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8-16 17:28:36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城市化的经济学解释，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关键词：交易效率城市化经济发展
一、交易效率、经济发展与城市化进程
（一） 交易效率的内涵及意义
“交易效率”最先由经济学家杨小凯于1988年模仿了“冰山运输成本”提出：假若一个人购买一单位(元)商品时,他实际只得到k单位(元)商品,那么这1-k单位(元)便可称之为交易成本,而k单位(元)可称为该笔交易的交易效率。
（二）交易效率、经济发展与城市化
近年来，经济学家日益发现新古典经济学在解释城市形成中的局限，纷纷改用规模报酬递增和交易效率理解城市形成中的本质问题。这类文献可分为两类:一类运用规模报酬递增、多样化消费偏好和交易效率之间的两难冲突，来解释城市形成(Fujtia and Krugmna,1995)；另一类借用劳动分工和专业化经济、交易效率、多样化消费偏好之间的两难冲突来解释城市形成(Yang,1991,Yang and Rice,1994,Yang and Ng.1993等)。
二、2008年我国58个主要城市交易效率分析比较
从样本的选择来看，本文选取中国代表性的58个城市作为分析对象，它们主要由中国的直辖市、省会城市、重要工业基地或对外开放城市组成。这并不能说明中国只有58个城市，只是基于数据收集的难度而折衷的结果。
（一）交易效率指标的初步选取与数据说明
杨小凯认为，交易效率改进既可由运输条件(新的运输技术或运输基础设施)引起,也可由制度性变化(更有效地保护产权的法律或更具竞争性的银行制度等)引起。赵则结合前人的研究成果对交易效率的决定因素进行了分类。本文结合杨小凯、Eigen-Zucch、钟富国、赵等知名学者的观点，交易效率指标将从以下层面选取。
（二） 数据处理与因子分析
1.数据处理
由于衡量交易效率的23个指标的偏度均大于0，呈多右偏状态，所以应利用自然对数进行转换，使其变为对称分布，从而有利于下一步的信度分析。
2.信度分析
从表2交易效率各指标信度分析结果表可知，各指标的Cronbach的α信度系数为0.951，符合大于0.8的高信度检验标准，说明各指标均通过了信度分析，指标之间具有良好的内部一致性，可以进行下一步的因子分析。
3.因子分析
表3是根据SPSS16.0统计分析软件得到的分析结果。
由表3可知，KMO值为0.819远高于0.5的检验标准，Bartlett球形检验也达到1%的显著水平，可进行因子分析。但我们提取出来的主成分-因素1对交易效率各指标的解释力存在明显差异，对应的主成分-因素1解释力小的指标我们可以认为这些指标与我们需要的交易效率指标并不一致，可以予以剔除。剔除后的其余变量的检验结果如表4。
通过观察表3、表4可知，剔除某些指标后的KMO参数比未剔除前明显上升，Bartlett球星检验的卡方值在1%的水平上显著。且提取的主成分-因素1对各变量的解释程度均进一步增大，这表明，我们剔除解释力低的指标的作用是积极的。
表5说明了主因素对变异程度的解释率，可以看出我们提取出的主成分-因素1解释了15个变量总变异程度的78%左右，其特征值为11.784，相当符合按照特征值大于1以及主成分的累积贡献率大75%以上的因子分析法提取原则。
综上所述，影响一个地区、城市的交易效率他的因素来自多个层面，不仅有来自于制度层面的、资源禀赋层面的、教育层面的、更有来自于基础建设、信息通信科技层面上的。最后，我们将因子分数系数矩阵作为新的变量保存下来，即为我们要进一步分析的交易效率指标。
下面为运用SPSS16.0计算得出的我国58个城市2008年交易效率得分及排序情况：
1.从直辖市角度看，北京排名第二，交易效率得分为9.907，天津排名第五得分为8.463，上海排名为58个城市之首，得分为10分，重庆得分为9.114排名第三。
2.从省会城市角度看，共选取了我国27个省会城市得分情况及排名分别为：石家庄得分6.407排名22，太原得分5.595排名30，呼和浩特得分4.569排名39，沈阳得分7.576排名10，长春得分6.843排名19，哈尔滨得分6.688排名21，南京得分7.557排名11，杭州得分7.67排名9，合肥得分6.342排名24，福州得分5.978排名27，南昌得分5.121排名34，济南得分6.715排名20，郑州得分7.147排名15，武汉得分7.814排名7，长沙6.851排名18，广州得分8.966排名4，南宁得分5.352排名31，海口得分3.771排名44，成都得分8.338排名6，贵阳得分4.979排名36，昆明得分6.072排名26，拉萨得分5.511排名31，西安得分7.206排名13，兰州得分4.606排名38，西宁得分2.905排名52，银川得分2.978排名50，乌鲁木齐得分5.062排名35；
3.从选去的其他城市角度看，包头得分4.898排名37，乌海得分0.000000159排名58，赤峰得分3.111排名48，通辽得分2.616排名54，鄂尔多斯得分3.038排名49，呼伦贝尔得分2.793排名53，巴彦淖尔得分1.41排名56，乌兰察布得分1.071排名57，唐山得分5.756排名29，秦皇岛得分3.686排名46，大连得分7.112排名16，大庆得分3.927排名42，无锡得分6.369排名23，苏州得分7.338排名12，南通得分5.153排名33，连云港得分3.928排名33，宁波得分6.949排名17，温州得分6.138排名25，厦门排名5.18得分32，青岛得分7.195排名14，烟台得分5.928排名28，威海得分4.195排名40，珠海得分3.662排名47，深圳得分7.737排名8，汕头得分2.976排名51，湛江得分3.802排名43，北海得分1.56排名55。
（三）交易效率指标与主要城市级别的关系
可以看出，城市级别的不同对交易效率及其各指标的大小都有影响。城市级别越高对应的各指标值越大，相反，城市级别越低对应的各指标值越小。即直辖市高于省会城市、省会城市高于其他城市。
三、交易效率与城市化的关系
从交易效率与城市化关系看，交易效率对城市化的影响为正。由模型1为只包含变量人均GDP的模型，该模型的可决系数仅为0.007，说明仅利用对数人均GDP这一个变量来解释城市化的解释力是不够的。在当我们将变量交易效率引入模型后，既得模型2，可知，此时模型的解释能力显著上升到0.564，且变量交易效率对城市化的影响为正，系数为374.754，说明交易效率对城市化的影响作用积极且效果明显。另外，引入交易效率后，人均GDP的系数由-0.002变为-0.008，说明，交易效率在影响经济发展（人均GDP）的同时对城市化进程起着正面的推动作用。
四、总结
通过以上统计学分析和回归模型不难看出，交易效率在我国城市化进程中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城市级别越高，对应的交易效率数值越大。交易效率与城市化进程的关系是显著的，它通过影响经济发展的同时，促进城市化进程的推进。经济发展又可通过物质资本、人力资本、交易效率共同作用。且表现为，人力资本在提高交易效率作用效果的同时降低了物质资本的投入力度，降低了交易成本，提高了交易效率。
参考文献：
[1]樊纲,王小鲁,张立文,朱恒鹏. 中国各地区市场化相对进程报告[J]. 经济研究, 2003 (3) .
[2]赵. 交易效率与我国城市化进程中的政府角色定位[J].城市发展研究, 2005 (3) .
[3]樊纲,王小鲁,张立文. 中国各地区市场化进程2000年报告[J].国家行政学院学报, 2001 (3) .
[4]赵,尹伯成.论交易效率与中国的城乡差距[J]. 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6 (1) .
由于专业背景的不同，各学科从各自的研究角度对城市做了相应的定义和研究，城市的定义尚在争议之中：地理学家将城市定义为以非农业产业和非农业人口为主集聚形成的较大的居民点，侧重于其空间和景观属性；人口学家把城市看做人口高度密集的地区，把人口规模和密度作为判断城市的标准；经济学家认为城市是生产要素集约化和业态多样化的社会有机体，更侧重于其商品、服务的生产与交换等经济属性；社会家则从社会关系的角度，认为城市本质特征是其特有的生活方式（urbanism）。虽然各学科对城市的定义不同，但城市之所以为城市，而不同于乡村等其他概念，是由其空间特征、人口密度、经济结构、生活方式等本质特征综合决定的。各学科对城市的不同定义衍生出了对城市化的不同理解和研究重点。地理学除关注城市化过程中的人口与经济的转换与集中外，还特别强调城市化是一个地域空间过程；人口学所说的城市化是指人口城市化，即城市人口的聚集和增长所形成的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的增长过程；经济学则更重视产业结构以及消费方式的转变，研究资本、劳动等生产要素在城市化过程中的流动；而社会学则把城市化作为新的生活方式产生、集聚、扩散的过程，强调文化、价值观、等社会演化过程。城市化并不是简单的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转移，而是乡村要素向城市要素转变的复杂过程。马克思和恩格斯曾指出城市是人口、生产、工具、资本、享乐和需求等要素的集中，农村则分散而孤立，强调的是两者生产要素集聚程度的区别；周一星先生认为城市不同于乡村的本质特征体现在人口规模、经济结构、设施水平和文化观念四个方面[1]。前人对城市、城市化的定义侧重点虽各有不同，但都体现了城市的复杂性和综合性，其要素构成和特征与乡村是截然不同的。
二、城市化的构成要素及其协调性
（一）城市化的构成要素从城市和乡村截然不同的构成要素出发，我们可以得到城市化的本质便是乡村要素向城市要素转变的过程，城市化水平虽由各个要素的城市化速度决定，但城市化的质量却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不同要素之间城市化速度的协调性。无论是三十余年的中国城市化进程中遇到的城市扩张、户籍壁垒、经济结构调整、社会保障等问题，还是潜心于城市化问题研究的众多学者多样化的研究领域——地理学、人口学、经济学、社会学，我们都能从中抽象出现阶段我国城市化几个基本的构成要素：空间、人口、经济、社会。空间上的城市化是其他要素城市化的载体，是随着经济、人口等要素城市化所伴生的反映在载体上的现象，即农村地域向城市地域的转变和城市地域的升级。从建筑学或景观学角度说是乡村景观向城市景观的转变；从土地利用角度来说就是以农村居民点和农用地等为代表的带有乡村特征的土地利用类型向以城市、建制镇用地和交通运输用地等为代表的带有城市特征的土地利用类型转变的过程；从土地产权角度说就是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变为城市国有土地所有权。其外在表现包括城市数量增加、城市地域扩大、原有城市用地的再组织和再开发等，也包括基础设施的改善。人口城市化是早期城市化理论的核心内容，即人口由乡村向城市集中地过程。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人口城市化现在只是城市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其本身的概念也在不断发展。许多人口学家将其定义为具有城市居民特征的人口在区域总人口中的比例不断上升的过程，这一过程不仅包括农业人口向非农人口的转变，还包括所有城市居民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不断由传统向现代转变，社会地位和生活品质不断提高的过程。经济城市化主要指城市化过程中的经济增长以及经济结构由传统的第一产业向以第二、三产业为代表的非农产业转移与聚集。研究经济增长、经济结构演变与城市化之间关系的学者很多，大多数学者认为城市化与经济增长、经济结构演变之间具有长期均衡、甚至互为因果的关系。发展经济学中的刘易斯模型、托达罗的预期收入模型、乔根森模型都从不同角度验证了这一结果，结构经济学中的经济结构演进理论也认为经济结构的演进体现了人类社会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不断适应，与城市化进程的关系密切。无论是从劳动力供需的角度，还是从城乡预期收入差距、消费结构变化的角度，经济增长、经济结构演变都是乡村人口向城市迁移的重要推动力；与此同时，城市化过程中人们的居住、就业、游憩带动了大量的固定资产投资和消费需求，生活方式的变化也通过促进消费需求增长和消费结构变化，推动着经济增长与结构演化。社会城市化也是城市化内涵的一个重要方面，其来源于城市的社会属性，城市社会学中便将城市化作为其学科的一个核心概念，认为城市化就是传统的农村社会向现代城市社会的转变过程。本文在这里把社会城市化中的“社会”定义为广义的社会概念，包括文化观念、生活方式、社会保障等内涵，认为社会的城市化是城市化过程中人的思想观念、生活水平、受教育程度、社会保障水平等全方位的城市化。
（二）构成要素之间的协调性为解释和解决城市化中出现的问题，许多学者开展了城市化质量研究，强调城市化过程中经济、社会、资源环境、城乡发展与人口的协调性，这是相对以前将人口作为唯一指标研究城市化的进步，但这些研究或仅是城市化水平的综合测度，或是仅研究其他因素与人口因素的协调，缺少各内在构成要素之间的协调性的深入分析。城市化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其协调性分为内部协调性和外部协调性。从系统的角度出发，城市化由空间、人口、经济、社会若干子系统构成，他们之间城市化速度的耦合问题就是城市化的内在协调性；若将城市化看成一个整体，而研究其与外部要素（如工业化、耕地保护、生态环境等）的关系就是其外部协调性。目前学者们对城市化的外在协调问题关注较多，如城市化与工业化是否同步，城市化与耕地保护的关系等，因此本文不再赘述，而将研究重点放在城市化内部各要素之间的协调性上。健康的城市化应当是经济、人口、空间、社会各要素互相促进，协调发展的过程。经济城市化是城市化的内在驱动力，它为城市居民提供就业岗位、商品和各种服务，通过相对乡村较高的预期收入和较好的生活品质吸引人口向城市迁徙；它还为城市空间规模的扩张提供了资金、材料和人力资源，是城市扩张的重要推动力；此外，它还为城市的社会保障、文化教育、游憩等社会要素城市化提供资金，促使城市能为居民提供必要的社会保障和更舒适的生活品质。人口的城市化是城市化的重要衡量指标，通过人口向城市的迁移，能为城市经济发展提供更多的劳动力和更大的消费市场需求，促进经济的发展；人口的增加也会带来对城市生产、生活等空间的需求，促使城市规模不断扩张；同时，人口还是城市社会保障、文化游憩等服务的主要消费者。社会的城市化代表着城市社会保障、文化教育、休闲游憩服务水平的提高，通过这些不但使城市居民具有更高的素质、劳动或管理技能，还会使他们无后顾之忧，更放心的将财富用于消费，促进经济的增长。空间的城市化（包括城市基础设施的改善）则为上述经济、人口、社会要素提供了空间载体。值得一提的是，由于目前地方政府财政收入过度依赖土地出让金等地租收入，而这些财政收入又有相当一部分用来提高城市的社会服务水平，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说，中国城市社会要素的城市化得到了来自空间要素城市化过程的资金支持。
