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8-10 17:25:15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社会治理研究，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从政治学意义上来说，社会是优先于国家存在，家庭是社会最小的组织。
（一）传统国家的双轨制。传统国家的政治权威的合法性主要来源于血缘关系（宗法制）和君权神授（宗教王朝制）。其权力分配关系可以是分散的也可以是集中的。前者的典型是西欧封建制，在这些地方，政治权力由君主和贵族分享，国家由许多独立的小邦组成，君主同贵族一样，实际权力不超出自己的领地。各权力中心的职能不多，分工简单，不同职能往往溶合在一起。
（二）现代国家雏形：资本主义民族国家的形成。中世纪晚期，传统国家出现了危机。伴随着传统国家的危机，民族国家开始形成。“所谓民族国家，就是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制政府的、具有统一的民族阶级利益以及同质的国民文化的、由本国的统治阶级治理并在法律上代表全体国民的主权国家”。这种国家形式是公认的现代国家形式。
（三）民族国家与民主国家的同时建构。在西方近代历史上，现代国家的形成是民族―国家与民主―国家基本同步建构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国家权力自主性越发具有理性化的特征，这种理性化特征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国家权力控驭范围的大幅收缩和国家能力的显著增强以及一系列民主制度架构的形成。
（四）市民社会的兴起。伴随着国家权力自主性的增强和国家行动能力的扩大，国家权威的合法性基础也经历了一个转换过程，最主要的是制度化的法治主义权威成为社会成员普遍接受的信念。从这个意义上说，现代社会的生成和发展构成了现代国家生长过程的根本动力。
二、中国改革开放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变化趋向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公共权力从社会经济领域的逐步退出，市场经济的迅速发育和社会生活的逐渐非政治化，中国社会进入了一个重要历史转型期。
（一）社会资源流动形式的变化。随着市场经济在中国名正言顺地登上历史舞台，国家己经不再是唯一的资源中心，市场在很多方面取而代之，成为资源的重要来源。而且事实己经并将继续证明于运用市场的手段来进行资源配置更有效率。
（二）公民社会雏形开始孕育。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一个自主发展的真正意义上的社会开始在中国孕育和生长。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私人领域的扩展。第二，民间组织的发展。第三，公共领域的出现。
（三）社会转型问题凸显。（1）制度安排存在严重缺失。第一，私有产权缺乏保障。第二，滋生权贵资本主义的根基尚存。第三，法制不健全、契约失效，交易成本太高。第四，宪法规定的公民“结社自由”未能得到落实，致使公民社会的组织化过程进展缓慢。（2）社会结构两级趋势明显。民间资本大量流失社会道德脆弱与诚信稀缺。在极少部分人利用制度缺失暴富的同时，占全国人口大多数的工人、农民收入增长缓慢，甚至部分人（如下岗职工和经济不发达地区农民）未增反降。（3）民间资本大量流失。在中国的股票市场，上市公司中只有3%属于民营企业。根据2001年的统计，当年股市融资超过1万亿元，其中80%流入国有企业。（4）社会道德脆弱与诚信稀缺。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的快速变迁，从前的道德伦理逐步丧失生存的土壤，而与市场经济和法治社会相适应的新道德伦理尚未确立。这中间出现了大量真空地带，使得人们无所适从，或投机取巧，或背信弃义，或随波逐流，社会出现了道德危机。
三、结论与探讨：国家治理与社会建构
经过三十年的改革开放，全能主义的国家形态已经不复存在。但是总体上，国家并没有从经济和社会领域退却或者收缩，而是通过不断的体制改革和政策调整来适应市场化和社会转型，重建国家的治理机制。
“绝对的国家，有限的政府”是强国家的目标。政府只有自觉追求国家至高无上的价值，才能取得执政的合法性和长治久安。只有政府自身慎重而无狂妄，努力追求有限政府、理性政府、负责任的政府、受监督的政府的目标，政府作为裁判者和制裁者才具有必要性和合理性。同时市场经济中难以克服的自利倾向和凭借经济权力垄断和操纵市场，从而破坏市场交易和不遵守规则，自愿的交易不可能在制度真空中进行。因此，必须由政府来维持有效的法律、界定产权和宏观调控。
摘 要 李庆保，梁平两位学者合著的《困境与突破：面向农村的纠纷解决》一书已由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问世填补了国内有关农村纠纷解决研究的一些学术空白。阅读该书后，笔者为其研究思路、视角与观点所折服，以下择其要者与大家共享。
关键词 社会治理 农村韭菜 解决
中图分类号：D632.8 文献标识码：A
发生在农村的一方主体为农民的涉农纠纷是作者所谓的农村纠纷，与以往研究农村纠纷解决机制的作品不同，除了探讨纠纷解决的一般原理，该书将研究重点放在了农村纠纷发生与消解的内外机理上，如同有经验的老中医诊断病情时要把准病人患病的内因与外因。该书解剖一个麻雀，从央视“今日说法”栏目的一个案例谈起，深入剖析对农村纠纷产生与消解具有决定影响的沉淀在中国一般农民心底的深厚社会文化心理因素：无诉观、气、人情、面子、情理与清官情结、实力因素；同时又不忘探讨农民所成长的自然与社会环境因素对其的型塑。新时期，国家发展市场经济的社会环境对几千年中国农村自然经济形成的历史积淀进行碰撞、冲洗甚至覆盖，农村原有的以血缘或地缘为联结基础的熟人型乡土社会旧秩序已经瓦解，而新的融合现代工商农经济的社会秩序尚在形成之中，农民工候鸟式的迁徙就是一个明证。农村旧秩序虽已破局，然而，消解农村纠纷的各种机制以及守护社会秩序的乡村治理体制却形影相吊而空守其位，甚至成为引爆一些新型纠纷的触发器。正是由于传统力量与现代力量的碰撞、内因与外因的相互作用、机制与体制更新的滞后，形成当前中国转型期农村纠纷高发、难解的困境。
在看到农村所存在的纠纷高发、难解的困境之后，该书并未陷入一般研究的俗套，即直接从末端治理上大谈如何完善农村纠纷解决机制以应对此种困境，转而对农村纠纷进行类型化，分析各类纠纷的主要起因、纠纷中各主体间的实力地位、纠纷主体间的关系距离、农村中有无消解这些纠纷的传统机制等特征，即先辨症。接着，该书又着重剖析影响中国农村纠纷解决的各种主客观因素，对影响农村纠纷主体选择的各类因素进行全景式扫瞄。与长期受现代工商社会洗礼的城市市民不同，受传统礼教渗透下的人文社会环境熏染加上千百年自然经济基础上生成的熟人社会关系的牵拉，中国农民心中仍然保留着深深的无诉、争气、讲人情、爱面子、论情理等对纠纷长消具有决定影响的传统性元素的印记。与此同时，当前中国正处于社会变迁的大潮之中，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现代性元素直接作用于农村纠纷的各主体，权利维护、利益最大化等思想又成为影响农村纠纷各主体做出选择的最大因素。改革开放后中国农村基层建立的社会治理机制则随着农村各主体社会意识形态的变化，农村经济基础的变迁更面临着无的放矢式地空转。由于社会治理理念与机制未能顺势更新，一些地方的基层政权则从农民利益的积极维护者异化为农民利益的汲取者，在激烈的利益博弈中直接引发了农村官民冲突，现行的不适宜的农村基层治理机制以成为影响农村纠纷多生与不易消解的一大病邪。因此，化解农村各类纠纷不能避开农村基层治理机制而大谈农村各类纠纷解决机制的完善，否则将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式的治标不治本之策。此为析病理。
接下来，该书对现行农村各纠纷解决机制解纷的能力与效果进行逐一检视。现有的官方或民间的农村纠纷解决机制在应对现实的农村纠纷时各有其优势与劣势，完善农村纠纷解决机制应是针对不同的农村纠纷来完善最适宜的解决机制。通过比较发现调解是传统农村纠纷的最佳解决方式，包括纯民间的调解、半官方的人民调解、行政调解与诉讼调解等，而对于那些农村新型纠纷，调解的效能却难敌诉讼。然而，我国当前诉讼机制解决农村纠纷却存在着一系列的困局，无论是其解纷的能力与公信力，还是解纷的成本等诸因素都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农民选择诉讼机制解决纠纷的意愿。由此，这又导致了现有农村纠纷解纷的机制供给难以满足农民日益增长的解纷需求的困境。此为析药效。
在明辨病症、病因、药效之后，下一步则是对症施药。首先，宏观上改革现行滞后的农村基层治理机制是治本之策。要打破长期以来基层政权治理中所形成的固化了的利益格局，国家应调整中央与地方的财权与事权不匹配的局面，让地方政权的治理能力得到释放；同时，国家应更新基层乡镇治理模式以应对城市化、市场化对原有农村治理机制的冲击。通过改革，让市场能解决的归于市场，属于政府负责的政府应强化治理能力，即建设更加成熟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从而在源头上减少影响农村社会稳定的农村官民纠纷。在此基础上，国家应完善法制，强化法治。为了避免司法机关解决纠纷出现爆炸式增长，当前国家应强化行政机关的解纷能力，各级地方政府整合其所属机关机构的解纷职能，建立统一的行政性解纷机构，综合运用各种可行的解纷手段来化解农村纠纷。同时，司法机关应加强自身能力、公信力建设，针对农村纠纷的解决做一些适应性调整，提高司法解纷效能，加强司法解纷与行政性解纷机制的衔接，坚持司法最终解决原则，强化司法活动的独立性与外部法制监督。在微观上，适应农村社会经济文化以及生活方式的变迁，调整乡村治理的组织形式，强化调解对于传统农村纠纷的化解效果。最终，做到应对各种农村纠纷，都有相应的一次、两次或多次的消解机制，使得机制供给能满足或略微超过农村日益增长的解纷需求。
该书研究农村纠纷解决的视角独特，结论独到。绕开惯常的就机制论机制式的完善农村纠纷解决机制研究，该书则是深入到农村社会生活内部，洞察其产生与消解的内外机理，从而为寻找具有针对性的解决机制做足功夫。该书在研究农村纠纷类型时，将农村纠纷分为传统纠纷与新型纠纷，并对新型纠纷的特点进行总结，得出新型农村纠纷由于其利害关系重大而且争议双方的地位与实力不对等特点更需要正式的国家解纷权威来平衡的结论，这与那些无的放矢式的鼓吹完善农村纠纷解决机制论者明显不同。在论及农村纠纷解决的宏观策略时，该书强调将纠纷解决机制作为农村社会治理机制的一部分进行综合考虑，良好的社会治理机制是有效避免和消解社会纠纷的根本路径，该书试探性地从消解农村纠纷的角度来研究农村基层治理机制的更新，具有一定的开创性。在探讨完善官方的农村纠纷解决机制时，该书着重研究了如何完善行政性纠纷解决机制，这与现行法律上流行弱化行政性纠纷解决机制的趋势又有不同，毕竟很多纠纷主体都有清官情结。在探讨完善民间解纷机制时，该书则从中国农民城市化大潮的实际出发，建设性地提出调整乡村布局，强化村民间的沟通联系，分别建立村内、乡镇内农村纠纷联合调解机构动态化解农村纠纷的设想。该书最后所形成的农村纠纷消解图，更是形象而直观地展示出作者对农村纠纷解决机制深入研究的成果，它为纠纷主体指出化解纠纷的各种出路，为解纷者指明各种机制的内在联系，为决策者提供完善的机制整体框架。
（作者：华北电力大学政教部教授）
思想政治工作是一切工作正常运行的生命线，随着新经济时代的不断发展，医院管理面临着各式各样的新老问题，我们需要从根本上改革创新，完善管理体制，改进管理办法等，还要提高思想政治工作，为实现与医院社会管理的综合治理提供保障。
【关键词】
综合治理；社会管理；思想政治工作
思想政治工作是医院进行工作管理的核心部分。随着市场经济的飞速发展，医疗改革的逐步深化，医护人员的价值观与政治观都发生了极大的变化，怎样才能在新经济形势下将思想政治工作真正渗入到医院的社会管理工作当中，从而实现综合治理，值得每一位医院职工深思。因此本文就医院思想政治工作与社会管理的综合治理的探讨具有重要意义。
一、医院思想政治工作的特点
医院思想政治工作是一项具体实践活动，主要职责是解决人的思想问题，处理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医院中医护人员的文化水平较高，具有较强的接受能力和参与意识。部分职工认为自己思想素质良好、工作能力强、接受过高等教育，自然没必要再接受思想政治教育。然而，近年来，在市场经济飞速发展的推动下，“唯利是图、重利轻义”的思想开始在医院蔓延，导致有些医护人员医德缺失，在工作中过于追求物质利益，甚至有些医护人员无利不医，将自身拥有的技术当作商品进行交易，责任义务感淡薄，认为医院对外竞争和平安建设与自己无关而是管理人员的事情。此外，有些医护人员不满足于现代医院内部管理机制，畏难和抱怨情绪严重，在工作中不求上进。由于医护人员在思想上存在矛盾，严重影响着医院的稳定与发展，也不利于医院社会管理综合治理。这些现象都是医院思想政治工作必须面对和解决的，也意味着医院思想政治工作面临着更大的挑战。
