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8-16 17:29:12
电子商务重在商务，这个说法似乎在点上，但在靶上的环数并不高。无论电子还是商务，如果聚到“复杂性”这一点上，可能更逼近靶心。
这时的商务，就不再是简单性事务，而是复杂性事务。电子商务可以读成“复杂”商务，以强调其技术复杂性；或电子“复杂性事务”（e-complexity business），以强调其商务复杂性。
在信息社会50人论坛上，我谈了自己最近的一个感悟，我认为，可以用简单性和复杂性，来概括工业社会和信息社会。这是对“务”（business，不管是商务还是政务）最基本层面上的特性的把握。
简单系统指机械系统（死的系统），复杂系统指生物系统（活的系统）。前者典型结构特征是中央控制、科层化、他组织、他驱动（例如用能源才能驱动）；后者典型结构特征是去中心、扁平化、自组织、自驱动（例如靠信息自驱动）。
这里的简单与复杂，与口语中的含义可能是相反的。说人一见钟情是“头脑简单”，但实际心理是复杂系统；说一个中央控制、科层森严、规模很大的工厂很“复杂”，实际在说的是一个简单系统。在不明白复杂的真正含义前，我们经常把这类“非常复杂的简单系统”误当成复杂系统。
所有机械系统，无论多复杂，都是简单系统；所有机械组织，无论多复杂，都是简单组织。区别简单与复杂，关键要看同质性与异质性。复杂，说的是一个系统内共存的异质要素多，同质的少；简单，说的是一个系统内同质的要素多，异质的少。举例来说，西蒙的有限理论认为人最多能管理七个人，超过了，就要增加一个管理层级（例如49人应分为两个层级，任命7位部门负责人）。这是指七个异质的人，也就是心眼经常不一样的人。假设这49个人分成7个帮派，每个帮派7个人，统一思想、统一步调，那只需要一个人管就可以了。因为管49个人，实际只管了7种不同的想法，让7类不同的信息过了脑子，管理成本并没有提高。但如果49个人，遇到一件事，经常有50种以上的不同主意，那么这个群体的复杂度，要比前一个高得多。
所以，我在信息社会50人论坛上，又谈了第二个看法。我认为，复杂性对于经济学来说――电子商务的商务只是经济的应用――意味着品种的经济性问题。经济学要把握复杂性，不能像物理学、信息技术那样用自然科学描述，必须有经济学的方式。在经济学中把握复杂性事务的顶层规律，一要确定量化形式，可把品种确定为量度复杂性的单位；二要研究经济性，要把品种的均衡作为中心问题，即从利润和成本方面平衡异质性的得失。
我特别对经济学家陈平教授在会上的说法有强烈的共鸣。他说（大意），经济学中简单性的表现在：所有人都是一样的。同一个价格反映一样的商品。而复杂性问题，就是要研究多种多样的商品。多变量回归是简单系统，分类是复杂系统（按：指分类成不同品种）。如果人都一样，就会陷入（同质）杀价；如果每个人不一样，则不同（会提价竞争）。陈平教授强调研究“经济中的均衡思维与复杂思维”。认为简单思维的源头是规模经济，它破坏生态多样性。而与之相反的是范围经济。中国解决生物多样性空间好于美国。分类是复杂性的最基本问题，都分成一类就没有复杂性的。但他主张多指标排序，分类细化。我以为不如用品种更简洁。
由于时间有限，这个话题在会上没有展开。我这里多解释两句。近五年来，我一直在研究复杂性的经济学问题，刚用数学写了一本30万字的专著。除了最后一点外，与陈平的其它想法正好不谋而合。对于突破复杂商务的经济学瓶颈，我有以下几点看法：一是要诊断清问题。我以为现有经济学之所以是简单系统，根子在同质化假定（设品种为一，即N=1）。转换成复杂系统，就要放松这个假定，设品种大于一（N>1）。经济学容不下任何冗余语言，N>1就是定义为经济学语言的复杂系统。二是要修改框架。将经济学基本问题，从数量-价格二元间的均衡最优问题，转化为数量-品种-价格三元的均衡最优问题。在会场，我给陈平教授写了个 “D-S模型内生品种的均衡模型”的纸条，意思是迪克西特-斯蒂格里茨已在做这项工作。他们把经济学基本问题，已成功地“修正主义”为“市场机制能否导致社会最优的产品种类和产品数量”。我认为这是自斯密以来，经济学最有潜力的一次革命。
品种的经济性（复杂性的得失）这个基础理论问题不解决，阿里巴巴提出的实践问题，就不可能上升到理论，而只能在经验中痛苦地打转转。因为找不到复杂性的规律，光靠试错，一定要多走许多弯路。我听曾鸣教授讲，前段时间，因小而美的课题做不下去了，想转思路但没有产品。听得我心情觉得很沉重。我们搞研究的，没有能走在前面激发实践，只能等实践趟出路后，跟在后面总结，终是理论失职。
对其中的矛盾，曾鸣教授已经讲得很到位了。“我们电子商务现在处在复杂系统的初始阶段，整个社会都是简单系统，（商务的主要方式是）规模经济，如何转化为未来的复杂系统？”找不规律的话，结果就是想的是一套，做的是另一套。硬要试“因小而美”，“只要一改规则有几百上千（传统商人）来闹”。这说明理论探索已面临很大紧迫性。梁春晓的看法是，复杂本来就是存在的，之所以把它误当作简单，一是由于简单化的认知，二是因为没有方法和工具。现在因为主体大了，复杂不可以被忽略。这话也在说明，复杂性问题已是现实紧迫问题了，不能再把复杂系统当简单系统了，要为复杂系统创新方法和工具。我想，除了大数据、云计算等实践应用会推动问题解决外，理论经济学也不应无所作为。这就好比棋招与棋理都要精进。
关键词：脆弱性；复杂性科学；金融系统
中图分类号：F83 文献标识码：A
原标题：基于复杂性科学的金融系统脆弱性研究综述
收录日期：2014年1月27日
20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全球范围内金融危机频繁爆发，给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带来严重冲击。如何从根源上去认识并把握金融危机，已成为各国政府以及金融理论界讨论较为频繁的话题之一。Minsky等人认为，金融危机是由于金融系统本身的脆弱性所致，由于金融风险的积累和系统抗风险能力的不足，金融系统具有高度敏感性，在受到攻击时极易发生剧烈的金融动荡。随着经济金融化、金融全球化和金融自由化的发展，金融系统复杂程度不断增加，现有的金融脆弱性理论在解释金融危机成因时表现出诸多困惑与不足。如何从复杂性角度分析金融系统的脆弱性，评价与研究金融系统复杂性对系统脆弱性的影响机理已经迫在眉睫。本文就此对基于复杂性科学的金融系统脆弱性研究的相关文献进行系统梳理，为进一步分析金融系统的脆弱性、防范金融危机提供借鉴。
从复杂性科学角度对金融系统脆弱性进行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金融系统复杂性对金融系统脆弱性的影响
在金融系统复杂性对系统脆弱性的影响上，Borio（2001）、Goodhart（2004）等学者认为金融失衡及其释放被定义为是金融系统的“过度顺周期性”，是高度非线性的，这是当前金融系统的内在的潜在特性。徐加根（1998）也认为金融危机爆发的主要原因在于金融体系本身极为复杂的非线性机制，这就是金融危机产生的微观基础。
Bookstaber（2008）、岳玉霞（2012）考察了复杂系统中不确定性的影响。Bookstaber（2008）认为在由无数金融机构与金融工具组合而成的复杂系统中，如果无法预计失误，且在问题扩散之前没有时间重设程序，则在出现差错时，危机就不可避免，并且可能不断恶化。岳玉霞（2012）认为，现代金融是一个复杂开放的演化系统，在金融市场运行中，投资者和银行家等的非理会使各种金融变量的不同运动不断地撞击金融脆弱性，市场预期归一化一旦形成，就会主导经济金融运行，并越过金融稳定的边界，导致宏观金融波动。
伍志文（2003）、杨辉和杨丰（2010）基于金融系统的耦合性作出了研究。伍志文（2003）提出金融脆弱性是金融制度或金融结构的脆弱性，是由于内外因共同作用使三个子系统功能耦合，互相适应的金融体系稳健性状态受到破坏，金融制度结构出现非均衡风险积聚。杨辉和杨丰（2010）认为现代金融危机破坏性之所以越来越强烈，一个重要的原因是金融市场的复杂性和紧耦合度越来越高，由此导致各类风险的相互作用、相互加强，并最终导致系统风险的形成。
Shenhar（1994）、RBA（2008）、杨晓光（2009）等解释了金融创新的复杂性对金融系统脆弱性的影响。Shenhar（1994）的研究说明复杂产品创新过程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可能有事先未预料到的事情发生。RBA（2008）认为，复杂的金融创新比单一的创新工具对双向交易和流动性更加敏感，从而具有更大的脆弱性。杨晓光等（2009）认为基于信息技术的金融业过度发展强化了世界经济系统的复杂性，加大了世界经济系统的整体风险。石睿（2011）认为金融创新的复杂性和“捆绑效应”使得各个金融机构的风险在整个金融体系中被放大，从而带来脆弱性，最后可能诱发严重的危机。胡永康和姜玉英（2009）认为复杂金融工具高杠杆功能的滥用是风险蔓延的罪魁祸首，复杂金融工具信息披露不透明、风险管控体系不健全，无疑对金融危机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王辉（2012）认为金融复杂性从四个角度引致金融不稳定：（1）有限理性假设下金融产品复杂性创造了资产买方和卖方之间的不对称信息；（2）金融产品复杂性会引起评级膨胀；（3）金融产品复杂性阻碍了风险的充分分散；（4）金融市场结构的复杂性使得风险更容易传染。
二、基于复杂性科学方法的金融系统脆弱性研究
在基于复杂性科学方法的金融系统脆弱性研究上，Stutzer（1980）首先将混沌理论应用于经济学，在哈维尔模经济增长方程中揭示了混沌现象。Bascompte（2006）等将空间随机过程理论应用于预测和管理金融系统风险。Baumbach（2007）等指出，金融系统作为复杂的自适应系统，必须具备强健性才能抵御风险的冲击。Markwat和Kole（2009）构建了基于多元线性Logit回归排序模型，发现在亚洲金融危机中，泰国股票市场崩盘后，以骨牌效应的形式传染到东南亚各国，在利率、汇率等共同的作用下形成了金融危机。
Haldane（2009）、Caballero和Simsek（2011）应用复杂网络理论进行研究。Haldane（2009）将国际金融体系视为一个复杂且自适应的金融网络，这个网络“既强健又脆弱”，容易对主要的金融中心丧失信心，而且扰动会在国际上进一步快速传播。金融危机则是该金融网络在压力条件下的行为表现。Caballero和Simsek（2011）在一个复杂金融网络中引入局部知识的假设，金融机构对金融网络不完全了解，只对自己的交易对手有了解，而不了解交易对手的交易对手的信息，经济环境的复杂性在金融市场脆弱性中起到关键作用。
Andreia（2005）、南旭光（2005）、胡立法（2009）等认为，金融系统的熵和耗散结构导致了系统的脆弱性。Andreia（2005）在研究投资组合的问题中，将熵和方差分别作为风险度量，比较了它们之间的差异，并得出熵作为风险度量要比方差更准确的结论。南旭光（2005）将熵及耗散结构理论引入金融体系，分析了金融系统熵变效应，指出金融脆弱是由其内部熵增所引起。胡立法（2009）认为，在虚拟经济系统中，如果系统中基元和组分的活动不受限制、系统缺乏与外界进行物质和能量的交换、或者系统的耗散结构的稳定性受到外界的扰动，将导致虚拟经济系统的崩溃，爆发金融危机。黄煦凯（2012）认为，现代虚拟金融资产和实物资产的倒金字塔结构引起了金融系统的熵增，而熵增又诱发金融不稳定性，当不稳定性达到一定程度的就引起金融危机。
胡映月（2006）、严太华和艾向军（2007）、方芳（2011）结合复杂系统脆性理论进行了分析。胡映月（2006）从复杂系统脆性理论和界壳论出发，结合可拓学、架对分析等知识探讨了系统危机检测方法。严太华和艾向军（2007）根据复杂系统脆性理论，建立一种包含外部环境输入和系统内部组成的金融体系脆弱性结构模型。金融体系脆弱性结构模型包括四层结构：金融体系脆弱性风险、体系内部结构、脆弱性事件集、脆弱性因子集。其中，上层的内部组织结构是金融体系脆弱性风险的内因，下层外部性脆弱环境是其外因，外因作用于内因，并通过其内部金融机制形成脆弱性风险。方芳（2011）利用复杂系统脆性理论分析美国次贷危机的脆性联系过程、脆性激发过程，系统地分析了金融制度和金融风险，并基于此提出金融危机的防范措施。
唐毅南和陈平（2010）引入群体动力学和高阶矩表象来研究金融危机动力学机制，认为趋势瓦解和高阶矩发散是金融危机典型的动力学特征。任飞等（2011）依据复杂性科学的思路，运用委托驱动的微观模型，研究大波动极端事件重现时间间隔的动力学机理，发现重现时间间隔的分布和价格波动序列的记忆性相关。
张晨宏等（2010）根据系统自组织临界理论，结合沙堆模型原理分析并解释了2008年10月爆发的美国金融危机是美国金融系统自组织过程中系统发生突变的表现。此后，张晨宏等（2012）又应用了系统自组织临界理论、突变及混沌理论，对2006年1月至2009年4月的美国标准普尔500指数进行对数收益序列分形检验、统计分析和分形维计算，揭示了美国金融危机爆发前后三个不同时段的系统复杂性。
在突变理论的运用上，南旭光和罗慧英（2006）、王静和孙园青（2010）进一步进行了研究。南旭光和罗慧英（2006）根据金融体系的非线性及出现的突变现象，将突变理论应用到金融脆弱性分析与评价中，构筑金融体系脆弱性综合评价突变模型，在分析金融体系构成要素、建立脆弱性评价体系的基础上，运用突变理论归一公式，量化递归计算出金融体系脆弱度，以此判断金融体系脆弱性程度。王静和孙园青（2010）将尖点突变模型应用于金融生态系统中，得出金融生态环境的完善可以约束企业的失信行为，防止企业行为的不稳定性，从而提高整个金融生态系统的质量的结论。
此外，李超（2010）运用分形经济理论构建了美国经济的五维复杂经济系统，在一定程度上实证了美国金融危机的独立性和必然性。刘湘云和杜金岷（2011）基于演化博弈和复杂性科学分析研究得出：全球化金融复杂系统中，经济人行为模式变迁、金融结构变迁和金融制度变迁是协同演化的，而这些因素与金融危机息息相关。
三、结论与展望
随着世界经济的发展，国际经济一体化趋势加强，金融危机产生的原因和机理更为复杂，每一次新的危机都会带来新的困惑，金融系统脆弱性理论取得了新的进展，一些学者也在利用复杂性科学原理解释金融系统脆弱性上作出了尝试，但是现有的研究并没有系统性考虑当前金融系统的复杂性，也没有深入揭示金融系统复杂性对系统脆弱性的影响，在复杂性科学方法的应用上也只局限于表象的解释，没有给出金融系统脆弱性到金融危机的动态演变机理。金融系统复杂性的内涵尚待挖掘，金融系统脆弱性到金融危机的复杂演变过程中量的积累和质的提升的深刻内涵仍需要进一步揭示。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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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实证研究方法是我国农村经济研究的主流方法，这既源于西方经济学实证研究传统的复归，也源于我国农村经济改革发展的艰巨性和复杂性。理论工作者应很好地坚持这一方法，但也应在此基础上强化规范研究。