空间、人口、经济与社会四要素都是城市化的有机组成部分，每个要素都在其中担负着一定的机能，城市化的顺利推动有赖于各要素城市化的健康运行以及各要素之间城市化速度的协调。在城市化各要素的组织结构上，本文借鉴了“四维时空坐标”的概念，在四维时空中，横、纵、高度和时间坐标共同确定物体在时空中的位置，缺少任意一维都会使物体的位置不准确。在城市化研究中，过去仅研究人口要素的城市化，是一维的城市化，不能代表城市化的方方面面，后来许多学者又综合考虑了空间、经济等，开展了二维、三维的城市化研究，而且这些研究的重点往往是城市化水平的综合测定，而不是各要素之间的协调性，这些研究得到了城市化的水平，却忽视了各要素城市化速度不协调所导致的问题。通过空间、人口、经济与社会的四维分析，不仅能更准确、全面的确定城市化水平，还能根据各要素之间城市化速度的差异，发现其中存在的协调性问题。
三、要素协调视角的城市化问题分析
很多城市化实践中的问题根源都是城市化中空间、人口、经济、社会各要素的缺位或速度不协调。拉美国家的城市化进程是人口城市化速度与其他要素城市化速度不协调的典型代表。由于历史原因，拉美国家的农地很大一部分集中在大庄园主手里，大量农民由于缺少最基本的生产资料而极端贫困，加之对城市更多就业机会的预期，农村的推力和城市的拉力使得农民大量涌入城市（特别是大城市），然而城市的基础设施、产业发展、社会保障等都无法应对城市人口的爆炸式增长，人口的城市化速度远远快于经济、空间和社会城市化的速度。人口城市化速度远远超过经济城市化速度，导致城市无法为进城农民提供充足的就业岗位，造成城市失业率长期居高不下，如拉美第一大经济体巴西的失业率自1998年来一直维持在10%左右，虽然非正规部门解决了大量人口的就业问题，但非正规就业由于其本身极不稳定的劳动关系、较差的工作环境和偏低的薪资水平等特点，使得这些就业人口长期处于低水平就业状态；此外，人口城市化速度远远超过城市空间城市化的速度，大量农民进城后无力购置正规住宅，于是大量移民非法侵入无主或闲置土地，建成简易住房，这些住房危险系数较高，加上没有纳入城市规划，基础设施差，脏乱成为其代名词，一些成规模的新进城农民的聚居区逐渐演变为贫民窟；城市人口的过度膨胀、恶劣的空间和经济环境阻碍了拉美进城农民的社会城市化，无法享受城市的生活方式和品质，加之由于预算有限，政府无力负担起广大贫民的文化教育、社会保障等方面的服务，拉美国家60%的城市人口缺少适当的卫生服务和干净饮用水。我国的城市化进程也出现了很多问题，例如为广大学者所热议的“半城市化”现象，农民工以及部分地区出现的用工荒现象，“鬼城”现象等。本文从上文提出的城市化四要素协调的角度加以抽象，尝试分析上述现象发生的深层次原因。
农民工的“半城市化（peri-urbanization）”是中国城市化进程中一种特殊现象，指农村人口向城市人口转化过程中的一种不完整状态，具体表现在农民进入城市后，他们在劳动报酬、子女教育、社会保障、住房等方面不能与城市居民享受同等待遇，不能真正融入城市社会。从城市化四要素协调的角度分析：农村剩余劳动力受城市更多的就业机会和更好收入期望的吸引向城市迁移，通过雇佣关系实现从乡村向城市的空间转换，在城市工作、消费，实现了人口和经济的城市化。但他们却没有实现空间和社会的城市化，具体表现是：由于收入水平较低，没有经济能力购买、租住城市的社区住宅，而大量蜗居在租金较低的城中村和城乡结合部，这些地方往往是城市规模扩张过程中没有改造的农村居民点，村内基础设施较差，没有城市的空间特征；此外，农民工进城后，尤其是进入大城市后难以获得城市户口，由于户籍的限制，农民工被排斥在城市社会保障体系之外，在就业、医疗、子女教育等诸多方面不能享受市民的待遇，以上这些又直接或间接导致农民工的生活方式无法城市化。“鬼城”原本指因资源枯竭而被废弃的城市，但随着城市化的快速推进，各地出现了很多高标准建设的城市新区因为空置率过高，鲜有人居住，也被形象的称为“鬼城”。被《时代》周刊称为“鬼城”的康巴什就是空间城市化速度远远超过人口城市化的代表。始建于2004年的康巴什新区迄今为止建成区面积已达32平方公里，按照高标准规划建设，实现了空间的城市化。然而，到2009年仅有2.86万人入住康巴什新区，人口密度仅893.75人/平方公里，仅为自治区首府呼和浩特市建成区人口密度的12%，人口城市化速度远远落后于空间城市化速度。
四、结论与讨论
［关键词］ 城市游憩带；泛乌鲁木齐城市群；城市化；推动机制
［中图分类号］ F061.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3－3890（2007）01－0091-05
城市化水平是衡量一个国家和地区经济社会综合实力和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2004年，中国城市化水平达到41.76%。当时，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推出“乌昌经济一体化”战略，一统乌鲁木齐市和昌吉州所辖的昌吉市、阜康市、米泉市等五县三市，即昌吉州与乌鲁木齐市间行政分割将逐步消除。此举为利用各城市边缘区间自然生态环境良好、旅游资源丰富等优势，提高泛乌鲁木齐的城市化水平，兴建利于城市空间拓展的城市游憩带创造了条件。城市居民作为国内旅游的主要客源，由于平时工作压力较大，愈来愈倾向于在周末及日常生活中选择短途的城市周边小范围的休闲游，这种小范围内进行的休闲和康体娱乐等游憩活动，将逐渐成为城市居民游憩消费中不可忽视的部分，无疑也将对城市经济、社会文化和生态环境方面产生较大影响，并由此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因此，兴建城市游憩带将对乌昌经济一体化后泛乌鲁木齐城市群的城市化产生较大的推动力。
一、概念界定与解析
（一）对“泛乌鲁木齐城市群”的概念界定
“泛乌鲁木齐城市群”是在“乌昌经济一体化”基础上提出的。“乌昌经济一体化”指乌鲁木齐市和昌吉回族自治州在经济活动中，在不涉及各自行政区划的前提下，共同构建广泛的、统一的经济协作区，辖区范围包括乌鲁木齐市和昌吉州的五县三市。笔者提出的“泛乌鲁木齐城市群”仅针对“乌昌经济一体化”中由乌鲁木齐市、昌吉市和米泉市共同构成的‘∨’形区域（如图1所示）。
（二）对城市化的概念界定
对于城市化，存在着多种理解与解释。1999年修订出版的《辞海》中将城市化解释为：人口、用地和经济、文化模式由农村型转向城市型的过程和趋势。笔者对“城市化”的理解是参照了胡欣与江小群编著的《城市经济学》一书中的界定，即城市化实际上是一种影响深远的社会经济变化过程，其包含三个方面的内容：（1）非农产业和劳动力向城镇集聚；（2）以社会化服务为特征的城市生活方式的扩张与强化；（3）乡村文化向城市文化发展。
笔者进一步强调可持续城市化，即从人口、经济、社会、生态等方面推动城市化可持续发展，并以非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作为衡量城市化水平的指标。
（三）对游憩带的概念界定
游憩带的形成，本质上是一种市场行为的结果。这里的游憩带即指城市游憩带，学者们普遍认为城市游憩带是动态的，是随着城市化的发展而出现的。此概念源于吴必虎1999年提出的环城游憩带理论，是指发生于大城市郊区，主要为城市居民光顾的游憩设施、场所和公共空间。特定情况下还包括位于城郊的外来旅游者经常光顾的各级旅游目的地，一起形成的环大都市游憩活动频发地带。该定义主要将环城市游憩带的空间界定在城乡之间。笔者对“游憩带”概念的界定，是指在乌昌经济一体化的前提下泛乌鲁木齐城市群内乌鲁木齐市与昌吉市、米泉市的城市边缘区之间所有呈点状分散的游憩设施、场所和公共空间,并由其间便利的交通和服务设施等中介相连而成的带状区域（如图1所示），且主要针对泛乌鲁木齐城市群的居民提供多种的短期（以周末为主）假日游憩方式，具有一定规模效应的游憩点连成的带状分布区域。
二、泛乌鲁木齐城市游憩点的开发现状
从乌鲁木齐到形成泛乌鲁木齐城市群的过程，就是城市游憩点相连成城市游憩带的过程。由于泛乌鲁木齐城市空间的扩大，作为三个城市中介机会的城市游憩点连成城市游憩带更为必要。现有游憩点开发现状如表1和图2所示。
表1中笔者只选取一些地处三城市边缘区且交通便利、基础设施较齐备且已具一定经营规模的游憩点，新近开发且尚未成熟的游憩点并未列在其中。可以看出即使同在一个行政区域内的游憩点仍然独立经营，各自发展，重叠的经营特色不仅浪费资源，也形不成规模效应。
从图2可以看出，基于各行政区自身利益开发的游憩点，仅是游憩点的机械堆砌，虽对城市化发展有一定推动作用，却因零散的游憩点将城市化发展的合力分散，不具备泛乌鲁木齐城市游憩带的规模经营。且游憩带的发展未纳入其城市发展合理规划的范畴，不利于实现三城市间游憩带发展的有机结合，也难以对泛乌鲁木齐城市群的城市化产生强大推动力。
三、乌鲁木齐市、昌吉市和米泉市的城市化水平对比
表2是以2004年各市非农业人口占全市人口的比例来衡量三城市的城市化水平，截至2004年底，泛乌鲁木齐城市群中乌、昌、米三个城市的城市化水平相差悬殊。此时可利用城市游憩带作为城市化向轴式和星状扩展的承载带，缓解三城市边缘区间城乡二元地域经济结构的矛盾，使泛乌鲁木齐城市群的城市化协调、可持续的发展。
四、城市游憩带对泛乌鲁木齐城市化的PESE推动机制
图2表明，目前泛乌鲁木齐城市群的游憩点分散分布，并未聚集成带。若立足于泛乌鲁木齐城市群的发展，将这些游憩点通过便捷的交通干线和优质的服务网络等相链接，将有利于三城市游憩带的合理规划和有机结合（如图3所示）。以区域经济学中的点轴开发理论来分析，泛乌鲁木齐城市群以一个核心城市（乌鲁木齐），一个中心城市（昌吉市）和一个辅助城市（米泉市）作为增长点高速发展城市化的同时，凭借乌鲁木齐城市化发展的扩散效应，以游憩带作为轴式扩展的轴线来带动昌吉市和米泉市的城市化发展，在与乌鲁木齐市的城市化协调发展同时，借助泛乌鲁木齐城市群高速城市化形成的城市网络，以星状方式扩展来带动游憩带轴线上各相关区域和产业的发展，将大大增强对泛乌鲁木齐城市化的推动。
笔者将从人口（population）、经济（economy）、社会文化（social）和地域生态（ecology）四个角度全面分析游憩带对泛乌鲁木齐城市群可持续城市化的推动机制。
（一）从城市人口（P）方面分析游憩带对泛乌鲁木齐城市化的推动作用
表3是从静态的非农业人口增加的角度分析泛乌鲁木齐城市群截至2004年底的城市化水平。不同于表2，表3城市化水平是假设城市游憩带已完善，泛乌鲁木齐城市群已成型，以城市群的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分析泛乌鲁木齐城市化水平的。与表2中乌、昌、米独立三城市的城市化平均水平相比，仅以非农业人口的静态的增加就能提高泛乌鲁木齐城市群城市化水平。这当然不全面，以下笔者再从三个动态角度逐一解析。
（二）从经济（E）方面分析游憩带对泛乌鲁木齐城市化的推动作用
从城市游憩带中获得的旅游收入和旅游接待规模的提高将对泛乌鲁木齐城市圈的产业结构调整起到基础作用。由游憩产业带动的旅游收入乘数效应、政府收入乘数效应和对相关行业的产出乘数效应以及增加的就业机会等都对新疆的经济发展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可利用泛乌鲁木齐城市居民对游憩带的花费能在本地内再花费的次数来估算乘数效应的大小，其轮转次数越多，乘数就越大，即经济效益的提高对泛乌鲁木齐城市群的城市化推动作用越大。
城市游憩带还可解决城市和农村的部分剩余劳动力问题。目前，全世界旅游业创造的就业岗位（直接和间接）达到2.31亿个，占全世界当年就业总人数的9.4%，即平均每10.7个就业人员中就有1个人直接或间接从事旅游业工作。也就是说，一个直接为旅游者服务的就业机会创造出若干个继发的就业机会，国际上通常取1∶3或1∶5的比例来估计直接就业机会与继发就业机会的关系（杨培玉，2005），即游憩带的完善还可产生就业乘数效应影响城市就业，用公式表示为：
游憩带就业乘数效应=（游憩带直接就业人数+继发就业人数）/游憩带直接就业人数
（三）从社会文化（S）上分析游憩带对泛乌鲁木齐城市化的推动作用
完善游憩带可基本统一市郊的游憩区域，这将既利于开发保护旅游资源，又保护泛乌鲁木齐城市群的地方文化。游憩带可以调节居民的身心健康，适时改换生活环境，重新充电，恢复活力，增加居民对生活的热爱，提高居民素质，扩大并强化以社会化服务为特征的城市生活方式。游憩带还利于有效分流城市流动人口，吸引城市居民向外流动，释放假期城市人口压力，分流市区及旅游景点的拥挤程度。它将容纳更多的游客或游览活动量，较好地满足城市大量人口流动的需求，缓解城市化进程中面临的城市旅游压力，从城市社会文化发展方面促进城市的可持续发展。
（四）从地域生态（E）上分析游憩带对泛乌鲁木齐城市化的推动作用
游憩带会使泛乌鲁木齐城市群中人均公共绿地面积和市区面积增加，资源的可持续利用能力增强，以保护地域生态环境。游憩带的环境可使人们产生愉悦感、宁静感和安全感，形成一道与城市环境密切相关的生态屏障，对城市环境的保护和净化将起到很大作用。
总之，游憩带的完善对泛乌鲁木齐城市化的PESE推动机制可用图4表示，其中城市化的可持续发展是从社会文化S和地域生态E方面来体现的。
（五）游憩带从人口、经济、社会文化和地域生态方面对城市化贡献率的初步量化分析
游憩带从人口、经济、社会文化和地域生态方面对城市化的贡献率可以建立一个初步的指标体系进行综合分析如表5所示。城市化水平综合指标体系可以通过对表中数据的采集，运用层次分析法对各级指标赋予相应的权重，从人口、经济、社会文化和地域生态四方面计算游憩带对城市化的综合贡献率以及游憩带分别从这四方面对城市化的贡献率。
确定权重和完成数据采集后，利用以下公式可分别计算出游憩带对城市化的综合贡献率（C）以及游憩带从这四方面分别对城市化的贡献率。
C=PA×A+PB×B+PC×C+ED×D+EE×E+EF×F+EG×G+SH×H+SI×I+EJ×J+EK×K+EL×L+EM×M
以及游憩带从人口方面对城市化贡献率P=PA×A+PB×B+PC×C；
从经济方面对城市化贡献率E2=ED×D+EE×E+EF×F+EG×G；
从社会文化方面对城市化贡献率S=SH×H+SI×I；
从地域生态方面对城市化贡献率E4=EJ×J+EK×K+EL×L+EM×M。
当然，也可根据计算结果得出游憩带对城市化综合贡献率（C）的评估结果以及游憩带从人口、经济、社会文化和地域生态方面分别对城市化的贡献率的评估结果。评估结果既可作为总体适度调整游憩带的规模和发展方向的依据，也可在与泛乌鲁木齐游憩带的总体发展规模相协调的同时，从人口、经济、社会文化和地域生态等单方面对游憩带推动泛乌鲁木齐城市化的进程适度调节。
事实上，乌鲁木齐市的城市化建设已初具规模，但其与昌吉市、米泉市毗连的城市边缘区仍基本游离于城市化发展的轨道之外。即使昌吉市和米泉市的城市化发展也并不完善，突出表现为昌、米二市的城市化对外扩散能力不理想，也就是说支撑新疆地区的城市化乃至整体发展的乌昌经济一体化的增长极体系还不健全。这就要求城市化的集中发展使相关产业在一定空间聚集，进一步壮大新疆经济增长极向其腹地的辐射力。同时，完善的泛乌鲁木齐城市游憩带可将乌昌地区的城市化更集中、合力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乌昌经济一体化的增长极体系以至全疆的城市化发展。但笔者想要强调的是，城市化的集中发展并不等于无限扩大区际间的城市化差异。作为基础设施投入的泛乌鲁木齐城市游憩带可加大泛乌鲁木齐城市群作为增长极的极化效应，并在增强极化的同时，利用扩散效应将城市化扩散至纵深地区。在初级极化时，其扩散效应主要表现为城乡人员空间移动和思想观念交流的便利，以此推动城市化进程。当增长极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城市化的扩散效应还会表现为从相关产业的转移、技术的升级扩散及先进理念的传播等等方面深入推动全疆的城市化发展。同时，若泛乌鲁木齐城市群发展到高度集聚的阶段时，城市游憩带也可迅速发展一些呈带状分布的卫星城镇，以使聚集体分散化，应该说，在对城市聚集程度的控制程度尚存争议的今天，游憩带无疑可适当调整城市聚集程度，这也正是笔者提出泛乌鲁木齐城市群的发展模式暨城市化初期发展的集中模式的初衷。
