能一致同意我们应遵循的准则”。
20世纪80年代斯坦福大学经济学教授斯蒂格利茨提出了较为温和的国家干预理论：市场与政府都不是完美的，需要二者的结合。一方面，公共产品、外部性、垄断等市场失灵现象的存在，需要政府进行干预；另一方面，政府经济行为低效率，需要采取措施增强竞争、削弱垄断、适度分散政府功能，加强政府干预的积极作用。
其实，各个历史阶段的理论纷争，是特定历史时期经济关系和社会矛盾的反映，不能简单地判定其正确或错误。它们之间相互吸收相互渗透的过程，表明市场机制与政府干预同样重要。争论的焦点和根本区别，只是市场与政府角色的主次、干预的方式和干预的范围程度问题。
事实上，无论是新自由主义学派还是凯恩斯学派的经济学家们都在不断修正自己的观念，已经很少有哪个经济学家主张“纯粹”的自由经济或“纯粹的政府干预”。新自由主义者不可能完全否定政府干预的作用，他们主张的政府经济职能偏重于保护和完善市场的自由竞争，防止垄断的发生。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西方社会已悄然完成了政府经济职能的调整，就是综合自由市场经济与政府干预的优点，走向政府与市场结合的“混合型”经济。
3 效率与公平
公平与效率是经济学领域一对永恒的矛盾。
古典经济学理论的创立者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写到:“每个人都试图用好他的资本,使其产出能实现最大的价值。一般说来,他既不企图增进公共福利,也不知道他能够增进多少。他所追求的仅仅是一己的安全或私利。但是,在他这样做的时候,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引导着他去帮助实现另外一种目标,尽管该目标并非是它的本意。追逐个人利益的结果,是他经常地增进社会的利益,其效果要比他真的想要增进社会的利益时要好”。从这一段话中我们可以看到“看不见的手”即市场会自动配置资源而无需国家的干预；主观追求自利的“经济人”在追求自我利益最大化的同时也间接地使社会利益最大化了。 因此,斯密的主张就是如果遵从市场对资源的自发配置作用,就是有效率的,进而也就是公平的。
新古典学派也反对政府干预分配,认为任何试图使“结果均等”的努力都会给社会经济发展带来极大的损害。他们认为只有竞争的市场才是最有效率的,而竞争和自由是紧密联系的,如果政府干预,就等于没有了自由,市场竞争也无从谈起,效率也就随之消失。此外,他们认为效率本身就意味着公平,因为效率与个人能力和努力相关,效率反映了个人的勤奋程度与技术水平,收入多少正是给予他的最公平的回报。
而事实上，市场本身的缺陷要求政府对公平问题实行某种干预。凯恩斯曾这样说过:“我们生活在其中的社会的显著特点是不能提供充分就业以及缺乏公平合理的财富和收入的分配。”在此他指出了自由放任市场经济存在着的两大弊端。因此，必须采取步骤进行改革，扩大政府的经济机能。在国家的管理控制和引导下，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和私人经济的作用。政府干预经济除了解决市场自发配置资源产生的低效率或无效率外,还可以减少由于市场的缺陷所造成的收入不平等问题。因为在市场经济中,人们在财产占有、接受教育机会和能力等方面机会不均等,竞争中不是处于同一条起跑线上,因此而造成的收入差别不是由于勤奋与懒惰造成的。他认为这样既“可以避免现行经济形态（即资本主义经济形态）之全部毁灭”，又可以促进私人策动??力得到适当的发挥；既可以医治有欠公平合理和不能充分就业的弊病，又可以保留效率与自由。
但总体来说凯恩斯也是一个效率优先的主张者,因为我们不得不承认的一个事实是,政府干预经济理论的提出是基于市场的无效率前提,1929-1933年的世界性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是最好的证明。当然缩小不公平程度也是政府干预所要达到的目标之一,但重中之重还是效率。
萨缪尔逊也明确地把不公平看作是自由放任市场经济的缺陷。他说：“我们不要忘记，看不见的手有时会引导经济走上错误的道路”，“有效率的市场制度可能产生极大的不平等”，“虽然竞争具有一种理想的效率”，但它“对平等问题却是不闻不问。”“在市场经济下财富的分配是非常不平等的”。他认为，为了克服自由放任市场经济的这些缺陷，政府必须进入市场，把市场调节这只看不见的手与政府调节这只看得见的手结合起来，实行混合经济。只有这样，才能把效率同公平、稳定结合起来。
综上，我们不难总结出从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到凯恩斯经济学及萨缪尔逊,对于效率与公平的问题,他们主张的还是把效率放在第一位的,其中最大的区别表现在如何实现效率优先这一目标的手段上：
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主张效率是最重要的,但是这个效率是在完全竞争的市场中实现的,他们同时也坚持公平,但是这种公平属于机会平等的那种公平,他们反对任何对收入结果进行再分配的政府干预行为。
凯恩斯经济学与新古典不同,他虽然也认为效率重要,但是他却认为这个效率依靠市场是不可能实现的,一定要政府干预,也就是说政府干预是实现经济效率的前提,当然政府干预的同时可以缩小财富和收入分配不公平的程度。在公平的问题上萨缪尔逊这样说:经济学作为一门科学,并不能答好像公平这类伦理的和规范性的问题,我们的市场收入中（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应该有多少份额转移给贫困家庭。这只是一个只能由投票箱去回答的政治问题。经济学不能回答多少贫困是可接受的或多少才是公平的,但它能有助于设计增加穷人收入的更有效率的方案。最后可以用萨缪尔森的话来做一个结语,一个有效率并讲人道的社会要求混合经济的两个方面——市场和政府都同时存在。如果没有市场或者没有政府,现代经济运作就会孤掌难鸣。
参考文献
［1］?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
［2］?凯恩斯.劝说集［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2.
［3］?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