研究方法论规定着研究的出发点、路径及结论，因而在研究中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对我国农村经济研究方法论进行考察，对于廓清当前农村经济研究指导思想、技术路线、成效并思考今后农村经济研究的方法论方向等，具有重要意义。
一、我国农村经济研究方法考察
综观我国农村经济研究方法，不难发现实证研究是主流方法。所谓实证研究是指从大量的经验事实中通过科学归纳，总结出具有普遍意义的结论或规律，然后通过科学的逻辑演绎方法推导出某些结论或规律，再将这些结论或规律拿回到现实中进行检验的方法论思想。体现这种方法论思想的研究目的在于分析经济问题“是什么”，侧重于廓清经济活动的过程和后果以及经济运行的发展方向和趋势，而不使用任何价值标准去衡量“是什么”是否可取。
首先，实证研究是我国农村经济研究的主流方法。在我国农村经济研究中，理论工作者主要运用实证方法进行研究，研究领域主要涉及现状分析、特征分析、模式分析、关系或原因分析、制度变迁分析、行为分析、绩效分析等。另外，深入实际进行调查研究是我国农村经济理论工作者的一贯传统，在目前的研究成果中，调查分析、调研报告占有相当比重。同时，近些年来，在原来模式分析的基础上，借用其它学科较为成熟的分析框架，在农村经济研究中逐步引入了案例研究方法，虽然这方面的研究还不是很多，但却昭示了实证研究倾向进一步强化的趋势。
其次，农村经济研究中的规范研究大都建立在实证研究基础上。我国农村经济研究除了实证研究这一主流方法外，也运用了规范研究方法。规范研究是探讨经济运行“应该是什么”的研究方法。这种方法主要依据一定的价值判断，给出达到这种价值判断的步骤。由于我国农村经济正处在体制和结构转轨时期，对今后的体制、制度及经济运行与结构“应该是什么样”的设计自然纳入了理论工作者的研究范围。但绝大多数规范研究是以实证研究为基础的，几乎所有的规范研究都是对农村经济改革与发展趋势实证研究成果的进一步理论提炼，从而使规范研究本身带有浓厚的实证研究方法论色彩。
二、实证研究方法成为我国农村经济研究主流方法的原因分析
（一）理论原因：西方经济学实证研究方法传统的复归
以1776年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出版为标志诞生的西方经济学古典理论，从诞生之日起就具有明显的实证研究方法论传统。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家们，以现实世界中大量的经验事实为根据，采用经验描述的方法，探寻事实的本质及各种事实之间的联系，并进而得出也同样属于经验性的结论和规律。尽管古典经济学家们在研究中也运用抽象演绎的研究方法，试图探寻错综复杂的经济世界各种事实与现象的具有抽象和一般意义的共性本质，但这种研究方法不仅不能增强经济学对现实世界的解释力，反而成了经济学家们建立各自理论体系的根据，最终也未能取得主流地位。以马歇尔等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继承了旧古典经济学实证研究的方法论传统。然而，新古典经济学之后并一度成为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新古典综合理论，并没有继承古典经济学的实证研究传统，而是在研究中借用了大量的数学方法，使西方经济学呈现出明显的数量化特征，但同时也使经济学与现实经济世界相去甚远。随着实践的发展以及因新古典综合理论与现实的脱节而导致的理论“贫乏”，诸多所谓非主流经济学，如比较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供给学派等，纷纷涌现出来。这些经济学分支或学派，虽然理论内容各不相同，但其基本理论都建立在经验事实的基础上，对以前经济理论脱离现实的理论假设、研究范式进行了修正，使经济学研究又回到现实世界中来，复归了实证研究的传统。我国农村经济研究也越来越受到西方经济学理论和研究方法的影响，其实证研究方法传统及其复归，对我国农村经济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并成为我国农村经济研究的方法论基础。转贴于
（二）现实原因：我国农村经济改革发展的艰巨性和复杂性
改革以来，我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及经济发展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改革仍表现出很大的不彻底性，许多方面的改革还有待深化。与此同时，农村经济发展也因改革的滞后及原有制约因素迟迟得不到化解而进展缓慢。从总体上看，我国农村经济改革与发展正处在向纵深推进阶段，并具有很大的艰巨性和复杂性，主要体现在：（1）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任务仍很艰巨。土地制度改革还不深入，尤其是土地市场流转机制和制度还有待于探索和建立；农业经营组织制度还有待于创新和完善；农业行政管理体制、投资体制、科技体制等还有待于进一步改革；农村市场经济体制还有待于进一步健全和完善等等。尤其随着改革的向纵深推进，各种问题和矛盾交织在一起，强化了改革的艰巨性和复杂性。（2）“摸着石头过河”的渐进式改革，鼓励并允许对多种改革方式和途径进行探索，从而在改革过程中出现了许多前所未有的新生事物。这一方面激发了改革的活力，另一方面也会因对这些新生事物进行不断甄别而增加了改革的复杂性。（3）在改革发展的纵深推进阶段，既要避免改革的负面影响，又要把改革化作发展动力，在改革中谋发展，“鱼和熊掌兼得“，这本身就是极其艰巨的。（4）随着改革发展向纵深推进，所浮现出来的诸如地区发展不平衡、收入差距拉大、不公平竞争等问题日益严重。这些问题的出现及其解决也增加了改革发展的艰巨性与复杂性。我国广大农村经济理论和实践工作者，对这种艰巨性、复杂性有着深刻的认识，因而把探寻改革发展中的“经验事实”的本质及其内在的规律作为研究重点，在此背景下，其研究方法必然表现出向实证研究方法的倾斜。
三、几点思考
第一，实证研究成为我国农村经济研究的主流方法以及规范研究也在很大程度上体现出实证研究的特点，不是由理论工作者的研究方法偏好决定的，而是有其客观的理论和现实原因。
关键词：复杂系统 复杂性 消费税 公平效应
中图分类号：F06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3973(2011)003―141-02
消费税是对特定消费品和消费行为在特定环节征收的一种问接税，是在对货物普遍征收增值税的基础上．选择少数消费品再征收一定税赋的税种。对消费税征收的重要的目的是为体现国家产业政策，引导消费方向，实现节约使用资源、抑制不良消费行为、纠正外部经济，最终营造一个公平的市场环境，实现收入、财富的公平分配，这就是消费税改革的公平效应。
1994年和2006年，为了实现消费税独特的调节功能，我国分别对消费税的税目、税率及相关政策进行了两次调整。但从实施情况来看，现实的经济效应与税制改革目标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偏差，改革效果并不明显。到2008年，我国消费税收入占全部税收收入的比重为8％，占GDP的比重为113％，与发达国家10％的水平仍有一定的差距。总结其原因：一方面，消费税改革是一个涉及知识、经济和社会多方面因素的复杂动力过程，属于社会科学的一个方面，本身包含很多元素，它们之间构成了“非线性的相互关系”。消费税改革内部存在着大量的正负反馈，是一个关系错综复杂的复杂自组织、自适应系统。另一方面，由于人们本身具有的目的性，主动性，适应性，这使得他们在面对消费税改革会产生不同的理解和诠释，采取不同的行动，从而加大了消费税改革的复杂性。综上所述，研究复杂系统理论对重塑我国公平的消费税税制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1、复杂系统的相关理论
复杂系统是系统科学发展的新阶段，它涉及的理论十分广泛、包括系统论、耗散论、协同学、分形学、混沌论、元细胞自动机理论等。事实证明，复杂系统理论对技术革新、经济发展及社会进步等方面具有方法论上的借鉴意义。本文主要从其对消费税改革具有借鉴意义的几方面的理论进行论述。
1.1 耗散结构理论
耗散结构理论是由比利时科学家伊里亚・普里戈金(Ⅱya Prigogine)教授提山的。耗散结构(dissipative structure)是指在远离平衡的非线性区形成的新的稳定的宏观有序结构，它需要不断与外界交换物质或能量才能维持。该理论可概括为：在远离平衡态、非线性及开放的条件下．通过不断地与外界交换物质和能量，在系统内部某个参量的变化达到一定的阈值时，通过涨落，系统可能发生突变，由原来的混沌无序状态转变为一种在时间上、空间上或功能上的有序状态。由此得知，涨落是诱使系统向有序方向演化的直接动力。
1.2 协同学理论
20世纪70年代初西德理论物理学家哈肯(H.Haken)教授创立了协同学。其研究对象是由完全不同性质的大量子系统所构成的各种系统通过怎样的结合产生宏观上的空间、时间和功能结构。哈肯用序参量描述予系统的宏观行为。他认为，当众多子系统构成的系统处于无序的初始状态时，各子系统独立运动．不存在合作关系，不能形成序参量：而当系统在外界能量的作用下或物质的聚集状态接近临界点时，子系统间形成协同关系，促使序参量形成。这一过程体现了系统内的动力机制：竞争与协同。因此．消费税政策必须与其他政策相互协调，促进公平的同时要兼顾经济发展，环境保护等目标，实现促进公平和效率的共赢局面。
1.3 自组织理论
哈肯将自组织的定义为：“如果系统在获得空间的、时间的或功能的结构过程中，没有外界的特定干预，便说该系统是自组织的。”一般情况下，自组织是指系统中许多独立元素在没有刻意策划、组织、控制下而进行的互作用、相互影响、自然演化的结果，也指系统不需要外部指令，在一定条件下，能够使表面上看起来杂乱无章的状态走向有序和稳定。
2、实现消费税改革公平效应的复杂性分析
我国消费税制的真正实施是从1994年开始的，在2006年国家再次对其进行了适当调整。但这次调整引导消费的作用不明显，调节收入分配的作用不大，并未完全体实现产业政策和调节市场合理竞争等目标。出现的种种问题，可以利用复杂系统理论的相关知识进行分析。
2.1 消费税改革主体的复杂性
消费税改革从决策到实施是一个由多种要素构成的复杂系统，在这个系统中，它不仅包括政府部门(包括中央部门和地方各部门)、企业及企业内部各部门、商户、单个消费者等多种作用元素，他们之间相互作用形成了一个复杂的网络。网络里的每个元素有着自身的特点，他们的起点、能力发挥状况以及对市场机会的把握不同，即使在机会平等的情况下，经济活动的结果也会不同。并且在这个复杂的网络里，每个元素与元素之间，元素与外部之间不断地进行信息等的交流和互动，彼此相互影响。
2.2 消费者自身行为的复杂性
消费税改革的主体――消费者是自适应主体，他具有感知的能力，自身具有目的性、主动性和积极的“活性”。这种主体元素在与环境的交互作用中遵循一般的“刺激――反应”模型，主体可以在持续不断地与环境以及其他主体的交互作用中“学习”和“积累经验”，并且根据学习到的经验改变自身的结构和行为方式。正是这种主动性及主体与其他主体的、环境的相互作用造就了消费税改革的复杂性。
2.3 消费税改革环境的复杂性
消费税改革依存于一个由政治制度环境、社会文化环境、市场环境等构成的不确定的、复杂的系统而进行。首先，政治制度环境是消费税改革赖以生存的背景。一项合理的制度是消费税改革得以实施的保障。其次，不同区域，不同时期，不同社会文化背景对消费税改革也有一定影响。不同文化和教育背景的人对政策和公平的理解不一样，导致他们的反应差异较大，这为政策的可行性增加了难度。最后，市场环境也会给消费税改革带来很大的影响。
2.4 消费税改革过程的复杂性
消费税在改革过程中会受到诸多不确定地非线性因素的影响，尤其是对所处的初始条件极为敏感。这种初始条件包括：个人的天赋、家庭环境、居住环境和社会提供的机会等。初始条件极小的偏差，加上政策实施过程中一定的时滞，经济结果可能会有很大的差异。此外，“追求公平”始终被看作消费税改革一个重要的社会目标，每个人都同意税制应该是公平的，但人们对公平却有着不同的理解，国内外学术界在公平概念的理解上也存在着不同的观点。这些因素的不确定性也在
一定程度上加大了消费税改革的难度。
3、运用复杂系统科学理论优化消费税改革的公平效应
当前，我国消费税制依然存在着很多漏洞，出现了很多有悖于公平原则的问题。消费税征税范围的“越位”与“缺位”现象并存，消费税税率结构不合理，税收征管不力等等。所以，必须从消费税改革的主体、环境和过程方面入手，探索实现我国消费税税收负担公平目标的路径。
3.1 构建合理的消费税收体系
(1)对消费税征收进行必要的调整。适当增加消费税税目，根据目前经济发展和人们消费状况，将伴随经济发展出现的、新兴的各种符合消费税征税要求的产品和行为增加到消费税的应税项目中。
(2)还应为构建合理消费税收体系做好辅助工作。第一，转变政府经济职能，即要由“经济干预性”政府转变为“公共服务型政府”。第二，加大税收征管力度。第三，我国现行的消费税对产业税收的优惠政策必须有效体现国家产业政策意图。
3.2 积极宣传，关注消费者本身对政策的适应性
为了使税法深入人心，税收宣传必须要有计划进行的，而且是长期的，具有延续性的。首先，税务部门应该合理有效地利用媒体手段，譬如利用报纸、电视、广播、网络等开辟消费税收专栏，全方位宣传出台的新政策、新办法，增强纳税意识和互相监督的意识。其次，相关税务部门应力求创新，印发宣传手册、税收指南，有针对、有重点地通过送政策上门、纳税辅导上门等方式宣传税收知识。此外，政府部门应注重关注消费者本身对政策的适应性，采取走访、座谈等新形式，征求社会各界对消费税征收工作的意见和建议。
3.3 改革政策呈现多样性
(1)在有效治理政府职能的“越位”和“缺位”现象的基础之上，改进政府的管理方式。加强政府信息化建设，积极推行电子政务，提高政府效率，形成规范、协调、廉洁、高效的行政管理体制。(2)由于社会文化环境的精髓主要是历史和传统的产物，会带有明显地民族性和地域特征。不同的文化传统，价值观念，行为方式都会对消费税的改革产生不同的作用。在制定消费税政策时一定要考虑这些因素做出适当的调整。(3)由于一国经济的发展程度常常会带来产出与收入结构、经济条件、政治条件和文化条件的变化，进一步使人们消费水平、消费结构、消费偏好发生改变。因此，我们在制定消费税改革政策时应注意经济发展水平和税收的关系。
3.4 适当拉大税率差距实现收入的公平分配
(1)从税收理论上看，高收入者和低收入者由于初始条件不同，税收对低收入者的收入效应较大，而对高收入者的收入效应相对较小。因此，对高档消费品或高档消费行为、耗用稀缺资源的产品、严重污染环境的产品等进一步提高税率，才能使消费税的公平效应在高收入群体中有所体现。(2)制定政策时应适当给予西部地区一些倾斜性优惠，减轻其宏观税负，进一步促进我国地区间收入公平分配。此外，还应出台政策不断改善社会成员特别是弱势群体的“初始状态”，如：提供良好的教育、技能培训等，这样才能使他们在消赞税改革的过程中受益。
注释：
①胡怡建中国税制[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6.
