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8-03 17:29:23
关键词：灾难报道；政治控制；新闻专业主义
一、政治控制
在实践中，新闻报道本应被给予充分的新闻自由，但灾难新闻是比较特殊的新闻，报道的及时得当直接关系到政府的应急效率，因此它必须得在合理范围内的政治控制下进行，否则，整个社会状态可能将朝着消极的方向发展。
在市场经济高度发展和传媒竞争日益激烈的当今社会，为了搏得生存的空间，不少媒体抢独家、造噱头，不惜牺牲伦理道德和新闻理想，只为获取足够多的注意力资源。这种行为体现在灾难报道中就是新闻媒介过多着墨背离人情人性的新闻事件，过分指责处理灾难的组织和个人，再度伤害灾民心理等等，这些都可能加重社会恐慌，煽起激愤情绪，引发社会危机。由此，新闻媒介的报道可能不会发挥其具备的积极作用，反而成为灾难后果的扩大者。所以，灾难报道中适度有效的政治控制可以使政府引导公民及时科学地救灾，获得信任和肯定，扩大在国际社会的影响力和认可度。
二、新闻专业主义
在中国，传媒拥有双重属性，具备企业化经营、事业化管理的特点，必须在政治的控制下运行。但是，一个有操守有理想的新闻媒体，又不能完全被政治束缚，必须具备相当的专业主义精神。
新闻专业主义有利于媒体人规范自己的报道行为，恪守自己的职业操守，挖掘具有人性闪光面的新闻角度，写出更有深度和反思价值的优秀新闻作品。
在遵循政治规范和伦理道德的前提下，新闻媒介如果在灾难报道中正确地践行新闻专业主义，能使社会公众及时准确地掌握灾难的动态消息，做出可能和必要的响应举动，同时也能替公众行使监督的职能，让救灾的每一环节在阳光下进行。
三、政治控制与新闻专业主义的辩证关系
从哲学里矛盾的观点来看，在灾难事件的新闻报道中，政治控制与新闻专业主义始终处于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每一场灾难的背后，从灾难原因到伤亡现场、各方救助，从人们可以直观的台前到无法透视的幕后，都必然有着各种事实和真相。它们可能是正面的，也或许是负面的，但及时真实地报道它们是新闻专业主义的要求。然而，灾难报道又区别于一般的新闻报道，它关系到政府在极其短暂的最佳救助时间内能否充分发挥其强大的宏观调控能力，做好灾难应急工作。因此，对不利于安定人心和组织工作的新闻内容，政府必须采取适当的政治控制来约束新闻言论。
在信息源、传播内容等方面，灾难新闻报道常常受限于强大的政治控制而难以充分发挥新闻的专业主义。但是，新闻媒介只有做到通过其报道，既满足受众知情权，发挥传媒的监督权、话语权，又能引导灾难事态朝着积极的方向发展，才是真正展现了新闻专业主义，而这必须依赖一定的政治控制的约束。
四、负面的政治控制与新闻专业主义
过度的政治控制属于负面的政治控制，它会一定程度上削弱公众的知情权，抑制新闻专业主义的发挥，不仅不能起到维护社会秩序的作用，更可能导致灾情的扩大化，造成无法挽回的巨大损失。
2003年的非典，是一场密不透风的噩梦。起初，当广州已经出现板蓝根和醋脱销的情况时，就有知情人士通过媒介爆料，但却石沉大海。政府封锁消息，媒体瞒而不报，使得SARS一步一步蔓延，其速度之快，让人们猝不及防。政府过多的政治控制，使媒体人也不敢在这微妙的时刻轻举妄动，一不小心就站在了风口浪尖处，新闻专业主义不得不暂时隐没。可是，紧接而来的是，全民陷入极端的恐慌，社会秩序轰然崩塌，死亡名单上一个个冰冷的数字不断跳动，这早已背离了政府的初衷，而且酿成了更为严重的后果。
与SARS前期政府行为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其后期的反应措施，北京的抢购风波仅仅持续了不到两天的时间就退却了。因为，第一时间政府就运用其积极的控制力量，要求媒体全部行动起来，保持各种物资援助信息的及时更新，这极大程度上消除了老百姓的盲目恐慌，增强了他们应对灾难的有效性。
五、正面的政治控制与新闻专业主义
适度的政治控制属于正面的政治控制，它能使新闻媒介充分发挥其专业主义，报道事实、监督舆论、服务公众、稳定秩序，同时也塑造良好的国际形象。
2009年4月H1N1型流感爆发，这场灾难，似乎那么熟悉。可是这次，对比六年前的SARS危机，中国政府反应迅速及时、积极而富于人情味，在疫情开始就以积极公开的态度配合媒体，使得中国各大媒体成为疫情报道的主要传播者，其防疫措施也得到了世界卫生组织的肯定（5月5日A04版）。
在H1N1流感灾难发生后，从国外的蔓延情况到国内的控制现状，从灾难发生原因到政府如何救助、怎样有效预防，政府都向媒体提供及时、准确的讯息，使得大部分新闻报道都真实客观、深度有利，良好地展现了新闻专业主义，使得公众积极配合政府的各项防疫措施，为阻止疫情扩散争取到了有利的时机。所以，如果在坚持适度的政治性的前提下，能够给予新闻展现客观性的空间，就能够使新闻报道体现出充分的专业主义，使灾难应对向积极的方向发展。
六、灾难事件中的政府和新闻媒介
（一）政府――有所为，有所不为。灾难发生后，发动举国之力，积极救灾，稳定人心，是政府的首要责任。必须承认，在极具严肃性和影响力的灾难报道中，政府必须加强宏观调控，用政治权利的管控加速一个积极的舆论场的形成。
在信息高度流通的社会里，公众早已形成自己的思考和判断。过去信息匮乏的年代里，他们被动地接收信息，政府告诉他们什么他们就信什么。现在，他们主动地辨别信息，在泛滥成灾的文字里用逻辑和思维去审视事实。
因此，政府首先就要在法制的前提下，及时真实准确的信息源，引导和鼓励新闻媒体在合理范围内去从多角度发现和报道灾难事件，既可以行使舆论监督的功能，传递正能量，又可以让公众在细节严谨的、正负面兼有的文字里树立对政府的信任，积极配合，为救灾出力。
（二）新闻媒介――控制下的专业主义。新闻媒介，发挥着社会安全阀的作用，带来真正的社会稳定和公共安全。因此，在灾难新闻的报道中，新闻媒介必须严守职业道德，受法的约束，受政府的控制。
在市场竞争自由化的今天，如果失去了政治的管控，只讲新闻自由与开放，受商业利益的驱使，媒体可能会沦落为畸形的媒体，反而与所谓的“真相”“真知”越来越远。所以，首先，新闻媒介必须明确自己的性质和担当，遵循政府有利于大局和公众利益的政治控制。
灾难新闻的报道中，新闻媒介应当在适度政治控制的基础上，尽可能体现新闻的专业主义，用其所长，客观地还原灾难本身，正确地建议灾难防御，积极地引导舆论走向，充分发挥媒介效应。
参考文献：
【关键词】新媒体 恐怖事件传播 新闻专业主义
2014年3月昆明火车站事件发生以来，全国发生多起因“砍人谣言”而引发群众集体狂奔的闹剧。这一现象说明，事件的传播给民众制造了媒介恐慌。当“恐怖事件”进入新旧媒体融合的环境之中，以社交媒体为代表的新媒体并非拘囿于小众的朋友交际，而是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传统媒体的大众传播功能。
一、困境描述：“共生”迷局及其新闻专业主义质疑
1、恐怖事件传播的争辩：“共生论”与“工具论”
“恐怖事件”有特指含义，即由制造的针对民众社会或公共设施的暴力和破坏活动。一直以来，学界对与媒体之关系有“共生论”和“工具论”两种倾向，“共生论”将媒体与视为相互依存的共生关系：一方面，恐怖事件为媒体报道输送广为关注的话题，恐怖事件制造的社会混乱和不安全感也增加了民众对媒体的依赖；另一方面，媒体报道为提供了信息输送网络。在西方社会，持“共生论”观点的研究者不在少数，美国学者鲍耶・贝尔认为，“就像媒体无法抵制恐怖事件那样，也离不开媒体。他们俩处于一种共生的关系中”。① “共生论”持有者在“需要媒体来帮助传递信息”这一论点上达成共识。“工具论”则认为媒体是反恐阵容的一把利刃，通过媒体报道，政府可以宣传反恐力度，疏导民众心理，管理社会秩序，从而降低恐怖事件风险。
随着近年来社交媒体的繁荣，“共生论”与“工具论”进入一个全新视野。由于恐怖话题的敏感性，社交网络随时有可能成为恐怖扩散的温床，从而为“共生论”提供更多的现实依据。而“工具论”也在新媒体的土壤中生出新枝，特别是随着媒体“官微”的开启，以及媒体人和社会精英的网络参与，不仅抑制了社会恐惧感，而且对自救常识、防暴策略的宣传也起到了积极作用。
2、“二论”争辩中的新闻专业主义悖论
新闻专业主义职业理念是在20世纪初西方媒体煽情主义的大背景下提出的，存在着两种理解维度：“一种理解把新闻专业主义看作是新闻业的专业意识形态；而另一种理解则把新闻业看作是一种社会角色分工。”②实际上，这两种维度规划出了新闻专业主义的两种话语方式，其一是媒体作为独立行业所引申出的中立性、客观性、公正性等伦理话语，即专业意识形态，其二是社会或政治为了呼应这一独立的专业意识形态所实施规训的权力话语，促使其合理履行社会角色分工。“共生论”和“工具论”可看作是新闻专业主义两种话语方式的矛盾外化。“共生论”的潜在思维是媒体作为一种中立的社会公器，既可为反恐阵营所用，也可为所用，任何社会力量对媒体资源的争夺处于公平关系；“工具论”的潜在思维在于政治和社会对媒体的规训拥有绝对权力，媒体应该具备社会责任、行业道德和公共追求。
但是，以媒体人和社会精英个人名义开设的社交平台却让“工具论”陷入悖论：一方面，社会个体话语权的即时性和随意性，使权力对媒体的规训在理论上不可能实现，因而社交媒体难以成为驯服的“工具”。另一方面，社交媒体的网络互议不仅在“规训”传统媒体自律，而且在各个领域督导政府行为，这种“反规训”颠覆了新闻专业主义中政治和社会对媒体的规训功能。
3、新闻专业主义核心理念在恐怖事件传播中的存疑
新闻专业主义在中国本土化过程中，一定程度上刨除了西方新闻理念中某些不切实际的空想，存留了适应中国本土文化与现行制度的成份，“一是客观性新闻学，二是新闻媒介和新闻工作者的独立地位和独特作用。”③也可以说，“客观、独立、真实”是新闻专业主义在中国的集中体现。然而，在恐怖事件传播中，这三种专业秉性均受质疑。
客观性原则要求传播中每一个具体事实必须符合客观实际，在态度上不带有主观情绪。在恐怖事件中，情感指向性异常明显，以昆明事件为例，大部分伤亡者为农民工及家眷，现场视觉冲击力无法让传播者完全处于一种“冷眼看世界”的理性客观之中；新闻独立性原则要求传播者处于被传播事件的利益关系和权力关系之外。在恐怖势力与普通民众对峙的格局中，作为普通民众的传播者无法处身事外；真实性原则要求被传播事件的每一个具体细节都是符合实际的。在恐怖事件中，具体真实受到道德质疑，比如行凶时的残暴镜头和行凶后的血腥画面可能点燃社会复仇情绪，引起潜在恐怖势力竞相模仿，关于警方侦查计划的真实传播也将扰乱反恐布局。
二、案例分析：昆明事件中的媒介恐慌与新闻专业主义
1、新媒体与媒介恐慌
媒介恐慌论是“9・11”事件之后，国际大众传播研究学会（IAMCR）于2002年提出的概念，其思想脉络承袭了“共生论”主要理论，承认了媒体对民众恐慌心理的制造功能。在新媒体环境中，社会信息以幂计算的速度扩散，恐慌的传播速度迅速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
昆明事件发生之时，最早通过网络对外消息的是网名为“我要存钱买药”（9点25分）的网友：“为什么警察救护车还没来！”，这条微博引起了恐怖消息的井喷式爆发，信息中的恐惧信号也明显上升，9点31分网友“黄Y3欣-Dione”：“在餐厅吃饭，突然冲进一大堆人，然后看见一个穿着全身黑的，拿着两把长刀追着人砍，太恐怖。”当信息渐趋清晰之后，网络中的形象从“疯子”变为“维族人”。类似恐惧性信息之后，全民陷入恐慌。这种社会情绪蛰伏期很长，乃至事发半个月之后，全国多地发生了因“砍人谣言”而造成的大规模人群逃散。
2、昆明事件的媒介传播过程与专业主义演进
通过对昆明事件新媒体传播和传统媒体报道的研究发现，整个过程经历了以下五个阶段：
这五个阶段形成了一个循环的舆论场，形成信息递进推力，给恐怖事件制造想象空间的同时，也给新闻专业主义带来了挑战。
在第一阶段，网友报料信息较为零散，散布的信息中蕴含有很强的不确定性和恐惧感，对的第一感觉是“疯子”，镇定之后的目击网友甚至开始对进行文学性描写：黑色蒙面人、统一的侠客着装、秘密组织的图腾、身手不凡的女杀手。这种信息刻画具有文学叙事情结，客观性和真实性元素稀缺；第二阶段，当晚10点钟之后，当地媒体开始介入调查，并公布了一些眼见或耳闻的表面信息，多数只追求“现象真实”。这一阶段的媒体尚处于兴奋期，传播血腥画面是一种媒介本能。值得注意的是，这一阶段中当地媒体的官方微博体现了专业精神，快速、权威地传递了有效信息；第三阶段，媒体传递了中央及省市领导在现场的指示和表态，将事件升级至仪式化的政治高度；第四阶段，“人民日报”、“新华视点”、“央视新闻”等 “官微”开始对歹徒动机、警方进展、伤者救治、死者人数等信息进行定期，保证了信息的权威性；第五阶段，随着网络互议话题方向的多元化，专业主义出现分歧。
3、新闻专业主义的媒介修正
随着事态发展，新闻专业主义在“五阶段”循环中逐渐苏醒，媒介的社会功能也在“共生”和“工具”之间拉锯。在昆明事件中，媒体官微的新闻专业主义起到了关键性作用，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清理谣言，阻止媒介恐慌的蔓延。
相较传统媒体，新媒体在以下两方面更好地实现了专业主义理念：第一，时效性。现场的职业记者和公民记者都可以以个人名义通过网络随时、随地、随意信息，这是传统媒体不可能做到的；第二，解释性。新闻记者不可能精通包括政治、经济、刑侦、国际关系、少数民族历史在内的所有专业性知识，这些知识正是恐怖事件传播中“整体真实”和“本质真实”所需的背景或因果，网络互议平台足以吸聚社会各方面的知识精英，参与事件评价，并对事件表达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修正，这比传统媒体新闻评论栏目邀请一两个专家现场解说更具有知识广泛性、深邃性和互动性。
三、路径研究：恐怖事件传播中新闻专业主义的话语重构与应用规范
1、新闻专业主义的话语重构
