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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经济增长的理论，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关键词：内生增长理论；启示
中图分类号：F12 文献标识码：A
原标题：内生增长理论的发展及其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启示
收录日期：2014年4月9日
一、内生增长理论的演变过程
20世纪四十年代末期，哈罗德和多马分别根据凯恩斯的思想提出了经济增长模型，对发展中国家产生了很大影响，标志着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产生。这一模型假定，一个经济只生产一种产品，而资本-产出比保持不变，同时，储蓄率、人口增长率保持不变，并且不存在技术进步和资本折旧。基本形式为G=s/v。式中，v为资本-产出比；s为储蓄率。模型表示，经济增长率与储蓄率成正比，与资本-产出成反比。哈罗德-多马模型得出的结论是，当实际经济增长等于资本家愿意的经济增长率并且等于人口增长率时，经济才能处于稳定增长状态，但同时认为，这一增长路径是一“刀锋”。新古典增长理论假设各要素边际报酬递减、规模报酬不变，认为经济是稳定增长的，而且这种稳态增长率是外生的，独立于储蓄率。索洛模型通过引入市场机制和改变资本-产出比率为常数的假定，发展了哈罗德-多马模型，但索洛仍然没将技术进步作为重要因素纳入模型，这是一个重大缺陷，因为技术进步在促进经济增长中的重要作用是现实中一个明显的事实。1960年，索洛和米德对该模型进行补充，在原有模型中引入了技术进步和时间因素。修正后的模型被称为“索洛-米德模型”，其基本公式为：
G=aK/K+（1-a）L/L+T/T
上式中T/T代表技术进步。索洛模型和之后的索洛-米德模型不仅体现了凯恩斯主义，而且体现了新古典学派的经济思想，常被称为新古典增长模型，该模型所阐述的增长理论被称为新古典增长理论。新古典增长理论的技术进步率外生的假定不符合现实，储蓄率外生化且与稳态增长率无关结论受到质疑，这些与人们对经济增长问题的实证研究经验存在很大差距，因此在新古典增长理论的基础上，产生内生增长理论，弥补上述的三个缺陷。
20世纪九十年代初期形成的新经济学认为，长期增长率是由内生因素解释的。在劳动投入过程中包含着因正规教育、培训等而形成的人力资本，在物质资本积累过程中包含着因研究与开发、发明、创新等活动而形成的技术进步，从而把技术进步等要素内生化，得到因技术进步的存在要素收益会递增而长期增长率是正的结论。以罗默、卢卡斯等为代表的一批经济学家，在新古典增长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内生增长理论，弥补了新增长理论的缺陷。
二、内生增长理论的主要内容
内生增长理论是产生于20世纪八十年代中期的一个西方宏观经济理论分支，其核心思想是认为经济能够不依赖外力推动实现持续增长，内生的技术进步是保证经济持续增长的决定因素。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在解释经济的持续增长时导入了外生的技术进步，但是外生的技术进步率并没有能够从理论上说明持续经济增长的问题。内生增长理论认为经济的长期增长率是正的，这种正的经济增长率能够解释为什么收益是递增的。内生增长理论的观点是把知识和人力资本引入到经济增长模型中，认为是由于知识和专业化的人力资本引起收益递增，强调了人力资本是经济增长的最主要动力。罗默在阿罗的“干中学”基础上，提出了知识溢出模型，这种模型以知识生产和知识溢出为基础的。罗默假定代表性厂商的产出是该厂商的知识水平、其他有形投入（物质资本和原始劳动等）和总知识存量K的函数，而对于个别厂商的投入该生产函数表现出规模收益不变。但如果考虑K，这一生产函数对于代表性厂商和整个经济会产生不同的含义。对于代表性厂商，它将总知识水平K看作给定的变量，所以生产函数才表现为规模收益不变，但对于整个经济，假定整个经济是由N个同质的厂商组成的，生产函数表现为规模收益递增。在此，把总知识水平K作为外部性的来源。除此之外，罗默还假定了k的增长率取决于k水平和投资数额。因此，罗默模型和“干中学”模型都是通过知识积累产生收益的性质和知识存量产生的外部性得到了内生的经济增长。卢卡斯认为，技术变化是由于教育部门引起的，如果社会能向教育部门配置一定的资源，就能形成新知识或人力资本，形成的新知识能够提高生产率，并且能够被其他部门免费获得，从而提高了产出。所以，根本不需要外在的增长发动机，仅仅依靠人力资本的积累就能够带来人均收入的持续增长。
新古典增长理论是把技术看成是外生的，而内生增长理论把知识或技术看作是一种生产要素，是与传统的生产要素劳动和资本是一样的，而且还是内生的，是由厂商的知识积累推动产生的。一国的经济要实现长期增长，主要是靠内生化的知识积累和人力资本水平来决定的。此外，知识和人力资本还具有外部效应，可以把投资与资本收益率作为知识存量和资本存量的增函数。由此得出这样的结论：如果一个国家当前的知识存量越大，那么其投资与资本收益率越高，这个国家的经济增长率也就越高。
三、内生增长理论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启示
20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由于知识经济的兴起，各国的经济增长模式发生了很大变化，一国经济能否实现持续稳定的增长主要取决于知识的发展。内生增长理论把知识和专业化的人力资本看作是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强调了知识在经济发展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因此，我们应逐步完善促进经济长期增长的政策措施。
（一）增加人力资本投资的政策措施。现在中国一般劳动力并不缺乏，特别是在农村还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但缺乏较高素质的劳动力，只有通过发展教育来加快人力资本的形成，促进劳动力素质的提高。改革开放以来，尽管我国教育投入不断增长，但总体投入水平仍然不足。因此，应进一步完善我国教育财政支持政策，加快人力资本的开发与积累。首先，政府应直接增加人力资本投资，使财政在教育发展中发挥主导作用；其次，政府应该提供税收刺激或财政补贴鼓励企业增加人力资本投资；最后，要优化教育资金的分配结构，促进各级各类教育的协调发展。
（二）增加研究与开发投资的政策措施。在新知识和新技术的创新过程中，由于知识积累和技术创新具有正的外部性，私人成本会大于社会成本或者私人收益小于社会收益，从而使创新活动难以继续维持下去。因此，政府应该制定促进技术创新、弥补私人收益的激励措施。这种措施可以通过产权保护、政府补助、政府和企业签订协议来实现。对于产权保护，内生增长理论认为，由于知识具有很强的正外部性特征，其他厂商只需花很少成本就能从别人的知识中获得利益。比如，当某人完成了一个新的发现，并由此产生更大的经济生产力时，其他的人（或公司）会从中获利。虽然发明者能通过价格收费，但他得到的仅仅是社会从这项发明中得到的全部利益中的一部分，其他厂商会模仿学习他。在个人研究者承担完成发明时，社会得到正的外部利益。如果从发明中得利的每个人都必须向发明者付费，那么将产生远比现在更为强烈的发明动机。因此，当新技术出现时，应通过专利和政府法律保护开发者的产权，增加其收益，提高创新的积极性。对于政府补助，内生增长理论认为企业在知识积累和技术进步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是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载体。企业对人力资本的投资具有外溢效应，能够促进技术的扩散和发展。因此，政府应制定相关的税收优惠政策，比如免除其应缴的全部或部分税款，或者按照其缴纳税款的一定比例给予返还等。这些税收优惠能够降低企业技术创新的私人成本，从而能够抵消由于知识和技术外溢带来的收益减少，能够激励企业加大人力资本的投资。企业在技术的创新和研发过程中，新产品由于具有“投入大、周期长、风险大”的特点，因此研发创新就成为一种持续过程，产品回报期较长，容易面临资金短缺困境。所以，政府应通过直接向企业提供税收优惠或者通过财政补贴，减缓企业开发新技术过程中面临的资金短缺的困境，提高企业增加研究与开发投资的积极性。通过政府与私人企业签订协约，积极引导和推动技术创新活动。对一些基础设施等社会收益率较高的产业或项目，由于其回收期长，前期回收率低，流动性差，又缺乏一定的盈利模式，很难吸引企业去投资，对这些项目应由政府直接投资研究与开发。同时，知识、技术的内生积累与外生扩散是相互促进的，因此政府不仅要对基础研究予以资助，还要对企业的应用研究和技术改造提供财税方面的优惠，从而推动新技术的广泛扩散。
（三）坚持长期实行对外开放的政策。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程度的进一步加深，不仅能通过自主研发实现技术创新，并且能够从国外引进先进技术，利用技术的后发优势获得和接触新技术。卢卡斯认为，各国的经济增长是由于产业革命科技扩散引起的。通过引进技术，并在本国积极传播，能大幅度地节约成本尤其是减少时间成本。自主创新是必要的，但是如果我们能够合理利用引进的大量技术资源，会大大提高我国的生产力水平，缩短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当然，我们在引进技术时，要进行科学的选择，避免重复引进，经过对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和有效扩散，提升产品的竞争力。为了能更有效地引进技术，政府应制定相关的贸易和税收政策，为对外技术交流和合作提供广阔的平台。然而，从引进技术到在经济中扩散、使用，并不是一个简单重复的过程，必须要有制度作保证。因此，政府要构建一个吸收、使用、消化新技术的制度环境。比如，对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加大资助，提供诸如技术信息、技术培训等公共服务，促进新技术的广泛传播和使用；在人才队伍结构方面，既需要高层次的创新人才，更需要大批有文化、有知识并能够将先进科技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职业技术人才和高素质的劳动者。因此，除了要发展普通高等教育外，大力发展职业教育，也成为提高劳动者知识水平和技术素养的重要途径。这对于引进和学习国外先进技术、开发本国技术都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四）制定和运用有效的宏观经济政策。内生增长理论认为宏观经济政策应该侧重于推动技术进步，政策不能把注意力都集中在经济周期的治理上，而忽视促进发展新技术的各种政策。随着知识经济的兴起，我国经济增长的格局将会发生变化，会由物质资本主导逐步转变为由人力资本和技术进步主导。与此相适应，国家应积极调整包括财政政策、产业政策在内的经济增长政策，构建促进技术进步与人力资本投资的激励机制。但研究表明，我国目前经济增长技术进步的贡献率非常低，经济增长主要还是由资本和劳动投入决定的。因此，在制定经济政策时，既要能够刺激资本积累的形成，又能增加人力资本投资和促进技术进步，就是把促进二者共同发展经济政策结合起来。宏观经济政策应同时关注短期和长期经济增长，凯恩斯的经济理论主要关注的是短期的经济增长，而内生增长理论更加关注的是长期经济增长以及相关的因素，内生增长理论认为经济增长不是由外生因素决定的，而是由内生的技术进步决定的，同时强调政府的宏观政策在促进人力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中发挥的积极作用。
主要参考文献：
[1]丁建微.内生增长理论与我国经济增长.经济研究导刊，2009.14.
关键词：旅游业；经济增长；灰色关联模型
中图分类号：F592.9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4）010-00-01
一、引言
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基础设施的逐步完善，百姓生活水平的显著提高，旅游受到很多人的青睐，旅游正逐渐成为人们享受生活的方式之一。统计调查显示，2014年国庆假期期间出游人数和旅游收入都有大幅度的提升，旅游收入达到2453亿元。因此更好的了解旅游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显得十分重要，虽然很多学者证明了旅游与经济发展密切相关，但大多只是在整体上说明旅游对经济发展存在贡献，没有结合衡量经济发展的指标进行深入研究因此，如何利用科学的手段和方法评价旅游业与衡量经济发展具体指标的相互关联程度成为值得我们研究的问题。
衡量一国经济发展的指标很多，仅在中国统计年鉴上公布的指标就有上百种，在全国没有形成统一的看法。因此在选择经济指标时参考相关的经济文献，选择如下8个常用的指标作为参考指标：国内生产总值、国定资产投资、社会总人口、人均GDP、第二产业占GDP的比重、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城镇居民人均支配收入、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依次记为Xi（i=1，2，3……，8）；在评价旅游业的发展时，为了统计的便利性，选择了有代表性的指标：国内旅游总花费记为Y0。
二、灰色关联理论
1982年，我国学者邓聚龙最先提出了灰色关联理论。灰色关联理论就是对系统内的子系统（因素）之间的灰色关联度进行分析，并且进行数值比较的一种著名理论。
灰色关联度分析法是灰色系统分析方法中比较常用的一种方法，利用公式来计算子系统内部要素之间的发展趋势的相似或者相异程度，以此作为判断因素间的实际关联程度。对比投入产出法、回归分析法、相关分析法等常用分析方法，灰色关联分析法的优势很明显，它对样本容量要求不高，甚至只要4个以上就能满足分析要求。文章的实证研究就是基于该理论进行的研究，选择的样本数要求低，又能准确的进行预测与估计。
灰色关联度分析法的主要四步计算过程如下所示：
第一步：确定反映系统行为特征的参考序列Y，确定影响系统行为的比较序列X。
记参考序列为Y0，当然参考数列Y可以使多列，但为了方便比较，常选择一列作为参考数列，比较序列为Xi={xi（1），xi（2），…，xi（n）}，i=1，2，…，k。
第二步：计算关联系数
比较序列Xi关于参考序列Y0在t时刻的关联系数用下面的公式进行计算：
关联系数计算公式：
其中：，为序列的标准差。
第三步：利用关联系数可以得到每个Y指标与X指标在tk时间的平均关联度大小，公式如下：
第四步：分析结果
将计算出关联度数值按大小顺序进行排列，便组成了关联序列，它反映了对于参考序列而言各比较序列的作用是大还是小。假设R0i>R0j，则称比较序列Xi对于同一参考序列Y0优于Xj，它们的关系更紧密。判别Y0参考指标与Xi比较指标的关联强度R0i，一般依据如下所述的判别标准：若0
三、实证研究
本文实证分析研究所选用的数据样本是我国国家统计局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局网站（http：///）上公布的统计年鉴，数据来自于《2006-2013中国统计年鉴》，并经过整理而得，数据样本是从2001年到2012年。
将整理好的统计原始数据输入到SPSS19.0统计分析软件，经过计算可以得出他们的关联度和平均关联度，具体数据如下表所示
表1 旅游业发展与衡量经济增长指标的平均关联度
R01 R02 R03 R04 R05 R06 R07 R08
0.8887 0.8959 0.8372 0.8868 0.6282 0.7127 0.8925 0.9198
结果解读：
第一，通过上述的计算可以看出，旅游业的发展与经济的发展有很强的关联性，各具体经济指标与旅游的关联都比较强。除了第二产业占经济的比重与旅游费用是中关联以外，其他的指标与旅游费用的关联度都是强关联。
第二，第二产业是工业和建筑业，这与旅游业存在一定的行业差距，因此两者的关联性不是很强R05=0.6282，这也说明了灰色关联分析方法是非常可靠的。这两者也不是完全没有关联，基础设施的建设给旅游带来便利。
第三，旅游业与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关联度大于旅游业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即R08=0.9198〉R07=0.8925。我国农村居民人口多，他们是未来旅游消费的主力军，因此旅游业的发展要大力提高农村居民的人均纯收入。
第四，将Y（t）与X（t）两数列在各个时刻的全部关联数值进行平均处理，得到的关联系数的均值 ，可见我国旅游的发展与经济发展之间具有很强的关联度。
四、结论
综合上述的分析可知，我国旅游业的发展与经济的发展密切相关，两者的发展是相互推动的，不能割裂它们的相互作用，旅游会推动经济的发展，经济的发展也会带动旅游的发展，我们要从整体上把握二者的关系，实现经济健康快速发展和旅游业的欣欣向荣。为推动旅游业的发展，我国要努力提高绿色GDP的产值，增加居民的纯收入，重视固定资产的投资。旅游业是“永不衰落”的朝阳产业，旅游业的发展也必然会带动经济的蓬勃发展，旅游发展带动的GDP增加比依靠消耗能源带动的GDP增长更能反映我国经济的健康发展状况。
参考文献：
[1]邓聚龙.灰色控制系统[M].武汉：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1993.
