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8-16 17:29:49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经济学的功能，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论文摘要：信息经济实践活动的发展要求建立信息经济学，而要建立和完善信息经济学，就要对信息经济学进行研究分析。
一、信息经济学的研究任务和发展前景
信息经济学可以同时作三种理解：信息的经济研究、信息经济的研究、信息(学)与经济(学)关系的研究。信息的经济研究可以囊括信息的费用与效用、价值与使用价值、信息资源的分配与管理、信息系统和信息网络的经济评价等研究；信息经济的研究可以囊括信息产业、信息市场、信息经济规模及其确定、信息技术对经济的影响、信息基础设施经济问题、国民经济信息化等研究，信息(学)与经济(学)的关系研究则可以囊括非信息对称条件下市场参加者的经济关系、信息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信息与经济的相互作用、信息学与经济学交叉结合等研究。
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有许多问题需要信息经济学去参与研究，并从中提高信息经济学的水平和加快信息经济学发展。信息经济学是一门新型的经济学科，它适应信息社会的需要，体现信息经济的发展，最能充分反映经济活动中信息及其交流的特征。
二、信息经济学的研究对象
信息经济学研究目前正处于发展阶段，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阐明了信息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如马费成教授认为，信息经济学是把信息和信息活动当作普遍存在的社会经济现象来加以研究的学科。乌家培认为信息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信息活动的经济问题和经济活动的信息问题。陈禹认为信息经济学是一门研究经济活动中的信息现象及其规律的经济学。总之，学者们对信息经济学研究对象的认识是围绕信息活动中的经济问题及经济活动中的信息问题展开的。
三、信息经济学的研究内容
1、信息经济学基本理论问题研究。
任何一门学科，由于其研究领域中的矛盾特殊性所规定，都有自己独特的研究对象，并按照自己所研究的对象来建立不同于其他学科的理论体系。要学习、研究信息经济学，不了解信息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不知道信息经济学围绕什么内容来研究，不清楚信息经济学的学科体系和地位，就不可能进一步的学习和研究，就会降低研究效率，甚至会影响信息经济学的发展。在基本理论研究中，主要包括信息经济的涵义、信息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和内容、信息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学科体系、学科地位、学科性质以及其发展历史、现状和趋势。
2、信息资源的研究。
如果说物质资源是“第一资源”，那么信息资源可称为“第二资源”。随着社会经济结构的逐渐变革，信息资源完全可能成为“第一资源”。如果信息资源开发利用的好，不仅物质资源能充分发挥作用，信息资源本身也可以转化为强大的物质力量。在信息资源的研究中，主要包括信息资源的涵义、信息资源的类型与特征，信息资源提高经济决策水平、提高生产力、优化产业结构的功能，信息资源共享的前提——信息资源的有效配置及配置的机制，作为信息资源主体的信息产品的性质、生产过程、生产方式，信息生产力的相关内容。
3、信息市场的研究。
信息市场是作为信息形态独立存在的商品，在流通领域传递交流中形成的一种特殊流动方式，也是信息商品买卖双方进行交易或交流，使之扩散、应用、渗透到生产领域，转化为直接生产力的过程。在信息市场中我们主要研究信息市场形成的历史及其作用，信息市场的基本类型与功能，信息市场的基本特点及其运行机制，信息市场的价格水平极其运动变化规律。4、信息产业的研究。
信息产业被认为是信息经济学的核心内容。信息产业的研究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有巨大作用。这部分主要研究信息产业涵义、分类、产生过程与发展，信息产业的特征、作用，信息产业的历史、现状和发展前景，信息产业结构的涵义、形态、演进的特点和规律，信息产业结构优化的标准、基本思路和调节方式，信息产业的投入产出分析，信息产业与信息经济规模以及与信息产业发展相关的政策措施等。
5、信息化的研究。
信息化是当今社会的热门话题，什么是信息化，乌家培认为，信息化是信息活动(包括信息的生产、传播和利用等)的规模相对扩大及其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作用相对增大的过程，它是一种社会经济现象。从这个角度来讲，信息化一定要成为信息经济学的研究内容。信息化的直接作用在于提高生产效率和经济效益，可见，研究信息化的意义重大。
6、信息系统的研究。
信息系统按信息种类的不同可以分为经济信息系统、科技信息系统、社会信息系统等。而经济信息系统无疑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其他任何信息系统功能的发挥，都离不开经济信息系统的帮助。信息系统的研究主要也是侧重于经济信息系统，包括信息系统的产生与发展，国家、地区、企业信息系统的基本任务，信息系统的费用与效益的比较，对信息系统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评价和评价方法，信息系统的运行、反馈、控制、监督等有关理论。
参考文献
关键词：城市经济学；发展现状；未来展望
1.城市经济学概述
1.1 城市经济学的含义
城市经济学是研究城市在生产、成长、城乡融合的发展过程中的经济关系及其规律的经济学科。在现代社会，经济价值的实现成为城市发展的重要指标之一，城市经济学的研究也从单纯的经济研究扩展到与经济相关的其他领域中。发现城市产生、成长、城乡融合的规律、探求城市经济活动中各种生产关系，是城市经济学的主要研究目的。
1.2 研究城市经济学的意义
在生产力高速发展的今天，城市成为人类社会最主要的结构，城市发展的状况不仅决定着人们的生活质量，还决定了城市环境中的个体发展的可能。研究城市经济学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探求城市发展的规律以及生产关系，城市经济学研究的结果对引导城市的发展方向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除此之外，城市经济学研究的结果能够评价和预测城市的“生命力”，能够为我们选择生活环境提供帮助；另外，城市经济学的研究结果还有助于揭示城市生态发展中的自然与人类生活的关系，这与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的目的是一致的。要探讨人类生活与环境之间的互动的发展，就必须进行城市经济学研究。
2.城市经济学的发展现状
2.1 城市经济学的研究领域
城市经济学于上世纪中期成为西方工业国家社会研究的重点学科，城市功特殊功能区的划分使城市经济学开始对城市郊区化、都市化、城市发展的结构以及城市的区域特征进行研究；城市区域的不断扩大使得城市更新、城市土地利用、交通规划、对城市公共设施和城市环境建设进行研究也成为城市经济学研究的内容。到了20世纪晚期，我国开始对城市经济学研究加以重视，除了以上的城市经济学研究之外，全球城市经济学研究呈现出三个共同的特征：首先，由于城市的不断增长，由于社会生产生活造成的污染成为人类生活中的巨大问题，研究城市化和自然生态的协调成为城市经济学研究中的重要内容；其次，城市发展使人口流动加剧，进而引起城市就业、消费和人力资源利用等问题，这也是现代城市经济学研究的重要领域；最后，经济全球化发展带来城市文化的交流，使国际都市的发展对比和竞争力研究成为城市经济学研究中的热点内容。
2.2 城市经济学的研究方法
科学研究需要有严谨的研究方法作为指导，才能够在研究过程中保证研究手段和研究结果的客观性，才能够使科学研究为真实生活提供指导和建议，城市经济学也是如此。城市经济学的研究方法总结为两大类，一类是使用区位分析的方法，即对城市中的微观经济学的研究，例如对城市内部商业区的建设、居民住宅区的规划、城市设施建设等进行研究，此类研究常用问卷调查、访谈、个案分析、对比分析等手段进行研究；另一类是从宏观层面探讨城市经济问题，忽略城市内部的空间结构特点而将城市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研究，例如对城市人口发展的研究、生态问题的研究、资源利用的研究等，此类研究多应用各种元分析方法对研究目的进行探讨。无论采用何种路径和研究方法，城市经济学研究方法的原则始终是：客观、严谨、适用。
2.3 城市经济学研究的结论
我国城市经济学研究发展至今，在城市经济学研究的各个领域上都得出了十分符合我国国情的结论，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在宏观的城市经济学研究中，研究城市化进程中的道路与城市圈进化问题，认为城市圈和城市发展以道路的形成主要原因，这使得我国的道路建设一度成为城市发展中的重点内容；研究城市化和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发现我国经济结构发展的不均衡是导致城市发展不平衡的主要原因、得出了“城市化与经济发展之间的互动性是建设现代化城市之根本”的结论；探讨城市化水平的测量问题，发现城市常住人口量是城市化测量的重要指标；在微观的城市经济学研究中，解释城市经营管理中的问题，所得的结论包括不同城市区域的土地使用和经营管理权力划分对城市发展起到关键作用、城市规划应遵循艺术性和科学性的原则、城市生态环境建设对城市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进行城市生态重构、发展“城中村”等行为对城市发展的促进作用、城市建设规模失控、土地资源枯竭、地方保护主义盛行和加重企业负担会影响城市的健康发展等。
2.4 城市经济学发展中出现的问题
很多社会学领域都存在理论研究与社会实践脱节的问题，这也是城市经济学发展中出现的最主要问题。首先，城市经济学理论研究始终是薄弱的，很多研究结论是基于当前城市发展状况的，因此，当城市行政管理人员将城市经济学研究结果搬用到城市管理上的时候，研究结果对城市发展并不能起到十足的促进作用，对城市经济学研究结果的否定和忽视就此产生，这在城市经营当中尤为明显。不恰当的城市经营观也是城市经济学应用中的弊端：有人将城市视为超企业的经济实体，进行城市产业发展和建设发展的经营比比皆是；还有观点认为城市经营就是经营城市者通过创造、提供有价值的城市产品以满足城市消费者的需要和欲望，这成为城市经济发展和文明发展的主线，这实际上是不符合城市经济学研究结论的，“畸形”的城市也因此产生。
3.关于城市经济学的未来展望
3.1 城市经济学的研究领域将进一步细化
追求城市经济学研究的前瞻性，使城市经济学研究结果具有“预测”功能，能够在城市发展的过程中起到指导作用，规避城市发展的风险，是目前城市经济学研究的主要目的，这就意味着城市经济学的研究领域将进一步细化。除了继续在目前的宏观城市和微观城市的研究路径中继续发展之外，探索文化发展与城市发展的内在机制，解释城市发展、文化发展、经济发展之间的因果关系是以后城市经济学研究的重点内容。社会文化的发展与社会经济的发展是相辅相成的，不同城市的文化风格不同，经济发展状态不一，城市发展历程必然有区别，城市发展趋势也不相同。无论是在宏观城市经济研究还是在围观城市研究领域，将城市经济研究细化到探讨文化元素方面，将对预测城市发展以及为城市发展提供预测性建议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3.2 城市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创新