伦理和权力是新闻专业主义的两种话语方式，前者要求传播具备客观性、独立性、真实性等职业理念，后者则暗指政治对媒体的权力规训。在恐怖事件传播中，新闻专业主义存在着诸多悖论，阻滞了恐怖事件的正常报道和理性传播。因此，在新旧媒体融合的环境之下，新闻专业主义的话语建构理应有所突破。新闻专业主义应积极强调媒体的公共属性，在恐怖事件传播中，传播者与社会公众共同面对恐怖袭击这一巨大的现实，传播目的在于尽可能地维护公众利益和公共安全，而非借机争夺眼球、讨好政治或资本权力。
在伦理话语中，传播者无法逃离伤害、死亡等一系列悲剧性语境和恐惧性阴霾，传播者让受众读懂了恐怖事件所带来的内心恐惧与悲伤；传播者更无法享受超脱的独立性，在传播之时，不仅需要受到来自法律的管制，同时需要承受社会和文化的制约，比如针对某一民族或宗教的挑战性、亵渎性传播，即使没有触犯法律，也应该受到制裁。在恐怖事件传播中，传播者本身处于反恐阵营，立场鲜明；真实性是一个逐渐显形的过程，上述的传播五阶段实际是现象真实向整体真实，具体真实向本质真实的转换过程。
2、新闻专业主义的应用规范
在新旧媒体交替时代，对恐怖事件传播中新闻专业主义的应用需要进行规范：1、对整体真实与本质真实的不舍追求，是传统媒体得以存在的优势之一。这就需要传统媒体发出权威声音，挖掘深度信息。2、与官方保持“可视距离”，即互相在视线范围之内，能够及时获得权威信息或官方指示，但也避免个别官员利用权力对具体报道的无理操纵，妨碍受众知情权。3、谨慎利用网络信息资源，标明消息来源，同时做出理性鉴别。4、不策划、不煽情，维护社会情绪稳定和公众心理健康，促进事态往良性方向发展。5、不采访，不以客观性为借口为其提供话语平台，不擅自宣传其政治主张和谈判条件。6、不公布官方不愿公布，或者认为暂时不适宜公布的信息。7、 避免将与民族、宗教等概念混同，在新闻叙事和传播修辞中，避免民族歧视或宗教亵渎性质的话语或画面。8、不传播血腥画面和残忍镜头，避免以真实性为借口对恐怖细节进行描写。
参考文献
①苏珊・L・卡拉瑟斯 著，张毓强 等译：《西方传媒与战争》[M].新华出版社，2002：196
②胡翼青，《自媒体力量的想象：基于新闻专业主义的质疑》[J].《新闻记者》，2013（3）
③李岩，《新闻专业主义在中国大陆的实践与变异》[J].《当代传播》，2011（1）
新闻学教育的目标是为新闻媒体培养人才，因此，不能适应业界需要的新闻学教育无论如何都是失败的。适用性应该是新闻学教育最基本的评价标准。回顾西方新闻学教育的源头，可以清楚地看到对于实践能力培养的重视。然而到了20世纪20年代，美国新闻教育在职业训练之外，同时开设了通识教育。这种通识教育，意在让学生接触大量非专业性的、非功利性的、不直接为职业作准备的知识和能力，培养学生“一专多能”，使学生在面对包罗万象的新闻事实时拥有更宽厚的知识储备。
当然，通识教育的含义远非如此。通识教育的概念可以追溯到亚里士多德提出的自由教育（或译博雅教育），与专注以“谋生为目的”的职业准备不同，自由教育注重的不是效用性，而是透过心智的发展与理性运作来脱离蒙昧或修正偏狭观点，人的视野因此而开阔，心灵因得到解放而自由。因此，通识教育除了帮助学生建构起广阔的知识体系，更在于使学生对生活、历史、政治和艺术具有一般的了解和正确的评判力。因此，这种以实践能力的培养为先，以通识教育为基础，以培养人文素养为追求的新闻教育理念，一直居于学校培养新闻传播人才的主导地位。然而，目前我们新闻教育的现状是否真正落实了这一教育理念呢？
新闻教育问题何在
为切实考察山东师范大学新闻学教育的现状，获得学生对于在校教育的意见反馈，笔者面向新闻系新闻学与广播电视新闻学四年级学生进行问卷调查。之所以选择大四学生，是因为他们目前已基本完成课程学习和实习，对于教学内容与媒体实践需要之间的契合度有较为清晰的认识。
以问卷数据分析为基础，结合目前课程设置的现实，笔者发现目前山东师范大学的新闻学教育存在如下问题：
（一）学科门类过于单一
根据山东师范大学新闻专业本科培养方案，新闻学专业本科生的课程类型分为四种：学校通识课、学院通识课、专业课和实践环节。除去16周的实习时间，仅就课堂教学而言，学校通识课占总学时的35%，学院通识课占13%，专业课占52%。在这些课程当中，文学类的课程占有相当的分量。学院通识课共四门，文学类的课程占三门（现代汉语、基础写作、中国现代文学），专业必修课16门，文学类课程占3门（中国古代文学专题、中国当代文学专题、外国文学专题），专业选修课目前共有34门备选课程，文学类的课程占18门。哲学类的课程仅限于学校通识课中规定的两门课程：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历史类课程仅《中国近现代史纲要》一门；政治学、艺术学、社会学的课程完全空白。
学校要求学生必须有四门跨系选修课，且有一门为理科。根据调查，学生的公选课共涉及85门课程，其中理学与工学共计31门，哲学类课程6门，社会学课程4门，政治学课程5门，经济学课程8门，教育学课程7门，文学（包括语言学和文化学）共11门，艺术学8门，管理学、军事学、法学各1门，另有两门医学养生类课程。
在影响学生们公选课选课决定的诸因素中，个人兴趣是首要因素，占选课原因比例分布的63%。据学生反映，由于公选课一般在大一下学期和大二上学期完成，且主要在大一下学期选完，所以对本专业影响考虑较少，多从个人兴趣出发。排第二位的因素“不得不选”，占13%。诸如抽签不中、上课时间冲突、原选定课程停开等原因都会造成“不得不选”的被动局面。基于“对专业有益”的考虑有11%，共有37课次，其中有11课次为摄影，其它课程分布较为分散。好拿学分的现实考虑占8%，5%的选择基于一般知识与能力培养的考虑。
若撇开主观因素，仅就客观结果论，真正与新闻学专业密切相关的课程实际上选择人数寥寥。比如政治理论与实践，有9人选择；社会学视野下的社会问题，有7人选择；政治传播学，仅有5人选择；社会调查方法，仅有4人选择。
综上，目前的课程设置并不足以提供给学生多元的学科知识，依靠公选课机制也并不能有效弥补新闻专业课程设置上的缺陷，目前的教学距离通识教育相去甚远。这一结论在学生对于新闻教学的评价中亦可得到验证。
（二）实践技能的培养是最大软肋
结合之前所述新闻教育的理念，我们将新闻教育目标分为“系统的新闻理论知识”、“扎实的人文基础与素养”和“实用的操作技能”三个层面，并请学生以0～5分对教学目标的完成情况进行评价。数据统计结果发现，“系统的新闻理论知识”平均得分3.74分，“扎实的人文基础与素养”为3.40分，“实用的操作技能”一项平均得分2.83分，可见实践能力的训练是学生最为不满的一环。
相应的，当问及新闻教学的实用性评价时，学生结合自身的实践经验，为理念有效性打出的平均分值为3.85分，操作有效性的分值为3.37分。
结合上述两组数据可知，学生对于新闻理论学习的认可度相对较高。学生认为这些内容在理念层面是具有指导意义的，即对于新闻的制作流程、记者的基本素养、媒体的伦理规范等内容都有清楚的认知。但理论学习的最终指向仍然是实践，当把理论学习的成果放到实践中去考量时，学生仍然表达了对于理论学习的不满。
在一个开放性问题——“实习后，你认为自己所受的新闻学教育最大的缺陷是什么”——的回答中，学生几乎无一例外地提到了实践能力的薄弱。学生们一方面反映“专业知识有余，而实践技能不足”，“理论知识学习较多，但实际锻炼机会太少”；另一方面认为在将知识性的内容转化为实践操作的技能中面临困惑。他们说： “理论很少能应用于实践，或在实践中行不通”，“理论知识都仅限于理论，在真正实用的时候往往还是觉得无从下手，还是要从头学习，一点点去积累各种方法、技巧等。”
教学改革的策略与计划
针对上述新闻教育的两个突出问题，我们认为新闻教育必须超越新闻学，探索出一条切实可行的合作办学之路。合作，一方面指新闻专业与其它专业的合作，另一方面指新闻专业与新闻媒体的合作。
（一）变跨系选修课为专业课
从目前跨系公选课的选课情况来看，学生所选的四门课程虽对其知识体系的完善有一定帮助，但收效并不明显。因此，若实现真正的通识教育，提升学生的人文素养，必须精减文学类课程，增加其它人文学科课程。由于教学计划并非可以随时调整，对于课程改革的设想仍在论证阶段。
根据学生目前的知识体系、媒介环境的现实需求和新闻人才培养的终极目标，参照其他高校的经验，再结合山东师范大学现有的学科体系，我们拟将以下学科的相关课程率先纳入本科培养方案。
1.社会学
新闻学与社会学有着密切的关系，记者与社会学家也有某种共通之处。与社会学家的工作类似，记者需要考察外部世界和系统地记录与分析这种观察，从中寻找问题，推断原因，指出改进的方法，评估改进的结果。这一行为的成果既取决于他们对于社会的正确而深刻的认识，也取决于他们研究社会的方法是否科学有效。
备选的社会学课程有《社会学概论》、《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社会学视野下的社会问题研究》、《中国社会思想史》。
2.政治学
新闻学专业的学生要有政治学的基本知识，不仅因为政治事件是新闻报道的重要题材；也不仅因为“新闻工作必须要讲政治”，作为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范畴的新闻舆论，是无法远离政治而独立存在的；更重要的是新闻媒体作为公共意见的载体，直接推进着我国社会主义民主体制的发展和健全。正如美国新闻教育研究者詹姆士·W·凯里所说：“政治理论培育我们对民主生活和体制的理解”，政治学基本理论的学习是必需的。
备选的政治学课程有：《西方民主政治》、《比较政党制度》、《政治学理论与实践》、《国际政治与关系》
3.经济学
在当今社会，经济思维已经经济领域，成为一个社会人应对各种局面时的自然动机。以“博弈”、“外部效应”、“边际收益”等经济学原理分析人的日常行为和社会机制，常常有更为深刻的洞析。因此，学习经济学，不仅可以应对经济报道，更有助于理解社会。
备选的经济学课程有：《经济学原理》、《政治经济学》、《经济新闻研究》
（二）与媒体合作办学
针对学生在调查问卷中的反馈，我们一方面要求业务课教师在课上增加实践内容，另一方面积极探索与业界合作办学的思路。
1.聘请业务导师，参与常规教学
在中国，新闻学专业教师普遍缺乏媒体工作经历，在操作技能的传授上难免沦于空泛，或不能切合实际。为此，我系特聘请了大众报业集团、山东广播电影电视局、济南日报报业集团等多位媒体高层领导人为客座教授，定期为学生举办讲座，主要从媒体管理者的高度，介绍媒介发展的总体态势、媒介运营的思路和对于新闻从业者的要求。
除此以外，我们聘请了一些一线记者，参与一些实务性课程的教学，涉及的课程有新闻采访、新闻编辑、新闻写作和新闻评论这四门。鉴于记者们各有本职工作，不可能如专职教师那样花大量时间备课，也不可能周周按时到课，由记者参与的实务性课程主要采取案例教学的方式，以每月一至两次的频率进行。记者们结合自身从业经历，或选择某一事件对于不同媒体报道进行综述，或结合自身的报道谈教训与经验，或对于学生的习作进行点评。
2009年，山东师范大学新闻系广播电视新闻学专业的学生创建了校园新闻传播平台——“视新闻在线”，所有新闻及广播电视专业的学生都可参与。节目每周一期，原本只请教授广播电视新闻学的专业教师点评。但为了加强专业实践性，我们邀请了山东电视台的多位记者，轮流到长清校区与“视新闻在线”的编辑部成员讨论制作得失，很受学生欢迎。
2.结合社会热点，开展学术交流
除了常规性地聘请媒体导师外，我系还结合社会热点开展学术交流活动。例如在2012年9月，《山东商报》一则题为《报到当天新生要退学，理由竟是校门太破了？》的报道引起了中国多家权威媒体的转载。在热闹的背后，这则报道从专业的角度考量是否存在问题？我们特别请到了报道这则新闻的记者，并邀请了其他三位资深记者，以《怎样做新闻，如何当记者》为题，从业界与学界对于一则新闻的评价标准不一谈起，进而讨论如何在新闻理想与媒介现实当中寻找平衡。类似结合社会热点，又能请到新闻当事人的交流会，格外受学生的欢迎。
3.签约新闻媒体，创造实践机会
学生们固然已有多个校园媒体作为实践平台，但他们更希望到真正的媒体中得到历练。我们已与大众报业集团、山东广播电影电视局、济南日报报业集团建立了长期的合作关系，这些单位成为实习基地，学生们为期三个月的教学实习都能得到良好的保障。除此以外，我们还积极地拓展和寻求多种合作方式，力图给学生提供更多实践机会。
第一，建立学生日常发稿平台，争取人才储备的优先权。我们正在与多家媒体接洽，希望这些媒体与网站能够为学生打通投稿渠道。由学生自行采集写作新闻稿件，报社派专人每天查收，若确有新闻价值，记者直接与学生联络，或经核实后直接采用，或安排补充采访，由记者与学生共同完成。在这个过程中，媒体亦可建立自己的人才储备，选择优秀学生去媒体实习或工作。
第二，建立媒体与学生之间直接的联系。老师可以帮助学生解决为期三个月的教学实习单位，但无法兼顾到学生每一次的假期实习或大四找工作阶段的实习要求。与此同时，媒体也经常抱怨要么实习生扎堆，要么人手不够。因此我们正在与各媒体协商，建立有效的沟通机制，例如通过专门的网页联络等，让有意实习的学生和愿意吸收实习生的媒体都能将信息上去，形成供求之间的良好呼应。
第三，加强与网络媒体的合作。在全媒体时代中，网络占据着越来越重的分量，发挥着越来越大的影响力。新闻学教育也必须突破传统思路，将视野由纸媒、电子媒体投向网络，并重点关注网络的发展。我们已将网络媒体纳入实践平台，我们认为在网站实习益处颇多：首先，网络媒体数量较多，可以为更多同学提供实习的机会；其二，网络媒体中的实践往往可以在校完成，免去路途奔波，也不会对日常学习造成过多干扰；其三，网络媒体的文字编辑工作培养的是信息整合与分析能力，这一能力恰恰是自媒体时代的记者最需要的。
回顾多年的教改历程，我们深刻感到，成功新闻学教育必须“超越新闻学”，既要超出新闻学这单一学科的限制，又要超越高校新闻学专业教育的限制，建立立体化的培养机制。当然，将新闻理想、教育理念与现实的可操作性结合在一起并非易事，所以很多的计划还只是蓝图，还未实现。但对于新闻学教育的反思和规划本身是有意义的，对于新闻教育工作者会有触动和启发。
关键词：新媒体 社区治理 微信
一、呼伦街道微信公众平台的基本情况
2013年呼伦街道率先创建了“呼伦街道微信公众平台”，打开了党群、干群沟通的新途径，荣获了“第三届全国基层党建创新案例优秀奖”。目前，呼伦街道微信公众平台由两部分组成，订阅号提供组织、技术支撑，微网提供应用信息和服务支撑。
