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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理论行为经济学理论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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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传统经济 循环经济 资源 环境
随着人类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激化了经济活动和生态环境之间的矛盾，人类寻求生存和发展的空间逐渐缩小，在此背景下，出现了循环经济的概念。循环经济是在促进经济增长的一种新的经济发展模式，是实现我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关键。循环经济逐渐被我国认可和引用，相比之传统的经济学理论，其显示了自身的优越性，因此，需要有关人员不断对循环经济理论上进行新的探求。
一、循环经济理论与传统经济理论的区别
（一）内涵上
传统经济学是指以“经济人”为理论的前提假设来研究人类社会各种经济活动和经济关系的科学。其中，“经济人”内涵包含两个方面：第一，每个人都追求自己的利益，且人都是自私的；第二，每个人都是理性的，都精通算计。
循环经济学又叫做物质循环流动型经济。是指以实现资源的高效利用和环境保护为核心，在人、自然和科技发展的环境下，在资源投入、企业生产以及产品消费及其废弃的过程中，将传统的依赖资源消耗来增长经济价值的方式，转变为依靠生态型资源循环发展的经济增长方式。
（二）物流方向上
传统经济是一种单向流动的线性经济，是由资源―产品―消费―排放几部分构成的。人们通常通过生产和消费，最大限度上的将地球上的资源开采出来，并将产品生产和消费之后的空气污染物排放到空气、土壤或者水系之中。
循环经济是从将资源环境保护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以实现人类社会和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为目标，在可持续发展观的指导下，运用生态学规律来指导人开采和利用资源。实现清洁生产、废弃物、开采资源的综合利用，并将可持续和可重复利用的资源进行循环利用。在物流方向上形成了资源―产品―消费―再生资源的反馈流程。
（三）基本特征上
传统经济的基本特征是高开采、低利用、高排放。而循环经济的基本特征是减量化、再利用、再循环。减量化能够减少生产和消费中物质能源的流量，再利用能够延长产品和服务的时间强度，再循环能够将产品使用后的产生的垃圾资源转变成再生资源。
二、循环经济在传统经济理论上的发展
循环经济较之传统经济，其倡导的是一种和环境和谐发展的经济模式，其最终发展目的是实现资源的最优生产、减少浪费和废弃物的排放。相比传统经济而言，循环经济主要在理论上实现了以下几个方面的突破。
（一）新的发展观
传统经济将经济发展和进步等同于经济增长，将社会发展仅仅归结于国民经济增长，这种片面、落后的经济增长方式严重危害了人们生存和发展，造成了一系列资源环境问题。而循环经济摆脱了传统经济增长的虚假性观念，实现了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形成了新的发展观。新发展观认为，生态环境的承受力以及自然资源的可开采率都是有限的，社会的经济发展不能进行超越自然环境承受力的开采，要实现资源环境和经济增长的协调、可持续发展。要能够为了自然环境和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放弃局部的经济利益以及眼前的利益，杜绝急功近利的追求经济效益。
（二）新的价值观
循环经济的发展形成了新的价值观，主要体现在：第一，自然环境本身具有价值，主要表现在自然环境和人类劳动实践开采的关系上，人类劳动能够提高资源环境的价值，反之，也能够降低资源环境的价值。第二，通过资源开采所获取的经济价值要与其所造成的社会价值和环境价值相协调。打破传统经济学中将三者孤立的局势，禁止由于过度追求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对环境价值造成的损害。新的价值观指导循环经济的实践中要做到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循环经济的新的价值观在考虑自然时，不能将其视为材料的垃圾场，要在利用资源的基础上维持其循环系统；第二，循环经济的新的价值观在考虑科技时，要考虑到科技力量对自然环境的修复能力，发展和应用有益于环境的科学技术；第三，循环经济的新的价值观在考虑人自身发展时，不能只考虑人类征服自然的能力，还要积极促进人和自然的协调发展。
（三）新的资源观
传统经济中，人们为了实现利益的最大化获取，对自然资源进行无限制开发，最后导致大量资源的枯竭。同时，传统经济没有考虑到资源利用带来的负面效应，导致了全球生态环境的极度恶化。而循环经济在实践和认识、认识和实践的发展中形成了新的资源观，提出人们对资源开发要尊重人和自然资源和谐的规律，要实现经济、环境、社会的共同发展。因此，循环经济要最大程度上实现减量化、再使用以及再循环，从资源开采到资源利用、生产、处理等各个环节全方位地实现保护环境、节约资源的战略。
（四）新的生产观
传统经济的生产观念是最大程度上对资源进行开采，从而在最大程度上获取经济和社会效益，对自然资源带来了浪费。而循环经济观是要在考虑自然环境生态系统的实际承受能力来对资源进行开采，且在开采中注重对资源的合理化开采，一定程度上减少了资源浪费现象的发生，创造出了源源不断的可持续的社会财富。循环经济的新的生产观要求，在资源开采、加工、利用和处理中，要按照减量化、再利用、再循环的原则，同时，在整个过程中要尽量开采可再生资源，减少对不可再生资源的开采。比如：可以利用太阳能、风能等资源来实现社会经济效益，也可以用知识投入来替代物质投入，从而实现资源的良性开采和使用，实现可持续生产。
一、知识经济的时代意义
按照世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定义：知识经济即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是以现代科学技术为核心的，建立在知识信息的生产、存储、使用和消费之上的经济。从我们所看到的不少资料表明：人们在强调知识经济这一概念时，主要是区别于物质、资本在生产中起主导作用的物质经济和资本经济而言的。与依靠物资和资本等这样一些生产要素投入的经济增长相区别，现代经济的增长则越来越依赖于其中的知识含量的增长。知识在现代社会价值的创造中其功效已远远高于人、财、物这些传统的生产要素，成为所有创造价值要素中最基本的要素。因此知识经济的提法可以说正是针对知识在现代社会价值创造中的基础性作用而言的。但不能由此就认为知识经济仅仅是区别于所谓的物质经济或资本经济。其一，人类经济时代的划分有自然经济、工业经济，但没有物质经济或资本经济的提法。其二，一个经济时代的划分重要的不是生产什么而是用什么生产，这里包含一个重大的区别，即一定社会的主导生产工具及由此形成的产业，这显然不是物质经济或资本经济所能反映的。而知识经济不但从知识在生产中的核心作用表明自身的存在，更重要的是以信息产业为代表的主导经济增长的知识性产业已经形成。对此美国经济学家罗默提出，要求在计算经济增长时，必须把知识列入生产要素函数中。因此oecd定义知识经济即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正是揭示了知识对现代经济增长的基础性作用，并准确地反映了知识经济的现实。所以，我们从经济时代的角度来认识知识经济，才能切实地反映社会财富创造形式的历史性变化和人类社会已进入一种崭新的生产方式这一伟大现实。我们认为知识经济是继自然经济、工业经济在人类财富创造形式上的崭新时代。我们称之为知识经济的，就必须使这种称谓有相应的经济学理论基础。这需要一个切入点，这个切入点显然不是目前报刊上所反映出的一些旨在映证知识经济的提法，而应是论证知识经济何以可能的理论基础，这才是问题的核心。
二、知识经济对经济学基础理论的冲击
知识经济对经济理论的冲击首先是基础理论。知识经济的出现使经济学的基础理论必然要合理解释和反映这种社会经济生活的新本质，从而在更新的经济学基础理论的基石上构建指导人类新的经济实践的经济学。事实证明，经济学的一些研究领域已经初步自觉或不自觉地反映着这种新经济的冲击。尤其突出的是贝克尔的人力资本论、发展经济学、市场营销学及一些管理性经济学科，这不断地加大着部门经济学科和经济学基础理论的分离。我们已经看到了知识经济的现实，但我们用以解决问题的理论并非建立在这种现实基础之上。这便是旧理论无所作为的必然。纵观人类社会全部的经济活动无外乎这样两个内容，其一是社会财富的创造问题，其二是社会财富的分配问题。这里我们的研究主要是针对第一个问题，形成这一问题的核心内容是一定社会的财富是什么？如何实现这种财富的增长？对这两个问题的认识集中地形成了该社会的经济学基础理论即价值理论以及增长理论。我们从经济学角度考察一定社会所追求的新的社会财富是什么，如何创造出来，不能不看到，新的社会财富的创造总是受制于当时社会的生产方式。从古代社会的钱物积累表现出的社会财富，及与之相应的注重农牧和战争掠夺的财富增长形式，到威廉·配第实质性地揭示出农业经济条件下的社会财富创造中“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这里的劳动成果是直接地表现为社会所认可的社会财富。随着自由资本主义萌芽的到来，重商主义坚定地认为商业贸易创造价值、增进社会财富。事实上商业贸易只是转移现实的社会财富，并不能在根本上创造新的社会财富。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第一次真正深入到人类经济的核心，揭示了生产创造价值这一人类社会财富增长的实质。在资本主义进入典型机器大工业化生产条件下，马克思完善和发展了劳动价值学说（尤其是提出了揭示资本主义财富增殖的剩余价值学说）。这些理论集中说明的是在一定经济时代里新的社会财富的形成是和一定的生产方式相联系的。自然经济时代，创造新社会财富（价值）的主要是人的劳动力，劳动也主要是人的体力劳动；工业经济时期创造新社会财富（价值）的主要是先进的机械力，尤其是工业经济的成熟期，以机器为主的机械力劳动成为社会财富基本的创造形式。新增加的社会财富完全是表现为满足人们各种各样生活需要的商品，商品价值的大小及其得到社会认可的多少都直接地决定于生产它们所使用的技术的先进性。这使工业经济时代的劳动价值论典型地表现为价值的技术决定论。当人类进入后工业化社会的知识经济时代，反映工业经济时代社会财富创造的劳动价值理论在新的生产方式中表现出明显的局限性。
首先，在现代化的企业生产中，人们认识到外在于劳动过程的知识性的管理也成为创造商品价值的一个重要因素，经济学界也提出了管理是创造价值的第四个要素。而管理正是随着人们对企业自身性质认识不断深化所形成的知识和信息，管理人员正是运用这些知识和信息，服务于生产过程而现实地增加产品的价值。美国德尔福集团甚至提出企业知识管理，认为这是现代企业成功的关键。指出“虽然知识管理的首要目标不是技术，但是公司将发现，它们在知识经济中如果离开了知识管理，就不可能具有竞争力。”（《参考消息》1998年4月26日）
其次，在市场自由竞争中企业所投入非生产性领域的大量广告费、赞助费及各类社会投入，都不是用于直接生产领域，按劳动价值理论是不会创造价值的。现在恐怕没有企业界的朋友会否认这方面投入的丰厚回报，在这些非生产性领域的投入极大地提高了处于自由竞争市场中企业的知名度和美誉度，这些知识和信息是如此深刻地影响着消费者的选择，对商品无论在价值大小以及实现多少上都起着关键的作用。
第三，现在主要让我们来看使工业经济时代跃升到知识经济时代的先导产业———信息产业。美国人不无自豪地指出信息产业已成为美国经济最大的新的经济增长源，约占近年美国经济增长的40％。如果你对这个数字还缺乏敏感的认识，那么你对这组数字肯定会感兴趣：一个发展才十几年但已拥有资产2000亿美元的微软电脑公司和已经发展一百多年才拥有400亿美元资产的通用汽车公司，后者曾是美国工业经济时代的象征之一。微软所要做的工作，并不是给你直接可以消费的面包、汽车或实实在在的钢铁。它提供给社会的只有处理信息的计算机和载满了能满足你对知识管理需要的各种软件，这里几乎没有办法用劳动价值理论来分析，最高级的知识在这里直接转化为最大的价值，过时的知识在这里也一文不值。同样的编程人员、同样的工作强度，但可能所创造的价值相差悬殊。这里价值形成的唯一基础是以其知识含量的高低来比较的。其他如生物技术、空间技术、光电子产业等等高新产业中，知识是与他们所能创造价值的大小、所能实现价值的多少直接地联系在一起的。也许仅仅因为一个连字符的遗漏而使数十亿美元化为乌有，也许仅仅因为一个新的配方而价值倍增。在这里已完全失去了工业经济时代社会财富的生产和实现形式，知识经济时代的社会财富已直接地与人类最宝贵的知识挂钩，这不但突破着旧的社会财富观，而且直接使人类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创造新的社会财富。
综上所述，知识正自在地存在于当今源源不断被创造出来的新的社会财富中，深刻地改变着经济学的基本范畴的内涵及基本理论。正如我们分析的，一定经济时代新创造的社会财富，总是最深刻地反映着一定经济时代的社会生产的实质，并通过这个实质使一定时代的社会生产方式向更高级转化。因此，我们可以说一切都是财富，一切都不是财富，对新增社会财富的考察必须和一定的生产方式相结合。如果说工业经济时代商品的价值主要指一定技术条件下的无差别的人类劳动，价值的大小体现出在劳动时间多少上的竞争，那么知识时代的商品价值则主要是指在无差别人类劳动中所蕴含的知识和信息，价值的大小体现在劳动中对知识和信息的竞争。我们创造的新财富是未知的，但我们通过当前的劳动却现实地改变着已经形成的社会财富的再分配。在这个循环上升的怪圈里，由于人们在现实消费需求中所消耗的社会财富总是有限的，因此大量的社会财富是以空的数字指标表明社会生产的创造能力，由于形成新的社会财富增长的途径是唯一的，因此对一定生产方式下新形成价值的那种核心要素的竞争便是社会经济增长的实质。而这种核心要素的分割、占有和积累，也就是对新增的社会财富的分割、占有和积累。从这个意义上看，oecd定义的最后一句，不无道理。因此，在知识经济时代，与工业时代相适应建立起来的经济学劳动价值理论亟待发展。只有解决了这个问题，我们才能说明知识经济是存在的，使知识经济有合理的理论基础，把我们看到的现实和我们用于解决现实问题的理论有机地统一起来。
三、知识经济对社会财富创造形式的改变必然意味着传统经济学的增长理论、货币理论、周期理论及其他一些理论都必须重构
知识经济正以其在现实中的迅猛发展向我们展示出现代经济一种新的生产方式和增长形式，使传统经济学理论所揭示的内涵式增长、外延式增长、规模经济增长、投入产出等增长理论都表现出严重不足。
首先，知识在现代经济中的基础性作用已彻底改变了传统人、财、物要素配置所带来的增长。
其次，知识作为驱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它投入和参与生产的形式完全不同于传统要素，并形成新兴的主导产业。
再次，同传统工业经济的规模相比较，依赖知识创造效益的增长正表现出同一产业的分散组合和不同行业间的技术融合，很难从规模化的投入和产出上进行分析。