[论文摘要]：经济增长问题是宏观经济理论研究的一个重要的內容，长期以来，人们对经济增长理论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产生了各种不同的理论和思想。这一方面反映了人们对影响经济增长的各种因素的认识过程，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对各种因素的相对重要性以及各种因素间的相互关系有着不同的看法，对经济增长问题的研究对于促进我国经济高速、稳定、持续的增长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指导意义。
一、关于经济增长
经济学家对经济增长的定义有不同的观点，最常见的有两种。一种观点认为，经济增长是指一个经济所生产的物质产品和劳务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的持续增长，也即实际总产出的持续增加。另一种观点则认为，经济增长是指按人口平均计算的实际产出的持续增加。
其实，每种定义都有其优越性，如果要研究一国经济实力的变化，那么实际总产出就具有重要性；如果要研究人民生活水平的改善和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那么人均实际产出的增长就有决定意义，在本文中，我们将经济增长定义中的实际产出的持续增长放松为实际总产出的增长。
经济增长理论是经济学中争议最大的领域之一，长期以来，为了对经济增长寻求一个令人满意的解释，经济学家对经济增长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对经济增长问题的论述最早见诸于英国古典经济学家的著作。从那时起，经济增长就一直没有被经济学家所忽略，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经济增长便成了经济学中的核心问题，经济增长理论有了极大的发展，各种理论相继出现下面对主要的经济增长理论的发展进行简要地回顾和分析。
二、世界各国经济理论对比分析
(1)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可以说是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思想渊源。它的某些结论，在今天看来，仍然是有用的；有些观点，如同最初出现的那样，至今仍是争论的话题。古典经济学家研究经济增长问题源于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当时英国的政治、社会、经济环境处于一个大变革时期，工业革命已经拉开序幕。经济学家必须对工业资本主义的运行方式，基本促进因素及其发展结果予以科学的解释。古典经济学家对经济增长的研究主要侧重于分析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在古典经济学家中，对经济增长间题论述较多的主要有魁奈、斯密、马尔萨斯、李嘉图等人。但在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中真正具有代表性的是斯密和李嘉图所提出的增长理论。
亚当·斯密在其经典著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1766)一书中，最早论述了经济增长问题。其增长理论主要有两个特点：一是引入了劳动分工；二是区分了“生产性”和“非生产性”两类劳动，他认为生产性劳动占全部劳动的比例以及劳动分工引起的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是决定国民财富增加的主要因素。“劳动生产力上最大的增进，以及运用劳动时所表现的最大熟练、技巧和判断力，似乎都是分工的结果”。斯密同时强调，劳动分工受市场范围的限制，因此劳动生产率与需求之间建立了互相促进的关系，对一个人劳动生产物需求的增长会提高他的劳动生产率、实际工资以及他对其他人的劳动生产物的需求，这就构成了经济增长的推动力。
“生产性”劳动加在物上能增加物的价值，即可生产价值，而“非生产性”劳动则不能够。经济增长能否维持下去，取决于全部劳动者中有多少劳动者愿意从事生产性的劳动，这解释了为什么有的经济的增长能够持续下去的原因，大卫李嘉图在《政治经济学与赋税原理》(1817)中提出了经济增长的个重要的概念：报酬递减规律，他对增长理论的贡献主要有两点：一是指出经济增长最终将趋于停止，即达到所谓的“停滞状态”；二是将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联系在一起，说明了国民收入分配在经挤增长中的重要作用，在土地上增加投资，得到的回报会不断减少，因此得出一个悲观的结论；经济增长最终会停止。决定收入分配的力量同样也会导致经济增长最终走向停止，这是因为劳动力生产出的剩余中，资本家的份额在不断下降，这一方面减少了储蓄，另一方面，利润率的下降减少了对投资的刺激作用，古典经济增长理论认为，投资和积累过程是经济增长的核心，封建社会发展缓慢的关键原因在社会产品中绝大多数被用于非生产性消费，而不是生产性投资，古典经济学家所分析的经济增长过程遵循收益递减的规律，经济增长过程从长期来看将趋于停止，最终结果是一种停滞状态。但从那以后的200余年里，经济发展并没有出现停滞的迹象，这表明古典增长理论关于经济增长的描述并不科学。后来的经济学家指出古典增长理论的一个最明显的不足之处是他们关于规模收益递减的假定。他们没有观察到技术进步，只把增长过程看作是人口增长和资源消耗与资本积累和市场扩大之间的竞赛。
(2)新古典增长理论经济增长成为现代经济学中的核心问题始于50年代末索洛等人建立的新古典增长理论。索洛(RobertSolow)的《对经济增长理论的一个贡献》(1956)和斯旺(TrevorSwan)的《经济增长和资本积累》(1956)奠定了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由索洛最早提出的增长理论源于对哈罗德一多马增长理论中缺陷的修正，哈罗德一多马模型的缺点之一是假定生产技术是不变的，对于一个给定的储蓄率，能够实现均衡的有保证的增长率只有一个唯一的数值，但是实现充分就业的稳定增长的条件除非特殊情形，一般很难实现。所以，即使经济能够沿着一条均衡增长的轨道向前发展，那么这条轨道将犹如“刀锋”，一样狭窄，一旦偏离这条轨道，经济增长的路径将表现为累积性的经济扩张或经济收缩，为了克服哈罗德一多马模型的局限性，索洛、斯旺、米德和萨缪尔森等经济学家提出了一类新的增长模型，这类模型的一个共同特点是：认为哈罗德一多马模型的“刀锋”式的增长路径是可以避免的，充分就业的稳定增长可以通过市场机制调整生产中的劳动与资本的配合比例来实现，同时，索洛等人还指出：从长远的角度来看，不是资本积累和劳动力的增加，而是技术进步才是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索洛的增长理论包含了许多重要的经济内涵，但其理论框架却比较简单而又极其精致，索洛等人的理论模型的核心是关于总量生产函数性质的假设。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中的生产函数具有下面的性质：
(i)规模收益不变；
(ii)生产要素的边际收益递减；
关键词：资本投入 R＆D 经济增长 协整分析
一、引言
经济增长是世界各国经济的关键问题，在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更是特别为人们所关注。因此，经济学家对经济增长理论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如新古典增长理论、新增长理论，内生增长理论都通过不同方面对经济增长进行了分析。
(一)新古典增长理论
20世纪40年代哈罗德和多马的长期经济增长模型被视为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出现的标志。新古典增长理论的模型是封闭的，仅研究某一国的经济增长，以资本边际收益递减、完全经济竞争和外生技术及其收益不变为其理论假设。该模型认为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丰要动力，在没有外山的推动下时，经济体系无法实现持续的增长；只有当存在外牛的技术进步或外生的人口增长时，经济才能实现持续增长。另外，新古典增长理论还假设各个国家有相同的机会得到同样的技术，因而各国没有技术水平的区别。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的局限性在于，它假设技术进步是外生的，它不能解释为什么发生技术进步，同样也无法解释世界各国人均收入水平的差异和实际人均GDP增长率的差异。
(二)新增长理论
由于新古典增长理论存在的缺陷，自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美国经济学家卢卡斯在对新古典增长理论进行反思的基础上，相继发表了研究经济增长的一系列成果，逐步形成了目前流行于四方的“新增长理论”。所谓新增长理论，是指用规模收益递增和内生技术进步来说明一国长期经济增长和各国增长率差异而展开的研究成果的总称。卢卡斯的模型以人力资本为核心，把资本划分为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两种。
新增长理论将技术视为经济增长的内生变量，突破了新古典增长理论的研究框架，把技术纳入经济学的研究范围，并论证了知识、技术是现代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这有助于我们认识技术知识在现代经济增长中所具有的重要作用。他们认为，制度创新可能是重要的，在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也是不可缺少的，但其关键的基本假定是这些制度创新与经济增长无关。这种假定显然无法说明实际经济生活中制度变迁对生产技术和经济增长的影响。
(三)内生增长理论
罗默的内生经济增长理论认为促进经济增长的“技术进步”是内生因素。长期增长率是由内生因素解释的，也就是说在劳动投入的过程中包含着由正规教育、培训、在职学习等形成的人力资本，在物质资本积累过程中包含着由研究与开发、发明、创新等活动形成的技术进步，从而把技术进步等要素内在化，得出了因技术进步的存在要素收益会递减而使得长期增长率为正的结论。因此，在他提出的增长模型中放弃了这个假设。在罗默的增长模型中，特殊的知识和专业化的人力资本不仅进入了生产函数，而且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它们不仅能形成自身递增的收益，而且能使资本和劳动等要素投入也产生递增收益，从而使整个经济的规模收益递增，递增的收益保证着长期经济增长。
在许多对经济增长问题的研究中，大多数经济学家都把注意力放在了对经济增长模型的影响因素以及如何把这些因素内生的问题的研究上。而本文则以内蒙占地区为例，通过运用协整理论，来验证资本投入和R＆D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的长期均衡关系。
二、协整分析方法
当两个变量均为非平稳时间序列时，这两个变量问所进行的同归将可能导致伪回归现象，(即)存经济领域中，我们得到的许多时间序列观测值大都不是由平稳过程产生的，为了解决此问题，出现了一种非平稳序列的新方法――协整理论。
常见的时间序列的平稳性检验方法有以下四种：利用散点图进行平稳性判断，利用样本自相关函数进行平稳性判断，单位根检验以及ADF检验。本文即是利用了ADF法对时间序列进行平稳性检验。
关键词：内生经济增长；知识专业化；人力资本
中图分类号：F01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1）36-0052-02
由于新古典增长理论无法解释实现经济长期持续增长的问题，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以罗默、卢卡斯等为代表的一批经济学家，在对新古典增长理论进行重新思考的基础上，通过对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进行修正和发展，建立了内生经济增长理论。
一、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综述
20世纪80年代中期，罗默研究了内生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他认为，生产要素包括四个方面：资本、非技术劳动、人力资本和新思想。在这四个要素中，特殊的知识即新思想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他指出，一般知识能产生外在经济效应，使全社会都能获得规模经济效益；专业化知识可以产生内在经济效应，使率先使用知识的厂商获得垄断利润。内在和外在效应表明，知识不仅本身的收益是递增的，而且可以带动劳动和资本投入的收益递增，给厂商带来递增收益。他认为知识是经济体系的内生变量。知识积累是经济长期增长的决定性因素，为长期稳定增长提供保证。
罗默认为知识积累是现代经济长期持续增长的新源泉。他认为，由于知识积累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超过物质积累的作用而处于支配地位，研究和开发是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他还认为，国与国之间的贸易可以使知识在全球范围内加速积累，从而提高全世界的总产出水平。国际贸易可以使落后国家引入新技术来提高本国的劳动生产率，还可以通过引入新技术节约资源，把节约下来的资源用于新投资，这样就可以迅速发展经济，缩短与发达国家的差距。
卢卡斯把资本作为内生变量，建立了内生经济增长理论（卢卡斯模型）。他将人力资本作为一个独立的变量因素引入索洛模型，认为专业化人力资本积累是经济增长的真正源泉。他还认为，人力资本的积累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获得：一是通过脱离生产的学校教育，使人的智力和技术得到提高，从而提高职工的劳动生产率；二是通过边干边学来提高人力资本。这一理论拓宽了人力资本积累的途径，为缺乏教育经费的落后国家和地区找到了提高人力资本积累的方法。
除了研究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等内生因素以外，一些西方经济学者还通过探索政府支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建立了一系列政府支出与经济增长的分析模型。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是阿施尔、巴罗等人的研究成果。
内生经济增长理论对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进行了全面的修正与发展，它标志着体现外生技术变化的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向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的融合。这一融合强调经济增长是经济体系的内部力量作用的结果。通过对技术进步、“边干边学”、知识积累、人力资源、政府支出等新问题的研究，从而解决了经济学中一个令人困惑的问题：经济增长的根本因素。
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内生经济理论已经在理论和实践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尽管目前还处在不断发展和完善中，但它从不同的分析角度，不同的分析模型，来解释经济实现持续增长的问题。综合起来有如下五类模型。
（一）AK模型
通过假定产出是资本存量的线性函数，将生产函数的关系式表述为Y=AK（A是反映技术水平的常数，K代表包括人力资本、知识和公共设施在内的广义资本）。这一模型揭示了产出与资本存量的线性递增关系，否定了资本收益递减的假定。在Y=AK模式下，经济是可以实现持续增长的。因此，从长期来看各国经济不会出现增长的极限问题，这就很好地解释了新古典理论遗留下来的增长极限的问题。
（二）知识的外部效应与“知识溢出”模型
罗默在《收益递增与长期增长》论文中指出，经济增长除考虑劳动和资本两个因素外，还应加进第三个因素即知识。他认为，知识能提高投资收益，可以实现一国经济的长期增长；知识也是一种生产要素，要实现经济持续增长必须要在知识上进行投资。同时，知识具有外部效应或溢出效应。知识的运用具有共享性即非竞争性，这也是实现收益递增的关键因素。
（三）R&D模式
罗默在他的论文《内生的技术变化》一文中指出，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的源泉是专业化的投入，即研究和开发部门（R&D）。他指出，专业化的投入是一种需要特别付酬的活动。技术进步与创新实际上是厂商旨在获取垄断利益的有意识活动，生产的规模收益递增是由技术的非竞争性与排他性决定的。用于技术研究和开发的资源的投入决定着经济率的高低。一个企业或一个国家要提高经济增长率，就必须增加用于研究和开发的资源投入。
（四）卢卡斯的人力资本模型
卢卡斯认为，经济增长的真正源泉是具有特殊的、专业化的、表现为劳动者劳动技能的人力资本。卢卡斯将人力资本生产部门引入模型，提出通过教育积累人力资本的内生模型。他通过建模得出的结论是：人力资本积累决定着经济增长率。因此，一个企业或一个国家要提高经济增长率，就应集中人力物力生产和出口具有人力资本优势的产品。
（五）阿罗的“干中学”模型
阿罗认为，人们是通过学习而获得知识的，技术进步是知识的产物、学习的结果，而学习又是经验的不断总结，经验的积累体现在技术进步之上。企业在从事生产活动的同时，会逐步积累起有效的生产知识，这些知识反过来可以提高企业的生产效率。阿罗认为，人力资本的积累除了脱离生产岗位到学校学习外，还可以在工作中以积累经验等方式获得。
二、内生经济增长理论对湘南地区经济发展的启示
湘南地区是指湖南的南部地区，包括郴州、衡阳、永州三个市。湘南地区地处湖南的南大门，位置得天独厚，战略地位重要，区位、资源、产业优势突出。当前，国家的政策措施以及湖南发展的大环境，都给湘南经济发展提供了难得的机遇。借鉴内生经济增长理论，对促进湘南地区经济发展的启示。
（一）加强教育培训，提升人口素质
内生增长理论认为，知识积累是经济长期增长的决定性因素，为经济长期稳定增长提供保证。人力资本的正外部性，不仅取决于人们掌握知识的总体水平，还取决于人们对知识的吸收和消化能力。湘南地区应通过加强教育培训，提升人口素质。一是推进教育均衡发展。加大对偏远农村地区的教育投入力度，提高农村教育师资水平和教学质量，推进教育资源均等化，提高城乡整体受教育水平；二是大力发展职业教育。整合现有的职业教育资源，建设一批公共实用技术培训基地。以本地区经济发展的重点行业和重点专业为纽带，以需求为导向，推动职业教育与产业链条深度融合，优化专业设置，提高职业教育水平；三是广泛开展在职培训。加强企业职工技能培训，提高职工队伍技能水平；四是推进学习型社会建设。倡导终身学习观念，营造浓厚的学习氛围，提升全体公民素质。
（二）开发人力资源，建设创新型人才队伍
内生经济增长理论认为，人力资本具有外溢效应。这种外溢效应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能够实现持续增长必不可少的条件。因此，湘南地区应以各类高层次人才队伍建设为重点，以创新型人才队伍建设为导向，推动人力资源开发。一是加大高层次人才引进力度。在引进聘用理念上，坚持以需求为导向，讲求成本、注重效益。在引进聘用方式上，坚持市场配置为主，重点引进本地区的重点产业、重点行业和重点学科的高层次人才和紧缺人才。积极探索选聘结合的有效途径和方法，加快培养一大批具有全球视野、现念和创新精神的高素质企业经营管理人才。二是建立健全高技能人才管理服务体系。完善职业技能评定办法，实行职业技能资格认证制度；完善人力资源中介机构服务，规范人力资源中介服务组织行为，引导人力资源的合理有序流动。
（三）坚持自主创新，加快科技进步
内生经济增长理论强调技术进步的作用，认为技术进步是推动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湘南地区要立足本地区资源优势和产业优势，围绕特色产业、重点产业发展，大力引进和推广先进适用技术，加速科技成果转化步伐，全面提升自主创新能力。以郴州为例，要依托有色金属资源优势，尽快突破一批核心技术和关键技术，用科技创新驱动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发展方式的转变。要制定和完善与知识积累和技术进步相配套的制度，构建宏观和微观层面的双向运行机制，将经济发展转变到依靠科学技术进步的发展上来，以促进知识积累、技术进步，实现经济社会又好又快的发展。
（四）扩大对外开放，积极承接产业转移
内生经济增长理论认为，外商直接投资具有技术外溢效应，是消化和吸收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的最有效平台。湘南地区应利用国家和省里给予的各种优惠政策，进一步改善投资环境，积极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推动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一是构筑承接产业转移的政策洼地。要主动策应国家实施的“中部崛起”战略、湖南省实施的“湘南大开发”战略以及承接产业转移“34条”政策，把湘南地区打造成产业转移的首选地，在承接沿海发达地区产业转移中抢占先机。二是加大承接园区的基础设施建设。设立承接沿海加工贸易产业转移基础设施建设扶持基金，加快构建现代物流平台，推进以物资储备、商业配送、海关监管、集装箱中转、保税业务等多功能为一体的物流园区建设。三是提高承接产业转移的质量。要充分发挥本地区的比较优势，增强产业转移的针对性和有效性，提高承接产业的竞争力。要依托综合成本优势，积极承接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依托区位、交通优势，积极承接市场在外产业转移；依托产业优势，积极承接配套产业转移。
（五）推进制度创新，增强发展活力
内生经济增长理论认为，制度作为一种支配经济活动并决定经济效率的重要资源，是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所以，政府应该积极推进制度创新，改革政府机构。一是建立高效廉洁的政务环境。转变政府职能，规范办事行为，简化审批程序，提高服务质量和行政效率；二是健全公平、公正的法制环境。主要是完善政策法规制度，营造有法可依、有章可循的法律环境；三是规范市场发展环境。主要是加强市场监督和管理，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参考文献：
[1]龚六堂.经济增长理论[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0.