二、呼伦街道微信公众平台实际中发挥的作用
（一）充分发挥了政务公开的职能。平台在实际工作中就是坚持向群众“讲实情、说真话、办实事”，保障了公众的知情权、参与权，也避免了虚假信息所产生的负面影响，方便了居民，提升了民主意识和民众参与热情，确保公众有效监督。
（二）充分发挥了汇聚民意的职能。呼伦街道利用平台试图探索创新社区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新机制。如微信平台收到居民群众咨询、反映问题的意见及时回复，变“单向灌输”为“双向沟通”。针对辖区企事业单位及居民个人存在的一些常见问题，利用平台的自动回复系统，及时地、细致地给予解答，搭建了汇集民智新平台。
（三）充分发挥了便民的职能。平台在实际工作中将一些社会谣言及时澄清，对居民关心的国家普惠惠民政策及时，起到了一定的正面效果，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谣言的扩散传播，避免群众产生心理恐慌而导致的社会秩序混乱，做到了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
三、呼伦街道微信公众平台社区治理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一）存在问题
1.传统治理方式的思维惯性。笔者曾在街道等基层单位工作，经过对公众平台的实际运营及创建过程中，明显可以看出，新媒体在社区治理中的应用还薄弱。微信作为一个独特的公共空间建构了一种新的社会生活模式，对新媒体的应用重视程度还有待进一步增强。
2.推广应用滞后。基层干部是社会治理的重要主体，他们还不能完全掌握和运用新媒体，还不能成为新媒体参与社会治理的支持者和推动者，制约了新媒体在基层政务上的运用和发展。
3.运营人才缺乏。虽然以微信等为代表的新媒体平台在基层政府社会治理中的角色越来越重要，但是懂得新媒体运营的人才缺乏，运营人员缺少必备的知识体系和专业素质，没有开发能力，只能被动应用，不能适应形势和民众需求，成为制约新媒体发展的关键。
（二）原因分析
1.新媒体的覆盖小。新媒体在社区治理中还是一个新鲜事物，而微信正是新媒体产品代表，它的应用在社区居民的认同感上还是问题重重，社区活动、交流方式、情感归属、科技自身的问题影响其应用。
2.新媒体的投入不够。在深化改革时期，对社会建设尤其是对基层社区治理还没有纳到重要位置，使得基层不能适应社会转型的社区治理方式，对于创新社区治理方式等方面投入也很欠缺，缺乏人、财、物等的投入。
四、完善新媒体在社区治理中应用的对策建议
（一）新媒体在社区治理中要搭建平等交流的开放平台，推动不同主体间实现合作共治。公众权利的高效有序运行，需要建立公众利益表达机制，搭建诉求互动表达平台，通过各方表达自己的利益需求和认真考虑他人的利益诉求，在平等协商和彼此妥协的基础上达成对公共利益、公共政策的共识①。所以，在社区治理过程中要充分利用新媒体搭建交流自治的开放平台，保证信息的真实和完整，提升决策的可行性，实现共治与善治。
（二）新媒体在社区治理中要建立双向权利运行模式，加强对权利的监督制约。利用新媒体建设的互动、监督平台能够较为充分地实现在均等条件下对所有人的开放，使所有利益相关者自由自愿参与进来，并不受任何歧视与阻碍，全天候、全过程、全方位实现有效监督，并通过新媒体传播的放大效应，形成有效的互相制约机制。
（三）新媒体在社区治理中要协调社会利益关系，形成多元冲突、矛盾激化的缓冲地带。目前社会转型期，需要健全和蓬勃发展的社会，增强社会的构建需要公共领域的培育，国家和社会之间存在极大的张力，而“公共领域”充当了这种张力的缓冲地带②。新媒体参与社区治理对于缓解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不同阶层和利益主体之间找到一个平等平台，运用新媒体表达对社会的态度、观点与立场，政府通过新媒体利用大数据云计划，进行处理分析，搜集社情民意。
（四）新媒体在社区治理中要不断开发新媒体推送便民服务功能，创新社区治理服务路径。群众希望获得“一站式”且无间断24小时、零距离的服务，新媒体为这些期待提供了可能。在社区治理中，互联网思维与“网络化基层管理”已经成为了一个新的发展趋势③。利用新媒体高效、便捷、传播网状等特点，打造为民服务平台，社区各项业务工作及服务流程，提供各类民生服务。新媒体可以通过一系列专门的、有针对性、细分群众的服务，对服务对象实现兴趣爱好、职业年龄等专业化细分，满足各类公众群体的个性化需求，实现政府与公众之间的互动沟通，凝聚共识。
五、结语
本文对呼伦街道运用新媒体参与社区治理过程中发挥的作用、所遇到的问题和解决办法，以治理理论和调查研究为视角，进行了认真的梳理和总结，为推进社会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提供了参考。
注释：
①金世斌：《公共权力运行中的公共利益悖论及其消解》，《上海城市管理》，2014年第05期，第11-13页。
②宋瑞霞：《公共领域：国家与社会之间张力的缓冲地带》，《法制与社会》，2014年第02期，第9页。
③杨敏、杨玉宏：《“服务D治理D管理”新型P系与社区治理新探索》，《思想战线》，2013年第3期，第23页。
参考文献：
[1]Melvin Delgado， Community Social Work Practiceinan Urbancontext： The Potentialofa Capacity Enhancement Perspectiv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2000.
[2]彭兰.网络传播概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
[3]俞可平.治理与善治[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4]宋瑞霞.公共领域：国家与社会之间张力的缓冲地带[J].法制与社会，2014，（06）.
【关键词】媒介组织 媒介组织管理 媒介伦理 BBC丑闻
大众传播媒介在不同的条件下会有多样的角色呈现。在商业化浪潮和经济利益的驱动下，媒介开始做大做强，媒介组织内部的弊病也随之显现。与经济利益一样，媒介伦理可以成为决定和推动媒介发展的力量。20世纪90年代，媒介伦理一度成为有争议的观点被学者讨论。在媒介集团一系列丑闻发生之后，重新探讨媒介伦理是尤为必要的。
一、媒介组织
（一）媒介组织的利益相关者和媒介目标
大众传播媒介作为社会组织必定拥有一定数量的利益相关者。
利益相关者的内涵可分为由宽到窄的3种看法：（1）凡是能影响组织活动的人或团体都是利益相关者；（2）凡是与组织有直接关系的人都是利益相关者；（3）只认为在组织中有专用性投资的人或团体，才是利益相关者。①
社会中的经济、政治、文化等因素对媒介组织的生产、内部文化等方面有着持续不断的影响，媒介组织与社会有着密切的联系。媒介组织利益相关者可以采用比较宽泛的界定，包括影响媒介组织活动的人或者团体。
麦奎尔曾描述了媒介组织与各种社会力量的关系，如图1所示②：
图1中描述了媒介组织压力的主要来源：经济压力、社会和政治压力、受众压力和来自新闻事件的压力。从图中我们可以归纳出媒介组织的利益相关者。（1）媒介所有者和投资者（2）受众；（3）政府及社会其他机构；（4）媒介管理者和职工；（5）竞争者。
由此也可以得出媒介组织有以下三种利益取向：（1）功利性目标。即经济目标，目的是实现利润最大化。（2）社会目标。媒介作为社会公器服务公共利益。在社会目标中，媒介强调价值观。（3）政治目标。媒介组织中的管理者或职工怀有一定的政治理念。值得提出的是，媒介组织的社会目标是政治目标和经济目标的基础。
（二）媒介组织管理
媒介组织的管理研究围绕两种路径展开：媒介组织内部的管理以及媒介组织和外部影响因素的关系。③其中，媒介组织内部管理研究主要包括：人力资源管理、组织特性、组织结构、组织内部文化管理、组织生产和绩效评估。媒介组织外部关系和影响研究包括：媒介组织和媒介所有者、投资方、公众、政府等利益团体的关系，以及社会团体、传播技术、资本控制等因素对媒介组织行为的影响。
二、媒介伦理
（一）概念界定
一个职业要得到社会的认可和尊重，就必须遵循一般的和这个职业特殊的道德诫命和伦理原则。所谓“职业道德和伦理”大体包括工作观（人为什么要工作？）及专业规范两部分。④
新闻业的媒介伦理主要涵盖两方面的内容：媒体的责任和以新闻专业操守为依托的行业自律。媒介的社会责任是媒介伦理的核心问题。新闻自律即媒介组织的员工遵守专业准则，履行公共服务，自觉接受社会的监督。对于媒介组织来说，媒介伦理是价值层面的非强制的约束条件，目的在于：（1）规范新闻从业者的权力和义务；（2）保护公众的知情权；（3）维护行业声望，促进组织内部的团结。
（二）媒介伦理的现实矛盾
新闻媒介在多种利益相关者的约束下扮演三种角色：作为职业的媒介，追求公共服务和社会责任；作为企业的媒介，以赚取最大利润为目标；作为政治体制的媒介，在西方称为“第四权力”。多层次的角色属性使得新闻媒介处于公益和私利的矛盾之中。
1、公共责任和利润的矛盾
媒介商业化会导致媒介内容的品质下降，不公正的报道、失实报道、低俗报道出现。默多克新闻集团的《世界新闻报》系列窃听事件就是商业利益驱动下侵犯公众隐私的最好例证。
物质利益在破坏新闻业品格的同时也影响着新闻从业者的职业地位和选择。媒介集团为了消减成本大量裁减新闻职业人员，低工资也是经营策略之一，有偿新闻随之出现。除此之外，新闻的编辑权受制于媒介经营，媒介公共服务的角色被削弱。
2、新闻职业和权力的矛盾
李希光提出“帝国传播”的概念，用来形容以CNN、BBC等主流媒体为代表的西方媒体阵营。在重大事件的报道中，全球只能听到一种或为数不多的几种声音。媒介组织在掌握国际话语权的同时，利用媒介伦理对它们的传播行为进行约束具有现实意义。
三、媒介组织与媒介伦理——以BBC丑闻为例
（一）BBC和BBC丑闻
Britishi Broadcasting Company，英国的公共广播电视机构，是英国政府资助但却独立运营的媒体，因为其诚信和公正的名声而备受社会尊重，并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一直垄断着英国的电台、电视台。BBC成立于1922年，1926年被英国政府收购。作为公共媒体，BBC的收入来源有：收取“电视执照费”、政府拨款和其他的商业收入。2004年BBC正式提出“构建公共价值”的理念。BBC国际台在全球大概有受众2.97亿。今天，BBC还提供包括书籍出版、英语教学、报刊、交响乐队和互联网新闻服务。
去年10月，英国警方爆出BBC已故著名主持人吉米·萨维尔涉嫌多起案，时间跨度数十年，受害者中有很多未成年人。一个月后BBC另一位主持人迈克尔·苏特被警方指控涉嫌18起儿童案。在此期间BBC出现了关于保守党议员和记者唐尼森对加沙儿童照的不实报道。最后，BBC总裁恩特维斯尔等几位公司高层领导人辞职。
（二）BBC丑闻下的BBC和媒介伦理
BBC近期一系列的丑闻暴露出其在管理上的弊端。笔者认为，BBC内部管理的漏洞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
1、BBC内部文化
媒介组织内部长期会形成有别于其他组织的规则、理念，这些内部文化对员工可以形成潜移默化的影响。对新闻工作者来说这是一种“隐性”的控制，甚至会向新闻专业主义发出挑战。
（1）BBC内部长期以来存在的文化氛围。自上世纪六七十年代，BBC内部流行“性文化”。已经去世的BBC主持人萨维尔在BBC工作的40年当中一直存在，并且成为公开的秘密，公司高层对此没有相应的处理行动。单独看，这一系列的事件虽然每件都是个别的丑闻，但累加起来会挫伤公众对BBC的信心。
（2）BBC内部的偏见。媒介控制权和媒介所有权影响了媒介的内容，从另外的视角来看，媒介组织当中的工作惯例和隐藏的意识形态也会对媒介的内容产生影响。
BBC接受政府的资金补贴，在政治上是偏左的。BBC多数记者的个人政治倾向偏向于工党，而个人的政治倾向对记者的新闻选择会产生影响。BBC的编辑室是左派的“巢穴”，正是这些人掌握着公司的政治走向。通常，BBC的报道反对在所有领域里的保守派，不管是外交政策、法律、教育、性问题，还是宗教问题。⑤
其次，BBC在备受社会信任的同时拥有强大的“议程设置”功能。BBC的报道中存在着文化倾向。一些价值观多年来已经成为BBC的规则。在BBC内部，美国很坏，以色列很邪恶，这是不能质疑的假设。BBC的编辑和经营层在支持欧洲的立场上则表现出高度的一致。
2、BBC的人力资源管理
在媒介组织中，媒介底层的参与者与高层的媒介掌控着存在不同程度的上下级隔离。在这次BBC丑闻中，公司高层对触及敏感话题的报道毫不知情，丑闻直接导致了总裁下台。
在公司人事任命上，BBC真正的权力是掌握在高级主管、高级编辑和主任的手里，而后者的往往倾向于左派。BBC员工中的年轻人、少数族群、同性恋人数比重偏高。以上这些因素对公众的习以为常的观念以及报道的公平性发出挑战。
BBC丑闻同时也体现出媒介组织与外部环境的博弈。
（1）传播技术与媒介内容管理。新媒体的应用使媒介处于全球的传播环境中，怎样维系受众持续的关注度，这对新闻从业人员的专业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推特、脸谱等新媒体的出现发展为媒介组织带来了困扰，新闻从业者在寻找新闻源时往往不再注重“爆料人”的可靠性，这就加大了不实报道的风险。11月22日BBC记者唐尼森在没有对原作者进行核实的情况下在推特上错发了加沙儿童的照片和文字，引发了公众的质疑。
（2）同行竞争。媒体市场竞争激烈，媒介集团和小媒体、新媒体和传统媒体之间争取市场份额，争夺受众资源。BBC作为公共媒体，既可以享受到政府拨款和收取电视执照费的特殊待遇，又可以拥有自主运营后的收入，丑闻爆出后，英国其他媒体，尤其是纸媒，群起而攻之，纷纷批评BBC损害了公众的利益。
四、媒介组织的伦理反思
（一）重新确立诚信原则