五、结语
笔者对城市化推动机制的分析是以可持续城市化为原则的。城市化的发展应立足于城市自身的经济和地缘条件，既不能过高也不能过低，既不能过快也不能过慢，城市化不仅是追求经济增长的结果，也应是改善居民生理和心理健康的理想环境的经济、社会和生态的全面发展。可以说，可持续城市化的目标就是要建立健康城市，这个城市应是由健康的社会和健康的环境有机结合发展起来的一个整体。城市游憩带目的就是实现可持续城市化的发展，寻求建立健康的泛乌鲁木齐城市群。游憩带培育健康的城市精神，营造祥和健康的生存空间和公共空间。游憩带理所当然应成为人们感受文明、融于自然、理解文化、陶冶性情的一种综合性的文化生态空间，主营休闲娱乐的游憩带将在泛乌鲁木齐城市群未来的城市化建设中越来越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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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福利经济学；农民工；社会救助；公平与效率
中图分类号：C9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278（2013）06-019-01
作为经济学的分支学科之一，福利经济学主要研究如何进行资源配置以提高效率、如何进行收入分配以实现公平以及如何进行集体选择以增进社会福利。社会救助是指国家与社会面向由贫困人口与不幸者组成的社会脆弱群体提供款物接济和扶助的一种生活保障政策。农民工社会救助制度的设计与实施，在福利经济学的历史演进中，我们要汲取思想营养，为农民工社会救助制度的设计提供理论指导，并在实践中对社会救助的实施提供价值规范。
一、城市化进程中构建农民工社会救助制度的必要性
（一）农民工应对社会困境的迫切需要
一是农民工工资收入低。据调查，农民工月实际劳动时间超过城镇职工50%，但月收入不到城镇职工平均工资的60%，实际劳动小时工资只相当于城镇职工的1 /4。二是农民工工作不稳定。多数农民工从事的是临时工、季节工、承包工、劳务派遣工、小时工等，与用人单位也不签订劳动合同，使农民工的工作呈现不稳定特征。三是农民工职业病和工伤事故多。农民工拿着最低的工资，却在干着最重、最苦、最累、最危险的活。他们集中在劳动密集型产业和劳动环境差、危险性高的劳动岗位，职业病和工伤事故多。农民工工作的这些特征使他们成为一个极易陷入困境的群体，构建一种社会救助制度来保障他们的基本生活是十分必要的。
（二）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的必然要求
农民工与社会其他群体一样，享有法律所赋予公民的所有权利和利益。我国宪法第45条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年老、疾病、丧失劳动能力的情况下，有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由此可见，享有社会救助权是每一个公民的基本权利，农民工与城市居民一样，有权享受政府提供的社会救助。
（三）保障社会公平的重要内容
补偿性公平是政府运用各种宏观调控手段来弥补市场对收入分配调节的不足。市场经济改革以来，农民工参与所在地的城市经济建设，对促进当地经济增长、拉动内需等方面做出了很大的贡献；然而，无论在初次分配环节还是在再次分配环节和多次分配环节，农民工均处于不利的地位。相对于农民工所付出的劳动而言，其收入是较低的，他们干的是最脏、最苦、最累的活，而人身权利、经济权益往往得不到保障。建立农民工社会救助制度，在农民工需要帮助时给予救助，是保障我国社会公平的重要内容和体现。
（四）加快城市化进程和促进社会和谐的重要步骤
现代化的实现需要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同步发展。我国城市化严重滞后于工业化，要改变这一现状，就需要大力推进城市化，基本途径是农民市民化。农民市民化过程中首先需要实现的是农民工的市民化。建立农民工社会救助制度，解决农民工的后顾之忧，使农民工对城市产生认同，促使农民工融入城市生产和生活的方方面面，才能加快农民的市民化步伐，从而加快城市化进程。和谐社会的主要基础是确立包括农民工在内的各主要社会阶层之间的和谐关系。
二、农民工社会救助制度的福利经济学解释
（一）旧福利经济学思想与农民工社会救助
庇古的福利经济学采用了边际效用分析法，在理论上论证了社会救助在增进一国福利方面的作用，其收入均等化、国家干预论等观点及转移支付主张，对世界各国以社会公平为出发点，实行有利于穷人的社会救助政策具有相当大的影响，社会救助是每个公民应该享有的受法律保护的基本权利，受助者不应该受到任何歧视和惩罚。
（二）新福利经济学思想与农民工社会救助
虽然新福利经济学更多的是关于效率问题的研究，但它与强调公平分配的社会救助不仅不矛盾，而且新福利经济学能从更为宏观的角度为社会救助提供了理论支撑。以效率为目标，从宏观经济稳定和经济增长的角度来研究社会救助问题，进一步揭示了社会救助政策的经济意义。
三、构建农民工社会救助制度的建议
（一）强化政府责任
在救助责任上，政府应该充分承担对最困难的社会群体进行救助和提供服务的责任，保障农民工权益不仅是社会公正的体现，更是政府的基本职责所在。在结构转型和体制转轨的当代社会，很多人的贫困并非仅仅由于个人原因造成的，更多的是由于社会的因素。政府作为公共利益的代表，应当为每一个人提供获得公共服务的最低条件，特别是对农民工这样做出了重要贡献而又处于弱势地位的群体，要给予特别的关心和支持。
（二）强化企业责任和发挥非政府组织作用
农民工用自己的青春、汗水甚至是健康、生命为企业创造利润，为企业的发展做出积极贡献，作为企业，在农民工遭遇困境时，有责任、有义务为农民工提供救助。非政府组织在农民工社会救助中具有重要的作用。
（三）设计好农民工社会救助制度的制度框架
在救助理念上应强调责任和权利的基本对等，对受助对象增加工作要求，即“无责任便无权利”，防止福利依赖；在救助方式上不仅要转变社会救助就是一次性或几次性现金帮困的陈旧观念，更应体现对受助对象“能力”和“机会”扩展的帮助，“机会”扩展可以解决我国当前劳动力数量过多而造成的贫困，“能力”扩展可以解决劳动力质量低下而造成的贫困，；我国当前的经济发展水平决定了我国可用于救助的资源是有限的，因此在救助对象资格的确定上应具有“选择性”和“瞄准性”，在制度的输送渠道上要防止救助资源分散甚至流失，以至于救助的瞄准机制失灵。
参考文献：
杨琨（1984-），女，汉族，湖南省浏阳人，讲师，经济学硕士，单位：兰州城市学院经济学专业，主要从事区域经济研究;
宋蕾（1984-）女，汉族，甘肃省兰州人，讲师，理学硕士，单位：兰州城市学 院地理学专业，主要从事环境评价以及人文地理方向研究。摘要：交易成本的降低可以极大的促进市场活跃程度，使用交易效率这一概念，可以避免直接衡量交易成本这一难题，从而对于城市化的发展以及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均衡问题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本文使用中国31个省会城市、直辖市的统计数据，运用计量工具测度并分析中国城市的交易效率与城市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中国城市经济发展的差异性与城市的交易效率之间存在着内在联系，通过交通、通信、教育等方面所体现出的交易效率的提升对城市的经济发展有正面的促进作用，而上述结论对西部地区城市经济发展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关键词：交易效率；城市发展；截面数据；西部地区一、文献综述
传统的经济学研究，如钱纳、刘易斯、托达罗等人普遍认为，工业化是经济增长的根本，是工业化促进了城市化。研究的主要重心集中在工业发展引起的各种生产要素的转移，特别是劳动力在不同地域与产业间的转移，所引发的聚集经济效应促进城市规模的不断扩大，推动区域经济的快速发展。然而以二元结构理论与集聚经济理论为基础的分析框架能较好解释城市形成的原因，却不足以解释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20世纪50年代形成了一系列以区域经济不平衡发展为核心的理论，如区位优势与增长极，以及弗里德曼、尤曼、帕洛夫等人为代表在经济结构主义的区域不平衡发展论基础上，尝试用带有区域性的空间结构来分析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均衡问题，成为了当前城市化实践与研究城市化过程的主要理论框架。
在上述理论框架中，学者们普遍承认分工演进对经济发展或增长具有关键性的推动作用[1][2]（Young，1982；Schultz，1993），既按照古典经济学“斯密定理”：分工水平取决于市场扩展。而市场扩展水平与市场的交易成本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第索托[3]（H.de Soto,1989）诺斯，贝纳姆[4]（2000）等人采用威廉姆森（1985）提出的基于制度的比较方法从不同角度印证了交易成本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交易成本的降低可以极大的促进经济发展。
交易成本经济学是当代经济学一个重要的分析范式，但正如A.Benham 和 L.Benham(1998,2000)[5]所列举的那样，第一，没有普遍认可的术语，对交易成本的不同定义引发了对测量问题的争议；第二，由于生产和交易成本是被联合决定的，因此会导致对交易成本的单独估计变得相当困难；第三，如果交易成本非常高，许多交易可能根本就不会发生；第四，一价定律（the low ofone price）在此并不适用。[6]因此，对于交易成本的衡量存在很大的争议，在具体问题的研究上存在相当大的困难。
杨小凯在其新兴古典经济学中提出的交易效率的概念及其理论，对于城市化的发展以及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均衡问题产生了新的观点与研究思路。杨小凯[7]（Yang,1988）对“交易效率”的定义模仿了萨缪尔森（1952）提出的“冰山交易成本”概念。其假设一个人购买一单位（元）商品时，他实际只得到k单位（元）商品，那么1-k单位（元）便可称之为交易成本，而k单位（元）可称为该笔交易的交易效率。“交易效率”概念引入的意义在于：首先它不需要引入一个单独的交易部门，从而避免了由此带来的模型化难题，并使之能与一般均衡框架和睦相处；其次它避免了直接衡量交易成本面临的难题，为从交易效率这一视角衡量经济体的交易成本创造了条件。[8]同时，Yang(1991)[9],Yang and Rice(1994)[10]在一般均衡框架内指出了交易效率提升、城市出现与分工内生演进的关系。在他们模型中，如果交易效率极低，则分工和专业化好处被消耗殆尽，人们只能选择自给自足；如果交易效率不断提高，则人们就会选择专业化和劳动分工，因此，随着交易效率的提高，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发展水平也相应提高。[杨小凯的书]
二、交易效率的测度
本文的出发点正是基于交易效率的视角下，从交易效率的影响层面出发，测度并分析中国城市的交易效率，研究交易效率与城市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很多学者使用计量分析工具，从有关政府制度、法规、通信交通、基础设施、教育水平等众多指标中选取并构造了能够反映经济体一般交易效率水平的指标，本文借鉴了这些学者的观点与研究方法，使用2012年中国31个省会城市、直辖市的统计数据，建立模型分析中国省会城市的交易效率水平并加以研究。通过对交易效率与城市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重点分析西部地区城市交易效率对城市经济发展的影响。
赵博士[11]（2006）等人研究表明，交易效率的构成主要来自新制度经济学对交易成本的相关理论解释。其大体上可以划分为两个层面，即交易技术与交易制度。围绕这两个层面又可以进一步把交易效率细化为交通基础设施、通信基础设施、教育以及政府行为等几个维度。
首先，交通基础设施的提升能够降低交易时间的损耗和其他物流成本，在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中占据发挥重要的作用。其次，通信水平的提升能大大降低交易成本，提高市场交易的总量和交易效率，无论从减少信息不对称，还是从加大信息传播幅度与加速传播速度的角度去看，一个区域通信水平的高低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影响该区域的交易效率水平。第三，教育水平的提升可以促进当地劳动力学习掌握更先进的生产知识与技能，更便利的展开市场交易行为，带来更高的市场活跃程度，从而教育水平的提高可以促进专业化分工，增加生产与交易活动，不断提高交易效率。
此外，较高的市场化水平也是交易效率提升的重要方面，如较高的政府行政效率、健全的法律体系、良好的金融服务系统、公平合理的市场竞争机制，都可以充分刺激一个地区的商业活跃程度，提升交易数量与交易质量，但是考虑到中国城市间的市场化程度差异相对较小，以及测度中国城市市场化程度指标体系数据欠缺，市场化水平并未被纳入本文的量化分析模型之中。
因此，本文从以上几个方面，综合考虑数据的可获得性与可靠性，选取如下具体四个方面的数据建立模型：
表1：交易效率衡量指标交通水平方面年末实有城市道路面积、每万人民用汽车数量通信水平方面人均通信费用教育水平方面每万人高中以上学校毕业人数检验并分析中国31个省会城市及直辖市经济发展水平与交易效率之间的关系。其中交通基础设施、通信水平相关指标数据均可根据《中国城市统计年鉴》计算得出。反映教育水平的“万人高中等学校毕业人数”以及“每万人民用汽车数量”没有确切的各省会城市、直辖市统计数据，则使用《中国统计年鉴》中各省的数据替代，能够近似反映各区域水平的差距。处理后的各城市指标数据如下：
表2我国31个省会城市、直辖市交易效率指标城市全市人均
GRP（元）每万人高中以上
学校毕业人数年末实有城市道路
面积(万平方米）每万人民用
汽车数量X人均