二、医院管理中思想政治工作的作用
思想政治工作是进行一切医院工作的生命线。认真做好各项工作、规范工作行为、完善医院社会管理等这些除了要有明确的制度规定之外，还需要有思想政治工作作为激励与保障，在医院社会管理中思想政治工作的作用，体现了政治对物质、经济的影响，政治为管理服务、为经济服务的内在关系。以下介绍几种思想政治工作在医院社会管理中的作用。
（一）确保教育与管理的高度统一。医院社会管理与思想政治工作两者在工作范围上存在交叉性。他们在对职工的工作质量、工作纪律以及工作态度的激励与调动上是一样的。管理是为了促进教育，教育是管理的保障。即不仅要重视精神激励还要注重物质奖励，不仅要进行严格管理，还要保证教育，这样才能够达到思想政治工作的要求。职工不仅仅需要给予精神上的鼓励还需要有一定物质的保障。同样激发、鼓励职工的创造性与积极性只是金钱物质方面的鼓励也是不行的，还需要有一定的思想政治工作作为保障。
（二）确保医院人才广济。因为医院的服务质量与医疗技术关系着医院的声誉及形象，但是如果没有一批医德高尚的医护人员，那么医院的服务质量就得不到提高，而没有一批专业技术顶高，科研工作活跃积极的人起带头作用，医院的医疗质量就很难得到保证，所以说对于医院发展来说人才是第一位的。提高医院思想政治工作是造就新时代有理想、有纪律、有能力新人的关键途径。所以，医院的管理工作以及思想政治工作应该培养他们的工作水平，提高综合素养。
（三）确保医院精神文明建设的健康发展。思想政治工作是医院精神文明建设的基础，医院精神文明建设的主要任务就是顺应卫生发展的改革需求，创造一支能够全心全意为人们服务的医疗队伍。在新经济时代背景下，医院思想政治工作人员的主要任务是及时了解在改革期间出现的问题与状况，从而确保精神文明建设健康发展。
（四）规范医院的办院方向。思想政治工作是医院开展一切工作的生命线。医院通过思想教育、理论宣传使得职工从思想上意识到一切以病人为中心、坚持党的卫生方针、坚持党的基本路线的重要性。经实践证明，缺乏有力的思想政治工作，根本无法实现贯彻、落实党的基本路线，没有了思想政治工作，职工工作的热情与激情就很难得到提高，没有了思想政治工作，一切以病人为中心的工作方针就很难得以落实。
三、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实现医院社会综合治理
（一）加强理论学习和宣传引导。医院应该加强思想政治理论教育，首先，医院领导或者管理人员应该不断提高自己的思想意识，抵御享乐主义、个人主义和拜金主义的侵蚀，提高政治免疫力。作为领导还应该提高自己的业务素质、政治辨别力和政治觉悟，树立高尚的情操。对于医院管理人员而言，在注重业务学习的基础上，还应该抽出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学习政治理论，深入基层，不搞“假大空”，多讲实话、真话，多办实事，这样才能使得全体医护人员树立“主人翁”精神和正确的服务理念，营造一种“热爱岗位、勇于创新、乐于奉献”的工作氛围环境。除此之外，医院还应该加强宣传和引导，提高全体员工对创建平安医院活动重要性的认识，让更多员工自愿参与到互动中来，这样才能推动医院和谐稳定发展。
（二）创新思想政治工作方式。一直以来，一提到思想政治工作人们的反应通常是搞“形式主义”，这也就表明工作效果较小。由于医院工作具有时间长、节奏快、强度高的特点，因此，传统刻板、单向的说教思想政治工作方式很难取得较为良好的效果。医院思想政治工作的开展应该加强新媒体、新工具的应用，使思想政治教育朝着多种载体（活动、文化等）扩展。比如，定期组织医院全体职工举办文艺汇演、体育竞技、抢答比赛、辩论比赛等活动，将思想政治工作和创建平安医院精神融入到这些活动中来，从而达到教育职工、提高效能和强化功能的目的。
（三）为职工排忧解难，完善激励制度。一般而言，医院医护人员都具有较高的文化水平和较强的专业素质，他们在业务方面具有非常强的进取心和事业心，而忽略了政治方面。因此，医院应该多为他们创造和提供展示自我、发挥聪明才智的机会和舞台，并在工作环境与条件、子女就业、职务晋升、医疗与住房保障、福利待遇、薪资与奖金等实际问题上给予更多关心，了解并解决职工的实际困难。此外，医院还应该进一步健全和完善激励机制，特别是可以将管理人员的治理工程水平和具体奖惩措施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以有效地提高治理效果。在医院社会管理综合治理过程中，应该对成绩优秀的管理人员给予一定的物质奖励，并对其先进事迹进行宣扬，从而激发其工作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为医院的和谐稳定发展提供保障。
四、结语
总而言之，思想政治工作开展和加强是完善各项医院治理制度，实现医院社会综合治理的必然选择。思想政治工作有助于医院教育与管理的统一的实现，人才的培养，医院精神文明建设的健康发展以及增强办院方向的规范性。要想真正实现医院社会综合治理，就必须从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入手，加强理论学习和宣传引导，创新思想政治工作方式，同时为职工排忧解难，完善激励制度，最终实现医院社会综合治理。
作者：刘林 单位：湖南省郴州市安仁县第二人民医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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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黄明玉,钟发康,鲁焱等.推进平安医院建设,构建和谐就医环境[J].经济师,2013(10):263,265.
关键词:企业社会责任;治理结构;经济绩效
中图分类号:F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10)13-0022-02
1 实证设计
1.1 变量设计与研究假设
现在国外关于社会责任的研究多借助于企业社会责任量表的运用。但是运用量表进行研究会有更多的不确定性如数据是否可靠等,而且难以获得大量的样本,研究结果受到质疑。在我国来说,针对我国国情的量表很少,基本上是借鉴国外的,但是国外的量表在中国的经济环境中,其信度和效度让人怀疑。因此,本文将通过利益相关者理论,本项目拟选取政府、员工、投资者、供应商、债权人作为企业社会责任的计量指标。本文采用王建琼(2009)的部分企业社会责任指标:Y1:对政府的社会责任:Y1=(支付的各项税费――收到的税费返还)/ 经营现金流入;Y2:对员工的社会责任:Y2= 支付给员工以及为员工支付的现金/ 主营业务收入;Y3 :对投资者的社会责任:Y3= 支付的现金股利和现金利息支出/ 主营业务收入;Y4:对供应商的社会责任:Y4=应付账款/ 主营业务收入;Y5:对债权人的社会责任:Y5=1/ 资产负债率。 上述指标y1―y4的经济含义是企业每1元的收入会将其中的舵手以现金的形式支付给政府、员工、投资者以及供应商。指标y5的经济含义是企业每1元的债务会有多少资产可以给与偿还。
被解释变量:企业社会责任;解释变量:公司治理、企业经济绩效。
1.1.1 公司治理与企业社会责任
(1)独立董事比例(DLDS)。独立董事由于不像内部董事那样直接受制于控股股东和公司经理层,其超然的独立性对保证上市公司的决策的合理、公开、公平,保护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有着重要的作用。如果独立董事在公司董事中所占的比例过小,受董事会集体决策机制的限制,独立董事难以对董事会决策过程施加影响,独立董事的职能无法发挥。因此,我们得出假设1。
假设1:①独立董事比例高的公司会更好地履行社会责任;
②两职合一或分离(LZHY)。学术界针对董事长与总经理的人选是否两职分离展开了激烈的讨论。一部分学者认为,当今市场竞争日益激烈,如两职合一,经理人可以拥有很多的自,可以更灵活的处理各种突发事件,增强企业抵御风险的能力。另外一部分学者认为,两职合一会使高层执行人员掌握了过高的权利,并严重消弱董事会、监事会等监管机构对高级管理人员监督的有效性,股东的合法权益难以保证。而且两职合一对难以使董事会保持独立性。由此,我们得出两职合一与企业社会责任的假设2。
假设2:两职合一公司与社会责任存在相关关系,但是具体影响方向不是很明确。
1.1.2 企业经济绩效与企业社会责任
(1)净资产收益率(ROE)。关于净资产收益率与企业社会责任的关系,一直是学者争论的焦点,一部分学者实证研究结果证明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经济绩效是相反的,另外一部分学者认为二者是正相关关系,本文认为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可以有更好的无形资产等,这有利于企业绩效的提高,所以有假设3。
假设3:ROE与企业社会责任情况正相关;
(2)资产规模(size)。一般认为,企业规模越大,管理越混乱,成本越高,越不利于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所以有假设4。
假设4:资产规模越大,企业社会责任状况越差;
(3)每股盈利(EPS)。每股盈利是企业经济绩效的一个重要指标。一般认为,企业经济效益好,每股盈利高,更有利于搞好企业内部与企业外部的相关利益者的关系,即有利于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同时也会降低成本,促使企业经济效益更好,因此有假设5。
假设5:EPS与企业社会责任正相关。
各个变量如下:
解释变量为Y1、Y2、Y3、Y4、Y5,被解释变量为:两职合一,合取1,分取2;净资产收益率,净利润/净资产;资产规模,总资产的自然对数;每股收益,净利润/普通股总数;上年净资产收益率,上年净利润/期初净资产。之所以加入07年的净资产收益率是有学者研究证明,上年的经济绩效对影响今年的经济绩效,进而影响企业的社会责任的履行,也就是说企业经济绩效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起到延续的作用。
1.2 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我国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强化更多的是体现在上市公司中,由于上市公司在信息披露方面更为规范,财务数据也较容易获取,所以本为选取从深、沪两市的A股制造业公司中选取样本。本文主要选取的是2008年的会计年报,但由于需要控制前期绩效的影响,因此同时选取了2007年的财务数据。剔除被ST、PT、财务状况异常等之后,共得到研究样本781家。本文数据来自锐思数据库和CSMAR数据库。
1.3 模型构造及数据处理
在检验过程中,我们首先进行相关性检验。各变量间的相关关系矩阵如下:
根据表,各个自变量之间不存在显著的相关性,即模型自变量不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在不存在多重共线性下,我们可以用spss软件将样本数据代入估计模型,进行回归分析,得下表:
2 实证结果
从表我们可以看出R2最小的为企业对投资者的社会责任,数值仅为1.7%,最大的为企业对政府的社会责任为41%。总体看来,模型显著性不是很好。这可能与我国现有的社会主义特色市场经济有关,也可能与各区域及制造业各细分产业的情况各异有关,因为这些上市公司分布在我国的各个省份,由于我国疆土辽阔,每个地方经济环境、文化等有很大差异。又由于Y3的F值只有2.169,因此可以认定,Y3没有通过检验,将其剔除模型。
由上表,我们可以得出结论:
(1)净资产收益率这一变量通过员工社会责任和债权人社会责任的t检验,且回归系数均为负。当用员工社会责任和债权人社会责任来衡量企业社会责任时,实证结果拒绝假设3。这可能的原因是由于我国的上市公司大部分都由国有企业改制而来,而国有企业经营中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企业存在着过重的社会负担,这种负担势必会加大企业的经营成本,进而降低企业的绩效。朱金凤(2009)选取了沪市A股上市公司,也得出了企业经济绩效与企业对员工的责任负相关的结论。
(2)上一年的净资产收益率这一变量通过了供应商社会责任的t检验,且回归系数为负。同样拒绝假设3,这可能是因为对供应商的利益保护短期内影响到了企业的产品成本。
(3)资产规模这一变量通过员工社会责任和债权人社会责任的t检验,且回归系数均为负。当用员工社会责任和债权人社会责任来衡量企业社会责任时,假设4得证。
(4)每股收益通过了政府、供应商、债权人的社会责任的t检验,但回归系数为政府和债权人社会责任为正,供应商社会责任为负。因此,选择度量企业社会责任的变量不同,得出的结果也不同。因此,针对这一假设要分情况讨论。