在媒介市场角逐激烈的今天，受众对媒介持续的忠诚度是媒介组织生存的根基所在。持续的忠诚度必须以公信力作为前提。
媒介组织的公信力既是对媒介的非强制性的约束，又是媒介保证利润的屏障，也可以减少受众的不确定和不安全因素，有助于媒介组织建立良好的社会信用。好的社会信用可以获得受众的持续关注，媒介自然会受到广告商的青睐，进而减少媒介产品的生产成本。其次，诚信原则的树立是对媒介持续发展的长期投资。
（二）媒介组织公共服务的再解读
公共服务是媒介组织实现社会目标的主要途径。首先，需要媒介形成积极的内部文化氛围，以保证媒介在社会中的信誉。其次，媒介组织应加强人力资源管理，调整媒介员工的构成，避免媒介在内容选择、报道上的偏见，以及确保政治上的中立。
（三）设立监督媒介的社会机构
权力膨胀的媒介在现实中经常扮演着“道德法庭”、媒介审判的角色。针对媒介的失序，除了受众、专业的评定机构的监督外还应建立相应的社会监督机构来规范媒介组织的行为，使其在实现商业利益的同时更好地为公众利益服务。
参考文献
①刘年辉，《利益博弈与身份呈现——媒介组织作为经济组织的可能性与约束条件》[J].《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12）
②丹尼斯·麦奎尔 著，崔保国，李琨译：《麦奎尔大众传播理论》[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0：226
③袁靖华，《国际媒介管理研究动向》[J].《当代传播》，2008（2）
④展江：《媒介专业操守能够建立理论框架吗？——基于伦理和道德分殊的一种尝试》[J].南京社会科学，2010（1）
⑤[英]罗宾·艾肯特 著，马建国 译：《我们能相信BBC吗？》[M].北京：新星出版社，2012：158-159
【关键词】高职院校;思想政治教育;新媒体;方法创新
一、新媒体给高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带来的机遇和挑战
目前，新媒体技术及其广泛应用对高职院校学生的学习思维、生活交往等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塑造了信息时代崭新的媒体环境。由于新媒体在信息收集、信息内容与形式、信息传播渠道等方面的重大变革，新媒体的快速发展，给高职院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与挑战。
（一）新媒体的特点及其未来发展趋势
新媒体是在数字技术和网络技术的基础之上延伸出来的各种媒体形式。新媒体是指相对于书信、电话、报刊、广播、电影、电视等传统媒体而言，依托互联网络技术、数字技术、移动通信技术等新技术向受众提供信息服务的新兴媒体。新媒体主要包括博客、搜索引擎、电子邮箱、手机短信、数字电视、网络电视、虚拟社区、网络文学、移动电视等。随着“三网融合”的提出和移动互联网技术应用的快速推进，新媒体已经成为大众的主流媒体，并逐渐向新旧媒体互相融合的趋势发展。随着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新媒体的范畴也将在技术和媒体的互动发展中不断创新、不断变化。
（二）新媒体给高职思想政治教育带来的机遇
新媒体具有信息容量大、资源丰富、传输快捷、交互性强、覆盖面广、形式多元等优势，给高职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带来了方式与手段的变革。如通过PPT、电子书、手机报等方式，增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对高职学生的吸引力;其交互性强、覆盖面广的优势，为高职师生交流互动提供了新平台，如通过QQ、飞信、微博等方式，使师生间的沟通更及时、便捷，提升了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实效性;其信息量大、资源丰富的优势，为高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提供了新的学习途径，如网络搜索引擎、论文数据库等媒介，为开展思想政治工作研究、理论学习、借鉴经验提供了新途径，有利于提升高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的业务能力。
（三）新媒体给高职思想政治教育带来的挑战
由于新媒体在信息收集、信息内容与形式、信息传播渠道等方面的重大变革，社会大众在获取和交流信息时的思维模式、语言特点、行为方式、心理意识等方面也发生了很大改变。新媒体的自主性，使信息更加迅速和随意，致使高职学生大量接触虚假和不良信息;新媒体的开放性，消除了信息传播的障碍，使信息传播更加不可控制，致使高职学生接受的信息丰富繁杂、良莠不齐;新媒体的虚拟性，使人际关系脆弱，部分高职学生沉湎于新媒体特别是网络，而忽略了真实世界的人际关系，削弱了现实社会诸多人伦、道德等约束，造成了人际交往障碍，甚至引发各种心理疾病。以上这些变化，都给高职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带来了严峻的挑战。
二、新媒体环境对高职院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影响
笔者对无锡工艺职业技术学院的学生开展了问卷调查，调查的主题是高职院校学生使用新媒体的情况以及新媒体对学习、生活、工作的影响。调查主要针对在校1-3年级学生，发放问卷200份，其中有效问卷192份。调查发现，高职院校学生使用和接受新媒体的现状是：绝大部分学生都拥有不同层次的新媒体产品，如电脑、手机、MP3-5系列的产品;高职学生接触新媒体时间要多于传统媒体，对书籍阅读大大减少，大部分学生每天上网时间超过2小时;高职学生使用新媒体的目的65%是休闲娱乐，45%是获取信息。新媒体对高职院校学生的影响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高职学生思想趋于多元，价值观念多样
新媒体的出现与应用，消解了传统媒体之间、传者与受者之间、国家之间、社群之间的边界，显现着不同阶级文化、不同民族文化、不同地域文化的共生共存，尤其是东西方文化的交融与碰撞，形成了多元思想与多样价值观并存。当代高职学生正处于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形成的关键时期，缺乏理性的判断能力，但是又有着很强的好奇心和猎取信息的新鲜感，因此很容易被动地接受外界的信息。在这个过程中，高职学生会丧失辨别力，在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时，缺乏自己的理论系统和思维方式，极易在多元思想和多样价值的环境下迷失自我。
（二）高职学生群体聚集减少，媒体互动多
新传媒超越了时空的界限，打破了传统群体聚集、面对面的交流方式，形成了一个虚拟的空间。新媒体环境下，高职学生借助于BBS、Email、QQ、博客、手机短信等新媒体，在人际交往中更觉轻松和便捷，解决问题的预想方式更趋自由，因此互联网成了大学生表达思想观点和倾诉心声的理想选择。部分高职学生沉湎于传媒的虚拟空间里，出现了数字化人和非人性化倾向，还有部分高职学生逃避现实，丧失了真实的自我。长此以往，高职学生容易产生紧张、孤僻等心理问题，使得班级关系、寝室关系变得冷漠，有的学生甚至出现了人格障碍和人际交往障碍。
（三）高职学生生活方式改变，个性意识增强
新媒体的应用，改变了社会大众传统的生活方式，催生了姆指文化、轻便阅读等新型生活方式。网上购物、交费、储蓄等，已经成为更经济、快捷、方便的社会经济流通新方式，深受高职学生的欢迎。同时，高职学生在新媒体技术环境下，有更多的载体和方式来展现自我、张扬个性。个人空间、网络博客、手机铃声、微博签名等新媒体技术下的“产品”，都给青年学生展示个性风格、表达个人情感提供了载体。高职学生在使用新媒体技术的过程中，追求平等、注重自我的意识日益突显。在尊重、平等的前提下进行沟通交流、信息往来，成为高职学生对新媒体技术认可的重要基础。
三、利用新媒体加强高职院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具体对策
加强和改进高职院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必须正视新媒体时代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深入研究探索，勇于迎接挑战。
（一）加强对新媒体的认识，增强高职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主动性
高职教育工作者必须改变过去传统的思维方式及教育理念，加强对新媒体的学习和认识，积极投入到新媒体的使用、学习和研究中去，提高自身运用新媒体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能力。在新媒体知识和利用新媒体方面，必须和高职学生保持同步，不断研究和探索利用新媒体对高职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新方法、新途径、新手段。在利用新媒体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方面，要准确把握高职学生的思想特点，坚持“以疏为主，以堵为辅，疏堵结合”的原则，在工作中不断总结经验，发现规律，为我所用，这样才能在开展思想政治教育时掌握工作的主动性。
（二）充分利用新媒体技术，增强高职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针对性
在坚持课堂教育、校园文化、社会实践、创新创业等传统思想政治教育手段的基础上，把新媒体环境下高职思想政治教育的舆论阵地、学习阵地、生活娱乐阵地作为工作的新重点，充分利用“红色网站”、手机报、微博、网络论坛等，将其作为开展高职学生思想教育工作的重要载体。积极探索新媒体环境下高职学生思想教育工作的规律和特点，开发与高职学生身心发展特点相适应的高质量的新媒体资源库，构筑高职学生思想教育的新媒体阵地，以满足不同形势、不同阶段、不同群体条件下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的需要。
（三）培养学生新媒体素养，增强高职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
高职学生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主体对象，培养他们良好的媒体素养，充分发挥他们在新媒体使用中自我教育、自我管理的作用，是增强教育实效性的重要途径。通过开设选修课、邀请专家作报告、开展文化活动等形式，引导高职学生正确认识和合理使用新媒体，增强学生对接受新媒体信息的正确判断和科学把握，提高高职学生在新媒体信息与传播中的道德自律和品德约束。通过建立BBS、手机报等新媒体平台，让高职学生在使用新媒体手段的过程中，自觉培养媒体素养。呼吁社会和家庭关注高职学生媒体使用和媒体素养状况，发挥全社会的合力，对高职学生使用新媒体进行正确引导，为高职学生培养良好的媒体素养营造氛围、创造条件。
（四）利用新媒体优势，解决高职院校学生的思想和实际问题
新媒体环境下，互联网是高职学生获得信息的主要渠道。因此，我们应当充分认识互联网的利与弊，通过扎实努力的工作，加强正面引导，对有害信息要依法处理，对错误言论要积极主动地开展舆论引导，学会用网民的语言进行耐心细致的引导工作，争取掌握网上话语的主动权。因材施教，关心每一个高职学生，充分尊重、信任他们，及时解决学生学习生活中遇到的困难。新媒体时代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要学会用现代传媒解决问题，可以以网友和博客的身份与学生平等交流。开展正面引导和全方位沟通，解决他们的思想难题。可以把意见箱挂在网上，通过网络及时了解学生的意见和建议，并及时分析、处理、解决问题。也可以设置留言簿、问卷调查表，获得快捷的数据，了解真实的信息，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切实解决高职学生的思想问题和实际问题。
（五）加强高职思想政治教育，将职业素质教育贯穿人才培养全过程
新媒体环境下高职思想政治教育的创新研究，提出加强高职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并且将职业素质教育贯穿人才培养全过程。高职教育应改革传统教育中德育教育与专业教育脱节的弊端，不仅要培养学生的职业能力，更要培养学生的职业素质和职业品质，将职业素质教育贯穿专业课程体系构建、实施之中。党的十报告指出，“把立德树人作为教育的根本任务，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立德树人”首次被确立为教育的根本任务。这是对十七大报告中“坚持育人为本、德育为先”教育理念的深化，更是对素质教育内涵的深入阐释。高职院校是培养高素质技能型人才的园地，立德树人，是在德育为先的前提下，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专业技能和实践能力，突出高职教育培养特色，优化人才培养方案，为行业企业培养高素质技能型应用人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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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蒋一清.构建高职院校和谐校园的探索与实践[J].管理观察，2011（36）.