最后，知识在当今社会新财富创造中的独特性和基础性，使我们对形成社会财富增长的途径并不能直接地从生产领域或某一产业中去寻求，增长的因素或动力也许是直接地存在于生产领域之外。知识经济条件下，也许真正导致增长的投入在一些非生产领域而并非生产领域。只有我们把上述问题研究清楚，我们才能找到知识经济条件下促进主导产业形成、推动经济增长的有效作法。发展经济学家罗斯托曾明确指出主导产业对一个时代的经济起飞具有决定意义。曾因煤、铁为主导产业相互推动而促成战后经济奇迹的日本在这一方面更有心得，日本工业调查会总经理志村幸雄撰文指出：“信息通讯产业可以说是21世纪最典型的主导产业。如果说20世纪基本上是发动机和电动机占主导地位的‘动力的世纪’，那么21世纪将是通信、广播和电子计算机技术三位一体的‘信息的世纪’”。在这一问题上有的同志以产业升级很好地概括了在知识经济时代我们面临的机遇。但我们必须认识到在这样产业巨变的经济时代，最能代表知识经济特征的产业是主导产业但不可能是唯一的，甚至这一产业在根本上只是为知识经济时代的其他产业提供生产手段。而各国在此基础上所可能形成的主导产业仍然是要和国际分工、本国经济现实相结合。知识经济向我们展现出不同于工业经济增长的高速度和高效益，无疑有更深刻的增长方式在现实地发挥作用，这就使我们更要深入研究知识经济增长理论，理解现代经济增长的内涵和实质，在未来的发展中制定出更合理、更完善的增长政策和计划。并由此出发考察知识经济发展过程中金融、市场、人力、管理等等相关经济因素在新的经济状态中的运动规律，从而全面自在地把握知识经济的理论。
【关键词】低碳经济；理论基础；经济学价值
低碳经济（low-carboneconomy）主要是指降低碳排放的经济发展新模式，也就是减少传统化石燃料使用比如石油、煤炭等，以期减少其燃烧过程中向大气排放碳元素的含量，取而代之的则是利用新兴能源如风能、太阳能、潮汐能等实现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兼而有之。
一、促使低碳经济概念出现的社会背景
低碳经济概念诞生的社会大背景概括起来有两个方面。其一是传统能源组成的可预见性危机，也就是工业革命以来人类一直依赖的化石能源在经年累月的高消耗模式下，既有的储备即将耗尽，人类深恐不远的将来会面临因能源枯竭而形成的经济、政治甚至安全方面的种种危机。其二，也是当下已然严重危害到了社会生产生活方方面面的问题———全球变暖、气候恶化、环境污染等等，这是传统高碳经济给世界带来的不可回避的矛盾。仅仅是平均温度升高了一度，人类社会就已经为此付出了极其惨痛的代价———随着“厄尔尼诺”、“拉尼那”现象越来越频繁地交替出现，极端天气现象给人类经济发展、社会生活造成的损失也呈现几何级上升的态势。
二、低碳经济的理论基础
首先，从宏观层面看，低碳经济理论基础之一是世界经济学。这一理论是世界主义经济学的简称。也就是从经济学角度研究世界范围内人类发展的各种现象、问题，目的在于通过科学理论的研究实现造福于人类。世界经济学理论研究的是人类社会的发展与经济社会的发展，既涉及二者之间关系，又针对其间存在的矛盾冲突提供解决思路，而这恰恰与低碳经济扭转传统经济模式弊端的初衷不谋而合。
其次，低碳经济理论基础还包括气候经济学。这一点比较容易理解，气候对于人类经济的影响已经超越历史上的任何一个时期。一个最明显的佐证就是每个极端天气现象结束后，政府的公告中总是少不了“此次天气过程造成直接经济损失xxxx、间接经济损失xxxx”。若稍稍留心一下不难发现，若干年前这些经济损失的计量单位基本是“百万元”、“千万元”，而近年来则几乎全部以“亿”为计算单位。
最后，资源环境经济学是另一个理论基础。前面已经提到，正是出于对能源枯竭的恐慌，人类开始了对新能源的寻觅。而化石能源对环境显而易见的破坏则又让人类对新能源的清洁性充满了期望。因此，资源与环境的和谐共生是资源环境经济学研究的核心与重点，也是低碳经济追求的模式。
三、低碳经济的经济学价值
（一）转变生产与消费的方式
其本质实际上是观念的转变。也就是说，低碳经济概念的提出影响的是人类的思想方式，让人类社会发展的指导思想从传统粗放型、消耗型、破坏型转向了精细化、节约化、可持续发展化。观念的转变导致的是行为的转变，直接表现就是人类生产和消费方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以农业灌溉方式为例，传统农业采取的普遍是“大水漫灌”，宝贵的淡水资源被无情地浪费，而单位面积农作物产量却难以提升。而随着低碳经济概念的出现，以以色列为首的发达国家率先发明了“滴灌”技术，使单位面积农作物耗水量减少了大半。除了生产方式的转变，环保型消费则成为时下低碳经济在消费领域的体现。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就是人们出行方式的转变。仅就荷兰为例，这个国家已经成为了欧洲的“自行车大国”，包括王子和公主在内的多数国民外出时均以自行车代步为荣。
（二）对环境治理从“标”到“本”
传统高碳经济模式下，人类面对被污染和破坏的环境时采取的不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式的治理方式，就是“拆东墙补西墙”式的治理手段。总体而言就是治标不治本，没有从根本上找到环境治理的核心问题与症结所在。比如，面对河流沿岸重工业企业私倒乱排污染物的问题，传统治理方式不过一罚了事。而在低碳经济模式下，治理环境可谓釜底抽薪。比如那些沿河、湖或在环境保护区周边的重污染企业被关停并转，使直接污染源被彻底铲除，由此在根本上杜绝了潜在的污染可能。
（三）拓展了专业学科的研究范围
低碳经济的出现让传统经济学研究领域具有了“跨界”的可能，一些同时涉及环境领域和经济学专业的新定义、新理念层出不穷。而诸如“低碳生活”、“低碳城市”、“低碳技术”等专业术语除了不断出现在科学杂志、经济期刊等专业媒介上，更随着时间推移在普通百姓群体中普及，使基层人民群众日常沟通与交流中也开始不断出现“碳交易”、“碳关税”等前沿词汇。这些“跨界”概念不仅让经济学领域不断拓展，更为专业学者的研究指出了新的发展方向。
结束语
在我国各行业转型升级的历史转折关口，低碳经济理论的出现为中国经济发展给出了新思路、新理念。低碳经济除了代表经济学新兴研究领域和内容外，更是中国经济实现创新、创造和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
参考文献
[1]陈晓春，谭娟.政府环境规制视角下低碳经济发展理论研究[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
现代意义上的国际经济学是在传统的国际贸易和国际金融理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作为一门系统的和独立的理论，它的出现大约在本世纪四十年代，即以凯恩斯为代表的新古典主义学派兴起后不久，几十年来，国际经济学研究吸引了西方许多经济学者的注意力并不断得以发展，新的方法和学说层出不穷。国际经济学的一般理论包括国际贸易理论和政策、国际金融理论和国家货币政等。最近几十年来，在以克鲁格曼、弗里德曼等经济学家的推动下，国际经济学一般理论各个方面方面均获得了持续和富有成效的发展。
一、国际贸易理论和政策
（一）国际贸易理论的新发展
1、新李嘉图主义的国际贸易理论
在国际贸易实践中，H-O-S理论一直占据中心地位，但是“里昂惕夫之迷“的存在使之陷入了困境。新李嘉图主义的国际贸易理论经坚持并继承了李嘉图的比较利益论，认为贸易的真正来源在于各国的比较优势的差异，而并非资源禀赋的差距。新李嘉图主义以一种比较动态的、长期均衡的分析来解释国际贸易。新李嘉图主义贸易理论把收入分配置于整个的突出位置，并贯穿分析的始终。
新李嘉图主义的国际贸易理论与李嘉图理论不同主要在于：李嘉图是从各国生产的角度即从各国的生产特点不同和劳动效率的高低不同上来解释比较优势的差异；新李嘉图主义不仅从各国生产的角度来分析和比较各国的比较优势的差异，而且，同时强调要从各国分配领域、从经济增长、经济发展的动态角度来分析和比较各国比较优势的不同。
新李嘉图主义的代表斯蒂德曼认为他的贸易理论是把分析的重点放在贸易与被生产的生产资料、利润、工资和经济增长的联系上，特别地，斯蒂德曼强调了收入分配在其理论中的突出作用。按照新李嘉图主义的价格决定方式，影响价格的因素主要是生产资料投入系数，劳动投入系数，分配率。由于一国生产某产品的单位生产成本是由生产技术、分配关系（表现为利润率、利息率和工资率）、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程度等三个方面的因素决定的，因此不同国家生产某种产品的比较优势的差异不仅表现在生产技术、生产条件、劳动效率等差异上，而且不同国家由于分配关系的不同也会导致产品的比较优势不同。而影响分配关系变动的一个重要影响是经济增长、经济发展程度。这样，处于不同经济增长阶段、处于不同经济发展程度的国家生产某种产品的比较优势就自然不同。
2、克鲁格曼的贸易理论思想
传统国际贸易理论以李嘉图以要素禀赋差异为基础的“比较优势”原理为代表，但是实际国际贸易中大量贸易是发生在同类产品内部，70年代末以来，保罗·克鲁格曼提出“规模经济作为国际贸易产生原因”的解释，他在产业内贸易理论有关基本假设和结论的基础上，通过建立各种模型深入阐述了规模经济、不完全竞争市场结构与国际贸易的关系，成功的解释了战后国际贸易的新格局。保罗·克鲁格曼的新贸易理论以成熟的垄断竞争模型（张伯伦垄断竞争）来分析规模经济以及产业内贸易。
克鲁格曼认为在“张伯伦垄断竞争”模式下的市场体系中，产业部门的扩张是通过厂商数目的增加（更大的规模经济）相结合而实现的，在这种情况之下，每个国家都以其生产的产品供应世界需求，因而我们就得到了双向的产业内贸易，若各国拥有相同的要素禀赋，就不存在产业间贸易（各国生产等于本国消费量的竞争产品），而存在大量的产业内贸易。
张伯伦垄断竞争部门的更低单位成本的更多商品种类对每个工资收入者而言都是有利的，产业内贸易带来的社会净福利将抵消收入分配（要素价格）上的矛盾，从而使贸易自由化获得普遍支持。［2］
根据斯蒂格里兹的规模经济与多样化消费之间两难选择的模型，克鲁格曼建立了一个由规模经济而不是由要素禀赋或技术的模型，模型中假定规模经济内在于厂商，分析方法去分析规模报酬递增条件下的国际贸易，最终得出结论或要素禀赋差异的结果，相反，由于与劳动力增长和区域聚集类似的贸易效应，贸易可能仅仅是扩大市场和严密、有说服力的收益递增条件下的贸易模型是可以建立奠定了规模经济和不完全竞争在贸易理论中的地位。
克鲁格曼又考察了规模经济、产品差异与贸易型式的关系。竞争的经济被允许贸易时，即使它们有着相同的偏好并从贸易中得益。克鲁格曼又发表了《产业内专业化分工与得自贸易的利益》该理论模型从根本上打破了传统理论中完全竞争和规模收益不变这两个基本假定，使新贸易理论向规范化方向迈进了重要的一步。
（二）新贸易政策理论的发展
贸易政策理论是较早发展起来的国际经济学理论之一。早在本世纪20年代末，作为“新重商主义”的凯恩斯在《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一书中就指出：“政府的机能不能不扩大，这从19世纪政治家来看，或从当代美国的理财家来看，恐怕要认为是对于个人主义之极大侵犯，然而我为之辩护，认为这是一切现实的办法，可以避免现行经济形态的全部毁灭。”［3］在国际贸易方面凯恩斯主张政府干预对外经济贸易活动，利用贸易顺差保持国内充分就业。
本世纪70年代之后，新自由主义占据了经济理论的中心位置，主张政府应该对国际贸易进行适度的干预。作为其中的代表弗雷德曼认为：“自由市场的存在当然并不排除政府的需要，相反的政府的必要性在于它是竞赛规则的制定者，又是解释和强制执行这些已经被决定的规则的裁判者，时常所做的是大大减少必须通过政治手段来决定的问题范围，从而缩小政府直接参与竞赛的程度。”［4］
1、贸易保护理论的新发展
90年代以来随着国际贸易的扩大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各国在贸易领域的竞争日趋激烈，在这种形势下，各种形式的保护主义纷纷出现。DominickSalvatore在的《国际经济学》一书中列出的新贸易保护主义包括：自动出口限制，技术、行政与其他法规限制、国际卡塔尔、倾销、进出口补贴等。［5］目前较为代表性的新贸易保护主义包括：地区经济主义新贸易保护论、国际劳动力价格均等化保护论以及环境有限新贸易保护论。
1994年，英国学者蒂姆·朗和科林·海兹在《新贸易保护主义》一书中提出，地区经济主义新贸易保护论“旨在通过减少国际贸易和对整个经济的重新定位及使其多样化，让它朝向地区或国家内生产的最大化方向发展，然后以周边地区作为依赖对象，并且只把全球贸易作为最后选择。”［6］其代表人物是英国学者蒂姆·朗和科林·海兹。
他们认为在目前的世界环境中，自由贸易所带来的问题比其期望解决的问题多，鉴于自由贸易无法解决贸易与发展、贸易与环境等问题，因此必须用新的贸易保护主义取代它，新贸易保护主义主张：首先要加强地区间合作，实施新型的地区主义“自力更生应该成为国家内部以及一个地区的国家之间的一个共同目标，这样可以使他们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最大程度的满足需要和提供服务，如果经济活动市委自力更生提供服务，那麽他们对国际贸易的依赖程度就会降低，经济增长会受到无情竞争的影响也会减少，当生产和就业必须一致为了满足地方需要而服务时，就应该重新将经济活动定位，使其摆脱出口导向的模式。”［7］
实行地区性贸易保护主义后，既可以利用本地资源，促进经济发展、增加福利，又可以改变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贸易结构中的不利地位，同时也可以保护环境促进人类可持续发展；新贸易保护主义还主张为使地区经济发展，来实现贸易平衡和保护世界环境，这就需要一国根据预期的出口量控制进口量并且要使两者严格平衡，并制定高标准的进出口限制规则。
国际劳动力价格均等化新贸易保护论的基本观点是：由于西方发达国家的工资水平远远超过发展中国家，如果西方国家不对发展中国家实行贸易限制，将会造成发达国家工人的工资水平向低收入国家的工资水平看齐，从而导致发达国家生活水平的下降，因此发达国家应该对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密集性产品实行贸易限制。进入80年代以来发达国家受到低增长和高失业率的困扰，增加了大工业的保护，抵制发展中国家的进口，1993年发展中国家将近1/3的出口产品受到发达国家的配额制和其他非关税壁垒限制。
环境优先新贸易保护论主要表现在借保护世界环境之名限制国外产品的进口，保护本国衰退的劣势产业，其主要论点是：由于人类生态系统面临巨大威胁，在国际贸易中应该优先考虑保护环境，减少污染产品的生产与销售，为了保护环境任何国家都可以设置关税和非关税壁垒控制污染产品进出口，同时任何产品都应将环境和资源费用计入成本，使环境和资源成本内在化。
2、国际贸易的内生性增长的新理论
长期以来，许多经济学家认为国际贸易的增长可以带动国内生产效率的提高。以哈伯勒代表的经济学家认为国际贸易是新观念、新技术、新管理和其他技能的传播媒介，国际贸易可以充分利用没有开发的国内资源、刺激国内生产者提高效率，同时通过市场规模的扩大，贸易使劳动具有了经济规模性，因此国际贸易可以称为“经济增长的动力”。
为了从国际贸易和经济增长的长期关系角度进一步揭示国际贸易产生的正面作用，经济学家罗莫和卢卡斯提出了内生性增长理论，他们认为一国减少贸易壁垒并促进国际贸易后，将长期取得加快经济增长和发展的效应，这主要因为国际贸易可以使该国加快技术引进、吸收、开发以及创新过程，扩大生产经济规模，减少价格扭曲提高资源利用率等［8］。
3、不完全市场竞争下的新贸易政策理论
不完全竞争的贸易政策理论认为市场结构的类型决定了行业的竞争程度和贸易形式，因此依据国内外市场结构的状况来选择指定贸易政策可以在贸易自由化进程中最大限度的保护国家利益。80年代初以来，以布兰德、斯本色、赫尔普曼和克鲁格曼等为代表的经济学家提出了以“战略性贸易”为核心的新贸易理论，新贸易理论认为，在规模收益可变和不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下，政府干预的贸易政策只要使用得当能够使一国从相对自由贸易中获益。
赫尔普曼和克鲁格曼等经济学家根据不同的市场结构，讨论各种贸易工具如关税、配额、进出口补贴和进出口税等，在各种市场结构下的运用结果，得出了不同市场结构下应该运用的最佳政策工具，与此同时，他们还指出在寡头市场结构下，贸易政策可能会使干预者获得有利的“战略效应”，并通过抽取和转移他人经济利润以及获得更大的外部经济来提高自身的福利水平。［9］新贸易理论对市场运行的优化、干预政策的制定等均具有积极的理论意义。