(5)两职合一或分离没有通过检验,也就是说实证结果拒绝了假设2,这可能是由于中国资本市场有效性不强,CEO受董事长牵制过多。
(6)独立董事比例没有通过检验,拒绝了假设1,这可能是因为中国的独立董事没有发挥起应有的作用,很多独立
董事在其位不谋其政,也可能是因为独立董事与董事或者CEO等存在诸多牵连,使其受后者的限制。
3 结语
实证结果表明,先阶段公司治理和企业经济绩效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还不显著。在企业经济绩效的变量中,净资产收益率、资产规模、每股收益对企业社会责任有影响,前两者对社会责任负相关,后者与其有相关关系,但是用不同的指标表示企业社会责任时,每股收益对其的影响方向是不同的。在公司治理变量中,两职合一和独立董事两个变量都没有通过验证。总之,企业社会责任在中国市场还是一个很新的概念,公司治理结构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反馈不是很敏感,这就说明了我国进行企业改革的必要性。尤其是国有企业改革,因为国有企业承担过重的员工负担、福利等压力,造成经济效益低下。“分离国有企业办社会职能”,推进失业、医疗、养老、住房等社会保障体制的改革与完善,使企业真正甩掉“包袱”、“轻装上阵”。
参考文献
[1]斯蒂芬・P・罗宾斯.管理学(第四版)[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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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治理 社会救助 多中心理论
甘肃省社会救助状况分析
（一）最低生活保障
首先，覆盖范围渐次扩大。2013年甘肃共有420.6万人享受城乡低保，城市保障人数90万，占全省非农业人口的12.9%，农村保障人数330.6万，占全省农业人口的16.9%。其次，保障水平日益提高。全省城市低保指导标准提高15%，达到300元，月人均补助水平提高10%，达到259元，全省农村低保指导标准提高28%，达到1907元，全省农村低保月人均补助水平提高13.5%，达到101元。再次，管理工作逐步规范。甘肃省先后下发了《甘肃省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工作操作规程》（2009）、《关于进一步做好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工作的意见》（2010）、《甘肃省农村居民生活最低保障管理办法》（2011）等规范性文件，为依法施保提供了法规政策依据。最后，工作力量不断加强。逐步建立了省、市、县、街道（乡镇）、社区（村）五级城乡低保管理服务体系，市、县均成立了低保工作机构，多数地方街道（乡镇）建立了低保所（站）。
低保推进方面主要问题：其一，低保对象的范围界定困难。城市居民收入申报情况难以掌握，就业具有多样性和隐蔽性，审核部门无法准确鉴定工资、存款、证券等；农村粮食等食物难以货币化，外出务工收入不稳定，隐性收入情况无法收集。其二，进出渠道的动态管理不畅。根据政策规定，要阶段性定期对救助对象进行资格审核，主要是对不符合条件的和经过救助以后家庭条件好转已不再符合继续享受条件的家庭进行清理，并取消其享受低保的资格，该工作过程通常引致部分人员的强烈抵制。其三，实施过程的社会参与缺乏。欠缺参与导致城乡低保标准的科学性、合理性、接受度受到影响，低保对象的信息整合大打折扣，低保对象的多元服务需求无法充分满足，低保对象的社会融入和自我救助能力提升困难。
（二）农村五保供养
甘肃在全国率先出台了地方性规章《甘肃省农村五保供养办法》，从2006年9月起施行，之后农村五保供养工作稳步推进。截止2012年初，甘肃全省已供养五保对象12.44万，占全省人口的4.87%；分散和集中供养标准达到2027元和2319元，省级人均补助提高达到1400元。2013年五保供养省级补助标准达到2000元，市、县配套资金每人每年不低于600元，提标后全省农村五保供养年人均标准最低为2600元，其中，五保供养标准最高的嘉峪关市达到7200元/人/年。2013年省政府决定将全省农村五保供养省级补助标准由2000元/年提高到2510元/年，从2014年元月起实施，省财政按照标准给予补助，其余部分由市、县两级财政负担，农村五保供养基本做到应保尽保、按标施保。
从甘肃农村总体来看，应保未保情况仍然存在，这部分老人由于缺乏劳动能力，没有生活来源，又没有相应的政府补助，所以生活一般比较贫困。从五保集中供养载体建设看，管理和服务人员不足与入住率低、资源闲置现象并存。从资金投入来看，受地方政府财力所限，经费筹措困难，转移支付少，供养标准偏低，物质外的多种需求诸如周边人际关系、精神心理等软环境被忽视。此外，在调查中发现，村社（社区）干部暗箱操作、群众等靠要现象比较普遍，存在较大机制缺口，敬老院经营管理水平和服务质量下降，服务人员年龄偏大，文化素质不高，工资待遇低，规模越来越小，加上养老观念等实际原因，更多人选择分散供养形式。
（三）城乡医疗救助
甘肃2010年开始执行《甘肃省城乡医疗救助试行办法》，医疗救助标准由县市区人民政府根据本地实际，按救助对象个人自付费用的40%-80%确定，个人年度救助总额不超过3万元，同时，进一步加大资助城乡低保对象和农村五保供养对象参保参合力度，将其全部资助参保参合，并将资助范围逐步扩大到低收入重病患者、重度残疾人以及低收入家庭老年人等困难群体。随着城乡居民大病保险工作的试点和实施，城乡困难群众重特大疾病医疗保障按照“基本医保+大病保险+重特大疾病医疗救助”政策实施，困难家庭患者医疗费用的90%以上能得到报销和救助，有效解决他们的医疗困难，截至2013年5月底，这项政策已直接救助困难群众重特大疾病1286例，支出救助资金2011万元。2013年7月1日起省政府将重特大疾病医疗救助范围由58个贫困县扩大到全省城乡困难群众，实行即时结算服务，救助病种也从7种扩大到26种。
医疗救助的主要对象是城乡低保户、农村五保户、贫困家庭，由于经济发展落后，甘肃医疗救助人多面广，困难重重。一是救助资金较少。地方财力不够宽裕，救助资金总量十分有限，救助标准只能偏低，贫困对象即使迈过了起付线的门槛，后面还有一个封顶线的限制，所以受助额度也就被压缩在一个狭小的范围之内。二是涵盖病种有限。大病救助在目前还划出了“病种”范围，将可以得到救助的疾病限制为二十几种，一些得了重病但是病种又在规定范围之外的亟需救助的贫困对象就得不到救助了。三是审批程序繁杂。医疗救助制度设计所涉职能部门众多，协调难度大，行政成本高，运行效率低，为申请者带来了很多不便和障碍。四是医疗费用偏高。在我国总体医疗资源有限背景下，医疗改革多年来，看病贵和看病难的问题并未得到太大缓解，欠发达地区的甘肃亦是如此。五是定点异化为垄断。贫困对象只能在政府指定医院就医才能获得救助，患者所患疾病在定点医院看不了或者没有相应的专科，而不得不去其他医院就诊则无法获得救助，此外，定点医院通常比社区医院、村卫生室、私人诊所的费用高。
（四）灾害应急救助
2012年甘肃颁布了新的《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将多年的救灾经验系统化、条理化和组织化，调动政府与社会力量，化解和减少灾害损失。从灾情的上报、评估，救灾资金的申报、审批、拨付、发放、管理等，都建立了相关制度，初步构架起省市级救灾物资储备网络，建立了4个省级救灾物资储蓄区域中心库、22个救灾储备仓库、70个大中型防灾减灾避难场所、49个综合减灾示范社区、99个综合减灾救灾教育培训基地，保证灾害发生后，各类物资在24小时内调运到位。对各地减灾项目建设资金管理使用情况进行专项检查，严格执行财务管理制度和项目资金管理办法，规范资金拨付程序，确保安全有效使用，防止违规行为和腐败现象发生，推行灾民生活安排工作责任制、灾民生活探视制度，完善应急联动、灾情会商评估和信息共享机制，以及灾害隐患排查和监测预警等。
灾害救助面临的主要困难：首先，救灾资金投入不足，使用管理方面存在漏洞。甘肃灾害应急救助资金投入相对较少，而且国家投入部分主要用于生活救济，也就是说灾民损失不能通过救济获得再生，灾害过后，生产、生活发展主要靠个人；灾民救助台账、救灾款物发放及使用公示制度有待完善，民政、财政、审计、监察等部门合作效能未充分发挥，规范的救灾款物运行管理体制尚未建立，群众和社会监督流于形式。其次，救灾工作力量薄弱，专业队伍建设急需加强。甘肃救灾装备落后，基层人员配置不足，素质参差不齐，经费短缺，新技术、新手段在救灾中还未得到广泛运用；专业紧急救援队伍数量有限，总体建设还处于起步阶段，社会化、群众性的业余救援队伍更匮乏。再次，涉灾机构职能交叉，报灾、核灾机制不健全。甘肃救灾组织机构牵涉单位多，隶属关系复杂，政出多门、职责交叉，致使管理成本提高，执行效率降低；报灾过程时效性偏弱，核灾标准操作性不强，报灾、核灾机制与实际需要尚有差距，未能形成完善的监督体系。最后，应急预案演练少，社会动员、国际合作欠缺。甘肃各基层单位结合实际情况开展模拟演练不够，即使组织也缺乏科学策划、合理安排，针对性和操作性不强，群众参与度低，防灾减灾宣传还需加强；民间公益慈善事业发展滞后，除红十字会等机构外，非政府组织作用基本没有发挥，习惯于以政府名义动员社会捐助，在这方面可以向同为欠发达地区的云南借鉴，云南被誉为中国的NGO摇篮。
甘肃省社会救助建设对策
（一）丰富救助形式，增强实际效果
社会救助的最终目的是要使受助者借助外力摆脱贫困。因此，要转变传统的救助理念，变消极救助为积极救助，变单纯现金救助为综合性救助，不断增强救助对象自我摆脱贫困的能力，最终实现共同富裕。要坚持即时救助与发展性救助相结合，既要在短期内解决困难群众急需的生活问题，也要通过培训、学习等方式，让困难群众掌握一定的就业、创业技能，培养困难群众的“造血”功能，才会从根本上帮助困难群众改变生存状况。
（二）统一协调管理，形成救助合力
及时完成扶贫开发制度与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有效衔接，实行“低保维持生计，扶贫促进发展”两轮驱动，激发低收入人口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提高低收入人口素质和自我发展能力，逐步缩小发展差距，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确保全省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在各级政府主导下，民政部门主管，财政、教育、卫生、社会劳动保障、司法、工会、共青团、妇联等部门共同参与，协力做好救助工作，根据专业性质，实行统一划分，属于医疗方面的统一归及卫生部门，属于基本生活方面的统一归及民政部门，属于求学困难的统一归及教育部门。
（三）健全网络体系，整合信息资源
要健全基层社会救助组织和服务网络，在乡（镇、街）、村（社区）建立社会救助站，形成统一的网络体系，实现经办机构、服务网络和工作程序便民化、规范化和集约化，提高社会救助工作的质量和效率。各有关部门要在城乡社会救助体系建设中承担起相应的责任，统筹运作，加强联系，保证资源共享、信息互通，整体推进各项救助工作，按照职能定机构、任务定人员的原则，积极整合县级民政部门现有机构与人力资源，将救济保障科与低保科合署办公，成立社会救助事业中心，充实工作人员并落实编制。通过信息系统的技术支撑，搭建省、市、县区乡镇街道、村（居委会）一体化的社会救助网络，建立健全资源信息库、给付应用平台，及时、准确、动态掌握城乡各类困难群众信息，真正实现资源共享、救助规范、数据一致，提升社会救助的准确性和时效性。
（四）发展非营利组织，多渠道融资
发展非营利组织可以调动社会力量与资源，弥补政府财力的不足，也能够满足多样化的社会救助服务需求，更好地帮助弱势群体，成为反贫困的中坚力量。同时提倡非营利组织立足于村（居委会），以便深入基层、贴近民众，通过一种平等、互动且以参与者为中心的工作方式，使其能够与救助对象迅速建立起相互信赖的关系，提供有针对性的、个案化的社会救助。从理论上讲，救助资金的来源主要是政府的财政支出，但是，针对目前甘肃社会救助对象逐年增加和资金筹措不足的现状，应该走一条以政府救助为主、民间救助为辅的官民结合之路。在继续保持政府财政投入稳步增加的前提下，充分发掘社会力量，调动民间积极性，成立社会救助基金，建立有效的造血机制，使其成为可供长期依靠的金融手段，还可以考虑减持国有资本、发行政府永久性债券、开征特别税等途径扩大资金来源。
结论
社会救助可以为贫困对象提供最低层次保障，然而欠发达地区政府财力有限，专业人才缺乏，现实困境为制度变迁提供了空间和土壤，治理视域倡导多元主体平等参与，有利于增进贫困者的公民权利，提高救助对象的瞄准精度，改善社会救助绩效。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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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奥斯特罗姆.公共事务的治理之道[M].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