陈堂发，男，法学（政治学）博士，新闻传播学博士后。现任南京大学新闻与政治研究所所长、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新闻史学会媒介法规与伦理研究委员会副会长。主要研究领域为大众传播法、媒介伦理、政治传播。近十年来，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互联网与表达权的法律边界研究”（2015-2020）并担任该项目首席专家，同时先后主持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新媒体传播中的隐私保护法律问题研究”（2012-2016）、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批评性报道的法律问题研究”（2006-2010），主持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江苏省社科基金项目4项。参与承担的国家社科基金重点、一般项目及教育部、省级社科基金项目十多项。出版个人学术专著4部，分别为《新闻媒体与微观政治》《授权与限权：新闻事业与法治》《论当代中国媒介权限》《批评性报道法律问题研究》，合著《媒介话语权解析》《执政党与大众传媒》《当代中国政治参与研究》等6部。多部学术著作先后获江苏省第十一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江苏省第十二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江苏省第十四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江苏省高校第七届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二等奖、教育部第六届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二等奖（排名第二）及中国大学出版协会第二届优秀学术著作奖二等奖。论文《新媒体涉私内容传播与隐私权理念审视》入选由中国社科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组织评选的“第三届全国新闻传播学优秀论文”。近二十年来，先后在新闻传播学类及综合性学术期刊百余篇，其中一半以上为CSSCI来源期刊论文，被人大报刊复印资料《新闻与传播》及其他学术文摘类刊物全文转载或摘录近30篇。
本刊记者（以下简称“记者”）：陈教授，您好！非常荣幸采访您。近年来，传媒业在国家政策的支持与互联网技术的支撑下发展很快，随着多网融合、多屏融合理念的提出，融媒时代对高等教育也提出更高要求，您认为高校的传媒教育应如何应对当前传媒业这个大环境呢？
陈堂发：您好，很高兴接受贵刊的采访。我个人认为，如果说本专业知识的传授与运用可以分为三个层面，即宏观、中观、微观层面，传媒院系教育所面临的困惑主要体现在中观、微观层面。宏观层面的知识体系所型塑的以诸多共享价值为目标内容的核心专业理念仍然是适应的，不会有多少变迁。而在中观、微观层面的专业知识传授与运用上确实呈现如何调适的强烈危机感。由于绝大多数新闻院系的学科专业设置仍然没有脱离媒介物质形态的传统划分，但已经占主导地位的新媒介运用使得媒介物质形态本身已经不再重要，高度数字化的不同媒介之间在传播特质上已经没有本质区别，中观、微观层面知识的条块分割、划地为牢显然难以适应实际运用的需要。这不仅是单纯技术的培训，更涉及如何适应技术的内容呈现的思维活动的跳转能力。
b于此，专业设置应代之以内容生产的流程环节与协作环节的设置，特别注重新的专业方向培育，如数据素养与数据新闻、版权素养与新闻聚合、作品形态转换技术能力与协调、项目推广等。为增强知识传授的针对性，业务实践应先于部分专业知识的传授。此外，涉及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的政策本身限制因素如采访权门槛，也应该有所调整。
记者：新闻学是一个非常讲求理论与实践并重的学科，而我国当前的高校传媒教育还存在理论和实践脱节及实践性不足等问题，针对此问题，贵院是如何改进和创新的？
陈堂发：近年来，由于部校共建学院的推动，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这方面工作有一些改观，如多名具有高级职称的实务型人才的师资引进方面，学校提供“绿色通道”，并提供专项资金解决人才待遇。引进的业务型师资所开出的课程与当前的新业态无缝衔接，很大程度上解决了脱节的问题。利用共建平台，中央和省级媒体的业务骨干高频次走进本科生课堂，作专题讲座。此外，由于共建所提供的优势媒体资源，部分年轻教师到新闻单位业务部门挂职轮训。这些举措相对拉近了理论和实践脱节或缓和了实践性不足的问题。
在学生媒体实践方面，学院也采取了课堂教学与媒体实操同步的诸项教学改革，多名业务课程老师随时指导学生充分利用先进实验室设备与特有渠道获得的网络资源，通过定期与不定期的专题策划做深度内容加工。这些学媒作品获得了高校同行不错的口碑，作品也为业界媒体高频次地转载或采用。
记者：您从事研究、教学工作已许多年，在传媒研究领域硕果累累，孜孜不倦的教诲也使得一批批学子打下坚实基础，能否谈谈您多年工作的心得体会？
陈堂发：一转眼功夫，教学工作已经二十多年了，由于面对的是常变常新的新闻活动，知识储备不像某些专业可以一劳永逸，更新知识的紧迫感尤为突出，知识的再学习永远在路上。特别是本人所承担的课程主要是媒介伦理与法规，新闻传播实践的乱象丛生一方面使得新的反面案例不间断地产生，另一方面适应监管需要的新的法律与政策调整，尤其是新媒体有序调控的政策法规频繁出台这些最新的材料都必须及时体现在课堂教学中，需要花大量时间和精力去收集、消化。虽然这样的“追赶”状态二十年一直如此，但在给学生带来新鲜感的同时，自己也是最大的收益者。由于有新鲜的一手材料，对科研意识的培育与研究问题的及时发现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教学、科研互为促动实际上还是有一定的合理性的。
记者：当前新科技和全球化的发展对传统教育产生很大冲击，其未来的发展和变化并不能被完全洞察，面对挑战，您在日常教学中是如何应对的？教学方式又有哪些变化呢？
陈堂发：就本人所承担的主要课程的教学而言，应对方式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是面对学生要将涉及法律问题的本质真正讲透，只有讲透了，遇到类型的现象才能主动识别它。比如新媒体对传统媒体的新闻作品著作权侵害现象日益加剧，特别是新闻聚合行为中侵权，涉及技术因素，新技术运用形式，必须将这些技术本身的运行机理弄懂，解释清楚其中的原理，只有如此，才能令学生信服地接受侵权的本质所在，而不是停留在问题似是而非的表面。另一方面，限于立法与规制措施的不可避免滞后性，有些问题目前不能作出明确判断或予以解决的，可以向学生交代清楚问题所在。比如大数据的广泛使用使得作为“合成型隐私”的新的隐私侵权形式大量出现，又如微信公众号等社交媒体空间存在大量使用谐音字词对他人人格进行辱骂的现象，该如何进行违法性的判定与承担责任，由于司法实践在这方面的缺失，都成为比较棘手的问题。
记者：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网络已经在人们的工作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但随之产生的网络侵权事件也越来越多，您是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互联网与表达权的法律边界研究”首席专家，在人人都是传播者的自媒体时代，请您简要谈几点应对建议。
陈堂发：在这样高度媒介化的社会，每个人既是权利方，又都是义务方。我们强烈地诉求于表达自由，但又疏于注意与相应程度自由匹配的行使自由的必需能力的培养。就避免最常见的网络传播侵害名誉权、隐私权而言，作为自媒体使用者，应该分两个方面来看待问题：一是实际意义上的侵权行为；二是被歪曲对待的侵权问题。
前者而言，媒介素养不是目前一些学者所倡导的空洞概念，媒介使用的法定注意义务应该成为媒介素养的核心内容。对每个网民而言，法定的注意义务包含诸多具体的要求，比如对自己不喜欢或比较讨厌的任何人或任何事，在发表意见或评价时，应当控制情绪，不要动辄使用明显的辱骂性的言辞，侮辱性言辞本身就可以构成名誉侵害；无论作为局内人还是局外人，对丑恶行为或损害权益的事件加以批评扩散时，应当实事求是，有一f一，不要夸大分寸，不要说没有根据的“事实”。对于不确实的情况，不要以过于肯定的语言下定论。对于不了解的情况，不要轻易发表谁是谁非的评断。特别应该杜绝出于报复等意图，恶意编造事实诽谤他人的行为；对他人隐私的尊重问题更为突出，曾经的朋友、恋人、家庭成员以及其他的亲密关系之间，即使反目成仇，也不得有意或无意披露对方不想告人的私事。对于自己合法权益遭受侵害而采取舆论手段维权时，也应尽量注意涉及对方隐私公开的分寸，除非迫不得已。
就后者而言，主要是网民针对地方政府官员或权力机构进行的批评，无论是否为事实，经常遭受被批评对象“诽谤”的指控，轻则处理行政拘留，重则面临牢役之灾，公民正当的宪法性权利被地方权力“以言治罪”的倾向性思维抵消。这方面的突出问题解决已不是简单的法律适用问题，必须依赖于顶层的设计。
【关键词】全媒体；新闻院校；一专多能的复合型；新闻人才
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和新媒体的不断出现，我国已经进入传统媒体和新媒体相互融合、共同发展的全媒体时代。全媒体时代较之传统媒体时代，新闻媒体单位对新闻人才的需求标准越来越高，而“一专多能的复合型”新闻人才越来越受到新闻传播界的欢迎和青睐。
全媒体时代为什么需要“一专多能的复合型”新闻人才
全媒体，它不指代任何具体的媒体，而是指全部媒体的总称。从传播载体看，全媒体涵盖报纸、杂志、广播、电视、音像、网络等；从传播内容形式看，它满足视、听、触觉等人们接受信息的多种感官需求；从所倚重的技术支持平台看，基于互联网络和电讯的3G、4G及流媒体技术等也都为全媒体提供了技术支持。[1]可见，全媒体时代，打破了各种媒体之间的壁垒，同一新闻、信息，采用平面媒体和立体媒体等多种媒体相融合的渠道，及时、快速地传播出去，满足不同层次受众在不同时间、空间的视觉、听觉，甚至触觉等多种感官的信息需求。所以，在传统的、各自为战的媒介时代，那种编辑确定报道主旨，记者们以单一的或是采写，或是摄像，或是摄影的工作形态，已经不适应全媒体时代的工作状态。媒体竞争不再是同类型媒体间的竞争，而是多媒体的融合竞争。所以，“一专多能的复合型”新闻人才，更适合新闻传播业的工作。
全媒体背景下新闻院校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传媒环境比较复杂，学生思想政治教育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在传统媒体时代，传媒渠道比较单一，报纸、广播、电视等主流媒体的传播环境比较纯净。而在全媒体时代，互联网、手机成为全媒体时代比较重要的媒介平台。任何人都可以通过互联网、手机等新媒体参与到信息传播中，他们既是信息接收者，又可能成为信息传播者。由于这些新媒体技术管理和控制手段还比较滞后，垃圾新闻、虚假新闻，甚至一些偏激、错误的观点频频在互联网、手机上出现。有些媒体不做调查核实就进行转载、传播，舆论导向混乱，受众是非难辨，在社会上产生了不良的影响。要杜绝这种现象，除了政府和相关部门加大控制管理力度外，新闻从业人员要有高度的思想政治觉悟和社会责任感，人人都有杜绝制止假新闻、垃圾新闻，偏激、错误的观点传播的自觉意识，把真实、公正、客观的新闻传播给受众，起到正确的舆论导向作用。这也给培养未来新闻人才的新闻院校提出了一个新的课题，即在做好传统的学生思想政治工作外，在全媒体时代，还要通过各种形式和内容对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进一步提升学生的思想政治素质，培养他们高度的社会责任感。
专业划分过细，课程设置过专。长期以来，国内传媒教育的专业设置建立在报纸、广播电视、出版等传统媒体划分的基础上，如新闻学专业主要为报社、通讯社培养人才，广电专业专门面向广播电视等传媒机构，编辑出版则针对杂志和出版社。[2]这种专业设置，培养出来的毕业生去向过于狭窄。如果上述某一机构人才饱和，有一些毕业生就只能去应聘其他单位，学无所用，造成人才浪费的现象。还有，目前一些新闻院校新闻课程设置过专，仍然是以新闻史、新闻理论、采编写、评论、摄影等专业课程为主，忽视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等方面课程的设置，对于新媒体技术和现代设备等方面的知识介绍和技巧运用培养不足。
全媒体时代，专业划分过细、课程设置过专，就会产生如中国新闻教育学会会长、教育部新闻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何梓华所说的那样，“新闻媒体需要的，高校供应不上；新闻媒体不怎么需要的，高校却在大量培养!”[3]因此，新闻院校要顺应全媒体时代的新闻人才需求，整合专业设置，优化课程体系，走出学科设置过细和课程设置过专的现状。
学生创新意识、创新思维和实践能力不强。目前，在我国的一些新闻院校中，仍存在着“重理论，轻实践”的现象。新闻理论教学内容、课时分配比重远远多于实践教学内容和课时。有的新闻院校虽然有实践教学环节，但时间短，形式单一。如在教学活动过程中，给学生提供一两次实践锻炼机会；或者在课程结束后，组织学生参加一两周的实习活动。有的在校园模拟实习，有的到一些新闻媒体单位参观学习。学生得不到全方位、多层次的实践锻炼，创新意识、创新思维和实践能力难以得到全面提高。这就导致如社会上所说的新闻传播学专业培养的学生说得多练得少的情况。这些学生毕业走向新闻传媒单位后，被业界认为眼高手低不好用，缺乏后劲。全媒体时代，新闻院校要注重实践教学，不断探索实践教学模式和途径。
