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8-14 17:26:01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经济学概念解释，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罗格・R・贝当古的《零售与分销经济学》，作为“当代世界学术名著”中的一本，是西方商业经济学的代表作。它全面细致地反映了商业和分销领域30年来的研究成果，可说是“这个领域参考书的标本”(Mueller教授语)。
网货是阿里巴巴提出的新商业文明中的一个主要的基本概念。网货按目前已有的解释，还算不上一个严格经济学概念。我们希望从经济学的角度，探讨它可能的内涵和外延，并通过这种探讨，看看可不可以完善网货这个概念，使其发挥应有的作用。《零售与分销经济学》应该说就是一把权威的尺子，一个科学的坐标系。我认为它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并丰富“网货”这一概念。
网货实指网络组合商品
把网货目前的外部特征界定为“货真价实，海量个性”，是一种以直觉洞察、经验形式为特点的定义方法。《零售与分销经济学》贯穿始终的核心概念“组合商品”值得高度重视。我们这里先大胆假设，把网货视为“网络组合商品”(或网上组合商品、互联网组合商品)的口语指代。
先来看这个概念的可靠性。首先，组合商品是理论经济学中的正式概念。沃尔特・尼科尔森(2005)《微观经济理论：基本原理与扩展》定义为：“组合商品是所有的商品价格同步变动的一组商品。”并且明确提出“组合商品定理”及其严格数学表达式(第154页)。它是经济学“商品”这一概念的扩展，与商品概念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其次，商业经济学作为理论经济学的具体应用，赋予组合商品更具体的含义。罗格・R・贝当古定义为“有形的零售产出(商品)与无形的分销服务构成了一个‘结合体’(bundling)，这种结合体可称为组合商品”(《零售与分销经济学》第9页)。
比理论经济学的发展在于，商业经济学将不同子类商品组成一组大类商品，修正为一组子类性质构成一类整体(“结合体”)商品。在这里，组合是指性质组合，而非商品本身的组合。一次销售的是一个商品，而非一组商品。只不过这个商品具有一组性质(即有形产出、无形服务)。罗格・R・贝当古指出关键特征在于：“零售分销服务隐含在零售部门所提供的具体商品或服务当中”(第9页)。对照网货概念，非常切合。网货一方面是经销的商品(如有形商品)，一方面是提供的分销服务(西方没有苏式体系中零售、批发概念，统称distribution)。网货相对于组合商品，增加的只是网络，即通过互联网分销的组合商品，也可以通俗解释为网络服务加商品。
网络组合商品与传统组合商品的区别
罗格・R・贝当古虽然没有直接说出网货这个词，但他实际已涉及这个问题。他分析“互联网零售商和传统零售商”的各种区别(第111页、第113页)时，涉及网货之处包括：第一，关于价实。“互联网零售商消除了或者大大降低了一般零售商在销售点提供普通分销服务环境时应有的成本”。这对应了网货“货真价实”中价实的说法。马云认为，网络渠道的优越性让网货把暴利还给消费者，还给制造业，“网货的核心就是反对暴利。”这点不仅是经验，也是有学术根据的说法。第二，关于个性。“互联网降低了零售商加深和拓宽其商品品类的成本”，“互联网零售商的商品品类服务的成本降低会带来商品品类……的扩展，最终使价格自然下降”，并且为“互联网的价格差异提供了解释”。这些都印证了“海量个性”中个性的说法。第三，关于海量。网货“海量”指无限货架，实际有数量和时空两义。关于时空特征，罗格・R・贝当古指出，“互联网零售商的商品品类服务的成本降低会带来……其他普通分销服务(地点可接近性)的扩展，最终使价格自然下降”。至于网货(上架能力)的多少，罗格・R・贝当古完全没有涉及，不过关于这一点的争论几乎没有。因此“海量”在学术上也是可以成立的。第四，关于货真。网货是不是内在具有“货真”的特点，罗格・R・贝当古没有明确分析，只是说：“互联网降低了提供某些商品特定信息的成本，例如，商品价格和某些物理属性。”但也可能在另外情况下提高信息成本。如果货真是针对更丰富的信用记录，在经验上无疑是成立的。总的来说，“货真价实、海量个性”在商业经济学上是成立的，要注意的是对信息成本提高(交付成本、选择成本和甄别成本)及相关特征的概括和解释，使之更加全面。
《零售与分销经济学》还涉及了许多“网货”概念中目前没有，但与之非常相关的内在性质。其中有两点：一是成本转移(cost shifting)。它被认为是“零售市场的根本特征”，涉及的关键问题是把消费者当生产者看待，产销一体；二是定价模型。主要是发现组合商品会更多导向垄断竞争定价(即产品差别化)模型，而不是趋向同质化完全竞争的全价模型。网货只会加强，不会削弱这两个基本点，即产销一体和多样差异。
商品与服务的分别探讨
既然网货可以被定义为由商品和服务构成的组合商品，我们就可以分别从商品与服务两个角度进一步认识它。
1 网货是否改变了商品的基本属性?
商品是组合商品的构成之一，罗格・R・贝当古没有讨论商品属性问题。我们对网货可以有两种理解。一种理解是其商品与网下商品是一样的，不同仅在于网络服务。这样的理解不需要对经济学现成结论做大的改动，容易为大家所接受。难的是另一种理解：网货中的商品本身，具有新的商品属性。我个人倾向后一种理解，网货这种商品(或商品组合)正生出与使用价值、交换价值并列的第三种价值。在《后现代经济》一书中，我把这种新商品属性，称为意义价值(指多元化异质性价值，对应海量个性中的“个性”)。当然，不承认商品有第三种属性也没有关系，只说网货具有异质性、个性化、体验化现象，也是可以的。
2、网货中服务的属性有什么?
服务作为组合商品中的另一构成要素，罗格・R・贝当古对它进行了“四特征”概括：一是无形，“通常不形成生产中的任何要素的所有权”；二是联合消费和生产；三是“非储性”；四是异质性。这里的异质性，与商品的异质性，是相互决定的。
关于异质性的解释，罗格・R・贝当古采用的是zeithaml和Bitner的说法，一是“相同的服务，不同的人将以不同的方式体验它们”，二是“服务的提供者是人，同样可能不会一直传送同样的表现行为”。这种解释带有较强应用色彩，不如张伯仑在理论经济学上说的异质性，在价值论上来得痛快。但毕竟把异质性提到基本特征层面上了。
3、网货的服务价值应如何分析?
关键词：经济分析方法；经济法教学；人才培养；合理应用
经济分析方法是指主要采用经济学理论与分析方法，研究特定社会的法律制度和运行情况，描述各类法律问题。其研究的主要目的在于“使法律制度原则更清楚地显现出来，而不是改变法律制度”[1]。与传统法律方法相比，经济分析方法具有明显的技术性和具体性，能够将具体的法律问题数量化，使法律的经济分析更加精确，比规范分析具有更强的实用价值和操作性[2]。对于经济分析方法在经济法教学中的应用，经济法学者们持积极肯定态度，但实际教学中仍存在一些值得思考的问题。
一、经济分析方法在经济法教学与人才培养中应用的必要性分析
经济法的典型特征之一是经济性，经济法把经济制度、经济活动的内容和要求直接规定为法律。第一，从价值追求上看，经济学以资源的有效性为前提假设，寻求资源有限条件下资源配置的有效性和利益最大化。在经济法律制度中，无论是宏观调控法还是市场规制法，立法目的条款中重要的法律价值理念之一就是效率。第二，从经济法的内容构成来看，经济法是顺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产生的，对经济生活准则的表述通常甚至不加转换，直接由立法机关和其他有权机关将经济制度、经济技术性规范通过变为法，使之具有法律效力。第三，从经济法的调整手段和功能上看，经济法调整的是宏观调控关系和市场规制关系，反映基本经济规律，包括价值规律、竞争规律、投入产出规律。经济法主要运用经济手段，如财政、金融、税收作用于市场经济，发挥着节约交易成本、节约资源消耗、节约权利配置的费用等功能。第四，经济法律行为接受经济评价。宏观调控行为和市场规制行为要接受经济评价，市场秩序是否更加稳定，市场竞争是否更加公平自由，是评价宏观条款行为和市场规制行为的根本标准[3]。因此，从经济法的价值追求、内容构成、手段功能以及评价标准，与经济学都具有相通性，在经济法教学中贯彻经济分析方法具有客观必要性。
二、经济分析方法在经济法教学与人才培养中应用的难点分析
由于涉及大量的经济学基础知识和分析工具，因此，如何在经济法教学与人才培养中协调经济分析和传统法学的规范分析是经常遇到的难点问题。具体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法科学生缺乏系统的经济学知识基础
经济法教学中由于内容经常涉及一些经济学（广义上）基本概念，例如预算法中涉及财政收入计算方法的权责发生制和收付实现制的区别，税法教学中涉及税率、税基、直接税和间接税的区分，反垄断法教学中涉及相关市场认定中交叉需求弹性等原理，这些都需要具备一定的经济学基础知识。而我国现行的法学专业课程体系设置中，很少有高校会将经济学作为经济法学学习的前置课程，这给经济法教学带来了挑战。
（二）套用西方经济学原理难以解释中国经济法的产生基础
西方经济学，尤其是规制经济学认为存在市场失灵，所以需要用国家有形的手替代市场无形的手发挥作用，即先有市场经济后有经济法。而我国经济法是从一个非市场社会中产生的，不存在市场经济这一前提基础，中国经济法从一开始就不是为了弥补市场缺陷而出现。当前，主流的经济法学教材中仍普遍采用西方经济法学的理论分析框架，在教学中引用西方经济学原理叙述中国经济法的历史和特征时，难以自圆其说。
（三）经济分析方法与传统法律分析方法结合难
经济分析方法有自身的一套逻辑体系和分析框架，并且不同经济学派各自的观点并不相同。传统法律分析方法注重法律的教义学分析，强调概念的准确性、一致性和规范性，评判经济行为的标准是合法/不合法模式。法律概念的经济分析在概念的规范性上有欠缺，且对行为的评价标准主要是成本/效益模式。因此，在经济法教学上存在经济分析方法与传统法律分析方法的协调问题。
三、经济法教学与人才培养中合理应用
经济分析方法的思考针对以上问题，提出以下完善建议。
（一）在法学本科教学与人才培养中增设经济学基础课程
在目前的非专业基础课程中，很少有学校设置经济学原理课程，这不利于经济法律相关课程的学习。对于法科学生而言，掌握必要的经济学知识对于法律课程的学习乃至今后的工作都有帮助。将经济学课程作为经济法学习的前置课程，可以大大节约经济法授课教师对于基础经济学知识的讲解，将主要精力放在法律知识的讲解方面，提高教学效率。
（二）调整教材中有关经济法产生的经济学原理
现行主流教材中，甚至许多经济法学者的研究中，以西方经济学原理阐述中国经济法的产生，存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偏差，给经济法教学带来难以自圆其说的困境。建议分头阐述，经济法在西方的产生过程，可以西方经济学原理阐释。对于中国的经济法，主要应以1978年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经济政策和主流经济学原理加以解释。
（三）在教学和人才培养中以法律分析主、经济分析为辅
由于经济学原理的变动性强，不同学派观点存在冲突，对经济法的教学应当以法律分析为主线，注重相关法律概念、规则和制度的规范性分析，梳理其中的权力（权利）义务关系。经济分析方法的局限性在于无法用某一个经济学原理一以贯之地解释或阐述所有的经济法问题。经济分析方法的作用应当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注重对法律概念的经济学背景知识的分析；二是运用经济学理论对法律制度的合理性进行分析，例如，反垄断执法中的宽恕制度，可以借鉴经济学上的囚徒困境理论进行解释；三是对立法和司法制度的演变进行解释，通过经济分析方法的解释，能够让学生对经济法中的法律概念、制度原理和立法思路有比较深刻和具体的理解。
结语
综上，在经济法教学中，不能过分迷信经济分析方法的作用，经济法教学毕竟主要是法学课程，应当以传统的法律分析方法为主导，借助经济分析方法在概念、制度和立法思路上的解释力优势为法律分析提供帮助。
参考文献：
[1]冯玉军，柯华庆.法经济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
[2]钱弘道.法律的经济分析方法评判[J].法制与社会发展，2005，（3）.