[2]陶静，梁玉.内生经济增长理论及对中部崛起的启示[J].决策与信息，2009，（4）.
关键词：外贸出口；经济增长；文献述评
一、引言
长久以来，对外贸易，尤其是出口，能否促进一国经济增长一直是学者关注的焦点。早在15世纪，重商主义学派就开始强调对外贸易的重要性，极力倡导政府鼓励出口，限制进口。我国改革开放之后，对外贸易成为了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三架马车之一。数据显示，我国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出口年均增长18.1％，比经济增长快8.3个百分点，出口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众多学者利用中国现有的统计数据对出口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开展实证研究，本文就将这些研究综述如下。
二、出口对经济增长的一般理论研究综述
亚当・斯密提出了“绝对成本理论”学说。“绝对成本理论”认为一个国家拥有自然优势和获得性优势。国家之间按照各自所拥有优势进行国际分工，然后进行国际贸易，其结果是商品的产量增加了，消费也增长了。
大卫・李嘉图提出了“比较成本理论”，认为一国以相对优势或劣势参加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交换使得产品总量比分工前增加了，两国的消费和福利都会增加，核心思想即“两利相权取其重，两害相权取其轻”。
约翰・穆勒第一次明确区分了国际贸易带来的贸易利益和发展利益。国际贸易促进经济增长主要体现在间接利益方面。间接利益为通过贸易分工推动国内生产过程的创新和改良，提高劳动生产率；通过产品进口造成新的需求，刺激和引导新产业的成长。
20世纪30年代，赫克歇尔和俄林创立了要素禀赋学说。该理论主要阐述国际贸易产生的原因(资源禀赋论)和国际贸易的影响(要素价格均等化)。
马克卢普和哈罗德等人在凯恩斯的投资乘数原理基础上提出了“对外贸易乘数理论”。当商品劳务输出时，从国外获得货币收入，会使出口产业部门收入增加，消费也随之增加，从而引起其他产业部门生产增加、就业增多、收入增加。
20世纪30年代，罗伯特逊首次提出对外贸易是“经济增长的发动机”(Engine for Growth)的命题。巴拉萨提出了出口导向经济增长(ELG)假说，认为出口扩张是推动经济长期增长的关键因素。巴拉萨等人对出口和经济增长的关系作了许多回归分析，并且得出了“外贸有利于促进经济增长”的结论。
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E・哈根为代表的经济学家从出口贸易对技术进步的促进来寻找其推动经济增长的作用。出口需求扩大，刺激技术创新，从而导致新技术和新管理方法的采用，结果出口数量和质量得到提高，最后使整个国民经济实现数量和质量的提高。
80年代中期以来，以罗默、卢卡斯和斯文森等人为代表的新增长理论，把技术变动作为推动生产率增长的核心因素。该理论认为国际贸易可以通过“技术外溢”和外部刺激促进一国的技术变动和经济增长。
赫尔普曼、克鲁格曼等经济学家为代表的“新贸易理论”，强调规模递增是贸易的基础，将以规模递增为基础的劳动分工与以比较利益为基础的劳动分工相区别。他们认为资源差异和规模经济都是一国进行专业化和贸易的原因，前者是完全竞争和规模报酬不变条件下的产业间贸易，后者是不完全竞争和规模收益递增条件下的产业内贸易。通过国家贸易会使边界市场的总额规模加大，所以国家贸易会使生产率和产品种类数同时增加。
二、出口对中国经济增长的研究综述
英国的塞尔沃(Thirlwall)认为影响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是出口、资本流动和贸易条件，由此建立了对外贸易乘数扩展模型。Jordan Shan and Fiona Sun通过分析出口、工业产量、能量消耗、劳动力、进口和资本支出等变量的关系，得出了中国的出口与实际工业产量之间有一种双向的因果关系。
赖明勇、雷京、徐亚娟利用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出口额增长率、出口贸易依存度、外汇可得率几个变量建立模型，引用1980～1995的数据，发现我国出口贸易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是很小的，认为我国出口贸易还远没有起到“经济增长引擎”的作用。
沈程翔对1977～1998进行分析，以扣除了出口的GDP作为产出增长的衡量指标。先在一个双变量(只包含出口与产出两个变量)的框架内，然后在一个引进了进口、投资和政府开支等因素的多变量框架下对出口导向性假说进行格氏因果检验。发现在双变量模型和多变量模型中，中国的出口增长率与产出增长率之间存在着互为因果的关系。而协整检验表明出口与产出之间不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
孙焱林治用贝扎德・亚格麦安和雷萨・戈拉西建立的数学模型对1984～1996进行分析，并加入了产业结构和资源结构作为变量，发现经济增长与出口基本没有关系，而受产业结构、资源结构、投资收入比率影响很大。
许和连、赖民勇以1978～1998为对象，引入GDP、出口总额和贸易条件三个变量，采用协整分析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发现出口总额与GDP之间是一种正向的关系，贸易条件与GDP之间是一种负向关系，三者之间存在长期的稳定均衡关系。
杜江、刘用明基于哈罗德的贸易乘数模型以及塞尔沃的对外贸易乘数扩展模型，以1978～2002年为样本期，采用同样的方法，发现出口促进了经济发展，而经济的发展对出口的作用并不显著但两者之间存在着长期的稳定关系。
林毅夫、李永军考察了出口与消费、投资和进口三个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认为以净出口在国民收入恒等式中的表现来衡量出口对经济增长贡献程度的方法很可能低估了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程度，因为忽视了出口通过对消费和投资的影响对经济增长造成的间接影响。他们建立了包括支出法国民收入恒等式和消费、投资、进口函数四个方程的联立方程模型，发现20世纪90年代以来外贸出口每增长10％，基本上能够推动GDP增长1％。
周阳首先考察了1978～2005年的GDP与最终消费总额、资本形成总额、外贸出口总额与进口总额的线性回归方程。发现我国每增加1元的出口商品，国内生产总值GDP将增加e元。利用方差分解的方法，发现出口贸易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存在时滞，格兰杰因果检验表明我国的出口贸易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单向因果关系。
王博对1978～2004的贸易扩张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分别考察了以GDP和扣除出口后的调整GDP作为产出增长的衡量指标的情况。其次还考察了出口、进口对GDP、劳动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综合评估贸易扩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采用格兰杰因果检验，发现只有在用调整的GDP的增长作为经济增长的指标时，存在实际出口对经济增长的单向因果关系，二者之间也不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
关键词：经济增长;税收;税种结构;税负结构
经济增长一向是国家宏观经济调控的主要目标之一,对经济增长的研究可以说是宏观经济学研究中至关重要的内容。国家进行宏观经济调控的主要手段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而在财政政策中,税收是主要的工具之一。以往对税收与经济增长的研究,多是集中在从财政理论层面上说明如何制定和调整税收政策以促进经济增长,或是分析税收收入与gdp二者之间增长速度的差异及造成不同步的原因,但对税收这个经济变量到底是如何影响经济增长的,二者之间存在怎样的数量关系,税收及税收结构是通过哪些途径作用于经济增长的,适合我国目前经济形势和财政体制要求的最优税收结构是什么样的研究则很少。本文基于经济增长理论对税收的经济增长效应进行了述评。
一、税收的经济增长作用
(一)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中税收的作用
政府的税收政策和经济增长很久以来就被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联系在一起。对经济增长理论的研究可以追溯到古典经济学的奠基人adam smith(1776)的《国富论》。smith认为,经济增长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一国的劳动生产率,二是生产工人与其他人口的比例,其中提高劳动生产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劳动效率的提高,依赖于劳动分工,而产生分工的必要条件则是资本积累,因此分工协作和资本积累是促进经济增长的基本动因。基于以上分析,smith认为,税收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主要通过影响资本积累来实现。具体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税收降低了投资者的预期收益率,由于资本积累依赖于投资,而投资的动机来源于预期利润的驱动,征税会降低预期利润,影响资本积累;另一方面,税收减少了各阶层的可支配收入,从而直接减少投资,影响资本积累。因此,无论从哪个方面看,税收都是经济增长的阻碍因素。所以,税收不应该设定得过高,设定税负水平的原则应该是能低则低;同时,国家的职能应尽量减少,政府的最佳角色是充当经济生活的“守夜人”,让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来自动调节经济。
david richado(1817)对于经济增长和税收的分析是围绕着收入分配展开的,他认为社会一切收入都应该征税,税收不是来自于资本,就是来自于收入,都是对积累的减少,因而从总体上看,税收不利于经济增长,并且来自于资本的税收比来自于收入的税收对经济增长的阻碍作用更大。因此,richado对于税收的思想与smith是一脉相承的,认为政府应该尽量少征税。thomas malthus(1802)认为,促进经济增长主要有三个因素:资本的积累、土地的肥力和节约劳动的新发明,随着经济的增长,为了使生产能力充分发挥作用,就必须保持足够的有效需求。而由国家税收维持的政府非生产性消费是保持产品与消费平衡的重要因素,所以征税可以促进经济的增长。因此,malthus不赞成smith和richado的观点,他主张增税,不赞成减税,他认为要把征税带给私有财产的损失,与征税带来有效需求的增加从而维持和刺激生产增长的好处加以比较,主张牺牲前者,换取供给与需求的平衡,促进财富的增长。
(二)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中税收的作用
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起点始于ramsey(1928)的经典论文。ramsey首次采用变分法来分析消费者跨期最优选择问题,奠定了研究最优积累和增长问题的基础,为进一步探究经济增长的原因和方式提供了数量分析工具,开创了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新纪元。
20世纪30年代,keynes(1936)提出了着名的“有效需求”理论,颠覆了传统的“供给自行创造需求”的萨伊定律,认为有效需求决定供给水平,为促进经济增长,政府必须干预经济运行。政府干预经济的主要手段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在财政政策中,税收是主要的工具之一。keynes认为,税收是调节经济运行的重要杠杆,合适的税收政策取决于调节社会总供给与总需求平衡、促进经济稳定增长的需要。在经济萧条时期,政府首先应该减税并扩大政府支出,以提高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其次应该运用税收手段调节收入分配,提高社会整体的消费倾向,促使有效需求的提高,最终使得宏
观经济实现稳定增长。在凯恩斯学派税收调节理论的基础上,paul samuelson(1948)发现,当实行超额累进所得税制时,税负水平会随着经济周期的变化自行进行调整,对经济运行具有自动稳定的功能,发挥着“自动稳定器”的作用。与此相应,政府可以根据经济形势通过税收政策来调节经济发展,这时税收可以被视为经济的“人为稳定器”。
20世纪40年代至50年代,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得到进一步发展,harrod(1939)和domar(1946)以凯恩斯收入决定理论的思想方法,把短期静态均衡推广应用到经济的长期动态过程来建立经济增长理论,在假定人口增长率不变,不存在技术进步和资本折旧,采用生产投入要素资本和劳动完全不可替代的leon-tief生产函数的情况下,构建了一个动态经济增长模型,用以分析经济增长。模型强调了资本积累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认为经济增长实际上取决于外生给定的储蓄率,但由于采用资本一劳动固定比例的生产函数,均衡很难达到,得到的经济增长路径是不稳定的,被称为是“刀锋上的均衡增长”。solow(1956)和swan(1956)对harrod和domar模型的生产函数形式进行了修正,采用新古典形式的c-d生产函数,在资本和劳动可以平滑替代的基础上,研究了实现经济增长的条件。虽然solow-swan模型对经济现实的模拟更进了一步,但结论与harrod-domar模型基本一致,对产生经济增长的机制的描述是相同的,即经济增长的源泉仍然来自于外生给定的储蓄率。为了使经济系统实现长期的人均增长,solow又对原有模型进行了扩展,引入技术进步变量a,并允许技术持续进步,但是技术变量仍然是外生的,以固定比例g增长。沿着平衡增长路径,经济增长由外生给定的储蓄率、人口增长率和不变技术进步率来决定。harrod-doma模型和solow-swan模型为人们洞察经济增长提供了一个基本的理论分析工具,然而模型的一个明显缺陷是,长期增长完全由外生的因素所决定。solow是第一个检验税收到底是如何影响经济增长的人,但solow的结论是税收政策并不能影响增长率;也就是说,虽然长期来说征税确实降低了产出水平,但不管税收政策如何对经济造成扭曲,都不会影响长期增长率。