3.陈佳贵，王延中等.中国社会保障发展报告[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
1城市环境污染治理设施建设与社会管理的现状
据调查，目前我国城市环境污染治理设施建设较好的地区多为一线城市，一些经济欠发达区域在建设上还存在很多不足，环境污染严重、社会管理能力薄弱，制约着经济与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具体而言如下：
1.1存在“两种模式”的弊端
所谓的两种模式。一是在资金投入上存在困难，费用花费较大。二是，相关治理技术和管理能力有限，很多工作人员的技术水平不过关，地区之间的治理和管理也具有双重标准，无法保证城市污染建设的正常运转。
1.2城市环境污染治理能力有限
城市环境治理是一项艰巨的任务，仅仅依靠单一的治理手段，无法保证环境治理的科学性，也不能发挥管理的效力。例如，我国南京在2012年治理水污染中，虽然运用了生物、物理、化学等多种治理对策，但是却没有形成制度规范，在实际管理中缺乏效用。
1.3中国环境污染治理与社会管理亟待提高
中国环境污染治理设施运营市场化起步较晚，在众多排污企业中，只有少数企业把环境污染治理设施交给专业公司运营的企业。但是从中国大环境上着眼，很多城市的认识还相对薄弱，环境污染得不到有效的治理，管理能力和技术手段都有待提升。
2环境污染治理与社会管理应该采取的有效方式
从上述内容中，我们已经清晰直观的看到了我国环境污染治理在设施建设与社会管理上存在的主要问题。针对这些不足，我国相关单位一定要做好建设工作，根据污染设备建设的实际，完善相关管理对策，从多方面入手解决问题，实现城市的快速发展。
2.1加强社会城市环境污染管理的法制化建设
法律是规范行为的基准，是解决城市环境污染治理建设问题的核心，也是引导工作积极开展的重点，有助于规范运营单位的工作流程。因此，我国相关管理机构要制定完善的制度体系，鼓励城市开展环境污染治理，通过法律的制定明确治理的方式和手段，为城市环境的保护提供法律依据。
2.2环境污染治理要建立激励政策
在现行的政策体系中，扶持和鼓励环保与社会管理发展的政策还不完善，必须在城市环境污染治理与社会管理上为企业提供优惠政策，加大企业的治污能力，使城市环境污染与社会管理服务尽快实现市场化。例如，国家要积极参与市场竞争，根据城市环境的实际情况制定合理的运营服务方法，形成良性竞争的机制，充分发挥治理功效，为相关机构提供一定政策上的优惠。
2.3强化监督职能
有效地监督监管是保证城市环境污染治理设施良好运转的保障，也是做好管理的有效环节，对此，环保管理部门必须要加强运营队伍监督水平的提高，定期检查设备使用情况，保证管理运营朝着专业化与现代化的方向发展。
2.4环境污染治理要采取双赢机制
环境污染治理要注重双赢，加强组织机构建设和科学技术的创新投入，使城市环境治污的市场空间得到扩展。在城市环境污染治理中需要平衡双方的利益，使城市环境治污企业在优化管理、节约成本、提高效益的基础上得到较大的空间。另外，治理机构还要确定合理的、科学的运营经费，这项经费的开支必须要低于排污企业自身的运营成本，从而取得运营市场的最终认可，实现运营公司与排污企业的双赢。
3结语
中国的冲突管理与官员问责
利用民用无人机实施犯罪的风险与管控
应急供应链中的“双盲—倍增—叠加”效应
基于危机管理视角心理援助的国内研究述评
2014年度中国社会典型分析报告
邻避型社会稳定风险的政府决策模式构建——基于公众行为的解析
重大项目:从“社会影响评价”到“社会稳定风险评估”
妇女组织在治理中的作用与局限
移动互联时代的网络动员演化机制及对策
大学生的演化过程及治理
区隔式的融合:上海第二代农村外来人口社会融合研究
网络公共危机管理:政府与数字服务业者之间的合作机制
依法治理宗教与去宗教极端化问题刍议——基于新疆地区的考察
“创收式监管”:食品质量安全问题的一个分析逻辑
韩国公共冲突管理制度的经验借鉴
公共安全事件处置过程中的社交媒体及其利用
2013年度中国社会典型分析报告
基于全面风险治理视角的我国事件处置分析
环境类的政策网络探析
医患纠纷暴力事件:问题形成与对策思考
风险型环境的生发机制及其治理策略
环境为何暴力化抗争——对三起环境的分析
公共治理视角下的社会矛盾化解机制研究
综合式风险评估与管理:伦理学的视角
我国反恐政策体系优化研究——以恐怖活动决策过程为视角
社会排斥下的社会整合难局——对2011年伦敦骚乱的个案剖析
中国PX项目的出路——基于广东茂名PX事件的启示
公共危机的协同治理机制——基于两个案例的比较分析
抗争控制的中国式图景关于中国政府“维稳”策略的一个初步分析框架
“检验检疫”与口岸公共安全新挑战——基于非传统安全的分析
“微政务”发展的轨迹、挑战与趋势
与官民矛盾:死结还是活结——基于百度文库32个讲座课件的分析
公共安全视角下的社会组织类型及其风险防范
中国生态移民风险:关于类型、特征与治理的思考
中心工作与边缘性治理:中国城市摊贩监管的政策变迁研究
与模式化抗争——基于政治过程视角的分析
“以稳要挟”下的“人民币维稳”:基于F矿区的个案研究
大规模人口流动与高密度集聚下的开放式城市治理结构
城镇化进程中社区纠纷解决体系研究:基于四川省的调研
城市化中的自行车黑市的现状、困境与治理——以上海市为例
社会公共安全研究的多维度视角:问题、理论以及趋势
政策类的危机应对与风险治理——基于重庆医改事件的案例分析
我国大型工程社会稳定风险治理悖论:现状、成因与对策
城市环境风险动员机制探析及政府治理启示
社会组织参与城市社区治理创新个案研究——以湖州吴兴区为例
多元治理视角下邻避冲突的应对研究——以上海松江国轩电池厂争议事件为例
从“社会中心范式”到“国家中心范式”——评《治理基层中国》的理论创新
【关 键 词】质的研究 研究方法 应用
目前，我国的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研究中，大多是通过量的研究。量的研究首先是基于某一种假设，将这一现象数量化，由此得出较为客观的、科学的研究结果；质的研究方法强调研究者深入到社会现象之中，通过研究者亲身的体验式感受，了解研究对象思维方式，收集最真实的资料，形成一定的描述性解释。质的研究方法与量的研究方法可就同一研究对象，得出不同角度的研究结论，进而更加全面的了解研究对象。
一、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研究境遇中的质的研究方法
就目前我国教育科学的研究方法上来讲，学者们习惯性使用哲学的思辨的方法研究问题。他们更多的通过结合社会的时弊问题，发表一些评论性的个人观点或就此社会问题阐发个人感受，进而提出相关建议或改进措施。后随着实证主义引进，教育研究方法也跟着发展，教育科学的研究者们渐渐使用量的研究方法，并取得了学者们一致认可，其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研究中也得到了广泛应用。随着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的不断深入，学者们注意到仅仅使用量的研究方法，不能够满足对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研究的需求，因此质的研究方法在此背景下引进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研究的领域之中。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研究的研究对象是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作为一种对课堂教学的研究，其具有如下特点：
（一）实际参与性。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本身作为一种教学活动，互动是对学生进行积极引导，提高其解决问题能力的重要举措，也课堂教学本身性质要求。因此在研究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时，研究者应深入研究对象，即课堂，实际参与课堂之中，在作为课堂参与者的同时身兼研究者的身份，同时，自己本身作为研究的工具，能够随时获得自己所需的一切原始信息。
（二）自然情景性。对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研究若要取得最真实的成果，必须做到在最自然的情景下获得最原始的资料。研究者若要研究有实际意义，必须花费较多的时间深入到课堂、教师与学生之间，在具体的情景中理解研究的意义。
（三）资料多样性。对于课堂而言，研究其教学方法需要一定的资料作为支撑，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亦是如此。对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研究需要研究者进行详尽的课堂观察记录、相关文件资料、与教师或学生的访谈、照片等资料的准备，以在保持事物原状的情况下，尽可能多的收集资料，进而全面研究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
（四）分析归纳性。对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研究需要在收集资料的基础上，对其进行分析和归纳，以了解在实际状况下观察和发现事物间的发展和影响关系。这种分析和归纳不需要设定某种假设进行论证，也不需通过量化的数据，生硬的分析相关性。
由上述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研究的特点可见，量的研究方法过于生硬的将一切研究对象数量化，对于研究对象为社会关系的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研究有着不可避免的局限性，因此质的研究方法恰可弥补量的研究方法的不足。
陈向明教授认为：“质的研究是以研究者本人作为研究工具，在自然情景下采用多种资料收集方法对社会现象进行整体性探究，使用归纳法分析资料和形成理论，通过与研究对象互动对其行为和意义建构获得解释性理解的一种活动。”[2]
因此质的研究方法符合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研究所要求的，研究者在自然情景下实际参与研究，收集多样的资料，并对其进行分析归纳。因此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研究中，质的研究方法符合其研究特点。
二、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研究中质的研究方法的可行性
研究方法的可行性需要考虑研究对象的特点与该研究方法结合的实际可操作性。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研究中引入质的的研究方法有其现实的意义：
第一，是以人为本，注重个体个性的体现。随着全社会“以人为本”理念的倡导，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研究也应遵循这一理念。这就需要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研究活动以人为本，注重个体的个性。质的研究方法在研究过程中对于研究对象深入教学现场，细致观察同时在保持课堂原有状态下以学生和教师的思维考虑问题，正是以人为本注重个体个性的体现。
第二，是人与人沟通、互动的体现。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研究对象是学生、教师、和课堂，而政治教育的对象是人。人的行为和思想的变化是一个相当复杂的过程，而这过程中的变化是而非用数量化的标准明确规定和区分的。通过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和互动，理论式的描述可以记录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过程中人的思想和行为的变化，而这也是质的研究方法的特点之一。
质的研究方法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研究中应用的可行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实际需要催生。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研究中，虽然量化的研究能够从宏观上把握其发展方向，但基于其学科研究的性质，微观上对研究对象细致、深入的把握，更能符合研究者的研究目的，也更能真正意义上的促进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发展和改革。