通信消费北京816585604.26991643711.0973847.931天津852134370.633104921925.7091824.767石家庄399191998.30842126113.472798.9297太原492922680.97227528084.5881644.454呼和浩特752663008.743165110097.441721.217沈阳726482864.42462234946.6171557.848长春526492687.92259132406.945890.9181哈尔滨427362424.85341142328.2291033.714上海825604290.77899421375.5473291.149南京762632918.7741045810642.811657.978杭州804782576.40949009485.8462268.586合肥485631906.43146643665.2491595.264福州521522556.6221693704.3381494.121南昌530232435.87226023406.4731063.052济南643112380.965636114058.81103.403郑州568552311.71633626662.4141340.461武汉683152883.23577262998.6781579.237长沙795302490.80942583951.9441416.87广州975883062.8461005011240.53854.146南宁311722194.14132962646.603836.428海口356692391.52722132962.2062656.939重庆345002707.09710870391.0028610.2397成都487552014.8367153651.3581453.514贵阳317121555.72813483640.4161192.707昆明388311586.68732635184.0061588.03拉萨391761031.8473664032.3891519.312西安454952669.30855023003.0481379.779兰州375702341.94821683266.0071152.36西宁347432153.1218051796.664941.6005银川489642253.71716523323.9881096.642乌鲁木齐526492880.81421566566.2062085.297*全市人均GRP年末实有城市道路面积 人均通信消费 数据来源《中国城市统计年鉴2012》
*每万人高中以上学校毕业人数 每万人民用汽车数量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12》
三、中国城市交易效率比较
从表中数据可见，交易效率的相关指标在31个城市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北京、上海、广州作为中国经济最发达地区的核心城市，同时也是中国交易效率最高的区域，各项交易效率指标排名均处于领先位置。东部其他经济发达地区及中部经济较发达地区的核心城市交易效率排名也处于靠前的位置。而西部内陆经济欠发达地区，包括兰州、贵阳、西宁、银川、乌鲁木齐、拉萨，一方面经济发展较慢，人均GDP低于全国其他地区，同时反映在交易效率方面，教育、通信、交通各方面的指标均处在垫底的位置。各区域的交易效率水平存在差距，并且与GDP的差异性保持一致。
京津地区，长三角、珠三角地区作为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聚集了大量优势的生产要素，具有良好的交通、通信基础设施，交通通信效率高成本低。区内城市聚集了大量优势教育资源，特别是高等教育，同时大量来自其他地区，受过高等教育的劳动力资源不断涌入以上地区的城市，极大的提高了当地的劳动力受教育水平，对交易效率的提高有积极的影响。同时以上地区也是改革开放的前沿地区，市场开放程度高，市场经济活跃。以上种种原因使得北京、广州、上海以及附近的天津、杭州、南京等城市的交易效率领先于全国其他城市。与这些地区较高的人均GDP水平保持一致。而另一方面，兰州、西宁、银川、拉塞、乌鲁木齐等西部省会城市在交通、通信基础设施，劳动力受教育程度、市场化水平方面与东部地区相比均存在较大差距。从而在整体上造成交易效率水平落后于经济发达地区，较中部地区相比也存在一定差距，对经济的发展产生了负面的影响。
四、交易效率对城市经济发展影响的实证检验
通过建立计量模型，检验交易效率对中国城市经济发展的影响，考虑到截面数据可能存在的异方差性，对原始数据进行对数变换的基础上建立模型，回归结果如下：
表3：我国城市经济增长与交易效率回归结果
注：括号中数据为t值
模型中各项指标均在10%水平上显著，其中受教育程度高中以上人数与每万人民用汽车数量两项指标在5%水平上显著。年末实有城市道路面积，每万人民用汽车数量，人均通信费用，每万人高中以上学校毕业人数四项指标联合起来对城市人均GDP变异的解释程度达到了67.46%，且各项指标的系数均为正，说明采用这四项指标衡量的城市交易效率对城市的经济发展有正面的促进作用。
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城市劳动力人口的受教育程度，达到了0.45，说明劳动力受教育水平的提高可以在相当程度上解释中国城市之间经济发展差异产生的来源。当地劳动力受教育水平的提高对交易斜率的提高有较为明显的正面影响。需要注意的是劳动力受教育水平与当地即期教育数据之间仍存在一定的差异性，教育对交易效率的影响存在一定的滞后效应，因而只能通过测量一个地区整体的劳动力受教育水平以体现教育对经济的影响。
每万人民用汽车数量与人均通信消费的系数比较接近，其对人均GDP差异性的解释程度相当。这符合我们的理论预期，伴随着区域内技术和科技水平的提高，基础设施、交通工具等方面的进步对交易效率有积极的拉动作用。民用汽车数量的增加会促进经济要素流动的效率提升，增加交易达成的可能性。而在通信成本基本相当的情况下，较高的人均通信费用意味着具有更便捷高效的信息传播环境，使信息资源配置更加合理，提高交易的信息对称性，提升城市的交易效率。
通过模型检验，城市道路所体现的市政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对当地的经济发展存在一定影响，但是其所发挥的作用较小，在四项指标中系数最小，且只是勉强通过10%水平的显著性检验。一方面城市道路等基础设施的建设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提升城市的功能服务水平，提高城市对经济发展所需要素的吸引力，增加城市所产生的聚集效应，同时促进城市内部经济要素的流动效率。但另一方面在城市这一较小的区域范围内道路面积扩展所体现出的交易效率提升并不显著，而且作为省会级城市的样本数据之间，市政基础设施建设水平的差异相对较小，因此对经济发展的差异性的影响也就较不明显。
五、结论及对西部地区城市发展的启示
交易效率的提高可以通过市场扩展和分工演进影响到经济增长。[12] 通过对31个省会城市与直辖市交易效率的测度，模型证明了中国城市经济发展的差异性与城市的交易效率之间存在着内在联系。这种交易效率对城市经济发展的影响可以通过城市的劳动力教育水平、城市道路建设、民用汽车数量、人均通信费用等一系列指标的高低来加以衡量。基于上述实证模型，交易效率的提升对城市的经济发展有正面的促进作用。
西部城市的经济发展一直滞后于东部地区，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基于交易效率的视角，可以从全新的角度审视西部城市经济发展的薄弱环节，带来全新的思考。历史上西部城市普遍依靠较为单一的工业门类发展所带来的聚集效应，过度依赖政策扶持，城市经济结构不合理。在新的经济环境下，西部城市旧有的经济发展模式难以维系，同时对新的、充满活力的经济要素又缺乏吸引力，使得城市经济发展受到了很大的制约。这其中西部城市的交易效率较低是一个重要原因，这种影响既体现在交通、通信技术设施等硬件环境方面，也体现在以教育水平代表的软环境方面。
首先，西部地区劳动力受教育水平落后于经济发达地区。国家一直在下大力气扶持西部地区的教育事业，整体而言西部城市的教育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义务教育阶段的东西部差距正在逐渐缩小。但受制于先天条件不足，基础薄弱，西部地区高中以上阶段的教育投入缺口依然较大。一方面是西部城市教育经费相对短缺，办学条件较差，师资力量比较薄弱，导致整体教育水平与经济发达城市存在一定差距。另一方面是较高的经济发展水平强烈吸引着西部的优质劳动力资源向经济发达地区转移，特别是接受过高等教育的高水平人才。从而使得西部城市的整体劳动力素质与经济发达地区城市相比存在着不小的差距，严重制约着西部城市经济的发展以及城市竞争力的提升。
其次，基础设施建设仍存在较大不足。西部地区的城市建设近年来发展较快，但受制于各种原因，建设水平不高，更多的是在弥补城市发展的历史欠账。突出表现在城市道路方面，由于历史上城市规划的不合理，道路建设投入经费不足，使得道路建设与改造速度跟不上城市的经济发展速度，在城市机动车保有数量整体相对较低的情况下，部分西部城市道路却不堪重负，出现严重的交通拥堵现象，严重影响城市交通的通行效率。城市基础设施建设速度落后于经济发展的要求已经成为制约城市经济增长的一对突出矛盾，是交易效率对经济增长影响的一个重要体现。加快西部地区城市基础设施的建设对提升城市竞争力，加速经济发展有重要意义。
第三，交通运输通信等流通服务环节效率偏低。除了作为硬件的基础设施建设之外，相关服务产业业务环节的活跃程度以及服务水平的提升对于西部城市的交易效率提升同样意义重大。与经济发达地区城市相比，西部地区城市的物流、通信、信息等服务行业发展水平较低，服务质量与服务效率存在差距。而西部地区城市之间的地理空间跨度大，城市区域之间的经济联系对通信、物流等行业的依赖性更高。大力促进西部城市相关服务业发展，努力提高相关服务环节的效率，可以极大的促进西部城市交易效率的提升，推动经济更快发展。
受限于数据来源等客观原因，本文的研究范围依然比较有限，对政府行为以及区域内市场化对交易效率的影响尚未纳入到分析范畴之内是本文所建立模型的一大不足。进一步改进研究方法，在更深层面上分析交易效率对城市经济发展的影响将是今后努力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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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品牌资本共生规律的内涵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发展区域经济，就是在不破坏竞争机制的基础上，发展品牌资本及其共生关系。品牌之间的关系，主要有共生与竞争两类，并且是此消彼长的。可是，经济学家们往往关注品牌资本之间的竞争关系而忽视共生关系，导致区域经济理论处于乏力状况。许多地区的行政长官对可持续发展战略在态度上支持，却不知如何落实这一战略，盲目地招商引资，粗放增长方式至今还在延续。这一切都说明，品牌资本共生规律还没有受到中国经济理论界重视。
在不存在城市关键资源尤其水资源瓶颈的条件下，品牌资本的存在与发展具有空间结群性，即每一品牌资本往往是同一城市（地区）其它品牌资本存在和增长的有利条件，这就是品牌资本共生规律，或叫做“品牌资本的社会性”。所谓“一花引来万花香”，用来比喻品牌资本共生，是很恰当的。在不存在资源瓶颈的条件下，只有较大的城市（地区）才能容纳较多的品牌，从而形成共生的局面。由于城市拥有较大的市场规模、丰富的人力资本、发达的交通和信息环境、良好的市场秩序和优越的区位，往往是品牌资本共生的理想空间。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一个区域内品牌之间的关系，是共生与竞争的对立统一，而且双方力量的对比，决定了品牌之间关系的性质究竟是以共生为主还是以竞争为主。我们无论如何不能以取缔竞争来发展共生，因为如果那样做了，就等于取缔了市场经济。竞争的实质，是争夺资源。只有将品牌纳入一个具有更大资源秉赋的市场上（常常表现为扩大城市规模），才能更好地发展共生关系。所以，对于发展品牌资本共生来说，城市的选址或者城市布局居于非常重要的地位。
二、品牌资本共生规律的论证
品牌资本共生规律是存在的，这可以通过品牌资本价值、市场规模、非均衡和效率理论加以证明。
首先，品牌资本共生规律可以由品牌资本价值理论或交易成本理论加以证明。品牌资本就是一个品牌整合外部资源的能力方面的价值，单位是元。品牌资本价值的数学表达公式是：
，(x．)代表因获得第i类外部公众的信任为某品牌（商号或注册商标）带来的潜在价值（是由交易成本和机会成本的节约，以及公众多向度支持带来的价值），它是第i类公众信任总值x：的函数，单位是元。Q．是第i类公众就其手中资源的交易而言对某品牌的信任值，可以采用0、1、2、3、4分别代表信任梯度中的不信任、有点信任、比较信任、很信任、完全信任。（注意：不同类型的公众，其评价项目是不同的，比如消费者关注产品，而政府可能关注税金额度，银行则更关注还款）；K。指第i类公众因资源规模及其稀缺程度而产生的意见权重系数（科技发明成果和社会影响力也是公众所拥有的最重要的经济资源）；D：是指第i类公众因拥有的区位而产生的意见权重系数，一般来说，公众所拥有的资源离企业的距离越近（意味着运输成本越节约），D．越大。由于D与企业所处的地理区位（或社会网络区位）有关，所以处于都市的企业，拥有近距离的重要公众（如科研机构、金融机构和高校等公众类型），其品牌价值总是高于边远地区的企业。如青岛有六大驰名品牌，这六大驰名品牌构成其它企业的实力强大的公众资源，青岛便能吸引许多世界级品牌、跨国公司和大项目纷纷落户青岛，这就是品牌集聚效应。此外，D的大小也与公众所处的政治、经济区位有关。比如说，处于市场开放国家的公众，其拥有的资源易于流出，D值就越大；再比如说，友好国家的公众，其拥有的资源易于被取得，D．值也越大。很显然，品牌资本价值由其拥有的公众规模和结构所决定。如果某一地区已经存在知名品牌，这个先在的品牌资本主体（企业）就可能成为其它品牌资本主体（其它企业）的顺意公众资源，从而相互提高品牌资本的价值。这一理论，不仅可以解释品牌资本共生规律，或品牌资本极化聚集现象，也可以解释经济领域的“傍大款”现象。凡是具有公共服务性质的品牌主体，都可以成为第一、二产业品牌主体的公众；终端品牌主体都可以成为上游品牌主体的公众。以品牌资本价值理论证明品牌资本共生规律，是建立在降低交易难易程度和交易成本基础上的。
其次，品牌资本共生规律也可以由市场规模原理予以证明。一般而言，某一地区如果已经有某些品牌落地，那么，这个地区的就业规模往往扩大了，市场购买力也增大了，有利于新品牌成长。新品牌资本进一步扩大了就业规模，市场购买力进一步提高，从而推动其它品牌资本的进一步发展。品牌资本的发展，往往吸引人们向这一地区聚集，从而促进房地产业的发展，加速这一地区的城市化进程。而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大和基础设施的进一步完善，推动包括企业品牌在内的整个城市品牌资本价值上升，提升与外部的互动力，凝聚人才和品牌资本，进一步推动城市化进程。如果排除各种偶然因素，我们会发现，城市品牌资本价值的提升，是品牌资本共生不断发育的结果。反过来，城市品牌资本价值的提升，必然促进可再生资源的聚集，从而引发新一轮品牌资本共生。品牌资本与整个城市品牌资本是相互依存的关系，这种依存关系以人口规模作为支撑，同时被资源尤其水资源瓶颈所制约。
再次，品牌资本共生规律还可以从品牌资本共生与竞争关系的非均衡分布原理予以证明。品牌资本的共生关系与竞争关系在不同经济领域之间的分布是非均衡的，如果不存在水、电、油等自然资源的瓶颈（必须依托可靠的城市布局），那么，总体而言，品牌资本之间的关系是以共生关系为主，以竞争关系为辅的。这是因为当代社会分工越来越细，部门越来越多，不同经济部门的品牌资本之间、不同行业的品牌资本之间、尤其同一行业的上下游品牌资本之间，存在密切的经济依存关系，他们之间以共生关系为主，以竞争关系为辅。上述品牌资本之间虽然也可能存在竞争，比如争夺银行贷款资源，争夺投资场所等，但发生的频率较少，总的来说，是以共生为主，以竞争关系为辅。而瓜分销售市场的竞争，主要发生在生产、经营相同或可替代产品的企业之间。这时，不同品牌资本之间的关系，是以竞争关系为主，以共生关系为辅。生产、经营相同产品的品牌资本之间也存在共生关系，比如说遭遇出口关税上调的时候，这些品牌资本主体就可能联合起来，形成一致而强大的声音，甚至影响政府的决策，但这样事情发生的频率较小。相对于越来越细的社会分丁所形成的品牌资本共生关系而言，竞争关系存在的领域十分狭小。这就在规模上决定了品牌资本共生关系居于主体地位。