在solow研究成果的基础上,mankiw、romer和weil(1992)发现,在生产函数中考虑人力资本后so- low模型拟合得更好,但引入人力资本并未改变模型的基本结论。虽然没有改变经济外生增长的基本结论,但他们强调了技术进步的重要性,认为技术进步是导致经济增长的引擎,但是这种技术进步是外生的、机械化的。20世纪60年代,cass(1965)和koopmans(1965)把ramsey的消费者最优化分析引入到新古典增长理论中,因而提供了对储蓄率的一种内生决定,但储蓄率的内生性也并没有消除长期人均增长率对外生技术进步的依赖。由于储蓄率是内生的,那么在模型中引入税收因素将改变储蓄的回报,从而影响到消费者储蓄和投资的决策,影响短期的经济增长。在cass-koopmans模型中引入资本所得税以后发现,征税使得资本的边际回报率下降,储蓄率降低,稳态产出水平下降。但是当经济达到稳态之后,人均产出将不再发生变化,即当经济处于平衡增长路径时,经济增长率完全由技术进步决定,而与税率无关;也就是说,在短期内,税率的提高确实会降低经济增长率,但是在长期内,税收政策只有水平效应,却没有增长效应,税率的提高对平衡增长率没有任何影响。这一结果使得税收在新古典增长理论中的作用是有限的,因而,在新古典增长理论框架下对税收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分析税收的福利效应、税率变化的短期增长效应及其对稳态资本劳动比的影响。
由于这段时期的增长理论中所采用的生产函数是新古典的,因此被称为新古典增长理论;由于这些模型的一个共同特点是增长的机制是外生的,因此,这段时期的增长理论也被称为外生增长理论。正因为增长的机制是外生的,这种外生增长理论不能很好地解释经济增长的根本决定因素和机制,而且外生增长的机制使得政策因素游离于增长之外,政府不能通过采取政策手段来调控经济运行,体现在税收上就是这段时期的税收思想主张税收中性原则,即税收制度的设计不能扭曲个人基于自身效用最大化的理性选择。所以,可以肯定的是,在外生增长理论中税收并不能影响增长,直到内生增长理论的发展才为研究税收如何影响经济增长提供了可行的分析工具。
(三)内生经济增长理论中税收的作用
内生增长理论产生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得到了快速发展。其中具有代表
性的模型有罗默的知识溢出模型、卢卡斯的人力资本模型和贝克尔的分工与专业化模型。
为了更好地解释经济发展现状,人们采取逐一放松外生增长模型假设前提的方式,通过将储蓄率、技术进步率和人口增长率等重要外生变量逐步作为内生变量来考虑,从而克服了要素边际产出递减的关键性质,构造了新的内生增长模型,其中增长的关键决定因素内生于模型,长期增长是在模型之内而非被一些诸如未加解释的技术进步之类的外生增长变量所决定,这就是内生经济增长理论。这些新的内生增长模型简明地模拟了增长的产生过程,并且通过对增长过程的模拟,描述了模型暗含的税收对个人决策的影响。内生增长模型提供了一个解释和理解历史数据的视角,并给出了未来政策变化的结果,这一点对于理解税收对经济增长的作用非常重要,通过这些模型,我们可以理解和预测税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为了实现内生增长,需要采取由经济中参与人的选择所决定的某种方式来克服边际产出递减。从现有文献来看共有四种方式可以实现,所有这些方式都通过不同的路径达到了同样的目的——经济持续增长。
最简单的内生增长模型是ak模型,假定资本是唯一的投入,规模报酬不变,产出由函数y=ak给出。在ak模型中,长期增长率由正的固定的资本边际收益决定,那么对资本所得征税将直接降低资本的边际收益,因而征税会直接影响长期增长率。
第二种方式是引入人力资本,并假定物质资本与人力资本要素的增长同步。人力资本的存在会放松对于广义资本而言的报酬递减约束,从而在缺乏外生技术进步的情况下也能致长期人均增长。模型中有两个投资过程:物质资本投资和人力资本投资。如果从广义上把资本视为包括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的两个组成部分,那么就可以克服要素边际报酬递减,使经济内在产生增长。这样的模型既可以是单部门的,也可以是两部门的。barro、mankiw和sala-i-martin(1992)构建了单部门内生增长模型,其中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的生产技术相同,生产函数均采用不变规模报酬的c-d形式。从更广义的角度讲,单部门模型就是ak模型的延伸,无论是物质资本还是人力资本的增加都将提高产出和消费的增长率。在税收效应上结论与ak模型相同,即对物质资本所得和劳动所得征税都将直接降低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边际收益,从而直接降低了长期增长率。uzawa(1965)和lucas(1988)构建了两部门的内生增长模型,其中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的生产技术不同,产出的增长率取决于物质资本与人力资本的不平衡程度。此时,税收不仅影响物质资本积累,还影响人力资本积累,并且对物质资本征税和对人力资本征税对增长的影响是不同的,由征税所带来的税收扭曲,尤其是税收结构扭曲将持久影响经济增长率。
第三个保证经济持续增长的方法是企业的外部性。这种外部性发挥作用的机制就是“干中学”。ro-met(1986)借用了arrow(1962)的框架,在arrow(1962)和sheshinski(1967)的“观念”具有非竞争性和外部性的基础上,进一步描述了“干中学”模型,通过假设知识的创造是投资的一个副产品来消除掉报酬递减的趋势,实现经济的内生增长。模型一是假设“干中学”要靠每个企业的投资来获得,而且一个企业资本存量的增加会导致其知识存量同样增加;二是假设每个企业的知识都是公共品,知识一经发现就立刻外溢到整个经济范围内,从而使所有企业的生产效率都得到提高。与solow的结论不同,romer认为政府支出和税收政策对增长可以产生长期、持久的影响。
第四个选择是,可以假定产出依赖于劳动和其他要素的投入,在不摒弃任何其他传统的投入要素的情况下,技术以新的投入要素的形式进入生产函数(romer,1987和1990;barm,1990),从而带来产出的增加。各种不同的政府活动在内生增长框架下可被视为一种其他投入要素,政府性活动的变化等价于对技术水平a的修正,从而等价于生产函数的移动,影响在朝向稳态的转移过程中的人均经济增长率。在这方面主要是以生产性公共品提供为切入点来研究政府公共支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及相应的政策空间,生产性公共支出的引入使得经济在竞争企业市场均衡的条件下实现内生增长。在公共支出模型中,税收对增长率的影响是交错的,一方面税收会减少私人部门的税后边际产品并降低增长率,另一方面税率的提高也增加了公共支出的供给,进而提高私人部门的生产效率和增长率,这与之前的各种模型的研究结果完全不同。在新古典增长模型中,税率的提高对增长没有任何影响。在人力资本模型中,即使税率对增长率产生
影响,税率的提高一般只会降低经济增长率,而不可能提高经济增长率。
二、税种结构的经济增长效应
关于税种结构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国内外主要的研究结论有两点,一是税种结构对经济增长确实有着 重要的影响,二是不同的税种与经济增长率之间的关系不同,有的税种与增长率负相关,有的税种与增长率正相关。
engen eric和skinne jonathan(1996)的研究表明,在外生增长模型中,当税收结构发生变化的时候,在沿着可能较长的转移路径向新的稳态转移过程中,短期产出增长率会相应做出调整;在内生增长模型中,税收可以通过税收结构和税率的调整来影响产出增长率,而且,税收的组合(即税收结构)与税收的绝对水平对经济增长来说同样重要,通过采用税基较宽的税收结构并加强有效管理来整合税收资源的国家,可以比征税水平普遍较低且无效率的国家有较高的增长率。se-jik kim(1998)通过建立一个包含一般税收体系主要特征的内生增长模型,估计了美国税收收入中性(税收收入全部用于财政支出)条件下,税收结构的变化对增长率的影响。通过实证研究,他认为一国的税收对增长率有着显着的影响,主要结论有三点:一是税收结构的不同是国家之间经济增长率不同的主要原因,可以解释增长率差异的大约30%;二是偏好的不同可以解释增长率差异的大约4%,其余约70%的原因可以归结为技术的不同;三是劳动所得税、证券债务率和通货膨胀也是解释经济增长率不同的主要原因。他还发现在个人税收安排上,劳动所得税造成国家间增长率显着不同的作用,同资本所得税同样重要,而且发现每个税收变量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严格依赖于税收体系本身,并且在相应的税收体系中,税收收入中性的变化有着巨大的潜在的增长效应,在增长率的影响因素中约有超过30%为总税收水平内部的变化所引起的。总的来说,在税收收入中性的情况下,税收结构有着巨大的增长效应。
kneller、bleaney和gemmell(1999)选取22个oecd国家1970~1995年的面板数据,研究了税收结构和政府花费对经济增长率的影响,发现税收结构对经济增长有着重要的影响,特别是非扭曲性税收和生产性政府支出可以促进经济增长。gareth myles(2000)在相对简单的封闭经济中,从内生增长的视角估计了税收政策对经济的影响,结论是税率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比较微弱,而税收结构可能比税收负担水平的影响更重要。zagler、martin和dtlmecker、georg(2003)认为,在整个税收体系中,税收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更为宽泛和显着。消费税仅仅扭曲劳动和休闲之间的选择,由所得税向消费税的转移将鼓励资本积累,当然会促进经济增长。而所得税对资本积累的影响是消极的,会抑制经济增长。通过对税收结构的研究,1980年以来,发达国家为适应经济全球化带来的资本扩张的需要,开始调整税收结构,减少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在税收收入中所占比重,从以直接税为主向以税基比较宽泛的间接税为主转移。
对发展中国家税收结构的研究不是很多,其中,burgess和stem(1993)的研究结果表明,发展中国家的税收结构可以随时间进行调整以最大化增长率;同时他们还发现,在发展中国家,税率与单位资本gnp之间存在微弱的但却显着的关系,而在发达国家却不存在这种显着的关系。lehmussaari(1990)的研究也证明,在发展中国家,税收结构和税收水平对经济增长有着重要的影响。而zee(1996)则分别对24个oecd国家与56个非oecd国家中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税收数据进行了比较,发现除了工业化国家和非洲国家以外,大多数国家在经济增长与征税水平、税收结构和税收的稳定性之间存在比较弱的统计关系。
国内对税收结构的研究主要停留在直接税和间接税水平的层面上,主要结论是:一是直接税与经济增长负相关,不利于经济增长,间接税与经济增长存在微弱的正相关关系;二是我国直接税和间接税比例关系不协调;三是为了促进经济快速增长,应该尽量减少直接税而主要采用间接税。
马栓友(2001)认为,目前的直接税/间接税比率均已超过其最优数量比率,应适当削减直接税。范广军(2004)利用我国1981~1998年数据,采用ols方法估计了我国财政收入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认为就税收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看,直接税与经济增长显着负相关,间接税的符号为正但不显着异于零,增加我国的直接税不利于经济增长,提高间接税收占gdp的比重则不影响经济
增长。中国社科院“增进城市经济竞争力的环境税制研究”课题组(2004)认为,我国直接税和间接税的比重不协调,直接税所占比重过低,间接税十分不完善,这对于资源的合理配置和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是不利的。关于直接税和间接税的比重不协调的原因,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课题组(2005)认为,我国目前直接税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和税收总额的比重偏低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税制结构不够合理,税种设置不够科学。
国内对税种结构进行分类研究的很少。王亮(2004)采用1992~2002年税收数据建立回归模型,很好地拟合了流转税和所得税的变化轨迹,结论是流转税和所得税都与经济增长呈现统计上显着的负相关,得到使我国经济增长最大化的最优的流转税、所得税占gdp的比率分别为7.78%和2.1%,但我国目前流转税的实际占比偏高,税改重点应为降低流转税的比率,同时增大所得税比率的结论。李绍荣、耿莹(2005)从税收结构对经济的总体规模和要素产出效率的影响出发,说明了在中国现行税收结构中各种税类的份额对经济增长和要素收入分配的效应,并指出了能够促进经济增长的税收结构调整方向。他们认为在中国现阶段的经济制度和税收结构下,流转税类、所得税类、资源税类和财产税类份额的增加会扩大资本所有者和劳动者收入的分配差距,而特定目的税类和行为税类份额的增加则会缩小资本要素与劳动要素的收入分配差距;同时,所得税类、资源税类和行为税类份额的增加会提高经济的总体规模,而财产税类和特定目的税类份额的增加则会降低经济的总体规模。单纯地从税收结构的数量调整上讲,目前应提高所得税类的税收份额,并降低财产税类的税收份额。苑小丰(2009)从规模和结构两个角度出发,就中国税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问题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宏观税负的增加对劳动要素的产出效率产生积极影响,但降低经济的整体生产规模;流转税类份额的增加提高劳动的产出效率,降低资本的产出效率;所得税类份额增加提高资本产出效率,降低劳动产出效率。同时,所得税类份额的增加提高经济的总体规模,而流转税类份额的增加则降低经济的总体规模。说明在现阶段的中国经济中,有必要加强税收体制改革,适当调整所得税类份额,促进生产模式转变,保证经济长期稳定增长。