第二，研究环境允许。质的研究方法需要研究者较长时间内融入研究对象的环境中去，在自然状态下了解研究对象的原始状态。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堂能够为研究者提供其研究所需要的原始环境。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作为一门常设学科，研究者可长期跟随研究对象深入了解其自然状态，在环境上无需特别创设。
第三，研究者专业度满足。对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研究者大多是高校教师、专业学者或有专业学者指导的拥有相关专业背景的研究人员。质的研究方法需研究者将本人作为研究工具，也就要求其对该专业有很强的敏感性，能够抓住研究重点和对研究有重要作用的细小影响因素。
三、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研究中质的研究方法的应用原则
一般的研究方法在研究问题时的步骤通常为：确定研究现象、陈述研究目的、提出研究问题、了解研究背景、构建研究框架、抽样、收集资料、分析资料、得出结论、建立理论、体验效度、讨论、撰写研究报告等。[3]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研究中应用质的研究方法也是按照一般研究方法的一般步骤实施。
但其中需要注意的是质的研究首先需确定一个大的研究背景，而要提出的研究问题并不是非常明确。在研究过程中，研究者需要收集与研究背景和目的以及相关的所有可能影响研究问题的资料，不仅包括文字、图片、甚至包括动作、录音等。在完成资料收集之后，研究者通过对资料的分析，通过对资料自然状态的描述和解释，真正理解研究对象的本质，在此基础上进行理论的构建。同时，相对于量的研究可以大范围的进行调查和选取资料来说，质的研究适于较小范围内的调查，较多的倾向于个案研究。其原因在于，质的研究需要研究者长期亲自参与研究，以自身为研究工具，全面的了解研究对象自然状态下的本质。若选取大范围的调查，研究者将无法长期深入研究，更无法对所收集的资料进行描述性分析。
基于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特点，结合在其教学研究中质的研究方法的应用其他研究方法有着很大的不同，这就要求在运用质的研究方法进行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研究时坚持以下原则：
一是质的研究要求研究对象处于原始状态。质的研究是对研究对象自然状态下原始状态的研究，是对实际发生的事实进行记录，并对所记录的资料进行描述性的总结。因此原始性是质的研究应首要把握的原则。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研究者在进入研究环境时，应尽量不破坏原课堂的原始状态，思想政治理论课最原始状态的体验和资料的收集，是研究者在研究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研究中应用质的研究方法的关键。
二是质的研究重视研究者融入研究环境。质的研究要求研究者本人作为研究工具，深入了解研究对象，即融入研究环境。这样研究者既要把自己当做研究对象的一部分，又要同时清醒地意识到自己本身研究工具的身份。研究者在作为研究对象的一份子时，能够从研究对象的思维出发，理解研究对象的意识世界，进而理解研究对象的行为，也就易于了解研究对象是怎样理解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当研究者作为研究工具时，其能够将自己体验作为研究对象的感受描述出来，从而了解最真实的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状况。
三是质的研究要求研究应从全局出发，从整体性考虑。对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研究，应当将研究者与研究对象作为一个整体进行考虑，从研究的全局出发，把握研究的这一宗旨才能真正从整体上了解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过滤和影响因素，研究才有实际意义上的价值。这要求研究者在考虑研究对象的特征、发展规律以及提出相关建议的时候，能够全面的考虑问题，将研究的过程看做一个整体。具体来说，研究者在对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研究的过程中，不能把研究的各个变量分离开来，而应把研究对象中存在的现象、人、事物看作一个整体。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研究者应把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动态性作为一个整体，不能把思政课教学研究活动分解成各个不相关的片段。
从总体上看，质的研究方法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研究中的应用是相当薄弱的。无论是从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长远发展还是就研究本身而言，都应不断尝试各种研究方法，质的研究方法的广泛推广和使用也应不断加强，进而提出真正适用于我国国情和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现状的建议和对策。
参考文献：
[1]杨耕.社会科学方法的发生、范式及其历史性转换[J].中国社会科学，1994（1）.
[2]陈向明.质的研究方法与社会科学研究[M].教育科学出版社，2000.12.14-36.23.
[3]陈向明：社会科学中的定性研究方法[J].中国社会科学，1996（6）.
摘要 进入21世纪，社会的信息化、全球化、市场化、城市化、多样化、风险化等发展趋势越来越明显，带来了社会的深刻变化。在这种情势下，社会变得越来越复杂。复杂性时代呼唤多元治理。多中心治理、多层级治理、多维度治理的涌现，正在从治理主体制度、治理结构体制和治理功能机制上改变着既有的公共治理模式。改善公共治理，必须做到与时俱进。对多元治理新的发展态势，公共管理者不可不察。
关键词 复杂性社会 多元治理 多中心治理 多层级治理 多维度治理
复杂性社会呼唤复杂性治理
霍金在世纪之交的2000年就已经断言：“下个世纪将是复杂性的世纪”。①复杂性和复杂系统是在物质世界和人类社会演化中所呈现出来的重要特征。进入21世纪，人类社会的发展证实了霍金的预言，复杂性特征更加显著。值得庆幸的是，人类在20世纪就已经开始了关于复杂性研究的知识储备。研究复杂性的科学叫做复杂性科学。从20世纪30年代系统科学起步，到20世纪末期复杂适应性系统的提出，复杂性分析广泛应用于各个领域，涉及自然、工程、生物、经济、管理、军事、政治、社会等各个方面。
在分析意义上，“复杂性从对因果关系的线性模型的思考转移到寻求理解要素之间的联合和互动上来。”②复杂性与简单性相对应。简单性见诸“牛顿范式”的经典科学，秉承普遍性、还原性和分离性原则，将整体视作部分之和，轻视关系的基本作用，无法真正理解问题的来龙去脉。复杂性的思想源自系统论、信息论和控制论对事物的认识，发达于突变论、协同论和耗散结构理论对非线性关系的探索。“老三论”和“新三论”构成了复杂性科学的主体。哲学家埃德加·莫兰将其概括为“复杂性范式”，用以解释复杂系统的构成、演化、涌现、自组织和自适应等特征，强调系统整体大于部分之和，深化了人们对于关系的认识。复杂性科学认为系统是由节点和关系构成的网络，这种网络呈现出非线性关系、多智能体组织和复杂适应。在社会科学领域，20世纪以来兴起的社会网络研究、21世纪方兴未艾的网络治理研究等，都是复杂性范式的具体运用。在中国，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成思危等人就积极倡导在管理学领域开展复杂性研究。2008年，西安交通大学成立了国内首个公共管理领域的复杂性科学研究中心，借助复杂性科学探索公共管理理论与实践的创新路径。如今，复杂性治理已经成为公共管理领域的崭新课题。
从管理学意义上讲，与“牛顿范式”和“复杂性范式”相对应，分别存在两种不同的管理范式。基于牛顿范式的是工业时代科层化的组织形式、一体化的职能作用和指令化的控制机制，这种管理可称之为简单管理范式。简单管理范式针对工业时代的稀缺经济，用标准化的方法和不变的路径进行效率控制，在闭合系统中解决显性问题，来维持简单循环。基于复杂性范式的管理以网络化结构为组织运转基础，重视对环境的适应，通过分权化和学习进程进行协作。这种管理范式针对信息时代的丰裕知识，采用创造性的方法和创新型路径进行协同合作，在开放系统中解决共同面对的复杂问题，无论显性拟或隐性，去克服异常冲突和综合性矛盾。③毫无疑问，现代公共治理必须迎接复杂性管理范式，以回应复杂性时代提出的各种挑战。
复杂性社会对于公共治理的挑战是多方面的。首先，是信息时代扁平组织的挑战。随着信息社会的到来，社会结构和组织结构逐渐呈现出扁平化特征，传统的科层金字塔正在演变为交织在一起的网络。在网络组织中，权力呈现分散化和均等化趋势，权力中心下移，权力距离缩短，人们之间互赖增强，需要不断适应动态变化。第二，是水平决策的挑战。网络化的治理结构极大地改变了决策形式和决策过程。权力分散化带来了多中心格局，权力均等化趋势正在催生多层级自主性，垂直的集中决策已不足以应对人们之间的水平互动，单纯的命令开始让位于决策的商议过程。第三，间接控制的挑战。在工业革命、电子革命、信息革命的共同作用下，当今各种社会力量的协作达到了空前高度。国家治理涉及经济社会的诸多领域，吸纳了各种力量的参与和贡献，无法进行全面而直接的控制，需要通过协作提升协同水平。第四，疆界跨越的挑战。信息网络的兴起悄然摧毁了人们之间许多固有的疆界，全球化发展解除了许多原有壁垒，这意味着一个跨疆界时代的到来。当今世界的景象是，市场跨疆界运行，经济跨疆界发展，社会跨疆界合作，文化跨疆界传播。于是，公共治理需要在跨疆界的交错延伸中不断解决差异性问题，应对矛盾冲突新的综合，实现在混沌边缘的共生进化。④
面对世界图式的复杂性，人们提出了认识论和本体论的各种模型。在认识论意义上，主要是计算复杂性模型。在本体论意义上，复杂性图式包括组分复杂性、结构复杂性和功能复杂性三大模型。由是观之，复杂性公共治理至少要考虑治理主体的组分问题、治理结构的体制问题和治理功能的机制问题这三个层面。从主体看，复杂性治理源自政府，但又不限于政府，由一系列社会公共机构和行动者参与其中，它涉及集体行动的各个社会公共机构之间的权力依赖关系。从结构看，复杂性治理包含着社会自主行动者关系网络的形成和自组织管理的内容，展示着从节点到层级不断增强的自主性对扁平化层级网络中相互作用的拓展。从功能看，复杂性治理表明国家与社会之间制衡关系的变化以及公私责任关系的变化，它需要政府在新工具和新技术的基础上能力和责任的提升。⑤在当代公共治理研究中，多中心治理模式、多层级治理模式和多维度治理模式的涌现，恰与复杂性图式的三大模型相呼应，值得我们认真对待。
多中心治理的制度创新
复杂性适应系统理论认为，宏观系统的复杂性可归结为微观个体行为的适应性。就复杂系统适应性意义而言，公共治理正在演化为一种网络化治理，要求“把各种参与者都看成治理主体，充分发挥参与者的主体性作用”。⑥兴盛于20世纪末期的多中心治理模式，就是复杂性治理网络的主要表现形态。
经过一个世纪的发展，公共管理克服了政治与行政之间的简单分离倾向，走出了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之间的线性区分逻辑。多个权力中心和组织机构共同管理公共事务，共同提供公共服务的格局已经形成，多中心治理已经成为一种新的理念和治理模式。多中心的概念最早见诸迈克尔·博兰尼对社会秩序的研究，现在看来，他关于指挥秩序和多中心秩序的区分恰恰说明了简单性治理和复杂性治理的两种不同状态。在奥斯特罗姆等人那里，多中心的涵义进一步扩展，其外延囊括了思维方式、理论架构和治理模式。在以奥斯特罗姆夫妇为核心的制度学派的努力和倡导下，多中心治理的理念和模式在当今世界已经广泛流传开来。
Abstract: This paper summarized domestic and overseas researches on the ecological politics theory for the past few decades，including the definitions of conception， content and frame，theoretical value and effective ways. On the basic summarization, this paper proposed the content and direction of deepening researches.