一、传统经济法学教学方法的回顾与局限性经济法学的传统教学方法，就是以法律解释为核心的教学方法。
依照目前法学界的普遍见解，解释的标准主要有以下两种：1.文理解释。按照法律条文用语的字义、文义及语言的通常使用方式和逻辑规律所做的解释。包括文字解释、语法解释、逻辑解释；2.论理解释。斟酌法律理由，依一定的标准进行推理论证来确定和阐明法律本义的解释。它可分为：当然解释、历史解释、目的解释、体系解释、效力解释、法例解释。除此之外，还有其他的传统方法，例如，价值分析方法、阶级分析方法、实证分析方法等等。在经济法学教学中，传统法律解释的教学方法是最常见的。授课者只要抓住现有经济法律、法规的立法体系进行展开，先做文义解释，然后慢慢展开再进行论理解释，由浅至深，使讲授既有层次性和条理性，又能体现出法律的严肃性。这也是整个法学体系之教学方法的共同点。目前经济法教科书内容编排的理念，通常不会跳出经济法总论和具体的经济法律、法规两个大范围的配置，除了总论部分在法学基础理论上对经济法学的基本概念着墨较多之外，第二个范围基本上还是属于条文的法律教义学（Rechtsdogmatik）演示，这些都属于法学教育的传统基本方法。所以，讲授者往往只需讲清楚两个问题：第一，基本法律概念；第二，基本法律规定。但是经济法是一个实践性很强的法律学科，对经济法知识性的了解和掌握与经济法的实际运用有着一定的差距。这既是很多学习者在学习经济法过程中经常遇到的难题，也暴露出我们在经济法学课程中传统教学方法的局限性
一）理论抽象性强，欠缺实践操作性法律具有相对稳定性和抽象性，而现实却具有运动性和具体性，如何处理两者的关系显得十分重要。传统法律解释的教学方法注重概念的解释，考虑法律以外的社会、经济、政治、道德等因素不全面，它不能缓解法律的抽象与社会生活的具体之间的矛盾，从而使学习者在学习经济法过程中对经济法知识性的了解和掌握与经济法的实际运用存在着一定差距，理论联系实践不够，法律的适用性、操作性不强，导致课堂讲授缺乏说服力。
二）教师讲授的多，学生练习的少由于采取传统的法学教学方法讲解的多，教师无法有效地在短期间内使学习者进人经济法学的学习情境，往往导致他们学习兴趣低落，处于被动学习的心理状态。尤其是对非法学专业的学习者来说，要求对一门从未学过，且处处遇到法学专有术语之障蔽的学科产生十足兴趣，则更加困难。况且非法学专业的学习者缺乏法学基础课程的训练，不具备或较少具备一般性的法学基础知识，例如经济法法学中关于经济法的渊源、经济法主体的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等，这些基础的法学底蕴往往形成了茂密的法学丛林，会使原先就属法律门外汉的非法学专业学习者更加迷惘。另外，经济法学属于法学体系中的交叉学科，其内容涉猎很广，讲授者既需要掌握法学专业知识，又需要熟悉经济学的知识。
经济法教学如果由欠缺法学背景的授课者来担当，由于授课者本身欠缺实际的经济法规训练，往往把经济法学教授成单纯的法律条文解释学也就不足为奇，更谈不上指导学习者结合实际融会贯通了。
三）降低了立法意图与司法目的的协调性如果说立法意图是一种理想状态，那么司法目的则为一种现实状态。一般来说，二者是统一的，但如果讲授者不能很好地做出符合实际的法律解释，就不能排除二者相互不协调的情况。从而出现原本经济法学知识的人门成本过重，学习者心理主动性欠高，久而久之，经济法的学习往往成为法学专业者心目中的“学了不能用”、“学了不会用”、“学了用不好”的老大难学科和非法学专业学习者心目中一件仅属于“不得不修”、“不修则不能毕业”的例行公事。结果就出现要培养他们在经济法方面的法律感情就更加困难的现象。学习者会觉得经济法不过是经济运行过程中某些方面的技术规则，无法体会法律学的精神与精髓所在，对于学习者学习后走向社会正确适用法律的实际能力的培养几无裨益。
二、科际整合教学方法在经济法学教学中的运用科际整合（InterdisciplinaryIntegration）或称交叉学科或称边缘学科。
皮亚杰（JeanPiaget）曾于年提出这一说法。科际整合式的杂交确实培养了不少种类的学问新品种，从而形成了一种孕育新学问的方程式。在法学教育教学领域，科际整合的呼声与趋势并非近日之事，然而目前所谓法律与其他学科的科际整合要求法学工作者，必须以更开阔的视野去关注其他社会科学的议题和成果，其他社会科学也不得不祛除对法学只是法条、判决的整理、记诵）的刻板印象。这样，所谓科际整合，才会产生值得令人期待的可能。
科际整合不窗是一种重要且富有创新性的研究理念。所谓科际整合的教学方法，主要是采取两种或以上的途径并轨或复轨教学模式，即教学方法多方引进来自原属其他学科范畴的知识。科际整合教学方法是一种新颖的、重要的、多元的、开放的经济法学教学方法。在法律学的研究途径之下，科际整合研究方法能够多功能地解决经济法学函需解决与分析的各项问题。
科际整合强调学科之间的整合研究，故其教学研究方法的类型应该是开放的。在法律学的研究途径下，结合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对经济法的研究有一定的贡献，对经济法的教育教学法更有一定的创新。
例如，以经济法学中的税法教学为例，将国民经济宏观调控的研究方法运用在经济法学的研究上，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国民经济运行与社会间各种利益和矛盾的调和或冲突，从而更深刻地理解立法者的原意与司法现实的差距以及有待完善之处。一般来说，在进行以法律解释方法为核心的传统教学方法，包括文义解析与论理解析等方法之后，如果尚无法得出对于税法的具体解释与理解，则应考虑运用来自社会学方面的资源，此举亦可以辅助非法学专业本科学生在税法方面的理解，尤其是在法律释义方面的功效理解。常见的传统法律社会学教科书里面，往往比较偏重由各个层面做分析，以领域解说的类别作为章节的分野。近年，出现较多的新著以西方社会学理论为分野，进行法律社会学的论述，提供一种比较全面性的法律社会学视野，也促进了税法学与社会学科际整合的融合。
此外，法律经济分析计算方法也是科际整合研究方法的常见形式。经济学是一门强调选择的社会科学，而经济分析就是对所选择的社会科学进行分析。计算分析有助于在精确的数据前提下做出正确的经济选择，以利于经济效益的提高。经济分析方法是在交易成本概念的基础上，主要进行成本一效益分析等分析的程序。可见经济法教学中涉及到的经济学基础，对经济法学中税法的研究非常重要，不但经济学教材常有关于税收经济学的介绍，而且目前著名的法律经济学著作对税法亦从经济学的成本一效益分析等程序方面多有探讨，这对于以主修经管类专业为主的非法学专业的学习者来说，透过其熟悉的既有知识体系来辅助税法学的学习，可收到事半功倍之效。
当然，科际整合还有很多其他的类型，包括自然科学方法中的数学方法、新三论方法以及横跨多重学科的政策分析方法与博弈理论分析法学等等，这些对经济法的教学都有一定的帮助。总之，我们采取多学科的视角来研究经济法，进而从事经济法教学，就会使经济法的教学方法不致流于呆板。例如从法律经济分析的角度，可以为税的废、改、立提出本意分析；由法律社会学的观点，由法律的政策分析可以得出每种税的开征与废止对社会影响的结果；由法律学与会计学的科际整合研究中，可以得知如何最有效确定收益的实现与费用的发生。经济法教学方法采取了科际整合的思维，对于非法学专业学习者来说，可以适时补足其在法学积淀上的不足，对于讲授法学的教师来说，可以推动教学方法的改进与创新。
「关键词竞争，法律价值，经济组织，效率
法律价值是法学的基本范畴之一。法理学界有学者将法律价值概括为“在人（主体）与法（客体）的关系中体现出来的法律的积极意义或有用性”。“只有当法律符合或能够满足人们的需要，在人与法之间形成价值关系，法律才有价值（有用性）可言。”并认为“秩序、自由、正义和效益应作为法律的基本价值”〔1〕。这里所说的法律的诸项基本价值是就法律体系整体而言的，是作为各部门法由于其自身的规定性和可用于满足人们的不同需要又体现出各自特有的法律价值。我国学者对反垄断法的价值也作了较多的研究。其流行观点认为反垄断法特有的法律价值是竞争；竞争是传递、实现反垄断法其他价值的手段，如提高经济效益、增进社会财富以实现消费者福利。这一认识有一定的经济学理论和立法基础。从经济学角度看，该认识是以微观经济学的价格理论为依据。按照古典经济学的市场理论，经济人在市场作用中，受到 “看不见的手”—— 市场价格机制的约束与调节，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同时实现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统一。自由竞争构成了经济活动的原动力。古典经济学的市场理论虽然不断被修正和拓展，但价格理论、竞争的观念一直居于核心的位置。从各国反垄断立法看，竞争更是占据了基础性的地位。如美国《克莱顿法》第 2、3、7 条都明文规定，商业行为不得 “实质上减少竞争或旨在形成垄断”。针对《谢尔曼法》在明确性等方面的不足，判例法发展出反托拉斯法的价值目标即 “保护竞争，而不是竞争者”。德国《反限制竞争法》第 1 条规定：“处于竞争关系之中的企业之间达成的协议、企业联合组织作出的决议以及联合一致的行为，如以阻碍、限制或扭曲竞争为目的或使竞争受到阻碍、限制或扭曲，则是禁止的。”日本《禁止私人垄断及确保公正交易法》第1条规定：本法的目的，是……促进公平的、自由的竞争。
从法律价值存在形式上看，分别有观念、理论、制度形式存在的法律价值[2].本文立足于法制度层面，通过对经济学和反垄断法上竞争概念的梳理，并根据经济学的最新发展状况和反垄断法的调整范围的具体要求，认为我国法学界将竞争作为反垄断法特有的法律价值和传递其他价值的手段的观点有失偏颇。竞争价值对反垄断法所要调整的经济现象并不具有完全的解释力。即使仅从经济学进路上看，过于突出竞争价值也不具有逻辑自洽性。本文拟从经济学角度，对反垄断法价值理论进行适当重构。
一、经济学上的竞争和竞争理论
经济学界对于竞争的概念并没有一个一致的看法，经济学家施蒂格勒对竞争所下的定义是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该观点认为：竞争系指个人或集团或国家）间的角逐；凡两方或多方力图取得并非各方均能获得的某些东西时，就会有竞争。竞争至少与人类历史同样悠久，所以达尔文力图从经济学家马尔萨斯那里借用这个概念，并像经济学家用于人的行为那样，将它用于自然物种。在经济学中，竞争首先是与市场相联系的，市场是交易活动和竞争行为发生的场所。竞争总是在特定的市场条件下进行的，并表现出结构和行为两方面的特点[4].市场的状况决定着竞争行为得以开展的强度。市场结构、市场行为和市场绩效及其相互关系构成了竞争理论[1]研究的主要内容。价格机制、供求机制和竞争机制则被认为是市场机制的具体表现。其次，竞争是与效率相联系的。如西方经济学认为，在完全竞争市场条件下，如果规模报酬不变并且没有外部性存在时，资源的配置不可能通过重新组合使一个人或一些人的福利增加而又不使其他人的福利减少，在既定的生产技术和消费者偏好条件下社会资源配置能达到帕累托最优状态。帕累托最优状态意味着最有经济效率状态和社会福利最大化。
由于可以从市场和效率两方面对竞争概念加以诠释，竞争就表现出事实性和价值性的双重特征。竞争的事实性表现为竞争是一种经济活动，它与特定的市场状况相联系并有客观外在形式L竞争的价值性表现为由于在一定情况下个人的逐利行为促进了资源的有效配置和社会利益的实现，因而在一定程度上竞争活动本身也成为人们价值诉求的目标。竞争的事实性和价值性是否能得以实现又与经济现实及其变动相联系，并为相关竞争理论所阐释。
竞争理论包括如下类型：古典自由竞争理论；新古典竞争理论，如完全竞争理论、垄断竞争理论等；现代竞争理论，如哈佛学派的有效竞争理论、芝加哥学派的竞争理论、可竞争理论等 .竞争理论的提出和演进必须基于一定的经济现实。亚当·斯密的古典自由竞争理论是针对自由资本主义的经济现实提出来的。该理论认为经济人在市场作用中，受到“看不见的手”—— 市场价格机制的约束与调节，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行为亦可实现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统一。竞争就构成了经济活动的原动力。在这种理论模式下，竞争是自我维持的，竞争的事实性和价值性都得到充分展现。
新古典竞争理论和现代竞争理论则是构建于垄断资本主义的经济现实之上。新古典学派学者马歇尔最先观察到自由经济不仅包括自由竞争，还包括自由合作和联合。因而提出了马歇尔冲突：规模经济带来垄断，垄断必然排斥自由竞争。自由竞争、自由合作和联合、垄断并存的经济现实向理论界提出了挑战。为了解决新古典学派有关产业组织的竞争理论与经济现实的冲突，经济学家对竞争和垄断等经济现象作了新的阐释。哈佛学派的有效竞争理论、芝加哥学派的竞争理论是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芝加哥学派竞争理论与哈佛学派竞争理论的不同点在于：哈佛学派通过对市场结构、市场行为、市场绩效三者关系的分析，认为高度集中和高进入壁垒对经济福利有不良的影响，而且竞争本身是不能自我维持的。哈佛学派的此项论证就为强化反垄断管制奠定了理论基础：通过管制垄断以恢复竞争的地位（事实性）和作用（价值性） .受哈佛学派的影响，美国20 世纪70年代前反托拉斯法的主要目标被认为是保护竞争[6] .同期判例法更是发展出反托拉斯法的价值目标是 “保护竞争，而不是竞争者”的法律规则。芝加哥学派对哈佛学派的上述分析提出了批评，认为判断集中及定价的结果要看是否提高了效率，而不是像哈佛学派那样只看是否损害了竞争。芝加哥学派还运用经济效率标准对进入壁垒、掠夺定价、搭售、价格歧视等经济现象作了重新阐释。由于芝加哥学派采纳的是不完全竞争模型，并强调长期均衡分析方法，其得出的结论是：如果没有政府的扶持或干预，个体垄断势力在竞争过程中一定是短暂的。相比较而言，芝加哥学派更强调市场本身的作用。由于芝加哥学派极为注重效率标准，故也被称为“效率学派”。
从上述理论的阐述可以看出，经济学对于竞争概念的理解，是将其置于特定的市场状况下加以把握的。竞争概念有事实性和价值性两方面的特征。由于完全竞争并不符合垄断资本主义经济现实，与竞争一样，垄断以及处于竞争与垄断中间状态的自由合作和联合都是垄断资本主义时期经济生活的常态。出于对竞争价值性的笃信，经济学家构建新的竞争理论时仍然将竞争作为资源配置的基础机制；但建立在传统微观分析基础上的竞争理论对竞争的价值性的描述是有根本缺陷的，即竞争理论主要限于对市场结构、行为、绩效及其相互关系的探讨，而微观经济主体经济组织）则是作为黑箱“或既定的逻辑前提存在的。以芝加哥学派为代表的产业组织经济学的贡献不仅在于提出了自己的竞争理论，还表现在打开黑箱”，深入研究其内部结构，并对市场和组织两种形式的可替代性关系作了论证。
二、市场和经济组织
传统微观分析中把微观经济主体当作“黑箱”的观点受到了的新制度经济学研究者的批评。罗纳德·科斯最早论述了经济组织的问题。在 1937年《企业的性质》一文中，科斯对经济体制“自行运行”、资源的流动方向仅仅依赖于价格机制的观点持批评态度，认为这种描述只是有关经济体制的一个非常不完整的画面，在企业中，这种描述完全不适用。科斯进而提出，企业执行着与市场相似的功能，企业和市场不过是两种可以相互替代的实现人们合作的手段。[4]在科斯研究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交易费用经济学对市场与企业等经济组织的可替代性关系作了全面的论证。
交易费用经济学认为通过市场来交易产权是要花费成本的，如搜集市场信息的成本、缔约成本、监督成本和强制履约的成本（交易成本）。与市场配置资源相比，内部组织具有一定的优势。如内部组织有激励、控制和内在结构优势的属性。就激励的意义而言，内部组织减弱了作为双方均不受对方控制的正常谈判关系缩影的侵犯性的态度倾向。就控制的意义而言，在于企业内部可用以强制实施的控制手段，比企业之间的活动种类更多且更灵敏，在出现冲突时，企业拥有一种比较有效的冲突解决机制。企业还因为通行制度安排中的缺陷而求助于内部变化。如企业通过共同所有权可以克服不完善的财产权利界定造成的机能不良的后果并提供一种更为有效的沟通网络。但是，将产权结合进一个组织的方式以运用其资产也会发生成本。如筹建组织的成本、交流成本、制定计划的成本、谈判成本和在组织内监督尽职表现的成本 （组织成本）。[5]既然通过市场或通过内部组织配置资源都要支付成本，所以，要明确特定经济行为是通过市场的方式还是通过内部组织的方式予以实现，就有必要对这两种方式的成本、收益进行比较。
交易费用经济学还从资产属性的角度，论证了经济组织配置资源的客观性：即在特定的资产条件下，出于经济效率的考虑，只能由经济组织而不是市场来配置资源。如威廉姆森提出了资产专用性的范畴。资产专用性是指为了支撑某种具体交易而进行的持久性投资。资产专用性包括专用地点、专用实物资产、专用人力资产以及特定用途资产。威廉姆森利用资产专用性范畴在有限理性和投机倾向的行为假设下分析了合同的各种缔约可能，认为以通用资产为实际内容的交易，无须建立保护性的治理结构，它面对的是一个竞争性的世界，只要在市场上分别签订合同即可。如果是涉及重大专用资产投资的交易，交易双方必须进行互惠贸易，交易才有效率。由于价格与治理结构二者的相互作用，合同各方就不要企盼价格低廉与无须安全措施二者兼得的事了。这样，在缔约人处于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并且资产具有高度专用性的场合，通过经济组织来组织、运用资源就成为必须。
新制度经济学的交易费用理论是对传统微观分析的重大修正。这一学说对经济组织和市场可替代性关系进行了论证、说明，认为在分析、衡量企业的行为的正当性与否时，不仅应考虑到产业经济学的市场理论、竞争理论，利用竞争以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实现经济效率；还应当以交易费用理论为依据，考虑市场与组织之间的可替代性，通过内部组织本身有效配置资源，实现经济效率。
三、反垄断法上竞争的概念及其地位
事实上，不仅企业可以成为市场的替代手段，政府对于经济的管理活动（管制）同样也是市场的替代手段之一。施蒂格勒、史普博等所开创、发展起来的管制经济学充分论证了政府管制的必要性。如史普博认为，在存在进入壁垒、外部性和内部性等市场失灵现象时，政府就有必要直接干预。微观分析的需求与供给理论被运用到对管制行为的分析中来。如王俊豪认为，政府管制的供给主要取决于政府对提供新的管制政策的认识和条件。政府对管制供给的认识主要出于对管制供给的理性认识和分析[10].经济学理论所提供的理性认识无疑会约束或促进管制的供给。反垄断管制是管制的一种重要形式。人们对于竞争理论等认识也就构成了对垄断等行为管制的重要理论基础。
竞争是反垄断法与经济学对经济现象关注的交点。同经济学一样，各国反垄断法中“竞争” 一词使用频率非常高，但也没有一个明确的定义。如欧盟竞争法、德国竞争法等中都没有对竞争的概念加以界定。法学上人们对于竞争的理解受到经济学上的较多的影响。
反垄断法学者或反垄断法立法、执法机构体现了将经济学上的竞争理论特别是有效竞争理论引入到法学中的倾向。竞争的价值性特征对反垄断法的价值取向的设定起了重要作用。如德国政府在《〈反限制竞争法〉立法理由书》中指出：“自由竞争的市场组织必须需要完全竞争成为一个经济现实……立法就是有责任使完全竞争免受种种限制手段戕害。”但“由于完全竞争的模式并不现实，有效竞争的概念在 60 年展起来了……有效竞争的概念越来越多地受到经济学家们的首肯。自60年代以来，它越来越多地出现在竞争政策之中。在《反限制竞争法》修正之时，政府明确主张以有效竞争原则作为思考的主要依据。”我国也有学者指出，《欧共体条约》第81、82条虽然没有提及共同体市场竞争的模式，但欧共体理事会1989年的《关于控制企业合并的条例》明确指出，共同体规则必须包括企业合并的规则，目的是使共同体市场或者该市场重大部分的有效竞争不致受到严重损害，一个具有共同体意义的合并是否与共同体市场相协调，其出发点是这个合并能否维护和发展共同体市场的有效竞争。这说明，欧共体市场竞争的模式是有效竞争[12].