采用问卷调查、实际访谈等方法进行微观的城市经济学研究，采用对比研究、文献分析等方法进行宏观的城市经济学研究，仅能满足目前的城市经济学研究要求，在未来的城市经济学研究过程中，研究方法的创新是十分必要的。为了使城市经济学的研究结果具有前瞻性的作用，进行跟踪调查、进行不同年代的城市发展总相比对研究、探求城市发展的共性，进行空间上的横向对比研究，是模拟化的“实验研究”方法，这能够为城市经济发展提供预测性的研究结果。另外，在城市内部的不同区域进行对比性的实验研究也成为可能、进行试点性的城市发展行为研究成为以后研究的主要方法，这些创新性的研究方法的使用，都能够为城市经济学研究提供动力。
3.3 城市经济学研究结果作用范围更广
现代城市发展受到全球信息化和知识经济发展的影响，便捷而快速的信息交流不仅使城市经济学的研究手段更加先进、研究更加高效，也使得研究结果的作用范围更加广泛。在信息化的支持下，针对一个城市的发展研究结果会很快被其他国家和城市经营者接收到，比对当下城市发展的状态，并采用其他国家和城市经济学研究的结果继续完善城市发展和建设的手段，成为城市经济学研究结果的作用方式之一；另外，跨国公司已经成为当前大多数城市的经济发展动力之一，这使得城市经济学的研究结果从单纯的“对政府经营城市提供帮助”逐渐发展为“为相关经济体的发展提供帮助”，跨国公司和连锁企业的发展也需要借助城市经济学研究的结果，这也是城市经济学研究作用范围扩大的表现。
3.4 城市经济学研究受到政府大力支持
城市经济学发展对城市发展、社会文化发展、经济发展乃至自然生态发展的重要影响，使世界各国和各级政府更加重视对城市经济学研究本身的建设。我国确定城市经济学的二级学科地位，允许全国各高等院校设立城市经济、城市管理等本科专业、大力发展城市经济学研究生教育，在条件具备的大学和城市，设立城市经济学博士后流动站、将城市经济学的学科重点基地建设纳入教育部哲学人文社会科学重点基地设规划中就是政府大力支持城市经济学研究的表现，随着城市经济学研究的不断发展，政府对城市经济学研究的投入将不断增多，城市经济学在社会科学中的地位，将逐渐由边缘学科向学术研究的中心靠近。
结语
综上所述，城市经济学研究是社会科学研究中的重要领域，城市经济学研究在内容、方法上都在不断发展，即使城市经济学研究还存在一些问题，但研究结论已经为我国城市发展起到帮助，除了城市经济学本身的不断发展进步之外，政府对城市经济学研究的支持，终将使城市经济学发展成为我国社会科学的核心内容，城市经济学研究也将为我国乃至全球城市发展起到指导作用。
参考文献：
【关键词】 空间计量经济学，空间依赖，空间异质
空间计量经济学是计量经济学的一个分支，是处理地理单元（ 或由网络连接的个体） 之间空间相互作用效应的学科，它着力解决空间依赖与空间异质两大主题。空间依赖是某一空间单元与其他空间单元的功能性关系，是空间过程与空间（ 行政区） 边界不一致的结果。空间异质是空间的不均匀性和复杂性，它在模型中体现为异方差、因空间变化的系数等。
经过近三十年来的发展，空间计量逐渐从边缘发展成为应用计量经济学与社会科学方法论的主流，被广泛运用至各个社会科学方面，包括社会学、犯罪学、政治学、经济学等。最近研究尤其关注经济学领域，涉及的内容包括空间溢出、城市发展和组群经济、贸易和经济增长等。
本文主要总结了空间计量经济学的涵义其发展过程，并对空间计量经济学的未来做了简要的预测。
一、空间计量经济学的起源与发展
1、空间计量经济学的起源
1979年，Paelinck和Klaassen出版了《空间计量经济学》，在《空间计量经济学》中，Paelinck和Klaassen全面论述了空间计量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研究内容与基本模型，从而标志着计量经济学的诞生。
一般认为，空间计量经济学起源有两个。一个是可以追溯到地理学的定量革命，这一阶段的代表性著作是Berry和Marble（1968）《空间分析》，并且出现了一些著名学者经典的论文。到20世纪70年代，一些定量的地理学家开始研究空间模型的估计问题。第二个起源源于区域科学和区域经济学、城市经济学的工作，他们把空间效应纳入到模型中。
萌芽期的空间计量经济学研究，主要集中于以莫兰指数（Moran's I）检验方法为主的空间相关性检验、空间计量模型的设定、空间计量模型的基本估计、模型的识别以及模型的识别检验等问题。20世纪80年代，大量的学者关注模型的识别和模型设定的检验，这一时期学者提出了许多不同的模型设定检验的方法，比如Anselin（1984，1986）提出的非嵌套假设检验。这一时期还出现了空间计量时空模型的初步研究，其中最重要的内容是关于时空模型设定方面的研究，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空间似无关回归模型方面的研究。
2、空间计量经济学的发展
20世纪90年代是空间计量经济学的迅速发展阶段。与第一阶段相比较，这一时期的空间计量经济学研究范式逐步正规化、严格化，尤其对模型估计量渐进性质的证明方面。这一阶段利用各种检验和估计方法对有限样本性质进行了深入地研究。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广泛应用的模拟实验方法也为有限样本性质的研究提供了有效的工具。这一阶段在空间计量经济学模型的设定、估计和检验方面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在模型的设定方面，这一时期出现了新的模型设定形式，如空间误差分量模型。在空间计量模型估计方面的进展可分为两个方面，一方面表现为极大似然估计方法在计算速度上的技术改进，另一方面表现为其他估计方法的应用，如贝叶斯方法在空间计量模型中的应用、蒙特卡罗模型（MCMC）和吉布斯抽样在模型中的应用。在空间检验方法的研究方面新进展包括：考虑空间相关性与异方差同时存在情况下的空间相关性检验，稳健形式的LM检验统计量，针对不同模型的莫兰指数统计检验方法的扩展等。随着空间计量经济学广泛应用于实证研究，各种统计、计量软件应运而生，已有的统计计量、软件都相继增加了对空间统计的软件包。
进入21世纪后，空间计量经济学作为一种主流的应用计量经济学研究方法被广泛认可。这一时期，空间计量经济学不仅应用于城市经济学、区域经济学、房地产经济学、经济地理学等领域，而且被广泛应用到劳动经济学、能源经济学、环境经济学、产业经济学以及国际贸易等传统领域。空间计量模型估计方法进一步深入。空间计量经济学的模型设定也得到进一步地发展。
进入21世纪以来，空间计量模型检验方法的理论研究进入了成熟期，其标志是为了检验和诊断空间计量模型的各种误设情况进行的LM检验有了突出的进展。空间经济预测研究一直是空间计量研究较弱的领域，21世纪以来取得了较大进展，代表性的研究是基于面板数据模型的空间预测研究。
总而言之，这一阶段空间计量经济学发展迅速，在应用计量经济学领域的地位得到了普遍地认可。这一时期，一些主流的经济学和计量经济学杂志开始刊登关于空间计量经济学的论文，主流计量经济学教材增加了对空间计量经济学进行专门介绍的章节。空间计量经济学从边缘逐渐走向主流。
二、空间计量经济学的未来趋势
经过近三十年的发展，无论在理论研究还是实证研究方面，空间计量经济学都有了非常大的进步，但仍然存在着诸多不足，这些不足之处是空间计量经济学未来的发展方向。
其一，空间权重矩阵的设定。空间经济学处理空间效应的主要方法是通过空间权重矩阵来描述。然而，在目前的文献中，空间权重矩阵的设定几乎都是基于作者的主观判断，且没有一种固定的评判标准。因此，如何较为准确地设定空间权重矩阵、检验空间权重矩阵的有效性是空间经济学未来的发展方向之一。
其二，非线性模型和限制因变量模型的空间效应设定。目前的文献大多关注了线性模型的空间效应问题，而较少涉及非线性模型或限制因变量模型。然而，在现实的经济运行中，变量之间的非线性关系比比皆是。这就需要学者们更多地考虑除线性以外的模型空间效应问题。
[关键词] 贸易经济学 内容体系 构建
一、贸易经济学存在的必要性
贸易，就是商品的买卖活动；贸易经济，就是商品买卖活动所表现出的总体特征；贸易经济学就是研究贸易、贸易经济运行与发展规律的一门学科。由于种种原因，一些人对贸易经济学存在的必要性还持怀疑态度。其实，贸易经济学存在的必要性与我国商品交易市场存在的必要性一样，完全是由我国的国情决定的。
建设贸易经济学科，其主要功能是纠正和解决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伟大实践的背景下人们对贸易、贸易经济存的偏见和错误认识。比如，一些商人、企业家，为社会经济的发展作出了很大贡献，却同时否定、看不起自己的工作；买卖双方在交易完成后并没有认识到这是一个对双方都有利的双赢结果，因此没有相互尊重和感恩的感觉和想法；一些学者对贸易经济的研究不屑一顾，等等。这些种种错误认识，已经使得理论工作者的贸易经济研究总体水平不高，必然会对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产生不利的影响，因此需要高水平的贸易经济学著作应运而生。
二、已有贸易经济学内容体系的落后性
贸易经济学教材是贸易经济研究水平的集中反映，也是传播贸易经济理论的重要渠道。我国已有的贸易经济学教材对贸易经济理论研究、传播和经济实践曾经起到了不可否定的作用，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其落后性也越来越明显。概括地说，这种落后性表现为三点：老，少，矛盾。
老，就是说已有贸易经济学教材的内容没有反映经济学最新发展。与时俱进，是对学科发展的重要要求。贸易经济学是经济学的一个应用分支，应该跟上现代经济学的最新研究水平。已有的贸易经济学教材大都是上世纪90年代出版的，在内容的选择和编排上显得陈旧。
少，就是说贸易经济学相关教材和专著都很少，以贸易经济学命名的教材只有几本，流通、商业领域的专著和教材也少得可怜。
矛盾，就是说有的贸易经济学教材的内容前后矛盾，降低了贸易经济学的科学性。有的教材在开始出版时完全以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为基础，比如对价值的劳动理解，对交换的等价理解等，而后来再版时为了体现教材的时代性，加进了一些现代经济学的内容，结果，书中出现两种范式矛盾的痕迹。
三、贸易经济学新内容体系的构建
1.构建贸易经济学新内容体系的基本要求
新的贸易经济学内容体系应尽可能做到以下四个体现：
(1)明确贸易与流通、商业的区别，体现贸易经济学的独立性。
(2)以现代经济学为基础，体现贸易经济学内容的时代性。
(3)以贸易经济的界定为基础展开，体现贸易经济学内容体系的逻辑性。
(4)以贸易的历史和现实为背景，体现贸易经济学的文化特色。
2.贸易经济学新内容体系的大致安排
作者在自己教学研究的基础上，对贸易经济学的内容体系作了以下安排：
第一章，绪论――贸易、贸易经济和贸易经济学。
第二章，交易。
第三章，市场营销。
第四章，消费者行为。
第五章，市场结构。
第六章，批发。
第七章，零售。
第八章，贸易技术。
第九章，贸易集聚。
第十章，区域贸易。
第十一章，贸易文化。
第十二章，贸易政策。
关键词：课程内容；社会转型；经济发展
中图分类号：G642.7/F01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08）16－0206－02
作为现代经济学的重要研究领域，劳动经济学是理论性较强的应用经济学，是一门研究劳动力市场中劳动的人的学问。自哈尔滨商业大学劳动与社会保障专业2003年招收本科生开始，劳动经济学就是劳动与社会保障专业课中的专业必修课，为劳动与社会保障专业的相关专业课程提供劳动经济理论基础，并从应用经济学的角度有利地支持着这个专业的发展。
当前，由于经济社会的双重转型，中国的劳动力市场形势正在发生变化；经济学的分析方法也在不断深化。反映到课程内容，就要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在系统地阐述西方劳动经济学基本理论的同时，让学生在理论上明确劳动经济学的学科发展方向；在应用上引导学生思考我国劳动经济领域的现实问题，为学生了解经济发展的规律和劳动力市场的实践服务。这既是社会转型时代的强烈呼唤，也是学科自身发展的迫切要求。
一、立足于问题研究
中国经济发展一直面临着庞大的就业人数及社会保障的双重压力。值得关注的劳动经济问题很多。
（一）从宏观层次来看待劳动经济问题