关键词： 国内外；生态政治理论；研究述评
Key words: domestic and overseas; theory of ecological politics; research review
中图分类号：G4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4311（2011）18-0183-02
0引言
随着全球生态危机的日益严重，对生态政治理论的研究已成为一个热点问题。国内外学者对什么是生态政治、生态政治包含哪些内容、生态政治具有怎样的价值以及如何建设生态政治，从各自不同的研究视角提出了许多有见地的观点。
1国内外关于生态政治的内涵研究
生态政治作为目前比较热门的一个话题,国内外对其有不少定义。由于侧重点不同以及生态政治本身的复杂性，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统一的定义。国外代表性的观点主要包括：其一，罗依・艾克斯利（Robyn Eckersley）把生态政治解读为生态（绿色）思潮、生态（绿色）运动和绿党三个层面。其二，美国学者卡普拉（Capra）和斯普雷纳克（Spretnak）把生态政治一方面理解为一种生态运动，另一方面又把它看成是绿色政治学。其三，丹尼尔・A・科尔曼将生态政治解释为一种生活方式，一种通过重温公民权利和社群合作，通过把地球理解为我们的家园而实现的生态化生活方式。
国内对生态政治内涵研究的代表性观点主要包括：其一，《中国大百科全书》（1992）将生态政治扩展为政治生态，认为生态政治学是运用生态学的观点研究社会政治现象的一种理论和方法。其二，刘京希（1998）把生态政治理论解释为是研究政治体系及其机制的“内生态”以及政治体系在动作过程中与社会及自然环境间生态关系的理论。在内涵上他把生态政治理论从以对自然生态的维护为中心转变为以政治的生态化为中心，在外延上把生态政治理论的研究从政治自然生态层次推进到政治社会生态层次及政治体系内生态层次。其三，吴海晶（2003）从综合角度指出生态政治既是观念、运动,又是力量和理想。作为观念,它反映了人类对其生存状况的关注和思考；作为运动,它表明了人们对无度生产、无度消费所造成的环境破坏的抗议和反对；作为力量,它显示了政府、公众、环保组织、国际社会保护生态环境、维护生态安全的信心和勇气；作为理想,它寄托了人类对生态文明的希冀和期望。
2国内外关于生态政治的内容研究
西方生态政治理论在其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影响较大的理论主要有三种：绿党政治理论、环境安全理论和生态学理论。绿党政治理论是西方生态政治理论中主题最为鲜明、结构最为系统的理论。其基本理念包括:一是生态学理念。绿党以生态学中生物同外部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为基础，探讨自然、技术和社会之间的关系，强调保护生态环境，倡导生态优先原则。二是社会责任理念。绿党政治理论认为，社会责任感等同于社会正义。一个社会或社群不能以损害他人利益来谋求自身的环境安全，要坚持环境正义，实现社会正义。三是基层民主理念。绿党的民主目标是国家与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全面民主化，使人们有权决定政治、经济、文化影响他们生活条件的方式和选择自己的工作、生活方式。四是非暴力理念。绿党的政治目标是把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的粗暴关系变成一种平衡和尊重的关系。五是女权主义理念。“把男性和女性都解放出来”是绿党政治理论的重要理念。它强调男女平等，反对压迫和剥削妇女。六是和平政治理念。绿党强调全球责任，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坚持“胸怀全球,行于当地”。
环境安全理论产生于20世纪70年代。它是从安全的视角来认识和思考日益恶化的生态环境问题对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影响。1977年美国环境专家莱斯・R・布朗在《建设一个持续发展的社会》中从理论上首次将生态环境因素纳入安全概念和国际政治范畴，提出应重新界定国家安全的范围。1987年联合国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发表《我们共同的未来》，首次提出“环境安全”的概念。1992年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通过《21世纪议程》，将环境保护与“一个更安全更繁荣的未来”以及“人类对安全稳定的自然环境的需求”联系起来。
生态学产生于20世纪70年代的“绿色运动”中，认为资本主义生态危机产生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制度，解决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根本路径在于变资本主义制度为社会主义制度。它的基本理论观点包括：其一，资本主义社会的所有危机都根源于生态危机，生态危机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社会结构和价值取向；其二，生态危机已成为当代资本主义世界最为突出的问题，并已取代经济危机而成为资本主义的主要危机；其三，主张立足当代现实,“超越”马克思的经济危机理论,用“异化消费”论去“补充”；其四，要求重新评价工业文明及其生活方式,主张建立一种“无增长的”经济模式；其五，主张用小规模的技术取代高度集中的、大规模的技术，使生产过程分散化、民主化；其六，认为摆脱生态危机的根本出路在于变革资本主义制度，建立一种“稳态”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用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代替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
从国内对生态政治理论内容的研究来看，由于我国学术界研究生态政治理论较晚，目前并没有形成一个较完整的、统一的理论体系。陈清硕（1995）认为生态政治学以社会生态的政治问题及其影响为研究对象,其主要的研究内容是探求社会生态系统与社会政治系统的相互关系及其规律性,研究的目的在于使社会生态与社会政治能够相互适应与协调发展。肖显静（2000）认为生态政治研究的主要内容，首先是选择正确的人类社会发展道路以摆脱环境危机，其次是对市场体制的政府干预进行政治经济分析，第三是建立当代国际政治新秩序，解决全球生态环境问题。张连国（2006）在系统介绍国内外生态政治学研究的现状的基础上指出生态政治的基本内容是“政治生态体系”观，它是以人为主体的生命与其环境之间，以及人所组成的“政治体系”与“社会内部环境”和“外部环境”之间的协调关系模式。
3国内外关于生态政治的价值研究
绿党政治是以追求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为目标,以反对传统政治制度和经济发展模式、实现人类社会和谐发展为内容,突出强调人类整体利益和未来人类利益的新的政治运动。环境安全是环境问题与安全问题结合形成的一种新概念，它不同于传统的军事、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的安全问题。环境问题日益恶化所引起的环境安全问题构成了人类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重大挑战，相关的研究成果也逐步增多。尽管目前对与环境安全相关的一系列问题尚未形成统一的认识，但它唤醒了人们的环境安全意识，并已为全世界各国所广泛接受。生态学是西方学者在危机理论的基础上，运用生态学与相结合的观点对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成因及解决生态危机的路径进行了不同于其他生态政治理论的独特分析，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
蔡先凤（2003）认为生态政治的兴起堪称20世纪中后期人类历史发展的重大事件,它对西方国家的政治力量对比乃至整个世界的发展进程都产生了直接或间接的影响。王治军（2008）指出生态政治理论在对传统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进行反思和批判的基础上,将生态问题提高到了政治的高度,将政治问题从人类社会扩展到自然环境。
4国内外关于生态政治的建设研究
西方生态政治理论研究基本沿着“深绿”与“浅绿”两个方向展开。“深绿”的生态政治理论认为只有用生态思维、生态智慧重新建构政治理念、政治制度、政治民主，以致于从根本上改变对政治的理解和建设才能彻底解决生态环境问题。“浅绿”的生态政治理论认为生态危机的根本原因并不在自然生态环境的有限性上，而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只有彻底变革资本主义制度，建立生态社会主义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生态环境问题。
包心鉴（2001）认为解决环境问题的政治与政策出路在于加强政府在环保方面的意识与责任：一是加强和完善立法工作；二是实行一种后现代化的社会发展模式；三是充分重视政治家在生态建设与环境保护中的作用。赛明明、孙发峰（2006）认为应该从政治和社会的深层角度、特别是从政府的权力和责任出发,从制度和机制层面,从公众广泛的参与权力和途径等视角来思考和进行我国的生态政治建设。
5生态政治理论研究现状述评
国内外学者面对日益凸显的生态环境问题，从各自不同的研究领域对生态政治理论进行了有意义的探索，提出了许多关于生态政治理论的有益成果，对我们在新形势下有效应对与化解生态危机提供了重要的借鉴。但从根本上说，国内外学术界对生态政治理论的研究仍存在一些不足之处。一是许多学者偏重于宏观层面的研究，学理意味浓厚，缺乏具体的实证分析，提出的一些政策措施在实际应用中缺乏可操作性；二是对生态政治理论的研究大都局限于单一学科，缺乏多学科的综合性研究，对生态政治理论从心理学、伦理学、历史学等视角进行探讨的成果较少；三是专门从原著研究生态政治思想的成果还比较薄弱。
因此，在研究生态政治理论过程中，既要注重从宏观的整体层次上进行探讨，又要善于对微观层次加以分析和探讨，并注重研究视角的多元化。与此同时，要在深入阅读原著的基础上进一步梳理和挖掘的生态政治思想，并结合我国生态政治的现状和借鉴国外生态政治理论的有益成果进行生态经济、生态政治、生态文化和生态社会的综合研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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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美）弗.卡普拉，查.斯普雷纳克.绿色政治:全球的希望[M].石音译，北京：东方出版社，198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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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刘京希.生态政治论[J].学习与探索，199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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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陈清硕.方兴未艾的生态政治学[J].社会科学，1995（4）.
[8]肖显静.生态政治何以可能[J].科学技术与辩证法，2000（6）.
[9]张连国.生态政治学研究述论[J].山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1）.
[10]蔡先凤.当代西方生态政治理论述评[J].武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2）.
[11]王治军.生态政治理论的产生及影响[J].天水行政学院学报,2008,(1).