最后，品牌资本共生规律还可以从服务效率理论予以证明。众所周知，服务业规模是基于生产规模与生活规模基础上的，如果生产规模与生活规模较小，服务业的生存就发生困难，就不会聚集门类齐全的服务企业，这将导致第二产业的生产企业的效率低下。一产、二产与三产之间的依赖关系决定了品牌向城市聚集的动机，是追求效率，或者说，城市比乡镇拥有更高的效率。
上述四个方面的论证都可以证明品牌资本共生规律的存在。但是，这四个方面的论证都是有前提的，即首先假定不存在城市关键资源尤其水资源瓶颈。这个假定如果被，那么，品牌资本之间的关系将发生质的改变，即竞争将成为主要方面，共生沦为次要方面。这一结论对于当代中国的城市布局具有极大的价值。
三、品牌资本共生规律的经济学价值
品牌资本共生规律的经济学价值，在于它为区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基本原则。具体而言，品牌资本共生规律的经济学价值，体现在如下两个方面。
首先，品牌资本共生规律的经济学价值，在于迫使人们重新思考我国城市化的路径。品牌资本共生规律要求每个省、自治区合理规划城市布局。品牌资本共生的理想条件，是区位优势明显、人口较多的城市，而不是人口较少的小城镇。这就决定了，中国人口在地域上的二次分布只能走“城市化”道路，而不能走所谓的“小城镇化”道路。因此，品牌资本共生规律的第一方面经济学价值，在于纠正我国城市化路径。对于人口密度相对稀薄的广大中西部地区，本人认为，品牌资本共生与小城镇战略是排斥的关系。中国的城市化，是以巨量人口转移为标志的人口重新配置过程。中国的城市化战略不应强调小镇化而应强调城市化。城镇概念属于中国历史上的军事范畴，强调镇守一方，城镇是据守之城。如果强调所谓的“小城镇化”战略，成千上万的小城镇争夺市场资源的结果，必然会加剧市场分割，而市场的行政分割或空间分割，都将打碎品牌资本共生体系。所以，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要求我们在城市布局上树立“市在先，城在后，城为服务业载体”的理念，而不能反过来，人工地制造“无根之城”。当前应重新评估和思考中国城市化的路径选择问题，否则会导致巨量的浪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许多地区的城市化运动都实行了摊大饼模式。比如，与乡镇经济崛起相适应，江苏省城市化走了摊大饼的弯路。由于缺少总体设计，后来不得不并掉了600多个乡镇。江苏省人口密度高达760人／平方公里，每一个镇的人口规模都能达到一个小城市的规模，比如江苏省的苏州所属5个市（县）共48个镇，镇均人口为20.51万人。①由于有人口规模作为支撑，这些乡镇又处于长三角都市带，江苏省的摊大饼式的城市化模式并没有招致过大的损失。但这一模式绝不能大面积地在中西部地区推广，比如吉林省。吉林省的人口密度仅为140人／平方公里。吉林省624个乡镇（其中镇426个，乡198个）的平均人口仅为2.92万人。②吉林省各个乡镇人口规模相差较大，比如，长春地区农安县有26个乡镇，总人口117万，乡镇平均人口4.5万人；而位于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南部的和龙市，全市下辖十镇五乡四个市辖街道办事处，总人口24万人，乡镇平均人口仅为1.6万人。如果每个乡镇都不放弃发展的机会，则由于人口规模过小，每个镇的服务业就不会发达，也不可能有实力建设良好的基础设施。服务业不发达，就不利于安排就业，也不利于经济效率的提高。人口规模过小，甚至无法维持税基。吉林省的省情，决定了吉林省不能走乡镇经济道路，而只能走大、中、小城市相互协调的城市化发展道路。这里的小城市往往指的是县级市，吉林省应重点发展县级市，撤销乡级政府，将现在的乡政府所在地改为县政府的派出机构，其职能仅限于维持治安。这样的人口布局有利于品牌资本共生，尤其有利于服务业品牌的成长。我们知道现代服务业是未来经济的主角。可是，不管是为生产服务的服务业，还是为生活服务的服务业，都必须建立在有生产规模或有生活规模的基础上。只有“大规模的生产”和“大规模的生活”，才能支持服务业大发展。那么反观中国某些地区的小城镇化运动，会发现它正在形成不合理的人口布局。有人认为，中国的人口为10万人口的小城市已经相当于外国的中等城市了。其实这是一种误解，没有从实际经济规模（生产率乘以劳动人口）出发思考中国的城市规模问题。比如，日本的汽车工人效率为中国工人效率的8倍，实际上意味着中国80万人口的城市仅相当于日本10万人口的城市经济总量。就是说，在一个第二产业高效率的国家，10万人口就足以促成发达的服务业，而在中国却需要80万人口才能养活发达的服务业。一产、二产与三产的品牌资本之间是共生的关系，这是一个规律，这一规律与城市规模的关联性极大，它逼迫我们必须从有利于品牌资本共生的立场出发去谋划城市布局。据专家测算，100万至200万人的特大城市，社会、经济、环境、建设效益最好；50万至100万人口的大城市，其效益居第二位；20万至50万人口的城市效益居第三；20万人口以下的小城市效益最差。很显然，这不是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规律。中国的生产率较低，城市人口规模应大些才会有更高的经济效率和社会效益。所以，在不突破不可再生资源瓶颈的前提下，通过拓展可再生资源的规模，适度扩大城市人口规模，才能为品牌资本提供良好的共生条件。如果不存在资源尤其水资源的限定，那么城市越大，城乡一体化经济中的分工越细，越有利于品牌资本共生。因此，品牌资本共生规律所具有的第一方面经济学价值，在于它纠正了中西部地区人口二次分布的路径，指引我们破除小城镇狭隘认识，构建大、中、小城市与乡村协调发展的社会主义市场体系。其次，品牌资本共生规律的经济学价值，在于纠正我国各地区招商引资活动的价值取向。众所周知，城市的规模并不能无限地扩大，也并非所有的城市都有机会成为大型或特大型城市。任何城市的规模总会受到城市资源尤其水资源瓶颈的限定，如果盲目地增加人口或增加生产活动的规模，将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因此，在依据资源尤其水资源的状况确定了城市布局之后，我们还要探讨如何不突破资源尤其水资源瓶颈，发展品牌共生关系。本人认为，要想不突破资源尤其水资源瓶颈发展品牌资本共生体系，就只有选择节约资源型品牌和产业结构。因此，各地在招商引资环节上，必须纠正认钱不认品牌的做法。一个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只能依靠节约资源型或循环经济技术体系的全面发展，别无他途。如果各地方政府都能支持节约资源型品牌和产业的大力发展，那么，我国的可持续发展战略就落到了实处。
人口城市化一般来说指的是人口由农村向城市的流动和聚集过程，它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现象。城市化不仅仅是简单的人口变动，同时也是伴随着生活方式、生产方式等方方面面的变动，涉及到人口学，社会学，经济学，地理学，人类学等诸多学科。目前各领域的学者从各自角度出发研究城市化，并取得显著的成果。对城市化研究的新特点可大致归纳为三类：
（一）从研究角度来看，已从前期的以宏观层面为主逐步拓展到更具现实意义的微观层面，从国家或整个经济体角度逐步转向区域、省际或单个城市等微观领域的研究。
（二）从研究方法来看，实证研究的方法得到普遍使用，学者在研究人口城市化与经济发展，社会生活及人的发展等之间联系时，更多的采用了更具科学意义的计量分析方法，分析的结果也更加具有科学性和参考价值。
（三）从研究内容来看，已从前期的单纯的经济学领域扩展到社会学，生态学等其他学科，并采用多学科交叉研究的方法，使得城市化的研究内容更加深入和广泛，所取得成果也更具实际意义。
二、人口城市化现状的研究
（一）对于人口城市化内涵的理解和界定
由于城市化本身的复杂性，不同学科的学者对城市化有着不同的解释和定义：经济学家强调城市化是经济发展的结果，即从传统经济向现代经济的转变；地理学家强调空间的移动，认为城市化是农业人口向城镇人口、农村居住点向城市居住点转移的过程；社会学家则从人与人的社会关系角度来研究城市化，强调城市化是社会生活方式的主体从乡村向城市转变；而人口学家则从人口数量的角度观察城市人口规模的分布和变动情况。总的来说他们对城市化的理解都是从各自学科的角度出发的，没有对城市化进行全面的界定。
黄宇慧（2006）从实质、表现形式、内容三个方面阐述了人口城市化的内涵。指出人口城市化实际是“人口向城市地区集中或农业人口变非农业人口的过程”。
（二）中国人口城市化的总体现状
目前我国的城市化总体现状表现为：一、城市化进程处于快速发展的通道之中，城市化速度超过世界平均水平；二、城市化模式已由原先政府主导的计划经济体制下人口迁移模式过渡到以市场为主导的市场经济体制下的人口迁移模式；三、无论从经济指标对比还是统计数字，或者城市化的质量方面，我国的城市化水平总体滞后国际正常水平。
田雪原（2006）将城市化分为乡村城市化、超大城市主导城市化、逆城市化三个阶段，并认为目前我国的城市化总体已步入第二阶段，即超大城市发展主导着城市化的性质和进程。李力行（2010）认为当前我国的城市化水平统计方法是不科学的，因为其将很大一部分的农民工包含在内，但他们没有真正享受城市市民应有的各种权利和社会福利，没有实现真正意义的城市化。因此我国城市化测度主要表现在统计意义上的城市化而非实际的城市化水平。
（三）中国地区人口城市化现状
当前中国地区之间的城市化水平很不平衡，城市化发展呈现东高西低的状态，地区之间差异明显。东部地区基本形成城镇网络体系；中部地区中心城市虽然发展很快，但是发挥区域经济中心作用的大城市很少；西部地区的大城市仅限于省会城市，城市体系很不完善。就城市化进程来说东部明显快于中、西部地区。
王亚力，朱翔（2010）通过人口、经济、空间、社会四个方面的城市化指标构建了综合的城市化指数，并在此基础上比较了中部六省的城市化进程及带来的社会效应、经济效益、生态效益。景跃军（2005）分析了城市化水平高起点的东北地区在改革开放深入阶段城市化速度逐渐放缓，落后于其他地区的原因。
改革开放前，由于制度因素我国城市化基本停滞，城乡二元社会明显，农村积蓄了大量的剩余劳动力。改革开放后，制约人口流动的制度开始松动，在农村的推力和城市的拉力及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调整的合力作用下，大量的农村劳动力涌入城市。短期内大量人口流动以及政府应对措施的滞后及经验的缺乏，致使我国在城市化进程中出现了一系列问题。
刘家强，唐代盛（2003）认为当前我国城市化进程中存在城市体系结构失衡，功能减弱，生态环境恶化，城乡关系不协调，二元结构明显三方面问题。李力行（2010）阐述了当前我国城市化过程中一个突出的问题，即“土地城市化”和“人口城市化”之间的发展不平衡，城市空间扩张的速度大大快于人口融入城市的速度，并称之为虚城市化现象。
四、影响人口城市化的因素研究
（一）经济因素
城市化与经济发展存在着密切的关系，西方一些经典理论，如刘易斯二元经济模型、托达罗城乡人口迁移模型等无不是从研究经济发展与城市化关系着手的。
王金营（2004）利用跨国数据对城市化与经济增长进行了相关分析和模型检验，认为经济发展水平决定了城市化的发展程度。黄宇慧（2006）运用协整理论，通过选取城市化水平、人均GDP、城乡消费支出、第三产业的比重等指标进行计量经济模型分析，揭示了这些指标之间存在着长期的均衡关系。台冰，厉有为（2006）对人均工业增加值与城市化水平的数据样本进行了回归分析，并对两者因果关系进行验证，证明两者具有高度相关性，人均工业增加值增长是城市化水平变化的重要动因。
（二）制度因素
长期以来制度问题是制约我国城市化发展的首要因素，改革开放前由于相关制度制约，我国的城市化进程基本停滞，城乡处于割裂状态，二元化特征明显。改革开放后，一些阻碍人口流动的制度开始松动和消亡，城乡人口流动的限制得到了很大的缓解，但是仍然存在一系列城乡有别的制度限制着农村人口的迁徙，制约着城市化发展。
卢向虎（2005）从户籍制度、农村土地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城市住房供给制度、城市用工制度和城乡教育制度六个方面阐述了制度因素对我国农村人口城乡迁徙的阻碍作用。
（三）社会发展因素
除了经济、制度因素影响城市化外，社会发展因素也不同程度的影响城市化。
王延中（2010）分析了社会保障体系与城市化的关系，认为适度的社会保障有助于全民共享社会福利体系更有利于从整体上促进城市化和城乡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
五、人口城市化带来的影响研究
（一）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经济发展既是城市化的动因，也是城市化的结果。城市化会带动经济各方面，如产业结构、就业结构、消费结构、资源配置等不同程度的调整和转变。
李林杰，申波，李杨（2007）揭示和分析了城市化对国内消费需求的影响，并提出应借助人口城市化来促进国内消费需求的增长。李通屏，成金华（2005）运用改革开放后主要年份的数据对中国城市化的投资效应和消费效应进行比较分析，得出健康稳定的城市化伴随着稳定协调的投资和消费关系，目前中国的城市化具有“有城无市”或“城与市”不协调的特点，高投资、低消费成了中国快速城市化进程中的常态。赵显州（2006）以1978年以来的时间序列数据为样本，对城市化和经济发展的相互作用作了动态分析，证明其两者存在短期效应和长期效应。
（二）对社会发展的影响
我国的城市化进程主要表现为农业人口向城市的大规模迁移，这种大规模人口迁移必定会对社会发展产生巨大影响，出现许多新矛盾和新问题。
隋海燕（2006）认为城市化是实现全面小康社会重要的一环，对实现社会公平、提高经济效率、解决二元经济结构矛盾、实现社会和谐发展等方面有着重要的意义。李林杰（2005）认为导致我国“三农”问题的根源是城市化滞后，所以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路径在三农之外，加快城市化发展可以从根本上解决“三农”的一系列矛盾。
（三）对环境发展的影响
人口城市化对环境的影响主要是通过人口聚集及工业化反映出来的，工业化在推动人口聚集的城市化过程中，同时又对环境产生巨大的影响，如大气污染、水源污染、森林破坏等。
姚从容（2010）分析了城市化对气候变化的影响，认为城市化带动人口大规模的空间积聚，以及现代生活方式对传统生活方式的替代，使得城市人口排放的温室气体和污染物在迅速增加，导致城市空气质量下降，热岛效应加剧，局地气候变化显著。董婕（2010）认为城市化同样对水资源影响巨大，随着城市规模不断扩大，城市人口不断增加，产业结构不断升级，城市用水量、用水结构、用水效率都发生相应变化，当前我国城市用水的供给矛盾越来越突出，2002年全国660个城市中有400多个缺水，其中，100多个严重缺水，已经成为制约城市发展的主要瓶颈。
（四）对人的发展的影响
人是城市化的主体，在城市化过程中必定会对人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及思想观念会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和转变。
王金营，董正信，兰学莉（2005）认为城市化与人力资本的积累是相辅相成的，一方面城市化需要大批的高素质的劳动力；另一方面对农村人口进行培训，不断增加人力资本存量又可以促进城市化发展。城市化和人力资本相互促进，共同推进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和资源的有效配置。何景熙，马红莉（2005）分析了人口聚集对教育发展的推动效应，谏言通过城市化的人口聚集，为教育、公共卫生等人力资本投资取得规模递增效益，实现人力资源与其他要素资源的合理配置，促进经济市场化发展，从而形成人口城镇化—人力资本投资集中，人口素质提高—经济增长社会进步的良性循环模式。