②王周焰，王浣尘.复杂性[J].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2000(4)
③成思危.复杂性科学探索[M].北京：民主与建设出版社，1999：-8.
④刘永振.自然辩证法概论[M].大连：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2003：279.
⑤哈肯H，戴呜钟，译.协同学――自然成功的奥秘[M].上海：上海科学普及出社，1998：7-9.
⑥哈肯H.信息与自组织――复杂系统中的宏观方法[M].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88：28-29.
一、范式之辨：多元整合“范式”（paradigm）
是美国科学哲学家库恩（Kuhn)于1962年在其名著《科学革命的结构》中提出的。“范式”系指对某一科学共同体在某一专业或学科领域具有的共同信念，这一共同信念规定了他们共同的基本理论、观念、方法和技术，为其提供解决问题的框架，它规定着某项研究的发展方向与途径，并决定了共同体成员的形而上学信念和价值标准。通常，我们把范式理解为某一领域的研究者所遵守的具有凝聚力和组织力的，并取得了有历史意义的研究成就的科学研究规则、典型或模型[1]。库恩认为研究范式不同导致本体论、认识论、研究重点和方法论的不同，范式形成标志着一个学科的确立与成熟。职业教育的研究“范式”是职业教育研究共同体所共有的研究传统、研究规则、理论框架、理论和方法上的信念，以及对职业教育的根本看法或根本观点[2]。现代意义的职业教育特别是高等职业教育在我国发育较晚，在相关研究逐渐成为热点的时候，元认知的学科追问也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其中，职业教育研究范式讨论成为近几年焦点话题之一。
人们从不同的视角与语境对此进行了热烈的讨论。有些人认为，职教研究难有自己的独立范式，可套用或移植其他学科如经济学、社会学与心理学的研究范式；另一些人则认为职业教育的特有规律恰是其范式形成的基础，形成职教特色的研究范式是随着研究深入发展的实然趋势[3]。也有学者鉴于职业教育研究范式的现实不确定性，建议用拉卡托斯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中的“硬核”理论来规制，以求得研究成果的整体化、系统化以及对话性[4]。有人借鉴教育学研究范式的一般认知归纳出思辨范式、批判范式、实证范式、行动范式等四种基本范式。有学者提出“问题研究范式”，即以职教实践与理性问题为中心展开“小叙事”的研究[5]。有学者指出职教研究范式的“基本研究范式”，将问题域集中于职业教育的本质属性、概念和基本问题。有人针对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的特点提出职教研究要遵循工作过程的逻辑，采用任务分析法、功能分析法，即所谓“工作过程研究范式”。也有学者认为目前职教理论研究主要是“经济学范式”和“人才学范式”，并指出前者过于功利，后者有明显工具性痕迹，因此，职教研究需要“技术学范式”[6]。还有学者认为，职教研究范式应由“语言、结构、方法”等要素组成，据此可构建“要素范式”[7]。也有学者提出职业教育研究范式应超越质性研究与定量研究，采用整合范式，即是综合调配或混合定量研究与质性研究的技术、方法、概念或语言等的研究类别[8]。
综上所述，研究者基于不同视角与语境提出了许多研究范式，反映出当前学界对于职业教育研究的深入与自觉。尽管部分认知尚显褊狭或理想化，有些是国外职教研究范式的移植译介，或是教育学范式的引入，离真正有职教特色的研究范式还有距离，但多元化的研究取向及相互之间的碰撞，将为职业教育研究范式的形成提供广阔的基础与路径。按照库恩的范式理论，笔者以为，在我国职业教育研究尚处于前科学阶段，或者是前科学向常规科学的转换时期。并且，就研究范式而言，不同学派、范式取向并存，碰撞激荡是这个时期的鲜明特征，旧范式、移植的范式与新生范式并存竞争，观点、理论迭出，争论不休，逐鹿中原。就职业教育而言，它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创造物，具有多向度的属性与价值关照，一般它要满足人们多重的如教育的、经济的、社会的、政治的与文化的价值要求，因此，职业教育研究就是一个以类型、层级与视角为维度的主题场域。由此，就职业教育研究的“目标范式”而言，笔者以为重要的取向是多元整合，即不同子范式的组成的集合（范式族），不同的子范式更适合职业教育的不同侧面的问题域。依笔者看来，在职业教育研究范式的集合中，复杂性范式是一个亟待引起重视的研究范式，可以预见，复杂性范式的引入一定能开辟职业教育研究的新境界。本文论及的复杂性范式是建立在这样的理解基础上，即职业教育是一个开放的复杂巨系统，在不同层面与主题上显示出复杂性的特征，对此要采用复杂性科学的方法论、技术手段与惯例来进行研究。这里拟在对职业教育引入复杂性范式必要性考察基础上，对复杂性范式框架做初步探讨。
二、复杂性范式的应然性考察
（一）职业教育的复杂性呼唤复杂性范式
关于复杂性的涵义，不同的学者或从不同角度的表述不尽相同，但本质几乎是一致的。主要表现在：非线性，系统的某些或全部组分具有非线性特性；多样性，系统的整体行为或特性具有多样性；多层次性，系统具有多层次、多功能的层级结构；涌现性，指系统整体具有而部分不具有的特性；不可逆性，系统在随时间的演化过程中具有不可逆性；自适应性，系统的组分、规模、结构或功能等随时间的推移朝着有利于自身存在的方向自我调整、自主适应内外环境变化；自组织临界性，是指系统在远离平衡的临界态上，是以阵发的、混沌的、类似雪崩式的方式演化；自相似性；指系统中存在着层次不同的相似性；开放性，指系统本身与系统周围的环境有物质的变换、能量的交换、信息的交换；动力性，具有自组织、自调整的系统都具有某种动力的性质[9]。以复杂性的视角审视职业教育不难发现，随着社会经济、科技的发展，其结构日益丰富，复杂性表现不断增强。主要表现在这样一些方面[10]。从系统论的观点看，职业教育系统是一个开放的复杂巨系统。主要证据表现在：其一，职业教育机构众多；其二，组分种类繁多，简单看就有教育部、省市教育厅（局）、相关部委、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产业、企业、职教集团、职业技术学院、普通高等专科学校、独立设置的成人职业高校、本科院校内设立的高等职业教育机构（二级学院）、具有高等学历教育资格的民办高职学校等等，并且这些组分又呈一定的层次结构，组分之间的关联方式一般又是非线性、不确定性与动态性的等；其三，职业教育系统与经济系统、社会文化和政治系统等存在着人流、物流、信息流和能量流等；其四，职业教育系统的每个组分是一个复杂系统。职业教育系统的运行中复杂性表现突出。
概括说来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职业教育功能与办学模式的复杂性。随着职业教育的改革与发展，使系统整体的多功能性、办学模式的多样性，以及投资主体的多元性等特征日益突出。（1）职业教育功能可分为教育功能、经济功能、社会培训、科学研究与技术开发功能（技术服务）、企业功能与其他社会功能，各功能之间具有相当复杂的联系与制约关系。（2）现行办学模式的格局是在主体办学模式外，同时存在几种新型办学模式，如现代远程教育、社会培训、自学考试与境外合作培养等各种模式。这在决策上提出了有效分配教育资源、实现办学效益最大化的复杂问题。（3）职业教育的投资主体已由国家拨款体制，转变为国家、社会、集体、个人共同分担教育经费的新体制。同时，伴随着教育与市场经济关系的日益紧密，国办、地方、行业与民办职业教育，以及国际联合办学等多元投资模式势必带来管理上和收益分配上的复杂性。#p#分页标题#e#
第二，职业教育培养模式的复杂性。校企合作、工学结合作为我国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的主导模式，在实践中形成了许多具体实现模式，如：顶岗实习模式、订单式模式、工学交替模式、项目驱动模式等等。这些模式有共性也有各自特征，在具体操作过程中就会表现出丰富多彩的复杂格局，这给决策与管理赢得了选择空间但也带来了困难与复杂性。另外，工学结合模式的实现一般都要涉及到有关行业企业、社会组织或政府部门等，这里的关联互动是多层面的、非线性的。
第三，职业学校内部结构的复杂性。职业学校内部的部门之间联系紧密而复杂，各部门之间互相影响与制约，实现自身功能和学校整体功能的过程中，各部门之间相互协同、相互制约，构成一个复杂的动态网络。
第四，职业教育的自适应性。随着依法自主办学的落实，职业学校其独立事业法人单位的身份，在社会系统中获得了自主性，它必须主动适应环境才能生存。社会需求作为职业教育与社会系统联系的纽带和桥梁，是职业教育存在和改革发展的直接动因。为适应与生存，职业教育必须调整、重组自身的结构与运行机制来满足社会的需求与期待，这是职业教育的自适应性的集中表现。
第五，职业教育主体的复杂性。作为教育主体的教师和学生，显然都具有自适应性，能够与环境以及其他主体进行交互作用，具有自身的目的性与主动性。正是在教育者和被教育者的主动性以及与环境、知识载体与实训体系的反复相互的作用下，使得教育目标得以实现，使职业教育系统得以发展进化。审视传统的职业教育研究，其价值取向基本囿于决定论、还原论的藩篱，它常通过经验归纳、演绎推理等方法去发现与推演职业教育的本质和规律，确认职业教育内部要素之间的关系是因果性的确然关系，是不变的并且是可复现的，人们一旦发现并掌握了这些规律就可以指导人们的教育实践，并可以对教育的过程和结果施以控制，使得整个教育过程有序高效地运行。
这种研究思路，摒弃了职业教育复杂性的一面，是一种“简单性”范式。事实表明，“简单性”范式下的关于职业教育所谓原理、方法、标准等与现实的教育实践，特别是充满复杂性的教育实践相去甚远，缺乏对教育实践的解释性、指导性与预测性，更难对教育工作者以启迪和提高。综上得出，职业教育复杂性的一面使传统的“简单性”范式受到严重的挑战，与之相适应的研究范式成为一种期待，即对职业教育复杂性的问题或系统只能以复杂性范式来进行。
（二）范式转换的趋势将复杂性范式推向“显学”
根据库恩的观点,研究范式是一套信仰体系、价值观乃至技术方法规范的总称，大体上是指一种研究方法论或认识论。在漫长的教育发展历程中，教育研究范式经历了相应的转换。审视教育研究范式的转变规律与现代指向，以为复杂性范式的介入也是一种必然趋势。关于教育学研究范式，不同的学者依据不同视角有不同的概括分析，如瑞典教育学家胡森（Husen）的著名的“二范式说”，等等。但基于库恩范式的意旨与着眼历史转换视角，认为20世纪之前教育学主导范式的转换大抵经历了实证主义、解释主义、批判理论、后现代主义与混合研究范式。19世纪，以社会学创始人孔德等人为代表的社会科学家将自然科学的实证精神和因果分析引入社会研究中，受其影响，教育研究走上实证主义道路。实证主义范式趋同于定量研究的方法论。解释主义来源于17世纪的释经学，后来逐渐发展进入到社会科学领域,被社会学、教育学、心理学等领域接受而发展至今天的解释主义。解释主义是代表定性研究的经典范式。20世纪中期，以德国“法兰克福学派”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主张以批判的、辩证的、历史的观点来研究现代社会，受其影响，20世纪60年代出现教育依附理论等，这是批判理论研究范式的体现。
在方法论上，批判理论研究范式吸纳经验方法，并以辩证法统合量化研究与质性研究，目前使用较多的是行动研究方式。后现代主义是20世纪后期在文学、艺术、思想领域出现的文化思潮，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进入了教育研究的话语领域，学者们主要从后现代主义的立场出发来反思比较教育。在方法论上，后现代主义主张教育研究采用解构主义、话语分析和叙事的方法，尤其倡导小叙事的研究方法。20世纪70至80年代，以量化研究为主的实证主义范式和以质性研究为主的解释主义范式展开了论争，形成“范式大战”。在实践层面，促使许多学者使用混合方法，并由此形成了混合研究范式的产生。这种研究的特点在于并不是简单地把量化研究和质性研究并列起来，而是根据研究问题确定量化方法和质性方法的相对地位和实施顺序[11]。纵观教育研究范式转换，不难看出，教育研究范式总是和当时的主流世界观、方法论，以及自然与社会科学相匹配、相适应，与特定的社会历史背景、哲学及科学发展息息相关，在一定意义上说是当时的处于主宰地位的认识论、方法论和知识水平基础上的产物。在这个过程中科学变革成为教育研究范式转换的一个重要因素。因此，复杂性理论的出现作为科学变革过程的一个重要标志，对教育研究范式的转换必然产生重要影响。基于上述判断，教育研究范式中复杂性范式正逐渐成为重要角色，从潜学走向显学。
主要理由可概括为如下几点：其一，复杂性科学正在兴起并逐渐成为主导学科之一，成为当代科学变革过程的一个重要标志，正如霍金(Hawking)所说:“21世纪将是复杂性的世纪[12]”，复杂性科学对教育研究范式的转换必然产生重要影响。其二，复杂性科学发展迅速，其成果与研究范式广泛渗透到其他学科，产生了许多边缘学科或跨学科研究，取得了一些喜人的成果，例如计算经济学、计算地理学与社会计算等等，这些也为将复杂性范式运用于职业教育研究提供了范例。其三，运用复杂性科学的认识论与方法论在教育研究中已见端倪。在国外已经有专门的学术组织研究教育复杂性问题，例如，美国教育研究协会的下属有研究小组，专门研究教育中的复杂性问题，又如，美国新英格兰复杂系统研究所采用跨学科交流与合作方式，对教育复杂性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并提出将复杂性科学的原理与方法应用到教育研究中来，从复杂性理论视角来理解教育系统，转变学习观，重新设计适应复杂性的学习系统。法国哲学家、社会学家埃德加•莫兰（EdgarMorin）从哲学、社会学角度进行的复杂性研究颇具影响力。著名的《复杂性理论与教育问题》著作是其运用“复杂思维范式”对教育问题进行思考的重要成果[13]。美国学者小威廉姆•多尔（WilliamEDollJr）在其所著《后现代课程观》一书中也大量运用复杂性科学力图构建一种全新的“后现代范式”的课程模式[14]。我国教育学界运用复杂性科学思维研究教育从20世纪90年代末也开始出现。基于职业教育作为教育范畴的一部分或者说与教育拥有最广泛交集的认知，认为教育学的主导研究范式在不同程度上规定或影响着职业教育的研究范式，在这个意义说，复杂性范式这个教育研究范式转变的指向之一也必将进入职业教育研究范式的家族中。#p#分页标题#e#
（三）职业教育研究复杂性范式的优越性简析