三、税负结构的经济增长效应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税收负担问题既是一个重要的税收理论问题,又是我们进行税制改革和税收政策选择的核心问题,也是能否实现公平分配、保持社会稳定的一个社会问题。
(一)税收负担水平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关于税收负担水平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国外文献的观点是,一般来说,短期内税收负担水平的变化会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但长期来说,税收负担水平与经济增长率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
chamley(1986)和judd(1985)在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框架下分析了动态最优税制,分析表明,长期来说,对资本所得征税的最优税率为零。milesi-ferretti和roubini(1998)把这个结论扩展到了包含人力资本积累的内生增长模型,并且除了分析劳动和资本所得税收以外,还用来分析消费税。他们发现对劳动所得和消费征税的长期最优税率也为零。
对不随时间变化的税率的分析比较有限,结果相对一致。cooley和hansen(1992)的研究表明,税率随时间变化的税收政策相对于税率不随时间变化的税收政策而言,所获得的额外收益要小。comez(2007)采用两部门内生增长模型计算了美国经济的最优固定比率税收结构,发现短期内资本所得的最优税率相对于参数的变化极其稳定,而工资税和消费税之间的平衡却显着依赖于投资于人力本积累中的商品的税收待遇,并在较轻程度上依赖于跨期替代弹性。
roy w.bahl和richard m.bird(2008)通过对经济发展和税收政策设计的研究发现,在20世纪末,工业化国家的宏观税率为33.4%,约为发展中国家的2倍;在20世纪的最后30年中,发展中国家的宏观税率基本没变,一直保持在17%左右;而在20世纪的最后10年,转型经济的宏观税率略微有所下降,为21.8%,税收负担水平无论是与收入水平还是经济增长率之间都没有必然的联系。gareth myles(2000)在相对简单的封闭经济中,从内生增长的视角估计了税收政策对经济的影响,结论表明,税率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比较微弱。tanzi(2000)则指出大多数经验数据分析的结果表明,发展中国家的
税率与经济增长无关。
关于税率的短期影响,engen erie和skinner jonathan(1996)在对美国税率的时间序列数据研究后认为,税率与经济增长率之间的关系是不稳定的。se-jik kim(1998)的实证结果是,资本收益税将平均对增长率带来2%的影响,个人所得税将解释增长率不同的20%。而更多的结论是资本所得税比劳动所得税的作用大,但kim认为个人所得税在对两国增长率不同的影响上至少与资本所得税同样重要。mendo-za、razin和tesar(1994)的研究也表明,当税率变动10个百分点,经济增长率将相应变动大约0.25个百分点。
但以下研究成果则代表了另外一种观点。georgios karras(1999)运用11个真实增长率和税率显着不同的oecd国家1960~1992年的数据,分别在新古典增长模型和内生增长模型中研究了税率与增长之间的关系,发现:一是与平滑税收假设理论相一致,虽然税率表现为显着持续的改变,但产出增长率则没有这个特点;二是较高的税率会永久减少产出水平,但对产出增长率却没有永久的影响。这些发现同内生增长理论的结论不一致。而joel slemrod等(2003)则认为高税率并不必然降低经济增长,原因主要有两点,一是高税率带来的消极影响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么大,二是政府的税收收入可能实际上用在了更能提升经济增长的方面。christos koulovafianos和leonard j.mimlan(2004)在内生增长框架下研究了税收政策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发现如果没有产出的外部性,边际税率会减少资本积累的回报率。因此,在不存在生产的外部性的框架下,边际税率总是导致竞争经济偏离产出的有效性和帕累托最优状态,但边际所得税率的降低并不必然外生地带来经济的大幅增长。
burgess和stem(1993)认为在发展中国家,税率与单位资本gnp之间存在微弱的但却显着的关系,但在发达国家却不存在这种显着的关系。
具体到我国的情况,由于对宏观税负的统计口径认识不一致,理论界对我国宏观税收负担水平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也不尽一致。宋效中等(2005)以巴罗的模型为基础,利用我国1985~2004年小口径宏观税负的统计数据,在考虑公共支出的情况下,对我国的宏观税负水平进行了研究,结论是我国宏观税负与gdp增长率之间存在不太显着的负相关关系,宏观税负每增加1个百分点,经济增长将降低0.14个百分点。李永友(2004)把财政支出纳入到了税收负担分析的框架内,通过对我国经验数据的实证分析,发现我国的税收负担即使在考虑政府支出的情况下,对经济也具有显着的抑制作用,但这种抑制程度在两种情况下有着很大的差异:在不考虑政府支出时,税收负担每提高一个百分点,经济增长就会下降0.713个百分点;但在考虑财政支出之后,税收对经济增长的抑制程度由原来的0.713个百分点下降到0.33个百分点左右。刘军(2006)通过运用1978~2004年的中国经济数据建立模型,计算得到我国税收负担与经济增长存在负相关关系,税收负担与经济增长的弹性系数为-3.866,即税收负担每上升(下降)1%,经济增长率下降(上升)3.866%;并且税制结构对经济增长也有影响,但影响度比较小,税制结构与经济增长率的弹性系数为0.6,即税制结构每变化1%,经济增长率变化0.6%。
(二)税收负担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关键词：新农村；经济增长；政府作用
中图分类号：F3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198（2008）05-0036-02
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中国经济增长迅速的同时，不同地区之间的差距巨大。这种差距不仅表现为东西的差距，更突出表现为城乡发展失衡、差距日趋扩大。如何促进农村经济快速发展，增加农民收入，缩小城乡差距，成为近年来社会各界研究的焦点问题。基于此，本文试图从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视角，对各流派经济学家在解释区域经济增长差异方面的主要观点进行简要回顾，以期通过这种分析揭示区域经济增长差异的各种决定因素，综观地论述现阶段中国新农村建设中政府应当发挥什么作用。
1 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回顾
在经济学说史上，哈罗德、索洛等人对传统增长理论进行扬弃后形成了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它主要包括新古典增长理论、内生增长理论以及制度内生增长理论等。
1.1 新古典增长理论
20世纪40年代前后，哈罗德和多马从凯恩斯的“有效需求”理论框架出发，构建了考察经济增长的理论模型――“哈罗德－多马”模型，提出资本的不断形成是经济持续增长的决定性因素的观点。哈罗德和多马关于经济增长的论述激发了经济学家研究经济增长的兴趣。在修正哈罗德－多马模型基本假设的基础上，索洛、斯旺等人引入了新的外生因素，构造了新的说明经济增长的理论模型――“索洛－斯旺”模型。他们指出，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从长远来看，是技术进步，而不是资本积累和劳动力的增加。这一观点为后来的经济学家指明了进一步研究的方向。
1.2 内生增长理论
由于其种种局限，在新古典增长理论之后的十几年时间里，宏观经济研究只关注短期的周期波动，对长期、动态经济增长的研究理论几乎毫无建树。20世纪80年代，以罗默、卢卡斯为代表的经济学家，在重新思考新古典增长理论内在矛盾的基础上，发表了一组以“内生技术变化”为核心的论文，探讨了长期增长的可能前景，内生增长理论开始形成。
1.3 制度内生的增长理论
在20世纪70、80年代，西方占主导的经济增长理论如新古典增长与内生增长理论，基本上是从要素投入和技术进步的角度考察经济增长。尽管这些解释为经济增长机制提供了许多洞见，但它们似乎仍然没能对经济增长做出根本的解释。为此，以科斯、诺斯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家提出了制度决定经济增长的全新观点。他们认为经济增长需要依靠资本积累、人力资本和制度结构三个不同层面的因素支撑，制度和技术同样是经济增长的内生力量。
2 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对政府在新农村建设发挥作用的重要启示
如上所述，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将知识、技术和制度等因素当作由经济系统内生决定的变量，说明了经济增长的路径不是唯一的而可能是多样的。研究表明，在现代经济中，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已大大超过资本和劳动投入的贡献。就制度而言，有效率的经济组织的出现也是经济增长的关键：它能提供一种有效的激励去促使个人努力以达到符合社会福利的状态。
2.1 提高农村资本积累，搭建农村经济起飞平台
古典增长理论与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认为，资本是决定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追加资本是发展中国家迅速取得经济增长的关键。在新农村建设进程中，资本成为农村最为稀缺的要素资源。许晓东等推算出中国农村近10年来资本严重不足，从 1995年起，农村资本缺口每年在5000亿元以上。农村资本的巨大缺口已经成为制约城乡经济统筹发展的瓶颈。由于资本流动的决定因素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地区投资环境的改善和投资效率的提高，为提高农村资本积累，政府更应该着力于有利于投资和技术创新的制度环境的建设，致力于创造获利机会，强化经济主体对农村未来投资的激励，让各种投资形式发挥作用。财政还应当加大对农村的投资支出和对农村地区的转移支付，用于改善农村基础设施条件和教育投资等，帮助农村地区提高效率，缩小城乡差距。
2.2 开发人力资本，大力发展农村教育事业
人力资本是一个古老的概念，体现为人的技能和生产知识的存量。斯密把工人的技能增强视为经济进步和经济福利增长的重要源泉。马歇尔对人的健康、精力和技能的重要经济意义的强调，预见到了现代人力资本的问题。而舒尔茨（1961）首次区分了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把增长余值（growth residual）归功于人力资本，突出了人力资本在经济增长中的决定性作用。卢卡斯进一步强调了人力资本投资的内部效应与外部效应。认为由于人力资本内在效应与外部效应的存在，必然使微观经济主体通过各种方式和途径，努力提高其人力资本存量，以期在市场活动中获取更高收益。而公共部门通过公共支出等政策，营造提高人力资本积累的社会经济环境，比如普通教育、职业技术教育、技能培训等。
2.3 重视技术进步，发展现代农业产业
内生增长理论强调技术进步在经济增长中的决定性作用。农业技术是一种无形的生产要素，渗透在资本、劳力、土地等有形要素中，对农业经济的发展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目前中国农业较落后，多数农村仍然沿用传统的耕作方式，广种薄收，“靠天吃饭”，生产技术落后；农业产业结构单一，不能完全适应市场的需求；农产品深加工不足，技术含量高、附加值高的产品不多；工业化不明显，管理方法落后。新农村生产发展必须促进技术转化为生产力。政府要把农业科研投入放在优先位置，提高农业科技投入在国家科技总投入中的比重；要加强农业科技研究，深化农业科研体制改革，加快农业技术推广体系改革和建设，鼓励各类农科教机构和社会力量参与农技推广服务。
2.4 促进制度创新，建立现代农村经济制度
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认为，技术虽好却非经济增长的关键，技术本身及技术的使用是制度作用的产物，没有良好的激励机制，技术进步很难对经济增长起推动作用。不仅对于技术进步，制度还影响其他要素（如资本、人力资本）作用程度的发挥，从而决定经济增长绩效。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继之后新一轮的中国农村改革。改革就必然伴随着机制、制度的创新，包括对农村经济体制、行政体制、管理体制在内的社会综合体制的自主创新，其中，建立健全农村基本经济制度是首要任务。例如改革土地制度，当前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存在的问题是：产权不清晰，影响市场交易和流转。应明确农村土地的国有，同时规定农村土地和城市土地一样拥有70年使用权，在此期限内，允许耕地的出租、转让、交换、抵押，使土地在长时期内真正成为农民的私人资本。这样不但能实现农村资产价值的最大化，而且还有利于节约和保护耕地，实现土地的集约化利用。
参考文献
［1］谭崇台.发展经济学的新发展［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
［2］诺斯，托马斯.西方世界的兴起［M］.北京：华夏出版社，1999.
