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8-09 17:33:57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农村基层社会治理的现状，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关键词：“一票否决”制；基层治理；科层制；压力型政府
中图分类号：D6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3）15-0263-02
“一票否决”制，最早出现于1991年国务院作出的《关于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决定》。“一票否决”制形成之初被运用于在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计划生育、环境保护等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行政领域，其后为各级政府所效仿，成为督促下级政府完成上级任务的普遍方式，广泛存在于地方政府的绩效考核机制中。“一票否决”制成为一种广泛的制度现象，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看。
一、压力型体制的制度惯性
经典科层制理论认为：组织遵循“理性主义”的逻辑，严格按照既有程序和非人格化规则运作，从而使得组织的行为与角色具有稳定性和可预期性。理性科层制组织以一种形式主义的精神行事，通过由法规和明确规定的层级制来协调专门化的权限和行动，以强调非人格化和理智上可加分析的规则来确保组织运作的公正与理性。而在中国基层政治的压力型体制下，一级政治组织为了完成上级下达的各项指标而采取的数量化任务分解的管理方式和物质化的评价体系。党委集权、党政合一，利用垂直权力、以责任制为网络，并以政治或物质奖惩为动力杠杆将压力层层向下渗透、扩散的政策决策和执行模式。“一票否决”制适应了这种行为习惯，并将之推向极致。
二、层级指标评价体系的弊端： “一票否决”制过度使用的影响
压力型体制的激励机制，使得一级政府需要向上负责的而不是向下负责。随着考核指标的不断增加，逐渐转变为主要生产“考评性 ”产品 ，而非服务型公共产品。乡镇政府对上要接受上级考核 ，对内要考核工作人员 ，对下也要考核村庄干部 ，从而建立了一个自上而下的以检查考核为核心的问责体系。检查考核几乎全部是定量化和分数制的。这种问责体系运行的结果是为考核而工作 ，以致乡镇政府的工作只与考核相关 ，而与乡村发展的实质进程无关。
“考评性生产”导致基层政府供给服务型产品的意愿下降。这与税费改革后乡镇政府的财力紧张一起，加剧了基层制度供给能力不足的问题。首先，基层制度缺乏健全的利益补偿和有效的调控机制，难以纠正社会利益分配的不均衡，增加社会不满，造成社会成员的政治冷漠。第二，基层社会政治民主化建设缓慢，透明行政、依法行政和政治参与度不够，使得民众表达和维护自身权益的体制内途径不畅，随着矛盾积聚，出现体制外的“自力救济”。第三，公共行政主要靠政策推动。政策推动型治理曾在很长一段时期内起到了较好的治理效果，然而却存在着难以持久、缺乏应变性和“人在政举”的困境，缺乏长效的制度建设。
三、基层政府组织的行为逻辑
（一）基层政府的角色界定
农业税取消后，乡镇政府面临着以下的矛盾：控制型政府现状与服务型政府要求之间的矛盾；所承担任务的复杂性与自身财力物力不足，工作手段匮乏之间的矛盾；以及执行上级意志与吸收顺应基层百姓意愿之间的矛（下转283页）（上接263页）盾。在这样的形势下，基层治理呈现了如下特点：
（二）“相安无事”的治理原则
税费改革后，乡村组织在现实条件的约束下，无法立即转型成为服务型组织，处在一个比较消极的位置，这导致了乡村治理逻辑发生了一个根本性的转变。因为维护农民利益成了一种新的“政治正确 ”，而为了不与农民发生正面的冲突，就要少做事，甚至不做事。
（三）“策略主义”的行为逻辑