1.经济结构转型与劳动力市场的调适问题。经济转型主要是指经济结构的整体性变迁过程。经济转型必然引起与原有经济结构相配套的规则与程序不同程度的失效，而新经济结构要素的生长亟待制度创新来促进和保障。为了扭转高速经济增长所造成的失衡状态，在经济发展目标已被社会发展目标取代的过程中，劳动力市场如何与各种新的经济结构要素协调发展；劳动力市场如何消除劳动力短缺与劳动力闲置并存的局面；这都应包含于劳动经济学的课程内容之中。
2.经济政策与就业形势以及经济发展的相互关系。由于中国社会的多元经济并存，社会结构的全面转型必然对就业产生巨大的影响并使劳动经济问题更趋复杂，如市场经济的发展促进了劳动力的流动，加强了社会对劳动力流动的关注；和谐社会的推进提升了劳动的自主地位，弱化了劳动对资本的依赖；劳动政策对市场经济的适应、支持与矫正功能，对政治的维护、监督与批评功能等等，也应是劳动经济学课程的重要内容。比如，凭借“廉价而丰富”的劳动力资源，中国曾经是“全球供应链”中的“世界工厂”。但是，随着经济现代化和工业化最初目标的实现，政府正在努力缩小收入差距，主要城市的最低工资标准都在上升。从今年7月份开始，深圳市把经济特区内的最低工资标准提高到每人每月1 000元人民币[1]。这样的经济政策将给劳动力市场带来很大的变化。
（二）从微观层次来看待劳动经济问题
1.劳动力的需求结构与输出结构的冲突。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技工荒”仍大量存在；熟练工人到处都是，工厂是买方市场的观点现在得到扭转。在广东，各家工厂不得不以两倍或三倍的工资吸引工人。然而，随着工资的增长，工人们却没有以过去的速度从农村涌入城市。
2.劳动力供给数量和劳动力需求数量的矛盾。1978年实施的计划生育政策导致的劳动力供给偏紧已经显现。目前，每年新增的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已经呈现下降的趋势[2]。我国的劳动力无限供给的局面行将结束，劳动密集型企业面临着劳动力短缺的现实，必然带来劳动力成本的提升，产业结构升级比人口红利期长势必对经济发展产生不利影响。
这些现实的问题，都是有中国特色的劳动经济问题。应该说，劳动经济学的问世就同工业革命引起的欧洲社会急剧转型、劳动经济问题层出不穷的时代背景密切相关，也正是对这些劳动经济问题的研究，使各国劳动经济学找到了自己的学科生长点。由于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渐进式的改革又是我国所独有的，随之而来的各种新劳动经济问题也有着不同于西方的特点，很难用西方的理论体系来完全说明。因此，劳动经济学的课程内容应该关注这些特殊性。
二、着眼于学科发展
“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的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来的”[3]。我国当今的社会转型也为劳动经济学的学科发展提供了许多机遇。这些机遇除了表现在社会结构转型使劳动与经济的互动关系出现了一系列新变化，引发了一系列新问题，为劳动经济学的研究提供了一系列新课题以外，还表现在为劳动经济学的特色打造与方法整合提出了新要求。劳动经济学的课程内容应关注这些新要求。
（一）关于“中国特色”的打造
1.“中国特色”包含着“本土化”的内容。劳动经济学自产生之日起，就具有明显的本土化特色，欧美各国劳动经济学的发展都有一个本土化的过程。我国劳动经济学自恢复重建以来，学科的建设与发展也是围绕“本土化”特色展开的。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末期，我国学者着重研究我国计划经济时期和经济转轨变型初期劳动经济理论和一些政策；近十年来，重点已经转移到市场劳动经济学的理论和实践上来。致力于“本土化”，是获取学术独立地位、实现学术社会价值的要求。
2.“中国特色”比“本土化”内涵更丰富。“中国特色”至少包括以下几点:在课程建设的指导思想上，要以的经济学观点为指导，把现代西方经济学观点与我国当前的劳动经济改革实践相结合在学科发展的方向上，把立足国情与面向世界、关注现实与经典理论相结合；在学科发展的内容上，要充分考虑中国劳动与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与复杂性，把统一性与多样性、民族性与国际性结合起来。提倡“中国特色”有利于克服“本土化”过程的片面性与狭隘性。
因此，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劳动经济学的课程内容，只有坚持以经济学观点为指导，从研究现实的各种劳动经济问题出发，按照各种问题自身形成、发展与解决的逻辑顺序，进行深入地实证性研究，理清其脉络，分析其原因，揭示其规律，探索其解决对策，逐步积累起研究需要的本土性资料，才能在此基础上提炼出具有中国特色的劳动经济学知识体系，才能将劳动经济学的研究真正植根于中国现实的土壤，才有可能生发出具有中国特色的劳动经济学理论。但是，在突出中国问题研究的同时，要防止片面化倾向，应面向世界，继续有重点地翻译、介绍和评价外国的研究成果，反思国外的理论在中国的适用性，增强同国际劳动经济学界对话的能力。
（二）研究方法的整合
研究方法的整合与创新往往是社会科学发展的突破口，研究方法的整合关键在研究视角的转换。对于社会转型期的劳动经济学，其研究方法正在实现如下两个转变。
1.从封闭的研究视角转向开放的研究视角。开放化是时展的大趋势，这种趋势也反映在学科的研究方法上。从劳动经济学发展的历程看，二战后，美国劳动经济学的迅速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就得益于跨学科的合作，尤其得益于对社会学、社会心理学、文化人类学、经济学与政治学等学科的理论及研究方法的吸收。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的我国劳动经济学，同样应以开放的心态广泛借鉴和移植其他社会科学、甚至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以促成本学科的繁荣与发展。
2.从综合的研究视角转向分化研究的视角。重视分化研究也是劳动经济学发展的一大取向，更能反映劳动经济学研究的新趋势。其实，日趋复杂的劳动经济现象需要研究者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层面去分析和认识。
此外，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劳动经济学课程体系，要充分考虑我国人多地广发展不平衡的国情，综合运用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相结合、综合研究与分化研究相结合等方法，开展多层次、多类型的劳动经济问题的微观研究与分化研究。
参考文献：
[1][日]内堀敬则.“中国制造”不再是破坏价格的根源[N].参考消息，2008-07-01.
[2]成靖.城市化进程中的农民工问题刍议[J].江西蓝天学院学报，2007，（4）.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60.
The Research on Courses Construction of Labor Economics in Social Transition Period
DENG Yong-hui， CHEN Shu-jun
（Harbin University of Commerce，Harbin 150028， China）
家庭经济学的出现扩大了经济学家的视野，同时也将人们的视线重新拉回到经济的微观基础——家庭。家庭的经济功能，家庭的经济性质以及家庭制度的演化过程，都是值得探讨的问题。中国经济正在面临着转型，这是一个现代化的过程，许多民营家庭经济在这个过程中发挥了基础性的作用。中国的家庭与西方的家庭在功能、结构、性质上都存在着不同，因而现代化过程中的中国家庭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观察对象，值得进一步研究。但是国内经济学界目前对这个问题并没有作有深度的分析，因此本文将试图对这个问题作一个最初步的探讨，进行文献的梳理工作。
对家庭的研究，无论是经济学还是社会学，西方学者的论述都更充分些。他们从西方国家现代化过程中的家庭制度演化角度入手，对核心家庭的性质与功能进行了分析，其中集大成者是1992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GaryBecker。Becker的获奖传递了这样一个信息，即新家庭经济学已经被主流经济学所接纳。Becker用新古典主义的方法分析了家庭行为被认为是具有开创意义的。
中国经济正处于转型时期，中国正在加紧现代化的脚步，这个大社会背景使得中国的家庭结构，家庭功能正处于急剧变化之中。一方面，现代化的冲击使中国家庭源远流长的家文化受到强烈冲击，另一方面，中国特定的家庭结构和家庭文化，使得中国的民营经济发挥了强大的功能性作用，灵活而又有很好的适应性，顺应了中国经济发展。
本文的目的就是通过发展经济学、比较经济学和制度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将中国家庭的经济性质，和它在中国经济转型过程中所起的作用进行一个简单的回顾和评析，发现其中一些结论性的问题。
2.目前国内外的研究现状
家庭从其经济性质和功能上来说是生产的组织和机构，是一种经济制度，这一点是由Becker揭示的(1981)[贝克尔：《家庭论》，1998年第一版，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年。]。社会学研究家庭的起源和演化，而经济学对家庭的讨论中更多的是从家庭生产、家庭消费和家庭保险这些方面来论述。分析方法有新古典分析法(Becker)，交易成本法(Pllak)，制度分析法(Ben-Porath)等等。
国内对这方面的论述比较少，对中国家庭的经济性质研究往往和家族制企业相联系。
2.1国外研究现状
2.1.1关于家庭的论述
“经济学”一词起源于希腊语中的OIKOS，意为家庭。但是家庭作为经济学词源意义上的鼻祖和社会的细胞却一直徘徊在经济学殿堂的大门之外，并没有被纳入传统经济学的研究范围之内。长期以来，个人与企业在微观经济学的研究中被当作是市场活动的两大主体而充分重视，并在此研究基础上发展出了一整套完整而严密的经济学理论。家庭的行为和偏好被笼统地细化为个人的行为和偏好，而家庭内部的问题更是被经济学家当作是非市场问题或者是社会问题而一笔带过。在贝克尔之前虽然也有学者注意到了这个问题，但是因为缺乏严密的论证或者强有力的方法论支撑而只能一再搁置。
1976年，Becker发表了《家庭行为的经济分析》(芝加哥大学出版社)，这是他对后来所谓的“新家庭经济学”理论的首次完整阐述，以后，他又出版了一部更加综合的著作《家庭论》(哈佛大学出版社，1981年)。这本被公认为新家庭经济学的开山之作中译本只有短短400页，但却有着十分重要的理论和实际上的意义，它意味着家庭也作为一种社会经济组织而得到了重视。
Becker后，家庭经济学的思想星火燎原，许多经济学家把兴趣和好奇心放到了家庭经济的研究上，其中比较著名的经济学家有：N.Tomes、 KevinMurphy、RobertHauser、RobertA.Pollak、Chiappori、Rosenzweig和YoramBen- Porth等等，他们分别对家庭的性质、家庭的内部分配以及利他主义等不同的方向进行了不同的研究。
Becker用新古典主义的方法把家庭的功能分为生产、消费和保险三部分。家庭就像企业一样，夫妻双方通过订立一份把他们长期结合在一起的契约，避免了交易费用，降低了生产成本。同时家庭成员之间彼此了解、互相信赖，这就大大减少了监督和管理费用。因此家庭也就变成了一个有效率的经济单位。