六、人口城市化的对策研究
针对我国城市化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了各自的建议和对策，在此做一些阐述。
俞宪忠（1956.12-），男，山东滕州市人，管理学博士。现为济南大学经济学院特岗教授，研究生导师，济南大学劳动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获得聊城大学教育学学士学位和河海大学管理学博士学位（人力资源方向）。曾在山东科技大学、曲阜师范大学和济南大学等高校任教，主讲过当代西方经济学流派、宏观经济学、制度经济学、规制经济学、发展经济学和人口经济学等专业课及基础课，并于2000年晋升为经济学教授。主要学术兼职是西南财经大学兼职教授和研究生导师，美国剑桥学院兼职教授，曲阜师范大学兼职教授，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经济论坛首席研究员，对外经济贸易大学WTO研究院特邀研究员，山东交通学院兼职教授，国家社科规划办专家库成员，山东省经济学会常务理事，山东省生产力学会理事，济南市理论工程人才，新浪网财经和凤凰网财经频道“经济学人”专栏作者等。
二、研究领域
俞宪忠教授主研制度经济学、人口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主要是从制度变迁与人口转变的理论视角研究经济发展问题。其主要研究领域为：一是制度变迁研究，在此领域主要研究作为市场经济制度核心构件的产权制度，尤其是自由选择性质的人力资本产权制度；二是人口流动和城市化研究，在此领域主要研究城乡二元结构、农民市民化和劳动者自由选择问题，致力于表达国民大众的主体发展诉求；三是劳动就业制度研究，在此领域主要研究农业、乡镇、国企和政府四大充分就业陷阱，并致力于寻求高质量充分就业的制度创新路径问题等。俞宪忠教授的主要研究特色是主张学术自由、学术独立和学术竞争等学术理性，并坚定不移地认为作为思想现代化、人口现代化、就业现代化和制度现代化（包括政府现代化）的“新四化”，远比作为农业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和科技现代化的“老四化”而更加重要，“老四化”只能是“新四化”的发展函数。“新四化”对各种发展现象具有更强的解释能力。俞宪忠教授的职业精神：做一个独立而有良知的经济学人。
三、研究成果
俞宪忠教授先后共出版经济学著作与教材13部。在《人民日报》、《经济学家》、《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中国人口年鉴》、《文史哲》等重要报刊上发表专业学术论文180余篇，其中CSSCI和全中文核心期刊70余篇，98%以上的文章均为个人独立撰写。被《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中国人口年鉴》等转载20余篇次。独立主持2项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骨干参研2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重大项目子课题主持人和一般项目执行人）。先后共获得全国人口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2002）、山东省社科优秀成果奖（1990、2008、2012、2014）、山东省高等教育教学成果奖（2014）、山东省第6届精品工程奖（2001）和山东省软科学优秀成果奖（2014）等学术奖项10余项。
四、主要论著
1、现代市场经济学，山东人民出版社，2000年。
2、流动性发展，山东人民出版社，2006年。
3、城乡和谐就业理论，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
4、自主产权与自由选择，山东人民出版社，2013年。
5、市场经济所特有的人口规律，文史哲，1999年第4期。
6、可持续性创新分析，光明日报，2000年7月4日。
7、现代化的动力是绝大多数人受益，文史哲，2000年第4期。
8、制度现代化解构，天津社会科学，2002年第5期。
9、是“城市化”还是“城镇化”，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04年第5期。
10、城市化进程中的若干问题辨析，天津社会科学，2004年第6期。
11、充分就业状态及其发展陷阱，齐鲁学刊，2004年第6期。
12、繁荣时期政府不作为的宏观政策命题，文史哲，2004年第6期。
13、人口流动规律及其政策含义，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05年第1期。
14、社会科学是生产力之母，经济学家，2005年第2期。
15、中国人口流动的动因分析，山东社会科学，2005年第2期。
16、全球化与中国劳动力自由流动，山东社会科学，2007年第12期。
17、从“招商引资”到“招商引制”，浙江学刊2009年第5期。
18、对劳动密集型战略的理论质疑，财经科学，2010年第4期。
19、劳动发展须超越中国制造，人民日报，2010年6月17日。
20、“包容”是民众发展的制度诉求，人民日报，201010月14日。
21、从科斯定理到劳动力自主产权，浙江学刊，2010年第6期。
22、从正面理解危机的经济成长价值，齐鲁学刊，2010年第4期。
23、专业化分工的经济驱动效应，东岳论丛，2010年第5期。
24、劳动力自由流动的主体权利诉求，天津社会科学，2010年第5期。
25、自主产权、物品产权和知识产权背景的制度效能，改革，2011年第4期。
26、优好制度设计：激励与惩罚相兼容，社会科学战线，2011年第12期。
27、制度现代化的演进趋向与路径选择，江海学刊，2012年第4期。
28、劳动力产权界定的最优模式与最佳路径，经济问题，2012年第8期。
29、政府人力资本投资与劳动者自益，东岳论丛，2012年第2期。
30、劳动力自由流动与和谐发展研究，齐鲁学刊，2012年第2期。
31、市场经济制度与劳动力自主产权，当代财经，2012年第10期。
32、当代人力资源研究的缺陷及其成因，山东社会科学，2012年第5期。
33、家庭人力资本投资与劳动力代际权益配置，浙江学刊，2013年第5期。
关键词：城市化；城乡收入差距；计量分析
一、引言
刘易斯提出二元经济结构是社会发展的一种趋势，不仅会带来经济的繁荣，同时也会造成城乡之间差距的拉大。库兹涅茨又针对刘易斯的研究得到新的理论，也就是著名的“倒U理论”即社会的贫富差距随着经济的发展，成曲线状。在倒U假设中，国民收入的分配情况、变动的趋势主要是由城乡二元结构转换导致的。王小鲁，樊纲（2005）经过对计量模型的运用，分析得到了中国城乡收入差距是受到多方面的影响所产生的，其中政府与社会还有很大的空间采取合理措施来防止差距的扩大。
本文试图运用全国1990——2011年的相关数据，进行计量分析，得到近年来中国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因素。从而进一步确定城近年城乡收入差距的主要影响因素以及变量之间的定量关系。
二、指标选取与模型的建立
本文在指标选取的过程中，主要根据经济学理论中对城乡收入差距有较大影响的指标进行了数据的收集，同时也是以上述研究者们的指标选取为基础，进行了进一步的选择。
（一）指标的选取
1、城乡收入差距（y）是反映城市与农村之间的一个收入差距的实际指标，在大多数研究中都将其进行了量化，本文也将采用被大多数学者认同的方法进行计算分析。城乡收入差距变量的选取主要是选择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民人均纯收入的比值为标准。
2、城市化（x1）是反映城乡之间人口转移的重要指标，随着劳动力的转移，必定对区域经济的发展带来一定的影响，也是导致城乡收入差距的重要指标，以城镇人口与总人口的比重来计算较为真实。
3、二元经济（x2）是城乡收入差距的重要指标，不仅能够反映城乡之间的不平衡，也能在数值上进行城乡之间的比较。二元经济结构等于城镇社会总产值与城镇劳动者人数之比，再除以乡村社会总产值与乡村劳动者人数之比的计算方法。
4、失业率（x3）一直以来都是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重要因素之一，本文采用的是城镇失业率进行计量。对失业率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的关系进行预期，则应该是负相关的关系。
以上数据均来源于2012年中国统计年鉴，具有较强的真实性与可信度。
（二）模型的确定
在城乡收入差距的研究中，主要是以变量的变动率之间的关系为研究对象，所以选择自然对数的形式，这与大多数学者做城乡收入差距测度的方程形式相一致，建立如下方程：
经过优化的方程中只含有二元经济这一个解释变量，方程的各项检验对应的值为：调整R2=0.98，DW=1.57，F=498.56。在0.05的显著性水平下对应值的分布表中的t值为：t（0.025）（20）=2.086，统计检验可通过查表得到对应值，各项指标均通过检验，表明方程的拟合优度较好，变量不存在自相关，也不存在序列相关。说明二元经济在所选取的几个变量中，是与城乡二元经济相关性最高的指标，同时统计检验之后，也得到了对应的定量分析的关系，即当二元经济每增加一个百分点，则城乡收入差距则会提高0.94个百分点。
（2）检验
经济意义检验：城乡收入差距是城乡之间差距的重要指标，随着劳动力的迁移城乡之间的总产值必然会产生一定的差距。而城乡的收入差距具体会受到包括城市化与二元经济，以及失业率等多种因素的影响。本文主要针对以上三种因素做了多元回归的分析，并最终得到了城乡收入差距与二元经济的相关性较大且能够通过统计意义的检验。
统计意义检验：作为多元回归的方程，首先要看调整后的可绝系数的检验是否通过，本文得到的最后的方程的R2为0.98，说明模型的拟合优度较好；F检验的值达到了498.56远远高于1%的显著性水平下的临界值4.38，通过检验表明方程具有较高的显著性；t检验的值为11.30大于t0.025（19）=0.688通过t检验则说明变量具有显著性；dL=1.22，dU=1.45；1.22
四、结论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伴随着城镇化的脚步逐年加快，城乡收入差距的问题也越发严重，本文主要是从影响差距的原因着手，选取了城市化、二元经济与失业率作为主要的影响因素来判断。通过对模型的优化，最终得到，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主要影响因素是二元经济，也就是城镇总收入与农村总收入的差距。
定量分析的结果表明，二元经济每增加一个百分点，则城乡收入差距就会扩大0.94个百分点。虽然本文还有很多因素没有进行讨论，但是也可以发现城乡收入差距与二元经济的高度相关性，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可以通过减小二元经济的方法，如加大对农村建设的扶持力度，拓宽农民的就业渠道等。缩小差距的根本方法就是从二元经济结构入手，促进经济的整体繁荣的同时，有倾向性的扶持农村建设，加快农村经济发展，实现财富的二次分配。（作者单位：西北民族大学经济学院）
参考文献
[1]程开明，李金昌 城市偏向、城市化与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机制及动态分析[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 2007（07）
公元前5 世纪，苏格拉底终日游走于雅典广场和街道，以与人辩论为乐。市集是他最熟悉的地方。这里为雅典市民提供公共生活，也是各种商贩活跃的商业场所。他们发明的空间原型，在两千余年后的今天，成为了“现代化城市的象征”。
在美国，有2.43 亿人口拥挤在仅占全国总面积3% 的城市里。生活在东京及其周围的人口高达3600 万，这里是全球生产效率最高的城市区域。孟买的中心城区居住着1300 万人口，北京和上海的人口规模已经超过2000万。
遍布摩天楼、高速路，动辄千万人口计的超级城市图景，智慧如苏格拉底，当年也无法想象。尽管2500 年前，他们已完全开掘了城市文明的精髓：自由（市场）、共享和创新。
1980 年代，中国的深圳特区吸引了湖南、湖北大批农民寻找就业机会，成为中国最早的农民工。今天，2.5 亿农民工的城镇化，被视为中国政府经济前景的最大变量。
工业革命年代，伦敦的产业工人进城后享受到良好的居住和社会保障制度。500 年后的中国农民、农民工进城之路则坎坷得多。不同于西方城市化与工业化同步的自发过程，中国城镇化进程伴随着强烈的权力驱动特征，一些专家称之为“被城市化”、“半城市化”，认为城镇化的结果变为了征地和驱赶农民进城的目的手段。
在城镇化改革尚未给出清晰路线图之前，这一中国新的经济改革重大内容无法回避“人的城市化”命题。
有人泼冷水，有人添柴火
7 月31 日，国贸三期大酒店，金碧辉煌，北京财富和地位的象征。城镇化改革――这个大热话题在此展开讨论。有发改委背景的专家李铁先生、经济学家陈志武、知名学者秦晖、人口问题专家蔡，他们唇枪舌剑，使得这场城镇化改革的观点之战火花四溅。
经济学家陈志武第一个做主题演讲。相比中国如何进行下一步城镇化，陈志武更关注“城镇化”与“大改革”谁该在先的问题。他以北京与伦敦的城市差异说明，不同的权力制衡架构，不同的制度最终决定城镇化的内涵和个性。陈志武是耶鲁大学管理学院终身教授，一年中有很多时间在北京、纽约、伦敦等城市间穿梭。他总结北京的城市特质充分体现了行政权力主导下的城市化特征。与之相比，伦敦散布的面积很大，却根据教育和其他功能分别发展出以多个中心为主要特色的城市，与巴黎、新德里，尤其是北京形成非常鲜明的差别。
匹配于权力中心，中国的城镇化形成一线、二线、三线城市资源配置架构，从上到下的权力结构基本决定了从富到贫的经济机会。“希望这种自上而下，行政权力推动的城镇化，尤其是推赶农民上楼举措的时候，要对自己的权力稍微谨慎、谦虚一点，而不是像以往表现那么傲慢。” 陈志武不客气地批评。
另一些经济学家对于中国城镇化态度积极，如不在场的厉以宁。半年前，厉以宁曾谈到国外的城市化模式不适合中国国情，应该走老城区（商业区）、新城区（工业区开发区）和新社区（新农村）之路。两年前他发言表态中国的城镇化率还太低，必须加快城镇化，并乐观地期待说中国的持续经济增长是有保证的，“这是全世界今后30 年间最大的市场，最有潜力的市场”。
在当前经济减速期，新型城镇化改革被中国政府作为一项振兴经济之策推出，在主流观点市场享有政治上的正确性。但城镇化成为政府发展经济而采取的一种战略或手段时，又出现一种逻辑悖论。这也是陈志武们更关心制度改革的原因。
官员身份的专家李铁多年研究小城镇建设。他执掌的发改委小城镇发展研究中心曾在天津试点过“宅基地换房”模式并推行至全国十多个省。这一模式将农民的宅基地复垦，用增加的耕地换取城镇建设用地指标，以进行大城市郊区旧村改造、小城镇建设。不过这种行政主导式的城镇化模式，被部分学者认为操作中仍难摆脱强拆和逼农民上楼之嫌。
李铁试图在主题发言中做出某种解释：“其实我们现在解决的不是要怎么来推动城镇化，而是人已经进来了，我们应该怎么办？我们的政府截止到现在，除了70 年代上山下乡青年全部回城之外没有进行过任何改革。可是农民进城问题，是靠市场能解套的吗？不能，还得靠政府，这一块儿是关键。”
这并未能完全释解观点对立者的担忧。陈志武强调城镇化本来是结果，不是经济发展的源动力，现在本末倒置，靠自上而下的行政权力强制安排推城镇化发展，而非市场驱动，到最后只能出现更多像鄂尔多斯康巴什、郑州新区、铁岭新城这样的鬼城。