有学者发现，与科层制的“理性主义”逻辑不同的是，乡镇政权组织自身的权力运作存在着浓重的“策略主义”倾向，具有随意性、变通性、短期性，“似乎任何有助于目标实现的技术、策略、手段和方式，无论是正式的还是非正式的，正当的还是非正当的，均可被乡镇借用，并且，其中的一些运作方式具有“不计成本、不惜代价”的非理性特点”，目标替代现象十分普遍。这往往带来为完成“一票否决”等上级指标性任务而不择手段，工作方法偏激或简单粗暴的问题。
（四）政府自利性与选择性治理
公共选择理论和寻租理论认为 ，政府同时也是“经济人 ”，具有自身的利益以及逐利动机。 人治色彩越浓，政府的逐利动机越强烈，经济人特征也越明显。部分基层组织逐渐蜕变为一个既超越乡村社会又相对脱离国家政权的独立利益实体，“选择性治理”的问题随之出现。基层政府有选择性地展开行政作为，在某些符合自身利益的工作上表现出超强的行动能力，同时对自己不利的工作放任不管。在税费改革，基层政府财力紧张的大背景下，这种现象更为普遍。
四、“一票否决”制的效能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一票否决”制正是上级政府基于对下级政府自利性和“策略主义”行为逻辑的判断而做出的矫正性安排，这种安排在实践中也的确收到了显著的效果。但是，随着“一票否决”制项目的增多所带来的工作形势和干部心态的变化，这项制度本身的效用呈现边际递减的趋势。在一个激励的峰值后，基层政府的工作态度重新转向怠惰。工作风险的提升和考评的无限制增加还助长了寻租行为和请托瞒报的风气。
然而对于“是‘一票否决’制造成了干部怠惰腐化以及极端行为”这样一种结论。因为在前文中已经论证了基层政府的选择性作为等一系列问题的根源自于其自身的特性。 “一票否决”制的推行，是这种特性的结果，而非它的原因。以治理的禁令为例，在大部分地区，关于群众的“一票否决”禁令的确使得基层政府在处理居民利益诉求的初始阶段“束手束脚”，避免了简单粗暴地侵害居民利益的行为。“一票否决”制作为一种单一手段，其效用短时间内难以取代。实践仅仅证明，仅靠一种技术性手段，无法真正从根本上扭转当下的基层治理局面。
参考文献：
[1] 陈桂棣，春桃.中国农民调查[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
[2] 欧阳静.压力型体制与乡镇的策略主义逻辑[EB/OL].中国改革论坛网，2011-07.
[3] 尚虎平，李逸舒.中国地方政府绩效评估中的救火行政——“一票否决”指标的本质及其改进”[J].行政论坛，2011，（5）.
[4] 田先红.乡村治理转型与基层治理困境[J].古今农业，2011，（3）.
[5] 吴理财.应注意农村基层的选择性治理[N].学习时报，2009-01-12.
关键词：新农村 宗教 问题 建议
一、农村宗教问题的涵盖范围
农村社会中，与“宗教”相关的信仰性活动种类繁多、形态各样。从其社会性质及存在形式考虑，可划归于三个大类。其一、正规的活动，以合法宗教团体和教职人员为中心，在合法宗教场所中开展的相关活动。其二、打着宗教旗号的非法活动，包括宗教组织和人员的越轨活动；组织、非法宗教组织和境外宗教组织等，通过妄立教主、自立教派、秘密串连、非法传教等方式，所进行的地下性活动。其三、民间准活动，主要体现为沿袭民间传统，自发修建庙宇，杂立神祗，许愿还愿，以及驱鬼跳神等等。
对三类“宗教”性活动的主要特征进行归纳和比较：
二、新农村建设中对宗教问题的建议
“宗教问题”，是指与宗教相关情况的集合；而政府的管理，也应扩大到与宗教相关的各方面情况的综合性统管。作为领导者要有通盘性的考虑和根本上的应对方略。而在管理体制上应构架完备，管理体系要涵盖全面，管理力量也必须贯通到基层。基于此，提出如下思考。
1.从全局出发、统筹考虑农村宗教问题
宗教问题必须从保证党和国家长治久安，维护改革发展稳定大局的政治高度观察和处理；这是对待宗教问题所要坚持的最大原则。中央一再强调：宗教工作则必须作为全党、全局的工作来认识和对待。因此，地方政府及主要领导者，必须对治辖区域中的宗教问题要有全面的、大局方面的总体把握。其重点是突出县级党委、政府的综合领导地位和全面管理的作用。当然，强调领导机关从全局出发，统筹考虑宗教问题，并不是要弱化各部门的职能；相反，各部门的职能还要进一步加强，对一切扰乱社会宗教秩序的非法组织及其地下活动必须严厉打击，绝不手软。但从治理效果看，单纯的职能部门处理往往易在社会表层将问题遏制住，但并未从根本上解决深层次的问题。