YoramBen-Porath从身份确认的角度分析了家庭交易的特征。他认为家庭也是一种制度，家庭中存在着明显的财产权转移现象，因此，家庭和市场一样也是交易的场所[YoramBen-Porath:TheF- connection:Families,andFirmsandtheOrganizationofExchange，PopulationandDevelopmentReview，1980.3.]。与市场不同，家庭契约最主要的特点是家庭关系嵌入于一群身份确定的合作者之间，失去了这种身份上的确认，也就失去了家庭契约的意义。在契约结成之后，为防范风险，人们通常选择的做法是进行保险，而保险恰恰是市场失灵的经典解释和家庭契约的可能优势。虽然因为存在着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无论是保险还是家庭契约，都不能100%地防范风险，但是，两者都至少说明了身份确定的必要性。
Pollak的观点是把家庭看作是一个组织，有其自己的结构，特别是把婚姻看作一个“治理结构”。 [RobertA.Pollak:ATransactionCostApproachtoFamiliesandHouseholds,JournalofEconomicLiterature,Vol.XXIII(June1985),pp.581-608.] 因此他对家庭生产和保险的分析是从交易成本出发的。他认为，家庭生产的产品有些可以市场化，有些不能市场化，不能市场化的产品提供的就是保险功能。尽管保险可以从市场中获得，但是由于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的存在，市场上的信息不对称和机会主义没有办法消除，即使政府有强制的标准。而家庭治理在其经济行为上的的优势表现在激励、监督、利他和忠诚四个方面。
2.1.2关于中国经济中家庭的作用
随着现代经济学的发展，经济学家越来越关注复杂的经济指数计算和完美的经济模型构建，这使得经济学背离了它的原初动机——面向人类的生活和现实。阿马蒂亚·森认为，现代经济学的伦理不涉现象已经成为主流，它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经济学与伦理学的疏远；经济人与道德人的分裂；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隔离。
其实，经济学有两个根源——一个是与纷繁复杂的计算和模型相关联的“工程学”方面的内容，另一个则是与人类现实生活和幸福相关联的“伦理学”方面的内容，而当今，无论是微观经济学还是宏观经济学都表现出了倾向于第一个方面内容的研究，而忽略了经济学诞生之初就肩负的“经世济民”使命。“现代经济学的不自然的‘无伦理’特征与现代经济学是作为伦理学的一个分支而发展起来的事实之间存在着矛盾”。从传统的伦理学家和经济学家那儿，我们看到了经济学与伦理学自古以来就存在的姻联，而如今，随着实证主义主导地位的确立和巩固，现代经济学与伦理学走的越来越远，森叹息到：“随着现代经济学与伦理学之间的隔阂不断加深，现代经济学已经出现了严重的贫困化现象。”这的确是经济学的困顿，也是伦理学的悲哀。
经济学与伦理学的疏远使这两门学科在各自的研究领域中对“人”的界定也出现了分裂，由此，“经济人”和“道德人”成为了毫不相容甚至对立的两种人性。在经济学的假设前提中，人被定义为永远只做理性选择的“经济人”，他的最重要特征就是自利，经济学理论在这个“经济人”的假设前提下进行各种经济模型的构建和研究。在森看来，对“经济人”的理性假设有它的合理之处，因为“其他任何非理性的特殊类型的假设可能会导致更多的错误”但问题在于，这种遵循“选择的内在一致性”、“自利最大化”和“一般最大化”的理性人，并不是经济学本来意义上所要表达的经济人，森说，经济学上对人的理性的狭隘规定其实是对斯密理论的曲解所造成的。许多经济学家都喜欢引用斯密关于肉商、酿酒商和面包商的论述来说明人类行为的“自利”本质。其实，当我们重新审视斯密关于理性人的思想时就会发现，斯密要说的恰恰是不能满足于把经济拯救建立在某一种单一的动机上。渗透在他文字里更多的是作为一个人，他的同情心和慷慨心的融合，主体情感与旁观者情感的统一。“斯密的理性人概念把一个人牢固地放在周边人群之中——放在他所属的社会之中。一个人的价值判断和行动都顾及别人的存在，个人并不是与‘公众’隔离的”。一个真正的理性人是既能考虑自身利益，又能站在“上帝”位置考虑整个社会正义的道德人。在这样的意义上，“经济人”与“道德人”本质上应该是统一的，然而，现代经济学则完全撇开了“道德人”这一方面，对“经济人”给予了狭隘的理性定义，这使得人类从此患上了滑稽可笑的“精神分裂症”并过着在经济领域和道德领域分裂式的生活。现代经济学对单纯的工具性价值的追求，而忘记了追求财富与利益的最终目的，使得经济学的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严重分离。经济学只做着研究怎样获取理论上的最大利益的工作，只做着指数计算精确的技术性工作，只做着让模型的变量越来越多而其本身越来越完满的工作。数字和模型摆在人们面前，但却很难改善人们现实的生活。其实，人的生活不仅仅是追求物质财富和自身利益，从某种意义上说，人们似乎更关心“一个人应该怎样生活”这个广泛的价值问题。森把它称为“伦理相关的动机观”。森认为，现代经济学直接假设了人类的目标，“人类的行为动机总是被看作是简单的和易于描述的”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分离让经济学的研究变成了单向的坐标，也使许多经济理论失去了应有的效力。其实，经济学“可以通过更多、更明确地关注影响人类行为的伦理学思考而变的更有说服力”
经济学与伦理学的分离不仅对经济学，也对伦理学来说，是一件非常不幸的事情。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现代经济学会出现伦理不涉，远离原点的“贫困”现象？为什么社会生活中形形的经济现象只引起了经济学家们从收入、财富和单纯的数字方面去研究它们？为什么哲学家、伦理学家进入不了主流经济学领域，获得一席之地，拥有发言权？种种疑问揭示出一个重要的问题——视角。正是由于经济学分析视角的单一，才使得经济学与伦理学的分离，得出结论的偏狭。面对这个问题，阿马蒂亚·森提出了一个宽泛的评价标准视角。
2自由视角下的发展
2.1自由、可行能力、发展
在森的经济学理论框架内，自由是个很重要的概念，森所界定的自由概念，和亚里士多德对生活质量的论述以及亚当·斯密关于生活必需品的论述有异曲同工之处。而森在论述他的自由观时，又强调了“可行能力”这一概念。在森看来，自由是一种实质意义上的自由，即享受人们有理由珍视的那种生活的可行能力。这里，一个人的可行能力指的是“此人有可能实现的、各种可能的功能性活动组合。”而所谓“功能性活动”则来源于亚里士多德，它“反映了一个人认为值得去做或达到的多种多样的事情或状态。”更具体地说，实质自由包括免受困苦——诸如饥饿、营养不良、可避免的疾病、过早死亡之类——基本的可行能力，以及能够识字算术、享受政治参与等等的自由。这样看来，可行能力是一种自由，过有价值的生活的自由。
“国民经济学”这一学科在国内外有着不同的学科渊源。在国外学术界，国民经济学与经济学区别不大，目前研究的主要对象都是稀缺资源的有效配置问题，英美等国家习惯将其称为“经济学”，德国及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则将其称为“国民经济学”。亚当·斯密1776年的《国富论》可以看作国民经济学的先驱之作，现有中译本文献中可以查到的直接以国民经济学为名的西方经济学专著主要是非英美学者（特别是德国学者）所著，如1915年翻译出版的日本学者津村秀松所著《国民经济学原理》、1914年翻译出版的德国学者傅克斯所著《国民经济学》、1938年翻译出版的德国学者狄尔所著《国民经济学原理》等。在国内，国民经济学学科发端于国民经济计划学，该学科最早由中国人民大学创办于20世纪50年代初期，当前，“国民经济学”是经济学门类中“应用经济学”一级学科下设的二级学科，是一门关于国家经济是怎样运行和应当如何管理的学科，从宏观、战略的角度来研究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问题，并对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进行预测与规划。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学科建设的快速推进，国民经济学的新理论、新体系不断涌现。考虑到“保留并发展国民经济学可能是中国经济学的特色”“国民经济学也许是中国经济学（体系）发展的一个特色点、突破点、制高点”，我们有必要停下来思考国民经济学的学科建设还存在哪些问题，以及中国国民经济学学科未来应该如何发展。诚如林木西所言，“国民经济系统是一个多部门、多地区、多环节、多层次相互交织，诸多子系统相互交错，多目标、开放性、动态化的巨系统”。面对这样一个庞杂的大系统，在国民经济学学科建设过程中，由于不同学者的学术旨趣和侧重点有所不同，衍生出一系列的学科建设困境和难题，亟须加以突破或化解。
纵览现有文献，可发现不少学者已经注意到国民经济学学科建设面临的尴尬或困境，并初步提出了一些解决之道。可大致将现有文献分为如下两类：（1）关于国民经济学学科面临的尴尬或困境。刘瑞指出，国民经济学学科建设面临“国内外学科性质不同”“国内学科分工不明确”“国内学科专业同行不同语”等三大尴尬局面。顾海兵、齐心认为，国内学界对“国民经济学”的理解要么过窄、要么过宽，需要进行必要的折中处理。王廷惠认为，国民经济学学科发展过程中存在研究对象分歧、学科体系不一、学科特色不足、学科边界模糊等一系列问题。（2）关于完善国民经济学学科的建议。和云建议，国民经济学学科建设过程中应处理好“规范性与特色性”“本土化与主流化”“国民经济学与其他经济学科”等三对关系。林木西认为，国民经济学的学科渊源与其从国外寻找不如从自身挖掘，其学科边界、研究对象与其同其他学科去比较、界定，不如靠自己的努力和创新。花冯涛则建议，一方面要处理好国民经济学与经济学、西方经济学（尤其是宏观经济学）的关系，另一方面在研究的核心内容上，要着重强调国民经济学的宏观特性与中国现实国情相结合。
纵览现有文献，可发现它们还存在如下不足：第一，现有文献所提炼的国民经济学学科所存在的问题尚缺乏哲学方法论层面的反思，从而影响了对相关问题的深入把握；第二，现有文献所提出的化解之道仍有“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之嫌，缺乏优化国民经济学学科建设的系统解决方案。为此，本文选择以科学哲学家拉卡托斯（Lakatos）的“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为基本工具，对国民经济学学科建设面临的“四大困境”展开具体剖析，在此基础上提出进一步完善国民经济学学科的路径选择。
二、学科建设面临的“四大困境”
1.困境之一：理论内核缺乏
按照拉卡托斯的“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可将一门理论的研究纲领分为“硬核”和“辅助假说”，“辅助假说”围绕“硬核”形成了一层层外围保护带，“正是这一辅助假说保护带，必须在检验中首当其冲，调整、再调整、甚至全部被替换，以保卫因而硬化了的内核”。简言之，研究纲领的硬核或内核即“一组关于该学科在研究过程中需要遵守的规则”，拥有坚硬的内核是一门理论具有生命力的标志之一。一般认为，拉卡托斯的“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可对一门理论进行细致的结构分析，进而可包容波普尔的“证伪主义”和库恩的“范式”概念。国民经济学内核是关系到国民经济学学科建设的关键问题。不可否认，国民经济学学科的研究内容较为多元化，与较多的经济学分支乃至社会科学分支有着丰富的理论“接口”，这是其学科外延较广的体现之一。举例来说，在与国民经济学并列的应用经济学学科中，产业经济学拥有“产业组织理论”这一内核，国际贸易学拥有“比较优势理论”这一内核，绝大多数经济学分支学科都有各自明确的理论内核。然而，国民经济学学科发展至今，仍然缺乏一以贯之的理论内核和贯穿研究体系的那根“红线”。正因缺乏明确的理论内核，且存在较为宽泛的研究体系，容易给人留下一种印象：“国民经济学是个筐，什么东西都可以往里装”。进而言之，在国民经济学学科建设过程中应该捍卫和坚持什么、调整和改变什么，往往就成为不清不楚的问题了，从而必然会影响学科体系的完善和发展。一句话，理论内核不明确严重地影响了国民经济学“研究纲领”的活力和生命力。而当一门学科缺乏自身明确的理论内核时，便存在着被其他学科同化的可能。
2.困境之二：外围保护带庞杂