被关注的房价和权利
说到鬼城，焦点自然转移到房价上。
李铁提出自己的研究成果，认为中国一、二线城市房价将继续上涨，三四线城市房价将继续崩盘。他的依据是国外房地产泡沫是在城镇化饱和之后，而中国还远远未完成。而正如陈志武提出的权利配置决定论，北京集中了最优质的大学资源、医疗资源，房价上涨是不可避免的市场规律。
城镇化大方向下，中央未对房地产表态，接过话头的首创集体老总刘晓光显然为三四线城市崩盘的可能性担忧，抱怨主要是地方土地财政的问题被提得太多。他谨慎判断新型城镇化启动后房地产会是一种稳定发展，“比较温和”，于是遭到主持人调侃“刘董伴随着一次次（房地产）调控，说的话越来越少”。
中国城镇化最引人瞩目的成果是高企的房价。这让一部分人引以为骄，认为这是城市价值提升的体现。不过他们在作此看法时忽略了一个前提条件：中国的城市化是在城乡土地、户籍二元结构的制度背景下展开的。
新一轮城镇化大热让地方政府官员和房地产商感到兴奋。他们更热衷于听到精英们谈论，如何更进一步通过新的城镇化发展来为以后的中国经济增长提供源动力。不过目前新型城镇化的核心目标，可能离他们的期望值甚远。
政府可能首先考虑到，有2 亿多的农民工和7300 万城镇间流动人口已经在各类城镇就业，但没有城市户口，没有住房，无法享受城镇居民的公共服务。官方预计到2020 年要有3.3 亿人进城，李铁指，所谓新型城镇化就是制度上逐步解套，中央态度明确要重点解决农民工进城后就业服务均等化、定居落户难等一系列公共服务的问题，甚至还要推进户籍管理制度改革。
秦晖的社会学视角使得他谈到城镇化问题更关注权利问题。作为集多重身份与一身，同时身为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最具知名度的公共知识分子，他长期的研究方向是“土地制度与农民史”。
当话题一集中到户籍制度上，秦晖即抛出看法，“户籍问题实际是权利不平等的问题”。他认为，李铁所说的城镇化要实现所谓公共服务均等化当然非常重要，但是更重要的还不是公共服务均等化，首先是个人权利均等化问题，是所谓外地人（农民工）权利经常受到侵犯的问题。而这部分人，其实是城市化的动力来源。
主持人姚久盛调侃秦晖提供了“感性”的事实，并提问说，解决上述人群从户籍到公共服务当然政府、公众都愿意，但像北京、上海这样的地方流动人口最多，财力又明显无力承受，该怎么办？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人口的蔡教授反问，“既然这些人已经在这个城市工作、居住，说明这个城市需要这些人，需要他们的服务，GDP 里头有他们的贡献，那为什么叫‘无力承受’？”
主持人又问，“从人的角度，如果我们现在要做城市化的路线图，接下来要做哪一步？” “从人的角度”这一说法让蔡感到挑衅意味，以缄默作答，主持人话锋一转：“不从人的角度也行”，蔡直接回应“城市化就是人，没有别的东西。”
穷人的城市？富人的城市？
很多去过里约热内卢的人会看到，这座拥有世外桃源般快乐的城市，除了有美丽的海滩、古老的建筑和通常无可挑剔的天气，还是一座100 多万拥挤在破烂不堪的棚屋之中的城市。当你从伊帕内玛海滩上向周围的山顶望去，将会发现一些大煞风景之处――这些惊人美丽的山上，到处都是贫民区和棚户区。
苏格拉底的弟子柏拉图曾说，“任何一座城市，不论它的规模有多小，其实都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是穷人的城市，另一部分则是富人的城市。”他很早就了解到观察一个城市的特性中贫民区和富人区的两面。而城市化真正要解决的，正是城市贫民问题。
在中国，秦晖提到前几年学者们曾对是否有贫民窟话题产生过巨大争论，“实际上中国不仅从来就有贫民窟，以前叫‘棚户区’，而且贫民窟居住权是一种市民的特权。”
秦晖举出典型的城市贫民权利被侵犯的例子：“如果市民住在棚户区，要改造棚户区就要解决安置和补偿问题，可是农民或者说外来人口是没有的，他们随时可以被赶走。前几年很多城市都出台过把这些人赶走（的政策），实际上剥夺了他们的居住权。”
“包括很多地方搞‘城中村’改造，已经逐渐提高了对原村民的补偿，但是实际上很多棚户区现在都是租出去的，住的是没有居住权的外来居民――城乡结合部改造最大的利益相关群体是这部分人，所谓的城市化主要就是指这些比户籍农民多出十几倍的人――现在按照所谓的‘不补偿、不安置，否则后患无穷’的原则把他们无条件驱逐，
在世界各国都没有这样残忍的做法”。
蔡进一步解释，“如果没有贫民进城，提供新的人力资本（劳动力），就没有什么城镇化的需要，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并不在于看未来是一个百分点还是一点四个百分点的城镇化增长速度，而是要看是不是把2.5亿（的进城农民）真正变成了市民。”
一些人在担心，随着城镇化带来的农民工大量进城，中国将来有一天会不会出现像美国一样的情况，富人纷纷从城市中心搬去郊区？秦晖直言中国根本不具备这样的条件。实际情况是，中国很多的大城市靠下一级政府创造的财政收入上缴，把城市建得越来越漂亮，却不愿意外来人口到这里来，不仅仅是市长反对，所有的城里人都会反对，因为不愿意和农民工，衣衫褴褛的低收入、低素质的农民居住在一起。
前段时间美国城市底特律破产的消息被大量关注。底特律似乎提供了一种负面警示：政府因投资减少、富人和大企业纷纷离开而无力负担公共财政倒闭。由于中国地方政府的债务问题一直是个令人头痛的隐忧，加上农民工城市化的未来负担，有人担心中国政府会否蹈其覆辙。
对此秦晖反驳部分精英持有的是穷人进来逼走富人导致的观点，强调“中国现在还处在驱赶穷人的阶段”，与底特律的城市化危机根本截然相反，并向主持人强调“事实只有真和假，没有感性还是理性之分”。
李铁同样对这个事实感兴趣。他解剖中国的城市基本上靠工业开发区招商引资解决财政，地方招商基本是零地价负地价，这在世界上前所未有，一边开发房地产来解决政府收益，一边来弥补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每一任政府摊大饼摊出去，都按这种模式走的时候，那就面临着击鼓传花传到哪里去的问题。
他进一步分析，高等级城市辐射全国辐射全省，有足够的购买力支撑，问题出在三线城市收入水平不高的地方，它的辐射能力弱，击鼓传花摊到最后的结果就必然会面临着崩盘。“为什么这次地方政府特别希望中央政府在城市化政策上，给他们解决项目投资，就是希望解套，他们寄希望于两个，一是解决更多融资，二是给予更多土地，用土地变现来解决他们的债务问题。”
底特律危机的启示
是鼓励现有城镇化模式继续下去，同时弥补一些公共服务欠账缓和矛盾，还是冒着一些地方房地产和相关行业可能遭受崩盘的危险，进行根本制度的改革？圆桌争论难解难分。
刘晓光从城镇化改革中嗅出房地产的机会，“城镇化除了农民的权利、生活方式的问题，很重要的是物质形态，没有物质的东西怎么建设？小城镇建设60% 是物质的城镇，而且不是一万、两万，可能是几万、十几万，这是我的一个观点。”
主持人同样为房地产高歌猛进唱赞歌：“未来的北京充满了希望，我们很快就能够在万柳一带看到每平米15 万的房子，三年半以后我们能够在丰台看到每平米八万的房子，大概17 个月以后我们就能够在通州看到每平米三万二的房子，望京很快就要出现每平米八万块钱的房子了……我们真是为这个伟大的价格公式感到欣慰！”
外国媒体预测，到2025 年，中国预计会出现15 个平均人口2500 万超大城市，城镇化的速度和规模都让世界瞩目。美国经济学家认为，中国的城市化与美国的高科技发展将是影响21 世纪人类社会发展进程的两件大事。
但是上述预测都基于行政权力主导下，进行的房地产扩张为特征的城镇化模式毫无风险的前提下。有企业家提出，现有的城镇化思路可能未考虑到，15 年后中国老龄化程度将非常高，将来人口的迁移要发生根本性、革命性的变化，养老可能不会在高等级城市。现有的资源配置错位加大了三、四线城市面临的崩盘危险。
1. 关于生态城市的认识
生态城市（eco-city）是由苏联城市生态学家亚尼茨基于1981年提出的一种理想城市――自然、技术、人文充分融合，物质、能量、信息高效利用，人的创造力和生产力得到最大限度地发挥，居民的身心健康和环境质量得到保护，建立生态、高效、和谐的人类聚居新环境。
对于生态城市的概念，国内外学者有着不同的诠释。美国生态学家理查德・雷吉斯特认为生态城市的全部内容是追求人和自然的健康和活力。20世纪70年代，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在“人与生物圈（MAB）”计划中指出，生态城市是城市生态化发展的结果，是社会和谐、经济高效、生态良性循环的人类居住环境，是自然、城市与人融合为一个有机整体所形成的互惠共生结构。
我国的生态城市研究起步较晚，但随着城市生态问题的日益严重，与生态城市相关的研究也越来越受到学术界的重视。
黄肇义等（2001）提出生态城市是全球或区域生态系统中分享其公平承载能力份额的可持续子系统，它是基于生态学原理建立的自然和谐、社会公平和经济高效的复合系统，更是具有自身人文特色的自然与人工协调、人与人之间和谐的理想人居环境。杨志峰等（2008）认为生态城市是一个经济发达，社会公平、繁荣，自然和谐，技术与自然达到充分融合，城乡环境清洁、优美、舒适，从而能最大限度地发挥人的创造性，并促使城市文明程度不断提高的稳定、协调与持续发展的复合生态系统。王如松（1987）将生态城市定义为在生态系统承载力能力范围内，运用生态经济学原理和系统工程方法去改变城市生产和消费方式、决策和管理方法，挖掘城市内外一切可以利用的资源潜力建设的一类经济发达、生态高效的产业，生态健康、景观适宜的环境，体制合理、社会和谐的文化以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富足、健康、文明的生态社区。戴天兴（2002）认为生态城市是一个经济发达、社会繁荣、生态保护三者保持高度和谐，技术与自然达到充分融合，城乡环境清洁、优美、舒适，从而最大限度地发挥人的创造力与生产力，并有利于提高城市文明程度的稳定、协调，有利于持续发展的人工复合生态系统。
2. 生态城市的内涵
生态城市是以实现人与人和谐、人与自然和谐以及自然系统和谐，即“人―社会―自然”和谐为其发展目标的。彭晓春、李明光(2001)认为，生态城市的内涵包括三个层次：其一自然地理层次，是城市人类活动的自发层次，是城市生态位的趋适、开拓、竞争和平衡过程，最后达到地尽其能，物尽其用；其二社会功能层，重在调整城市的组织结构及功能，改善子系统之间的冲突关系，增加城市这个有机体的共生能力；其三文化意识层，旨在增强人的生态意识，变外在控制为内在调节。冯端翊(2001)认为生态城市应包括八个方面的内涵：确立可持续发展的城市发展目标和城市规划；严格控制城市人口规模，提高人口素质；大力推行清洁生产，发展环保产业，倡导清洁消费；建立城市清洁交通体系；搞好市区立体绿化；发展生态农业，改善城区周边环境，缓解中心城市的生态压力；控制区域城市密度，保护绿色城市间隔；改进和完善城市发展考核办法及指标。
关于生态城市内涵不同的学科有不同的认识。从系统学的角度看，生态城市是一个由社会―自然―经济组成的复合生态系统；从经济学的角度看，生态城市是一个以生态技术为基础、建立生态产业为手段、发展循环经济为目的的理想经济运行系统；从地理学的角度看，生态城市是一城市化区域、城乡二重体，是全球或区域生态系统中分享其公平承载能力份额的可持续子系统；从社会学的角度看，生态城市是一个以生态价值观、生态伦理观、生态意识观为主导观念，社会公正、平等、安全、舒适的人居环境。
3. 生态城市的产生与发展
现代生态城市思想直接起源于霍华德的田园城市理论，在20世纪80年代得到迅速发展，人类对生态城市的理解随着人类对人与自然关系认识的升华而不断加深。国内外典型的生态城市建设措施及其取得的成果见表1。
生态城市的建设发展，在国外取得了十分显著的成绩，其关于生态城市建设的相关理论、经验也较成熟。而我国的生态城市建设，尚处于起步阶段，成熟的经验不多，且在国际上的影响相对较小。
二、生态城市建设与城市经济理论
1. 生态城市建设需要城市经济理论的指导
城市经济学是研究城市在产生、成长、城乡融合的整个发展过程中的经济关系及其规律的经济学科。通过分析城市经济运行，解释城市发展过程中的空间经济、外部经济、聚集和扩散经济以及分布等一系列实际问题，揭示城市经济发展规律，研究城市系统和城市经济结构，以指导城市建设的学科。
城市经济学的研究内容和基本任务正是通过阐明城市经济发展规律，为经济政策、对策等的制定提供理论依据，系统地研究城市经济产生的基础和条件，研究城市的性质、功能和产业结构升级，预测城市经济发展的总趋势，协调城市内部经济结构间的比例关系，协调城市之间、城乡之间的经济关系，对城市的经济要素、经济结构和经济运行规律进行分析，回答有关城市经济发展的规律性问题，揭示城市经济的本质和发展的动力与条件，为管理好宏观和微观的城市经济、形成有效的调节和控制系统奠定理念和方法基础。
环境保护和社会发展构成了人类社会的两大主题，生态城市的建设适应了这两大主题的要求，是城市发展的新模式，代表了未来城市的发展趋向。与传统城市相比，生态城市具有其自身的特点，见表2。
生态城市作为新兴的城市建设发展模式，具有与传统城市不同的特点，较传统城市的建设更为复杂，甚至在一些层面，生态城市的理念与原有的城市理念是冲突的，有其特有的内在规律。因而，需要根据生态城市的内涵与特点，进行城市经济理论的创新，建构与之相适应的理论体系，以指导生态城市的健康发展，否则生态城市建设就会流于形式，失去正确的发展方向和可持续发展的能力。
2. 城市经济理论创新是生态城市建设的客观需求
我国的城市经济学兴起于改革开放以后，但是呈现出迅猛发展的势头。20世纪80年代，我国城市经济学集中研究了城市经济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中国的城市化道路等问题。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国内全方位展开了城市化道路和城市化理论的研究，并对城市经济学的基础理论、学科体系以及具体的城市问题、城市经济政策等进行了系统的理论研究和实证分析。
概括而言，近年来国内城市经济学研究主要集中在下述5个方面：城市化与新型工业化的关系研究；都市圈发展与城市之间经济合作及协调分析；区位选择与城市内部空间结构演进研究；产业集群与城市经济发展分析；城市政府职能与城市治理模式研究等。中国的城市经济学研究涉及了中国城市化道路、城市经济区域发展、城市现代化、城市经济的协调运行、城市经济结构、城市可持续发展、城市经济管理等问题。
生态城市作为一种新型的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模式，从城市发展历史的角度来看，可以借鉴的成功案例很少，又由于我国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国情不同，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不能拿来照抄照搬。现有的城市经济理论主要是以传统城市为研究对象的，其理论成果为传统城市的开发和发展提供了参考依据，而针对生态城市特点所开展的理论研究却存在着不足，无法满足生态城市建设的需求。因而，为满足生态城市建设的需求，客观上要求城市经济学必须进行理论创新，需要结合我国的实际全面研究生态城市经济发展规律，研究其产生的基础与条件、内部经济结构及其未来的发展趋势，为实现生态、经济、社会的协调健康发展目标和生态城市的建设实践提供理论支持。
三、生态城市建设中急需解决的问题
我国的生态城市建设起步较晚，且多数生态城市的建设以外在的城市形象和环境的改变为主要目标，考虑眼前目标多，长远目标少，出现了与生态城市内涵相背离的情况，存在着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