全媒体背景下新闻院校如何培养“一专多能的复合型”新闻人才
全方位地对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提高学生思想政治素养和社会责任感。加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增强他们的社会责任感，在传统媒体时代就是一项重要的任务，而在全媒体时代更是重中之重的一项任务。面对新媒体，如手机、网络上的一些负面新闻给受众、社会造成的影响，新闻院校要探索各种途径，加大对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提高他们的政治素养和社会责任感。可以从以下途径做起：一是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通过丰富多彩的内容和形式对大学生进行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教育；二是从事新闻传播学专业教学的教师，要通过课堂教学活动对学生渗透思想道德、新闻道德、职业道德等方面的教育，培养他们先做人、后做新闻人；三是鼓励学生深入基层、深入生活、深入社会调查采访，了解百姓的真实生活状况，倾听他们的愿望和呼声，增强与人民群众之间的感情和社会责任感。
适当整合专业、优化课程设置，丰富学生知识结构。至于专业和课程设置问题，新闻院校可以到新闻媒体单位进行深入调查研究，根据全媒体时代新闻媒体界用人的标准，有针对性地增、减，或者整合一些专业；还可以鼓励学生跨专业学习，或者读双学位。在课程设置方面，专业理论课程以“够用为度”，适当增设一些美学、文学、历史、哲学、法律、经济等课程，供学生选修，培养学生人文素养，丰富知识结构；另外，在对学生强化传统的采编写文字能力和照相机、摄像机的使用能力培养外，还要对学生进行一些新媒体技术和现代设备方面的知识和运用能力培养。在此基础上，引导学生根据自己的兴趣和个性特点，在某个专业方向上选择一个重点进行深入学习，强化优势，使自己发展成为一名符合全媒体时代的“一专多能的复合型”新闻人才。
推出多种实践教学形式，提高学生创新意识、创新思维和实践能力。新闻院校要改变“重理论，轻实践”的教育、教学理念，把加强学生创新意识、创新思维和实践能力作为一个重要课题来研究。在加强理论教学的基础上，强化实践教学环节，多方位、多层次地开展实践教学活动，使学生在实践中巩固理论，提高创新意识、创新思维和实践能力。
一是要把课堂实践与独立实践相融合。在课堂教学活动中，教师要留出一定的时间，根据本次课专业理论教学内容，安排学生课堂实践锻炼。如课堂讨论、模拟实践、课堂练笔等形式，使学生参与到教学活动中，培养他们的思维能力和学习兴趣。另外，在阶段教学结束后，结合这一阶段的专业理论学习内容，组织学生走出课堂，到校园中进行独立采写实践活动。这可以培养学生发现问题、分析问题的能力以及采写能力。
二是注重综合实训锻炼，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创新思维和实践能力。即在每学期结束后，集中时间，组织学生进行综合实训锻炼，如编辑一份电子报。学生可以利用学过的几门相关联的课程理论知识，如《文学写作》、《色彩学》、《新闻摄影》、《新闻采访学》、《新闻写作学》、《新闻编辑学》，以及电脑方面的一些知识，完成这项综合实训任务。在实训活动中，学生们要认真完成策划、采访、撰稿、摄影、版面设计等一系列实践环节。通过综合实训活动，不仅锻炼了学生采编写的文字能力，还锻炼了学生摄影技能、电脑软件运用能力，也培养了学生的创新意识、创新思维和实践能力。
三是根据岗位实际需要，进行毕业实习、毕业设计（论文），缩短学校与社会的距离。一般在毕业实习期间，很多学生已经与用人单位签订了聘用合同。为了让学生缩短学校与社会的距离，要支持学生到用人单位顶岗实习，让学生根据岗位实际需要进行毕业设计，确定毕业论文选题。学生把自己所学的理论知识和技能直接运用到具体工作中，学以致用，这样，可以使学生走上工作岗位后，很快转变角色，适应工作环境，短时间内即可担当起工作任务。
积极开辟校内外实践基地，为学生搭建实践锻炼的平台。为了多渠道地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创新思维和实践能力，新闻院校要积极开辟校内外实践基地，为学生构建实践锻炼平台。
一是投入一定的资金建设校内实验场所。二是充分利用校园一切媒体，如校报，校园广播、电视，校园网等，鼓励学生到那里担任编辑、记者、播音员、节目主持人、摄像、摄影、录音等。这既可锻炼学生动脑、动口、动手能力，又能培养他们的合作意识和社交能力。三是除了利用好校内实践场所和媒介外，还要拓展校外实训基地，如社会上的电台、电视台、报社、杂志社等新闻传媒单位。这也是学生全面锻炼自己不可多得的平台。
丰富教师实践经验，强化教师实践能力。俗话说：“要给学生一杯水，教师应有一桶水。”可是，目前我国新闻院校从事新闻传播专业课程教学的教师，很少有在广播、电视、报纸、网络等新闻媒体岗位上工作的经验。如果教师实践能力和经验欠缺，怎么能培养出具有创新意识、创新思维和实践能力强的学生？美国新闻从业人员实践能力强，和美国新闻传播院校教师整体实践经验丰富分不开。据一项调查显示，在美国大学的新闻学院里，只有17%的教授没有当过记者，纽约州立大学新闻学院的老师更是以有经验的新闻记者为主[4]。我国新闻院校要丰富教师的实践经验，强化他们的实践能力，目前的做法，既可以把新闻院校的教师选送到新闻媒体单位进行实践培训，或者做兼职锻炼；也可以聘请新闻媒体单位的资深记者、编辑作为兼职教师，走进课堂任教，或者进行专题讲座；如果能够引进一些有丰富新闻传播工作经验的编辑、记者，改行充实到新闻院校的教师队伍中更是最佳途径。总之，新闻院校要积极探索各种锻炼从事新闻传播学专业课程教学的教师实践能力的途径，提升教师队伍整体实践能力。
另外，从事新闻传播学专业课程教学的教师，还要不断提高自身思想政治素质，突破自己的专业局限，坚持对专业前沿和相关领域知识的学习，丰富自己的知识结构，为培养合格的新闻人才尽一份努力。
结 论
在全媒体时代，如何培养合格的新闻人才是一个重要的课题。新闻院校要顺应时代要求，转变教育、教学理念，不断探索人才培养方向和途径，肩负起培养“一专多能的复合型”新闻人才的重任，培养出更多的适应全媒体时代需求的新闻人才。
参考文献：
[1]于凡辉.全媒体：势不可挡的媒体发展趋势[N/OL].报，省略.2010-05-11.
[2]蔡雯.罗雪蕾.新闻院校如何培养新型的新闻传播人才？——由总书记在人民大学新闻学院的谈话引发的思考[J].新闻记者，2010（9）.
[3]李希光.是新闻记者的摇篮还是传播学者的温室——21世纪新闻学教育思考[J].新闻记者，2001(1).
[4]潘志贤，朱世欣，袁瑞清.热点关注:新闻教育本科膨胀、研究生“扎堆”[N].中国青年报，2005-10-27.
（一）提高学生实践技能的最佳切入点媒体关注类案件对学生实践技能要求较高。孟子说“徒法不足以自行”，霍姆斯也认为“法律的生命不在于逻辑，而在经验。”法学教育是实践技能教育的理念越来越深入人心，实践技能成为衡量法学教育质量关键。法制新闻专业培养系统掌握新闻学专业理论、具备一定法律专业知识，具有较强新闻采、写、编、评能力，从事媒体和法制新闻制作，适应公、检、法、司及基层新闻岗位需要的高等技术应用型复合型人才。其学科定位决定了法制新闻专业的法学实践教学较其他法学专业不同，具有综合新闻动态的捕捉把握以及法学的判断分析的特点。较传统案件而言，媒体关注类案件更吸引学生。为适应法制新闻专业法学教学的实践需要，必须牢牢把握媒体关注类案件的动向，及时将最符合法制新闻专业的案件纳入到课程实践环节中来，通过辩论赛、研讨会、新闻采编、法律宣讲、在岗实践等形式促使法学理论教育向实践技能提升转变，带动法学教学实践的深入，使之成为提高学生法学实践技能最佳的切入点。
（二）普及法治精神最生动教材法治的精神在于公平、正义，在于维护法律的权威。媒体关注类案件在普及法治精神过程中发挥独特作用。“必须始终提醒学生注意，法律乃是社会生活的一部分，它绝不存在于真空之中。法学并不是社会科学中一个自足的独立领域，能够被封闭起来或者与人类努力的其他分支学科相分离。”新时期法治传播方式更应紧跟时代，法制新闻专业法学实践教学既要满足法制新闻专业性要求，又要满足法治精神的时代特点。法制新闻专业是法学和新闻传播学在相互融合、渗透的基础上产生的一门新兴边缘性、综合性、应用性学科。该专业既有新闻学的博闻灵动，又有法学专业的严谨周密，要求学生具备较强的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为此，必须及时更新实践教学方法，在工学结合理念指引下，结合新传媒时代的特点，密切关注社会热点和焦点，运用法学思维综合分析判断，使媒体关注类案件成为普及法治精神的最生动教材。
二、当前媒体关注类案件在法学教学中的现状
（一）部分教师在实践教学中因循守旧，不敢大胆运用教师在法学实践教学中不敢大胆运用媒体关注类案件原因多样，既有媒体关注类案件本身因素，如案件性质复杂、敏感，事实和情节披露较少，案件尚未完全定性等原因；也有教师个人因素，如传统教材案例成熟、甚至是经典、定型的案例程序和内容经得起公众检验，教师对其内容烂熟于胸，讲解游刃有余。媒体关注类案件有其特殊性。首先是媒体关注类案件往往是社会关注的焦点，往往更复杂、更敏感，一些案件甚至涉及争议，尚未形成统一定性；其次是针对部分媒体关注类案件，部分教师担心在权威机关尚未定性前，出现学理解释与有权解释矛盾的尴尬局面；再次是媒体关注类案件如何引入课堂，怎样驾驭课堂，需要探索。由此导致，媒体关注类案件在实践教学中运用并不广，课堂教学效果不佳。
（二）学生对媒体关注类案件高度关注，疑问得不到满足学生对媒体关注类案件兴趣浓厚充满好奇心。法制新闻专业学生十分关心媒体关注类案件的进展和结果，对整个过程充满好奇，期待真相，乐于探索问题的根源和解决问题的途径。法律的生命在于实践，现实生活中的热点、焦点问题是引导学生理论联系实践的重要契机。“案例教学法其服务的目标是职业的实践法律群体，其优点在在于：有助于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分析、推理和表达等能力；有助于学生生动活泼的思考；有助于学生掌握职业律师的论辩技巧等。”学生的关注和期待是法学实践教学工学结合的原始动力。如何把学生的关注转化为运用法学思维对案件进行分析研判；如何把学生对媒体关注类案件的期待转化为采、编、评、写的能力；如何把学生对媒体关注类案件的表面问题，转化为对案件背后法律制度设计；只有解决这些问题，才能从根本上回应学生对媒体关注类案件期待，实现法治新闻专业法学实践教学根本目的。
（三）缺少适合课堂教学的案例，实践教学困难重重媒体关注类案件复杂敏感，社会关注度高，需要慎重对待。否则，舆论方向的引导、法律观点的角度、学生接受的程度等方面很难恰当把握。不解决上述问题，将媒体关注类案件仓促引入实践教学，可能仅仅是在课堂上为学生提供了一个谈资，无法达到实践教学效果。虽然媒体关注类案件为学生所喜爱和接受，但是并非所有的媒体关注类案件都适用于法制新闻专业实践教学。应该注意到，学生关注的焦点并非全部集中在法律层面，可能是案件的发生细节、案件的进展、涉及的秘密隐私等。但是，案件从发生到公开、从立案到判决需要一个过程，并非被媒体报道的就是全部的事实；案件的深入通常需要一个过程，往往很难马上就触及案件实质，因此难免出现以偏概全的现象。
三、新形势下媒体关注类案件实践教学的尝试和探索
（一）要转变观念大胆尝试，建设好校内与校外两个课堂
1．工学结合、实地感受，推进校外课堂建设校外课堂建设是法制新闻专业法学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参与法院庭审与报道、参加律所涉法案件研讨、在实习基地顶岗试用等形式，使学生时刻保持法制新闻专业的敏感度和职业状态，时刻关注周边正在发生什么，发生案件进展到什么阶段，应当如何评价和分析今后可能会发生什么等具体问题。因此，教学部门应该与有关单位建立合作关系，聘请法律和新闻界实务专家担任导师，把课堂搬到校外，构建了学生积极向往的第二课堂。采用校外课堂教学模式，密切与法院、律师事务所、检察院、电视台、报社等工学结合合作单位合作，挖掘校外课堂潜力，提升实践教学效果。2012年，合肥碾压协警案一时成为街头巷尾谈论最热的话题，《合肥晚报》、《安徽商报》、合肥电视台第一时间等媒体轮番报道，学生亦高度关注。就该案件学生们进行了角色扮演、模拟辩论；组织了1个班的同学到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旁听；旁听结束后当场采访当事人；与检察院专家导师交流心得；现场撰写法制新闻报道等一系列活动。学生们这种在“‘边看边学’、‘边学边做’、‘边做边学’中，循序渐进地接受系统的法律实践教学训练，提高运用知识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事实证明，该案件的校外课堂工学结合效果明显，学生积极性高涨，拓展了他们的视野和动手能力，达到了校内课堂所不能达到的效果。
2．与时俱进、科技创新，活跃校内课堂在新媒体时代，案件来源更广泛、传播途径更多元、表现形式更多样、受众理解更是见仁见智。大学阶段是青年学生思想最活跃的时期，他们关注热点、关心国家和社会生活。这时，利用新媒介把媒体关注案件引入课堂能够使他们畅所欲言、理性思考、理论结合实际，手脑并用，激发他们的热情，推动课堂气氛鲜活生动。法学教学的最好平台不是课堂僵化的概念、名词、法条，不是教师自我陶醉的一家之言，而是新媒体关注的案件、是大众关注的法庭、是畅所欲言的微博。新媒体时代已经对传统法学教育教学提出了巨大挑战，网络、微博、微信、QQ、手机等新媒体技术突飞猛进，传统法学实践与教育方式越来越不适应新的要求，因循守旧的教学模式将直接影响法学实践教育的效果和质量。提高法学实践教育质量，就要不断探索新形势下利用媒体，将媒体关注类案件引入课堂，让学生体会从法律角度分析案件在实践中的应用。