复杂性范式对比其他研究范式表现了其特有的优越性，这一般是其他研究范式所不具备的，这也构成复杂性范式被青睐的理由之一。简约地看其优越性主要有这样几点[15]：复杂性范式能提供新的更具活力的研究视角与新领域。如前所述，随着职业教育活动在宏观与微观的拓展、层次的丰富、功能的多元化，以及人们针对研究的实践解释、干预要求的提高，传统职业教育研究范式下的研究成果已经失去了对许多职业教育实践的解释力与预测力。例如，职业教育系统的涌现性、自适应性、自组织临界性与演化不可逆性等在经典的范式下都很难给出有效解释与预测。而涌现性、自组织、自相似等都排除在经典范式宫阙之外的，因此，可以预见，复杂性范式的引入将极大地推进职业教育研究对“教育事件”的有效解释、指导与预测力，对于以往束手无策的职业教育问题有所作为，而且随着新视角的打开将使职业教育研究开辟新的领域。复杂性范式可同时发挥人的智能与信息技术的优势。复杂性范式重要特征之一是将复杂性科学、数学与人工智能密切结合，并以计算机模型作为重要的技术手段，因此它从本质上体现了人的智能与计算机相得益彰的优势。人具有直觉、顿悟等，其思维方式是非常灵活的；而计算机则比较机械、死板，它要按一定的程式办事。如果复杂系统涉及方面繁多或决策程序较长，抑或处在变化过程中，那么人的智能很难同时顾及这个复杂系统的方方面面，也很难考虑和跟踪系统变化的每一个细节。计算机则有大的存储器，又有高速运算能力，所以它可以同时顾及系统的各方面结构或易于展现系统动态变化的具体情节等。复杂性范式可提供仿真与演化分析。随着复杂性科学的兴起，许多社会科学研究者开始用计算机仿真模拟复杂社会的系统动态过程。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复杂自适应系统理论（CAS理论）提出，以及基于CAS理论的多主体仿真建模这门新学科的建立，社会科学界开展了复杂系统理论与计算机仿真建模相结合的广泛深入研究，并取得一系列具有深远影响的成果。多主体仿真建模能够对复杂系统模拟仿真，对系统的演化进行分析，这对职业教育研究无疑有着重要的意义。例如，职业教育作为开放的复杂巨系统与社会经济大系统存在多维复杂的关系，一项教育政策或策略所产生的效果与对社会经济系统的影响，以及随时间发展的态势是很难进行预测的，特别是具有量化意义的预测就更难，多主体计算机建模方法则提供了模拟仿真政策或策略影响与演化的可能。
三、复杂性范式的框架
（一）复杂性范式的界定
如前所述，复杂性范式作为一种职业教育的研究范式，是遵照复杂性科学的本体论、认识论与方法论，以智能科学、计算机科学、数学科学及其综合为技术领域，展开职业教育研究的方法体系。后期的库恩建议用学科基质（disciplinarymatrix）来代替范式一词，并指出其包含的重要成分为符号概况、形而上学范式、价值与范例[16]。由此分析复杂性范式可能取得共识而明确的东西还不多，这是因为在职业教育的研究中运用复杂性范式的还属凤毛麟角。但有些东西似乎是明确的，就形而上学范式意义上，共有的信念包括：整个职业教育是开放的复杂系统，在许多方面表现出复杂性，系统的长期演化其形态带有随机性，职业教育系统的存在需要与周围环境系统协同共生；就价值意义上，共有的观念包括：职业教育的研究不仅有质性研究，更要有量化研究，运用信息化技术、社会计算是值得期待的方法技术，职业教育的理论应是自洽的、与其他理论相容的、具有社会效益的、对教育实践具有解释力与一定的预测力等；就范例意义上而言，在职业教育研究中运用复杂性范式的范例模型尚显阙如，但开始可以借鉴其他领域的范例，如计算经济学等，研究规则可应用复杂性科学的方法程式。从研究的形态看，复杂性范式下教育研究可以是定性的、思辨的，也可以是实证的、定量的，或是两者的结合。也即是说，在复杂性范式旗帜下的职业教育研究既可以“哲学范式”意义上的运用，也可以是“技术范式”意义上的运用。具体而言，职业教育研究领域有两种方式：一是直接的应用，即直接用复杂性的理论与方法来研究教育问题，如实践教学系统的建模、课程组织的非线性、工学结合机制的博弈分析、系统化的教学设计等；二是间接的应用，即提供思考问题的新视角、新范式，如整体性教育的人才要求、情境化教育(个人体验的教育)的关注、教育的复杂性研究范式转化等。这种复杂性的教育运用更多的是一种隐喻。
（二）复杂性范式的理论基础
总的来说，复杂性范式的理论基础是复杂性科学。一般认为，复杂性科学是探究复杂系统的复杂性（来源、表现），研究构成复杂系统在众多组分（子系统）之间及其与环境之间相互作用下，系统演化产生整体涌现性（特性、特征、行为与功能）的机理和一般规律的科学。[17]复杂系统研究的先河是贝塔朗菲（Bertalanffy）1937年提出“一般系统论”,这被称为第一代系统观。第二代复杂系统观研究的高潮始于70年代产生的自组织理论，1969年普利高津（Prigogine）提出的耗散结构理论、哈肯（Haken）构建的协同学，1979年艾根（Eigen）发表的超循环理论。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外学者对生物界的涌现、人的学习与认知、开放的复杂巨系统等进行研究，由此形成第三代复杂系统观。其核心是强调个体的主动性，承认个体有其自身的目标、取向，能够在与环境的交流和互动作用中，有目的、有方向地改变自己的行为方式和结构，达到适应环境的合理状态。这代系统观重要学术代表是CAS理论，被认为复杂性科学最新成果。复杂性科学正处在飞速发展中，截至目前，较成熟的理论包括：①普利高津与哈肯创立的远离平衡的非线性动力学系统自组织理论；②巴克（PerPak）与汤超等人创立的复杂自然系统的自组织临界理论；③霍兰创立的CAS理论；④钱学森等人提出的开放复杂巨系统综合集成研讨厅理论框架；⑤Carl-son和DoyleJohn提出的高度最优化容限（HOT）理论；⑥高确信高后果系统（HAHC）研究。[18]复杂性科学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对复杂性产生机制的研究，CAS理论就是对这个问题的一个回答。其核心思想是“适应性造就复杂性”：复杂适应系统中的主体，能够与环境以及其他主体进行交流，在这种交流过程中“学习”或“积累经验”，并且根据学到的经验改变自身的结构和行为方式。整个系统的演变或进化，包括新层次的产生、分化和多样性的出现，新的聚合、更大的主体的出现等等，都是在这个基础上逐步派生出来的。霍兰将上述规律概括为这样几个基本点：具有适应能力的主体；主体和环境的互动作用；受限生成过程（ConstrainedGeneratingProcedure，CGP）；从个体的演化到系统的演化———ECHO模型。并提出了基于主体建模的复杂自适应系统研究程式。#p#分页标题#e#
（三）复杂性范式研究的方法论
按照我国学者成思危的研究，复杂科学的基本方法是以下四个方面的结合：①定性推断与定量计算相结合；②微观分析与宏观综合相结合；③还原论与整体论相结合；④科学推理与哲学思辨相结合[19]。复杂科学研究中所用的主要技术工具有：①不确定条件下的决策技术。包括定性变量的量化（多维尺度、广义量化等），经验概率的确定（数据挖掘、数据库的知识发现、智能挖掘等），主观概率的改进，案例研究与经验信息的集成等。②综合集成技术。包括系统的结构化，系统与环境的集成，人的经验与数据的集成，通过模型的集成，从定性到定量的综合集成等。③整体优化技术。包括目标群及其优先顺序的确定，巨系统的优化策略（分隔断裂法、面向方程法、多层迭代法、并行搜索法等），优化算法（线性规划、目标规划等），离线优化与在线优化，最优解与满意解的取得等。④计算智能。包括演化计算(例如遗传算法、演化策略、演化规划、遗传程序设计等)，人工神经网络，模糊系统等。⑤非线性科学。⑥数理逻辑。⑦计算机模拟。包括人工生命，元胞自动机，竞争与合作，大群体模拟工具(SwarmSimulationToolkit)等。[20]基于主体建模的复杂自适应系统研究程式是应用广泛较为成熟的复杂性分析方法。CAS建模把注意力集中于相关的个体行为,从底向上地观察和描述系统的行为,走向了一种由低到高、从微观到宏观的跨层次的研究思路,称之为基于主体（Agent）的建模方法。围绕主体这个最核心的概念,霍兰将适应性主体分解为4个特性（聚集、非线性、流、多样性）和3个机制（标识、内部模型、积木块）,尝试用“执行系统、信用分派算法、规则产生算法”等科学语言具体刻画主题的适应及产生机制。并借助于计算机技术对现实复杂适应系统主体的各种行为特性进行模拟,建立起回声模型,由此揭示出一般性的复杂适应性原理。[21]
（四）复杂性范式适宜的研究领域
复杂性范式研究职业教育的适宜领域实际是一个开放的疆域，它不仅是个理性问题，更是一个实践问题。我们确信，凡是机械论、还原论失效的职业教育问题就是复杂性范式的用武之地。基于CAS理论多主体系统的计算机模型研究是复杂性范式的主要方法之一，也是在职业教育研究中亟待开拓的空间。就此撷要列举几个方面如下：
1.个体学习机制的模拟
这一问题的核心思想是如何依照人类的思维方式建立Agent的学习机制。它涉及认知科学、人工智能以及医学等多个学科的知识。截至目前人类对于大脑的思维方式尚没有形成一个完整清晰的认识，这也制约了良好的Agent学习机制的设计。现在，Agent学习机制主要使用遗传算法和神经网络等人工智能的方法建立。
2.行为规范的演化
按照Axelrod(1997)的定义，行为规范是个体的行为所遵循的模式，如果个体偏离这一模式，将会受到某种“惩罚”。从个体的习惯以及相互之间的合作关系，到社会政治和文化对职业教育系统的影响等都属于行为规范领域的研究范畴。Epstein(2001)使用基于Agent的系统研究了行为模式的稳定性以及家庭与文化习俗等因素对个体行为规范的影响，他的结论是：一旦一个行为规范成为社会上大多数人所接受的习惯以后，单独的个体趋向于直接遵从这一行为规范，而不做仔细的考虑。一个明显的例证就是广泛存在于群体中的“从众心理”和“羊群效应”现象。行为规范的相关研究还揭示，在一个动态复杂性系统中，一种行为规范的确立是路径依赖的，而且路径的选择会受到各种偶然因素的影响。[14]这些基于复杂性科学的研究成果与方式在职业教育研究中的意义无疑是广泛的。如校企合作过程中职业学校与企业等社会组织关系模式的形成机制与演化分析；实践教学中引入职场文化、职场行为规范的形成机制；职业学校的教师与学生群体之间关系运作模式的分析；教育社会学中从众行为的仿真研究；职业教育的制度性规范的形成分析；教育“热衷事件”形成原因等等，都会在复杂性范式下获得有力地解释。
3.职业教育经济模拟分析
当前，计算经济学研究中最活跃的部分就是针对各类市场的演化过程及其相关制度影响的研究，涉及金融、电力、劳动力、零售和批发、娱乐等市场多个方面。在金融市场研究最有影响的工作是Arthu等人1997年在SFI建立的模拟证券市场，并验证了在模拟证券市场中同样会出现收益率厚尾分布和“追涨杀跌”的现象。2001年Chen成功地研究了个体的模仿和学习对于证券市场的影响。2001年Bower使用计算经济学模型研究了英格兰和威尔士的电力市场情况，得到与经验一致的结果。职业教育的经济行为或经济视角的行为分析与一般的经济行为比较可能共性多余特性，在职业教育领域运用上述成功的范例进行经济学意义的探索将是大有作为的。
4.职业教育系统的社会网络分析
20世纪60年代以来,社会网络分析在社会学界发展起来,成为研究包括个人、家庭、小群体、组织、社区乃至阶层及其相互多重复杂关系的工具。社会网络分析已经发展成为一门整合的行为科学,它涵盖了社会学理论、数学、统计、图论等学科内容。近年来，社会网络分析在包括人格心理学、发展与教育心理学、教育管理心理学在内的教育科学中取得许多成果。众所周知，职业教育系统与外部环境以及内部机构之间都处在广泛关联的社会网络中，这种社会网络本质上都是复杂网络，职业教育的生态与这种社会网络不无关联。复杂性科学与社会网络分析技术提供了许多方法与手段来支持职业教育这种类型问题的研究，所以说以复杂网络视角展开职业教育研究是有待开发的金矿。
5.职业教育政策分析
基于复杂性范式对职业教育政策的研究是多方面的，依笔者看来，职业教育政策效率与政策的模拟演化分析是两个重要的问题。职业教育政策执行是一个复杂且具有高度权变性的现象，它包括相互依赖性，选择程度和行为改变等多种组成部分；政策执行系统结构一直处于不稳定的波动状态，凸显了一种复杂的立体网络状连接关系。[15]因此，“简单性范式”是难以把握的，必须运用复杂性思维，全面、深刻地理解。职业教育政策执行中的复杂性问题，还表现在教育政策执行系统的多因素性、多层次性、多变性以及这些相互作用所形成的整体行为和演化，这种整体行为和演化充满了涌现和自组织临界现象，具有不可预测的随机性。因此，常常会出现好的主观意旨的教育政策在执行中却背道而驰，或成为“机会主义”的利益摇篮。这种现象在很多情形下单凭简单的推理是很难预测的，而复杂性理论就可能有所作为，特别是通过定性、定量分析的整合，通过计算机模型仿真演化分析可能能提供许多有价值的信息。#p#分页标题#e#
经过20世纪一百年的发展，科学技术取得了长足进步，人类对于自然和生命的奥秘有了丰富而深刻的认识。这些科学成就的取得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还原论这一近代科学研究的基本方法。许多对世界产生重大影响的发现都源自于还原论。例如，对于物质结构和生命奥秘的认识就经历了这样一个典型的认知过程，从分子到原子再到更细微的基本粒子，从个体、组织器官、细胞到DNA。事实上，除了以上物理和生物所代表的自然科学领域外，还原论已经影响了并正在影响着许多领域的科学研究工作。
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还原论的局限性也逐渐凸现出来，人们越来越深切地意识到，对于系统基本结构单元的性质和规律的了解并不能让我们全面地理解系统的行为。例如，仅仅基于细胞的知识我们不可能理解组织器官的功能，生命整体本身并不只是生命物质的简单组合。进入21世纪以来，经济全球化、信息网络化，已经把世界紧密地连成一体，人类的经济繁荣和社会进步面临全新的挑战，人们已经逐步认识到，社会和自然都面临着同样的复杂性问题。加强系统科学和社会管理等学科的交叉融合，对于认识复杂系统的基本性质与规律、发展社会管理科学的基本理论、创新社会管理的机制方法，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社会管理的挑战与机遇
地球系统已经成为自然与社会紧密结合的复杂适应性系统。自然系统不再像以往那样独立地、不受干扰地运行，社会已经成为全球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我们想成功的实现社会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必须建立一套能够涵盖全球社会和自然环境各个方面的有效信息采集网络，同时发展处理信息、生成模型并形成政策支持的理论与方法。具体到社会经济系统本身，全球化的浪潮使得不同文化和经济基础的国家和社会构成了一个有机整体，社会已经成为一个基于信息共享、联盟和价值共享的多层次、多网络动力学结构，社会治理面临的种种重大问题通常具有全局性和系统性，需要从系统的视角，综合包括社会管理、系统科学在内的多学科多方面社会力量开展集成性的研究。
信息通讯技术和网络、计算机技术的发展，不仅对社会管理问题提出了挑战，而且为认识社会、建立社会管理的基础理论提供了基础。信息技术的发展使得我们的社会进入了大数据时代，咨询公司麦肯锡指出：“数据，已经渗透到当今每一个行业和业务职能领域，成为重要的生产因素。人们对于海量数据的挖掘和运用，预示着新一波生产率增长和消费者盈余浪潮的到来。”事实上，“大数据”在物理学、生物学、环境生态学等领域以及军事、金融、通讯等行业的存在已有时日，而今年来引起人们关注，恰恰是在社会科学和社会管理领域，信息技术的发展和大数据的出现，使得我们可以从各个层面考察人类行为，以空前的广度和深度加深我们对生活、组织和社会的理解，为社会管理从微观到宏观各个层面的定量化和科学化提供了基础。
信息技术与大数据时代为我们提供了认识社会与经济的基础，但对社会经济发展演化规律的认识，必须通过技术手段，但仅仅通过技术手段是不够的。在社会、经济和技术发展的大背景下，我们面对的将是大规模、动态且相互耦合的系统。在现代生活的每一个层面，包括个体、组织、经济和政治等，我们所面临的系统和问题都更加错综复杂，系统科学与复杂性研究的方法必将在其中起主要作用。面对更加纷繁复杂的社会管理问题，我们必须提高社会管理的综合性与适应性。与已有的管理理念和方式相比，我们需要更加关注整个系统的组织，这就使得系统思维和复杂性的研究范式以及与之相关的计算与实验方法成为推动社会管理科学创新与发展的重要途径。复杂系统研究特别强调的是子系统与组织结构根据新的条件和任务所具有的功能适应性，这对于我们建立相应的管理范式与结构具有启发作用。例如，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基于网络的资源利用和分配形成了用户的新的社会网络，他们以一种新的形式产生、共享、散布信息和其他资源，使人类行为与技术发展紧密地耦合在一起。理解、认识这些结构和现象，对于创新在新技术条件下的管理科学、社会学和经济学等十分重要。而实验与大规模计算机仿真模拟，则是我们认识和理解系统行为、性质与功能的重要手段。大规模计算机模拟将使我们更好地理解个体与群体行为，从而能够更好地应对可能发生的自然或社会的各种问题，为科学管理提供决策支持。