2.宗教管理部门力量必须加强
其一，在政府的公共管理中，宗教管理部门承担着涉及宗教的相关事务的行政管理，其职能是无可替代的。随着宗教在社会中日趋活跃，政府对宗教事务管理也越来越重。特别是近年来基督教为首的各宗教在农村社会迅速扩张，三自爱国会等宗教组织所辖的社会整体力量也在迅速的膨胀只有加强管理力量，合法宗教组织才会在我们的可控之中。
其二，宗教管理部门还承担着对社会宗教活动进行行政监督的责任。由于各地宗教管理部门其存在被忽视，在县一级特别明显，这直接影响到乡、村社会中对宗教类活动的监管不力。目前在各地农村，非法宗教组织和非法传教活动十分猖獗，这不能说与宗教管理部门未切实履行社会监督职责无关。
其三，从改革开放至今的社会实际出发，农村中包括小庙在内的民间信仰活动受到群众的广泛拥护，其客观存在是不容忽视的。而长期不为政策所承认，一直存在于体制之外，这种不正常情况应当消除。因此，可将政府宗教管理部门的职能进一步拓展，范围可包括小庙在内的民间信仰活动的监督和管理，将民间信仰活动正式纳入了政府宗教管理部门的职责范围。
3.强化农村基层的宗教管理意识
村级干部并非与农村活动无关。农村广泛存在的民间信仰活动，村一级实际已经介入，往往还是活动的主要领导者。
民间信仰是与宗教有相关性的独立的社会现象，是介于民间宗教活动与民俗文化活动之间的存在。比较而言，最好只在村落社会范围内，单独以“民间信仰”这一名义获取到合法性。当然，允许其合法并不是放任自流，必须建立一套新的管理方案和规章制度与之配合。其原则似可归纳为：建章立规、赋权于民、村落管理、政府监督。
在赋予其合法身份的同时，必须明确其管理责任者，即各村的村支部和村委会。也就说，要将村这一级驾起来，让他们搭上农村宗教、信仰等相关活动进行监督和管理的马车。其实，当村落中民间信仰进入合法体系，村范围内各种活动的判断也就明晰化了。对村干部来说，谁为合法谁为非法已很清楚；特别是自己参与的信仰活动得到合法承认，对非法活动进行干预也能理直气壮。在活动方面，村级干部首先要有具体的活动内容可管，才能主动承担起具体的管理责任；进而，也才可能致力于提高自己的管辖意识和管理水平。
4.完善农村活动管理体系、推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当前新农村建设中，村落新文化的建设是不可回避的问题。然而，文化不可能用“赐予”的方式就使农村基层社会及农民们欣然接受。强制性推行我们主观上先行认定的先进文化内容，其效果可能并不理想。在农村建设某种文化，首先要得到基层的村干部及农民群众的认同，才可能在村落中扎下根来；真正的农村文化应当是从村落社会内部生发和培育出来的。因此，当前农村文化建设的内涵就必须从农村实际出发来设计。
1.以农村社会学视角看“三化同步”问题
2.超越直觉经验:农村社会学理论创新之路
3.再论农村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内容
4.中国社会学的学术成长与农村社会学的发展
5.半工半耕:一个农村社会学的中层概念——与兼业概念相比较
6.一本具有中国特色和时代特色的农村社会学著作
7.中国农村社会学研究现状与前景展望——“第七届农村社会学论坛”观点综述
8.我国农村社会变迁与农村社会学研究述评
9.农村社会学与农村
10.基于新农村建设的农村社会学课程教学改革探析
11.提高农村社会学授课质量的对策研究
12.农村社会学课程教学改革的探索
13.中国农村社会学十年:课题与观点
14.发展与滞后的并存:中国农村建设60年——一种农村社会学的视角
15.杨开道先生与他的农村社会学工作
16.农村、乡村概念比较的社会学意义
17.中国农村问题研究的新篇章——读《中国农村社会学》
18.学生编演教学案例小品的课堂教学模式探究——以《农村社会学》课程为例
19.农村社会学在中国1989——1992年
20.农村社会学的研究对象与学科体系
21.农村社会学在中国的发展
22.关于农村社会学教学体系的探索
23.多媒体课件的实效性研究——以《农村社会学》课程为例
24.刍议乡镇研究与农村社会学范式的扩展与创新
25.城乡统筹背景下《农村社会学》课程改革探析