[关键词] 人力资本 经济增长 中原经济崛起
一、人力资本理论
20世纪50年代末，舒尔茨明确提出人力资本的概念，并首次阐述人力资本投资及所形成的人力资本在经济增长等方面的作用。舒尔茨认为，对人的教育、培训、医疗、劳动力流动等投资，能提高人的知识和技能，形成体现在劳动者身上可以被用来提供未来收入的一种资本，是指人类自身在经济活动中获得的收益并不断增值的能力，包括人所具备的才干、知识、技能和智力。人力资本包括量与质两个层面：量的层面是指社会中从事有用工作的人数、劳动时间，它在一定程度上代表该社会人力资本的多少。质的层面是指人的技艺、知识、熟练程度与其它类似可以影响人从事生产性工作能力的东西。舒尔茨更强调质的层面，认为它才是人力资本的内涵，即人力资本强调凝聚在劳动者身上的知识、技能及其所表现出来的能力。它对生产起促进作用，是生产增长的主要因素，也是具有经济价值的一种资本。
其后，罗默、卢卡斯、斯宾塞、皮奥罗等人都在不同程度上丰富和完善了人力资本理论。20世纪90年代兴起的新经济增长理论更将人力资本理论研究推向新的高峰，标志着人力资本理论应用于分析经济增长进入到一个新阶段。新经济增长理论没有一个完整体系，有多种观点和学派，但他们的共同点是都认为人力资本是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都强调人力资本的生产比物力资本生产重要。
二、现代经济增长理论
现代经济增长理论是直接从凯恩斯理论派生出来的。把经济增长作为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是从英国经济学家哈罗德和美国经济学家多马开始的。他们针对凯恩斯理论短期、静态分析方法的缺陷，提出了对经济增长长期的动态分析方法。在对经济增长的分析过程中，他们用要素之间不可替代的生产函数建立了哈罗德一多马模型。之后，美国经济学家索罗和斯旺用新古典生产函数代替了哈罗德一多马模型中具有要素之间不可替代的生产函数，从而产生了一般均衡经济模型，解决了经济增长路径的稳定性问题。在这个模型当中，经济增长率不仅取决于资本和劳动力的增长率，还取决于资本和劳动对产量增长相对作用的权数，取决于技术进步，由此他得出技术进步决定经济增长的观点。
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罗默、卢卡斯等为代表的经济学家不满于经济增长的外生驱动，致力于将索罗一斯旺模型中的技术进步内生化，开始了一系列新经济增长模型的构建。因此，这一时期的新经济增长理论又被称为是内生经济增长理论。这一理论在完全竞争的假设条件下证明了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要素对经济增长的内生性作用，自此完成了生产要素对经济增长内生机制分析的第三次飞跃，诞生了新经济增长理论。
三、人力资本经济增长理论对中原崛起的启示
1.重视人力资本对推动经济发展的作用
人力资本投资是回报率最高的投资，也已成为不争的事实。因此，在中原经济发展中，各级政府职能部门必须转变观念，充分认识到人力资本投资对经济发展的意义，通过各种途径加大人力资本的投资力度，以实现中原经济腾飞。
2.变革人才管理机制，加强对人才的吸引
完善人才管理制度最主要的是在人才管理体制改革中要引入市场机制、竞争机制，使这个生产力中最积极、最活跃的因素真正活起来，人尽其才，才尽其用，这样才能从根本上吸引人才、稳定队伍，优化人才结构，提高人才素质，最大限度地发挥人才的作用。另外，还要建立健全和完善有关人才流动方而的政策性法规，改造自然环境，优化人文环境，加强中原地区自身对人才的吸引力。
3.加强教育的战略地位，优化教育结构
教育是增加人力资本基础和途径，中原人力资源素质的提高取决于教育发展的整体水平。一方面要大力发展基础教育，推进九年制义务教育，继续保持现有高等教育的规模，以中原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优化高等教育结构。另一方面，进一步优化教育结构，大力发展职业教育。要根据中原建设和市场需要调整中等职业教育结构，通过优化资源配置发挥规模效益，建立职业教育、培训技术的中等职业技术教育新体制。
4.盘活人才资源存量，完善人才市场运行秩序
目前中部地区高级人才、高级技术人才和高级经营管理人才相对短缺，而低素质的劳动人口存在极大闲置的状况，这也是导致人力资本贡献率低的一个主要因素。故首先要立足于盘活现有人才资源存量，推进人才资源结构的优化重组，促进人才价值和合作价值的保值增值。制定相关政策，完善人才引进政策。加大对著名专家、学者、学科技术带头人、高级管理人才等高级人才的引进力度，同时要优化高等院校毕业生的资源配置，加大引进优秀毕业生的力度。同时，充分利用各种人才交流机构的功能，根据小同企业对小同层次人才的需求，定期开办分层次的供需见而会，同时积极主动地搞好社会调杳研究，贮存、分析、推荐、培训各类人才，及时准确地把握人才供求信息，增强人才市场的自我消化能力。对人才市场在发展中出现的问题，要及时加以引导、协调和管理，运用法律、经济和必要的行政手段保证人才市场在引导人才流动方而的积极作用。
参考文献：
[1][美]明塞:人力资本研究[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1年09月第1版
[2]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M].上海：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
[3]王金营: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理论与实证[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1年版
1经济增长理论与模型的起源
早在18世纪，古典经济学家就对经济增长进行了研究。20世纪40年代后期，英国经济学家哈罗德和美国经济学家多马分别提出了含义完全相同的经济增长模型，故称哈罗德-多马模型。哈罗德-多马模型是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的典型代表，其标准表达式为：
G=Sσ
G表示经济增长率，S表示储蓄率即资本积累率，σ是资本产出系数即资本的生产率。
由于σ被假定为不变，S就成为决定经济增长的唯一因素。这种对资本积累作用的强调，形成了经济增长理论中的“资本决定论”。
2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与模型
1956年，在仔细研究了哈罗德的理论后，索洛指出哈罗德模型的问题在于隐含了资本与劳动不可替代的假定，并创立了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这一模型同哈罗德-多马模型的主要区别在于：(1)在哈罗德-多马模型中，资本-劳动比率和资本-产出比例都是固定不变的；在新古典增长模型中，这两个比率可以按需要进行调整和变化。(2)新古典增长模型假定资本和劳动可以相互替代，在完全竞争的条件下，工资和利润的水平由劳动和资本的边际生产率决定，充分就业均衡可以通过市场机制调整生产中劳动与资本的组合来实现，因而资本和劳动都可以充分利用；而哈罗德-多马模型则不包含这样的假定。(3)在新古典增长模型中，存在着技术进步，但它是一个具有固定趋势的常数。
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的表达式为：
λ表示技术进步的增长贡献率
α是资本的产出弹性系数
β是劳动力的产出弹性系数
在新古典增长模型中，经济增长率不但取决于资本和劳动力的增长率，而且还取决于资本和劳动对产量增长相对作用的权数，取决于技术进步。把资本、劳动、技术甚至土地等生产要素都引入经济增长模型，因而使分析较为全面，这是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的优点。
当然，新古典理论也存在着明显缺陷。主要表现在：第一，新古典理论的基本假设是人均投资收益率和人均产出增长率是人均资本存量的递减函数，第二，索洛在其后来的篇幅中虽也论及技术的作用，但它仅将其作为一种外在变量，在技术如何对资本、劳动发生作用方面并未谈及。
3新经济增长理论与模型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罗默和卢卡斯为首的一批经济学家，摒弃了新古典增长理论的核心假设，提出了一套全新的经济增长与发展的思想，被称为新增长理论。比较典型的是：
3.1罗默的内生技术进步的增长模型
罗默是新增长理论的主要创始人之一，他的增长模型有三个基本前提或假定：第一，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核心，所谓技术就是将投入转换成产出的方式；第二，大部分技术进步乃出于市场激励而致的有意识行为的结果，亦即，技术进步是内生的，创意或知识品改进了生产技术，因为一种创意将会使给定投入产生更多或更好的产品；第三，创新能使知识成为商品。
罗默模型中的经济可分成三个部门：最终品部门、中间品部门和研究部门。
这一函数的特点是，所有资本品都对产出有可加性。对于中间部门，它买进创意或知识品且消耗一定量耐用资本设备，中间部门将产出——耐用资本设备x(j)——租给最终产品部门，收取租金P(j)X(j)(这里P(j)为租金率)；对于研究部门。假设对第j设备的设计，仅为一家研究单位，且该单位拥有该设备设计的专利权。发明者将出售专利给中间品部门进一步开发使用。
新增长理论首次突破了新古典模型的完全竞争和规模收益不变的假定，论证了垄断竞争条件下带有外部经济效果的一般均衡的存在性。这一工作进展无论对于发达国家
还是发展中国家的政府政策的制订，都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3.2卢卡斯的人力资本积累的增长模型
最早的人力资本增长模型是由日本经济学家宇泽弘文提出的。1988年，罗伯特•卢卡斯在美国《货币经济学杂志》上发表了《论经济发展的机制》一文，将宇泽的技术进步方程作了修改，建立了一个新的人力资本增长模型。
卢卡斯假定，每个生产者都将用一定比例u的时间从事生产，如果该生产者从事生产和学习的时间为一单位的话，则每个生产者将用(1-u)比例时间从事人力资本h的建设，因此，技术进步就可表示为：
H（t）=h（t）δ［1-u（t）］
其中H(t)为人力资本的变化率，δ为正常数，上式表明人力资本变化率取决于现有人力资本水平及从事人力资本建设的时间。在这一基础上，卢卡斯推演出他的生产函数：
Y（t）=Ka（t）［u（t）h（t）N（t）］1-ahxE（t）
其中N(t)为t时刻的劳动数量，hE(t)为t时刻人力资本对生产过程的外部效用，r为正常数。在这一生产函数下，可得到均衡增长条件为：
g=H（t）/h（t）=（1-a）［δ-（ρ-n）］/σ（1-α+r）-r
这一模型强调的人力资本是脱离生产、通过学校教育的途径而获得的，即人力资本是需要专门化时间来建设的；同时，该模型还把人力资本分为社会生产中的一般性、基础性的知识与劳动者个人所特有的技能，即专业化的人力资本。现有人力资本水平和人力资本建设时间长短决定了技术进步的速度以及经济增长速度。这样，卢卡斯揭示了人力资本是经济持续增长的根源。
新增长理论突破了新古典增长理论单纯论述劳动与资本的局限性，突出智力投资，强调知识外溢、专业化的人力资本、有意识的劳动分工以及研究和开发，直至将政府作用内生化，从全新的角度论述了经济增长的根源，无疑是增长理论的重大创新。
尽管新增长理论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新古典理论的疏漏，合理解释了新古典理论所无法回答的问题，但难免也有不成熟之处，其中最典型的问题便是规模效应问题。根据外部性原理，人口规模越大，有效人力资本的比例就越大，经济增长率也就越高，这一结论显然有悖于事实。像印度这样的人口高密集度国家，并未产生较高的增长率，而西欧一些人口处于零增长(或负增长)的国家也存在着稳步增长的情况。可见，现实中的经济增长并未像新增长理论中的模型描述的那样简单，所以我们要根据各国的实际情况来研究各种经济问题。
参考文献
［1］左大培.经济增长理论与经济增长模型［J］.社会科学管理与评论，2005，（3）.
［2］陆静超.经济增长理论的沿革与创新［J］.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2004，(5).
关键词：金融发展；资本积累；内生增长
中图分类号：F8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848-2007(06)-0101-09
一、引 言
近来，学术界对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的重新兴起，主要来源于内生增长理论的思想启发和技术支持。在新古典增长理论中，资本劳动比率是决定人均收入水平差异的关键因素，人均收入稳态增长率取决于外生技术进步，因此，金融部门在经济中的作用，主要是增加资本投资和产出水平，而不是提高技术进步率和稳态增长率，即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只有“水平效应”，而无“增长效应”。内生增长理论通过将技术(知识)积累过程引入典型的增长模型，一举突破了长期困扰新古典增长理论的技术外生性问题，实现了技术进步的内生化，即技术进步不再受经济系统之外变量的控制，而是由消费者偏好、资本投资、R&D和教育等经济系统内部因素所决定。从而，金融发展可通过动员储蓄、改善资源配置效率、增加R&D投资和加速人力资本积累等方式，促进技术进步和经济长期增长，即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不仅有“水平效应”，而且有“增长效应”。因此，内生增长理论兴起，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早期研究者所不具备的坚实理论基础和分析工具。
在金融发展和内生增长理论看来，增加资本投资，是金融发展促进经济增长的一条基本途径。金融系统通过发挥动员储蓄、配置资源、实施公司控制、便利风险管理与便利商品(服务)交易等基本功能，可缓解信息不对称、消除流动性风险和分散投资(收入)风险，提高储蓄转化为资本比率、改善投资配置效率和改变储蓄率，进而促进资本投资增加。在资本外溢内生增长环境下，技术是资本投资副产品，资本投资增加，将通过“边干边学”效应提高技术水平，从而，弥补了资本边际报酬的递减，使资本边际报酬维持不变。因此，金融发展通过鼓励资本投资促进了经济增长。实际上，金融发展水平本身不是外生变量，经济增长会对金融发展产生推动作用。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互为因果的双向关系，将形成金融发达、经济高增长与金融欠发达、经济低增长的双重均衡并存。
鉴于金融发展与内生增长关系的研究，已成为经济学讨论的中心议题之一，因此，对当前西方经济学界在这一前沿理论课题上的进展，进行系统地跟踪、梳理和总结，将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藉此，本文拟以资本外溢AK内生增长模型为分析框架，对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作一个全面的文献综述。论文随后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建立一个引入金融部门的AK内生增长模型，简要概括金融发展促进资本积累和经济增长的途径，以及经济增长对金融发展的反向促进作用；第三、四和五部分分别从金融系统的功能人手，依次论述金融发展如何通过提高储蓄转化为资本比率、改善投资配置效率和影响储蓄率等途径，促进资本积累和经济增长；第六部分探讨内生金融发展与内生增长相互关系，解释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双重均衡状况；第七部分进行经验分析；最后，总结全文并对未来研究提出若干建议。
二、一个简明模型
为了简要地概括金融发展促进资本积累的途径，增进对金融发展与内生增长关系的理解，本文建立了一个引入金融部门AK内生增长的模型，作为理论分析的起点，并为随后的论述提供理论框架和思路指引。
内生增长理论认为，技术是资本投资的副产品，资本投资的增加，通过“边干边学”效应，提高了技术水平，弥补了资本边际产出的递减，使资本边际报酬维持不变，从而实现了经济的内生增长(Romer，1986)。
经典AK生产函数可表示为：
Y1=A(F)K (1)
其中，A为技术参数(资本社会边际报酬)，Y为产出水平，K为资本存量，F为金融发展水平。现代金融发展理论认为，金融发展可改善资本配置效率，提高资本边际产出水平，从而，aA/aF>0。
假定经济只能生产一种最终产品，该产品可用于消费或投资。若进行资本投资，一单位最终产品可转化为一单位资本，资本的折旧率为δ0总投资为It可表示为：
It=Kt+1-(1-δ)Kt (2)
在封闭经济且不存在政府部门的条件下，资本市场均衡要求总储蓄等于总投资。但是，储蓄不能自动地转化为投资，这一转化过程需要借助于金融部门(包括金融中介和金融市场)才能实现，并且，储蓄转化为投资的比率，取决于金融部门的效率。假定总储蓄和总投资之间有如下关系
φ(F)St=It (3)
其中，St为总储蓄，φ(0
储蓄函数可表示为：
St=s(F)Yt (4)
其中，s为储蓄率。
关于金融发展对储蓄率的影响方向，理论界意见不一。有观点认为，金融发展(金融压制减轻)将提高储蓄率；也有观点认为，金融市场的发展，不仅可有效分散收入不确定性风险和禀赋风险，减少预防性储蓄需求，也可绥解消费者面临的流动性约束，使其更容易获得合意的消费贷款规模，从而降低了储蓄率，且方向不确定。因此，储蓄率是金融发展水平的函数，但具体影响方向不确定。