社会管理中的系统科学
系统的思想和方法是在人类千百年来的生产实践过程中逐步形成的，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系统已经成为一个科学概念，而系统科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已成为现代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最近制定的一级学科简介中，系统科学被描述为：“系统科学是研究系统的结构、演化和控制规律的科学，是一门新兴的综合性、交叉性学科。它以不同领域的复杂系统为研究对象，从系统和整体的角度，探讨复杂系统的性质和演化规律，目的是揭示各种系统的共性以及演化过程中所遵循的共同规律，发展优化和控制系统的方法，并进而为系统科学在科学技术、社会、经济、军事、生物等领域的应用提供理论依据。作为一个学科内涵正在不断丰富和发展的新兴学科，系统科学加深了人们对现实世界的认识。”
按照钱学森院士对现代科学技术体系的划分，任何学科都可分成基础理论、技术基础和实际应用三个层次。对系统科学而言，基础理论层次的内容是系统学或称作系统理论，技术基础层次的内容包括运筹学等理论方法，实际应用层次则是各种各样的系统工程。建立系统学，是发展技术、开展实际应用的基础。而针对复杂系统涌现性的复杂性研究，是建立系统学并进而发展系统科学的技术基础和工程应用的重要途径。鉴于系统科学研究的内容、特点及目前发展的水平，又由于各种学科领域如物理、化学、生物、社会、经济和工程技术领域等的研究对象包括各种类型的复杂系统，所以系统科学的发展离不开对具体系统的探讨，并通过对具体系统的结构、功能及其演化性质的研究，寻求复杂系统的一般机理与演化规律。
国际国内探索复杂性的研究路线基本上都是以首先解决具体系统中的科学问题为切入点的。2006年欧盟制定的复杂系统研究路线图，就是围绕着以下主题领域展开的。（1）自然系统中的涌现：集体行为和远离平衡态的涨落，包括复杂物质的自组织和时空动力学，多层次和多尺度系统的建模等。（2）理解生命，包括计算生物学和系统生物学、认识大脑，从分子、细胞、生理、生态等各个层次全面地理解生命的奥秘。（3）社会与环境系统，包括计算社会学及经济学，具体问题有理解个体认知和群体行为，基于网络重建的集体智力过程，经济与金融网络以及危机的产生与扩散，环境、生态与社会经济的耦合演化规律等。（4）网络与技术系统，特别是与信息技术与Internet发展相关联的科学问题，包括基于网络的信息挖掘与信息扩散，WWW网络与虚拟社会等。（5）人工复杂系统。模拟和仿真是研究复杂系统的重要工具，是分析、模拟和调节自然的、社会的复杂系统的途径，同时，也成为复杂性研究的重要对象。
社会系统作为复杂适应性系统，与其他自然和社会领域中的复杂系统一样，具有很明显的层次性。魏礼群教授曾谈到：社会可以分为大社会、中社会和小社会几个层面。大社会包括自然和社会，中社会包括经济与社会两个方面，小社会包括中央讲的五位一体：经济建设、政治建设、社会建设、文化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等。研究从小社会开始，但研究需要大视野。魏礼群教授指出，社会管理中的问题比经济管理中的问题更复杂，社会管理中基础理论问题的研究是一个薄弱环节，在这方面需要加深探讨。另外，现在最大的变化是人类进入了信息时代和网络时代，在这个社会管理下，就提出了人类要有新理念、新思维、新方法，在信息化社会管理的基础理论上需要加强。
信息网络技术大发展，极大地加深了人与人之间的关联，使得社会作为一个复杂适应性系统的特征日益突出。作为理解社会、创新社会管理科学基本理论的基础，在微观层面，我们首先应该认识人的行为特征以及人与人、人与社会在各个层面的关联对社会行为的影响。其次，作为社会管理的基本单元，社区或区域之中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文明的建设是社会管理科学研究的立足点和出发点。第三，从国家层面，从自然、社会与经济协同发展的层面的制度和机制建设，是社会管理研究的最终目标。要着眼于建立和完善相关制度机制，推进改革措施，注重加强制度建设。因为只有制度才具有根本性、长期性和稳定性。
在许多领域和层次的社会管理科学问题研究中，人类的群体行为、特别是群体决策行为及其形成机制是一个非常好的切入点。人类决策是近几十年来行为科学、管理科学、经济学、认知与社会心理学等学科极为关注的重大科学问题，也是探讨社会管理科学理论的基础。而其中的群体决策行为，在网络和信息化飞速发展，社会、经济和生活越来越具有全局性和综合性的今天则显得尤其重要，许多问题都尚未得到深入的认识和理解。明确其中的科学问题，通过实验和计算模拟以及系统科学方法，深入研究群体决策行为，可以理解不同文化背景下团体成员互动模式和策略选择的形成机制，了解合作、信任等社会行为如何演化，认识和优化组织的运作模式和管理范式，确定公众行为决策的特征与产生机制，并为建立科学高效的社会管理机制和制度提供理论和技术上的支持。
信息网络技术的飞速发展，为研究人类决策行为提供了新的手段和途径。首先，大数据时代可以让我们开展基于实际生活信息的行为挖掘。挖掘实际生活中的信息，并从中提炼和概括人类的群体行为成为我们建立社会管理科学理论的重要基础。收发电子邮件，拨打手机，使用交通卡乘坐公共汽车和地铁，利用信用卡购买物品，等等，所有这些都留下了我们的行为痕迹，成为我们个体或群体行为的细致刻画，提供人与人之间实时的交互结构与内容信息。许多与社会管理密切相关的问题都可以通过相关研究获得线索，例如，团队间的相互作用就可以通过E-mail通讯数据来考察，使我们可以研究以下问题：团队之间的通讯是如何演变的？演变模式与组织之间的亲密关系或个体和群体的行为有什么关联？什么样的相互作用模式可以使团队或个体更富有创造性？
关键词：工作复杂性；悖论式领导；角色混淆；领导有效性
一、 前言
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趋势加快，现代科学技术突飞猛进，产业结构调整步伐加快，国际竞争日趋激烈。与此同时，我国经济体制处于由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的过程中，即处于经济转型时期。对于转型经济时期的我国企业而言，其所面临的经营环境也在发生着剧烈的变化。由于企业与环境之间是互动关系，所以伴随着社会经济复杂性提高，企业组织的行为与状态也变得愈加复杂起来，企业的多样性、相互关联性、模糊性、流动性等特征不断增强，给企业提出了许多新的要求，即企业管理的各个方面需要进行适应性的转变以适应不断变化的环境，以此提高组织有效性。如何在复杂多变的环境下实现企业组织架构、领导体制的顺利转型和有效变革，获得生存、发展所需要的资源，合适有效的领导方式和领导者的选择，成为组织发展面临的重要议题。
作为研究领导或管理效率的崭新视角，悖论被内置于组织生活当中，处在复杂环境中的领导要提高自身的适应力，必然要与环境之间产生交互，不同于以往简单的机械环境，现在的环境有机多变，甚至环境中各要素相互对立，所以要适应复杂的环境，领导者就需要学会如何应对复杂环境中彼此相悖的要求，悖论式领导也就随之产生。悖论式领导是统筹整个组织系统、在系统内部建立各种联系以实现更具有创造性及适应性的一种有效方式，在这些领导者身上显现的是组织系统思考、行为多样性的表象方式，在领导方式上体现的共同特征就是“悖论”。
学者最初对领导这一问题进行研究时，领导者被视为提供帮助的一个来源，他们帮助我们度过难关，获得新发现，展现出未来的美好愿景。在当前日新月异的世界上，对优秀领导的理解比以往更加至关重要。随着环境的日益复杂，传统领导模式的不适性逐渐显现，悖论式领导能否有效应对复杂环境的负向影响，成为领导理论以及组织行为学研究的热点问题。
二、 理论假设
1. 工作复杂性的负向影响。传统的工作特征理论虽然提出了技能多样性、任务同一性、任务重要性、自主性和反馈（Hackman & Oldman，1974），这一理论仍然是建立在泰勒制的基础上，强调劳动分工、专业化与标准化（Hirschhorn，1984）。随着现代管理理论的发展，各分工之间的界限正逐渐被打破，很难对各项工作，尤其是领导者的工作进行准确定义，也就是说领导的工作正变得日益复杂。这种复杂性主要体现在知识信息的爆发，及组织虚拟化的加速，不断挑战着人力所能控制的范围。本文所说工作复杂型，不同于简单的技能多样性，涉及到行为主体的心智过程，包括问题解决、应用判断力、技术知识的使用等（Perrow，1967；Van de Ven & Delbecq，1974），指的是由工作边界模糊、目标不明确等所形成的复杂性。对领导者的要求不再局限于单一行业、单一领域中线形的管理视角，更多需要领导者跨行业、跨团队，甚至采取全球化的全局网状思维模式。随着复杂性的增强，领导者往往需要同时满足多重目标，这使得其对问题求解方法的探索远比传统企业中复杂的多，对于领导者自身的要求也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Schmenner，1988），也就是说如果领导者无法跟上时代进步的步伐，工作的复杂性无疑会降低他们的行为有效性。因此，本文假设：
假设1b：领导者工作的复杂性对领导有效性产生消极作用。
2. 悖论式领导的应对假设。悖论式行为的关键在于整合复杂性，能够并愿意在某一问题上承认相互矛盾观点存在的合法性，也就是说，允许认知上的分化。并且在分化的基础上，可以建立各个视角观点间的联系，也就是说，具备概念整合的能力（Suedfeld，Tetlock & Streufert，1992；Tadmor，Tetlock & Peng，2009；Tetlock et al.，1993）。认知上的分化需要辩证的逻辑推理能力（Tetlock，Armor & Peterson，1994），概念整合需要综合推理来解释为什么理智的人对待同一件事件会各有不同并且指出如何平衡价值观和观点之间的冲突（Tetlock et al.，1994）。也就是说悖论式的行为本身就需要具备处理复杂性的能力。在此基础上，具有综合复杂性特质的领导能够接受相异的观点，对相互矛盾的信息持开放性的态度（Tatlock et al.，1993；Wong，Ormiston & Tetlock，2011）。悖论式领导对诸如价值冲突、责任不一致等外部信息尤其敏感（Tadmor，Galinsky & Maddux，2012），并且可以更好地应对来自各方的矛盾需求。悖论式领导关系全局，而非单一的个别因素（Choi，Koo & Choi，2007）。这一认知能力可以极大地提升领导行为的有效性（Lee，2000）。系统思考的领导者可以真实地认识到矛盾各方（Choi & Nisbett，2000），通过系统思考，领导者坦诚接受产生悖论的各方矛盾，并在整体系统中将各要素进行联系，形成综合体，探求动态共存的可能性。可见，悖论式领导可有效应对外在的复杂性。
假设2：悖论式领导调节了工作复杂性与领导有效性之间的关系，即缓解了工作复杂性的负向作用。
3. 工作混淆的中介作用。传统的组织理论中，个体习惯了稳定的命令链模式（Davis，1951），其工作动力来源于集体统一的共同目标。这一传统方式保证了组织的系统性，确保个体按照任务要求分配自己的资源。但是，现在的复杂矛盾环境使得稳定性假设不再存在，多样化、复杂化的工作需求使得个体不再可能仅仅承担单一角色。对于领导者而言，其所处环境更为复杂，所承担的各种角色之间可能会产生混淆。根据传统的组织理论，正式结构中每一个岗位都有一系定的职责要求，如果个体对自身的职责不明确，对其工作目标不清晰，也就是由于缺乏岗位工作所需的必要信息而出现了角色混淆的状况，个体会对自身的角色产生焦虑，甚至扭曲现实，其行为结果会为了缓解压力作出回避行为或防御行为，最终直接降低行为有效性。
假设3：领导者的角色混淆中介了工作复杂性对领导有效性的消极作用。
从复杂性视角出发，根据行为复杂性和必要多样性界定领导，行为复杂性的概念考虑到领导可以与必要多样性（Ashby，1952）的思想相结合的方式进行界定。在有能力扮演多重角色、拥有多种行为限制组织或环境提供的必要多样性的情况下，行为复杂性和必要多样性提供了高效领导的简单概念。如果悖论存在于环境当中，最终也会体现在行为方面，因此，拥有多重角色、素质技巧和行为能力的领导者会很好地适应并对复杂甚至模糊和不确定的组织和环境条件作出反应。可见，悖论式领导在面对多重身份角色时，有能力驾驭并扮演好多重角色要求。所以，本文假设悖论式领导对复杂矛盾环境的缓冲作用，经由领导者自身定位的清晰性的中介，进而发挥作用。
假设4：角色混淆中介了悖论式领导对工作复杂性所起消极影响的调节作用，即悖论式领导对工作复杂性的调节，通过角色混淆对领导有效性发挥作用。
三、 样本来源
本研究选择江苏企业进行调研。调查地区包括苏南地区的南京、苏州、无锡、镇江和苏北地区的扬州、南通，调研对象为这些企业中的中层领导者，调研企业来源于这些地区的经济开发区。调查过程中，调查者与这些开发区的管委会取得联系，在相关人员的陪同下深入企业进行调查，所有问卷采取现场发放、现场回收的方式。对领导者自评问卷方法350份问卷，剔除未回收问卷以及无效问卷，有效问卷共312份；对这312位领导者之间下属发放问卷，共发放936份员工测评问卷，最终形成对261位领导者的完整评价。最后，通过对这261位领导者的上级领导进行调查，得到237份有效的评价问卷。
四、 实证分析
1. 相关分析。表1列示出本研究所涉及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以及各变量的平均值和标准差。就悖论式领导与各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而言，悖论式领导与工作多样性（r=0.354，p
2. 假设检验。本文采用IBM SPSS20.0软件中的线性回归来对本研究中的直接效应进行检验和分析。遵循Ghiselli等（1981）的观点，若数据偏度（Skew）小于2、峰度（Kurtosis）小于5，即可以对数据进行判定，认为其服从正态分布。因而，本文利用IBM SPSS20.0软件对数据的偏度和峰度进行分析测试，测试的结果显示本文的数据通过了偏度和峰度检验，可以继续开展研究，本研究运用层级回归法对假设进行验证，结果见表2。
本研究的直接效应是领导者的工作复杂性对领导有效性的影响，模型1将工作年限、教育程度、跳槽次数、收入水平、职位这5个控制变量引入。模型2放入自变量，工作复杂性（β=-0.35，p
五、 结论与展望
随着变革节奏的加快，复杂性日益加强。在这样的背景下，这些组织看似在正常运行，但是很难顺利摆脱外界环境条件的约束，而是在封闭的状态下仍然维持原来的状态。面对快速的变革和不断提升的复杂性，未来的管理者必须做好足够的心理准备，不断提高自身技巧和能力以便处理持续增长的混乱局势和纷繁复杂的态势。本研究旨在探讨组织复杂性及与之相关的领导有效性之间的关系，提出悖论式领导在复杂环境中所起的作用。本文将能在复杂多变、充满矛盾或悖论的环境中形成悖论式思维，采取积极行为的领导者称为悖论式领导，也就是说，与那些效率低下的对手比较而言，悖论式领导者更能够运用各种各样的矛盾、悖论，发挥矛盾、悖论在组织发展、角色扮演等方面的能力。
本文虽然证实了悖论式领导在复杂环境中的积极作用，但悖论式领导对环境的处理机制仍没有被清晰的认识。悖论式领导采用什么样的机制和方式整合组织成员的适应，以实现组织对环境的适应性等问题仍需要结合理论与实证进行深入分析。
参考文献：
[1] Ashby， W.R.Design for a Brain[M].New York：Wiley，1952.