3．认真筹划、周密组织，教学过程融入法学思维媒体关注类案件具有社会关注度高、涉及法学问题复杂等特征，解决部分教师不敢大胆适用和选择范围不宽等问题是提升法制新闻专业法学实践教学的唯一途径。无论从媒体关注类案件在学生中的影响度，还是从法学实践性教学的本质出发，都要求大胆选用、认真组织、多样教学，内外连动，充分发挥媒体关注类案件的现实价值和实践意义。教师应用积极的心态对待校外课堂建设和媒体关注类案件引入课堂的实践价值。精心设计，周密组织，认真筹划，把法学专业性与新闻学灵动性有机结合起来，拓宽案件在课堂的适应范围，拓展学生对案件的融入程度，使媒体关注类案件嵌入法制新闻专业法学教学，在案件中融入法学思维，在法学思维中体现案件的新闻性，使两者成为密不可分的一个整体。
（二）要强化参与意识和分析能力，快速融入角色
学生期待是实践教学的原始驱动力，加强工学结合模式下的法学实践教学，不仅要求案例选择更贴近现实，同时要求积极回应学生的关注。为此，在法制新闻法学实践教学中应该采取内外连动的实践模式，强化学生的参与意识和分析能力，弱化教师的单向讲解。
1．融入角色只有参与才能体验，只有融入才能感知。法学是一门实践性学科，生活中体验和感知更能加深对法学原理的理解。为此，在教学中通过模拟角色、旁听庭审、现场采编、深度报道等形式，使学生快速融入角色。在融入过程中全身心感受法庭氛围、感知证据意识、强化新闻视角，极大提高实践教学效果和效率。
2．深度辨析法理辨析是法律人的思维模式，深度辨析让法制新闻专业学生透过纷繁复杂案件，理性客观分析案情。通过讨论、争论、辩论等明晰法学实践中的证据意识和对抗意识。这个过程是法制新闻专业法学实践教学必须重视的环节，报道不能仅仅是简单肤浅的案情披露，更是法治传播重要渠道。没有深度辨析，不可能触及案件表象掩盖下的本质，无法达到法制新闻的教育和引导功能。
3．交流互动“法律的生命在于实践”，通过与报社、电台、法院、检察院、律师事务所等机构的合作强化业务交流，让学生体会媒体与司法机关以及律师事务所对同一问题上存在的不同认识，开拓学生视野。案件是变化发展的，要及时关注案件的发展动态，从公众、司法行政机关、媒体等不同的角度分析案情，能更加深刻体会多角度、多维度、多途径处理媒体关注案件的重要性。实践中，学校强化了校内资源与校外资源的双向交流与互动，积极利用两个资源。构建了和谐发展、互惠互利、共同成长的良好合作关系，让学生进入合作单位顶岗实习、在岗工作和课外交流；同时，合作单位的专家导师走进课堂现身说法、指导示范、进班入队也成为制度。交流互动，促进了实践教学的发展，及时解答了同学的疑问，回应了学生的期待。
（三）精心选用成熟案例，发挥教育导向作用
1．慎重甄别，选择符合学生特点的案例媒体关注类案件涉及面广，容易受到各方关注，进入课堂前应慎重进行甄别和选择。一些案件涉及当事人隐私，应做好保密教育，务必杜绝对当事人的二次侵害；一些案件司法机关尚未判决，在教学中必须引导和教育学生依法保护个人隐私和商业秘密、尊重生效的法律判决等法治理念。树立法律人和新闻人尊重事实、独立思考、理性分析的思维，防止人云亦云。在案件选择时尽量选择公开报道、案件事实和证据较为充分的案件，避开涉及个人隐私、商业秘密等案件。如果必须涉及一定做好防范措施。对人肉搜索、偷拍跟踪证据等涉及非合法手段获取的证据材料要有排除意识，对刑法和诉讼法内容也要考虑在内。通过慎重甄别和合理选择相应的媒体关注类案件，树立法制新闻专业法学实践教学阳光、理性、合法的意识。
2．强化导向，价值导向正确科学同志在视察人民日报社时强调指出，新闻舆论单位一定要把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要“旗帜鲜明地坚持党性原则”。新闻媒体被称为“第4种权力”，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媒体的依法介入和监督有助于正义、公平、公正地对待媒体关注类案件，引导更多的受众关注法治、关心社会。法学实践教学要高度重视政治方向，要在每一个实践案例中体现政治方向、z法治思维、程序观念和保密意识，全面客观分析每一个媒体关注类案件。把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具体细化在对每一个媒体关注类案件的选择、把握和引导上，要周密安排、实现法学和新闻学高度的政治导向性。
2011年10月19日，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出台了《关于严防虚假新闻报道的若干规定》，各地新闻主管部门与记协也出台了相关规定，在新闻媒体积极贯彻的同时，加强与改进新闻社会监督也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之一，也向有关各方提出了改进与探索的新课题。
优化监督员队伍结构是适应全方位新闻社会监督的内在要求浙江省新闻行业开展新闻社会监督工作始于2004年，嘉兴市的社会监督员队伍也于2006 年 1月建立。根据省记协与市委宣传部的总体要求，市记协秘书处在具体牵头这一工作中，首先认真抓好监督员队伍建设，不断优化队伍结构，为不断提升监督员队伍业务能力与水平提供了组织保障。
6年来历届监督员认真履职，对媒体报道“挑刺”与建言，为净化媒体生态倾心出力，发挥了重要促进作用。但在工作实践中也遇到监督员提交的监督意见不够全面的问题，存在“三多三少”现象，即“监督反映报纸媒体的多，广电节目的少；监督反映综合新闻的多，专业资讯（栏目）的少；监督反映传统媒体的多，网络媒体的少”。对此，认真分析后认为，除纸质媒体便于阅看外，早期建立的监督员队伍也相应存在“三多三少”的情况，即“熟悉纸质媒体的多，熟悉广电媒体的少；具有综合新闻辨别能力的多，能辨别专业资讯偏差的少；习惯传统媒体的老同志多，处于网络潮流中的年轻人少”。要改变这一状况，不断优化新闻社会监督员队伍的组成结构，是队伍建设的关键。
新闻社会监督对象是传播方式不同的媒体，内容涵盖新闻、资讯、娱乐、广告等十多个方面，监督员队伍的组成与监督内容相适应才能完成新闻社会监督任务。为此经过几届监督员的调整补充，通过各种途径选聘医学界、法律界、广电行业与较年轻的监督员，逐步优化了队伍结构。目前，全市共有新闻社会监督员20人，其中熟悉纸质媒体的13人，熟悉广电的 7人，有行业职业背景的3人，年龄结构上老中青分别占比 5∶2 ∶ 3 ，有效改进了新闻社会监督员队伍的业务水平与监督效能。
市记协秘书处还通过定期组织监督员座谈会、参观学习、与媒体交流等加强工作平台的制度化建设，使全市新闻社会监督工作发生了可喜变化。在监督员提交的监督意见中，除保持对纸质媒体的较高关注度外，对电视广播新闻的监督意见明显增多，对医疗保健与医疗广告司法类娱乐类和媒体网站的针对性监督明显加强，许多监督员不仅能提出针对性很强的纠错指正意见，也能提出积极建议，对网络媒体的监督也开始起步，呈现出全方位推进监督的良好态势。
专文与专题调研相结合扩展新闻社会监督成果
在编印《情况反映》的基础上，针对监督员反映的倾向性问题进行有重点的监督，并尝试与专题调研相结合，在扩展新闻社会监督的成果上作了有益探索。
鉴于《情况反映》大多是面上个案，为促进阶段倾向性问题的解决，我们在编好《情况反映》基础上探索采用专题调研办法，组织骨干监督员有重点地对专项内容进行监督，提出解决或改进建设性意见。2011年1月26日，市记协结合新闻战线开展的杜绝虚假报道专项教育活动召开新闻社会监督员座谈会。新闻社会监督员和市记协领导、市级媒体相关负责人以及市委宣传部相关处室负责人面对面互动交流。2011年4月13日，市记协又邀请了社会监督员代表与媒体采编分管领导及部分采编人员面对面就语言文字的规范化运用等问题进行沟通交流。市记协常务理事、嘉报传媒集团副总编辑杨自强、杨志勇对《情况反映》里时常提到的网络语言、外来词和缩略语问题诚恳表达了看法。希望监督员在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一是文字上的硬伤，如在有字词、人名地名、相关领域方面存在的差错或不足给予指正，使记者编辑的表达更准确更规范。二是在内容取舍上提出指导性意见，使报道更吸引受众。三是在格调定位上提出更好建议，使编辑部操作理念更清晰。
11月15日，市记协秘书又会同嘉报集团总编室邀请富有专业知识和扎实语文功底的监督员给集团部分年轻采编人员上课，就常见、共性的差错，采编中容易忽视的问题，以及如何准确把握医疗专业知识性、常识性等问题进行了分析和讲述。
关键词：新闻人才；伦理教育；信息伦理教育；新闻专业主义；伦理传播
中图分类号：F2文献标识码：Adoi：10.19311/ki.16723198.2017.04.004
从自媒体平台出现以后，新闻职业的专业化遭遇了前所未有的质疑。当“公民从消费职业新闻工作者生产的新闻的被动消费者，逐渐转变为积极的参与者。他们使用不同地方的资源，组成自己的新闻”时，新闻教育如何保证职业新闻人的专业化水平成为新闻产业存在和发展的正当性来源。
1融媒体背景下的新闻专业主义
戴维德・卡尔（David Carr）在《教育的专业主义与伦理》一书中，提出专业主义的五个标准范围分别是：（1）提供一种重要的服务；（2）既有理论背景又有实践背景的专门技能；（3）有特别的伦理维度，一般都明确写在实践规范中；（4）有组织和内部约束的规则；（5）职业人员要有较高程度的个人自治――独立判断权力。
而不同的职业领域对专业主义的定义不尽相同。比如，东卡罗莱纳大学的医学院认为医学人才的专业主义以技术和知识为核心，含有以下几个特征：（1）团队合作和专业操守；（2）正直与值得信赖；（3）自我关怀与自我成长；（4）对他人尊重并富有同理心；（5）有学识，学习投入；（6）责任感和使命感；（7）主动和可靠的；（8）关心病人福祉。
可知，各个行业的专业主义命题除了强调专业实践能力，其余条款均为与业务相关的伦理判断。同样，新闻专业主义也离不开这两个范畴。李金铨教授认为，新闻专业主义从理论上主要包括两个层面，一是追求报道的客观公正，二是职业的伦理道德。与其他行业所不同的是，由于新闻产品是一种反映客观事物的主观价值产品，新闻记者秉持客观公正的价值观是其专业水平的重要体现，因此新闻行业的专业实践能力本质上从属于伦理价值，新闻专业主义的两个层次都属于伦理道德的范畴。或者说，新闻专业主义的终极判断就是一种伦理价值标准，它是较高的新闻专业化水平的体现，也是新闻记者职业化的准绳。
在融媒体背景下，伦理价值作为新闻专业主义的核心更为凸显。首先，尽管普通公民具备新闻事实的能力，但是在深层事实的挖掘上，仍旧需要新闻记者运用专业判断能力发现客观事实之间的联系，对表象事实展开进一步的追踪。其次，技术赋权并不等于权威赋权。普通公民新闻信息的技术门槛降低了，但其新闻产品在公信力上无法与专业记者相比。受众默认作为专业媒体组织职员的新闻记者“有专业知识，有职业团体支持，有成熟的职业伦理规范保证，以及有服务大众的公共服务精神”，其生产的新闻作品具有较高的伦理纬度。因此，自媒体不能满足受众对新闻信息需求的职业伦理标准（媒体组织的专业化门槛所在），对媒体组织的生存不能构成根本性的威胁。再次，在融媒体时代，专业的新闻记者需要从海量的用户生成信息中提炼和加工符合新闻价值的信息，对专业主义的要求更高。普通公民的信息行为具有随意性和自发性，由于缺乏职业责任的约束，往往出于个人目的而带有不良的价值倾向，有的甚至会破坏正常的社会秩序。比如，网名“秦火火”和“立二拆四”的两人为提高网络知名度和影响力，非法牟取利益，合力经营网络推手公司――北京尔玛互动营销策划有限公司，该公司编造和网络谣言以博取粉丝量。两人了“‘7・23’动车事故政府花两亿元天价赔偿外籍旅客”、“雷锋生活奢侈”、“残联主席张海迪拥有日本国籍”……等大量网络谣言，其行为已涉嫌寻衅滋事罪、非法经营罪。
综上所述，在融媒体时代，新闻专业主义要靠新闻从业者的伦理素养来体现。因此，伦理教育应该与技术教育、理论教育相结合，成为新闻专业人才教育的灵魂。依据伦理规范的三个层面：社会――组织――个人，笔者认为对新闻人才的伦理教育应从信息社会，媒体组织，个人实践三个纬度展开。
2作为培育信息社会公民素养的信息伦理教育
融媒体的社会背景是信息社会的形成。信息社会是媒介高度发达的社会。人们往往认为：市场经济中的媒介活动只是一种商业行为。事实上，信息社会是以媒介为基础对社会上层建筑的全面复制，信息产品是信息社会的基本产品，人们的政治、经济、文化甚至社交生活都离不开信息生产和信息分配。信息生产是每一位公民的生活常态。因此，信息伦理教育是每一位公民应该接受的基本伦理教育。
其中，信息素养（Information Literacy）是信息伦理教育的重要内容。依据根据美国大学与研究图书馆协会对“高等教育的信息素养能力标准”的定义，信息素养要求个人具备“识别信息需求，并能够找到信息、评价信息和有效使用信息的”一套能力。具备信息素养的人需要具备下列六种能力：能够决定信息需求的程度；有效并高效地获得所需信息；用批判地眼光评价信息及其来源；有选择地将信息内化为个人知识；有效地利用信息达成特定目的；了解与信息使用相关的经济、法律和社会问题，能够合法、合乎道德的获取与使用信息。
信息素养是终身学习的基础能力，它适用于任何学科，任何环境，以及任何阶段的个人进行内容获取和展开深入调查，从而使个人的行为更加自主，更加自控。在融媒体时代，信息素养不仅是衡量人才的一项重要指标，而且成为是人们生存的基本技能。有学者认为，信息素养包括信息意识、信息能力、信息伦理三个方面。其中，信息理是以善恶为评价标准，通过社会舆论、传统习惯和内心信念来维持和调节信息创造者、信息服务者、信息使用者之间的相互关系。
随着信息行为成为个人社会生活的主要途径，公民的信息伦理教育就成为维持和正常发展信息社会良好秩序的重要手段。因此，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应有意通过启发式的教学，使学生领悟信息伦理的善恶标准。比如：教师应通过设置信息创造者、信息服务者、信息使用者个体或个体之间所面临的道德两难情景，如网络成瘾、计算机犯罪、网络犯、侵犯知识产权、隐私权和权利等问题，使学生经历“认知失调”，在模拟情境下对信息伦理问题进行讨论，从而改观学生的信息伦理判断能力和行为。其目的是培养学生正义、平等、责任、合作和自律的信息伦理精神。
3作为培育媒体组织职业精神的职业伦理教育