一门学科的外围保护带是将研究纲领的内核运用于现实世界所得到的种种具体的假说。在发展一门学科的过程中，需要结合现实数据或案例不断地对外围保护带进行证伪，通过不断地“去伪存真”，保留暂时没有被证伪的假说，进而形成围绕理论内核的一层层“保护带”。国民经济学的发展也不例外。然而，迄今为止，国民经济学学科体系的外围保护带仍然较为庞杂，甚至难以找到其系统而明确的理论假说。在厦门大学钱伯海教授历经多年构造的国民经济学学科体系中，财税机制与调节、货币信贷与金融调节、对外经济及其调节、国民经济总体模式及发展战略等内容始终存在，但逐步增加了对总需求、总供给、总供求平衡等相关内容的论述，进而将国民经济学转化为国民经济管理学。顾海兵、齐心认为，国民经济学包括国民经济方法论、国民经济统计学、国民经济信息论、国民经济预测学、国民经济政策论、国民经济地理学、国民经济模型论、国民经济生态学、国民经济军事学、国民经济人口学、国民经济法学、国民经济战略与规划论、国民经济社会学、比较国民经济学等。刘瑞指出，国民经济学的核心命题应该包括两大板块和三个层次，两大板块分别是“国民经济运行”和“国民经济管理”，“国民经济运行命题”包括“经济总量命题”（经济增长与发展、经济总供给、经济总需求）、“经济结构命题”（产业结构、区域结构、企业结构）、“经济平衡命题”（经济总供求平衡、经济内外部平衡）；“国民经济管理命题”包括“政府经济职能命题”（市场失灵、政府干预必要性、政府经济管理制度）、“宏观调控命题”（宏观调控目标与手段、宏观调控机制）、“社会经济发展战略与规划命题”（发展战略、发展规划）、“经济政策命题”（宏观调控政策、经济发展政策、经济规制政策）。（注：括号内的表述为第三层次）。林木西则认为，国民经济学的研究体系主要包括：国民经济系统（系统总体、系统结构、系统环境）、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分析、需求动力、供给推力、周期波动）和国民经济管理（管理目标、发展战略与规划、监测预警与综合评价、宏观调控、微观规制）。王廷惠指出，中国的国民经济学应该重点强调国家战略利益导向、国情与本土化语境，关注可持续发展。目前国民经济学的学科发展尚缺乏公认的外围保护带，学者们也缺乏对上述体系或框架的证伪或证实，使得在全国性的国民经济学方面的学术论坛或学术会议中，缺乏统一的交流语境和学术背景，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研究者“自说自话”的局面。这加剧了国民经济学成为经济学科中的“大杂烩”，必然影响国民经济学学科的发展和繁荣。
3.困境之三：学科边界不清
从一定意义上说，学科发展的交叉局面或许是不可避免的现象，并且跨学科发展是当代科学发展的一种必然趋势。然而，从经济学角度而言，如果没有明确的学科分工、学科边界不清晰，会严重地制约和影响知识积累的进程和效率。即便是跨学科融合发展，也应该是在学科高度分工、知识高度分立的背景下，当各学科的知识积累到一定程度之后的“二次融合”。纵览国内各国民经济学学位点以及国家级、省级重点学科所涵盖的研究方向可发现，国民经济学尚不能很好地体现出与区域经济学、财政学、金融学、产业经济学、国际贸易学等学科的区别。当前国内的国民经济学学科发展还没有为“二次融合”做好准备。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国民经济学不仅在研究内容上与上述诸多应用经济学学科的边界不清晰，而且与部分理论经济学学科的区别还没有被厘清，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
一是与西方国民经济学存在含义上的混淆。根据德国学者罗雪尔的看法，西方学者（尤其是19世纪以前）所言的“国民经济学”主要不是指国民经济学学科，而是指国家角度的经济学，是政治经济学的一个异体，甚至是政治学的一个部分。目前，德国的经济学分为国民经济学和企业经济学，美国经济学会对经济学的1—3级分类中尚不存在国民经济学学科，但美国经济学会的分类与国民经济学相关的有E类、H类、O类、P类。而在中国，国民经济学是综合运用各种经济学基本理论，分析和解决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的若干具体问题的经济学科。显然，中国的国民经济学是一门根植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本土化经济学科，在中国发展国民经济学学科，并非要传承与复兴德系国民经济学。也就是说，中国的国民经济学与德系国民经济学是不一样的“国民经济学”，不能因为名称相同而将它们混为一谈。
二是与政治经济学的关系不甚明确。有著名学者曾指出，国民经济学与政治经济学是一回事，甚至引用马克思的话来加以证明。不可否认，政治经济学是国民经济学的理论基础之一。然而，中国的国民经济学是从国民经济计划学转化而来，肯定需要运用包括政治经济学（德系国民经济学）在内的各经济学流派的基本原理和知识，同时在不少内容中还要吸收哲学、系统论、管理学、政治学、社会学等一切人类文明成果所提供的知识养分，这决定了不宜简单地将中国的国民经济学等同于政治经济学。按照目前中国经济学科体系的划分方法，国民经济学属于经济学门类中“应用经济学”一级学科下面设置的二级学科，而政治经济学则是“理论经济学”一级学科下面设置的二级学科，在这里的“国民经济学”与“政治经济学”显然不是一回事。
三是与宏观经济学的关系还不明朗。国内也有部分学者认为，可以在国民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之间画等号。不可否认，国民经济学的理论来源之一就是宏观经济学，甚至国民经济学只有紧密结合宏观经济学才能实现更好的发展，但国民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之间至少还存在着如下三大区别：（1）分析层次有差别。国民经济学可同时涵盖微观、中观和宏观三个层次的分析（虽然侧重于宏观领域），其分析广度要超过宏观经济学。（2）研究主题有差异。国民经济学重点分析经济制度问题、经济结构问题、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战略问题，不同于宏观经济学高度关注的经济总量及其决定问题。（3）知识构成有区别。国民经济学大量吸收了哲学、系统论、管理学、政治学、社会学等多学科的知识养分，而宏观经济学在吸收人类文明成果方面还没有达到这样的广度。与宏观经济学的分析视野和研究对象不同，国民经济学既分析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等社会再生产问题，也非常重视稀缺资源的有效配置问题；既分析经济发展中的产业关联问题，也格外重视不同区域的平衡发展问题。
4.困境之四：研究对象不明
关于国民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当前中国学术界还同时存在着宽派、窄派和中间派三种观点。宽派以钱伯海等为代表，认为国民经济学是以整个国民经济为整体，把政治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结合起来，既研究生产力，又研究生产关系，既研究国民经济运行质的规定性，又研究其量的规定性，还研究国家管理等上层建筑，以及社会产品生产、分配、流通和使用的全过程的一门综合性学科。窄派以李华、刘瑞等为代表，认为国民经济学就是国民经济管理学，是指广泛运用社会科学、自然科学、技术科学等多学科知识，研究宏观经济运行规律及其管理机制的综合管理学科，主要研究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对国民经济活动进行科学的决策、规划、调控和组织，如何保证整个国民经济的有效运行。中间派以顾海兵、齐心为代表，认为国民经济学应从属于应用（宏观）经济学、实证（宏观）经济学，是经济学一般原理与行政管理学及社会统计数据相结合的应用宏观实证经济学。从上述梳理可看出，迄今为止，“国民经济学究竟研究什么”仍然是一个有争议的话题。当然，这与前述该学科尚没有明确的理论内核和公认的外围保护带存在一定的关系。如果将国民经济学的理论内核明确下来，并将其外围保护带梳理清楚，那么，确立国民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将不再成为一道难题。
三、进一步完善学科的路径选择
1.以宏观经济学的“三化”（应用化、战略化、政策化）为基础，提炼理论内核
迄今为止，提炼国民经济学的理论内核仍然是一项重要且亟须完成的工作。有学者认为，国民经济学研究的核心内容是国家的宏观调控，计划、财政、金融等三种政策手段构成了宏观调控的三种主要手段，国民经济学应该比财政学、金融学等学科更为宏观。也有学者认为，市场与计划的关系理论构成了国民经济学的理论内核。作为从国家层面入手展开研究的经济学学科，其理论内核不能是具体的政策手段，因为具体的政策手段只是实现国民经济运行目标的途径，其本身并不能形成完整的逻辑链条；类似地，国民经济学的理论内核也不宜是简单的市场与计划的关系理论，因为这一理论尚不足以有效分析社会经济发展等更为宏观的国民经济主题。进而言之，国民经济学的理论内核只能从国民经济学系统中去寻找和提炼。这是因为：第一，国民经济学是一个复杂的巨系统。国民经济学这一巨系统具有开放性、动态化、多部门、多地区、多环节、相互交错、多层次、多目标等特征。第二，系统论是研究国民经济学的最佳手段。系统论是认识系统、剖析系统的最佳途径和方法。只有把握了国民经济学的系统总体、结构及其功能，才能明确其中最为核心的内容是什么、分析这一系统的基本思路和方法是什么，进而才能找到其理论内核、探索其理论结构。遵循上述思路，国民经济学的理论内核是宏观经济学的应用化、战略化和政策化。依据这一理论内核，国民经济学的核心任务是：主要运用宏观经济理论，结合经济学其他分支学科，甚至吸收一切人类文明成果，着力分析和解决国民经济发展过程中涌现的各种现实问题，并提出行之有效的发展战略和政策建议。
2.以基础理论运用于国民经济现实得出的具体假说为内容，明确外围保护带
为了明确国民经济学的外围保护带，需要将其理论内核运用于现实世界而得到种种具体的假说，然后不断地通过实证分析手段对之进行证伪，并不断对外围保护带进行调整、再调整，才能硬化国民经济学的理论内核。按照拉卡托斯的看法，在一个进步的研究纲领中，理论导致发现迄今不为人们所知的新颖事实，而在退化的研究纲领中，理论只是为了适应已知的事实才被构造出来。因此，为了使国民经济学成为一种进步而非退化的研究纲领，需要以宏观经济学的应用化、战略化和政策化等“三化”为主线，将其基础理论运用于对国民经济现实的分析和解释，得出国民经济学的系列命题和假说，构造其外围保护带的基本框架，并以国民经济学的主要理论驱动“新颖事实”的发现，从而不断完善国民经济学的学科体系及其结构。
3.以国民经济学与其他经济学分支学科之间的有效分工为原则，明晰与其他学科的边界
一是强化国民经济学与理论经济学之间的分工。国民经济学属于应用经济学，也因此，应该突出强调其“应用”色彩，强化该学科与理论经济学之间的分工。理论经济学的基本任务是提出并论证各种经济学理论，其中涵盖了各种经济学流派，如古典主义、、新古典主义、凯恩斯主义、货币主义、供给学派、后凯恩斯学派等等。而应用经济学的基本任务则在于合理运用现有的经济学理论，吸收和借鉴理论经济学中各个学派的养分，来分析和解决现实经济问题。为此，国民经济学的研究和分析不必过多地陷入流派之争，而应以“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为基本原则，选取经过事实检验、尚未被证伪的经济学理论去分析国民经济系统中的问题，并提出相应的解决之道。
二是优化国民经济学与应用经济学其他分支学科之间的分工。国民经济学应区别于应用经济学中的其他分支学科，如区域经济学、财政学、金融学、产业经济学、国际贸易学等。在这些学科中，区域经济学主要研究与区域发展、地区差异等有关的经济问题；财政学主要分析政府收支行为及其背后的动因与规律；金融学探讨货币资金的融通及其背后的基本规律；产业经济学定位于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之间的“中观经济学”，主要研究产业发展和演化动因及规律；国际贸易学则主要将（西方）经济学的一般原理延伸到“国际”范围，以便在全球范围内优化配置各种稀缺的资源要素。那么，国民经济学应该如何定位，以区别于现有的应用经济学学科呢？我们认为，国民经济学应该定位于“综合性、统领性、应用性的经济学学科”。也就是说，国民经济学作为一个“巨系统”，虽然其与其他经济学分支学科之间存在着广泛的“接口”，但该学科以宏观经济分析为基本领域，其视野更宽、研究对象更广泛、研究方法更多元、包容性更强，对其他各门应用经济学分支学科具有统领作用。也正因如此，在中国的经济学学科划分中，国民经济学作为应用经济学的“头号学科”（国民经济学代码为020201），其在应用经济学中的地位类似于政治经济学在理论经济学中的地位（政治经济学代码为020101）。