【关键词】社会组织；政府治理；路径分析
一、社会组织在地方政府治理中的功能
（一）社会组织为社会政府治理的有效性提供了良好的方式
在我国，社会组织的成长和发展是经历了曲折的过程，公民社会或市民社会发育不全，但是在党的十和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后，社会组织的引来发展新的契机，社会组织协商就被明确提到，为理清社会组织角色提供了新的思路。社会组织的角色扮演主要就是在社会协商过程中得以进行的，只有社会组织真正执行好社会协商的功能，才能在社会治理中发挥组织优势，弥补政府治理失灵，提高治理绩效。
（二）社会组织协商构建了社会组织与地方政府协作的桥梁
地方政府是基层治理中最为重要的治理主体，承担了巨大的公共服务和公共管理职能，但是反观治理实践，政府治理效果并没有达到预期的目标，人们对政府的合法性和公共性存疑，出现了政府治理失灵。政府只是众多组织中的一种形式，在社会问题出现了巨大的变化之后，政府的执行模式和治理路径需要吸纳其他非政府组织参与治理，改善社会组织协商的渠道，为社会组织协作治理以实现治理目标。
（三）社会组织参与治理促使政府职能加快转型
政府职能没有较好地履行好自身的职责，即是说在政府应该做什么方面没有清楚界定，政府与其他组织的边界模糊不清，而社会组织的参与就是有助于解决社会冲突问题的。在转型期政府治理中应该就社会问题的性质采取针对性的措施，更多是结合各种组织之优势，相互促进，以协商的方式或者逻辑解决问题。
二、社会组织实现有效社会治理的路径
（一）“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路径相结合
组织实现治理的路径依赖是根据组织沟通的结果。“自上而下”的路径指的是政府职能转移，而社会组织承接职能；“自下而上”路径则强调的是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公共服务，收集民情等，这涉及公民、社会组织和政府三大主体，以社会组织为公民服务为核心，大量公共事务交由社会组织解决或政府与社会组织协同解决，而政府重点工作应在于监管。
（二）社会组织与地方政府协作治理
社会组织的协商主体是各类社会组织，主要有在民政部门登记注册的基金会、社会团体和民办非企业，由于在社会治理过程中，社会组织的能力和组织明显没有政府组织较强，所以要发挥社会协商的效果，除了政府吸纳社会组织以外，社会组织自身也需要主动参与政府治理，实行协作性治理。
三、积极培育社会组织，推进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
（一）建立健全相关法律法规，为社会组织的发展提供制度供给
我国社会组织为什么没有西方发达国家发展迅速和有能力，并不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对社会组织没有需求，而主要是其遇到制度供给缺失，同时束缚社会协商治理机制的实施。因此，社会组织的发展需要一个制度化的环境，以提供其合法性基础，得到法律和相关机制的支持。
（二）积极培育社会组织孵化基地，提升社会组织的能力
建设和发展社会组织孵化基地是促进社会组织参与政府治理的有效平台和基础。因为在我国社会组织发展薄弱，社会需求和治理要求的情况下，只有政府通过人财物等支持以建设孵化基地而培育社会组织，才能把社会组织的优势体现出来。在“强孵化基地建设―培育社会组织―提高参与治理能力”循环中，协商治理机制才具有实质性的效益。
（三）重构社会组织内部结构，增强内生性治理
组织内部治理结构是否合理对参与政府治理是有极大的影响力。要增强外部协商的能动性，需要加强内部的结构调整，使其适应社会发展所需，也就说内部治理结构是有秩序的，使组织制度更具弹性，调适性较高，对外部环境的变动有回应性。
（四）社会组织参与政府治理，实现协商治理绩效
协商是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形式，是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要求，同时提出协商概念是符合现阶段我国治理需求的，意味着实现治理绩效是一种协商的结果，而不是单一主体强力推行的结果，因此社会组织参与地方政府治理会有助于实践协商治理机制，并探索出一条适合我国政府治理的新路径。
四、总结与评论
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是一项系统性的工程。治理主体的多元化能够保障治理的有效性，巩固政府的合法性基础，使政府更多注重公共精神。在治理谱系中，社会组织在政府治理中的功能影响着政府治理方式和机制的转变，从较多采用行政和法律手段转变为以平等的身份而协商治理，实现组织目标。
地方政府治理目的在于回应社会问题，保持社会稳定，保护公民权利，促进社会和谐的一种有效方式。它的实践效果仍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和创新，以形成有益的治理经验和技术。同时，社会组织协商是协商治理机制一种形式，是能够从微观层面处置问题或矛盾的不可缺少的途径，国家治理的现代化需要社会组织参与治理，因此充分发挥社会组织与政府治理的各自优势，扬长避短，推动政府治理现代化，以实现社会治理绩效。
参考文献
[1]高勇.参与行为与政府信任的关系模式研究[J].社会学研究，2014，（5）.
作者简介
杨成来（1992-），男，土家族，贵州铜仁人，贵州财经大学公管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公共行政与地方政府管理。
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农村和农产品流通的市场化改革，使农户成为了农业生产和农产品流通的基本组织单元。然而，随着这两项改革的深化，一些新的矛盾逐渐凸显出来，其中尤以“小农户”与“大市场”之间的矛盾最为突出。转向家庭经营以后的分散农户无组织地盲目生产和自营销售，难以与经常变化的市场供求形势相合拍，农民需要组织起来进入市场已成为各方面的一个共识。正在推行的农业产业化的使命就是在家庭承包制的前提下解决“小农户”如何进入“大市场”的问题。基于上述认识，学者们对农产品流通问题的研究大多聚焦在各种能够带动农户进入市场的经济组织及其与农户的联系机制上，其中“公司+农户”及其拓展方式得到了极大的关注，在实践中这种组织方式也被称为“订单农业”。现有的研究中，订单农业中交易关系的稳定性和针对契约不完备产生的违约与机会主义行为的治理机制得到了较多的关注。在对农产品交易关系治理机制的研究中，根据理论基础的不同，现有文献大体可以分成两类：一类文献主要以交易成本理论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为理论基础，重点关注订单农业各种组织形态中契约的性质、类型及其对治理结果的影响；另一类文献主要借鉴了营销渠道行为理论，以社会交换理论和关系契约理论为基础，重点关注交易关系中的各种互动行为要素对治理结果的影响。根据农产品交易关系的政治经济分析框架，农产品交易关系包括经济（economic）与社会（social）两个维度，它们相互作用共同影响着交易绩效。因此，上述两类研究文献实际上各自只强调了交易关系的一个方面。现实的情况是，参与农产品交易的农户和企业既不会完全按照交易成本经济学所假设的具有投机行为倾向并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原则来进行交易，也不会完全按照社会交换理论和关系契约理论所认为的具有遵循内在行为规范并追求社会结果的原则来进行交易，上述两种导向会同时存在于交易主体身上。这就提出了一个关键的问题，农产品交易关系治理研究中上述两种导向该如何整合？鉴于现有文献还没有对这一问题给予解答，本文拟将营销渠道治理理论与角色理论结合，从角色理论的角度提出一个整合性研究框架，并提出一个订单农业中动态治理模型，以深化和促进农产品交易关系治理的研究。
二、农产品交易关系治理机制：多元理论视角
交易关系治理传统上被非常宽泛地定义为“组织交易的方式”，它是一个包括交易关系的开始、维持与结束过程的多维度概念。交易成本理论一般将治理定义为“为支持经济交易而设计的机制”。根据交易成本理论最初的理论框架，治理决策被视为“市场”与“科层”之间的基本选择，前者通过市场价格机制来组织交易；而后者则通过统一的权威机构来组织交易。在交易成本理论后续的发展中，其明确地承认内部化交易的特征可以通过非产权或非完全一体化的形式实现，并在此基础上发展出了一系列多样化的混合（hybrid）治理机制。在交易成本理论的基础上，营销渠道治理理论吸收了社会交换理论和关系契约理论，重点强化了关系中的社会要素一一社会规范（norms）的作用，从而提出了关系治理（relationalgovernance）的观点。针对我国农产品生产的特点，在非订单农业中，交易关系的治理主要依靠市场机制，而在订单农业中则主要依靠契约。此外，一些研究还发现根植于中国农村乡土社会的人际关系在稳定交易关系、抑制投机行为、提升交易绩效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以下我们针对订单农业中广泛存在的几种治理机制进行简要的评述，而后在此基础上利用角色理论来整合现有理论。
（一）交易成本理论视角下的契约治理机制
在交易成本理论中，买卖双方之间的契约意味着一个具体的交易、双方达成的协议，以及假定在数量、质量和期限都已明确说明的情况下由价格、专用资产及其保护所构成的交换条款。交易关系中的契约机制即指通过交易双方达成一致的协议确定双方的权利与义务、对各自应当执行功能的分工来协调交易伙伴的行为。契约体现了缔约者在某一既定时点上可以将未来可能发生的情况明确地在契约中写明并且可以据此做出详尽计划的假设，此契约可以详细地规定交易双方的义务和角色，并且具有非常强的法律效力。在交易成本理论中，学者们认为这种正式契约可以作为内部化的一种替代机制对交易关系进行治理。在订单农业中，龙头企业与农户通过签订契约确定双方的权利与义务，约定农产品生产与销售过程中的若干事项，从而将农户的生产、销售与龙头企业的收购、加工（或再销售）活动联结起来，达到将分散的农户组织化进入市场的目的。然而，由于人的有限理性和契约的不完备性，契约机制在治理农产品交易过程中有着先天的不足，从而导致了“违约困境”等一系列问题。另一方面，由于契约机制的有效性有赖于法律体系的保障执行，但由于农户与龙头企业实力对比的差距过于悬殊，往往使得法律保障作用弱化或失效，从而使得交易关系处于不稳定的状态。
（二）社会交换与关系契约视角下的关系治理机制
虽然交易成本理论也承认“关系”的概念，并且允许交易针对不完全的契约进行调整，但这种调整的参照点是交易双方最初达成的协议，而非整个关系。因而，需要在法律契约的基础上考虑社会契约，或关系契约。Macneil融合了契约理论与社会交换理论，认为区别于经济学视角下的短期或一次易，许多交易关系是重复发生的，他将这种重复发生的交易关系称为关系交换（relationalexchange），进而认为在长期重复性的交易关系中存在着关系契约（relationalcontract）协调着交易关系。在营销学中，这种关系契约被称为关系规范（relationalnorms），与之相应的治理机制则被称为规范机制，或关系治理（relationalgovernance）。在交易关系中，这些起到治理作用的规范指的是被交易双方所共享的对交易行为的期望，这些行为规范建立在关系双方不断互动的社会化基础之上，因而是为关系双方所共享的，是一种自我履行的关系契约。这种规范会在交易关系中形成团结的氛围，使交易关系具有充分的弹性，双方更加着眼于关系本身，而非自身短期利益。因此，关系规范是一种可以提高交易绩效的内生机制，而这种绩效提升的机制则在于其将一系列经济行为嵌入在社会关系背景中，而不是简单地将其诉诸契约或第三方。一旦关系成员认同了这些规范，它就自发地着眼于关系本身的价值、考虑对方利益、抑制投机行为，从而促进交易绩效的提升。因此，在营销渠道治理理论中，学者们普遍认为，关系治理是可以替代契约机制的一种有效的治理机制。
但是营销渠道治理理论的研究背景主要是B2B交易关系，这与我国订单农业中的交易关系存在着本质的差异。在订单农业中，交易一方是企业，而另一方则是农户家庭，组织性质上的差异和实力的悬殊使得建立在组织间关系层面的规范治理机制如何发挥作用成为一个需要思考的问题。现有文献中关于农产品交易关系治理机制的研究为我们思考这个问题提供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线索，一些研究发现在不同类型的交易关系中，都存在着一种共同的治理机制，即农村社会中的人际关系，下面我们就来考察这种中国社会所独有的治理机制。