在历史上，哈佛学派的有效竞争理论对美国反托拉斯立法、执法也有重大影响，以至于在一定程度上竞争被视为反托拉斯法的价值目标。这种观点至今还有影响。有学者指出，新古典经济学对于各种准市场组织以及非市场组织内部进行交易的看法就影响到反垄断法的执行。新古典经济学各派对于各种准市场组织以及非市场组织内部进行交易的观点各不相同，有的将凡是偏离市场秩序的现象统统归结为市场失灵，对于他们所不懂的事统统归结为垄断。该学者认为，1945—1970 年，反垄断措施得以强制执行，正是这种学术意向的反映。“[14]
在这种思维模式下，我国学者认为中国竞争政策和反垄断法的目标模式也应当是“有效竞争”。我国甚至还出现了将竞争作为反垄断执法过程中分析问题的唯一着眼点的看法。笔者在以往的许多场合也曾经将有效竞争作为反垄断的目标模式做过过分夸大的渲染。
四、竞争作为反垄断法价值目标存在的问题
以经济学上的有效竞争理论解释反垄断法中竞争的概念并将其作为传递其他价值的手段进而指导反垄断立法和执法是否可行，涉及到反垄断法的调整范围问题 即反垄断法所调整的范围是否与竞争理论所论述的范围完全契合。
反垄断法主要规制的对象即经济性垄断，主要包括：限制竞争协议、企业集中和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三类。限制竞争协议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行为人通过协议、决定或者其它协调一致的方式实施的排除或限制竞争的行为。根据限制竞争协议实施主体所处的经济环节的不同，可将其分为横向限制竞争协议和纵向限制竞争协议。企业集中是反垄断法有的一个概念，它包括合同法或公司法上所称的合并，企业通过收购其它企业的股份或取得其它企业的财产而取得控制权的行为，或通过委托经营、联营等方式而形成的控制与被控制关系，还可能包括人事兼任等情形。企业集中概念的具体外延视各国反垄断法的规定而有一定差异。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则涉及到两个基本概念，即市场支配地位概念和滥用行为的概念。市场支配地位是指企业在市场中处于无竞争状态或居于压倒性的地位，包括经济学上所说的独占和寡占。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行为是指处于市场支配地位的企业凭借其市场支配地位所实施的排除或限制竞争的行为。
从上述内容可以看出，反垄断法所要规制的行为主要表现为发生在市场环节的限制竞争行为 （包括垄断行为）， 纯粹组织内部的行为并不由反垄断法调整。从产业经济学角度，凡是与产业组织有关的行为都可以称之为产业行为， 这样，从不同角度，可以对产业行为的具体类型进行细分。从行为影响竞争的后果角度看，产业行为可以分为促进竞争的行为、限制竞争的行为和与竞争无关的行为。从行为发挥功能的机理角度看，产业行为可以分为实现组织功能的行为和实现市场功能的行为两种不同的类型。实现市场功能的行为（市场行为）发生在市场环节；实现组织功能的行为（组织行为）既可能发生在内部组织环节，又可能发生在市场环节。按照交易费用经济学的观点，反垄断法所调整的企业集中与纵向限制行为是设立组织的行为，既属于实现组织功能的行为，又可能同时属于限制竞争行为。该两类行为的复杂性在于：虽然它们节约了交易成本，但由于发生在市场环节，可能给市场带来反竞争效果，从而一定程度上又阻碍了市场机能的发挥。由于竞争理论主要表现为是对通过市场作为配置资源的基础机制的理论阐述，反垄断法所调整的范围显然要大于竞争理论所涵盖的范围：既包括对市场配置资源过程中所发生的行为的调整，也包括对内部组织配置资源过程中所发生的行为的调整。以竞争理论中所阐述的竞争概念作为反垄断法的特有价值追求就有以偏概全之嫌了。因为竞争之所以成为反垄断法的价值目标在于其本身所体现的价值性：竞争传递了效率目标。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有学者指出：数率是反托拉斯的终极目标，竞争只是一个中间目标，只不过这个目标常常离终极目标足够的近，使得法院不必看得更远。但由于组织行为并不反映市场机制的功能，通过组织实现的交易费用的节约和规模经济、范围经济程度的提高也就反映不到市场机制的评价中来是否促进竞争），如果仅以促进竞争与否作为评价合并和纵向限制协议是否会促进效率的提高的标准势必会割裂效率价值，造成反垄断法立法、执法的错位。如果以竞争作为评价标准会背离效率价值时，就必须回归到效率价值上来。
反垄断法作为政府管制的特定类型应该仅在出现市场失灵时才主动干预经济生活。组织和市场的相互替代是市场主体出于经济效率的考虑而出现的自我调节方式，在不存在进入壁垒、外部性和内部性等情况时，反垄断法就不应该加以干预。哈佛学派的有效竞争理论的问题在于：把完全竞争看成是观察产业行为的最合适的透镜，过于强调竞争实现资源配置的价值，甚至将维护竞争作为反托拉斯法的主要价值目标。在这种理论模式下，集中和有效率的组织结构变化都成为反托拉斯法所要规制的对象；相反，芝加哥学派的竞争理论的优点在于：由于将效率目标作为评价标准，这使得他们无论在分析实现市场功能的行为还是在分析实现组织功能的行为时都能作出统一的解释。同样由芝加哥学派发展起来的交易费用经济学在解释产业行为时就构成了对其竞争理论的有效补充。这样，竞争理论、交易费用经济学以及管制经济学都成为影响反垄断制度供给的理性认识；而不是以竞争理论或竞争存在与否作为管制的唯一标准。从法律实务上看，芝加哥学派的竞争理论和交易费用经济学等学说已陆续进入反垄断法立法、执法的视野。[6]
以经济学上的有效竞争理论解释反垄断法中的竞争的概念并进而作为传递其他价值的手段的论点不可避免带来一些问题，主要表现在对反垄断法的某些制度设计及一些限制竞争行为的评价缺乏解释力。在一定情况下过于强调竞争的价值反而会背离反垄断法所要实现的效率目标。首先，以竞争作为价值目标不能解释反垄断法的适用除外领域的存在。如在自然垄断领域，出于特定产业成本的考虑，就排除竞争的存在。在知识产权领域，出于鼓励技术创新以提高经济效率的考虑，就允许专利垄断。其次，在出现恶性竞争（不正当竞争）或过度竞争时，反不正当竞争法或产业政策等就要进行干预。这种情况下过于强调竞争只会对经济生活造成不良影响。再次，以竞争作为传递反垄断法其他价值的手段的观点不能解释垄断状态和其它高度集中的市场结构为什么也能够为当今反垄断立法和执法所容忍和行为主义立法的盛行的原因。因为竞争性行业如果处于垄断状态下，垄断企业一方面不存在现实的竞争对手，另一方面也不存在自然垄断领域所受到的严格管制。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所带来的效率使得人们对竞争和垄断的关系重新认识和评价：竞争并不是实现效率的唯一手段。其次，以竞争作为传递反垄断法其他价值的手段的观点也不能解释反垄断法放松规制合并和运用合理原则调整纵向限制行为的法理基础。如果合并行为本身具有反竞争的可责难性（消灭竞争对手），反垄断领域何以会出现大规模的放松规制的现象呢？很多有效率的有关纵向限制的组织结构的变化越来越得到竞争法的认可也不是简单仅以竞争价值所能解释的。最后，以竞争作为唯一的传递反垄断法其他价值的手段的观点也不能解释新经济背景下的一些经济合作现象的出现，如策略联盟等。
五、结论
通过上述分析，笔者认为，我国流行的以竞争作为反垄断法的特有价值并用经济学上的有效竞争理论解释竞争的概念等做法有失偏颇。对竞争作为传递反垄断法其他价值的手段的观点应该重新认识。竞争理论、交易费用经济学以及管制经济学都应当成为影响反垄断制度供给的理性认识。对于反垄断现象的解释和评价应该回归到效率价值上来。
「注释
[1] 有关竞争的经济学理论在经济学中被称为市场理论或市场结构学说。市场理论是以价格理论为核心的有关市场运作机制的学说，可以涵盖微观经济学和产业组织经济学中分析市场运作机制部分的相关内容。市场结构学说则是产业组织经济学的核心部分。鉴于我国竞争法领域学者更多地使用境争理论‘，一词。本文也使用这一范畴。
[2]有关竞争理论的学说参考了王松青的评述。（王松青。市场结构学说及其评价[J].学术月刊，1996，（9）：44一50.）
[3]经济组织概念的含义是多元的。从广义上看，市场也可以被认为是一种经济组织和制度。从狭义上看，经济组织仅指企业。本文中的经济组织概念是在交易费用经济学意义上使用的，既包括层级组织企业），也包括界于层级组织和市场的一此中间状态混合体）。
[4] 在该文中，科斯主要批评了阿瑟·索尔特爵士的观点：犯常的经济体制自行运行。它的日常运行不在集中的控制之卜，它不需要中央的监察。就人类活动和人类需要的整个领域而言，供给根据需求而调整，生产根据消费而调整，这个过程是自动的、有弹性的和反应灵敏的。“（Ronald H.coase，the nature of the Firm，Economica，n.5.，4（Novenber 1937）。转引自：现代制度经济学生卷）[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104.）
关键词:新兴古典经济学;古典经济学;研究范式
以威廉配第(William Petty)和亚当斯密(Adam Smith)为代表的古典主流经济学的研究核心，是关于分工和专业化对经济发展的意义。此后，随着经济学新古典框架的构建，以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两部分内容共同组织起了新古典主流经济学的理论体系。新古典微观经济学关注的重心是价格制度对于资源分配的决定作用而非价格制度协调专业化和分工的功能，这使得经济研究的重点由经济组织问题转到了对资源配置问题的研究上。由于新古典微观经济学不能解释诸如经济发展、贸易和经济增长等现象，也无法阐释交易成本和产权的经济含义，因此，在它之后，人们又分别发展了发展经济学、贸易理论、增长理论以及产权经济学、交易成本经济学和新企业理论等多个经济学学科的分支理论，以填补以上空白。这使得建立起来的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体系中的各分支学科，存在理论核心的内在不一致。
致力于解决这些经济理论内在矛盾和冲突的经济学家们经过努力，在20世纪80年代，通过采用非线性规划(超边际分析)工具，将古典经济学中关于分工与专业化的思想变成了决策和均衡模型，建立起了一套独立的、相对完备的新兴古典经济学理论体系。新兴古典经济学的分析焦点集中在人们的专业化水平决定的社会分工水平对生产效率和经济发展的意义上。通过对分工与专业化的研究，新古典经济学中所有互相独立的分支理论都能很自然地解释为新兴古典框架中分工发展的不同侧面，分工和专业化的思想自然而然成为理论的内在核心，并成功复兴了古典经济学的研究范式。
一、新古典经济学主流地位的确定
综观经济学的发展历程，以威廉配第和亚当斯密为代表的古典主流经济学的核心，是关于分工对经济发展的意义。斯密提出了著名的斯密定理:即“分工受限于市场的大小”。杨格(AllynYoung)又将其发展为杨格定理，即不仅分工依赖于市场的大小，而且市场的大小也同样依赖分工的水平。这种因果循环揭示了分工的网络效应，分工网络效应是基于个体网络决策的，而对个体网络决策的研究则需要采用所谓的“超边际分析方法”。当马歇尔在19世纪末试图用数学框架将古典经济学形式化时，受到当时数学发展水平的限制，他做了一个纯消费者决策和纯厂商决策截然两分的假定，以避免涉及角点解①和相关的超边际分析。马歇尔对需求与供给的边际分析，使他在取得对资源分配问题形式化的成功时，同时也遗憾地导致了古典经济学中关于分工与专业化的精彩思想在新古典经济学这一主流学派中地位的逐渐丧失。通过历史，可以看出这一过程。
1890年，马歇尔出版了《经济学原理》一书，这标志着新古典经济学的成形。这本著名教科书的内容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就是关于分工与专业化的洞见，即古典的经济组织问题;另一部分则是关于资源配置问题的价格理论。由于当时还缺少处理角点解的数学工具，马歇尔不能用一个数学框架将他对分工与专业化问题的洞见数学化;而以边际分析为基础的供求分析，在对资源配置问题进行数学处理时则非常得心应手，这使得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一书的第二部分取得了极大的成功。这部分的成功，在一定程度上也得益于对经济学理论研究的数学化，这在形式上更接近一种科学，更接近一代代经济学家所追求的目标，因而关于资源配置问题的研究也就成了此后经济学的主流。而作为古典经济学理论之核心的专业化和分工这一深刻的经济思想却被淡忘了。
到1948年，萨缪尔森出版了他的《经济学》教科书，这是经济学发展的又一个分界点。他的这本教科书内容分为两个部分，微观经济学部分就是马歇尔对供求的边际分析，宏观经济学部分则是凯恩斯经济学。在这本被无数大学用做标准教科书的教材里，只有一小段对分工和专业化问题表示象征性重视的文字了。这样，在萨缪尔森之后，关于个人选择专业化模式的决策及其对分工网络决定作用的分析，以及对市场协调分工职能的研究，在主流经济学里失去了它的核心位置。
由于新古典经济学存在针对不同的经济问题和经济现象，需要不同的经济学分支理论来给予解释。例如，发展经济学、贸易理论、比较经济学、增长理论以及产权与交易成本经济学、新企业理论等的产生，正是对新古典经济学学科分支之间，理论核心彼此不一致的反映。没有一个内在统一的理论内核成为新古典经济学框架下不可调和的矛盾。
二、新兴古典经济学的兴起
一些经济学家质疑并致力于解决新古典经济学理论框架下的内在矛盾和冲突。新兴古典经济学正是这样一支最新发展起来的经济学流派，它从传统经济学的困境入手，采用超边际分析方法，深入展开了对古典经济学分工演进的研究，并成功地克服了新古典经济学的内在缺陷，取得了很多有意义的成果。
分析新古典微观经济学，它有三个特点:(1)采用边际分析方法来研究需求和供给，并以纯消费者和厂商的绝对分离为基础。因此，社会的分工结构是外生给定的，市场的存在及市场的大小也是外生给定的;(2)在新古典经济学框架中，厂商的生产条件主要由厂商的生产函数代表，而生产函数是产出和投入的关系，生产力与厂商规模有关，而与个人的专业化水平及全社会的分工水平无关;(3)新古典经济学中的边际分析方法是假定最优决策不可能是角点解，而进行的一种对内点解②的分析。这些研究前提和内容与我们的现实经济生活存在较大差异而遭到质疑。细想这些研究特点的产生，在分工与市场互为前提的条件下，个体网络决策决定分工的网络效应，因此，对个体网络决策的研究就显得特别重要。但由于受当时个体网络决策研究手段的局限，以纯消费者和厂商的绝对分离为前提的理论假定，导致了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体系存在着内在的缺陷，这也导致了新古典主流经济学对分工研究的淡弃。
1962年，Buchanan和Stubblebine提出了超边际分析的概念，超边际分析方法为个体网络决策提供了分析工具。具体说来，超边际分析方法的运用，首先是对个人选择专业化模式的决策所产生的角点解进行边际分析，然后在不同角点之间进行总效用——成本分析，并最终决定市场的均衡结构。由此产生的所有关于超边际决策(或任意一对参与者是否相联通)的信息称为“组织的拓扑性质”，而所有关于资源分配边际决策的信息只同商品流量大小有关，它被称为“组织的非拓扑性质”。20世纪50年代以来，经济学家开始将超边际分析应用于各种决策问题。但是，很多经济学家仍然遵循马歇尔关于纯消费者和厂商截然两分的假定。在这个假定下，角点解是一个例外，而内点解则是一个通例;并且，经济组织的均衡拓扑性质不能严格定义。