26.“农村社会学”教学模式改革方向浅析
27.《农村社会学》课程教学改革初探
28.论农村社会学的现实功能
29.乡村调查与郑杭生农村社会学思想研究——基于理论自觉的视角
30.日本农村社会学概述
31.新颖别致,透视"三农"——评刘豪兴主编的《农村社会学》
32.论农村社会学的学科性质
33.参与式教学在《农村社会学》课程中的实践及其效果
34.华中农业大学成立社会学系及农村社会学研究所
35.农村社会学与农民
36.农村社会学及其发展
37.农业社会学:一门新的农村社会学
38.第七届农村社会学论坛在我校举行
39.交互式教学在农村社会学课程中的应用及效果评价
40.印度的农村社会学
41.苏联农村社会学的研究情况
42.四川“农村社会学”理论讨论会综述
43.关于农村社会学的几个问题
44.政治社会学理论范式下的农村教育分析
45.“中农”阶层:当前农村社会的中间阶层——“中国隐性农业革命”的社会学命题
46.农村社会学与农业发展
47.“农村社会学”理论讨论会综述
48.华中农业大学农村社会学专业
49.历史与文化视域下的中国乡村社会研究——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社会学研究方法启示
50.国外农经和农村社会学主要检索刊物简述
51.农村社会学的对象和任务
52.从农村社会学的发展看社会学中国化道路
53.农村劳动力流动对农村现代化的影响——近20年来社会学相关研究的回顾
54.中国农村社会学发展的新篇章——从梁漱溟、到辛秋水
55.再论中国农村区域差异——一个农村研究的中层理论建构
56.首届农村社会学教学研讨会综述
57.农村土地货币化模式分析与效应研究——基于生态经济学、农村社会学等多学科视角的思考
58.苏联农村社会学的客体、对象和任务
59.全国高等农业院校“农村社会学教学研讨会”综述
60.农村社会学学术讨论会在武昌召开
61.三十年代初苏区农村调查与社会学的中国化
62.实践的理论和理论的实践——读陆学艺农村社会学理论有感
63.农村社会学建设是科教兴农的重要基础工作
64.法社会学视野下农村环境群体性事件的发生机理及防治路径
65.生态社会学视阈中的新农村建设
66.重视农村社会学方法的研究和应用
67.陈翰笙与中国农村社会学研究
68.农村社会学研究初探
69.农村留守儿童发展困境的社会学分析——以文化资本为视角
70.关于农民、农业、农村现代化问题的社会学思考
71.农村体育发展滞后的社会学因素研究——基于江西赣南的实证分析
72.农村社会治理的本土资源初探——从乡规民约的法经济学和法社会学价值出发
73.东欧七国农村社会学家在苏联会晤
74.中国农村反贫困的制度社会学思考
75.农民收入与农村消费市场的社会学分析
76.我国农村地区彩礼的社会学分析
77.社会学视域下农村贫困大学生学校适应问题研究
78.温州农村“会”的社会学分析
79.社会学视野下农村公路与文化变迁研究
80.新农村建设的社会学分析
81.乔启明及其农村社会学思想
82.农村合作组织的社会学分析
83.农村男性偏好现象的社会学解释
84.农村义务教育均等化困境的社会学思考
85.社会学视角下的当代农村大学生困境分析
86.转型期农村家庭冲突的社会学解读
87.农村丧偶妇女社会生活的社会学分析
88.农村职业中学校本课程开发的社会学分析
89.农村邻里吃请行为的经济学和社会学分析
90.农村留守儿童问题社会学分析
91.对传统农村家庭教育功能变迁的社会学思考
92.农村教师脱岗的社会学分析
93.家庭社会学视角下的农村养老问题研究
94.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社会学解读
95.新形势下对我国农村基础教育的社会学思考
96.农村民间组织对构建农村和谐社会功能的社会学分析
97.湘西南农村婚俗的社会学分析
98.对农村基层社会矛盾的法社会学分析
99.陕北农村民间信贷原因的社会学分析
100.农村留守儿童问题的社会学分析
101.推进新农村建设的社会学思考
102.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的农民素质问题探析——基于社会学视角的分析