稳态经济增长率g可表示为：
g=Yt+1／Yt-1=A(F)It/Yt=A(F)φ(F)s(F)-δ (5)
由式(5)知，金融部门的发展，通过改善资本配置效率A、提高储蓄转化为投资比率φ和改变储蓄率s等途径，促进资本积累和经济增长。
在本模型中，我们有一个隐含的前提假定，即金融发展水平F是外生给定的。其实，金融发展水平本身也是一个内生变量，它会受到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和影响。随着产出水平的持续增长，经济主体将不仅能够负担参与金融系统带来的交易成本，而且感觉到加入金融系统是有利可图的，其对金融服务的需求将会不断增加，从而，金融机构与金融市场便得以逐步建立和发展起来。同时，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相互促进的双向联系，将导致金融发达、经济高增长的高度均衡和金融欠发达、经济低增长的低度均衡并存。
三、提高储蓄转化为资本比率
在信息不对称和交易成本存在的情况下，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的出现，将进一步便利资产交易，避免流动性风险和分散个别性风险。同时，银行和证券市场还可以提供交易和分散个别性风险的工具，从而减少了与单个项目、企业、行业和国家等有关的风险。因此，金融系统的发展，通过有效消除投资者面临的流动性风险和个别性风险，促进了闲散储蓄资金向生产性资本的转化，提高了储蓄转化为资本的比率。
Beneivenga和Smith(1991)从流动性风险人手，分析了银行的出现对资本投资和经济增长的影响。银行通过允许风险回避型储蓄者持有银行储蓄，而不是持有流动性但非生产性资产的方式，向储蓄者提供流动性。同时，银行可根据大数定律来预测存款的变现规模，从而节约了流动性储备的持有，将更多的储蓄资金投向生产性资本。因此，银行主要通过以下两条途径促进资本投资和经济增长：一是改变储蓄组合，提高资本投资在储蓄中的份额；二是分担储蓄者的流动性风险，防止资本投资的未到期变现现象。不过，银行的出现，并不能必然促进经济增长，只有在储蓄者风险回避程度足够大，或提前变现资本残值足够小的条件下，才能确定地促进经济增长。
Greenwood和Smith(1997)沿着Bencivenga-Smith(1991)的思路，继续对银行的资本积累效应进行研究，并得出了银行一定能促进资本投资和经济增长的结论。银行不仅消除了经济主体面临的流动性风险，增加了资本投资在储蓄中的份额，防止了资本投资的未到期变现，提高了储蓄转化为投资的比率，而且能将资本配置到资本边际生产力最高的项目上，从而提高了资源的配置效率，促进了资本积累和经济增长。同时，他们还比较了银行和金融市场的增长效应。相对于银行，金融市场在促进经济增长方面并不一定有优势，只有在经济主体风险回避程度足够大的情况下，金融市场才比银行更能促进经济增长。
Chakraborty和Ray(2006)深入分析了金融结构对经济增长和经济结构转型的影响，认为以银行为基础的金融结构将更能促进经济结构转型。银行主要从事项目选择、监督企业和选择最有前景的企业家，金融市场提供证券的交易但不参与企业的投资决策。企业家的融资方式选择取决于初始财富水平，财富较低者将寻求银行的贷款，并接受银行的监督，而较高者将主要依靠金融市场。他们认为，对经济增长来说，重要的是金融系统和法律制度的效率。而不是金融结构的类型，高效率的法律制度将使合同易于执行，并显著降低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成本。但从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转型角度看，银行的绩效要优于金融市场，体现在：一是银行通过缓解问题使企业能够获得更多的外源资金，增加了资本投资水平和人均GDP水平，而金融市场没有这方面功能。二是银行通过向更多的企业提供资金，使更多的企业能进入到现代工业部门，导致了农业部门的收缩和工业部门的扩张，从而促进了经济结构的转型和收入分配的平等。
四、改善投资配置效率
在信息不对称条件下，获取企业、经营者和市场方面的信息是非常困难和成本高昂的，因而，单个投资者可能没有时间、能力或手段去搜集广大企业、经营者和市场信息。高信息成本不仅挫伤了经济主体的投资积极性，而且造成了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行为，妨碍了资本流向边际产出水平最高的项目上，从而降低了资源的配置效率。获取信息的成本促成了金融中介的出现。由金融中介代替投资者专门从事搜集和处理企业及经营者的信息，避免了重复监督行为，节约了信息获取成本。因此，金融系统的出现，降低了投资者的信息获取成本和监督成本，优化了资源配置。
McKinnon(1973)和Shaw(1973)对金融压制与资源配置效率的关系作了开创性研究，他们认为，政府实施金融压制措施的动机，不是为了弥补金融市场的失灵，而是直接或间接地向政府提供收入。金融压制的主要根源是最高利率限制、高准备金率和直接信贷计划，主要症状是低储蓄率、信贷配给和低投资率。金融压制不仅使投资遭到数量损失，而且遭受效率损失，因为，银行不是按照投资的边际生产力而是根据其主观好恶来配置储蓄。Roubi-ni和Sala-i-Martin(1992，1995)延续了MeKinnon(1973)-Shaw(1973)的分析思路，更为深入地分析了金融压制的财政收入动因。金融发展将提高金融资产的流动性并降低交易成本，导致货币边际效用下降，降低了实际货币需求和政府铸币税收入，因而，在税务系统效率低下(逃税现象盛行)时，政府可能以牺牲经济增长为代价，压制金融部门以提高人均实际货币余额需求，并提高货币的发行速度，以增加财政收入。
获取和处理信息的能力具有重要经济增长意义，金融中介通过选择最有前途的公司及经营者，将导致更有效率的资源配置和较快的经济增长。Greenwood和Jovanovic(1990)指出，在生产报酬不确定的条件下，金融中介通过发挥信息收集和风险分散功能，使投资者获得更高和更安全的投资回报。体现在：一是金融中介通过对代表性风险投资项目进行试验，可获得风险项目预期报酬方面的信息，而单个投资者显然没有能力进行类似的投资试验，只能盲目投资；二是金融中介通过动员大量储蓄者的资金，并投资于大量生产者，有效地分散了资本投资所面临的生产风险。不过，金融中介的出现，也导致了储蓄率的下降，因此，其对资本积累和经济增长的影响是不确定的。
Beneivenga和Smith(1993)对信贷市场信息不完全及其引发的信贷配给的增长效应作了分析。在信贷市场信息不完全条件下，贷款人很难区别优质投资项目和劣质投资项目，为消除高风险借款人伪装成低风险借款人的激励，贷款人只得对低风险借款人进行信贷配给。这就产生了逆向选择问题。在投资依靠信贷市场融资而不是自我储蓄的经济中，信贷配给显然降低了资源配置效率，阻碍了资本积累和经济增长。同时，他们还从信贷配给问题人手，分别考察了先进技术和落后技术的进步的增长效应。若信贷配给不存在，两种技术进步均能促进经济增长。若信贷配给存在，先进技术进步将加重信贷配给程度，并且，信贷配给加重的负面效应将超过
技术进步的正面效应，从而经济增长率下降，而落后技术的进步则能确定地推动经济增长。
Bose和Cothem(1996)阐述了处理信息不对称问题的不同方式，并分析了金融发展初始水平对各种处理信息不对称方式及金融发展的增长效应的影响。贷款人处理信息不对称的方式较具弹性，主要有信贷配给、风险测试以及二者的结合。至于贷款人选择何种处理方式，主要取决于资本边际产出水平。当资本边际产出较大时，信贷配额(放弃一些投资项目)代价较大，贷款人采取风险测试；当资本边际产出较小时，信贷配额成本较小，贷款人便使用信贷配额；而当资本边际产出处于临界点时，贷款人对这两种方式感到无差异。金融发展水平(风险测试成本)对处理信息不对称方式的增长效应产生重要影响。当金融发展水平位于临界值之上时，实行风险测试的经济增长率较高；当金融发展水平处于临界值之下时，实施信贷配给的经济增长率较高；而当金融发展水平等于临界值时，二者无差异。当金融发展初始水平较低时，金融发展将非但不能促进经济增长，反而阻碍了经济增长，只有当金融发展水平达到一定临界点时，金融发展才能促进经济的增长。
与Bencivenga-Smith(1993)和Bose-C0them(1996)假设所有投资均来源于信贷不同，Amable和Chatelain(1996)假定公司可使用内源资金和外源资金进行投资，并且，在信息不对称条件下，公司受信贷配额约束程度与资产价值净额相联系。软资本能提高硬资本(传统生产资料)生产率，但这一正效应是非连续的：在良好的状况下，软资本投资能提高生产率，在不良的状态下，其不能影响生产率。债权人可以监督债务人的硬资本支出，但不能监督软资本支出，从而，债务人便有将用于软资本投资的资金转向利润的激励。因此，激励兼容契约根据债务人初始财富对其进行信贷配额。一般来说，净值越大，会使债权人更愿意借出资金，因为较大净值减少了激励压力。当投资于软资本的比率越高时，信贷配额就越严厉，而当生产技术水平越高时，实际利率越低，不对称信息越少，信贷约束降低。模型的一个有趣结论是，政府一些公开干预政策将会弱化激励难题，对经济增长产生积极影响。例如，增加公共资本投资以降低私人软资本需求、调低利率以降低转移资本激励。
五、影响储蓄率
金融部门的发展可通过改变储蓄率来影响资本投资和经济增长。不过，金融发展对储蓄率的影响方向是不确定的，如金融压制的放松将提高储蓄率，而信贷约束的缓解将降低储蓄率。’关于金融发展和储蓄率的关系，理论界分歧较大。概括起来，主要有下述三种观点：
首先，金融发展将导致储蓄率提高。McKinnon(1973)和Shaw(1973)认为，金融压制和银行部门的不完全竞争导致实际利率水平低于市场均衡水平，而过低的实际利率将通过压制储蓄的方式来对经济增长产生负面影响。Saint-Paul(1992)认为，金融市场的发展，通过促进风险性较高的生产性技术的投资，提高了均衡储蓄率。
其次，金融发展将使得储蓄率下降。Pagano(1993)认为，金融市场(如保险市场)的出现，能有效分散禀赋风险(如健康险)，减少预防性储蓄需求，降低储蓄率。Jappelli和Pagano(1994)提出，流动性约束存在时(消费者不能借到合意的金额)的储蓄率，要高于信贷市场完善时的水平，因此，流动性约束将能提高储蓄率和经济增长率。De-vereux和Smith(1994)指出，国际资本市场的一体化，将分散各国面临的收入不确定性风险，导致均衡储蓄率下降，进而使得资本投资和经济增长率下降。Obstfeld(1994)则认为，国际金融市场发展。通过共担国际风险，减少了技术投资风险，导致储蓄率下降，但风险性技术投资的增加，将能弥补储蓄率下降的负面效应，从而，经济增长率提高。
最后，金融发展对储蓄率的影响不确定。Ben-civenga和Smith(1991)认为，金融中介发展和储蓄率的关系是不确定的。De Gregorio(1996)认为，信贷市场流动性约束的存在，虽暂时提高储蓄率，但将减少人力资本最优投入量，从而降低经济增长率，因此，若将人力资本的增长效应考虑进来，信贷约束对储蓄率的影响是不确定的。Levine和Zervos(1998)的经验研究表明，金融发展指标和储蓄率之间的相关关系是不显著的，并且，方向是不确定的。
六 内生增长与内生金融发展
前文分析有一个共同的前提假定，即金融系统的发展水平是外生给定的。实际上，金融发展本身也是内生的，它受经济增长的制约和影响。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这种互相促进的双向关系，将导致金融发达、经济高增长的高度均衡和金融欠发达、经济低增长的低度均衡相并存。
Greenwood-Jovanovic(1990)、Levine(1992)和Greenwood-Smith(1997)等通过在模型中引入固定的进入费用或交易成本，借以说明金融部门(金融中介和金融市场)是如何随人均收入增长而发展的。在经济发展初期，人均收入水平低，人们因无力支付固定交易费用，或因交易量太小、单位交易成本过高而得不偿失，不愿去利用金融部门，从而，金融部门便不存在。随着经济发展，当一部分人收入水平达到临界值时，他们愿意支付固定进入费用，利用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从而，金融部门便得以建立起来。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增长，收入水平达到临界值的人越来越多，对金融服务的需求越来越大，利用金融部门的人越来越多，从而，金融发展程度越来越高。
Fuente和Martin(1996)从企业监控成本的角度，分析了资本积累和经济增长对金融中介内生发展的影响。实体经济的增长和资本积累的增加，将导致资本租金价格下降，降低金融中介监督成本，提高金融系统效率。在经济发展初期，资本存量水平低，投资者无力进行监督技术的投资，对企业家不进行监督，此时，产出增长率处在缓慢的轨道上。随着资本的积累和经济的增长，投资者逐渐有能力进行监督技术的投资，从而，监督技术将不断得到提高(金融深化)，这将逐步缓解信息不对称，使得产出增长率不断由增长率较低的轨道向增长率较高的轨道跃迁，并向完全信息的增长轨道趋近。
Saint-Paul(1996)通过建立一个内生增长和内生金融发展相互促进的宏观模型，分析了国债发行或大型投资项目的融资需求对金融发展的推动作用。金融部门的生产技术遵循“边干边学”效应，金融生产技术相对于物质生产技术的提高，将引起劳动力由生产部门向金融部门的转移，若金融部门的“边干边学”效应很强，劳动力的这种移动将进一步提高金融生产技术，并进一步促进劳动力转移和金融部门发展。因此，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率是金融
部门就业比率的增函数。大量国债的发行和大型社会公共基础设施的建设，将产生大规模融资需求，把更多劳动力吸引到金融部门，促进了金融部门的发展。并且，他还把这一模型与英国、法国和东欧金融发展的历史经验联系了起来。
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互为因果关系以及固定收入临界值的存在，为二者之间双重均衡的存在提供了可能。一方面，高收入水平支持了金融系统的充分发展，而金融系统的发展进一步促进了经济增长。另一方面，低收入水平的贫困陷阱使金融系统不可能得到发展，而这反过来阻碍了储蓄向投资的转化，导致经济增长缓慢。
Zilibotti(1994)以金融市场“密”度对交易成本的外部影响为基础，解释了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双重均衡。资本生产率主要取决于经金融系统中介的资源数量，而中介成本取决于金融市场规模，即中介机构可以得到的潜在资本存量。资本存量超过某一固定临界值的国家将有一个“密”金融市场，通过用较多资本存量分摊金融市场的固定运行成本，降低了单位资本的中介费用或交易成本，这将鼓励企业使用更多的经金融市场中介的资源，从而，提高资本生产率和经济增长。资本存量低于临界值的国家，金融市场较“薄”，使用金融市场将不得不付出较高的交易成本，这阻碍了企业运用中介投资的可能性，降低了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的速度。
Berthelemy和Varoudakis(1996)从实体经济和银行的双向联系与银行垄断竞争结构的角度，论证了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双重均衡状态存在性。金融中介技术存在“边干边学”效应，经银行中介的储蓄转化为投资比率取决于银行所运用的实际资源量(储蓄量和就业量)。金融发展将带来单个银行规模的扩大和银行竞争的加剧(数量增加)，降低银行的中介边际收益。实体经济通过储蓄量对金融部门施加外部影响，建立了金融发展与实体经济增长的相互促进机制，形成了双重稳定均衡：一是以金融发展不足和经济低增长的低度均衡。金融不发达将使银行竞争较弱，金融中介边际收益较高，支付给居民户的净利率减少，由此决定经济增长率较低，银行的居民存款减少，金融市场规模小，银行部门的就业水平和劳动边际生产率低。二是以金融高度发展和经济高增长的高度均衡。金融发展将加剧银行竞争，带来相对较低的中介边际收益，付给居民较高的净利率，从而决定较高的经济增长率，使得银行储蓄增加，促进了银行发展和经济增长。
七、经验分析
内生增长理论非常关注模型的经验含义，关注理论与数据之间的关系。目前，经济增长理论的经验分析主要集中在两方面：一是对内生增长理论的预测进行经验检验，如物质资本投资、R&D活动、技术扩散、人力资本积累和金融系统等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二是对新古典增长模型进行经验含义的拓展，如著名的条件收敛预测。当前，大多数关于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经验文献证实了金融发展和内生增长理论的预测。
(一)关于内生增长理论的经验检验
新古典增长和内生增长是两种对经济增长过程作出不同解释、相互竞争的模型，对经济增长预测的分歧主要集中于条件收敛和长期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新古典理论认为，长期增长率完全是由人口增长和技术变化等外部因素决定，经济增长率完全独立于经济的结构性特点。例如，经济主体的主观偏好、物质资本投资、R&D投资和人力资本积累等结构性因素，只能决定人均稳态收入水平，不能影响人均产出增长率。与此相反，内生增长理论认为这些结构性因素对长期经济增长有着很强的影响。同时，新古典模型的关键假设是资本边际报酬递减，从而产生条件收敛，即经济初始水平相对于其稳态水平越低，增长得越快；AK模型则假定资本边际报酬不变，从而不存在收敛。