直到20世纪末，由张五常和文玫完成了文定理的证明，才极大地推动了对分工网络效应的研究。张五常和文玫等人证明:如果采用一个斯密框架，则内点解就决不可能是最优均衡，而角点解则成为一个通例，其结果正好与外生给定的纯消费者与厂商截然两分前提条件下的结果相反。由此可以看出，对于揭示分工网络效应的含义，边际分析就不够了，超边际分析成为必需。到20世纪80年代，在此基础上，以罗森(Rosen)、贝克尔(Becker)、杨小凯、博兰(Borland)和黄有光(Ng)等为代表的一批经济学家遵循以上思路，从内生个人选择专业化水平的决策入手，采用超边际分析方法来分析市场和价格制度如何决定全社会的分工水平，并成功地将古典经济学中关于分工与专业化的思想变成决策和均衡模型。这些前沿经济学家以超边际分析方法对古典经济学分工演进所展开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形成了一套独立的、相对完备的理论体系，被称为新兴古典经济学。这一理论学派所解决的问题是:资源稀缺程度本生不是固定的，市场和价格制度将在不同个体决策之间的交互作用下发展全社会分工水平，从而不断改进资源的稀缺程度。而随着分工的演进，生产集中程度、贸易多样化程度、个人的专业化水平、每人的生产率、每人的贸易依存度、社会结构的多样化程度、社会的商品化程度、市场个数都将随着分工的演进而演进。此后，新兴古典经济学理论框架得到了快速的发展和完善。这一理论对分工与专业化的深入研究，使古典经济学的灵魂得以在具有新数学模型的现代躯体中复活。
三、新兴古典经济学对古典经济学的复兴
任何一门学科都有特定的研究范式。所谓范式，按照科学哲学家库恩(Kuhn，1962)的理解，就是一种“科学共同体”的“共同信念”。这种共同信念规定了该科学共同体共有的基本观点、基本理论、基本方法，为共同体成员提供了共有的理论模型和解决问题的基本框架，并成为规定相应学科发展方向的共同传统。库恩给出了范式的一般内涵，在此基础上，拉卡托斯(Lakatos，1978)提出了科学研究纲领，用于范式内部的基本结构的分析。按照拉卡托斯的理解，研究纲领或范式是一个多层次的结构体系，包括内核和保护带两部分。对某种特定的范式而言，保护带是外围，由种种辅假说构成，是不稳定的、可变的;内核是核心，由基本理论构成，是稳定的，不容改变的。
深入领会古典范式的精髓，不难发现，分工和专业化思想是古典经济学的灵魂。古典范式的内核是:分工是经济增长的源泉。按照亚当斯密的阐释，其内容是:(1)国民财富增长，源于劳动分工;(2)劳动分工成百倍地提高劳动生产率;(3)分工虽能提高劳动生产率，但分工的水平受制于市场范围。但不幸的是，古典经济学的系统理论没有一个好的数学框架来组织，随后的一场致力于将经济学发展成为精密科学的边际革命，则将这一核心问题逐渐挤出了主流经济学的视野。经济学关注的核心问题，也就由经济组织问题逐渐转向资源配置问题。
分析新古典经济学分析框架，其带来的结果是:(1)经济研究的重点从专业化和经济组织问题，转向给定组织结构下的资源分配问题。经济组织为什么会从自给自足变得越来越专业化，企业和市场为什么会出现并变得越来越复杂等现象，新古典经济学无从解释;(2)由于纯消费者与企业的绝对分离假定，使得专业化经济概念变得没有意义。因此，专业化经济概念被规模经济概念所替代。事实上，专业化和企业规模是相关但不尽相同的两个概念:专业化的增加与活动范围的缩减有关，而并不一定意味着企业规模的增加。专业化与小而全、大而全的不经济相对应，而不同于规模经济;(3)在以边际分析为基础的理论框架中，资源的帕累托最优配置和均衡总是同外生给定的最高总产量边界联系在一起，因此均衡的总合生产力不再有增加的余地。这个框架不能用来解释古典的经济发展问题:为什么在生产函数和资源禀赋不变的情况下，分工水平的提高却能提高总合生产力?看不见的手是如何协调分工从而促进经济进步的?还有很多经济现象也都无法用新古典微观经济学来解释，比如:城市的出现、货币的出现、市场的扩大、生产力的提高、比较优势和贸易依存度的变化等等。
其实，马歇尔也曾注意到供给和需求边际分析的弱点，他因此提出用外部规模经济的概念来解释社会分工的经济效果。但是，美国经济学家杨格(1928)指出，递增报酬并不是由工厂或产业部门的规模产生，而是由专业化和分工产生的。杨格的学生弗兰克奈特(FrankKnight，1925)也指出，外部规模经济的概念犯了一个逻辑的错误，因为对所有企业都是外部性的规模经济，不过是一个毫无内容的空壳而已。但是，杨格也无法将他的思想数学化，因而他的思想也一直不能通过主流经济学教科书流传下来。
直到20世纪50年代，数学家发展了线性规划和非线性规划等方法，为处理分工和专业化问题涉及的角点解提供了有力的解决武器。一批经济学家采用超边际分析的方法，才重新复兴了古典经济学的研究范式。新兴古典经济学用内生个人选择专业化水平的决策及个人决策如何交互作用决定全社会分工水平的方法来研究社会经济的发展历程。遵循这一思想，新兴古典经济学理论认为:资源的稀缺程度本生不是固定的，市场和价格制度将通过不同个人决策之间的交互作用来促进全社会分工水平的发展，从而不断地改进资源的稀缺程度。对于一个给定的分工水平，均衡的资源配置是有效率的，但这种给定分工水平下的帕累托最优只是一种局部均衡，而整体帕累托最优包括了最优资源配置和最优分工结构两部分内容，它被称为全部均衡。全部均衡是所有局部均衡中效用最大的一个。新古典经济学的帕累托最优是与生产可能性边界相吻合的，效用最大化同时意味着生产力最大化。但在新兴古典的框架中，由于存在着分工好处与交易费用的两难冲突，在交易效率不高时，帕累托最优不会是最高分工水平。只有当交易效率改进时，帕累托最优和市场均衡才会越来越接近生产可能性边界。这意味着，交易效率是促进生产力发展的一种推动力量，流通效率决定着生产力水平。当交易效率改进时，它通过提高生产力，减少资源的稀缺性从而促进经济的增长和经济发展。市场决定最优分工水平和结构的功能更主要表现在通过不同个人决策之间的交互作用最终决定的参与市场行为的组织效率上，所谓组织效率，是指给定产品的相对生产和消费量的情况下，分工水平和结构达到最优。而资源配置效率则只是在给定分工结构下(生产力水平或稀缺性一定时)对相对生产量和消费量的最优折衷。
新兴古典经济学的模型，归纳起来有以下三个特征:(1)每个决策者都是一个消费者——生产者，他们用边际分析对每个贸易模式计算资源分配，然后用总成本——收益分析法来从众多的角点解中选择最优的贸易模式和专业化水平。这两步决策程序，就被称为超边际分析。最优决策总是一个角点解而非内点解;(2)生产函数是对每个消费者——生产者设定的，且代表每个人对所有可能的生产活动边干边学的能力。企业制度是随着在当个体决定去选择一个高的分工水平，并且用劳动市场来协调最终产品和中间产品之间的分工时才会出现。同时，作为个体生产函数组合的企业生产函数也在事后出现。整个行业呈现为一个相互关联的分工网络，使得一般递增报酬和分工的网络效果同一个竞争性的市场是相容的。由于分工经济和交易费用的两难冲突，帕累托最优效用边界可能不同于生产可能性边界。同样，在竞争性均衡中，边际成本定价法不再成立。这一特征使它区别于所有有规模经济的模型;(3)交易费用对均衡的分工网络大小有着重要的含义。随着交易费用系数下降，均衡的分工网络规模扩大，总合生产力和社会福利会提高，而总交易费用也会提高。
新兴古典经济学的研究内生了市场结构和分工水平，从而推动微观经济学的研究从关注资源配置问题向经济组织问题的研究转换。在新兴古典分析框架内，它逐步解释了分工的发展是如何引起市场的出现、企业和货币的产生以及失业和景气循环交替的原因，它解释了新产品、新行业如何由于分工在迂回生产部门的加深而出现，保险业如何为解决分工加深后交易可靠性下降的问题而产生，分层金字塔交易组织如何由于分工加深而为提高交易效率而产生和不断演进……这些不但扩展经济学的解释能力和范围，而且重新将在新古典经济学中互相孤立的经济学分支，包括交易费用经济学、产权经济学、新贸易理论、新内生增长理论、演化经济学、信息经济学、对策论等，用一个内在一致的核心理论统一起来，所有互相独立的个别理论都能很自然地解释为新兴古典经济学中分工发展的不同侧面。一旦用超边际分析方法内生个人选择专业化水平的决策，然后来分析市场和价格制度如何决定全社会的分工水平，则马歇尔新古典经济学的缺点就可以被彻底克服。
四、对新兴古典经济学研究框架的总结
新兴古典经济学理论框架以专业化经济范畴取代规模经济范畴，以内生交易费用取代外生交易费用，以超边际分析方法取代了传统的边际分析方法，以角点均衡基础上的全部均衡取代传统经济学的全部均衡，将经济研究的核心从新古典经济学关注的资源配置问题重新转回到古典经济学的研究焦点——经济组织问题上来。新兴古典经济学的研究，恢复了专业化和分工问题在主流经济学核心中的应有地位，同时，它以“分工和专业化对经济发展的意义”为其理论内核，形成了一个各学派都可以共享的统一的经济学分析框架，从而实现了对古典经济学研究范式的复兴。
注释:
① 角点解是指当一个决策变量的最优值取其最大值或最小值(为0)时的点解。
② 内点解是指当决策变量最优值的取值均在其最大值和最小值(不为0)之间时的点解。
参考文献
[1] 杨小凯.经济学——新兴古典与新古典框架[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
[2] 杨小凯.经济学原理[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3] 杨小凯，张永生.新兴古典经济学和超边际分析[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4] 杨小凯.在“电子商务与网络决策国际会议”上的讲话[R].北京:2001.
[5] 雷宏振，赵阳.新兴古典经济学和经济学的范式革命[J].江淮论坛，2001(6):9-13.
[6] 李利明，邢惠清.《新兴古典经济学和超边际分析》简评[J].经济学动态，2001(1):79-80.
[7] 王拓.分工经济思想的发展——从亚当斯密到新兴古典经济学[J].当代财经，2003(11):13-17.
[8] 于业明，王欣，王建军.新兴古典经济学述评[J].世界经济文汇，2001(2):10-12.
[9] 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研究[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99.
[10]托马斯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 [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用经济学解释我们的生活，农卓恩，机械工业出版社，2011
亲爱的卧底经济学家，[英]蒂姆・哈福德，中信出版社，2010
一本农卓恩的《用经济学解释我们的生活》，一本蒂姆・哈福德的《亲爱的卧底经济学家》，两本正在同步阅读的经济学随笔，让我想接着《“鸡毛蒜皮”经济学》的话题再说点什么。
大约在一年多以前，我写了那篇文章，核心观点是：当年加里・贝克尔等人闯入社会学、政治学、法学等非经济领域激扬文字、指点江山是源于他们对经济学方法路径的充分自信，从而开启了一个“泛经济学研究”的新时代，那么，他们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在今天经济学可以如此鸡毛蒜皮、如此八面玲珑、如此别开生面，甚至如此庸俗八卦――我指的是《你身边的经济学》、《魔鬼经济学》、《鸡尾酒经济学》、《卧底经济学》、《牛奶可乐经济学》、《在小吃店遇见凯恩斯》、《在超市遇见亚当・斯密》、《为什么不向美丽征税》、《谁赚走了你的薪水》、《买房子还是买股票》、《性越多越安全：颠覆传统的反常经济学》、《超级购物经济学》、《在星巴克你要买大杯咖啡!》……没错，这些经济学通俗读物的层出不穷、竟相出版揭示了一个道理：人家贝克尔是在做学问，而我们是在搞普及，所以我们可以很平民、很生活、很娱乐。
如果说这是一种“经济学帝国主义”在出版上的转向的话，那么，今天读到的两本书或许可以说明，在“鸡毛蒜皮经济学”的写作类型中还可以细分两种写法：一种是“解释经济学”，一种是“用经济学解释”，前者如曼昆的《经济学原理》，后者如《用经济学解释我们的生活》和《亲爱的卧底经济学家》。
有啥区别?区别大了。解释经济学，就像它的字面意思那样，用来解释什么是经济学，有哪些经济学基本概念、原则，经济学的各家流派又有哪些，等等。据不完全考证，在华语世界里，写这一类文章最好的当属张五常，他的《经济解释》系列(香港花千树的版本)、《卖桔者言》堪称经典。在他之后，香港《信报》创始人林行止也算个中好手。早年曾读过他的《经济家学》、《经济门楣》和《一脉相承》等系列，都算是不错的经济学入门读物。而在国内，茅于轼、盛洪、王则柯、梁小民、夏业良等大家名角也都出版过一些旨在介绍经济学原理、普及经济学知识的读本。其中，梁小民在这一条道路上走的时间最长，行的路程最远，丰收的成果最多。粗略统计，他的专论结集大大小小共有几十本，如《经济学内外》、《寓言中的经济学》、《经济学是什么》、《写给企业家的经济学》、《读经济学书》、《黑板上的经济学》、《话经济学人》、《我看》、《小民说经济》、《小民谈市场》、《小民经济观察系列》、《宏观经济学纵横谈》、《微观经济学纵横谈》，《在历史与经济之间》、《活学活用经济学》等。这些年来，梁小民写了很多走平民百姓路线的作品，倘若要问彼此有什么本质区别，这着实令人为难(包括梁小民本人)。但除去学术价值不谈，小民的贡献在于让经济学在侃侃而谈、娓娓道来间进入寻常百姓家，读上几本，从此人人都能张嘴成本，闭嘴收益，外带一个理性人假设。
结论或许有些武断，但不得不说“解释经济学”的文本类型已经穷途末路、日薄西山了，要想再写出一个有所超越的作品，真是谈何容易呀。然而，“用经济学解释”这条路从近来的表现看，或许还能呈现出一种千姿百态、百花齐放的盛况来。同样基于有限的阅读经验，在笔者看来这一创作领域中，史蒂芬・列维特和史蒂芬・都伯纳合著的《魔鬼经济学》算得上是集大成之作。在这本书中，两位作者取材日常生活，以经济学的方式来探索日常事物背后的世界，它包括：念书给婴儿听会不会使他日后成为一个好学生；游泳池比枪支还危险；贩毒集团的结构其实和麦当劳的组织很像，而且基层员工和小弟都没赚头，钱都进了总裁和大哥的口袋；父母教养方式的差异对孩子影响不大。是的，你没看错，这些表面看起来与经济学八竿子打不着的事物，在他们眼里都可以用经济学的理论来解释，而且绝对能自圆其说，让你大开眼界。
至于蒂姆・哈福德，他应该称得上在“用经济学解释”领域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佼佼者了。他是《金融时报》的专栏作家，主持的专栏就叫“亲爱的经济学家”。在这一方天地里，蒂姆・哈福德用最新锐的经济学原理解答人们五花八门、疑难棘手的问题，并不时展露出诙谐、幽默，奇思妙想充满智慧的一面。比如，有人写信询问，儿子迷上经济学，越没收经济学书籍，孩子越会从父母的钱包里偷钱去买。这位提问者哀叹道，该如何让孩子过上正常的生活，像别人一样经常去酒吧?
看出端倪了没，这个提问可不怀好意，不易作答呀!要知道，提问者精心策划设下了好几个陷阱呢：迷恋经济学的孩子会偷钱；迷恋经济学的孩子还不如那些年纪轻轻去酒吧鬼混的孩子；以及为人父母者因为孩子迷恋经济学感到了屈辱。你猜，蒂姆・哈福德是怎么回答的。文章一开始先绕开“提问陷阱”，转而引出“理性上瘾理论”，哈福德将迷恋经济学上瘾的现象归入“令人上瘾的东西和活动”中，分析这种现象的利弊。然后再委婉地说，迷恋经济学，既可能属于正面上瘾，也可能属于负面上瘾，而负面上瘾一般有其诱因，具体到这件事中，很显然就是为了逃避父母过严的管制。文章最后，蒂姆・哈福德犀利地指出：“眼睁睁地看到一股对经济学的诚挚热情被不懂经济的父母浇灭，什么事情能比这更令人心痛呢?我必须劝你停止这种不明智的禁止政策，而采取更开明的放任政策。”
这就是蒂姆・哈福德，目前人气爆棚、风靡全球的生活经济学大师，而由他主持的“亲爱的经济学家”也一举成为《金融时报》史上最受欢迎的专栏之一。他的文章，代表时下“用经济学解释”类型的最高成就，即善于用经济学理论完成对具体问题的方法论定位，在潜移默化地引入经济学人论证逻辑的同时，按照效用最大化的原则，给每一位来信者开出往往有悖于常理和想当然的方案，让他们怀着疑惑而来，带着智趣而走。另外，蒂姆・哈福德在经济学之外，对心理学、社会学、行为学也有相当的涉猎，并且对人们生活和工作各专门领域还有一定的知识储备。这实际上意味着，要写好“用经济学解释”的文章，把它写得出彩，写得别有洞天，光有经济学功底是远远不够的。要成为像史蒂芬・列维特、史蒂芬・都伯纳和蒂姆・哈福德这样的角色，你得做到：加里・贝克尔的功底+蒂姆・哈福德的眼界+马尔科姆・格拉德威尔的写法。嗯，听起来似乎很难，但谁叫这类写作本身就不易呢?