（1）不同市场结构中贸易政策的制定
赫尔普曼和克鲁格曼等将其研究领域集中以下两种市场结构中贸易政策的制定上：
①考虑战略互动作用对出口市场的影响。
赫尔普曼和克鲁格曼在假设一国市场上的国内公司具有市场力量，并同具有市场力量的国外公司竞争基础上，对政府施加的贸易政策如何影响公司行为以及市场运行结果进行探讨，这就是所谓“战略出口贸易政策”问题。对于战略出口贸易政策问题，他们根据80年代初提出的布兰德—斯本色模型，分析了寡占市场下厂商进入对贸易政策选择的影响和“一致性推测”的寡占行为，指出厂商进入的可能性进一步削弱了出口补贴促进进出口的作用，更多地加强了出口税收鼓励进出口的作用，同时“一致性推测”这种寡占行为对于自由贸易是最佳的。
②探讨国内市场上战略互动的影响。
他们在假设具有市场力量的国内公司在国内市场的竞争基础上，探讨政府政策的作用，这就是所谓“战略出口贸易政策”问题。对于这一问题，克鲁格曼首先经过对外部经济在国际贸易中的作用进行重新定位之后，提出了建立在外部经济基础上的“出口促进型进口保护理论”，即将外部的规模经济作为独立的幼稚产业加以保护。另一方面，克鲁格曼建立了一个存在规模经济和寡头垄断市场下，以贸易保护促进出口的模型。
通过这一模型可以看出，国内公司的边际成本与国外公司的边际成本成负相关，通过关税保护可以提高国外公司的成本。克鲁格曼还把研究与开发、学习效应与国内公司的边际成本联系起来，认为贸易保护会导致研究与开发的投入的提高，使得外部经济效益提高。［10］
（2）贸易政策工具的选择
赫尔普曼和克鲁格曼等在对不同市场结构下的贸易政策工具进行比较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在现有的不完全竞争的模型下，有关最佳贸易政策工具的选择方式：在国内外的市场结构均为完全竞争情况下，自由贸易政策是最优的，但是当一国商品的进口在国际市场上占有一定程度的优势时，关税可以改善贸易条件并提高福利；在国内外市场结构均为垄断竞争的情况下，贸易形式表现为规模经济与产品差异的行业内贸易，这时对差异产品征收最佳关税可以改善贸易条件和提高福利；在国内市场是完全竞争但国外市场是垄断情况下，可以通过将国外企业的超额利润抽取一部分作为关税；在国内市场是垄断但国外市场是完全竞争的情况下则可依据国内产业发展情况，采取关税或配额政策；在国内外市场都处于垄断时，可以依据不同的贸易模型如古诺双头垄断模型等制定不同的政策。
保罗·克鲁格曼则认为如果某个国家的政府能够设法保证占领本个某一市场的企业是本国企业而非他国企业，就能以牺牲他国的产业为代价，确保本国企业在这一产业领域内的发展，也能够提高本国的国民收入与福利。他与詹姆斯·布兰德合作发展了国际双头垄断模型，在这一模型的基础之上，他假设有一个本国厂商和国外厂商，在国内外市场中进行竞争，在本国开始征收进口关税的情况之下，外国厂商在国内市场的交货成本上升，其边际成本上升，本国厂商产量上升，边际成本下降，这将最终导致在国内外两个市场中，本国厂商的销售量上升，外国厂商销售量下降，本国厂商不仅加强了在国内市场上的优势，也加强了在国外市场上的竞争优势，从而将在出口市场中获利。［11］克鲁格曼因此认为政府可以实行对每个产业加以保护的政策，直到该产业成本下降到具有在世界市场上的优势为止。
二、国际金融理论和政策
1997年发生在东亚地区并波及到整个世界的金融危机，推动国际经济学界对国际金融一体化发展、国家货币政策、国际资本流动、汇率制度等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和探索，目前具有代表性的国际金融和政策理论有国际金融安全、克鲁格曼的货币汇率理论、国际货币一体化等。
（一）国际金融一体化的负面影响
世界经济的全球一体化趋势已成为当前世界经济发展出一个重要特征，世界金融一体化则是世界经济一体化发展的必然结果。由于生产的社会化和国际分工的发展，经济国际化对世界金融一体化提出了客观要求。随着电讯技术的普及和在金融领域的广泛应用、跨国银行空前的海外扩张，国际银行业竞争加剧发达国家积极开拓、控制新兴市场等等，国际金融一体化发展迅速。此外，各国金融管制不断放松，国际投机活动的加剧，以及为逃避各国政府种种限制以取得自由化的举措国际金融一体化趋势经过80年代的发展，到了90年代已形成了国际金融一体化一个高潮，对促进世界政治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一般认为，世界经济一体化是指世界经济活动超出了国界，使世界各国和地区之间的经济活动相互依存、相互联系，进而形成世界范围内“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有机整体。或者说，是指世界各国均参与全面的经济合作并到任何一国或经济领域的变动均会引起世界经济整体动状态。世界金融一体化是指各国或地区在金融业务金融政策等方面互相依赖、影响而产生的逐步联合成为一个整体的趋势。国际金融一体化的表现是：各国金融政策倾向一体化；全球金融市场一体化(重点是离岸金融市场与衍生金融工具的发展、证券投资国际化)；资本流动自由化、国际化，这是世界金融一体化最突出的表现，它包括货币兑换自由、资本在行业间转移自由和资金进出自由。国际金融一体化的发展对国际经济体系构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
1、国际金融一体化的发展一定程度上限制国际
随着现代经济学的发展，经济学家越来越关注复杂的经济指数计算和完美的经济模型构建，这使得经济学背离了它的原初动机——面向人类的生活和现实。阿马蒂亚·森认为，现代经济学的伦理不涉现象已经成为主流，它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经济学与伦理学的疏远；经济人与道德人的分裂；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隔离。
其实，经济学有两个根源——一个是与纷繁复杂的计算和模型相关联的“工程学”方面的内容，另一个则是与人类现实生活和幸福相关联的“伦理学”方面的内容，而当今，无论是微观经济学还是宏观经济学都表现出了倾向于第一个方面内容的研究，而忽略了经济学诞生之初就肩负的“经世济民”使命。“现代经济学的不自然的‘无伦理’特征与现代经济学是作为伦理学的一个分支而发展起来的事实之间存在着矛盾”。从传统的伦理学家和经济学家那儿，我们看到了经济学与伦理学自古以来就存在的姻联，而如今，随着实证主义主导地位的确立和巩固，现代经济学与伦理学走的越来越远，森叹息到：“随着现代经济学与伦理学之间的隔阂不断加深，现代经济学已经出现了严重的贫困化现象。”这的确是经济学的困顿，也是伦理学的悲哀。
经济学与伦理学的疏远使这两门学科在各自的研究领域中对“人”的界定也出现了分裂，由此，“经济人”和“道德人”成为了毫不相容甚至对立的两种人性。在经济学的假设前提中，人被定义为永远只做理性选择的“经济人”，他的最重要特征就是自利，经济学理论在这个“经济人”的假设前提下进行各种经济模型的构建和研究。在森看来，对“经济人”的理性假设有它的合理之处，因为“其他任何非理性的特殊类型的假设可能会导致更多的错误”但问题在于，这种遵循“选择的内在一致性”、“自利最大化”和“一般最大化”的理性人，并不是经济学本来意义上所要表达的经济人，森说，经济学上对人的理性的狭隘规定其实是对斯密理论的曲解所造成的。许多经济学家都喜欢引用斯密关于肉商、酿酒商和面包商的论述来说明人类行为的“自利”本质。其实，当我们重新审视斯密关于理性人的思想时就会发现，斯密要说的恰恰是不能满足于把经济拯救建立在某一种单一的动机上。渗透在他文字里更多的是作为一个人，他的同情心和慷慨心的融合，主体情感与旁观者情感的统一。“斯密的理性人概念把一个人牢固地放在周边人群之中——放在他所属的社会之中。一个人的价值判断和行动都顾及别人的存在，个人并不是与‘公众’隔离的”。一个真正的理性人是既能考虑自身利益，又能站在“上帝”位置考虑整个社会正义的道德人。在这样的意义上，“经济人”与“道德人”本质上应该是统一的，然而，现代经济学则完全撇开了“道德人”这一方面，对“经济人”给予了狭隘的理性定义，这使得人类从此患上了滑稽可笑的“精神分裂症”并过着在经济领域和道德领域分裂式的生活。现代经济学对单纯的工具性价值的追求，而忘记了追求财富与利益的最终目的，使得经济学的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严重分离。经济学只做着研究怎样获取理论上的最大利益的工作，只做着指数计算精确的技术性工作，只做着让模型的变量越来越多而其本身越来越完满的工作。数字和模型摆在人们面前，但却很难改善人们现实的生活。其实，人的生活不仅仅是追求物质财富和自身利益，从某种意义上说，人们似乎更关心“一个人应该怎样生活”这个广泛的价值问题。森把它称为“伦理相关的动机观”。森认为，现代经济学直接假设了人类的目标，“人类的行为动机总是被看作是简单的和易于描述的”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分离让经济学的研究变成了单向的坐标，也使许多经济理论失去了应有的效力。其实，经济学“可以通过更多、更明确地关注影响人类行为的伦理学思考而变的更有说服力”
经济学与伦理学的分离不仅对经济学，也对伦理学来说，是一件非常不幸的事情。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现代经济学会出现伦理不涉，远离原点的“贫困”现象？为什么社会生活中形形的经济现象只引起了经济学家们从收入、财富和单纯的数字方面去研究它们？为什么哲学家、伦理学家进入不了主流经济学领域，获得一席之地，拥有发言权？种种疑问揭示出一个重要的问题——视角。正是由于经济学分析视角的单一，才使得经济学与伦理学的分离，得出结论的偏狭。面对这个问题，阿马蒂亚·森提出了一个宽泛的评价标准视角。
2自由视角下的发展
2.1自由、可行能力、发展
在森的经济学理论框架内，自由是个很重要的概念，森所界定的自由概念，和亚里士多德对生活质量的论述以及亚当·斯密关于生活必需品的论述有异曲同工之处。而森在论述他的自由观时，又强调了“可行能力”这一概念。在森看来，自由是一种实质意义上的自由，即享受人们有理由珍视的那种生活的可行能力。这里，一个人的可行能力指的是“此人有可能实现的、各种可能的功能性活动组合。”而所谓“功能性活动”则来源于亚里士多德，它“反映了一个人认为值得去做或达到的多种多样的事情或状态。”更具体地说，实质自由包括免受困苦——诸如饥饿、营养不良、可避免的疾病、过早死亡之类——基本的可行能力，以及能够识字算术、享受政治参与等等的自由。这样看来，可行能力是一种自由，过有价值的生活的自由。
关键词 低碳经济 理论基础 经济学价值
人类在数千年的改造自然的活动中获取了大量的利益，人们生活水平明显提升，社会经济显著发展。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终于意识到人们在人士和改造世界过程中，却对整个世界带来了灾难性的不可逆转的改变。新世纪以后，低碳经济的概念被提出，全球范围内对此以一种惊人的一致态度，使其获得广泛的认可和发展。但是不可否认，当前的低碳经济仍然停留在理论阶段，尽管有一些尝试，但是并没有在全球范围内形成统一的实践活动，低碳经济的发展仍然任重而道远。
一、低碳经济概述及理论基础
低碳经济的概念于2003年提出，当年，英国的首相布莱尔在白皮书中称英国到21世纪中叶将成为低碳经济国家。联想到英国作为工业革命的起源地，以及伦敦被称之为“雾都”，这一概念又英国首先提出也不例外了。书中称，低碳经济是节能减排与提升人们生活质量、研究和发展先进的科学技术、创造出巨大财富之间的平衡，但是却没有提出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也就是英国的低碳经济理论是片面的、有缺陷的。
尽管如此，我们也不能磨灭这个概念本身的科学性和前瞻性。其并不是凭空创造的概念，而是有着十分丰富的理论基础的。
首先，可持续发展理论就是低碳经济的理论基础之一。可持续发展尽管在我国当前处于指导性政策理论的地位，但是其实这种理论早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就诞生了。人们在彼时就已经开始思考人们在发展经济过程中对环境带来的巨大影响，直至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联合国环境发展委员会正式提出可持续发展概念。
其次，循环经济学理论。从某种程度上看，循环经济与可持续发展类似，但是二者还是不同的，可持续发展比循环经济的范围要更广，循环经济特别强调物质的流动性。循环经济指的是力图使人们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真正实现循环式的流通。
二、低碳经济的经济学价值所在
首先，低碳经济能够极大缓解当前人类与环境之间的矛盾。有人可能认为，环境与人类之间的矛盾不属于经济学的范畴，恰恰相反，其完全可以放置到经济学的范畴内进行考量。例如，利用低碳经济理论，就可以极大限制国与国之间的碳贸易，从而使环境问题有效解决。
其次，低碳经济符合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道路。当前的经济发展方式已经不仅仅为当代人的生存环境考虑，还要考虑到子孙后代的经济发展。高碳经济在当前就已经显现出弊端了，持续下去将会进一步压缩子孙后代的发展空间，不利于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最后，低碳经济能够有效地在很多的领域改变宏观和微观的经济结构。举例来说，传统的经济使人们在消费时注重物质性的享受，这种情况下仍然不可避免地加大二氧化碳的排放；而低碳经济是人们开始转向精神领域的享受，极大地限制了二氧化碳的排放。
三、我国当前低碳经济的发展现状
我国当前低碳经济发展已经有了不错的成果，但还存在着许多不足：首先，相关的法律法规体系逐步完善，彻彻底底地将低碳经济落实到国家强制力的层面上，以实际行动来促进低碳经济的发展；其次，相关的政策和行政权力的行使落到了实处，真正起到了不错的效果。国家财政专门设项目促进低碳经济的发展，对于环保企业进行政策上的优惠和扶持，对于高污染、高耗能的产业和行业进行政策上的限制；再次，在社会建设和城市建设方面注重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的全面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如火如荼，生态环境建设有了长足的进步；最后，拘于历史原因和现实的原因，在短时间内，高碳经济的发展总体趋势暂时无法改变，以煤炭作为主体能源的现状还将持续很长时间，低碳经济的任务还比较重。
四、结语
其实在低碳经济的概念一经提出，我国一直是持支持的态度的。但是我们不能忽视，我国当前经济发展仍然是绝大多数地区很长一段时间内的主要任务，经济的发展过程不可避免地会对生态环境造成极大的损害，在发展经济和保护环境之间找到平衡点仍然是很长一段时期内我国的重要任务。我国当前的低碳经济也取得了不小的成果，政策和法律法规体系得以构建，各种保护环境的措施也已经在落实，但是比较起发达国家，我们做的还远远不够。未来低碳经济还将作为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模式去做，未来我们应当做的是不断充实相关理论，并且切实应用到实践中去，为全球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贡献中国的力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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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赵一平，孙启宏，段宁.中国经济发展与能源消费响应关系研究-基于相对“脱钩”与“复钩”理论的实证研究[J].科研管理，2006（3）.