4.以理论内核、外围保护带、学科边界的确立为前提，找准国民经济学的研究对象
关键词：新制度经济学；交易成本；公司管理理论
中图分类号：F27 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15年6月8日
一、新制度经济学概述
在西方经济学的各种理论观点和流派学说中，新制度经济学的崛起是很晚的，但它的地位相当独特，影响十分深远，其研究的领域和课题越来越宽广，并且有成为经济学主流之势。它的代表人物有科斯、诺思等。在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经济发展过程中，无论从理论探讨上，还是实践推进中，也可以看到新制度经济学的影响。因此，新制度经济学应当成为我们了解的重点。
在现代西方经济学蔚为壮观的体系中，制度经济学是特别引人注目的一支。制度是指人际交往中的规则及社会组织的结构和机制。制度经济学是把制度作为研究对象的一门经济学分支。它研究制度对于经济行为和经济发展的影响，以及经济发展如何影响制度的演变。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制度就是规则，不是我们传统意义上所理解的政治或经济的制度，传统上所理解的制度是政治或经济体制意义上的。制度这一概念是在“规则”这一意义上被制度经济学家使用的。
新制度经济学是用经济学的方法研究制度的经济学理论，它认为在经济发展中制度的作用是决定性的。其基本出发点的逻辑是这样的：经济发展的绩效是由人们的经济活动、经济行为造成的，而人们活动、行为的方式和逻辑是由人们的动机决定的，人们的动机则是由他们所生活于其中的制度所诱导、塑造和决定的。因此，制度是影响经济绩效好坏以及确定经济绩效好坏评价标准的最终决定因素。土地、劳动、资本等生产要素，有了制度才得以发挥功能。
与旧制度经济学相比，二者既有共同点也有差异。例如，新制度经济学和旧制度经济学虽然都强调制度的重要性，都对新古典经济学忽略制度的作用以及过分的形式化表示不满。但二者还是有区别的：新制度经济学是对新古典经济学的修正和发展，以实际的人出发来研究人，强调研究人、制度和经济活动三者间的相互关系。旧制度经济学尽管对古典经济理论不满意，但没有形成自己的理论体系。新制度经济学和旧制度经济学虽然都重视制度对经济效率的影响，但二者仍然有区别：旧制度经济学对经济问题的分析主要是从法律、文化等逻辑的角度分析；而新制度经济学由于引进了“交易费用”的概念，将制度问题纳入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框架，进而使得用制度因素对经济问题的分析可以实现形式化、模型化。
二、公司管理理论概述
公司是企业的组织形式，按法律程序建立起来的企业组织，包括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的典型特点是企业的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公司制度是指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所形成的企业经济关系，包括企业经济运行和发展中的一些重要规定、规程和行动准则，通常情况下指的是公司管理制度。公司制度是公司为了规范员工行为，加强考勤管理，维护工作秩序，提高工作效率，经过一定的程序严格制定相应的制度，是公司管理的依据和准则。一套科学完整的公司管理制度可以保证企业的正常运转和职工的合法利益不受侵害。
企业管理理论经过以下发展阶段：科学管理理论认为工人是机器，通过改善工作程序来提高效率；人际关系理论认为工人是人，有需求，需要激励，高效率的工作来自好的人际关系；系统理论认为整个企业是一个有机系统，包括人、组织结构、生产技术和环境等因素；权变理论认为企业管理要根据企业所处的内外条件随机应变，没有好的管理，只有最合适的管理；以人为本理论认为企业管理应该从人性出发，建立和谐的组织和企业。
现代企业管理是适应现代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运用科学的思想、组织、方法和手段，对企业的生产经营进行有效管理，创造最佳经济效益的过程。现代管理理论有四个特点：长远性、全局性、战略管理的主体是企业的高层管理人员、战略管理涉及企业大量资源的配置问题。
三、新制度经济学与公司管理理论的区别与联系
（一）公司的出现。从历史发展角度来看，战争使得政府出现财务问题，商人的财富却急剧增加，此时，商人出资帮助政府解决财政问题，政府则授权给商人进行贸易、工程、税收的权力，公司由此形成。在这个过程中，最重要的制度安排是合约。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来看，政府的层级机构较多，机构之间的协调需要大量的交易成本，这样的话，政府进行贸易、工程、税收时的效率较低，所以政府才有将这些职能承包给商人的动机。可以看出，公司的出现是由于公司内部的交易成本小于政府内部的交易成本。交易费用是新制度经济学最基本的概念。科斯认为，交易费用应包括度量、界定和保障产权的费用，发现交易对象和交易价格的费用，讨价还价、订立合同的费用，督促契约条款严格履行的费用，等等。科斯认为，企业的存在是为了节约市场交易费用，即用交易费用较低的企业内交易来替代交易费用较高的市场交易。但企业内交易也有成本，如果过高，运行的效率就会降低，又会被市场交易所取代。企业和市场的边界，取决于两者交易费用的比较。
（二）以人为本。现代企业管理理论重视以人为本的人力资源管理。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绝不仅仅是简单地加强对人员的培训，而是要致力于开发和完善独特的人才培训机制，实施终身学习、不断成长的激励机制，开发人的潜能。要着力塑造吸引人才、留住人才的企业竞争平台，造就能令人心情舒畅、有助于激发和释放创新能力的工作环境，增加企业员工的归属感。在日常工作管理中，不再把人作为生产机器，人是社会人，是有需求的，坚持以人为本理念。
新制度经济学强调研究人、制度与经济活动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对传统的经济人假设做出了修正，对人的行为作出三点假定：人的行为动机的双重性，一方面人们追求财富最大化；另一方面又追求非财富人们要在二者之间进行权衡，寻找均衡点。有限理性，是指人的行为“既是有意识的理性的，但这种理性又是有限的”，一方面人们面临的是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环境复杂；另一方面人们对环境的认识是有限的，制度通过设定一系列规则，可以减少环境的不确定性，提高人们认知环境的能力。人的机会主义行为倾向，是指人具有为自己谋取最大利益的行为倾向，而制度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对其进行约束。由此可见，以人为本理念与制度运用相结合可以提高企业的管理水平。
（三）公司文化。企业管理不仅需要“理性”，需要“条条框框”，同样也需要“非理性”，需要“软”因素。随着科技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西方现代管理学强调管理的软化，重视企业文化的作用。许多企业家逐步意识到，企业员工不仅是“经济人”而且是“文化人”，管理要有文化氛围。企业文化具有教育功能，使员工产生团结、进取的精神境界；约束功能增强员工自我约束能力，使各项规定能有效落实；凝聚功能使员工处于最佳位置，达到整体大于个体之和的目的；协调功能使员工的人际关系和谐，自我协调能力增加。企业文化包括四层结构：表层的物质文化、浅层的行为文化、中层的制度文化、深层的精神文化，形成一个从表层到深层的有序结构。在诺思（D.North）的框架中，文化作为制度的一个层面尤为受到重视。在他看来，文化作为秩序的伦理基础，是一种“意识形态”，他更是从经济发展史的高度指出，“意识形态是人力资本”、“个人意识形态的信念强，说明他的意识形态资本大。”组织内部的文化是一种巨大的“组织资本”，它除了通过知识、观念和意识形态对企业家决策产生影响，更对人们发生相互关系提供一个框架（它可以通过向人们提供一个日常生活结构来减少其不确定性），文化作为一组“通过教育和模仿而传承下来的行为习惯”，对于各种制度安排的成本产生影响。企业作为节约交易费用的诞生物，其单位组织成本（管理成本）的大小即反映了企业的边界与实力，用法律、制度规范来监督契约的执行必显得成本高昂。因此，企业文化作为一种心理约束，必定可以作为正规约束的替代。
从新制度经济学来看，企业文化能够有效地减少交易成本。在企业日常经营活动中，无论是制度管理还是人治管理都存在巨大的交易成本。采用人治管理，大量的人力成本与交流成本是无法避免的；使用制度管理，可以减少人力成本，但又增加了维护制度所产生的成本。最重要的是两种管理方式都是带有强制性的管理模式，员工处于被动管理位置。假如企业长期使用这些管理方式，会减少员工的积极性和主动性，降低工作效率，员工易出现逆反心理。而一个良好的公司文化不仅可以减少交易成本，还会避免这些问题出现，更有利于公司的管理。
综上所述，新制度经济学对公司管理理论的发展有比较深远的影响，已有的公司管理理论许多都可以追溯到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并且新制度经济学能够有效创新公司管理理论。
主要参考文献：
一、证伪主义的产生与发展
证伪主义原则是由波普尔提出来的。他的证伪思想是在归纳主义方法论的批判过程中产生的。归纳主义方法论重视归纳和经验，认为经验是科学理论的唯一可靠的来源。而波普尔则认为归纳主义通过经验来证实理论，实际上就是在用自身的论据来证明自身的结论，犯了循环逻辑的错误。波普尔认为归纳法并不能使人们获得理论上的新知识，也不能促使理论的发展。在对经验归纳法做出批判和质疑后，波普尔提出了“经验证伪原则”。他认为科学的理论不可能被经验所证实，只能被经验所证伪。他强调普遍性命题的经验证实与证伪之间的不对称性，但是他又过分的夸大了证实的相对性，证伪的绝对性。理论是在证实和证伪的双重作用下共同发展的。这点是波普尔的证伪观中的一个主要问题。
二、计量经济学方法论中的证伪观
从方法论的角度上来说,计量经济学可以分为证实方法和证伪方法。由于计量经济学传统的检验理论的功能,其主要目的被认为是通过数据来检验和发展理论,因而其被大家认为是证伪主义。计量经济学被认为是证伪的有其合理的部分在其中。首先,通过对问题的研究和提取,从中得出的结论本身是具有一定的研究意义的,其本身就可以证伪。其次,经验数据的检验和模型的估计主要采用统计的方法来进行分析,得出相应的结论,目的是为了检验模型和理论中存在的问题,其也具有证伪的性质;最后,通过检验来评价理论和改进理论,最终完成证伪的全过程。因而,从计量经济方法论的基础上,我们有理由相信计量经济方法论中的证伪性是一直存在的。
三、对计量经济学方法论中的证伪主义的批判
虽然计量经济学方法论的范畴中证伪主义是人们普遍接受的观点，但其仍然有很大的缺陷。究其实质，计量经济学并不是完全的遵循证伪主义，其也包含着证实主义的成分。首先，波普尔的科学哲学观对知识采取了一种极端经验主义的态度,他认为仅仅依靠经验的数据就可以决定性的证伪科学命题,但证伪仅仅是某一种结论,而不能对此结论进行改进与发展。因此,计量经济学的前提—理论的发现是不断的演进与变化的过程,其经验数据的证实也是可以确定和发现理论的。
其次,经验数据的特性也使得证伪性存在着很多问题。由于数据选取过程中存在着观察和记录中的误差,以及观测过程中的信息和设备的缺陷,经验数据往往是不可靠的。其一,经济学理论是社会科学理论,由于不能向自然科学那样在实验室严格控制下得出精准的结论,因而是需要一系列的前提假设框架下来进行分析的。由于假设往往离现实很远,因而运用现实的数据来进行判断,即使得到了不同的结论,也很难对理论作出绝对的判断。其二,即使理论是可取的,实际数据只是从总体中随机抽样的,因而其不能代表着整体情况,最终会因为数据的选取问题而证伪了本应该是正确的理论。