（三）嵌入在农村乡土社会中的人际关系治理机制
中国社会中的人际关系（以下简称关系）被认为是中国社会最为重要的机制之一，是中国商业活动的命脉，长久以来，根植于中国文化传统的关系也被视作是一种商业交易的治理机制。在B2B的渠道治理理论中，研究发现关系是交易关系建立与维系的基础，它可以提升交易绩效，促进交易双方的沟通与协作，还可以作为交易中冲突的解决机制和拓展交易关系的基础等。但由于关系类型与维度的复杂性，关系在协调交易关系中的作用机制也会非常复杂。关系同时包含着感情与工具的成分，现有研究认为关系作为治理机制（以下称为人际关系治理机制，guanxi-basedgovernance）的作用主要是通过感情、人情与信任等机制实现的，但需要平衡感情、人情与利益的关系在农产品交易关系中，张闯等的案例研究发现无论是与市场机制，还是与契约机制同时出现，人际关系治理机制都可以有效地降低交易成本、抑制交易关系中可能的投机行为、促进交易关系的稳定性，进而提升交易的绩效。而人际关系治理机制的这种作用主要是通过交易双方在持续重复的交易过程中建立起来的友谊（感情），并通过人情法则来实现。在与朋友的交易中，隐瞒、欺骗等投机行为是为中国传统社会中的行为规范所唾弃的，一旦双方建立起了良好的人际关系，交易双方都会内在地、自发地抑制投机行为，着眼于关系本身的价值。尤其是在中国农村的“熟人社会”中，人际之间的社会关系以及传承于历史的行为规范对经济交易行为的影响更为强烈。虽然这种行为规范是建立在中国传统社会的行为准则（如欠别人人情要还、不能背信弃义背叛朋友等）的基础上，这与组织间关系那种建立在互动基础上的行为规范存在着本质的区别，但二者的作用机制却是相同的。在交易关系中，交易双方往往并不单一地依赖某一种治理机制来协调交易关系，而是同时使用多种治理机制，这被称为复合治理机制（pluralgovernance）。不同治理机制在特定的交换关系中可以产生相互补充的作用，如在由契约治理与关系治理构成的混合治理机制中，契约治理机制可以为关系治理提供一些基本的保障：在交换关系建立的最初确定双方的责任和义务，并在需要的时候作为一种执行的机制；而关系治理机制则可以为双方提供一种柔性的适应机制，在不确定的交易环境中抑制机会主义行为。因此，在交易关系中使用复合治理机制比使用单一治理机制更有利于提升交易绩效。
（四）一点评论：角色理论的导入上述三种治理机制的理论基础是存在差异的，我们可以宽泛地将其归入以交易成本理论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和以社会交换等理论为代表的社会学理论，前者强调交易关系中的经济维度，后者则强调社会维度。以交易成本理论为主导的研究强调交易主体是先天具有投机行为倾向并且追求利益最大化的主体，认为它们具有精于算计的导向，因而强调对交易伙伴的选择、监督与激励，以及契约的设计。与之相反，以社会学理论为主导的研究则强调交易关系的社会结果（socialoutcomes），认为交易主体具有遵循社会行为规范的内在的启发式导向（heuristic0rientation），因而强调关系内的相互信任与双方共享的行为规范（来自互动行为的规范或来自社会的行为规范）。虽然上述两种观点存在明显的差异，但它们却都拥有一个共同的潜在基础假设，即它们都把交易主体看作是按照既定行为模式（精于算计或内在启发式导向）来行为的一元主体（unitaryactor）。然而，任何行为主体的行为导向都不是一元的，在不同的行为情境中，行为主体的导向是多元化的，不同的行为导向体现在行为主体多元化的角色（r01e）中。这意味着交易主体的行为导向并不是非此即彼的，由于其角色是多元的，与这些角色相对应的不同行为导向也就可能同时存在于同一个交易主体身上。因此，角色理论（r01etheory）将有利于深化和整合交易关系治理理论的研究，下面我们就转入对角色理论的阐述，并在此基础上构建整合性研究框架。
三、角色理论及其对农产品交易关系治理机制理论的整合
（一）角色理论与交易关系中的角色
角色理论源于戏剧学，后被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学者用来解释社会系统中的主体行为。角色是指个人在社会关系中处于特定的社会地位（position），并符合社会期望的一套行为模式。角色是将一个或一群人与他们在社会系统中的地位相联系的一致性因素，因为角色决定了人的行为。在社会系统中，每个个体的角色都不是单一的，行动者在采取行动时会根据情境的需要进行角色唤起（roleevoke），根据情境条件所决定的超规则（metarules）决定所扮演的角色，进而遵循该角色的行为规则采取行动。当某个情境唤起了多种角色时，角色冲突（roleconflict）问题就出现了。因而，行动者在行为互动中，可能会不断地转换角色（roleswitching）以与互动的情境相匹配。虽然主体的角色是多元化的，但在既定的互动关系中总是有一种主导的角色（dominantolle）来主导行为主体的行为。在某种程度上，角色规定了人们的行为，而那些与他们进行互动的人就能够根据角色预见其行为，这就形成了角色期望（roleexpectation）。在既定的社会关系中，某一主体感知的角色与其互动对象的角色期望是否一致决定了双方互动的效率，角色期望的一致性有助于社会互动，而角色期望的差异则会降低效率。建立在Montgomery的基础上，Heide和wathne将角色理论引入交易关系治理理论，认为交易关系中的角色分成两种：朋友（friend）和商人（businesspeople）。根据Heide和wathne的经典理论框架，尽管两种角色同时存在于同一个交易主体身上，并且可以相互转换，但在既定的交易关系和时间框架内，交易主体倾向于选择一种主导的角色。一旦交易主体选定了某种角色，与该角色相对应的行为规范或逻辑就会引导其行为。当交易主体选择朋友角色时，他将遵循适当逻辑（logicofappropriateness）一种规则驱动（rule-driyen）的决策模式来采取行动，扮演朋友角色的交易主体倾向于按照既定的合作规范来行动，致力于建立与交易伙伴的规范性联系（nomativetie），并且通过为双方所共享的社会规范来协调交易关系，即使这样的行为会影响自身的利益也在所不惜。与之相反，当其选择了商人角色时，他将遵循结果逻辑一一一种寻求效用最大化的决策模式来采取行动，扮演商人角色的交易主体的目标是最大化自己的利益，当收益足够大时，他甚至会采用投机手段，不惜损害交易伙伴的利益来满足自己的利益。显然，角色理论可以较好地将经济学和社会学理论不同的研究导向整合到一起，交易主体在交易关系中的行为和采用的治理机制取决于其扮演的主导角色。两种角色不是非此即彼，而是同时存在，当朋友角色在起主导作用时，商人角色也在同时发挥作用，只是没有主导行为主体的行为而已，反之亦然。
（二）基于角色理论的一个整合分析框架
我们根据角色理论和交易关系治理理论建立的一个整合分析框架，针对订单农业的交易特点，我们重点考虑契约和人际关系治理两种机制，我们将重点结合交易关系的特点来讨论龙头企业角色导向对交易治理机制的选择，以及对治理结果的影响。
我们将交易主体在既定交易关系中倾向于采用某种角色来行为的程度称为角色导向。显然，不同的角色导向影响着行为主体对交易关系中治理机制的选择。对于那些朋友导向更强的人来说，他在处理交易关系时更倾向于遵循朋友相处的原则，更加重视关系中的感情的培养与维系，更加重视关系中的行为规范、人情和面子法则，因而就会更加倾向于用人际关系治理机制。与之相反，那些商人角色导向更强的边界人员在处理跨组织人际关系时更倾向于公事公办的原则，因为人情法则会成为影响他们利益的负担，他们不注重关系中感情的培养与维系，一切从最大化已方利益的角度出发，从而更倾向于契约治理机制。显然，两种不同的角色导向包含着交易主体不同的行为逻辑，商人角色导向更多地体现了交易成本经济学对交易主体行为的假设；而朋友角色导向则更多地体现了社会交换等社会学理论对交易主体行为的假设。
在订单农业中，很多研究和实践都表明契约和人际关系治理机制都可能对治理结果产生积极影响，但二者作用的机制，以及发挥作用的情境特征并不相同。如契约机制有效发挥作用的前提是契约的完备性、针对不确定性要素的弹性机制，以及有效执行契约的机制；而人际关系治理机制要发挥作用的前提则在于交易双方已经建立起了良好的人际关系，从而将交易行为嵌入在朋友关系中。而根据角色理论的观点，龙头企业的角色导向不是先天的，也不是既定的或非此即彼的，企业可以针对不同的情境特征来选择或转换主导角色，以便于发挥治理机制最大的治理效果。
虽然农产品交易关系的情境特征是多元化的，但一些关注交易关系发展过程的研究为我们根据情境特征选择主导角色和治理机制提供了具有启发性的线索。相对于城市社会而言，中国农村社会仍具有相对封闭的特征。在这样的“熟人社会”中，农户对于外来的陌生人（陌生的企业）具有非常低度的信任和排斥。而人际间良好的信任关系的建立有赖于双方持续不断的互动与人情往来，这往往需要较长的时间。显然，在良好的人际关系尚没有建立的阶段，人际关系治理机制是难以发挥作用的。因此，在双方交易关系建立的初期或早期阶段，龙头企业宜采用商人角色为其主导角色，重点通过契约机制来治理与农户的交易关系，此时双方的角色期望是一致的，都是作为商人角色来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显然，如果单纯地建立在商人角色基础上，各自追求利益最大化的交易行为是难以保障交易绩效的提升的，尤其是当外部环境（如市场价格波动）充满不确定性时，契约机制往往难以有效抑制投机行为、保障关系的稳定性。
因此，随着交易关系的持续，龙头企业应当不断地增强其作为朋友的角色导向，努力与农户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将农户的角色从商人转化为朋友。此时，交易关系中相互信任的人际关系机制就会更好地发挥作用，朋友关系中的人情与面子法则、义利兼顾的行为规则就会极大地强化交易双方关系的强度，令交易关系具有更强地抵抗外部环境变化的能力，从而内在地增加交易关系的稳定性。当然，当人际关系治理机制发挥作用时，并不排斥契约机制同时使用，此时两种机制相互补充能够更好地提升交易绩效。当龙头企业的角色导向从商人向朋友转换时，当双方建立起了良好的人际关系时，交易关系中的角色冲突问题就会凸显出来。农产品交易关系中的人际关系是非常典型的同时包含情感和商业成份的商业朋友（businessfriend）关系，即Hwang所称的混合性关系，关系中强调感情的朋友导向（与朋友角色对应）与强调经济收益的商人导向（与商人角色对应）构成了行为逻辑内在的张力和角色冲突，这需要企业很好地处理。由于朋友关系中的情感元素对于追求经济收益的工具是非常敏感的，一旦在人际关系治理机制中失去了角色的平衡，交易关系很可能会恶化。因此，龙头企业在制定政策时需要有更多的弹性，赋予其业务人员更多的角色自主性，让他们根据交易关系的情境特征来决定角色导向的倾向性，以更好地平衡两种导向与两种角色。
四、理论贡献、实践意义与未来研究方向
基于农产品交易关系治理研究中理论基础多元化导致的理论缺乏整合的问题，本文将营销渠道治理理论与角色理论相结合，提出了一个订单农业中交易关系治理机制的整合分析框架，并根据交易关系的发展阶段提出了一个动态的治理机制模型。由于学科背景的特点，传统农产品交易治理机制的研究主要以交易成本理论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为理论基础，这使得交易关系中的很多社会关系背景元素、互动行为元素难以进入分析视野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从营销学的角度展开了农产品交易关系中社会元素与互动行为的研究，在某种程度上弥补了传统以经济学为基础研究的不足。但随着研究视角的多元化，两种研究导向之间的差异也日益显现有待弥合。本研究的理论贡献主要体现在提出了一个以角色理论为基础的整合分析框架，该框架为将以交易成本经济学和以社会交换理论、关系契约理论为基础的研究整合到一起提供了理论基础，从而有利于拓展农产品交易关系治理研究的视野，进一步深化农产品交易关系治理的研究。本文基于农产品交易关系发展过程提出的订单农业动态治理机制模型则体现了角色理论在农产品交易关系治理中应用的潜力，有利于启发后续的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