当时的政治制度主要是城邦制度，政治学即关于治理城邦的学问，国家的起源、政体、国家的组织和管理等从那时起就成为政治学的研究对象。古代希腊的然哲学认定宇宙有自己的 规律 ，所以政治也被看作是自然的过程，城邦的法则与自然法则相似，“整个希腊政治学说中的基本思想是：求得这种共同生活的和谐。”[3]但实际上人为因素使城邦的运行带有许多非自然的成份，“希腊政治哲学就起源于探索这样一个难题：城邦一方面是自然的产物，另一方面又是人工的创造。”[4]
希腊 时代 的的家政（即经济）也有管理的意味，城邦中家庭由奴隶、主人组成，家庭活动也需要管理。政治是城邦的管理，经济是家庭的管理。古代希腊在城邦层次基本上没有经济活动，生产和交换以家庭为单位。当时只有初步的政府通过管理促进经济的思想，比如古希腊历史学家色诺芬[5]在其著作《雅典的收入》中从城邦国家的角度探讨了经济问题，认为城邦可在促进经济方面起到积极的作用。他建议对侨居雅典的外邦人的利益给给予照顾，以吸引更多的人来雅典。这样不仅可以增进雅典城邦的收入，给城邦国家带来财富，还可以使外邦人更甘心情愿地处于雅典的统治之下。[6]他还在《经济论》（Oeconomicus）中主张完善商事法院制度，以促进外贸发展。色诺芬推崇农业轻视手 工业 ，“农业是其他技艺的的母亲和保姆，因而农业繁荣的时候，其他一切技艺也都兴旺。”[7]在西方最早把农业放在产业基础上的思想家，被认为是近代初期法国重农主义的来源。色诺芬的主张可以说是最早的政治经济学观点，尽管如此，《经济论》并不是他的主要著作。[8]
古希腊明确和集中地阐述了国家的经济管理职能的是柏拉图[9]。柏拉图在《理想国》中勾画了理想国家的政治经济制度，从财产所有制、家庭构成、人口繁衍、 教育 等社会经济政治各个方面都要由城邦管起来。柏拉图把私有制与理想国家对立起来，认为私人拥有财产会妨碍公共精神的形成，主张在统治者和保卫者两个阶层中不应有任何私有的东西，妻子、儿女、家庭等都应是共有的，“因为他们一切公有，一身之外别无长物，这使他们之间不会发生纠纷。因为人们之间的纠纷，都是由于财产、儿女与亲属的私有造成的。”[10]柏拉图看到所有制对个人行为的影响，提出用公有制来纠正私有制的缺陷，可以认为是近代政治经济学中制度 理论 的思想渊源之一。柏拉图还主张儿童的抚养和教育由国家负责，这可能是关于国家公共职能的最早探讨。
柏拉图考察了希腊城邦政体的演变，提出政体循环的规律，并进而指出了政体变革的动力，认为“从寡头政治到民主，从民主发展到（一个人心所向的领袖的）僭主政治，这一切发展过程的根源是变动，是经济变动。”[13]因此柏拉图又是西方历史上最早发现经济对政治的决定作用的思想家。他在晚年所著的《 法律 篇》中，对理想国家的人口规模、产品分配、婚姻制度、财产制度、政府的组成和产生办法都作出了规定，提出了包括政治、经济、家庭等完整的城邦制度构想。[14]从现代的意义上，可以说是相当典型的政治经济学观点。
亚里士多德[15]的国家学说从论证个人不能离开城邦而生活入手。他主张人的本性是合作和群居，“人天生要过城邦生活。”他的一个著名论断是“整体大于部分之和”，把个人与城邦比作四肢与全身，一旦全身被毁，手或足也无法独立地存在。因此国家高于个人，个人应服从城邦。接着用目的论来论证国家的全面功能，他认为自然不造无用之物，每一件事物都是有目的的。人的目的是过优良的生活，组织的目的是为了实现某种善业，国家的目的是为了最高最广的善业，即使城邦中的每一个成员都能得到适量的财产、强健的体魄和高尚的道德。
亚里士多德谈国家的经济管理职能时，是从国家与家庭的关系入手的。他认为国家是家庭(oikia)的联合而成的，希腊文oikia 是 英文 economics的词源，指的是一个由隶属关系组成的单位，包括从属于男人的女人和从属于主人的奴隶。[16]家庭是国家的最小单位，对国家的管理从对家庭的管理开始。管理城邦须首先研究管理家务，家务管理的对象是奴隶，国家管理的对象为自由人，“家务管理由一个君主式的家长掌握，各家家长以君臣形式统率其附从的家属；至于政治家所掌握的则为平等的自由人之间所付托的权威。”[17]家财的运用是家庭内部的事，属于家务管理，但个人获取财产的途径和额度则需要城邦国家的监管，亚里士多德反对以经商的方式无限度地敛财。“在交易中损害他人的财富以牟取自己的利益，这不合自然而是应该受到指责的。”[18]管理国家与管理家务的道理是一样的，即注重善德，不以聚敛财富为唯一的目的。善德的核心是正义，正义的含义是“城邦整个利益以及全体公民的共同善业为依据。”[19]
亚里士多德是众多学科的奠基人，但他的学科分类中还没有经济学，有关经济（家政）的管理放在伦理学中，他认为伦理学是关于小善——个人的善的学科，政治学是关于大善——城邦的善的学科。管理活动兼有政治与经济的内容，管理国家与管理家庭的区别在于其所依据的“正义以公共利益为依归。”[20]除了平等的正义之外，亚里士多德还谈到了分配的正义，这也涉及经济问题。在探讨交换的正义时，提出了反垄断的观点，并试图寻求一种定价的公正原则。他从经济学的角度，认为政体是一种城邦公职的分配制度。亚里士多德没有独立的经济学著作，“他主要的工作以及他主要的兴趣，就社会现象而言，都在我们称之为经济社会学或者毋宁说是政治社会学的领域之内，而他将经济社会学与技术意义上的经济学都隶属于政治社会学之下。”[21]
二 政治 经济 学在近代出现 经济学在近代形成，从一开始就与政治学在国家 问题 上有重合，政治学和经济学各自从自己的学科角度 研究 国家，经历了从推崇国家到限制国家的观点演变。
1近代早期推崇“强国家” 欧洲中世纪是神权的一统天下，对世俗国家的职能也有所涉及，神学家圣托马斯·阿奎那就曾探讨过国家在形成公平价格时的作用。近代资产阶级在西方崛起后，他们的任务是争取政治权力，以维护个人的权利。政治上推崇世俗权力和民族国家，抬高国家和 法律 的地位，制度上强调中央集权，“强国家”的主张流行。这个时期政治学高扬国家的地位，经济学则关注国家如何获得财富，以应付对内统治和对外征战的需要，强调国家对经济 ，特别是贸易的干预。
政治思想集中体现在国家学说中，从“人的眼光”（马克思语）出发是当时的主流思潮，思想家们以人为出发点，强调国家在保卫个人财产和权利方面的作用。这种观点最早的代表之一就是尼·马基雅维利[22]，面对诸侯割据的意大利，他力主建立统一的民族国家，在国家的建立过程中需要借助君主的权力。马基雅维利主张强化国家权力，认为国家并不象古代先哲们所说的那样，以“善”为目的，而是以建立和维护统治权为核心。为了保持国家的权力，君主的行为不受道德的约束，为了实现统治的目的可以不择手段。另一方面，财产是国家的基础，国家必须设法保障每个人的财产和安全。马基雅维利后一个观点又隐含了限制国家行为的意味。“马基雅维利力图揭示 社会 政治现象的 规律 性，发现一种国家形式代替另一种国家形式的原因，研究最好的管理形式问题、统治者的权力同人民的关系问题……”[23]这种思想后来 发展 成为天赋人权说和社会契约论，国家被认为是实现和保护人的天赋权利的力量。
西方的经济学在近代形成的时候是以政治经济学的面目出现的，史称古典政治经济学。政治经济学首次把经济整体的效果评价问题和国家在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问题提出，认为经济的目标是增加财富，国家的任务是保证财富的增加。近代政治经济学与当时的政治学都关注国家问题，政治学从保护权利的角度研究国家，经济学从财富增长的角度看待国家。最初的政治经济学在16、17世纪的代表是重商主义，重商主义是西欧封建社会与资本主义社会交替时期的经济政治 理论 。
重商主义没有把生产当作财富的源泉，而是把商业当作增加财富的途径。重商主义把促进贸易的发展看成是国家最重要的经济任务，认为国家必须设法增加自己的财富，财富的 内容 是由金银铸成的货币，货币的多寡是衡量财富的标准。货币一旦离开自己的手，就意味着财富的损失和国家的贫困。聚敛货币收入只能通过商品交易，不断地贱买贵卖。重商主义的一个特殊观点是增加国家财富只能通过对外贸易来增加，他们认为国内商业不能增加一个国家的货币量，不过是国内一部分人多得，另一部分人少得，国家的财富没有因此而增加。在外贸中增加的货币量要遵循多卖少买，多收入少支出的原则，使国家的出口大于进口，作为货币的金银才能流入本国。由于西欧国家的金银储量贫乏，积累金银主要得自对外贸易，依靠扩大对外出口。
2近代后期流行“自由放任” 随着资本主义确立了自己的统治地位，近代后期西方政治学说的主题由为了保护天赋人权而争取建立国家变成为了维护个人的权利而尽量限制国家。突出个人权利的神圣不可侵犯，限制国家的权力成为主要话题。19世纪西方主要国家的资产阶级政治体制差不多全都建立起来，这些国家的政治发展进入稳固资产阶级政权的阶段，这个时期不需要再强化国家对社会和经济的介入了，国家的介入被当作个人自由的一种阻碍。英国于19世纪中叶率先完成产业革命，其他欧洲大国也陆续开始产业革命。产业资产阶级崛起，逐渐战胜封建残余势力和 金融 资产阶级，成为西方国家中的主导阶级。产业资产阶级的功利动机更为明显，其根本的要求是取得“利润”，“快快发财”。 产业资产阶级要求更多的个人自由，特别是经济活动方面的自由。他们认为国家是个“不得不要的祸害”，要求国家“远离”自己。
西方意识形态相应地由争取个人的权利转为维护个人的自由，“19世纪自由主义思想家突出强调个人自由，捍卫个人自由或个性的自由发展成为首先考虑的问题。……认为 现代 人所理解的自由并不是指公民平等的政治权利，而是个人自由，即自由经营、自由贸易、个性的自由发展，是自由竞争。国家应该是个人自由的保护者。”[31]个人开始“远离”国家，要求自由发展，经济按自己的规律运行，不需求政治权力的帮助了。国家是社会的“守夜人”角色、“管得最少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等观点代表了当时西方的主流国家观。
政治思想的基础也发生转变，功利主义原则取代自然法和社会契约论，成为资产阶级政治思想的基础。功利主义者注重认经验和感受，主张以事实为依据，反对从抽象的原则出发。功利主义以个人的物质利益和欲望的满足程度作为判断政治制度的依据，主张在个人事务中，个人最有发言权。在社会经济领域，国家不应干涉个人的活动。个人在有关自己的财产权问题上有最高的支配权，国家无权干预。国家的职能仅仅体现为保护个人的利益不受他人侵犯的范围内，仅在这个范围内，国家有权干预个人活动。因此国家是“必要的罪恶“。功利主义者边沁[32]为个人权利至上制定了一套哲学原则，认为“求乐避苦”是人一切行动的出发点，主张“合理的利己主义”。 边沁认为社会利益由个单个人的利益总和而成，每个人在追求自己的利益的同时，社会的利益会自然地得到增进。他用功利原则来评价国家，只有能够实现“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的政府才是好的政府。这个时期的国家正如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指出的，“现代的国家政权不过是管理整个资产阶级的共同事务的委员会罢了。”[33]
经济学中出现反对国家干预的主张早在18世纪末就已经出现，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34]被公推为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他的著作《国富论》（1776）被当作自由主义经济学的经典。《国富论》的第4篇讲政治经济学的体系，在全部9章中有8章批重商主义，其主要倾向是反对国家干预主义。亚当·斯密以自己的人性论作为经济学的基础。他认为人的本性是利己，人皆有“交换倾向”，以利人之物来换取利己之物。满足人的“利己心”的途径是经济自由，自由竞争、自由贸易、自由经营。如果每个人都想使自己的产品实现最大价值，“利己”行为的结果是资本的最大利润。
亚当·斯密在政治经济学上的特色还在于他提出了关于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之间可以自动协调的主张。他认为社会收入是全部个人收入的总和，个人利己行动的极大化会自动地实现整个社会的利益。个体之间相互受益的分散化的交换活动会自动实现对资源的配置。只要每个人都努力扩大自己的个人收入，社会财富就会随之增加，“由于每个个人都努力把他的资本尽可能用来支持国内产业，都努力管理国内产业，使其生产物的价值能达到最高程度，他就必然竭力使社会的年收入尽量增大起来。”[35]在他们行事时，“既不打算促进公共的利益，也不知道他自己是在什么程度上促进那种利益，”其结果却比任何机构或个人刻意追求公共利益时要好。在亚当·斯密看来，这个结果是在个人充分竞争的基础上，由一只“看不见的手”来指导的，它使人们“去尽力达到一个并非他本意想要达到的目的。”自由竞争越充分，价值规律越起作用，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越能一致。在关于“看不见的手”的比喻中，亚当·斯密“实际上在《国富论》中提出了一个重要的前提：追求自己利益的人们不违反正义律。”[36]这一条从此成为自由主义的基本主张。