摘要：“1861-1863年手稿”是马克思最早出版的一部手稿，然而在过去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经济学方面，尚未在哲学方面提出具有解释力的解读框架。随着中文二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的陆续出版，“1861-1863年手稿”以新的编排方式出现在读者面前。根据新的文本依据可以发现，马克思在“1861-1863年手稿”中制定并完成了他的“资本一般”理论，“资本一般”提供了重新研究和系统解读“1861-1863年手稿”的核心范畴和逻辑框架。
关键词：资本一般；“1861-1863年手稿”；政治经济学批判；辩证法
“1861-1863年手稿”是马克思最早出版的一部手稿，“资本一般[Das Capital im Allemeinen]”是马克思为这部手稿拟定的总标题。“1861-1863年手稿”发表之后马上受到理论界的高度重视，一般被当作是《资本论》的第二稿和《资本论》第4卷的唯一草稿。然而，由于这部手稿的篇幅巨大、内容庞杂，对“1861-1863年手稿”的理论研究始终没有取得突破性的成果。一个世纪过去了，“1861-1863年手稿”仍然被视为一部杂乱的手稿，缺乏哲学上的整体研究。随着MEGA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二版的出版，“1861-1863年手稿”首次大体上以原始状态公开发表。新的编排方式不仅保留了过去发表过的全部内容，而且马克思为了整理思路而写下的插入部分也得到了完整的呈现，为“1861-1863年手稿”的哲学研究提供了新的文本依据。
一、“1861-1863年手稿”与“资本一般”
“1861-1863年手稿”的内容虽然看起来较为杂乱，但马克思的写作过程始终没有脱离他1861年初为“资本一般”理论所制定的提纲，而且最终完成了提纲中的大部分内容。“资本一般”不仅是“1861-1863年手稿”拟定的总标题，同r也是马克思1857-1863年间频繁使用的一个范畴。1857年6月到1863年6月，马克思致力于分两册完成题为“资本一般”的政治经济学著作，以此来批评当时流行的各种政治经济学观点。“1861-1863手稿”是最后一部以“资本一般”为题的文本，标志着“资本一般”创作期的完结。因此，为了完整地呈现和理解“1861-1863年手稿”中“资本一般”理论的理论结构和逻辑线索，需要综合考虑马克思在1857年6月到1863年6月间创作的与“资本一般”相关的全部文本。
“资本一般”是马克思自己发明的概念，由两个范畴组成：“资本”是一个经济学概念，指的是资产者预付的、用于营利的货币；“一般”是一个哲学概念，是黑格尔的辩证法体系中概念论的第一个环节，指的是获得了自身全部规定性的概念。“资本一般”将两个概念结合在一起，也就是运用辩证法对资本概念的批判。
在十九世纪，经济学理论对资产阶级社会中经济关系的抽象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只存在于现代社会之中的资本，另一种是存在于一切社会形式中的价值；而经济学研究的内容，就是用从价值理论出发解释资本的形成原理。由于资本是一种既成的现象，经济学内部的争论就主要集中在关于价值概念的界定方面。在价值理论上，政治经济学就表现出了其方法论的共同缺陷；他们都把价值当作了一种客观存在的属性来进行研究，而没有考虑到价值本来只是人的一种观念，价值的客观性本身才是需要被说明的东西。马克思指出，价值本身是一种观念，而不是物本身具有的自然属性，通过对物的考察无法理解价值的真实含义。从具体到抽象的还原论方法无法认识价值的规定性，对价值的科学理解只有运用从抽象到具体的辩证逻辑方法才能实现。
在“资本一般”理论中，马克思完整地运用辩证法批评了将价值作为既定前提的各种经济学理论。价值――作为一种观念――是人的创造物，它如何能获得一种客观性的外表呢？为了解决这个难题，马克思将黑格尔哲学引入到了经济学的讨论之中。在黑格尔哲学的解释框架内，如果一种抽象观念完成了辩证演绎并返回自身，那么这种抽象观念以及它演绎出来的所有规定就都了具有客观的必然性。马克思将黑格尔的方法颠倒了过来，提出了批判政治经济学的独特思路：作为观念的价值在现实中表现为一种客观的存在者，恰恰意味着价值概念已经完成了辩证演绎并返回自身。因此，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任务就是对抽象的价值概念进行辩证演绎，从而呈现价值概念全部的具体规定；马克思认为，这些具体规定也就是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关系――即价值观念存在的历史前提――的科学表述。在此意义上，马克思完成了对黑格尔辩证法的颠倒：黑格尔运用辩证法的目的，是要证明某些观念具有现实的必然性；而马克思运用辩证法的目的，则是要揭示这些具有“客观”外表的观念的历史性前提。
按照大致的写作时间顺序，“资本一般”文本群由七个独立文本共同组成，它们分别是：（1）一个编号为“M”的单独笔记本、（2）编号为A-C的序列笔记本、（3）已经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4）一个标题为“引文笔记”的单独笔记本、（5）一个标题为“资本章计划草稿”的单独笔记本、（6）标题为“政治经济学批判.资本一般”的序列笔记本I-XXIII、（7）标题为“补充笔记”的序列笔记本A-H。
二、“1861-1863年手稿”的理论内容
“资本一般”理论的逻辑框架就是运用辩证法对价值概念的逻辑演绎，表现为价值概念克服自身的抽象性、获得全部具体规定的辩证发展过程，包括商品、货币和资本三个环节。“商品”是“资本一般”理论的逻辑起点，价值在商品中具有最抽象的规定性，但同时也是最无规定性的抽象，即以人的直接需要为前提一般的社会劳动。“货币”是“资本一般”理论的逻辑中项，价值在货币形式中克服了无规定的抽象性并获得了新的规定性，成为通过流通来实现增殖的对象化劳动；价值在货币的形式上实现了自为的存在，不过仍然是抽象的，人对财富的追求是价值存在的前提。“资本”是“资本一般”理论的逻辑终点，价值在资本形式克服了自己的抽象性，成为不依赖于人的自在自为的独立主体。在资本的形式中，价值既是自己的前提又是自己的结果：资本存在的前提是雇佣劳动制度，雇佣劳动制度的前提则是生产资料与社会个体的分离，而生产资料与社会个体的分离本身又是资本生产的结果。因此，价值在资本的形式中获得了自我创造、自我更新的能力，而个人基于自由意志的行动只不过是资本生产的中介和工具，价值由此获得了“客观”的外表。
关键词：计量经济学；案例教学法；小而精案例；互动式教学
计量经济学是统计学、经济学和数学相结合的一门综合性应用经济学学科。在宏观和微观经济研究及实践中都有大量的应用并且成果丰硕。在大多数大学和学院中，计量经济学的讲授已成为经济学课程表中最有权威的一部分[1]。自1998年计量经济学被确立为经济学类本科核心课程以来，计量经济学本身及其教学都获得了较快的发展。然而在教学中还存在一些问题：在教学中重理论讲述而轻实践练习；数学推理讲解过多；学生的数学知识尤其是统计学知识准备不足；引导不够，很多学生入门很慢。这些问题严重影响了教学目标的实现。有文献认为解决这些问题的关键是改善现有的教学模式和教学方法，尤其是在理论讲授、上机实验的环节上补充案例教学，把案例教学作为计量经济学教学的一个有机部分[2]。但是由于各方面原因在具体教学中如何设计案例，如何将案例较好地融进课堂教学中是较为棘手的。
一、计量经济学案例教学法的必要性
由于种种原因，目前计量经济学教学中仍然是填鸭式教学。这种教学方式不利于培养学生获取知识、处理知识和创造知识的能力，不利于自主性、思辨性、生产性和创造性的学习[3]。当然，计量经济学里很多结论要靠数学推导得出，因此适当的讲授数学推理是必要的。再根据计量经济课的教学目标，即：通过教学使学生了解计量经济学的学科性质和发展动态，掌握计量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和方法，熟悉有关计量经济学软件及在实践中的应用情况，具备利用计量经济方法分析研究经济问题的基本能力[2]。所以要有效的实现教学目标，案例教学法就显得非常重要，尤其是基本理论的教学。
一些教学实践表明：通过案例教学法讲授一些重要的计量经济学基本概念，效果非常明显。再配以设计较好的案例，学生理解和掌握各种模型建立方法、参数估计、模型检验等的效果将事半功倍。
事实上，在概率论和数理统计课程的教学内容安排上，往往是在第一学期最后的时间段讲授点估计和假设检验。特别是假设检验，由于期末考试临近往往讲得不够深入，而且假设检验知识本身比较抽象，较难理解，所以有不少学生对这些知识不甚了解、不求甚解。当学习计量经济模型的检验时，往往会茫茫然不知所云。只好死记硬背，按程序去处理问题。而精心设计的案例，可以帮助学生理解一些重要概念，例如无偏性、有效性、一致性和原假设、备择假设等概念，实际上也是加深了对点估计和假设检验知识的理解。
二、计量经济学案例教学法应用中的问题
在实际教学中，由于对案例教学法了解不准确、案例库建设不足等原因的影响，在实施案例教学中常常存在下面一些问题：
1. 分不清案例教学与举例教学
在教学当中，有很多授课老师把计量经济学案例教学法简单理解为举例子。实际上，计量经济学案例教学和举例教学不是完全一回事。
承载一定计量经济知识的案例在课堂教学中占主要位置，而课堂中的举例子在通常课程教学中则居次要地位。在案例教学中学生是主角，居于主要地位，实质性地由学习的客体地位转变为主体地位[3]；而举例讲解时授课教师是主动的，居于主要地位。案例教学是引导学生通过对案例本身的分析、交流、讨论，做出相应的判断及决策，提高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有助于学生较深刻地把握和理解概念、知识点。在计量经济学课堂上举例教学往往是在讲完相关知识、方法的前提下进行的，力图让学生通过例子理解知识进而运用知识，有时是“照葫芦画瓢”的情形。例如在多媒体上显示计量经济学软件的使用。计量经济学案例教学中的案例要求具有完整性、典型性、启发性和真实性，而举例教学中的例子则未必具有这些特点[4]。
2. 案例教学的案例库建设不足
有教师认为，案例教学仅仅是以实际经济学案例为素材，以增加教学过程中的生动性和趣味性为主要目的。在这种认识的影响下，将案例教学理解为简单的归纳法而不是发现法，在这样的观念下设计的案例恐难起到应有的功效。因此教师要正确对待案例设计。由于国内的计量经济学案例教学尚处于发展阶段，还没有建成案例教学所需要的成熟案例库，所以计量经济学经典案例有限，特别是结合我国经济发展情况的更少[5]。而且案例教学中仅案例设计就需要大量时间和经费，主持案例讨论对教师的知识和引领案例研讨的经验及技巧更是一大挑战。
3. 案例教学内容安排过多
计量经济学课时安排通常每周四节课。考虑到学生上机实验课、习题处理等，实际教学时间不到60节课，有时只有54节课。计量经济学教学内容较多，模型建立、参数估计、检验以及应用（如预测）涉及大量的经济学理论、数理统计知识，如果安排不好，时间就显得很紧张。一些案例设计时没有充分考虑实际情况，使得案例教学内容安排相对过多。
4. 学生情况对案例教学的不利影响
我国高校在扩招之后，受生源质量影响，不少学生不能够扎实地打好数学和经济学基础从而影响了计量经济课的学习效果，或不愿投入较多的时间和精力去努力学习计量经济学[6]。因此，一方面需要调整理论讲授内容，采用案例教学培养学生学习兴趣，培养运用理论去分析、解决现实经济问题的能力；另一方面在引入案例教学时要考虑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知识准备特别是数学知识的掌握情况。
三、建议针对难懂的基础概念采用小而精的案例教学
从上述问题可知，设计案例要结合教学目标和学生实际情况。鉴于前述案例库建设的问题，建议目前主要针对非常重要的计量经济学概念采用小而精案例教学法，力图让学生把握经典计量经济学的精髓。每一个案例不一定都有数据分析或理论性强的主题讨论，也不一定需要很多时间。针对一些关键性概念设计小而精案例能够有效的让学生在辩论、分析当中理解概念，培养学生运用知识的能力，从而增加对计量经济学的学习信心和兴趣。下面举一案例，抛砖引玉，供讨论。
案例目的：理解假设检验中原假设、备择假设。比如在用t统计量检验真实参数是否为零时，许多学生只是根据t估计值绝对值大小按程序得出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有无显著影响，至于为什么却不知究竟。
内容：抽奖盒里装有100张奖券。可能没有一张是中奖的，即全是白奖券，也可能只有一张是中奖的奖券。甲同学凭感觉提出一个假设：里面有99张白奖券，只有1张可中奖。乙同学不相信，就从中抽出一张奖券并刮开看看。
问题：如果乙同学恰好抽出一张奖券是中奖的奖券，则他怀疑甲同学的判断吗？为什么？如果乙同学抽的恰好是白奖券呢？
引申问题：该案例在解释假设检验理论时有哪些不足？如何完善该案例从而引申到“t统计量绝对值大于临界值则无理由接受原假设”的解释上？
类似的案例都是小而精的，对其充分的讨论及师生的互动能使学生理解相关的重要概念。笔者的实践也证明了这一点。因此可以认为，小而精的案例教学法是计量经济学中部分内容较合适的教学方法。
案例教学法本质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互动式教学模式，被认为是代表未来教育方向的成功教育模式。它有助于计量经济学理论知识与解决实际经济问题能力的同步建构，有利于师生综合素质的提高。随着经济的发展，教育方法的革新，今后案例教学在计量经济教学中将得到更广泛的应用会。目前，建议多设计多使用小而精的案例进行案例教学。
参考文献：
[1] 李子奈. 关于计量经济学课教学内容的创新与思考[J]. 中国大学教学，2010（1）：18-22.
[2] 马成文，金露等. 案例教学法在计量经济学课程教学中应用探讨[J]. 经济研究导刊，2011（31）：265-267.
[3] 王青梅，赵革. 国内外案例教学法研究综述[J]. 宁波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09，31（3）：7-11.
[4] 邓月仙，张宝等. 案例教学法应用的现状与对策研究[J].西北医学教育，2011（4）：762-764.