Mankiw、Romer和Weft(1992)(简称MRW)通过建立一个加入人力资本的Solow扩展模型，对So-low模型作了一个经典的经验检验。研究发现：一是Solow扩展模型能非常好地解释跨国收入的差别，并得出了与美国经验事实相一致生产函数表达式；二是支持了Solow扩展模型的条件收敛预测，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投资率、人口增长率不同的国家．人均产量的稳态值也不同；三是资本产出弹性与资本收入份额差别不显著，即资本的私人边际接近于社会边际报酬，这意味着资本积累的外部性不大，这与Romer(1986)观点相对立，从而拒绝了AK模型关于存在资本投资外部性的预测。该模型存在的问题是：假定一国的初始技术效率与自变量不相关，这显然不现实；把技术进步作为外生变量，没有解释。
Bemanke和Gtirkaynak(2001)运用1960-1995年跨国数据，用扩展MRW模型来检验Solow模型和内生增长模型。他们认为，MRW的经验估计框架不仅适用于Solow模型，而且适合于所有具有平衡增长路径的增长模型。其研究发现：一是物质资本投资率与人均产出长期增长率强相关，人力资本积累率和人口增长率与经济增长相关，但强度相对较小。这一检验有力地拒绝了Solow模型关于稳态增长率独立于储蓄率和人力资本积累率等变量的预测；二是人力资本模型和AK模型均有一定的解释力，但每个模型均不能对国际收入差别作一个完整意义的解释；三是TFP增长率与物质资本、人力资本投资等结构性变量显著正相关，从而证实了内生增长理论的预测。
Barro和Sala-i-Martin(1995)对90个国家1965-1985年数据的回归分析表明，人均GDP增长率与教育水平、预期寿命、投资占GDP比率、贸易条件和流动负债比率正相关，与政府消费、外汇黑市升水、政治不稳定等因素负相关。这一结论倾向于支持内生增长模型的预测，因为这些结构性变量对经济增长率产生了显著影响。而且，他们还发现，绝对收敛在1880-1990年美国各州、1930-1990年日本各县、1950-1990年8个主要欧洲国家中90个地区经济中普遍存在，即这些国家的贫困地区的人均产出增长率高于富有地区。这一结论则证实了So-low模型关于收敛的预测。
(二)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经验分析
当前，大多数关于金融发展与内生经济增长的经验研究发现，金融发展的指标与GDP增长率、资本存量增长率和全要素(TFP)增长率等增长指标显著正相关，而他们与储蓄率关系不显著，且方向不确定。这一结论基本支持了金融发展与内生增长理论的预测。
King和Levine(1993a，1993b)对金融中介与经济增长的经验关系作了代表性研究。他们通过建立一系列金融中介发展指标(金融深度、商业银行信贷规模、私人信贷规模)和增长指标(人均GDP增长率、人均资本增长率和全要素增长率)，对金融发展与资本积累、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考察。研究发现，各金融中介发展指标与人均GDP增
长率、人均资本增长率和TFP增长率显著正相关；各初始金融发展指标(除个别指标外)均与随后十年的各经济增长指标显著正相关。这一结论表明，金融中介的发展，不仅能够促进资本积累、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率，而且是其良好的预测指标。从而，验证了金融发展和内生增长理论的预测。
De Gregorio和Guidotti(1995)的研究发现，金融中介主要是通过提高资本边际生产力方式促进经济增长。Roubini和Sala-i-Martin(1992)的研究显示，金融压制将降低经济增长率。Jappelli和Pagano(1994)的分析表明，在企业流动性约束不变条件下，信贷约束与储蓄率、经济增长率分别呈显著负相关关系。
Levine和Zervos(1998)对股票市场、金融中介与经济增长的经验关系作了代表性研究。他们利用47个国家1976-1993年的数据，对股票市场指标(包括股票市场规模、流动性和回报变动性等)、金融中介指标(私人信贷)与资本积累、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的关系作了系统地分析，并探讨了金融中介和股票市场在经济增长中的不同作用。研究发现，股票市场指标、银行指标与产出增长、资本积累和生产率等经济增长的指标显著正相关，而且，股票市场流动性指标和银行私人信贷指标与随后的人均产出、资本和生产率的平均增长率显著正相关。这意味着，股票市场和银行的发展不仅能促进资本投资、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而且在经济增长中分别发挥着独特的作用。这也验证了金融发展和内生增长理论的预测。
为改进Levine-Zervos(1998)在技术分析上的不足，如存在潜在共同趋势、未排除国别因素等，Beck和Levine(2002)运用广义矩法(GMM)与面板数据对40个国家1976-1998年的股票市场、银行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重新研究，并得出了相近的结论。结论显示，在回归方程中，股票市场流动指标和银行私人信贷规模指标的系数是共同、显著地为正。这表明，股票市场和银行均独立地对经济增长起促进作用。
有些学者将对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延伸至产业、企业层次上。Rajan和Zingales(1998)在对55个国家产业数据研究后发现，对外源资金依赖度高的产业在金融中介和股票市场较发达国家的增长速度。要快于金融发展相对较落后的国家。而Demirgtic-Kunt和Maksimovic(1996)对30个国家企业数据的经验分析表明，能进入较发达股票市场的企业的增长速度相对较快。
八、小结
关键词：虚拟经济；经济增长；模型
中图分类号：F1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198（2007）11002903
1经济增长理论回顾
经济增长理论是研究如何生产出更多的产品和服务的理论，也就是研究如何增进一个经济体的国民生产总值的问题。对经济增长问题的研究一直是经济学研究的重要内容，经济理论发展史上的许多著名的学者都对经济增长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早在古典经济学产生以前，人们就已经开始探索经济增长问题。重商主义者认为经济增长的本质是货币财富的积累，要增加财富就要增加对外贸易的出口份额；重农主义者则认为只有农业生产才能增加社会财富，因此强调要大大发展农业。18世纪中叶，政治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提出生产性劳动占全部劳动的比例以及由劳动分工引起的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是决定国民财富增长的主要因素。斯密之后，李嘉图将经济增长与收分配联系在一起，认为推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原因是资本家将其净收中除消费之外的剩余部分追加投入到生产中所形成的资本积累。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卷研究社会总资本运动时，详尽地考察了资本主义经济增长的源泉和稳定增长的条件。马克思提出，资本积累是扩大再生产的源泉，而剩余价值是资本积累的源泉，因此，经济增长的根本源泉是工人的劳动。马克思还创造性地提出了社会资本扩大再生产的条件，即：Ⅰ（v＋Δv＋m/x）＝Ⅱ（c+Δc）。通过研究社会总产品的实物形态和价值形态在两大部类之间的流动和分配，阐明了社会总产品的物质补偿和价值补偿过程，揭示了社会生产各部门之间的经济联系，提出了经济增长过程中保持结构平衡的条件。
20世纪40年代前后，哈罗德和多马在将凯恩斯宏观经济理论长期动态化的过程中，几乎同一时期各自提出了相类似的增长模型，合称为“哈罗德多马模型”。一般公式为：G＝s/v，其中G为国民经济增长率、s为储蓄率，v为资本-产量比。哈罗德认为， 经济长期稳定增长的条件是实际增长率G、有保证的增长率Gw和自然增长率三者相等，即：G＝Gw＝Gn。但在经济中决定这三个增长率的因素是不同的， 从而这三种增长率是很难一致的，这也就决定经济增长是不稳定的。
1956年索洛提出了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索洛模型放松了劳动和资本不能相互替代的假设。假定技术和人口都有一个外生的增长率，生产函数规模报酬不变。由 =sY－δK、k=K/AL、y=Y/AL推出k的动态学 =sf(k)-(n+g+δ)k。其结论为：无论初始时资本存量的大小，经济最终都会趋向于由sf(k)=(n+g+δ)k决定的资本存量，从而经济都有一个稳定的增长率：n+g。储蓄率s的提高没有增长效应，只有水平效应，即人均收入的增长率恒定不变。
在新古典增长理论之后，如何将长期人均增长率内生化便成为经济增长理论研究的下一个课题。罗默（1986）和卢卡斯（1988）在这方面首先取得了突破。他们在阿罗（1962）、谢辛斯基（1967）和宇泽（1965）的基础上，进一步描述了干中学的模型。在干中学模型中，观念是生产或投资的副产品，使得投资的边际报酬不一定递减，从而经济可能长期增长。将长期经济增长真正内生化的是技术变迁模型。在这类模型中，技术进步是有目的的 R＆D活动的结果，而且这种活动以获得某种事后垄断力量为激励。
20世纪70年代以来，许多学者开始对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从麦金农的金融抑制论和肖的金融深化论，到戈德斯密斯的金融结构论，再到20世纪80、90年代的Cupta(1987)、Levine(1997)、Gelb(1989)等，均从不同角度对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Chou ( 2001) 把金融部门看作是独立能够推动经济增长的职能部门，金融创新成为经济增长的要素之一。
从经济增长理论已有的研究成果可以看出，以往学者们更加重视对经济增长的实际要素，如资本、技术、劳动等的研究，对那些对实际要素起作用从而间接作用于经济增长的虚拟经济因素的重视却不够。所谓虚拟经济，是指以金融系统为依托的虚拟资本的循环运动有关的经济活动。现代经济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具有发达的虚拟经济体系，借贷资本、股票、债券、基金、期货、期权等虚拟资本的循环运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越来越大，而以往的经济增长模型都没有完全将虚拟经济因素包括在内。本文试图把虚拟经济因素加入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中，以期增强经济增长模型的解释力。
2加入虚拟因子的经济增长模型
2.1模型的构建
我们以索洛的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为基础，在考虑微观决策者的最优化问题基础上研究包含虚拟经济因素的经济增长模型。虚拟经济因素在这里我们用虚拟因子表示，是虚拟经济对实体经济产生的效用的总和，它通过改变资本的配置方式、劳动的复杂程度、技术水平的高低、人力资本的形成等途径影响实体经济增长要素来作用于经济增长。我们在一个标准的考虑社会决策者最优行为的实体经济增长模型中加引入虚拟因子，实体经济的生产函数为：
Y=Kα(AL)1-α,α∈(0,1)（1）
Y代表总产出，K代表生产中投入的资本量，L代表劳动者的数量，A可以看作是劳动者所拥有的知识、技能、经验、管理水平、劳动积极性等劳动者的主观因素，可以统称为技术、人力资本或全要素生产力，对劳动力的数量起到倍加的作用。将（1）式两边同时除以L，得出人均产量y的表达式为：
y=kαA1-α（2）
其中k为人均资本。虚拟因子改变了上述这两种经济增长要素的积累方式。因此实际资本积累方程可以写为：
k•(t)=τ(t)［k(t)αA(t)1-α-c(t)］-(n+δ)k(t)（3）
A•(t)=β(t)qA(t)（4）
其中，c表示人均消费，n表示人口增长率，δ表示实际资本的折旧率。τ和β是虚拟因子，τ影响收入减消费后资本的形成，对资本的形成起到强化或弱化的作用。β影响技术进步，提高或降低技术进步速度。τ和β的大小取决于虚拟经济的发展状况。τ和β的值是非负的，当τ>1，β>1时，虚拟经济对资本形成起到强化作用，提高了储蓄向资本转化的效率，同时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起积极的促进作用。反之，当0
我们给出家庭的行为问题并讨论模型的最优解。家庭所追求的是一生的消费效用最大化。我们采用相对风险回避系数不变的效用函数（CRRA），按照贴现率ρ计算现值，得到目标函数：
maxC(t),u(t)U0=∫∞0C(t)1-θ-11-θe -ρ-ntdt（5）
约束条件为：
k•=τ(t)［k(t)αA(t)1-α-c(t)］-(n+δ)k(t)（6）
A•(t)=β(t)qA(t)（7）
其中，α∈(0,1)θ,δ,q>0。θ表示相对风险回避系数，与c无关，同时它也决定了家庭在不同时期转化消费的愿望。将上述目标函数写为汉密尔顿函数形式为：
Jc1-θ-11-θe-(ρ-n)t+λ［τ(kαA1-α-c)(δ+n)k］
（8）
这里控制变量是c，状态变量为k， 是k的影子价格。对于控制变量c的一阶条件为：
Jc=c-θe-(ρ-n)t-λτ=0（9）
对于状态变量k的一阶条件为：
λ•=-Jk=λ［ταkα-1u1-α-(n+δ)］（10）
最后，横截性条件为：
limt∞λ(t)k(t)=0（11）
2.2求解与动态分析
由（9）和（10）推出：
c•c•=c•c-βq=τakα-1-δ-ρ-θβqθ（12）
由（6）推出：
k•k=τ(k•α-1-ck•)-(n+δ)（13）
在稳态，
c•c=
k•k=
y•y=0
，因此，稳态时人均消费、人均资本和人均产出以相同的速度增长，其增长率为：
c•c=
k•k=
y•y=βq
（14）
这说明，在稳态条件下，消费、资本、产出的增长率唯一地由技术进步率决定。而技术进步率又受到虚拟因子的大小影响，β越大，虚拟经济对技术进步所起的促进作用越大，因而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越强。
由（2）式可以推出，经济在达到稳态之前，人均产出y的增长率为：
y•y=αk•k+(1-α)A•A（15）
根据（6）和（7）式，k•k=τkα-1A1-α-ck，A•A=βq，在达到稳态之前，虚拟因子τ和β通过对人均资本k和技术水平A的增长率的影响来影响人均产出。τ和β越大，人均产出越高。
3虚拟因子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
虚拟因子不能直接对实体经济增长产生影响，而必须通过影响资本、劳动、技术等实体经济因素来间接地作用于经济增长。虚拟因子对资本的影响体现在虚拟经济规模扩张所产生的对资源配置效应，对劳动力的影响体现在虚拟资本收益率的变动对普通员工、科技人员以及企业管理者产生的激励效应；对技术的影响体现在促进了科技企业的成长的科技创新效应。
（1）资源配置效应。所谓资源配置效应，是指通过股票、债券等虚拟资本价格的涨落，调节社会资源在不同行业、不同地区及不同企业之间的重新分配，使有限的资源生产出更多符合社会需要的产品。虚拟资本市场形成后，普通家庭所获得的收入除了用于消费以外，可以存入银行或购买各种有价证券，通过银行或证券市场把分散在个人和其他闲置资金所有者手中的资金集中起来，用于企业增加投资、扩大生产规模、设备改造、技术革新、开发新项目等生产性活动，实现了非生产性资金向生产性资金的转化，提高了资金的使用效率，也为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条件。
在证券市场上，企业通过发行股票的方式所能筹集到的资金多少取决于股票价格的高低。股票价格是股票市场上供求双方共同作用的结果，这种虚拟资本需求者和资金供给者竞争的结果是：能产生高投资回报的资本，市场需求大，其相应的股票价格就高；反之，股票的价格就低。经济效益好、股票价格高的企业，发行同样数量的股份就可以筹集到更多的资金，社会资源就会更多地向该类企业集中。反之，经济效益差、发展前景不佳、股票价格较低的企业，很难在证券市场上实现再融资，甚至面临退市的危险。
（2）员工激励效应。在现代企业中，为了激励企业的管理者、科技人员等核心人员的工作积极性，常常对这些人员实行股权激励计划。所谓股权激励计划是指通过给予管理者、科技人员以及普通职工一定数额的股票或期权的方式，激励他们为企业的长远发展而努力工作。期权激励计划实际上是企业授予其激励对象的一种获利的可能性，要使这种可能性变为现实性，就需要这些激励对象不断地努力进行技术和管理创新来实现公司资产的不断增值，从而实现股票价格的不断上涨。正是由于虚拟资本市场的运作，股权激励计划的激励作用才可能真正得以实现。
（3）企业成长效应。在现代经济增长过程中，科技创新所起的作用越来越重要，而科技创新活动大部分由高新技术企业来完成。因此，高科技企业的产生和成长对于科技创新具有重要的意义。由于高科技产业具有高投入、高风险、高收益的“三高”特点，必须以高投入为先导，承担高风险，才能获得高收益。这种高投入、高风险的科技企业很难象一般企业那样从普通融资渠道获得资金。创业板市场的建立为高科技企业获得风险投资提供了有利条件，极大地促进了高科技企业的发展。
参考文献
［1］刘茂松.论新经济时代资本的异质性［J］.求索，2003，（5）.
［2］何问陶，王成进.虚拟经济条件下的经济增长模式研究［J］.财贸研究，2006，（2）.
［3］R•I•麦金农.经济发展中的货币与资本［M］.上海：三联书店上海分店，1998.