关于政府的职能，亚当·斯密假设面对的是一个有序的社会，政府的作用主要是提供公共产品，即那些对个人极为有益，却不能由任何个人或群体提供的产品或服务。由于交易成本的存在使私人提供者无法从受益人处征收足够的费用，以抵销其成本，比如国防，所以私人不会自动提供。再比如法与秩序、社会公平等.政府的另一项任务是反对垄断，“独占是良好经营的大敌”，给予个人充分的经营自由才是符合“正义的法律”的。“斯密向他们提供了适合他们要求的自由放任的意识形态，并为自由 企业 和政府的自由放任的方式提供了理论上的支持。”[37]亚当·斯密提出的政府职能的观点也一直是经济自由主义和现代政治保守主义政府观的出发点，在他那里，政治与经济是不可避免地结合在一起的。这反映了当时的经济政治现实，“英国经济在十八世纪后期及十九世纪初明显地政治化，从斯密等古典学者的 分析 中，既产生了对经济过程的实证理解，也产生了对于特定制度的哲学观点。关于自由放任主义的规范观点，与对于在特定的约束结构（主要特点是最低限度的、保护性的或守夜人的政府）的相互作用的实证分析，这二者是（也许是不可避免地）混合在一起。”[38]
18世纪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39]等西方经济学的鼻祖正式以政治经济学为题目展开自己的学说，亚当·斯密在《国富论》第四卷导言中提出“作为为政治家或立法者服务的 科学 分支，政治经济学有两个明确的目标：首先，它要为人们提供，或更恰当地说，使人们能够为自己提供丰厚的收入或生活资料；其次，向国家或全体国民提供足以维持公用事业的财源。政治经济学的目的是要使国富民强。”亚当·斯密接受重农主义的“自由秩序”主张，反对重商主义的国家干涉主义，认为个人利己行动的极大化会自动地实现整个社会的利益。“古典政治经济学家的一个明显目的，就是解释市场如何在没有详细的政治指导下运作……证明具有可接受的效率市场之功能与政治指导无关。”[40]亚当·斯密经历“从重商主义向流行的经济民主主义转变的同时，也伴随着从专制主义向民主制度的政治转变……由于民主思想和制度的传播，经济和政治的压倒一切的目标从扩大君主的权力转变成增进国家人民的福利。”[41]
斯密的后继者大卫·李嘉图的代表作题为《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通过对工资、利润和地租的研究，发现当时条件下地主与资本家之间的利益冲突，他得出了政治结论：资本主义将导致地主、资本家和工人三大阶级的对立。李嘉图也反对政府干预私人经济，并把之运用到国际关系中，认为分工和自由贸易将有利于各国。尽管李嘉图把制度问题列入政治经济学，以消除制度的不公正，建立一种更人道的制度为目标，但他与亚当·斯密等人都没有自觉地意识到自己研究的是政治问题。
西方的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对个人自由的强调也是推动政治经济学向经济学转变的动力，“由于19世纪占据主导地位的是自由经济 理论 ，因此到了19世纪下半叶，‘政治经济学’这个术语终于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经济学’一词。把形容词‘政治的’去掉以后，经济学家便可以论证说，经济行为反映的是一种个体主义心 理学 ，而不是以社会的形式建构起来的各种制度；据此又可以进一步断定自由放任原则是符合 自然 的。”[45]经济学的独立倾向也与19世纪西方的政治 发展 密切相关，当时主要国家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确立已有一段时间，并经过不断地改革逐步完善起来，自由主义的总体政策倾向基本形成。这种政治环境使得经济学家可以专心地关注经济问题，经济学与政治经济学终于发生分裂，“政治经济学的衰落可以在为经济学和政治学建立分立的学科组织中略见一斑。”[46]
这个时期经济学的非政治化强化了政治学已有的独立发展，“政治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实现了一个更进一步的目标：它把经济学也合法化为一门独立的学科。那时，政治经济学作为一个研究主题已经遭到贬斥，因为人们提出这样一个论点：国家和市场是按照而且也应该按照各自不同的逻辑来运行。”[47]政治学的一个现代转向是研究重心由国家转向政府，随着自由市场制度在西方世界的普及，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在这个时期也已经成型，稳定为三权分立、代议制、政党政治等结构，政治学的研究对象也随之从制度转向政府，政府的运作过程、政党政治、官僚体制，以及个人和团体的政治行为等成为政治学主要关注的问题。学科的专业化在 工业 化专业分工的推动下进一步发展，政治学、经济学以及其他学科经历了强调独立发展的一段时间。但是“经济学和政治学并不是通过简单地割裂19世纪的政治经济学而创立起来的。”[48]经济学是从政治经济学变为经济学，主要研究对象略有变化，不再关注国家问题，集中于微观领域。政治学仍以国家为主，但也发生了向政府、团体、个人等研究对象上的微观化转向。
2经济学重新关注国家问题 政治经济在现代再次结合必要性是经济学家先认识到的。1930年代爆发了世界性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由自由资本主义走向垄断阶段以后，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矛盾以新的方式出现，自由放任的原则已经无法解决。以马歇尔为代表的，关于市场可以自行调节，经常保持供求平衡的主流经济学“一夜之间变成了神话”，自由市场的经济学说无法解释西方的经济现实，也无力提出解决经济危机的药方。凯恩斯的经济学应运而生，凯恩斯把经济危机归咎于自由市场制度，主张通过国家纠正市场的缺陷，解决经济危机。凯恩斯用有效需求不足理论来解释危机，认为生产过剩和失业的原因是在总收入和总消费之间存在差额，且无法依靠私人投资来弥补。因此必须由国家采取措施，比如扩大财政支出、减少税收等，来刺激需求，达到社会充分就业水平。“在30年代大萧条期间，人们曾经突出确认经济关系对于政治生活的重要性.”[49]凯恩斯的经济学里国家又一次成为重要问题，他主张“国家最重要的议事日程不是涉及那些由私人已经在完成的活动，而是那些落在个人活动范围之外，如果国家不出面不会有人去做出决定的事情。对政府来说，重要的不是去干那些正在由私人做的事情，或把这些事做得更好些或更坏些的问题，而是去做那些根本就没人去作的事。“[50]1940年代凯恩斯主义成为西方经济学的主流，由于国家再次进入经济学家的视野，政治学与经济学在研究对象上又一次融合，也可以说政治经济学开始回潮，引起经济学界关注社会整体、国家等政治问题，出现了各种不同的政治经济学主张。
战后各国社会发展中政治与经济的融合也向政治学提出了新的要求，促使政治学发生变革，与其他学科之间出现交叉。政治学的研究领域得以扩大，研究课题被更新，除了传统的政治制度、国家形式结构、民主、平等、自由等问题，对于政治系统、政治发展、政治变迁、政治心理、决策、利益集团、政党、政治文化、舆论、选举等纷纷进入政治学领域。政府政策对经济的 影响 、从而政治因素的经济后果也受到政治学家瞩目。这时的政治学走向实证，注重研究实际问题。1987年美国政治学家伊斯顿在回顾美国政治学发展历程时，提到50年代末美国经济从战后的繁荣消退，引起人们对30年代大萧条的回忆，学界马上作出反响，社会 科学 各学科再度兴起对经济的兴趣，“无论在国内政治还是在国际政治研究中，此时都形成了我们今天所熟谙的新的政治经济学，它再次集中关注隐匿于经济政策背后的政治活动。关切经济关系对于政治权力的归属和运用之影响。”[53]社会矛盾的发展是促进政治学的这一方向性变化的动力，社会科学的新发展也为政治学与经济学的结合提供了条件。
3新的政治经济学出现 经济学和政治学共同把目光投向政府发生在1970年代，并以出现带有两种学科的明显交叉为标志学说。到那个时期，西方经济战后发展的黄金时期结束，各国纷纷陷入滞胀的困境，长期的国家干预主义政策使政府背上了沉重的财政负担，通货膨胀高居不下，同时生产停滞，失业率又降不下来。凯恩斯主义失灵，新古典综合派也遭到沉重打击，各种其他经济学纷纷借机登场，其中既有自由主义经济学，也有激进主义主张。货币主义、供给学派、理性预期学派等自由主义倾向的观点居于主导地位，代表人物有哈耶克(F. A. Hayek)、弗里德曼(M. F. Friedman)、卢卡斯(R. E. Lucas)等人。他们对凯恩斯的国家干预主义学说提出尖锐的批评，认为造成滞胀的原因是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及其错误政策，价格机制原本能自发地调节供求。他们讨论的是典型的政治经济学问题。以J·布坎南（J. Buchanan）为代表的弗吉尼亚学派，专注于政府行为研究，认为滞胀源自“政府缺陷”，被称为公共选择学派。公共选择学派专门研究政府失败的原因，运用经济学的 方法 分析政府和政治。另有一批经济学家专门分析制度因素对经济的作用，被称为新制度主义。这些西方经济学家重新关心政治问题，相对于近代的政治经济学，他们以及其他重新涉及政治问题的经济学说，就构成了新的政治经济学。
公共选择学派是当代西方经济学的一个分支，美国经济学家布坎南和塔洛克1960年代在美国共同创立，公共选择理论用经济学的观点和方法分析政治学的传统问题，“简单地说，是将经济学 应用 于政治科学，公共选择的主题就是政治科学的主题，即国家理论、投票规则、投票者行为、党派政治学、官方政治等等。”[54]着重于指出政府行为缺陷的原因，因而也是现代政治学的重要研究领域。公共选择学派对政治学所批漏的重要问题重新进行研究，因而有广阔的研究领域，个体和团体的政治行为、政府的行为、选举、投票、集体决策的规则等政治学问题都进入其研究视野，吸引了众多经济学家投下精力。主要代表人物有詹姆斯·M·布坎南、戈·塔洛克、安·唐斯、威·尼斯坎南、肯·阿罗、科尔曼(J.S. Coleman)等。[55]
国家、制度等问题是西方政治学的传统主题，但政治学一直没有把政府在经济中的作用问题纳入自己的领域，直到1970年美国著名政治学家戴维·伊斯顿(David Easton）在为《国际社会科学百科全书》撰写“政治学”条目时仍没有提及政治经济学。与此同时，当代西方经济学家，特别是非主流的经济学家，比如极端保守的公共选择学派，还有象加尔布雷思（J. K. Galbraith）这样的新左派经济学家，关注经济的整体效果，关注政府在经济中的作用。两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贝克尔和布坎南的研究事业延伸进一般认为无关乎经济的领域，例如政治、官僚体制、种族主义、家庭、生育率等。如今许多大学的政治学系里都充斥这所谓理性选择理论（rational choice theory）学者，他们用本质上属于经济领域的方法，来解释政治现象。”[64]
经济学者向政治领域的挺进使得政治学界“当代对政治经济学兴趣的重新燃起，与其说是政治学家努力的结果，不如说是激进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努力的结果。”[65]经济学家对政治问题的研究给政治学注入了新的血液，引起政治学从新的角度研究政府、国家、制度等政治问题，政治学的发展得以新的激发。现代政治学开始转向，走向具体，不仅研究组织、制度，而且研究政策和决策过程，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遂成为政治学的重要研究对象。政治学的这种变化也是社会现实发展的要求，1970年代以来西方国家普遍实行混合经济体制，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已经不是要不要的问题，而是如何干预，干预到何种程度的问题。政府在管理社会（包括经济）方面的功能大大强化，政府既是政治学的主要研究对象，也成为经济学的重要研究问题。