第三,计量经济学的数理基础使得其方法论不能是证伪主义的。计量经济学模型的检验是以数理统计作为基础的。拒绝和接受原假设都是基于一定的概率基础上的,而不是绝对的结论。即使计量结果没有通过检验,也不能据此而完全否定待检验的理论假说。第四,计量经济模型的功能也不是完全的证伪主义,而是兼有证实和证伪的成分。计量经济学的模型作用主要包括四个方面:结构分析、经济预测、政策评价与理论的发展和检验。这其中有很大一部分并不以检验理论作为主要的依据，其中包含了对理论的分析和发现，以及从结论中对理论的研究与发展，因而有证实主义的成分。
四、计量经济学方法论的一点启示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计量经济学的方法论基础并不是仅有证伪的成分，而是兼有证实和证伪的成分。理论和实践都证明，实证和证伪主义两种方法论导向是并存的。经验数据的分析和对理论的验证一方面对理论假说提出质疑，另一方面又在数据的基础上对理论中的某些关联表示认同。因而，我们要辩证的来看待计量经济学方法论范畴的两种划分。计量经济方法只有在证实性和证伪性的双重作用之下才能够很好的分析问题。割裂任何一方都将会导致形而上学的思想，走向两个极端，从而曲解和误用了计量经济学的方法，错误的理解了计量方法的思路和内涵。
作者：张大炜关健单位：西南财经大学统计学院
关键词：演化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遗传机制；变异机制；选择机制
演化经济学是相对于主流经济学的研究范式而不断成长起来的一种非主流的或者说是异端的研究范式之一。随着经济学各种范式的冲突和较量，1981年肯尼思·博尔丁(Kenneth Boulding)出版了《演化经济学》，理查德·纳尔逊(R，Nelson)和悉尼·温特(S.Winter)1982年出版了《经济变迁的演化理论》，引人注目地建立了一种新的经济理论和分析方法，标志着演化经济学的诞生。㈣早在80年代以前，美国制度主义先驱索尔斯坦·凡勃伦(ThorstEin Veblen)发表著名的学术论文《经济学为什么不是演化科学》，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演化经济学”术语，宣布了制度主义的“演化经济学”研究议程。20世纪80年代以来，许多经济学家都从不同侧面指出经济学中演化分析的重要性。1991年《倾化经济学》杂志创刊，演化经济学著述日增。多普菲和福斯特等学者已出版了不少演化经济学的著述，大大推进了演化经济学的发展。在对新古典研究范式的理性一个人主义一均衡分析框架提出挑战的过程中，被认为异端的演化经济学的制度一历史一社会结构分析框架日益成为具有影响力的分析方法，加上反主流的国际经济学改革运动的声浪也日益唱响，21世纪的经济学可能会从新古典经济学转向演化经济学，从而进行革命性变革。
演化经济学是对经济系统中新奇事物的创生、传播和由此所导致的结构转变进行研究的经济科学新范式，而且将成为各种异端的综合(贾根良语)。作为一种经济学研究的新范式，演化经济学在批判新古典经济学的基础上不断发展和完善自己的理论框架。本文主要从演化经济学的内涵及其对新古典经济学的批判和超越的角度，考察其理论框架的形成及影响。
一、演化经济学的内涵及特征
演化经济学是借鉴达尔文生物学的进化隐喻和拉马克的遗传变异学说，引进物理耗散结构理论等自然科学的研究成果来分析经济社会系统形成、发展的动态演化和发展趋势的学科。广义来讲，其思想渊源可追溯至老制度学派的创始人凡勃伦，而狭义上的演化经济学指20世纪80年代之后经济演化思想的现代形态，主要包括变异、选择理论(以纳尔逊和温特为代表)、以非线性系统动力学为基础的演化理论(包括混沌理论等)和演化博弈论。演化经济学将技术变迁看作是众多经济现象背后的根本力量，以技术变迁和制度创新核心为研究对象，以动态的、演化的理念来分析和理解经济系统的运行与发展。演化理论关注的焦点是某一变量或一组变量如何随历史而变化，如何在理论上理解所观察的变化背后的动态过程。特别是，可以通过解释它是如何达到当前状态来理解某一变量或系统的当前状态。这些变量或系统要经受某些随机变异或扰动，但也存在着对变异进行系统性筛选的机制。
纳尔逊总结了现代演化经济学的两个共同特征：(1)关注经济的动态过程，不仅要看到均衡，更为重要的是，要说明均衡是如何达到的；(2)承认“路径依赖”在经济分析中的重要性。演化经济理论假定，存在着强有力的惯性趋势，使选择过程中的幸存者得以保留。然而在许多情况下，也存在着持续引入新变异的力量。
二、演化经济学对新古典经济学的超越
处于正统地位的新古典经济学借助原子本体论和机械论隐喻，信奉决定论的哲学观，将利润最大化和均衡作为其理论体系的两个基本支柱，把注意力完全集中在均衡的研究上，导致看问题的出发点通常基于三项基本假定：(给定)经济人的偏好、生产技术和制度约束、可供使用的资源禀赋。从此出发，研究人们如何在给定的机制下相互作用，达到某种均衡状态。这种最优化和外生性，排除了新知识的创造、企业家的作用、技术变迁和主导部门重要性的变化等问题，将技术变迁视作与经济学家无关的黑箱，使对技术变迁的源泉、性质和过程等关键性问题的讨论完全被忽略掉了。
以纳尔逊、弗里曼、多西等人为代表的演化经济学家既借用生物进化的隐喻，又借用现代宇宙理论、量子力学理论以及混沌理论等，对经济系统不断发展变化的特征与生物自然选择过程类比，试图对整个经济理论研究的基础进行重构。其基本的思路是：将技术变迁视作众多经济现象背后的根本力量，以技术变迁和技术创新为核心研究对象，坚持从演化的、动态的角度来分析和理解经济系统的运行与发展。与新古典经济学相比而言，如果说新古典经济学是研究存在(bEIng)的经济学，那么，演化经济学就是研究生成(becoming)的经济学，它可以被定义为对经济系统的创生、传播和由此所导致的结构转变进行研究的科学。
演化经济学在对事实评价时所持有的基本信念(信念是科学范式的内核)与古典经济学存在着根本性的不同，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历史演化对均衡的超越
演化经济学认为，社会经济系统是一个不可逆的历史演化过程，过去的时间与未来的时间是不对称的，社会经济过程与生物进化过程的不可逆性极为类似，演化意味着新质要素随时间的推移而创生。多西和梅特卡夫认为，个人或组织等行为者的目前行动将对未来决策过程或系统的未来结构及其发展变化路径产生重大影响。时间不可逆、结构转变和过程与滞后概念密切相关。即系统如果发生了变化，虽然导致这种变化的力量已经消失，系统也不会完全回到最初状态，这是经济社会系统的重要特征。就制度和组织而言，新古典经济学重视企业平衡状态的研究，而轻视达到均衡的过程研究。演化经济学假定企业的决策是连续的，每个企业决策时充分考虑未来的预期及其竞争对手的策略行为。“路径依赖”说明锁定效应和次优行为可以持久存在。历史突出了经济过程中具有路径依赖、不确定性和时间不可逆等重要特征。
(二)满意对最优的超越
新古典经济学在原子论和机械力学基础上，在假定经济人完全理性、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前提下，描述了均衡状态下的各种社会经济现象，求解在一定外部环境控制下的最优控制和最优路径。新古典经济学没有考虑由于认识的有限性而造成的不可预见性。因此，建立在均衡基础上的理性人假设脱离了社会现实。演化经济学以达尔文生物进化论和拉马克的遗传基因理论为基本思想，强调经济变迁的动态过程，在有限理性假定的基础上，接受了马奇在行为主义企业理论中的满意假说，指出最优难以实现，均衡只是暂时的。经济系统向着均衡靠拢，均衡可能是多重的。究竟到达或渐近哪一种均衡依赖于进化的路径。 演化经济学非常强调随机因素对经济社会系统及经济人的影响作用。新古典经济学认为，即使不存在不确定因素，因其是以随机变量的形式出现在数学方程内，并给定随机变量的分布，理性人仍可找到最优化行为。而演化经济学认为，随机因素起着关键作用，特别是在决策和搜寻革新过程中，这种不确定性使长期最优化决策难以实现，进化过程的长期趋势难以预测。
理性与有限理性，最优与满意，它们成为演化经济学对新古典经济学前提假定的重要反叛和超越。自亚当·斯密以来，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深受物理学的影响，在假定最大化行为的前提下，它们集中研究机制均衡问题。尽管凯恩斯从非均衡思想出发，从有效需求原理来构造宏观经济理论，通过非均衡思想建立了宏观总量分析方法，并对均衡思想有所冲击。然而，以萨缪尔森为代表的新古典综合派使微观与宏观对接，并仍在均衡框架内进行分析。后凯恩斯主义尽管从非均衡、动态、关注制度文化角度来分析经济过程，但主流经济学一直被均衡思想和范式所支配，并建立了以均衡分析为核心的经济分析体系。
20世纪80年代后，演化思想又促使人们在主流经济体系之外发展经济演化理论。从亚当·斯密、马歇尔、熊彼特、凡勃伦、哈耶克等人的思想演变中可看出，经济学正在进行着从均衡走向演化的范式变迁。这种变迁折射着两种思想交锋的历程，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着对新古典经济学分析模式的超越。总之，经济学各流派的研究方法表明，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精髓是从确定性到不确定性。这是对演化经济学不确定性引起的有限理性和满意假说的最好概括。
(三)多样性对同质性的超越
演化经济学的本质特征是由于“新奇”创生而形成的多样性思考。因此，其研究方法是关注超经济人的个体群思考。与个体群思考相对立，新古典经济学侧重使用类型学思考的方法。类型学思考是把所有的变异都看作是对理想类型的偏离，看作是由于暂时的干涉力量所导致的畸变。所以，为了集中在现象真实的本质上，类型学思考就把基本类型和它们的具体例子之间的差异看作是某种可以忽视的东西。在个体群思考中，多样性并不是把基础性的实在隐藏起来的“干涉并发症”，而是基础性的实在本身，是演化赖以发生的基础。可见，演化经济学把个人选择置于多样化行为的群体之中，强调了主观偏好的特异性和行为的异质性对“新奇”创生和创新过程的重要性。
三、演化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框架
演化经济学作为一门分析经济社会系统演变的科学，必须具备一个分析问题的中心线索，即研究问题的出发点。它针对新古典经济学的三个基本假定——(给定)经济人偏好、生产技术和制度约束、可供使用的资源禀赋的局限性，认为在经济变化的过程中，新偏好的形成、技术和制度的创新以及新资源的创造(即“新奇”的创生)是关键因素，是经济变迁过程的内生性因素。正如Hodgson(1997)指出：“作为社会经济演化的一个恰当概念，正确地评价新奇的突现及其传播的关键性作用是必不可少的。”演化经济学在其理论体系中抓住了“新奇”对经济系统的关键意义，认为在经济学中， “新奇”就是新的行动可能性的发现，它是人类创造性的结果。如果新的行动可能被采纳，那么这种行动就被称为创新。贾根良总结指出，“新奇”创生的内生化，是演化经济学研究纲领的硬核。因此，“新奇”的出现及创新的重要作用成为其理论框架的基石。
演化经济学借用达尔文的生物进化隐喻，通过运用“缘由”来解释一切物质和能量转换过程中必然牵涉到的机制，认为一切事件或现象都有其“缘由”，每一“缘由”则产生一个结果。与达尔文对生物演化的解释一样，有关社会经济系统的演化必然涉及到三种机制：遗传机制、变异机制和选择机制。在这些机制的相互作用下，在遗传基础上进行变异以适应新环境，此即为“达尔文进化”。Hodgson(1997)对凡勃伦在经济学领域应用三种机制的总结中指出：(1)遗传(承袭)机制。演化主体存在一些遗传性或延续性准则，总是受到遗传机制的影响。以此为立足点，以保证不同后代个体虽然不尽相似，但他们都在某些方面与其前代相似。(2)变异机制。受初始条件区别的影响，完全复制自身是不可能的，持续性变异广泛存在于一个群体的不同成员之间。(3)自然选择机制。在承袭和变异机制共同作用的基础上，选择机制决定了最终的演变方向。自然选择机制通过更适机体后代数量增长和变异或基因整合帮助机体获得存活优势两种途径发生作用。
(一)基因类比物及遗传机制