103.影响农村中小学生体质健康因素的社会学分析
104.新农村建设中家族问题的社会学透析
105.贪困、贪困文化与价值观念的转型——对我国农村贫困的社会学思考
106.农村教师补充困境的政策与社会学考察
107.农村贫困地区民办学校师资的社会学分析
108.农村居民消费心理的社会学探析
109.困境与抉择:苏北农村体育发展滞后的社会学研究
110.关于拓展农村消费市场的经济社会学思考
111.农村留守儿童关爱服务路径的社会学考察
112.社会学视野下农村留守老人问题探析
113.农村流动劳动力与成人教育的社会学分析
114.中国农村合作组织的社会学分析
115.我国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择校现象的社会学审视
116.对当前农村犯罪控制的社会学思考
117.社会学视野下的近年农村土地抛荒问题浅析
118.农村教师低职业吸引力的社会学分析
内容摘要：社区主导型发展（Community Drived Development 简称CDD）是当今国际反贫困领域比较流行的一种发展理念，它把以赋权扶贫理念为核心的参与式扶贫提高到了一个新的层次，同时也为反贫困模式选择提供了一条新的思路。本文基于社区主导型发展的视角，对新形势下肃南县反贫困现状及存在问题进行了分析，能力提升和权利(机会)拓展为目标，对CDD的实施对策进行了初步的探讨。
关键词：赋权参与 社区主导型发展 肃南县 反贫困
肃南裕固族自治县是全国唯一、甘肃独有的全国人口较少民族―裕固族的主要聚居地，是一个靠天然草场放牧的传统畜牧业县。近30年来，肃南县的经济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农牧民生活大大改善。但由于其历史、地理、生态等原因，与本省及外省发达的少数民族自治县比较，差距还很大，部分民族群众生产生活水平还相当低。肃南县为解决贫困问题，曾经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但目前扶贫效益不但没有上升，反而呈现明显的下降趋势。有的地方甚至出现返贫、更贫的现象。因此，客观认识肃南县的贫困现状，正确分析其致贫成因，创新扶贫开发机制，既是扶贫实践中亟待解决的一项重要课题，也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和和谐社会的需要。
权利与机会：定义当代贫困问题的关键因素
上世纪，我国反贫困分为救济式扶贫和开发式扶贫两个阶段。这两者都属于“行政主导型反贫困战略”在不同阶段的表现方式。从多年的扶贫效果看，存在以下缺陷（年渊，2006）：扶贫规划由外来者进行，更多地反映了政府扶贫的宏观要求及规划人员的意愿；规划决策程序自上而下，没有贫困人口参与规划决策，致使项目不能反映和符合农户的要求，或项目缺乏可持续性；农村社区群众对项目缺乏拥有感，自我发展能力得不到提高。致使反贫困事业遇到了边际成本增加、瞄准困难、长效机制缺失等新挑战。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对贫困问题的研究，由原来的文化、制度层面，向权利、能力等角度进行了跨学科的拓展，为贫困问题的研究开拓了视野。在当前全世界正遭遇金融危机的严峻形势下，世界上所有国家都在积极探寻消除贫困的有效路径。世界反贫困事业已出现了新的特点，并由此提出了“赋权、机会、安全”等新的理论观点和反贫困的主流方案。赋权理论对解决农民贫困最为现实的实践途径就是提出了“赋权”参与式扶贫模式。它以“赋权”为核心，利用政府注入的资源，在社会组织的协助下，扶贫对象充分参与决策和执行扶贫行为活动，全面介入到扶贫开发的全过程中。简而言之，也就是要赋予贫困人口参与发展、摆脱贫困的机会和权利。近年来在我国一些民族地区开展的社区主导型发展（CDD），把以赋权扶贫理念为核心的参与式扶贫提高到了一个新的层次，同时也为我国民族地区的反贫困提供了一条新的思路。
社区主导型发展及其实践价值