从更广泛的意义上，社会的分化和专业化、现实的复杂化和多元化在1980 年代以后又有进一步发展，促使各个学科的研究视野明显扩大，政治学的研究领域随之扩展，伊斯顿 总结 道，“这些变迁使我们在广泛的领域中对先存的实际状况之看法和态度发生了极大的变化，这些领域包括：种族和性别歧视，环境的污染，贫困和经济不平等的最低限度，政治经济权力的集中，核军备的重整，国际范围内经济和政治的相互依存等等。”[66]奇尔科特在总结政治学在当代的新进展时认为，性别问题、环境问题、选择问题、民主问题、资本主义的作用等已成为80年代政治学的主题。[67]上述所面临的社会问题是综合性的、多侧面的，以整体面目出现的，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等单一学科的分别研究，不足以为这些社会问题的解决提供合适的方案，政治学与其他相关学科共同研究重要的社会问题成为现实需要。
到1990年代，西方政治学者明确主张“政治学研究不能孤立于社会问题和经济问题之外。”[68]经济学也在发生变化，更关注宏观问题，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政府的职能等问题被普遍当作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政治经济学的再次出现得到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的肯定。当代西方出现政治理论与经济理论相结合的趋势，《韦氏第三版新国际词典》中把政治经济学定义为“处理政治和经济过程的相互关系的一门社会科学。”伊斯顿于1990年代意识到了总结1970年代以来的美国政治学发展时，注意到了政治经济学的复兴，他被认为这是政治学在后行为主义时期走向应用，注重政策研究的总趋势的一种表现，也是现实中经济状态与政治事件之间联系日益密切的反映。[69]
4政治经济学复兴的意义 政治经济学的复兴反映了当代学界多学科融合的趋势，“旧政治经济学及其近来的复兴，能够比范围较狭隘的经济学和政治科学更好地认识和研究存在于主要政治和经济制度（国家、公司、尤其是市场）中各种形式的复杂的相互依赖。它们还能较好地研究和理解对于政治和经济制度都非常重要的基本的社会进程。这些进程包括‘把稀缺手段分配用于相互竞争的目标’以及讨价还价和行使权力。”[70]由美国社会学家华勒斯坦(Immanuel mission on the Restructuring of the Social Science)，于1994年和1995年组织了来自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十位学者进行讨论，认为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这三门以探寻普遍 规律 为宗旨的传统社会科学在当代日益相互重合。
首先是社会学，于1950年代提出了“政治社会学”和“经济社会学”，并把它们作为自己的两个分支。政治学家步其后尘，也将自己的研究范围扩大到正规的政府建制之外。象压力集团、抗议活动和社区组织等，只要是有政治意味的社会现象，都被纳入政治学的研究领域。华勒斯坦等人认为“政治经济学”的重新使用是社会学家的手笔，“当某些具有批判精神的社会学家重新使用‘政治经济学’这个术语时，另外一些不那么具有批判精神的政治学家所作出的回应是力图赋予它以一种更加偏于古典的意蕴，即注重对普遍规律的研究。”[71]结果促使政治学家更加关注经济过程，经济学中的凯恩斯主义的流行重新唤起了对‘宏观经济学’的关注，“于是经济学于政治学之间的分界线变得不那么清晰了，因为分析的对象主要是政府的政策以及各类政府间机构。”再以后，一些非凯恩斯主义的经济学家主张用新古典主义的经济分析模式去研究传统上归于社会学的各类主题，比如家庭、犯罪等。
新政治经济学的出现也是政治学吸纳经济学方法的结果。经济学对政治学的“边界入侵”受到政治学家的欢迎，“一些在政治学方面被看作较有独到见解的和比较有用的著作，是由经济学家所撰写的，他们把自己学科的工具箱中取出的合理的概念和模式应用到政治学上。”[72]这使得一些政治学家沿着与经济学家相似的路线来重建政治学，比如把政治学中的“权力”相当于经济学中的“财富”。因此经济学是作为一种模式和一种研究方法进入政治学的，“这时政治经济学的独到之处，是它对于方法论的杰出贡献。迄今为止，唯有经济学因此而著称于世。理性的行动者模式，一般是以演绎推论为基础的，但它时常也需要对于行为世界予以正确的参照。这种模式代表了技术从某个学科向其他学科——实际上是从经济学向一系列其他学科的转移，这种转移的速度之迅速、范围之广泛，在社会科学史上是鲜有先例的。正因为如此，人们才听到有关‘经济学大帝国主义’的议论，当然，其涵义即是指其他社会科学在进行理性建模时已发现了经济学的威力。”[73]在这方面，政治学不光吸收了经济学的方法，而且还吸收了心理学、社会学，甚至若干自然科学的方法。“‘入侵者’常常受到欢迎，并且被看作对政治研究作出了有用的贡献。”[74]对于政治学和经济学这两个学科来讲，“最重要的情况是，近年来为建立新的政治经济学（即，为更紧密地、更系统地结合，无论是什么名称，也无论最终学科的重新安排是什么）提出了有力的论证，这一论证显得很有说服力。”[75]
从古典政治经济学到新政治经济学也是一个重提价值观问题的过程，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亚当·斯密在某种意义上把政治经济学当作道德科学，他的《道德情操论》发表在《国富论》之前。新政治经济学关注的是古典时期以后经济学家不再研究的问题：产权、利益集团的冲突、国家、官僚制度、自由、正义、秩序等政治现象和政治 哲学 问题，“保守主义经济学不仅仅是一种经济理论，同时也是一种规范的政治理论。”[76]这与西方政治学走向后行为主义，重提价值问题，向国家的回归等的学术趋势是一致的。伊斯顿认为政治经济学的回归形成了政治研究新的方法：理性人和公共选择模式，这种方法先是被政治行为研究所采用，尔后又推广到道德问题等其他政治学领域。他举了罗尔斯(John Rawls)对正义问题研究的进展为例，罗尔斯在《正义论》（1971）运用了理性人和博弈等模式，给出有说服力的、准确的正义标准。伊斯顿得出结论：“理性的模式使得新的政治哲学有可能要求与经济学本身无分伯仲的逻辑性和精确性。因而，各种价值标准亦以一种合意的方式，觅见了自己返还科学研究的途径。”[77]而在行为主义时期，规范性问题涉及价值观，一直被当作主观性的东西而排斥在政治科学之外。
当代西方学术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是学科的融合与交叉，社会科学中的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等相互融合，出现了一些边缘学科，如政治社会学、经济社会学、政治经济学等。其中一些经济学家关注政治问题，进入以往政治学的研究领域，出现了一批研究政治问题的经济学家。他们不仅对政治制度、国家、政府、选举、自由、平等、民主等传统的政治问题从经济学的角度进行研究，得出自己独特的结论，而且还专门分析了投票规则、代议制民主与财政政策的关系等新的问题。经济学家“侵入”政治学，给政治学这一古老的学科带来了新的研究视角，开辟了新的研究领域。如何回应经济学的“入侵”，如何从政治学的角度评价经济学家的政治研究，是摆在政治学者面前的重要任务。
注释:
[1] 列奥·施特劳斯等主编：《 政治 哲学 史》，河北人民出版社中译本，1993年版，上册，绪论，第6页；country一词在政治学著作中一般汉译为“国度”。
[2]（美），乔治·霍兰·萨拜因：《政治学说史》，商务印书馆中译本，1986年版，上册，第33页。
[3] 萨拜因：《政治学说史》，上册，第33页。
[4] （美）肯·米诺格：《当代学术入门：政治学》，辽宁 教育 出版社 牛津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3页。
[5]（Xenophon，约公元前430-355），他是苏格拉底的学生，有《居鲁士的教育》、《希腊史》、《远征记》等著作传世，还有一些记录苏格拉底思想的对话体著作，
[6]参见陈孟熙主编：《 经济 学说史教程》， 中国 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4页。
[7] 色诺芬：《经济论 雅典的收入》，商务印书馆中译本，1961年版，第18页。
[8] 美国著名政治思想家列奥·施特劳斯的名著《政治哲学史》中有“色诺芬”一章，但只在其中个别地方提到色诺芬的Oeconomicus(中译本译为《财源论》)，参见列奥·施特劳斯等主编：《政治哲学史》，第93-126页。
[9] Plato，公元前427-347，古希腊思想家。
[11] 柏拉图：《理想国》，第154页
[12] 丛日云：《西方文化传统》，大连出版社，1996年版，第90页。
[13] （美）约·熊彼特：《经济 分析 史》第一卷，商务印书馆中译本，1991年版，第91页。
[14] 参见（苏）涅尔谢相茨：《古希腊政治学说》，商务印书馆中译本，1991年版，第145-7页；马啸原：《西方政治思想史纲》，高等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73-4页。
[17]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商务印书馆中译本，1965年版，第19页。
[18]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第31页。
[19]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第153页。
[20]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第148页。
[21] 《经济分析史》第一卷，第93页。
[23] （苏）莫基切夫主编：《政治学说史》，中国 社会 科学出版社中译本，1979年版，（上），第135页。
[24] Thomas Mun,1571-1641，英国经济学家。
[25]参见托马斯·孟：《英国得自对外贸易的财富》，商务印书馆中译本，1959年版，第1页。
[27]（美）罗.赖克：《国家的作用——21世纪的资本主义前景》，上海译文出版社中译本，1998年版， 第11页。
[28] 《新帕格尔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第3卷，第968页。
[29] Francois Quesnay，1694-1774，法国经济学家。
[30] 亚当·库珀等编：《社会科学百科全书》，上海译文出版社中译本，1989年版，第549页。
[31] 徐大同：《西方政治思想史》，天津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70页。
[38] 布坎南：《宪法经济学》，中译文载《市场社会与公共秩序》，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335-336页。
[40] 《宪法经济学》，中译文载《市场社会与公共秩序》，第335页。
[42](美)罗·H·奇尔科特：《比较政治学 理论 》，社会科学 文献 出版社中译本，1998年版，第474页。
[45] （美）伊·华勒斯坦等著：《开放社会科学》，三联书店和牛津大学出版社中译本，1997年版，第19页。
[46] （美）格林斯坦等编：《政治学手册精选》，商务印书馆中译本，1996年版，上卷，第50页。
[47] （美）伊·华勒斯坦等著：《开放社会科学》，第21页。
[48] （美）格林斯坦等编：《政治学手册精选》，上卷，第95页。
[49] （戴）·伊斯顿：《政治生活的系统分析》，华夏出版社中译本，1989年版，中译本序言，第3页。
[50] （英）凯恩斯：《自由放任主义的终结》，见《凯恩斯全集》，第4卷，第291页；中译文见《预言与劝说》，江苏人民出版社中译本，1997年版，第317页。
[51] P. A. Samullson，1915- ，美国经济学家。
[53] （美）戴·伊斯顿：《政治生活的系统分析》，中译本序言，第3页。
[59]D. A. Hibbs，与Fassbender, H. 合编：Contemporary Political Economy,(1981)美国经济学家，著有 。 es E. Alt，美国经济学家，著有 The Politics of Economic Decline,(1971). K. Alec Chrystal,美国经济学家，与James E. Alt合著：Political Economics, (1983).