关键词：经济学隐喻；实在性；模型；经济学方法论；
作者：殷杰，祁大为
由于经济学不能提供对事件的具体预测[1]，而经济学家主要支持的却是实证主义方法论准则[2]，因此，这导致了经济学研究内容和方法论之间的矛盾。有关经济学知识如何构成及其获取方式的探讨，直接关系到这门学科的认知地位和知识的合法性问题。在经济学方法论的近期研究中，经济学修辞学和经济学批判实在论的研究在化解上述困境方面有所贡献，然而也形成了新的矛盾。经济学修辞学的代表麦克洛斯基(DeirdreMcCloskey)认为，因为波普尔传统在科学哲学中根深蒂固，所以由其所形成的方法论不能合理地解释那些实践经济学家所做的研究，她主张回到“实践”，尤其是要关注经济学家的实践带给方法论的启示。经济学批判实在论的代表人物劳森(TonyLawson)认为，方法论者专注于认识论问题时，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经济学理论的本体论意义，即这些理论忽视了关于社会经济现实本质的预设[3]52。劳森主张要找寻经济学理论的本体论前提，并对经济实在的本质进行概念化，也就是要对经济学研究中的本体论构成加以探讨。在面对经济学方法论究竟应该是“理论导向”还是“实践导向”这一问题上，科学隐喻作为一种说明框架逐渐引起了经济学家和经济学方法论者的关注。此外，“模型”作为经济学研究的重要辅助工具，在经济学理论建构和实践中有着频繁的运用。本质上说，经济学隐喻和经济学模型在实在性上有着很多的共同点，甚至一致性。因此，针对上述两个“导向”的争论，本文跳出传统方法论的规范性和非规范性争论的态度，在探讨模型这一经济学研究对象本质的基础上，采用隐喻话语分析的方法来化解经济学的困境和方法论的分歧，进而说明隐喻分析方法不仅是更新经济学方法论的可行方案，而且还深深“扎根”于“实在性”之中。
一、作为理论建构和实践工具的经济学隐喻
在当代哲学的语言学、解释学和修辞学三大转向过程中，传统上作为修辞手法的隐喻进入到哲学、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相关研究者的视野之中。此后，隐喻在哲学上的价值也逐渐体现在了认知的内在性、本质性的本体论层面；认知功能实现的认识论层面；以及跨学科、跨视域的方法论研究层面。与此同时，经济学方法论也发生了两个研究路径上的转向，分别是以仔细探查经济学家实践而不是专注科学哲学“教义”的经济学修辞学，以及旨在修正波普尔理论对经济学理论影响下对本体预设忽略的经济学批判实在论[3]51。两个理论分别在经济学研究者的话语实践，以及经济学假设的、未被观察到的经济实体(economicentities)和机制进行概念化的研究对象投入认识的过程中都着重强调了隐喻分析方法。传统上仅作为修辞手法的隐喻由此进入了哲学基础的阐发以及寻找其本体论意义的活动中，这对于经济学理论建构和实践的实在性分析，乃至经济学方法论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首先，语用学为经济学隐喻分析提供了基础。孔多塞在《人类精神进步史表纲要》中写道：在语言的起源时，几乎每一个字都是一个比喻，每个短语都是一个隐喻[4]。而经济学的特征主要体现在，以语言为媒介并辅以假设、图示以及数学符号等的系统表征。传统上作为“手段”的经济学隐喻，其“目的性”也在经济学理论和实践的研究中越发凸显，尤其是有关类比、模型、寓言以及语用上的语境转换带给隐喻意义方面的探讨，给予了经济学方法论研究强烈的“指引”意味。根据格赖斯(PaulGrice)标准二分法，在我们得到语义含义(semanticmeaning)后，通过“语用推理”(pragmaticinference)推导出语义的语用含义。在这一过程中，其一，语用学强调在语法和语言意义研究过程中语境因素的作用，通过设定语用学讨论语言交往过程的普遍性前提，事实上是构造言语可能理解的先决条件，以反思该设定的有效性，进而对言语行为的规则提出质疑或展开辩护。其二，要让指称词所指有意义也须借助语用学的语境理论。在经济学的理论建构和实践过程中，隐喻与指称相互作用确保了意义的必然性，由此，“所言”进入到了“所含”，经济学隐喻就此到达了语用层面。
我们都知道，语用学研究的是语境对话语解释的影响[5]51，经济学则研究人类针对价值交换和彼此相互作用过程中对某种规律性进行解释的尝试，语言的运用为这一切提供了交流机制。另外，经济学试图将社会制度解释为某些函数的最优化过程中所衍生的常规性[5]6，隐喻的使用无疑会使这种尝试成为可能，并且有效。
其次，经济学隐喻是经济学理论建构的可行方式。从经济学的发展历程来看，经济学研究对象客观实在的样态往往超出主体所有可能经验观察的范围，这使得经济学语言在指称或表征一些特殊概念方面常常陷入某种困境。有鉴于此，隐喻的理论建构功能越来越被经济学方法论者所重视。
隐喻作为一种思维方式和认知工具，长期活跃在经济学理论和方法的构建及使用过程中。其一，隐喻被视为发现新知识的工具。隐喻方法对于经济学理论未确定的解释和证实对象构成了一种微妙的“指引”，为确定的解释和证实对象提供了明确的借鉴，针对新理论意义的探讨也因此获得了可能。其二，经济学隐喻为经济学理论赋予意义。隐喻的解释力涵盖了所有其他相关的比喻，通过对众所周知事物的描述，把已知事物的现有洞察和语词用作新的，已转变的经济学语境中的理论描述，进而形成了对新理论的建构。其三，隐喻深深扎根于经济学理论的描述和评价过程。在经济学理论建构过程中，具备隐喻特质的联系定义了经济学概念。与此同时，隐喻将我们的关注点从承载者(基体)转移到了隐喻本身，经济学隐喻中的“联系”定义了知识，由于持续性“联系”的变化，达成了不同的结构、组织、技术或者其他有关经济学的认知，新理论由此形成。
最后，经济学隐喻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实践”指的是经济学家的研究领域，通常由经济学家在研究和分析过程中使用的观点、理论、研究策略、测量技巧、说明假设和对象描述等组成[2]96。上述的每一种实践方式都与隐喻密不可分，甚至还需要借助于假设和隐喻建模来展开相应的说明。实际上，隐喻不仅仅是一种语言现象，也是人类借助于一事物对另一事物进行诠释或理解的方法。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发展进程中，隐喻的存在方式已不局限于修辞手法或语言游戏，事实上隐喻已经成为人的思维方式和话语实践的有效方法，甚至已经成为经济学家概念系统的“加工厂”。进一步来说，隐喻的存在方式已渐变为，如何使用经济学语言来描述经济实在“赖以生存的基本方式”。
经济学隐喻的实践价值具体体现为：其一，隐喻为经济学实践提供了话语媒介。由于实践经济学家无法做出对研究对象的全称判断，也不可能做出经济世界与经济语言完全一致的描述，通常经济学家采用的策略是将经济世界和与之相应的语言置于约定的定义之下，运用隐喻的“连接”，将二者的相似点和一致性设置成为衔接点，并在实践中不断加以修正，使经济学话语的逼真度逐渐接近经济世界的本质。其二，隐喻化解了经济学实践与理论间的冲突。理论化并非经济学本质，理论之外的实践也并非缺少意义。经济学实践和经济学理论的关系是相互依存的，即便是搁置了理论优位视角，在实践过程中也常常发现经济学理论系统内以及实践与理论间存在着相互作用乃至冲突。那么，如何理解这种相互作用呢？用黑格尔的话来说：“相互作用”已经达到了具体概念的“门口”，但它还属于“本质”论中的“反思范畴”，尚未达到对立统一的认识———“概念”(“具体概念”)[6]。这也就是说，在试图找寻经济学实践与理论谁决定谁这一问题的答案时我们发现，经济学所用的概念往往存在问题。要么是概念过于抽象不明确，要么是它们在经验中的适用范围缺乏明确界定。隐喻允许我们依据一个经验领域去理解另一个经验领域，这表明理解是依据经验的整个领域，而不是孤立的概念[7]，而概念化经验的方式正是隐喻功能的实践价值所在。
通过审视经济学实践与理论的相互作用我们发现，概念作为经济学实践与理论的本质性存在，其精神内涵是借助于隐喻来实现其具体表征的，从某种意义上说，隐喻本身就是经济学概念的“精神”。另一方面，从实在性角度来讲，隐喻作为科学说明的重要方式，其为经济学理论和实践之间提供了意义转换的媒介，同时，隐喻还是由科学共同体约定的一种对客观世界特征具有洞察力的描述，以及对社会世界实在性的结构表征，而科学思考的特征是模型的使用[8]。事实上，模型可以利用隐喻，均衡就是一个例子，但是如果把模型应用于理解社会实在，模型本身也就成了隐喻[9]。因为，模型在本质上是要排除掉干扰因素，把变量用可衡量的值隐喻地表达出来，并依据隐喻的非定义性固化指称模式(non-definitionalmodeofreference-fixing)来构造模型变量变动本质的可捕捉的前提，在经济学模型建构过程中这种隐喻的使用尤其凸显了其实在属性的重要性。
二、经济学模型的隐喻实在性
作为经济学隐喻的重要组成部分，经济学模型一直是经济学家与经济世界交往的重要方式之一，对于经济学模型实在性的探讨也关系到其自身合理性存在的前提。通常来讲，经济学家仅仅把模型视为诸如启发式的工具、理论的解释或预测的方式。然而，随着有关经济学模型事实和虚构对立关系研究的深入，其讨论的实在性指向日益明显。
对于经济学理论和实践的研究来讲，模型的运用早已司空见惯。尽管经济学家和经济学方法论者对各类模型的评价不尽相同，但模型与建模作为经济学中具有主导地位的认知方式，却是二十世纪后半叶的事[10]。在通常情况下，经济学建模做的工作就是从一个截然不同的学科或建模传统中选择一些新的隐喻元素，将它们做一系列改进并应用在经济学家现有的理论框架上。因为，一个足够好的经济学模型能够做出准确的进程简化，还可以通过使用少量的因果性箭头而获得大量的知识[11]。
由于模型的工具属性早已在经济学共同体中获得认同，因此，针对经济学模型的有效性进行解释，进而对经济学模型展开基于隐喻实在性的说明，这对于澄清经济学隐喻和模型的关系，揭示经济学模型的实在本质就具有重要的本体论意义。
1.经济学模型的实在性
经济学刻画的是人与经济社会的关系及其对这种关系内在结构实在性的表征。而经济学模型的本质属性就是为描述人与经济社会的关系以及为描述这种关系的内在结构提供一种途径，一种可能。那么，一个恰当的经济学模型就应该具有描述真实与虚构联系的可信性、本体论承诺下的信念、表征抽象的经济要素等特征。本质上讲，任何事物都可以作为其他事物的模型。经济学模型成立的核心问题体现在，建构所获得的经济实在在多大程度上与含有虚构成分的模型相一致，也就是模型实在性的说明问题。
首先，经济学模型描述的是某些事件的可信状态。经济学模型的可信性来自模型中假设之间以及模型与真实世界因果结构之间的指称一致性[11]12。因为，经济学模型是一种与真实世界并行不悖的抽象概念，而且模型世界要比真实世界单纯得多。模型世界的建构过程是从真实世界出发，去除干扰因素，并指称真实世界与之对应的指称物的这样一个过程。尽管模型描述的与事实有出入，但却是可以置信的世界。这种可信性使得我们的研究从模型世界归纳推论进而来到了真实世界。
其次，经济学模型的本体论信念(ontologicalconvictions)具有实在性。在一个社会中，一个信念只有属于某个社会团体或社会群体(socialpartyorgroup)，它才有存在的前提[3]3，在经济学共同体内也是如此。在经济学领域，熊彼特最早使用了“洞察力”一词来描述经济主体的信念实在性，这是经济学中本体论信念的早期形式。众所周知，经济人这一概念有着长期的、变化的历史。在历史上经济人被赋予了各种各样的目的、认知或更多其他的能力、以及对他人采取的态度等等[11]19，信念的实在性伴随着“经济人”这一术语发展的整个过程。因此，本体论信念作为经济行动者(economicactors)的本质属性就有了经济学建模的可能基础。本体论信念通常表现为有关本体的世界观，例如，在模型建构的过程中，假如我相信决策是经济人做出的，那么我们就可以把效用最大化的理性原则作为建模的基本信念。假如模型中存在消费者偏好，市场失灵等不确定性的变量，那么我们就会采用与之不同的建模策略。最后，模型是经济实在结构抽象的表征。抽象，意思是用单方面或片面的方式看待某一事物，这种方式在经济学中是不可或缺的。其目的是使一个具体实体(entity)某个部分或方面的特点更加鲜明，从而更好地理解该实体。在建模过程中，当抽象被巧妙地运用时，它能够让我们接近或理解一个结构化的、动态的、整体的实在。[1]231劳森认为，关注一个经济学对象的某些特征而忽略其他特征是一个典型的抽象化过程。当然，选择一个关注点会带来各种问题，这些问题涉及分析观点、概括水平，以及与二者都有联系的时空延展问题等。
在经济世界中，虽然模型具有实在性，而且还可能帮助我们把研究对象看得更加通透，但是，它们仍然会留下一些盲点，因此，我们不应只靠一套模型来理解未可知的未来。那么我们如何来克服这个问题呢？经济学隐喻中的新隐喻向我们暗示了理解实在的一个新的概念框架，可以使我们摆脱看待隐喻和模型问题的惯有思路[9]106。
2.经济学隐喻与模型的同构实在性
随着经济学方法论的发展，实证主义经济学方法论所强调的模型的清晰化、精确性、客观性和形式化等特征受到了越来越多的质疑，而恰当的经济学模型应该依据事实来进行建构，把通过分离出现实中关键的因果联系作为目的。由于科学思考的特征是使用模型[12]，还因为经济世界不仅是由经验中直接给出的事件构成，还包括尚未被观察到的或者也许是无法被观察到的实体、结构和机制等等，基于此两点，经济学隐喻的本体实在性在经济学建模过程中就被日益清晰地阐发出来。
按照罗姆·哈瑞(RomHarré)的思路，我们可以用两个特征来描述一个模型：模型主体(modelsubject)，即模型表征了什么；原型领域(modelsource)，即这个模型的基础(basis)。模型来源于主体之间的关系，可被用于区分两种类型的模型：拥有相同主体和来源的模型为同胚模型(homeomorphicmodels)，而主体和来源不同的模型为变形模型(Paramorphicmodels)，批判实在论认为变形模型对于科学具有根本性的作用[8]497。科学通常使用的是变形模型，因为理论构建的任务通常是更好地说明我们尚未充分理解的事物，而不是为那些我们已经熟知的实体或事态构造模型。
回到经济学领域，变形模型利用我们对于模型来源的理解来启发人们做出存在的假设，去思考那些可能解释主体行为的各种推定实体(putativeentities)、关系和因果机制。也就是说，变形模型提供了尚未被人们观察到的推定实体、联系和机制，并把它们作为存在的侯选答案，这激励着经济学研究者从复杂的研究中确定那些假设的实体是否存在。通过这种方式，变形模型为经济学提供了一种因果框架，还提供了进行说明所需的理论术语和假设实体。
经济学隐喻在这种变形模型的发展过程中发挥了根本性的作用。其一，关于经济学模型的说明离不开隐喻。如果从一个经济学对象或事态与其他对象或事态的相似程度来看待这个对象或事态，不管是真实的还是假设的，那么它就是一个经济学模型。经济学隐喻与模型的这种密切的联系在于隐喻的说明需要建立在底层模型(underlyingmodel)之上；当我们在隐喻的基础上讨论事物时，我们就有了一个经济学模型，因为隐喻意味着受众(audience)会用其他事物来理解当下谈论的经济学领域中的事物。也就是说，经济学隐喻暗示了一个模型，而经济学家可以通过这个模型尝试说明他们的研究对象。换句话说，当我们在模型基础上说话时，我们就是在用隐喻的方式说话，因为我们使用了体现经济学模型来源的术语来谈论模型主体。其二，模型的反身性依赖于经济学隐喻的运用。个体的经济学知识会反馈到他们的经济行为中，而经济学家的经济学知识也会反馈到经济政策的建议中，这就使得经济学具备了反身性特征，这种特征是自然科学所不具备的。最近的文献关注的就是这种反身性特点带给经济学的各种操演(performativity)，特别是在金融模型的语境中[10]50。经济学的各种基于模型的研究策略虽然与自然科学研究策略颇为相似，但同时经济学也与其他社会科学在解释学特征方面有着一致性。由于经济学部分上是基于日常概念的，而作为经济学研究主体的我们却或多或少地对于各种经济学现象有着某种程度的先在的理解。另一方面，经济学隐喻提供了一个模型，经济学家可以利用这个模型理解和建构他的研究主体。隐喻在经济学建模中的任务就是确定我们观察到的行为中那些未知的实体和机制，这时，隐喻的作用在于它并未去重新命名模型中通过其他的常规方式可以确认的部分，而是通过提出新的解释性范畴和假设新的实体和机制等来促进经济学家对模型的研究。由此，我们对模型的认识就成了对隐喻的认识，反之亦然。