[2] Davis， Ralph C.Fundamentals of Top Management[M].New York： Harper，1951.
[3] Hackman， J.R.， Oldham， G.R.The Job Diagnostic Survey： An Instrument for the Diagnosis of Jobs and the Evaluation of Job Redesign Project[R]，1974.
[4] Perrow， C.B.A Framework for the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Organizations[J].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1967，（32）：194-208.
[5] Tadmor， C.T.， Galinsky， A.D.， Maddux， W.W.Getting the Most out of Living Abroad：Biculturalism and Integrative Complexity as Key Drivers of Creative and Professional Success[J].Journal of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2012，（103）： 520-542.
[6] Tadmor， C.T.，Tetlock， P.E.Peng，K.P.Acculturation Strategies and Integrative Complexity： TheCognitive Implications of Biculturalism [J].Journal of Cross-cultural Psychology，2009，（40）：105-139.
[7] Tetlock， P.E.， Armor， D.Peterson， R. S.The Lavery debate in Antebellum America： Cognitive Style，Value Conflict， and the Limits of Compromise[J].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1994，（66）：115-126.
[8] Van de Ven， A.H.， Delbecq， A.L.A Task Contingent Model of Work Unit Structure [J].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1974，（19）：183-197.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项目号：71272103）。
基于经济法探究法学基础理论
1.经济法突破了公私法局限http://
私法与公法实施二元分化为基础法学的传统理论，基于板块思维进行定论，将整体社会的复杂关系定位在平面系统内进行静态审视，并令两者区分性明显。这一法律基础理论产生于我国传统社会环境模式之下，基于当时社会发展简单形式、关系属性相对清晰，因而二元分化模式看似合理。然而伴随市场经济的多元化发展、环境的日益复杂，该类公私法二元划分呈现出了相对属性，并引发了业界人士的广泛讨论。二元化的传统划分模式针对当前社会市场经济的飞速扩充与现代化发展来讲，其绝对合理性产生了动摇。新时期，日益扩充发展的市场经济需要国家由公利视角管控私人活动，促进了公法逐步伸向私法范畴发展。同时，公法渐渐面临了全新层面问题，即需依据私法进行问题处理。这样一来便会形成私法辅助公法现象，令两者呈现出互相交叉发展状况，因而对原有二元划分模式形成了强烈冲击。而经济法相关于政府及市场失灵的管理控制，也就是不仅利用公法，同样借助私法进行调控整治。由此可见经济法真正体现并阐释了该类客观需求，形成了全新的综合法律管控模式，其不会对传统公私法相关合理性规定产生负面作用，而是创新形成了一类分类调控法律手段。基于经济法视角，进行法律基础理论的重新定位，可有效突破私法公法固有界限，促进两者的互通融合，体现经济法深层次内涵，令其真正反映经济、政治与法理基础。
2.经济法对象调整更新
经济法的科学发展令传统法理机构和谐状态分布被更新调整，因此应采用相关基础法学理论进行关系调整的深化研究。当然，基于经济法发展相关理论分析之中，包含混淆概念、理论无法联系实际等矛盾问题，因而存在一定困难性。传统定位经济法基于对象调整相关标准，由于应用单一化思路，无法令经济法明确特定目标，令其功能优势没能良好激发，同时，其针对客观事实而非抽象理论开展，没有依据相关理论标准进行有效实践，因而无法形成良好的说服力。因此，现代经济法应科学转变思路，跳出条框，注重客观主观标注的统一集成，突破仅进行某一社会关系优化的局限性，一对一的片面性。应核查实际，尊重客观，基于混合经济模式，突破部门法的传统划分，采用集成、交叉、渗透观念，动态审视经济社会的更新发展。同时，基于社会关系的多元复杂属性，会对法律调整模式产生影响，令其也朝着多元复杂形势发展，而非单纯的一对一更新优化。另外，基于社会关系的主体影响性，倘若关系到公共利益，则应将其视为法律优化更新范畴。在探索经济法定位实践中，应摒弃传统标准制约，脱离机械、单一、片面的划分体制，有效促进调整对象发展为对象调整，应结合主客观意识、思维，引入经济法功能，进行深入探究，并创设有效的法律解决途径。就当前社会经济呈现出的模糊、复杂关系，应由经济法视角实施立体调整优化，引入经济治理理念，灵活应用公私法方式进行科学调整，进而有效处理各类显著矛盾冲突问题，同时也会促进经济法在合理应用探究中实现进一步的创新发展。
3.经济法拓展了相关法律机制及能效
法律基础核心在于能效激发，倘若无法确保法律法规发挥作用效益于社会活动、关系运作之中，则其便丧失了生命力与价值。基于经济法视角，其相对于法律机制与相关能效，创设了平衡优化、系统规整与综合管控的思想。经济法注重权利救济，应科学击破框架禁锢，杜绝事后救济弊端，提升管理绩效。基于当前社会发展体现的复杂性状况，应科学依据各异的地域、空间、时机，选择灵活适应性方式进行科学优化，全面结合行政、民事与刑事方式，实现经济法的优化规整。同时，还应科学采用公私法结合的新型经济法模式，体现良好的社会性。面对体现一定独立特征的现实关系，例如市场与计划、公立与私立等，应基于社会利益视角，有效平衡关系利益，运用经济法优化平衡理念，体现其核心精髓与优质法律效能，解决实际问题。经济法可有效处理社会化实践发展中的经济矛盾，调节社会经济进程，实现目标整合，实施宏观管理，体现良好的政策功能。其通过应用快捷、高效、多变方式映射经济体制，体现经济功能规范，促进了社会经济建设与法律基础理论发展的有效互动及平衡提升。
4.结语
总之，经济法的更新发展，伴随市场经济建设的全面扩充，令其理念进一步创新，并促进了法律基础理论的突破传统、摒弃公私法局限、更新对象调整，令相关法律机制进一步拓展，发挥了法律法规的良好功能绩效。基于经济法的优势功能，我们只有对其内涵深刻探析、充分挖掘，基于创新发展视角审视法律基础建设、完善理论内容、践行实践管理，才能真正促进经济法核心价值的全面发挥，稳固法律基础体系建设，并促进两者的互相渗透、科学指引与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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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导读：以山东省经济产业结构为例, 将复杂网络中的社团结构引入投入产出关联网络中, 分析和研究山东省国民经济产业结构. 利用划分投入产出关联网络社团结构的模糊聚类算法, 得到山东省国民经济的最优社团划分为4个社团, 而且分析了不同社团之间公共部门的存在现况. 本文通过复杂网络的社团结构对山东省产业结构做出运算并简单分析, 对山东省产业结构优化及整合有着理论和现实意义.
关键词：投入产出关联，产业结构，复杂网络，社团结构
参考文献
[1] 张嗣瀛.复杂性科学.整体规律与定性研究[J].复杂系统与复杂性科学，2005，2（1）：71-83.
[2] 方爱丽.基于复杂网络理论的投入产出关联分析[D].青岛：青岛大学，2008.