社会经济系统如同生物演化，会产生如同基因的遗传、变异和选择机制运行。在社会经济系统中，“基因”类比物(或选择单位)是什么?霍奇逊总结了经济学中的诸多“基因类比物”，如人类习惯(凡勃伦)、个人(马尔萨斯)、组织惯例(纳尔逊和温特)、社会制度，乃至整个经济系统(Hodgson)。在对这些不同的类比物进行考察之后，霍奇逊提出，考虑到它的性质具有相对稳定性以及普遍性，“制度”应当被采纳为经济分析的基本实体单位。大多数现代演化经济学家认为，制度或组织具备选择单位的条件。
选择单位作为一种实体，它们被选择的特征历时要足够稳定，以保持定义这个群体的实体的同一性。经济方面，选择单位常常是使用特殊的生产方法制造某种系列产品的特定的企业组织。而选择环境独立于实体，这是对各种实体进行评估，并把选择特征转化为选择优势的框架。凡勃伦认为，社会结构的演进，是制度上一个自然淘汰的过程，制度和惯例具有相对稳定和惰性的品质。因此，可以历时传递其重要特征，它是社会有机体的基因组织，扮演着生物学中基因进化的作用。纳尔逊和温特在《经济变迁的演化理论》中讨论了类似于基因的“个人技巧”与“企业惯例”的作用，即遗传机制的作用。
技巧是指一个光滑序列的协调一致的行为能力。在行为正常发生的情况下，行为相对于它的目标来说，通常是有效的。企业惯例是企业的组织记忆，执行着传递技能和信息的功能。企业运转离不开惯例，企业的惯例与人类的技巧有相似之处。知识是惯例的核心要素。纳尔逊和温特指出，惯例在企业中起着基因在生物进化论中所起的作用。惯例包括企业的各种特点，如生产技术、投资政策、产品组合策略等。在任何时候，一个企业的惯例界定一系列函数，它们决定一个企业所做的事情是各种外在和内在变量的函数，具有好惯例的企业或组织就可能在一个行业或群体中变得日益重要。组织是由个人构成的，组织的行为可以归结为组织成员个人的行为。理解技巧在个人发挥功能中的作用，就可以理解惯例在组织发挥功能中的作用。不过，惯例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新达尔文主义基因，它具有学习效应的获得性遗传特征，因而可以说是拉马克式的基因。但总体上看，它们都是广义的达尔文主义的基因。
(二)变异机制或“新奇”性创造
转贴于 变异原则强调种类和多样性的作用，有时等同于已有特征的变化，即系统内“新奇”事物的创造。
在把演化作为重要特征的生物学、语言学或经济学等学科中，在某一时间和地点所观察到的事物都必须被解释为一种持续不断的演化过程中的转变。这一过程有两个特征，一个是它的历史性，另一个是变迁过程的无止境性。关于连续变迁端在何处这个问题，熊彼特曾经指出，经济变迁可以被解释为主要的“从经济内部”产生的。“如果演化被定义为可观察的系统历时地自我转变，那么如何才能实现这种自我转变呢?自由能的获得是必要条件，一个充分条件就是其他方面所坚持的演化的一般特征，这就是新奇的创生，这在出现后，会通过系统或系统的某些组成部分进行扩散。在经济学中，新奇就是新发现的行动可能性。有关这种新奇的消息可能会传播，或者可能通过模仿而扩散。一旦某种新认识到行动可能性被接受，所产生的行动就被称为创新”。
“新奇”创生机制所研究的问题是“新奇”为什么和怎样被创造。就“新奇”为什么被创造而言，知识是惯例的核心要素。演化经济学是知识经济理论的开拓者，但一种更系统和更完备的知识理论仍有待于创造。“新奇”创生是现有要素重新组合的结果。更为重要的是，由于人们怎样和在什么地方搜寻新知识，这主要取决于他们知道什么和他们从前做了什么，而并不是所有的技术或制度等发展路径都具有同样被探索的机会，“新奇”的创生必定是路径依赖的。
企业在市场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时，需要搜寻新的生产技术和惯例。搜寻是在已知的技术和惯例中寻找适合自己需要的技术和惯例。创新是通过研究与开发去寻找原来没有的技术和惯例，而且，创新改变原有的惯例，使创新者有较大的优势，从而获得较多的利润，但这种情况只能是暂时的。非创新者可以进行创新或模仿，后来者可逐渐赶上先进者，先进者会逐渐失去自己的优势。
熊彼特曾对创新过程进行了开创性研究。他把创新看作是经济发展过程的实质，强调非均衡和质变的作用，认为资本主义在本质上是一种动态演进的过程，即“创造性毁灭过程”是资本主义的基本事实。这类似于生物学中的进化理论。纳谢德·福布斯和戴维·韦尔德以发展中国家或地区企业的成功案例为例，指出了如果发展中国家注重学习，注重创新，努力提高自身技术能力，提升价值链，成为一个高效率的追随者，那么他们就有可能实现其核心目标——价值增值，就可以有所作为——由追随者成为领先者。贾根良教授认为，从追随者到领先者是企业发展的必由之路。对于技术落后的发展中国家企业来说，通过一个怎样的过程，他们才能实现自主创新并成为技术的领先者呢?通过比较韩国、印度、巴西、坦桑尼亚、新加坡等一些国家或地区的案例，并对不同环境和不同产业中多样化的成功经验进行深入的理论探讨，为我国自主创新战略的实施提供了有益的借鉴。盛昭瀚(2002)从演化经济学的视角对国家创新系统进行了研究和探索，认为演化模型的多样性、不确定性、不可逆性和路径依赖性为技术创新提供了较好的分析工具，并认为这是国家创新体系的微观理论基础，国家创新体系要协调好公有知识与私有知识的关系，要注重学习过程和制度安排中的主体的时间、信任、有限理性的重要性。所有这些研究为演化经济学变异和创新机制的运作，提供了理论和现实的佐证。
(三)选择机制及演化路径
选择和评价机制是复杂系统在演化过程中如何寻求和确定进化道路的机制。它包括系统的生存价值选择、信息价值评价以及两者之间的相互关系等。这是进一步实现系统进化的动力学问题。
选择机制研究变异或“新奇”在经济系统中为什么、什么时候和怎样才能被传播。按照凡勃伦的看法，制度是人类的思维和行为习惯，所以，变异或“新奇”必定是新思想和新方法的出现。他通过“缘由累积进程”来解释选择过程的重要性，认为“习俗、惯例的累积性发展是对传统的选择性适应的结果”；任何习俗、惯例与行为方式都受选择机制的影响，而与变化了的环境要求相一致的程度，则是检验其存活适应性的标准。按照个体群思考方法，一个个体对创新者是模仿还是反对，受群体成员选择的影响。选择过程将出现两个方向： (1)创新被旧的惯例扼杀。 (2)在自增强作用的影响下，创新被采用并向外扩散。纳尔逊认为，企业在面临环境变化且有几种可供选择的方案时，企业要进行选择。选择的环境包括外部环境(如产品需求、要素供给、价格等市场环境)和内部环境(如创新引起的变化等)。
纳尔逊和温特强调惯例、搜寻、创新和选择环境在经济变迁过程中的重要性，认为经济演化过程是一种惯例的学习过程。惯例是一种光滑序列的协调一致的行为能力，是一种程序化的、说不出来的知识，且往往是自动进行的选择，它控制、复制和模仿着经济演化的路径和范围。达尔文的遗传机制、“新奇”创生机制和选择机制是演化经济学类比和隐喻的基础，为演化经济学提供了基本的分析框架。
【关键词】数量经济学 数据挖掘 区别 联系
一、数量经济学与数据挖掘基本概念
（一）数量经济学
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国家经济的高效运转越来越离不开数学，例如就当前惨淡的股票市场来说，数学在其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数学应用到经济学中，经济学领域内产生了数量经济学。在我国数量经济学的发展以1979年中国数量经济研究会成立为标志，历经近四十年的发展，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数量经济学是在对理论经济学进行研究的基础上，通过不断更新的数学方法和计算技术对经济关系进行定量分析，总结其经济事实背后的规律，其中通过建立数学模型的方式对经济关系进行定量研究是数量经济学的主要特征。
当前数量经济学在我国学术界的地位模糊不清，其既是一门方法论，又是一门计量学科，同时还是一门组织管理科学。然而毫无疑问的是数量经济学是将理论经济学的抽象固化的理论概念进行外在的定量分析，使得经济事件背后的经验公式得以在实际生产生活实际中被有效利用，进行转化为措施、方案等，显然数量经济学是联系理论与实践的纽带。
（二）数据挖掘
数据挖掘（Date Mining），其是多学科的综合产物，始于20世纪90年代。随着信息技术的进步和大数据时代的到来，特别是数据库技术的更新换代使得当下信息数据呈现爆炸式增长。数据挖掘简单来讲，便是将大量不完整嘈杂的数据中整理分析出客户所感兴趣的信息，数据挖掘包括数据库准备、数据有效开采、结论表示和解释三个层面。数据挖掘技术主要由数理统计、人工智能以及数据库技术作为支撑，其主要功能有分类、发现关联规则以及序列模式、聚类、预测以及偏差预测等。当前关于数据挖掘方法的研究主要有基于统计方法的复杂数据挖掘、基于支持向量机的数据挖掘、基于神经网络的数据挖掘以及基于遗传算法的数据挖掘等。
二、数量经济学与数据挖掘的联系
（一）应用数学作为研究基础
就数量经济学与数据挖掘的联系来说，首先两者均将应用数学作为其研究的基础：在数量经济学中，建立经济数学模型的形式将外在客观的经济事件间隐藏的相互联系进行定量分析，而在数据挖掘中应用数学为其提供了普适性的方法论，例如数据挖掘的方法中的统计学方法，其可以简单分为回归分析、非判断分析等均需要通过大量的数学分析来实现。
（二）反映客观规律与联系
总体上来说，无论是数量经济学还是数据挖掘技术均是为了服务人们更好的进行生产实践来服务的，均是用来分析和判断事实背后的客观规律和相互联系。数据挖掘的目的便是为了深层次的挖掘数据中所隐藏的“知识”，例如在股票市场，先进的交易软件能够更快的处理和分析当前的股票市场，能够短期内进行市场预测，数据挖掘技术通过数据库分析和处理技术展现出来。数量经济学作用在现实生活中，其可以进行投入产出分析、费用效益分析以及电子计算数据模拟等。
（三）数据库作为主要研究对象
毫无疑问的是，在当前信息大爆炸的时代，数据库技术作为存取信息的最为高效的模式在数量经济学和数据挖掘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数据挖掘其通过对存储于数据库中的大量繁冗嘈杂的信息进行组合分解等方法获得有用的信息，数量经济学虽然仅仅是作为经济学的一部分，但显然其需要大量的统计数据作为研究支撑，为此数据库技术的更新换代与数量经济学和数据挖掘的发展相互促进、相互影响。
三、数量经济学与数据挖掘的区别500
（一）理论基础各异
数量经济学的理论基础为理论经济，数量经济学是将理论经济的理论概念进行外在的具象化，从外在的经济事实背后的数据分析得出经验公式与模型，其显然属于经济学的一部分，一定程度上来说，其经验公式仅仅适用于经济领域；数据挖掘技术其理论基础为单纯的应用数学，具有适用对象的普适性、大众性。
（二）实现机理各异
数量经济学其实现机理可以简单描述为在已有经济数学模型的基础上进行外在客观经济事实的分析，其主要需要通过大量的人力分析来完成，无法通过数据分析来发现新的数据模型；数据挖掘技术其最重要的特征在于对数据库中大量不完整的信息的推理关联分析，其能够发现存在在整个数据库中的事实未曾发现的模式，例如在每日的天气预报中，对每日天气的预测分析中将包含多种不同的影响因素，需要大量的数据库分析。
（三）对象领域各异
数量经济学的适用对象主要为经济学中存在的问题，显然具有一定的区域局限性，其通过数据分析得出的经济数学模型也仅仅适用于经济领域，而数据挖掘技术其理论基础为普适性的应用数学，范围实用性更广。
四、数量经济学与数据挖掘的技术应用
（一）数量经济学应用
数量经济学是量化了的经济学，其包含计量经济学和数理统计学。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数量经济学影响着我们日常生活的方法面面，例如老龄化经济效应数理分析模型用来分析人口结构因素以及人口老龄化对我国经济成长潜力的影响，经济发展的灰色预测与模糊评价用来对于我国与世界各国的经济增长以及所面临的威胁机遇进行预测分析等。
（二）数据挖掘技术应用
数据挖掘技术所要处理的问题更广，显然其能够应用到的涉及面更大。例如数据挖掘技术主要被用在商业领域，尤其是在银行以及保险销售领域，例如在客户群体划分、客户流失分析以及客户信用记录分析等方面，其次在市场营销方面，数据挖掘技术更是大放异彩，例如著名的Bass Export利用IBM数据挖掘技术进行客户分析。
参考文献：
[1]李军.数据挖掘方法及其在上市公司中的应用研究[D].湖南大学，20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