“新闻职业精神是有关新闻职业之所以为新闻职业的规定性的认识，它以价值观念系统的形式存在……通过职业实践和长期修炼表现出来的行为特征和思想意识，并逐步升华为一种高品位的职业风范和精神境界”。从本源上看，新闻职业精神是属于社会意识的一种观念性的东西。新闻职业道德是职业精神的具体体现，是职业精神文明发展水平的一个方面。而职业伦理更具工具性。
融媒体背景下媒体组织与政治组织、经济组织等外部组织的关系日趋复杂，与受众之间的互动日益公开、频繁。这些外部环境的变化已造成今天的媒体组织角色的多元性及记者职业规范的多重性。罗以澄等学者认为，现代新闻职业伦理的功能和角色不应只是自己一个专业的伦理，而应当受到社会的认可，达成广泛的共识。
融媒体时代下新闻人才的职业伦理教育应从媒体组织的伦理和记者个人的职业伦理两方面入手。其中，对与媒体组织的伦理教育，应搜集世界范围内的媒体实践案例，着重启发学生思考：如何协调传媒组织的政治意识形态、商业利益、从业者利益和受众利益。譬如：通过分析新闻集团诉讼案的案例，探讨如何平衡媒体组织的商业利益与受众利益。又或者通过对比不同国家媒体组织对于同一国际事件的报道文本，向学生讲师传媒组织的政治意识形态，以及由此可能带来的政治影响。
而对于记者个人的职业伦理，除了教导新闻人才如何抵制有偿新闻，更为重要的是教育新闻人才如何公正、平衡地进行新闻实践。这就需要与学生的实习指导结合起来。面对具体的新闻事件，如何观察人、事、物，如何判断社会现象，如何客观公正地进行报道，如何做到免于被人利用或避免意识形态的偏执，都需要在指导学生的练习作品中予以规约，培养起新闻人才的职业认知。
4作为培育个体实践者把关人素养的伦理传播实践教育
“把关人”（gatekeeper）是由美国社会心理学家库尔特・卢因在《群体生活的渠道》（1947年）一文中提出的。卢因认为，在研究群体传播时，信息的流动是在一些含有“门区”的渠道里进行的，在这些渠道中，存在着一些把关人，只有符合群体规范或把关人价值标准的信息才能进入传播渠道。
传统意义上的把关人是媒体记者，且鉴于新闻产品的专门化生产而存在。在融媒体背景下，把关人就分解为个体把关人与组织把关人。比如网民拥有信息采集和公共的权利，每一个网民可以充当个体把关人。而新闻工作者则兼具个体把关人和组织把关人的双重身份，两种身份在其个人自媒体中得到统一。
同时，融媒体时代的信息网络特征也改变了把关者的身份性质。在当前扁平化的信息网络中，依靠垂直垄断新闻信息资源而形成的传统把关者与受众之间的信息不平衡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拥有受众注意力资源多寡而形成的意见领袖与普通受众之间的舆论引导力不平衡。记者自媒体由于职业经历的背书往往可以获得超于普通网民的关注，成为信息网络中的意见领袖，意见领袖的把关更侧重对于观点的把关。
意见领袖不存在绝对的权威，但却是相对的意见引导者，因而必须提供一种伦理价值的审美标准。孔子编订“诗三百篇”的“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就强调了道德传播的意义：作品端正和引导世风的伦理价值非常重要。尽管信息社会的道德理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是人们对于公正、平等等普适价值观的追求并未停止。作为意见领袖的新闻记者应通过对新闻事实的评价，传播合乎社会公众期待的伦理规约。正如所说：“人民在哪里，我的正面宣传重点就在哪里，以便掌握舆论斗的主动权。”这就要求新闻记者不仅树立合乎社会公约的伦理观，还积极投身于伦理传播中。通过伦理评价来引导社会的伦理审美向积极、健康的方向发展，让丑恶现象在舆论压力之下销声匿迹。这就是新闻人才伦理观的培养和实践的统一。因此，新闻专业的写作训练应强调作品的伦理审美，并以国内外获奖新闻作品为蓝本向学生讲解伦理传播的技巧。
总之，伦理教育在协调个人在各方面的品性发展中具有灵魂作用。融媒体时代的舆论斗争日趋激烈，新闻专业主义遭遇了前所未有的道德困境。2013年，广州《新快报》记者陈永洲受人指使收人钱财，发表上市公司所谓财务作假内幕，向我们展示了融媒体背景下的新闻记者在个人利益、商业利益、受众利益等多方价值冲突中所面临的艰难的道德选择。同时，这一案例也启示我们：若没有坚定的伦理信念和健康的伦理价值观，决计当不了一名合格的新闻记者。因此，融媒体背景下的新闻教育更要关注学生形成健康的伦理价值观，在伦理教育中通过案例展示、情景设置引导学生通过理性思考做出正确的价值选择。须知，知行合一，遵守伦理规范，传播伦理规范的新闻人才才是当下媒体产业健康发展必不可少的新鲜血液。
参考文献
[1]比尔・科瓦齐、汤姆・罗森斯蒂尔.新闻的十大原则：新闻从业者须知和公众的期待[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15）.
[2]Carr，D.Professionalism and Ethic in Teaching[M].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2000，（23）.
[3]罗以澄，司景新，黄宣传.现代新闻职业道德的转型、架构与实现[J].新闻与传播评论，2003：179.
[4]李金铨.香港媒介专业主义与政治过渡[J].新闻与传播研究，1997，（2）：38.
[5]吴飞.新媒体革了新闻专业主义的命？[J].新闻记者，2013，（3）：17.
[6]Information Literacy Competency Standards for Higher Education[EB/OL].http：///acrl/standards/informationliteracycompetency，2014116.
【关键词】新闻专业主义 新媒介技术传播 理论实践困境
一、新闻专业主义的产生、定义与分歧
新闻专业主义形成于19世纪90年代的美国①，在美国政党报刊瓦解后，报业媒体越来越关注经济利益，以普利策与赫斯特之间的黄色新闻大战为代表，报刊越来越低俗化、商业化。与此同时，要求新闻公平客观独立的呼声也日益高涨，新闻专业主义作为煽情主义与商业主义的中坚力量，在各自的博弈中逐步确立。慢慢的，客观报道的技巧变成了一种信念、标准、一种价值观，也成为一种程式②。上世纪90年代后，新闻专业主义已成为西方新闻传播学研究的核心概念之一。
新闻专业主义是一种理想的新闻理念，是新闻从业者在采写新闻报道、传播新闻信息过程中向受众呈现出最贴近新闻事实的职业要求。该理念涉及到媒体社会角色，新闻工作的基本性质，新闻从业者的社会责任和身份认同，新闻实践的行业规范和评判标准等方面的理念。③在坚持媒体及从业者独立自由的前提下要求其对新闻事件做客观公正的报道，服务公众利益，承担起媒体的社会责任。阿特休尔在《权利的媒介》中说：“新闻专业主义就是指，新闻媒介摆脱外界干涉，摆脱来自政府、广告商甚至公众的干涉；新闻媒介为实现‘公众的知晓权’服务；新闻媒介探求真理，反应真理；新闻媒介客观公正地报道事实。”④
在新闻实践操作层面上，新闻专业主义自产生以来就伴随着理念与实践的分裂这一深层矛盾。新闻专业主义自身具有难以摆脱的理论困境：新闻专业主义赋予新闻自由过于宽泛的界定，尤其是对其绝对性和相对性、合理空间和必要界限、主体道德自律和外界必要制约等几组对立的命题都尚未有完善的理论加以科学界定。⑤因为新闻专业主义强调绝对的客观、中立报道，而现实操作层面只能实现相对的客观，新闻从业者在力求客观的同时不可避免地掺杂了个人的主观价值判断，甚至是在日积月累的工作中形成的固有的框架设置等都是影响客观报道的因素。无论是在政党控制下的报业还是适应商品社会产生的报业，都不可避免地受到一定限制，新闻媒体不可能实现绝对意义上的自由独立。
二、新媒介环境下媒体传播特征及表现
随着信息技术的进步，以数字信息技术为核心的集互联网、电视、手机于一体的全方位、多媒体、互动性传播对传统的媒介生态环境形成了强烈的冲击，极大改变了信息传播格局，在新的媒介环境变迁下，媒体的信息传播表现出新的特征。
在当今重大新闻事件的报道中，新媒体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以微博为代表的新媒体打破了传统的单对多传播模式，形成了多对多，单对单的传播模式；由原来的点到面的传播发展为点对点、面对面的传播，在丰富了传播内容的同时扩大了传播的范围。在全国两会报道中，受众见证了微博的力量，它以短小、迅速、及时、广泛、互动传播优势将受众、媒体、两会代表紧密联系起来。这种社会媒体（social media）为传统媒体提供了更多的新闻线索，利于进行深度报道；新闻当事人、评论家等的观点评论也为传统媒体广泛引用，新媒体的出现极大地丰富了传统媒体的传播内容，但也对新闻专业主义造成了严峻的挑战。传播渠道及信息接收渠道的多样化使受众接触海量化的信息，海量信息的存在增加了信息真实性判断的不确定性，对媒体及从业者坚持新闻专业主义造成了很大的冲击。海量的网络信息加剧了新闻真实性甄别的难度，这是对新闻记者专业素养的考验。在海量的信息中，有价值的信息极易被“埋没”，而虚假信息也极易盛行，对信息真假的甄别加大了对新闻记者专业技能的要求。
三、新闻专业主义遭遇的现实困境及思考
新闻专业主义的核心价值在于新闻报道的客观、公正，要求媒介及从业者对公众服务并负责，坚持自律与他律，但新闻领域的自律与他律和独立自由本身构成了不可调和的矛盾。客观性是指依据事物的是非曲直如实报道现实；客观化是依据人为的意识形态宣传来对现实进行虚构。⑥因此，不可能做到绝对的客观，客观报道是一个相对性的概念，坚持新闻专业主义理念报道并非片面地强调绝对的客观，因为这是不可能达到的一种反应事实的状态，而是反映现实的一个过程，我们能追求的只能是相对的客观。新闻专业主义理论的困境直接导致了新闻从业者的实践困境，其标准不是绝对化的要求，而是从事实践的过程中力求达到的相对的标准。
在布尔迪厄的场域理论中我们了解到，整个大的社会结构是由相对独立自主的小社会构成的，每个小的社会都有相对独立的社会空间，但又受其大的社会结构的制约。“新闻界是一个小的独立的小世界，有着自身的法则，但同时又为它在整个世界所处的位置所限定，受到其他小世界的牵制与推动。说新闻界是独立的，具有自身的法则，那是指人们不可能直接从外部因素去了解新闻界内部发生的一切。”⑦新闻界受到了来自政治方面、经济方面、受众方面、以及来自新闻界内部的制约，这些因素相互抗衡交织在一起，构成了新闻人所需面对的复杂的媒介环境。来自政治的压力，对经济的过度依赖，受众的期待，同行业的激烈竞争，使得新闻工作者追求新闻专业主义成为了一种理想，现实的困惑使得越来越多的人对该理念产生质疑。
政治领域对新闻界的控制体现在多方面，即便是在提倡独立自由媒介环境的西方国家，官方也是通过各种渠道控制影响媒体。西方国家主要是通过发言人制度、新闻检查制度等控制消息来源或者控制舆论引导。我国的新闻管理体制是“事业单位，企业管理”，该体制是为应对国内外环境变化而做出的调整。事业单位的性质使得政府可以统一媒体舆论导向，维护国家的安定团结；采取企业化的管理模式，是应对市场经济的发展而做出的适应性调整，它折射出了政治及资本对媒体的控制。
资本对媒体的控制越来越呈现多元化的趋势。在以媒体是社会第四权力自居的西方社会，近几十年来，市场导向新闻学（market-driven journalism）正在盛行。市场导向新闻学是指新闻机构的市场取向，建基于找出或者制造出一种消费者的渴求，而新闻传媒的任务是独一无二地满足传媒消费者的需要，新闻最终成为彻头彻尾的商品。⑧在市场化竞争越来越激烈的今天，各大媒体为占领市场份额，迎合受众的需求，新闻越来越低俗化、娱乐化、庸俗化。策划新闻事件大行其道，越来越背离新闻专业主义的宗旨。资本的渗入还体现在广告的介入，广告是媒体尤其是报刊的主要经济收入来源，无形中影响新闻报道的客观公正。越来越多的软广告见诸于媒体，足见资本对新闻界的控制。
在新闻产品的生产过程中，媒体组织内部严格的操作流程及受众的阅读期待构成了影响新闻采写客观中立的隐形因素。新闻产品的正常生产得益于媒介组织内部严密的采写、编辑、发行流程，媒体机构内部的等级体系划分使得新闻记者各司其职。记者不可能采写不在视线范围以内的事件，也不会采写超越自己领域的事件，这是媒体组织内部对新闻从业者的束缚。另外，在争夺眼球效益的竞争中，为应对同类媒体的竞争，对新闻价值的判断已发生改变，最大限度的迎合受众使新闻媒体不可避免地走向了庸俗化、低俗化、虚假化，这与新闻从业者应坚持的新闻专业主义理念背道而驰，从业者在面对大的社会环境时，也只能适应性地妥协，这便是新闻专业主义很难走出的困境。
对于新闻人应坚持的专业主义的困惑与探讨伴随着它的产生而存在，它有其产生的社会地域文化背景。对新闻专业主义的研究与实践需结合我国不同的环境背景而加以本土化。需在考虑我国经济、政治、文化等前提下考虑不同媒体的定位、不同受众的需求，而非绝对的新闻专业主义教条化。新闻专业主义追求的客观中立并非绝对的客观中立，绝对的客观是做不到的，新闻人应在报道新闻事件时尽最大努力还原客观事实，做到相对的客观，这是秉持专业主义的新闻人应具备的品质。■
参考文献
①塔奇曼 著，麻争旗、刘笑盈、徐扬译：《做新闻》[M].华夏出版社，P7
②吴飞，《新闻专业主义研究》[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P393
③陆晔、潘忠党,《成名的想象：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新闻从业者的专业主义》[J].《新闻学研究》（台湾）,2002（71）
④⑥J・赫伯特・阿特休尔 著，黄煜、裘志康 译：《权利的媒介》[M].华夏出版社，P282、148
⑤吴飞,《新闻专业主义研究》[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P398
⑦皮埃尔・布尔迪厄 著，许钧 译：《关于电视》[M].辽宁教育出版社，P44
⑧苏钥机，《完全市场导向新闻学：〈苹果日报〉个案研究》[J].《大众传播与市场经济》，炉峰学会出版社，P215-23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