一、宏观思维与微观思维相结合
宏观思维就好比是整个思维体系的钢骨架，是整体思维的经络，它具有高度的概括性和抽象性；与此相比，微观思维就好比是思维体系的血肉、细胞，是整体思维的灵魂，他更加生动具体。任何一门学科的宏观理论都可以起到很好的统率微观理论的作用，而对应的微观理论则是用来给宏观理论服务，更多的是阐述或论证宏观理论，宏观理论与微观理论相辅相成、紧密结合。只要能把这两种思维方式有机的结合到一起，就可以在教学中做到深人浅出，纲举目张，让我们整个思维更具有递进性、层次性。宏观思维和微观思维二者间的区别是相对的，从局部看是宏观的东西，而从全面看往往却是微观。宏观东西的出现往往是以合的方式，比如马克思主义哲学如果从宏观上来划分的话，其分为四大部分：唯物论、辩证法、认识论和历史唯物主义。这其中，辩证法又可以细分为对立统一（矛盾）规律、量变质变规律、否定之否定三大规律。再比如，中国革命史从大宏观上细分为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革命时期。而对于其中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我们从小宏观方面又可以细分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土地革命、武装斗争等。当然，还可以相应的继续分下去，如对立统一规律中的同一性和斗争性这两种属性。如此思维方式，知识间的内在联系性表现的就相对比较明显，层次性也较为分明，既可以做到细致深入，又能够深入浅出地概括。
二、简单思维与复杂思维相结合
事物最本质的东西往往是其中最为简单的部分，复杂的东西往往显得比较无序，认识事物是为了更好的把握事物的本质，让思维更加简化。要真正做到这一点，需要从事物的表象入手，逐步实现对事物必然性的认识。简单与复杂二者的关系也是不可分割、紧密联系的，在简单中孕育复杂，而复杂中更包含简单，复杂的现象往往会蕴含、掩盖着本质。我们在进行思维活动时，一方面要学会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这样做的目的是让问题能够有序的显露出来，能够让思维更加的快捷、简洁，为最终复杂问题的解决做好准备。另一方面也要把简单问题复杂化，这样能让我们更加全面、深刻地掌握知识。
简单思维与复杂思维相结合的思维方法，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生动地证明了著名华侨王安先生“在解决一个问题时有许多办法，往往最简单的办法是最科学的办法”。古人有云：“凡文笔老则简。意真则简，辞切则简，理当则简，神远而合藏不尽则简”，就是说的这个道理。
三、横向思维与纵向思维相结合
纵向是思维在一维空间，它更多的是体现知识的贯通性、连续性以及解决我们知识的深度、发展及其前后联系；横向是思维在二维空间，体现出了知识的综合性、交叉性，它解决知识上面的相关汇流、广泛衔接问题。而横向思维与纵向思维相结合展示出的是一种思维的三维空间，知识整体的构建，知识网络的织成。运用这种方法，可以更好的克服思维的孤立性、片面性和记忆中存在的死记硬背的问题，在运用知识进行实际问题的解决时，做到各种知识的左右逢源、融汇贯通、得心应手。
纵向思维更加重视知识在前后方向上的联系，往纵深处发展，在历史科学上表现的尤为明显。曾说“无限的过去以现在为归宿，无限的未来以现实为渊源”，给我们指明了历史是过去了的现实，现实即将成为历史，历史与昨天、今天、明天紧密相联系。比如，建国以来我们的经济形式而言，我们先后经历了新民主主义经济（多种经济形式并存）、计划经济、商品经济（计划经济指导下）、计划经济与商品经济相结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多种经济形式，这些经济形式前后紧密相连，特别是我们现在所建设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是存在着多种经济形式并存的局面。如果把各种经济形式与当时所处的历史时代横向联系起来思考，把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比较分析，我们就可以对中国经济全貌做一个大概的把握，更加认识到邓小平同志所提出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经济建设上的重大突破及深远意义。
四、阶段思维与过程思维相结合
阶段与过程相结合动态的思维方法，也就是传统意义上我们说的动态思维方法。世上事物永远都处在发展变化中，每一个事物的存在和变化都会呈现出一定的阶段性和过程性。历史上存在的事物，不管是短暂还是漫长，都会经历一个产生、发展、灭亡的阶段过程。现实中的事物或是正处于萌芽阶段，或是已经形成，或是正处于蓬勃发展阶段，更甚者可能正逐渐走向消亡。即使现在没有，将来才会出现的事物也需要经历这样的阶段和过程。而这一过程在概念上的反映就是表现为同一概念的再变动。如“人民”的概念，在民主革命时期指得是工人、农民、小资产阶段、民族资产阶段，而改革开放直至现在，她所指的范围包含了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个体工商户和私营业企主及一切拥护社会主义和祖国统一的爱国者等。再比如，“火车”一词所反映的对象经历了蒸汽机车、内燃机车、电力机车、磁悬浮列车等的一系列变化。
基金项目：本论文得到了河北社科基金：商业模式理论基础研究-战略视角（HB12GL067）的资助。
摘要： 本文将商业模式热潮与新经济时代背景的复杂动态特征相联系，论证了商业模式的本质是企业在复杂动态市场结构中的角色，明确了微观立场和中观立场相结合的整合研究立场以及基于社会网的研究方法，揭示了商业模式的功能，并构建了基于社会网的商业模式结构模型。最后，基于社会网的商业模式模型，分析复杂动态环境下商业模式与企业战略之间的关系，并以小米公司为例，阐述了商业模式与战略的关系。研究表明，根据基于社会网的商业模式模型，掌握市场的运营规律，影响企业家的预见性，进而影响企业战略分析。
关键词 ：商业模式；企业战略；市场角色；社会网
1、问题的提出
商业模式是近几年战略管理研究热点，商业模式的本质定义、功能、结构是重要的研究主题。在商业模式的本质定义方面，有影响的学说主要有故事说、总体逻辑说、关系说、规则说。故事说认为商业模式就是书写一个关于企业帮助客户创造价值的故事(Megreeta，2002)。逻辑说强调商业模式本质上是企业价值创造的总体逻辑(Charles Baden-Fuller & MaryS.Morgan，2010)。关系说侧重跨企业边界的交易结构(Amit & Zott，2010)。规则说将商业模式建构在企业的规则上(李东、王翔等，2010)。
转换机制说和情境说是两种主要的商业模式功能理论。转换机制说从技术创新与管理视角出发，将商业模式视为能够帮助企业释放并占有技术商业价值的转换机制(Chesbrough，2010)。组织情境理论将商业模式与战略联系在一起，认为商业模式比战略更抽象，是影响企业绩效的因素(Teece，2010)；商业模式的蓄利功能，提高企业在不确定环境下的可预见性，成为影响企业战略的直接情境(李东、王翔等，2010)。
在结构方面，国际上认为商业模式由价值主张、盈利模式、关键资源以及关键流程构成的学说很有代表性(Morris，2005)。翁君奕提出商业模式由价值对象、价值内容、价值提交和价值回收活动构成，这一观点在学术界的影响较大(翁君奕，2003；2004)。魏炜等提出商业模式构成六要素，包括定位、业务系统、关键资源能力、盈利模式、现金流结构和企业价值；该学说在业界影响较大(魏炜、朱武祥，2010)。
纵观国内外对商业模式的研究成果，商业模式本质定义、功能和结构研究具有下列特点：首先，商业模式功能研究的新经济时代的复杂和动态特征模糊。在以互联网经济为代表的新经济蓬勃发展的背景下商业模式研究受到学界和业界重视，表明新经济赋予商业模式以独特的意义和功能，但在研究中往往脱离具体的新经济时代背景。学者们已经开始重视新经济的时代背景(王学东、董大海，2012；张敬伟、王迎军，2011；李东、王翔等，2010)，但是复杂与动态特征没有进入到研究视野中。其次，站在企业视角重视企业活动的微观立场占据主流地位（程愚，2010），忽视了对商业模式跨越企业边界的产业特征的中观研究立场。第三，商业模式与战略的关系问题尚未明确。由于商业模式的研究层次不同、研究立场不同，导致不同研究框架下提出的商业模式概念的内涵差异往往很大(郭蕊、吴贵生，2014；张敬伟、王迎军，2011)；二者的对比研究中往往将内涵差异很大的商业模式概念与战略概念作为比较对象，难以对二者作出严格并且有意义的区分。
在上述三个问题中，忽视新经济时代的复杂动态特征是关键。经典的结构-行为-绩效（SCP）框架表明环境赋予企业行为以意义，只有突出新经济时代的关键特征对企业运营的影响，才能更精确的把握商业模式的本质，明确商业模式的研究立场，进而明确商业模式的功能，建立商业模式的结构。已有针对新经济时代的不确定特征进行的商业模式功能和结构的研究，对不确定特征进行了简化；针对新经济特征的复杂动态特征进行的商业模式研究尚未检索到，这将是针对商业模式结构和功能进一步研究的方向。目前缺少针对复杂动态特征的商业模式研究的另外一个原因，在于缺少处理复杂动态特征的工具；这也是面向复杂动态情境下商业模式研究的关键所在。
社会网理论是中层理论（middler angetheory），能够在宏观理论和微观因果模型之间建立联系。社会网认为经济行为是镶嵌在社会网之中的（Granovetter，1985），企业在社会网中的结构位置对网络成员的资源和权力取得具有重要的影响作用，深深的影响着网络成员的行为（Burt，1992）。作为中层理论，研究企业在社会网中的位置、关系及其对行为的影响，是社会网理论与分析方法的长处所在。因此，有必要引入社会网理论，研究复杂动态市场的网络、节点、相互关系，构建基于社会网的商业模式模型。社会网是社会学与管理学研究领域处理复杂动态特征的重要工具，但是查阅商业模式研究文献，尚未发现采用社会网视角的研究成果。我们认为，建立微观立场和中观立场统一的研究框架是商业模式研究的发展趋势，也将为商业模式和战略的关系研究提供统一的研究框架，采用社会网视角非常有前景。
因此，针对商业模式研究的上述特点，本论文通过基于社会网视角的分析，提出关于商业模式本质定义，探讨了商业模式的研究立场、功能和结构的新理论，并澄清商业模式与战略的关系问题。
2、新经济时代的复杂和动态特征
新经济时代的基本特征就是层出不穷的不确定性。高速发展的技术特别是信息技术，以及市场全球化，深刻地改变了企业的运营环境，其中复杂性和动态性是企业运营环境的两个极为重要的特征。
在系统科学中，复杂（complex）是与“独立自主”相对的，用于突出系统各节点间错综复杂的相互作用。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和应用，使得企业、合作伙伴和消费者之间的沟通更为容易，相互之间的关系更为错综复杂。在消费者市场中，消费者可以通过网络建立“社区”，加强彼此之间的交流联系，并形成“领导者”和“追随者”的互动关系，提高了消费者需求的演化速度。在供应商方面，互联网技术降低了公司与其合作伙伴的通讯成本，提高了沟通效率，因此公司能够尝试以不同的供应商网络形式创造价值。互联网也促进了消费者和企业之间的直接联系，消费者能够直接影响企业，企业也可以采取同样的直接联系方式来影响消费者。这些错综复杂的关系既在不断地制造新市场和新机会，同时也在不断地破坏原有的秩序，形成“创造性破坏”。“复杂性”是企业运营环境的一个基本特征。
信息以及互联网技术支持的强相互作用下，企业运营环境的动态特征更为明显。首先，消费者间的相互作用导致市场的加速演化，需求更新迭代速度加快，产品生命周期短。其次，企业和合作伙伴的强相互作用，导致技术的发展日趋快速，供应商网络的重构速度也在增强。第三，消费者和企业的紧密联系进一步促进了市场和供应商网络的演化和重构。从时间维度来考察，这些演化就构成企业运营环境的动态特征。
3、商业模式的本质、研究立场和功能
对于企业运营而言，复杂和动态特征既带来了挑战，企业的角色难以确定。同时也给予了机会。一方面，市场的复杂动态特征加大了企业对市场环境的预见性问题。尤其是风险投资偏好的新市场开发上，消费者需求和供应商网络的复杂动态规律更为令人捉摸不定。另一方面，复杂动态的市场也给企业运营提供了新的机会。无论是风险投资人还是创业者，都需要提高对复杂动态市场环境的预见性。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商业模式才受到了学界和业界的高度重视。笔者认为，商业模式的本质是企业在复杂动态市场结构中的角色，包括企业在市场结构中的地位以及与之相对应的价值活动预期系统。市场结构与企业角色之间的相互互动，是市场结构与企业角色复杂动态特征的来源之一。从中观立场出发，商业模式描述的由消费者、企业及其合作伙伴这些角色互动而构成的市场结构，强调市场结构受到角色之间复杂互动的作用的动态特征。站在微观立场，商业模式表征市场结构中企业的角色，强调角色的互动受到市场结构的制约。中观层面的市场结构与微观层面的企业角色之间的互动作用是商业模式复杂与动态特征的又一来源。
由于企业的角色是镶嵌在复杂动态的市场结构中，因此企业的商业模式既需要基于企业的微观研究立场，同时也不可忽视动态的市场结构的中观研究立场。商业模式跨越企业边界，商业模式是利益相关者的交易活动，这些思路之中已经包含了商业模式具有网络属性的特征，并强调企业能够控制或者改变该网络。但这些研究没能强调商业模式所具有的复杂和动态特征。为深刻表征商业模式的复杂动态特征，本文采取微观立场和中观立场统一的集成框架作为商业模式的研究立场。基于微观立场和中观立场统一的研究立场，商业模式的首要功能是：表征市场结构与企业角色的复杂与动态特征，帮助创业者和风险投资人领悟复杂动态市场结构中企业的角色，提高对企业经营的可预见性。
4、基于社会网的商业模式模型
市场环境的范围很大，对企业而言最重要的市场结构是由消费市场和产业市场构成。其中消费市场是由消费者构成的，产业市场是由企业及其供应商构成的。从市场环境的内部考察，导致市场环境呈现复杂与动态特征的内在原因，正是由于消费市场内部的消费者之间的互动、产业市场内部的企业及其供应商之间的互动、以及消费市场与产业之间的相互作用。外部的技术因素、政治因素等等需要透过内因对市场起作用。这些内部互动一方面表现市场结构对企业经营行为的影响，企业经营行为受到市场结构的作用；另一方面，企业经营行为将影响市场的结构。这意味着市场环境是在内部的交互作用下不断变化，从而呈现出复杂与动态的市场环境特征。
4.1 消费市场网络
在基于社会网的商业模式中，消费者网络角色重要。首先，消费者网络将决定消费市场的规模以及消费市场的稳定性。对于风险投资人而言，关心的蓄利的池子就是消费市场的规模。一些商务模式研究提出定位的观念以表达消费市场，并将定位视为商业模式的核心内容之一。消费市场是产业市场的目标和归宿。
为了表征消费市场的复杂动态特征，本文参考社会学的扩散模型（Ryan&Gross，1930），将消费者网络的构成角色设定如下：创新采用者，早期使用者，早期大多数，晚期大多数，后知后觉者。其相互作用如下：具备冒险精神的“创新采用者”出于新奇的原因试用新产品，并且为能成为首先使用者而感到骄傲。随后他们影响“早期使用者”。作为社区领袖，“早期使用者”在观察与研究“创新采用者”的经历后大胆跟进。紧接着，“早期大多数”跟进，随后“晚期大多数”跟进，最后“后知后觉者”也跟进。但是随着加入者越来越多，使用该产品的冒险象征以及身份时尚象征的价值在衰减，创新采用者和早期使用者也在慢慢离场，市场在减小。“创新使用者”和“早期使用者”在期待新的产品或者新一代产品的出现，原有的市场在消亡，新的市场在萌生。
4.2 产业市场网络
从价值链角度出发，产业市场网络包括不同职能角色：各级供应商、分销商、合作伙伴。从结构洞理论角度出发，上述产业网络结构中可能存在一个跨越结构洞的“桥”的位置，使得处于“桥”点的企业角色具有丰富的信息与机会，并进而占据产业网络领导者的地位，而其它节点的合作伙伴居于网络追随者的地位。以波特的五力模型为例，其中的企业恰恰处于客户和供应商之间的节点结构洞位置。产业社会网络领导者，控制信息、资金、产品的流动，决定利润的分配，在具有这些优势的同时，也具有网络缔造者的义务。
4.3 消费者市场网络与产业市场网络的关联
整个市场中最大的结构洞恰恰位于消费者市场网络和产业市场网络之间；因此产业市场网络的领导者角色往往占据该位置，在消费市场网络与产业市场网络的互动中，起到桥梁纽带作用，从而成为市场的缔造者。该位置赋予领导企业能够敏锐地感知消费市场的趋势，把握消费市场的需求变化；将消费需求传递给产业网络，组织产业网络运作提供消费市场需求的产品；将产品传递给消费市场，满足市场需求，把控消费市场的需求演化。
4.4 基于社会网的商业模式模型分析