社区主导型发展（Community Driven Development，简称CDD），是世界银行项目运营评估部在20世纪90年代初提出的一种新型的反贫困治理模式。《社区主导型发展的基本原理和操作要点》这本书中将其定义为：CDD将对决策和资源的控制交给社区群体。这些社区群体经常与响应他们需求的组织和服务提供者建立伙伴关系，包括当地政府、私人企业、非政府组织和中央政府机构。CDD是一条提供公共服务、组织经济活动、管理资源、保障贫困人口权益的良好途径（简小鹰，刘林译，2007）。
我国CDD试点项目自2006年开始实施，于2009年6月顺利结束。项目总投资600万美元，覆盖广西、四川、陕西和内蒙古四省（区）这四个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的60个贫困村。分别代表了我国西南喀斯特地区、丘陵地区、黄土高原和农牧区的贫困类型。该项目的目标是通过在生态脆弱的贫困农村实施CDD项目，以帮助试点地区减缓农村贫困和提高环境可持续性。项目内容包括社区小型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建设、社区发展基金、社区自然资源管理与环境改善。目前，从实践成效来看，CDD具有其它传统扶贫开发机制所不具有的优越性。
可以增强农民和基层社区民主的发展意识。社区主导型发展对项目信息的有效传播及随后的相关活动可以培育农民的权利意识和发展意识，促使他们为了争取项目和获取项目资源而行动起来；而后续的项目行动反过来又能进一步强化和提升农民的发展意识。在选取项目和组织实施项目的过程中，农民逐渐学会了以组织化的集体力量实现共同利益；而共同利益的实现又强化了农民对社区的认同感，强化了社区团结，推动了社区组织化程度和集体行动能力的增强。
有助于改善农村基础设施。由于CDD主张赋权给社区农民，全体社区农民可以决定把有限的资金用于发展他们最需要的项目。而农民选择的项目实施以后，极大地改善了乡村生产、生活条件，还促进了乡风文明，村容整洁和生态环境。
可以高效识别贫困人口对公共产品与服务的需求。贫困人口积极承担起了识别自身社区核心需求的任务，实施项目由全体社区农民商讨提出，然后经全体村民投票通过，基本不会出现错位的情形，提高了扶贫项目对贫困人口需求的瞄准效度。
为整合各类扶贫资源和降低公共产品供给成本搭建了平台。首先，在社区各项程序符合规定的情况下，县项目办必须无条件地一次性将资金拨付到社区账户上。这样减少了资金经过的环节，加快了资金的到位速度，同时也提高了资金对贫困人口的瞄准效度。其次，按照同一个项目的技术标准，村民自主决定的项目预算单价要比国家定额预算的单价低，提高了资金利用效率。
优先帮助贫困户和弱势群体。CDD的创新之处之一在于设立了社区发展基金，社区内真正困难的农户可以申请获得小额度的贷款。而那些贷款产生的利息又计入社区发展基金，从而让基金滚动起来。获得贷款的农户要按时支付利息和准时还清贷款，以让更多的农村困难户受益。
可以形成一种反贫困的长效机制。社区主导型发展所带来的农民和基层贫困社区反贫困能力的增强为形成反贫困的长效机制提供了可能，而在此基础上产生的外引资源维护机制、内部资源动员能力以及社区内社会资本状况的变化则为形成反贫困的长效机制提供了保障。
肃南县贫困特征及反贫困中存在的问题
（一）特征
1.贫困面广。2001年肃南县有马蹄、明花两个重点贫困乡，共14个行政村1792户7166人，占全县农牧村总人口的28.36%，其中：明花乡贫困户1234户4939人，马蹄乡贫困户740户2963人；2009年贫困乡贫困人口减少到4939人（包括返贫人口），贫困面下降19.6%，但其困户有243户，1542人。2010年肃南县从扶持人口较少民族角度考虑出发，计划将皇城、祁丰、大河、康乐、白银等5个乡镇全部列入重点贫困乡村。目前，肃南县共有贫困村73个，在各乡镇均有分布。
2.贫困程度深。2001年明花乡贫困户人均收入1450元，马蹄乡贫困户人均收入1800元；2009年，贫困乡村农牧民人均纯收入达到1910元，但其中人均纯收入625元以下的特困户就有243户，1542人，远低于2009年国家极端贫困线785元的标准。
3.返贫现象严重。由于经济发展的外部条件差和脆弱的生态环境，贫困人口数量在减少的同时，因灾、因病等原因而返贫人口增加，返贫现象十分突出。
4.贫困人口反贫困意识和技能差。贫困人口长期生活在贫困的环境之中，形成了一种特定的生活方式、行为规范和价值观念和特定的区域文化。受落后观念和传统习俗的影响，部分贫困人口安于现状、不思进取。相当数量的贫困户受教育水平低，劳动技能差，自我发展能力不强。