科学思考是通过模型来进行论证的，模型的应用借助于一种外部事实和一种想象事件或一个尚待解答的问题。由于经济学对象的不确定性和模糊性，很难由准确、清晰的科学话语来表达，因此，经济学对存在的表达不得不向具有模仿功能的隐喻求助。从模型与世界关系的角度来看，隐喻就是典型的科学思考方式，经济学家用经济学模型来理解或说明经济世界的事实，隐喻描述在有关事实的展开过程中通常使用的是故事的呈现方式，这正是典型的隐喻实在性存在的一种体现。因为故事既不“仅仅是启发式的”，也不“恰好是修辞的”，而是把模型贴上标签在使用过程中来发现模型本身的基本组成部分，隐喻“故事”式的呈现方式让理论经济学研究者把研究聚焦在具有描述性的模型上。这种描述方式使得模型在某种意义上是对真实经济世界的描述，而非“理想的”模型[11]178，这同时也是隐喻实在性存在的一个典型说明。
三、经济学隐喻实在性的本质
经济学修辞学和经济学批判实在论都将隐喻视为分析经济学研究对象的重要方法，他们分别从各自的视角来探讨经济学隐喻的本质，经济学修辞学认为：经济学就是漂浮在隐喻之上的[13]，经济学批判实在论则主张“类比和隐喻的逻辑”[8]487。那么，从探讨经济学方法论的合理性角度来讲，更好的方法论应该能使我们用一种明确的方式确定经济学研究对象的本质。该本质应尽可能地独立于经济学理论对各种研究对象想当然的表征，从而被当作社会实在的一部分来看待[1]45。因为，在社会实在这个问题上，人类主体成为了核心概念，而我们需要的是一种更具层次化的本体论图景[2]92，在经济学方法论多元化发展趋势下，将经济学隐喻进行实在性分析，对经济学本身乃至经济学哲学无疑具有重要的本体论意义。
1.经济学隐喻的指称实在性
语言与世界的一致性关系是社会实在研究的主流方向，并且研究通常聚焦在符合论真理观基础上的语言与存在实体相对应的指称问题。经济学批判实在论在主张类比和隐喻逻辑的同时也强调了这种指称的趋同性，由此，隐喻的指称问题就成为了有关经济学隐喻实在性问题探讨的核心部分之一。
首先，“指称”是一种经济学研究者的实践。通过隐喻指称，包括经济学家在内的任何人都可以使用任何可行的方式，将另一个人的注意力吸引到他们共同熟悉的某个事物上面。同时，指称也要受到特定语境中说出一个话语的说话者的影响，而不是受到个别的词汇术语(词根)本身的影响[8]488。经济学术语同样包括“涵义”(sense)和“外延”(denotation)。一个词根的“涵义”就是它的字典定义。“外延”指的是词根与它在经济世界中所指谓的事物，也就是指谓实体与事态之间的关系。因此，在货币银行学的语境中，词根“流通”指谓的是货币流通。其次，指称是经济学隐喻获得意义的途经。根据术语学(terminology)对隐喻本质的描述，由隐喻构成的理论术语用来指称研究路线、重要意义、操作规程(protocols)等。术语的意义能够为经济学家指出指称所特有的认知路径，由此，隐喻指称就成了术语获得意义的可靠方式。例如，“机会成本”是相较于传统“会计成本”而提出的决策分析术语。“会计成本”指称的仅是可还原为单位货币的计算，而机会成本则指称做出某一决策而放弃其他若干可能收益中最大的那一个，同时还指称了“机会成本”的成立前提，即资源稀缺、资源的多用途、资源已得到充分利用以及资源可自由流动。显然，“机会成本”的指称涵义与经济世界的本质对应的更合理。这样的例子还有“挤出效应”、“边际效应”、“木桶原理”等等。这些例子反映出隐喻在指称上能够适应经济世界的因果结构这样一个互动、辩证的过程，也体现了隐喻对指称物指称上的成功。另外，我们发现了隐喻在经济学术语的使用中具有了指称连续性的特点，这是经济学隐喻指称意义更进一步的说明。最后，指称是经济学隐喻分析的前提。在经济学家尚未对理论的指称物形成最终描述的时候，隐喻此时作为一种非定义性固化指称的模式在发挥着作用。进一步来说，一个指称表达可能与实际情况有出入，但是这并不妨碍受众去挑选出指称表达所指称的指称物。在经济学共同体认为指称与指称物发生了较大的偏离(无论正负)，也就是对经济学研究对象的观念发生重大变化时，隐喻指称所提供的认知路径以及指称仍然能够得以维系，这就是指称实在性的本质特征。例如，对“资本”一词的理解离不开“资本增值”这一语境。如果我们要说明资本是否有增值属性是一个开放的问题，那么，现在假设资本持有者通过使用“血液流动”这个由隐喻构成的理论术语而试图去获得资本运行机制的指称路径，这里“血液流动”指称的就是类似于资本在流动过程中实现增值的一种假想的机制。我们的隐喻获得了这样一种指称实在性的观点，并可以解释资本持有者投入到资本保值和增值的经济活动当中，于是经济学家就会得出下面的结论：资本流动就是血液流动。“流动”这个术语的意义是在人体血液循环这个语境中得到的，它促使经济学家尝试去用这个词来指称资本运行中的一个假想的部分或方面，并使我们对指称物实在本质的理解得到了强化。
2.经济学隐喻的结构实在性
无论是在自然科学中还是在社会科学中，隐喻的价值已获得了广泛的认可。根据结构实在论的主张，隐喻原则将文化内在的深层结构转换为一种浅层结构，而日常生活中的语言恰恰是通过这一方式来实现的。而从本体论出发，如果知识是可能的，那么科学家的语言和概念结构必须与世界的因果结构相适应[8]491。在经济学领域，隐喻在结构化非经验对象，也就是说在解释不能被还原为经验事件的经济学对象过程中，隐喻不仅是一种语言修辞，更体现为一种人们对经济学对象进行认知与思维的，本质性的实在结构。
首先，经济学隐喻是认知结构上的极简表达。由于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有着多样性和异质性等特点，人们有限的认知能力无法对经济世界全部知识进行有效的描述，因此，根据“如无必要，勿增实体”的准则，隐喻呈现出一种类似于“奥卡姆剃刀”的本质属性，其一般句法形式是“S是P”的主谓结构。例如“市场是看不见的手”、“效率就是金钱”就是典型的经济学隐喻陈述句。无限多样的经济世界由此通过意义映射的连接，使经济学概念成为可认识的和具有可操作性的结构。其次，经济学隐喻结构的“能指”本质。“能指”是语言符号单位“音响形象”指称的替代，能指并不代表“音响形象”发出的实质性的声音，也不是一个纯粹物理的东西，而是声音在我们意识里形成的一种心理印迹[14]。在经济学研究中，经济学家心理印迹的形成依赖意识中的联想关系，通过联想关系，经济学语言展示了其社会性这一内在特征。因为经济学语言离不开社会现实，经济学语言与社会现实的联系同样离不开主体意识和主体意向性，隐喻在经济学语言与社会实在之间架起了桥梁，其内在结构的张力在经济学语言与社会实在之间反复作用，意识中的这种心理印迹所表征的内容因此就与经济事实无限接近了。再次，经济学隐喻塑造了“因果”机制视域外的可描述性结构。实证主义经济学提倡用符合根本性的因果力或机制的方式对经济学现象进行描述和分类，而经济学的研究主体和研究对象均是动态和变化的，那么，“在世界的连接处断开世界”这种实证主义认知策略便不可能实现经济学的可靠描述。由于隐喻非定义性(non-definitional)结构的存在，在面对经济学研究中诸如理论的重大变革或重构，以及面对实践中新观察或者新现象出现的情况下，运用对指称物的指称，经济学描述依然可以实现，并且能够使经济学理论和实践中术语的指称涵义得到改善。最后，经济学隐喻的语言结构与施喻者和受众的语境同构。任何科学研究都需要在特定的语境(社会的、文化的和历史的语境)中展开，并且科学研究的结论也需要在语境限定的范围内进行理解[2]3。在经济学中，隐喻的表达与接受必须基于特定的共同语境，施喻者在语境中表达某一隐喻，受众在这种语境结构中调整语词的内涵，选择描述对象某一属性的相关度，从而在描述对象内涵的选择与遗弃中建构认知背景，以理解此隐喻。脱离了这种语境，我们则无法理解经济学隐喻的所指为何。由此来看，经济学隐喻不仅仅是一种词汇的替代，即一个词取代另一个词，还是“一种相互的借用和思想的互动，语境之间的交换”[8]495。
综上所述，在考察经济学隐喻的本质结构时，采取实在性视角可以帮助经济学研究者准确把握杂多的现象，远离孤立的、暂时的事件，进而打破经济学领域中对隐喻已有认识的局限。例如，对溢出效应理解本身就是对个人或者厂商行为所带来外部性的一种描述，也是决策附带积极或消极后果的一个说明。我们对溢出效应的理解通常是借助于寓言或者故事来辅助的，其内在结构也是在这种隐喻的展开过程中逐渐显现出来的，这种结构就是可表达性、可理解性以及隐喻自身的逼真度等特征的各自呈现。从隐喻结构的实在性角度来讲，经济学隐喻的结构就是其自身内在逻辑的再现和展开。
关键词：资本社会资本社会学经济学管理学
社会资本理论是近几十年来社会科学理论发展较为迅速的一门理论，但由于其内容比较新且发展较快，国内学者在社会资本这一理论的使用上出现不少误区，因此，有必要对该理论的发展进行梳理。本文将从资本的发展历程入手，进而详细介绍社会资本理论在社会学、经济学和管理学领域的发展和应用。
从资本到社会资本
所谓的资本最早指的是物质资本(physicalcapital)，它是经济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具体的内涵是以机器、设备等实物形态和以货币形态表现的生产性资源。在经济学发展的绝大部分时间里，经济学家对资本的理解大都仅指物质资本，古典经济学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就一直强调财富是物质产品，认为增加国民财富的途径是通过增加资本积累和分工，资本积累量的大小是经济增长率高低的关键，他们所说的资本就是指物质资本。使用了同样的资本内涵，并在李嘉图思想的基础上，凯恩斯创造了一个宏大的体系。而在人文社会研究的历史上，使用资本这个概念最为著名的莫过于马克思了，他(1849)认为，资本是指资本家用于生产以获得利润(或剩余价值)的生产资料。显然，马克思的资本也是物质资本，它的资本理论是有关物质资本的资本理论，后来被林南(NanLin，2001)称为古典资本理论。
在研究史上，大部分时间里，资本都是指与土地、劳动并列推动经济增长的一种基本的生产要素，它以实物和货币（金融）形态出现，也被叫实物资本和金融资本，统称物质资本。
随着资本研究的逐渐深入，在20世纪60年代，舒尔茨(C•Schulz)、约翰逊(ChalmersJohnson)等发现人力也是种资本，资本可以存在于个体劳动者之中，它不是仅仅以实物和金融的形式出现的。舒尔茨在1960年的美国经济学年会上第一次系统地提出了人力资本（humancapital）的观点，他认为人力资源应该被视为“一种资本形式，一种产品的生产手段和一种投资产品”（1960）。几乎是同时，约翰逊（1960）也提出，因为获得了具有经济价值的知识和技能，劳动者已经变成了资本家，即持有了不同于物质资本又同属于资本类别的人力资本。贝克尔（1964）则对舒尔茨的理论进行了详细的分析，一个较为系统的人力资本理论建立起来了。人力资本理论认为，劳动力的能力、技术水平等也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一个社会拥有的受过教育和训练的健康工人决定了传统的古典生产要素的使用效率，而人力资本的投资则大大提高了工人的技能，这就是经济不断保持增长的重要源泉之一(贝克尔，1987；舒尔茨，1992)。
以上理论都在后来的实证研究中得到了充分证明。
人力资本理论的引入在研究上有着巨大的意义，它修正了主流经济学对资本的界定，大大扩展了社会财富创造中的资本概念，揭示了从工业经济社会向知识经济社会转化过程中，人的知识和创新能力在财富创造中的决定作用，肯定了在知识经济时代人的巨大潜能以及教育所具有的重大意义。
人力资本概念的提出使得资本的内涵有了很大扩展，资本理论往前垮进了一大步。此后社会科学工作者探索的脚步不断加快，在人力资本理论提出的20年后的20世纪80年代，社会资本（socialcapital）理论兴起了。首先是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尔（Bourdieu）正式界定并在社会学领域使用了社会资本概念，把它与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并列，几年之后，美国社会学家科尔曼（Coleman）把它引入了美国社会学界并用它来解释人的行为。
社会学与社会资本理论
20世纪80年代，著名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尔在《社会学研究》上撰文，首先从社会学的角度界定了社会资本的概念（社会资本这一概念之前就有人提出，但和后来的真正意义上的社会资本概念差距较大），他认为社会资本（socialcapital）是实际的或潜在的资源的集合体，这些资源同为大家共同熟悉或认可的制度化关系的持久网络占有联系在一起。这一网络是大家共同熟悉和得到大家公认的，并且是一种体制化的关系网络(Bourdieu，1985)。不难看出，在他的定义中，社会资本是一种资源的集合体，而且这个集合体是和社会关系网络联系在一起的。布迪尔是第一个把社会资本和社会关系网络联系起来的社会学家，他对社会资本的这一界定也把社会资本放到了社会学的框架之下进行研究。在进一步的论述中，布迪尔把资本按照形式划分为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从社会学的角度，他认为社会资本与经济资本一样，他们都属于资本的范畴，对其进行投资都是有回报的，同时，社会资本又和经济资本不同，它不是自然禀赋的，是在后天人们的活动中产生的，是看不见的，属于无形资产。
布迪尔的文章发表后三年，在美国，一位叫詹姆斯•科尔曼(JamesColeman)的社会学家在《美国社会学学刊》发表了《作为人力资本发展条件的社会资本》（1988）一文，首次在美国社会学领域完整地使用了社会资本这一概念，把社会资本引入了美国学术界，他认为在解释人的行为时，除已有的金融资本、人力资本外，还必须引入社会资本的概念。撰写此文的目的在于说明社会资本与人力资本之间的关系，认为离开了前者，人力资本的积累就无从实现。在得出结论之前，科尔曼先对社会资本的概念和内容进行了界定，把社会资本定义为是“个人拥有的社会结构资源”，其内容包括社会团体、社会网络和网络摄取。社会中的个体只有通过社会团体的成员资格和社会网络的联系并在此基础上进行网络摄取，才能得到社会资本的回报。Coleman(1988)给出了社会资本的五种表现形式：义务与期望；信息网络；规范与有效惩罚；权威关系；多功能社会组织和有意创建的社会组织。他认为，社会资本具有两个性质：不可转让性；对于收益者具有公共物品的性质。
在科尔曼提出社会资本理念的同时，林南（NanLin）等社会学家也在关注着社会资本的发展，与前者不同的是，林南等学者的社会资本理论是从社会网络出发，视角在于“关注社会资本的使用”。林南在社会网络的研究方面享有广泛的声誉，他（2001）把社会资本定义为“一种嵌入在社会结构当中的流动的并且可以通过目的性行动来摄取的资源”，可以看出，在林南看来，社会资本是在社会网络中的资源，社会资本有三个关键性的组成部分：嵌入于一种社会结构中的资源；个人涉取这些社会资源的能力；个人通过有目的的行动运用或动员这些资源。林南从格兰诺维特（Granovetter，1985）关于非经常互动和低亲密度的“弱联系”的概念出发，认为弱联系网络与强联系网络相比能提供更多、更丰富和更易获得的社会资源。
科尔曼系统地提出了社会资本的概念，而波茨（Portes）则把社会资本引向比较精细的方向，他（1993）认为，社会资本是人通过他们的成员资格在网络中或者在更宽泛的社会结构中获取短缺资源的能力，并提出社会资本是嵌入的结果。
社会资本的概念首先是在社会学上使用并得到巨大发展的，社会资本理论方面的大多数名家也都是社会学家，但这些社会学家在思考社会资本时又往往采用经济学的方式，同时也用社会资本理论来探讨各种经济学现象和问题，这使得社会资本理论在经济学领域有了很大发展并得到广泛运用。
经济学管理学对社会资本概念的引入与发展
经济学界首先关注社会资本的经济学家是卢里（Loury），他在对劳动力市场研究中发现，以社区的社会资源所体现的社会资本决定了处于不同社会地位群体的收入和就业机会。卢里（1977）在比较了生活区域不利的黑人孩子和其他孩子之后发现，通过实施对种族嗜好的合法禁止和提倡机会均等计划并不能使得这些黑人孩子在长大后能获得其他孩子一样的能力以及由此带来的同等收入与就业机会，原因在于他们所处的社区环境中可获得的社会资源较少。通过这一研究，卢里在经济学领域内引入了社会资本的概念，认为社区中隐含着社会资本。他还认为，经济学中的“完全的利己主义”在生活中并不存在，个人追求的利益并不是完全以自我为中心的，原因在于，现实中的人不是以个体的方式存在的，而是镶嵌在一定的社会关系网络之中的。
卢里的理论给了科尔曼很多启示，他于1988年在美国学术界引入社会资本概念并把他系统化时，把社会资本定义为“个人拥有的社会结构资源”，并对社会资本理论进行系统研究，1990年他又扩大观察对象，增加了社会资本的垂直部分，使得社会资本的内容从水平型联盟扩展到了垂直型集体以及不同实体之间的行为，垂直型联盟的特征是科层关系和成员之间的权利关系，这就涉及到了微观经济学方面的内容。总之，鉴于科尔曼社会资本方面理论的系统性，虽然他是从社会学家的角度提出社会资本的，但他的很多观点成为了经济学进行社会资本研究的基础。