若消费者网络和产业市场网络已存在，即市场已建立的条件下，从治理层面讲，企业角色分为领导企业和追随企业。若市场不存在，也就是消费者网络或者产业市场网络有一个不存在的创业条件下，作为领导企业往往还要承担另外一个角色“市场社会网缔造者”，缔造消费者网络与产业市场网络。作为“缔造者”，既享有巨大的收益，同时也承担着巨大的风险。首先是战略上的风险：由于市场结构尚未形成，企业领导者的盈利模式往往尚未确定；在极端情况下，可能无法盈利。其次是实施上的风险：可能由于资源等条件限制，市场结构无法缔造成功。
5、复杂动态环境下商业模式和战略的关系研究
波特认为战略即创造独特而有价值的定位，涉及一套不同的活动。也即战略包括两个重要组成部分：独特而有价值的定位，以及创造该定位的一套与众不同的活动。首先，从上述定义可以看出，定位是战略的基础。波特指出定位最主要的独立的来源是以产品种类为基础和以客户需求为基础。这两种定位基础实质上可以视作社会网结构上的节点：客户的产品需求网络中节点、客户产品需求网络。其次，战略的核心是企业创造有价值的定位的方案，是一套独特的价值活动系统。战略必须考虑当前的市场情境与企业的当前状态，设计企业由当前状态向有价值的目标定位状态跃迁的方案，以及到达目标定位的巩固与防守方案。
波特的竞争战略理论是建立在稳定的市场结构的基础上。该理论假设，企业的行为不会撼动市场结构，市场结构决定了企业的行为。在这样的产业结构背景下，战略的重点放在了实现方案之上，忽视了现代市场的复杂动态特征。下面分析复杂动态市场结构下企业战略与商业模式的关系。
在复杂动态市场结构中，定位依然是战略的基础。但是市场结构的复杂动态特征给定位带来巨大的挑战，市场不再是稳定的。相反，因为市场与企业行为二者的互动，市场和企业都处于变化之中。掌握市场结构的生命周期以及各节点的基本运营规律，是战略制定的基本参考框架，如图1所示。
复杂动态市场中的定位需要集成商业模式的支持：确定市场主体结构的变化规律以及企业所处的节点的运营规律（节点企业的一套共同的活动）。简而言之，定位是确定企业在市场社会网结构中的角色及其活动模式。不仅有功能上的定位，还必须知晓治理上的角色：领导者，重要参与者与一般参与者。不仅要关注企业的角色，也必须关注市场的兴衰更替变化。
其次，战略的核心依然是企业创造有价值的定位的方案。这转化为动态社会网问题：市场结构是怎样建立起来的，企业的市场定位是怎样建立起来的。作为市场的领导者，在市场萌芽期，其自身角色的实现是建立在创立市场的基础之上，因此其战略的核心是市场结构的创建问题。作为市场参与者，则是研判在市场结构的不同时期的定位创建与维护问题。
由上面的讨论，可以得出，商业模式是定位，是战略的基础；一旦确定了定位，战略就成为商业模式的实施工具。商业模式的归宿是确定企业的市场定位以及一般活动模式。在确定市场定位后，战略的核心是缔造企业的市场定位。对于市场参与者而言，其角色往往比较明确，现有的战略研究适用。而市场领导者的战略重点在于缔造潜在的市场。
市场和企业定位越趋近成熟，企业的创造定位的活动越趋近于商业模式的运营规律。企业当前的状态与目标状态的距离越远，企业战略的价值活动与商业模式的价值活动差异越大。
6、案例分析
本文应用基于社会网的商业模式模型以及商业模式与战略的关系，将小米公司作为分析样例。小米公司正式成立于2010年4月，是一家专注于高端智能手机、互联网电视自主研发的创新型科技企业。主要由前谷歌、微软、摩托、金山等知名公司的顶尖人才组建。小米手机、MIUI、米聊、小米网、小米盒子、小米电视和小米路由器是小米公司旗下七大核心业务。“为发烧而生”是小米的产品理念。小米公司首创了用互联网模式开发手机操作系统的模式，将小米手机打造成全球首个互联网手机品牌。并通过互联网开发、营销和销售小米的产品。
商业模式本质上是复杂动态市场结构中的角色，小米手机的商业模式就是在包括消费者网络“米粉”和产业网络的市场结构中的领导者，如图2 所示。小米公司选择了“桥”点，既是米粉网络与小米手机产业网络的桥点，同时也是小米手机产业网络的桥点。作为该市场结构中的领导者，小米公司主抓“营销”与“设计”这两部分价值活动系统；其中营销，实质上表明小米公司是作为产业市场网络与消费者市场网络的桥点的职能，把控着“米粉”网络的演化与发展；“设计”，不仅是产业市场网络与消费者市场网络的关联职能，同时也领导着产业市场网络的发展。
在确定了小米公司的商业模式后，小米公司的战略就确定了，在创业初期，定位是“ 缔造者” ， 实现路径是创建‘米粉’网络和小米手机产业网络，如图3所示。在创业完成后，其定位是“领导者”，在创建后的市场结构中维持其领导地位。从动态视角考察，小米公司作为市场缔造者，可谓任务艰巨：既要缔造“米粉网络”，又要缔造“产业网络”。在这里，前者是市场需求的创建，后者是产业解决方案的设计。为保持其价值活动“营销”职能的领导地位，采用了在小米的官网及社区论坛上，将“米粉”进行整合，交流小米手机的使用心得，各类小米手机的信息，举办各类活动；口碑营销、微博营销、事件营销等方式。为保持其价值活动“设计”职能的领导地位，塑造了核心的人力资源能力：小米优秀技术团队成员有原谷歌中国研究院副院长林斌担任公司总裁，原微软中国工程院开发总监黄江吉、原谷歌中国产品经理洪锋、原金山词霸总经理黎万强、原摩托罗拉北京研究中心高级总监周光平、原北京科技大学工业设计系主任刘德担任副总裁。
7、结论
本文研究了复杂动态环境下商业模式的功能和结构，认为商业模式的本质是企业在复杂动态市场结构中的角色，包括企业在市场结构中的地位以及与之相对应的价值活动预期系统；商业模式的首要功能是表征市场结构与企业角色的复杂与动态特征，帮助创业者和风险投资人领悟复杂动态市场结构中企业的角色，提高对企业经营的可预见性；建立了基于社会网的由消费者网络和产业网络构成的商业模式结构，表征复杂动态的市场结构。厘清了复杂动态环境下商业模式和战略二者关系：商业模式是定位，是战略的基础；一旦确定了定位，战略就成为商业模式的实施工具。商业模式的归宿是确定企业的市场定位以及一般活动模式。在确定市场定位后，作为市场网络领导者的战略核心是缔造市场结构，进而巩固领导者的市场地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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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Henry Chesbrough. Business modelinnovation: opportunities and barriers[J]. Long Range Planning, 2010,43(2-3):354-363.
作者简介：
孙朝阳，副教授，博士，于东北大学秦皇岛分校任教，主要从事网络化制造、商业模式、电子商务相关研究；
【关键词】 会计系统； 复杂性； 影响； 研究思路
会计系统和一般的系统一样，也是由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若干部分组成并具有特定目标和功能的有机整体。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和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不断加快，人类社会进入了信息社会和新经济时代，传统的会计理论和实践面临着新的机遇和挑战，从而使会计系统的复杂性日益彰显。因此，探讨新形势下会计系统的复杂性特征及其影响，拓展会计系统的研究思路，是一个很有现实意义的课题。
一、会计系统复杂性特征的表现形式
（一）联系性
首先，会计系统既是一个管理系统，也是一个信息系统，二者是相辅相成的。从信息处理的角度，强调其数据处理的功能，将会计系统理解成会计信息系统，但这并不排斥也不应该排斥会计系统具有管理功能；同样，从管理的角度，强调其管理的功能，将会计系统称为会计管理系统，但这也不排斥会计系统具有数据处理功能。会计管理是利用会计信息来进行的，会计系统在履行管理功能过程中，同时也进行数据处理工作，即在管理过程中同时对数据进行收集、加工、传递、存贮、输出等处理工作；同样，会计系统也是在执行数据处理功能过程中，同时进行管理工作，即通过对各种数据处理并利用其产生的信息来实现管理的预测、决策、计划、组织、指挥协调和控制等具体职能。会计的管理功能是对会计基本职能中监督职能的发展，会计的数据处理功能是对会计基本职能中核算职能的发展。
其次，会计系统的子系统之间也是相互联系的。财务会计、管理会计、成本会计、责任会计都可视为会计系统的子系统，四个子系统之间联系紧密，相互配合。比如，IT环境下会计系统重构理论即是利用会计系统内部各子系统间的密切联系而得出的一种融合理论及模型构建；再比如财务会计与管理会计融合的IIMS模型（即财务会计与管理会计融合的信息集成管理系统模型）构建与实施，就从实务运作中把财务会计与管理会计紧密结合起来，形成了对企业生产经营活动进行管理控制的会计管理与控制循环。
此外，会计系统与构成企业管理信息系统的其他子系统之间是相互联系的。会计系统是企业管理信息系统的一个重要子系统，其重要性主要表现在会计子系统具有综合性强和涉及面广的特点。一方面，企业管理信息系统其他子系统的人、设备、技术、供应、生产、销售等活动都以货币的形式反映到会计子系统中来；另一方面，会计子系统通过自身的数据处理为其他子系统提供必要的信息，从而影响和促进其他子系统的管理。
（二）开放性
会计系统的开放性是指会计系统与会计外部环境和内部环境有着密切的联系，并相互作用和不断调整自己，以更好地适应环境的发展和变化。会计系统与经济、法律、政治、文化等环境因素密切相关，会计系统和外部环境之间连续不断地信息交换，使会计系统具有开放性特征的同时，凸显复杂多变的特性。一个系统与外部环境间相互作用越强，其复杂程度就会增加，且对环境条件更加依赖，对条件的变动更为敏感。因此，在社会系统中运行的会计系统必须要适应外部环境的变化。
此外，信息时代浪潮引发的企业组织形式的变革、管理理念和方法的创新等，使得传统会计系统的内部环境也发生了重要变化。比如，传统财务会计的四大假设（会计主体、持续经营、会计分期、货币计量）有时无法合理地对新经济时代的特征加以概括与解释，从而使传统会计系统发生松动与肢解。单一的会计主体观不利于反映复杂和特殊的企业经济关系；持续经营观不利于充分反映企业经营的风险和不确定性；太长的会计分期不利于及时反映企业的财务信息；货币计量不利于提供有效的非量化信息，因此信息时代下的会计假设需要重构和创新，而这种重构和创新离不开会计系统开放性特征的支撑。
（三）动态性
系统是动态的，它处于不断的发展和变化之中，对于任何一个动态的系统来说，系统的平衡状态总是相对的和有条件的。为了应对经济全球化、高新技术迅速发展、环境污染加重、人力资源竞争加剧等新的挑战，会计系统也须不断演化，在演化过程中对原有会计系统不合理的地方进行改革，力求会计系统的不断完善，比如环境会计、人力资源会计、实证会计、可扩展商业报告语言（XBRL）等的诞生则在更高层次上推动了会计系统的发展。
（四）层次性
系统的层次性指的是由于组成系统的部分存在差异，使系统组织在地位、作用、结构和功能上表现出等级秩序性，形成具有质的差异的系统等级。会计系统是一个具有多功能和多层次的系统，在系统中每一层次都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并在系统发展过程中具有重组及完善的功能。自20世纪50年代，现代会计产生财务会计和管理会计两大分支后，财务会计和管理会计都各自在其领域得到空前发展，而财务会计的基础会计、中级财务会计、高级财务会计又不断向上发展，形成一个个相对独立的子系统，推动财务会计系统向更高层次不断深化。
二、会计系统复杂性的影响
（一）会计系统的复杂性动摇了传统会计的理论根基
随着新经济时代的到来，会计赖以生存的社会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传统会计的会计假设、会计信息质量特征、会计报告等都受到了不同程度冲击和影响。比如，会计主体假设一开始是为了明确核算的空间范围和明确经济权利和责任的归属主体，而网络时代公司由于会计主体的外延不断变化，单一部门可能也会形成一个报告主体，从而使会计主体的认定产生困难，原来适用的会计规则出现了问题，因而适时扩展会计主体的内容是一个必须解决的问题。再比如，现行财务会计报告采用的是通用财务会计报告模式，报告单位通过收集、加工、整理、计算、汇总等一系列财务会计程序产生通用的财务会计报告，这种单向的信息供给虽然对决策和监督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其标准化的财务会计报表模式决定了会计信息的供给结构是“窄”型的，在会计信息提供方式上是单一的，缺乏供求双方的互动。
（二）会计系统的复杂性使会计系统的空间越来越大
经济全球化的今天，经济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如以产权交易为特征的企业合并已成为影响社会经济生活的重要方式，金融创新则产生了大量的衍生金融工具，它们在给传统会计带来冲击的同时，也拓展了财务会计系统的空间。同时，市场经济的竞争特性要求企业需将财务会计系统和管理会计系统进一步耦合，才能在竞争中获得先机。此外，新的制造环境对成本会计系统也产生冲击，弹性制造系统、电脑辅助设计和制造系统、制造资源规划等新的制造环境不仅需要成本会计技术手段与方法不断更新，而且需要将成本会计的应用范围不断拓展。
（三）会计系统的复杂性要求会计人才培养和评价模式的创新
随着经济全球化不断深入，科学技术日新月异，会计系统日益复杂，会计人才资源成为了重要的战略资源。新形势下的会计人员应了解国际经贸环境，熟悉资本市场运行规则，而且经济全球化促进了全球高等会计教育的逐渐趋同，这就要求我们培养具有国际观念、国际交流能力和国际竞争能力的会计人才。因此，我国高等教育必须在教育理念、目标、模式等方面进行全方位的革新，以适应会计人才国际化的要求。此外，如何科学评价各类会计人才，最大限度做到人尽其才，不断提高会计人员整体专业素质，打造一支拥有国内一流、国际认可的金牌证书的专业队伍，是一个事关会计行业以什么样的方式发展，以什么样的速度发展的大问题，因此要进一步提高对会计人才评价工作重要性的认识，积极探究会计人才评价新途径。
三、会计系统的研究思路
（一）用战略管理的思想指导会计系统的研究
战略管理是指对一个企业或组织在一定时期的全局的、长远的发展方向、目标、任务和政策，以及资源调配做出的决策和管理艺术。用战略管理的思想指导会计系统的研究，是指在研究会计系统时一定要站在全局的高度，用长远的视角研究会计系统的各子系统的相互关系，不能用静止、片面的观点进行会计系统的研究。
（二）以数学和计算机作为会计系统研究的基点
会计科学作为一门计量科学，对会计系统复杂性的研究需要突破任何一种单一的模式。仅仅采用数学工具，或者仅仅采用计算机仿真，都难以有效地解决会计系统中出现的所有复杂问题。因此，把会计系统的研究同时置于数学工具和计算机的基点，是研究会计系统复杂问题一条可行的途径。数学作为理论研究的基本工具，在揭示系统的内在关系和演化规律上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单纯依靠数学工具将使研究受到局限而无法涉及更广泛的领域和问题，特别是那些需要用复杂的数学模型才能表述的问题，而借助计算机工具则可以弥补这一缺陷。计算机在信息处理上的优势，可以为理论研究所需要的复杂计算提供可行性，数学和计算机在高层次上的结合，可以使会计系统的研究得到更好的发展。
（三）积极探寻会计系统的研究方法
会计系统的研究需要采用系统研究方法。系统研究方法源于系统科学的发展，是指依据系统论原理，以系统为研究对象，具有从整体出发，进行“综合―分析―再综合”，确定目标与实现目标相结合，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相结合等特点。会计研究一般方法主要有资料法、观察法、调查法、实验法、抽象法、比较法等；会计研究专门方法主要有整体分析法、结构分析法、目标分析法、功能分析法等。人类社会的每一次重大飞跃，都离不开先进思想观念的支撑。在研究会计系统时，应运用系统的观点，努力探索会计系统的内在规律，积极解决会计实践问题。
随着时代的发展，会计系统呈现出新的变化，会计系统边界的模糊化、核算重点的多元化、核算期间的多样化等使得传统的会计系统面临新的挑战，因而会计系统的复杂性特征将日益明显，会计系统研究的领域和内容也将不断拓展。在新的形势下，我们应正确理解会计系统的复杂性特征，运用系统论的视角并采用合适的方法，加强对会计系统的层次、内容及其子系统间相互关系的研究，努力拓展会计系统的研究视角和方法，不断丰富会计系统的内涵和功能。
【主要参考文献】
［1］ 于玉林.论会计系统研究方法［J］.上海立信会计学院学报，2010（3）：3-10.
［2］ 于玉林.基于会计系统本质:会计系统研究方法的应用［J］.会计之友，2010（7）：8-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