1. 生态城市建设表面化现象严重
由于受思想观念和经济发展阶段的影响，城市政府往往强调生态城市的表面层次，即城市外在环境的改善，在一些生态城市的建设过程中，盲目仿照西方发达国家生态城市的建设模式，建成一批与当地自然、人文环境不相符的人文景观，影响了城市生态环境的综合效益。
一些城市为达到生态城市建设的外在化指标，将生态城市建设停留在城市景观生态化的层次上，单纯依靠增加城市绿化面积、改善城市环境质量等方式建设生态城市，显然无法真正实现生态城市生态良性循环的目标。
2. 生态意识普及推广不足
现阶段我国的生态城市建设存在上热下冷的现象，对于生态城市相关规划的落实没有达到应有的程度，往往是生态城市建设的口号响亮，但却没有具体实施的时间框架和建设指南，生态意识在全社会普及推广的力度不够，缺少必要的实施规划及细则，来指导城市建设和配合生态化发展。
城市居民生态城市理念欠缺，环境保护意识淡漠，在建设过程中群众参与力度不足，生态城市建设延续性不够，没有建立良好、完善的生态城市建设公众参与机制。由于生态城市建设水平难以定量化表征，使得人们对生态城市经济高效、环境宜人、社会和谐的特点没有清晰的认识。
3. 城市政府对生态城市建设管理力度缺乏
由于管理机制不健全，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之间关系难以协调，城市政府在生态城市建设过程中的政策引导和组织协调力度薄弱，各相关部门协作能力不足，信息共享力度不够，信息资源分散在各个部门，使得城市政府无法完成对生态城市的整体协调调度，工作效率较低。
在生态城市建设过程中，虽然制定了相关的法律、法规，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生态城市的建设向良性发展，但整体来看，我国关于生态城市建设的法律法规、政策以及管理保障体系仍不完善，对于与生态城市建设有关的法律问题研究较少，相关法律、政策缺乏系统性和完整性，对生态城市建设的支持力度不足。
4. 生态城市内部产业结构布局不合理
我国的产业结构布局相对落后，整体来看还属于粗放式经济增长方式，能耗大、污染重的产业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基础设施薄弱，第三产业滞后等问题突出。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环境恶化、资源枯竭等问题日趋严峻，城市发展和城市资源承载力之间的矛盾突出。
生态城市建设与城市生态经济发展不协调，大量企业存在工艺落后、设备陈旧、浪费严重的问题，直接影响到城市及其周边的环境、资源质量。在生态城市的建设过程中，对绿色GDP评价指标的认识存在偏差，重视程度不够，一味追求经济的快速增长，生态城市的经济高效性优势不明显。
5. 生态城市规划不合理
生态城市建设目标的可实施和可操作性不足，往往仅是打着生态城市的旗号，好高骛远、急功近利的现象严重，使城市的生态建设与城市自身基础设施建设脱节。
生态城市的空间规划不合理，对城市的扩张和城市自身结构优化方面存在局限性，不注意开放空间的利用和保护，使城市开放空间日益减少，生态质量随之下降；交通组织形式混乱，公共交通系统不发达；土地集约利用能力不足，盲目扩张城市用地范围，土地浪费现象严重，直接影响到生态城市的建设进程和可持续发展能力。
6. 缺乏科学的生态城市评价标准
我国尚未建立起完善的生态城市评价指标和评价体系，使得生态城市的建设缺乏必要的指导原则以及建设过程中对原有生态结构的维护规则。单纯重视城市绿地面积指标的完成和生态景观的建设，城市绿化没有为城市生态的发展发挥积极的作用，没有将生态城市的内涵融入到城市的复合生态系统之中，淡化了生态资源培植，考虑经济建设过多，考虑生态资源再造少，其综合效益较低。
总之，现阶段我国的生态城市建设存在着诸多背离其独特内涵的问题，涉及城市建设的诸多方面。这些问题的产生很大程度上缘于缺乏生态城市经济理论的指导，因而创新城市经济理论的研究，形成适宜生态城市建设需求的城市经济理论成果，纠正生态城市建设中的各种偏差，为构建社会和谐、经济高效的城市生态体系，促进城市的良性健康发展做出贡献，已成为迫在眉睫的任务。
四、以生态城市为目标的城市经济理论创新的思考
生态城市建设对城市经济理论的需求是多方面的，但基于城市经济理论研究的实际和生态城市建设面临的现实问题，笔者认为目前以生态城市为目标的城市经济理论创新应重点围绕如下方面进行：
1. 生态城市的本质与内涵
对生态城市本质和内涵的正确认识是城市经济理论研究的出发点。关于生态城市内涵的解释，学术界尚没有完全统一的认识。城市经济学应该在已有的关于传统城市本质与内涵研究的基础上，完善城市经济学基础理论体系，通过与传统城市的比较研究，深入研究生态城市的本质特征和具体内涵，明确生态城市运行的目标和城市经济学的研究范域。
2. 实现“社会和谐、经济高效、生态良性循环”目标的基础和条件
“社会和谐、经济高效、生态良性循环”是生态城市区别于传统城市的主要特征，三者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和谐的社会运行为经济的长效发展创造了条件，高效的经济运行为居民财富的积累奠定了基础，而生态的良性循环是城市持续发展的前提。然而，在现实生活中三者又常常表现出矛盾性，城市作为一个社会经济系统，“社会、经济、生态”是共生的客观存在，但“和谐、高效、良性循环”的目标没有相应的基础和条件却难以共存。城市经济学应在区分城市特征的基础上，研究在保证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实现城市社会内部关系协调和生态良性循环的基础与条件。
3. 生态城市的空间特征
城市的空间结构具有重要的经济意义，关系到城市的经济效益、环境效益和社会效益。已有的城市经济学理论认为，城市的内部空间结构大致可分为同心圆型及其轴向结构、放射扇形和多中心型等变形形式，其中同心圆模式是城市形成的基本结构。然而生态城市具有其自身的特点，在城市地理空间概念上，它区别于传统城市独立于周边乡村的特点，是一种城乡融合的城市化区域，因而在空间特征上，生态城市必然会与传统的城市有所不同。城市经济学应该在生态城市的空间特征上，研究适应于生态城市特点的空间结构演化及城市土地利用规律，找到最适合生态城市经济、社会、环境协调发展的空间结构和土地利用模式。
4. 要素禀赋与生态城市建设的途径选择
要素禀赋是城市在特定的区位产生和发展的基础，城市是区域空间上多种要素大规模聚集的结果。在长期的建设发展中，城市已经形成了以经济增长为核心目标的相对完备的要素构成及资源配置方式。然而，生态城市作为新兴的城市形态，需要充分考虑环境、社会、经济等众多方面的生态化要求，根据自然条件、区位条件、资源条件、人文条件等要素禀赋的不同，选择适宜的建设途径与方式。城市经济学研究应能揭示要素禀赋与生态城市建设途径选择之间的内在联系和规律，为决策者提供科学的路径选择判定标准。
5. 生态城市的经济运行规律
城市经济是在密集的地理空间范围内的开放性经济，它不是封闭的，因而城市经济的运行需要依靠外部环境。生态城市打破了传统城市的地域界限，将城市与乡村融合到了城镇化区域之中，具有更广阔的经济运行环境。因而，城市经济学应该研究生态城市的经济构成，生态城市的经济运行所遵循的特有规律，已有的传统城市经济运行规律有哪些可以运用到生态城市的发展之中，现有的经济运行规律怎样指导生态化的经济运行，如何促进生态经济发展等问题，尤其应该特别关注城乡一体化发展的经济运行规律。
6. 生态城市的产业结构与经济发展模式
生态城市的空间特征，决定了其产业结构不同于以非农经济为特征的传统城市，将是一、二、三次产业相互协调发展的产业结构新模式。又由生态城市复合式生态系统的特点所决定，其集约内涵式的经济发展模式将与传统城市的粗放外延式模式不同。因而，城市经济学的研究必须将生态城市与传统城市区别对待，研究符合生态城市内涵的新型经济发展模式、包含第一产业在内的新型城市产业结构的发展问题、满足生态可持续发展要求的生态城市产业结构的构建问题、城市三次产业布局的合理分配问题、如何协调经济发展和环境效益二者之间关系的问题、如何促进传统工业向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产业及第三产业转型的问题等。应特别关注对生态城市区域产业传导机制的研究，探索如何形成具有生态、经济、高效的产业链，在城乡一体化条件下发挥生态城市产业的带动机制，加快生态产业的发展。
7. 生态城市经济运行管理体系与评价指标体系
城市经济运行管理体系对城市经济的发展至关重要，科学的评价指标体系是评价城市经济运行管理体系是否有效的依据，对城市经济运行管理体系的优化具有引导作用。生态城市的经济运行有其特有的规律，应该构建不同于传统城市的评价指标体系。城市经济学的研究，应从生态城市自身经济运行特点着手，重点研究生态城市经济运行的特殊性、生态城市经济运行过程中各部门的协调方式和责任分工、进行生态城市发展的成本效益分析方法等问题。以“资源节约、环境友好”为目标，充分考虑节能、降耗、环保等内容构建适宜生态城市的评价指标体系。
五、结语
关键词：城市化；金融发展；面板数据
一、文献回顾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是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一个国家的金融发展水平是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我国金融水平逐渐与国际金融水平接轨，国内外有关金融发展的研究较多。关于城镇化和金融发展的研究，我国学者大多认为城镇化进程和金融中介的发展之间存在着一种互动机制。如黄勇和谢朝华1（2008）运用非结构化的VAR模型，指出城镇化建设和我国银行贷款之间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在城镇化过程中，银行贷款对其有重要的支持作用。刘启春和刘翔2（2008）借助中国西部地区1980-2007年的数据，采用误差修正模型（ECM）研究发现：在短期，金融发展对城镇化没有影响；但是在长期，金融发展能够促进城镇化的发展。陈爱莉3（2004）认为我国城市化建设的快速发展，也为我国商业银行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环境。张宗益、许丽英4（2006）通过对我国1952-2003年的时间序列数据分析，指出金融发展对城市化进程具有推动作用，并且加快了城市化进程的发展后，较高的城市化水平会促进金融的发展，而较低的城市化水平会对金融的发展起一定的阻碍作用。通过对以上的文献梳理我们可以发现大多数学者均探讨的是金融发展对城镇化进程的作用，较少学者探讨城镇化进程对金融发展的作用。因此，本文将综合运用重庆19个区县①的面板数据来深入探讨城镇化进程对金融发展的作用。
二、城市化对金融发展的实证分析
（一）模型的建立
本文将采用面板数据模型来分析城镇化对金融发展的影响。其基本模型如下：
findevit=c+αubrit+∑jγjcontroljit+εit
其中，i代表重庆各区，t表示年份；findevit代表第t年第i个地区的金融发展状况；ubrit代表城镇化率；controlj表示第j个控制变量；c、弧γ为待估参数；ε代表误差项，服从白噪音分布。
（二）指标的选取
1、金融发展的指标（findevit）：本文使用金融机构年末贷款余额/GDP来衡量金融发展的规模（loan），即loan=金融机构年末贷款余额/GDP。 运用各区城乡居民的储蓄额与金融机构年末贷款余额的比值来表示金融发展的效率（fe），即fe=城乡居民储蓄额/金融机构年末贷款余额。
2、城镇化（ubr）：用城镇化率来表示，指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率。即UBR=重庆各区县城镇人口/区县总人口。
3、控制变量（Control）：本文选取了3个可能对金融发展产生较大影响的指标。包括：①地方政府干预指标（dfcz）：衡量地方政府对该地区经济发展的干预程度。用当地政府财政支出/GDP来衡量。②经济增长指标（pgdp）：表示当地的经济发展状况。本文用人均生产总值来表示经济增长指标。③固定资产投资（gdtz）：是建造和购置固定资产的经济活动。本文用各地区年末固定资产投资额/GDP来表示。
（三）数据来源
文选取了重庆市19个区2004～2013年10年的相关数据。数据主要来源于历年《重庆统计年鉴》，以及各区的统计公报和政府报告。为避免数据的非平稳性，文中ubr和pgdp将采用对数形式。采用经济学统计软件stata12.0来进行相应的数据处理和统计分析。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见表1：
（四）回归以及结果分析
由于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中可能存在截面间异方差和自相关问题，会使产生估计偏误，因此本文采用广义最小二乘法进行估计，即FGLS估计法。其结果如下：
在表2的回归结果中，模型Ⅰ和Ⅱ的被解释变量为金融发展规模，模型Ⅲ和Ⅳ的被解释变量为金融发展效率。模型Ⅰ和Ⅳ中只包含了城镇化这一个解释变量，模型Ⅱ和Ⅳ分别在模型Ⅰ和Ⅲ的基础上引入了控制变量。从表2可知，模型Ⅰ和Ⅱ中ubr的系数符号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为正，表明加快城镇化进程有助于金融发展规模的扩大，对金融发展规模有着正向的促进作用。控制变量方面：模型Ⅱ中pgdp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为正，且贡献不明显；gdtz的系数符号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为负，dfcz虽然对金融发展规模有着正向的促进作用，但结果并不显著，说明我国第三产业发展较为滞后，产业结构需要优化和升级。模型Ⅲ和Ⅳ中ubr在系数符号1%的显著性水平下为负，说明随着城镇化进程的推进，金融发展效率将会受到抑制。控制变量方面：模型Ⅳ中gdtz对fe的贡献不明显，pgdp和dfcz的系数符号在1%的显著水平下为负，说明地方财政支出和经济增长都会对金融发展效率过快起着抑制作用。
以上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城镇化进程并没有推动金融整体的协调发展，因此，笔者根据本文实证结果的分析，结合实际情况提出两点建议：一是完善地方金融机构的治理结构和稳定机制。地方政府可以考虑逐步退出地方金融机构，循序渐进地引入当地民间资本，为当地的民间资本提供出路。政府可以为金融的稳定发展保驾护航，如建立地方稳定金融资金，以支撑地方金融快速稳定的发展。二是从推进城镇化的角度，改进地方金融的结构和功能，优化金融机构类别与构成，打破国有银行的垄断地位，鼓励和吸引非国有商业银行以及外资银行的参与，建立起多元化、多层次的银行类金融机构，营造健康、良好、有序的竞争环境，为中小城市提供更多资金支持。
注解：
① 19个区县分别为：江北区、沙坪坝区、渝北区、南岸区、九龙坡区、北碚区、万州区、黔江区、合川区、永川区、南川区、大足区、巴南区、江津区、綦江区、涪陵区、长寿区、大渡口区、渝中区。根据重庆2012年统计年鉴的行政划分。
参考文献：
[1] 黄勇，谢朝华.城镇化建设中的金融支持效应分析[J].理论探索，2008（03）：91-93
[2] 牛启春，刘翔.西部地区金融发展对产业结构和城镇化影响的实证研究[J].金融经济，2008（20）：126-12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