（二）存在问题
1.原有扶贫开发模式忽视贫困人口的主动性和创造性。无偿救济式扶贫，并不能真正使穷人摆脱贫困，相反，使部分穷人陷入越扶越穷的恶性循环之中，甚至使穷人自尊心和自信心受到某种程度的伤害；开发式扶贫也没有使农民拥有摆脱贫困陷阱的能力，反而出现了农民持续边缘化的现象。
2.部分扶贫资源难以准确瞄准贫困地区。在一些地方，各部门在扶贫时各自为政，自行其是，导致资金分散使用，难以实现规模和集约效益。一些扶贫项目被放在非贫困地区，区域差距越来越大。在一些地方，扶贫的工作目标开始异化，其目的不在于消除贫困，而是为地方政府获取更多的资金。
3.贫困人口的意愿和话语权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农村社区内部基本上实行的是党支部的决策管理模式，大多数农民都没有说话的机会。在不少地方，许多与农民生产生活紧密相关的事务，比如修路修桥、通电通水、农技服务、卫生保健和计划生育等等，几乎都靠政府来推动。
4.贫困人口自我发展能力有待提高。大多数贫困人口受教育的年限比较短，文化程度比较低。如何尽快培育一批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人，并使他们成为反贫困的中坚力量，已成为反贫困的迫切要求。
肃南县贫困地区实施CDD的对策建议
由于中国转型期的社会问题、目前的扶贫体制及具体的操作层面问题等原因，肃南县贫困地区需要从当地的实际出发，在今后的扶贫开发模式选择引入社区主导型发展的理念。
加强农村社区自治与村务管理能力的建设。如果没有较强能力的农村社区自我组织和服务能力，“无人理事，无章理事”的现象将成为农村CDD的难题。因此，要形成服务型政府扶持引导下村民自主管理的治理结构，形成广泛参与、民主决策、权力制衡、信息公开的乡村公共事务管理机制，提高贫困人群自我组织和管理能力。通过社区成员的广泛参与，实现社区的可持续、有效益的发展，使社区所有成员都能够共享发展的成果。
培育和发展乡村社区民间组织。与当地政府、私人企业、NGO、中央政府机构这些与响应他们需要的组织和服务提供者建立伙伴关系。通过培育和发展乡村社会组织，可弥补政府和社区居民所不及，从而形成政府和民间组织之间的优势互补，共同推动农村社区主导型发展的格局。
加强农村社区工作者队伍建设。随着农村社区主导发展的深入，迫切需要发展和壮大农村社区工作者队伍。社区工作者是社区发展中各项工作开展的执行者，是社区工作的主要承担者。我国大学生村官政策的落实，让农村人才缺乏的局面得以缓解。因此，要尽快地培育并留住一批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社区工作者，使他们成为CDD的中坚力量。
整合扶贫资源，全面推进扶贫开发进程。扶贫部门在推动CDD过程中，发挥自身综合扶贫开发的机构、人才、经验和信息等优势，整合扶贫开发的增量和存量资源。进一步促进区域、行业和社会政策向贫困地区、贫困人口倾斜。进一步完善扶贫战略和政策体系，实现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和扶贫开发政策有效衔接。
扩大CDD外延和覆盖面。在原有项目基础上扩充科技、教育、卫生等子项目，积极探索培育新型农民的综合化、制度化和规范化新路子，促进贫困地区农村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和全面进步。通过持续的社区发展行动，形成政府帮助群众，群众之间互相帮助的新风尚，使村民的权利意识、自由意识和集体意识空前发展，并形成一套崭新的价值观和道德观。
参考文献：
1.年渊.参与式方法在甘肃贫困地区的应用实践分析―以徽县麻安村为例[J].甘肃省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6(12)
2.简小鹰，刘林译.什么是社区主导型发展方式(CDD).中国社区主导发展简报，2007,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