[60] 《新帕格尔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第3卷，第968页。
[62] 《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第555页。
[64] 福山：《信任——社会道德与繁荣的创造》，第26页。
[65] （美）罗·H·奇尔科特： 《比较政治学理论》，第475页。
[66] （戴）·伊斯顿：《政治生活的系统分析》，中译本序言，第2页。
[67] 参见（美）罗·H·奇尔科特： 《比较政治学理论》，第18页。
[68] 《比较政治学理论》，第14页。
[70] （美）卡·爱·索乌坦：“什么是新宪政论？”，载（美）斯·L·埃尔金和卡·爱·索乌坦编：《新宪政论》，三联书店中译本，1997年版，第13页。
[71] （美）伊·华勒斯坦等著：《开放社会科学》，第49页。
[72] （美）格林斯坦等编：《政治学手册精选》，上卷，第95页。
[73] （美）戴·伊斯顿：《政治生活的系统分析》，中译本序言，第5页。
[74] （美）格林斯坦等编：《政治学手册精选》，上卷，第96页。
[75] （美）格林斯坦等编：《政治学手册精选》，上卷，第96页。
某些西方学者称那些乐于表达经济观点的非职业化人士为“票友理论家”。在笔者，大概是连这“票友理论家”也不敢当的，倘硬要忝列且居然还要谈论什么不仅高深，有时甚或莫测的经济学，便只能叫做反串了。
在汉语中，很早就有“经济”一词，它是由“经国济民”或“经世济民”亦或“经邦济世”等词简化而来，含有“治国平天下”之意。过去称读书人求得晋升机会而升官发财叫“仕途经济”，不过，追求者的重点在“仕途”，而不在“经济”。《红楼梦》中的主人公贾宝玉对传统儒家那套仕途经济学问十分讨厌，批评说都是“混帐话”，薛宝钗劝他要留心“仕途经济”，他很生气，因而与宝钗日渐生分了。至于清末科举取士有一种“经济特科”，乃是仿效康熙、乾隆时博学鸿词科先例，由内外大臣保荐通晓世务者，以策论时事，其策论的范围虽也涉及经济问题，但所取之士与现今经济学博士却不是一回事。在西方，“经济学”原称“政治经济学”，其成为一门独立学科，差不多已经是17―19世纪末的事了。
进入20世纪80年代，在中国，随着经济市场化的进展，经济学几乎或已经成了一门显学，似乎学了经济学就能经邦济世，发财致富。文人学士想出谋划策，“普济天下”；普通百姓想脱贫发财，“独善其身”。可是，人们渐渐发现，原来，经济学并没有这种立竿见影的作用，人们希望经济学大可以为国出谋划策，小可以发财致富的夙愿，实在是一个不小的误区。非但普通老百姓绝少能用经济学圆了发财梦，就是用什么最新的经济理论(据说以西方的较为管用)能否制定出成功的治国方略，也大有疑问。当初，在“一包就灵”失去神验后，某些经济学家又很快反过来批评20世纪80年代的改革不规范，导致了企业经营的“短期行为”，没有触及到更深层次的产权问题，认为只有按照股份制使产权清晰就能完善经营机制。但是，据有关资料表明，20世纪80年代国有企业的亏损面仅10％，推广企业改制后的亏损面反而更加扩大，现在股份制上市公司暴露的许多问题，远远比当年的“短期行为”更为严重。有人将上市公司问题归罪于国有股的“一股独大”，将改革方向寄托于国有股减持。这很大程度是受了产权崇拜论的影响，但事实是：“实施国有股减持短短一年多以来(从2001年10月开始实施)，股市总市值的损失超过了1．8万亿元”。
大约在20世纪80年代的后期，国内即有人推崇“科斯定理”(其主旨是产权明确能以最小化的成本实现最大化的收益)。在此影响下，经济界存在着一个流行的观点，即认为只要产权明确化，市场机制可以导致经济上的高效率。但由于“科斯定理”在强调产权的改变时忽视了它对收入分配的影响，这一重大理论缺陷便不免会带来一个严重后果：不同的产权分配导致收入分配的差异。而不公平的分配可以导致生产力下降，社会动乱，朝代更替，甚至社会制度改变，这在古今中外都不乏先例。因此，包括西方学者在内的广大学术界人士也认为，忽视对劳动生产率的研究是西方经济学的严重缺陷之一，而“科斯定理”正好与焉。
以“产权清晰促进高效率”为核心的“科斯定理”的正确性和应用价值虽然很大程度上受到怀疑和责难，但其同道者还是屡见不鲜。在西方，某些学者不仅大力推荐其“效率”论，甚而用效率来诠释正义，认为，正义不仅指一定程度的经济平等，而且它最一般的含义就是效率。因而，所有的法律活动和全部法律制度都应当以有效地配置资源、最大限度地增加财富为目的。在这里，效率即正义，此外的一切俱不足道。在我们国内，也常能听得见与此相似的声音，除了强烈建议产权清晰外，最响的声音莫过于主张把国有资产尽快卖掉了。然而，颇带反讽意味的是，这种置经济平等于不顾，一味“趋利避害”追求利润的最大化，把效率等同于正义的理论却存在着意外不可克服的种种障碍，起码有一个现实问题不好解释，那就是，大多数人“权利和责任的配置”只能以最大化的成本实现最小化的收益――80％的人口仅得20％的地球资源，中国的富裕阶层仅“占人口的8.7％，但个人的储蓄总额(却占)60％以上”(《中国财经报》2002年9月13日第四版，王绍光文)，这也可称作劳动异化导致的非正义。它至少可以提示，现实在效率意义之外还应该有正义的客观存在，效率并不都意味着正义，至少，仅仅用效率诠释正义总显得有点力不从心。曾几何时，国有企业恰如被巫师画上符咒一样，被指责为“缺乏效率”而“卖”掉或垮掉，当一部(仅是很小的一部分)分人跻身于“上流”富人行列而额手称庆时，曾是企业主人的职工却成千上万地变成了“下岗工人”。他们中的许多人因找不到工作而失去最基本的生活保障时，还要忍受来自某些方面的“不能适应市场竞争”的嘲讽与责怪，到了这个时候，恐怕他们就只剩下希望在效率以外去寻找正义的份儿了。
谈到正义，记得有一位西方学者有一段正义论讲得不差：“人们因为无法迫使强权服从正义，所以就把服从强权当作正义了，因为没有能力促使正义具有强权，所以就把强权装扮成正义的样子。”当我们仔细咀嚼这段话时，或许会提出一个耐人寻味的问题――在某种情况下，效率偏至论是否也会异化为一种强权话语?
关键词：新制度经济学 马克思经济学 企业理论 微观经济主体
20世纪80年代起，一些学者逐渐将西方新制度经济学介绍并引入中国（如张五常）。新制度经济学企业理论中的一些范式，如“产权”“交易费用”“委托—关系”等，对于我国传统的企业运行机制的弊端具有较为充分的解释力，因而引起了国内经济学界较为广泛的研究兴趣。与此同时，作为我们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在企业改革中的作用，在某种程度上却被忽视了。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国有企业在计划经济年代曾被沦为某些自我标榜为“马克思主义”的极“左”思想的实现载体。因此，对新制度经济学和马克思经济学的企业理论进行比较研究，提炼出其中的精华部分，应用于我国企业运营的实践中，对推动我国国企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和大型国际型企业集团的健康成长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
新制度经济学是在对传统经济学理论困境反思的基础上兴起的。新制度经济学的创始人和代表人科斯从研究个人的成本与收益和社会成本及收益间的差别出发，提出减少交易费用是企业产生的原因；自此以后，张五常、威廉姆森、哈特等一些新制度经济学家沿着他的思路，继续探讨企业的本质、企业能够实现交易费用节约的规模边界范围以及合理的企业内部权力安排和剩余分配结构等。马克思经济学具有深厚的古典经济学渊源，个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同样也是其核心问题。虽然马克思经济学并未形成系统的企业理论，但在马克思经济学中所反映出来的许多关于企业性质、规模及其内部权力结构等方面的理论也具有相当重要的现实意义。新制度经济学与马克思经济学在某种意义上来说都是对传统“市场机制和谐论”的反思，都是在探讨个人与社会相分离情况下微观经济主体的行为特点，这使二者具有了可比性的基础。但新制度经济学与马克思经济学在人的基本行为假定、经济绩效准则、企业理论的具体层面上存在诸多不同，因此有必要对二者进行比较分析研究，从而使企业理论体系更趋于完善。
综观新制度经济学和马克思经济学当中的企业理论，可将其大致分为三个部分：企业的性质、企业的规模或边界、企业内部的权利结构安排。因此，笔者拟从这三个方面对新制度经济学和马克思经济学的企业理论进行比较。
关于人的本质和行为特点的比较
由于一切经济活动都是以人为载体进行的，企业组织的运行也是以人的活动为基本要素的。因此在分析企业理论的具体层面之前，有必要对二者对人的本质和行为特点的论述作一比较。将“个人”的本质和行为方式作为经济学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这是新制度经济学和马克思经济学的共同特点。但在新制度经济学和马克思经济学的理论视野里，对于人的本质和人的行为特点的理解存在着根本性的差异。
第一，新制度经济学带有浓重的唯心主义的社会历史观背景，认为人的行动受主观意识领域中的“理性”支配。尽管新制度经济学相对于传统经济学而言已进了一步，他们在一定程度上也考虑到了约束着人们行动的现实因素，并对“理性”的作用与功能范围作了一定程度的限定，但并没有超越用主观认知结构说明人们的行为选择这一基本立场；而马克思经济学则以唯物辩证的社会历史观作为理论基础，认为限制着人们的行动、规定人们行为的具体方式与特点的，是每个人现实拥有的、不以其意志为转移的“社会关系的总和”。他并不否认人要满足自己的需要，也不否认理性的作用，但马克思经济学在说明理性对人们行动的意义的同时，更强调理性作用的现实约束条件。因此，马克思经济学认为真正决定人们的行动及其特点的并不是理性本身，而是理性行为选择据以进行的各种约束条件，这些条件包括行为人的财富占有、交往关系以及观念意识结构等。所有这些约束条件构成行为人拥有的“社会关系总和”，构成可以进行理性选择的广度范围，也决定着由选择而采取相应行动的具体特点。
第二，新制度经济学中人的行为具有普遍性、共性特征，而马克思经济学中人的行为特点因各自所拥有的“社会关系总和”不同，具有现实性和差异性。
第三，新制度经济学对人性的单调定义必然导致对抗型的人际交往论，而马克思经济学对人本质的理解却是多元的、与一定历史条件相结合的，是协作型人际交往论的基础。
企业的性质
企业性质研究就是要讨论企
业这样一种特定的人与人之间的经济交往方式空间意味着什么？它为什么会存在？或者说它存在的理由是什么？在新制度经济学与马克思经济学这两大体系中，企业都是作为人与人之间的某种一体化经济联系方式而存在的，企业所面对的也都是市场交易。但在它们各自的理论范式中企业产生的依据是根本不同的。
马克思经济学是从生产的角度说明企业性质的。他所关注的问题是：如果一切市场交易都是依照价值规律实行等价交换，那么资本家在生产前后付出和得到的货币额是一样的，这根本无法解释资本家组织生产的目的。因此，只有离开交换领域进入生产领域，才能真正揭示资本，以及作为资本现实存在形式的企业的本质规定性。他认为，企业是提高私人劳动社会性的经济组织形式。一方面，在实质层面看，企业提高私人劳动的社会性有利于创造更多价值；另一方面，从形式层面看，私人劳动在企业中由于分工协作的存在提高了社会性，但在直接形式上却走向片面化，劳动者在企业生产中逐渐失去了独立完成整个产品的能力。因此，私人劳动是作为资本的形式存在的，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企业成了资本实现自我增值的工具。
新制度经济学从流通领域来解释企业存在的原因，认为企业是一种能够减少交易费用的人与人之间交易关系的组织形式。从科斯的“不同的要素所有人与中心缔约人之间订立契约可以节省他们之间分别订立契约的数量，从而节约了交易费用”这一说法，到威廉姆森将资产专用性程度作为说明选择企业或者其他市场经济组织形式的依据，再到詹森和麦克林将知识作为一种要素引入企业组织结构，新制度经济学在企业性质观上始终徘徊于用交易组织成本说明人与人之间组织关系存在的必然性，这成为新制度经济学的企业理论陷入困境的一个主要原因。企业作为人们经济活动的一种组织形式，其存在理由应当从人们组织经济活动的生产性目的中寻找，而不应将流通领域内的某些特点作为企业的根本规定性。企业一体化的维系力量不是交易费用的节约，而是生产技术上的有机性。
企业的规模或边界
新制度经济学和马克思经济学企业理论都是依照某种经济绩效准则，通过技术、市场、资本属性等变量来说明企业在不同状态下的最优规模的。但是，这两大学说的企业规模理论在具体层面上存在着差异。
第一，在引导企业进行规模调整的绩效准则上，马克思关于企业规模分析的绩效标准主要是以价值规律为主的，其基本特点是客观性和变动性，体现了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逻辑；而新制度经济学企业规模理论的经济绩效准则是建立在主观效用价值论基础之上的，尽管引入交易费用使其经济学研究逼近现实，但新制度经济学企业理论所依据的经济绩效准则依然是新古典经济学的帕累托最优准则。其中缺乏支配企业发展的动态性因素，仅局限于对发达资本主义阶段的分析，在解释企业长期规模调整状况时陷入困境。
第二，在企业进行规模调整依据的经济指标上，马克思经济学给出了技术、市场和价值三者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而新制度经济学企业规模理论却用“交易费用”、“专用性”等概念概括可能影响企业规模的所有因素，具有明显的调和特征。
第三，在研究企业规模的方法论特点上，马克思经济学企业规模理论应用了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的方法，而新制度经济学企业规模理论只是停留于企业规模边界的规范分析。
企业内部的权利结构安排
新制度经济学关于企业内部权利结构安排有代表性的理论包括科斯的“企业契约理论”、以格罗茨曼和哈特为代表的“新产权理论”、以詹森和麦克林为代表的“委托-理论”和以阿尔钦和德姆塞茨为代表的“团队生产理论”，由于各自的关注点不同，以上新制度经济学家们的研究各有侧重，他们的观点并未合成一个统一的理论体系。而马克思经济学对企业内部基本结构与关系的研究以唯物史观为理论背景，用统一的逻辑脉络说明资本主义企业形态的发展及资本与劳动关系变迁的历史必然性。具体说来，这两大学说体系关于企业内部权利关系结构的观点区别，大体表现为以下方面：
第一，新制度经济学的“剩余权利”是基于不完全契约的“剩余”，是用以说明企业内各利益相关者关系的重要概念；而在马克思经济学中也存在类似的“剩余权利”，用以说明资本与劳动间的控制与反控制关系，但这种“剩余权利”并非不完全契约而产生的剩余，而是体现了特定技术发展过程中资本与劳动双方的力量对比关系。
第二，新制度经济学认为通过某种符合“理性”的制度调整，就可以实现交易费用的减少和企业内部基本经济关系的改变；但马克思经济学认为良好的经济绩效状态不是通过生产关系意义上的静态制度调整就可以获得的，经济关系的变化更根本地是基于经济关系中各利益相关者力量的对比状况，而这又取决于他们所代表的要素在核心生产技术应用中的地位。
第三，新制度经济学家们针对现代企业关系，力
求在人力资本与非人力资本间寻求合适的剩余权利分配关系；而马克思经济学的研究表明，现代企业中的一系列问题的根本症结在于人力资本与非人力资本的分离，经济发展的趋向应当是由各种形式高级的、全面发展的劳动者联合占有非人力资本，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激发生产效率。