著名经济社会学家格兰诺维特（Granovetter，1985）在提出自己的“弱关系力量”假设时，强调人们的经济行为也嵌入于社会关系网络的信任结构之中，这种大范围的社会信任结构就为特定的交易提供了具体的规则性期望，有效阻止了违反“互惠性”义务行为的发生，从而大大节约交易成本，提高了效率。
以上学者虽然在经济学上使用了社会资本，但他们最终研究中心还是在社会学上的，普特南（Putnam）的出现让社会资本全面进入了经济学、政治学等领域，引起了社会科学界乃至整个学界（尤其是经济学界）的重视，他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一系列理论和观点也使得自己成为了社会资本研究史上继布迪尔和科尔曼之后的第三个标志性人物。
普特南是在研究意大利南北政府绩效时候引入社会资本的概念的，他所领导的一个研究小组探索了经济现代化程度与制度绩效之间的关系后发现，仅仅将南北制度绩效上的差异归结为南北方经济现代化程度上的差异是有很大不足的。于是，他们深入到意大利一千年前的历史中寻找根源，运用了大量证据有力地证明，公民生活的差异在解释制度成功方面有着关键性的作用，在此，他引入了社会资本的概念，他认为社会资本定义是“一种组织特点，如信任、规范和网络等，像其他资本一样，社会资本是生产性的，它使得实现某种无它就不可能实现的目的成为可能”。意大利最富经济活力的中北部地区赋有公民活动的网络和规范，并由此形成了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纺织品和服装、家具、农业机械、制鞋设备、优质陶瓷和瓷砖等“集群”(cluster)产业，这些网络组织使得小企业在专业化的基础上既能获得规模经济，使得地区经济充满了活力；而南方地区所具有的则是一种垂直的政治结构、零碎而且孤立的社会生活，以及互不信任的社会文化，他们的家族企业之间也一样相互不信任，从而导致了无论在创新性，还是在企业活力和企业竞争力方面都无法与中北部的企业相提并论，使得南方经济普遍比北方落后。
普特南(1993)认为，南方差距产生的一个重要因素在于他们的社会资本存在差异，社会资本通过推动和行动提高了社会效率，社会资本提高了投资于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收益，而南方的社会资本偏低，这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解释南方经济落后这一现象。
普特南（1996）认为，社会资本逐渐被认为是全世界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他指出，许多有关农村发展的研究成果表明，对于当地的经济增长来说，由当地基层协会组成的富有生命力的网络同物质投入、适合的技术一样必要。
就社会资本对经济产生影响这个观点来说，普特南得到了绝大多数学者的支持。后来的学者武考克(Woolcock，1998)、简•弗泰恩和罗伯特•阿特金森（1997）、埃文斯(Evans，1998)和福山(Fukuyama，1995)分别从创新、制度经济学、经济发展和国家政策等方面研究社会资本，发现当各方面都以一种信任、合作与承诺的精神来进行经济交往时，就能得到更多的回报，也能提高生产率。
在管理学领域，使得社会资本理论得到最大运用和发展的是美国学者伯特(Burt)，他的“结构洞”理论指出，如果有经济体（企业）能与结构洞两端的个体（组织）都建立起关系进而跨越机构洞，它就可以同时使用两端个体（组织）的资源并因此而获得竞争优势，在市场经济中取得最后胜利。
在理论研究进行的同时，有关社会资本的实证研究也在同时开展，相关实证研究也证明了已有的大部分社会资本理论观点的正确性。这其中莱克和基费（Knack&Keefer，1995）、扎克与莱克(Zak&Knack，2001)、古依斯等（Guiso，2001）从实证的角度验证了社会资本能带来经济增长。在国内研究中，张维迎（2002）、张其仔（1999）的研究表明社会资本和信任对经济发展有一定促进作用。张广利（2004）验证国外有关社会资本理论在我国社会文化背景下的适用程度，并比较中西方社会资本差异。
社会资本理论研究中存在的争议
由于社会资本理论发展的历史比较短，研究学者在社会资本是否集体所有、群体是否封闭、测量能否量化等方面存在争论。其中争论最激烈的是在社会资本是否集体所有的领域，以科尔曼和普特南为代表的一部分学者认为社会资本属于公共财产，科尔曼认为社会资本的两个特点之一就是具有公共性。而以波茨为代表的另一些学者认为，社会资本并非公共物品，原因在于社会资本可能有明显的排他性和对整体社会的消极作用。
在社会资本会促进经济发展这一观点上，也并不是得到所有学者的认同。有学者（Honget等，2001）研究发现，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社会资本与经济发展之间并不存在显著的相关性。Miguel等（2001）认为不是社会资本带来了经济繁荣，而应该是相反。而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奖得主阿罗虽然断言世界上许多经济落后地区，市场经济不发达可由缺乏相互信任来解释，但他却认为这和社会资本无关，甚至认为社会资本根本不能被称为资本。以上争议仍有待于近一步的探讨。
参考文献：
一、成本节约的观点
基于古典经济理论与新古典经济理论来研究集群，一般都以市场的完全竞争性为假设，所有企业的产品没有差异化，每个原子型企业的产量只占市场总供给量微不足道的一部分。因此，企业没有垄断势力，难以操纵市场价格，节约成本是企业选择投资区位的主要动力。但在这样的结构中，企业不可能通过创新凭借垄断地位获得超额利润，所以这个分析视角必然局限于节约成本的分析思路。
(一)源自区位优势的成本节约
斯密提出的绝对利益理论、李嘉图的比较利益理论以及俄林等人的要素禀赋理论成为生产区位学说的理论基础。这些学说以空间的异质性假设为基础，认为贸易起因于空间特有的优势。 企业降低费用的重要途径就是选择具有比较优势的生产空间从事生产经营活动，所以生产布局具有一定的指向性，运输成本占经营成本比重大的企业布局指向港口、公路、铁路等交通枢纽点，并尽量接近原材料市场与消费市场；资源依赖型的产业布局则指向矿藏丰富、能源充足的地区；手工艺依赖型的产业布局则指向手工艺人居住的地区。总之，拥有比较利益的空间具备吸引企业集聚的天然优势。上述理论成功地解释了交通发达、矿藏丰富地区的集群现象。
到18世纪30年代，屠能创立了农业区位理论，其分析框架仍然建立在完全竞争的假设基础上，但屠能脱离了空间禀赋异质性假设的研究思路，他以农业为例从空间的均质性视角来研究生产布局问题。屠能的研究结果表明：区位的选择起因于空间距离导致运输成本的差异，生产布局选择在运输成本最小的区位。在屠能农业区位论的基础上，胡佛(1948)提出集聚经济理论，他仍然通过生产成本费用的最小化理论解释集群现象，在细分运输成本的基础上提出终点区位理论与转运点区位理论，从而解释企业的区位选择以及由此而形成的产业集聚现象。
实际上，集群内的企业是相互影响的。早期关于区位理论的研究还没有注意到这个问题，只是从相互独立的企业个体来分析集群现象。
(二)源自外部性效应的成本节约
马歇尔(1890)首先明确提出了“产业区”和“外部性”的概念。他意识到经济中存在的报酬递增问题，并引入了“外部经济”的概念加以解释。他认为产业区中外部性的具体形式有：(1)大规模的生产。产业区层面存在内部规模经济和内部范围经济，这类似于企业层面存在着内部经济一样；(2)专业化的投入和服务；(3)高度专业化的劳动力及共享，技术溢出改善了人力资本。(4)基础设施的共享。马歇尔的贡献在于，利用“外部性”的概念刻画出空间上邻近的企业相互影响的关系，解释了企业通过空间接近，实现报酬递增，最终形成产业集聚的事实。
韦伯1909年发表《工业区位论》，认为区位选择的原则是使生产成本、运输成本等构成的成本费用最低。同时，他将集聚因素分为区域因素(自然禀赋与地理位置的不同影响企业的运输成本和生产成本)与集聚因素(若干工厂集聚在同一地点相互影响，能节约企业的成本)，韦伯所说的集聚因素就包含了马歇尔的外部性效应。
外部性观点的实质仍然把成本的降低做为企业追求利润的主要方式，该理论认识到空间上接近的企业相互影响，可以降低企业的成本，所以，降低成本的切入点已经由企业自身内部扩展到了企业外部。但是，从内部经济与外部经济的区分中来考察产业进步的性质必然带有片面性，通过分工、创新实现报酬递增才是产业集聚更为重要的动力。
二、收益增加的观点
尽管马歇尔提出的“外部性”概念已经与报酬递增具有了一定意义上的联系，但在马歇尔生活的那个时代，以资源为生产基础的行业(农业、大宗产品的生产行业)仍是经济中的支柱产业。这些产业由于优质土地和高品位矿藏的限制而呈报酬递减特征，导致经济理论仍然为报酬递减的观念所主宰。
随着世界经济快速发展，依赖于自然资源的产业地位下降，尤其是计算机、药品、飞机、软件等以知识为生产基础的现代制造业大量涌现，越来越多的行业都属于报酬递增的世界。报酬递增理论开始真正走进经济学家的视野，他们认识到正反馈机制通过报酬递增机制导致了经济系统的演进。在经济理论与人类生产方式的转变下，集群研究视角也发生了变化。
(一)空间邻近与报酬递增：新经济地理学
不完全竞争是现实经济的常态，报酬不变和完全竞争难以圆满解释大规模的集群现象。克鲁格曼(2000)认为，“从本质上来讲，对于经济活动在空间的区位，任何讨论都必须偏离规模报酬不变、完全竞争的方法，虽然这种方法仍然是大部分经济分析的主流”。克鲁格曼建立了中心模型，运用垄断竞争、报酬递增、路径依赖等概念解释产业集聚。在这个模型中，集群通过因果累积循环效应发展起来，集聚规模越大，生产要素获得的报酬越高；报酬越高，导致更大规模的集聚，集群规模在正反馈过程中不断扩大。
克鲁格曼的分析也存在缺陷：(1)报酬递增不仅归因于经济因素，社会、政治和文化等方面的力量都可能对经济系统中出现的报酬递增起作用。新经济地理学为便于数学上的处理，抽象掉了历史、文化等对集群起着重要作用的因素，正因如此，该理论的理论解释力也受到约束；(2)克鲁格曼只说明生产要素集中在一个地区从事生产能享受集聚经济，但这些要素组成一个巨型企业还是形成多个企业，克鲁格曼没有加以区别，所以中心模型抹煞了集群做为中间性组织的特征。
(二)组织接近与收益增加：网络组织学派
理查德森(1972)提出企业不是孤立的，而是通过相互协作构成了网络组织。威廉姆森(1996)提出：从企业的内部科层制度到外部的市场交易制度存在着一个渐变的谱系，市场和企业是这一谱系的两个极端，在这两者之间还存在着“混合”模式的交易组织形态，这种状态就是中间型组织或网络组织。集群内的企业集聚在同一空间形成了网络组织。空间的接近为企业在组织上的接近带来天然的便利，企业之间形成稳定的合作关系，企业因此而突破自身所拥有的资源约束，扩大其对资源的控制和利用能力，形成异质性企业，获得市场垄断势力以攫取超额利润。所以，在网络组织内，企业不仅关心自身的成长，而且注重对集群内部各种资源的把握，积极与其他成员建立合作关系。
网络组织分析框架的进步在于，认识到了组织接近对于集群的影响，组织接近不仅降低企业的生产成本，还降低交易成本，企业在组织上有意识的、主动的合作为企业增加收益提供了条件。
(三)社会亲近与收益增加：新社会经济学、创新系统学派与新竞争经济学的观点
企业的生存环境不仅包括企业之间的相互联系，而且包括社会环境、法律环境、政治环境，这些因素同样对企业发展产生不可估量的作用。尤其是在知识经济时代，知识的生产和传播不仅依赖于企业自身，而且与区域内弥漫的企业家文化氛围、政府政策和相关组织制度的支持相关。
(1)新社会经济学派。Becattini提出了“新产业区”的概念，认为“产业区是具有共同社会背景的人们和企业在一定的自然和社会意义上的地域上形成的社会区域生产综合体”。该学派将交易的社会环境赋予了经济涵义，像其他形式的资本一样，为行为人带来收益，具有生产性和经济含义。Schmitz(1999)强调由企业、公共机构和政府的共同行动带来的集体效率与合作优势，并称之为集体效率。新经济社会学代表人物格兰特诺维特(1985)运用嵌入性、关系、社会资本为核心概念分析经济行为，认为经济行为嵌入在网络与制度之中，具有社会意义。他强调企业间非贸易的相互依赖关系，格兰诺维特所说的这种关系对集群的起源与演变具有重要意义。
(2)创新系统学派。上世纪90年代，一些经济学家结合经济地理学、区域经济学和新熊彼特主义的观点，将创新与区域经济结合起来，研究区域创新系统和国家创新系统，为集群创新的研究开拓了新视角。该学派认为技术创新和传播不仅依赖企业自身，还需要大量相关部门和制度的支持，各种非正式的文化习俗也起着重要作用，区域创新是系统工程问题。巴顿(1976)讨论了创新与集群的关系。在同一种文化的熏陶下，区域特定的文化习俗、价值观念逐渐内化为个体的认知结构与价值理念，成为个体的行动指南，这种高度一致的价值理念与行为规范是降低集易成本、保证集群合作创新的有效机制，借此，集群内企业、供货商、客户可以方便地进行面对面的交流，市场信息与技术的传播推动着创新的产生。
(一)对白利的扩展
行为经济学发展出的他涉偏好在维护经济科学形式一致性的同时，扩大了白利形式的适用范围。行为经济学发展出的利他偏好、社会偏好乃至更一般的他涉偏好，本质都是通过扩展其效用函数的组成结构，把社会状态、他人效用或者人类情绪纳入到白利人的决策行为中，形成了效用函数的展开维度决定实质上是否白利或者他利的连续统一，纳入了个体行为受到所在群体约束而具有的有限理性：个体行为受到了来白组织(整体)的扭曲作用，表现为不同的组织环境下决策者的行为选择的变异。(形式)白利假设的适用范围在此基础上包含了从实质利他到实质白利的多样化情形，使理论更加直面现实，并维持理论的形式不变性。
引入他涉(社会)偏好揭示了个体理性与社会选择两者冲突的根本原因。他涉偏好引入其它行为者或者社会状态对决策者的扭曲作用，不仅使得个体表现出有限理性，还因为这种互动降低了行为者(利益)之问的冲突程度，使得社会状态处于相对合意的水平。他涉偏好在技术层面上改善了阿罗不可能定理所描述的民主困境。揭示了:（1)即便社会中所有个体偏好都一致，社会也不可能存在合乎理性要求的社会偏好与社会理性，。究其原因，理性概念的构造是对无矛盾状态或者一致性的描述；而社会作为群体概念，其基本特征则是矛盾与冲突。 （2）即使如阿罗所言的所有个体偏好都完全一致，同层次与背景下的白利之问的关系并不能由简单的线性逻辑(例如加总)来决定，个体偏好一致的情况下也根本集结不出一个可以称之为交换或者商业的社会。因而，即便将他涉偏好(从局部个体)扩展为一般(全局)社会偏好，也不可能完全解决白利假设应用到社会层面的问题。
(二)对传递性的拓展
主流经济学通常采用缩小行为人选择集的方法来处理有限理性，行为经济学与此不同:
（1）个体对行为后果的社会福利变化的认识不足，不能将社会福利变化纳入到白身决策框架，这种有限理性导致了社会行动与个体选择的冲突；这种框架效应通常应用社会偏好扩展函数来予以处理；
（2）指出理性并不是人类经济行为选择的唯一理由，行为选择可能还受到理性理由之外的某些因素影响，其体现形式是成瘾、情感等一些感性元素，这是行为经济学所关注的重点。由此，理性并不能作为决策者行为在所有时问与空间条件下的要求，而只能作为构建经济学理论的基本要求。
既然确认理性不是行为选择的所有理由，经济学就必须纳入非理性因素和外部环境来解释人类行为的动机。经济学的发展绝不仅仅要通过外界环境来理解偏好变化，而且还要将非理性因素纳入到行为决策框架中，这要求采取更弱的局部框架将情感等纳入到可以理解的边界上，接受和解释非理性因素与理性因素(考虑外部环境变化)共同作用的结果，并维持结果在不同行为主体和交互作用中具有(局部)形式不变性，而不再针对情感企图建立满足传递性的解释。这是因为:情感等非理性概念本身就保证这种对象不可能建立起可以理解的秩序。
通过松弛传递性，行为经济学形成了有限理性的公理化基础。正是基于所谓的偏好一选择理论，行为经济学逐步松弛传递性来拓展理性假设:尽管在特定时点或者特定条件下的偏好可以满足局部传递性，但不同时点和不同条件下的偏好通常不能满足偏好的传递性，因而从现实上来说，传递性只可能在局部(时问与空间内)保持。弱随机可传递性理论主要由行为经济学家来完成，传递性的松弛说明在很大程度上，经济行为解释只能基于概率测度建立一种非完备理论。松弛传递性扩大了行为者选择空间，增强了经济学理论的解释与适应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