总之，无论是新制度经济学还是马克思经济学，都是对传统经济学的“市场机制和谐论”的一次挑战和反思，是更符合现代社会经济运行规律的。这两大学说体系相比较而言，马克思经济学的企业理论建立在唯物辩证的历史观这一基础之上，更适应于现代企业的动态发展过程；但新制度经济学的许多新的理论观点，比如对知识资源在企业中的重要性的论述等可以成为马克思经济学有力的补充。在今后的理论研究中，应力求吸取这两大学说企业理论中的精髓，并将其辩证地应用于企业改革的实践中，从而指导我国新一轮国企改革的纵深发展，并加快完善我国的现代企业制度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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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行为经济学；心理；决策
一、行为经济学溯源
行为经济学是一门研究在复杂的、不完全理性的市场中投资、储蓄、价格变化等经济现象的学科，是经济学和心理学的有机组合。标准经济学理论假定人的行为是理性的、不动感情的、自私的、追求自身效用最大化的，即认为所有非理性的行为皆不存在。行为经济学却认为人的行为所追求的远不仅限于此，他们还关注公平、互惠和社会地位等许多其他方面。
二、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
从研究的内容上看，行为经济学第一阶段的发展主要关注于指出传统经济学假设的不足。而正在进行中的行为经济学发展的第二次浪潮，不仅仅局限于对传统假设的挑战，还进一步运用传统经济学的分析工具，将修正后的假设融入经济模型。行为经济学将心理学，主要是“行为决策”领域的研究引入传统经济学分析框架，“行为决策”的研究对象一般分为“判断”和“选择”两大类。“判断”在行为学研究中的含义是，人们在估计某一事物发生概率的时候整个决策过程是如何进行的。行为学研究中“选择”的含义是，人们在面对多个可选事物的情况下，是如何做挑选的。行为经济学的研究一般分为四步：识别传统经济学理论所运用的假设、模型；识别反常规现象；改造原有模型，使之普适性更强；检验新的行为经济模型。寻找该模型的新推论，并论证其对谬与否。
三、行为经济学基本内容
第一，预期理论。该理论对传统的风险决策理论做出了修正，证明不确定条件下的判断和决策，许多都系统地偏离了传统的经济学理论，特别是偏离期望效用理论。“预期理论”有三个基本理论观点：面临“获得”，人们倾向于“风险规避”；面临“损失”，人们倾向于“追求风险”；获得和损失是相对于“参照点”而言的。人们常常对结果偏离某一非固定偏好水平（如现状）的方式，而不是对用绝对项衡量的结果更加敏感。这种对变化而不是大小的重视可能与心理学的认知法则有关。根据这种法则，人们对外部环境（如温度和光线）的变化而不是其强度更敏感。而且，与偏好水平相比，在同等大小的损失和收益之间，人们常常更讨厌发生损失。
第二，启发式认知偏向。人们在作判断的过程中，会走一些思维捷径。这些思维的捷径，有时帮助人们快速地做出准确的判断，但有时会导致判断的偏差。这些因走捷径而导致的判断偏差，就称为“启发式偏向”。三种最典型的启发式偏向：一是代表性偏向。“代表性偏向”是指人们简单地用类比的方法去判断。如果甲事件相似于乙类事件，则甲就属于乙，与乙同类。使用“代表性”进行判断往往会导致过度自信。二是可得性偏向。“可得性偏向”是指当人们需要做出判断时，往往会依赖快速得到的信息，或是最先想到的东西，而不是去致力于挖掘更多的信息。可得性偏向又分为四种表现形式：事件的可追溯性所造成的可得性偏向；被搜索集合的有效性所造成的可得性偏向；想象力所造成的可得性偏向；幻觉相关所造成的可得性偏向。三是锚定效应。锚定效应是指当人们需要对某个事件做定量估测时，会将某些特定的数值作为起始值，这些起始值就像“锚”一样使估测值落于某一区域中。如果这些“锚”定的方向有误，那么估测就会产生偏差。锚定效应有三种体现：不充分的调整；在连续和独立事件的估测偏向；主观概率分布的估测偏差。
第三，心理账户。心理账户的研究主要关注三个因素：一是收入的来源。根据钱来源的不同，人们会将它们分到不同的账户中去，不同账户的边际消费倾向是不一样的。人们会把自己辛辛苦苦挣来的钱存起来不舍得花，但是如果是一笔意外之财，可能很快就花掉了。这其实说明人们在头脑里分别为这两类钱建立了两个不同的账户，挣来的钱和意外之财两者是有区别的。二是收入的支出。人们会将收入分配到不同的消费项目中去，各个项目之间资金不具有完全替代性。三是对心理账户核算的频率。对心理账户是每天核算，每周核算，还是每年核算，对人们的决策行为有很大的影响。
第四，行为生命周期假说。生命周期假说假设人们能够事先估计一生的收入，然后通过合理安排储蓄和消费来平滑一生的消费，这样就能达到货币效用最大化。如果人一生的每个阶段的效用函数都是边际效用递减，并且每一期的消费冲动都是相同的并且可以细分，那么总效用就可视为每一期效用的净现值总和，也只有在这种情况下，这一理论才是可被接受的。行为生命周期假说为原先的理性假说添加了三个重要的行为学变量：“自我约束”变量；“心理账户”变量；“心理定格”变量。
第五，自我约束问题。可以根据对“自我约束问题”意识的程度不同，将人们分为三种不同的类型：一是成熟型。他们充分意识到自身存在“自我约束问题”，并且倾向于准确地预测将来的行为。二是幼稚型。他们根本没有意识到自身存在的“自我约束问题”，因此会错误地预测自己将来的行为。三是偏幼稚型。这类人能够意识到自身的“自我约束问题”，但低估了这一问题所造成的影响。在储蓄活动中，“自我约束问题”可能产生两种行为倾向：一是“幼稚拖延”，当人们认为在未来他们的效用函数会发生变化时，就会出现这种“幼稚拖延”。他们错误地认为，虽然今天明摆着是这样的，但是明天会有所不同。他们没能意识到明天的自己也将不再是今天的自己，因此当明天到来时，他明摆着也会是拖延。二是“成熟提前”，当成熟型决策者将消费现有的收入看作是一项愉快的活动时，由于他们对未来的自己有充分的认识。他们对自己说：如果明天我会把今天的储蓄都花光的话，那么为什么我今天还要储蓄呢？于是在没有成本（如税收优惠）的前提下，成熟型决策者也会拖延储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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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经济地理学是在现代经济条件下兴起的新兴学科，它属于地理学的一个分支，研究内容主要是经济地域、经济区域及与之相关联的其他系统，具有比较强的区域性和综合性特点。这门学科是以自然地理学理论作为基础，又以经济学理论作为支撑，同时还与人文地理学、部门经济地理学等众多相关学科有着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我国区域经济地理学的研究领域，在其理论基础和学科体系的研究方面，陈才先生立足我国实际，结合中外研究成果和实践经验，为区域经济地理学的研究构建了框架、奠定了基础。有关区域经济地理学的相关基础理论，学术界主要有四种观点:一是在区域经济实践中逐步形成的区域规划理论;二是受欧美同类型学术研究的影响而衍生出的区位经济论和人力资源与区域关系论;三是经济区域运动理论以及劳动区域分工理论;四是近年来学者们提出的区域可持续发展理论、增长极理论及点轴开发理论。在区域经济地理学的应用研究方面，陈才先生提出了7个领域的观点，其中应用比较广泛的有区域开发与规划、经济地域系统、区域条件领域等。除此之外，其他学者还提出了区域资源与生态环境、城市群与城市化、产业集聚与产业转移等领域的观点。
2山西旅游业现状剖析
山西境内旅游资源丰富，发展潜力巨大，但是直到1999年山西《山西省关于加快旅游业发展的决定》，2001年国务院颁布《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快旅游业发展的通知》之后，山西的旅游业才开始由事业型向产业型转变。尽管旅游政策一再进行合理调整，国家专项资金也已到位，但是由于各种法规限制、相关部门和体制的制约、政府化和行政化问题等多方面因素的共同影响，使得地方配套资金、企业和市场资金难以及时跟进，影响了旅游业的快速发展。不仅如此，山西的山地和丘陵面积约占了全省总面积的80%，这就使得山西旅游资源虽多，但是交通不便，分布较为分散，对于区域经济的发展很是不利。这些因素，使得山西省景区开发和管理落后，不能有效地满足旅游市场需求。近年来，山西省顺应全国经济形势，结合本省实际，进行了区域产业结构调整，制定了转型跨越发展战略，加快了综合改革试验区建设，使各类依赖原始资源生产的企业纷纷寻求转型发展。低能耗的旅游业成为转型的首选和投资热点，许多不同体制的煤焦企业纷纷投资旅游业。据不完全统计，到2013年，山西省已经有210多家资源型企业投资旅游业，进行旅游景区开发、星级饭店建设、休闲度假区经营和娱乐设施生产，投资总额超过318亿元。其中有14个项目投资超过5亿元，有9个项目投资高达10亿元。资源型企业的转型投资，为山西省旅游业的快速发展注入了大量资金，走出了资金瓶颈，使旅游业的发展呈现出开发规模大、建设标准高、覆盖面广的良好局面。同时，也带动了本省旅游产业自身的转型升级，由以单一的观光游览为主向娱乐体验、休闲度假、教育启智等全方位发展，较好地适应了旅游市场新的需求，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山西旅游的资源品质、接待能力和服务水平。另一方面，资源型企业转型投资旅游业的资金量虽然较大，但企业原有资源的旅游利用价值还远远没有得到开发，因此从区域经济地理学的角度考虑，工业旅游景区的开发和管理构建就显得尤为重要。
3基于区域经济地理学的山西景区开发与管理的构建
3.1山西煤炭基地转型旅游景区发展道路
3.1.1工业旅游景区开发的必要性
山西拥有丰富的煤炭资源，且种类众多，煤炭储量约占全国总储量的20%。富有煤炭资源的地区往往资金雄厚，对这些煤炭生产地区进行旅游开发，很容易解决旅游投入资金不足的问题。同时，根据区域可持续发展理论，针对煤炭资源面临枯竭这一现实，要大力开发和利用本地区多种类、多层次旅游资源，实现旅游企业和资源型企业的可持续发展，使山西在工业旅游景区开发和利用方面获得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我国现在正加大力度建设低碳经济和循环经济，旅游产业作为提升生态环境保护水平、带动当地经济发展和增强经济实力的替代转换型产业，得到强力政策支持。因此，对于山西面临枯竭的煤炭基地，采取工业旅游的策略，转型发展，进行景区开发、利用和管理具有重大意义。
3.1.2工业旅游景区的开发构建
根据区域经济地理学中区域可持续发展的基本理论以及资源与生态环境的应用理论，对于拥有大型煤炭基地的城市(如大同市、晋城市和霍州市)而言，工业旅游景区的开发构建，可以通过工业遗产旅游和工业园区观光旅游这两种途径来进行。这样，不仅保障了不可再生的煤炭资源在开发枯竭的地区仍然可以满足可持续发展的要求，而且确保了本区域在不破坏当地生态环境的条件下获得可持续性发展。当然，任何地方转型旅游景区，不管用何种方式进行开发管理，都需要对旅游景区的交通状况、辅助设施、市场开发、商品开发和人力资源开发进行重新构建，这就需要大量资金的投入，而煤炭基地所获取的雄厚资金恰好可以承载起工业旅游景区开发的需要。根据资源地区本身存在的差异性特征，再依据区域规划理论及区位理论，可以对山西工业遗产旅游产品开发进行分类。第一，根据本区域发达的生产优势，对当地生产性场景可以进行有针对性的开发;第二，本区域拥有悠久深厚的文化，优势明显，因而对社会文化场景进行开发也是很好的选择。这两类工业遗产旅游产品开发虽然立足点不同，但都是依据山西煤炭工业的具体情况和所在地区的区位优势，进一步采取跨行业结合策略而进行的区域规划。在开发中如果仅仅只是满足其中的一项因素，就不能算是对工业遗产旅游产品的开发，而是对煤炭工业的单独性继续建设，亦或是单独对于交通、文化、生产的建设。因此，在山西煤炭基地的转型旅游业开发方面，一定要遵循可持续发展理论、区域规划及区位理论进行开发建设，任何不顾及本区域的区位优势而盲目主观进行的区域规划，都是不可行的，都不能很好地对工业旅游景区进行合理开发。另外，需要指出的是，工业旅游景区的开发建设，可以按照“一矿带一业”政策的景区企业化模式进行。并依照“政府主导、市场运转、科学谋划、有序开发”的方针，通过对景区基础设施建设资金的财政投入，并鼓励和引导社会资金的进入，可以解决一些地区单独依赖煤炭工业资金的局限和片面。与此同时，应当对处于水源地范围内的排污企业进行改造和整治，并对中心城市建成区进行有效绿化，进而提升生态环境保护水平。
3.1.3工业旅游景区的管理构建
在工业旅游景区，开发和管理关系密切，依照景区可持续发展理论的具体内容，景区管理显得尤为重要。工业旅游景区管理不仅包括景区自身管理，还包括旅游利益相关环节利益诉求的协调管理。对于利益诉求管理而言，在区域经济地理学的应用研究领域中，按照区域条件领域所具有的共同特征，可以找出利益相关者的趋同利益诉求，了解和掌握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利益冲突，最大限度满足各旅游主体的需求。对于工业旅游景区自身管理而言，则包含了两个方面:首先是建立一个科学的景区管理机构和体制来驱动景区的运作，进而实现发展目标。对于管理机构而言，要通过法律法规来确立机构的合法地位;对于管理体制而言，要建立程序化和常态化的景区管理监督机制，使政企职能划分清晰。其次是要大力提升景区的管理水平、综合服务能力和市场竞争力。山西工业旅游景区的开发与管理关联着煤炭工业的发展，而煤炭工业的发展必定会促进当地城市化建设的步伐。城市化乃至城市群的建设都是对城市的管理，而城市的管理就必然包括所在区域的景区管理。依照城市群与城市化进行景区管理构建，正是区域经济地理学应用研究领域中的主要内容。
3.2山西革命遗址与红色景区的对接建设
基于区域经济地理学来研究山西景区的开发和管理，革命遗迹与红色景区的对接也是一个重要的内容。近年来，随着经济快速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升，老百姓越来越注重追求高品质的精神文化生活，对旅游项目的需求也越来越高。在这种背景下，具有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功能的红色旅游也悄然兴起。2004年下半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经过调查研究，广泛征求意见，结合客源市场的需要，了《2004－2010年全国红色旅游发展规划纲要》。接着，国家旅游局又将2005年确定为“红色旅游年”，就这样，红色旅游渐渐成为国内旅游发展的新亮点。山西是革命老区，红色旅游资源丰富。但是，山西革命遗址大多分布在偏远山区，同时旅游基础设施又相对落后，因此，红色旅游景区的开发建设，应该由政府主导，积极筹措开发资金，并逐渐加大市场的介入和运作，使其与革命遗址对接起来。这样，就可以很好地开拓相对特殊的客源市场，即各事业单位和行政单位、广大的青少年学生，以及那些有过革命战争年代经历的老年群体。需要注意的是，在红色旅游建设过程中，必须遵循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保护并重的原则。将社会核心价值观教育、美好中国梦教育和红色旅游有机结合，以游客为本，因地制宜、统一规划、综合开发、市场化产业化运作。同时，要根据区域经济地理学中的增长极理论和点轴开发理论，将有限的财力和物力优先投入到区位条件较好的重点地区，使其成长为区域增长极之后，再加以辐射和扩散，并最终形成旅游产业密集地带和空间结构轴，这对于红色旅游区域合理结构的形成至关重要。总之，在山西革命遗址与红色景区的对接建设中，要力争使红色旅游区域按照连锁或集团模式运作，以便资源和品牌共享、做到市场和客源互通、实现利益和权力共赢。另外，还必须注重红色旅游开发的客源系统、引力系统、中介系统和支持保障系统的完善。具体而言，就是要根据红色旅游的客源结构，经营者要致力于提升红色资源产品的吸引力和景区服务质量;各中介机构要大力推广和营销红色旅游;政府部门要在政策法规、制度、环境、人才等方面给予支持。
4结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